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

自序

這本書記錄了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五年的五年間，我三次沿著中國和北韓的邊境旅行的故事。中國和北韓的國境線總長約一千四百公里，由發源於長白山的兩條大河構成，一條是鴨綠江，一條是圖們江。沿著這兩條大河遊歷的同時，我也數度進入北韓。這個帶有奇幻色彩的旅行，很大程度上源於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北韓情結。

北韓和中國曾經何其相似：都是二戰後成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冷戰中建立的意識形態聯盟；都有狂熱的領袖崇拜、浮誇的文藝宣傳、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對人民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啟動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改變。毛澤東的去世為破除領袖崇拜和個人極權提供了可能。黨仍然壓制不同政見者，但是精英構成的集體領導體制避免了毛澤東獨裁時代給中國造成的混亂。中國人民得享更多的發展成果和自由。但金日成家族的獨裁統治卻把北韓帶至絕境。

從中國一側觀察和了解北韓是最好的角度。中國人能夠理解北韓正在發生的一切，因為中國的過去就是如此。中國人審視北韓，就像回望自己昨天的身影，會思考在極權神話垮掉之後，我們得到了什麼、還需要什麼、以及如何爭取。

本書記錄的故事，按照我旅行的線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入海口」記錄了我在鴨綠江下游的旅行，在調查一起走私案件時，我進入了中國和北韓邊境線一個隱匿的商業世界。第二部分「逆流而上」記錄了我從鴨綠江中游到長白山的旅行，記錄一個韓國移民家族三代人在中國的故事；我重走了金日成在東北成長的地方，訪問了金日成的故人，試圖發現極權神話崛起的祕密。第三部分「順流而下」是我沿著圖們江的旅行，我遇到一些有趣的邊緣人物：黑車司機、飯店老闆娘、牧師、被金正日綁架的韓國人、拍攝脫北者的地下電影導演、私營博物館館長，他們都生活在邊境，熱切盼望著生活發生積極的變化。事實上，變化正在發生。

行走在中國和北韓邊境的大河之畔，好似穿梭在一條時光隧道。二十世紀是一個被很多意識形態隔離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則是資訊流動的世紀，那些有形無形的界限正在被衝垮和消滅。大河激盪無聲，而我穿過寂冷的河水，試圖尋找河床上閃著微光的石子，傾聽他們的私語，握住他們。

第一部分入海口

01褪色的英雄城

司機絕望地按著喇叭，發出詛咒。時間過去了一個鐘頭，計程車仍然堵在北京東三環的輔路上紋絲不動。我心急如焚，又無計可施。環顧四周，是跟我同樣焦慮的人們，充滿欲望、互不相讓、但是動彈不得。

我在這個二千三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生活，一路掙扎向前，直至堵在路上，方覺筋疲力盡，生命荒謬。

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我是居住在北京的記者，我收集這個國家的新鮮事兒，加工成一篇篇故事，出售給雜誌。我精益求精，希望賣個好價錢。錢不會很多，但尚能維持生活的尊嚴。有時候我足夠幸運而寫出一些有影響力的報導；有時候不怎麼走運，那些冷酷真實的中國故事受到嚴格的管制，無法發表。

一個小時前，在這個庸常的清晨，我打開電腦，瀏覽當天的晨間新聞。我保持有規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尋找值得追蹤的寫作線索。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播出的突發新聞吸引了我：六月三日深夜，丹東發生一起槍擊命案，三名丹東邊民兩死一傷，開槍者是北韓軍人。

丹東位於中國和北韓邊境最南端、鴨綠江的入海口。我腦海中頓時浮現出一幅畫面：碧綠的江水上，一名瘦小的北韓人民軍士兵向三名中國漁民瘋狂掃射，鮮血染紅了象徵兩國友誼的鴨綠江。這場景真夠血腥的！

這個消息有些出人意料。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裡，中國和北韓是關係非同一般的親密國家。這種特殊友誼源自一九五零年的韓戰，中國叫做「抗美援朝」，由此，中國和北韓結成了意識形態同盟。按照官方的敘事，中國和北韓這兩個代表被壓迫民族的新興政權聯手擊敗了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中國為韓戰付出了十八萬多人的生命，官方表述為「鮮血凝成的友誼」。

中國同周邊國家都或多或少存有政治爭端。在北方，中國曾經和蘇聯長期對峙，直至十年前才和俄羅斯結束了國境勘界。西北潛伏著危險的維吾爾族分裂勢力，西南方向和印度爆發過領土戰爭，流亡的達賴喇嘛也和中共爭奪在西藏的影響力。南部，中國在七十年末期與越南交戰，東南海域和菲律賓、日本都存有領土爭端。唯獨中國和北韓邊境是一道不設防的邊界。但是槍聲顯示，那裡也不似想像的那般風平浪靜。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躍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成功祕訣是摒棄意識形態的桎梏，轉而追求務實的發展政策。與之形成了鮮明對照的是：昔日的同盟國北韓卻更加封閉落後。中國同南韓發展了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放棄北韓。維持半島現狀有利於各方利益：南韓無力承受半島統一給經濟造成的壓力，中國也不希望南北韓統一之後，美國人支持的軍事力量出現在鴨綠江對岸。

這個尋常的夏夜，邊境的槍聲傳遞了不同一般的跡象。顯示真實的中國和北韓的關係或許並不如宣傳的那般親密無隙。一些事情正在發生改變，或者改變已經發生了。

我打電話給加藤嘉一，他是一個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研究東北亞關係，著書寫作，經常出現在中國時政節目裡，以直言不諱又周到的表達能力受到了媒體青睞。電話裡，他同樣對發生在北韓邊境的突發事件興趣盎然。我們約好在世貿天階的一個咖啡館面談。

我快速洗漱、吃早飯，一邊追蹤著新聞進展。丹東槍擊案正在發酵。新的報導稱，三名死傷者並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三個走私者，其中兩個是丹東居民，一個是延邊的中國朝鮮族人。

二零一零年，智能手機開始在中國普及，人們能更快地查詢資訊，更快捷地利用社交軟體討論和發表評論，形成聚合效應。這種全新的互動模式加速了新聞流動，也影響了輿論。我瀏覽了一下手機新聞，看到很多網民在聲討北韓軍人的野蠻，批評中國政府過於縱容北韓。兩年前，北京為了舉辦二零零八年夏季奧運會，向國際社會承諾保證新聞和言論自由，奧運會結束不久，中國就陸續關閉了Twitter和Facebook在中國的服務器。中國的互聯網有防火墻，避免中國長期受到民族主義蠱惑的民眾接觸到外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以防止政權動搖。中國扶持了模仿自Twitter的「微博」作為中國式社交工具，微博嚴格遵守審查制度，對黨不高興看到的資訊盡力刪除。因此，我不清楚為何發生在中韓邊境的負面新聞竟得到曝光和討論。這是外交政策的有意為之，抑或只是一次審查疏漏？畢竟黨要審查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不管怎樣，網民的意見一定讓政府感到了壓力。當天的外交部例會上，發言人表示，中國就槍擊事件向北韓提出了「嚴正交涉」。幾天後，北韓方面做出回應，表示這是一起偶發事件，將嚴懲肇事者。

九點鐘，我跳上了計程車。這是繁忙的週一上午。一個小時過去了，我還堵在路上。

我不去理會司機的喋喋不休，從背包裡掏出中國東北地圖。

酷似雄雞造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東北方，朝鮮半島就像是大陸延伸出來的一片不規則的披薩。其南半部是大韓民國，一個欣欣向榮的民主國家。北半部自稱「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也許是世界上最為封閉的獨裁國家。關於這個神祕國家的資訊總是很少，而且充滿謬誤。

時光倒退三十年，那時的北韓是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最為熟悉的國家。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北韓在蘇聯人的幫助下建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和北韓都加入了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對抗西方社會。我父親生於一九四六年，按照一種觀點，他屬於標準的紅旗下的一代，對於集體主義的信仰也一直延續並影響到我的童年和少年。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大量的北韓、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曾經占據著中國屏幕，最著名的北韓電影則是據說由金日成編劇的《賣花姑娘》。片中淒美的歌曲猶在耳畔。父親多才多藝，擅長中國畫、吹笛子、拉二胡，也喜歡旋律優美的北韓歌曲，我還記得，他教給我識別北韓歌曲的竅門：大部分採用了四三節拍。

我出生於七十年代初，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那年我四歲。小的時候，課本仍然灌輸一九五零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和北韓如何聯手教訓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僅過了不到三年，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國和昔日敵人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被革命和階級鬥爭忽悠了三十年的中國民眾似乎從謊言中醒來。那年，電視上引進了第一部美國連續劇《加里森敢死隊》，展示了美國式英雄主義和個人主義，跟突出階級鬥爭觀念的《賣花姑娘》構成了截然相反的觀影體驗。

如同意識形態控制向務實政策的轉變，我見證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折。在我的童年，經常看到中國和北韓領導人互訪的畫面。中國曾經和蘇聯、古巴、越南等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交惡，但和北韓卻保持了相對持久的友誼。在蜜月期，金日成頻繁造訪中國，多數是為了獲取經濟援助。依靠來自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陣營援助，整個六十年代，北韓的經濟都好於南韓。金日成喜歡穿筆挺的白色西裝（韓國人自詡白衣民族），有時他又喜歡穿一身黑色的列寧服，像一個古板的政工幹部。最早，他戴一副黑框眼鏡，老年又換成金絲眼鏡。如果不去想受到折磨的北韓人民，此人倒也算得上風度翩翩。

一九九一年，金日成訪問了我的家鄉濟南。他站在著名的黑虎泉邊，讚美道：「這裡真是水上樂園」。金日成脖子上的甲狀腺瘤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他最後一次出訪中國。一九九二年，中國和南韓建交，和北韓關係遇冷。根據外交部前部長錢其琛所著《外交十記》回憶，錢其琛受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派遣，向北韓通報中國將和其宿敵南韓建交，金日成面色冷漠謝客不見，宣告了不可動搖的中國和北韓的友誼之終結。一九九一年，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轟然垮臺，已經讓依靠外援支撐經濟的北韓吃了苦頭，現在，北韓可依賴的最後一個盟友也拋棄了它。不久，一場蔓延了整個九十年代的飢荒奪走了二百萬北韓人的生命。北韓徹底被甩入了黑洞中。

中國的故事正相反，經歷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抗議事件後，一九九二年，中國全面引入市場經濟，僵硬的計劃經濟時代結束了。那時我剛念大學，對乏味的大學教育失望透頂，老師們都在拼命兼課掙外快，我陷入了虛無，產生了反叛思想。既然舊有的秩序分崩離析了，索性讓生活來得更極端一些吧。

過去像幻燈片一樣飛到眼前，成長的痛也慢慢浮現。我突然意識到，中國和北韓的漸行漸遠，也是我生活的分水嶺。我的過去在計劃經濟的餘燼中逝去。我工作後的職業生涯則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炫目的經濟高增長年代。如今，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經濟走向低谷，一個不確定的明天將要來臨。

在這個紛繁多變的世界，一個清脆的童聲偶爾穿越了記憶，回到耳邊：「準備好了麼，時刻準備著，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編注：《共產兒童團歌》，曲調源於蘇聯少年先鋒隊隊歌《燃燒吧，營火，藍色的夜晚》）

歌聲時近時遠，喚醒夢裡人。這是我童年時代風靡一時的兒歌。共產主義曾經是少年的我最為嚮往的大同世界，這個夢已經破滅。我們曾經相信擺脫了貧窮就會抵達幸福彼岸，現在卻品嚐著更大的失落感。經濟崛起的同時，精神世界在淪陷。自由並未如期而至。中國人四處奔波尋找新的信仰，身心疲憊，在北京擁堵的三環路上茫然四顧。以至於一些人相信，北韓是我們丟失已久的「世上最純潔」的精神樂土。

還有一些生命中讓我刻骨銘心的亮片在閃動。我工作不久，曾經交往了一個女孩。她的錢包裡放著一張身穿粉色韓式長裙的照片，俗氣但動人。她是來自東北的朝鮮族人，跟隨奶奶移居到青島。我當時對朝鮮族知之甚少，她除了跟家人用韓語講話，生活中跟周圍的漢族人沒有區別。我正雄心勃勃想在新聞界有一番作為，對戀愛抱著可有可無的心態。最終她失去了耐心。我記得女孩的父親從事對韓國的勞力中介，不久她去了韓國。而我們失去了聯繫。

我還記得，她有著與生俱來的溫順。提起北韓，我都會想起這個風一樣來到我的苦悶生活中、又像風一樣消逝的女孩。更多的是往事不可追的痛楚。

比約定時間遲到了一個小時後，我坐到加藤嘉一面前。他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人很年輕，看起來意氣風發，充滿自信。加藤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正在成為一個學術明星式的人物，兩三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圍在他身邊，似乎是他的助手或者仰慕者。

咖啡館擠滿了顧客，人聲嘈雜。我們坐在一個臨窗的座位。我開門見山：「聽說去年您到過中國和北韓邊境，給我講講那邊的情況吧。」

加藤嘉一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開有專欄，繪聲繪色描述了他在中國和北韓邊境的旅行見聞。我很感興趣，一篇不落看完。

他接過我手裡的東北地圖，俯下身耐心尋找，然後在延吉和丹東的坐標上面，用筆畫了兩個圈。

「大體上，丹東這一帶主要是貿易，中國和北韓兩國百分之八十的貿易都經過丹東。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邊境地區，因為兩國之間的界河很窄，走私非常普遍，也經常會有脫北者出現。」加藤嘉一說。

有意思的是，這次槍擊事件發生在丹東，因為走私引起。加藤嘉一不慌不忙地分析，在寬闊的鴨綠江下游，走私必須借助快艇來完成。目標很明顯，因此一定要得到北韓邊防軍人的默許。據此判斷，一定是在分配利益時得罪了軍人，才導致了這起突發事件。

他說：「中國和北韓邊境的走私非常普遍，這是公開的祕密。中國和北韓邊境電話都是能打通的。電話由中國人提供給北韓走私者，通話費用和在中國國內一樣。但是一般要給北韓軍人一個交代，就是給錢、菸或行賄。所以，我覺得這次開槍，可能北韓那邊的商人沒有提前給軍人打招呼。」

槍擊事件發生的前一年，二零零九年五月，北韓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後，聯合國安理會加強了對北韓的懲罰。中國和北韓貿易的傳統制度越來越多地受到了國際政治關係的影響。

「貿易政策所受到的影響，對商人來說很不方便。邊境的人語言上有優勢，也有認同感。既然雙方都有需求，為什麼還那麼麻煩？」加藤嘉一說，「一個走私松茸的資深走私者告訴我，他們不願意依靠正常的管道，因為那樣成本太高、效率太慢。走私沒有任何合同，只能靠相互信任、認同。他經常被騙，怕北韓走私者把不好的產品弄來。他基本每一次都會先到北韓檢查松茸的品質，如果和北韓方面軍人很熟，送點錢就讓你過去。」

在邊境地區，走私貿易呈上升趨勢。大到日本的二手車、小到中國的DVD盜版電影。加藤曾經接觸到一個北韓女性，她大概四十八歲，是名醫生，她從中國買DVD走私回北韓，很受北韓市場歡迎。走私一般在夜裡兩三點開始行動，中國的一對朝鮮族夫妻把DVD機和光盤密封裝在箱子裡，放在小型的卡車上，冬天從江面上開過去。醫生雇了幾名北韓大學生做搬運，每次以十個人接力賽跑的方式把箱子拿過去。每次交易額大概一萬元左右。

「那名醫生在北韓的地位已經很高了，作為公務員，一個月收入二千多北韓貨幣，當時只能買三公斤大米。而依靠走私，她一個月收入大概有四五萬北韓貨幣，比正常收入多二十倍！」加藤嘉一說。

脫北者則是中韓邊境的另一個熱點。加藤嘉一得到的資訊是，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間，逃離北韓的人共有三十萬左右，這與北韓國內大致從一九九四年以來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密不可分。二零零零年之後糧食危機緩解，很多人返回了北韓。從二零零五年左右開始，北韓對脫北者的管制變得嚴格，這跟二零零六年十月北韓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有關。許多在中國的非法居留者被抓住，強制遣送回北韓。一些女性脫北者跟中國朝鮮族人結婚生子，小心寂寞地生活。有些脫北者學會中文，會到北京、黑龍江、南方等地打工。延邊畢竟是對脫北者監管最嚴格的地方，而大部分脫北者之所以住在這裡，是因為語言相通，風俗習慣相似。

韓國《東亞日報》一位駐北京記者認為，在中國境內（主要是在東北），至今仍然生活著大約五萬名北韓人，他們隱居在一百餘萬朝鮮族人中，默默求生。

我們為北韓人的命運感嘆萬千。咖啡已經變冷，搭在咖啡杯上的地圖洇濕了一角。加藤嘉一支持我到邊境實地調查的計劃，「我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到了中韓邊境才發現兩個國家居然這麼靠近，我才理解為什麼中國和北韓的關係這麼緊密。這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

過去，中國之所以不遺餘力宣傳同北韓「鮮血凝成的友誼」，可以用傳統江湖文化中的「歃血為盟」來解釋：弱小的個體只有宣布結拜成為兄弟才能一致對外分擔風險。中國和北韓當時都處在東西方冷戰的最前沿，都具有強烈的危機感，因而加深了彼此的認同。而當其中一個足夠強大，即是同盟瓦解之時。

加藤嘉一說：「你去了就會有更直觀的感受，中國和北韓之間傳統的血盟關係，正在走向瓦解。」

加藤嘉一是那種很快就會贏得別人好感的人物，十分擅長應對媒體。他來自遍布溫泉的日本小島伊豆，家庭狀況不佳。他十分刻苦，堅持每月用中文、日文、英文寫二十五篇專欄，同時在寫三到五本中、日、英文的專著。其他時間還要調研，做電視節目，每天堅持長跑，具有很大毅力。北京正在成為一個國際學術的舞臺，一代代年輕人闖入北京，就像是費茲杰羅筆下的蓋茨比，都想在北京有所作為，都想在這個紛繁的世界中抓住一些東西，留下一些東西。加藤嘉一努力向他希望成就的目標攀爬。但三年後，他陷入了一場學術履歷的造假風波，誠信受到影響，黯然退場。

我決定即刻動身。我在地圖上沿著中國和北韓的兩條界河──鴨綠江和圖們江──劃出了一條線：起點在丹東，終點在防川。我計劃從丹東出發，沿著鴨綠江和圖們江一路北上。

「咣當」一聲，飛機砸在地上。我睜開眼，機艙外一片霧濛濛。丹東到了。

從北京飛丹東只有一次航班。幾乎沒什麼乘客。不知道哪位乘客在我座位面前的口袋裡丟下一本中文出版的北韓官方宣傳物《今日朝鮮》。那些革命的陳詞濫調和紅彤彤的精神狀態，瞬時讓我大腦缺氧，昏睡了一路。

跟北京比起來，丹東只是座不起眼的三線小城。而在北韓人看來，丹東是座地位特殊的大城，就好像八十年代的中國內地仰視香港一樣。丹東是北韓通往中國的主要通道，確切地說，也是北韓通往整個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一輛沾滿塵土的計程車載我駛離機場，一會兒就進入了建築工地林立的丹東新區。穿過空曠的新區，經過一個港口，名為黃金坪的小島出現在道路右側。小島屬於北韓領土，一道鐵絲網把它和丹東的沿江公路隔離開。黃金坪原本是個江心島，鴨綠江水位下降後，黃金坪西北部跟丹東新區的土地完全連為一體。二零一零年五月金正日訪問中國時，兩國達成協議，共同開發羅先開發區、黃金坪、威化島三地。時值北韓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之後，國際社會進一步制裁北韓，而中國進一步強化了與北韓的經貿合作，意圖敦促北韓推行向中國傾斜的經濟改革。黃金坪總面積只有十四點四九平方公里，兩國規劃將黃金坪開發成電子產品和服裝加工區。其後幾年中國對這塊區域進行了基礎建設，但是二零一一年金正日意外去世，以及二零一三年主張加強中國和北韓經貿關係的張成澤被金正恩處決後，黃金坪的開發完全停滯了。我經過的時候，大門緊閉，裡面一片沉寂，土地還沒有硬化。我發現三個光頭北韓人民軍士兵正在裡面鋤地，他們和我距離這樣近，幾乎觸手可及，但是對我的存在熟視無睹，還在輕聲說笑。一道鐵絲網隔著兩個世界，真是不可思議。

計程車司機說，丹東市政府不久將搬到新區，這裡將開闢為丹東的新中心，第二座跨越中國和北韓的大橋也會開通。大橋完全由中國投資建造，北韓一側的海關也是中國建造完成。

「那邊都窮完了。」他語帶譏諷地評論北韓。

我遇到的當地人，幾乎都毫不留情地嘲笑北韓的落後。因為比鄰北韓，丹東具有了自傲的本錢，整座城市都因為這種淺薄的自我滿足而有種輕飄飄的感覺。我很快感到厭倦了，大部分觀點都似是而非，充滿了臆想。我從心裡同情北韓人。丹東林立的高樓大廈以及中國人的輕蔑，對於相信世上無可羨慕的北韓人，真是一種心理折磨。

丹東依鴨綠江而建，東西長，南北短。史上稱為安東，流露出中原政權對於東部邊境保持穩定的意願。滿清帝國時的東北地區是滿洲人的封禁之地，清末大量漢族移民來此開荒墾地。日本人占領滿洲期間，把它建造成一個軍事工業基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克隆了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東北三省的黑龍江、吉林、遼寧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出產石油、鋼鐵、汽車等重化工業項目。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型重工業企業紛紛破產或縮減生產，東北迅速衰落。一九七八年，東北三省GDP占全國GDP總量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人均GDP相當於全國人均水平的百分之百以上。到了二零零三年，東北三省的經濟總量合計，只相當於廣東一省。[1]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公開數據，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時間裡，東北三省的GDP占全國比重不斷下降。從某種程度而言，東北經濟已經徹底淪陷。

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工人失業，整個東北成為精神沒落之地──對於舊生活的懷念及對新生活的不安。在城市開裂失修的街頭，遺留著大量體積龐大的、模仿蘇聯風格的老式建築，這些陰森破敗的樓房裡，失業者們開起了飯館、舞廳、商舖、地下妓院。大批生計無著的失業職工湧向了中國內地，做起了小商販、司機、打手或妓女。

跟內地比較，這裡明顯受到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深重影響，市場意識並沒有同步得到發育。丹東就像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奇妙的轉換閥門，呈現出一種畸形的商業繁榮。餐飲、酒店、桑拿、歌廳林立，價格一點不便宜，及時行樂的消費主義盛行。

丹東的中心是火車站。站前廣場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尊褐紅色的毛澤東塑像，這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少見。毛澤東像矗立在偏遠的邊境，占據著城市中心地帶，象徵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中國曾經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如同今日的北韓。現在的中國則信奉金錢至上，毛主席形單影隻。他萬能的階級鬥爭法寶已經摔得粉碎。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呼百應的革命群眾，而是一個燈紅酒綠的丹東，一個充滿欲望的混亂城市。他高舉的手掌，像是與過去的時代作別。

我選擇住在緊鄰鴨綠江邊的一家酒店，推開窗戶就可以看見鴨綠江。江面寬闊，兩岸地勢平緩，中國一側的地平線已經被高樓大廈改變。對岸的北韓新義州則掩映在綠樹叢中寂靜無聲，只有一座白色的摩天輪高高聳立，但是幾乎沒怎麼轉動。江風拂面，想到即將沿著這條美麗的大河溯水而上，打量著這個無法猜度的神祕鄰居，我感到喜憂參半。

幸運的是，從北京出發前我擁有了一個堪稱完美的線人：一個生活在丹東的漁民。他居住在北韓人民軍槍擊走私者的案發現場附近的漁村。我們通過兩次電話。他揭露出，在鴨綠江入海口的走私商人承擔著一定的風險。在走私背後，往往隱藏著地方政府的縱容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利益輸送。就像加藤嘉一所說，沒有向北韓軍人行賄，就不會允許走私。同理，中國一側的管理者如果沒有得到好處，也不會對眼皮底下的走私視而不見。促使線人堅持揭露的原因聽上去有些「自私」：他的父親在一次走私中死亡，他正在謀求外界的關注。我們相約在丹東見面。

放下行李，走出酒店，我在旁邊的胡同裡找了部公用電話，然後撥打線人的手機。這是我們的約定，使用公話而不是手機，避免被監控。由於持續上訪，線人遭到了地方政府的警告和跟蹤騷擾。

電話總是無法接通。我想線人正在趕赴丹東，也許此刻正身處訊號不佳的火車上。

我轉身離開後，手機響了，是線人的來電。我略感詫異，這違反了我們之前只用座機和對方手機聯繫的約定。

我掛斷手機，返回電話亭，用座機回撥過去。

「你聽我說，」線人的聲音很低沉，語帶抱歉地說，「我要遲幾天去丹東了。」

他遇到了麻煩：在省城上訪的時候，他被家鄉的信訪人員截獲，被控制在一家賓館而暫時失去了人身自由。兩名截訪人員就在他的房間裡，寸步不離，準備遣送他回丹東。線人看到了我的來電，利用去衛生間的機會，偷偷給我打來電話。通話時間很短促。很快電話中斷，傳來了盲音。

我站在悶熱的街頭，一時有些茫然。線人告訴我，他會想法脫身返回家鄉。我的腦子急速轉動。他並沒有向政府人員泄露我的行蹤。但是我的手機號可能會被他們掌握，地方上也許會調查這個北京號碼的主人。如果掌握了我的身分就不妙了。政府或者公安會一路追查到我入住的酒店，糾纏一番，勒令我離開。這種事在我的採訪經歷中發生過多次。

一番推演之後，我認為在被發現之前還有活動的空間，決定繼續等下去。我剛到丹東，還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打算出去走走。除了筆記本和相機，我隨身只帶了少量換洗衣物。我把無關緊要的物品放在了賓館房間，出門時只把證件和採訪本放在身上。採訪一些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時，我照例會非常小心。一定謹記：在中國，記者是一個危險職業。

鴨綠江上的友誼大橋就在酒店前方，把兩個國家──一個無精打采、一個噪雜忙碌──連接起來。根據遼寧省的統計，中國和北韓貿易量的百分之六十經由這座大橋完成。中國和北韓的貨車每兩個小時對開一次。北韓的大貨車緩慢開來，通過鋪設了木板的鐵軌時，發出沉悶的摩擦聲。車隊駛入了丹東海關的大院裡，辦理完通關手續後，押送貨車的幹部們走出來，他們衣冠楚楚，穿著銀灰色或者黑色的維尼綸制服，閃爍著主體的光芒。男人們多半黑瘦嚴肅，女人則穿著體面的西服套裙，胸口上都別著金光燦燦的領袖像章。不一會兒他們就消失在丹東的大街小巷，次日清早他們再次出現在海關的時候，已經採購好了各式各樣的貨物，用來填充平壤的市場和商店、分配給忠誠的勞動黨員，順便也為自己撈點外快。

與友誼大橋並行的斷橋被開闢為遊覽區，斷掉的那一半是一九五一年夏天美國轟炸機炸毀的，以阻止中國向北韓輸送軍事物資。一組銅浮雕正對著對岸：意氣風發的彭德懷元帥率領著中國軍隊正在穿過大橋、奔赴北韓戰場。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挽救了金日成政權，這場戰爭是中國和北韓現代關係表述的起點。

戰爭的真相長期沒有在中國公開。中國教課書上把這段歷史濃縮為八個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真相是：金日成發動了對南方的侵略，在史達林的授意下，毛澤東命令彭德懷進軍北韓，幫助金日成扭轉了戰局。戰爭產生的兩個結果：一是中國和北韓結成了「鮮血凝成的友誼」 ，自此中國被綁架成為北韓的利益共同體；二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陣營和以美國、北約為首的西方國家陣營，正式進入冷戰對抗時期。

隨著學術空氣的鬆動，一批事涉韓戰的檔案陸續解密，關於韓戰以及中國和北韓的真實關係也浮出水面。冷戰研究者沈志華認為，中國和北韓的關係，雖然出於政治需要而被宣傳為血盟，但實際上，即便在韓戰期間，兩國關係也不像想像的那麼牢固，甚至充滿矛盾。

沈志華現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研究中心工作。他的經歷很傳奇，年輕時蹲過大牢，出獄後到深圳做生意賺了錢，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相繼解體後，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檔案流落到民間，沈志華大量購入這批檔案，做起了研究，成為著作頗豐的冷戰專家。

沈志華告訴我，通過蘇聯和中國高層往來的電報檔案發現，毛澤東最初反對金日成貿然發動對南部的戰爭，因為他認為這會引來美國的軍事干預，從而影響中共軍隊解放臺灣。同時毛澤東又遵從了史達林的命令，毛澤東表示，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參戰，並且在東北集結了三個軍十二萬人的兵力。

出於不可知的想法，金日成在開戰後一直不願意中國介入他的軍事計劃之中。也許是朝鮮半島長期淪為中國附庸國的歷史時刻提醒著他，剛剛獨立建國的金日成寧願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這個昔日宗主國插手北韓事務。他不想為中國勢力進入北韓製造藉口。對中國的不信任和防備，貫穿了此後北韓的政策制定。

金日成的盲動讓他付出了代價，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成功，腰斬北韓軍隊，導致戰事發生轉折。史達林派往北韓的私人代表扎哈羅夫大將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但北韓始終毫無反應。中國總理周恩來曾經抱怨，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臺的報導外，沒掌握任何關於戰事的實際情況。直到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及中國出兵的決定。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請求中國盡快派已經集結在鴨綠江的第十三兵團過江支援作戰。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中國援兵，金日成必敗無疑，或許韓國已經統一。

韓戰時，中國和北韓的最大矛盾是誰來主導中國和北韓聯軍，軍事指揮權涉及北韓內政和主權的問題，金日成理所當然認為在北韓領土上的戰爭應該由他指揮，但是史達林支持彭德懷領導，這讓金日成十分沮喪。此後在鐵路軍管問題、停火談判問題上，莫斯科都表態支持了中國而否決了北韓的意見，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陰影。中國軍隊扭轉了戰局，但是以需要休養補給為名，主動退回到三八線以北。金日成憤怒地認為，正是因為中國人沒有趁勝追擊，延誤了南北韓的統一。事實上，因為補給線過長，中國人民志願軍確已成為強弩之末，最好的方式就是同美國人坐回到談判桌前。

沈志華認為，中國和北韓之間的矛盾分歧，除了歷史因素外，反映了冷戰時期「當國家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常常是前者服從後者。蘇聯在很多關鍵問題上公開支持中國，命令北韓服從中國，並不僅僅是照顧中國，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史達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2]

韓戰結束後，金日成致力於清洗不同派別的政治對手，鞏固自身權力。從蘇聯歸國的「蘇聯派」，以及從中國歸國的「延安派」都是他清除的對象。他毫不猶豫地在國內消除蘇聯和中國的政治影響，最終建立起一個唯他獨尊的王國。

沿著著鴨綠江大橋相反的方向走，步行就可以到達丹東的志願軍烈士陵園。那裡是參加這場戰爭的士兵的最終歸屬：死亡。

西行二十分鐘，穿過一片嘈雜的鬧市區，人跡變得稀少，再經過城鄉結合部的一條破舊街道、經濟發展尚未顧及的角落，丹東元寶區志願軍烈士陵園出現在荒涼的小山旁邊。這座陵園在二零零零年進行了重新整修，墓誌銘上寫著，這裡埋葬著六百八十七名韓戰陣亡者。此時剛過中午，陵園裡非常安靜，除了我沒有其他人。走過一小段山路，規劃成方形矩陣的墓地出現在面前。墓碑很整齊地排列在地面：

四十七軍獨立團 周俊烈士墓 貴州省

譚維新烈士墓 山東省

中國人民解放軍七一八部隊 馬振新烈士墓 安徽省無為縣

……

多數碑文很簡單，有的只列出了名字和籍貫，最多只是增加了墓主人所屬部隊番號，沒有更詳細的出生和陣亡時間以及家庭情況。

從這條小路再折向西南方向，有一處一九八八年建成的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我走進陵園的時候，大門虛掩，沒有人看守。根據過往經驗，中國但凡像樣的景區都要賣門票收費，唯有墓園例外。

入口的花崗岩石碑上刻著：遼寧省重點烈士紀念建築物保護單位。這裡埋葬了二百六十四位烈士，看上去明顯規格更高，包括了十三位人民英雄、戰鬥英雄、特等功臣，以及八位團級以上幹部。

丹東號稱「英雄城」，這兩處陵園只是那場歷時三年半的戰爭的縮影，還有更多陵園散落在中國各地及北韓，還有的屍骨無蹤。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國還有一些地方的內戰沒有結束。一九五零年，這些南征北戰的士兵再度被派遣到北韓戰場，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內戰中被俘虜和投降的國民黨士兵。戰爭形勢如此嚴峻，容不得太多的準備，他們就匆忙被投入韓戰。可以相信，更多的士兵都沒有保留個人檔案，成為無名冤魂。多年後，我認識了參加過韓戰的一個美國籍韓國人金鎮慶，他回憶殘酷的戰爭時這樣說：「中國士兵都很年輕，他們實施的是人海戰術，第一排士兵被打死了，然後第二排士兵又頂上去。」

出發去丹東前，我在北京拜訪了一位參加過韓戰的志願軍老兵曹家麟，他住在北京回龍觀地區的一棟寬敞住宅裡。他十五歲當兵，在志願軍六十七軍做文員，駐紮在距離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不遠的金城地區。

戰爭從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打響，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結束，共一千零七天，其中在四百三十五天中打了十一次戰役，作戰地域遍及韓國全境。中國軍隊傷亡慘重。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國軍隊全部撤回中國時，向北韓移交的中國軍人陵園墓地，分布在當年志願軍的作戰地區，不少於二千餘處。

以曹家麟服役的六十七軍為例，在西起下甘嶺，東至北漢江大約二十多公里的寬度，向北大約六十多公里的縱深地帶，就有烈士陵園墓地一千二百七十一處，烈士二萬零一百一十六名，其中無名烈士四千三百六十二名。

戰爭結束後，對於戰爭傷亡人數的統計緩慢而缺少頭緒，中國志願軍準確的陣亡人數始終沒有定論。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曾公布，志願軍傷亡三十六萬餘人，但沒有單獨公布志願軍犧牲人數。直至二零一零年，在中國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六十週年」之際，抗美援朝戰爭紀念館宣布，經過十多年全國範圍的調查核實，共確認十八萬三千一百零八名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在戰爭期間陣亡。

走在安靜的墓區，經過青石墓碑，經過旁邊那些變成黃土的年輕生命，心情沉重。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九年，曹家麟三次去北韓祭掃戰友，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北韓。當年二千多處陵園只剩下了不足百處，而且大部分已成為無名烈士的合葬墓。很多墓園年久失修，雜草叢生。北韓人告訴他說，七十年代根據金日成的指示，把分葬的遺骸集中安葬。曹家麟看到，在一些僅存的中國志願軍的烈士陵園，居然懸掛著和這場戰爭毫無關係的金正日照片。為了突出金日成領導了對抗美國的戰爭，北韓國內對於戰爭的公開介紹中，很少提及中國志願軍和中國對北韓的軍事援助。

那些漂亮的共產主義同盟誓詞是謊言嗎？曹家麟感到困惑和難過，他說：「在政治利益面前，十八萬年輕的生命真的只是無謂的犧牲品嗎？」

中國人的困惑是因為長期受到虛構的中國和北韓友誼的蒙蔽。北韓「忘恩負義」的舉動可以理解為這個國家歷來對中國抱有警惕和排斥的心態──經濟援助除外。這需要從近代史上朝鮮半島的遭遇來尋找原因。歷史上中國長期是朝鮮王朝的宗主國，甲午戰爭後，清朝失去了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變成日本的附庸。朝鮮建立大韓帝國，後來又被日本人吞併，遭受了最為恥辱的亡國命運。二戰結束後，在東西方意識形態主導對抗的韓戰中，這個創造了優雅的折扇、歌舞的民族分裂成兩個敵對國家。

金日成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他無比堅決地尋求南北統一，也無比堅決地想要擺脫大國對朝鮮半島施加的影響。北韓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一直處在與西方鬥爭的最前沿，這決定了其政策制定不可避免要看老大哥蘇聯和中國的臉色。諷刺的是，金日成的講話和著作中，「事大主義」恰恰是他屢屢提及和重點批判的對象。這一強調獨立和自主的決策意願，構成了金日成「主體思想」的一項基礎內容：政治的自立、經濟的自立、國防的自立。然而主體思想的實際作用，則是幫助金日成鞏固了個人的權威和絕對獨裁。

「金日成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善於在中國和蘇聯中間搞平衡，獲取利益。」沈志華說。在沈志華看來，理解中國和北韓關係變化的關鍵是利益。冷戰期間，中國被西方世界孤立；史達林死後，毛澤東跟蘇聯爭奪在共產陣營和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中國和蘇聯長期陷入意識形態對抗，因此鞏固和發展了同北韓這些周邊小國的同盟關係。雙方各取所需。後來這種關係對中國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甚至成為了包袱。普遍認為，中國和北韓的親密關係崩潰的轉折點是一九九二年中國與南韓建交。中國和北韓的死敵建交，對金日成打擊很大，金日成沒有再出訪中國，兩年後就去世了。

沈志華認為，中國和北韓分道揚鑣的苗頭再早一些，始於一九七九年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外交政策由親蘇聯轉向親美國，除了對抗北方蘇聯威脅的考慮，也預示著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發生了根本轉變：由意識形態立國轉向了務實的改革開放政策。沈志華說：「中美建交意味著，強調意識形態同盟的中國和北韓的關係，開始崩潰了。」

晚飯後，我走進丹東火車站附近的鐵路文化宮，這裡正在上演二人轉。我決定用一場睡前娛樂結束這沉悶的一天。

二人轉起源東北農村。東北的冬季十分漫長，人們幾乎無事可做，於是創造出一種文藝表演形式，一男一女扭著秧歌對唱，沒有專業的舞臺背景，主要依靠表演者的俏皮對話博取觀者一樂。二人轉在東北十分風行，作為面向大眾的演出，票價不貴，非常適宜市場經濟中勞累了一天的人們來放鬆神經，找點樂子，成了城市失意人群的減壓工具。

劇場悶熱，我進入的時候，演出已經達到了高潮。舞臺上，一個穿著高跟鞋的女演員瘋狂地踹一個男演員，搧男演員的耳光，男演員被擊倒後，每次都快速爬起來，結果又會招來女演員更厲害的襲擊和更響亮的耳光。劇場通風不佳，坐滿了觀眾，有一個中年女服務員端著盛滿飲料和零食的箱子在走道裡叫賣。我身邊坐著兩個男人，他們一直在嗑瓜子，舞臺上男演員每被打一次，他倆都發出非常開心的歡呼。

隨後，我見識了一個渾身刺青的男人，通過不斷磕頭下跪來博取觀眾的掌聲。另一個年輕男演員的表演是把一只避孕套吹成枕頭一般大。接著一男一女邊舞邊唱，男人鉆到女人的裙子下面，等他把頭伸出來的時候，嘴上多了兩撇黑毛。

二人轉本質上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現在的二人轉則融合了迪斯可音樂、夜總會文化、黑道氣質、雜耍和性暗示。男演員們多喜歡扮醜，穿著女人的花哨服裝，或者裝扮成異裝癖，或者裝扮成殘障或智障者，插科打諢。演員們互相取笑對方的父母和妻子，誇張地描述普通人對金錢的狂熱、對性的無知。

把自虐精神發揚到極致的二人轉，就是東北精神淪落的一個很好注解。那些高昂的政治口號和雄偉的願景曾經占據著中國人的生活空間，如今，虛幻的社會主義信仰和激情全部泯滅了，曾經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猶如放空了氣的乾癟氣球。在蠻荒之地，人們淪為虛無的物種。唯有在對自我的羞辱中才能短暫麻醉，才能度過沒有尊嚴的長夜。這是今日中國進退維谷的真實寫照。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一百六十九頁 back

沈志華《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 back

02狩獵

一九七一年，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曾經以「鴨綠江上友誼歌」為題，報導了北韓人和中國人在鴨綠江上譜寫的友誼之歌：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下午五點鐘，鴨綠江上狂風四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楚山養魚事業管理所的二○四號汽船，正逆風破浪前進。駕駛員李永錫突然發現離船一千五百米的江面上，有一條坐著兩個人的小船隨著波浪上下起落，情況很危急。船長李白日考慮到這條小船在中國岸邊，一定是中國同志遇險，便立即命令汽船全速前進，前去搶救。

原來，小船上坐著的是遼寧省寬甸縣下露河公社的信貸員朴亨順和綠江大隊的信貸員曲長順同志。這天下午，他倆坐船順江而下，準備到綠江大隊回收貸款，當船駛到渾江榆樹溝的江面時，突然遇到狂風惡浪，他倆奮力搏鬥，不料小船失去控制，在江中漂流。

就在這危險的時刻，戰友的汽船朝他倆飛速開來了。船長李白日同志站在船頭，不怕風吹浪打，凝神注視著小船，浪花濺在他的臉上，他也顧不得抹一下。現在，他想到的是怎樣使中國同志很快安全脫險。八十米、五十米、三十米……戰友的汽船終於靠近了這只小船。當朝鮮同志把朴亨順和曲長順拉上汽船的時候，他們立即和朝鮮同志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朝鮮同志把朴亨順和曲長順送進溫暖的船艙，又很快把他倆的衣服烤乾。當他們知道朴亨順和曲長順是去綠江大隊的時候，朝鮮戰友又立即掉轉船頭，要把他倆送去。朴亨順和曲長順上前阻攔說：「你們為了搶救我們，已經耽誤了工作，你們還有任務，就不要再送我們了。」朝鮮同志說：「我們兩國是親密的兄弟，你們的工作就是我們的工作。」他們堅持回行幾十里，把朴亨順和曲長順送到目的地，才繼續逆流上行，去執行自己的任務。

朝鮮同志遠去了，朴亨順和曲長順懷著激動的心情，還在鴨綠江邊揮手致意。他們表示，要把朝鮮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永遠銘記在心。

北韓自稱朝鮮。這樣的故事在我的少年時代早已耳熟能詳，數不勝數。共產主義的宣傳都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色彩。鴨綠江被描述為一條純潔的、充滿革命友誼傳統的江水，它連接起兩個最為純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抵抗著充滿風浪的外部世界的挑戰。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閉敏感的社會主義國家，把西方世界描繪成萬惡的資本主義，號召人民與之對抗。少年的我曾經因為這種偉大的友誼激動哽咽，然後安穩進入夢鄉。這個世界是如此險惡，好在有英勇的中國軍隊和北韓軍隊守護著國境線，保衛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成果。

我帶著對過往兩國友誼的追憶而來，卻發現一個蒼白寒酸的真實世界：友誼不再，只有金錢利益尚存。

午後，陽光炙熱，光線充足。我漫無目的來到了鴨綠江和黃海的交匯處。灰黃色的江水和深藍色的海水碰撞處，可以看到一條白色的江海分界線。霧氣籠罩在水面上。此處就是全長七百九十五公里的鴨綠江的源頭。

我沿著濱江大道折回斷橋方向。濱江大道是丹東主幹道，毗鄰江邊。丹東和新義州兩岸相距約一千公尺，對岸的景物看起來影影綽綽。在開闢成為遊覽景區的地段，樹蔭下，幾名外地來的婦女忙著換上作為道具的韓式長裙，在一塊刻有「邊境鴨綠江」的石頭前合影。一個黑衣黑帽的男人在人群中來回穿梭，手中拿著一摞折損的彩色冊頁，口裡念念有詞：「北朝鮮旅遊，北朝鮮旅遊有去的嗎？」

我稍微停下腳步，男人就攔住我推銷：「北朝鮮旅遊去嗎？北朝鮮內河遊。可以到北朝鮮那邊去看看。」

「多少錢？」

「五十元。如果你想包船的話就是一百元。」

「真的可以到北朝鮮嗎？」

「只是到北朝鮮的一個小島，不可以上岸，因為人家有槍，不讓。」

他給我看手裡的冊頁，上面寫著「金運旅行社經典內河遊」，下面注明了可以參觀的景點：舊軍港遺址、女兵兵營、將軍別墅。

我判斷這男人就是所謂的「黑導遊」，因為標準的旅行線路上沒有這些景點。好奇心讓我決定跟他走一趟。男人帶我穿過人群，來到斷橋邊上一輛中巴跟前，守候在車旁的男人撕下一張票，蓋一個紅戳。我接過票，看到上面蓋著「大鬼」。這應該是剛才那個黑衣人的代號，用於最後統計拉客提成用的。

我上車的時候，十六座的中巴幾乎坐滿了人。中巴車沿著鴨綠江向北開，不久駛出市區，在丹東城東十五公里處經過一處叫虎山長城的景區，又開了十公里，停在一處簡易的民用碼頭，藍色的廣告牌子上寫著「月圓碼頭歡迎您」。碼頭上很熱鬧，不斷有中巴把遊客送過來。司機催促乘客下車：「這是三號碼頭，一會兒參觀完了，還在這裡乘車返回市區。」

我隨著人流來到江邊，江邊泊著一艘鐵殼船和一艘白色快艇。一個畫著很粗的黑眉毛的女孩子站在通往甲板的通道口，開始回收乘客手裡的票。回收票據的原因，一是為了避免留下客人投訴的證據，二是用於結算，從掮客、司機到船務，都會按照比例分成。

地下旅行團設計了一套很完整的流程，分工明確，還似模似樣地印刷了遊覽門票，身著統一制服。但細究之下就會發現這是造假。這非常具有中國特色：一個低成本的、高效率的運轉體系。唯一讓人擔憂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個體系會發生故障戛然而止，讓遊客權益不保。或者乘上這條船的人們其實心知肚明，也都接受了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一個老嫗在遊人中間推銷剛炸好的螃蟹，個頭不大，五元一串。「買螃蟹吧，這都是北朝鮮那邊撈上來的螃蟹。買一串吧，就當給北朝鮮人民獻愛心。人家那邊可窮了。」她的表情非常誇張。

中國人民在市場經濟浸淫下已經發展出一種智慧：只要沾上錢，就會有一套天花亂墜的說辭。一位胖胖的女人買了一串，不客氣地批評她說：「人家北朝鮮都這麼窮了，你們怎麼還好意思去人家那裡挖螃蟹呢？」

我選擇了包船，也就是單獨乘坐快艇。司機慫恿我說，快艇可以更靠近北韓岸邊，還能和北韓人互動，「咱們買些麵包，到時候你可以扔給北朝鮮小孩，看他們過來搶麵包。」

這就是傳說中的「狩獵」之旅，讓那些住在江邊的北韓人像野獸一樣爭奪中國遊客拋到岸邊的火腿腸，滿足中國看客的好奇心和窺探欲。

我穿上駕駛員丟來的一件髒兮兮的黃色救生衣，駕駛員也是兼職導遊，他很年輕，體型粗壯，會說簡單的韓語，以插科打諢、調侃逗樂的解說為特色。

他吹噓遊船得到了北韓方面的特許，因此能夠開到北韓內河。實際根據兩國的邊境協議，作為國境線的鴨綠江江面為兩國共有，因此只要不登上對方的岸邊，在江面上行駛都是允許的。

快艇啟動，江風很大，我幾乎很難聽清導遊的講話，讓這趟刺激的旅遊失色不少。遊艇先在一個已經廢棄的日本人修建的深水港停留，然後經過一個北韓女兵把守的碼頭，駕駛員告訴我這就是北韓人民軍的「女兵班」。穿著土黃色軍裝、紮著寬腰帶的女兵看到中國人遊艇靠近，都紛紛躲進了屋裡。也許是不堪中國人的騷擾，一張黑色的漁網懸掛在房子外面，擋住了中國人的視線。而在一座聚集著白色北韓民房的小島前，野導遊先生根據自己的想像將之命名為「將軍別墅」和「人民公社」，以便於中國人更好地理解。

經過一個渡口，他指給我看擺放在岸邊的一輛摩托車，「看見了嗎？這是北朝鮮軍隊給連長配備的摩托車，已經放在這裡一兩年了，從來沒有看見人開過。因為他們太缺汽油了，都是朝咱們中國要。」

一個北韓少年正在江邊牧羊，駕駛員把快艇靠近岸邊，朝那個孩子招手，對我講：「我把這個孩子招呼過來，你可以把麵包扔過去，就算是給北朝鮮人獻愛心了。」

「獻愛心」是「狩獵之旅」的一個比較文明的說法。大概住在這裡的北韓孩子很習慣這套把戲，我看見那孩子猶豫了一下，朝著我們走過來。

駕駛員把快艇停在離岸邊十幾公尺的地方就熄火了。我拿起剛剛在小賣部買的一袋麵包，一包火腿腸，奮力朝岸邊拋擲過去，搖晃的快艇影響了準確性，兩袋食物落在了岸邊的水裡，眼看著要被衝走了。導遊大聲用韓語向小孩叫著，催促他過來「獵食」。那個孩子已經來到了岸邊，但似乎是膽怯的原因，掉頭跑掉了。駕駛員有點尷尬，我並沒有看到他聲稱的多隻「獵物」前來爭奪食物的場景。他環顧四周，好像突然發現了原因。他給我指指從遠處走來的一個制服北韓男子，說：「難怪今天小孩不敢來搶食物呢，原來是看見幹部來了。」

快艇在江水的腹地轉了一圈，準備返回碼頭，這時，那艘擠滿了乘客的鐵殼船剛出發。我們交叉而過。視野裡突然多了幾艘搖櫓的小木船，在鐵殼船的周邊遊弋。駕駛員說，這是北朝鮮人來推銷商品了。說話間，一個精壯的北韓人已經把纜繩綁在鐵殼船上。他掀開了蓋在船艙上面的一張舊帆布，露出裡面的香菸、鴨蛋和啤酒，然後一個躍步跳到了鐵殼船上。

鐵殼船的船長粗通韓語，他拿著一個擴音器，給船上的中國遊客推介北韓產品，尤其重點介紹了北韓香菸，分為三種品牌──「早晨」、「和平」和「大同江」，價格分別是一百五十元、一百元、五十元。

我的眼前瞬間呈現出一場熱鬧的搶購場景。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熱愛搶購。也許是物質匱乏年代留給人們的陰影太深重了。無論在巴黎的時裝店，還是東京的電器店，都能見到富裕起來的中國遊客瘋狂掃貨的壯觀場面。即便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邊境，一場購物攀比大賽也拉開帷幕。幾乎所有的七、八十名遊客全部擁擠到北韓小船一側，以至於我擔心那艘鐵殼船會傾覆。

中國人對於國產貨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頻發的食物安全和黑心產品讓他們喪失了信心，背後則是社會整體誠信的淪陷。中國的市場改革並沒有建立完善的法治系統，中國消費者普遍對市場安全缺乏信心。駕駛員氣衝衝地對我說，「人家北朝鮮可是社會主義公有企業，不像中國的私營企業，為了賺錢瘋狂造假。」北韓人很聰明地利用了中國人的這種心態，本來是因為資金窘迫缺少化肥和農藥，居然被宣傳成為了「綠色有機產品」。中國人爭相向北韓漢子掏錢掃貨，購買他們認為純天然的綠色產品，包括綠色香菸、綠色鹹鴨蛋、還有綠色虎骨酒。

直到今天我也懷疑，這一幕是中國船家和一些北韓人自導自演的促銷劇目：生產力低下的北韓怎麼可能生產這麼多品種的產品？北韓還在實行計劃經濟和分配制，怎麼可能會批發給個人這些物品去銷售？而且此處是北韓邊境水域，普通商販又怎麼可能繞過軍人的看守，在江面上如入無人之地？我懷疑這是中國經營者和部分北韓軍人合作的旅遊項目。中國人開發了這些充滿野趣的旅行線路，北韓軍人默許他們開展一些出格的活動，比如「狩獵」，同時北韓軍人扮演了商販，銷售中國人提供的中國商品，當然都換上了韓文包裝，冒充北韓商品，出售給中國遊客，獲得銷售提成，也滿足了中國遊客的偷窺欲。想到北韓人的人生一直在舞臺上演戲，我覺得這樣的推斷合情合理。

從三號碼頭上岸，我沒有返回斷橋，而是徑直去了虎山長城。地方宣稱，這是中國萬里長城的最東端。二零零九年四月，中國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發布明長城調查結果：明長城東起遼寧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總長度為八千八百五十一點八公里。到了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國國家文物局又更新了數據，宣布中國歷史上長城總長度為二萬一千一百九十六公里。相當於地球周長的一半，是二零零九年公布的長度的二點五倍。傳統上，人們認為長城從北京以西二千公里的嘉峪關延伸至首都以東三百公里的山海關。現在，新的發現把長城的東端延伸到了北韓邊境。這引發了韓國人的氣憤。韓國人稱這些遺跡是高句麗人祖先建造的。認為中國把長城的範圍隨意擴大，是改寫歷史，以保證歷史與今天中國的邊境相符。既然長城是中國的象徵，那麼從象徵意義上說，「長城越長，中國就越大」。

虎山長城開闢成為景區，有一座仿造的灰色城墻和圓月形的城門。城墻很窄，有幾處連接著陡峭的臺階，爬到山頂，可以看見對面北韓新義州的水稻田，安靜地沐浴在夕陽下。已經臨近傍晚，景區只有幾個遊人。我走下城樓，沿著青石板路步入景區深處，一處細小的流水轉彎處，豎立著一塊大石頭，上寫「一步跨」，這也是一個臆造的景點，此地距離對岸的北韓只有不到二公尺，一步就可以跨越。事實上，對岸是新義州邊境的一個浮島上的水稻區，並沒有北韓人常住，距離北韓的陸地也很遠。

對面，田間無人勞作。北韓人的房屋、耕牛、種植的大豆清晰可見。我在拍照的時候，一個女人走過來，自稱住在附近，指著一道高約三公尺的鐵絲網說，三年前，此處尚未安鐵絲網。更早的時候，兩國人民經常隔江相望，會說韓語的還能聊天。

「能去北朝鮮嗎？」我問女人。

「你要去嗎？」她很感興趣地望著我。指給我看泊在岸邊的一條小船，一個男人蹲在船上，「你去問問他，他可以帶你去轉轉。」

「八十元。」船老大很乾脆地說。他一直在等待好奇的遊客，偷偷賺點外快。就像三號碼頭的快艇一樣，他會把船開到更接近北韓一側的內河，「你還可以見到真正的人民軍士兵。」船老大自稱是朝鮮族人，認識對岸的邊防軍人，答應載我在內河中轉一圈。

我僱傭了他的小艇。小艇馬力不大，向江水深處駛去，不久看見一個簡易的人工筏子藏在中方岸邊的水草叢中，船老大說，這是釣魚的工具。我表示懷疑，這裡沒有人跡，誰會來這裡釣魚？看上去更像是用來進行小額貨物交易的工具。

小艇拐過一道彎，進入一條開闊水道。兩邊都是高過頭頂的茂盛水草。船老大指指我身後，「看，北朝鮮人民軍。」

在我視線的左後方，水道轉彎的背陰處，鐵絲網北韓一側，是一個狹窄的水泥坡道，兩個身著土黃色軍服的北韓士兵正坐在坡道上，抱著膝蓋，就像在等著我們出現。距離我們大概五十公尺左右。

看見我拿出相機，船老大堅決阻止了，「別拍，沒看見他們拿著槍嗎！」

面容年輕的兩個士兵都背著長槍。其中一個站起來，向船老大揮手，手勢很堅決，臉上也沒什麼表情。船老大說：「這是讓過去呢，要錢。」

這是另外一種「狩獵」，北韓軍人希望從中國遊客手裡得到香菸或者小額人民幣，作為對這次偶遇的獎賞。

以往，船老大經常會帶領好奇的遊客，搞這種邊境遊的私活。遊客買包菸，買個麵包，或者塞點錢，可以和士兵簡單聊幾句；據說碰到脾氣好的北韓軍人，還可以合影拍照。有的士兵做了幾年邊防軍，混成了老兵油子，膽子大了，就開始明要。他們摸準了規律，聽見小艇的馬達聲，就趕過來，希望能掙點外快。

「什麼都要，香菸、麵包、錢。別搭理他們。那邊窮啊，吃不上喝不上的。」船老大加大了馬力。

那兩個士兵身材很瘦，尤其是褲腰細得可憐，衣襬紮在腰裡，好像褲子隨時會掉下來。船老大似乎對那邊的情況十分熟悉。他說，軍人在北韓屬於收入較高的人群，但是月收入折合人民幣也就是五元。

我身上有二十元人民幣，而我想看看忠誠的人民軍戰士如何在資本主義銅臭前經受住考驗，但船老大堅決不同意，「現在查得嚴了。沒聽說前幾天北朝鮮人民軍開槍打死這邊三個人嗎？」

船繼續一路往前走，兩岸是高於水面的蘆葦叢，除了一堆水草、幾隻水鳥，幾乎看不到其他風景。很快，這趟內河遊行將結束。

船折回頭，我早早打開了相機，盡量不讓船老大看見。果然在水道拐彎處，又看到了那兩個身形單薄的北韓士兵，他們還在等待，像我一樣不甘心一無所獲。其中一個小士兵，又是揮舞著堅決的手勢，再次讓船老大過去。船老大猶豫了一下，仍然不為所動。我已經偷偷按下了相機快門。我不想錯過，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掏出那張二十元的人民幣，朝那兩個士兵用力揮舞，用手指指前方，因為感到前方河道可能更接近岸邊，可以扔過去。

船剛駛過彎道，我看見右岸一個土黃色的身影，弓著腰在江邊的水草叢裡跟隨著我們的小艇疾行。其中一個士兵明白了我的意思，已經翻越了鐵絲網，過來取錢了。他應該是個低軍階士兵，看樣子十七八歲，也可能歲數更大，只不過營養匱乏讓他們顯得發育不良。他行進的速度極快，那些鋒利的蘆葦蕩顯然不是障礙，一直如影隨形跟著小艇，距離我們只有七八公尺的樣子。但是船老大始終不停船。士兵追不上我們，站起身指著船老大，用韓語大罵。看樣子他氣壞了。船老大也用韓語給他解釋，應該是說「這邊不允許啊，下次吧」。

船老大回過頭來，沉著臉對我說：「現在邊防查的可嚴呢，你可別給我惹麻煩。」

這趟沒有完成的狩獵把我驚呆了。目送偉大的人民軍士兵逐漸遠去，那個土黃色身影消失在蘆葦蕩中。過了一會兒，那個士兵又順著鐵絲網輕鬆地翻了過去，動作異常敏捷，顯然是個老手。

回到住處，我檢查相機，發現剛才偷拍的大部分畫面失焦了。只有一張捕捉到一半北韓軍人模糊的身影，茫然地站在水草叢中注視著我。邊境線上的一幕讓我震驚，這裡已然墮落成為社會主義人民向資本主義銅臭搖尾乞憐的狩獵之場。曾經的海誓山盟已經不見，現實中金錢顯示著更加赤裸的力量。中國在追逐金錢，北韓則追逐著中國。我無意冒犯友鄰的尊嚴，但北韓軍人追逐著中國小船討要鈔票的一幕，就像是今天北韓和中國關係的真實寫照。

北韓的落魄讓我很意外，那些豪言壯語和謊言在邊境很輕易就被戳穿。人民為了生存失去了尊嚴，難怪在邊境生活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人看得起北韓。丹東有一股以利益為主導的世俗風氣，他們做著北韓的生意，又毫不避諱地取笑這個窮鄰居。在他們眼中，北韓已經淪為一個過時的笑談。

歷史進入了另一個時空。入夜，丹東燈紅酒綠、歌舞昇平，顯示著經濟改革的成就。我居住的酒店門前是一條車水馬龍的街道，街道旁一條窄胡同裡遍布餐館。我一天沒怎麼吃東西，餓得可以吞下一匹馬。看到閃爍的高麗飯店的紅色霓虹招牌，未加思索就推門而入。

這是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北韓飯店，也是丹東最早的一間北韓餐廳，以漂亮和能歌善舞的北韓服務員著稱，每晚為中國食客表演二十分鐘的歌舞。當然，如果想看鋼管舞和脫衣舞就免了，這裡只提供社會主義精神食糧。

據《朝鮮週刊》（Weekly Chosun）報導，截止二零一五年底，北韓海外餐廳共有一百二十九家，分布在幾個國家。首爾非盈利機構北韓戰略中心（North Korea Strategy Centre）稱，其中大多數餐廳開在中國，還有些餐廳開在烏蘭巴托、杜拜和莫斯科，所有權在平壤市政府和文化體育部等政府機構。

這間餐廳有十幾張桌子，鋪著杏黃色的桌布和椅套，還有兩個包房。已經有客人吃得熱火朝天。穿著深藍色制服的北韓服務員進進出出。我選擇靠近窗戶的位子坐下。一個北韓女孩過來，遞給我一份沉重的菜單，問我打算吃點什麼。

菜單是中韓兩種文字。既有韓式料理，又有中國菜，特點是都很昂貴。最便宜的一碗冷麵要三十元人民幣，一瓶北韓產的大同江啤酒也是三十元。我就點了這兩樣，這是菜譜上少數價錢還算公道的食品。

我問她有沒有Wifi訊號，但她不明白Wifi是什麼，去問旁邊的服務員，一個年紀稍大點的女孩嚴肅地看我一眼，冷淡地說「沒有」。大概北韓人認為，只要他們不使用的東西，一定都是有毒有害。

北韓女服務員就像昂貴的菜價一樣高不可攀。如果不想回應顧客的搭訕，她們就會用漢語說「聽不懂」。比如你問她們「工資多少」或者「有沒有Wifi」的時候，都會得到這種答覆。再比如，結帳要求提供發票，剛才說話還很流利的北韓服務員突然說「聽不懂」。

北韓戰略中心的研究員表示，北韓海外餐廳的女性員工全部從平壤招聘而來。如果有一張漂亮的臉，身高在一百六十二公分以上，就有機會被選中。如果達不到這些要求，給幹部塞一些錢後，也會被悄悄選上。海外工作的機會很搶手，因為薪水比國內工作高得多。

據說也有一些喜歡碰運氣的中國人來這裡和北韓女孩子搭訕，希望用物質來誘惑她們，結果這些狩獵活動都碰壁了。她們都是受過嚴格的主體思想熏陶的好青年。

啤酒的味道不錯。冷麵則需要有一副好牙口。不宜消化的食品的一大功效就是耐饑。吃到一半，燈光變暗，演出即將開始。在餐廳的一角開闢出一個圓弧形的表演區域，籠罩在白色的追燈下，墻上寫著中韓兩種文字「歡迎」。女服務員已經齊刷刷換好了演出服，衣服是藍色的，綴著發光的亮片，白色的喇叭褲，褲腳也綴著三角形的亮片，每個姑娘都穿著一種鞋底很厚的「恨天高」高跟鞋，不知道是否從愛穿高跟鞋的金正日那裡獲取了靈感？一名女孩子扯上了窗簾，防止演出遭行人偷窺。

十個服務員分工明確，鼓手、吉他手、電子琴手，還有三個轉個不停的女歌手，她們多才多藝，不僅演唱「阿里郎」，還唱了中國流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意大利歌劇「我的太陽」。

姑娘們滿臉春天般的笑容，看了讓人陶醉、也讓人感覺累。那些笑容齊唰唰的，看不出不同，就像是訓練有素、展現了蓬勃的主體思想的氣質，泛著一種空洞的、高深莫測的理論之光。

最後姑娘們中的主要表演者以一首電聲伴奏「跨過鴨綠江」結束當晚的演出。期間還邀請顧客上臺互動，那個長相苗條的姑娘，手勁大得驚人，就像是幹粗活的手，拉我上臺，跟著她們旋轉、擊掌、轉圈，分享喜悅。演出稱得上活發生動。餐廳的氣氛達到了友誼的新境界。

