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中国 （下册）

萧冬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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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中国 （下册）

萧冬连 著

©萧冬连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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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10

ISBN：9787509814192

目 录

第七章 跌入谷底

- 1 危机潜行 饥馑已浸中国 继续跃进 狂飙再起神州

2 再衰三竭 中央首议调整 十年总结 领袖初感迷茫

3 克服动摇 毛泽东反修担大任 撤退专家 尼基塔制华施强压

4 “兄弟”阋墙 邓小平舌战莫城 共御其敌 刘少奇勉求和局

5 应时而出 林彪大搞政治 厄运难逃 谭政不跟高调

6 “群”情激愤 苦保钢铁跃进 灾情弥漫 力挽农村危局

第八章 体察民愿

- 1 天道难违 大跃进嘎然止步 真情苦塞 毛泽东高倡调研

2 常委下乡 亲察民情感愧疚 百姓翘首 但求温饱盼松绑

3 聚首北京 再议农村体制 又上庐山 组织城市调整

4 核算下放 人民公社尘埃落定 包产到户 百姓要求再退一步

第九章 走出困境

- 1 总结经验 七千人聚会京城 放开言路 众常委坦言得失

2 少奇主政 疾呼“非常时期” 陈云受命 力主“伤筋动骨”

3 为民代言 舆论吁请包产到户 顺应民意 常委引为度荒之计

4 甄别平反 总书记主张一风吹 申屈辩诬 老元帅再上万言书

5 调整政策 文化领域骤雨初歇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又遇早春

6 内紧外松 中苏论战忍而未发 困局当前 部长进献缓和之策

第十章 风向突变

- 1 游历山川 毛泽东静观内外形势 扭转方向 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

2 相互激怒 共运战烽烟再起 豪情勃发 毛泽东准备反攻

3 两党会谈 中苏破裂覆水难收 全面反攻 反修大战势如破竹

4 挖掉修根 毛泽东发动四清五反 减少冲击 周恩来勉力继续调整

第十一章 反修迷误

- 1 论战升级 毛泽东意在壮大队伍 赫氏下台 周恩来赴苏谋和未果

2 主席紧弦 警惕中央出赫鲁晓夫 少奇挂帅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3 两个批示 知识界又遇厄运 文化批判 大动乱初露端倪

4 “一线二线” 毛刘之间分歧显露 “大权旁落” 主席暗下倒刘决心

第十二章 风满危楼

- 1 重上井冈 主席运筹二次“革命” 二下上海 江青拉开“文革”序幕

2 叶群告状 毛泽东听信一面之词 林彪发难 罗瑞卿遭受突然袭击

3 节制运动 彭真主持制定《汇报提纲》 发动攻势 江青秘密炮制《座谈纪要

4 令牌连发 统帅坐镇杭州遥指北京 狂飙迭起 “文革”序幕结束正剧开场

结束语 从历史寻找智慧

后记

第七章 跌入谷底

1 危机潜行 饥馑已浸中国

继续跃进 狂飙再起神州

饥馑已逼近中国老百姓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李银桥说的马维从家乡带来的那个使毛泽东落泪的窝头，是在1957年秋。两年过去了，老百姓吃的仍然是无法下咽的窝头。毛泽东心事沉重。

不过，毛泽东还不知道，这时老百姓受的苦与1957年不可同日而语。他更难相信，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尤其是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带来的严重后果。充其量，他认为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动员全国人民忍受暂时的困难。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就能摆脱困境。战争年代，多少困境不都是这样挺过去了吗？

毛泽东说：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读书笔记）

刘少奇也说：

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

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1959年11月13日讲话）

暂且不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的口号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心声，那个年代什么口号都会制造出来。问题是这时，在许多农村，“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这两条都保不住了，不是“少吃”，而是“没吃”，情况比领导人想象的严重得多。1959年～1960年冬春，饥馑已经逼近中国的老百姓。

顾准日记：一个落难思想者的实录

从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了解当时发生在农村的灾情。从各省市报来的情况，从每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形势一片大好。

