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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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面对面/钱理群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6

CAEBN：7-001-000-60531606-2

分类号：鲁迅研究－文集　K825.6—53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5.06.20

更新时间：20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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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09925-5

出版时间：2015

目　录

自序

辑一　与鲁迅面对面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二、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

四、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五、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六、我们怎么办？

七、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

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一

二

三

辑二　给生命以意义

给生命以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一、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

二、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

三、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

四、改变存在，就是道德重建、价值重建与生活重建

五、我们的目标：“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六、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原则

七、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意义

八、志愿者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

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最适合坚守的人——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我和田老师的结缘

“我能扛得住”——绝望之后的坚守

“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为什么还要坚守？

“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如何坚守？

辑三　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在《国士——牟宜之传》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

赞“胡说八道老来风”——在《林鹏随笔》出版座谈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自序

这是一本十来万字的小书，是我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之外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是为“退思录”之七，主要写于二〇一三年。因为过于杂乱，现在要编辑成书，就勉强归归类，以显示无序中的有序。

“与鲁迅面对面”，这一直是我的生命、写作的出发点。我始终觉得鲁迅就在身边，和我、我们一起观察、思考、评论当代中国。我总是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然后，接着往下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还有，“中学生与鲁迅相遇的意义”……

“给生命以意义”，是我和当代青年（大学生、志愿者、新一代打工者）的对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问题的讨论：如何才能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在未来四五十年间青年将面对怎样的世界和问题？二是现实问题的探讨：志愿者中的“新生活运动”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怎样建立农民工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些都是二〇一三年在中国底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却不被知识界所关注。我有幸接触到了，就有了新的思考与讨论。

在与青年对话的同时，还有和中小学教师的心得交流：在当下中国教育体制下，“坚守”教育的本分意义何在？如何“坚守”？

“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集中了我对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年初提出“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体制改革的好事”，这是我在二〇一二年提出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以后的一个自觉的新努力。以后，又一再讨论知识分子的本职本分：关于“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继续为真理而斗争”，关于“寻找共同底线，理直而气不壮”，关于“见坏就上，见好就收”（这是秦晖先生的主张，我做了发挥）；关于“要超越现实，更关注精神问题、人性问题”，关于“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改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等等。其中有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更把自己“烧在里面”。知我者自会领悟，就不必多说了。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辑一　与鲁迅面对面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我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引发了许多思考。下面就具体地谈谈我的学习心得，和诸位分享。大概有七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结果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凡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二、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鲁迅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九〇七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往者为本体发展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坟》）

鲁迅作出这样的判断，是自有针对性的。他所说的“本体发展之偏枯”，是针对“自尊”而“抱守残缺”的保守派、顽固派，提醒人们必须正视中国本体的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传统的弊端，强调中国必须变革；“以交通传来之新役”，是针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维新派，提醒人们必须注意“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即西方工业文明，包括其科学、民主、平等的观念可能及已经导致的弊端。在他看来，本体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交通传来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危险，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之沉沦”。

我对此曾有过一个分析：这反映了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寻找、开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所遇到的两难选择：作为一个变革者，当然要反对、批判国内的东方专制主义，为此就必须引入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但此时在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问题，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又对西方文明病心存疑虑，这就成了两难，于是出现了四种选择。一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即不否认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认为西方文明病和东方专制主义有“小坏”和“大坏”之别，当务之急是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东方专制，以后再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二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派，反过来认为还是中国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国文明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同时解决东方专制主义和西方文明病的问题。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四是鲁迅的立场，即坚持对“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学、民主、平等等）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对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实践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文明病同时采取批判态度。鲁迅的这一思想和态度，显然具有超前性，对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但只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实践及制度的建设，他的理想也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问题是，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是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了强行实现，也就必然借助于东方专制主义。在改革开放后，又在坚持基本体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市场经济，其结果是导致了西方文明病（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泛滥。如果说，鲁迅说的“二患交伐”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那么，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看来，如何对待这样的“二患交伐”的中国问题，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记得在九十年代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中，他们各执一端：自由主义坚持批判专制主义，但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和西方文明病则尽量回避，或将其作为“未来的祸害”而搁置起来；新左派则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作为主要危险，对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却态度暧昧。在观察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而当年的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也由暧昧转向极力理想化，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论，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和文化保守主义合流了。

客观地说，所有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和论争，都是鲁迅那一代先驱者面临的两难选择的延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国家现代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困惑。坦白地说，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摆脱这样的焦虑：尽管在理论上我完全认同鲁迅式的双重质疑的态度，但在找到具体的实践之路前，这依然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与实验的问题，但其前提却是要敢于像鲁迅那样，正视这“二患交伐”的现实：我们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是两个问题，既有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也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西方文明病的问题。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形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遮蔽。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

如今在中国，处处谈“改革”，人人谈“改革”。如何看待这形形色色的“改革”，反而成了问题。

鲁迅对“改革（革新）”有一个精辟的论断：“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收入《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提醒：要不要“革新（改革）”，要怎样的“革新（改革）”，是和人在社会经济结构里处于什么地位、是否“阔气”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革新（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利益”问题。我们考察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改革”时，必须追问：鼓吹这样的改革的动力是谁？其利益诉求是什么？其利益关系是什么？谁从中获利，谁是利益受损者？

于是，就像鲁迅所揭示的，有三种改革。

一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个人和群体）鼓吹、推行的改革。他们也不满意现状，甚至有很尖锐的批判，批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他们的改革目的、目标是什么？鲁迅一语道破，就是三个字——“要复古”，不过是要恢复和维护失去的既得利益而已。这样走回头路的选择，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从根本上损害民众的利益，但因为其打着“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的旗号，其蛊惑人心的作用不可低估。

更应该注意的，是“正在阔气”的权势者的选择。如鲁迅所分析，他们的利益在“保持现状”，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是缺乏改革动力的。这正是这些年改革不作为，而把维稳作为第一要务的原因所在。但当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时髦的时候，他们也会大谈改革，甚至也要大肆进行改革。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上层从维护执政地位这一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需要改革，但也会遭到中下层掌握实际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变相抵抗，其主要“对策”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从中获取更大利益。就以我曾经参与的教育改革而言，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越改革，教育的状况越糟糕。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二〇〇〇年左右，在提出教育改革的同时，又提出“教育产业化”，并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教育的性质：由国家公益事业变成了营利工具。十年改革的结果，在教育领域迅速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包括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老师，辅助教材的编辑、出版、行销者，五花八门的辅导班的主办者、参与者等，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由这样的应试中的获利者来推行“教育改革”，就必然是一边高喊“素质教育”，一边变本加厉地推行应试教育，不仅导致了教育腐败，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当下中国的教育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教育理念、方法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由鲁迅说的“正在阔气”的教育既得利益者推动的所谓“教育改革”的变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样以扩大既得利益为实际目的和效果的改革，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而是遍布于其他领域和部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不斩断既得利益链条，就必然变质的地步。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那么，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鲁迅说，“未曾阔气的人要革新”，这是确实如此的。事实上，中国的“未曾阔气”的人，即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三大民间运动：以工人、农民、市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要求维护他们的基本经济、政治权利；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网络民主运动，要求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新一代理想主义者组成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又称志愿者、义工等），要求言论等相应的自由。应该说，参与这些民间运动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力。他们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应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应成为中国改革的依靠对象。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却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被不遗余力地加以控制和防范。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改革的危机所在：有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改革动力被打压，就只有依靠那些我所说的会表演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甘当打手的“粗俗的利己主义者”即“勇敢分子”了。这样的改革，只能带来新的后果。

四、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这些年，中国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涌动着一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而且我预计这样的思潮还会继续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潮。特别是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民间游行，更尖锐地提出了“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引发了公开的或私下的种种议论和争辩。

这样的争论其实是贯穿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过程中的。鲁迅因此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大概有五个方面。

（一）鲁迅首先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这里有一个故事：鲁迅在去世前特地请三弟周建人向周作人转告他的一个意见。当时北京一些大学教授发起了《救国宣言》签名运动，而周作人没有连署。对此鲁迅是理解的：他当然知道群体的签名，总是有某种表演的成分；而且鲁迅也多次说过，保卫国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一味依靠所谓“民气”来抵御外国侵略。但鲁迅依然提醒周作人：在这样的有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自己的鲜明态度。这正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区别所在：周作人更重视“个体的人”和“人类”的人，而相对忽略“社会的人”和“民族的人”的责任。他最后就是以“救出你自己”为理由，和日本军方合作，堕落为民族千古罪人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存在着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着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当民族国家遭遇外国威胁和侵犯，更应该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丝毫含糊不得的。

从这样的基本观念出发，在钓鱼岛事件上，我认为各个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什么犹豫。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权利。这就是说，人民必须在所有的有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只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充当外交谈判上的一张“民意牌”。这样建立在人民权利、国民（公民）主体性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是“现代爱国主义”，而有别于传统的爱国主义。这里的“爱国”与“权利”是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的。

（二）鲁迅同时还提醒人们要警惕“爱国的自大家”和“兽性爱国主义”。

关于“爱国的自大家”，鲁迅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收入《热风》，《鲁迅全集》第一卷）里将他们的高论，概括为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混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中牛二的态度。

我每回读到鲁迅这里的描述，总要联想起当下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论，不禁哑然失笑。这真是九十年不变：在中国，总是要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拒绝正视自己的真实困境，拒绝向外国学习，拒绝变革，以维护落后为荣，“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鲁迅将这些“以自己的丑恶骄人”的“爱国者”称之为“爱亡国者”（《随感录》，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这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爱国”）拒绝变革，都是一条亡国之路。

鲁迅还提到，“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竭力“赞赏中国的固有文明”，而“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因此“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这样一厢情愿的“同化”梦，同样也是自欺欺人。鲁迅说，那些一味赞扬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是不可靠的；倒是“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忽然想到·六》，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这真是发人深省之言！

还有“兽性的爱国主义”。这是鲁迅的一个预警：当中国处于被侵略的状态，力求反抗、自卫是有合理性的；但一旦自己强盛起来，转而“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这样的“兽性爱国主义”是万万不可取的。（《破恶声论》，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扬言要确立中国“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大位置上”的“大目标”（见《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时，鲁迅这样的告诫，是不能听而不闻的。

（三）一九三四年，正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威胁之际，鲁迅提出了一个“向仇敌学习”的命题：“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的日本来，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模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模仿的。”鲁迅在全国反日高潮中提出向日本学习，正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他也因此被冠以“汉奸”的恶名。鲁迅坦然回应：“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对动不动斥人为“汉奸”的“满口爱国”的人，必须保持警惕，他们中有些人实际是暗中为权势者出力的“奴才”，说不定是“奉命爱国”。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和外国人相处，比如和日本相处？鲁迅曾这样表达他的忧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随感录·四十七》，收入《热风》，《鲁迅全集》第一卷）这确实点到了要害：在中外关系上，在国势强盛时，就陷入民族自大，视外国人为“禽兽”；在处于劣势地位时，就沉沦于民族自卑，奉外国人为“圣上”，我们总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而自大与自卑又是相互渗透的：表面的自大或自卑，骨子里都暗含着自卑或自大。根本的问题，一是不清醒，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和对方；二是如鲁迅所说，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朋友”间平等相处的观念，这背后自有一个“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是特别应该警惕和

（四）可以看出，爱国主义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常常会引导人们处于非理性的情绪化状态，这其实是蕴含着一种危险性的。这也正是鲁迅的一个深远的隐忧。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就发出这样的警告：“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鲁迅又说，对于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予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施刃，先前则有异端，奸人，奸党，叛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以至各阶层的人的“怨愤”可以说已经蕴蓄到了临界点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所谓爱国主义的激情其实就是这样的怨愤的表现。问题正在鲁迅这里所说的，“愤火”引向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鲁迅说的，不是“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而且嫁祸于人的罪名，大概就是鲁迅这里所说的“汉奸，洋奴”之类。因此，鲁迅由此发出的呼吁，在今天是更为切实与迫切的：“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侧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杂忆》，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

（五）鲁迅正是这样的富有勇气和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每一次爱国主义的热潮里，都能保持清醒，冷静观察、思考，特别对很容易被表面的热情与热闹遮蔽的危险，有着高度的敏感，并及时向国人发出警告。这里又有一例。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他在《忽然想到》一文里，以“一致对外”为题写了一段小对话：“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一卷）时隔十一年的一九三六年，当中国面临日本侵略，掀起反日爱国运动新高潮时，他又写了一段小对话：“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这里一再重复发生的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剥夺他人和本国民众利益的事情，说明了一个规律：每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人要趁火打劫，而统治者尤其要用对外的民族矛盾来掩盖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并由此取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鲁迅提醒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这是真正的独立的中国人的立场：绝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因此，要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但也绝不做本国人的奴隶，因此，要坚决反对任何剥削、奴役与压迫，而且唯有维护了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才能有真正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他的这些话“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收入《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历史总会不断重演，这样积淀着前辈血的经验的思想，就具有了足以警戒、启示后人的力量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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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当今中国是一个颇为奇异的社会：有的人陷入盲目的乐观；更多的人，则充满焦虑、不安；一些人中间，还弥漫着绝望、虚无的情绪。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希望在哪里？鲁迅那个时代，也有过“中国人自信力的有无”的争论。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的回答是：“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看中国的问题：如果眼睛盯着“状元宰相的文章”，即权势者和他们的充满“自欺力”和“他信力”的宣传，你会非常绝望；一旦把目光转向“地底下”，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

这里，不妨谈谈我自己的经验：多年来，我一直充满焦虑地紧张观察与思考中国的社会，看到许多官员的作为和许多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以及主流媒体的炒作，不仅绝望，而且不堪忍受。后来就遵循鲁迅的提示，“自己去看地底下”，根据我的条件，主要深入到两个群体，一个是第一线的中小学老师，一个是大学生的志愿者组织。于是，我发现了“真正的教师”，他们凭着自己的教育良知和理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我还发现了“新一代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冲破种种压力，集合起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底层，改变自己的存在，也努力为弱势群体服务。我感到自己找到了鲁迅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尽管他们也如鲁迅所说，“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和他们站在一起，尽我的力量给他们以支持，更从他们那里吸取思想、智慧与力量，在相濡以沫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快乐。我清醒地知道，在当今中国的体制下，这些“筋骨与脊梁”的努力，也包括我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更不用说根本改变教育和社会的面貌，我们只能“帮一个算一个”。因此，我在总体上依然充满焦虑，而且可以说是与日俱增。但我又确实从这些日常生活的努力里，看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所说的“微茫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因为总体的绝望而消极、颓废，正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我自觉地把这些努力，都看作是对鲁迅上述思想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我是从鲁迅这里找到了自己在当下中国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这也是我对“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在真实地生活、努力在中国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手里。”

这已经涉及下一个问题——

六、我们怎么办？

鲁迅在一次和北京的大学生的谈话里，讲到“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因此，他劝告青年学生：“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今春的两种感想》，收入《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七卷）

鲁迅的这一告诫看似平易，并非高论，却是大有针对性。他曾批评当时的一些作家“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于是就陷入了“顾影自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这大概是当时的时代病吧。在我的感觉和观察里，当下的一些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恐怕也患有这样的“顾影自怜”病，或者还有点“顾影自怜”。这都是鲁迅说的“眼光收得极近”。

鲁迅在二十年代还向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呼吁：“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居住的。”（《杂感》，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在给许广平的信里，他又做了更明确的申说：“我看以前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许广平》，收入《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鲁迅对青年的这些告诫，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目光放大，走出个人小圈子，关心“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二是不要把希望放在“过去”或“将来”，而要“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在我看来，鲁迅强调的这两点，对今天许多中国人和青年所关注的“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

七、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

这是近年来我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和智慧”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对此，我已经讲得很多了，这里，就摘选鲁迅的几段语录吧。

关于“韧性精神”，鲁迅主要讲了三点意思。其一，要立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准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奋斗：“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按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其二，要把为实现理想的努力，变成日常生活实践，慢而不息：“譬如自己要择定一个口号……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己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我曾经把鲁迅这样的韧性战斗，概括为“边打边玩”。其三，要有一种“纠缠不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注：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没有巳时者有望。”（《杂感》，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

关于“智慧”，鲁迅也谈了两点。一是要学会“钻文网”：“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两地书·一〇》，收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一个在中国的战斗者，必须学会在限制与控制中谋发展，努力寻求开拓言论和行动空间的智慧。二是要学会保护自己，打“壕堑战”：“战斗当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致榴花社》，收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要保护自己，就必须要有必要的妥协，但又不能丧失自己的基本立场，如何掌握妥协的度，也需要智慧。

我们的讨论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都分明感觉到，鲁迅就在我们身边，他活在当下的中国，和我们一起忧虑、观察、思考和探索。我们甚至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温润的、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凝视。于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丝温馨，一点力量。或许我们应该开始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或许我们应该开始新的更加实在的行动。那么，就从现在、此刻开始吧。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至十日，十二月二日定稿

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一

二〇一三年发生了一个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不大不小的“事件”：某媒体披露，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风筝》被删，于是就有了“鲁迅作品退出”的传言并引发了海内外热闹一时的讨论，后来又有出版社与教材编辑的解释：删去的原因是中学生“读不懂”，这又引出更大的争论。这件“事”或许有媒体炒作的成分，但却有意无意地揭开了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界一个或明说或暗议的分歧：当下的中国需不需要鲁迅这样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反映在中小学教育界，就是“鲁迅作品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应占有什么位置”的争论。而且这些年确实存在一个否定鲁迅，至少要淡化鲁迅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争论中，处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多半是沉默的：他们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卷入其中。关注者也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教学实践来“发言”。也就是二〇一三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王广杰老师，在高二下学期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进行了鲁迅作品专题学习，其中就包括了《风筝》的重读（初中已经学过）。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场对话：一位学生的爸爸对她说，自己“不喜欢鲁迅，因为他太刻薄”；女儿反问道：“那你读过《风筝》吗？”爸爸“沉默了”。[1]学生据以反驳对鲁迅的误读与贬抑的社会成见的，竟然就是被一些人断定中学生“读不懂”的《风筝》。这真是意味深长。

当然，学生也谈到，他们在初中读《风筝》时，得到的是“封建礼教的束缚”、“鲁迅的批判精神”这样抽象的概念，并由此形成了理解鲁迅作品的一种“思维定势”：鲁迅是“伟大”的，但却是与自己无关的；只有到了王老师的课堂上，才发现“自己目光之狭窄”，忽略了更“纯真”、更根本的东西。[2]那么，王广杰老师又是如何引导学生阅读《风筝》及鲁迅的作品的呢？王老师在本书的《前言》里，对自己以及语文教育界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教学有过一个反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把鲁迅概念化了”，“我们的教学方法也程式化了”，“教学中我们要么固守传统教育思想，带领学生分析背景，概括段意；要么借鉴现代教育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权，让学生自由多元地随意解读。前者倾向于把鲁迅树得很高很高，直至不接地气；后者又倾向于滑入另一个危险的境地：经典作品神圣感的消失”，“这两种方法在很多时候，都不能引导学生真正深入文本内部，学生也就无法真正获得文学阅读的美妙体验”。难能可贵的是，王老师发现了教学中的问题，就从改变自己阅读鲁迅的方式做起：“静下心来，走近作品文字的背后。”然后，就有了教学方式的新的尝试，王老师称之为“简单的教学方式”：把这些年盛行的，让老师与学生疲于奔命的种种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全部摒弃；紧紧抓住“文学作品的阅读是重视个人体验的”这一条，首先“将教师真实的个人化的体验真诚地传达给学生”；据此而引导学生也“静下心来，走进作品文字的内部”，在“字里行间的游走”中，被“作品的内容”和“文字背后的作者”所感动，就有了自己的体验，“有话要说，而且是饱含深情的”；于是又有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在交流中深化、升华了彼此的体验，最后大家都与鲁迅“相遇”了。——这是通过最朴实的方式，达到的最真实、也最真诚的相遇，因而是刻骨铭心的。王老师在《后记》里说，“现在每每回想起那段学习鲁迅的课堂时光，内心都会涌现出一丝丝的温暖和感动”。这样的教学境界也是难遇的。

就是出于这样的对“体验式的朴实阅读”的追求，王广杰老师向学生袒露了他阅读《风筝》的个人感受：他最受触动的是，文章后半部曾经伤害过兄弟的“我”，试图“补过”时，兄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于是就留下了永远的“沉重”与“无可把握的悲哀”。他由此而联想起一九二三年发生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并认为，鲁迅于一九二五年将一九一九年写过的《我的兄弟》重写为《风筝》，“他心中的情感就复杂得多了”。王老师因此看到了“鲁迅内心的最柔软的、不肯轻易示人的真实的一面”，因而提示学生：在阅读《风筝》时，要特别注意鲁迅“对于亲情的一种强烈渴望。当然，还有他就强大者对弱小者精神虐杀的深刻反省，以及一个清醒者被排斥在沟通理解之外的极端痛苦”。

