世界的逻辑

[美] 大卫·哈维 著

周大昕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推荐序 “世界的逻辑”之独特解释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城市危机的起源

第二章 资本积累与流通 马克思理论的重建

第三章 资本积累与城市化进程

第四章 从巴黎圣心堂的建造看城市历史

第五章 时空压缩与后现代状况

第六章 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 城市治理的转型

第七章 环境的本质

第八章 工人运动与城市 本地化与全球化的思辨

第九章 “新型”帝国主义 资本的掠夺式积累

第十章 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

第十一章 资本的演化

注释

推荐序

“世界的逻辑”之独特解释

杨军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大卫·哈维，这个名字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西方左翼思想家。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大卫·哈维在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耕耘，在十几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中，以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严谨的学风和强大的洞察、分析、批判能力，展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到的见识，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空间—社会辩证法、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其理论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之一，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被视为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堪称学术“大牛”。

《世界的逻辑》是大卫·哈维刚刚推出的一本文集，共十一章，内容来自他过去发表的论文或者著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大卫·哈维学术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在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都曾获得广泛关注和大量“点赞”。比如第一章《城市危机的起源》标志着大卫·哈维研究重点的转向，即“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问题。第六章《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发表后就大受欢迎，是大卫·哈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它强调了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的宏观经济原因及其影响，说明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不过是维持和强化了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第七章《环境的本质》代表哈维“对自然性质以及人类在世界上所处位置思考的重大转变”，是他“定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起点”。第九章《“新型”帝国主义》则首次提出了“掠夺式积累”的概念，分析了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多种形式，等等。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使得这本书“阵容豪华”，精彩纷呈。如果要把握大卫·哈维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他治学的心路历程，阅读这本书或许是最便捷的。

仅仅从目录来看，《世界的逻辑》的各章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后现代”等词语，标示出大卫·哈维在过去40多年里的学术探索。大卫·哈维坚持“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的认识，扬弃了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笛卡儿式僵化方法，试图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的角度去分析世界地理发生的变化，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及其深层次根源，构建起他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大卫·哈维创建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找到了空间、位置和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的需要，发现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这些基本观点：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的地理面貌，导致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当前掠夺式积累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准配置”，通过“时空修复”（将大量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来换取资本积累的持续性。正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观点铺就了《世界的逻辑》的主线，使大卫·哈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样，这本书中无论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如第四章关于巴黎圣心堂建造的讨论、第八章关于牛津郡罗孚汽车工厂命运的讨论，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演化的宏观叙述，都在说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理景观的变迁实际遵循的是资本积累、谋利的逻辑，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掠夺采用的“套路”给出独特的解释。

大卫·哈维认为，“应该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世界的逻辑》一书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疑、批判资本积累推动下的城市化进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破坏和不公。大卫·哈维一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城市化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本积累的动机？如果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就应追问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放弃现行的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哈维质疑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他认为，“城市始终是反资本主义的热土”。在掠夺式积累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那种以控制工厂为目标的斗争。城市的各行业生产者应创建跨地域、跨产业的联合和联盟，争取“城市权利”，开展“社区革命”，由此孕育非帝国主义式的全球化。

大卫·哈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他在多部著作和文章中都讨论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中国在城市化中遵循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例外”。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将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引言，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实践。应该说，哈维对于中国政府政策的理解未必准确，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可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郊区开发以及阳光工业带建设如出一辙。但是，他对“城市化进程也是各种运动、碰撞、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过程”的分析，对“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的质疑，对在“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的审视，对“掠夺性积累”导致城市景观的变迁和大量使用价值浪费的批判，等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思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确有裨益。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需求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分析、关于放弃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对于我国在发展中如何驾驭资本、合理利用资本，以实现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等可谓深刻警醒。

大卫·哈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努力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理解马克思”，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完整、准确，他的分析研究与马克思有很多不同。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而且在讨论空间问题中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他认为“巴黎公社运动实质更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而不是要求变革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有明显差异。

序言

约翰·大卫 牛津大学

我十分有幸能参与大卫·哈维多本著述的出版，从1969年的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到47年后的这本文集。前者就是《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他在该书中剖析了地理学者是如何收集、分类和解读地理数据的，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理论化。他在该书中也结合了哲学、统计学和数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以此来为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化提供“用以理性讨论的严肃知识标准”。该书堪称经典，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当哈维撰写完该书时，他还是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系的一位讲师。但在该书出版之日，他已经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和环境工程系的副教授。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看到了1968年城市骚乱所造成的影响，这深深改变了他的研究重点并打开了他对卡尔·马克思著述的长期研究。两年之后，他发表了《地理学理论之革新与反革新以及贫民区形成问题》一文，这标志着他的研究重点的转向，本文集的第一章即由此文而来。该文的内容与哈维此前研究的内容完全不同，但哈维对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对用数据解释理论和实践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

在第一章的结语中，哈维提到他对巴尔的摩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城市官员、土地所有者和金融人士的一致肯定。但他同时也承认，此时他在分析中还未明确提到马克思。但他继续深入开展对多变资本的本质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对象的肯定，例如2010年出版的《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 ）一书就获得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 ）等典型资本主义刊物的赞赏。在阅读本文集第十一章时，读者将体会到哈维对资本演化鞭辟入里的分析。正如马克思那样，哈维也对资本历史和适应性进行了尖锐深刻的分析，他还剖析了资本危机的发生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

在本文集的诸多精彩篇章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四章中对法国巴黎圣心堂建筑历史的描述，第五章中通过时空压缩概念对后现代性的分析，以及第八章中从牛津郡汽车工厂工人罢工谈起，从最初的本地工人运动和全球工人事业矛盾张力分析，到后来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小说解析的引入。当然，贯穿本书的主线依然是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如何表现为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

哈维的教学研究生涯漫长且成果丰硕，他在各个阶段都留下了精彩纷呈的作品，不论是对于那些已经熟悉其观点的老读者，还是初次接触其思想论述的新读者，阅读本文集都将大有裨益。

引言

中国传来几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2011~2013年消耗了66.51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20世纪里44.05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美国曾在20世纪大兴土木，但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的铺张更加令人咋舌。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本书希望探寻此类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遭受重创。由于美国的消费者需求急剧萎缩（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导致数量庞大（估计有3 000万）的中国工人失业，而美国消费者不愿花钱的原因则是次贷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住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显然无心在购物中心大肆采购。而2001~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又是发生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基础上。由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从股市撤出的资金大多投向了房地产市场，但最终美国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破灭。这就是资本所导致的危机的传导效应。2008年，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以及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2009年年初中国数千万制造业工人的下岗。

中国政府深知必须要为这些失业工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就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到2009年年底时，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展的联合调研表明，这场危机在中国造成了大约300万人失业（而在美国造成的失业人数则是700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当年创造了2 700万个就业岗位，这堪称历史罕见的就业扩张奇迹。

那么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又是怎么做的？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有些是连接发达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落后省份的交通项目，有些则加强了北部工业地区和南方消费市场的连通，因为中国还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匹配的现象。同时中国还大力推进城镇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区连片而起，老旧城区改造如火如荼。

这种应对经济危机之策并非中国的创举。1848年经济危机和革命暴动之后，巴黎一片萧瑟，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把建筑规划大师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请到巴黎，推动巴黎重建计划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在1945年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将剩余工业产能和大量剩余资本都投入到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郊区和城区建设上［主要是遵循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规划理念］。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这一阶段修建了州际高速公路网，带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融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两个案例中，法美两国的建设都是为了实现相对的充分就业，让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发挥的空间，由此保证社会安定。中国在2008年之后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但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实现了规模的飞跃。这样的规模飞跃在以前也有过：罗伯特·摩西规划的城区面积远远超过只负责巴黎一城的奥斯曼所做的规划。在2008年之后，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有1/4来自房地产建设，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础设施（例如高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机场以及集装箱码头等），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就占了中国GDP的一半左右，并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不久之前还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这就是中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状态的原因，也是中国的水泥消费创下令人震惊的天量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极为巨大的。在2008年之后，中国消费了全球60%的铜，同时还消耗了全球产量半数以上的铁矿石和水泥。中国对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意味着所有依靠售卖矿产、石油、农产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产品的资源型国家都能迅速摆脱2007~2008年的经济窘境，并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反弹（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尔……）。向中国出口大量高端机械设备的德国的经济复苏也颇为强劲（与法国相比更为明显）。危机解决的传导速度之快丝毫不逊色于危机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但毫无疑问，2008年之后，中国在挽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方面居功至伟，正是中国的大规模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

那么中国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答案很简单：债务融资。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机构发放大量贷款而暂时不计贷款风险，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发掘发展潜力大搞开发，而银行对消费者和投资客的住房信贷需求大开绿灯，无论买房自用还是投资都可获得贷款。为此中国债务开始急剧膨胀。自2008年以来，中国债务总量已将近翻番。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全球也属高位。但与希腊不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本币债务，而不是美元债或欧元债。中国央行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完全覆盖外债，如有需要，中国央行也可随时开机印钞。中国似乎接受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虽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观点，逆差和负债并不重要。但到2014年时，中国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不断接力，把银行信贷资金引向毫无回报的投资项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成为投机涌动的赌场。从2012年开始，房价下跌和建设项目过度积累资金的风险开始出现，在2015年风险达到顶点。简而言之，不出所料，中国出现了建设投资过剩问题（奥斯曼在1867年的巴黎以及罗伯特·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之间碰到的状况）。让GDP中的一半都依赖于投资回报递减的固定资产项目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出现严重的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尔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开始急转直下。

那么，面对大量资金在建设项目中的过度积累以及负债程度急剧恶化的问题，中国打算怎么做呢？中国所给出的答案令人震惊，其惊人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首先，中国打算建设能容纳1.3亿人口（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的总和）的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带将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设施为纽带（马克思所言的“以时间消灭空间”），在总面积与肯塔基州相似的区域内继续以债务融资方式开展大规模投资，由此吸引未来的资金和劳动力集中于此。京津冀建设究竟要耗费多少水泥尚无估算，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放眼世界，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规模稍小的城市建设规划，近期海湾国家的迅速城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计划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数量扩大到4 500万（目前大约是1 800万），现在已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端开展庞大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个新机场以及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已开工建设。但与中国不同，土耳其无法大量举借本币债务，国际债券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的风险也有所担忧。这个项目目前还存在停工的风险。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以及住屋售价和租金上涨的情况。纽约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也曾红火一时，但2008年一切戛然而止。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人们才发现以前的投资建设规划是多么愚蠢和浪费。例如，西班牙在马德里南部的雷阿尔城修了一个新机场，投资额超过10亿欧元，但根本没有飞机去那个机场，机场投资运营公司也宣布破产，该公司在2015年破产拍卖时获得的竞价是1万欧元。

对于中国来说，搞好城市建设还远远不够。中国也希望能将自己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国外。现在中国正试图重振在历史上通过中亚连接中欧的“丝绸之路”。《金融时报》记者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和韩碧如（Lucy Hornby）曾报道称（2015年10月12日）：“重振这条古老商道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行动。”按中国的铁路网规划，从中国东部沿海开始的铁路将经内蒙古和蒙古国以及中亚抵达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随后继续深入欧洲，同时也有支线通往莫斯科。现在已有列车将货物从中国运至欧洲，铁路运输只需4天，而海运往往要一周。丝绸之路沿途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运输速度的提升，将使现在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带涌现一批繁华都市，而且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分析中国推行丝绸之路计划的动机时，两位记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输出其过剩的资本以及钢铁、水泥等产品。中国在过去30年吸收并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资本，现在中国迫切需要为其剩余资本问题找到“空间解决”办法（详见本书第二章）。

此外，中国对其他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表示出兴趣。2000年，“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问世，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加强南美洲12个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资本和商品流动。横跨南美的基础设施可串联其10个增长极，其中最宏大的规划就是连接南美西海岸（秘鲁和厄瓜多尔尔）和东海岸（巴西）。但拉美国家缺乏资金。这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特别希望能减少中巴贸易之间的海上运输时间。2012年，中国与秘鲁签订协议，开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脉通往巴西的铁路。中国同时也对横穿尼加拉瓜的运河项目充满兴趣，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巴拿马运河。在非洲，中国正努力打造东非地区的交通网（依靠中国自己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计划修建横跨非洲大陆的铁路。

复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说明，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如何深入的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地理面貌，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地理面貌。这一切为何而发生？答案很简单：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这一答案为对这些进程开展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分析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金积累的动机。这是串联起本书各章的主旨，尽管各章标题看似毫无关联。

显然，人类对世界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每天人们都在亲眼看到、在报刊中读到、在新闻中听到这些破坏：底特律之类的城市从兴盛走向衰败，其他一些城市则在兴起；地球表面的冰层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缩小。但要想了解这一切，还需要掌握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知识，这就要求创设新的框架来理解事物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并对既有知识结构进行革新。例如，经济学家常常在其理论中假设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永恒物理场所。确实，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能比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更加亘古长存？有什么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状更加地老天荒？又还能有什么像地球上各气候带那样泾渭分明？近期，《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1] 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2] 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都在其畅销书中表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变的物理环境决定了各国命运。萨克斯指出，造成各国财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距离赤道的远近以及获得可灌溉用水的难易程度。而另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3] 的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兴亡跟地理条件无关，关键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制度框架。按照一方观点，欧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诞生地并发展成富庶地区，是因为欧洲独特的降水分布、复杂海岸线以及多样物种；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海岸线较为平整而难以发展航海，此外中国水利建设自然要求有中央集权和官僚式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天生厌恶自由市场和个人行动。但按照另一方的观点，欧洲出现强调私有产权以及国家权力制衡的制度创新或属偶然，随后造成了欧洲崛起，欧洲接下来对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中国和印度）采取了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方法，长期抑制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欧洲对美洲和澳洲等人口稀少地区则采取了开放式的殖民主义方法，由此催生并推动了那些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许多言之有理的历史叙述其实都围绕着相似的议题：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 [4] 指出，环境挑战和人类应对构成历史转型的基石，而在贾雷德·戴蒙德行销全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则强调了“环境决定论”。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的观点与上述理论都不相同，因为上述两派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并不在于细节，尽管许多细节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中国海岸线与欧洲相比是否平整完全要看所使用的地图的比例尺），而是因为其对地理的根本定义是错误的：两派观点都以笛卡儿式的僵化方法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但在现实世界的土地和街巷中却不可能找到自然与文化的分界点。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法就是重大的错误。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这种割裂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错误看法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灾难。

正如中国近些年的发展经历所表明的，世界地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例如，运输时间和成本的变化就重塑了全球经济的相对空间。如果没有出现改变世界经济时空分布的现代运输技术以及军事优势（尤其是铁路和蒸汽船的发明），18世纪之后东方财富向西方集中的大势就不会发生。真正重要的是相对空间，而不是绝对空间。古代汉尼拔将军难以让其战象翻越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现代的辛普朗隧道却让欧洲大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人流、物流畅行无阻。

通过本书的这些论文，我试图找到一个框架来理解塑造和重塑地理环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人类生活和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此要强调是“框架”而不是具体严谨的理论，因为地理总是在不断变化，不仅是因为人类始终在积极改造环境并使之服务于生产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且世界生态系统也会在其他动因下发生同步转变。其中某些变化是人类行为造成的无意后果，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臭氧空洞、空气和水污染、海洋垃圾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以及珍稀物种灭绝等。新的病原体和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以及西尼罗）开始出现，某些传统病原体（例如天花）被基本消灭，但也有像疟疾这样的病原体在人类的反复清剿之下依然存在。人类生存的自然世界自身也处在不断运动中，地壳板块运动造成了火山岩浆大量喷发，引发地震和海啸；太阳黑子也从太空影响地球的生态。

地理环境会以各种方式和原因发生变迁。奥斯曼所设计的巴黎大道最初是想要加强对动辄发动革命的城市人口的军事和社会管控，正如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修筑的一系列水坝，这些水坝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淹没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良田，同时也构成土耳其东南犬牙交错的防线，由此来打击追求库尔德独立的游击队活动。修建这些大道和水坝当然也吸收了剩余资本和劳动，但这完全不是初衷。文化认知和习俗观点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景观风貌，最后景观成了代表着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例如法国的圣心堂或勃朗峰）。同样是丘陵，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山顶小镇和峡谷常被认为是圣洁之地，而朝鲜光秃秃的丘陵则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要想将这些千差万别的文化识别归结到一个统一理论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表明地理学的形成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这就是我为何要强调“框架”，由此来理解新地理学的形成，城镇化和地区发展失衡（为何有些地方能繁荣，而有些地方会衰退）的态势，对全世界人类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全球社区、城镇和区域网格之中的日常生活。

要创造这样的框架，就必须运用基于动态过程的哲学探索和辩证法，必须扬弃传统的笛卡儿式割裂法（例如将自然与文化割裂），转而采取整体视角研究历史和地理交互“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乍看上去难以掌握，但若能将事件与过程放置在整体框架中，必然有助于去探索未知领域和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地。当然，即使有了这样的框架，也难以保证求索之路不会遭遇暗礁或流沙，或许行至中途发现接下来无路可走，或许只能半途而废。相信不少研究中东现代关系的学者对此会有共鸣。

这样的认知地图提供了思考的切入点或抓手，由此可理解事物发生的缘由，甚至得以找到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径。这自然是大胆的设想。然而在当前的艰难时世，必须要有相应的胆略与勇气才可闯出新路。在此过程中，跌倒与错误自然难免。因而，学习就意味着要延展和深化头脑中的认知地图。这些地图从未完整并始终变化，且变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40多年的研究思考以及讨论切磋令我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地图，但我深知这些地图依然不完整。然而或许这为批判性理解人类所生活和依赖的复杂地理提供了基础。

由此也提出了问题，人类未来世界将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们是否希望生活在人口规模超过1.3亿的超级城市？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是否合理？窃以为，中国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并不可取，无论是出于社会、环境、美学、人文还是政治角度。在这种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要想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会由此造成人性与环境之间最深层次的疏离。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接受、推动并规划这样的发展，但显然这世上还有不少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人士在为乌托邦式的城市建设煽风点火，还有不少严肃的媒体记者对这样的发展表示信服或惊叹而不惜笔墨去报道，当然还有那些掌握着剩余资本的金融掮客随时准备投入巨资来实现其宏伟蓝图。

正如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5] 一书中所总结的，在当前时代，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如果在当今主导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至少现在是到了追问根本问题的时刻：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要么放弃现行资本主义体系，要么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卫道士能给出证明，资本再生产可以通过不那么暴力和破坏性的方式实现。我将翘首期盼早日看到这些证明。

[1] 　杰弗里·萨克斯. 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M]. 邹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 谢延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M]. 李增刚，译. 徐彬，校.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4]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郭小凌，杜挺广，梁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 许瑞宋，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地理学理论如何革新？要探寻答案，不妨研究所有科学门类的革新与反革新。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 对自然科学的革新过程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指出，大部分科学活动都是所谓的常规科学，即对某具体范式（指在某特定的时点上科研人员都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的综合）各方面的研究。但在常规科学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这些异常情况无法通过既有范式内的观察或知识来解决。这些异常情况会越来越成为研究焦点，科学会陷入危机，在此期间研究人员会尝试一切办法来解决异常情况提出的问题。总有某次尝试能最终得出解决异常问题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同时还吸收了旧有范式中的有用部分。由此，新的范式得以出现，然后又开始进入常规科学阶段。

库恩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在此简述其中两点。首先，库恩未能解释异常情况如何出现，以及当异常情况出现之后又是如何引发危机的。当然，对这样的批评意见，可以解释说，异常情况也有轻重大小之分。例如，多年以来人们都知道水星的运动轨迹并不符合牛顿力学的运算结果，但这样的异常情况无关紧要，因为牛顿力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顺畅运用。然而，如果在修建桥梁时出现异常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解决。因此人们依然普遍接受并认同牛顿力学的范式，除非某些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相关作用的事情无法用牛顿力学加以解决。

其次，库恩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过“新范式如何被接受”这个问题。库恩自己也承认，人们是否接受某种理论有时并不符合逻辑。他认为，其中更关键的作用是信仰的飞跃。那么这种信仰的飞跃又是基于什么呢？在库恩的分析之下似乎潜藏着从未清楚解释过的引导力量。在他的叙述中，这种引导力量根植于人类必须要控制和操纵自然环境的根本信仰。信仰的飞跃显然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新的范式有助于拓展并深化人类在这方面的力量。但究竟是哪个方面呢？按常理，应该是在某特定历史时点对日常活动和生活都很重要的方面。

按照上面两点批评意见，对库恩的核心批判实际上是他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形而上的理解，即脱离了历史的物质条件。库恩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解释了科学质变，但科学思想从本质上讲显然是服务于物质活动的。J. D. 贝尔纳（J. D. Bernal）2 对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物质基础进行了研究。自然操纵中的物质活动就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利益，科学理解也不能离开人的主观愿望进行独立阐释。但在这个节点上，还必须要增加新的一层视角，因为“人的利益”按照所考虑的社会阶层不同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贝尔纳指出，直到不久之前，西方世界的科学都是服务于中产阶级的，最近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知识精英”的提法，科学家在其科研职业生涯中也难免受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实际上是隐含地反映着这样的诉求，即要操纵和控制与中产阶级相关的自然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科研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金支持和资金配置的制约，而这些资金配置背后又往往体现着控制了生产方式和金融的集团的特殊利益。企业和政府联手主导了科研的方向。因此，“操纵和控制”最终意味着为社会中具体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业和金融阶层以及中产阶级）而不是社会整体开展“操纵和控制”。3 通过这些分析视角，就可更好地理解库恩所观察到的科学革新中科学质变背后的动力。

对于库恩的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适用这一问题始终存有争论。库恩似乎认为社会科学属于某种“前科学”，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由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构成的统一范式。认为社会科学属于“前科学”的这种观点其实在科学哲学家中相当普遍。4 但对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史的研究发现，思想革新在社科领域也会出现，而且也具有库恩所发现的自然领域思想革新的特征。毫无疑问，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经济学思想开辟了某种范式体系，随后李嘉图（Ricardo）等人加以完善。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凯恩斯（Keynes）的思想贡献可媲美亚当·斯密，其范式体系统治西方经济学界直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约翰逊（Johnson）5 研究了经济学领域的思想革新。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库恩类似，但相比库恩要多一些拓展。例如，约翰逊分析认为，凯恩斯思想革新的关键在于，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完全束手无策，由此经济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失业就是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常情况。约翰逊提出：

迄今为止，最有利于革命性新理论传播的就是存在某种传统理论，该传统理论显然与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不符，但传统理论的卫道士又极度自负，认为现有知识足以解释这些事实，然而其尝试过程恰好以荒诞可笑的方式暴露了传统理论的缺陷。

由此，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就超越了传统知识的范畴并暴露了其不足。

在普遍困惑以及传统经济学显然与现实脱节之时，这就为新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新的理论对现实问题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借此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张。

至此，约翰逊的提法跟库恩还是相当类似的。但约翰逊随后又开展了深入思考，而某些思考是真正源于社会学学科。他认为，新的理论要想被普遍接受必须具备如下5个特征：

第一，新理论必须要挑战传统理论的核心论点……要以全新的但在学术上成立的分析来推翻旧的论点……

第二，理论在表面上必须要新，但也要尽量吸收现有传统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或至少是无争议部分。在此过程中，最好要给旧概念换上令人疑惑的新名称，并强调此前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分析步骤其实是极其关键的……

第三，新的理论必须有一定的理解难度……这样资深学者就会认为其过于复杂且不值得研究，因此这些学者可能就会把更多精力浪费在外围理论上，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外围理论上的成果很容易招致更加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的抨击。与此同时，虽然新理论要有足够难度来吸引年轻学者或学生的研究兴趣，但也不应过度艰深，年轻学者或学生在投入充分的研究精力后应能充分掌握该新理论……

第四，新理论必须给那些真正有天赋且踏实的学生提供新的方法论，其吸引力必须要超过现有的方法论……

第五，新理论必须有重要的实证关系……以供检验。

过去10年的地理学思想发展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脉络。传统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是定性分析和特殊情况，但社会科学整体的趋势是向着社会操纵和控制工具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有量化分析和对普遍情况的理解。在此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被赋予了令人疑惑的新名称，某些过时的假设也开始被严格剖析和验证。此外，不容否认的是，地理学领域所谓的数量化革命也使得新派学者可以嘲笑地理学科中的传统权威，尤其是当这些权威试图去解答新理论提出的相关命题时。显然，数量化革命提供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挑战，同时也为新方法论的出现打开了信道，从最后产生的各种新分析性结论来看，许多新方法论确实让研究人员获益颇多。最后，有待检验的事物也相当多；距离衰减函数、门槛理论、物体范围以及空间模型测量成为地理学家最关注的实证研究领域，地理学家对每个课题都可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因此，地理学中的数量化运动可看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有待回答的新观点，也可看作在某学科框架内对主导权和学术地位的争夺，还可看作在外界压力之下寻找操纵与控制意义的尝试，这一点从广义上说可定义为“规划领域”。为防止有人误读上述观点而去指责地理学中的某派，我要再次强调，其实所有地理学研究者都被裹挟于这场运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根本没有地理学者可以超脱于这场运动。

约翰逊还在其分析中纳入了“反革新”的概念。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并不那么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当他批判货币学派时，显然是存有私心的，尽管当时存在明显的异常（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存）在挑战凯恩斯传统理论，但他还是将货币学派视为学术反革新者。但“反革新”一词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值得探究。社会科学观念变化似乎从直觉上判断就是基于革新与反革新的运动，而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自然成立。

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构建来分析反革新现象。这基于人类对自然发生现象的操纵和控制。与此类似，我们也可将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构建的动力看作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进行操纵和控制的愿望，这种操纵和控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利益。那么问题紧接着就来了：谁去控制谁？控制事实上是为了谁的利益？如果说控制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又由谁去界定公共利益？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要直接面对在自然科学领域只会间接出现的问题，即操纵与控制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基础是均衡分布在社会之中，那么我们就过于愚蠢了。历史显示，通常这些基础都会高度集中于若干个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具有剥削性的。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关系和方法并不独立于现有的社会关系。因此，概念本身就是希望描绘的社会现象的产物。只有当代表新范式的革新理论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新理论才会被普遍接受；反革新理论则是指有意与革新理论对立的说法，本来社会接受革新理论后可能产生社会变化，但反革新理论通过吸纳或推翻的方式遏制了这种变化的发生。

这种社会科学的革新与反革新正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给出了深刻的解读。6 有人指责马克思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明确承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确实都讨论过剩余价值，但他们两人对剩余价值的理解并不充分。恩格斯则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以及为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为了完成论述，恩格斯还引述了化学历史上的著名故事（巧合的是，这个故事也赋予库恩^7 灵感来说明自然科学革新的结构），即拉瓦锡和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气的关系。这两位化学家都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并得出了相近的结果，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普里斯特利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其实验结果是支持了当时的“燃素说”，因此他声称自己发现了“火气”；拉瓦锡则认为自己的实验结果无法用“燃素说”加以解释，因此他得以在全新的基础上开辟了化学的理论框架。因此，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库恩都认为，拉瓦锡是真正的氧气的发现者，而其他人“只是析出了氧气，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恩格斯写道：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里斯特利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认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所有经济学家）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范畴一样。8

恩格斯的论述是精辟的，其实在库恩提出其有关科学进步的创新理论将近百年之前，恩格斯已经充分表述了这样的思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显然是危险的，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从不掌握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可以构成新范式的范畴、概念、关系和方法就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威胁。随后出现的价值边际理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门格尔）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许多基础内容（包括劳动价值理论），由此也不自觉地抵御了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挑战。苏联在列宁去世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革新修正以及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反革新收编（现在某些社会学学者甚至说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没有采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播，也使马克思所设想的人本社会始终未能出现。这些改装后的概念以及概念所隐含的社会关系都是扭曲的。

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和反革新有着自身的特征，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思想的进步归根到底不能与实践的进步脱节。这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科学确实是处在前科学的状态。但其实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科学从未长期脱离某固定利益阶层的控制。正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自然科学性质本身，导致了自然科学领域不太容易出现反革新。换言之，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革新并不会直接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因为自然科学新思想在构建之时就大致体现了现有秩序的要求。当然，这不是说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不会带来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发现也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也会成为社会压力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是处在“社会前”的状态。

相应地，自然科学方法时常试图去解决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控制问题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事实上，现在有一种盲目认知，认为社会科学应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担心纳入社会科学有可能会给自然科学加上“偏见”，殊不知自然科学正是在现行社会秩序要求下开展的。这对那些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确实造成了道德上的困境。与普遍看法相反，现在的结论似乎是，社会科学哲学要高于自然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终融合可能不是通过“社会科学的自然化”，而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社会化”。9 这就意味着，新的范式是否能被接受的根本准则不是看是否有利于对自然的操纵和控制，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发展的潜能。若该准则被采纳，那么所有的科学领域都要经历与社会实践革新关系相关的、有关思想的革新与反革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革新地理学思想？为何要革新地理学思想？数量化革命方兴未艾，而边际回报递减理论也在向好，尽管分解生态学又有进步，尽管距离衰减理论又有新成果，尽管物体区间测量又有新进展，但这些研究的现实相关性越来越弱。此外，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地理学研究者，他们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地理定性研究者那样充满热忱，他们希望获得学术上的肯定，也急于找到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因此，虽然数理学派统治了地理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但不满之声也在地理学科内部增加。尽管地理学科的社会学条件不足以产生地理学思想的全面革新（也没有必要），但毕竟条件已经摆在那里。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地理学所采用的成熟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不足以让地理学者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地理巨变做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分析和评论。许多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和控制能力。现在的生态问题、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国际贸易问题，地理学者几乎无法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任何深刻解释。当地理学家开口时，说的都是老生常谈或隔靴搔痒那套。总之，地理学范式不能与时俱进，而现实又需要新的范式。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地理学者合理、清晰地解释世界，否则就最好永远闭嘴（学者完全丧失公信力，或者更糟糕，客观社会条件恶化到说什么都没用的地步）。由于客观社会条件在发生变化，而地理学无力应对这些变化，所以地理思想才必须革新。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革新？有若干途径可供选择。一方面，如某些学者所言，放弃数理化运动的实证主义思想基础，转而采取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主义，并期盼理想主义思想下的观念能够最终获得足够的实质内容，由此来推动客观社会条件的创造性转变。但理想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注定要徒劳无功地去为空泛口号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来回归现象学阐释。这看上去要比理想主义的路径好一些，因为至少可以让我们始终强调“人”的概念，即人始终是在感知周边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但现象学方法很容易引向理想主义道路或回到幼稚的数理实证主义路径，也很容易转变成物质主义的某种社会认知形式。

地理学中的所谓行为学革新指向了两个方向。因此，在此节点上，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看实证主义、物质主义和现象学交汇的领域，由此来实现对所处社会客观现实的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交叉领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 ）两本著述中，马克思为其思想体系奠定了深厚的现象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有相似之处。两种思想都以物质主义为基础并采用分析学方法；但根本差别在于，实证主义仅仅满足于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要改造世界。换言之，实证主义从现存的客观世界静态得出范畴和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则基于对历史发展以及事件和行动的动态辩证分析基础之上。例如，实证主义方法采用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两分法逻辑来验证前提假设（不设前提的纯粹数据推导完全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产物）：前提假设要么对要么错，而且一旦对错确定后就不会变更。辩证法则认为理解是一个过程，要对对立两方面进行阐释，要纳入矛盾和冲突的视角并最终走向对立统一。在谈到真理与谬误时，真理总是在辩证过程中，而不是过程产生的结论。这些结论充其量只是在某特定的时点是“正确的”，而且总是还有与之相对的其他“正确结论”。辩证法可让我们随时逆转整个分析：解决办法有时就是问题，而问题也可能是解决办法。

现在终于要谈到贫民区形成这一现实问题了。读者可能会觉得，前面的详细论述仿佛跟理解贫民区的形成以及寻求贫民区解决之道没有太大关系。其实，前面提及的理论对于理解贫民区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自觉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探求创建全新的地理学理论，我们才有可能发表对解决问题真正有帮助的观点。在此还要指出，我们可以使用许多现有的工具来构建这样的理解，当然我们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工具。总之，我们要想到氧气而不是“不含燃素的气体”。

贫民区作为美国城市中重大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都是底特律、洛杉矶以及其他一系列美国城市中一次次社会骚乱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身亡之后的那段时间。这成为后来所谓美国“城市危机”的起源，当时许多人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英国的一些城市，对两极分化和贫民区化的恐惧也在蔓延。人们通常认为，贫民区是不好的，最好把贫民区消除掉，当然最好不用对贫民区的居民实行人口消灭［爱德华·C. 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对最后一条似乎也有些模棱两可］。在此无意对有关贫民区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或讨论贫民区具体的定义；相反，在此应分析那些似乎有助于理解贫民区形成和贫民区保持的地理学理论，那么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城市土地使用理论。

地理学中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益于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埃兹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E. N. 伯吉斯（E. N. Burgess）和R. D. 麦肯齐（R. D. McKenzie）10 等学者对城市进行了大量学术探析并详解了如何从生态角度理解城市。他们注意到了在城市之中的低收入聚集区或少数族裔聚集区，他们还发现城市总是表现出某种空间分布的规律。由此出发，伯吉斯后来提出了城市同心圆学说。帕克和伯吉斯似乎都把城市视为人造的生态综合体，社会适应、城市功能以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对生存空间的竞争等组成完整的空间结构，而让整体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源自某社会凝聚所产生的文化产物，帕克^11 将之称为道德秩序。城市系统中不同的团体和活动基本上都是通过道德秩序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在由道德秩序确定的边界内开展争夺（社会和空间）。问题的关键是找出谁最终到了城市的什么位置以及其所处位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理论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这一传统对地理学和社会学思考造成了深刻影响，虽然描述的技法有所改变（分解生态学基本上取代了描述性人类生态学），但这些研究的根本方向还是没有大的改变。

芝加哥学派中的城市地理学者完全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衣钵。12 但有意思的是，帕克和伯吉斯都不曾高度关注由经济系统产生的社会凝聚以及源自经济动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当然，他们也并未完全忽略此问题，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次要问题。因此，他们所开创的城市土地使用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解释贫民区现象时这一缺陷就突显出来。其实早于帕克和伯吉斯大概80年前，恩格斯就注意到了城市同心圆的现象，但他是从经济阶层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的。以下就是恩格斯的原文，他对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给出了深刻的见解：

在曼彻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广阔的长宽各为半英里 [2] 的商业区，几乎全区都是营业所和货栈。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静无声，只有值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狭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逻。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街上非常热闹，住屋的最下一层都是些辉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两排几乎毫无间断的商店所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愿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洁的。诚然，这些商店和它们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业区和靠近资产阶级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们肮脏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着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穷困和肮脏，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净的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知道，零售商因其所经营的商业的性质就必须住在繁华的大街上；我也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带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毕竟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彻斯特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的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然而，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设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当我连带考虑到资产阶级那种热心的保证，说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彻斯特的大亨对该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13

相比帕克和伯吉斯的文化–生态角度，恩格斯在1844年的城市分析更符合经济和社会现实。实际上，只要把恩格斯的描述略加修改，就可用来描述美国城市（同心圆空间分布，住在郊区的富人享受便利的交通，在其通勤路线上看不到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等）。因此很遗憾，现代的地理学者竟然都想跟随帕克和伯吉斯，而不是从恩格斯那里汲取营养。恩格斯所观察到的“社会凝聚”并非某种超然的“道德秩序”。相反，城市的悲惨是罪恶与贪婪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副产品。社会凝聚是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运作实现的。恩格斯还如此评价伦敦：

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啊！）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14

如果将恩格斯的话概括一下（去掉对资本主义的抨击），那么完全可以写入美国关于全国骚乱的《科纳委员会报告》15 中，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对全美各地城市危机的权威调查文件。

因此，恩格斯以及帕克和伯吉斯所发现的城市中的常见空间结构可以通过经济和文化视角加以分析。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何城市发展虽然没有“大亨”的直接介入却最终服务于这些富裕权势阶层，后来成为城市经济学分析中的主要课题。最初约翰·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在研究农业区位时提出了地租法，于是就有人想通过地租的边际经济原则来研究城市区域。这为后来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和R. P. 穆斯（R. P. Muth）开创城市土地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16 当然，在此无须对该理论展开详述，但还是值得研究其对理解贫民区形成的贡献。

按照该理论，城市土地使用是通过竞价来实现的。在竞价过程中，靠近商业活动中心的地租就会比较高（该理论假设所有的就业都集中在某中心区域）。现在如果我们考虑两部分人群（富人和穷人）的居住选择，选择主要是看距离就业中心的远近，通过分析其竞价地租曲线（即社会阶层能为居住支付的价格）结构，就可预测各群体的居住区位。对于穷人组来说，其竞价地租曲线是相当陡峭的，因为穷人无力承担高昂的交通费用；因此，居住地距离就业中心区越远，穷人就越无力竞价。但富人组的竞价曲线很平缓，因为其竞价能力并不受交通距离远近的困扰。当两组开始竞价时，结果必然是穷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而富人居住在外围（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这意味着穷人被迫居住在高地租的地段。那么穷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减少居住面积，在狭小的空间内和许多人挤在一起。这个模型最终导出的结果就是，穷人会集中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高地租地段，承受拥挤的居住条件。但也可以对该模型添加变量，因为富人的竞价曲线的平缓程度是由其居住空间需求以及交通成本构成的函数。莱斯特·B. 雷夫（Lester B. Lave）17 指出，如果富人的偏好发生变化，那么城市的空间结构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如果城市中心区的拥堵程度提高，那么富人可能就会觉得长途交通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值得的，为此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地租竞价曲线并搬回城市中心居住。按竞价地租曲线的陡峭平缓程度可以预见不同的城市结构，如果发现富人住在市中心而穷人住在外围，那也完全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就要被迫做出调整，例如他们要重新平衡时间与成本，为了节约交通成本，穷人可能会选择步行很长距离（在拉美国家的城市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但无论如何，富人总是可以将由自己的偏好造成的后果强加于穷人头上，因为富人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交通成本或任何位置的地租。这就是运用边际经济原理，在贫富差距情况下分析得出的自然结论（地租竞价曲线是典型的边际图）。该理论基于房地产市场中常常被称为“帕累托最优”的状况。

为此可以运用类似的理论构建去分析城市系统中的失衡，并设计出政策将失衡状态调节回平衡状态。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就业人口向美国城市集中，照理美国应当出现贫困人口向外迁移的状态（考虑到穷人的竞价地租函数），因为穷人希望居住在靠近就业区域的地方。但这种转变并未出现，因为在郊区出现了排他性的居住同心圆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中严重的贫民区问题视为是那些阻止人口均衡分布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恶果。这些政治和体制障碍的存在本来是为了实现理性的经济方案。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以及其他机构来挑战排他性区域的合法性或合宪性。（颇为意外的是，民权组织和企业都对这项行动表示支持，民权组织把城郊的分区视为歧视性做法，企业则担心城郊难以找到低收入的劳工。）我们也可尝试更改土地利用方法。据报道，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地区正规化建设可容纳120万个就业岗位的工商区，以及可容纳14.4万工人居住的居住区，这种工作和居住分开的城市分区实在是要不得。18 此外，还可通过交通补贴和增设特别交通设施的办法来解决城区与郊区交通条件不足的问题，由此贫民区中的居民就可以去郊区上班。当然，这必然要求贫民区的居民用时间来换成本（在存在交通补贴的情况下）。但这些项目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当然，也可以尝试通过城区改造和“黑人资本主义”等行动将就业岗位重新吸引回城市中心，由此来寻求新的平衡。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城市土地使用存在着不平衡，需要有政策来重新实现城市土地使用的平衡。这些解决方案都看到不平等的存在，但所有方案都试图在现有社会机制内（与杜能城市土地使用理论中的机制相符）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更有新意的解决方案呢？现在不妨回到穆斯^19 对杜能理论的剖析上。在对杜能的理论进行分析后，穆斯想通过芝加哥住宅土地使用的现有结构来量化验证杜能理论是否成立。他的验证结果表明，杜能理论基本上是成立的，但也有若干偏差，这些偏差可以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等因素来解释。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该理论是正确的。但通过经典实证方法验证的理论可用来帮助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对穆斯而言，这是对某社会理论的成功检验；但是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指向了真正问题所在。按照该理论，穷人最后必然居住在他们最无力居住的区域。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民区，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政策选择就是消除使得该理论成立的条件。换言之，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杜能的城市土地市场理论变得不成立，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消除那些产生了该理论的社会机制。这里所涉及的社会机制其实很简单，即对土地使用的竞价。如果我们消除掉这个机制，那么自然会改变最后的结果。这就立刻形成了消除贫民区的政策建议，即要用社会控制的城市土地市场或房地产的社会控制来取代竞价机制。在新的体系中，杜能的理论（本身也只是常规理论）与我们对住宅土地使用空间结构的理解就不会再有数理关系。其实许多国家都开展过对这种方法的尝试。例如，古巴就在1960年将所有的住宅都收归公有，房租都是交给政府，房租被视为“居住者所有权的折旧，居住者应定期按时支付以确保住屋的可居住性”20 。如果住屋的居住者发生变更，那就只能通过政府机构来变更。

那些居住在1940年以前修建的住屋中的居民，如果他们在1959年之前始终按时定期交房租，那么从1965年起他们就不必再交房租。在1961年5月之后，所有新的空置住屋都被用来分派给有需要的家庭，然后按家庭收入的10%交房租。此外，在1966年年中，古巴宣布，所有居住在旧公寓中且交租已经满60个月的租户，可终生免交房租。到1969年时，古巴有268 089户居民不再需要交房租。21

显然，对于像古巴这样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住房短缺将始终是个问题，通过住屋公有化也无法改善恶劣的居住条件。但古巴所采取的措施还是值得参考的，因为这样的措施使我们完全不必用阿隆索–穆斯城市土地市场理论来理解城市居住空间结构，这可能是我们消除贫民区所必须借鉴的。

这种对贫民区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应对之道提出了分析问题和设计解决办法的不同框架。例如，假设古巴所有的住屋都不用交房租，如果我们将某城区的房地产存量视为社会（而不是个人）财富，那么显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些既有住屋的成本。按这种方法测算，所有建于1940年之前的（以及部分在这之后建造的）城区住屋都已经付过钱。这些住屋产生的债务已充分折旧或偿还，那么这些住屋的唯一成本就是维修和服务。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沉淀了巨额的社会资本，但在私有土地和住屋体系中，住屋的价值不是通过其实际居住使用价值来衡量，而是按照市场交易时的价格来衡量，这就导致房房价值可能会受到投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当前许多的老城区，有些住屋显然已经没有多少交换价值，但这并不表明这些住屋不具有使用价值。我们其实是在浪费这些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无法确定其交换价值。但这种浪费不会发生在社会化房地产体系中，这也是我们死守私有产权理念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之一。当然，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交换价值中体现着使用价值。虽然两者相互关联，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更取决于谁是使用者。在老城区的房地产市场，住屋对房东和租客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对房东来说住屋是收入来源，对租客来说住屋才是遮风挡雨的居所。

当然，以上对阿隆索–穆斯住宅土地使用理论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因为，为了理论分析而设定的机制并不总是等同于真正制造出符合理论结果的机制，因此，如果立刻得出竞价市场机制就是贫民区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会太过草率。对该理论的成功验证仅仅是提醒我们现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结果是由竞价市场机制导致的。我们需要具体来剖析这种机制。

市场机制只有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对“资源”和“稀缺性”两个概念的内容进行研究。地理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资源是技术和社会的双重产物。22 只有当出现合适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运用它们时，材料或人力才能成为资源。只有当人类在核物理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之后，铀矿才会成为资源；也只有当人们为了生存而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时，人力才会成为资源（即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此类似，稀缺性的概念也不是自然产生的，只有加入社会行动和社会目标后才具有意义。23 稀缺性取决于社会而不是自然。只有在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市场体系才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按价格发生的商品交换市场才能发展。市场体系是高度分散化的对经济行动协作和整合的控制机制。正是这种协作能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即财富创造要依靠一个以稀缺性为基础的机制，如果稀缺性消失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也自然会随时崩塌；但资本主义又是永恒追求生产能力的提升。为了解决这样的悖论，现在有许多的机构和机制来确保稀缺性不会消失。实际上，许多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稀缺性（大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大学总是会以控制教育质量为借口）。其他的机制则是要确保对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控制。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要求寻找释放的渠道，因此就有了浪费（军事行动、太空探索等）以及需求创造的过程。这自然表明了稀缺性会与市场经济始终伴随。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生产型社会中，消除稀缺性的主要障碍就是高度复杂且相互依存的社会机构（金融、法律、政治和教育等），这些机构都支持市场经济。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如何体现在老城区的房地产市场中。

贫民区有一些奇怪的特征。例如，越是居住人口拥挤的地段，空置住屋越多。巴尔的摩有大概5 000套空置房，许多空置房的条件其实还不错，且都位于居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现象。在这些地区，还有许多房子的租金仅仅相当于地产税，因此与普遍想法不同，这些地方的房东其实并不能从房子上赚多少钱。数据显示，其实他们还不如卖掉这里的房产而投资其他地方的房产。24 当然，有些房东确实品行不端，但对于品行端正的房东来说，贫民区的房租回报相对偏低。但相对于住屋质量来说，这里的房租已经很贵了，可是如果房子要转手，那么住屋售价又会很低。

银行不愿意为老城区的旧房子提供住房抵押贷款，银行这样做的理由也很充分。老城区的房子前途不明，因为房子所在的地块说不定很快就会拆迁重建。实际上，金融机构心里是清楚的，只要不给这些老房子放贷款，这些房子就会衰败得很快，然后就只能等待商业开发，此时银行再介入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因为银行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并不能就此指责银行道德败坏。实际上，这就是所有贫民区住屋的通病，如果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生意经营或平常道德去看，几乎所有人都无可指责，尽管最终造成的客观结果是贫民区的惨状，人人都认为那是居住条件恶劣且浪费土地资源的地方。在有关贫民区问题上，各种对立的观点似乎都言之有理。因此，要想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是不可能之事。给住屋提供联邦补贴的政策失败了；租房补贴作用很快就消失在市场自动调节中；公屋政策也失败了，因为公屋的数量少，只供本地分配（基本上就是穷人聚居区），而且基本上面向社会的底层民众。城市再开发仅仅是把问题挪了挪地方，有时甚至还弄巧成拙。

恩格斯在出版于1872年的文集《论住宅问题》（The Housing Question ）中预测到，这种尴尬局面就是用资本主义方法来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结果。从理论批判的角度说，恩格斯对杜能的批判很像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恩格斯正是在批判中得出了自己的预测。杜能在分析模型中对租金进行了概念化（在阿隆索–穆斯模型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直接采用马克思^25 的思想。按马克思的说法，租金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例如私有产权）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租金的性质不能脱离实际去理解。如果“就租金论租金”，而不去考虑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因素，那么就会犯观念上的错误。阿隆索和穆斯的研究就是犯了这样的观念错误。另外，这样的“错误”还在资本主义市场过程中被放大，因为资本主义市场要求实现租金（即资本回报）最大化，而不是实现社会剩余价值最大化。租金只是剩余价值各种表现形式的一种且只能部分表现剩余价值，追求租金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紧张。实际上，这会导致与实现剩余价值本身相抵触的作用力——商业集团希望实现其控制土地的回报最大化，而社区希望能将自己辖区内的纳税人数最大化，这两种力量带来的土地变迁使潜在劳动力与劳动场所之间产生了隔离，由此导致生产的下降。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了这种竞争性市场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被人为地提高起来，而且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住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住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住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26

这个过程（在任何大城市都很明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家必然要追求某块土地上与其地理租金相吻合的回报。这与促进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过程也与其他的压力相关。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受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创建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工人居住条件已经开始受到调查，做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尝试……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27

如今的社会病症则是毒品和犯罪，但问题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所设想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相似的特征。恩格斯写道：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作“欧斯曼”的办法……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们国家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铺设铁路、修建街道（有时街道修建仿佛带有战略目的，要使得设置路障进行战斗变得更加困难）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紧邻的地方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窖，并不是在被消灭，而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在一个地方产生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28

现代美国城市的城建政策执行经验与恩格斯所描绘的场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也很难不去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因此，现在有理由相信，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即市场机制是导致肮脏混乱城市面貌的元凶。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对老城区的所有政策都会同时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如果重新开发，那么结果只是转移贫困；如果不开发，老城区就会日渐衰败。如果不让黑人迁入白人社区，那么黑人就难以获得住房。这种尴尬情形导致了令人手足无措的结果，很容易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你可以怪罪是穷人导致的这样的情形（班菲尔德就觉得这是合理结论），此外还可设计基于“善意忽视”的政策，这样至少不会引发激进政策失败之后所导致的种种非议。因此，目前的城市规划政策似乎走到了这样的阶段：与其努力解决老城区的问题（某些项目注定会失败），还不如尽量保存至少市场机制还可以发挥作用并可实现部分成功的“灰色地带”。这样的政策是否能有效隔绝疾病传染或社会沦落还尚无定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意味着要放弃老城区所积累的使用价值，也可能毁掉目前正不得不在老城区中挣扎生存的1 500万~2 500万居民的命运与生活。这样的代价似乎过于高昂，但其实只要结合现实考虑恩格斯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的理论基础，住房问题应有另外的解决之道。

尽管所有严肃的分析人士都承认，贫民区问题事关重大，但很少有分析者愿意去质疑经济系统运行背后的力量，而我就是希望可以探明住房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关于贫民区问题，似乎可说的都已经说尽，但唯独无人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设计了种种方案，但从未想过要去挑战资本主义经济的延续性。这些不触及社会根本的讨论和方案只会让我们显得愚蠢，因为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恩格斯在1872年就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无法为解决社会条件恶化创造基础。目前这些方案都只是说“无燃素气体”，但只要愿意，我们其实能够发现氧气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用严苛和批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基本社会问题。这就是理论的革新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这种任务究竟是什么？

首先来分析任务不包含什么。首先，肯定不需要对贫民区的社会条件进行新一轮的数量统计调查。实际上，把一群人显然不合人道的处境再次完完整整地展现给另一群人看，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具有反革新意味，因为这只会让观察者产生内心的错觉，自以为是在给解决问题出力，但其实并没有。这种数量化的统计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有关贫民区的信息来源极为丰富，国会报告、新闻媒体、书籍论文等上面都有大量我们需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此，也不是去做类似于“道德自慰”的举动，以窥视狂般的姿态去大肆记录贫民区居住人口的惨状，然后在那里做义愤填膺或悲天悯人状，在摆完姿态之后又立刻回到属于自己的、有着温暖壁炉的舒适住所。这样的做法也是反革新的，因为这只是补偿内心负罪感的廉价方式，其实是在逃避根本问题，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那种“情感旅游”式的方法也不是解决之道。某些人就喜欢抽出“一段时间”加入到穷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然后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能真正帮到穷人。这其实也是反革新的，例如在暑假期间去给贫苦地区的学校修整了操场，但如果到了秋天操场又变得坑坑洼洼没人管了，那么这样的支持又有何意义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的歧途。这些只会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任务所在。

学界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增强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来构建社会地理学思想的新范式，基本方法就是要对现有的分析框架进行深刻反思。这是我们研究人员所擅长的。毕竟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只能以学术工具为武器。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调动智力资源来形成概念、范畴、理论和主张，然后将之运用到推动符合人道的社会变化的事业中。这些概念和范畴不能凭空而来，必须要结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和行动来构建。在此就可以也必须用到车载斗量的现有数量化统计结果，以及在社区中实际观察到的经验。只有把这些丰富的数据和经验综合放置在强大的理论模式中，这些数据和经验才会有意义。

但我们的思想不能局限于既有的现实，必须充分考虑其他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理论来规划未来，因为这只会不断强化现有秩序。但正如所有新范式中的信息那样，我们必须合并和重组现有理论中任何有用和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可以根据未来可能的行动来重置现有的理论构建。我们可以将现有的理论批判地看作是对当前社会主导力量的“辩护学”，这里的“主导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及所有伴生制度。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创造出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区位理论可用来谋划更美好的未来；在第二种情形中，区位理论只是强化意在维持现状的思维模式。许多时候，问题并不是边际理论方法或技术优化方法本身，而是这些方法都用在了错误的环境中。在区位理论中引入帕累托最优就是反革新的想法，实际上任何旨在实现剩余价值任一表现形式（例如租金或资本投资回报）最大化的理论都是反革新的。但设计解决方案又显然与这些工具高度相关，因为需要理解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以平均主义出发的方法构建也常常是反革新的，除非其中体现了对如何组织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正确方法的理解。通过分析上述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开始评估审视现有的理论，然后在评估过程中（谁知道呢）或许能形成新理论的基本脉络。

科学思想的革新需要将概念和观点、范畴以及关系引入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新的思想体系在经受现实检验时可让所有与之相对的理论体系都显得荒唐可笑。这要求思想的自我革命，因此许多人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初探索会产生不适应，因为这实质上就是要自我否定，让自己在自己面前显得荒唐可笑。这种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很不容易，尤其是自我意识强大的知识分子。此外，地理新思想的真正崛起还要经过创新实践的检验。毋庸赘言，福斯对新理论的接受程度要看创新实践的成效和结果。这会牵涉到许多艰难的个人决定：是否要为新理论赴汤蹈火，或是仅仅对新理论表示“附议”。大部分人在真正投身于新理论之前都会犹豫，因为站在旁边静观事态发展似乎是更加安全的选择。但如果情况真的如我们许多人描述的那样糟糕，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意识到，现实既然已经如此不堪，为何不放手一搏；如果最后新理论是成立的，那么所有取得的进步和功绩都将归属于新理论。

那么，在地理学科中实现理论革新的前景究竟如何呢？这要求完成若干任务。我们必须要清除周边的反革新理论和说法，我们也要承认现有理论只不过是对现状的辩护。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

1. 任何学科都是通过对现实情况的研究来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途径就是包含了范畴、命题、关系建议和普通结论的理论框架。

2. 理论可分为三种类型：

（1）现状理论——直接源自现实并旨在描绘现实，且精确展示某具体时点现象的理论。但这种理论自认其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据此得出的政策措施也往往只是对现状的保护。

（2）反革新理论——表面上无法判断是否是直接源自现实的理论，可能会遮盖、误导或掩盖（有意或无意）人们理解现实的能力。反革新理论通常具有吸引力并被不少人接受，因为其逻辑自洽、易于操纵、浮华魅惑或顶着“最新理论”的光环；但实际上反革新理论与其所声称的要分析的现实相去甚远。反革新理论天生会阻碍有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反革新理论是“把事搅黄”的利器，它会把注意力从根本问题转向次要表面问题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此外，反革新理论也可用来给那些阻挠改革的行为提供支持和依据。

（3）革新理论——完全源自现实情况的理论，该理论中的内涵主张都是相对真理（这些主张会根据情形不同而成为真理或谬误）。革新理论是通过辩证方法构建的，因此包含着两方面的对立统一。革新理论会指出某种现存状况中的内在选择并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真正的选项。这些选项的执行会验证理论并为新理论的构建奠定基础。革新理论始终探索真理的形成，而不是去机械寻找现成的真理。

3. 具体主张和整体理论结构并不一定属于上述分类，只有当运用于某种具体社会情形时才会成为上述分类中的一项；否则主张和理论都只会是抽象的、理想化和形而上学的构建，虽有形式却无内容（仅仅是词句和表述）。反革新的理论构建就常常处在这种缺乏实质内容的状态。

4. 随着情形的变化和具体运用的变化，理论构建也可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这就要提到必须规避的两处危险：

（1）反革新转换——革新理论转向反革新理论。

（2）反革新停滞——革新理论由于始终无法调整来适应新情况和新形势，由此革新理论就可能沦为现状理论。但同时也有两项重要的革新任务：

• 革新否定——把反革新理论拿出来并指出其漏洞错误。

• 革新重构——将现状理论和反革新理论放置在运动或具体内容中，由此来确定现状中的内在选项。

当然，只有当反革新理论的知识权威（尤其是在学科领域）的外衣被剥去，让反革新理论直接暴露在现实面前时，上述任务才可完成，上述危险也才以可避免。

小结

本文是在1971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波士顿会议上提交的文章。其背景是，在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后，巴尔的摩的黑人居住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城市）发生了城市骚乱，黑人的居住情况被认为是导致大规模骚乱的重要原因，由此产生了许多对黑人住房问题的详细研究。我于1969年秋天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入校后不久就参与了这些住房问题调查。在撰写调查报道时，我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因为住房供应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然后得出结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无法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同时我还指出，针对住房问题的公共政策总是无法解决问题，而只是转移问题。当然，在文中我有意隐瞒了这种理论分析的思想来源，但我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城市官员、土地所有者和金融机构都认为这样的理论构建有助于明白真相并值得继续探讨。他们鼓励我继续探究马克思的思想，而当时其实我对马克思思想并不熟悉。2015年4月，巴尔的摩出现了大规模住房抵押贷款无力偿还，银行强行收屋，许多单亲家庭（大部分是女性）以及非洲裔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为此再次发生了与1968年类似的严重城市骚乱。这次骚乱又一次暴露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人群和边缘人群的悲惨境地［正如2002~2008年在巴尔的摩取景的电视剧《火线》（The Wire ）所反映的那样］。恩格斯在1872年写下的文字，与我在其后百年写的文章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放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圣保罗、伦敦和上海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也贯穿了百年之前的曼彻斯特与如今的巴尔的摩。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1英里约等于1.609公里。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创建联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创建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地理纬度长期以来都被忽略了。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自身的失误，因为尽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统治世界进行了精彩描绘，但他对这一主题的论述却零散、随意、粗疏且不成体系。显然，马克思本意是不希望留下这样无序的叙述的。他曾计划专门撰写关于国家、世界市场以及危机形成的著述，只可惜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但如果仔细查看马克思未完成的书稿，就会发现其实马克思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大致框架，其思考兼具宏大理论和历史叙事的特征。我的目的是在其框架基础上增添一些血肉，为资本积累的空间动态理论提供基础。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阐明和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地理状况。

这一步骤的重要性几乎不用强调。城镇化、地区发展失衡、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竞争、地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社区的地域化和国家功能、帝国主义以及地缘政治等现象，都可放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宏大理论叙事中加以阐释分析。问题的难点是厘清资本积累的时序动态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空间结构生产之间的关系。

这条通向理解之路到处都是障碍。马克思所完成的理论基本上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封闭系统。外部空间关系和内部空间组织显然在塑造时序动态方面没有任何作用。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研究范畴内，对空间和空间关系的任何理论化叙述都会被视为研究歧途。那么又该如何修正这项重要缺失并引入空间和地理的概念呢？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要强调空间和地理并不是“后加的”思想，也不是对成型理论的补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讲资本主义如何塑造空间组织、如何生产以及持续改变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的地理图景。在此需要指出，空间关系和地理现象也具有基础物质属性，因此需要在分析之初就纳入考虑范围；另外，空间形式对于时序发展的可能路径也有着客观影响。简而言之，空间和地理应视为资本主义矛盾运行中的基础因素和“积极要素”。用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空间的生产也是生产力。我的论断的依据可分成两个方面来阐释。

首先，我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不是说去寻找可以得出确切结论的固定或不可挑战的概念，其思维方法是辩证过程。在研究的每个新阶段，马克思都会延展、调整和扩大对基本范畴的解释，而这些基本范畴常常是调查活动的起点。他的概念工具也会随着论证过程发生变化。例如，马克思对危机形成、固定资本流通以及信贷体系等的调查研究，最终都导致了对“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的基本概念的重大重构。从一开始暂不将空间和地理纳入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不会对最终的理解产生负面的影响，只要我们能随着思索过程的深入不断调整概念工具就行了。

其次，现在有丰富的文献表明，马克思也曾计划这样做。《资本论》的前面章节就纳入了若干空间概念（社区、地域以及世界市场等）。马克思所使用的语言常常会令人联想到空间和地理现象与其概念工具的联系。例如在《资本论》第二章^2 中，马克思就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发展起来。随着交换超越了本地范畴，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3 这是马克思最常见的论述。世界贸易增长对于理解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至关重要。既然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那么谁又能否认，对市场交换和资本流动的地理以及空间关系变化的研究会对价值本身的理解有重要的作用呢？而且这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内容。例如，马克思^4 就曾提到空间运输也属于“价值生产”；克服空间障碍的能力也属于“生产力”；具体的社会劳动分工需要劳动者和生产力集中在空间内；劳动生产率差别存在着自然禀赋造成的“基础”差别；劳动力价值会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等等。每当提到空间和地理现象时，基本的概念工具也紧接着出现，因此空间现象应在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中也占据基础地位。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空间关系和地理现象明确引入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中，并探究这样的引入对理解基本概念的影响。首先就要查看散落在马克思著述中的表述，由此找到基本的方向和路径。这部分研究做得越扎实，就越容易开创出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新理论。

运输关系、空间整合以及以时间消灭空间

在一般情况下，资本流通可概括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然后经过生产阶段，生产出新的商品投放市场，交换之后不仅拿回初始投资，还能拿到利润。商品流通仅仅指商品市场交换的模式。有些商品市场交换可能不涉及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却以商品交换为先决条件。为了方便分析，我们一开始可以将商品交换视为资本流通中的一个环节。通过分析商品空间流通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更透彻地理解资本在空间中的流通。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以货币为媒介，那么商品交换“就会冲破所有直接产品交换中的时空和个人障碍”5 。买卖发生在两端，而中间是持有货币的阶段，这成为常态。如果将单个活动全部加起来看，那么无数的买卖行为构成了货币和商品的流通。这样的过程包含两种类型的成本。6 马克思认为，流通过程中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但不具有生产性的成本，即应从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减去。这些流通的成本包括仓储、记账以及在零售、批发、银行、法律和金融服务等环节的劳动支出和利润。这些成本与将商品、货币和信息从此处转移到彼处的能生产价值的劳动力支出有本质区别。

因此，对买卖行为不在一地的分析会直接涉及运输和交通在商品、货币和资本流通中的作用。马克思对此主题有不少论述。马克思指出，运输行业的产品就是“售卖地点的变化”，这也可以直接产生价值，因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7 这表明，资本可用来改善商品的空间流转而实现价值。但运输行业有其生产和实现价值的特殊规律，因为运输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是在使用过程中同步进行的，此外还高度依赖固定资本（道路、海港、备货等）。虽然在这里也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潜力，但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有在具备某些有利条件时，他们才愿意进行生产。因此，在运输行业这一领域，国家常常扮演极为活跃的角色。8

马克思指出，运输成本的减少是重要的，因为“市场扩张和产品可交换程度”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是相互影响的。9 从远处获得原材料的能力以及将产品售卖到遥远市场的能力显然会受这些成本的影响。这些成本的减少有赖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和速度的提升”10 。因此，从一般的生产角度看，“真实流通（空间）成本的减少属于资本推动的生产力发展”11 。如果按照马克思对资本动力的一般解释，资本主义要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交通必须不断改善。马克思还给出了某些暗示，来说明如何通过压力来实现改善：“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使得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由此，“逐渐依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12 。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还发展了如下的普遍结论：“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13 运输成本的下降为商品流通开辟了新的空间，因此也推动了资本的流通。“直接产品只有随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由此“价值增殖的领域和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领域”才会被开辟。14

但商品的远距离运输，尽管成本下降，还是会增加流通的时间。这就导致了资本周转时间的延长，资本周转时间是生产时间和流动时间之和，15 除非流通速度能够加快。资本周转时间越长，资本年均剩余价值回报率就越低，因此商品流通速度与商品流通成本一样对资本流通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对此有清晰的表述。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提高资本流通的“周转率”可直接提高资本的积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甚至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16 。因此就会始终存在将商品流通时间压缩到最短的动机。17 所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时间的动机都来自资本积累的要求：“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信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8

