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942：河南大饥荒

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引 言

十万火急大逃亡

等待收成

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河南大饥荒：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引 言

豫灾实录

看重庆，念中原！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高峰关押在七十八军的一段际遇

三、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的诞生

引 言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特派记者“流萤”系列灾区通讯

《豫灾剪影》序言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率先拉响救灾警报，及时提出救灾办法

批评督征与限价，再作“刍荛之献”

“麦口”前大声疾呼政府救灾

大灾后续报道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①[183]

六、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引 言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①[184]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难忘的1943年

唐河的“人市”①[191]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后 记

谨以此书祭奠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死难的300万同胞

1942：河南大饥荒

（增订本）

宋致新 编著

1942年河南大灾期间，豫北（黄河以北）、豫东（黄泛区以东）及豫南的信阳地区等均已沦陷（示意图中的灰色部分为沦陷区），豫中和豫西为国统区

1942年河南境内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

追寻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

在一个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尤其是经过多年的战乱，历史的记载可能会由于记述者的缺位而出现大块空白。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千百万人的死亡，可能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而湮没不彰，随着时间逝水的冲刷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晓。

据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

然而，这个死亡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1943年3月22日绕过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系统发到美国《时代》周刊的通讯报道《等待收成》中写道：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如果按照白修德的估算，河南灾民的死亡数字更大。

我们姑且将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确定为300万吧。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惊人！它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①[1]，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正如1946年白修德在他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中的专章“河南大饥荒”中所说：“这是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然而事隔70年了，这段极其悲惨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在中国的史书上鲜有记载，今人对其真相知之甚微。当年大饥荒的亲历者，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至少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口述历史”会变得越来越难。若不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间还有幸保留了一些记载这场大饥荒真相的珍贵文字和图片资料，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特大浩劫可能永远被埋葬，300多万河南人民的非正常死亡，竟然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抗战史上毫无记载！

无数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这场大浩劫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政府干什么去了？大饥荒中的300万灾民是如何死去的？各阶层在大饥荒中的状况如何？大饥荒是何时缓解的？又给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由于1942年国民党对河南大饥荒真相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1949年他们从大陆撤退时又销毁了几乎所有的档案材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无暇钩沉这段历史，加之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少有的知情者沉默、失语……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先后被译介到中国。白修德在这两本书中，回忆到他亲身经历过的中国抗日战争时，都以整章的篇幅，谈到了与抗战密切相关的河南大饥荒，对自己到河南灾区采访的经历，在《探索历史》中，他说：“大饥荒立刻使得我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饥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白修德的叙述，引起了国人对这段几近空白的历史的关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1943年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赴美多次讲演，受到美国公众的热烈欢迎。1943年11月，作为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强国首领在埃及开罗平起平坐地开会，签署了有关对日作战的《开罗宣言》。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参加抗日战争而迅速提升了国际地位。

美国记者白修德，正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来到中国，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远东记者，来报道国民政府抗战事迹的。他起初对蒋介石政府抱着钦佩崇敬的态度，写了许多歌颂中国军队抗战的通讯，同时他也发现国民政府的新闻报道充满着“幻象”，即编造的谎言。1942年河南大饥荒发生后，蒋介石政府以抗战时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由，对日趋严重的河南灾情漠然置之，并对大灾真相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白修德早在1942年10月，就根据洛阳和郑州传教士给他的信件，写下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通讯，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但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43年2月，河南的灾情愈演愈烈，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因写了《豫灾实录》，总编辑王芸生写了《看重庆，念中原》，抨击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情的漠视以及在灾区征粮的残酷事实，《大公报》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这一轰动全国的“停刊事件”，反而激起白修德等外国记者探求事实真相的热情。1943年2月底，白修德与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一道，历尽艰苦，亲临满目疮痍的河南灾区，进行了两周的实地考察，河南灾区饿殍遍地、野狗食人尸体的惨景使得他万分震惊。他迫不及待地从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出了对灾情的真实报道，这篇著名的通讯报道，题为《等待收成》。它真实报道了河南大饥荒的惨景，使得当时正在美国以“人民政府”名义四处讲演、争取美援的宋美龄顿感颜面扫地。

白修德从灾区回到重庆后，还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设法面见蒋介石，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福尔曼在灾区实拍到的照片为铁证，痛陈灾区人民的苦难，迫使蒋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开始救灾。他也正是通过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冷漠无视、不恤人命，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说，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白修德《探索历史—— 一个人的历程》）。

在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中，美国记者白修德、福尔曼首建奇功，而中国记者也并未缺席。这里不仅有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总编辑王芸生勇于为河南灾民请命而造成轰动全国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还有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深入灾区所写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和《前锋报》社长李静之等对本省灾情长期深入追踪的近百篇社评。人们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这些中外记者报道豫灾的旧新闻，今天都成为见证这场大饥荒的珍贵史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文史资料》等地方史志在钩沉大饥荒史料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献资料得以汇集，也使彼此不相识的研究者得以交流。至今，对河南大饥荒的资料汇集和研究已有了初步成果。

笔者2005年曾编著过《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收集了白修德对河南大饥荒的两篇通讯报道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追述河南大饥荒的文字、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灾区报道和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的系列灾区通讯和十多篇《前锋报》有关河南大饥荒的社评，以及亲临灾区参与过赈济的国民政府官员和对大灾真相的“知情者”的回忆、灾民的血泪回忆等。事隔7年之后，我又从河南南阳《前锋报》上查找和收集了数十篇有关社评。我发现，若把这些社评整合起来，宏观地去考察，它们从时间上，连续跟踪报道大灾将近一年；从内容上，涉及当时灾情的发生、发展和灾情起伏变化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揭示河南大饥荒的成因、蔓延和缓解过程，揭示世相百态，都起着宛如失事飞机中“黑匣子”的作用，可以回答今人许多难以破解的历史谜团。

1946年，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一书，其中第十一章专门谈到“河南大饥荒”。这是白修德首次追述他1943年2月底深入河南灾区采访的经历，虽然这与他1978年所写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对河南大饥荒的追述有相似之处，但这两次追述，时间上相隔32年，内容上也有差异。本书将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此处及全书中提到的《中国的雷声》皆因篇幅省去“与贾安娜合著 ”）补充进来，以便读者将两次追述相互参照。

此外，2009年10月，我突然发现，与白修德同赴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亲临灾区拍下的几十张现场照片，居然在互联网上惊现，过去我编书时对这些照片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只得靠一些其他灾区的照片去替代，而如今，这些现场拍摄的灾区照片，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人们说，“有图有真相”，当我看着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那些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灾民，以清晰逼真的图像出现在面前时，心中真是震撼不已！我认为，这些照片堪称有关1942年河南大饥荒文字材料的“原配”，理应将它们“破镜重圆”，珠联璧合。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对2005年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进行了增补，以期使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总体面貌更加真切、清晰、生动地展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

综合迄今所收集到的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资料，我们可以初步探寻到河南大饥荒所形成的历史真相。

一、1942年河南大饥荒为何爆发

·日军侵略，山河破碎

美国记者白修德最早报道河南大饥荒的一篇通讯，是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在这篇通讯中，他描述了河南大饥荒爆发初期的惨状，在谈到大饥荒爆发原因时说：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一、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白修德谈到河南大饥荒的成因时，首先谈到日本的侵略。日本侵略者不仅毁掉了河南农田的庄稼，而且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毁灭性地破坏了河南的经济。

中原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遂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次：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驻守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相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军队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1940年6月，日军侵占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抗战前，河南省有110个县，3000多万人口。到1942年，豫东、豫北、豫南30多县都已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沦陷面积占河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即“国统区”）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70多个县份、1800多万人口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河南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仍。

1942年河南入夏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

数年的连天炮火，敌机的狂轰滥炸，中日军队双方的激烈争夺，早已使得河南成了一片战争的废墟。而“战争靠在农民的肩上。贡献粮食和人力这两样必需品的，是农民”（白修德《中国的雷声》）。河南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与牺牲。

1942年大饥荒爆发以前，河南连续5年半时间在全国各省中都是征兵第一，征购征实第一。繁重的兵役和赋税，早已把河南农民榨干压垮，而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场大旱灾，更使河南农民陷入了死亡的深渊。

记者流萤在《喑哑的呼声》（《前锋报》1943年4月6日）中写道：

河南农民，是一头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是河南农民的特点。抗战六年来，河南农民抢先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征购征实第一。

但是，自然的暴君，从去年起，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

由于河南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战场，而不是国民政府巩固的后方，因此抗战以来，河南虽说是国统区，但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索取远多于投入。据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对于工矿交通、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少有资金投入。在军粮征购不足的情况下，又以“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对农民实行抢购，民间少有粮食储藏，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这样，一旦遇到灾荒，河南农村经济的大崩溃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前锋报》1943年2月20日时论《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中，论述了河南人民为抗战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到了抗战大业已踏进了第七年，最后胜利之已在望的今天，全国国人几已大都知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过去五年半的长期抗战中，出兵员，输军粮，河南一直是全国的第一。这五年半以来，数百万的河南壮丁，是一批批地离开了他们的井里和田园，出征去了，去到了天南地北的各战场。若干万的老弱和妇孺，也紧继他们或她们的夫儿之后，万千成群地结成无尽的行列，挑着担子，推着土车，或者是赶着自备的牛车和马车，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春以继夏，秋以继冬地，输送着巨量的军粮于古道上。中原的河山，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资总动员而要塞化，中原的原野，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而全面改观。河南早已是一个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是一直在战斗中。

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经了五年半长的时间的继续战斗而从未有过片刻休息的河南，自然也是一个疲惫困乏的河南。即在丰收大有之年，就已深切地感到处境的困难，一遇灾荒，也自然的要分外加增灾荒的严重。惟其如此，由于河南去年麦秋两季之普遍的歉收，也就迅速构成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随着灾荒之形成和逐加严重，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也就渐渐陷身于饥馑之中。

·大军压境，粮食耗竭

1937年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已在河南部署了重兵，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1942年驻扎在河南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人？据资料记载，仅仅第一战区司令部蒋鼎文、汤恩伯的驻军就约有70万人（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此外，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6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的驻军（金汉鼎《3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俗话说，“当兵吃粮”，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和粮食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历史上许多战争的成败，不在于军队的实力，而在于粮草供应是否跟上。在抗战到了第五年的困难时期，中国军队如此众多的人马驻扎河南，对河南人民造成的供粮负担是极其巨大的。由于当时的铁路交通困难，军队的吃粮、马匹的草料、兵源的补充、拉差派役等，都要从河南“就地取材”。在年复一年繁重的兵役和赋税下，河南农村的青壮劳力所剩无几。

早在1941年，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向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提案中，就有《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的提案。“民不堪命，崩溃可虞”，正是对大饥荒爆发前河南现状的概括。

但由于河南毕竟是产粮大省，在抗战头几年，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农民靠着辛勤的劳作，还能够勉强维持活命。到了1942年，不仅天气恶化，“二麦”（指小麦、大麦）只有两三分收成，而且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持续的干旱，使得红薯、高粱、荞麦等秋粮完全绝收。须知，小麦是越冬作物，是细粮，生长期有240天，头年10月播种，次年6月才能收获；而秋粮是粗粮、杂粮，它们的生长期只有120~150天，耐干旱贫瘠，当年5月播种，10月即可收获。通常，河南的穷苦农民是舍不得吃小麦的，他们拿麦子交军粮，自己靠吃秋粮活命。但1942年不仅麦子收成甚少，连老百姓赖以活命的秋粮也绝收了。这样，一场特大的饥荒就在河南全境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早在1942年7月24日，《前锋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就预见到了大饥荒的爆发，文中写道：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他省尚不尽悉，豫省大多数县份都已成灾……

麦既减产，秋再不登，军糈民食，将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大多数之穷苦同胞，几乎全赖秋粮维持生活，麦子他们向来是舍不得吃的，自食粗粝，麦以奉官，多少年来都是如此。值此战时，他们更不敢有吃麦的奢望。故麦子减收，对绝大多数民食影响尚小，只要秋季能收，民食即无问题。单有红薯高粱，农民亦可顾命。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灾难，河南农民默默地承受着，自己想法尽力挣扎。流萤在《喑哑的呼声》中，详细描写了饥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对于这些天灾，他们只会忍受。他们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折磨，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最先，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从两顿改成一顿，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然后吃谷皮，吃麸皮，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度过荒年，便算万幸。

但是，谷皮、麸子也没有了，他们开始吃草根，剥树皮，嚼树叶，用平常牲畜都不吃、只能做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

……他们曾经挣扎过，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

大饥荒中的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流亡异地；村庄里十室九空，人们拆锅拔灶，有的连门板也拆除了；无力逃亡的难民，靠着谷皮、麦麸、榆树皮、观音土、苲草、麻糁饼乃至雁粪为食，挨过一日算一日；向西部逃亡的难民，形成了一条无尽长的难民潮；在饥荒面前，人性被扭曲，人的生存本能压倒了亲情。男人卖妻鬻子，骨肉分离，弃婴更是随处可见；年轻的妇女沦为娼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换不到一斤馍；一具具饿殍的尸体，暴露在铁路公路旁、田头沟壑中，无人掩埋，甚至被野狗拉食；更残酷的是，有人饿极了居然吃掉亲生的骨肉……古书中形容大饥荒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相食”等惨相，居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河南！

·铁路残破，逃亡无门

俗话说，“自古救灾无善策，不是移民，就是移粟”。所谓移民，就是把灾民运出河南去；所谓移粟，就是把粮食运进河南来。而当时由于战争，铁路公路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论是“移民”还是“移粟”都困难万分。

抗战前河南是全国铁路交通最为发达的省份，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两条铁路交会于郑州，是全国铁路的交通枢纽。而在抗战中，这些铁路不是被决口的黄水淹没，便是被中日双方的军队出于战略需要而炸毁、拆除，到1942年，两条铁路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只有洛阳以西的一段陇海线还在开通，况且，通往大后方西部也多是崇山峻岭，生活苦寒，灾民即使逃出去也很难看到希望。

逃亡的灾民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除此之外只能步行。当一家人逃亡时，往往是丈夫推车，妻子拉着，老人和孩子坐在车上，车上还堆着乱七八糟的用品。这样的独轮车，一辆接着一辆，摆成长长的车队，吱吱扭扭地穿行在荒芜的田野上。

流民逃亡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残余的平汉铁路，从这里可以到南方去；另一条是残余的陇海线，这条铁路在洛阳以东已经全被拆毁，只有到了洛阳，才有火车向西通往“西省”大后方——这是难民最主要的一条逃亡路线。

从1942年8月起，国民政府在洛阳火车站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于是洛阳火车站成了千万灾民逃往西省的“大聚口”，每日车站都挤得人山人海。瘦骨嶙峋、鸠形鹄面的难民们，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紧张而惶惑地推挤着，扰攘着，招呼着自己的亲人抢着上车的同时又生怕走散。火车一到，他们蜂拥而上，不仅每个闷罐子车厢里塞得水泄不通，连火车顶上、车厢之间的挂钩上、车厢外的栏杆上也挂满了人。火车开动后，有人因站立不稳而摔下车去；火车过涵洞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口高度，被洞口阻挡，碰死摔死者不计其数。在陇海铁路的两侧，每天都可以发现许多摔死、冻死、饿死的难民尸体。

记者流萤在1942年12月采访了洛阳火车站后，在通讯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中写道：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摩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1943年2月底，白修德亲临灾区考察，在1943年3月22日所写的《等待收成》中说：

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来。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这些千辛万苦逃到“西省”的难民，命运又如何呢？他们无论是到西安，到灵宝，仍然看不到任何生的希望。西安禁止河南难民在此停留，只一次性地救济点“过境”粥食，许多难民只好在西安城外挖了小沟，全家像蛇一样蜷伏在沟里。继续西行，前途更为渺茫。有许多人活活饿死，有的全家集体自杀。

那么，没有逃亡的留在家中的灾民，又是怎样生活呢？张高峰在1943年2月1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豫灾实录》中，谈到他采访叶县灾区的情况。他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吃的是用杵臼捣烂的树叶、榆树皮和花生皮，他每天吃饭时，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他最不忍心的，是看到儿童的死亡。他说：

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到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当地灾民的食物中，还有一种叫“霉花”的野草，不仅难吃，而且有毒，吃了四肢发麻，脸色浮肿，但灾民连这种“霉花”也不能经常吃到。张高峰说：

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到1942年冬天，河南灾民大批大批地死亡，真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面对这样一幅人间地狱的惨景，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河南大饥荒在1942年7月下旬就已呈现，为何一直到冬天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当时的河南，既然大部分地区属于国统区，那么，国民政府到底干什么去了？

二、大饥荒为何愈演愈烈？

1942年，国民政府虽然在经济上也陷于匮乏，但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并无大事，从全国范围来看，国统区还有不少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救灾，抓紧救灾，还是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力量把河南的一省之灾降到最低程度的。可是，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在对待河南大饥荒的救助上，不仅消极被动，效率低下，而且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向河南灾区人民征粮，致使灾情日趋严重。

亲历过这场灾难的许昌三青团干事长杨却俗，1970年2月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一文，在谈到河南大饥荒愈演愈烈的原因时，痛心地说：“由于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这是国民政府内部正直官员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报灾迟误，赈济成空

报灾，是救灾的第一步，报灾就等于拉响了橙色预警警报。早在1942年7月中旬，河南农村的灾情已经呈现，1942年7月16日《前锋报》社评发出呼吁《赶快作防灾的准备》，7月24日又呼吁《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但是，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这种奖惩制度，等于暗示不允许各省报灾。省府官员若没有为民请命的勇气，对报灾难免顾虑重重。

1942年春夏之交，河南的“二麦”由于出穗开花时突遭天气变化，长得“秀而不实”，即麦苗看上去还茁壮，却不灌浆结实。这时，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的周围数十县，纷纷向省府报灾，而省府主席李培基并没有按照行政程序把灾情向中央政府如实上报。这样，河南灾情不但得不到中央政府承认，连预定的纳粮数额也没有得到粮食部的减免。

1942年10月，河南的灾情日趋严重。省赈灾委员会推选了杨一峰、刘基炎、任璇三人作代表，到重庆去呼吁救灾。三人到重庆后，“查出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成还好？李支吾以对”。杨一峰等人在重庆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们想见蒋介石，而蒋介石不但不予接见，还限制他们在重庆的活动（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10月下旬，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赴豫实地勘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后，从洛阳到郑州，考察了几个县份，不得不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

与此同时，在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呼吁政府救灾，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并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敦促救灾。

直到11月27日，河南省府主席李培基才在当时的临时省会鲁山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河南国统区“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表示“请中央两次核减征购征实数额”（《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8日），但此时救灾为时已晚。

那么，蒋介石在1942年10月下旬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勘灾之前，是否真的不知道河南有灾呢？并非如此。早在这年八九月间，他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须知，按照行政程序，上报灾情是省政府的事，关乎省政府的业绩，而军方最关心的事，是从河南农民那里是否确实有粮可征。“在一个战争的国家内，军队是最重要的事务”（白修德）。蒋介石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御驾亲征”，匆忙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会上蒋介石听取了军方的汇报，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虽然征粮数额减免了一半，但所剩数额仍然巨大。

到10月底，在河南多方救灾呼声中，中央政府又给河南拨下2亿元救济款。据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的金汉鼎回忆，中央下拨的赈济款一共是5亿元。其中2亿元是急赈款，用于在河南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是平粜款，用于办理平粜粮（见金汉鼎《3亿救命款被用作贩运私货》）。但对已经减免过一次的征粮数额250万石，不允许再度减免。

中央政府下拨的2亿元急赈款，若能用于到河南邻省购买平价粮，运往河南遍设粥厂，赈济灾民，确能起到一定的赈灾作用。河南灾民盼望中央下拨的赈济粮，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由于层层官吏的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这些从天上洒下的“甘露”，却迟迟没有落到灾民的头上。

记者流萤在1942年12月底经过洛阳火车站时，采访了火车站的薛站长，在《无尽长的死亡线》中，他说：

如果救灾确如救火的话，在宣传里，陇海路可真是一条大水龙了，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批平粜食粮东来的消息。陕西当局把西安粮价上涨的罪过，也分配给“河南灾重，输出太多”一半，好像从陕西真运过很多的食粮。当我把这问题叩问薛站长的时候，他说：“也许从别的站起运的还有，不过从我这站上起运回去的平粜粮，只有三百二十吨麸皮。”听到这话，真使我惊愕不止。

在国民政府的宣传中，大批平粜粮正从陕西源源不断地运向河南，然而，从10月份中央拨款办理赈济，到12月严冬来临的这段救灾如救火的关键时间里，洛阳火车站收到的所谓救济粮，竟只是320吨麸皮！

2亿元的急赈款究竟去向如何？站在信息“制高点”上的白修德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他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谈到国民政府下拨的2亿元急赈款时，曾说：

中央政府……仅以拨出2亿元纸币的救济款和授权省政府减少征税打发此事。重庆银行把大捆大捆的纸币装上卡车并派遣一个护卫队北上，运载着纸币而不是粮食……

救济款陆续运到了河南。但我们3月份抵达那里的时候，2亿元拨款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即使这些钱也处理得很糟糕。它被挪到地方账户上生利息，而政府官员则辩论和争吵着该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钱。在有些地方，当款项分配到饥荒的农村时，地方政府已经从收到的总数中扣除了农民当年应缴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也从救灾款中切下一块作为利润。中央政府发下的救济款面额为法币100元，因为1磅小麦售价为16～18元，但地方的囤积者卖粮时拒绝接受大面额钞票，农民要买粮只能将他们的钱换成5元和10元面值的钞票。而他们只能通过国家银行把大票子兑换成小票子，又要损失17%的折扣。河南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粮食。直至3月份，政府供应了大约1万袋大米和2万袋杂粮。对于从秋季开始便陷入饥饿的1000万灾民，平均每人几乎只摊到1磅。

原来，从重庆运往河南的急赈款是纸币而不是粮食！成捆的纸币从重庆用卡车运到了河南，但这些钱却不能变成粮食赈济灾民。况且，1942年10月就下拨的2亿元钱，直到1943年3月，才有0.8亿元到了河南省政府。对于这笔钱，各级官员乃至国家银行还要层层盘剥。中央政府对灾民的所谓赈济，只不过是一张“画饼”而已。

中央政府的赈济成了虚话，而征粮任务却是板上钉钉的硬指标。粮食部长徐勘又从中做手脚，将征粮数额250万石（每石为140～150斤，约为1.88亿公斤）改为20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约为2亿公斤），其中预留30万大包到1943年麦收后开征，余下的170万大包（合1.7亿公斤），限令必须在1942年11月—1943年1月之间的3个月内交齐（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灾区征粮，雪上加霜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是不纳粮的。南宋时期，在救灾方面颇有建树的朱熹就提出，蠲免赋税是救灾之首，赈济是救灾之尾，如果不首先蠲免灾民的赋税，而后又去赈济他们，等于把身上的肉割下来让嘴巴吃一样①[2]。然而，1942年10月，在张继、张厉生两位中央大员考察河南后，明知河南灾情严重，却把“救灾”和“督征”这两件极其矛盾的事情搅在一起，并立即派遣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

在灾区征粮的记载是令人不忍卒读的。建设厅长张仲鲁是被派往荥阳、郑县、新郑等县督征的省府大员，他回忆说，“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不禁失声痛哭，跪地磕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放声大哭”（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高峰在《豫灾实录》中谈到，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杨却俗也谈到，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了征粮，派自卫团的团勇，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的东西去纳粮（《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

《前锋报》在1942年12月11日的社评《救灾与督征》中，非常痛心地写道：

……但限于事实，限于时间，非由河南征出三月军粮，中央筹运之粮接济不及。现在各县不问灾荒，只要征粮，民以倾囊以应征，军犹两餐且不饱，灾益重而民益困。

我们看看灾民之苦，真不能再征一粒，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需要之切，又不能少征一粒。衷心怆痛，真无法言宣。

1943年1月底，从河南灾区征收的170万大包粮食全部收齐，如期完成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河南省政府和粮政局向灾民逼粮，与军方的压力直接相关。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说：

他（蒋鼎文）在省里最大的名望，是恫吓这个他的部队占领地区的文官政府。他曾经威逼河南省主席进行惶恐的合作，参与剥夺农民最后存粮的计划。

据杨却俗引用时任河南民政厅长的杨一峰回忆：“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委员问他何必如此？蒋长官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食。”（《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1月31日中央社鲁山电称“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重庆《大公报》于2月2日转载了这条消息后，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中悲愤地评点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根据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对农民所作的调查，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农民征收的粮食数额，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的产量。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白修德谈到自己接触到一些农民，试图向他们了解征粮的数额：

我们和这群人的头儿闲谈，他有土地吗？是的，20亩。他能收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情况如何？每亩13磅。

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我们见到一个人，吃着可怕的荞麦壳、树叶和榆树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里收了500磅麦子，政府全部拿走后还认定没交够税，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牛和驴来补足差额。

当然，这样的谈话，是不被陪同白修德一行采访的政府官员所允许的，他们强行要走了白修德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材料。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却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泄露出来。

·强令限价，粮食逃避

1943年1月15日，鉴于各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了战时物资限价令，要求各地的一切物资，一律要恢复到1942年11月底的物价水平，否则便要对违反其规定的商贩“军法从事”，并设立了军法执行监部。

在战时实行物资管制，这在英国、美国都有先例。如果执行得好，合理配备有限的物资，是能够起到统一分配物资、平抑物价的积极作用的。但其前提是，政府要有权威，行政要有效率，公民要有守法的习惯等。而国民政府1943年初实行限价令时，缺乏上述社会条件，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王芸生在《看重庆，念中原》中，谈到重庆限价后黑市畅行的情况，他说：“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弄好……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

那么，限价令对河南的影响如何呢？事实上，这次限价，将河南的灾民进一步推向深渊！

在河南，限价主要是限粮价。由于河南粮食奇缺，粮价在限价之前本来就高，既然政府的赈济粮、平粜粮没能如期而至，那么唯一可以指望的，是运用商品经济的杠杆。由于河南粮价高，“价大招远客”，吸引了一些邻省商人不辞艰辛地往河南贩卖高价粮。1943年1月15日中央政府的限价令一下，河南省府执行最为得力，立即强行把市场上的粮价限到了1942年11月底的低水平。其结果是，市面上明码所标的粮价确实低了，却无粮可卖，连卖面的、卖馍的小贩都痛哭流涕，认为无利可图，不做生意了。人们即使手里拿着钱，到市面上也买不到吃的。黑市粮价反而不可思议地狂涨，外省商人也不再往河南运粮，与此同时，中央粮食部根据河南省府上报的低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更漠视了救灾。

流萤在1942年12月所写的《无尽长的死亡线》一文中谈到限价：

我到西安的时候，正是物价刚开始管制。机粉每袋原来只一百八十五元，限价以后，涨到三百七八十元。生活一高，开首便是这些难民先跌入死亡线，到处都听到冻死饿死的消息。

在国民政府的限价令发布之初，《前锋报》有不少社评是拥护限价令的，期望能通过限价，使得粮价下降，灾民从中受益。但事实让他们彻底失望了。1943年2月18日《前锋报》社评《限价与救灾》一文说：

至于河南的限价问题，本报驻在河南，知之较切。我们虽不忍说出失败的话来，但问题确相当严重。执行不力、马虎敷衍的县份，物照原价，还没有什么问题；认真执行的县份，多发生了粮荒。不实行限价，粮价高涨，没钱的少钱的人不能生活；实行限价，粮食逃避，市无馍粮，连有钱的人也没饭吃……黑市粮价反较未限价为尤高。

大饥荒中的河南，最缺乏的是粮而不是钱。救灾，本应采取多种渠道，首先是政府要尽量掌握大量的粮食去赈济灾民，除此之外，还应运用商品经济杠杆，调动民间商贩的力量，将更多的粮食吸引到河南。国民政府既无充足的粮源掌控市场价格的主动权，又用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去限制粮价，其结果只能导致商品经济萎缩，市场上粮食逃避，黑市粮价逆势上涨，不法商人猖獗。政府限价令的失败，是造成河南大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贪污腐败，私卖公粮

救灾既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又是无成法可依的难事。因此，在政府救灾过程中，对救灾官员的清廉和贤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地遏止灾荒，也是考验政府官员道德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明代救灾名臣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一书中提出，救灾的关键在于用人。他说：“为政在人，况救荒无善政，使得人犹有不济，况不得人乎？”

然而，在国民政府的官僚体制中，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清廉和贤能等方面合格者甚少，贪污腐败、慵懒疲沓，使得庞大的国家机器效率甚低，虽然看似有政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陷入无政府状态。

首先是贪污腐败的盛行。救灾既是赈济，赈济粮款都掌握在少数行政官员手中，那么这些掌握粮款的人，等于捏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灾荒之年，社会秩序混乱，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掌管公款的人，如果缺乏良知，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真是易如反掌。在对河南大饥荒的赈济中，各级官员侵吞赈灾粮款的事情层出不穷。

据金汉鼎的回忆，中央政府除了下拨2亿急赈款外，还下拨了3亿元的平粜款，责成河南省政府组织平粜委员会，以这笔款为母金，到外省购买低价粮食，运回河南，按平价卖给灾民，再用收回的资金继续到外省购粮，这样轮番周转，使河南的灾民能吃到平价粮。但这笔巨款落到了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省府秘书长马国琳这一帮贪官污吏手中。

李汉珍作为河南省平粜委员会副主任，与马国琳相互勾结，招权纳贿，拿着中央拨下的平粜款，大搞投机买卖，他们贷放车皮，勾结商人，囤积居奇，倒卖平价粮。一直到1943年春河南的新麦登场，麦子的市场价跌得比平粜价更低时，他们才把所谓的平粜粮运到灾区，强迫人民购买。

这桩特大贪污案，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河南临时参政会要求彻查“特大平粜舞弊案”，才查出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人的滔天罪行。经过调查，李汉珍等人在办理平粜粮过程中贪污的款项，竟达数亿元之多！《前锋报》1945年12月18日社评《严缉农行贪污逃犯》中，愤怒地说，“四万万余元的巨额，如果移作救灾，大旱灾中的三百万灾民，也许便一个也不会饿死。所以李汉珍等这一群贪污人犯，是直接屠杀三百万灾民的凶手，河南人今天应向他替冤死的同胞索命！”

1942年河南临时省会迁至鲁山，在鲁山成立了一个“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目的是向中央政府呼吁救灾，而该会的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却在1943年麦熟前夕、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竟然把中央政府下拨的200万元赈济款，让私人秘书拿着盖了公章的兑款单从银行提走，偷偷雇个洋车，直接把几箱子现款拿回家中。后来王汝泮用这些钱在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这已不是贪污，而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这些骇人听闻的大案，都是在大灾结束后才逐渐曝光的，而在1943年初饥荒还没有结束时，一些较小的贪污案就已被揭发出来。

流萤发表在1943年5月15—16日《前锋报》上的《粮仓里的骨山》一文中，报道了汝南揭发出的两桩公私积仓的贪污案。

第一桩是汝南十九店，有一个民间组织的积仓，建立的目的，就是在于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这个积仓，从1937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动用过，到1943年5月，合计应有积蓄粮食1500余石。当时灾荒已极严重，各方决议开仓赈济。预计从当时到麦熟，每人一斗麦足可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这1500石麦可以救活15000人的生命。但是待到粮仓打开，才发现仓中空空如也！原来，仓库主任傅伯明，早已把粮食信手挥霍，或作了买卖，贪赃枉法如此，真令人神共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说“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

第二桩是汝南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的贪污案。汝南粮管处是公仓，共有7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没有拨付的权力。如要拨付，必须有县府粮政科的凭证。但李东光却私自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让购买粮食的散户到各个分仓去取粮，自己私吞粮款。当时查出证据，贪污了小麦59000斤。

汝南本是河南省比较富庶的地方，而在这次大灾中饿死的人，白骨累累，新坟成山。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是饿死在自己年年交纳余粮的积仓旁。故而流萤将此文题为《粮仓里的骨山》。在结尾之处，他说：

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

政府官员如此，军方又是如何呢？

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驻扎河南期间，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人称“中原王”。大灾期间，他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修筑所谓“边区学院”，无代价地圈占民田4000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了7000多万元。河南民众，怨声四起。（1944年7月8日《解放日报·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

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时，汤恩伯为了抵御日寇渡河进犯，强征远近民工数十万人，打着“以工代赈”的旗号，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灾民们瘦弱无力，口粮无着，有的前往工地时即倒毙途中，饿死累死者不计其数。

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他在上海设有机关，勾结敌伪，大发国难财。他还虚报部队编制人数，吃空额，克扣士兵军粮。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水，旱，蝗，汤”这句话，就是把他作为造成河南大饥荒的“四害”之一。（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揭露说：

而与横征暴敛同时发生的贪污腐败则更加可怕。收缴粮食的军官和地方官员，把征税视为他们正当的薪金补充和掠夺特权。每个月，当公职人员的俸禄发放完毕后，多余的粮食将被高级官员分掉，拿到市场出售并中饱私囊。这些非法倒卖的税收粮食，说实在的，是抵达市场的主要粮食来源。而那些操纵市场的黑手大佬则把价格抬到了天上。甚至美国救灾机构，靠美国的钱财运作，也被迫恳求军官们，以便获得购买他们私人囤积粮食的权力再返回给农民。而这些粮食恰恰是从这些农民身上敲诈走的。

以政府的名义从农民手中廉价征收，非法敛聚，转手又用高价卖给成为灾民的农民。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怪圈！

《前锋报》早在1942年7月27日社评《剔除浮滥，节约粮食》中，就谈到了“浮滥”，即军政部的虚报编制、吃空额、转卖公粮的怪现象。文中说：

所领之粮仅足食用，无有浮滥，自不至有转卖公粮之怪事。以两角钱一斤从老百姓那里买来，再以两元甚至三元一斤卖出，这事最使民痛心，而甘心如此的人也最无天良……

·以邻为壑，禁运粮食

俗话说，“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942年河南的饥荒，仅是一省之灾，河南的邻省陕西、湖北、安徽，粮食均告丰收。况且当时这几个省份临近河南的都有国统区。

早在1942年8月8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中，对邻省的粮食很抱希望地说：

所幸邻封各省，均可丰收。而河南全省亦有数县可望丰收。早日着手准备救济，并非绝对不可能。省政府应即日起，统筹救济，勿再迟延。

1942年10月22日，《前锋报》社评《欢迎勘灾委员张溥泉、张厉生、高一涵三先生》中则说：

灾情虽重，幸而只有河南一省，其他各省，俱告大有。以全国之力，挹彼注此，就此区区一地之灾，自非绝难而不可能。

时隔几日，1942年10月26—27日的《前锋报》社评《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中，已经道出了邻省遏粜、拒绝河南灾民入境的真相，文中说：

所以我们希望三位委员，向中央建议，请邻封各省，本救灾恤邻之义，尽量收容豫省灾民，作有计划的配送，请各省收养……据我们所得消息，豫省灾民逃到邻省的，多被拒绝入境，甚至武力驱逐。最惨的是壮男送壮丁，妇女强成婚，老弱则驱之出境，转死道途……邻封遏粜，无异于关死豫民。

1942年11月16日《前锋报》社评《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谈到“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赴老河口与湖北省主席陈诚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陈诚应允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3万石，按急购之价，售给河南，比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但陈诚所许诺的3万石稻谷，一直到1943年3月下旬，尚未运到。

1943年3月27日《前锋报》社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语气沉痛而愤激：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国与国间尚且如此，况在一个政府统一政令之下，岂容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划分区域，限制粮运？……

邻封粮食，除安徽现正分路抢购采购，源源运豫，及陕西之粮亦有少数运豫省外，鄂北之粮，迄未运到。年前省府委员李晓沧氏在老河口所洽商之3万包稻谷，虽已兑拨皖米，此米犹在漯河……

我们知道，邻省是有余粮的，有余粮而禁不放出，不说捐，连卖也不卖给河南人，这未免说不过去。

社评中反问说：

天灾流行，何时靡有？何地靡有？今日河南大饥，如此禁粮，他日倘若不幸鄂省大饥，又将如何？

那么，为什么邻省的粮食要实行禁运，非但不支援河南，甚至连卖也不卖给河南人呢？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谈到其中的微妙关系。他说：

然而只要跨过河南省界就是陕西省，那里的粮食储备绰绰有余。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应该从陕西省安排粮食紧急运往邻省河南防止灾难。但损害陕西援助河南，会打乱权力的微妙平衡，而对于政府功能来说这才是最要紧的。粮食还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战区司令不准许。

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只是各路军阀的一个联合体而已。蒋介石看似具有绝对权威，其实并不能指挥全局，而是把平衡各省军阀的利益关系放在救灾之上。各地军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各自为政，不管邻省老百姓的死活。

·贫富分化，为富不仁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研究了同是在1943年饿死300万人的孟加拉大饥荒后，在他所著的《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深刻指出，在一般对灾荒的分析中，人们总是注意粮食总量的统计数字，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他说，“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或者联系到一项更基本的权利，即享有个人劳动成果的权利”（《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一场大饥荒，使最贫穷无权者与其他阶层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变得异常突出。在河南大饥荒中，最先落入死亡线的，无疑是处于等级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那些赤贫农民。

王芸生在《看重庆，念中原》中，就对比了河南和重庆的巨大地区差异，谈到“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而重庆的物价无论再高，总有那些豪商巨富，具有“满不在乎”的购买力。

张仲鲁回忆起1943年，正当河南灾区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托人从香港坐飞机给他捎带活螃蟹，在重庆宴请英国访华团时，他夸口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

《前锋报》1943年3月7日社评《喜雨雪，念灾民》，生动描写了南阳的灾民和富人所生活的两个世界：

试看宛城内外，街头地上，在平日已是老弱妇孺，逐处倒毙，或则卖妻鬻子，分离难舍，抢地呼天……今则际此朔风怒吼、雨雪交加之时，一般灾民，鹄立街头，薄衣湿透，寒凝成冰，腹内无食，昏眩欲绝，正不知又有多少老弱在这几天作了死亡线上的饿死鬼……

但是，我们要到宛城另一个角落去看，便又会发现，包办酒席的饭庄餐馆，依然是珍馐纷罗，酒绿灯红，一席之费，动辄千金；洋广货肆，百物陈杂，价值上千上万的贵物，随到随即售去；其因囤积贩卖而发国难财者，一夕挥霍，动数万金。这些不在常人视线之内，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与前文所素描的一幅灾民死亡图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流萤在1943年4月10日发表于《前锋报》上的灾区通讯《风砂七十里》中，写自己骑着自行车、顶着东北风从洛阳向东走时，车根本蹬不动，只好推着走，这时他看到洛河中从东向西来的船只，产生了这样的感慨：

而洛河里从东到西的船只，这时却高高地扯起帆，风把每一张帆灌得像孕妇的肚子一般。东往西行的人，苦乐正是一个对比，正好像这荒年中的富人和穷人一样。穷人们在这时候卖了家具，卖了衣服，卖了田地，卖了妻子儿女。而那些殷商富贾和乡村的高利贷者，却趁这个时机用囤积、用阎王账，巧妙地把别人的衣服、田产、妻子、儿女都夺到他自己手里。

流萤在《油锅里的钱也得用》、《微笑的胖子》等多篇通讯的段落中刻画了囤积居奇者和高利贷者的嘴脸。大灾年间灾民卖一亩地，只能换十几斤粮食，富商巨贾趁机大肆收购田地，麦收后这些田地不仅每亩有一百多斤粮食的收成，而且他们还白赚了土地所有权；春荒时期灾民借1斗豆子，到麦熟时要还2～3斗小麦，借500元钱三个月要还2500元的利息。由于榆树皮能吃，有的富人竟买下周边数百棵榆树，然后专门卖榆树皮，就把本钱收回来了，木材完全净赚（《前锋报》1943年4月14日通讯《从巩县到汜水》）。

《前锋报》社评中还有《今日还不应该停止宴饮吗》（1943年3月22日）、《杀奸商，平粮价》（1943年4月16日）、《敬告有粮有钱人》（1943年5月2日）、《严惩为富不仁的高利贷者》（1943年5月26日）等，从中都可以看到富豪奸商在大灾荒中如何见死不救、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事实。河南灾民不但得不到政府救济，反而遭到为富不仁者变本加厉的剥削，贫富两极分化，更加速了灾民的死亡。

三、河南大饥荒是如何缓解的

既然这场大饥荒如此严重，政府如此腐败无能，为富不仁者如此之多，死亡人数像滚雪球一样日益扩大，那么，这场大饥荒是如何缓解的呢？

对于这个历史之谜，人们充满了猜测和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面对着已经时过境迁的茫茫时空，无论发挥怎样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解开如此复杂的历史谜团。目前唯一能做的，只能从现有的史料中，去逐步探寻历史真相。

·老天开恩，灾民自救

在20世纪40年代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农村，造成灾荒的原因既然首先是天，那么，缓解灾荒的原因也首先是天。我们从追踪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前锋报》系列社评中，可以看到，天无绝人之路，1942年夏秋之际的旱灾发生后，天气开始出现好转：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的二麦的播种非常关键。

“寒露前后，始得透雨。”（1942年10月28日《推广冬耕与生产救灾》）

“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1942年11月17日《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等到秋末雨降，二麦种上，人心稍安。”（1942年12月3日《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所》）

到1943年3月初，又一连下了几场透雨和瑞雪，这对于二麦的生长成熟，更像是吃了定心丸。《前锋报》1943年3月3日社评《甘霖已降，粮价将平》欣喜地说：“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

3月7日的《前锋报》时论《喜雨雪，念灾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这几场“喜雨快雪”：

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只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只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4月13日，《前锋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中谈到，还有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大麦和豌豆，以及麦子的长势良好：

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

国民政府在大饥荒中也并非毫无作为。1942年秋末，政府从陕西和安徽调运来了近200万石麦种（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督促灾民们趁着雨水充沛，不违农时地种上了越冬的二麦；1943年5月，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那些留守在本土的灾民，又在政府的督导下，不失时机地种上了秋粮（见《前锋报》1943年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前面讲过，秋粮是河南农民的主粮。1942年大饥荒，主要是因为二麦的歉收和秋粮的绝收所造成；而1943年不仅二麦丰收，秋粮收成也还可观。这些收成，为大饥荒中尚未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

1943年的麦熟在5—6月间，也就是说，灾民们只要熬过了1943年冬天，再坚持数月，就能吃到新麦。这样，饥荒的时间就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被锁定在麦熟之前。当大饥荒进入“倒计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灾民，都增强了熬过灾荒的信心。

1943年4月29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急应办的一件大事》中说：

大麦出穗，豌豆结角，如拨开春云，雨润之后，再加之以日熙，一十日内，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

6月麦熟时节，是千百万河南灾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去岁四处逃荒的灾民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前锋报》1943年6月4日社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这样描述了灾区人民迎接丰收的场景：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们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份，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下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

在今天，你如能信步郊外，但见妇幼老少挥动着镰刀，掀动着锄头，脸上虽间或掉下辛苦的汗水，而心中却不时荡漾着愉快的欢笑。真的，感谢上天冬春的雨雪适时，为我们送来了丰收……

这样的历史记载，说明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到1943年6月，已随着二麦成熟而得以缓解。因此，严格说来，这次空前严酷的大饥荒，在持续一年后，便开始暂告结束。虽然，灾民们回到家乡后，重建家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有人逃荒之前已卖掉田地；有的负债累累，缺乏劳力；如有的患上疾病，有的甚至因胃肠虚弱，吃多了青麦做成的“捻转”而在灾后被撑死……灾民的生活悲剧并没有结束，但作为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饥荒，随着1943年春夏之交的麦熟已告一段落。

面对这样一场特殊时期出现的特大饥荒，若没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力量去对抗，是很难以出现逆转局面的。这种力量，不可能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只能是大自然的伟力。灾民们面临灾难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以顽强的生存意志不违农时地在土地上播下了来年的庄稼，使1943年的二麦和秋粮喜获丰收。这样，饱受摧残的广大河南灾民，才能如麦苗一般回黄转绿，从死亡线上逐渐复苏过来！

1943年，是灾难深重的河南农民得以喘息、休养生息的一年。虽然1943年下半年，许多地区又遭到蝗灾，但毕竟还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和社会动荡。

·政府“掩过”，发力救灾

从1942年7月河南大饥荒发生，直到1943年3月，在这漫长的8个月，在河南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确救灾很不得力，政策上也是错误迭出，致使灾情越演越烈。但是，当1943年3月中下旬白修德把河南灾区的真相发表到美国《时代》周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他又面见蒋介石，拿出福尔曼在灾区拍摄的野狗拖食人尸的照片后，救灾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被披露，为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国统区最高统治者在1943年3月底接见白修德、听他叙述河南大饥荒惨状之后的内心震动。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①[3]

这篇日记，写于蒋介石见过白修德后的几天。可以看到，虽然他过去对河南大饥荒已有所闻，但在他的周围，绝不可能会有人像白修德、福尔曼那样对他如此毫不隐讳地直言禀告，他也未必了解大饥荒酷烈到如此程度。

而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的日记中，却又这样写道：

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②

蒋介石在从白修德、福尔曼那里了解到河南灾区“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后，虽然心中深受震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有着超强的自尊，对外国记者深入河南灾区，扬了自己的“家丑”十分恼火。他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蒋鼎文、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认为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由此推断，郑州的王专员和彭司令在接待白修德一行时，向他们透露了一些真实灾情。

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的力量，卓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严重事件的人，也许不光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还有那些“泄密”的官员；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美国乔伊斯·霍夫曼著《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由于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从1943年3月份后，白修德再也没有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战场，随着陈纳德的空军运输部队“飞虎队”，多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而1943年4月1日，是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救灾的转折点，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向《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从梅根神父的信中看，白修德离开河南、面见蒋介石不久，正是1943年4月，国民政府对救灾开始行动起来了。

流萤，这个敢于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的记者，在1943年5月5—6日《前锋报》上连载的《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一文中，也客观地肯定了郑州的政府官员的救灾成绩。他说：

我到郑州的时候，那里的救灾已经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地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从四月一号开始，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灾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

流萤明确地谈到郑州救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从四月一号开始”。当然，只要政府号召，舆论动员，各方力量发动起来，救灾的力度会大得多。流萤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哪里知道这个救灾运动是因何缘故才在4月发动起来的呢？

从《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4月18日社评《迅速购运秋粮种子》、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等文章中，可以看到，4月以来，河南省政府出台了督促灾民迅速回归故乡，呼吁乡村的绅士富户集资贷款，向灾民贷放秋粮种子，让回乡的灾民不违农时地播种秋粮等措施，还相应地制定了一些鼓励灾民灾后重建的政策，如在大饥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可以按原价赎回，打击高利贷者等等。且不说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得如何，至少，政策措施本身是对救灾有益的。

社会历史是复杂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真善美与假恶丑都是对立并存的。尽管国民政府有许多贪污腐败的官员，但也不乏清廉正直、为救灾宵衣旰食的人们。虽然这些人的努力，在蒋介石政权整体腐败的环境中，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为救灾所奉献的力量，是不应被抹杀的。

据《前锋报》社评报道，河南省政府“已将救灾列为第一要政，不但有办法，而且有奖惩，不但有奖惩，而且派委员厅长亲自出马督导救灾”（1943年4月19日《严刑峻法督导救灾》）。

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灾荒发生的早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白修德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中记载，在1942年10月播种冬麦的时候，“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在政府官员的督促下，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了。这个举措非常关键，如若没有冬麦的种子，即使再好的气候也不可能有1943年初夏的二麦丰收。

此外，国民政府还饬令各报加强对救灾的统一宣传，在社会上广造舆论，号召用以富养贫的办法自救，表彰积极救灾的好人好事，惩办破坏救灾的坏人坏事等。1943年4月27日《前锋报》社评《救灾与宣传》中说：

我们顷奉到河南省党部、省政府曾衔令颁的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立案，其开宗明义就说：“发挥本省党政军教团之综合力量，以统一之步骤互相配合联系，加强春荒期间救灾宣传。在积极方面，使救灾工作渗透社会，有效推进；在消极方面，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宏实效以度春荒。”其口号为集中人力物力、实行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并严惩救灾不力及舞弊徇私之人。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就是灾民公敌，等于汉奸。其办法为组织宣传队，宣传救灾工作，查考如有舞弊、徇私等不法情事即报请惩办。为加强宣传，各报纸在春荒期间应尽量刊登与救灾有关之社论，对与宣传有关的办法、救灾事实、救灾义行，应尽量刊登。

此时国民政府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既是“补过”，也是“掩过”。文中的“加强救灾宣传”“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明显有掩人耳目之嫌。同时，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化被动为主动，把救灾的话语权抢到自己手上。

·民间组织，义赈募捐

自古以来，赈灾就分朝赈、官赈和义赈三部分，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都应依次肩负救灾的责任。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吏治的腐败，民间义赈的力量便格外突出。

民间义赈中成绩最好的，首推国际救济会。

国际救济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长期性的民间赈灾机构。其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布道传教，而救灾恰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

虽然从意识形态上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推行慈善事业带有收买人心、传播教义等文化侵略意图，但真正怀有不良企图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的西方传教士并非如此，他们是抱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了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从事救灾活动的。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往往选择“官赈不及之处，奇穷极苦之民”，确定在某一地区进行经常性赈济。在赈济过程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区分轻重缓急，首先赈济受灾最严重者，因此救灾的成效特别显著。

在白修德的回忆中，最早向他报告河南灾情并陪伴他一起沿着陇海线考察的，是洛阳的传教士梅根神父。白修德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洛阳传教士的救灾活动：

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外界的一切赈济都通过教会。一路上，我们遇到这些机构都处于重重包围中，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遗弃在这里的婴儿大大超出了临时孤儿院收容的极限。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时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当一个白人走到街上，就成了希望的唯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号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这一地区那些为数不多、挺身站出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了灾荒和理性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珍爱生命的理性。

国际救济会的重点救灾地区是郑州。流萤在《友情的巨手》、《“死角”的弦上》等通讯报道中，对国际救济会在郑州的工作作了详细报道。

《“死角”的弦上》说，郑州在1943年4月前，除了国际救济会的4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零星的布施。

在《友情的巨手》（《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中，流萤写道：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

国际救济会，在大饥荒发生之前就存在，目的是为了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从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他们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1942年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就设置了4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第一专区灾重的县份，除郑州外，还有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洧川、新郑8县。

最令人感动的是，赈灾款每月开支有240多万元，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70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避免过多的人从中过手，造成贪污。这种清廉的作风，的确体现了神职人员的高尚品质。

除了传教士外，河南各界民间的赈济力量也发挥了作用。

在重庆，中央政府要员中有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等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耕地图》，后来在当时河南省政府驻地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河南前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虽已卸任，仍关心豫灾。为了募集赈灾款，他在四川自贡宴请当地的巨绅富商，一席酒下来，就募集到捐款40多万元（《前锋报》社评1943年2月28日《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

《前锋报》中记载了河南各地人民捐款捐物、力谋自救、以富养贫的不少善行义举。如《前锋报》社评《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1943年3月8日），谈到南阳为了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们，不顾雨雪，亲自挨家挨户地劝告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馍舍饭；《前锋报》1943年4月7日社评《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报道了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至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弃婴，是大饥荒中常见的事。许多饥民总是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自己的婴儿扔到城内大街上，希望有好心人收养。婴儿的哭声划破夜空，显得特别凄惨。据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李峰于1942年9月设立了一所育婴堂，杨却俗的夫人吴云芳，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作为女性，她对于随处可见的弃婴感到特别痛心，于是向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收容弃婴。报告写得极其沉痛：

成年尚饿死，幼婴更谁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曾见到刚生下的赤身婴儿被弃置在谷草上，曾见到仅三数月的小生命躺在街旁抖擞着啼哭，曾见到刚会坐的幼婴挂着金黄色贴着骨头的面皮在张着疲涩的小眼哭觅他的爸妈……际此大旱，父母子女，各不相顾，闻亦酸鼻，遑论目见！

女青年处对吴云芳表示支持，给她拨了4万元法币，让她收容了50名弃婴。吴云芳用全副精力去照顾这些婴儿，使原来骨瘦如柴的婴儿面色都转为红润。这样的事迹，对于整个大饥荒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的援助，但吴云芳所体现的爱心却令人感动。

1943年2月底，《大公报》发起为豫灾募捐，数额已超过10万元。南阳《前锋报》连发4篇为灾童请命的社评，尤其强调对灾童的救助。报社自1942年9月起，就呼吁为灾童募捐（1942年9月13日《抢救河南灾童》）；从1943年4月起，报社代收捐款，这些捐款，大多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校，仅内乡县政府就捐了10万元，到了5月，报社已用募集到的捐款，救助了1000多个孩子。（见《前锋报》社评，1943年5月6日《四为灾童请命》）

“义”，自古以来，便是人们所称道的美好品质。人见到社会上的不平之事，见到处于危难之中的人，即使跟自己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甚至对自身利益有危害，却能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伸张正义，扶困济危，这样的人，何等难能可贵！在“人相食”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在社会道德底线被击穿的恐怖情况下，仍不乏成千上万从事“义赈”的人们，无论他们捐助多少、收效大小，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就像暗夜中的星光一样，使人看到世间的美好，生存的希望。

·中外媒体，督促救灾

中外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河南大饥荒中，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前有关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大多来自当时的新闻，这是无须多说的。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报纸杂志就是先进的传媒手段，而美国的报业，无论从印刷手段还是办报理念，都比中国发达得多。年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凭着他的正直和勇气，也凭着美国的国际地位，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为河南人民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越了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用“力挽狂澜”来形容他的贡献都不为过分；而重庆《大公报》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国统区报纸，冲破新闻封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壮士断腕般的“停刊事件”，造成了社会的轰动效应，从而引起社会对豫灾的广泛关注，也是可歌可泣的；南阳《前锋报》作为河南本土的民营报纸，“地势”较低，虽然产生不了美国《时代》周刊、《大公报》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坚忍执著，锲而不舍，以“蚁负一粒”的精神，坚持了长达一年对豫灾的报道，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呼吁救灾的作用，而且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下了更为具体、细致和长时间段的史料。

中外新闻记者在河南大饥荒中所做的一切，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四、河南大饥荒的后续报道

1943年6月麦熟之后，历时近一年的河南大饥荒得到暂时的缓解，灾民们陆续回到故乡，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在兵连祸结的河南，1943年，只是两次灾难之间的一个空隙。1944年春天，另一场灾难降临了。

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国民党军队确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士气低落，更由于失去了河南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当汤恩伯的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1944年7月，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

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的部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河南民众截击后，他便把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见《江河天地外》郭仲隗文）。

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实况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

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他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郭仲隗的这一提案，既是对汤恩伯罪行的揭露，也是为河南人民辩诬。显然，河南民众反抗汤恩伯、截击他的军队，并非是他们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而是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民众的刻骨仇恨。

中原会战失败之后，重庆的河南同乡会，推举老同盟会成员、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靳志执笔，给蒋介石上书，痛斥汤恩伯的所作所为，为河南的老百姓鸣冤。《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中写道：

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国民，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连蒋介石本人谈起河南的民变时，都不得不承认部队军纪的败坏、不得人心是主要原因，他说：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用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前锋报》1944年7月19日社评《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中谈到中原战争的失利时也说：

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千百万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念……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

1942年河南大饥荒不仅是一场灾荒，而且由于它主要发生在抗日战争中的国统区，又因大饥荒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双倍重创，因此，它已演化成一个颇有启迪意味的历史教材。

300多万河南人民由于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大饥荒而惨死，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其惨重的牺牲，这种牺牲，虽不像南京大屠杀中惨死的30万人那样，是遭到日军的直接杀戮而死，但是，他们是由于长期抗战造成粮食的匮乏而死的，也应视为是日军对中国民众的间接杀戮。

河南人民尽其所能地支援国民政府抗日，抗战六年来，河南征兵、征实都是全国第一，他们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蒋介石政府辜负了河南人民的期望，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人民的反抗。河南人民为什么会从最初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转而发展到与此目标截然相反的民变呢？在民间流传的“水、旱、蝗、汤”四大原因中，人祸的因素更胜于天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白修德的晚年回忆录被译介到大陆，国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极度匮乏，也导致了有人对这段历史的种种误解和妄加猜测。在如何评价1944年春日军进犯时，河南民众夺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发生民变一事时，“河南人是汉奸吗”的疑问又浮出水面。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护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介石的宠信，集党政军的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声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本军人之手。这就是历史事实。

…… ……

笔者作为《豫灾剪影》作者流萤的女儿，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情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关注有关河南大饥荒的信息，尽其所能地收集有关资料。本书在搜集、整理、综合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相加以探索和描述。笔者相信，本书不仅是一本史料汇编，而且是探寻1942年河南大饥荒历史真相的初步研究成果。当然，这种探索还只是粗浅的，难免会有错讹之处，还有待今后的研究者不断地去深化和纠正。而人类对于历史的描述，最为重要的依据，当然是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至今，河南大饥荒已过去70年了。300万河南同胞的亡灵，至今仍不能得到安息。他们为什么而死去？他们需要向历史讨一个说法，他们需要历史为他们申冤和正名，他们需要后代永远记住这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谨以此书祭奠河南大饥荒中死去的300万河南同胞！

编者

2012年5月

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引 言

正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在《西行漫记》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一样，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也因真实地报道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了他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白修德（1915—1986），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区一位穷困律师的家庭。由于父亲的早逝，家境贫苦，他当过报童，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后来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和汉语，在费正清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生活和政治。1938年秋，他大学毕业后，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便来到亚洲。193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来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

为了使国民政府得到美国更多的同情与援助，白修德起初在发往美国的新闻稿中，对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一味赞扬。《时代》周刊是美国纽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刊物，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山东曲阜，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因此，《时代》周刊对中国政府的抗战报道最多，重庆的国民政府也把它看作“知己”。1941年5月，卢斯夫妇到重庆访问时，蒋介石亲自为他们举行盛大宴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一年多之后，恰恰是《时代》周刊，登载了白修德披露河南大灾的报道，使蒋介石政权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大饥荒，许多灾民吃树叶，抛妻鬻子，沿着陇海线残余的铁路向西逃亡，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寄回美国，在1942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发表。这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随着隆冬的到来，河南的灾情像一场没有及时扑救的大火般熊熊燃烧起来。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当局严密地封锁新闻，反而激发起白修德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他说，“《大公报》停刊的禁令，像钓钩一样抓住了外国记者”（《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来到河南，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般的惨景……

他们从洛阳走到郑州，对灾区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1943年3月，正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灾民们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颠沛流离和冻饿折磨，早已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在路途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少饿殍，有的被野狗吃掉，甚至还有人吃人的传说。白修德震惊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人间惨景！他通过实地调查，与农民交谈，发现这场灾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他说，“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白修德《等待收成》）。

据白修德估计，在灾荒中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有300万～500万人！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返回重庆的途中，他急不可耐地赶写了一篇消息，在所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把这篇通讯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出去。

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凡是发往国外的电文，必须先发到重庆经过中央宣传部门的检查，如果这样的话，白修德的这篇电文肯定发不出去。但不知是电报系统出了故障，还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为了使河南大饥荒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故意出错，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发到了纽约！

《时代》封面上的蒋氏夫妇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报道河南大饥荒的这篇爆炸性的新闻通讯——《等待收成》一文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试想，当一个政府管理下的人民，居然到了饿殍载道，人自相食的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竟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当即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白修德不仅真实地报道了豫灾，而且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直接见到了蒋介石，向他面陈河南大饥荒的严重性，敦促他立即下令赈济。蒋介石对这个莽撞的美国小记者非常头疼，他起先佯装不知，继而表示不信，白修德步步紧逼，并让等候在接待室外的哈里森·福尔曼拿出在河南灾区拍摄的野狗刨食死尸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在事实面前，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灾情严重，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开始下令救灾。

白修德

通过这一事件，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认为，这位统治者“对他的人民毫无用处”，国民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能力”。

白修德是在1943年3月底见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此后的确加强了救灾的力度，可见白修德是功不可没的。据白修德的朋友、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的信中所述，自他离开河南灾区不久，就有粮食从陕西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而且从1943年4月1日起，国民政府也开始把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并加强了宣传。但1943年5月，政府制定了新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另外，也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重庆外国记者的处境日趋恶化。

自1943年3月以后白修德再也没有到过河南，但河南大饥荒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46年他在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中，花了整章篇幅叙述河南大饥荒，1978年，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nenture）中，又用相当大的篇幅追述了这段往事。他称这场大饥荒是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白修德的回忆录被介绍到中国，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被披露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

十万火急大逃亡

（美）白修德

《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6日

赵致真 译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上周从重庆用电报发回中国大灾荒的急件。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河南省的版图大致是一块长方形，其东北部处于日军占领区边界，河南本省也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一。它尚有70多个县仍在日军控制之外。紧紧挤在东北部口袋地区和日军对峙的35个县，正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文明的最大浩劫中濒临绝境。从山东来的难民报告说，那里的情况比河南更糟。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写道：“教堂前，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只有很少可信的报告到达我们这里。孩子们被卖掉，我说的是大些的孩子，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买下。”

天主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当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只有夜晚，传教士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另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灾荒往往周期性地光顾这片平坦而且称得上肥沃的河南平原。1927年的灾荒由于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而得到缓解。但现在东北和铁路都在日本人手里，河南境内其他所有的路都被中国人自己切得支离破碎，以防止日本人前进。

除非农民们能在两周内得到种子粮，否则对于播种冬麦就太迟了，明年春天将仍然没有收成。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担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

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灾民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美中救济总署在8月份拨出40万元法币，9月份拨出120万元法币，10月份至今已拨出300万元法币。主要的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它已经拨出了4000万元法币用于救济项目，例如打井和灌溉工程。

不管重庆的决策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河南刺骨寒冷的严冬就要到来了，已经有发生霍乱的报道。憔悴饥饿的农民并不知道政府救灾的困难。对于他们，按照民间传说，这仅仅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招致天怒而降临的惩罚。

等待收成

（美）白修德

《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

赵致真 译

中国问题究竟是怎样永无止息？中国历史又究竟如何在循环不休的战乱、水灾和饥荒中反复痛苦地重现？《时代》周刊记者泰迪·怀特将用上星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向你讲述。他刚刚从饥荒中的河南省做完两个星期的旅行归来，下面是他的报道：

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指望用以缓解饥荒的春麦，此时还在田地里泛着青色，要等到两个月后才能成熟。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那些逃往他乡者

和《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我来到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这是河南难民涌向外界通道的咽喉。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而火车决不会理睬。

10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遇难者，一个农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他几个小时之前从一列难民车上摔下来。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我撕开我的急救包，给了他一些磺胺，然后匆忙往前赶路，想找人给他送点水并叫个医生，但在一天的行程内这里根本没有医生。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人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那些留下来行乞者

在洛阳，我们去拜访一位原籍在爱荷华州额尔多拉的托马斯·梅根主教，他是一个具有伟大心胸的教士。当我们从他那个美国基金支持的救济站里出来时，难民们一拥而上，男人们双膝跪下，团团围住我们，不断作揖请求施舍。

第二天我们在梅根神父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军用卡车东行。路旁的树都被剥光了皮，农民们将榆树皮晒干磨成面当粮食。他们也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

部队给我们提供了马匹继续向东行进，在黎明后寒冷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看到了第一具尸体，那是个死在路旁的妇女。她一定至少在这里待了一夜。

那些死去者

当我们到达白雪覆盖的郑州时，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他们会从每一个巷子里窜出来向我们尖叫，双手塞进衣服里取暖。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我们曾轻轻地戳戳其中的一两个，看是否还活着。这里的赈灾委员会几乎全都由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尽力让一些妇女和儿童能在救济营中存活下来。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看到赈灾委员会发放救济，只有6袋碎屑一般的麸糠。

下午我们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为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那些吃者

当我们离开郑州时，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去对大灾前河南究竟发生了什么做些了解。庄稼从1940年起就遭灾了，社会失去了正常的余裕。作为重要战场，驻防在这里的军队全靠征收地方的粮食和实物供养。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政府原本希望秋庄稼谷子、玉米能满足农民的粮食需求。但是在大旱之年秋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在极大的错误估计下，粮食没有在秋天按预先的设想运来，供给这片灾难的土地。现在，除了美国救济署的金钱和能力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通过战火封锁下的内陆交通线，在不至于太迟的时候运来足够的粮食。

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和鱼，我们还吃了三个霜糖饼。

白修德（左）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在重庆街头。

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①[4]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

赵致真 译

饥荒和水灾是中国的伤痛，打从远古年代，中国的史书便用充满挫折失败和无法摆脱天谴的评述，记录这些周而复始的灾难。中国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常常以应对处置紧急灾害的能力，来评判一代王朝的功过得失。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年代，这样的大灾荒降临到了中国北部，并且考验着蒋介石的政府。

河南大灾的消息像风中的飞絮一样传到重庆。你无法抓住事实真相，它们被融进支离破碎的流言之中：“我从当地一个人那里听说……”“我从一封洛阳的来信中看到……”“在西安他们说是……”但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只不过是大灾前夜中国人交谈中的不祥传闻，就像雷暴雨之前密布的黑云。

1943年2月，中国最独立的报纸重庆《大公报》刊登了第一篇真实报道，披露了河南人民正在历史上最严重的灾害中，遭遇无法忍受的煎熬。政府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罚。

《大公报》停刊的禁令像钓钩一样抓住了外国记者。我决定奔赴河南，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我同时作出了同样的决定。飞机从浓雾弥漫的重庆机场升空之后第五天，我们在奇寒无比的凌晨来到华北，这里有西安至河南铁路的一段支线。十几个小食店聚集在铁路的终端，每个都散发着油炸食物的香气，在拂晓的黑暗中闪烁着风箱木炭炉的蓝色火苗。

黎明来得很慢，好像灯光将舞台从黑暗中渐渐照亮。农民们在这个几英亩的小火车站横躺竖卧，等待下一班火车把他们带到西部去寻找食物。他们大部分已经爬上了正遭受日本冷枪袭击的火车。那些平板货车、箱式货车、老旧客车，全都塞满了难民；车顶上也同样挤满了人。天寒地冻中，火车从危险路段疾驶而过，那些紧抓住车顶的手指麻木了，体弱者便跌落在火车的铁轮下。我们当天跟踪了他们的行程路线，看到残缺和流血的尸体躺在路基上。但大部分农民仍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双脚、大车、独轮车源源而来。这个车站是全省的总出口，北方沦陷区和南方山区之间一个狭窄的咽喉。难民们全都在这里汇集，直到前去寻找西部的救济机构。

人群中散发着浓烈的恶臭。汗液、尿液、人体排泄物的气味在晨曦中弥漫。农民们在严寒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猎猎飘荡。零星看到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污损的红色嫁衣，为单调灰暗的人群平添一点色彩。哇哇大哭的婴儿还能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他鲜红色的肮脏包裹。呼出的白气如烟雾升起，鼻尖上滴着水珠，冷漠的脸上，眼睛如同幽暗的伤口。脚用污秽的破布包裹，头上扎着褪色的肮脏毛巾。

此后的50英里路程没有正规的铁路服务。这一路段的路轨完好无损，手摇巡道车能在白天快速通过，但敌人的火力控制着这条线路。在北面，日军占领的山脉勾画出黄河北岸。在南面，陕南著名的华山把高耸而交错的群峰插入云霄。其间的豁口处，铁路线延伸其间，是一片从东到西约39～40英里如同打谷场的平原，笼罩着灰色的没有阳光的云层，看上去有难以言喻的凄楚荒凉。穿越这片平原的，是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的身影。无尽的队伍从地平线升起，沿着平原中的小路，默默无言走向灰暗的天边。中国的人群本来总是喋喋不休的嘉年华，充满谈笑风生和嬉笑怒骂。但哀伤和寒冷把这些人们冻结得鸦雀无声。他们抬起一只脚后再抬起另一只，机械地没有思想地前行，像动物一样走向远方。古代的原始人也许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迁徙，从史前饥寒的住所走向温饱的土地。

布满道路的一小群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每小时十多次看见一位父亲推着独轮车走过，母亲在前面拉着绳，棉垫上的婴儿有的静默，有的哭闹，或者家庭中的妇女偏坐在骡鞍上，怀中抱着婴儿，像一个郁郁寡欢的圣母，父亲则用棍子抽打着骡子的屁股。老年妇女迈着小脚蹒跚而行，或踉跄跌倒，没有人去扶起她们。有的老太婆坐在她们儿子强壮的肩膀上，用乌黑的眼睛凝望着可憎的苍天。年轻女人迈着更快的步子前行，所有财产收进一只布包袱背在肩上。路旁插着破布条的小坟堆记证着这里曾经有弱者倒毙。有时候，一家几口人沉默而茫然，肃立着凝望一具尸体。孩子学老人那样拄着棍子行走，有的背着和他们身体一样大的行李。另外有些像梦游者一般，他们失明的眼睛似乎已经忍受了千年折磨。在所有这些人的身后，寒风吹过灾难的土地，扬起黄色平原上的沙尘追逐着他们。这种进军已经历时几个星期，并且还将持续几个星期。

五小时后我们来到正规铁路交通再次开始的地方。铁路管理部门准备了一辆巡道车送我们去省会洛阳，凌晨时分我们到达了那里。洛阳天主教会主教是个心地善良的美国人，叫托马斯·梅根，来自爱荷华州埃尔多拉，据称他比任何人对华北灾情都了解得更多。梅根友好地接待我们并飨以热饭热菜。当我们两天后继续骑马前行时，他也欣然陪同。我们的目标是郑州市，三天的旅程，一天乘坐卡车，后两天骑马。

沿途每个大些的城镇都至少有一家饭馆营业，供给那些钱包依然鼓胀的人。有次我们在这类饭馆订了一餐饭，但香辣的菜肴却让我们食而无味。饥饿的人们站在敞开的厨房外，贪婪地吸着饭菜的气味，眼睛来回跟踪着每一口冒热气的食物从碗里到嘴边。当我们从街上走过，孩子们会跟在后面哀号：“可怜可怜。”如果我们从口袋里掏出花生和干枣，小饥民们便会一拥而上，从我们手中抢走。泪痕斑斑的脸在寒风中如此肮脏又凄凉，使我们顿觉羞惭。健康的中国孩子很漂亮，他们的头发长得像涂了天然油脂一样有光泽，他们杏仁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但这些孩子形销骨立，应该长着明亮眼睛的地方代之以流脓的裂缝，营养缺失让他们的头发变得枯焦，长期饥饿使他们腹部积水膨大，天气使他们的皮肤粗粝皴裂。他们的声音只剩下微弱的哀告。

小村庄的境况比城镇更糟。人们逃避恐怖的饥饿就像被残酷的军队驱赶。村庄只有空荡的回声，街道已经荒废，无人照管的肥堆等待着春天到来，门和窗都用板子封挡着。弃置的房屋能放大最细微的声响。一个婴儿从村里某间隐藏的屋子里发出的哭声压倒了我们的马蹄声。两个女人在阴森的街上吵架，她们的尖叫声远近回荡，比农村集市的喧闹还响。

路旁能看到尸体。一个姑娘不满17岁，苗条而可爱，躺在潮湿的泥土中，她的嘴唇呈现死者特有的青紫，眼睛还在睁着，冷雨洒在她的身上。人们把路边的树皮剥掉和捣碎充饥，小贩卖树叶子一元钱一把。一只狗在土堆上刨，暴露出了人的尸体。人形鬼貌的饥民跳进腐臭的池塘，吃水中那些绿色的污垢淤泥。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策马前行，第三天傍晚到达郑州。暮色四合时，细碎粉末状的雪开始落下来，有次我们的马在田野上失蹄，为了避免踏到两个并排躺在黑暗中的人，他们正在绝境中大声哭嚎。我们进了城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积雪消除了我们的马蹄声。

当我们早晨醒来时，整个城市如同一座白色坟场，居住着灰色的鬼魂。死亡主宰着郑州——这里是大饥荒的中心。战前这里有12万人口，如今已经不足4万。这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抢掠过，占领过，因此像所有前线城市一样处于半摧毁状态中。瓦砾沿着水沟堆积，那些没有屋顶的高大建筑向天空洞开。白雪覆盖了瓦砾和废墟，也息掉一切声音。我们站在主要街道的起点放眼远望废弃的道路，视线所及看不到任何活物，偶尔有人哆哆嗦嗦从一个门里蹒跚而出，破衣裳在风中飘动。那些看到我们的人会围拢过来，恳求地伸出他们的手，他们喊道，“可怜可怜”，直到我们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

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令我们困惑。一个男人沿街边推着沉重的独轮车，上面横放着一个人，这个一动不动的形体穿着蓝色破衣裳，赤脚上长满了疙瘩，他微微抖动好像还活着，但脑袋的摇晃只是对坎坷路面的反应。有些人躺在水沟里，我们推推其中的一两个，确认是否真的已经死去。当一个人稍稍动弹了一下，我们连忙把一张大面额钞票塞到他手里。他麻木的指头握住钱，但这只是反射性动作。手指随后慢慢伸直，这张钱在他摊开的手掌上颤动。另一个人在呻吟中倒下，我们摇晃着他，试图把他唤醒。然后我们转向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她怀里紧抱着一个婴儿，我们请求她帮助我们把这个男人送到难民营，并且给了她一张钞票来表达我们的恳求。当她弯下腰的时候，孩子从她怀里掉到雪地上并可怜地大哭起来。我们目送她们离开，一共三个人，走向难民营。陪同我们的天主教神父说过，“至少让他们死去时像一个人”。

我们从共同掌管美国救济金的新教徒传教士和天主教神父那里听说灾民的故事。身强力壮的最先外逃，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还有少数倔强的人留下来看守自己的春麦，它们眼看收成在望了。人们剥掉榆树的皮，磨碎后当食物吃。有人拔出新麦的根充饥。有的村庄靠捣碎花生壳和垃圾来果腹。路旁能看到难民疯狂地往嘴里塞土来填充肚子。教会医院人满为患，他们因为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饱受肠道梗阻之苦。

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记录了危机的早期阶段。当灾难在秋天开始降临时，饥饿农民中的暴民，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强行闯入富裕人家，洗劫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他们冲进良田抢夺待收的庄稼。有些案例中，饿火烧掉了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两个饿疯了的农民把自己的六个孩子捆在树上，为了出去寻找食物时不让他们跟在身后。当母亲、婴儿和大些的两个孩子组成的一家人在长期跋涉寻找食物中筋疲力尽时，母亲坐下来给婴儿喂奶，叫大些的孩子到下一个村庄找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婴儿仍在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吸吮着奶头。一对父母狂躁发作时宁可杀死两个孩子，而不愿听到他们索要东西吃的哭喊。有些家庭卖掉所有的东西换来一顿饱餐，然后一起自杀。武装袭击和抢劫在整个乡村十分盛行。教会尽一切力量收养路旁的流浪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去做，如果公布教会关心饥饿孩子的消息，他们将会立即被丢弃的孤儿挤破大门。

春天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社会中更有活力、不安于现状的部分人已经逃亡到西部，那里有粮食吃。留下的人在绝望中耗着，他们最少有暴力倾向。现在教会已经报告，说形势恶化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一位医生告诉我们，有个母亲被指控把孩子煮了吃，但她没有谋杀婴儿，因为她坚持说是孩子先死了，她才拿来烹煮。另一个女人被指控割掉死去丈夫的腿吃肉，同样，她有正当的理由，因为男人已经先死了。山区还有更残酷的传闻，饥民在偏僻的路上杀人后吃他们的肉。其中有多少仅仅是恐怖的传说，有多少真实成分，我们无从判断。但我们听到同样的传闻太频繁，发生的地区太广泛，以致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河南人类已经开始吃掉他们自己的同类。

河南本是一个富饶的省份，战前养育3000万人口，他们竭尽全力耕作在肥力流失的土地上，把它逼近了马尔萨斯极限。春小麦是主要作物，农民们在晚秋播种，5月中旬收割。次要的庄稼是小米和玉米，在麦收后立即播种，秋天收割。1940年和1941年庄稼歉收，正常的储备荡然无存。1942年春小麦因天旱而绝收。政府却按照往年比例对春小麦征税，在粮食短缺的季节，这意味着收走了全部的庄稼。省政府官员乐观地确信天终归会下雨，并且带给农民足够的小米和玉米填饱他们的肚子。但雨没有降下。1942年整个夏季，老天完全无雨。粮食在秸秆上枯焦。到了秋天，全省已经一贫如洗了。

对于西方，由于庞大的现代通讯系统和世界经济的到来，人们已经把饥荒的含义忘记了几十年。但在东方，千百万人仍然靠其生长之处一天步行距离内出产什么而吃饭。饥荒仍然是对生命循环不断的威胁。救灾只有两条路可走，它们都很简单，但都要求重大决策和迅速执行。一条是以最快速度把大批粮食运进灾区，一条是以最快速度把大批灾民运出灾区。预知灾荒不需要更大的智慧，如果天不下雨，就不会有收成，如果庄稼没有收成，人就要死去。

中国政府未能预见灾荒，当它来临时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早在10月，灾区形势的报告就送到了重庆。11月两个政府检察官沿着主要汽车公路访问河南，返回后说危机是令人绝望的，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中央政府对此未加重视，仅以拨出2亿元纸币的救济款和授权省政府减少征税打发此事。重庆银行把大捆大捆的纸币装上卡车并派遣一个护卫队北上，运载着纸币，而不是粮食，驶向受灾地区。试图通过残破的、多山的交通体系，把大吨位的粮食从华中运到华北的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然而只要跨过河南省界就是陕西省，那里的粮食储备绰绰有余。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应该从陕西省安排粮食紧急运往邻省河南防止灾难。但损害陕西援助河南会打乱权力的微妙平衡，而对于政府功能来说这才是最要紧的。粮食还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战区司令不准许。

救灾款陆续运到了河南，但我们3月份抵达那里的时候，2亿元拨款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即使这些钱也处理得很糟糕。它被挪到地方银行账户上生利息，而政府官员则辩论和争吵着该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钱。在有些地方，当款项分配到饥荒的农村时，地方政府已经从收到的总数中扣除了农民当年应缴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也从救灾款中切下一块作为利润。中央政府发下的救济款面额为法币100元，因为1磅小麦售价为16～18元，但地方的囤积者卖粮时拒绝接受大面额钞票，农民要买粮食只能将他们的钱换成5元和10元面值的钞票。而他们只能通过国家银行把大票子兑换成小票子，又要损失17%的折扣。河南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粮食。直到3月份，政府提供了大约1万袋大米和2万袋杂粮。对于从秋季开始便陷于饥饿的1000万灾民，平均每人几乎只摊到1磅。