王老师的解读，特别是他将《风筝》和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联系起来，是他个人的一个独特发现，在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他却因此引导了学生去关注“《风筝》背后的人的鲁迅”。首先唤起的是学生的童年记忆：谁都有过类似的兄弟间的冲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逐渐淡化，甚至忘却；但在鲁迅这里却凝结为永远的悲哀和反省，学生在诧异之后就产生了探讨的兴趣，于是就有了课堂上关于“小兄弟是否真的忘却了”的热烈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学生和老师一起进入了鲁迅复杂的境遇，丰富难言的感情世界，于是受到了真正的感动与震动。一位学生写道：“先生这种出于害怕兄弟感情破碎的惊慌，真的让人心碎。真的没有想到，第一次读鲁迅先生作品痛哭失声竟不是因为他的英勇无畏，而是他小心翼翼的对感情的保护。我想，我是第一次，或许鲁迅亦是第一次……”[3]另一位学生则说：“每一次读，仿佛体会到的悲哀和痛苦更深了一层。而现在，当读到篇末‘四面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的时候，我只能放下文章，淡淡的什么也不想，只是怅然……”[4]这都说明，学生们真的动心，动感情了：这不正是我们的阅读教学所应该追求的境界？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心的阅读”。

而且由此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首先是关于鲁迅“其人”和“其文”：“他竟然可以在看似轻松的文章中埋藏下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次被犀利抨击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鲁迅将他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世人面前”，“别人的反省，为的是释放不安，得到心灵的解脱；而鲁迅的反省，却真诚坦荡到让他加倍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无知者永远无法体会的”。“看到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不足，是一个境界；而首先反省自己的作为，则是另一个更高的境界。”由此又引发了现实的思考：“这个社会在高速地前进着，浮躁的世界缺乏这种可以静下来自我反思的环境。在我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像鲁迅那样时不时停下来回顾来时的路，坦诚地面对自己，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大不一样。”[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己”与“鲁迅”的关系的体认。读了《风筝》，固然最容易产生对鲁迅“平凡性”和“亲和感”的感悟，但难能可贵的是，学生同时感受到鲁迅“不平凡”的另一面：由平凡人生的日常感情（如《风筝》里的兄弟之情）升华而出的鲁迅思想与感情的深度和高度，又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常人所不能及的。一位学生说得很好：我们在“关注鲁迅的平凡之处”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他“身上有许多非凡之处，我们没有必要将其‘平凡化’”；“阅读确实拉近了我与鲁迅的距离”，但“距离”仍然是“一种玄妙的存在”：“最遥远的光亮，比离我们最近的黑暗还要靠近我们。”结论是：“鲁迅，离我们那么远，这么近。”[6]“那么远”——因为鲁迅代表了一个思想与生命的高度，因此，“我们需要鲁迅”；“这么近”——鲁迅又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思考与情感和我们息息相通，因此，“我们能够理解鲁迅，走近他的世界”。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鲁迅作品教学”的问题上来：中学生对鲁迅作品是“既懂”又“不懂”的。首先是“不懂”，不仅有些鲁迅作品超出了中学生的理解水平，不宜选入教材；而且即使是适合学生读的作品（例如《风筝》），也不可能一读就懂；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不懂”，才需要“教”。绝不能以学生能否懂，是不是有兴趣，来决定我们要教什么，不教什么，那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教育。正像孙绍振先生所说：“在中学课堂上，学生看不懂，难以理解的比比皆是。数理化课本不算，语文课本中先秦诸子的文章，李商隐、李贺的诗歌，学生看不懂，不是照样成为课文中不可缺少的经典吗？”[7]教育是按照教育的目标，对学生的一种引导、教化，它是有一定的强制性的。根本的问题与分歧，还是如何看待鲁迅作品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它是不是“不可缺少的经典”。而且在我看来，鲁迅还不是一般的经典作家，他更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民族文化源泉性的作家。他的地位，应该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应该是家喻户晓，是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都要读一辈子的。他的作品，理应成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这是真正事关民族精神建设的根本的。因此，即使学生阅读有困难，也应该选入，以便给学生的终身阅读打下一个基础。我接触过许多喜欢鲁迅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都告诉我，在中学读鲁迅作品时，或许只有一些感觉，而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有了一定阅历以后，感觉到需要鲁迅，就要感谢中学时打下的基础，没有中学阅读鲁迅的机遇，很可能就一辈子与鲁迅擦肩而过了。我因此说，在鲁迅作品的阅读上，作为一种社会阅读，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些人拒绝读鲁迅作品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作为学校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却是非读不可，非教不可，而且应该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而且如王广杰和其他许多老师的教学实践所证明，中学生是能够懂得并接受鲁迅作品的。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鲁迅作品本身，它根植于现代中国这块土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8]，因此是可以进入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包括中学生）的心灵深处的；而鲁迅精神上与青年人更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会找到与鲁迅沟通的渠道。其次，我们绝不能低估中学生的感受与理解潜力，这也是我读这本《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最大惊喜与感触：学生们对包括《风筝》在内的鲁迅作品的感悟尽管多是一些碎片，但却不乏直抵鲁迅和他们自己心灵的闪光点，这是一些熟读鲁迅却始终相隔的成年人所从未达到的。当然，还有王广杰这样的语文老师的引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师的引导使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其中的关键，一是老师自己要真的喜欢与理解鲁迅，二是要找到、找准鲁迅与中学生心灵的通道。在我看来，王广杰老师所做的引导学生“静下心来”对鲁迅作品进行“心的阅读”的试验，是成功的；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最具启发性之处。

这样，王广杰老师和他的学生也就用自己的实践，对二〇一三年围绕《风筝》的删除所展开的关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争论，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回答。这在鲁迅接受史和鲁迅作品教学史上或许是别有意义的。

[1]李思婕：《鲁迅，这人——读〈风筝〉有感》，收入《在中学与鲁迅相遇》。

[2]刘晶晶：《无法释怀的爱——再读〈风筝〉有感》，收入《在中学与鲁迅相遇》。

[3]韩佳：《为鲁迅流泪——读〈风筝〉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4]魏雨琦：《那时年少——读〈风筝〉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5]任依然：《战士，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6]曹天爱：《鲁迅——那遥远的光亮》，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7]孙绍振：《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问题》，载《名作欣赏》二〇一三年第十二期。

[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五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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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当高中生和鲁迅相遇以后，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学生在读了鲁迅的《〈呐喊〉自序》以后，突发异想：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人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他“几十年”走过的路，会有怎样的评价？结果大概会是这样：“他学的矿务并非热门专业，这是‘输在起跑线上’；学完矿业并未直接就业，这是没有早点立足于社会；学完矿又去学医，中途改行，浪费了多少年大好青春；留学归来仍未从医就业，这时鲁迅成了‘海待’，还是大龄待业青年！之后，他终于尘埃落定，弃医从文——专业不对口；从文后，他所写的既不是政府的御用文章，也不是传统文言文，甚至还抨击当局，抨击传统，抨击国民，抨击社会。这就是个反动青年！且是个生活动荡、收入不稳的反动青年！”——这真是典型的鲁迅式的黑色幽默！但却说出了严峻的现实。或者说，正是鲁迅的作品，让孩子“睁了眼看”，让他们学会正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鲁迅的时代，一个不会再有鲁迅的时代。”[1]这样的正视，可能给学生带来痛苦；但他们却因此走出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大泽”，开始走向真实的人生。

一位学生在读完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以后，接连提出了两个问题：“西湖边的塔终究是倒了，那精神的塔呢？建塔的人固然活该，若那塔是自己建的呢？”[2]这可以说是“接着鲁迅往下问”，问得多好！好就在他已经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社会问题了。

很多学生在读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后，都说自己受到了心灵的震撼，他们思考、议论得最多的是“奴才”的“奴性”。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当‘弱小’的个体企图寻求一个‘强大’的主人来保护自己的时候，‘奴才’便产生了”；“最悲哀的不是给人做奴才而不自知，而是明知自己是奴才，还心甘情愿、满心欢喜地做下去”；“奴才之所以能忍受主人长久的欺压，其诀窍就在于自我调适”，“利用别人的同情和主人的赞扬来缓解奴役所带来的痛苦”；“心理的服从比身体的服从更为可怕，那意味着永远放弃了反抗，丧失了改变现状的勇气，从而最终导致固步自封，这种身心皆受奴役的彻头彻尾的奴才正是鲁迅所批判的”。[3]这位中学生对奴才的奴性的剖析如此老到，是令人惊异的：他已经开始学会像鲁迅那样思考人性的弱点，批判国民性了。

很多学生都谈到了在读了《忆韦素园君》以后，他们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目光、视野的变化：由关注、向往“高楼的尖顶，名园的美花”，到注意、思考“楼下的一块石头，园中的一撮泥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处于社会这栋大楼的最底部，是奠基者也是牺牲者。他们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为大众所知晓，但我们应当铭记，因为每一块石材都不能从大楼中凭空抽出，每一撮泥土都为生长提供养料。”[4]而且有了新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要甘当泥土和石材。这样的人多起来，很多可喜的改变，就会发生”[5]。

不难看出，这些十八岁的中学生，他们从鲁迅作品里学习观察、思考社会和人生时，也在重新打量和思考自己。这其实正是王广杰老师的教学追求：“从鲁迅身上进一步认识到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是阅读鲁迅更为重要的意义。”[6]于是，就有了这样刻骨铭心的追问：“抛去所有华丽浮躁的外壳，真正来审视这个城市，审视属于这个城市的人们的内心。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真正快乐？每天看似忙碌奔波，做的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之间是否还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沟通？我们心中是否还有热情与爱？我们眼里是否只能看得见自己？一句话，热闹喧嚣过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或许什么都没有了。”[7]——这里的追问，不仅面对外部世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更是指向自身，而且是指向内心。在这个“热闹喧嚣”、“华丽浮躁”的时代与社会，青少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应试教育更是将他们独自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剥夺殆尽。现在好了，因为鲁迅，他们终于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了，哪怕这样直面是令人痛苦而尴尬的。

而且还有惊心动魄的一问：“谁又敢真正说一句：这个社会的弊病与我无关？”[8]我注意到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正是王广杰老师自己。他在和学生交流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感悟时，这样说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奴才。比如当前的教育体制我们都不满。但是一旦有人要起来破坏它时，身处其中的我们，又会转过头来，竭力地去维护。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想发发牢骚，并不想真正地去改变。一旦改变了，失去了奴才的位置，我们失去了平日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了。”[9]——坦白地说，读到王老师的这一反省，我也是心里为之一震的：这是我所见到的对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的最深刻的揭示。而他的学生又把这样的反省推演到更大的范围：“历史看似永远地改变，事实上却无限地相像。那奴才从未想着真正打破那堵墙，难道不也因为他正在这堵墙内享受着他的既得利益吗？现在的某类人批判着中国的‘人情社会’，批判着这样那样的制度，但自己也许也从所身处的这样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些利益。”[10]这批判同样入木三分。我多次说过，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批判者，就看他是否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自己；如果一味批判他人与社会，从不批判自己，就很可能是假批判。正如这位学生所说，他说不定就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王老师和他的学生能够看透这一点，说明鲁迅式的反省、批判精神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位学生在一篇题为《我开始有点欣赏鲁迅了》的读书笔记里，这样写道：“连我这个并不是特别喜爱鲁迅文章风格的高中生，居然都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了这么多，也被触动了那么多，这也许是因为我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什么。”[11]这大概就是我们关注的“高中生与鲁迅相遇以后”所发生的最重要的改变：并不在于学生是否接受了鲁迅的某个观点，而是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就像这位学生所说的，在“潜移默化”之中，学生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思维去看待周围的世界，重新审视自己，并且以一种新的感情方式，去感受外部社会，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如王老师在他的《前言》里所说，这也是他自觉追求的；应该说学生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变化，正是王广杰老师的鲁迅课的最重要、最基本

[1]韦嘉怡：《一个没有鲁迅的时代——读〈呐喊〉自序》，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2]海玥佳：《塔倒——读〈论雷峰塔的倒掉〉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3]王方宇：《奴性——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4]王方宇：《泥土与石材——读〈忆韦素园君〉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5]张瑞宽：《沉默的力量——读〈忆韦素园君〉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6]王广杰：《前言：莫言让我想起鲁迅》，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7]鲁玥：《喜剧的背后——读〈鸭的喜剧〉背后》，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8]王九月：《“奴才”与“傻子”的思考——读〈野草〉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9]王广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课堂再现》，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10]王九月：《“奴才”与“傻子”的思考——读〈野草〉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11]潘梓月：《我开始有点欣赏鲁迅了——读〈野草〉题词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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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与鲁迅相遇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是他们对于语言，特别是现代汉语的感悟、审美、运用眼光、能力的提高与变化。这也是王广杰老师的自觉追求：“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安静的阅读环境，引导学生进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让他们静静地体味汉语言文字的美，并继而获得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1]

王老师自己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以及他对学生的引导，无一不是从语言入手的。比如讲《秋夜》，他首先提醒学生注意文章开头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节奏感：“这样的表述，语气延长了，节奏放慢了，所要表达的情感也随之凝重了许多。”讲《忽然想到（六）》，他又特地要学生注意文章对文言词语的有意运用，并点明：“本文（中心是）反对保古，但不时插入文言，本身就构成一种反讽。”

王老师特别注意鲁迅对虚词、关联词的运用：这确实抓住了鲁迅语言的一个特点。在讲《忆韦素园君》，讲《好的故事》《风筝》时，都着意分析鲁迅用“的”字的用意：“现代汉语这‘的’字运用有很强的情感表达性，鲁迅深谙此道，我们却常常将之作为无用的虚词给忽略了。”文章的风格也是王老师关注的一个重点，讲《好的故事》就强调“这是鲁迅难得的一篇柔和的文章，与其他文章的风格大不相同”，如此等等。

或许正是有了王老师这样的引导，一位学生谈到她读鲁迅的《秋夜》，首先是为鲁迅的文字所感染：他笔下的“粉红色的小红花们触动了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我的内心泛起了一种柔软的酸楚”。[2]——记得二〇〇九年我给台湾的学生讲鲁迅，就发现那里的学生都是首先被鲁迅的语言所吸引，而走进鲁迅的世界的；这和大陆的学生先有一个鲁迅是“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概念，再去读他的作品，是大不相同的。我为此而感慨不已。现在，我在王老师的课堂上看到了学生与鲁迅“因文字而结缘”，真令人高兴，这才是阅读鲁迅的正途。

因此，在王老师的学生写的读书笔记里，随时可见对鲁迅语言的感悟和赏评，就是很自然的。或为鲁迅笔下的一个细节“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而“黯然神伤”；[3]或讨论鲁迅“不加刻意的修饰与行云流水般的直叙”笔法，琢磨鲁迅文章“极抑微扬”的章法；[4]或抒写对鲁迅的意象的想象与感悟，“奇怪而高的天空下，两株枣树并排而立，他们并不孤单”[5]；或畅论鲁迅语言的特色与贡献，“他还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推崇白话文，又让古语法变得生动；他的语言很简洁，却表达得很丰富；他总擅长于使用大量的虚词，借助虚词，来表达他曲折、深沉的文意，让一句话由长变短，却又变得别具韵味”；“鲁迅似乎很爱双重否定，读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但它能表达出来的感情，也是双倍的”；“他将古语法和文言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语法，新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提升了句子的内涵”。[6]——我们完全可以感到，学生在品味鲁迅语言的时候，就已经逐渐走进了鲁迅的内心；同时也在提升着自己的境界：语言的境界，生命的境界。

王广杰老师带领他的学生与鲁迅因文字而结缘的经验，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中学生需要鲁迅，不仅是因为前面讨论的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原创性与源泉性，而且因为鲁迅的作品是学生学习现代汉语语言的最主要的范本。我曾经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的现代汉语，有三大典范：胡适、鲁迅与周作人。胡适的语言“明确，明白，不含混；通俗，易懂，不晦涩；简洁，干脆，不拖泥带水”，最适合青少年学习与效仿；而鲁迅、周作人的语言则有更多的文学性，是现代文学语言的极品。因此，过去中小学语文课本里，他们三位的文章从来都是入选最多的——此外，还有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等。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都是在他们作品熏陶下登堂入室，进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语言的殿堂的。但现在，胡适、周作人的文章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从中小学教材中消失，鲁迅的文章也在逐渐被削减、蚕食，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7]

但无论如何，只要鲁迅作品还存在于课本里，只要王广杰这样的语文老师还活跃在课堂上，鲁迅进入青少年的心灵，影响他们一生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其意义也是不可抹杀的。王老师说得很好：“在人生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高中时代，学生们与谁相遇，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按：还有“语言方式”），未来就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选择和谁相遇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引领者，我们教师必须担负起这个主动选择的重任。”[8]现在，王广杰老师主动选择了鲁迅，而且他的教学实践已经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有效的选择，并且是对中学语文教育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选择——这正是这本凝结着北师大二附中老师与学生心血的《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主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我还注意到，王老师是选择高二下学期来上鲁迅课的。这里自有其深意，我还感觉到了一种无奈。王老师自己也有明白地说明：“十六岁到十八岁，是一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阶段。当前社会压力一再加码，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学生将这三年最好的时光全部投掷在考试上。阅读与写作，应该是一个人生活的常态，但这种常态的养成高中阶段责无旁贷。高中三年，学生应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读写生活。”我理解，这就是王广杰老师要选择学生进入“高考拼杀”前的最后一刻，来进行一个多月鲁迅作品的“宽松安静的阅读”的良苦用心。这首先是出于他的一个信念——“只有超越高考才能战胜高考”；同时也是出于一位有责任感的教师的良知：他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所心爱的学生留下“一种独特的青春记忆”。[9]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为守护教育职责的老师，为有幸遇到这样的老师与这样的学生，也为获得了知音的鲁迅。

但我同时又清醒于：这不过是绝望的反抗，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当今之中国，又有多少中学生能够像王老师的学生这样走近鲁迅？即使是王老师的学生所感受到的鲁迅影响也是有限的，而且还要经过难以预计的许

但我和王老师，以及一切在中学教育和鲁迅教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要像当年的鲁迅那样——

“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因为种子已经播下，“青春记忆”已经留下。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1]王广杰：《后记：给学生留下一份青春成长记忆》，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2]王婉晨：《悲——读〈秋夜〉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3]王九月：《他们的情怀——读〈呐喊〉自序》《〈忆韦素园君〉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4]刘晶晶：《正与负能量的激撞——读《〈呐喊〉自序》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5]海玥佳：《倾诉希望——读〈秋夜〉有感》，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6]周宏艺：《匕首与投枪》，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7]参看钱理群：《且作一呼——推荐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收入《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第一五、一七、一八页，漓江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8]王广杰：《前言：莫言让我想起鲁迅》，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9]王广杰：《后记：给学生留下一份青春成长的记忆》，收入《在高中与鲁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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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二　给生命以意义

给生命以意义——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主持人给我定的题目是“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是教育家杨东平教授提出来的。这里有三个概念：“好人”、“联合”、“做好事”。“好人”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联合”就是组织起来，就像“为中国而教”这样，“做好事”，就是做公益的事。我今天的演讲想把这样一个命题深入一步：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讲的题目是：“给生命以意义”。

一、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因为当下中国的老百姓、青年、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生命失去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面临怎样的生命存在危机？

这里有一篇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中国平均每年有二十八万人自杀，二百万人自杀未遂；

据二〇〇九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有一百万人自杀，有三分之一在中国；

中国的自杀者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村自杀者是城市的三倍，其中女性自杀的比率比男性高百分之二十五；

在中国的自杀者中，有两个自杀的高频率人群，十五至三十四岁和六十五至七十四岁。

我想每一个正视中国问题的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血淋淋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自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大因素——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是压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三座大山。

前些年有一位研究生自杀，他在自杀前拟了一个表，分别列出活着的理由和死的理由，结果死的理由比活着的理由多，他就自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由此敏感到：当下中国人“活着的理由”成了问题。我有一本书就叫《活着的理由》。我想，这不仅是自杀者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都不妨也这样问问自己。