“用时间消灭空间”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资本流通使得时间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维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剩余劳动时间是产生利润的根源，剩余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周转时间之比决定了利润率和平均利息率。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这样的时间关系才能理解空间以及创造人类活动新空间设置的动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句话绝不意味着不必关注空间维度。相反，它提出了有关空间的基本问题，即空间应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使用、组织、构建和设置，以符合资本流通的严格时间要求。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得出了若干引人思考的结论。例如，他认为，跨空间的流动以及供货的定期性对周转时间有着重要影响，各种储备和存货的减少可减少整个周转过程中必要冗余资本的要求。因此，必须要组织有效的交通运输体系来确保定期供货以及供货速度和低成本。19

但资本流通的时间要求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组织内的其他重要调整来应对空间障碍。20 在远距离贸易中，生产和消费的间隔时间较长，这对资本流动的持续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提出了信用的“物质基础之一”。马克思专门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明确描述资本主义条件下时间、空间和信用的关系：

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虽然（生产过程的）这种连续性是必要的，但是，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稍为发达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制度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21

信用系统使得货币可以独立于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普通商品的流通。世界市场上的信用流通成为以时间消灭空间的主要机制，并大大增加了跨空间商品流通（以及资本）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在产业资本家中产生了货币资本家，而信用制度的内在矛盾也会有地理上的表现。22

商品流通在空间流通的效率也取决于商业资本家。在这里，马克思叙述了普通商人的历史作用，即低买高卖，初级发展水平的互通有无，通过利润、劫掠和暴力积累资本以及形成世界市场，然后又将之与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家的作用进行了对比。23 对于后者，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家的作用通过实现专业市场化来降低成本和加速商品流通（以及资本）。24 商业资本家只有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才可获得利润。但与货币资本家相同，商业资本家在应对产业资本家时也会有优势，因为商业资本家总能找到机会牟取暴利、开展投机甚至实施诈骗来实现超额资本积累。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核心是由不断扩大生产的必要性决定的^25 ，因此世界市场的形成不能仅仅归因于商业资本家的活动，而是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如果变革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时间并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则能直接减轻空间制约，但信用和市场体系组织效率的提高也可发挥辅助作用。后者可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由此提高分处两地的供应商的空间整合能力。产业资本家通过生产组织、位置选择和技术方式来实现相似效果。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呢？

获得剩余价值的能力与雇佣劳动的物质生产效率相关。资本家可剥削这些源于自然的变量。26 同理，在贸易中也可通过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剥削。由于竞争客观规律的作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生产位置对自然变量和地理位置会越来越敏感。但马克思不接受这样的分析，尽管马克思承认自然和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条件。他坚持认为，首先，土地肥沃程度、生产效率和地理位置都是社会因素，直接受人类行为影响，也会因人类生产技术变化而调整。“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27 土壤的丰瘠程度变化、交通改善可改变相对位置，而土地里凝结的人类劳动就体现着新的生产力。28 其次，某些优势很快就会被消除，例如靠近瀑布方便利用水力的优势，但一台蒸汽机的出现就可改变这一切。马克思尤其对将资本主义生产从自然制约中解放出来的变迁感兴趣，这也创造了供人类活动的人造“第二自然”。如果出现肥沃土壤和位置能为某些生产者带来持久优势的情况（马克思认为这在其所处时代的农业中常常出现），那么收益就能用地租的形式实现。

因此，生产地点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自然条件，而应该看成是对自然、位置优势和劳动过程进行改造后的结果。空间和资源禀赋限制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内部影响因素，而不是依赖某些外在自然条件的因素。那么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观点，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逻辑的内在原则之一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和减少空间障碍。

例如，当资本家希望推动和利用劳动合作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就会倾向于将生产活动限定在较小的空间。29 出于相同目的对具体劳动分工的再组织，要求此前“先后开展”的工作变成在同一空间里“同时开展”。30 机器的运用和工厂制度的兴起使这种趋势更加稳固，劳动和生产的空间布局都开始集中在限定的区域。这一原则也触及了社会分工内的跨行业联系。在大型城市中心出现了生产集中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分布的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31 从所有这些情况中都可看出，对生产空间的合理组织对降低资本周转过程中的周转时间和成本至关重要。

大型城市中心的人口和生产力集中趋势也受到了其他重大历史进程的推动。技术创新使工业企业不必守在某个具体原材料或能源的生产地，由此让生产在城市中心集中成为可能。这就是蒸汽机的重要作用。蒸汽机使生产集中在城镇，因为“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32 。交通方式的改善也影响了现有市场的发展，让其“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市场加速集中”33 。

随后“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因为，“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生产部门，例如啤酒业，在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都会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34 至此，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镇化生产的强大推动力量。他也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力量实际上来自资本消除空间障碍和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普遍过程。“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35

但这一过程也要求劳动者和人口在城市中心的限定空间集中，“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36 这种流入可以来自对农村原始和未受侵害的人力的不断吸收，其前提是要存在供原始积累使用的过剩人口，具体实现方式就是用圈地或其他暴力方式将其从土地上驱赶出来。37 马克思对于爱尔兰劳动者流入英格兰的工商中心尤其感兴趣，因为这不仅为英国提供了必要的过剩劳动力，而且还导致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分化。38 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来移民，那么劳动力的扩张就要依靠劳动人口的“迅速更新”和“绝对增加”，具体方式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社会条件的城市化改造，包括早婚以及雇佣童工等，由此让劳动者将“生产”儿童视为重要的财富来源。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技术变革会产生流动的“工业后备军”，这些人集中在现代工业的中心。39 即便是在因技术发展而导致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资本家仍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40 。一方面是资本在空间的积累，“一方面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以及儿童在“可诅咒的环境”中成长。41

尽管生产力和劳动人口在几个大型城市中心的不断集中降低了周转时间和流通成本，但这样的集中显然是有限度的。这种人类悲惨境遇的集中为阶级意识觉醒和组织提供了土壤，而工厂和生活区域的拥挤很容易成为社会抗议的对象。42 但资本不会坐等这些问题出现，而是会及早采取行动来消除这些问题。创建世界市场是资本概念本身之意，而此处剩余价值的创造则要求另一处剩余价值的创造，即借助互补来创建新的生产和交换点，以实现“流通范围不断扩大的生产”。旨在发现新的物的有用属性以及获得自然原材料的自然探索，推动了“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43 。因此，趋于集中的趋势就受到了日益专业化的“将生产具体部门设定在某国家具体区域的地域劳动分工”的牵制，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的需要，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也开始出现。44 所有这些都受到新交通和信用系统的推动，这些系统推动了远距离运输，减少了空间障碍并用时间消灭了空间。

马克思所构想的地理图景似乎始终处于两股力量交织的张力之下，一股力量要求生产不断集中，另一股力量则要求空间的分散，两股力量的源泉都是为了缩短周转时间以及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对此并没有明确表述，但如果一定要有一般框架，那就是生产力（包括劳动能力）在具体地点的不断积累和市场机会的持续地理扩张。马克思评论说，随着资本的积累，空间内的各种流动有了长足增长，“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45 。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或许对应着最初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城乡对立，46 好像必然会出现。

但是这种结构在对资本积累的无休止追求中无数次反复。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要依靠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而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则要依靠“现有消费的数量化扩张……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现有产品来创造新的需求”，以及“通过对地球全方位探索来实现新需求的生产以及新使用价值的发现与创造”。随后，马克思又把科学的兴起、社会新需求的确定以及世界文化的改造融入到了全球改造的大背景之中，其背后就是为实现资本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扩张：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7

由于资本生产包含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因此在这种资本主义地理扩张之中也存在着矛盾。具体来说，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地理分布与交通运输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构成矛盾。地理扩张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即空间运输成本、速度、持续性以及效率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由此“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因此，“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48 显然马克思认同这样的观点：空间是相对的，这取决于交通运输上的投资。技术和组织变革又增加了这种不稳定性，要么将生产从具体的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例如对某具体原材料或能源供应的获取以及某种特定的劳动技能），要么加强某地区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此时也要考虑劳动者迁徙（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的实际能力和社会条件。49

这些过程中所产生的空间设置变换就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移动的固定设施是存在于某具体位置的使用价值，为生产、交换和运输服务。毕竟，“资本就定居在土地本身上，而表面上固定的、由自然造成的、以地产形式存在的前提本身，却表现为仅仅是由产业造成的”50 。土地使用价值中的价值一旦移动就会被毁掉。因此，资本需要以实物风貌重建自身的形象，通过由人类劳动创造的土地中的使用价值来推动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所生产出来的由固定资本形成的地理风貌既是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成果，也是阻止资金继续积累的牢笼，因为这恰好创造了此前并不存在的空间障碍。对于资本积累如此重要的地理风貌的生产最终却构成了与冲破空间障碍或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会加大对固定资本（机器、厂房以及设施等实物）的依赖。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就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51 ，而在相同的条件下，耐用性越大，这种固定程度就越高。52 马克思如此形容固定资本流通的条件：“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时，才会再生产出来……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53 总之，固定和不变资本的使用对于未来资本流通和运用劳动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只要资本投入到这些经使用折旧的资产，资本和劳动能力都会在现有的地理框架内流动，这些流通会实现“从土壤改良……到所有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改善”中产生的价值。54

资本主义既要保持土地里过去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价值，也要摧毁这些价值来开拓资本积累的新空间，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地理学上的矛盾之处。这种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在某个时刻符合资本主义要求而被创造出来的地理风貌，会在后来某个时刻被打破，通常是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

这种内在的对立在运输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消除空间障碍以及“以时间消灭空间”要求部分社会财富“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55 换言之，固定空间配置的生产（例如铁路公路和港口系统）是让资本克服空间的唯一途径。有时候克服空间要求将此前的初始投资视为无效或冗余，尽管这些初始投资在当时可能还远远未曾通过使用收回。

马克思的区位理论（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没有如此具体（虽然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租金和固定资本形成理论特别感兴趣）。散落于马克思著作各处的论述不直接构成严密的体系，但马克思将地理环境和空间关系的生产和调整视为资本积累动态过程中的活跃因素。因此，关于土地中的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理论革新并不是形成结论之后的补充，而是从始至终都处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马克思空间地理论述是具有基础性重要作用的，因为只有通过空间地理论述才能理解马克思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最后一点尤其值得现在的人们反思。人类劳动能力的使用是具有特定目的和特定形式的，是为了在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创造使用价值，即马克思所言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6 。不同性质的具体劳动通过交换和最终的资本流通来形成相互关系。不同的具体劳动活动成为普遍社会关系的过程使劳动具有了抽象性质，即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7 其中，“正常的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只有在特定的交换和资本流通空间中才可具体定义。因此，必须要知道世界市场形成、空间分割、国际和地区劳动分工以及生产（劳动能力和生产力）的地理集中等过程，由此才能理解为何具体劳动过程会具有抽象和普遍的性质。对于地理学者而言，这应该是马克思最深刻的洞见。这不仅将空间关系和地理差异融入了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同时还对长期困扰地理想象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如何对各处有着独特特征的空间进行普遍归纳。答案显然不在于空泛地进行哲学思考，而是要深入研究资本积累，看看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上的各种人类行动如何被纳入普遍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中，这也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值得反复研读的天才见解：“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

对外贸易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是零散的（马克思从未完成对世界市场的专门著述），这可视为马克思对区位和空间关系论述的逻辑延伸，但重点更多是放在历史和资本积累动态如何塑造了现有的地理结构，尤其是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开始就造成空间障碍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主要发生在国家内部，因此马克思继承了绵长的思想脉络，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马克思在继承这些政治经济学传统时会对某些基本论述展开批判，但也会部分接受其中的正确内容。马克思所表现的在国家范围内的景象可能会与其一般理论有所差别，但这并无损于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只不过我们现在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地理交互。要想完整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地理的论述，就要结合两个看似不同但同等重要的角度。

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相互衔接的统一过程，其中一项的发展为另一项的出现奠定基础。例如，克服空间障碍的动力就在资本积累均质化推动之下最终消除、消解或改变了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商品交换的货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也是这一过程中的若干步骤。

他指出，货币形式的渗透对封闭割裂的社区有溶解作用，也可将新大陆纳入流通范围。58 在流通确立之后，资本就可直接积累。城镇积累来自农村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作为生产者资本之前的历史早期组织形式的商业资本则可归纳为：

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媒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部分地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9

商业资本对于财富和权力从乡村集中到城镇、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后，一切都改变了，对公平交易规则的尊重也开始改变。商人完全成了资本主义统治基础形式的中介。例如：

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了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0

但这种全新国际分工的地理实际上取决于一系列的“特殊因素”和矛盾效应，这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全球统治地位的道路充满坎坷。例如在殖民地方面，马克思就坚持认为殖民地之间存在差别：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地。这里从事农业的大部分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或多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他们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主要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活，为自己生产生存资料。因此他们的主要产品并不是商品，目的也不是为了做买卖……在第二种殖民地（种植园）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把自己的经济创建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61

这两种殖民地类型在全球资本积累方面的演化完全不同。第二种殖民地，无论是主动创建还是从某种资本主义时代前的社会演变而来（例如东欧），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因为可将必要设施降到最低程度来实现最高程度的剥削。这种将必需品变为奢侈品的做法：

决定了某些同创建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世界市场有联系的落后国家的整个社会形式。无论这些国家从它们的奴隶的剩余劳动中榨取的简单形式即籽棉或谷物形式的剩余产品量有多大，它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简单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劳动，因为对外贸易使它们能够把这种简单的产品变成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62

在这种故意制造的落后条件下无法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因此，从长期看，这些殖民地注定会沦落。

由独立小型生产者组成的殖民地则情况相反，这些生产者都需要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交易，其特征就是劳动力短缺和高工资（尤其是当有着大量廉价土地供应时）。这些殖民地并不迎合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有时甚至会主动抗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

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得到证实。在有宗主国的力量做后盾的地方，资本家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63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民众和激进运动证明了这种斗争的重要性。但由于这些殖民地国家都受到过剩人口以及主要资本积累中心少量资本的影响，而且它们常常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新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国家最终也被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中。因此，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美国就从相对独立的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成资本积累的新中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64

但还必须考虑其他的“特殊因素”。例如，马克思承认，劳动生产效率受客观条件束缚，因此自然条件的差异构成劳动社会分工的客观基础。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差异只代表着可能性（而且也不是不能经由人类行为进行改造），因为在劳动生产效率的最终结论中，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65 。此外，鉴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定义就是劳动者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66 ，劳动力价值的国家和地区差异也很重要。

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地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67

但他也指出，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劳动的效率和劳动力价值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68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会消除这些差异，而且还会强化甚至创造这些差异。“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69 货币关系和简单商品交换的渗透也无法改变不平衡的地理分布条件，这就导致了如下的重大结果：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它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70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和落后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中心和外围国家的贸易就会出现某些奇特现象。71 此外，这种差别会持续存在。某些国家可能会形成对某个具体商品的垄断，而其他因素也可能会让“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或平均成本价格决定于一般利润率”无法成立^72 。但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承认：

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与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73

这一论断与马克思的主要论点明显不符，因为马克思始终相信以货币为代表的统一价值规律必然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整合。毕竟，马克思曾这样论述：“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74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

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创建在价值上，或者说，创建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75

在此是不是容易想到马克思在地理位置方面的矛盾之处：地理差别的消除实际上又导致新的差异的构建？显然，具体的客观地理结构是由劳动的抽象方面（通过世界市场交换所得社会测定）和劳动具体属性（具体时空、具体个人所从事的具体劳动过程）共同决定的。正如我们所见，“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媒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76 。

这些都是让对外贸易变得十分复杂的“特殊因素”。这些复杂性并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对外发展的失败，即资本主义无力突破社会和文化障碍来实现全球统治（尽管这些障碍有时候难以去除，或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会发挥主导作用）；相反，这些因素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本身。因此，我们在对外贸易中看到的大量复杂问题都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表现。而在所有现象之下，最大的真实可能性就是，最终资本主义创造了自身发展的最大（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障碍。

小结

左派理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地理视角的缺乏（只是谈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曾是20世纪70年代激进人文地理学中的热点话题。但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以及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列宁曾试图阐明这种关系，但他并未成功。英美马克思理论界有若干地理学家都在积极努力补上这块理论短板，以伊夫·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首的法国学术圈也在进行类似努力。在地理学中，创建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和埃利泽·勒克留（Élisée Reclus）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方法，对解释空间、位置和环境似乎比主流马克思理论更合理。但无政府主义缺乏马克思所创建的强大政治经济学武器。我想要做的就是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寻找有助于讨论的依据。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动态时常常有关于空间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空间分布的论述，但这些通常都是作为旁注、插曲或零碎观点。我决定将这些散落各处的论述综合起来，看看其中是否存在系统化的脉络。我对最后的研究结果感到满意，而且还天真地想象主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会赞赏我的这些新发现。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无视我的成果，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地理学者能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添砖加瓦；同理，大部分主流地理学者也无法想象马克思的思想会跟地理学相关。这种互不信任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略有缓和，但始终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学术分割所造成的理论局限。本章中许多观点和论述都纳入了我出版于1982年的《资本的限度》（The Limits to Capital ）一书后面的部分章节中。

我的目标是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进程。我之所以将研究限定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形式上，是因为我认为“城市”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有特殊意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城市”概念存在重大意义和实际上的差别。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我将通过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条主线来分析城市进程。这两条主线互为表里，应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这是审视整体资本主义活动的两个不同视角。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具体而言，资产阶级控制着劳动过程并组织劳动过程来获取利润；而劳动者只掌握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必须在市场上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出售。这种统治关系的发生是因为劳动者必须通过给资本家创造利润（剩余价值）来换取生存所需的工资。当然，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高度简化的，真实生产系统中（包括生产、服务、必要流通成本以及分配交换等）的真正阶级关系（以及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资本剥削劳动产生利润，而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必须不断扩大利润来实现再生产。因此，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是创建在“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基础之上。积累就是资产阶级实现再生产和剥削劳动的方式，因此资本积累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

资本主义的矛盾

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全角度分析城市进程理论。下面列出这些矛盾的主要形式。

首先，要考虑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交换领域，每个资本家都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经营，每个资本家都要自主经营并寻求独特经营之法。但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竞争来发挥作用的内在规律是，“外部强制规律对每个个体资本家发挥作用”。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为表象的世界实际上掩藏了趋同和统一的实质。但是由个人行为向阶级行为转化的过程并不完整也不完美——这或许永远无法做到，因为资本主义规律下的交换过程总是意味着个性，然而价值规律却是衡量社会整体。因此，个体资本家总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安排生产，而社会整体的生产安排却是无序的，无法代表阶级整体利益。举个极端的例子，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每个资本家都会想方设法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工作强度，由此损害了劳动力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个体资本家的共同行为可能会严重损害未来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

其次，要考虑资本积累对劳动者的影响。从剩余价值理论可知，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因此，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本身就带有资产阶级对劳动者实施暴力的意味。但马克思指出，这种占有不一定要表现出违背交换领域里平等、个人和自由的原则。如同资本家一样，劳动者也可以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其拥有的商品。但劳动者之间也存在为了被雇用的相互竞争，尽管劳动过程是受资本家掌控的。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资本家会越来越肆意妄为地加重对雇佣工人的暴力剥削。劳动者对此无力反抗，因为劳动者之间相互竞争，如同散沙。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劳动者团结起来，以阶级整体反抗资本剥削。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会不时造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隐性或显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矛盾贯穿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基础。

这两类矛盾是相互贯通的。它们反映着同样的客观现实，是真实情况的两个不同方面。为了理解方便，也可将两类矛盾分开讨论。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劳资矛盾有着根本差别，不管这两类矛盾的关系如何紧密。在下面的论述中，首先在不考虑劳动阶级反应的情况下研究资本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分析劳动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可能产生的阶级反应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进程的影响。

在分析中也可纳入其他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经常与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产业存在对立关系，这些产业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国内经济、小农经济和工匠生产），也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等）。此外，还有在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基础”关系之中衍生出来的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显然也要考虑在内。

资本积累规律

首先要在生产体系和价值实现的框架中研究资本流通。在此需要引入若乾图表，这些图表看上去可能过于“功能主义”甚至过于简单，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逻辑。我们也会看到，因单个资本家行为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矛盾而出现的问题，由此我们可思考应通过什么方法来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总之，我希望可以简要地概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

资本的第一循环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想创造剩余价值，要么延长工作时间（绝对剩余价值），要么通过改善生产流程来不断提高生产力，由此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合作、劳动分工或投入固定资本（例如机器）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劳动过程不断改善的动力就在于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因为每个资本家都想采用超过竞争对手和社会平均的技术来实现超额利润。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中阐述了这种竞争对劳动者的影响。马克思探讨了剥削率的变化，以及因劳动力供应条件（尤其是工业后备军的形成）变化所导致的劳动过程的时序变化；马克思还假定如果资产阶级要实现自身再生产，就必须保证某种资本积累率。马克思的分析是围绕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关系展开的，其他问题则暂时不论或假定不会发生变化。图3–1显示了这种关系。

《资本论》第二卷最后论述了规模扩大后的积累模型。马克思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包括技术变革以及固定资本投资比例等）的情况下，讨论了生产中生产资料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例。这里的目标是为了显示生产过程中因比例失调而产生危机的可能。但现在马克思拓宽了生产关系的结构并将之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图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情况中马克思都明确假定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在同一时期。图3–2中显示的生产关系就是资本的第一循环。

图3–1 马克思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中的关系

来源：《资本论》第一卷

图3–2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中的关系

来源：《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利润率下降及其补偿趋势的分析同样假设生产和消费发生在同一时期，虽然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曾尝试扩大论述范围。其实第三卷中的开篇部分是对前两卷的总结陈述，它描述了在资本第一循环时的状况，以及单个资本家的做法与整体阶级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结果就是导致了过度积累的趋势——生产出的资本相对于运用这些资本的机会来说太多了。这种趋势有各种扭曲的表现：

1. 商品的过度生产——市场供大于求。

2. 按价格标准利润率下降（不同于价值标准利润率下降，价值标准利润率是理论构建）。

3. 资本过剩，表现为闲置生产设施或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雇佣生产的货币资本。

4. 劳动过剩和劳动力剥削率提升。

这些表现可以单独或并列出现。这样就有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初步框架。

资本的第二循环

现在要改变生产和消费处在同一时期的假设，转而考虑商品生产和商品的使用需要不同的劳动时期以及不同的流通周期等。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中对此展开了一些论述。马克思专门讨论了固定资本和消费资金的形成，他认为，固定资本需要特殊的分析，因为固定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实现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来源在于，固定资本项目虽然可以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物，但其却是用作生产过程的辅助而不是直接的原材料投入。此外，固定资本的使用期限相对较长。此外我们也可将固定资本分成两类，即生产过程中包含的固定资本和作为客观生产框架的固定资本。我将后者称为“生产的建筑环境”。

在消费方面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结构。消费资金是那些用作辅助而不是直接消费的商品所对应的资金。某些项目直接包括在消费过程中（火炉、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而有些则是营造了消费的客观环境（住屋以及人行道等），我将后者称为“消费的建筑环境”。

在此必须指出，建筑环境中的某些项目既服务于生产，也服务于消费，例如交通环境。此外，通过用途的改变，生产设施也可转换成消费设施。同时，建筑环境中的固定资本是固定在空间里的，其内在的价值无法在地理上移动；如要移动，则价值尽毁。因此，建筑环境的投资意味着要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创造完整的客观地理条件。

固定资产和消费资金的资本流入可称为资本的第二循环。想想这些资本流发生的状况。这些资本相对于现有的生产和消费需求而言必然是“剩余资本或劳动力”，由此才能推动资本投入到长期资产的构建中，尤其是建筑环境中。在第一循环中常常出现的资本过度积累有了解决之道，一种可行但临时的方法就是将过剩资本投入到第二循环。

但个体资本家想要将资本从第一循环转到第二循环时常常会觉得很难，原因多种多样。在建筑环境方面，个人投资的障碍尤其高，因为建筑环境的投资额巨大且回报期很长，而且难以正常定价；此外一旦建成之后又常常是所有个体资本家都可使用。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所以个体资本家的投资无法满足资本家阶级整体的需求。个体资本家在第一循环会过度投资，而在第二循环又会投资不足；因此资本家难以在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之间保持资本流动平衡。

因此，让资本流入第二循环的条件就是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存在，或者有国家愿意投资并保证长期大型项目的建设来营造合适的建筑环境。在过度积累阶段，只有当过度积累表现为可以自由流动以及不受阻碍地投入这些项目的货币资本后，资本积累才能从第一循环顺利进入第二循环。这种资本流动的转换必须要有货币供应和信用系统的配合，货币和信用体系可以在实际生产和消费之前创造出“虚拟资本”。这对于消费资金也同样适用（因此消费信贷、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市政债券等都很重要），其作用与固定资本类似。

由于货币和信用的生产是相对自主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创造控制这些投资流程的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作为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资本管理和调节的总体调配中心。这些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的性质和形式以及这些机构所采取的政策，掌控和影响着资本进入第二循环或其他具体领域，包括交通、住房和公用设施等。这些中介机构的变迁会影响资金流的规模和方向，让资本流入某些具体渠道或去开创新的投资领域。

资本的第三循环

要完成资本循环的完整图景，就必须引入第三资本循环的概念，这包括对科技的投资（目的是提高科技对生产的帮助，由此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各种社会投资。后一类投资通常可分为从资本角度出发的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投资（提高教育和医疗投资，由此提高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能力），以及通过思想、军事和其他手段来提升对劳动力的笼络、融合与约束的投资。

个体资本家发现，作为个体很难对这些领域开展投资，无论个体资本家对这些领域多么看重。为此，资本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结成阶级同盟，一般是以国家作为中介，由此对科技研发以及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提高开展投资。此外也要看到，资本家常常需要开展这方面的投资来为后续的资本积累创造充分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但在社会开支方面，投资状况常常深受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对劳动力的约束和意识形态控制投资，就是为了减少劳动阶级对资本剥削的有组织反抗。当劳动阶级积累了足够力量时，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加以笼络。由于国家常常是阶级斗争博弈的场所，因此最后所实现的调停也不一定完全遵照资本家的意愿。要分析组织资本的第三循环，就必须对国家的作用进行审慎的理论和历史剖析。

资本循环整体过程和其矛盾

图3–3显示了构成资本三类循环的整体关系结构。该图看上去相当“机构主义或功能主义”，这主要是由呈现的方法所致。我还没有想到有其他方法能如此清晰地呈现资本流动的维度和路径。现在我们就要考虑这些资本流和关系中潜藏的矛盾。首先假定，并不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显性阶级斗争，由此可以看到，个体资本家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本身就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稳定源泉。

前面已经分析过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如何导致在资本第一循环中产生过度积累。如前所述，这一循环的矛盾可暂时化解，具体办法就是让资本进入第二循环。因此资本就会有各种投资选择：可以形成固定资本或消费资金；可投资于科技或“人力资本”，因为工人总是受资本家的话语主导或直接承受压迫。在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资本家可能无法对上述投资选择得面面俱到或均衡照顾，这取决于资本自身的组织方式、资本所创造的机构，以及生产状态和阶级斗争状态所确定的可能目标。在此暂时不去考虑这些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资本循环整体结构中的过度积累趋势上，目前还仅仅是分析了第一循环中资本过度积累的情况。为此，首先就要确定投资效率的概念，尤其是那些进入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的资本。

图3–3 资本第一循环、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的关系结构

资本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的投资效率

在此之所以选择“效率”而非“利润率”，主要是基于如下原因。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的利润率概念用的是价值概念而不是价格概念，对于剩余价值的各类表现形式并不关注，不管是货币资本利息、生产资本利润，还是土地租金、商业资本利润等。利润率被视为所有行业全部个体资本家所赚取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此外还假设竞争会使得各行业平均利润率趋同。

这一概念对于分析三种循环中的资本并不适用。首先，建筑环境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尤其是像交通网这样的集体生产形式，如果撇开资本市场或剩余价值的利息分配，那么是无法理解的。其次，许多在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中生产的商品并不能正常定价，而按照普通的利润率标准又不能衡量国家的集体行动。最后，利润率完全适用于解释个体资本家或公司在相互竞争中的行为，但如果没有某些重大的假设（例如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假设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整体剩余价值等于整体社会化利润），就无法转变成解释资本家整体阶级行为的概念。

如果我们能妥善定义投资效率，那么我们可以用效率的概念来规避上述问题。因为资本家作为阶级，通常都以国家为中介，常常会投资有助于未来资本积累、有利于资产阶级再生产以及有利于对劳动继续剥削的那些条件的生产。这就直接得出了有效投资的定义，即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基础的投资。简而言之，在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上的投资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实现这样的结果的。资本家和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实现这样的投资结果的条件和方式。

投资新机器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如果投资有效，那么可直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如果无法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基础，那么投资就是无效的。与此同理，对科技的投资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然后用于扩大积累；但也有可能会失败。那么对道路、住屋、医疗、教育、警察以及军事的投资又该如何分析呢？

如果工人在工作环境中不服管理，此时资产阶级看到问题并投资建设警察力量，让警察来恫吓工人或破坏工人的集体力量，那么这样做可以间接提高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19世纪美国“平克顿”等私人保安和侦探业务的兴起就是这个原因）。但如果警察力量是用来保护资本家的奢华消费免受周边穷苦人民的干扰，那么这样的投资则无助于资本积累。这样的区分或许很微妙，但这显示了资本家投资的悖论。那么资产阶级如何相对精准地发现资本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的间接或直接有效投资呢？

这也是许多公共政策讨论的焦点问题。糟糕投资的成本注定要有人埋单，有时甚至会酿成某种程度的危机（通常集中于公共支出和政策）。

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

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内在矛盾的真实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总是有可能实现“均衡增长”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可能性永远无法实现。这种结构导致个体资本家的生产结果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相冲突，同时引发工人阶级的暴力对抗，在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必然会提出自己的诉求。

前面已经分析过资本家如何在资本第一循环制造过度积累的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表现。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要么资本积累出现停滞，要么新的投资机会开始出现，于是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如果此类投资越来越明显地可以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资本家都会纷纷跟进投资，涓滴投资会汇成洪流。但过度投资的趋势并未消除。过度积累只不过是转变成了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的过度投资倾向。过度投资仅仅是与资本的需求相关，而与其他人的真实需求无关，因此这些人的真实需求依然无法获得满足。因此，在资本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中都有可能出现危机的表现。

从固定资本和消费资金来看，危机的表现形式是资产估值的危机。长期的过度生产造成了固定资本和消费资金的贬值，这不仅会影响建筑环境，也会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耐用产品。与此类似，也可在资本流动的其他结构点上观察危机的形成，例如在社会开支（医疗、教育和军事压迫）上的危机、在消费资金形成方面的危机（住屋）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有效投资潜力都陷于枯竭。资本的持续流入并不能扩大剩余价值再生产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任何程度的危机都会表现为金融危机或国家危机，国家又因为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成为危机的独立来源（具体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以及国家开支的财政危机）。

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理性的理性调整”方式。危机是失衡的表现，危机也会推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的合理调整（对于某些行业的资产阶级而言可能是痛苦的过程，对某些劳动力也可能构成冲击）。危机也可能推动机构体系（尤其是金融和国家机构）的合理化。从前面所呈现的整体关系结构角度看，危机可分成如下几类：

1. 局部危机，即影响具体的行业地区或若干中介机构。虽然引发局部危机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局部危机一般可在行业地区或受影响机构范畴内解决。例如，有时会自动产生货币危机，但可通过监管和机构改革加以解决；某些地段的建筑环境可能会发生危机，但可通过破产或本地经济振兴来加以解决。

2. 轮换危机，即要求对资本流进行重大重组或重构，并可能对中介机构进行重大重组以打开新的有效投资渠道。轮换危机分成两类：

（1）领域轮换危机，即将资本配置从某个领域（例如固定资本形成）转换到另一个领域（例如教育）。

（2）地理转换危机，即将资本从某个地域转移到另外的地域。这种危机方式对建筑环境投资尤为关键，因为投资一旦进入建筑环境就无法在空间移动。

3. 全球危机，即对资本主义系统内所有行业、领域和地区都能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在全球危机中，固定资本和消费资金会出现大规模贬值，国家开支会出现财政危机，生产缩减，利润暴跌，全球各个地方都同时爆发危机现象。在此有必要指出，在整个20世纪，人类只出现过两次全球危机，分别是30年代的大萧条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就是从1968年开始逐渐积累、到了1973年才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

局部危机也有可能演化成全球危机。资本主义体系中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或与发展不平衡相关的轮换危机尤其值得研究。

小结

这是我首次试图构建理论基础，借助马克思的概念来以资本积累视角解释城市化。这使得资本主义积累地理学的分析落到了城镇层面的具体问题。虽然该理论看上去过于简化，有待细化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和信用的角色），但毕竟为思考资本再生产中建筑环境的长期固定资本投资提供了有益切入点。此外，还查看了过度积累的倾向如何从资本第一循环转向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以及产生的相应影响。最明显的危险就是建筑环境中的过度积累。这样的框架可以解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因美国消费者需求下降而出现暴跌，为此中国政府推出了将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引入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战略。这使中国在2009年之后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则乏善可陈。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可用这样的框架加以解释，当时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就是“修建住屋然后让人住进去”（例如发展城市郊区）。但在2007~2008年，这样的解决办法在美国无法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当我在2015年撰写整理本书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在建筑环境方面存在过度投资的失误：中国的经济局势如何演变将很有意思，现在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解决资本第二循环的过度积累问题，这不仅会影响中国，更会影响整个世界。

本章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与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系统及批判思考是一脉相承的。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 ）中提到了资本循环第二阶段的概念。另一对此问题的分析来自巴西地理学家米尔顿·桑托斯（Milton Santos），尽管桑托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与桑托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深入的交流。

为简练起见，我并未刊登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省略掉的部分展示了有关阶级斗争和资本第二循环的一些历史数据，结论与理论部分的叙述基本相同。

巴黎圣心堂位于巴黎北部的蒙马特高地之上，居高临下俯瞰巴黎。从巴黎的各个角落都可望见圣心堂的5个穹顶和钟楼。在巴黎老城区如蛛网密布的街巷中，随意一瞥就能望见圣心堂的雄伟身姿。无论是在卢森堡公园里陪伴儿女玩耍的年轻母亲，还是沿着圣母街缓缓徒步或在博堡中心乘坐观光电梯的游客，是准备在格勒内勒站搭乘地铁穿过塞纳河或涌入巴黎北站的通勤族，抑或是那些在周日下午在伯特肖蒙公园登山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宏伟夺目、气势非凡的圣心堂常常会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当然，那些在法比安上校广场上玩地掷球的老人也能望见圣心堂，这里已是传统工人聚集区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的边缘，这些地方与本章中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寒冬来临，北风卷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落叶，此时站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的墓前，也可望见圣心堂。虽然拉德芳斯商务区的现代化高楼遮挡了视线，但在20公里开外的圣日耳曼莱的亨利四世阁楼中，即梯也尔去世的地方，依然可望见圣心堂。但出于奇特的地形设计，同样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在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面前则看不到圣心堂。1871年5月27日，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在此激烈战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这堵布满青藤的墙壁前，无法看到圣心堂，离墙不远的栗树倒是越来越郁郁葱葱。此处是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组织者以及左派运动领袖的圣地，然而在视野之内的却是安葬着阿道夫·梯也尔的小小山包。

站在圣心堂面前，无人不对其美丽典雅的建筑表示赞叹（图4–1）。但许多人也会承认，这座建筑造型独特，令人过目不忘，在拜占庭风格中体现出逼人气势，仿佛巴黎整座城池都要匍匐于其脚下。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圣心堂会显得熠熠生辉，即便是在风雨如晦的时节，圣心堂的屋顶也总是纤尘不染，洁白的大理石隐隐折射着光辉。在夜间灯光照明之下，圣心堂宛若浮在空中的圣殿，不似人间之境。因此，圣心堂所体现的是超凡脱俗的伟大以及穿透时空的永恒。但圣心堂到底是为了纪念什么而建？

来此寻找答案的游客首先要沿着颇为陡峭的台阶爬上蒙马特高地。在歇息时回望，可看见由无数屋顶、烟囱、穹顶、塔楼和纪念碑组成的巴黎城市面貌，这与百年之前的风景毫无二致。在1872年10月一个雾气迷蒙的清晨，巴黎主教气喘吁吁地爬到蒙马特高地之巅，此时忽然云开雾散，巴黎壮美的城市风景尽收眼底。这位主教顿感圣迹来临，他不禁对天高呼：就在此处，这就是烈士长眠之地，圣心圣殿应在此修建，召唤所有英灵！1 那么这座雄伟的圣殿究竟是要纪念哪些英烈呢？

步入圣心堂的参观者首先会被殿内拱顶上的耶稣像所吸引。耶稣张开双臂，胸口圣心发出智慧之光。在耶稣像之下则是拉丁铭文：Gallia Poenitens（意为“高卢的忏悔”）。在圣像的下方矗立着鎏金圣棺，里面放着耶稣圣心的肖像，凝结着同情、浸透着鲜血，而又在荆棘包围之中。圣棺光芒日夜无息，全世界的信徒络绎不绝。

图4–1 巴黎圣心堂

在耶稣圣像的对面则是圣女玛丽·玛加利大（Marguerite-Marie）的等身像，这位圣徒的书信提供了更多关于圣心教派的信息。这封于1689年在法国帕赖勒莫尼亚勒写的信件称：

永恒的天父愿修复圣子之心因羞辱与暴虐而生的痛苦和狂怒；

为此应以圣心之名修筑宏大圣殿以供人们的敬仰与追随。

按经文的说法，耶稣在十字架受难之时，其肋旁被长枪穿透，为此圣心洞开，从此即有信徒为耶稣被刺透的心而祈祷，这在17世纪之前就有记载。但圣女玛丽·玛加利大对此大为沉迷，她几乎以一人之力将圣心崇拜演变成了天主教里的独特派别。尽管她生前遭受无数宗教审判与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圣心教派所崇拜的基督像则透着温煦和慈爱，盈溢着忏悔之光和神秘气息。2

玛丽·玛加利大与其追随者始终抱着极大的热忱宣扬圣心教派。比如她曾写信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信中称，基督借她传话，要求路易十四忏悔；此外还要求他加入圣心教派以拯救法国，要求按国王制像标准制作圣心耶稣像并为光大圣心耶稣修建教堂。现在镌刻在圣心堂石墙上的这句话正是来源于这封写于1689年的书信。

但圣心教派的传播很缓慢。圣心教派与18世纪法国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并不合拍。当时理性主义深深影响了法国天主教徒的思想信仰，詹森教派所推崇的刻板、严苛和自律的耶稣形象也逐渐式微。但到了18世纪末期，圣心教派开始吸引一批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路易十六与其家人私下加入了圣心教派。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沦为囚徒，他发誓说在自己重获自由的三个月内就会公开宣布加入圣心教派以拯救法兰西（当然他并未说明要从谁手里拯救法兰西，或许也不必说明）。此外，他还发誓会修建专供圣心崇拜的教堂。当然，路易十六随后被处决，所以他无法实现誓言。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是命运堪悲，在走上断头台之前，她把生命最后的祈祷献给了圣心教派。

这些故事对本篇故事颇有意义，因为这表明了圣心教派与法国封建旧制度的联系。这就使圣心教派几乎完全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法国大革命者深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念，本身就对宗教思想和行为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因此革命派对圣心教派完全缺乏认同。在革命席卷法国的年代，圣心教派显然不会有传教或壮大的空间。当时甚至玛丽·玛加利大的遗骨和遗物都必须隐藏起来，这些遗物现在都珍藏在法国帕赖勒莫尼亚勒。

1815年的法国王朝复辟改变了这一切。在欧洲列强的关注下，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者开始极力恢复他们眼中的一切社会旧秩序。对暴烈革命年代的忏悔开始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尽管路易十八未能替死去的兄长实现对圣心教派的誓言，但他还是动用自己的私人资金在其兄长和家人被草草埋葬的地方修建了赎罪教堂，这就是“高卢的忏悔”的由来。

与此同时，推广圣心教派的会社成立了，对玛丽·玛加利大的神化运动则在1819年进入了罗马。保守王室和圣心教派的联系得到了巩固。偏保守的天主教徒开始纷纷信仰圣心教派，但法兰西天主教偏自由的左翼依然对圣心教派持怀疑态度。但当时，法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新的吞噬土地、破坏秩序的敌人，法国开始遭受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和焦虑。在七月王朝时（成立于1830年，在1848年革命时被推翻）断断续续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拿破仑三世统治下法兰西第二帝国初期的狂飙突进，法国的经济面貌、制度结构和社会秩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

此时追随圣心教派的教徒不再仅仅是那些被慈爱宽恕耶稣圣像所吸引的人，也不仅仅是那些妄想复辟昔日政治秩序的保皇人士，而是包括了大量感觉到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新社会秩序冲击的人，因为此时金钱成了新的圣杯，资本的魔力战胜了教皇的权威，人们开始不再信仰上帝，而是忙于追逐财富。从保守天主教立场来看，这些变化都直接威胁着法国生活中的神圣内核，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庸俗粗鄙的物质崇拜、虚伪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除了这些普遍状况之外，法国天主教徒在19世纪60年代也有许多具体不满。拿破仑三世最终开始支持意大利统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意大利中部从教皇统治下独立出来。教皇对法国的政治态度转变极为不满，在军事压力之下教皇退守梵蒂冈，但教皇宣称，除非恢复其世俗治理权力，否则他就不再踏出梵蒂冈。在梵蒂冈，教皇开始对法国的政策大肆挞伐；此外还公开声明，他看到堕落的力量正席卷法兰西。教皇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唤起法国天主教徒对梵蒂冈的支持。各种机缘在此时碰在一起。

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玛丽·玛加利大为圣徒，圣心教派成了号召所有保守派行动起来的旗帜。从那时开始就有大量的人选择去帕赖勒莫尼亚勒朝圣。许多朝圣者其实都是搭乘着由法国金融新贵投资建设的铁路前往目的地的。他们在抵达之后就开始为国家行为和个人罪行而忏悔，为法国的物质主义和腐朽拜金而忏悔，为限制教皇的世俗统治权力而忏悔，为古老社会秩序中所蕴含的传统价值的消逝而忏悔——所谓“高卢的忏悔”。

在巴黎圣心堂大门里，参观者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

公元1875年6月16日于神圣教皇庇护九世年间，亚历山大·勒让提（Alexander Legentil）与休伯特·罗奥·弗勒里（Hubert Rohault De Fleury）于1870~1871年战争期间所立誓言完成并经由巴黎大主教吉尔伯特见证；为执行1873年7月23日所达成之国民议会决议，按建筑师阿巴迪之设计，圣心基督大教堂之奠基由主教吉尔伯特持礼完成……

这段话内容丰富，背后更是隐藏着故事。1870年，俾斯麦的军队在法国境内势如破竹，悲观失败的情绪在法国弥漫。许多人将法国的失败视为上天对法国行为失范、道德败坏的惩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法国欧仁尼皇后与全部家人和王宫随从才全身素服，从杜伊勒里宫步行到巴黎圣母院并公开宣布皈依圣心教派。尽管皇后的姿态做足，但一切为时已晚。9月2日，拿破仑三世兵败并在色当被俘；9月4日，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的台阶上宣布诞生，即所谓的“国防政府”成立。当天欧仁尼皇后从巴黎仓皇出逃，此时人们才发现，皇后早就在皇帝的安排下收十好了行囊并提前把贵重物品运到了英国。

色当战败虽然让法兰西帝国崩塌，但普法战争并未结束。普鲁士军队继续前进，9月20日普鲁士军队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这场围城之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1871年）的1月28日。与巴黎许多资产阶级市民一样，亚历山大·勒让提在普鲁士大军到来之前逃出巴黎来到法国乡间。在普瓦捷躲避战乱时，勒让提对巴黎的命运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2月初起誓：若上帝能助法国和巴黎逃脱沦陷的命运，那么他将倾其所有在巴黎修建专供圣心耶稣的教堂。他也号召其他人跟着他一起发誓，不久他就获得了休伯特·罗奥·弗勒里的全力支持。4

勒让提的誓言最初在法国乡间并没有太多人响应，因为他发现法国外省人对巴黎有着憎恶的情绪。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在此也可探究一二。

在法国旧制度时代，法国国家机器呈集权化的特点，法国革命政权和法兰西帝国都加强了这种中央集权。随后这种集权成了法国政治组织的基础，这就使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相比有了超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巴黎成了法国当仁不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789年的革命也表明，巴黎市民几乎具有缔造和毁灭政府的力量。巴黎市民在动用其力量时毫不缩手缩脚，进而也几乎是毫无掩饰地自认为是法国的主导人群。巴黎人自视为“进步”的代表，与落后保守的乡村法国格格不入。巴黎资产阶级市民对外省乡村的浅薄生活不屑一顾，还指责法国农民粗俗不堪、不通情理。5

而从法国外省的角度看，巴黎虽然是权力、统治和各种机遇的中心，但外省人对巴黎爱恨交织。巴黎对权力和权威的过度集中导致巴黎成为众矢之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也开始厌恶其他大城市，认为这些城市都是特权阶级、拜金物欲、道德沉沦以及社会溃败的代名词。但法国“城乡矛盾”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巴黎与其他各省之间的互不待见。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这些矛盾大大尖锐化。巴黎经济空前繁荣，新修的铁路网使巴黎成为法国空间整合的核心。与此同时，由于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1860年《英法商贸协定》下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巴黎开始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巴黎在法国出口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巴黎人口出现暴增，主要来源就是乡村人口的涌入。6 财富与权力的迅速集中使巴黎成为金融交易、投机活动和商业经营的中心。巴黎内部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加悬殊，巴黎西部的富裕资产阶级聚集地与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工人聚集区显得泾渭分明。居住在城西的资产阶级居民大多视贝尔维尔区为危途。贝尔维尔区的居住人数在1853~1870年增长了一倍多，资产阶级报纸将此居住区描写成“大批渣滓”聚居于“不可救赎的贫困和仇恨”中，形容此处“充满着嫉妒、懒惰和暴戾”。7 社会崩溃的迹象随处可见。随着19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帝国权威开始动摇，巴黎成了各种社会动荡因素激荡的场所，任何煽动都有可能让巴黎立刻陷入混乱状态。

在如此危如累卵的局势中，法兰西皇帝却督促奥斯曼“重整巴黎”，希望以宽阔的马路、美丽的花园以及各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来改善巴黎的面貌。其目的是让巴黎能变成当之无愧的帝国之都，不仅要征服法国，更要成为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典范。奥斯曼的城建规划耗资惊人，又借助了颇为浮夸的融资方式，这在崇尚节俭的外省人看来简直要耗空国力。奥斯曼在城建中所体现的富庶与气派，就如同新兴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而在当时，确实也有许多资产阶级通过投机于城建项目而大发横财。8

因此很自然，外省和乡村的天主教徒完全没有意愿掏钱给巴黎再修筑一座纪念碑，无论这座纪念碑的本身意义如何神圣。此外，勒让提的建议还遇到了许多具体的反对意见。巴黎人从来都自命不凡地认为法国的前途就是成立共和国，但外省和乡村法国人却对法国王室存有旧情。此外，那些留在巴黎的民众都表现出战斗到底、绝不投降的气概，他们宣称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法国外省的民众却表现出与普鲁士媾和的强烈意愿。随后流言四起，称巴黎的劳工阶级出现了唯物主义政治倾向，甚至出现了各种离经叛道的表现，由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在缺少了正直资产阶级市民的参与后，巴黎成了激进派甚至社会主义思潮的天下。由于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因此巴黎与法国非沦陷区的交流只能依靠信鸽或气球，这样很容易产生各种误解。法国乡村中反对共和制的人与城市里反对君主制的人都在利用这些误解兴风作浪。

图4–2 在巴黎公社的最后关头，巴黎城内到处是纵火和劫掠，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当时留下的许多照片中（大部分照片的拍摄者都无从查找），可以看到还在燃烧的皇家马路，包括巴黎市政厅、财政部和杜伊勒里宫在内的许多公共建筑都遭到焚毁。在19世纪80年代上台的共和国政府后来彻底拆除了杜伊勒里宫，一方面是因为重建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座宫殿成了拿破仑三世当权的象征而备受憎恶。

对于勒让提来说，他有意在誓言中避免提到巴黎。但到了1971年2月底，他的誓言获得了教皇的肯定，参与宣誓的人数也有所扩大。于是，在3月19日就出现了详细说明此次宣誓活动的宣传册。9 这本宣传册的作者们声称，此次宣誓是民族救亡活动，因为法国民众必须将国家从民族罪恶中解救出来。此外他们也确认，纪念碑的地点应该是巴黎。针对那些认为不应该再给巴黎增添纪念建筑的反对意见，这本小册子提出：“即便巴黎沦为焦土，我们将依然在其废墟之上坦承民族的过错并宣扬上帝的公正。”

这本小册子出现的时间及其内容恰好预言了事态的发展。3月18日，巴黎人走出了无可挽回的第一步，他们在巴黎公社名义下成立了自治政权。巴黎公社社员的行为，无论真伪，都激起了资产阶级的震惊和愤怒。在惨烈的血腥内战中，巴黎沦为焦土，因此在战争废墟中修建圣殿的提议就变得越来越合情合理。休伯特·罗奥·弗勒里以幸灾乐祸的笔调写道：“在随后几个月里，巴黎沦为废墟的景象一次次发挥了关键作用。”10 现在就让我们来复述一下当时的历史。

巴黎公社的成立源自一系列社会事件，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正是由于巴黎的独特政治地位，所以巴黎从未获准成立自己的市政厅，而是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之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信奉共和的巴黎人在君主制（要么是正统波旁王朝或奥尔良派）以及独裁波拿巴家族统治的轮换中不断积累怨气。长期以来，巴黎人都希望组成民主市政机构，这种想法在巴黎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

1870年9月4日成立的国防政府虽然谈不上激进也不是革命政权，11 但毕竟是共和制政府。国防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尽管国防政府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这并不是其羸弱表现的充分理由。例如，国防政府始终未能获得保皇党人的支持，因此始终惧怕右翼反动势力的反扑。当巴赞将军领导的东路军于10月27日在梅斯与普鲁士军队达成停战协议时，巴赞将军给外界的印象是，因为他是保皇党人，所以他拒绝为共和制政府战斗。他手下的某些军官对梅斯停战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巴赞将军把政治纷争放在了法兰西荣耀之上。这种国内政治和国外民族的撕扯在此后几年一直是法国政坛避不开的主题。例如，后来曾担任巴黎公社军事代表的罗塞尔对巴赞将军的叛国行为完全不接受，当然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罗塞尔被凡尔赛军队处以死刑。12

但上层统治阶级中的矛盾是次要的，最主要的矛盾还是顽固执拗的传统资产阶级与初步觉醒和独立的劳工阶级之间的敌意与独立，尽管有些敌意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则是想象中的敌意。不论对错，在19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对劳工组织和政治俱乐部的出现感到十分警惕，他们对国际工人联合会巴黎分部的行动感到不满，对劳工阶级中的活跃思想感到警觉，也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扩散感到惊恐。尽管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资产阶级所担忧的那样形成严密而统一的组织，但显然工人阶级表现出了各种代表着独立阶级意识的迹象。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法国国防政府无法阻止普鲁士军队的推进，也无法打破巴黎之围。尽管左翼领导人开始的时候反对这场“皇帝的战争”，但现在左翼领导人十分乐意支持国防政府。布朗基（Blanqui） [1] 承诺，会给予国防政府“有力的绝对支持”，第一国际领导层不仅劝说德国工人不要参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残杀，而且最后还组织了国际工人保卫巴黎。贝尔维尔是工人运动核心地带，那里的工人纷纷以“保卫共和国”为名武装起来。13

资产阶级却感到进退维谷。按当时某位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说法，巴黎的资产阶级发现自己介于普鲁士军队和他们所称的“赤色分子”之间。他如此写道：“我不知道这两种恶魔哪个更加恐怖；外国人虽然可怕，但贝尔维尔更加凶险。”14 法国资产阶级希望将普鲁士军队拒之门外，但他们无法接受与武装起来的工人先锋队并肩作战。于是出现了法国历史中多次出现的场景，资产阶级选择向德国妥协，而让左翼成为爱国战线中唯一的主导力量。1871年，对“内部敌人”的忧惧超过了对国家荣耀的考虑。

法国人迟迟无法打破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包围，最初这被视为是由普鲁士和法兰西在军事上的差距造成的。但随着一次次被说成胜券在握的战斗最终都变成惨败，真正的爱国者开始反思，当权者中要么是有人在耍花招，要么是有人在通敌叛国。国防政府越来越被视为“卖国政府”，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热情洋溢的讴歌中也不断强调了这一概念。15 国防政府依然对组建民主政府的要求置若罔闻。由于许多名望颇高的资产阶级成员已经仓皇出逃，如果不立即举行选举，那么巴黎市政权力大概会落入左翼之手。由于右翼保皇党人士的猜忌，法国国防政府觉得如果举行选举，那么结果将难以收十，因此政府决定无限期拖延。

1871年10月31日，所有这些事件的交织导致巴黎发生了一场暴烈的起义。在巴赞将军的投降行径发生后不久，消息就传出来说，政府正在与普鲁士讨论媾和条件。巴黎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正如资产阶级所担心的，贝尔维尔的工人行动最为广泛和勐烈，工人们扣押了若干政府工作人员并提出了释放人质的条件：政府必须书面承诺，立即开展市政选举并明确拒绝与普鲁士妥协。这次事件立刻触怒了右翼阵营，这也直接导致了勒让提在1971年12月所感受到的“对巴黎的憎恶情绪”。政府拒绝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法国政府在对付贝尔维尔工人方面被证明要远远强于对付普鲁士的表现。

巴黎围城仍在继续。城市状况的恶化让动荡社会局势更加充满不安。政府对民众的要求反应冷漠，这对社会上的普遍不满情绪如火上浇油。16 人们开始屠杀猫狗来获取食物，稍微有些地位的人还参与了对动物园里一头年轻大象的分食（大象的肉当时售价为每磅40法郎）。老鼠肉的价格（据说老鼠肉的味道“介于猪肉和鹌鹑”之间）也从每只60生丁上涨到了4法郎。政府要等到来年1月时才开始实行面包配给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面包的供应量大幅下降，在面包里面掺杂骨粉更是成为长期问题，而且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有些骨粉还是从墓穴里挖出来的人类骸骨磨成的。但是，尽管普通人正在不知情地食用自己祖先的骸骨，巴黎有钱人在咖啡馆的奢侈消费却仍在继续。物资都是由不良商贩提前囤积的，此时他们以惊人的价格在市场上供货。巴黎的富人依然不改变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尽管此时要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耗资不菲。政府对不良商贩的囤积居奇以及沃尓沃阶层的炫耀消费不闻不问，这一切都让底层民众更加充满怨气。

图4–3 法国漫画家查姆和年事渐高的杜米埃希望用他们的画笔记录下19世纪70年代巴黎围城几个月时间内发生的种种惨象。他们用笔记录了巴黎人晚上排队抓老鼠吃的情形，查姆还建议读者在食用老鼠肉的时候要提防猫的偷袭。

到了12月底，对国防政府的反对有增无减，这导致了1月7日著名的《红色海报》的发布。这份由巴黎20区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布告谴责了政府的无能、腐朽和绥靖，由此导致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这份布告还尖锐地指出，国防政府既无能力实施管治，也无能力抵御外侮，如果这样的政权继续存在，那么法国必然会走向对普鲁士投降的耻辱结局。这份布告还呼吁要实现对所有资源的统筹，实行配给制度并发动大规模反击。布告以振奋人心的口号结尾：为人民让路！为人民公社让路！17

这张布告贴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呼吁开始发挥作用。法国军队果断组织起来，发动了最后一场大规模突围。但法国军队的拙劣无能在这场战斗中暴露无遗，战斗的结果成了普鲁士人对法兰西士兵的屠杀。利萨加雷（Lissagaray）如此写道：“人人都知道，这些法国士兵是去白白送死。”18

对于那些参与军事行动的人来说，法国政府叛国通敌的证据越发明显。这使许多正直的爱国者开始疏远资产阶级，转而与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结盟。因为对他们而言，对祖国的热爱要超过阶级利益。

到了1872年1月底，法国政府最终还是签署了停战协议，巴黎人对这一结局感到悲凉和无奈。按照停战协议，法国将实行国民选举选出国会，然后由国会来谈判并敲定最终的和平协议。按照停战协议，法国军队将放下武器，但巴黎的法国国民自卫军被允许保持战斗力量，因为自卫军本身难以被解除武装。在普鲁士军队的严密监督之下，外面的物资开始进入深陷饥荒的巴黎。大部分留下来的资产阶级趁机跑到了乡村的别居，但与此同时，巴黎城里涌入了大量身无分文、情绪低落的士兵，这又增添了巴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氛围。在2月举行的选举中，巴黎重新选举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刘易斯·布朗克、雨果、甘必大甚至加里波第），但外省和乡村的选民都极力想要和平。由于左翼是反停火协议的，而国防政府中的共和派又因为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遭到唾弃，因此选择和平的选票都投给了保皇派。结果，信奉共和的巴黎人发现，最后选出来的竟然是以保皇党人为多数的国民议会。

图4–4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杜米埃就经常以梯也尔为主题创作讽刺漫画。1870年梯也尔突然回归政坛，此时正是法国政局的关键时点。在左图中（出版于1871年2月24日），梯也尔正在波尔多指挥新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但“看不清谁是幕后的台词提示者”）；右图中（出版于1871年4月21日，当时巴黎公社已经宣布成立），梯也尔正奋力挥动马鞭，想要拉动法国国家机器朝着凡尔赛政权的方向走。然而，代表巴黎的自由女神却在放手让马匹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女神又不情愿地回头看着梯也尔。国家分裂的情形跃然纸上。

当时已经73岁的梯也尔当选为总统，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本人浸淫法国政坛多年；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保皇党人不愿承担责任去签署这份和平协议，因为这个城下之盟注定会丧权辱国。梯也尔答应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意志。在巴黎人看来，更为不可饶恕的是，梯也尔竟然答应普鲁士军队在3月1日举行凯旋仪式入驻巴黎。由于许多巴黎人都扬言会以武装斗争反抗这样的仪式，这样的驻军必然会让巴黎血流成河。左翼的组织力量（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反抗，普鲁士军队必然会消灭他们的武装力量并最终有利于梯也尔）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地下组织阻止了正面冲突。普鲁士军队沿着香榭丽舍大道走过巴黎，两旁法国民众静默如石雕，街头的主要纪念建筑都覆盖上了黑布。这种亡国之辱渗入了每个法国人的心中，而梯也尔被视为罪魁祸首。梯也尔还同意进行大量的战争赔款。但梯也尔最后的一点爱国情怀让他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让德意志银行家来给法国贷款的建议。梯也尔将贷款的机会留给了法国人，法国赔款的屈辱变成了法国大金融家最大的商机。19 但这些法国银行家告诉梯也尔，如果他想要借钱，那么首先要对付“巴黎的那些土匪”。梯也尔对此驾轻就熟。早在1834年，作为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内政部长，梯也尔就对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劳工运动进行了冷酷无情的镇压。梯也尔视民众为“卑鄙的福斯”，长期以来他就想好了对付民众的计划，在1848年时他曾对菲利普国王提出过该计划，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20 他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发动整个国家的保守势力来对付巴黎城中的激进主义。

3月18日清晨，当巴黎民众醒来时，发现法国所剩不多的军队进入了巴黎，他们的任务就是收缴城内的大炮，显然这是解除民众武装的第一步，因为巴黎民众从9月4日开始就在与国民自卫军一道并肩作战（图4–5）。巴黎的劳工阶层立刻行动起来，将这些大炮从军队手中抢了回来并宣称这是属于自己的。毕竟，在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期间，难道不是巴黎民众亲手将废旧金属收集起来然后熔炼成大炮的吗？在蒙马特高地之上，疲倦不堪的法国士兵守卫着从城里各处收缴而来的大炮，但他们要面对越来越激昂愤怒的民众。莱康特（Lecomte）将军下令部队开火，他下了第一道命令、第二道命令、第三道命令，但士兵并不听从。他们朝天放空枪并开始与聚集的人群联欢。一群愤怒的流民甚至把莱康特将军抓了起来。他们还在路上偶然发现了克雷芒·托马斯（Clément Thomas）将军，这位将军因镇压1848年革命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两位将军被民众带到了玫瑰街6号的一个小公园，在无谓的争辩和愤怒的争吵后，他们被拖到一堵墙前被枪毙了。

图4–5 这张珍贵的照片上所显示的蒙马特高地上的火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修筑的。巴黎民众捐献了大量的金属，然后在冶金工坊里制成火炮。这些火炮的归属成了巴黎和凡尔赛争辩的焦点并最终引发了法国政坛的分裂。

这些事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时保守派有了自己的烈士，梯也尔也有了借口将巴黎民众描绘成暴徒和杀人犯。蒙马特高地在历史上是基督教圣徒殉道的地方，现在莱康特将军和托马斯将军也被看成是历史英烈。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随着建造圣心堂行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要纪念那些“昨日牺牲自我以保卫基督教社会的英灵”。国民议会委员会在有关圣心堂的法律草案中就采用了这样的表述，按照这部法律，圣心堂将成为法国的公共设施。21 1875年6月16日，在圣心堂的奠基仪式上，休伯特·罗奥·弗勒里对圣殿所选位置如此评论：“这神圣之处仿佛变成了撒旦肆虐之地，一场令人恐怖的浩劫使得此处满目疮痍，也让两位烈士在此牺牲。”他继续说道：“是的，圣心堂将在巴黎公社运动的最初爆发点建起，这里也是莱康特将军和托马斯将军的遇害之地。”他还欣喜地称：“众多良善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上帝完全知道如何应对邪恶之人、挫败其阴谋并在恶人挖掘坟墓之处安设摇篮。”他还将众多良善的忠诚教徒与恶劣地理相比较：“沿途恶魔林立的山冈，此处居住的人对所有宗教观点持有敌意并对基督教堂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22 正所谓“高卢的忏悔”。

梯也尔对3月18日事件的反应是要求所有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撤出巴黎。在相对安全的凡尔赛，他开始筹划对巴黎的入侵与征服。俾斯麦对于梯也尔的这一计划表示了赞同，不仅允许梯也尔重建法国军队来完成入侵巴黎的任务，而且还释放了战俘并提供了物质支持。

而完全处在自治状态的巴黎民众也开始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意外，但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巴黎人还是在3月26日安排了选举。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布正式成立。这是巴黎民众欢乐喜庆的日子，也是资产阶级惊慌失措的日子。

巴黎公社的政治并不连贯。虽然许多工人参与了巴黎公社，并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被选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但巴黎公社的主体成员还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巴黎公社的社员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从中间路线的共和派到雅各宾派、普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布朗基革命者都能找到，因此巴黎公社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派系，社员之间对于公社应执行激进主义路线还是社会主义路线充满争议。但巴黎公社的法规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公社宣布延迟租金支付并禁止面包房在夜间操作；还改革了交易和艺术，尤其是将艺术开放给福斯参与，由此弥合了高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此外公社也积极探索民主参与的新形式……总之，巴黎公社在各个方面的革新都是令人惊叹的，马克思在初期还对巴黎公社运动持否定和怀疑态度，但很快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支持巴黎公社。23