幸亏，我们有《顾准日记》。

顾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原是学部经济所的经济学家。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在这里，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本“商城日记”[1]。他本来是不让别人看的。在当时，如果真的示之于人，那于作者，只能是“罪上加罪”。正因为不打算示人，也就去掉了粉饰、矫情、造假的苦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实录。

右派下放监督劳动，本来着重于思想改造，然而，这时，顾准首先接受的是饥饿的煎熬。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宝中之宝”。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着。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内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为了果腹，他也去偷吃萝卜，他自问：“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1960年1月16日）

劳动队虽然艰苦，但跟农村人民公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顾准日记中不时出现农村灾民的形象和饿死人的消息。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说还有多少人死亡呢？（1959年11月4日）

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从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徐从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1959年11月4日）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1959后11月13日）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之女、刘文惠之父。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1959年11月27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年12月17日）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959年11月30日）

“饥饿——浮肿——死亡”的规律无法逃遁。饥馑正在农村肆虐。

《顾准日记》记录的实情，与决策者的估计，与公开的宣传，差距何其大也！假如最高层了解真情，会作何处置？假如不堵塞言路，路人皆知的灾情，能不上达吗？

毛泽东再次倡导全党读书

这时，毛泽东又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出倡导读书，指定的书目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月第三版）。

早在1958年冬，毛泽东就倡导读书。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毛泽东在为“九个指头”的成就而欣喜的同时，也发现了属于“一个指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多次倡导读书，希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959年6月初上庐山时，毛泽东最初拟定的议程，第一项任务就是读书，他说：“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后来，形势突变，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毛泽东号召读书的事也就被搁置一边了。

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为了回答国内外的怀疑，也为了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套做法寻求理论上的支持，毛泽东再次倡导读书。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读这本书呢？他曾经这样回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你不读，我们也不了解苏联，不了解他讲些什么事情，同时我们要写教科书，也没有比较。”

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批“秀才”。

在这之前，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已有刘少奇在海南崖县（今三亚）组织了读书小组。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书记林学明等参加读书小组。在这之后，周恩来于1960年2月13日至3月2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胡绳、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人。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边读边议，议论风生，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审视苏联教科书，发表了许多意见。参加读书的同志将这些谈话，整理成笔记，保存下来两种本子：一种是把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归纳，加上小标题，一共列出13个问题。冠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种是按章节顺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标题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这两份笔记为今天的人们记录下了当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在这时，花上三个月时间坐下来读书，可见他对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急切愿望，其中不乏有见地的思想。然而，这时，他的主导倾向是要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三件东西毛泽东视为至宝。但在国内外都遇到了非难，国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国外有赫鲁晓夫的指责、杜勒斯的讥讽、尼赫鲁的乘人之难。毛泽东发誓，这三个东西，要向全世界宣战：他要用实践来回击国内外的挑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的加深，也使毛泽东更多地着眼于“批判”而不是借鉴。急于写出自己的教科书。批判的武器是中国的经验。当时，中国只有十年的建设经验，前七年基本上是搬苏联，谈不上独创。1956年的认识和八大路线，毛泽东自己已经不重视。剩下来的只有三年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天来阅读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他对1958年以来的路线的自信和维护。读书并没有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就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中国能不能大跃进？大跃进能不能持续下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能！他说：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

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对我们1959年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象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这里，毛泽东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可以“大跃进”的根据，他对于国外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尤其欣赏。对于外论中把人民公社组织形式比之为“集中营”并无愠色，反而称“这个评论比较客观”。他急切地希望中国“进步”。改变“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他预言“经过58——59年大跃进，60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这时，全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继续“大跃进”的“气”早已鼓起。各地的报告，“形势喜人”。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早反右倾，困难就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浮夸虚幻之声不绝于耳。每天都有醒目的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实现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高速万岁”。接近岁末，又见丰收喜讯纷呈：欢呼《奇迹！奇迹！》。

毛泽东接过卫士从农村带来的馊窝头时的抑郁心情，已烟消云散，他又为全国的跃进形势而精神亢奋。

中共中央已经提出1960年经济建设总方针：“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单看标题，就已感到了“大跃进”的热浪袭人。