这就需要谈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诸位成长的背景：你们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度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将它绝对化和唯一化，即把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享受、个人的发展，变成唯一的追求、生活中的全部，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把人变成纯粹物质化和个人化的经济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和生命存在的扭曲和异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在：人的欲望不加节制地极度膨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成为人活着的唯一动力。社会对人的评价就看他能不能赚钱，能赚钱就有一切：地位、美女、荣誉等等；不能赚钱，就什么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是这么造成的：当人仅仅为钱，为欲望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不仅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生命的无价值；反过来经济富裕了，有钱了，也会觉得生活空虚，产生生命的虚无感，失去活着的动力。不论是穷人、富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是把生活绝对物质化、个人化的结果。这是一个后果，而另一个后果是当个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和尺度，人际关系便会变得冷漠，会产生和他人隔绝的孤独感。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和死都与他人、社会无关，甚至没有人需要或者关心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把人的活着分成两个层面，为自己活着和为他人活着，即是为爱我者活着。在当下中国这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父母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应试成功。当应试的功利化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连接的纽带时，亲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冷漠，为爱我者活着的生命存在的动力就没有了。

还有，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完全剥夺了孩子童年的快乐，刚才有老师讲乡村记忆，如果童年不快乐，乡村记忆也就失去了。活得不快乐，没有生之乐趣，那就不如去死了。

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不仅环境污染，空气也污染，食品越来越不安全，吃什么都害怕，不敢吃鱼，不敢吃肉，等等。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都在剥夺我们活着的理由。即使我们这些不自杀的人，也觉得活着越来越不舒服，不自在，没意思。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能不能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的问题，这关系着民族现实和未来的生存，实在非同小可。

针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应当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正面命题：让我们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要有意义：生命有了意义，生活就快乐；只有活得有意义，身心的健康才有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怎样寻求这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健康的存在方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醒着的。对睡着的玩着的，生命意义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睡着玩着就是意义。但是，那些醒着的青年，因为不满意、不满足现有的生命存在方式，于是，就要寻求新的生命意义。诸位大概就是这样醒着的，或将要醒着的青年，你们千里迢迢前来，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鲁迅说，觉醒的青年最喜欢“寻导师”。诸位听我这个老头子演讲，大概也是希望我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更准确地说，我也在寻找。即使找到了路，也只是适合我自己，没有把握，也不敢向诸位推荐。怎么办？鲁迅先生有句回答：“青年何须寻找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无须去寻求他人，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如果觉得力量单薄，那就“寻朋友，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也为自身的生命寻求意义。

三、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

我们再把讨论深入一步，提出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应该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开始？

这是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

这就需要谈到当下中国社会，特别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坦白讲，我和大家一样面临很大的困境：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就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焦躁、牢骚、怨愤，就这样与日俱增，难以解脱。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矛盾：中国的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关键的是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普通学生、普通老师，又很难参与体制的改革。但我们又不能只发牢骚，无所作为。怎么办呢？就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做起。我们既不满意于现行体制下占主流位置的观念、价值、道德、行为，那么，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志愿服务；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等等。整个社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或我们这一群人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你做不做。

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显然是另类的。在现实中我们是孤独的，我深信在座的诸位，在你周围的同学和朋友眼里，你们都有点傻，包括你们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听我这种傻教授讲傻话，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要寻找同行者。但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巨大的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心里是有数的。不然，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

意义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的追求和主流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具有内在的对抗性的，通俗点说，就是“不跟你玩，我要自己玩”，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但我们又不采取对抗、批判的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成为一种“第二文化”、“第二教育”、“第二结构”、“另类生存方式”。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这本身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吸引力，我们的队伍是会逐步扩大的。刚才有人提到，“为中国而教”开始只有六个人，今天发展到一百七十人，就因为六个人做的事，本来就是符合人的生命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这种要求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潜在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现在少数先行者突破重围，做成功了，就会产生唤醒、激发的效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两个估计：我们是先行者，开始会很孤独的；但从根本上我们又是有力量的。我们要有自信。对不理解的、反对的人，不必和他论争，而是用行动来说服他。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朋友的存在，最后，就会形成改变社会存在的力量。

四、改变存在，就是道德重建、价值重建与生活重建

那么，我们又要追问：这里说的“改变存在”是什么意思？其内涵是什么？

我认为包含三个重建：第一，道德重建；第二，价值重建；第三，生活重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现在主流意识不同的新的道德理念、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生活方式，这应该是我们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三大目标。

第一，道德重建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利己和利他的关系，简单说就是要解决好“我”和“我们”的关系。

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在中国近代历史里，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我和我们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首先是家庭的人，你是父母的孩子，必须服从家长；其次是社会的人，国家的人，你是皇帝的臣民，要绝对忠于皇帝。但很少强调人是个体的人，更不用说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我们”，没有“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突出个人，强调个性解放。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个人非常孤独无力，个人没有力量抗拒强大的社会黑暗势力，就产生了团结起来，形成群体力量的愿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形成集体主义的思潮，强调阶级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发展到了极端，就演变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观，这是对五四运动个人解放的一种反动。用群体利益抹杀个人利益，再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个人的权利受到随意的践踏。到了八十年代，反思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又重新回到强调个体，形成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在座的诸位正出生与成长在这样一个鼓励个人主义的时代，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意识，把追求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利，视为天经地义。这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一代那样去做“驯服工具”了。但发展到极端，同时也会出问题，就会出现我最近批评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还有“粗俗的利己主义”。于是，这些年又回过头来，强调集体、国家、民族。这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警惕，搞不好可能又走回头路，要求为集体（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与权利。

你们看，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要么只有“我们”（集体、社会、国家），没有“我”；要么只有“我”，没有“我们”。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压倒一个，甚至一个毁掉一个，而且不断循环。我们今天要走出历史的怪圈，就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在“我”和“我们”、个人和社会、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一种调节，回到中点上来，强调二者的统一和协调。根本的问题是要回到人性本身。人既是个体性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我因此提出一个命题，叫做“我中的我们”和“我们中的我”。什么意思呢？当你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发展最终是要促进个人的发展，不要忘了“我”；当你强调“我”的时候，又别忘了：这个“我”是“我们”中的“我”，“我们”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我们应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当然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我们重新建立的新的道德观、伦理观。

第二，价值重建，其核心是要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我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物质是基础”，没有钱是不行的；第二句话是“物质不是目的”。这也涉及人的本性：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动物，精神的追求更能显示人的本性和本质。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也是动态的。在我个人看来，应该追求必要和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尽可能丰富的精神生活。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必要”，没有物质生活的必要基础，根本谈不上精神生活，你得有饭吃，有衣服穿，要衣食无虞。但另一方面，物质生活又应该是简单的，不要过度奢侈。其实简单的物质生活，可能是更接近人的本源的。但精神生活却应该尽可能地充实、丰富。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是，物质上的中等水平，或者中上水平，精神上的高水平。从理论上说，物质和精神同时充分发展，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个人，只能是物质与精神的相对平衡，又有所偏重。物质上追求多了，精神发展上就要受影响；用主要精力追求精神生活，物质上就不能要求太高。在我看来，公益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在处理精神与物质关系时的原则，只能是物质上有基本要求，但要有节制；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主要是在精神上实现自己的价值——物质创造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价值。

第三，生活的重建，关系着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前面讨论的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这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里要补充两点。第一点，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通常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关系，先验地认定：农业文明、乡村文明是落后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是先进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必然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代替。这样的线性进化论是可以质疑的。应该承认，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它们应该互补，而不是一个消灭一个。我曾经写文章讨论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优势，我讲了三点。其一，它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人生活在自然中，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其二，农村有非常丰富的民间风俗、文化。其三，农村人的居住方式是自有优越性的，一家人住在一起，邻居随时来串门，就培育了浓郁的亲情和乡情。这三方面，对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恰恰是都市生活所欠缺的。我最感痛心的，就是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农村文明正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农村，大自然都被污染了，农村民间文化只剩下商业化、空洞化的表演，农村没人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亲情、乡情都越来越淡薄了。于是，就提出了“乡村文化重建”的问题。同学们下乡支农，除了关心和参与乡村教育，还应该关心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自由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盛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大家到农村支教，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我觉得这是一次改变你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大好机会，你在支教的同时也要尽享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魅力。

第二个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要手脑并用。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脑进入日常生活之后，大家的手就只会敲电脑，其他的事都不会做了。我们的手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不灵巧了。这也是一种人的异化，人的生活的畸形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全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提倡手工劳动。我在报上看到，说美国有一些民间组织，就是专门进行手工劳动，比如女孩子集体打毛衣，建立编织俱乐部；男孩子自己做皮鞋、做皮包，成立手工俱乐部。目的是用手工劳动锻炼自己的手，尝试过一种手脑并用，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新生活。这是很有创意的。同学们到农村去，也不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手工劳动。

五、我们的目标：“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的志愿者，实际上在实践这三种重建：道德重建——我们就在实践利己利他的新伦理，志愿者工作，当然是利他的服务，但首先是利己的，在参与公益事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达到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价值重建——志愿者追求与实践的，就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生活的结合。生活重建——城市里的学生到农村支教，本身也是重建生活方式。我们是在这三大重建里，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建立一种新的人性秩序。鲁迅对这样一种新的人性秩序、新的生命存在有一个概括，叫做“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所谓幸福、合理，就是一种平衡，在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可以把“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作为志愿者的座右铭。

而且我还要强调，这样的“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理想是现在就可以实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不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未来，而是现在就要实现。我把这样一种改变自我和周围存在的变革，称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里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六、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原则

要实现“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这也是志愿者的公益组织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

（一）坚守“自发性和内发性”

坚守“自发性和内发性”的原则意味着，不是别人要我这样做，是我自己要这样做；它发自我内在生命，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或诱惑。这种内发性和自发性，是志愿者组织的本质：既然称为“志愿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志愿”。应该说，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却要如此着意强调，是不是无的放矢？不是的，这是隐含了我的一种忧虑的，出自我对志愿者运动的长期观察。在中国志愿者运动刚刚出现时，我就和它发生了联系。当时的志愿者组织并没有被公开承认，生存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随时都有被取缔的危险。因此，参加志愿者活动，至少是无利可图的；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与之发生联系，是有一定风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和支持志愿者运动，只能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如前面所说，志愿者运动是自有其生命力的，随着它的逐渐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就逐渐被承认，不但合法，而且被纳入到学校、有关组织的体制内，甚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公益活动，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和学生的利益直接挂钩，这就出现了官办公益组织，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民间性与志愿性（自发性与内发性），从根本上变质变味了。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曾经说过的，反改革势力对于改革事业的两种手段：开始用权力竭力压制；压不住了，就把你的旗帜拿过去，变得和你一样，表面上是支持，其实是控制和同化，最终使你变得和它一样。应该说，这样的历史正在重演。于是，就出现了如何区别“真、假志愿者”和“真、假公益组织”的问题；区分的标准，就看是否坚持民间性，坚持志愿性：自发性和内发性。

这样，获得合法性，被国家、政府和社会所承认，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这是大好事，也是历史的进步；但内外两方面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孕育着某种新的危机。对外而言，主要是如何处理和政府、国家的关系，既要争取支持，又要防止权力的控制与利用。在内部，则提出了一个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的问题。志愿者运动，在得到政府的承认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后，就逐渐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这时候，人们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动机就不像受压制的早期那样单纯，尽管在主体上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但难免要夹杂着个人的私心杂念，更有的是随大流而加入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本身并不奇怪：任何群众组织、群体运动都不可能纯而又纯。但又必须正视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高每一个志愿者的自觉，以坚守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志愿性即自发性和内发性。

（二）扬善抑恶

接着问题就来了：如何坚守这样的自发性与内发性？我们在下面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这里先谈一个基础性的方面：要坚守人的善良本性。这又涉及对人性的认识。其实每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比如在座的张三李四，也包括我自己，总是并存着善与恶的人性因子。没有纯粹的善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人。善人心中也有恶。因此，人既非天使，也非恶魔，而是善恶并存，就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或向善，或向恶，或徘徊于二者之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关键就在于你所在的社会、群体，它能不能扬善抑恶。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群体，总是扬善抑恶的，把人内在的善的人性因子发扬出来，把内在恶的因子压制下去，但不可能彻底消灭。人们身处其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或者说自然而然地显示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调动起内心善的因子，并以善相处。反过来，当这个社会、这个团体是扬恶抑善的，这个社会、团体就出了问题。现在中国的最大危机，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恶相待。我们的志愿者组织，包括你们的“为中国而教”，就在这样充满戾气和恶意的社会环境、氛围下，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你们的最大功能和作用就是扬善抑恶。每一个参加“为中国而教”活动的朋友，一进入你们精心营造的精神空间，就会把自己人性中的真、善、美全部释放出来，那些私心恶念就没有了藏身之处。就以今天的会场气氛而言：我在这里目光闪闪的演讲，为什么目光闪闪？因为我在尽情地释放、展现我内心最美好的东西；我看到，诸位也在目光闪闪地听讲，因为你们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也被唤醒、展现。这样，我们彼此以真、善、美相互交流、激励，就形成了一个充溢着真、善、美的精神空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精神空间不断扩散，最后把“为中国而教”，把所有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都建设成一个扬善抑恶的生命共同体，以达到每一个成员人性的升华，生命的净化。——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目标；这也是我特别看好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原因：它寄托着我的人性理想。

谈到扬善抑恶，还涉及一个在集体里如何和周围的人（同学、同事）相处的问题。我经常收到年轻朋友的来信，埋怨和同寝室、同班同学处不好关系，很苦恼。我在回信中通常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要对周围人（每一个具体的人）人性的善与恶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就是前面所说的，既不要幻想每个人都是纯粹的好人、善人，也不要把每个人都看成恶人。对你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弱点，甚至恶的方面；对于你讨厌的人，也应该看到他的优点，善的一面。这一点很重要。我就发现很多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对周围人的看法总是趋于极端。在最初彼此相好的时候，就把对方理想化，怎么看也舒服，不愿离开；一旦因为某件事，或者某种原因，突然发现了对方的恶，就怎么看都不顺眼，非分手不可，甚至彼此心存怨恨。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每个人都是善恶并举的。因此，与人相处，首先要心里要有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人性中的善与恶的两方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优点与缺点，都应该经过细心的考察，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与估量。其次，在心里有数之后，又要以善处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善意对人，同时最大限度地看到对方的善意，这样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扬善抑恶。但是有一条，一旦发现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比如告密，打小报告，那你最好远离他，但也不必和他对抗。在我看来，“心里有数，以善相待”应该成为志愿者公益组织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公益活动中，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是最重要的。

（三）行动性：“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以上的讨论，都集中在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志愿”（自发性、内发性）原则，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动性”：每一个人都去做普通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情。这几乎也是不言而喻的。但细细追究起来，也没有这么简单。这里我想讲两

一个就是我经常提的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首先是想大问题，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人的生命存在，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大问题，要解决的是我们做事情的动力问题，方向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万万忽视不得。据我的观察，志愿者朋友刚开始时，都有一种新鲜感，干得很起劲；但日子一久，新鲜感没有了，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的、具体的、琐碎的小事情，做着做着，就心烦了，觉得没有意思了，即使还在做事情，也是按照惯性，机械地做着。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动力不足，缺乏方向感，原因就在对大问题思考少了，关心少了。小事情必须是为大问题管着的，小事情背后必须有大理想追求作为支撑，对社会、人生的大关怀作为底气。因此，每回和志愿者朋友交谈，我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一定要广泛地读书，思考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不要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要做思想者，要抬头望路。但另一方面，路又在脚下，大问题必须落实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这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和那些只发牢骚、什么事也不做的空谈家不同的地方，志愿者组织绝不是空谈俱乐部，我们是做事情的，是做公益事业的。我们要将坚持目标（想大问题）和落实行动（做小事情）结合起来，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统一起来，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找更为健全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

二是在行动中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认识到你的行动的有限性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我知道很多到农村支教的同学们，去之前都雄心勃勃，“我一定要把这个村子的教育状况根本改变过来”。这是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但是做法不可行。因为你很快就会失望，发现实际情况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因此，我想对你们提一点建议：到了一个地方，先要充分了解情况，然后区分三种情况：哪些事情是我立即可以做的，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就等着自己去做；哪些事情是应该做，但是条件不具备，需要经过努力，创造条件后再去做；哪些事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做不了的，那就不做。要认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包括创造条件后可以做的），不能做什么。这既是对客观条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主观限度的清醒认识，我们的志愿者行动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我们要做清醒的行动者，而不是盲目的行动者。

（四）慢而不息，边打边玩

这就需要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精神”。要知道，要改变中国农村面貌、改变中国教育面貌，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很多主客观的条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用鲁迅的话说，要几代人才能做成。因此我在和大陆、台湾的志愿者交流时，经常都要讲几条扫兴的话。第一条，像诸位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少数，因此我们一个人要做在常规社会里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做的事情，你的孤独的局面将长期继续下去。第二，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这一代，连在座的各位都看不到，中国农村教育、中国教育、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我们的改革目标，是需要几代人连续奋斗才能实现的，这是真正的百年大业。因此你只能只顾耕耘，不顾收获。就像在上一届培训班演讲里，我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播下种子，可能有局部的收获，但不可能有你想象、希望的那样巨大的收获。第三，你的付出和你的收获，绝对不成比例。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收获的是小数点零零零零几。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估量的，我做什么事情都很卖力，但我很清楚，我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的事情，效果却很有限，我唯一欣慰的是，效果是正数，小数点零零零零几也是正数，而非负数，这就足够了，甚至是很了不起了，值了。一定要以这样的心态去做事情。我是有意识地向诸位，以及所有听我演讲的人泼冷水，特别是各位热情高涨的志愿者，更需要泼点冷水。冷静下来了，把最坏的结果都想清楚了，还要干，这时候就是真干。在各种鲜花、鼓掌声中去做事，这没什么意思，你是坚持不了的。为成功而干，弄不好，就会变成假干、虚干。

我们需要的真干、实干，最大的特点是：慢而不息。这是韧性精神的精粹。

首先是“慢”。中国的事情必须慢，只能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又要“不息”，不停息，不放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在干。这就需要把你所做的努力变成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叫“边打边玩”。鲁迅曾经说过，你饭不吃觉不睡拼命干，只能坚持一天一夜；但是你一边干，一边谈恋爱，一边看小说，一边玩，你大概就可以坚持一年、两年，一直干下去。

我曾经讲过，人大概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你们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是只玩不打，你们很熟悉，不用我多介绍。另一种是“只打不玩”，这样的一味苦干的献身者，现在已不多见了，他们的精神很可贵，但做法却可商榷，其中也有许多历史的教训。还有就是“边打边玩”——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方式，是我认为的志愿者应有的活法。我们既然有理想，选择了志愿服务，当然就不能“只玩不打”；但我们又清醒于自己要做的事绝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坚持，就必须“边打边玩”，把我们的奋斗努力常态化，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我自己就是这么干的：每年都要看准时机，发表一两篇非常厉害的文章，通常引起巨大反响，有人欢喜，有人骂，还有人怕，这是挺开心的事。发完文章我就不管了，我从来不看网上对我的评价，我去玩了，去旅游了，我刚刚从宁波旅游回来。以后，看时机成熟就再发一篇。边打边玩，何其乐哉。对我来说，做事情和玩是一回事，都是自我生命发展的需要，这样就能长期坚持。大家这回到农村去，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这两年牺牲了，豁出去了，这样是坚持不了的。你到农村也是去玩的，大家不要回避“玩”这个词，“玩”就是一种享受，享受生命的意义与快乐。因此，到农村服务也是“玩”，到大自然中，到乡村生活里享受自然之美，享受人情、人性之美，也是“玩”。这是可以也应该统一的：“边打边玩”是志愿者的活法，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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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意义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悲观的话，极端的话，但是话说回来，也不要低估我们的工作。这种从改变自己存在开始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从个人来说，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对社会来说，则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开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我经常说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国家利用政府权力来进行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是在权利之外，民间力量推动的改革。以国家为动力的改革，和以民间为动力的改革，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这才是一条健全的改革之道。而我们现行的改革却是跛足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它不仅单一，而且极容易被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所把持，从而失去群众基础；并且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必然带来形式主义，甚至借改革之名，损害民众利益，激化官民矛盾。这些年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改革弊端，是跟这样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和路线直接相关的。

这些年我为什么这么热心地致力于民间运动的建设，推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坦白地说，是有一种战略考虑的，就是要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民间的、权力之外的草根运动，这对改变中国改革的结构，加强改革的民意基础和民间监督，促进中国改革健康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绝不要低估自己的工作的意义：这是决定中国改革和中国未来命运的，而且我们要牢牢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不要只向上，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好皇帝身上，而要眼光向下，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然，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的力量还是极其微弱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孤独的状态。但你还要看到和你一起努力的人不只你一个，也不只“为中国而教”这样一个团体。