图4–6 1871年巴黎公社在日耳曼大街上设置的路障

然而，巴黎公社的大部分主张都未能实施，因为不管巴黎公社本身如何具有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进步性，当时的反动保守力量还是要强大得多。梯也尔在1871年4月就发起了进攻，巴黎再次被包围。乡村法国被发动起来消灭工人法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对巴黎公社而言是灾难性的。当凡尔赛军队攻破巴黎的外围防线时——这些防线是梯也尔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时构筑完工的，凡尔赛军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穿过巴黎西部的资产阶级聚集区，然后沿着奥斯曼当年修建的大道一点点向劳工聚集区逼近，沿途镇压毫不留情。虽然到处设有路障，但凡尔赛部队使用了火炮来清除障碍，此外还使用了燃烧弹来摧毁里面藏着抵抗力量的建筑。即便是在血迹斑斑的法国历史上，这一段历史也显得尤为血腥。凡尔赛军队毫无怜悯之心。其实直接在巷战中死去的人并不算太多，更多人则是未经审判被处死的。比如，一位著名的医生因为支持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就被处死；一位名叫米雷尔的人曾是国会代表并对巴黎公社持批评态度，但仅仅因为当时军队的某位上校不喜欢他写的文章，他就被处以死刑。他被迫跪在巴黎先贤祠的台阶上，然后被告知，他可以承认自己的罪行来换取军队的宽恕，但米雷尔在枪口下喊出了自己从未喊过的口号：公社万岁！

图4–7 在1871年5月“流血周”中，有大约300名巴黎公社社员被捕，这些人都被枪杀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巴黎公社纪念墙墙边，这里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

在卢森堡花园、在罗堡的营房、在现在已成为圣地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刽子手的枪声此起彼伏。大约有2万~3万名巴黎公社社员惨遭杀害。高卢的忏悔，带着复仇的怒火。

图4–8 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的巴黎公社社员（摄影师为蒂斯德利）。有人在右下方的年轻女社员尸体上放置了白布（或许不难推断，这是自由女神之象征？）

在这令人唏嘘的历史中，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1871年5月28日上午，身心俱疲的欧仁·瓦尔兰（Engène Varlin）被捕。瓦尔兰是第二帝国时期的装订工、工人联合会和食品合作社的组织者，也是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他聪明勤奋而备受尊敬，他人品高尚，对社会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也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战士，但他还是被捕了。他被拉到玫瑰街6号莱康特将军和托马斯将军被杀的地方。但瓦尔兰的命运更加悲惨。他立即被判处死刑，然后开始在蒙马特周围游街，有人说游街持续了仅仅10分钟，有人说游街持续了数小时，总而言之，他承受了一堆暴民的殴打、折磨和羞辱。最终他被拖到一堵墙前被枪杀。他牺牲时只有32岁。刽子手甚至开了两次枪才将他杀死。在死之前，他毫无悔意，反而用尽全身力气高呼“公社万岁”。他的传记作者将他称为“受难者欧仁·瓦尔兰”。现在左翼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烈士。圣心堂的所在之处正是瓦尔兰牺牲的地方。24

“流血周”期间还发生了大量毁坏建筑的行为。巴黎陷入火海。除了被炮火击中而燃烧的建筑之外，巴黎公社社员在且战且退过程中也有意烧毁了许多建筑，这也造成了所谓巴黎公社社员四处纵火的传说。为了复仇，据说公社社员会放火烧掉一切可以烧掉的东西。诚然，巴黎公社社员对私有产权并不尊重，也不怯于摧毁象征着反动的建筑和形象。毕竟，顶上有着拿破仑三世雕像的旺多姆立柱就在节日般的气氛中被推到，因为这象征着威权统治的结束。后来画家库尔贝（Courbet）被认为要为此负责，并被责令出资重建旺多姆立柱。巴黎公社还曾下令拆除赎罪教堂，因为路易十八建造这个教堂是为了提醒巴黎人为处死其兄长而悔罪，但这条命令未能得到实施。当梯也尔撕下面具进攻巴黎的时候，巴黎公社社员立刻彻底拆毁了他在巴黎的居所，几乎片瓦不留，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埃德蒙·德·龚古尔（Edmand de Goncourt）25 觉得这种私人报复行为“取得了反面效果”。

但巴黎化为焦土又是另一回事。巴黎公社纵火的传言，导致了凡尔赛媒体上广为传播的“火油女”故事。军队收到命令，对于这样故意纵火的女子可当场枪毙。26 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日记作者，奥戴欧（Audéoud）27 不无自得地记录了他自己的举报故事。他在布兰奇大街上看到一位衣着优雅的女性，但他举报说她可能是“火油女”，因为她当时手里提着两瓶液体（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始终未知）。当她把醉醺醺的士兵推开并接着赶路时，这位士兵从她身后开枪射杀了她。

图4–9 巴黎公社社员推倒旺多姆立柱，这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因为这显示出对于巴黎人而言，建筑和纪念碑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宣示意味。

不管真相如何，这种关于纵火的传说被说得神乎其神。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教皇本人也开始谴责巴黎公社社员的纵火行为了，他说公社社员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将地下的熊熊烈火烧到了地面上的巴黎”。巴黎的焦土成了公社对抗教会的罪证，但也让建设圣心堂的决心更加澎湃。无怪乎休伯特·罗奥·弗勒里对其精准的遣词造句——“即便巴黎沦为焦土”——颇感得意^28 。现在他补充提出，这样的表述更能发挥震撼人心的作用，“因为巴黎公社的纵火犯们开始让世界陷入恐怖”。

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一切都令人不悦。街上到处尸体横陈，腐臭变得难以忍受。举例来说，奥斯曼设计了风景怡人的伯特肖蒙公园（以前是惩处罪犯的刑场，后来变成市政垃圾堆放处），里面有个美丽的湖泊；但在巴黎公社运动之后，这个湖里被扔进了大约300具尸体。几天之后，尸体纷纷浮出水面且已经高度腐烂，这些尸体在附近的焚尸场烧了整整几天才宣告处理完毕。奥戴欧^29 却对看到的各种“布满枪眼、腐臭难堪”的尸体感到高兴，而且把“尸体散发的恶臭”当作是“和平的气息，虽然让鼻腔受罪，却让灵魂愉悦”。他接着写道：“我们也早已变得冷酷无情，我们应该恨不得在其鲜血中来洗我们的双手。”但这种血腥与厮杀毕竟让大部分资产阶级分子感到不适，最后除了部分虐待狂之外，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在呼吁：停止杀戮！

龚古尔或许是为了自我宽慰，写下了如下的话：

对于既无和解也无谈判的结局，这未尝不是好事。最终解决方案是残忍的，完全就是依靠武力。这样的解决方案让人们彻底放弃了懦弱的妥协……杀戮就是为了镇压到底；这次大规模清洗，即对人群中战斗人员的屠戮，可使下一次革命的时间整整推后一代人。只要所有力量都敢于在此刻尽力而为，那么传统社会将迎来20年的太平。30

这也完全是梯也尔的想法。但当某天龚古尔走过贝尔维尔区，当他看到“丑陋而无声沉默的脸”，他又不得不承认，巴黎还存在着“虽被制服但未被驯服”的区域。那么在消除革命隐患方面，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呢？

在1870~1871年的历史中，拿破仑三世与教皇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在享乐主义中的道德腐化让天主教徒普遍反省。大部分人都认为，法国陷入了罪恶，于是就产生了赎罪以及忏悔的思潮，但无论赎罪还是忏悔都是高度神秘化和宗教化的。31 信奉教皇绝对权力的正统天主教徒自然希望看到法律与秩序的回归，同时希望能有基于权威的政治解决方案。而承诺给法国带来法律和秩序的也恰恰是保皇派，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正统天主教徒。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对这一切深感不安和不满，但自由派天主教徒难以形成自己的力量，因为即便是教皇都称呼这些自由天主教徒是法国“名副其实的灾祸”。君主制与正统天主教的联手几乎没有任何阻力，正是在这样强有力的联盟之下，圣心堂才得以开工建设。

对于起誓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神圣的誓言变成可操作的行动。这要求有官方的认可。勒让提和休伯特·罗奥·弗勒里开始寻求新任命的巴黎主教的支持。巴黎大主教吉尔伯特是来自图尔的梯也尔同盟，为了让他担任巴黎的主教颇费了一番工夫。他的前面三任巴黎主教都死于非命：第一任在1848年革命中丧生；第二任在1863年死于刺客之手；第三任则在巴黎公社期间被杀。面对凡尔赛军队的杀戮，巴黎公社社员最初想要劫持人质。大主教就是最主要的人质，巴黎公社方面希望能用他来交换布朗基。梯也尔直接拒绝谈判，在他看来，一个主教“烈士”（而且这位主教本身就是天主教的自由派）的价值要超过活着的主教，更不能用活着的主教来交换充满革命号召力的布朗基。在“流血周”里，巴黎公社中的某些群体（尤其是布朗基分子）几乎采取了疯狂的报复措施。1871年5月24日，凡尔赛军队以最为残暴和血腥的方式杀入巴黎，毫不犹豫地处死任何与巴黎公社哪怕有一点儿瓜葛的人，大主教也被巴黎公社的战士枪杀。在最后一周，总共有74名人质被杀，其中24人是传教士。巴黎公社的这种反宗教立场与1789年如出一辙。但随后凡尔赛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2万多名公社社员死亡，约4万人被投入监狱，更有难以计数的社员亡命天涯，因此梯也尔在6月14日给吉尔伯特的信中提到：“赤色分子已经完全被消灭，也不可能卷土重来；在未来50年都不可能出现如近期所发生的那样的战斗。”32 在获得了这样的安全保证后，吉尔伯特动身来到了巴黎。

图4–10 从蒙马特高地上看过去的情景，巴黎公社最后日子里的巴黎陷入一片火海，这完全符合休伯特·罗奥·弗勒里当年发誓修建圣心堂的誓言中的内容，即“巴黎沦为焦土”。

新的主教对于修建基督圣心教堂的运动颇有兴致。1872年1月18日，他正式接受了建设圣心堂的责任。他在写给勒让提和休伯特·罗奥·弗勒里的信中说：

尔等以他者之思而见本国之疾……亵渎上帝与基督之谋，祸乱千万人心，背节叛教者终难逃天谴。然则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外有强侮犯境，内则子民阋墙。依本教之见，前有伤德逆理之举，方得无君无父之危。法兰西全境章法尽失，祸在咫尺……若能顺应举国公众思过忏悔之意而兴基督圣殿……则必可祛邪匡正，涤荡清浊，于抵御粉饰罪孽之异端建筑功莫大焉。33

图4–11 最初只有偏向社会民主的共和派对巴黎公社表示了同情和哀伤。马奈（上）被巴黎公社运动深深打动，他以战斗中牺牲的社员为主题创作了若干画作；杜米埃（下）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以极其沉痛和心酸的笔触描绘着“工人之间的相互残杀”。

1872年7月，极度保守的庇护九世教皇虽然还在困守梵蒂冈，但他正式核准了这项誓言的履行。一场浩大的宣传行动开始展开，筹资修建圣心堂的活动迅速升温。到了1872年年底，修建圣心堂募集到的意向捐款已突破100万法郎，可谓万事俱备，现在需要即刻行动起来，将誓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实体。

第一步就是选址。勒让提希望能使用正在施工建设的歌剧院的地址，他认为这个歌剧院是“象征着奢靡、腐朽与庸俗趣味的纪念碑”。34 休伯特·罗奥·弗勒里最初在1860年给歌剧院做了建筑设计，但可惜在瓦莱夫斯卡伯爵（Count Walewski）的坚决反对下不得不放弃（这位伯爵背景非凡，传说是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更是拿破仑三世最钟爱的情妇的丈夫）。35 替代的设计方案（就是今天的样子）在勒让提看来，充分传递出“异端建筑”的感觉，那么抹去帝国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其旧址上修建圣殿。或许勒让提忘了，巴黎公社也曾以这样的精神推倒了旺多姆立柱。

到了1872年10月，主教把选址大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他最后决定把圣心堂建在蒙马特高地上，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充分表现出对巴黎的居高临下。由于那里的土地是公共土地，因此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获得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政府当时考虑要在上面建造军事堡垒。但主教对政府说，如果要建设军事堡垒，可能会引起居民的不安和反对，而建设一座教堂面临的反对压力则会小很多。梯也尔和他的内阁显然接受了主教的观点，他们最后也同意意识形态堡垒比军事堡垒更好，于是他们就鼓励主教正式提出申请。主教后来在1873年3月5日正式给政府写了书信。36 在信中，他要求政府通过特别法律，宣布这座基督圣殿属于公共设施。如果有这样的地位，就可以征用土地的方式来获得圣殿修建的土地。

这样的法律与法国政坛长期以来的政教分离传统会有抵触。但保守派天主教对此项目的热情十分高涨。梯也尔开始拖延时间，但他的犹豫不决很快引发了保守势力的不满。保皇派觉得自己走上前台的时机到了。1873年5月24日，他们将梯也尔一脚踢开，而让最强硬的保守保皇党人麦克马洪元帅掌握政府权力。这位元帅在两年前就率兵攻入巴黎，对巴黎公社运动开展了血腥镇压。法兰西再度陷入政治泥沼；君主制复辟似乎难以避免。

麦克马洪政府很快就向国会提交了这部法律，这也是该政府试图重建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按照麦克马洪政府的计划，在重建的道德秩序中，法国的有钱和权势阶层会在国王的领导下和教会的支持下履行保卫法兰西的义务，让法兰西免遭类似近些年的社会动荡，也避免国家再度陷入无序的瘫痪状态。教会发起了大规模的集会来为道德秩序重建造势。最大的集会发生在1873年6月29日，当天有3万名朝圣者来到了帕赖勒莫尼亚勒，其中包括50名国民议会的代表，这些朝圣者公开宣布加入圣心教派。37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专门为这部法律成立的委员会在7月11日向国民议会提交草案，而国民议会中其实有1/4的代表都参与了建造圣心堂的宣誓。委员会认为，用于忏悔的基督教堂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设施。在蒙马特高地的最高点上修建这样的教堂，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也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做法，因为蒙马特高地上浸透了烈士的鲜血，包括那些不久之前牺牲的烈士。因此，法国必须“用这样的忏悔建筑来驱除酿造我们忧伤的罪恶”；而对于法兰西来说，既然法国已经“遭受如此多的屈辱痛苦”，法国必须要“呼唤上帝的保护和恩惠，因为无论胜败，上帝都会公正以待”38 。

7月22日和23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细节、法律细节以及政教关系上。正统天主教徒甚至要求更进一步。他们希望国民议会能正式开展一项全国行动，“不仅是针对巴黎公社的武装行动，更是关于全国和解与宽容。”这部分修正案最终未能加入草案。但法律还是以244票的赞成票高票通过。唯一的不同声音来自巴黎某位激进共和派代表：

想想看，要在巴黎的最高点修建一座天主教纪念碑，而巴黎是自由思想和革命的最前线，你们到底在想什么？这代表着教会对革命的彻底胜利吗？是的，这就是你们要消灭的，你们所谓的革命的瘟疫。你们想要做的是重振天主教信仰，因为你们根本无法接受现代世界的思想……好吧，作为深知巴黎公众情绪的人，作为一个像他们那样被革命瘟疫感染的人，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人们会对你们的信仰更加鄙夷，而不是被教化。当人们看到这些法国王室残党的宣誓，这些革命的敌人，他们会看到天主教与法国王室其实沆瀣一气，他们会抵制王室，也会抵制教会。39

由于新的法律赋予圣心堂征用土地的权利，专门为建设项目成立的委员会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蒙马特高地上的土地。他们收取了当初大家承诺捐献的资金，并且着手准备筹措更多的资金，以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宏伟壮观的圣心堂。然后马上开始了建筑设计大赛。建筑本身必须有宏伟的气势，还要符合基督教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圣心堂还必须与第二帝国时期修建的大量庸俗猎奇的建筑截然不同。大赛收到了78份设计方案，所有方案都被公之于众，最后建筑师阿巴迪的方案获胜。40 该方案中恢宏大气的穹顶、圣洁的白色大理石和超凡脱俗的简洁设计深深打动了委员会的成员。毕竟，还有什么能与俗气的巴洛克风格的巴黎歌剧院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呢？

1875年春，项目动工在即。但巴黎的激进派和共和派显然并没有太多的忏悔之意。主教抱怨说，圣心堂的修建被看作是挑拨矛盾之举，仿佛是要去埋葬1789年法国革命确立的传统原则。同时，主教站出来表示，如果某些原则已消逝或不复存在，他不会试图去恢复这些原则。这样的观点慢慢演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主教发现自己深深卷入其中。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在其中他谈到，对于圣心堂修建项目所引发的来自“宗教敌人”的恶意深感震惊。他说自己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人们竟然会用政治标准去判断源自信仰和宗教的观念。他对自己的读者强调，政治“绝非初衷；之所以要推行此项目不是因为政治，相反，正是因为政治对于解决法国的疾病毫无作用。这些疾病的根源在于道德和宗教，因此解决之道也必须从道德和宗教中寻找。”他接着写道，政治动机注定无法成为初衷，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要分裂，“而我们的工作是团结一切……社会大同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41

但法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对于举行盛大的开工仪式也有颇多忌惮，因为这可能会引发巴黎各派系的对抗冲突，因此政府建议要低调谨慎行事。委员会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破土动工，同时又不能引发太多争议。教皇此时再度出手，他宣布某天是全世界天主教徒对圣心耶稣的献祭日。在此宗教节日的掩护下，圣心堂在低调的仪式中正式开工建设，一切太平无事。建筑工作顺利进行，“高卢的忏悔”开始以物化形象呈现。

自开工之后，圣心堂到1919年才正式完工，这中间的40年又发生了诸多故事。首先，蒙马特高地由于常年开采石膏矿，导致地基不稳，要在上面修建大型建筑就会遇到许多技术问题。其次，建筑成本也不断突破原先的预算，随着圣心教派热潮的退去，圣心堂的建设开始遭遇资金困难，而关于圣心堂的政治争议始终存在。负责建设的委员会最初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来鼓励捐助，例如个人和家庭可以购买石头，今天到圣心堂参观的人可以看到许多石头上都刻着捐献者的名字；此外，还鼓励各地和各组织来承包建设具体的教堂内室，国民议会的代表、军队和教会等都通过这种方式为圣心堂建设出力，这使圣心堂的每个内室都有着独特的故事。

例如，在地下部分有一个耶稣教育堂，如休伯特·罗奥·弗勒里所说，此处是为了纪念“法国最大的罪孽，即将教育与上帝分开”42 。1871年之后法国学校就开始与教会分离，那些依然认为教会应主导教育的人就把钱捐到了这里。在这个小礼堂旁边、在地下部分的最远处是以前玫瑰街的旧址，此处设了耶稣工人堂，是由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们捐资修建的。工人出资修建教堂尤其让信教人士感到欣喜，勒让提认为这彰显了工人们的渴望，即“谴责令大部分劳工阶级深陷其中的可怕的亵渎神灵思想”，此外也表达了工人强烈抵制“在欧洲泛滥的卑劣无耻的罪恶幽灵联合会”的信心，因为联合会“让工人成为其奴隶和受害者”43 。勒让提这样描述国际工人联合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在资产阶级中盛行的观点就是把巴黎公社看作是来自“罪恶幽灵联合会”的恶毒影响。但由于命运的变幻莫测，历史忽然有了充满讽刺意味的转折，耶稣工人堂所在之处也正好是“受难者瓦尔兰”牺牲的地方，于是在这基督圣殿中，上面是为了纪念右翼势力牺牲的两位将军，地下却又在无意中供奉着左翼最著名的烈士。

勒让提的解读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实情。在巴黎公社运动的最后阶段，一位名叫阿尔伯特·德·蒙恩（Albert de Munn）的年轻天主教徒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被杀害的悲惨景象，他对此感到极为震惊并开始反思“这个合法构建的社会到底为这些人做了些什么”，最后他得出结论，工人的这些悲惨境遇和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富裕阶层对他们的漠然与无视。因此，在1872年春天，他走入了贝尔维尔的核心地带并成立第一个“宣教会”。44 这标志着法国天主教新传播方式的开端，天主教通过具体社会行动不仅去关心工人的物质生活，也开始关注工人的精神需求。正是通过这样的宗教组织，在正统和强硬天主教徒主导的圣心堂建设中，才会有来自工人的点滴捐献来资助蒙马特高地上耶稣圣殿的修建。

但圣心堂面对的政治挑战在不断增加。法国最终还是执行了共和宪政（主要是因为保皇派的冥顽不灵），随着交通运输、福斯教育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法国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法国开始进步，大部分人都接受了温和的共和制，而对1871年成立的由保皇派主导的国民议会感到失望。在巴黎，那些“未被驯服”的贝尔维尔工人以及邻近蒙马特和拉维列特的工人开始重新发声，其重回政治舞台的速度远远超过梯也尔所料。这些地区的工人也强烈呼吁对流亡在外的巴黎公社社员实行特赦，此外他们对圣心堂的修建也有越来越多的非议（图4–12）。圣心堂项目从未遇到过那么强烈的敌意。

1880年8月3日，一份提议被送到了巴黎市政会，“要求在蒙马特高地上、在属于巴黎的土地上、在圣心堂之前矗立其巨大的自由女神雕像”。当时法国的共和派将美国政治模式视为理想的模板，在完全没有王室和封建制度的情况下也可顺畅运行。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美国式的民主，同时也为了表现自己对自由、共和与民主理念的追求，法国共和派筹集资金将自由女神像捐赠给了美国，就是现在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份提议的作者表示，为什么不用类似的自由女神像来遮住招人厌烦的圣心堂呢？45

图4–12 1896年刊发在《灯笼》杂志上的海报，将圣心堂变成了吸血鬼的形象

不管保守宗教势力说得如何好听，在共和派看来，这个基督圣殿就是象征着右翼势力的保守落后和狂热迷信，因为圣心堂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它是对现代文明的污蔑，是对血腥历史的招魂以及对法兰西全体民族的羞辱。对1789年所确立的革命原则有着坚定信仰的巴黎市民决定行动起来，他们认为圣心堂是象征着“狂热天主教”的建筑，因此他们要在其前面建设新的纪念碑，即主教曾形容过的“异端建筑”。10月7日，巴黎市政厅改变了做法。市政厅认为圣心堂是“激起内战的挑衅”，因此市政厅以61对3票的投票结果，要求政府收回“1873年将其视为公共设施”的法律，然后将土地重新转为公用并在其上修建真正能代表法国国民精神的建筑物。尽管这份市政提议完全没有提到如何补偿那些为圣心堂捐资的人——当时建设进度不过是刚刚完成了地基，但它还是被呈送给了法国政府。1882年夏天，这份提议被拿到法国众议院正式讨论。

图4–13 正在巴黎工厂制作的自由女神像，准备运往纽约

吉尔伯特主教再一次开始为圣心堂辩护。面对相似的质疑，他以相似的理由进行辩解。他坚称，圣心堂的修建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基督教和爱国情怀。对于圣心堂显而易见的忏悔目的，他直接辩解道，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自己的国家不犯错误。对于那些认为圣心教派是否合适的争议，他指出只有教会才有资格评判。对于那些将圣心堂当作内战挑衅的批评意见，他反驳道：“内战与骚乱难道是基督教堂之过？教堂中的虔诚教徒难道是枉法谋逆之徒？在离乱暴虐之时难道有众多天主教徒在街头作乱？”他接着指出，拿破仑一世曾希望在蒙马特高地上修建象征和平的教堂，但“最终还是由我们在建设真正代表着和平的教堂”。46

随后他还历数了停止建设会造成的恶果。他说，如果停止圣心堂的建设，那么基督教徒将大受打击，这可能会加深法国社会的分裂。他还指出，这将创下政治干预宗教的恶劣先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873年在政治风向下通过的特殊法律），即宗教活动会被当下的政治风向所控制。此外还有复杂的退款问题，不仅要对捐资的人进行退款，而且已经开展的建设活动也要清偿。最后，他还提到圣心堂的建设事关巴黎600个家庭的就业，“骤然剥夺巴黎如此多人的就业机会显然不合人道”。

但法国众议院中的巴黎代表对主教的说法并不认同，在1882年时，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倾向改革的共和派，其中包括甘必大（Gambetta，来自贝尔维尔）以及克莱蒙梭（Clemenceau，来自蒙马特）。有关圣心堂的争论极其激烈。政府宣布既反对1873年的法律，也反对废除该法律；因为如果废除该法律，那么政府就要向教会支付1 200万法郎的赔偿金。为了减轻左翼人士的怒气，某位法国部长解释说，如果废除法律，那么巴黎教会就可立即放弃一项艰巨的建设任务，同时教会将马上多出数百万法郎可用于传教，最后宣传所取得的效果很可能会超过“当前动议支持者所反对的项目所能产生的效果”。

但是，激进的共和派并未简单地将圣心堂视为华而不实的宗教建筑。他们不仅主张完全不支付赔偿，还觉得应该把这象征着宗教至上的建筑物废除，然后在原址创建起象征着自由思想的建筑。在他们看来，保皇派和与之联盟的正统天主教派应为法国内战负责。

克莱蒙梭站起来慷慨陈词。他指出1873年通过的法律是对法国的侮辱，这是保皇党人控制的国民议会希望将圣心教派强加在法兰西民族之上的行动，因为“我们曾为人权战斗，也将继续为人权战斗，我们将为法国革命而战斗到底”。1873年的法律是发动宗教势力反扑的结果，这是对法国革命的侮辱，“由此来诅咒我们不顾教会的反对而不断抗争的行为，但我们将始终为确立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而奋斗”。他宣称，“我们必须对这样的政治攻击采取同样的政治回击。如果放任圣心堂的建设，那么圣心教派就会在法国蔓延并渗透到令人不可忍受的地步。”47

克莱蒙梭以这样充满热情的滔滔雄辩掀起了福斯反对宗教势力的浪潮。法国众议院以261对199的投票结果废除了1873年的法律。尽管圣心堂的建造工作才刚刚开始，墙壁才勉强高出地面，但似乎这个基督圣殿已经难逃被拆除的命运。恰在此时，一处小小的法律技术问题拯救了圣心堂。由于关于废除1873年法律的决议在国会通过的时间太晚，因此无法完成执行法律前必须履行的手续。而法国政府对停止圣心堂建设所可能产生的成本和债务颇为忌惮，因此也悄悄动了手脚，没有将议案再次提交众议院；相反在众议院的下次会议上转而讨论其他更有紧迫性的议题。因此，激进共和派虽然名义上赢得了一场议会胜利，但胜利并未转换成实际成果。大感侥幸的主教立刻加快了圣心堂的建设步伐。

但圣心堂的存废问题并未彻底解决。1897年2月，关于拆除圣心堂的动议再次被提出。48 此时反对宗教的共和派已是政坛主流，工人运动也转变成了充满活力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党。但蒙马特高地上的建筑工程也同样取得了积极进展。早在1891年，圣殿内部的装修即告完成并开始对礼拜者开放，恢宏的穹顶也已接近完工（但顶上的十字架到1899年才正式树立）。尽管圣心堂依然被某些人视为“内战的挑衅”，但要拆除这个体量庞大的建筑看上去越来越不合乎情理。此时站出来以天主教之名捍卫圣心堂的正是阿尔伯特·德·蒙恩，此时的天主教也与慢慢被历史淘汰的保皇派撇清了关系。教会开始吸取教训，圣心教派也开始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意义。1899年，一个更为开明的教皇登基，在他看来，圣心教派所要推崇的是各个种族之间的和谐、社会公正与和解。

但是法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代表将这些视为宗教的花招。他们依然要求将象征着仇恨的圣心堂拆除，尽管圣心堂建筑已经接近完成，尽管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要给800万名捐献者退还总额高达3 000万法郎的资金，但法国众议院的大部分议员都觉得这样做有些得不偿失，最终拆除圣心堂的动议以322对196票的结果被否决。

这是圣心堂遇到的最后一次政府有可能将其拆除的危机。1899年，圣心堂的穹顶全部完工，随后重点又放在了钟楼的建设上，最终这些钟楼在1912年完工。在1914年春，一切建筑工作全部完成，正式的落成典礼计划在当年10月17日举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到德法战争打完之后，圣心堂的宗教启用仪式才正式举行。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当时正好是由雄辩的克莱蒙梭领导，法国人兴高采烈地为圣心堂的落成而欢呼。在一代人之前，法国人彻底输掉了普法战争，在战败的阴影中谋划圣心堂的建设；而现在法国站在了胜利之巅。“高卢的忏悔”终于看到了回报。

这段充满波折的历史至今依然能够听到回响。例如在1971年2月，被警察驱散的示威者跑到了圣心堂躲避，他们决定坚守圣心堂并呼吁所有激进派的同志一道前来，因为“这座教堂创建在巴黎公社社员的尸骨之上，由此淡化了巴黎上空已经太久没有红旗飘荡的历史”。有关巴黎公社社员浴血奋战的景象又从历史记忆深处被释放，惊慌失措的神父立刻要求警察进入圣心堂以避免血腥屠戮历史的重演。警察最后动用了武力才将这些“赤色分子”从圣心堂中驱赶出来，这也算是巴黎公社运动100周年的纪念。作为这场百年纪念活动的尾声，1976年在圣心堂内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其中一个穹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根据传说，当天去参观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人会在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墓前看到一朵鲜艳欲滴的红色玫瑰。

休伯特·罗奥·弗勒里曾苦心孤诣要在别人“挖掘坟墓之处放置摇篮”，但今天这座清真寺般的天主教堂的参观者却忍不住猜想这座建筑到底代表了什么。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传统吗？是法国的历史罪恶吗？是正统天主教势力与反动法国王室的联盟吗？还是像莱康特和托马斯将军的鲜血？抑或是欧仁·瓦尔兰以及与他并肩作战的2万名被无情杀害的巴黎公社社员？

建筑无言，所有秘密都沉寂其后。唯有活着的人、对历史有感知的人，才可体味和理解建筑中所凝结的无数先辈的思想肌理，也才能穿透在此埋藏的种种传说，于寂静无声处听见丰富历史的呢喃，又将此种种声音汇成如婴儿从摇篮中传出的希望之声。

小结

要想理解城市化，仅仅分析资本流动或人口流动是不够的。公民身份、认同感、疏离感、社群和阶级等集体政治概念，都对亲密空间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公共功能空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也是各种运动、碰撞、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过程。城市里发生的大部分事件都是象征性的。当年我在写作关于法国圣心堂的部分时，阅读了大量狄更斯的作品（我年轻时竟然对狄更斯的小说不屑一顾），我对狄更斯精准传递城市生活中感觉、嗅觉和运动的笔触大为倾倒。因此对于我而言，似乎也应该写一点关于城市本身的作品以作为对资本理论的补充。1976~1977年，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来到巴黎深造，当时主要是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在巴黎游览时，我对蒙马特高地上的建筑来由产生了兴趣，当我进入其中时总是感到毛骨悚然。因此我想自己找找看，这个建筑之下是否藏着幽灵。当我对建筑的历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着迷。在巴黎期间，我不仅写了这篇文章，并且也确定了关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重建巴黎的理论学习方向。本章内容首次发表于1979年。写作始终是我的爱好，在生命黯淡或政治混乱时，写作能让我找回活力。

这篇文章也恰好体现了历史理论与马克思历史地理学对话的良好框架。当我来到巴黎时，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着自我的概念；但当我离开巴黎时，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完全有了新的理解。巴黎公社运动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影响了他对不同历史可能的思考。自然，对巴黎公社的研究也影响了我的观点（而且还在继续影响）。有关巴黎公社的研究著述，近期出版的有克里斯汀·洛斯的《公社的奢华：对巴黎公社的政治化想象》（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

本文的修订版是出版于2003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中的篇章，该书与《资本的限度》（The Limits to Capital ）一书包含了我对城市历史问题的延展思考。

[1]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议会主席。——编者注

随着福特模式朝着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转变，时空的用途与意义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社会在过去20年经历了深刻的时空压缩进程，这对于政治经济实践、阶级权力平衡乃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与扰动。尽管将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模拟总是很危险，但后现代的敏感性与20世纪初出现的某些政治、文化和思想混乱（例如在维也纳）还是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当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时空压缩情形。据我观察，自1970年以来，学界对地缘政治理论和空间美学的兴趣开始增加，由此也产生了重新思考空间性问题的崭新意愿（即使是在社会学领域）。1

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出现，要归因于新组织模式以及新生产技术的迅速运用。尽管技术发展最初可能是为了追求军事优势，但随后军工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由此超越了传统福特模式的制约并大大加快了流通速度，这为解决福特模式–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开辟了道路。19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了传统模式的难以为继。

通过生产组织的分散化，即借助分包和外包等方式，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原来福特模式中的垂直整合开始被范围更广的水平分工所取代，金融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借助旨在降低库存的实时供货制度等新生产组织方式、电子化控制以及小批量生产等新方式，许多行业的生产周期大为缩短（电子、机械、汽车、建筑、服装等）。对于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劳动过程的强化（加速），劳动者必须加速“去技能”或“再技能”以适应新的劳动要求。

更快的生产周期也意味着更快的交换与消费。交通和信息系统的改善以及装配方式的改进（包装、存货控制、集装箱化、市场反馈等），使得商品能以更快的速度在市场上流通。电子银行和银行卡的盛行则提升了货币的流通速度。金融服务和市场（在电子化交易的帮助下）也迅勐发展，因此，按某些人的说法，在全球股票市场上“24小时属于长期概念”。

在消费领域的诸多变化中，有两个变化趋势极其重要。第一个趋势是福斯市场（而非高端市场）中时尚潮流的出现，这不仅导致了服装、饰物和装饰消费市场的发展，更导致了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休闲活动的兴起（休闲和运动习惯、流行音乐风格、电子和儿童游戏等）。第二个趋势是从对商品的消费转为对服务的消费，这不仅包括私人、商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包括娱乐、欣赏、体验和消遣等服务。这些服务的“消费周期”（例如参观博物馆、欣赏音乐会或观看电影、参加讲座或健身俱乐部）尽管难以预计，但至少要比消费一台汽车或洗衣机的时间短暂得多。如果说有形商品的积累和流通是有限度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如此迷恋鞋子，她也只有6 000双鞋），那么对于服务的消费就可能是无止境的，这也是资本家忙着推出各种服务的原因。按曼德尔（Mandel）和詹姆森（Jameson）的研究^2 ，这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投资的根本动因。

这种资本流通速度加快的普遍情况产生了诸多后果，我将把重点放在与后现代思想、感觉和方法有着特殊关系的事物上。首先产生的重大结果是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观点和思想以及价值观和习惯极易改变。“曾经坚如磐石的现在正迅速随风而去”，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或许这就是近期有关该主题的论文明显增多的原因）。这对劳动市场和劳动技能需求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我的兴趣是研究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更加宏观的社会层面效应。

在商品生产领域，最明显的效应就是重视产品价值和效用（方便面、速冻食品以及其他快速消费品）以及产品的可抛弃性（一次性纸杯、盘子、餐具、包装、尿布甚至衣物等）。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3 等人曾描绘过所谓的“抛弃型”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趋势变得非常明显。这不仅意味着对制造产品的丢弃（这导致了严重的垃圾泛滥问题），也意味着对价值，生活方式，对建筑、事物、人和地方的依赖情感，以及传统待人接物方式的抛弃。这是“大社会普遍加速”与“个人普通日常体验”最直接和最切实的碰撞。4 通过这种机制（在加速消费商品流通方面被证明尤其高效），个人被迫要面对不断丢弃、不断更新以及“转瞬即旧”的现实。

“与变化速度不那么快的社会生活相比，如今在任何时间片段内都可能发生各种情形，这对人类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托夫勒接着说道，这种短暂特征导致“公共和个人价值体系的临时性”，进而又创造条件导致了“共识的崩塌”以及社会分化中的价值多元化。仅仅在商品方面，各种消费刺激信息的狂轰滥炸已经使人们的感官系统不堪重负；与此相比，20世纪初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现代化城市生活心理的分析根本就是在小打小闹。但由于社会变迁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所造成的人类心理反应基本上还是在齐美尔所描述的范畴：对感官刺激的抵制、冷漠倦怠态度的养成、短视行为，对逝去过往的复原（纪念馆、博物馆甚至废墟的重要性），以及过度的简化（无论是表达自我还是理解事物）。在这方面，有必要看看托夫勒^5 在齐美尔多年之后是如何评价空间压缩的，尽管齐美尔早在70多年前看到类似的社会焦虑时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方面，这种多变性使得任何长期的规划都变得极为困难。可以说，现在如何应对多变局面已具备与提高流通速度相等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要么对市场变化高度灵敏，可迅速调整以顺应市场变化；要么就主动把握多变性。前者主要是强调短期应对而不是长期规划，也就是不顾一切追求可以获得的短期收益，这也是美国企业管理层近期的明显行为特征。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任职年数已下降到5年，生产型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并购甚至金融或货币市场投资来追求短期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中，管理层面临巨大压力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产生了各种副作用，例如所谓的“雅皮士流感”（即优秀人才忽然失去工作能力的心理压力状态，然后会对人才的表现产生长期的类似流感的影响），以及金融从业者半疯癫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加班和无休止的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沿着职业阶梯向上爬，最后这些人都呈现出詹姆森所描写的典型精神分裂状态。

另一方面，如果能主动控制或引导多变性的生产，那么这就要求掌控福斯的品味和观点，不管是通过时尚达人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来使市场变化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不管如何，这都意味着要创建新的信号系统和意象，这本身也是后现代状况的重要一面，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构建新的意象。首先，广告和媒体形象与文化行为的结合越发紧密，对资本主义活力的增长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广告，不再是普通的宣传或推广产品的创意，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创造与产品有关或无关的意象来操控福斯的欲望与品味。如果现代广告业抽掉金钱、性和权力这三大主题，那么将什么都剩不下。此外，意象或形象本身也在成为商品。这种现象令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6 提出，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资本主义现在更多的是关于信号、意象和信号系统的生产，而不是具体商品本身。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这一变化是重要的，但其实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只要稍加拓展就可用来解释当下的情形。当然，关于意象的生产和营销体系（如同土地市场、公共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确实有些特征值得注意。消费者对某些意象的消费时间会非常短暂（接近于马克思从资本流通角度所说的最理想的状况，即“眨眼之间”）。许多意象也可在广泛的空间里同时推向市场。由于存在加速流通时间（以及克服空间障碍）的压力，因此对于稍纵即逝的意象的商品化，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不啻是天赐之物。在空间的转瞬即逝以及瞬间传播就成了资本家出于自身目的加以利用和探索的优势。

但是意象还有其他功能。企业、政府以及政治和学术领袖都希望有稳定的（甚至充满活力的）形象来提升其权威和权力。政治的媒体化已经成为主流。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充满变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寻求共同价值怀旧的多变、肤浅且幻想式的工具。永恒和权力形象的生产与营销必须要有高度的技巧，因为既要保持形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要强调形象所代表的个人、机构或事业的适应性、灵活性和主动性。此外，形象在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不仅是品牌的认知，形象可能也代表着“尊重”“品质”“尊贵”“可靠”以及“创新”等。

形象构建的竞争成了企业竞争的重要方面。在形象方面获胜，利润就可源源不断，因此形象建设投资（赞助艺术、展览、电视节目、新建筑以及直接营销）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新工厂或新设备的投资。形象有助于在市场上确立认知。在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对某种形象的购买（例如设计师服装或某款型号的汽车）也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中自我展现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成为追求个人身份、自我实现以及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加利福尼亚有一家公司专门制造仿冒的汽车电话，看上去跟真的汽车电话一模一样，结果这样的虚假汽车电话竟然大卖，许多人迫不及待地买来充门面。《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报道说，在纽约，个人形象顾问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纽约城里每年有上百万人愿意付费去参加由“形象顾问”“形象专家”“形象改善大师”或者“形象创意大师”等公司组织的课程。某位形象顾问这样说：“如今人们对人的印象在1/10秒时就定格了。”有一家形象顾问公司的口号干脆就是：“必须要装”。

或许财富、地位、名誉、权力和阶级的象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相当重要，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泛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模式的兴盛导致了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这就产生了问题，即如何用迅速增长的收入来满足代表着年轻人、女性以及工薪阶级新梦想的有效需求。由于现在资本主义具备了随意制造商品化的意象的能力，因此通过纯粹的意象生产和营销，资本积累就可以实现。这种意象的稍纵即逝可以理解为受压迫群体希望创建自身认知的斗争（例如街头文化、音乐风格、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尚潮流等），同时也反映了将这些创新转换成商业利益的冲动（20世纪60年代伦敦卡尔纳比街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效果就是仿佛我们生活在充满着转瞬即逝的意象之中。齐美尔和托夫勒所指出的那种过度感官刺激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现代社会被加倍放大。

生产以及再生产这些意象的材料是创新的重点，意象的可复制性越好，意象制造所能赢得的福斯市场就越广。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议题，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直白地思考后现代主义中的“拟像”问题。“拟像”的定义是，意象复制几乎完美，原版与复制版本之间的差距几乎不可识别。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意象的精确复制是相对容易做到的。现在意象对认知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对认知的连续和循环复制（个人、企业、机构和政治）成为可能和相当现实的问题。在政治领域显然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因为形象制造者和传媒对塑造政治认知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许多现实领域，“拟像”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现代建筑材料，现在可仿制建造古代建筑，其精准度之高足以令人难辨古今。对古董和其他艺术品的仿制也完全可以做到，所谓“高仿”已成为收藏界的一大毒害。因此，我们不仅能在电视屏幕上将过去或其他地方的意象糅合在一起，还可以将这些意象完全“拟像化”，制造出与原版真伪难辨的建筑环境、事件或景象等。那么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情况中，文化形式又会发生何种变化？对此我们将随后讨论。

在宽泛定义的“意象制造业”中，劳动力的组织和条件也颇为独特，毕竟这样的产业依靠直接生产者的创新能力。文化生产者通常缺乏存在安全感，他们忙着追求成功，或者至少希望能对劳动流程和自身创造力完全自己做主。文化产出的增长实际上是令人瞠目的。泰勒（Taylor）7 将1945年纽约艺术市场兴盛与19世纪中期巴黎的艺术市场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1945年时纽约只有几家美术馆，能经常举办展览的艺术家寥寥无几；但现在纽约号称有15万名专业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在680家美术场馆展览；10年之内产生的艺术作品数量超过1 500万件，这远远超过了19世纪中叶巴黎聚集了2 000名艺术家时的情形（当时巴黎艺术家产生了大约20万件艺术作品）。而这不过是美国艺术生产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无数的本地艺人和平面设计师、街头和酒吧表演艺术家、摄影师，以及诸多教授艺术、音乐和戏剧的院校。在这些专职艺术生产者之外，更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8 所谓的“文化福斯”，他对“文化福斯”的定义如下：

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传播者；在高等教育、出版、杂志、广播电视、剧院以及博物馆等机构任职并可影响民众对严肃文化产品看法的人群。这一群体本身足够庞大，从而形成文化、书籍、出版物和音乐录制的市场。这群由作者、杂志编辑、影评人、音乐家等组成的群体又为更加广泛的福斯文化受众生产着流行产品。

这一产业的专业就是通过意象的生产和营销来加速流通时间。在这一行业中，一夜成名并不鲜见，但暗里却以资本为王，那些精彩且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力都被吸纳到永无止息的福斯文化汹涌潮流中。福斯潮流的组织者通常对现代性体验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变成了制造时光凋零感觉的某种社会方式，这种感觉随后又反过来助长了福斯潮流的兴盛。

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 [1] 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因为这本书中预见性描述的现实演化成未来的速度。为此也导致了像“科幻”小说和“正常”小说之间差别的消失［例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和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以及普通娱乐电影与严肃科幻制作的融合。因此，我们可以将詹姆森所强调的后现代性中的精神分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流通速度的加快相连接，这种加速制造了对未来感的缺失，除非能在当下即演化未来。在波动和易变的时代条件下，持续性和稳定性被弱化。过去的经验可压缩成压倒一切的现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9 如此描述这对其小说写作的影响：

如今的长篇小说或许本身就是矛盾：时间维度已然被打碎，我们所有的生活和思维都只能发生在时光碎片之中，这些碎片有其自身的轨迹且稍纵即逝。或许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小说中才可找到时间的延续性，当时的时光舒缓流淌，岁月静美，但那个时代前后也不过百年光阴。

从来不惮于夸张的鲍德里亚^10 认为，由于对速度、运动、电影影像以及技术的膜拜，现在美国社会出现了解释逻辑的危机。他指出，这代表着“结果大于原因、当下重于历史、表面文章与纯粹物化高于深层次的渴求”。

这自然为解构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环境。如果在多变且分化的世界中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持久或高尚的内容，那么为何不彻底放开来加入语言游戏呢？所有的人类劳作，无论是撰写小说、哲学思考、劳动体验还是修建住屋，都必须面对流转时间的加速以及传统和历史积累价值的迅速消减。诚如利奥塔（Lyotard）所言，一切稍纵即逝，这就是后现代生活的标签。

但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潮流漩涡的裹挟之中，各种与之对立的抗拒情绪和趋势也开始爆发。首先涌现出来的是各种用来应付未来冲击的技术手段。企业开始重视承包商或灵活雇佣制度，由此来减少未来市场条件变化情况下所导致的潜在裁员成本。玉米、猪肉、货币和国债等各类期货市场的兴盛以及短期和浮动负债的“证券化”，都说明了对未来价值的贴现。现在保险公司对各种未来变动风险都提供了相应产品。

对意义和解释的探求也开始深化。时代流转越令人目不暇接，对于发现或制造浮华背后永恒真理的愿望就越强烈。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宗教出现了明显的复兴，在政治领域中对正统和权威的追求也在抬头（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兴盛、对拥有“尼采式”意志力量的魅力型政客或政治强人的膜拜都是例证）。对传统机构的重视（例如家庭和社区）以及对历史根源的追索都显示出，在充满变化的世界中，人们正努力寻找更加安全的情感港湾和更加持久的价值谱系。罗奇伯格和哈尔顿（Rochberg-Halton）11 在1977年对芝加哥北部市民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在家庭中最受珍视之物往往并不是那些在物质主义世界中的“值钱货”，尽管这些值钱货可能是“社会经济阶层、年龄、性别以及其他等社会属性的可靠指标”；在家庭中最受珍视的往往是关系着“家人和关爱、美好回忆与活动、人生重大时刻和重要人物”的物件。照片、具体物件（例如钢琴、钟表甚至座椅）以及活动（老歌曲的唱片以及共同记忆的歌曲）这些才是能与深层记忆互动的外物，与消费主义文化和风潮中的纷纷扰扰完全无关。家庭因此成了抵御时空压缩步步紧逼的私人博物馆。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宣判“作者已死”并在公共领域发起“去神圣化”，艺术市场对艺术家垄断以及作品真实性和仿制更加警惕［后现代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作品也不过是各种既有材料的再加工和拼接而已］。因此，像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所设计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粉色总部大楼那样的后现代风格建筑都必须举债修建，借助虚拟资本的力量，从建筑风格本身来说，至少从外部观察，建筑更加强调体现某种气质和精神，而不是为了实用。

空间的变化同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通信成本，通信的时效也不再受距离的制约。通过卫星通信，无论是相距500英里还是5 000英里，技术上的成本都是一样的。商品的空运费也大大下降，集装箱的广泛采用更是降低了大宗货物的海运和陆运成本。如今像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这样的全球化公司已经可以对全球50多处的工厂和机构同步开展有关财务、市场、成本、质量控制和操作流程等各方面的运营与决策。12 电视已进入千家万户，电视卫星信号覆盖各个角落，因此来自不同空间的图像可瞬时传递到电视观众的眼前，电视屏幕摧毁了世界的距离感。全世界都可同步收看奥运会、世界杯、独裁政权的倒台、政治峰会的召开以及重大灾害的发生……而福斯旅游以及著名地点拍摄的影片则为许多人提供了各种各样身临其境感受世界的体验。与其他意象一样，地点和空间的意象也可供生产和随意使用。

总之，我们正见证“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汹涌历程，而这始终是资本主义动力的核心。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描述了逐渐变成现实的地球村：

凭借分解切割和机械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 000年的外延爆炸式增长，现在它正在经历内爆。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过百年电子技术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以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在地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

继麦克卢汉之后，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文章来继续深入研究这一现象，例如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13 在其《消失的美学》（L’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 ）中就探讨了，如果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真实的维度，那么人类时空感的消失会对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但空间障碍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空间重要性的下降。纵观资本主义历史，每个阶段都可发现空间障碍越小，空间越重要。在危机条件下竞争加剧，此时资本家就会更加重视相对位置优势，因为空间障碍的消失正好让资本家有能力去利用细微的空间差距。各地劳动力供应、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条件的差距对资本家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对空间的掌控甚至成为阶级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它成为强迫劳动力加速劳动、改变技能或顺从管理的工具。通过地理上的流动性和分散化，资本家可以削弱工会的权力，因为传统工会势力总是根植于大型生产工厂。将资本转移到别国、在某些地区缩减产能或在其他地区新增产能、改造传统工人居住区以弱化阶级斗争烈度等，这些都是在资本积累更加灵活的条件下资本家实行空间改造的动机。14

由于空间障碍的消失，我们对世界空间的内容更加敏感。灵活的资本积累方式通常会利用一系列看似无关的地理环境，然后将其重新组合，转换为自身强大逻辑中的结构化内在因素。例如，各地劳动控制方式和强度的差异以及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别对企业选址策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有些是完全新出现的（例如美国硅谷和周边），而大部分产业集群出现地点拥有一定的技能和资源基础。所谓的“第三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将合作创业、艺术劳作以及旨在创造就业的本地社区管理结合起来，结果其服装制作产业在高度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大获成功。弗兰德斯以本地分散、灵活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来吸引外来投资，同时实行严苛对待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做法来讨好投资客；洛杉矶借助吸引大规模移民的方式，逐步形成了类似东南亚的高度集权化的劳动制度；而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也采取了来自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严格劳动控制体系。上述案例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看上去这似乎是普遍规律或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情况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空间障碍的消失。

尽管劳动控制始终是集权式的，但是在灵活资本积累的条件下，还是有许多地理组织方式开始显现出来。对精确信息和及时传播的需求导致了金融和企业体系对所谓“世界城市”的重视（那些具备信息港、机场、固定传播渠道以及各种金融、法律、商务和基础设施的中心城市）。空间障碍的消失造成了全球城市层级的重新确认和组合，由此构成了现在的全球城市体系。如果本地拥有具有特色的物质资源，或者本地资源的成本要略低于其他地区，那么此地的重要性也会提升。正如对本地市场的偏好，现代企业可通过小批量生产和灵活设计给予满足。创业能力、风险资本、科研实力乃至社会风气的地区差异都会被考虑在内，本地的势力网络以及本地统治阶层的积累策略（与国家政策相对）也会在灵活积累的体系中变得更为重要。

但这又触及当代社会空间角色变化所带来的另一维度。如果资本家对全球各地地理条件组成的空间差异品质更加敏感，那么各地居民或统治者就可能会主动改造其空间来迎合高度流动的资本的需求。例如，当地的统治精英可执行本地劳动力控制策略、提高本地劳动力技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减轻国家监管强度等来推动具体空间的发展。

因此，在对空间的抽象化评判中，各地开始重视空间的品质。对某些特殊品质的主动生产成为各地、各城市、各地区乃至各国家空间竞争的重要任务。以公司为形式的治理可以在这些空间得到兴盛，而公司又反过来主动参与生产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其他空间品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各城市正努力打造独特的形象或创造独特氛围与传统，以吸引正确的“资本”和“人口”（例如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在国际交换日益同质化的时代，地域竞争应会增强各地的差异。但由于这样的地域竞争使得城市对积累系统开放，最终导致了布瓦耶（Boyer）15 所说的“循环或连续趋同”，即不同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生产模板或模式：纽约的南街海湾、波士顿的昆西市场或巴尔的摩的海港之地。

这就碰到最为核心的矛盾：空间障碍越小，资本对空间差异就越敏感，各地也就越有动机去打造差异来吸引资本。结果在资本流动的全球统一空间经济体中就出现了地区分化、动荡飘摇和发展不平衡。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这对资本主义历史矛盾开始以新的方式呈现。工业生产的极度分散导致像贝纳通（Benetton）和罗兰爱思（Laura Ashley）这样的产品在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百货商场里都能找到。简而言之，无论是对于某一空间的存续还是对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解决，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在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带来新的危险。

由于工业衰败、失业率上升、财政紧缩以及本地资产核销等导致的经济地理恶化当然是大家不愿见到的场景。但如果从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角度看，即采用更加灵活机动的资本积累方式，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恶化背后的逻辑。此外，还有某些先验的原因（当然也有客观证据支撑这些观点），那些产业最丰富、分化最多元的地区从长期看最容易熬过经济地理的恶化。其实不难证明，在当下发生部分恶化要远远好于将来的全面恶化，在全面恶化的条件中各种选择都将面临严酷的制约而难以重新找回增长。“再工业化”或工业重组必须要以部分的去产能和“去工业化”为先决条件。

但如果货币代表价值的方式不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时空转变将失去意义，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尽管长期以来货币都被视为价值的体现，但货币从来不是确定无误的价值体现。在某些情况下，货币本身也会出现问题，从而成为动荡与风险的根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重构中，各国对全球货币问题做出了相对稳定的安排。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的中介，并且与黄金挂钩，美元背后更有着美国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支撑。实际上，美国生产体系的空间成了全球价值的担保。但正如大家所见，福特模式–凯恩斯主义模式崩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美元宣布与黄金脱钩，全球转向浮动汇率制度。旧体系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资本积累所产生的时空维度发生了变化。债务开始上升（尤其是美国国内），在不断积累条件下，战后重建地区发展迅速，也开始加剧与美国的国际竞争，这些现象导致美国经济无力独自为世界货币提供担保。

这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价值应如何体现、货币应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各种货币形式的意义等都是近年来大家所关心的话题。自1973年以来，货币就开始“信用化”，因为现在货币的形式不再是贵金属，也不再与贵金属挂钩（虽然贵金属在许多国家还继续扮演着某种替代货币的角色），现在的货币完全不与任何实物资产挂钩，而是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现在的货币也不依赖具体空间内的生产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必须要依靠信用货币，资金多寡就是看以法定发行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英镑等）为记账单位的数字大小。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充满波动。在正确的场合持有正确的货币就可实现保值增值，对哪个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就持有哪个国家的货币。这或许跟经济竞争地位或国家体系强弱有关。但鉴于空间中资本积累的灵活多变，国力本身也会转变。那么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支撑价值决定因素的空间与价值一样都是不稳定的。而不顾真实经济实力和表现的投机行为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可能引发自我强化的市场预期。金融体系与实际生产以及实物货币基础的脱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价值体现的基本机制是否依然可靠？

这些困难突出表现在货币贬值的过程中，即通货膨胀导致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开始贬值。在福特–凯恩斯主义时代的通胀率相对稳定（通常都在3%左右，很少会突破5%），但从1969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率都开始飙升到两位数的水平。更为糟糕的是，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的通胀变得极其不稳定，人们开始怀疑具体某种货币再发展下去到底还能“值多少钱”（以购买力来评估）。

于是，货币失去了作为价值储备手段的功能（真实利率的测算应该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20世纪7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利率水平都在零以下，因此希望储蓄保值的人实际上是在承受损失）。因此，必须要找到有效储存价值的新工具，这就导致了各类资产价格的上涨，包括收藏品、艺术品、古董、房地产等。如果在1973年买入德加或凡·高的作品，那么从投资回报收益率的角度看，肯定要超过其他类型的投资。实际上，1970年以来艺术品市场的增长（尽管有着仿冒的问题）以及艺术品的商品化，都是因为人们在努力寻找新的价值储存手段，因为传统的货币形式已经无法再保值。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遏制住了大宗商品和普通物价的上涨，但这并不表明通胀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以色列等国的通胀问题依然严重（这些国家的通胀率甚至都达到了三位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阴影也并未散去。有人认为当20世纪80年代初大宗商品和劳动力市场通胀被控制住了之后，通胀就开始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房地产、艺术品以及古董等）。

货币不再是价值的安全容器或代表，这本身就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危机。这一问题又与时空压缩相互强化。全球各处外汇市场的迅速波动、全球资金在世界各地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流动，以及货币所代表购买力的起伏，都反映了货币与时空交织所产生的问题，也反映着后现代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各社会力量的牵扯。

此外，这也不难看出为何所有这些反过来又会造成更加普遍的代表性危机。居于中央的价值体系历来是资本主义用来证明或评价其行动的准则，但现在价值体系出现了“非物质化”和转换，时光则出现凋零，难以分清到底所处何方，因果纠缠，虚实颠倒。1985年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举办的《无形》（“The Immaterial”）展览令人耳目一新［在学者当中，只有利奥塔（Lyotard）答应成为这场展览的顾问之一］，这场展览或许展现了在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条件下价值的物质性逐渐消失的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混沌感，即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作为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时空维度正在丧失其意义。

在我看来，应该还有更加切实和现实的方法来评估后现代状况中的时空重要性。举例来说，或许可以考虑时空以及货币体验的变化如何形成了独特的物质基础，由此形成了独特解释和代表体系；又或许可以开辟新路，让政治的美学得以复归。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各种信号和表征（包括语言）的庞杂集合，然后又渗入社会价值和意义传递的符号之中，那么至少今天我们可以承认货币和商品本身就是文化符号的基础载体，然后由此来逐步解开当下状况中的复杂局面。由于货币和商品与资本循环始终相关，因此文化形式也深深根植于资本的日常流通。因此，我们应该从有关货币和商品的日常经验开始，而不管是否能从芸芸众生得出具体商品甚至完整信号系统来构筑“高级”文化的基础或特殊化意象，对此上文已有论述。

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极大改变了进入日常再生产的商品结构。全球化的商品交易重构了无数的地方食品生产系统。例如，在1970年，美国的大城市中只有少数几家专营食品店才能买到法国奶酪，但现在几乎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法国奶酪。如果说法国奶酪还是相对高端的产品，那么啤酒消费的全球化则充分表明普通产品国际化也已完成。因为按传统理论，啤酒酿造厂必须要十分贴近最终消费市场。巴尔的摩在1970年的时候只有一个啤酒品牌（本地啤酒厂酿造），然后慢慢有了来自密尔沃基和丹佛的地区性品牌，后来有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啤酒，再后来欧洲、澳大利亚、中国和波兰等的啤酒品牌纷纷涌入本地市场，啤酒变得更加便宜。以前颇为新奇的食品现在变得司空见惯，而以前价格相对低廉的本地美食（例如巴尔的摩的蓝色螃蟹和牡蛎）现在则变得很贵，因为许多本地产品也开始参与长途贸易。

市场总是“百货汇集”，但现在的食品市场与20年前有很大不同。今天英国的超市里可以看到肯尼亚的扁豆、加利福尼亚的芹菜和牛油果、北非的土豆、加拿大的苹果以及智利的葡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产品被摆放在一起。这种食材的极大丰富也使各种烹饪风格开始出现，即便是相对贫穷的人口也有机会品尝各国风味。当然，许多烹饪方式都是随着不同移民群体进入西方发达国家慢慢融入城市文化中的。新一轮的移民潮（例如越南人、韩国人、菲律宾人、中美洲人等，再加上传统的日本、中国、墨西哥以及全部欧洲后裔移民，这些移民都发现本国的烹饪传统不仅可以在美国慰藉乡愁，更可用来谋生赚钱），使得纽约、洛杉矶以及旧金山（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少数族裔已经占了旧金山人口的大多数）这些美国城市成为世界美食之都，这些城市美食品种的品类繁多毫不逊色于汇集于此的全球商品。但即便在美食领域，也可看到加速流转的趋势，因为美食的传播速度要快于实际移民的增速。虽然没有大量的法国人移民美国，但法国牛角包还是迅速风靡美国，替代传统的美式面包圈成为美国人早餐的主粮；而在欧洲也并没有太多的美国移民，但这并不妨碍每个欧洲中等规模以上城市都出现了美式快餐。中餐外卖、意大利比萨店（由美国人连锁经营）、中东卷饼以及日本寿司……西方国家现在可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

全球美食可汇集一处，而全世界的复杂面貌则转换成每天晚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若干影像。“未来世界”和“迪士尼世界”等主题乐园也在利用这种文化集成，正如广告上所说的：“给我一天，让你游遍整个古代世界。”其基本的含义是，通过对食品、烹饪习惯、音乐、电视、娱乐和电影的体验，现在通过仿真和“拟像”就可以间接感知全世界。在日常生活中设置“拟像”会在相同时空中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商品）。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完美遮盖了真实的起源、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过程以及商品生产中所隐含的社会关系。

“拟像”也有可能变成现实。鲍德里亚^16 甚至在其著述《美国人》（L’Amérique ）中指出，美国的现实是构建在庞大的屏幕上的：“屏幕无处不在，大部分是在城市，持续不断播放着精彩的影像和场景。”当然，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可能略有夸张。那些以某种形象传播的地方，如果存在吸引游客的潜力，那么可能就会开始“扮靓”自己来迎合虚假的福斯想象。中世纪的城堡可提供中世纪式的周末体验，包括中世纪风格的美食和着装风格，但当然不会采用中世纪那种糟糕的采暖技术。对这些不同世界的体验感受最终会对这些世界的构建产生真实的影响。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7 建议建筑设计师应积极参与这些：

从德黑兰到东京，全球任何大城市中的任何中产阶级人士的头脑中都会存在库容庞大甚至过于庞大的意象银行，旅行和杂志文章会让银行存货不断充实翻新。他对文艺的想象或许是接受了原作者的灌输，但这些想象也必然合乎其真实的生活方式。对这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差异虽然需要看清，但建筑设计师还是应该充分学习如何去运用这种异质语言。此外，这也是相当愉快的体验。如果你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和文化里，为何要把自己局限在当下和此地呢？尊重选择的文化的自然演化结果就是折中。

流行音乐风格差不多也是如此。在评论最近流行的混搭与折中时，钱伯斯（Chambers）18 谈到了雷盖音乐、美国黑人音乐以及拉丁风格音乐等相互不搭边的边缘文化如何挤入了“固定表现结构”的博物馆，然后混搭成一种更为灵活的“看过、穿过、玩过和听过”的新风格。他认为，强烈的“他者”意识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的“他们”意识。当代城市割裂空间中不同街头文化的松散组合再次强调了日常生活中这种“他人”意识的或有性和偶然性。这种情感也存在于后现代小说中。麦克海尔（McHale）19 关心所谓的“本体”，他想象着还存在着折中和无政府主义的多个平行宇宙。人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些宇宙穿行，完全不知身处何方，“我这是在哪个宇宙，我又该采纳什么性格？”麦克海尔指出，我们的后现代本体场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至少从多元化丰富程度判断”。不同世界的空间似乎在坍塌后进入彼此，正如全球各地商品汇集在超市里，或者各种亚文化共生在当代大城市中。在后现代小说中，颠覆性空间完全战胜了角度和叙事的连贯性，正犹如进口啤酒与本地啤酒摆放在一起，外国竞争冲击本地就业，以及世界上的不同空间都变成夜间电视屏幕上的图像组合。

所有这些对日常思想和行动似乎可造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学影响。第一类是利用不同的可能性，诚如詹克斯所建议的，然后将完整系列的“拟像”培养起来以逃离现实、助长幻想和滋长消遣：