演出結束，一切都結束了。她們恢復了最初的高冷，仿佛剛才什麼也沒發生。

接受勞動黨培養的北韓女孩子從小就被要求學習一兩樣樂器，每個人從出生就被國家規劃好了人生。音樂舞蹈，人人盡可信手拈來，似乎只是證明主體制度優越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北韓人是一個按照偉大領袖的意願塑造的全新種族。領袖甚至事無巨細規定女性不可以騎自行車、男性不可以留長髮，當然還規定人民要無條件地侍奉領袖，像奴隸一樣任勞任怨。

入夜的丹東依然喧鬧。對岸的新義州，只有那只巨大的白色摩天輪隱約可見。不遠處一盞幽暗的燈光微微閃動，那是一束追光，溫暖而孤獨地照射在偉大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畫像上。除此之外，北韓一片黑暗。

03伸冤

這是我在丹東的第三天，上午十點，太陽白晃晃，氣溫已經很高，我沿著江邊行走，頭昏腦漲。我穿梭在擁擠的遊客中，右手插在褲袋裡，期待手機快點響起。在我的耐心快耗盡時，上帝來敲門了。昨天深夜線人打來電話，他回到了丹東。

幾分鐘後，電話來了。「你在哪裡？」對方的聲音很弱，聽清有點費力。

我環顧四周，波光粼粼的鴨綠江水邊，盡是嘈雜的遊客、叫賣的小販、催促人上船的油輪汽笛聲。我走到江邊一個小廣場。廣場中央有一座青銅雕塑，四個肌肉發達的大漢正在奮力划著一艘風浪中顛簸的船，象徵著一種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我看到栾洋站在雕塑下向我招手。

栾洋黝黑高大，不待我說話，他幾乎是拖住我的胳膊，快速移步到另一處更為僻靜的角落，在花壇的石階坐定。

我理解他的緊張，事實上我也有些緊張。上訪者一定是地方政府的維穩對象，他們處於監管中。栾洋還沒採取過激烈的抗議方式，因此監控沒有升至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級別。我想帶栾洋到我住宿的酒店，房間裡有飲水也有冷氣，不過或許在大街上更安全。我擔心自己的手機被監聽，因為北京記者的身分，地方政府可能正在評估我給他們帶來的麻煩，這些都需要花費時間。我決定就在街道上跟栾洋見面，一旦遇到麻煩，可以隨時脫身。

多年的採訪經歷，我養成了過於敏感的處事風格，有時我的家人非常受不了我的疑神疑鬼。但是我相信在中國這不是多此一舉。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夕，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許多民間抗議人士被控制，我正好不識時務地去採訪一名維權的計程車司機，他正在籌建一個工會組織，幫助司機對抗強勢的計程車公司。黨不允許民間結社，因此他被視為妨礙穩定的敏感人物。我們在電話裡多次聯繫確定採訪時間，從而暴露了行蹤。當我如約來到他位於火車站附近的寒酸家中時，兩名警察突然闖入，他們檢查我的身分證件，阻止我的採訪，把我帶到派出所，讓我保證離開他們管轄的區域才罷休。這些經歷讓我懂得，國家機器如何不惜成本地施加對個體的碾壓。我不確定他們對於這些敏感人物實施監控的時候，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司法手續，就我的經驗而言，這種監控缺乏有效監督並且過於泛濫。

栾洋二十一歲，他的家鄉是浪頭鎮，就在鴨綠江入海口，一個傳統的漁村。栾洋生於八十年代，雖不是富裕之家，但是童年生活無憂無慮。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約在栾洋十幾歲的時候，飢荒席捲了北韓，飢餓的北韓人民闖入了中國境內，大批物資被走私到中國，曾經嚴密的社會秩序近乎失控，中國一側的丹東也深切感受到了北韓危機。

冒險和追逐金錢的潮流，迅速影響了原本平靜的漁村，當時中國正在嘗試引入更為徹底的自由經濟，商業領域的尺度變得十分寬鬆。一股從北韓走私的風潮席捲了邊境村莊。膽子大的漁民開始置備大馬力的漁船，找到精通韓語的本地朝鮮族人，往對岸販運北韓需要的糧食和汽油。北韓方面沒有現金，只能以貨易貨。當時中國對礦產資源需求很大，於是北韓將本國盛產的銅、鐵，作為貨物大量輸入中國，也把中國海岸線幾乎捕撈殆盡的海產品走私過來。

走私高峰差不多持續了十年，一直延續至今。有人因此發了大財，也有人葬身魚腹，屍骨不全。大家見怪不怪。整個中國，不擇手段攫取經濟利益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就像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所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中國在政治上依然加強控制，但是黨依靠經濟高增長來換取執政的合法性。

多年後，人們開始檢討這段拜金史。近乎瘋狂的商業活動，就像是對政治自由缺失的某種彌補。沒有政治體制的相應變革，沒有社會文化的重塑，人們只是陷入了金錢遊戲，就像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最終可能走向自我毀滅。

原本平靜的家鄉陷入追逐利益的漩渦之際，栾洋正在幾百公里外的瀋陽讀書。他對學業不太上心，只是為了將來好找工作，讀了一所職業技校，除了春節過年回丹東老家，讀書的三年差不多都住在學校宿舍。

栾洋還有一個涉世未深的弟弟，他們的母親是村裡的計生幹部，父親是一個地道的漁民。在栾洋懂事的時候，浪頭的漁業資源已經近乎枯竭，中國近海無魚可打，很多漁民遠赴外海捕撈。栾洋的父親有兩個兄長，三兄弟都在海裡捕魚為生，捕魚生計愈發難做，他們開始捲入利潤更大的走私，生活變得有點瘋狂。

三兄弟都在或多或少幹著和走私沾邊的事情。老大經常駕船過界，到北韓一側海域下網捕魚，順便夾帶私貨往返。老二善於駕船，技術好，給一個船老闆開快艇，往北韓走私大宗貨物，諸如麵粉、汽油之類。老三就是栾洋的父親，水性好，跟隨村裡一位家有快艇走私的船老闆做水手兼小工。

那一段時間，栾家的男人們都很忙。伴隨著這種冒險生意，家裡的生活明顯改善。大家都在談論和北韓人的走私生意，談論誰家因為暴富而蓋起了氣派的三層洋樓。賺錢，成為村民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

一天，正在上課的栾洋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母親哽咽著告訴他，父親死了，讓他趕回家中。

他是家中的長子，需要出面處理後事。栾洋失魂落魄往家趕。家中設好了靈堂，父親還未入殮。他趕到殯儀館，在冷櫃中看到了父親屍體。屍體結了一層薄薄的冰霜，遺容十分駭人，頭部殘缺不全，蒼白的頭蓋骨暴露在外面，血已經凝結成黑色。殯儀師想盡辦法也沒有讓殘缺的腦袋飽滿起來。母親告訴他，父親跌落水中，腦袋讓高速旋轉的螺旋漿削掉了一半。

他對父親印象不深，幼年的記憶裡，父親沉浸在所有漁民熱衷的遊戲中：出海、飲酒；飲酒、出海。栾洋不喜歡這樣的生活。他曾經發誓長大後不再重複這樣的日子，他希望找一個踏實的姑娘，過一種安靜的生活，遠離這片危險的海岸。如今，父親的臉平靜地待在一張黑白遺照上，那張猶如刀刻斧鑿般的漁民的臉，直視著兒子，讓栾洋好一陣難受。

從母親和伯父的敘述中，栾洋了解到父親過去三年裡危險的海上生活。他發現整個村莊都陷入相似的生意。那些吊唁者，幾乎家家都有人在做這門生意，並且編織了一張緊密的關係網。他們陸續登門，拍拍栾洋的肩膀，往悲傷的媽媽手裡塞進幾張人民幣。很多人出手闊綽，給的禮金很厚實。栾洋也見到了船主，同村一個身高體胖的中年男人，父親就是在給這個姓萬的老闆跑船時意外死亡。此人禮儀性地塞給母親一筆錢，無語離去。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晚，栾洋的父親栾久和本村的老萬出海，到北韓做「邊貿」──這是對走私的一種隱晦稱呼。海上天氣突變，能見度很差，不宜出海，但是萬老闆執意要做成這單生意。快艇剛出安民港碼頭，就與從北韓海域回來的另一艘快艇相撞。事故造成四人遇難。隨行的韓語翻譯被掀翻到水下喪命，站在船尾的父親也被拋進水中，等到遺體被打撈上來的時候，頭部被螺旋漿削掉了差不多二分之一。

作為邊境城市，丹東允許小額邊境貿易，也就是邊民之間小額的商品交易，但是不允許養艇，換句話說，養艇一般都是為了走私，快艇都是大馬力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被稽查船追趕。父親出事的快艇就是一艘不允許民間使用的大馬力快艇。

栾洋意識到，父親死於一項不受法律保護的地下貿易，疏於監管的地方政府以及購買、使用快艇走私的船老闆都對這樁悲劇負有責任。他不希望父親草草下葬，希望給這次慘劇討到一個說法。他心底裡還埋有另一個念頭，即家鄉不能淪為追逐金錢的戰場和墓地。

而他的母親在一些有勢者的撮合下，似乎傾向於與船主達成一份和解協議。栾洋尚未成家，弟弟尚未獨立，母親希望給這個失去男主人的家庭尋求最後一筆經濟賠償。栾洋不同意，他執拗地認為，揭發出慘劇背後的元凶，才可以告慰父親的亡靈。但他發現自己被孤立起來，村民諷刺他「讀書把腦子讀壞了」，視他為怪物。船老大是村裡的大戶，很有勢力，已經放出口風，要讓栾洋得到教訓。栾洋的不妥協還讓地方政府驚慌，因為他的申訴很可能曝光這件不光彩的事情，有可能打破一個運轉了很久的利益鏈條。事實上，很多走私大戶都得到了某些權勢人物不可言說的特殊關照。

就在父親的靈堂上，栾洋看到了一些神情怪異的人員進出。母親憂心忡忡地注視著他。顯然在漁村的範圍內不可能讓事態最終平息。於是，栾洋走上了上訪道路。他多次到省會瀋陽和首都北京上訪，為死去的父親伸冤，要求懲辦幕後的船老闆和疏於監管的地方官員。

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上訪是一個無效體制，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和臉面，千方百計阻止轄區內的老百姓到省會和北京上訪。儘管中央政府制定了看似完備的上訪、接訪制度，希望以此制衡地方官員的瀆職，但是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迫切需要，中央政府又設立了一個與此相矛盾的維穩制度。維穩制度就像是對上訪制度的解構。如果一個地方的上訪過多，則證明這個地方管理不善，影響治安穩定，對當地官員的考核實施一票否決。中國官員依靠任命而不是選舉產生，因此對上級負責才能保住烏紗帽。地方官員為了避免政績上留下污點，往往不惜花費大量人力與物力，千方百計限制和攔截上訪者。

栾洋發現，無論自己出現在哪裡，都會出現家鄉官員的身影，他們勸說、利誘、甚至威逼，希望栾洋結束上訪。栾洋開始不斷變換行程，學習那些有經驗的訪民，頻繁更換手機號碼，住便宜的旅館避免使用身分證登記。但是，還是被政府的人逮個正著。

有一年春節，栾洋為了躲避追隨他的地方政府的人馬，住在北京一間訪民聚集的地下室。在北京，栾洋結識了很多來自中國各地的有著不同境遇的訪民。上訪者群體是中國社會管理失效的一個縮影，他們背負著高速發展帶來的傷痛。陰冷的房間裡，大約有六十名在北京上訪的訪民聚集一起，他們互相鼓勵，自娛自樂，每個人表演節目，湊成一個半小時的上訪版春節聯歡晚會，栾洋則幫忙錄像。每個人都演出自己的悲劇和希望，有人因為住房被強拆而上訪，有些人因為司法不公而上訪，有些人因為屢次上訪被地方政府關進了精神病院。這段自編自演的演出視頻，被冠名為「首屆訪民山寨版春節晚會」傳到了網絡上，風靡一時，並且驚動了警方。演出之後的接連二天，警方多次上門，以查煤氣安全為名，登記訪民身分並安排地方駐北京辦事處的截訪人員上門，將訪民清場。栾洋又過起了東躲西藏的生活。

悶熱無風的午間，栾洋在街頭講述他的遭遇，陷入了悲傷之中。父子陰陽相隔，他已經承受了太多痛苦，我能感受他的憤怒和無奈。我們商定第二天去他家中。

回酒店的路上，一個陌生的本地手機號碼打給我。對方是一個叫鞠彥華的黑龍江人，在丹東南邊的東港以捕魚為業。得知我正在丹東調查漁民走私事件，願意告訴我他的一段遭遇。這個意外出現的離奇故事不僅牽扯出本地走私大戶，還牽扯出北韓人民軍的身影。

鞠彥華當時人在山東。電話裡，他的聲音十分疲憊。隨後，他讓別人幫忙，給我的電子郵箱裡發來了詳細的「控訴信」。

他的遭遇跟栾洋的故事有幾分相似，都指向了和對岸北韓的祕密生意。事實上，邊境發生的很多故事都有北韓人的影子，只是這個鄰居總是站在幕後，悄不作聲。

鞠彥華是一個職業漁民，幾年前從黑龍江來到東港一帶，幫人出海捕魚，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後來也有了屬於自己的漁船，做起了船老大，同時陷入了一場利益紛爭。

差不多在栾洋的父親忙於和北韓軍艦的走私生涯時，鞠彥華也在做著利潤豐厚的捕撈生意。

東港是丹東治下的一個充滿金錢欲望的新興城市，從過去的漁港擴展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海港。東港漁民把捕撈的範圍擴向黃海的韓國海域，那是一片肥沃的漁場，也是敏感水域，北韓和南韓互不承認對方劃定的海上分界線。就在丹東發生北韓人民軍槍擊走私者事件的那一年冬天，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發生了北韓炮擊韓國延坪島事件。北韓和韓國幾乎進入了戰爭邊緣。

中國漁民冒著危險深入那片具有爭議的水域，依靠遊擊戰術捕魚。作為職業漁民，鞠彥華熟知生存的技巧，當韓國船來驅趕，他們就快速跑到北韓海域。反之亦然。對於中國漁民來說，韓國漁政船對待這些越境捕撈的中國船隻態度好一些，漁民最怕碰到北韓軍艦，他們粗暴野蠻，會在極短時間內將漁船洗劫一空。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鞠彥華的船在東經一百二十五度附近的北韓海域捕撈海螺，他的哥哥鞠彥輝是船長。七條東港漁船將他的漁船包圍，船上二千七百個網籠被割走。對方自稱是姜先生的船隊，警告鞠彥華不要在姜先生的地盤捕魚。

鞠彥華對姜先生早有耳聞，姜先生是東港一個名聲在外的商人，擁有一支捕撈船隊，經營著一個碼頭和一家傳染病醫院，還是地方上的人大代表。

讓鞠彥華頗感不可思議的是，他的漁船被一艘隨後趕來的北韓軍艦拖走了。他認出了船頭懸挂的紅藍相間的北韓國旗，還有身著土黃色人民軍制服、瘦削嚴厲的北韓士兵。

一個月之後，另一名東港漁民安華剛的漁船在北緯三十六度三十七分、東經一百二十五度十三分的海域捕撈，船長李文波被一陣夾雜了韓語和丹東方言的對話吵醒，他走出船艙，看到艙外立著一名持槍的北韓人民軍士兵，士兵將他推回船艙。等到他恢復自由，他的網箱被割走，漁船被扣。

兩起事件均發生在北韓飛鴨島到白翎島的海域。這是一片具有爭議的海域，中國漁民向來認為東經一百二十四度是中國和北韓海界，北韓人則認為是一百二十三度二十二分附近。

毫無疑問，無論鞠彥華還是安華剛，事發時漁船的位置都屬於越境，但是為什麼姜先生的漁船安然無恙，而且還配合北韓軍艦的行動，清理和扣押了其他的中國漁船？這給鞠彥華帶來了大大的問號。他意識到姜先生和北韓軍人存在著一種特殊商業關係。

隨即，鞠彥華和安華剛指控姜先生的船隊和北韓軍人合謀策劃了扣押漁船行動。鞠彥華堅持認為，姜先生賄賂北韓軍人，以確保在這個海域不能有外人進入。這種指控很危險。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北韓人和姜先生的合作關係，而姜先生是一個有聲望的體面商人。

在那次扣船事件不久，安華剛因意外喪生。安華剛的母親和鞠彥華決定一起向姜先生討公道，他們一起指控姜先生組織了一個海盜集團。

幾天之後，我在東港一處偏僻的農村見到了安華剛的母親。她的家在一大塊玉米田的旁邊，「我跟這幫海盜準備豁出命去了。」她快人快語，因為上訪，自己和鞠彥華正受到某種人身威脅。她告訴我，安華剛的漁船被扣後，她曾經找到姜先生求情，但是姜先生要求安華剛交十萬元才能贖回漁船。

鞠彥華的故事不同於栾洋父親的遭遇。這顯示中國人跟北韓人的邊境生意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中國漁民在中國、北韓、南韓交界的敏感海域建立起了競爭關係，直至北韓軍人介入紛爭，並且建立起了一種商業規則：默許某些中國商人進入一片特許海域，姜先生的公司付給北韓軍人錢，北韓人民軍保護姜先生公司的捕撈特權，其他外來漁船則需要繳納「傍艇費」。姜先生開出的傍艇費達到每條船每月五萬元，否則將遭到驅逐。為了繼續和北韓人合作，姜先生還僱傭了三名中國朝鮮族人做翻譯。姜先生因此被視為北韓軍人的利益代言人。而鞠彥華和安華剛作為外來戶，沒有繳納「傍艇費」，被視為了生意鏈上的掠食者。

在我更詳細地了解到事情原委之後，我給鞠彥華打電話，希望跟他見面。謹慎的鞠彥華表示，這個時候不適合見面，他因為檢舉和上訪正在遭受人身威脅。這種威脅甚至比栾洋更利害，因為他面對的不是萬老闆那樣的個人，而是姜先生控制的一個地方利益團夥。

鞠彥華一面上訪，一面等待時機翻盤。當時他隱身在山東一片海域捕魚，暫時離開了丹東。那天晚上，在一艘遠離陸地的漁船上，鞠彥華給我打來電話，他說：「老弟，你要信我，姜的公司背後，一定有保護傘。」

海風很大，手機訊號時斷時續。他強調，保護傘的含義，既指向北韓，也指向丹東。

我為不能立刻見到鞠彥華感到遺憾。若干年後，一份由官方出具的法律文書全部證實了他的指控。

在酒店，我整理好栾洋和鞠彥華的採訪記錄後，困意襲來，睡了過去，直至一陣敲門聲把我喚醒。一瞬間，我以為是警察找上門來了。

打開酒店房門，沒有警察。門外站著一個笑逐顏開的陌生中年人，戴著眼鏡，西裝筆挺，身材粗壯。張先生就這樣出現在面前。

「楊先生嗎？」他遞過手裡的名片，「我姓張。」

不待我反應，他已經連珠炮般向我道歉說，本來他應該早點過來拜訪我，但是事情太多，所以耽擱了兩天。我記起來，出發前，一位北京的記者同行幫我聯繫了一名丹東本地人，讓他到酒店找我來了。

他是個性格活發的丹東人，總是說個不停，熱情而老於世故。他對我記者的職業很感興趣，問個不停。我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聊天。他厚厚的眼鏡片後面，一雙狡黠的眼睛閃動著，似乎一下子可以洞悉你的全部想法。我透露了自己對北韓和中國的貿易十分感興趣後，他馬上流露出一種少見多怪的表情。然後，他吐了一口悠長的菸圈，告訴我說，說曹操，曹操到。此時此刻，我面前的人就在和北韓人打交道、做生意。

張先生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先坐坐，我很快同意了，反正房間已經讓他弄得烏煙瘴氣了。在濱江大道的中段，有一座外牆粉刷成黃色的三層小樓，這是一家本地的保險公司，而張先生就是這家公司的經理。沿著狹窄的樓梯往上走，他的辦公室位在頂層一個獨立的房間。黑色的辦公桌、誇張的真皮座椅、桌子上插著一面微型的中國國旗，正是很多中國公司老闆辦公室的標準配置。

辦公桌旁是一扇高大的落地窗戶，下午，鴨綠江的江風透過虛掩的白色窗戶吹進來。窗簾下支著一只高倍望遠鏡，他讓我過去看看，「北朝鮮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就像看老電影。」

我俯身向前，搖動鏡頭，中國與北韓兩岸盡收眼底。鴨綠江這邊，人流車流嘈雜，對岸則顯得蕭條。確如張先生所說，眼前一切好像從一部快節奏的生活片跳到了默片電影頻道：幾個衣著暗淡的百姓走過、穿著土黃色軍服的人民軍戰士、藍色工服的船員。一些人蹲在陰涼處，一副午後慵懶的樣子。最引人注意的是鮮紅的韓文標語，以及永遠笑容燦爛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畫像。

我問他標語的內容是什麼。張先生正在準備功夫茶，他笑了。標語上面寫著「二十一世紀的太陽金正日萬歲」。「就跟中國六十年代搞領袖崇拜的時候一模一樣！看到現在的北朝鮮，真得慶幸中國已經告別了昨天。」他發出感慨，而此行我遇到的幾乎每一個本地人都會這麼說。

我問起張先生，對於剛剛發生在邊境的槍擊事件有何高見。他喝了一口功夫茶，說：「很正常，跟北朝鮮人做生意，怎麼會沒有風險呢？。」

他很委婉地提醒我，關於那段傳頌已久的兩個國家之間的友誼，只是政治上的裝飾品，現在已經消失了。那些被理想激發的樸素情感早已經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金錢。在邊境每一寸土地上，利益才是上帝。張先生說：「有門路的可以光明正大的通過關係在北朝鮮和丹東之間做生意，平常百姓則是小打小鬧，但其中也不乏暴發戶。」

在丹東，中國和北韓之間的生意覆蓋了各個領域。中國幾乎把北韓視為自己的一個省，利用經濟手段大肆向北韓擴張。丹東跟新疆、西藏的邊境線不同。新疆、西藏的邊境往往是一大片廣袤的無人地帶，直接接觸境外並不容易。中國和北韓的邊界完全由兩條大河分割，中國一側很多地方並不設防，在河流交叉轉折的地帶，熟悉地形的人則借助工具輕鬆往來對岸。這種你我不分的邊境形態，就像一個整體，衍生出很多獨特的生意方式。

在邊境做生意是「黑白兩道」并行。所謂黑，是有組織的走私和地下貿易團夥，他們壟斷了某些地段的交易。所謂白，則是專指以正規商業名義從事兩國間貿易的人士，但是這裡面又隱藏著不足為外人道的祕密。「如果時間允許，我可以詳細介紹給你。」張先生眨眨眼睛。

張先生認為，槍擊事件被迅速傳播出去，這十分罕見，以往中國官方不願意披露這些事情，以免影響兩國關係。他不好判斷背後的真實原因。「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張先生用手指做出快速清點鈔票的手勢，以便讓我心知肚明。他十分肯定，這次發生在邊境的槍擊事件，一定是因為沒有和北韓的邊防軍人搞好關係，因此遇到了麻煩。

這個判斷跟日本人加藤嘉一所說的一致：走私一定要有軍人的參與，否則他們就會開槍。

繞了一個圈子後，張先生似乎是有意無意地開始說起自己的生意。他本人還有另一個身分，一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負責出頭露面跟北韓人做生意。只不過他並不是真正的大老闆，他因為善於迎來送往，而扮演一個職業經理人的角色，負責和地方搞公關、要政策。而真正的大老闆的背景，他暫時不宜對我公開。很明顯，他對我此行的動機還不摸底，不太放心，他只想幫朋友的忙盡一下地主之誼，因此點到為止，沒有再繼續深談這個話題。

茶葉泡過二三輪，茶水已經泛白，我並不死心，「能講講你和北朝鮮的生意嗎？」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04走私村

次日一早，我在丹東海關門前搭上了一輛通往浪頭鎮的巴士。一起上車的還有將近二十名北韓女人。跟周圍奮不顧身擠著上車的中國人相比，她們安靜而有禮貌，統一由一人把車資塞到司機身邊的售票箱裡，魚貫而入，車廂一下子塞得滿滿當當。這些北韓人由兩名歲數較大的女人帶領，大部分人看起來都很年輕，身材不高卻結實，指節粗大，顯然不是千金小姐。有些人在左胸戴著金日成的像章，有些人則沒有戴。她們應該是剛從對岸來到海關，然後去某一個中國企業上班。丹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北韓人的面孔，很多女性經由勞務輸出而在丹東的餐廳、服裝廠做工，為勞動黨賺取外匯。北韓女工遵守紀律而且薪水只有中國人的三分之一。一句話，她們價廉物美。

三十分鐘之後，巴士停在浪頭鎮。這裡過去都是灘塗、農田，但現在已經看不出城鎮和城市的區別。隨著大面積的土地開發，漁村和丹東新城逐漸連為一體。視野所及，都是寬闊的馬路和新蓋的樓房。栾洋騎著一輛摩托車停靠在車站旁等我。我坐上後座，摩托車向南駛去。

公路已經修到了村子裡，一條高標準的四車道公路，把村子筆直地一分為二，東邊是二大隊，西邊是一大隊。摩托車拐進一個被玉米地包圍的村落。栾洋指給我看土路邊正在修理車輛的一戶人家，告訴我說，這就是向北韓走私的萬姓船老闆一家。一個陌生外地人的出現很容易引起本地人的注意，我看到被指認為船老闆的人物，站在車上，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栾洋和我。

栾洋的家位於一個乾淨的院落，房間收拾得很整潔。從家中的陳設來看，這裡的生活水準相當不錯。他的母親黑瘦、話不多，對我這個不速之客有些警惕。

不久，栾洋的兩個伯父推門進來。大伯父高瘦警覺，筋骨突出；二伯父矮胖隨和，臉上有兩塊明顯的紅暈。他們都是富有經驗的漁民，都在幹著跟對岸有著千絲萬縷的生意。

村莊叫北安民村，有村民一千六百多人。栾二伯說，鄰鄉有些村子，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成年男性村民都「使喚過船」，「使喚船」的意思就是出海走私。

我問：「什麼時候開始和北朝鮮做生意的？」

栾二伯毫不避諱地談到，和北韓人的生意要追溯到二十年前，「最早中國和北朝鮮邊境都讓捕撈。一九七六年以後，北朝鮮那邊不讓幹了。這邊很多漁民都偷著去。」

尤其近二十年，中國海域捕撈過度，難有大的收穫。漁民們必須越境到北韓海域，才能捕撈到量大質優的海貨。丹東市場上，螃蟹一百元一斤，在北韓收購則只有一、二十元一斤，價格差不多翻了十倍。

九十年代中期起，北韓遭受飢荒，配給制失效，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於是鴨綠江上興起了這樣的易貨生意：從北韓走私銅、古董，或者用海螺、花蓋蟹、蜆子等海貨，換來中國的米、麵、糧、油、菸、酒等日用品。

栾二伯十年前開始和北韓走私者換銅，有一個時期中國對銅需求極大，對岸的銅不斷通過邊境走私進來，大家各取所需。九十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條小船，二十馬力甚至更小，運過去一船麵包，就可以換到一船鋼鐵。

因為經常和北韓人換銅，栾二伯懂幾句韓語，他得意地說：「黃銅，叫『巴拉蓋』，最早收購價是九元一公斤，後來漲到了十六元。紫銅叫『腦賴』，肘子銅叫『蓋大力』，就像豬肘子，含金量大，但是北朝鮮的工藝不行，不能提煉，最貴曾賣到五十三元一公斤。最低級的叫『粑粑銅』，就像是小孩子拉的『粑粑』（屎），又醜又小。最貴的時候，『粑粑銅』還要賣三十元一公斤。」

交易久了，這裡的漁民都會說一些北韓常用語，比如，「阿蛋兒（男孩）」、「蛋兒（女孩）」、「老幾奶（老太太）」、「蛋白（香菸）」等。

栾二伯發現，北韓人熟知中國市場變化，走私者往往根據中國行情不斷調價。即便這樣，收購到中國，還是可以賺一半差價。

栾二伯盤腿坐在炕上，如數家珍地說起生意經的時候，栾大伯一直若有所思。

直到今天，換銅交易仍很頻繁。浪頭港和東港沿岸泊著許多小木船。晚上，對岸北韓走私者在江邊晃晃手電筒，這邊的人就知道對方有貨要出手，於是開船過去，不超過一千公尺的江面，開過去大概不到五分鐘。

他說：「小的有幾百公斤，岸上晃手電；大的是一兩噸、三四噸，就打個電話。」中國漁民為北韓夥伴提供中國手機，定時替對方充值，邊境可以利用中國網絡通話。對方有了貨，在江邊打個電話，約好地點，這邊就可以開船到對面交易。現在許多有勢力的中國漁民都在對岸劃了地盤，別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貨，否則就會飽以老拳。

北韓在度過了最難捱的時期後，加強了對邊境的控制，高品質的銅已經很難見到了。

中國也禁止走私，但實際管理並不嚴格。北韓也會驅逐走私者和抓人，採取的主要方式是沒收船與貨物。

二零零三年前後，為了躲避圍剿，丹東漁民開始更新裝備。原先的木船普遍換成了二百五十馬力的玻璃鋼艇，漁民稱「一部機器」。栾二伯說：「北朝鮮邊防看到這邊換成一部機器艇，也換成了一部機器。」漁民一看跑不過了，又換成「二部機器」，也就是五百馬力。現在，這邊已經換成了「三部機器」七百五十馬力的摩托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都在拼命投資基礎設施。

從東港到安民港再到浪頭港一線，栾二伯估計，大概有五十條「三部機器」的快艇。政府不允許養艇，尤其不允許擁有單機超過一百五十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養艇是用來走私的。」

常做邊貿的艇上，都要雇請一位韓語翻譯，一般由本地朝鮮族人擔任。翻譯和對岸北韓邊防軍人的關係好壞，關係到每一單生意的順利與否，需要用禮物和錢打點通關，這就是當地人俗稱的「傍艇」。傍，有類似「傍大款」的意思，老大吃肉，傍者喝湯，見者有份。九十年代末，一條三十六馬力的船傍一次艇需要交給北韓軍人一千五百元，五十馬力的船傍一次艇二千元，現在這個費用提高了將近十倍。走私日漸成為一種邊境獨有的商業模式，北韓軍人默許中國邊民在他們的地盤做生意，前提是要給他們塞一個大紅包。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易貨逐漸無法滿足走私者的胃口，邊境大宗走私案突然激增。根據公開報導，丹東海關曾經多次破獲走私汽車、汽油案，甚至發生過地方官員武裝押運，掩護走私汽車的大案。相比這些動輒成千萬上百萬的走私大案，邊民們所從事的「邊貿」似乎不值一提了。

當我和栾二伯說起剛剛發生的北韓軍人槍擊走私者事件時，一直在旁邊觀察和傾聽的栾大伯，終於開了口。我原本以為栾大伯不善言辭，沒想到他只是猜不透我的來意而保持沉默，一旦開口比起栾二伯更加滔滔不絕。栾大伯說：「為什麼死人？做買賣發生爭吵很正常，短斤少兩都是常有的事，我們和北韓人都互相騙過對方。所以交易中發生爭執，甚至打鬥，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和當兵的發生爭執，就會有麻煩，因為他們會開槍。我們出海的時候，被北韓軍人用槍頂著頭的時候太多了。」

栾大伯很熟悉這次出事的船隻，船主姓孫，住浪頭鎮，家裡兄弟八個，因排行第二，大家稱之為孫老二。孫老二養了三條玻璃鋼快艇，和北韓走私者換銅已有二十年歷史。

艇是從浪頭港附近的沙場開過去的。後來我尋訪到此處，發現沙場岸邊還泊著幾條大船，一條邊防巡邏道通往沿江公路，無人值守。當地人走私拉回的貨物，多是經這條土路上岸的。

這次，孫老二的船上有四個人，包括一個翻譯。當晚和北韓走私者約定到對岸收銅。孫家的快艇行至對岸北韓黃金坪附近小島，浪頭漁民稱之為「五道岔子」。雙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銅，也可能包括幾件朝鮮李朝時期的古董。中間不知為何而發生激烈爭執，隨後幾名中國人企圖離開。北韓軍人則向孫老二的船隻開槍射擊，導致三死一傷。

事後，孫老二向死者家屬每人支付了二十六萬元人民幣。「去年老孫家出了兩次事故。一次是這邊人酒喝多了，和北朝鮮人做生意的時候吵起來，拿東西打人，讓北朝鮮軍人開槍掃了一梭子，死了三個人。另一次是換銅的時候船讓海裡的冰撞漏了，三個人游泳到對岸被凍死了。去年他們一共死了六個。加上今年三個，一共九個。」 頓了一頓，栾大伯說，「對岸能走私的，必須得通過邊防軍人。有時候軍人也直接參與。」

栾大伯五十一歲，他挽起衣袖，給我展示他左胳膊上的一個槍眼。二零零三年六月，他隨船到北韓海域易貨，「我們開到了北朝鮮的心臟海域，在嘎島（音）那邊，裡面貨多，偷偷進去，被朝鮮軍人發現了，對方就想搶艇。我們跑了沒被抓住，他們追不上，我們的艇快。當時我們六個人。對方掃了一梭子子彈，是五四式步槍，艇就開走了。我們的翻譯跳水了，被對方救上來，扣在北朝鮮船上，後來放回來了。」

栾大伯險些喪命，他的胳膊被子彈打斷，留下了一個窟窿，周邊的肌肉已經萎縮。他自認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屬於越境。也沒有「傍艇」，開槍很正常。」後來他試圖從船東那裡獲得補償，以上訪做要挾，一直告到省裡，船主最後賠給他一點八萬元人民幣。

栾洋的父親則沒有這麼走運，二零零三年他和北韓人在海上交易，等到兩隻船剛固定綁在一起，斜刺裡又衝出一艘北韓船，什麼標誌也沒有，兩條船上的北韓人上來就打，用四棱木棍打得栾洋的父親頭破血流，嘴被打成了三瓣，胳膊、腿全部骨折，把貨物搶劫一空，船上值錢的機器零件全部拆走，對方想殺人滅口，把栾父用衣服蒙住頭塞進船艙，結果船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僥幸被其他漁船搭救。

栾大伯告誡說：「什麼情況最危險？一般情況下不會，我正常搞「邊貿」搞了十多年，什麼摩擦沒有？但最後幾下買賣，對方使壞心眼，他們不想幹了，就讓你下次帶多少東西，最後搶你一下。這種情況最容易出事。」

栾洋的父親「使喚船」二十年，從五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終仍沒能逃脫死神的召喚，去逝時只有四十六歲。事後艇主只承認是船隻空載漂走擱淺，否認出海走私導致事故。

在浪頭鎮的兩週時間裡，我試圖聯繫槍擊案中的當事人孫家。他們明顯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某種特殊保護，就像人間蒸發一般消失了，村民鄰居也不知這家人的去向。

回到丹東已是午後，而張先生在賓館已經等我多時。他熱情地邀我去江邊兜風，順便去參觀下他提及的跟北韓人合作的商業項目。

奧迪車沿著江邊快速行駛，經過連接中國和北韓的友誼大橋。搖開車窗，江風吹面，十分愜意。張先生神情放鬆，妙語連珠。他的口頭禪「不差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丹東方言中，這意味著他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做事講究分寸。跟陰晴不定的北韓人做生意，大概只有張先生這種擅長察言觀色的人方能搞定。

車過大橋，在僻靜的一處江邊停下。順著張先生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泊在江中刷著藍色油漆的幾條正在工作的挖沙船。船頭的紅旗上，用中韓兩種文字寫著「偉民」。這就是他效力的那家神祕公司的名字。原來他所說的大生意，就是在鴨綠江挖沙。

「別小看這些沙子。」張先生點燃香菸，強調這是一樁好買賣。

沙子是大規模城市地產開發中不可缺少的建材。鴨綠江中國一側因為開採嚴重，已經無沙可挖。中國和北韓界河的鴨綠江上，很多江心島屬於北韓領土，周邊有很好的沙子，但開採需要得到北韓許可，否則就屬於越境。而張先生服務的公司是唯一擁有這種挖沙資質的中國公司。他感到自豪：「從大橋往上游四十公里的範圍內，臨近朝鮮一側島嶼的沙石，只能由我們公司採挖。」

我從不同人的口中聽到過「偉民」的名字，他們和北韓的特殊關係引起了我種種猜測，「為什麼北朝鮮會特別授權給你們？」

張先生露出了特有的含蓄微笑。

他緩緩地透露，偉民公司的董事長叫周偉，曾是一位退休的軍隊醫生，而周偉已故的父親周保中是共產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和北韓已故領導人金日成有著密切的交集。張先生的公司獲得了北韓政府的特別批准，而且，這種許可來自最高領導人金正日。

周保中出生於雲南，三十年代受中共派遣到東北（滿洲）搞地下工作。當時滿洲被日本人控制。東北軍閥張學良對日本人的侵略沒有採取任何抵抗就撤離了東北，有些不願意離開故土的中下階層軍人占山為王，一邊對抗日本人，一邊也做些土匪的勾當，被稱為「山林隊」。周保中扮演了一個政工幹部的角色，他的工作是說服這些散兵遊勇歸順共產黨領導。平民武裝、山林隊、流亡滿洲的韓國人遊擊隊，最終共同組建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在高峰時期，曾有十一萬人之眾，是當時一支活躍的武裝力量。周保中擔任抗日聯軍十一個軍當中的第二路軍總指揮，是抗聯的軍事領導人之一，相比草莽出身的其他領導人，謹慎和好學使他十分突出。抗聯隊伍中有很多韓國人擔任了中高層軍事領袖，金日成就在其中。當時金日成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層政委。

一九三七年之後，日本人對東北抗日聯軍實施了封鎖掃蕩，在漫長的冬季中，遊擊隊東躲西藏，損失慘重，最出名的將領楊靖宇被日本人打死時，已有很長時間沒食物可吃，腸胃裡全是樹皮。一九四零年，孤立無援的抗聯殘部陸續逃到了蘇聯境內，其中就包括周保中和金日成。蘇聯人並不信任越境的中共部隊，他們把這些中國人和韓國人控制起來，集中在遠東的密林裡，限制他們的行動，在經過嚴格的甄別後，組建了蘇聯人控制的特別教導八十八旅，希望他們成為蘇聯軍事意志的執行者。周保中擔任旅長，金日成擔任其中一個營的營長職務，處在周保中的直接領導下。

從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八十八旅在蘇聯遠東境內躲避了差不多五年。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日，周保中的女兒周偉就是這期間在遠東的蘇聯境內出生，周偉還曾經和金正日一起讀幼稚園。但在現實中出於宣傳「白頭山血統」的需要，北韓虛構金正日出生在長白山密營的小白河。

二戰結束後，金日成在蘇聯人的扶植下建立北韓並執掌大權。周保中因為健康原因沒有得到中共重用，只是擔任了省部級領導人，一九六四年去世。

金日成在國內政治運動中清洗了南方派、甲山派、延安派、蘇聯派，把參加了東北遊擊戰爭的滿洲派提拔為親信。北韓的歷史開始神化「白頭山遊擊隊」的豐功偉績。金日成十分重視當年的遊擊隊生涯，每年都邀請東北抗聯的故人去北韓訪問。

因為這層關係，周偉和北韓高層延續了父輩的友誼。六十八歲的周偉在北京一家部隊醫院退休後，受邀擔任了對北韓貿易和投資的偉民公司的董事長一職。總經理蔡建民也是行伍出身，言談舉止很有軍人氣質。他很清楚周偉的身分對於和北韓人的合作會起到的關鍵作用。

在領袖被神化了的國家，領袖的話勝過法律。蔡建民告訴我，二零零六年偉民公司在北韓咸鏡南道長津區投資了幾座鉬礦山，雙方各持股百分之五十，金正日曾經視察過這家企業，給予很高評價。跟北韓做生意並不容易，北韓沒有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和法律環境。很多中國企業因為不熟悉北韓環境，投資血本無歸，但是有了領袖的批示，就像是領到了護身符。

「北朝鮮的確有商機，但也有制度不接軌等挑戰，企業家應該以一顆平常心對待，而不能以淘金心態介入。投資北朝鮮，還要具備足夠的實力、耐心和體力。」蔡建民向我介紹在北韓經商的心得說， 「中方有資金技術，朝鮮方面有資源，這幾乎是目前中方企業和北朝鮮合作的主要模式。」

現在，金正日特別恩准偉民公司可到國境線北韓一側採沙。偉民公司和北韓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採一立方米沙子，對口單位北韓的新元商社就收取中方一美元資源費，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桶。北韓人對這樁生意充滿期待。張先生就是居中負責和北韓協調的人選。北韓方面來人商談，都由張先生負責全程接待。

父輩的戰鬥友誼延續至第二代，結成了新的商業夥伴。這就像是今日中國「紅二代」的寫照。父輩打江山的時候積累的人脈資源，再度被利用、轉化為經濟效益，成為很多「紅二代」的致富路徑。顯然北韓對中國的經驗無師自通，令這一場權力的遊戲在邊境大行其道。

幾天後的清早，我沿著北安民村的泥濘小道來到安民港碼頭。栾二伯同意我搭乘他的快艇，到海上和偉大鄰居做一次「邊貿」。

四十八歲的栾二伯也住北安民村，前一天晚上，他接到老闆電話：「明天出海和高麗做趟生意」。當地人一直習慣稱呼北韓人為「高麗」。

我趕到浪頭鎮附近的碼頭時，還不到早晨六點，一艘七百五十馬力的摩托艇上，放著米、麵、油，整整一噸中國貨物已經裝載完畢。栾二伯是這條快艇的艇長，負責駕駛。他的收入取決於每單生意的盈利，還有老闆給的獎金。實際上，艇老闆也不是真正的老闆，大老闆是個很少露面的南方人。

栾二伯在江海之上混了幾十年，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斷起錨落錨時間。一小時之後，這條最快時速八十公里的快艇，將進入北韓一側海域，饑渴的客戶正在那裡等著他們。

按照上一次北韓客戶列出的清單，老闆準備了滿滿一條艇的貨，用這些北韓急需的日用品，換回一到二噸丹東市場搶手的時令海鮮：蟹子、海螺、黃蜆子。這些海貨次日凌晨就會出現在丹東漁市上，發往酒店餐館和中國各地。

快艇要在海上待足一天，等下一個潮水到來的時候，回到中國海域，為了躲避中國邊防巡邏，直到天完全黑下來，才回到浪頭鎮一側。栾二伯蹲在船邊，注視著夥計們給貨物鋪上帆布，用粗大的麻繩捆紮結實。他樂觀地估計，「這一趟，能賺個六七萬」。

說話間，他的電話響了，他避開我，走到遠處說話。他一邊對著聽筒講話，一邊注視著我，臉上的紅暈似乎更明顯了。我意識到情況有變。

一會兒，栾二伯踱過來告訴我，今天貨物太多、放不下更多的人，安全起見，我不能隨船去了。但後來他承認，大老闆聽說了有外人要隨船出海，打來電話阻止。

謹慎的生意人總是瞻前顧後。因為他們的背後，還涉及到了更多無法言說的利益鏈條。我感到十分的遺憾。這是我距離真實的北韓生意人最近的一次機會，為此我甚至還提前學習了幾句北韓問候語。

第二天，我見到栾二伯。他向我介紹了出海的情況：「高麗艇一個月三個班，交替巡邏，每十天換一次崗。這次是艇隊長班，他給我下個單子，要多少東西、多少錢。基本至少一萬四五千的貨，其他還要汽油、菸酒和輪胎。他們一般一條艇有七個人。艇隊長、大保、小保、開艇的，其他三個當兵的。因此一個月要打點三次，正常一個月花個四五萬。但是這也有利可圖，都能掙回來。」

昨天早上六點半，二伯父的船從浪頭港出發，七點見到北韓人的艦艇，用對講機和對方取得聯繫，在一個名為紅山的島傍了三條艇。有個軍港守衛艇，跟栾二伯船上的朝鮮族翻譯關係好，花了一萬元錢給對方買東西，通過他們又認識了另一艘軍港艇，軍港艇要的東西多。栾二伯通過指導員找到了艇隊長，互相認識了。栾二伯很識相，平時經常給北韓軍人送禮，香菸一般是中國的中華和玉溪，還給當官的送酒，北韓人喜歡喝低度酒，南韓的真露酒尤其受歡迎。

如果沒有打點好，就會遇到麻煩。栾二伯說：「昨天高麗差點開槍。我看到高麗艇在紅山島抓了好幾條中國艇。東港劉軍（音）的艇被他們抓住了，最後聽說給了六萬元的貨，才把艇贖回來。」如果沒有傍艇， 中方船隻不能隨便停靠在北韓島嶼，那些島上看起來沒人，一旦靠岸，就有當兵的下來阻止，船都在射程之內。

即便發生了邊境槍殺案之後，丹東邊境的易貨和走私仍然盛行。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北韓在遭受制裁的時候仍然維持了社會的基本運轉。正常海關貿易雖然受阻，但無處不在的國境線生意一直都在大行其道，從而緩解了北韓國內的配給壓力，提供給人民軍將士和忠誠於勞動黨的平壤市民基本的熱量。

鴨綠江上的地下商業活動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持續了二十多年，對此當地人也習以為常，很少有人設防。我幸運地成為為數不多的真正接觸到走私者的記者。但隨著媒體不斷關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緊張，對這些漁民進行了彈壓，後來，記者已經很難進入到這些亦白亦黑的走私者的圈子裡了。

05平壤代理人

在丹東，說起和偉大鄰邦的生意經，中國商人們通常諱莫如深、顧左右而言他。丹東火車站東側鴨綠江大廈的一間辦公室裡，王亭戈陷在黑色真皮沙發裡，輕聲說：「和北朝鮮人做生意並不容易，我們都曾經有過慘痛的經歷。」

現在，他已經恢復了元氣，祕訣是低調和不足為外人道的潛規則。

王亭戈四十九歲，高瘦、圓滑，是一個名為華商海外投資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這個公司主要跟北韓打交道，負責為北韓政府招商引資，把中國企業介紹到北韓。在遭受國際制裁之後，中國成為北韓唯一的經濟發動機。該公司的宣傳冊上說：「更重要的是，多年來我們在對朝投資業務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方式，即將兩國企業之間經濟合作的企業行為在朝鮮『上升』為政府行為。」

我問王亭戈，怎麼理解「將企業行為上升為政府行為」這句話的含義，他笑而未語。倒是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助手，很直白地對我說：「因為北朝鮮法律不健全，往往最高領袖的一句話就是法律。說白了，在北朝鮮做企業光憑法律不管用，關鍵是要靠人脈和關係，這是我們公司的強項。」

這天下午，有三撥北韓客人光顧了王亭戈的辦公室。王經理身後的墻上懸掛一幅北韓人為慶賀他四十歲生日用刺繡製作的「四虎圖」。

華商海外投資公司在網站上這樣宣傳他們和北韓人的合作模式：「朝鮮方面的機構不斷將合作項目、貿易信息和相關政策的變化傳給我公司，由我公司隨時提供給前來咨詢朝鮮市場的中國和外國的客戶。實際上，本公司成為了朝鮮與中國（含第三國）企業合作的平臺。」

「我們花了好幾年才打開局面，」王亭戈有點炫耀地說，「可以說，和北朝鮮的生意一般人根本做不了。北朝鮮以商社的名義出面來跟中國做生意，但是中國企業要想成功，必須和朝鮮政府或者軍隊擁有非常良好的私人關係。」

在我和王經理交談時，他的電話不斷響起。他的女翻譯也走進辦公室，把一份傳真放到他的辦公桌上──是一份北韓商社要求王先生引進包括水泥廠、鎖具在內的中方投資的要求。北韓落後的基礎設施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王亭戈正準備帶著中國客戶去新義州考察。

「我是生意人，讓我們來談點實際的吧。我們能不能合作做點事情？」王經理坐在沙發上，看到我們談論的北韓似乎一直沒進入他期待的主題，便急切地顯露出商人本色。

他正涉足方興未艾的北韓藝術品買賣。平壤萬壽臺創作社精英畫家的作品，標價五千到一萬元人民幣，通過邊境源源不斷流入到中國，等待富裕的買家。他從桌子後面掏出一卷隨隨便便捆著的畫紙，在地上鋪開。

這是五張北韓油畫，風格是典型的蘇聯學院派，畫面上是綠油油的森林、刻畫著粗獷的海浪和露出地平線的朝陽。你在主體畫家的作品中絕對看不到陰鬱的主婦和憂傷的少女。

王經理希望我能為這些北韓畫家寫點宣傳文章，在北京幫助他尋找潛在的買家。我猜想王經理可能對積壓在手裡的北韓畫感到心煩意亂了，但是我對掮客角色不感興趣，倒是對迫切進入市場經濟的北韓功勛畫家更感興趣，我希望和他代理的北韓畫家面談。

王經理表示，對功勛畫家的行動具有決定影響的人物中，有一位北韓人民軍的商社代表，此刻就坐在隔壁。王從沙發起身到隔壁房間「請示」，很快，他回來告訴我，「完全可以，但不可以拍照。」他承諾會帶著北韓畫家和我見面。

我離開時，看到王經理所說的那位人民軍代表，身著一件紅白相間的T恤，坐在隔壁辦公室的黑色長桌後面，獨自抽菸。見到我，北韓人把頭朝墻別了過去。

幾天後，王亭戈又給我打來電話，表示北韓畫家暫時無法約見。

我在邊境結識的中國商人大部分顯得低調神祕。中國商人們似乎和北韓人達成了默契，除了不涉及政治，對於合作方式也不願意過多曝光。比較而言，張先生願意坦露心跡的確讓我收穫頗豐。中國商人具有敏銳的市場嗅覺，把北韓視為大展身手的舞臺，因此對北韓客戶小心侍奉，不放過狠賺一筆的任何機會。而看上去，北韓也急於做成一切有利可圖的買賣。但在丹東，一名和北韓打過交道的商人告誡我，「不要輕易相信北韓人。」

這位有過失敗教訓的商人叫王全，他矮小敦實，眼睛裡似乎還遺留著遭受挫折後的憂鬱神情。他和北韓做生意二十多年了。一九九六年，王全經過考察，發現平壤沒有冷飲機，北韓人都是用水瓢兌好水和糖，然後放到冰櫃凍好了做成冰激淩，一格格取出來賣。王全找到北韓一家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資冷飲加工廠。北韓沒有私營企業，只有大約十七個國家級商社和一些地方商社，這是金正日的賺錢機器，所賺之財，大部分用來為忠誠的勞動黨員分配高級商品，武裝金將軍的核武器庫。

由對方商社選址，中方投設備，王全先後投了六十萬元人民幣，另有一輛小貨車。機器設備運過去了，北韓人做冷飲的技術也學會了，眼看即將投產，「這個時候，北朝鮮人就開始趕中國人走。一開始我去的時候，頓頓四菜一湯高規格接待，到後來見面卻裝不認識。」王全說。

王全十分憤怒，拽住負責人的衣領作勢要打，但對方不承認王全的投資。六十萬元投資就這樣打了水漂。

他的一個朋友，投了五百多萬元、二十五輛車到南埔，準備和北韓方面搞礦山開發，運輸煤炭到山東和上海。但是只拉了二車，就再也找不到合作方了，投資也沒要回來。

王全說：「北朝鮮人什麼都敢答應你，先把投資引過去，但是最終國家批不批則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要等很長時間。很多中國企業一頭紮進去，血本無歸。」

北韓研發核武器遭到國際制裁之後，中國禁止國有企業向北韓投資，中方和北韓合作的幾乎全是民營企業。但是當民間貿易出現糾紛，國際仲裁保護不力，債權債務到頭來還要由中國人自己擔負。

二零零九年，遼寧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所所長呂超對中國和北韓邊境貿易做過調查，發現北韓一些商社缺乏商業信用。他說：「目前中國和北朝鮮雙方互利合作規模不大，中方企業效益普遍不佳。」

二零一二年，中國媒體紛紛報導了遼寧的西洋集團在北韓的滑鐵盧事件。二零零六年，遼寧最大民營企業西洋集團的老闆帶著發財夢來到北韓，拿下一個儲量十七億噸的鐵礦項目。這是當時中國企業對北韓投資的最大項目。西洋集團稱公司從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總計投入二點四億元人民幣，建成現代採礦廠和年產五十萬噸鐵精粉選礦廠及相關配套設施，投產後北韓卻提出各種藉口撕毀了合同。西洋集團不但血本無歸，還求告無門，最後發表聲明說：「過去四年多時間裡，我們除了認清朝鮮是地地道道的欺詐犯和強盜，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現在王全只敢做服裝加工。接到歐美、日本或韓國的訂單，發到北韓加工。只有加工好後、服裝發過來，才結算美金，以此規避風險。

王全的辦公室裡，擺放著北韓國旗和上下集的《金正日傳》，墻上掛著北韓掛曆。說起這個打了多年交道的鄰居，他心情複雜，「從我的角度觀察，和北朝鮮做貿易，受國際局勢影響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製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讓過境。糧食生意要憑許可證。大的合作趨勢，還是利用北朝鮮的資源，比如礦業、水產品、藥材。但是，北朝鮮資源性的東西也是有限的，他們也開始控制，主要是金礦，高品位的很多不讓過來，以前木材過來很多，現在幾乎沒有了。水產品也在限制。」

中國商人現在已經認識到，在北韓做生意是門政治。與這個喜怒無常的鄰居相處，充滿了不確定性。金正恩上臺後，二零一三年底處決了自己的姑父張成澤，張成澤是積極推動中國和北韓進行貿易的人士，這顯示金正恩對於中國極不信任。張成澤被清洗後，對中國和北韓間的貿易再次形成打擊，邊境的中國代理人唉聲嘆氣。

晚上，張先生約我吃飯。他變得悶悶不樂，偶爾長歎一聲。我意外得知，含金量頗高的挖沙生意居然一夜之間被叫停了。原因是新任丹東領導在視察鴨綠江時，正巧遇到張先生的運輸車隊，街道塵土飛揚；挖沙船的油污也污染了江水。新領導認為挖沙大煞鴨綠江風景，遂要求停工。

張先生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著公司至少虧損六萬元人民幣。合作的北韓商社指責張先生辦事不力。沙子賣不出去，北韓就拿不到每天大約二千美金的資源費。張先生對此愁眉不展，晚餐吃得沒滋沒味。

這樁好生意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發生如此巨大的反轉，的確比電影情節更出人意外。中國人嘲笑北韓缺乏法律，唯領導人馬首是瞻，但在中國，領導人的一句話也可以決定企業的命運。據說張先生是透過各種合法的申請和種種無法言說的努力，才取得了挖沙的特權，也有正規手續備案，但是最終倒在了權力更大的地方長官的腳下。

我一直和鞠彥華保持著聯繫，他經常變更手機號，持續不斷地舉報姜先生的船隊。前不久，鞠彥華又跑到北京的公安部去控告船東姜先生。他指控姜先生依靠和北韓軍人合夥，壟斷中國和北韓敏感海域的漁業資源，將其他中國競爭對手逼至絕境。

他矢志不移，試圖向姜先生增添更多的指控。一天，人在山東海域某條漁船上的鞠彥華給我打來電話，要我關注另外一起正在進入複雜的申訴程序的案件。這起匪夷所思的案件發生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深夜，遼寧省東部的公海上，一艘由丹東出發的漁船「遼丹漁二五二四九」，開到中國、北韓、南韓接壤的海域捕魚。船上有九名船員，其中四人合夥謀殺了另外五人。這條船的船主，正是姜先生。

這起凶殺案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職業漁民是除戰爭以外最危險的職業，但是最後一次將五名水手從睡夢中喚醒的不是鬧鐘，而是斧頭和匕首。死者包括代理船長常瑛、大副任重斌及三名有經驗的水手。四名行凶者分別是劉春雷、謝章鵬、曲全越、于福，俱是水手。他們在案發後潛逃，不久被追捕歸案。

沒有人知道這四名行凶者的動機，也不熟悉他們的家庭背景。他們年齡最大的三十二歲，最小的于福二十二歲，分別來自東北的不同省分，捕撈季開始時應聘到這條船上出海。為何輕易結成同盟？

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判處劉春雷等三人死刑、于福無期徒刑。檢察機關的起訴書這樣表述作案的動機：凶手「在船上長時間枯燥作業，並與他人產生矛盾，萌生了殺人劫船逃跑的念頭」。

四名被告均提出了上訴。劉春雷三人申請了法律援助，于福的辯護律師張建伍以案情敏感婉拒了我的訪問，但是他透露說：「于福自出海後受到虐待，人身自由被限制，參與作案系出無奈。」

據審訊記錄，于福在案發時已經有六個月無法登陸。船員上岸的要求屢次被船長拒絕，之後頓起殺心。

另一名凶手曲全越在法庭上說：「我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逃生，在海上也是死，死也要死在陸地上。」

人們試圖了解這起案件背後的原因。船東姜先生再次被納入了公眾視野。鞠彥華告訴我，血案背後的隱祕內幕就是，為了排除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姜先生需要在受到北韓人保護的海域上招募能夠長時間工作的船員，一方面捕撈，一方面驅逐競爭對手，保護其固定海域的勢力範圍。「遼丹漁二五二四九」命案的凶手，就是被姜先生騙到漁船上的。他們不堪長時間的奴役，最終上演了一出「怒海逃生記」。

鞠彥華又一次把矛頭指向了姜先生和北韓人的合作。發生在二零零八年的這起海上凶殺案，和栾洋父親的故事，以及鞠彥華、安華剛的故事，都有相似之處：中國漁民都在和神祕的平壤合夥人做生意的過程中，遇到了意外。

鞠彥華的舉報持續了四年多，他多次到北京上訪，從一個職業漁民變為職業訪民。鞠彥華的舉報顯然沒有引起重視。丹東的故事對於北京和國際社會而言，或許太過遙遠。北韓軍方是多起漁業衝突中若隱若現的因素，但他們介入中國漁民糾紛的事情，並不容易找到證據。他們如何與中國商人建立合作關係，各取所需，迄今沒有直接的證據，只有撲朔迷離的猜測。

直至四年以後，二零一二年發生的兩次事件，進一步印證了鞠彥華的指控。

二零一二年，兩艘大連籍漁船在中國和北韓交界海域被北韓軍人劫持，船員被扣，北韓軍方指控中國漁船侵入北韓海域，而大連漁船的GPS顯示，漁船的航行軌跡始終在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以西，也即是中國海域。二零一三年又有一艘大連船隻在東經一百二十三度五十三分、北緯三十八度十八分被北韓扣押。這兩次，北韓軍人提出了相同的處罰條件：要求三艘漁船將罰款匯至東港的一個銀行帳戶，戶頭顯示姓宋。這兩次都指向一個綽號叫「宋老六」的東港人。

鞠彥華告訴我：「宋老六比姜先生實力更強，跟北韓人的關係更好。還有一個楊先生，他們三人都是北韓人的合作夥伴，分割了中國和北韓敏感海域的漁場。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以東，北緯三十八度二十分以北屬於宋老六的地盤、北緯三十八度二十分到三八線屬於楊先生、再往南才是姜先生的地盤。」

強大的地方勢力已經分割了分界線周邊的漁場，合作方則都是北韓軍方。中國船老大充當了北韓在中方的生意代言人，為勞動黨賺取利益。這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北韓人如何深入到丹東和東港一帶的捕撈事業，並且通過培植代理人為遭受國際制裁的祖國獲利。

二零一二年，我拜訪了遭北韓軍人挾持的大連船東于學君。在大連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一臉風霜的于學君對我說：「事後確實有東港電話打來要求支付贖金。我當時很奇怪，北朝鮮人搶走了我的船，憑啥你東港人來要贖金？」

于學君沒有像鞠彥華一樣上訪，而是開設了微博，利用社交媒體傳遞最新消息，迅速引起了中國網民的憤怒。關於中國和北韓之間鮮血凝成的友誼成為了笑柄，現在，中國網民已經知道北韓軍人如何通過幕後操控而讓中國漁民互相殘殺。網民憤怒指責北韓背信棄義，不顧昔日與中國的同盟情誼，但外界並不清楚東港商人和北韓人存在的特殊合作。

在外交干預下，事後大連漁船全部返回，也沒有交贖金。北韓政府保持了一貫的緘默作風。就像一陣風，刮過後沒留下任何痕跡。

東港，這裡就是姜先生的發跡地，因為依靠和北韓人的海上合作而聞名。姜先生在當地是個公眾人物，但是處事低調，陌生人並不容易見到他。不多的公開照片顯示，他五十多歲，長相粗獷。姜先生的的漁船繼續在中國和北韓邊境經營著特許捕撈作業，直到又一起惡性事件再次將姜先生和北韓人的合夥生意曝光。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東港漁民由春波駕駛的漁船在黃海北緯三十七度三十八分、東經一百二十四度五十八分附近作業，姜先生的漁船包圍了由春波的漁船，二十餘名手下跳到由春波的「遼丹漁二五一一一」船上，以由春波闖入了姜先生的捕撈地為由，手持木棒和鐵管毆打，由春波的肋骨骨折、肺臟破裂、血氣胸，最後因為呼吸衰竭死亡。

由春波的死亡成為壓倒姜先生事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姜先生被正式逮捕。他負責管理船隊的兄長，也在一天後批捕。

法院的判決將姜先生從一個成功的商人描述成為一個黑社會團夥的組織者。指控姜氏兄弟作案二十三起，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傷，強迫職工勞動犯罪九起，涉嫌毒品犯罪四起，涉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失蹤四人。但是沒有提及這個團夥如何在丹東迅速做大，以及鞠彥華指控的保護傘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被告人向法庭供述了和北韓軍方交易的方式：姜先生賄賂北韓軍方在北韓海域扣押其他競爭船隻，北韓軍方要求罰款的錢以及物品交給姜先生的公司，再由公司將錢物交給北韓軍方。

姜先生的孫姓韓語翻譯從二零零四年開始賄賂北韓軍方，要求每條中國船隻繳納傍艇費五萬元，就被允許在北韓的飛鴨島附近釣螺。

法院認為，姜先生「通過暴力、脅迫的違法犯罪活動，控制了朝韓附近敏感海域作為網地，從事違法捕撈、並在此非法經營「傍艇」業務，從而達到控制和稱霸一方海域的目的。」

經過了漫長的審判，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稱：姜先生及其成員通過實施暴力手段壟斷海外網地，從而獲得巨額非法經濟利益，再通過公司的名義以買賣、合夥等形式向外輸出資本，通過滲透不同經濟領域的手段「漂白」非法所得，對地區經濟造成危害，「被告人的行為具有全面性、隱蔽性、複雜性、暴力性和非法性」。法院最終判處四十六名成員有期徒刑，姜先生獲無期徒刑。

這是首次有官方文件證實北韓軍方介入中國漁民的海上糾紛，以及通過扶植其中國代理人賺取利益。但是並沒有提及北韓軍方是如何和姜先生建立起合作關係的。

鞠彥華笑到了最後。但是，鞠堅持認為這是「黑吃黑」，還有更大的幕後內情不得而知。也許只是新的、更大的勢力取代了姜先生而已。

遼寧社科院的研究員呂超對我說，把這種和北韓合作的公司一概斥為黑社會有失公允。他特別提到東港的寶華集團，就是民間盛傳為「宋老六」所持有的公司，二零零一年開闢了北韓市場，從二零零四年開始，與北韓勝利商社簽約成立境外投資企業，註冊地在平壤，寶華出資三百萬歐元。二零零七年，寶華爭取到了北韓東海和西海遠洋捕撈經營權。傍艇費價格，一般每條船根據噸位價格在十萬到二十萬元人民幣不等。

呂超更傾向認為，北韓有海洋資源，東港的船東支付了開發費用，這是一種商業關係。

二零一二年七月，公安部全國打黑辦宣布：丹東打掉姜氏黑社會性質組織。隨著姜先生的倒下，二零零八年發生在中國和北韓海域上的四名水手殺死船長的凶案，發生了根本逆轉。四名「故意殺人犯」以「被害人」的身分，出現在姜先生的一審判決書中。