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全国现在登记的公益组织已经达到四十万，我们算一笔账：假设每个公益组织参与的成员是三十人，这样乘起来就是一千二百万。每个公益组织活动的受益者，我们假设也是三十人，这样也是一千二百万。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千二百万人在和我们做同样的工作，同时有一千二百万人因我们的工作而受益，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如果这两个一千二百万的力量能够持续下去，并且持续壮大，几年、十几年地坚持下去，那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常说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多，虽然像我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在你所在的学校里可能就你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几乎微不足道，但是绝对量并不小，是数以万计、十万、百万计的，而且我们已经或正在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的力量。你们看，我们今天就是济济一堂，看看坐在你身边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心里会鼓起阵阵热浪，原来“吾道不孤”！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志愿者公益活动，我们推行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所做的改变自己和周围的存在的努力，是一件改变社会基础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工作，是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的。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改革的设计，特别是顶层设计；许多人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上层建筑的改革和体制的改革上，这都很有道理，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体制，以上层建筑的改革为突破口，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如果把这样的改革设计推向极端，认为在体制改变（而且是根本的改变）之前，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做了就是改良主义，甚至有害，那就只会把改革的路走窄，种种原因不能参与上层建筑改革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更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这就使我想起了早在一九一九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前，李大钊的一个提醒。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社会没有变化，农民没有自由的判断力，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政客，就会来骗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啊！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要把农村变成“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源泉”（《农村与青年》）。李大钊这里强调民间底层社会的改革和变动，是“根底”和“源泉”，是抓住了要害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变革必须以社会基础的变革为支撑，上层建筑变了，基础没有变，不仅不牢靠，还有变质的可能。我还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通讯》）中国的危机，不仅是体制的危机，更是国民性的危机，人的道德、精神的危机。我经常说，“教育的危机是更为根本的危机”，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是要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以上这两个方面，恰恰正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重心所在：它最关注的，一是社会基础的变革，改变我们身边的社会生活的存在，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二是改变每个人的生命存在，重建新的人性秩序（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等等）。这都是带有根本性的。

当然，这样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又是自有局限的：主要是它是在上层建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提下进行的，只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这就注定了是不可能彻底的，会有许多的妥协与遗憾。我们前面一再强调它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原因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社会基础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与国民性、人性秩序的改造和建设，是应该相互支持、补充，缺一不可的。而在实践里，每一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参与其中的一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同时又清醒于自己的选择的有限性。“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之所以值得推广，就因为它几乎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局部实现的。它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低调的，静悄悄的，它不公开摆出挑战的姿态，也不大肆炒作、宣扬自己，而是实实在在地实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这是它的特色，也是它的力量所在。志愿者公益组织所从事的这样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这表明，它是面向未来的，它追求的不是一时之成效，而是着眼于中国和世界的长远、持续的发展。

八、志愿者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

正因为是着眼于长远、持续的发展，就应该更着力于自身的建设。“为中国而教”成立五年了，最初的草创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应该进入一个队伍建设的新阶段。其实，我们今天前面所讲的，都是关于志愿者公益组织的思想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不过，为了将讨论再深入一步，我还想讲两个问题。

（一）责任、信仰和意义

我们前面讲到，志愿者公益组织的自发性、内发性，是自有人性基础的，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用同学们的话来说，就是出于爱心。现在，我又要补充一句：仅凭人的本性，仅有爱心，又是不够的；它应该提升为一种理性的精神，由本性的驱使，进入更自觉的追求。为此，我想为公益组织提出三个概念：责任、信仰、意义。

首先是责任。我一开始就说过，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个人发展就是一切的社会里，已经形成一个普遍性的伦理、道德观，就是将个人欲望置于一切之上。我们要反抗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们要建立新道德、新价值、新生活，新人性秩序，要反其道而行之，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这个责任也可以叫承担，具体地说，就是“三承担”。其一，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和责任。我记得一位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得起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其二，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责任和承担。诸位是做教师的，那么你们要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三句大话：我的学生不能离开我！我的学校不能没有我！中国的教育不能没有我！你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使命感？应该有！当然有人会觉得你狂妄；其实这并不是夸大个人的作用，而是自己对教师职业，对学生，对学校，对中国教育的一种自觉承担。其三，是对社会、历史、民族乃至世界的承担和责任。我对全国的中小学教师演讲，就说不要小看我们教师，现在全中国最有名的人，那些国家各部门的领导人，那些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大款、大腕，哪个没有接受过教育，哪个不是我们教师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教学怎么样，就可以决定中国的未来，你要有这个责任感。国家、社会、民族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你不得不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

这样的“三承担”，应该成为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仅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也是对自己的责任感。

其次是信仰。责任感、使命感，只能产生于一种自觉的信念与信仰，而不是别人的指令或影响。我曾经说过，要使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成为一种习惯，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有人需要，就会志愿去服务，而不是参加志愿者活动时，处在集体中就积极活动，在组织活动之外，个人独处时就不服务了。仰赖于集体、环境的责任感，不是真正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附于集体的盲从。这里的关键，是你的志愿服务，是出于信念与信仰，还是出于一时之兴趣，跟随着大家做好事。这是盲从的志愿者和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志愿者的区别所在。

最后是“意义”，这是信仰的核心。这就回到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上来，为什么要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给自己的生命存在寻找某种意义，也就是寻找活着的理由，寻找有意义地、快乐地、健康地活着的理由。不仅自己要有意义地、快乐地、健康地活着，也要让支教的对象，我们的学生，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它是从内向外扩张的过程，从创造个人的存在意义开始，去影响周围的人创造各自的存在意义，最后为社会的存在创造意义；而他人意义、社会意义的寻求与创造，又反过来深化与强化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这也是一个创造个人与创造社会的往返良性互动的过程。

（二）公民训练

公益组织建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把我们的组织建设成一个小公民社会。诸位大学毕业参加了“为中国而教”的活动，实际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大学，即公民大学。

现在“公民”这个词讲烂了，其实不是你宣称“我是公民”，你就是合格的公民，没有那么简单。不仅有公民权利，还有如何行使公民权利的问题，这就有公民意识、公民伦理、公民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的问题。公民也是要训练的，我们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公民训练。

公民训练主要有两条。一条要真正实现民主，真正实行民主的、公开的原则。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有的公益组织在外部的压力减少以后，内部矛盾就突显出来，有的甚至维持不下去了。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真正的民主，出现了权力过度集中，监督不足，管理机构行政化、官僚化，以致腐败的问题。这其实是社会的腐败向民间组织的腐蚀与渗透。这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戒的。于是，公益组织内部的民主建设的问题，就被突出出来。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建立，更有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大家都没有经验，需要长期的试验。

第二条，必须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这应该成为公益组织的一个原则。这自然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益组织内部矛盾的突显，不仅是因为民主的缺失，还因为参加公益组织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些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特异的人，个性都非常强，这些各有主见的人聚到一起，如何相处就是个大问题。我听说一些公益组织内部吵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不相容，各有主张，各行其是。这就需要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民主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团体，需要相处，你必须和别人合作。学会相互对话，彼此尊重，学会互助，学会宽容、妥协，这都是公民组织必须遵循的原则。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成员，不仅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善于和别人合作。自我生命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个性的张扬，那只是自我生命意义的一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还有互助精神、包容胸怀、谦虚品格的培育、发扬。为自己生命寻找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不断实现自我生命的完善和提升。而这样的完善与提升，又必须在群体的和谐共处，相互吸取、补充中完成。这样，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就显得特别重要。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群体，学会在群体中成长。希望大家经过了这几年“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工作的锻炼，走出群体之后变成另一个人，至少在你身上有新的东西、新的因素，这样你的两年支教才不是白过。我期待着，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那时候，就不是今天这样听我一个人讲，而是由你们讲，我来听你们讲述：参与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社会变革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故事。那将是更为丰富，也更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如此冗长的讲话。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为中国而教”培训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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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今天，就专门和诸位谈谈“大问题”。

前几天，我看了电影《小时代》，突然发现，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我这样“想大问题”，就有点不合时宜。小时代，小人物，小享受，小苦恼，还有点小孤独：这大概就是当今许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对一些作家的批评，说他们“把个人小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因而陷入“顾影自怜”之中，我还想补充一个“顾影自恋”。我还发现，在当今社会，即使有人有社会责任感，介入现实，也是紧贴具体矛盾和问题，不能自拔。这两种情况，都引起了我的不安。更准确地说，都是我所不能适应的。关于前者，我们这一代已经习惯于“大问题”的思考，有一种几乎本能的时代关怀、社会关怀、政治情结、历史承担意识，老是想参与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创造。我们在年轻时候，因此有极大的生命投入，但也因此被利用，上过当。于是对过于强烈的直接参与，又有一种反思。过于贴近现实，就会陷入无止境的焦虑感、无力感，很可能被现实所吞没。因此，又想和现实拉开一点距离，想一些更大的超越性的问题，一些关于人性、人的存在、人类发展的形而上的问题。既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出发，更要有一点距离，想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今天要和诸位交流的，是我正在想的，也是和年轻朋友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

我今年七十四岁了，而在座的诸位的年龄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上下，也就是说，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我想问的是：未来三四五十年间，也就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对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为此，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是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以后。当时，我也是给志愿者朋友做演讲，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二〇〇八年，真是一个多事之年！先是冰雹之灾，又是火车相撞，手足口病疫流行，西藏骚乱，火炬传递中的冲突，最后是汶川地震……

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灾难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

从这一刻起，世界变了，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你们已经接班了。（参看《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思考》，收入《致青年朋友》）

从二〇〇八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五年。对当年我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似乎可以展开来讨论了。

当年我所说的“灾难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未来三十年到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将面临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也有两个层面，两个方面。

第一个层面：所谓“自然灾害不断”，背后是一个“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二〇〇八年我所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太紧张”。这实际上也是这五年来愈演愈烈的问题。就拿当下的二〇一三年来说，从年初的雾霾，到眼下甚至是此刻，雾霾又重来，空气污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最大威胁了。可以预测，这样的威胁、紧张，要长期延续下去；可以断言，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诸位生活的年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未曾遇到过。当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是利用、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为主体，并且是可以由人来掌控的。于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口号下，我们不断地向地球开战，破坏大自然。现在，就遭到了大自然的反抗和报复。连细菌都在反抗，人类原来制造了大量的抗生素，现在细菌就用变异来反抗，反过来造成我们今天在瘟疫面前束手无策。现在，我们再设计、规划、决定人类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大自然的存在、反应和作用。人类中心论从此被打破，人与自然起码要处于平等的地位。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时，作家王安忆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概括：“我们将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时代主要内容、时代主题词。

由此提出的，是许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我们既定的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行动方式……都会遇到巨大挑战。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涉及方面太广，太复杂，我还没有想清楚。只能就想到的，略谈几点。

首先是发展模式。我们讲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就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报复。“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无止境地索取”，正是单一的工业化的特征，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成为其必然后果。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只不过西方可以将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转嫁到殖民地、东方落后国家，而中国这样的东方后发国家，转嫁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就只能自己承担。

当然，在国内，也有另一种形式的转嫁，即东部先进地区向西部落后地区转嫁，将其变成“内殖民地”。这样一条“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背后是有一个公认的理念的，即发展道路与模式上的进化论：断言“游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是二元对立的，有落后与先进的绝对的质的区别，必须全面否定前者，后者全面取而代之。对这样的几乎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发展道路上的进化论，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今天，恰恰是应该进行反思、质疑的。农业文明、农村文明保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对平衡与和谐，尽管是建立在低生产力水平上，但其精神内核却自有它的合理性。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每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找到了一种适合于在自己本乡本土生存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人和环境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的历史联系中所产生的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知识和文化，是不可以简单地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任意摧毁的。问题是这样的摧毁仍然在继续发生，也就是说，反思单一工业化发展模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东部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以后，中国的西部正在快速发展工业化。据我的观察，这样的工业化，正在走当年西方、中国东部地区走过的“先破坏，后弥补”的发展道路，这样的生态平衡、环境破坏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令人

其次，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必然引起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于将人分为阶级和阶层；现在，突然发现：在“人和自然”这一组关系里，“人”具有某种共同性。也就是说，只要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空间——例如北京——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大自然的报复，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都要同样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会分析，同样面对雾霾，富人、穷人之间，官、民之间，受到的损失，应对的手段等都会不同。这样的阶级、阶层的差别当然存在；但不能否认人在雾霾天气威胁下，利益的某些共同性，因此，就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满和反抗，几乎会遍及全城居民，具有全民性。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在此之前，所有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骚乱，都是局部的。包括拆迁、某些社会不公引发的冲突，都只涉及社会群体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全民的。这样的环境问题引发的全民不满和反抗，就会引发新的政治问题，甚至形成政治运动的新的组织方式。西方已经出现了以解决环保问题相召唤的“绿党”，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和深思的。

最后，人和自然的关系，还会引发新的伦理问题。这些年围绕动物保护引发的争论、冲突，提出了动物伦理的问题，还引发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简单生活”的倡导。这对我们的伦理观、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由此展开的是一系列的形而上的宇宙观、天命观的哲学讨论。人和自然关系的背后，还有“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这些年被广泛关注，当然不是偶然的。

以上是“天灾”引发的讨论，还有“人祸”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第二层面的讨论。所谓“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背后，是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二〇〇八年的演讲里，我谈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后，又谈到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信仰、价值，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个体，都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来往越来越密切。所有国内的问题，都变成国际问题，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密切接触、联系，固然使人的生命越来越相互依存，产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时也必然是摩擦不断，冲突不断，既相互批判、质疑、冲突，又相互支持、共处。这将是国内各利益群体，国际各国家、民族关系的常态。”这些年，内地人与香港人、台湾人，与世界各国联系密切了，冲突也大大增加了。香港与内地人零距离的接触所产生的冲突，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样的冲突是很伤感情的，甚至会产生分离的危险。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谈到随着大陆和台湾贸易、人员交往的密切、零距离接触，也会产生类似香港的问题，这将是大陆与台湾统一的主要障碍。中国国际冲突的加剧，不仅存在于国家、政府之间，更存在于国民之间，彼此不习惯，不适应造成的紧张，也许是更加值得注意与警惕的。而对诸位来说，一方面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范围流动，同时就有一个“如何和世界相处，如何培育自己的‘世界公民’意识”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这一代未曾遇到的。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方面。这就是我在观察二〇一一年的世界所得出的结论。我发现全世界都病了：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病了；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露，病了；北非发生了颜色革命，病了；北欧（瑞典）发生爆炸事件，病了，等等。这就意味着：现行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发展模式（美国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等）都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危机。这是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根本原因。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神话的破产。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有两大神话：资本主义的西方神话与社会主义的东方神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谁战胜谁，曾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就预言：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将是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毛泽东的召唤曾鼓舞我们这一代人，为之付出了一切，最后的结局不言而喻。在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世界从此进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道路模式独占一切的时代。但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又打破了美国神话。尽管现在中国又有些人在鼓吹“中国模式引领全球”，但那是很难被真正面对中国现实的人们所认同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绝对化、理想化，都是一种遮蔽与欺骗。这就会使我们在寻找发展道路时，产生新的困惑。过去中国左、右两派争论的时候，他们都不满意于现状，各自开出了药方：右派主张“走英、美的路”，左派或主张走北欧的路，或说“中国道路最好”。现在都有了问题。在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矛盾，在北欧福利社会主义导致的巨大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以后，再照搬美国模式、北欧模式，就多少有了点困难。当然，也还有知识分子坚持所谓“大坏与小坏”的道理，仍然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对许多人来说，在危机面前，那样的美国道路、北欧道路的说服力、吸引力，显然减少了许多。至于“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之说，尽管可以起到振奋人心、满足人们民族主义的虚荣心、想象力的作用，但真正回到现实中，恐怕很难令人真正信服。

如果说我们那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西方与东方两种文明大博弈、大冲突的时代，博弈的结果是各种制度、文明的弊端的彻底暴露，各自出现了危机，形成全球性危机；那么，未来三五十年，将是一个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也就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各种文明形态（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进行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

问题是：如何进行反省与反思？

要防止两种倾向，即所谓“文明崩溃”论和“文明崛起”论。绝不能轻而易举地宣布：某种文明崩溃了，某种文明崛起了。这是新的欺骗。我们中国人既要拒绝“中国崩溃”论，又要警惕“中国崛起”论。我们一定要承认并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所有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都已经出现了危机，盲目固守某种制度、模式、文明，都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危机并非末路。现存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不仅曾为世界各族人民造福，延续到今天，并且继续维持着今天的世界，甚至还存在某种发展空间。这都说明，现存的所有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积淀的成果，具有相对的普适意义的因素，它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与前提。弊病与价值并存，危机与转机并存，可能是更符合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的，更真实的。这样，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就有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方面，仍然延续上一个时代的各种制度、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冲突，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特定时期，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但更为突出的将是两种倾向：一是各种制度、模式、文明形态内部的危机与冲突，由此引发的是内部的改革与调整。二是由于共处于全球化时代，各国内部的冲突、变革与调整，又是相互影响的；而这样的内部改革与调整，又必然是相互吸取的。也就是说，改革与调整的结果，不是选择一个，抛弃一个，一个战胜一个，一个消灭一个，而是相互交融，是对现有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的综合和超越。

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那么，诸位所处的未来三五十年，将是一个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人主要是要处理民族危机的问题，而你们这一代要承担的不仅是民族危机，更有世界危机，而且两者是纠结在一起的。诸位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对世界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全面反省，并寻找、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变危机为转机。你们的时代，既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更是一个呼唤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在我看来，这个时代，是需要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乌托邦想象的。

从另一面说，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越来越感觉到，简单地站在某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知识立场上，已经很难对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举一个例子，对二〇一一年发生的几个世界性事件，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都作出了各自不同针锋相对的判断。比如对北非的颜色革命，包括埃及革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判断为世界又一次民主浪潮；对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欢呼，认为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结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意外：埃及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垮了，但没有进入民主的新时代，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乱之中；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左派想象的那样迅速走向崩溃。当然，仍然还会有左、右派的知识分子坚持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但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会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纳入我们已有或固有的理论框架内，而应该正视现实，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要永远记住，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

最后，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个问题：今后三五十年，你们将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将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或许这是最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挑战，但恰恰是最讲不清楚的：一是我们都受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此所知甚少；二是许多问题还处于不明朗状态，还难以想象和预测。这里只能把问题提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来的，鲁迅当年称科学为“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又称科学为“人性之光”，首先注意到科学对社会发展、对人自身发展的特殊意义。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它所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变革，将是全面的，而且至今还难以预测。有了网络，我们的学习方式、研究方式、思维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彻底地变化了。还有网络政治，提供了和传统政党政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治方式。我们前面提到的埃及颜色革命，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年轻的网民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所颠覆的。网络民主正在成为当前中国民间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它引发了当权者的反弹，形成了最近中国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网络的出现，同样是对我们既定观念、思维的巨大挑战。今天以及以后的中国年轻一代都完全是网络培育出来的。网络对年轻一代的塑造，将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的。你们比我更熟悉网络，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还要谈到基因技术的发展。它不仅会影响动植物的生产，从而根本影响人的生活，而且会影响人自身的生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人自身的问题，也是难以预计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两大关系紧张又会带来人自身心理的紧张。现在，又有了人自身生产带来的紧张，这是更带根本性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想都想不到的。因此，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这样的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知之甚少，想之不多，都是可以原谅的。而对诸位来说，这都是你们将来会时时刻刻遇到的问题。你们对之漠然不知，就是不允许的。在这方面的蒙昧，是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以上就是我现在想到的未来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你们将遇到的三大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危机与转机，全面反省和寻求新的出路的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机遇、新问题。三大问题引发的三大紧张：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以及人自身的内在紧张。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又是孕育着新的变革与新希望的时代。