所有周边一切，广告墙、书架、唱片封面以及电视屏幕，所有这些逃离现实生活的细微孔道都在吸引着我们。似乎这是我们注定无法逃脱的生活方式，人格会分裂，逃往另外现实的路径始终在不断诱惑着我们的私人生活。20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必须接受麦克海尔的论点，后现代小说是对某种事物的“拟态”。正如我所强调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对瞬时、混搭、割裂以及扬弃的强调就是对灵活资本积累状况的拟态。那么自然不必奇怪为何这种状态也贴合最近的政治生态，即从1970年开始会涌现出各种代表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利益集团来加深政治的分化。

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遇到各种与之相对的反应，这种反应简单来说就是要寻求个人和集体认同，即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寻找稳定的港湾。在各种强加的空间意象的混搭中，地域认同成为重要议题，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个人化的空间（身体、房间、住房或社区乃至国家），我们区别于他人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如果在这充满变量和拼凑的世界中“不知道其位置”，那么又如何推广或维系安全的社会秩序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要点值得仔细考虑。首先，大部分社会运动在掌控地域方面都要强于掌控空间，这就在地域和身份认同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联系。这在政治行动中也常有体现。对市政社会主义的捍卫、对工人阶级社区的坚持、反对资本运动的本地化等，都成为工人与不平衡地区发展模式做斗争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或工人运动在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斗争时会陷入这样的悖论，这种情形在少数族裔、殖民地人群以及妇女群体等对抗团体的政治活动中也会碰到，因为这些群体都能在某一地域组织起来，却很难跨越空间组织起来。通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按地域组织起来，但这样的对抗运动往往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撼动更加机动的资本主义和灵活的资本积累。“地区抵抗组织”、争取本地自治的斗争以及地域型的组织，这些虽然是政治行动的理想基地，却难以担当巨大历史变革的重任。“全球思维，本地行动”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革命口号，这种精神值得回顾。

任何对地域身份的宣扬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来自传统的激励。但要想在充满短期变化的灵活资本积累条件下保持历史连续性却相当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传统要被保存下来往往只能通过商业化或售卖的方式。历史寻根行动到最后就沦为某个意象的生产和销售、某种“拟像”甚至是“仿作”（建设仿古街区来勾起对昔日习俗的想象，传统工人社区被改造成现代城市士绅的居所）。照片、文档、风景和再现之所以成为历史，就是因为这些都迎合了当下之需。当然，问题是这些历史材料都难以逃脱为了满足当下之需而被篡改甚至被伪造的命运。按最好的情况，历史传统被重新组织后被当成博物馆文化，不一定是高级现代主义艺术，而是关于当地历史，当地生产，过去的产品是如何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然后将之与其实已被忘却且经常浪漫化的日常生活相融合（当然，过去社会关系中的压迫是必须去除的）。通过对这种部分虚化历史的呈现，或许可以找出某种本地身份的象征，或许还能有利可图。

对现代主义国际化的第二种反应就是要探索地方构建并赋予其意义。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霸权通常会让地方美学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正如我们所见，地方美学其实也契合了四处涌动的资本追逐空间差异的观点。对于某处地方，除了有利于资本经营之外，是不是也十分适合居住、适合消费或者像是在变化世界中的一处宁静港湾？对于这些地方的建设以及某些本地化审美意象的流行，会导致在内爆空间性的拼贴中确立起某些有限的身份认同。

这些对抗中的张力显然是清楚的，但其对于知识和政治的影响却难以评估。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1 就曾以自己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形式的社区生活，空间都具有基础性地位；对于任何权力运用，空间也是基础性的……我回想起在1966年，一群建筑设计师邀请我对空间开展研究，当时我用“异托邦”来形容这些空间，即那些在给定社会空间中的单独空间，其功能与其他空间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建筑师也开始工作，但在研究快要结束时，有人开始站出来说话，我记得是一位信奉萨特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他批评了我的研究，并指出空间是反动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历史和发生则是革命的。这种荒谬的看法在当时并不鲜见。今天大家对这样的论调当然会大笑，但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这位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者的论点虽然不完善且充满对抗意味，但也完全不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只配引发嘲笑。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后现代主义者的情绪毫无疑问偏向福柯的立场。如果说，现代主义对尘世空间的看法是“社会功能的附属品”，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将城市空间与其功能脱离开来，而将城市空间视为融合了“修辞与艺术策略并独立于任何单一历史决定论”的“自主正式体系”。22 正是由于空间与功能的脱离，福柯才得以在其权力研究中如此大量地运用空间的隐喻。从社会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空间意象变成了描绘社会决定力量的方式。但从福柯的隐喻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只有一小步，按此意识形态，空间和存在以及所有相关的美学特征都是社会行动的合适基础。紧随其后的是地缘政治学和海德格尔陷阱。詹姆森^23 则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特征是作为全新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始悖论的征兆和表达。在此悖论中，个人只是作为客体插入由各个维度组成的正急剧裂变的现实中，现实的框架包括依然残存的资产阶级私人生活空间，也包括全球资本主义本身难以想象的去中心化。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旧式现代主义者的多维主观世界，都无法对此过程给出充分的具象，在生活经验中这一过程本身的感知是通过所谓客体的消亡，或者以更加精确的说法，是最后分化和分裂式的去中心化和分解……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所谈的都是现实的政治：由于社会主义国际运动的危机，由于要将世界各地本地化草根或社区政治运动组织成国家或国际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难度极高，这些亟待解决的政治悖论都是我所想的庞大复杂新国际空间的直接产物。

詹姆森对这种经验的独特性和崭新性略有夸大。但毫无疑问，目前的状况确实在本质上与文艺复兴前的状况很相似，在各现代主义者重新定义时空之前也有类似的状况。无论如何，詹姆森所描绘的悖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他也敏锐地捕捉到对当代政治和文化乃至经济生活中空间意义的后现代情感变迁。如果真如福柯的萨特主义批评者所指的那样，我们已经失去了空间形成中对现代主义的信心，那么除了通过美学空间性的反动政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道路可选？我们是否注定要悲哀地回到西内（Sine）打开的道路上去，最终他用了瓦格纳式的神话来支持其论点，即在空间变化的世界中，地方与社区互为表里？或者更加糟糕的是，如果说现在的美学生产已然彻底商品化并彻底沦为文化生产政治经济学的附属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走出这种循环，由此生产并掌控全球化媒体政治的美学化？

这应该足以使我们对近年来时空压缩所带来的尖锐地缘政治危险保持警惕。既然社会生产从福特模式转向灵活积累，那么这应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图景、政治态度以及政治机构的相应转变。但政治思想并不必然会出现这样的轻易转型，此外政治思想总是受矛盾压力的影响，这个矛盾来自空间整合和空间差异。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无所不在的风险，即我们的精神图景跟不上当前的现实。例如，各单独民族国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掌控权实际上是在弱化，但并未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国际化进程。确实，现在有充分的现象表明，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安全的追求，而在灵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变动中，地方总是能给予这样的安全感。地缘政治以及魅力型政治的复兴（撒切尔夫人的马岛海战以及里根总统对格林纳达的入侵）都在迎合这个世界的需求，即这个世界在智力和政治上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转瞬即逝的意象。

时空压缩总是会损害我们应对周边现实的能力。例如，在压力条件下，我们应付各种事件会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美国海军曾错误地将在正常商业航路上起飞的伊朗空中客车班机当作朝着美国军舰扑来的战斗机，这次误判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这是典型的在时空压缩和紧张压力条件下，人们是如何去制造现实而不是观察现实。或许应该以科恩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场景进行比较。如果当时“经验丰富的谈判高手在激烈争辩和无眠之夜中煎熬，对因自身草率判断或鲁莽行为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极度苦闷”，那么现在的决策比当时又能增加多少困难呢？现在与当时的差别可能在于，现在可能根本没有苦闷的时间。问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决策领域，世界金融市场也充满动荡，此处的一个草率决定、那里的一处用词疏漏、其他某处的鲁莽应对，都可能会触发虚拟资本体系的系统性动荡，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后现代时空压缩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夸大了在过去（1848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春天）市场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受阻的矛盾。尽管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反应可能并不是新的，但这些反应的范围与此前所发生过的反应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着差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时空压缩强度颇大，并且伴随着在政治和私人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瞬时变化与割裂分化，这似乎营造了前所未见的环境，使得后现代状况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特性。但如果将这种状况放置在历史背景中，即这是由于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不断时空压缩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和缩短流通时间这两项永恒动机的持续，那么至少我们可将后现代状况与其他社会阶段状况统筹思考，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释方法来加以解读。

小结

《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on of Postmodermity ）自出版之日起就持续受到关注，对此我颇感意外，因为我在写作本书时速度很快，也很随意，只是充分调动了我早些年在政治、经济和城市研究领域积累的素材和看法。比如，我对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建设十分熟悉，也阅读了大量城市发展的历史。此外，我还在书中引入了小说家和画家的例子。当然，作为城市居民，我从未真正离开过对建筑和规划作用的思考。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浪潮或风潮席卷学界时，我觉得自己很有条件对此进行评判和剖析，当时许多人都对后现代状态感到疑惑，也有许多人对后现代的到来欢欣鼓舞，对于后现代似乎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当时我正好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搬到牛津（我自己也处在中年危机状态），我到牛津当地理学的教授，而牛津地理学的创始人就是保守的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这似乎是打破常规来尝试新事物的好时机。

在当时的各种后现代思想中，我对其中的某些思想是无法接受的。例如，后现代学者总是先要把马克思思想排除在外，对此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此外，所有研究者似乎都在忙着将“元理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克思理论）舍弃，我对此也无法认同。当时相关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社会关系中的空间维度是构成世界的重要属性，可是现在这个发现却用来消解和破坏宏大元理论。

这尤其令我苦恼：我自身的研究是希望把空间的生产纳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中。然而，在1975年前后，资本运作的方式显然发生了剧烈转变。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这些转变是可以解放人类的——灵活资本积累、去工业化、国际金融大发展和全球化汹涌而来，这些我统称为时空压缩的现象都在消解工人阶级机构的权力和文化。当时我只是看到了故事的一半，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2]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中我才完成了完整叙述。但即便只是看到了一半，还是引发了普遍的共鸣。《后现代的状况》分析了后现代新观点并剖析了资本对这些新观点的塑造。

[1] 　阿尔文·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M]. 蔡伸章，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2]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M]. 王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我过去20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剖析城市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本积累条件下。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产生其独特历史地理的方式进行深入探索。城市化的物质与社会图景是由特殊的资本主义标准决定的，但这也会限制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路径。这意味着，尽管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是由资本循环和积累的逻辑决定的，但这些逻辑反过来会塑造未来时空维度中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情形。换言之，跟其他社会主体一样，资本家也在努力创造自身的历史地理，但也正如其他的社会主体一样，他们开展这些创造活动所处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并不是单个资本家自主的选择，尽管其作为阶级整体在塑造这些环境时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相互影响和支配的关系（资本家也和工人一样受其自身所创造环境的支配和限制），可通过辩证法给予理论说明。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希望能更加深入地探析城市形成的进程，即将城市化视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中社会转型进程的产物和条件。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研究城市化的作用并非新课题。该议题时不时会成为辩论的主要议题，尽管大部分时候都是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地理情形。出于种种原因，在这些具体情形中，城市化和城市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城市的形成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此早有定论，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城邦发展就推动了文明。但在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城市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对于这一点始终存在争议，在过去几年有关此论题出现了大量卓有见识的文献。现在也有大量的证据可用于讨论城市化对19世纪工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的意义，以及随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蔓延（这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现在却有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但通常情况是，城市化的研究往往疏离于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仿佛城市化本身就是更为重大或基础性的社会变革的附属品或副产品。对于后来出现的技术革新、空间关系变迁、社会关系演变、消费者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有人说，这些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特征很容易理解，无须去探究城市进程的根源和本质。这样的判断基本上属于无心疏漏之错，而非有意隐瞒之过。但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研究中这种“反城市视角”的偏见不得不引起重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现在似乎有必要去仔细分析城市进程的作用，分析其对近来人类活动地理分布的勐烈变迁以及地理发展不平衡中政治经济动态的影响。

城市治理中向企业主义的转变

1985年在奥尔良^1 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来自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个大城市的学者、商人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他们讨论的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经济衰退和财政困难，这些城市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有效应对之策。此次研讨会中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城市政府必须提升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来通过各种途径缓解问题，从而为城市人口寻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唯一的分歧是：怎么做才最好？城市政府应直接支持甚至直接去创办新企业吗？如果要做，那么应该支持或创办什么类型的企业？城市政府应该保护甚至接管那些有失业危机的产业吗？城市政府是不是就应该只管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税收优惠以及文化和社会设施，这样传统产业可能会被慢慢消化，而新的经济活动也会被逐渐吸引过来？

我之所以引述这次研讨会，是因为它象征着过去2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治理理念的变化。简单来说，20世纪60年代城市治理的主要思想是“管理”，但到了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自发性和“类企业”的行为。尤其是在近些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似乎正在达成这样的共识，那些以企业经营立场去规划经济发展的城市会收到良好的回报。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样的共识不仅超越了国界，而且也超越了政党和意识形态界限。

博迪（Boddy）和科克伦（Cochrane）2 都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国地方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与生产和投资相关的经济发展活动”，而里斯（Rees）和兰伯特（Lambert）3 的研究则显示，“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动行为日益增长，这主要是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鼓舞”，地方政府主动出击，希望由此来配合中央政府提升英国工业效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举措。曾在谢菲尔德市政厅执政多年的工党领袖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最近就对城市企业主义大开绿灯：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政府不再以实现完全就业为首要目标，为此地方市政开始承担更多发展经济的重任。地方市政实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及推动本地的招商引资。市政开始发挥英国地方政府的传统经济职责，即提供投资奖励、贴息贷款以及市政服务价格补贴，此外也不对企业的社区贡献提出明确要求，由此来吸引那些正在寻找合适投资和经营地址的工业和商业投资者……如今的地方政府与过去一样，可打造自身的企业或创业品牌来应对技术发展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化。4

在美国，亲商主义和企业主义长期以来都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特征，5 1972年联邦转移支付以及本地税收的减少（当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城市危机结束，其实这表明联邦政府再无富余的财政资源来解决城市问题）导致了亲商主义的泛滥，罗伯特·古德曼（Robert Goodman）6 甚至将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称为“最后的企业家”。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说明，新的城市企业主义如何占据了美国城市政策制定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7

这种对企业主义的转向还远未结束。英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对新的压力和可能性麻木不仁，至少在不久之前是这样；而像美国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依然是联邦政府需要照顾的病号，几乎是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在维持城市运转。有关企业主义结果的历史，尽管现在还没有完整记录，但很明显喜忧参半，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当然，对于如何定义“成功”现在也还存有不小争议（对此我将在后面讲到）。尽管各城市情形不同，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从城市管理主义过渡到某种程度的企业主义还是持续和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转变的原因和影响都值得探讨。

当然，现在有基本的认识，认为这种转变与1973年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遭遇的困境相关。工业凋敝、大规模的看似“结构性”失业以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财政紧缩，都导致了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市场理性主义和私营化理念的相对沦落（当然这更多的是理论层面而非实践）。这些就是理解城市治理转型的背景，即为何尽管各城市的政治动机不同、法律和政治实力不同，最终却在朝着相同的大方向进发。现在地方政府在应对城市问题时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政府在控制跨国资金流动方面的力量在减弱，所以现在投资所涉的谈判通常是在国际金融资本与地方势力之间开展，而地方势力通常会竭尽所能提升本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吸引力。由于同样的道理，城市企业主义的兴起也可能对资本主义动态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从福特模式–凯恩斯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转变到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方式。8 必须指出，过去20年所发生的城市治理转型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根源和影响。如果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9 所提出的观点有一半是正确的，即城市是理解各国财富如何创造的相对单元，那么从城市管理主义到城市企业主义的转变就可能会对未来增长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如果城市企业主义（广义而言）所处的情形是城市之间的零和游戏式竞争，即各城市不惜一切代价相互争夺资源、就业和资本，那么即便是最坚定和最激进的城市社会主义者也会发现，最终他们在城市中的努力也只是资本主义游戏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扮演着他们最希望抵制的力量的代理人。这就是英国由工党控制地区所遭遇的尴尬。10 一方面，由工党控制的市政厅要开发“产出与工人阶级需求直接相关、依靠工人现有技能建设而非令工人技能无效”的项目； 11 另一方面，这些市政厅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城市区域不能形成相对竞争优势，那么这些项目建设最终都会徒劳无功。然而，如果在合适的情况中，城市企业主义以及城市竞争却会产生发展的“非零和”效果。这类行为过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发挥了关键作用。至于这些活动能否引向更加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则见仁见智。

概念问题

对城市问题的讨论存在概念区分问题，在一开始就必须阐明。首要的一点是，如果把城市具体化，然后再把城市进程说成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动层面，而非被动层面，那么会有混淆概念的危险。因为这似乎是把“城市”当成了主体，而其实城市只不过是物体而已。因而，城市化应被视为基于空间的社会进程，即各类有着不同目标和动机的主体，通过由互为依存的空间实践组成的特殊排列配置进行交互的过程。在资本主义这样的阶级社会，这些空间实践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尽管并非所有空间实践都必须这样理解。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空间实践也可具有性别、种族以及官僚–管理内容（这里只是列出几个重要分类而已）。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支配地位的还是与资本循环相关的广义阶级实践、劳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资本家控制劳动力的需要等问题。

难点在于找到切入问题的方式，该方式不仅可具体阐释进程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又不会成为不必要的具体化的牺牲品。基于空间的系列社会进程，即我所谓的城市化，会制造无数初始存在：建筑形式、具有特质的制造空间和以具体空间排列形式组织而成的资源体系。随后的社会行为都必须考虑这些初始存在，因为许多社会过程（例如交通）都要依赖这些存在所提供的物理渠道。城市化也会产生某些机构安排、法律形式、政治和管理体系以及权力结构等。这些内容会让“城市”具有主体化品质并可能支配日常实践活动或制约后面的行动计划。最后，城市居民的意识也会受到环境体验的影响，从环境中产生看法、解读和灵感。在这些方面，形式与过程、主体与客体、活动和事物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因此，既不能否定这些城市事物的作用和权力，我们所创造的事物会回过头来以各种方式支配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事物的力量是社会行为的结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力，我们发现这些“事物”始终处在转型之中，活动也总是要逃离固定模式的桎梏，而城市中被物体化的品质也处于长期不稳定状态。这种资本主义状况如此普遍，以致关于城镇或“城市”的概念也相应是不稳定的，这不是因为概念定义失败，而是因为概念本身必须要体现形式与过程、活动与事物、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因此，当我们讨论过去20年城市治理从管理主义转型至企业主义时，我们必须要通过城市机构和城市环境的影响来认可这种转型所产生的效应。

不巧的是，近年来空间实践的范围有了很大变化，这就更加难以将城市严格定义为某特定的空间范围。一方面，城市社会空间越发分解成街区、社区和不同的街角群落；另一方面，电信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得城市再也不是城墙后面的城区，甚至不再是有统一组织管理的空间范围。20世纪60年代“大都市”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内部分化和外部延伸，尤其是在美国，城市开始发散而产生了所谓的“扩展城市”。但不管如何，城市的空间基础还是存在，只不过是具体形式上有了特殊的含义和效果。例如，在扩展城市形式中，新型生态模式和生态结构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组织方式，对社会关系的创建，对权力（金融和政治）的行使以及社会行为的空间整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此必须马上澄清，用生态角度呈现城市问题并不意味着要用生态学视角去解释城市问题；这只是强调，生态模式对于社会组织和行动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必须以不同的空间规模层次来审视城市治理对企业主义的转型：本地街区和社区、中心城区和郊区、大都市区域、大区域以及国家等。

同时必须明确秉承企业主义的主体，以及企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很重要。这里要强调城市治理的含义要比“政府管理”的含义丰富许多。可惜大部分城市治理文献都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政府管理上（尤其是在英国），然而城市治理的真正权力可能是在别处，或至少存在于更加宏大的各方力量的联合之中，城市政府或管理当局在其中只不过发挥了推动和协调作用。组织空间的权力来自由各类社会主体所调动的一系列复杂力量的组合。这其实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过程，尤其是在利益高度分化但又密度颇高的社会生态空间中。如果是在大都市区域，那么任何城市企业主义的基础都应该是看各方联合而成的政治或阶级联盟。当然，亲商主义圈子通常都是当地商会成员的俱乐部，当地金融家、实业家和商人的联盟，或由所谓商业领袖和房地产开发商组成的“圆桌会议”。商业巨擘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通常会形成“发展至上”政治的主导力量。12 教育与宗教机构、不同的政府单位（从军事到研发到市政管理）、当地劳工组织（尤其是建设和建筑工人协会），以及政治党派、社会运动和设在本地的国家派出机构（通常有各类机构，代表着不同部门利益）也可能会支持亲商主义，不过其目的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打造政治同盟或联盟是一项微妙且艰难的任务，这就给具有理想、韧性和才干的人提供了发挥空间（例如魅力型的市长、能干的市政管理者或富裕的商界领袖），他们可以站出来为城市企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打上具体的烙印，甚至可以专门引导城市企业主义来为某种政治目标服务。在巴尔的摩，发挥这种作用的领头人是担当公职的梅厄·谢弗（Mayor Schaefer）市长；但在哈利法克斯和盖茨黑德等英国市镇，发挥领头作用的却是私人企业家；在另外一些场合，来自不同背景的私人和机构为了推动某个具体项目而联手。

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或不可理解（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实践中，每天都在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必须以高度谨慎和严肃的态度去观察这些实际方案的方法。在此我要提出三个宽泛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被证明是正确的（巴尔的摩的情况佐证了本书大部分观点），而且或许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

首先，在新的城市企业主义中，居于核心的是公私合作的观点，即传统的本地亲商主义与本地政府力量联合起来，以吸引外来资金、新的投资以及新的就业资源。在奥尔良召开的那次研讨会^13 用了大量时间来讨论这种公私合作的重要性，毕竟公私合营模式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中（如果直接设立城市开发公司会有许多反对意见），当时英国用公私合作来推动经济项目（住房、教育等）。美国有联邦政府支持加本地执行的公私合作项目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衰败，因为在城市骚乱之后，各城市政府努力通过真实收入的再分配（为穷人提供更好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来平息城市贫民的怨气并重新稳定社会。美国各州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战略利益推动者（与之相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器）的角色弱化了。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抗拒也发生在英国：

20世纪70年代初是抗拒变革的年代：高速公路抗议团体的示威、反对贫民区整顿的社区行动以及反对市中心改造的运动此起彼伏。战略和企业利益在本地社区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牺牲。不难想象，随后时代开始出现反转，城市的企业服务功能开始成为主导。14

在巴尔的摩，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也相当明确。1978年，巴尔的摩以微弱优势通过一项全民公投，在经过强劲而充满争议的政治宣传后，巴尔的摩市民终于同意将这座城市的一块公用土地用于私营开发，这就是后来景色宜人、大获成功的港湾区。从此之后，公私合作项目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可，市政府开展的每个项目几乎都包含公私合作的内容。15

其次，公私合作活动之所以带有企业性质，是因为公私合作项目在执行和设计阶段都是带有投机性的，因此所有投机活动总是要伴随着困难和风险，这一点与科学规划和协调发展的项目不同。在许多情况下，公私合作项目意味着风险由公共部门承担，而私人部门享受利益，当然也有许多公私合作项目并非如此（例如在英国盖茨黑德的地铁购物中心项目中，私人投资者就承担了极高的风险），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但据我看来，由当地公共部门（而不是国家层面或联邦政府）承担风险，是当前城市企业主义与早期亲商主义的最大区别，尽管当时的私人资本与现在相比更愿意承担风险。

最后，城市企业主义更加关注本辖区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不是行政区域内的。对于后者，我的意思是企业主义方面主要是为了改善某具体辖区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地域的建设（新的市民中心或新的工业园）以及某地域条件的改善（例如通过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来防止本地薪资水平上涨过快）所影响的范围，可能会大于或小于这些项目所在的具体辖区的范围。巴尔的摩、利物浦、格拉斯哥以及哈利法克斯等城市都通过文化、零售、娱乐和商务区建设提升了形象，而这又有利于整个辐射区域的改善。这样的公私合作项目对于整个大都市区域都有意义，这就容易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超越在管理主义时代常常碰到的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矛盾。从另外的例子看，纽约的南街海港建设基本上只对当地产生影响，完全不具备辐射整个纽约大都市地区的影响力，支持这一项目的主要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机构。

这些地域建设当然可以看作是为某具体辖区居民谋取福利的方式，在公共讨论阶段这也是项目拿出来宣传的重点，以此来获得民众支持。但对于大部分项目而言，这些项目的间接和潜在收益所能辐射的范围要大于或小于所在的具体辖区。针对某地域的项目则常常会成为公共讨论和政治辩论的焦点，甚至有可能因此遮蔽了对更广泛问题甚至资源的关切，进而损害地区或辖区的整体利益。

新的城市企业主义通常都落脚在公私合作项目上，这些项目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主要是为了地域建设的投机性投资和经济开发，而不是对某具体辖区状况的改善（当然也并不排斥）。

城市治理的战略选择

城市企业主义有四类基本选择。每一类都需要有分别的考虑，尽管这四类选择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城市体系不平衡发展在近期发生的迅勐变化。

第一，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意味着创造出独特的优势用于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有些优势来源于资源基础（20世纪70年代石油的发现让得克萨斯州出现了大发展）或区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就受惠于亚太贸易）。但其他优势需要对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或私营投资，由此来加强大都会地区作为商品和服务出口基地的实力。此外，政府可通过直接干预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开发，或直接为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这些企业甚至可以实现共有或共管），这些措施也很重要；本地政府还可通过补贴的方法降低本地成本（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以及建厂卖地优惠等）。如今几乎所有大型投资项目都有当地政府的参与（或代表着当地治理的各派力量联盟），当地势力可提供相当大的支持和援助来吸引外部投资。

国际竞争力也取决于当地劳动力供应的质量、数量和成本。如果地方政府推行集体谈判制度，那么当地的劳动成本很容易被置于控制之下。如果当地政府以及医院和高校等大型机构率先开展实际薪资和福利的削减（20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发生的要求降低政府和公共机构部门薪资和福利的斗争就是典型），那么也可遏制当地劳动力成本上涨。

即便价格较高，高素质的劳动力对新经济开发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针对劳动力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投资（以让劳动力适应新的劳动流程和管理需求）最终会取得回报。最后，还有大都市区域中的经济集群效应。货物和服务的生产通常不是取决于经济单位的单一决策（例如大型跨国企业将工厂搬到某地，但其辐射影响很有限），而是取决于要把不同活动集合在某一区域来实现集群效应，由此提升效率和推动生产体系的合作。16 从这个角度说，纽约、洛杉矶、伦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是具有明显优势的，所谓拥堵成本远远比不上集群效益。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17 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新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对产业和营销的精细安排，再加上当地政府行为的支持（在这些案例中就是以社区为主导），将能够通过集群效益和有效组织来推动新产业地区和配套设施的发展。

第二，城市地区可通过改善消费的空间分化来提升竞争地位。这么做不仅仅是指要通过发展旅游业和养老业让资金流入城市区域。1950年以来，城市化中的消费主义风格推动了更多人群参与到福斯消费中。尽管经济衰退、失业和信贷成本高昂使得人口中许多群体难以成为大的消费者，但消费潜力依然存在（大部分是通过信用借款）。对于消费者的争夺日趋激烈，因为手握资金的消费者现在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颇有意思的是，针对消费者资金的投资增长正好与普遍的经济不景气同步。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越来越看重。城市的高档化、文化创新和城市环境的更新换代（包括大量采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消费集中地（体育场、活动中心、购物广场、海洋公园以及充满特色的餐饮场所）和娱乐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各种城市文艺活动），都成为城市升级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归根到底，城市必须看上去具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此外还要安全，城市应该是居住、旅游、休闲和消费的理想场所。例如，巴尔的摩在20世纪70年代初还被称为美国东海岸的“胳肢窝”，但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该市对城市面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巴尔的摩旅游业的从业人数从此前的不足1 000人发展到现在的1.5万人。最近，英国的13个传统工业城市（包括利兹、布拉德福、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斯托克）联合发起了旅游推广活动，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以下就是《卫报》（Guardian ）18 对这次颇为成功的联合推广活动的报道：

除了能在大量失业地区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岗位之外，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也有提升作用。市容整治以及旨在吸引游客的设施也改善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品质，甚至还可吸引新的产业入驻。虽然各个城市的具体旅游资产各不相同，但每个城市都有众多的景点提醒着游客其辉煌的历史。换言之，这些城市所共有的就是可在今日市场推广的昔日工业或海运遗产。

艺术节和文化节等也变成了投资活动的重点。英国艺术委员会在最近一份报告的序言部分指出，“艺术可营造乐观的氛围，一种‘我行’的文化是构建创业文化所不可或缺的”。此外这份报告还指出，文化活动和艺术能打破老城区那种因经济衰退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并帮助人们“相信自己和自己的社区”。19 各种展览和展会成为社区活力的重要表现，社区经济主导的罗马、博洛尼亚、巴尔的摩、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等城市现在都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只有这样，城市区域才能继续作为生活中心而生存，并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中寻求吸引重要消费人群的机会。

第三，城市企业主义也表现为对关键控制与命令功能设施的激烈争夺，这些功能和设施有高级金融、政府机构以及信息采集和加工（包括媒体）。此类社会功能机构通常需要有特殊和昂贵的设施；必须要有畅通高效的全球通信网络；在某些行业，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也极其重要。这意味着对交通设施和通信（例如机场和信息港等）的大量投资，此外要有配备对内对外联络线的办公区域，以确保较低的交易成本。要想具备提供这些支持服务的能力，尤其是具备快速收集加工信息的能力或允许快速获得“专家”咨询的条件，都需要其他额外的投资。此外，如果某些大都市能够提供这些活动所需技巧的教育（商学院和法学院、高科技、媒体技能等），那么这些大都市将会加分不少。这一领域的城市竞争昂贵而激烈，因为这是集群效应最明显的行业，纽约、芝加哥、伦敦和洛杉矶等城市在这些领域形成的垄断极难被打破。但由于指令职能在过去20年出现了长足发展（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就业人数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因此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发展指令职能不啻是保持城市发展的黄金大道。当然，结果是使未来的城市看起来成为一个纯粹的具备指挥的控制功能的城市，一个信息化的城市，一个服务机构（金融、信息、知识生产）的输出成为城市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后工业城市。

第四，各城市要开展对中央政府（在美国就是联邦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尽管现在有错觉认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在缩小，但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不过转移支付的渠道发生了改变，例如在英国（以布里斯托为例）和美国（以长滩–圣地亚哥地带为例），获得再分配的方式是拿到大量的政府军事和国防订单以维持城市的繁荣，因为这些订单不仅数额庞大，而且对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就业以及推动所谓“高科技”产业发展都有巨大作用。20 尽管中央政府在努力减少对许多城市的直接补助，但中央政府其实无法完全砍掉对经济中的许多领域（例如医疗和教育）乃至某些大都市区域（参见史密斯和凯勒对新奥尔良的研究^21 ）的资助。因此，城市的统治阶级联盟有大量的机会去把握各种转移支付的途径，由此实现城市的生存发展。

这四类策略可以并行不悖，各大都市地区发展的好坏取决于当地政治联盟的情况、经营策略的组合和时机、大都市区所能利用的资源禀赋（自然、人力和区位）以及城市竞争的烈度。但不同的城市企业主义策略也会相互促进，由此导致发展不平衡。例如，洛杉矶–圣地亚哥–长滩–橘郡城市群就受惠于政府对本地国防产业的大力支持和指令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又刺激了消费活动的开展，消费的兴盛现在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某些制造产业的复兴。相反，巴尔的摩的消费活动增长却并未对其他产业发展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可能只有金融服务和银行业略有改善。但城市或城区集结成群也可发挥重要的协同效应，例如英国南部的阳光城市带的表现就要好于英格兰北部的各城市。诺埃尔（Nogelle）和斯坦贝克（Stanback）22 的研究表明，城市等级中的地位和功能对城市兴衰模式有着重要作用。在城市治理从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考察各城市的兴衰必须要考虑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不同等级之间的传导效应。

城市企业主义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城市间竞争。城市间竞争的态势决定了具体项目在改变城市面貌上始终是有限度的。如果城市间竞争加剧，那么这种竞争压力对於单个城市而言就会变成“外部强制”，而让各城市的发展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这甚至会导致某些发展模式的不断重复和循环（例如在各大城市反复出现的世贸中心、新的文娱中心、水岸项目或后现代购物中心等）。城市开发中相似形式的反复出现是十分明显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伴随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货物、人力、资金和信息流动的空间障碍逐渐消失，各地都开始强调本地域的特征，各城市对资本主义发展（投资、就业、旅游等）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首先，可以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随着空间障碍的削减，与销售市场或与原材料产地的距离不再是主要问题，现在重要的是区位决策。但空间竞争中的独占性，即“勒施区位理论”（Löschain location theory）中的基础，却开始消失。重量大且价值低的产品（例如啤酒和矿泉水）曾经都是本地产、本地销，现在却行销全球，所谓的“产品辐射范围”说根本无法解释。另外，资本对区位选择拥有更大权力，这就导致具体地域的特殊生产条件越发重要。在交通运输成本较高的年代，本地产品在本地市场有着“天然”的垄断能力；但现在，劳动力供应（数量和质量）、基础设施条件和资源禀赋乃至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的细微差别，都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理，跨国资本现在也能通过小批量专业生产来满足各地市场的不同需求，即便是最本地化的特殊需求，跨国资本也有能力对组织生产予以满足。在竞争趋于激烈的世界市场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73年经济危机的繁荣期就是典型，外部的竞争压力使得跨国资本对各地生产条件和消费市场的细微差别更加敏感。

其次，可以从各地方的角度考虑，这些地方是否可提供资本主义所需的先决条件来吸引或挽留企业，将决定这些地方的经济是否能继续发展。空间障碍的消失实际上使得各地、各州和各城市对发展资本的竞争尖锐化。因此，城市政府更有动机去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或创造各种有利和优惠条件来吸引资本。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抬头本身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但现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抬升。由于其目的是要吸引投资资本，为此创新之路相当狭窄，就是围绕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系列设施和相关措施。简单来说，城市治理的任务变成了吸引那些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生产、金融和消费活动进入城市空间。但在充满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各城市根本无法提前预知哪些设施和措施可以成功吸引投资，因此这些城市投资都带有投机性的特征。

因此不难想象，在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盛行和城市间竞争激化的时代，城市兴衰很容易呈现螺旋式上升或螺旋式下跌的状态。许多城市统治阶级的联盟不仅没有消除不确定性，反而加强了不确定性，而城市体系在快速变革的动荡年代也就变得越发脆弱，而不是趋于稳定。

城市间竞争的宏观经济影响

城市治理企业主义和城市间竞争激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本地影响也值得探究，尤其值得将这些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和新趋势结合起来分析。自1973年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似乎出现了多种深刻的调整。

首要的一点是，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和城市企业主义的兴起，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尽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各城市都在重复建设科学园、城市中心升级、世贸中心、文娱中心以及带有后现代风格的大型室内购物中心等。各城市都开始强调要创造良好的本地商业氛围，由此开始重视本地的法律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劳动关系、环境控制甚至税收政策，以此来博取国际资本的关注和认同。23 现在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承担风险，尤其是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介入越来越深；从国际资本的角度看，这其实降低了它们变换区位的成本，使得国际资本的地域流动更加灵活。因此，新的城市治理企业主义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资本的地理灵活性，由此跨国企业就可以更加毫无阻滞地执行区位策略。由于地域性更加强调放松监管与和谐劳资关系，这就使得资本更容易制定管理策略来利用地理上割裂的劳动力市场。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实行劳资关系本地集体谈判制度，而不是在国家层面的集体谈判制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本地集体谈判制度。

总之，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和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事实上，城市政治的变迁以及企业主义的兴起^24 大大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即从由凯恩斯国家福利主义支持的相对刻板的本地化福特模式，转变到地理上更加开放也更加基于市场的资本积累。此外，还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城市中设计、文化和生活方式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也跟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相关。在下文中将会阐述这些联系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发生。

首先要考虑城市企业主义的一般分配效果。例如，许多在美国备受认可的“公私合作项目”其实是对富有阶层、企业和大型指令职能的补贴，而为此埋单的则是本地工人和贫苦人群，因为他们的集体消费能力被弱化。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低收入人群的赤贫化和边缘化，由此产生了城市的弱势群体，对此学界都有共识。例如，莱文^25 详细剖析了巴尔的摩的政策，认为其主要是为了给所谓的公私合作项目谋取利益。博迪^26 也对英国的地方发展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主流”发展方式（与之相对的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以房地产为主导、有利于商业的市场化和竞争式发展，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而不是充分就业，突出强调对小企业的支持”。由于城市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有利于取得投资回报的先决条件来鼓励和吸引私人企业”，地方政府最终“实际上是在支持私人企业并承担了部分生产成本”。由于资本流动会变得更加剧烈而不是舒缓，因此各地都会争相提高对资本的补贴，因而对本地贫苦人群的帮扶就会减少，由此导致了真实收入社会分配的贫富两极化。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所创造的岗位也是不利于均衡收入分配的，因为对小企业和承包产业的重视，使得许多城市开始鼓励通过“非正式”就业和生产来实现城市生存和发展。在过去20年，美国许多大城市^27 涌现了大量所谓的“非正式”生产，这也是过去城市发展的特征之一。这些非正式生产活动要么被视为必要的恶行，要么被当作将某些制造业重新吸引回到城区的策略。与此同理，在城区集中的相关服务活动和管理职能也开始分化，低端职位收入越来越低（基本上都是由女性承担），而管理高层的收入越来越高。因此，城市企业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扩大了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同时也导致了城市贫民状况的恶化，即便是在那些整体发展势头良好的城市（例如纽约），城市贫困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这自然就是英国工党掌权的市政厅（以及某些进步的美国城市管理当局）所希望遏制的趋势。但即便是最进步的城市管理当局，也难以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因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空间发展的逻辑决定的，竞争不仅被视为最终能给所有人谋福利的看不见的手，而且还给城市发展制造了外部强制压力，要让城市管理当局在竞争性的城市体系中将社会责任和民众福利降到最低。

因此，一旦有城市有了设计创新或投资方式来建成文化或消费中心，其他城市就会纷纷效仿，这使得城市的竞争优势难以持久。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会议中心、体育场馆、迪士尼乐园、港湾区或庞大无比的购物中心？即便某个设施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随着其他地方类似或更好设施的崛起，其繁盛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而沦为鸡肋。城市本地的联合统治阶层毫无选择，在外部竞争形成的强制压力之下，各城市只能疲于奔命，由此也导致了生活方式、文化形式、产品服务乃至体制和政治体系的迅速更新换代。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市文化、政治、生产和消费的大变革，以摧枯拉朽之势裹挟时代滚滚向前。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城市治理企业主义和后现代潮流之间存在的关系，这层关系虽然深藏内里却十分关键，借此就可理解为何现代更加注重城市部分设计而不是整体规划，为何追求短暂易变的时尚风格而不是持续稳定的审美价值，为何追求表象与虚构而不是实际功能，以及为何会让媒介超越信息、让图像超越本质。

美国的城市企业主义尤其兴盛，结果就是城市系统的动荡。休斯敦、达拉斯和丹佛都是20世纪70年代繁华一时的城市，但在1980年之后这些城市忽然陷入了投资过剩的困境，为此多家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曾经是高科技新产品圣地和人才天堂的硅谷也曾一度中落；但曾在1975年濒于破产境地的纽约却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焕发光彩，纽约金融服务业和企业总部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1987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纽约金融服务业发生了大规模裁员和兼并，为此纽约的前途再度蒙上阴影。亚太贸易重镇旧金山在20世纪80年代初忽然发现，城里有大量的写字楼租不出去了，但旧金山很快就恢复了活力。早就要依靠联邦政府再分配才勉强维持的新奥尔良竟然不顾财力举办了一届极其糟糕的世界贸易展览，为此更加泥足深陷；而经济情况良好的温哥华则通过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使城市的发展更上一层楼。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兴衰轮替确实不同寻常，而这一切与城市企业主义兴起和城市间竞争加剧都有莫大关系。

此外，还有更加微妙的后果值得思考。在城市治理企业主义中，城市会鼓励各类最能利用本地能力的活动和事业，借此来提升地产价值、扩大税基、提高本地收入以及（希望在实现上述目标之后也能取得的效果）就业岗位的增长。由于地理移动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货物生产方式现在都变得不再受青睐，因此以高度本地化、流转迅速（虽然不一定是实时）为特征的服务生产似乎成了城市企业事业最稳定的基础。各城市都很重视本地区旅游业发展、景观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种节日活动的推广，这些被认为是重振城市经济的理想选择。这些领域的城市投资可以迅速解决城市问题，尽管这种解决是暂时的。这样的投资也是高度投机性的。例如，现在许多城市都不惜重金去申办奥运会，有些城市会因此获益，但也有些城市会因为举办这样的庞大赛事而负债累累。美国的许多城市（例如水牛城）投资建设大型体育设施，希望能吸引美国棒球联盟球队入驻，而巴尔的摩也在修建一座新的体育馆，希望借此将几年之前搬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橄榄球队招揽回来（这种做法其实跟巴布亚新几内亚修建机场差不多，当年为了发展货运，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在没有航线的情况下修了机场，然后希望能有航空公司愿意停靠）。这些投机性项目有时是为了遮盖一般的宏观经济问题，可是最终也成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说，以举债方式兴建购物中心、体育场馆和其他各种炫目消费设施都是要承担高风险的。当经济情况恶化时，这些项目很容易失败并加剧设施过剩问题，例如美国的“购物中心过剩”问题就已经十分严重，28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和过度投资的根本弊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显现出来。

此外，由于能源、农业和城市房地产开发贷款形成了大量的坏账，因此美国金融体系也出现了明显的动荡（例如，政府不得不使用高到1 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去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储蓄和信贷机构）。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 ）的报道，许多10年前还被视为前途无限的城市区域，那些被沦落城市视为“阿拉丁神灯”般的梦想地段，在10年之后也因宏观经济衰退而纷纷沦陷。29 劳氏事业发展公司（Rouse’s Enterpries Development Co.）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德、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和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等城市的项目，亏损额高达数亿美元。即便是纽约的南街海港区和新奥尔良的河岸步道区也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困难。自我毁灭式的城市间竞争导致了疯狂建设，为此许多城市都深陷债务泥沼。

然而，即便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不佳，它们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好处。首先，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各种活动的首选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城市能否创造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城市管理者依然可以通过壮观的城市项目来吸引其他类型的投资，尽管这些壮观的项目本身可能并不盈利。过去20年兴建起来的许多项目都是为了打造良好的城市景观和社会形象，由此来吸引投资。制造城市形象也会有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这有助于减轻齐美尔所描绘的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疏离感和混沌感。尤其是当人们可以在开放城市空间里，通过各种景观和活动来感受展览、时装表演或“城市自我表现”时，这种效果尤其突出。如果从“朋克”到说唱艺术家、从雅皮士到高级资本家的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通过自身的社会空间生产来参与城市形象的制造，那么所有人都至少会产生对那个地方的归属感。如果成功，城市形象的有机制造会有利于形成社会向心力、自豪感和对本地的认同感，甚至在资本横行的世界里让城市形象成为城市居民的心灵港湾。因此，城市治理企业主义（与毫无人情的官僚式城市管理主义相对）与现代人追求本地认同的心理合拍，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控制方式。罗马人统治的方式就是“面包加马戏团”，现在这个方式开始被重新改造和启用，有关本地区、本地域和本社区认同的意识形态成为城市治理政治逻辑的核心内容，即本城市居民应充分团结来抵御由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威胁。

巴尔的摩通过水岸和海港内湾的大规模重建打造了新的城市形象，这是很好的案例。这次城市重建使巴尔的摩在地图上重新崛起，不仅获得了“复兴之城”的美誉，而且还登上了《时代》（Time ）杂志的封面，由此彻底摆脱了落后衰败和贫困交加的形象。巴尔的摩现在看上去是充满活力的朝气蓬勃之地，随时可接纳外来的投资，也十分欢迎资本和“高级人才”进驻。尽管真实情况是，巴尔的摩的贫困问题和整体城市的沦落在加剧，对本地居民、市民组织和商业机构领袖的调查访谈表明，巴尔的摩存在大量“光鲜背后的腐烂”，30 1984年的一份国会报告也将巴尔的摩称为美国“最破败”的城市，而莱文^31 对所谓巴尔的摩复兴的深入研究也再度表明，收益相当有限且分配不均，城市整体的沦落不是在放缓而是在加速。繁荣的外表遮掩了背后的困境，但巴尔的摩的“成功形象”却开始在国际上传播，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32 就对巴尔的摩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

尽管失业率高企，但巴尔的摩还是勇敢地将其废弃的港湾区改造成了城市新玩场，纷至沓来的游客表示消费、餐饮和运输都可从中受惠，这反过来又可推动建筑业、分销业和制造业，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吸引更多的居民并产生更为丰富的经济活动。老旧巴尔的摩的衰落减慢了、停滞了甚至反转了。港湾区现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而巴尔的摩城区的失业率也在迅速下降。

这种让巴尔的摩重新找回城市地位的方法确实让本地居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地域认同感，执行该项目的公私合作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政治上的收益不可低估。这次城建改造吸引了开发资金进入巴尔的摩（尽管其实很难说到底是进来的资金更多还是付出的资金更多，因为公共部门承担了风险）。此外，这次改造也让巴尔的摩居民产生了对所处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尽管面包还缺，但至少大家看到马戏团都很开心。形象彻底战胜了本质。

城市治理中的企业主义转型

近年来，对于资本积累动态过程中本地“相对自主”的说法有许多讨论。城市治理中对企业主义的转型似乎表明，本地行动有了更高的自主权。我所论述的城市治理企业主义概念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或城市治理阶级联盟会自动（或即使在著名的“最终裁决”中）听命于资产阶级利益，或者其决策会直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要求。至少从表面上看，似乎我这样的说法与科伯恩^33 所总结的马克思地方政府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同时也与莫伦科夫、罗根和摩洛奇、格尔和金以及史密斯^34 等其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从城市间竞争的角度出发，表面上的自主式城市治理企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要求（一方面要求不断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要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再生产）是可以并存的。

马克思提出了重要的论点，认为在所有资本流动支配的社会中，竞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载体”。竞争规律迫使个人和集体主体（资本主义公司、金融机构、州政府和城市等）开展某些特定的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但这种“强迫”发生在行为之后，而不是行为之前。资本主义发展总是带有投机性，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在历史和地理纬度上开展的一系列规模不等且相互堆积的投机行动。例如，根本就无法精确预知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时会如何适应以及如何表现。每个企业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求得生存，但每个企业又都无法提前知晓自己的策略是否会成功。只有在事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会发挥威力，“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35

城市治理也同样带有这种无规则性和任意性，有时还要甚于个体资本家的行动。但同样，城市间的竞争会规制这种“无规则的任意性”。特别是在普遍失业和工业重组情况下，在资本积累模式变得更加灵活、地理分布更加自如的阶段，各城市对投资和就业机会的竞争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强烈关切，想要最好地利用本地的条件来吸引投资和鼓励发展。每个城市统治联盟都会寻求独特的、杰索普（Jessop）36 所谓的“积累策略和支配项目”。从长期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必须要尝试不同路径以及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营措施。只有这样，像资本主义这样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体系才能发现新的社会和政治管理方式与模式，来适应资本积累的新方式和新路径。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相对自主”，那么这并未让城市治理企业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机构和公司的“相对自主”有何本质不同，因为其他机构也在寻找不同的资本积累路径。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相对自主”，那么这与我所理解的资本积累一般理论完全一致，而且还可以将其视为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组成部分。37 之所以会产生理论困难，是因为许多讨论此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将相对自主理论视为独立于空间关系之外的控制力量，而完全忽略了城市间竞争和空间竞争的存在性或相关性。

按此理论，在城市间竞争相对较弱情况下的管理主义时代，城市治理反而会更容易与资本积累的规律脱节。要想论述这一点，就必须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地方政府行动也归在其中）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本文不希望对此展开讨论。但是必须要承认，正是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影响了后来关于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讨论。承认这一插曲就可帮助理解为何城市中的亲商主义和企业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中相当古老和经过多次实践的传统（在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城邦时代即已出现）。这一传统的复归与强化以及过去20年城市间竞争的再度肇兴表明，城市治理更加符合资本积累赤裸裸的要求，而不是违背其要求。这种转变要求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把地方政府从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福利国家制度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过去20年受到了抨击和诟病）。毋庸赘言，近些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从这一角度出发，才可能对城市治理企业主义当代版本形成批判视角。首先要查看表面上以城市经济为名的这些光鲜重建项目与城市状况真实趋势的对比。必须承认，许多成功的项目背后掩盖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许多城市都在呈现这样的双面城市的地理形态：城市中心区光鲜亮丽，周围却是日益加剧的贫困。批判视角也应看到某些重大的危险宏观经济后果，在城市间竞争的强制压力之下，许多恶果似乎不可避免。这些恶果包括收入分配日益恶化、城市体系越发动荡以及许多项目收益只能维持一时。如果只看表象和外观而忽略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实质，那么从长期看必然是有害的，尽管眼前还比较容易获得政治利益。

但也有一些积极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城市作为各种实体集合的存在，其内部天然允许民主决策的运作，有关城市的历史向来在进步主义理论与实践神殿中占有重要地位（巴黎公社就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要范例）。最近就出现了关于复兴这种社团主义传统的理论^38 和实践^39 。

因此，某些城市治理企业主义做法的方式、动机和结果都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应承认，集体社团主义的许多行动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来自城市阶级联盟所主导的亲商主义的私人意志、具体形式或具体项目。根本原因是不均衡资本主义地理发展整体框架内城市间的普遍竞争限制了城市发展的选择，由此导致了项目中的“劣币驱逐良币”，而有着善意和良好愿望的阶级联盟经常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做法来遵循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放弃满足本地需求或提升社会福利的目标。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城市间竞争本身就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相反，应将其看成是一个条件，是内含竞争的所有生产方式中一般社会关系的“载体”（马克思语）。

即使条件再好，社会主义也无法在某一个城市实现。但城市是形成社会主义力量的重要基础。关键要设计城市联合的地缘战略来减轻城市间的竞争，并将政治视野从地方性扩大为普遍性，即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均衡。工人阶级运动史表明了工人阶级能实现对某一地域的政治控制，但工人在面对空间关系变化规律时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也受到日益国际化的资产阶级对空间控制（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只是维持和深化了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路径产生了独特影响。但对城市企业主义的批判分析可暴露其负面影响，同时也显示出转向更加进步的城市社团主义的可能性，即城市居民可形成跨空间联盟和联合的地缘意识，由此来削弱甚至颠覆资本主义积累的支配力，最终完成对社会生活历史地理的主宰。

小结

这是迄今为止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巧合的是，我被引用最多的书籍和文章都出版于柏林墙倒掉的年份）。从参考书目就可知，我所论述的内容绝不是新课题。任何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城市理论的学者都观察到城市治理的变化，在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期出现了去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现象。欧洲和北美的传统制造工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这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区团结产生了重大的破坏性影响。对新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抵抗行动，而不仅仅是希望未来有所不同，都集中在城市［肯·列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大伦敦区市政厅因经常采用马克思的术语而成为当时的代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论述这种现象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稀罕事。当然，这篇文章用系统的手法来综述城市发展，显然有助于更好地看清问题。但我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在于对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的宏观经济原因及其影响的强调，例如企业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这篇文章也说明，地方化的流程，如果通过空间竞争的力量形成整合与合力，那么就会成为全球性的庞大势能而难以被本地化的行动所抗拒。此外，本文也清晰描述了马克思所说的竞争强制规律如何体现在城市去中心化和城市间竞争中。最后，本文批驳了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所谓自主决策的迷惑性说法，正是这些自主决策导致了现在我们所处的强制和不自由环境。

1978~1979年，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生命政治的起源”（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课程，他对这种转型的后果指出了另外可能的方向。他假定治理会朝着新自由主义方向转变，经济理性则从原来相对狭隘的市场规定范畴转向自我管理范畴，其中人人都成了企业家，人人都为自己的人力资本形成负责。虽然他的观点并无助于我所论述的转型，但这些观点为正在变化的政治主体性的潜力以及高度负面的政治后果给出了颇有意思的解释。我在撰写本文时，并未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而宁可用“灵活积累”替代，这也是我在《后现代性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中的思想脉络。2005年，我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1] 出版，我在其中重写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城市企业主义兴起背后的政治经济变迁。回顾历史总是要比身处其中看得清楚些，我常常想，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今天我们遇到的困惑。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直觉判断可以发挥作用之处。

[1]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M]. 王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在1970年的“地球日”前后，我记得当时《财富》（Fortune ）杂志出了一期以环境为主题的专刊。这篇文章称，环境问题正成为“超阶级”的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还特意为专刊撰写了评论，他说，后代评判我们的唯一标准将是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环境。在“地球日”当天，我参加了巴尔的摩的一处校园活动，听到了许多激情澎湃的发言，大部分发言者都是白人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大声疾呼，认为人们未能充分关心自己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以及吃的食品的安全；此外他们也批评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次日我又去了“左岸爵士俱乐部”，这是非裔家庭经常光顾的场所。这些音乐家在表演之间也穿插了对环境恶化的评论。他们抱怨就业减少、住房糟糕、种族歧视、城市沦落，当然他们最具震撼力的指责是说美国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总统理乍得·尼克松，这也让整个音乐表演现场欢呼声一片。

当时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然现在依然让我惊奇，似乎每个人都对“环境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加和起来，环境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商业领袖关心经济环境，政治家关心经济环境，城市居民关心社会环境，犯罪分子则关心执法环境，当然排污者关心监管环境。同一词汇竟然有这么多的用法，这本身就表明该词作为概念缺乏根本的连贯性。但正如“自然”一词，“尽管经常被忽略，但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历史……高度复杂且正在变化的，正如其他观点和经验也会变化”1 。像“环境”这一词汇的多种用法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其“被忽略”的部分却格外难以理解，因为要想发现“个人或一代人思想中运行的不完整明确假设，或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总是很难，但这些又决定了“某时代居于主导的智力趋势”。阿瑟·奥肯·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2 指出：

主要由于其模煳性，词语本身也可成为独立发生作用的历史力量。一个术语、一个短语、一个共识，之所以能够流行或被接受，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某种意义或思想迎合了当时主流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由于这些术语、短语和共识会产生其他意义或具有暗含的意思，不管其使用者是否能清楚区分，都会渐渐变成含义的主流成分，由此就导致某一时代品味的变化并引起信仰、价值体系和趣味的变迁。毋庸赘言，“自然”一词显然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

当下对“自然”和“环境”定义的争论绝不是简单的词义之争，这是政治斗争之前沿，在“我们意识到了政治性质并准备为之斗争”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斗争，是因为像“自然”和“环境”这样的词汇有着通用性和普适性。由于其含义模煳，便有了各种解读。“环境”就是指周围的一切，更加精确地说，是在具体时点、某种存在物周围的、与该存在物状态相关的存在。显而易见，事物本身的情景性及其内部的条件与需求，对如何定义环境的作用不亚于周围情况，而相关性标准也可能会有很大差别。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因此每个人都会对环境问题有自己的理解。

但近年来还是出现了某种初步的共识，将“环境问题”设定在由可能意思组成的特定集合里，主要将其定义成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其中包括支持这些活动的生物或生态系统的状况和“健康”情况；空气、水、土壤和景观等生态系统的具体品质；人类活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但即便是不带价值判断的以生物为中心的解释，这种共识里对“自然”和“环境”的隐含差别区分也是有问题的。由此就产生了环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的政治纷争，前者是以外部视角甚至经常是从管理角度出发看待环境，后者则认为人类活动是包含在自然环境中的。3 但不管如何，公众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所称的“自然”，至少将其定义为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和大气层，已经被人类行为极大地改变了。4 城市建筑环境与乡村及边远地区人为改造环境之间的区别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所谓差别不过是长期以来城乡意识形态差别的投射。5 然而，忽略这种差别的意识形态力量是危险的，因为这是用生态学的花言巧语来遮盖普遍存在的反城市偏见。

在下文中我将试图创建理论立场，然后在上述相对确定的定义条件下对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问题

首先从两段话开始：

因为我们将土地视为属于自己的商品，所以就滥用土地；但如果我们将土地视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我们就会带着爱和尊敬来使用土地。（利奥波德语）6

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马克思语）7

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在以金钱为共同体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观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所依托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但颇有意思的是，尽管道理本身不言自明，但生态、环境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依然势如水火，双方阵营互不买账。对上述两段话的分析可瞥见其中的缘由。利奥波德的思维和行动不顾狭义经济条件的限制，其思考方式完全以生态为中心；从利奥波德的角度看，代表工人阶级立场的政治学视角以及以革新政治经济过程为核心的思想只会加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利奥波德时常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充其量只能是环境（工具性和管理性）政治而非生态政治，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通常追求“普罗米修斯式”的那种意欲征服自然的项目。

我希望能在本章中找出连通这两个阵营的途径，使这两种理论可以相互砥砺而非彼此排斥。对于强调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是否必须或应该有明确的生态视角呢？如果有，应该是什么视角？我对此问题的切入点是：如何通过社会手段来衡量自然的价值。

货币价值

是否可对“自然”进行货币化估值？如果可以，该如何做？道理何在？目前有三种对自然进行货币估值的理论：

第一，在日常实践中，人人都在用金钱对所处环境的各个方面进行估值。在买卖商品时，会产生完整的货币和商品交易流程，此时自然资源或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涉及的重要环境特征就都会有货币估值（或某些方面被认定是价格为零的免费内容）。

第二，货币是人所共知的衡量价值的普遍准绳。人人都使用货币，因此人人都知晓货币的实用价值。金钱体现着人类对他者（包括自然）的需要、需求、渴求以及选择、偏好和价值。不同类型的生态项目（无论是修筑水坝还是野生动物或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必须以（隐含或公开）共同价值准绳来判断主次优劣。除金钱外，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普遍标准。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讽世派，生态系统世界中色彩缤纷的各种使用价值、人类的需要和欲求以及主体意义感受，统统被还原成人人都可理解的统一货币标准。

第三，在当下社会中，货币是社会权力的基本语言（尽管绝对不是唯一语言），用金钱说话，真正掌权的人都爱听也听得懂。要想在环境项目上看到行动，不仅要从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金钱）角度去说明，而且还必须使用容易说服掌权者的语言。例如“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典型的将环境问题以企业经营的外衣呈现。此外，所谓的“环境经济学”也是让环境问题获得重视的实用有效工具。在此，可参考奥顿（E. P. Odum）在其家乡佐治亚州推动保护湿地立法的努力经验。开始的时候，根本无人愿听他的湿地保护理论，后来他转变了思路，开始突出强调湿地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8 ，这使得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及早出台了相对完善的保护湿地法律。还有大量的类似案例（例如撒切尔夫人在1988年忽然获得环保绿色政治势力的支持），这些都表明，是否能直接从金钱角度来说明环境问题，关系到这些环境项目是否能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

但究竟如何做，这才是难点所在。皮尔斯（Pearce）等人^9 认为，无论是人类生产的（例如道路、农田和工厂）还是“自然”所恩赐的资产（例如矿产和水资源等），这些存量资产价值必须在代与代之间保持不变，由此他们试图实施《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 ）中被广泛认同的理念^10 ，即“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当前行动不会损害未来人类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但这些存量资产又该如何量化呢？显然无法用不可比较的物理尺度（例如实际或潜在的使用价值）来衡量，更遑论那些内在品质的衡量指标，因此货币价值（交换价值）即是唯一通用（普遍）的尺度。

但用货币衡量也存在诸多难处。

第一，货币如何定义？货币自身无生命且处于静止状态，货币要通过社会过程来获得其作为价值尺度的特性。马克思指出，推动货币产生的社会交换过程表明货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名称”。但这些社会过程是矛盾的，因此货币作为社会劳动价值代表常常出现偏差甚至背离。货币贬值、恶性通胀以及投机狂潮都说明货币在作为价值代表时往往高度不稳定。因此，我们说货币只“值可以买到的东西”，甚至开始讨论“货币的价值”，意味着货币本身含有交换其他万物所固有的社会属性。此外，货币有多种表现形式——金银、符号、记号、硬币以及纸币（美元、英镑、日元、克鲁塞罗、马克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官方货币彻底丧失信用度，于是巧克力、香烟和其他实物成为替代货币。因此，要用这些尺度去衡量“自然”的价值或“环境商品和服务流”自然会有极高的难度，无论是所谓“不变价格”“价格平减指数”的精巧计算，还是在汇率波动频繁的世界里测算不变汇率，这些方法都只是勉为其难。

第二，如果商品和服务已形成了市场价格，那么就只好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货币定价。这使得经济估值变成了同义反复，即虽然我们是要确定资产的真正价值，但现有价格成为资产货币价值的唯一指标。市场价格的迅速变化，意味着资产价值的暴涨暴跌。例如，近年来建筑环境的大规模资产减值（工厂和仓库等设施衰败），更不要提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这些都揭示了基于市场行为和条件的资产估值的内在波动性。在市场经济中，对“自然”资产估值也会呈现这样的规律（在1973~1975年石油危机时期，得克萨斯州的油井资产炙手可热；但到了1980年石油过剩时，油井资产价格一落千丈）。因此要想将用货币尺度衡量的资产存量（包括人工建设和自然赐予的资产）以总量不变的方式传承下去，既不可靠也无意义。

第三，货币价格依托于具体事物，此外也假定存在确定或隐含私有产权的可交换实体。这意味着，这些实体是与其所属的生态系统割裂开来的。例如，在给鱼定价时无须考虑鱼所依存的水。那么按此逻辑，只要把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价格相加就可得出整体价格，其前提是生态系统整体就是各部分之和。但如果以有机、生态和辩证的角度看待环境^11 ，而不是将环境视为零件可替换的笛卡儿式机器，那么这种货币估值方法就不适用了。实际上，对货币估值过度重视会让我们陷入笛卡儿–牛顿–洛克式的“反生态”自然环境本体论错误（见下文）。

第四，货币估值缺省了时空结构。时间结构是通过贴现来定义的，即现值是未来收益流的贴现。目前并没有公认的贴现规则，而环境研究的文献中充斥着对环境内容不同贴现方法的批判和辩护。例如，公共项目中真实利率和名义利率的波动会给估值造成很大的困难。此外，只有当资产是可交换的，这样的估值才有意义，因此，洋流或大气中蕴含的能量是完全无法用来估值的。生态过程往往有着各种时间周期，其发生也常常带有非线性的特征。例如，虽然可以发现人类的时间偏好（或至少对其进行合理猜测），但生态系统中所存在的各种时序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麦克沃伊（McEvoy）12 就曾论述过加利福尼亚州海域沙丁鱼的繁殖周期（非线性），为适应“生态波动”，每条沙丁鱼都会生长很长时间，由此确保每一代沙丁鱼都至少会碰到一年生态好年景，但人类的捕鱼活动可能会剥夺其“自然缓冲”而使沙丁鱼种群骤然萎缩。当然，充分考虑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合理政策和做法或许可规避这样的结果，但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因为生态行为中的时序周期与人类在经济计算中所用到的线性式和递进式的牛顿化的时间概念存在根本冲突。此外，即便估值可以取得一些结果，也会带来深刻的道德问题，例如古丁（Goofin）13 就指出，即便我们可以用经济上有效的方法去改变未来，我们“这样做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对后代的不公正对待”。基于此，当然还有其他缘由，古丁所谓的“绿色价值理论”与贴现做法存在深刻对立。“对未来的关注应该延续到无穷远”，深层生态学大师阿伦·奈斯（Arne Naess）14 曾如此写道。但如果采取绝对化的生态观，那么所有的投资项目都不必开展。