法院宣布找到了姜先生公司強迫船員勞動的證據。四人的暴力行為也具有了苦海逃生的意味。劉春雷三人從死刑改判死緩，于福由無期改判十五年。幾家歡樂幾家愁，于福父親在等待兒子回家，而被殺死的五名船員的家屬又重新奔波在申訴路上。

事發海域就像是一個利益場，一片江湖。中國人和北韓人的生意總是不缺乏人手。姜先生被視為一個特例，他和北韓人建立了尚不穩定的商業關係，稱霸的野心擊毀了他處在起步的事業。姜先生的家族生意自此轉向了地下。

姜先生消失之後，勢必有更具實力和更加謹慎的中國合夥人加入進來。這種灰色商業活動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血腥暴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一方面擊破了北韓封閉的鐵幕，帶來市場的鬆動。

大連人徐微微是長期在大連和丹東一帶記錄傳統漁村變遷的民間環保人士。他告訴我說：「中國和北朝鮮、南韓一系列漁業糾紛的根源，在於中國沿海的快速城市化。傳統漁村的消失、環境污染、過渡捕撈，漁業資源萎縮，漁民只有遠赴外海。」

二零一一年大連發生了石油泄漏，沉重打擊了當地漁業，污染影響到了丹東一帶的海域，許多養殖戶的漁場一夜之間傾覆。於是才有了大連漁船闖入東港商人和北韓軍人的合作漁場的離奇遭遇。如今風浪暫平，徐微微站在被城市高樓取代的海岸線上，眺望東南海域，感覺有一雙來自偉大鄰國的眼睛正在注視自己，警惕又焦灼。

在延邊大學，我拜訪了身為朝鮮族的經濟學教授金先生。金教授臉龐瘦削，因為常年抽菸嗓音沙啞低沉。他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用一種困惑的語調對我說：「我曾經非常不解，為什麼北朝鮮在遭遇內外交困之後居然一直沒有崩潰？」

在北韓最為困窘的九十年代，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八年，北韓經濟的負增長已連續達九年之久，年均負百分之四，其中以糧荒最為嚴峻，北韓糧食生產不能自給自足，缺口在五十萬至一百萬噸之間，由於糧食短缺，政府不得不對居民削減供給量，最低日供給量僅一百五十克，居民長期吃不飽肚子，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影響到社會穩定。[1]

困擾經濟學教授的問題現在找到了答案：北韓人矢志不移通過拓展在中國邊境的商業活動頑強求生，並繼續開疆拓土，擴大貿易量，甚至不惜踏入灰色地帶。

半島研究者呂超有一次目睹一名丹東人騎著摩托來到邊境的鐵絲網邊，向北韓一側扔過去一個大包，不久那邊的北韓人也扔過來一個包裹。呂超說：「我把這種互通有無的經濟稱為「拎包經濟」。這種生意一直存在，因為靠著中國，邊境線上的北韓人其實生活不愁。」

在北韓陷入國際制裁之後，中國成為北韓經濟免於崩潰的最可靠的發動機，對華貿易約占北韓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七。中國尋求對北韓友好戰略，自北韓首次核試驗以後，國際社會一直制裁，但同期中國和北韓的貿易提高了兩倍以上。中國每年出口北韓五十萬噸石油，曾任美國國務院北韓問題顧問的約瑟夫．德托馬斯（Joseph DeThomas）寫道：北韓政權屬於「對成功實施制裁最具抵抗力的類型，可以讓民眾忍受極大的艱難困苦，其統治精英閉關自守，獨裁到極點。如果制裁力度大到足以嚇阻北韓，這樣的制裁同樣很可能使其發動一場絕望的戰爭。」

來自市場的資訊通過邊境滲透到北韓社會內部，引發了動蕩，北韓長期堅持的計劃經濟政策，已經逐步為適應實際需要的改善措施所取代，非計劃經濟現象在政府的肯定和默許下不斷蔓延和擴大。雖然當局加強了控制，但是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把市場固定下來。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北韓中央社發表新年賀詞時，第一次把經濟管理改善措施稱作改革，把農民市場改名為綜合市場，顯然承認了市場中的工業產品交易行為。

恰如素有波蘭改革之父稱謂的科勒德克在《從休克到治療》一書中預言的，轉軌的示範作用如此強大，到最後即便如北韓、古巴也走上轉軌之路。[2]

中國和北韓邊境的商人們有了層次更深入的交往，中方最早是語言相通的朝鮮族人，充當了邊貿先行者和中間人的角色，現在越來越多的漢族人也加入進來；北韓來到中國做生意的主體是北韓政府和軍隊，以商社的名義活躍在中國邊境城市，也有以國家和單位名義做隱蔽生意的個人。一個活躍在邊境線上的商人群體正在鵲起壯大。從小規模和零星的民間易貨，轉向了大規模的商業合作。儘管國際制裁從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北韓利潤豐厚的非法收入管道──從販毒到印製美元假鈔。但通過在一定程度上轉向邊境的現金貿易，北韓似乎有效減小了金融制裁的影響。[3]

金教授從口袋裡掏出韓國產的ESSE香菸點燃，對我說：「北韓現在必須依賴市場，人家現在是全民皆商，這股勢頭現在已經無法阻止了。」

金教授在九十年代曾經對大批到延邊的北韓脫北者進行救助，被北韓列為不受歡迎的人，從那時起就再也不能涉足北韓了。

在中國和北韓邊境，我見到了市場經濟具有戲劇性的一面。權力、陰謀、犯罪、欲望，相互交織。北韓似乎正在複製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經驗──加工貿易、資源出口、勞力輸出，中國正是憑藉這些成為了世界工廠，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忽視人權的優勢之上。無論是溫順便宜的北韓女性勞工，還是高麗飯店載歌載舞的女服務生，都是祖國派遣的廉價勞動力，為領袖換取外匯。僅勞務輸出一項，聯合國北韓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馬祖基．達魯斯曼（Marzuki Darusman）表示，在海外工作的北韓人超過五萬，每年最高可為平壤帶來二十三億美元的收入。歸根到底，北韓的優勢是擁有一群無法和強權討價還價的沉默順民。這也是北韓唯一的優勢。

白天的丹東很美麗。濱江路上的韓文餐館、韓式KTV歌廳隨處可見。幾個胸別金日成像章的北韓人匆匆前行。午間，我又來到高麗飯店吃飯，平壤來的女服務員正在觀看電視裡世界杯巴西和象牙海岸共和國的比賽錄像。她們興奮地指著七號球員說：「卡卡，卡卡」。偶爾流露的情感，讓你知道她們跟我們是同一種有血有肉的人。

張先生仍在為停工的挖沙船不停遊說。鴨綠江新橋十月開工的消息，包括黃金坪等島嶼的開發，成為丹東商人時常談論的話題──北韓，也許是最後一個值得賭上一把的市場。

鴨綠江槍聲之後，風聲緊了一陣。也僅僅停了幾天，栾二伯的「邊貿」又上路了。栾二伯跟我告別時說，一條艇旺季可賺四十多萬、淡季也有十多萬的利潤，不能耽誤。作為艇長的栾二伯，半年只掙了七萬，他並不甘心，「去年高老二的一條艇掙了一百二十八萬，在東港數一數二。少的也掙到了六七十萬。」

他想過洗手不幹。北安民村位於開發區，開發商看中了這裡的土地。不久，現代化的高樓將覆蓋農田。為占地的事，村民正在和政府交涉。栾洋說，他對補償標準不滿意，「一畝地才賠三萬多元，村裡還要扣幾千元。將來沒了地，我們依靠什麼？難道還是做『邊貿』？」

安民道是條土路，拐了一個彎，通向安民碼頭。左邊是鴨綠江的最下游，右邊是寬闊的黃海。一輛卡車上，裝載了滿滿一車糧食。一艘奔向北韓的快艇又將出海。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六頁 back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九十五頁 back

〈制裁為何無法讓朝鮮「傷筋動骨」〉《金融時報》中文網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back

06開往主體的火車

追尋著暴力和金錢交織的影子，我準備啟程前往北韓。記者沒有得到允許不可以在北韓自由採訪，我只能以遊客身分進入這個古怪的國家。

平壤觀光社位於丹東火車站廣場東北側的一棟寫字樓裡，和丹東中國旅行社共享五層的辦公區域。丹東的簽證都經由這裡發出。我去交護照的時候，看到觀光社棕紅色的防盜門裡，走出一個穿著拖鞋的胖大男子，左胸口的金日成像章，明確地透露了他的北韓人身分。

等待簽證的日子裡，我沿著鴨綠江漫無目的一路前行。這一段的鴨綠江徒然變成降坡而水量充沛。一九八二年，中國和北韓合資在距離丹東市四十公里的太平灣興建了一個水電站。二零零五年太平灣電廠整體搬遷到丹東，此處留下了一座空城。在空曠的廠區，兩旁是大量閑置的民用住宅和辦公廠房。路的盡頭，當年的發電廠還在留守運營，據說矗立在小山上的兩根電塔屬於北韓資產，每年北韓都會派工人過來檢修。江面上一座長約一千公尺的灰色水壩，為中國和北韓共有。電廠一個六十歲的保安走過來和我搭話，他告訴我，他的哥哥在六十年代從深圳偷渡到香港去謀生，因此他非常理解為什麼北韓人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中國來，「這都是為了生活。」保安的話讓我印象深刻。

我搭乘一輛轎車前往水豐湖。黑車司機歷來都是小道消息的中轉站。瘦小的司機告訴我，在他生活的村子裡，曾經有兩名村民娶了北韓跑過來的媳婦，但是前幾年北韓女人跑掉了，可能回到了北韓，也可能去了南韓，「其中一個生了孩子，有十三歲了吧。」他漫不經心地說。

我提醒他這種事情屬於拐賣人口。司機不以為然地說：「這有什麼，我們大隊還有好幾個柬埔寨媳婦呢。她們只要交三萬七千元就能在村裡落戶，如果在中國待滿六年，還允許她們回家呢。」

東北的民風歷來率直。這是因為東北地廣人稀，人們務必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把話交代清楚的緣故，交流幾乎沒有廢話，直奔主題，點明問題實質。這種風格也影響到他們往往從實用主義角度去評判事物。比如拐賣和收容外籍婦女為妻這件事，中國人可能更多地從傳宗接代的功能性來評判這樁買賣合理與否，北韓女性的確在這樁生意中得到了躲避風雨的住所和生存所需的熱量，但是沒有人關心那些突破了鐵絲網的北韓女人，在偏僻的中國山村都經歷了什麼傷害。在我們中國人的行為準則裡，道德邊界是具有彈性的，其界限是承認人的局限和各種不完美，對同類沒有過高的道德要求。

司機載我去了寬甸，路上經過喜劇明星趙本山拍攝電視劇《鄉村愛情》的外景地龍泉山莊，還路過了河口斷橋和有中國軍人把守的上河口大橋，到達水豐湖景區。這裡正在修建一座大壩，轟鳴的推土機在紅土上往來作業，寬闊的水面受到擠壓最終一隔為二，展示了中國人改造自然的熟練技巧。中國就像是一個大工地，不斷地打破秩序，建立一種嶄新秩序。新秩序是如此缺乏穩定感，在建設之初就等待被下一種新秩序取而代之。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劇烈變革、人心動蕩不安。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對北韓心懷想像的原因：北韓人生活在一個充滿恆定價值觀的國家，穩定程度甚至偶爾讓人忽視了其政權的邪惡本質。

我繼續往前走，來到下露河朝鮮族自治村，除了一座空蕩的所謂朝鮮族民俗村，這裡沒有生活的氣息，就像是一個乏味的盆景。此地已經到了遼寧與吉林兩省的交界，我決定返回丹東。

在丹東，我幾乎天天去高麗飯店吃飯，逐漸熟悉了這裡的北韓服務生。她們大多數都懂得如何跟中國客人打交道。領班是一位歲數大些的短髮圓臉的服務生，態度好一些。收銀臺的大眼睛姑娘最高傲，從不願意正面回答。還有一個體態玲瓏的跑堂，一講中國話就臉紅。我看到有中國客人故意挑逗北韓女孩說：「要不要給你介紹個中國男朋友？」體態玲瓏的姑娘聽到這個話題馬上表現得手足無措，換了另一個有經驗的北韓姑娘就會毫不示弱地回答：「可以啊。」

高麗飯店的對面，有一家更氣派的柳京飯店，裝飾比高麗飯店豪華，也是以北韓風味和歌舞表演為特色。柳京飯店的服務態度明顯比高麗飯店好，關鍵是飯菜品種多且價格適中。高麗飯店除了北韓冷麵，菜品價碼都很昂貴，菜量也難以填飽我的肚子。柳京飯店會在中午推出三十八元和五十八元的北韓風味套餐，配有六個小菜，另外附送大醬湯、明太魚、米飯，對單身食客十分划算。因此，後來我只去柳京飯店吃飯。

兩家北韓餐廳的差異主要是不同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柳京飯店是一個叫鴻翔的丹東民營企業和北韓人合辦的，管理者都是中國人，大堂領班是兩名幹練的丹東女性，她們有條不紊地指揮北韓服務員，效率很高。高麗飯店也是北韓跟中方合辦，但都是北韓人自己管理，她們拿的是固定工資，下班時間一到就開始放慢節奏，脫下工作服，暗示客人要關門歇業了。有幾次我待的時間久了，服務員的臉色明顯變得冷淡。高麗飯店讓我看到了熟悉的計劃年代吃大鍋飯的中國國營飯店的影子。

某天中午，我錯過了吃飯時間，高麗飯店已經關門，柳京飯店承接了一起婚宴，客人剛散去，大廳裡兩個高挑的北韓服務員正在清掃。丹東女領班看見有客人，依然周到招呼，喊來一個北韓女服務員給我倒茶水。北韓女孩叫黃藝香，長髮束成馬尾，身著粉色和綠色相間的民族長裙，蒼白的臉上略施粉黛，笑起來很有禮貌的樣子。之前我見過她表演長鼓，問她長鼓技藝是在哪裡學的。

「是啊，你來過這裡。」她漢語不太流利，用特有的韓國口音說，「長鼓啊，都是從小就學了。」

因為沒有其他顧客，也沒有同事和領導在身邊，她顯得較放鬆。女孩一九九一年出生，家住平壤牡丹峰區，畢業於一所職業高中，來丹東要工作滿三年才可以回平壤，在中國期間她沒有和父母姐姐通過一次電話，自己也沒有手機，只寫過信。我問她想家嗎？她認真地點頭。

「喜歡中國嗎？」

她搖搖頭，想了一會兒說：「中國人只喜歡錢，和我們不一樣。」

「是啊，你們只喜歡領袖。」

她好像遇見了知音，說：「對對對。是這樣的。」

一會兒北韓特有的盛著菜肴的黃銅小碗順次擺在我面前。黃藝香坐在我前方靠窗的桌子邊，一直在看一本書。一會兒她拿著一個很小的筆記本過來，指著上面的字問我，「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一個中學女孩喜歡用的小記事本，封面上用花體字寫著「勿忘」。

「「勿忘」就是不要忘記的意思，一般都是男女情人之間說的。」我告訴她。

她聽了若有所思。我猜可能是某個對她有好感的中國客人送的。

她手裡拿了一本袖珍中韓字典。她很遺憾地說，自己來中國很久了，但還是講不好中國話。

「因為你們只是在酒店和宿舍活動，你們應該走出去和丹東人交流，很快就會講了。」我說。

她一直待在丹東的飯店裡面，除了去過一次大連，哪裡也沒有去過，「我很想去北京，但是有紀律，不讓。」黃藝香說。

她們一定接受了某些紀律要求，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都有規定。比如問她「想找一個什麼樣的男朋友」，她答「當然是找軍人」。問她「工資多少」，她答「保密」。

後來我見到了她們的領導，一個長相嚴肅的北韓男人，手指經常夾著根香菸，在大堂進進出出。而服務員們好像都很怕他。一天中午，我看到這個中年男人帶著八個女服務員從柳京飯店走出來，似乎是下班，要集體返回宿舍。他罵罵咧咧地安排六個服務員分乘兩輛計程車，從兜裡掏出錢遞給坐在前面的姑娘，後和另外兩個歲數稍大的北韓女人坐第三輛計程車離開。

在丹東的那些天，我無數次和別著領袖胸章的北韓人擦肩而過。一般他們都是至少兩人同行，行色匆匆。北韓人行事神祕的風格讓人印象深刻。英國人曾經用「紅蚊子」稱呼謎一般的北韓人，這個稱呼十分貼切。你弄不清楚這些北韓人平時在哪裡、在做些什麼，但是如果忽略了這些蚊子的存在，代價可能就是被狠狠叮上一口。

紅蚊子的稱呼起源於一九六六年的英國世界杯。當年的北韓仍然是一個只與東歐、蘇聯等少數國家有外交關係的封閉國家。北韓隊闖入世界杯決賽階段之後，令主辦方英國十分尷尬。英國不承認北韓是主權國家，允許北韓代表隊訪問的條件，是不得展示正式國名。

那一屆的北韓國家隊給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韓隊員平均身高只有一百七十公分，被外界輕視。但是從一開始，這支神祕之師就顯示出強大的凝聚力。身高和力量是北韓人的劣勢，這使他們不得不花更多的心思在戰術上。他們採用了匈牙利和蘇聯慣用的陣型四二四，隊員矮小靈活，盡量保持足球在球場上持續滾動，全隊彌漫著一種依靠精神力量取勝的心態。時值北韓五十年代開始發起的千里馬運動建設高潮，足球成為革命思想的有力體現。

記者們還注意到，北韓隊員的體能訓練往往達到了人體極限。結束一天的訓練後，他們還要在晚飯後打滿一場九十分鐘的比賽，規則之一是一名球員持球不超過十秒。最後每個隊員還要再加練六個一百公尺衝刺跑。

在這樣的訓練下，北韓人輸掉了他們的第一場比賽 ，零比三負於蘇聯，但因為戰平智利和令人吃驚地戰勝世界冠軍意大利隊，進入四分之一決賽。

這之前還沒有一個亞洲足球隊取得這樣的成績。在和葡萄牙的比賽中，北韓人在二十五分鐘時就攻入了三個球，如果不是葡萄牙的尤西比奧逆轉比賽，北韓還可以再進一步。

北韓足球隊回到祖國時成為了國家英雄。他們的故事被記錄在一部紀錄片中。北韓給西方社會展現了神祕莫測的形象，而當時其競爭對手南韓仿佛還在沉睡。在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韓的綜合國力超出大韓民國。

那時候，北韓的革命事業如火如荼，主體思想開始被吹噓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哲學發明之一，全體國民都被動員起來實踐金日成倡導的千里馬精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想要證明自己可以與任何其他國家──無論大小和經濟實力──都能夠一決高下。北韓的千里馬運動很明顯模仿了中國的大躍進，毛澤東也曾經突發奇想，提出了「超英趕美」這類不切實際的口號。最終，意識形態口號在經濟規律面前敗下陣來。

一九六六年之後，北韓又花了四十四年才再次進入世界杯，這次是二零一零年，在南非。此時千里馬精神已經所剩無幾。跟一九六六年的冷戰時代不同，北韓發現自身的戰略優勢已經全部消失了。

幾天後，我接到丹東國旅的電話通知，「北朝鮮四日遊」報名獲得通過。丹東國旅的王小姐遞給我兩頁紙，一頁是價目表。四天三夜的行程總計三千五百元，如果要觀賞大型團體表演「阿里郎」，則需另付八百元。另一張紙是「赴朝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一：「大家對朝鮮政治、經濟狀況不要妄加評論，不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特別是對朝鮮人民愛戴的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書記不要加以評論。在金日成主席銅像前獻花和照相時要保持嚴肅，不能模仿領袖的姿態照相」。

注意事項二：「在旅遊期間對落後和不好的景物不要拍照。在參觀板門店軍事分界線時不要和南朝鮮士兵打招呼」。

注意事項三；「不允許擅自個別活動，不准探親訪友，在旅遊期間不允許擅自進入老百姓的家」。

注意事項四：「不准攜帶手機、筆記本電腦、望遠鏡、MP3、MP4、MP5、PSP進入朝鮮」。

我一直不明白PSP是什麼？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一種青少年愛玩的掌上遊戲機。好吧，凡是一切有輸出和輸入功能的電子產品都不可以帶入，避免讓純潔無瑕的北韓人民受到資本主義文化的毒害。

二零零九年北韓首次開放外國人旅遊，但是至今未開放個人遊，進入北韓的唯一方式是組團。據說每年大概有三萬人到北韓旅行，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人。或許是長期跟北韓人打交道的緣故，丹東的旅行社也變得具有警惕性。問東問西的我，引起了王小姐的懷疑，她十分嚴肅地注視著我說：「記者是不允許進入北朝鮮的。」

我說：「要是記者去了怎麼辦？」

王小姐：「那就把他關起來。」

「關到哪裡？」

「關到住的賓館，專人看著，不讓你出去，直到其他人結束旅行，再送回中國。」

王小姐的話多少讓我擔心。北韓真有這麼可怕嗎？於是我隱瞞了身分，在申請表上的職業一欄填上「自由職業」。撒謊是記者這行不可缺少的職業需要，尤其是在中國，真正的記者都這麼幹過。

我猜北韓人可能不清楚「自由職業」是什麼。就像我小的時候，市場經濟還沒有到來，中國否認失業現象的存在，「自由職業者」一概被稱為「待業青年」，是一種墮落的標記，往往跟不務正業和「二流子」聯繫起來。

後來在另一份更正式的出境表格上，我又把職業改成「貿易公司職員」。我把自己偽裝成一個考察北韓市場的業務員，這樣可以應付為何獨自旅行的疑問。

六月末的一個早上，九點鐘，丹東到新義州的火車開動了。我們這個團的二十一名遊客中，有兩對中老年夫妻、一對上歲數的東北姐妹、北京一家三口人、一個來自丹東遼東學院培訓學院的六人小組，還有兩個跟我一樣可疑的獨自旅行者：湖南的朱先生和深圳的張先生。另外還有三個西方人：五十四歲的愛爾蘭人Tim，消瘦、頭頂微禿；三十二歲的奧地利人Thomas，濃密卷髮，威猛高大；二十三歲的澳大利亞人Dominic神情落寞，一副搖滾明星的頹廢表情。

火車穿過鴨綠江上的友誼大橋，進入了對岸。新義州是北韓的一個窗口，由落後的一面和零星的商業跡象交織而成。火車站的整體設施顯得老舊，但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則沒有任何瑕疵。

我們在新義州車站等了三個小時，等待換乘北韓火車去平壤，期間哪裡也不能去。候車室有一個旅遊產品櫃臺，針對中國遊客出售翻譯成中文的北韓圖書，售貨員是一個豐滿白皙的北韓女人。我買了一本美籍韓國人金明哲的書《金正日和朝鮮統一之日》。有趣的是，作者把北韓的性格和金正日的性格總結為「豺」，稱那是一種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遊刃有餘的自保性格，並且一直機警地挑逗大國的權威。這個比喻十分貼切，除了挑釁，北韓沒有什麼真正的資本。這也是北韓一直希望發展核武器以增加談判籌碼的原因。

我們見到了來自北韓的導遊。其中一個姓金，禿頂，身板瘦而結實，穿著一件明顯過大的襯衣。六十四歲的金導遊說一口帶有蘇北口音的流利漢語，「我一共有三個漢語老師，他們都是志願軍，其中一個老師是江蘇的。我學習了七年漢語，還從沒有去過中國。」

金導遊雖然從沒有離開北韓半步，但是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比許多中國人還熟悉。外界對北韓的看法，他也十分了解。不少中國人總是認為北韓食古不化，實際並不準確，平壤有很強的能力去收集足夠的外部資訊。

之前中方導遊在出發前非常鄭重地警告：帶有輸出輸入功能的電子產品一概不允許帶入北韓。在新義州火車站，Dominic和湖南婁底來的朱先生身上的手機，還是被查出來了。

長相狡猾的朱先生多次來過北韓，持有一部北韓手機，卡也是北韓的，上面有紅色的千里馬標記。他解釋說，手機是去年來北韓時買的，這次帶過來準備聯繫朋友。北韓海關暫時沒收了手機，放在新義州保管，後來回國時還給了他。這個插曲讓大家感到緊張，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和Thomas溜出候車室，發現月臺圍墻外面就是熱鬧的火車站廣場。人很多，白衣藍褲、繫著紅領巾的少年騎著自行車快速穿過，婦女和老人在走動，一個男人用自行車馱著一箱「鴨綠江啤酒」去一間小屋。很多北韓旅客都提著從中國採購的商品，女人背著很沉很大的包裹艱難跋涉。也有的女性戴著項鏈和戒指、挎著男人的胳膊，打扮相當入時。這些跡象表明一批北韓人的生活已經明顯改善，生活上社會風氣也變得寬鬆。整體上，北韓人的打扮單調而樸素。很多士兵都穿一種黃色帆布鞋面、黑色橡膠鞋底的膠鞋，普通百姓則穿一種藍色白幫的平底布鞋，男女樣式一致，據說這都是北韓生產的運動鞋。廣場隨處可見戴著直筒戰鬥帽的挎槍軍人。天氣很熱，但是他們穿著很厚的兩件套軍服。普通北韓人的氣色也明顯跟他們營養良好的領袖不太一致。

廣場左側一個像是售貨亭的地方，發生了一場爭鬥。一個青年男子不斷用手推搡一個瘦小的老太太，有個勸架的中年女人參與進來，好像是男子嫌她多管閑事，狠狠朝女人屁股踹了一腳。女人拍拍褲子上的塵土走了。

我被這場午間的爭吵吸引。廣場上的人們也發現了我們。特別是Thomas的西方人面孔，引來了北韓人的指指點點。顯然普通北韓人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很少接觸到活生生的外部世界。就像在八十年代初的北京街頭，一個西方人的出現注定會引發圍觀。車站一名女工作人員聞訊跑來，把我們驅趕回候車室。

下午一點，火車啟動。我們被安置在最後一節車廂裡，通往其他車廂的門是禁止通行的，沒有鎖，而是用一根彎曲的鐵絲捆住車廂門把手，確保中國人不能和北韓人發生接觸。這節車廂的前面坐了幾個北韓遊客，他們衣著挺括、像是幹部。我有幾次故意借著去上廁所，經過他們跟前。他們看見我很不高興地把頭扭向窗外。邊境有傳聞說，北韓人看不慣中國的經濟比他們好，但是又離不開中國，為此苦惱不已。

中國一直向北韓施加壓力，要求北韓進行中國式的經濟改革。其真實意圖或許是想把北韓納入中國東北的經濟版圖，把北韓作為資源戰略基地和廉價加工地。就像八十年代西方投資者熱衷在中國做的事情一樣。

在金正日執政的初期，精力主要放在如何鞏固獨裁政權上，推行的是先軍政治，而在經濟上少有建樹。先軍政治的提出，是源於金日成突然逝世，北韓進入政治過渡時期，自然災害進一步把北韓社會推向較難控制的局面，出於活命的本能 ，人們自謀生路尋求糧食，長期實行的路條制失效，人口流動加速，北韓對當時的形勢判斷是：到了生死存亡時刻。

北韓問題學者徐文吉認為，北韓推行軍隊第一，突出軍隊地位的深層背景是，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相繼垮臺，一九八九年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西奧塞古）遭軍隊逮捕槍斃，一九九零年阿爾巴尼亞黨的總書記阿利亞在軍隊的壓力下被趕下臺，一九九一年蘇聯以葉利欽為首的軍隊強硬派反戈，這些都給北韓人造成巨大心理衝擊，金日成十分擔心北韓重蹈覆轍，進一步認識到了極權的必要並加強對軍隊的控制。[1]

金正日的高明之處是沒有急於榮登領袖寶座，而是實行了三年守孝期，凍結了政府機構的變動，為了防止社會失序，實行軍事權威的強制替代無疑是一種有效選擇。早在一九九一年，金日成便把人民軍最高司令官的位置交給了金正日，一九九二年修改憲法，新設了國防委員會，金日成親自出任委員長，金正日擔任副委員長，其間授予金正日元帥軍銜。時隔一年，一九九三年四月，金正日正式就任國防委員長，成為北韓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東歐劇變之後，北韓進一步突出了「北韓式社會主義」的理念，並將這一理念滲透到了思想領域、經濟發展甚至生活方式，據說在北韓的最高學府金日成綜合大學的校園裡，矗立著一塊刻有「按照我們的方式生活」的石碑，告誡北韓人永遠走北韓式道路。

北韓二千四百萬人口，有一百多萬軍人。在鐵路沿線、車站、鄉村、田間，都能看到大批身背武器的軍人。一些路口，經常見到扛槍士兵檢查路人身分。軍隊成為維護政權的核心力量，也極大牽制了北韓的經濟發展。北韓官方認為，鞏固政權遠比發展經濟更為迫切。這一政策的實施，至少讓北韓耽誤了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機遇。

同一時期，鄧小平到中國南方視察，決定將市場經濟全面引入中國，此後中國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

中國和北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新義州到平壤二百二十公里，在中國坐動車用不了二小時，高鐵則只需要不到一個小時。而北韓要走六小時。所謂四日遊，有兩天花在往返路上，實際只是兩日遊。

除了鐵路設備的老化，北韓電力緊張，火車晚點也很普遍。丹東國旅有個導遊的綽號叫「吳晚點」，因為這位吳導遊每次帶團去北韓，火車都會延誤。金導遊說，北韓儘管有大同江水電站，但冬天結冰、無法發電的時候，取暖都是個問題。北韓提出在二零一二年主體思想一百年的時候，建成「強盛大國」，時間證明，這只是一個口號。

二零零一年一月，金正日訪問中國時考察了上海浦東，金正日此行被看做是一次經濟改革的參觀和學習之旅。上海的快速發展對他觸動很大。金正日表面上不再認為中國搞資本主義改革，開始承認中國的改革是一條防止和平演變的成功之路。同時金正日認為中國的改革所需時間太長，這與其大手筆作風不盡相符。他要尋找一條短時間內見效的快速之路，依托中國大市場，實現其資本迅速增長。回國中途，金正日對新義州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考察和現場指導，返回平壤之後下定建設新義州特區的決心。[2]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北韓頒布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法，把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設置為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允許區內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明顯克隆了深圳特別行政區。北韓同樣規定新義州特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特別行政區升格為與道同級的行政單位，在人員組成上，政府人員構成大換血，區內約三十二萬人口的原居民也進行換血；此外，便是要創世界所得稅政策優惠之最，定為百分之十四，低於所得稅全球最優惠的香港百分之十五一個百分點，把新義州設置成CBD。北韓境內一小塊面積的開放，確保了大面積的內地免受市場經濟的衝擊。

金正日特別任用了一個非北韓國民──荷蘭籍中國人楊斌來擔任行政長官。楊斌的故事頗具有戲劇性。他是南京的一名退伍軍人，靠花卉種植掙了第一桶金，加入了荷蘭國籍，被《福布斯》評為二零零一年「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第二名，身家估計為九億美元。偶然的機會，楊斌結識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亦有傳聞說，楊斌是金日成在中國的私生子，因為從楊斌的歲數和長相看，的確有一些吻合。但這不過是空穴來風。

二零零二年九月，楊斌被北韓政府任命為北韓第一個資本主義特區新義州行政長官，任命儀式由北韓政務院總理主持。楊斌大張旗鼓邀請了世界各大媒體記者去平壤報導他的就職儀式。

僅僅幾天之後，中國警方就宣布逮捕了楊斌。調查資料稱，楊斌涉嫌參與各種各樣的非法經濟活動。香港媒體報導說，這些違法活動至少包括上千萬元的欠稅，違法建地，拖欠工程款，還可能有上市公司做假帳，欺騙股民等罪行。楊斌被判入獄十八年，這個看起來有點瘋狂的計劃就告吹了。更大的可能是，中國希望北韓依賴中方，而不是自成其事。分析認為，中國擔心在靠近東北的區域出現一個更加獨立的北韓，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這對雄心勃勃的金正日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從火車上看，北韓風光美麗。視野所及沒有很高的山丘。後來去的妙香山、板門店，同樣很美。所到之處，幾乎每塊田地都種植了水稻和高粱，連田壟都栽滿了秧苗。北韓對糧食的渴求可見一斑。事實上我們主要在北韓的西部旅行，這裡集中了北韓的主要平原和糧食產區，而更為廣大的東部多為山區，不宜糧食耕種。

多次來過北韓的朱先生講，別看田壟都種滿了作物，但因缺少化肥，一畝只有二三百斤的產量。在中國，一畝水稻產量多的可接近二千斤。

在北韓的三天，我只在開城見過一臺插秧機。這裡的機械化程度很低。因為是人工插秧，秧苗明顯不太規整。田地勞作基本全靠人力，主要是婦女。因為男人都去當兵了。

農村依稀讓中國人回想起熟悉的人民公社。有些地區也搞與中國類似的聯產承包，家庭或親友組成一個組耕種，交給國家定購糧食後，剩餘部分可自行處置。但是聯產承包最少也得需要兩戶。總體上，尚不能完全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已經是北韓式社會主義的底線。經常看到農民圍坐在紅色的政治標語牌前，進行政治學習。金導遊說，他們每星期固定進行一次政治學習。其他時間還有一些隨機的政治活動。

坐在我對面的來自深圳的張先生，四十歲，是很有幽默感的商人。他帶著欣賞的心情看待北韓的一切。看到農民在田間插秧，他讚美說，「多麼好的田園風光，這正是我嚮往的，完全沒有工業化的喧囂。」看到公路上幾乎沒有汽車，「多好。完全沒有尾氣，多環保。在深圳每天都堵車，吸進的尾氣相當於一口氣抽了十根香菸。」他一邊抽菸一邊說。

一些中國人到了北韓多少有點暴發戶的感覺。但是他們忘記了不遠的時間以前，中國同樣一窮二白，思想禁錮程度甚至比北韓尤甚。之前我以獵奇的心態，道聽途說不少關於北韓的傳聞，等到有機會和普通北韓人接觸，你則會發現中國人對於北韓的了解少得可憐。

朱先生和張先生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國人看待北韓的兩個側面。朱先生喜歡挑毛病和嘲弄，更極端一點，喜歡妖魔化北韓，而忘記了中國的昨天也是如此。而另一些人如張先生，認為北韓才是理想社會，最好一成不變，但是忽略了北韓人民也有改善和創造美好生活的願望。

進入平壤天色已暗。我們被安排入住平壤羊角島飯店。四十七層的羊角島飯店是平壤為數不多的涉外賓館之一，建在大同江邊的羊角島上，只有一條路通往外界。此後幾天，除了統一行動，我們被限制在島上，不允許隨便出行。

入住當晚，旅行團裡來自遼東學院的六人，試圖在晚飯後進入平壤閒逛，剛離開飯店三百公尺，就被一個無法確定身分的北韓人攔住，對方用漢語說「回去、回去」，態度強硬。我故意落在後面，過了很久還看見此人在遠遠盯著。

導遊再三囑咐：「不准到羊角島賓館外面去。會出麻煩的。」我不確定導遊說的麻煩是什麼。幾乎每一個中國遊客都會聽到這樣的警告。但一開始我就斷定這有點危言聳聽，他們也許只是不希望外國人看到北韓真實的一面罷了。

羊角島飯店是一個中國人紮堆的地方，據說這裡還是平壤乃至北韓唯一的紅燈區，酒店地下一層有桑拿浴。當晚我去考察了一下，消費以歐元計算，最便宜的頭部按摩，四十五分鐘要二十五歐元。看場子的中國人說：「現在小姐還在丹東，沒有過來。」在中國許多城市的大酒店，沒有色情業反倒是稀罕的。北韓把羊角島闢為接待中國人的特區，准許色情業存在，在我看來有點諷刺的味道。

桑拿區旁還有一個賭場，投資者據說是澳門賭王何鴻燊。賭場領班和經理都來自澳門。二十名左右的員工，全來自丹東。賭場有三張二十一點賭臺，但門可羅雀。一個在賭場上班的丹東人告訴我，賭場四年來一直沒有盈利。因為生意清淡，每晚都能看到賭場的林經理，在院子裡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時光還是發泄怨氣。

無論是桑拿還是賭場，北韓人都禁止入內。一個穿著門童制服的北韓人專門坐在樓梯旁看守。

房間設施就像是中國二線城市的酒店，寒冷而毫無特色。我和澳大利亞來的Dominic被分到同一個房間。Dominic自稱是一個素食者，他身材很瘦，蓬鬆的卷髮，走路一晃一晃地，喜歡爆粗口和玩撲克魔術，配以二百公分高的個頭，顯得很酷。他是韓國的交換生，會說幾句簡單的韓語。

房間的電視能看到CCTV第一臺、第五臺、第八臺、鳳凰臺，甚至還有BBC和NHK。賭場夥計告訴我，原來北韓只有中國中央電視臺一個頻道，為了在世界杯期間招攬客人，賭場老闆剛申請了一個月時間的衛星頻道。世界杯一結束，一切就恢復從前。

我們無法隨便到任何一個北韓人家中去。金導遊告訴我：「去家中參觀，要提前一天向外交部申請。」

金導遊說：「我們有很好的風景和資源，其實可以讓更多的人進來。但是我們不這麼做，都進來把蒼蠅蚊子都帶進來了。我們腦子就亂掉了，就不好了。」

這裡有太多的「不可以」。中國人被不斷告知：不可以從車裡往外拍照，不可以拍攝軍人，不可以拍攝老百姓，不可以拍攝領袖像的半身像而要拍全身，不可以拍骯髒凌亂的地方。

遊客問：「這也不能、那也不能，還能拍什麼？」

導遊答：「除了不能拍的，其他的盡可以隨便拍。」這種北韓式的回答讓人很泄氣。

「如果不小心拍攝了怎麼辦？」我問導遊。

「輕者刪除罰款，重者直接送回中國。」另一名中方導遊說。她是一個面容嬌嫩的小姑娘。她告訴我，曾有一名中國遊客，偷拍了一張北韓軍人衣服髒兮兮的照片，罰款五千元，導遊寫悔過書。我想北韓人對經濟制裁的功效深有體會，中國人也最在乎這個。於是，大家都不敢隨便拍照了。

北韓人民大概就生活在這樣一種時刻被警告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不允許做，時間長了，多數人就養成了習慣，壓抑了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目前看來這種監控政策是成功的。

曾經不斷讚美北韓的張先生，也開始抱怨受到了限制。我問：「你不是說這裡是理想社會嗎？」他忿忿地說：「都一樣！」開始他讚美火車外的風景充滿了希望，後來他又說風景千篇一律讓他感到「絕望」。

一早醒來，導遊帶領中國遊客去給金日成銅像獻花。銅像二十三公尺高，用七十噸黃銅打造。據說是根據四十餘歲的金日成形象塑造的，金日成身著風衣，左手叉腰、右手高舉、目視遠方。二零一一年金正日去世之後，他的銅像又站在了金日成的銅像身邊。奇怪的是，金正日的造型則選取了九十年代擔任國防委員長之後身著軍服的形象，那時候金正日已經年過五十。也就是說，站在一起的兩座銅像，兒子歲數比父親大。

北韓人對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崇敬形成了某種習慣。我看到上班的平壤市民，都會自覺多繞個彎，到銅像前鞠一躬再去上班。「本來人民還要建更高，但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不同意。」導遊說。

平壤的特色在於它過去是金日成的主題公園，後來是金正日的，未來又成為金正恩的。在以萬壽臺的銅像為原點的直徑三公里以內，環繞著凱旋門、千里馬、解放塔、建黨紀念塔、主體思想塔等「大紀念碑式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展現了北韓人民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對領袖的愛。這些大紀念碑式的建築，多數是在一九八二年金日成七十歲壽辰的時候竣工的，總設計師是金正日。金正日同志對於顯示主體思想的建築藝術十分在行。在平壤，這些紀念建築數量雖然龐大，但卻極有秩序，從沒有出現類似兩個偉人像互相招手或者四目相對的尷尬。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首先在金日成廣場的後面，建造了人民大學習堂。金正日讚揚這個建築「在民族形式內包含了豐盛的社會主義內容」。所謂採用了民族形式，應該是指以傳統的青色瓦片做屋頂。

更重要的是配合金日成生日完工的凱旋門和主體思想塔。凱旋門揭幕式在四月十四日舉行，形狀以巴黎的凱旋門為原型，但是高度和寬度都超過巴黎。拱形門洞分東西南北四個，中間的拱門，長二十七公尺寬十八公尺，可以並排開五輛汽車，門洞邊緣鑲嵌了七十塊金達萊花紋浮雕石板，象徵著金日成七十壽辰，兩個門柱上分別刻著一九二五、一九四五兩組數字，表明金日成一九二五年離開平壤走上革命道路，一九四五年光復祖國凱旋平壤。

位於平壤中心的大同江邊的主體思想塔，則在四月十五日舉行揭幕式。按照金日成七十年生日的總日數計算，共用了兩萬五千五百五十塊花崗石築成。坐電梯可以到達一百七十公尺的塔頂，俯瞰全市風光。建造這種具有象徵性的建築物，並非北韓的傳統，而是金正日個人的獨創。

金正日在審閱第一次提出的主體思想塔設計圖時，充滿信心地說，既然要建就要建成世界第一。有人建議塔高定為七十公尺，有的說要達到一百二十公尺，金正日以鄭重的語調說，我看還需要加高，既然要建高大的主體思想塔，就要見到的人都說高大。金正日同志決定說，如果基礎沒有問題，就把主體思想塔的高度定為一百七十公尺。[3]

主體思想塔的規劃方案和外型確定無疑地源自華盛頓紀念碑。這種模仿還精確地延伸到了塔座內部鑲嵌各國贈送石碑的做法，高度最終確定為比華盛頓碑高一公尺的那種隱含的較量。和華盛頓碑的功能一樣，這座位於平壤市中心的塔同樣裝有高速電梯。塔頂烽火的母型則是自由女神像手中的那個。塔身前面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造像一看便知脫胎於蘇聯的《工人和集體農莊女莊員》，塔身後面的六組各階層人民群像及兩座觀景亭的布置，也濫觴於蘇聯的紀念碑綜合體。金正日陪同金日成視察了主體思想塔之後說道：「這次，在迎接主席七十壽辰時，建立主體思想塔和凱旋門等許多紀念碑式創造物，讓主席高興，我的心情也輕鬆。」

一系列大紀念碑式建築落成後，平壤煥然一新，成為名副其實的金日成主題公園。北韓就像一個劇場國家，因無所不在的權力壓迫而戰戰兢兢的人民成了最出色的群眾演員，演出在金日成和金正日逝世後達到高潮。從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到十九日，累計四千萬人次來到萬壽臺金日成銅像處，或敬獻花圈，或捶胸頓足，或長跪不起，或展示血書。七月十八日晚，當得知金日成的靈車第二天將繞城一周時，四十萬平壤居民手持水桶和抹布來到大街上擦洗路面，次日，全體市民傾城出動，在四十公里的沿途，「夾道永訣的群眾呼天搶地，慟哭嚎啕，悲壯的痛哭聲震天動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金正日的靈柩穿過同樣的道路時，市民為防積雪，自發地脫下自己的棉衣，鋪在車隊即將駛過的車道上。[4]

雖然紀念堂和一些重要場所顯得體面，而最顯眼的大同江邊的主體思想塔，在電力短缺的夜晚也總是亮著，但整體而言，除了激昂的精神力量，北韓呈現出一種匱乏的痕跡。

平壤的街道安靜得有點不正常，安靜到不像一個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城市：混亂和富有生氣。看不到有人在街上閑逛，看不到汽車刮蹭引發的爭執，看不到上年紀的女性在街道邊跳舞，看不到淘氣的孩子在街頭追逐，看不到老人在街上無所事事地閑坐。總之，一切井井有條，但就是缺少了生活的氣息。高傲的平壤市民從不會去圍觀外國人，但是總有好奇的目光悄悄追著我們。你回望這些目光，那些好奇馬上暗淡了，變成了默然。

愛爾蘭人和奧地利人在參觀完祖國戰爭博物館之後，簡直氣瘋了。「北韓宣傳戰爭是美國人挑起的」。Tim和Thomas──他們實際上是美國公民，都擁有雙重國籍──朝著我異口同聲地說，「謊言，全都是謊言！」

幸虧他們說的是英語，否則可能小命不保。詭異的是，會講英語的北韓女導遊明明聽懂老外在說些什麼，卻一直保持了奇怪的微笑，也沒有制止西方人對北韓革命事業的公然誹謗。

中國人不為所動。旅行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東西方旅客的差異。多數中國遊客嚴格執行了「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到了景點就拍照」的中國特色，而且喜歡血拼，不然好像這一趟就白來了。旅行團有一對中年夫妻，尤其喜歡購物。他們幾乎不怎麼跟其他人交流，每到一地，都會快速取景照相，然後毫無聲息地購買很多商品。深圳的張先生有一次很有把握地猜度說，這對夫妻很像那種發了財的小貪官。

我一直懷有好奇，普通中國人究竟是怎麼看待北韓的？為什麼對限制重重、缺乏旅行樂趣的北韓遊趨之若鶩？事實上，當我第一次參觀平壤的時候，我就對那些厚顏無恥的宣傳感到厭惡了。我發現，整個旅行團的成員都各懷目的。學院六人組是公費旅遊，去年他們靠招生掙了一些錢。湖南的朱先生曾經去過北韓，受朋友邀請做礦產生意，他不放心又一次專程考察。北京的一家三口，父母一直在為女兒的婚姻操心，旅遊也順帶幫女兒挑選女婿，那位媽媽見我獨自一人，多次好奇地問：「多大了，做什麼工作？」

深圳的張先生做進出口中介，給歐美客戶訂製中國生產的小禮品。後來我們結成了不錯的友誼。那些年，依靠紅火的中國製造，他賺了一些錢，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中心區域買了房子。張先生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充滿反思精神。他說，中國是「低人權的發展、低工資、低保障」，這既讓他賺到了第一桶金，也讓他體會到了代價。在經歷了三十年高速發展之後，弊端正在慢慢顯示出來，高房價、高污染、以及社會整體誠信的缺失，諸如此類正在中國蔓延。反求諸己，他對北韓充滿好奇與嚮往，認為田園生活才是生活的真正意義所在。幾年後，我有一回經過深圳，去過張先生在深圳的家。他的生意也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慢而遇到瓶頸，訂單大幅減少，整日在深圳圖書館看書消磨時間。

第一次來北韓的中國人，許多都抱著緬懷過去的想法。有一對來自河南的老夫妻，先生得了糖尿病，視力很差，幾乎看不見，腿腳也不好，但是也堅持來參觀。他由衷地讚美北韓，抱怨「中國變了，而朝鮮還是那個社會主義朝鮮」。在妙香山休息的時候，老先生對我說：「北朝鮮始終堅持共產主義信仰，他們還是比較純粹的社會主義。而中國背叛了信仰，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了。」

「我還是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中國雖然窮，但是社會保持了起碼的公平，不像現在，有這麼多貪官污吏。私有制把我們這些從前的主人變成了窮人。」 他說。

老先生退休後的生活並不如意，他舉起手裡用來盛水的保溫杯，「就像這個杯子，摔碎了就完了。我的生活也是這樣，如果有一點變動，比如病倒，整個生活也就完了。」

他的話代表了中國相當大一批人的心聲。從經濟角度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偉大的，完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消滅貧窮、最大範圍的工業化，以及最快速的持續性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這種發展奇蹟亦是借助不平衡的方式實現的。污染、食品安全、貪腐風氣、貧富差距、保障缺失，這些被認為是不徹底的改革的產物，而且給很多普通人構成了更為嚴重的心理傷害。

我在平壤參觀的時候，在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重慶，正在掀起一股唱紅歌的熱潮，三千萬重慶人在主政者薄熙來的鼓動下，高唱文化大革命時期緬懷毛澤東的歌曲。唱著過去的歌謠，寄托過往的愁思，這是時下中國社會思潮詭譎多變的縮影。它構成了一股奇特的潛流，既是對革命傳統的召喚，也透露出民眾對當前生活的不滿。紅歌背後傳遞出的平等、均富等簡單理念，對於市場經濟下疲憊的無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這些緬懷過去的人們都是市場經濟中利益受到損害的人，是這個高速發展時代裡的失敗者。在一些老年人看來，毛澤東時代「貧窮的公平」令他們心嚮往之。而北韓就是他們理想破滅之後的另一種寄托。

白天的北韓就像一個夢。

在萬景臺少年宮，北韓兒童向旅遊團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才能。民樂伴奏下，一個不過十歲的女孩像著了魔一樣旋轉，轉了大概四十多圈。當我們以為她就要停下來的那刻，她居然再次旋轉了四十多圈。全場觀眾為她瘋狂，喝彩聲和掌聲要把屋頂掀翻。孩子們還展示了高超的集體舞蹈，動作整齊劃一。一個男孩深情演唱《祖國》，歌聲讓人怦然心動、感動不已，那種久違的集體主義氛圍，讓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那是我曾經熟悉的場景，那些簡單的口號曾經深入我的內心，現在都煙消雲散了。我為之黯然神傷。

北韓人顯示出強大的服從性和紀律性。六月二十五日，平壤十萬群眾在金日成廣場舉行反美集會，紀念韓戰爆發六十週年。當時我們在附近參觀，聽到了不遠處擴音喇叭傳來的高亢宣言，直到晚上看鳳凰衛視，才知道十萬人聚會就在身邊。後來我們到了金日成廣場，發現十萬人走後，地面乾乾淨淨，沒有絲毫大型集會的印記。北韓人尤為鐘情顯示集體力量的團體操，每年八月的阿里郎演出匯集了十萬演員參與，為世界之最。也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方面比得過北韓。

有時候冒險是很有必要的，我很想見到一個不一樣的北韓。既然已經到了神祕的北韓，如果再來一段刺激的冒險無疑就更妙了。我決定不去理會導遊的警告，第二天、第三天的晚上，連續兩次，我順利走出了羊角島飯店，到了平壤市區。前後加起來逛了差不多四個鐘頭，見到了和白天不一樣的景象。

每一次我都約上深圳的張先生，他不光幽默，也有冒險精神。第一天晚上八點半，我們在羊角島飯店頂層的旋轉餐廳喝了一杯咖啡，女服務員顯得有氣無力，似乎在等待早點收工回家。我故意問她親愛的領導者倡導的「艱難的行軍」什麼時間結束，而她只是輕描淡寫「哦」了一聲，便不再理我了。

我和張先生從餐廳出來，從事先偵察過的花坪一側繞到路口，然後從一個小土坡走上了大路。羊角橋橫亙眼前。我們不明方向，先是往大橋左側走。我倆比遇到的任何一個北韓人都胖，而且胸前沒有像章。心裡作祟，感覺經過的北韓人都用一種異樣的眼神審視著我們。

天已經暗下來了，有兩個士兵拿著手電筒在橋頭檢查路人身分。我們故作鎮靜又折了回來。張先生甚至開了一個不合時宜的玩笑：「他們不會一槍把我們幹掉，然後扔進大同江吧？」

我們改走大橋右側，憑白天的印象一路走到了平壤火車站。路上很黑，因為沒有一盞路燈是亮的。平壤只有頭上的星光，還有住宅樓的燈光在閃爍。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衛星照片：從太空看，繁忙的東亞夜晚燈火璀璨，唯有北韓上空漆黑一片。很多行人拿著手電筒照明，騎自行車的人在前端安了一個照明燈，靠車輪轉動發光。更多的人依靠月光照明步行回家。住家是有電的，但是從窗外看不見裡面。

離平壤火車站大概三百公尺的地方，人行道邊有微弱的手電筒閃動，我看到三個婦女蹲在樹叢邊，面前擺放著三個小布包，我湊上去，發現是待售的兩摞煎雞蛋，還有一袋小饅頭。

北韓人實行糧食配給制度。普通平壤人一天定額七百克，重工業工人一天配額是九百克。因為缺少副食品，這點糧食顯然不夠填飽肚子。

另外一個婦女面前放著三個像似外星人的毛絨玩具，一張紙片上寫著標價「一百」，不清楚這是指北韓貨幣還是其他貨幣。我湊過去試圖看得更清楚一些，一個婦女看見了我，變得驚慌失措，拿起包轉身跑掉了。

就在隔著三步遠的地方，黑暗中站著三個持槍的士兵，用手電筒朝面前經過的行人身上照，隨機檢查行人證件。我感覺手電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一會兒，我和張先生盡可能鎮定地走過去，盡量裝得像一個北韓人一樣。

事後我批評了張先生，大腹便便的他有時喜歡喋喋不休，而他的南方口音往往引起路人的注意。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累，他總是說「咱們歇會兒吧」。

我們順利到了平壤火車站，沒有了白天的喧鬧，這裡一片安靜，只有站前六盞路燈亮著。很多人蹲在馬路邊，似乎打算在這裡過夜。車站對面，我看到一個顯然是鄉下來的年輕女人緊張地站在墻根，手裡拿著一捆大蔥等待買主。還有二個婦女在無聲地交換彼此手裡的物品。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黑市。顯然自由貿易仍然受到嚴格的管制，但是人們偷偷在做。

回來的時候，我倆繞到一個住宅小區，這裡的道路有些坑窪不平。我們坐在人行道邊，一邊抽菸，一邊觀察經過的人們。晚上九點半，有很多大人和孩子從這裡經過。不遠處有一個亮著燈光的售貨亭，裡面放著啤酒和一些方便食品。其間，我們穿越了一條地下通道。突然，我們發現有一個北韓軍人緊跟在身後，心裡一陣緊張。後來我們索性在江邊站了一會兒，讓那個軍人先走，確認這只是一個巧合，才放下心來。

離羊角島賓館不遠的草叢裡，有兩個小女孩正打著手電筒聚精會神在撿草籽。我不知道她們撿草籽用來做什麼？用來吃嗎？我湊上去想看個仔細，女孩被我嚇了一跳，飛快跑掉了。後來女導遊說是用來種草坪的，但是我不確定她的說法。

回到賓館的時候，我和張先生汗濕衣背，擊掌相慶。張先生說：「這比白天的旅遊更過癮。」

毫無疑問，白天的平壤和夜晚的平壤是兩個世界，正如平壤和平壤以外的北韓是兩個北韓。次日晚上九點，我倆又走到了火車站相反方向的大同江。出發前我給自己別了一枚北韓國旗像章，這樣看上去更像一個本地人。這次來回花了兩個小時，甚至有時間坐在江邊休息。我看到一個平壤男子坐在江邊打手機。

手機在平壤仍然屬於奢侈品，通話費是每月固定二萬元北韓貨幣，但很多平壤人已經開始擁有。北韓手機號碼的開頭是一九一二，這是為了紀念金日成的出生年份。但如果出現新的開頭數字是一九四二的手機號碼也不奇怪，因為這是金正日的出生年份。

湖南朱先生的那部北韓手機花了一千多元，卡也是一千多元，同樣的手機在中國只需三百元。這個號碼設置了權限，無法和北韓人通電話，往中國打長途每分鐘七美元。

連續兩晚，我在火車站附近遇到了奇怪的景象：一些北韓男子站在黑暗的拐角，推著自行車，向我打招呼。我不懂他們的意思，憑直覺認為是黑車交易市場。中國曾經也很普遍。我走近他們，向他們問好。他們發現無法和我進一步交流，就不再理我了。這些發現倒讓我覺得北韓還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們追求生活改變的本能並沒有因為壓制而徹底消失。臨走前我問了一圈旅遊團的人，有人同意我的看法，說那是黑車交易，也有人說那是交換貨幣的黑市。還有一個羊角島飯店的門童告訴我，也許他們只是想給你打個招呼。暗夜中那些黑瘦的北韓人究竟對我說些什麼？至今對我都是個迷。

對於北韓這樣一個神祕的國家，旅程顯得有點短。離開北韓的前一晚，我們一起吃火鍋，大概西方人不太習慣，Thomas只是夾起生肉片在熱鍋裡稍一沾水就送進嘴中，他和愛爾蘭人都吃了太多沒有煮熟的肉片，結果腹瀉折騰了一夜。早上起來他精神恍惚，央求女導遊能否去買點香蕉補充體力。女導遊沒有任何反應。在北韓，如果沒有提前安排，你是無法隨時在市場上買到香蕉的。

二十六日下午火車返回新義州，路上在定州停靠，對面一列開往平壤的擁擠列車上，一個漂亮的、身著白衣的北韓女孩突然發現了站在車門透風的Thomas。Thomas讓腹瀉折騰得虛弱不堪，但是威猛的外形吸引了北韓女子的目光。

女孩透過車窗用韓語向Thomas大喊。

Thomas問我，「她在說什麼？」

我求助旁邊的金導遊。金導遊說：「她問老外從哪裡來？」

我告訴了Thomas，Thomas大聲回答：「奧地利！」

女孩又大聲問。Thomas又問我：「她說什麼？」

我只好再次問金導遊。金導遊說：「她問老外要去哪裡？」

我告訴了Thomas，Thomas大聲回答：「北京！」

這真是具有象徵意味的一幕：一列國際列車，一列北韓綠皮車，隔空喊話，就像隔了一個世紀。他們試圖讓對方互相了解，但中間總是繞來繞去、陰差陽錯。

我清楚地看到，那個漂亮開朗的北韓姑娘試圖聽明白Thomas最後在說些什麼，但是太嘈雜，我想她根本沒法聽清楚。然後，兩列火車交錯而過，朝著相反的方向而去。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二十頁 back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一百三十四頁 back

《偉人金正日》第一百七十六頁 朝鮮外文出版社 back

劉晨晨《革命首都平壤》新知雜誌二零一四年九月號 back

第二部分逆流而上

07你的東土，我的高句麗

二零一三年，中國和北韓邊境不太平靜。二月十三日，北韓進行了核試驗，核爆地點豐溪里距離中國邊境僅一百公里。這是北韓繼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九年之後進行的第三次核試驗。核爆次日，德國聯邦地球科學與自然研究院（BGR）發表監測數據，稱此次核試驗能量釋放了約為四萬噸TNT當量，是一九四五年廣島原子彈爆炸力的三倍，地震規模為五點二級。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始於二零零二年，聯合國安理會三次作出決議予以譴責。中國參與了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但是不願意太逼迫這個昔日盟友。這次也是外交斡旋到最後一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才警告說「不允許在中國的家門口鬧事」。但金正恩仍然孤注一擲，核試驗時間選擇在他的父親金正日生日的前夕，也是中國的春節假期，給東北亞地區安全蒙上陰雲。

北韓把發展核計劃列為國策，源於強烈的不安全感。正如一九六四年毛澤東號召中國人民勒緊褲帶、進行核試驗而加入核武器俱樂部，從而擁有了跟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博弈的籌碼。不過世事變遷，冷戰已經結束，北韓所面對的世界發生了巨變。早年蘇聯和中國是北韓的盟國，沒有外在的國家安全威脅。如今這個聯盟已經分崩離析。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殘酷的現實增強了北韓的不安全感。在此情況下，北韓開始積極研發核武器。

北韓和美國的敵對狀態依然存在。在看似不可預測的表面下，北韓有其一套連貫的行為模式：以製造危機將雙方帶到懸崖邊來彌補北韓和美國的實力缺陷。事實上北韓儘管擁核，但對世界的威脅並沒有增大。北韓在兵力上占有很大優勢，但是裝備太差，不可能打贏戰爭。北韓的海軍和空軍裝備多數陳舊老化，而且燃料供應水平低，意味著它沒有能力支撐長期的軍事行動。也就是說，這個貧弱的國家根本不可能打一場常規戰爭。

核試驗是新領導人金正恩上臺一年來最大的動作。他渴望像他的爺爺金日成和父親金正日一樣，具有絕對權威，凝聚民心。採取這種激進舉動也顯示他的執政資本不夠雄厚，急於累積政績。

金正日在七十年代被確定為北韓接班人，至金日成去世，已經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核心執政經驗。而金正恩的從政實踐少得可憐。金正恩太年輕了，自小衣食無憂，不熟悉外部世界的險惡，不像他的爺爺和父親那麼圓滑，從目前的情況判斷，其做事風格不計後果。北韓的周邊環繞著傳統意義上的敵人：日本、韓國和美國，只有中國是理論意義上的盟友。中國和北韓關係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親密無間，但是彼此都有利用價值。金日成和金正日很懂得如何跟中國這個龐大鄰居相處，金日成在世時三十九次訪問中國，來中國就像走親戚。金正日的執政後期，曾經在一年之間三次訪問中國。他去世後，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高度評價金正日同志生前為中國和朝鮮關係發展所做的重要貢獻」。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金正恩上臺後，至今沒有收到中國的訪問邀請，這是不同於慣例的。中國已經逐步把北韓定位為具有「深厚友好傳統的正常國與國的關係」，顯示中國對北韓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金正恩不顧中國警告，似乎急於向充滿惡意的外部世界宣示「我長大了」。然而無論從歷史、經濟、地緣政治的角度，北韓並不容易徹底擺脫中國老大哥的束縛。時間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此前我聯繫了許多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希望向他們請教朝鮮半島問題。但是他們紛紛以話題敏感為由婉拒。唯獨趙教授表示有興趣，這讓我喜出望外。趙教授是一位富有聲望的經濟學教授，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在大學工作、教書育人，幾年前退休。他的研究方向是朝鮮半島政治經濟和中國、北韓、日本關係，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此外，趙教授是中國朝鮮族人，想必他對於半島問題有著學術邏輯之外的獨到觀察。

聽完我的自我介紹，他在電話那頭沉靜片刻，說：「談談可以，歡迎到長春來。」

長春是吉林省的省會，氣候宜人，走在長春的大街上，可見歷史車轍交叉而過的印記。遍植櫻花的街道明顯有日治時期的影子，有軌電車、史達林式建築，則帶有醒目的蘇俄風貌。新民大街上的國務院、軍事部、司法部、經濟部等八個政府機構的遺址提示人們，此地還曾經出現過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

長春曾經是滿洲國的首都，當年叫新京。滿洲的大致範圍包含了東北地區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以及現今內蒙古東部的一片地區。滿洲因為是滿洲人的發源地得名。傳統認知上，山海關是漢族為主的中原地區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分水嶺。滿洲人由山海關入關，建立了大清帝國。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口號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某種意義上，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袁世凱比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更具政治眼光，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退位後，袁世凱保留了清王室的優厚待遇，允許溥儀繼續住在北京的紫禁城裡，以此換取和維繫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對於滿洲、蒙古、西藏等邊緣區域的統治權──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歷來只效忠滿清王室，而不是效忠中國的漢人政權。

袁世凱死後，隨著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陷入軍閥混戰，東北成為了草莽出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盤。日本人吞併韓國之後，一直謀劃征服東北，暗殺了羈傲不遜的張作霖，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成為新的東北王。張學良很不爭氣，沉湎於鴉片和女人。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關東軍，張學良放棄抵抗，把東北──漢人習慣稱滿洲為東北，有明顯的將這一地區視為中華版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含義──拱讓日本人。溥儀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退居東北，於一九三二年建立了傀儡滿洲國。當時的國民政府不予承認，稱之為「偽滿」，但國際社會有一半左右的國家承認了它。

二戰結束，蘇聯出兵東北，溥儀被俘，滿洲國滅亡。隨後的國、共內戰中，共產黨軍隊擊潰了國民黨軍隊。這一系列眼花撩亂的動蕩結束後，東北因為日本的工業開發而成為一窮二白的共產黨中國生產石油、煤炭、汽車的重工業基地。

我徒步穿過一處龐大的街心公園──很多中老年婦女正在隨著音樂起舞，左拐進入一條僻靜胡同，沒走多遠就看到了吉林大學的牌子，這裡是專門為吉林大學的博士生導師修建的宿舍樓。建築有些陳舊，趙教授的家就在這個鬧中取靜的大院裡。我敲響二樓的房門，趙夫人為我開門，她是一位和顏悅色的女士，替我斟了杯茶，端來切好的水果，便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我環顧四周，房間乾淨整潔，鋪著革製的地板，這是朝鮮族人家跟漢族的區別，進門要脫鞋，習慣席地而坐，家裡也準備了中式方桌和西式沙發。一會兒，趙教授邁著四方步從裡屋走出來，他個頭不高，體態清瘦，穿一件熨帖十分整齊的白襯衣，銀灰色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茍。「歡迎你。」他客氣周到，流露出長者的沉穩修養。口音不像是硬朗的東北口音，而是帶有本地朝鮮族人特有的韻味十足的發音。