愚蠢无能和效率低下是救灾工作的特色。但可怕的悲剧是加入了地方政府行为后进一步造成的人祸。农民们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在死去，他们死在道路边，死在荒山中，死在车站旁，死在他们的泥屋里，死在田野上。当他们死去的时候，政府继续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最后一盎司粮食作为税收。农民必须缴纳的土地税钱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从他身上征集的基本税是粮食税，按照所有收成的百分比缴纳，尽管重庆有动听的减免文告，军队和地方政府仍然巧立各种名目，梦寐以求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一个又一个县政府要求农民缴纳粮食税的实际征税标的，超过了他地里的产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通融。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只能被迫把最后一袋种子粮交到收税官办公室。虚弱得几乎行走不动的农民，还要为军队的马匹筹措草料，而草料的营养远胜过他们吃进自己嘴里的垃圾。交不出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卖掉自己的牲口，自己的家具，乃至自己的土地去筹钱买粮食来交足税额。所有不幸中最令人发指的恶行之一，是土地投机买卖之风盛行。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吏，军官，和仍旧拥有粮食的富有地主，都以罪恶的低价忙着购买农民祖辈留下的土地。集中和剥夺比肩同行，和灾害的烈度成正比例。

按照我们的标准，政府官员谈不上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他们的餐桌上冒着白面馒头和新鲜肉类的热气。国民党机构最低的职员能拿到税后平均每天4磅小麦。当我们返回重庆说起这里发生的事时，所有这一切被拒绝接受。聪明人告诉我们，外国人在中国有多么容易受骗，甚至当我们在河南省主席舒适的办公室里访问他时，他说我们是夸大其辞。“为什么？”他说，只有富户才缴纳全额税金，我们在穷人那里征收的只不过是地里生长的。实际征税过程中的残忍和野蛮是惨绝人寰的，而与横征暴敛同时发生的贪污腐败则更加可怕。收缴粮食的军官和地方官员，把征税视为他们正当的薪金补充和掠夺特权。每个月，当公职人员的俸禄发放完毕后，多余的粮食将被高级官员分掉，拿到市场出售并中饱私囊。这些非法倒卖的税收粮食，说实在的，是抵达市场的主要粮食来源。而那些操纵市场的黑手大佬则把价格抬到了天上。甚至美国救灾机构，靠美国的钱财运作，也被迫恳求军官们，以便获得购买他们私人囤积粮食的权力再返回给农民。而这些粮食恰恰是从这些农民身上敲诈走的。出售粮食的官吏丝毫不会因为人道主义原因在价格上让步，按照兑汇比例和当时河南灾区的价格，救灾款在美国能买60蒲式耳①[5]小麦，而在中国只能买到1蒲式耳。

这些事实汇集在一起，并非通过报章，而是通过农民的口述。我们曾试图和一些农民交谈。一天夜里，当我们在一处军营指挥部时，一群中年男人求见，声称他们代表社区。他们开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和一份报告，希望我们呈送到重庆。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材料一式两份。报告说县里共有15万人口，11万人已经完全没有东西可吃。大约每天饿死700人。另外700人在逃亡路上。政府从饥荒开始一共运来了1万磅麸皮救灾。我们和这群人的头儿闲谈，他有土地吗？是的，20亩（1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他能收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情况如何？每亩13磅。

司令官，几个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很关注地倾听。司令官突然大发雷霆，把那人叫到身边，我们能听到他用高声的耳语训斥这个农民。农民转过身来对我们说是他弄错了，关于税收，只不过每亩5磅。司令官要求我们还回农民交给我们的手写报告，我们退还了一份，但司令官坚持必须把两份都交回来。我们环顾四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能见到那位老人在发抖。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后，我们所有的罪过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我们也为自己的安全而害怕，我们交出了报告。

自此以后，当我们和百姓谈话时，尽最大可能避免有官员在场。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总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恳求：停止征税。我们能够忍受饥荒，但我们无法忍受征税。我们可以靠着吃树皮和花生壳活下去，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和一位地区长官交谈，他下令按照40万磅的粮食产量作为一年的征税数额，但他的地区粮食总产量只有35万磅。他将从哪里补足其余部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我们见到一个人，吃着可怕的荞麦壳、树叶和榆树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里收了500磅麦子，政府全部拿走后还认定没交够税，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牛和驴来补足差额。

坐在马背上穿过原野，两个星期的旅行中我们每天同农民和小官员交谈。雪在我们的旅行中降落下来滋润着大地，下一季春麦长得又高又绿，它以未来两个月后就有粮食的承诺嘲弄着农民。“是的，确实不错。”一个老人说，“可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吃到它？”

我仍然保存着一份菜单，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郑州官员设宴送别我们。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藕片、胡椒鸡、牛肉、荸荠。我们还吃到了春卷、热烧饼、大米饭、豆腐和鱼。我们还有两个汤，三个霜糖饼。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也最厌恶的宴席。

我们以访谈内容和我们认为最可信的数字为基础，用粗糙的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又称经验法则）作出了估计。3000万河南人中，大约两百万到三百万人逃离了这个省，另外两百万到三百万人已经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是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我们返回重庆时心中充满了悲愤。温馨祥和的首都是太平盛世，按官方的说法税收已经减免了，尽管农民有着相反的证词。死人的事是谎言，狗从黄土中刨出尸体吃纯属我们想象中的虚构。我们深知这里聚集着仇恨，像死亡本身一样冷峻和刻骨，埋藏在河南人民胸中。他们政府的敲骨吸髓，已将他们的忠诚彻底掏空而荡然无存。但重庆却无人相信，直到第二年日本人对整个篇章写下了历史性的结局。

1944年春，日本决定对河南省实行大扫荡，为他们向华南发动更大攻势作准备。中国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守将是一位目光锐利的人物名叫蒋鼎文。蒋已经在河南担任数年指挥官。他取得职位后采取的最早措施之一，便是试图通过挖一条护城河加强他的带有城墙的省会洛阳，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战略主张。他逮捕在这个地区可能发现的每一个共产分子和嫌疑共产分子。他在省里最大的名望，是恫吓他的部队占领地区的文官政府。他曾经威逼河南省主席进行惶恐的合作，参与剥夺农民最后存粮的计划。河南真正的指挥官是蒋鼎文名义上的副手汤恩伯将军，汤无论在军队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他的上司。他是个相对有趣的人，彬彬有礼，富有幽默感，活力充沛，并且尽了最大努力，在不触犯他所深陷的军队体系的前提下，去疏解灾民的怨气。但因为他是河南真正的实权派，农民和市民宁可把他而不是把蒋鼎文视为灾难的真正制造者。他们口头流传着深刻而苦涩的诅咒，他们戏谑地说，“河南有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在他们中间，汤和蒋鼎文统帅着50万军队。

日军在他们的攻势中动用了大约6万人。他们在4月中旬发起冲击，像快刀切黄油一样切入中国的防线。汤恩伯在敌人进攻时逃离了他在战场上的指挥部，他再也没有回来指挥作战。日本500人的队伍夺下了中国几千人把守的关隘。有个中国司令部的人员让敌军见了大感惊讶，当时他们还在太阳底下打篮球玩。那些在饥荒中祸害农民的部队经过几年的散漫，自身痼疾难返，士气低落，他们缺乏训练，枪械不整，弹药缺乏。面对进攻一触即溃。中国的指挥部消失了，它无法控制局面。中国的第12军和13军溃逃时自相残杀。在战区的省会洛阳，恐惧攫住了司令部上下人员，大约有700～800辆军用卡车，破旧程度不一，由河南军队支配。估计有100辆用于运送救兵，支撑崩溃的前线，剩下的被官员们用来转移私人财产。这些官员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亲戚平时都衣食丰厚，现在他们的行李、整屋的家具，连同他们的钱财一起搬上军用卡车，仓皇逃回安全的后方西安。为了补充既为前线服务又为他们私人服务的供应体系，军队开始征用农民的耕牛。河南是小麦之乡，农民的主要资本是耕牛。把耕牛抢走变成军用运输牛队是无法容忍的。

农民们已经等待这一时刻到来很久了。他们遭受了太长时间的饥荒和军队掠夺。现在他们回过身来，用鸟枪、刀和叉子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直到后来把整个整个连队缴械。在大约几周的战役中，估计有5万中国军队士兵被他们自己的同胞缴械。如果中国军队能坚持3个月，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个国家的乡下处处武装叛乱时，抗战是没有任何希望的。3个月内日军夺取了他们全部的目标。他们把通往南方的铁路控制在手中，30万中国军队从此不复存在了。

河南大饥荒：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①[6]

（美）白修德

赵致真 译

是河南的大饥荒，使我的立场从站在陈纳德一面转而变为站在了史迪威一面②[7]。尽管在当时，我已经看到了史迪威的使命是如何毫无希望，并且他将会如何走向穷途末路。此外，大灾荒立刻使我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大灾荒发生在1943年③[8]冬天。

灾荒的现场河南，是一个面积和密苏里州相若的省份，但却居住着3200万农民，他们靠种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和棉花为生。河南并非一个像地处山区的山西那样落后的省份，也不像江苏那样西方化的沿海省份，它是一个大好的平原，像爱荷华州那样坦荡无垠，不过土质不似爱荷华州大草原那样肥美的黑土地，而是酥松的黄土，容易得到雨水滋润和肥料滋养。但如果久旱不雨，则会收成无望，使农民们死于饥荒。1942年是大旱之年，到了1943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灾荒在中国历史上是来去频仍的。它们就像地震、飓风和王朝更迭一样。人们常常用灾荒来标记家族的历史。但我却并不真的知道什么是灾荒，更不知道1943年河南大灾是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但它听上去似乎是个值得报道的故事。

因此，在1943年2月底，我再次飞赴华北（和我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并获准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一处豁口。这个豁口是黄河和铁路交会的枢纽。盘踞黄河北岸的日军炮兵隔三差五地炮击南岸的铁道，挡住灾民外逃的出路，而这里是河南最主要的通道和门户。

在我们过夜的豁口火车站，弥漫着屎尿和尸体发出的恶臭。周围几英亩都是拥挤不堪的农民。他们大冬天里胡乱包裹着身体躺在地上，等待着下一趟火车能将他们送往东边，送往能够乞食的大后方。他们有的裹在毯子里，有的盖着破被褥。许多人用手巾包着头御寒，偶然还能看见戴着毛皮帽子的，将护耳低低地放下。他们都是换了自己最好的衣裳逃亡出来的。中年妇女们穿着她们按照传统风俗结婚时的嫁衣，红红绿绿的，上面沾满了斑斑污迹，在难民丛中十分显眼。他们逃出来时都尽量带上了能带的最好的东西，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了，或者和卖食物的摊贩讨价还价。随风箱的节奏吐着蓝色火苗的木炭炉子上正烹煮着米饭或肉类，孩子在哭嚎，但无人瞅睬，哪怕是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所抱着的孩子。巡逻士兵驱赶着群氓般的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在夜间到来时一拥而上。

次日早晨，一个靠把手操纵的巡道车已经为我们准备停当。日本军队只炮击真正的火车，每夜3次驶往隘口的难民列车。而这种巡道车，靠两个士兵各站在摇把手柄的一侧操作，对于日军炮兵来说，即使是白天里目标也太小了。这样，我裹着一件军大衣，迎着冷风坐在四面敞开的巡道车上，一天行驶了30英里。简直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然而我检阅的却是一场大灾荒。

当然会遇到很多血迹。但血迹并不是大灾荒的典型标记。这些血迹来自难民列车上坠落的死伤者。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而从平板车皮上或闷罐车顶子上坠落下来。所见到的第一个人，躺在铁路上，还活着，不停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切断，枯瘦的骨头像白色的玉米秆般突出来。他一定是掉在车轮底下了。接着见到另一个人，也还活着，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强令摇车的士兵停下来，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只有给这个人一点磺胺、水和钱，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医生。

血迹，如我所说的，并非我最大的哀伤。真正的哀伤在于，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眼前看到的一切。在一场大灾中，除了大自然并无别的谋杀者，死去的人们身上并没有伤痕。自然本身成了敌人。只有政府能够从自然的暴虐中拯救人民，而我一开始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有一种独轮车，上面堆满了一家的全部家当。父亲推车，母亲拉车，孩子们随车而行。有时候独轮车的两根车把之间，悬挂着一个婴儿吊袋。孩子从袋里睁着乌黑的眼睛，向外面的冬天张望。有时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像印第安人习惯的那样。小脚老太婆们艰难地蹒跚着，有些年轻人背着年迈的母亲。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有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有人则像马克·吐温小说中的哈克·费恩那样，把自己的东西用一根棍子挑在肩头。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当我到达河南省会洛阳①[9]时，被所见到的景象惊呆了。夜幕中的火车站，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还听到大声咒骂那些爬车顶的人们。父亲死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他们想攀上去后乘着黑夜逃出隘口。同样的，到处弥漫着尿臭和尸臭。然后，我们经过荒弃萧索的街道去天主教堂。

教堂的主人是托马斯·梅根主教，来自爱荷华州额尔多拉。他敦实、乐观、强健，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和美国人。两星期后我又发现，他不仅是个好人，而且办事效率很高，是我和基督教徒们联系的牵线人。据我所知，基督教会是这里和理性世界连接的唯一纽带。教会之间为传播他们的福音彼此曾有竞争，但深藏在福音中的教义却都是仁慈善良。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美国人加入欧洲人的行列，天主教和新教徒携手共事，梅根是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而两个意大利天主教，弗拉特尼利神父和丹尼尔利医生则是他在郑州的联络人。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战场互相厮杀，但在河南，他们为共同的慈善事业团结在一起。在郑州，当一个意大利天主教会和灾荒进行着绝望的斗争时，美国原教旨教派的阿希佛斯先生参加了他们的工作。

外界的一切赈灾都通过教会。一路上，我们遇到的这些机构都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都有被遗弃的婴儿，只好收进临时的孤儿院。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时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当一个白人走在街上，就成了希望的唯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嚎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这一地区那些为数不多、挺身站出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了灾荒和理性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珍爱生命的理性。

他们的人品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们的徒劳也同样无可置疑。打从恺撒和基督把自己的信条传递给西方文明，政府便一直建立在秩序和仁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秩序为基础，基督教希望推行的慈善将会是枉费心机。

和梅根一起，我们在二三月的料峭寒风中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他策马走在前头，唱着圣歌，并且每天早晨教我用拉丁文祈祷。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①[10]。在路上，为了振作精神，梅根教我如何为死者唱安魂曲。“主啊”，他先开始唱，我如果跟着学得还正确，他就教我下一句，“请赐予彼永恒的安息”，接着再往下。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他的马在前面领路，我的马随后紧跟，我们挽歌的应答就是对所见一切的深深悼念。

对当时所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乱的笔记坚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那是几具死尸。第一个，出了洛阳不到一小时便遇见了，躺在雪地中，死去已经有一两天，脸变得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看上去还正年轻，雪盖住了她的眼睛。她将会无人收葬地躺在这里，直到鸟或者狗把她的遗骸吃光。而狗也在沿路逡巡，返回了它们狼的天性，显得十分狡猾，吃得膘肥体壮。我们停下来想拍一张野狗从沙堆里扒出死尸来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被吃了一半，但野狗转眼就把头骨啃光了。半数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剩下的遭到抢掠。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在这样的村庄里，能听到一点声音或者看到一个人影都是让人惊讶的。一个老人步履踉跄地踽踽独行着，或许，另一个村子里，两个女人在尖叫着互相对骂，旁边空无一人。如果是在往常，早会围满了人看热闹。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她们还争吵什么呢？路上还能看到另一幕，人们在用刀子，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全被剥光了树皮，因为人们可以把榆皮磨成面来吃。（白注：一场大灾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成了能吃的，都能被磨成面，吞咽下去转化为身体的能量。但到底要吃哪些迄今为止不能吃的东西，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激发出想象力的。显然，榆树皮，还有麦秸、谷壳、干了的草根和水藻，都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而农民们此时正试图把一切活的东西都晒干磨碎后做饼子吃。洛阳的天主教堂医生给我看过一份消化道梗阻病人呕吐不止的记载，那是一个因为吃了无法被身体消化的东西又不能动手术的农民，被抬到医院治疗后留下的病历。棉籽饼，在所有不适合吃的东西中算是最有营养的，但却会引起肠道梗阻和肠功能综合征。）这些树将会因此而死去，然后砍伐掉当柴火烧。也许全中国的树木都是以这种方式遭到砍伐的。

中央政府的汤恩伯将军办了孤儿院，那里散发的恶臭气味一直污染着我的记忆。汤恩伯本是个能干的人，开头两年，1937—1939年，他的仗也打得很不错，他痛恨日军，尽忠职守，他的战区不断扩大的防线沿着难民区和敌占区展开。我想，汤是个好人。他命令手下的每个官员都必须在驻地领养一个难民家的孤儿，所有士兵的饷粮每月扣除一磅捐献给灾民。同时，他下令开办这所孤儿院。我也应邀去作了访问，我从来没有闻到过比这里更难闻的气味。甚至陪同的官员也无法忍受，不得不用手帕掩住口鼻，并不断向我道歉。这里收容的都是弃婴，四个孩子塞在一个婴儿床上，个子大些塞不进的就径直放在麦草上。我不记得是拿什么东西在喂这些孩子了，只知道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呕吐物和粪便的臭气。他们有谁一旦死去，就会马上被清除掉。

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而我所耳闻的关于吃人肉的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我从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有人吃人肉，看来却是不容置疑的。通常的辩解会说，被吃的人肉是从死者的身上取来的。一桩接一桩被报道的案例都重复着这种辩解。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位母亲将她两岁的孩子煮着吃了。另一起案例中，有位父亲被指控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他为自己辩护说，孩子是已经饿死在先。有个村子里出了一起恶性案件，军队方面肯定地说，有个农民宣称收养贫家孩子，一个农民家里八岁男孩受骗上当，结果失踪了。调查发现，这个农民的小屋中有一只大瓦罐，里面装着孩子的骨头。剩下的问题是，究竟是孩子死了以后才被吃掉，还是被谋杀以后吃掉的。在村中停留的短短两小时里，我们无法判断这件事的真伪善恶，每个人都可能在说谎，我们只好继续前行。

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越来越变得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诚然，让人悲痛的事情太多太多，但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当你迎着村头路上横躺竖卧的乞丐群骑马走过时，往往是件严重而危险的事。如果你停下来，人们会把你的马撕成碎片后吃掉。然后你只能和这些饥民一起徒步行走了。所以，我学会了要快马加鞭驰过任何人群，有时抽打那些伸过来的手，有时扔一把花生或干柿饼，来换取安全通行，有时则向空中撒一叠法币引诱他们去争抢。当我后来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发现其中生动形象和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

郑州是大灾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所在地。当我们到达郑州时，天下着大雪。是一种雪粉，层层洒落在教会院子里躺满着的饥民们身上。第二天，大雪仍然下着，我们也继续在城内步行视察。战前的郑州城有12万居民，现在它的人口已经下降到只有3万多。每天的死亡人数统计都在150～180人之间。这些剩下的人焦躁不安地在街上游动，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或凄声地哭号，或沉默地蹒跚，有时简直很难分清楚和死人有什么区别。一辆独轮车从雪地里推过来，上面载着的人随着小车的颠簸而摇晃着，但认真一看就会发现，那人的手腿摆动都是机械和僵硬的，原来是一具被运走的死尸。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水沟边，弗赖特奈里神父摇了他一下看看是否还活着，这个埋在雪里的人则动弹了一下还咕哝了一声，我们把几张纸币塞在他手里，他发僵的手指弯曲了一下又松开了。我们把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站不住，这样我们倒没法走掉了。一个女人抱着啼哭的孩子从这里经过，我们花钱请她帮忙把这个男人送到教会去，让他也可以躺在院子里并得到食物。这个女人便尽力去帮他，结果孩子摔到了地上，然后，她再把孩子抱起来，搀扶着这个歪歪倒倒的男人，茫然地往教会方向走去。

此时我们来到赈济点，传教士们正在分发赈粮，食物是一袋袋的谷糠。凭着有效的票证，难民每天可以得到足额的6盎司谷糠，直到下一次发放。但显而易见的，并没有足够的谷糠供给排着长队的人，我们在预料中的骚乱尚未到来之前就赶忙离开了这里。

从此以后，我开始尽量用头脑，而不是用感情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慢慢就清楚了。整个因果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足以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以至带来黄河改道。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因此，土地没有生产出应有的小麦和谷子。从这一点上来说，人也只能是有罪过的。无论他们为什么目的去努力或为什么目的而没能做到。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自从光绪时期最严重的1893年大旱以来，只要政府有所作为，死亡都应该可以避免。而这种死亡可以说是人为的。

一夜又一夜，我在和地方官员交谈后奋笔疾书，就像今天美国的政治民意调查家在写他的材料。唯一的结论是，中国的所谓政府让这些百姓去死，或者说任他们在饥荒中死去而置之不理。政府正在和日本兵作战，他们靠严酷的征税来维持战争。但自从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发行的纸币时，他的军队便奉命以粮食和其他实物征税。（“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的产量更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一空，又无法从丰产地区调运来粮食，于是只好不顾农民活命的需要。

我开始按照“最低充分数据”法，从技术角度，来汇编统计资料，向所有愿意交谈的农民了解一亩地能产出多少麦子。一亩地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我就问农民一亩地能打多少粮，8磅？12磅？20磅？而军队的税收，我发现，常常相当于所有庄稼的收成，有时候还要更高，高过土地的产量。农民们往往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换成现钱来补齐税额。除此之外，农民还奉命要为路过的军队喂马匹。虽然我听说农民经常撒谎来欺骗当官的，但是，一个本地的官员却这样为他的农民辩白：“据我所知，农民们自己已经都在吃草，却要叫他们拿出粮食来喂马，这实在难以办到。”除此之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来保证他一家的生活，不管人口多少。而在军队里，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卖掉它们中饱私囊。而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赈济灾民。

有一个夜晚，我待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农村的官吏请求进来见一见外国人。屋子里生着取暖的炭火，点着蜡烛，地方官们手上拿着一叠请愿书，要求我们带回重庆转呈给蒋介石。其中他们算了一笔账，这个地区只能生产多少东西，却要交多少税。他们县里共有15万人口，其中11万人根本没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700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是的。问他有多少？回答说20亩。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每亩15磅。他要交多少税？每亩13磅。这时候，一旁的军队司令官勃然大怒，冲着地方官又吼又叫。地方官便把送给我们的请愿书的复本递交一份给司令官。司令官把请愿书揣进口袋，然后要求我们把手中的那一份交出来，我不同意，他坚持必须交。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尴尬难堪的时刻，最后，我交出了那份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把我们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我们将无处可去。再说如果我们拒绝，他就会在我们离开后，把怒气撒在这些地方小官身上。

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汇集到一起的资料显示，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存活着。还有一些边缘的县份，也不断有人们死去。根据所看到的情景以及地方官员报告的死亡人数来推断，我们估计有200万～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但庞大的数字很快变成了统计资料而被遗忘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算出的这些数字，也不是我们在探究这场灾难时的冷漠麻木，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却不能停留。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大爱，如果无望的生活注定只能以悲剧方式终结的话，在这寒冷的、被漠视和遗忘的世界，他们即使已经倒在了冰雪覆盖的荒野里，也要怀抱着自己的爱人，彼此至死忠诚不渝。

《前锋报》1943年3月23日刊登的“烹子短讯”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毫无秩序。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此举不是无知的便是伪善，因为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而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1943年收成，此时还看不见影子。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元，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的。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但也有些将领把部队的给养削减一半，像汤恩伯，还在军中建立了孤儿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后羞愧难当而潸然泪下。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每亩能生产20～30磅小麦的土地，可以并且正在用16～18磅小麦价格的现款买到手。

人们如果还能保持一点理性的话，仅仅是由于还能认同这里那里的个别官员、职员和领导人，他们还在毫无希望地尝试着扭转局面。在郑州，有个官员发给难民家庭一个上面盖了红色印章的小布块，说这是通行证，如果能走到铁路终点的话，就可以凭着此证免费乘坐火车往东边逃难，但他却无力随通行证一起发给难民一些食物。即使其中最好的人也变得残忍了，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只要共产主义理念能承诺他的政府施以任何仁政，那么，就和我成长于其中的仁慈、自由理念毫不冲突。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仅仅几百英里之遥，但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元法币进行救援。

《时代》周刊报道宋美龄的美国之行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耐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于是，河南大饥荒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心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杂志上，接着传遍了整个美国。蒋介石夫人此时正在美国访问，这个报道使她非常恼火，她要求我的上司亨利·卢斯开除我，但遭到卢斯拒绝，为此我很敬重他。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争论，那是后来的事情。

在重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我和电报局的共产党串通，偷偷送出了消息。我曾经通过军队情报系统给史迪威将军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还给中国的国防部长呈递过报告（他坦率地告诉我，要么是我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在对我撒谎）。我向毫无实权的中国司法部长求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那位四川省的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这样对我说。

我们花了5天时间，还是通过备受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才和蒋介石联系上。宋庆龄在家族的排序中，是蒋介石夫人的二姐，她坚持一定要让这个大独裁者接见我。孙逸仙夫人是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却在革命生涯的磨砺中变得非常坚强。她安排好了约见，又在最后时刻给我一张便条。“我听说，”她写道，“他（蒋）刚刚作过一次枯燥沉闷的长途视察回来，心情非常烦乱，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我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

他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说他已经下令免除灾区的税收。我引述了农民的话，他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们看见外国人，把什么话都说了。”他显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

我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的事让我的汇报有突破性成效。他说，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他说这不可能。这一下他被我抓住了。我早料到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所以叫哈里森·福尔曼陪我一起来，因为他拍了许多大灾的照片。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他又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并且还想知道更多的名字。他要求我们写一个完整的报告，不要漏掉每一个名字。然后，他以一种淡漠的神情，似乎在对自己重述一件什么事地说，他已经告诉过部队要和老百姓分享粮食。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从被领进来到被送出去，我大约总共待了20多分钟。

1943年11月，蒋介石（左一）与罗斯福（左二）丘吉尔（左三）在开罗会议合影

确实有人受到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但靠着美国新闻传媒的力量，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我收到梅根神父写来的一封信，现照录于此，以证明新闻的力量：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上述四点措施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它更证实了我从前的观点，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说，《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和《幸运长寿》杂志有更大的力量。平静了！实在太好了！……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有人在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缅怀你，但也有人恨得牙痒痒的。他们当然都有各自的理由。

直到战争结束，除了招待会上以外，我没有再见到过蒋介石。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陈兆新

1942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参议、河南省赴重庆呼吁救济代表杨一峰在郑州对各报记者说：“河南灾情（指1942年河南大饥荒）为60年来所未有。”

1943年春，民政厅长方策在视察河南灾情后于新郑县发表谈话：“河南灾情以郑州专区最重；其中以郑县，荥阳，广武，汜水特重。”

赤地千里，路有死骨，救灾事宜，急如星火。国民党政府虽然从外地运来一些粮食，怎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之灾情日益严重，难于收拾。这时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为了粉饰太平，也随之封锁有关河南灾情的消息，不准报道。当时笔者任郑州《国民报》（后迁新郑）主编，对这一情况屡有见闻，现谨就记忆所及，记述于后：

众所周知，《大公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但由于1943年2月间刊载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纸醉金迷，报道了中原大地野有饿殍，路有死骨的悲惨情景，竟被罚停刊三日。一时舆论大哗。

事隔不久，笔者由新郑赴汜水，一路上亲眼看到公路旁倒毙的灾民尸体，所有树皮全被剥光，惨不忍睹，当即写了一篇题为《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的报道，寄洛阳《行都日报》发表。不料该报刊出后，于次早发售时被洛阳新闻检查处发觉，勒令停止发售，并罚该报停刊三日，引起群众极度不满。

1943年3月间，《泰晤士报》记者富曼①[11]、白修德（均美国籍）二人亲临河南采访。路过荥阳时，县长张金印向富、白二人提供了一些荥阳县的灾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对张不满，据说曾予以申斥。

当这两位记者带着翻译（某教会的梅神甫）（编者注：即白修德回忆录中所指的托马斯·梅根主教。）到达新郑时，郑州专员王光临率县长及县内绅士等五六人迎接（当时郑州专署驻新郑），只见富曼个子非常高，白修德身材矮小，（富曼）脖子里挂着一个很大的照相机。他俩在新郑问了一些灾荒情况，就匆匆离去。事后得知，这两位记者离开新郑没有多久，就被重庆中宣部长董显光派员截回，请他们到“新赣南”采访去了。

“新赣南”指江西赣州。当时蒋经国在那里当专员，办有《正气日报》，宣传蒋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等口号；并鼓吹“爱”、“美”、“笑”等唯心主义的人生哲学，当时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

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盟友，为什么不让这两位记者在河南采访呢？原来这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呼吁贷款，据说她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恰好美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富曼和白修德写的河南灾区访问记，她认为大大丢了她的脸，把脸都气白了，立刻打电报回来，所以董显光就慌忙派人把富曼和白修德截回去了。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封锁当时有关河南灾情的报道是徒劳的。笔者就亲眼看到郑州一位印刷厂经理从洛阳带回来好几张上述被查禁的那天的《行都日报》，并争相传阅。纸里包不住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这种拙劣行径，只能给自己脸上抹灰，越抹越黑，欲盖弥彰。

（本篇原名《国民党统治下的新闻封锁与真假报道》，原载于《荥阳文史资料》第5辑（2004年），本文为节录。）

陈兆新（1918—2003）：河南荥阳人，省立开封师范毕业，曾任郑州专署《国民报》编辑主任、郑州专署秘书、视察等职。1943年初曾以“照心”为笔名，在洛阳《行都日报》发表通讯《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一文，存目待查。新中国成立后为“民革”成员，在荥阳县地名办公室工作。

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引 言

《大公报》是中国国内一家历史悠久的民营大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抗战以来，迁往重庆。《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长期坚持“文人论政”的传统，以坚持新闻真实性和对时政发表独立见解著称。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新闻检查格外森严。1943年2月初，《大公报》因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与社长王芸生的社评，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罚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他文笔犀利，正直敢言。中学时代，就在报上发表文章，鞭挞“逃跑将军”汤玉麟。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1938年春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并参加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读政治系，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洛阳，又见火车站难民山积，洛阳街头，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他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等县，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在叶县，他住在城内一个寺庙里，详细观察灾情，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由社长王芸生所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由张高峰通讯所描写的灾民纳粮的惨景，产生联想，竟将河南各县政府逼灾民纳粮的官员与杜甫诗歌中穷凶极恶的“石壕吏”相比，这一讽刺实在辛辣！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叹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国民政府的限价令，是从1943年1月15日在全国的国统区开始执行的。到王芸生写社评的时候，已实行有半个月。重庆实行限价后的情况怎样呢？从这篇社评中看，也是黑市盛行，物价越限越高，即使对不法商人“军法从事”也不能控制住物价。王芸生说，“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好……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

重庆市民抢购《大公报》

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集中着许多达官显贵。当时正值春节临近，“虽在限价令下，百物跳涨”，但奇怪的是，不管物价涨到多高，总有一些人满不在乎，照买不误。有感于河南的灾情，王芸生引用了国民政府在限价令中所说的一段话，即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那么，王芸生问，为什么不能去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限制富人“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去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河南灾民呢？

《大公报》的通讯和社评，笔锋犀利，打中了蒋介石政权的痛处。它们不仅揭露了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揭露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侈腐败，极其严重的贫富分化。蒋介石本身就是国家垄断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让他下令征发富人的财产救灾，这岂不是给他出难题？这就难怪蒋介石读了《大公报》，勃然大怒，竟不顾社会舆论，公然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大公报》从2月3日到5日连续停刊三日，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停刊事件”。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又以“共党嫌疑罪”遭到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的逮捕。刑讯之后，又押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改为软禁。他在河南滞留了一年多，直到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部队仓皇溃逃时，才趁机脱身，经历千难万险，回到重庆。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罚停刊的事件，在中国新闻史上成为一段佳话。2002年，在《大公报》百年庆典中，“停刊事件”被作为这家报纸不畏强权，敢说真话，表达人民心声的最为突出的史实之一，载入《大公报》百年史册。

豫灾实录

本报战地通讯员 张高峰

《大公报》1943年2月1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着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言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仅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记者在此报道一些灾情的事实。先说灾区：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有人说据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有八十余县，如果真的话，我敢大胆地说，是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纵然沦陷县份不算，也有一百县。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女子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到天灾。今春（指阴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泛各县黄河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记者去岁十二月由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车到洛阳车站，“难民登记”布告写着麻烦的登记手续，对这些不识字的农民等于无有。没有人用口头讲述，他们始终露天睡在车站上，领不到那里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则永远上不了西行的火车。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是什么车爬上去再讲，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他们就苦笑着脸退出来，因之他们父子姑媳经常被截成两伙，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他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我当然同情他，于是我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想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我的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来贿赂我，请我领着他们登车。人太多了，我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他们那种诚心的贿赂，便一人到“难民登记站”去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记者离开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区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到叶县我停下来，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这里我能更详细地观察灾情与民间痛苦。听说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氏曾到过叶县，那还是十月间的事。至于救济，老百姓说只是前些日子由某某集团军官兵缩食剩下来一点粮，每人可以分上一升麦。现在树叶吃完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到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呢？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是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两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十二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前方的治安。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二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粮缴不上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地方救灾情况怎样？省府去年八月间曾派人赴各县勘察灾情，作为请赈或救济之依据，九月初民政厅召集五六七八九各区县长，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规定了各县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各机关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斤，或纳代金五元，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杯水车薪，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晚年张高峰

由现在到明年五月间，所谓“麦口”的时候，还有五个多月，这么长的饥饿时间，怎样叫灾胞挨过？且亦非河南自己力量所能解决。捐钱来救灾，不如直截了当运粮来，给灾民一点米汤水喝。顷闻政府拟拨平粜货款一万万元，救济豫灾，这的确是可喜的消息。

有人说河南现在已见透雨，遍地绿苗，似乎说明年（指旧历）麦子丰收无问题。这种骗人自骗的说法，我们要揭破，其实明年麦收问题最大，纵然目前不落透雨，遍地麦苗也会绿色，现在尚难得看出来收成。问题是谁来春耕？逃荒的逃走了，耕牛杀绝了，耕具当柴烧了。更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往这些问题上想想。如何救济目前的灾民，当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逃走的灾民回来春耕，如何防止宰杀耕牛，也应该同时注意，明春的河南国防，问题也不容许忽略！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元月十七日于豫西叶县

张高峰（1918—1989），原名张之俊，天津芦台（今天津市宁河县）人。“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日宣传队，1938年参加了对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40年进入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3年初因报道豫灾，被汤恩伯罗织罪名逮捕关押。解放战争中写过许多反内战、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新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大公报》任记者，1963年在天津编辑工商史料，1978年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编辑。

看重庆，念中原！

《大公报》社评 王芸生

1943年2月2日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地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荒灾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①[12]，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

尽管米珠薪桂①[13]，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鸡卖到二十五元一斤，鸡蛋二元二角一枚，猪肉照限价十四元一斤，但分量不够，且搭上烂肠子、硬骨头，划算起来，比黑市还贵。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谈到限价，就这半个月来的经过情形看来，真令人思绪纷纷，不知从何说起。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弄好。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着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报载总动员会议已设立军法执行监部，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在限价令下，这半个月来，任何事业与个人都已受到正的或负的影响，我们所能说的仍是上月十五日实施限价之日所讲的几句话：“这次限价是一个试验，假使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必然将抛弃一切温和的办法，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我们为什么又重复这一段话？老实说，是因为对河南灾情有感而发，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中央社鲁山电，称已从河南征粮17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这是蒋介石政权向河南灾民口中夺粮的铁证

老年王芸生及夫人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

王芸生（1901—1980），原名王德鹏，天津静海人，出身贫苦，自幼好学，曾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1925年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主编工会的周刊，因从事反帝宣传而遭到通缉。1926年远走上海，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1929年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邀请进《大公报》，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和评论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1948年底进入华东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芸生文存》等。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 刃

《豫灾实录》的作者是先父张高峰，此次事件是他新闻生涯的重要转折，甚至影响了几十年。我自幼生活在《大公报》“圈”内，多次听《大公报》人谈论此事，并与父亲有过探讨，对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有所了解。我想我有责任记述下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张高峰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奉派由四川去河南采访时，年仅24岁，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此前，他已是青年记者学会（今中国记协前身）成员，给多家报社投稿，其中包括重庆《新华日报》。由于他在校时从事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毕业之后即被强迫离校。张高峰从四川到河南，出重庆不过几十公里，在青木关即遭逮捕，因为当局已将“黑名单”下达各地军防，扣押者怀疑他要去陕北“投共”，捕后又解回重庆验明《大公报》记者身份才重新放行。此事与后来有关联，是个伏笔。

从四川到河南需经陕西，路过西安时，张高峰就看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一个个鸠形鹄面，沿街乞讨。到达洛阳，已见一幅灾民图，一片呼救声，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在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剧。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使他把报道河南灾情，为灾民请命作为他到中原战地采访的首要任务。

从洛阳出发，到豫西、豫东及黄泛区的临汝、宝丰、叶县、西华、淮阳等地采访后，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时，改题为《豫灾实录》。多年后，张高峰曾说不满意这一改动，“因为纯客观，平淡无力。原题反映记者报道观点明确，读者一看便知河南人民没有饭吃了，这正是我写这篇通讯的目的”。此为见仁见智，补记备查而已。

通讯与社评相继见报，《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王芸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而蒋的秘书陈布雷则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由此可见一斑。

停刊三日给《大公报》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资深《大公报》记者曹世瑛回忆，当时《大公报》日销量6万份，而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日，“节省”了18万对开纸，与此同时，报社员工还得到三天休息。1943年2月3—5日，适逢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和正月初一，平时难得进城的职工正好可以采买年货。更重要的是，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被查处，都想看看报道与社评，到处去找报纸，又怕下次有事看不到，就赶到报馆营业部订阅，结果销路大增。据老《大公报》人唐炳泽回忆，停刊三日后，《大公报》发行量增至10万份。这个结果恐怕是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的。

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抓人。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逮捕并遭刑讯。但除了在他住处搜查出几本进步书籍，并无实据。豫西警备司令部不能定夺，又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适逢当地军方有张在武汉大学的同学供职，从中斡旋，而豫西司令部方面又与总部军法处素有矛盾，查无实据，只好放人。张高峰对汤恩伯说：“今天放人，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境内。”汤闻言大怒，拍案呵斥：“你这种态度就是共产党！”于是改为软禁。张高峰后来被押到临泉、界首，只能在被限制自由的条件下，向南来北往的人员了解时局，并继续向《大公报》发稿。

1944年春，日军进攻郑州、洛阳，企图打通平汉路。国民党三四十万大军仓皇应战，一触即溃。张高峰趁机脱身，西奔洛阳，找到东躲西藏的电报局，向重庆、桂林两地《大公报》发出《中原战讯》、《古都烽火》等专电，取道陕西欲返四川。在西安，冤家路窄，碰上三十一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人员，张高峰再次被捕。所幸巧遇好友严庆澍（即小说《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出面作保，才得脱身。不料，他回到重庆当晚，又被拘押，讲明身份依然不被放行，直到第二天《大公报》派人送来证明文书，张高峰总算回到了报社。

从1942年末到1944年春，张高峰出川入川，一年多时间待在河南，四遭逮捕，身心交瘁。这说明国民党当局始终把他视为“危险分子”，只不过没能查获足以将他定罪的证据，才使他屡屡脱险。为此，张高峰化名张大雷，写了《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径。他没有被恐吓威胁吓倒，又写了《中原战地归来》，报道河南会战经过，披露国民党军队“官肥，兵弱，马瘦”，无力抵抗日军，只能连战连败。可惜这一“骂”未成功，稿件被新闻检查所检扣，胎死腹中。

《大公报》的“停刊事件”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关注，他于1943年2月亲赴河南调查、采访，证实了张高峰的报道无误。与此同时，他向美军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国民党政府都作了通报，甚至亲自向蒋介石面陈。蒋口头上不承认河南灾情，却又无力反驳。事情闹大了，当局不敢得罪美国人，便拿中国人“开刀”。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发报员因“泄露机密”被杀了。如此看来，张高峰虽几经逮捕，但总算逃过一劫，亦属万幸。

王芸老和先父都已作古，但他们作为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忠于事实，秉笔直书，敢为民众疾苦仗义执言的信念和风骨却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继承的。

2005年5月于北京

张刃，张高峰之子。北京《工人日报》秘书长，中国报业协会书记处书记。

张高峰关押在七十八军的一段际遇

张道梁

汤恩伯在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飞扬跋扈，生杀予夺，自封为“中原王”。汤恩伯军曾在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时张高峰在台儿庄随军采访，和汤军一些高级将领有不少接触，他到河南采访，可以说地生而人熟，也获得汤恩伯的信任。只因他写的《豫灾实录》，揭了汤的疮痂，使汤恩伯恼羞成怒，将高峰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备司令李铣和高峰原很熟识，在处理上感到为难。严了对不起朋友，不闻不问又恐无法向汤恩伯交代。他想了一条“妙计”，借口漯河离前线太近、不安全为词，建议将高峰转移到离平汉路较远的方城七十八军看管。经汤恩伯批准，高峰转押于七十八军军法处看守所。

恰巧七十八军作战科长郑平在台儿庄会战时和高峰相识。郑平向军长赖汝雄托情，并保证高峰不会私逃，将高峰由看守所搬到军部参谋处，进出自由。一般将士都认为高峰是长驻军部的随军记者，除少数高级将领外，没有人了解高峰是被拘押的要犯。郑平还不时陪高峰看戏、游憩，还到不远的南阳卧龙岗，瞻仰诸葛亮的草庐。两人谈起三国人物，高峰说：“曹阿瞒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和他正相反，决不辜负老朋友你对我的信任。”原来郑平事先了解到有人曾劝高峰伺机逃走，为高峰所拒，他才对军部下了保证。高峰感激郑对他的礼遇，戏对郑说：“我驻贵军，乐不思蜀了。”

高峰被拘押数月，1943年8月间，《大公报》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高峰的自由。蒋的侍从电告河南查询，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在电话中听汤说话的口吻怒气未消，便婉转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词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正想找个理由下台阶，便告诉赖说：“那就把张高峰放了吧！备马把他送到大林头（三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我有话跟他说。”据在场的汤的侍卫副官何元邦对郑平说，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这回还向高峰道了歉，要高峰勿计前嫌，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担任记者。

张高峰回到重庆，《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画上了句号。

高峰十分感激郑平，他给郑平寄去热情的诗篇：

我在地之北，君在天之南，忍看半壁河山，遭受日寇摧残。

君在天之南，我在地之北，誓把万恶的鬼子驱逐出中国。

年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为了抗战胜利，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蓦地，我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是你伸出温暖的手，使我恢复自由。

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同志的爱呀，真是万镒难求。

1979年郑平定居天津，与高峰重逢。三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回忆起过去的情景，感慨万分，此后，他们时相过从。

1989年张高峰去世，曾经对他伸出过援救之手的郑平亲撰挽诗：

采访随军忆昔年，波澜笔底显风烟。

曾传南口抗倭讯，屡报台庄奏凯旋。

哀鸿遍野泣中原，忍见灾黎受苦煎。

《实录》一鸣惊海内，为民请命骨铮然。

（本文节选于张道梁《正直敢言的张高峰》一文，原载于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道梁：1919年生，宁河县（今天津市）人，曾任天津《新生晚报》代理社长、总编辑、主笔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工作。张道梁与张高峰同学，为此事专门访问过郑平。郑平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参加过台儿庄、中原、随枣、豫南等会战，擅写诗词；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大报刊发表文史资料40万字。著有《沧桑诗集》。

三、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的诞生

引 言

1943年2月初，蜚声全国、实力雄厚的重庆《大公报》因报道豫灾遭到了停刊3天的惩罚。按一般人的设想，在这种情势下，国统区必不会有第二家报纸甘冒风险了。但一般之中都有特殊，在河南南阳，有一家民营小报《前锋报》，在河南大灾期间，居然接连不断地发表过十多篇灾区系列通讯报道，以及近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和时论！尽管由于它所处的“地势”较低，没有产生像美国《时代》周刊和重庆《大公报》那样的影响，但它作为河南本省的报纸，对大灾的报道更具体深入，涉及的范围更广，报道的时间更长。它们为今人了解这场大饥荒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前锋报》社长李静之（1901—1988），原名李海晏，字静之，河南南阳地区方城人。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较早接受了爱国民主思想。1923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1928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2年他回河南，一度步入官场，任南阳专员公署秘书长和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但他感到，办一张报纸宣传抗日救国，作用要大得多。1941年，他辞职回到家乡，筹办民营报纸。

1942年元旦，《前锋报》创刊。“前锋”二字取义于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一语，报头题字是从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请停止班师表奏》草帖上集下来的，其办报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它乍看与国统区其他报纸并无二致，但明眼人可以从它的通讯报道和社评中，看出它替人民说话、反对政治腐败等进步倾向。李静之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了在反动势力压迫下求生存，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不乏交往。如当时南阳驻军的最高首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就公开表态赞赏支持《前锋报》，而孙连仲的态度，又与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丁行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前锋报》创办不久，就遇到了河南大灾的发生。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这份地方民营小报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

1942年12月，《前锋报》社收到了一篇从洛阳寄来的反映灾情的通讯，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此文作者名叫李蕤，他在从洛阳乘火车到西安的路上，亲眼看到河南灾民抢扒火车，潮水一般向“西省”（陕西一带）流亡的惨景，情不自禁地写了这篇通讯，想为灾民呼吁。但稿子写好了，不知往哪家报纸投，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后来，他看到南阳《前锋报》上经常刊登呼吁救灾的社评，就试着把这篇通讯寄了去。

1943年2月19—20日，《前锋报》不仅连载了这篇通讯，社长李静之还亲自给李蕤写信，让他作为“特派驻洛记者”，到灾情最严重的陇海铁路沿线采访，继续写一些披露灾情的报道。

李蕤（1911—1998），原名赵悔深，出生于河南荥阳一个农民家庭。他喜爱文学，20世纪30年代初在开封河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各大报刊副刊发表文章。1935年他参加北方“左联”。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七七事变”后便毅然弃学，到郑州的《大刚报》应聘，当了一名战地记者。1938年春，他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9年他在洛阳任第一战区军报《阵中日报》的编辑，受范长江委托，担任“国新社”洛阳站站长。1940年秋，他以“共产党嫌疑”罪被三青团逮捕，经“国新社”同仁保释，刚出狱不久，还留下一个“暂准退学，随传随到”的尾巴。这时，他接到李静之的信，深知采访灾情要冒的风险。但他同时感到，这是一个为灾民呼吁的“天赐良机”，“作为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便比死还要痛苦”。于是，他毅然答应《前锋报》的请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与白修德大致相同的陇海铁路沿线，踏上了采访灾区的艰苦征程。

从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李蕤从洛阳沿陇海线骑车东行，对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进行了20多天实地采访，写了《喑哑的呼声》《走出灾民的“大聚口”》《风砂七十里》《从巩县到汜水》《惊人的“古董集”》《雨天绝粮记》《友情的巨手——记国际救济会》《“死角”的弦上》《灾村风景线》等灾区通讯，以“流萤”的化名在4月中下旬的《前锋报》上连续刊登。

同年5月初，李蕤因家事到了汝南，又报道了汝南的灾情，写了《粮仓里的骨山——汝南的灾情和大贪污案》，于1943年5月15—16日在《前锋报》上连载。《前锋报》社长李静之不仅对李蕤的灾区系列通讯有文必载，而且还将它们汇集成一册，名之为《豫灾剪影》，作者仍署名“流萤”。

李静之还为这本小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说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据当时《前锋报》的编辑回忆，“流萤”的灾区系列通讯的发表，同样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他们也对《前锋报》社发出了停刊三天的命令，但报社拒未执行。也许由于《前锋报》所在的南阳属于宛西自治政权，也许由于李静之与上层的关系，也许由于《前锋报》没有重庆《大公报》那样的影响……总之，《前锋报》最终没有遭到惩处，李蕤也没有因此招祸。

几十年过去了，《豫灾剪影》一书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直到1984年，曾在《前锋报》社工作过、当时任《河南文史资料》主编的袁蓬写信给李蕤，提出重印《豫灾剪影》。李蕤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逃过“文革”抄家而仅存的一本，于是《豫灾剪影》重见天日。根据作者的意愿，此书改名为《无尽长的死亡线——1942年豫灾剪影》，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1985年第13期上。

近年来，编者在1943年5月5—6日的《前锋报》上，意外地发现了一篇“流萤”所写的、未收入《豫灾剪影》的通讯报道，题为《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从这篇通讯的内容看，是李蕤1943年4月中旬在郑州采访时所写。当时白修德已见过蒋介石，国民政府已开始着力于救灾，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流萤”的灾区通讯，都是替灾民呼吁，针砭现实的，而在这篇里，他却写了第一专区王专员和警备司令部彭司令对救灾的积极态度。尽管作为北方“左联”与“国新社”成员，李蕤对国民政府多有批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将此篇收入《豫灾剪影》），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能够忠于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如今，它却让读者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历史真实。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本报记者 孙良田

《前锋报》1943年3月2日

豫北各县的灾胞，不少越过了太行山，扶老携幼，爬过了秦岭，向西逃去，但也有不少人渡过黄河，向祖国的后方逃来。下面是他们痛苦的记述，是血，是泪，这些血泪交织的事实，总该使我们有所警惕！

“我们从敌区逃出来，却没有料到这里也是灾荒！我们只风闻说这里的秋不好，豫北沿着平汉线纵宽百十里的区域内，从前年的秋天起，一直到今天，没有到过三成收。去年一点麦旱了，去年的秋干了，最了不得的是去年一直没有一场雨，麦也没种上，正月初我们来时，预备动身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却落了一场大雪！雪没赶上冻麦子，却把我们从家里冻出来了！

“老乡啊！敌人从开仗的第二年这时候占了大部分地方时，家里可就变了样子了。城头悬着日本旗，矮矮的小日本站在城门外面，老海，大烟，妓女随着日本人一块到。但这些却还是表面上的变化！有钱的，念书的，都跑到这里，家乡成了个寂寞的空城，有些人也难免想到眼前的灾难是老天的主意，只有乖乖的做老百姓，也有些人把希望放到将来，牢守着那一份家业等着，想着有人会赶跑小日本的，有时也想动一动，但又怕死，心是一颗热烈的心，身子却是河里的浮草，随波逐流！大难不逼到头上，谁又有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就拿我们这次逃难来说吧，不是老家一粒粮食不剩，敌人又逼得紧，还真不肯抛井离乡呢。

“日本人刚占了老家时，有时还摆出蜜似的一张脸，因为那时战线离得近，他想讨好大家，有时日本子故意表示尊重伪县长的意见，好叫人看着他们不是为的自己。出着大布告，张贴四乡，欢迎人民返家，有些无固定职业的人们，在外面待不住，回家的倒不少。但是，这张‘笑的面孔’，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城内及附近的‘治安’稍微巩固时，日本子便开始了他的刀似的统治！‘良民证’是敌人控制下人们的第二生命，没有它，敌人会将人关起来。

“‘征集’运动是敌人‘养战’的办法，家里的破铜烂铁，按时定量的交上去，没有得卖！而其中最毒的一个方法是‘粮食控制’。去年实行以来，敌人的枪杆发生了效力，家家户户没有粮，统统得交到仓里去，自己家吃再凭证定量分配！真能定量分配还可以过，大部分的食粮他运走了。平汉线这个昔日的大动脉，虽然不时受游击队的袭击，敌人仍然运走了不少粮食。

“小日本是个阎王，伪官吏是小鬼判官。我们有时也想到这些伪官吏为什么不辞职，或者为什么不自杀以谢国人！他们在敌人的刺刀下讨生活，虽然为着保全性命，自然难免遗臭万年，可是他们大都是昔日的地皮土痞，一旦得势，那个威风也够瞧的。人们已经当了顺民，只有硬着脖子忍耐！

“老天还要往人身上加重灾难。一连三季，地里不收，灾难可真大啊！在敌我行政交错的缝中一带的人民，自然愿意把钱粮交给我们的政府，可是敌人和‘皇协军’有时也跑到各县收征。有些地方出两份，有些地方甚至有出三份的。敌人的城圈中，粮税名目更是繁多而且苛重，人们普遍的穷困下去，从前一年四季吃麦子的，现在黑粮食也难吃到口。因为生活一天比一天艰苦，不逃出来，只有饿，机会是越来越少的。

“大村庄，小村庄，从前人烟稠密，时光容易，现在做饭时不见炊烟。城市一个连一个，村庄一个挨一个，人们向四下里逃。北面、东面是敌人，西面是高山，南边是天险的黄河，这是个死角，这里已经十室十空。有时一个偌大的村庄只剩下几条饿狗，逃不出的人饿死在家，一家都饿死了，狗便来吃人肉，把人吃完后，狗再饿死。你能想到这是怎样一幅凄惨图画么？地上是龟裂的大缝，只剩下白花花的一片。村中尽是没有门窗的三堵破墙，这里那里看见的不过是一些白骨而已。

“卖女人，卖孩子，只要有人买就卖！二斗麦一个少女，二斗麦一个儿童！汉奸买，敌人买，买了自己用，买了运走贩卖，人和牛马一样，和猪狗一样。

“我们用最便宜的价钱卖了我们最贵重的东西，拼兑了一点路费，从开封、归德、亳州、界首流到了这里。我们一行几个人，希望将来真正能替抗战做点事情，不，迟多少时候，和咱们的军队一起回到家乡更好。

“我们过来后，才听说赈济会拨了不少款到豫北放赈去，可惜我们错过了领赈的机会。但是在豫北，大部分的积粮都在敌人手里，领了款没有处买粮食，后方的粮食又绝不能运过河去。所以救济问题，首在解决食粮供应，敌人又用高压将伪币提高，发钱买不到粮是个问题，发的太少了，又不够仍是问题。在敌区里不能凿井、开渠防患于未然，救灾也难求长效。究竟怎样才好？你们不会把我们忘记？那里的人们在重重灾难下呻吟着。我们过来了，后面还有满而长的人群，这是大问题！救灾如救火呀！豫北的同胞张着双手向你们呼救！当中虽有黄河的险浪，太行的峻岭，应该阻止不了热情的手臂！

“其实根本的问题也很好解决，我们的军队渡过黄河，赶走敌人，天大的灾难也就完了。可是半壁河山，何处不如此渴望呢？这又是整个战略的问题了。笼统地说了半天，并没有把具体事情说出来，虽然如此，只要你们能把我们的痛苦说十分之一，让人们还记得河南的北部，应该说是所有落于敌手的地方，我们的痛苦也算有了代价，未来也就有了希望！”

孙良田（1915—1972），原名孙家骏，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太行山区宣传抗日，先后任洛阳《阵中日报》编辑、南阳《前锋报》总编辑，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副总编辑。1948年初奔赴华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1966年调到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农学院任教。1972年去世。

特派记者“流萤”系列灾区通讯

无尽长的死亡线

——记陇海线上的灾胞

《前锋报》特派驻洛记者 李蕤

1943年2月19日、20日连载

（一）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缘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一踏入车站附近，立刻使你触目惊心。铁道的两沿，几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挖的有比野兽的洞穴还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几茎树枝和泥浆圈成一个圈子，一家人挤在里面。

停着的一列火车，顶上满成了菜色的人脸，他们带着紧张而惶恐的面孔，推着、挤着、扰攘着，拖着他们的亲人，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的位置。下面的人，盲目地爬上头等车、三等车、邮政车，然后又绝望地绕起圈子。火车的汽笛响了，这声音激出了他们的力量，我看到一个一二十岁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车顶爬上跃下三次，那个车是圆顶的镔铁皮车，有两丈多高，并没有可攀登的地方。

车快开的时候，车上车下的吵嚷声、喊叫声、号哭声成了一片。我在邮车的门边站着，忽然从上面落下一个只系着半边的竹筐。车下一个白发的老太婆，从几尺开外把孩子抛进竹筐里。那孩子两脚向天蹬着，系着半边的竹筐飞快地向上曳起。眼看孩子便要跌下，车上车下的人都发出惊呼，然而我看那老太婆却毫无惊慌的表情，手里已经又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着竹筐落下。他们仿佛是铁石人，既没有别情，也没有恐惧。

然而他们毕竟是有感情的。车动的时候，车下的人拼着全力喊着：“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恳挚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谁知道呢，也许几个钟头以后，他们的亲人便会血肉模糊地躺在洞口前、天桥下；他们是常常被这样摔下的。

在渑池车站，我叩问一个执着短棍驱逐灾民的警察，我对他的行为表示非常厌恶。他说：“你不知道，好心的先生，他们攀着车栏杆成千里成百里地走，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詹天佑’上，如果车脱了钩呢？他们是求活命的啊，像这样攀着栏杆的人，如果不赶他下去，他准会在路上跌死！”使我反而无话可说。

傍晚的时候，忽然飘起雪花来。在车厢里，脚冰冷得仿佛要凝结到车底上。坐在火车顶盖上一任风雪吹打的灾民，此时又是什么滋味呢？我不知道。从车顶上，时时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声音使我一夜不曾得到安静。

经过了一个整夜，车到了灵宝。我下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妇人守着一个老头的僵尸恸哭，朋友拉我走，说：“走吧，这是夜里在车顶上连饿带冻死的。平常得很，每天都有！”

（二）

从灵宝到常家湾，有三十里的徒步，因为灵宝大桥被敌人炸断了，火车不能畅通。

灾民们从家乡逃出来，原只知道坐上火车便可以到“西省”，却不知道“西省”到底在哪里。到灵宝后，他们大部分已经用尽了盘缠，寸步也不能前进了。

所以这里比洛阳更惨，车站附近，有了秘密的人市。许多狠心的爹娘，流着眼泪卖掉了自己的女儿。据同行的朋友说：“过得去”的女孩子，“行市”是一百五六十元左右。然而，有女儿的，女儿到十四五岁，而又“过得去”的，到底有多少人呢？灵宝的车站、大街、汽车站附近，都是满口河南口音伸着手乞讨的人。

这些难民们，还有人觉得他们受苦不够，把他们作为谋利的工具。有些奸商，乔装化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鸦片、带白银，借着人多，容易混过检查人的眼睛。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老老实实的真难民，因为这样一来，“检查”又成了另一种人谋利的掩护。任何一个难民，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搜，即令有最后的一文钱，也要被搜出去。我曾亲眼看到一个麻脸的兵大爷，逼着一个妇女到屋子里去，脱她的裤子搜查的。

（三）

西安城街道宽，街道长，城大，相当繁华。一个初从河南到西安的人，一定会觉得西安确实还像个市面，不像洛阳，满街是饥饿愁苦的脸，充耳是啼饥号寒的声音。仿佛河南人逃到了“西省”，确都有了办法似的。

但，后来才知道，街上没有难民，并非西安没有难民，原来是人家为了市容的整肃，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群到市内去。

他们的大本营，在西安东关和北关。这里他们住的地方，比在洛阳还不如。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地盘在里面。

“不到黄河心不死”，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

粥厂，西安倒有一个，但散发粥券，只有很少一个数目。许多的人，得不到吃粥的机会，而吃到的也只许一次，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原来他们招待的只是过境的难民。但难民们到这里，早已九死一生，再没有“过境”的力量了。

我到西安的时候，正是物价刚开始管制。机粉每袋原来只一百八十五元，限价以后，涨到三百七八十元①[14]。生活一高，开首便是这些难民先跌入死亡线，到处都听到冻死饿死的消息。在西安车站我逢到薛站长，他是河南人，对救灾非常热心。他说每一天东边的火车到的时候，车上总拖下几个死的，呈报法院，再请检查官检查，手续太麻烦，而警察局又没有掩埋这批死人的预算，所以常常有暴尸数天被野狗拖去的惨事。最后他私人出面和红万字会②[15]交涉，红万字会答应肯施舍棺木，但将来死亡率如果加大，恐怕万字会也难照办。我非常佩服这位站长的热心，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样使他们活，至于死后，有棺木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救灾确如救火的话，在宣传里陇海路可真是一条大水龙了，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批平粜食粮东来的消息。陕西当局把西安粮价上涨的罪过，也分配给“河南灾重、输出太多”一半，好像从陕西真运过很多的食粮。当我把这问题叩问薛站长的时候，他说：“也许从别的站起运的还有，不过从我这站上起运回去的平粜粮，只有三百二十吨麸皮。”听到这话，真使我惊愕不止。

车过华阴时，天正落着大雪，因为我们这一列车有个“贵人”，于是有七八百难民装束的人，一齐在雪地跪下，放声大哭。他们是在家卖了田地、典了衣服，到西边来买贱粮食的，却被扣在这里，既不准走，也不准就地卖③[16]。他们的家里锅滚没米下，已经一二十天了，并且有把他们买入的这批粮食运回西安充公的消息。几天来为这自杀的已经有好几个了。我们来到的这一天，还有个姓沈的老头触火车自杀。

（四）

和一个负救灾重责的大员谈话，他一开口便说：“自古救灾无善策，不移民，便得移粟。”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任难民们在冰点下的严冬中，在车顶上冻死、饿死、摔死，到西安后又不准入境，这仿佛不是尽善尽美的“移民”；而几个月中只运过几百吨麸皮，将自购自运的灾民悉数扣留，也仿佛不算尽善尽美的“移粟”。

河南有三千万人，把沦陷区的不自由同胞除下，还有一千八百万人。这一千八百万人，在抗战中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连年军粮第一、兵役第一，在今年这样严重的灾情下，征实征购还是第一。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这一千多万人活下去，不应让他们再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长的死亡线上挣扎。

灾区通讯之一

喑哑的呼声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6日

亲爱的读者：你们必须密切地注视这件事实，并且想法改变这件事实，便是：河南一百一十县的三千万人，十分之九在饥寒交迫中，正在大批地死亡着，继续不断地死亡着。

河南农民，是一头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是河南农民的特点。抗战六年来，河南农民抢先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征购征实第一。

但是，自然的暴君，从去年起，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

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对于这些天灾，他们只会忍受。他们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折磨，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最先，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从两顿改成一顿，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然后吃谷皮，吃麸皮，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度过荒年，便算万幸。

但是，谷皮、麸子也没有了，他们开始吃草根，剥树皮，嚼树叶，用平常牲畜都不吃、只能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

你们尝过榨油剩下的渣滓麻糁饼的滋味么？但在灾区，它要八元一斤才能买到。你们尝过河里苲草的滋味么？但在灾民们，他们要弄三元钱才能换来一斤。甘薯根磨成的面要卖十元一斤，榆皮面也要五元钱才能填一次肠胃。于是他们便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人终究不是牲畜，牲畜的饲料他们不能消化，肥料更不能消化，于是他们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而迅速地死亡。

他们曾经挣扎过：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

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古书中有“析骨而爨，易子而食”的事，读之常常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

在洛阳，这繁华的街市，人会猝然中倒。郑州市两礼拜中，便抬出一千多具死尸。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每天死亡的人口都以千计。入春以来，更每天每村都有死人。据一位视察人员去年十月间的调查，每天河南要死四千人以上，现在是离那时三个月后的春天了，谁都知道现在的死亡率比那时候要大好几倍。

你们试闭目想想吧，这些河南农民，好像苦霜后的树叶子一样，正默默无声地飘落着……

这些人，都是忠诚的善良的辛勤的国家的子民。过去，他们的血汗，曾一滴滴流给抗战，流给国家，但现在却正在活活饿死。

这些人，他们的心仍是殷红的，血仍是炽热的，只要他们能够有食物下肚，能够维持住性命不死，他们仍愿意为国家效力，但现在却在死神的巨掌里面，绝望无助地挣扎着。

这些人，用他们抬子弹，子弹会从后方到前方；用他们开垦，他们会把荒山变成肥沃绿野；训练他们驾飞机，飞机会飞；训练他们开轮船，轮船会走……这些人是国家多么巨大的财富，然而，他们却迫近着死亡。

“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人”能活下去，才有“事”可管，不然的话，一切努力都归徒然。

譬如在今日，我们谈造林，但却眼看着千千万万株旺生生的树被剥得精光，静待着秋后死掉；我们正推广着卫生常识，灾民们却把观音土吞下肠胃，静待着肠胃烂掉；我们给儿童讲母爱，大街上却发生着母亲卖儿的惨剧；我们要澄清役政，也许今天中签的壮丁明天饿死。总之，严重的灾荒，掩盖了一切的真面容，改变了一切事物的正常轨道，阻碍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合理发展。现在一切施政，都须要顾及到怎样掀去这个扼着总港口的大礁石。

对于这次浩劫，除了“冥冥者天”之外，我们不能忘记另外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积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

广大的灾区！众多的灾民！闪在我眼前的无数的饥饿的眼睛，枯瘦的面影，环绕在耳畔的是他们悲惨的声音。但我知道，我的行迹，不过是在灾区的惨情中爬过一条细线，我所看到的，也不过是这惨情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希望大家看着这些白纸黑字，能想到这是几千万哑巴垂死的呼救声。大家一齐集中视线，一齐伸出热情的手，把他们抢救到生的彼岸来！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抗战伙伴，他们过去为抗战流血流汗，将来还准备着为国家流血流汗。论过去对抗战的功劳，论今后对抗战的重要，都须救他们不死！都须火速救他们不死。

三月廿七日于偃师

灾区通讯之二

走出灾民的“大聚口”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8日

洛阳，这个号称“九朝古都”的历史名城，今天成为河南三千万农民向外逃荒的“大聚口”。

由于开封已经沦陷，黄河已经“改道”，在黄河新道西岸的邙山陵上，日本兵已经建立了可以“拊郑州之背”的桥头堡。河南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只有从洛阳到西安，还有一段铁路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于是，成千累万的灾民，便像热锅底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几个月来，这个灾民的“大聚口”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但灾民却好像永没尽头。大街上，小巷里，防空壕中，破旧的碉堡中……任何地方都有他们。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群。家家户户一般终天关着门不敢开，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

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他们怎样受饿，怎样饿死，在三月二十五号，我离开洛阳，寻向灾区河流的上源。

（一）应该同情谁？

行经车站，火车上下照例堆挤得人山人海。那列车是装运牛皮的货车，多半没有顶盖，牛皮已经堆得几丈高，他们还在牛皮上面又砌了几层。因为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有许多人仅仅仗着干的牛皮支持着他们的体重。一想到从洛阳到西安上千里的磕磕碰碰的旅途，心上便不禁为他们一冷。但是，怎么办呢？这是照常的事。他们身下坐的牛皮，也许正是他们自己饲养过的牛，也许它会保佑他们不从车上摔下来吧。

时间正是下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他们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有人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掂着破棉袄，他们大约是刚从古董市场回来，他最后的财产没有得着机会卖掉，车上的家人还正空着肚子。

一节停着的车厢，正卸麦子。麦包的四周，有十几支枪在游走着，而几丈远的外面，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准备等搬完后去扫。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立即吃了几皮带。我注视着尘埃中寥寥无几的麦粒，心想：如果平均分的话，每人未必能分到一颗，但结果会因此抢得就地打滚是靠得住的。

正在凝神看，忽然发生一阵骚乱。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赶上以后，那老人便像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那瘦子边打，嘴里还边骂着：“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这时，一阵风似地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也有大人也有小孩，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也不是帮助那瘦子，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

几秒钟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流着血。

平时我是最喜欢“打不平”的，但这时我却两眼昏花，连“不平”在哪里也找不出了。

（二）两个孩子的母亲

踏上公路，立刻刺得人眼睛发花的，是那千千万万株剥光皮的榆树；公路两旁的树，保甲长大约怕灾民“效尤”，把剥掉皮的涂上假色，但也丝毫无效。大的、小的榆树，没有一棵幸免，它们在大野中赤条条地立着，惨白的躯干，使人一望悚然，忘记春天已经到了人间。

那些被剥光皮的榆树们，还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便要全数成为干柴，现在还正延展着生命的一点余力，发芽生叶。如果不和这浩劫一道说，单来看这些树的话，实在觉得它们“可怜”得很。但是，那些剥光它们、吃光它们的皮的人们，死掉的不说，活着的却也和树同一命运。因为据从光绪三年大灾荒过来的老人讲，吃草根树皮的人，即使能熬过这个年景，接住好年景是仍要病死的。

在洛阳东二十五里白马寺附近，一个年轻女人在抱着小孩子痛哭，一边站着一个老太婆。乍看之下，我想这大约又是卖孩子的，临撒手给人的时候不忍心。谁知道恰好相反。原来，这个女人有两个孩子，她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都饿死，决心把小的送人，让他逃个活命。前天原已送给一个姓李的小生意人，但后来又有姓马的富户说也要小孩，她为了孩子不受罪，又到李家把孩子讨回来，但讨回来后，这个姓马的富户又不要了。中间当初是由一个老太婆介绍的，现在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哭着非让她抱走不可。

出发的时候，我特地换了几十元的单张钞票，意思是作为“买路钱”，遇着太凄惨的事情时，可以骗骗自己的感情，这时便给了她几块钱，乘势走开。

没走多远，便看到前面一个人，脚步踉跄，左右摇摆，两步紧，一步慢，且走且停，且停且走，一会儿趔趄到公路的右边，一会儿又趔趄到公路的左边。我想，一定是个醉汉，待越走越近，才看出是一个女人，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小孩，有三四岁，也瘦得东倒西歪，游魂一般跟着行走。很显然地，母亲已经没有照顾他的知觉。走到眼前一看，才发现那女人的怀里，还束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眼看便要坠下。看到行人，她已无力乞讨，只睁着两只无光的大眼，给她钱时，她已经不知道用手接，只怔怔地呆视着前面。

几十步以外，我还看到她好像一棵风里的弱草一般东倒西歪地走着，谁也难说她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后会不会一跌永不再起，同时谁也不敢想象两个小孩子的命运。

（三）披散出地面的黑发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因为一连刮了几天东北风，气候仍然非常冷，在自行车上，我不时得动手擦鼻涕，风砂劈头盖脸地打着行人。

路一段段延长，灾民也逐渐加多，三五成群地在路旁瑟缩着，他们都是觉得已经到了春天，把破袄换成黑馍吃掉的，却不料天气也专和穷人作对，这几天又冷得跟冬天一样。

从义井铺到偃师，我看到三个死尸在马路旁边：一个是头发已白的老头，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脸向下伏在路边的麦田里。有一个就在公路的边缘，一只干瘦的黑狗正在啃食。当时冷风萧萧，恰好近处一个行人也没有，使人恍若置身鬼域。我下了自行车，拾一块断砖向那狗掷去，但当我一离开，看见那条狗又立刻折了回去。

另外一个，我并没有看到全尸身，只看到露出土面的一头黑发。头发很长，全披露在地面以外，那大约是就地死掉随地掩埋的，因为路心太硬不能埋，一边的田里人家又不准，所以只好埋到公路一边种树的地方。

这三条尸身，大约是天将黄昏时看到的缘故，他们一直贴在我的脑子上，尤其那披散在地面上的黑发，我一静下来，便飘在我的眼前。

灾区通讯之三

风砂七十里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0日

（一）蒺藜也能做“馍”

一到偃师县城，便看到一个和平常不同的现象，那就是粮行的增多。许多从前卖京货、开旅馆的所在，都变成了粮行。长街的粮食簸箩，一个挨着一个，远远望过去，宛如万朵花树齐开，真好像丰年一样。而卖小吃的人，也从城里一直蔓延到关外，连大路边也成了摊贩集中的场所。

但是买粮食的人，除了“东路”来的借贩运营利的贩子以外，零星购户，大都是籴一升半合。至于那些喊干嗓子的卖小吃的人，在另一个锅里却煮着苲草，嘴里咬着石块也似的东西。

在这里，麻糁饼、棉籽饼已经是穷人食品的大宗，小商店的门口都有陈列。麻糁饼每斤六七元，棉籽饼每斤四元，这些东西，是平常牛都不吃，只能作肥料用的，现在却成了灾民垂涎的东西，因为他们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啊！

“夺馍”的骚乱，时常发生着。但十个有九个夺的结果只换得一肚气喘，一顿拳脚。

在十字路口，一个老头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换了一升米，正预备回去，救一救病中的孙孙，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系袋口的绳，米撒了一地，于是四周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乱抢乱抓。等到警察赶来，用棍子把小孩子赶散的时候，他的米已经所剩无多，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

在市场上还发现一种奇异的食品，便是蒺藜面馍。制法是把蒺藜的秧子和蒺藜籽一道晒干捣碎磨成面蒸的。我试尝了一点，简直没法说那是什么滋味。诸君！你们想到过蒺藜能下肚的事么？但你们先别为这东西难吃而皱眉头，这也不是每人都能吃到口的。春天是没有蒺藜的，而做成一个馍，又得多少棵蒺藜啊！

夜里访问乡长，他说本乡在十天之内便饿死了九百多人，……推想全县，推想全省，一天更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

（二）油锅里的钱也得用

在偃师停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又踏车东行。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因为几天的东北风，却冷得仍然和初冬一样。大风砂迷了人的眼睛，车根本蹬不动，只好推着走。

而洛河里从东到西的船，这时候却高高地扯起帆，风把每一张帆灌得像孕妇的肚子一般。东往西行的人，苦乐正是一个对比，正好像这荒年中的富人和穷人一样。穷人们在这时候卖了家具，卖了衣服，卖了田地，卖了妻子儿女。而那些殷商富贾和乡村的高利贷者，却趁这个时机用囤积、用阎王账，巧妙地把别人的衣服、田产、妻子、儿女都夺到他自己手里。

同行的人，是一个年老的农夫，一只腿瘸着，腰还有些佝偻，他是荥阳县玉皇庙村的人。他从洛阳回来，推着一个小车，风砂把他的脸涂抹得不像个人形。他推的并不是粮食，只是几口袋糠。我很诧异他这么远运这利钱薄的东西，他说：“啥办法呢，先生！推粮食没有本钱啊！就来买这两袋子糠，还是揭①[17]来的钱。”

“利钱多少？”

“一百块钱，到麦天出一斗麦的利，老斗！”

所谓老斗，是和全国新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的老式大斗，新斗只有二十斤，而老斗却有四十五斤。

我很为他抱不平，并且很愤慨地问他这个高利贷者的姓名。

他说乡下都是这样，有的是借一百块钱每天出三块利，也有的是这时候借一斗，麦天还三斗。

“没有办法——油锅里的钱也得用哪。”

当我稍稍镇静下来之后，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唐·吉诃德气②[18]了。在今天，在广漠的河南一百多县中，被奸商和高利贷者活剥皮的，岂止这一个老头子，高利贷者又何止千百个？问他的姓名又该如何呢？

（三）又一种新“食品”

蜿蜒东流的洛河，和迤逦东行的洛郑公路距离不远，一会儿并拢来，一会儿又岔开去。

河滩的风砂，隐没了远山和村庄，河边的一切都看不清楚。在远远的沙滩上，时常依稀望到有蠕动的黑影。

“这样大的风，河滩上还落那么多的雁！”我随便说出来。

“雁么？那都是人哪！”那佝偻的老头说，“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子们在拾雁粪。这年景，什么东西都叫人想法子吃遍了。”

“什么？雁粪中吃么？”

“嗯，中！有什么不中？还有人吃观音土哩！——他们拾了雁粪，回去用水淘淘，里面还能淘出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除了沉默之外，我还有什么说呢？

走到一个大坡的下面，突然听到拐弯处有喑哑的哭声，循声走近一看，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在地上躺着，两只小手向空中抓着，他的父母已不知道哪里去了。他身子下面，还垫着一块乌黑的棉絮，大约是母亲扔下他的时候，还怕他受冷。但她能帮助他的，大概也只有这一点力量了。蓦然我想起了冰心女士写的《母爱》，那里边说天下的母亲，对于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长、宽、厚。而今天在这婴儿面前，我感到，饥饿把人性饿疲了。

（四）神话般的事实

在巩县，访问县政府，得到一张流水账单子：逃亡人数七万一千二百名，死亡人口七百零五名……同时也听到几个故事，认识一个可怖的杀人犯。

这个犯人，是巩县黄窑村人，他的名字叫刘保山，他的罪行是吃了人家小孩的一只大腿。案子的发觉是从他卖人心给人被破了案。我去的时候，他还在狱中。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巩县东山，一个农人，预备把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勒死，到市上卖掉换成粮食，但又怕被人发觉，便打死了一条野狗拉回家中，准备夜里下手把女儿杀死，和狗一并煮熟去卖。但是女儿已有觉察，趁他打水磨刀的时候，乘势逃去。这个人回来后看见没有了女儿，知道事情不妙，便也跑了。遗憾的是这人的尊姓大名没有调查出来。

另外一件故事，是洛河北岸的一个男人，杀死他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九岁的女孩，女人抱着一个最小的孩子，逃到了邻家，等惊动五邻四舍跑来看的时候，这个“凶手”已经把自己“就地正法”了。

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今日竟置身其地，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轻轻地便说“过甚其词”的话。

（五）廉价的人肉

上面说的是死人肉，现在让我谈谈另外的人肉市场。

在巩县，这个小的街市，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却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

一个旅社里，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房间都变成她们的寮窟。她们有些是从郑州来的，有些是从小县里来的，因为那些城市已经旱成钢铁，养不活她们，有的则是刚从乡下来的“后备员”，脊梁上还垂着红绿头绳的大辫子。

刚巧，我住的一个小房间，左右芳邻都是她们的驰骋场；左边是她们的“陪客”处，右边便是她们的“下处”。而我们之间的墙又是纸糊的竹隔子，于是我得到一些了解她们生活的机会。

她们大半是由一个老鸨主持，她们个别“打伙”，每天的所得，是与老鸨二一添作五，各人一半。据我亲耳听见的，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也有的八十元。由于法币贬值，大钞不值钱，每百元要贴十五元的“水”，折合小钞只有八十五元，除酬劳茶房二十元外，剩六十元，分给老鸨一半，剩三十元。巩县的米，时价每市斗三百元，这三十元钱，恰好买市斗一升的米，按重量合是一斤六两，而她们的家里照例还有几张嘴在等着。