第五，土地安排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例如，严格的湿地保护和土地使用控制之间就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当代环境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鼓励或说服私有土地的所有者以相对环保的方式经营，要把眼光放长远，而不是屈从于短期市场力量。尽管这样做在理论、法律和政治上都有困难，但其依然假设环境有着清晰的结构，因此环境社会属性和私人产权关系之间依然存在某种成本收益关系。总之，仅仅关注货币估值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把生态系统视为需要将其内化在人类行为中的“外部性”，所选择的定价结构和监管机制也必然是生硬强加的。

第六，鉴于这些问题，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估值天生就有反生态的属性，由此将相关思考和行动限定在工具论的环境管理中。虽然环境经济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为了超越估值的狭隘逻辑来给无定价产品给出货币价值，但环境经济学无法超越其自身关于世界秩序和世界价值的机制性和本体论前提（这些前提很可能就是错误的）。

第七，货币并不能完全体现人类需求、欲望、情感和价值的力量或复杂性。“我们发现货币在实质上多少有点儿像出卖灵魂”，齐美尔^15 曾这样说道，对此马克思^16 也有同感。弗洛伊德更是将货币描写成某种肮脏和不洁之物（不义之财为富不仁是通常的说法）。他写道：“人类所知的最宝贵的东西与最低贱的东西相比较……由此产生了黄金与粪土之别。”他将黄金与粪便相提并论，还把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比喻成肛门仪式，这些论述在维多利亚时代可谓惊世骇俗。弗洛伊德的好友费伦奇（Ferenczi）写道，货币“不过是无臭无味烘干之后闪闪发光的粪便”。17 我们不必像弗洛伊德和费伦奇那样极端，但也必须承认，用人一生能赚多少钱来衡量生命或用货币尺度来给“自然”（例如珍稀物种卷毛熊和斑点猫头鹰）进行估值，如此做法有违道德和伦理，是必须唾弃和反对的。

从最后一点看，资本主义存在着核心道德困境：货币排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圣像崇拜（宗教、传统宗族权威等），但货币本身又不具有任何圣像性质，因为货币透明无味，对社会劳动关系也漠然处之，如果一定要说货币代表着什么形象，那么货币必然是跟庸俗、肮脏、粪土以及出卖灵魂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真空，即货币价值的形象与社会认同无关。货币无法提供社会团体的想象或如字面意思所示的“共同体”（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同体的本义），此外货币作为核心价值体系也无法衡量最通常的人类希望与梦想。我们追求货币是为了维系日常的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确实成了人类的共同体；但这一共同体完全没有道德情怀和人文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利奥波德所希望陈述的情感是正确的。

至此，虽然对价值估值的批判体现着对环境恶化的深刻关注，但这种批判也会面临如此悖论：要么完全避开日常经济实践和政治权力的话语而采用荒野生态的话语；要么就要用被认为是不妥或完全异化的话语（例如货币）来阐述深深认同的环境价值。在我看来，这样的悖论暂时无解。左拉（Zola）在《金钱》（L’Argent ）中借卡罗琳之口说出如下这段话：

金钱是滋养着未来人性的牛粪堆。没有投机就不可能有生机勃勃和硕果累累的事业……它用这种泛滥的激情、这种下贱颓废麻木的生活来确保生活的继续……金钱，这个罪犯与恶棍，是所有社会生长的温床。它是维持伟大公用事业的肥料，这些事业让全球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四海一统……所有的善都来自恶。

当然，左拉在小说中最终的道德劝诫是，如果接受了这样的理论，就会导致投机闹剧和个人悲剧，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用理论方式提出了严正警告，认为善只能来自善或恶只能来自恶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一方面，金钱或许存在天生不足、缺乏灵魂并且是“万恶之源”，但这并不必然说明，社会及生态体系的一切恶果都是由私有产权、个人主义和货币估值构成的市场运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卡普（Kapp）所说的因“私人企业的社会成本”无限发展所造成的恶果，因此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自私行为最终导致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也只是幻想。马克思^18 指出，资本主义进步“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也是掠夺土地方法的进步”，而资本主义技术发展“也仅仅是更加充分利用了所有财富的原始资源——土地和劳动者”。

因此，结论可能要比许多人所希望看到的更加模煳。首先，我们始终在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活动打交道（这个命题对于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成立），因此要想在实践中完全抛开货币估值是不可能的。其次，以货币尺度给环境资产估值虽然有着各种问题和严重缺陷，但也并非是彻头彻尾的恶。除非我们有了其他的某些价值观来判断货币估值方式的适用性和道德性，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自然”（只要我们所选择的内容是超过了简单的商品和服务流动）的这种估值方法的好坏。我们也无法在牛顿–笛卡儿式的生态世界观（现在许多人都在坚决反对这样的生态世界观，认为其无助于解决生态问题）以及经济思维和资本主义实践之间创建深层联系。在此需要重点指出，牛顿–笛卡儿式的观点本身没问题，亚当·斯密关于个人主义、市场行为和产权的观念也没错，但是二者覆盖的范畴相当有限。现在人类的思考和行动空间已经大大拓展，例如我们有了量子理论和生态问题，传统理论构架可能难以应对这些新问题。牛顿力学和亚当·斯密经济学可用来研究如何修建桥梁，但要想确定这些工程的生态系统影响，那么这些传统理论就不够用了。

价值是内生于自然之中吗？

在资产阶级生活中，抵制货币价值标准和寻求替代尺度的历史源远流长。宗教、社区、家庭和国家都曾被视为替代尺度，但我希望考虑的是那些将价值视为自然内生的具体尺度，因为无论是浪漫主义、环保主义和生态主义，都蕴含着这种强大的伦理要素。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传统中）也有此意。马克思^19 在“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 ）一文中指出，金钱“剥夺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具体价值”，而且“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上的贬低”。他非常接近于认可这样的观点：金钱已经破坏了先前和可能再生的自然固有价值。

将价值视为自然固有属性的好处是立刻产生了直接意义上的本体安全感和永恒感。自然界为人类建造普遍和永远的价值大厦提供了丰富、多样且永恒的选择，从而引导着人类的行动并让本来短暂和零星的生命获得了意义。20 利奥波德^21 如此写道：“在我看来，如果失去了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崇拜以及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就无法与土地产生伦理关系。说到价值，我所指的价值当然要远比金钱价值广泛；我所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因此，如果一件东西有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那么这件东西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但我们又如何知道“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是自然固有属性呢？这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价值存于自然，那么我们又如何知道价值？理解这种价值有着各种途径。直觉顿悟、苦思冥想、宗教启示、形而上学和个人内省都曾是获得理解的方式，也必然会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些思考途径与科学探索迥异。但我要证明，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共同性。自然界中所有呈现在外的价值都高度依赖于人的技能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干预（有时甚至要依靠梦想家的天才指引）。通过用高度情感化的词汇，例如关爱、关怀、养育、责任、道德和美等，这些干预不可避免是用了完全人性化的词语来呈现“自然”价值，由此产生了关于内在价值的人文叙述。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自然价值的“人性化”既实用又崇高，这反映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特殊地位。22

“人性就是自我意识的自然”，这是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埃利泽·勒克留的格言，它清楚表明，在将自然内在价值转换成人性化描述时，认知主体可发挥创造性的作用。但如果像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23 所说的那样，“除非意识到要从物质自然界解放出来，否则就难以理解物质自然界，更不要说面对和占有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保证人类是代表自然界一切内在价值的合适代理人呢？

因此，发现自然内在价值的能力取决于拥有意识、能动和实践特性的人类是否能成为这些价值的中立仲裁者。在严苛的教义中，通常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严格规范（例如禁欲苦修或瑜伽静坐）来保证人类心性融入自然。这种以人为本体的思考在科学探索领域同样存在。但此时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通常扮演着中立仲裁者角色，在严谨的方法论和实践论指引下（其严谨程度完全无法让佛教修行者望其项背），来精确揭示、理解和表现自然运行过程。如果价值内在于自然，那么凭借科学的客观方法就应该能够找出价值所在。科学中立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始终存有争议。下面两个例子将有助于理解这其中的难度。

1. 精子和卵子的成见

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都揭示了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性别歧视。这导致自然科学文献中也常常体现出关于性别关系的社会观点，而这些社会观点的构建方式使得这些观点看上去好像是“自然”或天生的。例如，麦钱特（Merchant）24 就强调，培根用实验方法来理解自然时暗含的性别歧视影像（将女性身体视为研究对象以及通过诱导或强迫来控制驯化女性精神），其影像深受莎士比亚的《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 ）的启发。类似的自然研究中的社会偏见比比皆是。哈拉维（Haraway）曾对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泰迪熊父权制”写过精彩的文章，他指出：“即便在生物选择和标本制作中也体现着沦丧，即来自城市、文明和机器的威胁。世纪之交的城市生活无序崩溃，但正是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博物馆试图完成保留、保存和复制永恒自然的所谓科学目标。”博物馆中的自然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纷扰俗世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展览技术给世人呈现“真正有机自然世界秩序”（基于等级、父权、阶级和家族）的感觉，由此自然而然得出结论，这一秩序应该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通过这种方法，这家博物馆实际上是在用生物进化论来支持或宣扬关于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的成见。

马丁（Martin）25 分析了大量人类生育学的医学和生物文献，发现其中普遍存在关于精子和卵子的成见，他的揭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在普通文本中，女性生育过程（尤其是月经）被视为是浪费，而男性则因可随时产生精子而被认为是繁衍后代的主力，即便是受孕过程也被视为是男性精子经历千辛万苦追踪捕获和占领女性卵子的过程。精子所代表的是进取、活力和可靠，卵子则成了男性精子的战利品。精子好像是被看成寻找金矿的探索者或是征战商海的企业家（参照左拉所描绘的金融投机者形象，但这些投机者的野心被认为是创造其他一切的必要条件）。但人类生育科学领域中这样的比喻其实是一种误导：精子绝不是生育学所描绘的那样意志坚定、精力充沛或勇往直前（其实精子自处之时只是乱动且毫无方向），卵子才是生育过程中的主角。但要想让科研人员放弃性别成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当科研人员不得不强调卵子的生育主导作用时，他们又会把卵子描绘成精心编织蛛网以诱惑、捕捉和吞噬男性（精子）的荡妇，像一个“贪婪无度的母亲”。马丁^26 还指出，新的数据“也并不能让科学家消除对精子和卵子的成见。实际上，科学家只是开始使用稍微不同的言辞来形容精子和卵子，但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如果我们的科学调查和探索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成见，那么我们是无从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的。

2. 达尔文的成见

在第二个示例中要思考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中那些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复杂成见。首先是关于牲畜繁衍的说法（由于达尔文有农场生活经验，所以应该相当熟悉）。杨（Young）27 指出，这其实是把牲畜繁衍中的人工育种方法用到了自然界，那么这直接提出的疑问就是，谁在背后有意主导群繁衍。其次，达尔文也公开承认，他充分采纳了马尔萨斯（Malthusian）的理论，由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成了达尔文所认同的“天理”，这后来又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并沿袭到了当下所谓的“常识”之中。但是托德斯（Todes）28 对达尔文思想在俄国的影响开展了研究，他发现俄国人几乎全盘否定了马尔萨斯理论，也不完全认同物竞天择的进化机制：

这种统一的国民风格源于俄国国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其阶级结构、政治传统以及土地和气候的特性。俄国政治经济中缺乏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地主与雇农。主流政治倾向、君主传统和民粹主义都导致重视合作的社会思想，并厌恶马尔萨斯和英国所推崇的自由竞争个人主义。此外，俄国地广人稀，气候条件恶劣，因此，马尔萨斯所称的人口数量与有限空间和资源矛盾的说法在这里根本不适用……因此俄国反马尔萨斯理论或非马尔萨斯理论的国情必然使得达尔文的进化论缺乏感召力和解释力。29

尽管马克思对达尔文十分赞赏，但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进化论的隐喻。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如此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如何在动植物中重新发现了英国社会的劳动分工、竞争、开拓新市场、‘探险发现’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30

假如达尔文［以及华莱士（Wallace）］并没有像当时大部分英国人那样为新发现的丰富热带物种而心潮澎湃，而是将思考投向贫瘠苦寒的亚寒地区；如果他们当时能具备我们现在所称的“农奴制的道德经济”的影像，那么或许他们也会像所有学派的俄国政治学者那样怀疑物竞天择的理论，或许他们会转而强调合作与互助。当年克鲁泡特金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抵达伦敦，在西欧阐述其互助思想，认为这才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英国人将其视为无政府主义幻想家（尽管克鲁泡特金本人的科学素养相当高），当时的社会被达尔文主义光环笼罩，不同意见难以被人接受。

但达尔文论证过程中也体现了另一个有趣的隐喻，其甚至与物竞天择的基本结论相左。这个成见是关于物种如何分化。这似乎是来源于工厂系统内部劳动分工的普及以及生产的不断循环，由于达尔文的岳父是实业家约西亚·韦奇伍德二世，因此达尔文对工厂生产也相当熟悉。不管如何，社会成见与自然探索总是相互交织，因此很难从科研结论中找出有关自然内在价值的不受社会成见污染的信息。这也不奇怪，达尔文进化论固然有着广泛影响和强大理论生命力，但其实也深受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暗含政治意图的观点却往往被当成是构建起进化论的“自然”基础。31 此外也不必惊讶，为何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阿里（Allee）及其同道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对动物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来支持和推动和平与合作理念。32

在我看来，结论是必然的。即使价值内在于自然，但我们没有科学方法来以完全中立的方式理解这些价值，因为在各种具体的科研活动中总是会隐含带有价值的判断。有时候名称也会遮盖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工蜂”无法读懂《共产党宣言》，正如“祈祷螳螂”不会去教堂；但其特殊名称却将人类独特的社会权力关系和实践“自然化”。33 “自私基因”以及“盲眼钟表匠”等语言也生动展现了对科学概念的社会化陈述。卢梭^34 似乎在多年之前就发现了这一诡计，当时他写道：“对自然界推理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其引入社会领域的观点。”例如，生态学家在研究自然世界中的植物均衡、植物更替以及最佳植物群落等概念，这既是出自对生态过程进行精确和客观理论化的科学目标，同时也体现着人类对于永恒和安全环境的主观追求。与自然保持和谐的观点并不是人类的欲望，而是自然强加的结果，这又必然会推翻那种顺应自然就意味着要保持和谐而排斥斗争的观点。无论是在科学还是诗歌中，人类通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自己对金钱之外的价值的渴望强加于自然。

价值的选择在于人而不在于自然本身。总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价值，只是我们的价值成见所允许看到的部分。和谐与均衡，美、道德与稳定，合作与互助，丑陋与暴力，等级与秩序，竞争与生存，动荡与变局，因果关系，对立统一，混沌与无序，分裂与吸引……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自然价值”，但这并非自然所固有的，而是因为无论科学研究方法如何不偏不倚或纯粹“客观”，人们解释事物的框架而非事物本身最终决定着成见。如果从现代生育学和细胞生物学看，仿佛自然世界也是按等级排列的命令控制系统，就像福特模式下的工厂体系，但从当代免疫学看，世界又像是由各种流动通信系统构成的分散化命令–控制–情报系统，其结构又接近灵活经营的工商组织。35 因此，雷蒙德·威廉斯^36 就提出，当有人说“自然教导我们”时，其实发言者是在根据其自身需求有选择性地提供信息。

当然，解决之道不是要在科学探索中完全抛弃任何既有思维。既有思维的运用（有如模型的运用）是所有知识生产的根源。博姆（Bohm）和皮特（Peat）37 认为，隐喻式的视角是拓展既有思想流程以及探求未知领域“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有时未知就隐藏在隐喻之下。因此，我们只能在既有思维的基础上开展批判思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某些所谓的自然内在价值其实都是由既有思维决定的，而不是真正内含在自然中。F. 卡普拉（Fritjof Capra）38 指出，当我们谈论自然时也总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道德共同体和环境价值

深度生态学家近年来希望彻底放弃自然中有内在价值的观点。39 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到了量子理论的影响，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和维尔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的理论被移植到了生态学领域，由此卡普拉提出了影响巨大的“物理学之道”以及“转折点”等著名理论。同时也产生形而上学、解释学和现象学等理论，来呈现和发现与自然相关的价值，但这些理论都强调了认知主体的作用。福克斯（Fox）40 就曾如此写道：

描述和呈现深度生态学的恰当论述框架与非人类世界的价值无关，其根本上是自我的性质和认知相关，换言之，这是有关“我是谁”的问题，这才是也应该是更加宏大的要旨。

这里“应该”的意思是指，价值确实要依托于包括我们在内的广大生物共同体，但我们发现价值从根本上要看人类在自然界中（而不是超脱于自然）“自我实现”的能力（资产阶级社会常常将“自我实现”庸俗地定义成“自我满足”）。因此所谓“深层生态”的论述其实讲的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潜能”（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是本质尚未被充分实现的“特殊存在”），如果人类脱离了自然，那么人性就会被异化（无论是实际还是可能）。要想重新十起人与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被现代技术、商品生产、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索取或功利态度以及货币形成的共同体等切断），那么人类就必须依靠觉悟、冥思和现象学方法回到“自我实现”的本原上去。阿伦·奈斯^41 指出，如果价值依托于社会和经济条件，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挑战导致异化的工具论价值。通过对哲学体系的阐释，我们可以实现“全面的价值解释和梳理”，由此触发导致“人类整体文明重新定位”的集体行动。

现在我们有各种用于解释的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理论。例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对当代生态理论做出了大量的贡献。42 有意思的是，他对现代性的根本反对不仅与商品拜物教的反对声音合拍，而且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态哲学演变背后的情感：

技术统治的客体特征以无情而彻底的方式在大地快速蔓延。不仅所有事物都成了生产过程中的可生产之物，而且还在生产过程中以市场方式供应生产之物。在自我强化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之人性以及万物之属性都化成市场中计算所得的市场价值，由此不仅将大地变成了世界市场，而且还以意志的主导意志般，令万物皆可交易，于是世间万物都纳入可计算交易范畴，尽管某些领域其实并不需要强加的数字。43

海德格尔对这种情况的应对办法，也是本次生态运动的特征，就是要重新撤回到将世界视为形而上的哲学存在，然后以该存在为基础慢慢发展成理论的大厦，以此培育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保留环境并滋养环境，使环境与人类关系得以修复。其政治任务就是要回到人的“本真”，因为人的本真在今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然不应被视为人类发展的“巨大加油站”，自然是滋养人类发展的依托，自然与鲜花同开、与瓜果同香，自然在山间泉水和溪流中跳跃，自然伴随着天地万物一道生长。海德格尔由此总结说，人类常常以为是自己拯救了地球，但其实拯救并不意味着让某事物离开危险，拯救意味着对某物的自主成全。虽然后来“地球优先”（例如“让河流自由！”）等口号并不直接来源于海德格尔，但这些口号与海德格尔的精神内涵完全一致。海德格尔接着指出，44 所有真正艺术的价值都决定于本土文化以及对所栖居之地的呈现。因此他说，“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承认，我们其实是需要扎根大地的植物，由此才能开花结果”，因此栖居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建筑也应是恢复人类之根、还原栖居于自然的艺术。

海德格尔的“本体寻根”之说把重点放在“辩护和守卫人类自然和环境新方法”上，因此“对地方和地球的爱并不是在所有技术和物质问题都解决后的附加情感，而是排在所有技术性问题之前的世界本身存在的一部分”。45 这种关系是主动性的，而非被动的。克里斯蒂安·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46 曾写道，“栖居是发现环境的先决条件”，因此，“住屋（建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场址变成场所，即要发现给定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意义”。人类会“接收”环境并将其变成某场所的特征，与此同时这又反过来给场所中的人加上了独特的烙印。

海德格尔的思想与美国生态伦理有着相通之处，利奥波德建议应该将社区概念扩大，将土壤、水、植物、动物以及其他一切都加进来：土地就是由与自然生存的场所构成的组合。地域性环境认同的观点变得十分强大。伯格（Berg）和达斯曼（Dasmann）47 曾这样写道：

在一个被过去的开发所破坏和伤害的地区，要学会在场所中生存，这意味着要通过知晓所在场所内部以及周边的特殊生态关系来熟悉场所；意味着要理解所在场所的活动和社会行为，这些行动和行为会丰富该场所的生活、恢复支持生命的系统并形成可持续生态和社会模式；也意味着人类要成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变成自然的掠夺者。

因此，作为文化行动的生物地区主义常常会“赞美某地方特殊、独特而难以言说的特征，通常会通过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象征等形式来表达对某地方的情感”。48

至此就达到了古丁^49 所称的价值绿色理论的核心。这是一系列的情感和观点，基于此产生出贯穿几乎所有生态和绿色政治思维的“统一道德观”。在下文中将提到，这包含了激进派、自由派甚至保守派等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共同体与地方体验高度相关，这通常会导致环境政治偏重于地方现有品质的保护和加强。

但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观点也存在问题。例如，可以看看这种观点对沙高夫（Sagoff）等自由主义评论家的影响。50 尽管个人行为常常纯粹是为了自我利益，表现为追求自身目标的彻头彻尾的私自经济理性人，但他指出，人们作为道德共同体的组成分子，有能力并且经常做出完全相反的表现，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就美国的情况而言，他指出：

社会控制的基础部分是关于民族认同，例如全民族都对所继承的自然遗产有着强烈认同和赞赏并愿意将之传承给后代，这无关需求，甚至无关信仰，而是关于自我认知。没有任何理由可解释这一问题：答案在于历史、在于命运以及在于我们作为人的自我认可。51

在此有若干要点必须指出。首先，这是福克斯提出的“自我实现”理论（参考前文）的强大社群版。其次，这既关乎民族认同构建，也关乎环境。这就碰到了如何处理绿色价值道德宣示和政治含义的难题。因为绿色价值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具体道德共同体的构建。道德共同体可以是民族主义、专制独裁甚至暴力法西斯主义，但也可以是民主自由、多元包容或反政府主义式的。布兰维尔（Bramwell）52 就曾指出纳粹“热血与土地”概念与海德格尔理论（其作用更具象征意义而非真实意义）以及在德意志浪漫主义基础上法西斯传统构建过程的关系，这也是纳粹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运动的原因。即便布兰维尔对此有些高估，也不难看出，对具体环境的特殊态度会强烈反映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之中。沙高夫常常不自觉地用美洲来指代美国，他还常常忽视美洲原住民的存在，他在考虑环境时也往往完全不顾阶级、性别和种族结构，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排斥主义的体现。

因此，环境政治就变成这样的执念，即要把基于某些环境特征的民族认同感传承下去。换言之，民族主义如果缺少了环境影像和环境认同就难以维系。如果森林代表着德意志民族，那么森林消失就会危及民族认同。这一事实甚至还影响着当代德国绿党行动，同时也制约着绿党影响力的扩大，因为当代生态情感所根植的传统曾经让纳粹势力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激进环保主义者”53 。即便是像查伦·斯普雷纳克（Charlene Spretnak）这样的生态激进主义者^54 也不得不承认，“绿色政治的精神维度在西德是极端化和有问题的领域”。

当然，并非所有的“道德共同体”、地域主义或地方化思想（例如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都必然是排外或新纳粹式的。雷蒙德·威廉斯就将这些思想元素融入了社会主义。在他的叙述中，环境想象和地方化思想的碰撞，以及资本主义对这种想象和思想的干扰，正好可用来解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矛盾的根源。那么关键就在于发现让这种代表着特定“自然”关系的地域情感演化成排他性思想甚至新纳粹思想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条件。布兰维尔所揭示的绿色主义与纳粹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尽管其本身代表着反对绿色行动作为的保守势力，认为绿色行动是“反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新威权主义），因为这提出了绿色价值理论“度”的问题，即环境保护是否会过度而最终令人类走上守旧之路而非革新之道。不管如何，现实发展很快表明来自道德共同体的环境价值对共同体政治和环境都有着重要影响。

政治价值和环境生态问题

在环境生态辩论中，最好是跳出有关纯粹环境问题的讨论，而去看各方对“共同体”和政治经济组织的看法。由此就可看到，有人会主张采取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声称这对于解决当前问题是“必须要做”的事，同时也有会被指名道姓要打倒或推翻的罪犯与恶人，由此我们的生态行动才能换回幸福美满的结局，否则大家将陷入悲惨境地。帕尔克（Paehlke）55 指出，“环保主义者”不仅“覆盖了传统意识形态左右阵营的全部据点”，还能适应于各种政治立场，与此同时还能表现出超脱于普通政治的样子。但反复出现的真实情况是，“自然与其规律”的解读常常被用来证明现有社会状况的合理性，或用来当成“创建可解决生态问题的新型社会的基石”56 。雷蒙德·威廉斯^57 则指出，生态和环保讨论真正要争取的“是不同类型社会的思想”。

部分问题在于，由于环境生态论证具有多元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因此可用于各种领域，而对于这些领域，环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必然会加以反对。环保宣传可出现在各种具体场景，从商业广告到奥迪汽车甚至牙膏都在打环保旗号，另外还有对自然风味（食品）以及天然美（主要针对女性妆容）的推崇，以及以“可持续发展”或“自然保护”名义开展的各种社会控制和投资。尽管环保口号铺天盖地，但生态主义者甚至某些管理型环保主义者的理论却千疮百孔，在各种研究文献之中随处可见其逻辑的缺陷、模棱两可的表述以及摇摆不定的论点，因此几乎不可能精确获知生态或环保主义者的经济政治纲领，尽管其目标宏大无比，例如，“发动革命，推翻以污染、掠夺与拜物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出所有人类都能与地球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全新经济和社会秩序”。58

在此，我不想对绿色政治进行严格分类，或对其具体政治观点进行批判（所有绿色政治观点都经不起严肃推敲），我想要列出环境生态观点所能附庸的各种政治体系。

1. 威权主义

奥菲尔斯（Ophuls）59 曾写道：“无论其具体形式是什么，可持续社会的政治似乎要将我们从自由主义推向威权主义。”我们也必须承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几乎已经结束”。面对日益增长的资源稀缺，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lbroner）60 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说只有一个解决之道：以宗教导向和军事纪律为特征的社会秩序将会强加于我们身上，但这又可能是为了让后代做出深刻和痛苦的调整而必需的。尽管这两位学者本人都是信仰自由主义的（海尔布隆纳则是社会主义者），但两位学者又都不得不承认，人类可能需要形成某种程度的中央威权主义，由此才能“现实地”应对资源稀缺以及由这种稀缺所造成的痛苦调整的必要性。在生态政治运动中存在偏重马尔萨斯的激进派别，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加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他认为威权主义方法是解决“福斯悲剧”的唯一可行政治方案。此领域的大部分文献都强调了资源稀缺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增长的极限），以及环境生态问题中的突出人口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时都十分严重，因此这些理论也是在那个时候影响最广。近年来，环保政治运动已逐渐放弃了用威权主义方案来解决环境问题，61 但在生态政治中还是可以时常瞥见威权主义的倾向。

2. 企业和国家管理主义

相对于威权主义之道，这种方法相对较弱并依托于技术性科技理性的应用，通常国家有着强大监管和管治能力以及庞大的科学和企业资本。其核心理论就是，酸雨、臭氧空洞、全球变暖以及食品污染等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生态问题都是科学发展所导致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理性（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依靠科学的运用和企业技术的改善。这种政治观点的关键词就是“生态现代化”。62 因此环境保护和监管（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被视为追求可持续未来的理性和有效的资源管理行动。某些领域的公司资本，尤其是那些其产品可以用来监控地球环境健康状况的公司，常常会宣扬类似于全球管理或“给地球治病”之类的影像。例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就在积极引领公司政治文化的“绿色化”，因为IBM公司在提供监控地球环境状况的技术方面将处于优势地位。在此，可持续性的着眼点不仅是生态系统，也包括公司力量。

3. 多元自由主义

民主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言论和思想自由）有时被视为生态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因为人类无法以全能全知的方式确定最优的环境生态政策。只有对环境生态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并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例如绿色和平）发出声音，才可以防止环境问题被忽略。任何人都能表达对“自然”的看法，有关保护“树木权利或猫头鹰生存权”的环保组织和制度（例如环境影响报告以及环保法律等）也可成立。充分论证和多方角力之后，人们才能最终达成环境问题的共识并获得效果最好的环保措施。但在深度割裂和多元无序的政治环境中，对于自然价值和生态变迁的所谓“共识”往往都只是暂时现象。

4. 保守主义

某些生态学观点对审慎和尊重传统极为看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往往是数百年发展的结果，因此不能轻易更改。这一派理论总是主张尽可能保护和保留环境的现有风貌和用途，有时是完全从美学和乡愁角度出发提出主张，因此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63 但这一派理论也有激进的一面。这样的环保思想会导致强烈反资本主义（反对发展）的现实主张，在国际层面，这一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传统被认为是保留得越完整越好，因此所有的现代化努力都被视为是制造问题。那么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就会对原住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他们担心商品浪潮和交换关系会腐蚀原住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固然有浪漫化的一面，但如果对某地的环境呵护过度，那么会在该地造成令人头疼的政治纠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干涉环境，而是传统社会和环境模式的保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利于部分团体（通常是精英阶层，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因此其实质不仅是保护环境，也是要保护这些团体的政治力量与价值。

5. 道德共同体

前面已经分析过提出“道德共同体”后可能会造成的复杂问题。许多共同体都存在大致的共识，即共同体中的人会对社会关系模式以及“自然权利”行为抱有相似的道德责任感。64 由于共同体内部异质和外部社会变革造成的压力，某些道德规则常常处在争论中，因此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伦理学领域不断被提到）的论述就成了形成团结共同体（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也成了获得权力的工具。这种环境问题道德讨论中^65 认为“此地最好”的情感，与公民道德中的族群政治观和价值观互为表里，由此可形成人与自然关系良性循环的理念。

6. 生态社会主义

尽管社会主义学者历来倾向于将环保行动视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问题，并对环保主义者所提出的零增长和克制消费等提议嗤之以鼻，66 但环保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是有足够多的共通之处，足以让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可行的政治项目（虽然与主流社会主义行动相比，生态社会主义还显得相当势单力薄）。职业病和职业安全等环境问题是工人阶级最关心的，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环境问题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前提，即只是以市场份额内利润最大化的准绳来选择生产技术”67 。海拉（Haila）和列文斯（Levins）68 曾断言：“如果想要生态整洁，就必须为社会正义而奋斗。”这意味着要实现对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控制，要掌控“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套体系是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同时要承认，“人类的未来不能构建在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69 。这使得环境问题深深扎根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那些承认存在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者^70 又提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径。这一新路径强调了生产社会化组织和生产（生态）条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那么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对环境问题提出透彻、持续和公正的解决方案。

7. 生态女权主义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对天性–教养问题的讨论最为彻底；在生态女权主义中，现在也有关于如何将环境生态问题与女权主义政治相连的观点。例如，在激进派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贬损和恶化与女性的贬损和恶化互为表征。由此产生的政治观点就是，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的网格关系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还应通过仪式象征和养育伦理来赞美这种关系。在此政治观念中，女权与生态应等量齐观，而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则要看女权主义信条是否被接受。

8. 去中心化社群主义

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71 指出，大部分当代生态政治都会避免威权主义的方案并主张“社会的普遍参与，在普遍性的政治和社会上鼓励公开讨论并在各方所表达的意见基础上寻求共识”。他们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是从“基于松散关系的自给自足型社区”中汲取灵感。72 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其他人（包括德国绿党）则希望证明，这种自给自足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形式其实更加“贴近自然”。由此产生的政治形态就是平均主义、组织扁平化以及决策过程中普遍性地方授权和参与。73 去中心化和社区赋权以及某种程度的地区生态主义，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异化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异化的唯一有效解决之道。

以上所列的生态政治观点还有待更加多样和更加复杂的具体主张来加以补充，这些对环境生态问题的看法或要求可能有着特殊的社会目的。例如，十分想要获得资助和关注的科学家可能会突出强调一些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环境状况，同时也体现着科学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例如，当英国皇家学会的教授罗伯特·梅（Robert May）74 在撰写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论文时，在论述如何定义以及管理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同时，他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抱怨分类学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太少（与物理研究经费相比较）。尽管科研上的忽视会造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障碍，但自我标榜式的要求经费也会引发外界的质疑。

杰克斯（Jacks）和怀特（Whyte）75 则提供了另一居心叵测的例子。两位德高望重的土壤科学家对非洲的水土流失问题深感忧虑，在1939年的文章中，他们如此写道：

在非洲发展现阶段，最能满足土壤耕种要求的似乎是这样的社会封建制：原住民耕种者在某种程度上限定在欧洲宗主所有的土地之上。但非洲不可能甘心接受这样的封建制：在英属非洲，这意味着要放弃本来大有希望的间接统治，在非洲各处原住民都会失去部分自由和发展机会，还会失去部分他们用劳动换来的物质改善。但这样做会使造成水土流失并拥有控制水土流失能力的欧洲人来承担其对土地的责任。由于担心来自本地的竞争，自我利益会驱使欧洲人充分履行责任来保护土壤状况。目前，对原住民的人道主义考虑阻碍了欧洲对土壤的控制。人道主义或许高尚，但土地需要主人，如果白人不积极承担而黑人无力承担，那么土地就会撂荒或者发生水土流失，最终将白人逐出非洲。

这一段话既露骨又令人震惊，这段话显示了如何以环境为借口，将各种限制强加于原住民，而将权利（和义务）归于那些被视为拥有知识和技术来解决问题的人群。目前很少有人胆敢再说出这样露骨的话，但这一强大传统依然可在世界银行的思维甚至像《布伦特兰报告》这样的进步文献中找到。以地球健康、可持续发展和防止环境恶化为名来侵占他人的资源，这种阴影在许多西方国家所提出的地球环境管理建议中都可看到。而发展中国家在看到这种以环保为名的侵占风险后，许多国家都对任何形式的西方环保主义持警觉态度。

当环境–生态问题变成美学问题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例如，1970年《财富》杂志的环境特刊就强力建议要以所谓后现代理念重新开发美国城市的中心区域，当时强调城市环境应有便利的交通、林荫道以及水岸社区等环境特征。威尔逊（Wilson）76 则指出，所谓的当代“自然文化”是完全人工和强行推销的品位，归根结底是将自然当成商品来售卖和消费。

怀疑论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只不过是幌子，其实是为了推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项目，其做法要么是虚张声势夸大生态危机的风险，要么是拉大旗作虎皮来以自然法则的借口使得自身建议合法化。但我希望在此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所有生态项目（观点）都是政治经济项目（观点），反之亦然。有关生态问题的讨论从来不能完全独立于社会条件，正如社会政治问题也从来都与自然生态相关。那么，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生态项目的政治经济学

有关社会生态变化的历史地理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些文献显示了社会政治和生态项目的紧密关系，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在考古学^77 、人类学^78 、地理学^79 和历史学^80 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然而，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大部分当代讨论，尽管在表面上都有着跨学科或深度研究的样貌，但其实都无视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有时候即便用到，也只是用於单独案例来证明某个具体观点。系统性的研究工作还很缺乏，即便存在一些系统性的研究^81 ，也往往是离题万里。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泰德·本顿（Ted Benton）82 和瑞纳·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83 之间的讨论，往往在历史地理的抽象层次展开，这种抽象层次大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便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然》（Capitalism , Socialism, Nature ）这样的专业刊物（其目的是为了从社会主义角度去探索绿色问题）中的主要文章似乎也都是理论空谈或论述单独案例，对历史地理记载的系统化研究依然缺乏。

一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调查显示，社会竭力为自身创造生态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自身发展，而且有利于表现具体社会关心并将其“自然化”。由于任何社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都不免要留下生态影响，因此社会变革和生态变革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很尖锐，有时甚至会让社会处在崩溃的边缘。对此恩格斯早有论述：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现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这段话表明，我们必须重视社会变革和生态变革。例如，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84 指出：

自然史的开端就假设环境与文化之间存在动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不仅产生矛盾也相互依存，此外也假设两者之间是辩证关系。环境一开始可能决定了在特定时刻的选择范围，但是人类的选择会反过来影响环境。重塑后的环境为文化再生产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可能，由此打开新的相互决定的过程。要分析人类创造和再创造自身生活的变革，不仅要看社会关系的变化，也要看生态关系的变化。

这段话其实只是换一种说法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85 的见解，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时，才会“产生与自然的对立”。克罗农对新英格兰殖民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另外的问题。他的研究显示，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当地印第安人已经有上万年的时间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生活和改造森林（在物种极为丰富的森林边缘刀耕火种），但欧洲殖民者却将这片土地视为未开化的、原始、肥沃且当地原住民利用不足的地方。欧洲治理制度和产权的引入（以及欧洲人对积累财富的渴求）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转变，印第安原住民赖以维持其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逐渐消失。因此，印第安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以及随后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也是生态原因造成的。新病毒的肆虐（例如天花）是印第安人种族衰亡的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片土地生态系统的变化导致印第安人无法维持传统游牧和原始灵活的生产方式。

因此，要想巩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途径之一就是生态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特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来维持。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指出，大型水利工程与专制暴政是孪生姐妹关系；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86 则不无夸张地认为这种局面也将在美国西部上演，但他的分析逻辑无疑是正确的。在19世纪末，著名地理学家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提出要在美国西部建设族群式的、分散化的、生态地区式的、以河流盆地为基础的定居体系，但其建议遭到了当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美国国会的否决（在此过程中鲍威尔本人也被彻底妖魔化），要保证大企业的利益，最好就是修建水坝、开展各类水利项目并大规模改造美国西部的自然生态系统。要想维持这样庞大的生态项目，必须要形成并维系集权式国家权力和某种阶级关系（例如要创建并推广大型农业企业并制造大量受压迫的无地雇农）。杰斐逊（Jeffersonian）所构想的小农式民主梦想被抛弃，由此造成的政治紧张至今仍在加利福尼亚等州存在。87 但在此又有了另外的影响（克罗农的作品中常常忽略）：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沃斯特所列的阶级，此外还有性别、宗教等社会因素也会发生重要作用）也会渗入土地或生态系统项目内部。例如，富人往往霸占了房地产市场的最佳位置，穷人只能在危险和脏乱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不仅如此，改造后的生态系统也会体现这样的社会关系。反过来说，所有以纯粹生态名义出现的项目，例如现在甚嚣尘上的所谓绿色革命，也必然会产生分配和社会影响（推行绿色革命就会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造成一批失去土地的农业无产阶级）。

因此，人为改造的生态系统总是会证明和反映着创造这个系统的社会体系。但这种证明和反映常常充满矛盾且极不稳定。这一简单原则对环境生态讨论的所有角度都有重要意义。理乍得·莱旺顿（Richard Lewontin）88 曾指出，这一原则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被遗忘了：

我们不能将物种进化看成是预先设定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正是物种的生命活动同时决定着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有机物的物种在其生命周期或进化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适应环境，它们也在建筑环境。它们不是自然界规律的简单客体，改变自身来适应必然性，它们是活跃的主体，也在根据自身规律改变着自然。

因此，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轻易放弃现有的大量生态系统结构，例如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化，来“回归自然”，这些都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幻想。现存的体系其实是经过改造的“第二自然”，如果它出现恶化或崩塌，势必会对人类本身产生难以想象的生态灾难。对其妥善管理（在此我指对其进行长期社会和生态改造来实现全新的状态）就要求从生态和社会两个维度，对政治机构、权力层级和管治体系进行完善。但从根本上说，纽约城的出现并不是不符合自然，而要想维系这样正在不断变化的城市生态系统，就必须承认和接纳产生城市生态体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

把城市化称为“创建生态系统”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人类活动不能被视为独立于生态系统工程之外。如果离开人类活动去看城市生态，那就好比是离开蜜蜂去谈授粉或离开海狸去谈殖民统治之前的美国东北部生态。与其他有机体相同，人类也是“根据自身规律积极改造自然的主体”并时时处在适应其自身构建的生态系统状态中。因此，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什么影响的说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两个分离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把我们所处的世界划分成“社会”和“自然”两部分的做法不仅违反常理（你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做严格的“社会”或“自然”区分吗？），而且在根本上也是缺乏理论和历史依据的。

资金流和商品流动应被视为现代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是因为这些流动让动植物物种在不同自然环境中迁移^89 ，也是因为这些资金流和商品流动构成了相互协调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决定着当代生态体系以某种方式进行再生产和变化。如果明天这些资金流和商品流动出现中断，那么就会对世界生态系统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随着这些资金流和商品流方向和特征的变化，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创造性冲动也会随之变化，由此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产生不同的压力、矛盾或和谐局面。克罗农^90 在这方面做出了颇有意思的案例研究，他认为芝加哥是北美各生态系统的基本交换节点和影响力枢纽。这实际上是转换并推进了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论点^91 ，史密斯用详细的历史地理学叙述方法，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阐述了“自然的生产”。

“环境或生态运动”这样的分类或许有些用词不当，尤其是在分析原住民反对生态变化时。其实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言，这些反抗并不是因为原住民希望保护其与自然独特且和谐的关系，或希望保留祖先留下的神圣遗迹之类，而是出于对外来生态转型的清晰认知（正如新英格兰殖民时代以及当代亚马孙丛林中橡胶种植的情形），他们知道这些外来强加的生态转型将会破坏其原有的生产方式以及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例如，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92 对喜马拉雅山区反对商业砍伐和现代化林业种植的“拥抱大树”行动开展了研究，他发现这场“第三世界最受关注的环保运动”首先是当地农民发起的保护自己对森林权利的运动，其次才能说这场运动或许带有“环保主义”或“女权主义”特征。然而，由于同质化的城市工业文明正在制造各种形式的生态与文化冲突和危机，这场“拥抱大树”行动由于其生态行动的特点，“代表了对现代社会生态和文化危机的最具创新的应对”93 。

不过，原住民群体对其生态实践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这主要是西方的想象，在现代工业主义条件下所产生的浪漫化想象，许多人因此认为这些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要比我们“更加贴近自然”（在我看来，即便是古哈也似乎堕入了这样的窠臼）。由于“贴近自然”而导致生存环境恶劣，原住民其实能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调整其对自然的行为和看法。此外，即便原住民有着各种文化传统以及代表着他们对自然顶礼膜拜的礼仪规矩，他们也在参与各种生态改造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可能会损害其继续某种生产方式的能力。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可能都注重生态（这些传统思想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世界的“生态意识”），但中国历史上依然充斥着大规模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流改道以及洪水肆虐，所有这些在现代眼光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生态灾难。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冰河时代晚期，原始狩猎部落常常会赶尽杀绝，由此造成多个物种灭绝。火或许是最重要的生态改造工具，知道如何使用火的一小部分人开始对生态系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正如绍尔（Sauer）94 所指出的，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

在此并不是要强调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活动总是会产生生态扰动，而是希望评估，到底目前史无前例的社会生态转型浪潮中哪些是新的现象并造成了过度压力。但要想对此进行历史地理学探究，就必须审视现在某些生态主义者常说的“从前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如何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95 ，此外也要以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布克金^96 的含混论点，即“自给自足且依托于自然维持生活方式的社会形态将会重新获得青睐，因为其背后存在有机的社会自然关系”。大部分当代的“生态意识”言论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原住民的言辞上，而忽略了其实践活动。例如，我们无法仅仅凭借印第安酋长“站熊”下面这样一段话就断定印第安人的生态实践要高于我们：

我们属于土地，土地也属于我们。我们热爱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飞禽走兽。我们与它们同饮水、共呼吸。我们和它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要相信这点，我们心中就会永远有伟大的和平并对天地所生长的万物抱有善意。97

要想达到如此结论，要么相信存在某种超然或精神指引来确保正确的“生态”结果，要么在原住民族群或前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各项行动的超凡全能者，只是其行动后来引发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所认为的亲近自然的群体也完全有可能对某种资源进行过度开发，尽管这些群体会时常观察自然并调整自身行动”。98 此外，“比较研究还显示，采取了强化策略的高级文明都相对稳定，其增长轨迹与能源开采增长情况相近，直到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都达到极限，在此热量绝对值生产效率以及投入产出率开始稳定甚至出现下降。”99 资本主义为何能突破这些传统的天花板至今众说纷纭。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有其自身的生态困境，正如巴特泽（Butzer）所指出的，我们应该研究学习之。

因此，原住民和前资本主义实践并不优于或劣于我们的生态实践，即便传统族群更加尊重自然，而我们则采用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试图征服或控制自然。100 格伦德曼^101 对本顿^102 的反驳是完全正确的，他指出“对自然的征服”（先不要去管其中的男性性别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破坏；这种思想也可能导致关爱、呵护和养育自然的举动。对“生态意识”论调的盲目接受可能会引向歧途。前面引述的印第安酋长“站熊”的那段话其实也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他想要说明“这片广袤的平原是属于印第安拉科塔族自己的”。印第安原住民或许确实拥有对这片土地的权利，但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如果用“生态意识”之类的言辞来支持其索要土地权，那么就成了以生态为名追求其他目标的常见危险做法。

用同样批判的视角，我们可以审视所有与自然关系相关的意识形态、美学和“生态意识”传统。在其著述《罗德斯岛海岸的踪迹》（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中，格拉肯（Glacken）103 描述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各种地理文献中有关自然观念历史的变迁。尽管他的主旨并不是要探寻这些变迁与政治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但这种联系如草蛇灰线般连绵不绝。在此方面，即便马克思也认同，当思想融入社会实践时，思想也会成为推动历史变化的“客观力量”。为此，应从生态和社会项目相互交织影响的角度去理解观念和实践。近年来，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成为讨论的焦点。一方面，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104 将其视为“浪漫生态学”的先驱，一个旨在恢复和谐自然关系的纯粹“绿色”诗人，但另一方面，麦克甘恩（McGann）105 等研究者又认为华兹华斯只是对某些社会阶级关系抱有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观点各有偏差，华兹华斯其实兼顾了生态和社会主题。尽管贝特看到了华兹华斯希望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现或确立生态主义的意图，但他在写作时也体现出希望读者能前来游览感受的导游本能，这其实是对自然的消费（最终会导致破坏性后果，当代人去英格兰湖区再也看不到华兹华斯所描写的宁静空灵），约翰·厄里（John Urry）106 将其对自然的描绘称为“游客般的凝视”。当代英国人欣赏游览自然的传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兹华斯的理念与倡导。

对历史地理资料的研究可表明，为何“自然”和“环境”这样的词汇会包含如此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107 日常实践中社会和生态项目的交融，以及在意识形态、现象学和美学等领域，让每一项社会事业（包括文学或美学）都是关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事业，反之亦然。这样的结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应不难理解。马克思曾指出，只有通过积极改造我们周围的世界并将社会与自然变化的辩证关系放在全部人类历史的核心，人类才能发现自我的定位和属性（甚至是作为人类物种的潜能）。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种辩证关系呢？

笛卡儿思想陷阱

如恩格斯所言，如果将一个简单的辩证逻辑强加于“自然”之上是很危险的。然而，当代生态文献中到处都是辩证和准辩证的论证方式，与马克思所实践的辩证法则并无本质差异。鉴于此，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108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与族群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共性”要远远大于“生态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个人主义式政治哲学的共性”。对于笛卡儿、牛顿和洛克本体论缺省，以及导致这种缺省兴起背后的还原主义（非辩证）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109 ，生态学的文本多有批判，在此我简要分析一下这些批判的影响。生态学理论通常会转矢量子理论［其著述中经常会引用海森堡、玻尔和戴维·博姆（David Bohm）的数据］以及不同形式的生态科学，由此形成完全不同的本体论观点。

生态学家所反对的笛卡儿系统假设存在可以严格区分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思想与身体、事实与价值以及“存在”和“应该”），同时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物质性受头脑中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影响，但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物质性反过来又影响着头脑“客观”呈现的能力。笛卡儿理论甚至依照一些基本原则构建了详细的宇宙图景。首先假设存在“自然”和自证型实体（个体或事物），至少它们作为部分可影响所在的整体。这些实体通过外部给定的绝对时空［正如此前所述，这是将牛顿理论的假设带到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理论和现代经济学］来加以区别其他（识别）。此外，这些实体是作为本体存在于整体之前，而部分（个体）则“具有内在属性并独立拥有”。整体（社会或生态系统）仅仅是所有部分之和（或在复杂情况下是乘积）。另外，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与实体本身相分离的。对于关系的研究因此就是研究实体之间偶尔的碰撞（如台球或人）。这就提出了所谓原动力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笛卡儿–牛顿式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像是钟表那般精准运行，而上帝则给宇宙钟表上好了发条。在这样的理论中，“原因和结果相互分开，原因属于主体，结果属于客体。尽管结果产生的信息有时也会对原因造成影响（反馈回路），但产生原因的主体和作为承受结果的客体是明确无误的。”110

笛卡儿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也是产生知识和了解宇宙运作的强大理论工具。此外，笛卡儿的理论也有直观吸引力。我们所遇到的“事物”（比如人）和系统（比如交通和通信网）看上去都是稳定和自证的存在，因此从表面上看，通过对其分类和归纳关系模式来构建相关知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从辩证的角度看，这样看事物的方法不免有些过于片面。列文斯和莱旺顿都认为笛卡儿理论“异化”了世界，因为“它将部分与整体割裂开来并把事物视为单独存在，将原因和结果割裂开来，并将主体和客体分裂开来”。马克思对“只见特殊不见普遍，或只见普遍不见特殊”的常见错误观点都进行了批判^111 。毫无疑问，马克思会强烈反对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弥漫的机械主义和简单因果推论，也会反对当前政治哲学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等。

或许笛卡儿理论在环境领域的最大特征就是将“社会”视为封闭的系统并与另一封闭的“生物圈”存在关系。按此理论，我们现在所称的大部分环境问题都是由于这两套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社会”和“自然”的边界（你可以看看自己周围，然后试着分清社会与自然的边界），即便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这样的思想仿佛也是由异化原因造成的，完全缺乏历史和科学背景。生态学研究者对此有着强烈的共识，这种思维模式和笛卡儿式的推理不仅本身就是反生态的，通过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这种机械式思想也是如今许多生态问题的根源。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理性选择、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甚至马克思现实主义［尽管巴斯卡尔（Bhasker）希望在其理论中引入辩证法］从根本上说也是反生态的，因为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接受了笛卡儿式的本体论。那么，格伦德曼和本顿对马克思和生态学的辩论的本体论缺省似乎就存在问题。

辩证法

与笛卡儿–牛顿–洛克理论相对的是辩证本体论，它可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生态学理论所需的本体论相统一。这或许可通过对如下命题的阐释进行：

1. 辩证思考最关注的是对过程、流程以及关系的理解，其次才是对具体元素、事物、结构和有组织系统的分析。后者无法独立支持、支撑甚至产生这些具体事物的流程。例如货币，我们无法离开支持其流通的交换和资本流动过程去理解货币，正如无法脱离具体的环境去理解生物体。112 按照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资本既是循环的过程也是资产存量（例如像商品、货币和生产设备这样的具体“事物”）。量子理论对此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同一实体（如电子）在一组情况下是波的形式，但在另外一组情况下却是粒子形式”113 。物理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后才认识到，“波”和“粒子”两个形式并不是非此即彼或相互排斥。只有当物理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现代量子理论才得以问世。要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放弃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114 所说的“常识看法”也很难，这是由洛克、休谟等人所贡献的哲学思想，即“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事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事物和关系彼此严格区分”。

2. 由过程和关系确定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在内部每一层次都是由不同元素组成^115 。由此就产生了若干结论。

首先，任何“事物”都可被分解成存在相互关系的“其他事物”的组合。例如，一个城市可被看作是与其他城市有相互关系的“事物”，但也可被分解成街区、居民、住屋、学校和工厂等元素，而每个元素本身又可无限细分下去。因此，在对世界运行之道的理论重构中，所有构成世界的基石都可被层层分解。某一层次上的系统（例如城市或池塘）在另一层次（例如世界城市体系或陆地生态系统）就变成了组成部分。正如列文斯和莱旺顿^116 所说的那样，“科学探索没有底”，因为研究经验表明，所有以前被认为是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都被证明可以分解，而分解又开辟了研究和实践的新领域。言下之意，现在只需要去看组织的各个层级，而不用再去搜寻所谓最基础的组成单位。但这又对研究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必须要确定过程、事物和系统运作时的标准（通常是空间和时间），因为与某事物相关的标准（例如池塘）可能与其他事物（例如大陆）完全不同。

其次，如果所有事物，按照其构成的复杂过程（或关系），在内部都是由各种不同元素构成，那么我们理解事物定量和定性的特征的唯一方法就是理解其内化的流程和关系。在此，我们发现奥尔曼^117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内部关系理论的构建与埃克斯利^118 、伯奇（Birch）和科布（Cobb）119 、奈斯^120 和奇默曼（Zimmerman）121 的生态学理论极为相似。但这种论点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我作为个人不会把宇宙的一切都内在化，而是吸收与我相关的系统部分，这些就是在相对封闭的领域内（我所处的生态系统、经济和文化等）与我产生关系的过程（新陈代谢、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没有固定或先验的边界。我所处的相对环境的边界取决于我的行为以及相关的生态、经济和其他过程。在此，对于空间、时间、规模和环境的界定就成了概念、抽象和理论的形成中的战略考虑。

3. 空间和时间既不是绝对的，也不独立于各种过程；相反，时空取决于过程并融在过程之中。不同的物理、生物和社会进程有着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时空）影响。用列斐伏尔^122 的话说，所有过程都生产其自身的空间和时间。各种过程不仅在时空中运行，更主动构建了时空，由此也确定其发展的独特标准。

4. 部分和整体相互构建。这一关系要远远超过事物实体之间的反馈回路。例如，我获取来自跟我有关的生态和经济系统中的能量，我会在内部主动重构和转换这些能量，然后在将来重构和转换最初产生这些能量的系统（打个简单的比方，我呼吸，吸入氧气转换成生命力，然后又呼出二氧化碳改变我周围的空气）。还原主义的实践“通常会忽略这种关系，而将组成整体的各部分视为预先存在并将其割裂开来”，而某些整体主义的做法则只顾整体不顾部分^123 。

5. 部分与整体的有机结合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以及原因和结果可相互转换”。124 例如，有机生物体必须看作是自然进化中的主体和客体，正如人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变化中的主体和客体。因果可逆则说明具体模型（即使存在回路反馈）的不足之处。在实践中，辩证推理包含并代表着连续流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辩证推理很难像因果推理那样被普遍看到和接受。

6. “所有系统以及所有系统的所有方面的共同特征就是变化。”125 这也许是辩证法最重要的原则，也是奥尔曼^126 最看重的。其含义是，变革和动荡是常态，事物或系统的稳定状态反而是需要解释的。用奥尔曼^127 自己的话说，“由于变化是事物的常态，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是关于变化如何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什么事物或系统发生变化，以及为何有时表面上却没有变化。”

7. 事物内部的异质性以及系统内各事物之间的异质性会产生互补和矛盾，由此就会产生变革行为或所谓的“创造力”。因此，创造力在物理、生物和社会领域是无处不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连续过程中所有时刻对于理解变化或稳定都有着同等重要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持续过程流动中找出特殊的“时刻”“形式”和“事物”，这些特殊的“时刻”“形式”和“事物”能产生巨大变革并赋予系统独特性、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在社会、生物和物理系统中的“代理人”问题也必须基本按照这些框架来设定。

8. 辩证研究法并不超然于自身论证形式之外，而是受制于它。辩证研究是产生概念、抽象和理论等形式的事物以及所有机构化的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本身又被持续不断的研究完善或推翻。此外，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说一个局外人（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通过相关的研究过程相互汲取、相互内化的关系。海森堡认为，观察世界不可避免地会干预世界，正如解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文本的阅读对文本的生产有着基础作用。马克思也同样坚持认为，人类只有改造世界，才能改造自己，而人类如果不改变自身，就无法理解世界。在这一原则下，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伪命题［同样还有女性主义理论中对先天和后天关系的强行对立，正如福斯（Fuss）128 所言，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之间的所谓对立关系也是假的，因为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辩证法不能当成是意志对物质的胜利而强加于世界之上（这是恩格斯的重大错误，又不幸被列文斯和莱旺顿重复）。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永远无法打破，有的只是弱化或暂时疏远。在我看来，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指向了本顿^129 所寻求的对立面的兴起。

9. 教育是为了探索各种可能性来变革、实现以及建设新体系（例如社会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地演绎或归纳，正如布克金所指出的，教育才是辩证实践的中心主题。因此，辩证法研究必然要将伦理、道德和政治选择纳入自己的进程并让所构建的知识变成权力的话语体系。比如，价值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普遍抽象观念，而是产生于伴随着实践和权力运行的探索过程，这些过程又是为了探寻各种可能性（无论是自身还是外部世界）。近年来新出现的“绿色价值理论”潮流也应该被视为生态发展和权力运行的产物。

此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述中所提出的辩证法（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如奥尔曼所指出的^130 ）与各种生态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各种方法论显然存在明显共性。这种共性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131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共性是存在问题的^132 。然而，并没有人对此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正如马克思理论可通过辩证方法用于理解时空的生产，这种时空制造对构建“自然”极为重要，现在也必须为理解“自然”的生产创建更加全面和统一的马克思理论^133 解释。显然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并没有任何反对生态学的内容。因此，只要能将辩证法想象重新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位置，创建新的政治经济生态学就是有益的，而现在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恰恰忽略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通往生态社会主义政治

本顿^134 最近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无误就是用生态学方法去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但他指出，其中的难点是，在生态学成型理论和马克思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内部“断点”。我建议要用更加辩证的方式去阅读马克思，劳动过程应看作塑造其他过程的“定型之火”，同时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事物并弥合本顿所说的断点。由此就可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生态思想的共性，同时也让我们有更加充足的话语来反映社会生态活动和项目的性质。

在此就可抽时间对描述生态问题的各种话语进行反思，包括科学的、诗意的、神话、道德和伦理、经济学和工具论以及感性的和有效的话语。因为一方面人们常常认为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话语才能更好地呈现和解决生态问题，而对“自然”问题的多重话语也始终是待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另一方面，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将我们对“自然”的论述和与自然的关系全部塞进一个单一和同质的话语体系。我想指出，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一方面，我们当然需要有更加统一的话语来弥合社会和生物/物理科学。当然，许多研究者都希望能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不仅仅是马克思^135 。但将生物学基础纳入社会学理论中，导致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对生物社会性的讨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等）。那么这对社会科学方面产生的影响就是，所有社会项目都会有意避免生态层面的思考，要么假装生态因素不重要，要么假设自然条件都是社会研究恒定的“外部因素”。我想说，这并不是理想的理解世界之道，人们必须要创造新的共同话语体系来沟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但这也是危机四伏的领域，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随时会出现，而辩证思维模式被抛诸脑后，而且这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都要经历深层次的调整。

另一方面，必须要接受“自然”话语的异质性，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生态学论证中极富建设性和创造性的途径，只要不将其理解为割裂共同体中各自零散独立的思维模式和行动，而是将其视为内化的异质性以及差异性，对此所有人在人类世界或自然世界与“他者”产生交互关系时都能感受和体验到。饶有趣味的工作以及跟他者的和谐相处与工人本身的生活密切相关，诗歌和歌曲中所称颂的这种生活之美要远远优于纯粹自然科学所呈现的冰冷世界。

然而，这也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危险。不同的叙述自说自话，很难发现差别表象后面的统一性。但对不同叙述体系中不同权力关系的仔细分析表明，这种概念的混乱和叙述的莫衷一是其实与资本主义再生产有着很大关系。对此开展批判则是非同小可的政治任务。如果所有社会政治项目都是生态工程，反之亦然，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中都带有“自然”和“环境”的概念。此外，如果概念、叙述和理论在内化于社会生态实践和行为后，可以作为“客观力量”来塑造历史^136 ，那么现在对“自然”和“环境”概念的批判必然有着巨大的重要性。所有对自然关系的批判分析都是对社会关系的批判分析。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力量会极力遏制、塑造、迷惑和混淆对自然和环境的讨论（大部分表现为“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消费”叙述，此外还有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奇观进行商品化或销售），这充分说明了这种关系的深刻性。

这里就产生了危险，即在批判之前预先故意接受或下意识采纳这种概念。例如在现代语境中对“稀缺性”（以及所谓“人口过剩”）的讨论^137 。其重点是放在限制人类潜能发挥的“自然极限”上。在李（Lee）138 的叙述中，人类行为的规律更是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生态系统内在维系力量（两者都无力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变迁，更遑论生命的起源）。

但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地理学角度看“自然资源”，将其视为“对各自然要素的文化、技术和经济的评估并利用其为具体社会目标服务”139 ，那么经济稀缺性则意味着我们缺乏意志、智慧或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社会目标、文化模式、技术手段以及经济形式，即我们无法根据人类需求去改造“自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虽然较短，但也充分证明这些东西其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从一种角度说，鉴于资本主义的狭隘视野和不顾一切追求资本积累的规则，资本主义正遭遇自然资源稀缺和人口过剩。但也可从另外的角度，借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和速度的看法，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生产稀缺性的方式，因此如果把目光放在自然局限上面，实际上是完全规避了政治–生态要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本顿^140 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承认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有其自身模式，也与其自身所处的外部条件、资源材料、能量来源甚至自然关系副产品（例如废物和污染等形式）存在特殊的相互关系。任何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生态问题……都必须视为其具体自然、社会发展结果的理论化结论。

当代环境辩论中使用的许多术语都在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不自知。例如，“可持续性”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141 ，该词的一般使用就是要以具体的生态项目来维持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想象一下，在极度简化的生态–经济情形中［如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的科幻小说《雏菊世界》中的情形］，纽约市只剩下两个物种，分别是国际银行家和蟑螂。国际银行家属于濒危物种，因此“可持续性”的意思就是要让地球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银行家的发展（例如在马拉维安排“可持续”农业来偿还债务）。该模型虽然夸张却能说明问题，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如今通过世界银行开展的国际金融会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此感兴趣。世界银行项目中的生态和社会二重性很有意思，因为一方面生态学家说，逼迫发展中国家还债是许多生态问题的缘由；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的担忧，许多国家的金融家不得不承认生态问题的存在。

但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无法完全接受与可持续性、自然稀缺性和人口过剩等概念纠缠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逻辑，由此来限制我们的选择权力。因此，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尝试和接纳来自生态学的批判话语，真正的任务是要将我们从资本主义正在制造的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透彻的论述：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有自己的另一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日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结果似乎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性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42

于是人们又尝试采用恩格斯所指出的解决生态和社会困境的有效途径，但似乎还不够：

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现今的整个社会秩序实行完全的改革。

我说这还不够，因为即使照做，有关任何生态社会项目实际方向上还会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生态主义者的辩论可能会提供答案。迄今为止，争论主要是为了给固定的立场辩护，当然，其实还存在另外的辩证方法加以解读。马克思曾说，片面的表述都是有局限性和存在问题的，而要处理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各种概念相互碰撞摩擦，由此产生思想的火花。按此精神，我将提出可能让生态政治概念碰撞出思想火花的5个关键领域。

1. 异化和自我实现

在生态学文献中普遍存在“自我实现”的理想。这些理想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的关注点有类似之处，尤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通过人类自身创造来实现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尽管马克思十分关注贫困和剥削，但他认为，生产力的解放才是实现人类自我实现和解放的最优甚至唯一手段^143 。因此，人类解放就是目标本身。