问题是，要怎样迎接这样的时代？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准备。在我看来，应该有若干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精神的准备。认识问题的存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备，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觉悟。这才可能从容、主动、自觉地去应对。要直面多灾多难的时代，就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要探讨新的出路，就需要有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其次是知识、理论的准备。如前所说，这些新问题都是对我们的价值立场、知识理论的挑战。我要强调的是，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必须建立在全新的深厚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要真正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全面反省，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内在矛盾与弊端，就必须深入其内部结构的深处，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这就需要对所要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较的眼光与学养。而这样的反思、总结，又必须是多学科、跨学科的。这也是我的苦恼所在：我意识到了问题，却因为知识结构的缺陷，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就只能向诸位发出呼吁了。诸位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年纪轻、时间多、精力好的优势，及早调整、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里还想对理论准备多说几句。首先要有理论的兴趣与自觉。我很为青年人中的理论淡漠症感到担忧。这和我一开始就说到的人们沉湎于个人小悲欢或过于沾滞于现实的现状有关。其次，还要有理论的能力。在我看来，需要有两种能力，第一，是发现理论问题的能力。在这网络时代，我们天天面对无数的信息，却很少有人能够从中发现问题，特别是蕴含在具体事实背后的，也就是现实生活所出的理论问题，这可能和我们的思维缺少距离感和理论敏感有关。第二，是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这就和知识、理论学养直接相关。我还发现，有些青年他们对理论也有兴趣，但要么沉湎在抽象的理论中，失去了现实的感觉；要么满足于对某种西方理论的搬弄，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或许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都使我想起了我们这一代当年对自己的期许：要思考大问题，要关注理论问题，要注重社会调查，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善于学习，敢于独立思考。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有许多的迷误，许多的教训；但这些年轻时的自我期许，也可以说是准备吧，或许对今天的年轻人作出新的选择时，还会有点借鉴作用。

我们再拉回来谈准备问题：精神、知识、理论的准备之外，还要做实践的准备。这个大危机、大转机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没有前例可循，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去探讨，去实验。它也就给实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真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时代。鲁迅的名言是最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这里所提出与讨论的今后三五十年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有些部分，如理论的反省和探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实践、试验，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可以落实在“小事情”的具体实践上的。这就是“想大问题”和“做小事情”的统一。事实上，这些年许多年轻朋友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和实践。我一直在关注青年志愿者运动。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就表明，你们正在组织起来，尝试创造“新生活”，提倡并身体力行“简朴生活”、“农家生活”。其背后隐含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寻找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新的结合。这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初周作人他们倡导的“新村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身边的存在”开始，逐步改变社会的存在。我称之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或许就是我所说的“新乌托邦主义”吧，但它是落实为可以具体操作、可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实践。这个问题，我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题是要有自觉，要有准备。这也就是我今天来和大家讲“大问题”所要提出的问题：这些未来三五十年的问题，你们想过了吗？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部分志愿者“简单生活”讨论会上的讲话，十月九日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十二月七日在北京大学再讲）
忧虑 的。 div>

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我的青年志愿者朋友林炉生向我推荐区纪复先生的这本书，并希望我为该书的内地版写序，我自是欣然同意。认真阅读以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今天的中国内地正急需这样的反思和试验。

区纪复先生坚持他的“盐寮净土”试验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他如此概括试验的宗旨和特点：“度的像是出世的生活，思念的却是入世的关怀。”“盐”即有“消毒、防腐、调味的特性”，就是“希望对社会的不理想情况尽一点责任”，“调整一些歪曲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这就使我产生了追问与讨论的兴趣：区纪复先生和他的朋友对当下社会和流行价值观、人生观有着怎样的不满与批判？于是就注意到区纪复先生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的阶段，但仍然有贫富悬殊、不公平正义的现象。”更让他们焦虑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过度发展而带来的奢侈、浪费、破坏、污染的不良后果”，由此引发的是对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即所谓“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反省。这样的反思、反省，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大破坏，二是物质、消费、功利的价值取向导致的人自身的异化，越来越远离人的生命本性。其具体表现为三个极度紧张：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以及人自身内心的极度紧张。于是，就产生了“和大自然靠近一点，和生命本身亲密一点”的时代新要求。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教授李家同先生在《推荐序》里说，这是区纪复先生在本书里所要表达的“终极主张”，我以为抓住了要害，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

我在阅读本书里的这些讨论时，不能不同时想到当下中国内地的现状；我相信本书的内地读者也会有这样的联想。这都是二〇一三年我们亲身经历、体验的现实，从年初的雾霾所暴露的空气污染，到此刻我们正在苦熬的酷热显示的气候反常，都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人类正在遭遇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不能不吞下二十世纪世界工业化对大自然无节制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苦果。而二〇一三年接连不断发生的公共恶性事件，从年初的死猪事件、毒奶事件，到刚发生的产科医生贩卖初生婴儿事件等，无一不在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其暴露的人性的变态，人际关系的险恶，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容忍度，真正到了社会崩溃、人性崩溃的边缘。这都会转化为人内心的焦虑、烦躁，以至失控。这样的心灵无名之火又会转化为社会的戾气，一旦蔓延，是随时可能导致暴力行为，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一方面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已经进入类似台湾、香港的后工业化时代，开始了对过度工业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在中西部更广大的地区，工业化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价值观、人生观，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二〇一三年最流行的电影《小时代》就露骨地宣扬“金钱至上，物质至上，欲望至上”的价值观，却受到了“九〇后”青少年的热捧。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观念、价值与实践两方面对之作出回应，就成了中国内地的当务之急。这是一个时不我待的重大的社会、教育课题。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下显示了特殊的价值。在我看来，区纪复先生倡导的“简朴，自然的生活”，至少是提供了克服上述时代弊端的一种可能性，一个全新的思路和途径。最具启发性的是，其内含的两大观念。一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区纪复先生反复强调，要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们身边的水、火、石头与草木，它们都是“有灵有性，有感情，有喜好，有能力，会变化”，多姿多彩的，也就是说，水性、火性……都是和人性相通的。因此，“在大地自然中万物就像一家人一样”，人对自然要有“兄弟情怀”，要有“敬重”之心，要懂得“感恩，回报”；“顺其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之外，还要会“赞美，欣赏自然”，这样才能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融”，最后，达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二是“回归与升华人的生命本性”。这包含了建立新的价值观，寻求新的生活方式，重建人与人的新关系等几个方面，最终目的是要“得到各种良好的人性特质”。从区纪复先生的描述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复归传统，又具时代特色的既老且新的生命状态：“不敛，不贪、不奢侈、不浪费、降欲、克制、节俭”，“惜福、惜物、惜缘”——这背后是一个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欲望至上的流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愈少愈自由”的新价值观和“拥有的少”、“需要的少”的“简朴生活”和“简朴精神”；“真诚、慈悲、和谐、共融、分享、互信、互助、结纳、包容”——这是一种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喜悦、关怀、和善、谦逊、忍耐”，“不气、不怒”，“用心、细心、耐心、恒心、信心、好心、爱心”——这都是人性的修炼所达到的更高的精神品质与境界。区纪复先生称之为“新人类”。如单国玺主教在其《推荐序》里所说，这是内蕴着“中西新旧合一的精神”的。区纪复先生又把这样的“新人类”精神概括为“和好的精神”：“与自己和好”、“与他人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与上天和好”。区纪复先生强调，这是一种“具现代特色的新的精神”：他显然期待这样的新人类、新精神、新生活能够通向人类社会的新世纪，期待着综合并超越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的诞生。本书提供的这一愿景，或许是一种新乌托邦，但也正是这个混乱而令人绝望的时代所需要的。

区纪复先生和他的朋友真正着力的，却是彼岸的乌托邦理想（愿景）照亮下的此岸努力。他的“盐寮净土”是建立在现实土壤上的。这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试验，其最吸引人之处有四点：一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二是它的当下的行动性。如区纪复先生所说，它既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高调”，又非纯粹“知识的论述”，不空发牢骚，也不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把理想融入日常生活，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情做起，落实到“一切生活行为的细节上”。因此，在“盐寮净土”里，前面所说的所有的理念、愿景，全变成极富想象力和创意的具体修行。如体现人与自然新关系的“水修行”、“立石修行”、“千禧迎日操”，体现新价值观、新生活方式的“简朴修行”、“物尽其用”、“道在垃圾”，体现人与人新关系的“信靠单行”等等，或许这些设计与实践，是最能让本书的读者心驰神往的。其三，它完全是志愿的选择，就能够做到“心甘情愿，无拘无束，因此也享受到了这种生活带来的自由和乐趣”。其四，它所选择的是一种“由内到外，由近至远及由人到自然”的行为方式，这背后的理念，和我这些年一直在倡导的“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确有相通之处，或许这就是我对区纪复先生的“盐寮净土”试验特别能产生共鸣的

我一直坚信，这样从自己做起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变革，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就具有扩散效应。区纪复先生的“盐寮净土”精神由台湾推广到香港、澳门，现在又传入内地，这都是势所必至。当我听说炉生主持的燕山学堂和盐寮净土将在二〇一三年联合发起“回归内心的简朴生活之旅”，特别感到欣慰。这不仅意味着区纪复先生种下的自然简朴生活的种子在内地的散播，而且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青年志愿者运动的一个丰富与发展。炉生告诉我，燕山学堂是我所熟悉的“农民之子”的一个分支，另一批朋友还在坚持流动儿童的教育。在我看来，这样的两种发展方向，或偏重于志愿者自我和群体自身的修行，或偏重于社会服务，是应当、也可以相互补充的。这也是区纪复先生所强调的：“每个人不会有相同的取舍标准，而可各自有他的重点看法，走出一条自己一条抉择的途径。”我对青年朋友的建议是：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不妨作多方面的尝试。区纪复先生书的出版，也就别具意义：它将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原因 吧。 div>

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感谢“社区伙伴”的朋友对我的信任，寄来了新一期《比邻泥土香》里“留城青年”专题的几篇文章，以及他们编的《让梦想扎根》《书写社区》等书，并希望我写几句话。我也就欣然应命。我虽然已经七十四岁，很少有和青年接触的机会，但始终关注着中国青年，特别是鲁迅说的“醒着的青年”的动向，认定他们的选择与行动是决定中国与世界的未来的。我很想对社区伙伴的朋友说：尽管我已无法成为你们中的成员、一个参与者，但我愿意作为一个观察者、学习者、评论者、历史的记录者，为你们摇旗呐喊。

我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他们。而且我在认真地阅读了寄来的材料以后，知道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的“生活革命”，寻找与创建“可持续生活”时，真的被感动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二〇〇八年我在梁漱溟乡建中心的一次演讲里，就提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需要实现制度、文化、价值与生活的四大重建；我还对“理想的新生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看法和建议（见《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收入《重建家园》）。现在发现我的这些想法和青年朋友多有相合之处，而且他们已经将其变成了实践，这实在令人欣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勾起了我的许多历史的回忆。首先想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新村运动”，一群新青年，共同劳动，读书，思考，讨论，实践，和本书中的“青年公社”很有点相似，都是在寻找主流之外的新的生活方式。其倡导者之一周作人说，“新村的理想，就是人的生活”，“物质的一面的生活，完全以互助，互相依赖为本，但在精神一面的生活，却注重自由的发展”。（《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我还想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时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即“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和今天青年追求城乡之间，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脑与手之间的和谐，也确有相通之处。这表明，每一代有志向的青年，都在寻找与开拓更加符合人性的新生活的新的可能性，这样的理想追求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我们今天的实验，是自有传统的，我们是前人的继承者和新的开拓者。

我更想到，这样的今天的实验，更是通向未来的。最近，我在北京几所大学做过一个《年轻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的演讲，其中就谈到了，我们既要关注、投入现实的改造，同时又要拉开距离，作“长时段的考察与思考”。我向二三十岁的青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未来四五十年的时间，也就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对时代所提出的什么样的问题？为此，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提出，从现在到未来四五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人类将面临三大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那将是一个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全面反思，并进行新的综合与超越的时代”；“将面对科学技术超乎想象的发展所造成的难以预计的新的机遇与问题”。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正是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年轻朋友们的“生活革命”的大背景：我们所探讨的“可持续的新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恢复人们内心与大自然的联结”。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正是出于对已有、现行的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我们的另寻出路，也必须充分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并考虑其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实验，正是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和自己的一生发展“做准备”的，而且这样的实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是要经过长时段的努力，才能真正显示其意义的。

以上都属于总体的考察。下面我们再作一点具体的讨论。本期专题是“留城青年”，也就是要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创造另一类可能性。这本身就很有意思：以往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地关注乡村文化的失落带来的问题，城市生活的重建和创造却少有集中的讨论；但事实上，城市问题在发达地区是更具普遍性的。我注意到，本期发表的文章就来自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其中也涉及日本、泰国等地的有关实验，这都表明，今天的“生活革命”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运动。

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指引下的城市发展中，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是谁的城市？我们今天要找回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发展，建立怎样的城市与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又应该从哪里着手，去进行新的理想的城市生活的重建？对已有的占主流地位的城市发展模式，我们已经做了许多的反省和讨论：我们确实失去了许多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在物质第一、欲望第一、消费第一的追逐中我们失去了人的主体，失去了内心，失去了与自然、大地的联系，这不是“我的城市”，不是我们的家园，而是一个精神桎梏的牢笼。这些痛苦的反思，让我们刻骨铭心；但我们又不能止于此，还要作更为积极的建设新生活的尝试。我以为，这正是本期几篇文章最具启发性之处：它们引发了我的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寻找城市的“根”。这就是何家兄妹所说的城市平民日常“市井生活”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它“代表着最质朴、原始、淳朴的生活方式”，体现在民间宗教、民间习俗和节日、地方戏曲、地方饮食、方言土语、邻里关系之中。和人们熟知的乡村文化一样，这些城市底层社会的地方文化，原本就是每一个城市人的精神家园。但在所谓“城市国际化”的狂潮中，这样的带有鲜明城市个性，与城市里每一个人的生命记忆紧密相连的城市民间文化，都在消亡过程中。如论者所说，“在城市重新建立的所谓‘社区’，既没有血缘地缘群体的支撑，也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的支撑，大体还是一种行政管理的形式”（《从社区故事说社区》，收入《书写社区》）。我们经常说乡村文化的空洞化，其实城市民间文化的空洞化，或许是更为严重的。但这也是出路所在。我们重建都市生活的努力，正可以从城市社区的改造入手：在其中注入本土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就像贵州离乡的苗族青年要“重走迁徙路”以“寻找我们的根”一样（杨胜文：《悄然的变化》，收入《比邻泥土香》第五期），今天的城市青年，也要重新了解自己的城市，它的地方文化与历史，寻找城市“味道”，接上城市的“地气”，“从传统中发现自己底蕴”，以形成与记忆、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文化认同。如何家兄妹所说：“自己的土壤出来的果实、花朵，才是自己的。”（陈靖：《何家兄妹何家菜》）

构成传统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曾经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手工作坊。这不仅是一种手工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我在《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的演讲里，曾引述专家的意见，强调“手工是人类文明和人类劳动的本质”，手工劳动的最大特点，在工具始终掌握在人手里，“与人贴近，与人融合，可谓全面意义的‘人的延伸’。这种‘物我一体’的关系，肯定了‘手’的人性力量”，手工劳动是事关人自身的健全发展的。因此，在现代工业方式一统天下的今天，“国人对机械，对电脑，对一切非人的因素，愈来愈近时，我们丧失了对世界对物质材料的亲手的触摸，我们也因此削弱了对世界的真切的感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手工及其手工艺产品就有了一番特殊的意义。如《重看香港工艺》一文作者所说，近年“工艺又慢慢走进生活”，同时又出现了“将工艺转型至文化产业”的可能，这都展现了“手工艺和生活重新接轨”的前景，这或许是创建城市新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可以

本期好几篇文章都谈到了“在城市里寻找与乡村、自然的连接点”的问题。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记得晏阳初先生曾经说过，“世居城市的市民，他们的祖先，什九都是乡下人”，因此“不但代表中国国民的应该是农民。连中国的人种也是出于农村”（《农村建设要义》）。这至少说明，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是存在着天然的，甚至是血缘的联系的。而这样的联系却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浪潮下，逐渐淡化；在一些人的设计里，农村应该消亡，城市将一统天下，而这样的城市又是要消灭农村的一切痕迹的。在这样的发展路线下，“逃离农村，变成城市人”，就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梦想；但他们一旦真的进入城市，又发现自己实际难以完全融入城市，就陷入了身份的尴尬与内心的焦虑。

现在，“社区伙伴”的朋友却有了另外的选择：或者重返农村，或者在城市里重建城乡之间的联结。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实验。本书选录的几篇文章即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方式：或以菜市场为城市与农村交流的空间，建立“农夫市集”，促成从事生产的农民与城市消费者的沟通（苏之涵：《市场》）；或以“食物放提”即“食物分享”的方式，尝试“消费最小化的生活方式”，恢复“被抛弃的物品的本来价值”（陈靖：《平等，分享，行动》）；或在城市边缘、社区建立城市菜园，自给自足，守护“生活与大地”（王晓波：《活在彩云之南》）。这些实践经验都强调一点，重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结，实际上是重建城市人与自然、土地的联系，以及与自己内心的联结。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方面是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随着城市环保问题的日益突出，并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如何在城市建设各个环节更多地嵌入自然的因素，使城市更加绿色化，更加注重生态发展，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新思路，是否能够由此而建立城乡交融的新格局：这至少是可以想象与期待的一个前景。

而且我们还应该有一种“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我在《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里提出的理想。在这个方面，前述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新居民，也包括农民工，其实是自有优势的。我曾经因此给“新农民工”写过一封信，谈到要把他们感觉到的“身份尴尬”变成一种“文化身份自信”：他们来自农村，有乡村生活与文化的感受、经验，体验与记忆；又走出农村，接触更广大的城市文化与世界文化，这样游走于城乡之间，是最容易形成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双重认同的，是单有一个方面（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经历与经验的同龄人所不具有的。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而不是让它们相互抵消），就使得来自农村的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重建城市与农村的联结，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对我们所有的思考与实验，在充分肯定其正面意义，坚持与坚守的同时，也要留有余地，要有更多的反思，保持自我质疑与批判的力量——这是麦芒先生在其《将理想根植在土壤里》（收入《让梦想扎根》）提出的，引起我强烈共鸣。麦芒先生强调，要把我们的理想根植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城市实际生活“并非诸多两极中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混杂、交融，相互吸纳、作用，“存在着无数模糊的界限”；因此，“不要一味去拥抱乡村，抛弃城市；拥抱传统，质疑现代；拥抱日常和文化的，而轻视政治的、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麦芒先生指出：我们“不应模仿现代性思维方式，去建立二元对立的世界。我们应该去掉意识形态的坚硬框架，倡导一种柔软然而有力的对话与容纳，让我们的青年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建构自己的理想和对世界的展望”。这都抓住了要害，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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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中国的平民教育，可以上溯到民国初年的通俗教育；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则始于五四运动。当时全国学联曾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专门发布《实施平民教育案》，提出以“养成大多数平民的觉悟与能力”的“平民教育”为“救国之根本”。在此之前即已开始活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则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三十年代，平民教育运动形成高潮，并有了更为自觉的理论倡导与组织化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定县实验。在《平民教育概论》等文里，晏阳初明确提出，“凡一般已过学龄时期，而不识字或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青年和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有领受平民教育的必要”，并规定平民教育的立足点，是认定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自人而生”，因此也必须从“人”，特别是民众的身上，去求“根本的解决”。因此，“平民教育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个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为此，就必须进行“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以立“民智”、“民生”与“民德”。在他所主导的定县实验里，则具体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在抗战时期，晏阳初和他的同事将定县经验推广到重庆北碚等地，继续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到五十年代以后，晏阳初又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在中国国内的经验，平民教育也因此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

今天，我们来重温这段平民教育的历史，除了会因为历史的曲折而生出许多感慨外，也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之感。因为当下的中国，再一次突显了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我们所面临的众多危机中，最根本的，并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无疑是教育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我们不禁要想起晏阳初当初发出的警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这都是切中时弊之言。这样着眼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是当下中国所急需的。

今天强调平民教育，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发展背景。这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平民社会出现了两个新的群体或阶层。首先是越来越为社会所瞩目的农民工，而且今天的农民工已经逐渐完成了由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据共青团北京市委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市十六至三十五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二百二十万人，占全市十六至三十五岁青少年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清华大学一个课题组的调查，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十点七年，基本是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许多人都有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的学历，其中大学生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和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据说有五千万人），一起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新工人”。这样的新工人阶层，自然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据前引共青团北京团委的调查，除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外，他们特别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百分之四十五的被访者表示社会及单位提供的文化活动不能满足需要，读书看报、社交活动、情感沟通、婚恋交友等精神交流成为迫切愿望。调查还显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百分之九十四的人会上网，平均每天上网三点六小时。这就意味着，他们正渴望着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获取更广泛的信息，他们具有在城市里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的紧迫感，他们对世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旦他们开始说话，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是否尊重、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并且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

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留守在农村的群体。绝不能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与农民就会消失。有研究者指出，即使今后每年转化为市民的农民有一千五百万人，再过三十年，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五亿多人。我们所要走的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的道路，培育乡村建设人才，满足留守农村和这些年陆续回乡求发展的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教育任务。

