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MeToo运动是多数人的暴政吗？      4

不解释的特权：吴亦凡风波中的性别失衡      5

刘强东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叙事，何处是「中立」之地？      13

中国#MeToo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21

「性骚扰」的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34

孙金昱：校园性骚扰的关键不是「性」，而是权力结构      35

覃里雯：性侵与性骚扰从来不分圈子，父权是整体的世界      42

沈阳案：北大“metoo”，制度与程序正义的迷思      49

MeToo在中国：漫长蛰伏后的一次新契机      54

刘强东案未了，他们没有忘记Jingyao      55

北大vs 北大：一场反性侵行动如何变成真相攻防战？      66

行动者手记：去年#MeToo运动中，我所经历的故事      77

#MeToo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广州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91

中国版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后，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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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运动是多数人的暴政吗？

不解释的特权：吴亦凡风波中的性别失衡      

金云深2021-07-26

从6月开始，中国大陆流量明星吴亦凡就陷入性侵风波，并在7月达到一个小高潮。与以往的情感花边新闻不同，这次风波的主轴是19岁女性都美竹对吴亦凡层层升级的控诉。都美竹首先指控吴恋爱冷暴力，后来又爆料称吴借工作名义「选妃」、酒后与她发生性关系并涉嫌性侵。随后，也有几位年轻女性在微博出面旁证自己收到过吴亦凡工作室工作人员类似套路的邀约。吴亦凡方面对这些指控表示否认。但很快的，多家由吴代言的合作品牌宣布与吴解约，多家境外媒体也发布报导，其中，《卫报》措辞最为严厉，指吴亦凡被指控「约会性侵（date rape）」。

事态最终发展到北京警方介入。

警方公布的第一阶段调查结果，让短暂沉寂了数日的舆论再起波澜。警方认定，吴借工作之名将对方约至酒局聚会、聚会期间收走手机、酒后发生关系等，推翻或削弱了吴亦凡方面曾经给出的「我和她只见过一次」的回应；但另一方面，警方指二人联系频繁、吴帮都「清空购物车」作为生日礼物，还有写手徐某代笔指控吴等新资讯，也让都美竹面临新的指责。更让案情发展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警方通报中出现的另一位刘姓男子，他声称自己假装双方「代理人」，以虚假协商的方式在二人间骗取钱财，最后还成功从都美竹处骗取18万元。

这些由警方确认与新增的信息，为公众理解整个事件提供了新线索，也意味着吴亦凡在此次风波中再难翻身。即使有司尚未给出最后定论，他这位流量艺人所倚靠的「优质偶像」人设也终于在这一次风波中坍塌殆尽。

代言与商务往往不会分析争议人物背后的前因后果与是非黑白，但却会尽力追随多数公众对艺人的态度和观感：若干品牌早在警方通报之前就解约吴亦凡，而具有官方背景的协会与自媒体也「盖章」吴作为艺人的「失德」，并发文批评资本捧红流量的狂妄。后者或许是吴将从公众视野消失的明确征兆，他若想在法律边缘操作翻盘，机会恐怕微乎其微。

与此前的#Metoo 事件相比，都美竹等人的发声过程始终没有「主义」贯穿，发声方式也包含诸多「野路子」，总体来说依赖更为朴素的「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而都美竹的支持者之外，一些人接受官方通报盖章认定的「想红说」，认为一个别有用心者扳倒了一个道德败坏者；一些人认定二人皆是流量玩家，各凭公关手段博弈公众的同情与关注，普通人只需冷眼旁观。至此，双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 「吴亦凡当然有问题，但都美竹也有问题」，成为了当下的最大公约数。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舆论风向背后，有哪些问题被一带而过、悄悄隐藏？

目光的失衡

似乎是因为吴亦凡的问题已经无需赘言，公众舆论的第一个焦点，是警方通报中对都美竹「提升网络知名度」这一动机的认定。 「想红」被视作原罪，而由作为网红的都美竹来背负这一罪状，似乎并不需要额外的证据。警方给出的认定仅仅是「水到渠成」地印证了普通人对网红的刻板印象，并契合了近些年来人们对娱乐圈与自媒体追求流量风气的普遍反感。

批评「想红说」的人立刻指出官方双重标准的存在：相比于对都美竹方浓墨重彩的分析，通告中关于吴亦凡的部分仅是客观陈述与事实罗列，并未推测他与他的团队以工作名义邀请女性聚会喝酒是出于何种动机、聚会中收走手机是何动机、尝试与都美竹签和解协议是何动机，以及团队公关在回应中说谎是何动机。一个维权者到了需要借力舆论不可的境地，公众的关注几乎是唯一推进案件进入司法视野的希望，争取公众关注的努力被指只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并被围观者进一步解读为「想红」，这是否准确，又是否公平？

关于「想红」是否是流量经济时代发声者原罪的争议尚未结束，为都美竹代笔的徐姓写手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发布微博解释为何要为都美竹代笔、二人沟通交流的内容与合作模式。徐某的主动发声再一次让舆论发生微妙的转向。

在徐某的自述中，他称出面帮助都美竹完全是出于公义之心、是基于他对曾经接触的女性受害者的同情、是男性帮助女性维护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述中，他难掩自得，认为都美竹的文笔和表达太差，缺乏公关才能，无法抓中引爆舆论的重点，而正是从自己操刀代笔开始，都美竹才不断积聚公众关注，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

徐某的自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警方通报将都美竹动机认定为提升知名度——二人确有关于微博粉丝增长的对话，徐某还表示想成为都美竹的经纪人。但话锋一转，徐某又控诉都美竹提供的信息有不准确之处、都美竹没有完全和他说实话。舆论似乎朝着更不利于都美竹的方向变化。

遗憾的是，徐某或曾短暂成功地扮演了都美竹，没有让网友看出都美竹背后有一位代笔，但这次成功也让他过于自信，以至于没能扮演好一个仅仅是热心正义、对女性境遇能够共情的「侠士」。互联网的记忆再次被读档，徐某被指认是一个借心理咨询为名接近、欺骗、敲诈女性受害者的惯犯，因行为恶劣、污名化心理咨询行业，而最终被知乎等平台销号。

于是，整个风波的另一条线索浮出水面：不同于恶女心机深沉、借污蔑流量明星求走红，也不同于勇者步步为营、有策略地反击，都美竹是一个被动者，是一桩「一女三吃」案的受害者，她所遭遇的三个男性，都以不同方式想从她身上分得一杯羹。

从最开始被以MV 选角和恋爱的名义被欺骗情感与性，到被一人分饰三角的刘某骗财，最终被徐某以帮助为名骗名声，她所讨要的公道还没看到确切的希望，就已经数次置身悬崖边上。如果她不愿再耗费心力而是选择与吴亦凡方面和解，拿到赔偿的她将被坐实敲诈勒索；如果不是金融机构有每日转账限额设定，她被骗走的也不止18万；如果她对写手徐某有更多的信任，不知道是否会复踏徐某其他受害者被敲诈的命运。

这场风波几经反转，不同的故事线索各有各的笃信者。舆论的变化并非一波压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断出现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涡。但是漩涡的中心并非吴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终都是都美竹。无论旁观者选择相信哪一条线索，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十九岁女性的身上，焦灼于对她的道德判定。

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在不断为都美竹提供解释和辩护。而吴亦凡身处聚光灯之外，无需多加评判，也就自然少被评判。

解释的失衡

这场风波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男性统治》一书意外走红。 @视知TV 在微博发布的一段引言让这条微博获得近十万次转发，《男性统治》也一度在豆瓣登上「实时热门书影音」榜单。这段引言这样说道：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

这段引言直观解释了为何都美竹在舆论的中心，而吴亦凡则在焦点之外。一种常见的托辞是，吴亦凡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自然无须多说；但都美竹和其他站出来的女性要被检验所言是否为真、动机是否纯粹、背后是否有其他推手等等，难道不是一种必要的公平？

显然，这种托辞忽略了解释与自证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一句言简意赅的「吴亦凡肯定有问题」其实也免去了吴亦凡承担这种费时费力的劳动的需要。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剖腹取粉」，潜在受害者指出卖粉的商贩出售质量有问题的米粉，围观者附和商贩卖的粉确实有问题，但指控者也要剖腹取粉来让众人见证吃下去的粉真有问题，而不是指控者另有图谋或者身体健康状况本就有问题，这种荒谬的「公平」要求不到指控者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停止，被要求解释的事实也不限于问题的关键细节。

在都美竹和其他女性的发声中，重要的事实细节是，吴亦凡团队是否借工作为名诱骗年轻女性、是否在聚会中存在灌酒行为、发生关系时女方是否神志清醒且处境安全，可以表达接受或拒绝。然而，众多抛给都美竹的质疑不仅与这些关键问题相去甚远，甚至与荡妇羞辱合流，转向关注她是否真的在接触吴亦凡时没有任何性经验以及对待性的态度是否足够谨慎。

被免去解释义务的男性仿佛被视作一件不能进行自主选择的物品，但这不同于「物化」。被物化是被视作工具去满足他者的审美、需求和目的，但在侵害事件中男性被视为一种给定的、难以改变行为模式的危险来源，则是将男性的犯错划归为类似自然灾害的存在，不必问责，也不须费心改变，只能靠自身避险防灾。如果没能成功躲避，那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不懂自保、太过疏忽愚蠢，甚至应当去反省自己不够自尊自爱。男性的选择被灾害化、去道德化，而女性的遭遇却被贴上耻辱的标签。

解释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负担，也是一种群体的负担。众多女性选择相信、支持都美竹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希望在个案中帮助她讨回公道，更是因为她们在生活经验上找到了共鸣。在绝大多数利用权势地位进行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案件网络曝光后，总会有更多女性分享类似的自身经历。

自然，这些经历五花八门，有人遭到伤害，有人侥幸逃脱，也有人后知后觉。这种分享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当事人所讲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准确无误，但是这种分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旁证，它证明了在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下，掌握权势的人可以如何从容地获得猎物、如何体面地全身而退、如何有效地让女性沉默。

当每一个发声者遭遇反诘和污名，处于权力下游的其他女性也总是要做好解释的准备。这不是说所有女性必须铁板一块地去践行团结的义务——事实上也显然没有——而是说诘问和污名的对象总是不单单包括发声者一个个体的。当都美竹遭遇荡妇羞辱时，这种羞辱也同时在伤害其他的女性。

不解释的特权也塑造了我们如何理解「性同意」（consent）。在抽象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道德的还是关于法律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一概念是判断性侵害是否成立的关键。从学术界到日常生活，采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还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标准看似是争议的热点和难点，然而，当人们在现实中理解这个概念、在具体的案件中做判断时，却因为女性承担了不均衡的解释负担，导致了一种可说荒诞的结局——无论更审慎保守的「no means no」，还是更为激进的「only yes means yes」都无用武之地，女性必须穷尽手段证明自己没有给出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同意的信号。

为什么同意聚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天黑？为什么去到对方家中？为什么同意喝酒？为什么同意谈恋爱？为什么有后续的交往？为什么收取钱财或者礼物？ ……这些难以穷尽的无关发问和解释的要求，塑造出一种现实中几乎不会存在的受害者形象：她必须在权势面前保有从头到尾的坚定，拥有完整的抵抗和拒绝的证据，不能一时糊涂或一时软弱，迂回自保的策略也有让她功亏一篑的风险。

不过，讽刺的是，「性同意」似乎成为了一种流传于女性内部的知识，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知识减轻了女性本不该有的自责，让她们意识到在性侵害发生时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而是已经表明了拒绝或者身处无法回应的环境。但是，当男性的行为不需要解释，当男性对异性的需求被视作一种无法阻挠的天性时，深入理解「性同意」也变得多余了。科普性同意、强调「性同意」重要性的，总是女性居多。

流量时代，我们是否都是风中芦苇？

当吴亦凡事件刚刚发酵成全网风波时，有人说，没想到中国的韦恩因斯坦竟然是吴亦凡。但是，相比于那场起源于好莱坞的#Metoo 运动，相关各方的名气咖位虽有不及，但故事的戏剧性与波折程度却远远超过。

随着警方展开调查，以及郑州暴雨、奥运会等热点接连攫取网民的注意力，吴亦凡事件的网络热度略略降温。但这场风波留下诸多唏嘘之处：比如，在幕后写手徐某的关键代写博文中，他抓住了舆论关注的要害——性与民族主义——他要求「加拿大人（吴亦凡是加拿大籍）滚出中国」，这一度让网民「热血」。如徐某的自夸所说，没有他的协助操作，都美竹的控诉不会掀起足够的水花。

「舆论」一词的所指，既是一个个具体的有情感、有思维的人的观点的集合，也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被操纵的、被引导的对象。我们都希望，即使泯然于众人，自己也还是有情感、有思维的个体。幕后写手的出现和写作策略的坦白，难免让围观者有被欺骗之感。即使是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并不认为徐某的代写给都美竹带来了实质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人不在意被欺骗和操纵，也没有人不在意被利用和收割。

一种新的取态也出现了：或许避免成为随风而倒、终被收割的芦苇的最佳策略，是从一开始就把流量经济下的舆论场，看成各方势力的收割流量的游艺场。

于是舆论中又出现俯视各种当事人的姿态：最早对都美竹的质疑之一，即是她的引流潜力被人看中，因此被作为工具推向前台；人们对吴亦凡的抨击也频频诉诸于「资本之恶」，无论吴亦凡仅仅是私生活混乱还是真的触犯法律，皆可归结为「资本的力量」；至于方向不定的舆论走向，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又一「有力证据」——群众只能被情感冲动驱动，左冲右撞，最终成为他人利益的垫脚石。

这种清醒透露出一种冷漠的怜悯。怜悯无论吴亦凡还是都美竹，都成了资本的弃子；怜悯普通大众冲动易怒、反覆无常的特质被利用。这种怜悯之所以冷漠，是因为它抹平了一切人的能动性，而能动性的消失意味着责任和权利一并消失。

谁会向工具问责，谁会给工具赋权？舆论场完全被当作了那个可以被测量和塑造的对象，而其中的人已经完全消失。在这种理解下，如果谁放弃了冷漠的围观，下场参与言说，便是不智，一定会被「反转」「打脸」，而批判「庸众」则无疑是一种难以出错的策略。

流量经济时代，网络方便人设的打造，也同样方便人设的坍塌。在人设的建立与被挑战中，围观者难免左右摇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因此去维持冷漠的怜悯，维持不出错的体面？当性别问题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是否会因为舆论空间问题重重，就无视性别问题背后的目光失衡与不解释的特权的存在，就放弃相信潜在的受害者？

至少这一次，众多女性告诉大家，「我们不会选择体面地沉默」。

（金云深，领域是性别研究）

2015年7月22日，吴亦凡于上海参加杜莎夫人蜡像馆蜡像揭幕仪式。摄：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0月23日，吴亦凡在上海参加宝格丽Barocko 活动并会见传媒。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大陆网红都美竹。图：都美竹微博

2018年11月5日，吴亦凡在纽约布鲁克林参加Vogue的时尚活动。摄：John Lamparski/WireImage

刘强东案——消解共情的「仙人跳」叙事，何处是「中立」之地？

孙金昱2019-05-07

4月17日，明尼苏达大学学生 Jingyao通过其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性侵——继当地检方对刘强东涉嫌性侵一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四个月后，刘强东案再次回到舆论中心。 4月18日，由志愿者组成的「助力Jingyao翻译小组」将控方英文起诉书完整翻译，经当事人授权和确认后在多个网络平台传播。与此同时，#HereforJingyao 网络签名运动展开，截止到4月22日，国内外声援Jingyao签名总数达到了4000。

然而也是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反转」。 4月22日，新浪微博账号「@明州事记」发布两条剪辑视频——分别来自事发当晚餐厅的监控录像与 Jingyao所住公寓监控录像，由于视频中曾出现 Jingyao手挽刘强东的动作，以及 Jingyao若干次在开门后作出「请进」的手势，舆论开始认为刘强东遭遇「仙人跳」（编注：桃色敲诈）。第二次「仙人跳」是《南方都市报》发布 Jingyao与刘强东律师的电话录音，被剪辑的音频中 Jingyao「冷静」交涉赔偿事宜，似乎更佐证了「敲诈」的存在。

虽然其后 Jingyao方面对事件作出回应，并放出完整版的视频和音频，然而此时大众情绪多数已不再同情起诉方。直到4月30日，参与支援Jingyao、转发相关信息、以及发起支持行动的多个微信公众号平台，疑因引起过多社会关注而遭到微信封禁（具体原因不知，可能是出于维稳考虑），事件热度才被迫逐渐消退。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未有最终结果，不宜对控辩双方进行既有证据之外的猜测。然而，且不论性侵案件具有审查难点，刘强东案背后舆论对「仙人跳」的反转，却恰恰真实反映出社会的「强奸文化」。引起刘强东案舆论震荡的，并不仅仅是双方提供了两版看似相反的事实，而是两种价值逻辑与话语体系的对立。从这场舆论争夺战出发，我将试图梳理这种对立，以及尝试回答，为何仙人跳叙事可以消解「共情」，而人们在这种舆论冲突之中是否真的有「中立」之地。

「仙人跳」vs「Metoo」

一些观点认为，对Jingyao的支援实际上是 #MeToo 运动转入低潮后再次掀起的波澜。在我看来，虽然#MeToo 的参与者与 Jingyao 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同样的目标——如强调「同意」的重要性、强调拒绝的严肃性、反对将女性视为猎物和性资源，他们也往往都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运动所面临的反对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 #MeToo 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参与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社会运动这种形式是否背离了法治精神、是否会发展成「贴大字报」的文革式运动、是否会出现大量诬告或误告进而伤及无辜。暂且不论这些反对观点所提供的论述是否扎实、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现实作为依托，反对声音所诉诸的价值和原则至少是「现代的」，包括法治、程序正义、社会运动的正当性和所应当受到的限制。但是，Jingyao和她的支持者所面临的反对声浪却令人意外的属于一种「前现代话语」。 「仙人跳」的叙事和「自愿」、「同意」、「身体主权」、「权力关系」这些被女权主义者反覆强调的价值几乎没有联系。

仙人跳的典型叙事，是有权力、财富、地位和声望的男性被性暗示或性互动引入骗局，女性利用他们对于「奸情」败露的畏惧骗取钱财，如果谋财不成则报警（报官）报复。在这个叙事中，作为事件重要背景的权力关系、社会大环境中存在的性别偏见都被隐去了，故事的成立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女方给出的性暗示和对财物的要求。在这种叙事中，身处高位，或拥有财富、地位的男性被视为易受伤害、天然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它同时假设女性的告发会天然获得普遍的信任，因此，女性引诱男性入局，再诈取钱财才是可能的。

回到本案的舆论战中，可看出「仙人跳」的两次媒体主导者，「@明州事记」和《南方都市报》，它们发布的剪辑视频和音频都在有意识地去贴合「仙人跳」叙事，并成功地将公众引入了这个叙事陷阱之中。对比后来发布的原版视/音频，「@明州事记」和《南方都市报》都有对原版进行剪辑，前者一再强调女方礼节性举止中的「（性）主动」和「（性）邀请」，后者则略去了 Jingyao与刘方律师的交谈中的沉默和哭泣。且不论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切操作都在刻意将女方「塑造」成一个心机深沉的加害者，而辩方刘强东的行为——从参与酒局、将女方先带到自己住所、深夜进入女方公寓、直至涉嫌强行发生关系——相对来说，却远远没有受到同等的审视和质疑。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观察，刘强东与 Jingyao不在同样的权力水位上（一方是电商巨头CEO，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光鲜的形象，一方只是家境稍好的留学生，承担着服务义务的志愿者），这种对比与「仙人跳」叙事的第一个假设是完全相反的，男性并不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在普遍的大众观念里，男性不处于弱势，并不代表诬陷不存在，「仙人跳」就是要以小搏大。但「仙人跳」成功的关键更依赖于它的第二个假设，即女性的告发会「天然」获得信任。然而，本次舆论清楚反映出的是，一旦女性提出强奸指控，男性常常得到回护，甚至对性道德的违反也可以不被追究；女性的证言和指控常常不被信任，女性每一个言行都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是否向对方释放了性的信号。