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月9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说：“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的大跃进），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他怎么能够相信呢？”“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1月23日，毛泽东又将一个文件批给其他领导人，他重重地批道：“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产粮6000亿斤。会上还讨论了二五计划后三年设想和未来八年的初步设想。

三年设想是，提前五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

八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这个三年、八年设想体现的，依然是要尽可能地赶上和超过美国，早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领导人脑子里，充满着急于求成，急求过渡的思想。

上海会议后，各地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各种“大办”，一轰而起。3～4月召开的二届二次人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大跃进”计划。

周恩来对这种势头心有疑虑。年初，他在从化读书时委婉地提出：“今年又有‘左’的苗头”。“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然而，在“大跃进”热浪再度席卷而来之时，周恩来的这种声音显得多么微弱。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准备条件过渡”

从1958年起，“大跃进”总是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速度放慢些，过渡的安排也推后一些；“大跃进”再度强调时，过渡问题重又成为当务之急。

庐山会议后，全党再次发动“大跃进”，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自然成了毛泽东乃至全党注视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读书笔记都以很大篇幅，饶有兴趣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阶段，应当有两个过渡。毛泽东进而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再在物质产品、精神财富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他又认为，在这两个阶段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所有制逐步发展的问题，即先由目前的基本队有制发展到基本社有制，再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此后，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两个阶段的观点和多次过渡的观点，是一个有意义的思考，它对于经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客观上起到一定节制作用。阶段多了，时间也就自然延长了。

然而，毛泽东接下来又提出：当前面临的，是如何与继续“大跃进”相适应，来实现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又把过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特别反感。他说：“彻底巩固”四个字看了不舒服。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任何东 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刘少奇也说：“‘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对列宁的一段经典论断“国家愈落后，过渡愈困难”，表示异议。他说：“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

谈到过渡的条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转变到基本社有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我们将来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了。”“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那时，“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这里，毛泽东似乎强调了过渡的条件。然而，第一，基本取向还是要创造条件“过渡”，第二，这个条件说是不搞“一平二调”，而是发展社有经济。愿望或许很好，但事实上在当时强调发展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

刘少奇在海南读书时也说：

应该在社会主义阶段做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否则到那时过渡不了——这些准备是：“物产极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人们不计较报酬，积极生产，三个差别消灭，按需分配，否则过渡不了。”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穿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例如手表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满足了的）。也可以半供给、半发工资。

“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

从现在起就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好条件，这个思想与毛泽东是相同的。当然，刘少奇也讲了另一面。他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刮‘共产风’的例子就是，会破坏生产力的）”然而，接下来，他话风一转，又自我否定了：“今天我国的生产关系是跑到生产力的前头了吗？还是相适应的？是相适应的，不能说生产关系跑到前头了。”“它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但物质基础有些不够。”这些话让人听起来，有模棱两可的感觉。

共产主义的情结支配着一代领导人的思想。

循着上述思路，1959年12月举行的淅、皖、苏、沪4省市座谈会，讨论了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在此之前，华东协作区委员会议提出过分配给社员每人200元左右的过渡条件。座谈会同意这个条件，并认为，要每人分到200元，人民公社的总产值每人平均一般要达到600元到800元。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江苏全省人民公社总产值要在1959年56亿元的基础上提高三四倍，安徽要在1959年57.36亿元的基础上也提高三四倍，上海的现基础较各省要好，但提高的标准也高一些（平均每人总产值要求达到1100元到1300元），也要提高3倍多。这样，“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会议提出，过渡的时间是一个大致的杠子，具体过渡起来，各公社要有先有后，各生产大队过渡条件的成熟程度有早有晚，“条件成熟了不过渡，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生产发展；条件不成熟，勉强过渡，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