「我已經八十一歲了。」他笑著回應我的恭維。趙教授躬下身子，認真在我帶去的北韓地圖上尋找，指給我看他的出生地──平安北道的定州。一九三九年，他七歲時隨父親到滿洲，迄今在中國已經生活了七十四年。往事如煙消散，故鄉的記憶都幻化為地圖上的那個小小坐標。

寒暄過後，趙教授字斟句酌地發表了對於朝鮮半島的看法。讓我感到失望的是，他的評說中庸，核心意思表達的是，希望北韓保持穩定，繼續進行經濟上的改善，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等等。這和中國官方論調「保持高度一致」，並沒有我期待中的珠璣之語，似乎畏手畏腳生怕越官方言論半步。

趙教授曾在日本一所大學教過幾年書，精通日語，也可以使用韓文查閱韓國資訊。因為歷史的關係，日本和南韓擁有大量豐富的北韓資料。而作為研究北韓問題的中國人，趙教授又熟悉中國和北韓的情況，本應該有非常細膩和獨到的觀察。但是趙教授說話謹慎，很少流露出偏離官方論調的個人想法。記者總想一下子拿到觀點鮮明的材料，但是經常忽略的是：受訪者喜歡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局面。我坐在對面，望著眼前的這位朝鮮族老人，不免心生困惑。

二零一三年的那個悶熱夏天，帶著遺憾告別趙教授之後，我重新沿著吉林境內的邊境線繼續北上，目標是三百公里外的長白山。金龍客車穿行在鴨綠江畔的群山之中。早已過了午間，我們的車開得又穩又快。司機顯得意氣風發，令困頓的我為之一振。

吉林的沿途比遼寧有更多的山，江水因此變得曲折蜿蜒。遼寧的地勢相對平緩，江水與陸地接壤處會形成面積較大的開闊區域。而吉林山路陡峭，江水變化多端。很多路完全是在山中穿行，沿途經過的村鎮，出現了更多的韓國文字，這意味我開始進入中國朝鮮族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

中國號稱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把境內的韓裔稱作「朝鮮族」。一九五五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明確了少數民族在中國的法律地位。跟其他少數民族不同，朝鮮族是唯一一個外來移民形成的民族。最早的一股移民潮發生在二十世紀初日本完全併吞韓國之後，一部分人是受到了日本人開拓滿洲的鼓動，一部分人則是躲避殖民者的壓迫而蓄勢謀反。後者中最著名的韓國移民叫做金成柱，他在滿洲生活了二十五年，後來更名金日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蘇聯人的扶植下返回半島，建立了世界上最為封閉的極權國家。

鴨綠江始終以一種不疾不徐的速度流動。中國一側的公路沿著邊境山勢而建，汽車繞行在曲折的環山公路上，有時要穿越山洞隧道。山上盡是茂密樹木，而對岸是廣袤的北韓領土。距離我上一次來到這裡過了三年，對岸幾乎沒有變化，很少看到中方這一側那種活躍的生命跡象。城鎮化的開發熱潮，讓中國的邊境城市也變得十分熱鬧，聚集了大量流動人口。處處可見經濟開放造就的活力、噪雜和無序。

有時雨水不期而至。北韓一側，偶爾出現一些白色的民居，像是被人故意擺放在綠色山巒之間的盆景。清晨和午間，偶有炊煙從那些零星的白房子裡飄出，展現出農耕社會的樣貌。

我的背包裡放著一本書，用來打發旅途中的無聊時間。這是在一個叫做孔夫子的二手書網站購買的，書名叫《與世紀同行》，封面是白雪皚皚的長白山，南北韓均稱之為「白頭山」。此書作者就是締造了北韓的金日成。一九九一年，北韓官方正式推出金日成的回憶錄第一卷和第二卷，書中記錄了他在滿洲的革命活動。這本文風浮誇的傳記讓我著迷，北韓人很巧妙地把歷史事件和金日成的個人成長故事相互勾連，營造了金將軍締造出一個偉大時代的錯覺。你需要仔細分辨，才能搞清楚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哪些只是金將軍搭了歷史的便車。

金日成在滿洲流亡了二十五年，家道破落，走上了打游擊的反抗軍生涯，想必對命運的流離刻骨銘心。一個曾經誓言解放祖國和民族的年輕人，為何日後卻對人民實施了更為極端的統治？對於極權的迷戀，在帝制文化興盛的東亞具有久遠的歷史，就像身邊恆固的山。這種精神上的熏陶遠遠大於青年金日成後來學習到的無產階級宣言。當我沿鴨綠江旅行，我計劃踏著金日成的流亡足跡，去探尋一個獨裁者的成長之路。

汽車偶爾會偏離國境線，向內地折過去，又在下一個山口重新返回江邊。鴨綠江進入吉林之後，顏色不再是藍綠色的，而是泛起土黃色、偶爾帶著白茫茫的反光。

日落時分，我抵達集安。集安處於一個開闊的山谷地帶，遍植銀杏，城市不大，人口也不多，聽不到大城市常有的喧囂，美得出乎我的意料。傍晚，很多市民在江邊悠閑散步，整座小城完全安靜下來。

距離酒店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殘存了一圈的城墻廢墟，用刷了綠色油漆的鐵絲網圍起來。這片斷壁殘垣的東南角，豎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國內城，高句麗第二個都城。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四百二十七年）以此為都，作為高句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四百二十五年。遷都平壤後，作為別都。」

路人匆匆，沒有留意它的存在。我對著這堆石頭拍照，許多人投來好奇的目光。

兩千年前，集安的土地上曾經出現過一個橫跨如今中國東北和北韓領土的強盛國家：高句麗。這個強盛的國家連同締造它的高句麗民族，對於韓國人來說，是永遠歌頌的精神圖騰。韓國人認為高句麗人就是他們的祖先。一百年前，韓國人遷移到白山黑水，既有被迫流亡的無奈，也受到了重返祖宗之地夢想的驅使。

然而，當中國也明確表示加入到對高句麗歸屬的爭奪中，預示著這塊沉寂已久的土地將再難平靜了。

我沿江邊的城墻行走，城墻很長，有二千七百四十一公尺，顯示高句麗的防禦工事曾經高大雄偉，設施完善。城墻腳下不遠處，就是鴨綠江。江對岸則是一個叫滿浦的北韓城市。歷史上高句麗作為跨越鴨綠江的國家，集安和滿浦曾是合為一體的地方，現在反差巨大。中國一方的邊境地帶的舊建築，在一場跨度四十年的城市革命中基本上被蕩平，新建的現代化樓群鱗次櫛比。這場城市化革命蕩平了歷史，也重新書寫了歷史，已然告一段落。對岸還停滯在革命的開始年代。目力所及之處，唯一可以看出人力痕跡的是在江水拐彎處，一座山頭被削平了一半，矗立起一座高高的白塔。

起初我以為那是一座永生塔。在北韓的幾乎每個鄉村都有一座永生塔，建造永生塔的靈感來源於西方的十字架，試圖讓北韓人像敬仰上帝一樣崇拜金日成和金正日。滿浦江邊的這座白塔體量更大，超過我見過的所有永生塔。我沿著江邊的柏油路向白塔方向走去，天色以極快的速度暗下來。後來柏油路成為了土路，白塔還是遙不可及，周圍陷入了黑暗，很難辨清腳下的道路，我經過一個個黑暗的村莊，身旁不時傳出狗吠聲，閃著大燈的汽車呼嘯而過，我沿江邊很窄的石子路行走，幾乎沒有站立的空間。

白塔的剪影也逐漸模糊，似乎越來越近，卻還是走不到。月亮懸掛在鴨綠江上，照耀了兩個國家、兩個世界。國境線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夜幕降臨後，遠處那些房子只剩下了模糊的影像，有一些很小的燭光在跳躍，我因此知道，在那沉默的山谷間也有生命在活動。他們又是靠什麼度過漫長的黑夜？河水淺闊，緩慢而流，我看到對岸有一束燈光在跳躍，不時忽上忽下，就像暗夜中的螢火蟲在緩慢移動。那應該是一個北韓人，手裡拿著一個手電筒，騎著自行車在顛簸的道路上往家趕吧。

差不多走了四十分鐘，我依然沒有走到那座白塔。我回頭望去，集安的燈光已經遠遠在身後閃爍，江水泛起孤獨的熒光。

黑暗裡，我看到江邊的岸堤上，一位本地人正在鏟土。我跨過灘塗上灰褐色的蓬草，穿過爬滿了紫紅色水藻的堤壩，走過去，指著白塔問他：「那是什麼東西？」

我的突然出現嚇了他一跳，順我手指的方向，他沒好氣地答：「就是北朝鮮一間水泥工廠的煙囪。」

我問他：「走過去還有多遠。」

「還要走一段路呢。」

夜幕籠罩，我想即便走到跟前，也注定無法看清任何東西了。我決定放棄，原路返回。

集安博物館坐落在市中心，起伏的屋頂造型就像一朵盛開的蓮花。接待我的解說員楊女士告訴我，「荷花是佛教傳入高句麗以後的印記，高句麗人廣泛使用荷花作為裝飾圖案。」

楊女士個子高挑，皮膚白皙。在表示了歡迎之後，楊女士不容置疑地對我說：「這裡不准拍照。」

集安博物館裡的豐富展品，顯示了高句麗王國在七百零五年的歷史中創造出何種文明。他們修建石頭城，四處攻城掠寨，搶奪牲口和女人，繁衍生息，擴大地盤，騎射打獵，造酒製金，鶯歌燕舞。博物館陳列的一幅書畫，描繪了狂野的高句麗士兵騎馬征戰的場景。今天，尚勇好武的風氣在中國民間已經消失，在政治高壓下，中國人漸漸「進化」成為一種習慣使用頭腦的物種。在高句麗最強盛的時候，其版圖覆蓋了東北的大部分以及朝鮮半島的整個北部。高句麗的歷史中，近四百年時間都城建於中國境內，後來遷都平壤，建立了跨越今天中國和北韓兩國的強盛國家。

在八十年代末期，我讀高中的時候，中國的歷史教材課本裡把高句麗歸入世界歷史，稱高句麗、百濟、新羅，構成了朝鮮半島的三國時期。公元九百三十五年，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半島國家。我們上學的時候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死記硬背，因此對這些段落和年代數字至今尚有記憶。

進入九十年代後，中國的主流學術觀點發生了根本扭轉。現在中國的歷史教材只承認百濟和新羅是構成朝鮮民族的主體，而把高句麗納入了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譜系中。

在展示高句麗文化的集安博物館裡，所有說明書都明白無誤地寫道：高句麗是東北古老的少數民族；高句麗王國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權。不消說，這激怒了自尊心極強的韓國人。朝鮮半島學者歷來把高句麗納入「古韓裔」序列，提出了一個三國時代，認為高句麗、百濟、新羅，都是古韓國的後繼勢力，即使分為三國，也是以同一民族意識為基礎。[1]

韓國人視高句麗人為祖先，抗議中國人偷走了朝鮮半島的歷史，據為己有。中國則回應：高句麗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今天的韓國沒有關係。中國官方之所以對高句麗的歷史定位做出重大顛覆，是出於應對變化了的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北京中央黨校的張璉瑰教授表示，「七十年代韓國經濟發展以後，民族情緒上升，一些少壯派學者開始尋找韓國歷史上最為強盛的時代，於是就找到了高句麗。一九九九年前後，中國一些學者突然發現了韓國學術界的這種觀點，他們很吃驚，於是也開始進行研究。」[2]

中國擔心，一旦朝鮮半島統一，一個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的韓國可能會對東北邊疆的穩定構成挑戰，譬如對朝鮮族人口眾多的自治區提出領土要求。為此中國展開了精心反擊。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中國遍地開花，從中學歷史課本到博物館講解詞，從百度詞條到各類出版物，從前的敘述已經完全被覆蓋和修訂。在中國慣用的外交辭令中，有一句叫「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是面對實力占優的中國，另一方並沒有等到「共同開發」就發現本方優勢已經喪失。這令韓國人惱怒又無計可施。

楊解說員的警惕性印證了中國審慎看待任何潛在的對抗。事實上，集安博物館二零零九年建成，二零一三年才首次對外開放。中間有四年時間因為韓國抗議而閉館。楊女士說： 「二零零九年博物館開館前，韓國派了很多間諜來到集安打探消息。開館那天，領導都來現場了準備剪彩，外交部打來了電話，通知我們暫緩開幕。因為韓國人提出了抗議。」

「韓國人的要求是荒謬的，他們甭想奪走屬於我們自己的少數民族歷史。」楊講解員有些憤慨。這個落雨的上午，集安博物館裡對於同一段歷史的不同表述，顯示了民粹主義和地緣政治相互扭曲的後果。

根據一個古老的神話，高句麗的祖先朱蒙是從一只鳥蛋中生出來的。這樣說的目的只是為了宣揚君權神授。今天的北韓對這套辦法似乎更為爐火純青。人民樂於接受這樣的神話，只是因為小概率的離奇事件，才會讓平庸的人生覺得希望尚存。

我從集安博物館出來，東行四公里，來到「好太王石碑」景區。這裡矗立著一座記錄了高句麗起源的墓碑，墓碑是高句麗第二十代王長壽王為其父親十九代王好太王所立，因而得名「好太王碑」。石碑立於公元四百一十四年，距今一千五百多年。高六公尺多的巨石取自一整塊凝灰岩，石碑四面一共刻有四十四行碑文，經過考古學者的研究，碑文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五個漢字。

碑文的第一部分記述了高句麗帶有神話色彩的起源。朱蒙是高句麗的第一位君王。據考證，朱蒙是扶餘（現吉林市為中心）部落的王子，公元前三十七年前後，他在遼寧省桓仁縣的五女山城建立了高句麗王國，被視為高句麗的始祖。

碑文第二部分記述了長壽王的父親好太王的戎馬功勞。好太王是一個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首領，畢生以殺伐攻掠為志趣，高句麗主攻的方向是東南方向的倭和百濟，碑文記載，好太王從百濟手裡奪得了六十四座城池。碑文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則詳細記述了派遣三百三十戶人家看守墓地的守墓制度。由碑文可知，在當時無數部落王國林立的鴨綠江兩岸，高句麗已經成為一方霸主。

公元三年，高句麗第二代王把都城從桓仁遷到集安，高句麗政權向中原王朝進貢，接受冊封。公元一百零八年，漢武帝在東北設四郡。其中的玄菟郡就是高句麗生活的區域，樂浪郡的管轄範圍則包含了今天北韓的首都平壤。

四世紀初，中國北方的部落前後建立了十六個國家，互有征戰各有勝敗。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高句麗最為強盛。建立好太王碑的長壽王在位七十八年，並於公元四百二十七年遷都平壤。這標誌著高句麗將其擴張的方向從中國遼河以東地區轉移至朝鮮半島。[3]

到了六世紀末七世紀初期，高句麗加強了對滿洲人的先民靺鞨族的控制。公元六百六十八年，唐朝軍隊與朝鮮半島的新羅軍隊南北夾攻，消滅了高句麗。這場戰爭就是中國民間流傳的「薛仁貴東征」，唐朝在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在之前的歷史書中，按照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這場戰爭被表述為唐朝對於朝鮮半島的侵略。當然，現在這種表述已經全部消失了。

高句麗前後一共存在了七百零五年，有二十八位王。如今，中國學者普遍認為高句麗是中國古代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或者至少在公元四百二十七年高句麗遷都平壤之前屬於中國邊疆歷史的一部分。也有學者認為，高句麗的前半段歷史屬於中國，後期則屬於半島歷史。葛劍雄認為，高句麗遷都平壤，其政治中心已經轉移到朝鮮半島，已成為中國以外的獨立政權。[4]

「我們認為高句麗的歷史是不能分割的，」好太王碑景區的解說員對我說，「高句麗人都是用漢字書寫記事，而且使用的是中國貨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堅持認為高句麗是中國一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的原因。」

這種觀點自然存有錯漏。越南、韓國、日本都在歷史上受到了中華文明的影響、都使用漢字，但是並不能據此就把越南人和日本人都歸為中國的少數民族。

我問她是否有韓國人來這裡參觀。

「很多。經常來。」她答。

一隊韓國參觀團剛乘坐大巴離開，又有一隊舉著小旗的韓國旅行團排著隊從門口進來。偌大的景區裡，似乎只有我一位中國遊客。不知是誰在好太王碑前的石階上丟下了一張淺藍色的韓國紙幣，用一塊小石頭壓著，防止被風吹跑──就像在祈福場所經常遇到的那種場景。

女解說員皺著眉頭把這張紙幣拿起來，輕聲說，一定是某個緬懷祖先的韓國遊客做的。這是一張面值一千元的韓幣。她檢視了一番，又重新放回了原處。

她告訴我，「我們講述的觀點，主要引自了耿鐵華教授對於高句麗的研究。你如果有疑問，可以去找他。」

耿鐵華是「高句麗中華說」的強硬學者代表。他一九七五年畢業於吉林師範大學歷史系，一九八一年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先秦史專業研究生畢業。他曾經在集安博物館工作，如今是通化師範學院的教授，領導著一個研究高句麗歷史的學術中心。

「（同韓國）關於高句麗的爭吵已經司空見慣了。」耿鐵華告訴我。

中國學界對高句麗民族歷史的關注始於八十年代，之前對於高句麗的歷史歸屬，中國學者內部有不同看法。耿鐵華是最早提出了高句麗為東北古族古國的學者之一，他的強硬立場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官方敘述的主流。

中國對於高句麗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被動性，是在朝鮮半島南北學界已經建構了朝鮮民族歷史認知體系的背景下才起步的。高句麗的族源是中國學者和朝鮮半島學界最主要的爭論。雙方爭論的焦點問題主要有兩點：高句麗是獨立的政權還是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權？高句麗人究竟是不是韓國人的祖先？

對於高句麗的歸屬，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獨有的認知體系。黑龍江省社科院的張碧波認為，還在上古時期，中國就產生了中與外、華與夷、天下與四海的集體意識，從而構成了以中央王朝為中心的中華一體的民族與疆域觀念。[5]

耿鐵華說，漢朝在今天的平壤設立了樂浪郡，顯示中央帝國的疆域到達了朝鮮半島北半部，作為朝鮮半島主體民族的新羅和百濟，當時主要在半島南部活動。儘管發生了高句麗和百濟、新羅之間的戰爭，然而高句麗的範圍仍然在中華疆域之內。

他說，公元六百六十八年高句麗滅亡時，全國人口有三百四十八點五萬，其中高句麗族居民八十六萬人左右，先後遷入江淮、山南、京西的人口達到二十二萬左右，進入新羅的應有十八萬人左右。投向突厥、靺鞨十多萬人，留在高句麗故地的只有十萬人左右。除掉戰爭中死亡的二十萬人，有將近三分之二的高句麗人遷入中原或者融入遼東其他民族。進入新羅的人數不足三分之一。「融入朝鮮半島的高句麗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高句麗人都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

中國學者因此認為，沒有任何國家全面繼承了高句麗國家，沒有任何民族全面繼承了高句麗民族。[6]

韓國學者以中國古代史書的記載為證，論證高麗是對高句麗的繼承，並據此得出結論：高句麗屬於韓國歷史一部分。耿鐵華認為，中國歷代史書皆把高句麗誤作「高麗」，並與高句麗滅亡二百年後在朝鮮半島興起的「王氏高麗」相混淆。從《明史》開始已經對這種混淆進行了糾正。

「高麗只是借用了高句麗的名字，但是高麗和高句麗沒有關係。」耿鐵華說，「作為民族的高句麗在歷史長河中已經消失了。」

二零零二年，中國啟動了旨在重新講述東北歷史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又稱東北工程。以國家行政化的方式完成了對於邊疆歷史的統一修訂。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官方的《光明日報》發表題為《試論高句麗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署名文章，明確提出：「高句麗政權的性質應是受中原王朝制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這是中國第一次通過官方媒體正式宣布了對於高句麗歷史主權的新的認知體系。

這篇文章的作者「邊眾」，是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學者的聯合筆名，這個研究機構正是東北工程的領導機構。

厲聲是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北京望京的一處辦公樓，我和厲聲見面。他戴著一副眼鏡，瘦高個子，出言謹慎。

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歷史教材中，高句麗一度被說成是朝鮮的歷史，在郭沫若、范文瀾等主流歷史學者的書籍中，高句麗也一直被劃入世界史的一部分。在厲聲看來，「那時候完全是政治因素起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冷戰結束了。俄羅斯、北韓、南韓、蒙古，還包括日本、美國，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多邊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受到西藏、新疆這些邊疆少數民族自治地區發生騷亂的影響，中國擔心朝鮮族自治州陷入同樣的民族主義和分離思潮。儘管對外聲稱，東北工程的研究課題包含了重振老工業基地、下崗職工再就業等諸多選項，但是署名「邊眾」的文章則透露出民族問題和應對地緣政治變化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東北工程」學術領導機構由一個十七人的專家委員會組成，其中三個人的身分是東北三省宣傳部的副部長，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顯然並非厲聲所說的純學術機構。

厲聲表示，這些官員只是起到組織和協調作用。「這個問題我不能多說了。」厲聲稱不願意過多渲染兩個國家在高句麗研究上的分歧，「中國和南韓的關係現在發展很好，說多了會產生負面影響。」兩國學界都似乎達成了暫時擱置學術分歧的共識。

為期五年的東北工程結束以後，各種研究資料、博物館看板以及高句麗遺址標示牌等都登載了新的高句麗史，高句麗屬於中國地方政權的觀點，開始在學術界和普通民眾中得到傳播。

南韓東北亞歷史財團網站上的一篇文章稱，中國正史一直將有關高句麗的內容放在外國列傳中。《宋史》以後一直記載了高句麗和高麗的繼承關係，但是最近突然否定該史實，這可以說中國是根據當前的需要和目的肆意解釋過去的歷史。

南韓學者稱東北工程為「歷史帝國主義工程」。首爾大學教授李成珪認為：「如果古朝鮮、扶餘、高句麗和渤海等歷史被視為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編成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分，那麼有可能引出韓國史只是沒有被中國吸收的支流，是沒能參與中華文明的、野蠻落後的集體歷史而已等各種觀點。」[7]

南韓《朝鮮日報》社論稱：「有分析認為，中國之所以這麼做，是要重新確認與韓裔居住的東北地區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製造介入朝鮮地區的理由，隱含高度的戰略意圖。」

從二零零二年十月開始，南韓學術界就此陸續成立了一些組織，如「中國篡改中國和韓國邊界歷史對策委員會」等。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等十七個學會，在首爾的歷史博物館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歪曲歷史行為。」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南韓二十五名議員向國會提交了「敦促中國停止歪曲歷史的決議案」，認為南韓政府應提出強烈抗議，並與北韓共同提出對應方案。十二月十三日，南韓國務總理高健主持的會議決定，針對中國研究東北地區的古代史問題成立「高句麗史研究中心」。

北韓雖然保持了一貫的沉默。但是其國內歷史的敘述表現出了與南韓同胞相一致的主張。

一九七九年北韓的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卓絕的偉人》，是一本肉麻吹捧金日成的官方讀物。這本小冊子把金日成描寫成無所不能的神人，甚至對專業性極強的考古也指手畫腳。

北韓考古工作者發掘的安岳三號古墓，古墓構造雄偉，壁畫華麗，顯示了高句麗文化的高度。古墓壁畫《行列圖》描繪了一對坐在華麗輦車上的夫婦，空白處用墨寫著漢字「冬壽」。北韓考古學者起初推斷，墓主人是中國人。一九六五年三月金日成參觀安岳古墓壁畫，對這個結論表達不滿。金將軍斷然地說：「我反對這種主張。高句麗時代在遼河流域打過多次仗。中國人沒有來到這裡，如果有，那也只是一些來歸化的人。在我國歷史上未曾有過這樣的人當過國王。」[8]

萬能的金日成將軍說，這「是對我國古代歷史的錯誤認識為基礎的，他們把我國的悠久歷史，看作是對外來侵略者的阿諛和屈從的歷史，他們對高句麗的歷史也同樣是用這種眼光看的……但是，在我國歷史上，高句麗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它的版圖有一個時期包括了遼東平原，是一個根本沒有事大和屈從的國家……」[9]

金將軍擊敗了考古學家，他說：「看，這畫裡的腳踏椎（一種舂米工具），中國是根本沒有的，中國人不知道腳踏椎是什麼，漢族和滿族都不知道。」

《卓絕的偉人》歡呼道：「將軍的這一發現，是高句麗古墓的又一個寶貴發現，那些主張墓主是冬壽的人曾經說，壁畫反映的風俗不是高句麗的風俗，可是事實與他們的主張正好相反，壁畫反映的風俗並不是別國的風俗，而正是高句麗的風俗，將軍發現的腳踏椎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10]

頌揚領袖的文章，歷來可信度令人懷疑。北韓官方的讀物，只是通過不厭其煩宣揚金日成的無所不能，來暗示人民需對他無條件臣服而已。但這則明顯帶有反智色彩的故事，還透露出金日成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他生前多次批評「事大主義」，拒絕蘇聯和中國這些周邊大國影響的意志十分堅決，這也是他主體思想的最初動因。然而，想到朝鮮半島的歷史，就是一直屈尊在大國陰影下的歷史，金將軍希望北韓就像高句麗那樣成為獨立的強大政權，這個願望似乎也情有可原。

集安的最後一天，我來到了位於郊外的丸都山城。當集安都城被中原軍隊摧毀之後，高句麗又花了七十年建立起這座山城作為陪都，丸都山城也成為高句麗國王的皇宮所在地。這裡地勢險要，可以俯瞰集安，在緊急時刻疏散至此，以躲避強大中原的襲擊。漫步山谷中的山城，綠色的樹林掩蓋著山脊，景色壯觀，起伏的山嶺上修建了長達七公里的長城一樣的防衛體系，顯示出高句麗人和中原王朝保持了一種若即若離、遠遠眺望的矛盾心態。

隨後我參觀了高句麗墓葬壁畫。如果山城是高句麗人「生」的文化，墓葬就體現了高句麗人對「死」的理解。前期高句麗墓葬的壁畫，主題集中表現了人世間的享樂：飲酒、歌舞、狩獵、百戲、出行。當時的貴族是多妻制，主人居中，形象高大，一妻一妾居旁，形象小於男主人，表現出女人對男人的依附。在五盔墳五號墓，中間棺槨屬於男主人，兩側小棺槨為一妻一妾。另一處保存完好的將軍墳，棺床也是一大一小。這些墓葬都是一處葬，意味著高句麗的風俗是妻妾為丈夫殉葬。

我進入五盔墳四號墓的墓室，空間非常寬大，周長達到了一百六十公尺，挑高八公尺，墓室是用大塊花崗岩砌築，潮濕而悶熱，借著燈光可以看清墓室周邊的壁畫：既有火焰、蓮花、盤龍、怪獸等屬於宗教和鬼怪題材，也有按照中國傳統文化布局的四個方位神──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這些是後期高句麗壁畫慣常表現的題材，顯示了對天堂的嚮往。[11]

這個建立了獨特美學秩序的民族，最終消失在謎一樣的歷史長河中，留下的爭議至今難以平息，並將長期持續下去。中國和南北韓對於歷史認識的差異，讓後人思考應該如何摒棄狹隘的國粹主義，也思考如何構建更加務實的世界史認識體系。

很多人對於南韓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印象深刻，對於北韓可笑的自尊心也常常表示不解。然而我領會到，這個文化優越感十分強烈的民族，是如何希望書寫一份延綿不絕的民族發展歷史，來證明自己血統的獨特。半島歷史的單一民族觀，也總是有意或無意間表現出排他性。過去，朝鮮半島是中國的藩屬國，後來淪為日本人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他們一度有機會建立一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強大統一的國家，但歷史給驕傲的韓國人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南北韓分裂成為敵對國家，夢想破滅，韓國人重新回到了充滿遺憾和憤恨的冷酷現實裡。美國人在南韓仍然有駐軍，北韓的經濟過去依賴蘇聯、東歐，現在則是依賴中國。如同左突右攻的高句麗人一樣，北韓在本地區陷入了生存困境。朝鮮半島尚沒有建立完整的自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方至今都沒有取得真正的獨立。

另一方面，強大的中原文化又具有消化一切的巨大咀嚼力。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其實炎黃只是一塊很小的地方，在二十世紀初才推廣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概念。作為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國界在近代才確立，但中國統一的概念卻已經存在了三千多年。古代中國的概念是寬闊的、沒有清晰界限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以土地的中心自居，這也支配了中原文明對於異族的認知，對今天的地緣政治形成了深遠影響。

葛劍雄認為，很多人將向某一政權稱臣納貢作為接受統一或歸附的標準，這不可一概而論，相當大一部分不能算作統一的證據。統一的標準應該是政治上的服從和一致，只有經濟和文化的接受，並不代表統一。有意思的是，中國人認為「中國」的概念，不僅僅是自己的民族和疆界，還包括了整個世界，「這種觀念統治著中國和人民長達二千多年，至今還存在一些人的心靈深處，引起一些人的追憶，令一些人陶醉。」[12]

尹乃鉉〈民族的故鄉韓國巡禮〉《東北亞歷史與考古信息》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back

汕頭特區晚報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back

閻海〈箕子東走朝鮮探因〉《北方文物》二零零一年 back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中國歷史的啟示》第五十三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back

《高句麗史論稿》第八頁 吉林人民出版社 back

《高句麗史話》第一百九十一頁 back

汕頭特區晚報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back

《卓絕的偉人》第一百六十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back

《卓絕的偉人》第一百六十一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back

《卓絕的偉人》第一百六十一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back

陳兆復〈高句麗壁畫藝術初探〉《中國畫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back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中國歷史的啟示》第六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back

08恨從何來

我一直和趙教授保持著聯繫。他的優雅風度和謙虛品質讓人印象深刻，就像他同時流露出的明顯的民族自尊心和過分的小心。

一次，我問趙教授：「金日成的身分問題，日本和韓國有沒有一些新的研究發現，知道真相是什麼嗎？」

北韓的國家敘事刻意把金日成塑造成率領遊擊隊擊敗日本侵略者、解放朝鮮半島的民族英雄，以此標榜金氏政權的合法性。但事實上，日本人是向蘇聯軍隊投降，金日成只是被蘇聯欽定為代言人。近些年隨著中國網民的興起活躍，很多人開始對高度可疑的官方敘事發起挑戰，指出金日成本名金成柱，冒用了另一位抗日將領的名字。

沒想到我挑起的話題引起了趙教授的不快。他的表情出現了片刻凝滯，然後十分堅決地回答我：「楊先生，如果是我，絕不會問這樣的問題。」

他的抗拒讓我感到意外。圍繞金日成真實身分的討論，並非花邊新聞，而是揭穿虛偽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學術問題。

發覺到氣氛有些尷尬，趙教授緩和了一下口氣說，「這些問題，至今都是十分敏感的外交問題。」

我感到遺憾。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對於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之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比較注意「口徑」尺度，中國很多學者仍然擔心禍從口出。威權政治製造了一種讓人們不敢提問題和質疑的社會氛圍，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十分普遍。批判性知識分子在中國並不活躍，批判性的評論亦不受官方歡迎。可是金日成作為一個外國領導人，為什麼讓中國學者如此小心翼翼，成為了言說的禁區？

當我對北韓的發展軌跡有了更多了解，我理解了趙教授的擔心。北韓具有和中國極為相像的近代國家史。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治體制，北韓一直在蘇聯和中國後面亦步亦趨，刻意模仿。而中國和北韓也曾經結成一種畸形的國家關係。金日成幼年隨父母流亡東北，參加了抗日遊擊隊，一九三一年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生活了二十五年，青年時代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他的祖國。他幾乎可以稱得上半個中國人，熟悉中國民情，與中國人打交道十分得心應手。這段經歷對他日後登上極權頂峰，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也不拿金日成當外人。外交部是國與國之間打交道的部門，但是中國跟北韓的聯繫部門是中聯部，把北韓視為自己的一個省。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北韓是北京手裡的一副牌，也就不難理解了。有這麼一個大哥罩著，北韓變得有恃無恐。逐漸的，中國研究北韓和半島問題的學術界，形成了一種風氣──北韓問題等同於中國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延伸，輕易不可觸碰，或者只能說好話。曾經有一份北京雜誌著文批評金正日政權，認為北韓應該施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引起了北韓外交部的不滿，向北京告狀。這份雜誌的命運就是關門大吉。這種禁錮導致長期以來大多數研究者對於北韓問題諱莫如深。在中國，媒體盡可以大罵美國總統歐巴馬如何侵犯人權，但是絕對不可以罵金正日是暴君，就是這個道理。對於中國體制十分了解的趙教授如此謹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趙教授的朝鮮族身分。作為官方體制內的少數民族學者，並不總會得到主流漢族文化的賞識和重用。按照慣例，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府、大學等機構的正職一定由漢族人擔任，少數民族即便專業能力再高也無法擔任正職。何況朝鮮族因為和南北韓的複雜關係，為了避免政治衝擊，歷來養成了小心求生存的集體心態。趙教授憑藉聰明和自身努力，從一個沒有根基的韓國移民家庭脫穎而出，成為頗受政府信任的學者，著實不易。他珍惜這種成功，希望保護自己不受到環境的影響。

那天中午，我邀請趙教授和夫人到附近一家餐館用餐。趙教授謝絕了，趙夫人已經在研究生食堂幫我預定了飯菜和座位。食堂就在他們家的對面，乾淨實惠。趙夫人說，趙教授有高血壓，因此對於外面的飯菜要特別小心。看得出，他們的生活平靜幸福。

我感謝他們的善意。趙教授是與我深談的第一位朝鮮族學者。幾年前，趙教授在日本的大學教書時，日本雜誌邀請他寫了一篇家族故事的文章，藉這個契機，趙教授開始書寫家族回憶錄。他交給我一份親自寫的家族傳記，希望我有機會能更加了解這個朝鮮人家族在東北亞輾轉生存的故事：充滿驕傲和不凡，也飽含不幸的征程。

韓國人移民滿洲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一八八一年，清政府解除了圖們江北部的封禁令，移往滿洲這塊滿洲人龍興之地的朝鮮人開始增加，他們逐水而居，種植了東北地區最早的水稻。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了清朝，從清朝手裡奪走了對於朝鮮的宗主權。一八九七年，朝鮮王宣布稱帝，建立「大韓帝國」，「韓」第一次從民間進入國號。一九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日本通過《日韓合併條約》把韓國變為殖民地，統治朝鮮半島長達三十六年。「日韓合併」第二年的一九一二年，移民滿洲的韓國人就有二十八萬之多。

趙教授的家族是韓國歷史上的名門望族：白川趙氏。據說這個家族的祖先來自中國宋朝的皇室。趙教授的祖父是趙家的靈魂人物，日本吞併韓國後，祖父於一九一三年流亡滿洲。

照片裡，祖父有韓國人典型的儀態──光頭，目光深沉，蓄著濃密的兩撇鬍子，面容剛毅。趙教授的神態跟祖父極為相似，但是眉宇間多了柔和。

曾經有傳言，祖父來到滿洲是為了追逐風花雪月，他在滿洲另討了一房妻子，背叛了自己的韓國家庭，並且很快誕生了後代。這讓童年的趙教授頗感困惑。有一天，母親悄悄告訴悶悶不樂的他說，祖父生前其實是一名獨立運動者，流亡滿洲後參加了梁世鳳的大韓獨立團，主要在鴨綠江沿邊的山嶽地帶活動。

「梁世鳳是一名具有傳奇經歷的韓國人抗日將領。」趙教授說。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後，滿洲成為韓國獨立運動的中心。在上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國活躍著幾個系統的韓國人抗日武裝。獨立運動家金九為首在上海組建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梁世鳳是民族主義團體在滿洲組建的獨立軍總司令。另外，參加共產黨的韓國人在東北的勢力也非常龐大。一九三零年，共產國際解散了內鬥不休的朝鮮共產黨，要求他們以個人名義加入所在國的共產黨。朝鮮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武裝，包括金日成在內，都加入了中共。[1]一九三零年中共滿洲省委統計，當時東北地區二千多名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韓國人。[2]赤色思想在滿洲的韓國人中間有很廣泛的群眾基礎。因為移民滿洲的韓國人大部分屬於底層農工階層，共產黨宣稱的均貧富思想讓他們相信赤色革命會是一個天堂。

雖然同為抗日武裝，但是梁世鳳的反抗軍和共產黨游擊隊有著不同的色彩。前者旨在恢復被日本消滅的大韓帝國，後者則宣稱要在韓國建立一個嶄新的蘇聯式的農工國家。《與世紀同行》記載，金日成一九三二年創建了抗日遊擊隊，他曾經想要率領這支隊伍加入梁世鳳的隊伍，但是梁世鳳拒絕了，[3]因此金日成來到汪清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三十年代初期，金日成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共產黨系統的韓國人遊擊隊中，李紅光、崔石泉、金策、許亨植、李光、金哲等人，都是比金日成名氣大的韓國人將領。[4]直到一九三四年金日成擔任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第三團的政委，才首次出現在中共的檔案記錄中。[5]

趙教授對祖父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參加的是獨立軍系統。很多年後，趙教授的一個朝鮮族博士研究生到韓國公派訪問，偶然在韓國的研究所裡發現了關東軍的一份文件，無意間發現了趙教授祖父的名字。

這個文件收藏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日本《現代史資料（二十八）韓國》文獻中。駐紮滿洲的阪本大尉撰寫的《情報第十號 桓仁縣內不逞鮮人搜查報告》，報告書寫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六月。這份搜查報告書詳細記載了桓仁縣一帶韓國人抗日獨立運動的具體情報。在其第三十二頁中，阪本記錄了當地韓國人「熾烈的排日熱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桓仁縣韓國獨立團長梁基河來到桓仁橫道川村，做了關於獨立團運動形勢的演講，之後就任命了外交員金閏赫、參議員金京河、總事務員趙宅濟、書記宋鶴瑞。居住橫道川的二十歲以上至四十歲以下的男子全體被動員參加排日運動。」

趙宅濟就是趙教授的祖父。所謂「總事務員」即是「總監」的日譯詞。一九一九年五月，趙宅濟被任命為大韓獨立團總監，主管軍隊的裝備和後勤保障。這份記錄說明，趙教授的祖父是大韓獨立團和獨立軍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一九三七年患傷寒，病逝於桓仁縣老砬子山溝一處反抗軍的祕密軍營，享年六十四歲。彼時，金日成剛剛嶄露頭角，因此兩者並無交集。當時，戰友們把遺體埋在老砬子深山老林中，墳墓至今還在那一帶的深山裡。

雖然祖父的事蹟僅有文獻上的片言只語，卻讓趙教授感到釋然。在他的成長歲月，曾經對未曾謀面的祖父充滿想像，現在發現了真相：他的流亡家族和民族的命運竟然如此緊密勾連，讓他內心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衝擊。歲月臨近黃昏，像所有希望梳理人生的心靈一樣，趙教授開始追尋家族的來路，追尋韓國人從哪裡一路跋涉走到了這個陌生的國度。

在祖父去世兩年後，趙教授的父親──一個瘦小老實的韓國人，帶著一家人遷來滿洲。一九三九年的新年，白川趙氏的一家人是在來滿洲的火車上度過的。一行六口人：父親、母親、大哥、大嫂、二哥，還有七歲的趙教授。夜晚黑洞洞的，火車從平安北道的滿浦過鴨綠江去集安，一過江就是異國他鄉的滿洲。日本人占領了韓國，也占領了滿洲，因此沒有國境線的概念。趙教授當時太小了，什麼也不懂，只是記得，父母的口氣裡，滿洲是個神祕而熟悉的地方。在他的記憶裡，滿洲銀裝素裹，滿洲人都穿著黑色的衣裳。火車停在通化車站，一個戴皮帽子的中國人在車廂外面哈著熱氣擦車窗玻璃，對坐在車窗邊的他說了些聽不懂的中國話，幼小的他感到這是與韓國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而且正像母親說的「比韓國寒冷得多」。

一家人在通化換乘巴士，巴士一路顛簸沿著鴨綠江往西南方向開去，目的地是一百公里以外的桓仁縣的一個山村，那是祖父生活過的地方。

在祖父戰鬥和犧牲的村莊，趙教授一家度過了八年時光。韓國人漂泊無根的生活如此坎坷，趙教授在滿洲接受了日式殖民教育，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作為亡國奴的韓國人不允許說韓語，並且要求改成日本人的名字，趙家為了敷衍，只把家族的名字白川權且作為姓氏。那時候年幼的他已經有了韓國人的概念。同時父親要求他和二哥都要學說中國話，父親的告誡至今猶在耳畔，「在滿洲生活，就要學會如何跟中國人相處。」

說到這，趙教授搖頭歎息，「直到我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我才理解當年父親的良苦用心。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就是朝鮮人的命運啊！」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二戰結束，趙家居住的山村陷入了短暫的權力真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還沒有接管這個地區。針對韓國人的報復行為開始出現，因為日本人統治期間，韓國人的地位高於滿洲人，在一些中國人眼中，韓國人是日本人的走狗幫凶。直到今天，在一些不友好的漢族人口中，也經常能聽到對於朝鮮族人的奚落。「管朝鮮族人叫『高麗棒子』。」趙教授苦笑說。

一九四六年夏天，趙教授的大哥去世，經政府同意並辦理了手續，埋葬在中國人的公共墓地，墓地在村莊的南方後山坡上。

送葬之後過了幾個月，村裡的一些中國人散布流言說，韓國人死了下葬之後，中國人墓地每晚都鬧鬼，沒法睡覺，附近養雞場的雞都得病而死。有人在墳墓周圍亂扔東西，還威脅說，韓國人的骨頭不能埋在這兒，要讓他們馬上挖走，不然就要採取行動。

趙家比任何時候都感受到作為移民的孤獨感和恐懼感。韓國人和在滿洲的漢人關係是一個敏感話題。趙教授想起了父親常說的「學會跟中國人共處的語言和本領」所具有的深刻內涵。擔心發生什麼不測，在一些韓國人的幫助下，趙家把墓地搬遷到其他地方重新下葬。因為時間緊迫，心情又緊張，匆忙埋在太平溝山谷的路邊。

遭遇這些事情，促使父親決定返回韓國。一九四六年秋天，父親跟趙教授的舅舅一起去平安北道，看看未來新家的環境，準備搬回韓國。兩個人到了邊境，父親讓舅舅代管所有的錢財和貴重物品。他們在桓仁縣沙甸子一帶過了鴨綠江，沒想到一到邊境小鎮，舅舅拋下父親跑掉了。父親只好一路乞討返回滿洲家中。母親當時受了很大的刺激，不僅回家的夢破滅了，還錢財一空。從此，趙教授一家就留在了中國。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發生那樣的事情，父親肯定會回韓國。這成為父親心中的一道似乎總是買不過去的坎。「父親時常自言自語：我們祖國在哪兒呢？朝鮮人難道沒有自己的祖國嗎？」

趙教授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之中。父親的發問，每一聲都敲在趙教授的心上，在他人生的懵懂階段，這種質問讓他感受到震撼與茫然。流亡的韓國人沒有建立強大的政治共同體，因此無法培育出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成為事實上的邊際人群。

夏天，我沿著邊境旅行的時候，看到郵箱裡趙教授發來的郵件，告訴我一個悲傷的消息，他的二哥病逝。

兩天後，我來到長春，見到了剛從瀋陽參加葬禮回來的趙教授。他看起來有些疲憊，還沉浸在悲傷的情緒中。

「二哥對我影響很大。」趙教授這樣說起他的二哥，一名忠心耿耿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雖然經歷過政治運動的衝擊，但是對黨和國家忠心不改。二哥曾經在遼寧省的前身遼東省擔任過省委祕書處處長、遼寧省辦公廳副主任、教育廳副廳長，還做了多年遼寧省委黨刊《黨的生活》主編。他代省委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有的曾經由毛澤東寫批文下達全黨貫徹。二哥還是一名活躍的老幹部書畫家，雖說沒有讀過大學，但是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曾經在十多項全國性書畫大賽中獲獎。總體而言，朝鮮族是一個整體素質比較高、聰明的民族，在中國政府、軍隊裡，都有朝鮮族領導人的身影。

跟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趙教授不同，二哥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紅色教育，韓語稱這些人為「巴爾蓋」，意即「赤色分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一支穿土布軍裝、身背三八式步槍的韓國人部隊，高唱《朝鮮義勇軍歌》和《赤旗歌》，穿過趙教授老家的村莊。趙教授和村裡的韓國人跑到大路上，高呼「韓國解放萬歲」。許多人到前面去同士兵們握手，熱情擁抱，有的還用韓語問他們從哪裡來。

由流亡在中國的韓國人組織的朝鮮義勇軍，在陜西省延安和太行山等地，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領導人有武亭和金鬥奉等。趙教授看到的就是由太行山地區進軍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這支隊伍後來回歸北韓，被稱為「延安派」，五十年代末期，金日成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發起了政治鬥爭，「延安派」、「蘇聯派」都遭到了清洗，最後擁護金日成的「滿洲派」一家獨大，幫助他鞏固了個人權威。

在歡呼的人群中，趙教授看到二哥身著軍裝，從一輛吉普車上跳下來，英姿颯爽。趙教授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幕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 成立，李承晚任總統，也就是今天的「南韓」。一個月之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金日成任首相，也就是今天的「北韓」。

「那時從一般人的意識而言，心目中代表朝鮮民族的國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當時叫『民主朝鮮』，那時民主朝鮮的影響力超過大韓民國。」他回憶說。

那時二哥打算跟朝鮮義勇部隊回北韓。母親絕不允許次子去北韓，她認為這等於讓兒子去送死。結果，二哥做了中共桓仁縣農會幹部，還做了剛成立的縣中學黨支部書記。對二哥來說，去北韓還是留在中國是一個關係前途的大事。後來他跟趙教授說：「那時去了北朝鮮，恐怕就成『延安派』了吧。」

那個黑暗已退、黎明未現的清晨，遺留在滿洲的韓國人面臨著選擇。所謂國籍問題，不少韓國人持無所謂的態度。他們所關心的是，舊體制崩潰之後，中國社會能否安定？外國人的生命和生活能否有保障？當時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八十萬韓國人在日本投降後回到韓國家鄉，還有一百餘萬人留在了東北。一九四八年底，趙教授在遼寧省的新賓讀中學，填寫簡歷的時候，「民族」一欄裡，一般都寫「鮮族」或者「朝鮮族」，從來沒有寫「韓國」或者「韓國人」。

「我那時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朝鮮族」概念，但是自我意識發生了變化。」趙教授說，冥冥中他意識到自己跟中國將要開始長久地維繫在一起。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他的正式證件是地方公安部門發給的《居民證》，也就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身分證。

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剛剛度過二十二歲的生日，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明確承認了少數民族的法律地位。趙教授接受了自己的新身分──「中國朝鮮族」。中國號稱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土著，唯獨「朝鮮族」是一個外來移民群體形成的嶄新民族。

到一九五七年，中國基本建立了蘇聯模式的政治和經濟體系。趙教授去讀了大學，又當了大學老師，在自己喜愛的政治經濟學領域耕耘了一輩子。跟無數中國人一樣，趙教授本人也曾經被捲入了政治漩渦，因為朝鮮族的身分，文革中他被指控為間諜。幸運的是，小心謹慎的性格幫助他熬過了一系列洗心革面的運動。他的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朝鮮族同學則不走運，因為堅持「兩個祖國論」，認為北韓也是自己的祖國，被驅逐回北韓，後來在北韓一個紀念館管理員的職位上默默死去。

我們靜靜地坐在書房交談，時間轉眼到了中午。趙教授回憶起了大哥。大哥早在一九四七年病逝，留下大嫂帶著一雙兒女。二哥和二嫂當時也有兩個孩子，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一九五九年趙教授的母親去世後，大家庭面臨著一個切實的困難：糧食不夠吃了，尤其滿足不了正在成長的孩子們的胃口。並且，這種情況導致兩個哥哥的家庭產生了矛盾。大的兩個孩子是大嫂的，小的兩個孩子是二嫂的。當時中國實行分配制，按照一個家庭的人口數目、年齡、社會等級等綜合因素實施口糧分配，就如同今天的北韓。具體到這個家庭，罕見供應的肉類和雞蛋如何在四個正需要食物的孩子中間合理分配，導致兩位嫂子發生了磨擦。多數時候，總是忍辱負重的大嫂做出讓步，因此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大嫂的兩個子女，兒子叫成慶，那時十五歲，念初三。女兒叫成子，十三歲，念初一，都正是身體發育的歲數，卻每天都處於飢餓狀態。

一九六零年，中學生趙成慶突然消失了。在一個滂沱的雨夜，也許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召喚，十五歲的成慶縱身一躍跳入了鴨綠江，義無反顧遊向了黑不見底的對岸。種種跡象表明，他遊過了鴨綠江，跑到了一岸之隔的北韓，自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他的消失在這個循規蹈矩的朝鮮族家庭掀起了波瀾。

趙教授的父親和二哥都不知道具體的內情。成慶跑到北韓並沒有事先告訴他們，也許只是和他母親商量過，而母親似乎也支持。或許他們考慮到，少了一個中學生，可以緩解糧食不夠吃的窘境。

趙教授至今不知道侄子遊過鴨綠江的細節。遼寧省跟北韓接壤的鴨綠江一帶，屬於中下游，「那個地方江水落差大，流量大，一般人是很難遊過去的。」他相信，很大程度上，成慶是為了逃避生理和精神的痛苦，衝動之下亡命北韓。一如三十年代這個韓國人家族流亡滿洲。

六十年代的北韓經濟狀況比中國好，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北韓正在大興土木搞千里馬運動。另外，大嫂的妹妹還在北韓，也算是成慶逃亡北韓的一個因素。大概有十萬中國朝鮮族人在中國大饑荒期間跑到了北韓。事實再次印證，鴨綠江兩岸人民的流動，首要原因一直是出於生存目的。

開始北韓並不信任這個對岸游過來的中學生，不給成慶安排工作，而是讓他到深山老林裡伐木，等於是變相的苦力。後來在親友的幫助下，成慶被安排進了一個做軍鞋的工廠。過了一年後，他的母親和妹妹也都辦正式手續去北韓定居了。走的時候，父親讓大嫂把家裡的唯一一份族譜帶去交給成慶。因為在家族觀念深重的父親看來，成慶是長孫，是白川趙氏延續的正統。

趙教授自此沒有再見過成慶，他跟這個侄子其實歲數相差不大，某種程度上倒也能理解年輕人心底的衝動。成慶至今生活在平安北道朔州郡，他消失了多年以後，趙教授接到他從北韓寄過來的一封信，信中只是簡單地說，「遊過鴨綠江，到達平安北道邊境。」成慶在信中表示「對不起兩位叔叔」 ，還說「我還是想念中國」。趙教授當時身在長春，回信肯定了侄子的行為，並且鼓勵他，「今後，你應該為你的祖國和你的領袖爭氣啊。」

趙教授的父親至死對成慶十分思念，為再也見不到白川家的長孫痛心疾首。他在晚年曾經多次向趙教授流露過想要葉落歸根的念頭，「我一定要永眠於故國的土地。」 一九六六年，趙教授的父親在瀋陽去世，死在異國，也長眠於異國。

在一九三八年開往滿洲的那列火車上，對異國生活充滿希望和不安的那個韓國人家如今多數都去世了。先是大哥、接著是母親、父親、大嫂、二哥。這個遷徙流離的韓國人家族只剩下了趙教授一個人。生老病死本是常情，但他回憶自己家族那些艱難的過去，不免傷感。「我們祖國在哪兒呢？難道沒有自己的祖國嗎？」

話題似乎有些沉重，一時不知如何繼續。「這就是我們朝鮮人呀！」說到這裡，趙教授拿過我的記錄本，在上面一筆一劃寫下一個漢字：

恨

「父親常說，我們朝鮮人，有終生解不完的恨啊！你去查一下吧，韓語中的『恨』，就是恨嘆的略語，表現我們獨特的一種民族意識和悲憤情結。父母一旦有為難之事，常常使用這個用語。」他對我說，「如果理解了這個『恨』字，就理解了朝鮮人的漂泊命運。這是朝鮮民族揮之不去的情結。」

趙教授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已經可以熟練地隱藏一切民族獨特性，這讓他行走在漢文化為主的學術圈中游刃有餘。不過他承認，「思想認識上，我已經是一個中國人，文化上，還是朝鮮人。」他肅穆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好像是一個提醒，為我打開了一扇了解這個在大河兩岸輾轉遷徙的民族的窗口。

我被趙教授充滿感情的回憶打動。我們一直交談到午後。趙教授起身與我握手道別。

「楊先生，」當我轉身離開時，趙教授在身後叫住了我，我下意識轉身，看到他瘦小的身軀依舊站在自家樓下，目送著我，並微微鞠躬，「祝你一切順利！」然後折身離去。

我一時怔住。那些隱忍、自尊的朝鮮人形象，都濃縮在這個瘦小身軀中，像黑白底片一樣，仿佛是一個舊時代的縮影。那一瞬間我有所觸動。

三年前去北韓旅行時，我在新義州火車站廣場書店買了一本美籍韓國人金明哲寫的書，由平壤外文出版社翻譯成中文，書名叫《金正日和朝鮮統一之日》，文字相當浮誇。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的北韓讀物大多數都帶著這股浮誇的風氣，體現了北韓意識形態設計者金正日偏愛的審美風格──高亢、醒目、口號化。無論是豔俗的金正日花，還是混搭了社會主義激情的歌舞表演，都具有類似的美學品位。

在這本書中，金明哲引用平凡社《認識朝鮮的辭典》解釋了朝鮮民族念茲在茲的「恨」：「指未發泄的、郁積在內心中的情感，含有怨恨、痛恨、悔恨之意，而在日常用語中也含有悲哀之意；只要受挫的感受、因社會的壓抑而被封鎖的消沉的情感繼續存在，恨也繼續存在。」[6]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在《金大中哲學與對話集──建設和平與民主》中說：

「照我看來，韓國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恨的文化，我國人民是憂患和苦難的人民，恨是人民群眾遭受了挫折的希望，恨是正在準備實現人民遭受過挫折的夢想。誠然，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我們一直生活在『恨』之中……反而一貫能夠安慰與鼓勵自己，因而一直能夠為了未來而生活。我們的人民就像田間的野草，在被踐踏之後又恢復生機……韓國人兩千年來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特徵……他們忍受著巨大的苦難，千方百計地堅持下去……」

朝鮮民族認為自己是優秀的民族，具有不輸於中華文明的歷史積澱。檀君是神話傳說中公元前二千年建立朝鮮的始祖，為了證明本民族的悠久歷史，在金日成的授意下，北韓單方面宣布檀君是歷史中存在的人物，並且宣稱在平壤市江東郡大樸山腳下發現了檀君的陵墓。但北韓禁止外界對檀君陵進行考古研究，加上沒有可靠的文獻記載，其真實性備受懷疑。

對於高句麗歷史的爭奪，也顯示了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朝鮮民族延續優秀血脈的意志。韓國人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純潔的種族。甚至大多數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南韓人相信，北韓人比南韓人更能代表純粹的韓國人。

這種觀念和文化造就了韓裔族群封閉排外的傾向。曾經在韓國釜山東西大學執教的B.R.Myers觀察到，北韓的宣傳裡隱藏著一種仇外色彩的種族主義。這種傾向可以追溯到日本人殖民時期，日本統治者鼓吹「內鮮一體」，主張韓國人跟日本人一樣，在道德上優於世界其他種族。北韓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檀君傳說給予北韓人屬於自己的純粹血脈，一個獨特的四千年文明，甚至比殖民者的三千年都久遠。北韓把白頭山被當作民族的象徵，一方面是和日本神聖的富士山針鋒相對，另一方面也是效仿。[7]

遺憾的是，在整個靠拳頭和實力比拼的二十世紀，朝鮮半島一直是東亞版圖的弱小角色。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裡，朝鮮半島都未強盛到足以進攻他國的程度，其農耕文明以及所受到的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也使它一向對遊牧民族或海洋民族採取守勢。

朝鮮民族從沒有侵略別的國家，但多次受到別國的侵略。二千多年間，韓國長期受到強大鄰居中國的侵略，中國成為韓國的宗主國，韓國王室向中原政府進貢並尋求保護，所以朝鮮民族有對中國這個大陸王朝的恨。甲午戰爭之後，韓國又被崛起的日本據為己有，甚至連民族、姓氏都被剝奪。朝鮮民族又有對日本這個蠻橫鄰居的恨。韓國歷史上第一次被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北韓人認為是美國人造成的，美國軍隊長期駐紮在南韓，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因此，朝鮮民族對美國也充滿了恨意。

這樣的歷史長期積澱下來，怨恨一直得不到發散。一般人大都標榜自己信奉「愛」的哲學，大概只有朝鮮民族宣稱自己信奉「恨」的哲學。不過這個「恨」不是仇恨的恨。其意思是說，對於自己所受過的不公平待遇，對於自己所受過的不幸命運，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雪恥和真心的道歉，便將永遠地心懷怨恨而糾纏不解。[8]

南、北韓人人沒有從自身的局限尋找原因，而是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他們敏感又脆弱，好勝又自尊。一部朝鮮半島的歷史，演化成為遭受欺淩的歷史、充滿苦難的歷史，這種對強鄰的怨恨，通過教育，一代一代傳了下來，並且大概還將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去。[9]

邵毅平認為，從本質上說，恨的哲學是一種弱者的哲學，是一種內斂性的哲學，持有這種哲學的個人和民族，會通過把怨恨聚集起來，求得一種抵抗強者的勇氣，一種保存自我的力量。北韓正是通過信奉恨的哲學，來應對地緣環境的挑戰，以應付周邊強國的壓力。[10]

一方面是對於單一純潔血統的驕傲，一方面是現實的強烈失落，這種藏在民族心理深處的矛盾，衍生出無休無止的「恨」意，積澱成為韓國人的集體性格。這種民族無意識被金日成和金正日利用，用以包裝和鼓吹其個人崇拜。無論是白頭山血統，還是主體思想，骨子裡都可以發現排他的種族主義的影子。甚至到了三代金正恩，也刻意模仿祖父的濕潤卷髮和肥嘟嘟的臉龐，因為這種孩子氣的天真，體現了純潔的北韓人所獨有的精神特徵。金氏家族借此強調他們是最正統和最純粹的北韓人，故最有資格來領導北韓人民一雪民族之「恨」。

一九七二年，北韓放映了據稱是金日成在東北抗日期間創作的歌劇電影《賣花姑娘》。在六十年代後期，這齣劇目被包裝成為金日成文藝思想的集大成者。而這一時期，也正好是毛澤東的詩作被世界廣泛傳播的時候，北韓推出這部劇作，含有不甘下風的較量意味。電影的導演則是北韓文藝路線的總設計師、同樣堪稱天才的金正日。透過這部電影，可以管窺北韓如何以民族主義和「恨」作為底色，進而包裝成為個人崇拜的工具。

《賣花姑娘》中，媽媽無力保護自己的家，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三個子女中，哥哥被捕，姐姐和瞎子妹妹──盲眼預示朝鮮民族無法掌握命運──相依為命。現實中，金日成的母親去世後，大兒子金日成進山打遊擊，二兒子犧牲，三兒子後來流落到了上海。影片中，主人公花妮發出絕望吶喊，「媽媽你不能留下我們不管呀」，失去母親的孩子，正是孤苦韓國人的寫照。此時歌聲響起：

江水不停地流淌，

痛苦在心中蘊藏，

天高地闊生路無望，

可憐的孩子無依靠。

渾厚的畫外音出現：「這遺恨，這萬古的遺恨，究竟是為什麼，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花妮唱道：「在這艱難的世上……什麼時候才能報這血海深仇，這痛苦何時才能結束？」

電影由家庭悲劇命運導向了一種明確的心理暗示：誰最有資格帶領韓國人民雪「恨」。金明哲認為，簡單概括所謂的韓國問題，就是如何從恨中獲得解放的問題。韓國的領導者必須是可以帶領人民雪恨的人，而金日成、金正日是「恨」的聖戰的最高領導者，是歷史的必然。其背景是韓國獨有的傳統的美學。「依靠他，朝鮮民族將洗雪五千年的『恨』。」[11]如果不了解這個社會心理背景，就很難理解金日成的謊言為何在北韓居然受到擁戴。

《賣花姑娘》故事的轉折是，哥哥並沒有死，而是成長為一個氣宇軒昂的革命者，返回了村莊，依稀是教科書裡年輕金日成的樣子。哥哥哲勇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剝削的新社會，緊緊地團結起來去幹革命」。這也是金日成鼓動人民改變命運的誓詞。

最後，瞎子妹妹在哥哥和姐姐的攙扶下，走向了金達萊花盛開的山谷。這一刻，北韓人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北韓人民就是那個無依無靠的小瞎子，現在她幸福地擁有了兩個引路人。一個領路人是姐姐，姐姐具有母親般的形象；一個領路人是哥哥，哥哥既是父親的形象，同時是革命家的形象。父母親和革命家這兩者幻化為一體的人物，就是領袖。領袖天然具有家長的角色，同時又是革命引路者，兩者完美結合在了一起。

在金日成七十大壽的時候，北韓官方提出了「家族國家論」。新提法的核心正是「母親黨」，這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見的想法，把黨稱作「母親」，領袖稱為「父親」，民眾則是孩子。把整個國家虛擬成家庭關係，父母要照顧自己的孩子，並要求孩子以愛與忠誠去回報父母。[12]根據這個解釋，國家為人體，領袖就是頭腦，而人民就是四肢。[13]

金日成在登上了權力頂峰後，通過一系列宣傳，把自己幻化成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和民族之神。他被塑造成上天授給白衣民族的獨一無二的代言人，要求人民絕對臣服他。強調白衣民族的純潔性，以及純潔性遭到破壞，毫無疑問，有助於樹立他作為守護神的角色，從而突出他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最終，神話被巧妙地植入民族主義；填充了乏味的統治說教，構成了主體思想和金日成主義的基礎邏輯。而那些內容空洞的主體思想，也因為強調了擺脫外來壓迫的自主性命題，而獲得了特殊的生命力。

楊昭全《朝鮮革命鬥爭史》第二百一十八頁 back

崔厚澤《英明的政策 輝煌的歷程》第一百三十一頁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崔紅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東北地區中國共產黨的抗日鬥爭與朝鮮族隊員〉 back

楊昭全《朝鮮族革命鬥爭史》第三百二十一頁 back

《金正日和朝鮮統一之日》前言 朝鮮外文出版社 back

麥爾斯《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第四十八頁 臉譜出版社 back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應戰》第二百四十八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back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應戰》第二百四十九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back

邵毅平《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挑戰與應戰》第二百五十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back

《金正日和朝鮮統一之日》第十五頁 朝鮮外文出版社 back

和田春樹《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第一百六十九頁 聯經出版公司 back

和田春樹《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第一百七十頁 聯經出版公司 back

09金日成的少年路

告別趙教授，我返回邊境，繼續沿江而上。我在行進的車上翻看《與世紀同行》，發現金日成對於少年時期的回憶，居然跟趙教授如此相似：因不甘亡國而流亡，艱難地融入異國生活，在陌生的土地上尋找自我。

我偶爾抬頭看一眼窗外的山水，眼前總是浮現一個少年形象：身材瘦弱，立領黑色學生服，釦子系到脖梗，八角學生帽，斜跨帆布書包。那列離鄉的火車駛入黑暗隧道，少年眼中流露出對於異鄉生活的忐忑不安。忽然隧道盡頭出現了一道耀眼的白光，火車呼嘯而過，少年消失無蹤。那個形象，一會兒是少年金日成，一會兒又變成了少年趙教授。如此反復，揮之不去。