生态学者对社会主义者“生产至上”的批评因此是有益的，因为这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去重新考虑异化的问题。144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阶级关系、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拜物教让我们跟自然和他人无法产生情感或直接联系（除了在阶级关系主导的劳动分工中那种割裂和局部的联系）。但是如果“人类生活在自然中”，那么“自然就在人类身体之内，人就必须与自然持续交换以维持生命”。身体的健康对我们而言是根本性的。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我们自己，接触和改造自然就是改造我们自身。这是马克思论述的重要一面。但人又必须摆脱与自然的直接情感联系才能形成自我意识。因此，这又是跨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重要一步。145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这种永无止境的意识异化得以让人们进行反思并构建解放自身的知识（例如科学）；但这也提出了难题，即如何才能回到意识使我们疏远的东西。在当代的劳动分工和技术社会组织结构中，如何才能构建起与自然的非异化的亲密关系（以及非异化的社会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生态主义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两派理论曾分道扬镳，但或许可殊途同归。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倒退显然不行，尽管许多生态主义者似乎在建议，人类可以回到直接接触自然的状态（自给自足、小国寡民的时代），回到前资本主义的族群社会的世界，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程度都很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文化和智力发展来“超越”科学知识、组织效率、技术理性、货币和商品交换等联络人类和自然的中介，但同时又要承认这些中介的重要性。尽管现代社会是基于异化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的解放潜能仍然要依靠人类的继续探索。但人类的探索仅仅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尽管现在常常有人把导致异化的技术进步当成了目标。生态主义者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一关系应成为所有生态社会项目的根本目标。对于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例如“艺术的胜利”不应以“性格的丧失”为条件）的追求将成为核心议题，劳工运动要充分把握和利用生态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我的异化。

但这并不否认现象学方法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加亲密和直接关系方面的作用和力量。即便是海德格尔方法所蕴含的深刻且浓烈的情感也是有作用的，包括其对诗化语言、表现手法和象征体系的搜寻。毕竟，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但将这种思维模式定为政治学的唯一基础（这样就蜕变成封闭、排他甚至新纳粹思想）是危险的，而马克思显然是要在差异性中寻求共性。生态社会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就是这种二元性，即在纯粹工具理性（中介）和存在理性（非中介）中的价值二元性，对其探讨虽然艰难却颇有裨益。

2. 社会关系和生态项目

要想探索我们的“物种潜能”以及自我实现的能力，必须要厘清生态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发起、执行和管理这些项目所需的社会关系。例如，核能的利用需要高度集中和非民主的权利关系，此外还要有垂直的命令与控制结构。因此，对核能项目的反对意见通常不仅是反对健康和长期核废料等技术问题，也反对核能项目所暗示的社会关系。在苏联开展的许多生态项目所要求的社会关系性质，其实与苏联所声称的要建设平等民主的新型社会格格不入。但这样的批评显得过于简单化。如果反过来看，说人类只能推行符合非垂直控制、去中心化、充分民主和高度平均化社会关系的生态项目，那么人类可推行的生态项目类型将大大受限，这又可能反过来威胁大量人口的生存。如果真的这样做，肯定不符合探索人类物种潜能的要求，甚至有可能违背人类消除物质贫困的努力。

当然对永远矛盾的情形，并没有解决办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彻底承认自然社会张力的性质并找出与之共存的政治方法。当务之急则是承认某些社会关系的“自然化”。例如，我认为我们必须将城市以及相关的资本和商品流等建筑环境纳入生态系统，然后再考虑如果这些生态系统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那么又该采取何种可行的（而不是会造成灾难性破坏后果的）社会生态改造方法？

3. 科学问题

“技术揭示着人对应自然的能动关系以及人维持其生活的生产过程，因此也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这些关系中的精神观念。”146

把技术决定论归于马克思显然是错误的（揭示并不意味着决定），技术和技术选择对于将社会关系嵌入生态项目（反之亦然）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意味着必须要高度重视技术问题。格伦德曼^147 指出了马克思自己的方法中的悖反，在此他显然是很有道理的。例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假如机器造成了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机器不仅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还摧毁了工人的技能和艺术欣赏能力，那么自我实现（无论我们多么强调集体的自我实现）就会因为技术原因而处在危险状态。某些技术甚至违背了提高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初衷。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对于资本主义所赋予我们的技术手段（以及与之对应的具体社会–生态项目），我们要么彻底抛弃（正如许多生态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要么逐渐改造之，让其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关系以及精神观念（例如关于自然关系的观念）。由此就产生了所谓“适度技术”和“小即是美”的思潮，这些并不是构建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原则或途径，而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组织形式给出了若干提问。148

4. 共同性与差异性以及集中化和分散化的辩证关系

由于时下流行的大部分激进生态主义理论都源于无政府主义，因此这些理论都强调社区、当地、地方、亲近自然、独特性以及分散化（强烈反对国家权力），而不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样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或合力推翻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统治地位。任何生态社会项目都必须要面对这种挑战。在此我想要提出更加符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它可以对生态问题更加敏感，同时在理论分析和未来实践改造方面也有更多的可能。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一般斗争总是由对具体社会–生态项目的斗争组成，这些具体项目体现着资本主义利益和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斗争包括反对喜马拉雅山区商业林开发项目、反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坝项目以及反对法国的核电项目等）。因此，根据所反对的社会–生态项目的性质和规模，在这些斗争中所采用的具体社会主义策略也有所不同。与此同理，希望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决于具体项目中的社会生态可能性，例如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的项目与瑞典的项目会有很大差别，国际金融项目也会跟房地产项目边上的医疗废物填埋场不同。此时，有必要审视“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假设。

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建设同质性。实现人类物种的潜能也可以是发挥创造性去追求多样性和异质性。对于更加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和提供人类自我实现的空间的社会–生态项目，可视为在构建社会主义未来。资本主义制造了冰冷的商品化同质性，这也是资本主义所有失败中最令人难以承受的后果。

激进的生态学观点强调了地方建设、生态地区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精神，这些都提供了开创性的视角，尤其是能以此为基础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浪费生产（我们真的需要把英国啤酒运到澳大利亚卖，再把澳大利亚啤酒运到英国卖吗？），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雷同的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对此充满幻想，例如，他说城市应该是“集体艺术作品”般的人工创举，既是自然的最终产品，也是人类的愿望和梦想的结晶。在生态改造的社会主义项目中，这样的思维方式将“自然的生产”变成了丰富多彩的本地化艺术以及对生态系统差异的创造，由此实现文化多样性、地方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在人类自由追求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背景下，人类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丰富能力成为任何社会–生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地区主义者伯格^149 就曾说过，每个人都生活在“意识领域中”，确定该领域的则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认同他的观点，即“再造关怀和可持续的人类文化”应该成为“当今时代的真正工作”。他的这种观点兼有雷蒙德·威廉斯和海德格尔的元素。

但在此也要指出，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纯粹生态地区主义、地方主义和本土族群政治。问题在于，零碎政治和天真信仰基础上的地方主义往往带有强烈威权主义、监控和限制潜台词，这些天真信仰包括（1）对人类多样性的尊重意味着所有分散化社会都必然能在“民主、自由、独立和公正”150 等启蒙价值基础上构建起来，而不是基于奴役、性别压迫^151 等其他价值；（2）封闭族群自给自足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对外部贸易的严格限制可以改变；（3）限制人员流动以及对某些“外国人”的清除与个人自由、民主治理和开放理念可以并存。杨^152 对此曾提出过警告，他说族群政治很容易陷入噩梦境地，此时共同体只因反对他者存在而导致排他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泛滥，他的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例如戈德史密斯^153 就曾这样自我屈尊式地写道，“应允许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定居，但这些外国人在被当地居民认可成为其成员之前，不得参与对族群的管理”，这样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导致排外和新纳粹政治，必须引起警惕。意大利北部右翼政党伦巴第联盟就完全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仅反对非意大利的移民，同时还反对南部意大利人前来定居。此外，这样的思想也假定生物地区特征是由自然或历史设定的，而不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由各种相互交织的不同过程塑造形成的。换言之，生物地区主义的思想方法其实是完全违背辩证法的，这些人只看到静止的事物，而完全忽略了背后变化过程的作用。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生态地区、地方或人类共同体又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范围？

我们可以论定，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必须要关注“普遍性”具有双重意义的政治语境。杨^154 对此有精准的总结，他说：“人人都参与道德和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普遍性，即人们都认同某种观点而暂时搁置具体的倾向、情感、信仰和渴望。”无论是从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差异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追求的社会–生态项目多样性的角度，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联系都应当居于生态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位置。

5. 时空范围的问题

乍看上去，范围似乎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比如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项目）的起止边界在哪里、池塘与海洋有何差距，以及为何在某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的过程换了范围就没用了？海拉和列文斯^155 指出，确定适当范围的问题是“理解社会–自然关系中最基础的理论挑战之一”。这两位研究者认为，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时空范围的正确方法：这是根据有机生物体确定的，因此在自然界任一具体位置上必然同时存在各种不同范围。如果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见上文），并不存在各事物都能最终分解到此的基本单元，那么查看过程时所选择的范围就变得极为关键，但也成了问题所在。此外，人类作为生态中介时的活动时空范围会不断变化，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克罗农^156 就指出，甚至在欧洲人殖民新英格兰之前，新英格兰地区就存在于欧洲之间的跨洋贸易，两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存在重要往来，这使得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带有商品化的特征并解除了早期的生态实践做法。只要想想今天我们早餐桌上这些食物牵涉的商品和资金流范围，再与百年前的状况相比较，我们就会立刻理解资本积累、商品交换等社会活动所牵涉的范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但正如史密斯^157 所言，地理范围制造的理论（我还要加上时间性的制造）“还相当落后”。现在所制造的地理范围似乎是规模等级制的（从全球到地方），由此总是让人们疑惑“如何在不同地理范围之间沟通和切换”。在地理范围问题上，生态学的讨论尤其让人疑惑。一方面，关注地球范围环境状况的专家说，我们必须有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并采取全球化的步调；另一方面，生物地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采取本地化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凡是有利于本地的事情都自然有利于地球。但此时，这个生态问题也就变成了深刻的政治问题，因为对社会–生态项目的决策和行动权以及对项目结果的权利必须要划定范围（在当代世界，过去百年掌握主导权的都是民族国家，尽管从政治生态上说这可能没什么道理）。但这也说明了，生态社会项目所要面对的具体压力。一方面，人类实践还会继续不断变化来重新确定时间和空间范围，但另一方面，又要创造政治权力结构来“沟通和切换”不同项目所对应的不同范围。在此，生态社会角度似乎也会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如何才能发挥人类的潜能，以及应该构建怎样的政治机构和权力结构来确保任何社会主义项目在生态维度上的敏感性。

后记

马克思^158 曾经评论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我在此论述的目的是尝试和提出概念说明，由此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但正如埃克斯利所指出的那样，要想实现对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影响，此类分析基础上所形成的灵感“必须与某人对当期状况的知识相关，由此实现感性渴求和理性分析的统一并形成文化、社会或政治行动”。这意味着要找到呈现生态问题和将其理论化的正确方法，由此生态问题能与工人阶级运动、某些女权主义团体、生态主义者以及巴尔的摩左岸爵士俱乐部里那些将尼克松视为最大环境问题的非洲裔美国公民的诉求相联系，这也正是我的论述目的。

小结

空间、场所和环境是地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这些概念是激进地理学的中心任务。空间、场所和环境的生产并不仅仅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更是资本主义主动演化发展的结果。比如在构建环境过程中的大量投资和资本循环，由此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中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由这种大量投资造成的地理发展不平衡会成为构成危机和解决方案的重要因素（例如过去10年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城市化进程和环境变迁之间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内部联系。物种消失、臭氧空洞、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有着深层关系。如果放任不断吸收过剩资本的城市化进程继续发展，那么我们所处时代的环境恶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重大问题注定无解。

我的前同事尼尔·史密斯在其著述《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生产》（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中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所称的“自然的生产”成为社会运动的前沿话题。在此领域，近年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有增无减。

要将环境问题与人类自然关系综合起来需要克服许多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的含义必须要重新定义，此外现在也不完全清楚，我历来推崇（在伯特尔·奥尔曼的研究基础上）的研究事物关系的辩证法是否能打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疆域。坦白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中的方法可能并不合适。我认为需要采取一种基于过程的辩证法，这种方法更多的是源于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 ） [1] ，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 ）。

本章内容最初于1993年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 ）上，我希望通过此文来探讨这些问题。三年之后出版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扩展了这些论述。将与自然的关系引入分析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现了混沌，某些确定的结论也要被重新考量（正如将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这极大丰富了马克思进化论的视野并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开放，尽管在逻辑连贯性方面稍有损失，却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合现实。这些文章和书籍代表着我对自然性质以及人类在世界上所处位置思考的重大转变，这也是我定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起点。

[1]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988年，在我牛津大学任教后不久，参加了一项关于牛津郡内罗孚汽车工厂命运的研究项目。对于外人而言，牛津大学仿佛就是学术梦想和高等学府的代名词，但其实在1973年，位于牛津郡东部考利的汽车厂雇用了27 000名工人，而牛津大学的雇员只有3 000人。在20世纪初，莫里斯汽车厂在此开设工厂，由此深刻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中世纪式社会机理，并对当地政治经济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地工人运动的三个阶段几乎完整复制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描述。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工人们逐渐在汽车厂和附属装配车间附近聚居；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创建了组织（主要是工会）来捍卫和增进自身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这里的汽车厂成为影响未来英国劳资关系的最激烈的阶级斗争舞台。工人运动使本地工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自1980年以来把持了地方议会。到1988年时，英国经济改革和裁员使得工人数量下降到10 000左右，1993年降到5 000以下（而当时牛津大学的雇员增加到了7 000人左右）。整座汽车厂的关停只是时间问题。

特丽莎·海特（Teresa Hayter）与我共同编辑了一本关于这家工厂历史的书，书名叫《工厂与城市：牛津考利汽车工人的故事》（The Factory and the City: The Story of the Cowley Auto Workers in Oxford ），这本书在1993年出版。1988年，英国宇航公司（British Aerospace，BAe）在撒切尔夫人政府提供的优厚条件下收购了罗孚汽车厂，于是当年就有工人站出来，反对关闭考利汽车厂，有人为了配合这场“保厂运动”而对工厂历史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被收进了这本书。收购完成后，新股东立刻开始调整并削减了部分产能，工厂被整体关停成为大概率事件。牛津的地价很高，而英国宇航公司当时正计划大力开发地产，1989年英国宇航公司收购了专门做商业区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阿灵顿证券公司）。当时考利工人的担忧是，生产可能会被转移到伯明翰的隆布里奇，甚至完全转移到没有工会的斯文顿（本田公司已开始跟罗孚公司在那里合作生产），由此将牛津厂区的土地空出来用于利润丰厚的地产开发。如果这样，那么本地长期以来服务于汽车制造的数千居民将很难在新的商业区里找到工作。

工人们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发起行动来反对关闭工厂，这次会议吸引了许多领域的代表。会议决定设立研究小组，负责采集信息并研究英国宇航公司的决策可能会对牛津工人和经济状况造成什么影响。为此，牛津汽车行业研究项目（OMIRP）正式成立，我本人同意担任该项目的主任。可是不久之后，工厂工会的领导层却忽然决定不再支持反对工厂关闭的行动，同时也停止了对研究项目的支持，市政厅里面大部分的工党议员也纷纷附议。这样研究工作就只能由一小部分工厂里的少数派和几名独立学者来做，有些学者来自牛津理工大学（现在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和牛津大学。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于运动并不积极，对于早期的研究也没有介入太多。当然，我还是出力宣传研究项目的成果并努力为研究项目寻求更多的资源，而工会领导层和本地工党多数派则极力阻止这项研究，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和英国宇航公司就厂址和工厂的未来开展“微妙的谈判”，他们不希望节外生枝。英国宇航公司随后宣布又一轮调整计划，要把工人数量减半，然后空出一半的厂区用于地产开发，当时牛津汽车行业研究项目恰好出版了一本名为《考利工厂》（Cowley Works ）的小册子，其中详细记录了工厂发展的历史、抵抗工厂关闭运动遇到的阻力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局面。

牛津汽车行业研究项目的协调人特丽莎·海特在1989年获得了圣彼得学院三年期研究资助项目，其主要任务就是出版一本关于考利历史、工人“保厂运动”失败以及抵制外来资本行动的政治问题的书。在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基础上形成了更具广泛基础的小组（包括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每个成员都要针对其最熟悉的领域撰写相应的章节。每个章节的草拟内容都要给其他人查看，然后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直到达成最终的文本。为了让这本书更有吸引力，也希望更能说服出版商出版这本书，我答应跟海特一起编辑这本书。这意味着，除了我在这本书里与人合着的那一章之外，我还与海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道编辑和编排这本书，务必使其全面，在各部分内容独立的基础上确保叙事的完整性。

这本书的内容极其精彩。基本上各方立场都有反映，包括匿名的店员、工厂的工人以及牛津东区的居民，当然也有学者、规划师和独立左派人士的声音。各章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例如，直接来自工厂的激进主义分子的声音（下文中我将采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将其称为“斗争特殊主义”）与学者的抽象思考完全不同，而来自社区居民的观点与来自一线生产工人的看法往往也存在差别。这种声音和风格的多元化正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在初期，显然各供稿人的政治视角和解读存在很大的差别。起初大家都在相互试探磋商，就好像要绕过由对立观点组成的地雷阵来抵达对方的阵营，由此来完成本书；但在做结论时问题就产生了。我原来建议可以写两个不同的结论，一个由海特来写，另一个由我来写，这样读者就能看到这里的政治辩论，也能给读者留出选择的余地。但我的提议被否决了，因此我要在不同小组成员的不同意见基础上写出最后的结论来。最后的结论触碰了编撰过程中所碰到的每个地雷，我和海特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甚至有些相互敌视，而研究小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也围绕着我俩的不同观点而分化。

在激烈的争辩过程中，我记得在圣彼得学院的一次午餐会上，海特直接挑战我，要我清晰定义自己的立场。她对自己的立场说得很清楚。她要和最富战斗精神的工人代表站在一起，这些工人一边忍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一边坚持斗争要把权力从落后的工会领导层手中夺过来，从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奠定更好的基础。相形之下，她认为我是失去了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本没有坚定的立场。那么我究竟站在谁的一边呢？

这其实是诛心之问，自此之后，我不得不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的回应是，尽管还在工厂继续上班的人是重要的（或许就是工厂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派，这些人是保厂运动的主力，但其观点并不占主流），但在牛津郡东部还有许多失业者和丧失了就业前景的人（例如异化和心灰意冷的年轻人，他们放浪形骸，由此招致了整个社区的犯罪率上升和随后的警察严控）值得认真对待。后来我发现海特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所主张的社区政治，她则一直强调工厂政治。但我认为，要考虑牛津郡的社会主义未来，就必须意识到，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团结正在弱化甚至会彻底消失。这就意味着要寻求更加广泛的联盟，这样不仅可以支持工厂的工人，也能继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我还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何“保厂运动”最终失败，我们要自我反思所发生的事情，否则也算是一种背叛。海特对于“保厂运动”的组织者几乎是盲目地支持，她容不得对这些组织者策略的丝毫批评意见。同样，她也坚持认为这场斗争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工厂的争夺，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还存在其他许多分歧。例如，由于工厂工作条件的持续恶化，因此从长期看，保住这些“破饭碗”未必是件好事；当然从短期看，因为没有合适的其他岗位，所以有一份工作可能要比失业强点。在此当然不是说，工人要为了缥缈的未来而放弃短期行动，只是说如果短期的迫切要求与长期道路产生严重偏差，那么局面将会相当困难。此外，我还很担心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汽车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某些地方必须率先转型，我们自然要找到保护普遍工人利益的方法，也不能陷入令当时工会政治陷入瘫痪的反动“新现实主义”。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考虑“普遍”工人利益呢？在英国、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我认为，至少应该在欧洲层面考虑汽车生产的调整，但也确实很难说，到底要不要把考虑范围扩展至全球。

此外还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汽车厂的喷漆车间是重要的污染源，汽车产品本身也有问题。为超级沃尓沃生产罗孚轿车，然后再让这些汽车去污染自然环境，这听上去绝非是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我觉得环境问题也应该被提出来，尽管当时伦敦郡北部的小资产阶级巴不得利用环境问题将整个汽车厂关掉。在此，有关时间和阶级利益的问题应该被摆在台面上讨论，而不是故意掩盖。还有，我对英国宇航公司的糟糕行为没有丝毫辩护之意，但也要指出，在1992年的前几个月里，公司的股票市值就损失了1/2，而英国宇航公司想要通过地产开发大赚一笔的计划也随着1990年地产泡沫的破灭而付诸东流。这就提出了对公司经营活动（在此案例中公司活动主要变成了地产投机而不是生产）的公共控制或社区控制问题，以避免国有化的悲剧（例如20世纪70年代罗孚公司在英国莱兰地区所开展的灾难性结构和岗位调整）。

我认为，如果在这本书的结论中不去讨论上述问题，才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背叛。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加入这些问题并不是说现在可以解决它们，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开辟了讨论和辩论的空间。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至少是体现在本书的材料中的。这样的结论将是开放性的，人们可以在不同可能性之间主动思考，同时也会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但海特觉得，即便我所提出的问题从长期看是必要的，但这些问题势必会干扰当前的紧要任务，即要保住考利工厂并防止其变成像斯温顿那样的无工会工厂。她说，只有在工人和进步力量重新夺回了对工作场所的权力后，才能去慢慢解决我所提出的问题。

显然，我所考虑的是不同层次和不同概念的问题。但这次“保厂运动”以及相关的研究和出版并非来自我的推动，而主要来自工厂工会战斗传统的非凡实力和力量。这种传统有其自身的国际主义和普遍真理的认识，然而体现出来的却是狭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言论，这本身就是此次运动的问题之一，正如我和海特之间的根本意见冲突。但如果简单用派别视角去看这场争论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究竟是只关心工厂还是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联盟。我始终深信，将工厂模式视为完美并将其外延至整体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从考利激进工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对这些激进派工人有益的事情必然是有益于整个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这样的推导过于简单化了。如果想让社会主义打破自己的本地局限并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就必须考虑更丰富的层次和更多抽象概念。但如果要把源自抽象理论的政治观点强行灌输给那些一辈子都在一个工厂卖命的工人，可能会引起问题。

那么，应该运用哪个层面和哪些类别的抽象概念呢？如果强调忠实于抽象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问题之后又掩藏着另外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知识特权？我们如何来判断、理解、裁决和平衡在完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同抽象层次上的知识呢？

雷蒙德·威廉斯和抽象政治学

雷蒙德·威廉斯对这些问题深深着迷，在其著述中常常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宏论；尽管在下文中将要提到，他在小说里对这些问题的阐释要远远超过其文化理论叙述的效果。在此，我并不是要把威廉斯抬升成这些问题上的绝对权威；相反，我认可对他的批评观点，即他越是接近所谓“文化整体论”的立场，就越是堕入“排斥局外人”和“压迫内部人”的有机主义社会秩序观点。所谓文化整体论就是将文化视为“全部生活方式”并将社会实践理解成“持续社会物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因素”。扎伊尔德（Said）1 和吉尔罗（Gilroy）2 都强烈指出了威廉斯在对待局外人方面的困境，吉尔罗指责威廉斯与都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共谋，因为他在“感觉结构”中的处境是与英国工人对大英帝国的支持相关联的。纯粹的有机主义观点也很难探查在某文化设置中的多重压迫和统治力量。例如，大家普遍认为，威廉斯对于性别问题是完全无感的（但他觉得自己在小说里对这些问题的把握要比在理论叙述中好很多）。对威廉斯所暴露出来的某些缺憾，罗曼（Roman）3 从女性主义甚至更加敏感的视角进行了善意和建设性的批评，由此揭示了威廉斯所制造的危险和机遇。同样，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4 所指出的那样，威廉斯死抱着“生活过的经验”不放，这导致他接受了某种对人生体验的“经验主义观念”，即他认为日常体验可直接用来当成理论构建的基础。威廉斯在这一点上的守旧使得有些人声称，威廉斯除了拓展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之外，其实并未做出任何真正的理论贡献，对此我不敢苟同。但也存在明显的悖论，因为尽管威廉斯的理论存在着各种缺陷，“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尤其在反对霸权的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工人运动方面”。5

对于威廉斯充满争议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在此我无意辩护或提出系统化的批评^6 。但我要指出他的著作中存在两个极为关键的要点，可以解释为何尖刻批判威廉斯的人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他的叙述当中。第一个要点是他用辩证方法构建起概念，例如下面的段落：

在大多数描绘和分析中，对文化和社会都常常采用过去时。认识人类文化活动最大的障碍，就是将经验直接或定期转换成最终产品的做法。在自觉历史的过程中，在某些假设条件下许多行动确实已经终结，但这一自觉历史过程不仅可通过过去变动的实体加以观察，而且能通过当下的生活加以观察，我们正积极参与的所有关系、机构和形式都可经由这一过程变成成形整体，而不是正在形成或能成形的过程。因此，分析总是聚焦于这些已经产生出来的机构、形式和经验之间的关系，由此正如曾经产生的过去，唯有固定的外在形式保留了下来，而活生生的当下总是在不断消退。7

威廉斯也未能摆脱创造异化概念的倾向，他把“成形整体”看作是高于“正在形成或能成形的过程”。但在这段话中，他表现出了对辩证解读法的偏好，即要在过程的基础上理解事物，因此举例来说，只要知道了维系共同体的复杂流动和过程的知识，那么对共同体的任何有机主义观点就会相应淡化。威廉斯实际上是开辟了理论可能性的新疆界，于此可不断追问是否应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降格为观念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对关系、机构和形式的理解也获得了新机，因为我们不再聚焦于事物本身，而是看制造、维持和消解这些事物的过程。

第二个要点是，政治行动“嵌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8 等当代社会学家之言］人类学家所称的“亲密文化”9 的方式既能产生力量又可能存在问题。其引申意思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政治和理论活动所嵌入的文化背景，必须要知道社会生活中所亲密的内容，由此才能理解我们所认同的抽象观念。对威廉斯的某些理论构建的研究在此特别有用，因为他总是一边利用“嵌入”和亲密文化，一边又不断提出质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特别剖析威廉斯如何利用环境、空间和场所作为框架概念来确定这些观念的含义。

作为环境史的小说

用你的手指去慢慢触摸长满青苔的砂岩。这里的砂岩和植物，还有这里的红土，这些就是这片土地给人的印象，虽然这里曾几经变迁。过往的时代是如此不同，如今却又全都呈现眼前。10

这就是威廉斯最后一部未完成小说《黑山之民》（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的开篇。小说情节开始于公元前23 000年，跨越了诸多环境和社会巨变时期。例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6 000年前地球冰川面积最大的时期，故事地点就在覆盖黑山巨大冰盖的边缘。接下来的时代则开始出现农耕、文字以及其他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重大转变。早期阶段的重构深深依赖于考古学、古生物学和环境史（第二卷后面的参考书目相当长），而后面的叙述则更多依靠经济、社会和历史记载。由于做了涉猎广泛的事实核对，这部虚构小说的背景有着坚实的客观基础。在一幕一幕的发展历史中，在这片土地上跋涉和奋斗的各种人群开始鲜活地出现在读者眼前。

那么，作为英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为何威廉斯要在他最后的小说中去描写黑山的社会和环境变化历史呢？威廉斯的一贯立场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事物无法脱离其依托的自然世界；同样，归根到底，政治行动的观念也无法完全脱离事实而进行抽象。因此对于威廉斯而言，作为关键词的“自然”可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词汇”11 ，因为这个词“包含着大量人类历史的观念和经验，尽管经常不被人注意……这些观念和经验极其复杂，也像所有其他观念和经验那样易于变化”12 。因此，对环境历史以及各种变化的自然观的探究，成为理解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有利和重要的途径。威廉斯以辩证角度看待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硬币的两面。

威廉斯对环境方面的重视必然使此前某些可能被忽视的特征进入视野。他秉持唯物主义观点和批判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劳动（在其他地方也被他称为“生计”）可宽泛地理解为是同时为了维系生存和文化创造活动，劳动是最为基本的过程，由此构建起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一旦人类的劳动与土地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处于人类与自然的全新关系的世界中，此时再割裂自然史和社会史就会出现大问题。”13 这种将具体社会关系看作是劳动相关产物的辩证和变化的观点，并非威廉斯所独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14 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15 也曾提出类似观点：

一种生态学的历史始于以动态和变化角度看待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此外还假定两者之间是辩证关系。环境或许最初赋予人类在特定时刻有效选择的范围，但是接下来，文化会通过这些选择反作用于环境。重塑后的环境又会对文化再生产提供新的可能性，由此打开了新的相互决定的过程。人们创造和再创造生计的变化不仅要用社会关系的变化来分析，也要用生态关系的变化来分析。

但黑山的环境历史并不纯粹是地方进化史。这部小说也讲述了一波又一波来到黑山的移民和殖民者，由此将黑山的历史放置在由欧洲甚至更广阔地域内的流动和运动组成的空间性母体之中。威廉斯用“场所之甘甜”所指的独特性，决定于各种外部干预和影响。在他的小说中，场所、空间和环境三个概念紧密交织，成为社会和环境复杂变迁过程中不可分割的元素。

那么为何要以小说为体裁来讨论这些主题呢？为何不直接撰写环境史或直接呈现威廉斯所收集的丰富资料？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借助小说主人公之口反复说出他们对知识性质以及自身理解的反思。在《黑山之民》中^16 ，格林这一人物常常复述过去的故事和传说，他希望找到消失在群山之中的叔父，由此他对不同学科关于场所的文献进行了反思：

但这些学科中的怀疑本身也有其自身弱点……它们会把研究对象弱化为内部程序；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当作了自说自话的研究生涯铺路石。如果要认真研究生命和场所，就必须对生命和场所倾注感情。各种复杂模型和脉络以及相应的理论化表述毕竟与所重构和仿真的实质不同……在图书馆里他的书籍和地图中，在山谷里的住屋中，这些都有着共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在考据和理性探索的共同体中四处演绎。但他决意向群山进发来寻求不同的精神：这是倔强的本地和本土精神，但又奔向一种更加广泛的共同之流的彼岸，在那里感触和宽容取代了记录与分析；历史不再是冰冷叙述，而是鲜活生命的故事。

这是威廉斯所有小说的共同主题（这也预示着历史学从宏大叙事向故事形式转移）。在小说《边远的乡村》（Border Country ）中，我们碰到了主人公马修·普雷斯，如同作者威廉斯那样，普雷斯也来自威尔士铁路信号工人家庭，同样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业并开始在伦敦担任经济史讲师。他对19世纪威尔士人口移动的研究陷入了僵局，虽然数据很完整，但整篇文章总感觉存在缺失：

我所学到的技巧就如冰屋那样坚固而透彻，当然前提是必须处在恒定的温度下，但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掌控周围的温度：冰屋之门总是会随时打开。这并不简单意味着从葛莱文村庄迁移到伦敦，这是生活本质之变，这对于他们而言必然如此，当他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的世界就发生了转变。但我所学无法衡量这种本质之变。这完全是我学科之外的东西，我可以感知却无法把握，我可以触及却无力掌控。17

这里的含义足够清晰，这也是在说威廉斯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常常关心人们曾经历过的生活，只有通过小说形式才能充分表现这些生活的日常品质，而其他方法则无力把握或体现这种生活的本质。因此威廉斯一方面强调，他的小说无法跟自己的文化理论相割裂，另一方面他也坦然承认，某些主题更便于用小说的形式呈现，而不是依靠理论工作来说明。18

选择小说形式还有第二个原因。他总是想要强调，在特定条件下人的个性和特别选择才是历史地理变迁的精华。小说不像其他分析性的思考那样必须给出结论。小说中总是充满着选择和可能性、各种难以解决的冲突和差别以及情感结构的细腻变化，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改变话语体系和政治行动，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正是出于这一点，威廉斯十分欣赏布莱希特（Brecht）的戏剧。因为他觉得布莱希特发现了“真正的不同路径：并非像传统戏剧那样用不同人物来表现不同的选择，而是用同一人物来体现，这个人时而以这种方式生活，时而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最终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19 。他接着指出，这意味着“没有强加的解决之道——张力会延续到最后，观众则被邀请做出自己的考虑”。所有威廉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都始终活在这种张力状态之下。《黑山之民》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从政治意义上说，威廉斯借此提醒读者，这些人正是通过自主选择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全部历史地在场”。他是希望通过对生存力量和能力的歌颂来鼓舞当下，但也不仅限于此：

我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人，当他去世时，我也陷入了危机，我发现自己无法向人们解释，或许我已在小说《边远的乡村》中做出了部分解释，这是一种出于价值观的挫败感。或许这并不合乎情理。确实，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年纪并不大，所有人都难逃一死。但最终我不得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正是这种经历让我决定来写作这部历史小说《黑山之民》，它讲述了长期以来威尔士某个地方人来人往的这种移民史。它也是关于……失败、侵略、奴役和压迫的历史。其实仔细想想，这些人就是我的祖先，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历史上失败的故事一再上演，而我的小说则是要问：为何我们得以生存下来。这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口号就能回答的：我们是爱尔兰人，我们始终在这里。这是无尽的抗争甚至是挣扎，由此人们得以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延续下来，还有为了表达独立性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惊讶的丰富信仰。在不同形式的压迫之下，一种价值观始终延续……一种根深蒂固、不可毁灭但又始终充满变化的对共同生活可能性的信念。20

威廉斯希望褒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就是人类作为社会生物的能力，借此人类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可以延续和滋养一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即使在各种多元的信仰中依然可以寻求社会生活的共同性。但要想维系这样的价值观，必须依靠发生在特定场所中的某种人际关系。

空间和场所的辩证法

那么人们在黑山到底建了什么？一个“被接受、创造和再创造”的场所。但威廉斯所指的场所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关键词（在他的作品中通常以地域范畴出现的“共同体”则是）。然而：

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以场所为核心。有人可能会提起，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这也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最大的区别。但随着国际经济的膨胀以及去工业化对传统社区的冲击，现在“场所”成为阶级联合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当资本流动时，场所的重要性就清晰地体现出来。21

按此说来，工人阶级政治行动中首先嵌入的就是“场所”。在威廉斯的小说中，场所的意义变得特别清晰，因为场所的创建和消解几乎成了行动的积极要素，这种场所的概念不是指固定地方的有形实体，而是相当辩证的概念。但场所的构建不可能脱离空间关系的模式变化。这在《黑山之民》中有充分的论述，也是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中所构建的极其丰富的文本分析的指导原则。这种物质关系在《边远的乡村》中所描写的罢工事件中有更加鲜活的呈现：铁路线穿过威尔士的农村，带来了新鲜的物品和信息，乡间政治意识也因与威尔士南部矿工的工潮运动而改变，可惜罢工运动最终还是被伦敦的利益阶层出卖了。在有关1926年大罢工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明确指出^22 ，《边远的乡村》所描绘的罢工来自他与自己父亲的长时间对话。随后他对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如下思考：

这些在乡村车站的人都是产业工人和工会分子，是农村社会中的少数团体。如同我的父亲一样，这些人还跟农村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铁路的存在，由于火车的通行，来自城市、工厂、港口和煤矿的火车会经过这里。另外，由于对于铁路信号工人尤为重要的电话和电报的存在，使得信号工人组成了更大的社会圈子，他们跟从未谋面的其他信号工人通电话，他们熟悉彼此的声音、观点和故事，这些人成了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罢工情节是为了说明某种特殊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在此情况中则是阶级意识的实现和对各种可能性的理解（这个词总是潜伏在威廉斯所有论述的周边）。这种可能性恰好是由源于外部的冲动内化在具体场所和共同体而形成的。这些外部冲动如何经转化和内化成为本地化的“地方情感”是这个故事的关键。在虚构的葛莱文村所发生的具体事情（他写道，这次罢工让大家看到了提升共同福利的“高度可能性”23 ）以及在潘迪真实发生的事情，都让大家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高度憧憬，因此这场罢工运动最终被出卖的悲惨结局也格外令人崩溃。

罢工的失败背后潜藏着逆流。在罢工失败后，曾经为工人运动积极奔走的领袖人物摩根·普罗索（Morgan Prosser）开始经商，慢慢成为山谷中最大的商人，但最终他还是难逃被工商资本收买的命运。摩根有过这样一段话：

这地方完了，其实早完了。从今往后，天地山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道路。也不会再有作为独立场所的村庄，这些不过是你路过时的地名、沿路而建的一些房子。这就是你将会生活的地方，注意，以后你就会住在路边。24

尽管摩根一再表示，如果有人能找到更好的发展共同福利的路径，他完全愿意放弃自己的商业经营道路。但他也不断强调，其实摆在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定居”在某场所，然后来者不拒；要么是内化，从外部力量中择而用之，以满足特殊、个人和本地之需。

在《为曼诺而战》（The Fight for Manod ）一书中，这种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地方性内化变得更为明显。观点激进的社会学家彼得·欧文（Peter Owen）参与观察了在威尔士曼诺乡村地区新建城镇所能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其实真正历史的核心藏在那些嗜血中心：伯明翰–杜塞尔多夫轴心，在伦敦、布鲁塞尔、巴黎和罗马等地的办公大楼。”一名叫作吉文的本地居民抱怨说^25 ：“外面来的资金总是让我们分崩离析。”当企业购买土地的秘密交易被曝光时，我们才能看清没有具体面貌的资本主义是如何侵蚀每个人的生活的：

首先是公司，然后是距离。曼诺街巷中吉文、艾弗、特里夫和葛西等当地居民每天的家长里短：与公司注册地之间的距离相隔遥远，但这种关系又极其稳固而不可更改。在上面达成的协议影响到了他们。而且这并不是外部力量，而是他们积极参与其中的力量。但这股力量还是对他们漠不关心，只是依照自身逻辑在滚滚而来。26

接下来马修又更加痛苦地意识到：“这些曼诺的农民所做的，看似是在追求自身利益，但其实不是去反抗这种滚滚而来的力量而投身其中，而是去推动在本地的再生产。”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尖锐的、与空间相关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在空间中可建构如下所述的政治思想和行动：

“这是汤姆·莫里根，”彼得说道，“他大概是住在威尔士兰德洛斯，也可能住在欧洲大陆什么地方，我记不得了。”汤姆·莫里根大笑……“他常常拿不定主意，”彼得接着说道，“到底是要立刻宣布成立凯尔特人联盟并让巴斯克人成为荣誉成员，还是立刻实行他们在山上就朝思暮想的新型社团社会主义。”汤姆·莫里根回应说：“其实这两种方案都行，当然还有第三种，那就是让我们的自己人进入本地社区居委会。”27

这种幽默对话的背后其实是极为尴尬的处境。因为要想在曼诺接受并内化外部力量，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在本地社区居委会里有农民代表，然后他能有权知道其他地方制订的关于曼诺未来的计划。政治行动的相应场所和范围（也包括小说中的行动）不能脱离对空间地方忠诚度的辩证定义，在这种忠诚度中又存在着抵抗和接纳的矛盾。

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场所概念

威廉斯试图将“场所”更加直接地融入社会主义理论中。此处的关键词是威廉斯所谓的斗争特殊主义。对此概念应有特别关注，因为它对于历史和社会主义的未来都有着重要意义，至少在威廉斯看来是这样。威廉斯^28 进行了如下思考：

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独特和非凡特点就是要以特殊方式将具体斗争与一般斗争相联系。作为工人运动，最初其主张好像总是为了捍卫和增进特殊利益，但一旦综合起来看，这些运动又完全是在争取普遍利益。

在一地团结运动基础上形成的观点马上就会普遍化和一般化，然后当成可造福于所有人类的新型社会的运行模式。这就是威廉斯所谓斗争特殊主义的意思，他将之视为深深扎根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史的东西，此外也认为是“威尔士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威廉斯本人不愿放弃作为自己思想基础的实际场所的特殊性和具体性，这种理论的一般化也是顺理成章的。毕竟法国革命者曾高呼“天赋人权”；国际工人运动曾致力于打造解放全人类的社会；而美国民权运动也在为普世种族平等大声疾呼；某些当代的女权主义和生态保护流派认为其斗争特殊主义是各种社会重构的基础并由此来造福或拯救全人类。

但威廉斯似乎认为，大部分政治运动的斗争特殊主义是基于具体的情感结构，正如我在考利碰到的情况那样。但难点在于：

因为它从开始就是地方的和自我认同的，并且假设从所在场所和共同体得出的经验可以毫无阻滞地扩展成为更加普遍意义的经验，因此它对那些阻挡自己前进的系统化的障碍总是缺乏足够的认识。29

只有通过能够正视本地经验所无法解释的过程的抽象，我们才能理解这种障碍。但困难正在于此。以前作为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团结是基于友爱和相互认识的共同体，现在则要转变成为基于更加抽象概念的团结，因此让这种组织团结具有普适性的效力，即要从基于场所的社会组织迈向另一层次的可超越空间的基于抽象概念的组织。这样的转变必然会产生损耗。威廉斯不无沮丧地写道：“有关否定的政治，有关差别的政治，有关抽象分析的政治必然会大行其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些甚至会成为理解当下所发生的事物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语言本身也开始变化，从煤矿里“我们的共同体”和“我们的人”转变为城市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及“群众”，对这些抽象概念都存在着激烈的辩论。30

这种概念世界的变化，从某一抽象层次到另一抽象层次的过渡，可能会削弱承载具体场所中斗争特殊主义的价值观和共同目标：

这是最令我感到悲哀的发现：我发觉自己……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形式产生了。这意味着，你的思想的某些部分被一种观念体系、一种情感体系所支配，而这些观念和情感实际上是来自某权力中心。在你的思想里，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共同体中，这种来自统治中心的某些想法和情感元素实现了再生产……如果否定的政治学是唯一的政治学，那么这就是一种思想模式的最终胜利。而在我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产物。不管这种思想模式有着什么样的外在标签，其实质是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概念之间的关系。31

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抽象概念之间也会存在张力，人们只有凭借这些张力才能理解威廉斯在其小说中鲜活呈现的那种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通常这种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内化在主要人物的情感冲突和纠葛中。在《边远的乡村》中，马修在外面的名号是父亲给他取的大名；但在葛莱文村，他的名字叫“威尔”，这是他妈妈给他取的小名。那么他到底是马修还是威尔？这种身份识别的双重性始终贯穿着威廉斯的小说。在陷入这种双重性之后，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体系：

他习惯于这种分离：始终强调抽象和概括的语言本身也支撑着这种分离。当然，这种分离从另外的角度看也是真实的。在这屋子里，他感到既是一个孩子也是一个陌生人。但他无法以任何一种身份说话；他无法真正地代表自己说话，只能根据情况所设定的条件说话。32

甚至在回忆某种熟悉的风景时，这种张力也会体现出来：

把景象记在心里是一回事，他就是这么做的，随时随地，没有一天不是如此，只要闭上眼睛，他就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但站在那里观察现实就是另一回事了。并不是说风景不美，土地上的每一处细节依然有着过去的活力，但现实的风景不是静止的，脑海中的景象却是。这不再是简单的风景或景色，而是人们正在使用的山谷。在观察的时候，他意识到了正在消逝的东西。作为风景的山谷被接受，但山谷里的生活却被遗忘了。游客看到了风景之美——这里是他工作和交友的地方。远远地，闭上眼睛，他望见了山谷，但就像一个游客所看到的，就像在旅游指南中所看到的：这片山谷，他曾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谷。33

对于威廉斯而言，这种“游客的凝视”和真正在山谷中生活有着本质的差别。如果曾经在这里生活，那么对此场所就会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深深融入通过人类劳作、嬉戏和一系列文化活动所影响的环境。《边远的乡村》中的环境呈现和《黑山之民》中的环境历史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只有在《边远的乡村》小说结尾，主人公马修（威尔）才实现了内在的统一，消弭了两种情感体系的对立：一种情感体系是来自在黑山自由发展的感性意愿，另一种则是来自“对各模式和理论产物”的理性知识。

现在放逐似乎可以结束了。不是要回到过去，但被放逐的感觉结束了。距离被确定了，这是最重要的。通过确定距离，我们回家了。34

这种双重性在威廉斯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不同层次抽象概念之间的冲突、对各具体场所特殊性的理解与将这种理解泛化所需的必要抽象之间的矛盾，以及将斗争特殊主义转变成世界资本主义舞台上更加普遍化斗争的努力，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变成了威廉斯小说中的主线而让小说情节更富张力。《忠诚》（Loyalties ）这部小说更是详述了这种张力。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所感知到的悖论之深刻要远远超过威廉斯的任何理论化叙述。

关于忠诚的问题

《忠诚》一书的情节始于1936年威尔士工人与剑桥大学学生在威尔士某农场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找出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共同立场来反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在这次会议之外，艺术天分极高的威尔士姑娘内斯塔和来自剑桥大学的年轻人诺曼坠入爱河，但诺曼来自上流阶层，两人迥异的社会背景很快就凸显出来，不仅是物质条件上的差距，还有在社会阶层中的落差。内斯塔坚持认为是丹卡普尔这个地方养育了自己，虽然诺曼也认同丹卡普尔这地方不错，但他劝内斯塔不要沉湎于一个小地方。但内斯塔最终选择留下来，在丹卡普尔度过余生，这位女性继续享受着自己故土的滋养，她自己也在不断改善着故土；诺曼则选择回去过一种都市化、国际化和看似无根的漂泊生活，热衷于国际政治运动和探索世界。尽管两个人在短暂相遇之后再也没有说过话，但小说还是以两个人非婚生子格温的角度续写两个人不同生活轨迹的张力。格温代表着两种不同阶级和性别视角的交汇，一边是热衷于故土的不离不弃，另一边则是在全世界范围游荡，但两者却有着共同的共产政治立场。如同《边远的乡村》中的马修·普莱斯，格温的内心也体现着这种冲突：他生长在内斯塔居住的地方，但最终去剑桥大学上学，这部分是由于诺曼姐姐的要求，她让格温始终能获得父系家族的照应，而诺曼则基本上忽略了对儿子的照料。

来自威尔士阶级团结和性别关系经验的那种地方政治与学者和党的高层所秉持的抽象政治有着极大的差别。必须指出，这种差别并不是乡土观念和普遍主义的差别。矿工伯特最后娶了格温的母亲而成为格温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他跟其他工人和学生一道远赴西班牙参加战斗，诺曼的一位剑桥同学牺牲在了西班牙战场，伯特得到了他的双筒望远镜（难道象征着双重视角？），后来又在弥留之际传给了格温。伯特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宣传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战争”）并在诺曼底战役中身受重伤，面部也被毁容，这是伯特为国际主义奉献的记号，永远印在了他的身体上。

而格温的亲生父亲诺曼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效忠于党和事业。诺曼或许是以伯吉斯、麦克林、费尔贝以及伯伦特为原型的（这些剑桥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苏维埃代理人），诺曼致力于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共产主义政权，他需要忍受审讯和精神压力，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此外他也时常陷入极大的痛苦，因为在某些时候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帮助似乎是合理的，但在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可能也意味着对自己祖国的背叛。值得玩味的是，威廉斯并未谴责诺曼，尽管伯特在弥留之际对这些“阶级逃兵”进行了谴责：“他们利用了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必须要依靠我们自己。”格温也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认为诺曼及其同类其实是最差劲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他们本应选择的道路：他们的工人阶级政党，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不仅诺曼与格温有着愤怒的对立（见下文），格温的母亲内斯塔对他也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批评宣泄。这场母子对话的起因是，内斯塔将珍藏的两幅素描拿给格温看，一副画的是年轻时金发优雅、举止从容的诺曼，另一幅则是刚刚过世的伯特的画像，这幅画像记录了伯特从战场上负伤回家的模样，“面容恐怖不可名状，仿佛受伤的脸正在被继续撕裂”。格温深受震撼，但他说出口的却是第二张画像“很美”：

她愤怒地盯着他。她的脸和身体似乎因为突然的痛苦而开始扭曲。他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生气，更不要说这样超常的愤怒。她平时是如此自制、恬静和充满慈爱，她平时看上去要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泰然自若，甚至略显内向。

“这根本就不美！”她嘶吼着，声音之大有些骇人。

“妈妈，别这样，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格温有点儿不知该如何接话。

“你懂什么？”她继续喊道。“你知道什么？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妈妈，我只是想说——”

“这根本不美！”她再次吼道。“这难看无比，这是毁灭，这是被打烂的人肉！”

“是的，是这样的，不过，我是说，真相是——”

“这是难看的，这是难看的！”她厉声尖叫，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35

这种情感的激烈冲突，即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此时完全被表露出来。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产生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世界观的抽象层次问题，而且是这些不同抽象层次中所附带的情感结构。格温现在有了充分的距离感来观察自己父亲的画像，就好像在看一副艺术品或进行审美鉴赏，因为这幅画像真实地呈现了毁容，所以格温觉得这幅作品有着真实之美。但对于内斯塔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表现手法的高低，而是所表达的内容的实质。这种亲人毁容所带来的痛苦永远都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

这样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研究任何批判性距离的难度。例如，在《边远的乡村》中，马修（威尔）最喜欢爬上附近的凯斯翠的山峰，然后在那里欣赏风景。从高处看，他所生长的家乡变成了“一小片”地方，他知道：

这不仅是一个地方，也包括人，但从这里看，那里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好像从来没有人生活在那里，但在他的记忆里还是知道这些人的存在……高山好像有这种抽象和净化的魔力，但最终他却无法停留在高山上——他还是必须要下山回到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36

然后：

在下山途中，幻象渐渐消失，日常事物又重新出现在眼前。脑海中的声音消退，平常的声音重新响起。就像年老的布莱克利一边问话，一边用拐杖点着草地。威尔，最近看什么呢？书，先生？最好不要。历史，先生。凯斯翠山峰的历史，你坐在那里看着记忆流逝，越过整个宽阔的山谷。就是这种感觉：去观察，去理解，去试着弄清。风儿吹眯你的眼睛，你身体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决定着你能看到什么，以及你去看的方式。但除了观察，什么也不是。最后你发现其实你正在观察的正是自己。37

但在此重要的，不仅仅是不同抽象层面上的不同表达，因为在这些人与自然的交互中还存在其他的重要内容，即源自不同知识获取方法所能做到的抽象类别。在此威廉斯的分析存在着两极化。蒂姆·英戈尔德^38 用了完全不同的语境来描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景象的对立：一方面是包含着我们自身的球体，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可跳出来凝视的地球：

相比全球化，本地化并非是有限或狭隘的理解视野，因为本地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这是基于跟所处世界产生积极和持续交互并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不是那种通过孤立和疏离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在本地化的视野中，世界就是包容一切的球体……其中心就是具体的场所。从这样的经验的中心出发，在追求知识和理解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会对世界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伯特和内斯塔两个人都将自己的家乡丹卡普尔视为世界中心，然后从本地角度去看待世界，而诺曼则是通过更加超然的方式看待世界，由此来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格温身上两种视角都有，因此常常要进行思想和情感的斗争。但威廉斯似乎想要说明，这两种抽象方式都不可缺少，正如人类不能偏废这两种抽象方式所附带的表现模式。威廉斯希望用互补甚至辩证的角度来统一这两种方式，但在我看来，威廉斯自己对其中一种视角的倾向其实是很明显的。

威廉斯反复强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被压迫之人所承受的现实生活的残酷和困难。我们不应脱离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和情感去审美化或理论化这种现实经验。如果这样做，那就是消减甚至丧失对非正义和剥削的愤怒声讨，而正是这种剥削激荡着对社会变革的渴求。因此，正如内斯塔对她儿子格温所宣泄的那样，格温那种认为“真即是美”的教条主义式观点理应遭到训斥。

因此，忠诚的问题最终要看确定政治问题的抽象层次和种类。作为情感性和情绪性的政治力量，忠诚永远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政治结构或情感。而威廉斯小说中性格最饱满的人物总是那些内心对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或情感都有着忠诚度的人，尽管这种忠诚度截然不同且相互冲突，例如《忠诚》里的格温、《边远的乡村》里的马修·普莱斯以及《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 ）中的欧文·普莱斯。威廉斯想要通过小说来解释人物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也并非偶然。布莱斯特式策略随处可见，这表明这种张力永远都无法消除，我们也不应奢望去消除之。通过保持这些张力的存在，我们其实是为思考和实践打开了创新之门，由此来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

这其实是阐释了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问题。我当然也能看到，我不仅和威廉斯一样有着从英国公立学校到剑桥的教育背景，也能在考利项目的政治斗争中立刻觉察到这种问题。那么我究竟对谁忠诚？威廉斯的警告是睿智的。当我们从一个抽象层次迈向另一个抽象层次，背叛的感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来。或许在考利工厂的工人也曾经在背后说过我的坏话，就像《忠诚》里伯特对那些“阶级逃兵”的不屑。颇有意思的是，海特（尽管她本人比我更像“阶级逃兵”）却在最后结论中采纳了来自工人代表的强硬声明：背叛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个人行为，背叛也并非总是有意识的。虽然这些话语并不是针对我本人，但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抨击我。

但背叛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令人难以接受的词。现在让我回到《忠诚》这部小说，在格温面前，诺曼的好友为诺曼进行了辩护：

背叛自己的组织，这种真正的背叛是存在的。但是，只要你看看敌友阵营的变化，无论是阶级敌人和盟友在国际和内部的变化，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可定义的量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在阶级中存在背叛自己国家的叛徒，在国家里存在背叛自己阶级的叛徒。我们只能羡慕那些能够生活在忠诚定义相对稳定的时代的人们，他们比我们幸运。

“不仅仅是时代，还有地方。”格温回应说道。39

不管如何，诺曼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不适用这样的敌我划分。这必然导致：

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内产生的动态冲突。必须要通过不均衡的方式防止其达到极度危险的状态，即按自身逻辑，它应该超越所有国家和阶级以及所有我们知道的忠诚，除非是，归根到底，这无非就是对全人类的忠诚。40

当然，在考利案例中，完全没有人思考全人类的高度。但在《忠诚》的最后出现了小小的波折，这一波折或许可以让人联想到考利项目。诺曼最后获准体面地退休，然后购买了一片林地以防止其被砍伐。当格温质问其为何背叛阶级，为何要背叛在丹卡普尔这样的地方开展具体斗争所伴生的“共同生存的道德感”，诺曼解释道：

你滥用了你所说的我的阶级，但其实你是在滥用知识和理性。社会就是当下，就在我们之间，就是形成的各种观点。因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既有正确观点也有错误观点。但现在我们开始消除错误，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去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是去保护和拯救自然。但你所说的同胞对此基本无所作为。确实，他们感到受到剥削，但这也是他们自身的不足，但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呢？我难道要对无知、短视和偏见保持忠诚吗？仅仅是因为我的同胞们也是这样？难道就是因为我的同胞在肆意破坏自然，所以我就要对他们的举动无动于衷甚至参与破坏吗？难道仅仅因为一些所谓的传统我就要做这些吗？难道我注定要去继承这些不足、这些无知，仅仅是因为这些不足和无知的人恰好跟我说同样一种语言、同样住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海岛？你说的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

格温对此的回答相当尖锐：

你过去所说的共产主义，你现在所说的保护自然，只不过是为了适应自身的利益。对他人而言，每一种信仰都是真实的，但这恰好让你能够欺骗他们。41

《忠诚》中的辩论当然没有正确答案。在我看来，威廉斯也主张永远都不要有答案。在某个范围、某个地方或在某种特殊情感结构上形成的忠诚，无法轻易或简单转化成让社会主义在其他地方或整体上切实可行的那种忠诚，这中间必须经过变化和转化。但在转化过程中，某些重要的内容必然会失去，由此留下永远无法解决的痛苦局面。

忠诚、身份和政治信仰

如果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必然会导致某些令人不悦的政治反思。我将用最彻底的方式描述它。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受威廉斯所描绘的威尔士工人运动那种斗争特殊主义形式的推动，我在考利碰到的案例也是一场斗争特殊主义。我认为必然存在大量的历史证据来说明这一点。最近出版的《阿巴拉契亚的反击》（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42 也记录了美国的这种抗争。但这种斗争特殊主义即便能形成全国性的风潮，例如英国工党在历史上就曾发动过这样的运动，这些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相当保守的，因为这些斗争都是发生在某种压迫和冷漠工业秩序中，其中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社区关系以及团结与忠诚的关系依然会延续。因此，尽管所有权会有变更（通过国有化等），但矿山和生产线的作业不能停止，因为这是具体场所和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阶级团结机制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政治被沾染上了保守的印记，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无法轻易去变革或推翻旧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其首要任务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矿山和生产线的继续运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工党政府的产业政策就是如此）。那么就考利工厂而言，究竟是保住工厂里那些充满压迫性的工作，还是应该去寻找一种全新的、更好的、更加健康和更能让工人感到舒心，同时又更加环保的生产体系呢？在经济形势较弱和缺乏新的就业机会时，考利项目的斗争目标可能是前者，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即便是从长期看和在最好的条件下，那些在厂里上班的工人代表、那些极力要保住饭碗的斗争特殊主义积极分子，永远都不会去选择后一种方案。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在某特殊场所按某种特殊方式运行的压迫性工业秩序中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身份认同，一旦所依赖的工业秩序出现剧变或坍塌，那么这种认同是否还能维系？我对此问题的直接回答是“否”（我认为应该会有大量的证据来证明我的结论）。如果情况如此，那么维系这些政治身份认同和忠诚度，就要维系产生这些认同和忠诚感的压迫性条件。那么工人运动就可能沦为维持或回归导致这些运动产生的压迫条件，就好像那些在男性暴力下产生独立意识的女性，结果又要反反复复回到暴力男性的身边。

这样的比较是有启示意义的。正如许多女权主义曾论证的，也是许多女性所表现的，打破这种模式其实是有可能的，女性完全可以摆脱男性暴力。工人运动也可保持这种革命冲劲，与此同时，在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身份认同。但这是相当长期和艰苦的过程，需要开展大量审慎仔细的工作。威廉斯在论述生态问题时清晰表明了这一点：

仅仅简单对威尔士南部的矿工说他们生活在生态灾难中，是没有意义的。矿工们对此早已熟知。他们就生活在这个生态环境里。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人。他们每天都在呼吸着充满煤尘的空气……人们的生活和社区是基于这种生产方式，因此你不能说马上把一切都改变。你不能光说：离开有害身体健康的行业吧，离开危险的工作场所吧，让我们做些更好的工作。所有一切都必须要通过谈判，对等的谈判，然后逐步开始寻求改变。43

那么现在的担心是，谈判协商到最后，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削弱工人相关的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忠诚度，而这些又正好是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获得工人支持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的选举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样的悖论）。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似乎总要否定其自身政治认同的物质基础。然而无意之间，在过去2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已经消除了许多斗争特殊主义，而这些斗争都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传统根基——矿山关闭了、生产线停产或缩减了、造船厂变得寂静。因此，要么我们就采取海特跟我说的那种立场，即牛津郡社会主义的未来就看考利的汽车厂能否恢复大规模用工（对此我无法接受），要么我们就必须寻找新旧结合的斗争特殊主义方式来开展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治事业。我认为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无论这条道路多么艰辛坎坷。这并不意味着要像那些“新社会主义运动”支持者说的那样去放弃阶级斗争，而是要通过组建新的联盟来重构和革新阶级政治。从实际角度看，只要能找到新的阶级基础，即便是考利工厂彻底关闭，牛津郡的阶级政治依然可以存续。

此外还有另外的维度，即空间规模和时间顺序。对于空间规模，尼尔·史密斯^44 最近指出，我们在学习沟通社会理论和政治行动不同空间规模方面表现较差。他提出由于“对范围问题的广泛失语”而造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困惑，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最核心的困惑：

地理范围理论，或更精确而言是制造地理范围的理论，非常欠缺。实际上，现在根本就没有关于地理范围的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规模理论了。但这对于我们物质生活的完整地理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生活所运行和所处的空间是垂直分布，而非马赛克式分布。那么我们该如何批判分析这些不同的尺度，又该如何确定和转换这些尺度？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有关地理范围尺度的悖论，资本主义不仅能寻求妥协，而且常常可以操控。这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行业和地区不平衡，由此让不同尺度上划分的地域开展各种分裂式竞争。那么场所的边界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地理范围，超过这个范围之后斗争特殊主义就无法落地，更别说持续了？社会主义政治的关键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说一定要提供最终答案，而是通过对沟通方式的定义以及在抽象的不同层次和种类间转换。

关于结论

最后我让海特来写《工厂与城市》的结论部分。当然这本书本身也主要是她努力的结果。但结论读起来很古怪。虽然整体上“工人主义”的基调是依托于要积极斗争以实现对工厂的控制，但这种声明又不得不在产能过剩、社区参与和环境保护议题上自相矛盾。我以为，这样差强人意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没有产生任何明确或有效的内化张力。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契机，所以不必急于下定论，而是可以利用书中的材料来反思和学习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并开辟出讨论和辩论的新领域。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后败笔也说明了为何威廉斯会通过小说形式来探讨这种悖论。在文化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后常常必须给出结论，但在小说中却可给人留足思考的空间，甚至比如说通过马修·普莱斯这样的小说人物，在“距离确定之后”还能有某种程度的和解。如果关于考利案例的书能有两个不同的结论，那么这将有利于保持问题的开放度和张力的活跃度，同时也强调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抽象问题。

鉴于此，当我在考利的书完稿之后再去看威廉斯的《第二代》时，我对书中的内容颇感震惊。这部小说出版于1964年，情节背景也是当时的牛津郡。小说主要讲的是大学里社会主义思想与汽车厂里工人现实政治的冲突。小说开篇就描写了割裂城市中社会主义政治的问题：

如今，如果你站在城市公路中间，你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西边是教堂和高等学府的尖顶及塔楼；东边则是汽车厂的厂房和工棚。这是泾渭分明的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两边都属于同一城市的运动和交通。45

凯特·欧文是当地工党的组织者，她的丈夫则是工厂工会的领导人，她陷入了抉择的困难：一方面是对自己家庭和工人社区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是大学那边性解放的诱惑。她的儿子彼得·欧文也同样深陷这种抉择之痛。他正在牛津大学某学院攻读工业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考利工厂的工人斗争正耗尽他父亲的心力。这部小说中也充分体现了威廉斯在其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包括渗入社会主义政治的那种情感结构中的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砥砺。

但是，许多在考利项目中出现的实质问题其实在小说《第二代》中都有反映，尽管小说本身并没有给出答案。如果我能在参与考利项目之前读到这本小说，或许会改变我的方式。一方面我会更加坚定地要求必须采用开放式的布莱希特结论，另一方面我会更加注意威廉斯所提出的真知灼见^46 ：所有一切都必须要通过谈判，对等的谈判，然后逐步开始寻求改变。

评估与可能性

空间、场所和环境这三个词概括了地理学家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在地理学内部，对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都有着旷日持久的争论［尤其是在《对立面》（Antipode ）这本激进派刊物上］，例如，地方性和场所为何重要以及如何重要，或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场所和空间的关系。47 在讨论过程中，有关抽象和地理范围的话题一再被提及。48 但这些问题所牵涉的超过了地理学的范围。近年来，空间、场所和自然等意义也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49 当然地理学家并未缺席这场学术讨论。50 这些关注和兴趣忽然勃兴是有现实原因的，一方面似乎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弥漫，另一方面则是具体场所里各种或反动或进步的斗争特殊主义的兴盛，另外还有全球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但这种关注也部分由于雷蒙德·威廉斯所推动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回归，它强调了情感结构、价值、嵌入、反霸权话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以及对立群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