为了创造条件过渡，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有经济，特别是社办工业，实现公社工业化，要求采取措施扶持穷队翻身（上海打算在1960年基本达到，江苏打算在1962年基本达到）。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阐明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就实现社基本所有制的条件来说，第一，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人年平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第二，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第三，穷队赶上了富队；第四，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这种精神，各省开始了试点。为了快一些发展社有经济，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各种“大办”一齐上；为了扶持穷队赶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搞“共产主义大协作”，“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平调的范围很广，土地、房屋、粮食、生产工具、劳力、家具等无所不有，搞平调的单位，有的上至省市，下至小队，而以公社为多。共产风的重新刮起，使农业生产严重受损，社员的处境雪上加霜。一些地方大批人员浮肿——死亡——外逃。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在继续“大跃进”和重新部署过渡时，强化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就成了必然的做法。

公共食堂何以成了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和推广的。它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当时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投身于“大跃进”，公共食堂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正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因此，它一诞生，就备受青睐。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大跃进”的需要，指示“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社员吃得饱，吃得好”。

但是，严重的“五风”使得农民生活处于困难境地，食堂难以维持。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中央便着手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要通过夏收，认真地整顿食堂。”强调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既要使参加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办法比过去也灵活了一些，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范围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特别是：“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食用。”与此相适应，中央还指示分配给社员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私人喂养猪、羊、鸡、鸭、鹅、兔等。

口粮分配到户的口子一开，农民们宁愿回到家里做饭、吃饭，而不愿继续在食堂吃饭。山西省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剩下的不到农村户口的20%”。有的人主张“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食堂散伙了。甚至还出现过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事，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的渔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该县共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庐山会议上，公共食堂问题成为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彭德怀、周小舟等提出了异议，张闻天说得更直截了当：“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接连对公共食堂问题写批语，批评解散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说解散无为县食堂的张恺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国际上，中国的公共食堂也是受攻击最多的问题之一。杜勒斯说，“公共食堂破坏家庭”。依据当时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就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公共食堂更增加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在各地“反右倾”中，是否坚持参加公共食堂吃饭，就成为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纷纷整顿、恢复和普及公共食堂。

此时，由于1959年冬春的灾荒，许多农村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有的已经断粮断炊。有的已发生死人和外逃现象。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了全省13万个食堂80%是巩固的、20%左右是不巩固的情况，以及整顿食堂的措施。省委报告反映：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有问题，有的被富裕中农把持，千方百计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墙脚。二是实际工作抓得不紧、不具体、不切实，听任食堂涣散下去。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省委的报告提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并提出了把社员自留地转交给食堂的问题。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的报告，并将口粮分配的原则改为“指标到户，实物到人，凭票吃饭，节约归已”。

毛泽东进一步指示道：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各地要“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并说，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毛泽东以很大的热情关注着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

3月5日，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汇报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在汇报记录上即兴写下了几句话：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 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3月15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批示说抓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毛泽东写道：“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执行中央的指示，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达99%。对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地”的坚持，大大加重了农村的灾难。

城市人民公社“应一律挂牌，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1960年的“大跃进”还有一个新插曲，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但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少数城市一些居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区服务性组织。

1958年11～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决议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会成为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

不过，此时中央的态度较为谨慎，考虑到城市与农村的诸种差别。《决议》要求“在城市中应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然而，1960年初，在“反右倾”，“大跃进”的口号下，城市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上批示：

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想通过兴办城市人民公社再一次地振奋一下人心。中央指示稿中有一段话：

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

毛泽东显然感到没讲够。在后边加了几句话：

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他继续批示说：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2]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这表明，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张稳妥试验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批示》表现了一种想大干一场又难卜前景的心境，如，一方面肯定已经办的城市人民公社“都表现了它们的优越性”，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广大劳动人民的家庭妇女，对此有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承认“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的男女成员，则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不少的顾虑。”《指示》提出“今年一年内，城市人民公社还在试办阶段，各地报纸可以登载组织街道生产、组织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的消息以外，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报，也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

上述指示还比较谨慎，然而到了3月3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乐观地认为正在全国城市中大力兴办的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事实已经证明，城市人民公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的成长将是我们实现1960年以及今后的继续跃进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积极因素。”

从4月1日开始到4月8日，新华社接连发表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都迅速转发了这些消息。这就大大突破了中央3月9日批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不要登报的精神。