这种吊诡的现象为何产生？在诸多案件分析中，答案都指向了社会环境中盛行的强奸文化。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重建中立者的共情

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也许会一再强调，他的判断要基于双方给出的证据，客观的判断需要中立，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推出起诉书内容的100%准确。因此，对 Jingyao的支持可能依然要再次遭遇反转，「相信 Jingyao」是带有偏见的主观预设和盲目的人品担保——旁观者能做的，也许就只有等待法院的最终裁决。

时事评论作者、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在《女权者真被「打脸」了？刘强东案「仙人跳实锤」视频观后感》一文中尝试回应这一问题：「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我相信 Jingyao』是在哪一个层次上及什么程度的表态，要理解他的道德和政治的意涵，然后在纷扰面前还能守住它。」

根据吕频的回答，「我相信 Jingyao」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绝对相信 Jingyao陈述的所有细节，不是认定她是一个在自我保护、行为举止、品德个性各方面都足够完美清白的受害者，而是通过对受害者的信任，在男权社会中划出一个女性领地，阻止优先责备和审判受害者的强奸文化在其中自我复制。

但吕频的回答还不够充分，因为它主要面向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 Jingyao的支持者，帮她/他们理解和调和自己内心相互冲突的直觉的必需。

而对于更加疏离的中立者而言，在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相信 Jingyao，显然需要一套更有说服力的逻辑。支持者自身的道德直觉、基本立场和她们主动承担的道义，不足以向中立者证明他们不应当止步于旁观。

这就是在 #HereforJingyao 之后，中国大陆出现#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运动，并成为下一个热点话题的意义。如果说 #HereforJingyao 是一种内部团结的巩固和表达，#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则是一次明确的对外争取。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事实层面对民事起诉书的认可，而是社会意识层面对强奸文化的反思和反对。发声者谈论的不是Jingyao，而是自己的真实遭遇。这些经历包括受到侵害后来自警方和公众的全方位盘问，在亲密关系中被哄骗或者强迫发生关系，被位高权重的领导安排参加社交酒局，被信任的师长、朋友、同学无预兆地侵犯……截止到4月30日，该微博话题阅读达到824.4万，讨论达到1万，

在这些故事背后，是受害者高度一致的「不完美」——相信熟人、没有果断拒绝、没有激烈反抗、不敢追究、事发后依然想要和施害者维持礼貌和友好。这些故事，曾是个体难以说出口的秘密，但是当它们一同被讲述、被分享，个体经历的集合终于形成了公共叙事。

这是一次集体行动，也是一次反抗运动。我们需要超越刘强东的个案去理解它，也需要超越法律意义去理解它。

此#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运动，既有克制也有野心。克制体现在这次集体行动没有试图越过现有信息去证明起诉书字字为真，讲述者并不试图成为案件的证人；野心则体现在这次集体行动要为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作证，证明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与依附其生长的强奸文化使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何种境遇之下、又遭遇了什么。

孤立来看，刘强东案中存在着「他说vs她说」的各执一词。法律要处理的问题是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它所依靠的是「他说」与「她说」各自证据的强弱。但是显然，无论是#HereforJingyao 还是#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其意义都超越了个案本身。集体诉说传达给中立者的信息不是事实判断上应该向 Jingyao倾斜，而是改变中立者等待被说服的姿态，意识到在法律面前看起来平等的刘强东和 Jingyao背后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性别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上位者从资源和道义上都获得特权和优待，而另一方面对着更严苛的审视，仅仅拥有极其有限的维权资源。

一个个不完美受害者的故事试图重新建立被「仙人跳」叙事破坏的「共情」，打破人们长久以来对性侵的错误想像：性侵通常不是伴随着激烈的暴力和抵抗的突发事件，相反，它可以来自于在熟人关系，借助双方权势资源的不对等、借助人际关系的压力，以一种和缓、安静、顺从的方式发生，在整个过程中，甚至还可以观察到礼貌和友好。那些看起来最像「同意」的东西，恰恰是受害者的无助、抗拒和恐惧。

但中国的舆论管制让这场话语博弈变得异常艰难。通过几个个别案例扭转整个社会长久以来不断默认、复制的文化本就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资本的压力、权力对社会运动的警惕合力对运动进行简单粗暴的打压？网络中昙花一现的话语争夺战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给选择讲述的受害者以力量。

社会运动到底在回应什么？

对各种声援运动都抱有质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依然会有面对#MeToo 运动时的担忧，即以社会运动形式推进的维权运动终究会超越必要的边界，任何指控都会被公众广泛接受，从而抹杀灰色地带，将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放入一个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比如专栏作者刘远举在《刘强东案：一场政治正确下的失控游戏》一文中就批评道，「政治正确从来都是斩钉截铁的，它不承认人性中的弱点、灰暗、犹豫，仅仅看到一个男权社会权势的典型例子，就立刻得到结论：这必是『社会结构性』的强奸，不用伤痕，不用反抗，不用逃跑也一样的成立，……巨大的身份差异下，自然必是强奸，于是，证据与常识不再重要，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相信 Jingyao』……」

但是我认为，姑且不论作者对「政治正确」概念的表述是否合理，做出这类批评时需要理解社会运动的意义、运行机制和正确解读其希望实现的理想状况：

社会运动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历史早已证明，结构性的不义——无论是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在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里都难以被撼动，更不必说清除。社会运动所面对的，是一套绵延十数年乃至百年以上的社会规范，这套规范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无意识践行，自然也渗透进法律和裁判。

反对者似乎认为，声援 Jingyao者要实现的理想状态，是通过所谓「政治正确」的舆论运动，给法律以压力，来给 Jingyao和后来所有声称自己遭遇性侵害的女性以「公正」，反对者并指责这实际上才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甚至在Jingyao 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之中，都没有人有充分的信心认为 Jingyao最终会赢得诉讼。事实上，Jingyao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所怀有的「乐观」也根本不是诉讼的胜利，更何况，即使诉讼胜利，Jingyao也好，与Jingyao 类似的女性也好，已经面对过无数次羞辱和攻击。

也许在刘看来，#HereforJingyao 和#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所要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每一次成功男性的酒局上，带走年轻女孩的男人都被定罪；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一再强调的，从#HereforJingyao 到#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话语比事实重要，让不公正的性别结构中的人理解他们所处的结构，比让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理解案情的细节重要。它们希望实现的理想状态，是无论女性的年龄、外貌、资历，不再被当作酒席间的点缀，是这样的「猎艳」酒局不再流行，是「不」被认真当作「不」，是身在高位者对女性的傲慢、对女性境遇的麻木、对自己财力地位的自负、不再扯上「人性的弱点、灰暗、犹豫」来做遮羞布。

正如时评人陈迪所说，「同一事件，许多人看作个案吃瓜，但也有另一批人视其为漫长社会运动中又一场战役。『相信强奸受害者』就是在这特殊前提下产生的，它不等于受害者一切说法就『真』，更不代表受害者一定完美无瑕。但如果没有那么一批人一开始的『相信』，那受害者会永远站不出来。」 社会运动要动员更多的中立者，说服既得利益者理解弱者的困境并意识到自身投入运动的道德必要，这场话语博弈无疑是艰难的，因为扭转传统、说服公众、对抗审查力量，无一不难。

但是也许对于 Jingyao 的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而对于尚在旁观的人而言，尝试去深入理解既有的性别结构和依附其上的文化、将自己置入每一个讲述自己遭遇的女性的情景中去理解她们，反思自己在大环境中的位置与作用，才是这场舆论战的应有之义。没有人活在文化与习俗的真空之中，用平等话语去替代陈腐的旧话语，是脱离与强奸文化共谋的唯一方式。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

2019年4月17日，明尼苏达大学学生Jingyao向刘强东性侵一案提出起民事诉讼，刘强东案再次回到舆论中心。图为2018年3月10日，刘强东出席政协记者会。图：IC photo

2018年10月12日，刘强东携妻子章泽天在英国出席尤金妮公主的婚礼。摄：Max Mumby/Indigo/Getty Images)

美国警方发布刘强东被捕的照片。摄：Imagine China

中国#MeToo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特约撰稿人纪小城2018-08-01

近日，#MeToo 运动终于在中国内地真正爆发，继高校圈之后，在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等言论环境较为开放的领域引发巨大回响，但也引来不少争议。事实上，自今年初北航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以来，质疑的声音便陆续不断，而这些争论在上周随着运动的爆炸性展开达到高峰。

7月27日，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个人微信帐号上发布了她对#MeToo 运动的感想，其中提出诸多疑虑，并将#MeToo 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篇文字旋即在内地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也在知识界引爆激烈争论。刘瑜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权运动者及其他知识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一时间，这篇非正式文字开启了近年来中国舆论中少见的公共讨论。有不少声音甚至将这次争论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

表面上看，原本志同道合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突然因为#MeToo 运动站成水火不容的两队。许多读者与学者也不禁慨叹，以刘瑜和贺卫方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MeToo 运动中的保守立场令人失望。

不过仔细想想，也许并不是「刘瑜们」（泛指刘瑜及支持她的知识分子）令人失望，反而可能是从一开始「刘瑜们」就被「误解」了；换句话说，不是「自由派」突然「撕裂」了，而是「自由派」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 #MeToo 运动只不过是让这些裂痕浮出了水面。

事实上，「自由派」这个称呼原本便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讲更是过于笼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反极权是主流政治共识，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上则存在诸多差异。我们通常会将西方政治光谱粗略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其中右派通常也称保守派，左派通常也称自由派。然而在政治术语中，保守派或曰右派涵盖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等，自由派或曰左派则包括社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自由主义」一词及其延伸意识形态的复杂含义常常令人困惑。在这一前提下，中文语境下的「自由派」更是发展出了特定历史与政治情境下的特殊意涵，其覆盖的群体与价值理念与西方语境早已差距甚远。

正如香港泛民主派内部存在复杂分野，中国的知识分子内部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也理应存在相对应的、甚至更复杂的分化。因此，仅仅因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极权专制，就认为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处于同一位置，这恐怕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也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分化程度。

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MeToo 运动而突然撕裂，而是中国的「反极权派」知识分子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这些裂痕在特朗普上台、欧洲难民危机、对待穆斯林态度等近年一系列新兴公共议题中早已暴露出来。可以说，「自由派」内部早就「撕裂」过好几次了。此次#MeToo 运动中爆发的分歧，只是在女权的维度上将这些裂痕描画得更加清晰。认清这些裂痕的形态，对于减少误判、明确议题也将有所助益。

自由还是平权？

双方的第一道裂痕，存在于对「自由」与「平权」的理解中。

刘瑜在讨论#MeToo 运动时提到，她不认同#MeToo 运动中「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认为性侵受害者「有完全无辜被胁迫甚至暴力胁迫的（人），也有视性为一种『交易机制』去换取自身利益的（人）」。因此，她不认同受害者「别无选择」，而是认为「除去某些极端的情况，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

对此，女权主义者吕频认为「男权社会中并非不存在女性的性别红利」，但她强调这些红利「只有少数女人才能兑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性精英群体。这种获取「红利」的方式既「不能为广大女性所模仿」，也「不可能真正为女性权利做功」。吕频更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些女性精英反过来称「我是女人，我没见过不觉得有性别不平等」，「以女性身份替男权张目」，则会造成更严重的父权压迫。

也就是说，#MeToo 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不满上司性骚扰你就辞职」、「别在饭局上喝酒」这种基于个体自由选择权的建议，仅适用于极少数的女性职场精英，在女性整体中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对女权运动并无助益，反而可能对受害者造成更多压力与伤害，是一种实际上的「谴责受害者」。

在华尔街从业的活跃作者北大飞也指出，在保守主义观念下，「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但他指出，私营企业主、公益圈领袖、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属于拥有权力的一方，而持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

女性媒体人 Kiva 则发表「受害者自省书」，反省自己作为女性从父权结构中获取的利益。曾因自己在男人面前游刃有余而颇为得意的她，终于因为#MeToo 运动而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习惯』了男性的注意力和特殊对待，所以即使我并不愿意，我也没有认识到对方是一种侵犯，而且还在用一种惯性去应付他。我害怕得罪他，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害怕失去让我受益的系统。」

这反映出，在经济与社会议题方面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人」和「个体自由」的假设，与#MeToo 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压迫而呼吁基于群体的平权，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前者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基本权利，那么这些独立个体就应该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并为自己的行为或遭遇负责。后者则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权力关系下的个体，上述的基本权利对他们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个体仍然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权力结构」的压迫，其中就包括父权社会对女性（事实上也包括男性和非二元性别群体）的压迫。

女权主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批判理论影响下，主张反抗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权力结构，倡导基于群体的平权。这与种族批判理论一脉相承，因此，女权主义运动与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民权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有颇为相似的一面。

这些冲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对于历史与现实中权力结构的不同认知。女权主义者李思磐在数年前发表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一文中早已指出，中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人权」理解为「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所提供的保障」。她还进一步提出，「由于每个人身处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并不一样，所以人权所提供的保障必须因人、因处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内容」。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认识到了权力结构的重要性。著名媒体人长平多年前便已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并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这个以父权为根基的社会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思想语言、社会规章、工作成就都由它塑造」，因此所有男性都是父权统治的一部分。

受长平影响，曾在自由派与民运人士中颇具影响力的莫之许成为同时代男性知识分子中少见的自省者。他撰文指出，在社会建构上，「极权社会与男权社会是高度重构的，在极权社会中的男性就同时兼具权利被剥夺者同时又是社会建构的优势得利者这双重身份」。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男性既是政治上的被压迫者，又是性别结构中的压迫者：「请不要忘记在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权力建构中，自己也是墙上一块砖。」

公域还是私域？

第二道裂痕存在于对「公域」与「私域」的划分中。

关于性骚扰/性侵的解决途径，刘瑜等心存疑虑者认为，受害者应该首先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哪怕法律途径走不通，也要在「『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才将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声作为「最后的途径」。

与此类似，资深媒体人章文被一名女性匿名举报强奸后，章文的律师、曾为许志永辩护的张庆方也发布声明对举报者称，「如果认定自己确实被性侵了，你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去警局，而不是在微信微博中四处宣扬。」而对于受害者的「四处宣扬」，张庆方认为这是在「用网络审判的方式败坏章文先生的名誉」。

无独有偶，以公益领袖邓飞为代表的一众男性公益人士也将性侵看作是「私德」问题。 「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被该机构志愿者指控强奸后，邓飞最初曾表态称，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雷闯的私德问题」，又称他认为「公益机构领导人的私德和公益机构的公信力」需要「分开对待」（邓飞本人之后也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同样地，当大陆多所高校有教师、教授被陆续揭发曾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或性侵，而校方在对相关人员进行通报处理时，也基本只称他们违反了「师风师德」。

对此，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孙金昱认为，「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在孙金昱等#MeToo 支持者看来，#MeToo 运动正是产生于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社会环境当中；#MeToo 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对抗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

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另一重分歧。受哈贝玛斯对「公共领域」与「生活空间」的划分影响，保守派知识分子主张将社会生活清晰地划分出「公域」和「私域」：「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市场等，「私域」则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公权力不得插手私领域，「公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

然而，#MeToo 支持者对于上述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并不认同。按照这种划分，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家庭暴力以及私人关系中的性侵犯等问题，就都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成为「私领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公共讨论甚至立法来维护女性权益、实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正义的核心议题。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本就是在父权结构之下由男性主导而制定的，缺乏女性参与以及女权主义视角。美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 Nancy Fraser 早在1990年就已指出「公共领域」的这一局限性：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是被公共领域排除在外的，而所谓「公域」是可以在斗争中重新定义的。她指出，家庭暴力就是一个在抗争中从「私域」进入「公域」的例子。

当「私域」中的压迫普遍存在，就有了进入「公域」的必要性。此次#MeToo 运动中，《人物》杂志在公众号上发布问卷，不到24小时就收到了超过1700个与性骚扰和性侵有关的故事，堪称触目惊心。这些爆发式的指控已经明显昭示了性骚扰与性侵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性，其中发生在工作场合、教育机构及公益圈的事件更是恶化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生存环境，难以归类为简单的私德问题，

发生在「私域」的性骚扰与性侵不仅带来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压迫，也与更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例如在此次#MeToo 论争中，科普网站「果壳网」发表文章指出，性骚扰与性侵广泛存在于学术界，成为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发展的巨大阻碍。这不仅恶化了性别不平等，也造成了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反家暴法》终于在2016年得以实施，这正是一次对公、私领域的边界划分过于狭隘的反击。此次#MeToo 运动终于在中国爆发，也恰恰反映了女权主义者推动性骚扰与性侵等「私德」问题进入「公域」的努力，这不可避免地会与保守派对「公」「私」领域的认知与划分产生冲突。

运动还是法治？

第三道裂痕，在于双方对于社会运动的态度。

刘瑜的言论之所以引发激烈批评，原因之一是她将#MeToo 运动形容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法治精神「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相比之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

这反映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如同文革所造成的诸多悲剧一样，起源于草根的#MeToo 运动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被指控者若被误伤也难以自证清白；因此相对#MeToo 等社会运动，「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小心翼翼」更值得推崇。

保守派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MeToo 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与中共党史上的红色政治运动是否具有可比性？第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 #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专栏作者宋石男在先于刘瑜的一篇文章中已做出区分。他指出，「旧时代大字报式的大揭大批、大鸣大放，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操纵民众完成的，而现在#MeToo 的匿名或实名举报，绝大部分是自发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权力自上而下操纵完成的。」

孙金昱也指出，#MeToo 运动「不是对思想定罪，不是诛心，不是揪出政治犯，而是对言语骚扰、肢体骚扰和侵犯这些能够准确描述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的举报，而这些言语行为是在公众共识之中明确的道德错误甚至违法行为。」

北大飞则从中国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不同知识结构的角度提出反思。他指出，中国中年一代（40至50岁）在「文革」后上学读书，并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对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社会正义议题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因此一看到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他赞同对「文革」保持高度警惕，但反对由于「文革恐惧症和思维惯性等问题」，不愿开放心态认识和学习社会正义理论。

这种代际差异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中也十分明显。中国年轻一代更少背负历史包袱，许多行走在中国社会运动前列的年轻人自信地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例如积极组织工会运动的中山大学硕士生沉梦雨、在争取沈阳性侵案信息公开中遭到校方施压的北大本科学生岳盺等人。这些年轻人从左翼思想出发，支持女性、劳工、LGBT 权益，积极领导和参与社会运动。相比之下，上一代知识分子则较少关注这些领域；其中许多人出于对中共意识形态及历史中红色运动的反感，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避之唯恐不及，或是将之与「毛左」混为一谈。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跃的左翼青年中确实也有自称为「毛左」的一派，例如在广东工业大学组织左翼读书会而被拘捕的张云帆等人。然而，他们对这一标签的诠释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恐惧的历史记忆显然有所差别。他们对底层工人与弱势群体的关心也是真诚的，例如张云帆本人在北大就读时就曾积极为后勤工人争取权益。

第二个问题—— #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这也是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会面临的质疑。

从逻辑上说，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不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会发生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理论对此已有深入研究：社会运动最容易发生在运动目标与正式政治体系不完全相容、同时政治压迫又相对不太极端的地方。正是因为法律公然允许种族隔离，才会发生黑人民权运动；正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女性投票，才会发生妇女参政运动；正是因为现有法律无法解决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问题，才会发生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

相比这些例子， #MeToo 运动其实要温和得多：它并没有冲击现有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仅仅是指出性侵受害者可能面临难以举证、后知后觉、舆论谴责、荡妇羞辱等多重困境和风险，使得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 #MeToo 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在高校中建立反性骚扰体系，这在不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事实上，公益圈在#MeToo 的影响下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多家机构与个人联合发起了反性骚扰倡议和承诺。

对于保守派提出的#MeToo 运动可能制造出「冤假错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曾对这一普遍质疑做出过解释。他从「无罪推定」仅适用于刑事诉讼的特点以及 MeToo 运动的独特机制等方面论述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也针对这一点回应，指出法律并不禁止「私力救济」：只要不逾越合法界限、并且一般情况下不涉及暴力，「私力救济」就是合法的。从这一角度来看，#MeToo 并未超出现有法治框架，因为受害者原本就应有控诉性骚扰与性侵害的权利：「#MeToo 只是试图通过积极行动，把潜在的合法状态转变为实在」。此外，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符合理想的法治状态，#MeToo 反而是在以「创造性的方式，想方设法让这一状态更好实现」，因此恰恰是「法治途径」的一种。