夜幕時分，我到達了臨江市。氣溫驟涼，冷清的街道和一個鋪著花崗岩石板的廣場上，一些老年婦女正在跳集體舞。過夜的旅館離江邊不遠，門前閃亮的牌子寫著「速八酒店」四個紅字。我放下行李，想要出門吃點東西。晚上十一點多，街面上已經沒有人走動，街道兩旁黑乎乎一片。天氣一涼，很多飯店都提早關門了。街道上只有孔雀開屏造型的燈飾在孤獨閃爍，猶如置身拉斯維加斯的午夜街頭。

我走到江邊，岸邊安裝了金屬欄桿，流水汩汩，對岸傳來清晰的狗吠聲。北韓山水永遠是漆黑一片，只有零星燈光在閃動。天上的殘月就是北韓黑暗的唯一見證。

《與世紀同行》記載，臨江是年幼的金日成第一次渡江來到中國生活的地方。一九一九年秋天，七歲的金日成離開家鄉萬景臺，跟隨父母遷到邊境住了一段時間，然後渡過鴨綠江，到了中國的臨江。

金日成在臨江住了一年多，關於這座城市，金日成的傳記並沒有再多的記述了，童年的記憶大部分都會在成長中丟失，如果沒有檔案佐證，那麼只能依賴可疑的記憶和史學家的妙筆。北韓官方記載在冊的是，金日成父親在臨江開了一間順天醫院，[1]金日成一九二零年春入了臨江小學，學習並熟練掌握了中國語言，這在他後來同中國人共同開展的抗日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北韓官方的敘述中，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和母親康盤石被描述為偉大的革命先驅。金亨稷被說成是韓國早期獨立運動的領導者，為了躲避日本人的逮捕，來到了臨江。母親則是地下婦女組織的負責人。但是這些說辭沒有其他獨立的歷史證據可以佐證。

另一種說法似乎可信度更高：金日成實際出生在一個教會家庭，父親金亨稷只讀到小學就離校，教育水平不高，因為覺得中國生活好，便帶著家人渡過鴨綠江行醫。他沒讀過任何醫科學校，在偏遠的邊境地區開了醫院，病人都是走投無路的窮人。為了讓人相信，他還弄了一張假的聖佛蘭醫學專科學校畢業證書。[2]

官方敘事當然會掩蓋掉一切不堪的細節以示根正苗紅。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家韓國人也是帶著無法自主決定命運的一腔恨意，在異鄉開始了悲慘的亡國奴生活。

一九二五年，李氏王朝最後一代皇帝純宗去世。這一年，朝鮮共產黨在漢城成立。純宗皇帝的死激起了韓國人的反日情緒，韓國人聽到這個死訊都穿上喪服、放聲大哭，積蓄已久的亡國之恨悲憤爆發。一首傳唱一時的詩歌寫道：

別了昌德宮，

願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這一去何時能再來，

二千萬白衣同胞喲，

願你無限繁榮。

金日成回憶錄極力渲染了郁積在整體民族心中的恨意，以期喚醒民族的共同記憶：「人的一生，要經受種種可悲的事，但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國家的淪亡，作為亡國奴離開祖國，這時的悲傷是無可比喻的。」「當時的朝鮮是名副其實的活地獄，對朝鮮人來說，活著與死去沒有什麼兩樣。」[3]

臨江已經成為一座繁華小城，找不到金日成昔日痕跡。我在臨江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搭車去了八道溝。一九二一年夏天，金日成一家從臨江移居到長白縣的八道溝鎮，父親又開了一家廣濟醫院。金日成在中國人的四年制小學插班讀書。[4]

清晨，清冽的空氣讓昏昏欲睡的我一下清醒了。八道溝的街市上已經熱鬧，很多商販支起了貨架和三輪車，出售當天的蔬菜和新鮮豬肉。夜裡下了一場雨，街道上滿是泥濘。從鎮子的中心區域延伸出兩條「丫」字形的道路，直抵江邊。對岸就是北韓的葡坪鎮。

金日成在八道溝鎮居住了兩年。童年時他嚮往軍旅生活，曾經和小夥伴一起玩一些男孩子的遊戲，比如在鴨綠江上比賽跳躍冰坑，跟日本孩子比賽摔跤──毫無懸念，他總是最為勇敢、並且總能獲得勝利的那個男孩。《金日成傳略》稱，「金日成在十幾歲時就已具備了堅定的反帝自主精神和階級立場，養成了科學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領導能力，具備了非凡的睿智和高尚的品質，成長為卓絕的革命家。」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金日成在八道溝小學畢業之後，遵循父親要幹革命就必須熟悉祖國的現實這一教誨，離開八道溝，徒步走了十三天，於三月二十九日回到了家鄉萬景臺。北韓的官方敘事中，把這趟無法考證的從八道溝到萬景臺的旅程，稱作是金日成了解祖國、熟識祖國人民的「學習的千里路」。

在八道溝，我花八元錢在一間小餐館吃了一頓雞蛋煎餅加粥，餐具不太潔淨，我只當沒看見，狼吞虎咽之後，身體逐漸暖和了過來。老闆娘一邊煎雞蛋，一邊很專注地觀察我。這裡不是旅遊景點，很少會有外地人光顧。我詢問八道溝小學的地址，就是金日成曾經讀書的地方，她出門指給我看。我走過去，發現這座到處刷著紅漆口號的學校跟《與世紀同行》的記載已經大相徑庭了。

我在鎮上行走，碰到一個退休的伐木工人，個頭不高，腿有點瘸。他祖籍山東，一九五五年生人，這裡有很多山東人，多是闖關東過來的。當年山東窮苦，他在十幾歲的時候跟著父親來這裡伐木，度過了一生。有意思的是，在這裡出生的山東人後裔也還是說一口標準的山東話。我想原因無外乎是，這裡山東人多相互影響，此外是交通不便、相對封閉所致。

現在還有一些朝鮮族人居住於此。靠近江邊的鴨綠江大街有朝鮮族人經營的狗肉餐館和冷麵店，一個大漢一直站在冷麵店門前望著對岸，嘴裡叼著香菸，一動不動。我沿江邊行走，經過「金源風味餐廳」，以及一個五層小樓的「鴨綠江酒店」，看到江邊樹立著一個紅色的牌子。上面寫著：

警告

嚴禁一切走私販毒活動

嚴禁非法易物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六日

落款是白山市邊防委員會辦公室。要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視角，就是去看看遍布鄉鎮的標語都在說些什麼。通常情況下，標語強調的東西，恰恰是這個地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比如張貼「嚴禁燒山 預防火災」，說明當地私砍濫伐比較嚴重，比如看到「堅決打擊兩搶 確保一方平安」，則說明當地搶劫案頻繁，需小心提防。以此類推，因為鄰近北韓的關係，八道溝的非法走私和毒品交易想必十分猖獗。

伐木工人告訴我，這個鎮上有很多人因為和對岸的北韓人交易鴉片而被判刑。我查閱到的資訊也說明了這一點。很多研究發現，金正日執政時期在一些農場大量種植罌粟，提煉的海洛因絕大多數通過中國流出，以此換取外匯，並稱之為「白桔梗事業」。

延邊大學法學院的崔軍勇在一份報告中稱，延吉市的吸毒者不斷增加，毒品很大一部分來自北韓。隨著北韓頻繁出現自然災害、經濟低迷，一些偷渡者開始冒險攜帶毒品入境中國牟取暴利。[5]

崔軍勇稱，來自北韓的毒品主要是甲基苯丙胺，俗稱冰毒，偶爾有鴉片。主要產於北韓咸境北道的清津、咸興地區，相當一部分毒品是劣質的甲基苯丙胺。走私者稱其為L體，簡單講就是冰毒殘渣，吸食後會對人體產生更大的副作用。

鴉片在北韓不難取得。國家的實驗室把原料精練成高純度的海洛因。海洛因是北韓少數能夠達到國際水準的產品。在一個普遍靠賄賂支撐的經濟體系下，毒品很容易就流向了民間。而北韓公民攜帶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態勢，引發了很多刑事犯罪案件。北韓毒品進入中國國境後，又從延邊地區轉銷至南韓。

頗為諷刺的是，金日成當年追求民族解放真理的留學通道，變身為販毒的通道，想想真有不堪回首之感。

對岸的葡坪，因為是領袖渡江求學之地的緣故，比我見過的其他北韓邊境要體面一些。可以看到有一條寬闊的、碾壓得非常平整的土路，很多騎自行車的人快速下坡，拐進了旁邊的街道。不遠處好像有一個學校。我也看到牛車經過。

一九二五年一月，金日成接到父親再次被日本警察逮捕的消息，離開萬景臺，踏上「光復祖國的千里路」，十三天走到了葡坪。在平壤的地標建築物凱旋門上鐫刻著兩個數字：一九二五和一九四五。一九四五年是朝鮮半島解放的日子，一九二五年就是金日成離開祖國渡江的時間。

那一天，金日成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過鴨綠江去，而在江堤上徘徊，他想要邁開步子，可是身後的祖國山河卻牽住了少年的心。一想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踏上祖國的土地，重新回到埋葬自己祖先遺骨的祖國，他小小的心裡禁不住悲傷起來。[6]

官方敘事借助金日成的口吻強化了朝鮮民族的某種集體記憶，「最可貴的是，我深刻地認識了朝鮮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從他們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損壞的民族尊嚴和要求獨立的鋼鐵般的意志。」

「從那時起，我就認為我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只要把這樣的人民很好地組織和動員起來，就有了光復祖國的信心，要早日光復祖國，把那裡的一切，永遠變成我們的、朝鮮的，這一願望像一團火，在我心中燃燒。」[7]

這是金日成發出的新舊時代更替的宣言。很多人認為北韓是一個依靠儒家和史達林主義統治的國家，但是忽略了這些語言背後蘊藏著的種族主義色彩。我無法想像，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有如此深刻的家國情懷和感受力。我更傾向於認為，這些添油加醋的描述，旨在把金日成塑造成一個天賦神格的北韓人，契合了北韓人的「血統純潔論」，讓北韓人相信，只有這種血統純正、天資聰穎的人物才可以領導民族雪「恨」。

金日成避開警察的視線，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淺灘向冰封的鴨綠江邁出了腳步，渡過江面，就是八道溝街市，家就在那條江岸街上。他轉回身，在江堤上撿起了一個石頭攥在手裡，不管什麼東西他都很想帶走，他把石頭珍藏起來，用來寄託對祖國的思念。[8]

這個渡江的場景被固定在一幅北韓家喻護曉的宣傳畫中：十三歲的金日成將軍穿著北韓式長袍遠征出國，並且發出誓言，「只要朝鮮不獨立，我就不再回來」。

實際上，這是借用了一九一九年反抗日本占領的韓國三一運動中流傳的一首《鴨綠江之歌》：

碧綠的鴨綠江水啊，

美麗的祖國山河啊！

我重返家鄉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畢生難忘的志願，

不光復祖國誓不回還。[9]

北韓的主體史詩，總是很巧妙地把真實歷史事件和虛構的金日成故事編織在一起，讓領袖出現在最能反映北韓人命運的風頭浪尖。於是我們看到，在每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金將軍總是出現，預示他參與和領導了所有的北韓人民的解放事業。但令人疑惑的是，官方敘事裡，金日成從來沒有正面出現在某一場具體的戰鬥中，但是在事前動員和事後總結中，總會出現將軍充滿哲理的話語和形象。時間久了，金日成的歷史就成為了北韓的歷史。

最後，這個國家就只剩下了金日成一個人的聲音。

吉林市。這是北韓宣稱金日成中學讀書的地方。我徒步行至位於松花江邊上的毓文中學，當天是星期六，學校的卷閘門緊閉。眼睛一直盯著報紙的門衛抬起頭，指指校園門口一個鎖起來的灰色小院子，告訴我，「只有北韓來人，才會開放。」

那是一處獨立的小院，開闢為金日成讀書處，用於北韓人單獨朝拜。每年清明節和金日成生日的太陽節，都有盛裝的北韓人前來瞻仰。

校園裡樹立著一座三層樓高的金日成銅像，採用了他在東北抗日時期的造型，胖嘟嘟的身材，披著鬥篷，腿上纏著綁腿，左手拿著一個望遠鏡。據說七十年代學校要拆這座銅像，上報吉林省，吉林不敢做主，又上報北京，沒被批准，因為擔心引起國際糾紛。可見中國非常了解金日成。[10]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十五歲的金日成來到了吉林。靠朋友接濟，進入了毓文中學二年級插班學習。這段讀書經歷被金日成反復提及。官方傳記對金日成就讀毓文中學的經歷做了誇大，據老師回憶，金日成成績一般，並且委婉地說，可能他當時忙著抗日吧。[11]一九三零年代的初中文憑含金量很高，如果成績出類拔萃，不會只讀了一年，金日成後來解釋是為了抗日。沒人深究，其實他初中沒畢業。

在金日成的印象裡，吉林是個熱鬧的地方，無論是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還是街上賣水的商販，以及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作相的士兵把守的城門，都讓從偏僻的邊境出來的金日成眼前一亮。[12]

金日成從沒讀過正規學校，因此對這段留學經歷念念不忘。北韓官方說他中文水平高超，可以讀《紅樓夢》和中文版的《資本論》。在吉林時，金日成每月都買讀書卷，放學回家時在圖書館裡看幾個小時的書，他最感興趣的是高爾基和魯迅的作品，在吉林，金日成第一次接觸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3]但是真相如何誰也不知道。

金日成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北韓官方稱，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在吉林北山公園的藥王廟地下室成立了朝鮮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4]後來北韓把這一天定為青年節。

北山是吉林遊人最多的遊樂園，周圍的服務行業十分密集，伸向北山的道路兩旁，各類飲食店、糖果舖、文具舖、雜貨舖、茶館、娛樂場鱗次櫛比，還有專買洋貨的京廣洋貨商店。我行至這處被金日成稱作「不分四季都可以利用的公園」，藥王廟位於北山公園的山頂，香火很旺。金日成當年開會的地下室，被標注為「金日成地下室」，位於藥王廟的後院，平時也不對外開放，圓形的月亮門虛掩，用一根紅繩攔住了去路。

門房沒有人，我推門而入，院子裡也沒有人，左邊是一個四合院似的建築，門上刷著鮮亮的紅漆，門框上方寫著「金日成主席革命活動地下室」。對面樹上有一個監控攝像頭。門沒鎖，我走進去，只有很小的空間，白墻木地，墻上用中韓兩種文字寫著：「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零年，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金日成主席在吉林毓文中學讀書期間，積極組織青年學生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當局的鬥爭，曾經在這個地下室召開過祕密會議。」

地板上有一個很小的通道，窄小的階梯通往地下室，成年人幾乎很難通過，老年臃腫的金日成肯定無法通過這個他少年時代上上下下的梯子了。

一九二九年，金日成的學生生涯在這年秋天結束了。官方傳記稱，金日成因為傳播左翼書籍而被中國警察逮捕，在吉林監獄坐牢直至一九三零年五月初。金日成在鐵牢裡也沒閑著，而是「全面分析和總結了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以及別國革命運動的經驗，還從中發現了主體思想的出發點。」[15]

出獄的金日成加入了激進組織，官方敘事稱之為民族解放鬥爭。金日成大概在一九三一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韓官方宣稱金日成在一九三二年組建了第一支抗日遊擊隊。這個日期也成為今天北韓的建軍節。事實上，遊擊隊當時只有十幾人參加，在當年很多的東北韓國人的抗日遊擊隊伍中，只是一個小型的鬆散組織。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打遊擊到一九四零年撤退進入蘇聯，金日成轉戰東北的白山黑水，度過了八年時光。他躲過了黨內「民生團」的殘酷清洗，躲過了日本人的圍剿，在東北漫長的冬季中，很多年輕人倒下了。趙教授的祖父死在異鄉，梁世鳳這樣的傳奇人物也難逃厄運，一九三四年戰死。很多比金日成資格更老的韓國人遊擊隊將領都在嚴酷的環境中倒下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信仰加上強韌的身體，讓金日成幸運地成為走到終點的為數不多的那個人。

《朝鮮的母親》第一百八十八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back

五味洋治《父親金正日與我 金正男獨家告白》第二頁 新世紀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朝鮮的母親》第二百零三頁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 back

崔軍勇〈中國延邊地區涉韓毒品犯罪對策研究──以中韓警務合作為視角〉《學術交流》二零一零年（二）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朝鮮的母親》第二百三十二頁 朝鮮外文出版社 back

五味洋治《父親金正日與我 金正男獨家告白》第五頁 新世紀出版社 back

五味洋治《父親金正日與我 金正男獨家告白》第四頁 新世紀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10純真年代

汽車經過撫松縣城塵土飛揚的公路，路邊矗立著一座冷灰色調的陵園。門口蹲著兩尊灰白的石獅，灰色的磚墻，灰色的屋簷，就像撫松的天氣一樣灰突突。黑色的大門緊閉，上面寫著「張蔚華烈士陵園」。

李女士身材嬌小，平和恬淡。她用車載我到陵園，走下車，推開陵園的兩扇大門。陵園綠樹環繞，中央的十字小徑灑了水。小徑的中心處，是一座覆蓋著青草的墳墓，前面是一座白色的墓碑。

李女士引我走到墓碑前，我看清上面的金色刻字：「張蔚華烈士的革命業績是朝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的光輝的典範，烈士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業績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題詞者署名：金日成。

與李女士同行的男士指揮我們站好，說：「向張蔚華烈士鞠躬。」

墓碑上的黑白照片上，一個年輕人戴著眼鏡，有濃密的長髮，身著上世紀初的民國長衫，平靜地望著前方，並不清楚身後發生了什麼瘋狂的事情。

「這就是我丈夫的祖父張蔚華烈士，他也是金日成主席的兒時好友。」李女士給我介紹。

李女士是墓主人張蔚華的孫媳婦。據金日成傳記《與世紀同行》記載，張蔚華是金日成在撫松生活的兒時玩伴，友誼持續到成年。一九三七年，金日成已參加了抗日遊擊隊，返回撫松，最後一次和張蔚華見面，家境殷實的張蔚華向金日成的遊擊隊支援了槍枝和布匹。一個韓國人奸細獲悉了這一情況，將張蔚華誘捕到日本憲兵司令部，恐嚇張蔚華交代金日成的下落。張蔚華擔心受不了體罰，也不願意出賣金日成，喝顯影藥水自殺。時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年僅二十五歲。[1]

李女士帶我來到陵園大門左右兩側的兩間小屋，裡面陳列了張蔚華的紀念物。墻上掛著金日成寫給張家後人的題詞：「我對你們的愛是無窮無盡的，光榮屬於張蔚華。」

屋內擺放了一個以金正日的名義贈送的花環，墻上掛著撫松本地畫家為了紀念這段友誼創作的連環畫，另外一幅油畫顯然出自北韓藝術家之手，作者不詳，再現了金日成和張蔚華最後一次在撫松大營溫泉見面的場景。畫面中，有東北特有的高大針葉樹林，金日成身著軍服──這意味著他已經擔任了軍隊領袖的職務，坐在一塊石頭上，身板筆直，露著他標誌性的笑容。在北韓油畫中，金日成一定高於畫面裡的其他人，這是鐵律。而身穿傳統中式灰色大褂的張蔚華，則躺在金日成的懷中。畫面稍顯曖昧的是，兩個成年男子手拉著手，顯得十分親昵。樹頂遠處露出了陽光，好像兩人長談了一夜。顯然這是虛構的畫面，作者試圖籍此呈現一段純真的革命友誼。

如今，金日成和張蔚華最後一次見面的大營溫泉已經改名為「戰友泉」。

與李女士同行的中年男士戴一副墨鏡，說話底氣很足，他自稱是張家的朋友，經常幫忙做一些迎來送往的事情。

我開玩笑說，「你戴著墨鏡有點像金正日。」

他面無反應。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玩笑。對於張蔚華家族來說，金日成及金正日都是最親的人，無可替代。

金日成在臨江和八道溝度過了初來中國的短暫歲月後，跟隨父母移居撫松，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多年，跟中國人一樣，講中國話、吃水餃，還結下了一段和張蔚華的純真友誼。追隨著金將軍的腳步，我偏離鴨綠江，輾轉來到撫松。

撫松位於吉林省東南部，以盛產人參而得名「參鄉」。金日成的回憶錄中，撫松是一個鐘靈毓秀的小城。而在現實中，撫松經歷過多年的開發之後，像所有中國的三線小縣城一樣，建造了大同小異的灰色高樓，街道髒亂嘈雜，塵土飛揚，毫不顧及偉大領袖歷史上在此地發跡的城市形象。

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來到撫松，希望開辦一家醫院作為容身之處，此前還沒有韓國人這麼幹過，金亨稷找到了當地商會的副會長張萬程尋求幫助，張萬程是人參老闆，他做擔保，金亨稷開辦了撫臨醫院。金日成也進入了撫松第一優級小學，同桌是張萬程的兒子張蔚華。在學校，金日成和張蔚華結下了友誼。金日成曾經和張蔚華一起，懲罰一個毆打教師的「反動警察」。[2]

金日成家住在撫松縣城的小南街。我走到這裡的時候，天上下起了雨，街道泥濘不太好走。小南街是城市邊緣的一條胡同，更像是一個城中村，是城市開發尚未顧及的角落。胡同內部有幾家小旅館、出售春藥的藥店、還有一個托兒所，兩旁是低矮的平房。小南街拐了一個弧度很大的彎，在盡頭又看到了喧鬧的大馬路。路口有一所撫松實驗小學，校園很乾淨很大，外墻上寫著：

唱好每一個音符，演繹精彩人生

差不多每一個本地人都聽說過撫松青年張蔚華救了金日成性命的故事。一位中年計程車司機輕輕地對我說：「如果不救就好了，不是嗎？」

一九五五年，金日成以批判宗派主義為由，相繼把來自南方的、中國和蘇聯的主要領導幹部打倒，把黨政軍大權獨攬。他知道想要取得全部權力，首先需要樹立個人權威。權威的建立是從講述領袖生平和歷史功績開始的，韓戰剛結束，北韓政府便派出「金日成元帥抗日戰績調查團」到東北收集資料，專門尋訪了張蔚華家人下落。[3]

不久，大量宣揚金日成是北韓革命唯一領袖的文章、電影陸續問世。金日成的歷史多次被修改，並以此為基礎推展到北韓教育裡。全國掀起了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他隨口說的一句話就可成為黨的口號。

二零零一年出版的《金日成略傳》，全書二十餘萬字，以大幅段落記述了張蔚華的事蹟和他與金日成的友誼。金日成說：「張蔚華雖然是別國人，但他無異於朝鮮人，無異於朝鮮革命家，他所建立的業績不僅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史冊上，而且在我國的抗日革命史冊上占有光輝的一頁。」[4]

在《金日成略傳》中，用專門段落敘述其事蹟的中國人裡，除毛澤東和周恩來外，就是張蔚華。在中國，除了撫松，張蔚華並不為人們熟知，但是在持久的造神運動中，張蔚華成為北韓家喻戶曉的人物。

張蔚華的老宅位於縣城一條不起眼的小胡同裡，獨門獨院。張蔚華生前有兩個孩子，長子張金泉住在撫松，女兒張金祿生活在北京。

張金泉生於一九三三年，已經退休，因為跟北韓領袖的特殊關係，至今仍很忙碌。他個子不高，有嚴重的耳背，幾乎無法跟外人交流。他遺憾地搖搖頭說：「我聽不清你說什麼。」

張金泉的長子張琪幫助父親來應付我這名不速之客的騷擾。張琪也快六十歲了，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因為偉大領袖的關照，張琪和北韓一個無法言說的部門合作，在丹東做進出口生意。

張蔚華的後人在一九八四年和金日成重敘舊緣。當年四月十二日，張金泉聽到廣播，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將於五月訪問北韓，胡耀邦以開明著稱，張金泉寫信給胡耀邦，請他轉達向金日成的問候。此信胡耀邦轉呈金日成。同年，已經成為金日成接班人的金正日對中國進行訪問，一部北韓官方拍攝的紀錄片顯示，時年四十二歲的金正日精力充沛、十分活躍，與當時所有的中共高層包括鄧小平、胡耀邦會晤，並且走訪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中國支持金正日作為金日成的接班人，兩國關係急速升溫。第二年，一封平壤來信寄到了撫松，金日成邀請張金泉赴北韓訪問。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心懷忐忑的張金泉、妹妹張金祿、他的長子張琪從北京乘坐國際列車前往北韓，當時北韓駐中國大使也率員到北京車站送行，大使對張金泉說：「全體朝鮮人民在等待著你們的到來。」張家人以為大使的話只是外交辭令，但到北韓之後，他們才理解了其中的含義和分量。[5]

北韓勞動黨和政府大力宣傳張蔚華烈士與金日成主席的國際友誼，張蔚華的圖片陳列在許多革命博物館中，還把張蔚華寫進教科書，拍進北韓的大型革命系列電影《啟明星》中──由熱愛文藝的金正日同志監製。

出於個人宣傳的需要，金將軍的足跡被冠以革命史遺跡到了全面的整理和保護，張金泉一行參觀了金日成的母親康盤石的娘家所在地七谷、金日成就讀的平壤彰德學校，學校保存著金日成學習用過的書桌，學校的後山上，保存了金日成當年的「軍事遊戲場」、「讀書處」、「立志處」、「摔角處」。張金泉發現，金日成從出生到成長，幾乎所有的地方都開闢成了革命史遺跡，金日成的個人史已經等同於北韓的歷史。而張蔚華後人的出場，讓偉大領袖的故事更加充滿革命情誼、變得有血有肉。

張金泉在平壤住進了長壽園招待所，享受的是國家元首級待遇。這是韓戰停戰之後北韓於一九五八年建造的第一個招待所。勞動黨中央機關報《勞動新聞》一直追蹤報導張金泉在平壤參觀的消息。負責研究黨史（金日成史）的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所在最高級的玉流館宴請張金泉，黨史所副所長金泰浩直接說：「送你輛奔馳轎車怎麼樣？」[6] 因為中方領導特別要求張金泉不向北韓同志提物質要求，故而張金泉謝絕了。

四月十五日是金日成的生日。金日成選擇在生日前一天會見張金泉。金日成回憶：「當我看到走下轎車的張金泉和張金祿的瞬間，一股激情湧上我的心頭，一時說不出話來，張金泉長得隨他父親，張金祿的相貌仿佛是母親的複製品，活脫也似的相像，張琪呢，好像是祖父母臉上一切美的集大成者，他們的面容多酷似他們的父母，這在他們肯定是值得高興的，對我來說，也是十分滿意的，我甚至產生了一種幻覺，好像去世已久的張蔚華夫婦起死回生來到我面前。」

「接著就像在大營同張蔚華相逢時那樣，我張開雙臂將張金泉、張金祿和張琪抱在懷裡，歡迎你們，我跟他們打招呼時說了中國話，在幾十年的風浪衝擊中，我的中國話的底子已經丟失了不少，可是從我嘴裡很自然地蹦出了『歡迎你們』這句中國話。有些人說一個國家元首在外交場合用外語講話是違背慣例了，可是我完全無視這種慣例，張金泉一行不是為了搞外交來訪問我的客人，我也不是為了搞外交邀請他們的，會見戰友的子女還要講外交講慣例嗎？」[7]

在金主席寬厚溫暖的懷抱裡，五十二歲的張金泉和四十八歲的張金祿心裡充滿了孩子般的幸福。

張清泉帶給金日成的禮物是用撫松山裡的老樹木做的木鐘，金日成送給張家人三只皮箱和三只精致的小盒子，皮箱裡裝的是西服衣料、皮鞋、運動鞋以及西服襯衣、貼身衣物、襪子和領帶，一應俱全。金日成還送給張金泉一只刻有他名字的金錶，這是北韓在瑞士訂製的全自動金錶，OMEGA空中霸王。

金日成生日這一天，是北韓最隆重的節日「太陽節」。為了讓本應在五月開放的花朵能提前在四月開放，平壤園藝工人們在早春到來之前，用塑料薄膜將花束包裹起來提供相應溫度，四月十五日前將塑料薄膜拿掉，一下子就形成了萬花齊放的奇特景觀。[8]

第一次北韓行張金泉待了一個月。金日成對張金泉關懷備至。張金泉坐飛機參觀，不習慣顛簸而嘔吐，金日成聽說後命令把小飛機安二四換成大飛機伊爾一八。回國前，金日成再次送給張金泉一套德國製造的祿來福來單反照相機，給了張金泉一萬元、張金祿五千元、張琪五千元。一九八五年兩萬元人民幣很實在，當時沒有百元鈔票，都是十元一捆，二十捆人民幣裝滿了那只小皮箱。[9]

訪問北韓歸來之後，張金泉兄妹的生活發生了改變，首先老宅的保管和開發被地方政府提上了日程，土改時期被國家收走的房子陸續歸還。張金祿在國家氣象局工作，一九八六年，北韓氣象局有人來北京考察，專程拜訪領袖的故人之後，不久，張金祿家從平房搬進了三室一廳的房子。

一九八七年為了慶祝金日成七十五歲生日，張蔚華子女再度受邀。北韓宣稱主體思想在世界範圍內都成為偉大的思想結晶，為了顯示氣派，邀請了一百零四個國家的兩百三十八個代表團和代表向金主席祝壽。由於領袖為人類做出的特殊貢獻，許多國家在金日成七十五歲壽辰期間授予他最高勛章和名譽稱號。

一九九二年四月是金日成主席八十壽辰，張家人第三次出訪。四月十五日生日這一天，金日成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元帥，確立了人生最高的權威。

友誼一直延續到了第三代，張金泉的次子張瑜，張金祿的女兒岳志雲得到金日成的批准，到平壤留學。之後，金日成與張家後人的互動明顯頻繁了起來。

在金日成去世前的一九九三年七月，張金泉再次應邀訪朝。這一次，金正日同志派來高級裁縫師，為張家人每人訂做一套衣服，又送給每人一塊金錶，金日成還說：「做人吶，就像金子一樣要純潔不變。」[10]不知道是否有所指，就在前一年，中國「背叛」了北韓，和南韓建交，中國和北韓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不久北韓走入最艱難的時刻。想必金日成一定感到了空前的壓力，他對張金泉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活著的時候自不必說，只要金正日同志在，我們和張蔚華家屬之間的友情將是世世代代相傳。」[11]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韓的憲法節，金日成邀請張瑜和岳志雲去主席府上包水餃。岳志雲見到了金主席的第二個夫人金聖愛，以及金日成另外一個兒子金平日的女兒。金日成說，我和中國人一樣給晚輩帶個孩子，這孩子是從小在我這裡長大。[12]金日成去世後，金聖愛和金平日都遠離了權力中心和北韓人的視線。

毫無疑問，人的青年時期是難忘的。金日成時時向張家後人提及他在東北留下他二十五年的異國足跡。而在金日成的晚年，金日成曾經破例接見過來自撫松縣的一個代表團。

張琪堅持認為，這種情感是真摯的。他回憶說：「金主席告訴我，他想訪問撫松，如果撫松不好接待，可以把車停在大營，在火車上過夜。」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琪最後一次見到金日成。一起吃飯時，金日成特意提到想吃兒時在撫松吃過的冰糖葫蘆。不一會兒北韓廚師做的糖葫蘆端了上來，不是串成串的糖葫蘆，而是將山楂蘸上糖漿，一個個擺在盤子裡，每個山楂上插根牙簽。金日成吃了一個，搖搖頭，有些遺憾地說：「做得不像，不如撫松的好吃。」[13]

兩個月後，金日成去世。

歷史總是在某些重要關口發生突然轉變。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危機，金日成和美國前總統卡特會談，並準備與南韓會談。就在前一刻，金日成突然心臟病發作，改變了北韓的進程。至今都有傳言稱，金正日反對和談，氣死金日成。金日成試圖像鄧小平一樣瀟灑改變北韓運行的軌跡，但是內部阻力顯然比中國要大。鄧小平沒有負擔，對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定，有利於鄧小平切割歷史、甩掉黨在歷史上犯的錯誤，輕裝上陣。而金日成却做不到。因為對於金日成造神般的宣傳，金日成的歷史和北韓的歷史已經混為一談，無法拆解。一旦開放，北韓人民就會發現過去宣傳的都是謊言。早在一九七四年，金日成就確定了兒子金正日作為接班人。這個體制已經延續了二十年，根深蒂固。金日成想要改變北韓的對美政策和對南韓政策，無疑，翅膀長硬的金正日集團是體制變革最大的阻力。金日成顯然無法革掉自己兒子的命。

根據北韓勞動黨中央組織部幹部張敬成在脫北後的描述，金日成晚年已經失去了核心決策控制力，控制力僅僅維持在象徵意義上。金日成已經被金正日勢力徹底架空。[14]一個例證是：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六日，金日成破天荒地為兒子金正日五十歲生日寫詩祝壽，父親給兒子贈送一首阿諛奉承的詩，這在儒家思想盛行的東亞國家是不可理喻的。[15]

一直堅持將韓語中的漢語詞彙全部剔除的金日成，破天荒地用中文在國內外發表了這首詩：

白頭山頂正日峰

小白水河碧溪流

光明星誕五十週

皆贊文武忠孝備

萬民稱頌齊同心

歡呼聲高震天地

從漢詩的角度看，這是一首失敗的詩。它似乎在向外界，特別是向他長期依賴的中國人傳遞著某種別樣的訊號。這種訊息也許只有中國人才可以讀懂，能幫助他的依然是中國這個留下他成長足跡的國家。但是這個重要訊息很可能一直被外界忽視了。

金日成的死恰逢其時。他在北韓大飢荒到來前去世，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名聲。否則，他辛辛苦苦搭建的神話將會蒙羞。金正日親自挑選了金日成一九八六年在西海水閘揭幕儀式上的照片，經過修飾後，定為哀悼期間的太陽像，照片上的金日成滿面春風，露出慈祥微笑。他已經無法看到人民陷入絕境。

為了紀念這段不尋常的友誼，一九九五年夏天，金日成逝世一週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張金泉在老宅裡建成了金日成主席紀念館。紀念館裡陳列著當年金日成和金正日贈送給張家人的各種紀念品，金錶、衣服、皮箱、照相機、手提風琴、吉他、自行車、羽毛球拍。

如今的撫松跟金日成兒時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年日本憲兵隊所在地、張蔚華曾經被關押的地方，如今是工商銀行。縣政府就是當年的撫松縣衙門所在地，張萬程就在這兒請縣長幫助金亨稷落戶。金日成和張蔚華曾經同窗兩年的撫松學校，如今是第二百貨商店。向西拐上縣城邊的一座橋上，當年金日成去吉林讀中學，張蔚華就在這裡為他送行。

金日成曾經多次講，「我十五歲之前靠父母，十五歲之後靠朋友。」[16]十五歲的金日成，踏入腥風血雨的成人社會，經歷過殺戮、血洗、寄人籬下的亡命、權力巔峰的快感，體味著高高在上的孤獨，最後成為一座虛構的神。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我寧願相信，他最希望回到的不是權力王座，而是撫松的童年時光，以及來自少年玩伴的一聲問候。

那是生命中不可複製的純真時光。

一次，趙教授和我談到金日成的時候，這樣說，「朝鮮半島的分裂，主要是因為金日成，當然，根子上還是因為共產主義陣營。」他意識到了什麼，欲言又止了。

趙教授因為工作的關係曾經數次訪問北韓。就像所有造訪者一樣，按照主人的安排，他被要求參觀北韓的偉大革命建設，登上被稱為亞洲之最的「主體思想塔」。這些紀念堂似的革命建築，同樣也無法占據趙教授對於故鄉的純真想像。他對七歲離開的故鄉念念不忘。訪問金剛山的時候，負責接送的北韓司機告訴他，趙教授的家鄉長淵里就在「離三日浦有七公里的地方」。趙教授向接待方提出請求「可否訪問我的家鄉」。對方告訴他，時間太緊，不好安排。

趙教授至今也沒有回過北韓的老家。他相信那種思念保留在記憶中也很美妙，至少不會因為現實過於殘酷而受到破壞。在他人生成長的四個階段，江原道是他出生的地方，金化郡東面的長淵里是他離別的故土，橫道川的大韓獨立團營地遺址是祖父長眠的地方，桓仁縣拐磨子村是他成為一個中國公民的開端。趙先生曾經在夢裡多次問自己：哪裡才是我的家鄉？

小時候的印象中，長淵里周圍都是崇山峻嶺，幾乎不見平地和水田。那個山區特別美麗，滿山都是翠綠的松樹，一到春天岩石縫間盛開了杜鵑花，到了秋天山上到處又是紅葉的世界。喝的都是從高山上流下來的泉水。「真有錦繡江山如此多驕之感！」他逐漸被記憶喚醒，臉上多了兒時的歡愉表情。但長淵里那個地方是偏僻的高山區，冬季總是下很多雪，銀裝素裹，過年時節尤其寒冷。不過母親常說，「比起滿洲不算冷啊」。母親說這話的神態，趙教授至今記憶猶新。

長淵里附近山峰有一座佛教寺廟，叫長淵寺。寺廟不大，莊嚴優美。寺廟周圍有茂盛的松子樹。有一次，父親帶他去那裡摘了不少松子。寺廟的老和尚是父親的好友，和父親一樣好喝酒，還有家眷。他常到趙家做客。寺廟的後山有一個日本人經營的大金礦。那個地方耕地少，種不了地，主要靠礦上採金維持生活。長淵里實際是礦工的村寨。父親開了小店舖，主要面向礦工。礦工們下班回家時，把勞累一天的身體放在趙家的門庭上，邊喝酒邊唱歌，喝多了常常因傷心而哭泣。[17]

趙教授還記得礦工們常唱的一個小曲《奴達吉謠》。「奴達吉」就是金塊之意。歌中唱道：

怎麼只見道拉吉，不見奴達吉呢，

奴達吉呀，奴達吉，

別讓我為你受累傷心。

關於北韓老家的大部分往事，趙先生已經記憶模糊，只有在夢中才能重溫這溫馨的場景。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三—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三—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沈志華〈金日成如何走上權力頂峰〉《二十一世紀》二零一五年十月號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三—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一百四十八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一百五十二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三—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一百五十四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一百五十九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三百四十五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三百五十三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三百二十五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呂明輝《金日成與張蔚華》第三百六十頁 世界知識出版社 back

張振成 《親愛的領導者》第一百五十三頁 臉譜出版 back

和田春樹《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第一百七十八頁 聯經出版公司 back

《金日成回憶錄 與世紀同行》（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ack

據趙教授回憶錄 back

11長白山之神

公路護欄的拐彎處豎著綠色的標示牌：S303。S是省道的縮寫，這是邊境唯一的一條高等級公路。大巴車在黃色隔離線的右側一路奔馳。車上只有不多的幾個乘客。司機是位中年男士，他一邊開車，一邊抽菸、吃瓜子、吃麵包、打電話，嘴巴一刻不停。他的售票員妻子，坐在車門旁邊的座位上，一路上不斷給司機丈夫遞水、遞瓜子、遞麵包，配合默契。他們一直在說話，談論完遇到的熟人，又討論市場的菜價，之後說起了家事，不斷出現的人名，顯示這是一個結構龐大的故事。儘管不明就裡，我仍舊興致盎然傾地聽著。作為孤獨的旅人，我很羨慕他們有這麼多可聊的東西，直到女人講「累了」，走到大巴最後一排長椅上去睡覺，車廂才靜了下來。男士恢復了默然的表情，他直視前方，開始一根接一根抽菸，有好幾次，香菸在他的手指間燃燒成了長長的菸灰，突然散落開來。沒有妻子在他身旁作伴，我開始擔心司機會突然睡死過去。

夏季到了最後一個星期，我乘坐大巴去長白縣。大巴進入了長白山脈的腹地，天氣陰涼，鴨綠江的源頭就隱藏在針葉林和蕨類植物覆蓋的群山深處。這意味著沿鴨綠江的旅行接近尾聲了。

中國一側的道路依江水而建，開闊的山谷處稱為「川」，有巨大縱深的拐彎處稱為「溝」，從八道溝開始，依次是大蛤蟆川、小蛤蟆川、十一道溝，南川村、十二道溝、十三道溝、十四道溝，一直延伸到長白縣的梨花溝和馬鹿溝。

江邊景色單調，除了零星的葡萄園、玉米地，就是起伏平緩的丘陵和綠色的原野。大巴穿過望江隧道和仙人客隧道，經過刷著「重視計生謀發展 保護民生促和諧」和「不得資助境外人員」標語的十二道溝鄉政府，經過寫著「鮮殺活羊」的公路飯店，一路向前。

跟對岸不同的是，中國的邊境都有電線杆、電纜，這意味著有電力和通訊這類基礎生活設施。北韓一側完全看不到機械的痕跡，唯一常見的是白墻藍頂的小瞭望塔，隔一兩公里就會出現一個，也許有人民軍士兵隱身其中，也許只是個擺設。

長白縣是東北地區唯一一個朝鮮族自治縣，對岸是北韓的惠山。鴨綠江在此畫了一個弧度很大的彎，把長白縣的一大半包裹起來，這樣，長白縣幾乎也處在惠山市的包圍圈中。惠山算是北韓的大城市，房屋密集，人頭攢動。從中方邊境看過去，惠山的沿江邊境修了一條長長的磚土和木板組成的圍墻，擋住了北韓人的視線。時間久了，北韓人對於長白縣的繁華也就失去了好奇心。每隔一段距離，圍墻就有一個小口，門口建有軍人值守的崗哨。在圍墻的那端，是連綿的居民住宅區，大部分是灰白色的韓式瓦房，可以看到人們進進出出。不遠處有一間紅色屋頂的廠房，堆滿了木板，看樣子是一家木材加工廠。沿江邊繼續前行，出現了一些破敗的樓房，陽臺非常破爛，就像是地震後的危樓。最好的建築是一座史達林式的會議廳，從出現在建築物前面的儀表不凡的紅色旗幟雕塑判斷，那裡是供奉著金日成父子神像的城市中心區域。

鴨綠江在這一段已不足百公分寬。在一些狹窄的流域，水草豐茂，幾乎把兩岸連成一體，完全可以涉水往來。晚上，我搭乘了一名長白縣當地人的中巴車，來到一處僻靜的江邊，這裡距離長白縣的口岸不遠。天上飄著細雨。司機要我仔細觀察，凡是江邊住戶的家門前放著救生圈的，多是在從事著走私生意。救生圈是小規模走私的主要工具。他指給我看一輛擦身而過的中巴車，車頂上綁著一只黑色的橡膠圈，司機說：「這都是用來走私的，把走私的東西放到救生圈裡，把繩子拋到對岸，對岸北韓人把救生圈拉過去，取出東西，把錢放到救生圈裡，這邊的人再拉回來，一單生意就做成了。只需要三十秒而已。最窄的界河只有五十公分寬，趟河過去也花不了兩分鐘。」

事實上，這名司機也在幫走私者運送貨物。走私一般在夜間進行。他告訴我，前一天晚上，他剛剛協助買家拉了一車北韓的「錦繡江山」香菸和假冒的英國「黑貓」香菸。走私來的北韓香菸充斥著中國邊境市場，他說：「有的時候，也會在捆紮香菸的油布包裡藏著冰毒。」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江邊，長白縣的鴨綠江邊有一個觀景亭，站在上面觀察對岸一覽無遺。觀景亭正對著對岸方向是一條主幹道，很多人走來走去，北韓人喜歡蹲著交談，有人手裡拿著冰棍，孩子們在土路上跑。一些北韓人從圍墻內走出來，順著堤岸的梯子下到江邊。我看到對岸兩個婦女蹲在江邊洗衣服，一個穿著紅色上衣的女性認真地刷著鞋子。橋墩上，一個男人正在釣魚。流水聲很大。三個人民軍戰士脫了長褲，只穿了紅色和藍色的三角內褲下到江中捕魚，他們全神貫注捉魚，對我的存在視若無睹。

天上下起了雨，一名北韓年輕婦女往頭上戴了一個紅色的圓環布墊，將滿滿一鐵桶水──至少十升──放到頭頂，胳膊還夾著一盆洗好的衣服，就像功底深厚的雜技演員一樣，穩穩地登上二十五級階梯，消失在圍墻那頭。

長白山位於長白、撫松、安圖三個縣的境內，長白山的東坡延伸到了北韓境內的三池淵一帶。中國境內開發了兩條成熟的旅遊線路，西線在松江河，北線在二道白河鎮。我選擇了最方便的北線登山。

在中國最古老的地理志《山海經》裡，長白山稱為不鹹山，「大荒之中，有人名曰不鹹，有肅慎士之國」。不鹹山就是神山的意思，肅慎就是滿洲人的先祖。據說長白山形成已經二百多萬年，它是一座休眠火山，十六世紀以來曾有過三次噴發。

山區環境怡人，景色十分好看，呈現出一派繁茂景象。山內側的斜坡是平整的牧草地和灌木林，花草植物多得驚人。蕁麻、百合、鳶尾鋪滿了草地，各種形狀的蕨類植物隨處可見，色彩斑斕，讓人眼花撩亂。遊人進入一個令人愜意的小天地，使旅行十分愉快。

長白山海拔不過二千四百公尺，但它的秀美大大彌補了不夠雄偉的遺憾。山上遍布溫泉，我品嚐了用溫泉水煮熟的雞蛋，五元一枚。經過長白山瀑布，最終來到主峰頂部的天池。天池是長白山最著名的景點，因為所處位置高，水面海拔達二千零十五公尺。天池實際是火山噴發口，如果天氣晴朗，可以看到深藍色的湖被四周齊刷刷的斷崖絕壁包圍。八月是長白山的雨季，陰晴不定，我來到天池旁邊的時候，眼前彌漫一片濃稠的白霧，什麼也看不見。很多人圍在刻有鄧小平題詞的一塊石碑前面拍照。山上氣溫很低，我沒有租棉衣，在一群穿著冬裝的遊客中間，我單薄的夏衣顯得另類。體溫下降很快，有一段時間我感到自己的心跳都減慢了。我不敢在山頂久留，轉了一圈就提前下山了。在山腳下，我買了維吾爾商販剛出爐的饢大嚼一頓，身體逐漸緩和過來。

長白山地區原是滿洲人的發祥地，在這座備受崇敬的高山上，傳說仙女禁不住凡間果實的誘惑，嚐果而孕，生下少年，賜姓覺羅，又在前面冠以珍貴金屬名以顯示身分高貴，愛新覺羅就此誕生，象徵著「黃金的覺羅」。

明朝萬歷十一年，努爾哈赤率部起兵，一六四四年多爾袞率領彪悍的八旗兵入主中原，大清帝國取代大明。因此清帝國一直把長白山視為聖祖發祥之地，尊崇有加。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四月十五日，康熙皇帝派遣武默納為首的四名皇室宗族成員前去長白山，「相視明白，以便酌行祀禮」。他們五月四日從北京出發，六月三日進山，到達了天池，六月十八日下山，八月一日返回北京。武默納是清朝第一個親自到長白山考察的高級官員，他以題奏記載了考察過程，向康熙匯報。一六七八年，康熙敕封長白山神，文稱「神山異跡，莫有與京，仰緬列祖龍興，實基此地」。命令像祭祀五嶽一樣，年年享受祭祀之禮，並在吉林郊區建立祭祀臺，每年春秋兩季對著長白山遙祭。

有意思的是，為了提高長白山的地位，康熙還特地撰文，論證中國的五嶽之首泰山實為長白山的餘脈。康熙本人在一六八二年祭拜長白山，因為路途遙遠，他並沒有親自抵達，而是實行望祭。望祭長白山的傳統就在清皇室保留下來。到了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乾隆皇帝巡幸吉林，親臨祭拜長白山。據《永吉縣志》記載，這次望祭「祀典彌隆」。乾隆還寫下了「五嶽真形空紫府，萬年天作佑皇清」的詩句。

以鴨綠江和圖們江為界的中國和北韓邊界大概形成於明朝，清朝延續。但是鴨綠江和圖們江上游之間陸地相連，沒有界河，兩國邊民私自越境之事常有發生。康熙在一七一一年派遣穆克登前往邊界勘查，穆克登在小白山查明了鴨綠江、圖們江的分水嶺，并立碑銘文。

一七六二年清朝對長白山實施了封禁，嚴禁任何人擅入祖宗之地。一八六零年以後，俄國人開始侵占東北，封禁逐漸鬆弛，大量韓國平民和關內漢族人闖入，在此種植人參、水稻，封禁之地最終名存實亡。

一九三四年，滿洲國皇帝溥儀來到長白山腳下祭拜，這是愛新覺羅氏最後一次望祭長白山之神。

韓國人也把長白山視為本民族象徵，韓語稱之為「白頭山」──這個叫法其實起源於滿語，北韓和南韓甚至都把白頭山寫入了各自的國歌裡。

二戰時蘇聯驅逐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東北後，金日成曾經向史達林要中方一側包括延邊在內的大片領土，未能如願。一九六二年，金日成以長白山是自己在日本殖民時期打遊擊的地方為由，希望中國了解北韓人民對此地的革命感情，將長白山劃給北韓。當時中國被孤立於國際世界，急需爭取更多的國際朋友，因此毛澤東同意把八個山峰中的三個劃給北韓，長白山因此一分為二。這就是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北韓邊界協議的來源。北韓得到白頭山之後，立刻將其中的兩座山峰更名為將軍峰和正日峰。

但是民族主義強烈的南韓一直對中國和北韓邊界劃分持有異議。南韓政府自稱為朝鮮半島的合法政府，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長春舉行的亞洲冬季運動會上，短道速滑女子三千公尺接力決賽頒獎儀式中，獲得亞軍的韓國選手在領獎臺上打出標語「白頭山是我們的 」，這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抗議，韓國為在體育比賽場合不恰當地宣揚政治意圖而道歉。

南韓認為整個白頭山都屬於韓國領土，只是北韓屈服於中國壓力，把一半劃給了中國。南韓強硬表態的目的，或者只是期望有朝一日統一朝鮮半島後，不承認北韓與中國簽訂的邊界協議。

拋開領土的口水之爭，也許只有東方人才能理解，把一座山賦予神性的根本原因：長白山白雪皚皚的火山口就像一個祭壇，代表了一種超自然力，非常適合為君權神授和權力崇拜來塗脂抹粉。北韓稱白頭山為革命聖山，就像中國共產黨把延安稱為紅色根據地一樣。那些枯燥無味的鬥爭史，必須借助一個外化的道具，才能鞏固人們的記憶。

北韓的官方敘事說，白頭山脈始於主峰將軍峰，向東南連綿數十裡，形成正日峰。在這座奇峰下，有一條清澈如晶的溪水淙淙而流，叫小白水。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金正日就出生在這裡。「金正日誕生在這照耀著光復朝鮮的曙光的時候，他的誕生是朝鮮人民的大喜事。」[1]

這種宣傳伎倆只是為了強化一點：金氏父子的統治權體現了神的旨意，是為「白頭山血統」。但實際上，金正日出生在蘇聯遠東。一九四零年秋天，作為抗聯遊擊隊員的金日成隨著瀕臨饋敗的部隊撤退到了蘇聯境內，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才離開蘇聯返回北韓。金正日出生於一九四一年。但是北韓故意把金正日出生的年份篡改為一九四二年，是為了讓兒子和爸爸的出生年份一九一二年尾數相同──巧合也是神的旨意。同理，金正恩的生日只能是一九八二年。這表明，白頭山血脈有如神助。

從白頭山體系到主體思想，再到金日成—金正日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套宣傳幫助金日成鞏固了政權，也幫助金正日繼承了政權，並且將繼續為金正恩合法地統治北韓人民提供說辭。

如果說從前滿洲人祭祀長白山還有保佑民族興旺的含義，後期為皇室利用則是出於對「君權神授」的迷戀。金日成和金正日顯然從滿清王室的祭禮傳統中汲取了靈感，偽造出一個白頭山血統，既是為了鞏固獨裁，也是為了尋求統治的合法性。

我在二零一三年韓戰停戰六十週年紀念日──北韓宣稱的戰勝日的前夕，再次從丹東出發去平壤。一頁單獨簽發的白色簽證紙上，蓋著藍戳，上寫「主體一百零二年」。這個國家時間的概念是從金日成出生的一九一二年開始的。

距離我上一次去北韓過去了三年，這期間發生了不少事情。金正日在二零一一年的冬天去世，金正恩倉促繼任。中國對金氏政權表態繼續支持。很多人對新領導人寄托了希望，金正恩曾經遊學歐洲的經歷被媒體強調，認為北韓有可能會摒棄鎖國政策，進行積極的變革。在瀋陽，遼寧省社科院的研究員金哲告訴我，「新領導人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是北韓提出了核武器和經濟發展並舉的政策，把經濟發展提到這麼高的位置，是之前沒有過的。」

北韓的新領導人金正恩似乎帶來了一絲新鮮空氣，丹東的北韓人也更加活躍，以前他們是沉默陰鬱的，現在有了更多的面部表情，在燒烤店裡和中國人開懷暢飲，紅光滿面地說「乾杯」。

我上次見到的北韓人都戴著一個領袖頭像像章，要麼是金日成，要麼是金正日，這次發現北韓人別著一枚金日成父子兩人在一起的像章，像章因此大了一倍。在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他們被允許摘去像章──邊境燈紅酒綠的資本主義生活的確對主體思想是個冒犯。有的北韓人做生意變得很富有，把家眷也帶到了丹東。在丹東Tesco超市，我看到一些北韓婦女顧客對中國的廉價日用品和方便食物情有獨鐘。其中一個女人購買了大量的毛巾，另一個北韓婦女則購買了兩大箱附贈餐具的方便麵。

星期天上午，開往平壤的國際列車還有一會兒就要啟動，丹東火車站候車室裡，有十一個專門針對北韓消費者的奢侈品櫃臺，這會兒擠滿了胸口別著領袖像章的男女。櫃臺裡的商品包括蘭蔻香水、瑞士軍刀、新西蘭蜂蜜，以及各式洋酒──這是平壤官場最為鐘愛的禮品。幹部們和商人在歸國前開始最後的血拼。一名男士買了四瓶黑方威士忌和一瓶皇家禮炮洋酒，一名女士購買了四百多元的皮包，即便在中國人看來也算出手不凡。有人要求開發票，說明是職務行為，回國可以報銷。有人不要發票，則明顯屬於個人消費。這種場面在三年前還沒出現，讓人想起富裕起來的中國遊客在巴黎免稅店裡搶購的熱鬧場景。

北韓出現了一些緩慢的變化。有跡象顯示，變化是自上而下的，來自平壤高層的意志，但普通個體仍舊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上一次我去平壤的時候，手機是不可以帶入境的，這次可以帶進平壤了，但要求在新義州火車站做登記。中國的聯通手機和移動手機在新義州邊境地帶有微弱訊號，進入北韓內部訊號完全消失。我再度乘火車行駛在與世隔絕的「隱士之國」。

北韓人的氣色明顯比以前改善。鐵路沿線每一個道口的值班房，都看到了高聳的人民軍軍帽和女兵露出的腦袋。莊稼長勢不錯。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北韓從中國糧食進口量同比下降。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的最新數據顯示，北韓的人道主義狀況和往年相比已經略有改善，但國際社會需要持續為該國提供援助。北韓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人口中，有一千六百萬人處於糧食無保障狀態，其中二百四十萬人需要定期獲得糧食援助。北韓兒童慢性營養不良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九，急性營養不良率為百分之四，大約三成的婦女和兒童都存在貧血的情況。

進入平壤前，景致一下子變得熱鬧。就像荒涼的原野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舞臺。街上發現了計程車，大多數還和北京一個樣子，藍黃相間，有的是黑色。仔細觀察，發現大多數計程車改裝自中國的中華轎車，卻配了北韓車標。街上還跑著很多中國產的比亞迪轎車。

據反北韓政權的網站DailyNK報導，在平壤市越來越多的百姓乘坐計程車，一般會用美元或人民幣支付車費，要想用貶值的北韓貨幣支付車費，需要多繳五千元左右。計程車起步價為二美元，超過四公里開始每公里加價零點五美元。

進入市區，見到了裝飾一新的柳京大廈，就像城市街道突然冒出的藍色三角火箭，三年前柳京大廈還是世界最大的爛尾樓，現在由埃及奧拉斯科姆電信公司出資重修。這座金字塔形的建築，就跟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完全一樣──三百公尺高、三千個房間、五個旋轉餐廳，每天換一間，足夠住上十年。奧拉斯科姆是首家獲得北韓商業電信執照的外國公司。二零零八年，由奧拉斯科姆持股百分之七十五、北韓郵政電信公司持股百分之二十五，雙方聯合組建了合資公司──CHEO技術公司，取得有效期二十五年的3G手機業務經營許可。北韓的手機業務發展十分快，目前有二百萬手機用戶，多數人使用來自中國的華為和中興手機，國產手機阿里郎也開始進入市場。

奧拉斯科姆的投資決定看起來非常成功。他們的賺錢戰略就是搶占像敘利亞、伊拉克、津巴布韋等人口眾多、但通信設施基礎不足的市場，而北韓正是這樣的國家。可惜的是，奧拉斯科姆並不知道北韓的本質。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奧拉斯科姆正在考慮撤離北韓。因為北韓不允許該公司把利潤兌換成外匯並向埃及匯款。

投資家羅傑斯曾說，如果可能的話，他想把所有錢都投在北韓。他認為北韓經濟可以像一九八零年代末的中國一樣呈爆炸式增長。不過投資的前提是「改革開放」。

北韓的基礎設施依然落後，電力缺乏，這些方面並沒有多少改善。我們被安排住在大同江邊的兩江賓館，有時會突然斷電。在觀看大型演出阿里郎的時候，甚至也遭遇了兩次短暫停電。會場陷入了黑暗，但是秩序井然。北韓人都是集體主義的棋子，毫無個性。坐在我旁邊的一整排北韓人，他們目不斜視，安靜坐著，看不出激動還是疲倦，只是在演出字幕更換，或者國旗出現在背板上時，才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他們的動作整齊劃一，仿佛失去靈魂。

這次妻子跟我一起去平壤，她對所見十分厭惡，認為這裡的人們像是行屍走肉。普通老百姓的外表非常拘謹，這都是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下自然產生的。原本在中國她也時有抱怨，相比之下，她覺得「中國還算不錯了」。

一晃而過的車窗外，隱約也見到了小規模的集市，人們蹲在路邊交易。地上鋪著塑料布，擺放了幾件等待交易的商品。自發的市場已經開始形成，這顯示了某種不確定的變化。甚至那位嚴肅的北韓導遊，也用非常資本主義化的語言問我，「可是老闆？做何生意？」

北韓繼續保持神祕主義的作風，和當地人接觸仍然受到限制。導遊讓我們稱呼她「裴裴」，裴裴身材嬌小，小腿粗壯，這是常年負重走路的痕跡，顯然經歷過重體力勞動的鍛練。裴裴是個對黨忠誠的人，有時顯得過於敏感。第一天晚上，我吃過晚飯，走出賓館試圖到大同江邊。裴裴發現後從後面追了上來。

「我是裴裴啊，你去哪裡？」她在我身後喊，一邊跟了過來。

「到江邊走走。」我嘴裡回答著，但是沒有停下腳步。

「不要去了吧，不安全啊。」她保持著和我的距離，繼續跟著我。

「不安全？朝鮮治安很亂嗎？」我依舊不停。

「不是啊，這麼黑，太不安全了。」她漸漸追上了我。

她跟在我身邊走著。問我有沒有看新聞，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正在平壤參加韓戰六十週年的活動，然後開始問我中國對於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如何報導。我想看看她的反應，故意輕描淡寫地說，中國媒體報導說，金正恩過於年輕，不如他的父親上臺時那麼有經驗。裴裴聽了有些沉默。

我無法擺脫她，只好一起返回賓館。我與她各懷鬼胎說了沒頭沒腦的幾句對話，比如我問：「這邊能上網嗎？」她的回答是：「你是電腦專家嗎？」交談就到此為止了。

稍晚，我又沿著這條坡路往外走，路的盡頭是一個燈火閃爍的工地，傳來軍人勞動的歌聲。附近應該有一個大型建築正在施工，動員了軍人在連夜建設。大約夜裡十二點了，一批收工的士兵列隊返回。我走到賓館下坡的入口，經過一個有士兵值守的兵營，四周幾乎沒有燈光。我知道即便走到大同江邊，也是一望無際的黑暗，就返回了賓館。

第二天，我經過這條空蕩的大街，確認這就是青春大街，是平壤市的一處龐大的體育館區，為了對抗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北韓當年也舉辦了世界青年聯歡會，興建了眾多體育場館。如今這些體育場館陳舊破敗，灰白色的建築外表毫無生氣，道路坑窪，行人無幾。報導說，前不久金正恩視察了這裡，要求按照新標準重新整修。

在北韓同志嚴格規劃好的路線上，外國人看到了能夠看到的全部。旅行路線大同小異，但控制反而加強了。拍攝大街和窗外，第一時間就會被導遊制止。進入阿里郎演出會場前，我打開了手裡的攝像機，一路拍攝，被那名消瘦的男導遊發現了，他一直追到酒店門口，檢查我的攝像機，要求我刪除。

同團一名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在拍攝車窗外的風景時，可能無意把哨卡內的士兵也拍進了畫面，而讓士兵發現了。士兵一個電話打給下一個哨卡，我們的大巴就在下一個路口被軍人攔停檢查。導遊變得十分緊張，拿走了那位大學老師的相機，交給軍人檢查之後才放行。

一天午飯後，我走進千里馬大街一家只對北韓人開放的商店。一些方便食品和飲料擺在玻璃櫃臺裡面，只有一個女售貨員和兩名顧客。這又違反了導遊的要求──不可以單獨外出，不可以和普通北韓人接觸。裴裴追進來，要求我離開。我只看清櫃臺裡出售的綿白糖，標價三千五百朝元。同樣一袋白糖在北京超市約八元左右。北韓人宣稱人民幣和北韓幣匯率為一比十七，但中國邊境商人告訴我是一比二百左右，這包綿白糖或許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應和北韓幣的購買力。不消說，導遊對我的行為十分生氣。

參觀建黨紀念館的時候，我又一次脫離隊伍，走出大門想透透風，裴裴追上來要求我回去，我爆發了，帶著些微表演的成分，故意朝她嚷：「我們是自由的人，你們怎麼可以如此限制一個人的行動？」 裴裴受到了驚嚇，悄不作聲溜掉了。

我對自己的反應覺得好笑。中國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嗎？今天的中國社會，確比過去自由得多，普通中國人可以批評社會現象，甚至批評領導人，而不會遇到什麼麻煩。但是不能公開質疑體制的合法性，這是黨的底線。無論你對於政府有多麼不滿，如果你質疑黨的合法性，就會招來麻煩。很多記者、學者曾經遇到過這樣的麻煩。中國政府特別擔心牢騷和批評演化為抗議事件，進而產生連鎖效應而失去控制，就像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變，如果不動用軍隊就很難想像事件的最終結局。二零一零年末，茉莉花革命席捲北非和中東後，中國政府更是加強了對輿論和網絡的監控。

兩天短暫的旅程，遊人和當地人完全隔離，行動不自由，以及強迫觀賞被篡改的近代史宣傳，這些都讓人產生不快。然而，當火車就要駛離平壤火車站時，月臺響起一首深沉的北韓歌曲──「平壤的夜，不要醒來」──我看到身著灰色制服的女列車員在站臺輕輕唱和，對身邊喧鬧的中國乘客充耳不聞。這一幕瞬間打動了我。朝鮮民族是一個有高超審美能力的民族，我想，或許有朝一日，他們生命中的服從和忍耐會轉化為強大的創造力。

臨走前，為了彌補一路上我給裴裴造成的困擾，我真誠地向她請教什麼是主體思想。她不計前嫌，對著我侃侃而談，「人民群眾是革命和建設的主人，也是推動革命和建設的力量。即人就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也是開拓自己命運的力量……」背到最後，她突然有些卡住了。

金日成第一次公開提出主體思想的概念，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一次講話中，他把這個概念和政治獨立、經濟自足相聯繫，作為金式北韓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個概念的提出也和當時的黨內鬥爭有關，一九五五年，金日成清除了黨內的不同聲音，一番血洗後，他急於在理論上鞏固自己的地位。