所以，在灯火四明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连房的笑声，天明的时候，听到的却是下流的咒骂或呜咽的啜泣。自然，这一斤六两米并非天天都能换来，还有几天都“出不去”的姑娘，还有“生意”不好的时候呢。

三月三十日于汜水

灾区通讯之四

从巩县到汜水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4日

（一）数百里外运苲草

巩县的旧城东边，因为地势太低，那一片早成了一个湖泊，每一次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湖面上照例飘荡着许多打鱼的小舟，湖岸上满是花红柳绿的捣衣女子，夏天更是满湖莲花，游人如织。

这次经过的时候，天空虽然还如以前一般清澄，但地上的一切却都变了相貌。湖岸的垂杨柳，早被人攀光了新枝，只剩下秃秃的树干，河里的小船，倒是比从前更多，但上面蹲着的已不是悠悠张网捕鱼的渔夫，而是些拿着长竹竿打捞鱼腥草（苲草）的穷人。湖水被搅浑了，一堆堆带泥充满腥气的苲草湿淋淋地堆在湖岸上。

从前我知道有人吃这东西，但谁知道这竟还是大宗的“出口”货物呢。有许多汜水县的人、荥阳县的人、郑州广武的人，他们都从几十里几百里以外，黎明前动身赶来，用一元二角的代价往家中搬运，推的推，担的担，路上扯得如一条绳一样。因为在东边没有水的山岭地带，连这腥粘的东西也成了珍贵的食物。从前人们常说“百里不运粮”，意思是说粮食太重，超过百里便“豆腐盘成肉价”，无利可图，但今天竟有几百里外运苲草的事。

从巩县到汜水，要翻过惊人的大山老犍脊，要翻有名的虎牢关。那些地方，山势险峻，有些又陡又长的大坡，陡得好像竖着的梯子，但那些推苲草的骨瘦如柴的人，却跌倒了再起，压折了腰肢，流尽了汗水，把这苲草搬运过去。因为他们的家里，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咧。

这些人，他们既然来到百里以外购运苲草，当然没有什么盘缠携带。中午时分，一个推着重车的苍白头发的老头倚车休息，面色苍白。我凑近他和他拉家常，问到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他从车上的小口袋中掏出一块榆皮面馍，说：“我来的时候，带了八个这样的馍，两天吃了六个，今天一天还没敢吃，因为我还得回到广武啊！”说着，老泪已经落在他花白的胡须上。

（二）两个典型的瘦人

在巩县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典型”的瘦人。有一个是小孩子，大约有三四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瘦的脸。那张脸，除了多一张干枯的皮之外，着实和骷髅差不多。看到他，使人忘掉了怜悯，直觉地感到恐怖。

但，再往东行以后，这典型的瘦人却多起来，普遍得很，似乎一点也不足惊奇了。

在巩县汜水之间的洛口镇，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大约因为饿得太狠，已经弱得不能走动，连大便都屙在裤子上。他的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一边诅咒着说：“早该死了，还不快死！”在他的母亲把他的衣服高高掀起的时候，我算看到了一个饿瘦的躯体是什么样子。平常人们说“饿得肋骨一条条地暴着”，那实在还不足以形容人瘦的程度。我看见的这个小孩，怎么说呢？他的躯干简直完全萎缩了，一笼统成了一绺干柴。我深信没有饱饭吃，他肯定会慢慢饿死，而且万一侥幸能活过荒年，他的性命也难保住，因为他那肠胃肯定不能再恢复正常效能了。

巩县到汜水，中间经过一个名叫“寥峪”的地方，那里有个既陡且长的山坡。骑自行车的来往旅客，对着一段路都望之生畏，因为必须把自行车扛到肩上，才能爬上天梯再见平原。但饥饿的火，却自自然然替这艰苦的劳作找到了代替人。许多十五六岁或十三四岁的童子，成群结队，迎出二三里外要求替人肩车翻过大坡。为了抢这个“生意”，你争我夺，有时打得头破血流。但抢到手的，远迎了二三里，又加上二三里的跟车快跑，再加上把车艰难地扛上山巅，报酬不过是法币一元钱到二元钱。

（三）一岁多的孤旅

在虎牢关的坡下，我逢到一个小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一岁多，穿着破旧的红棉袄绿棉裤，头上戴着一顶狗头帽子，刚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地向西走去。

大路上满是烟尘，行人往来不断。几个乡下女人对我说：“这是刚才一个广武逃荒来的人丢下的，怪好的一个男孩，你积积德，把他带走吧！”

我没带他的办法，只是叹息。想给他几个钱，但这个才在人世上生活了一年多的孩子，还不会知道钱的用处。四野荒漠，卖什么东西的都没有。想赶上去问他几句话或者给他些安慰，又明知他除了要妈和吃奶之外什么也不知道。我痴呆了好久，望着那高不盈尺的影子渐离渐远，心里涌出难以言喻的苦痛。他也许会失足跌落在沟里，也许会被那些已经变成野兽的人吃掉……谁知道呢？

一边的女人也叹了口气，说：“啥办法？老天爷收人！年前到城里赶会，从城里到虎牢关，一里多路就遇到四个，不过可都是闺女，不像这个做娘的，离手离脚的男孩都搁在路上。”

我不忍再听下去，跺跺脚走开了。

（四）汜水市的三种红馍

汜水市上，有三种红馍。

第一种是榆皮面蒸成的，每斤索价十元；第二种是柿糠面蒸的，每斤索价八元；另一种是蔺草根磨成面蒸的，每斤六元。

有钱人赚钱的方法，是层出不穷的，穷人的被剥削便也弄得无处逃避。因为榆皮也有人吃，便有人把这东西也垄断在手里。据说有人以千余元的代价，可以买榆树数百株（因为穷人急于出卖），然后他专卖榆皮，仅仅榆皮便可以抵偿了本钱，木材完全净赚。

蔺草根这东西，在别处的人听到也许感到很生疏。这种植物，生长在黄河滩上，和做蒲扇的蒲草差不多。它的根子，普通有笔管粗细，深入地层两三尺深。过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不知是哪个人发现的，但自从发现之后，过去荒凉无人的黄河滩，简直比市廛还热闹。几十里以外的老头、妇女，都成群结队，到那里去挖掘。因为道程太远，往返困难，他们便露宿在黄河滩上。

这些千千万万的人争着掘取的食物，我也买了一点尝尝，我不愿说谎，着实难以下咽。杏子大小一块馍，便有枣子大小一块无论如何也嚼不动的渣滓。

听他们说，专吃这东西的人，拉不下大便，日子久了，便肚皮膨胀，脸皮浮肿。但他们好像谁也不管这些，因为他们捱过一天是一天呀！

灾区通讯之五

惊人的“古董集”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5日

（一）悲惨的“繁荣”

在洛阳的时候，我曾惊叹过那里“东北运动场”野集市的畸形繁荣。但越往东行，越发现洛阳的野集市只不过是大巫中的小巫。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几乎各个小县都有，同时，任何地方，它的规模都较洛阳的为大。

据我一路所见的，规模的宏大、货物的杂乱，首推汜水的野集市。现在姑且让我拿汜水的“古董集”作个代表，向大家介绍一下。

汜水的“古董集”，坐落在城东北隅的一个空地上。在平时，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去处，除了存放一些垃圾。但现在，一转过小巷，立刻使人眼睛发花，那些肩摩肩坐着的摊贩，踵接踵的买主和游人，熙来攘往，人头密排成一片海波。到底有多少卖主，有多少摊子，谁也难以统计。空场上，麦田里，垃圾堆旁，随处都是交易所，如果约略计算，数目至少也有几千家。加上游人和买主，人数可以万计。汜水一共才十几万人口，这里便集中了这么大一个数目。每天，从太阳露头到太阳下山，这里的喧声一直如同海潮，把大街上的正规商店也压得无光无色。

（二）物价和米价

在古董集上，我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如果把整个大地像箱子一样提起来，然后口向下翻个个儿，恐怕也只能倒出和现在这个古董集一样多一样全的东西。

是的，这市场里实在太全了，除了太摩登的装饰品不大多见之外，简直可以说这一片是河南的“先施公司”，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记得年幼的时候，曾做过一种智力测验的游戏，在桌面上放置许多东西，看后默写，用这来测验一个人的记忆力。这市场上的东西，我想即令请任何一个过目不忘的神童，也难默写出百分之一来。因为这不知是几千家几百年的积存，一下子全倒出来的。

从服饰上说，有大清皇帝赏的红缨帽，上面还插着翎毛，也有烫得整整齐齐的西装，有金线绣成的“凤冠霞帔”，也有薄得透肉的旗袍，有几尺宽袖子的，也有一寸长袖子的……总之，以季节论，有单有夹有棉；以时代论，有几百年前的，也有刚从身上脱下的，式样、新旧，更百无一同。不过最多的是女人的衣服，尤其多的是早已过时的嫁妆衣，有些还镶着三寸宽的辫子，有些还缀着每颗足有半两重的铜纽扣……这些东西，在平常，都是终年压箱子底的，每一年只是拿出来晒一晒便又装进去的，现在却都拖了出来。

货物卖出的价钱，低廉得实在令人吃惊，一个五尺长的男人夏布大衫，卖一百五十元，这是当地半市斗米的价钱；一个又宽又大的女人洋布衫，卖五十块钱，是当地一市升多米的价钱，不够一个人一天的饱饭。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卖掉三个有颜色的绸子袄，统共得到一百五十元钞票；一个女人卖掉了她陪嫁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大柜，统共得一百四十元。没卖之前，她眼巴巴地希望顾主，但卖去之后，却流起眼泪，因为这仅有的最后的财富，只够她的四五个孩子吃一天米粥。

许多“书香之家”的人，因为子孙没有做奸商的本领，这年景也敲碎了他们残破的门墙。书在古董集上，也是重要的货物之一种。我曾看见一个人以十五块钱买走一个老太婆的三十二册《文献通考》，一个人以八十元的代价买走了一部三册的丙种《辞源》。至于那些残书古画，更便宜得令人吃惊，常常有三五元便购得一个名人的手笔。一幅刘墉①[19]的字，有人以十五元买得，他的字买不够一斤馒头钱，这绝不会是刘墉活着的时候能想得到的。

（三）最小的“资本”

那些卖主们，十个有九个是家里锅中没有米下，有许多都是从清晨到中午还没有吃一点东西。面前放着花花绿绿的嫁时衣服，而身边却放着苲草和榆皮面馍，肚子饿得咕碌碌响。熙来攘往的人，多是把货物翻上翻下，然后放下走开了，因为此时此刻，除了游人和贩子之外，再没有一个为“用”而买的人，游人只是白相，而贩子们则恨不能用一个钱把所有的东西买去。

等了半天，热得满脸油汗，一头尘埃，刚卖掉一点东西换点吃的，一不小心，手里的食品便会被“老鹰”抓去，只剩下两只空手。

有些最小的卖主，脸前摆着几个生锈的钉、几个破碗、一双破鞋、一根牛绳……很显然，这是破产的农民在把土地、耕牛、农具、杂物统统卖光之后仅余的点“财产”。这些东西即令依照他们的索价一文不还价，顶多也换不了一升小米。但越是这样的货物，越是谁也不肯购买，不仅没人买，甚至连正眼看看的人也没有。然而他们却规规矩矩地为这一点东西在集上坐几天。

我见到一对老夫妇，老头已经须眉皆白，老婆儿也老得只剩几根头发，他们在集市的末端坐着，脸前摆着床满是油腻的被子，一个磨得明光的弹花锤，和一根光亮的锄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好像不懂事的小孩一样，只是哭着哭着，连买主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有人问被子卖多少钱，老婆儿一边哭着一边说“一百块”，问弹花锤多少钱，她也说“一百块”，问锄柄的价，也说“一百块”，应酬似地回答完，便又正正经经地哭起来。四围的人，都报以惨笑。很显然，这一对老夫妇一点也没有市场上的知识，他们只知道一百块钱才能买到够一天吃的米，只知道对那些被他们磨得光滑如脂的弹花捶和锄柄像亲儿子一样地舍不得。但是谁都是连价也不还便掉头而去，因为他们这些东西统共也不值五十块钱，而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们，此刻都正在卖这些东西。他们究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卖去，谁也难知道。

四月三日于荥阳

灾区通讯之六

雨天绝粮记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6日

（一）凄惨的乡村

现在让我浪费一点笔墨，写一写我的故乡。因为这里多山，属于丘陵地带，土质瘠薄，一向是汜水最容易受旱灾的地方。它是汜水乡村的一个细胞，它代表汜水乡村一般的情况。而同时，我的家，便不折不扣是一个灾民的家庭。

虽然已经到了暮春三月，但乡村的萧条冷落，却如同秋天。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啼、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大门上，一家，两家，三家……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些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也劈劈当柴卖掉了。

平常回来，一进村头，便会逢到许多诚朴而温和的脸，听到许多单纯而真挚的寒暄，接着便是成群的弟弟妹妹，笑声哗然，从远处跑来。但今天，从东街走到西街，没逢到一个人，他们不知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走到家门口，门上也反挂着一把锁。我明知道老家的人并没有逃尽，想着他们也许是进城去了。这时逢到一个邻人，他说：“你尽管拍门好了，里面有人。”原来他们没有力量应付那些如狼似虎的讨债人，托人把他们锁在里面。

敲了半天门，婶母从门缝里望见是我回来了，才把钥匙从门洞里递出来，让我把锁着的大门开开。

相见之下，对着那骨瘦如柴的弟弟、面色浮肿的婶母，我简直不敢正视。一进院里，立刻看到摊在地上的树皮，晒在筐里的杨嘟穗①[20]，挂在绳上的苲草。没有安慰，也没有诉说，我只有低头移视远处，他们只知道无声的啜泣。

“饭”熟了，天知道那是些什么食料，榆皮面、秕谷糠面、去年晒干的豆叶、新掘来的金针根。我试尝了几口，实在不能下咽。这时候才听到婶母幽幽地诉说，他们曾经有八天没有见过粮食籽，全靠着草根树叶过活。

邻人们听到我从远处回来，都来看望。有的是一见面便先流泪，有的是谈着谈着忽然哽咽不能成声。一张瘦脸去了，又来的仍是一张瘦脸，一双泪眼送出大门，又一双泪眼从门口进来。怎么办呢？我只有叹气。

我实在没有勇气正视他们的脸色和眼睛，好像我有什么亏欠他们似的。

（二）饥肠苦雨天

回乡的时候，我原计划着只有一天的停留，想到老家未必有吃的，就携回了几斤馒头，预计除了自己可以果腹之外，也能拿出一些分给饥饿的亲人们。谁知，当天下午，东北风骤然越吹越紧，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第二天，家里便发生了粮荒。雨仍是不停，乡村离市镇太远，没有入市购买的可能，只有在乡村借或买。这年景，借是根本借不来的，只有想法子买。但是，买的时候又怕别人误以为赊欠，嘱咐弟弟向人买米的时候，把现钱举在手里。但是，几个钟头过去了，弟弟淋得满身是水，还跌了一身污泥，米却仍然没有买来。许多家没有米确实是真的，他们常常十天八天根本不见粮食，吃的是谷糠。几家比较殷实的富户，为了不落富名，也说他没有粮食。

时间延捱着，肠胃开始捣乱起来，愈来愈不好对付。于是我想汉刘邦被困于彭城七日不食，想孔子在陈绝粮，想甘地的自动绝食二十一天……但这都是一瞬间的欺骗。小箱子里原曾也携带了些“精神食粮”，这时也丝毫没有了展读的兴趣。

天快黑的时候，才由一个近邻的努力，从三里外买到十三个鸡蛋大小的馒头，代价是五十二元。除了酬谢这位采购的朋友以外，加上野菜秕糠放在一起煮了煮，三张口暂时算应付了过去，只希望第二天太阳出来，我便可以开始赶路，跳出饥饿和死亡圈，但我在同一瞬间，又意识到有几千百家几千万人的等待和希望却还须两个月以后（麦收季节的到来），而有的人，田地卖光了，即使盼到麦收，又该如何呢？想到这些，真令人不寒而栗。

天黑了，凄风苦雨，难以入梦。我决定坐一个长夜，把乡村的情景勾画出一个轮廓。但家里没油，几个月来没吃过油也没燃过油灯。往邻家借或者买，也没有效果。整个村庄，谁也没吃过油没点过灯。无可奈何，只好枯坐一阵，摸黑睡下。我一方面后悔没有带些蜡烛来乡，一方面体味到不来灾区亲见耳闻身受的人，单凭脑子，无论如何也难想象到灾民的实际情形，而且也许认为这些记载都是“夸大”。

（三）枕头也吃掉了

第二天仍然落着雨。我正为当天的粮荒而苦闷的时候，一个人蓬头垢面，踏雨进来，一见到我便扑通跪到地下。这个人按平常乡间的称呼，还是个长辈，吓得我搀扶不迭。他一直不起来，唏嘘着说他爹有病，已经饿了两三天；他的五亩地卖了四亩，剩下一亩因为人家说上头有告示将来闪过年景准赎，所以谁也不肯再买。他卖尽了家具、衣服、农具，还是没有办法。今早准备从房上拆下几根椽子到集上卖，因为下雨，又没去成，希望我无论如何能救救他……没有办法，我找给他几十块钱，我知道那还不够买一升米，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他似乎很满足，说了许多承情的话去了。

随后便又进来了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我一看，是村头的来旺婶，她一进门，便哭得涕泪交流。她是这村里心肠顶好的一个人，因为孙孙饿死，儿子便把女人卖掉，把钱给她留在家里，在年前逃荒去了。她说她八九天没有吃粮食，从前总是跟着人家往黄河滩上挖掘蔺草根，这两天下雨没去，什么都没下肚。今天早上因为饿得实在难耐，想起儿媳卖走之后，还留有一个破枕头，里面装是的秕谷糠，便把枕头拆开，弄了点“谷脑”磨了磨，吃了以后，立刻又泻又吐……说完，还是哭泣。

空话无用，只好又把手伸进口袋。但她还没走便又进来一双泪眼。

这是一个亲戚，她已经卖完了田地、房子、家具和四十年前的嫁妆，她的儿子已死，三个孙孙已饿死两个……

泪眼，泪眼，饥饿，饥饿……都是今天、此刻便没有东西吃，而且已经几天没有东西吃，没有一个不是迫切地等待着救。他们觉得我穿着制服，是在外面“混事”的人，一定不是有钱便是有办法。他们哪里知道，我只是个穷记者，手里只有一支并不自由的笔，和一颗不值一文的“同情心”而已。

（四）微笑的胖子

在这饥饿的手丛中，泪眼的核心里，却坐着一个微笑着的胖子：囤粮食的富户和高利贷剥削者。

米的价钱，当时是三百三十元一市斗，而土地的价钱是二百块钱一亩。农人们卖一亩地，换十几斤粮食。而这些巨商富贾，拿出十几斤粮食，麦收后换到的是一百多斤的收成，而且白赚了土地所有权。

这真是一本万利的最好的买卖。

有的是借贷实物，譬如，春荒期间借一斗豆子，到麦熟时候还两斗小麦或三斗小麦。有的是借钱，一百块钱每天四块钱的利息。

最普通的利息，是一百块钱麦收后缴一斗八升稞租。如果贫人现在借五百块法币，按现价可以购粮一斗半多一点，麦天便要付九斗的利息，本钱还不在其内。九斗麦以现价计算，便需二千五百元钱左右（每市斗二百七十元），五百块钱借三个月，出二千五百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但在今天的农村，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灾荒，灾荒！灾荒的时候多延长一天，穷人便失去更多的田地、什物、性命，而那些富而不仁的人们，则恰好相反，灾荒的时间越长，情景越重，他们就越能更多地、更廉价地把穷人的一切转到他们的手里。

我离开乡村时，第一行政区专员区署正雷厉风行的查封大户的存粮，积极展开分保自救的工作，王专员更躬亲往各县视察。这种行政义举，实在是灾民的福音。政府是民众的保障，官吏是民众的父母。把“灾荒财”从土豪劣绅的腹中挖出来救济民众，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灾区通讯之七

友情的巨手

——记郑州国际救济会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

在彭赍光司令处正谈关于郑州的灾情和救灾、物价和限价等问题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两位匆忙的来客，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的较胖的是外国人，少的较瘦的是中国人，他们脸上都挂着汗珠，一进来，便直截了当地和彭司令说：“我们的谈话很快，只要两分钟便可以谈完。”

随后他们便紧张地“谈判”起来。那个年纪老的外国人，是樊神父，年纪轻的是吴惠民先生，他们统统是为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而来的。他们那里有七百多个灾童，因为要断炊，听到有人说彭司令这边存有封存富户的囤粮，希望彭司令能在短时间内借给他们一点。

彭司令是个年轻而热情的少年将领，虽然诉说了这些存粮在他们的粥厂也正急需，但即刻便慷慨答应。樊神父非常高兴，立刻伸出道谢的手来。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当时我便和吴校长约定下午去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学校，同时也了解他们救济工作的全轮廓。

（一）四千人的粥厂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除了郑州的乡村，单以郑州市来看，收容的人数在全市实在占很大的比例。

在过去，国际救济会便存在，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到去年七月，秋苗一棵棵枯死，旱灾已呈，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时收容的名额是一千名，每月需用款六十万元。到九月，灾象更严重，他们于是呈准总会将救济费扩增为一百四十万元，创立四个粥厂，南关一个，杜村一个，豫中打包厂一个，荥阳郑州之间的三官庙也有一个，统共收容四千人。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尉氏、洧川、新郑、中牟、密县。

这四个粥厂的四千人，过去都是发粥。二月以后，因为奸商的操纵，以及各地限价不彻底的影响，粮价陡然高涨起来。当时每日按半斤口粮计算。每天每人改发给两元五角，每日须一万元，每月须三十万元。到了四月份，粮食的价钱又高了起来，救济会又从每人每日两元五角改为每天五元，这样就是每天两万元，每月六十万元。

发出的办法，是每十天发一次，每一次发给五十元。但是郑州的米价，已经卖到二百五十元一斗，面每斤售价二十五元，一个人一天五块钱，实际上是不够灾民吃的。但是由于救济会的经费有限，而粮食高涨的速率无穷，他们也爱莫能助。有人建议他们把救济的人数去掉一半，让一半的人能够吃饱。但他们不忍心这样做，因为四千人都是一般一样的人，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掉呢？

他们有两个收容所，一个在福寿街，容九百多人，另一个容一百八十人。每人每天发给一斤麦的糊涂①[21]，每餐每人半斤，一天可得两餐。我曾到一个收容所去参观，正赶着他们刚吃罢饭，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都恭敬地站起来行礼，他们都非常满意今日受到的待遇。所可惜的是人数有限制，不能收尽街上所有的苦难的人们。我出去的时候，许多老人妇女牵衣哀求，想请我把他们荐进墙里面去。但人家经费有一定，即令再热情，又有什么办法收容尽这些可怜的人呢？

（二）“幸福圈”的内面和外面

他们的难童学校，坐落在二马路。里面收容的男女学生，共七百多人，算上教职员工，共八百七十人。

这些孩子们，有的是从黄河东逃来的，有的是从黄河北逃来的，也有的是郑、广、荥、汜一带的穷家孩子，也有的是郑州市上的乞儿，他们都是受尽了饥寒，受尽了流离的痛苦，但比起其他小朋友，他们真算幸运，因为他们被收进了能生存的墙内。

这七八百人，他们都没有了家，而且三分之二都没有了爹娘。据吴校长惠民说，在冬令之前，这些孩子们大半是有爹娘的。但经过长冬，他们的爹娘冻死饿死的一天多似一天，每天每天，都有小孩子哭着要求救济会施舍给他们的父母棺材。

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在门口张望，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的欢蹦活跳的孩子，但他们却空着肚子，吐着黄水，有的上午还在门口张望，下午便死掉了。

国际救济会收容这一批孩子，原来仅仅只是出于慈善，把饭送到他们嘴里，让他们不死便认为已足，不预备给他们什么教育。经过吴校长据理力争，现在他们都受着教育，不仅有机会认识字，而且还知道爱国家、爱民族的道理。

我去参观的时候，孩子们都是精神饱满、生龙活虎的，但一讲到他们的父母，他们又禁不住唏嘘起来。我给他们说，如果没有日本人欺侮我们，封锁了海口，切断了铁路的交通，他们的父母是不会饿死的。他们听着，眼睛里放出仇恨的光，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他们有个生产部，织袜子、纺纱、织帆布。我想到国家如果能大规模地设立工厂，悉数收容所有的灾民去为国家义务劳动，这对国家是多么大的贡献啊！但现在却看着他们绝望无助地饿瘦饿死。

离开学校出来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多岁，一个八九岁，拉着我的衣裳哭，哀求收她们进去。另外有四五个灾民，也跪下请我给他们写条子往粥厂送。我不敢看他们希望的眼神，只好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施与。这墙里面是个生的圈子，可惜太小了，不，可惜墙外的人太多了。

（三）“直接送入灾民口中”

除了樊神父是意大利人以外，委员们差不多都是英美籍的盟友。美籍的有牧师谢可法，牧师索俄西，还有卓教师和吴教师，他们一天到晚为灾民和难民们劳碌着，奔走着，不遗余力地抢救死亡区中的难民。

除了郑州市以外，第一专员区灾重的八县，都有他们的接济。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新郑，统共有四十万的救济金。分配的情况是郑州十万、广武九万、荥阳三万、汜水三万，中牟、新郑各两万，尉氏三万。

除此之外，另发麦种款十八万，公教医院三万、灾民诊疗所三万。总计起来，连粥厂、收容所、难童学校，每月开支二百四十多万，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是年逾七旬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决不主张发放的过程手续繁复，拿这个钱开支到发放的过程上，尤其害怕沉淀到经手人手里。一个人一个月经手两百多万的开支，这是如何可惊的事！按中国的习惯，这庞大的开支不知得多少人经手呢。

国际救济会原来只有郑州这一个地方有，所以英美援华会的救济，分给河南的都汇寄郑州。他们原计划着在麦熟两月前扩大救济，以五百万的巨款，收容五万人。但，王普霖牧师来河南视察的时候，洛阳、许昌、漯河各处纷纷请求援助，于是他决定把国际救济会救济金的一半分给其他各处，让郑州分一半。这种用心，原来是为了更多地救济河南的难胞，但却引起了郑州几位牧师的不满，他们对王牧师说：“有人说你是灾民的福星，依我们看你是郑州灾民的祸星”。“你为什么分出郑州的灾款，觉得灾情轻么？要人证要物证？如果想看死尸，今晚一夜就可以给你抬到一千。”说得王普霖老牧师也觉得非常难受，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的，这里惨，所以你们独分一半，其他各处统共才分一半，他们也一样地惨啊！”

用的是友邦的钱，救的是我们的人。他们不仅不辞烦劳，而且还那么认真地竞争着。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负有人民生命责任的人，是应该知所惭愧，知所感奋的。

四月十日于郑州

灾区通讯之八

“死角”的弦上①[22]

——郑州灾情一瞥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21日

（一）各处灾民的总汇

郑州，过去是陇海路、平汉路两条大动脉的核心，从车站一直到城区，灯火彻夜，车水马龙，多少人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有多少穷人依靠这繁荣的剩余维持生活。但自从敌人侵入新乡，占了开封，陷了信阳，这两条大动脉被隔断之后，郑州便一落千丈地萧条起来。尤其是到三十年（1941年）一度沦陷之后，市面上被敌人洗劫一空，各商店纷纷关门闭户，冷落的情况，连外地的小县城也不如。去年，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又南移新郑，郑州便不仅失去经济中心的价值，同时也再不是政治中心，它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废墟，一个“死角”的弦。

这城市以往的繁荣，并不单是郑县给它哺养成的。解除了“全国交通枢纽”给予它的武装，它和汜水、广武、荥阳一样，是个地瘠民贫的县份。去年荒旱，麦秋颗粒不收，据郑县鲁县长的报告，去年收入的粮食只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消费。所以这十几万人，很快地便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因为郑州是抗日最前线，在沦陷区的民众，因为受不了敌伪的虐待，同时还记忆着郑州市往昔的繁华，纷纷出生入死地从敌区逃来，向这死角汇流。于是，灾民的人数日益加多，日益扩大。

（二）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前

关于郑州的灾情如何严重，我想谁也没有详实的统计。据郑县县政府的调查：“上年二麦的收获仅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生活（应负担之征购及县级公粮尚未除外），秋苗干枯，颗粒无收，市区的商店，由一千二百家减至二百七十家，全县人口，由二十万减至十五万……”这便是说郑州有五万人口脱落了户籍统计，除了一部分是逃到外省，其余的便是离开了人间。

剩余这十五万人口，命运又如何呢？据郑县县政府统计：“就现有之人口中，除充足之十五户，自足之二十七户，及不足之三千八百九十三户外，计有非赈不活之灾黎四万九千余人……”

在四月份以前，我们可以说除了“国际救济会”的四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的零星布施。所以那时的郑州，“随处可以见到那些干骨组成的乞丐，有的躺在地上，有的蹲在墙角里，有的倚在高门楼下，有的强抖精神，跟着行人叫哭……两星期中，饿死一千七百多口。”（见照心：《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①[23]

我来到郑州的时候，在气候上说已经到了春天，在救济方面说，已经添了十几个救济单位，但是随处还都看到奄奄垂毙的孩子和僵在残砖断瓦之中的尸身。

在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里，外国的老牧师对我说，这里的七八百难童，原来还大半都有父母，经过冬天，三分之二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说，在年关前后落雪的几天，他们躬亲调查的结果，有一天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一天中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这是如何可怕的数字啊！

我去参观的那一天，在国际救济会不远的空地上，躺着一具死尸，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只胳膊已被狗吃掉，尸体血肉模糊地暴露着。难童学校的吴校长对我说：“那边的空屋里还有个老头子，另外，那边防空壕里还有个十几岁孩子的尸身，两天了，还没有人埋……从前，看到这些尸体很不忍心，都是我请求国际救济会派人抬去掩埋。谁知从此以后，清早一开门，门口的死尸比头天还多。他们知道这里肯埋，便把死尸搬到这里，这还得了？我也不敢多管了。昨天发现这两具死尸，给县政府打了电话，今天还在这里。”

我昨天只见到还剩一丝气的人眼巴巴地望着救济会粥厂的门墙，希望能够进去，但谁会料想到连死后的尸身还要躺在国际救济会的门口等待掩埋呢？

有一个人对我说：“国际救济会在郑州，固然救了不少的人，但也因为他们，多死了许多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收的人数控制得太严苛，说收四千人，连四千零一个也不收。可是，四方的灾民听说郑州有粥厂，都成群结队地往郑州跑。来到这里进不去，都饿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口了。”

听了这些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救人民于水火使之不死，本来是最起码的责任。而我们却无力做到，使外国人的布施成了高不可攀的德泽，使人家感到善门难开的苦恼，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不感到羞愧呢。

（三）地狱般的夜市

郑州在没有沦陷、没有旱灾之前，还有相当的繁荣，商店有一千七百多家。但现在，鼎鼎大名的大同路、德华街、福寿街，都成了荒场。冷冷清清的长街，有时候走半天遇不到一个行人。高大的市房，有的用砖把门实封着，有的任它敞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被敌机炸得东倒西歪，有的被灾民拆去了梁柱。好多门额上还有没剥落的招牌，但实际上已成了任人便溺的地方。全市开门的商店，不及二百家。

这里没有房主抬高房租的问题发生。我看过几个朋友，他们虽则不是高级公务人员，但住房却都几进几出，非常宽敞。因为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们，都担心这个死角随时会沦陷，早已逃移到另外的都市了。

这里的电灯早已没有了，同时，因为菜油每斤也要二十六七元，所以一到黄昏，全市灯火全无，一片漆黑，行人断绝，除了听到街角或空屋中有灾民的哭声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简直像在地狱里巡行。

从前，郑州有五千人力车夫领登记牌照，铁路中断后，也还有三十五百人。现在，郑州几乎找不到人力车。我问一个警察局的负责人，他说，市面上兜座的人力车，总共只有二十三辆，同时，坐车反比徒步走还慢，因为每个车夫都饿得走不动了。

（四）粮市以外的“粮市”

这里的粮食，大半是依靠山西、陕西一带辗转运输而来的。因为这里离粮源最远，脚力最大，所以粮食比任何地方都更缺，价钱比任何地方都更贵。

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自然，我这报道明知是“刻舟求剑”，等到这通讯印成铅字的时候，价格不知道又提升到什么程度了。

限价实施的时候，当局曾经严格地和商人们斗了一场气。枪毙了一个黑市卖粮的商人禹孟贤。但不久市面却买不到粮食，压迫得人命仍由他们左右。

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三百多块钱买一市斗粮食，灾民们谁有这力量呢？他们的食粮有另外的市场。

别处的榆皮面，在集市上仿佛不是主力，而在郑州却占着绝大的优势，随处可以见到把铁鏊子支到街边烙榆皮饼的摊贩，讲究的还把饼里包上枣泥馅子，这是上等的灾民食品。另外，韭菜根、蔺草根、花生壳、枣核、甘蔗皮、柿蒂、红薯秧……也都罗列着，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备价才能得到的。红薯秧每斤便要十元，所以这些东西仍是中间层灾民的食品，只有两只瘦手的人仍然无缘问津。

长春路上，每天麇集着许多从四乡来的农民，他们携着衣服、被褥、箱笼、镰锄犁耙，刚从爹娘孩子身上脱下的衣服，墙上拔下来的铁钉，嘶哑地喊着：“卖哩卖哩，还价钱就卖！”他们希望着能卖掉这最后的“财富”，买些榆皮面草根之类回去延续一家人一天的生命。

富而不仁的人们，他们的手是各处都要伸到的，除了操纵粮食之外，还操纵榆皮。郑州已经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以数千元的投资，买尽方圆几十里地的榆树，结果，不仅净赚了木材，仅仅榆皮面都赚了许多钱。有钱的人，真是“万方逢源”啊！

（五）恐怖的影子

和一个朋友在市郊巡行，没有二里地的光景，便发现四个死尸，有一个年老的人，大约是才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却已经被人剥得一丝不挂了。

“这都是另外的灾民们干的。”朋友对我说，“这还不算惨，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

“去年冬天，落雪天气，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永道。他们因为饿得太狠，把亲生女儿香菊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现在是春天了，如果在十一月、十二月，你走这么远的路，不知要逢到多少饿死的人哩！”

从前郑州市面盛于一种“肉冻”之类的食品，据经过光绪三年大灾荒的老人说，那滋味他们尝得出里面的“异味”，后来政府便下令禁止这种东西上市。但据识者谈：那些马路边风尘中的饺子摊上，以及流动的“大锅菜”挑子上，确有人常吃出带肉的指甲……

晚上，披读郑州三青团分团部在各处的调查，悬梁的，投井的，服毒的，摔死孩子的，全家饿死的，一个人名连着一个，一页接着一页。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古书载“人自相食”、“易子而食”的事，我们读着的时候，常为之毛骨悚然，不意我们今天却目睹了“亲子相食”的事。这真是惨绝人寰，不应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惨剧。

灾区通讯之九

灾村风景线①[24]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

（一） 夜半树梢上的黑影

春到了人间了，瘦干的土地上，又钻出了草的青芽，折秃了顶的树干上，又发出了稀疏的小叶。

从汜水到荥阳，从郑州到广武，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的人，提着破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

榆钱，那是“山珍海味”。去年秋天已经攀折苦了的树刚刚发出一些猫耳朵，立刻又被人攀掉。柳叶、杨叶、杏叶、李叶、栀叶……都是人们猎取的资料。每一株树上，都找不到春色的痕迹。

地上的小草，在平日，只有很少几种可以下锅。但在今年，连那有怪味的“米蒿子”、含苦味的“麦石榴”、牛都不肯尝的“野菊花”，甚至人人知道有毒的“猫儿眼”……都一钻出土便被挖去。他们更从几尺深的土层里，掘出蔺草根、茅草根、黄花菜根、芦苇根……

按季节计算，农历四月大麦会黄穗，人们多么盼望四月啊！但是农村里的大麦田，十块地有九块的麦苗被挖去，它们在两个月以前已经被人吞下肚里了。

豌豆的苗、扁豆的苗，带着将要开花的骨朵，一筐筐陈列在街市上。它们是一个月后便会结出豆子的，但饥饿的人们却偷偷地铲掉它们。农人们为了怕别人白白偷掉，也只好咽着泪把整亩的苗全铲下来，以青草的价钱卖出去。

村梢忽然一阵吵骂声，不用问，便知道是谁暗暗地采了谁家树上一把榆叶。一把榆叶的主人会骂对方是“吃死”，“吃了喉咙里长疔疮”。而那个被骂的人，却躲在屋里，装成什么也没有听见。

有一天夜里，西风吹得非常凶，把月色都吹得昏茫茫的。夜半起来解手，看到大门外的大榆树梢头，挂着一团黑色的影子，在树梢上随着狂风摇摆。厉声恫吓，才知道树上是一个小孩，他姓田，爹爹逃荒到外省去了，妈妈病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半夜冒着大风爬上几丈高的大树来偷一把树叶。他才十一岁，瘦得皮包骨头，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爬上这样高的大树的。

（二） 柿饼的“红运”

故乡有一种果子树，春时开花，深秋果熟，摘下后果子还是苦涩不堪，必须削掉皮，在风里吹一个多月，才没有涩味。

这种果子树叫柿树，晒成的果子叫柿饼。这东西相当甜，但腻得很，不容易消化。身体不强壮的人，只能尝几个，如果多吃，便容易肚子疼。在故乡，这是比红薯更居于次位的辅佐食品，是最不值钱的。

但今年它却走了“红运”。

邻居马大婶，因为没法过日子，便用三十元的本钱贩卖柿子，用十一元一斤买进来，十二元一斤卖出去。

有一天，我到她那里去坐，她郑重其事地开了箱子上的锁，捧出三四个柿饼给我，然后又锁起箱子。

她那里，时常有年轻的媳妇、小姑娘、小孩子，神色匆忙地跑来，又神色匆忙地跑去。他们大半是在家庭中没有权力的弱者，瞒了公公婆婆，瞒了爸爸妈妈，从家里偷偷拿出些东西，到这里来换柿饼吃的。

有一个年轻妇女，二十几岁，平常便受婆婆的虐待，这时候更是一天到晚吃不饱一顿，她佯称到野地里挖菜，悄悄溜到这里来，手里还携着她的三岁的女儿。她慌慌张张地把带来的旧鞋帽从篮中倒出来，便把换来的柿饼一口几个地吃起来，连柿蒂都咽下去。临走的时候，把剩下的几个，解开裤带，装入裤腿里面（北方妇女，裤脚都缚着带子）。

我亲眼看到一个两个月的小孩，一连吃了五六个她母亲替她嚼成糊的柿饼。一个女人一口气吃三斤半这种难消化的东西。在平常，即使是钢铁般壮实的男人，一次也不敢吃几斤的。

随后，老邻居又给我絮絮说起柿子的故事。她说，史家的媳妇，半夜跳过她的墙，拿着一条布衫来换柿子；刘家的媳妇，她丈夫出去的时候，她瞒着厉害的婆婆，买了几斤柿饼，她没处可藏，藏到床上褥垫的下面，婆婆后来听说她屋里藏有食物，进去搜了四次都没有搜出来。

“也难怪啊，常言说：人急上房，狗急跳墙。你想，史家大嫂两天没吃东西，今天一早，把枕了七八年的枕头倒了倒，倒出一升多秕谷糠磨了磨，不吃还好，一吃立刻肚疼起来……刘家大嫂家里，一天一顿饭，每人一两米……

我试尝了一个，今年的柿饼，又干又小，又因为入春受了热，里面已经坏了，用手一捏，便从柿蒂处冒出一股黑灰，吃进喉咙，立刻会想干呛、咳嗽。在往年，这样“灰包”了的柿饼，连做醋也不行，只有倒进沟里的份儿。谁能想到现在竟值得人半夜跳墙来买它呢？

（三）出钱请人活埋自己

李大才的女人，从前是全村最贤惠的，又勤，又省，又和气。去年冬天，忽然疯了。

上次回村的时候，在村头遇见她，头发披散着，两眼鼓得像死鱼的眼睛，嘴里咕咕噜噜地唱着，忽然又把手里的拐杖掷在半天空，仰天傻笑起来。

听人说，她是这样疯的：她家里年前原来还有几斗粮食，虽然不够过荒年，可是如果配些黑菜，也不差多少。但是李大才因为孩子多，地太少，心心念念总想置两亩地。年前上好的地，一亩只卖两百块钱，他羡慕得日夜睡不着，便异想天开，把几斗粮食一点没剩地卖了，买了二三亩地。但这边交了钱，那边已经掀不开锅盖，守着几亩空田，总不能把一家几张嘴都吊起来啊。于是他开始卖衣服、卖农具、卖耕牛……什么都卖光了，最后把买来的地又原封不动地卖出去。可是粮价已贵了十几倍，再也买不到原来粜出去的粮食。东西都卖尽的时候，他的女人便生了病，等到他最小的孩子饿死之后，她便疯了。

这是年前的事。这次返乡，却没有再看到这个疯子，听人讲，她已经饿死十几天了。

她死了之后，李大才谁也没告诉，也没请四邻八家帮忙，一个人悄悄地背了铁锹，在夜里，瞒着别人独自替老婆掘墓。挖了好几天，才挖出一个浅浅的墓穴。然后，他又悄悄地一个人把老婆的尸体背到墓地掩埋。等到别人知道的时候，他一个人已经料理完这件丧事。有人责怪他不该瞒着乡邻，这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的人老泪纵横地说：“……让大家出力，我总得弄到斗二八升老米让大家吃啊，可我，哪有这份力量呢？孩子他娘为这晾尸几天，我对不起她呀！……”没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

由于李大才的事，又听人谈起另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南山有一个姓朱的老头，没儿没女，平常靠他的两亩山地生活。在大灾中，两亩地卖完了，钱吃了一大半，还剩六十元。他想，六十元用尽后，也仍然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那时候狼拉狗嚼，还不如现在早死。结果他情愿出六十元钱，请人把他活埋了。而也竟有那样的人，因为饿，便贪图这几个钱，当真地把这老头活埋了。这事如果不是说得有名有姓，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

严重的灾荒，好似从海洋上越过、横卷一切的飓风一样，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饥饿的火焰，烧毁了人类的优美本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灾区通讯之十

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①[25]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5月5日、6日连载

时序踏入四月，灾荒比任何时期都更严重，奸商豪富在盘算着利用这仅有的一两个月，再吸干些穷人的血。而我们的政府，则是在各种困难情况中，想尽法子加强救济，扩大救济，希望把未死的人从死亡的巨口中拖出来。

我到郑州的时候，那里的救灾已经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的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从四月一号起，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济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中，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

（一）救灾竞赛如春潮

第一行政区王专员，是一个年青热情的政治家，很早便凝视到灾情日渐严重的问题，发动分保自救的运动，号召辖区的十二县一律推动，并规定奖惩办法，以督促鼓励各县县长。救灾竞赛的预定数额是一千万，才规定这数目和这办法的时候，许多人都为之咋舌，各地方的土豪劣绅，尤其从中作梗，认为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事。但是事实打破了这些杞忧和非难，在王专员的坚强领导下，与各县县长努力劝募的结果，没有达到预限的时候，劝募的总数已经突破了一千万的预定额。

在荥阳县政府曾访晤王专员，他年纪尚轻，但近来为了遍地灾黎，忧心如焚，竟至两鬓斑白。他常轻骑简从，潜查保或乡镇的粥厂，遇有借灾民中饱的下层人员，立时予以法办。

他对于推行救灾竞赛的各县长的奖惩，第一是严明，第二是迅速。一扫过去赏罚不明、效率迟缓的积弊，因之各县无不畏惧、感奋，切实推行。

王专员在出发巡察的途中，还携带着印好的手谕，看到流离在途中的难民，除了自己慷慨解囊帮助外，并且立时饬令该保粥厂收容，他说：“救灾完全要从良心出发，本着己饥己溺的心，如果专为应付考绩，那是绝对不会有实效的。”

（二）大户存粮破壁出

封存大户的存粮，这个在郑州已经不是口号，而是严格的被执行着。

王专员和郑州警备司令彭赍光氏，在年前曾劝谕富户把存粮登记，用以办理平粜，到麦收后归还。但是那些冷血的豪猪们，对政府的劝谕佯作不知，仍然不肯登记囤粮。

登记的期限，已经过去了。当局便组织经济检查队，向市区城镇搜查，那些人们，把粮食藏在地窖里、夹壁里，但仍然逃不出检查人员的视线，仍然被检查了出来。

检查出来的粮食，按富户的人口，分配给他们，每大口每月四斗，每小口两斗，剩下的除了提出一部分给检举的人以外，剩下的全数发急赈或者拨入粥厂。

平常，有些公务人员，常常凭着身份的掩护，囤积渔利，逍遥于法律圈外，以为别人无可如何，同时也不好意思执法以绳。但郑州市的经济检查队，却打破了这种积习，一秉大公无私的精神。有一个县政府的科长姓冯的囤积了十几石粮食，当局亦毫不徇情地予以封存。

自然，经济检查队本身也有很少数的不良分子，他们滥用职权，借机敲诈，拿封存当武器，受贿自肥。彭司令对于这种败类，办法是严刑峻法。最近有一个姓萧的少校参谋和姓邢的上尉科员借检查队名义受贿，彭司令立时分别予以枪毙和判处徒刑的处罚。

在这种严明果断的作风下，封存富户余粮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截止到三月止，由县政府封存的有二百五十石，经济检查队检查出封存的有一百石，合计有五百石，折秤数计八万斤，如折合成郑市粮食的价格，数目在一百三十万左右。

这工作还在继续着。富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走出地窖，走到灾民的口里，他们也许会后悔着倒不如在登记的时期里借给政府了吧？

（三）墙里墙外两世界

从四月一号起，郑市增添了许多收容单位，过去堆满街角和废墟中的灾民，被吸收在收容所和粥厂中。

仅以郑州市面而论，便有八九个救济单位，国际救济会在福寿街的第一收容所，和二马路的难童教养院，都是早已设立的，另外有几个则是新近所筹办。

由县救灾会主持，每乡设三个粥厂，每个收容人数一百至一百五十人。郑州统共分三镇，每镇三个，统共九个。另外还有青年团创办的“灾童教养院”，警察局主持的“不良少年感化院”，救济院主持的“难童班”，合上国际救济会的容纳两千人每日五元的三个收容所，收容的人数共两千余人。

我曾参观过几个粥厂，情形大致都很好，许多老太太们，都表示对于她们目前的境况非常满意，有几个眼泪涔涔地说她们在几天前连走路都不会，在街上被用车子拉来的，现在却完全复原了。她们吃的有的是麸子，有的是麦糊，但大半都能吃饱。

“不良少年感化院”是专收容街头抢掠食物的乞儿的，这些孩子们不仅饿坏了肠胃，而且饿坏了习惯，有些惯于在街头抢掠食品的乞儿，对于教养院的生活很不习惯，常有偷偷逃跑出来的事，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教养以后，他们便驱逐也不肯走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温暖的围墙还太小，每一个粥厂收容所、难童学校的门外，每天从清早到黄昏，总有大批的备补人员，一看到穿制服的人，便跪下哭求，而院里往往碍于人数的限制，不能设法，尤其是那些从外县外省流浪到这里的灾民们，他们不属于任何乡或任何保，所以进去特别困难，据说有些会站在门口一直饿几天都不肯离去。

郑州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从敌区、从黄泛区逃来的人，以及工厂铁路遗留下的失业工人，数目庞大得很。这实在不是郑人“自救”力量所能办，同时也不全是郑州人的责任。希望政府能加强救济院专收这种外籍灾民，同时创办一个大规模的难童学校，收容培养这些从敌人铁蹄下辗转逃来的孩子。

（四）彭司令怒押胡香圃

关于平粜款，政府也在积极筹募中。

由省方拨付或特款保存的，数目是四十五万，内销的变价是二十二万八千四百元，军麦运费十七万，难民基金六万元，由地方筹的冲电机变价及五金救济捐九万四千元，豆平粜款一万七千元，仓库保管委员会款二万元，囤粮变价十一万，救济院小米变价款一万七千五百元，共四十一万一千五百元。两项的总数目是八十六万余元。

这在当前的公储方面说，已经是“罄其所有”了，但合起来的数目，却仍非常寥寥。郑州有非赈不活的灾民四万九千余人，次之的人数非常广大，仅仅这几十万款购运食粮，是不能够对每日须购粮的人有什么帮助的。

因此，政府便不能不向富户作揖，请他们拿出剩余的款，帮助办理平粜，麦收之后，不仅由政府负责还本，而且由政府负责加息。同时，为了给他们更多的利润，购运的事仍由他们负责。那便是等于他们凭借着政府的保障，经营合法的粮业，现在拿出钱，两月之后，本也有，息也有，赚的钱也有，名誉奖章也有。但是，这却仍打不动他们铁石般的心。因为这究竟还不如黑市自由，究竟还不如一百块钱麦熟一斗的阎王债来得痛快。所以他们一再延误着，不肯出钱。

关于富户借款，当局分配的数额是，王慎先负担三十万，胡香圃二十万，王荣安四万五千，他们虽然几次称粮食已到中途，但却永远“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等着买粮食的人已经饿死，他们答应的平粜食粮还在云彩眼里。

彭赍光司令是个年青勇敢但又温文尔雅的将领，几次请富户吃饭，说好话，请求他们履行他们的诺言。但他们当面唯唯诺诺，一转脸仍是推诿敷衍。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彭赍光司令一怒把胡香圃禁闭了起来，坚持不拿到平粜粮食不放他出来……

郑州铁塔旁有亚细亚煤油库两座，是英籍商人刘雪亚的私产，现在英人早已离华，而那两座油库也已残毁，在党政军联合汇报席上，通过拍卖救灾，将来英商归来的时候，由政府及地方负责赔还，并付之以相当利息。从这里看，政府已经尽完涓涓滴滴的力量，在没有办法时还想想办法；而那些富人们，却只恨粮食不贵，只恨他们的钱赚得不足。

综合郑州的救济机关，可以救济一万一千人不死，但非救不活的灾民，郑县在五万以上，那么便是三分之二还在饥寒交迫中，而从邻县逃往的流浪灾民，还在这个数目以外。希望各方的力量，帮助这个救灾运动的发展扩大，使广大灾民熬过灾荒路程，使十分之九的人们都能够不死，为抗建大业继续贡献力量。

灾区通讯之十一

粮仓里的骨山①[26]

——汝南的灾情和大贪污案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5月15日、16日连载

（一）

汝南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质又好，正是所谓“一脚能踩出油的好地”。平常每季收成，最少也是几百斤。郑、荥、广、汜一带的人，向来都是到“东南路”贩粮食。这里从没有感到过食粮的匮乏。

所以当我未来到的时候，总觉得粮价一定比别处分外便宜，城市里仍是熙来攘往，乡村仍是鸡犬相闻的好年光。

但一踏上漯河到汝南的公路，这美丽的梦便被撕碎了。公路两侧，种植有带刺的洋槐，那些树因为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攀折，上面已秃得如同老年人的头发。但是每一棵树的带刺的枝柯之间，总还站着举着长竿攀折的人。桑树、柳树、臭椿树、开着大紫花的桐树……都是他们的猎取物。

有几个妇人，在大风中举着长竿，西风掀起她们的破烂的衣服，露出令人可怕的肋条。她们的身子比竹竿还轻，还没有举起竹竿，她们已在风中跌倒了。

在树上的，有许多人便大把地吞吃那从树上刚摘下的树叶子。有一个年老的妇人，攀折了一捆树叶子，还在肩上背着，却在树根边死掉了。

在公路一侧的流水沟里，或石桥的下面，不断地看见半毙的无人理的婴儿，和被剥得精光的尸体。乌鸦在上面盘旋着，野狗看到过路的人，依然肆无忌惮地大嚼。路人因为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为这停留一下脚步或去叹息一声，便又匆匆地赶他们的路了。

独轮车的声音一直连续不断地嘶叫着，农人们，佝偻着枯瘦的腰肢，艰难地推着几袋麦子往北边卸运。他们大半是从安徽边境来，往郑州、许昌、临颍一带去，为了一斗可以赚几个钱，他们便不惜如蝼蚁一般地把那粮食辗转千里地运输。古人说“百里不贩粮”，现在却推翻了这个教义，因为他们图的不是赚钱，而是少赔一点便觉得比坐在家里饿着好多了。

在上蔡和一个朋友谈，他说有许多工人都是情愿每一天倒找雇主多少钱替人家做工，只要管他吃饭。我乍听很惊奇，但到汝南一问，才知道是很寻常的事。

（二）

汝南的大街上，夜间简直像个凄苦的地狱，每一个高大的门楼下，横三竖四满地都是奄奄一息的难民，有时候你走路不留心，便会被躺着的人绊倒。

在落雨的夜里，你可以从雨声中听到满街满巷里鬼哭神号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置身在地狱里的奈何坑一样。

卖馒头的人，卖花生的人，卖豌豆糕的人——只要是属于吃的东西，摊贩都在上面罩着网子。乍看之下，仿佛是夏令已到，注意清洁，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抢食的灾民们的。顶可叹的是有些卖馒头的人，因为没有网，便把馍的样品缚在篮子的“系”上。

街上盛行着一种食品，名字叫“牛肉冻”，原料是杀牛剩的杂碎，掺上皮，和上洗肉的汤，煮得浓了，弄出来一凉，便成了凉粉块一般的东西。吃了之后，十准生病，因为那根本不是食品，又冷又脏。但那些没钱的下力人和贫民们，却争相购食，他们顾不得吃下去是否会明天死，只要眼下能打发住肚子。

有一天，我去某街看一个长辈，在那条几丈长的街上，见到四条死尸，和六个走不动的灾民。四条死尸之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脸向着天，牙齿上爬满了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为了怕担负他那条街饿死人的罪名，已经用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锨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已成为一种职业。

另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在井边躺着，枕着一块破砖，头边堆着一大团乌黑的东西，和狗粪一样，几个小孩说他们看见是他才呕吐出来的。他闭着眼睛，什么话也不说。问他，他的声音已经细得如丝一般，说他是济源人，已经在这边六七年了。我给了他八卦丹，他摇摇头，他不需要药品，他需要食物。

在那死尸的一边，还坐着两个快死的人，一个的脚，肿得和发面馍一样，脸也浮肿得不成人形，另外一个，腿瘦得如同火柴，身上连一点肉都没有。甲长拿着馍，送给埋葬死人的小工。他们恳求着也要一点，甲长奚落地说：“你去抬吧，埋吧？”那乞丐只好把头低下，什么话也没有。因为他们恐怕顶多一天两天便要被人抬走的，他们哪会去掩埋别人呢？

汝南的“南湖”，是那里第一个风景区，里面果木成林，花卉满园，向来是游人盘桓的地方。但现在，南面不远的新堤上，却隆起了无数的新土堆，有的外面露着头发，有的被野犬扒开。因为掩埋过多，过浅，已经有人瘟的发生。但是每天的黎明，总还有几辆马车拖往城外，增加这人瘟的酵母。

汝南也不乏慈善家和热心救灾的人，城里也时常有散发馍票或散钱的事。但因为没有整盘的计划，有的灾民也许一天前得到施赈的招呼，后一天却照旧饿死；有的听说城里放赈，到后却恰跟上挨饿。所以每有一次零星的布施，街上倒的人必更多一些，第二天抬出的死人也更多一点。

几个乐善好施的人家，门口常常躺得横三竖四，连走路都不可能。这种情形，使原来热心救灾的人，渐渐把心也淹得冰冷。没有彻底的完备的办法，谁开得了这个潮水涌着的“善门”呢？

听说汝南的灾民，十九都是从别处流亡来的。然而这也不应成为救济不了的理由罢！

人饿倒了，便躺在热闹的街心。死了也没有人理。同时，活人们仍然在死人的身边完全“视若无睹”，来来往往。这真是非人间应有的惨象！

（三）

在灾民的哭声中，另外夹杂着汝南各界的呼声：“严惩贪污！”汝南最近察觉两件大贪污案。这两件贪污案，都是和救灾直接有关的。

汝南十九店，以往组织有私仓积谷，用意在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这个仓社统共有公田四十九顷，每亩每年二斗，由仓库主任傅伯明积存。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积仓便没有动用过，合计起来，共有一千五百余石。现在灾荒已极严重，各方决议开仓施赈。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一斗麦足可以维持生命，那样便是说，这一千五百石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但是，这位仓库主任傅伯明，却一石未积。佃户倒都缴过了，但他没有存到仓里，却都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汝南日报》上大声疾呼地说：“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读之真令人感动。真的，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对这杀死一万五千人的刽子手，他的罪真是碎尸万段也仍有余辜。

但，傅伯明主持的仓还是私仓，盗用的积谷还是私社的积存；更令人吃惊的是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的大贪污案。汝南粮管处，共设有七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拨付的时候，须有县府粮政科的拨粮凭证。但是，李东光却私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令购户往分仓索取。第一批是在县东北唐营仓库提取的，经该处分仓主任检举，证据确凿。事泄之后，黍杆铺分仓主任因与李东光预先亦有勾结，在该分仓亦提取有一百余石，乃往该仓库消灭证据，亦被检举。现在李东光、黍杆铺的分仓主任，都在扣押中。

据说李东光这个贪污案，已有证据的便已经是小麦五万九千斤，其他支仓中未查出证据者还不知多少。这些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来的，这，国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负担。这五万九千斤粮食，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

“人民罄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

李蕤（1911—1998），原名赵悔深，“流萤”是其笔名之一。生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1932年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1935年加入北方“左联”，1936年进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南阳《前锋报》、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8年8月携全家进入豫西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1952年入朝采访，1953年调往武汉，任中南文联及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出版过《李蕤文集》四卷等。

《豫灾剪影》序言

李静之

我们中国所遭的战祸是史所未有，我们河南所遭的大灾也是史无前例，在国家遭受空前大战中，河南遭受了空前大灾，这是河南的浩劫，也是国家的不幸。从前在史书上，古人诗文中看到的形容灾荒惨状的记载，总以为是文人过甚其词，现在竟有事实把不能令人相信的记载状述都一一为之证实。同时使我们知道河南这次灾情之惨，确是空前。对这惨重的灾情，我们不但呼吁救济，而实地看看，据实择要记载，写成实录，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灾遍全省，区域广大，处处都看到，势不可能，只有择灾情最重的陇海线洛阳至郑州那一段，去看看，豹窥一斑，全可概见。

本社同人对于救灾，都很热心，远驻洛阳的特派记者赵悔深先生自也不例外。我们有了这个意思，写信同他商量，他就不避苦难慨然应允，愿单骑到灾情严重的郑州、荥、汜去看看。这本小册子，就是悔深先生深入灾区的见闻实录。

如果这本小册子尚有一看的价值，我不愿说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流利，写得生动，是因为写的是灾情，内容太充实，故事太动人了。当然我也知道，没有作者流利的文笔，决不会将故事写得这么动人。有了真实的内容，再出以流利生动的文笔，才能令人看了文字的记载，比实地看到那些故事更为感动。

这里边的记载曾使许多读者看了不快，甚或心悸而泪流。但我相信虽不快，纵流泪，而仍是要看的，因为从不快中还可获得不少的美感，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文学素养了。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四日

李静之（1901—1988），原名李海晏，字静之。河南南阳地区方城人。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42年初创办《前锋报》，任社长。1942年河南大灾中，委派特约记者赵悔深赴灾区采访，在《前锋报》上连载了10多篇反映大灾惨况的通讯报道，组织撰写了近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新中国成立后，为“民革”成员。20世纪80年代以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李 蕤

1942年，河南发生一次大旱灾。那次旱灾，河南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据官方的数字，是300万人（有的讲达500万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照旧征粮征兵，而且趁火打劫，加强剥削压榨，把千百万人民驱入加速死亡的深渊。千百万无告的人民，像大火中的蝼蚁、严霜中的黄叶一样，辗转在死亡线上。灾区范围之大，包括中原半壁河山，从京汉线到陇海线，川流不息，尽是衣服褴褛、面黄肌瘦、携儿带女、辗转向西奔逃的人流，构成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

当时，重庆《大公报》有一位记者，名张高峰，他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开会，因为大声疾呼为灾民请命，弹劾了孔祥熙的荒淫无度和汤恩伯在河南的暴政，汤恩伯恼羞成怒，在郭仲隗先生由渝返豫途中埋伏许多特务，企图对郭进行暗杀。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下，河南300万人民饿死之前连呐喊几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无声的死亡是人间最悲惨的事”，而这死亡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百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南阳《前锋报》给我写信，聘我作为“特派记者”，到灾区看看，写一些关于灾区情况的报告。

《前锋报》是一家民营报纸。社长李静之为人正直，是我所久已仰慕的；总编辑孙良田，我们在抗战初期便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是完全信赖的。但是，这样一份麻纸两版对开的地方小报，不论从政治背景和社会威望说，和《大公报》都是无法相比的。他们的“肩膀”应该说还是很“窄”的，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报道灾情吗？他们难道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招致的后果吗？我对他们这一决定既感到无限钦佩，又为他们惴惴不安。

从我自己说，1940年冬，我在洛阳《阵中日报》工作时，曾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劳动”营关押两个月。后经国际新闻社朋友范长江多方营救，释放时还带着“暂准退学，随传随到”的尾巴，而且释放后《阵中日报》便把我开除，只好带着老母妻儿回到汜水县老家赋闲。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总编辑于赓虞是我在开封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让我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整个中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伏牛山工作团”、“叶县青年集中营”，成批成批地把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逮捕审讯。河南著名学者嵇文甫，便是在这段时间被捕关押到防空洞中的。在这样的气氛下，我这样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只有做哑巴的份儿，担负这样“捋虎须”的工作，实在是自不量力。弄得不好，反而会辜负报社的重托，给《前锋报》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然而，每天一开大门便有难民在门口倒毙的惨状，每天一睁开眼便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每走一处都可以看到的鸠形鹄面的灾民，使我一刻也不能平静。我感到：作为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便比死还要痛苦。这样，我便毅然答应了《前锋报》的要求。

当时，采访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陇海路东段，从洛阳到郑州，路轨已经拆掉了，也没有什么“长途汽车”，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公路东行。

大灾之年，社会秩序不可能是好的，拦路抢劫的事，不断发生。当时我的爱人宋映雪在离洛阳几十里的平乐村一家中学教书，我的白发老母，和刚刚降生几个月的婴儿，都由她一人照顾。母亲听我说要孤身一人骑车深入灾区采访，竭力反对，待到反对无效，便暗自叹气流泪，她忧虑的只是旅途的安全，而映雪则想得更多，她知道此行担负的全部风险。一年以前，被抓进“劳动营”的时候，她正住在北邙山下一个小窑洞里生下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孩子还没有满月，我便被特务抓走了。她一个人，又要为婴儿哺乳，又要安慰日夜哭泣的老母，又要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我出狱，受尽了人间的折磨。这些记忆，她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为灾民呼喊，将会得到的是什么酬报。因此，当我向她说明要深入灾区、反映灾情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做声。一连几夜，我发现她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有时蓦地披衣独坐，默默沉思。我知道她内心经历着怎样剧烈的斗争。临行前夜，她一边替我整理行装，一边深情地说：“放心去吧！家里的事，由我全部承担！以后因笔招祸，我们也不后悔！”第二天一早，她抱着孩子把我送到村头，说声“沿路多自保重”，便转身走了。她的坚强的支持使我增强了信心。

平常我们灯下谈心的时候，她常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四围这样黑暗，你们写文章的人，好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很快就会熄灭，会有多大用处呢？可你们却那么认真，不惜碰得头破血流！”是的，在黑暗如漆的旧社会，我们文人手里的一支笔，即使是为人民发言，它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啊！因此，我写这些报告的时候，署名是“流萤”——署这个名，一方面为了减少无谓的麻烦，一方面也表达这些文章并无烛照黑暗现实的力量，只不过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缕萤光而已。

我骑着一部脚踏车，从洛阳跑到郑州，又从郑州南下，走到汝南，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如实作了记录。那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此外，早在1942年冬，我因别的事情去西安一趟，写过一篇《无尽长的死亡线》，《前锋报》不加修改地连续发表了。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投影而已。

后来，《前锋报》还把它集印成册，社长李静之为它写了热情的序言。32开本白麻纸的印刷品，像衣服褴褛的灾民一样，是不能进入大雅之堂的，连作者自己，每次填写劳动成果表时，也往往把它弃置不论。然而，在当时，它又确实是代表千百万灾民发出的呼喊，它点燃过广大读者心灵的愤怒烈火，也引起过一些人切齿的痛恨。它是一块粗糙的石碑，文字尽管拙劣，但却记载着反动统治的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今天的青年，重读《豫灾剪影》，会像读《天方夜谭》一样感到陌生。然而，这是事实，是40年前铁的事实！《豫灾剪影》里的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便是新旧社会的界碑。愿今天的青年，把这个界碑埋入心田，化为前进的动力，作者便心满意足了。

1984年3月于武汉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封面

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上的《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署名李蕤。

1985年，湮没了42年之久的“流萤”的《豫灾剪影》在袁蓬主编的《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上再次面世。全文以《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为题，署名李蕤。除收有原书中的10篇通讯报道外，还增补了发表于《前锋报》1943年5月15—16日的《粮仓里的骨山》一文。

袁蓬摄于20世纪90年代

袁蓬（1928—2012），原名袁铁汉，河南尉氏人。1947年曾在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在他主编《河南文史资料》期间，为钩沉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做了大量工作。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前锋报》是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它创办于1942年元旦，是一份4开的麻纸小报。这张报纸，无论从社会影响、印刷质量和发行量等，都是无法和重庆《大公报》相比的。但这份报纸，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不仅组织特派记者奔赴灾区采访，而且发表了近百篇跟踪报道救灾的社评。这些通讯和社评，为河南大饥荒留下了最为具体的翔实的记录。

南阳《前锋报》的社长李静之。他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地区一个富裕的家庭，1924年肄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4年先后任河南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及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像有这样背景的人，在当时社会上，飞黄腾达是很容易的。但当官发财并不是他的理想。他怀着“蚁负一粒”的社会责任感，在南阳曾创办景武高中。景武，是敬仰诸葛武侯之意，南阳是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李静之心中的楷模不言自明。同样的，他创办民营报纸《前锋报》，是要用新知识启发民智，唤起民众。《前锋报》中的“前锋”两字，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创刊号上，李静之亲笔撰写发刊词，以“仗义执言，为民前锋”为办报宗旨。报社自筹资金，不接受政府的津贴，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

《前锋报》和1942年河南大饥荒仿佛有着不解之缘。它刚创办半年多，就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浩劫。《前锋报》遵循自己的办报宗旨，不辱使命，不遗余力地大力呼吁救灾，从1942年7月一直到1943年6月，先后发表了近百篇面对现实，痛斥黑暗、为民请命、为救灾献计献策的社评与时论，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大灾之年，《前锋报》的发行量竟高达数千份，其影响覆盖了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地区，被人们称为河南的“小公报”。

本书所选的68篇社评，基本上呈现出《前锋报》这些社评的面貌。它们涉及河南大饥荒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可能一一介绍，归纳起来，有以下4个特点：

1. 跟踪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从1942年7月16日的社评《赶快做防灾的准备》开始，一直到1943年6月两麦丰收后的《减收田赋，恢复元气》止，从中可以看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如何发生、发展、蔓延而后暂缓的。读过这些社评，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河南大饥荒时期社会生活的脉动，获得大量真实有效的信息。

2. 社评发扬了“文人论政”的传统。其思想武器之一，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针对大灾之年人心的扭曲麻木、社会道德的丧失，《前锋报》社评中多次呼唤孟子的民本思想、“仁爱”精神。社评注重实践，强调不但要有“仁心”，更要有“仁术”，积极为救灾献计献策。他们自谦所献的是“刍荛之策”，即割草打柴的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如《论油菜救灾》《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处》《发展土布生产，救助灾区妇女》《满地春菜，株株都是救命灵芝》等，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社评敢于对当权者犯颜直谏，批评在灾区征粮和不顾事实的限价令，如《救灾与督征》《限价与救灾》，都指出大饥荒的愈演愈烈在于“人谋之不臧”，也就是政府各级官员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到了1943年4—5月，“麦口”之前，是大饥荒进入“倒计时”的充满希望的时刻，也是饥民力量耗竭、死亡率最高的时刻，《前锋报》社大声疾呼政府拿出一切力量救灾，社评《放斗余，贷公粮》《速贷预备公粮》《仓余粮，民饿死，谁能负了此责》等，呼吁政府把行政公教人员往年剩余的粮食和麦收后储存的粮食全部拿出，用以赈贷灾民。对于贪污腐败，予以无情揭露。大饥荒过去之后，社评对贪污平粜款的官吏仍然穷追猛打，如《我们主张严办李杏村》《继续彻查平粜舞弊案》等，同时指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历史规律，如《收复失地，先收复人心》等，显示出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为民请命的勇气。

3. 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救灾思想和具体措施。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各种灾害的赈济中，形成了一整套救灾思想和救灾实践，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前锋报》社评对此多有借鉴。如，介绍汉代的汲黯、北宋的赵汴、南宋的朱熹等贤臣良相的救灾事迹，像《介绍八百年前的救灾能手》《怎样度过灾荒？古人的救灾精神》等，同时能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如援引光绪三年河南大饥馑中巡抚李鹤年放开粮价救灾的事迹，对批评国民政府的限价令（《甘霖已降，粮价将平》），就是很好的例子。

4. 发挥了现代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推动作用。当时报纸就是最先进的媒体。社评《新闻纸与人生》把报纸和教育作为增进国民知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手段，说西方有谚，“晨起三件事，空气，牛奶，新闻纸”，美国平均每户每日有3张报纸；而在文化落后的河南，每日全省仅发行1万份报纸，平均3000人看一张报纸，可见国民文化素质之低，通过办报提高国民素质之必要；《记者节感言》强调新闻记者要有主持正义、贬恶扬善的职业操守，“报人不但要有丰富渊博、切实管用的知识，而且要有不屈不移、不磷不缁的品格，知识超众，品格坚定，然后才能负起淑世善俗的责任”；《公开，公开》呼吁增加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公开是政治清明、进步的一个有力条件”，“我国政治不公开，就因为政治不清明，是清明就不怕公开”。“而公开的最好方式是登报”。社评在启迪民智、介绍现代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如呼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灾后防疫等，也都是积极救灾的必要措施，限于篇幅未能全部入选。

由于南阳《前锋报》地处河南省西南部，是宛属自治政权，受国民政府的控制较小，在抗战中南阳又是最后沦陷的地区，因此它在抗战中可称作报纸的“最后的观察站”。报社是在1945年春河南全省沦陷时才被迫撤出南阳的，当时报社人员掩埋了印刷机，装扮成农夫农妇潜入内乡山村，几个月后，抗战就胜利了，他们立即返回到南阳，继续办报。

1947年，《前锋报》的总编辑孙良田、主笔赵悔深、社长李静之均遭国民党通缉，先后逃离南阳，《前锋报》被迫停刊。不久他们即转移到开封，与郭海长（郭仲隗之子）为社长的《中国时报》联合，办起了《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一直坚持到1948年。报社大部分成员均奔赴解放区。

《前锋报》除了专论外，社评均未署名，大部分当出自社长李静之的手笔。社评组成员还有张林翰、王骏远等。

率先拉响救灾警报，及时提出救灾办法

赶快作防灾的准备

《前锋报》社评 1942年7月16日

抗战五年，所以能够坚强的支持下来的，一方固由于人和与地利，同时也有赖天时。“七七”以后，每年的收成虽不能说到十分好，但大致总还算过得去。物资方面虽感到不少的艰窘之苦，但自上而下，大家都还算有饭吃，所以凡百事业，都可以顺利的推进。不过我国虽是农业国，但生产方法则极落后，关于水利的兴办，只有陕西比较还好，其余各省还都是初步。所以现在还是得“靠天吃饭”。既然是“靠天吃饭”，而天不是可以永久靠得着的。就已往的经验，十年之中总会闹一次水灾或旱灾。不过在平时还好一点，因为交通方便，一个地方灾荒，别的地方的食粮，很快的可以运去救济。同时人民的负担较轻，富的往往可以周济穷人，地主往往可以顾全佃户。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第一是许多产粮区都沦陷了；其次是交通困难极了，商品转运往往得不偿失；第三，农村专靠食粮，食粮歉收，经济来源就枯竭了。所以一遇灾荒，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今年的麦是各地歉收，新麦未登时，价只一元一斤，既登之后，竟暴涨至二元之多，比原价涨了一倍。不过一般人民的食粮，平时是仰赖杂粮，麦虽歉收，所幸秋收不远。可是想不到入夏以来，天忽亢旱，近虽有些地方降了雨，但均未沾足，而未落雨之处，尚极辽阔。闻鲁山以北各县，早秋多已枯焦，而宛属①[27]一带，有些地方的早秋亦离枯焦不远。如再迟迟不雨，晚秋亦许绝望。

至民间食粮，除大地主外，小有产及自耕农，虽略有贮存，但一缴军麦，即已所余无几，而一般农民率已将新麦用罄。至于市面，粮行中率多空空如也，即有一二粜粮②[28]者，而多不过一斗两斗，可是籴粮③[29]者，则争先恐后，张着口袋去抢。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迅速的筹划妥善的防灾办法。就治本者说，兴修水利是首要的一着，不过就目前而言，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也不是咄嗟之间④[30]可以为功的事。所以现在最急切的问题，是一旦秋收太差，待至明年麦收，还有遥遥的一年，而一般嗷嗷待哺的饥民，将何以渡此难关？同时一般将士、公务员、教员所吃的公粮与平价粮，人民自己还没吃的，他们拿什么去缴？这些都不能不详详细细的考虑到。固然也许将来情势不至于如此严重，假如万一要如此，必须有备，才能无患。就笔者意见，防灾的主要办法：

一、严厉实行食粮节约。本报已有专论，兹不赘。

二、实行食粮调剂。如今年陕西麦收尚佳，应由政府设法将那边食粮转运过来。

三、实行食粮封存。将民间食粮作一详细调查，予以封存。

四、应切实遵照中央颁布的粮食增产办法，禁种与民生无关的农作物，所有的熟土地，尽量种植食粮，即菜蔬棉花亦须斟酌减种。

五、政府仓库所有之粮，应妥为保存，勿坐视其腐朽（即如某县仓库所存之麦，因为过夏不晒，结果都被虫蛀为粉）。当如何派人协同地方政府，监视仓库主管，予以晾晒，以免此无谓之损失。

以上不过是几件荦荦大事⑤[31]，至于详细的办法与最有效的办法，各级政府既设有专管食粮的粮政部局科，对粮食管理、节约亦有详细的办法。我们剀切的希望当轴遵照中央法令，斟酌地方实情拟定办法，迅予实施，为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国家人民实利赖之。

灾象已成 迅谋救济

《前锋报》社评 1942年7月24日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他省尚不尽悉，豫省大多数县份都已成灾。秋禾干枯，有的已拔去，赤地一片，几无青草。有的早秋苗已旱干，晚秋苗半枯萎。以本报所在地南阳说，虽曾偏雨之少数地方，秋禾亦半干枯。其未得透雨大部分地区，秋几全枯。麦既减产，秋再不登，军糈民食，将受极严重之影响。大多数之穷苦同胞，几乎全赖秋粮维持生活，麦子他们向来是不舍得吃的，自食粗粝，麦以奉官，多少年来都是如此。值此战时，他们更不敢有吃麦的奢望。故麦子减收，对绝大多数之民食影响尚小，只要秋季能收，民食即无问题。单有红薯、高粱，农民亦可顾命。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①[32]，影响抗战，实深且巨。本报于旬日前曾著论请负责当局，早为防灾准备，免至饥饿流离，影响抗战之业。

今日亢旱益甚，灾情更为严重。我们在乡间常见得两种现象：一为讨饭的人骤增，大部分都是鲁、宝、郏、伊②[33]及鄢陵、扶沟、尉洧等县之灾民；一为求神祈雨之男男女女，头戴柳圈，击鼓鸣锣，烧香磕头，虔诚祈祷，到处可见。老太婆们则挥泪以诉，泥胎的龙王爷与肉身的人，同曝晒于烈日之下，龙王爷毕竟是泥土之身，曝晒数日，面不改色，而血肉之躯的人，浑身赤紫，即不像人。虽是如此，而视天梦梦①[34]，老天爷并不稍加垂怜，而惠以甘霖。

地已赤，收无望，悉弃之而之他；尚可耕耘，收有微望的，求神祈雨，祷天求救。此种举动，诚属愚蠢，但无雨粮不收，无粮命不保，人力既无可为，求人不行，不求神求什么？其行虽愚，其心实甚苦。平时既水利不兴，旱时又回天无术，我们虽具新知识，不信有神祇，但对此旱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好办法。天不下雨，谁也无法。

下雨既无能为力，水利亦兴修不及，积极的生产办法，一时是无办法的，只有消极的从节约方面来谋补救。西洋有“节约即等于生产”之谚语，现时灾象已成，民食已成大问题，生产减少而消费仍如旧，那如何得了。南阳的麦价，今日一天每斤即上涨五角，而且续涨不已，粮价飞涨，其他物价亦随之上涨。一般以薪俸为生者，亦将无法生活，上下都将不能生活，我们还抗什么战，建什么国？

抗战以来，虽年年好收，但供应得繁，年顾一年，民间殊少盖藏②[35]，一季不收，即成重灾。大旱不雨，粮价日涨，亦不能全怪人民之眼皮薄，粮食缺乏如此，粮价飞涨不已，然而豪华奢靡，挥霍浪费者仍醉生梦死，一如往昔。而滥领军麦，冒用平价粮者，亦滔滔皆是。收得不义财，用之如泥土，富人一餐够穷人吃半年，大多数人吃稀的，吃粗的，省出细的稠的，供少数人之浪费。一席宴费，须数百千元。酒已涨至每两一元，普通烟已涨至五角一只，然而宴客饮酒吸烟者如故，这在平时尤为不可，况在战时，况在旱灾已成之今日？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各激天良，无再滥用职权，多求非分之财，浚民以自肥。从今日起，一切食用力求紧缩，自动节约，不烟不酒，亦粗以砺，只要我能勉求温饱，勿再作非法剥取。更希望政府当局迅谋救灾对策，实行粮食节约，各部队之军粮马干，各机关之平价公粮，应再行查考，从严核发，勿使一人向隅，亦勿使一人冒滥。只要主管秉公认真，切实核减，人民负担，至少可减少十分之二三。我们并不是要军人、公务员减少应得的口粮，为人民而减食，只求将不应得的冒滥减除。如能办到，纵秋收大减，亦可救民不死。同时更希望政府重申前令，切实禁绝造酒，禁绝宴会和其他一切不合战时要求之浪费，法从上行，收效必大，希望能先从官吏禁起。