应该说，多年来一直有一批有识之士在以社区教育的形式，坚持这样的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积累了经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更加明确地提出发展平民教育的任务，更加自觉地继承与发展平民教育的传统。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具有相当的迫切性。

在我看来，当年的历史经验和传统里，有两个基本点，在今天特别值得继承和借鉴。一是平民教育的立足点和目的，是“教人做人”，即“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培养民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整个的人”。其二，平民教育的内容，也必须是全面的：不仅要进行生计教育，而且要进行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同时也要看到时代是发展的，今天的平民教育将面对前人所未曾遇到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固守传统，而要有新的努力，新的发展。比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今天的教育对象，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新一代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有着自己的和老一代农民工、农民不同的精神困惑、问题和精神需求。这都要求今天的平民教育必须有新的内容，新的方法和形式，新的探索。

我们的探索想从教材的编写入手，于是就有了《平民教育人文读本》的尝试。我们将《读本》设计为两卷，即“经典卷”与“当代卷”。“经典卷”的编写，基于两个基本理念与目的。其一，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工人与农民，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高成果，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富，这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其二，阅读经典的目的，又在于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觉”，这是他们寻求自我解放，争取自己权利的根本条件与前提。在具体的设计里，我们着意编选了《影响人类精神的宣言》等西方文献与文学作品，并特意选择了富兰克林、杰克·伦敦、惠特曼、鲍迪埃等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实业家、文学家的作品。同时，我们更精心编选了《〈论语〉与儒家文化》《〈逍遥游〉与道家风骨》《〈兼爱·非命〉与墨家精神》和《劳工神圣》《鲁迅杂文及其“立人”思想》，以及《中国民间的人格神》等单元，以全面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精华。我们期待以此构建一个精神的高地。

“当代卷”则面对当下中国，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现实。除了编选当代文学中底层生活题材的作品，特意精选了打工者自己的创作，以及反映乡村建设和志愿者运动的文章，意在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信”，发出声音，自己来描写自己。我们期待“当代卷”能够更贴近新一代农民工和乡村建设者的实际生活，适应他们的现实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更喜欢看武侠小说、军事作品与民间戏曲和口头创作，但考虑到本读本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阅读文本，就没有选入这方面的内容，而留给了担任平民教育的授课老师，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应本地学员具体需求的地方性文本，作为补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从事平民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责任。当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定县试验，就聚集了近五百位知识分子，其中有六十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所以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为“博士下乡”运动。这里所显示的，是平民教育的另一层意义：创造一个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桥梁，通过平民教材的编写和讲授，让更多的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融入为平民服务的浪潮之中，让知识成为人民的知识，让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我们特地约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学生，毕业和在校的当代文学研究生一起编写这本教材。我们更期待有更多的支农支教的志愿者朋友，参与教学工作，在使用中对本读本进行检验与修正。我们的最大期待是，在平民教育的实践里，实现读本的作者、编者、教授者、学习者之间生命互动和共同成长，以进入“上仰星空，下接地气”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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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我收到江苏一位年轻人寄来的《“新农民工”对话录》。所谓“新农民工”是指“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并有这样的自我心理分析：“我们身上时时显现着一种强烈的‘身份强化意识’，总是有意无意地对贫困、落后、老土的农村孩子的文化身份进行强化（想摆脱却摆脱不了），既包含着强烈的自尊，也夹杂着强烈的自卑，用这夹杂着自卑的自尊把自己包裹起来，拒绝任何同情、怜悯，甚至真诚的帮助，从这种自戕行为中寻找快感和心理平衡。它促使我们不断奋进，同时又造成我们目光的狭隘，成为怯懦的退缩的借口和受伤后寻找慰藉的栖息地。”《对话录》还谈到自己的“双重失语”：“在城市人眼里，我们是‘乡巴佬’‘土包子’，在乡亲眼里我们又成为‘城市人’，无论在哪里都无法得到一种归宿与认同。”他们这样描述自己在回家过程中的感受：开始“总带些衣锦还乡的荣耀感”，“面对乡村，我们这些‘新农民工’所流居的城市反而成为在同龄人面前值得炫耀的资本”；但是，每次回来却又“有一种心理创伤感、失落感，在传统伦理的回归欲望和心理张力之间摇摆。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圈子：走出乡村——试图融入城市寻求心理认同——逐渐遗忘乡村——由于身份强化意识作用——加上城市的受挫——开始觉醒回归的欲望——在乡村失落受挫——回城疗伤——试图重新寻求认同”。《对话录》最后说：“一旦走出来，我们就无法回头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再回去了，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孩子，再像我们一样艰难地走出来，甚至是更艰难地走出来。”

这封来信和《“新农民工”对话录》，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当即写了回信，并将它收入了我的《致青年朋友》（中国长安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一书中。最近，我又有机会读到了打工者写的关于回忆家乡，表现乡愁的诗歌散文作品。作者应该是比八年前给我写信的农村出身的学生更加年轻的、名副其实的“新农民工”，但我从他们的创作里，依然读出了当年引发我思考的问题：关于乡村文明的命运，关于流动于城乡之间一代人的文化身份。于是，又想起了当年的通信，并作了一些新的补充，并以此奉献给今天的新农民工朋友。

那位江苏朋友当年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了一番话，谈到对我的印象：“您比较可爱，感觉您生活很开心，充满激情，还有一点，就是据说您的字比较难看。”于是，我的回信也这样开头——

××：

我的字依然难看，但我仍然用笔给你写信了，因为我觉得亲笔写信，要更亲切些。

读了你们的对话，心里很不好受，我一直在关注你们这样的“新农民工”、“城市里的乡下人”。从你们的来信里，我看到了残酷的真实。你所说的在城乡之间流浪的失根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强化意识”和“失语”，以及走不出“离去——归来——离去”的生命循环，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其实鲁迅的《故乡》写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形式。最近我也在和一些年轻朋友讨论“漂泊者”与“坚守者”两种生命形态及其所存在的生命危机。

所谓漂泊者，就是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发展；坚守者就是不离故土，在本地寻求发展。应该说，这两种选择，都是自有意义与价值的，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不同的选择也各有自己的困惑：漂泊者会因为灵魂的无可着落而陷入归来与继续流浪的两难；坚守者也会因为不堪承受生活的艰难而面临逃离或继续坚守的困顿。但如果他们自有家园，就会大大缓解各自的困惑。漂泊中会有乡思，困守里也自有依傍。他们都是有根的。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并不在于漂泊在城市，而是在你们的内心里，逐渐将生养自己的乡土遗忘。坦白地说，由于你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的失误（这里暂不作讨论），你们对自己的家乡，土地上的文化与乡亲，本来就相当陌生；如果现在又产生了认识、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和逃离感，这就有了釜底抽薪的危险。而另一方面，你们又事实上无法融入城市社会，这就陷入了两头不着地的尴尬，成了无根的一代人。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你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寻根的生命命题。而要寻根，又必须解决认识上的几个问题。这也是我想在这封信里，和你及你的朋友探讨的。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只是想引发思考与讨论。

首先，是不可回避的乡村文化的败落。我曾经说过，乡村文化具有现代城市所不可企及的三大优势：一是生活在大自然中，既脚踏大地，又仰望星空，这是人的最佳生活方式，也是最好的教育环境；二是深厚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戏曲、民间节日等等，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就是他的故乡里的社戏培育出来的；三是浓郁的乡情，家庭、家族、邻里亲密接触、和睦相处的农村日常生活里，充满了人情，乡村伦理与智慧，是最有利于人的健全成长和发展的。但是，这一切都在消失，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民间文化的商业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紧张与陌生化以及传统乡间伦理秩序的解体，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能不能赚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成为农村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应该看到，你们这一代农村人，就是在这样的乡村文化败落的背景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你们也就很自然地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感和皈依感，但同时城市文化对你们又始终是遥远而陌生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你们失根状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但你们中有些人还保留着一些童年的乡村记忆，于是就有了你们自己的诗歌、散文创作中的乡思与乡情，其中充盈着你们对遗存的乡村文化的感悟和记忆，将其置于前述乡村文化败落的背景下，就显得弥足珍贵。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乡村文化的败落？有人认为，这样的败落是必然的，而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者说是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文化最终是应该消亡的。这样的观点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和对待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工业文明（城市文化），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要和你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这种以农村文明的败落作为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代价的主张，是有着三个理论观念支撑的：其一，是农村和城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二者具有不包容性，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是所谓“文明进化”论：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运动，后者比前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进步性；其三，这是一个取代以至消灭另一个的时代，后一种所谓“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过前一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文明的毁灭，才能取得自己历史性的胜利。但这三大理论在我看来，都是可疑的。其主要问题是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理想化与绝对化，在全球工业文明已经日益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就更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理想化与绝对化。我们总是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极端来回摇摆，其思想根源，就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二元对立。如果不从这样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我们就永远走不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

我们应该以更加复杂的眼光、态度和立场，来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文明形态。首先要确认：它们都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且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并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式，因而都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积淀着某种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如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注重，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对科学、民主、法制的强调，等等）。但同时，又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缺憾和问题，形成某种限度，也就为另一种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各种文明形态，既是各不相同，存在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又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由此形成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生态平衡。

以上讨论，在有些年轻朋友看来，或许有些抽象和理论化；其实，是和你们的人生选择和文化选择直接相关的。前面说到，你们是游走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一代人，从一个角度看，你们因此容易陷入两头不着地的失根状态，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你们自己也会有深切的体会。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思考：这样的身份，有没有自身的价值？你们出身于农村，自然地就有对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的感受、经验、体验和记忆，而且你们的父母现在依然生活在农村，这都决定了你们和中国的乡土，乡土上的自然、历史文化，以及世代生养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和精神联系。这是你们天生的一个优势，是许多城市人所不能企及的。我多次和出身于城市里的大学生说，你们必须到农村去，进行补课，因为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而另一方面，你们出身农村，又走出了农村，来到城市发展，以后有条件和机会，还可以出国，走向世界，这都是你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农村出身的人接触更广大的城市文化、世界文化，你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以更开阔的视野，接触和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突破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的局限，从而形成固守在农村里的人所没有的另一种优势。

这就是说，出身于农村，又来到城市发展的诸位，如果善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既珍惜、保留、深化与发展自己的农村经验，又渴求、主动、积极、广泛吸取城市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就会形成双重优势，这是单有一个方面（无论农村与城市）的经历和经验的同龄人所不具有的。我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够自由出入于城市与乡村、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那就能得到更为健全的发展。当然，你们现在距离这样的境界还相当远，但你们出入于城、乡之间的身份，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目前这只是一个潜在的优势，需要你们自己去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优势。如果你们采取相反的态度，以自卑心理看待自己的农村出身，甚至恨不得将其作为包袱彻底抛弃，同时又因为融入不进城市文化而怨天尤人，那么，这些潜在的优势都转化为劣势，就真正陷入了“身份困境”。

在某种程度上，主观选择是决定一切的。你们现在正处于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而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选择的问题。具体的人生道路，比如继续在城市发展，还是重返农村发展，都不是最重要的，有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双重优势，无论在哪里发展，都会有不同于他人的自己的特点与优势。认真考虑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并作出正确选择，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这也是我最想向诸位提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引发你们的思考与讨论。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九日初稿，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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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坚守的人——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我和田老师的结缘

我和田帅军老师相识相知已经多年了。大概是二〇一〇年十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自称“老家在河南，现在在河北一所私立高中教语文的老师”的电话，说想把他的演讲词和文章寄给我“请教”。对来自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声音，我自然很感兴趣。过了几天，就读到了田老师的大作，并且大受感动与启发，立刻回信表示“我有若获知音之感”，“你所说的，正是我想向孩子们说的话”，“同时，我也从中发现了你：一个有信仰，有怀疑精神，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这么说，我们是一见如故了。

后来，我才知道，田老师是因为他的学生常俊曙才知道我的电话，并鼓起勇气和我通话的。这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田老师因为他的老师的推荐，读过我的书；以后就在学生中讲鲁迅时提到我的著作；常俊曙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到北大跟着我研究鲁迅的“梦想”，于是，就来到北大，一边当保安，一边准备应考。但此时我已经退休，他却抓住在校园里和我不期而遇的机会，和我作了一次谈话，好像也提到了田老师。这样，我就和他们师生俩相遇了，可以说是因鲁迅、北大和语文而结缘吧。后来我们三人有一次长谈，话题也集中在这三方面。

去年，在一次和中学老师的座谈会上，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谈教育”，报纸上就传说成我要“告别”教育了。消息传到田老师那里，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表示他也要“走”了。我大为不安，赶紧发邮件给他，说“我知道你心中有那么多的困惑，我又很无奈。但是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坚守在中学语文教育的岗位上，继续你的启蒙工作。现在中学像你这样的‘真正的教师’并不多了”。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请您老放心，虽然也的确苦闷、彷徨过，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中学语文这块土地的。因为我一直坚信：这里，需要我，这里，有我！只要是有我在的地方，就不会再是死水一潭，它起码会激起一丝波澜，绽开几朵浪花的！”

前不久，田老师又寄来了这本书稿。打开一看，《自序》一开头就说：“我总觉得应该有人坚守在脚下的这块阵地上，而我或许就是那个最适合坚守的人。”我眼前为之一亮，心里滚过一阵热浪：这真是一位“真正的教师”！我和他，都和中学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想走也走不了啊！

在仔细阅读全书以后，我就更懂得，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大有深意的。我们对该书的阅读与讨论，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能扛得住”——绝望之后的坚守

这也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的：一九九三年田老师从平顶山师专中文系毕业，先后在汝州市第四职业高中和汝州第二高级中学任教。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决心进行语文教育改革试验。从此走上了他的不归路。第一个试验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与失败：他从组建班级小图书馆开始，围绕引导学生“爱读书”在课堂教学上也作了一些尝试，没想到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原来语文课这么有味，语文课还可以这么上！”影响迅速扩大到全校：有的学生要求自己所在班级也办读书社，有的学生开始对他们老师的语文教学方法表示不满，有的学生禁不住诱惑在别的学科的课堂上读书，引起了该科老师的气愤和不满。这样，良好的试验效果反而给田老师带来了灾难。学校领导兴师问罪，罪名有四——“目无领导”、“在全校师生中造成极坏影响”、“加重了学生负担”、“有人怀疑借机贪污，用盗版书充当正版书”，并勒令立即解散读书社。在田老师和学生失声痛哭中，才出生不到三个月的“试验婴儿”就此夭折。

但田老师并不气馁，一年后又开辟周末大讲堂，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朋友，让我们一起走》的演讲：“成功与进步永远都只钟情于那些敢于直面现实而又奋力改造现实的勇士！你们应该承受的就必须承受，你们应该挑战的就必须挑战！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绝不是你们的选择！”“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该生的气一定要生！该维护的一定要维护，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妥协中庸不是我们的本色，圆滑世故不是我们的天性！”他的这番话点燃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反应极其强烈，以至多年后还有学生来讨要这篇演说，田老师也迅速成为学生“终身难遇”的老师。读读该书中收集的田老师和他当年的学生通信，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的。学生对田老师说，“你的存在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以前的学生赵兰叶的来信（其三）》），并且回忆说，“想起上学的岁月，总要想起田老师的课堂，那里有一种‘精神气’，一种痛快、真切的‘味道’”。田老师回应说：“能够让若干年后的学生在回想上中学的情景时，浮现出一个不滞不凝、自然适性、嬉笑怒骂、洒脱不羁的河南人，一个‘大孩子’，我就欣慰了。”（《给以前的学生徐艳云的回信》）。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田老师给我的信中抄录了“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的开场白，那么，时间应该是二〇一〇年九月，这是一篇题为《自我介绍》的演讲，我看其情感之充沛，思想之深刻，是不亚于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那篇“田式演讲代表作”的。但其反响却让我大吃一惊。田老师告诉我，开始反应依然强烈，但“‘好景不长’，学生的奴性再次一点点地显现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于传统的机械训练的学习方法，对我的‘真语文’的教学模式开始感到不适应。先是有些人怀疑我的方法对直接提高考试成绩的有效性，而后是在发现了自己与我倡导、强化的语文素养存在着较大差距之后的怨恨——不是怨恨自己以前不够努力，也不是怨恨以前的老师和教育体制的误人子弟，而是怨恨我让他们现出了尴尬的原形，反衬出了他们自身贫乏的可怜。最后甚至出现了几个‘受不了了’的同学的直接抵触。只要我一上课，他就很痛苦，只想捂住耳朵，只想离开教室。看到我全身心爱着的甘愿为他们的成长与进步而披肝沥胆、竭忠尽智的学生这样对我，我实在无话可说。我没有抱怨他们，没有对他们发火，我只有无尽的悲凉，无尽的怜悯”。这回田老师遇到的不只是领导的压制、同行的嫉恨，而是学生的拒绝。

于是，就有了田老师写的短文：《牢狱》。尽管此文已经收入该书，但因为它对认识当下中国教育以至整个中国社会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性，我还是忍不住要抄录如下——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也勤劳，也善良，但更爱做梦。然而终于被人关在了一个无边的牢狱里。

一天，来了一个仗义的人，打开了牢狱的门，对他们说：“可怜的弟兄，快走吧，到那自由的地方去！你们应该过上另一种日子。”

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兄弟’？你到底算我们的什么人？凭什么叫我们相信你？哪里是‘自由的地方’？你能指给我们看看吗？说什么我们应该过上‘另一种日子’，‘另一种日子’是什么日子？有高楼大厦、荣华富贵吗？’”

仗义的人傻眼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只好实话实说：“也许……我不能……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寻找啊，走出去，办法总会有的。”

他们便都怃然得很：既然不过如此，那就再等等吧，说不定我们会……

仗义的人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好带着悲悯而去。

许多天过去了，这群人依然关在他们自己的牢狱里。

一位学生读了这这篇《牢狱》，理解了田老师的意思，写了一篇《解读》。有意思的是最后的结尾——

一个“优秀学生”打断了他的话：“既然你改变不了应试教育体制，既然高考会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请你教我们多做题吧。至于什么思想、文化，什么读书、写作，就等考上了大学以后再说吧。有些事大学教授都管不了，都还是避之不及、掖掖藏藏的呢，我们一个中学生想它又有何用！”

其他人也赞同地鼓掌，将不屑和鄙夷的目光投向了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没什么可说了，只好带着悲悯而去。

同学们“胜利”了。他们还和以前一样，一边抱怨，一边做题，一边感叹自己的生活没有意思，一边乖乖地做着应试教育的奴隶。

几年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大学毕了业，手里拿到了金灿灿的文凭。然后是找工作，买房子，谈对象。然而，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

有时候，他们的眼前会偶尔浮现一个老师的影子，记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他称呼他们为“奴隶”……

我读着，心一直往下沉。同时思考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特别注意到田老师二〇〇〇年、二〇一〇年两次演讲的不同凡响与效果，不禁要追问：这十年间中国教育发生了什么？应该说，这是和我对中国教育的观察一致的。这是教育改革忽悠得最厉害的十年，又是教育大滑坡的十年。原因就在二〇〇〇年提出“教育产业化”，根本改变了教育的性质：作为国家的公共服务、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教育，变成了赚钱、营利的工具；推行的结果，就在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不仅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校长、老师，以及形形色色的应试教材、教辅，补习班的老板等大吃“应试教育饭”，而且家长，以至学生自己，都希望通过应试跳“龙门”，成为“人上人”。田老师们要挑战应试教育，无异于要端既得利益群体的饭碗，其遭到放逐，是必然的。从领导的打压，同事的反对，到学生（包括背后的家长）的拒绝——田老师所亲历的这一过程，正是反映了应试教育及背后的利益关系和逻辑，如何逐步渗透到中国教育的机体，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再是教育内部的理念、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而要斩断其中的利益链条，就绝不是教育内部所能解决的。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而言教育”就是这