威廉斯对空间、场所和环境问题有深入思考，显然他也很关心如何把这些概念融入文化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中。空间、场所和环境的社会转变并非是中立的或无辜的，相反这是操纵与控制的结果。实际上，这些都是根本性的框架性问题，其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并确定着人类如何生活的条件（通常是压迫性的）。51 在人类追求解放的斗争中，当然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此外，对于斗争实践中必须坚持的各种抽象层次和种类所产生的张力，在斗争中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反思或将不可克服的矛盾内化。

威廉斯之所以将他对空间、场所和环境的思索主要用小说的形式体现出来，是因为他对如何将这些概念融入文化理论还心存疑虑或觉得难以操作。但由此得出的结论绝不是说，空间、场所和环境概念无法融入社会和文化理论中，而是说在理论化操作中必须要对这种融入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和悖论持开放的态度。通过阅读威廉斯的文本，综合比照他在小说里和文化理论批判中对同一命题的叙述，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开创了理论化新领域，其理论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大多数忽略空间和环境维度的当代文化评论家。理论不能通过纯粹的抽象化来构建；理论实践必须是持续的辩证过程，一方面是那些鲜活生命的斗争特殊主义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有充分的距离来获得理论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说，威廉斯所提出的问题当然具有其普遍性和现实性。由此打开了新型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新征程，这种新理论彻底基于场所、空间和环境现实并具有批判唯物主义性质，而非割裂的唯心主义或纯粹空想主义的性质。这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这可以让理论重新回归日常政治实践，对于任何范围或层次的地理空间，无论里面的社会和自然特征如何，理论都可为其中的实践提供指导，这应该就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目标和成果。

在《阿巴拉契亚的反击》中，最感人的章节是“在黑暗空间里高歌”这一段。1989年在阿巴拉契亚的煤矿罢工中，工会和工人联合会发起了占领皮特森公司莫斯三矿的行动，这次占领行动最终让工人赢得了有利于自身权益的谈判结果，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来自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吉姆·赛申思（Jim Sessions）和弗兰·艾斯里（Fran Ansley）的亲身经历。在占领运动发生时，吉姆·赛申思正好在工厂内，但他是所谓的独立见证者；弗兰·艾斯里则在工厂外面，他记录了当时每天的情况。艾斯里写道，在占领运动两天之后，“大家仿佛豁然开朗，好像都受到了启示，我们看到了自己内在的力量，看到了周围人的力量，看到了我们所归属或可以参加的伟大集体。”52 在社会和文化冲突日渐激烈和痛苦的年代，理论家也可尝试用高歌穿透黑暗的空间，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威廉斯所开创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姿态。我自然应该倾听工人代表以及考利居民的诉求，但我也绝不放弃对科学分析和理论的坚守，唯此才可揭示资本的冷漠本质与演变之道。

小结

如何将空间、场所和环境三个主题实现有机统一又保持差异，这是所有地理学者需要面对的理论挑战。马克思对此的说法是所有的统一都是“对立统一”，如果我们能知晓这些对立的性质以及对立双方如何各自或协同运行，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很有用的。这是我最近出版的《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所重点论述的部分。马克思独辟蹊径来论述此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53 中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地理学家通常都是研究具体事物，例如法国圣心堂的修建，那么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想要解释的就是建筑中的“许多规定”到底指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许多规定”。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在圣心堂这一案例上，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抽象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又是什么令这种抽象的运用合法化呢？马克思认为，答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将具体视为“观察和观念的出发点”，而研究方法“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而一旦做到这一点，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中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4 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准备工作可发现“许多抽象”，然后变成针对具体的“许多规定”。我对圣心堂建设历史的叙述也好像是先验结构，因为它显示了阶级斗争在奥斯曼巴黎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界对地方性在影响地理研究方面的作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地方研究是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地方研究无法超过本地的局限，就可能损害更加宏大的地理叙事。因此在我看来，对于本地特殊性的强调，将各地差异看成是无法逾越的统一障碍，或将本地政治当作抗拒全球化概念的堡垒，都是不足取的。有时候，与我持同样观点的人似乎站在了地方研究的对立面：地方研究的卫道士（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所资助的庞大研究项目）会经常批评我们，认为我们忽略了通过本地化视角就可看到的各种差异（从性别关系到种族、宗教和民族歧视等各种差异）。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一切都取决于这些研究如何来论述“多元的统一”。

为此我阐述了由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斗争特殊主义”概念，我觉得这是积极的概念，希望借此来走出有关地方化辩论的各种误解。当时我也正好搬到了牛津并参与了考利镇上保卫罗孚汽车厂工人饭碗的运动。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威廉斯的叙述有问题，但没有人会批评他对本地的情感结构缺乏感知。最令我感到着迷的是，他通过小说形式来描绘本地化和全球化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现在地理学中关于此话题的争论慢慢平静，但基础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政治的问题其实反而更加激化，因为现在有许多地方化行动中存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这种讨论应该重回理论思辨的中心。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多次危机和重组，左右两派都曾对资本主义的灭亡做过预测，但资本主义发展至今依然存续，这一点值得探究。列斐伏尔^1 曾兴奋地表示，他找到了资本主义生存的秘密，即通过空间的生产，但他并未解释空间的生产如何让资本主义延续。列宁和罗森堡（Luxemburg）尽管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证据和论证方法，但两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空间生产的某种形式，并且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答案；当然两人也认为帝国主义是有限度的，其内在固有矛盾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灭亡。

在20世纪70年代，我想通过“时空方法”在解决资本积累内在矛盾方面的作用来研究此问题。2 当然，这样的论点只有结合资本主义总是制造过度积累危机这一特性时才能说得通。这种危机被定义为资本和劳动力的过剩，因为无法将这些资本和劳动力有效利用起来为社会谋福利。如果不发生全系统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甚至破坏），就必须找到新的办法来吸收这些剩余。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成为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但这同时也无法脱离时间维度，因为地理扩张常常意味着要对使用寿命很长的物理和社会基础设施开展投资（例如交通和通信网络以及教育和科研机构等），这些投资要过许多年之后，经过生产力的提升，价值才能重新开始循环（见第三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和痛苦的过度积累问题。我认为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3 所收集的关于资本过剩的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我把这些年国际资本主义的动荡看作是一系列临时性时空办法失败的结果，这些办法即便在解决资本过度积累中期问题上也乏善可陈。如彼得·高恩（Peter Gowan）4 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希望通过这种动荡来保持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新美国世纪项目”战略开始转变成美国军事力量主导的开放式帝国主义，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更加公开地拥抱帝国主义政治，但这似乎是为了掩盖国内经济衰退和资产贬值的窘境。在此之前，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若干轮资产贬值，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拉美，随后在1997年又爆发了更加严重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俄罗斯也在世纪之交出现新一轮资产贬值，新世纪头几年危机又向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蔓延。5

但我也想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再也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实现可持续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掠夺式积累”的新态势。我将要论证，这种掠夺式积累实际上是“新型”帝国主义的特征。6

时空办法及其矛盾

时空办法的基本观点其实很简单。在某特定地理范围的过度积累意味着形成了过剩劳动力（失业率上升）和过剩资本（表现为必须承担损失才能将之出清的过剩商品、闲置产能以及找不到有效或有利可图投资的闲置资本）。这些过剩可通过如下方式被吸收：（1）通过对长期资本项目开展投资来进行时间再配置（例如建筑环境）或社会支出（例如教育科研），由此将现有过剩资本价值推至未来进行积累；（2）空间再配置，通过开辟新市场或在其他地方新设生产设施并获得新的资源以及社会和劳动力供给；（3）将前面两种调整综合运用。

如果我们将固定资本视为建筑环境当中独立的一部分，那么时空结合就会相当重要。这为生产消费在时空维度上的延续创造了必要的物质设施（包括工业园、港口和机场、运输和通信系统、污水处理和自来水厂、房地产、医院以及学校等）。同样，这些建设本身也是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吸收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尤其是在城市地理扩展和强化的条件下。

将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这些投资项目中需要金融和国家机构等中介发挥作用，同时这些机构才能创造信用。一定数量的信用资本（虚拟价值）可以被创造出来，这些信用资本可用于当下的消费，也可用来建设面向未来的项目，例如高速公路或教育机构，由此重新推动经济的增长（或许也会推动过剩商品的需求，例如教师和建筑工人可能会购买更多的衬衫和皮鞋）。如果这些对建筑环境或社会公益的投资被证明是有效率的（例如可以让以后的资本积累更有效率），那么虚拟价值就可以回收（或者是通过债务清偿等直接方式，或者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偿付国家支出这样的间接方法）；如果不能产生回报，那么建筑环境或教育机构的过度积累价值就要承担资产（住房、写字楼、工业园和机场等）贬值的后果，或者实体和社会建设项目无力清偿政府债务（造成国家财政危机）。

这种投资的结果可对资本主义的稳定与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1973年经济危机的起点就是全球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先倒闭，然后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也宣布倒闭），随后就是1975年整个纽约市的破产（这是典型的社会开支超过税收的案例）。同时也必须看到，1990年日本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导致日本整个银行体系受到重大冲击，日本经济也走上了停滞之路，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初也伴随着泰国和印尼等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自2001年年初以来，英美经济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了衰退，现在唯一支撑英美繁荣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自1998年以来，中国保持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并通过举债建设的方式来吸引过剩的劳动力（同时也防止出现社会动荡危机），中国开展了许多令三峡工程都会黯然失色的大型基建投资（8 500英里的新建铁路、高速公路和城镇化建设项目，南水北调以及四处开建的新机场等）。但许多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述（包括布伦纳）要么彻底忽视，要么将其视为无关紧要之事，对此我颇感惊诧。

所谓“办法”其实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总资本中有部分资本会长期固定在物理形式中（具体时间要看经济周期和设施寿命）。另外，通过国家投资的社会开支也可以地域化或被视为固定在地理范围内。（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暂时不考虑社会投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过于复杂，要论述清楚需要很长的篇幅。）有些固定资本是可以移动的（例如机器设备可以卸下来运到别的地方），但大部分固定资本都是绑定在土地上，无法移动，一移则毁。例如，飞机是可以移动的，但机场无法移动。

另一方面，时空办法其实就是指通过时间推移和地理扩张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有各种途径，例如对空间的生产、对劳动分工在新领域的组织、获得新的成本更低的资源配给、资本积累的新的动态空间，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对现有社会形态的渗透（例如契约法则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等）。这些地理扩张、重组和重构常常会危及某场所中固定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其他地方尚未实现。某地如果固定了大量资本，可能会拖累其他地方寻求空间解决之道。例如，纽约市的固定资产规模庞大，因此当1975年（以及2003年）纽约出现大的资产重估风险时，许多人认为这会对资本主义未来造成重大的威胁。如果资本不及时出逃，那么就等着承受灾难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匹兹堡和谢菲尔德等传统资本主义工业重镇的去工业化，以及孟买等世界其他地区城市的相对衰落，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如果过度积累的资本不走或无法走，那么就会直接出现贬值。我对此过程的简单总结是：资本总是会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景观，但由于资本总是要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重配来解决经常出现的过度积累问题，某一时刻的景观总是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被摧毁。这就是资本主义物理和社会景观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历史烙印（当然这种破坏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后果）。

时空动态转换中的另一系列矛盾更具普遍性。如果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出现在某特定的地域范围（例如民族国家内）并且无法实现内部消化（无论是地理调整还是社会支出），那么为了避免贬值的结局，资本必须找到全新的地域来实现利润。这有几种实现方式。过剩商品的市场到处都可以找到，但这些过剩商品销售的新市场必须要有黄金和信用货币（例如美元）等支付手段或可交易的商品。因此过剩商品可以销售过去，然后换回货币和其他商品。但这样做只能暂时缓解过度积累的问题：这只不过是将过剩从商品形式转换成货币或其他商品形式；如果是其他商品的话，那么大多数的现实情况是换回了廉价的原材料或其他中间产品，这有助于降低本国市场利润率不断下滑的压力。但如果新的市场缺乏货币或可交易的商品，那么要么就去主动寻找货币和贸易品（例如，英国就曾在19世纪逼迫印度跟中国开展鸦片贸易，英国由此就可通过对印度的贸易来间接获得中国的白银），要么就主动给新市场提供信用甚至援助。在后一种情况中，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会给新市场提供借款和捐款，然后再用这些钱来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过剩商品。19世纪时，英国跟阿根廷就是这样的关系。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积累了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随后日本又把钱借给美国，让美国财团继续购买日本的产品。显然，市场和信用交易可以暂时缓解过度积累的问题。在地理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样的互通有无运行良好，因为一地的过剩资金可能正好满足另一地的资金短缺。但通过信用体系来缓解过剩问题也会让一些地方受到投机和虚拟资本的冲击，这些冲击会刺激或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像近些年出现的情况那样，让某些脆弱的地方出现大的资产贬值。

资本的出口，尤其是再加上劳动力的出口，这样的投资跟短期信用就不同，通常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在此情况中，过剩资本（通常表现为货币）和劳动力被输送到新的地域，然后在那里开始资本积累。19世纪时，英国的过剩资本被转移到了美国以及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海外殖民地，这些地方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由此又增加了对英国产品的需求。但由于资本主义在这些新的地域要经过多年发展后才能成熟（如果可以成熟的话），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碰到过度积累的问题，因此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有利于输出国。如果说其他地方所需要的是固定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和水坝）来奠定未来资本积累的基础，那么这将更加有利于资本输出国。这些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最终取决于投资所在国资本积累的活力。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就对阿根廷输出了大量资本，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了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因为在美国看来，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活动的复兴也关系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安全（更不要说跟冷战相关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然而，资本积累的新地域最终也会制造过剩资本，然后也要通过地理扩张来缓解过剩，由此就会产生矛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德国和日本成为美国资本的有力竞争者，就像在20世纪初美国资本颠覆英国资本（最终导致大英帝国的崩溃）那样。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去寻求时空办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这样做的，首先是通过贸易，然后是通过直接投资到欧洲和美国来输出资本，最近又开始大举投资（直接和金融投资）于东亚和东南亚，此外日本还通过借贷把资本输出海外（主要是给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忽然登上了国际经济舞台，而中国台湾在90年代也有亮眼表现，韩国和中国台湾不仅输出金融资本，还输出了在国际分包中形成的严格管理体系（输出至中美洲、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因此，即便是那些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也很快发现需要用时空办法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与历史上那种相对舒缓的发展节奏相比，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等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输出国的速度令人惊叹。但与此同时，这些成功的地区也要迅速调整来应对时空办法造成的后果。中国吸收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以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过剩资本，在许多产品和出口方面快速取代了这些国家（尤其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现在中国正在飞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布伦纳所发现的一般产能过剩可用不断扩散的时空办法加以解决，现在主要是转向南亚和东亚，但也有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拉美国家，东欧和土耳其也在承接产能。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反转，美元现在依然是享有全球铸币税的安全国际储备货币，最近这些年美国累积了大量债务，美国借的钱就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国家的过剩资本。7

最终的结果是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因为世界上出现了多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随着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过度积累的问题，这些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并非所有资本积累中心都能长期维持，因此相对较弱的地区就要衰退或陷入严重的资产贬值，甚至有可能以贸易战、货币战甚至军事冲突的形式爆发地缘政治冲突（在20世纪就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因此，现在资本主义输出的实际上是贬值和破坏（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隔岸观火），而时空办法也注定要采用更加肮脏的形式。要想更好地理解现实发生的事情，还有几点需要阐明。

内在矛盾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8 中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一端是财富的过度积累，另一端则是赤贫阶层，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希望通过内部贸易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行为来寻求解决方案。但黑格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无法通过内部分配机制的调整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和不稳定的问题。列宁引述了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话说，海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国际避免内战的唯一途径。在限定地域内社会组织中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容易驱使整个社会去别处寻找时空解决办法。

19世纪末的历史值得玩味。当时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他的外号是“激进约瑟夫”）代表着伯明翰的自由派工厂主阶级的利益，他最初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例如他反对19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他致力于教育改革、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来完善家乡伯明翰的生产和消费条件。他认为这样的建设为过剩资本提供了用武之地，也必将有利于长远的发展。作为当时自由派保守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亲眼见证了英国阶级斗争浪潮的兴起。他在1885年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呼吁有产阶级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例如改善最贫苦人群的生活，或为了国家利益而投资于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作为有产阶级的权利。但有产阶级对其呼吁的哗然应对迫使他开始反思，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成为帝国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最终作为殖民大臣推动英国发动了灾难性的“布尔战争”）。

张伯伦的这种职业轨迹在当时相当普遍。法国的茹费理（Jules Ferry）在19世纪60年代时曾是内部改革的热心支持者，尤其是对国内教育改革，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之后就走上了鼓吹殖民主义的道路（他领导法国进入东南亚的泥潭并在1954年奠边府惨败）；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希望通过在非洲殖民来解决意大利国内的土地问题；甚至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也从支持国内改革转向对外帝国主义，尽管之前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错误地宣布说，至少从投资机会看，美国的国境要被关闭了。在欧洲各国政治中普遍出现了以国际行动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倾向，这部分原因在于受到了巴黎公社后阶级斗争可怕景象的刺激，朱利安、布鲁哈、博尔金、克罗兹和雷诺温^9 等人的文集中对此都有精彩的描述。有关茹费理、张伯伦、罗斯福、克里斯皮和其他人的经历都有详尽的记录。

在所有这些人的经历中，之所以会向偏自由的帝国主义转变（以及将帝国主义视为社会进步和文明传播的那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因为绝对经济需求使然，也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愿意放弃其阶级特权，因此无法通过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的形式来吸收过度积累。今天美国的情况也一样。美国的资本所有者根本不愿意通过国内社会改良来实现再分配，因此美国只能从海外寻求办法来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困顿问题。1884~1945年，国内的阶级政治斗争迫使许多欧洲国家走向海外来解决国内矛盾，这使得后来欧洲帝国主义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外向特征。许多自由派甚至激进派人士都在这段时期变成了骄傲的帝国主义者，而许多工人阶级运动也被诱导去支持帝国扩张行为，因为工人被灌输说，帝国扩张最终有利于他们的福祉，然而结果是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体系和军事权力完全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0 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第一阶段”，而不是列宁所称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赞同她的观点。其实阿伦特对19世纪的分析与当今的状况存在许多奇特的相似之处。例如她下面的这段话：

帝国主义扩张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资本的过度生产和来自过度储蓄的所谓剩余货币，这些都无法在国内实现有效投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权力的投资不再为货币的投资铺平道路，货币的输出之后伴随的是权力的输出，对遥远国度的无限制投资将社会各阶层都变成了赌徒，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换成金融投机体系，将生产利润变成佣金利润。帝国主义时代打开之前的10年，即19世纪的70年代，股票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炒作、欺诈和赌博。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汉伦特的思想其实也可用来解释当下的帝国主义行为。

权力之于空间的制度安排

亨德森^11 在一篇文章中对1997~1998年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除了货币略有贬值之外，两地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相对较小）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危机几乎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的地区和国家政策及金融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前两地由于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资资本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因此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则不同。这样的政策差别其实很关键。中介机构（尤其是国家）所采取的形式其实既是资本积累的产物，也反过来影响着资本积累。

显然，国家、超国家和金融权力与一般资本积累（通过生产和选择性贬值）之间的动荡关系是1973年以来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帝国主义政治中最明显和最复杂的元素。我觉得高恩^12 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认为1973年以来国际资本主义的激烈重组主要是因为美国所推出的一系列博弈行为，美国希望在欧洲、日本以及后来东南亚国家的挑战下依然保持霸权地位。这一切始于1973年尼克松政府时期的高油价和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随后美国银行机构可以获得独家权力去回收海湾国家积累的石油美元。这导致全球金融活动中心重回美国，再加上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纽约迅速从其本地经济危机中复苏。美国华尔街和财政部结成了坚强联盟并对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信用操纵和债务管理，这一联盟可决定许多海外经济体的命运。高恩指出，随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利用这种货币和金融体系作为“强大的经济工具来推动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国内重组”。这套体系借着危机不断壮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替美国银行机构保驾护航，确保美国银行机构利益不受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等方式敦促债务国最终偿债），而其他各地金融危机中的出逃资本最终会让华尔街更加强大……”13 其效果就是让美国经济实力辐射海外（如有可能与其他机构合作），迫使各国开放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流动（现在这成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同时还把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做法（最典型的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

这一体系存在两个重大问题。首先，自由商品贸易通常被解释为在世界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竞争。但正如列宁在很早之前就指出过的那样，由于存在寡头垄断（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领域），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美国就反复使用“禁入美国市场”这一工具来迫使其他国家就范。这种说法的最新例子（也是直接粗暴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对巴西工人党总统卢拉的表态。佐利克说，如果巴西不按照美国的意愿推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那么卢拉只能将巴西产品“出口到南极洲去”。14 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被迫加入了世贸组织，由此也必须将其金融市场开放给投机资本，因为美国威胁说，如果不这么做，它们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正是在美国财政部的坚持下，韩国也曾在1998年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城下之盟，由此才拿到了救急资金。现在美国正在考虑增加对外援助的附加条件，即在给穷国“挑战者奖”时，要求接受援助国家的金融机构与美国直接对接。在生产端，位于核心资本主义地区的寡头企业实际掌控了种子、化肥、电子、计算机软件、医药产品和石油等产品的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新市场的开辟不会带来竞争，反而只是让垄断权力以及相关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后果扩散到新的地方。目前，全球约有2/3的国际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之间，充分说明了这种状况。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即便是在南亚和东南亚推行的旨在增加农业产量的绿色革命这种相对温和的运动，也会导致农产品领域内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以及对垄断农资企业依赖的进一步加深。例如，现在美国烟草企业在拼命挤入中国市场，由此来缓解美国烟草市场的萎缩，但这样势必会在几十年后引发中国的公共健康危机。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推动了竞争这个说法是带有欺骗性的，这是用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掩盖寡头格局下的垄断控制和有限竞争日益加深的现实。自由贸易绝不意味着公平贸易。

其次，即便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也承认，商品自由贸易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这立刻就提出了市场自由到底指什么的问题。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15 等人极力赞成商品自由贸易，但他们并不认同资本流动必然是好事。这就是难点所在。一方面，信用资本流动对生产投资以及资本重新配置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信用资本流动可能有助于平衡住房等消费需求与生产供应的关系。因为在空间分裂的世界市场中，某些地方会存在资本过剩，而另外一些地方则会有资本短缺。在这些金融系统中，无论是否有国家的参与，必须要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来协调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但金融资本也可能参与许多无实际产出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钱生钱，例如在商品期货、汇率、债务以及其他金融产品上的投机。当大量的资本都在参与投机时，就要求开放式的资本市场作为投机活动的场所，例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看到的互联网热潮以及股市泡沫开始成为某种自说自话的预言，正如集聚着数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能让印度尼西亚甚至韩国这样的国家陷入金融崩溃，而不论其实体经济的实力。华尔街上的大部分举动不是为了推动有效投资。华尔街完全就是投机（由此才出现了所谓“赌场”“大鳄”或“秃鹫”等形容华尔街的词汇，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后需要23亿美元来拯救的事实也提醒着投机失败后的严重后果）。这种投机活动会对资本积累的整体动态产生深刻的影响。毕竟，这导致了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美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的核心金融市场（例如东京、伦敦和法兰克福等）。

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在于这些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阶级联盟、这些国家在国际协定上取得的力量均衡（例如在1997~1998危机之后重新确定的国际金融框架来取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主要机构对过剩资本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策略。在美国形成的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权力中枢能控制全球机构并通过其他金融和政府机构在全球范围施加影响，这一权力中枢对于近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也造成了许多问题。这一权力中枢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整个世界其余部分连成一体且都被吸纳（或“上钩”）到由金融和政府（包括超国家组织）机构组成的结构框架中。因此，现在就出现了类似七国集团中央银行与各种国家协议（临时性的汇率安排或类似世贸组织的更加长期的制度安排）等旨在解决各种困难问题的机制，这些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6 如果市场力量不足以实现具体目标或将桀骜另类的国家或机构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那么美国就要动用其世界无敌的军事力量（显性的或隐性的）来解决问题。

这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使得所有资本主义世界都致力于维持和扩大再生产（增长）。但是，正如战争是外交政策的延续，以国家支撑的金融资本干预有时候也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积累。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勾结形成了典型的“秃鹫资本主义”，其目标主要是为了掠夺和制造贬值，而不是通过有效投资增加资产。但又该如何去理解资本积累或资产贬值的其他方式呢？

掠夺式积累

在《资本积累》一文中，罗森堡^17 将重点放在了资本积累的双重性上：

首先是商品市场和制造剩余价值的地方，即工厂、矿山以及农场。从这个角度看，积累完全是经济过程，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交易……在此，不管表面上这种交易是多么和谐、公平、自主和平等，都要运用科学分析的敏锐辩证法来揭示，为何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有权会转变成对他人财产的剥夺，商品交换如何变成剥削，公正平等如何变成阶级统治。资本积累的另一层面则是资本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这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其主要的方式是殖民政策、代表着资方利益的国际信贷体系以及战争。武力、欺诈、压迫和抢劫公然展现，那么在此必须要造出政治纷争暴力冲突背后的经济过程规律。

罗森堡认为资本积累这两个层面是“有机相连的”，也“只有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分析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理论也是构建在相关的假设条件上，这些假设与古典政治政治学的观点基本相通，只是这些古典理论排除了原始积累过程。这些假设包括：自由有效的竞争市场、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司法独立、契约自由以及由国家政权确保的法律和治理结构，当然，还有政府确保货币作为储值手段和流通中介。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的角色已经确定，而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并按照价值交易。原始或初始积累已经完成，现在的积累主要是在“和平、产权和平等”条件下在封闭经济体进行扩大再生产（当然要靠对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剥削）。这些假设条件可以让我们看到，当经典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主张实现后，或如果挪到现在，那就是当新经典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张实现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显示，即便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奉为圭臬的市场自由化得以实现，也无法产生人人获益的和谐结果。相反，这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分化，其实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推行以来全球确实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现象，尤其是在英美等以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的国家。此外，马克思还预见到，这种自由市场发展必然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动荡，由此造成长期过度积累危机，例如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情况。

这些假设的弊病在于，他们认为基于贪婪、欺诈和暴力的积累方式是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而现在的情况已不再如此，正如罗森堡所说的，这些好像都已经“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如果从长期历史地理角度看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就会发现这种初期或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行为仍然存在，根本没有退出，其实近来已经有不少分析人士^18 看到了这一点。此外在“普通平民网站”（www.thecommoner.org）上也有大量关于这些概念以及原始积累到底是历史过程还是持续过程的讨论。由于用初始或原始积累这样的词语形容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些不妥，因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将使用“掠夺式积累”来替代。

马克思^19 对原始积累的叙述揭示了一系列的过程，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对农村人口的暴力驱逐；共有、集体所有和国有等不同产权都转换成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对普通民众权利的压迫；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对其余自主生产和消费形式的打压；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式的资产侵占，尤其是对自然资源；交换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奴隶贸易以及高利贷、国债和最终的信贷系统。国家垄断了暴力和合法性的定义，对于支持和推动这些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后来又由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确认的^20 ，有大量历史证据表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英国大力支持资本主义，法国有些半推半就，而中国则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但中国最近转而拥抱原始积累的事例说明，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相关的证据也很充分，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政策和政治（如新加坡）对新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强度和路径依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韦德和维内罗索^21 将那些旨在推动发展的国家归纳为“有着很高的居民储蓄、很高的企业债务和股权率、有着银行–企业–政府的联盟、国家主导产业政策，以及对具有国际竞争力投资的鼓励政策”。其实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的状况。当然，最近东亚各国的发展也明显具有这种特征。22

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特征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中依然存在。某些特征甚至经过调整后正发挥着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如列宁、希法亭和罗森堡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信贷系统和金融资本始终是掠夺、欺诈和盗窃的重要工具。此外还有股票推销、庞氏骗局、借助通胀消灭结构资产价值、通过并购侵夺资产、增加债务最终让所有人都负债累累，即便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用说公司通过欺诈、操纵信贷和股票来实现资产掠夺（通过股票或债券价格暴跌清洗养老金账户），所有这些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安然的轰然倒地使许多人的生活陷入绝境或变得老无所依。但近年来掠夺式积累最明显的，莫过于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主要金融资本机构的投机搏杀。对冲基金在东南亚制造了流动性危机，导致许多正在盈利的企业不得不宣布破产。而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就可以低价购入这些资产，为此韦德和维内罗索^23 将之称为“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和平时期资产转移，资产从东南亚国内转移到了美日欧等海外所有者手中”。

全新的掠夺式积累方式也开始出现。例如，世贸组织谈判十分关注知识产权（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这表明以后所有基因材料、优良种子以及其他各种产品的专利和授权都可用来限制整个国家的发展，尽管这些国家的环境管理实践可能曾对这些基因和种子的开发起到重要的作用。生物剽窃依然在泛滥，而对世界基因资源的盗窃还在进行，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少数几家跨国公司获得更大的利润。对全球环境公共品的掠夺（例如土地、空气和水）日益严峻，物种退化日趋严重，现在除了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之外，传统农业方式难以为继，这一切都是对自然世界全面商品化造成的恶果。对文化形式、历史和知识创造力的商品化也造成了全面的掠夺，音乐产业就是靠对草根文化及创造力的掠夺和剥削才得以维系，公共资产（例如大学）变得公司化和私有化，供水和其他公用设施产业更不用说，这种私有化浪潮席卷世界，造成了“对普通人的包围”。但与过去一样，国家权力还是经常用来推动这些进程，虽然这样做会忤逆民意。也跟过去一样，这样的掠夺过程也激起了普遍反抗，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核心内容。24 现在甚至要对工人阶级经过几代人的抗争之后才换来的共有权利（例如享受国家养老金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享受国民医保的权利）实行私有化，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教条下所有掠夺政策中最出位的一项。例如，布什政府就希望将社会保障私有化（并让养老金多寡取决于股市表现），这就是典型的掠夺政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反对全球化运动的重点议题都是要重新夺回普通人的权利，而反对国家权力和资本勾结起来劫掠民众。

资本主义会内化所有屠戮、掠夺和欺诈行为。但正如罗森堡曾痛切地指出的，要想在暴力和权力争斗之中找出经济过程的规律并非易事。掠夺式积累可以有各种表现形式，其运行特征甚至可能表现为偶然的或随意的。但掠夺式积累又贯穿了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轨迹，而当扩大再生产中出现过度积累危机时，掠夺式积累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当除了资产贬值之外找不到其他解决之道时。例如，阿伦特^25 就曾指出，英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经济萧条迫使英国走上新式帝国主义扩张之路，此时资产阶级首次意识到“数百年前推动了原始积累（马克思语）并打开了随后积累过程的简单掠夺罪行最终必须重复，以此防止积累的马达忽然停止运转”。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时空办法、国家权力、掠夺式剥削与当代帝国主义形式这一问题上。

“新型”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通常都是依托于某特定地域或区域情况，通常会有代表着霸权的中心，长期以来都参与了寻求时空办法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类帝国主义行为。但如果按照阿伦特的分析，也可将这些过程的历史地理学进行时段划分，阿伦特认为，1884~1945年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夺取全球政治统治的第一阶段。各民族国家都推行了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项目来解决自身的过度积累和国内阶级斗争问题。最初这套体系在英国霸权下维持稳定，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但第一套体系在世纪之交随着地缘政治纷争的激化而崩塌，当时各大国都想凭借自己封闭的体系争夺霸权。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这导致了两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忙着从世界其他地方掠夺资源（例如日本对中国台湾的掠夺以及英国对南非金山的掠夺），希望通过掠夺式积累解决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维系资本主义的长期难题，但这样的做法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已无路可走。

1945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的体系，美国希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某种默契，由此避免相互伤害的战争并找到理性的方式来共同应付20世纪30年代那种过度积累危机。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各国必须分享在核心区域资本主义深化整合的好处（为此美国积极支持欧盟的创建），同时也要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地理扩张（为此美国坚持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行去殖民地化和发展主义的战略）。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二阶段主要是依靠冷战来维系。这意味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其实际效果就是产生了美国霸权式的“超级帝国主义”，它更加强调政治和军事意义而不是出自经济必然性。美国本身并不十分依赖于外部分支甚至海外输入。美国甚至可以将国内市场向其他国家开放，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通过内部时空调整办法吸收了来自德国和日本的过度积累，比如美国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建设、城市郊区化发展以及对南部和西部的开发。扩大再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出现了较大发展。掠夺式积累都是悄无声息开展的，尽管日本和西德等资本过剩国家越来越需要寻求外部市场，包括对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市场的争夺。26 但欧洲大部分地方依然保持着严格的资本管制（与自由商品贸易不同），东亚国家也对资本输入有颇多限制。当时各国家内部关于扩大再生产的阶级斗争（再生产如何发生以及谁可从中获利）成为主流。主要的地缘斗争要么是源自冷战（以苏联为首的另一帝国阵营对抗），要么是由因为欧洲列强不愿轻易放弃对其传统殖民地的剥夺（1956年英法联军侵略苏伊士运河但完全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这次事件极具象征意义）而产生的延续斗争，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支持了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政权。但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被限定在从属于核心国家的时空秩序中，这引发了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通过社会主义寻求现代化之路，但有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基础。

这套世界体系在1970年前后崩塌。当时过剩的美元在全球市场泛滥，因此资本管制已然无法执行。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既要维持国外的高昂战争开支，又要维持国内的高生活水平，这导致了通胀抬头，而许多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也开始压缩利润。美国开始寻求建设新的体系，主要依靠一系列全新的制度安排来应对来自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并让经济重心和金融资本重新回到华尔街。尼克松政府和沙特联手在1973年将石油价格推向高位，这对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因为美国当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量很小。27 美国金融机构获得了将石油美元回收并重新投放到世界各地的特权。由于在生产领域受到了威胁，美国就通过金融重夺霸权。但要想让这套体系顺畅运行，就必须迫使普通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开放，这是缓慢的过程，为此美国会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施压，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广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正统。同时美国还推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转换，从实业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金融资本机构手中。这种转变可用来打压扩大再生产中的工人阶级运动，要么通过对生产的严格管理来直接进行，要么通过提高所有形式资本的地理流动性来间接进行。因此，金融资本在资产阶级全球统治的第三阶段发挥着核心作用。

这套体系更加动荡和贪婪，也因为扩大再生产难度增加而产生了多次掠夺式积累，通常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经济结构调整项目进行。在某些情况中，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被整垮，然后由美国金融资本进入重新收十。1997年对冲基金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攻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推行的勐烈通货紧缩政策有很大关系，由此造成了国家濒临破产的危局并阻断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数百万人为此失去工作甚至重新返贫。这场危机也让大家纷纷追逐美元，由此夯实了华尔街的统治地位并让美国的富有阶层享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资产升值。在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时，在面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时，在面对私有化肆意剥夺权利时，阶级斗争开始围绕这些问题重新聚集。

债务危机可用来当作契机重新调整一个国家的生产社会关系，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最终肯定有利于外来资本的渗透。本国的金融机构、本国的市场甚至本国优秀的企业，都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面前待价而沽。核心资本主义地区虽然利润率降低，但他们可通过海外掠夺找补回来。掠夺式积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更加明显的特征（私有化则是其主要主张）。现在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反对这种掠夺式积累。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派还是死守着扩大再生产的老脑筋（其实这种脑筋并未转过来），他们意识不到世界各地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和其他反对掠夺行动的重要性。沃尔顿（Walton）28 对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动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开展仔细分析，看看这种多元运动中有哪些部分是反动或反现代化的，哪些又是进步的或至少可以通过联盟将其争取到进步的一边。葛兰西对南方问题的分析似乎就是这方面的先声。佩特拉斯（Petras）29 最近在其对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 ）一书的批评中强调了其历来观点，即对不同的反对分散帝国主义力量要区别对待。毕竟富农反对土地改革与失土农民要求活命是不同的概念。

现在这套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核心是华尔街–财政部轴心，但因东京、伦敦、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全球化城市的参与而具备多边层面。这与跨国公司的兴起有关，尽管跨国公司可能在本国或其他国家有大本营，但其经营分布已经扩散至整个世界，其广度是帝国主义初级阶段所无法想象的（列宁所说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内部）。这就是克林顿的白宫与其选自华尔街投机阵营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希望通过集中化多边主义来管理的世界（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乍看上去，似乎是列宁错了，而考茨基所设想的合作性“超级帝国主义”的理论可能是对的。一个基于和平合作的、由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组成的超级帝国主义似乎是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所谓七国集团的成立以及“新国际金融框架”的构建，尽管美国在其中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30

这套系统现在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正如罗森堡此前指出的那样，市场的巨幅震荡以及各国权力纷争使得人们难以看清在烟雾和假象（尤其是这些金融行业）背后的真正经济规律。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和东南亚成了生产能力过剩的中心（所以美国要以此地区为标靶来推动资产贬值），但东亚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迅速复苏表明过度积累的普遍问题又开始重回全球事务的前沿。31 这就提出了如何组织新的时空调整办法（进入中国？）或接下来应该让谁承担资产贬值痛苦的问题。在经过10多年的持续（非理性）繁荣之后，2001年美国经济也出现了衰退迹象，这表明美国可能也无法独善其身。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正在迅速恶化。布伦纳写道^32 ，虽然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进口大量产品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但造成了美国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让美国对海外债权人的负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对资本外逃和美元贬值的脆弱性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但这种脆弱性是连带的。如果美国市场崩溃，那么许多依靠美国市场来消化其过剩产能的国家也会跟着崩溃。日本央行和中国台湾的“央行”将大量资金借给了美国，因为这也符合其自身利益，这些钱使得美国的消费主义热潮得以延续，这样它们的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卖给美国。但现在它们发现自己正在为美国的战争埋单。

美国的主导地位现在又一次面临挑战，而且这次看上去更加危险。如果布罗代尔的说法是正确的，后来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贝弗里·J. 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33 也表示同意，即金融化浪潮可能会导致某霸权被另外的霸权所取代，那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向金融化转向就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自毁行为。美国的内外赤字不可能无限期发展下去，而亚洲国家愿意每天花23亿美元来平衡美国赤字的能力和意愿也终有耗尽的那天。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其他国家出现美国现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会敦促其采取财政紧缩或经济结构改革措施。但正如高恩^3 4 所指出的：“美国政府操控美元的能力以及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的主导，使得美国当局可以避免采取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的举措，例如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要调整国内经济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要关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负债率，要确保国内金融机构体系顺畅运行来保证国内生产部门的健康发展。”美国经济完全逃避了这些任务，因此美国经济的扭曲和不稳定程度开始加深。此外，作为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现在的掠夺式积累开始激发全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很大的差别），以前对美国俯首帖耳的盟友也开始积极反对美国霸权，尤其是在亚洲（韩国就是典型），甚至欧洲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

美国的选择其实很有限。美国可以放弃现在的帝国主义模式，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财富重新分配或通过内部时序安排来寻求解决过剩资本的方法（例如大幅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投资，更新完善日益陈旧的基础设施），实行重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也能起作用。但这样做意味着要提高赤字、增加税收以及加大政府干预，而这些恰恰是资产阶级不会纳入考虑范围的，正如当初张伯伦时代的英国一样；任何提出类似建议的政治家马上会被资产阶级媒体以及理论卫道士埋葬，在金钱主导的资产阶级选举中，这样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在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政治以及反对及削减公共和社会开支，几乎是保护西方资本主义免于自毁的唯一途径。

在美国，如果有人提出美国应该实行财政自律和紧缩，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向其他国家推行的那样，那么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会立刻结束。如果有外部力量强迫美国这样做（例如通过资本外逃以及美元崩溃的做法），那么毫无疑问，美国会不顾一切使用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给予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安然接受并适应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或者像阿里吉所建议的那样，大方承认现在世界经济重心正从美国转向亚洲。阿里吉虽然认为美国不会遭遇大的外部力量挑战，但他和他的同事认为：“相比百年之前的英国，美国更倾向于将失落的霸权转变成剥削性统治。如果现行世界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主要原因肯定是美国抗拒适应和调整，反过来也是，美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调整和适应是世界平稳过渡到新秩序的先决条件。”35

美国看来不会如此安静平和地走入那个良夜。但不管怎样，美国的抗拒反而会催生这样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已然发生，即东亚资本主义体系会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转而形成亚洲内部的市场。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种时空解决之道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郊区开发以及阳光工业带建设如出一辙，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吸收日本和韩国的过剩资本并由此减少上述国家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对美资金流入减少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美国政界只好耀武扬威，因为这是美国拥有的唯一确定的力量，现在美国政坛开始公开谈论美利坚帝国（大意是想让全世界上供）并试图控制石油供应来制衡全球经济的实力转换。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要试图加强对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控制，美国以建设民主之名进驻伊拉克，但又毫不犹豫地将委内瑞拉民主政权推翻。美国几乎是在重演1973年的石油危机，因为当前欧日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对海湾石油的依赖程度要远远超过美国。如果美国能推翻查韦斯和萨达姆的统治并且能稳定住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沙特政权（防止沙特陷入宗教极端主义泥沼，即本·拉登想要看到的景象），如果美国还能继续以伊拉克和伊朗为跳板巩固其在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势力，由此创建对里海石油储备的战略控制，那么美国就能通过对全球重要产油区的有效掌控，在未来50年继续维持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霸权地位。

当然，美国这种战略的危险性也是极高的。美国会遭遇顽强抵制，不仅包括欧洲和亚洲，俄罗斯对此也不会接受。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俄罗斯和法国等联合国成员颇有微词，因为忌惮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才勉强没有发起对美国的制裁，但其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欧洲尤其强调创建考茨基式的多极化帝国主义世界，即各资本主义大国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合作。如果美国只能依靠武力和冒险政策来维系飘摇不定的霸权地位，那么这会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也绝非世界其他国家所乐见。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所设想的模式就一定更加进步。布莱尔的高参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36 曾套用19世纪将世界各国分为文明国家、野蛮国家和原始国家的方法，将当今世界分成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其中后现代国家是文明的捍卫者，在全球推行普世（其实是西方或资产阶级）标准和人道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行为。这完全是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自由派人士观点的现代翻版，当时密尔一边认为英国应该通知印度并维系大英帝国，一边又赞扬英国国内代议政治的优点。扩大再生产无法有效重启可持续资本积累，这会导致全世界范围内掠夺式积累的变本加厉，由此才能让资本积累的马达不至于熄火。

对于那些在过去半个世纪饱受掠夺式积累（当然也曾积极反抗）以及资本主义贪婪剥削之苦的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而言，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新帝国主义方式。库伯等人所使用的这些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绝对无法让后殖民主义的作家接受。37 美国正在推行的军事主义政策认为只有依靠打仗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做法不仅危险（包括布什所谓的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而且越来越会被视为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霸权的欲盖弥彰之举。

但或许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美国国内对此的反应。对此汉娜·阿伦特^38 有着精彩论述：对外帝国主义必然导致对内压迫甚至独裁。对外扩张可能对国内民主机制产生旷日持久的损伤（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就有这样的教训）。美国向来有着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因此美国过去几年是在费尽心机掩盖甚至欺骗本国人民，用人道主义的外衣来掩藏其帝国主义的行径。美国人民或许不会普遍支持长期推行军事帝国主义的做法（例如在越南战争时美国人民很快就开始反战）。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39 曾指出，美国国内始终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国公众也不会长期接受对国内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侵蚀，尽管最近的《爱国者法案》和《国土安全法》中已经加入了有损民主自由的条款。如果要建设帝国，就必须否定《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那么美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交易。但如果既无法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可持续资本积累，又不能开展掠夺式积累，美国经济可能就会陷入通缩衰退，而且其程度可能要远远超过日本所谓的失去的10年。如果出现大规模资金外逃，那么美国就必须采取财政紧缩，除非美国出现截然不同的财富和资产分配（如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资产阶级或许会被迫接受），其重点是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重组，由此来充分利用闲置的资金和劳动力，而不是把资金继续浪费在投机之中。

新帝国主义的具体形式或方式现在还在形成阶段。但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体系重大变革的关口，各种力量相互激荡并影响着最终的结果。在掠夺式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资本主义的天平早已倒向掠夺式积累，现在这种态势只会继续深化，因此掠夺式积累将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宣扬新帝国主义并强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此外，亚洲经济将继续发展，但军事力量还是美国占主导。正如阿里吉所言，这是全新的国际格局，而伊拉克可能正好见证了美国在衰落初级阶段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庞大的生产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力量构建了霸权，但其生产能力已经在1970年之后被赶超，其金融实力也在被赶超，现在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只剩下了军事。美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将决定新帝国主义的最终面貌。与此同时，对掠夺式积累深化的反对力量也风起云涌。但针对这种积累的阶级斗争形式与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形式（现在还时有出现）完全不同，而传统社会主义都认为这些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才孕育着未来。或许现在横跨各产业和地区的斗争中正在浮现的团结才是值得培养的，因为这些斗争孕育了完全不同的非帝国主义式的全球化，其强调的是社会福利和人本主义目标并有着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创新形式，而不是去膜拜金钱、追逐股票市值，或者在全球经济各处不择手段积累资本而最终造成若干财富聚集地的暴富。此刻虽然充满着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这也意味着各种惊喜和可能的存在。

小结

这篇文章写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但其发表则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这篇文章是对2003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 ）一书的概括。这是我首次提出“掠夺式积累”的重要概念，由此来理解全球资本积累的动态变迁。这个概念后来被广泛采用，因为现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在发生着大规模土地侵占以及财产剥削的事情。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许多家庭被迫交出住房（更别提房地产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剥削和欺诈），这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这次对普通民众的劫掠清晰表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掠夺式积累的存在。知识产权则是另一突出表现掠夺式积累的领域。在写作本文之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动荡之感尤为强烈，这就提出了要有理论对此进行分析的急迫要求。马克思对资本总是会产生过度积累的论断极富洞见。尽管《新帝国主义》一书并未直接预见美国会以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形式吸收过剩资本，但在书中提到了这一可能性。

近年来，掠夺式积累披上了“必须实行财政紧缩”的外衣，这几乎是有组织的掠夺，希腊的惨烈情况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真正的文明世界，这种野蛮掠夺行径根本不应出现。但自从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以来，掠夺式积累就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准配置，一边对民众说些“结构调整和财政紧缩”的堂皇借口，一边又用公共资金替银行家还债并用民脂民膏来满足其饕餮之欲。

2011年2月5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房地产泡沫难得发生》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1 ，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凯斯–席勒指数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普遍认为是房地产领域的专家。这篇文章安慰大家说，近期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现象“是罕见事件，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重现”。他说21世纪初的美国大型房地产泡沫在美国甚至国际房地产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因为“此前的房地产泡沫更小且局限在部分地区”。他认为这种程度的房地产泡沫的上一次发生要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50年代时的土地泡沫。在我看来，这样的论述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极大误读。这篇文章竟然没有引起丝毫质疑，这暴露出当代经济思想的一个误區。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误區。

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建筑环境的投资以及城市化只不过是更加重要的所谓国民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因此城市经济学这一子学科也就成为二流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向，而更加大牌的经济学家则会把宏观经济学技能用于其他地方。即便这些大牌经济学家有时注意到城市化过程，他们也会将这些空间重组、地区发展和城市建设视为某种更加宏大的进程的结果，而这些宏大进程不会受其所产生结果的影响。因此，虽然《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首次开始重视经济地理学，但报告的作者还是未能指出，城市和地区发展也会出现严重错误而导致整体经济危机。这份报告通篇都是由经济学家完成的（并未参考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旨在研究“地理对经济增长机会的影响”并“提升空间和场所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程度”。

该报告的作者实际上是在主张，只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用于城市开发，就是最佳的实现经济增长（即资本积累）的方式，例如提出让政府不再严格约束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活动并尽量减少政府对城市、地区和空间规划的干预。虽然这些作者也不无谦恭地表示“遗憾”，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深究其建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自由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配套体制，包括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以及住房融资，必然会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大行其道。成功的城市都已放宽了分区规划的限制，允许高价值用户通过竞标获得高价值土地，此外也采取了新的土地监管办法来适应城市功能的变化。”2

但土地并非一般意义的商品。土地是一种虚拟资本形式，其价值源于对未来租金的预期。资本家为了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过去几年中迫使低收入人群搬离了曼哈顿和伦敦市中心，这对阶级分化和弱势群体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种对土地收益的追求也给孟买达拉维地区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份报告将该地区称为人类生产生态体系的贫民区。总之，世界银行的这份发展报告所倡导的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理念不仅造成了像2007~2009年那样的经济危机，同时也催生了各种反对中心区高档化、反对社区摧毁，以及反对驱逐低收入人群来实施房地产开发的各种城市社会运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欧盟就应用了这样的政策）认为，将财富分配给相对落后的街区、城市或地区是徒劳的，资源应该注入充满活力的“创业的”增长极。然后从长期看，发达地区的资源会朝着落后地区渗透（当然这从未发生），由此地区发展、空间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不平等就会自然消退。总之就是说，把城市交给贪婪开发商和黑心金融家最终将有利于所有人！世界银行的报告甚至特别提到，如果中国彻底将城市土地交给自由市场，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如虎添翼！

世界银行似乎更加青睐投机资本而不是普通人民，但从未反思可能城市经济发展还行（从资本积累角度看）但人民（除了少数特权阶级之外）和环境却遭受损失的情况。更糟糕的是，这份报告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其实就是造成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份报告的发布是相当奇怪的，因为报告发布之时雷曼兄弟公司已经倒闭6个月的时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也有近两年的时间，世界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这些恶果。例如，这份报告毫无批判地指出：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融体系管制的放松，市场化住房融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目前占其GDP的40%，但住房抵押贷款在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不到GDP的10%。公共部门的作用应该是推动规范化的私人投资……创建简单、可行和审慎的住房抵押贷款合约的法律框架是良好的开端。当一国的体制较为发达和成熟时，公共部门就可推动二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开发金融创新并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的证券化。自有住房通常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单一资产，这对于财富创造、社会稳定和政治昌明都有着重要意义。拥有自身住房或长期居所的人会对社区建设更加投入，有助于减少犯罪、加强治理并提升当地环境条件。3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声明确实令人惊诧。正是由于这种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住房的观点，才有了大量的次级贷款，然后通过提高债权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的信用评级来卖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由此大量消耗能源和土地的郊区建设才能继续推行，尽管这完全不是可持续利用地表土地的方法！这份报告的作者可能会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的城市化思维与全球变暖毫无关系。与格林斯潘一样，这些作者也可以说2007~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崩盘是一场意外，他们根本无法预见自己所设想的美好未来竟然会如此横生波折！通过加入“审慎”以及“规范化”等字眼，这些作者也把批评意见推得一干二净。4

既然这些作者有选择性地挑选了大量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其新自由主义观点，那么他们又为何对历史上的重大房地产崩盘视而不见呢？例如，1973年因全球房地产崩盘而引发的连环银行倒闭；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伴随地价暴跌（到现在依然在持续）；1992年瑞典银行体系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最终不得不接受国有化；1997~1998年由于泰国房地产开发过度所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87~1990年因为商业地产开发而产生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当时数百家银行濒临倒闭并最终动用了美国纳税人的2 000亿美元才得以渡过难关。1987年时任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威廉·艾萨克斯（William Isaacs）对美国银行家协会放话，如果美国银行不改变投机房地产行为，那么就可能面临国有化命运。5

那么当时这些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哪里呢？自1973年以来发生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1973年之前金融危机数量相对较少），许多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房地产或城市开发出了问题而引发。许多对此有思考的人（包括罗伯特·席勒在内）都很清楚，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表现肯定是存在大问题的。“非理性繁荣”以及金融家的“动物精神”开始失控。6 但席勒认为，这种现象是特例而不是系统性的问题。当然席勒可以说，上述所有危机都是区域性的。但如果要那么说的话，即便是2007~2009年的房地产危机，对于巴西或中国人民而言，也仅仅是美国的危机。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在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也受到波及）以及若干重点地区（从2005年年初就开始出现的住房抵押贷款断供主要发生在巴尔的摩和克里夫兰等老城市的贫困地带，由于出现停贷的主要是美国非洲裔人群，因此这似乎无关紧要）。在国际上，西班牙和爱尔兰受到冲击较大，英国也受到了波及，但影响相对较小。法国、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当时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则安然无恙。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或瑞典的房地产崩盘并未影响全球，但发生在美国的地区危机却产生了全球影响。其实早在1987年的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时至今日，许多人还认为当年的股灾和银行危机是不相关的）也产生了全球影响。此外还有1973年年初的全球房地产市场崩盘。按照传统看法，似乎只有1973年秋天出现的石油危机才重要。但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崩盘，所以6个月后产生了石油价格暴涨并把整体经济拖入了衰退。1969~1973年，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资产从20亿美元暴涨到了200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则在同期从667亿美元增加到了1 136亿美元，这充分显示了美国房地产的疯狂。随后1973年春天就出现了房地产崩盘并导致各州财政危机（理由显而易见），如果经济衰退仅仅是关于高油价的话，美国各州根本不应出现财政问题。1975年发生的纽约财政危机是重大事件，因为纽约当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财政预算，为此法国总统和西德总理都请求拯救纽约财政以避免金融市场的崩塌。于是，纽约成了新自由主义行为的试验田，纽约冒着道德风险拯救了银行，然后又通过市政契约和服务的重组来让普通公众为其埋单。最近一次的房地产崩盘也让加利福尼亚等州陷入实质破产境地，美国各州和各市的财政情况以及公共部门雇佣情况无不受到冲击。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财政危机与今天加利福尼亚州的状况竟然颇有几分相似，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是全世界第八大公共预算机构。7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最近又公开了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在催生资本主义深层次危机方面的作用。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数据的研究，戈茨曼（Goetzmann）和纽曼（Newman）8 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公开发行的房地产证券影响了房地产建设活动以及随后的房地产估值，通过抵押品周期机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1929~1930年的股市大崩盘”。例如，当时的佛罗里达州就是房地产炒作的中心，建筑许可证的价值在1919~1925年暴涨了8 000%。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看，同期房产估值增长了大约400%。9 但这与商业房地产开发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商业地产开发集中于纽约和芝加哥，所有一切能想象到的金融支持和证券化手段都用上了，其疯狂程度完全不输给21世纪的头几年。最直观的还是戈茨曼和纽曼绘制的关于纽约高层建筑施工的变化图，在1929年、1973年、1987年和2000年前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层建筑施工热潮。因此这两位研究者认为，我们在纽约所看到的大部分建筑“不仅是建筑运动，也是普遍金融现象的宣言”。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房地产证券与现在一样危险”，并由此得出结论：“纽约的天际线充分显示了证券化如何将资本从投机公众手中引导到建筑项目当中。对早期房地产证券市场的深化认识有可能提供仿真未来最坏情况的有用信息。金融市场的乐观精神能让建筑立起来，却不能让建筑还债。”

显然，房地产市场的兴衰与投机资金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房地产兴衰也会对整体宏观经济以及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等外部性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房地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越大，建筑环境中金融和投资活动就越有可能成为宏观危机的源头。如果是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是情况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描述的那样，住房抵押贷款不足GDP的10%，那么房地产市场崩溃显然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不至于让整个宏观经济都陷入危机（例如1997~1998年的状况）；但如果是像美国这样住房抵押贷款占到GDP的40%的国家，房地产市场奔溃导致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完全存在，2007~200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不是完全忽略城市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其认知显然是不够的。为此人们自然会想到，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会对此有完全的认识，毕竟马克思主义者会勐烈抨击飞涨的租金和野蛮的掠夺——这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商业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阶级在他们生活场所中的第二次剥削。本来资本家和地主可以通过有效利用空间来解决无房可住、低价住房奇缺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等问题（包括空气质量恶化等自然问题，也包括社会环境恶化问题，例如学校凋敝以及忽略对教育的投资等），但他们更乐于城市中心高档化、建设高端公寓并开展“迪士尼化城市建设”。现在确实有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我也算一个）在研究此问题。但令人失望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实极其相似。城市学者被看作专业领域的专家，而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的精髓则在别处。同样，国民经济最受重视，因为相关数据最完整，并且也是重大政策的决策领域。房地产市场如何造成了2007~2009年的危机以及随后的失业和紧缩（大部分体现在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层面）无法真正被理解，因为从来没有人认真想过，要将对城市化过程和建筑环境形成的理解融入对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理论中。因此，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特别喜欢研究危机，但他们只是将最近这场危机视为他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体现（认为是源自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等）。

马克思本人对此也并未阐释清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中提到，他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意味着《资本论》所论述的对象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而对马克思所谓的“特殊”分配形式（利息、租金、税收甚至实际工资和利润）实行普遍抽象，因为这些形式被认为是偶然的、偶发的和瞬时的。此外，马克思还对供求和竞争等交换关系的特殊性进行了抽象。他提出，当供求关系处于均衡状态时，供应和需求就不能解释任何事情，而强制性竞争规律则执行着而不是决定着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立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垄断条件下，缺乏这样的执行机制，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将空间竞争纳入思维又会发生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空间竞争必然是垄断竞争（正如城市间竞争）的一种形式。

最后，马克思将消费视为“特例”（这是相当斯宾诺莎式的概念，近期哈尔特和内格里正致力于重新为该概念注入活力）。马克思认为，由于消费是混乱无序、难以预料和不可控制的，因此消费一般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宗明义，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属于历史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还指出了另外一个层次——与自然发生代谢关系的层次，这种关系是所有形式人类社会的共同条件，所以这与认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关，因为资本运动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结构。出于这个原因，环境在《资本论》中只是隐性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环境问题不重要或不关键，正如他在研究更宏大的资本运动规律时暂时不论消费，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重视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本依照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框架。10 他聚焦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将其他一切都暂时搁置。他时常提出，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他注意到，这其实是犯了“双重标准”的错误，一方面把土地、劳动、资金和商品视为重要生产要素，但另一方面又把利息、租金、工资和利润当作分配特殊性排除在分析之外！

马克思的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清晰揭示出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例如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的危机）中抽象出来的资本运动一般规律。这就是为何我们至今还能用马克思的分析来解读当下的现象。但这种方法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因为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对于一个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需要对其普遍的、一般的和具体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辩证思考。因此我们不能奢望，仅仅用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是我为何反对某些人强行把现在发生的状况套用到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的框架中）来解释实际发生的事情（例如2007~2009年的危机）。当然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抛开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来解释事情［尽管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用具体方法解释了1847~1848年的“独立和自主”金融和金融危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和《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ce ）的历史研究中，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到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

其次，马克思所选择的一般性抽象概念层次随着《资本论》论述的深入也在不断分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最引人注目和最能体现这种分解的，莫过于马克思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马克思反复提到，他认为信用制度不过是分配因素，因此他并不打算展开讨论。但在第二卷对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论述中，尤其是在关于固定资本循环、工作周期、生产周期、流通次数和周转次数的论述中，信用制度都成为绕不过去的概念。马克思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在评论为了应对不同的周转次数，预先投入的货币资本必须总是大于那些用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时，马克思提到，周转次数的变化能够“释放”一些先期投入的货币。“一旦信用制度发展起来，由流通运动机制释放的货币资本（加上固定资本逐次回流释放的货币资本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形成信用机制的基础之一。”11 在这个意见和其他类似意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资本流通而言，信用制度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有些信用制度要素必须要纳入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去看第三卷中关于信用制度分析的内容时，我们发现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由供求关系以及竞争状态决定的，而供求和竞争在此前马克思一般化的理论叙述中是被排除在外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忽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规律的意义。当这些规律被改动甚至被打破时，例如关于信用和利息的规律，新的理论可能就会出现，从而超越马克思已经提出的见解。其实马克思自己在一开始研究时就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12 ，由于消费的具体性，导致消费是最难分析的，正如对使用价值的研究一样，对消费的研究“实际上超出了经济学范畴”，因为消费是“对出发点（生产）的反应，但又推动新的生产过程”。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生产性消费和劳动过程本身上。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以及他的追随者，诸如内格里等人，准确地将劳动过程视为一个构成要素，这对资本来说是无序、难以管束、不可预料并随时爆发风险的要素，然后将其置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中。13 当资本家希望调动工人的“动物精神”来生产剩余价值时，他们会面临突出的困难，这显示出了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这在建筑行业中尤其明显，随后我们将分析）。如果将信用制度以及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纳入资本运动规律，那么当我们用马克思的理论工具来分析现实事件时，资本循环和实现就更会表现为破坏性的必然结果。

将信用要素纳入一般理论也必须审慎，由此来保存原先获得的理论认知，尽管这些认知已经有了改良。例如，当谈到信用制度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实体，即不能将信用制度视为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上空的浮华并凌驾于普罗福斯的活动之上。大部分的基于信用的活动可能都具有投机属性，也可能显示着人类拜金和求财的丑陋本性，但大部分信用活动对于资本运行发挥着基础性和必要性作用。什么是必要的以及什么是必要的虚拟（例如公共负债和住房抵押贷款负债）和纯粹过量信用之间的界限是难以厘清的。

显然，要想从信用制度（住房抵押贷款占美国GDP的40%）、消费主义（消费贡献美国经济增长的70%，而中国仅为35%）以及竞争状态（金融、房地产、零售以及其他领域的垄断）等角度来分析近期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总计约有1.4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其中许多是不良贷款，都还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二级市场上，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出资4 000亿美元给予救助（现在大约已经花掉1 420亿美元）。为理解上述现象，我们或许需要剖析马克思对所谓“虚拟资本”的描述及其与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理解戈茨曼和纽曼^14 所说的，证券化其实是将“来自投资福斯的资本给了建筑企业”。难道不是对土地、房地产价值以及租金的过度投机导致了这场危机吗？

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并非是吸毒成瘾的华尔街交易员虚构出来的东西。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拜物教的描述，这是拜物教的表象，虚拟资本是一种足够真实的表面现象并掩盖了背后的社会关系。当银行借钱给国家并获得利息时，似乎这个国家在生产价值，但其实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我将随后讲到）这个国家内发生的活动（例如打仗）根本与价值生产毫无关系。当银行借钱给消费者买房然后拿到利息时，好像房子本身是在创造价值，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银行购买医院、大学、学校等建设债券时，表面上好像这些机构在直接创造价值，但其实并不是。当银行借钱给开发商用于购置土地和开发房地产以获取租金时，作为分配的租金其实已纳入了虚拟资本的循环。15 当银行向其他银行放贷或当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放款，而商业银行又随后将钱借给旨在获得租金的土地投机者时，虚拟资本看上去越来越像“虚上加虚”的无限循环。这些都是虚拟资本循环的例子，正是这些虚拟资本的流动让真实资产变成了虚拟资产。

马克思的要点是，所支付的利息其实来自其他方面——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收入（工资和利润）的直接或间接征税。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价值或剩余价值创造来源就是劳动。虚拟资本循环可能是维系资本主义所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或许这是生产和再生产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通过对零售、金融和对冲基金雇员的剥削，资本家可形成第二形式的剩余价值。但马克思的观点是，如果生产过程中没有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话，这些部门无法靠自己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生产出来衬衫和鞋子，零售商又能卖什么呢？