类似地，宾夕法尼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方可成认为，要达到广泛的社会正义，「舆论审判」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此外，舆论审判没有「牙齿」，因为其背后没有公权力；被审判的人亦可自辩。因此，「舆论审判不是完美的，有局限和风险，但也不是洪水猛兽。」

面对同样的问题，社会运动研究者夕岸则独辟蹊径，揭示了「完美社会运动迷思」的存在。她指出#MeToo 运动确实存在「冤假错案」的风险，也不得不与其他社会运动争夺有限的舆论资源；但她同时强调，社会运动本不该被「贴上完美的道德和实践假设」，并非只有「促进大众团结而非分裂，守法而不暴力，理性而无情绪」的社会运动才应该被发起。事实上，社会运动「不需要为自己无法容纳、感动、联合所有人而道歉」⋯⋯「运动需要兼容幷包，但绝不是来者不拒」。

共识还是共谋？

第四道裂痕，在于双方如何看待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性别「符号互动」。

#MeToo 的批评者们不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常说的「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相反，他们认为女性应当接受社会中的性别互动共识：如果女性的衣着与行为流露出「性」的意涵，就要考虑到与之相应的后果，如若发生误解则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例如刘瑜认为，「人是信号的动物」，男女对于对方是否同意进行亲密行为时，「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构成一个信号系统」。如果一个女性穿着暴露、酒后微醺、靠在一个男人肩膀上，「固然，男人这时候依然没有权利对你进行身体冒犯，但是如果对方误解你的意图，或许只是愚蠢而非邪恶」。她还强调，这并非「荡妇羞辱」，而是「人类常识」。因此她认为，对于#MeToo 运动，男人应该「补尊重和自律的课」，女人应该「补自我保护的课」。

这与之前法国影星德纳芙等人就#MeToo 运动发出的公开信亦有相似之处。德纳芙等人认为，「固执或笨拙的调情不是犯罪，对女人献殷勤也不等于大男子主义的侵犯」。许多男性在运动中因遭到指控而被解雇，「而他们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摸一下膝盖，想偷一个吻，在工作晚餐上谈论亲密的事情，或者发送带有性含义的信息给一个并无相同意向的女人。」

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粗浅的符号互动理论表述：人们对物体、动作、语言等符号形成共同的认知，并藉由这些符号进行沟通与互动。对#MeToo 运动持怀疑态度者认为，社会对具有性意涵的符号已建立共识，女性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然而，符号互动理论并不否认符号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双方可能对同一符号产生的认知差异。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早已阐述过符号中可能蕴含的权力与暴力：权力结构中的支配者正是借助符号的力量来控制被支配者，甚至能够让被支配者无法认知自己正在被支配的现实。这意味着女性正被迫接受和适应由男性主导和定义的「调情文化」，并在这种文化的钳制下调整自己的衣着和行动来「自我保护」，甚至可能积极参与其中，将「性自由」与「性自主」混为一谈，无法认知到自己是遭受压迫的一方。

章文在回应性侵指控时认为，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一群人在一个场合喝酒之后，搂一下腰或者是合个影」，称不上性骚扰。这恰恰证明了许多在男性眼中无伤大雅的「符号」，已经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与暴力。

对于这种「信号系统」，资深媒体人韩十洲指出，「男人是有误解的『权利』（这也意味着男人有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的义务），但是，却没有基于这样的不经考察的误解而采取莽撞的冒犯或侵犯的『权利』，否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即便他只是愚蠢而非邪恶，而这正是#MeToo 运动所要追诉的」。

正因如此，诉说与表达本身成为#MeToo 运动的目的之一：这是一种对「共识」的挑战。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艾晓明指出，#MeToo 是一种「幸存者的屈辱书写」，也是一种「知识生产」。正是因为社会中不存在控诉屈辱的女性文化传统和知识传统，才需要创造语言和知识，用生命经验来抵抗制造屈辱的权力机制：「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从这一层面来说，#MeToo 的参与者们深知社会普遍认可这套「信号系统」。 #MeToo 并非要否认实然层面上所谓「共识」的存在，而恰恰是要大声说出许多女性（也包括男性）在这种「共识」下的痛苦与屈辱，揭示她们/他们在「共识」中的缺席，并获得重构这一「共识」的权利与机会。拒绝承认这些反抗者存在的所谓「共识」，事实上是父权结构下的「共谋」。

「自由派」的未来

#MeToo 运动之所以从学术圈与公益圈爆发，原因之一是这些领域的女权启蒙更成功；而#MeToo 运动在中国的一个副产品，是让许多年轻人对早年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袪魅」，认识到他们在面对今日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时有其局限性。

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已远远落后于年轻社运一代。背负着历史包袱的他们，对来自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满心警惕，对通过冲击权力结构来实现社会正义的路径也满怀疑虑。当曾经站在人们前方的意见领袖成为实质上的「保守派」，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女权主义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运动中的行动派。

（纪小城，媒体从业者；感谢夕岸、林垚等对此文的帮助）

#MeToo 运动终于在中国大陆真正爆发之后，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个人微信帐号上发布了她对#MeToo 运动的感想，而这篇文字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权运动者及其他知识界人士的严厉批评。有不少声音甚至将这次争论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摄：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女权主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批判理论影响下，主张反抗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权力结构，倡导基于群体的平权。这与种族批判理论一脉相承。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保守派知识分子主张将社会生活清晰地划分出「公域」和「私域」：「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市场等，「私域」则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等。然而，#MeToo 支持者对于上述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并不认同。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2018年4月23日晚，北大宣传栏出现「大字报」，声援岳昕申请信息公开遭到打压。网上图片

刘瑜：「人是信号的动物」，男女对于对方是否同意进行亲密行为时，「怎么穿、怎么说、怎么做，构成一个信号系统。」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性骚扰」的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孙金昱：校园性骚扰的关键不是「性」，而是权力结构

孙金昱2018-07-21

在中国，每一次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传播，都是一场「双重抗争」。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热心参与者，不仅仅要从施害者那里讨还公道，往往还要与校方、甚至相关舆情部门的维稳策略较量。

2018年4月，因申请北京大学对一起性骚扰旧案的处理结果进行信息公开，在校生岳昕受到校方持续的压力。而在7月上旬曝光的张鹏事件中，中山大学同样没有直面问题，而是一方面召集「维稳」会议，要求学生「家丑不可外扬」，强调学生的相关转发，学校均可以追踪，并表示学校的态度「一般是从轻处理」。另一方面对张鹏做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博指导教师资格，终止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但即便如此，在对外公告中仍然全文不提「性骚扰」，仅以「师风师德」含混带过。

丑闻曝光后，张鹏作为当事人发声，承认其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行为，但他同时强调已经接受党纪处罚，认为相关曝光文章存在污蔑及夸大。而作者黄雪琴也立即回应张鹏，愿通过法律渠道对质。耐人寻味的是，张鹏的辩护声明仍在，而黄雪琴的回应却在微博被删除。

即使这已经不是校园性骚扰第一次被曝光，媒体报导、公众关注的重点依然会或多或少集中在「明星学者」个人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巨大反差：为什么那些学术突出、教学优秀、被众多其他学生和同事所认可、敬重的学者会有如此阴暗的一面，他们为何「需要」如此？甚至，对这一问题的不解还会进一步发酵成一种「被害者有罪论」——如果不是受害人本人的问题（自愿的迎合、不懂得拒绝、懦弱的默许），性骚扰本来可以不发生，或者很容易摆脱。即使近年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粗鄙观念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更为隐蔽地归因于「受害者不够强大、坚韧」的精巧论调却越发受到欢迎。

事实上，旁观者的沉默或归咎于受害人，是性骚扰案件受害者和她们的亲友、校友以及其他支持者不得不加入的第三场抗争。而这场抗争中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大众对「权力结构」问题的熟视无睹。

「结构性」是近年来公共讨论中常常被提起的词语。但因为其概括范围广泛，反而成为了一个含混的概念。相对而言，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左派更加熟悉这个概念，常常在圈子内部的论述中使用这一概念来解释问题。但在它被使用的圈子之外，「结构性」鲜被恰当理解，还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万金油，哪里出了问题都可以被左派怪罪给结构。 「结构性」的解释力，从大众观点来看，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说服力。

在历次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受害人一方强调学生身处弱势、处于特定的师生权力结构之中固然是准确表述，但性骚扰难道不是骚扰者和被骚扰者之间的事吗？所谓的权力结构究竟是怎样和性骚扰发生关联的？

校园内结构性问题：教师的权力

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按照自己意志去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或可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天然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即使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平等相待、像好友那样相处，但权力关系的存在却是不能被忽略的。无论多么平易近人的教师，依然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学术资源、未来前程、发展机会等多种学生依赖并且重视的关键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安排任务、影响学生的决策，与此同时，尊师重道的社会规范也在潜移默化中鼓励学生信任教师、服从教师。从教学需要考虑，教师也不可避免地对学生拥有权力。在这种关系之下，无论师生的个人品格如何、具体的互动交流模式如何，师生之间的地位显然并不对等。

这就意味着，无论教师本身是否蓄意剥削、骚扰学生、无论教师本人是否品格高尚，教师的位置本身就赋予了他/她按照自己意愿支配学生的能力。一旦这种不对等地位被教师滥用，对学生的伤害可想而知。而学生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由于学位、前途、乃至人际关系等都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教师，拒绝与否、反抗与否都并非简单的个人特质和选择可以解释，学生的隐忍和压抑既不是软弱，也不是自愿，而是在权力之下的被迫。

在校园性骚扰案件中，问题的关键并非是「性」。无论是前不久的沈阳案还是这次的张鹏案中，「性」不过是拥有且滥用权力的教师在「男教师-女学生」这一特定师生关系中的权力表达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印证了那句被归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但实际出处难考的名言：凡事皆与性有关，唯独性本身除外——性与权力有关。

这种权力表达，在武汉理工王攀与其学生陶崇园之间体现为前者阻挠后者的出国计划，要求学生为自己的私人生活提供包括洗衣在内的多种服务，并要求学生称呼自己为「爸爸」等。凡此种种，虽不涉及性，但权力关系下的劳动剥削、精神控制和人格羞辱却一脉相承。

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来重新理解校园性骚扰案件（以及与之相似的教师对学生的欺压），就不难发现，此前让大众迷茫的问题——为何带有种种光环的学者会有如此不堪举动——其实是一个被错问的问题，因为它的提问视角完全是个体化的。

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反差之所以让人惊异，仅仅在于校园性骚扰问题被当作了个体问题和私德问题，是貌似「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没能处理好交往的边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利争端，因此，「受害者有罪论」才会从受害人身上去寻找问题，人们才会震惊一个学术优秀的教师没有与学术相匹配的高尚品格，而施害者本人也有意无意地用「感情」、「喜爱」作为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仿佛对受害人的沉重伤害仅仅是一次次笨拙的示爱。同样，校方的通报文件中也一次次将问题归纳为「师德欠缺」，尽管校友、相关性别组织和网友一直在呼吁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各个大学仍少有实质进展。

认识到这一层，我们便不必惊讶为何人前的优秀学者在人后竟然是骚扰、强迫、威胁他人的恶魔，因为没有被合理制衡的权力关系被滥用，这一点丝毫不需要惊讶。品行端正的教师固然不会滥用权力，也懂得尊重学生，但是将防范希望寄托于教师的自我修养、将问题责任全部推给个人修养，则是学校的渎职。每一次校园性骚扰，都不仅仅发生在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还发生在更广泛意义上没有得到恰当约束的师生权力关系之中。

校园内的结构性问题：学校的责任

既然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可避免要存在，那么防范这种权力关系被滥用，自然是每一个学校的责任，因为当师生关系出现争议或失范时，学校是师生关系的仲裁者。在校园生活中，学校的责任不止于消极责任，如避免不公正地对待学生和教职员工，更需要许多情况下积极介入校园内的种种事务，修正和惩罚不公与侵害。

从北大到中大，我们看到的学校行为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用「师德」这种只能归结于教师本人的个人原因，与涉事教师做切割，并辅以一些行政处罚措施表示学校对教师言行的不认同，处处强调学校与教师行为无关，而另一方面，「罚酒三杯」式的行政处罚、大事化小的处理态度、对学生发声的严厉打压，无形中又让学校和涉事教师站在了同一阵营。这种矛盾背后不乏学校的利益考量，但这也表明了学校或多或少地明白自己应尽而未尽的责任。事实上，学校从未相信个别学者的性骚扰等违法和不当行为仅仅是他们单纯的个人行为，否则也不会在面对报导和抗议时如临大敌，动用一切力量去平息议论。只是，学校极少正视自己的失职，反而将建立防范机制的诉求视为一种指责——例如数月前的沈阳案，就曾被指为是在百年校庆之际对北京大学的「恶意攻击」。

然而，无论是面对批评如临大敌的学校领导，还是那些无条件为母校辩护、被戏称为「护校宝」的在校生和校友，尽管在言语上坚持一切问题都是施害者（或受害者）自身问题，却太急切将自己与性骚扰的施害者之间建立一种直接关联，从而共享责任。但实际上，施害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学校方面所要承担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类型。

直接施害者（如沈阳、张鹏）需要为他们对学生的所作所为负责，这包括失去教师资格、甚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学校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基于学校曾经对学生有何不当作为，而是基于它的角色：校方是师生关系、师生间权力结构的构建者和维系者之一，校方需要承担仲裁和权威的责任，给受害人一个「说法」，一个公正，更需要承担未来如何纠正教师权力滥用问题的责任。

强调校园性骚扰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不意味着学校和在校学生需要共同分担施害者所受到的道德问责。历次校园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一方的诉求从来都有明确的层次：直接施害人应当被恰当的惩罚，而校方的责任则是谴责、纠正、防范。沈阳案中，性侵发生时沈阳所在的北京大学、举报信发出后他所任职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和兼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对沈阳本人的态度和直接处理，其实在最初都获得了相当的赞许，但沈阳的所作所为显然没有得到如此轻易的谅解。对几所学校后续的批评仍然集中于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不了了之，而与沈阳本人并无太大关系。

校园外的结构性问题：「教训流氓」可以解决问题吗？

校园性骚扰得以发生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校园内师生间的权力结构。主流社会观念对师生间权力关系的忽视，对师生恋的浪漫化，学校相关负责人、司法人员、普通民众对性骚扰造成的伤害认识的不足，校方和校友「家丑不外扬」的处事习惯，同样形成一个连接着所有社会成员的结构：人们按照这些普遍的观念理解校园性骚扰、设想被害人、体谅学校，这些观念的持有者固然不是直接对受害人进行了骚扰和威胁，但主流观念所构建起的社会环境，往往带给受害人另一重压力，成为她们讨回公道的道路上的重负和阻力。身处于这样结构中的每一分子——缺席的执法者、避重就轻的学校、沉默或指点受害人的旁观者，皆有共谋之嫌。

不久前，庆阳女生奕奕在围观人群的欢呼鼓动中跳楼身亡。在她走向自己年轻生命的终点前，是对公正两年的绝望追寻和等待。女孩班主任吴永厚在其生病休息期间对其实施猥亵，奕奕和父亲先后向学校、警方、检查机关寻求帮助，希望施害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最终，吴永厚仅仅被行政处罚，学校在尽力实现施害者与被害人的「和解」，而检察院则认为吴永厚的行为「情节轻微，不予起诉」。对精神健康状况堪忧的奕奕而言，「不予起诉」的决定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更稻草。性骚扰的受害者似乎唯有走到死亡这一步，才能表明她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纵然如此，网络中指责奕奕父女以死相胁的声音依旧存在。

固然不是所有旁观者都如此冷血，一些人尝试提出看似更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作为父亲，要有动手打流氓的能力。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教训流氓能够帮助孩子度过难关，健康成长，并改善亲子关系。而这样的建议确实广受欢迎——在相当部分的公众眼中，「教训流氓」的野蛮，是必要也正当的血性和勇敢，而相信法律和规则，则显得不切实际、痴人说梦。

诚然，暴力并非在一切情境之下都不可理解、不可原谅、不可使用。但是，针对性骚扰问题开出的「复仇式」药方却是避重就轻的。诉诸暴力看似比诉诸程序更为勇敢血性，但也止于「看似」。寄希望于受害者的强大来应对性骚扰、通过受害人自己的力量实现「恶有恶报」，这些解决方案实际上都在误导、回避性骚扰一再发生的结构。这种建议表面上是为受害者撑腰，给予他们同情和宽容，然而本质上，这廉价的施舍将司法机关、学校、社会成员的责任都轻轻抹去了，它们应当扮演的角色都退居其次，只留下受害人和其家人面对施害者的「决斗」格局，并且也只留下前者承受使用过激手段的后果。给结构性问题开出「私力救济」的处方本就是一种错位。

反言之，无论是为死去的同学讨还公道的北大校友、申请学校信息公开的岳昕、执意要法律还自己公正的奕奕父女，还是仍在争取张鹏性骚扰案取得实质进展的中山大学校友，都不是简单地要「教训」施害人。他们的诉求——要求法律严惩、要求学校建立防范机制，并非从施害者那里索要补偿，而是为了更多已经身在校园、和即将进入校园的普通学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案件关注者们的抗争，成为Metoo运动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丝毫不比「教训流氓」容易。尽管在过往案例中，删贴、约谈、利用家人施压等等手段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一套处理性骚扰问题的固定组合，但坚持对法律程序的信任、坚持结构变革的诉求，远比「快意恩仇」更耗费心力，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

每一次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传播都是一场「双重抗争」。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热心参与者，不仅仅要从施害者那里讨还公道，往往还要与校方和相关舆情部门的维稳策略较量。图为广州中山大学。摄： 林振东/端传媒

广州中山大学。摄：林振东/端传媒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摄：林振东/端传媒

覃里雯：性侵与性骚扰从来不分圈子，父权是整体的世界

覃里雯2018-07-27

Metoo 运动在中国大规模地爆发了，两天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对公益圈发生的性侵丑闻怎么看。我说：跟圈子没关系。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从来没有断绝，也一直在被全社会容忍、漠视乃至纵容，父权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严。

集体发声是受害女性的相互鼓舞

这话说完第二天，所谓「公知圈」里，就爆发了新一轮的丑闻，然后「作家圈」就跟上了，震动了很多男性朋友。

但其实，如果说「冰山一角」占的是冰山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各行业和日常生活里，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们目前见到的还远远谈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块冰渣。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圈子有问题」的印象，不过是因为平时对这些事情不了解，或者不关心，所以偶尔看到一两个案子蹦到眼前，就灵魂震颤，觉得「这个圈子是不是有问题」，但其实这是懒惰的思维方式。

不管哪个行业，哪个地方，一旦有受害者敢鼓起勇气发声，其他相识或近处的受害者看到这么接近的案例，就会受到鼓舞跟着发声。一个美国女体操运动员控诉队医性侵的案子，不太会启发一个在北京被性侵的中国女孩；但如果她有同样遭遇的同行女性，控诉了一个她知道的同行男性，并且居然还得到了一些同情和支持，她就可能会勇气倍增，发出自己的控诉。

这是社交和工作圈子里的行为模范鼓舞的结果，是人这种群体动物很本能的一种反应：

如果你遭受了伤害，知道同伴在附近，就会呼叫，寻求帮助。但如果受伤的时候是孤身处于危险环境之中，你就会捂住伤口躲起来。弱小的食草动物也是一样，比如兔子，因为在自然界中受伤喊叫只会暴露自己，招来豺狼，所以如果有了伤病，只会竭力掩饰躲藏，直到死去。

遭遇羞辱是中国女性日常

六七岁左右的时候，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性骚扰。那是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一个闯进来的年轻人摸了我两腿之间一把。我吓得浑身发抖，立即蹲在地上护住裙裾，死死地瞪着他。我以为他会杀死我，但可能这个眼神吓退了他，又或许他听到有人路过，总之他威胁地指了我一下就跑了。

我回到家里，一屋子的人——疼爱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父母和姐姐都在，但我一句话没说，颤抖地静静坐下了。我告诉姐姐不要单独去公共厕所，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即便是一个六七岁的中国女孩，她也隐隐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耻，是她「不再干净」的证据。