但对田老师这样的第一线教师来说，他却必须时时面对无情的现实，是无法超越的。由此造成的精神困境，在我的感觉里，是惊心动魄的。在给当年学生、同事（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的信里，田老师如此写道：“他们一个个懒洋洋地舔着只知道吃好、喝好的嘴唇。朝着我嬉皮笑脸、阴阳怪调地说：‘嘿嘿，你算了吧，可怜的热冰先生（按：“热冰”是田老师的笔名，这也是极能显示他的性格、性情的）！我们宁可做一个因不思考而平庸的糊涂鬼，也不愿做一个因思考而痛苦的清醒者’。我感到了揪心的疼痛。我掉进了无物之阵，遇上了鬼打墙了。我也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村的孩子，为什么我就能完成从小民、草民、臣民、蚁民到公民的蜕变，破茧成蝶，而他们就硬是不能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鲁迅先生了！”（《给以前的同事刘素霞老师的信》）“在我的身边，在那些热闹、尊敬的背后，其实并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理解我。他们总想找一千零一个理由来怀疑我，拒绝我，他们最常见的思维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这样的有爱心的人？眼前的这个老师该不会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伪装的吧？’对于他们的愚笨和浅薄，我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悲悯。”（《给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回信》）“社会啊，真是太强大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永远张着饥饿的大口，想要吞掉一切的亮光”，“它无处不在，有时它与我们的父母、亲人有关，有时与我们的老师、先贤有关；有时它就是一条古训和洋训；有时它就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规矩和模式”，“我一直都在苦苦地寻找超越黑洞的另一条路，我要与黑洞争夺我自己”，“不媚俗，不从众，不被社会同化”。（《给学妹焦旭平的信》）“与黑暗争夺我自己”，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一切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黑暗；要战胜自己心中的鬼气、毒气，恰好是最困难的，但又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有了以前的同事给他讲的“老鹰的严峻抉择”。据说老鹰到了三十五岁时，爪子就不再锋利，翅膀也会老化、钙化，“此时的老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面临自然淘汰死亡，要么就得经历一次历时一百五十天的痛苦的蜕变”：它必须飞到绝高的山顶，把老化的喙啄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还要把老化的指甲一个个拔出，把钙化的羽毛一根根拔下，这才获得新生，重新翱翔于蓝天之上。故事的结论是：要“清醒地转身，走向新的行程”（《以前的同事刘素霞老师的回信》）。这就是“在绝望后的坚守”。田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能扛得住。”（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来信）——我掂量得出这句话的分量。他就像其所赞扬的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明知前面是“坟”，也要“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个意 思。 div>

“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为什么还要坚守？

在“看清”以后，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有的老师因为绝望而走向虚无、颓废，在教学岗位上混日子；相当部分的教师则顺应潮流，或被动或主动地搞应试教育，以求从中分得一杯羹，更有人千方百计地挤进既得利益集团，以获取更大利益。最具讽刺意味的，正是这样的高智商或低智商的利己主义者，成为当局推行的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他们是整天把“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的。

但也还有田老师这样的，坚守着真正的教育改革，静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和身边的教育存在。

许多人都对他们投以不理解，甚至是怀疑的眼光：他们为什么在绝望以后还要坚守？

田老师有三篇在学生中很有影响的演讲，除了前面引述过的《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还有一篇，题目叫《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答案或许就在这里。他在演讲里，这样对学生说，“你们已经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吗？你们已经知道我到底是如何面对我身边的这个世界的吗？我是一个真正的赤子，我永远爱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爱和庸人们的爱有着本质的不同，我的爱是看清了这个世界以后仍然要爱的爱”，是“以一颗平常心来爱身边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给以前的学生胡俊杰的回信（其二）》）这就是说，之所以要坚守，就是因为爱，因为要坚守爱！而在我的理解里，田老师们所要坚守的爱，是有着深厚的内涵的。具体地说，至少有四个层面。

在第三篇演讲《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里，田老师有这样的肺腑之言：“我无法躲在象牙塔里寻求安静，我更愿意拥抱社会和广大同胞一同呼吸。我不会因为自己刚刚有了一口饭吃就忘掉了那些仍然饥饿的人们，我不会因为自己刚走出龙门就忘掉那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父老乡亲”，“虽然我知道我无时无刻不深深爱着我的祖国，但我也知道对于祖国来说，那些对一切都感到满意的‘爱国者’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在和“假爱国主义者”划清界限以后，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田老师紧张地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与危机究竟在哪里？他发现，“最可怕的其实是民众精神的萎靡，心灵的麻木”，他“终于明白：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如果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那么中国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在“终于明白”了以后，他也就找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位置：“我再不能因为自己是个教师，说话没有分量就缄默不语，我再也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机会管理社会的事情就得过且过”，“底层也应该思考，应该参与，底层也可以有高贵的灵魂，不屈的志向”（《给北京大学教师钱理群的信（其二）》），“我要牢牢地把‘启蒙’和‘立人’的大旗扛在肩上”，“我要让现代公民的光辉把古国民众的心宇照亮”。（《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

这里，有几点颇值得注意：首先，田老师的爱国，是和他的底层出身、底层情怀、自尊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也就是说，是和他自己的生命血肉相关的，这和那些仅挂在嘴上的假爱国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也就很自然地将教师的工作和作为“国家现代化”核心的“人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有了培育“现代公民”的明确目标，在“启蒙与立人”中找到了自己要坚守教育改革的最基本的依据和理由。更重要的是，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责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哪里一旦有了我的存在，就一定应该发生一些有益的变化，一定会开出一朵生命之花的，有我和没有我毕竟是不一样的。”（《给以前的同事刘素霞老师的信（其一）》）这其实就是我经常说的“三承担”：对教育的承担——中国的教育不能没有我；对自我的承担——在教育中实现自我价值；对国家、民族的承担——我所从事的教育是立国之本。田老师把这三者统一了，就有了无尽的力量。

当然，最刻骨铭心的，还是对学生的爱：这几乎是教师的本能。我要强调的是，田老师对学生的爱，还有更深的一层，即他自己的农家出身，而他的学生也主要来自农村。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掏心挖肺的对话：“我不是局外人。我也是穷人的儿子，我与你们有着扯不断的联系；我也有过与你们一样的迷惘、梦魇和煎熬，我也经历了和你们同样的道路”，“作为一个真正把你们当做朋友的朋友，我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们目前的处境。我明明知道你们多么需要帮助，而我或许就是那个可以帮助你们的人。我知道你们稚嫩的肩头压着沉重的担子，我知道你们年轻的心上充满了太多的压力：你们能上高中已是多么的不易，你们为了考上大学还要走完更加坎坷的道路；苦闷彷徨的阴影总是与你们纠缠不清，改变命运的机会又总是令你们可望而不可即；你们曾经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们曾经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水；你们也曾经想过放弃，你们甚至想到了要了此一生。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听到，看到了呀，我的心中一直都涌动着一股奔腾的热流：快快站出来吧，快快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希望全无，告诉他们生命力毕竟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这都发自自我生命的深处，是一种和学生生命纠缠在一起的真正的教师之爱。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一部分学生拒绝这样的爱，就无异于剥夺了田老师的生命权利，那真是致命的一击；但是，我们更应该懂得，即便命运如此残酷，只要还有一个学生需要这样的爱，田老师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爱全部献出！这是永不放弃的爱的使命，是真正的教师的生命的绝对命令。

教师之爱以外，还有“语文教师之爱”。在给我的一封信里，田老师如是说：“我爱我们的文化，我爱我们的母语，我爱我们的母语所创造的世界。我已经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受到了母语的熏陶与塑造，并且成了一个不十分坏的人。现在，我只想把我的经验真切地告诉我的学生们，让他们也能够受益，把母语学好，用好，继承下来，发扬开去。”田老师说：这样的母语之爱，也是一种“本能的爱”。这就意味着，田老师已经把语文教师的职能化作生命的内在要求，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了，因此，他自称为一个“语文味十足的老师”，这更是意味深长。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在田老师这里，“语文味”并非一个说辞，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他曾经向学生介绍（其实是夸耀）自己有五大爱，即爱买书，爱书法，爱篆刻，爱朗诵，爱唱歌（《把自己真诚地袒露给学生——我的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课》）。我由此而懂得，田老师是最会从各个方面去享受我们的母语之美的。周作人早就说过，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装饰性与音乐性。田老师的五大爱好是紧贴着这两大特点，充分感受了汉语的魅力的。因此，对田老师而言，教语文，即是享受汉语之美，而且是和学生一起享受，是其乐无穷的。我没有听过田老师的讲课和演讲，但我从他自己的转述里，可以想象到，他是完全陶醉的。学生说他的课堂有一股气场，这首先是一种语言场，背后又浸透着思想与精神，是语言之美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的无间融合。这样，他的语文课就达到了一种境界，而有境界的语文教学，不仅对学生，更对教师自己，都是自有吸引力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田老师们的坚守，是能带来快乐和幸福、获得生命存在意义与价值的，绝不仅是一种付出

所有这些爱，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对世界、生活、生命之爱和对人性的信念。首先有一个怎样才是“看清世界”的问题。田老师在一封通信里特意提醒：“看清楚不是只盯着那些假丑恶，那些不理想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在不断调整中寻找真理，通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品味到那个永恒存在的‘一’来，悟出那个潜藏的‘道’来。”（《给以前的学生赵兰叶的回信》）所谓“多元”、“整体”把握，其实就是要强调，必须从“假恶丑”与“真善美”的共生共存，彼此制约里去把握世界与人生。不存在只有假恶丑而无真善美的世界和人生，仅有真善美而无假恶丑的世界、人生也同样不存在。但在现实的具体的世界与人生里，两者又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我经常说，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真、美）抑恶（假、丑），反过来扬恶（假、丑）抑善（真、美），社会和人生就出问题了。毋庸讳言，我们今天的社会和人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反对把假恶丑说成真善美的粉饰太平，而且也不能因此看不到真善美的存在，而陷入虚无主义。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生活还是美好的”的信念和信心，不要放弃“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和信心。这是田老师所强调的世界的本质，潜藏的永恒的“一”和“道”。所谓“坚守”，首先就是这样的信念和信心的坚守；而我们的爱（爱国家、爱学生、爱母语、爱社会、爱世界）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世界、文化、人性的信念和信心基础上的。田老师说得好：“爱才是我们和这个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只有爱才能让我们找准自己应有的位置，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安顿。”（《给以前的学生赵兰叶的回信》）

有了这样的信念和信心，就可以做到两点：善于发现真善美，发现爱；同时要以真善美之心给予爱。这也是我们能否坚守的关键。

我由此而想起当年给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的随笔集写的序言里，曾谈到教师“要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学生”，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爱的幼芽，文明的幼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教育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王栋生老师说得很好：“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老师的这句话：“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最容易造成“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而冷漠正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钱理群：《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真正的教师》）我注意到，田老师也提出要“拒绝冷漠”，“不要鄙视，要爱，要悲悯”。（《给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回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我们不满意于现实，对当下的教育提出质疑与反思时，一定要警惕，不能因此落入愤世嫉俗、唯我独醒、鄙视一切的陷阱，要以悲悯的眼光面对生活中的不足与不幸，更要以爱的心去捕捉生活里依然存在的美的细节。能够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养孩子心灵的美，并从中享受快乐，这不仅是一种襟怀、眼光，还要形成能力与习惯：这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真正的老师的基本素质与禀赋。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田老师一再强调的：“要学会给予”，“可以为这个世界奉献多少，就可以享受到多少生命的美好”。（《给以前的学生焦慧娟的回信》）这应该是田老师的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前面已多有阐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点总结。可以看出，田老师对语文教育的坚守，是建立在深厚、博大的爱的基础上的。他说：“蓦然回首，我已经与语文有了扯不断的联系”（《让青春在这里闪光》）；做语文教师，“不仅仅意味着一份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我已经把读书思考、教书育人当做了我今生最大的追求”。（《为了这一片多情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

田老师还说了一句话：“我愿意像禅师那样静静地思考事物的本质，简简单单，悟了就真悟了。再也不会被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和风潮裹挟，再也不会被形形色色的‘专家’蒙蔽了双眼。”（《给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教授的信（其二）》）
、牺 牲。 div>

“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如何坚守？

作为处于教学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天天要面对学生，“如何坚守”，也许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这也是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它总结了田老师多年教学实践的经验。我在仔细阅读和学习了以后，感到有四个方面，特别有启发性。

其一，要恰如其分地确立自己的角色定位和预期目标。田老师给自己两个命名：一是“民间教育思想者，改革者”（《序：这里，有我！》），一是“播种者”。前者决定了自己在现行教育体制的边缘位置，是教育习惯势力的挑战者，就需要安于边缘，安于被视为异端，安于不被理解，安于寂寞，不试图追求体制内的好处与世俗的荣誉之光的照耀，而在“他处”（例如，自己的良知、教育的真谛、学生的真爱，等等）寻求意义、价值和快乐。对于后者，田老师有一个很好的自我描述：“作为一个播种者，只有我播下了优良的种子，一旦遇到了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种子就一定会发芽，并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今天播了，明天还看不到萌芽的迹象，我不会悲观；如果今年播了，明年还看不到萌芽的迹象，我也不会悲观。我只需要不停地播种，尽可能地广泛地播种。唯有如此，发芽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一些。”（《给学妹焦旭平的信（其一）》）一位学生也这样描述他：“您为什么就能做一个无怨无悔、始终如一的、真诚的播种者呢？您说过，您深深地爱着每一片绿叶，为了哪怕只有一粒种子将来能够茁壮成长，您也愿意不分昼夜地播撒种子，广种薄收，造物者不也是一直在做着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吗？我不能不为生命的豪华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学妹焦旭平给我的信》）“播种者”本来就是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特质：我说过，中小学教师是播种者，绝不是收获者，从而产生了“只顾耕耘，不管收获”的“中小学教师精神”。而田老师们对播种者身份的自觉，也就意味着一种自信与清醒：既自信于自身的价值，又看到自身的有限性——教育的效果不仅不能立竿见影，而且不完全决定于自己的努力，播下的种子不成才（我们预期的“才”）是经常、大量发生的，因此只能“广种薄收”，用我爱说的话，就是在当下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下，只能“影响一个算一个，收获一个算一个”，不能指望“大面积的丰收”。这样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预期目标，就不会因“失败”而气馁，才能持续坚守。田老师说自己“本来是一个腼腆的人，做事低调，不事张扬。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序：这里，有我！》）。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理性的、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其二，重要的是行动。这也是田老师的基本信念，“事在人为，做，就有希望”（《给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信（其三）》），就“有底气”（《给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回信》）。人们赞扬田老师是“既说且做的人”（平顶山学院郑黎阳教授语），田老师自己也说：“我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把自己塑造成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除了行动之外，没有别的真实。”他还说这是一种“真正幻灭后”在行动里找到的真实。（《给学妹焦旭平的信（其二）》）“幻灭”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看透，看清”；看透看清以后，很容易选择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决，完全失去行动的欲望与能力；堂·吉诃德则没有看清就不顾一切地行动，勇往直前。我们需要的是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结合：既看清，又行动。是看清后的行动，就不会陷入盲动；看清了还要行动，也就避免了消极的无作为。

问题是如何行动？田老师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既然改变不了大气候，那我就改变小环境、小气候”（《给平顶山学院李振明教授的信（其二）》），二是“每天进步一点点，坚持下去，积累下去”，“厚积而薄发”（《给以前的学生徐艳云的回信》）。这都抓住了要点。

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田老师找到了坚守、行动的突破口。前面提到的田老师三大演讲之一《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有一个副题：“与朋友们一起谈读书”。他无限深情地对学生说：“我的一切都源于我的读书，没有读书，我绝对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通过读书，我发现以前的几十年全是发昏；通过读书，我才明白了我到底是谁；通过读书，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才在我们的面前初露端倪；通过读书，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我终于找准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一种通过读书，所达到的自我觉醒——当然，这样的读书而达到的觉悟，只是第一步。田老师和一位学生的讨论中，还谈到要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自我“生命的体味”，还要有一个不断实践中的融化过程。（《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妹妹唐凤霞的来信（其四）》）但这人生的第一步却是必须迈出的：“启蒙，从读书开始。”在田老师看来，这就是通过读书来“寻找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他把自己成长的这一经验郑重其事地介绍给了学生。这恰恰是抓住了中小学教育的本质。我曾经在一篇演讲里，提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在学生人生的起点上，通过读书，打开一个足够广阔的文化空间，从而达到精神空间的扩展”，“中小学生正是通过读书，进入民族和人类的文化殿堂，吸取前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精神资源，在文化传递中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这同时也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真谛：“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带领着一群孩子读书、写作、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到快乐，体会生命的意义。”（《关于中小学课外读书的编写与使用》）中小学教育、语文教育，多年来越讨论越神秘越糊涂，以至许多老语文教师都说“自己不会教书了”。现在，田老师们所做的，就是要回到常识：无非是“读书，思考，写作”六个大字。回顾田老师这些年所做的教育改革试验，无论是最初创办班级图书室，还是后来办“周末大讲堂”，近年办“卉原中学朗诵大赛”，无一不是围绕着引领学生读书做文章。如何坚守？就从坚守读书开始：先是老师自己读，喜欢读，形成读书习惯；然后引导学生读，由勉强读，到喜欢读，最后读书成瘾，不仅懂得读书方法，而且形成习惯，终身受益。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语文教育改革的目标和价值。

其三，田老师在给同事的信里，有一番坦诚之言：“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男人，似乎应该是一种倔强、坚强的形象。但是我自己知道，有时候我又是多么的脆弱。虽然我知道我不会长时期地低落、消沉，但我总得有一个调整、一个缓冲，我也需要一种鼓励，一种安慰。”信中还特意谈到，收信人的“从容”和“洒脱”，“对小你几岁的我来说，正可以作为另一种激励”。（《给以前的同事刘素华老师的回信（其一）》）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由此而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实在的田老师。也许更为重要的，它是一个提醒：我们所要坚守的教育改革，就其目标而言，是简单的；但其实现过程，却是复杂的，在中国的体制下，更是艰辛而充满无数不确定因素的，而教育本身又是“慢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即田老师所说，也是我一再强调的，教育改革最需要“韧性和智慧”。这就不能一味的冲击，而要有田老师所说的“调整”与“缓冲”，“该进就进，该退就退”（《给以前的学生马亮亮的回信》），也就是要懂得张弛之道，进退之道，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这是“坚守”的必

这也涉及一个人生态度、心态的问题。田老师羡慕他的同事的“从容”与“洒脱”，是有道理的：这是每一个坚守者都应该追求的生命状态。那位同事在给田老师的回信里，特意提到要学会“静静地回望”，所说的也是生命的“安静、安宁”，越是急切地追求改革，越是需要把握好动、静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制约。田老师给学生的信里，还谈道：“多读书，读好书，还要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每一天。做什么都要努力做到最好，乐趣自然会有的。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玩就玩，该学就学。”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提倡的“边打边玩”，坚守改革成了日常生活，成了生活中的快乐源泉，就能够持续下去。

其四，田老师给同事的信中谈到了他“需要一种鼓励，一种安慰”。坚守是孤独者的事业，从根本上说，坚守是需要依靠自身来面对一切的，那“无边无际的虚无”里的苦酒只能独自饮下，是谁也帮不了、代替不了的。田老师说，任何一个觉醒者，任何一个不安于平庸的人，“从来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宿命。（《给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回信（其三）》）但另一方面，人又是需要搀扶的。田老师对同道者说：“有了我们之间相互搀扶，我们一定会比没有搀扶时走得更好一些。”（《给学妹焦旭平的信（其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信念与处世：“走近一切高贵的灵魂，与他们一起面对这永远都让人琢磨不透的世界。至于我们身边的人，愿意平庸的，就让他平庸；愿意酣睡的，就让他酣睡；愿意提升灵魂的，他们自然会发现我们身上的光亮，然后与我们同行。愿意超越凡俗的，他们必定会在心灵的最深处与我们遥相呼应，相濡以沫。信仰就是愿意信仰，我们无法强求任何人。”（《给以前的学生唐建民的回信（其三）》）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说得多好。这是一种志愿的选择，因此，对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选择坚守的，不必埋怨，也谈不上失望；同时，也要坚信“吾道不孤”，一定会有和我们一样志愿选择坚守的人，而且这样的志愿者迟早是会走到一起的。当然，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而要积极地促成合作，通过读书会、演讲会、讨论会等方式，组织起来，不仅相互鼓励、慰藉，而且共同做一些我们愿意做的教育试验。去年我提出“要联合起来，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变革”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有了一批田老师这样喜欢读书、思考、写作，有相当文化素养和教养的“最适合坚守”的老师，他们又用不同方式组织起来，坚持教育改革试验，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中国的教育或许还有“微茫的希望”（鲁迅语）——这是我读田老师的书最大的收获与期待。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要条 件。 div>

辑三　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我退休后很少参加会议，能推辞就尽量推辞，原因不说也罢。今天来，一是为了表示祝贺：金雁去年出了本《倒转“红轮”》，今年一开年，秦晖又出了这本《共同的底线》，这都是这几年难得的好书。我也因此想表示一点敬意：认真面对当下中国真问题，并有认真的学理的思考和讨论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了。