但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某些虚拟资本的流动确实可以参与价值创造。如果我把通过住房抵押贷款买来的住屋改成雇佣非法移民劳工的血汗工厂，那么这个住屋就变成了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当国家建设公路等基础设施来服务于集体资本生产，那么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视为“生产性国家开支”。如果医院和大学成为创新和开发新药物或新设备的场所，那么它们也就变成了生产基地。马克思完全不会为这些问题而慌乱。正如他对固定资本的描述，某事物是否是固定资本，并不取决于其物理特征，而是取决于其用途。16 当我们把纺织厂的厂房改造成公寓时，固定资本会降低；而小额信贷可以把农舍转变成从事生产活动的固定资本（相对成本较低）。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都通过复杂的虚拟流动被抽走。当银行之间相互借贷时，显然所有社会意义上不必要的支付和投机动作都有可能发生，即可以通过资产价值的不断变动，在不确定性中不停投机。这些资产价值取决于关键的“资本化”过程。土地、房产、股票以及其他形式的可以产生收入的资产会被确定资本价值来进行交易，而确定价值的依据就是资金市场中供求情况所决定的利息率和贴现率。2008年时，关于资产定价的市场忽然陷入停滞，资产价值因此无从确定，所有人都开始抛售。现在美国“两房”所拥有的不良资产到底值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初传统经济理论也曾提出对资本价值的质疑，但就像所有碍事的真理一样，这种质疑很快就消失了）。17

信用制度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对于资本流动的生产、循环和实现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又是所有投机和非理性举动的集大成者。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将奥斯曼重建巴黎城区时期大肆投机地产的艾萨克·佩雷尔（Isaac Pereire）兄弟和埃米尔·佩雷尔（Emile Pereire）称为“骗子和先知的完美结合”。18

通过城镇化的资本积累

我曾专门长篇论述，纵观资本主义历史，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主要方式。19 我始终认为，由于建筑环境的漫长周期、周转时间和投资生命周期，城市化对吸收过度资本积累有着特殊的作用。城市化还具有空间制造和空间垄断等空间特殊性来成为积累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改变商品的空间流动来推动积累，而且也是创造这些流动所发生的具体空间和场所来推动积累。但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是长期的，这些活动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金融资本和国家管理的某种结合来为其发挥作用创造必要条件。这种活动从长期看显然是投机性的，而且虽然这些活动的最初目的是消除过度积累，但通常在后期会出现更大规模过度积累的危险。所以城市建设和其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洲际铁路以及高速公路、大型水坝等）都会有容易产生危机的特征。

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详尽记录了19世纪这种大型投资的周期性现象。20 但在1945年之后，人们似乎遗忘了建筑周期理论，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能消除这些周期。建筑业周期（在美国大概是18年一次）仿佛消失了。21 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种逆周期调控措施的失效，建筑业周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数据显示，虽然建筑业的波动依然比较小，但资产价值的波动要比过去更加剧烈（美国经济研究局对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成果则与这种论点不符）。这种周期变化也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地域格局，即便是在国家内部（例如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周期表现就不同于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

如果没有这种一般性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导致了2008年房地产和城市化危机的机制，这场危机发生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和城市，也波及了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同理，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等国家正在采取的路径，中国的方法是为了摆脱源自其他地方的危机的影响。布林利·托马斯记录了19世纪英国和美国所经历的类似逆周期运动，通过一个地方的建筑繁荣来抵消另一个地方的衰退，因此现在欧美国家建筑业的衰败正好被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及其他“金砖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和城市化所抵消。这种宏观联系在经济增速上表现得相当明显，例如欧美国家的增长率都很低，但截至2011年，中国的经济保持了10%的增速（其他金砖国家也有类似的高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需要通过投机来吸收过剩资本的压力，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这种压力更加明显。房利美和房地美等重要的机构出于政治压力不得不降低信贷标准来鼓励买房，而格林斯潘的美联储所推行的低利率政策更是火上浇油，造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正如戈茨曼和纽曼所言，金融（以国家为后盾）可以制造城市，却不能让城市还债。那么是什么推动了需求呢？

要认识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机制，我们必须要理解房地产市场中信用制度下生产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循环。金融机构给开发商、土地所有者和建筑商贷款，让他们在圣地亚哥郊区开发排屋或在佛罗里达和西班牙修建公寓。在最红火的时期，建筑业就业人数占了全部就业人数的7%，如果算上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靠着房地产开发的法律和金融服务配套，就业人数可能还要翻倍。但房地产开发的重要前提就是价值能够实现，这就是虚拟资本发挥作用的地方。资金最后借给了那些被认为有收入（工资或利润）来还款的人。

于是，金融系统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排屋和公寓的供求。这个差别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用于生产的“借贷资本”和促成价值在市场得以实现的汇票贴现之间的差别。22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住屋开发案例中，借钱给人盖房和借钱给人买房的是同一家金融公司。正如在劳动力市场，资本有实力操纵供求，这与世界银行报告中所假设的自由竞争市场格格不入。23

但这种关系是一边倒的。银行家、开发商和建筑商可轻松组成阶级联盟，这部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所谓的“城市增长机器”24 ，但消费者住房抵押贷款是单一而分散的，通常住房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并不属于同一阶级，有时也属于不同的肤色和种族群体——在美国这很明显，在爱尔兰则相对不明显。通过对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公司可以将风险转移到其他人手里，当然，这也是金融公司实施证券化的目的，而金融公司本身应该赚的利息和法律手续费并未减少。如果因为价值无法实现而导致项目失败，金融家要选择是让开发商破产还是让住屋购买人破产，显然，金融家会站在开发商这一边（尤其是当住屋购买者来自底层或属于少数族裔时）。阶级和种族偏见此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来。

此外，即便没有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巨骗，由房产和土地构成的资产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庞氏骗局的特征。我购买了房产之后，房产升值，房产升值之后又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购买。当真正合格的购房者差不多都购置房产后，为何不降低标准让风险更高的人群来买房呢？最后就导致没有收入和没有资产抵押的人群来炒房赚钱（房地产中介会买下情况很差的住房，经过重新装修后加价卖给毫无防备的买房者并安排好一切住房抵押贷款，然后买房者在短期居住之后，在天花板塌陷或燃气管道爆破之前马上倒手给下家）。就这样击鼓传花，直到泡沫破灭。金融机构有着强烈的动机维持泡沫不破。但问题在于，金融机构通常无法下车，只有留在隆隆向前的列车上驶向毁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描述的那样，此时不同的周转时间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银行给建筑商借钱修建住屋到住屋开始销售之间通常会有很长的时间差。纽约的帝国大厦在1931年5月1日开业，这是股灾发生的两年之后，而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更是间隔了3年多。纽约双子塔的开业距离1973年经济危机不久（在开业4年之后都找不到私人租户），目前“9·11事件”遗址的市政重建项目开始在网上兜售，尽管目前商业地产的价值正处于低点！由于实现所生产的价值对于偿还最初金融公司的信贷至关重要，因此金融公司会不遗余力地刺激和维持房地产泡沫。

此外还有长期问题需要考虑。如果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论文是正确的，1928年的建筑业崩盘对1929年的大危机有着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依然没有被充分认识清楚，当时房地产建筑行业出现了20亿美元的规模下降（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而美国许多大城市的新开工项目下降到了不到此前1/10的水平）。有人在维基百科上写道：“这场危机导致建筑业中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消失，许多房东和房地产投资者都因为利润和租金损失陷入困境。”25 这显然对股市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罗斯福上台之后会不断努力地去恢复房地产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住房抵押融资进行了系列改革并在1938年创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来形成二级抵押市场。当时房利美的任务就是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让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敢于放贷，由此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急需的流动性。这些制度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郊区住宅开发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无法让住屋建设脱离美国的经济发展。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美国还推行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抵扣税款）以及《退伍军人法案》和《1947年住房法案》等系列鼓励政策，这些政策都宣称所有美国人都有权居住在“环境良好的良好居室”内并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人的住屋购置意愿。拥有自己的住房被普遍视为“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自有住屋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达到20世纪60年代的60%以上，2004年则达到将近70%的历史高位（到2010年该比例下降到了66%）。住屋所有权可能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文化中，但这样的文化通常只有获得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补贴后才会显现出来。这些政策的公开理由都是世界银行报告中所提到的，但其背后的政治原因却很少被提到：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背负住房抵押贷款的住屋所有者是不会参与罢工的！26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如果陷入失业和贫困，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威胁。那么一箭双雕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通过大规模住房建设和郊区开发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让收入较高的工人拥有自身住房并将他们纳入相对保守的政治阵营！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述政策都发挥了良好作用，无论从政治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这些政策支撑了美国长达20年的繁荣，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问题在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正如劳动阶级的收入增长也很不平衡一样。尽管郊区出现了大发展，但许多城市的中心却陷入发展停滞甚至衰败。尽管白人工人阶级的境况大大改善，但居住在老城区的非洲裔工人的境遇依然糟糕。这就导致了此起彼伏的城市骚乱，从底特律到沃茨，当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后，美国有40个城市发生暴动。人们开始见到“城市危机”，仅管这个名称很上口，但其实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这并不是城市化的危机。1968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平息骚乱以改善城市环境，直到1973年出现经济危机，尼克松总统宣布城市危机结束（其实是出于财政原因）。27

与此相关的是，1968年房利美变成了政府支持的私营机构，此外还在1972年创设了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来当作其竞争对手，这两家机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推动自有住房和住屋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也为房地产危机埋下了祸根。现在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占了美国私营部门债务总额的约40%，如前文所述，大部分住房抵押贷款都沦为不良贷款；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都被美国政府接管。如何处置“两房”现在是美国朝野热议的政治话题（是否要对自有住房提供补贴），这也是关于美国负债问题的重要内容。不管最终处置方案如何，都会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乃至城市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美国的资本积累状况。

美国现在的状况很令人担忧。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现在有迹象表明，随着联邦救助力度的减少以及美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新开工住房建设规模首次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水平。截至2011年3月，美国建筑业的失业率超过20%，比制造业中9.7%的失业率高出一倍，制造业失业率与全国平均失业率相近。在大萧条时期，有超过1/4的建筑工人失业，这一情况直到1939年之后才有所改变。让这些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曾经是美国公共干预政策（例如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主要目标。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推出针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刺激方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共和党的阻击。更为糟糕的是，美国联邦和地方的财政状况都陷入了困顿，导致许多城市公共服务部门的裁员、歇业和开支削减。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以及超过20%的房地产价格下跌让美国许多地方的财政捉襟见肘，因为这些地方的收入都要依靠地产税。国家和各地政府不断压缩开支，建筑业持续低迷，一场财政危机正在美国酝酿。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财政紧缩的阶级政治，紧缩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极右翼的共和党人正试图以所谓的“债务危机”为借口来削减政府项目并减少联邦和各地政府雇员的数量。当然，这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抨击政府项目的伎俩。里根当政时期就把富裕阶层的税负从70%削减到了30%，并推行了以借债为支撑的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债务飙升。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后来指出，借债是减少政府监管（例如环境）以及社会项目的良好借口，实际上是将环境恶化和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外部化。

小布什政府也萧规曹随，小布什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甚至宣称：“里根教导我们，财政赤字根本无关紧要。”28 在他任期之内继续给富人减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两场缺乏资金支持的战争并通过处方药项目给大的医药公司送去厚礼，这些都导致克林顿时代留下的财政盈余迅速蜕变成巨额赤字。这使得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民主党去捧大资本家的臭脚，甚至答应将那些资本家不愿意承担的成本外部化，即让公众来承担环境恶化和社会再生产的成本。

这种对环境和人民福利的侵害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行为完全是出于政治和阶级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正如大卫·斯托克曼最近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一场阶级战争。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指出：“这就是一场阶级战争，而我所属的阶级，即富人阶级，正在赢得这场战争。”29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人民会在何时开始阶级战争的反击？最初的反击点之一可能是关于日益恶化的城市生活品质——大量的住屋断供收回、房地产市场上的持续掠夺行为、公共服务的所见以及各地城市劳动力市场合适岗位的消失，而某些城市（底特律就是典型代表）的就业前景几乎一片黯淡，这些都足以孕育反抗。

掠夺性城市实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30 “工人领到了用现金支付的工资后，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和当铺老板等向他们扑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将这种形式的剥削和围绕这种剥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置于他们的理论和政治斗争的边缘。在此我必须要指出，至少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通过掠夺实现了大量的积累，资金被吸入虚拟资本的流通来支撑金融体系所制造的巨大财富。

在房地产市场和次贷领域的危机发生之前，这种掠夺性行为已无处不在且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就已经被剥夺了710亿~930亿美元的财富。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却赚到了前所未有的利润，尤其是那些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相关的投机，由此华尔街高管的奖金数额也不断飙升。这意味着，通过各种暗藏渠道，大量的财富从穷人的囊中源源不断流向了富人手中。在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操纵中，财富转移数量远远超过明确披露出来的黑幕以及常有非法行为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例如全美住房抵押贷款公司）。31

危机爆发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更令人错愕。许多的断供拍卖（2009年就超过100万例）其实都是非法的，有些甚至是通过欺诈逼迫房主放弃抵押品赎回权，这导致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给佛罗里达州的高等法院写信，称“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这种非法的断供拍卖可能代表着银行和政府机构对私人财产的最大掠夺”。32 美国50个州的检察总长都在对此展开调查，但大部分人都急于结束这场调查（毫不奇怪），尽可能以个别简单的财务补偿方式来结案（而不是归还非法夺取的房地产）。即便在法律文书方面存在着系统性造假，也不会有人为此锒铛入狱。

这种掠夺行为由来已久。例如在我熟知的巴尔的摩。我1969年来到巴尔的摩，不久就参与了一项针对内城住宅供应的研究，这项研究希望弄清房东、租户、住屋中介和贷款人、联邦住屋管理局以及市政管理部门（住宅规范的强制执行者）等各方面在造成内城老鼠横行的恶劣居住环境中的作用和责任，这些内城地区在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后发生了严重暴乱。当时，银行会在地图上用红线划出区域，居住在那些区域里的非洲裔美国人根本无法获得信贷支持，当然在明面上银行会用信贷风险太高而不是种族理由来拒绝其贷款申请。在城市的若干区域，许多房地产中介都在威胁白人住户，称有色人种将大量入住社区，以诱使白人屋主低价出售住屋。房地产中介公司为此赚了大钱。但要想让黑人搬入白人社区，必须给部分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尽管黑人整体被视为信贷风险较高的群体。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土地分期协议”。实际上，房地产业主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来“帮助”非洲裔美国人获得信贷，但借款还是以房地产业主的名义。若干年后，当本金加利息偿还到一定程度，此时非洲裔美国家庭的信用程度也得到了证明，那么在友好的房地产业主和地方抵押贷款机构的帮助下，住屋产权就可以交给非洲裔美国家庭。有些家庭做到了（尽管通常其住屋都是处在价值下降的街区），但对于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来说（巴尔的摩有许多这样的人，但程度要比芝加哥轻，芝加哥也普遍推行了这种土地分期协议），这可以变成特殊的实现掠夺式积累的劫掠方式。33 房地产业主有权向居住者收取费用来支付房地产税、管理费用和法律费用等，这些费用（有时候也是过度征收）是附加在住房抵押贷款之上的。

在经过多年交费之后，许多家庭发现他们欠的本金反而越来越多。如果随着利息上升，他们无力支付债务，那么合同立刻失效，居住者也会被扫地出门。这样的做法令人不齿。民权组织开始与恶劣的房地产业主打官司，但官司输掉了，因为那些签署了土地分期合同的人根本没看合同就签了字，也没有请律师来把关（穷人通常付不起律师费），当然这些合同基本上都是普通人看不懂的天书（您仔细阅读过自己信用卡的使用条款吗？）。

这种掠夺性做法始终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土地分期合同被所谓的炒房做法所取代。而当20世纪90年代次级贷款市场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巴尔的摩、克里夫兰、底特律、水牛城等城市又成了掠夺性积累浪潮的席卷之地（全国范围内大概被卷走700多亿美元）。在2008年危机之后，巴尔的摩终于发起了一宗针对富国银行的诉讼，指控该银行的歧视性次级贷款做法（红线里的人被鼓励申请次贷而不是传统贷款）对单人非洲裔家庭，尤其是女性，实施了系统性的掠夺。显然这场官司也赢不了（尽管在第三次诉讼中，该诉讼被法庭接受继续审议），因为几乎很难证明银行是根据种族歧视而不是信贷风险来开展这些业务的。照例，这些难以理解的细小条款发挥了作用（消费者要当心这些条款啊！）。克里夫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措施：起诉金融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逼债导致许多住屋被断供遗弃，从而破坏了城市景观，而这需要市政府想办法解决！

中国故事

迄今为止，如果说有什么摆脱本次危机的好办法，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大发展或可借鉴，再加上大规模的以债务融资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不仅率先实现了对本国市场的刺激（同时也吸纳了出口行业中的失业人口），而且还在推动与中国有着紧密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经济，比如向中国出口原料的澳大利亚和智利，以及向中国出口高速铁路和汽车的德国都获益良多。（美国的建筑业则迟迟不见起色，如我此前所述，建筑业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城市投资的周期通常较长，成熟时间则更长，因此总是很难确定到底建筑环境中何时会开始出现投资过剩。但根据19世纪修建铁路的经验以及历史上的建筑周期，过度投资的风险还是很高。

中国之所以能如此大无畏地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并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改变了中国国土内的空间地理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央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一旦出现经济滑坡，政府就可命令银行加紧放贷。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上海等主要城市曾出现一次温和的（相对而言）房地产调整，造成银行持有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即我们所说的有毒资产）。按照某些人的预测，当时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可能高达40%。34 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就是用部分外汇储备来充实这些银行的资本金（这也是后来美国所实行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先声）。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动用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来充实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间接的资金援助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但是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向着国际金融市场看齐，现在中央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管控可能会越来越难。

来自中国的报道显示，现在中国的状况类似于21世纪初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州的情况或20世纪20年代时的佛罗里达州。1998年，中国开始推行住房市场的私有化，中国的房地产建设出现了令人惊讶（当然也有不少投机因素）的高速增长。据称，中国房地产价格自2007年以来已经上涨了140%，而在过去5年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增长了800%。在一线城市，据说房价在一年之内就翻了一番，现在一套住屋的平均售价高达50万美元；即便在二线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也可能是当地居民平均年收入的25倍，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高房价。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胀压力。按照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大部分的增长还是来源于容易诱发通胀的房地产开发，以及政府对公路、铁路以及其他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在2011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5%，其中房地产投资更是增长了37%”35 。

但普遍存在的土地征用以及天方夜谭式的大规模搬迁（在过去10年北京就有300万人搬迁）表明，在中国到处推行的城市化发展也明显伴有掠夺性的发展方式。强制拆迁和掠夺大概是现在中国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抗法的最重要原因。同时，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又成了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到了2011年年初，中央政府才下令要求控制土地出让。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其实表明中国在担心房地产市场失去控制。然而，严控土地财政的后果就是使许多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顿。

目前在中国的内陆省份，随时可看到完全没有人居住或没有经济活动的所谓新城或新区，有些城市还在美国商业报刊上打广告，希望吸引投资者和公司去全球资本市场的前沿淘金。36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郊区开发行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以及相关的家电和设施需求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因素甚至是主导因素。“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消耗了全世界重要大宗商品的一半左右，包括水泥、铁矿石、钢铁和煤炭，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就是这些需求的主要推动因素。”37 由于钢铁中有一半是建筑用钢，那么这表明中国城市化建设本身就吸收了全球所有钢铁的1/4。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例如其他金砖国家，2009年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房价都增长了一倍，印度和俄罗斯的房地产价格也在涨。但所有这些国家的总需求都在高速增长。

中国政府曾试图调控，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似乎这些措施并不奏效。据说现在中国又出现了影子银行体系，这个影子银行体系与土地和房地产投资紧密相关。这种物价不断上涨的局面开始引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出租车司机到卡车司机（在上海）再到广东工业区内的制造业工人，都在抱怨过低的薪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统计也在不断上升。为了平息这种公开诉求，政府开始出台政策不断上调工资水平，并希望能扩大国内市场来取代风险较高且增速下滑的出口市场（中国消费目前仅贡献了GDP增长的35%左右，而美国GDP中消费的贡献为70%）。

但这些都必须考虑中国政府应对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背景。经济危机对中国的首要冲击就是出口市场的骤然萎缩（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萎缩），2008年年初中国出口出现了20%的同比下滑。相关研究表明，在2008年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至少有2 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乡。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截至2009年秋天，中国净损失的工作岗位只有300万个。38 这种总失业数和净失业数的差距可能是因为，许多从城里返乡的农民工又在农村被归为就业人口，但更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政府出台了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政策，大力推动城乡基础设施投资。中央政府安排了6 000亿美元的资金，银行机构则被要求尽可能为地方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房地产项目），由此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这样的刺激计划是为了实现经济复苏。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显然中国至少已经实现了刺激政策的部分目标。

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政府开支是否可归为“生产性”投资？如果是，那么这些投资到底是在生产什么？又是为谁而生产？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土空间确实可受惠于更加先进或更加有效的空间整合设施，至少从表面上看，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和城市化项目就可实现这样的空间整合目标，从而加强内陆与沿海、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联系。在大都市的层面，城市发展和城市再造似乎也会为城市化带来现代化的技术并引领更加丰富的活动（包括全部的文化和展示产业机构，例如上海所成功举办的世博会，这些也是欧美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在投资机会不多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发展对过剩流动性和过度积累资本的吸收不仅维系了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也惠及了整个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美国的全美高速公路网的建设贯通了南部和西部并推动了声势浩大的郊区开发，这对当时美国的就业和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其他不好的模拟。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发展不仅造成能源和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城市人口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机，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些政策开始逐渐退出，因为当时尼克松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城市危机已经结束，因此联邦财政资金将撤出。这在美国市政层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酿成了城市服务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公立学校、公共医疗以及低价住房等方面都出现了灾难性的衰退，其结果令人震惊。

中国的投资战略有可能会重蹈覆辙。京沪高铁可能会获得商务人士以及中产阶级的青睐，但昂贵的高铁或许不是急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的理想选择。同理，昂贵的高档住宅、封闭式的高档小区以及专门为富人修建的高尔夫球场或购物中心，对于改善普通福斯的基本生活并无帮助。同样的问题也在印度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中的城市出现，大批边缘化的人群聚居于城市，无论是在危险的巴黎市郊、阿根廷的社会运动还是南非和北非的城市周边。这些贫困的、缺乏安全感和被排斥在繁荣之外的工人已经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城市的主体或形成了街区，如何对待他们可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许多的军警力量设置都是在针对这种基于城市的革命行动所可能引发的动荡与骚乱。

但在中国，对此问题有着颇有意思的独特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自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策略就是分权，分权成为实施集中控制最好的方法。基本的观点就是放手让各省、各市甚至各村、各镇在集中控制和市场运行的框架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在地方上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能会被中央采纳并制定成政策推行至全国。

走向城市革命？

城市始终是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热土。从巴黎公社到上海公社，从西雅图大罢工到图库曼起义、从布拉格之春到1968年的普遍城市运动（现在的开罗和麦迪逊也依稀有此模样），城市的斗争从未停息。但在城市的反抗历史中，许多左派人士也常常看不清这些斗争的政治和现实意义，由此低估甚至误判城市运动的潜力和威力，左派人士还常常认为城市运动不能算作阶级斗争，因此看不到其革命前景。即便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型事件发生后，例如巴黎公社，左派人士也通常将其定义为历史上“伟大的无产阶级起义”，但其实巴黎公社运动实质更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而不是要求变革生产中的阶级关系。

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为了消灭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其中资本可通过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来形成对劳动的剥削。简而言之，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那种阶级关系。即便这种斗争的表面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民族、性别抗争等色彩，最终这种斗争必须要触及资本主义系统的核心并将最内里的阶级关系这一肿瘤切除。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左派在过去都是全世界产业工人的先锋队，通过领导阶级斗争在国家和阶级概念日渐淡化的世界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斗争从未真正成功。马克思认为，剥削性的阶级关系需要通过工人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后才能被打破。正是出于这一点，无产阶级长期以来都在追求工人所有、工厂自治或工人互助等组织形式。39 大部分的尝试从长期看都失败了，尽管工人为此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在面对敌对反扑和残酷镇压时做出巨大的牺牲。这些行动之所以无法长期运行的道理很简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说的，资本循环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任何单一循环过程都不可能离开其他阶段而独立存在：这三个阶段相互交织又相互依存。同理，也不可能只对某一阶段的资本进行革命而不去革命其他阶段。因此，工人对相对孤立的生产环节的控制必然不能持久，尽管有着各种良好的工人自治或工厂自治的愿望，因为在虎视眈眈的信用制度或掠夺成性的商品资本面前，生产环节必然无法自守。商品资本的力量（例如沃尔玛现象）近来复苏明显（这也是马克思理论中相对忽视的环节）。

在意识到这种困难之后，大部分左派人士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夺取国家政权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国家可以作为中介来控制资本的三个阶段并让所有的机构、社会力量和阶级代理都顺服，由此来管理资本的流动以支持生产中平等阶级关系的永续。但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政权国家希望控制的流动恰好就是国家应该推动和利用的生命线。高度集权和从上至下的控制无法奏效，除非放开部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点）。然而一旦开始流动，一切管制都将被冲淡，因为资本主义恶魔已经被放出了魔瓶。既然中央集权和工厂自治都无法约束资本的力量，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呢？

工人掌权的问题在于，斗争的焦点总是放在被视为剩余价值生产场所的工厂上，并且把产业工人视为最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巴黎公社并不是由工厂工人发动的。那么现在对此就有了争议，有人认为巴黎公社根本不是无产阶级起义或阶级斗争，而是一场城市社会运动，其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城市权利而不是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路径。40

但巴黎公社为何不能具有双重属性呢？城市化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参与了城市化的生产，其工作也会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为何不调整概念，将城市而不是工厂视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呢？巴黎公社因此就可被理解成，创造了该城市的无产阶级希望重新夺回他们在城市的权利并获得对他们所创造的城市的掌控。这（包括巴黎公社）跟马克思所通常设想的无产阶级运动有很大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的产业工人阶级规模正在迅速缩小。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选择：要么对革命无从实现唉声叹气，要么将无产阶级的概念放大到所有无组织的城市生产者并寻求他们的独特革命能力和力量。

那么创造城市的工人有哪些呢？城市建设者，尤其是建筑工人，当然是最明显的，尽管城市建设者并不是所有劳动力队伍中唯一或最大的组成部分。作为政治力量，美国的建筑工人（或许别处的建筑工人也类似）近期都很支持大规模建设和具有阶级偏向的发展主义，因为这可创造其所需的就业岗位。但其实建筑工人不必如此。大量的石匠和建设者参与了巴黎公社的反抗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新南威尔士郡的建筑工人工会发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禁止”运动，最终他们阻止了一项可能会危害环境的项目而取得了暂时成功。但最终，运动却在外部国家打压以及内部错误领导的双重危害下失败了，尤其是内部领导人物竟然将环境问题视为资产阶级温情的体现。41

但在不同工人群体之间存在着无缝连接，矿工会挖出铁矿石，炼钢工人把矿石炼成钢，运输工人把钢材运到大桥的修筑工地，建筑工人修建起大桥，卡车司机开车通过大桥把商品送到最终目的地的工厂或千家万户进行消费。所有这些活动（包括空间移动）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活动。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的维护、修理和更换（在实践中难以具体区分）都是价值生产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城市中大量参与这些活动的工人都在为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基础设施投资做贡献，而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又决定着今天城市的面貌。如果商品从最初生产地到最终消费地是在创造价值，那么从农业生产者到城市消费者这一食品产业链上的工人也都在参与价值创造。一旦组织起来，这些工人将有力量阻滞现有的城市运行。运输工人的罢工（例如过去20年法国经常发生运输工人罢工）是极其有效的政治斗争武器（1973年被智利政变势力所利用）。洛杉矶的公共汽车司机联合会以及纽约和洛杉矶的出租车司机工会都是典型代表。42

流动的不仅是商品和消费品，还包括能源、供水以及其他必要物质，这些产品的运输也很容易出现中断。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某些活动或许可被视为“非生产性”的，但城市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社会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资本和劳动阶级关系再生产中的“意外开支”。这部分劳动大多是临时性的、不稳定的、流动的和不牢靠的，因此将这部分劳动用新的方式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由此来生产和维系城市。美国最近成立的“灵活就业工人大会”就是这种新形式的例子，这些工人的雇用通常是临时而不稳定的并且分散在城市各处，例如家政服务人员，但现在他们通过这样的组织开始联合起来。43

因此，传统劳工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改写。大部分斗争虽然表面上仅仅是工厂工人的抗争，实际上却有着更加广泛的基础。例如，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Kohn）44 就曾抱怨，左派工党历史学家赞美了20世纪初的图灵工厂联合会，却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该联合会也曾经是当地社区的“人民院”，许多政治决策和后勤支持都在联合会中决定。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 P. Thompson）曾断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工厂情况，也取决于教会和社区。如果不是工厂门外那么多失业工人和社区组织不懈的道德和物质支持，1937年福林特工人罢工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吗？在英国矿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罢工潮中，首先退缩的正是那些居住在诺丁汉城区的矿工，而顽强坚持到最后的反而是那些诺森比亚的社区组织，难道这不足以引起思考吗？在工人运动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工厂组织。鉴于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工作场所正在消失（当然中国和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这样的场所），与工作相关的社区组织的重要性似乎要超过纯粹的工作场所组织。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如果我们改变观察斗争所处社会环境的视角，或许对谁是无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的认识，就会发生改变。如果将工厂外的关系也纳入视野，那么反抗政治的性别构成就会发生明显变化。工作场所的社会动态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场所的社会动态关系。在生活空间中，空间的区分是基于性别、种族、民族以及宗教，这些空间往往与社会机理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社会再生产问题则对政治观点和政治意识的塑造起到了关键甚至支配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阶级斗争动态与政治诉求性质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但当我们回头重新审视时，就会发现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是马克思所想象的纯粹模样。

弗莱彻（Fletcher）和伽帕斯尼（Gapasin）45 因此认为，工人运动应该更多地关注地理上的，而不是行业部门的组织形式，工人运动除了按照行业部门组织外，还应该赋权给城市中的劳工联合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劳动者谈论阶级问题时，不应把阶级问题与社区相分隔。劳动者这一术语本身就应该有组织起来的含义，其根植于工人阶级并公开主张工人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社区的组织如果根植于工人阶级（例如工人中心）并试图解决阶级具体问题，那么该组织就是性质与工会相同的劳动者组织。进一步讲，一个仅仅代表自身所在部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例如白人至上的手工业者协会），其实不如一个基于社区的、旨在帮助失业者或无家可归者的组织更有资格宣称其劳动者属性。46

因此，弗莱彻和伽帕斯尼提出了新的劳动者组织方式，这种新方式：

在本质上拒绝了目前工会所采取的形成联盟和实施政治行动的方式。实际上，这种新方式具有如下核心前提：如果阶级斗争不限于工作场所，那么工会也不应限于工作场所。其战略结论就是，工会必须考虑在城市范围开展组织而不是简单地在工作场所（或具体行业）开展组织。而且只有工会与城市中的社会模块形成联盟，才能真正做到在城市范围内组织起来。

这两位研究者又接着提出问题：如何才能组织城市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左翼力量必须要回答的关键问题，这关系到未来几年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否能重新兴起。其实这样的斗争早已彪炳史册，例如20世纪70年代从“红色博洛尼亚”城市社会主义实验中获取的灵感。47 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法国共产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共产党在市政管理方面的建树（主要是既没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又没有莫斯科的垂帘听政）要远远超过其在其他政治生活上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市政府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斗争不仅仅是工人政治的尾音，相反像大伦敦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还颇具创新精神，但可惜撒切尔最终彻底取消了这一层面的所有政治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密尔沃基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人士执政，此外也不应忘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参议员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起点是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市长，他在市长职位上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如果巴黎公社的参与者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城市权利，因为巴黎就是他们集体生产出来的城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城市权利”作为动员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口号呢？尽管城市权利是稍显宏大的符号，但其覆盖广泛而且绝非异想天开。这也并不意味着城市权利是无关的或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一切都取决于谁去给这个符号添加革命性的内容来消除普遍存在的改良主义倾向。这必然会经受考验，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在平等权利之间，实力最后决定。48

在城市语境中，确实很难区分改良主义和革命行动。阿雷格里港的预算民主化、库里提巴的生态改善项目，以及许多美国城市的要求工资与生活成本挂钩的运动，这些从表面上看都是改良主义的（而且是很细小的改良）。但随着影响力的加大，这些行动也可显示在更深层次上形成激进理论与行动的可能。例如，有关城市权利的说法的传播（从萨格勒布到漢堡包再到洛杉矶）就预示着，或许可从中孕育更加革命性的行动。49 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让现有的政治权利机构（例如那些参加2010年里约热内卢世界城市论坛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觉察到其潜在力量，因此纷纷试图将这种城市权利话语纳入自身的体系中。

对于这种“招安”的企图根本不用抱怨。左翼应欢迎这种关注，并继续奋斗来赋予城市行动独特的意义，即所有参与城市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者都应对其所生产的城市有集体权利，此外劳动者也应该对在何地生产城市以及如何生产城市有充分的决定权。为此，必须要设立新的民主载体（通常不是现有的民主机构或资本权力机构）来决定如何将城市生活从剥削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让城市生活更加符合“我们”（城市化和城市主义的生产者）的内心追求。

当然，这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反对意见：为何要把重点放在城市里？现在不也存在着各种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的农村、农民和原住民运动吗？不管如何，城市作为物质主体是否还能成为斗争主体？这些质疑当然是有理由的。城市化造成了各种社区的交错以及各种空间的交互，使得全体城市劳动者很难团结在某个统一的政治项目周围。诚然，城市空间中有着大量的对立和冲突，由此才构成了城市。我猜测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列斐伏尔改变了自己的研究重点，从城市革命转向了更加宽广的空间生产理论；或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他是把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放在了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生产上。

对于缺乏想象力的学究而言，这样的反对意见有时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城市已经消失，因此谈城市权利就是在谈空中楼阁。但政治斗争不仅要靠实践也要靠规划。“城市”一词代表着象征意义极强的历史，这一历史与人类追求政治意义的进程互为表里。城市作为天神的创造、城市作为山顶上的存在、城市作为乌托邦式的设计乃至城市与居民的关系，以及时空流转之中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所有这些都赋予了城市丰厚的政治意义，可以用来激发和动员政治的意象，而“制造空间权利”或“不平衡地域发展权利”这样缺乏“城市”关键词的口号无法传递这种意象。

城市权利并不是排他权利，而是集体权利。城市权利不仅包括建筑工人，也包括其他千千万万参与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工人：护工和教师，下水道和地铁维修师，管道工和电工，医院工作人员，卡车、公车和出租车司机，餐馆工作人员以及演艺人员、银行柜员和城市管理人员等。城市权利要在多样性和分散化的社会空间中寻找统一性。城市里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性——从工人中心和地区工人大会（例如在多伦多就有）到劳动者联盟（例如城市权利联盟、灵活就业工人大会，以及其他各种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组织），这些劳动者组织的政治诉求都涉及城市权利一项。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那么这样的无产阶级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这也是我们把整个城市组织起来的起点。城市生产者必须站起来并重新夺回他们对自己集体创造的城市的权利。城市生活的变革以及对城市化生产过程中剥削关系的消灭或许是走向反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左翼应该在未来政治战略中添加的内容。

小结

2006年1月，我在西班牙乘坐高铁从科多巴到马德里，沿途经过了一个名叫雷阿尔城的市镇。火车只是在该镇的外围飞驰而过，但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建筑塔吊，我这辈子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地方可以有那么多建筑塔吊。显然，这里有着严重的房地产投机，最终泡沫也必然会破灭。不仅是房地产，当时几乎每个西班牙的城市都在推行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有些项目根本没有经济合理性可言。雷阿尔城大概花了10亿欧元建设了一个新机场（尽管那里根本没什么工业，也没有吸引游客的地方）。2015年7月，几乎彻底闲置的雷阿尔城的机场被公开拍卖，拍卖价格是1万欧元。在中国，有些地方整个新城或新区都是空的。在世界其他地方，2007~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泡沫迹象又开始出现，尤其是在主要的大都市区域，伦敦、纽约、上海和伊斯坦布尔等地都在大建高楼，房地产价格也在上涨，这些还只是我亲眼所见的城市。

许多人都认为，最近这场危机的关键时刻就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从那时开始，就有大量关于美联储和华尔街的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和言辞、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隐秘性、新型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以及信贷市场停滞和消费需求萎缩如何导致了高失业率以及感染效应（尽管影响程度因受冲击状况和风险敞口而有所差别）的报道，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融为一体。但出于某些原因，对于另一基本问题却少有论述，即为何危机会在美国某些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酝酿，随后又波及西班牙、爱尔兰、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等外围市场。

房地产市场和建筑环境投资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高额债务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正如我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对建筑环境的投资是自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稳定器。近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已经给原材料生产国（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力和巴西）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国家现在都开始出现经济放缓甚至衰退。那么现在中国正规划的城市化又是什么样子呢？中国正在围绕北京开发一个大型城市群，其面积与堪萨斯州相近，区域内居住人口可达1.3亿，各城市间通过高速交通和顺畅的通信方式连接。伊斯坦布尔有一个规模略小的类似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建设，但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开发规划可能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环境灾难将是庞大的。在2015年8月，全球危机再度风雨欲来。此外，这样庞大的投资规模本身也是问题，但大部分分析人士对此视而不见。

现在必须要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崩盘以及后续复苏可能造成的经济和财富影响。如果我们查看住房抵押贷款断供被迫拍卖的地图，就会发现弱势群体以及边缘群体（在美国就是黑人群体、拉美移民以及女性单人家庭）更容易受到冲击和资产损失。此外我们也知道最富裕的1%的人通常都拥有大量房产，资本家似乎也更愿意为大城市富人（例如对冲基金经理）修筑豪宅，而不是在城里为大量普通民众修建可以安居的廉价住宅。我们也知道，现在人们对于日常城市生活的怨气越来越重，在世界许多城市都发生了骚乱和城市抗议（例如伊斯坦布尔的盖奇公园以及2013年7月的巴西城市）。日常城市生活的政治越来越成为政治行动的孵化器。

我用这篇文章来分析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并出版了《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1] 来让大家注意当代世界的城市特征。借助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积累分析工具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当代城市社会的压力点、薄弱环节以及临时解决之道（例如转移危机）的所在之处。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忠实于马克思的基本判断，即我们在2007~2009年所见的资本危机（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延续）或多或少都是“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各种要素的暴力整合”。对于这场许多人认为始于2008年的危机，现在还有许多相关性有待探查。其中之一就是要对资本第二循环中的流动和积累进行深入分析。我们需要找出这些相关性并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1] 　大卫·哈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 叶齐茂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自1750年以来，资本主义兴起所释放的力量就多次重构了人类世界。如果在1820年飞过英格兰的上空，那么我们会看到零星的工业城镇（小型工厂的烟囱冒出黑色的烟），这些城镇中间隔着大片的农田，英格兰乡村和农庄里的人依然延续着传统的乡村生活，尽管庄园的主人开始对能够有效提升农业产出（以及货币地租）的新耕种方法大唱赞歌。通过无数泥泞的道路和密集的水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城镇相互连接并与主要商业中心（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关系紧密，此外也很方便地通往繁荣的大都市伦敦。满载着煤炭和原材料的驳船在运河里缓缓前进，拉纤的常常是马匹或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记载的奄奄一息的妇女。一切节奏还相当缓慢。

如果在1980年飞过中国珠三角的上空，我们就会看到无数乡村和小镇，深圳或东莞所处之地还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种植水稻蔬菜、饲养牲畜并照料鱼塘，人民公社还普遍存在，享受着铁饭碗的共产党干部一心要避免让大家饿肚子的窘境。但如果在2008年再飞过珠三角，那么城市化已经让这片土地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所有生产方式、交通方式、社会关系、技术水平以及日常生活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曾说过，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那么资本主义在践行改造世界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错。这些剧烈变化发生之时，其实制造这些变化的人并不知道世界为何如此，也不清楚这种变化的后果。但意料之外的事情一再发生，留下学术界和实践者清理这些无心之过造成的一地鸡毛。

资本主义传奇充满矛盾，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大部分社会学理论都故意避开了这些矛盾。从消极的角度看，我们时不时要经受本地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如影随形，同时还承受了资本主义内部或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环境的恶化、生态多样性的损失、伴随人口增长的普遍贫困、新型殖民主义、公共卫生改革困境、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疏离以及种种不安全感、暴力和无休止欲望造成的普遍焦虑。但从积极的一面看，当今时代我们中许多人生活的物质丰富程度和便利程度都是空前的，旅行和通信方式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人与人交往的空间障碍被大大减小（虽然社会障碍依然存在），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让许多人得以颐养天年，大型城市不断扩展，产生了无数令人目眩的城市景观，知识开始普及，人类似乎充满希望，一切美好想象都有可能成真（从自我克隆到太空旅行）。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矛盾世界，现在世界依然在以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方式滚滚向前。但世界变化之后的规律依然模煳，因为人类历史总是在各种这样或那样的集体甚至个人诉求中折冲前行，而不像自然界中存在像达尔文所发现的物种进化理论。如果我们想要通过主动行为来共同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加理性或人道，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理解世界运行之道。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运行之道以及最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呢？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当然不能缩减成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但也可以说，自1750年以来，伴随人口增长的资本积累奠定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核心。要想理解资本的奥秘，就必须知道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那么是否存在某些进化规律，可以让我们洞悉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呢？

首先要考虑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在此暂时先不考虑其不断变化的空间组织、地理态势以及环境影响和制约。想象一下资本在不同但相关的“活动层面”（我发明的术语）内追求利润。其中一个关键的“活动层面”是关于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生产。这个范围的变革对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知道，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组织形式。此外，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也会催生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例如现在，美国媒体天天都在报道说，美国要寻求新技术的突破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减少全球变暖。奥巴马政府正在推行这方面的相关项目并鼓励美国汽车厂商开始制造新能源或混合动力汽车（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美国前面）。

同样，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也与通过消费的日常生活再生产方式存在深刻联系。这些都不能脱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对应的技术水平和组织形式。我们所称的自然虽然明显受到资本积累的影响（生物和物种减少、全球变暖、新的污染化学物以及通过精细管理改善的土壤结构和森林），但显然并不能被资本积累所决定。地球有着自身进化的规律。例如，新出现的艾滋病等病原体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由此也呼唤技术、组织和社会应对，尽管这些都蕴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这对于日常生活的再生产、性别关系和活动以及繁衍生育行为有着深远影响，但也会有医学技术、机构应对以及社会和文化信仰的缓冲。

所有这些行动范围都嵌入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例如私有产权以及市场契约）和管理体制（例如国家以及地方和跨国安排）中。这些机构也会按照自身规律演变，即便是这些机构被迫要适应危机情形或要改变社会关系。此外，人们也会因为其预期、信仰或对世界的理解就采取行动。社会系统要依靠信任（对专家的信任）、决策者必须要掌握充分的知识和信息、对于合理的社会安排要普遍接受（无论是垂直还是平均主义），以及要构建相应的伦理和道德标准（例如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责任，以及任何他者的责任）。文化范式和信仰体系（例如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看似力量强大，但这些力量并不能脱离社会关系、生产和消费选项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水平。资本积累中技术变革和社会要求的相互对立关系、旨在无限积累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信仰，都对资本主义的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简化论述，我将用这些要素来分析“对世界的思想观念”。

这种思维方法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中得出7个不同的“活动层面”：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体制安排、生产和劳动过程、自然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类物种的再生产，以及对世界的思想观念。这7个层面相互联系，但没有一个居支配地位。任一层面都有其自我演化规律而不受其他层面的集体影响，但在演化过程中又会与其他层面产生动态交互关系。技术和组织变化的发生有各种原因（可能是偶然的），自然关系则是不稳定的并始终处于变化状态，这是因为人类始终在主动改造自然。我们对世界的思想观念也同样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并且受到科学发现以及思潮、风尚和文化宗教信仰的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会使现行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劳动过程、自然关系以及制度安排产生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影响。人类自身的繁衍以及日常生活也有着自身的规律，但也受到其他层面的影响。

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始终在重塑每个层面。此外，这些互动也并不总是和谐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不同层面产生矛盾和压力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危机的形成，例如我们可以将危机看成是新技术与社会关系变革的矛盾，也可看作是因为打破了现有劳动过程组织方式造成的。但这里不是要像过去研究资本积累一样，逐一去研究这些层面，而是要将这些层面放置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综合考量，研究其如何共存以及如何相互演化。

在具体时空点的给定社会中，例如1850年的英国或当下的中国珠三角，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晰定义该社会在7个层面上的特征和状况，以及这些层面的相互关系。有时在知道不同层面的压力和矛盾之后，甚至还可以推测出这些地方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尽管必须承认这种可能出现的社会动态发展并不是确定的，而是或有的。

如果不触及这7个活动层面，资本无法循环或实现积累。当资本遭遇到某个层面或不同层面之间的阻碍或者限制时，就必须找出办法来消除这些阻碍和限制。如果难度很大，我们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对各活动层面的共同演化的分析就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可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演化以及频发危机的特性。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个相对抽象的分析框架具体化呢？

在此不妨参考某具体事例。在2005年秋天，我担任了韩国某新城设计专家顾问团队的副主任，这个新城的名字叫作多功能行政管理城（现在更名为“世宗城”），设计的初衷是让其成为韩国的新首都。但后来由于宪法上的问题，最后世宗城被定位为首尔至釜山之间的卫星城，韩国政府的许多行政管理职能将会搬迁到这里。顾问团队的任务是评估不同的规划创意，而不是选择最后的方案。负责世宗城设计开发的单位会负责最终的规划，然后将我们认为（他们也认为）的来自其他方案的有用元素添加到最终方案中。顾问团里一半是韩国人，一半是外国专家，大部分人都是工程师、规划师或大牌建筑设计师。显然韩国政府对亚洲地区千城一面的城市化颇感不满，因此希望此次新城设计能有足够的新意，甚至要为全世界提供一个创新城市化的样板。

在决策之前，我们就讨论了评判所提交的各种城市规划的标准。最初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关于圆圈或方块建筑作为象征形式和实体形式的优劣，以及这些建筑如何来满足不同的开发策略。通过这些类似于地图的城市规划草案，其实很容易看出来不同规划的开发侧重。但当时我提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扩大讨论范围，然后加入不同的标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城市所采用的技术类别；城市规划如何解决生产就业以及相关社会关系（例如我们如何应对这个城市将来主要居住者是科学理性和崇尚技术的政府精英阶层的现象）；不同地位的城市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日常生活品质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包括生活在新城中可能产生的政治倾向（人们是更偏向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最后我总结说，我们不能奢望规划本身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我们在建设这座新城时必须要尽量深入思考并对这些标准保持敏感。

我所提出的想法引发了广泛兴趣。因此在讨论会上，大家对我的观点产生了很热烈的辩论，直到一位建筑师显然对这种复杂的讨论感到不耐烦，他打断了讨论并建议说，虽然我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角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思想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象征意义，于是很快大家的讨论又开始集中于圆圈或方块在城市规划中的象征意义、概念意义和适用材料！

或许我的观点有些理想化，但如果让我负责一座新城的规划开发，我至少不会设想一座固定的、确定的和完整的城市，我会想象这些不同层面的关系如何相互激荡，不仅可通过有意利用来实现某些具体目标，同时也可能打开新的可能性。确实，城市必须根据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雇佣结构以及现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来开发，但城市也可以是用来探索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场所，或者推动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或者用来体现更加和谐的自然关系，而不是要陷入无限制追求3%复合增长率资本积累的泥沼。

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源于我，这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的一个注脚。马克思评论说，在初步接触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他说：“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此马克思至少提到了我所提出的7个层面中的5个（如果“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既指商品生产也指日常生活对商品的消费，那么就应该是6个）。马克思唯一没有提到的是制度安排。

这个注脚里的观点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技术和组织形式如何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将工厂系统的起源和机器工具工业的兴起（机器生产机器）视为旨在生产新技术的自主业务。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一最大特征的重要原因。当今的资本主义依然如此。

在对机器业的长篇论述中，各活动层面也在不断交互演化来适应和夯实资本主义的永恒自我革命特征。新技术的科学进步和有意设计使人再也无法将生产视为艺术。工人被矮化成机器的随机附属，而不再是拥有独特艺术技巧的个体，由此也导致了阶级、性别和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资本家动用了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当作阶级斗争武器来对付劳动者（最终就是用机器来约束劳动者的身体）。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大军，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对社会关系产生了各种影响。公共教育（也是机构创新）变得越发重要，因为现在劳动力必须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胜任各种任务。这也造成了其他的制度变化，尤其是资本家和地主所统治的国家也开始出台工厂法案，规定必须赋予工人教育权利。

国家委派到工厂的监督员给了马克思无数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新的组织形式（公司制工厂）在新的制度条件下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并影响了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但无论在任何时点，一个层面的变化总是不能支配其他层面的变化。

然而，在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各个活动层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造成了压力。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这些压力可能会改变甚至逆转演变的轨迹。那么，随着大量女性加入劳动大军，是否会出现新的更高级的家庭形式呢？公共教育的发展是否最终会形成普遍识字、灵活且训练良好的工人队伍，由此形成社会的普遍启蒙并最终让工人阶级运动取得胜利？技术的发展到底是降低了劳动者的负担，还是更加无情地将劳动者绑定在无限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在此情况下存在着各种可能，尽管这些选择实际上是让资本主义朝着更加压迫的方向演变。英国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19世纪取得上风并不具有必然性，然而一旦自由贸易政策确立，那么资本主义的演变就出现了十分具体的变化并开始勐烈加速发展。

总之，资本主义历史演变过程中的7个层面都在互动演化。没有一个层面可以超越于其他层面，尽管每个层面都存在自主发展的可能性（自然会无声变迁和演化，思想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方式、制度安排以及技术条件等都会变）。这些层面都处在永恒的更新和变化中，同时又相互交织影响并通过自身的内部变化来推动人类不断向前发展。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资本循环和积累辩证交织。在此必须要强调，这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整体论，即各部分都必须严格从属于整体的社会机器；相反，这更像是一个由不同物种和不同活动组成的生态系统，即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称的“全体”或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各种要素相互有机结合的“组合”。在这种生态整体性中，这种相互关系是流动和开放的，尽管各层面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各层面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会制造各种偶然以及压力和矛盾（就仿佛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突变所造成的偶然性）。此外，某一层面也完全有可能在某时某地忽然出现爆炸性发展，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出现的新的病原体（艾滋病毒或非典疫情），有关劳工权利、人权、妇女平等和同性恋权利的勐烈社会运动，近年来出现的电子和电脑芯片技术的突飞勐进，以及忽然冒出来的乌托邦思想，都有可能打破协同演化平衡，给其他层面制造庞大压力，让其他层面跟着剧变或在其他层面形成抵制和抵抗的中心。

一旦技术本身变成了业务（自19世纪以来情况越来越是如此），那么社会需求有时候就会被创造出来消费新技术，而不是新技术是为了满足既有需求而被创造出来。在医药行业，近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精神和身体诊断其实就是为了迎合新药的销售（例如改善心理状态的“百忧解”就是典型情况）。目前资产阶级和社会秩序还是认为，任何问题都可用技术手段加以解决，任何病症都可通过药丸来治愈，这种想法造成了各种恶劣后果。因此，“技术崇拜”确实在推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支配作用，产生了资本主义令人惊叹的成果，也造成了自作孽式的灾难性后果。在资本家看来，环境问题也要依靠新技术去解决，而不是去改变社会再生产和日常生活！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在某些阶段，某些层面可能会与另外的层面产生严重的矛盾。例如在美国，大家都追求科技发展，但同时许多美国人又不相信进化论。尽管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已经获得国际公认，但许多美国人依然认为气候变化不过是一场骗局。如果宗教或政治看法开始排斥科学，那么又如何去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看法？像这种情况要么导致僵死，要么产生激烈的重构。危机也往往会发生在这样的阶段。同样，在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并未得到解决，仅仅是转移而已。

但这一切也存在底线。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创新或转变，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要看其是否具备实现3%复合增长率的能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曾尝试过许多技术但最终并未解决问题，此外也有各种旨在创建新型社会关系的乌托邦尝试（例如19世纪的美国伊卡洛斯公社、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集体农场以及如今的“绿色社区”），但这些要么被吸收进了资本主义体系，要么被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淘汰。然而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初衷是有意还是无意，资本必须要在这七大层面上有效组织起来以符合3%的增长铁律。

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的演变似乎与史蒂文·古尔德（Steven Gould）所述的“间断均衡”自然进化理论类似：大部分时候都发展缓慢且各层面都和谐共存，但也会出现突变和剧烈变革的间断期。现在（2010年）我们就可能处在这样的突变期。但现在也有各种信号，表明资本主义希望重新恢复以前的秩序，假装所发生的一切并未改变什么，也不应该试图改变什么。

我们可以用间断均衡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上一次的重构阶段，即1973~198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试图叙述清楚从那个阶段开始的资本主义重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在美国（这也是当时唯一的超级资本主义大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运动变弱，而资本积累也开始慢慢落后。但包括大企业的高管、媒体老板以及超级沃尓沃在内的许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比如洛克菲勒兄弟等人，开始发动反击。他们推动了对国家–金融轴心的重大变革（在美国和国际上推行金融监管放松、债务融资放开、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给自由竞争并调整了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职能）。通过制造失业和去产能、开放移民、产业外包以及各种技术和组织变革（例如转包），资产阶级在与工人阶级的博弈中重新占得上风。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所有形式的劳工组织开展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声讨，最后结果就是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以及减少国家福利开支来解决资本家利润率下滑和财富积累速度下降的问题。对世界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都经过了重整，基于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念占据了高地。这就要求国家逐渐从社会福利中撤出，同时要逐渐打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搭建的监管环境（例如环境保护）。全新形式的个性消费和个人生活方式也忽然出现，这些都围绕着城市化的后现代风格改革（城市中心的迪士尼化和高档化）而发生，此外还出现了基于自我中心、身份政治、多文化主义和性别取向的各种社会运动。

资本并不直接创造这些运动，但资本找出了方法来利用和操纵这些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来打破阶级团结，或将之商品化，然后将这些运动中的相关诉求转变成细分市场的商机。新的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广泛应用，对劳动过程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记本电脑、手机和iPod（苹果公司研发的一款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现在到处都是］。20世纪90年代时人们曾有这样的执念：这个年代发明的新电子科技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一切又造成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由此出现了更加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人们普遍迷恋赚钱、借债、炒作和私有化，几乎所有社会阶级都接受这样的文化概念，即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例如，对住房抵押贷款断供案例的初步研究发现，许多无力偿付住房抵押贷款的人都深深自责，而不会去抱怨整个社会体系出了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不管原因如何，肯定是自己未能尽到个人职责来保护自己的住屋。对于政府作用和政府力量的看法在新自由主义年代也有了重大变化，直到最近，由于国家又不得不再次介入去救助这场危机，这些看法才稍微有所改变。

当然，实际的具体细节要复杂得多，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要素也是相互影响。从世界范围看，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地理发展不平衡随处可见，到处都有不同形式的抵制。此处我想要描述1980~2010年世界在各层面所发生的变化。这种互动演化的运动关系对于任何经历过的人都显得切实和清晰。

社会学理论和普遍理解的危险在于，总是倾向于把某一层面的变动当作是支配性的变动。当韩国的这位建筑师表态说只有思想观念是重要的，他的举动其实是很常见的，他希望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但这种简单化处理不仅缺乏根据，而且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其实我们每天就处在各种危险的过度简化的单一原因解释中。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面，记者出身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竟然无耻地推广一种技术决定论（他还错误地将其当成是马克思的观点）。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认为只有环境关系才重要，由此将人类发展历史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他说非洲之所以落后是出于环境原因，还好他没有说非洲落后是因为人种落后，当然他也完全没有说非洲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对非洲长达数百年的掠夺（从奴隶贸易开始）。阿西莫格鲁等人证明，制度安排的创新是造成各国财富差距的原因。在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传统中，许多人都相信阶级斗争决定论。还有许多人认为性别社会关系、性或族群才是社会变革的先锋队。也有人相信，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个人主义泛滥以及普遍的人性贪婪造成的。此外，理想主义则把思想观念革新视为社会变化的先声，这种理想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当然，也有很多人把宗教领袖或乌托邦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当成一切的核心。按照这些理论，改变信仰和价值观才是一切的关键。只要改变了对世界的叙述，世界就会随之而变。

马克思传统中的工人运动派则将劳动过程视为真正社会变革的源泉，因为改变世界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人类的劳动。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用书名说出了他的主张：从这个论点出发，也只有从这个论点出发，“《不必掌权也可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但保罗·霍肯（Paul Hawken）又在其著名的文本《看不见的力量》（Blessed Unrest ）中指出，社会变革的力量只能来自千千万万的生活在具体地点的福斯希望改变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因此要抛弃各种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思想（从共产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现在左翼也把这种在具体地点之上的日常生活政治视为政治行动和激进变革的基础，所谓的地方性“团结经济”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批自称“制度学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基础就是要掌握并改革制度和体制安排。掌握国家机器然后打碎之，这就是列宁的观点。另外的激进观点来源于米歇尔·福柯，其研究焦点是“可管治性”的问题，这一命题其实是分析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制度和体制安排以及日常生活（构建为身体政治）。

这些林林总总的论点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动态关系的重要意见并孕育着构建其他道路的可能性，但所有论点都是单维度的。如果用教条主义方式认为这些观点之一或其中几个观点就可完整解释社会变迁并由此提出需要变革的政治压力，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在社会学的历史中常常出现因为偏好某些层面而忽略另外层面因素的令人遗憾的做法。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因为在当时看来，某具体层面的因素可能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主导地位，例如阶级斗争或技术发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此时此地，如果再不去承认发挥先导作用的社会–生态变革，就会显得迂腐。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对7个层面平均看待，而是在考虑社会变化时要始终关注不同层面不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

某时代的次要因素可能会变成下一时代的主要因素。劳工斗争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但并不总是政治运动的主角。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工人运动。当下对日常生活的政治如何演化的兴趣自然值得欢迎，因为过去很长时间内日常政治都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或许现在我们不用再强调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社会影响，因为这些在过去几乎是不经思考就被置于首要位置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于封建主义的整体论述实际上可以用来重构，即用7个不同活动层面的交互演化来解释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层面上的因素就实现了彻底进化。资本主义必在旧的社会体制中一点点生长，然后再取而代之，有时候要经过武力、暴力以及资产掠夺和霸占，当然有时候也要依靠权谋和诡计。虽然最终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但也有过不少的失败与挫折。当资产阶级获得了少量的权力，但此时稚嫩的资产阶级必须在旧的封建秩序上形成的技术条件、社会关系、管理体系、思想观念、生产系统、自然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基础上来建设新的社会形式。只有经过不同层面的交互演化和不平衡发展之后，资本主义才能找到属于其自身的技术基础以及信仰体系和思想观念、其不稳定但显然基于阶级的社会关系、其独特的时空节奏以及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更不用说其生产过程以及制度和体制安排，只有在有了这些之后，资本主义才能宣布真正确立。

即便在资本主义体系完全确立之后，各国资本主义也还带有具体社会条件下转型时留下的各种差别。大多数的差别可能是由清教徒、天主教和儒教的不同传统造成的，因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具体运作方式也有明显差别，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历史传统影响或认为其不重要，就会犯严重错误。此外，一旦资本主义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在各个层面开展持续变革运动来追求无止境的在某复合增长率下的资本积累。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阶级习惯和风俗与90年代出现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毫无关联（唯一的关联就是对工人阶级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但资本主义的协同演化运动始终存在。

或许过去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未能调动所有层面的政治力量，不是让这些层面的辩证关系去打开新的可能，而是采取将各层面相互封闭的错误做法。尤其是像苏联那种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实验之后就彻底走向了封闭，斯大林不仅停止了这种实验，而且还将不同层面的辩证关系变成单一轨道的项目，生产力（技术）被当成了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因。这种方法自然遭到了失败。这导致了社会经济停滞以及制度和体制僵化，日常生活变得寡然无味，整个社会失去了探索新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可能性。此外，苏联对自然规律的忽视也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列宁自然是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从列宁的角度看，他认为福特式工厂、大规模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不难理解。他还曾经指出，如果要想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继承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最先进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但后来，尤其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并没有真正尝试去构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

毛泽东的辩证法和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让他在不同革命阶段选择了不同的重点层面。“大跃进”强调的是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形式。这场“大跃进运动”并未实现目标并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饥荒，但它对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大革命”试图以激进的方式重新直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世界观。尽管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两方面遭到了彻底失败，但还是有人认为，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和重大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尤其是随着党对社会生活领导的加强，这打破了许多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社会关系）。例如，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让大量赤脚医生下乡，为缺医少药的落后农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些赤脚医生提供基础的疾病防治、公共卫生和生育服务，使中国的出生人口死亡率直线下降，这也为中国在1980年之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此外，中国还执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有这些都让中国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势必会对全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又该如何将革命战略与社会变革的交互演化理论结合呢？这可以为革命策略的思考提供框架，无论是对宏大革命策略还是城市化或城市生活的重新设计，这样的框架都有助于对实践的思考。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永远要面对各种偶然、矛盾和自主可能性，以及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后果。

正如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目前也有大量的社会缝隙，孕育着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但现在也有各种可能性，初衷良好的行动可能会被收编或彻底失败；相反，一些看上去很负面的行动却可能产生令人惊喜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裹足不前呢？由于一般进化和社会进步（无论是否有资本主义宿命）都是不可阻挡的，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参与其中。唯一的选择是，我们是要选择有意识的主动干预，还是被动适应，在看到新情况或意外结局后立刻改弦更张。资本主义的高度适应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值得学习的模板。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开始我们的革命性反对资本主义运动呢？思想观念？日常生活和再生产实践？社会关系？技术和组织形式？劳动过程？掌握政权然后对其进行革新？

对不同思考和反对派社会运动的调查显示，对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思潮常常互不相容）。但交互演化理论所给出的启示是，其实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方入手，只要我们不停留在出发点上就可以！社会演变必须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运动，如果不能从内部开始运动，或不能在各层面之间运动，那么最终社会变革将陷于失败。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有必要广泛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形成联盟，尽管这些力量可能属于其他资本主义活动层面。那些熟悉自然关系的人应该与熟悉制度和体制安排的人结盟，与那些知道如何利用科技力量的人结盟，与那些洞悉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人结盟，与那些知道思想观念如何变化的人结盟，与那些懂得如何重构生产和劳动过程的人结盟。

小结

本章选自我的《资本之谜》一书，我在其中阐述了如何将马克思的革命思维运用到资本主义极其复杂的当下和未来发展路径中，并探析资本主义会以什么方式、什么原因和在什么时间转向另一种生产模式。马克思将另外的有限技术和经济问题（有些甚至还是算数模型）纳入对资本宏观演变的分析中，他将资本演变视为各种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动态和持续变化。在此有必要理解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流动性，同时资本也会时不时组合成为不同的资本设置。生产和社会关系、消费和分配、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制度安排和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思想观念的交互变动压力组成了不断演变的整体，这一整体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并始终在酝酿危机。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曾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压力构成了变革的动力源泉。对资本各种相互交织的矛盾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资本无限积累所造成的不可能、不理性和不合理结果。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此时此地设计政治策略来应对资本的贪婪，并找出可以构建可行政治经济学新形式的可能性。

注释

第一章 城市危机的起源

第二章 资本积累与流通

第四章 从巴黎圣心堂的建造看城市历史

第五章 时空压缩与后现代状况

第六章 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

第七章 环境的本质

第八章 工人运动与城市

第九章 “新型”帝国主义

第十章 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逻辑 /（美）大卫·哈维着；周大昕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The Ways of the World

ISBN 978-7-5086-6978-6

I. ①世… II. ①大… ②周… III. ①世界经济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311号

世界的逻辑

著者：[ 美] 大卫·哈维

译者：周大昕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