为什么幼小的我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听到村里的大人们谈论被强暴的女孩时，口吻嫌弃，就像谈论劣质的货物，看到电视剧和电影里女人们因为「被糟蹋」而哭天抢地并且自杀（原因是她们「身子不再干净了」），半懂不懂地读到冒充「法制类报纸」的准黄色小报里的「犯罪报导」，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猥琐的描述，而不是对罪犯的谴责。我隐约知道，无论我多么无辜，最后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我的污点。

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要不断忍受和对付这样不同程度的袭击和骚扰，我还会看到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身边的女性身上，而我们都会保持沉默。

而羞辱，对女性而言，是个日常的体验，每日的枷锁和裹脚布。这些体验密集地发生，驯化着她们。几年前我曾经写过长文试图讲述这一点， 但这还只是一方面。

一个中国女性，在社会上可能遭遇什么？

一个中国女性（或者说亚洲女性，或者说所有前现代社会里成长的女性），一直都在遭受双倍于男性接受的训诫。

多出来的那一倍，就是整个社会，在以各种方法告诉她们：女人不如男人强，如果女人比男人强，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女人要学会示弱，掩饰自己的力量，最好不要有任何力量，要让自己掌握讨好男性的所有技能，但是女人又最好不太了解性，因为你需要「保持纯洁」。

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和美容广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体都放大，它们告诉女性：你是个充满缺陷的货物，需要修补，让你充满自卑；网络游戏里充满了恋童癖喜欢的童颜巨乳，让你向她们模仿；你工作的互联网公司，公开对外宣称你是男员工的「福利」；而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会被询问「什么样的男人能搞定你？」，因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内之事。

没有什么合法的大众传媒节目，会以正常健康态度教你如何辨别性侵，如何对付性侵，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又被毙掉了；各种电视剧要么讲述女人如何争夺男人，要么讲述女性被强暴后哭天抢地自杀以示贞洁。

在网上，你看到每一次性侵受害者出来发声，最后都要被铺天盖地地质疑和羞辱。在公共场合遭遇骚扰，你就只能躲开，因为就算嚷嚷出来，也经常没人帮忙，就算你把这人扭送公安局，警察也通常会轻描淡写地记录一下，再把他放走……

作为女人，你也试图反抗这些规则，但每当你反抗，你偶尔会被打压，但更多的时候是被排斥在外——一个不去微笑讨好男性上司和长辈的女性，一个直接表达意见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只会一步步边缘化。但是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女人也需要挣钱，需要好工作，需要性生活和爱，但你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那些鼓励你发展内在力量的人。

你看到有些以暴易暴反抗的女人，比如邓玉娇，最后是幸运地靠全社会舆论支持，才全身而退，而你想活命，就得顺从。

父权社会整体地摧毁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可能

而在另一边，男性们虽然也会被社会训诫，但他们对女性这些枷锁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如果男性发现女性都那么温柔地对你微笑，聆听你哪怕是最沉闷的话，把你最微小的建议也当回事，你会喜欢上这个秩序。

慢慢的，男性会学会享受这个秩序，那些更自私的人，甚至去利用这个秩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一个中国女性看到的文化产品里，绝大多数都在告诉你：男人欲望比女人强；女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需要男人的指引；她们说「不」其实是在说「好」。

所有这些微小的塑造，一步步地削弱了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力量，也摧毁了男性理解女性的可能。几千年父权社会发展出来道德话语，是非理性的、拒绝被验证的，被大多数人集体维护着，跨越所有阶层和职业。

于是，一个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子们长大了。

她们开始成为完美的猎物：善于取悦，总是替别人着想，但不知道辨别自己的真实感受；迷信权威，尤其是男性权威；不敢表达自己的性欲望，怕别人觉得自己「太随便」，但是觉得男人随便表达似乎很正常；不会拒绝，不懂如何发展强硬的意志，总是给人面子；轻易感到害怕，因为总是被暗示自己很弱；体力柔弱缺乏锻炼，因为觉得肌肉发达会「吓着男人」；她们甚至真的以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有一天，年轻的她被自己尊敬的师长/领导/男性亲戚，一步步地带进了房间里。在这个过程里，她习惯性的自我压抑、保持「体面的仪态」、取悦的本能，她对性侵和反性侵技能的无知，乃至对性本身的缺乏了解，她身体应对攻击的毫无经验，都让她没法强硬地斥责、打斗和大叫大喊寻求帮助。她一直在说「不」，但是那个男人一直听到的是「好」。

然后，她抑郁，隐瞒，直到有一天幸运地遇到一些支持，鼓起勇气站出来提出公开控诉。接下来，她被一批批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指责反抗得不够彻底，虽然如果男性受到性侵，他们就不会被这么指责。

即便那些反抗非常激烈的女性，到后来也会被指责「为什么偏强暴你，一定是你有问题」——实际上，是兔子们的大规模沉默，让人们以为森林是安全的。

改变父权的社会结构，女性集体发声还只是第一步

在Metoo运动开始之后，我听到身边不少男性朋友说，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友/妻子开始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相似遭遇，非常震惊。但对我而言，这种大规模的两性经验的隔膜，更令人震惊。它证明我们的社会即便在最私人的经验，也就是爱和信任上，也遭遇了全面的失败。

在2018年爆发的所有性侵案里，你都会看到这些陈旧的、令人发疯的细节。令人心痛的是，新一代的很多被伤害的女性，在21世纪的半开放社会之中，还是得像兔子一样躲藏，因为她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源，反击一个充满漠视和敌意的社会。那些害怕metoo运动会滥伤无辜的男人们，高估了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勇气和能力，也高估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各类支持。

而那些开始给受害者们列行为准则清单的人们，也低估了教育体系、文化、法律、政治、家庭和社会长期驯服造就的心理后果——给一个「不要相信任何老师」之类的清单，只是第一步。

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在更广阔的文化构建、法律、社会支持、家长教育，甚至权力分配等等议题上。毕竟，虽然苏紫紫女士对付章文的性侵企图干净利落、锁喉、泼开水、掀桌、叫服务员，一系列动作令人赞赏，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孩都训练成矫健的反性侵斗士，而一个文明社会更应该做的是训诫侵犯者。

2018毕竟让人有些欣慰，我们听到了这些新一代的勇敢女性的清晰声音，也看到了不少对受害者的支持，看到了几篇追问、反思和反性侵普及文章。但是，北大那位勇敢举报性侵的女生，被迫忽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多少边缘或者中心不透明的圈子里被压抑的声音，从工厂流水线到机构办公室？

暴力、奴役和剥削，无论是哪一种，都会造成反弹——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里都是如此。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没真正迈出去。

（覃里雯，自由撰稿人）

覃里雯：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从来没有断绝，跟圈子没关系，男权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严。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即便是一个六七岁的中国女孩，她也隐隐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耻，是她「不再干净」的证据。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覃里雯：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和美容广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体都放大，它们告诉女性：你是个充满缺陷的货物，需要修补，让你充满自卑。摄：Jonas Gratz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于是，一个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子们长大了，她们开始成为完美的猎物。摄：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沈阳案：北大“metoo”，制度与程序正义的迷思

杨山2018-04-09

4月5日，农历清明节，一场「爆料」在中国互联网上炸响：几名已经身在海外的北京大学校友、中文系毕业生，接连发布消息，指控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性侵女性。举报者说，20年前，沈阳任教北大中文系期间，性侵了一名叫高岩的女生，导致后者精神崩溃，最终自杀。

20年后，这件早年「旧案」公诸于众。舆论哗然，尤其是社会精英圈子极为关注。随即，《人民日报》刊出评论文章，呼吁彻查事件并跟进后续制度建设；4月6日下午，北大发表声明，承认处分确有其事；4月7日，南大文学院发出通告，认定沈阳道德不合格，建议其辞职，称当年从北大引进沈阳的工作「程序不严谨」，「犯下了错误」。这则声明，获得了包括新华社在内官方与民间媒体的广泛转发；4月8日，北大公开了20年前对沈阳的处理结果，称已经开会讨论反性骚扰制度建设。

这些操作得到了不少好评。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反性侵制度才更为合理；面对沈阳的否认，举报人公布已经找到了更多性侵受害者作为证人⋯⋯乍看起来，各方力量的参与下，对事情的追责，似乎愈发清楚。

但是，这场风波最终能否撬动，又如何撬动高校体制中的沉痾，不见得可以乐观。

要知道，沈阳事件之所以得以迅速推进，有其特殊之处，这和事件中高校校友形成的人际网络密不可分，也因为事件有关北大。

在沈阳事件爆出之前，「中国版metoo」已经酝酿一段长时间，之前的北航事件与「王敖举报徐钢」事件，诞生了一批「揭发者」的行动网络。沈阳事件，则是这个网络中北大95级校友带头揭露，将“metoo”的影响，延展到了这所极具符号性的「最高学府」。这次，举报者准备充足——联系媒体、逐步放料、寻找更多证人⋯⋯由手法可见，之前积累的网络与经验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大在事件中的暴风眼地位，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很多时候，有关北大的负面新闻，都碍于其历史上的政治符号地位而遭低调处理。但这次的性侵事件曝光，造成巨大震惊和道德压力，影响了北大校友这个在体制内外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事实上，就算很多积极拥抱既存体制的北大校友，也产生了几乎一致的反应——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大概是沈阳事件能够连续数天得到各方关注并且舆论禁令来得较迟的原因——数日之前被曝光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疑似不堪导师人身控制而自杀的事件，已经大遭舆论管控。而沈阳案，就连《人民日报》也刊出评论追责。在近年来风向并不有利于舆论监督的背景下，这次舆论能够发酵的现象出现，不能不让人猜想，体制中人大概也有对事件真相的需求——坊间传说《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是北大校友主笔，姑勿论真假，这猜测多少反映了民情。

意外的体制缝隙

更重要的是，和去年底「北京切除」前后情况类似，所谓「体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并非一致。沈阳前后在多间大学工作，相比护短和压制，慌慌张张地「甩锅」踢皮球，变成了各涉事单位的共同选择。

北大先是发表声明，说当年已经结案，而2014年之后对师德问题「零容忍」——足以把各种积弊推给2015年下台的上届校领导，结果呢，回头就因为担心群体性事件而约谈了发文要求信息公开的本科生邓宇昊。接下来，北大出于压力还是公开了20年前的审查结果，然后被人发现其中几乎是只引用沈阳的辩称为证，既不严谨，也显得偏私。

而南京大学及南大文学院则是将皮球踢给北大：校方公告在大谈师德之余，表示事件发生在北大，和南大无关。文学院作为沈阳的直接雇主，则通过院方公告和前院长朋友圈中斩钉截铁痛心疾首的反省，与沈阳坚定划清界线，赚足了舆论中的人气。但在「建议沈阳辞职」的结论之外，院方也表示自己对沈阳在北大犯下的事情毫不知情——忘了调取档案（这在中国的体制内人事变动中几乎不可想像），言下之意，则又将问题推给北大之余，也向南大校方施压——我们建议开除了，你们看着办。

这些要素的结合，最终在形式上辗压了沈阳仍然「死不认罪」的自辩。就在三天前，北大校友中还在讨论能否「扳倒沈阳」，许多人激愤之余，态度是悲观的。人们发现据说是沈阳写给南大相关部门的邮件截图。在邮件中，沉指这些身在海外的北大校友诬陷他，要求校方寻求网络管理部门删帖控制舆论。随后，数则沈阳事件的举报文章、对高岩的追思文章，就真的都被删除了，甚至就连《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在微信端蒸发。

「沈阳能量很大，背后有人」。有人挖出沈阳一篇自我吹捧的自述文章，截取其中描绘自己替「领导」工作的经历，怀疑他人脉广泛，足以调动资源封杀声讨。更有人传言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内部曾经对如何处分沉有所争论，最后由其导师陆俭明出面「保下」（陆俭明后来否认），终致无虞。

结果，沈阳在舆论面前迅速「垮掉」，被几间学校「甩锅」，抛在一边，有些意料之外，倒是证明了，原来体制也并非铁板一块，舆论在特定环境下也仍然有倒逼处置的能力。

师生不平等不变，谈何程序正义？

随着沈阳案不断发酵，人们所愤怒、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远离20年前自杀的高岩，而更加事关今天学院、学术系统的生态。

在这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沈阳案前后会不会搞成了道德挂帅的「全民公审」？会不会最终不关心法律程序，走向对高校教师的文革再现式「红卫兵执法」？不少人抱怨这套运动已经走偏，亟待落实程序正义。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风向转为「师德」建设，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打击学院中的不同声音。

这些担心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恐怕是离地三尺。一单20年前处理时已经埋下问题的事件，「程序正义」一早就付之阙如，人们期待的，确实「迟来的」结果正义，但真正实现的方式，也非由网络舆论操刀，恰恰是学校、院系、组织做出了判断和裁断。更何况，在事件中，最关注、最积极的行动者，大部分也是学院中人，本质上，沈阳事件，仍然是发生在象牙塔的空间之内。这和「文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更不说真要打击学院中人时，道德指控不过是官方千百种手段之一。这些对「程序正义」的呼吁，首先就忽略了校园性骚扰问题背后的结构矛盾，也暴露出，部分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对自己所处位置的反思性。

时间回到20年前，沈阳代表的，是文革后培养出的一代知识精英。十年文革造成人文社科知识精英的空缺，使这代人的学术道路普遍顺利，在学院中多是新时代开山祖师一类的人物。而他们的学生辈、再后辈，在学院中的道路就要坎坷得多了。不仅仅是导师辈已经林立在各个「山头」，学院体系的专业化、聘用制度取消铁饭碗，也让这一代人更像是朝不保夕、不知未来如何的学术劳工。

在这种背景下，学院中的建制力量不断固化为既得利益，终身教职获得者、青年教师和学生，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群体，权力分野巨大。而彼此之间的不平等，随着一整套学院「正规化」的加强而日益堆叠。这并不是说上一辈就一定占据既得利益，下一辈就一定处处受压，只不过，以年龄为标定，比较不同世代，在同样的年龄，工作机会、福利待遇、教研压力与升职空间恐怕并不平等。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性骚扰问题才会由沉冤待雪引发，在学界中一再激起声浪。因为权力的不平等在性别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得过往／现有的申诉机制容易变成校方和有权力者走过场的「程序正义」。这也是为什么，随着“metoo”运动的展开，不断有高校教师被爆出类似丑闻，学界的「塌方式爆料」，简直堪比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如今，最切实需要的，是改变学院体制，是改变经济和代际政治的利益链条。对学术圈中人来说，比程序正义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改变这个僵化、科层的不平等结构——比如学生如何能够参与到申诉和裁决机制中去。不然，就算有这些机制，他们也不敢保证这些机制不会沦为现有制度之上换汤不换药、一套人马几套牌子的叠床架屋。

性平问题背后，是普遍的权力问题，是资源垄断下的人身依附和求救无门。点燃沈阳案的，是正义问题，它试图导向的，是制度性的解决，但最终，为它赋予公共性的，是日趋不平等的结构。这时候如果只谈程序正义，难免就一只脚踏在了既得利益的一边。想来，沈阳案中，北大、南大校方、政府与许多教师，正是站在一条阵线上，快速处理、抛弃沈阳，平息事件，也正是为了让既有的权力结构不至于受到升级的、更激进的运动的冲击。

沈阳事件中显示出的舆论监督力量，在官媒、官方均介入发声之后，逐渐导向由部委、大学主导的「建立长效机制」的道德承诺，这并非坏事。但是，最怕的是，在各类官方声明发出之后，舆论控制很可能进入那套淡化、弱化争议的程序——媒体被要求不再跟进，盖棺定论。激发起来的公共讨论在失去了平台之后消弭下去，所谓的新机制，也最终是由已有的建制力量来设计，掌控。尽管北大在校生、校友和社会各界行动者形成的去中心化网络在沈阳案的推进中不断成熟，并鲜明地指向最根本的权力与结构，但如果支撑它说话、表达的公共空间上了锁，那么，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无论是改变学院体系还是从象牙塔影响社会，就又打回镜花水月的幻影，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语言学系主任的沈阳，被揭发于22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令她自杀，引起各界关注。图为北京大学。摄：Imagine China

MeToo在中国：漫长蛰伏后的一次新契机

刘强东案未了，他们没有忘记Jingyao

端传媒记者张妍特约撰稿人刘文2021-07-11

Liu Jingyao诉刘强东和京东一案的首次庭审时间被推迟了。当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有近三百用户的微信群「Jingyao案庭审旁听群」里，大家纷纷留言：「这拖了多久！」「越拖对Jingyao越不利。」「不知道Jingyao怎么样了？」

最新的庭审时间从2021年12月延期至2022年3月28日，距离Liu Jingyao提起诉讼有三年之久。

Liu Jingyao上一次对外发声还是在2019年。当时，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对刘强东予以起诉。随后，Liu Jingyao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民事上的故意伤害等，京东是连带被告。但是，一段监控录像的曝光使得她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的靶子。这段经过剪辑的影像中，Liu Jingyao带着刘强东回到她的公寓，乘坐电梯，并做出手势引路。有大约六千万人次的中国网民观看了这段录像，许多人由此认定Liu Jingyao是一个「骗子」、「荡妇」，称此案是「仙人跳」。舆论风暴之中，Liu Jingyao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讲述了案发经过，并回忆自己在事后报警时不够果断，表示「最多10%」的人会相信她，譬如「被性侵过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和认识她的人」。

此后，她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但官司没有停止。两年多来，一群在海外读书、工作的年轻人密切地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并坚信Liu Jingyao是受害者。在已经举行的三次公开动议听证会（Motion Hearing）上，他们均在场旁听，表达对原被告双方实力悬殊的不忿，以及对弱者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出现，整个法庭的气氛都变了。」组织并参加法庭旁听的志愿者梁晓雯对端传媒说。 「我们的在场，是在告诉所有人，案件的当事人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光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长相、年龄都和Jingyao很相近。这种现场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

志愿者们不断地在社交网络上更新案件进展，普及法律知识，提示人们不要遗忘此案。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第三次听证会改为线上进行，这些志愿者开始在网上指导人们怎样去向法庭申请旁听链接，参加听证会。在2020年7月的线上听证会上，明尼苏达州法官Edward T. Wahl称，这是他从业以来见过的申请旁听人数最多的一次。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媒体在报导此案均使用Liu Jingyao的英文姓名。志愿者们也都默契地遵循这一原则，并省去姓，称她为Jingyao。

「大家的关注是对Jingyao的一种保护」

律师梁晓雯从2019年开始公开支持Jingyao。她当时在明尼苏达州的法院网站上看到，这个案子即将在2019年9月举行第一次动议听证会，却发现公众除了热衷八卦，对案件本身的关注度不高。她在中美两国均组织过女权活动，第一反应就是「不行」，「不能让这次动议就这么过去，也不能没有人知道Jingyao还在进行民事诉讼，想要讨回公道」。

她觉得自己应该去现场旁听，也找了一个朋友陪她，但她觉得不够，便一直在社交媒体上问有没有人同去，最后得到很多转发。许多人告诉她，是看到微博之后才知道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最后，有两个在明尼苏达当地的朋友加入了进来。

2019年9月11日早上八点十五，她们四个中国女生坐在了法庭的旁听席，也是现场唯一的亚裔女性。

听证会后，Liu Jingyao的律师团队与梁晓雯交流，提到法庭的氛围因为她们的在场而发生变化。 「首先，法官说话更详细了，」梁晓雯说，「我自己也是律师，我知道法官平时不会有很多解释，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但是那天，法官解释了很多自己的决定，且明显对刘强东（和京东）的律师不大客气。」她认为她们出现在现场，提示所有人「这个案子不仅会影响Jingyao一个人，也会影响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女生。」

几个女孩子在庭外拍摄的视频在微博上获得了两百万点击量。 「大家的关注是对Jingyao的一种保护，」梁晓雯说，「刘强东（一方）拖着（案子），就是希望越少人关注，对他的损害就越少。」

到了第二次动议听证会，想加入旁听的人更多了。一时间，梁晓雯收到了大量留言和信息，许多人定了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机票和酒店，却未料日期临近时，听证会从2020年1月7日延至1月28日。