4月9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并表示，大城市也必须逐步分批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迅猛地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截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6900万人口中，已建立人民公社1039个，入社人口达3900万余，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达9万多个，兴建的服务站达10万多个，公共食堂9.2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达9.5万多个。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原有工矿企业和街道组织之上，叠床架屋，再建人民公社，更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来势汹汹，却生不逢时，此时，“大跃进”已是强弩之末，后果日益暴露，1960年下半年中央工作的重点转入应付危机。城市人民公社也成虎头蛇尾。已有的公社组织，一部分即“逐渐解体，自行消亡”。由于命运短暂，以至今天人们很少有人谈及它。

“挂甲”元帅对时局的看法

正当“大跃进”的热浪再次席卷中国时，有一个人怀着焦灼的心情发出感叹：“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错误”。

这个人就是遭受错误批判、离群索居、“闭门思过”的彭德怀元帅。

1959年9月30日，建国10周年庆典前夕，彭德怀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移居京西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行前，他把崭新的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何香凝老人绘赠的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

三国时刘备的部下庞统，号雏凤。入蜀途中，命丧“落凤坡”。今天元帅挂甲，住进挂甲屯。挂甲屯的名字，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预兆？

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把电话打到吴家花园。约彭德怀中南海一晤。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争取彭德怀，希望他认错。汽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彭德怀步入室内，早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彭德怀落座，毛泽东从容地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很好。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同意主席的话。”

毛：“准备怎么学习？”

彭：“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答：“同意。”

毛泽东再没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缓解气氛。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并非没有察觉毛泽东的心思。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空气凝固起来，片刻，彭德怀告辞。

谅解的机会失去了。然而，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愿望却实现了。

读书，并没有把他心中的疑团消解、愤懑平慰。他对庐山会议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更为庐山会后全党反右倾，“大跃进”继续向“左”的深渊滑行，忧心如焚。

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住。心中酝酿几个月，1960年4月至5月，他伏案疾书，写下五万字的笔记，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对当前形势的看法。[3]

彭德怀劈头发问：“《决议》究竟是什么？”

屈原曾经有《天问》。仰天长叹，诘问连篇。彭德怀则是自问自答。他说：

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着‘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进这个错误。

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彭德怀批评当时盛行的许多口号和做法，如“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各种“大办”、“大搞”……他说：“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怀认为出现在报道中的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商店无人售货、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与穷队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

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在旁边批了八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

彭德怀想起去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三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三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认为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怀曾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1960年1月，以产京西稻著名的挂甲屯，因为缺粮，居民把吴家花园墙外的榆树叶捋去充饥了。这个景象使得彭德怀整日愁眉不展。

彭德怀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这时的彭德怀，已丢掉幻想，无所企求，因而这份《看法》，无所顾忌，直抒胸臆，针砭时政，入木三分。为我们今天感受当时的气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材料。

2 再衰三竭 中央首议调整

十年总结 领袖初感迷茫

国家经委天天盯着生产日进度表

曹刿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进入1960年，“大跃进”已是第三个年头，其严重恶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百姓疲惫不堪，却还要四鼓、五鼓。曹刿在世，又如何论战？

上半年的情景，一方面计划指标节节拔高，一方面生产月月下降。

年初的计划已是明月高悬，可望不可及。但是人们仍不满意，5月份，又提出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的第二本账。工业总产值比原计划再增加380亿元，年增长速度由25%提高到47.6%；财政收入要比原计划增加79亿元。钢产量计划由1840万吨提高到2040万吨。还有第三本账：钢产量2200万吨。

这个2200万吨钢的指标是毛泽东亲自敲定的。

2月13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口头汇报提纲，其中说到钢铁等主要产品要完成第一季度计划，并为全年争取完成2040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而奋斗，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在文中“2000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一句下面，毛泽东加了看重号，并在旁边批道：“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钢指标由此再上台阶。5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决定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计划。在全国掀起保钢、保煤、保运输的高潮。已经绷得很紧的弦，绷得更紧了。