生产减去若干，消费亦节用若干，使生产消费仍保持平衡，虽民少盖藏，虽有一年之荒，尚可勉强度过。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①[36]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

剔除浮滥②[37] 节约粮食

《前锋报》社评 1942年7月27日

天旱久矣，区域甚大，秋收的希望日益微渺，人心日益不安，携眷就食他方者日益增多。灾民流离，情实堪悯。在战时，艰苦与灾难将成的全国对于军公粮之征收，在不影响将士及公务员生活的原则下，自应力予核减，留作民食。而最要紧的是，彻底剔除浮滥，清绝弊端。如能做到这点，人民负担至少可以减轻十分之一二。

不论军政机关，浮滥均所难免。德国早已做到计口授粮，全国一律。我国限于事实，全国计口授粮，自不易办到，但军政机关是有组织的，人数多寡，法有规定，依照编制，核实发粮，尚不甚难，而竟不能核实发粮，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民有积余，浮滥虽不应该，亦勉可曲原，现在民食已成问题，不论官兵公务员、老百姓，都有饭大家吃，决不能使多数人饿着肚子，省下粮食来，供少数人浮滥领用。老百姓节口缩食供给前方将士，吃饱穿暖去打敌人，或各级公务员不致枵腹从公③[38]，这是天经地义，应尽的义务，虽忍受冻饿，甘心自愿，绝无怨言，唯有对不应吃麦及平价粮的人或应少吃而多领者，实在太不甘心。不甘心而强其必出，这是政府最失信仰、最失民心的地方。不论丰收歉收，都应彻底查禁，究竟哪些机关有浮滥领用的，局外人当然不知道，固然不见得各个机关都有，但也不见得各个机关都没有。我们的意见不在攻讦求疵①[39]，只在提出请各级负责当局，注意清查，有则严禁，无则加勉。此可以整肃纲纪，可以节约粮食。

所领之粮仅足食用，无有浮滥，自不至有转卖公粮之怪事。以两角钱一斤从老百姓那里买来，再以两元甚至三元一斤卖出，这事最使民痛心，而甘心如此做的人也最无天良。我们常常随时随地注意听取这种消息，在街巷，在茶肆，在集会场中，关于这种事情的传说，真是不一而足。谁也不追问责任，哪儿说哪儿了，大家有闻必传说，可是你要一认真追问，叫他举出事实，说出人来，大家又不说了。再追问，又说是别人这样说的，你再追逼，听谁这样说的，照例也是不肯说出人来。再认真追问，又会“不过闲谈谈，先生你又何必当真呢？”他把你当侦探，脸色寒沙沙地走开了。说的人很多，谁也不肯拿证据，这就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老吏办公文，也不能尽怪其滑头也。我们以为，既事出有因，一定要以因求据，经过认真寻求，一定会得到证据的。认真寻求之后，再得不到证据，那么就可以负责说一句“实无此事”，不必再说公事套的滑头语。

据我们所知，有些部队有些机关，因所领麦子，每人六十斤，不足士兵夫役之用，将麦子卖出买成杂粮，勉可维持一饱，这本是应该的，事实上不这样做也无其他好办法。不过办法可以改变一下，以部队来说，如须卖麦换买杂粮，不要出各连排自己直接卖，免予人以怀疑口实，应出所在地的最高军事机关代为调换，定出麦与杂粮的比例来，以物易物，免遭物议②[40]。行政机关亦采取同样办法，严禁各机关自行卖麦易粮。一方面禁止私卖，一方面严查浮滥，正本清源，先从军队与公务员实行真的计口授粮，不使一个人无粮吃，不使一粒粮有虚靡，这是今日极应彻底办到的一桩最大的事情。如连此做不到，那就表示出连整个军政机关都没有组织，我们还抗什么战，建什么国？

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

《前锋报》社评 1942年8月8日

农谚云：“掏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淫吃饱饭。”阴历五月，秋苗尚小，天旱根能深入，根深则固，六月是苗盛花开实结之时，正宜多雨。今年五月旱了，但旱得太早了，许多地方秋苗根本就没种上。已种上的因旱的太狠，苗多未长起。入了六月，与农谚正相反，竟而不雨大旱，宜雨而偏旱，秋苗多枯死。未种上的根本没希望收，已种上而枯死的，天再不雨，收成亦属无望。近日又南风长号，热燥异常，前时雨收重青之秋苗又呈黄枯。旱灾，在河南是已经成了，不必再忌讳，应赶快想对策，预为之备，不至等到明年荒春，人吃人时再为救济请赈，就无济了。

本报曾一再著论，吁请当局，急谋救济办法。豫省府现正研讨救济办法。两周以来，虽各地降雨，均未沾足，天一转晴，又呈旱象。再有十日不雨，苏复萎禾又将枯槁，纵下了雨，干渴太久，收获亦决不会丰。各方打听访问，纵然从今天起，五风十雨，甘霖时降，秋收也只能有个二三成。占全人口十分之八九的贫民，秋粮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二三成秋收，又济何事？秋收绝望，饥馑立至，许多地方的农民也不能安心生理，时有去志。即以南阳论，如果到乡间看一看，听一听，就会知道乡村里的人是如何的不安。多数的人都在作逃荒的准备，而汝、鲁、宝、郏等县①[41]的灾民又多来南阳就食。情形日非，问题确甚严重，决不能再行忽视。

所幸邻封各省，均可丰收，而河南全省亦有数县可望丰收。早日着手准备救济，并非绝对不可能。省政府应即日起，统筹救济，勿再迟延。救济的办法，豫省府正召集有关各方，会集省府，本报既在河南出版，我们又为豫人，愿将一得之愚，聊作刍荛之献①[42]。

河南成立有“灾情调查委员会”②[43]，应充实其组织，宽筹其经费，派员分赴各县作普遍调查。期于一月内调查完竣，据实报告省府，省府据报后，即查照各县灾情轻重，统筹救济办法。我们主张由省政府统筹办法，不主张各县各自为谋，如现在许多收成较好的县份，禁止食粮出境，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办法，就各县立场说，虽也不可厚非，但总非妥善办法，只管我们有吃的，看着他人都饿死，这确是不应该的。现因各县之禁止粮出境，“有的”县份粮价虽因此而较稳定，“无的”县份却因此而粮价日益高涨。从新邓到南阳，从南阳递北而南召、鲁山，而宝丰、临汝，而伊阳、洛阳，粮价递增，每斤比差，均在一元左右。甚且有钱买不到粮，无的县份，本地既无粮，有的县份有粮不准出境，灾民如不流离逃难，岂不是要坐等饿死吗？有的吃不完，奢靡以糜费，无的不够吃，饥馑而饿死，这也殊为不平。且人孰肯坐而待饿死呢？如真无食以活，必至聚众抢劫，等到饥民暴动，有粮的人，“虽有粟吾得而食诸”③[44]？不管是坐而饿死，或者是抢食劫粮，都是令人不敢设想的严重问题。政府如不迅谋统筹救济办法，终必演此惨剧。

维持治安与彻底救灾

《前锋报》社评 1942年9月3日

近些日来因为晚秋全瞎，农民多已断粮。于是跟着来的是，逃荒的一天多似一天，道路上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而地方治安益成问题，截路的、抢粮的，时有所闻。这种情形真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倘若再没有急切的有效办法，那么再停一些时，恐怕整个社会秩序就不堪设想了。

目前穷的是没有办法，离乡逃命，或者是打算为非作歹；富的虽有饭吃，但一想到大家都没有饭吃，自己虽有粟不能安食的时候，心中也惴惴不安了。所以眼下虽然说表面还看不出十分严重的现象，而实际人心惶惶，大家均感觉有点岌岌不可终日了。

更就整个的大局来说，治安当是第一要义。可是维持治安，就必须彻底救灾。救灾有办法，治安自然不成问题。要是救灾没办法，治安也根本无从谈起。不过说到救灾，决不是仅仅减去一少部分征购，或者拨点赈款就可以为功的。目下可以说河南的粮食，不敷甚巨，当前最急切的实在是实物，而不是款项。

就笔者愚见，救灾应分地方与省府两面。省府要统筹全局，而有效的办法是请求中央迅速实施下列四端：

（一）饬令陕、鄂、皖三省解除禁运粮食出境之令。因为这三省收成既佳，当然应该准豫省灾民自由贩运。不要说是同一国家，就是平时的邻国，也有相恤相助之责。要说怕粮出境资敌，尽可下令指定区域，或以黄河为界，南由黄河入淮处起，北至郑州，折而西至潼关，只准粮食运进来，不准粮食运出去。在这个范围内，各地人民可以自由贩运，不加禁止。只要能解禁，则民间自然可以自动贩运，而无形中就得到了调剂的效果。

（二）饬令邻省准豫省灾民之老弱者迁入。往内输入粮食，是一有效办法，而向外移民就食，也是一有效办法。远道运输困难极多，所以数量自然有限。至于灾民中之老弱，既不能耕植，又不能服役，纯粹是消耗者，所以让他们移转邻省，予以救济，如豫省之于黄泛灾民然，不也可以救活一大部分同胞吗？

（三）尽量再减少征购征实数额。现在中产以下的家庭，多已无粮，而中产以上的也不过仅只顾眼前，到明年麦季，大长十个月，如何能挨过？至于家道富有、贮食不尽的，可以说少之又少。过去摊派是普及一般有产者，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产者，率已不能自给，试问他们哪里有余粮缴纳政府呢？

（四）拨给赈款，由政府主持办理平粜①[45]。

至于地方政府，也可斟酌实际情况设法救济：

（一）减政：把不需要的骈枝①[46]机关一律裁撤，而必要的机关，也应裁人。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平价粮的负担。

（二）调查大户食粮。把他们吃不完的，由政府订定借贷办法，分配给贫民。我们听到有许多地方人民公然抢粮，而政府无之如何，此风殊不可长。与其使人民自由行动，何如由政府订定办法，去作合理而有计划的分配？在穷者，既可得到救济之益，而在富者，被抢去与被分配借贷，两害相较取其轻，毋宁说是有利。同时政府的威信既可树立，而地方的治安也可赖以维持。

其余如节约、种植冬作物及菜蔬等，曾再三论及，兹不赘。

总之，我们对河南全局，弥怀无限忧惧。因为这种关系，总觉得各方对救灾的办法不够积极，不够完善，而步调也稍嫌缓慢不谐。救灾如救火，不积极努力，将来就难免燎原之祸。

本报所以反复申说，再四呼吁，并不是对政府有所不满，或故作耸听之论，而事实明白告诉我们，问题太严重了，不急切设法，将贻害无穷。心所谓危，不敢不言，也不忍不言。各级政府，地方人士，都应集中全力，从事救灾，只要民不流离失所，免作饿殍，一切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恢复正常心理相恤互保 必可渡过饥馑难关

《前锋报》社评 1942年9月11日

自夏徂秋，未得甘霖，东北风吹了两天，彤云弥漫，气温降低，昨晚通宵大雨，普遍沾足，这是入秋以来第一次普遍的透雨。雨虽下的太晚，对于秋禾裨益甚小，但麦子可以播种，麦能望收，饥荒时期缩短甚多。同时其他秋冬作物，如油菜、扁豆、蔓青，亦可种植。苦霜不降，红薯得此好雨，尚可生长。田中或多或少，尚能收获少许食物，而给人以少许安慰。这一次大雨，无异是一服定心剂。

人心太浮动了，也太险诈了。奸人构煽，宵小窃盗①[47]，愚妄之辈，大惊小怪，不逞之徒，乘机抢劫，无知妇女，又见鬼见神，谣言妖言，交相肆虐。不是说某家妇女头发被鬼剪落，就是说某地坟中掘出旱妖，不是说某地啸聚了多少土匪，就是说某地到处抢粮。构煽愈力，人心愈凉；人心愈凉，谣言妖言也愈易煽动。还没有到绝粮断食之时，而抢劫已到处发生，人心由浮动而惊慌，社会秩序为之不安。既直接抢劫，穷人即失去富人之同情，反不借贷，购枪自卫，一支步枪，售价一两千元，入夜之后，枪声四起。各县除城关附近，多陷入抢劫对垒。惊扰恐慌之状态，如不急思补救镇压办法，仍听而不闻，或仍缓慢徐图，那么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前的匪乱，不难浮现于今日。

我国以往的大乱，大半都是因荒年无食，政府救济无方，饥民暴动，始而因无食而抢粮，继而由抢粮而为匪，终至啸聚成股，造成大乱。现在的情形，大家都认为是饥民因受不了饥饿的压迫，不得已而抢粮救死，事非得已，情有可原，政府既不把他们当作土匪来办，社会亦视为当然。某家被抢，邻右既不守望相助，予以救援，而被抢之户亦不敢开枪痛击，采取正当防卫。往往一枪不发、毫无危险的把粮抢去。不但抢时无危险，而且抢后亦无后恙，这样更鼓励起人民抢劫之心。本来不敢抢的人，看到别人抢了无事，又可以得食，安分守贫，必至饿死，于是也鼓起勇气，好人亦去抢劫。初上来是善说分粮，近似强借，还与物主留下一部分，后来不论分说，硬抢强劫，不但抢粮，还要掠物，稍有不遂，即便杀人，甚而纵火，且进而又杀人又放火，完全成了土匪行为。同时有钱人也购枪自卫，力予抵抗，前此之不费一弹即可安然将粮抢去，现在演成攻守对垒，平地是夜聚明散，山中已啸聚成群。履霜坚冰，乱萌渐长②[48]，社会无秩序，穷富同归于尽，任何救济办法亦无从实施。不要说没有粮食，就是办平粜，解粮禁运来粮食，亦无法分配。这问题实在十分严重，实不容我们再讳莫如深了。

这一严重问题的造成，并非全由事实所逼，也并不是事实上已至如此严重地步了，多半因人谋不臧①[49]，既不能先安定人心，给奸民以构煽之机，又不能为有效的制止，使不逞之徒，得肆无忌惮的公然抢劫，人心浮动与秩序骚然，互为因果，如听其因果互生，必至不可收拾。前因久不下雨，人心不安，镇定秩序，比较不易，现在甘霖已降，种麦有望，人心亦将因之渐复安定，政府应于此时速设法救济，以安人心。省府李主席②[50]既亲向最高当局陈明豫省灾情严重，请求免去征实征购，领袖贤明，恫瘝灾民③[51]，必能体念下情，俯允恩准。田赋一经减免，大部分食粮即可留作民食。再开粮禁，再办平粜，区区一省之灾，全力救济，当然不会演成社会大乱、人民流离死亡之惨象。

同时各县政府应立时彻底分保调查县境现有粮食之实数与各保非救不活之灾民之实数，妥作合理分配，定出借贷办法，使有饭大家吃，互恤互助，维持秩序，共渡难关。有粮之人，应对其穷苦亲族、自己佃户，尽先借贷，维持其生活，使能勉安生理，或肩挑自顾，或贩粮为生，穷沾富光，富济贫命，相恤相助。人民本身力量即可勉强自救，再加上政府之救济，渡过难关，当无多大困难。

大家不必惊扰，不要自乱。谣言妖言，亦不要听信，大家共想救灾办法。无力自救者，应想法自救，或恳人求救；有力自救者，自谋救济；有力救人者，乐施救人。由相恤而互保，由互保而安生，人人能安过穷日子，社会秩序自能共保不乱。只要有秩序，救济的办法就容易想，而救济的办法也容易见效。

天既降雨，予以生机，人宜自谋，无负天心，而善用此生机以自活。冷静头脑，恢复正常心理，共想互利的救济办法，这是一条应走的生路；妖言惑众，抢劫自扰，那是一条共趋毁灭的死路。心理一复正常，生路死路必能判明，故恢复正常心理，尤为急中之急务。

救灾贵解决实际问题

《前锋报》社评 1942年9月20日

河南的旱灾，经军政长官的陈请、各方人士的呼吁，得以上闻，现在中央也知其严重，最高领袖，轸念①[52]豫民，对田赋征实征购，俯允减免，同时并再拨一千万元专作赈济之用②[53]。领袖痌瘝斯民，饥溺为怀③[54]，既免田赋，又赈以款，其宽仁厚泽，如甘霖之时降，是值得感激敬念不忘的。

以吾国之大，岁入之丰，免区区河南一地之赋，在平时还不算什么，对国家预算也没多大影响。惟在此战时，国用浩繁，财政困难，减免豫省田赋，自难免影响国家预算。同时驻军食粮、各县公粮、米谷津贴，为数既多，需用又切，仓库素无存余，多半是随征随用。本地粮豁免，外省粮运不到，灾民无食，问题固然严重，驻军、公务员及中小学教员无食，问题更为严重。这两个严重问题，必得同时解决，有一个不解决，牵制着另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呼吁减免田赋，救济灾民，这是当务之急，同时对中央还要请速筹豫省驻军食粮，豫省府更应对公粮米津④[55]定出可行办法，必须使前方将士、各级公务人员能以维持温饱，不致解体，然后才能谈到救济灾民。官尚不能自救，如何去救灾民？我们认为大家协力呼救，请免征粮，是必需的，是应该的，但对于摆在面前的事实，避闭不谈，不先谋解决办法，光求减免田赋，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大家好像说，只要减免田赋，一切就无问题了。实际是，问题紧得很，而且这些问题不先解决，减免征粮问题即无法解决。纵让仁慈的领袖，切爱豫民，俯允减免，而事实困难横阻面前，纵有明令，亦难实行。结果是口惠而实不至，徒失政府威信。

近日为减免征粮问题，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全免了，有的说减若干成，一方说全免，一方说并无此事，实情究竟如何，局外人实难确知。不过据我们以常识判断，最高当局轸念灾黎，对减免征粮原则是允准了，至于如何减免，减免后军粮、公粮、米津如何筹补，有粮之户，减免其应纳之粮，下余之粮，应如何分配借贷，救济灾民，以及外省接济豫省之军粮、公粮、米津、赈粮，如何运输、如何分配等等问题，都须要财政部、粮政部、豫省府以及战区长官部彼此共同遵照领袖意旨，参照实地情况，协商两全办法。决不是一言豁免，万事一齐解决。

救灾如救火，迟则即莫及。现在决不是争议是否全免，减多减少之时，最高领袖对减免征粮，既为原则的允准，各方人士，应协助豫省府，本着领袖意旨，从速与战区长官部协商维持军粮、救济灾民的两利办法，必须先使军粮无匮，然后才能再谈其他，这是一件事实，不是一个理论，不容彼此争辩。其次，迅自筹谋公粮、米津，如果我们不能说把所有的行政机关全令解体，教育学校全听其关门，那么这一事实，我们也必须迅谋解决，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摆在面前的并不是一个问题，是几种问题，这几种问题又彼此互相关联，没一种是可以不顾其他、单独解决的，必须协商兼顾办法，不能各不相顾的各行其是，互相牵制而抵消其力量。实际问题既摆在面前，大家应谋解决之道，不应逞意气，持成见，更不应不顾事实而抱不可能的希望。不可能的希望，是幻想，幻想难实现，最误事，平时迟误犹不可，值兹灾祸严重，饥民待哺，岂容再误。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正视事实，迅商其具体办法，解决实际问题，其余都可以不谈。

怎样渡过灾荒

《前锋报》时论①[56] 聿修②[57]

1942年10月14日

（一）灾荒可怕，战时的灾荒更可怕

我近来有些怕出门，怕走路，尤其怕到城市里去。因为只要一睁开眼，就到处接触的是可怕的流民图、灾民泪和乞求救命的呼声！

今年豫省及鄂北一带旱灾甚重，我想，这种灾象若在平时，或者不会像这样严重，现在这是秋季，就成了这种景象，距明年麦熟至少尚有九个月，试问这九个月我们怎样才能度过？

若在平时那好办些，因为地方多少要有些仓储，私人存储粮食者应当亦不少，只要地方官有办法，很可以勉强度过而不致饿死百姓。

若在平时还好办些，因为就全国算起，灾区还不算太大，而且，邻封各省大都丰登，拿国家的力量和便利的交通，救济灾黎不当为难事。

若在平时还好办些，因为平时遇见这种灾荒，自然以救灾为第一要政，别的事项尽可缓办，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来救灾，这灾荒就不会成多大问题了。但是我们偏偏在战时又遇见灾荒，古人说“兵凶战危”，战争根本上就是一个灾。而今又加上天灾，这灾荒当然就成了严重问题。

（二）古人救灾的精神

为政以养民为主，养民以救死为尤。作官的人，越遇到灾荒，越应该负起责任，越应该有办法。假如眼看着老百姓流离饿死，而不知存恤、不能救济，只会怨天尤人、一筹莫展，这样的官就不配作官，这样的人就不能算人。

尧之为君，“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有一民饥，则曰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我寒之也。”①[58]汉安帝皇后邓氏，每闻民饥，达旦不寐。北魏高祖因天旱而绝食，唐宪宗时南方旱饥，遣使赈恤百姓，将行，宪宗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计其数，恤赈恤百姓，则不计所费。”唐文宗四年，沧景节度使刘约，奏请开仓赈遭水百姓，诏曰：“本置义仓，只防水旱，先给后奏，敕有明文。”我们看看古之贤君贤后，对于灾民是怎样的关心。

宋神宗时，吴越大旱，时赵抃②[59]知越州，当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有几乡，当廪于官者有几何？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有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有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有几姓？僧道所食之羡粟③[60]书于籍者其存有几？”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得粟四万八千余石。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男女异日受粟，人各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共五十七处，使各以便受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出官米，平价而粜，粜所共一十八铺，使籴者便于受粟。给工食大修城池，病者医，死者埋，收弃儿，廪穷人。至五月而止。事有未便者，公以自任，不累其属。有应上请者，遇便宜辄先行。事无巨细，必躬亲之，民赖以生。

孝宗时，浙东大饥，命提举朱熹④[61]办赈粜，既拜命，即移书他郡，广募米商，蠲其征⑤[62]。及至，商舟已辐辏矣。日与僚属钩访民隐，至废寝食，分划已定，案行所部，穷山僻谷，靡所不到。抚问存恤，所活不可胜计。每出皆乘单车，屏徒从，一身所需，皆自资以行，毫不及州县，以故所至虽广，而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仓皇惊惧，常若使者压其境，由是所部肃然。我们看看古之名臣，对于救灾是怎样的用心尽力。

救灾本是难事，必须负责者拼命来想，拼命来干，才能办出相当的成绩来。在战时救灾更是难事，负责者尤非格外努力不可。

（三）怎样济军食

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无论灾情如何严重，决不能叫它影响了抗战的军事。但是现在的豫鄂灾区，驻有大军数十万，这些军队每天消耗军粮的数目，相当可观，而且必须继续不断的维持九个月，方有新粮可吃。假如在这九个月内有一两天粮食接济不上，军事方面就会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对于军食，必须有绝对有效的维持办法。

地方粮政机关及军粮机关，首先应该调查当地究竟还可征购多少粮食，这个调查必须绝对确实而有把握，否则容易发生军队向地方要粮，而地方不能即时拨付的情形。然后计算这些粮食究竟能维持多少时间，尚有多少时间需要外来粮食协济，把这个数字报中央政府，请求由邻省指拨。

中央政府根据地方粮政机关及军粮机关的报告，就其所需的数字，指定协济的来源，并且确实指定运输负责机关，并规定运输办法及计划，务使这些粮食按时运到军队所在地。古人说，“千里运粮，士有饥色”①[63]。这事是含糊不得的。

如果政府对于粮食协济及运输，不能有绝对把握，应当早些通知军事指挥机关，以便在军事运用方面设法补救。这就是说，可以不叫这些军队老停在这里等饭吃，或者我们趁早进攻，到有粮的地方去，或者在灾区少留些队伍，大部分派到粮食多的地方去。

总而言之，军队是不可一日无粮的，这事关系重大，很需要有责任的人们，早作具体而有效的打算。

（四）怎样救灾民

救灾原则是，不能眼看着百姓活活的饿死，应当由各级政府和慈善团体共同负其责任，如果大家都能尽到最大最善的努力，虽当此环境极困难之时，也可以使死亡减少到最低度。

首先对于已经流亡出来的百姓，应当由各地组织紧急救济机关，一面维持他们暂时的生活，一面指示他们逃亡的方向。同时，国家应当指定地点，尽量收容。最好能使大部分从事生产工作，藉可自食其力。

其次，对于尚未离开家乡之灾民，应当赶快加以安抚，并调查登记其家庭状况，一面劝导其种植可资救荒作物，一面调查公私存粮数目，准备发放，一面请求及时募集赈款赈粮，一面奖励商人贩运粮食，一面还得教导灾民，哪些东西必要时可以勉强充饥，哪些东西绝对不能食用。

国家对于灾民之儿童及婴孩，应当尽量收养。此事办起来并不见得有多大困难，只要扩充现有儿童保育教养机关之范围，便可办到。

关于救灾的经费及粮食，除了国家应就财政许可范围以内尽量拨发外，应当赶快发起向国内各省市及外国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如果宣传得宜，办理得法，颇可募得相当数量之款项。其次应当号召公务员、军人及富人的减食救灾运动，这样也可以凑集许多粮食救济灾民。

最当注意的是，不要因为今年的灾荒，连带演成明年的灾荒，所以对于向外流之者，应使其尽可能的减少，同时应当预防疾病瘟疫之发生。至于耕牛如何保存，种籽应如何储备，更是需要预先有适当筹划的了。

救灾是极复杂极烦难的工作，以上不过略举其概要而已。但是事不宜迟，越快越好，此时实在需要地方行政人员及慈善团体，赶快拿出良心来，拼命的去干。

（五）救灾声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救灾是大政，虽然不能因为灾荒影响了军事，然而也不能因为军用而忽视了救灾，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一点。

救灾应当不分畛域，邻封各省有救济邻省灾荒的绝对义务，其所负的责任有时应当比被灾的省份还要大，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二点。

因为救灾不是“地方事件”，所以国家对于救济此次灾荒，应该有统一的机构，以期指挥灵便，工作迅速，惟有如此才能费力少而收效多。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三点。

我们要预防军民争食现象，绝对不能叫它在灾区发生，否则地方秩序一乱，前途就不堪设想了。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四点。

富绅大户积存的粮食，必须叫他拿出来，地方官吏对此事必须任劳任怨，决不容有一方面囤积着粮食发财，一方面眼看着灾民饿死的现象存在。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五点。

政府应当赶快下令，使地方官吏作一个救灾竞赛。成绩好的应当重赏重用，成绩坏的应当严重处罚。这是应请负责当局注意的第六点。

事急矣，民危矣，敷衍要不得，推诿更要不得。只有大家拿出良心来，拼命去干，才能补救于万一。赶快！赶快！

论油菜救灾①[64]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0月21日

我们中国对公文与公事两词的涵义，弄得含混不清，以为在办公厅作呈文，下命令，填表册，就是办公事。这只算办公文，不能概括说是办公事。固然离了文书，纵有好的计划、好的方案、好的办法，也不能推行，公文诚然是重要，但单靠公文，毕竟是办不了事。许多事由文书策动而成功，同时也有更多的事由文书敷衍而坐误，而失败。凡是明了吾国政情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事实吧。

我们知道政府饬办之事可以说没有不重要的，没有一样可以打折扣，仅时间性有缓急之不同，虽办理上有先后之分，而切实作到，达成任务，是一样的，不论迟早都须完成。现在政府办救灾工作是急务，不容或缓，缓则就要人命；要切实，不容虚应故事，不切实也要人命。所谓救灾如救火，要迅速，要确实，不迅速火势蔓延，将至燎原而不可收拾；不确实，火不熄，必至死灰复燃，灾祸重临。各级政府对于救灾，必须认清了这一点，然后才不误事、偾事①[65]。

最高领袖昭示我们的办法，是心到，口到，手到，眼到，足到。必须有这五到，才能说切实办妥，达成任务。一般公事固须如此，对于救灾，更应如此。即以种油菜而论，各级政府都认为是救灾的一种有效办法，天如不雨，不能播种，那就不说了，现在天又好雨普降，正应及时播种，各级政府也定出办法，严令实行，但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有了办法，有了命令，还须买到种子；有了种子，还须发放出去；发放出去，还须都种在田里。要不，检同办法，一道命令，递级转下，或检同表册，一纸呈文，递级呈上，虽公文具在，数字准确，然而这是公文，不是公事，纸上的数目字是不能救济灾民使不饿死。必须把油菜籽种在田里，真能长成一棵一棵的油菜苗，才能充饥救死。各级政府应当公事办，不要以为办办公文就算尽责，就可卸了治下的人民饿死的责任。

据我们调查，南阳县对此办理最为认真，定出办法，下了命令，广为宣传，到处将办法写在墙壁上，以期周知，然后，把种子买来，分发各乡，定出官价，强令购买，强令播种，同时，分级大批派员，实行督查，必见菜苗，才算遵命。纸面呈报不足为凭，如查不实，立即惩办。听说乡长为此受处罚而被押的有六七人之多，倘再玩忽，将来还有更严厉的处罚。这种严厉而切实的办法，是值得各县仿效的。

不过对这事，许多人还不甚了解，或奉行不力，或观望不行，或力加阻挠，这是极应纠正的。我们认为种油菜不见得就把灾民全救活，但至少多种一亩，总可减少若干饿殍。在这灾年，民有菜色是不可免的，但只要野无饿殍，就算难能可贵。而且，并不是要不种麦专种菜，是于麦田之中，夹种油菜，等到长成苗，不分大小，即可采用。麦田里的油菜，于农历正腊月即可采食以尽，并不耽误中耕，也不影响麦收。不损己又可救人，再不肯为，那太说不过去了。一种事情决不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弊恒相因相生，但要权衡轻重，如果利多而害少，虽有一部分人受损害，其受损程度，只要不至于饿死，总损害一小部分人，救活一大部分人，这也是应当做的。况其损害程度甚为轻微，并不为重。以南阳说，全县购到的种子是六百市石，约合十万二千斤，以南阳二百六十万亩计，三四十亩地才分一斤菜籽，就是专种油菜也不误其他农作物，要是种在麦地里，更没有多大影响。以四十亩之地户三元钱买四斤菜籽，救活若干人命，这决不算苛政。有些有地人，连这也反对，那未免太没同情心、同胞爱了。孟子曰：“哿矣富人，哀此茕独”①[66]。我们希望富人们三诵斯言！

欢迎勘灾委员张溥泉、张厉生、高一涵三先生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0月22日

河南今年旱灾，因在战时，民鲜盖藏，所以显出非常的惨重。秋季未了，背井离乡，扶老携幼，逃荒者已络绎于途。抛女弃子，绝望自尽，悲惨剧已到处可闻。旱灾虽是常事，悲惨却是空前。豫人谨厚持重，不喜轻率张皇，虽旱象已呈，犹忍而弗言，等到秋收绝望，饥民流离，本身无力自救，始群起而呼将伯②[67]。又因夏云行雨，多为片段，同属一县，间有少许田禾，偶呈郁郁青青，然徒有青苗，率多不秀不实。可是走马观花的观察一下，或误以为河南灾情尚非普遍而严重。因此原因，中央对河南灾情知之甚晚，始而认为不过夏季少下两次雨，一时呈旱象，不是多严重，直至最高领袖巡视西北，豫省军政长官、地方人士异口同声，将河南灾情据实禀陈，始知豫省灾情确实惨重，惄焉心忧，慨然俯允减免田赋，拨发赈款，救济灾黎③[68]。至此河南的旱灾才为中央所重视，而救灾工作也从此由呼吁而进入实际救济之阶段。

抗战军兴以来，河南对军事供应、兵员补充，都尽了相当的责任。军粮兵役，均为第一。而半壁沦陷，惨遭敌人蹂躏，黄河泛滥，十县尽成泽国。损失之大，遭遇之惨，亦属第一。黄水年年泛滥，到处溃决，平汉道以东各县时常闹水灾，田舍荡然，人民流离。平汉道以西各县或多或少分力供给，自养此惨遭水患之灾胞。黄泛工赈各款，因种种不能言之关系多未能实惠及民，涓滴为工①[69]。险象环生而时呈，水灾再遭血三遭。空负中央德意，无补豫民死亡。这种痛心郁结，谁能为豫民吐出一二？

黄泛敌骑，已使豫北、豫东、豫南之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西南半壁残喘之余，犹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原则，竭力负重，为国自效。出钱不敢言多，出力不敢言苦，惟尽力之所能，行其心之所安。因为河南人都知道国难太严重，河南所处地位太重要。倘若这半壁再不保，对全国战局影响也太大。只要力有可能，无不尽其在我。现在灾情太重，救死亦且无力，哪还有力报效国家？到了无力自救之时，也惟有吁请中央，减免田赋，设法赈济。明知中央困难，事如得已，孰忍出此？这种陷于饥饿线上的灾民的哀鸣，已博得各方之同情，中央自然也万分轸念，故于减免田赋、拨发赈款之外，又特派大员来豫勘查灾情，慰问灾民。德高意厚，是值得豫民爱戴图报的。

慰问豫省灾民的特使，豫省灾民的救星，党国硕彦张溥泉、张厉生、高一涵三先生已联袂抵豫，开始视察访问。一幅灾民流亡图，一片嗷嗷待哺声，想必使张高三先生触目心伤，闻声情惨，三位先生仁慈为怀，痌瘝斯民，入了灾区，睹此惨状，其鼻酸神怆这是必然的。代表中央，备至宣慰，秋杀肃肃，又作东风，春阳熙熙，顿萌生机，有生之伦，哪不感情？然而已萌生机之灾民，更需食物的供应。精神抚慰，同情温存，终不能使辘辘饥肠，充而不鸣，饱而不死。查灾宣慰固然重要，而救灾更为重要。抚慰存问固然可感，普遍施救、救民不死，犹所顶礼焚香、至诚盼祷。灾情虽重，幸而只有河南一省，其他各省，俱告大有。以全国之力，挹彼注此②[70]，救此区区一地之灾，自非绝难而不可能。中央三特使来，表示了中央轸念豫民之至笃，深得民心。精神上的收获已大，再能减轻民负，普施救济，救了民命，其裨益国家民族，直不可计极。如能因三特使之巡问救济，灾民不至饿死，慈航普渡，共登彼岸，使半壁河山仍为抗战建国有力支柱，抗战胜利之建国成功后，三位先生不仅是灾民的救星，也是国家民族的福星。

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0月26日、27日连载

张溥泉、张厉生、高一涵三委员代表中央，来豫宣慰灾民，勘查灾情，本报已在三委员抵洛之日，为文欢迎。在该文中我们已说明，半壁河南所居地位之重要与河南以往对抗战贡献之巨大以及数遭兵燹①[71]、水灾、旱灾之惨重，并希望中央特使宣达中央轸念灾民之德意，以牧人心，多发赈粮赈款，普渡广济，以救民命。兹再就救济方面，略抒一得之见，藉供参考。

一、治标方面。事急先治标。现入深秋，天气骤冷，饥寒交迫，最为难堪。急须电请中央多拨赈款，多发赈粮，先救此非赈不活的灾民。河南需要赈款，尤需要赈粮。根本不是粮不够吃，有了款有时也买不到粮，有钱也难免不挨饿。希望三位委员看了实情，想出办法，把丰收省份的粮，用一切可能办法运到河南来。其次向中央建议，提高土布价格，增加土布生产。河南棉花不够，可以外省运来，使灾民妇女老弱从事纺纱织布，藉纺织以自活。这也等于工赈。在灾民可以借此获利以养命，在政府可借此换得大量土布，以供军用。定出布面宽窄、布匹长短，并定出相当高的官价，令灾民妇女纺织，必可救济一半灾民，利国利民，实是一举两得。男耕女织是我国国民赖以维持温饱的生产方式，男因天旱不能耕，女犹可赖政府扶助加工纺织。妇女有布可织，有利可赚，即可自免于冻馁。中央如能及早实行以提高布价，奖励土布生产，我们相信豫省妇女几可全数得救。而且这办法至易行，只用将布价相当提高，令各军需局驻豫尽量收买。价一高，有利可赚，妇女自然会昼夜纺织。如因大量纺织，棉花不够用，再大量运进棉花来。把棉花经妇女之手变成布，军服有着，灾民得救，这真是救灾生产的善举，希望三位委员一定惠予助成。

值兹战时，运输困难，中央有心运粮，事实上亦多困阻。有粮运不来，望梅虽可止渴，望粮却不能充饥。邻封各省粮虽有余，运不来，仍不能救灾民使不死。所以我们希望三位委员，向中央建议，请邻封各省，本救灾恤邻之义，尽量收容豫省灾民，作有计划的配送，请各省收养。好在只有六七个月，一至麦熟，即可回省。勿使灾民无目的的乱逃，走投无路，到处碰壁。据我们所得消息，豫省灾民逃荒到邻省的，多被拒绝入境，甚至武力驱逐。最惨的是壮男送壮丁，妇女强成婚，老弱则驱之出境，转死道途。这事我们虽未亲眼看见，但道路传说，空谷来风，不为无因。而灾民一批一批的折转回来，确是千真万确。我们也知道这些事地方政府当然不知，多是无知乡民所为。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么极须力予纠正，不使再有。三位先生一方转请中央，饬令邻省尽其可能协助豫省救灾，一方由豫省府派得力人员，与邻省当局，婉言协商，为民请命。赈粮既因交通困难，运来不易，如能将灾民为有计划的配送出境，就食邻封，亦为急切救死之一法。

政府运粮其数有限，对此无数灾民，不免有杯水车薪之憾。于政府发赈粮、办平粜外，应奖励商人购运食粮。河南所缺乏的是食粮，不论公家或私人，只要能运进粮食来，都为今日所必需。豫省府已定出官办平粜、商人购运粮食办法，限定利率，不准重利盘剥。商人可获正当利润，人民亦可不至有钱无处购粮。官办平粜、商人贩粮，在豫省是无甚问题了，问题只在邻封各省，只要邻封各省不阻遏平粜，以河南官府商人合办购运，粮食能源源入豫，灾民即不致饿死。境内有了粮食，河南人再蠢，也决不会闲着粮食，看着人饿死。所难的是邻省不准粮食出境。我们前面已说过，河南缺的是粮食。本省天旱不收，无粮，邻省遏粜不准出境，有粮运不来。纵发大批赈款，无处买粮，也无法救于饥饿。钱能将荷包充满，却不能使肠肚不饥。所以必须设法将丰收各省的粮食运进来。我们时常听到两省交界毗连处，踏步之地，咫尺之隔，粮价馍价相差倍蓰①[72]。同在一个镇，同住一条街，比户对门，因省籍不同，而吃两种价钱的粮食，纵是升斗小数，亦不能购买。明的不能，暗的走私。听说有隔墙转粮，走私取利者。邻封遏粜，无异关死豫民。这些事虽明知邻封政府不尽知道，然省与省间商洽亦有不易，也希望三位委员能以设法打通粮道，使购运无阻，豫省自身贩运之力，也可救活多数灾民。

二、关于治本方面。治标只顾一时之急，难收永久之效。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73]各级政府对于救灾也应说：“救灾吾犹人也，必也使无灾乎。”一经成灾，不论救济多恤，办法再好，纵使一人不死，社会元气亦难免大伤。一次灾年，至少五年难复。若使五年一灾，社会富力即永无增加之日。社会富力不增，凡百事业皆无由进步。要繁荣农村，必须增加农村生产。增加农村生产，兴水利，资灌溉，为第一要着。考之史乘，河南水利在古时相当普遍，以本报所在地南阳一县论，在东汉魏晋之时，南阳一郡可灌之地，数在三万顷以上。全省总计，其数之大，可想而知。明清以降，水利渐废。时至今日，漠漠水田，尽成濯濯旱地了。关于兴办水利，开渠、凿井、筑堰、挖陂，本报都曾为专文所论列。豫省建设厅已拟有一万万元之全省水利计划，厅长张仲鲁氏已携此计划亲往中央，请求允准施行，对于开渠、凿井、筑堰、挖陂，如能各相地宜，分别普遍施行，一一实现，我们敢绝对断言，河南今后即不怕天旱了，纵大旱也不致成灾了。

其次，河南的水灾也须从治本方面想办法。黄河将来究竟是水归故道，抑听其由新道夺淮入海，现在虽不能定，但至少现在是不能改归故道的。在未经决定之前，无论如何总须使黄河有个范围，不能任其漫溢泛滥。想法要于不妨碍军事的可能范围，束水就范，筑堤障田，不该漫溢荒废的田地，一定要使它能以耕种。人力可免的漫溢泛滥之灾，要使它不生。我们相信，只要工款能涓滴用在工上，中央所拨之款，亦绝对可以使黄泛不致年年成灾、处处出险。

以上两事，一兴水利，一除水害，我们诚恳希望三委员能代豫民请求中央于水利事业专款中多多拨发。把这一万万元的水利计划予以核准。款速汇，工速开，利用工赈，赈济灾黎，既可救一时之灾，又可兴永久之利，也是一举两得的善事。至于黄泛，河南受害之大、之惨，无法统计，也无从想象这是事实。其工程甚复杂，河南人对之多表不满，这也是事实。这是急待弄个彻底明白的一件大事。三委员奉命勘灾，对此危害河南之大水灾，也请查勘明白，建议中央，迅定除害办法，使黄河只发生重要作用，不再为害地方。这也是豫民所焚香祷祝的。

推广冬耕与生产救灾

《前锋报》专载①[74] 岩峣 1942年10月28日

今年本省，夏秋酷旱，历数月之久，麦既减收，秋则毫无，直至寒露前后，始得透雨。农民方谓少数荞麦、红薯、萝卜等作物或可稍有收获，藉为一部分饥民延续生命之资，不料风旱虫雹之外，又加苦霜。本月二十三日，飞霜浓厚，于是荞麦之花、红薯之叶，相继枯落，萝卜亦不能再事生长矣。灾情未纾，转加严重。就南阳一县论，一两月后，除遵照省令，移富济贫，及将来野菜树叶所能救济者外，外来灾民，及南阳贫穷小户，非赈不活者，恐尚有十万之数。约当全境人口十分之一。而距明年麦收时间，尚有半年，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以每日两餐，每餐三元计算，一日即共需款六十万，一月则为一千八百万，半年即需一万万元，甚或过之，此项巨款，将由何处取来呢？此岂是开仓放谷、请求赈款所能解决的问题？况且本省又是无县不灾，无灾不重，中央何能仅赈南阳？南阳又何从移民邻封？那么这样无辜的不幸的灾胞，能任其死亡流离，辗转沟壑吗？为之辗转焦思，苦心研求，觉得除了遵照最高领袖最近通电中之“推广冬耕，增加生产”的训示，迅速确实的竭力推行，毫无其他办法。此项通电，我们虽尚未聆读全文，但二十九日本报曾登重庆电讯，刊其大意。除令多种小麦外，尚须播种油菜及豆类，并令省府转饬各县长，趁雨足如期办理，且须严饬保甲长加紧督促实施，如有逾限不遵令者，即予处罚等语。这实在是针对现实的最切要办法，尤其是我们战时损失较大，被灾最重的省份县份，更应该懔遵速办！

本省农民习惯，与南方种稻区域者不同，只要政府能遵照古代儒家“不违农时”之农业政策，对于二麦，大部分尚能按期播种。至一小部分，有因战时遇灾年，或已出征，或出外逃荒，不能播种者，如县府能遵照军政部令，及省政府令，责成保甲人员，发动壮丁，组织代耕队，为之耕种，亦可不致失时。唯有救荒作用之油菜、豌豆、扁豆、蚕豆等作物，农民不惯多种，或不愿多种，尤其于麦趟及冬季休闲地（俗名亢地，又名春地）内，更不愿播种①[75]。这就非妥为计划、严加督导不可了。查农民于荞麦、红薯、萝卜、黄豆收获之后，往往即将其地犁起，冬季不种任何作物，意在使受风化作用，以待明年播种高粱、棉花、黄谷等早秋。此在平时，仿照古代一易再易之田，休养地力，尚属可行，现在抗战到了最后阶段，且又遇到了空前的天灾，那就非强迫于此地内播种油菜及各种冬季作物不可。如果能切实办到，欲于明春播种早秋者，仍可不误农时。至于南阳等县，规定麦地间杂播种油菜的办法，原来是因麦菜所需养分不同，互不相妨。且二麦均系条播，行间在冬季均是空地，如能于种麦时同时撒播油菜于其间，或于麦出芽后补种，均能于一两月内，采菜食用。既不碍于麦之吸收阳光，又不误麦之中耕（春初锄麦），二十七年（1938年）唐河遇灾，曾如此普遍推行，收效甚大。

普种油菜，收入极大。于休闲地纯种者，每亩可采菜四百余斤，麦地间种者，每亩可采菜二百余斤。退一步言，平均按二百五十斤计算，比照目下每斤四毛之白菜价格，亦可每亩额外收入一百元，每顷额外收入一万元。即以南阳一县为例，现有耕地两万六千余顷，如能贯彻此项普种政策，就可额外增加两万万六千元的收入。如虑其因雨量、气候、土质、种子之关系，不能达到所预期，就是再打个对折，亦有一万万余元的收入。这个数目，仍可惊人。必须有此项巨款，才能救活十万灾民，再少了灾民就成了饿殍了。南阳一邑如此，想其他县，亦莫如此。各县如能一齐起来推广冬耕，生产救灾，我敢相信河南灾民即可有大部分得救，而不至转死沟壑，流离失所了。

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6日

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氏赴老河口与湖北省陈兼主席①[76]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已获得圆满结果。陈主席允许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三万市石，且按急购之价，价售河南，比之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对于灾民赴鄂就食，亦饬各县设法尽量救济，并慨解义囊捐十万元，分交鄂北三、五、八三行政区专为救济入境灾民之用，以示提倡；对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伯坚所拟二百万元救济赴鄂灾民办法，亦表示愿尽力助成，即饬各县与之商洽实行。据李委员云，陈主席对豫灾甚表关切，凡有所求，如力有可能，无不允许。此种慷慨恢弘之胸怀，实属少见。我们知道，陈诚将军是党国大员，湖北主席乃系兼职，湖北民食须筹维，河南灾民亦须救济，豫民鄂民，都是中国人民，在身负党国大责的陈将军当然不会有所区别，有所厚薄。陈将军一切允诺，尽可能的设法救济，这正是陈将军的伟大处，亦是党国大员应有的襟怀与风度。这不但值得豫民感谢，亦实令人钦佩。

购粮救灾，移民就食，既得圆满结果，邻省当局亦已允许嗣后仍愿尽力协助，善门大开，示我周行，应如何运用购得粮食，救济不能外出的灾民，使不至饿死；设法配送，使能外出的灾民，得以就食邻封。这是河南省县各级政府救灾委员会以及各慈善团体应该立时协商订出妥善的办法，迅速见诸实行的。天将入冬，气候寒冷，田野之青菜将尽，灾民之饿死堪虞，再迟延，真要饿死人了。第一，我们希望省府速将款汇与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请其分发各县，款付了，好向人家要粮食；第二，应速定起运分配办法，于一个月内将粮食运回河南；第三，运到各县后，立时照价发给有购买力的灾民，或强迫富户购买，再贷给无购买力的灾民，以转回价款，再作第二次购运。陈主席及鄂北各专员、县长既允救济，在不影响湖北征粮与民食的原则下，必不至阻遏平粜，自食其言。

其次，对于灾民出境就食，亦应迅定配送办法。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所拟之办法，我们虽未看见，但料想总偏于鄂北各县收容救济者多，对河南如何配送，或不甚详。我们的愚见，省政府应定出统一办法，饬县遵办。对于配送的办法，我们以为，凡出外就食的灾民，应先说明其就食之地点，向县救灾委员会请求填发路单，然后才准外出，没有路单的不准出境。往鄂北移迁就食，应在邓县之孟楼、新野之新店铺、唐河之湖河镇三处设配送站，灾民可凭县救济会所发之路单，向配送站请求配送。往光化、谷城一带之人，可投孟楼站；往襄樊一带之人，投新店铺站；往随枣一带之人，投湖河镇站。按站分配，分批入境。收容站应事先就分配好食宿之处，灾民一到，即可各投处所，不致投奔无路，饿死道途。

这是原则，如何见诸实行，还须省府速订办法，再与鄂北行署商定实行。李晓沧先生以五十高龄，仆仆风尘，说好话，陪笑脸，行旅已够苦了，而又不惯乘车长途往返，呕吐数次，已算尽到职责，劳瘁得够受了。然而灾民得救，他不知苦不觉苦，又匆匆的赶回鲁山去。看了李先生这种精神，大家也该感奋，迅速订出办法，利用李氏打开的这一条坦途，把赈粮运进来，把灾民送出去。

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7日

今年豫省的灾荒，真是这数十年来所未有。当两月前，秋禾业已绝望，而麦子尚不知能否播种的时候，粮价一直上涨，一般人心惶惶，真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的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同时在人事上，我们最高领袖轸念豫灾民，不但减免了许多征实征购的数量，而且拨给巨额赈款，不仅发给赈款，而且从陕、鄂输进大批食粮①[77]，于是乎市面粮价遂突然下跌，一般浮动的人心，才像是一块悬着的石块似的落了地。

不过粮价虽跌，而人民逃亡到外面的已经不少。至于留到家中的，也都是吃糠咽菜，奄奄一息。现在是有菜可吃，到了明春，当更困窘。我们试一到乡村，所看到的农民苦况，简直有很多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古人讲“救荒无善策”，真是一点不假。

由于这次灾荒，使我们不由的想到，现在不是二十世纪吗？在人类文化进展到相当高度的今日，而我们还是“靠天吃饭”，一遇到天不下雨，就没了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田里的禾苗，由青而黄，而枯，这真是太不进步了。其次是平时在丰收的年景，全无贮积，突遇灾荒，就想赈济，也无从赈起。就这两方面看，可以说平时既无防旱的准备，又无御灾的打算。所以问题一来，大家都感到心烦意乱，莫知所措。

好在这次旱灾，仅仅限于河南一隅，陕、鄂丰收，得以挹彼注此，在全国说，问题还不算十分严重。可是有这一次的教训，我们应力矫过去之失。本来两千年前的荀卿对于“自然”已有着这样的论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②[78]

可是两千年来，社会上一般人，仍旧是“大天而思之”，与“从天而颂之”，一遇着天老爷不下雨，于是乎就相率乞灵于黄龙爷与黑龙爷，恰巧碰着下了，于是就兴高采烈的，大唱其贺雨戏，及至鬼神不灵，大家也只有听着，绝不想根本的解决办法。今年旱灾过去了，于是就“好了疮疤忘了疼”，觉得旱灾只不过是十年九不遇的事，以后哪还会再像今年呢？于是乎也就不再想防旱的办法。即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灾荒，再远一点，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老年人常常说起来，历历如绘，那时庄稼怎样瞎了，怎样吃草根树皮，饿死了多少人，说者同听者只当作一种故事看，绝没有想到有那样的惨象，今后我们该如何补救，用人力来制天行，使这种灾荒以后永远不再发生。所以一次灾荒过去了，不去管它，迟几年再来一次。可是社会上秩序的骚乱，以及历史所有朝代的鼎革，几乎没有不是从灾荒上起因的。这可以证明我民族的惰性太大了，在这民族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如何会能制胜他人，而不淘汰？

现在痛定思痛，我们认为，一般人的惰性太大，非用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不易为功的。关于水利的兴办，在最近简直应列为主要建设。在上月的报上，载有省府将征实征购列为对县长主要考成①[79]之一的消息，这自是应该的，不过有粮食的县份，自可不成问题，可是灾况较重的县份，差不多是十室十空，县长无论如何负责，恐怕也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吧。所以欲粮征之顺利推行，首在增加农村生产，欲增加农村生产，主要又在对于水利的兴办。

关于水利兴办办法，我们认为，政府对全国要有一个详细的通盘计划，大规模的由政府拨款举办，小规模的应由地方举办。至于不能开渠的地方，可以生法凿井，由政府督饬，倘能够不怕旱灾，那么每年的收成，自会有一个最低的成数，决不至于一下子弄得颗粒不收。其次是积贮，当丰收之年，必须严令其积贮，以防不时之急需。倘各县平时均有积谷，就是遇到灾荒，也决不会马上弄得哀鸿遍野的。总之水利的兴办，决不是难以推行的政令，而且这是一劳永逸、事后有获的工作。即令强制施行，当时人民或者感到有些须艰苦，但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德政。过去西门豹治魏，与公孙侨治郑②[80]，不是很好的先例吗？“民可以乐成，而不可以虑始”③[81]，一般人所见者只是小者、近者，而政治非从大者远者着眼不行。一般人都具有惰性，往往看到而不能行，可是政治非得有积极性，与强制性不可。

我们对于兴办水利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事，所以再三再四的著文评论，省政府虽拟了一个一万万元的水利计划，由建设厅厅长亲呈中央，请求拨款，但在县政府与地方人士，对于当前的大灾尚多漠视，没有一种浓厚的兴修水利救旱灾的空气。大的水利工程，固须中央来办，但小的工程只要有人倡导，人民不懒，各县地方都可以自力举办的。政府有了计划，地方还须自力倡办。苦痛的教训正在忍受着煎熬着，大家能如此的麻木，而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去倡办水利吗？我们如再麻木下去，再有一年或两年，也许会再来一次大旱呢！现在是抉择的时候了。

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所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3日

旱灾已成之后，非到明年麦收，食粮不足的灾民其受饥饿程度，在今年秋罢到明年麦收这一悠悠的长期中，只有与时俱增，一天严重一天，决不会一天减轻一天。当今秋大旱时，灾情严重，大有不可终日之势，等到秋末雨降，二麦①[82]种上，人心较安，雨一下透，一切都无事，好像所要的就是雨，雨下来了，所需要的得到了，可以满足所欲，别无所求。大家忘记了大多人需的是粮食，没有粮食，纵然雨下足，仍是救不了眼前的饥饿。一般人，尤其是城市中的人，眼不见，心不忧，好像灾荒已过去，这是麻木不仁。并非灾荒已过去，相反的，履霜坚冰，寒冬已至，大雪将临，粮越食越少，天越来越冷，从前仅仅是无食而馁，现在又加无食而冻，冻馁交迫，最不能堪。灾情到现在才入了严重阶段，自今以后，将日严重。无衣无食、背井离乡的灾民，如得不到救济，不被饿死，就要冻死。各级管理众人之事的公务员，与行仁救难的义士们，今日才是正须大家齐力来博施济众的时候。

“眼不见心里净”，这观念非常错误。把污秽上面盖一层洁白的雪，雪化了，污秽仍在。但我们中国却有很多人抱着这种观念，大家麻木不仁，对于灾民的惨状、苦难的呼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门雪自扫的厌粱肉而自嬉。事实上灾情日益严重，表面上大家若无其事，视同胞之冻死饿死而无动于衷，赌者自赌，吸者自吸，贪者自贪，酒肉自甘者仍醉醺醺、胖堆堆，有钱我自享受，哪管他人冻饿，这正是今日一般人对于灾荒的心理，也正表现出我们各顾各的民族弱点。大家藏在暖室里，闭居城市中，或者坐在深似海的侯门内，自然天下太平了，一切无事。可是我们请大家劳劳贵步，到郊外，到乡间，看看那一幅灾民流亡图。他们不但面有菜色，甚至连人色也没有了。“餐风宿露”①[83]，这正是灾民生活写真。冬夜霜风，睡在重裘暖室中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风的寒威，或者外面越冷，睡在暖室中的人越感觉温室重裘之可爱，可是有谁念想到，曾念及在这霜风冬夜中还有许许多多灾民在席地幕天的露宿，若遇雨雪，把仅可蔽体、不足御寒的烂衣破被淋湿，地湿天潮，“长夜沾湿何由彻”，那就更不堪忍受了。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有了同类意识与同情心，然后消极的可以行恕，积极的可以施仁；如无同类意识与同情心，看着同胞受灾受难而不想法去救，那叫麻木不仁。现在有许多同胞在日夜露宿，饥饿寒冷，俱不能堪，有吃有穿的人却肉臭朱门，豪华奢靡如故，任你呼号求救，他们总是毫无感觉。如此麻木，岂得为人？我们再为灾民请命，在这寒冬季节，希望各县政府严令所属，在城关、在市镇、在靠近公路大道的村庄，尽可能的为灾民腾出临时住宿的房屋，一村庄至少三间，一集镇至少十间，一个城关至少五十间，使过境灾民不致露宿，遇着雨雪不致淋湿冻坏。由县长至保甲长都要激发各人的同类意识与同情心，以灾民通过自己管辖境内，至露宿淋雨、无处安身为可耻。纵不能人人予以饱饭，至少也要作到过境者不使露宿，不使淋雨，好吧坏吧有个栖身过夜、聊避风雨的临时住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杜饥溺为怀，只要有了广厦，人得其庇，就是自己屋破而冻死也甘心，这种仁者胸襟、仁人怀抱，我们不敢期待今日之县各公务员，但对过境灾民找几间房屋，使得临时度冬夜、避风雪，这总该不算奢望吧！

天寒矣，再为灾民请命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6日

霜浓似雪，坚冰在地，虽非朔冬严风，寒冽彻骨，但一早一晚已冷得够受。饱食暖衣，住居家中之人都缩颈袖手，瑟瑟哈哈作畏寒状，而食不饱，衣不暖，依栖檐下，甚或无檐可依，露中野宿的灾民，如何过法？俗语云“饱食如衣裘”，其意即谓饱食之后腹内不饥，体温自增，虽衣单亦不畏寒。多少冻死之人皆因腹内无食，并非全因衣服。腹内无食，体温低衣服单，一遇寒冷必被冻死。近几天天气转冷，我们深为灾民担忧，曾希望各县政府严饬所属为灾民预备临时夜宿房舍，至少使过境灾民不在霜风冬夜露宿屋外，免得饥寒交迫而冻死。我们知道县政府事忙，不是专为救灾而设，有的或充耳不闻，或连我们的社评也不看，或看了，政繁事忙，不暇去办。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此刻，各县的过境灾民仍是露宿屋外的多，有宿处的少。

县府诚然事忙，但救灾也是要政。民多冻死，政果何为？县长古称牧民之官，称之曰“民牧”，亦曰“父母官”，不管是“民牧”，是“父母官”，牧羊者冻饿其羊，那算什么牧人？父母官冻死其子民，又何贵乎有此父母官？牧人也好，父母也好，总要尽其在我，无亏职责，方不愧对被牧的子民。纵令再事忙政繁，一纸命令，饬属切实遵办，是不难的。我们仍希望在城关，在乡镇，在村庄，尽其所能为灾民腾出房舍，俾得夜宿①[84]。

上级政府知道县政府事繁，有时顾办不周，所以各县又设救灾会，协助县政府办理救灾。无论什么政事，本来都不能敷衍，敷衍必误事，不过其他政事有的敷衍，为害尚小，救灾是救人命，如救火一样，积极迅速的抢救尚恐不及，哪容敷衍？更哪容疲顽？一敷衍疲顽就要饿死人。县政府如忙不过来，救灾会可以协助办理，或者代为办理。各县救灾会都为地方各机关公教人员及正绅组成，在社会居领导地位，急公赴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应是这般先生们的志事。现在看着灾民露宿冬夜，听霜风枯打而冻死，曾不加以手援，出一点力为灾民请命，使各城关、集镇、村庄为灾民腾出几间临时宿夜之房，无乃太不仁慈，大非救灾会诸公所应有。

我们没有妙文，引不起诸公的同情，复苏慈悲观念，我们敬请诸先生把肚子饿得扁扁的，衣服穿得单单的，在深夜或黎明，蹲在屋檐下，或露宿在野地中，尝尝那滋味，如曰好受，或能受得了，那么听灾民露宿也无不可。若曰不好受，受不了，将己比人，诸公是不是应该迅速为灾民周办夜宿房屋呢？这样近乎纵井救人，未免太不合理。是的，我们也认为不合理，那么请负有救灾责任的诸先生吃得饱饱的，穿得厚厚的，在风夜，在清晨，到有灾民住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饥寒交迫、瑟缩一团的灾民是如何在那里与寒冷饥饿相抗，这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连看也不看，只管自己吃饱穿暖，不问灾民的饥饱、寒暖、死活，就不说职责，良心似乎也所不许吧？我们相信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我们先提出在城关、在集镇、在村庄为灾民设过夜临时宿所，再请负有救灾之责的诸先生去亲自看看苦霜寒风的冬夜里露宿的灾民的苦况是如何凄惨，必能心惊忧之，激发起同情心、责任感，知道我们并非无的放矢，徒事哓哓①[85]而思有以救济之吧！

批评督征与限价，再作“刍荛之献”

救灾与督征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11日

中国是盟国打击日本、进攻日本的最好陆地战场，淮海大平原在这一陆地战场又为主要战场，而河南大部分与之毗连，恰成了这一主要战场的重镇，没有河南即不能在淮海大平原与敌作战。当接近胜利、准备反攻的今天，河南这一重镇遭受了空前的大旱灾，演成壮者散而至于四方、老弱转于沟壑的惨剧，这不但是河南的不幸，也是有关抗战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所谓严重，不在老弱转于沟壑，而在壮者散之四方。老弱饿死诚然也不人道，但那只是死了些不应死的人，与抗战关系尚小，若不设法救济，壮者是决不会坐待饿死的。我们不救，敌人难免不假施小惠，有奶即是娘，使无知饥民之壮者散而至于敌方，其后患尚忍细说吗？纵说这些饥民都是义民，不致附敌，但饿而散之他方，民犹水也，兵犹鱼也，民多散去，犹鱼失水，国军又将何以杀敌？就这一点说，问题也甚严重。

所以当河南灾象刚成时，我们就吁请各方应把它看成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不能视为一隅之灾，当作河南的局部问题。问题既是全国性的，救济灾荒也应看成整个抗战工作中的一桩大事。为抗战，为求得最后胜利，永保国族生存而救灾，不是为救河南一隅之民于不死而救灾。事体既如此其大，救灾之责固不应由河南独负，河南委实也无力负此重责。但唤起各方重视此事，促请各方共同负起救济责任，达成救灾任务，使河南灾民确切得到实惠不至因饥饿而散而死，这确是河南人应负应尽的责任，尤其是河南有力有权之人。

“自古救灾无善策”，自古视为难事。纵在平时尚无善策，在此交通困难到万分的战时，本省粮食不收，又如何能从邻省运进粮来？军事第一，军粮第一，不论如何必须维持军粮，这是不容讨论的事。必须军粮有着，田赋才能减免。所以我们当初又主张，应请中央从邻封各省运粮以济军用，免征河南之粮，俾以河南减免之田赋，作自救之赈粮。这一着没早进行，忽视延缓，等最高领袖得悉豫灾实情，有心蠲免其田赋，俾以自救，但限于事实、限于时间，非由河南征出三月军粮，中央筹运之粮接济不及。现在各县不问灾荒，只要征粮，民以倾囊以应征，军犹两餐且不饱，灾益重而军益困。这总不能说不是件憾事吧？

军事第一，军粮第一，不论用何方法，只要能征得粮食，必须尽量去征。为了不作亡国奴，为了国族生存，必须抗战胜利，要得抗战胜利，必须军粮无匮。在战时，国民贡献起一切与国家，本是义之当然，只要与国有利，输血亦是应该的，纳粮尚有何说？真到必要时粮供军食，自己挨饿，律以绝对爱国之义务，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那也没有什么话说。

可是事实上可以不致演至这一必要之地步，因人谋之不臧，竟至民饥而军犹不得饱，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限于事实，河南减余的二百八十万石征粮是非于最近期间如数征足不可，有其绝对必要，不能宽免，也不能展缓。豫民爱国，向不后人，应速设法完纳，不须再妄冀减免，或观望推延。谁也拖不过，少不了。我们既知灾民之苦，也知政府之苦，事实所逼，必须出此。只希望豫民速速完粮，对此不能再说什么礼义责备贤者。在省府委员中，河南人占了八位，这真是空前未有，然而八贤在位，竟使“救灾”、“督征”矛盾到如此地步。我们看看灾民之苦，真不能再征一粒，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需要之切，又不能少征一粒。衷心怆痛，真无法言宣。

河南灾情如此之重，所缺乏的是粮食，无粮食有钱也难免挨饿。现在领到的是少数赈款，而征出的是多数粮食。各方呼吁救灾，除在陕西运回那一点粮食外，至今尚没有赈粮运进河南境来，就是连逃荒外出的灾民至今也仍没有计划配送办法，这种种怎能不使我们自怨自艾，河南人无能，河南人无禄，不能邀天之福而免于饥饿。

最高领袖贤明仁慈，视民如伤①[86]。主席李公主豫政久，视豫省为第二家乡，对于救灾亦备极关怀，然而灾民日增，救粮无着，流离转徙，络绎道途。天寒矣，冬深矣，饥而日寒，死亡之数亦且日益增多。人非木石，睹此惨状，谁能不为之痛心？我们受事实的刺激，受良心的驱策，明知有些话说得太直了，但我们却不能忍不言。我们是绝对爱国主义者，也是忠恕自期②[87]的人，我们只对此事希望速想办法，能使军民兼顾，并非有心对人挑剔，自暴弱点。直质之言，谅贤明必不以词害意而误以为忤也。

政府应以铁的手腕血的代价抑平物价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29日

限制物价尚未实行，而物价却上涨不已，尤以粮价为甚，突飞猛涨，说日日上涨，犹不足形容，简直是时时上涨。以麦子来说，每市斗由四十元涨至八十元，半月内飞涨一倍，其他货物因受粮价影响亦随之飞涨。如此飞涨，不加限制，阴历年节，仅馍有涨至十元一斤的可能。战时物价上涨原是常态，不足为奇，不过像这样的飞涨，却很少见。河南今年麦子减收，秋禾全瞎，粮食原不够吃，限于事实，军粮又不能豁免，虽获减征，但为数甚少，征实征购之数，仍非河南人所能负担。现在民间情况是这样的，没粮的已逃荒他去，未去的现虽有一点粮可吃，如不纳粮亦不过维持一时，一完粮，马上就成无食的灾民。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完了粮尚有余粮可食的，为数极少；无粮吃的灾民，政府要救，有一点粮勉可自顾的，不须政府救济的人，偏又限其纳粮，使变成待救的灾民。还有一种情况是土地虽多，确实没粮可吃，自己没粮吃，还须买麦完粮，这是最可恤的一种人。土地多人口众，徒受地多之累。民无粮而军粮又不能不征，一方面救无粮灾民，一方面又使有粮之人纳粮，也变成无粮灾民。河南缺的是粮食，法币再多，买不到粮食，不能充饥。征去的是粮，发给的是钱，粮已真正的征去，钱却未即发给。一方救灾，一方制造灾民，督征与救灾矛盾得没有一点调和余地，这一憾事真使我们心痛欲碎。然而各方的错误，造成今日的事实。事已至此，已补救无方，又复何言！军粮公粮，需用迫切，督征急如星火，粮价安得不随之飞涨？有的以所有之麦去完粮，无的尚须买麦以完粮，今日河南各地粮价飞涨与督征是有直接关系的。

政府催征紧急，固是粮价飞涨之直接原因、主要原因，但于此之外，尚有其他原因在。有些有钱人，看见政府大员四出，加紧督征，征实征购既需扫数，粮价一定要涨，他们看准了发财机会，于是趁火打劫，兴风助浪，尽其所有，大事囤积。一方面在征购，一方面在囤积，粮价安得不飞涨？

同时贩运商人，因各地粮价不同，转移购运，加速通货流动，助成粮价上涨。通货流通越速，粮价上涨越甚，因粮价上涨的刺激，一般物价亦随之飞涨。

另外还有一种心理作用助长粮价、物价的上涨。大家在抗战五年中都体验出存钱不如存货，有钱的人都尽其所有，拼命囤积物品。他们把货囤起来，使市面货物减少，又把钱抛出去，使市面通货增多，并增速其流通，直接间接都助成物价的上涨。还有一种人，并非正经商人，只以资金作贩运转手买卖，从转手买卖中收得利润，转手的次数愈多，他们从中获利也愈大，同时通货流通的速率也愈速。

通货流通速率增加，即等于通货的数量膨胀，通货如此加速膨胀，物价安得不加速上涨？这种心理病态，是助长物价之一因。

今日粮价物价上涨的情况，已形成一种严重现象，如最近不能加以制止，强制抑低，大多数人将无法生活。拿薪俸收入买粮吃的公教人员将被迫而放弃工作，公私事业将有解体之虞。问题已万分严重了。中央既明颁限制物价的办法，即宜遵照实行，严行限价，不准超过十一月三十一日之价格，普遍而严厉的奉行中央的限价办法，不要姑息，不要顾虑，不要折扣，必求彻底。倘有不遵，或奉行不力，不惜杀几个商人，甚或杀几个官，以血的代价，去遏止物价的上涨。初行时，物资逃避，自在意料中，但只要管制严，不论如何，永不准涨价，经时既久，前此逃避的物资，将会再流入市面。物价一稳定，囤积贩运都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其活动。同时政府如决心大、执行严，有钱的人也不敢再以身试法，自讨枪毙。严重情势日增，河南省政府应当机立断，拿出威权来，拿出办法来，拿出力量来，遵照中央法令，抱定最大决心，把物价抑下去。否则灾荒没有救，物价不能平，下有灾民，上有灾官，一切机构，将有解体之虞。社会一解体，政府将焉附？现在是战时，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的政府应有非常的办法与非常的手段，去应付非常的局面；循规蹈矩，谨愿自守，或熙熙行仁，踁踁持许，是决应付不了战时的非常局面的。我们相信省政府是有办法的，是有力量的，只要观念扭转，只要拿出力量，定出办法，自动的硬干，干不通不惜一切去干，我们断言任何事情一定可以干得通。

几句忧时之言

《前锋报》社评 1943年1月8日

人因为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所以才能推己及人以行恕，立己立人以行仁。“仁，人心也”，“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此同心，才能爱人行仁。仁字的构造，从人从二，也就是二人以上才有仁。仁是多数人之间的一种应有的至善行为，必须有这种行为，祸同担，福同享，甘苦与共，才表现出仁爱的人类精神。否则看着同胞，甚至亲族冻馁而不加手援，许多人无衣无食，行将饿死，同时有些人锦衣玉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无同类意识、无同情心的人，就不能算人。人之身体之一部分受伤，而不感觉疼痛，叫做麻木不仁，看着他人饿死，毫不加忧戚于心，又岂得为仁？离开了仁，人就不成人了。

河南的灾情现在已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不但无地的穷人没饭吃，就是有地的人粮已完纳，也一样的没饭吃。粮食飞涨，一方面因为限价，在河南主要的原因还是粮少。物少则贵，这是一定的道理。粮价跳涨不已，收入以法币计者，是在一人一天地打折扣。按钱数说，收入相当多的人，却买的货物很少，收入虽多亦不足维持生活。这还是就有物可买、价虽高尚可买得到，买的少总比买不到好。等到拿着钱也买不来粮的时候，到那时候是最不聊生。灾民遍地、野有饿殍虽然很惨，只要为数不多，社会秩序总可维持，若到了多数人都成了饿殍，在死的压迫下，什么事干不出来？吾国历史，饥民为乱，影响大同，致起巨变的往事，是值得引为殷鉴的。纵让饥民体念时艰，甘心束手挨饿，社会秩序，勉可维持，但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也无饭吃，政府机构，是不是还能维持？政府机构解体，社会秩序不保，将来会成个什么局面？我们心很窄，沉不住气，瞻念前途，蒿目时艰①[88]，忧国病时，简直是寝食不甘。浩劫已临，日益加重，眼看的、耳闻的尽是吃的问题。某处饿死了几个人，某处有人因无食而自杀，在乡间、在城市之僻巷小街，已几无吃馍之人，多数人家都是日食一餐，日不得饱，甚至并日而食者亦不乏人。我们职司采访，对民隐当然知之较清，也不得不访，可是访来的消息又多是使人伤心，不但为灾民悲，亦且为大局前途忧。深夜中，记者执笔写文时常常因了忧伤而不能夜思，黎明醒来时，也往往为灾害袭来而神怆心碎，不能再睡而绝早起床。起床又有什么办法，徒为绕室彷徨。问题真是太严重了，前途也真太值得忧虑了。明白人可以想象得到，我们这里不便明言。我们决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工愁善病，有如旧文人，好为伤时语。事实摆在眼前，不容我们装聋作哑，心所感危，也不容我们缄默不言。各级政府，社会上有地位有权责的人士，到这时再以痴聋的阿家翁②[89]自处，事到不可收拾，小儿女恐也将无爱于阿家翁。纵有公粮，又岂得而食诸？若再吃酒席，来豪赌，吸大烟，挥霍无度，视同胞之冻死饿死而不动其心，对前途之危机而不预为地步，仍好官自为，有福自享，不及时设法，共维此局，再迟误，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们希望大家提高同类意识，加浓同情心，增强责任感，不要再浪费，不要再懈沓。对救济灾民、对减除危机，即时拟出有效的办法，切实施行。今日之事，是再也迟误不得了。

对物价应如何管制

《前锋报》社评 1943年元月25日

自限价如期实行后，各省物价均告大跌。虽步骤未能齐一，有些地方因实行太猛，发生物资逃避现象，回力反击，政府不得已又将价提高，货物上市，又将价抑低，高低涨落，动波甚大，市面秩序不免稍受影响。但物价下落，是各地自然，绝无例外，这是一种好现象，不但证明政令统一，亦证明政令有力。一纸命令，全国田赋改行征实，又一纸命令，全国物价一律降低，谁还能说政治无力？谁还能说政令不能推行？只要各级政府的官吏肯负责，肯劳怨不辞地实心任事，我们相信没有行不通的政令。可惜在步骤上，程度上各地还参差不齐，不能协调，此张彼弛，高低不一，致发生种种不应有的现象。如市面无货，先低后高，或明低暗高，既失限价意义，又失政府威信。事前没有统一办法，施行时又无齐一的步骤，即以河南一省而论，各县多不一致。有的限价即照中央规定，以十一月底之物价为准，一下子就将物价抑低，使合于标准价格，有的采取的是先稳定物价，再逐渐抑低，使渐渐的合于标准价格。在这不一致中物资逃避、低而复涨的现象是不能避免的。

我们赞成湖北的办法，先稳价，后限价，最后由管制物价而管制物资。河南第六区固与鄂北接壤，专员公署亦采用湖北的办法，但因各县奉到命令迟早不一，有的遵照省府的办法办理，施行限价，有的先稳后限，在这不统一中，不免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单独切实实行限价。比如甲县实行限价，乙县不实行，甲县物价限低，乙县物价仍高，物资必逃往乙县。甲县认真执行，反而吃亏。各县唯恐粮食外流，谁也不敢切实限价，甚或故将物价维持得相当高，藉以吸收他县之物资。这种步伐不一，最足影响限价之彻底实行，急须由省府统筹划一办法，强令各县遵行，勿令参差不一，勿令互相观望。

我们希望省政府立时订出统一办法，各县先就原价稳定住，不准再涨，然后逐渐压其下跌，跌至符合十一月底之物价为止。每天跌多少，几天跌一次，省府也应定出原则，饬各专员区遵行。专员区遵照原则，查酌实情再定出较详办法，饬辖县遵行，各县在无背于层级命令之原则下，参照地方实情，定出详明办法，灵活运用，迟速软硬，操持得宜，掌握得紧，步骤务须一致，彼此务不相妨，消长盈虚亦务要调剂合理，务使各地均顺利达成限价目的。我们认为，省府应指定一大员，专司其事，每日规定时间与各专员通电话，询市面行情，以定次日物价应否低落，低落若干。各专员每日亦规定时间与各县长通电话，询问行情，以定物价低落数目；县长再与区长及各业公会主席每日通电话，或面定物价低落之数。这样层级节制，步伐齐一，何日应落价，每日落几成，均操之层级政府，这才叫管制物价。像现在这种不齐一、不协调，根本就说不上管制。最好每日下午七时，各专员应准时接听省府电话，八时县长应准时接听专员电话，九时区长及同业公会主席接听或面承县长训示，以定次日物价。每日如此，直至物价低落至与十一月底相同时为止。物价一日不达此标准，一日不停止层级节制。以省为单元，定出统一办法，纵的层级节制谨严，横的彼此联系周密，统制合作，两得其利。同时省府再与邻省互通电话，商定联系办法，毗连省份亦求一致。必须各地同时限价，才能收得管制物价之效，不至于去低就高，有所逃避。

对限价再提供两点意见

《前锋报》社评 1943年元月28日

限价本是一件难事，在社会无组织、物资无调查无统制的我国，实行限价尤为困难。对这艰巨的难事应该早有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最高领袖为实行管制物价，先有一篇剀切详尽的说明，又手订了管制方案，参照地方实情，斟酌损益，拟定详明实施办法，如期实行。领袖以万岁之躬，亲主其事，其重视此事可想而知。当中央发表管制物价方案后，各地物价均行上涨，这无异是对管制物价的一种警告。法未行物价已涨，而物价之稳定与抗战之胜败又有密切关系，不能不实行。对此不能不实行、而又极难执行的有关国族存亡之大事、难事，各省各当局应当如何慎重行事，遵照中央法令，参酌地方灾情，妥拟管制办法，早为准备，如期实施，这种大事难事决不是一纸命令所能成功的。

征兵有征兵的机构，田赋征实有征实的机构，专司其事，尚且弊病层出，而对实行限价，中央虽有专司其事的委员会，领袖又亲主其事，而各省却步骤不一，少有专司其事的机关，又无得力人专主其事，更无专家为之计划。交科员依照着中央的方案，拟了几条办法，经了一个会议形式通过后，即通令各县实行。限价期限已迫，上级命令才到，其间连十日时间也没有，各县根本就没有准备时间，办法尚未弄清楚，实行期限已到，期限的前一二日，急急忙忙，匆促之间，召开个会议，议定几条办法，有的县份连会议也没开，就照原令饬属实行。不管影响如何，不管行通与否，就照命令，一律以去年十一月底价格为准，强令实行。这如何能作得通？