虽然听证会被推迟，中国留学生苗苗（化名）还是决定从纽约去往现场。 「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是非常孤独的。不仅是声援Jingyao，我们这些人能见到面，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舞。」她回忆，刘强东涉嫌性侵案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学校没有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她周围的很多同学只是在「吃瓜」，「觉得学校出名了」。她觉得学校的沉默保护了商学院有钱的校友，却让国际学生在性暴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刘强东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修读课程，他也是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

苗苗记得自己在明大读书时，为一个中国学生社团做志愿者，也遭遇过「所谓德高望重的、年长的、有声誉的男性做出让自己不适的举动，」虽不至Jingyao的案子那样严重，但她可以和Jingyao共情。 「虽然在美国，但是因为我在中国人的群体里，很多中国式的权力关系还是一样的。」

「我们的文化背景，需要受害方不断自我证明，把肠肚剖出来给人检阅。这个文化让人觉得，如果我站出来，不是先得到支持，而是很多反扑和羞辱。这造成的伤害可能比事件本身更大。」苗苗说。因此她想要走到现实中来，看到「实实在在的人相信Jingyao，并且支持她」。

1月7日那天，一个热心的明大留学生提供了公寓，大约25个来自纽约、旧金山、西雅图、费城、麦迪逊、多伦多等地的中国年轻人聚在一起，相互介绍，一起做标语，策划线上声援的活动。他们最终举着标语来到当地政府机构的中庭，当地媒体《星报》的记者前去采访他们，给他们拍了照。 Liu Jingyao的律师Wil Florin对媒体表示，他的当事人「对大家的支持非常感激」。

「不可能就我一个人支持Jingyao吧？」

2020年1月5日，在英国留学的阿雷雷（网名）在英国组织了支持Jingyao的活动。她和几位有艺术背景的朋友制作了海报，找来很多硬纸板写支持标语，留学生们举着横幅和标语拍照，再将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上。

「在中国长大的女性，成长过程中都有直接或间接遇到性别不平等的事情，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口头或肢体上的性骚扰。」阿雷雷说。她是英国本地女权组织VaChina的成员，也为这个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国中道阴」撰写文章。这个女权小组从2017年开始发展扩大，有《阴道之道》的排练和演出，讲座，电影放映，读书会，生殖健康等公共倡导，也制作播客，反对种族主义。

她第一次参与和Jingyao相关的活动，是在2019年参与翻译Jingyao的起诉书。当时，她在中文媒体上看到许多污名受害者的消息和不实报导，气愤之余，觉得可以把关键的法律文件翻译成中文，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事实。她是翻译起诉书的志愿者之一。

因为第二次听证会的推迟，梁晓雯和其他志愿者借机举办「我们支持Jingyao」的线上活动，邀请五湖四海的支持者举着标语拍照上传到互联网，将线下与线上的活动结合起来。

同样是2020年1月，中国留学生Gigi（网名）从美国回到家乡杭州过寒假，她在网上看到了梁晓雯组织的活动。 「杭州不可能就我一个人支持Jingyao吧？」她因此在微信上表达了自己想要在杭州组织线下活动的构想，并请朋友们帮助扩散信息。有将近三十个人加了她的微信，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春运期间交通困难，最后在杭州和Gigi汇合的有来自上海、宁波等邻近城市的网友，一共二十个人。他们举办了两场支持Jingyao的活动，这也是Gigi第一次在中国国内参与和性别、公平相关的活动。

等到1月28日第二次听证会召开时，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业钧前往现场旁听。他是志愿者中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他意识到中国留学生的边缘化，「如果Jingyao是个白人女生，被一个中国富豪性侵，学校肯定会帮这个女生。」那天，他穿着带有明大标志的衣服以校友身分坐在了法庭的旁听席上。

听证会召开那天，阿雷雷在伦敦组织的活动同期进行。伦敦眼、中国城、皮卡迪利广场，都有Jingyao的支持者手持「我们相信Jingyao」等标语。 「大家会停下来几秒钟看我们，也有路人拍照，」一位参与了伦敦活动的志愿者回忆。 「我们支持Jingyao，并不是想进行舆论审判或者替代程序正义。支持她是对受害者的赋权，是对女性的赋权。」另一位志愿者在微博上写道。

Liu Jingyao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曾说，她的父母在中国工作，男友的签证出了问题，无法来探望，她独自一人在美国等待案件的进展，点外卖和用Uber打车都用假名，因为害怕遇到听说过她名字的中国人。 「在这个舆论吃人的时代，遥远的情感支持是能稍稍帮忙抵御一些风凉话的。」上面提到的伦敦志愿者说。

「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就站不出来」

第三次听证会也相当波折。冠状病毒疫情来了，听证会两次被取消，从2月拖到6月，然后又延至7月，并改为线上进行。阿雷雷猜想这样漫长的等待，对受害者而言无异是巨大的消耗。 2020年7月7日，阿雷雷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线上观看。 「如果法官看到有中文名字的人旁听，应该会知道Jingyao背后有许多人的支持。」

因为是远程举办，可以参加的人更多了。原被告双方的实力悬殊也第一次被较广泛的公众了解到。志愿者们上网搜索被告律师Jill Brisbois的资料发现，这位律师在15年的从业经历中帮助过多名美国企业高管、运动员和政治家处理性侵案件，胜诉率极高。梁晓雯说，「这更加佐证了双方权利的不平等。」

而此时的舆论风向，对性侵受害者和倡导平权的志愿者们也愈发不宽容。

Gigi记得，2020年初在杭州举办活动时，加微信的时候她会先问「你为什么想要来支持Jingyao」，以此作为筛选标准。但她当时并未收到任何恶意微信，线下活动也没有被侵扰。但是，最近，当她再次转发当时的照片和文章，批评、质疑和谩骂开始涌现。

有人用「你不在国内，你不了解国内的状况」规劝她，有人说她是「被西方价值观洗脑的『黄左』」，因为她高中便来美国读书，修读过与第三世界国家女性权益相关的课程，又被扣上了「境外势力」的帽子。

「这是一顶莫须有的帽子。一旦被该盖上『境外势力』的标签，就像文革时期一样被拉出来批判。只要有这个标签，所有其他的贡献都可以被一笔勾销。许多女权主义者做了很多志愿者工作，帮助弱势群体，但在网上，他们一旦被扣上这个帽子，网民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没有意义了。」Gigi说，她开始变得心惊胆颤，每次参与活动和接受采访都非常小心，并做好了被网暴的心理准备。

「现在发声确实是危险和困难的，即使在海外也会被这种窒息的氛围影响到。」阿雷雷说，「但是人在海外的话至少没有那么容易受到直接的打压。在美国的朋友，在疫情结束后依然可以去庭审现场支持，对此我还是抱有希望的。」她也受到了人身攻击，但称自己抱着「献身的想法」，「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就站不出来」。

Jingyao的案件发生在2018年夏天。当时#MeToo运动在中国大陆获得了极高的讨论度，青年作家蒋方舟、易小荷等人的实名爆料鼓励了许多女性讲出自己遭遇性歧视和性暴力的经历，许多民众期望以此为契机，中国女性可以真正走上平权之路。而两年多之后，#MeToo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支持Jingyao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的空间在不断缩窄。

「我们支持Jingyao」的微博帐户曾表示，每当他们发出新的微博约半小时后，「就会有几分钟井喷式水军反扑的情况」，「几分钟内出现几十个」明显的水军控评。他们只好一一删掉可疑的评论。

梁晓雯有源源不断的恐慌。她担心诉讼的拖延让人们不再关注案件，担心通过微博和豆瓣发布信息会被炸号，也怀疑刘强东一方是否正在以疫情为由拖延庭审时间。 2020年1月端传媒访问梁晓雯时，她尚表示不担心自己会遭遇威胁。而一年多后，再次受访端传媒时，她刚刚经历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网络暴力，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击，她的微博就被炸号。微博的CEO王高飞（微博名「来去之间」）直接点名她发布违法有害信息。 「我突然就被噤声了，连为自己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这几天，当她想去声援其他被网爆的朋友的时候，才想起自己的微博已经没有了，「觉得很不公平，很不真实。」

「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才经历这一切的吗？」

三次公开动议听证会，Jingyao都没有出席，仅由律师代表。 Liu Jingyao婉拒了端传媒的采访。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尼斯法院对端传媒表示不置评。由法庭任命的特别法官（Sepcial Master）Jack Van de North对端传媒表示，他曾协助双方取证阶段因分享信息而产生的争议，但拒绝评论此案。

「担心自己不熟悉美国的司法体系，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说该说的话，会不会不但输掉了案子，还被人告诽谤？」一位在美国曾花了三年时间打性侵官司的中国留学生顾祯（化名）告诉端传媒，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亚裔留学生、连续犯案并震惊全美的性侵案。

她目睹Jingyao案件的进展缓慢，感同身受。顾祯说，自己遭受性侵后，曾联系了数个律师，犹豫了很久也不敢签委托书。记得第一次做口头陈述的时候，她在律师的办公室门口遇见另一位受害者，脸色苍白地走出会议室。后来二人再次相遇，在咖啡店的角落里抱头痛哭。她们都是报案者，也都是原告，但是要在口头陈述中不断地被询问性侵的细节：被触碰了身体的哪些部位，听到了哪些屈辱的话语，自己有没有主动脱衣服，自己有没有快感——她说，这些过程的伤害程度不亚于性侵本身。

疫情期间，很多程序变成书面问答。顾祯经常看着律师发来的邮件迟迟不敢点开，「最后在凌晨万籁俱寂的时候打开，一边打字，一边浑身颤抖。」

「对方总是有理由来拖延时间，来延长取证的时间，来推迟庭审的时间。他们有各种各样不方便的借口，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因为忍受不了一次又一次回忆不堪的过往而放弃。」顾祯对端传媒说，她的案子前后历时三年，「每次快忘掉那个过去的时候，就会收到邮件或者电话，想忘也忘不了。」

她上网搜过很多类似的案件，和解居多，双方在第一次开庭前达成一致，更有权势的被告用赔偿金了结此事，受害者则签署保密协议，之后不再提起往事。端传媒在搜索美国此类案件的资料发现，#MeToo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时，许多演员、政客和企业高管都曾面临性骚扰或性侵的民事诉讼，但在现实中，只有很少的案子能够走到庭审这一步。

「我很佩服Jingyao的坚持，」顾祯说。她自己的案子在2021年初和解，多位受害者已经陆续收到了支票。和解之前，几位受害女性聊起起诉的原因，是希望坏人可以受到惩罚，不再犯下类似的罪行，而当经历了痛不欲生的取证过程之后，她们想要的结果变成了支票上的一个数字——「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才经历这一切的吗？」

她读到《纽约时报》对Jingyao的访问，Jingyao称自己绝对不会和解，因为不同意签署保密协议。 「她一定受到难以想像的压力，却坚持下来，真的非常了不起。」Jingyao的代表律师也曾表示她不愿和解，希望走到公开庭审这一步，「更加坚定了让陪审团裁决此案的决心」。

「所以我很希望Jingyao的案子胜诉。这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子，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意识到，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顾祯决定要在2022年3月前往明尼阿波尼斯市的庭审现场支持Jingyao。

梁晓雯忐忑不安，她很紧张这个案子的结局，「如果Jingyao输掉，会是那些厌女的人的一场狂欢，也会给未来类似案件的女性受害者带来很不利的舆论影响。」

但Gigi觉得，如果首次开庭是在线下而不是线上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契机，「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宅了一年多了，只能在线上进行转发、捐款等，但是很多人需要一个出口，来做一些事情。」

2020年4月，法庭层驳回了京东希望撇清连带责任的诉求，志愿者们为此庆祝了一番。他们认为这是「Jingyao诉刘强东案的第一个好消息」。身处中国、美国、英国等地方的四十多位志愿者在一天之内将法院判决书翻译成中文，并进行了数次校对。判决书中，法庭指出：「雇主责任原则，即雇主应对雇员的侵权行为负责⋯⋯假定起诉书中宣称的所有事实均为真实， 并且基于有利于Jingyao的立场来解释一切合理推论，起诉书第六项指控中雇主替代责任的构成要件已按规定得以陈述。」

「翻译判决书不仅能消弭信息差，降低人们了解的门槛⋯⋯还能提供最有力的事实，阻止诽谤者歪曲事实。」女权帐号「回声HUISHENG」写道。而参与了翻译工作的纽约志愿者小字（网名）对端传媒说：「希望下一次参加翻译，是Jingyao的胜诉书。」

刘强东于2018年陷入的性侵诉讼仍继续进行中。图为2017年7月20日，刘强东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的2017年联想科技世界大会上发表讲话。摄：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美国警方发布刘强东被捕的照片。摄：Hennepi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via AP/达志影像

2017年，浙江乌镇，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摄：Imagine China

刘强东于2018年陷入的性侵诉讼仍继续进行中。图为刘强东于2015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摄：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北大vs 北大：一场反性侵行动如何变成真相攻防战？

端传媒记者杨子琪2018-05-03

2018年4月5日，北京大学校友李悠悠在豆瓣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爆舆论。她在文中指控，原北大教授、长江学者沈阳在20年前性侵学生高岩，致其受压自杀，要求沈阳承担责任、出面道歉。但随后沈阳否认指控，北大方面也仅含糊回应，而部分学生对追查真相的行为却引来校方强力打压。学生与校方的对峙，在4月23日走到了爆发点：夜晚的北大三角地，「红旗团委」宣传栏的玻璃窗上被贴上了三张黄底黑字大字报，六字标题——「声援勇士岳昕」。沾墨而写的毛笔字，直问北大校方「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文末署名「湖底群魂」。这也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校园鲜有出现的具公共讨论性质的手写大字报。

大字报要声援的岳昕，是北大外国语学院大四的学生。就在23日中午，她通过一封公开信披露，自己因在4月9日参与要求校方公开与「沈阳事件」有关的记录，多次被学院老师约谈，学院辅导员又在23日凌晨带母亲前来宿舍施压，要求删除与信息公开申请有关的一切资料。随后，自己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家人情绪崩溃。

这封公开信20分钟后便被删除，然而它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却掀起铺天盖地的浪潮：关注、声援岳昕的文章如雨后春笋，继而不断被删，又不断以截图形式再次出现；岳昕过往的文章又被重新翻出，网民赞她独立思考、热心公益；更有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校友发出公开信，称若岳昕日后留学或工作遇到困难，愿意提供协助；新技术也随后登场——岳昕的公开信被网友放上了无法被篡改的区块链和源代码存放网站GitHub，以对抗网络审查。

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这一波由「沈阳事件」掀起的反性侵的行动，在校方的强力打压下，衍生出了一场关于信息公开的攻防战。舆论焦点也从高校防止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延展到了对信息公开制度有效性的质疑和对建立校园约谈规则的倡议。高度紧张的校方和据理抗争的学生，也将北大切割成了两个平行世界。端传媒寻访了三名参与事件的学生，并结合亲历者的公开自述，尝试还原这场高校反性侵运动是如何演变成「两个北大」之争。

一封公开信：「我们想得到事实真相」

一桩二十年前的案子，在4月5日浮出水面：北大前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沈阳，怀疑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受压自杀。舆情汹涌，第二天北大便出了份说明，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经查阅相关材料，二十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1998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

然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事件作出了什么样的认定和调查结果呢？北大校方当时经过怎样的讨论会议和调查过程，才对沈阳作出了处分？即使有媒体追查下去，采访了几位与当年处分沈阳有关的北大老师，他们给出的说辞仍是含糊不清，只确认沈阳被记大过，并开过与高岩有关的检讨会。至于沈阳有否承认与学生高岩发生性关系、有否承认对高岩之死负有责任，他们均表示应参考学校原始文件和记录。

正当关心沈阳案的北大学生们也为寻找真相而发愁时，数学系学生邓宇昊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北大申请信息公开。他认为，学校至少要公布1998年7月前后，党委相关会议和中文系相关会议的记录、以及西城区公安局对此事的调查结果通报。

4月7日下午，北大学生傅冬雨（化名）从微信上看到邓宇昊发布的公开信，称将在周一（4月9日）早上9时，到校办公室递交与「沈阳事件」有关的信息公开申请表，并呼吁老师同学们一齐参与。一直关注此事的傅冬雨顿觉眼前一亮，「被他的勇气折服了」。

邓宇昊查阅了《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其中第二条第二款第八项指出，「与学生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应向本校学生公开。他又找到《北京大学章程》，第二十一条说，学生具有对学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一切都说明，学生向校方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合乎学校规章的。

傅冬雨回忆，过去的北大也发生过一系列校务争议，学生一直通过「北大未名BBS」或某些抗议行动表达不满，但感觉一直没有「真正让我们觉得底气十足地挑战学校规矩、绝对有安全保障的合法渠道」。所以，当邓能够为关注校园公共事务的同学们找到「信息公开申请」这块结实的踏脚石时，傅冬雨说，「我是非常佩服他的。」

让更多同学认识到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对邓宇昊而言，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他成立了一个同行微信群，让愿意参与申请的师生加入。他强调，这是「合法合规、且完全出于自愿的集体行动」。

傅冬雨当下决定响应邓的呼吁。 「当年沈阳对那学生做了什么，中文系怎样做出的处分，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无非是这些。所谓扰乱学校秩序、给学校施加压力，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的目的，是想得到事实真相，让坏人被惩处。」

但就在邓宇昊的公开信被广传的同时，当晚九点多，他所在的数学科学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向他发出了「约谈」要求。在两次婉拒后，邓最终在压力下赴约，但直到次日凌晨仍未返回宿舍。一众获知消息的同学随后赶到现场声援及「捞人」，并与在场的老师僵持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建立约谈规章的要求，但并未得到老师或校方的正面回应。 （详细过程请见《深夜「捞人」实录：我们在北大理科一号楼，声援被约谈的邓同学》）

申请信息公开：「我们确实没有组织」

就在「打捞」邓宇昊的翌日，北大公开了两份20年前处理沈阳事件的文件，分别是北大校方和北大中文系关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描述，沈阳与学生高岩「接触较多」，高岩曾要求沈阳「表态和她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无意答应却轻率说出「那你算是我的女朋友吧」，并与高岩搂抱、亲吻，事后沈阳称实出无奈，因高岩「精神状况有问题」，怕出意外才这么做。文件称，1997年6月，沈阳从香港返校，终止与高岩往来。 1998年3月，高岩于家中自杀身亡。文件认定沈阳作为教师，与学生高岩关系处理不当，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

对于学校主动公开的两份文件，傅冬雨感到很不满意。 「第一，沈阳有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文件只字未提。第二，高岩的精神问题，和沈阳有没有关系？第三，之前媒体采访三位中文系教授，都有明确当年对沈阳的处分是记大过，为何公开的内容却是『警告处分』？」

邓宇昊也在北大学生李一鸣对他的访问中，表示公开的文件「避重就轻」，将高岩塑造成主动追求沈阳的形象，淡化甚至避开沈阳可能的性骚扰与性侵行为。他觉得，原定4月9日的信息公开申请还是要继续的，学校应该进一步公开当年的记录。但由于被约谈的压力，邓最终没能前往交表现场，而请李一鸣代自己递交表格。

4月9日一大早，陈夏至（化名）便戴上了口罩，从宿舍出发，「因为学校说，可能会有媒体来，我怕被拍照。」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同去交表的学生，包括岳昕在内，最后8个人一齐去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交了10个人的表格。

陈夏至说，办公室老师态度十分友好，同学们轮流递交了申请材料，工作人员在表格上填写的编号，是2018年第1号至第10号。看来在他们之前，今年并没有其他人向学校申请过信息公开。

这是陈夏至第一次参与身体性的政治实践。 「会有压力，类似紧张那样的心情。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没错，合理合法，我就去了。」他说，「我没想过学校会不会秋后算账的问题，和学校的逻辑不同。我就等着它公开内容。」

「其余七个同学，我只认识一两个。我们都是自发去的。」记者问，强调「自发」是否害怕被认为是集体行动？陈夏至解释，「因为在中国，有组织就是一种原罪。但怎么说，我们确实没有组织呀！」