但事实上，第一季度的钢产量就已低于1959年第四季度，4、5月份生产继续下降，不仅第三本账，第二本账也实现不了。薄一波回忆说：

回忆当时的情况，不仅干部和群众焦虑不安，处于第一线的经济综合部门更是紧张。为了确保中央确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得以实现，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领导干部集体办公的会议室里，都醒目地悬挂着工业主要产品的日进度表，如全国钢、铁、钢材、原煤、焦炭等的日产量，铁道日装车量等，我和李富春同志天天看，看到产量逐日增加，心里才踏实；看到严重下滑，就立即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解决。[4]

这种场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大决战》等影片。像在作战图上指挥战争一样，指挥着全国的生产战役。统帅决心已定，参谋部只有组织实施的义务，绝无改变决心的权利。

农村“五风”再起，毛泽东下令整顿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这种情况终于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从1960年2月开始，先是广东后有山东、江苏、山西等省采取召开省、地、县、区、社、队等五级或六级干部大会的形式进行纠正。解决一些社队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和在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生产大队财物问题以及干部多占多吃、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

由于把问题限于执行中的局部偏差和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纠偏与反右倾不矛盾，无风险，且易被领导人接受。广东、山东等省市的做法及其反映的问题，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注意。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他们的经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转发批示。

3月3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文件的批示中说：“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基层干部水平还很低，一方面对于他们的干劲、热情，“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爱护有加，认为“是很好的”。他希望各省市都召开六级干部会议，提高干部的觉悟水平。

3月23日，毛泽东又代中央起草了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示。这个批示中对山东反映出来的干部违法乱纪行为很重视。态度也严厉多了。批示说：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要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在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和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公开提出“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立即号召整风。

上述这些措施，带有纠“左”性质，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省市报告还是中央批示都辟讳了“纠左”二字。都把问题看作基层干部作风和水平的问题，不触及指导思想。事实上，公社干部的错误，根源还是在于上层，在于继续“大跃进”和早日过渡的指导思想上。此时，百姓很累，很疲惫，食不饱腹，共产主义的狂热，大为消退，生产积极性下降，基层干部领受指令，要掀起“大跃进”高潮，搞各种“大办”，除了使用强力，别无他法。在过渡问题上，虽然中央讲，过渡要有条件，有先有后，但规定时间也就三五年，且正在进行试点。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干部产生趁早过渡和抢先过渡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则争了先进，有名；二则揽了权力，有利；三则宁“左”勿右，保险。

江苏省委3月报告中说：公社干部多数有早过渡的想法，认为“早晚要过渡，晚过渡不如早过渡”，富队干部怕过渡，认为过渡就是“一平二调”，“穷队沾光，富队吃亏”；穷队干部盼过渡，认为“穷家难当，不如交给公社算了。”有人提出“一年铺路，二年试点，三年过渡”，“今年苦干，明年过渡”，“春夏准备、秋冬过渡”等口号。

在抢先过渡思想支配下，各地公社大办社有经济，急于达到过渡标准。于是，平调之风不可遏止。据4月10日中央批转山西省委报告，发展社有经济中平调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偿抽调、低价收买、不等价交换、有价无款、摊派发展社办企业基金、随意占用土地、随意抽调劳力。见什么好就调什么。有的调一带四，调一口猪带喂猪盆、猪圈门、700斤谷糠、200斤麦秸，调母畜专要已受胎的。引起生产大队的恐慌性破坏性抵制，或藏、或拆、或卖、或杀。生产力遭到再次破坏。

不纠正指导思想，专整公社干部作风，是难以奏效的。

当然，基层干部也有自己的账。4月4日和11日，中央批转的江苏省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市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出来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令人发指。

江苏省委通报说：“高淳县在1958年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万多人。”通报说，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错误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上海市委的报告说：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8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象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这两份报告够大胆的，反映了真情。但都说的是1958年。似乎又有所隐讳。

这些报告上来，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少数阶级敌人混进干部队伍搞破坏。因而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中央在高淳事件通报上指示说：“少数混入基层、党内的坏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关于奉贤县问题的批示说：“上海市奉贤县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

4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报告，要求“对坏人坏事彻底检查认真处理”，认为“这些都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是尖锐的。”