对于事前的粗疏轻忽，我们不愿多说，现在限价已成了问题，大家所顾虑的物资逃避与黑市已经到处发生。买一天吃一天的穷人以及行人旅客，竟而拿着钱买不来饭吃，乡间与城市粮价亦不一律。过去总是城市粮价高于乡村，一行限价，却正相反，乡村粮食高于城市。甚至城门外与城门里之馍价不一。粮行不卖粮，磨坊不卖面，饭铺不卖饭，卖馍的也不卖馍。有粮食的人家自然还可自磨自食，无甚问题，但这又有几家呢？有许多人是家无三日之粮，今日买今日吃，明日买明日吃，现在粮面馍饭都无卖的了，这许多人马上不能生活，秩序又如何能维持得住？问题的严重，就在这里。

根本的办法，政府应事前筹得一笔大款，分县购储大量粮食，或预先向大户预征若干万石粮食，分存各县，限价一实施，粮食逃避，私人不卖，政府来卖。一边卖，一边征，继续征，继续卖，直至粮价限的合于法定标准，私人粮食都源源上市，然后政府再停止卖粮。以所得粮食，发还被征之民户。如此办理，我们相信绝对可以收到平价实效。可惜各省照此实行的太少了。

亡羊补牢，虽已太晚，但补好了，不至再亡羊。现在既成严重问题，就得就问题本身想办法来解决，不能避而不谈，或听其恶化，或坚持己见，或改变办法。我们要正视此问题，我们要解决此问题。治标的办法，省府应立即与邻封各省协商彼此兼顾的办法，使粮价不甚悬殊，再参照地方灾情，定各县适当粮价。要统筹，要兼顾，要划一，要同时一律实行，违者真的要军法从事，甚至不惜牺牲两个县长，彻底执行命令。价定住，彼此步伐一致，不相悬殊，再调查大户，囤粮多者，强迫抛售，违者枪毙。以大批囤粮，供小户零卖，维持市面，决无不足之虞。

治本的办法，应速制预征限价粮的办法，开始令若干顷地以上大户分仓缴纳，利用田赋管理处机构，征收限价粮，大户缴粮时，按各地法定价格给以票据，俟粮食卖出后，再公布日期，使缴粮各户持票据向县银行领取价款。大户的粮反正吃不完要出卖的，自己卖，与政府收来转卖是一样的。粮价限定了，不风涨，政府照限定价格出卖发价，大户也不吃亏。因为他们所得的粮价，仍可以买到同样多的粮食。政府虽不免经手之繁，但如此办，政府可握得实物，操持粮价，使粮价不至再涨。粮价一稳定，他物就不会再涨价了。

这是一个轮廓，是一个可以供参考的提议。如能详加研究，妥拟办法，如此实行，粮食握在政府手里，粮价自可由政府限定。

哀鸿遍野

《前锋报》社评 1943年1月30日

过去从古书里边看到形容灾民之惨况的，每每用“哀鸿遍野”四字，当时总觉得这不过是文人铺张的惯技，事实是不会如此的。可是这次笔者从伏牛山之北到伏牛山之南，穿过了四五百里的山道，眼中所看到的，真令人见之伤心，闻之酸鼻。古人所谓“哀鸿遍野”，实不足以状其万一。

伏牛山中要说起来，今年秋季的庄稼还算较好的。因为平地歉收颗粒不见，而山里边则尚有二三成收成。所以很多灾民，都向山里边逃。他们最初满以为到那里可以有办法，殊不知山里也一样闹饥荒，只不过比平地轻一点。可是树叶、野果（柿子、酸枣）已早被收罗一空了，结果逃进去的没有办法，只有再转回来，而平地有的不知道，还是仍旧往山里边去。从这里来往交织的灾民之流中，他们行路的方式，完全是用挑子，丈夫挑着家具同不能走路的孩子，后面跟着妻同较大的孩子。他们颜色都是枯瘠而惨白，有的瘦汉活像痨病鬼同大烟鬼，简直是一架骷髅，蒙了一张皮，根本失去了人形。有的小孩子跟不上了，大人也不管，仍是往前走，小孩子大声号啕着，有的大人遇见过路的人中衣冠整齐一点的，就乞求着说：“大人，你把这孩子领走，让他逃个活命吧！”至于路边已经冻饿而死的，也时有所见。

伏牛山道中的来往者真是一幅活的流民图，及至我来到南阳，路上还是如此。我想其他地方，一定也同这差不多。他们在家乡不能等着饿死，要到外乡希望着能逃个活命，找条生路。但哪里有生路？流离转徙，最后还是不免饿死。

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对世事觉得非常怀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话一点也不假。一般富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同情心？同时更想到这种惨况，究竟是谁为之？孰令致之？这固然由于天灾之流行，而大半实因为人谋之不臧。在灾前没有丝毫的预防，到灾后又没有妥善的救济。呼吁尽管呼吁，而所谓赈款之类，真无异于望梅止渴。到现在灾民还没有沾到一点实惠，以至于死者不知凡几。不过死者已矣，而待死未死者尚可以救活。“亡羊补牢尚未晚”，我们希望一般巨室富户，要激发天良，本恻隐之心，捐资舍粮，广设粥厂，以救此满道之饥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谓行善积福，泽及后世，无过于此者。同时更盼望行政官吏，本爱民如子之心，抱人饥己饥之志，在不妨碍法令原则下，尽可能的因时因地，而设法予以救济。

我们深觉得“诚”之一字，最为重要。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90]现在我敢说，大部分的官吏，对救灾不曾具有十二分的诚心，只觉得自己处了这样地位，似乎是有点责无可贷，所以不能不敷衍敷衍。像这样，如何能做出成绩呢？《大学》中讲：“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②[91]一个女子不学养子，而竟会养子，就因为她是基于“诚”，基于“爱”。所以官吏对人民，非得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禹视天下的饥者，犹己之饥者也，伊尹①[92]思天下之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每一个官吏都能如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为大禹、伊尹那样的自任心，那么自然就可以殚精竭思，想尽办法来予以救济了。

总之，凡事俱在人为。现在在救灾当中，而又限价问题的来临，无钱的灾民，早已流亡他乡，而能多少弄到几个钱的，又籴不到粮食。这与大灾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深愿当局能详细考察，缜密计划，来给它一个圆满的解决！

限价与救灾②[93]

《前锋报》社评 1943年2月18日

处非常时期，对非常事件，应用非常手段；战时是非常时期，限价是非常事件，处理限价，当然要用非常手段。河南不但遇着空前大战，并且又遭空前旱灾。值兹双重空前的今日，办理非常事件限价，如果视为一种例行公事，一如故常的奉到中央命令，大官批个“遵办”，或“拟办呈核”，交科员们关起门来，一木通套，拟了一种办法，只求法令表面不背中央意旨，不问地方实情能否行通，那就非失败不可。

各省实施限价后，实情如何，电文传播，语焉不详，我们不得而知。至于河南的限价问题，本报驻在河南，知之较切，我们虽不忍说出失败的话来，但问题确相当严重。执行不力、马虎敷衍的县份，物照原价，还没有什么问题；认真执行命令的县份，多发生了粮荒。不实行限价，粮价高涨，没钱的钱少的人不能生活；实行限价，粮食逃避，市无粮馍，连有钱的人也没饭吃，买一天吃一天的人竟连日断炊。手中拿着钱，肚子挨着饿，有钱的饥民与无钱的灾民盈街头、满城镇，在平时已够严重，又值冰天雪地的严冬，又在阴历年间，腊月原为急月，限价竟至断粮。如此下去，何以了局？

事实所逼，各地方政府，势出两难，不执行命令，当然不行；执行命令，将造成混乱。于是不得已明的限价，暗的听任黑市买卖。黑市粮价反较未限价为尤高。黑市涨价，限价等于具文。粮价管不了，其他物价均以粮价为涨落，亦随之无法管制。一到无人卖粮，粮食因灾荒无多，现在又因限价而绝市，如不急谋妥善办法，灾余孑遗，不因粮绝而饿死，必因饥饿而走险，治安成问题，还谈什么管制物价？

管制物价有一个必守的原则，就是各地同时限价，各物同时限价，必须如此，商人才不因亏本而停止买卖。各地不能同时限价，甲处物价低，乙处不限而物价仍高，则甲处物资将尽流往乙地。土布限价，粮食不限，粮贵布贱，将无人织布。这是很浅明的事例。河南现在正犯了这里限价那里放任、此张彼弛的毛病。据我们所知，河南现在明暗粮价，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就是一县也有数十种价格，正与中央规定同地同时同物不准有两种价格之规定相背。如此限价，安得不糟？

河南去年旱灾严重，麦子减收，秋禾全瞎，有些县份连麦也全瞎。收了一点麦子的县份，又因完纳征实征购，麦子几全数完粮，除极少数地多人少之户尚有余粮足维温饱外，大多数人家是无粮的，非由外省运进粮食，河南绝无法度过荒年。要想外省粮运进来，除官运外，唯有提高粮价，使河南粮价比邻省高，外省之粮才能进来。可是提高粮价有背限价原则，似有不合。救灾限价，实甚冲突。

救灾限价既难兼顾，省府就应权衡轻重缓急，以非常办法应付非常局面。救灾重于限价，吃饭原是第一，应先求本省有粮吃，然后再说限价。我们希望省府遵照中央命令，参酌本省情形，与邻省协商，使本省粮价与邻省保持个相当差额，在不影响中央限价政策之实施原则下，使本省不至于因限价演出无粮可吃的悲剧。不一下子就将物价限到合于去年十一月底之标准，先以一月十五日限价之日的粮价为准，稳定住不再涨，视邻省粮价低落，为比例之限低。在麦收之前，总使粮价较高于邻省，使邻省余粮得因价高而自然的流入河南，候邻省粮价限到与中央规定标准相符时，河南亦可不再降低，保持比差以至麦秋丰收而后已。这是于限价中兼顾救灾，于救灾中兼顾限价。省府如能统筹规划，定出妥善办法，救灾限价两相兼顾，呈报中央，说明河南情况之特殊，定可邀准。有一点必须坚持，就是省府要负起责任，统一办理，绝不能使各县各自为政，步骤不调协。

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

《前锋报》时论 罗梦珊 1943年2月20日

抗战军兴以来，在报纸杂志上，我们时常看到，某些省份的人士们，或旅居在某些省份的人士们，曾为某些省份撰写一些类似歌颂的文章，例如“某某省精神”和“某某省精神”。笔者有时也很想为一个历史资格最古老、文化地位最优越的省份——河南——的精神，写一篇介绍的文章。但到我们开始着笔去写的时候，却每每感到无从说起之苦。什么是“河南精神”呢？如何才能划清“河南精神”的轮廓或边涯？待我们正确地或全面地写出“河南精神”的时候，它已不仅是河南一省的精神，而是整个中国的精神了。

这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河南不但是我们中国政治文化的摇篮地、我们中国历史的源泉，而自古迄今，也始终是我们中国天下的核心。因而她自古迄今，一向是一个地域观念最平淡、乡土意识最轻忽的区域省份。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中国历史上负担起调节南北、凝结南北，并掌握着南北的大责任。也惟其如此，凡是有关我们中国全国性的大事件，她几乎是没有一次不参加，也几乎是没有一次不起着重大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对日寇之全面战争，也是如此。

到了抗战大业已踏进了第七年代，最后胜利之已在望的今日，全国国人几已大都知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过去五年半的长期抗战中，出兵员，输军粮，河南一直是全国的第一。这五年半以来，数百万的河南壮丁，是一批批地离开了他们的井里和田园，出征去了，去到了天南地北的各战场。若干万的老弱与妇孺，也紧继他们或她们的夫儿之后，万千成群地结成无尽的行列，挑着担子，推着土车，或者是赶着自备的牛车或马车，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春以继夏，秋以继冬地，输送着巨量的军粮于古道上。中原的山河，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资总动员而要塞化，中原的原野，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而全面改观。河南早已是一个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是一直在战斗中。

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经了五年半长的时间的继续战斗而从未有过片刻休息的河南，自然也是一个疲惫困乏的河南。即在丰收大有之年，就已深切的感到处境的困难，一遇灾荒，也自然的要分外加增灾荒的严重。惟其如此，由于河南去年麦秋两季之普遍的歉收，也就迅速的构成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随着灾荒之形成和逐加严重，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也就渐渐陷身于饥馑之中。

眼下整个河南的民生状况，几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千百万人民已由饥馑线逐步的步入死亡线。近日来，报纸上虽屡有严重的报道，然而这些严重的报道，实不过写出灾区实况的千百分之一二。为了救济河南严重的惨灾，中央除派遣大员前往慰问外，并曾拨发相当巨大的赈款，办理急赈和平粜。但这项赈款与河南庞大惊人数字的灾民活命之所需，仍是相去远甚。

年前于斌主教①[94]由河南视察教区回来的时候，曾经严重的说道：“救济豫灾，即使集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再加上同盟国慈善团体的援助，恐怕是仍难免要有百数十万的死亡。”由此更可见河南灾情的严重。由此亦更可见，救济豫灾，已不仅是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的责任，而已是全国人士、邻省政府，以及全国各社团和各机关的共同责任了。从农历年关起，到农历四月末二麦可能收获之日止，乃是河南灾情严重的阶段，也是我们全国上下救济豫灾应尽最大努力的当头。

但当全国各界起而救济豫灾的时候，还请大家放心，饥馑中的河南，却仍然在战斗中！救济豫灾在今日不仅是在救济一个饥馑中的河南，亦是在救济一个战斗中的河南。救济一个战斗中的河南，自会分外的加重了我们救济豫灾的意义。

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①[95]

《前锋报》社评 1943年2月28日

河南的严重灾情，不但引起全国的注意，且为友邦所关心②[96]。不但中央派大员勘灾，发巨款救济，公私机关、个人团体，亦均尽其可能，募捐巨款，赈济豫灾。前河南财政厅长曹仲植关怀豫灾，在四川自贡与郜子举氏共同宴请当地巨绅富商，痛陈豫灾，一席酒竟捐得四十余万。自贡市蜀光中学学生闻风兴起，自动减食，亦捐两万。《大公报》为豫灾募捐，其数现已超过十万元。其他可风义举，捐款数目，当然不能一一在此宣布。这种深挚热情，实在令人钦感。然而河南灾情太重了，待救的人太多了，而河南的负担也太重了，平时灾重，例可蠲赋，当兹战事，政府一方轸念豫灾，一方限于事实，田赋苦无法全蠲，而灾情因以加重，救济灾民与供应军食竟成不可协调之矛盾。虽公私赈款，达数千万之多，然比之河南去年所纳的田赋与河南全体灾民所需要的食粮价值，为数真是微乎其微。发到河南的赈款，数目虽然很大，而灾民所受到的实惠却很小。呼吁救灾已闹了半年，据我们所知，外省运来的赈粮至今尚未分给灾民一粒，至少是宛属各县如此。对政府之努力救灾，我们甚为感激，没有话说，只怪灾情太重，所遭遇之时代太特殊，太非常，平时救灾就无善策，特殊而又非常的战时，当然难之又难。对这难事需要最大的努力，需要至善的策划，稍有疏忽，天灾战祸，再加上人谋不臧，更增加灾情的严重。

当去秋灾象初成时，省府如早为地步，请中央拨给军粮，全免田赋，军粮由中央负责，救灾由省府负责，以有余赈不足，河南自身或不难自救。灾情空前严重，田赋竟无法蠲免，这一往事，是过去了，本不须再说，徒招不快，但往事虽已过去，灾情却未过去，且日益严重，救灾仍须努力，方法不容再误。千万人命交关，更不容任何人掉以轻心。必须认清河南的特殊情形，自今起至麦收止，在这百日中，一切均需配合救灾。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事莫重于保存生命，若置众人之死活于不顾，而推行政治，这就不叫政治，其推行的人，又恶得而为民之父母？河南的灾民现在既都救死之不赡①[97]，政府于救灾之外，其他一切施政都应兼顾救灾，如忘掉了河南的灾情，一切政事仍以平时寻常的看法去办，那就必然失去政治的原则，增加灾民的困难。

比如限价，与抗战成败有关，当然是应当遵行的大事，但不配合救灾，那就益陷灾民于水深火热中。忘记河南缺少的是粮食，忘记先与邻封各省协商使河南粮价稍高于邻省，以便将粮食吸收到河南来，借限价以救灾，无粮的地方，粮价限的比有粮的地方还要低，粮食反而一时暗中倒流，明的绝市。且因限价刺激得粮价不可思议的狂涨。如果注意到救灾，以吸进粮食为第一义，早日呈明中央，河南粮食暂缓实行限价，粮食决不会如是缺乏，粮价亦不会如此狂涨。

又如地方行政官的更调，原是平常事，然而对于救灾却有大影响。责任心重、视民如伤的父母官本来不多，在职不动，民多饿死，多少总要想法救济，虽不能说地方官有力可以全活一地方之灾民，如在官不动，总不能视死不救，只要肯想法救，总比不救好，总可以少饿死些人。灾情已达最严重阶段，救灾正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地方官一有调动，旧的松懈了，新的不熟悉，一交一接，动辄三月，交接未了，而灾民已成饿殍。

对粮价我们希望政府迅定补救办法；对地方官的调动，已换的不说了，未换的我们希望如无大过，在麦收前不要轻予更动，责其专力救灾，应调动的，亦请俟之麦收后。我们相信这样一来，无形中可以多救活若干万人。

发展土布生产，救济灾区妇女

《前锋报》社评 1943年 3月1日

对于救灾，我们已说了许多。已往的不说了，最近我们又主张：一、速发春耕种子贷款及小型水利贷款；二、灾款应大部分发给各县，发给有力贩运之民众，多方购运粮食，以补政府购运之不足；三、地方官如无大过，在麦收之前暂缓更调，责成其使努力救灾，免因新旧交替，影响救灾工作。这些主张我们认为均属可行。

此外奖励土布生产，借以救济灾区妇女，我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社评中早就提出，提高土布价格，增加土布生产，请政府大量收买。灾区妇女既可藉纺织以自活，政府亦可借此换得大量土布，以供军用。如棉花不够，政府可从外省运来棉花，分发妇女，叫她们纺纱，叫她们织布，在棉花变成布的过程中，政府不但得了军用布，而且救了无数的灾民。军服有着，灾民得救，这实在是一举而两善备的贤明办法。到现在我们益感到这一主张，对于救灾实属有效，而在政府亦无所损。中央关怀豫省，赈款成千万的拨发，这些赈款全为赈济，并不索取代价。闻中央将拨一万万元救豫灾，既能发万万元救灾，而提高布价，救济妇女，寓救灾于收购军布中，这办法最为合适。惜我们的主张，未被重视，及早施行。对于军用，对于救灾，都蒙不利影响。

去年豫省府及豫省参议员曾向中央陈请，暂停土布统制办法，已蒙准许。二月初豫省府又派员赴洛与长官部商议收购军布办法，据悉各方已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救灾军用两能照顾。旧办法既已废止，新办法虽尚未看到，但各方认识既同，我们相信新办法将来实施，必能与收购军布时兼顾救灾。同时，二月八日的《大公报》上亦有一段新闻，它说：“当局拟发展河南当地土布纺织工业，以救济广大灾区，而谋其自力更生。缘豫省原为棉花产地，手工纺织极为发达，最多时曾产一千五百万匹，后以军需关系，统制不善，而产量因之大减，民生经济亦因而不能调转，当局已应豫省人士之请，考虑通盘筹划之方式。”可见中央对此也很注意。

我们希望豫省府速速拟定发展河南土布生产的办法，呈请中央，速赐核准施行，其原则应为借发展土布生产，以救灾荒，以供军用。其办法应为，一面请中央大量往河南运棉花，政府以花换布，人民以布换花，俟花变成布，再彼此交换。在这循环交换中，民生军用两得其利。一面将布价提高，大量收买，使人民自行纺花织布。

人民有做的，就有吃的，顾着吃的，即肯去做。富家妇女不纺纱也不织布，纺纱织布的尽是穷苦妇女，她们原以纺纱为生，要是纺织的布，其卖价不足以资生，她们就要弃此工作。虽然她们也没其他可以维持温饱的工作，但她们决不会赔钱织布，至少也要够本。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有妄想发财，只要能糊口，不挨饿就于愿已足。对粮价花价如不能限制，布价是不能限制的。因为布是由纱织成，纱是由花纺出，而纺花织布的是人，人非粮食不能生活，这道理明而浅，不须多说。灾情已十分严重，垂死灾民等待救济，省府应于最近数日即与有关方面商量办法，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要使手工纺织业马上活跃起来，使灾民不再蹀躞街头①[98]，转徙道途，要使他们都能从事纺织供应军布，兼以自救。

单纯赈济蹀躞街头、转徙道途的灾民，不但浪费了物力，亦且浪费了人力。我们的愚见，除老弱不能工作者仍以赈济为主，凡能工作者，均应实行工赈，提高布价，发展土布生产，正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小型工赈，只用政府当局观念一变，办法一定，三五日间即可施行见效，我们为灾民请命，我们祝祷尽速解决这一问题！

甘霖已降，粮价将平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3日

雨，对河南成了稀有的珍宝，下雨就等于下钱，点点的雨滴就像点点的黄金，也可以说等于粒粒的食粮。雨水是一切植物的生命之泉，也成了今日河南人的生命之泉，下雨也可以说有如下命，至少必须下雨，河南人才能有命，没有雨，河南人就没有命。

大半年来，河南缺乏的就是雨，因为缺雨，所以缺粮，无粮就没有命。人为保命，所以需粮，因为需粮，所以望雨，古人形容人对某事物希望之切，比之为“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又说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形容得雨之乐。这些话直到现在我们真正感到，这妙文到现在我们才彻底了解，古人又有所谓喜雨的，快雪的，有喜雨亭，快雪堂，这都是在久旱之后，忽逢雨雪，喜快之余，因以名亭，因以名堂。古人这种喜雨快雪的心情，我们今日也深深体会。

雨下透了，麦可望收。麦与秋不同，秋苗半月不雨，即枯萎了，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农谚云，麦收八十三次雨，只要头年八月十月及次年三月下了透雨，即能丰收。现在虽是农历正月，得了透雨，天气不热，麦子叶小，蒸发不甚，盘根又深，最能耐旱，这次透雨即可顶到麦熟。若是到了三月再下次透雨，麦子丰收，定可预卜。

这次透雨，不但大有助于麦子，亦且有裨于春耕，早秋播种，虽须待到农历三月，经了这次透雨，地下水分足，再过三四十天纵不下雨，亦可播种。农谚云“好种三分收”，就是说，种时雨水足，即可保险有三分收成。麦可望收，早秋又可种上，今年的收成大半是不会多坏，至少是不会再如去年，沿陇海线各县麦秋全瞎了。

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按常理说粮价从此将要低了。纵然河南粮食缺乏，但因收成有指望，且为期不远，粮价也不会大涨了。粮价在河南受旱灾影响，再受战事影响，积此两因，形成今日之高涨，空前的高涨，固然增加穷苦灾民不少苦痛，但价大招远客，也因价涨，吸引来不少粮食。没有高价，外有的粮食是不会流入河南来的，粮价能因这次透雨而降低，这固然是多数人的愿望，可是如不降低，也只有听其自然，不能人为的硬降低，一限低就无粮食了，没有粮食才饿死人，只要能将粮食吸进河南，价纵高，人总可少饿死。现在河南省政府正派员积极从外省购运粮食，为数相当多。对于官运粮食，我们希望低价出，寓救济于平粜中，同时对于民运粮食，我们希望政府不必去管，能与方便且与方便，奖励民运，也是吸进粮食之一法。以官运价廉之粮食卖给穷苦灾民，以民运价高之粮食卖与有钱无粮的富人，两相调济，即可度过荒春。这一原则，我们希望省政府特别把握紧，无再犹豫而失其所守，以增加灾情之严重性。

我们这主张，如有人对之有所惑疑，我们还可以举一段往事来作立论根据，证明此主张的绝对正确。七十八十的老先生们，当还记得满清光绪三年的河南大饥馑①[99]，其程度不下于去年。当时的巡抚是李鹤年②[100]，他主张对官办粮平价，对民运粮则听其自然，不加限制。清廷当时派礼部侍郎袁保恒③[101]为河南钦差大臣，协同巡抚，办理救济。李以本省既无存粮，必须仰赖外运，如抑低粮价，贩运无利，谁也不肯赔钱运粮；袁则坚持城户富商之粮必须半价以救灾黎。两人均为好官，心皆爱民，但所见不同，争执不决，奏请清廷裁可。清廷以袁甲三位中兴名将，保恒亦著贤声，便采纳袁议，严限粮价，结果商人裹足，粮运断绝，粮断民死，饿殍载途。到光绪四年春，新麦连云，满地青葱，然青黄不接，时不过一月，而在此一月中，饿死者达数百万人。袁保恒才知失策，愧悔无地，竟以身殉。褫夺顶戴，撤职留任。李鹤年又官复原职。李鹤年之冤抑虽伸，而河南之老百姓却饿死不少。这一往事去今不过六十年，今日河南又遭大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主持救灾大政之人，是应当以此为鉴的。

速发赈款，速办急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4日

雨已下透，麦收有望，早秋亦可播种。灾情虽然严重，但苦难的时期却越来越短，浩渺苦海，行将渡过，光明彼岸，业已有望，这确是可喜可慰。但是，越是艰苦的工作，往往越到了最后阶段，其艰苦越甚。灾荒之年，饿死人也是在最后的一月，甚或最后数日。越到最后，粮食越少，无饭吃的人越多。七日不食则死，旬日无粮，即可饿死。光绪三年，河南大饥，老年人到现在谈起，尚有余栗。其实光绪三年并未饿死人，到光绪四年春夏之交，旬日间，粮食断绝，饿死灾民，数达百万①[102]。现在距麦熟尚有百日，从现在起，救灾工作，才进入了艰苦阶段，彼岸虽已在望，撑驶更须努力。

雨不下，麦无望，麦无望，漫漫长夜，还不知何时达旦。现在麦既望收，灾期有限，在这短短的百日中，各方负有救灾责任的应鼓努为力，积极救济，虽越至最后，越是艰苦，只要现在及时将粮购到，分配得当，实惠能及灾民，我们相信，天灾虽重，人力亦可回天。

我们曾经主张将平粜基金、中央拨款，多多分发各县，责令发动全县有力购运之商民，协力购运，必须官兵齐力购运，始能运来大量粮食。单靠官府力量，购运有限，难救众多灾民。古人云“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去年为接济某战区食粮，汽车、牛车、手车全都征用，赶运累月，犹虑不继。供给少数军队，尚且如此，要想全靠政府力量，购运足敷千万以上的灾民食粮，其不能源源接济，是人人可知的。这不是政府办理不力，而是事实上太困难。纵让政府什么都不做，倾其全力，专办救灾，亦难有济。皖中、皖北平粜粮路虽已打开，按钱数说为数甚巨，但就粮食说为数又有限，运输更不易，虽在驻军全力协助下，犹不能将所购之粮尽量运回。而鄂北粮路至今尚未打开，更谈不到购运配发了。我们主张政府先尽其力所能负的，由政府直接办理平粜或赈粮，其余款项速发各县，使自购运。政府只用政治力量把粮路打通，使邻省解禁，钱发给各县，发动民力，协同购运，收效必大。

其次，各县应将一切余粮、一切捐款，速办理急赈。春暖雨足，野蔬渐长，掺杂少许粮食，即可充饥。一升粮食可作二升之用。春暖草长时施赈，所费少而收效大。最难过的时候是正腊月，野菜尽枯，寸草不生。一到春暖，到有雨水、野菜遍地之时，藜藿亦可充饥。如这时政府办急赈，发粮食，灾民如得到少许粮食，配上野菜，即可救命。因为灾情普遍而严重，无法设厂施粥，因灾民太多，赈粮有限，不能普遍施粥，所以省政府决定发放赈粮，不设粥厂。这种主张，当然是为顾及事实，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灾民这样多，若不能普遍设厂，分别救济，仅在少数地方设厂，把灾民吸引一地，不要说粥粮不给，会使灾民集团饿死，或秩序混乱，就是粥粮能供给上，灾民麇集，地方秩序也很难维持。按常理说，平时春荒，尚设粥厂，兹值大灾，不是更多应设粥厂吗？可是事实上困难多，应当审慎，不能率尔从事。如无足敷应用之粮，不能普遍设厂，如对麇集的灾民没有救济的准备，先设厂施粥使之麇集，后因粥粮不给使集团饿死，欲救之，反杀之，这是最值得顾虑的。省政府这一决议，切合实际，也最值得拥护。

可是既然决定施放赈粮，就须及早办理。现在灾情已十分严重，赈粮即须发放，不能再缓，再缓就要饿人。我们希望省府应令各县以一切余粮、一切捐款，速办急赈，以救垂死之灾民。

速办五日临时急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6日

雨雪天，饿死人天。雨雪连天，连天饿死人。连绵的雨雪，不知冻饿死多少灾民。雨雪连绵，万物沾足，瑞雪自兆丰年，但丰年还是将来，有利将来的瑞雪，今日成了困死灾民的害水。两日来，有许多灾民已饿得病莫能兴，再不急救，即将瘐毙①[103]。风雪再大，不容易冻死人，而灾民却多在风雪天冻死，不是因为衣不厚暖，是因为腹空无食。腹饿身冷，那才容易冻死。无食少衣的灾民，又无屋可住，在风雪交加、天寒地湿的苦况中，避居檐下，瑟缩一团，衣单身冷，无食充腹。他们已不能沿门乞讨，再无人施救，除饿死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

饭饱酒足，围炉品茗，三杯耳热，奋张快谈；饭后茶余，筑城同乐；玉香怜抱，金屋春生——一切有福可享、无灾少难的人们，享足了，乐够了，也请为灾难中的饿僵了、冻硬了的同胞想一想！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他们也是与我们一样，不衣则冷、不食则饥的人！人，任凭多强壮的人，是经不起长时间的冻饿的，这是谁都知道的。死是人生的大苦，一刀两断，痛快的死，其苦尚小，冻着饿着，凌迟以死②[104]，其苦最不能堪，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人之为人，贵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大家都知道人是经不起长时间的冻饿，饿死冻死又最不堪，那么，门雪自扫，我福我享的关起门来恣意逸乐，看着同胞冻死饿死，而不肯少分余润，用资救济，人而如此，凭天理凭良心说，还能算人吗？

在以往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尚有己饥己溺①[105]，先忧后乐，有一人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的舍己救人的仁人义士，而今日的社会渐成为社会本位的社会，有许多人不被泽，许多人不能生，而社会上竟乏慨然解囊舍己救人的义士。人之麻木，至于斯极，这真是不能不令人怆痛！对于救灾，政府固责无旁贷，就是个人也义不容辞。人类进化的今日，重洋有如衣带，万里化为比邻，一发牵，全身动，全人类已休戚相关，而一国一族之同胞，还哪有秦越肥瘠之分②[106]呢？分则即不是同胞，即不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具有同类意识、同情心的仁人义士呢？光说不算，在这风雪祁寒，许多同胞行将冻死饿死的今日，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有力考验。“慨然解囊救灾胞”，这一课题看谁能作，能作就是仁人义士。

春雨春雪，决不会连绵经旬的，所以我们倡议为五日的临时急赈。城关由警察局镇保长慈善团体协力募集五百人五日之食，集镇乡村由乡保甲长及慈善为怀的善男信女，协力募集每乡百人、每保十人的五日之食，即日动员，分头向有钱有食的福人富人募集。就直接告他说，请他每天少吃一餐饭，救救垂死的灾胞。名曰劝募，事实上多少带几分强制，就说是硬派亦无不可。无论以何种方式，总以募来馍饭为目的。救垂毙之灾民，是急事，不可或缓，又不容马虎，只要募到食物，救活灾民，使能度过这风雪寒天，纵乎手续稍有不合，情理上亦属可原。我们认为此事极易办，也易收效。只在各县县政府认真督办，主办人努力去作。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说办就办，不要迟疑，要决，要速！

喜雨雪，念灾民

《前锋报》时论 李云坡 1943年3月7日

李云坡先生这篇文章，前天下午于雨雪纷飞中送来，想见李先生之热情，惜未赶上昨日报版，今日雨雪虽不下了，而雪未消，泥泞尚大，对于灾民仍应加紧救济。此文时效亦未全失，故特为刊出。

《前锋报》编者

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止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仅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可是，话又说回来，雨雪究竟是雨雪，目下不能充饥，要雨雪变成粮食，还须要有百日的光景。在此百日的期间，灾民该饿死多少，还是得饿死多少，救灾救死的紧急重任，还是照样放在我们肩上，一些儿也未曾松懈减轻。反之，日下灾情，倒会因为这场雨雪而加急加重。试看宛城内外，街头地上，在平日已是老弱妇孺，逐处倒毙，或则卖妻鬻子，分离难舍，抢地呼天，其一种椎心泣血、惨绝人寰之状，真是“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尚红”，路过旁观，确使“铁石人儿也断肠”。今则际此朔风怒吼、雨雪交加之时，一般灾民，鹄立街头，薄衣湿透，寒凝成冰，腹内无食，昏眩欲绝，正不知又有多少老弱在这几天作了死亡线上饿死鬼，这不是目下灾情反会因为这一场雨雪而加急加重吗？

但是，我们要到宛城另一个角落去看，便又会发现，包办酒席的饭庄餐馆，依然是珍馐纷罗，酒绿灯红，一席之费，动辄百金；洋广货肆，百物杂陈，价值上千上万的贵物，随到随即售去；其因囤积贩卖而发国难财者，一夕挥霍，动数万金。这些不在常人视线之内，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与前文所素描的一幅灾民死亡图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国家国家，一国即一家。同胞同胞，国民皆是兄弟姐妹。依现代政治学说，国家为一个有机整体，国民为其细胞。细胞之间，应当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岂有秦人视越人肥瘠之理？但我国人民积习，以种种历史的因素，多持“独善自了”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饿死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国民间同情心之薄弱缺乏，在现代各国，实罕其例。国家立国，国民卫国，全仗国民之间一点同情热爱，以相互团结携手以不坠，今乃国民间同情薄弱如此，岂非为御侮抗战救灾恤荒之一大障碍？

国家不怕穷困，就怕苦乐悬殊。贫富太差，失掉以国为家互相周济救恤之意。欲得补救此点，端凭国家强大有效的政治力量。今年河南灾情固然十分严重，但若政治积极、权力运用得宜，却不难将灾情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以平安度过。

以南阳一城而论，满目灾黎，多在大街通衢，僻街小巷即少。约略估计，不过三四百数。宛市人口数万，约合百人得一灾民，以百养一，有何为难？其中固有自己糊口维艰、不能分养他人者，但富商大户，负担可多，平均匀配，算无大差。试看今日南阳，上下商号人家，哪个吃的不是雪白面馍？凡尚有饭吃的人，每人每饭少吃一口，积余以养百分之一的灾民，相信不成问题。这只在省县政府，以命令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切实办法，使其按人口富力输出百分之一的救灾粮食而已。而况这仅是一种临时急赈，站在人道及国家、官吏、公民义务的立场上，必为上级政府所乐观厥成。至于中央万万元之赈款发下，由省府县府分头统筹，则各种根本救灾办法不难有效确立。约略言其大端，要不外分别老幼强弱，各予适当安置。老幼残疾，径予收养；少壮妇女，可按本报本月一日社评①[107]所论，发收花纱土布，以工代赈；壮年男子，稍予将养，可编为运输队，配发扁担、手车等物，督导运粮输货，徙贱就贵②[108]，平粜平价，均属较为单纯易举，不应畏避繁琐不办。至于贷款春耕及小型水利工程等事，自亦可酌情量力而为。

总之，豫灾虽属严重，救济尚非过难。就目前情况而论，这不是灾情严重到能救不能救的问题，而是政治力量曾否发挥及发挥得够不够的问题。“救荒无善策”一语，虽亦曾在我国古代的政治辞典中占有位置，但在成为现代组织的政治上，却不宜轻易采用。这是我国上下当局及国民同胞应当深自策励警勉的。

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8日

这几天甘霖瑞雪，普降沾足，是丰年的预兆，同时雨雪封门，泥泞载道，多少灾民冻饿得要死。我们无力普救，我们又不忍看着灾民们饿死，我们有一份秀才礼，送给灾胞，就是呼吁有力救灾的同胞，出钱出粮，舍馍舍饭去救济灾胞。因我们的呼吁，有饭吃的同胞齐起施舍相救，不但是我们的心愿，同时更是“亦所望也”。人毕竟是人，谁都有同类意识，谁都有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并不我欺。我们在这雨雪天，念到灾胞无食冻饿，为之呼救，同时有许多人也在冒风雨、踏泥泞为灾胞谋救济，或劝募馍饭，或施放急赈，或自动每日施粥一锅，或自动舍馍一筐。商店住户，看见满身泥水，哭无泪、号无力的灾胞，不等多哀求，立即有施舍。许多妇女老弱，骨如柴、面似土，蹀躞泥中，甚至匍匐泥中，哀呼着，哭求着，“我饿的慌啊”，“我冻僵了啊”，“爷呀，奶呀，救命吧”！叫声、哭声、哀号声，充耳都是，不但目睹心伤，而且惨不忍闻。人在性命交关，这是什么情景？有心人谁不怛恻①[109]？谁不同情？一地如此，无处不然。一想到全河南在饥馑中，全河南在风雪中，又谁能不怆神，谁能不尽其可能以相救？

饥民流徙泥中的惨况，看了心伤鼻酸，仁人义士，慨然施救，为灾民冒雪踏泥，那情景看了更令人感激涕零。听说赊镇的区长曲令驿与救灾会的委员孙文青、李郁亭，不顾雨雪，不避泥水，分路沿门请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饭舍馍，色戚而意诚，感动得许多商店住户，争着煮粥，竟成竞赛。南阳县救灾会的委员们也跑得满身雨湿，两腿是泥。最可感的是白发白须的熊伯乾先生，劳苦得竟一时晕倒，昏厥不省人事，等到清醒了，他仍满面喜悦，毫不为苦。这种尽其在我、助了人的快乐，重裘围炉、吃酒打牌玩女人的大人先生们恐怕是领略不到的吧。

空谈误国，空谈亦救不了灾。自己肚子吃饱了，坐在屋里瞎嚼蛆，乱批评，说风凉话是没用的。不要坐言，要起而实行。空言最可耻，实行才有效。救灾应各自量力，随心布施，能救一人就救一人，能救十人就救十人，我尽了我力之可能，我行我心之所安。只要尽了力之可能，就得到心之所安。如果人人都能各尽其力之所能，求其心之所安，我们相信，灾情虽严重，挽救尚可能。纵不能说全活不死，至少亦不会多饿死人。

这几天，看见灾民之苦状，看见救灾人之心热，都给我以极大的感动。这感动究竟是苦是乐，是喜是忧，我自己也说不出，只觉得心神不宁，成了一种变态心理。可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一点宝贵认识，就是人最大多数还是人，他们有同类意识，他们有同情心，他们不忍有福独享，他们也不忍坐视同胞饿死冻死而不少分余润以相救。南阳如此，他乡亦然。基于这一点人心之仁，我们相信河南的灾，如不是遇到空前的大战，如不是事出无奈不能全部蠲免田赋，以河南之力足可救河南之灾。基于这一点同情之爱，我们相信，虽在田赋缴纳之余，只要政府办理得当，法令强制，私人婉劝，以河南的余力救河南的灾荒，还是勉可自救。希望省政府利用人心之仁与同情之爱，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以有余救不足，同时禁绝谢绝一切征取供应，保其余力，实行自救。

普遍组织劝借队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10日

几日雨雪，灾民大苦。人到死亡线上，谁看见能不动恻隐之心？同情为爱，仁人心也，基于人心之仁与同情之爱，劝有饭吃的人，救无饭吃的人，或施救，或借贷，我们相信绝对有效。因为我们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不忍人①[110]之心，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仁”字。所以说“仁，人心也。”又说“仁者爱人。”能爱人者皆为仁人。而行仁之方法是“能近取善”，亦即俗言所谓将己之心，比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功夫即是仁术。只要能推己及人，就是行仁。孟子对这一点讲得最好，他劝齐宣王行仁政，齐宣王不听，推辞说“寡人好色”，“寡人好货”，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对他说，不但你好色好货，天下之人都好色好货，你只要能推己及人，干满足了你的所好、同时也满足了人人之所好的事，使“内无怨女，外无鳏夫”，男女各得其所，“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人人皆有饭吃，那就是仁政。“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我们知道冻饿之难堪，应尽我们之所能，使人也不受冻饿。我们知道饱暖之舒适，应尽我们之所能，使人皆能享饱暖之乐。人们既有同情之心、爱人之仁，不忍坐视同胞冻饿以死，而不加以援助，在这雨雪天尚肯自动施舍馍饭以救垂死之灾胞，那么要是组织起劝借队，普遍地向有饭吃的人家去婉劝，去恳求，请他们将余粮借给他的亲族邻友，既可救人不死，将来仍可原数收回。仁爱在心之人，他又何苦而不为？

河南灾情太重，不是一方之力所能赈济。中央轸念豫灾，虽发了巨额赈款、巨额平粜基金，但比之灾民所需粮数，真是杯水车薪。我们曾约略统计一下，以今日河南的粮价计算，将赈款与平粜基金全买成赈粮，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每人尚分不到一斤粮，仅可维一日不饿。救灾全靠政府，事实上是很难全数救活的。政府又何尝不爱豫民，但不能停下百政而专救豫灾，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政府之款办平粜，能将外省粮运进来，使有钱能买到粮，而赈济全活仍需在自身里想办法。我们相信自今日起，一切征发如果全停，不再向河南要一粒粮，大户余粮配上平粜粮，以之救济贫苦灾民，虽不能说可以完全救活，至少可以救活大半，至少可以少死一百万人。

怎么使大户以余粮救济灾民呢？省政府定有查封存粮的办法，施行普遍调查，将大户存粮，余下其自食之粮，余悉数封存，强迫其以限价卖与灾民，以有余救不足。这办法自是应当遵行，可是有一个原则须认清，世上事应办的很多，能办的却很少，应办而又能办的方可署之明令，明令施行。要是只知应办，不问能不能办，不问事实，只顾理想，结果是善政虽多，而惠不及民。孟子所说的“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①[111]，这是很值得当局深切思考的。如限价，如保护农民不动产办法及封粮救灾，这种种我们站到仁爱甚至责任上说，对政府之苦心都非常感激，可是事实上滞碍殊多。有好原则，还须有好办法，然后善政才能实惠及民。所谓“善政虐民”②[112]，这都是原则不错而方法有误。

我们以为基于人的同情之心，同类爱，有些事情应诉之理性，不能以命令强迫。我们如真能统制一切，强迫也可，事实上既不能统制，不如诉之理性，组织劝借队，普遍向有余粮之户婉劝，请其以余粮分给穷人，救其不死。这种劝借办法，政府也可以命令行之，使人知为政府所命令，无形之中亦带有几许强制性质。每乡三队，由小学校长、教员、乡保甲长及地方有声望的正绅组织之，善意好言相劝，才期粮能借出。我们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劝而将粮借出的。如真有少数视钱如命、善门不开的人，那么就可据实报告政府，再行查封其粮，限价强其售出。这种劝借办法，唐河、南阳皆部分实行，成效尚佳，证以近几日雨雪中南阳城乡许多人动了恻隐之心，自动舍粥舍馍赈济辗转泥水之灾胞，我们相信政府如能通令施行，一定可得大效。

满地春菜，株株都是救命灵芝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16日

一般大人先生好讲大道理，谈大问题，非圣教贤训不讲，非治国平天下不谈，好高骛远，空谈大的远的，忘了小的近的，说的好听，实际办不到。说原则，谈道理，谁都会说一套，如何根据原则，那就不容易了，那就须要去切实作，不是说说就算了。

大旱不收，人多饿死，大兴水利，以救旱灾，这是原则，谁说不应该？但是如何去兴办，就不容易了。大批发款呀，赶快赈济呀，在灾荒饥饿之时，谁说不应该？但款如何筹，赈如何放，灾民如何救才可不死，就不容易了。说原则、讲道理的人，往往连一件小事也办不了。大道理说的连天转，小事件反而看不见，有时看见了又不屑办。我们常见许多专家，拟了大的计划，定出数目字来，诚然堂乎皇哉，可是施行结果，收了多大成效？却很成疑问。人们都在注意大的，谈说大的，忽略了小的，不屑说小的。大的未必收效，纵有成效也远水不解近渴，能解近渴，一办即有效，效且甚大、甚普遍的，因为是小问题，人们不注意，不屑谈，更不去办，结果好听的、大的，都说说算了，办不通，做不到，望梅虽可止渴，望粮却不能充饥。没有有滋养的东西吃到肚里，辘辘饥肠是不能不辘辘转叫的。

河南的旱灾，刚成时就呼救请赈，大家只注意大的好听的请赈，没有人注意小的、不甚动听的救济办法。各县多见呼吁减粮，请求多发赈款，很少注意到自身想法救济。“谷不熟曰饥，蔬不熟曰馑”①[113]，谷旱不收，菜尚可种。只要有菜吃，民有菜色，总比野有饿殍好。菜色再重，当不至饿死，连菜也没有了，那就成了饿殍。各县如果肯注意小的、近的，生法自救，尽其在我，多种油菜、扁豆、蔓青、火萝卜等，秋雨冬雪，满地青葱，灾民有菜可吃，总勉可不致饿死。但是大家只顾呼救、请赈，不去设法多种菜蔬，用资自救。据我们所知，除南阳县分期种了很多油菜、豌豆、扁豆、黄白菜等菜蔬外，其余各县很少播种。油菜苗今日卖到两元一斤，半斤油菜掺上些麦皮细糠，可使一人生活一天。一亩麦田夹种油菜，至少可有百余斤。这数目是多么大，其功用又是多么大，这是很易算出的。现在人们都知道了，却晚了②[114]。请赈既无大望，种菜亦未实行，赈粮未到，菜蔬未种，灾民安得不饿死？我们相信各县如能全所有地亩之半数种上油菜，灾荒就救了一半。这是小事，没人注意，没人去办。

现在大雨雪后，各种野菜都长出来了，满地尽是剜菜人，采葑采菲①[115]，盈盈满筐。采菜的人们固然面有菜色，有菜可救命，同时也面有喜色。一株一株的野菜，丰收之年，牛羊且不食，现在却都变成来了琼食灵芝。一个老太婆说：“有菜吃也饿不死了”，又一个说：“没有牙咬不碎，囫囵半片吃下去又屙下来也不当饥”，又一个说：“我是捣碎了煮吃的，很当饥”。“只要野菜不断，人就不会饿死”，“今年谁要锄麦，可算坏了血良心”，“谁要把救命的野菜锄去，那王八蛋不同他拼一伙”。你如果有工夫到田野去走一趟，七嘴八舌，尽是这一类话。由这些话中证明了野菜已成为灾民救命的必需品，是不能把它锄去的。以往应分锄麦，今年却不能照例锄麦，谁锄麦，就等于掘断灾民的命根，置灾民于死地。这又是小事，又是大人物不屑作的，然而却与民命有关。大人先生要注意平粜，注意赈款，也应该来注意一下这一件小事，各县政府应即时下令，严禁锄麦。一亩地保留一百斤野菜，每县平均二十万亩地，就替灾民留了二千万斤可以救命的野菜。一县二千万斤菜蔬，试问谁又有力捐得来！

全力救灾，不容怠忽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18日

灾年荒春，饥民流离，死者相望。今日河南，每天饿死多少人，有谁能统计出呢？国父说，“政是众人之事，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莫重于保持生命，等到许多人连生命也不能保持时，那还有什么政治可言呢？现在许多人因无粮而生命不保，为政者自应当尽其管理之责，使饥民得保其命，免于饿死。到了饥民成群、饿殍载道的今日，各级政府、社会先进，再不倾其全力，用尽方法去赈灾，去救命，那真有亏职责。各级政府对救灾，并非不注意、不努力，相反的，也是真心努力，但是我们认为不够。虽然有心救灾，也恻隐为心、慈悲为怀，更愿意多救济、多全活，可是心有余，力也足，只是方法不够，力没尽到，有时时机已失，加倍努力，而成效不见，所谓“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其原因就在此。光有一颗仁心，而没有仁术，是不能行出仁政的。

恻隐之心、同情之爱、责任之心，我们相信人皆有之，谁愿意看着自己所治之民，流离失所，尽成饿殍？就心说，谁都心切救济，但，说到实行救济，不辞劳怨、尽其可能、想尽方法、努力救灾的人就少了。我们今日要请负责管理众人之事的责任者，要认清救灾、救命是现在此刻唯一的要政急政，不容一时片刻之怠忽敷衍。一个怠忽，稍有敷衍，动辄关系千万人之生命。时间最长不过八十日，从今日起，已是日紧一日，而救灾努力之程度，也应与灾情严重的程度为正比例而日益积极。然而各县都在救灾，各县却都不够积极，在不积极的救灾工作下，多少不该死的人都饿死了。负责各当局试于夜气回复时，扪心一想，因我之不积极、敷衍了事致使所治之民不应饿死而竟饿死，心里可作何感想？不说职责，如天良尚存，是不是会愧痛无地？

灾情太重太普遍，灾民太多，有些县份，诚然是全救不易，真是心余力绌。可是有些县份，并不是无力自救，并不是无法自救，而是有力量有办法而负责人不去想、不去用，硬看着灾民饥饿以至于死。许多人还在酒席征逐，许多人还在寻饮大赌，许多人还在厌膏梁而恣欢乐！酒肉臭朱门，饿殍死街衢，任鸠形鹄面、哀号哭喊，视者无睹，充耳不闻。该欢乐且欢乐，得糜烂仍糜烂。人多饿死，有粮人仍箱仓万千，我福我享，一毛不拔。这情形，能是今日所应有？政府能听任无的冻饿要死，有的饱暖欲仙？以我们统计，除少数灾重县份外，其余的县份非救不活的灾民最多不过占全县人口之半数，灾情较轻县份连半数也占不到，有的县不到百分之一二。以中央赈款专赈最重的县份，对较轻的县份，使饱暖有钱的人，每天省出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来救非赈不活的灾民。三个人每日所省即可救活一个灾民，这又有什么难？民有此方以救灾，而政治无力量使能相救。各县自身有力量，竟不想法去用，看着人饿死，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上没尽到责任，违其任务。非赖外力不能自救的县份，应设法请赈，借外力去救济；而不需外力、能以自救的县份，应设法以有余赈不足，自力自救。

“天下无难事，只怕缠磨头”，只要干，没有做不通的事。灾情虽重，今日已到最重关头，我们相信如果县长以下各负有地方政治责任的人尽心想办法，努力去实行，总可救济得了，至少亦少饿死若干万人。否则，心有未尽，力也未努，哪一县遇着这种官，天灾再加人祸，那就人无噍类①[116]了。

“麦口”前大声疾呼政府救灾

省府应速派大员分区督导救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20日

我们曾再三评论灾情已入最严重阶段，政府救灾有心，办法间有不切实，努力亦不够积极，不够紧张，到现在省府委员、厅长尚坐在办公室办救灾，会议室议救灾，殊嫌不够。救死重于一切，命且不得，遑论其他？不能在一两月内生尽办法，用尽力量，使灾民不死，至少不应该饿死、有法有力救济的灾民，使他们不因人谋之不臧、人力之未尽，少饿死若干万人。纵坐在办公室内，定出再好的办法也没有价值。我们一再说，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负政治责任的人，不能尽其所能，尽之力量，以救人使不死，那就不成政治。纵有善政，实惠未能及民，这是方法问题，也是人力问题。方法不妥，人力未尽，正是孟子所说，“有仁心仁闻民不被泽”，为什么民不被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①，[117]有仁心还须有仁术，有了仁术才能成为仁政，成了仁政而民自被其泽。中央减免田赋、派员勘灾、拨发赈款、省府热心救灾，都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感激的事实。同时，灾民饿死日多，不但野有饿殍，在城市大街上也不乏饿死之人。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所印《豫灾惨状拾零》①[118]，其所记种种惨状，真令人不忍卒读。即在鲁山竟有盗食小孩子的饥民，经官捕讯，供认不讳，这也是事实。为什么政府痌瘝在抱，心切救灾，有时也并非事实上有不能，而灾民竟不免于饿死，这是人力有所未尽。

豫省府对救灾已订出许多办法，通令施行，这些办法也多切实有效，然而效竟未奏、灾未全济，这问题就耐人玩味了。我们以为各县办救灾公事化，太讲手续，太遵法令，而没有一个专员县长敢针对事实，而自拟自行其有效办法。办平粜，放急赈，左不出这两种办法，可是平粜办理如何，急赈施放若干，实惠是否及民，各县都少有确切的数字报告。各县每日饿死多少人，灾民每日都演些什么惨剧、惨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人报告。县长既很少下乡督促乡保办救灾，省府委员也很少到各县实地督导县政府办救灾，一切命令行之，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公事一令一呈，即算尽了救灾能事，此豫灾之所以日益严重也。

在这两个半月中，河南各级政府应以救灾为第一要政，倾其全力去办，其他一切均应列为次要，应暂时缓办。在这两个半月中，专力去办救灾，办法大都不错，只要执行得当、执行认真，多数都可以收效。对于原则办法，不必再费心思讨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如何使这许多办法都能一一见诸实行，以达成救灾任务，实现救灾之原则，使中央、省府一片仁心得以成为实惠及民的仁政。我们不能说各县长不努力，但不够积极，有时责任心差，对救命要政亦视为照例公事，有时又因缺乏负责精神，不敢不辞劳怨的工作。循规蹈矩，不能通权达变，循吏误事，无形中亦不知多饿死了多少人。对这种种，决非省府派出若干候补县长、视察及科员所能督导改进、收得宏效的。我们认为，省府委员、厅长应分区亲履各县，督导救灾，省府并应授以大权，遇事只要能收救灾实效，可听其权宜处置，不必拘限，甚至枪毙几个发救灾财的没良心贼，撤办几个不努力救灾的官，都可由他自主。时至今日，确不是坐办公厅、会议室，办纸片空讨论的时候了，该是实行救灾的时候了。省府大员应迅速分区出发，不必再考虑其他。河南人死多死少，全在今日负豫省政治责任的委员诸公。诸公不出，真是“岂如苍生何”。诸公到各区，固然也不会把灾民全救活，至少可少死若干，不应该死的可以不死，就是仍要饿死，他们死也瞑目，总算政府大员亲自来看了他们、救了他们。同时诸公也总算尽其在我，努了力，尽了心。心尽力尽之后，灾民仍不免饿死，于心也无愧疚。我们绝对相信，只要诸公到各县亲自督导，认真查办，一定可以收得宏效。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①[119]我们深知此义，凡所批评，凡所建议，皆存“恭敬”，心中绝没有他念，更不甘存一个“贼”字。这苦心，这敦诚，纵有时言未全当，想宅心仁恕之政府必不以词害意也。

今日还不该停止宴饮吗②[120]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22日

月光如水，春风似剪，虽是农历二月天气，夜阑人静后的春寒不但料峭，而且真有点刺肤如割。一个中年妇女，缩做一团，躺在一条胡同拐角处，微弱的呼救着：“我快不中了，饿得没幌魂了，救，救，救救我吧！”这样的叫声，重复的叫着，声音越叫越微弱，突然高叫一声，竟而气绝。

绿麦如茵，风荡已成细浪，晴和的春日，晒得人浑身苏酥不支。一个中年男子，拉着腿，一晃三歪的，倒在一块麦田边沿，满嘴麦苗，尚未嚼烂，绿涎淌在口边，枯干的脸被春日晒得呈现一丝笑意。“我可吃顿饱饭了，美的很，可要歇歇啦。”喃喃的谵语，面带笑容，被春日的和光把他肢解以死。

狂风飞沙，灾民之苦也好像上感上天，天也为灾民现出一副愁惨的面容。一个须发半白的老者，眼深陷鼻高耸，两颊已成窝，两只干枯如柴的手抱着半截小儿胳膊在啃嚼，虽饥肠受用，面上的表情，总掩不住心里的苦痛，好像吃着自己肉那样难过。又一个不忍心的人走过来，给他一个白馍，老者伸手接过了馍，感愧惊喜得过分，饿弱了的神经，受了这剧烈的刺激，在咯咯的笑声中，竟而气随声绝，倒地死去。

满街哭叫、踉跄道途的人，都是将要这样死去的候补者。任何铁石硬汉，对此总不能充耳不闻、视若无睹吧。吃菜已不得，喝风不保命，许多人开始由饥饿线，辗转而跌入死亡的深坑。一方面是人多饿死，一方面是粱肉自甘。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工部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听说河南各较大城市现在仍酒席征逐，宴无虚夕，一边厌粱肉而得胃病，一边吃藜藿而不得，同是人也，何忍为此？

在以往有所谓罢筵停进某某珍品以及不杀生以回天心而恤民命的故事，今日灾情如此严重，人多饿死，有饭吃的人们，尚不应该节食救灾吗？还应酒食征逐、恣意狂嫖烂赌吗？眼看着灾民之惨状，耳听着灾民的哭声，尚能宴坐快饮、打牌为乐，我们真不能不钦佩今日同胞们修养功夫之纯青。

我们不愿多批评，愿意多建议。我们建议，河南省府通令各县即日起不准宴饮，不论什么人到县，就是主席也好，皆不准招待酒席，其他一切不可少的宴会均改为茶话会，从省政府做起，不到丰收之后，不再宴客。省府出不准宴客条告，刷贴各县；县府出奉主席谕不准宴客的条告，通贴各乡；又由县赈灾会出条告，劝同胞，说明为了救灾，请勿宴客。请以宴客之资捐会救灾，通发各机关、各商号，劝其遵行。除一般行旅所必需的小饭馆外，其余菜馆一律勒令暂时停业，麦收后再行复业。地方驻军最高机关与地方政府组织军警检查队，深入民宅，切实验查，遇有宴客打牌之人即视其财富之多寡，强令捐款，赈济灾民。各地方党政军各机关应示人以范，首先开会决定即日起不再宴客，以已往两个月之应酬费为标准，每月捐宴席费若干元与救灾会，作为节宴救灾，每月由救济会将此项节宴救灾数目、芳衔公布，以彰善举。本报更愿义务刊登，为灾民捐一份秀才礼。牌迷赌棍们如悔悟了，也将打牌钱捐救灾民，我们也一视同仁的刊诸报端，取人为善。

至少我们希望南阳各机关先来实行，停止宴会，将宴席费捐救灾胞。

吁请邻省速解粮禁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27日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国与国间尚且如此，况在一个政府统一政令之下，岂容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划分区域，限制粮运？河南大灾，是空前未有，今日灾民之苦、之死，又惨绝人寰。我们在古书上看到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等极惨极忍之悲剧，又复演于今日之河南。河南人每天有数千被饿死，有数百千万人在号饥，这成千成万的人命，生死大惨大悲之大事，曾不足以动邻封各省县朝野上下者一顾，使我们对人类的同情心与同类意识的人心之仁、同情之爱，真起了莫大的疑问。

闻邻封各省慈悲人士轸念豫灾，时有捐助，多则百万，少则十数，以钱数算固属甚巨，但以粮价计，为数甚微，且河南所缺乏的是粮食，有些地方，有些人满口袋是钱，而不免于饥饿。纵有黄金，无粮可买，亦难充饥。各方的捐助当然值得感谢，但惠以法币不如惠以粮食。远省运输困难，运粮自属不可能，但邻封各省如轸念豫灾，如对每日数千人饿死、数百万人号饥于心不忍，力尚有余，愿施愿捐以资救济，那就请捐施食粮，俾能实惠及民，真的救人命。

个人捐施，固所期至，而解放粮禁，令河南人购粮，更所切盼，更所祝祷！道路传言，鄂北各县有形无形，阻遏粮运，不准出境，甚至听说地方团队，于各要路口设岗查禁，如防走私，公私贩运，皆难通行。毗连边界，踏步之地，亦难越过。同住一镇，因省籍不同，粮价不一，因粮价不一，遏运甚严。居民商贩不能明贩，多行暗运，甚至有隔墙传递者。墙隔邻省，竟至饥饱不同。如此种种，传言甚盛，实情如何，本报亦未派人实地访询，不敢妄下断语，然空穴来风，不为无因。邻封粮食，除安徽现正分路抢购采购，源源运豫，及陕西之粮亦有少数运豫省外，鄂北之粮，迄未运到。年前省府委员李晓沧氏在老河口所洽商之三万包稻谷①[121]，虽已兑拨皖米，此米犹在漯河，或将分配他区。六区灾民至今尚很少吃到外省赈粮或大量之平粜粮，这也是事实。

今日饿死之河南灾民，犹是中国之人。他们对国家、对抗战，不但出过力，亦且捐过钱。邻省如亦不收，自救不遑，我们当然不希望邻省人挨饿捐粮，纵井救人。我们知道，邻省是有余粮的，有余粮而禁不放出，不说捐，连卖也不肯卖给河南人，这未免说不过去。我们希望河南省政府再派大员赴鄂交涉，请开粮禁。一方面呈请中央，请饬鄂省解除粮禁，准河南人自由以市价去购粮，同时更希望鄂省朝野上下，敦念邻谊，轸恤豫灾，自动开放粮禁。天灾流行，何时靡有？何地靡有？今日河南大饥，如此禁粮，他日倘若不幸鄂省大饥，又将如何？我们以为此种情形，湖北最高当局一定不知，如知之，一定会自动纠正，这就更须豫省府及军派大员去洽商，解除粮禁了。

放斗余，贷公粮②[122]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28日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望梅难以止渴，望救却不能保着不饿死，对救灾我们一向就看重自救。请赈、办平粜，当然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收效甚微，为数也不多，以之救广大的河南灾区，杯水车薪，犹不足形容其不济。古人云“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军队比之人民其数相差甚远，千里运粮犹不足以济少数军队之用，又如何能救数百千万之众多灾民？这道理至浅近，本是人人可知的，但偏有许多人不用脑子，硬把希望，不，硬把生命寄在迢迢千里之外可望而不可必得的粮上，注重赈粮与平粜粮，而忽略了就地就本身思谋救济办法，这一错误想法，不知又误了多少人命。

多种救荒作物，实行以富养贫，我们再四主张，再四著论，各县多置若罔闻，实行的不甚多，不能不令我们深表遗憾。逼到现在，真到山穷水尽关头，灾民群众中落群的饿死的，累累皆是，死亡人数日益增多，大家叹观止矣，大家似乎只有付之浩叹，除了一掬同情心、两把伤心泪外，也好像别无办法。绕室彷徨，仰屈兴叹，绕了几个圈子，叹了几声气，就算尽了心，尽了责。

我们认为路尚未绝，天也无绝人之路。各县尽有办法可施，灾民尚不到除饿死就别无办法的境地，是在县长及县地方救灾善士好为之。

省府已有明令，将三十年度（1941年）斗余，军麦价款，一律放赈，这一贤明处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可是三十一年（1942年）斗余当然也应一律放赈，各县长如真热心救灾，应速督促于最短期间内将三十一年度斗余清算出来，一并施赈。两年斗余，当然不能全活所有灾民，以我们估计，一县至少也可救活两三万人。人在一天一天饿死着，我们为灾民请命，十二万分的期望着各县负责当局赶速又赶速把三十一年斗余清算出来，及时放赈。

其次是省县级公粮。六、七、八月，甚至听说还有九、十月份的预备公粮，必须于麦收前扫数借出，贷给待救的灾民。现离麦收只有两个月，距有豌豆、大麦吃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多月中，每人每天有半斤麦糁，就可保命。地方公粮，只留到麦收时即可，其余一律贷出，候新麦登场，再加一或加二收回，甚至每斗加五升亦可。既不误公教人员之食用，又可救济灾民于不死，一举两得，善莫大焉。此而办到，各县灾民，至少是灾情较轻省份之灾民都可全被救活。以南阳为例，南阳约计有十万非赈不活之灾民，南阳的预备公粮，截止麦收时为止，下余至少有一万多石，一万石可作十五万斤，十五万斤是三十万半斤，一人一天半斤麦糁，还不正好够十万灾民一月之食吗？南阳如此，他县大致近是。这只在县长与地方负救灾责任的先生们不怕麻烦，敢负责任，那么滔滔大灾，已濒绝境，就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绝路逢生。

速贷预备公粮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29日

我们不忍看灾民的苦状，我们不忍闻灾民的哭声，更不忍看一条条死去的饿殍。我们既不能如有些人们深居简出，自封侯门，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不惨，不见不闻，就算无灾。哭声充耳，亡死满眼，我们又怎能忍心不言？言为心声，心中惨痛，故言多悲切，决非无病呻吟，好为尽言。我们所说的办法，虽不敢说条条可取，纵办法不尽全数可行，而原则要亦不谬，惜人多师心自用①[123]，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②[124]，致灾情增重，人多饿死，我们未得到人的重视。“人不知而不愠”，我们尚能勉学君子，无甚怨尤，惟因此而使灾民多所饿死，我们心中实在万分难过。

往事不说，已失时效的办法，说也无用，我们昨天提出的六、七、八等月份预备公粮，配合省府已准放赈的斗余，于麦收前悉数贷给灾民，麦收后再加一或二收回，既不误公教人员食用，又可救活无数灾黎，推陈储新，平时积仓，亦且如此，况在此灾年荒春。

借贷预备公粮，只是各县的权宜救灾办法，通过县行政会议与县救灾会，即商订详明的贷预收回办法，立时举办，不必再向省府呈请，或者举办后再呈请省府备案亦无不可。按行政手续说，自应呈准省府再行动，公文往返，动需月余，纵令邀准，灾民饥不可待，灾黎变成饿殍，再想救济，已无能济了。我们希望省政府最好采纳我们的意见，电令各县克日贷出，负责收回，其余就不必再考虑什么。为了救灾民使不死，省府什么责任、什么劳怨都可不辞。我们再说一次，汲长孺①[125]一奉命勘灾使耳，矫诏发仓，全活河内无数灾民。主席是封疆大吏，诸委员又实负全省政治全责，只要能救民命，何事又不能为？预备公粮一时又吃不着，贷出去还可收回来，也毫无责任可言。纵收不回，公教人员也决不至饿死，虽不免感受生活苦痛，也总比灾民好得多。我们相信，现在贷出，效用极大，一粒米线等于一颗珠，政府贷粮救了灾民的命，他们决不会、亦不忍欺骗了政府，食惠不还。一切征实征购、临时摊派，人民尚照数交纳，无敢或后，何况从政府贷了救命粮，命已得救，岂忍不还？再说这些公粮原是收自人民，贷给贫民，纵收不回，以收自人民之粮救济人民，有何不可？公教人员无粮吃，只要麦子熟了，随时都可以向人民摊派，料不必非指靠此贷粮公教人员即不能生活也。

省府能自动电饬各县贷粮更好，如不能，各县即自动将七、八等月公粮贷出，麦收后再如数收回，只要不耽误使用，贷出收回不过多费一番手续耳。责任是大家负，县长似亦不必多所顾虑。纵上级要处罚，课责任，为了救活十万灾民，丢掉一个县长，也很值得，也很荣耀，内心也安。我们希望各县长勇于负责，多发慈悲，说办就办，在四、五两个月内将粮食贷出，一贷出，成千成万的人命就救活了。

力谋自救，遂心施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日

贷放预备公粮，救济灾民，我们已说明其有效，并提供办法，各县如能实行，我们相信哪个县都可少饿死几万人。这些公粮，省府应速决定贷放办法，勿再犹豫迟误，致民多饿死。这些公粮只应贷放给灾民，绝对不能移作别用。灾情逼到最后关头，指望外省运粮，时间已来不及。我们看中央社鲁山二十八日电说 豫平粜处工作积极，进度甚速，可是我们再看看数目，只有五万包，而河南借出去的粮，动辄就数万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购运了五万包粮，而轻易一借就是数万包。省府应力谋自救，不要再依赖不可必得的外力，更应把握着现有的粮食，作最后救死之用，不应不顾民命，把最后救命之粮再轻易借出。

省府如能将预备公粮贷出，即可救济一部分灾民，同时社会人士、有余之家，也尽其可能，遂心布施，各人量力救济。能救一人，就救一人，能救两人，就救两人。量力抢救，配合上政府贷放之公粮，灾民又可少死若干万人。我们相信私人的救济力量，比之政府大得多。如能人人都提高同类意识，加强其同情心，视人之饥如己之饥，尽其余力，从事救济，灾民虽多，各家分养，必可全活。

我们早就算过，一个饱食不饥的人，每人省出四分之一的食粮，三个人就可救济一个灾民。灾民如果吃普通人一半之食粮，即可勉保生命，不致饿死，那么两个饱食人每日节省四分之一的食粮，即可养活一个灾民。别人饿得要死，有饭吃的人连每日四分之一的食粮就不肯少吃，即不肯以三分食灾胞，救人不死，那就失去了人性，成了麻木不仁的人。

我们虽不相信多数的同胞是麻木不仁，可是同时有许多灾胞在号饥、在饿死，而肥吃饱喝之人仍醉醺醺、胖堆堆，没见谁为了灾胞少吃一口饭，瘦去一两肉。当然慨解义囊、广施救济的人也不少，但比起有福自享、不恤灾难的人，却少之又少。眼看着灾胞饿死而不肯稍分余润以救人命，这些人尚能期其爱国家吗？这些富而不仁之人，劝既无效，我们希望政府应用政治力量，强制其交出余粮，救济灾民。我们主张应用摊派的办法，按地亩、按资力以定出救灾粮的多少。每月收一次，以乡为单位，以有济无，以有余养不足，还是最合理的办法。政府认真执行，无拘小节，不能为避摊派之名而使灾民多饿死。这是非常时期，应有非常办法。不论用何办法，只要能将有余之家的钱粮逼出来，救了灾民，就算达到目的，别的概可不顾。

同时对乐善好施、自动救灾的有钱人，也应予以表彰，用昭激劝，使其余的人也闻讯风起，勉作善事，施舍救灾。听说唐河富绅李子吴氏每日救济的灾民数目有三四千之多，每人每日给杂粮糁三四两，配以野菜，勉可维持，不至于饿死。这是值得表彰的，也值得宣劝的。假如有吃有喝的人都能如此，我们相信，以河南今日之力量，仍可自救，至少在宛属各县必可自救，不须向外求助。

我们主张停宴会三个月，以宴会所费移助救灾。南阳、鲁山等较大都市每日所有的宴会费，定也可以救活数百人。我们希望政府对我们的意见能平心考虑，采纳实行。

我们的一点哀怨①[126]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3日

我们早就主张用河南的粮救河南的人，除少数县份外，只要免去一切征用，虽遭大旱灾，仍能勉可自救。无奈征用减免太少，有粮不能自救，无粮的是灾民，有粮的亦成灾民。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的是赈款，是平粜基金。数目虽有两万万元，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至少以两百万灾民计，每人每天吃一斤，只敷全省十天之用。这是说全买成粮食，全数发给灾民，事实上是不能全数买成粮食，更不能全数发给灾民。指望政府拨款救灾，实在是力有未逮。我们所以主张自救，就是为此。

经中央核定的征实征购粮数，仰体战事困难，河南人咬紧牙关，勒紧肚子，扫数征足，这已是万分的难能可贵。中央也十分表示嘉慰。中国历史上多少水旱灾荒，照例是免赋的。现在是战时与平时不同，为了抗战，为了“军事第一”，田赋不能全免，中央的苦衷，河南人是体念得到的。揭借典当，费尽周张，吃尽了苦，大家遵命完了粮。正税附加税既已完纳，军粮不欠，省县收公粮不欠，国课既完，灾情又重，总不该再向河南征借粮食，至少是在麦收之前不能再向河南借粮。省政府更应为河南保证这一最低限度之要求，然后省府与各县好就自身所有，打自行救灾的算盘。自救的办法，就是将三十年（1941年）、三十一年（1942年）两年的斗余，一切军麦价款，悉数施赈，同时各县六、七、八等月份的县级公粮，悉数贷出，然后发动劝借、劝赈，以有余救不足，几方面配合起来，灾情较轻的县份，足可自救。仅以南阳为例，积存的学粮斗余，麦收以后才吃得着的公粮，为数足够麦前两个月、至少一个半月全县四十万非赈不活的灾民之用。南阳的救灾计划，一面尽可能种救荒作物，使民有菜色而不至成饿殍，一面及早为之计，储粮以待四、五两月灾情最严重时救灾之用。这批粮是南阳最后关头的救死保命的食品，如果把最后这点救死的粮也征借出去，那就无异于置十万灾民于死地。当兹战时，人民为国效命，理所当然，但这必须是除此以外别无办法，要是别处尽有办法可想，而偏要火上加油，尽是无粮，天教死不遑，还要征借，那真太说不过去。省府为管理河南众人之事的最高机关，不能为河南运来大批赈粮，已是责有未尽，而将有些县份最后的救命之粮，又行借出，这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了。自力救死，竟亦不可能，在死亡枕藉、饿殍载道的今日，再把南阳的粮提去一万二千大包！我们敬慕桑梓，我们同时又敬慕省府诸公，心烦万绪，笔摇千回，不但无以为言，而且亦无以为心！

我们希望省府已答应借的粮，速想补救的办法，使军用救灾，两能兼顾，未答应的切不可再轻诺。河南不是不出粮，是最近两个月内不能再出粮。麦收后，秋有登，民有余力，该怎么出还怎么出。爱国爱乡，河南决不后人。我们只希望这两个月内不再问河南要粮。我们意哀言质，必能博得有关方面之同情，不至以词害意而不我谅也。

我们纪念儿童节的礼物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4日

人类进化到二十世纪，有一大进步，就是重视儿童。爱伦凯首先提出“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的口号，这一口号，正洽合一般人的心理。于是先进各国，都提出慈幼事业，并有儿童节日之规定。英国是七月十日；美国是六月一日；日本是把男女儿童分开纪念，以三月三日为女童节，五月五日为男童节。大都在儿童节日这一天，政府官员、社会人士都要为儿童福利作出种种活动，商店亦要为儿童准备许多恩物，减价售予，轰轰烈烈的纪念，确实改变了一般人忽视儿童的观念。

中国儿童节的诞生，当然是受了各国的影响。而中国儿童失养、失教、流浪、疾病、夭折，种种苦难，较英美为尤甚。慈幼问题，更成为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国际慈幼会在比京布鲁塞尔开第一次大会，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等到北伐成功，政入常轨，在二十年（1931年）三月由中华慈幼协会呈请政府，规定四月四日为儿童节，经政府明令允准，儿童节就在中国出现。年年纪念，愈来愈普遍，到现在每年是日，已无地不举行了。全国儿童幸福委员会的组成，各地儿童电影教育的提倡，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学体罚，全国童子军的扩大，以及社会各方对儿童福利的注意，都是儿童节给儿童带来的福音。

儿童是民族生命的延续，一个民族能否发展，全看他的儿童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教养。儿童节的提倡原是唤起各方注意，共谋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给予儿童以幸福，不但叫他们得其养，而且叫他们得其教，不但使他们免于冻馁，而且使他们生活得快乐。这是提倡儿童节的本意。

今年河南大饥，多少儿童流浪街头，饿死道旁。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在沿门乞讨，在大街哭叫。两三岁的小孩，被饥饿所逼，跟着人叫爷爷，喊救命。他们终日徘徊于饥饿线上，辗转于死亡的边沿。随时随地，他们都有倒毙喂狗的可能。甚至不等倒毙，饥火煎熬的成人会把他们当作一块猎肉煮而食之。本报接到吃小孩的新闻不止一起，有的是偷吃他人之子，有的是自食其子。这悲惨活剧我们不忍刊登。在这不是喂狗就是被人食、终日辗转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今日，还说什么儿童节？小孩子命且不保，还说什么儿童幸福？

我们没有什么冠冕话可说，也不忍在这时再说照例的官话，于介绍了儿童节简史之后，我们唯有吁请各方，各尽可能，来救救孩子们。糖果玩具是阔少爷阔小姐才能玩、才能吃，灾童只须要吃饭，聊可救命的粗饭。我们特于此日发起代收灾童捐款，希望能捐得十万元救济几百灾童，为国家为民族多保留几分元气。我们恳切的热烈的期望着本报读者，扶助我们，多多自捐，多多劝捐，我们大家一齐来救救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儿童节给河南孩子们的礼物。我们只能如此做，也只应如此做。冠冕好听的话让别人去说吧。

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7日

请看看我们灾区特派记者的通讯①[127]，就知道灾情是如何的严重，就知道我们天天呼吁，也并非无病呻吟，或危言耸听。事实摆在眼前，不容我们不说。在人多饿死、人且相食的今日，有饭吃的人，再不节出与健康无大损害的余食以救济要死待救的灾民，那真成没有恻隐之心的铁面人了。政府力量本来有限，因种种关系又不能以全力救灾，且在战时，有时明知灾重，然而为了抗战，为了军事第一，又不能不挹彼注此，以供食用。指望政府力量救灾，原是不能全活，济活是有限的，非由社会上热心人士之倡导，唤起各方之注意，群策群力，共同救济不为功。对救灾，我们一上来就主张只请中央蠲免田赋，以河南的力量自行救灾，到现在我们看看，政府既有事实上的困难，不能免赋，邻省人对救灾恤邻又不热心，更证明我们的自救主张之正确。

到麦熟也不过一个半月，在这短短四五十日内，固然越到最后，灾情越重，救灾越难，但越到最后，救济越见功效，而灾民也越需要救济。在垂死之时，将人救活，功德也越伟大。我们主张的派“救灾捐”，向有饭吃的人家挨门派收，各县政府不知顾虑什么，不即实行。这是救死捐，这是百年不遇的非常时期，不能拘拘常轨，更不能视为苛捐杂税。由救灾会决议来实行，县政府也并不负多大责任，只要涓滴救灾，无有私弊，纵有责任亦不为罪。而且方式尽管活用，并不一定要用摊派之名。再退一步说，只要能将全县灾民救活，就是县长撤了职、坐了监也值得。而况且绝不至此。这只是县长们有无责任感，有无恻隐心。说责任，讲手续，我们认为都是遁词。