另一位北大学生艾琳（化名）曾去过「打捞」邓宇昊的现场。 4月9日这天，她也去了校办公楼，但并没有提交表格，就想去支持一下。她承认，学生有主动避免形成组织：「既然上面不希望你有组织，我们也非常主动避免。递表这件事，各自知道各自去就好，我们没有组织的。参与交表的人，事后也没有沟通，就是见面了聊一聊这样。」

她想了想，说：「这相当于在一个审查制度之下的自我审查吧。」

交表后的大规模约谈

4月9日当天，除了现场提交的10张表格，另有15名同学通过电邮交表，共25名同学参与了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的行动。他们也许并未料想，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涉事」学生的大规模约谈。

约谈的大网首先撒向4月9日到现场递交表格的8位同学。

陈夏至说，交表后的两三天，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就通过微信联系他，希望找他「聊一聊」。 「我还能怎么样？当然去啊。」

「老师问我，怎么跟邓宇昊联系的，有没有组织，为什么要戴口罩。聊了大概两小时吧，气氛挺好的。」陈夏至之后在社交平台写了篇文章，因此又被约谈了几次。 「（老师）不断确认我的想法，以确保我不是一个危险的人。」他说，「这肯定是学校上级的决定。每次遇到这种事，他们反应过激，然后就要求老师约谈学生，底下也不能抗拒。约谈就是学校不信任学生的结果。」

没有交表但去了交表现场的艾琳，也在一两周内被约谈了。 「对我的约谈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不是非常『核心』嘛。」艾琳介绍了一下老师们施压的方法——暗示事情对前途的影响，以及威胁联系父母。

「一般而言，老师会先和你聊一下个人情况，比如将来有什么打算，出国、就业、考研？完了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说对你将来也不好啊，跟你说时间最好花在学习上。有的见你不怕他，就说要告诉你爹妈——总之，目的就是给你施压，让你害怕，让你不要做事情。」她娓娓道来，像是早已见怪不怪。

去了邓宇昊被约谈现场「捞人」的傅冬雨，并没有交表，但她很快也被学院约谈了几次。她向记者介绍了老师最关注的一些问题：「去了之后，反复问我，有没有去参加信息公开申请。我不能说得太详细，怕被锁定……总之同学们被约谈，核心问题基本是两个——你有没有提交信息公开申请，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她又补充：「有些同学被问到，有没有私下成立组织，或者私下约好同一时间去交表，因为他们怀疑这背后是有组织、有人操纵。他们还会问你做这事有没有境外媒体、势力煽动。」

傅冬雨认为，各院系行政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对待这次事件的态度也各有差别，因此不同学院的同学被约谈情况可能不太一样。约谈这件事，在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岳昕身上，就走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都是种子，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根据岳昕4月23日发出的公开信，她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后，被院系的学工老师多次约谈，有两次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频繁约谈产生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她准备毕业论文。在约谈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等话语，以此作为隐性威胁。

最终，在23日凌晨，辅导员带岳昕母亲闯入她的宿舍，谈话施压。岳昕的父亲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母亲的情绪崩溃，给岳昕造成最致命的一击。她被母亲带回家中，无法返校，一家人关系破裂。岳昕与外界失联近一星期后，才在4月30日发出第二封公开信，详述23日凌晨被老师施压的过程——原来这次程度严重的「约谈」，事缘她在20日坚持取回学校对信息公开申请的回覆函。

这封回覆函，据称25名申请信息公开的同学都有看到，但都不被允许拿走纸质文件，只有岳昕和另一位同学在坚持下，保留了纸质文件。回覆函有三点信息：

一、当年讨论沈阳「师德」问题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二、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管理范围内； 三、沈阳当年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而无法找到。

根据岳昕的第二封公开信，凌晨带母亲进宿舍约谈的老师暗示，「高层」对此事的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最后，老师建议岳昕，「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更直言，「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

23日凌晨，岳昕被母亲带回家中，一夜未眠。她把被约谈的消息写进公开信中，在大陆社交媒体上被广传，而这封信之后外界基本无人联系到她。第二天，北大法学院教授沉岿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一份《学校约谈指南（建议稿）》，文章很快遭删除，边删他又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这份《指南》被外界视为对岳昕事件的回应。 《指南》开篇指出，约谈不当会侵害被约谈者的正当权益，然后列明十二项细则，并从约谈的内容、方式、时长等具体问题，尝试说明约谈方的义务及学生的权利。

《指南》三稿已出，却未见校方回应。不过，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却在24日发表评论文章《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为事件降温。但几天后，这篇文章却在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上被删除。

4月25日，北大学生李一鸣也发起了联名信声援岳昕，他在信中要求校方弥补约谈对岳昕造成的伤害，并完善约谈的规章制度。这封联名信在发出后一天内，收到百余名北大师生的签署支持。就在联名信发出的当晚，岳昕手写了一封信，感谢关心自己的朋友，报告自己目前已回到学校。这封信本来还呼吁同学推进信息公开和反性骚扰机制建设，文末动情地写道：「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然而，最终发上网的版本，却被盖掉了大半内容，留下四分之三的空白位置，皆因这破壁的新芽，被焦虑的家人压了下去。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顶着学校和家庭巨大压力，岳昕在第二封公开信里如是写道。

为什么岳昕会遭到如此严厉的约谈？外国语学院老师的做法又是否合乎学校规定？截至发稿时，端传媒尚未获得北大校方的回应。

两个北大

就在学校展开一系列约谈工作的同时，参与过「打捞」邓宇昊和信息公开申请的同学们陆续从各种渠道收到消息，指学校或学校以上的高层，曾给他们一系列的行动定性为「学潮初期」。岳昕事件后，「学潮初期」的传言直接在网上散开了，一时议论纷纷。

艾琳一开始并不敢直接提这四个字。她说：「上面的定性比较严重，应该说，是最严重的定性……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

傅冬雨则说：「我是非常惊讶的。『学潮』是什么规模，我们是什么规模？我们关注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定性是真的，那太愚蠢、太瞧得起我们了。」她回忆了一下，「但当时我们的确被这定性镇住了。毕竟，如果当权者表达了这种观点，说明他们有机会把事情往这方向处理。学生本来做的是非常正当的事情，如果得到那种程度的打击，那我觉得对学生，肯定是不公平的。」

陈夏至也为这个传言而担心。 「长久以来学生和校方之间的距离很远，当学生突然掺和到学校的事务，并且是身体上的参与，校方可能会比较紧张。」他又认为，「我们应该用行动去证明，我们不是要搞运动。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搞运动，也没有组织。」

无论是傅冬雨还是陈夏至，他们都明确地指出，整场申请信息公开以及争取建立约谈规章的行动，都是为了让校方和学生一齐建立一个合法合规、高效的沟通机制，让双方能够平等交流。李一鸣就在联名信发起后，写了篇文章谈到：「……我们希望校园达到的样子，就是管理者与参与者能够平等地交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其中失位。」

然而，当学校的关注点，完全放在追踪学生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境外势力煽动」时，学生们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对约谈制度的探讨、对校园民主化管理的实践，似乎被淹没在一场又一场随时随地的约谈疲劳战里。

「我们为追求沈阳事件真相而申请信息公开，又因为不认同学校约谈邓宇昊而去『捞人』。我们为了不公而站出来，确实没遭到任何人煽动，也没有互相勾连。」傅冬雨有点无奈，「学生一再提醒学校要关注沈阳事件的调查，和约谈规章的建立。可学校对此的认知根本不一样，它只关注我们有没有组织、有没有势力煽动。正是双方对事件认识的偏差，导致学生和学校越走越远。学校越不愿公开信息，我们越要去申请公开；我们越追求真相，学校就越觉得我们有组织有境外势力，越往这个方向打压我们。作为从头到尾经历整个事件的人，我觉得太遗憾了。」

到底校方所说的「境外势力」是什么呢？学生的诉求，校方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懂呢？

「『境外势力』就是学校管理层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傅冬雨直言，「但恰恰是这种愚蠢的管理思维，遍布北大行政层面。三角地那块大字报，说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正是如此：这是官方的北大，和北大精神的北大；这也是行政的北大，和学生的北大。行政管理出了任何问题，就一味息事宁人，打压学生对真相的追求——这就像孩子说穿了皇帝的新衣。」

（为保护受访者信息，文中傅冬雨、陈夏至、艾琳均为化名，文中对三人使用的性别称谓不一定是其真实性别）

插画：蔡孟筑，Tseng Lee

从沈阳事件到「两个北大」之争，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端传媒设计部

4月8日，北大公开了两份20年前处理沈阳事件的文件。图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明信片。摄：Imagine China

4月9日，8名同学来到北大信息公开办公室递交申请表。图为北大西门。摄：Imagine China

2018年4月23日晚，北大三角地的宣传栏出现声援岳昕的大字报。网上图片

沈阳事件不断发酵，哪些问题有待回应？端传媒设计部

行动者手记：去年#MeToo运动中，我所经历的故事

光盐2019-09-26

2018年7月23日，女生花花（化名）在朋友圈公开举报自己曾遭中国大陆公益人士、「反乙肝斗士」、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性侵。

我曾经在国内一家公益组织担任公益传播工作人员，对雷闯的名字及其公益事迹也早有耳闻。他和后来陆续被不同的受害者爆出有疑似性骚扰或性侵犯行为的若干「公益大佬」，比如邓飞、刘猛等人，都是公益行业的熟面孔。这些日常从事正义事业的精神领袖，却被举报侵害他人权益，对整个公益行业震动很大，也就此把公益行业推入了中国#MeToo浪潮。

非常自然的，因为周围有不少同伴都曾经或当时仍然在公益组织工作，大家便聊起这些事情。在交换信息中发现，我们周围有不少人，都与这些性暴力事件中的举报人或被举报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有人曾经也有过被侵犯的经历，或者差点陷入被侵犯的糟糕境况。这些信息令那时的我非常震惊，为什么这些事情从未在日常听说，为什么公益组织如此缺乏反性骚扰和反性侵害机制？

雷闯被公开举报的第二天，我得知致力于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的项目发起人、前调查记者邓飞也存在疑似性骚扰他人的行为，并且受害女性不止一位。当事人希望能联络其余受害者，公开举报邓飞。

于是，我和一位在公益组织的朋友谈起邓飞事件，希望她能协助寻找更多受害者、证人，并能够接受媒体采访。也是经由她，我被告知有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微信群，以推动公益行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为目标，进行线上沟通与信息分享。群成员大多都是曾经或现时公益行业从业人员，以及常年活跃在一线的志工、社工，还有有法律、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士和常年关注并报导性别议题的媒体工作者。

与此同时，这位公益伙伴也提起，她的一位朋友，是另一个公益机构负责人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但是维权受阻，精神和心理状态都不是很好。作为一个曾经的公益人，我真的没有想到，走在倡导前沿的公益行业居然蛰伏着这样的性暴力危险。为什么有人受到伤害，挣扎三年才能讲述出来，为什么有人被性骚扰，最终不得不辞职，周围人却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些本能的疑惑与愤慨推着我去了解事实，而不止于围观网络上疯传的信息。我也和其他很多参与过公益事业的人一样，觉得面对这些个案的出现，推动公益行业建立反性暴力机制势在必行。

我很快加入这个沟通分享信息的微信群，又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拉进群。随后短短两三天时间内，群成员迅速增长到将近300人。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个微信群就是我参与#MeToo运动的根据地，也成为我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的起点。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原因具备一定共性。有人本身在公益行业内，无法接受曾经的公益精神领袖或者自己的领路人伤害他人、道德崩塌，有些人则是帮助朋友、同事。另外，还有不少参与者都曾经有过被性骚扰或者被性侵害的经历。

我加入群的时候，大家正在讨论如何保护正在发声的受害者。我们发现，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但这些勇敢发声的举报人往往会遭遇不同程度的二次伤害，比如遭受网路语言暴力、被污名化等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面对性暴力实施者的作为，公益圈弥漫着一种兄弟会式的氛围，被指责有性骚扰行为的那些人，通常被很快给予安慰、谅解甚至是无条件的支持。似乎只要有过公益行善行为，就不应该在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上被追责。更有人觉得，追讨过失不利于公益机构的品牌形象和公益行业的声誉，是一种「不妥当，想要闹事，没有大局观」的行为。

这种「有什么大不了」，甚至反向指责举报人的态度，让大家觉得，整个公益行业公平正义理念都在经受损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若本应走在反性暴力倡导前沿的行业，对待性暴力事件都持如此态度，那么那些已经发声，或者正在准备讲述自己经历的受害者，在本已遭受忽视的情况下，会遭遇更多的羞辱。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志愿行动，是决定发布联署，呼吁公益人士承诺支持、保护每一位性暴力受害者发声，并呼吁行业建立并实行约束机制。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一封联署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很难评判在整个#MeToo运动中那份联署的实际效用，但它成为让这个志愿者团体高速运转起来的启动项目，也是我们这些曾经或者当时仍身处公益行业的人，致力于构建一个性暴力零容忍从业环境的承诺。与此同时，撰写联署的过程，也是我们讨论和思考#MeToo运动的起点。

比如，首先讨论的就是如何在联署中客观描述事件双方当事人。我们觉得在事实未经核查的情况下，采用「举报者」和「被举报者」这样非定性词语是最中立的。 「尊重事实，在客观事实尚未核查清楚并完整公布之前，不揣测、不推论、不做主观臆断，不针对当事双方进行道德审判」，这一原则被写在联署的第一条。除了事实为先，尊重举报者的个人意愿，「任何关乎举报者个人权益的行动，应以其意愿为首要考虑」。这些写在联署里的声明，也成为我后来参与#MeToo运动时候，常常用来警醒自己的准则。

随着参与联署的撰写、修改、发出和传播，我和群里的其余志愿者也陆续建立了联系，从信息分享整理入手，协助救助资源联络对接等微小的行动开始，我也慢慢以协作者的身份一线介入若干个案，基于线上网络，在之后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比较密集地参与了此次公益行业#MeToo运动。

#MeToo运动：个案的群集

如果让我描述#MeToo运动，我觉得核心构成元素则是个案。我理解的个案，是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的互动经历构成的举报事件本身。围绕个案，各个领域的志愿者、专业社工、协作者、媒体工作者参与其中，推动着一起起个案由举报信息走向事实呈现，并期望能按照程序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毫无疑问，#MeToo运动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我们固然看到一些活跃在舆论一线的意见领袖或知名人士也在#MeToo运动中现身，他们在一些个案中承担过发声或推动的角色，或者一直都在舆论前沿参与议题讨论，但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群体、组织或者机构，能够被定义为#MeToo运动中的「大台」。

去中心化运动的显著优势，就是原生力量自发推动向前，似乎可以永不止息。但去中心化并不是无组织、无规划。如果尝试运营一个去中性化运动网络中的单个行动单元，就会发现其实相当考验策略和经营能力。理想状态下，每一个微小节点，都能够自我驱动、有机生长，同时，所有的节点对庞大愿景有共筑能力，那么去中心化运动就有可能形成蜂巢一般的规模效应。

正因为这样去中心化的属性，赋予了每一起个案与众不同的存在意义。或许对一个吃瓜群众来说，#MeToo中有的个案更有名，因为有些施暴者是名人，所以受害者也跟着出名，甚至遭遇人肉起底；而有一些个案因为被举报者并不具备社会关注度而无人问津。但在行动者看来，所有个案都是平等的，受害者都值得同等的社会资源支持。

在参与#Metoo运动的时候，我更愿意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在协作者（facilitator）和行动者（activist）之间切换。作为协作者，会与个案当事人形成伙伴关系，了解和聆听当事人的经历，帮助明确问题和诉求，与他们一起共同制定行动计划，评估进展，并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专业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个人意愿。而作为行动者，则更多会关注倡导，和由个案延伸出的议题催化，并且希望能够连结更广泛的大众媒体资源，设置有关运动报导的议程。

在作为协作者救助个案的时候，我会特别参与支持那些可能无法进入主流舆论视野的个案。对于已经获得较高曝光度的事件，反倒有意不去主动联络，除非对方有明确的资源对接需求。然而几个月之后，因为帮忙传递媒体采访需求，我和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个案当事人有了联络，听她讲述自己的#MeToo经历，我才知道自己这样的判断其实存在认知误区。

那些在大众视野里有较高曝光率的个案当事人，事实上并不会因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就在维护个人权益、追讨司法公正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容易。因为针对性暴力事件的社会支持系统本就不完善，结构性支援匮乏，就算看上去获得了多一点曝光的当事人，实际上得到的支持也远低于其需求。当协作者主动绕开后，当事人即便有需求，也没有意识、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最终导致某些引发了较高舆论关注度的个案空转，反倒没有真正的资源支持。

据我了解，除了我所在的志愿者团队之外，#MeToo运动其实有不少形形色色的自组织群体也相当活跃。每个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和参与人员构成各不相同。以我所在的志愿者团队为例，绝大多数人都有公益行业的从业经历或职业背景，雷闯事件引发的公益行业反性暴力讨论，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契机，因此我们就主要聚焦在公益行业中的性暴力个案。当然，#MeToo运动的个案并不是只在公益行业爆发，过去一年多以来，媒体行业、高等院校、公共知识分子圈层等等都陆续有受害者举报发声。

而我参与的志愿者团队，行动者们既有公益行业的专业背景、联络资源的便利，又有明确改善行业现状的愿景，焦点落在公益行业反性暴力就顺理成章。为了明确团队功能，承担群管理的志愿者对群里发布与分享的信息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非反性暴力的议题，不会在群里讨论，而如果需要特别跟进非公益行业的性暴力个案，则建议关注人另外搭建群组，大家自愿参与。但这种议题讨论的管理，过程中也为很多其他行动者所不理解。比如有人用文革语汇描述我们的行为是「聚众批斗」，目的就是为了把公益大佬搞倒，把公益行业搞臭。也有人觉得我们目光短浅，只关注公益领域，其他各行各业的事情怎么不去解决，比如为什么就不能发布劳工维权的信息。

解释和说明未必能说服每个人。当时有一位行动者非常关注公知圈的性骚扰案件，也有向我询问资源联络，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应该在关注公益行业的功能群里讨论公知圈个案，建议他另外搭建关注组，这位行动者最终愤而退群。后来我询问到了资源，想要再和她沟通，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一个志愿者团队的能量是有限的，明确与聚焦团队功能，并不代表对其余不平等事件的漠视。我自己也曾主导推动某高校反性骚扰事件，但不会期望关注公益行业案例的行动者会主动参与。

这样的解释说明其实耗费了不少事件和精力，有时会觉得，为什么连一个微信群功能定位的认知都会出现矛盾。我们面对的行动环境本身就困境重重，行动过程中仍有这样的摩擦，一度让我十分沮丧。对于志愿者群功能认知的矛盾，也让我觉得大家以不同背景、身份参与运动，虽然充满了能量与激情，但是对于每一个节点应设置的针对性目标、付诸的关注和持久的对应策略，还是缺乏基本共识与近似的想像。

#MeToo信息流：被记录与被忽视的

#Metoo运动的源起一目了然，就是从「说出来」开始，由发声而起，也因为「说出来」为人所知，因此最初的发声，是#MeToo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但在结构的演变上，这是一场说出来- 被听到- 被相信- 被追问的运动。我们知道在这样的运动形态下，信息能够被真实传递是运动成立的基础。在#MeToo信息爆发的白热化阶段，任何最终被证为不实的信息都可能引发对运动的信任危机。

因此，在持续跟进个案的同时，我们也很快成立了信息组，并且邀请了一位在信息收集、整理和资源对接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灾害信息处理专家，帮助搭建了信息组的工作流和工作框架。信息组大概吸纳了20位志愿者，通过网络众包、志愿接力的方式认领任务，标记信息来源，汇集和整理信息，最终以个案为信息单元，形成#MeToo档案，放在开源平台上，供所有人自由查阅。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制作一个开放、求真的网络纪事产品。

这个产品功能性的愿景，是让个案源起和发展的事实脉络能够被查证、被追溯，在传播时公开透明。我们也希望信息档案可以帮助到专家、学者未来的研究工作以及媒体的查证与取材。类似的#MeToo档案也有若干其他志愿者团队整理，大家关注的案例、整理方法与记录手段虽不尽相同，但都希望能保留这些受害者鼓足勇气发出声音的记录，和她们反抗内心创伤与折磨的经历。