阶级斗争似乎能解释一切，“左”也阶级斗争，右也阶级斗争。

其实，总体上说，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政治高压下的人性扭曲。

各地告急，总理充当粮食调运“总指挥”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最着急的还是城乡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还在1960年初，周恩来就有些忧心忡忡。虽然详细情况尚不太明朗，但老百姓有困难是知道的。

2月份，他收到江苏省委的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

周恩来能做的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3月6日，周恩来从化读书结束回到北京，发现他的住所西花厅被装修了一下，周恩来一进门就愣住了，发了脾气：国家正面临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怎么能带头为自己修房呢？他感到十分不安，当晚没有在那里住，住到了钓鱼台。周恩来对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何谦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这样吧，你们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东西，我回去住。”这件事使何谦“既受教育，也受感动。”

3月29日，周恩来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这封自称“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这时还在年初，尽管对情况的判断一时还没有把握，周恩来认为这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决不能忽视。他立即将这封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周恩来批道：“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这时，许多严重情况还被掩盖着，容易被看作一时或局部的问题，薛暮桥回忆说：“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

到了1960年夏天，全国性紧张局面暴露出来。

1959年产量下降，1960年的夏粮比上一年又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不快，1至7月累计征购了24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26%。实际是农村早已卖了过头粮。库存减少，调拨不灵，5月以后，各应调出粮食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而粮食销售量却大为增加。1957年到1958年度销售粮食是423亿斤，1959年到1960年度增到590亿斤，“而且现在粮食销售量增加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其中谈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一旦发生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另外，1960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100亿斤，而到5月底只能完成30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人心的普遍恐慌，造成国际影响。这副重担就压在国务院财贸委，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身上。当时国务院综合部委有两个办公室，一是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的计委经委办公室，一个是李先念负责的财贸委办公室，薄一波回忆说，他们这一边紧张，“李先念同志那里也不轻松，各地要粮的电话昼夜打来，不能不急事急办，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食地区渡难关！”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各地缺粮食，粮从何来？还得从有余粮省调。在当时，这是件艰难的事。严格地说，并没有余粮省，各省都遇到了困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求调入省份“嗷嗷待哺”，调出省份面有难色。周恩来只得亲自出马，游说各路“诸候”：急他人所难，为国家分忧。

凭周恩来的威望，尽可以下达命令。然而周恩来在党内，素来有民主作风，总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

中央向黑龙江已下达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后来又增加2亿斤。省委书记杨易辰想不通，觉得实在困难太大，如果省内粮食出了问题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他向周恩来陈述了困难。

“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思想通了，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这样的工作，不是第一次，更不是唯一的一次。

有时，在谈笑之间，周恩来已经做通了地方大员的工作。

周恩来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

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

刘俊秀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我们干3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

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周恩来心中有数。他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

刘俊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干了3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14亿6千万斤外调粮时，中央来了电报说，现在到了7月，新粮已上市了，另外4千万斤不再调了。”

并不是所有省市领导人都叫苦，也有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当然主要是他治下的老百姓活受罪。“大跃进”以来这些人把牛皮吹到了天上，现在要擢破牛皮，面子上拉不下，死不肯承认粮食少了，还在浮夸。

周恩来听到这些汇报，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他同意和支持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业生产队的粮食实行够秤入仓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大体摸清了全国粮食的底。大家的头脑也比教清醒了。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周恩来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这张表比较长，所以又被称为“哈达表”，周恩来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他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动向，部署粮食工作，检查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况。

周恩来事必躬亲，殚精竭虑。行文至此，作者大为感慨。作为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还要直接安排几亿人的吃喝，太辛苦了。劳心劳力，诸葛在世岂能与之相比。爱民之心，可昭日月。假如有一种制度，让老百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计，如果放开手脚，藏粮于民，那该多好。如果有一种自然机制，如晴雨表，及时反映经济状况；如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各地盈缺。不致于事到危急之时才如梦方醒，不致于临时救难，劳命伤财。这种机制是现成的，那就是市场机制，只可惜，我们长期以往，视之为异类。

写《十年总结》，毛泽东考虑转弯

尽管言路不畅，对于全国局势，毛泽东不会完全不知。这一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社会主义该怎么搞？他感到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