令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的中心，既不是勞動黨的領導地位，也不是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指導作用，而是人，如他自己所說，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人，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因素。金日成也是共產黨國家中率先刪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規定，以他自己創造的主體思想作為勞動黨的唯一思想體系。主體思想聽上去有些玄妙，但它問世後的現實目的，除了創造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外，另一個現實功用就是為金正日的接班搭橋鋪路。

主體思想問世的同時，北韓宣布結束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不久又提出了在十五年內趕超東歐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計劃，開展了「千里馬運動」，用軍事化手段指揮經濟，建立生產突擊隊，學校關門，把教師和學生驅趕到農村工廠參加勞動，這些運動幾乎都和中國大躍進不謀而合。

我這次去北韓的時候，金正恩剛亮相不久。一位半島研究者告訴我，金正恩似乎在北韓年輕人中間受到了歡迎，「比起他的父親金正日，金正恩的形象更開放。他上任後就試射了導彈，鼓動了北韓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多北韓人覺得金正恩像他的爺爺，很有魄力。」

我還記得那個北韓女導遊表現出的對於祖國前途的堅定信念，當好奇的中國人再度對北韓品頭論足的時候，她反擊說：「我們也開始像你們一樣使用了電子產品。就好像是一張白紙，一下子就進入了電子時代。雖然我們起步晚，但是我們會比你們發展得更快。」

但到了今天，這位女導遊或許對現狀已經感到悲觀。因為北韓的國家體制始終是圍繞鞏固金氏世襲制度這一體系運轉的──神秘而荒誕的白頭山血統。那座長白山，如果被滿清時代視為神山還可以理解的話，今天的白頭山血統已經十足是笑話了。北韓之所以無法追求改革，對世界開放，是擔心這個國家苦心營造的核心教條被徹底摧毀。金正日無法突破這一結構性的障礙，作為第三代領導人的金正恩，如果不延續這一體制，也就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很快，外界對於金正恩的信心也喪失了，他比起金日成和金正日更加極端和魯莽。金正恩也許想要表現出比祖父和父親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大的魄力，但是留給他的時間並不總會很長。

一位在延吉居住工作、和北韓內部長期打交道的知名人士對我說：「如果你保證不透露我的身分，我願意對你說一些對北朝鮮的真實看法。」

我同意了。他十分鄭重地說：「如果北朝鮮現行的體制繼續存在，對於朝鮮人民來說，將永遠是一個看不到希望的艱難旅程。」

《金正日傳略》第一頁 朝鮮外文出版社 back

12金將軍的蠟像師

某個炎熱的中午，遊客昏昏欲睡。金龍旅遊大巴開到距平壤東北一百七十公里的妙香山國際友誼館。友誼館有五萬平方公尺，一百五十個房間，天花板足有十公尺高。館內恆溫攝氏二十度，濕度百分之五十。館內陳設了一百七十八個國家贈送給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二十二萬件禮物。我參觀的時候，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展現了號稱北韓人民父親的金氏家族奢靡生活的一角。

金日成父子都有收集禮物的嗜好，以展示他們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尤其是金正日，他品位不俗，喜歡收藏紅酒和好萊塢電影。偌大的展廳裡，中國贈送的瓷器、掛毯、字畫、象徵遠大前程的帆船，就占據了很大空間，顯示出兩國的特殊歷史淵源。據說，如果把這些中國的禮品排列成行，開車巡視一遍也需要一個小時。導遊告訴我們：「步行參觀完中國同志贈送的禮品，至少要八個小時。」

接下來，導遊讓眾人繫好衣服上所有的釦子，保持安靜，帶領著大夥去拜謁金日成蠟像。她似乎是很隨意地說：「蠟像也是你們中國贈送的。」

參拜一尊蠟像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它不是娛樂而是含有政治意圖。更為荒唐的是，北韓同志暗示我們，這尊中國製造的蠟像，意味著北韓的個人崇拜得到了中國的有力支持。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參觀毛主席紀念堂裡毛澤東遺體的時候，更多是出於好奇心。我被眾多的觀眾擁擠著，繞行水晶棺材一周，隱隱看到毛澤東遺體的表面，似乎比我印象中的高大身材縮水不少。有傳言說，展示給遊客的毛主席遺體只是一尊蠟像，真正的遺體陳列在地下室的恆溫環境中。參觀者的複雜表情在那一刻戲劇性地紛紛呈現──有人激動流淚，有人陷入沉思，有人興奮雀躍。不管怎麼說，中國人已經清楚地知道，毛澤東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他們接受了這個事實，這是中國的幸事。但是在北韓，周圍的一切似乎時刻都在提醒你，偉大的領袖永遠與人民同在。這種無時無刻讓人窒息。

經過了更加嚴格的安檢，每個遊客的腳上都套上了深藍色鞋套，緊跟在導遊身後，在一塵不染的大理石地面上悄無聲息地滑行，穿過迷宮式的龐大建築，和一隊隊樸素安靜的北韓人擦肩而過。他們穿著拘謹的黑色西服，戴著棗紅色的劣質領帶，每張面孔都心無旁騖，幾乎懷著欣喜。

一名穿著素色民族長裙的女士，早早在等著我們。她推開身後一扇鑲嵌著金黃色銅飾的巨大木門，房間裡面散射出火山噴發特有的暖色光芒。那種光芒所能產生的效果就是震懾，讓你以為神蹟降臨，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油畫帶給你的體驗一樣。大廳中央，一尊金日成蠟像置身精心設計的暖色光束中，猶如上帝在半空俯視著子民。蠟像的背景是彩色山水畫，蠟像腳下是一叢一叢鮮豔的金達萊花。

這尊蠟像選用了金日成晚年的標準形象：三件套西裝，皮鞋鋥亮，身材魁梧，胸腹微微前挺，兩手背在身後，笑容滿面，黑白相間的頭髮梳向腦後，金絲眼鏡，寬厚的咀嚼肌，甚至臉頰上的暗斑都隱約可見，宛若重生。我意識到北韓官方推崇這尊蠟像的真正原因所在：萬壽臺前的領袖銅像是金屬質地，而蠟像更接近人的皮膚質感，會產生領袖不死的錯覺。

解說員嚴肅地帶領大家站成兩排。她時刻提醒所有人都要整理衣服，不淮說話。氣氛很壓抑。我曾經目睹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裡的熱鬧場景，中國遊客喜歡和熟悉的世界各國領導人以及中國領導人的蠟像親密接觸，他們逗弄蠟像、擺出各種姿勢與蠟像合影，顯得過於活發。北韓則是個例外，這尊蠟像是領袖的化身，須保持敬畏。習慣大聲說笑的中國遊客剎那間變得緘默不語了，似乎被現場一股強大的氣場折服。

「把鈕釦扣上。」 北韓導遊用特別嚴肅的口氣命令幾個遊客，然後用虔誠的語調說，「向我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鞠躬。」中國人似乎恢復了某種慣性，整齊劃一鞠躬致意。那名北韓女導遊行禮致辭時居然聲音哽咽，一行清淚滑落到大理石地板上。

只是一鞠躬，而不是慣常的三鞠躬。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金日成逝世，一年後法律規定，金日成是共和國永遠的主席，主席這一職位從金日成之後，在北韓就不存在了。金正日是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通常稱為最高領導人。人民和主席永遠在一起。勞動黨宣稱，金主席還活著，對亡人才是三鞠躬，所以對還活在人民中間的金主席只是一鞠躬。

這尊栩栩如生的蠟像，以及北韓人民對領袖的尊崇，感染了在場的中國人。上歲數的中國遊客回憶起了往昔時光：中國也曾經對領袖狂熱崇拜，製造的領袖塑像遍布公共空間。從友誼館出來時，一個老年遊客對我說：「這種感情是真摯的，只是現在的中國人沒法理解罷了。」

然而就在不久之後，在一個面向外國遊客的商店裡，女導遊看著正在血拼的中國遊客，輕鬆地對隨團的中方導遊說：「哎，你上次帶來的韓劇光盤，都看完了，什麼時候再拿些新的來？」

我簡直要笑出聲來。這些反差巨大的細節讓我相信，北韓社會表面呈現出來的某些怪異，只是一種政治壓迫下的應激反應，遠遠不及人們對於真正生活的追求那麼深入內心。

平壤友誼宮的一幕令人難忘。一個疑問始終困擾著我：究竟是什麼人為北韓領袖奉獻了惟妙惟肖的蠟像？我決心找到幕後的中國人。

他叫章默雷。在二零一三年夏天，我在平壤至北京的國際列車上見過他。他那時似乎正在跟北韓官員熟絡地寒暄。入冬的某一天，北京，我來到章默雷位於建國門附近的辦公室。章默雷是個大個子，身材魁梧，絡腮鬍鬚，說話字正腔圓，洪亮的鼻腔共鳴聲很像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趙忠祥。

章默雷頭銜眾多：策劃、藝術家、製片人、廣告商。他最為得意的頭銜是「中國偉人蠟像館館長」。蠟像生意意外帶給他某種成就感和經濟收入，而陳列在平壤的金日成蠟像，就是由章默雷領導的創作團隊製作。不單金日成蠟像，兒子金正日的蠟像，以及金正日的母親金正淑蠟像，也由章默雷製作並贈送給北韓。未來極有可能，金正恩的蠟像也會由他們承包。

章默雷出生在軍人家庭。在一篇有吹捧嫌疑的雜誌報導中這樣描述他，「章默雷，一個很難準確描述的人。他真誠睿智，霸氣狂傲。可能因為做軍人和警察時間較長的原因，在與別人交流時，他那像鷹一般的眼睛裡流露出自信堅定和不容置疑。他身上充滿了江湖上的豪氣，又有著老幹部家庭中嚴謹而規範的傳統精神。」

這樣的描述部分是真實的。章默雷不甘於像大多數人那樣只滿足於平庸的生活，他尋找一種藝術方式來記錄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在中國經濟崛起的三十年間，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自豪感逐漸增強。經濟的成功，增加了中國文化主體上的自信──儘管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悲情色彩和復仇心理。中國的官方歷史教育強調，近代中國就是一段充滿了屈辱的歷史，仇恨教育、悲情敘述、加上中國社會本身就缺乏理性和博愛的傳統，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就釋放出來。

幾年前，當章默雷參觀久負盛名的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時，他看到了「被醜化」的中國領袖蠟像，而受了些刺激。於是他發誓做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偉人蠟像。他認為，偉大的人物是歷史風雲的縮影，而蠟像可以讓那些偉大的人物穿越時空，回到今天，鼓舞陷入金錢遊戲中萎靡不振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這個蠟像計劃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民族主義在中國時常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官方一直相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眾更加擁護黨和國家。

我們面對面坐著，中間隔了一張深色的木質大方桌。章默雷一張一張用手指滑動iPad上的蠟像圖片給我看，一九九三年，他們獲准在天安門廣場旁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裡創建一個偉人蠟像館。他們的第一批產品是十尊蠟像，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孫中山、宋慶齡、江澤民、魯迅和雷鋒。選取的人物標準完全合乎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需要。

章默雷說：「蠟像館每增加一個人，都需要經過高層審批。」政治意義大大超過蠟像本應具有的娛樂屬性，中國偉人蠟像館一九九三年創建，但到了一九九九年才准許開放。中間的六年是漫長的政治審查時間。批准誰、不批准誰，代表了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比如，中共的總書記蠟像，包括最早的毛澤東、後來的鄧小平、當時的江澤民，但是少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這三任總書記都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而從官方敘事譜系中消失，自然不會是章默雷的描述對象。

「中國偉人蠟像館的出現，體現了中國的主流審美標準，有效抵禦了以杜莎夫人蠟像館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侵略。 」他說，為了政治而耽誤了太多的時間是值得的，「杜莎夫人蠟像特別無視中國的文化，西方人做的中國領導人蠟像根本不像，就是醜化我們中國人。而我的偉人蠟像館是講政治的。」

章默雷讓偉人復活的技巧，讓熱切盼望領袖永生的北韓人眼前一亮。北韓人和中國人的目的不同。他們正在神化金氏家族的唯一領導，試圖讓金家人的形象像上帝一樣在北韓無孔不入。一九九四年偉人蠟像館對外預展，北韓駐華大使朱昌俊參觀時在蠟像前駐足良久，對章默雷講：「朝鮮人民也十分想念領袖，如果我們有金日成同志的蠟像就好了。」

章默雷在北韓找到了知音。他寫了一封申請贈送蠟像的信件，托朱大使轉交給金正日，北韓方面的反饋是──「金正日很高興」。中國和北韓兩國具有親密友誼和戰略同盟關係，金日成—金正日的家族世襲體系得到了中共的擁護。很快中國方面也批示同意。

章默雷找到了雕塑家程允賢，請他創作金日成的蠟像泥稿。程允賢是一位資深的軍隊藝術家，早些年已經去世。章默雷又找來天津雕塑家爾寶瑞負責翻製蠟像。這就是中國遊客在妙香山友誼館見到的金日成蠟像。

金日成在北韓至高無上，是永遠的主席，高於一切。因此北韓要求蠟像一定要高大。中國藝術家認為，蠟像和真人比例相當，才會感覺逼真。根據資料，金日成的身高大約在一百七一公分左右。章默雷希望蠟像做到一百八十公分，北韓方面不同意。中方認為最高做到一百八十五公分為宜，北韓方面要求再高，最後做到一百八十九公分[1]。

坐在天津一家嘈雜的火鍋店裡，爾寶瑞回憶說，他準備翻製蠟像時，發現程允賢的初稿有些細節需要完善，否則金日成蠟像會有一個瑕疵，但是他被告知，泥稿得到了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批准，不允許任何改動。領袖的話不可更改，這是北韓的行事法則。爾寶瑞不無遺憾，他說，「後來我去平壤，長期擔任金日成翻譯的北韓人告訴我，嘴部以下略微不像，這正是我當時想要調整的。」

爾寶瑞是偉人蠟像館的首席蠟像師，退休前是天津美術學院教授，具有嫻熟的寫實功底。他說，杜莎夫人蠟像館不能刻畫好人的毛孔，而他可以用蠟製造人體的肌理效果，刻畫毛細血管的微凸，用毛筆渲染出膚色變化、甚至老年斑，「這是超級寫實藝術。」他對政治並無過多想法，只帶著一種工匠般的精神完成每一件作品。

一九九六年，金日成逝世兩週年時，中國人製作的蠟像由專列運往北韓，章默雷隨行，程允賢和爾寶瑞也受邀訪問了平壤。專列進入北韓後，每站必停，衣著整齊的地方官員恭恭敬敬走進車廂，為領袖蠟像獻花圈、鞠躬。迎接和參觀的上千名北韓黨政軍幹部在蠟像前激動得無法自已。

「哭聲像大海一樣。」章默雷說，「我們以前沒有聽過，只是在這個場合聽到了。我們也跟著哭，你不哭也不行。我們真的是感動，因為我們的作品讓這麼多人感動。」

北韓慷慨褒獎了中國藝術家的付出。金正日贈給三名中國人每人一塊在瑞士定製的勞力士金錶，表盤上嵌著金日成頭像。儘管國家一貧如洗，北韓領導人卻是世界奢侈品的大客戶。據說北韓只做了二百塊這樣的金錶，每塊價值約五十萬元人民幣，用來獎勵為領袖做出特殊貢獻的人。

某一天，北韓方面通知，金正日同志要接見中國藝術家。他們從中午開始等待，時間改到了下午，等到下午又改在晚上，一直待命接近凌晨。北韓同志告知，金正日剛從外地趕回平壤，舟車勞累，會見因此取消。

爾寶瑞從書櫃裡取出一些照片，那是在北韓參加活動時拍的。活動致辭人是黃長燁，當時是北韓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也是著名的主體思想設計者。一九九二年中國和南韓建交後，金日成再也沒有出訪中國，直至去世。外界解讀，中國贈送這尊金日成蠟像，預示著中國和北韓兩國關係的回暖。黃長燁在講話中表示，北韓和中國的友好關係不會改變。

半年後，中國蠟像師們在新聞中意外得知，黃長燁於一九九七年二月進入德國駐北京大使館，叛逃至韓國。他在韓國出版了回憶錄，寫道，即便在北韓遭受飢荒的時候，金正日仍然不顧人民死活，為死去的金日成建造友誼宮。中國人送去的這尊蠟像，就陳列在這座耗巨資修建的宮殿中。

金日成蠟像是爾寶瑞創作生涯中非常奇特的一次經歷。他觀察到北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主體藝術樣貌，既承襲了前蘇聯體量龐大的紀念碑式建築、令人生畏的廣場文化，還製造出風格明快的宣傳畫和標語。他們表達的唯一主題，就是領袖，還有對領袖無條件的忠誠。他受到了北韓挽留，許諾安排他的全家在北韓生活──長時期的與外界隔絕，北韓的造型藝術實力比較薄弱，期待得到外界幫助。但是爾寶瑞謝絕了。

「去那幹嘛？除非我瘋了。」在天津郊區的工作室裡，爾寶瑞十分愜意地回憶說。

金日成蠟像製作成功鼓舞了章默雷。在平壤，他得到了廣泛的讚譽。勞動黨一名高級幹部走到蠟像前，向章默雷表達敬意，握著他的手說：「如果母親的蠟像和將軍的蠟像在一起就好了。」幹部說的母親，指的是金正日之母金正淑。

二零一一年，章默雷寫信給金正日，希望按照東方的家庭觀，在二零一二年金日成誕辰百年時，為金正淑及金正日各製作一尊蠟像。「倘若把三個將軍的蠟像陳列在一起，一定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他在信中寫道。

不久，北韓大使向章默雷轉達了金正日的指示，親愛的領導人首先表示感謝，「很高興你們的提議，但是不要做我的像，請把母親的像做好吧。」

金正日顯示了對長輩東方式的尊敬，「我不能跟將軍（金日成）比，將軍出現的場合，我是不宜出現的。」

因為一些無法言說的問題，爾寶瑞和章默雷似乎疏遠了。接手金正淑蠟像任務的是賈文龍，一個更年輕的蠟像師。他動手能力強，曾經在廣受歡迎的電影《畫皮》中出任道具師，為女主角周迅製作了讓觀眾印象深刻的魔鬼假面。

賈文龍的工作室在宋莊，位於北京偏遠的東北部郊區，這是一個藝術氣息糅雜的村落，集中了大量不得志的北漂畫家，也出現過作品拍賣價格超千萬的畫家新富。賈文龍是個身材結實、熱情的東北人，曾經在上海幫香港客戶製作耶穌和門徒的蠟像。他的工作室鐵門上，畫著毛澤東像和八卦圖案。工作室裡，擺著毛澤東、查韋斯、貝克漢姆的蠟像。

跟章默雷一樣，賈文龍同樣對困頓萎靡的社會風氣不滿，充滿了對振奮民族精神的渴望，並毫不掩飾地批評西方主導的觀念。他說：「西方蠟像師不熟悉亞洲人的骨骼，也可能是有意為之，因此他們把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蠟像做得很醜。把他們西方領導人都做得英俊高大。放在一起，感覺我們的似像非像，就像侏儒和小醜。我很生氣。」

他正在趕製一尊身著襯衣、腳穿著布鞋的習仲勳蠟像，不久會和葉劍英元帥蠟像一起在廣東展出。廣東是葉劍英的老家，也是習仲勳工作過的地方。這種蠟像顯然出於應景的目的。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關於他的父親、已故前副總理習仲勳的宣傳也隨之水漲船高。

賈文龍給我講解他的構思，「人物的穿著很隨意，主要體現一種親民精神，現在國家提倡這個，讓偉人走向社會、走向大眾，別太特殊化了。」

他最滿意的作品是毛澤東蠟像，他喜歡在毛澤東捉摸不定的眼神中注入一種不怒自威的目光。毛澤東逝世多年以後，他仍然被很多中國人視為維護民族尊嚴和公平社會的象徵，「我希望你能從毛主席的眼神裡看到很多東西，我希望能塑造出他老人家憂國憂民的神態。瞧，我們現在的社會多麼混亂、多麼腐敗。毛主席看到了，一定充滿了憤怒。」

爾寶瑞的蠟像追求寫實的極致，纖毫畢現。賈文龍面臨的困難則是，金正淑去世較早，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圖像資料。他能見到的只是北韓方面提供的宣傳圖片，而那都經過了修版和美化。

北韓非常重視這次創作。二零一一年春天，兩名北韓人帶著厚厚的資料來到宋莊，出現在賈文龍面前。一個姓白，是北韓的人民藝術家；另一個姓申，是萬壽臺創作社的一個局長，部長級官員。久負盛名的萬壽臺創作社領導著二千多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北韓藝術家，是北韓最高級的意識形態生產工廠，生產各種領袖像和宣傳畫。

北韓客人來協助賈文龍製作，同時對金正淑的蠟像提出意見，以符合北韓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們住進宋莊的生態園賓館。早上九點，準時出現在工作室，一起工作到中午，北韓人回賓館吃午飯小睡，一般下午會通過翻譯帶來修改意見，讓賈文龍繼續修改，每天如此，前後待了七個多月。

北韓客人樸實無華，老藝術家親自上手修改泥稿，給賈文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偶爾，賈文龍請北韓人一起喝盅小酒，看到白先生患感冒，他買來藥，讓老爺子頗受感動。北韓人對中國都很了解，賈文龍聽說白先生年輕時在中國東北生活過，會說幾句中國話，但現在也忘乾淨了，因此他們幾乎沒有交流。

北韓人的紀律性和組織觀念讓賈文龍印象深刻。蠟像衣服的長短也需要反復討論，甚至一道衣褶的走向，都需要不厭其煩請示修改，以至於這座蠟像的工作量是普通蠟像的數倍。「我欣賞這種嚴謹。過去我們製作毛主席像也是這麼嚴謹的，現在已經沒人這麼做了。」賈文龍說。

每完成一個階段的工作，兩位老人都要從各個角度拍攝足夠多的照片，通過大使館傳回國內。賈文龍確信最終的審查意見來自金正日，只有領袖同意才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加工，專家自己無法拿主意。藝術是為政治服務的，但北韓人從來不談論政治。賈文龍遵守著這種默契，只是在七個月的合作結束時，他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希望互留電話保持聯絡，老藝術家委婉地拒絕了他。未經許可，他們不能把電話告訴外國人，但可以寫信。賈文龍至今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一無所知。

北韓提供的方案是把金正淑塑造成一名抗日女將領。根據金日成的傳記《與世紀同行》的描述，金正淑是東北抗日聯軍的一名後勤人員。在北韓，她被宣傳成保衛北韓司令部的忠貞戰士。最終，金正淑蠟像的形象是短髮、軍服、馬靴、腰別手槍，左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金戒，象徵著和偉大領袖值得歌頌的婚姻。衣料是賈文龍訂做的，手槍是在潘家園舊貨市場買的道具。金正淑蠟像最終擺放在金達萊花盛開的背景中，和金日成蠟像彼此呼應。金正日給予蠟像極高評價。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正淑九十四週年誕辰。朝中社發表文章稱，金正淑誕辰和金日成、金正日的誕辰一樣，是北韓民族的最大節日。文章同時稱，誓死捍衛領袖精神是金正淑留下的最寶貴遺產。全軍、全國人民應該繼承這一精神，為完成主體革命事業而奮鬥到底。

真相是，金正淑五十年代去世之後，金日成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金聖愛，生了兒子金正平。七十年代，為了爭奪接班人，金日成和金正平展開權力鬥爭，金日成抗戰遊擊隊系統的老部下支持金正日，金正淑和金正日被樹立為「白頭山血統」的「正根」。在金正日執政期間，金正淑得到了廣泛的宣傳，被譽為偉大的母親。「白頭山血統」預示著統治的合法繼承性。毫無疑問，中國人的蠟像稱得上錦上添花。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金正淑蠟像在北京舉行交接儀式，啟程送往北韓。十七日，金正日突然病逝。幾天後，新領導人金正恩冒著風雪扶靈的畫面傳遍世界。

在平壤，勞動黨書記局書記金基南出席的迎接儀式上，章默雷致辭說：「很遺憾，金正日同志沒能看到金正淑母親就不幸去世，其實在創作中，我們也一直等待這一天，等待金正日同志看到母親發自內心的笑容及感到欣慰。」

不久前，章默雷接到了來自北韓的第三張訂單，為剛去世的金正日製作一尊蠟像。

賈文龍的老朋友，申先生和白先生再次來到宋莊協助工作。這次他們發生了分歧──雙方對金正日的形象處理有不同見解，最後決定分別做兩個不同版本，送回平壤審查。金正恩前後對此事過問了七八次，並批示：感謝中方藝術家的創作，要求中國和北韓雙方共同合作，選擇一個最好的結果，完成最好的作品。

最終商定，按照金正日追悼會上使用的標準像作為原型，平息了分歧。這同樣是一張修飾過的宣傳畫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官方標準像做得很接近，父親的畫像可以看到兒子的影子，反之亦然，刻意達到讓人們覺得兩人一體的效果。相比金正淑，金正日蠟像的難度更大。金正日去世前曾經患中風，北韓要求不能展現病態，而是要展示他的睿智和慈祥。「簡單一句話，就是美化。」賈文龍總結說。

金正恩具有一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活發天性，在製作過程中，北韓使館人員又向章默雷傳達金正恩的指示：要按金正日本人原來的樣子做，不能處處美化，並對牙齒和脖子上的細節做出具體修改指示。

蠟像製作過程中，北韓方面先後來了七個代表團，送來上百張照片。蠟像的皮鞋、眼鏡、全套服裝，都是北韓方面提供，甚至內衣也要給蠟像穿，不允許對領袖有絲毫不敬。

衣服由金正日生前的裁縫親手製作，前後改了四次。外套是金正日常穿的淺色防寒服，裡面是灰綠色軍裝夾克。完全與真人一致。章默雷對衣服的做工質地讚不絕口，「太棒了！棒到什麼程度？光衣服就是一件藝術品。比方說，所有襯裡的針腳都是對稱的，左邊十八針，右邊也是十八針。料子都是高級的，我當時就猜，料子不是意大利貨就是法國貨。」他專門問了北韓人，被告知衣料果然從意大利進口。

賈文龍是個簡單樂觀的人，但在整個製作過程中，他變得十分緊張，感嘆這是個「折磨人的事」。中國蠟像師盡量做出讓北韓人民和領導人滿意的蠟像，在細節上做了充分考慮，比如蠟像的毛髮忌諱用動物毛髮，全部選用人的毛髮，多使用環保材料。同時，賈文龍表示，他很理解北韓人的想法。「偉人就是神，偉人像其實就是神像，需要敬畏。」

二零一三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與偉人蠟像館聯合舉辦的「向朝鮮人民贈送金正日蠟像」儀式在北京萬壽賓館舉行，伴隨著《金正日將軍之歌》，蠟像揭開紅色帷幕，現場三百多位北韓人感動流淚。七月十日的《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中國政府在韓戰紀念日前贈送這座蠟像，顯示「還是把這場戰爭看做是聯繫兩個國家的紐帶」 。

毫無疑問，中國不單是北韓最大的金主，還是北韓政權堅定的支持者。這個現政權，有利於中國繼續在朝鮮半島發揮影響力。

賈文龍沒有去北韓，但他對北韓迎接蠟像回國的聲勢記憶猶新。北韓要求蠟像不能平著放，必須站立運輸，以示尊重。為保證運輸安全，用特製的鋁合金箱裝車，車隊護送。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運送蠟像的北韓火車，甚至提前試運行了一個來回。派遣來的工作人員著黑西裝，白手套，避免用手直接觸碰領袖。多數時候，都與蠟像保持著約一點五公尺的距離，以表現出對金正日的敬畏。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北韓慶祝「抗美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日，金正日蠟像在妙香山國際友誼館舉行盛大揭幕儀式。金正日蠟像和金日成蠟像擺放在一起，顯示北韓世襲體制的牢不可破。章默雷致辭說：「幾位朝鮮朋友認真地告訴我，他們不認為這是一尊藝術品。這就是領袖，這就是領袖的化身。我覺得這是他們最真實的表述，也是我們創作的動力。」

章默雷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北韓同志詢問可以為他做些什麼以表謝忱，他提出要到著名的金剛山觀光，而他的要求得到滿足。還破例帶他到軍事禁區內的景區，品嚐了美味海鮮。章默雷說，他甚至半開玩笑地向北韓同志提出，希望送給他一位北韓美女。但結果如何，他並沒有告訴我。

北韓決定授予章默雷一枚勛章。但章默雷謝絕了，他得知之前有中國人曾獲得同樣的勛章，故希望得到「人民藝術家」稱號。不久傳來消息，北韓同意授予章默雷人民藝術家稱號，這是北韓歷史上第一次將代表最高藝術成就的稱號授予一名外國人。

和北韓不可思議的三次合作，章默雷觀察到北韓成熟的造神模式。他在平壤出席活動時，曾見到北韓新的年輕領導人金正恩。「所有他出現的場合，人們都起立高呼萬歲。即使我這個從文革年代過來的人，也不得不受到感染。周圍人都這麼崇拜領袖，你進到這個環境，就會失去自己的判斷和分析能力了，於是也要站起來鼓掌。久而久之，你會主動站起來歡呼，成為一種習慣。你就和這個環境一樣了。」

六十歲的章默雷在紅色家庭長大，幼年曾進入中南海，近距離領略毛主席風采。他這樣歲數的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控制群眾的政治運動貫穿了他們的成長歲月。他對中國人對於精神控制的這套做法再熟悉不過了，但他覺得，如今的北韓更加爐火純青。

章默雷說：「宣傳偉人的事蹟，宣傳不可戰勝，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靠人的力量戰勝不了，意味著服從。一個社會少不了這種領袖個人崇拜，難道中國就不是嗎？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幹這件事情。」

娓娓道完和北韓近二十年的交往，章默雷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二零零七年，歷史博物館與革命博物館合併成國家博物館後，中國偉人博物館就停展了。據說是有人提出異議，認為蠟像是個娛樂化的玩意兒，不適合在莊嚴的國家博物館內展出。

偉人蠟像現存放於國家博物館的一間倉庫。而金氏家族成員的蠟像仍然靜靜地矗立在友誼宮，等待著虔誠的人們去拜謁。章默雷忿忿不平，卻又很無奈。他認為這都是因為政治。「政治的事我們搞不懂。為了做這些政治人物，我已經犧牲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要搶回損失的時間。現在，章默雷正在籌備一個叫「中國夢 中華魂」的蠟像展，希望從政治題材轉向商業開發。新任領導人習近平正在號召「中國夢」，而他認為，習近平展現了一種不同於以往共產黨集體精英領導的風格，更加高調，也更加激進，似乎也受到了更多中國人的歡迎。

章默雷也在深圳成立了一間公司，專門代理北韓畫家的作品，把急於為祖國創匯的平壤精英畫家介紹給新興的中國藝術品市場。

對於趙教授這樣的朝鮮族人來說，北韓神話的坍塌來得更早、更具體一些。一九九四年，金日成剛去世沒多久，分別三十多年的侄女成子面黃飢瘦地返回中國探親。一場波及全境的飢荒正在北韓蔓延。據叛逃的北韓高級領導人黃長燁估算，至少超過兩百萬北韓人餓死。但即便在這期間，北韓依舊是軒尼詩乾邑的全球最大客戶。金正日為亡父保存了遺體，並陳放於專門修建的奢華宮殿裡。

比較中國因為改革開放帶來的成就，北韓「世上無可羨慕」的神話不攻自破了。成子和哥哥都在軍工廠工作，一九九四年分配制崩潰，居民連鹽都沒有，香菸、米、牙膏都是自己生產。他們下班後去山上開荒種菜，還要防止被其他飢餓的人偷去。不久黑市出現了。很多和中國有關係的北韓人都開始經營地下生意。成子來到中國尋求趙教授的幫助。脫離了嚴酷的環境，來到中國的北韓人輕易發現了北韓官方宣傳的虛偽和荒謬，在北韓開始流傳著中國的狗也比北韓人吃得好的傳聞。

趙教授感到辛酸的一幕是，趙夫人煮好的一盆雞蛋，被成子一口氣全部吃光──她居然很久沒吃過雞蛋了。成子告訴趙教授，為了補充食物，就連首都平壤的市民也開始在自家衛生間裡養豬，以換取一些肉食。對於愛整潔的朝鮮民族來說，這簡直無法想像。

成子回去的時候，帶走了叔叔贈送的收音機、縫紉機和電視機。她並不能真正享用這些產品，而是要上交單位，作為對領袖的貢獻。出於保護仍然生活在北韓親人的考慮，趙教授不能公開他們更詳細的資訊。

二零零四年，成子第二次來中國。北韓似乎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刻，成子的氣色變好，也不再要縫紉機，而是改要中國淘汰的二手電腦。普通北韓人來中國並不容易，北韓人到國外探親必須是直系親屬，趙教授與成子這樣的叔侄關係也是不允許的。經辦的官員也因此公開向成子索要了二十萬北韓貨幣的賄賂。成子的哥哥成慶也想來中國探親，但是因為勞動黨員的身分，無法得到批准。

這一次，趙教授給侄女準備了新衣服、一萬元人民幣和七萬日元，還買了一臺冰箱。北韓總停電，又一並買了好幾個穩壓器。為了防止過海關時錢被查沒，趙夫人把牙膏擠光，用塑料布裹緊錢，塞進牙膏皮裡。趙教授讓成子把錢帶回去，也給哥哥成慶一部分，成慶是白川趙家的長孫。但是成子自己私吞了。在生存面前，兄妹關係也得讓位，但這並不是主體思想希望看到的。

成子六十多歲了，在軍隊工廠做皮鞋。月工資大概三千到四千北韓貨幣。丈夫因為營養不良已經去世，三個孩子都是軍人。趙教授贈與的錢物解決了這個家庭的燃眉之急。成子為女兒操辦了體面的婚宴。成子的兒子三年前結婚，但是一直沒有辦婚宴，這次借著妹妹婚宴的光，也補拍了一張結婚照。在趙教授收到的婚宴照片上，面有菜色的北韓年輕人緊緊依偎著，燭光搖曳，身後是冰箱、電視，面前的桌上擺了燒雞、香菸、麵包、汽水、餅乾、白酒，這些在黑市上購來的中國廉價食品，構成了北韓人理想的幸福生活。

幾年前，趙教授結束了日本的教學工作，返回中國。他已經年逾八旬，迎來了人生最為平靜的晚年。他特地來到遼寧省山溝裡，拜祭祖父的墓地。儘管未曾見過祖父，但是祖父是白川趙氏家族的靈魂，他也為自己的晚年能夠生活在祖父犧牲的國家而感到欣慰。他的家族見證了朝鮮半島的悲歡離合。「我的故鄉究竟在哪裡？北韓還是中國？」這個韓國家族的歷史使命，還沒有結束。

趙教授和堂兄弟一家清理了墓地的雜草之後，在祖父墓前做了禱告。回家之後，他和堂兄弟們擠在一張土炕上睡了一宿，因為久未見面，大家聊得很晚。恍惚中，他看見一個白衣飄飄的老人出現在夢中──那是他的祖父，一副韓國人典型的儀態。後來他堅持說，在夢中，祖父和他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對話。

祖父：你說從日本回來，幹什麼去了？

趙教授：我應日本大學的邀請，在那給日本學生教書。

祖父：日本人為什麼邀請你呀？

趙教授：在中國和日本的學校之間有文化交流。也有不少日本朋友，他們讓我去講課的。

祖父：你是親日的吧？

趙教授：祖父去世後，日本戰敗了。戰後的日本發生了巨大變化，時代也發生變化了。

祖父：你對日本的印象如何呀？

趙教授：經過戰後的努力，日本人民把已成廢墟的小國變成了世界經濟大國。他們開化得比亞洲其他國家早一些。

祖父：你說日本人「開化」了？他們簡直是野蠻人種。日本討伐隊打算滅絕我們朝鮮民族，所以你的父親不是避難江原道了嗎？

趙教授：滿洲的日本關東軍確實是您說的那樣。不過，這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中國的毛澤東也說，壞的是日本統治者和軍國主義者，日本民族還是偉大的民族。

祖父：聽起來，你的確是個親日派。

趙教授：我是日本侵略者的反對派。我永遠學習您的愛國精神。我還是親中國派、親朝鮮派，兩者是不矛盾的。不過，上世紀初日本吞並韓國，李氏王朝也太無能了，沒有保衛住自己的國家。

祖父：你小子太無禮了！李朝末期的政治確實腐敗，但不能說李王也有責任。我們獨立軍勇士們為什麼在滿洲與日本軍隊浴血奮戰？就是為了恢復李氏王朝的權威和祖國的獨立。

趙教授：我總覺得「祖國」不等於李氏王朝。

祖父：那麼，你的祖國在哪裡？

趙教授：我在戰後土地改革之後加入了中國籍，從那時起，我是「中國朝鮮族」。

祖父：奇怪的稱呼，含糊其詞。究竟是中國人呢？還是韓國人？你不是朝鮮人嗎？

趙教授：祖父的祖國是過去的李氏朝鮮。現在已經沒有那個「祖國」了。戰後朝鮮半島分別建立了南北兩個獨立國家。同一民族分裂成兩個國家，甚至同族相戰，實在是不像話！能說這個國家是祖國嗎？不瞞您說，無論北方政權還是南方政權都不是我的祖國。

祖父：難道你是沒有祖國的嗎？

趙教授：我的國籍是中國，所以我是中國人。我還有一個心中的「祖國」，就是在金剛山三日浦一帶的金化郡長淵里。一九三八年父母帶我來到滿洲後還未曾去過那裡。我和祖父見面之前，很想去那裡看看，這是我的夢。

祖父：我越來越聽不懂你說什麼了。時代確實變了。看來你和我見面的日子不太長了。你有沒有留在心上的事？

趙教授：我不後悔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是跟祖父亡命滿洲分不開的。我一生中最大的罪過，是沒能守護父母的遺骨。痛恨自己沒能為雙親生前獻孝心。我去見您的時候，您可不要再罵我是沒有祖國、不愛祖國的人了。

「祖父沉默著，什麼也沒有說。看來祖父不滿意我的報告。我想他一定生我的氣了。最後，我請他老人家轉告我對父母親的問候。我想，他們在天國一直是愛著我的。我為他們祈禱。」[2]

這場對話發生在虛擬的夢中，但卻是趙教授真實心境的流露。我為他充滿真情的講述感動。生命如大河，幾代人的命運起伏於這動蕩的河水中，或隨波逐流，或沉入河底，隱匿無蹤。或者，我們唯一能夠汲取的祖先留下的智慧就是：等待。

一直等待下去。

徐文吉《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第一百零五頁 山東大學出版社 back

據趙教授回憶錄 back

第三部分順流而下

13謀殺小鎮

二零一五年秋天，我去吉林拜訪一位朝鮮族電影導演，他拍攝了兩部講述北韓脫北者的電影。他的勇氣為他在韓國贏得了尊重，在中國卻難脫遭封殺的命運。我正在沿圖們江旅行，計劃從長白山出發，沿江而下，到達延吉，然後轉赴吉林，完成與朝鮮族導演的約定。之後返回圖們江邊境，在冬季來臨之前，到達圖們江的中國盡頭防川。

兩年前，我曾經走過圖們江一帶，腦海中還留存著那些荒涼邊境小鎮的影像，但現在陳舊的村莊已經整飭一新，看起來寒冷、毫無個性。中國的變化有時快得讓人驚訝，很多地方隔上一段時間就不認識了。然而細究一番會發現，變化有時又那麼小──人們一直在用他們自認為正確的方式，亘古不變得適應外在的變化。

長白山總是聚集了大量的遊客。我沒打算在景區過夜，想從這裡轉道延吉。距離最近的車站在松江河鎮。這是個熙熙攘攘的小鎮，到處塵土飛揚，鎮上擠滿了尋找旅館的遊人。山區的氣溫變化很快，出太陽的時候還很燥熱，待到太陽將要落山，氣溫驟然降了下去。臨近傍晚，我穿過街市，來到位於郊區的火車站。火車站高大氣派，面無表情的售票員告訴我，最早要等到明天才有一趟去延吉方向的火車。

看來必須在此地過夜了。我走去隔壁的候車室，一位穿鐵路制服的檢票員攔住我。他在門口負責安檢，檢查旅客的車票，然後蓋上一個紅章。看上去他好像跟我一樣疲勞，即沒有氣力又很不耐煩。「票呢？」他問我。

「我去廁所。」我指著候車室遠處的廁所。

「先去買票，買完票再進。」

「我不買票，我只是去上廁所。」

「不能進。買了票才能進。」

火車站坐落在空曠的郊外，周邊大概只有這一處接近文明標準的廁所。但是檢票員不讓我進去。如果膀胱裡儲存了差不多一升的尿液，你就會理解當時我很無助。這就是我所處的現實生活，它擁有世界上也許最先進的高鐵軌道和車站，也擁有一套自成邏輯的制度設計。比如，只有擁護黨，才是好公民；只有買了車票，才能進去撒尿。

過去遇到這種事，我會很惱火得跟對方理論一番。經歷過太多類似的事情之後，我提醒自己要接受現實──趕緊去方便，走為上。我走出大門，看到不遠處的廣場上停著一輛計程車，梳著馬尾的女司機從窗口探出腦袋，向我招手。太陽正以極快的速度向西方的地平線滑下去，我是車站廣場上的最後一名旅客了。我走近她髒兮兮的黃色計程車，感覺每走一步膀胱都快炸了。

「走嗎？」她很開心地看著我。

「附近有廁所嗎？帶我去。」

「我對這裡不熟悉。」女司機很詫異地看著我。

「有沒有好點的酒店？」我決定在膀胱爆炸前找一個像樣的衛生間。我語速很慢，盡量掩飾痛苦。還好，逐漸有些麻木了。

「那你應該去萬達酒店。離這裡不遠，四十元錢。」

氣溫逐漸在下降，我決定上她的車。女司機很高興我接受她的建議，「萬達你應該知道啊，就是那個在中國到處建廣場的房地產公司。」

幾乎在中國每一個中心城市，都有萬達廣場的身影，排列成矩陣的高層商廈、寫字樓和住宅區，再配以咖啡館、酒店、超市和電影院。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顯著的標準配置。中國是一個對土地進行嚴格控制的國家，作為民營企業的萬達公司卻可以一塊接一塊買到土地。毫無疑問這是一家成功的公司，成功到人們忽略了它是怎麼取得成功的。

「知道他們怎麼拿地嗎？」女司機仰起臉，看著後視鏡裡的我。

我搖搖頭，祈禱她盡可能把車開得專心平穩些。

「因為他們和政府關係好，」她很有把握地說，「我們這裡都知道，地產商用非常低的價格拿到很大的地。國家不允許出讓耕地，但是官員可以把耕地變更為允許開發的荒地或者灘塗，很便宜就賣給地產商了。而且他們買地是從銀行貸款，甚至建樓也不是自己掏錢，而是賒帳，他們賺錢的方式就是空手套白狼。說白了，他們幾乎不用掏錢，只需要把政府官員打點好，就能賺很多。所以人家成了首富。」

女司機看著我，「你不要不相信。所有的地產商都這麼幹。」

她的臉看起來很誠實。如果不是那泡尿，我本應該和她多多交流。

很多人都熟悉萬達創始人王健林那張堆滿笑容的面孔，王健林祖籍四川，當過兵，但卻在東北最南端的海濱城市大連起家。他對於政治有著敏銳的嗅覺，而當時大連的主政者薄熙來是一個好大喜功的政客──喜歡搞一些政績工程，足球就是他力推的一張城市名片。

王健林是當時大連足球俱樂部的出資人。後來，他把俱樂部轉讓給了商人徐明。徐明的生意因為和薄熙來的關係而蒸蒸日上。不過很快，在一場無情的政治鬥爭中，已經做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淪為階下囚，被判無期徒刑。徐明也被判刑──他被指控花費數百萬美元向薄熙來及其家人行賄，支付他們前往歐洲旅行的費用，甚至可能贈送給薄家一棟位於法國的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的別墅。二零一五年，距離刑滿出獄還不到一年，四十四歲的徐明在武漢獄中猝死。

但王建林至今順風順水，他的商業帝國越做越大，不僅買下馬德里的地標建築，還收購了好萊塢的影業公司。《紐約時報》報導，王健林公司的股東包括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這篇報導說，在習近平執掌中國最高權力後，習的親屬已經賣出了所持的巨額股份，以避免利益輸送的嫌疑。對此，王健林公開讚揚說：「這件事證明的不是腐敗，恰恰證明習近平主席治國嚴，治家更嚴。」[1]

習近平履新之後，在黨內掀起了嚴厲的反腐運動。很多官商勾結的內幕一一公布於世。拋卻政治鬥爭的不潔聯想，中國官場的整體墮落確實觸目驚心，也令改變了中國貧窮面貌的偉大經濟成就相形見絀。更加讓人不安的現實是，這種劇烈的動蕩──無論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只是發生在大氣層頂部。無論是殘忍拒絕我如廁的車站工作人員，還是熱衷傳播小道消息的計程車女司機，從他們身上，我都能感到民間普遍存在的看客心態和無力感。

夜幕降臨時分，計程車抵達了荒郊野外的一座宮殿式建築群。鱗次櫛比的酒店一家挨一家，燈火輝煌，每家酒店都冠以萬達的名字。在中國版圖偏遠的區域見到這番氣派的商業開發景象，總是讓人隱隱不安。似乎中國一直在以一種與你我不相干的方式急速發生著巨變，而我們一不小心就會被拋棄在一處深山野地，面對這宏大的人工建築唯有仰視。

我快速下車，而女司機詢問我下一步的行程。我希望明天租一輛車，從長白山北坡沿著圖們江一直往下游的龍井走，問她是否願意出行。

「我明天還要去參加朋友的婚禮。這樣吧，我知道一個人要去那邊，我可以幫你聯繫。」

因為疲勞，我沒有洗澡就爬上了萬達假日酒店的席夢思床上，美美睡了一覺。我祈禱王健林先生原諒。清晨，手機鈴聲叫醒我，對方自稱「老于」，「是你要去龍井嗎？昨晚送你去酒店的是我表妹。」老于說。

我要沿著中國和北韓邊境的圖們江一直往北部去，「我知道地圖上有一條公路，可以從長白山一直開到圖們，我想這麼走。」

「你是要去圖們嗎？你選的那條路可不好走。」對方說。

「去不了那麼遠，我在中途會從龍井拐到延吉。」我看著手裡的地圖。

「哈哈，那你找對人了。我家就是龍井的。我拉你還可以順便回家。」

我們在電話裡談好了價格，一個小時後，老于站在酒店外一輛淺灰色的羚羊轎車旁向我揮手。他身材粗壯，穿著一件海軍背心，臉和裸露的胳膊曬得黑紅。我走近時，發現後座上還坐著一個瘦高的中年男人。

老于指指那男人，「他也去龍井。」

我坐進副駕座，心裡有些不悅。我們談好了包車的價格，他又捎了一個人，多賺一份錢。我告訴老于，路上我會隨時停下來拍一些照片。他承諾會配合我的行動。

羚羊車很快就出發了，性格活潑的老于營造出了輕快的氣氛。他家在中國和北韓邊境的一個叫三合的小鎮，昨天他從龍井送客人到長白山，不想空車回去，就在車裡湊合睡了一夜。

「很少有人選擇走這條路，」老于說，「一般都是從上面走。那條公路又寬又直。但是你非要走這裡。」

羚羊車先是開到了長白山的北坡二道白河，然後開進了一條旁邊有高大樹林的沙石路，經過一處樹林後，道路兩旁出現了茂密的灌木。GPS地圖顯示，我們即將進入廣坪林場。樹木參天蔽日，手機訊號已經很弱，這個位置接近北韓的石乙水附近，圖們江即發源於此。

此後差不多有兩個小時，我們一直在森林裡的土路上穿行，而沒有遇到一輛小汽車或一個路人，偶爾會有拉木材的貨車經過。老于直搖頭，他望著我，再次說：「沒人走這裡。」他的瘦高朋友一直保持沉默，坐在後面側著頭看窗外。

我多少有點擔心，在這個「沒人走這裡」的深山老林，如果發生意外，我絕非兩個東北大漢的對手。在陌生的地方租車出行時，我一般會先和司機聊天，判斷對方的情況和旅途的風險系數。謝天謝地，除了有一兩回遇到了臨時加價宰客的無恥之徒，多數時候我遇到的都是好人。而一般情況下，我僱傭的司機也都會打聽我的身分，好奇為什麼我一個人出現在如此偏僻之地，還專門挑「沒人走這裡」的小路。但是老于自始至終沒有打聽，我倒反而有些忐忑了。

兩個小時後，車終於開出了遮天蔽日的林區，視野頓時開闊。我鬆了一口氣。而老于的表情也放鬆了。「知道嗎？開始你說要走這條路，我還挺擔心，要是碰到個劫車的咋弄？」他指指後座那個一直沉默的瘦高男人，「所以我找了個跟車的。」

我一下明白了。老于同樣擔心自身安全。我們雖然職業不同，但都算是常年奔波在外的人，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面對外部的不確定因素。事實上，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穿行在長白山的腹地，中國和北韓邊境的地形變得複雜。國境線穿行在迷宮一樣的林區，圖們江的上游狹窄，幾乎不設防，只遇到過一處地段有持槍的中國邊防軍人值守，多數地方是不設防的。在我們經過的地方，不時傳出惡性犯罪的案件。

兩年前，在長白縣檔案館一棟灰突突的圖書室裡，經過工作人員的身分盤查之後，我在一份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長白縣的縣誌檔案上，檢索到長白縣公安機關記錄的北韓人在中國邊境的越境犯罪記錄。那幾年是北韓人越境犯罪的高發年份，犯罪主要集中在販毒、盜搶、拐賣婦女和凶殺。到了二零零零年，金正日上任第一次出訪中國以後，這方面的記錄就大大減少了。圖書室不允許復印或拍照，我把這些案例分類抄寫在從一張筆記本上撕下的白紙上。

販毒：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北朝鮮居民李善國攜帶鴉片一千九百克非法越入長白縣，被邊防大隊執勤人員抓獲。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朝鮮非法越境分子金鐵奎攜帶鴉片三萬二千四百零三克來長白縣馬鹿溝鎮二十一道溝村，被截獲。

盜搶：

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 北朝鮮居民李永謙非法越入金華鄉金華村，盜竊耕牛一頭、錄音機一臺、花生米四十餘斤。案犯出境時被中方抓獲。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日 北朝鮮四名警備隊員各持衝鋒槍一隻，從池淵郡三浦作業所下約一千五百米處非法越境。在中方沿江建設公路四十公里作業點，搶走麵粉一袋、動物油十斤和袖珍收音機一臺。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 北朝鮮警備隊士兵崔峰哲、鄭光哲攜帶手槍一隻、子彈十六發和其它物品非法越入長白縣金華鄉十六道溝村，在村內進行易物和盜竊犯罪。十四日二時二十分許，二犯被捕獲，移交北朝鮮方面處理。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北朝鮮非法越境人員金正南、朴明光、申勇日手持利器闖入長白鎮通江委殿軍小賣店進行搶劫並刺傷二人，當場被抓獲。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北朝鮮惠山市沿江雲洞居民金鐘科、黃永根二人非法越入長白縣，在長白鎮通江委居民趙樹建家盜竊彩電、收音機、石英鐘等。返回時被抓獲。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 北朝鮮居民朴成九、李相浩、金光振非法越入我境，在長白鎮長松委盜竊居民自行車三輛。返回時，朴成九被抓獲，其他二人逃回北朝鮮。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三日 北朝鮮居民朴基春、李明哲二人非法越入長白縣，在長白鎮長松委撬盜居民李秀華家彩電、雙卡錄音機和其它衣物。返回時被抓獲，次日移交北朝鮮方面處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朝鮮居民金光革非法越入長白鎮，打碎朝鮮族商場玻璃，盜竊現金、金首飾、手錶和其它物品，總值合人民幣三點七萬餘元。案後金犯正欲逃跑時，被當場抓獲。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北朝鮮惠山市由九人組成的盜竊團夥，自一九九七年以來，分別在長白縣作案十二起，盜竊各種電視機七臺、自行車二十輛、大米四百餘斤、錄音機、電飯鍋等其它物品。盜竊團夥中的四名成員被抓獲，供出了惠山市的另外四個盜竊團夥。

凶殺：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 北朝鮮惠山市居民金勳非法越境進入馬鹿溝鎮沿江村居民王俊顯家中，用木棒將王擊傷後再用繩索將其勒死，將王的妻子李香萍用木棒打成重傷。案後金犯潛逃回國。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朝鮮惠山市居民金永哲非法越境，到長白縣馬鹿溝鎮大梨樹村，在居民李春花家殺死李春花及兒子朴吉華、女兒朴東花，搶走糖精、香菸各一箱，價值二千餘元。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日 凌晨二時許，北朝鮮兩名非法越境人員持刀闖入金華鄉十七道溝村恆盛商店，將熟睡的店主杜成果殺死，並刺傷杜的愛人高淑蓮，逃回北朝鮮。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北朝鮮非法越境人員越入長白縣馬鹿溝鎮大梨樹村，在農民李克有（男，五十八歲）家中，將李的手腳捆綁後用刀割斷其喉管致死。而後將李家的四十公斤玉米棒和二十五公斤黃豆搶走逃回北朝鮮。

人口拐賣：

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 北朝鮮公民金哲福（女，二十一歲）越境進入金華鄉十七道溝村，被村民李某某、康某某收留，並以五千餘元賣給無業盲流人員梁德軍領回山東。李、康二人因販賣境外人口被抓獲。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北朝鮮惠山市居民尹銀吉（女，二十五歲）、廉香淑（女，二十七歲）非法越入長白縣，被馬鹿溝鎮大梨樹村三個張姓農民收留。在送往外地販賣途中，於撫松縣漫江鎮被設卡堵截的執勤人員抓獲。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 北朝鮮婦女崔連姬（二十四歲）、崔順玉（三十五歲）非法越入長白縣沿江村，被寶泉山鎮寶泉山村農民孟某某、李某某收留，當二人欲將北朝鮮婦女拐賣到外地時，被抓獲。

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 北朝鮮婦女金貞綿、馬粉玉非法越入長白縣馬鹿溝鎮沿江村，被人以每人四千五百元的價格欲賣至梅河口市。經查，三名涉案嫌疑人被抓獲。北朝鮮另兩名婦女李英福、李正福從長白鎮民主村入境，被縣防火辦公室一工作人員分別以二千五百元的價格欲拐賣到山東省。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這僅僅是長白縣一地兩年間的記錄。從時間上看，大規模越境犯罪主要發生在北韓九十年代大飢荒時期最嚴重的年份，一份公開資料顯示：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日，北韓饑民大量進入長白縣境內，根據縣委要求，縣人民武裝部派出民兵應急分隊三十六班次四百三十二人次執行邊境巡查任務。

北韓人越境到中國的最初動機顯然是為了溫飽，不惜偷盜和搶劫，後期暴力凶殺的案件越發普遍，檔案記載大量北韓軍人亦有涉案，顯示北韓局勢瀕臨失控。隨著大批難民湧入，中國境內拐賣北韓女性的案例隨之增多。

在檔案中甚至還出現了一起聳人聽聞的殺人食肉案：

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北朝鮮非法越境人員李永吉、金京哲進入中國國境。十一日，二人竄至龍崗鄉下二道崗村兩公里處松樹林中隱藏。十三日凌晨二時許，二人發生口角，李用盜竊來的斧子和修鞋用的刀將金殺死，並肢解其屍體。將軀幹裝在一白色塑料紡織袋中，藏到樹林中的一深水渠內，以備充饑。內臟及部分屍肉用火燒熟後在幾天內吃掉。

從這些大量已公開的案件分析，邊境的治安形勢十分嚴峻。對於老于這樣的生活在邊境的人來說，這種危險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三個小時後，蒙上一層塵土的羚羊車進入崇善鎮。老于說，還有一個多小時就到三合了。他提議下車方便，順便活動下筋骨。

崇善鎮對岸是北韓的三源里口岸，作為界河的圖們江非常狹窄，中國一側布滿廢舊垃圾。北韓一側的海關豎立著紅藍相間的北韓國旗。正是中午時間，對岸街面上多了一些行人，很多人快速騎著自行車在江邊的一條土路經過。幾個穿著深色制服的北韓人邊走邊朝我看，我朝他們招手，他們又快速扭過頭去。中國一側的崗哨有一位年輕軍人，出於警惕，他對我的問題多數都搖頭作答。

鎮上，街面上幾乎沒什麼人，見到的多數都是老人和婦女。在鎮黨委辦公室的後面是一個磚瓦結構的鄉村教堂，大門緊閉。我走進鎮中心的一間小賣部，跟裡面正在剝土豆的婦女聊天。她告訴我，崇善鎮大約一半人口是朝鮮族，年輕的朝鮮族人多數都去了南韓打工。南韓給普通中國人的簽證為期一年，給東北的朝鮮族人發放五年簽證，而且不限次數，視之為同胞。

我走出商店，一個三十歲出頭的本地男子正在跟老于說話。一會兒老于過來問我，「他想搭車去和龍。」和龍是我們一會兒要途徑的一個小城市，跟龍井一樣隸屬於延吉。大概一小時車程。

「不是我，是我的一個鄰居。她腿不好。」高個子的男人向我解釋。

「可是我包了這車。」我對老于抗議說。

這種抗議對老于是沒有作用的。他毫無羞愧感地對我強調，「他只是想搭車去和龍。」

我告訴那男人，「我中途會下車停留一些時間，我要拍一些照片，可能會耽誤你們的事情。」

「沒事的，可以等你。」男人得知我是山東人後，誇張地說，「哎呀，咱們都是山東老鄉啊，老鄉你還不幫幫忙嗎？」

要搭車的鄰居是名女性，患有小兒麻痺症，拄著拐杖走出堆滿玉米葉的院子，臉上一直帶著高興的笑容。那男人指著我說：「這也是咱們山東老鄉。」

女人很興奮：「是嗎？我是山東聊城的。」

「聊城我去過，聊城哪裡的？」我問。

「莘縣。」

莘縣距離山東的省會濟南大概三百公里。我曾經去莘縣採訪一位因公犧牲的警察，他被官方當成宣傳報導的典範，不料我意外發現那名警察生前的祕密。原因是這個山東青年在考警校的時候分數不夠，冒用了一個考上了警校卻沒錢上學的內蒙古青年的名字，從此他就用別人的名字生活工作，最後用別人的名字死去。這個故事很「狗血」，所以我一直忘不掉。

「怎麼從莘縣跑到崇善來了。」

女人見我知道莘縣很開心。她歡快地笑著，「老家窮啊，都來了十幾年了。」

和男人告別，車開上公路。突然之間，女人讓老于停車，她搖開車窗，揮手叫停一輛從對面過來的突突冒煙的拖拉機。開拖拉機的男人陰沉著臉，後車廂空蕩蕩的。她向開拖拉機的男人喊：「你真的把牛賣了嗎？」

男人沒好氣地答：「賣了。」

女人開始用髒話罵男人，然後讓老于繼續開車。開拖拉機的是她男人，早上出門把小牛賣了一個很低的價錢，她很生氣，罵男人「就是一個傻瓜」。

她坐在我的左後方，喋喋不休得罵自己的男人。老于打斷了她，指著我對那女人說：「他對北朝鮮很感興趣，你們這裡有北朝鮮人嗎？」

莘縣女人這才停止，她說：「我家鄰居就是北朝鮮人，剛才還借給我油桶呢。」

「什麼樣的北朝鮮人？」

「就是頭些年從朝鮮跑過來的，嫁到這裡了。中國話說得可好了。你聽不出來是北朝鮮人。來了得有十幾年了吧。孩子都好大了。」

「這裡有很多北朝鮮人跑過來嗎？」

「冬天圖們江結冰，滑著冰就過來了。」女人比劃了一下，似乎拐杖就是雪橇。

「好多北朝鮮人嫁在這裡，有的跟鄰居關係不好，被舉報了，就只好跑掉了。關係好的，就留下來了。我們那個鄰居都五十多歲了，跑過來十幾年了。不敢回去，回去就被收拾。」

「不是還有一些北朝鮮人跑過來偷搶嗎？」老于問女人。

「偷啊，搶啊，殺人啊，都有。今年對面還跑過來一個當兵的，殺了四個中國人。被抓住了。一會兒我們會經過那個村子。」

我問那女人去和龍做什麼？

她很爽快地說：「去買個電視。買個『美的』牌的。」

老于的車開得飛快。經過彎曲的江邊公路，車子拐到一個山坡，經過一個叫南夕村的地方，一對老夫妻站在路口向我們招手。老于停下車，朝他們喊：「坐不下你們兩個了。車裡還有一個座。」

我這個雇主還來不及向老于抗議，老漢已經追了過來，「就我一個人。去和龍。」老漢擠進了後座的右側。他穿著一身黑色衣褲，下顎上留著幾綹稀疏的鬍子，牙齒掉了幾顆。他一開口說話，就聽出是朝鮮族人。

女人跟老漢認識，說：「他們南夕村，只有一戶是漢族，其餘都是朝鮮族。」

我問老漢：「你孩子也在這裡嗎？」

老漢用磕磕絆絆的普通話說：「去韓國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去了。」

「你和老伴為什麼沒去？」

「要去，將來要去。」

「你孩子去南韓做什麼？」

「他們在京畿道，兒子做廚師。」老漢看看車窗外說，「我們也要去的，年輕的都走光了，就剩下我們老年人了。」

聊起北韓，老漢激動起來，「那邊完了，窮啊，我有個親戚在那邊，現在不聯繫了，信也不寫，別聽北朝鮮吹牛，都是扯淡。那邊都窮完了。」

兩岸的景色有點單調。經過一片林地，山坡上豎立著一塊白色花崗岩的石碑，刻著「李旭詩碑」，刻字貼著金箔。這座石碑的主人是一位出生在遠東海參崴的朝鮮族詩人，老家就在崇善鎮。我讓老于停車，登上小山，從山上望下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水對岸的北韓茂山市。江水分岔，將河道分割成幾塊，陽光灑下，水面波光粼粼，十分好看。

老于很精明，也很善於擠壓我的時間。他承諾由我包車，結果一路上多捎了倆人；他本來承諾我，沿途我可以任意選擇地方下車觀光，結果很多計劃下車的地方，他都借故沒停。當車子拐上公路，莘縣女人指著山坡上的一個村莊說「就是這裡，今年北朝鮮人來這裡殺了四個人」時，老于明顯對女人的多事有些不悅。

我堅決要求他把車停在路邊，在這個叫吉地屯的村子裡走了一遭。這裡是幾乎廢棄的邊境村莊的縮影。客運站、郵局、食雜店、衛生所，這些基層的服務場所都大門緊閉，空空如也，好似為拍攝電影而特別搭建的布景。許多住戶的院落門鎖生銹，雜草叢生。這是個朝鮮族村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大部分青壯年都去了南韓打工。南夕村的老漢說，因為缺人手，在邊境找人當村幹部都很難。

莘縣女人所說的凶殺案發生在村莊的東頭，這是個典型的朝鮮族院落，紅色的磚瓦房，豎著一根煙囪，已經人走屋空。

在二零一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二十六歲的北韓凶手潛入了吉地屯。吉地屯是南坪村的四個自然屯之一。北韓人先是闖入了一個姓車的村民家裡，搶走了一百元人民幣，吃了一些食物後離開。或許覺得很容易得手，他又闖進了村子最東頭的許雨龍家中，這是個朝鮮族人家，許雨龍的妻子正在廚房裡。大概發生了口角，北韓人突然拔槍射擊，殺死了夫妻二人。鮮血讓北韓人失去了控制，他接著進入七十歲的村民李倉祿家，把夫妻兩人殺害。凶手大概做好了亡命的準備，他偷走了一塊凍豬肉，然後沿著圖們江上游消失了。