这样的做法，也有人批评，我们是想要把被举报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的档案并不止记录举报者的发声，被举报者如有公开发表任何信息，也同样被记录在案。如果被举报者觉得自己被诬告，他的反驳、澄清也都会被如实呈现。这些纪事串联起的脉络，总有一天可以寻求到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仲裁。

最开始的两三天，大家转发与收集信息都习惯保存网址。 7月26日晚十一点，有人突然发现，一些之前保存的网址无法打开。我们随即检查媒体报导收集列表，发现更多网址已经打不开。那时候，所有人都非常错愕，我们没有想到为什么反性暴力变成了不能被公开传播和记录的话题，也不知道#Metoo到底触及了什么雷区。但来不及想太多，大家迅速开始备份媒体报导，所有在线的志愿者都开始疯狂下载和保存尚能开的网页。直到一位程序员志愿者联络我，表示可以用技术手段批量备份资料之后，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回想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参与#MeToo运动，其实都凭借着一种非常原生的冲动。因为缺乏社会运动的参与经验，对于运动工具的想像非常有限。在运动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没有思考在极权国家参与社会运动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似乎不知道担心、害怕，一开始也没去想过那条红线应该放在哪里。我们的沟通都在微信上进行，信息收集采用的也是墙内的协同工具，很多社工志愿者甚至不知道怎么翻墙，还有人完全没用过VPN。

我后来在围观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运动时就很惊讶，发现海报、戏剧、行为艺术、音乐都可以成为推动运动向前走的工具。行动手段和路径非常多元，也真的是因为这种多元，才给不同背景的人创造了多种多样参与行动的切口。

#MeToo与媒体报导：要不要「特殊对待」

信息组之外，我们也组建了媒体组。最初组建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媒体报导#MeToo事件，避免媒体报导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我们会帮助媒体联络举报人，告知记者哪一位举报人现在的精神状态无法接受采访，哪一位举报者经过心理疏导状态好转，现在愿意讲述。也会提供专家学者名单帮助媒体采访。但在和媒体对接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摩擦。

比如有记者指责我们把控信息源，认为我们将媒体视作公关工具。也有媒体会问我们要举报者或者被举报者的私人信息和联络方式，如果我们觉得不应透露（或其实真的没有），也会被质疑是不是故意在阻碍报导。我觉得媒体实际上也并不熟悉协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种隐隐的不信任。

有些指责无端生有，有些需求也让我们勉为其难。可能对于一些新闻机构来说，无论受访者是谁，报导事实如何，都应一视同仁。但是我们作为协作者，非常清楚作为性骚扰/性侵害故事主人公，媒体应给予其一些「特殊对待」。

我所担任协作者的个案当事人，几乎每一位都告诉我，接受媒体访问对于她们来说是另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因为很多问题需要她们重新回想受到伤害的场景，那种一遍遍的回溯和诉说，仿佛在制造一个走不出的轮回，带给了她们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巨大压力，有人因此担忧、害怕和拒绝与媒体沟通。

因此我们期待媒体可以做出的「特殊对待」，并不是干预媒体工作或者影响媒体报导的客观和专业性，而是希望记者能够意识到性骚扰/性侵害事件当事人的特殊处境，从而和协作者一起，寻找最恰当的沟通方式。比如只在受访者心理情绪较为稳定时候进行采访，更小心地设置采访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细节追问，以及在采访时允许当事人有专业社工或协作者陪伴进行。

在诸多媒体对接中，曾经遇到一位记者察觉到受访者情绪崩溃，进而停止采访，并且辗转联系到我们，建议我们能够接触受访者，并为其提供报告心理支援。但这样的例子，我只遇到一个。

说来，这个媒体关注群最后的解散，是在刘瑜当时对#MeToo不负责任的评述发布之后不久，有一位媒体前辈非常着急地打电话给我，让我们务必小心。而我那时已经没有心力去做复杂情境的综合判断，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戒备心态，解散了媒体对接群。

媒体对于行动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运动后期，我们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和参与过#MeToo报导的记者去交流，在整个过程中，因为不同的身份角色，大家面临的不同限制与困境。只有在社会运动的现实中中，不同参与力量之间逐步形成协作默契和配合习惯，才能共同编织起社会支持系统的网络，真正建立起一个系统协作的想像。而编织和迭代这个网络，才能让那些「说出来」和「站出来」的人能够被稳稳接住。

#Metoo志愿者：用尽全力的遗憾

上述提到的媒体资源对接，是个案协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简单的给参与#MeToo运动的人赋予角色定位，我觉得人人都是参与者，而有参与具体志愿工作的就是志愿者。在志愿者中，会进驻个案，和当事人密切沟通，帮助当事人实现意愿诉求，以当事人为中心寻找、联络和协调救助资源的，则可以定位为协作者。

我自己觉得，在整个参与过程中，最难的角色和工作就是协作者。

个案协作是一门技术活。协作者需要具备的个人素质，包括但不限于：长期跟进个案细节的持久力，有一些个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整年；讯息甄别能力、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调整策略的应变能力，比如有些个案跟着跟着，受助人突然告诉你自己不想再管这件事情了，希望一切都立马结束；能够浸入式协作又能够适时抽离，不去钻研、甚至练习遗忘个案细节，保护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状态；有边界感，比如与受助对象的沟通话题尽量控制在个案相关信息范围，不借助沟通便利询问不必要的个人隐私，不主导受助者的个人意愿；对个案的节奏有推动意识和掌控力。

与此同时，也要求协作者有意愿和能力去连结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具备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协作过程中，面临境况的复杂性，工作的高强度，会让人在接触一定量个案后被强大的无力感笼罩，我自己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有一次和受助者聊完，突然就大哭起来。

协作者难找，也需要一定的培训周期，和大量的一线实践经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都难以胜任协作者的角色，因为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协作者培训。

但是做一些个案的协作者，很多时候是真的别无选择。因为短期内很难找到专业人员愿意无偿参与，整个#MeToo事件的走向变化很快，吸纳一个专业人员，使其能够理解、认同我们的志愿行为，进行信息交接也需要不少时间。而之前提到，在#MeToo运动中，不同个案吸引社会资源、社会舆论的关注度是不同的，存在有一些个案当事人找不到协作者，协作者也不知道怎样找到当事人的情况。而对很多当事人来说，协作者的角色也是很陌生的。

其实如果分得更细，行动者的角色和协作者的角色，放在整个运动中去思考的时候，这两者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

协作者需要确立的准则就是以受害者为核心，以协助受害者实现其个人诉求为行动目标。比如我在协作高校反性骚扰事情的时候，有听到其他人跟我说，有当事人处于对自己声誉或者是其他原因的考虑，不太想继续参与。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去请他告知当事人，如果明确反对继续，我这边的沟通联络和协调都会停止，因为这个就是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如果作为行动者，我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可能都会更向前一步，我会鼓励、疏导当事人，希望这个个案可以继续。我觉得这其中，其实是有难以平衡的点。我自己的原则是，如果当事人有不同想法，或者当事人的诉求到了一个阶段就已经被满足，那么志愿者是需要止步于此，让这个个案在行动脉络中收敛，而不是依照自己的行动意愿。但是如果是作为行动者，其实是想要去激发个案的潜能，可能就会有一些先于甚至是超越当事人意愿的行动出现。

随着信息组的志愿工作推进，我们还陆续搭建了机制组、志愿者人力管理组、信息技术组，以及刚才提到的媒体组，各个组的长线志愿者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责，并在协调组中商量整体的行动推进。令我惊讶的是，虽然我们几乎没有过往组织和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但因缘巧合，我自己和协调组的另外几位志愿者，都有过商业公司的工作经历。

商业公司培训我们的人力搭建、项目管理等能力，被自然地移植到了#MeToo行动中。我们做了一个人力模型，试图去理解一个百人规模的志愿者团队的构成。从只是转发信息的传播者，到可以抽出部分时间参与具体工作的志愿者，再到有明确的愿景构想、使命认同、愿意并且能够长期进行议题讨论和策略构思的行动者，一层一层串连起来，就组成了一个信息传播与行动推进的漏斗。

通过从上至下筛选、征集每天有固定时间可以投身具体志愿工作的行动者，借助调查问卷和人对人沟通了解其专长意愿，引导行动者入驻不同的功能小组。每一个小组还会再有自己的人力分配规划、资料储存与管理方法、明确的工作流程、值班安排和以天为单位的工作汇报机制。我们深知自己在社会行动中经验的极度欠缺，所以单个功能小组会去努力寻求对应领域的专家咨询与支持。

而我们协调组的成员一起共事已经一个月时，我们仍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背景。直到三个多月后，我才第一次见到其他人。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承担协调与管理职责的行动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体力和精力在那几个月都遭遇了严重的透支。很显然，没有人能够专业专职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想要让这件事情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但即便如此，就算当时用尽全身力气、投入全部时间，但长期疲于奔命，让人没有状态再去思索更精巧的行动策略。所以有一些行动构想和项目，在我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烂尾」。比如，曾经有想过进行地毯式志愿者进行调研，问卷做好了却迟迟没有发出去；特别想要和专业机构的合作伙伴更多一些交谈，却发现大家都在超负荷运转，专业机构更是应接不暇；再比如我们也想整理和记录自己个案协作的经验和体会，给之后的人做参考…… 这些想法如果推进下去，有所产出，我相信应该可以成为一套可供后续行动者学习和迭代的经验素材。

很多时候，我知道一些事情还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做得更好、更系统化更有条理，但是真的很难扛下去。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波密集的参与之后，也不得不转向面对大家本来的工作、生活。更难过的是，我不知道还有怎样的契机，可以把这些未完成的事情捡起来继续完成。

我觉得当我们参与运动，在对抗强权暴力的时候，是要避免在高速运转和压力之下，忘记人性所在。要实时叩击自己心里柔软、细腻的部分，要努力理解，理解每一个人，然后去尊重，努力去实践尊重。

在一次线下讨论中，我当时提出，大家都在给雷闯施压，希望他能够主动站出来承担错误，但这个时候，雷闯的家人其实应该也是非常煎熬的。他的家人也非常需要专业社工介入和帮助。但是在场有不少人，都觉得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强奸犯」的家人，我这样的心态是不是有一点「圣母」。

可能因为我在个案中相对比较抽离，所以我会有如此想法。我也觉得，给予他家庭方的支持，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能帮助他应对这些事件。也可能这个想法非常地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觉得处理个案的时候，对于过失方特别是其家庭，也应该有一个机制去帮助，这样才是理解与实践尊重的方法。

最后其实发现，仅仅借助一波#MeToo浪潮，通过一次性社会运动的方式，去推动整个社会性别平权，构建一个对性暴力零容忍的社会生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MeToo给了人们一个去思考性骚扰、性暴力问题的概念指向和思考框架。概念指向是说，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实回顾、讨论甚至是辩论中，逐渐明白什么是性骚扰、性暴力。在发生这一切事情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知情境，怎么去理解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到底应该去寻求什么样专业的资源去积极获得或者提供帮助。

大家心里都希望，风暴过后，总有种子能落地生根，值得长期深耕。 #MeToo是一场不止息的持久战，经历#MeToo，人们互助赋能，织出一张不让任何一个人孤独坠落的支援网络。每一场战役，我们希望事实能最终胜出；而要改变社会生态，则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长久去做，同时等待着，下一波运动浪潮的来临。

（在这篇手记里，我只是记录了我个人在#MeToo运动中的角色、体验、部分观察体会。手记不包含我本人未经历过的事情，也不包括我从他处看到、听到的任何信息。因此，这篇手记对整体#MeToo运动、其他参与者，以及运动成果的呈现都极其有限。）

（光盐，协作者）

2008年3月10日，一个时装模特被丢弃在一个中国北京的废墟上。摄：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07年11月2日，中国宜昌，一名妇女站在旅馆大厅的大理石地板上。摄：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08年2月16日，中国昆明一家餐馆内有一面破裂的镜子。摄：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2014年9月3日，一名女士在北京的展览上拍摄。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08年1月29日，中国哈尔滨，人们在寒冷的街道上乘坐公共汽车。摄：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MeToo漩涡边缘的局内人：我在广州中大人类学系如何反性骚扰？

Lion 2018-07-18

【编按】：7月初爆发的广州中山大学#MeToo事件，随着校方处理通告的发布，暂告一段落，但是行动者的反思没有停止，本文正是相关行动者对是次事件在理论及行动层面的全面自省。

「我们何时变得这么激进的？」2018年5月8日，校门外的餐厅，我们聚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是纠结和疲惫。

在11天以前，4月28日，《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作者匿名曝光了我系某老师在进行田野研究时的性骚扰行为——那些我在两年前就听到过的「故事」。

于是，随后两天，我和几个系内好友一起写了一封建议信（未在网络上公开），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的名义（下文简称反性骚扰小组。小组仅因学生关注本次事件而自发成立，非长期组织）发送到了院领导的邮箱。

在我们撰写建议信期间，《田野里的「叫兽」》所提及的被侵扰方表示，TA们（编按：他／她的汉语拼音，是中国大陆近年的网络新词，在指代对象含有不同性别、或作者认为毋需清楚交待性别时使用）没有意愿再把自己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对此，小组成员表示尊重并接受了TA们的意见。与此同时，系内另一位老师——张鹏——的事迹却开始浮出水面：他骚扰过的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情节更为严重。我们也和张鹏性骚扰的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了解了TA们的经历、诉求和困难。

因此，在这封建议信中，我们除了附上院内两名教师涉嫌性侵扰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调查处理涉事教师之外，还进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议信在4月30日凌晨一点多发出，凌晨两点多我们就收到了答覆。院领导答应，在「五一」假期回来以后，跟我们开一个座谈会。而被张鹏侵扰的当事人们，在5月初向学校纪委集体举报了张鹏。

我们决定等待学校和学院的回答，直到发出建议信两个月后。

这是我们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那可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自4月28日起，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换和纠结。受害当事人的经历、校长会「灭系」的传言、对本系和老师的复杂情感，让伙伴们的情绪持续负重超载。大家一点一点消解着「要亲手将人类学系推上风口浪尖」这一心理压力。

然而，在历时两个月的、看似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学院逐渐将在座谈会上所承诺的制度建设，缩窄到「田野调查专业实习」这一范围内，而学校纪委在几次与当事人的谈话后便鲜有回音。

长期以来对校方官僚体制的认知，使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学院与学校的处理态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内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让我们看到，当校内体制无意或拖延解决事件之时，舆论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尽管苦于反覆的纠结、权衡，与官僚系统的拖沓带来的情绪内耗，我和同伴们仍有这样的自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在为当事人的自主行动积累合法性，张鹏事件何去何从应该交由TA们定夺。

两个月后，在当事人的自主决定下，我们陪着TA们一起走向了媒体。

7月8日，「人间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下文简称《她》）一文，令张鹏事件彻底曝光有如水闸泄洪，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从7月8日媒体刊发文章，到10日学校发出《情况通报》，短短三天，事情骤起骤落。我们发出的声音夹杂在无数群响之中，无数的力量在角逐，而我们并不突出——在这次几乎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里，我们到底完成了些什么呢？我们的行动，是否稍微撬动了长期植根于高校空间里的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问题？从我们的角度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让「性」在高校中变得可言说

首先，中大#MeToo希望使「性」的话语在高校之中变得可以言说。在中大被卷入#MeToo浪潮的两个月余时间里，我们在行动中尝试了各种路径，努力让「性骚扰」成为具有可见性的问题。

最初，当《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之后，我们便在呈交学院领导的建议信中，整理了数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试图从有血肉的故事出发，让院领导们看到身处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当事人们，所遭受的伤害及困扰。此外，我们也明确地提出了诉求：希望学院召开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共同探讨问题表达意见；希望学院每年为师生开展性别平等相关的教育；一同促进防范性骚扰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我们深刻地认为，性骚扰事件的频发与当前制度下的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强势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手中握有的权力而更轻易地实施侵扰，性骚扰可能以一种成本极低的方式发生，却给当事人带来深重的伤害。

在一个多年来缺乏性别平等实践的学系里，此番行动所撕开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事件发生后，中大人类学系以「性骚扰」为主题开展师生座谈会，把处于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人聚集在一起，将性骚扰这一涉及性别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摆上台面讨论；尽管在学校层面建立防治性侵扰的机制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学院也对我们的建议信做出部分回应，承诺将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中纳入防范性骚扰教育，并在对老师的「师风师德」建设中增补防范性骚扰的相关内容；在毕业前夕，我们亦以「一群热爱关心中大的毕业生」之名，向人类学系的老师们投递一份与防范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相关的「毕业礼物」。这些举动为师生双方制造了检视与反思自我的契机，而不同文化背景与身体意识下对性的不同认知，也同样得到了平等讨论的可能。

此外，在《她》文发布引爆关注热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报导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性骚扰」来定义张鹏的行为。这或许可以证明：席卷中国高校的#MeToo运动并未增深社会对「性」的恐惧，而恰恰让「性」和「性骚扰」成为了可以被言说和讨论的话题。借此契机，中大校友和学子亦建立起「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建立学生互助平台，为受困于性骚扰的当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广大师生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与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新机制的建设，确实可能再次卷入官僚系统的逻辑，制造并强化新的「科层叠叠乐」。但在现状之下，去推动一个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导的可行性，也能以此汇聚起当事人与行动者的目标。这至少是一种可行的监督手段。而若公开、平等的讨论能使「性骚扰」三个字在校园中直接说出，而非绕道于「学风」、「师德」之类的官方话语，必将是对既定的性话语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终，#MeToo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曝光多少位高权重者的「恶行」，而在于女性的自我赋权与性别平等议程的推进。中大#MeToo所创造的平台，也绝不是充满控诉的「受害者叙事」联盟——它鼓励曾经遭受性骚扰的人们站出来发声，期望揭示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切实存在的诸多压迫。

以往，在与性相关的侵扰行为之中，人们常常将过错加诸于被侵扰的一方，使受到侵扰的人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的经历是需要被掩盖、不能公开的。 #Metoo运动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打破这种对「受害者」的压迫，让受到侵扰的人摆脱被指责所带来的「羞耻感」，摆脱污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光明正大地谈论与性相关的话语。换言之，正是#MeToo运动所搭建的平台推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导的讨论性的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行动所打开的空间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对张鹏事件的官方回应中，从未出现过「性骚扰」三个字，而是仍以「师风师德」这样的个体道德话语一概而论。又如，权力机制对此的反应更多在加强对学生的性安全防范教育，这种教育「受害者」的思维并未真正改变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联结

其次，作为一次由诸多学生自发参与的事件，中大#MeToo实现了一场去中心化却不失力量的大联结。

「这个反性骚扰小组是谁牵头的？你们为什么反应速度这么快？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在与校方、院系协商的过程中，以上质问令我们哭笑不得。在这疑似肯定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速度与效果的质疑背后，隐藏着官僚体制对于公民／学生行动根深蒂固的想像和成见——任何的「搞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核心领导人物／组织，而参与其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动的。

科层制系统中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一群学生能如此热情、团结、高效地参与推动一个「事不关己」的社会议题？

而#MeToo运动——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正是在于对这种固有想像的挑战与突破。

基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与身体经验，行动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当事人的性别压迫经历，把从共情中获得的力量转化为行动。于是，有曾见证田野性骚扰的毕业生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有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们联合举报，有中大学生自发建立反性骚扰小组、给学院寄送倡议信，有学生组队参加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机制建设，有校友建立「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发起联署公开信，也有校友自发寄送建议信至校长办公室……

参与行动的学子们有男有女，来自不同年级、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谋面，但都关切此事并致力于推动高校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设，在没有明确核心骨干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在了一起。

具体从此次中大#MeToo事件而言，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三：

第一，国内女权行动派的长期深耕。尽管舆论管控日渐收紧，近年来活跃于全国的女权行动派们仍在线上线下野蛮生长，开辟出愈发广阔的性别讨论空间，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动性别平等的年轻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受益于女权主义和公民教育洗礼的中大学子积极地站了出来，成为推动中大#MeToo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我们这些行动者多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滋养，当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纵使立场不同、行动风格不同，但都对性别议题较为敏感。曾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们这种人文社科专业／中山大学特别多性骚扰问题？」我想，是因为当我们手里有了锤子的时候，便会特别留意到钉子的存在。