其次是公教人员、学生、党员团员、部队官兵，应一齐起来节食救灾。我们也知道这些人生活相当清苦，但总还不至饿死，总勉可温饱。每人每日少吃四分之一的食粮，甚至少吃一口馍、一口饭，集腋成裘，亦可救济一大部分灾民。纵说苦，也只有四五十日，吃四五十日苦，就可救活许多人，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能吃点苦救活许多人命，纵肉体上感到一点苦痛，精神上也是痛快的。

南阳县党部已发起党员救灾运动，数日预算为十万元。这十万元的数目，我们相信，热心救灾领导民众的党员一定会很踊跃的输捐，很快就捐足此数。如能全省各县一起响应，共起救济，收效一定很大。

信阳师范师生也发起“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省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至饿死。信师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一口馍又算什么？集少成多，一校一日即可救活百人，如各校一齐响应，共起救济，其全活之数就很可观了。如再加上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部队的官兵，其全活之数就更多了。

公务人员、学生、官兵都是有知识、在社会上居领导地位的人，对于灾民之饿死，一定于心不忍，会自动的救济，对这些人不须强迫，听其自捐。而对其余有饭吃的人家，急应立时办捐。只要他有吃的，又不肯自动输捐，那么就以政治力量，强其输捐。我们希望各县县长勿再姑息，勿作拘谨之循吏①[128]，那么各方配合，灾民必可得救。

负责救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1日

河南灾情严重，已达顶点，人天天在死亡中，而且是大量的死亡。这真是河南亘古未有的浩劫，虽然说“从旷劫来俱有死”，但这旷劫却并非全是天造成的。水旱天灾，何代没有？救济有方，把握时机，处理得宜，人力亦未尝不能胜天。因人谋之不臧、增加灾情之严重，使不应饿死的人竟然饿死，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责任的人应该痛自检讨、急谋补救的。以往的不说了，即到现在，如肯负责，认真救济，拿出天良来救灾，不要敷陈故事，不要把救灾当普通的公事办，而只要能救活了人，不论什么办法，都可以采取。能如此仍可救活许多人命，并不算晚。

不是我们故意对人苛责，实在灾胞死得可怜。如果大家都吃不饱、都挨饿，不过是大饿与小饿之不同，或者先饿死与后饿死之不同，那么也没有什么话说，反正大家都吃不饱，勉足自救的人，我们也不忍责他们把自己保命的食粮分给别人，自己听着挨饿。但是，我们看看现在河南是不是这样呢？有些灾情极重的县份或许是都没饭吃，我们相信这只是少数县份，多数县份有饭吃的人、吃不完的人还多着呢。富商富农，固然是肥吃饱喝，面团团、腹便便，而所谓生活清苦的公教人员，又有谁饿死了呢？要是许多人有饭吃、吃不完，竟而不生办法，不用政治力量使有余以其余粮养不足，吃不完的听其吃不完，没饭吃的听其饿死，这能是今日所应有的现象吗？

同时各县除应拨军粮、公粮之外，或多或少都有余粮。斗余是各县都有，今年比去年更多，此外县级公粮六、七、八等月份的，一时又不用，都可贷出救济灾民。我们主张贷放麦前吃不着的县级公粮，曾再四著论，为灾民请命，向省府县府呼吁。我们叫得口干音哑，而竟如石沉入海，毫无反响。我们真不胜其悲痛！民有余粮，官有余粮，而竟无法将这些余粮贷给饿得要死的灾民！这不管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希望各县县长负起责任来，只要军粮与省级公粮缴足了，县级公粮留够麦前吃，其余的不管是斗余也好、预备公粮也好，一齐贷放给灾民，而且要立时就办，不须请示，更不须上级政府的核准。县长是政务官，不是军务官，对一县之急事、大事，自有权便宜行事。只要能多救活若干人，就是功，就是德。功德立了，还有什么责任之可言？倘若说不须上级政府允准，而将一时不用的粮发给灾民、救了活命这是责任，难道说在我的治下，灾民饿死累累，就不是责任吗？放粮救灾，纵有责任，也不至要命，顶多官作不成，只要能救活了人命，纵丢了官，又有什么不值呢？要是为怕记过，为顾考成①[129]而忍心叫灾民饿死，县长是父母官，这样做又乌得其为民父母也！时至今日，是救急、救命非常之时，也正是县长有为的时候。如何表现“有为”，就看谁能负起责任，用尽可能用的办法救民不死了。斗余、预备公粮、大户余粮，这三条，如有办法，肯负责，用政治力量，将粮完全贷放灾民，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救活不少灾民。放粮救灾，我们认为这是为不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能为而不为，这是最难得到任何人原谅的。

迅速贷粮，不必考虑如何收回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2日

我们感到上级政府对县长拘束太严，尤其是动用粮款，一县之长几乎连很少数的粮款都无权作主处理，事事请示。上级政府不明下情，主办的科员认识不足，往往驳准，不予核准；或者要价还价，虽然核准，而其数不足以持事。如此这般，不知道贻误了多少大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把许多县长都养成循规蹈矩、小廉曲谨②[130]、照例办公，很少见着当机立断、把握时机、权宜有为的人。对平常事这样作，自无不可，可是非常时期，遇到非常事件，那就不是这些小廉曲谨的人所能胜任的了。

救灾就是救命，救少数人的命已是大事，救多数人之命更是大事。河南的灾是百年不遇的非常大事，各县情况也多不相同，因地制宜，权宜行事，实所必需。然而我们很少见有哪些地方官，敢权宜行事的。我们曾再三主张，各县只要把征实征购之粮缴足不欠，其余所有的粮都应该拿出来，全数贷放给灾民。只要能救民不死，别的什么都不必问。救济灾民是中央及省府的政策，也何止三令五申，应该如何救济，方法上县地方尽可活用。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达到救灾目的，使灾民不死，就算达成任务，就算有功无过，县长又何惮而不为？我们认为权宜贷放余粮，或一时不用的粮救济灾民使不死，这只有功德，没有责任；囤粮不发，坐看灾民饿死而不救，这不但是责任，而且是罪过。

有朋友看了我们放贷余粮、救济灾民的主张，来信询商贷放办法，有心贷放，而又顾到贷放手续，物资放出去，将来怕收不回来，自己责任太大，吃不消。这顾虑虽也应当，但在我们看，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把粮贷放出，使个个灾民不饿死，将来如何偿还，那是小问题。问题在如何迅速而切实将粮贷放给灾民，真的能实惠及民，真的能救了他们的命。放的部分，自然是吃了算完，不须偿还；贷的部分，规定了损耗数目，每斗加二三成归还。只用责成乡保长负责催收就可。到时候能全数催收起来更好，真的催收不起，由全县负担，照数归还亦无不可。现在向有地人借粮赈灾，与将来责成有地人在田赋上加征偿还，都是一样的。以全县之力救全县之人，在情在理，都是应当，就说到法亦无不合。县长先生们只管贷放，不必顾虑将来之能否收回也。

最近省政府与后方囤粮仓库①[131]商议妥，将一时不用之军粮暂且贷放灾民，以资急救。各县所分配数目，多少不等，业已确定，急须起运，分别贷放。这批贷粮，将来也须归还，各县长对此也不必顾虑将来如何收回，尽速贷出，及时救济，这一批粮贷出后，也责成乡保长负责贷收，能收回更好，不能也罢，仍由各县负担。其实压根儿就不说归还，就说是放赈，将来从田赋上加征若干，以省归还，这倒简单。现在饿得要死的人，大概多是穷人，麦熟了，他们也没多少收获，责其还粮，把新收的一点儿麦还了债，马上又成了灾民，还须救济，不如由全县负担，不要他们偿还，免得将来再赈济，倒也少些麻烦。总之，问题在如何及时切实的将粮贷放出去，如何收回，不成问题，不必多考虑它。

救助灾农，迅速归耕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3日

春雨普降，各地沾足。春暖气透，播谷鸟声声催耕，南面事作，正是春耕的时候。去年秋禾全瞎，所以民多饿死，麦收虽有望，早秋仍须种。老天爷今年特别看顾我们，把雨下足了，叫我们种庄稼。我们要不设法使流亡在外的农民归耕，误了春耕，辜负了春雨，早秋减收，甚或不收，其影响亦甚大。农民也并不是不知道归耕，他们没吃的，饿着肚子，他们回到家乡也不能耕作，政府不想办法，他们回不到家乡就会倒地而作饿殍。我们唯恐误春耕着急，他们或者比我们更着急。

春风雨里轻柔，麦浪千顷碧波，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不但春耕开始，而且麦忙已逼近。大麦豌豆，再有三四十天就熟了，至少是可以吃了，现在不及早着手使流亡在外的农民赶速归耕，再晚了，不但要误春耕，亦将误了麦忙。从现在开始办，迢迢远道，迟迟其行，等到灾民回到故乡了，为时也将及麦忙。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天叫麦长好，人力未尽到，误了秋收，于天灾之后再受人祸，那河南就无噍类了。为了麦收，办理归耕，也不能再迁延、再迟缓。

军粮当局既将后方囤粮借贷给河南救灾，更可全数贷给灾民。再加上民间富户余粮，也强迫其尽量借贷，最后再加上各种赈款，这几种合起来，数目虽不算大，如分配得当，实惠能及灾民，亦可救活相当多的灾民。我们主张由这些赈粮中分出相当数量，与办救济归耕灾民。本县应给他们预备下一个月的食粮，沿途各县应分段设站，专救归耕农民。凡是壮农，奖助归耕，劝他们由远道赶速回去，过境的归耕灾民，甲县应发给他们足够吃到乙县的食粮，递转救助。奖励归耕，第一步要把流亡在外的壮农，使其全数回到家乡，开始春耕，准备收麦。贫农为糊口、为救死，耕牛农具大多出卖，把他们劝回去，也救济了，不致饿死，也不误农时，但没有耕牛，没有农具，一样不能耕作。第二步要设法劝有牛、有农具的人家，帮助他们耕种。有些农民，逃到外乡，乞讨无靠，或生疾病，病死饿死的人为数必不在少，或者纵能勉维残喘，幸不饿死，但也无力耕作。第三步应分乡分保组织助耕队，对无人耕种或无力耕种的人家，助其耕种；无力回乡的人，助其归耕；无耕牛农具的人，供给他；无人或无力耕种的人，助其耕种。无论如何，要使土地能出产，不荒芜。省府应速通令各县，对归耕农民、对过境农民，尽其可能，设法救济，而且要立时就办，不能再缓。各县政府，应自想办法，能办者即自动速办，无待上级督饬。

我们对救灾曾有很多主张，也提出很多办法，而且自认为也多平实易行，可惜政府未能重视，社会亦多未注意。虽然有不少人对我们备加称赞，但是我们不是卖好文章，沽誉钓名，我们只希望我们的主张能得到重视，我们的办法能被采纳实行。救活了灾民，于愿已足，并不是为博得别人的称赞而作文。我们过去提出的办法未被采用，我们非常遗憾，也非常伤痛，现在我们又提出劝募归耕的主张，希望能得到各方重视，能被政府采纳，及时施行，不误农时，使火力配合上天时，然后才能望其丰收。

政治权责与救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5日

政治的道理，说来千头万绪，其主要不外权责两字。干政治的人，第一要件，要负责，要尽责，要有责任心。政府因事设官，每一官职，都有其应负的责任，都有一定的责任。其负责的人，不在某职则已，一任某职，一定要运用一切可能方法去尽到应尽的责任，这叫尽职，这叫负责，这叫达成任务。要一个官员负责、尽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赋予以权。不给他足以任事的权，事事限制，处处拘束，而又要他负责尽职，就等于紧紧缚其手脚而硬责其跳舞，这又如何可能？有责而无权，决难尽其责；有权而无责，势必滥用其权。滥用其权与不能尽其责，都是政治的大患。

今日之县长，多半受种种拘束，权小责大，勤政者不足以有为，泄沓者正可藉此敷衍了事。许多急事要公，都被这种情形贻误了。多少有为的县长亦养成小廉曲谨、亦步亦趋、遇事应付的被动者，谁也不敢、简直也不许自动有为。

救灾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不知道误了多少事，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不应该饿死的人。在去年秋天，我们就主张，所有军粮及麸料、柴草价款一概不再发给花户①[132]，以之去买油菜及其他救荒作物种子，或作平粜基金，办理平粜。但不经省府的允准，县长哪敢擅自动用？南阳这样办了，因为受到了控告，派委彻查，认为不合，严加责斥。等到省府有令允准将一切价款拨作粮款时，而为时已晚，不免吃亏。我们很早就主张将一切余粮悉数贷放，用资急赈，可是没有上级命令，县府不敢去办，等到省府允准以斗余放粮，为时未免稍晚，灾民不免饿死。而有些县份尚拘谨自守，呈请询问：三十年度（1941年）斗余，还是三十一年度（1942年）斗余？到现在三十年度的大半多已清算出，贷放了，而三十一年的尚未清算，不敢贷放。我们又主张将一时吃不着的公粮悉数贷放出去，麦收后再征起归还，既不误公教人员之食用，亦可借以救灾。这是有利无弊，贷粮还粮，也无什么责任可言，但上级没命令，县府又不敢办，斗余及一时用不着的公粮储备闲置不用，而看着无粮吃的灾民饿死，这又如何说理？以我们想，将来省府不久就会有命令，允准各县将一时吃不着的公粮贷放、赈济灾民的，可是在命令未下之前，县府哪敢擅自贷放？有些事早办晚办，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在平时关系尚小，而救灾就是救命，时间刻不容缓，缓一日即有一日的死亡，缓十日即有十日的死亡，上级命令未下，下级不敢负责，就在这种情形下，灾民不知又饿死了多少。

以往的不说了。清算斗余、贷放一时不用的公粮，必须马上速办，不能一再延迟！南阳陈县长抓着要点，把握时机，已决定将应缴的军粮、公粮从存粮中除出，下余的粮食，悉数贷放急赈。这一贤明处置，我们相信南阳就不至再饿死人，纵死也为数极少。我们希望各县县长，不要再考虑什么，不再顾虑什么，对上粮缴足，以其余赈灾民，这是千该万该，绝无不合。赶速办，勿再延，试想，谷仓库存着粮而使民饿死，这是如何的荒谬？倘有这种情形，按政治责任说，县长该犯了多大的罪！

杀奸商，稳粮价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6日

粮价近日飞涨之高之速，真是骇人听闻，由一百六十元一市斗，一跳而为二百元，再跳而为二百五十元，这样跳涨，虽麦熟还有三四十天，到那时，我们不要吃一百元一斤的馍了吗？这还成什么世界？越是灾荒丧乱之时，人心越不正常，人眼越近视，经不得一点风吹草动，人心就在浮动着，一有波动，粮价马上飞涨。漯河、许昌、郑州一带，粮价高，粮食当然往贵处流。官办平粜，商人贩运，如同流水一般向北流，许宛路上大车拉，小车推，肩挑背负不是粮，就是面，连脚踏车也成了贩粮运面的工具。路上除粮面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货物。这一洪流，由南阳向北滔滔不息，流到许昌，流到郑州，流到黄河南岸，由许流到大河的彼岸。

北边粮价上涨，南边自然也跟着上涨，本也无足怪。惟上涨应为渐进，决不能跳跃的上涨，一日只应有一个价，也不能一日有几个价格。比方说日涨五元，因粮食缺乏，逐日上涨，这还合理，而一日上涨四五十元，纵在灾荒非常之时，这也太突兀、太离奇了。不全是惟灾重粮缺而涨价，一定暗中有奸商操纵。所谓翻簸箩底的人从上市时尽量购入，勒紧不抛售，上市之粮尽先速买下，等到市无售者，他们再抬高市价，大量抛售，一转手间，就获得巨利。卖的人可以不卖，买的人却不能不买，等着粮食救命，只要能得到粮食，价高低弗计也。这正与奸商以可乘之隙、获利之机。粮价本因粮缺而日涨，因灾重地区以贵价来购而日涨，再加上这些奸商兴风助浪、趁火打劫，由渐涨而狂涨，由飞涨而跳涨，三元五元涨，十元八元涨，竟至一涨就是五十元。

粮价日涨是大家料想得到的，这样的上涨，却是出乎人意料之外。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不应有的现象别有原因，不能认为是因灾荒，是因粮缺。政府亟应查清严办，对这种趁火打劫之奸商，应毫不姑息，查实之后，立予枪决，而且应陈尸粮市，以儆效尤。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一县枪毙五个人，粮食狂涨之风马上就会停止。枪毙了几个人，就可以活几千几万人，牺牲少数全活多数，这绝对应该，于法于理于人情均无不合。

粮食价钱我们可以不必限定，粮食贩运我们也不须禁止，但是对于这种垄断操纵，低价买进，高价抛售，几个小时之内，一转手间取得大利的奸商，绝对不能宽恕，绝对应当彻底严办。只要认真查，也绝对可查得实情。如得其情，对这种东西，决不能用哀矜而勿喜①[133]的心肠去对待，应该以除恶务尽的决心去惩治。此辈不除尽，粮价永难平，“将军不喜太平年”，他们惟恐粮市不乱，兴风助浪、无事生非，使粮市起了大波动，他们好溷水摸鱼②[134]、大发横财。

最后还希望对粮市抽佣金，应规定从粮不从价，每斗粮规定了一定数目的佣金，不管价高价低，免得粮商惟希图多得佣金故意助涨粮价。对粮行再规定从粮不从价的抽佣办法，粮价纵不能狂跌，至少也不再像这样的狂涨跳涨了。

迅速购运秋粮种子③[135]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18日

河南演成人吃人、死无算的空前浩劫，是因为去年麦减收，秋全瞎。河南虽有三千多万人，但吃麦子的人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人是吃秋粮的。秋粮是多数穷人的主食，麦子仅是少数富人贵人的食品。假使去年秋丰收，麦不登，灾情决不会有这么惨重。我们手边没有统计数字，说明有多少人吃秋粮、多少人吃麦子，但吃秋粮比吃麦子的人数一定超过很多，至少为十与一之比。在河南以麦子为主食的人顶多不过三百万人，其余全靠吃秋粮为生。所以秋粮一不收马上就成灾。历次灾荒，大多是因为秋粮不登。

去年因秋不登，演成人吃人、死无算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现在痛尚未定，不是思痛，而是怒痛、受痛之时。应该知道，我们今日受痛，全是为了秋不登，一不登已惨绝至此，倘若再不登，河南会尚有噍类吗？风生麦浪，碧波无垠，如膏的春雨再四沾足，二麦丰收，大致是可以预卜的。可是离麦收还有四十多天，在这四十多天中，旱灾虽可免了，但风霜无时，二麦是否可以丰收，仍在不定之天。纵说天如人愿，二麦丰收，但是前面我们说过，麦子是少数富贵人的食品，大多数穷人非秋粮丰收，是无法生活的。麦子收了，不过短时期内可以接接力，一时不至饿死，而悠悠长期的冬春还是要靠秋收维持的。如果今年风雨如同入春以来这样调顺，老天爷是看顾了我们了，但这还不够，还须尽到人力，必人力配合天时，然后才能丰收可期，饱食暖衣。

去年秋粮未收，前年的积余，经此大饥，为了救命，当然一粒未余。榆皮、草根且已吃尽，哪里还有余粮？粮食在麦前都吃完，麦一收就须种秋，秋粮既吃完了，种子当然没有。民间没有，政府再不设法早为准备，早为购运，以便及时贷放，等到麦收之后，种子无有，白地青草，雨虽时降，也难免灾荒之重演。为了避免灾荒重演，政府今日就应着手办秋粮种子贷款。主管农政的机关，应该算一算，河南有多少地亩种秋粮，共需若干秋粮种子。有了成数，就设法购买，早日运回，准备麦子收了，及时播种，免误秋耕。秋粮与麦子不同，稍有迟误，天气寒冷，即难望收。

我们主张省府县府应速统筹，先知所需数量，将一切余款，原办平粜款项，都用来买秋粮种子，或平粜或贷放；一方面再请中央从农贷专款中大量拨发，最好是实物贷放。中央所拨之一万万元平粜基金与各县之平粜基金，于最后一次平粜赈灾办了，全数买成秋粮种子，务期于播种之前，贷给农民。俾能及时播种，雨水不缺，庶秋收可望。倘不早早着手购运，有雨水而无种子，天不成灾，因人力未尽而成祸，那就等于河南负政治责任的各级长官杀了河南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些道理，负政治责任的人，当然不须细说。我们提出这一主张，也并不新奇，我们也并不是要炫耀自己的主张，我们只希望政府能注意及此，早日办理！

介绍一位八百年前的救灾能手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24日

“救灾无善策”，是懒人、无能人的不负责的遁词，并不是真无善策，而是不肯用心，不肯去干。如各级负责者，尤其是所谓民之父母的地方官，能尽了心、尽了力，不管多么重的灾荒，总可以挽救，饿死的灾民也总可减少。河南的灾情空前，固然是天灾，又在战时，非人力所可抗，天不下雨，人也无方可想，无方可施，但人力未能善尽，也是增加灾情严重的一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能早为之备，我们相信天灾虽不可免，饿殍却可大减。因人力未尽，致人死非命，这是很够在政治上社会上负有牧民之责的我们痛自悔忏了。

灾荒何代没有？而因灾荒演成死相望、人吃人的大悲剧，一半应该罪于天，一半却应归咎于人。不能说天一旱或者涝，人就非饿死不可。发达各国因人力尽到，科学昌明，人定已可胜天，水旱已不为灾，能患防未然，故根本无灾，这我们望尘莫及，不必攀比。即就我国已往防灾救灾的史事，亦多可取法。古人悉心牧民，饥溺为怀，在政治上很多为负起道义上、良心上甚至有几分宗教性的责任，纵不能“制天”使不为灾，但他们能早为之备，虽有灾，却有备而无患。灾成了，他们又肯负责，便宜行事，施救及时，把握要点，往往是有灾而不为患。地方官得人，亦往往同在灾荒之年，有同样的灾情，而为患却有轻重之不同。我们近读宋朝曾南丰①[136]先生作的《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述赵抃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救灾事甚详。熙宁八年，越州大旱，赵抃到任后即做调查：“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①[137]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②[138]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③[139]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这就是负责，这就是早为之备。知道了无食的灾民，知道了官民存有多少食粮，心里有了数，灾已成，马上就定有效的办法来。

“故事④[140]，岁廪穷人，当给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他已筹得赈粮。我们再看他的放赈办法：

“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⑤[141]。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⑥[142]。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室者无给⑦[143]……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⑧[144]，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无钱购食的赈之款，有钱购食的使自购买，且不准富人闭粜，流亡且不许，饿死更不会有了。我们再看他如何办平粜，办工赈：

“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⑨[145]。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⑩[146]。”他不但赈了灾，而且利用灾民之力筑了城。我们再看他处理民间借贷之争与收弃儿、防疾疫等办法。

“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①[147]，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

我们再看他的负责精神：“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②[148]。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③[149]。公于此时，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巨细必躬亲。”有这样的地方官，纵有天灾，又何能为患？曾巩在文之后半段说，“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④[150]，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⑤[151]。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曾子固的评语实在是恰当。其人其法也实在是可以示天下传后世。对这位八百六十八年前的救灾能手，确值得吾人钦敬效法。纵目当今之时，又有几个赵抃呢？固赵抃之不世，救灾情惨竟至此，又怎不叫人起无限的感慨呢？

三为灾童请命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25日

我们的信条是事在人为，不相信没办法。所谓“救灾无善策”，我们根本不相信。昨天在社评中，曾介绍赵抃的救灾办法，八百六十八年前，一位知州能够办理得井井有条，不但可以救一时一方，且可以垂范示后，难道说又进化了八百多年的今天，竟尔说“救灾无善策”，那不但愧对古人，亦且羞煞了自己。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只要用心用力去干，就没办不了的事，老赵抃能救了越州的大旱灾，我们不相信今天的主席厅长、委员专员县长竟救不了河南的大旱灾。以往的不说了，就从今天起，如果能发动全力，使所有的余粮全能用以救济灾民，我们绝对相信，河南的力量仍可以救活大部分的河南人。如果有人说不能，那就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懒惰汉。

事在人为，只要为，一定能救济。就不说省府各厅，单说专员区，如专员都能如老赵抃，专员督导，县长努力，地方协助，一起动员，无论哪一个县，不论灾轻重，一定可以救得了。以六区来说，过去救灾工作相当不积极，经了王专员积极督导，各县都活跃起来，也不指望上面的粮款，都就自身想办法，只有督导有人，督导有方，遵照省府所规定的“以富养贫”的办法认真执行，切实办到，六区各县除少数一两县外，大多数县份是能以自救的。其中有一些县份，因地方政府、地方人士协力救济，已经做到有灾无患的地步，内乡就是一例。他们不但能自救，而且有余力协济邻县，他们为响应本报救济灾童，经县党部书记长王松峰氏约同他方刘汉卿、聂湘岑、别端九诸先生倡导捐款，竟于短期捐得十万元。此款已送南阳，许多儿童得以活命。同时，内乡借到的军粮库贷粮，因本县已无可救，不至饿死人，尹县长及地方诸先生商议结果慨然转借给南阳，两千包大米与小麦，每人吃一斤不就是一万人的四十天的食粮吗？至少可以救活一万人不致饿死。这种救灾恤邻的义举实在是值得赞扬的。

干，就有办法；干，就救活人。灾民灾童或成活人或成死鬼，只在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士干不干，也在大家是不是有恻隐之心，有同情之爱。有此心而又肯干，那么就不会有饿死鬼。内乡对本报所倡导的救济灾童的捐款，已打破纪录，捐了十万，在本报所有收款中是第一笔巨款，可谓空前。但我们只希望这是空前，不希望是绝后，闻内乡之风继起捐送的一定更多、更踊跃。我们更希望有人能再争个“空前”，不使内乡专美，要与内乡比美。尤其是丰收的鄂北的读者，诸善士们一定会以余粮余款捐给我们来救济待死的灾童。

最后再报告给读者一个消息，南阳临时灾童教养所收养的五百多个灾童，已渐渐活泼健壮起来，土色的脸、菜色的脸上已经有了红光，昨天结队来到本报门前，衣服虽褴褛，队容甚整齐，他们唱了一个“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音响亮而整齐。笔者看了这些民族的接力人，他们是民族之英，民族之宝，再有五六年就可以为国家为民族效力效命。我们如果看着叫这些民族之英、民族之宝活生生饿死而不救，我们真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亲爱的读者，为了灾童，我们第三次再向你们顶礼，热切的希望把你们吃不完、花不着的余粮余钱捐出来，救救要饿死的孩子们。

救灾与宣传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27日

我们顷奉到河南省党部、省政府曾衔令颁的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立案，其开宗明义就说：“发挥本省党政军教团之综合力量，以统一之步骤互相配合联系，加强春荒期间救灾宣传。在积极方面，使救灾工作渗透社会，有效推进；在消极方面，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宏实效以度春荒。”其口号为集中人力物力、实行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并严惩救灾不力及舞弊徇私之人。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就是灾民公敌，等于汉奸。其办法为组织宣传队，宣传救灾工作，查考如有舞弊、徇私等不法情事即报请惩办。为加强宣传，各报纸在春荒期间应尽量刊登与救灾有关之社论，对与宣传有关的办法、救灾事实、救灾义行，应尽量刊登。统读全案，扼要切实，亟应推行。

救灾的宣传过去确没有做到家，一般人的视听确也莫明所以。奸人借此散布流言，不顾事实，不问政府法令，一味胡说，惟恐无事，这是首先应改正的。河南灾情之所以严重，一半是天灾，一半是日本鬼子给我们的人祸，不是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纵有大旱，也不会演成如此惨重的大灾。因在战时，为了抗敌，为了战事，政府满心想以全力救灾，而事实上实不可能。政府的力量大部分仍要用在抗战。“军事第一”这原则是不会因灾荒而改变的。如果因此而怪政府不全力救灾，这是抹杀事实的悖谬之论，应该首先以宣传之力，纠正其错谬。

其次是对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光劝不行，应予以惩罚。看看同胞饿死而他又有余粮，竟不肯相救，这种人一定也会看同胞被敌人杀辱，他自己有力亦不肯相救的。说他是汉奸也并不冤枉。有机会他们也一定会作汉奸。对这种人我们主张先礼后兵，先拿情理去劝说，请其捐钱捐粮，如不肯，就强迫他，以得到余粮、救活灾民达救灾目的，劝得的粮与强逼出来的粮是一样的可以救活灾民。婉劝与强迫，应因人而施用，切不必有所忌也。宣传队组织起来，不但要宣传，而且要调查，查出有粮有钱的富人，不输捐不恤贫，而不仁不义，查实了，我们希望给这种人以名誉上的惩罚，在保甲不给他门牌，或者予他以黑户门牌，表示这种人不入人类，大家羞与为伍，名誉上的惩处，或比法律的惩处收效更大。

河南的灾，当然自力不能全救，但将所有的力量全用上，一定可以救活一大部分。省府所订的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如宣传得宜，彻底施行，收效一定很大。这一原则、这一政策绝对正确，极应拥护。本报再三再四的著论，始而竭力主张，继而竭诚拥护，以期能由宣传进而实行，由口号进而为事实。如何能为事实，我们的摊派救灾捐主张，到今日我们仍认为有立时付诸实行的必要。有许多人有一种劣根性，不施压力是一毛不拔的。

最后说到各报多著救灾社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差堪自慰。自去年七月十六日起开始呼吁救灾，到现在九个月中，先后已写了九十二篇有关救灾的社论，我们也提出了不少的主张，也有不少的砭世之论。灾情日益严重，我们今后自仍当继续努力，多著社论，宣传救灾。

豫省府急应办的一桩大事

《前锋报》社评 1943年4月29日

大麦出穗，豌豆结角，如拨开春云，雨润之后，再加之以日煦，一十日内，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结束是要结束的，但以为麦一收，就无灾民了，在我们看来未必。麦收就有粮吃，有粮吃就不为灾民，这话是有地人说的，而且是不负债人说的。事实上有许多人，不是负债累累，为了一时救命，不问利率高低，吃了神仙稞，揭到加三加五的高利贷，所收的麦子根本还不够还债，就是为了救命把所有的土地贱卖出去，麦子长得再好，将来收成再丰，没地也是枉然。这些人，纵到麦收，仍是灾民，虽说为数不多，但也不会太少。要说麦收后就没灾了，麦收后救灾工作就可以结束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麦子是少数人的食粮，大多数贫民的食粮是秋粮。麦收虽有望，秋粮尚未种，能否丰收，尚不敢必。假如雨水不足，再大旱不收，固不得了；纵让丰收，经这次大旱，民力空虚，已伤元气，也难骤复，若有丰收，仍是不丰。耕二才能余一，耕一又能余几？元气大伤之后，弥补亏空，尚且不足，今年这一耕，纵然丰收，亦难有余粮。若是减收，甚至不收，就更不堪设想了。究竟是丰收？是减收？是不收？都在不可知之天。要是现在就懈弛了，仍有靠天吃饭心理，以为老天今年一定会换了慈心，会看顾我们，不再旱了，大家可以安心等着天雨粟，吃饱饭，那真是其愚不可及。

未雨绸缪，亡羊补牢，现在都应及早着手，及早设法。救灾工作，非至无灾不能结束。不结束还不行，要进而准备防灾。无灾而作有灾准备，始可不致有灾，纵然有了灾，亦有备而不至有患。去年的大灾，是因为迟误而增加了灾情的严重，弄得征粮与救灾成了极端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不但军民交苦，省县政府亦均作尽了大难，有些事情，如果不早为之备，中央满心想补救、爱地方，为事实所限而成了爱莫能助。去年的往事是值得深加以思的。

我们以为省政府今年就应向中央承商河南大灾之后，田赋应如何配征，军粮河南应负若干、能负若干，急应及早算计、及早商定，于不影响民食的原则下，明白说不致使河南丰收后仍成灾的原则下，及早商定了今年河南田赋实征的数目。应负担的军粮公粮自仍当缴纳，能全负当全纳，能负几成即缴几成，这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义务，河南自当勉力以赴。若是心有余力不足，一方面缴纳了田赋，一方面既无以养命，供军粮与保民命形成矛盾，那就必然弄得军民交困，司农之官也只有绕室彷徨、仰屋兴叹而无以为计，这是我们认为省政府应及早筹计、及早向中央商请的大事急事。省政府应先有个统计，胸有成数，近日要向中央据实早报，使中央明白河南能收入若干，豫民食用若干，省政一切设施需用若干，尚有余若干粮，可以协助军食，都要及早向中央呈明，俾中央能够早统筹分配。当兹战时，军用浩繁，中央急需河南协助，河南也应当出粟米以供国用，若民食无着，中央必能早为筹措，统收统支，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使中央有时间统筹，而不至临渴掘井，甚或再如去年，竟至爱莫能助，中央有仁心仁闻而河南竟不被其德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痛尚未定，我们希望省府及早思痛，及早预为对策！

敬告有粮有钱人

《前锋报》社评 1943年5月2日

我们代收的救济灾童捐款，钱数虽已达十万元之多，但能救活的人数却不多，还有不少的灾童在饥饿线上流徙，再不施救，就得饿死。日本人在沦陷区把我们中国的儿童一批一批的运走，我们却令之饿死，这叫怎么说？今日的灾童幸而生在后方，脱过了敌人的魔爪，却脱离不开饥饿的威胁。他们不被敌人抢走，而在无敌人的后方死于饥饿，这最值得伤痛。如果大家全没吃的，都为饿殍，自然我们也没什么说，但是许多人现在仍是肥吃饱喝，面团团、腹便便，并不因有灾而减了一口食，并不因有人饿死而减少他们一分荒唐、一分糜烂、一分恣睢①[152]。吃肉的仍吃肉，醉酒的仍醉酒，吸烟的仍吸烟，打牌的仍打牌，玩女人的仍玩女人，发没良心财的仍财发万金，而竟令民族之承继人儿童之饿死。我们实在为之痛心，实在为之气愤，所以我们不能装聋作哑，看着这不平不幸而不说话。

曾有人主张过，不要把灾民乞丐全数收容，使他们在村庄、在街头哭叫乞讨，卧叫朱门，追逐有钱的行人，使那些有钱有福的人不得安然享受。哭叫之声盈耳，便左拥右抱、酒绿灯红之人不能恣意的享乐，纵可充耳不闻，心中总也难免感到美中不足。如把灾民全数收容起来，街头村庄看不见灾民的惨相，听不见呼救的哭声，大家本就有点麻木，没有惨相哭声的刺激，麻木的人们更不仁了。话虽表面偏激，但也却有几分合理。现在将灾民收容起来，不见灾民，大家就以为无灾了，淫佚糜烂的人更可以纵欲败德、随心荒唐了，至少也是我福我享、不问别人的死活了。

亲爱的同胞们，你们错了。灾不但没有过去，而且正与你们所想相反，是日加严重！灾胞灾童仍日有饿死，多少大姑娘小媳妇仍被人当作贱货，两个人不抵一个牛的价钱的出卖。在灾胞们不是一批一批的被人出卖，就是一批一批的被饿死的今日，我们还有心打牌喝酒玩女人，而不输捐救灾。对这一类的同胞，我们真不能原谅。

可是我们以为人总是人，“仁，人心也”。正常的人心就是仁，每个人心中都有仁，其所以不输捐救灾为善行仁者，并不是不能，是有所蔽而不为。我们认为大家如平心袪蔽，恢复了正常心理，一定会再不忍心过糜烂生活而把吃不着用不着的钱与粮捐出来救灾的。我们希望有余的同胞们，速恢复正常心理，速拿出富有仁爱的人心来，而把非人心所有的恶的一面涤除以去。在不影响你们正常生活之原则下，把你们所有的余粮余钱，或为合理的贷放，或捐出施舍，用以救灾，用以活命。看着别人饿死，自己余粮余钱而不用，这是最没人心，最为不仁，也最为人所不齿的。

我们代灾童收募捐款，虽有十万之多，富商大户却仍少捐助。我们非常遗憾，我们非常失望。然而我们还是想着每个有钱的同胞都是“仁，人心也”的人，总会听了我们苦口婆心的劝说而激动了不忍人之心而捐钱救灾，从心有仁的。我们所倡导救济灾童的捐款一定不会落空，而收到大量捐款，救活许许多多灾童的。人心中总有一个仁字，这个仁字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我们仍在期望着，仍在等待着，看大家仁心的表现。

仓余粮、民饿死，谁能负了此责？

《前锋报》社评 1943年5月5日

救灾就是救死，救死是大事。许多人要饿死，救之使不死，这是临民牧民之官的责任。我们最不爱听“贷粮救灾，将来粮收不起，责任大，主其事者负不起责”，我们更厌闻“这不能动用，那不能动用”，或者说“挪用了，将来手续麻烦”，这种人顶好回家去享清福，不必作公务员。管理众人之事的公务员，其工作原是很繁剧的，管理一人一家之事就不简单，少数公务员之受点麻烦，少打两圈牌，少睡两眼觉，而多数人就可以救活了命。还是听多数人饿死好呢？还是少数人受一点麻烦好呢？说到责任，贷粮救命，使民不死，谓之尽责，如仓有余粮，民多饿死，就算不尽责。假如到麦收后仓中存着余粮，麦前灾民饿死，任何人出来追问牧民者的责任，这责任如真的要追问，不管谁都负不了。试问，贷粮救民命，是粮收不回来责任大呢，还是存着粮看着饥民饿死的责任大呢？我想稍有责任心的人、稍有人心的人都不曾说贷粮收不回来有责任，灾民饿死没责任吧！假如有人这样说，那他一定是另一世界中的人了。

我们以为现在是救死第一，其余皆是次要。手续不能不讲，但也以无碍救灾为原则。如手续与救灾两难兼顾，为了救命只好不顾手续。一个县长如救了他的子民使之不死，决不会因手续不妥而丢了官，坐了监，或要了命。纵是坐了监，要了命，牺牲一己，全活大众，也有代价，牺牲也大大的值得。当然我们不能不近情的希望别人牺牲生命去救人，而是说牺牲一命救活多数人不死也值得，而况不至要命、不至坐监呢？

我们以为省政府既严令救灾为第一要政，以全力加紧救灾，各县政府应迅速将现有的存粮，即日清算出来，先知道个确实数目，再知道某项粮有多少，某项应放赈，某项应借贷，该放的放，该贷的贷，原则决定，再议定贷放的办法与手续。第一务求实惠及民，粮真的如数吃到了灾民之口。只要能做到这两个原则，贷也好，放也好，救了灾民的命，公家的粮又可照数收回，谁也没有什么责任。既没有责任，那就不必再绕弯子说责任的问题。如真的要谈责任，各级负了管理众人之事责任的官吏，事没管理好，致令人饿死，这才是真正的责任。

现在各县都有这样的情形。政府说没余粮了，地方人说余粮尚多。有的说多，有的说少，究竟有多少，大家说不清。因存粮的数目没算清，使救灾的办法无法执行。救灾如救火，稍迟即误事，到现在灾荒闹了多半年，灾民饿死无数，省府三令五申，结算斗余，速办急赈，官仓的粮数迄未算出。因粮数不知，影响救灾工作，致使灾民多所饿死，这责任，管其事者，纵有百口，也难巧语以辞其责。收的有数，出的有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收支相抵，会求不出余粮的数目来？视民命如儿戏，弃省令如鸿毛，这是不是责任？省府分派大员到各县督导救灾，我们希望，要切实追问这敷衍迟误的责任。

同时我们更希望热心救灾、办事积极的各县当局速清仓粮，迅速贷放。再晚了，新麦熟后，仓有余粮，人多饿死，这责任是谁也负不起的。我们关爱灾民，也爱各县贤明当局，谨以忠诚提请注意。

法律持平，不平无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5月25日

在饥饿面前，任是铁心硬汉，亦要低头，不低头也可以，那只有饿死。好生恶死，人之常情，不至万念俱灰，股绳齐断，人如有法可想，是不肯饿死的。在饥饿压迫下，在强韧的生命的挣扎中，为了救命，为了生存，卖田产，卖器物，借青麦稞、神仙稞的，只要得到粮食，救了命，地价高低，利息大小弗计也。地卖完，钱揭①[153]不到，他们还不肯饿死，老婆孩子，有人要，他们一样三分不值二分的廉价出售，忍痛卖却。高利贷款与廉价售地，比之卖妻鬻子总好得多，在饥饿逼迫的危急情况下，卖地贷款实甚普遍。

为保护农耕田产，河南省政府曾颁有单行法，及修正办法，用意至善，可惜颁布过早，不免因爱护贫农，反使有地卖不出，无粮以救命，增加贫农的困难。而省府这一命令，到现在是值得拥护的。省府这种办法，在民法商也有明文规定：乘人之危，典卖借贷有失公允时，法律上是不承认的。固然命令不能变更法律，可是命令合于法律时，当然也有效。省政府前颁之保护农民田产办法，虽颁布过早，但与法律吻合，并非变更法律，乃是根据法律加强政令，我们希望省府再通令各县，遵照前颁办法，对有失公平的田地典卖，准地主倍价回赎。我们听说有些贫人因无食粮，将地廉价出卖，一斗麦即可买得一亩地，麦子丰收，一亩好地可获七八斗麦，少亦不下二三斗，只出一斗麦，转手间可得七八斗或二三斗麦外，又得了一亩地。贫民损失太大，有钱有粮人无乃太不仁了。地已卖出，契约已立，私人想要反悔，是不可能的。必须政府出面干涉，强令放赎，或另作公允之变更处理。绝不能听之不管，使贫农损失土地，无法生活。

执行时当然还有很多困难，比如有些小户佃农俭约刻苦，积蓄一点钱，买得几亩地，如也让他放赎，契约无效，亦似不合。有的卖地人，困苦无告，买主不卖地，卖主即无法生活，势必饿死，买了他的地，即等于救了他的命。卖主苦苦央求，一而再、二而三恳请，始乃成交。等到麦子熟了，作为无效，地归原主，亦未免不平。有的为了其他用项而卖地，并非为无粮吃。这都不能一概而论。诸如此类，自难执一以概其余。我们所说的是乘人之危、有失公正之田产典卖，并不是一般而论。对于不公平的土地典卖，政府应该出布告，准予典地卖方，诉请撤销契约，退回田地，同时，省府更应与高等法院研究一可行办法，通令各县政府、地方法院遵照处理。在无背法律与人情的原则下，对于有失公平的典卖田产的案件，撤销契约，即可借以保护贫农田产，亦可避免无谓之纠纷。

我们早想谈这一问题，因恐影响贫农借贷矣。借贷典当者，有地亦挨饿，所以迟迟未谈。现在，麦与豆已登场，麦已熟，不至饿死人了，所以提出来谈一谈。先发此引，再详论之。

严惩为富不仁的高利贷者

《前锋报》社评 1943年5月26日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基于同类意识与同情心，才有同类爱，所以说：“仁，人心也。”正常的人心本来就是爱人之仁，而清明的人心，却往往受物欲的蒙蔽，有所蔽时，就不仁了。许多的人受苦受难，无食吃，要饿死，有的人理应救济，可是他们却为物欲所蔽，失去了人心之仁而不肯相救。要救你也可以，你须付出高的代价，否则你饿死，活该你命断禄绝。此高利贷与低价买地之所以滔滔皆是。昨天我们在社评中已说到低价买地，法律应予不承认，政府应在无违法章、兼顾事实为原则下定出一种办法，通令下级行政及司法部门，使遵照执行，俾不平之事得以纠正。昨天我们只说低价地，今天再说高利贷。

高利贷在平时荒春、青黄不接之时，原来就有青苗账、神仙稞、重利盘剥这些名词，也并不是今年灾荒才有，很早就有。既有这些名词，当然是有这些事实的。不过以往出息借贷，其息却没有今年之高、今年之重。今年之高利贷，可算登峰造极，从前所谓加二账，都觉得既高且重，现在简直加三加五，甚至过之。法定的利率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现在不论时间，短短的三五个月，甚至一两月，除百分之百还本付息，另外还要再加上许多附加的额外息。比方借钱千元，到麦收还了两千，又外加麦若干斗；或者借了一斗麦，到麦收后还了两斗麦，又外加钱若干元。种种名目，种种利率，多到不可究诘。总之，不合法，不近情，必须纠正，按照政府法令、社会正义，都是不能承认的。

对于这般喝穷人血以自肥的人，纵无法律根据，律以社会正义，亦所不容，而况还有法律根据。查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法律行为系乘他人之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使其为财产上之给付，或为给付之约定，依当时情形，显失公正者，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诉请，应于行为后一年内为之撤销。”依照这一条之规定，在灾年乘人饥饿急迫之际，成立典卖契约，价值过低、显失公平时，出典人或出卖人，当然可于契约成立一年内，诉请撤销。这是不承认低价地的典卖权的法律依据。

我们再来看看对高利贷法律是怎样规定。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乘他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法定的利率只有百分之二十，过此皆为高利贷，皆为法所不许。债权人无权向法院请求取得超过法定之利息，那就处以徒刑，并科罚金。这两条是对初犯者、偶尔为之的人说的；要是惯喝穷人血，老于放高利贷者，处罚就更重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上说：“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人既失去仁以为心的正常心理，而做不仁之事，跟他讲道德、说仁义是没用的，只有以政府的威权，科以法律之实罚。我们希望省政府、各县政府根据以上法律规定，速出布告，晓谕有众：一切贱典贱卖之地准照原价赎回，或另照时价加价，一切高利贷，只准付以周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不准超过此数。违则法办。要不如此，那么麦虽丰收，那些负债者还债之后，马上又成了灾民。

耕牛问题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2日

我国以农业之国，农业用的还是旧方法，一半是人力，一半是畜力，我们尚无使用机器耕种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机器使用。人力在农村可贵，畜力更可贵。在农人，看牛的命，比人的命更值钱。农村的牛骡与大车，全为耕作用的，并不是交通工具，这不但表示落伍亦甚不经济。载重少而需时久，已经不经济了，而每一辆车，两个牛，两个人，消耗大且不说，误了耕作，减少生产，其损失更无法统计。以耕牛运输，也就是所谓支差①[154]，这对农村是一大问题，急须有个彻底妥善之解决办法。这问题并不限于河南一省，不过河南今年特别感觉困难，感觉需要。

大旱灾不但饿死了许多的人，亦且吃了很多的牛。大旱之后，农村里人力固极感缺乏，畜力缺乏更甚。省府看到人力缺乏，令各中学放麦假以助割，这是值得拥护的贤明办法。但我们以为，畜力问题，较人力更为严重，亦急待解决。收获麦，播秋种，需要人力，更需要畜力，人力不济，已下令助之，畜力不济，亦应下令助之。麦子一熟，就须速割速打，迟则减收。麦一收了，又急须种秋，迟则天寒而不成熟。农时不可违，更不可误。无人力则违误农时，无畜力其影响更大。这是不须多说人人而知的事。

怎样解决畜力缺乏问题呢？治本的办法是由各县农业推广所用优生学的办法繁殖耕牛，至少也应贷几头优良耕牛，与民牛交配，以改良牛种，大量繁殖。治标救急的办法，即是减收不必要的差车。各县的情况，大致相同，为应军事需要，每县都有代办所之设，预先派定若干辆车，集中起来等候派遣，每天总保持一个相当数目，有时有差，有时无差，集中多日，一差未派，空来空回的也有。有时确需要车运，有时满可以不要车，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军用或公用，假公济私，随便派车，随便不放，放则又需出钱。为了公用，大多不甚爱惜，瘦牛、瘦人、破车、过重载，行驶在坎坷泥泞的道路上，车坏牛倒是常事。人力畜力之损耗莫此为甚。大家好像以为没死我的牛，没坏我的车，死则死之，坏则坏之，干我何事？农民最感苦痛的亦莫甚于此。

对这一点，急须在不误军用公用而又节省人力畜力的原则下，有一合理的调整办法。在这一办法未商定之前，为了救急，我们主张，收麦种秋，顶多不过十五天，在这十五天内，除非万不得已，军用公用，一概暂停。各县代办所所集之车，一律收回，使速收麦种秋。军政长官相约为十五天的停运，非经呈准主管，任何人不准径向人民要车。这叫停官差以节省畜力。其次是驻军及地方团队的骡马，在收麦种秋期间，应尽量借给驻在地附近的农民使用，助耕应不限于人力，还应以畜力助耕。民国十八年（1929年）宛属大旱，驻军国民军第五师以其所有的三套骡车二百辆往返于漯河南阳间，为灾民运粮，收效最大，全活甚多，那一年未饿死的人到现在还称颂不已。发动驻军，以闲余之人力畜力助耕，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了畜力缺乏问题，但合节省民间原有的畜力与驻军协助的畜力，用之助耕，收效必不在小。麦熟矣，需要迫切，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能被采用，立即实施！

大灾后续报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4日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目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们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份，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上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去岁今年我们的灾荒真太严重了，较之光绪三年（1877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两次灾荒，都要严重万分。以前的两次灾荒地域尚小，而这次灾荒的地域甚大，我豫全境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那两次的灾荒尚在平常之时，而这一次，是在同暴敌日寇六年血拼、战斗相当筋疲力尽之日。赤地千里，普遍歉收，即已酿成空前之灾况，而政府在寇敌压境、“抗日第一”的事实中又心余力绌，未能全力来救济，更增加了灾情的严重性。“人相食，死相望”等古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述与描写，那不是夸大的记述。

在今天，你如能信步郊外，但见妇幼老少挥动着镰刀，掀动着锄头，脸上虽间或掉下辛苦的汗水，而心中却不时荡漾着愉快的欢笑。真的，感谢上天冬春的雨雪适时，为我们送来了丰收，今后仍然得恢复过去风调雨顺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我们焉能不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呢？

然而，且慢！在我们中国，在我们未能充分运用科学力量的中国，灾荒犹如国际间的“战争”一般，五年十年一小灾，二十卅年一大灾，循环往复，靡有止境。在今后，我们实不应像过去一样，“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们于痛定思痛之余，回忆刚刚过去的这一次惨痛的经验，对未来我们应好好有一个策划，以免三二十年，说不定三五年后同胞再踏入今日的覆辙，再投入灾荒的苦海。谚云“惩前可以毖后，鉴往可以知来”，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之所以贵乎为人者，就在于能根据过去积累下的教训，作未来做事的准则、行动的目标。然我们在这一次灾荒中究竟得到些什么教训呢？笔者宛西内乡人也，就全河南比较说，我县灾情较轻，然单独说来，亦非无灾，亦非不重。内乡尚能安全渡过这灾荒的苦海，饿死者虽未能说完全没有，而事实上，却甚为少见。公路两旁之榆树，尚完整其身，未遭酷刑，而方（城）郑（州）汜（水）一带所谓榆皮面等食品，市面上亦尚少其物。这究系何故？原因故多，而得力于本县多年之“积仓”者，不失为主要因素。内乡积谷十余年来未尝稍断，数量颇巨，两月来先后数次贷放，已达三万余石，非特内乡灾黎得以全救，且省府为救灾配发本县之麦米两千大包，又能转让南阳，克尽助恤邻封之义。笔者仅在此就积谷防灾一事，略述二三连带想起之感想，就正于政府当局邦人士子之前，亦不过聊作芹曝之献①[155]耳。

第一，积谷为防灾良策，各县应认真执行，切忌敷衍。古人云“养儿防老，积谷防旱”，斯真经验之言。我国科学不发达，直到如今，仍免不了是靠天吃饭。防旱之策尚多，凿井开渠，以兴水利固为要图，然凿井开渠需要相当经费，非一言即可有成，也曾有过实验，然距成功之期盼尚甚远。故丰年使民积谷，实为防灾善策。内乡因为有过去十余年认真办理绝不敷衍之积仓，才能使内乡之灾黎免死，才能有余力余粮惠及邻县。内乡能认真积仓，灾胞纵不能全数救活，最低限度亦少数饿死。一想到我们同胞大批惨遭死亡，便不由得会令人生出谁实为之、孰令致之的感想，地方当政者的肩上，恐怕很有责任问题可言了。

第二，为政者要任劳，还要任怨。从政的人，如果真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便必须于任劳之外，还要任怨。只要我们有正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便应该抱定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全力奔赴，纵受一时之毁谤，终于受百世之钦敬。春秋时郑国有名的政治家子产曾因作丘赋而受谤，子宽以此相告时，你看子产是怎样答复的：“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①[156]好一个以实心行实政的政治家的风度！就以内乡积仓，地方领袖于此数十余年中亦未尝没落了相当的怨言，受过相当的毁谤。这固然因在积仓之方法、手续、内容上有民众尚欠了解之处，然“民可乐成，不可与虑始”，不失为主要之因。一个真正有为的政治家必须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一时毁誉是不必放在心上的。

第三，施政官吏，除万不得已，应勿轻易更动，使其宏谋策划，得以完成。政治是一件大事，但是有时间性，一个再有本领的政治家，如不假以时间，俾其对所做事业拟定计划而全力推进，或大多虎头蛇尾，或功盖一时，难期其后威。孔子相鲁，一月而治。从史上这样的例子少见，孔子毕竟是一个圣人，非一般普通政治家所可企及。政治是一个关系着众生幸福利害的事业，虽不必要做出百年计划，起码也有十年的打算。民国以来的官（制度至今仍未能令人满意），大小官吏，靡有不存“五日京兆”②[157]之心的。时间既不能长久，自然没有远大的计划，又怎能求其实现？也难怪国家地方政治事业问题多，成绩甚少。内乡积仓的成绩，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有人问内乡积仓成绩何故较好？我敢断然答道：“那完全好在地方领袖有长远打算这一点上。如无这悠长的十余年日积月累，这一次空前的浩劫，怕不知有多少同胞要成了饿殍饥鬼呢！”一个施政官吏，尤其有为的施政官吏，除非万不得已，勿轻易更动，自属理所当然毋庸或疑了。

以上所言，系就笔者一时想起拉杂写出，是否有当，尚请明达硕彦，有以教我。

减收田赋，恢复元气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12日

灾情由麦收已成过去。一般人都这样说，事实也如此；还有许多人并不因麦收而无灾。地卖空，产典尽，一无所有的穷措大，麦丰收与他又有何裨？所谓救灾善后工作，应将这些麦收后仍不免流为灾民的人的救济，也算作善后工作的一种。

其次，有田产的人，因吃神仙稞、青麦稞，负债累累，所见的麦子不足以还账，就是足敷还账，账还了，又成无食灾民。这种人也应须救济。

再其次，是田产较多负债至甚的人家，还了账，多少还有余粮，勉可自顾，不至马上就成灾民。但若是一如平时，或与他省同样征收田赋，那么田赋完纳之后，这些人也会变成穷人。河南这次遭灾，忍饥挨饿、冻馁以死的并非全是贫苦的无产者，许多有田产的中等人家都没有饭吃，完纳了田粮马上变成无粮吃的饥民。在各县，尤其是一、五、十三行政区为数之多，几占灾民之半数。就我们所知，许多所谓田地主家，在过去几次灾荒，都不知饿是什么滋味，这一次他们却首先尝到，也以他们为最苦。穷人平时在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地位，惯于出力劳作，一遇灾荒，即出苦力，劳力所得当可自活，劳力卖不出，向人乞讨，亦不为丑。乞讨也好，入粥厂也好，凡是救命，不论何事，皆可去作。惟有这些小地主，他们既不能卖苦力，又不惯于乞讨，有的日以进粥厂为耻，有亲友告贷或田产可能典卖者尚可救急一时，勉度灾荒，否则，他们是最没办法的一种可怜虫。灾情初期，因受饥饿恐慌的威胁而自杀，或先杀死家人而后自杀，演出惨绝人寰、闻所未闻的悲剧的，大多是这种人。他们以乞食为羞，更以拿妻子儿女辱身或卖身挣钱救命为奇耻大辱，有的不忍看妻女被辱或被饿死之可怜相，所以忍心害理的杀死了他们，这是比较性情激烈的；性情温和懦弱的关门自闭，羞见人面而自饥死的也很多。这些人，在平时遇到灾荒，他们是不至受到饥饿威胁的，战时因供应紧，他们少有积余，他们又知道完粮是天经地义，不容以任何理由而不缴，粮缴了，他们首先成了牺牲者。如果减免田赋，这些人大多是不会饿死或自杀。

事实是这样，对这事实，政府应该如何早为之计。这不但应该，而且急不可缓。去年因为一个“缓”字，迟误了救灾，死了不少不应死的人。今年该不再走这一条瞎路，该早为民请命。按之吾国以往史事，一遇灾歉，向例减免田赋，往事甚多，引不胜引。去年因田赋减免过少，致灾情严重，今年大灾之后，元气斫丧过甚，一季丰收，绝难恢复，秋收如何，尚在不可知之中。如不减免田赋，一如外省，按实须收，我们敢说河南今年虽丰收，仍成灾年。省政府的主席委员，按新的说法，是奉命来为河南人服务、管理河南的众人之事的，按旧的说法，是派来作“民牧”的。不管管理众人之事也好，牧民也好，总之，在权力可能范围内，不使人饿死，这是起码的政治条件。如何做到这起码的条件，要先了解认识“粮政”的这个“政”字。我们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管理民食军糈的意思，如果不错，那么二者应该兼顾并筹，不应偏废。河南能负担多少，即征收多少，决不可以多报少，也不可以少报多，更不可不知多少，凭不可实据的数目字而妄报。这种种都顾及到了，调查确实了，使民食军粮，两不匮乏，这才算做到了这个“粮政”的“政”字。

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

《前锋报》社评 1944年7月19日

昨日行政院第六六九次会议，改组河南省政府，主席、各厅厅长，全行更换。以刘茂恩、杨一峰、王抚洲、汤子珍、王公度诸氏分任主席和民、财、建、教各厅长，其余委员亦多更换。此次改组，颇为彻底，足证中枢对整理河南残局，甚为决心。我们一再说，中原这次失利①[158]，军事、政治两俱失败，不能单注意军事而忽略政治。以河南的人力物力之富，以河南民枪之多，以河南人民服从而善战，如政治有办法，将河南的人力物力加以组织，单以河南地方之力，也不致使中原成为今日这个局面。河南出人最多，出粮最多，河南人民当然吃苦也最大，而河南的大局却与所出的人力物力成反比例也最糟。人力物力虚掷且不说，而又败官常，误大局，这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前年大灾，死亡枕藉，今年又兵，流离失所，灾荒与战祸又不知耗去多少河南的人力物力。不要说现在大敌压境，失地未复，就让敌人退了，元气大伤，恢复也甚不易。有力时没有好好运用，力白费了，反起些负作用，负作用又正是新政治阻碍物。要布新必须先除旧，布新需要人力物力，除旧也需要人力物力。力已出得过度了，还须用以去除旧布新，还须用以去抗敌自卫。今后河南的局面与人民的生活都相当艰苦，而河南的政治负责者其责任重大艰巨，自也日益加重。

河南省政府是改组了，河南大局也将转好了。否极固可泰来，但大敝之后，力量已竭，而强敌压境，河山残破，要想恢复，要想立时见效，确甚不易。新任主席刘书霖氏，百战功高，治军有方，今后以治军精神来治民，以作战精神来从政，振衰起敝，必有一番改革，必有一番建树，那是不用说了。而河南政治千疮百孔，从何下手，也颇费考虑。一一论列，也万难言尽。于新主席行将到任之时，我们谨择其大者重者提供一点意见。这一点意见，简言之，就是收拾人心。

河南省过去打了多少战，但人心并没有失。经了前年的大灾，与今年的大战，人心向背却有点不同了。这一点，凡是不感情用事、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深切感觉到。这话最难说，这事也最重要。但我们不便说，不忍说，又不敢不说。对此我们也不必详说，有心人自会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我们以为，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了千百万的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①[159]的观念。要收拾、转移民心，首先要有抚民之政。而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民不胜负而仍责民以负，甚或夺民食以缴官，在表面说好像对中央很负责，而实际上是为中央招了怨。这不懂政治的作风，是最失民心的。

我们所谓减轻人民负担，并不是应出、能出的也不出或减免，是把那些与抗战建国无补且与军纪官常有害的、不应出的除去。一定要做到量民入以为出，人民能负担多少，就要他出多少。

其次要做到涓滴归公，使人民的血汗完全用之于抗战建国，绝不能再不问人民能否胜负，也不问人民的血汗用之何地，只管叫人民出力出钱。省府应首先统计出今日河南人力物力尚有多大，能负若干，据实报到中央去，使作今后配赋粮额之依据，不使为过量之配赋。其次要严惩贪污，澄清吏治，不使人民再有额外负担。负担合理，吏治澄清，风气移转，视听自移。一转移间，民心即又向汉矣。

我们主张严办李杏村

《前锋报》社评 1944年9月16日

尽管河南人民流离载道，而仍然出丁第一；尽管河南人民饿死数百万，而纳粮仍如额如期。这些丁，这些粮，是否全用到抗战上去？中原事变，便是最好的说明。役征腐蚀了建军的基础，粮政败坏了官箴官常①[160]，形成了贪污的渊薮。河南本届参议会，对粮政早主张清查，前省当局多方延宕，迄未实施，甚失人民信仰。数月以来，中央对河南军政负责人员，大事调整，局面已焕然一新，粮政贪污案，便首被揭破。

据连日消息，河南前粮政局李杏村，于此事变中，单在粮政局内侵蚀公帑，数达千余万元，省府已着该局长拘案，省参议会已分电各主管长官，要求严办。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案。“金仓银乡”之利，主要的来源在“粮”，粮政局总管全省粮政，其内容之不干净，早在意料中了。我们所怀疑的是李杏村任职于中原事变之中，时间又这么短，贪污的数额竟超过千万，以往主持粮政人员的赃款，又何止万万？豫民安得不死？人心焉得不失？中原大局，又怎能不坏？中央粮食部徐部长宣布：去年一年，全国粮政贪污案约一千起，赃款约千万元，李杏村一案的赃款，超过全国一千案，李杏村两月贪污所入，超过全国所有粮政贪污人员所入的总和。这应当怎么办？我们想，法令上自有详明规定，粮政上也有许多前例可援，我们要求上级政府依法严办，藉以收拾人心，消弭民怨。前天我们曾说，中央近来已不讳言贪污，但伏法的多是末官微秩，尚不足以涤荡污垢、震慑贪官。李杏村是简任大员，作国家军政官吏多年，竟敢这样胡干，所以必须依法置诸重典，方足以转移恶风，显示国法森严。

抗战到了今日的阶段，河南的任务是收拾中原人心，进而收复华北，中央的急务是澄清吏治，准备展开建国工作。肃清贪污，是这两件大事的必要步骤。古人论为政之道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①[161]其意义本是积极的，但这原则在消极方面，也依然适用。各级监察机关，连年也检举了不少的贪污案，但倒霉的多属荐任②[162]以下的小官，简任③[163]以上人员的案件，便很不能伏法究办。所以国法自国法，贪污自贪污，江河日下，几至不能收拾。今日河南的新省府，正负着转移恶风、收拾人心的大任务，从李杏村的拘案询究上看，已表现出严办贪污的决心。中央更负着转移全国风气的任务，对此巨案，也必能彻查严究，决不致以李杏村是简任大员而稍涉含糊，反而以李杏村是简任大员，更从重严办，藉以符合“罚由上起，赏自下施”的古训。全国奉公守法的公务员，将以李杏村的遭受惩处而得自安慰，尚未被察出的各县贪污人员，应以李杏村的遭受惩处而不致再干。全国粮政，由此渐趋清明，平民士庶，亦从此改变观感，其影响所及，实至深且远。

去冬河南本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罢，笔者与历次连任的某参议员谈及清查案。某参议员说：“这类案件，历届多曾提及，终以官官相卫，没有下文。这次还不是一样？”随着中原事变，河南局面，全部改观。今日的省府，已率先拿办头号贪官，我们盼望代表中原民意的豫参议会，贯彻去年通过的清查案，协助省府，继续检举贪污。下月就要成立的县级民意机关，更要代表人民，普遍检举贪污，使政治澄清，民庆昭苏，中原局面就可从此好转了。

为了抗战局势的进展，兵役粮政，变成了崭新的要政。但事属创举，无熟手可利用，无成规可遵循，所以人民在“役”“粮”二政下，吃的苦头最多，改善的要求也最切。主持河南粮政的王抚洲氏，一到任就安示要整顿粮政，今日一鸣惊人，已证实所言不虚。我们盼望主持河南役政的负责当局，也放出辣手，把“役”“政”上的舞弊人员痛惩一番，不要让王氏专美于前。

收复失地，收复人心

《前锋报》社评 1945年11月9日

土地失了，谁都知道应该收复；人心失了，却很少有人知道应该收复。两月多来，各方复员①[164]，可谓雷厉风行，积极之至，但只限于收复失地，对收复人心却没有注意到。失地将全复了，人心却是已失去的未收复，未失的亦因收复失地而又失去。若照“有人斯有土”的说法，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人就没有土。我们现在虽收复失地，但没收复了人心，失去了人心，那么我们忙了一气，究竟得回来的是什么？这一笔账是应该重算一算，哪轻哪重，孰得孰失，算清楚了，当知有所抉择。

有许多沦陷区的同胞，是一开战就作了亡国奴，地狱生活已苦熬了八年。“亡国奴”这三个字，大家只用想一想就会知道其生活是如何的苦，而又为暴虐残酷的日本浪人所统治，又在伪军游击队的骚扰下，其苦痛是不能想象的。苦熬了八年，度日如年的熬到胜利来临，望眼欲穿地盼到国旗重见，重见旌旗，他们是如何的欣慰，如何的热望！好容易盼到胜利，好容易重见国旗，假如还是战前原样，军无纪律，政治贪污，人无进步，已够使他们失望了。倘再并此而不可得，那他们又将是如何的绝望啊！

不幸的很，我们看看收复区的情况：八年血战，这血的洗礼，并没有洗去自私贪污，不廉不义的污点，且随时间的悠久而益增其程度的高深，更甚于战前。大都会、小城市，一经收复，好像一切无主，抢争随之，由武器、汽车、房舍到一事一物，无所不争，争之不得，互相诋毁，互相攻击，一句话，一塌糊涂，糟糕透了。这还不算，有权有势的又以“汉奸”的帽子为敲钱的工具，谁有钱就向谁头上戴，一戴上就得拿钱，没钱就要命。多少人因之倾家荡产，多少人也冤枉地丧了性命。为维持法纪尊严，为维持民族气节，而惩办汉奸，谁说不是千该万该？然而这也成了不长进人们的发财的借口。再次，伪币固该取缔，但须兼顾收复区的民生问题。他们的生命依托，他们的生命线，就是伪币，他们也明知伪币不应使用，可是又无法不使用。敌伪把他们的物资抢去，他们所落的就是伪币。国军到了，天日重见，高兴未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却因一道命令，而不值一文了。伪币与法币的折合率是二百与一之比，这比值未定之前，他们所有的生命，被进来的满载着钞票的同胞一转手间都吸取去了。胜利宣布，后方的商人们因物价暴跌，有“前门放炮，后门上吊”之谣，而收复区的同胞却是刚刚放了欢迎炮，就又上了穷困吊。

这种种，都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事实而并非传闻。《大公报》先警告说，勿失人心，最后则说，不要失尽人心，足见其言之沉痛。话越沉痛，事情就越严重，而这一严重事体，并不因舆论之沉痛而有所改变。相反的，笑骂由你，机会决不放过。该争，该夺，该剥，该讹，该诈，该怎办就怎办，一切照样，或加甚为。收复失地之日，也许就是人心失尽之时。人都以为内战是一严重问题，我们以为，这一问题，其严重性并不在内战问题之下。所有人都重视收复失地，我们则以为应同时注意收复人心。

如何收复人心呢？很简单，有权有势的人们，先把自己的良心收回来，对以上所说的种种，反其道而行，不苛不扰斯可矣。

继续彻查平粜舞弊案

《前锋报》社评 1945年12月10日

今天是河南省参议会行开幕礼的日子，位居人民代言人地位的参议员诸公，必有许多新谋嘉献，向省当局贡献。本报在数百里外，遥祝参议员诸君健康，并祝这次议会比上几届更有成就。

本月七日本报社论中，曾提出几点意见，供议会抉择，现在再提出一件河南人民并未忘怀的旧事，请参议会彻查追究。什么事？便是，饿死河南几百万人、震动全国舆论的河南平粜舞弊案。

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案件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既往不咎”，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现在流落在外省的灾胞，还有几十万，正是这一案所遗留；广泛的农村，人力缺乏，耕牛缺乏，土地荒芜，收成减低，也仍是这一案件的果实。三百万饿死的灾胞尸骨未寒，我们决不能放掉谋杀他们的凶手而“既往不咎”。也许有人说“打死老虎”，这种见解也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这只恶虎现在只不过是暂时遁入深山，什么时候都还有重出林莽、反扑食人的机会。如果我们未忘记三百万灾胞的惨死，如果要向人民昭示国家的纪纲，如果不准备让残民以逞的“省贼”再次卷土重来，便预抱定“除恶务尽”的决心，对此案继续彻查，继续追究，不弄出水落石出不止。

稍有记忆的人，我们都不会忘记大灾时的惨痛吧！成千成万的灾胞，甚至发生普遍的人吃人的惨剧，而拿着中央平粜款替人民购粮的人，却从中舞弊，贷放车皮，勾结商人，居奇囤积，把市场的价格抬得更高，一直到新麦都已登场的时候，市场价格都跌得比“平粜”价格更低的时候，才把食粮运到，强迫人民购买。中枢救灾的义政，结局被他们弄成扰民的苛政，所以他们不仅是屠杀河南灾民的刽子手，同时也是国家的罪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这样重大的罪案搁置，都不容这样重大的罪犯逍遥法外的。除非政府把这案件审理清楚，河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河南人民也没有忘记过参议会对这案件的彻查的努力。上两次临参会，都曾对这案件展开过正义与金钱的搏斗，“金钱”的威势虽然盘结在各处，以各种方式从中阻挠，但是大多数有硬骨头的参议员都仍不屈不挠，更为积极，这才是人民的代言人，才真不负河南人民的使命。人民的意见是不容违背的，正义的力量，在人民的支持之下，必能日渐伸张。时间是最无情的证人。仅仅半年，出卖民众的人已经受到国法，足证纵有如何多的金钱，有如何瞒天遮地的本领，在万人唾弃与愤怒下也必定会被粉碎的。

同时，今日此一案件，已不是单纯的河南问题，已是国家大贪污案的一部。风闻中枢正派员彻查，即令我们愿意忘记，政府为整饬纪纲，铲除贪污，也不会搁置不问。我们为了证明本身有监察贪污的力量，也必须继续提出查究，不能如过去的整顿省银行一样，一直拖延到等待中枢动手，那样实是非常不体面的事！

上次临参会开会时，此案曾由参议会委托会计师审查交付政府，听说在审查过程中却有“修改”，这一点也希望本届参议会提出纠查，以示民意的神圣性。

总之，平粜大舞弊案虽然积时已久，但在今日仍是河南大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项。为了安慰三百万饿死的灾胞，为了昭示国家法律的威信，为了树立廉洁政府的基础，为了根绝祸国殃民的败类再度害民，都须继续彻查，继续追究，参议会是否有力量，是否为人民的代言者，这也是个有力的考验。

然而，截至目前，李汉珍仍无影无踪，未曾归案，其余大部分人犯，也仍逍遥法外，他们仍企图利用金钱，上下打点，蜷伏一时，俟隙再起。希望本届省临参会代表人民，督促政府，从速缉拿此一干人犯归案，依法惩处，以申国法，以平民怨。同时希望河南各届主持正义人士，一起振臂疾呼，在“万人一怒不可遏”的情势之下，将使庇护者丧胆。中国虽大，将无彼辈容身之所。

严缉农行贪污逃犯

《前锋报》社评 1945年12月18日

河南农工银行，顾名思义，谁都知道它是河南省营金融机构，目的在发展全省人民的福利。但是，自从李汉珍辈把持以来，上下勾结，无形中变为私有，几年以来，李某挟其金钱威势，操纵政治，包办选举，败坏官常，斫丧正气，种种罪恶，擢发难数。三十一、三十二年（1942—1943年）大旱灾中，李某受命办理平粜，更从中舞弊，致饿死灾民近三百万。河南人民，恨之刺骨。省府当局，对农行本早具有整顿决心，但以其爪牙遍布，上下勾结，蒂固根深，整顿棘手，一直到重庆分行大贪污案被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破获，据得确凿证据之后，过去农工银行的贪污机构，才被清刷，前渝分行经理胡元忠等均被逮捕，元凶李汉珍等亦下令通缉。但时至今日，李汉珍仍无影无踪，未曾归案，其他一干人犯，也仍逍遥法外。

关于李汉珍等的犯罪事实，贪污公款数目，恐怕读者尚未能详细知道。根据重庆市地方法院检察官的起诉书，仅仅证据确凿的贪污部分，竟达四万万以上，和全国同胞的数目相等，而舞弊的方法，更五花八门。略转述如下，希望读者有不惮繁琐的耐心。

第一是私售总行黄金，侵占价款。抗战以来，政府推行黄金国有政策，严禁自由买卖。而李汉珍、李凌阁命令胡元忠在汉口私卖黄金一千四百余两，售得五百九十一万余元，而向总行报四百四十万，侵吞一百四十九万余元。第二是违法将行内存款存入商业银行，侵占利益。按省银行所有款项，依法应存放国家银行，而他们却将款项存入商业银行，账面只有周期八厘利息，而实际上按市场此期收息，共计侵占是项利息二千七百十九万九千九百余元。第三是非法办理期买汇等，变相放款，以多报少，吞没利息共计二千五百四十七万五千五百十六元六角六分。第四是套用行款，非法经营商业，套用的方式，分：（甲）伪造商号或假借商号名义，以买汇方式直接套用行款；（乙）总分行间，用划额方式直接套用行款；（丙）勾结有关之商业银行，用承兑汇票及贴现方式套用行款。以上三项共侵吞一万万九千一百八十一万八千六百八十四元。以套出之行款经营中原皮革厂及德茂号等，并囤积日用必需品及黄金等，亦有一万万零九百七十九万五千元之巨。以上这几种舞弊实据，都拍有照片，编有号码，其他未曾获得实证的部分，以及和渝行不相株连的其他分行尚不在内，但数目已经达四万万以上了。

看到上面的账单，稍有人心的人，都会为河南的“农”“工”一哭吧！以上的成绩，便是他们替我们河南的“农”“工”谋的福利！河南三千万人民血汗凝聚成的银行，便这样的哺育了他们这一群吸血虫！他们用人民的血汗来背叛国家利益，私自买来黄金！高利剥削！囤积居奇！提高物价！

仅仅以这证实的舞弊部分来说，四万万余元的巨额，如果移作救灾，大旱灾中的三百万灾民，每人可以分到一百三十元以上，如果平粜不舞弊，他们投入营私舞弊各业务的母金也以周期八厘息贷给农民购买平粜粮的话，这三百万人也许便一个不会饿死。所以李汉珍等这一群贪污人犯，是直接屠杀三百万灾民的凶手，河南人今天应向他替冤死的同胞索命！

据有关方面谈，抗战几年以来，京（指南京）、沪、各地都还有河南农工银行“办事处”的存在，他们为达到上项贪污目的，不惜与敌伪周旋勾结，这无异于通敌叛国。私自买卖黄金，这是死罪；行款不存入国家银行而存入商业银行谋利，又是死罪；套用行款，囤积居奇……又无一非死罪。综合他的罪恶，实为国贼、省贼、民贼，豫人对于他们，真应该“置之鼎镬，出薪不可不猛”①[165]！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记者节感言

《前锋报》社评 1942年9月1日

今日为记者节，全国新闻界例于是日举行纪念，今年已是第九次了。北伐之前，军阀割据，政治紊乱，各军阀对记者或囚或杀，对报纸或停或封，一唯所欲，新闻事业与从业人员均毫无保障，不惟得不到政府的合法扶植，且横遭非法的摧毁。那时除托庇租界的几家报纸对国事尚敢主张正义，据实论列外，其余在军阀势力范围所及之地，报纸照例只能为窑姐式的送往迎来，歌功颂德，对国事不容有所主张、有所批评。等到北伐成功，蒋委员长于十九年（1930年）发表演说，对不违背三民主义、无碍国家政策之言论自由，不得为非法之阻挠。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一日，中央又明令全国，扶植舆论，保护新闻从业人员，非依法不得侮辱记者、逮捕记者、停刊报纸或封闭报馆。

国家要实行民主政治，对主持舆论的新闻事业，必须善为扶植，妥加保护，在无背三民主义、不失国家立场之原则下，舆论绝对自由，不容暴力侵犯。如舆论不能自由，则民主政治也就无由实现。此令一出，国人对新闻事业观念为之一清。次年杭州记者协会通电全国，建议以九月一日为记者节，全国响应，于是节日以定。

新闻从业人，普遍被定为“无冕之王”，以其主持正义，贬恶扬善，对于国家社会应兴应革之事，能造成舆论，以辅导政治。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正义所在，孰敢不从。如把政令比之为水为火，而舆论力量就等于为之湿，等于为之燥，先下了一番湿之、干之的工夫，那么水更易流，火更易燃。世上多少兴革事业，多是舆论所促成。因其力之伟大，有如皇帝之诏令，故誉之为“无冕之王”。

但是一般人对新闻从业人虽重视其力量，却仍无正确之认识。一般人对记者之认识不出下列三种：一是敬而远之，误以为新闻记者多非善类，滥用报纸力量，揭人隐私，攻讦诋丑，一有不合，即翻脸不认人。他们怕新闻记者，又不敢得罪新闻记者，故不得不外示亲近，而实则逊之远之。二是利而用之，以为钱能通神，新闻记者多是穷光蛋，我有金钱，可以收为我用；又以为新闻记者多是软骨头，我有势力，可以胁以从我，名为扶植新闻事业，实则利而用之。三是不把新闻事业当作一种正当事业看待，以为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多是借此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醉翁之意不在酒，拿报纸为敲门砖，以冀达到其别种目的。

一般的认识固然错误，但新闻从业人自身确实也有令人看不起、令人误解的地方。敲钱、攻讦、借办报以发财、借报人以谋官，种种卑行，如何能令人看得起呢？报人不但要有丰富渊博、切实管用的知识，而且要有不屈不移、不磷不缁①[166]的品格，知识超众、品格坚定，然后才能负起淑世善俗的责任。否则，本身既不健全，又何怪他人之瞧我不起呢？