事發九天後，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韓國《東亞日報》首先報導此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回應稱，涉案人員被擊傷，醫治無效死亡。據說凶手是北韓人民軍的逃兵。這名逃兵沒有回到北韓的打算，作案後他在五公里外的荒村過了一夜，第二天在釜洞村被中國警察發現，交火時腹部中槍，隨後在和龍一家醫院死亡。根據韓國CBS新聞一月二十五日援引北韓咸鏡北道消息人士的話，凶手在軍隊任小隊長。案發後，駐紮在清津的二十七旅旅長和下屬部隊的團長、營長、連長，都因為軍人越界殺人事件被懲處。

不久，我聯繫到了死者許雨龍的兒子。許成哲三十三歲，他裝扮入時，梳著韓劇主人公常見的髮型。他和三十六歲的姐姐許善姬都在南韓打工。案發兩天後，他們返回老家，與另一被害人李倉祿的兒子李永哲一起，到鎮政府索要賠償金。

許成哲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公民的安全。但他們遭到了政府人員的無情奚落。一位幹部罵他們說，「父母已經都去世了，你們現在要什麼賠償金，是不是太丟你們的臉啊。」因為凶手是對岸的北韓人，這樣的案件如何處理還沒有先例。

許成哲們又去了延邊州的信訪局，一名副市長告訴他們說，現在正等待外交部的消息。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和龍市政府派副市長給了他們慰問金一萬元。三月中旬，北韓給每家送來三千美元的賠償金，家屬當場拒絕。許成哲們認為，這些賠償遠遠不夠，他們要求給於每家人民幣一百二十萬元的補償，另外還要補償誤工費十萬元。

然而最終的結果並不讓他們滿意──即便兩家人在四月七日、八日去北京上訪也無效。南韓那邊的工作需要他們盡快回去，最後，他們不得不回到南韓。[2]

「太慘了！」許成哲對我說。二零一五年聖誕節假期，他從南韓返回延吉。我們相約去他家探望。不料，在約見的當天，他突然消失了。據說這些上訪者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嚴密監視，成為維穩的重點對象。當我後來聯繫上他，他已經緘默，不再發表意見了。

這起四人亡命的凶殺案發生之前，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同樣是在吉地屯，還發生過另外一起北韓人越境殺害了一家三口的凶案。一名北韓男子在凌晨闖入六十四歲的李春峰家，將李春峰和六十歲的妻子李玉子，以及他們二十六歲的兒子李相虎用鐵錘殺害。二十六歲的凶手潛回北韓時被北韓警備隊抓獲。

李春峰家在村子西北角。凶案破獲後，他的女婿雍先生收到了政府給的三千元慰問金和一個低保證（中國政府頒發的最低生活保證金，憑證每月領取）。低保證給了死者的女兒和十八個月大的外孫。九月二十日，中國警察把兩部手機、五百元人民幣歸還給死者的女婿。

一年之內，這個小村子連續發生了三起命案，七人殞命。一時人心惶惶。吉地屯變得蕭條，能夠離開的年輕人都選擇了出外打工。邊境的空心化已經無可挽回。延邊州統計，當地朝鮮族人到外省打工的不低於五十萬人，至少有二十多萬青年人在韓國和日本務工。

南坪村剩下的村民如臨大敵，家家都安裝了電子報警器，安裝了鐵窗戶、防盜鎖，戶戶養狗，村民還配備了對講機，組建了巡邏隊，十戶為一組，選村民擔任治安組主任，夜晚輪流值班。

在和龍，我和莘縣女人、南夕老漢告別。下午，羚羊車終於抵達了三合鎮。所謂鎮子，只有一條長長的街道，北端是三合鎮政府和一個廣場，順著道路往南走，有派出所和一所小學，三合客棧就在街道的中間位置，再往南，則是農田和解放軍的一處邊防駐軍。

我看到三合客棧的時候，老于的老婆倚在客棧門前的欄桿上，她矮小精幹。老于的母親，一個長相威嚴的老太太坐在旁邊。三合客棧同時經營著鎮上最大的一家朝鮮族風味餐廳。這個時間送走了午餐的客人，正是一天中少有的閑暇時光。

我並沒有打算居住在這家客棧。老于家的客房相當淩亂，四間客房，每個房間只有一張大床，似乎很久沒有收拾了，床單淩亂，還有污漬，味道難聞。窗臺上放著一臺結了蜘蛛網的電視機。廁所在走廊的盡頭。窗戶倒是正對著北韓，但是除了單調的山水什麼也看不見。而我不太習慣不潔淨的床鋪。我委婉地提出「先去鎮上轉一轉」。老于的老婆似乎不太高興，話裡有話地說，「去轉吧，去看吧。」她似乎很有信心，我不會找到比她家更好的客棧了。

她不是沒有自信的道理。我轉了一圈就放棄了尋找客棧的打算。老于的老婆和母親的臉上，立刻又堆滿了笑容。

老于今年四十一歲，有兩個孩子。他的第一任老婆跟他離了婚，現在的這個老婆是來自邊境圖們的朝鮮族人，也是二婚，故帶來了一個女兒。老于是漢族，卻會說一口流利的韓語。我開始好奇他的經歷了，這一路上他對自己的身世只字沒提。我問他韓語是跟誰學的，而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媽媽就是北朝鮮的華僑。」

老于的媽媽是出生在北韓的中國人，在平壤的華人小學做過老師。六十年代，中國和北韓關係變得緊張，中國罵北韓為「朝修」，北韓則罵中國是「左傾」。平壤的華人學校被關閉，政治上受到歧視的華人多數返回了中國，老于的媽媽就是在那時被逐回了中國。但老于還有個舅舅在北韓，舅舅的孩子在丹東做中國和北韓的生意。

老太太是個有故事的人。她祖籍在山東日照，一九三六年生於北韓。她在平壤的一所中國人學校讀到初中，後來到廣州大學進修漢語，然後回平壤做了一名漢語老師。我跟老太太聊天，問起她關於北韓的事情。對於現在的北韓生活，老太太不願意多說，但一說起金日成，老太太就來精神了，「真是發自內心的崇拜，就跟中國人當年看待毛主席一樣。」──她的兒媳婦這樣形容。

現在老太太還很懷念北韓的時光，「享福啊，所有東西都是分配的。」提起如今北韓的生活，老太太頗為不屑，「北朝鮮人的工資，也就是買瓶酒。」她認為「金日成好，金正日不行。北朝鮮都是讓金正日給搞亂了」。

回憶起北韓生活，她說：「不可以批評領導人，人們你監視我，我監視你。一個組有五個家庭，一個監視員，互相監視，到時候匯報。都這樣。」

回到中國後，她享受到了歸國華僑的待遇，日子過得比起周圍的農民都好。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期，當地華僑都享有免稅優惠。歸國後，她的老伴死後，她再嫁給一個叫楊樹林的退役軍人，隸屬於林彪部隊的四十三軍，官至團長，是高級軍官。老太太跟著新老伴在海南住了幾年，老伴又死了。後來，她回到龍井跟兒子老于住在一起。

「為什麼又來到邊境的三合鎮呢？」

老太太說：「那還不是盼望著北朝鮮開放，好掙錢啊。」

老于一家人視邊境為撈金的天堂，十幾年前，他們看重邊境的優勢，舉家搬到了三合鎮，買下了二畝土地開荒，種了五百棵樹苗，樹苗一百元一棵買進，現在漲到了四百元一棵。老太太瀟灑地說：「人家進城，我進村。」她很有經濟頭腦，做過國際倒爺，到俄羅斯倒騰中國貨。她也曾經一個人拎著大箱子，去北韓做買賣。

「二零一二年的時候最好幹，掙了三四十萬元。」老太太快人快語。

在村子的另一端，老太太邀請我去她的家裡做客。這是個獨立的院落，院子裡種著葡萄和蔬菜，有一股化肥的味道。家裡很整潔。她戴著金戒指、金手鐲，性格直爽的指給我看：「都是足金的」。然後，她指著我左手上戴著的一個跑步計時錶。

「你這個挺貴吧？」

「我這個不值錢，就是一個玩具。跟您的沒法比。」

趁著夜色還沒有降臨，老于開車載我到附近小山上觀光。小山上的題詞來自一位朝鮮族將軍趙南起，據說這是中國朝鮮族人中軍銜最高的一位。許多農民工正在鋪設地磚，準備在山頂建造一個觀景亭，站在沒有完工的亭子中間，一眼望去，對岸一覽無遺。北韓的土地被曲折的江水纏繞，有幾家煙囪在冒著煙。

對岸是北韓的會寧市，是個十三萬人的城市，也是金正日的母親金正淑的故鄉。老于說，「市中心還有一個金正淑的銅像，相當漂亮。」

老于對會寧並不陌生，他妻子的一個伯父的兒子住在那裡，妻子的姨家也住在會寧。在老于的妻子看來，會寧雖然是北韓的大城市，但是不如三合鎮，「剛一瞅，會寧街道上都是白墻，還挺漂亮，但是一進家裡，可埋汰了。」「埋汰」是東北方言「髒」的意思。

「我親戚住在五樓，水都上不去，需要擡水，拉粑粑（屎）撒尿，都沒法沖水，可埋汰了。」她簡直說不下去了。

她對北韓男人也很有意見，「那裡的男人都不幹活，都是女人幹活，吃飯都是玉米碴子，吃不飽飯，男人在苞米裡摻著大米吃。在咱們中國，男人都是先照顧孩子。那邊男人都是喝酒、玩。氣死了。」

在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的時候，邊境一帶治安比較亂，會寧的北韓人會偷渡過來，當兵的拿著槍，晚上過來偷搶。「一開始有逃難的北韓人，給士兵一百元人民幣就可以過來，後來漲到二百元，現在一千元也不行了。」逃難而來的北韓女人，「在這邊跟中國人生了孩子，三合鎮的學校有好幾個這樣的孩子。後來這些女人又跑去了南韓，連孩子也不要了。」

邊境的混亂秩序，在北韓陷入糧食危機之後一直持續了十年左右，而老于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他告訴我，在那段時間，北韓的一座茂山鐵礦由於開採技術不行，很多鐵粉都流入了圖們江，在中國一側的江裡，人們瘋狂打撈鐵粉，而他也熱火朝天地加入其中，「撈了六七年，前年開始不讓撈了。因為領導們也撈得差不多了。」

大概在一九九二年或一九九三年，北韓開始大量往中國走私日本車，這是當年日本人賠償給北韓的二手車。「冬天一封江，隨便開過來，在三合鎮停了好幾千輛，都被公開走私到了中國境內。」說起此事，他猶自開心：「那幾年簡直是賺錢的黃金時代啊。」

東北的天黑得早。很快暮色籠罩了邊境小鎮。老于老婆做了炒豆芽和燒茄子，煮了手擀麵，味道非常不錯。老于又跑了一趟客人，風塵仆仆，很晚才回來，他的羚羊車已經蒙上了厚厚的塵土。

「我現在就等著北朝鮮開放。如果北朝鮮開放，三合鎮這邊也將發生很大的變化。」老于似乎對未來充滿了憧憬。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深得人心，普通中國人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高壓下解脫出來，體會到了切實的生活改變。只是這種開放，除了意味著金錢響叮噹的機會，尚無法看清能否帶來真正的幸福。

我們互道晚安。喧鬧散去的黑夜，我枕著圖們江的流水聲難以入眠。走出客房，三合鎮只有一盞昏黃的路燈閃爍，周圍寂靜的夜空黑茫茫一片。我開始喜歡上這裡，在中國版圖的邊緣地帶，有人闖入，有人離開，有人死去，有人抱著信念留守這裡，充滿著熱切期待。

紐約時報中文網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back

鳳凰網 二零一五年年月八日 back

14人質

入夜，閃爍的霓虹燈把整個城市點綴得熠熠生輝。我不記得這是第幾次來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這座城市變得更加繁華和現代。

延邊生活著一百萬中國韓裔人，中國稱之為朝鮮族。這裡是除了北韓和南韓之外，韓裔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可以稱為小韓國。作為延邊的中心城市，延吉在三十年前主要受到了來自北韓的影響，洋溢著樸實落後的社會主義色彩。如今，這裡幾乎每個朝鮮族家庭都有人在南韓打工。南韓的文化成功輸入到中國，被稱作「韓流」。首爾的時尚潮流用不了兩週時間就會出現在延吉，人們刻意模仿南韓人的裝扮。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許多朝鮮族婦女深受韓國電視劇的影響，衣著修身，頭髮燙成飽滿的蘑菇形狀，看上去既體面，但又千篇一律。

「朝鮮族的生活方式非常韓國化。」延吉的胡牧師告訴我，「人們都在南韓、日本打工，從海外往家鄉匯錢。朝鮮族不像漢族那樣喜歡儲蓄，他們喜歡喝酒，喜歡唱歌，喜歡消費。」

延吉遍布KTV、歌廳、按摩房，繁華地段讓人好像置身首爾的明洞。整個城市基本沒有像樣的工業，主要依靠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每到春節和聖誕節，都是海外朝鮮族人回流的日子。他們的返鄉直接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原因就是返鄉的朝鮮族人往往會炫耀性的購買商品以及吃吃喝喝。

比起南韓，延邊人對於地理位置更近的北韓卻變得分外陌生。這是近二十年來地緣政治關係發生變化的直觀表現。意識形態對普通人的束縛作用越來越微弱，現實利益決定了思考和行動的方向。

延吉的普通人家都能夠收聽到南韓廣播，看到南韓的電視新聞和娛樂節目，朝鮮族人不會有語言障礙。來自南韓更自由和全面的資訊，讓這裡的朝鮮族居民比漢族人消息更靈通。而普通中國人由於語言障礙，看不懂韓文，接收到的中文資訊，多數是單一的、經過過濾的，反而不如朝鮮人那樣全面接觸和了解到外部世界。

在延吉，也能收看到北韓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兩年前在平壤，我記得北韓電視臺只有一個頻道，從晚上七點播放到九點就結束了。這一次，我看到延吉的電視裡正在播放北韓勞動黨建黨七十週年文藝晚會，演出地點是大同江上的水上舞臺，背景是平壤和整個北韓的地標──主體思想塔。那是種強調集體性的高亢演出，中國觀眾都耳熟能詳。晚間十點，電視屏幕打出了「謝謝觀賞」的結束語，比過去延長了幾乎一個小時。考慮到平壤尚不穩定的電力供應系統，以及單調的夜生活，這似乎預示著小小的進步。

我在延邊住了四週，也許更久。這裡有一種讓人放鬆的異國情調。拜南韓所賜，這座城市遍布教會，大部分基督徒都是朝鮮族人。胡牧師在延吉最大的教堂工作，這座教堂位於河邊市場的開闊地。高大的哥特式建築，紅色的磚瓦牆，鑲嵌著藍色的玻璃幕牆。大廳裡鐫刻著用韓語書寫的聖經警句。一些身材矮小的朝鮮族老太太進進出出。

在二樓胡牧師的辦公室裡，我與他交談起來。生性樂觀的胡牧師是滿族人。他告訴我，整個延邊州二百二十萬人，朝鮮族人占了百分之四十一，這個數據比上一次人口統計的百分之五十下降了不少。中國和南韓建交後，很多朝鮮族女性嫁到了南韓，不少朝鮮族家庭移民去了南韓。朝鮮人口下降的同時，教會信眾的人數上升很快。「延吉有將近四萬教徒，整個延邊州有八萬多信徒，其中朝鮮族人占到了一半以上。」胡牧師說，這些統計還不包括大量的地下教會和家庭教會。

南韓是目前世界上第四大基督教國家，也是基督文化輸出大國。在世界很多角落，都能看到南韓傳教人員勤奮忙碌的身影。出於相近的語言和文化背景，南韓教會有大量傳教士在延邊佈道。延邊的基督教文化迅速波及開來，目前，延邊州有二百五十四家教會，延吉有三十六家教會。

所有公開註冊的教會都受到黨領導下的三自教會的管理。三自教會是指在政治上服從黨的政治領導，不受國外教會的管理和干預，以實現「自治、自養、自傳」。在宗教政策上，黨執行的是一種江湖原則，在黨掌控的地盤上，允許其他信仰的存在，但前提是你得承認「老大」是黨而非羅馬教廷。而家庭教會則受到了壓制。即便如此，中國基督信眾的數量在這些年增長很快，根據二零一四年的統計數據，中國基督教信徒人數在二千三百萬至四千萬之間，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七至百分之二點九。

延邊的教會和南韓互動頻繁，但和北韓幾乎不存在正式聯繫管道。在北韓，只允許金日成主義作為唯一的信仰。北韓將基督教的傳播視為嚴重的威脅，因為祂從思想上挑戰領袖個人崇拜，並為社會和政治組織提供了活動平臺，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機會。但北韓也有若干國家控制的有組織的教會，用來裝點門面。以外，從事宗教活動、被發現舉行基督教儀式的人會受到迫害。

「那邊對於教徒的迫害很嚴重，北韓教會受到管制就說明了這個問題。」胡牧師說，但是他相信北韓仍然有信徒存在，「就像中國一九八一年開放的時候，突然冒出來很多教徒。信仰是取締不了的，這是心靈和精神的需要。肉體可以被關押，但是精神關不住。」

現實是，外部世界跟北韓信徒的聯繫並沒有中斷，很多聯繫都是暗中進行的，不足為外人道。生活在東北的一些南韓和朝鮮族教徒會偷偷對北韓的教徒給予物資援助。

「請記住，任何苦難的地方都是有宗教的。」 五十二歲的胡牧師若有所思。

胡牧師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來到吉林工作，在一家紡織廠做工程技術，一九八七年做起了外貿生意，一九九七年成立了自己的礦業公司，進出口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但是突然對人生感到迷惘，對生意場上的爾虞我詐感到了厭倦。他說：「西方商業文明是建立在契約精神上的。新約和舊約就是上帝與人類的約定。而中國不是這樣子。人們都在不擇手段追逐金錢，陷入了沒有信仰的黑暗之中。」一九九八年，胡牧師放棄了生意，加入教會信了基督，並且成為一名優秀的傳教士。

「這是上帝的召喚，我悔改了。」他微笑著說。

告別時，他告訴我，延邊最大的一所中外合作大學延邊科技大學，就是依靠全世界教徒尤其是南韓教會團體的資金建造起來的，目前主要由南韓人在運作，校長金鎮慶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美籍韓國人，在當地很有影響。「你應該去拜訪他。」胡牧師說。

延邊科技大學位於城市的東北部，建在一處高地上，這個地方車輛明顯很少。計程車司機說，他知道那個韓國人校長，「他經常滿世界到處跑，籌集經費。學校就是靠教會捐錢蓋的。」他還告訴我，「科技大學的校址原來是刑場，就是槍斃人的地方，山坡的下坡處，就是火葬場。真不知道那個韓國人是怎麼想的？」

我明白計程車司機的潛臺詞。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墳場這種地方風水不好，更不要說建一所大學了。反過來講，對於具有雄心壯志的人，這種死亡之地或許是激勵他們突破常規的場所。我想這位校長應該屬於後者吧。

前一天，在經過幾次郵件和電話聯繫之後，金校長的中文祕書崔梅花告訴我，金總長想在週四下午二點四十分和我見面。總長是韓語中對於校長的稱謂。崔祕書是一個出生於東北的中國朝鮮族女性，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冷豔。也許是經常使用韓語的原因，她的漢語有些生澀，經常要思考片刻才能回應我。

我到得有些早。透過虛掩的總長辦公室大門，看見幾個男女謙恭地圍繞著一位身著駝色方格西服的老人在講話。

我折回身，在大樓裡轉了轉。延吉那幾天刮起了六級大風，辦公樓裡很安靜，但每當有人推開大門進入辦公樓，就傳來呼嘯的風聲。一樓大廳的右上方，高掛著鄧小平手跡的複製品：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透過大門玻璃，可以看到門口豎立著很多國家的國旗，包括美國、中國、南韓、日本、俄羅斯以及北韓的國旗。崔梅花告訴我，上述國家中，這個學校唯獨還沒有北韓學生。

有意思的發現是，金鎮慶的辦公室位於走廊的北側，南側還有一間辦公室掛著「黨委辦公室」的牌子。起初我想像科技大學是一所韓國人創建的私立大學，沒想到居然也有中國特色的黨委存在。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全面移植了蘇聯經驗，更進一步發展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逐步建立了一套以黨權為核心的國家權力體制，這種體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共產黨在政治體系中的歸口管理制度。高校黨委是黨加強對高校領導的重要制度設計，成為黨領導和監督高等學校的有力助手。用另外一種表述則是，黨「一竿子插到底」。

我經過這間黨委辦公室的時候，一個男人送客出來，客人很謙卑地鞠躬告別。客人和主人都是韓裔人士。

崔梅花替我倒了杯水，讓我在會客區的沙發坐等。兩個背著雙肩包的學生走進來，女同學手裡拿著一張紅色請柬，男同學跟在身後。兩人很局促地坐在我身邊，商量由誰把請柬送到金鎮慶手裡。

我問男生，「是請柬嗎？」

他點點頭，「邀請金總長參加政治演講會。」

有意思！一個有基督教背景的美國籍韓國人校長，受邀參加具有中國高校特色的黨的政治演講會。

「什麼樣的政治演講？」

「大概就是政治形勢吧。」他也說不清具體的內容。

這個叫金政的大二學生是朝鮮族人，家在遼寧和吉林接壤的一個叫梅河口的地方，父母都在南韓打工，留下他在延吉讀書，所學專業是市場營銷。我問他參加這種政治演講的目的是什麼？他笑笑，沒有繼續回答，似乎還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年齡段的中國年輕人很感興趣。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初，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文革後期、計劃經濟的尾聲、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轉型，有過不同時代的切身感受，還對諸如改造中國社會這種理想主義命題抱有熱忱。我這個年紀的人，總是習慣性的試圖和自己、以及制度的「劣根性」作戰。九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批年輕人，在物質和科技方面跟西方國家無縫對接，更容易滿足於一種繁榮的表象。他們對於中國的一切並不如我們那一代抱有天然的質疑和批判精神。他們似乎更願意接受目前的一切，更加現實。

一會兒，金鎮慶送走了最後一撥客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在接受我的訪問之前，金鎮慶先要為金政的政治演講會錄一段視頻。金鎮慶站在書架前，身後是一個用漢字書寫的銘牌「愛」。他先是用英語然後用韓語錄了內容相似的一段話，祝賀政治演講會的舉辦，並說了幾句祝福的話。他的英語帶有濃重的韓國口音。然後他找了一本書送給金政。

金鎮慶八十歲了，精神飽滿，氣色不錯，穿著考究的西服，口袋裡塞著一塊絲綢方巾。我們圍坐在一張圓桌旁。他指著後方牆上一幅毛澤東詩詞的印刷品讓我看，又問我是否注意到一樓大廳的鄧小平題詞。他似乎很熱衷中國社會虛張聲勢那一套。

我開門見山問金鎮慶：外界普遍以為延邊科技大學是一座依靠教會募款的私立大學，但是現在更名為延邊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成為延邊大學的一個分支機構，這是否意味著延邊科技大學已經失去了獨立性？

金鎮慶扭頭從身後的辦公櫃裡取出一個類似營業執照的冊頁，上面寫著「聯合辦學至二零二四年」，這是中國教育部頒發的執照，等於給這所學校一個合法身分。他用這張執照回答我的問題：不管名字怎麼改，我們還是我們。

「我們是中國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學。」他說，「我是美國國籍，也有韓國護照，中國政府給我頒發了居留證，金正日在去世前也給我發了北韓永久居留許可證。因此，我是第一個可以同時在南韓和北韓生活的人。」

他補充說：「你採訪我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對他表示了祝賀，繼續我的問題，「剛才有個學生來邀請你參加政治宣傳演講，在門口我還發現有黨委的牌子。你們是一所基督教會背景的大學，在黨委和上帝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究竟是誰主導著這個學校的領導權和決策權？」

此時，一個電話打到金鎮慶的辦公室，他用韓語接聽電話，然後說了聲「抱歉」，一溜小跑出去了。他的翻譯尹丹說：「黨委書記叫他去有點事。」

只一會兒工夫，金鎮慶就給我留下了精力充沛、靈活務實的印象。趁著金鎮慶不在的空當，我跟尹丹交談起來。尹丹畢業於延邊科技大學的國際貿易專業，畢業後去了紐約大學做交換生一年，在北京工作了二年半，然後又返回母校。

「外界說我們是一個教會大學，其實不是的，我們只是有基督教捐助的背景而已。」

「我們還是接受黨委領導。我自己就是黨員。」她對我說，「你也看到了，雖然我們的校長是美籍韓國人，但是我們會搞很多政治活動，就像剛才的演講會，讓學生多了解中國國情和黨的政策沒什麼問題。在中國，最好還是要多了解下中國的事情。」

一會兒，金總長回來，他特別對我強調說，延邊科技大學只是設立的基金大部分來自教會，「在思想和辦學路線上，我都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甚至鼓勵每個學生都加入共產黨。」

雖然今天的金鎮慶跟黨打得火熱。倒退六十年，金鎮慶曾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金鎮慶出生於南韓慶尚南道。他的父親是一個民族情緒熾烈的教師，早年在日本留學，一九二三年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日本把韓國人當替罪羊，屠殺了很多旅日韓國人。覺得生命受到威脅，他的父親返回了故鄉。一九三八年，父親辭掉了中學副校長的職務，前往滿洲謀生，來到黑龍江教書。

金鎮慶十歲前，曾經隨母親去黑龍江探望過父親幾次，他記得坐火車顛簸十天十夜，經平壤前往牡丹江，他在車廂裡吃著炒花生，看到窗外是黑黢黢的連綿山巒和原野。

父親抵達中國後尋找定居之所，最終選擇了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二十世紀以來，整個朝鮮半島經受了兩個衝擊：第一次是亡國，第二次則是民族分裂。大部分韓國人背井離鄉，而牡丹江那裡有很多像他這樣背井離鄉的韓國人。

一九五零年四月，金鎮慶剛升入初中三年級，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戰爭第三天，南韓首都漢城被北韓軍隊攻陷。南韓推行了前所未有的徵兵制度，年滿十八歲的壯丁都得扛槍打仗。戰爭第五天，陸軍來金鎮慶的學校徵集義勇軍。十五歲的金鎮慶熱血沸騰，紮破手指寫下血書「愛國」，成為南韓軍史上最年少的軍人，被徵召到前線，跟自己的同胞開戰。

學徒兵們只是接受了三週左右簡單的槍術和隊列訓練，七月二十二日就被送往前線。七月二十六日凌晨，金鎮慶正在沉睡，北韓人民軍第六師來襲。北韓軍隊配有蘇聯的火炮、榴彈炮、迫擊炮，而金鎮慶手裡僅有一桿步槍。激戰持續了三個小時。這是金鎮慶經歷的第一場戰爭。八月十一日轉戰浦項，經過四場持續了十一個小時的激戰，浦項最終落入北韓人民軍手中。在那場戰鬥中，四十八名跟金鎮慶歲數相仿的學徒兵陣亡，只有幾個人存活下來，金鎮慶是其中之一。

十五歲的少年對於戰爭不切實際的夢想徹底破滅了。金鎮慶感到了恐懼，有幾次甚至在戰場上尿濕了褲子。他偶然得到了美軍隨軍牧師給的油印本聖經片段，金鎮慶把福音塞在口袋，不時掏出來讀，以緩解恐懼，「叫一切信我的人，都得永生」。

後來金鎮慶負了傷，被轉送到後方醫院，中隊長在一張紙上寫下轉業證明，結束了他短暫的從軍生涯。

很長一段時間金鎮慶都無法抹去戰爭的心理陰影。戰後，金鎮慶畢業於崇實大學，他迷戀哲學，希望找到心理解脫的鑰匙。齊克果的哲學帶給他極大影響，這位出生於丹麥的存在主義之父認為，當人面臨致死的疾病或是無法克服的焦慮時，信仰卻能幫助人克服。戰後，金鎮慶來到歐洲求學，並且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在南韓的生意失敗，金鎮慶去了美國。他經營法國和意大利生產的女鞋，銷售黑人青睞的假髮，成立了名為紐約客的公司。掙到錢後他擴展了公司，買了帶游泳池的大別墅，還擔任了佛羅里達州的韓人會會長。一九八五年金鎮慶成為一名美國公民，被當成移民者的成功典型。

金鎮慶的大哥卻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九三九年，大哥跟隨父親去了滿洲，畢業於東北共產黨八路軍系統的軍校。一九四九年大哥去了日本，供職於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這是一個以支持金日成政權聞名的海外親北韓組織。大哥到死沒回南韓。因為當時的南韓社會，對共產主義理念採取徹底禁錮的政策。

金鎮慶曾經到日本探望哥哥，但是，一個家庭的骨肉親人因為信仰和思想的不同而產生對立，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二人不歡而散。離開前，金鎮慶給哥哥念起了中國三國時期曹植的七步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金鎮慶體會到了韓國人因為意識形態對抗所承受的痛苦。

「戰鬥下去是無謂的，要用事實來證明哪種制度更優越。」他說，「我向上帝祈禱，希望有朝一日到中國和北韓這兩個跟南韓敵對的地方，去消除恐怖和苦難。」一九八六年，金鎮慶以美國人的身分首次訪問了中國，兩年後他取得了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的特約研究員聘書，向開放不久的中國社會介紹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這一身分幫助他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那時，中國還沒有對外國人全面開放。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時，金鎮慶住在前門的賓館裡，每天都可以觀察到天安門發生的抗議活動，直至黨決定派軍隊驅逐示威學生、恢復秩序。金鎮慶說：「我看到有人攻擊解放軍，並且燒死了一個士兵，然後把屍體吊起來。」在中國的廣場鎮壓政策而遭受國際制裁之後，金鎮慶寫文章介紹他在北京看到的情況，為軍隊的開槍行為辯護，這為他贏得了中國政府的好感。

金鎮慶還給柯林頓總統寫信，呼籲取消對中國的制裁，「不管是不是獨裁，但是中國沒有讓自己的孩子餓死。」這封信被翻譯成中文，刊登在面向高級知識分子的《光明日報》上。

金鎮慶有不錯的交際能力和慷慨的名聲。他給我展示和一些中南海高官及其子女的合影。我辨認出其中有鄧小平的女兒，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兒子，他也同延邊的各級官員發展了很好的友誼，「他們都特別認可我。」金鎮慶說。此時，當他提出在中國開辦一所大學的申請，似乎已經掃清了比起僵硬的政策更加關鍵的人脈障礙。

黨一直對作為意識形態重地的大學教育實施壟斷，現在對金鎮慶網開一面絕對是史無前例。「為什麼在延邊建立一所大學？首要原因當然是這裡是韓裔人口聚集地，而且毗鄰北韓。」金鎮慶說：「歐洲起初就是以大學為中心連接到一起的，然後是全歐洲的經濟、政治都統合到一起，形成了現在的歐盟。東北亞的中國、南韓，蒙古、日本、北韓，也應該從教育開始溝通，然後是經濟和政治，最終成為一個共同體。」

一九八九年，延吉市政府撥給金鎮慶一百多萬平方公尺土地，批准他在位於郊區的公共墓地選址蓋房。金鎮慶堅持選擇這裡的原因是，站在這個山坡上，可以俯瞰整個延吉市區，左側的大路通往龍井，右側能看到通往圖們的國道，都連接著北韓邊境。「這正是我想要的制高點。延吉就像是歐洲的布魯塞爾，延吉未來也一定會成為整個東北亞的中心城市。」

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四年制的延邊科技大學正式宣布建校，當年招了一百四十九名大學生。建造大學的全部經費，都來自南韓教會和海外教徒的捐款。授課的老師多數都是虔誠的教徒，講課都是奉獻。開始，金鎮慶帶領老師們在校內做禮拜感謝上帝的恩賜。中國政府不允許在校園舉行宗教儀式，故批准把原來墳場下面的火葬場改造成禮拜堂。金鎮慶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授予他的特權。遍觀黨領導下的中國大學，還沒有哪一家大學允許這樣做。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最初的教會大學都已經陸續消失了。中國高等學校都實施了黨委的領導，確保教育系統統一在黨的領導之下。顯然，擁有決定權的是黨，黨允許建立一座有教堂的大學，意味著黨可以給上帝發放通行證件。沒有黨的批准，上帝什麼也做不成。

黨的務實政策讓金鎮慶取得了成功。在中國這個過去的敵對國家的成功鼓舞了他。金鎮慶開始想方設法以美籍韓國人的身分進入北韓。一九八七年，他第一次訪問北韓，這次經歷讓金鎮慶確信，東北是幫助北韓最好的地方。中國和北韓仍然是名義上的盟友，延邊州是距離北韓最近的地方。延邊科技大學收到的教會後援金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資助北韓貧窮人民和孩子身上。

一九九六年，北韓政府批給金鎮慶一百萬平方公尺的建校用地，在東部港口城市羅津市建設一座五層的兒童之家，專門為兒童服務。飢荒爆發後，大量的北韓兒童淪為無家可歸者，許多孩子沿著鐵路線乞討遊蕩，被稱作「燕子」。金鎮慶拍攝於那個時期的照片中，跟他合影的北韓兒童頭髮稀疏，表情漠然，處於明顯的營養不良狀態。

北韓拒絕一切神的痕跡。即便施工的電線杆接線端的模樣像十字架，也不准許安裝。北韓排斥一切疑似宗教的事物──偉大的主體思想除外。金鎮慶只好派人到中國採購其他形狀的電線杆。工地的建築材料經常被盜，紅磚首當其衝，如此費盡周折，終於建起來兒童之家，收留了五百三十名北韓孩子接受學前教育。

金鎮慶算了一番說，「依靠全球基督教徒的奉獻，迄今已經幫助了四萬六千多名北韓孤兒。」北韓政府一直避免外界窺探到其貧窮落後的真相，不允許國際援助深入國內，國際援助一般只允許統一交付北韓當局，由他們進行分配。事實上，很多國際援助直接轉手分配給了支持金氏政權的高官和勞動黨員。金鎮慶似乎是個例外，他可以直接把衣服食物親自送到孩子手裡。

但是跟反復無常的北韓打交道，很多巨額投入都泥牛入海。金鎮慶希望在北韓複製建造延邊科技大學的成功，北韓批准他在羅先建造一所大學。金鎮慶投入了大概三百萬美金，但是建設計劃最終夭折了，「後期，北韓政策變了，現金投進去都沒有收回來。」意氣風發的金校長陷入了沉默。

對北韓的深度介入，開始為金鎮慶惹來了麻煩。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他被北韓當局綁架，一時成為頭條國際新聞。

綁架事件發生之前，已經發生了一些讓人不安的先兆。跟金鎮慶有合作關係的一名朝鮮族女商人，把糧食和衣被等援助物資送到北韓，交割之後要回到丹東，被關注她行動的北韓安全部門軟禁。北韓人盤問她在金鎮慶手下都做了些什麼，那麼多購貨資金從哪裡來，是不是南韓情報部門提供給金鎮慶等問題。北韓派兩個人專門監視女商人，一天二十四小時緊盯著，天天重複同樣的問題，想要得到口供，女商人被軟禁了五個月。

金鎮慶派一個朝鮮族幹部到羅先探聽情況，但是派去的人也沒了音信。金鎮慶又派了以幹練著稱的崔部長，崔部長探聽到那名朝鮮族幹部也被軟禁了。崔部長本人也被盯上了，他對監視自己的北韓人再三求情說，能不能讓我到琿春海關跟國內的人見見面，好不容易得到許可，又軟磨硬纏終於被放了回來。他回到延吉向金鎮慶報告了情況。金鎮慶意識到北韓所做的一切都是針對他。

一九九八年九月，金鎮慶前往平壤去贖回人質。他給駐中國的美國使館通報了目的地，變更了延邊科技大學財團理事長，到達平壤後找到北韓官員說，派去的人只是小人物，他們沒有一點過錯。三天後，朝鮮族女商人和幹部都獲釋了。

然而，當金鎮慶在平壤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要離開這個危險的國家時，陪同他前去平壤的同事，突然發現金鎮慶消失了，只好獨自返回延吉。金鎮慶遭到了祕密逮捕。北韓當局懷疑，金鎮慶的資金來自南韓和美國的情報部門，以陰謀顛覆國家體制的罪名拘留了他。

金鎮慶受到了二十四小時的審查，北韓人主要問了三點：你給美國和南韓情報部門提供了什麼情報？接受了什麼指示？你跟南韓和美國的情報部門有什麼關係？

金鎮慶說：「用來支援北韓居民的糧食和物資的資金，並不是南韓和美國政府提供，而是信徒的捐贈。我純粹是出自同一民族的認同感，想要愛我的同胞、幫助我的同胞而已，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目的和理由。」

二十四小時的車輪審訊，幾乎讓他陷入瀕死之境。審訊後，金鎮慶被關押在一個封閉的狹小空間，身體幾乎一動都不能動。我問金鎮慶，「這些虐待給你帶來什麼樣的身體和心理創傷？」他緊張地搖頭，表示不便詳說。尹丹插話阻止我說：「這些事情不要具體說了，以免北韓政府知道了不高興。」

最終北韓當局給金鎮慶定下三條罪名：一、來往於北韓和中國之間，將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傳播到黨的領導班子；二、誘導北韓政府實行中國式改革開放；三、向北韓人民傳播基督教。北韓指控他多年來送到北韓的價值千萬美元的糧食物資，大部分由基督教信徒資助，這影響到了北韓人民的信仰。而金鎮慶做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顛覆北韓體制。

關押一個月之後，金鎮慶接到了死刑通告。

某一天，審訊者遞給金鎮慶紙和筆，讓他寫遺書。金鎮慶寫了四份遺囑。第一份寫給學校，要求不舉行葬禮。第二份給妻子，交代家事。第三份給美國政府，請求不要因為他的死報復北韓，「我因誤解而死，假如報復的話，就違背了我一輩子實踐愛的意願。」最後一份寫給北韓政府，「請把我的屍身捐贈給平壤醫科大學，我的身體是沒有患過什麼病的健康身體，我死後器官可以移植給有需要的朝鮮人民。」

他依靠祈禱度過這些難熬的時間。幾天之後，看守給他準備了豐盛的食品。金鎮慶以為這是死刑前的最後一餐。不過看守遞過來一只青草結成的花環，告訴他那天是金鎮慶夫人的生日。

原來，他的遺書感動了金正日。暴君決定讓他自由。關於金鎮慶的死刑判決，看起來像是這個喜歡戲劇化的北韓領導人導演的一出新劇目。北韓把美國視為外交政策的頭號假想敵，經常利用美國人質事件跟國際社會討價還價。這一次顯然也不例外。

當時，美國政府在瑞典和德國政府斡旋下，與北韓當局接觸，就金鎮慶的人身安全進行過深入討論。十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聯合國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強烈要求讓金鎮慶早日回國。兩天後，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金鎮慶在北韓監獄度過四十二天之後獲釋。

金鎮慶身後的玻璃書櫃裡，擺放著他和南韓數位總統的合影，當然，最讓來客感興趣的是他和北韓已故領導人金正日的一張合影。我問他：「你見過金正日幾次？」他笑了笑說：「很多很多次。」

成為北韓人質的一個塞翁失馬的結果，金鎮慶意外獲得了金正日的信任。二零零一年一月，金鎮慶接到北韓電話，提議給延邊科技大學派遣考察團。金鎮慶發現，代表團裡竟然還有審訊他的北韓人。隨後北韓人對延邊科技大學進行了詳盡考察，對金鎮慶說：「請在平壤援建一所跟延邊科技大學一模一樣的大學吧。」因為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北韓海外留學生人數銳減，北韓人希望建設更加國際化的大學，幫助高等教育恢復活力。

二零零一年三月，金鎮慶再次訪問北韓。他答應了在平壤建科技大學的要求。「通過平壤科技大學培育北方的知識分子精英，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平壤科技大學應該徹底排除一切政治目的，培養北韓的精英級年輕人，促進經濟建設，進而為和平做出貢獻。」在一次演講中，金鎮慶這樣解釋他的行為。

平壤科技大學的校址選在一處軍事基地，在金鎮慶的要求下，軍事基地撤走。金鎮慶堅持的原因是，這裡是朝鮮最早的傳教士托馬斯紀念教會舊址。

托馬斯是英國聖公會傳教士，中文名叫崔蘭軒。一八六六年，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從中國煙臺出發，進入封閉的朝鮮，要求朝鮮開放貿易，托馬斯搭乘這條船順便赴朝鮮傳教。八月，舍門將軍號在大同江上和朝鮮軍發生了武力衝突。九月二日夜晚，朝鮮人將數百艘裝滿乾柴和硫磺、澆足了油的漁船放入大同江中，每三條船連成一組，然後用火箭射入漁船，趁著風勢衝向舍門將軍號。舍門將軍號失火沉沒，船上人員全部死亡。托馬斯被朝鮮軍官朴春權用大刀砍死。朝鮮人在這次衝突事件中獲得勝利，對抗也顯示朝鮮半島當時處於極端的閉關鎖國的狀態。

北韓史學界把舍門將軍號事件看作韓國近代史的開端。舍門將軍號艦船上的兩門大炮，今天分別陳列於北韓歷史博物館和民族解放鬥爭博物館。北韓還把一九六八年俘獲的美國間諜船普韋布洛號，從元山拖到平壤大同江舍門將軍號事件發生地，以炫耀北韓歷史上對美國的兩次戰果。

另外，金日成自稱其曾祖父金膺禹曾率領平壤人民擊退舍門將軍號，並於一九八六年將這一事蹟刻在大同江邊的石碑上。但這並不為國際社會認同。南韓學者認為舍門將軍號事件，是一次「企圖強行向平壤人民出售其商品和傳播基督福音」的異域冒險事件。殉教的托馬斯被稱為朝鮮教會的第一個傳教士。他的死開啟了朝鮮人信仰上帝的歷史，砍死他的朴春權後來成為了平壤教會的長老。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金鎮慶從北韓的教育部取得大學成立許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平壤科技大學竣工，建成後的新學校擁有學士樓、綜合生活館、宿舍樓等十七棟建築。金鎮慶被任命為總長。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平壤科技大學大學部和研究生院開課，第一批共有學生一百六十人，全部為男生，其中六十名為博士生，其餘是本科生，本科生都是從金日成綜合大學、金策工業大學、平壤理科大學等北韓名牌大學二、三年級選拔來的佼佼者。這些嚴格選拔的精英，學費、食宿費和書費等由勞動黨提供。

學校有美國、加拿大等五個國家的二十四名外籍教授，經由中國來到學校。因為天安艦和延坪島事件爆發，南韓政府沒有批准三十二名南韓教授去平壤。所有外籍教師都是以奉獻的精神在學校教課，所以也沒有工資。

《紐約時報》報導了平壤科技大學開學的消息，宣稱強硬派共產國家和福音主義基督教學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種族的結合，在北韓結出了果實。

有人提出質疑：金鎮慶是不是與北韓政府有某種幕後交易呢？金鎮慶否定了，他認為：「這是綜合因素的作用，他們通過中國的延邊科技大學驗證了我，在拘押期間再次驗證了我，最根本的因素，應該是北韓需要良好的教育環境。」

金鎮慶是在共產黨國家中國和北韓成功地建立國際性大學的第一個外國人，而當初沒有任何一個人相信他能做到這一點。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南韓《中央日報》刊登了對金鎮慶的採訪，問他為什麼能去北韓，金鎮慶說，因為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資本主義者，我信奉「真愛主義」，因此超越了信仰，獲得了信任。

二零一一年，北韓政府在平壤萬壽臺議事堂舉行國家級儀式，授予金鎮慶平壤名譽市民證書和教育學名譽博士證書。二零一一年六月北韓黨中央下達指令，全國所有大學終止上課，動員學生投入建設現場，只有平壤科技大學得到了允許照常上課的特殊照顧。

外界擔心，平壤科技大學培養的精英學生將來會繼續支持獨裁政權。金鎮慶反駁說：「鞏固政權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現在第二屆學生畢業了。北韓允許他們到外國繼續學習，這些學生去了之後學習特別認真，兩三年的課程有的學生一年就學完了。吸收了國外優秀的教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們見到的、學到的肯定和北韓不一樣。他們留學回來就在金正日大學當教授、當領導。如果再維持十年，培養出的學生成為精英中堅，北韓人民就會富強，不用再為衣食操心。」

「現在北韓遇到的問題，是醫療水平太差，生病的人無法救好。平壤科技大學二零一五年開設了新的專業，主要培養北韓緊缺的人才，比如藥學、牙科、保健學。」金鎮慶介紹。

「有些西方報導，批判平壤培養大學生做駭客，開發核武器之類。要知道，我們的教授也都是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和西方一樣。平壤科技大學除了一月份放假，其餘時間學生們都在學校，我們的老師有充足的時間和學生們交流。就在上週，我們在學校召開國際會議，諾貝爾獎得主也去了平壤。如果質疑我們的教育水準的話，這些人不會過去。」

平壤科技大學也是一部燒錢機器。金鎮慶計算一番後表示，目前為平壤的這所大學總共投入了大約六億元人民幣，約合一億元美金。運營費用一個月也達到了一百萬美金左右。我問他，「投資這麼大，是否擔心北韓榨乾你之後，一腳踢開你們？」畢竟，北韓政府的信用不佳。

金鎮慶表示自己不太擔心，他說：「在延吉，是以我個人名義和中國合作辦學，在北韓，是以財團名義跟北韓簽合同。其實，現在的北韓比最初我在延邊辦學的條件好了很多。即便發生你所說的事情也沒有關係。畢竟，三八線出現之前，我們也都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金鎮慶一直在講北韓的好話，避免惹怒北韓政府。曾經在二零零八年陪同紐約愛樂樂團赴平壤演出的風險投資家本羅生提到，平壤科技大學可能會讓北韓發生西方樂見的變化，金鎮慶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強調「使北韓發生變化這種提法，很可能讓北韓當局對我們的教育行為打上問號。」

我問起他對於北韓領導人的印象，他擺擺手，表示不願多談，畢竟這都是敏感話題，「我一個大學校長，去評價一個國家和領導人，不太合適。」

「那麼，經過這麼多年來的接觸，北韓有沒有什麼變化？」

他看起來想結束這場談話了，「我不希望過多涉及這類問題。如果說變化，那就是北韓人的笑容越來越多了。」

夜幕籠罩了延吉，我準備告辭的時候，金鎮慶拉住了我，「楊先生，我再多說一句話。」

「中國人不太知道自己活在一個幸福的環境，外國批評中國獨裁、言論不自由，我以外國人視角看，中國的言論和生活，特別自由，甚至比華盛頓，比倫敦的自由權更大。我尊敬中國的歷屆領導人。在中國，沒有鄧小平，文革還會繼續下去。現在中國成為了一個強國，也希望中國能幫助周邊的國家一起富強起來。強大的中國已經不太需要我，弱小的北韓還需要我，我會繼續我的工作。現在這麼多國家批評北韓，我認為還是要幫助北韓，用愛包容北韓。這是最好的辦法。」

這名堅定的反共分子，現在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兩個共產政權打交道。很多人把北韓視為一個邪惡政權，認為一勞永逸的方法就是徹底摧毀它。或許金鎮慶四十二天的人質生涯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幫助北韓的最好方式，就是超越制度和信仰的優劣。

延邊科技大學校舍裡，他最中意的設計是一條連接起所有教學樓和宿舍樓的通道。這條空中走廊的總長達到了兩公里。相同的建築也出現在平壤科技大學的校園。這個聯接設計意味著安全和友愛，讓學生們在晚上也可以自由穿行在這座墓地上建立的大學的各個角落。

「英國的丘吉爾曾經說過，如果德國存在就要堅決消滅掉。二戰後德國一直懺悔，最終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諒。」金鎮慶把我送出大門時，站在我身後，用他那韓國口音濃重的英語對我說，「可見，這個世界上，除了愛，還要有原諒。」

15禁止拍攝

幾年前，一部描寫北韓脫北者的電影在北京小範圍流傳。因為拍攝的內容屬於審查禁區，這部電影是俗稱的「地下電影」：它的導演和演員全部來自中國，在中國拍攝完成，但是沒有取得官方的拍攝許可，未來也不會出現在中國大銀幕上。

網絡上可以搜索到這部名為《圖們江》的電影視頻，用韓語拍攝，沒中文翻譯，只有英文字幕──或因此，尚沒有被無處不在的審查者注意到。有限的關於這部電影的資料顯示，其拍攝資金一部分來自法國，一部分來自韓國，導演是一名出生在延吉的中國朝鮮族人，名叫張律。

我第一次看這部片子是二零一三年夏天。我乘坐一輛搖晃的大巴去延吉，在車上打開筆記本電腦看下載的《圖們江》。賓館網速很慢，我用軟體下載了整整一夜。發給我視頻的朋友說：「你應該去採訪這個導演。」

直到今天，諸如脫北者、飢荒等北韓國內問題，都不可以在中國媒體公開討論。中國和北韓在歷史上建立了一種扭曲的政治關係。中國視北韓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公開袒護北韓的做法，經常在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招致抨擊。近年中國和南韓關係持續升溫──中國已經成為南韓第一大貿易夥伴、南韓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大約二百萬南韓人在中國生活，以及因為金正恩上臺後採取的諸如核試驗等舉動屢屢激怒中國，中國對於北韓的公開批評逐漸多了起來。中國也試圖把同北韓的關係定位在正常的國家關係。但是，把脫北者題材拍成電影，還是一定會遇到阻力，拍攝者要有很大的勇氣。

在以熱衷談論文藝為時尚的北京，人們對張律知之甚少。他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媒體上，也沒有在網絡上留下痕迹，沒有微博、Facebook一類社交帳號。而張律拍攝的電影多數使用了國際資金，集中在敏感的政治題材，拍攝上大膽，不乏情色場景，注定無法見容於中國的審查體制。所以，張律選擇了一條國際化的路線，他在南韓的大學教書，拍攝了幾部在南韓受到矚目的電影，演員也都是南韓的一線紅星。

我有點急於求成，透過朋友聯繫了張律，希望就《圖們江》反映的脫北者問題採訪他。等待了幾天，張律回覆說，他因為這部電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有關部門」曾經找他麻煩，目前他在南韓講學，不方便談這些話題。「有關部門」是一種隱晦的稱呼，特指那些專事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的國家機器。我為無法見到導演感到懊惱。

坐在開往延吉的大巴後排，我幾乎是在筆電晃動不停的狀態下看完了《圖們江》。我聽不懂片中的韓語對白，還好能夠看懂淺顯的英文字幕。

為了省點過路費，司機沒有走高速，而選擇了一條路況欠佳的二等公路，原本三個多小時的行程因此又增加了兩個小時。長時間坐著，我感覺痛苦不堪。而司機則不時地把車停到某一處間陋的城郊加油站，加油、抽菸、上廁所，順便帶上更多的過路客人。中午時分，他又把大巴停在鄉間公路邊的一個髒兮兮的小飯館，丟下一車乘客，從容進去吃飯。有人跟隨司機進去點餐，有人留在車上，大家並無怨言。

我一直在看電影。故事十分壓抑：中國靠近北韓邊境的一個朝鮮族小村莊，成年人去南韓打工了，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幾近荒廢的村莊裡，闖進了一些來自對岸北韓的脫北者。中國一側的朝鮮族兒童和來自對岸的北韓兒童，他們同族同文，但是國境線把他們分隔成兩種人，命運把他們的故事交織在一起。

導演的手法讓人想起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充斥著緩慢的空鏡頭和長時間的靜默。我抬頭看車窗外那些原野上的灰褐色村莊，一片連著一片，毫無生機。我知道，故事就發生在我正在途徑的某個以朝鮮族人為主的村莊裡。

我旁邊的青年人也一直盯著我的筆記本屏幕，當我準備收起電腦時，他突然問我：「這是韓國電影嗎？」

青年剃了光頭，穿一件黑色T恤，裸露的左臂上露出一截刺青，似乎是一條龍。

我告訴他這不是一部韓國電影，「這個電影就是在這裡拍的，導演和演員都是朝鮮族。」

他似乎沒有聽懂。「是嗎？這還沒聽說過。中國還有這種電影嗎？」

我明白他的意思。用韓語拍攝的電影在中國非常稀少。雖然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允許使用本民族語言和文字應用於教育和公開創作。但是拍攝一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要經過繁瑣的審查，確保拍攝的內容符合黨的民族政策。

我說：「是很稀罕。但的確是在中國拍的。」

他輕輕搖搖頭：「那沒意思，韓國電影比中國電影好看。」

「你對南韓很熟悉嗎？看過哪些韓國電影？」

他笑了：「我媽在那邊打工。南韓比這裡富。」

「你是朝鮮族嗎？」

他點點頭。我已經可以很快分辨出東北口音和東北朝鮮族口音的區別了。朝鮮族人說普通話多少有些含混，發音直。

「這部電影說什麼的？」他繼續盯著我的電腦，顯然他很感興趣，但是不確定電影講述的內容。

我盡可能淺顯地告訴他，電影講述了一些北韓兒童越境來到中國之後，和邊境的朝鮮族兒童結成了夥伴的故事。「你沒有聽說過這樣的故事嗎？」我沒有提「脫北者」或者「逃北者」這樣的稱謂。

他不再說話，茫然地搖搖頭。

他大概二十歲出頭，父母在南韓打工。但是他不喜歡南韓，因為「他們看不起中國去的朝鮮族人」。他在澳門一個賭場上班，「看場子的。」他有點炫耀地說。「看場子」的意思，類似於保镖或者打手。有些人可能因為賭場失意變得瘋狂，需要像他這樣身強力壯的角色讓客人冷靜地離開。

車子駛進延吉市區的時候，光頭青年收拾東西跟我告別。他告訴我：「你可以去澳門找我。你要槍嗎？我可以在澳門搞到槍哦。」

我想我使用槍的概率會很小。此後兩年，我一直試圖通過郵件和張律保持聯繫。兩年後的一天，二零一五年九月初，張律回覆我的郵件說，這個月的中旬，他從南韓回到吉林，參加中國政府主辦的金雞和百花電影節。他只有三天的時間，然後就要返回南韓。他建議在吉林見面。

從長春機場乘車前往松花湖要走四十公里，路上我接到張律電話，他乘坐的航班剛剛降落，稍晚將入住松花湖景區的王子酒店。

盛大的金雞百花獎電影節當天開幕，這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評選出了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美觀的主旋律影片，也邀請了國際上的知名導演，顯示黨的宣傳尺度正在逐步放寬。隨著資本的介入，中國電影市場在過去兩年有了巨大發展，符合市場口味的娛樂片大量出現，票房超過了四百億元，催生了很多富豪。政治和社會批判題材的作品仍然受到嚴格限制。黨實行的是市場上放寬而意識形態上管控的策略。張律拍攝的《慶州》在電影節有一場放映，不過是以韓國片的名義。

我已經看過《慶州》，發現《圖們江》帶給我的震撼消失了。那些粗糲的畫面轉向了韓國式的精美場景，俊男美女賞心悅目，舉手投足傳遞著曖昧的情感。我隱約覺得，一個曾經橫衝直撞的反體制者正試圖躋身主流之列。他放棄了被放逐的命運，受到龐大的中國電影市場的感召，急於回歸故里了。

松花湖山莊是中國有名的地產開發商萬科打造的一個度假村品牌，位於吉林市的遠郊山區，每天只有兩趟班車往返城裡。度假村的建築格局類似長白山的萬達度假區，都有連綿的高級酒店、購物小鎮、滑雪場、電影院。當我轉到酒店的背面，發現更為廣闊的區域正在整修擴建，新落成的樓盤挂著長長的紅色布幅廣告，等待出售。

我投宿的青山客棧，房間設計簡約，頗有日本風味。張律住在隔壁的王子酒店，這是由日本人投資建造的酒店，有典型的日本宮殿式的弧形屋頂。王子酒店匯集了參加電影節的海外電影人，安保森嚴，穿深色西裝的大堂經理對我盤查一番，方准許我進入通往客房的電梯。

張律個子不高，短髮，圓臉，戴著一副黑色邊框的圓形眼鏡，耳朵碩大，看起來人很聰明儒雅。他告訴我，為了見我，取消了中午去松花湖參觀的活動。松花湖是日本人占領滿洲時期修建的水庫，至今還在使用。

張律現在南韓的延世大學教授電影課，帶研究生。「我還從沒有接受過中國媒體訪問。」他說，「我的電影一共有過三次和國內觀眾見面的機會。一次是在北京，但是沒有現場互動。上海電影節邀請《慶州》放映，也安排了導演和觀眾互動。我正準備去，電影節組委會打來電話說，南韓正在流行中東呼吸綜合症，不讓我來了。」

這是第三次，而且是國家級的電影節──這是否意味著對他的解禁或者招安？昔日的地下導演拍攝了一部受到歡迎的主流韓國電影，很可能因為其中國朝鮮族人的身分，而被視為黨領導的文藝政策百花齊放、碩果累累。

「我當然還是希望回到中國拍片。」張律說。他抱著希望回歸「地上」，想跟國內同行交流，結果發現仍舊被當成了海外嘉賓，安排住在遠郊的松花湖山莊，而其他中國人都集中住在市區的星級酒店。兩個群體是隔開的。

韓國電影形成了成熟的製作機制，它的類型片起初受到好萊塢的影響，現在開始融入了本土特色。二零一四年拍攝的《慶州》，其風格非常不同於我所看到的其他韓國電影，電影保留了韓國片製作精美的特點，邀請了朴海日等一線明星參演，但是風格和節奏非常緩慢，張律借助幾乎停滯的鏡頭，讓人物的心理變化逐一呈現，這是他所有作品的共有特徵。《慶州》讓我想起伍迪．艾倫的電影中那種知識分子的自省，彌漫著淡淡的憂傷和幽默感。故事從一個葬禮開始，男主人公在反省死亡的同時，開始處理自己的感情危機。韓國影評家認為，張律把韓國電影的外延擴大了。

張律以往的作品壓抑、充斥著焦慮感，把人的不安歸結於來自外部的一種莫名壓力。《慶州》的反差極大，不安更多地指向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外界無關。我問他：「為什麼在韓國拍攝了這樣一部跟以前風格不同的作品？」

「我拍完才發現這點，」張律不置可否，「以前在國內拍片，拍攝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可能我的心情狀態就是比較壓抑，不夠放鬆吧。」

從事電影行業時張律已近四十歲，「我拍電影是半路出家，對很多事情已經有了穩定的價值判斷，自己有什麼情感就去抒發，這就是你看到的我早先拍攝的作品，很壓抑。現在去南韓三年了，生活節奏一下子改變，所以拍了《慶州》這樣一部不同的作品。」

《慶州》的靈感源於張律的一段個人經歷。一九九五年張律第一次去南韓，住在韓國導演李滄東哥哥的家裡。李滄東曾經拍攝了韓國的賣座電影《薄荷糖》和《密陽》。

李滄東的大哥盡地主之誼，帶張律到附近遊玩，去了慶州。當地朋友曾陪同他來到一間古樸的茶室，茶室老闆娘五十多歲，幾個朋友大概四、五十歲，男人們就開了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但是老闆娘不接話，很莊重的樣子，讓老男人們很無趣。就在這麼典雅的茶室，不經意間，張律居然在牆上發現了一幅春宮畫：一對古代韓國人正沉湎於性愛遊戲中不能自拔。

「完全沒有想過，像是夢。」張律是個敏感的人。他剛到南韓的時候，深刻地感到了南韓跟延邊的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產生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感覺。生活中的偶遇，與他對韓國的想像構成了一種衝突，並且建築起一個敘事空間。

七年之後，李滄東的哥哥去世，張律去參加葬禮，遇見了第一次去南韓時認識的朋友。張律講起此事，那些朋友卻都不記得了。慶州的茶室和春宮畫，張律一直沒有忘，這段往事觸動了他，一時衝動又去了慶州。

電影中，主人公的身分變成了一個地道的韓國人，在北京大學教書，妻子是一個中國人，男主人公回到故鄉參加朋友葬禮的時候，回到曾經去過的茶室，遇到茶室的美女老闆，故事由此展開。那些記憶中的故事，是否真的發生過？人生是夢嗎？

張律出生在延吉，這座城市生活著三十萬朝鮮族人。張律的少年和青年時期，北韓是對東北的朝鮮族人影響最大的「外國」和「祖國」。那時正是中國和北韓的蜜月期。在家鄉延邊，兒時張律能看到的電影都來自北韓。當時在延吉還生活著很多沒加入中國國籍的朝僑，能看到的北韓電影比內地多。他們看，張律也去看。

當時中國稱南韓為「南朝鮮」，強調它是「美帝傀儡政權」。張律對南韓完全沒有概念。哥哥姐姐們倒是偶爾偷聽南韓廣播裡的流行歌曲，也都小心翼翼。當時收聽敵臺就是反革命，會被抓起來，因此南韓的訊息基本是斷絕的。

事實上，張律的家庭是從南韓移民來到中國，老家離慶州不遠。爺爺一輩來到中國謀生，東北當時叫做滿洲，那時候朝鮮半島和滿洲都被日本人占領了，因此沒有國境的概念。爸爸在東北出生，媽媽是十六歲的時候從南韓過來。張律的印象裡媽媽經常說，「這個時候南朝鮮老家的柿子熟了！」「姥姥怎麼樣了！」之類的話。

「我們跟中國其他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不一樣。朝鮮族人是從朝鮮半島移民過來的。在我們的心裡，對自己父母的故鄉、對那個陌生的地方總是有一個想像。」 張律緩緩說道。

張律四歲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爸爸關進監獄，罪名是反革命和裡通外國。其實爸爸只是一名普通的部隊轉業幹部。六十年代中國和蘇聯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北韓出於現實的考慮，在蘇聯和中國之間搖擺不定。中國批北韓為「朝修」，金日成的回應是搗毀了象徵兩國血盟的抗美援朝烈士墓。很多跟北韓人有親屬關係的朝鮮族人受到了牽連。張律有個叔叔，原來在中國軍隊服役，是中共黨員，韓戰時期被派到北韓，歸入了北韓人民軍。當時在北韓的有中國背景的這批人同樣受到了政治上的壓力。

受到父親牽連，媽媽帶著五歲的張律和姐姐流放到農村，那是一個比《圖們江》裡的村莊更加閉塞的地方，不通電，是一個漢族村，張律一家是唯一的朝鮮族，一直住到一九七六年。這段孤獨的童年時光反映在他的第一部短片《十一》中。因為周圍人都講漢語，張律把母語韓語都忘記了，還患了嚴重的口吃，一直到高中才不治而愈。

張律說：「在故國和祖國之間，隨著兩個國家的關係變化，我們朝鮮族人在社會上的位置也一直在變，現在也是這樣。這個地區一直敏感，很複雜。」

敏感和孤獨賜予張律一顆文學之心。成人的張律喜歡寫詩，他高中畢業考入了延邊大學中文系，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青年詩人，筆名「比目魚」。一九八六年大學畢業，延邊大學的一位校長愛惜他的才華，挽留他擔任校刊編輯。後來張律辭掉了工作，跟隨在大學教書的妻子搬到了北京，跟一般中國人的生活軌迹不同，此後有十年時間張律待在家裡帶孩子，沒有出去工作。

張律最早進入電影圈是一次偶然。二零零零年在北京，他幫朋友寫一個劇本。朋友發現張律的故事有畫面感，鼓勵他拍電影。連「機位」是什麼都搞不懂的情況下，張律拍攝了第一部短片《十一》。這部以自己孤獨童年為摹本的短片，入圍了威尼斯影展，意外為他贏得了繼續拍片的契機。

張律想要拍攝一部真正的現實電影，隨後他瞄準了脫北者題材。九十年代，延邊地區脫北者驟增。很多脫北者開闢了從中國南部逃往緬甸、泰國，然後轉道南韓的逃亡路徑。這給了張律很大刺激。曾經的敵對國家南韓日益變成一個先進的自由國家，而過去的盟國北韓陷入了赤貧。東北朝鮮族人對於這兩個國家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

他完成了《圖們江》的劇本，只是苦於找不到投資。倒是他寫的另一個劇本《芒種》獲得了南韓投資者的青睞。當時張律判斷，脫北者的慘劇也許會很快過去，就擱淺了拍攝脫北者的計劃，轉而去拍了《芒種》。