《她》一文刊出后，互联网上亦开始流传各种真假难辨的中大人类学系「八卦」。这些质疑与抨击一度令我们无比沮丧。但如我们于7月10日刊出的《七问七答：中大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回应张鹏事件》一文中所言：正是因为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长期滋养，我们才能「积累勇气，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视」。那些参与校内提案、校外联署发声、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动者们，也多是这么集结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我们并没有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导者。

第三，反性骚扰小组及其他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以女性为主），及受这一性别构成所影响的行动风格。这里的行动风格是指，受过女权主义洗礼、对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觉察、性格温和的我们，在过去两个月的行动中一直反覆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质疑。

我们努力以同理心理解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师）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尝试以温和却不失坚决的态度推进每一次大小行动，并尽力保证一切决定均经由伙伴们民主协商，避免让自己成为意见领袖。尽管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我们仍戏称这是一种「姐妹情谊」。我们十分认可这一标签，并不是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权主义的信念之下在行动中形成的切实友谊。

可以说，在内部组织上，我们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运动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则期待与接纳「去中心化」群众的自然连接。在行动中，我们始终以女性（尤其是当事人）为主导核心；在面对纠结与矛盾时，我们时时不忘自我反思，给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实践中回应理论

再者，在行动过程中，实践会赋予我们诠释和回应理论争辩的力量。多年以来，性权派和女权派在性骚扰议题上的争辩从未停止。如中大#MeToo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黄盈盈便发表了《「MeToo高校反性骚扰」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一文，对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批评。其中，黄盈盈指出#MeToo的出发点虽是为女性讨回公道、惩罚性侵者，其后果却是「强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撼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然而，我们想与黄盈盈商榷的是：我们认为这次行动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在#MeToo运动的框架内行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性。在是否举报张鹏、是否利用媒体力量倒逼事件处理等关键问题上，我们都首先以当事人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方向指引。同时，在我们发出的系内建议信、校友倡议信和后续推文中，都使用「当事人」（尽管事件发生后采访的部分媒体拒绝使用我们这种说法）而非「受害者」来指代五名女性，以淡化她们的被动属性。

实际上，在行动的全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行动者「应该注意」的事情，当事人呈现的主体性反过来也会给予行动者力量。随着事件的发展，勇气与力量开始呈现在她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她们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发，发布朋友圈说「期待新的开始」。每次谈话中她们冷静而清醒的诉说，也都会令我们感到振奋，让我们看到行动的希望。与其说是我们的加入给了她们支持，倒不如说是她们的坚毅成全了我们的行动。

针对#MeToo运动和防范校园性骚扰的行动的另一则「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在「性骚扰」的定义上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世情和人情（颜良闻）。也就是说，在理解性骚扰和推进反性骚扰时，必须照顾「中国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转向不加批判地学习美国及台湾等地立法经验」（黄盈盈）。但事实上，仅从我们所参与的这两个月行动来看，高校反性骚扰的「中国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当下缺乏对「性骚扰」的「充分讨论」，那么我们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进相关讨论并积累中国本土的经验。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和当事人依然首先选择通过学校的纪律检查部门来推动解决事件；在寻求制度建设的途径中，既有的「师风师德」约束条例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性骚扰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出科层体制的弊端，也正因对这些弊端有所觉知，我们才讨论出推动独立的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必要性。

「性骚扰」定义的模糊性，也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最大纠结之一。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地、简单从字典或论文中取出那几行「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问题就都很简单了——在其背后，正是不同秩序的性别文化观如何对话的问题。更何况，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也为「性骚扰」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难。

对于在人类学系度过了四年时光的我们而言，要批判曾教授过我们的老师的言行，无疑是艰难的。尤其是，如果实施性骚扰的教师本人脑海里没有「性骚扰」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对自身权力的觉察而「犯错」，那么对于尚未达成共识的理念差异，怎样的处理才是合适的？我们之中谁又有权力去裁定「有意」和「无意」二者之间模糊的界限？

毕竟，在羞于谈论性议题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师，未必能时刻地、事无巨细地对自己言语、行动之中的「问题」有所察觉；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可能无法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及时地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不适，给老师传递「不」的信号。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与指责教师，那未免会滑入一种道德上的独裁。也因此，我们在每一篇给学院、给学校、给公众的文字中力求「面面俱到」地传达我们对于性骚扰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理解。

对于女权行动派推动反性骚扰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声音「指控」其过于亲近国家、拥护权力，存在强化公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管控的危险，认为这是太过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对于实实在在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我们而言，国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存在。并且，国家也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自在自为」的主体，反而是我们不断引申、不断杯葛、不断改造的所在。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甚至连行动的第一步也无法踏出。

当然，势单力薄的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论述的提出、实证研究的参与、与行动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论如何，行动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行动」，只有直面「国家」甚至有技巧地参与「国家」，才能让更多结构上的受压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联起更多自发的行动者，才能借助现有的条件开辟新的社会空间，拉出新的阵地（正如女权行动派们所一直努力的一样）。这一种真诚面对当下「权力运作」和「社会现实」的「权力观」，一点都不幼稚。

中大#MeToo未竟之处

然而，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这不是结果，只是一个开始。」两个月以来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离我们期待达成的目标仍有不少的距离。

最重要的，在于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发布的《情况通报》中仅有对张鹏个人的处理结果，通报将性骚扰归咎于个体师德的缺失，对机制建立的事宜却只字未提。从行动最初开始，我们最大的共识便在于建立机制的必要性，这一机制应包括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的师生教育与性骚扰发生后的申诉处理机制两个部分。

之所以以机制建立为共识，在于我们认为，性骚扰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问题，而植根于性别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之中。倘若只关注对个人的处理，不但容易滑向对个体、对特定性别的道德审判，高校性骚扰问题亦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并且，性骚扰事件不仅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不一定只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行为，如果仅将此纳入「师风师德」的范畴，等于无视其他情况的可能。归根结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优化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反性骚扰的目的不仅仅在反性骚扰，更在于真正意义地改变社会上关于「性」的文化——这一点，包括中大在内的国内高校#MeToo行动仍在艰难跋涉中。目前，中大与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仅仅是让性骚扰变得更加可见。

我们希望，长远可让公众更加愿意认可：性骚扰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切实的问题，也让「性」逐渐成为可以被言说、被正视和讨论的存在。公众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脚」、「行为不检点」、「咸猪手」、「揩油」的说法来避讳，而是大方地说「这是性骚扰」，知道原来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众越来越多地了解「性骚扰」的内涵，知道它不仅局限于传统认知意义上的肢体层面；公众舆论也不再单一地「荡妇羞辱」，而是越来越多地矫正视线，不断重新审视「性骚扰」行为的责任主体和文化背景。

可是，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避免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仍未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意识；「性骚扰」诉讼的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问题，参与「围观」的公众也未充分体会。即使是部分参与声援、积极「调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热心人士，也并未能时刻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权衡诸如简单举报能否为当事人寻回公正、未经沟通引起的舆论波澜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压力等问题。而纠缠于性别、科层、权力、法律、人情的性骚扰问题，注定盘根错节，无法简单诉诸未就性骚扰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现行法律。

权力机构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也仍多将性骚扰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强者对弱者的伤害，因而在面对该问题时心痛于「女学生受害」，未能跳出「保护主义」的窠臼。为了简单、快速地解决涉及多类关系的性骚扰问题，权力机构仍然将对性骚扰的想像限定于教师对学生单一方向的侵扰，在处理与预防上简单地强调「男女有别」、「师生隔离」。且由于谈论性的环境仍未被完全打开，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师风师德建设」之名处理涉事教师，不予「反性骚扰」以正名。

这些都说明，反性骚扰与性别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换言之，中大#MeToo的行动或许有阶段节点上的「胜利」，但那些支撑我们开展此次行动的理念却还没有得到广泛理解。

我们希望用实践推动对性／别平权的讨论

张鹏事件暂告一段落，中大#MeToo却有更长的路要走。回望过去两个多月，阶段性的「胜利」还是值得庆贺。毕竟，我们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学生」所思考的、纠结的、实践的，还是在轰轰烈烈的高校反性骚扰洪流中留下了些许痕迹，以自身之努力实践社会科学之批判与实践精神，延续中山大学性／别平权脉络。

一路走来，有不少对我们的行动过于温和或过于激进的质疑与批评，有不少对此事所勾连的权力系统内部斗争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认为区区学生难以撬动权力的消极之声。形势固然复杂，但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看来，与其被种种负面信息拖入无力的内耗深渊，还不如凭着「良心」和「冲劲」，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毕竟，不去尝试，改变如何可能？

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当事人们的坚毅，一直是我们行动的最大动力。如果不是TA们勇敢地决意站出来，赤裸裸地向权力机关和公众剖开自己的伤痛，坚毅地面对各种不可控的舆论质疑与巨大的体制压力，现有的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怀着对TA们的感激与敬意，我也真诚地期待TA们的勇敢姿态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期待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早日出台和落实，让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们不必再借由「媒体审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来寻求公平、公正的处理。

（Lion，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校友）

【作者按】：此外，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是，在事件传播过程中，#Metoo议题本身的「政治正确」是否引入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意挟持？在行政和司法系统对张鹏作出裁定之前，公众是否已经对张鹏预先地进行了带罪审判？这些似乎是#Metoo 浪潮中的每个子运动都会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困惑），但我认为这不是困境，更不是悖论。

首先，「媒体审判」是将社会运动事件化、新闻化的过程中与新闻议程设置的固有缺陷相遇的一个表现，不分情况地套用这个已经部分「污名化」了的概念，会阻挡我们看待符合程序的操作和合理诉求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对于弱势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赋权」是否必然或实然地导致「新的特权」的生成，这种「舆论支援」作为一种「补偿」是否正可以说明某个群体处于实质的弱势地位？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不应沦为一个纯学理推断或者语言游戏。那些认为被「遮蔽」了、被裹挟了、被边缘化了的的声音，必须放到现实中检验其在文化和权力秩序中的实际位置——有趣的是，这也正是弱势群体最初站出来争取话语表达的起点。

我想，我们不需要害怕提出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共同解决问题——尽管我们首先要将它「问题化」。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在不断提出，我们的行动也一直试图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回应这些问题，而不是自问自答、自己挖坑自己填。毕竟，从来没有一步到位的事情，不同的力量仍然在角逐。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被指在长达六年时间里，多次对校内女性学生及教师实施性骚扰行为。摄：Imagine China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一群学生能如此热情、团结、高效地参与推动一个「事不关己」的社会议题？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版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后，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

特约撰稿人荒屿2018-02-25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成为中国版MeToo运动的开端。

迄今，已有超过74所高校、8000多名毕业生或在校生联署，向母校寄出公开信。浙江大学性别研究在读博士猪西西就是其中一员，除此之外，她还鼓励大家寄信给交通管理部门和人大代表，要求防范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

「把我能做的先做了，不做就是零，做了可能有回应。」猪西西说。寄信的重点不是能否收到回应，而是传播、讲述故事。受她影响，7个省市的参与者给当地人大代表寄信，建议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其中4个省的代表已经提案，贵州省人大代表还是主动找来的。

这一切，令经历中国女权运动沉浮的猪西西感到乐观。 MeToo运动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人人参与的长效机制。

MeToo走出高校，富士康女工反对性骚扰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的第11天，北航做出回应：经调查，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教师职务。几天后，教育部取消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并表示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

记者黄雪琴将这一消息截图发了微信朋友圈，配上五个字：「真正的曙光！」

揭开这道曙光的第一个力量来自大洋彼岸。 2017年10月，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的女性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MeToo」。

这场风起云涌的MeToo运动感染了罗茜茜，她组起一个名为「水果硬糖」的聊天群，与几名一同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学妹交流经历并互相鼓舞，最终站出来实名举报，紧随其后的是张累累发起的「万人致信母校」行动。

猪西西是最早参与寄信的成员之一。 1月5日，她开始在浙江大学征集联署，刚征了二十多个，学院领导就找上来，要求她撤回联署。参与签名的在校生，不少在学院老师的压力下，撤回了签名。其它学校的联署，也频遭删帖。学生被学校谈话、施压，非常普遍。

女权活动家吕频在文章中写道：「与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

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联合做了高校性骚扰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女生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5%，而且37.8%的人遭受2次以上的性骚扰。在遭遇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向校方和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4%。

但这一次，参与联署的校友和学生顶住了压力，坚持继续发帖、发声，并终于等到了对陈小武的处置。罗茜茜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水果硬糖」群里的师妹在听到此消息后，去冰箱里拿了瓶啤酒，要庆祝。这不仅是「水果硬糖」的胜利，也是所有参与者的胜利。

行动才刚刚开始。北京语言大学的刘舒怡说，「我们一起先高兴五分钟」。之后，她给母校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引用鲁迅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发酵继续。 1月21日，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悄然流传，发起人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徐开彬。宣言承诺绝不染指性骚扰，并对校方、立法、反性骚扰培训及惩罚措施做出呼吁。

徐开彬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拿到教职，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高校对于性别暴力的「零容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徐开彬记得一位教授因对妻子家暴，而被禁止进入学院大楼。另一名参与签名的白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也不能看着学生受欺负，失去平静的书桌，却连联署和承诺都不做。

1月25日，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发布公开信，进一步督促教育部和各大学制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表，并倡议将学生和教师纳入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

MeToo运动的化学反应更溢出「城市高等教育人群」的边界，打破了阶级壁垒。就在此前两天，深圳富士康女工也发表公开文章，要求工厂建立车间性骚扰防范措施。文章中称，流水线上的性骚扰多来自身边的男工，也有少数来自领导。 「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我们知道不公平的性别环境不会一日之间消除，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行动永远不会有改变。」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发动员，亦是中国女权运动一个可喜的新开端。在MeToo运动之前，中国的女权运动者已在这条路上举步维艰多年。

从「教育」民警到被抓，女权运动经历跳崖式压缩

2013年，媒体曝出多起中小学校园性侵，海南万宁更发生了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女权主义者叶海燕发起了「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一人一照片活动，在网络引起热烈反应，猪西西和女权运动者李麦子一起拍照响应。

当时，几位教育平权者要求校园进行性教育。猪西西觉得，反性侵教育是必要的，但并非校园性侵害、性骚扰的解决方式，「没有教育人不要性骚扰别人，那受害者教育再完美也没有用啊。」

这一年9月，女权运动者肖美丽发起「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徒步到广州，呼吁防治校园性侵害。猪西西陪走了最初的一段。到了石家庄，她听闻一个学校为了安保，要求女生晚上待在寝室不能出门，便发起了一个「关强奸犯不要关我」的倡导，要求公共部门把精力用在抓性侵者上面，而不是压缩女性的公共空间。

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被曝光。考古系教授吴春明运用手中职权，性骚扰其门下女研究生，并长期控制。曝光后，吴春明仅仅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高校内的科研岗位仍保留。

广州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以此契机发布了反性骚扰小册子，介绍怎样识别性骚扰、怎样应对。猪西西联合其它几个大学的学生，穿着小红帽衣服，打出「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口号，去学校分发小册子。

不久后，南京市仙林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个实验，假扮开车的司机向女大学生问路，结果女大学生轻易上车，民警最后的结论是：女大学生防范意识不足，呼吁女生加强防范意识。这个「实验」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猪西西和小伙伴继续「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行动，穿上小红帽的衣服到仙林派出所约谈民警。琢磨了沟通技巧后，猪西西首先肯定了派出所对女性安全的重视，接着向民警科普了关于强奸文化的迷思：不能一味教导受害者自我保护，而应该教育潜在的施害者，不要去伤害别人。最后还向民警赠送了反性骚扰小册子。

那时候，女权运动者还能开诚布公地和警察探讨强奸文化的迷思。在一点点的努力逐步获得成效之时，女权运动遇到反挫，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被打压，活动空间跳崖式压缩。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想做一个「反性骚扰贴贴贴」的活动，把宣传语贴纸贴在身上，到处派发，计划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几个城市一同进行。在活动发起的前一天，郑楚然、韦婷婷、李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位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带到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放出。

同样是贴纸设计者的猪西西胆战心惊地「跑路」了，一周多后回到学校，又被国保约谈，因为担心自己的话被用来构陷其他朋友，只得继续跑路……途中，不甘心的猪西西还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被反绑的受伤新娘」，呈现反性别暴力的女权主义者遭遇国家暴力。她将照片发布到网络。与以往的行为不同，这次她只露出了背部，而不是高调地露出脸。

至今回忆起来，这段逃亡时光仍是猪西西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5到2016年，是女权行动蛰伏的两年。从直接在街头打出诉求的行动，转为更温和的方式，比如网络众筹。他们相信过程即是传播。张累累发起「反性骚扰」广告位众筹，在极短时间内筹到四万元，却买广告位而不得，重重阻挠下，只好把广告牌背在身上。

张累累居住在广州，前后被逼迁四次，起因均是她进行女权运动。喝茶、被国保找谈话，早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MeToo运动的爆发，是漫长、温和的蛰伏后，一次新的契机。

MeToo并不够，还要every in

尽管在联署信的浪潮中，各所大学反应不一，但却很难否认其正当性。在MeToo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湖北襄阳的一个高中老师问猪西西要不要给当地的人大代表寄信？

1月30日，猪西西在微博上发出热情洋溢的号召，并很快收到回应。

在上海网友「sky明月」的努力下，上海市人大代表大提交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将在上海市杨浦区试点，推出反性骚扰海报与地铁视频，还建议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继续提建议，推动全国性的反性骚扰政策。

趁热打铁，猪西西继续呼吁：「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给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吧，反性骚扰接力，不能没有你」。

在这股呼吁下，有四个省的人大代表最终交了提案。猪西西意识到，有行动潜力的人很多，只是了解的渠道太少。很多人在默默做事，也有很多人想做不知道怎么做事，一个公开的行动，让大家彼此看到，连结起来。这些都让她更加乐观。她继续在微博呼吁，「我有反性骚扰标识，你来让它布满全世界吧！」

关心女性权益，不关心男性受害者，是反性骚扰运动常见的误解和批评。在设计禁止性骚扰标识贴时，猪西西特别做了去性别化，图标除了女性，也包括男性和同性恋者，容纳多元性别。

猪西西相信持续行动的力量。她的同伴韦婷婷刚发起一个众筹，给高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筹建反性骚扰网络。韦婷婷在号召文章里说，「MeToo并不够，还要every in，人人参与」。

女权主义者们不满足于推动个案，而是要建立机制，尽管建制未必百分百有用。美国有相对完备的防范性骚扰机制，依然难禁性骚扰，反抗性骚扰的重点是社会观念，文化土壤，及背后的权力结构。

猪西西认为，公共场合性骚扰和熟人关系性骚扰的共同本质都是控制，和性本身的关系不大。在公共场合对陌生人的性骚扰，体现的是对Ta人身体的不尊重。而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则是老师对学生、上位者对下位者间的难以制约的权力。

这是一条艰难且漫长的道路。 MeToo运动是一次例外还是一个新气象的开头？参与者们还无法下定论。但它无疑带来了鼓舞。女权活动家吕频写文章称赞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她们专注于具体而现实的议题，使用力所能及的资源和策略去自我组织，清醒，务实，立即行动，不说大话，不抱幻想，也不那么容易被压制和安抚。

「最让我感动的，甚至不是这些青年人在当下还敢做公民行动的胆量，而是她们的见识与智慧。」

「形势一片大好，」猪西西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图为2018年1月17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名女学生在一个教室里。摄：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身在美国的罗茜茜，在网络上发出了实名举报信，举报十年前自己在北航读书时，受到导师陈小武的性骚扰。网上图片

深圳富士康女工，发表公开文章，要求工厂建立车间性骚扰防范措施。摄：Imagine China

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女权主义者叶海燕发起了「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一人一照片活动。网上图片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想做一个「反性骚扰贴贴贴」的活动，在活动发起的前一天，郑楚然、韦婷婷、李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位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被关押37天后放出。摄：eyepress/AFP

2012年的情人节的「受伤的新娘」用特别直接的视觉符号——「带血的婚纱」——来传达家庭暴力信息。网上图片

2017年5月1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宣布，发起征集百人随身携带反性骚扰广告牌的活动。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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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MeToo 在中国》

出版：Initium Media Grou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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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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