以我们从事报业的经验，一则感到责任之重，自己知识翦陋，能力薄弱，不能善尽其责任。一则感到社会复杂，立论困难。在知能方面，我们本着不自满、不偷懒、即学即做，即做即学，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或向人求教，或随事自教，时时学习，努力求知，以充实自己，以健全自己。我们不敢说站在时代前面，至少也勉求其不落伍。至于立论发言，我们向来是对事不对人，只问事理之是非，不存个人之好恶。所作如合理，我们私人也没有仇人，纵有仇人，亦必誉之；其行如不合理，虽是亲友，亦必矫而正之。有时同对一人，是则誉之，非则正之，不问是好评坏评，我们只就事论事。而且只对一件事论是非，决不以一点而抹杀全体，决不以一眚而掩其大德①[167]。我们对任何人都留给他以自新之路，今日归正，决心为善，我们必恕其前愆，乐与为善。没有事实的新闻，决不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即有事实，如与社会公益有害，不足为训垂戒，我们也不登载。不合法令、有背公众福利的言论，我们决不妄作主张。我们的信条是：“既不敢立异以鸣高，亦不敢随俗以苟同，以国家社会之利害为前提，只有公是公非，决不存私见成见；是非所在，必仗义执言，坚决主张，不稍宽假。对社会愿多结善缘，绝不与任何个人修恶结怨，但如果其人言行，有背国族利害，有害于社会公益，我们也必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剀切纠正，痛予斥击，而无所瞻顾。”

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普通人，并非圣人，物蔽情囿，均所难免。立论著说，自难期其完善无憾。但是，只许有不明之误会与无意之过失，决不明知其非有意作恶，而自毁其立场。

在经济上我们主张营业自给，自力为生，不应受任何机关或个人之一文津贴。将本求利，营业自给，这是应走途径，为之无愧。一受津贴，一行敲诈，金钱有所依赖，精神即失去自由；精神一不自由，立论即难持正不阿。必须经济独立，精神自由，然后才能无所囿蔽，心境清朗，气平理直而言无不宜。我们有此主张，我们即照此主张去作。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要如此。我们感触太多，文已甚长，遗漏仍多，拉杂成篇，聊作纪念。同时更希望各方人士，认清中央爱护新闻事业、保障记者自由之至意，与报人之立场，惠予合理之扶助，勿自囿蔽，勿持成见以视报人，则公私幸甚。

新闻纸与人生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24日、25日连载

现代国家，实为一有机体。有生活机能，须滋长繁荣，由一种原动力不断的推动、改造、创造，使国家生活作有计划的进展，国家生命为无限量的繁荣。凡是一个国家，都有其立国精神与建国路线，国家的一切动力必须本此精神，遵此路线向同一目标推进，使一般人的思想行动日趋统一，一切矛盾现象日趋合同。现代化的国家里，其一切社会行动的先决条件，是要求多数人在种种活动中先具备了比较一致的概念，有了一致的概念，多数人的思想、信仰、行动，才能由分歧而统一，由矛盾而合同，最后分工合作，殊途同归，以达到举国一致的共同的建国目标的。怎么能使由概念一致进而使行动一致呢？那就是有赖新闻纸的宣传。

现时代是个斗智的时代，现世界也是个斗智的世界。国民知识水准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强弱的基本因素。愚昧无知的国民，决不会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而文明富强的国家，却是由知识水准甚高的国民所建设。知识决定了一切，一切也决定于知识。这是稍有头脑、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的，不必再来细说。如何增加国民知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唯一要务，增加国民知识有赖于各种文化事业，而最重要者莫过于教育与报纸。近代的进步国家都把教育当作一种专业来办理，教育行政有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也需到各级学校来训练。教育不但成了国家的专业，而且也成了国家的重要建设。新闻纸对于增进国民知识，其功用不在教育之下。现代强国中亦多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事业。因为现代化了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住在都市里或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人，都不能离开新闻纸而生活，其视新闻纸有如饮食。

西洋人有这么一句谚语：“晨起三件事，空气、牛奶、新闻纸。”而欧美各大都市，尤其是苏联，工厂散工时，成群结队的工人，一手携面包，一手拿新闻纸，其视报纸已与面包同等重要，称之曰精神食粮。为国民精神食粮的新闻纸，对各级国民应负起供给各种知识的责任，凡国民生活所必须的各种科学、社会知识，应按各级国民知识程度之高低，尽可能地去供应。程度高者，供给较高的知识，程度低者，供给较低的知识。而国民亦于每日阅报时，从新闻纸上，随分随时得到各人所需要与所能领受的各种知识，也可以说精神食粮。没有这种精神食粮，就等于没有光明，没有耳目，使人生陷于杜塞窒息之绝境而不能生活。西洋人把报纸与空气牛奶同样重视，这很可说明了新闻纸与人生的关系。

所以欧美各文明强国，一家报馆所销份数，每日都是一二百万份，几乎人手一纸。以美国为例，十年前美国全国报纸每天已达六千五百九十九万份，以美国全国二千万用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三份报纸。十年后的今日，全国报纸当不止此数。反观我国，每日所销报纸，全数不过百万份，我们河南在这百分比中仅仅占了一点零，那就是河南每日只销一万份报纸。以河南三千万人口计，三千人看一份报纸，比之美国一个半人看一份报纸，其相去是如何的远！看报人如此之少，国民的知识如何能提高？我们也知道，国民无知识的太多，所以看报人少，也正因为不看报，所以更无知识。我们相信，如果稍通文理的，都养成看报习惯，则国民的知识水准，在质上，在量上，都可以日渐提高，其生活亦因知识之提高而日渐改善。

提高国民知识，改善国民生活，这是今天的急务。

公开！公开！

《前锋报》社评 1945年11月27日

本报开了“人民投书栏”，投书的非常之多。前几天登了刘和卿一封投书，对公派款、公粮有所询问，现经南阳田粮处何定远科长代表政府公开答复，不但详明，而且坦白，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有办法无办法都明白说出，虽违背了中央豁免田赋的本意，亦不为隐讳，一一说出。这坦白的真诚的精神，在一向不准人民说话的政情下是值得钦佩赞扬的。

公开是政治清明、进步的一个有力条件。古人有开诚心布公道之说，欧美有民主政治，凡能开诚布公，政治就一定清明，正如同欧美各国。凡彻底民主，政治也一定清明。也可以倒过来说，凡是公开的政治必清明，亦惟有清明的政治才敢公开。我国政治不公开，就因为政治不清明，是清明就不怕公开。一向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168]，主政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许老百姓对政治插嘴过问，所以一向是黑暗的、霉烂的。我们知道，在物理上凡是隐秘在黑暗处的东西，都容易发霉，常见阳光、常通空气的东西，都不容易霉烂。政治也是如此，物理亦通政理。必须尽量公开，使见阳光，使通空气，政治才不黑暗，才不霉烂。我们应该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对政府的施政如有不明了的，应准许询问，凡有询问并应明白答复，务使明了。询问答复的最有效方法是刊之报纸，将问的、答的全都登载出来。政府虽答复一人询问，实无异公之千万人周知。这是最有力的布告，报纸也无异为政府尽了义务布告。

我们知道，人的知识有限，见闻有限，聪明有限，一个人所以能多知而解决许多问题，办了许多事，是因为他能集众思广众益。如何去集思广益？就在交换知识，互通见闻，能见能闻，就是聪明；不见不闻，就等于蔽明塞聪。人而蔽明塞聪，就等于瞎子聋子，又聋又瞎的人是什么也不能办的。个人如此，而管理众人之事的为政者，怎么能蔽明塞聪，自为聋盲呢？知道了蔽明塞聪不足以为政，就应该广求见闻，博采舆论，以增加自身知识。必须能积累知识，然后才能创造新知，日有进步。如何去广求见闻，博采舆论？第一言论自由，其次要政治公开。先许言论自由，人民对政治才敢说话；必须政治公开，人民对政治才能说话。人民有心应让他思，有口应让他说，官吏有眼应该去看，有耳应该去听，必须做到启民口使知无不言，同时还要明四目，达四聪，使目无不察，耳无不闻，一切公开，而事无不可对民言，政治才能彻底清明，国家才能飞跃进步。

今日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民主，我国政府所努力以求者也是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各级官吏，全国人民，可以说都在民主。民主政治的官吏，应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民主政治的人民，应有过问政治的热情。而一切施政更应尽量的公开，经得起询问。要是事前不公布，事后不许问，一询问就怪了，一批评就恼了，询问不答，舆论不采，师心自用，一意孤行，那就不配作民主政治的官吏，这种死硬派的人也永远不能自进于民主。

因何定远先生这一篇公开的答复，感想所及，使我们益信公开是政治清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公开的最好方式是登报。本报特辟“人民投书栏”，给人民以询问政治的机会，同时也登载政府的答复，又给政治公开以机会。我们期望着利用这一园地，尽本报之力量，做到政令实，民情达，政治清明，一切公开。同时也希望人民与政府要勤耕这一园地，不要使之荒芜而成废地。

最后我们看了何定远先生答复全文，对刘和卿先生的询问，答复尚有遗漏，关于每一元之粮银五市斗麦与一千元钱，以及麦与钱的用途、征收的办法，均未涉及，这或许是因为不属于田粮处，属于县政府，未便越俎代庖。若然，我们希望县政府再就所问作一详细答复。

田赋粮政管理处隶属财政部，是中央的税收机关，并不属于县政府，这也是应该附带说明的。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回忆，是人们钩沉历史、见证历史的另一种形式。

1942年河南大灾已经过去60多年了。对于那些从这场大浩劫中走过来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其中、承担过某些责任、了解某些内幕的人们来说，这场大灾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出于良知和探索的驱使，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对这场大灾的回忆与反思。这些文章，使被时代的风砂深深掩盖的河南大灾真相逐渐显露出来，具有独特的价值。

河南大灾期间曾任河南建设厅长的张仲鲁和曾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后来到台湾经商的杨却俗的两篇回忆文章，都共同揭出大灾期间一个惊人内幕：一直到1943年春接见白修德时还对河南大灾佯装不知的蒋介石，其实早在1942年八九月份就从军方那里得知河南有灾。他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亲赴西安，在王曲军校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并下令迅速把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但蒋介石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确保河南驻军的军粮，而对于河南灾民的赈济，他却做得少而又少。由于军粮不可能很快运到，在“中枢”的授意下，河南驻军和政府官员一面高唱“救灾”，一面残酷地向灾民征粮。他们救灾是虚，征粮是实。而这正是河南大灾愈演愈烈的深刻原因。

在当时的河南，提起郭仲隗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疾恶如仇，正直敢言。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大声疾呼，为灾难深重的河南人民请命。1942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拿出十几种河南灾民所吃的观音土、树皮草根等，涕泣陈辞，呼吁中央政府对河南减免征粮。1943年9月的参政会上，他又提案说，如不及时救灾，河南将会出现不利抗战的危机。果然，在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由于汤恩伯的部队平时祸害地方，作威作福，在汤部溃逃时，豫西民众出现了反夺国军武器、电台的事件。事后，汤恩伯诬蔑河南人民都是汉奸，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郭仲隗从沦陷了的豫西翻山越岭赶到重庆，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以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揭露了汤恩伯部队侵民扰民，以及在日军进犯时临战溃逃的罪行，为河南人民辩诬。他的发言引起参政员的公愤，由他领衔、103人联名提交了《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弹劾汤恩伯。《新华日报》《大公报》等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

大灾期间，重庆有个河南同乡会，非常关心水深火热的家乡人民。据张洛蒂《难忘的1943年》一文回忆，河南同乡会的主任徐鉴泉曾写信向他了解临颍县的灾情，张洛蒂写过一个小册子《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徐鉴泉，并为此遭到县警察局的逮捕监禁。徐鉴泉将这个小册子在重庆的河南同乡会公布后，打算联名呼吁救济救灾。1944年中原会战失败后，汤恩伯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诬河南人民都是汉奸，这种行径激起了河南旅渝同乡会的极大愤怒。本章增选了由当时已77岁的靳志先生执笔所写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是一篇代表全体旅居重庆的河南同乡会成员直接给蒋介石的上书。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汤恩伯对河南人民的诬蔑：“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靳志先生是前清进士、老同盟会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他的这篇文章，用古文写成，气势磅礴，字句铿锵，是一篇难得的讨汤檄文。

河南大灾过后，与大灾有关的一系列贪污案纷纷被曝光。最为轰动的是“特大平粜舞弊案”。原来，中央政府1942年拨给河南用于购买平粜粮的数亿元巨款，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经手，而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奸商，贷放车皮，囤积居奇，中饱私囊，直到1943年春新麦已登，才把高出市场价的发了霉的“平粜粮”从陕西运到河南，强迫灾民购买，非但没有救灾，反而加重了灾民的苦难。国民党元老金汉鼎在大灾期间曾到河南视察军风军纪，他亲自处理了王桓武的贪污案，亲眼目睹了“平粜舞弊案”给灾民带来的苦难。从司殿选回忆中看到，连三青团小头目王汝泮之流，也居然利用职权，把200万元救灾款直接拿回家去买地。当时国统区的吏治腐败、贪污公行，于此可见一斑。

河南大灾是一面镜子，昭示了蒋介石政权江河日下，必然崩溃的原因。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张仲鲁

河南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是十年九荒。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清光绪三年（1877年）是一次特大旱灾。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的天灾人祸，饿死了三四百万人。对1942年的灾情，我们老一辈人都亲历目击，至今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创痛巨深，每一念及，犹有余痛。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将当时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实情写出来。

（一）自然灾害

1942年的河南，是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100多县，大部被日军侵占。一春不雨，麦收平均只一二成。麦后，人心惶惶，已有不可终日之势，但犹寄托希望于秋收。孰知一夏又未下雨，早秋几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亦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禾苗纵然尚茂，而并不结实生籽。这次大灾，遍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立被啮光。有些井地，本来尚可依靠水浇，当略有收获，至此亦完全绝望。干旱再加蝗害，就构成了此次大灾的两个自然因素。

（二）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在当时固然十分严重，而人为的灾害则又大大加剧了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灾情。首先是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难。河南当时已沦陷了大半，豫东豫北广大平原，或已沦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或已成了黄河泛区；下余的豫西豫南数十县，大部都是山区，丰年或可稍有余裕，平收则仅能勉强自给，一遇歉收，即须依靠外粮接济。当此大灾临头、一发千钧之时，沦陷区既被全面封锁，邻省也坐视不救。当时邻省主要有陕西全省及湖北一部分，而它们又不准粮食自由出境。军粮征购不足，又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下实行抢购，实际是只抢并不付钱。许多农民把收打的一点小麦被逼交出后，生活无着，有全家服毒或投河的事情。其未自杀的，或则扶老携幼，逃荒异乡，或则困守家园，坐以待毙。其凄惨情形，即在今日偶一忆及还不禁令人酸鼻。灾情发展，日重一日，人民呼吁，记者报道，严重情形，震动全国。而军粮征集不起，更将导致几十万“土匪”军队呼啸哗变，使政府无法收拾。

在此紧张情形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御驾亲征”，赶到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会上听取了各方汇报之后，蒋介石认识到，如果按照预定配额，尽量榨取，则灾区人民只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是铤而走险，崛起反抗；二是离乡背井，相率逃亡；三是困守家园，坐以待毙。这三条路，对政府都很不利。于是他才当众宣布，把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是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40～15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这年军粮的榨取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而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把可怕的军粮运输问题回忆一下。旧日有句话说“百里不运粮”，说明粮食远途运输的不易。当时在河南可资运粮的两条铁路，平汉与陇海，都已被拆除。汽车则河南全境寥寥无几，且常被军队强抓扣用，几条公路干线的客运，都不易维持。农村骡马大车，多为军队征用。运输几百万包的军粮，全恃农村的牛车。像淅川、内乡一带与接收军粮的洛阳仓库相去几百里，牛车往返动须月余，如遇天雨，则更要稽延时日。运到洛阳之后，农民如摸着窍门，备有“礼物”，则可立被接收；否则接收人员百般刁难，以致长期滞洛，典车卖牛，维持生活，甚至病死途中，人畜俱亡。当时在农村提起运送军粮，无不谈虎色变。公路两边，死牛破车，到处都是。

其次是1938年蒋介石下令把黄河从郑州花园口掘开后，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包括部分皖北和苏北地区），死人89万。豫东平原主要产麦地区如中牟、尉氏、开封、西华、扶沟等许多县份的良田沃土，都变成沙荒河汊，不惟大大减少了河南的粮食产量，同时，房地被淹，无家可归，以及不愿株守泛区受敌蹂躏的人们逃到泛西，投亲靠友，或流落各地，乞食为生，亦增加了河南的粮食负担。

再其次是蒋介石假抗战之名，派了数十万纪律败坏行同土匪的部队，久驻河南，把河南吃得一光二净。无论大家小户，都无粮食储备。一遇灾荒到来，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括。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军官的荒淫无耻，更是一言难尽。如有一军官，叫了一个难民少女，供其玩弄，但经问明她的家世之后，竟发现即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军官从军多年，抛弃家庭，另结新欢，在大灾中全家逃难到了该军驻地），乃挥之使去。

汤恩伯（1900—1954）

第四是汤恩伯的几大“德政”给地方上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件是正在灾情严重、民不聊生的时候，他要在他的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叶县，兴办所谓“边区学院”，来收容战区流亡学生，以作他反共祸国的资本。他把叶县以及其邻县的古迹寺庙拆除殆尽，以其砖瓦建筑校舍，所需木料，则定出尺寸，强令周围十余县按照尺寸捐送。当时各县可用之树，屡被驻军滥伐，所有已甚寥寥，尤其建筑用材，不易搜寻。汤恩伯对敌虽以“善跑”著称，而对地方民众，则是言出法随，毫不假借。各县木材极缺，筹办实在不易，勉强凑足额数，送到叶县，如不对接收人员送礼行贿，即使所送木材合乎规格，亦必百般刁难，不予验收，而强令原车运回，另选“上品”。有的县份相距100多里，三番两次来回换送，逼得人畜病亡，含冤莫伸。而在“边区学院”成立不久，敌人进军西犯之时，汤恩伯竟率数十万众，不战而逃，“边区学院”亦遂寿终正寝。第二件是他为了个人行车方便，不得建设部门的同意，强征民工，翻修洛（阳）叶（县）公路。由洛阳经叶县至南阳，本有砖石路面，抗战期间，运送军粮的牛车来往碾压，虽凸凹不平，但汽车仍可行驶。当时河南汽车很少，包括军车在内，恐亦不到百辆，只有洛（阳）南（阳）、洛（阳）界（首）两线尚通客车，每日两头对开，每线不过三四辆，统共交通部门掌握的可以使用的代客车（当时没有一辆正式客车，都是普通卡车）不过十几辆。军车本亦不多，且不经常行驶，一般军运，都靠牛车。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第三件是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怕敌人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一说是50万，两个数字相差很大，究竟实为多少，现尚无法查明），“以工代赈”，大修黄河。各县人民在此救死不遑之时，哪有余力来修黄河，而且明知汤恩伯翻云覆雨不讲信义，以工代赈只不过是骗人的圈套而已，但是谁也不敢违误。有些民工在前往工地之时，即行倒毙途中。其到达工地者，也多因瘦弱无力，口粮无着，饿死累死者日有多起。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这句活，是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大灾害之一，河南人民对汤恩们之深恶痛绝，于此可见。

第五是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亦为加剧灾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黑暗腐败的情形可以从几方面来说。一是抗战军兴，蒋介石认为河南无人（国民党中央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河南人），可欺，就在河南大量征兵，河南出兵之多，当时甲于全国（抗战期间河南共出壮丁100多万）。农村壮丁大量减少，对河南的农业生产，是一个致命打击。当时政府虽亦订有所谓兵役法，实则等于一纸空文，有钱有势者的子弟，无应征服役的；而被强制征走的，全是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役机关对被征壮丁的残酷虐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壮丁被强征后，即绳捆索绑，列队行进，前后左右，都有警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到了集中处所，即被严密关闭，如待囚犯一般。食不得饱，病不给治，死不备棺。克扣口粮，贪污医药，虚报棺材，这是兵役机关的三大财源。壮丁一经征走，就如进了鬼门关，如能设法逃跑，则属三生有幸。活泼健壮的农家子弟，被这样折磨虐待，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二是文武官员的贪污腐化。沿河驻军军官，不惟掩护奸商走私，从中渔利，而且他们自己就都是走私的健将。汤恩伯在上海设有机关，勾结敌伪，走私发财；他并时以残羹剩饭、香烟衣料之类分送战区军政要人，以钳其口。其他高级将领，亦多有以走私所得之手表、金笔、衣料、自行车等物送人之事。他们走私的对象，则是无所不包，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尤为重要货色。虚报名额、克扣军粮、就地征发，残害百姓，尤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谈到地方上的贪污腐化，真是一言难尽。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通过保甲系统，敲骨吸髓，予取予夺。三是特务流氓的横行霸道。特务流氓，结为一体，草菅人命，目无法纪，腰挎手枪，到处乱窜，黄河两岸尤为他们活动的集中场所。商人进货，如不向他们事先买路，轻则诬以通敌，货物没收，重则连人带货，都会失踪。不仅对于商人和一般人是予取予夺，莫可奈何，即对于文武官吏，稍不如意，亦下毒手。泛区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是国民党资历很深的老党员，因特务来往泛区，为非作歹，受到他的干扰，在他赴洛阳（当时省会）汇报工作之时，被战区长官部特务头子赵理君指使他的鹰犬，于深夜到韦孝儒寄宿的复旦中学把他绑走。该校郭校长与校中另一职员闻有人声，出住室探望，特务为了灭口，一并架走，就在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西工把他推入一枯井中，投以乱石，以得灭迹。这件事说明特务流氓在当时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以上五点都是直接间接招致1942年大灾的人为因素。没有这些人为的因素，则影响两季歉收的自然灾害，决不至使灾情那么严重，竟至饿死几百万人。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三年大旱，受灾面积蔓延四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在清朝封建式的黑暗统治和救灾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四省饿死人数达1200万，已属骇人听闻，而1942年河南一省（除沦陷区外实际不过半省）的两季歉收，竟饿死300万人以上。这清楚地说明，光是自然灾害是万万不会使灾情严重到那样的可怕程度的。

（三）亲眼所见

1942年夏，在蒋介石召开的西安军粮会议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后，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这两种任务，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着的。河南人士的恳切希望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是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而省府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在催交军粮，完成任务。而为了粉饰门面，欺骗百姓，便把这两件事情一道进行。

笔者亦是被派的大员之一，从洛阳出发，担任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宝丰等县的任务。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大声痛哭。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亦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正当麦后，灾荒只刚开始，而各县情形已显得十分紧张。随后，我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所到之处，都有成群灾民向南逃荒乞食，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只拿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凄惨情况，令人酸鼻。随后来到洛阳，见车站附近，满是灾民，呻吟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一有火车，争相攀登，车顶轮下，不管多么危险，亦都在所不计。有等数日登不上车者，囊空肚饥，男哭女号，出卖儿女，不讲价钱，只要有人接受，即可拱手相送。火车西进途中，开进涵洞之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门高度，被洞口阻挡，坠地摔死者不计其数。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人食人的惨事发生。襄城县曾因人食人而涉讼县府。鲁山县一通讯队长靳某曾发现一男孩残骨于其邻舍。这都是事实确凿，有证可据的。其他这类事件，定还不少。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的惨事为不体面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至于倒毙途中，为人或狗所食者，亦并不稀奇。灾民成群，各处流荡，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一个儿童，流落街头，无所归宿。有的生母已经断气，而食奶小儿还噙着奶头，吸吮哭啼。

（四）省府救灾态度

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他应如何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固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孔百疮，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相当普遍的不满。

其次是省府各委员与各单位亦没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投入救灾工作。即以我任厅长的建设厅论，它是发展全省工矿交通农田水利的主管机关，负着增加生产、扭亏灾情的责任。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因而省预算内只有建设行政费，未列建设事业费，所办几种工矿交通事业，不是自力更生，就是临时拼凑少数款项，勉强支撑，所开十多道小灌溉渠的现金开支，全靠中国农民银行的水利贷款。这些渠道，对于少数受益地亩，尚能起点微小作用，而在全省范围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且当时限于技术条件和材料来源，设计不够完善，工程亦欠坚固。关于农业增产，设有督导机构，置了几个技术人员，但研究设备全副缺如，技术水平，亦很低弱，仅仅推广了若干万斤124号小麦和斯字棉籽，对于全省的粮棉增产，起不了多大作用，实际等于装点门面，虚应故事。在水深火热之时，省府的上上下下，并不是同心同德，集中力量同灾害作斗争，而是此猜彼忌，互不服气，观望不前，互推责任，甚且仰承蒋介石的鼻息，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突出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为5万余。当时被认为是已经缩小了的数字，省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纵容省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把持河南省银行多年的李汉珍（后因省银行大贪污案被通缉，逃亡多年）互相勾结，招权纳贿，拉党营私，人言啧啧。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因而对李有芥蒂，不服气。教育厅长鲁荡平，在舞阳开设烟厂，大发其财，自恃为国民党中委，对李培基不加尊重，且时以恶言相向。

我因感李相助之恩（1941年蒋介石根据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叛变分子袁晓轩的口供，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我押解重庆讯办，得李之助而渐趋缓和），精神上本与李近，因马国琳、李汉珍的关系和李对救灾的态度，而亦有所不快。因此，李怀疑方、鲁与我暗相联络，以反对他。1942年间，当我正在重庆接洽水利贷款之时，河南保安副司令李芳池还曾在重庆向李捏报我在重庆活动反李。而实在情形是留渝河南同乡对李所持的救灾态度，确实有所不满，在一个同乡小会上，我还囿于私情，对李的处境作过轻描淡写的解释。省府的几个首脑，似此闹私见，不团结，岂能积极开展救灾工作？

蒋介石不惟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推了三个代表（刘庄夫、任劭鲁、杨一峰）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当然他们也打算一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惟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重庆《大公报》在1943年2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为蒋介石所悉，勒令停刊三日。这篇社论是否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夸大呢？完全不是。重庆豪贵的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比之《大公报》所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只举一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够了。凌勉三那时是重庆大同银行的经理，一日他从香港乘飞机回重庆，起飞前中央信托局托他带给孔祥熙一个洋铁桶，到重庆下机后，接洋铁桶的人才告他说，桶里装的是活螃蟹。同年，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盛宴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他夸耀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孔祥熙哪里知道河南灾民在数千里外受的是怎样可怕的灾难？

灾情发展到了1942年秋天，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不仅国内记者纷纷报道，外国记者亦纷至灾区，深入了解。为了堵塞外人非议，此时才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这两个人到河南后，曾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他并表示，他受党（国民党）和领袖的抚育栽培及不次提拔，才有今日，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等语。接着张继亦讲了几句话，就草草收场。次日，他们在河南省粮政局长卢郁文（记得是他，否则就是财政厅长彭若刚或者是彭、卢二人）陪同下，从洛阳出发，到郑州以南灾情最重的几县视察。路上见有灾民在剥树皮，张厉生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其实剥树皮的事早两个月已经开始，且各处都有，不仅是他们看到的那几个地方。张继、张厉生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是贷款，不是救济金），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这个数字似还不小，但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拿这点钱去购买粮食以救全省的大灾，亦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而况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春，经手运用的人又是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不啻又为这两个众所周知的贪污分子以投机倒把、舞弊营私的大好机会。他们做了几次生意，财发够了，到1943年麦快成熟的时候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发放时灾民已吃到新麦。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当然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赈粮，结果等于派了一次款，麦收前后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这就是当时政府拨款救灾的实情。

1961年12月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5年。）

张仲鲁（1895—1968），又名广舆，河南巩义市人。民国七年（1918年）赴美留学，获密苏里大学矿学院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1923年回国，曾任河南大学校长。河南大饥荒期间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杨却俗

由于对日八年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同胞才能够脱离日本的统治，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但是有谁知道，在对日抗战伤亡了官兵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十九名（见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之外，还有多少人间接地死亡于这场战争？间接地受到它的苦难？在大家酒足饭饱的时候，在青年歌舞欢乐的当儿，还有谁会想起抗战时的中原，曾经是个“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的地方？有谁会想到那个地方的父卖其子女、夫别其妻儿，以及远别家园的人为渴念他的故乡而忧郁以终？如果明白了它的真情实况，年长的一代，要珍惜政府赋给的一切，年青的一代，更要束身自爱，艰苦奋斗了。

话说当吹起对日抗战的号角——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当中，夙称中原的河南省，从开封沦陷，黄河决口，武胜关撤守之后，就三面受到敌人的威胁；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郑县一度失守之后，沿平汉线一带的大平原就随时有受敌骑践踏的可能；陇海路拆除到潼关附近之后，通往大后方的一面也多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差不多就成了军事上突出的半岛，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孤岛了。在如此的“孤岛”上，平原地区的县份就多负担一些军粮，接近前线的地方还要从沦陷区抢运一些盐粮、医药和其他些许的日用品供应大后方，至于壮丁之被征补于前方和大后方的自不在话下。我们都知道抗战时期的“两南”——河南和湖南曾经是国家主要的粮源和兵源，而河南的奋斗和贡献则更是艰苦卓绝。

河南的农田大都是旱田，除了极少数的地区有水利开渠或者凿井可资灌溉外，都是凭天候的风调雨顺为生的，因此遇到大旱或者多雨成灾的时候，就要南从“两湖”运来白米，或者东北的大豆、高粱运来。此外，河南中部以许昌为中心包括襄城、郏县等县，是以出产上等的烟叶扬名于当时，因为种烟叶的收入多于种粮，于是有不少的良田又都成了烟田。抗战以前烟叶运往上海，抗战时期有一些中小型的工厂制成卷烟远销大西北，驰名的令箭牌香烟就是由许昌人周锦堂就地设厂、自备马车运往西安、再由经销商转运各地。另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政府深恐一旦敌人越过黄河，粮食资敌，所有收获的粮食供应军糈民食之外，农家的存粮有限得很。当时在如此的背景下，人民生活的基础是不稳定的，是不堪受到意外打击的。

许昌，是春秋时的许国，汉献帝时的首都，民国二十几年起就是临汝、郾城等九县的首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位居河南省的中心， 有铁道以通北平、汉口，有公路以达开封、洛阳、南阳等地，交通四达，农产夙丰。抗战初期的时候，它是冀、鲁两省撤退的公教人员和一些难民的集中地；黄河决口后，平汉铁道也被拆除，它又成为一个黄泛区难民的收容所。当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时候，它拥有人口四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农产品之外全县还有纺车五万二千七百十二辆，织机七千一百九十八架，纺织的布匹自用和供应军用以后还可推销到洛阳和西安。就当时的环境综合来观，它无疑义的是临近前线的重要县份，难民也多麇集在这里——流动性的难民不计，政府还设厂两处以供给春荒时候四千以上难民就食。以这样一个地方，在不久的一二年内竟然会“十室九空”——虽然是发生在多难的农村，而从它的代表性也可以想到它邻近县份的一般情形，如果不是亲见其事，亲临其地，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田地龟裂

幼者弃于街头

十室九空

死者如彼生者如此

相率奔于他乡

民国三十年的夏秋之交，大雨连绵，许昌的很多农田被水淹没，收获锐减；它的邻近县份也多是如此。三十一年的春天，二麦刚刚抽苗，就接连不断地刮起了很大的黄风，有时候空中刚刚地堆来一些乌云，却又被一阵南风吹散。如此的从阳历的四月到九月，就没有落过能够浸润土壤到一寸深的甘雨，尤其是在酷日当空的炎夏，田禾怎受得了？因而麦苗只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秋苗如果没有水灌溉则连一尺的高度也长不到。有些田地甚至干裂出显著而深刻的龟纹，使人感觉到地球就要破灭，更不能希望它产出食粮。说起来是祸不单行，秋天又从黄河泛滥区的东方——敌人所盘踞的地方飞来漫天遍地的蝗虫，把勉强灌溉培育的一些秋禾也差不多一扫而光。沿黄泛区和平汉线的各县也大都如此。当这一年的秋天，我受赈济委员会许（昌）南（阳）总站的委托，到许昌东邻的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并到黄河堤上一观它泛滥后的泼辣的情形。那滚滚的一望无际的滔天黄浪下，本来多是良好的农田和鸡犬相闻的农村，远从郑县附近的花园口向东南连接到淮河，黄河泛滥之处，无数的农田村庄，无数的人民财产，都为抗战而牺牲了，而且即使战后黄河堵口成功，黄河纳入故道，这黄河泛滥过的广大平原的农田也永难恢复它往日肥沃的旧观，离散后的灾民还能有几成愿意或者可以返回他们的故土？我正怅望着滔滔的黄浪悲叹不已的时候，突然看到漫天的黄风从远远的对方刮来。中原地方，往往有漫天的黄风从多沙土的地方刮来。一年中不止一次，这是因为平原地区没有崇山峻岭遮阻的关系——从郑县的黄河边到武胜关的平汉路沿线，就一直是一块大平原，所以我对于这一次的黄风刮来以为不足为奇。谁知道当风头接近到眼前的时候，又发现黄风并不是混然一团，而是像弹头般的个体动物——蝗虫，越过黄河就簌簌地纷纷降落，但是降落的部分仿佛是凌空的沧海之偶然漏下了水滴，还有绝大部分的蝗虫像飞箭一般地越过我的头顶飞向大后方。啊呀！这怎么得了？

捋取树叶以食

凿取石粉果腹

刮取树皮充饥

壮者哭于田野

当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以后，为了充裕军糈民食，实行征实的制度；为了预防有人破坏这种制度，还规定了虚报灾况的予以重惩；为了推行这种制度，依实在情况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的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在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在如此情形下，许昌有一位经营棉纱致富的巨商孔绍周，不忍于心，想替全县的欠粮户完粮，有人警告他不要惹起政治上的麻烦，他又袖手不管了。那时候，虽然高价购粮，可以招致数百里外皖北太和等少数县份的食粮，用手推车载运，迟迟而来，源源而来，但是产地的粮价逐日上涨，沿途的粮食商贩也有被劫杀的，销售地区的粮价就更为高涨。粮价最高的时候，一斗十六市斤的小麦就可以换到一亩田地，这在平时是五十块银元才能购买到手的。至于许昌西北地方的一些岗田，两张厚饼（或者两竹篮子干薯叶）就可以换到一亩。

买卖牛、马、耕具的事本来很平常，而纷纷地出卖、纷纷地贱卖，则是少有的事。珠宝也不值钱，记得像猫眼石这些东西就不值人一顾。

灾情严重到使人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有人出卖儿女，像不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一个人只换一斤小麦；嗣后在城市里也卖不出去，为了希望被好心肠的人捡去，就偷偷地弃在城内；再后由于没有那么多的人收养，就时常有饥寒交迫的孩童在街上哭叫，而以深夜尤为凄惨可悲！县政府——县长已被调换为东北人李峰，和省主席李培基颇有关系，勇于负责——为了救济这些弃儿，在三十一年（1942年）的九月设立了育婴所一所，预计收容弃婴五十名，而苦于请不到经费，就挪用了省赈济会拨给县救济院的经费一万元作开办费，和挪用了救济院的仓谷作经常费，调用救济院的职员负责其事，并聘雇了女护士、保姆等十二人襄助之。开始的时候只收容了四十名弃儿，一岁以下的视其必要喂以人乳、豆汁或小米粥，一岁以上的予以面食，但不到四个月就因先受了饥寒过甚的关系而死去女婴六名、男婴一名。三十二年（1943年）的春天，负责人换了专任其事的许昌人李某，婴儿因营养不良而瞎了眼睛，和患上其他病症而死的事情不断发生。有些夜里，婴儿的尸体像被清除垃圾似的用铲子铲到麻袋里，运到城北里许玉皇阁后的荒地上草草掩埋了事，却养活了一些野狗。

内子吴云芳，见到弃婴的问题十分严重，除了曾经联合女青年同志举行手工义卖，先后购到三头乳羊赠给育婴所外，并在民国三十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名义，向女青年处递了一份二千五百字的沉痛的报告，呼吁救济，其中有以下的文字：

成年尚饿死，幼婴更谁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曾见到刚生下的赤身婴儿弃置在谷草上，曾见到仅有三数月的小生命躺在街旁抖擞着啼哭，曾见到刚会坐的幼婴挂着金黄色贴着骨头的面皮在张着疲涩的小眼哭觅他的爸妈……这些，有的穿的固然是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的崭新整齐；有的固然是父母养育不起，但是在临丢弃的一刹那间，父母还不忍地会给他弄点馒头拿在手里；有的父母在远远地张望着没人抱走，而又凄然地重来抱起；有的白日怕人见笑，而深夜冒着寒冷，偷偷地把他们的心肝丢在朔风怒吼中的街头啼叫；有些比较好点的，将一根谷草插在孩子们的帽上，抱着遍街转动。可怜的孩子，还以为是爸妈好意地抱着他看新景致呢！

哀哀赤婴，谁无父母？茫茫尘世，几人不曾有子女？际此大旱，父母子女，各不相顾，闻亦酸鼻，遑论目见！稍有人心的，就当人溺己溺，人饥己饥，设身处地，而同生同危，设法救济了。

她的报告得到女青年处的重视，给她拨汇了法币四万元，让她设法运用。她把钱交给青年团许昌分团的负责人柴德峰经管，负责保育和会计的都请柴德峰介绍，她自己则专心筹划领导，办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名的“育儿所”来。记得负责保育工作的是柴的亲戚某女士，为人温柔贤淑，擅长女红，很能体认内子的个性和政策，精细地负起保育工作；负责会计的是柴的豫北同乡周志道（或者是许昌邻封襄城的余德轩），很能够配合工作的要求，协力做好育儿的工作。内子的保育政策是采取重点有效的“救”、“育”方式，先收容弃儿五十名，救必使活，养必使健，住必使安，而以光线、空气都很良好的所舍，洁新的衣服，卫生的用具，充分的营养，适切的游戏和体贴的照顾，使被收容救济的弃儿都能够身体健壮，精神活泼。她买了五头乳羊。聘请了教会中的卫生和医药专家作顾问，凭她所学的教育知能和教育的经验，她达到了她的目的。任何人看到被收容的弃儿的面色都转为红润，身体也都转为活泼可爱，而莫不惊奇地认为是大灾难中的另一个世界。但杯水车薪，所救不多，而且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光荣，内子既不从中拿一文钱，也不认为她有任何的成就。县长李峰，要她兼任县立育婴所的所长，公文已经送到，我怕不能由她随心所欲地办好，负了间接杀人的罪名，劝她婉辞了。

在平时，如果丈夫劝他的妻子去跟别人过活，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丈夫为了怜惜妻子，不忍心她饿死，而劝说她跟随别人，逃得活命；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自己不惜牺牲一切，要求丈夫把她卖去：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恩义非常！如此人间的痛苦，也够使人酸鼻了。

较为成年的姑娘，被卖差不多等于远嫁，虽然不免沦入火坑，但也没有办法，父母兄弟洒一把眼泪后，只有忍了。至于为了生活。晚上到村旁野店去看望一下投宿旅客的村妇村姑，则是灾后新有的现象。有一次，我投宿在临颍县东的某个村店里，就看见一个浓抹脂粉拖着大辫子的村姑，穿着一身朴素的常装——可怜得很，她认为抹上一些脂粉就算不平凡的打扮了，她逐屋地张望一下，没有说话，也似乎不敢说话，其他投宿的旅客司空见惯似的不为所动，我则为她所动了——我凄然地想着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遭遇，私下叹息我的无可奈何！

安土重迁，是中原人的本色，尤其是农村的本色，终身没有到过县城的人有之，没出过县境的也不少——我在河南禹县（距离许昌九十里）西北乡的花石镇当过某校的校长，那个地方距离县城六十里，三面环山。一天，有一个学生向我请假，说是要到县城看一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县城是砖垒的，而他们的“方山寨”则是石块垒的。又一次我在禹县城南十数里的三峰山看采煤，运煤的小台车从矿口沿着小铁轨推出来，又循着小铁轨的岔道运煤到近旁不同的地方，和火车的调轨运用相同，觉得怪好玩，就多看了几眼，这时，一个好心肠的矿工告诉我：“听说这和许昌的火车轨道一样，看了可以不必到许昌看火车了。”我只有笑着点头致谢！说到农人的离开省境，则比现在的出国还难一些。只是，在旱蝗连续成灾，人不相顾、父子夫妻生离死别的时候，求生欲刺激起安土重迁的中原农民的斗志，能从军的从军去了，否则相偕逃离故土，远奔西安，也有向更远的西北去的——有的全家出动，有的亲友相伴，其因贫病交迫死于途中的当所难免。土地不值钱，也搬不走。今天胜过明天，倘能留得生命，他日再回来重起炉灶。

灾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许昌南关的一对壮年夫妇告诉过我：他们的幼子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没法子救活，救活了也没法子养活，横竖大家早晚都是个死，只是看着娇儿的要死难过得很，为了“不忍”看下去，就把他埋掉了。

看到台湾的丧葬盛大其事，在人民生活富裕的时候，各地的风俗大致皆然。多难的农村，在大灾荒下死去的人，最初也有亲友助葬，居丧之家略备些红薯和菜汤聊代盛宴；后来居丧之家备不起饮食，助葬之人也缺乏了气力，就把尸体抬到附近破坏过的公路旁边，向深沟里一丢了事——最多是推下些泥土掩盖起来，传说有挖吃这些尸体的心肝的，以当时的灾情论不足为怪；再后就把尸体掩埋在死者的庭院，埋在死者的床边；最后是只有让死者停尸在床了。

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深冬，一天的日夕，我在周家口近郊的道旁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伏在麦田里，张口啃嚼麦苗，仿佛手脚都动不起来了。他还不太瘦削，穿了一身整洁朴素的蓝色棉裤褂，带了一件小包袱，一番殷实农户的打扮，头向着周家口，似乎是要投奔亲友的。过往的行人司空见惯，仿佛来了阵小风，没有人在意，我明明知道麦苗不能充饥，但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早晨，我又路过那里，他身上凝结了不少的霜，人是冻饿而死了。

在如此的大灾况下，除了贩运食粮的道上偶然有人被劫杀外，还没有听说过有窃盗的事情，也就是饿死也不做贼的还多的是，可见中原的民俗毕竟是淳厚的。

一个教书的朋友平日爱洁成癖，有一次一只苍蝇飞落他的碗边，他就把刚送上的整碗肉菜倾倒在垃圾桶里。在大灾荒的时候，他吃花生时连皮也嚼下去了，他说这就是鱼翅燕窝了。这个时候，能够吃到用作肥料的花生饼或者豆饼，就算了不得了；吃红薯的人都是幸福的；吃红薯叶、榆树叶、野菜、柳树叶的，也都把它视同珍品。有的人吃河里的藻草，我见到市上还是称斤论两出卖的，得来也不容易。树皮不好吃，而吃者有之；石粉不能吃，而吃者有之。无它，填饱肚子，免得一时饿得难受。传说警察局的附近住有一位老妪，闷杀了别人的幼儿，烤而食之，被拘时还馋食不已。我对此没有查证，但也无人置疑。

我家的人口颇多，当时我兼有一两个饿不死吃不饱的职务，勉强能够吃到些麦子，把一些自认为较好的食物奉之家父，另一些赐之幼儿松平，其他的人只有以稀薄的麦片汤灌肚子。一天晚上，我主编某报的一个社会版的编辑到我家来，看到我们吃的饭，不好意思打搅，不坐一坐就走了。就这样，我们还为救济他人而奔波，有时是装饱了别人的肚子而自己却真的枵腹从公；不过，朋友、社会和国家都已经在事业上赐给了我很多，我都永远不会忘怀。

我曾经到灾中的农村视察过，到处听不到犬声，也很少听到鸡声，有许多村子没有人烟，有些人家大门洞开，屋门洞开，庭院里蒿草丛生，满屋的土地上也有小草萌芽。这是人的世界吗？这是白昼的世界吗？我仿佛到了杳无人迹的荒岛，或者是黑夜独行！我悲于不见人影，更忽然想到没有斗争，没有霸占，没有憎恨，世界就是如此地毁灭了吗？还是有斗争和憎恨的热闹场面好呢？人，好好的能够饮食起居时要斗争，到了不见斗争时已经是悲惨到无以复加，而且是无生命之存在了。那么，在大家能够生活的时候，不该和谐相处，熙熙如春，相爱相助，愉快终生吗？

在保甲的编制下，许昌有六百多个保，三十二年的春天，灾况最为严重，平均每保每天饿死一两个人是最保守的估计，因而我每次看到太阳升起就悲伤于又要有上千的人死于饥饿。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二十八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十三万多的人口，差不多是少了三分之一！灾后的一段时期，有些人因为灾中的营养不足、饮食不调，虽幸而没有死于灾期里，但患面色青肿或者肚皮肿大的人很多，为之死去的也不少。我的幼子松平就是灾后发现患了严重的脾肿，医治不愈，舍我而去的。还有灾后贪食，由于肠胃饿得薄了，胀破肠胃而死的也有传闻。许昌一县如此，邻近的各县想来不会好过多少。为抗战而间接牺牲生命的确实很多。胜利后，听说那个时候沦陷区的豫东和豫北各县也有同样的大灾荒，在日寇蹂躏而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死去的想也不在少数。如果不是在不得已的抗战时期，政府会统筹兼顾，绝不会让人民受此浩劫的。

由于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使中央无从及早了解河南的灾况，一直到河南籍的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参政会上大声呼吁，中央才获得了真情，急派大员张厉生先生疾赴河南视察施救，已是三十二年的春末①[170]。大灾即将过去，抚慰灾后余生，救助农耕，已经是后来之事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春天，我随同河南省立第二临时师范学校，流亡到陕西省周至县的祖庵镇，记得镇外有一条溪流。一天，一些学生告诉我，说是我们的一个学生被当地的人抓走了。探询之下，初得的消息是某生在溪旁遇到他大灾荒中失去消息的未婚妻——正巧这一天她在溪边浣衣，相晤之下，悲喜交集。虽然她早已嫁了当地的人，但是她要和他团聚在一起，要和他日后相偕还乡，因而为她当地的丈夫所不容，将某生一并带走。当时河南省的同乡会颇受陕西各界的重视，这是河南省的张钫——伯英——先生①[171]颇受陕西各界敬重的缘故。于是学校当局就找同乡会要求援助，谁知那位女子并不是某生的未婚妻，而是在河南大灾荒时期被辗转卖给当地人做妻的。她久别故乡，梦寐劳思，乍闻乡音，兼是同年纪，情急之下，乃约定以未婚夫妻名义，脱离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他日结伴归去，岂非正是梦寐以求的事？无奈好事多磨，美梦难圆，经同乡会之调处，女的不再求离，某生也被发还财物，释放归来。

这一年的初夏，我东出潼关，经阌乡，转卢氏，绕道到敌后平汉线一带的若干县份，发展青年抗日的工作，道经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遇到一个豫中口音的青年妇女，谈到她是在大灾荒中被卖到豫西山地的，生活不惯，思家心切，言下珠泪直流！从我所遇到的事例看来，其他流离在外苦怀故乡之梦的人也必很多，其生活之忧郁悲凄可以想见。河南大灾荒的余波之荡漾在各处的，真不知还有几何了。

如此抗战时期的中原大灾难，抗战史上不会有的，而它因为抗战才会有了重大的牺牲则是事实。中华民族为抗战而怒吼，为抗战而牺牲一切，有了抗战才能够使国家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包括了恢复台湾同胞的主人的地位。死者已矣，享受其成果的人当不忘自由幸福之不易获得，要为痛惜死者之巨大的牺牲，为维护全国同胞的自由幸福，而刻苦奋斗！

（原载于1970年2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杨却俗（1910—1973），回族。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以后在台湾从事粮食和矿业工作。本文由居住美国的杨却俗夫人吴云芳寄给她在河南许昌的次子杨松安，由杨松安提供给《河南文史资料》。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杨却俗

《春秋》第十二卷第二期于二月一日出版后，我寄给河南籍的立法委员杨一峰先生一册（另寄给台北市河南同乡会一册，别无他寄），请他就我所写的《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一文惠予指正，因为他曾经任过河南省第一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和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夙来关心民瘼的缘故。二月九日新春初四，我们在同乡团拜中见面，他说早几天就有信给我；十日下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没有收到他的信，他先告诉我一些有关的事情，十一日，又补寄一信，内容如左：①[172]

《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大著拜读，是真血泪信史，非亲历其事而又富于同情心，而文字又足以达之者，不能道，钦佩之至！难得是兄保存偌多图片。弟当时亦持有图片数十百张，早已散发净尽。

兄虚怀若谷，广征批评。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三十一年秋，弟交卸河南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曾赴当时豫省政府所在地之鲁山述职，目睹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动，推派代表赴渝，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当时推定刘基炎（庄甫）、任璇（兆鲁）及弟三人前往陪都。弟除携公文图片外，并写古体诗两首记其事（惜未存稿，早忘之矣）。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幸刘经扶先生慨借卫戍总司令部礼堂作开会地址，不然，会开不成），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然为时已嫌稍晚矣。郭参政员之呼吁（却俗按：系见之报载），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事过将三十年，迄今思之，犹恍若在目，痛心无已！安得多有几支生花妙笔如兄者，将吾豫抗战时惨况及历次灾患一一记述，作为后来信史者乎？

杨委员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二、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委员问他何必如此？蒋长官答：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另承当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君，函告有关河南浩劫的事，内容是：

顷阅第十二卷第二期《春秋》，载大作《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报道翔实，且附有真实照片，拜读之，一阵阵心酸落泪，时读时辍，使我花费了几个钟点时间始将全文读完，闭目回忆当年灾情惨况，一幕一幕又复重现于我的眼帘。倘非亲临其境，或以为兄言过其实，但在弟看来，尚有未尽之处，决无丝毫渲染。

民国卅年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现在隔将近卅载，竟能读到吾兄有此纪实文字，并能看到当时真实照片，弥足珍贵。

吾兄文中末段说：“由于一些官吏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寥寥数语，确道出造成浩劫的重大原因。弟谨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备供参考。

民国卅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卅年（编者注：此处及以下几处“卅年”当指“卅一年”，即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为此事引起极大不快。同时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定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卅年秋，又复久旱未雨，人民赖以维生之杂粮又未收成，加以蝗虫遍野，赤地千里，中央所配军粮数额，丝毫未减，当灾情严重人民在死亡线挣扎之际，正军方向省方索粮火急之时，人民旧存余粮，悉数缴充军粮犹不足，死亡惨重，此为一最大原因。

卅年十月间，弟随同李主席赴西安开会，亲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且当时虽制定一扶助灾民办法，内订灾民出卖土地，得于食粮收成好转时，可以原价赎回之规定，省府原意欲保障灾民产权，以免富豪乘机兼并土地。实施结果，造成大户不愿以余粮或金钱换买灾民土地，是以更加多灾民死亡数字，此即古之所谓“善政虐民”。

以上拉杂写出当时内幕实况，多系弟亲身经历，虽觉有背中国传统“隐恶扬善”之旨，抑或可有助于了解卅年前之“人祸”。如有不当之处，尚祈赐教指正为幸。吾兄仍有未刊出珍贵照片，并盼惠借一睹。

关于郭仲隗在参政会呼吁救济一事，复承于君转询当时同任豫籍参政员之刘景健君，并函告我，说刘君——

在渝虽会同豫籍参政员及知名人士分向主管机关呼吁，据云“粮食部徐部长虽面允征实减免，另行采购粮食，运济军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唯因郭参政员仲隗复在大会报告豫灾，对政府主管部会，痛加斥责，徐部长恼羞成怒，面允一切，均未照办”。

在同一函中，于君复云：

据弟记忆所及，民国卅年（卅一？）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

有不少的人，对于如此的浩劫，很想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二月十九日下午，我遇到了河南鄢陵的国民大会代表于荣岑君，说是有人问他当年河南的水、旱、蝗虫之灾果否十分严重，他告诉那人说：那时候他在敌人盘踞下的开封做地下工作，因为无线电台被敌人侦破，他越过黄河退到尉氏县境的某地，有钱买不到东西吃，他吃过雁粪，也吃过树皮。

同一天的晚上，在台北的国宾饭店，我也访问了河南的两位名人：一位是曾任过中央监察委员和常务委员，以及地政部长的李敬斋先生；一位是曾任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后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书霖）将军。

李敬斋先生是河南汝南人，他说，当河南大灾荒时，他丁母忧在家，有一次他到漯河（平汉线上的一个大站，属郾城）治病去，路过上蔡县南门外，就看见土沟里躺着两个七八岁男孩子的尸体，越往北走灾情越重，新坟也越多。后来他奉召到重庆开会，路过许昌，见灾况惨重。往日他认为许昌县长王桓武是好同志，这时见他逼民缴粮，以致饿殍载道，他气得不睬他。他从许昌西上，分别晤见了河南省主席李涵础（培基），和战区长官蒋铭三（鼎文）。他说：“李涵础是拼命征粮，向中央邀功；蒋铭三是眼见灾情惨重，忙拨军粮救灾。”他又说：“我当面申斥李涵础，说他见民死不救，还当国家的什么大员！没听说过汉朝汲黯救灾的故事吗？”（按，前《汉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汲黯传：“……武帝即位，黯为谒者……河南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他到了重庆，也正是德国和苏俄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河南的灾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把德、苏两国所有的军事器材集合起来，都消灭不了河南的蝗灾！”

刘书霖将军是河南巩县人，他说，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八月或者九月里，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他接着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人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而救活了不少的灾民。他又说，先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委员长时，曾经同时报告了河南的灾情，委员长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将军，何将军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他说，于此可见李培基没有报灾。接着，他又如此地说：“当张溥泉（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查灾情时，驻防河南的总司令们曾经在洛阳北关孙桐萱的办事处联合宴请他们，在场的有李培基，没有蒋长官；宴中，对于河南的灾情，孙蔚如、高树勋等也都讲了话。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按，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最后，刘将军的结论是：足见李培基并没有将当时河南的灾情据实上报。”

关于逾时将近三十年的河南一次浩灾，正是由于各方的接触面不同，把各方所知道的情况集拢起来，才可以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

（原载于1970年4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4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

河南在抗战期中牺牲最大，黄河决口，造成了700万灾民，而出兵出粮民不聊生……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1944年中原战事紧急，汤恩伯拥有10余万大军，掌握有精良武器，在14天内失守了30多县。他为了逃避责任计，归罪河南人民，竟说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实行屠杀。我在参政会提出事实，提案纠举。蒋介石无理袒护，竟把汤恩伯的罪自己代为承担。全体参政员表示罢会。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图功，搪塞舆论。我受蒋之忌，而赢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情。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郭仲隗（1950年摄）

郭仲隗（1887—1959），字燕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入狱。任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豫鲁监察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海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至三十四年（1945年），仲隗任第二、三届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当选为驻会委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大灾，仲隗在重庆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向中枢各政要及有关部门慷慨陈词，哭诉饿殍遍豫，灾情惨重，恳请减免对河南征粮征兵。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汤反诬河南人民为土匪，缴了他部队的枪械。战事初起，仲隗刚从重庆返回郏县寓所，仓皇中携眷乘牛车随着逃难的人群从郏县西逃，目睹群众扶老携幼、流离失所之景象，至感痛心。继闻许昌、郑州之地相继失守，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非常气愤。迨至伊阳，又闻洛阳沦陷，遂避居宜阳、伊川深山友人家。后又相继见到一些由沦陷区逃来的友人，听到他们叙述汤恩伯部望风披靡、不战而逃的情况，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仲隗后从伊阳抄小路翻越伏牛山，历经艰辛，于9月5日赶到重庆，参加一年一度的国民参政会大会，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口头质询，揭露汤恩伯祸国殃民、不战溃逃的罪行，并历数河南人民身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惨痛遭遇，请求撤查豫战失职将领，以平民愤，伸张正义。仲隗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群情激动，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亦无法进行，不得不宣布休会。《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做了报道，一时影响甚大。

为平民愤，次日蒋介石于上清寺官邸宴请国民党籍参政员，蒋在会上企图为汤恩伯的失职承担责任，说汤的撤退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仲隗又当场质问蒋的命令如何下达，问蒋知不知道汤于战事打响后便脱离部队，落荒而逃，连电台都丢掉了？以致蒋无言答对，非常狼狈，宴会亦不欢而散。后来仲隗便与豫籍参政员徐炳昶等人提出“查明真相，严惩失职将领”的提案，要求连署的参政员逾百人。一时举国声讨，舆论哗然。

翌年春，仲隗从重庆回豫，途经汤部王仲廉驻防之陕南龙驹寨时，汤曾派人刺杀仲隗，幸被发现，未遭毒手。民国三十四年，仲隗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豫鲁监察史，未几日本投降，国土光复，国民党政府派到光复地区的省市接收大员竞相窃收。仲隗坚持正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对贪官污吏弹劾纠举，受到两省人民钦仰。友人赠诗赞颂：

尽瘁国家至鬓皤，平生风义世讴歌。

叩辕谒帅参骄将，大义凛然动两河。

万家疾苦在心头，权贵毫无情面留。

弹劾贪污纷远遁，风霜御史足千秋。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前锋报》1944年9月9日刊登了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严惩中原会战失职军官的消息

于安澜题诗赞郭仲隗

郭海长（1916—1992），郭仲隗之子。1937年参加共产党，《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河南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郭豫庆

抗日战争时期是河南遭受天灾人祸频繁而猛烈袭击的时期，“水、旱、黄、汤”，这一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道出了河南人民饱受的沉重苦难。

当大旱成灾之时，河南省政府非但不及时赈济灾情，反而隐匿灾情。当时有数十个县份，纷纷报灾，而省府当局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面对父老乡亲的悲惨困境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河南各界人士纷纷向重庆中枢陈说豫灾实况，呼吁全国迅速赈济河南灾情，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减免田赋。其中最有影响者为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

郭仲隗1887年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入民国后，历任河南省督办公署总参议，河南省政府委员，河南第三、四行政督察专员等职。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续任第三届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提出提案，痛切陈词，为豫省民众请命。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控制和保证财政收入，实行田赋征实，征实之外还有征购、征借等，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河南省自抗战爆发后，饱受战火摧残和黄水之害，经济空前凋敝，但1941年河南却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

针对河南民众的如此重负，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1941年3月）上领衔与多人联名提出《请政府改善河南各县代购军粮及运输办法，以苏民困而利抗战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1941年11月）又领衔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力陈河南民众疾苦，疾呼中枢减轻负担，以解民困。

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后，郭仲隗目睹河南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忧心如焚，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皮、观音土等带到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他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后国民党政府粮食部迫于舆论压力，拨款在河南办理平粜救灾。但河南平粜救灾委员会却由当地有名的贪官主持，这岂不是等于让他从灾民身上再榨一次油。为纠举其人的劣迹，郭仲隗在粮食部当面与部长徐堪激烈争执，不欢而散，一时间“郭仲隗大闹粮食部”成为传闻。

在社会各方面的请求、呼吁、质询和敦促的压力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1942年11月27日在河南鲁山（当时省政府所在地）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河南国统区“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晚秋复告绝望”，表示“省府正在统筹救济方策”，“请中央两次核减征购征实数额”（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允诺减轻河南田赋负担，救济灾民。但二者并无实际作为。1942年河南被征小麦仍高达245万担（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这说明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讲是漠视民众利益的。当第二年，旱魔再次肆虐河南大地时，更惨重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河南大灾前后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的部分提案：

《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1941年11月第二届二次会议提案）

《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1942年10月第三届一次会议提案）

《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垂死孑遗，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建国大业案》（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会议提案）

《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1944年9月第三届三次会议提案）

郭豫庆，郭仲隗之孙。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靳志 执笔

呈为豫战败坏，请求确定责任，严惩失职，立即改组河南党政军机构，刷新耳目，以维持民心而保国本，并迅速救济难民及流亡学生事：窃查此次敌军犯豫，战无坚阵，攻无坚城，未及两月，失地四十余县，危及于川陕根本，腾笑于世界盟邦。今应如何支撑危局，急筹善后，非但豫人关怀，想亦钧座所夙夜焦虑而腐心者也。夫善医者，必先知病根所在，而后刀圭②[174]有所施；善救亡者，必确知败亡之所由，而后能改弦易辙，另辟救死图存之路。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国父主义既是三民，中央抗战亦揭橥③[175]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固皆知民言可畏，“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国非民不立，民不抚则散，此中机缄④[176]最为微妙，历千古而不爽也。今中州礼仪之邦，有朴实贞固之民众，其爱戴领袖、拥护中央、不惜牺牲、共赴国难之精诚，抗战以来，随地随时表现，昭昭在人耳目，又何至中途变节，判若两人哉！谁司民牧，竟使怨愤充塞，吁天无路，乃至溃散不可收拾？则数年来党政军当局措置失当之咎，不言而喻，非可强词曲辩也。中央如真知其症结所在，立即公布责任所属，痛以明令罪己，刷新河南党政军机构，以收拾既去之人心，而妥筹亡羊补牢之晚计，勿使豫民仇视汤恩伯之怨毒转而集于中央政府本身之上，千钧一发，或能挽回颓势于万一乎？昔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汤武罪己，其兴也勃焉①[177]。陆贽草兴元之诏，读者无不陨涕，唐祚因之复振②[178]。愿钧座深察之也。某等皆隶籍河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谨胪陈③[179]四项于后，敬候采择施行，大局幸甚，河南幸甚，无任皇迫屏营之至④[180]。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平时包揽政治，广营商业，走私玩寇，肥己残民，遂使军民之间怨愤充塞。临时则不战而退，丧地辱国，而反虚张情报，诬饰宣传，自卸责任，归罪民众，以希图淆乱所闻，罪从末减。而中央方宽予优容，仍使戴罪图功，冀收后效。是非不明，军纪何在？某等认为，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况豫民怨愤，集彼一身，人地既不相宜，岂能收起覆水？明知其不可任，而尚优容不决，是甘举河南而弃之也！似应即明令褫职⑤[181]，解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以平民气而申国法。此关于军事者，一也。

河南连年荒灾，流亡载道，虽中央有令豁免百万石粮，而地方当局依然征收征购，总数仍多至百八十万石，鞭仆之下，死亡枕藉，只图征科报最①[182]，不恤民间疾苦，祸国殃民，莫此之尤，亦应分别严惩。当地方残破之余，似应整理省府机构，划分民军游击区域，另选当地有资历才能、素孚民望者，派往负责，收拾残局。此关于政治者，二也。

河南党务负责人，近年更调过频，席不暇暖，有彻底整顿之必要。此关于党务者，三也。

河南公教职员、青年学子及难民男妇老幼，沿鄂北、豫西逃窜，西越秦陇，延跨数千里，流离载道，嗷嗷垂毙。宜急拨巨款，选派得力负责人，分区设站，作有效救济，并尽量安插之。此关于救济者，四也。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年。）

靳志（1877—1969），字仲云，河南开封人。前清进士，任工部主事，曾以中国第一批公费生资格赴法留学，其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民国后，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靳志厌恶官场政治，寄情于诗词书法，有很高的造诣。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开封，为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此稿原稿存靳志文稿袋中。从文章内容看，当作于1944年春中原会战失败之后。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金汉鼎

1942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我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当时的河南是三面环敌、且有严重旱灾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驻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六个集团军及其他许多部队。

这次中央派张继、张厉生（行政院秘书长）带法币5亿元来赈济。到达洛阳后，即在西工省府办事处与省主席李培基和有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张等表示此来目的有二：一是慰问民间疾苦，并指定赈款2亿元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购赈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指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洛阳第十专区指定密县为代表集会点，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待张等到了密县后，看到各县代表的名单。张继认识郑县的代表李随阳、荥阳县代表韩凤楼（他们当年在日本东京时都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李、韩二人便将专员李杏村所讲李培基主席的话讲了出来。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这些情况是后来韩凤楼告诉我的。

张继回重庆后，河南省政府也组成了购粮委员会，省教育厅鲁荡平副厅长自荐与陕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同往西安购粮。当时我在各县视察，看到公路上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老百姓神色慌张地由洛阳奔向陕西求生。他们行前大都出卖小块的土地以做旅途之资。地主富农以及放高利贷者乘人之危，以三分之一的地价，一亩二三十元便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割断了他们生存的命根。

当时在各县虽设有粥厂，但“粥少僧多”，供不应求。收容所成千上万的男女灾童大多面黄肌瘦，形似人体标本。饿死的人随地可见。由于省、区、乡、保自救，不准饿死一人，而县、区、乡、保长大多是出钱买来的官。为保其职位好大捞一把，故此对死者隐不上报，尸体胡乱掩埋，任狼犬刨食，白骨枕藉，血迹斑斑，臭气随处飘扬，惨不忍睹。而那些趁火打劫的坏人乘机诱骗妇女，用架子车载到洛阳再贩运到西安而不需任何本钱，只要管其一口饭便可卖到几百元。由这种人吃人的现象可以想见，当时蒋管区政治黑暗到了何等程度！

正在这紧要关头，粮食部长徐某电各省说：“今年的工作是以征实征购为中心，成绩好的给予奖励。”于是河南省府得电后，便将征实征购的数额分配给各专区。按各县实际能力，有成就者将数字先行上报。于是各专员当然遵命执行，省府很快就获得报齐的数字，便电粮食部略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徐某乃立即传电嘉奖，同时根据所报数字分配给一、五两战区；该两战区兵站总监部得到通知后，各派队向指定仓库要粮，结果颗粒无获，逼得厅局长、专员分赴各县逼索。这样一来，民间收存的种子、饲料均被搜索一空，人民饿死的更多。仅许昌县便饿死5万多人。

一天，我工作到午夜12点以后回到住处睡觉，卫士来报有人求见。我当时很不高兴，便拒绝说：“有啥事明天早上再来。”来人说：“白天说话不方便，就要趁着三更半夜来谈谈。”我一听，便知话里有隐情，于是便和来人谈了起来。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抱有一个大布包。他们说是许昌县财政、军事两科长和秘书假公济私挪用公款经商图利，这是他们的账簿，一共12本，西安、许昌两处各6本，店号是以县长王桓武名号各选一字而起的。又说：“王桓武的南阳专员就是用钱买的，他临赴任时还写了许多条子，叫他的走狗向各区乡勒索现款。”

我见账簿里记录的是从许昌运香烟去西安卖。收款条子全是黑盖红。来人向省府指控王桓武贪污渎职，盗用公款，经商图利，鱼肉人民。而省府对被告，则是叫他书面申复；对起诉人，则令其到鲁山区候讯。来人说：“省府有意庇护被告，我们去将会受苦，所以乘夜静无人来请主任委员给想个办法。”我问他们去鲁山的时限之后便告诉他们说：“我也去鲁山，可能还可以相见。账簿事很重要，千万不可以随便交与他人。”于是他们便走了。

未几，我来到鲁山，把一些有关民刑案件送给省府，请省府迅速依法处理。一天夜里，我又见到那些原告抱着账簿来见我说：再过两天就要讯问了。我将账簿逐一翻看，请他们指出重要之点和骑缝处，均盖上我的小官章，请他们仍带回去。这样做，就是问案人要留下账簿也不敢毁灭证据。正巧兼任驻西安军风纪第五巡察团委员钱懋哉受司法行政部和其上级领导机关“军法执行总监部”之命前来视察豫、皖两省司法和疏散监犯的情况，与我住在一起。我俩谈得十分投机，于是我便乘机请他帮忙调阅卷宗中有助于我工作的材料，因此我获得了不少很重要的东西。最后终于把王桓武传到洛阳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讯办，而原告7人无事回到许昌。但是后来听说日军侵占洛阳时，军法执行监吴中行受贿，以假释名义释放了王桓武。

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宗旨，陕主席熊斌、副长官胡宗南将粮价消减2元，即每斤以6元作价，购委会并请求熊、胡联电交通部，令陇海路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应尽先供给车厢。这一来反倒便利了视人命如草芥的委员们，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百万人民饿死沟壑，血染黄沙。直到1943年新麦已近成熟，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也流出了不少的眼泪。

日军侵占洛阳、鲁山和叶县后，河南省府迁到内乡丹水镇。汤恩伯的副长官部迁驻西陕口。当省府各机关撤退时，民政厅长方策在后督导指挥。他得知我仍在鲁山，便来催我快走，并和我感慨地谈了政府的许多阴暗面。不久，李培基被免职，中央派刘茂恩继任省主席。因汤恩伯久已不容于河南人民，蒋介石为缓和民愤，乃将他调往贵州。刘茂恩就任时，看到从平汉路以东撤回来的机关部队很多，秩序十分混乱，财政上更是没有办法，于是便跑到老河口向李宗仁求援，并约我到南阳看看那里的情况，想法给予帮助整饬。我应刘茂恩之约带着宪兵第十七团团长刘家康到达南阳时，首先看到南阳《前锋报》刊载河南省参议会延聘会计专家清算西安购粮委员会巨大贪污舞弊案提请公诉的启事。此外，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黄营长反映南阳秩序异常混乱，本市一个月内竟出现抢劫案23起。我和刘家康根据黄营长的报告和已经掌握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最后决定令南阳警备司令孔繁锦和宪兵黄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一起逮捕法办。后经多次审讯，两案赃物全部或大部已经追获发还，罪犯对所犯罪供认不讳。案情明确以后，我们令警备司令孔繁锦会同宪兵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立即执行枪毙。集体抢劫的有关人犯也执行了枪决。此时，日机开始轰炸老河口，宪兵十七团的医务所被炸毁，我也接到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所以，有关渎职官吏和购委会巨大贪污舞弊案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金汉鼎（1981—1976）字铸九，云南省江川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30年代参加过“剿共”。抗战中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在查处贪污方面很有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司殿选

1942年秋，河南大旱，晚秋作物有的齐胸，有的没膝，全部枯干，如果火燃，就能燎原，豫西尤甚。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其各单位，因日寇侵略，退迁鲁山。河南省政府，鉴于河南在抗战中出粮、钱最多，又遭此重大灾害，理应拯救。所以就组织起来一个临时机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调查全省受灾情况，上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呼吁救济。

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三青团河南支团部内。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河南省政府委员王幼侨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省保安司令罗东峰兼任；秘书一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书记周南兼任；委员十几人，均由省府各单位的权力人物兼任。还有一个管总务的李更夫，是《河南青年》月刊的编辑。我跨出校门，经人介绍，进入这个临时机构当收发员。

调查灾情工作，由三青团各县分团部担任。根据各县报告的情况，灾情越来越严重。河南100余县无县无灾，无灾不重。真是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啊！

秋季颗粒未收。本已十室九空的灾民，种麦以后，绝大多数已无隔宿粮。绝望之下，就成群结伴，逃生他省。顺津浦路南北逃往江苏、关外者有之；顺平汉路南北逃往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路西逃西安、宝鸡。死守家中的和无力逃走的，靠拾雁屎、揭树皮、挖草根、刨滑石、挖野菜糊口。

1943年春天是惨绝人寰的季节。就按比其他县受灾较轻的鲁山来说吧，这一省府所在地，农村中所有能吃的树皮剥光了，树叶捋净了，野菜剜完了。勉强熬到青黄不接时期，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灾民们，有多少人吃滑石被坠死？多少人吃青麦“捻转”被撑死？很多背井离乡的人，跪在路上向行人乞讨。有的人因少气无力，手脚不便，一碗菜汤洒在地上，就要马上趴下去用舌舔。不少少女，甚至幼女，只要能苟全性命于荒春，情愿提前出嫁或当童养媳；有的被父母卖到远乡。村上死了人，没人埋。谁知道全省饿死多少人呢？谁知道挣扎在死亡线上非救不活的灾民还有多少呢？灾民们期待救济比旱时盼甘霖更迫切啊！

就在这生死关头，地主劣绅乘机掠夺：麦前贷出10斤麦，麦后收120斤；平常2500至3000斤麦买一亩地，这时只出50斤、30斤。谁能知道地主老财们在这一时期放多少高利贷，兼并多少土地呢？

灾情调查委员会先后得到各县灾情后，王幼侨主任委员忙碌了好长时间，向重庆中央政府各部门和跟他有关的要人发了几十封函电，向报刊发了好多消息。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对比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央政府要员们开始重视河南的灾情了，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一幅《耕地图》，后来在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

1943年2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因为我做“奴才”的本领，得到周南的“赏识”，叫我做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会计室出纳员。我沾沾自喜，暗地里庆幸自己在这饿死人的危急关头，能得到一碗固定的饭。

1943年麦梢黄前，也就是灾民正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天，三青团支团部电台电务员薛国桢到会计室悄悄对我们说：“喂！中央兑来200万元，可能是救济款。”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200万元中央票，能买20万斤小麦，对河南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的好。老薛交代我们要绝对保密，我们也不敢不保密。几天过去了，没有声息，只是支团部调查室主任高洁亭销声匿迹了。

一瞬，又是几天。一天下午5点多钟时，王汝泮的私人秘书付真如走到办公桌前对我说：“走！办点事去！”我没吭声，跟着付就走。付拐到王汝泮公馆，带出一个大黑皮箱，坐着王的私人包车，到街上又雇一辆人拉黄包车，让我坐着，直奔中央银行鲁山分行（在鲁山县城北门里路东），拿出盖了红印的200万元兑款单取款。银行出纳员以此数目过大为由，不想叫一次取完，即请行长出来表态。付说：“这是赈济款，救灾如救火呀！”也许这话触动了行长的恻隐之心，他破例如数把款给了。都是崭新的整把的10元券，装满一大皮箱。付坐在车上，把箱子放在坐前腿后，剩下的装在两腿之间，直摞得与胸齐高；我坐的车子，也是装得与我胸齐高。两辆车都撑上雨罩，放下雨搭，以遮外人眼。车子在街上飞驰而过，不多一会儿，就到王汝泮公馆门口。王汝泮和他的小老婆周佩云已在门里等候。我们几个人很快地把钱搬回公馆。这时，我第一次看到王汝泮圆胖的长着连鬓胡子的脸上现出了真实的笑容。他没有让我们坐一下，也没有让我们喝茶、吸烟，只是以颔示意，并说：“不要说闲话！”

我本来很高兴。王的一句话，使我立刻忧沉下来，我没精打采地走回家中，考虑着：我陪着取款，是助佛济生？还是助纣为虐呢？我慑服于权势，怕打了饭碗，而守口如瓶。

约莫过了四五天，周南装着漫不经心地问我：“听说赈款来了？”

我背着良心说：“没听说啊！”“娘煮儿吃，够残酷啊！”周南沉重地喃喃说。200万元赈款又在我脑海里浮现着，正义敲击着我的良心。

又过几天，我在西关大街上迎面见到王幼侨委员，不料他的人拉车突然停下。他摆摆手，示意叫我到他车边，欠身向前，低声问我：“赈款来了吗？”我郑重地对他说：“没听说。”

荒春过去了，人也饿死了，人们再没见到赈济款的影子。

麦熟时，支团部调查室主任高洁亭又在支团部出现了。人传，高洁亭这一段时间之所以不在支团部，是因为回许昌老家给王汝泮买地了，亩数是500。

迎冷时，国民党中央派梁实秋从重庆来到鲁山，三青团支团部张贴巨幅标语，表示热烈欢迎。王汝泮把梁作为上宾奉待。几天后，梁悄悄而去。据说梁是查赈款的，因为有人告王汝泮贪污赈款。

此后，再没人提过赈款的事。王汝泮仍是“好官我自为之”。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司殿选，大灾期间任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收发员，三青团河南支部会计室出纳员。

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①[183]

何九龙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们河南空前灾荒，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抢粮夺馍，饿殍遍地，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骇人听闻惨剧。一想起面黄肌瘦的孤儿幼女们抚着饿死的父母尸体啼哭的情景，就使我心碎不已。

这时，原国民党汜水县长黄如璋为缓和一下饥民们抢夺混乱的局面，不得不办个粥厂。当时的县政府拨出的粮食有限，办起的粥厂规模甚小，能就食者寥寥无几，收效不大。我父亲何玉亭交游颇广，在当地有点名望。县长就亲自到我家，要求我父亲出头领办粥厂。父亲救灾心切，慨然应允。

我父亲此前曾在陕西部队供职多年，历任团长、旅长等职，对驻防荥广汜一带与日军在霸王城对峙的原杨虎城部，第四集团军所属各部的高级军官，认识甚多，如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耿志介，新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师长李镇西等都是朋友，时有往来，甚至与该军团长、处长以上军官也无不热悉。他利用这层关系，为灾民向部队呼吁，请求他们为汜水办粥厂支援点儿粮食。耿、孔二师长爱民心切，当即应允，立即号召全师官兵，每人每天节约口粮2两，拨给汜水，救济灾民。

在我父亲主持下，在汜水马王庙办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开始舍饭。场内负责粮食财务以及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组有李西三、韩春奎、夏连奎、李同林、周少溪、马立亭、赵润生等，下设有运粮组、炊事组、磨面组、打柴组、发饭组等，分别由王小黑、李大明、刘毛、吴章、何大奎等人到各组负责，共有工作人员80余名，大都在粥厂就餐。场内设大杀猪锅6口，每口每天固定做饭4锅，共24锅，必要时还临时增加锅数，每锅每次下细麦糁25斤，每天至少要用去小麦600~700斤。汜水周围十几里的饥民经他们村列名开单介绍到场，就可发票领粥，每天就食者在千人以上。每人每餐领稠麦糁粥一大马勺，饥民领粥后，回去加些野菜可够全家3~4口人食用。从此汜水这一带人心安定了下来。这个粥厂是1942年农历二月开办，一直办到麦熟，两个多月之久。同时，还收集一些饿死者的孤儿孤女，在车站西老君堂村办了一个孤儿院，由赵超群、王全负责办理。还有东南乡峡窝附近各村饥民们的学生200多人，由老师率领也来汜水粥厂就餐，每天两顿，吃了一个多月才走。以上粮食在5万斤左右，其中十之八九是三十八军全体官兵从自己的伙食中节约捐赠的。

那时，河南省会开封已沦陷，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已迁到鲁山县办公。代理河南省主席方策，由郑州专员王光临陪同到各县视察，来到汜水参观了汜水粥厂。方策说：“我看了许多县的粥厂，都没有汜水的粥厂规模大，救人多，办得好！”但是为什么办得好，他是不会知道的。