二零零五年拍攝完成的《芒種》成為張律的第一部長篇故事，透過一位朝鮮族單身媽媽瑣碎的個人生活，展示了朝鮮族人在漢文化主流環境中的獨特生活方式。電影表現出完全不同於黨的民族宣傳的特質，觀眾看到朝鮮族女人跟來自四川的妓女，都居住在破敗的出租房裡，為明天的生計奔波。無關是何民族，都承受著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生存壓力。

二零零七年，韓國一個製片公司去北京找張律，希望拍一部在內蒙古種樹治沙的故事，大概電影公司的母公司搞環保，有筆錢想拍攝環保題材。張律對單單拍種樹不感興趣。那段時間，隨著中國和北韓加強了邊境管理，脫北者往南邊跑的路堵住了，但是並沒有從此絕跡，在一些人權組織和宗教團體的協助下，脫北者從北方的內蒙古越過邊境進入蒙古國。南韓和蒙古建交了，蒙古在北韓難民問題上採取中立立場，同意北韓難民自由選擇前往第三國。因此，脫北者進入蒙古實際等於獲得一張前往首爾的免費機票。開闢這一逃跑線路的是南韓牧師千基元。脫北者一般會從延吉坐火車或者大巴，來到內蒙古的牙克石市，此地距離邊境二百公里。繼續往西前進，直到距離中蒙邊境二十公里時，再開始步行穿越。還有一種路線是從瀋陽坐火車到呼和浩特，再轉乘火車到二連浩特，下車步行越境。見到俄文數字，就意味著進入了蒙古。二零零二年，有告密者通報中國警方，中國警方在蒙古邊境逮捕了千基元。他在中國坐了八個月的牢之後遣返南韓，禁止再回到中國。

張律一直很好奇，「往蒙古那裡走條件艱苦，生存很難。而且跟南韓完全是反方向的。」脫北者要穿越中蒙邊境的戈壁和草原，這段艱難的路程只能依靠雙腿跋涉。鑒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對脫北者的生存能力是個挑戰。接到片約後，張律對投資方說，拍種樹可以，但是會涉及到脫北者，而且要去蒙古拍攝，他想去實地看看那些逃亡者的足跡。製片方很爽快，只要有種樹就行。正好製片人在法國又找到了一些投資，於是張律就拍了《沙漠之夢》。

《沙漠之夢》講述了一對北韓脫北者母子，在蒙古沙漠深處邂逅一個蒙古牧民，感情波動，產生了想要定居下來的念頭，最終，命運驅使他們離開了牧民，重新踏上尋找自由之路。

如何界定脫北者是個問題。多數人在填飽肚子或者國內飢荒好轉之後，仍然會回到北韓，儘管等待他們的是嚴酷懲罰。這一部分人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脫北者，他們闖過邊境獲得熱量之後返回祖國的行為，說明只是屬於經濟難民。二零一零年，一位熟悉邊境情況的南韓駐北京記者告訴我，當時估算仍然有差不多五萬脫北者滯留並生活在東北。他們沒有合法身分，依靠在中國打工支援北韓的親人，或者通過賄賂北韓官員，做一些往來兩國的貿易。

另外一部分北韓人，在政治上屬於不被信任的階層，在國家分配體系中處於底層，隨時可能面臨未知的生存風險，他們逃離恐怖的國家，抱著永不回頭的信念。很多人以中國為跳板，輾轉去到南韓，這一部分人屬於真正的脫北者。用腳投票，這是曾經用生命侍奉金日成主義的順民們對於極權的最有力的指控。

根據韓國統一部統計，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來南韓生活的脫北者人數達到二萬八千零五十四名，其中女性比例占了百分之七十，絕大多數人教育程度不高。他們全部都是經過中國逃往自由之地。在艱難的逃亡中，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二零一六年一月韓聯社報導，二零一五年進入南韓的脫北者人數達一千二百七十七人，較金正恩領導體制正式啟動之前的二零一一年（二千七百零六人）減少百分之五十二點八。金正恩上臺後，進入南韓的脫北者人數總體下滑。韓聯社分析，這是源於金正恩政權加強了對北韓邊境地區的管制。

張律並沒有簡單控訴極權統治帶給普通人的傷害。《沙漠之夢》是一部孕育了希望的悲劇作品。即便在寸草不生的沙漠裡，也生長出尋找自由的夢想。自然影片少不了裸露的身體和情欲橋段。也許張律認為，身體是人擺脫政治壓力的最後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

二零零七年底，張律拍攝了帶有寓言性質的《重慶》。《重慶》無比壓抑，片中的人物──警察、妓女、關係僵硬的父女──表情漠然，行動遲緩，營造了一種好像氣球行將爆炸的緊張氣氛，似乎都在等待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片中出現了一個韓國殘疾人的角色，這個韓國人來自南韓里里──現在稱益山。三十年前，里里火車站曾經發生過一次駭人聽聞的大爆炸，一度繁榮的里里自此衰敗下去。來自里里的韓國人出現在重慶，就像是個寓言：重慶是否也是一只即將爆炸的氣球？

巧合的是，《重慶》拍攝之後數年，這座超級城市的主政者拉開了呼風喚雨的表演帷幕，雄心勃勃的薄熙來清楚地看到了中國高速發展中帶來的問題：貧富不均。開始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想張目，意欲吸引底層人民的支持，為他獲取更大的政治資本。薄熙來借助打擊黑社會的名義，逮捕了一批重慶的私營企業家，沒收其巨額財產，掀起了唱紅打黑的高潮。重慶一時被譽為紅都，引發了關於中國是否重返極左的文革時代的擔憂。

在闡釋這部電影的拍攝動機時，張律回避了可能和現實發生聯想的話題，他對我說：「韓國的里里已經成為廢墟，那裡死氣沉沉，但是傷痕猶在。中國還在激烈變動當中，還在調整。這種時候，老有一種不知道哪裡會爆炸出事的心態。重慶是中國最有激情的城市，人口三千萬，然而老覺得要出事。如果最後變成里里那樣的廢墟，是很慘的事情。」

現實中，重慶經歷了過山車似的起伏，果然爆炸了。薄熙來隕落於一場政治鬥爭中，山城重新歸於寂靜。

電影避開了表面化的東西，用人物的焦慮茫然揭示社會存在的普遍心態。政治就是當下中國人生活的常態，無處可逃。《重慶》大膽地採用了很多情色和裸露鏡頭，飾演男主角警察的演員，是一名被冠以先鋒獨立音樂人之名的歌手小河。

四十歲的小河聲音溫和，身材消瘦，灰白的頭髮低垂在眉宇間，他以激越的舞臺表演聞名。他正在策劃一次小型演出活動。談到《重慶》這部電影，他告訴我，張律是一個非常關注現實的導演，「電影很壓抑，揭示了一種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情緒。每個觀眾都會有不同的感受，電影並沒有為這種社會矛盾提供解決方案，而是點到為止，這也是電影所能顯示的一種寬度。」

《重慶》是一部在中國禁映的地下電影。小河同樣是一名所謂的地下歌手，他經常在酒吧一類小型場合演出，很少登上黨宣控制的電視媒體。「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小河說，「地上或者地下這種論調的形成，很多是因為意識形態造成的。他們對很多東西，按照意識形態的標準，劃分出了所謂的主流和另類，然後貼上標簽，大部分人被這種集體主義的觀念所影響。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這種界限。」

二零零九年，張律決定還是要拍《圖們江》。在南韓，也有關於脫北題材的電影，但多為商業電影，對北韓和脫北者做了一些臉譜化的描寫。熟悉北韓和東北的人會發現很多細節不真實，如同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裡表現出的中國內地。張律對於脫北者的認識具有不同的質感。六十年代中國的飢荒年代，中國一側大概十幾萬人（主要是朝鮮族人）跑到了北韓求生。到了脫北者最多的九十年代，張律在老家幾乎天天見到那些營養不良的民族同胞。張律拍片子的村莊，家家都收留過脫北者。他說：「政府對這樣的事情不高興，但是老百姓之間還是有相互的回報。畢竟，人家也幫助過國境線這邊的朝鮮族人。」

圖們江國境線是沒法拍攝的，電影的拍攝地點選擇在圖們江支流上的一個村子。拍攝的時候很緊張，擔心事後被追究，電影中出現的派出所、村子的名字都是編造的。

電影中大部分角色都由朝鮮族業餘演員飾演，只有村長和豆腐坊女老闆請了當地的話劇演員，因為兩人有一段情色的表演，普通人演不了。片中的啞巴姐姐由延邊大學美術系的一個一年級女生出演，後來這個女孩也去了張律工作的韓國延世大學讀研究生。影片具有戲劇性的一幕是，脫北者跑到中國一側的朝鮮族啞巴女孩家乞討，無意看到電視裡播放的北韓閱兵新聞，因為恐慌突然崩潰，進而誘發了邪惡本性，將幫助了他的啞巴女孩強姦了。這起意外事件激發了女孩弟弟對於脫北者的仇恨。他們驅趕和毆打闖入村莊的北韓兒童。但是當警察把他最好的北韓夥伴逮捕的時候，血液裡真摯的民族情感又喚醒了他，促使他從屋頂上一躍而下，做出最後的抗議。

我專門去了一趟滿天星村，這就是拍攝《圖們江》的那個村莊，位於汪清和圖們的交界，村子旁邊是圖們江的支流嘎呀河。距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是一個廢棄的金礦公司。這裡距離最近的北韓邊境大概有六十公里。

當地一名司機說，九十年代中期很多人做過脫北者的中介生意，從邊境拉過來一個北韓人會得到相應的報酬，由一些南韓的宗教團體和民間機構支付。脫北者有的受到了保護，輾轉逃往南韓；有些女性被拐到了中國內地，成為販賣和性侵害的對象。我認識的這個司機，多次見過脫北者在冬季渡河過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用剪刀剪開結冰的褲子。更有經驗的脫北者往往脫光了衣服過河，上岸之後再穿上衣褲，這樣不會被懷疑是偷渡者。

沿著圖們江旅行，似乎隱隱嗅到了十幾年來通往自由之路的血腥和艱辛，這是一段永遠不該遺忘的歷史。

關於脫北者在中國的遭遇，有太多悲慘的故事。

曾經擔任北韓勞動黨組織部幹部的張振成，因為丟失了一本機要文件而被迫逃到了中國，他得到了一些中國人的收留，但跟他一起逃亡的朋友為躲避北韓安全部的追擊自殺了。[1]

一名年輕的女脫北者朴延美來自邊境城市惠山，十三歲時，父母帶著她逃到了中國。父親在逃亡途中因病去世，由於擔心身分曝光，朴延美和母親不得不在凌晨三點匆忙把他埋葬，「連哭都不敢」。在吉林，母親為了保護她，慘遭偷渡集團蛇頭強暴。在抵達蒙古之前，朴延美和母親在中國東躲西藏了十八個月。現在二十一歲的朴延美生活在南韓，成為一名人權活動者。

最著名的脫北者是黃長燁，他是北韓意識形態的主管者，幫助金日成設計和包裝了著名的主體思想。一九九七年二月，黃長燁在北京轉機時跑到南韓駐中國大使館申請政治庇護，逃亡南韓。他後來回憶說，一九九四年北韓糧食危機，但是並沒有爆發大規模居民餓死的情況，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情況急轉直下。平安北道發大水，糧食危機變得日益嚴重。街上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搶糧時而引發的殺人、搶盜事件也越來越多。人們成堆餓死。只要稍微離開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餓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看到成堆的屍體。一九九五年餓死五十萬人，包括五萬名黨員，一九九六年餓死約一百萬人。但是，金正日毫不關心人民死活，依舊投入大批財力和物力建造宮殿保存金日成的屍體，而宮殿費用的三分之一就足夠買二百萬噸玉米。[2]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的第二十二／十三號決議，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調查委員會，但是北韓「完全和斷然反對調查委員會」。由於不能訪問北韓，委員會只好通過公開聽證會獲得第一手證據。八十多位證人和專家公開作證，提供了非常具體、詳細和中肯的資料。該委員會曾請求中國政府，允許他們訪問中國與北韓接壤的某些地方，但中國拒絕了。

這個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在北韓的整個歷史上，這個國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絕對壟斷資訊；完全控制有組織的社會生活；思想、宗教、言論、結社自由等權利幾乎完全被剝奪。國家操縱著一個無所不包的教化機器，從幼兒開始，培養民眾對最高領導人的絕對服從，完全排除任何獨立於國家宣傳之外的任何思想。宣傳還被北韓用來煽動對國家傳統敵人的民族主義仇恨，包括日本、美國和南韓及其國民。

公民的所有活動都在北韓勞動黨的控制之下。公民必須參加在該黨管理和監視之下的一些社團，國家為他們規定日常活動。國家對所有公民的私人生活進行監視，以確保及時發現批評政治制度或領導的言論。公民的任何「反對國家」的活動或異見都會受到懲罰。他們也會因為舉報犯這類「罪行」的同胞而得到獎勵。

在北韓，國家控制的媒體是唯一的資訊來源。使用電視和無線電廣播以及互聯網受到嚴格限制，媒體的內容必須遵守北韓勞動黨發布的指示。公民打電話可能被監聽，觀看或收聽外國廣播，包括外國電影和肥皂劇的公民會受到懲罰。

報告還指出，隨著市場力量的加強和資訊技術的進步，來自國外的資訊較容易進入北韓國內。因此，國家對資訊的壟斷受到越來越多流入的外部資訊的挑戰，隨之而來的則是人民對「真相」而不是對國家宣傳的好奇。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聯合國代表大會以一百一十九票贊成、十九票反對、四十八票棄權通過決議，譴責北韓境內長期持續存在有系統、普遍和嚴重侵犯人權行為，並移交國際刑事法院，對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的最大責任人實施有效定向制裁。中國投了反對票。

出於某些不可知的原因，張律目前還在一份中國官方的黑名單上。事情大概起源於二零一二年，他受到一名很有影響的獨立製片人張獻民的邀請，從南韓來到南京，為一次影展做評委。這個影展沒有獲得官方的批准，因此被查封了。張律和其他三名評委堅持在賓館房間裡給參賽作品打分、評獎，最後把大獎頒給了導演婁燁。

婁燁被官方視為一名麻煩製造者。二零零七年，婁燁拍攝了電影《頤和園》，電影講述了一名從圖們來到北京讀大學的女孩複雜混亂的感情生活，對於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學生抗議事件進行了不加掩飾的描述：學生們向卡車投擲燃燒瓶，躲避軍人的子彈。這部電影沒有通過審查就參加了法國戛納電影節，而婁燁本人得到的懲罰則是五年內禁止拍片。

審查制度並不具備法律效率。中國最成功的商業片導演馮小剛曾經呼籲，在中國引進成熟的電影分級制度。但是分級制度一旦確立，就具有了法律效率，審查部門失去了對作品自由量裁的權力，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尋租機會。時事評論員梁宏達說：「凡是掌握權力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自由裁量權擴大，不希望被法律法規限制。」

張律說：「在中國拍攝少數民族題材很麻煩，要去申請，不光電影局，還有民委、統戰部，都要報批。我想拍的通不過，也沒想過怎麼去通過。」

「韓國電影和中國電影最大的區別，當然就是沒有審查了。」張律說。

南韓如今是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五十年前，經過韓戰的混亂時期之後，南韓一九六二年制定了「電影法」，規定了事前申請、上映許可的制度。一九六六年修訂版中加進了包括劇本在內均須經過事前審查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制定反共法，不允許對北韓作任何善意的描寫，哪怕不作惡意的描寫，也將被視為「容共」。到了七十年代，管制更加嚴格，一九七三年第四次電影法修訂進一步嚴格了審查制度。後來人們把七十年代稱為韓國電影的最黑暗時代。

在全斗煥政權下，一九八四年的第五次電影法修訂廢除了審查制度，改為「事前審議制」，但實際上仍為事前審查。隨著民主化的進展，金大中政權積極培育電影產業。當年三十多歲、八十年代在學校讀書時參加了民主化運動、出生於六十年代的「三八六世代」開始在電影界嶄露頭角。執導《太極旗飄揚》的導演姜帝圭就屬於這一代。

一九九六年，經憲法法院認定，事前審議制違憲，至此宣告了審查時代的結束。審查制度的廢除，喚醒了韓國電影長期被壓抑的創作激情。經歷了十幾年的高速發展，韓國電影形成了風靡世界的「韓流」。

二零零四年，姜帝圭拍攝的《太極旗飄揚》，揭露了以前從未觸及過的南韓政府在韓戰中屠殺平民的事件。姜導演談到電影創作意圖時說：「過去的韓國電影在描寫韓戰和南北分裂的題材時，都是在反共的固有觀念框架下製作的。我試圖要擺脫這種觀念。」東京國際電影節督導石坂健治先生指出：這些影片「不僅具有娛樂性，而且重新審視了韓國現代史，體現了按照自已的方式重塑電影的意志」。[3]

審查制度的存在，往往和政治體制的現實相關聯。審查對商業電影的傷害更大。地下電影和獨立電影不在產業制度裡，這反倒促進了地下電影的脫穎而出。

張律說：「獨立電影都有往前衝、反體制的基因，好的作品誰也擋不住。像過去的蘇聯和東歐都曾經產生過好的獨立作品。」

但是這又成為一個悖論。在一個多元的價值體系裡，是不存在所謂地下電影的。每一類作品都有自己的受眾和市場。

張律剛完成了一部新片《膠片時代的愛情》，韓國當紅明星朴海日、文素利、安勝吉等人出演。電影應釜山老人電影節邀請拍攝，只有十萬元人民幣的拍攝經費，張律用十六毫米機器拍攝了三天，最後剪成十五分鍾長的短片。

但他覺得意猶未盡，又熬夜補拍了兩天，剪輯成一部長片。全片分為四章。第一章「愛情」，就是最早拍攝的十五分鍾版本。第二章「膠片」，用十六毫米機器把拍過的空間重新拍一遍，配以旁白。第三章「他們」，把四個演員的處女作重新剪輯成無聲畫面穿插在一起，新編了臺詞。第四章「又是愛情」，跟第一章的鏡頭幾乎完全一樣，但是沒有人出現，只有聲音重現，變成了別的故事。

這是一部實驗電影，張律希望在電影領域盡可能去做嘗試，「老是拍地下電影也不行。電影一定要打開視野，外延最好放大，不要固步自封。」

多年來，張律一直念念不忘當年挽留他做校報編輯的校長。校長是延邊大學第一屆畢業生，也是第一個留學蘇聯的朝鮮族博士。一九八六年張律從中文系畢業，校長讓他留校，那個年代學校老師不是好的職業，因為工資低，大學生更願意去政府。張律說：「留校行，不上班行嗎？」校長說：「行，一直到你想上班為止。」校長欣賞張律的作業，說：「中文系希望你這樣的人加入。」

張律基本沒有上過班。兩年後妻子要到北京工作，張律也要跟去北京，向校長辭行。他問校長：「當年你為什麼留我？」

校長說：「你這樣的人，留在學校裡安全一些。」

在整個讓人懷念的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彌漫著一股自由寬鬆的氣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抗議事件被鎮壓之後，自由知識分子受到了極大的挫折。中國社會單純的理想主義很快被務實的金錢觀迅速取代。

後來，校長死於一場醫療事故，臨死前告訴家人不要追究醫院責任，還把自己的所有財產設立了貧困大學生獎學金。「他對我影響很大。他非常有人格魅力，人很實在，這樣的人和土地的關係很緊密。我其實是想拍這樣的人物和電影。」張律說。

如今張律的工作主要都在南韓。他在這裡找到了寧靜，有時候甚至不習慣了。張律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韓國影像資料院，每天放映三到四場免費電影，他養成習慣，吃完午飯就進去看，沒有目的性，也不再焦躁，感覺找到了小時候在露天影院看北韓電影的感覺。

「中國的導演如果拍了一部好片子，就會獲得很多讚譽，影響力超越了電影，擴展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相比而言，南韓電影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都不大，比中國寂寞得多。」

我們的交談停滯了一會兒，大家似乎都在想什麼心事。稍許，張律幽幽地說：「韓國就是太平靜了，有時候讓人感到了厭倦。」

此時距離他一九九五年第一次遊歷韓國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一九九五年，張律從延吉去大邱，發現南韓故鄉完全不是自己想像的模樣，產生了一種嚴重的焦慮。

在慶州，這個韓國歷史上維持統治時間最長的新羅（公元五十七到九百三十五年）古都，張律看到很多新羅時期的墓地，規模最大的是二十三座墓葬聚集而成的大陵苑。普通民居附近就可以看到這些巨大的墳冢，很多人在墓地周圍喝酒、聊天、談戀愛。

「我很奇怪，為什麼人和墳墓能夠這麼和諧相處？」張律一臉困惑地回憶。在生與死交匯的地方，困擾他的那種焦慮居然消失了。

生命就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從延吉到南韓，誰又能說得清？他嘖嘖搖頭。「我到現在都不明白到底怎麼回事？我怎麼去了韓國？為什麼在那麼古樸的茶室裡，居然有那麼一張春宮畫？」張律嘿嘿地笑出聲來。

張振成《敬愛的領導者》臉譜出版 back

《黃長燁回憶錄》華夏出版社 back

《東亞近代史》韓國統一部網站 back

16盡頭

延吉東北亞客運站。我租了一輛黑色凱美瑞轎車，自駕適合我這種隨性而至的旅人。

我驅車來到緊鄰圖們江的圖們。在中國和北韓口岸大橋，投擲二元錢可以透過望遠鏡觀察對面的南陽市。我和一個穿便服的邊防士兵聊天，他腳下有一條白色的國境線，跨過去就是北韓。士兵站在大橋的中央，阻止遊人繼續前行。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身著運動短褲的中年男子，從北韓一側徑直走過大橋，走進中國邊境，通過入境大廳，消失在圖們的街巷。每天都有大量北韓人從各個口岸進入中國，他們進來時兩手空空，回去的時候，帶去大量的中國物資，進入了北韓的農貿市場和黑市。商業貿易使這個專制國家不致陷入崩潰，同時，市場資訊不可避免地由邊境向北韓內部傳遞。

三個小時後，我來到琿春。琿春是圖們江下游唯一的一座城市。它的規劃大而無當，街面上隨處可見的中、俄、韓文字的招牌，顯示它處在三國的交界地帶。我決定繼續前行，目標是防川。防川是圖們江在中國境內的盡頭，從防川再過去十五公里，圖門江匯入日本海。圖們江為俄羅斯和北韓共有，中國望洋興嘆。

我沿著穿越琿春的省道一路向東。道路的左邊，是曠野、平原，還有偶爾遇到的小村落。道路的右邊，是永遠平緩流淌好像靜止不動的圖們江。連綿的山，靜靜的河流。轉過山去，期待看到不同的風景，結果發現又出現了一模一樣的道路和河流。

對岸幾乎見不到人煙，只有零星的翹簷北韓民居。窗口黑洞洞，裡面也許有一雙眼睛注視著你，也許什麼都沒有，那間屋子或許只是一個擺設。這個國家就像是個貨櫃，很多事務的價值僅僅在於展示。

車駛入敬信鎮，我走進路邊的小賣部買了瓶礦泉水。一個男人蹲在門口，面前擺著一只大鋁盆，裡面盛滿剛撈的個頭很大的河蚌。男人就著渾濁的河水，拿一把刷子仔細地刷洗蚌殼上糊著的厚厚污泥。然後一顆一顆擺放在路邊。很快，地上的污泥被太陽曬乾，變成一道道淺灰色的印記。

一個矮小的朝鮮族婦女朝我打招呼，「你從北京來的嗎？」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她說：「我的兒子在北京工作。」

「他在北京做什麼？」我問。

「在韓國人的公司上班。」

這答案並不出意外。韓國是中國朝鮮族人最理想的打工地方，沒有語言障礙，而且工資更高。韓國很多工種諸如清潔工、快遞員之類，都讓菲律賓和東北朝鮮族外勞承包了。另外一些朝鮮族人則選擇去北京和上海這些大城市，給那裡的韓國企業打工。

小賣部是這個鎮子的資訊中心。幾個村民站著圍觀男人洗蚌，互相閑聊。我站在一旁休息喝水。東北的民風率直簡單，尤其語言表達風趣，讓人著迷，有著安於當下生活的豁達。

一會兒，小賣部老闆娘拖過來一個年約六十多歲的婦女，對我說：「北京的朋友，你捎她一段。她也去防川。」

老婦人系著一件沾滿油漬的藍色圍裙，臉膛黝黑，牙齒幾乎掉光了，對著我笑。她在前方的圈河口岸附近經營著一家小型養蜂廠。

「你從北京來嗎？」老婦坐上車，笑著問我。

「是的。我在北京工作。我是山東人。」

「咱們是老鄉啊。我是即墨的。」即墨是青島轄下的一個縣級市，以小商品批發著稱。她開始用家鄉話和我攀談，以證明如假包換。

很巧，我碰到的搭車人好多都是同鄉。東北和山東關係緊密，事實上，滿洲之所以被稱呼為東北，也恰恰是山東移民開始的──那裡是他們的東北方。上世紀初大批山東人闖關東到滿洲謀生，移民潮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東北經濟陷入低谷，而山東成為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很多東北失業工人開始回流返回了山東。

從敬信鎮到防川大約十五公里，路旁一晃而過的路牌上寫著：「警告 虎豹出沒」。

「真的有老虎嗎？」我問。

「當然。還把農民家的牛咬死了。」

一會兒，她扭過頭很認真地對我說：「你超速，慢點開。」

我看看儀錶盤，「七十邁，這算快嗎？」

老太太解釋說，我們走的這條路限速四十公里，採用了區間測速，通過記錄車輛駛入和駛出這個路段的時間，計算出來往車輛的時速。

「前方圈河就有照速的，你會被照下來。你已經超速了。我侄子上次也是被罰了。罰了二百元，扣三分。」老婦說。

這條路不長，我並沒有發現限速的標示。算起來，我已經超速接近一倍。

「他們就是想罰款。」老婦說。

車開到了她的養蜂場，在公路的邊上，一處山坳裡的開闊處。她的丈夫正在檢查剛從圖們江裡捕撈的成果：幾條掛在漁網上的薯條大小的銀魚，他很熱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問他，「江對岸就是北朝鮮吧。」

「是啊，但是他們過不來。這邊江寬。北朝鮮人經常從和龍那邊跑過來，還殺了人。我姐姐就是在和龍那邊。」對岸是北韓的豆滿江市，不屬於混亂的邊境。

兩個人在這裡養了二百多箱蜜蜂，門口擺了一張木桌，上面放了幾瓶黑色和棕黃色的蜂蜜，裝在玻璃瓶子裡，出售給過路人。「主要是柞樹蜜。二十元一斤。」老婦強調說，「超市的蜂蜜，都是添加了東西的。」

我向她告別。老婦向我道謝，她再次囑咐我，開到出口的監控探頭前，逆行一段，再繞回去，就拍不到車牌了，「我侄子自從被罰過一次之後，每次都這麼幹。」

到了能夠看清楚圈河出口攝像頭的路段時，我前面的一輛中巴車先是左拐，拐到對面的車道，來了一段逆行，以避開正對的攝像頭。之後在超過對面攝像頭的前一刻，再快速拐回本車道，開了一個漂亮的S形，瀟灑離去。看來這方法在本地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普及。

我的一千元押金還在車行，按規定如果沒有任何違章記錄，才會如數返還。我也照葫蘆畫瓢，跳了一段蠍子擺尾。還車之後的第三天，押金如數返還到我的帳戶上。

我不想為自己的違章行為辯護。確實，這條路車輛很少，限速四十公里實在讓人費解，而且採用區間測速，不清楚的外來遊人很容易就超速了。當地人認為這種規定明顯為了罰款的目的，因此想出了應對之策：蠍子擺尾過路法。正應了民間的那句俗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在邊境的盡頭，防川規劃了一個充滿愛國主義情調的景區。我把車停在景區停車場。一旁有景區的旅遊車，二元一位，每二十分鐘開出一趟。可以參觀「一眼望三國」的龍虎閣和土字牌。巨大的景區地圖上注明到龍虎閣一點二公里，我決定徒步進去。

龍虎閣是一棟毫無特色的灰白色建築。從外表看有點不倫不類，底部建成了圓筒狀碉堡的樣子，上半部則是仿古典建築的三層飛簷。明顯是一處臆造的景觀。龍虎閣的最頂端是一個開闊的平臺，平臺上貼著中國、俄羅斯、北韓的國旗。左側是俄羅斯的哈桑市，右側是北韓的豆滿江市。龍虎閣的位置夾在兩國中間，這就是所謂的「一眼望三國」。

風很大，遊客們互相取景拍照留念。我從平臺上看見圖們江繼續向著日本海的方向流去，一座連接哈桑和豆滿江市的鐵橋橫亙在前方江面上。中國的邊境至此到了盡頭。中國一側有一個兵營，在坡形的草坪上，寫著兩行字：「我在祖國前哨 祖國在我心中」。

龍虎閣內部的展廳通風不佳。這裡還沒有陳設像樣的展品，只是展出了一些黑白歷史圖片和朝鮮族民俗展品，主題是愛國主義，介紹了朝鮮族在東北的風俗、日本人對東北的占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抗鬥爭，以及改革開放後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喜歡在國境或者邊境線這種場所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其慣有的說教邏輯是：中國曾經何其強大，遭到列強欺淩之後如何走向分崩離析，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新中國後，扭轉了這一切，建立了統一和強大的國家。總結成中國人已經熟諳於心的論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一天中的旅遊高峰來到了，開始有更多的旅遊車開進景區，景區變得嘈雜起來。手舉小旗的女導遊招呼一隊遊客去龍虎閣前方的土字牌參觀。灰黑色的土字牌同紅綠相間的俄羅斯四二二界碑並列一起，鐵絲網圍繞，前方是一小塊空地。一九九一年簽訂的中俄東段協議規定，土字碑下一百公尺的四二三界樁，是中國領土的最東端。年輕的導遊集合好隊伍，講起一個曲折的愛國故事：一個叫吳大澂的清朝官員，如何同俄國人鬥智鬥勇，粉碎了俄羅斯人移走土字牌侵占中國領土的陰謀，捍衛了祖國的領土完整。

一八八六年，清朝和俄國勘界，簽訂了《重勘琿春東界段》，此前清朝的領土經過圖們江直達日本海，但是被沙俄侵占了大批國土後，通往外海的路就被斬斷了。土字牌樹立之後，所謂爭取了祖國的領土完整，也僅僅是爭取到了圖們江的出海權。

更多的人只是擠上平臺取景拍照，亂作一團。我慢慢脫離了隊伍，折回來時的路。

被塑造成愛國人士的吳大澂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一些出自官方的資料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一八八六年，在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占勝算的談判桌上，吳大澂據理力爭，迫使沙俄重立土字碑、並取得了中國的出海權：圖們江口的出海權雖不能共享，但中國船隻可以借道出海，俄國不得阻止。吳大澂又設法延長談判，迫使沙俄歸還了黑頂子山地區──今天的吉林琿春敬信鎮，其戰略眼光與愛國精神令後人稱頌。

這樣偉大的稱頌，顯然無法和那個有人生污點的吳大澂對照起來。吳大澂的另一面則不為人知：一個深受沒落天朝觀念毒害的腐朽文人，自大且無知。

他一八三五年生於江蘇蘇州。除了官員的頭銜，他最有影響力的身分是一名金石鑒賞家，精於金石篆刻和書畫。按照現在流行的話，是一名文藝青年。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戰開戰後，吳大澂率滿清最精銳的部隊湘軍再赴滿洲，滿洲是吳大澂建功立名的地方，此番再入滿洲，吳大澂對於日本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他寫了一篇戰鬥檄文，氣壯如牛：

本大臣講求槍炮，素有準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即交出槍刀，跪伏牌下……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敵，試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法。[1]

吳大澂聲稱只要日本人跪拜投誠，可獲天朝免死。這當然貽笑大方。封閉的清朝對於世界的認知少得可憐，仍然停留在「萬邦來朝」的想像中。憑借向西方學習，日本人國力強盛，大清國軍隊根本不是對手，一擊即潰，吳大澂的湘軍盡覆，他羞愧難當，差點拔劍自殺。

吳大澂紙上談兵，尚空言，不務實際，於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七日被撤去幫辦軍務之職。甲午戰爭之後，清朝與日本人簽訂了《馬關條約》，吳大澂表示可以把自己收藏的三千二百種珍貴文物「抵與日本，請減去賠款二十分之一」。[2]不知道這個建議是否被採納。一九零二年，吳大澂於貧病中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走向了衰落。已經無力同日本這樣的強國抗衡。對世界的膚淺認識讓天朝付出了代價。這是中國文化和大多數人思維的一個痼疾。中國總是被自己悠久的文明所迷惑，吳大澂只是無數妄想症患者中的一個而已。吳大澂式的人物被廣為傳頌，政府試圖傳達的是，中國仍然不乏維護君王統治的忠臣和良將，骨子裡宣揚的還是統治者欣賞的忠君報國的迂腐思想。

很多人接受了這樣的宣傳，認為中國的落後是受到了外部勢力的侵略，而沒有從文化的深層原因分析體制的弊端。現實中，中國仍然在進行著這種深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教育，聲稱中國處在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界中，強調只有黨的領導才能帶領人民抵禦風險和實現富強。

我折回走到龍虎閣之外的「東方第一村」防川村，這是圖們江上的最後一個村莊。防川村是個朝鮮族村子，常住人口只有二十戶。整飭一新的民居，卻幾乎見不到人。村委會的一個男人見我四處溜達，跑出門朝我喊「幹嘛的？」我說「旅遊的，隨便看看」。他便不理我了。

沿著江邊走，前方出現一棟灰色建築，就像在公路上經過的鄉下會看到的那種鋁合金大棚，類似於臨時板房。旁邊矗立著一棟沒有完工的的三層建築，裸露著水泥樓板和鋼筋。

大棚前站著的一位年輕婦女，我問她這座樓是幹什麼用的？為什麼在這麼偏僻的地方有這樣一座樓？

「就是個爛尾樓，」 那女人說，「蓋了好幾年了，聽說這叫動漫樓，前兩年突然停工了，好像是資金出了問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年輕女人指指身後那座大棚說：「進來參觀下嗎？」

我看清上面寫著：「張鼓峰事件紀念館」。門前有一塊牌匾上寫有：

讓邊疆不再遙遠

門口出現了一個笑容可掬的男人，高個子，禿頭。他叫劉叢志，是女人的丈夫。

我不知道夫妻二人為什麼在邊境開了一個這樣的紀念館。這個紀念館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我跟隨劉叢志走進大棚裡面的紀念館，外部的空間是工藝品櫃臺，其他的空間被規劃成為展廳，門前寫著「門票十元」。劉叢志熱情地說：「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在這裡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書也忽略掉了。你看看就明白了。」

展廳大概有四間。墻上張貼著列印出的張鼓峰戰役的背景資料，介紹了二戰期間發生在這裡的一次邊陲戰爭：一九三八年，三名日本軍人由兩位向導帶路進入張鼓峰，蘇聯士兵潛伏到距離日本人一百公尺處發起襲擊，擊斃了日軍頭目。這個事端成了導火線。按照一種陳舊的意識形態歷史觀，日本發動了侵略，而蘇聯紅軍英勇抵抗。這種敘事並沒有顧及戰場主要發生在屬於第三國的滿洲境內。

來自日本的資料更接近歷史真相：實際上，張鼓峰是插入蘇聯和北韓之間的一個長舌形地帶。邊界線很不清楚。一八八六年清朝和俄國締結的琿春邊界條約，邊界在張鼓峰和沙草峰的山脊上。日本統治朝鮮半島期間，在軍事上把它劃歸朝鮮軍管轄。可以一目了然俯瞰羅津港。但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早晨，蘇聯人突破琿春南面約四十公里長的邊界線，占領了張鼓峰。事前發生了遠東國家政治保安局長留什科夫因為害怕遭史達林肅反，逃亡滿洲事件。日本人分析，蘇聯進兵張鼓峰是為了消除肅反引發的國內危機。蘇聯人聲稱攻擊日本人是為了支援中國抗日的論調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名蘇聯兵進入北面約二公里的沙草地高地構築工事，日軍發動進攻把蘇軍擊退，引發反擊，蘇軍對朝鮮和滿洲進行了轟炸，八月二日夜轉入反攻。[3]

就像所有慣常說教的展覽都會做的事情，這裡也強調了張鼓峰戰役的「意義」：

「日本的南進計劃占了上風，這才有日軍將遠東戰場南移太平洋，引起太平洋戰爭爆發，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

「張鼓峰戰役之後，張鼓峰變成了中國的界山，中斷了中國在圖們江的出海權，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展品多是一些銹跡斑斑的頭盔、殘缺的槍炮、軍用水壺之類。幾乎沒有任何文物收藏價值。倒是遍布角落的愛國主義標語很有中國特色。一整面墻都掛滿了紅彤彤的標語。正中央映入眼簾的是：

鑄民族魂 強中華夢

右側小門上方：

落後要挨打 積弱便受欺

左面墻上：

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 珍愛和平

右側墻上：

中華民族沒有忘記這段歷史

推開展廳的後門，腳下的土路上是劉叢志用小石頭拼成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踏上戰爭的土地」。前方可以看見海拔一百五十五公尺的張鼓峰。山的北邊就是俄羅斯。屋後樹立了一塊做工間陋的石碑，刻著一行字，「讓人類遠離戰爭」。

展廳只有我一個人，我快速看完，走了出去。

「參觀完了？」劉叢志的老婆推過來一個筆記本，「有什麼感觸可以記錄下來。」說實話，除了空洞的愛國主義口號，這裡沒有什麼吸引我的。

「我們不應該麻木不仁！」劉叢志總結說。十年前，他發現了這塊被人遺忘的土地，決定用愛國主義賦予此地意義。

我決定跟他聊聊。晚上，我邀請劉叢志一起吃飯。他不太能喝酒，幾杯酒下肚之後，臉紅了。

一九九二年口岸城市琿春開放，這裡毗鄰俄羅斯，很多俄羅斯人來琿春批發商品，然後返回俄羅斯銷售。還有一些俄羅斯人慕名到琿春的牙科診所鑲牙，因為這裡的物價遠比俄羅斯便宜。

五十一歲的吉林人劉叢志來到琿春，開了一家李寧運動服專賣店，經營失敗後，他在防川以四十五元一平方公尺的價格，徵地四百五十平方公尺，開了一家飯店，取名「玫瑰山莊」，類似農家樂。就在紀念館現在的地址上。

聽當地人講，「小日本」跟「老毛子」曾經在防川打過仗，山上還能撿到爆破筒之類的戰爭物品。劉叢志到附近山上轉了轉，撿到了幾個二戰時期的日本汽水瓶。

「這下面曾經挖出來屍體。」他拿腳點點地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附近的駐軍挖光纜，挖到了屍骨，同時發現四個陣亡者鋼盔，三個牛皮的士兵證，幾把帶著俄文的飯勺。邊防管理委員會確定是蘇聯士兵屍骸。

飯店的生意並不是很紅火，這促使劉叢志決定把賺錢的方向轉向愛國主義。二零零五年劉叢志關掉飯店，貸款創辦了這家私人紀念館。紀念館屬於民辦非企業單位，上級主管單位是琿春市文體局。

「我曾經很難，沒有錢。」他喝了口酒，嘆一口氣。

二零零五年最糟糕的時候，他口袋裡只剩下了五元錢。劉叢志到琿春申請貸款，白天買便宜的包子吃，晚上在朋友家借住。銀行貸款三萬元給他，這筆錢還了五年，有一次銀行來電話催一千元還貸，他手裡沒錢，媳婦把手鏈當了二千元。

劉叢志打算把門票漲到二十元，負責物價審批的一位副市長不同意。在副市長看來，乾癟的展品並不值得讓遊客掏錢。不過，劉叢志很聰明地給紀念館爭取到了「吉林省國防示範基地」、「愛國主義基地」的頭銜，等於官方認可了它的愛國主義功能。他把這些銘牌掛在大門前。但是這麼愛國的地方仍然需要買門票──愛國也是要付出代價的。

劉叢志積極運作，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紀念館被評為「琿春八景」，這成了一個轉機，知名度擴大了，來參觀的人多了，每年大概有三、四萬人來參觀，一年門票收入達到了十五萬到二十萬元。但劉叢志並不太滿足，「每年來琿春旅遊的有四十萬遊客，來我這裡的還不到十分之一。」

我猜想可能展覽不夠專業，展廳只有一百五十件展品，而且大部分沒有文物價值。「但是展品意義重大。」劉叢志反復強調這一點。他也承認最大的賣點就是愛國主義。這是一個讓人遺憾的事實。

劉叢志希望掙愛國主義的錢，聽說吉林省財政廳有一個文化產業資金可以申請，他按照政府要求上報材料，親自送到長春，結果發現評選對象「早就內定好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參加這類申報了！這個錢不是給我們窮人的。」劉叢志批評說。

劉叢志醒悟了，明白了中國的一個現實問題。愛國主義宣傳也是被國家壟斷的，國家敘事並不帶民間玩兒。「民辦博物館與國家博物館在法律地位上是相等的，我沒要國家一分錢，國家為什麼不扶持？我看文化大繁榮什麼的，全是虛的！」他說。

二零零八年，中國開始讓博物館和紀念館免費參觀，當地也開始推行這一政策，但劉叢志已經不打算響應中國政府了。二零一零年，他寫信給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反映情況」，陳述了作為民營紀念館的意義，歷數發展的難處，強調「作為個人可以免票」，但是附帶提出了一些條件：「一些小問題需要幫助，現有的展廳大棚塌陷，有火災隱患，鋼瓦結構要更換成彩鋼房。第二，停車場面積不夠，希望擴大，並且鋪成彩磚。還有就是改造廁所，過去一直是旱廁，國內外遊客來了，法國人、英國人，人家不習慣，要求改造成合乎衛生標準的公廁。這也不是為了我個人享用。」

「這三個要求高嗎？」他問我，然後自己回答，「一點也不高。」

十二月十二日他寫信寄給中宣部，三天後一個北京的電話打給劉叢志，對方自稱中宣部，稱老劉覺悟很好，但是沒必要驚動部長，反映的事情會返回地方「一級一級解決」。

劉叢志很清楚官場的做派，那就是只對上負責，害怕高層的壓力，而忽視來自底層的聲音。消息很快反饋到琿春。琿春市委如臨大敵，責成宣傳部長找劉叢志商議，提議劉叢志把紀念館搬進龍虎閣，這樣場地也解決了，還允諾讓劉叢志夫妻作講解員、領國家工資。

劉叢志不同意這個方案，認為這等於變相的收購。他算了一筆帳，早先建彩鋼房投資不菲，現在紀念品商店出租一年能有三萬元收入。為此他向政府開出了收購價：十五萬元。

一貫強勢的地方政府顯然不習慣劉叢志討價還價，這事就擱置起來。他再次問我，「這個價錢高嗎？如果低於十五萬，就想把我收編了，那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劉叢志覺得背後有一個陰謀，琿春旅遊局從來沒有把他的紀念館納入官方的旅遊線路。「那些烤羊肉串的攤位都納入了旅遊規劃，就是不把我的紀念館納入。」他氣鼓鼓地說。劉叢志早聽說龍虎閣也想搞張鼓峰紀念館，他甚至打聽到琿春旅遊局已經投入了一、二百萬元了。他被激怒了，認為這是政府想讓他雞飛蛋打，自生自滅。

他說：「這是歷史資源，我搞了一個張鼓峰紀念館，政府再搞，太不嚴肅了。俗話說官不與民爭利，我辛苦一場建了個紀念館，剛製造出一些影響，政府也想同樣搞一個，想讓我打水漂。」

劉叢志行動快，他連夜乘火車去北京，到國家商標局註冊商標，二零一二年搶先註冊了「張鼓峰」、「防川」兩個商標，用於「申請第四十一類教育和展覽設施」。按照中國的商標法，縣市級以上的地名不可以壟斷，地處邊境的張鼓峰和防川不在此列。

劉叢志說：「我早就知道政府沒安好心眼，不光沒有幫我，還恨不得我自生自滅。但是註冊商標這招，他們沒有想到。如果琿春真敢搶，毫無疑問屬於侵權行為。我就會去法院告他們。」

這場發生在邊境的愛國主義生意的爭奪戰，是一場很有意思的博弈。劉叢志的聰明之處是，他熟悉官場的運作思維，在需要上層壓力時，寫信上書，給地方製造壓力。當意識到不是強大的地方政府的對手時，又通過註冊商標設置障礙，增加政府與他博弈的難度。他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最不濟是對簿公堂，用最小的成本羞辱對方。

「如果不註冊商標，我現在哭都沒地方哭。」他喝了一口酒，又長嘆了一口氣，「你知道嗎？我現在心灰意冷。」

從表面上看，邊境一切平靜如常。實際上變化已經發生了，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十月，圖們江下游刮起了大風，氣溫驟降。我跟隨一個小型觀光團從琿春的圈河口岸前往北韓的羅先市。圈河是從中國陸路前往日本海的唯一通道。

一九九一年，中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重申了中國在清朝時期取得的在圖們江上的通海航行權利。但是北韓對歷史上清朝與沙俄簽訂的北韓東北部邊界條約問題持保留意見，認為圖們江下游十五公里河口部分，屬於北韓與俄羅斯邊界。中國如果主張出海權，需得到北韓的同意或諒解。

於是租用北韓碼頭借道出海成為一個現實選項。中國急需海外擴張戰略，北韓也希望在中國巨龍身邊起舞。一九九一年北韓以政務院決定的形式，宣布與圖們江接壤的羅先為自由經濟貿易區，把羅津港、先鋒港和清津港劃為自由貿易港。

羅先自由經濟貿易區的面積為七百四十六平方公里，北韓先後制定的近百項法律規定，企業在北韓其他地區應納稅百分之二十，而在自由經濟貿易區只按百分之十的稅率徵收，並實施三年免稅和落地簽證制。北韓還設立了非政府性質的對外經濟合作推進委員會，成為羅先地區開發的執行機構。中國人一直錯誤地認為，北韓食古不化，封閉而愚昧。實際上，北韓為了避免淪為東亞孤兒的命運，不止一次想要尋求經濟上的突破，只是受體制的羈絆，讓他們難有大的作為。

北韓並不希望過分依賴中國，二零零八年北韓突然與俄羅斯簽訂合同，將過去一直由中方使用的羅先港三號碼頭的五十年使用權交給了俄羅斯。而中國決心掌握開發圖們江的主導權，於二零零九年公布了《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推出「長吉圖（長春、吉林、圖們）開發開放先導區」，意味著中國將不再等待多邊合作，而是率先投資並發揮引導作用。

我加入的這個旅行團大約五十人，分乘兩輛巴士。黑瘦的中方導遊賈先生要求大家把手機存放在圈河口岸旁邊的一家小賣部裡，不得帶入北韓，寄存費五元一部。為了增強警告效應，賈導遊朗讀了一份據稱是海關發布的禁止攜帶手機入境北韓的告示。

「六月份，北韓羅先海關已經扣留了五名中國遊客，因為在這些遊客的手機裡，發現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抽金正恩耳光的小視頻。」他解釋說，北韓海關人員現在很狡猾，不光檢查中國遊客手機裡存儲的照片，還學會了查看微信朋友圈。

金正恩肥胖的形象和老式電話機一樣的古怪髮型，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嘲弄。有人把金正恩的頭像安在韓國歌星、《江南Style》的演唱者PSY脖子上，製成動漫，配以小蘋果的舞曲，傳播到網絡上。這是對北韓領袖的公然侮辱，引發了北韓人民的強烈憤慨。

一路上，賈導遊不斷向遊客灌輸著訪問北韓的事項，事無巨細。「總之，咱們別批評北朝鮮窮就對了。你批評了，就會被人家扣下。」賈導遊說，「別看我姓賈（假），但是我說的保證都是真的。」

在圈河口岸，等待通關的車輛排成了長隊。包括載有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和各種機械的卡車、載有生活用品的集裝箱貨車以及轎車。還有幾個行事張揚的生意人，只拿了簡單的行李穿過海關，聽口音像是福建人，據說這些人是專程去羅先的賭場豪賭的。當一輛小巴把我們轉運到北韓一側的羅先海關時，氣氛一下子變了。中國遊客變得緊張不安。頭髮油膩、表情陰鬱的北韓海關工作人員向中國人索要礦泉水和香菸，表情冷漠地應付著辦手續的中國人。

賈導遊已對這些見怪不怪，曾經有一個北韓接待人員向他索要一款高爾夫球背包，不得已，賈導遊讓女兒在網上買了一個假貨，然後製作了一個假標簽偽裝成正品，送給了北韓人。「人窮志短啊。」他這樣評價北韓人。

北韓不遺餘力發展旅遊，賺取外匯，意圖改變「全球最為封閉國家」的形象，其結果是有些用力過猛。北韓人越來越熟練地使用市場遊戲規則，包括敲竹杠、索賄和宰客，而中國遊客就是他們待宰的羔羊。短短的兩天行程充斥了購物之旅，北韓同志希望慷慨的中國人只把記憶帶回家，把人民幣留下。

迎接中國人的北韓導遊瞪大了眼睛，流露出興奮的神情。臉上長著幾粒紅痘的北韓女導遊姓金，另一名女導遊叫高銀香。高銀香身材嬌小，大眼睛，小嘴巴，頭髮燙著大波浪，腳蹬一雙橘紅色的高跟鞋，穿著一身黑絨大衣，衣領上裝飾有一圈仿造的狐狸絨毛──北韓人都喜歡這種有著厚厚的皮毛衣服，看起來很時髦。

從海關到羅先市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八月二十二日羅先市遭受了一次水災，公路被衝毀了，巴士因此改走一條土路，花了三個小時。實際上，這條路與其說是土路，不如說是沒有規劃的原野，汽車一路顛簸，賈導遊說：「我們管這路叫按摩路。等於給大夥兒免費做按摩了。」

為了改變中國人的印象，女導遊主動唱起了中文歌曲，以示友好。她先唱一首歌頌兩國友誼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是韓戰期間中國製作的宣傳歌曲；再唱一首廣受歡迎的「小城故事」。北韓人一貫懂得如何撫慰驕傲的中國人。很快，被飛揚的塵土包圍的車廂裡響起了掌聲。

羅先市位於北韓的東北部，臨近日本海。它原來包括了兩個地方，羅津市和先鋒郡。先鋒郡本名雄基，是寸草不長和流放罪犯的地方，偉大領袖金日成視察之後，認為此地應當建設成北韓的模範地區，所以改名先鋒。現在羅津和先鋒合併成為了羅先市，是北韓的三個經濟特區之一，也是在金日成時期確立的最早的經濟特區。泰國一家通信公司與北韓在這裡合作了通訊項目，香港的英皇集團則在琵琶島上投資建了一家高檔賭場兼酒店。而中國在羅先的多數企業，主要從北韓出口水產品、農產品和土特產品，從中國進口糧食和生活日用品。

在羅先旅行，總會覺得哪裡不大對勁。進入羅先市區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刷成淡粉色墻壁的樓房，道路寬敞，也還算平整，間隔不遠種植著松樹。穿著深色衣服的路人，注視著我們的中巴穿越街道。但是仔細觀察，會發現樓與樓之間的分布都是孤立的，每座樓周邊也沒有生活設施作為過渡和連接，隔一段路，就出現相似的建築群落。就好像社區主要不是為了生活方便建設的，僅僅是為了向外界展示什麼。

羅先的樓房一般四到六層。看不到空調，每個窗戶後面都豎著黑色的太陽能板，太陽能板是中國製造，這是本地普通人家取暖供電的一種主要方式。路邊的街燈也是中國製造的，同樣使用了太陽能。

在羅先的城市建設上，中國的投資發揮了很大作用。北韓導遊坦承「羅先百分之八十的路都是吉林省建設的。」街道上到處可見中國人的企業──豆滿江賓館、南洋酒店、圖們江銀行。停放在馬路邊的計程車是中國產的奇瑞，司機懶洋洋地坐著，等待為中國人和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北韓人服務。所到之處，充斥著中國貨──電風扇、計程車，甚至香菸、手機──都是「中國製造」。北韓人對於中國有著複雜的態度，一方面離不開這個最大的金主，一方面也開始抱怨「中國貨質量不行」。

從隨處可見的「中國製造」可以發現：三十年來的與世隔絕，北韓喪失了本國的工業體系，成為了中國的資源庫和市場。北京起碼在經濟上已經成功把北韓變為了東北的第四省。

毫無例外，在北韓觀光的第一項任務一定是──向領袖致敬。我們穿過寫著「先軍朝鮮的金正日將軍萬歲」紅色標語的廣場，遠遠就看到爸爸金日成和兒子金正日正站在廣場盡頭的山腳下望著我們。在導遊的指揮下，我們在兩個紅色小亭子裡買了價格不菲的菊花，分別用綠色和粉色塑料紙包裹。而儀式結束後，就有人把這些敬獻的菊花收回，再度出售給下一撥中國遊客。

導遊一邊把我們排成一排，一邊大聲吩咐，「不准戴帽子。不准戴墨鏡。不能抽菸。拍攝的時候，不能拍半身，也不能只拍一個人，要把兩位領袖放在屏幕中間。」

父子兩人的銅像安放在羅先的制高點，眼前一片開闊地帶，空無一物，保證領袖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據說各地的領袖像都是一道複雜的算術題，領袖像的身高、重量、基座的高度、臺階的數目，都蘊含著特殊而恆定的含義。

導遊們練就了異常警覺的眼力。我的攝像鏡頭只是輕微地傾斜了一下，一個女導遊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收走了我的攝像機。她一邊檢查一邊說，「我看到你的鏡頭是斜著拍的，刪掉吧。」一種不容置疑的語調。

第二項活動是參觀領袖指導過的農民家庭。那是一個位於海邊的村莊，一塊一九九二年建成的紀念碑介紹，一九五四年七月六日，金日成帶著十二歲的金正日將軍來這裡參觀，並且親自喝了一旁山上流下的泉水。在一座典型的韓式八角瓦房外，一個老婦人正蹲在地裡收拾蘿蔔。因為有導遊在旁邊，她不太敢跟中國人搭話，悄悄扯出一根蘿蔔遞給了身邊一個中國女遊客。

海邊風景很美。在品嚐了領袖喝過的泉水之後，我們又返回了市裡，觀賞羅先市兒童只為中國人準備的歌舞表演。在富麗堂皇的大劇院，坐著幾十個喝飽了泉水的興致勃勃的中國觀眾。三、四十名羅先兒童順次登場，年齡大約五歲到八歲之間，臉上擠出誇張的笑容，表演了合唱、獨唱、舞蹈。男孩子穿著藍色的上衣，白色的長褲，頭髮梳得油光。女孩子穿著民族小花裙。不論男孩女孩，都塗著猩紅的小嘴唇，機械的動作和表情再配以純真的童聲，倒也別有情趣。

我們聽不懂那些深情得有些做作的歌曲，但依稀聽懂孩子們不斷重複呼喚著「金正日大將軍」。孩子們的純真映襯出成人世界的虛偽，中國人對孩子們的表現很滿意，大概又讓中國人回到了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文藝體驗中了。我們大聲叫好鼓掌。

演出的最後環節，中國人開始登臺，在舞臺一側放下早先準備的禮品。此前北韓女導遊已經問過多次──「你們可曾準備好給可愛的小朋友的禮品？」是的，準備好了，小毛絨玩具、膨化餅乾、練習簿、鉛筆、削鉛筆刀，堆在舞臺一側。然後中國遊客紛紛找到自己喜歡的孩子一起合影，以示不枉此行。

對於放在腳下的禮品，孩子們只是好奇地看著，沒有人去碰。主體教育壓抑住了本該屬於孩子的天真和占有欲，至少在表面上，他們沒有好奇心，也不稀罕誘惑。他們都是領袖的戰士。只是我們不知道，這些禮物是不是真的能發到這些孩子手裡。

購物之旅在政治節目之後全面上演了。北韓同志為中國人規劃的行程瀰漫著金錢的氣息。

首先我們去購買了牛黃安宮丸，高銀香宣稱這是北韓的國寶，據說價格比北京的同仁堂藥店便宜了三分之二；然後我們又被帶領去購買高麗參，高銀香宣稱這也是北韓的國寶，是北韓年輕人結婚的必備之物，據說對新婚之夜大有裨益。既然把人參的效力提高到了床上，熱衷此術的中國人當然得買上一盒。

我們被帶到一家畫廊，北韓人向中國人推銷北韓藝術品、油畫和水墨畫，標價一千三百元到三千元人民幣不等。看到這批中國人的藝術鑒賞力實在不高，導遊又開車帶我們來到培育金日成花的溫室。

紫色的金日成花其實是一種木蘭花，是金日成一九八八年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時候，印尼總統蘇加諾贈送北韓的。紅色的金正日花，屬於秋海棠科，據說是日本人花了二十多年培育的。

此時室外溫度降到了零下七度，溫室裡的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一盆挨著一盆仍然盛開。溫室開著空調，溫度還達到了二十度以上，以保證這些來自南方、不適應北方寒冷天氣的花朵不會枯萎。羅先的市民卻裝不起空調，即便買了空調也沒有足夠的電力保障運轉。但是在培育領袖之花的溫室裡，卻是常年開著空調。

我們第二次被帶領去購買高麗人參。中國人十分推崇北韓的食品，他們已經被國內噴灑農藥的土地和各種黑心食品充滿了不安全感，因此普遍認為，缺少化肥農藥的北韓種出來的一定是真正的綠色食品。

我們參觀的每一棟建築的每一個大廳的正中，都懸掛著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頭像，或者是金氏父子一起在海邊散步的畫像。他們的身高都被刻意拔高，以顯示偉岸和氣勢。

很快就到了傍晚。在參觀了一個只針對中國人開放的海鮮市場之後，我們飽餐一頓，跟北韓人推杯換盞，其樂融融。我走出餐廳，這個餐廳的職工正在分配食品，剛運來的蘿蔔被平均分成好幾堆，還沾著泥土，等待員工拿回家。餐廳外面的路上，行人匆匆，整座城市黑乎乎一片，只有接待中國人的地方閃爍著霓虹燈。

我們乘車前往晚上的住宿地，那是位於海邊山上的一個招待所，當地人叫「藍房子」。原來設計的一個十分具有中國特色的行程，因為購物拖得太久而取消。那是北韓同志特地根據中國人的喜好而安排的身體按摩，一小時一百元，地址是一個叫做「外國人健康院」的地方。據說按摩師都是平壤醫科大學畢業，很多客人都躍躍欲試。

途中，我們看到琵琶島上燈火輝煌的英皇酒店。那座耗資一點四億元建造的賭場同樣專門面向中國人──專門招攬想要在賭桌上一試身手的中國成功商人和官員前往一試身手。他們嚴謹的工作制度足以保護官員的隱私，而經由英皇酒店發出的商務邀請函總是能以最快的速度獲得北韓的簽證審批，為北韓的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賭場不對旅遊團開放，為了防止我們夜晚溜去賭場消遣，高銀香收走了中國人的護照。住宿的房間很間陋，有一臺基本不怎麼熱的電取暖器。床上是紅色的電熱毯。一臺小冰箱裡面空蕩蕩的，電視機是俄羅斯製造的，打開白花花一片，看不到任何頻道。而衛生間裡的熱水只有細細的水流，花灑噴頭連著一根黑色橡膠管。廁所的坐便器是壞的，水壓也不足，旁邊放著一個儲水的紅色大桶，用來洗馬桶和疲倦的身體。

新一天的購物之旅從早餐就開始了。蟹腿、海參、小蝦，分裝在塑料袋裡，擺在中國人的必經之路上。中國人一早就投入了戰鬥。早飯後，我們又一次參觀水產市場，購買試吃新鮮海鮮；又一次參觀和購買北韓的羽毛畫和藥酒；接著又是一個海產品銷售。歡迎人民幣！出海參觀海豹的項目因為海風大而取消了，但是購物項目一個沒減。北韓領袖著急等著外匯呢。對此我們應該表示理解。

中國客人吃飽喝足，大笑、合影，感嘆不虛此行。最後一頓午餐之後，我們往琿春趕。這次中巴沒有走偏僻的道路，而是穿過城區。整個街道狀如中國六、七十年代。這時汽車裡沉默了，大家才注意到身邊驚人的貧窮。路上都是黃土，露著一截煙囪的低矮房子，被破木片拼湊的圍墻包圍著，門前有一小塊種著蘿蔔或者白菜的綠地，那就是所謂的自留地。

這時，擁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的北韓導遊們，似乎是受過嚴格訓練一般，在車上適時介紹起北韓的三大免費政策：上學、看病、住房，以顯示北韓式社會主義的優越之處。自負的中國人──他們的上學、看病和住房恰是巨大而難以承受的負擔──似乎一時無法做出反駁。其實這是不值得羨慕的。北韓的教育只有一種洗腦式的教育，住房也不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選擇，因為缺醫少藥，免費醫療名存實亡，誰都知道，北韓的人均壽命和醫療水平在世界上均屬於落後國家之列。

車外，遠處山坡上豎著一個巨大的招牌。高銀香指著那巨大的標語說，那是用韓語寫的「跟著將軍走千萬里」。中國人已經很明白，靠口號是無法改善生活的。當旅行團裡的一位中國朝鮮族老太太告訴高銀香，自己的退休金六千多元人民幣時，高銀香明顯信心受挫，陷入了沉默。

來到現實中吧。回程中，兩名女導遊收走了所有中國遊客的相機和攝像機，開始一個一個、一張一張審查照片和視頻，保證她們的國家機密沒有遭到泄露，保證本地的落後影像沒有記錄在案。這個國家有太多的祕密，最大的祕密就是自大和自卑。

後來我打開攝像機，發現一段奇怪的影像。顯然是金導遊不會擺弄我的機器，檢查時無意打開了開關，把自己錄進去了。畫面裡先是出現了金導遊的手和大腿，然後攝像機又遞給了前座的高銀香，高小姐同樣不會擺弄我的攝像機，和金導遊一番合計，於是鏡頭上錄下了她迷茫可愛的小圓臉。

我抑制住想要和那些擦窗而過的北韓人打招呼的衝動。我仔細觀察每一張臉。那些看似麻木、默然的臉龐背後，其實有著渴望得到尊重，依稀流露好奇的表情。那些陌生的北韓人孤傲地行走，漸行漸遠。而汽車裡是一個拋棄了信仰的國家的人民。我們身處兩個世界，但絕不代表著我們是不同的兩種人。

歷史在前行的時候，總是保持著強大的慣性，我們輕易無法徹底擺脫負重。這裡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昨天。我們的明天又在何處？也許，身為普通人所能做的只是充滿期待之心，為了實現某種目標付出長久的隱忍。就像冷寂池塘裡沉睡的殘荷，默默等待來年的第一場春雨，就像日本海冰封的海岸等待春天的第一聲驚濤。

〈國不懂法：兩任湘撫的黯淡旅程〉《瀟湘晨報》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back

〈國不懂法：兩任湘撫的黯淡旅程〉《瀟湘晨報》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back

五味川純平《虛構的大義—一個關東軍士兵的日記》第九十五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 back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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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靜的江河》的主要內容和觀點都是基於我本人的獨立觀察和研究，書中引用了一些公開出版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出處均列在參考書目中。有些評論和消息來源，我則直接在文章中注明出處，如同報紙和雜誌文章的慣常作法。若有引述某人的發言未注明出處，那表示是我直接訪談得來。有些引述是官員的公開發言，雖然找不到出處，但是他的話已經受到廣泛報導，不會是造假。

本書是一本非虛構作品，在書中出現的人物，多數都採用了真名。也有個別人，如果泄露其身分會影響他的現有生活，比如邊境的走私者以及和北韓保持著密切交往的學者，我對他們的名字做了一些改變，或者沒有使用全名，但是關於他們的故事並無刻意修飾。

不平靜的江河 ──沿著中韓邊界的奇幻旅程

作者—楊猛

總編輯—富察

責任編輯—洪源鴻

企劃—蔡慧華

封面設計—薛偉成

內頁排版—宸遠彩藝

社長—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曾大福

出版發行—八旗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8667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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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華洋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印刷—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2016年7月　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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