这回读秦晖的书，最引起共鸣的就是他所呼吁的“共同底线”：“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背后的理念就是争取“自由”与“平等”，或者说要“以权利制约权力”。道理很简单：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权力极大、责任极小的体制下。这是中国的真问题。秦晖说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他们不能认同的是“警察民粹派”与“警察寡头派”，反对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我所赞同的。这大概就是“中左和中右联合起来，警惕极左与极右”。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许多争论以后，可以达成的一个共识。

我要补充的是，不仅中左和中右之间，有着共同的底线，而且中左、中右、极左、极右之间，也未尝没有“最大公约数”的共同要求：争取自由表达和平等讨论的权利。无论赞成不赞成，正确、不正确的观点，都应该有表达和讨论的自由。

在今天的中国，强调“表达自由”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大家都感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越来越逼近了，都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而且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坚持自己思考、说话的权利，也尊重别人思考、说话的权利。“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

秦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在我看来，有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这是当下最应该警惕的。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上面，也来自这样的绝对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

在我看来，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一种自我质疑的精神，还要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我经常提醒自己两点：其一，许多我不认同的思想派别，其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因素，只是把它绝对化，就变成荒谬了。比如左派，特别是民间左派，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总体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我又认为，他们的某些看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共通点的。对于具体的个人就更是复杂，处于某个思想派别中的人，总有一些派别倾向不能概括的个人的东西，这是需要仔细辨认的，不能因为反对某个派别，而把其中的个人完全否定。其二，在论战中，除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据理力争，还要从不同意见者对自己的质疑、辩驳中，学会反省、警戒自己。千万不要因为反对对方的质疑，而把自己意见中的合理性推到极端，反而失去合理性，落入陷阱。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一点：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国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质疑，还要认清自我的限度。我因此常常说，我对自己的观点、意见的态度，是“理直气不壮”。我所提出的看法，是经过认真研究，严肃思考，自有学理根据的，因此我“理直”，在没有认识自己真有错误之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又深恐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缺失，会遮蔽某些东西，并深知自己的观点即使正确，也会有一定限度，因此，我“气壮”不起来，总要有一点心虚，留有一点自我调节的余地，一点吸取其他意见的容量，不敢把自己置于“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谁也没有权利垄断真理。我们所要做、能做的，只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这并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市侩主义，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彼此争论、批判的权利。

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讲各种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因此才要相互辩驳。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鲁迅说的两种人，“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流氓”，“明说要做，其实不做；明说不做，其实要做；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一切不过是开开玩笑，“寻开心”的“做戏的虚无党”，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对这样构不成对手的反对者，我的态度是：一句话也不说，只看他们表演。

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秦晖的另一个观点的响应。

秦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争论，听起来更像是洋人之间的争论，包括天天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人，其理论依据也是洋人的，而且是为了满足某些洋人的“中国想象”的。问题是洋人的真问题，搬到中国来，就往往成了假问题。秦晖因此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点到了要害的。讲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文章——《革命咖啡店》，谈到当时的许多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这样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来越多了，这些咖啡店里的左派或右派，倒是真应该警惕的。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父老乡亲的关系问题。秦晖在书中谈到“文革”期间“九年的务农生活使我与乡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许多农民的朋友。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我非常欣赏秦晖的这一立场，也是他的许多论述常常使我感到亲切的原因所在吧。

秦晖有一篇文章谈“东欧诸国的经济生活转轨与思想变迁”，我读了以后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关于东欧改革、俄国改革的种种说法都似是而非，是想当然的误读，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也就是没有下工夫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而轻下判断，随意做大而无当的概括。这暴露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浮躁，不肯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第一手材料，做学理的研究。今天恐怕是相当多的学者都整天忙着开会，忙着报课题，忙着跑项目，忙着填表，忙着发言，忙着作报告，忙着写应景文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神、心情来读书与思考了。这不仅有政治、学术、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自身责任，许多人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逐渐乐此不疲，最后离开这样的生存状态，反而不知怎么活了。这样也就彻底地

所谓“异化”，就是放弃、背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本分。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本职、本分是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这都非常重要，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职责不可忽略，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思考和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即使在现实层面，需要我们回应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应精神危机所提出的精神问题，进行精神建设。我因此多次呼吁：“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和哲学家。”这个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设、文明建设问题，在今天是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我甚至觉得要有新的乌托邦主义；在人类文明出现混乱，失去方向的当今世界，提倡新的乌托邦理想不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的讨论而言，又是一个具体的提醒：要有一个全球视野，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眼光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重新整理，二十三日又作补充
异化 了。 div>

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在《国士——牟宜之传》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大概是二〇〇八年在《牟宜之诗集》座谈会上，我曾经谈到了牟宜之诗作的“史诗”特质；今天我们又读到了这本《牟宜之传》，这应该是一本“史传”。而史诗与史传的背后，都有一种“精神”。我今天想讨论的，就是“牟宜之精神传统”。

作者将他的这本传记，取名为“国士”，显然是要强调牟宜之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国士传统精神——当然是一种现代国士精神。这使我想起了该书对牟宜之先生的另一个命名——“古典共产党人”，这和“现代国士”应是同一个意思。我正是由此而想到对牟宜之精神传统作这样的概括：这是“中国古代国士传统与革命传统的有机结合”。

结合点在哪里？牟宜之先生有一个自述：“我是绝对的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而牺牲一切。”在古代，国士的“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常思奋不顾身，以循国家之急”，其实就是对真理的坚守与牺牲，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求仁”。在现代革命中，就是《国际歌》所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因此，我们所说的牟宜之先生身上集中体现的“国士精神与革命精神的统一”，就是两条：追求、探索真理和为真理而献身。

而我更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追求和探索真理。钟佩璋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里，谈到牟宜之生活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是一个“国难，天灾不断”的时代。在我看来，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尽管今天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因此，我们今天还是要发扬探讨真理的精神。

至于“要为真理而斗争，以至牺牲”，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不合时宜，听起来都有些怪诞了。在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下，为自己、为金钱、为个人名利而活着，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共识、一种常态；为真理而献身，反而显得可疑：不仅国人皆侧目而视，更有可能被视为“有碍稳定的危险分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牟宜之先生的精神传统，就必须坚持两点：一要继续探讨真理——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二要倡导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深入一步：牟宜之先生身上所完整体现的“国士传统”与“革命传统”的有机统一，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在今天中国现实里，有什么意义？

先说“国士传统”。在当今社会的“国学热”里，“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语，人人都在讲，似乎也是全民共识。其实不然。仔细追问，就会发现，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就存在实质性的分歧。

其一，如何理解“国士传统”，我们从儒家传统中应该继承什么？牟宜之先生所坚守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求仁的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另一些获得权力支持的学术明星，则大肆鼓吹“心灵鸡汤”、“安贫乐道”，要人安心做奴才。这是两条针锋相对的传统之路，何去何从，正考验着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国民。

其二，如何对待传统？牟宜之先生把传统精神融入心中，化为血肉，身体力行，成为终身操守，绝不合流，即使不得志，也要独行其道；另一种态度，就是把传统当作意识形态的工具，或将其商业化和娱乐化，并不准备实行，不过当作一个新招牌，自欺欺人而已。问题是像牟宜之先生这样的老老实实学传统、继承传统的人越来越少，随处可见的却是鲁迅说的把传统当做“敲门砖”的“聪明人”。这是真正令人痛心与难堪的。

更严重的分歧，或许是存在于对“革命传统”的评价与态度上。

如这本传记作者所说，在当今思想文化界，存在着一种对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马后炮”式的批评，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报以讥讽”。在所谓“民国热”里，民国甚至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被恣意美化，反抗国民党独裁的革命者反而被认为是“误入歧途”。在这样的思潮下，牟宜之的人生选择和道路，就只剩下“教训”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分歧：承不承认中国革命发生了一些异化，对其中的历史教训应不应该进行反思？牟宜之的“同步批判”传统应不应该继承和发扬？现在有一种颇为盛行的说法：反思革命，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牟宜之所代表与坚守的“革命传统”，是有两个侧面的，一是“坚持革命理想”，一是“反思革命”。这正是牟宜之精神传统最为独特、可贵之处。现在，这两个方面，都遭到了挑战：一方面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革命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以“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否定对革命的反思。两种倾向的交织，就使得我们今天讨论“如何看待和对待牟宜之所代表和坚守的革命传统”问题，显得特别的困难与复杂。这本身也特别具有挑战性。

但正是这样的挑战性，构成了这本《牟宜之传》的特殊价值。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整理

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我是一九五六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九五八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一九六〇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该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该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五级，文科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级”的同学，那么，他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学弟与学妹；他们又在一九六八或一九七〇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们的先行者。

因此，我读这本《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一九五七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一九八〇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做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一九五七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一九八〇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该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旧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道，“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说出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四百七十名部队官兵、八十三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一九六三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同样是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放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黑煤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黑煤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和我们这里的讨论有关的有两个需要：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一九六八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的对象，因此，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厂，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改造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该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旧年》）是点出了要害的，就是要一举消除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不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黑煤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然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十八年，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年代，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该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他“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两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及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无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旧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该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艰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旧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该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黑煤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黑煤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那时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底层为这批老五届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使他们获得了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韶华如水忆旧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主要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与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李橦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上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了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农村教师生涯》），“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春风好扬帆——记在攀枝花工作过的北大清华校友》），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地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这就会失去了使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且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时，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真正的“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该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该书的意义和价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值所 在。 div>

“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

这是今年第二次参加秦晖先生的新著座谈会：年初的《共同的底线》，这回年末是《南非的启示》。上一次我是主动参加的，因为确实有话要说；这一次却有些犹豫，因为我对南非完全不了解。因此我的发言，可能避重就轻，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

秦晖的书名强调“启示”，他的序言题目里也提到“他山之石”，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困扰，确实需要寻找“启示”，也就是“他山之石”。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流行的思路，是到西方世界，到中国传统去找，这自然不错。秦晖却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和我们的问题更加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金砖国家的经验。这是非常及时的。我们正应该补这一课。秦晖介绍说，南非在曼德拉领导下，走过了“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民族和解”的历程。今天要讨论的，大概主要是南非经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我谈两点感想。

第一，秦晖先生写这部书显然是要为南非的民主试验“辩护”。但他在书的序言里，却强调：“为民主辩护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义’基础上。真正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要在那些指责民主制度的人对民主化过程案例中的负面现象看得更透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回避这些负面影响上，才能做出的。”他还说：“用这些负面的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可取；但是相反的逻辑，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就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种逻辑肯定也是不对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逻辑，恰恰是导致很多转型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后人不该被负面吓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避免。”秦晖的态度是：“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在我看来，秦晖的这一态度，是极具启发性的。我们正面临“向何处去”的困惑，并围绕这一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而且是几乎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论争。为了摆脱这样的“你死我活”的态势，我上次在秦晖书的讨论会上提出要有一种“理直气不壮”的态度，现在，我又从秦晖这里得到启发，想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所有的“主义”的倡导者们、辩护者们，能不能在为自己的主义辩护的同时，将你的主义的负面问题，也想得更透一点，说得更透一些？提倡宪政民主的朋友，你们能不能也想一想，说一说它可能隐含着什么矛盾和困惑？主张“中国社会主义经验”、“中国道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朋友，能不能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训、“中国道路”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失误，想得清楚一点、说得透彻一点，而不要在“尽管……但是……”这样的逻辑下，一笔轻轻带过，或者采取“不承认主义”。还有鼓吹“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的朋友，能不能把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方面，也想得、说得透彻一点？还是秦晖说得好：“把成绩讲够，也把问题讲透。”只讲成绩，不讲问题，那就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理论的力量在彻底，成绩、问题都想够讲透，才是彻底。理论的自信也要建立在这样的敢于面对一切事实（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和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敢于面对一切质疑这一基本立场与态度上。做到这一点，就会“理直气不壮”，就会冷静下来，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同于己的“主义”里也有所吸取。这绝不是折中主义，而是追求真理的应有之义：对探讨过程中自己的主张，是应该既坚守又质疑的。秦晖说要警惕“民主浪漫主义”；在我看来，还应该同时警惕“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毛泽东浪漫主义”、“儒家浪漫主义”等等。所谓“浪漫主义”就是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理想化、绝对化，就会充满“政治正确”的激情，狼一样地扑向不同意自己的人，是会导致独断主义、专制主义的，甚至会导向新的杀戮。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血的教训，是应该认真吸取的。（在整理这篇发言时，又想起了我在一九九五年写的一篇文章《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对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历史教训作了一个总结，当时提出了四条，十八年后的今天，我要说的似乎也仍然是这几条：“一、对一切都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尤其不要拒绝批判自己；二、不追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不断变革，逐渐改善；三、不寻求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作出每一种选择时，都同时看到负面可能存在陷阱；四、拒绝一切独断与垄断，建立多元化的视界。”）

第二，秦晖谈到了“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如果有一个曼德拉该有多好！秦晖说：“南非的奇迹，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在我看来，这就是南非经验中最应该为今天的中国所借鉴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历史转型期，需要怎样的政治家，怎样的知识分子，以及怎样的人民？

在历史转型时期，政治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出现怎样的政治家是会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的。秦晖所期待的，坦白地说，也是我所期待的，是曼德拉这样的政治家。我特别看重的，是他的两个特点。一是他的基本理念：“压迫者也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使我想起了被称为我们民族的“圣女”的林昭当年提出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不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都同样不得自由”。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压迫者，而是为了“给一切人以自由”。我们所要完成的社会转型，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是像曼德拉、林昭追求的那样，解放一切人，“给一切人以自由”？这是能否实现民族和解与妥协的关键。

曼德拉另一个可借鉴之处，是“道义与理智的统一”。这里有两个侧面：一是坚持公正、道义，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见坏就上”，为维护社会公正、道义，不惜牺牲一切，把牢底坐穿。这样的身体力行是曼德拉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的基本原因。另一个就是理智，秦晖的说法是“见好就收”，懂得和谐、妥协、非暴力。我们需要的也是这样的同时具有担当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政治家。

我想着重讨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没有这样的“集公正、道义与理性于一身”的“曼德拉”。我们常见的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貌似有（或许也确实有）社会担当，但往往过于激进，调子太高，而且喜欢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将一切不同于己者都视为“胆小鬼”或体制的“同谋”。另一类则很理智，处处讲妥协、策略，过了度，就成犬儒主义。秦晖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有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本来，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清醒剂，独立的知识分子更应有反潮流的精神。在严酷的统治下，一般人都趋于保守、退让，这时候知识分子就应该激进，“见坏就上”；当社会动荡，大多数人趋向激进时，知识分子倒应该保守，“见好就收”。但我们这里却恰恰相反，是“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这大概就是秦晖所说的“政治畸形病”。在当下中国，还应该警惕和提防“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我们这样的体制和社会，要出现曼德拉那样的“圣雄”大概很难，却很容易出现“枭雄”。特别是“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是“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的大好时机。他们是“见坏不上，见乱就上”的，在他们的呼唤下，是很容易出现暴民

还有一个“人民”的问题。即使有曼德拉这样的人，当社会激进动荡时，他们持理智保守的立场，主张“见好就收”，能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理解与接受？这也是令人担忧的。秦晖说“要阻止复仇主义灾难”，而在当下中国老百姓中涌动着的怨愤情绪和戾气，正容易引向复仇主义。鲁迅当年提出，要在中国老百姓的怨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与深沉的勇气”，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这也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秦晖新著《南非的启示》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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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胡说八道老来风”——在《林鹏随笔》出版座谈暨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自称“宅男”，整天“宅”在家里，读书，写作，很少出来开会。今天来这里，一是要向林鹏先生表示敬意，二是因为和山西的情缘。我的导师王瑶先先生就是山西人；我自己也在大学二年级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搞教育革命时，到山西矿山机械厂劳动，办工厂小报，结识了许多工人师傅，一九六九年写毕业论文作调查，又来到山西平遥，可以说山西在我的青年时代是留下了印记的。八十年代以来和山西学术界、教育界，多有来往，这些年和山西的作家陈为人、毕星星，以及《名作欣赏》的朋友，也不断有接触。编辑部的几位先生约我来开会，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但我初读了林鹏先生的大作，就觉得自己有些冒失。我发现，林先生有四大优势，都是我所没有的。林先生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我没有；林先生饱读古书，我的古代文化修养却显然不足——当年王瑶先生就指出我的三大不足，一不懂外文（这一点林先生大概和我一样），二古代文化不熟，三文字不漂亮。林先生是著名书法家，我的字却特别烂，根本拿不出手；林先生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他的文字简约而有味儿，我文章写得长，而且没有文采。此外，我在一些问题上和林先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他说鲁迅是“大极左，小作家”，我就不同意；他赞赏中国汉字之美，这一点我赞同，但他主张“一切语文教育当以古典文学为主，辅之以古典的白话文，废弃五四以后的无聊的蹩脚的欧化白话文”，这也和我的语文教育观大不相同。这样，我就真的不知怎么说好了。

但仔细读完林先生的著作，我又发现了我们之间有更多的相同处，我确实有话可说，要说。

林先生说他“年轻时候有点傻，年老了有点愣”。读到这里，我笑了：这不是我自己的写照吗？就像林先生说的那样，我们年轻时，“在蒙蔽中生活着，挣扎着，最不可思议的是以此为乐，岂不哀哉”。我们是到晚年才觉悟的，一旦觉悟，就变“愣”了，成了“愣头青”。林先生说得好，我们“一步步地过来，又一步步地思考过去”，同时读书，还要写出来，就成了“胡说八道老来风”。这一点，就有点特别。有许多也是一路走来的老人，甚至还有些并没有走过当年路的中年、青年人，他们或者被整怕了，或者是看透了，就不读书，不思考，尤其是不胡说八道了。这“三不”，也许就是制造“太平盛世”的需要。因此，在当局看来，我们这样的“老来风”不安分守己，就是“不安定因素”。而一些朋友则认为我们“想不开”。我也因此想起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的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但这样明知白说也要说的态度，就很难被理解，不免有寂寞之感。读林先生书，就有相濡以沫的感觉。这是我要感激林先生的。

贯穿林先生全书的三大观点，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一是警惕“帝王思想”。林先生说：“帝王思想以及帝王文化，两千年来占着统治地位。它深入人心，深到骨髓。”我要补充一句：它至今犹存。我们一些知识分子把所谓“中国经验”总结为“集权为民”，老百姓也总是盼望着有一个“好皇帝”。林先生还一再引用章太炎的话——“帝王思想，人皆有之”，提醒我们注意知识分子，以至老百姓中的帝王思想。就像林先生描述的那样，有些人“看到不同意见就大发雷霆，必欲灭之而后已”，“遇到问题。考虑解决它的时候，总要首先想到政权的强大力量。我们的语音也是‘我们要’、‘一定要’，‘必须要’。要求立法再立法，严惩再严惩”，这都是帝王思想。林先生说：“有空战斗，没空儿读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老习惯了，没法说。”

二是坚持“士人文化”。林先生一再引述顾炎武的那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再提到的鲁仲连“不帝秦”，大概就是他要坚守“士人文化”的集中体现。这其实就是前面讲的“要说话”，过问天下大事，和帝王思想相对抗。这在当下中国，可能是一个“高线”，一般人难以做到。我觉得还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说话”。你不允许我说话，我就沉默，不跟你玩了，行不行？但好像也不行。鲁迅就说过，权力的执掌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八个字：一“同意”——他提出什么“思想”，要你表态：一致拥护、欢呼等等。二“解释”——要求利用你的专业知识进行解释，论证那些思想如何科学、正确，具有“历史意义”，尽量把它说圆了，说得“伟大”了。三“宣传”，利用一切手段，大讲特讲，一直到“打入每一个人的头脑”。最后就成了“演戏”，谁也不当回事了，但也仍然要演下去。可悲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像前面说的，不读书，不思考，不胡说八道，甘当顺民；另一方面又像这里说的，主动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同意与解释”，“宣传和做戏”……这真的是“斯文扫地”，距离士人文化传统十万八千里了。

三是回到民间社会。林先生强调，士人文化的基础在“广大的农村”，在那些“识字的自耕农”中间。他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山体”，“基础更像高原”。那应该是我们的根之所在。我理解就是要回到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文化与乡亲们那里去。这样，我们就能像林先生所说的，“走向平实，走向具体，关注个体和个性尊严，关注生命自身，及其生存条件，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玄而又玄的东西”。在我看来，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间思想家，他的存在本身，他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力量。正像林先生所说，“不管怎么说，中国没有亡，中国文化没有亡，儒家经典还在，仁学还在，汉语汉字还在，士君子并没有死光”，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在这里。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