在大灾荒年中，汜水这么一个蕞尔小县，办这样的大粥厂，并不是县长和某些人的功劳，而是三十八军全体官兵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省吃俭用慷慨捐赠的结果。这些粮食有的是从师部领来，有的是由师部军需处拨到汜水西关土地庙沟。因三十八军兵站仓库在此，距城甚近，粥厂领粮就更方便了。三十八军处处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十八军在汜水放粮救灾的事，距今已43年了，在粥厂中工作过的，都相继去世，幸存者仅汜水镇八组村民韩春奎一人而已。韩也已80多岁了，提起粥厂之事仍是非常兴奋，说起往事滔滔不绝。韩说：“去年我乡编乡志，为征集乡史资料，编写组曾多次访问过我。我真想把三十八军对汜水人民的深恩厚德贡献给乡志，可是，因为考虑到三十八军是国民党部队，所以欲言又止。我经常想三十八军为什么和国民党其他部队截然不同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有了中央文件，才知道原来三十八军形式上是国民党军的编制，实际上是一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当年拨粮救灾是和党的好领导分不开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吃粥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很多已经作古，当年跟随父母或长辈们去吃舍饭的孩子们，也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现在才清楚那时帮助汜水人民渡过灾荒、保住生命的恩人，不是别人，原来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85年7月3日

（原载于《荥阳文史资料》第4辑，2003年。）

本文作者何九龙，1916年生，荥阳市汜水镇人，原系汜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六、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引 言

当巨大的天灾人祸降临之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除了默默地承受苦难之外，别无出路。他们卖田地、房屋，卖儿卖女，流落他乡。他们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大批大批的死亡，像苦霜后的树叶一样在无声中飘零。

豫北的人民是灾难深重的。自从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豫北，便对豫北人民实行了严酷的统治。他们向人民发“良民证”，实行“粮食控制”，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下生活。

1941年秋，豫北沁河决口，1942年发生旱灾，1943年又遭受蝗灾，粮食大面积绝收。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下，日本侵略军提出“宁可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加重了对农民征收苛捐杂税，皇协军、警备队、地方团队纷纷到农村去抢粮。他们抢来的粮食吃不完，喂狗喂马，也不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豫北老百姓被逼得死的死，逃的逃。许多地方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

在抗战中，黄泛区民众所作出的牺牲最大。自1938年黄河决堤后，黄河决口频繁，年年泛滥，洪水挟带着巨量的泥沙，淹没了他们的房屋和良田。千万农民失去家园，流落他乡，靠乞讨为生。到1942年，在河南大多数县份普遭旱灾的情况下，黄泛区的鄢陵、扶沟一带却遭水患。泛区的灾民们逃到黄河堤上，一家数口挤在窝棚中，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那些奄奄待毙的灾民，还要被汤恩伯的军队拉去修黄河。泛区人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死亡者不计其数。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豫中和豫西，老百姓同样是无路可逃。政府和军队的催粮逼款，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地主、奸商、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同样把人民推向了死亡线上。

本节选取了那些经历过这场大灾的“过来人”对往事的回忆，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民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怎样作无望的挣扎；他们在骨肉分离、弃儿卖女的时候，经历过怎样撕心裂肺的痛楚；当人的饥火难耐时，什么样的食物可以下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为了吃顿饭而卖身却无人要，天真可爱的孩子临死前的愿望是想吃口馍……固然，人终有一死，死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然而，旷日持久地作无望的挣扎，经历过种种人生的痛苦和折磨后，仍不免被活活饿死的命运，恐怕是人的死亡中最悲惨、最残酷的吧。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①[184]

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

郭景道

牛庄村地处太行南侧，属丘陵沟壑地区，西距焦作5里，东距修武县城50里，归属修武县第四区管辖。和修武县各区各乡一样，牛庄1942年也遭遇了大灾荒。

大灾荒是由以下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由1941至1943年，雨水短缺，连年歉收，群众积余多已消耗殆尽。二、蝗虫为灾，大秋绝收。1942年、1943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嗡嗡作响，遮天蔽日，麦子谷子全部吃光，大秋绝收。三、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这次灾荒的主因。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物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炷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真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了。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根据当时了解，逃往山西晋东南各县及山西大同煤矿者20余户，逃往江苏、安徽各县者20余户，逃往关东者6户，逃往西安者4户，逃往昆明者1户。

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荒年中最易体现出来。郭仪门前的2亩庄基地，平常年景，你给他20石麦子，他也是不卖给你的。但在1943年春，仅用了一斗麦子，他就全部卖给郭宪了。郭振德东南河的10亩地，人称“粮食囤”，每年只要能下两次雨，秋麦两季，每亩保证能收千余斤。平常年景，你给他粮食再多、钱再多，他也是绝对不会卖的。但1943年春，焦作一个工人仅用了3斗粮食，即将这块地买走了。费劲背一张桌子，或一张床、合门、一根檩条，到焦作大街上卖，所卖的钱仅能买几碗丸子，几个烧饼，贵了就没有人买。人是最便宜了，只要你管他吃饱，七八岁的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会跟着你走。衣服、书籍、农器家具，就更不值钱了。荒年期间，我村卖什么的都有，有卖宅基的，有卖土地的，有卖柿林的，有卖梁檩木石的，有卖桌椅板凳的，有卖衣物书籍的，总目的是换些吃的。

村人街上碰面，因少气无力多不言语，仅以目传情，即很快走开。到大街买吃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抢馍的给你抢去了，有些跑得很快，你根本追不上他。有些纵然追上了，他骨瘦如柴，一推就倒，你对他也无可奈何。我村郭景清原是个胖人，1942年冬，我在村上与他见面时，他因缺吃少喝，已是骨瘦如柴。1943年春，我在山上碰到了他，他已全身浮肿，头大如斗，连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过了几天打听他时，说他一天往焦作买东西，正走路时，一跤跌倒，就死到路上了。

郭景流的爱人，因饮食不足，奶不够孩子吃。小孩每日哭号。大人没有办法了，于夜间将孩子放到路上，等候有人拾去。天明往看时，孩子果然不见了。究竟是有人抱去了呢？还是被其他野东西吃掉了呢？至今谁也不清楚。郭景新老两口饿死在大墙北村闺女家后，儿子、侄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抬了回来，放到郭家老坟。孩子们因少气无力，挖了一个浅坑，即将二老埋了。清早往坟看时，墓被野狗扒开了，尸体被撕得不成样子。

郭景禄一家三口，逃荒徐州。到达目的地后，郭景禄得了重病，在爱人的照料下，病情稍有好转。一天，爱人与郭景禄商量说：“你病已有好转，但需好好调养，咱们分文没有，拿什么东西来调养呢？咱们再这样站在一起，不想办法，停不了多久，非都饿死不可。我看不如我带孩子，找条出路，换些钱来，诊治你的疾病和调养你的身体，将来荒年度过了，咱们再想法子团聚。今后如有人问到咱们的关系，你就说你是我的哥哥。”没几天，爱人找到了地方。离别时，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被拆散了。

许法义是我村一家小殷实户。他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1942年冬，一天夜间，修武地方团队突然进到他家，把他捆绑起来，吊到梁上，一阵非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后，一夜之间将他放的黑白粮食一粒不留的给他抢光了。1943年春，除他独生子许安朝，饿得奄奄一息，依仗亲友帮助，逃荒山西大同煤矿外，一家十余口，全都饿死了。郭振德是我村的富裕户，家存粮食不少。他看到荒年将临，将一部分粮食藏到自己家的地洞里，另在马作姐姐家放了几石，在恩村闺女家放了几石，又在焦作粮食坊存了几石，他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荒年了。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到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往马作姐姐家取粮时，姐夫王法喜说：“你放的粮食，俺家吃了，将来一定还你。”到恩村闺女家取粮，闺女说：“我当你用不着哩，我们先用了，明年丰收，保证还你。”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粮食坊掌柜说：“粮食坊存放的粮食，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只要能到南厂司令部开个条子，我一定一粒不少的还给您。”郭振德虽到处都放有粮食，但结果都没有要出来，最后老两口还是活活地饿死了。

我村孔兆书，态度和蔼，办事公正，全村男女老幼都尊敬他。1943年春，因村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全家搬至马作村大闺女家居住。一天，回牛庄取东西时，突被岗庄村驻的皇协军顾尚俭部逮捕，押到岗庄村一个又潮又湿的红薯窖里。孔兆书的孩子孔宪勤央人前往保他，营长顾尚俭说：“只要把他家喂的一匹马牵来，我即将他放回。”孔宪勤把马交给说事人牵给他后，顾尚俭又说，“我本想放人，但团长不允，非让再送十石麦子不可。上级命令，我无可奈何。”孔宪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遍了所有亲戚，只弄到三石麦子，又来人前往说项，顾尚俭说：“先将粮食送来，我尽量向团长说情，或者可以放出来的。”说事人把粮食交到营部后，一连往岗庄村跑了几天，不是说他出差，就是说他开会，再见不到顾尚俭了。一天，说事人又往岗庄，在村里碰到一个岗庄村人。他问：“牛庄亲戚，你们常往这里来干什么？”说事人说：“我们是来保孔兆书的。”他说：“早几天我由徐州回来，被我村驻的皇协军抓住了，他非让我到我村一个红薯窖里，把一个死去的犯人弄上来埋掉。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吊了上来，背到南地埋了，看样子，可能是您村孔兆书。我同你们先到南地看看坟墓，你们回去后，再叫上他的家人来此认认尸首，我埋得很浅，很快就会刨出来的。”说事人到马作将详细情况告诉孔兆书的家人后，他的爱人同孩子孔宪勤来到岗庄村，刨开墓堆一看，正是孔兆书。他们大哭一场后，将孔兆书又重新埋了起来，返回马作了。皇协军图财害命，是多么的狠毒呀！1944年夏，麦子大丰收后，牛庄村人大部返了回来。根据当时统计，这次灾荒，我村一共饿死了400多口人，占我村人口一半以上（荒年时我村70户，700多口人）。死亡绝户的21户，卖儿卖女的23户，卖男孩子7人，女孩子16人。

我村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经常在饭场给我们说：“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以下很多不同：（1）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2）光绪三年，咱村50来户，300多口人，逃荒回来统计，饿死100多口；1943年，咱村80余户，700多口人，逃荒返来统计，饿死400多口。（3）光绪三年，咱村无死亡绝户的；1943年，死亡绝户的即达21户。（4）光绪三年，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了，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种地没有困难；1943荒年，除一户没逃外，其余男女老幼都逃荒了，农器家具损失一空，种地时，都受难为不小。（5）光绪三年灾荒，是由天久不雨、连年不收造成的；1943年的灾荒形成，既有天灾，也有人祸。（6）光绪三年，只要手中有钱，能到外地购粮；1943荒年，日伪铁路警务段处处掣肘，不让购粮运粮，当时的人也无钱往外地买粮。（7）光绪三年，清政府有时还在县城设点，放粮救荒，救济灾民；1943年荒年，日伪政府，根本无此措施。因此我说，1943荒年与光绪三年荒年相比，其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三年后，在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俭省节约，储粮备荒，但时间一久，人们都忘记了。1943荒年后，人人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俭省节约，储粮备荒的好习惯又恢复了。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郭景道：原修武县牛庄村人。曾任中国国民党道清铁路党部委员，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焦作市委员会委员。修武县在豫北，邻近山西省，1942年大灾中为日伪占领区。

博爱：灾年见闻

樊秉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个特大灾荒年。

这次灾荒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季开始，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民国三十年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的时候，忽然来了蝗虫，遭了蝗灾。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5～6厘米，体围像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为害极大。当年秋天到我县时，远看好像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的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效，便起来扑打。无奈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精光。

次年（民国31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子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

当年秋天，阴雨连绵，整整下了40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3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都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农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

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荒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提出了“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于是驻地的皇协军、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百姓逃走了，匪徒们便扒民房卖木石，把农村糟蹋得一片凄凉。

（一）逃荒要饭

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大批难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去了。市场日渐萧条，许多商贩因赚不来吃喝，亦流落为饥民逃荒走了。

清化城内三街的居民梁聚义，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母亲梁樊氏在家里帮人做针线活，多少也能得点报酬。弟弟梁白狗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虽不十分宽裕，但亦可凑合。博爱遭灾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粮价飞涨，白面由每斤7角涨到3元5角，赚钱少花钱多。不多时小店便开不成了，一家人坐吃山空。无奈何，梁聚义撇开了娘亲和弟弟，独自逃荒走了。他的弟弟白狗被饿得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了，母亲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快要死去的孩子痛哭流涕，惊动了邻屋的程大娘来看望，抚着孩子的头说：“白狗！白狗！你醒醒，别让你妈哭。”

孩子微微睁了睁眼，少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妈，别哭，我不死，我没病，只是饥，吃点东西就好了。”

这几句话不但没止住他妈哭声，倒引得程大娘也哭了。

梁白狗死了。没过几天，他的母亲梁樊氏也饿死了。

（二）抓嘴吃①[185]

饥荒年很少有人坐车，清化城内二街的人力车夫苏大个子失业了。他饥饿难耐，在街上转来转去，发现有个人在买红芋，便悄悄地站在那个人的身后。那人只买了一小块熟红芋，刚付了钱，拿起红芋正要往口里送，苏大个子突然伸出手来夺了红芋就跑，边跑边吃。那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捉住他时，他已经把红芋全部塞进嘴里去了。那人无可奈何，狠狠地打他一顿。

街上抓嘴吃的人很多。可是，像苏大个子这样偶尔幸运能够抓到些东西吃的却极少。可怜他们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跌死在道上，有的饿死在屋檐下、墙根边。街头巷尾及偏僻的地方，经常发现饿死的尸体。

当时商务会在七街二郎庙内放有草苫，生起火炉，办起避寒所，让灾民们避寒。死在避寒所内的也不少，每天都要拖出去数十具尸体。苏大个子也死在七街二郎庙内。

（三）抛儿弃女

民国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

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弃女。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不脱。

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

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存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国民党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

（四）草根树皮皆为食物

我的舅舅陶占元，家住南关村，务农。农闲时到粉房去帮工当粉匠。他30岁，身体健康，走起路挺有精神。民国32年春天，他到我家来却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拖地走着，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母亲见他饿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落泪，问道：“一冬天没见你的面，不知你是怎么过活的？”

舅舅叹了口气道：“难啊！农业一遭灾，农家没粮食，手中又没钱，粉房也停业了，帮工的人有力无人雇。少吃没喝饥饿难忍，只好吃草根吃树皮。饥民们你也挖我也刮，互相争夺，树皮草根也成了难得的食物了。有的地方人们把雁屎、观音土都吃了。为了填肚子，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吃了。”他卷起裤管说：“看，这是吃草根树皮的结果。”他瘦得像根枯柴，小腿和双足却肿得挺粗。这是灾荒年特有的病症——浮肿病。

他接着说：“春节时，本想来拜年。可是想到都是少吃没穿的，见了面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没来。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爸爸苦着脸一直没说话，听舅舅说得如此伤心，不由抹着眼泪说：“老天要收这一方人，谁也没办法。苦苦地熬吧！熬一天算一天，谁能熬过这个春天，就是活神仙！”

集市上那些京装杂货、绸缎布匹、油盐酱醋都成了冷货，终日里冷冷清清盼不到一个顾客。那些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2元2角一斤，干曲曲菜卖5角一斤。这些过去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却成了热门货，顾客盈门。

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

青黄不接的时期过去了，麦浆灌满了仓，籽粒饱饱的，虽然还不成熟，已是可以吃了。

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①[186]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伤人的。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吃饱饭，猛然见到了粮食，便高兴地痛痛快快吃个够。吃得多了一喝水，麦子膨胀起来却把人撑死了。”

麦子熟了，饥民得救了！可怜有许多饥民和亲手种麦的人却没能看到这丰收了的成果！

（原载于《博爱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获嘉：灾荒年轶事

周长安

为了搜集有关灾荒年的资料，我到葛庄乡的几个村进行采访。不少老年人诉说了他们当年的见闻，现择其要者记下，算一点轶事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民国三十二年，小纸坊村周德文一家，一连吃了43天蚂蚱，粒米未进，致使全家人面黄肌瘦，浑身无力。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周口：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①[187]

马毅堂 周鸿魁

1942年中原广大地区由于春旱，麦季歉收，6—7月又持续干旱，导致秋禾绝收。秋后周南一带广大农民十室九空。为了活命，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到外地逃荒，有的逃往安徽霍山、六安一带，也有逃往豫南正阳、息县一带的。到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春季，灾情日益严重，周口街头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里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周口北郊黄水滔天，一望无际。村庄田野尽成泽国。泛区人民在大灾之年更为艰难，流离失所，乞讨无门。壮者远走他乡，老者饿死在贾鲁河畔及黄河堤上。有的泛区灾民留恋故土，不愿远逃，一家数口挤在黄河堤上的窝棚里，身上无衣，锅里无米，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比比皆是。有些人死在棚中无人掩埋；有些人为了养活父母不惜卖儿鬻女；有些年轻妇女为了救活子女，忍痛卖身于安徽船民作妾；十三四岁的女孩，白天沿街乞讨，夜晚蜷缩在河堤小棚中，连饿带冻挣扎在死亡线上。

周口北寨为黄水渗透，遍地是水。除磨盘街、大小油坊街、三义街、德化街、作坊街等街道外，其余各街水深1～2尺，路断人稀，商业凋零。城市居民每天能吃两餐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一餐度日。市场粮价一日数涨，穷苦市民无力购粮，只好买些杂草煮食，或到郊外剥些榆树皮粉碎充饥。至1943年2—3月间，市民即有被饿死者，起初还有薄板棺材殡葬，之后饿死者日益增多，死者家属无钱购置棺材，就用芦席将尸体一卷，由亲友抬到郊外埋葬。前往皖北及豫南各县逃荒的西华、扶沟等地的泛区农民，鸠形鹄面，骨瘦如柴。他们路过周口时摇摇晃晃，呻吟哀叹，连饿带累，有的死在路旁，有的倒毙在沙河桥上。

河南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因淮阳被日寇侵占，早于数年前就迁至周口南斋黄杏樵别墅。他们这些官僚只会作威作福，养尊处优，对于周口一带发生的如此严重的灾情，却熟视无睹，甚至有些官僚勾结粮商，趁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同年农历三月初，每市斤面粉售价高达数元，灾民闻而生畏，叫苦连天，而粮商却喜形于色。正如谚语所说：“家有三石粮，盼望粮价涨。”据笔者所知，周口有两三户粮商，在灾年以粮食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两斗，廉价收买灾民土地300余亩。在买地时粮商分期付粮，而且粮食质次价高，然而灾民对这些奸商还得表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将拒绝购买灾民土地。这些粮商从安徽六安把大米、豆饼源源运往周口，一天几次涨价，专署不加干预，任其随意盘剥。粮商们却振振有词地说：“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他们把粮食运到周口后，即向官府请客送礼，公然行贿。在大灾之年饭店生意倒十分兴隆。粮商朝夕在大饭店请客，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尉氏：俺一家的悲惨遭遇

王瑞英 口述

靳天顺 整理

我叫王瑞英，13岁起当童养媳，来到段庄村①[188]。丈夫刘焕弟兄三人，二弟刘货，三弟刘玉。一家老小七口住一间破草房。

1938年日本兵来了，老蒋扒开黄河，黄水盖地而来。富家的房屋多被冲塌，俺家的茅草屋很快顺水漂走了。水刚来时，村里人都逃到北岗大庙里，有田产的盼望水下去种地，重建家园。俺穷，没挂牵，头场水一落下，俺就辞家逃荒了。走时有俺婆母，刘焕俺俩，二弟刘货夫妻俩，还有我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共七口人。

黄泛区几十里宽，北边是日本占着，南边还是国民党管着。俺过了贾鲁河往东南，要饭要到西华县，在沟刘村的庙里落了脚。刘焕弟兄俩“推脚”挣钱，俺妯娌俩领着孩子要饭，婆母年老在庙里看摊。生活是挣来、要来，吃；挣不来、要不来，饿着。遇到天阴下雨更得挨饿。这时候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好户人家女人坐月子，吃细米白面、鸡蛋，逃荒要饭的坐月子，剩馍剩饭也吃不饱。

最难过的是1942年旱灾，当地人还没啥吃，谁还打发要饭的？刘焕弟兄俩脚腿没力气，往哪挣钱？一家人饿得皮包骨头，我吃不到肚里饭，没有奶水，小妮饿得直哭，吸不到嘴里奶，她就狠狠地咬奶头，这样延续了几天就饿死了，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噙着奶头。

其余七口，勉强熬过阴历年。树皮剥了，我领着德安下地掐麦苗吃。婆母饿得不会动，连哼一声的气力也没有了。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哭着喊着要馍吃。在这生死关头，刘焕俺俩商量，给小恩找个婆家做童养媳。婆家来领人那天，小恩一头扎在我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德安也哭着不叫姐走，孩子的奶奶也暗自落泪。儿是娘的连心肉，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好像钢刀扎心，忍不住悲恸，紧紧把小恩搂在怀里，放声大哭。送走小恩后，一家人又抱头大哭了一场。

没多久，记得是2月24日，我那受罪的婆母娘饿死了。2月29日，刘焕被当地的保长拉去筑黄河堤，他本来已被病饿折磨得即将要死的人了，哪能去做苦役？他拖着病体，一天走了30多里，到道陵岗庙前头时，一头栽倒在地。同路人给我送个信，我得着信就走，恨不得一步迈到道陵岗，见见亲人。谁料想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自从我到他家，结婚前后12年，俺夫妻互相关心体贴，同甘共苦，一向是相依为命。刘焕一死，撇下俺孤儿寡母，逃荒没人挑行李，要饭没人打狗，我越想越没法活，越哭越恸，真想自尽了。在一边的好心人看我哭得怪可怜，劝我为了孩子，不要寻死，并拿来一捆高粱秆，卷埋了丈夫的尸体。

丈夫死后，二弟刘货又被饿死，弟妹被迫改嫁。接着小恩又被饿死。原来小恩的婆家也很穷，孩子到他家后仍然挨饿，不到两个月，眼看要饿死。一天夜里，小恩回到庙门口，喊了一声：“妈，我回来啦。”我出庙门一看，见小恩倒在地下，忙扶她到庙里躺下，问：“天这么黑，你咋回来啦？”小恩说：“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我一听孩子喊饿，向我要馍，心比刀扎都难受，哭着对孩子说：“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哪有馍？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懂事的小恩再没吭声，我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没想到她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再也不会向我要馍吃了。

俺从家逃荒出来七口人，到西华后又生了一口，一共八口人。1942年冬和1943年春饿死五口，被迫改嫁一口，只剩下德安俺娘俩了。为了抚养孩子，我咬紧牙关，忍饥受冻，总算熬过了那个可怕的年头。

灾荒虽过，苦难却没有尽头。为寻找出路，1943年9月，我领着德安又逃到遂平县的沙河店。一天在要饭的路上，拾了几颗豆子，一个地主说是偷他的，拉住德安，抡起青皮秫秸就打。我上遂平不行又回西华，西华不行去西平投靠我妹妹。妹妹家也要靠讨饭过日子，后来俺娘俩同妹妹家一同讨饭。直到堵住黄河口，才回到段庄老家。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难忘的1943年

张洛蒂

1984年3月

1943年，抗日战争正经历着艰苦的阶段。河南人民在“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害交相侵袭下，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就当时所见所闻，写出以下几个片断。

（一）

1942年，临颍县①[189]麦收不及八成，麦收后无雨，秋没种上。群众挖井浇地，只能种上少量红薯。直到秋罢种麦时候才落了雨，麦是基本上种上了。当时群众，省吃俭用，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大灾荒。可恨的是国民党政府继续催粮逼款，稍有迟延，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群众没有办法，只好卖土地。有些地主乘机贱价买地，少者几十亩，多者达一二百亩。有一个贫农，两亩地只换得一斗小麦。当时小麦每斗合三块银元，每块银元换铜元六串。有的农民地卖不出，把土地文书交给保长，自己带着孩子老婆出外逃荒。有一个保长，以代群众纳粮的名义，收了群众一百多亩的土地文书。群众没有了土地，只好卖儿卖女，流落异乡，过着颠沛流离乞讨的生活。当时是天灾加人祸。

1943年春天，是灾情最严重时期。到“麦口”大麦黄梢时，有些群众吃了煮大麦，由于长时间的饥饿，而暴饮暴食，许多人被胀死。小麦熟了，收成还不错。逃荒的人回来，眼看着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麦子流入地主和保长的粮仓，自己还仍然啃着草根树皮，掩埋刚刚饿死的儿女，大家忍无可忍，结伙上告，要求索还土地。官司打了一年多，临颍县政府才下令，凡是荒年卖出的土地，一律由卖主按原价赎回，这件公案才算草草结束。

（二）

1943年春天，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临颍县职业学校任教。学生食堂也立不起来，农村的学生只好带干粮。最初带些高粱面饼子，后来因家中缺粮，连高粱面饼子也带不来了，只好休学。因此，有一个班原有50名学生，最后只剩二十几人。

有一次我回家，傍晚时分，我在一个村头上看到国民党命令群众挖的交通沟里，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尸体，一双鞋放在一边。她闭着眼睛，很安详地躺在那里。第二天我从那里经过，已经变成一堆黄土，不知是谁把她就地掩埋了。

有一天早上，天刚亮，我从街上走过，忽然看见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姑娘，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只见转进一个小巷里去，只一瞬间她又转了回来，空着手又从我身边跑过去。我很疑惑，走到小巷口，我明白了。只见一个小姑娘，坐在地上的一把麦秸上，像惊呆了一样睁大了眼睛，似在寻找她的妈妈，还没有来得及哭，她的妈妈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多么惨啊！世上难道有做母亲的不爱自己子女的吗？但是，她真是养活不起了，也只好抛弃了她，希望好心人拾到她，“逃个活命”。

在学校里，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家住在县城东门里边，在离他家不远的城墙下的一片空地上，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闭着眼睛，在苍蝇落到她嘴唇上时，她的嘴唇还会抽搐一下，一直躺在那里六七天还没有死。后来有人用破席盖住，不知什么时候死掉了。

有一天早上，我到北大街集上去，路过城隍庙戏楼后，两个中年妇女饿死在那里。她们把棍和篮子扔到一边，叉开两臂，张着嘴，瞪着眼，屈着两腿，倒在地上。

在集上，街道的中间，围了许多人，有人在拭泪，有人在叹息。原来是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孩子，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像睡熟了一样，同样是饿死。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不能忘怀的：1943年某月，因灾荒严重，学校停课，我在家无事可做，忽然有一个乡亲张某，引着两个孩子来找我。大的十岁，小的八岁，都是我的学生。他推门进来就哀求似地对我说：“张老师，真支持不了，请给我想个办法吧，不能挺着饿死啊！托你写个信，把他俩送到孤儿院去吧，麦罢再接回来。”乡亲说着眼睛湿润了，两个孩子也在啜泣。

孤儿院院长，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乡亲拿着信去找院长。下午他回来说：“收下了，人不该死，有人救啊！”言下有欣幸和感激之意。不料一个月后，那位院长派人来说，院里有传染病，要我的乡亲把孩子接回去。两个孩子接回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位乡亲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全都死了，说是“血伤寒”的传染。我很难受。因我没有余力把他们救活，眼望着他家四口人同归于尽。后来我还听说，孤儿院的孩子因血伤寒死亡殆尽，他们的尸体都是用粪筐抬走的。有人看见，他们的小腿随着扁担的起伏在筐沿上颤动。抬到城外的乱葬坟里，倒下去掩上土就算完了。

县政府在县里设了几个“舍饭点”，救济饥民。最初还有人提着瓦罐去领汤。他们把领到的面片提回去，放些野菜煮一煮全家来吃。后来面片换成稀汤，继又变成麸面汤，有些领饭的人，由于身体极端虚弱，饭汤提不到家就倒在路旁死了。原来这些舍饭场的负责人都是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层层克扣，轮到灾民头上的，就只有一点稀汤。他们把克扣来的钱粮，不是用来抽大烟、吸老海，就是大吃大喝。

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字，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4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①[190]寄给了他。5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7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以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呼吁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署，专署批转临颍县查办。

（三）

6月的一天，我在家中休息，听说村南饮马沟南发生蝗虫了。我和村上的人去扑打。只见草地上一片乌黑，乱蹦乱跳，尽是蝻子。扑打了一阵，大部分都打死了。不料三四天以后，大量的蝻子又出现了，从饮马沟河，一直往北爬行。村前有几亩高粱，已经晒红米了。有人说：“砍了吧，保不住了。”不料一个小时以后，落下一阵飞蝗，连同地上爬的蝻子，把高粱穗包住了，像瓦罐那样粗，转眼的工夫，把高粱米吃得净光。有几亩谷子，也是这样报销了。接着蝻子一直向村庄袭来，爬过壕沟，爬上竹园，又爬上树，爬上房，屋里院里，尽是蝻子，同一个方向，一直往北移动，到第二天早上才走尽。

7月间，我步行到南阳去。早上，天气明朗，空中没有一丝云影。午后，天空突然起了黄云，霎时遮住了太阳，光线暗淡下来。仰望天空，原来是成群的飞蝗，遮住了太阳，像起了黄风一样。地上是青色的蝻子，像流水一样向西北爬行。行路的人，一脚下去总要踩死三五个。同行的伙伴，沿路折下树枝，尽力扑打。路上和两旁的耕地里，尽是密密麻麻的蝗蝻，不约而同地向同一方向前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走到舞阳县城以西，扑面一股异臭。原来是农民在田间挖一条二尺深一尺宽的小沟，到蝻子填满以后，撒了一层麦秸，点起火来，把它们烧死。这股异臭，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疙瘩店村时，正值蝻子过寨，寨墙上密密麻麻爬了一层，像盖上一层浅绿色的绒幕。回头看看庄稼，除红薯、大豆以外，其他如高粱、谷子等全吃光了。

（四）

从舞阳往西，上了许（昌）南（阳）公路，又换了一个世界。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使人耳目一新。可是，又被另一种惨相所震惊了。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帕蒙着脸……这是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这一车一车的青年妇女，为了活命，把命运交给了“人客”，当商品来贩卖。这种妻离子散的惨景，至今记忆犹新。

到南阳以后，听到叶县的朋友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大兴土木，到附近各县去号大树，叫群众送到叶县，树干又不能截断。一辆、两辆牛车拉不动，只好把车厢抬下来，用三、四辆车轴带车轮，把大树干放在车轴上，套上十几头小毛驴，由十几个农民护送，远看像一条蜈蚣。这样的车队，蜿蜒十几里。遇到路临深沟，翻将下去，人和牲口砸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外县的农民，索性毛驴也不要，一跑了之。

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个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做犯人对待。路上倒也没什么，但大小便必须同时，非常不便。夜晚宿营，才准解开。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是枪毙。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

农村青年不愿当兵，往往觅人顶替，一次就需二三石小麦。顶替的人一般都是“兵游子”，带几十元钱出发，走几十里地，就行贿被释放。有些人顶替别人出兵，发了财。他们这样抓来的兵，都不愿去替他们当炮灰，一遇机会就要逃跑。

叶县这位朋友还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设的集中营里，关了上千的革命青年，几乎天天活埋人。我这个朋友的弟弟被捕以后，受尽酷刑，坚不吐实。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有人来敲门，开门后，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帽檐拉得很低，小声说“你是某某？你的弟弟昨天晚上牺牲了。”接着又说，尸体在什么地方，坟上作了一个什么记号，今天晚上可以把尸体抬回来。问他是谁，哪里人，他摇摇手，匆匆地离去。我的那位友人，请人连夜把尸体抬回，找个地方掩埋了。这哪里是人间，简直是地狱！

以上仅仅是1943年中原一带人民血泪史的一鳞半爪，至今想起来简直像一个噩梦。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张洛蒂：河南临颍县人，1907年生，1927年毕业于临颍甲种农校。曾任临颍县高中语文教师。

唐河的“人市”①[191]

靳士伦

1983年11月

1942年夏，我随国民党第55军74师220团驻在唐河县北20多里的源潭镇。由于信阳被日军侵占，源潭就繁荣起来了。我是驻在源潭镇北约里许的椿树李庄。这个庄的位置，正处在从方城过唐河到湖北随枣去的大路西侧，我住的房屋又正在这路的西侧，所以每日的过往行人，我坐在屋子里都看得很清楚。

在夏末秋初，我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有从方城方向往随枣一带贩卖妇女的人群，当时还不多，迨到秋末就逐渐增加起来，几乎每日都有。有时有一男子带着一两个妇女，有时竟有两名男子像押犯人似的，押解四、五名妇女，多的达到六、七名，据云都是来自襄、郏、禹、叶等县的。后来就在源潭镇也出现了“人市”。

“人市”是在秋末冬初才有的。一上来，人并不多，只有两三个或四五个妇女被卖；到冬季近春节时，人数就突增了。每逢集总得有二三十个被卖者上市，那种凄惨的情况，不但受难者心碎，就是观看者也为之心碎而徒唤奈何。她们像一群临刑的羔羊，凄惨地坐在角落处，等待着命运的支配。这些妇女有被人贩子卖的，也有为父母直接出卖的，尤其被父母直接出卖的，成交后那种生离别的悲惨情景，更使人不能卒睹。由于地方上和驻军的干涉，以后便改为成交后夜晚领人。

“人市”上父母直接卖儿卖女者，都是逃出来的，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想给孩子找条活路。他们都分散住在源潭附近乡下的破庙里。椿树李就有逃来的祖孙二人。老太太是个近70岁的老妇人，孙女是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祖孙住在椿树李中间一个破土地庙里，严冬的天气，祖孙仅仅在地下铺把草。不到集，祖孙就出外讨饭；到集，老祖母带领着孙女到集上去卖。祖孙去过两趟，都没卖成，回来总是蹲在破土地庙，祖孙抱头痛哭一场。后来听说她们索价太昂：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随她一块去。这年头，纵然唐河这一带比较好些，哪家能让祖孙都去呢？一天，团里副官对我说，土地庙住的老太太病得很厉害，我就赶快叫副官找团医官去给这位老太太治病。我想，冻、饿、愁折磨着这位老人，她怎么能不病呢？好歹算把这位老太太的病治好了。为了怕在土地庙把祖孙冻坏，我就把副官叫来，让把她们祖孙安置在饲养处里，反正那里草多，祖孙睡到草窝里，总比在土地庙好得多。老太太病好能走动了，一定要来见见我，见了就谈起她祖孙逃难的事。我问她们：“为什么你们一老一小往外逃，家中没别的人了吗？”老太太摇摇头说：“不是，家中还有孩子她爸爸和妈，一个小弟弟。没逃出时，家中靠着挖点麦苗煮煮吃，这样一天挨一天。后来政府不叫挖了，一挖就抓。没门路了，孩子爸爸就哭着先教俺娘儿俩逃命，说这一带还能活命，不得已，卖人也好卖。这样，俺娘儿俩就离开家。”我对她说：“你也别卖你孙女了，我看此处的乡亲也都对你们很同情，当兵的对你们也可怜，我叫裴副官告诉他们，他们吃剩下的，还能养活你娘儿俩，到明年春天回家去吧。”

另一桩事值得记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唐河县城去开会，走到城西关，见到一个小宿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这时还不到早上九点钟，还没引起我的注意。后听到这个小店里发出怒斥声、拷打声和痛哭声，我就分开众人，到小店门口一看，有两个中年人，一个手持一根粗棍，一个手持一条皮带，正打一个伏在地上蓬头散发的姑娘，在那边墙根边，还站着4个20多岁的妇女。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这大概又是人贩子在作恶。可是周围看的人只是默默地摇头，没人敢去劝说。我看到这种情况，实在按捺不下我的感情（我那时才27岁，所以有这种感情冲动），又见那个持棍的人一面骂：“你是老爷拿钱买来的，你不走，老爷要把你砸死。”一面又高举棍向那女子打来。我紧走上一步，就把这人的棍子夺过来。在这里，那个持皮带的家伙就向我冲来，幸亏我那个警卫，过去就给了他几耳光。大概国民党那“老虎皮”（按：指军装）管了事，两个东西不敢动了。我回头对围观的群众说：“这都是你们河南的姐妹们，你们就忍心看着叫他们打？”大概大家把气早憋满了肚皮，上去几个年轻的，就打起这两个坏东西来了。事后我到军部开会，我们副军长问我：“你在唐河县干什么来……”我才知道群众把两个东西打了一顿，把这5个妇女留下送到县里。唐河县的县长大概是故意告我一状，打电话问副军长这5个妇女如何处理。我当时也受到训斥，以后遇到这类事情少管。以后离春节不到十天，由于前方紧张，我们就离开了源潭镇，开拔到信阳的外围。

再就是荒年时期，这几县灾区，地亩价很贱，一亩地价仅十几元，后来掉到五六元。军部一个军需买了100多亩地，军部一个直属营长买了200多亩。抗日胜利后，因此事起来一阵风波。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靳士伦：山东长清县人。1912年5月生。1940在陆军大学参谋班三期毕业。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赵鸿勋

1942年河南遭到特大旱灾，地里的庄稼颗粒不收。荥阳县①[192]在平常年景就是吃糠咽菜，到了这种年月，连榆树皮都被扒光。一群群人到河里捞苲草，这是平常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可是现在，饿极了的人捞起苲草就往口里填。卖儿卖女，先卖的还有人要，后来再好的孩子也没人买了。先饿死的人还能弄到个薄棺材，还能找到人抬到地里挖个浅浅的坑埋掉，到了后来，就连找到一张破席片卷一卷也找不到。活着的人也是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筋暴得老高，比死人多口气而已。连年轻人都饿得走不动路，路上随时能见到倒毙的人，真是饿殍遍地。野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甚至见了将死未死的人都撕着吃起来。

一天，爹娘愁得不知咋办时，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他打听到洛阳焦斋有一个儿童教养所，不仅管吃管住，还能读书学文化，已替我办了入学手续，要我赶快去。全家得知这样的消息还能不高兴？俺爹不知从哪里借了些高粱，再磨上推成面，蒸了些窝窝头，叫我带在路上作干粮，又打听到邻村有个叫王彦的老乡要到洛阳逃荒，就求他把我捎上。我当时虽然只有9岁，对到洛阳要走的240华里究竟有多远，心里也不清楚，但我坚信一定会走到，因为只有到了洛阳，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在路上，不管多苦、多累，我都咬牙挺住。

记得当我走到离洛阳还有两天的路程时，一天夜晚，我和王彦赶了一天路，已经非常疲乏，经过一个村头时，忽然从斜刺里钻出一个手端长枪的国民党士兵，只听他大吼一声：“站住，干什么的？”吓得我们魂都掉了，赶快站住，回答说我们是逃荒的老百姓。他把我们打量一番，命令我们说：“那就快走吧。”我们正庆幸过了这一关，只见那个士兵又紧追上来，二话不说，拦住王彦，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住宿费掏了个一干二净。一路上，我们为了省点钱，只住店，不吃饭，如今捆住肚子省下的钱却遭了抢劫。王彦垂头丧气地嘟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把路费花光。”好不容易走到洛阳，在大哥那里歇了两天，大哥就把我送到了儿童教养院。

不久，俺爹也到洛宁中学当了一名校役。1943年，俺爹听说家乡的麦子长势还好，就决定回家乡去。经过洛阳时，到儿童教养院接我回家。这240华里的路，当然仍是步行。当我回家乡见到俺娘时，她已饿得皮包骨头，眼窝塌陷。娘俩抱头痛哭了一大场。

本以为1943年会有个好收成，岂料秋季又遭了蝗灾。飞蝗来时，铺天盖地，遮天蔽日，其声如狂风过境，呼呼作响。我家的柿树多，蝗虫落在树上，竟能把多粗的树干压断。飞蝗专吃谷子、玉米的叶子，待把叶子吃完，所生的幼虫也长成能吃庄稼的蝗蝻了。蝗蝻专吃谷子、玉米的秆，把秆子吃尽了，不知从何处又来了许多黑色多节的爬虫，形似蜈蚣，但与蜈蚣不同，农村年纪最长的老农，也没见过这种虫。这种虫专吃豆叶豆秆，地里的豆叶豆秆也被吃了个精光。那些国民党官员，平日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这时不但见死不救，反而想方设法坑害百姓，中饱私囊。

眼看日子是没法过下去。一天，俺爹又接到大哥的来信，说郑州二马路有个难童学校，不但能解决食宿，还可以学到文化，学校设有小学、初中、高中部，大哥采访灾区时曾到过那里，认识难童学校的吴惠民校长，建议我到那里去。信中还附有一封写给吴校长的信。第二天，俺爹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床破被子捆把一下，又用褡裢装上些柿饼，带着我往郑州去。我们家离郑州只有六七十华里，清晨出发，夜深时就到了郑州的难童学校。俺爹好不容易叫开学校大门，恳求门房的老戴让我们在那里呆一晚上，戴师傅看我们怪可怜的，就答应了。第二天一早，戴师傅领我们去见吴校长，俺爹从怀里掏出大哥的信，吴校长看了和蔼地问我：“几岁了？”我答：“10岁。”“愿意在这里上学么？”“当然愿意。”吴校长又说：“你年纪这么小，离开爹娘行么？”“能行，没问题。”吴校长满意地点点头，当即就把我留下了。

俺父子俩见如此顺利就达到愿望，不禁喜形于色。俺爹赶快把褡裢里的柿饼倒在校长桌子上，说一点小意思，请校长收下。任凭俺爹说了多少好话，吴校长就是不收。他见俺爹缠住他不放，就说：“我还忙着呢，你可以走了。”俺爹无奈，只好将满桌的柿饼收进褡裢，面对校长一步一退，点头哈腰地退出校长室。回到传达室，俺爹又坚持要把柿饼送给戴师傅，他也一再推辞，后来见爹态度诚恳，才答应收下。这时戴师傅又反过来奉承俺爹，说他虽是乡下人，但办事练达，又称赞我聪明，回答问题干脆、得体。就这样，我顺利地进了难童学校。

我进难童学校后不久，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向豫中进攻。当时郑州即将沦陷，难童学校决定西迁。往郑州西去的火车早已中断，公路也被国民党军队撤退的人马辎重所堵塞，再加上西去逃难的难民像洪水一样，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难童学校的师生们，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步行西去。空中有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后面有日军的追赶，我们小学部有的学生比我还小，队伍行动起来极为不便。有一天鬼子的追兵离我们的行军队伍只差一里，校领导见势不妙，立即决定改走山路，由密县、登封向西而行。

我们翻过秦岭，途经泾水渭水。遇到湍急的河流，校领导即令高中部男生跳入河中，手拉手站在河中形成一道人墙，女生和小同学顺着人墙趟水而过。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到了西安。

由于长途跋涉，大家身上都生满了虱子。老师还好办，到了西安理个发，洗个澡，换套衣服就解决了，学生们哪有这个条件？于是校方买了几把推剪、梳子、剪刀，让师生自己动手，把我们的头发理一理，又找了两间大房子，男女生各占一间，让我们脱光衣服，把衣服收集起来放在大笼屉里蒸。一批学生处理完，再处理另一部分，以此法消灭虱子倒也绝妙。在西安休整几天后，我们这支队伍又踏上西进的征途，一直走到凤翔县西南25里王堡村才停了下来。

这次西进途中那么困难，没听说有人得病，奇怪的是，一旦停下来，反倒一下子病了好多人。最讨厌、最缠人的病要算是痢疾了。这种病死亡率最高，记得有个同学挨我睡，说他的裤子拉痢疾弄脏了，我把裤子借给他穿，谁知清晨起来时，他已经成了一具僵尸。

不久我也染上了痢疾，开始还能上厕所，后来就干脆待在厕所里不能出来，再后来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终于昏倒在厕所里，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房的土炕上，身边还躺着一个姓阎的病友，也是患的痢疾。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个棉睡袋，派了一个老太婆照看我们。后来睡袋被弄得很脏，实在无法再钻进去，我只好把睡袋盖在身上。我患病卧床8个月，痊愈后身体虚弱得很，腿上的筋抽得伸不开。后来坚持锻炼，才慢慢恢复。

直到日本投降后，我才回到故乡。

（原载于《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赵鸿勋：河南荥阳人，1933 年生。1942年到洛阳儿童教养所。1943年又到郑州难童学校。1945年回到故乡。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入朝，复员后一直在地质队工作。

[1]① 见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见本书第290页。

[2]① 《朱熹集》卷1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①② 本文所引用的蒋介石日记，目前尚未发表，是由蒋介石的研究者杨天石先生在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

[4]① 本文选自1946年白修德、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第十一章“河南大饥荒”。白修德为其主要作者。贾安娜，美国《生活》杂志特派员。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为这本书作序，称“这本书是一部精湛的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东亚战争史略”。

[5]① 计量单位。蒲式耳在英国相当于8加仑，相当于36.268升（公制）；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公制）。

[6]① 此文为西奥多·怀特·白修德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的目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7]② 陈纳德（1890—1958），美国特遣航空部队（即“飞虎队”）队长。他相信依靠美国空军的空中力量就能消灭日本军队，与蒋介石政府合作。史迪威（1883—1946），中印战区美军陆军总司令，他认为蒋介石政权已经腐朽，中国政府和军队必须重建。

[8]③ 大饥荒从1942年大旱时开始，1943年冬达到顶峰。

[9]① 当时河南省的省会已迁往鲁山县。

[10]① 白修德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

[11]① 富曼，即哈里森·福尔曼——编者注。

[12]① 逼拶（zā）：书面语，逼迫。

[13]① 米珠薪桂：米像珍珠，柴像桂木，形容物价昂贵，生活困难。

[14]① 物价管制：指国民政府1943年1月15日颁发的限价令，之后市场出现粮食逃避，黑市价格反而不可思议地暴涨。参见《前锋报》1943年2月18日社评《限价与救灾》。

[15]② 红万字会：国际慈善机构。

[16]③ 河南灾民到西安买粮被扣，与邻省禁运粮食有关。参见《前锋报》1943年3月27日社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

[17]① 揭：按揭，即有息贷款。

[18]② 堂·吉诃德气：堂·吉诃德，是19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热情幻想，想主持正义，锄强扶弱，但脱离实际，行为荒唐鲁莽。

[19]① 刘墉（1719—1804），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擅长书法，其书浑厚雄劲。

[20]① 杨嘟穗：杨树上长的穗状物。

[21]① “糊涂”是麦面做的羹。

[22]① 当时豫北、豫东均沦陷，郑州处于一个“死角”上。作者流莹以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作比，说郑州处于“死角”的弦上。

[23]① 照心：即陈兆新。本书第一章收有他的《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一文。《愈趋严重的河南饥荒》一文，存目待查。

[24]① 本篇被收入《豫灾剪影》，但未查到原文在《前锋报》上发表的日期，从内容看，发表日期大约是1943年4月下旬，《“死角”的弦上》发表之后。

[25]① 流萤此篇文章未收入《豫灾剪影》。

[26]① 流萤此篇文章未收入《豫灾剪影》。

[27]① 宛属一带：南阳又称宛，过去为南阳府，下辖十三个县，包括邓县、新野、内乡、镇平等地，这一带简称宛属。《前锋报》社就在南阳城区。

[28]② 粜（tiào）粮：卖出粮食。

[29]③ 籴（dí）粮：买进粮食。

[30]④ 咄嗟（duō jiē）：咄嗟立办，指马上就办到。

[31]⑤ 荦荦（luò luò）大事：指明显的要点或主要的项目。

[32]① 荐臻：语出《诗·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渐臻”。接连不断之意。

[33]② 鲁、宝、郏、伊：指鲁山、宝丰、郏县和伊川。

[34]① 视天梦梦：语出《诗经·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意为：民众在危殆之中，不知天还要降下什么灾祸。

[35]② 盖藏：语出《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百官，谨盖藏。”储藏之意。

[36]① 孑遗（jié yí）：书面语。遭受兵灾等大变故多数人死亡后遗留下的少数人。

[37]② 浮滥：当时军政机关人员是有编制的，按照计划配给粮食。但某些部门假造名册，虚报人数，冒领公粮，吃空饷，然后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卖高价。称之为浮滥。

[38]③ 枵（xiāo）腹从公：指饿着肚子办公家的事。

[39]① 攻讦（jié）求疵：揭发别人的过失，恶意攻击。

[40]② 物议：书面语，众人的批评。

[41]① 汝、鲁、宝、郏：指汝南、鲁山、宝丰、郏县。

[42]① 刍荛之献：刍荛（chú ráo）：割草打柴的人，借指普通百姓。刍荛之献，指老百姓提出的建议。

[43]② 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鲁山。参见本书司殿选《200万赈灾款之谜》一文。

[44]③ 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语出《论语·颜渊》第十二章句，意为：如果国家政治发生了混乱，我虽有粮哪里吃得上饭呢？

[45]① 平粜：由国家出母金购进粮食，按照平价卖给灾民，再将资金用以购粮。如此循环周转，起到调节市场、赈济灾民的作用。

[46]① 减政：即简政，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和人员。这一建议和李鼎铭先生在陕北边区提出的“精兵简政”是一致的。骈枝：与拇指相连的多余的指头，比喻多余无用的东西。

[47]① 奸人构煽，宵小窃盗：构煽，挑拨煽动；宵小，盗贼昼伏夜出，叫宵小。泛指坏人。

[48]② 乱萌渐长：语出《三国演义》第三一回：“主公若废长立幼，此乱萌也。” 意为：社会渐渐显现动乱的迹象。乱萌，祸乱的根苗。

[49]① 人谋不臧：臧，善。意为，事情的失败是由于人没有谋划好，与天时地利无关。

[50]② 李主席：指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51]③ 恫瘝（tōng guān）：病痛疾苦。语出《尚书·康诰》：“恫瘝乃身。” 恫瘝在抱，古代形容帝王对民间疾苦的关怀。

[52]① 轸（zhěn）念：悲痛地思念。

[53]② 此指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听到军方李家钰、蒋鼎文等汇报河南灾情后，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将河南的军粮配额由500万石减少到250万石一事。

[54]③ 饥溺为怀：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意为：能对灾民的苦难感同身受。

[55]④ 当时由于粮食紧缺，货币失去信用，政府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员等，也以发放粮食代替薪酬。

[56]① 《前锋报》的时论，类似于今天的“读者论坛”，由社会读者投稿，发表针对时事政治见解的署名文章。

[57]② 聿修：宋聿修（1906—1992），字秀德，河北枣强人。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40年任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1943年任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48年参与策动刘汝明起义，迎接开封解放。后任河南开封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等职。

[58]① 见汉刘向《说苑·君道》。

[59]② 赵抃（1008—1084），字阅道，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宋大臣，弹劾不避权贵，号称“铁面御史”。神宗时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灾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见《宋史》列传第七十五。该文内容，出自北宋文学家曾巩所著《越州赵公救灾记》。《前锋报》社评于1943年4月24日《介绍一位八百年前的救灾能手》一文对赵抃救灾亦有专文介绍。

[60]③ 羡粟：羡，余剩。羡粟，指余粮。

[61]④ 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大饥，他奉命前去赈济，广筹赈粮，了解民情，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经常忙到废寝忘食。见《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朱熹”。

[62]⑤ 蠲其征：蠲（juān），免除。蠲其征，此指免除米商的税收。

[63]① 千里运粮，士有饥色：语出《孙子兵法·作战》，意为，军粮不宜作远途运输。

[64]① 油菜，即南方所说的小白菜。政府下令在麦田中夹种油菜，以救饥荒，可惜各级官员监督执行不力。油菜救荒功效显著，参见《前锋报》1943年3月16日社评《满地春菜，株株都是救命灵芝》：“油菜苗今日卖到两元一斤，半斤油菜掺上些麦皮细糠，可使一人生活一天，一亩麦田夹种油菜，至少可有百余斤。”

[65]① 偾（fèn）事：语出《礼记·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偾事，败事。

[66]① 见《孟子·梁惠王下》第五章，语出《诗经·小雅·正月》，哿（gě），可以；茕（qióng），孤独。意为：有钱人已经很富足了，要哀怜那些鳏寡孤独。

[67]② 将伯（qiāng bó）：《诗·小雅·正月》：“载输尔载，将伯助予。”后称人求助为“将伯”。

[68]③ 此处亦指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的“前方粮食会议”。惄焉：惄（nì），忧伤的样子。《诗经·小雅·小弁》：“我心忧伤，惄焉如捣。”

[69]① 涓滴为工：指应将国民政府下拨的以工代赈的款项点滴用在修筑黄河堤的工程上。

[70]② 挹彼注此：挹（yì），舀，把液体盛出来。语出《诗经·大雅·洞酌》：“挹彼注兹”。意为将彼器的液体注入此器，比喻取一方以补另一方。此处是希望邻省的粮食能运往河南。

[71]① 兵燹（xiǎn）：战争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72]① 倍蓰：蓰（xǐ），五倍。倍蓰，一倍到五倍，泛指几倍。

[73]① “听讼吾犹人也……”语出《论语·颜渊》。意为，能公正地审理案件还不够，必须消除产生诉讼的根源。

[74]① 专载：《前锋报》刊登的外来署名文章。

[75]① 北方农民不习惯在麦地中间播油菜、豌豆等农作物，认为“竭地力”。但本文认为在特殊时期应强制种植。

[76]① 陈兼主席：即陈诚（1898—1965）。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南京政府迁至武汉，陈诚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卫戍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陈诚应允在鄂北各县配购的三万石稻谷，至1943年3月，尚未运到。参见《前锋报》社评1943年3月27日《吁请邻省速解粮禁》。

[77]① 1942年11月，河南在种麦时节下了几场透雨，麦子可以种上了。加上中央政府下拨2亿元赈灾款办理平粜，又声称到邻省求援，运来平价粮。于是人心稍安，物价回落。本文也以为灾荒已经过去。但事实证明政府的许诺并未兑现。

[78]② “大天而思之……”：语出《荀子·天论》。意为：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它当作物一样畜养起来而控制它呢？与其顺从上天而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自然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盼望等待天时，哪里比得上施展才能、使天按照人的需要变化呢？……所有放弃人的努力而只寄希望于天，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而利用它了。

[79]① 考成：在一定期限内考核官吏的政绩。

[80]② 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在任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令期间，曾破除“河伯娶妇”的迷信，并征发民众，开凿十二条大渠，引漳水灌溉，变水害为水利。公孙侨，即子产（？—前522年），春秋时郑国的执政者，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给郑国带了新气象。

[81]③ “民可以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语出《史记·西门豹治邺》，意为，老百姓可以为某事的成功而高兴，但不能与他们一起考虑怎样开始做这件事。

[82]① 二麦：指大麦、小麦等越冬农作物。

[83]① 在现代文中应为“风餐露宿”。

[84]① 俾得夜宿：俾（bǐ），使。意为：使灾民得以夜宿。

[85]① 徒事哓哓（xiāo xiāo）：哓哓，书面语，形容争辩的声音。徒事哓哓，即毫无意义的空言大话。

[86]① 视民如伤：语出《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意为：把百姓当做伤病的人一样照顾。旧时形容在位者关怀人民。

[87]② 忠恕自期：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至德要道。朱熹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也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忠恕自期，以“忠恕”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88]① 蒿目时艰：蒿目，极目远望；时艰，艰难的局势。指对时事忧虑不安。

[89]② 阿家翁：指阿姑阿翁，家（gū），姑。古成语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意指做公婆的要故意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此处用以讽刺那些漠视民生疾苦的官员。

[90]① “仁远乎哉……”句：语出《论语·述而》。意为，仁遥远吗？我想达到仁，仁就会到来。

[91]② “如保赤子……”句：语出《大学》。意为，对国家、百姓的事，要像母亲保护自己的婴儿一样，有了这样血肉相亲的爱心，事情即使做得不够好，离好也就不远了。

[92]① 伊尹：商朝著名政治家，曾协助商汤讨伐夏桀。

[93]② 此篇选自《前锋报》的《社评选集》第三辑。

[94]① 白修德在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一文中谈道，“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从重灾区返回重庆”。

[95]① 此篇选自《前锋报》的《社评选集》第3辑。

[96]② 此处应指白修德、福尔曼赴河南灾区考察一事。据白修德回忆，他们是1943年2月底到河南灾区的。

[97]① 救死之不赡：赡（shàn），书面语，丰富，充足。此句指连救灾民不死的力量都没有。

[98]① 蹀躞（dié xiè）街头：蹀躞，往来徘徊。此指灾民流落街头。

[99]① 光绪三年的河南大饥馑：这次大旱灾，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饿死人达1千万以上。出现了“人食人”的惨剧。从1876年到1879年，连续持续了三四年，其中以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四年（1878年）灾情最为严重，又以河南、山西灾情最重，又称为“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距1942年河南大饥荒有65年，故而当时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记得这次饥荒。

[100]② 李鹤年（1827—1890），字子和，号雪樵，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清代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同时代理河南巡抚。光绪七年（1881年），正式担任河南巡抚。

[101]③ 袁保恒（1826—1878），字小午，号筱坞，河南项城人。清代道光朝重臣袁甲三长子，袁世凯堂叔。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左侍郎，奉旨帮办河南赈务。

[102]① 光绪四年：光绪四年（1878年）春夏之交的旱灾，是光绪三年大饥馑的延续，正如1943年春夏之交灾情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延续一样。

[103]① 庾毙：古代指犯人在监狱中因饥寒而死。此处比喻灾民在饥寒中冻饿而死。

[104]② 凌迟以死：是古代最残酷的死刑，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指处死犯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去，大多数凌迟要超过千刀，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在此形容灾民死亡的缓慢、痛苦。

[105]① 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意为：别人挨饿、落水就像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

[106]② 秦越肥瘠：语出唐朝韩愈《争臣论》：“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春秋时的秦国和越国，一在西北，一在东南，相去甚远。比喻人与人之间疏远冷漠，互不关心。

[107]① 本报本月1日社评：即1943年3月1日《前锋报》社评《发展土布生产，救济灾区妇女》。

[108]② 徙贱就贵：语出王安石变法的均输法：“徙贱就贵，用近易远”。意为政府为了防止商人垄断物资，谋取暴利，而采取对各地物资统一征调、统一运输的办法。在物价低的地方购买物品，然后到物价高的地方去卖。此处指政府办理平粜。

[109]① 怛恻（dá cè）：忧伤同情。

[110]① 不忍人：忍人，残酷的人；不忍人，善良的人。

[111]① 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语出《孟子·离娄上》，意为，虽有仁慈的心和仁爱的声望，但是老百姓并没有受到他的恩泽。

[112]② 善政虐民：指有利于民的好政策，但运用得不是时机，效果适得其反。

[113]① “谷不熟曰饥，蔬不熟曰馑”：语出《尔雅·释天》。

[114]② 在麦地里夹种油菜，是国民政府推行的一种有效的救灾办法，却因执行不力，没能落实。参见《前锋报》社评1942年10月21日《论油菜救灾》。

[115]① 采葑采菲：语出《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蔓青；菲，芜青。此处泛指野菜。

[116]① 噍（jiào）类：书面语，噍，嚼。噍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117]①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语出《孟子·离娄上》第一章。意为，光有好的愿望不足以治理国家，好的法律法规还得靠人去执行。

[118]① 《豫灾惨状拾零》：1943年3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曾编印此书。已佚，存目。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临时省会鲁山。参见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119]① “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语出《孟子·离娄上》。意为，以难事（行仁政）要求君主才称得起“恭”，向君主陈述善事而抑制其邪恶才称得起“敬”，如认为君主不能（行仁为善）这就叫“贼”。

[120]② 这篇社评，可与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通讯报道《等待收成》相参照。白修德一行正是在灾情最严重的郑州受到地方官员宴请的。

[121]① 此事参见《前锋报》1942年11月16日社评《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

[122]② 放斗余，贷公粮：当时国民政府的农业税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各级地方政府征收入仓的粮食谓之“公粮”，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靠此维持。斗余，即已过之岁公粮发放后所剩的余粮；预备公粮，指预备以后逐月发放的公粮。

[123]① 师心自用：语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众，谬误差失者多矣。” 师心，以心为师，这里指只相信自己；自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形容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124]② “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语出南宋诗人陆游《送七兄赴扬州帅幕》一诗。

[125]① 汲长孺：名汲黯（？—前112），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汉武帝时曾任荥阳令、东海太守等，敢于直言犯上。他关心民间疾苦，一次河内失火，武帝派他去视察，他到河南，见正遭水灾，饥民塞路，父子相食，饿死沟壑者不计其数，他假称皇帝有诏，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事后请罪，武帝以为贤，不治罪。

[126]① 本篇社评，为河南省政府在救灾的紧急关头，又将大量粮食借给军方（也可能是军方逼迫省政府要粮），仅从南阳就提走一万二千大包这一严重的事实而作。

[127]① 《前锋报》1943年4月6日发表了流萤的灾区通讯报道《喑哑的呼声》，此后连续发表了流萤十多篇灾区通讯。

[128]① 拘谨之循吏：循吏，奉公守法的官吏。拘谨之循吏，指那些不敢打破常规、承担责任的官吏。

[129]① 考成：上级部门在一定期限内考核官吏的政绩。

[130]② 小廉曲谨：语出朱熹《答或人》：“乡原是一种小廉曲谨、阿世徇俗的人。”指拘于小节而不识大体。

[131]① 后方囤粮仓库：指军粮当局的后方囤粮仓库。参见《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军粮当局既将后方囤粮借贷给河南救灾，更可全数贷给灾民……”，军粮贷给灾民，这与1943年4月1日起国民政府加大了救灾力度是相关的。

[132]① 花户：旧时对户口的称呼。

[133]① 哀矜而勿喜：语出《论语·子张》：“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矜，怜悯。意为，对于遭受灾病的人，要怜悯，不要幸灾乐祸。此处反其意，认为对奸商决不能同情怜悯。

[134]② 溷（hùn）水摸鱼：溷，书面语，混乱。意同浑水摸鱼。

[135]③ 秋粮：指高粱、玉米、小米等杂粮。秋粮5月初播种，10月上旬即可收获。生长期只有120天，且耐旱耐贫瘠，是河南农民的主粮。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发生，很大原因在于秋粮绝收。此文呼吁及时播种1943年的秋粮。

[136]① 曾南丰（1019—1083），北宋著名文学家，字子固，名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越州赵公救灾记》是其散文名篇。

[137]① 当廪于官者几人：应当由官方发给救济粮的有多少人。廪，指官方的粮食。

[138]② 此句意为：渠道、堤坝等工程有几处可以雇工修建的？僦（jiù），雇佣。

[139]③ 此句意为：和尚道士的余粮，有账可查的实际数目有多少？羡粟，多余的粮食；籍，簿籍；具存，实际存在。

[140]④ 故事：按照旧例，老规矩。

[141]⑤ 此句意为：从十月初一开始，饥民每人每天领救济粮一升，小孩每天领半升。朔，农历每月初一称朔。

[142]⑥ 此句意为，他担心领粮时饥民会出现互相践踏的情况，又规定男女分日领粮，每人一次领两天的口粮。蹂，践踏。

[143]⑦ 此句意为：他担心灾民到处流亡，就在城镇和郊区设置赈粮所五十七处，使饥民能就近领粮，并发出通知，凡离开家乡的人不发粮食。

[144]⑧ 此句意为：对于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就采用这种措施。具，措施。

[145]⑨ 此句意为：使买粮食的人像领救济粮那样方便。

[146]⑩ 此句意为：又雇佣灾民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费工时三万八千个，按工时发给灾民工钱，又发给他们比一般定量多一倍的口粮。

[147]① 此句意为：百姓中有愿出利息借债的，官府就劝告富人尽量借给他们，等到有了收成，再由官府责令他们还清借款。

[148]② 此句意为：凡是不便用公文处理的事情，赵抃一概自己承担责任，不连累下属。

[149]③ 此句意为：下面向他请示的事情，只要对救灾有利，立即批准执行。

[150]④ 此句意为：赵公对百姓的抚慰，使他们感到了依靠和归宿。拊循：抚慰，安抚。

[151]⑤ 此句意为：他用来筹划安顿百姓，哪件事先做，哪件事后做，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的措施周到细致，没有一处考虑不全面的。绥辑，安顿；委曲，委婉曲折，周到。

[152]① 恣睢（zì suī）：书面语，意为任意胡为。

[153]① 揭，按揭，即有息贷款。

[154]① 征用农民耕牛支差，运输军粮，可参见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一文“人为灾害”部分。“运输几百万包的军粮，全恃农村的牛车”，“牛车往返，动须月余”，“公路两旁，死牛破车，到处都是”。

[155]① 芹曝之献：语出战国郑国列御寇著《列子·杨朱》。芹，野芹菜，曝，晒太阳取暖。穷人将自己认为的美味食品和取暖的办法贡献给君王和富人，但不值一哂。后以“曝背食芹”为谦词，表示自己位卑识浅，贡献微薄。与前文所说的“刍荛之献”类似。

[156]① 子产事见《左传·鲁昭公四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即为了国家利益，舍生忘死地去做。清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源于此。

[157]② 五日京兆：语出《汉书·张敞传》：“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京兆，即京兆尹，古时国都的地方行政长官。五日京兆，比喻任职时间短或即将去职。

[158]① 中原失利：指1944年春，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的“豫中会战”，由于国民党军队人心已失，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败汤恩伯指挥的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河南民众痛恨汤恩伯的暴政，群起而攻击败走的国民党军队，将数万人拦截缴械。（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067~106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9]①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语出《尚书·泰誓下》，意为：关心爱护我们（百姓）的人我们就拥护他；虐待欺压我们的人，我们就以他为仇敌。

[160]① 官箴官常：官箴，为官应记取的箴言；官常，为官所应尽的职责。

[161]①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语出《论语·颜渊》，意为：上层的道德好比是风，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好比是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会顺着风的方向倒。意喻为政阶层必须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作出表率，然后才能教化百姓；反之，社会道德水平就会降低。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意。

[162]② 荐任官：辛亥革命后，第三等文官，由各主管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

[163]③ 简任官：民国初年规定，中央行政官除特任官外，共分九等。第一、二等为简任官。

[164]① 复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沦陷区收复土地。已收复的地区为“收复区”，派遣的官员谓之“复员”或“接受大员”。

[165]① “置之鼎镬，出薪不可不猛”：语出明朝张岱《与李砚翁》书札，谈及朋党之祸时说：“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极言对其痛恨之情。意为：把他们放到锅里煮，架起柴火来烧。

[166]① 不磷不缁：语出《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意为：磨不薄，染不黑。比喻坚贞高洁的品质。

[167]① 不以一眚掩大德：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眚（shěng），眼睛生翳，引申为过失。意为，不因人的小的过失而掩盖了大的德行。

[168]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语出《论语·泰伯》，意为：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本文中下文用不同的断句，得到相反的意思。意为：人民可以做的事，就让他们去做；不允许做的事，要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原因。

[169]① 本文以“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为河南大灾的开始，也指1942年的河南大灾。

[170]①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国民党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等赴河南是1942年10月22日，郭仲隗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呼吁救灾是1942年10月30日。

[171]① 张钫（1886—1966），字伯英，洛阳新安县人。辛亥革命元老，抗战爆发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1938年移居西安，兴办实业与教育。日军侵占河南后，张以河南同乡会会长名义，救济收容河南灾民，被河南难民誉为“老乡长”。1949年12月张钫策动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二十兵团陈克非部在四川郫县的起义，为和平解放四川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

[172]① 原文从右往左竖排，故称。

[173]① 旅渝豫人：当时重庆有河南旅渝同乡会，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据本书所收张洛蒂《难忘的1943年》记载，同乡会的主任为徐鉴泉，曾向张洛蒂了解临颍灾情，打算呼吁救灾。

[174]② 刀圭（guī）：泛指医术。

[175]③ 揭橥（zhū）：书面语，标志，揭示，显示。

[176]④ 机缄（jiān）：书面语，犹关键，指事物变化的要紧之处。

[177]① “桀纣罪人……”句：语出《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为：夏桀、商纣王这些暴君，遇到失败，总是归罪于别人，所以他们很快就亡国了；夏禹、商汤这些明君，遇到失败，每每检讨自己，所有他们很快就兴盛起来。

[178]② “陆贽草兴元之诏……”句：陆贽（754—805），字敬兴，苏州嘉兴（今江苏嘉兴）人。18岁中进士，以博学宏词登科。唐德宗时许多诏书出自陆贽之手，人称“内相”。兴元元年（784）朱泚叛乱，德宗仓皇逃往奉天，陆贽伴驾跟随。德宗采纳了陆贽多条策略，初步稳住阵脚。陆贽劝德宗放粮赈济灾民，大赦天下，躬行俭约，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在朱泚称帝京城沦陷河山破碎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下罪己诏，“痛自引咎”“不吝改过”，并为其起草了诚挚感人的诏书颁行天下。诏书中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动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前线将士见到诏书痛哭流涕感动不已。有的叛乱者即上表谢罪。由于陆贽的多条善策得到贯彻，粉碎了朱泚叛乱，自此唐朝又获得中兴。

[179]③ 胪（lú）陈：逐一陈述。

[180]④ 无任皇迫屏营之至：皇迫，惊恐急遽。皇，通“惶”。语出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翰林检讨王象节病危，妻毕氏，皇迫自缢”；屏营，惶恐。语出《国语》：“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此句意为：不要让河南老百姓生活在惶恐之中。

[181]⑤ 褫（chī）职：褫，剥夺。褫职，依法革职。

[182]① 报最：旧时长官考察下属，把政绩最好的列名报告朝廷，叫报最。

[183]① 三十八军，原属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军，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力部队之一。抗战期间，部队先后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和赵寿山军长指挥。从大革命时期起，这支部队中一直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毛泽东1944年12月有指示，说“这支队伍早就受党中央领导”。（参见苏广勋、赵西岳《国民党三十八军在苏寨》，《荥阳文史资料2004年第5辑》）。

[184]① 本文中的修武、博爱、获嘉三县均在黄河以北，邻近山西省，1942年大灾区中为日伪占领区。

[185]① 抓（chuā）嘴：河南方言，即抢食。

[186]① 碾馔，又称“捻转”，用炒熟的青麦子放在石磨里碾成条状，是1943年麦熟前灾民的食物。

[187]① 周口，在河南省东部，沙河、颍河、贾鲁河汇合境内，是黄泛区的重灾区。

[188]① 段庄在河南尉氏县永兴乡，是黄泛区的重灾区。

[189]① 临颍县，在河南中部，漯河以北，平汉铁路纵贯，大灾时属国统区。

[190]① 张洛蒂所著《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已佚，存目。

[191]① 唐河，在河南西南部，与鄂北相邻。当时属国统区。

[192]① 荥阳县，在河南郑州市西部黄河南岸，陇海铁路经过境内。当时属国统区。

一 美国记者白修德

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1943年，白修德（右）与《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左）在重庆

1940年4月，白修德在重庆外国记者公寓里写稿

美国《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6日原版封面（左）和白修德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原版英文（右）。

美国《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原版封面（左）和白修德的《等待收成》的原版英文（右）。

《北行漫记》作者哈里森·福尔曼1943年春与白修德一起采访河南灾区

白修德、贾安娜所著《中国的雷声》原版封面（左）和原版英文（右）。

白修德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的封面（右）、封底（左）。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与斯诺在一起

宋美龄在美国参议院发表演说时的盛况

1943年3月，新郑县县政府欢迎福尔曼、白修德前来勘灾的公告

二 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张高峰（1942年摄）

王芸生（1945年摄）

三 灾区系列通讯与

《豫灾剪影》的诞生

孙良田（1947年摄）

青年时代的李蕤

1943年5月，《前锋报》社将李蕤所发表的系列灾区通讯汇集出版，题为《豫灾剪影》，署名“流萤”。其中收入《喑哑的呼声》、《走出灾民的“大聚口”》、《风砂七十里》、《从巩县到汜水》、《惊人的古董集》、《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友情的巨手》、《灾村风景线》、《无尽长的死亡线》等十篇。《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为该书作序。印刷2000册，每册定价6元。

《豫灾剪影》的封面、封二、封三和目录

李静之（右）与李蕤

李蕤（1990年摄）

晚年的李蕤夫妇（1975年摄）

四 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1942：河南大饥荒

张林翰（1918—2002）

《前锋报》社评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前锋报》社评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开封日报》、《河南日报》编辑。

王骏远（1924—2004）

《前锋报》社评第3集，1943年7月由《前锋报》社汇集，南阳档案馆馆藏。图为封面、封二、目录及两篇文章。

五 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靳志1919年于比利时

老年靳志

六 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后 记

2005年，我编著过《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在社长刘道清、责任编辑曾凡国的帮助下，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记述了对有关资料的查找过程，当时我已搜集到70余篇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前锋报》社评，可惜由于篇幅所限，仅选了其中10篇。我感到，南阳《前锋报》作为河南本地的报纸，这些有关河南大饥荒的社评，对灾荒的跟踪报道时间最长，报道也最为翔实具体，应该将它们汇集起来，完整地加以出版才是。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

退休之后，由于家庭重心的转移，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后居住在燕郊。在空闲时间，我又继续查找《前锋报》上关于河南大饥荒的社评，以及大饥荒的后续报道等。

目下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前锋报》，从整体上说还比较齐全，唯有1943年2月份的报纸，缺失最严重，只剩2月20日这一张。1943年2月，正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月份，而在这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得而知。碰巧，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南阳档案馆的张怀珍先生写的一篇《李静之先生与南阳前锋报》的文章，并注明“南阳档案馆现存《前锋报》社评选集第3集第1册”。我就通过南阳的舅舅宋然宗、舅母张清洁与张怀珍先生联系。张怀珍非常热情，把档案馆珍藏的《前锋报》社评第3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得到后欣喜非常，一来是这本《前锋报》社评第3集，正是我父亲《前锋报》的两个同事张林翰、王骏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亲赴南阳档案馆复印过的材料，由于他们已先后去世，无法使这些社评面世，而事隔十多年后我终于又得到了它；二来是这里面有2篇1943年2月的社评，是有关国民政府限价令的。这启示我由此联系到其他文章关于限价令的报道与回忆，明白了当时国民政府颁布限价令对河南大饥荒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

2011年冬，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栏目就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的过程也是个互动的过程。编导王伟采访过国内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专家杨天石先生，他从杨天石先生那里得到了两篇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与4月11日的两篇日记，这两篇日记，是蒋介石见过白修德之后所写的，目前尚未发表，是杨先生从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这样的“顶级”资料，对于破解河南大饥荒之谜，其分量不言而喻。在此要感谢编导王伟，以及素不相识的杨天石先生。

开封《汴梁晚报》专栏记者刘海永，自2007年起就关注河南大饥荒。当他与我取得联系后，用快递寄来了自己搜集的有关资料。本书所选的由靳志执笔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以及靳志中年和老年的照片，就是来自他的帮助。

在编书过程中，我的大哥赵致真为了能使70年前的这段历史真实再现，通过互联网从美国购买到1942年10月26日登载了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登载了《等待收成》的《时代》周刊，1946年白修德、贾安娜所著《中国的雷声》原版，以英文原版为底本,对白修德关于河南大饥荒通讯和回忆进行翻译。他的译文与英文原版报刊图像均收入本书，使读者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白修德关于河南大饥荒的历史文献。

如今，我所搜集到的《前锋报》社评已有百篇之多。于是我又进行了一番筛选，遴选出最能展示出大饥荒发展过程的68篇。而对于有关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的社评，就未收入书中。这并不等于说这部分社评不重要，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将水利和林垦作为救灾的两大积极政策，《前锋报》社评1942年10月26—27日《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遇见》中，也把兴修水利作为救灾的治本之策，并在大灾期间发表过十多篇关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的社评。但这部分社评内容专业性较强，读起来较为枯燥，因此，本书对于改造自然方面的救灾内容只好割爱了。现将有《前锋报》社评中关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的的文章存目，供有识者研究参考：

《兴水利应为各县官绅第一要事》 1942年9月28日

《凿井防旱》 1942年9月29日

《筑堰防旱》 1942年9月30日

《挖陂防旱》 1942年10月1日

《如何兴办水利》 1942年10月2日

《冬耕农暇，普遍凿井》 1943年1月17日

《漫谈河南水利》 1943年1月19日

《谁是今日之召父杜母》 1943年1月20日

《大家一起来凿井》 1943年1月24日

《种树救灾》 1943年3月12日

《造林不难护林难》 1943年3月13日

钩沉历史是一件严肃的工作，首先得有翔实可信的史料。因此，每当我有了新的线索，总是尽其可能地追溯资料的源头，寻找第一手资料，并以原始图片与文字互证；如果只能得到第二手资料，则要注明原始资料的出处和编著者姓名，以供读者查找。《铭记：犹太人的历史与回忆》的作者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说：“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这段话是我的座右铭。

感谢友人方希、秦雯女士。方希建议我在序言中写一篇“航拍”式的文字，概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秦雯则耐心细致地帮我校稿，指出其中疏漏错误之处。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领导张跃、王建槐和责编胡心婷对于本书再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感谢我的丈夫沈冬和他的学生殷君承、何苗在本书的电脑操作、设计、排版等问题上对我不遗余力地帮助。

我的母亲宋映雪，今年已是百岁高龄。她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见证人，是我父亲到灾区采访写《豫灾剪影》的支持者。如今，她终于看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感到无比欣慰。母亲的期许是我继续努力工作的心源动力。

谨以此书纪念我已逝世14年的父亲“流萤”——李蕤先生。他70年前所写的《豫灾剪影》，至今为人们传诵。我感到，真实记录历史、喊出人民心声的文字，无论经历过多少时间逝水的冲刷，无论经过多少诋毁和压制，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编者 2012年11月于燕郊

后记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同赴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了大量照片，本书在此选取少量以还原历史现场。

剥光了皮的树

难民的食物

真正的“吃草根啃树皮”

灾民的食物：树叶、树皮

饥饿的孩子

灾民的食物

衣衫褴褛的难民

收殓饥民的尸体

路边随处可见无人收葬的尸体

逃难的灾民

空空的街道

逃荒的灾民

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

墙角的灾民

爬上火车逃荒的灾民

Table of Contents

1942：河南大饥荒

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引 言

十万火急大逃亡

等待收成

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河南大饥荒：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引 言

豫灾实录

看重庆，念中原！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高峰关押在七十八军的一段际遇

三、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的诞生

引 言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特派记者“流萤”系列灾区通讯

《豫灾剪影》序言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率先拉响救灾警报，及时提出救灾办法

批评督征与限价，再作“刍荛之献”

“麦口”前大声疾呼政府救灾

大灾后续报道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①[183]

六、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引 言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①[184]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难忘的1943年

唐河的“人市”①[191]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