6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出，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谈到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毛泽东说：“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会议期间，毛泽东用两个小时时间，就写下了《十年总结》。6月18日印发与会同志。名曰十年总结，实为对三年“大跃进”的总结。

毛泽东写道：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岈山乡常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

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等。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毛泽东最后写道：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廊，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关于写这篇《十年总结》的意思，毛泽东在6月18日下午讲话时说：你们看怎么样，这是从历史说明问题。使我们认识事物，主动性多一点。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性，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

毛泽东用两个小时写成的文章，决非即兴之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章没有断行，一气呵成。上面引述中的断行，只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因而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认识到在一段时间内，领导上的思想方法上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的问题，表示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是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并承认，自己和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继续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其固有的规律。他的这种态度，同他发动“大跃进”时信心十足的情形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仍然认为庐山会议反右倾是“胜利”，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错误时，隐约有一种埋怨心理，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思想方法对头，忘了实事求是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错误难免”。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明显地流露出他想转弯的思想。他要求后三年的计划要“留有余地”，“藏一手”。最引人注意的是，《十年总结》再没有提及1958年初大批“反冒进”的一桩公案。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正是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右倾保守”、“消极平衡”等。1958年初在大批“反冒进”中推翻了二五计划。现在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撤销了对“反冒进”的批评，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问题平了反。这就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为调整开绿灯。毛泽东有这个态度至关重要。

抓住信号，周恩来提出调整

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请周恩来谈谈农业情况。

周恩来出访回国还不到半个月，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第一，1956年八大上提出粮食5千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猪3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

第二，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一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5400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棉花宣布4820万担，实际上只有3800万担，现在又被动了。

第三，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10%，即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1962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

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毛泽东说：“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毛泽东问：“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说：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调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

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三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他还强调：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十分重要，“是提到认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传来消息，中苏两党发生正面交锋，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化。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整整用了一个月零五天时间，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

会议期间，7月16日，突然收到苏联政府照会，苏联提出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这对于处于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许多重点建设项目因撤退苏联专家将陷于停顿或半停顿，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原有安排。而“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使中国必须对原有的计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周恩来，李富春在这时提出来的。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中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使它的含义更加明确。9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

然而这时，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激起了党内的义愤。大家憋着一口气，要为国争光，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调整方针的落实。

1960年对于中国百姓来说，不幸不仅来自国内全面紧张，而且来自国际斗争的形势转向恶化。

3 克服动摇 毛泽东反修担大任

撤退专家 尼基塔制华施强压

毛、赫矛盾在加深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没能说服毛泽东接受他的“和平共处”路线。双方争吵很厉害，结果不欢而散。从此，中苏之间，或者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迅速加深。

分歧首先是战略上的。赫鲁晓夫要与美国搞缓和，平起平坐，必须有法码，单有苏联的力量不够，还必须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的路线。毛泽东反对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激怒了赫鲁晓夫。他要伺机报复，企图制服中共。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早已不感冒。他认为，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是为美国做说客的。赫鲁晓夫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乞求美国的缓和，是“投降主义”。

在当时，中国与苏联所处的环境不同。中国仍然处于美国的孤立和封锁之下。美国顽固坚持不承认和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的存在，对中国是很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很难相信美国有缓和的诚意。在毛看来，赫鲁晓夫超越中国同美国搞缓和，这是搞“越顶外交”，必然损害中国的利益。

另一个相互激怒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此，赫鲁晓夫早有批评。他对中国的做法一方面表示怀疑，另一方面视为对苏联模式的挑战。他担心东欧国家仿照中国，从而动摇苏联的地位。他在后来回忆说：

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地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

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

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我们不得不起来反对。

我们获悉中国的宣传已经开始在保加利亚造成了影响，我们感到很担忧。

中国的“大跃进”遇到困难之后，赫鲁晓夫有些幸灾乐祸，并在各种场合进行批评讥讽、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是“实际上的反动”、“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俄国原始人民公社的翻版，是一种幼稚的空想。言下之意，中国连空想都是照搬苏联的。极力贬低毛泽东。这就触动了中国政治的敏感点，触怒了毛泽东。

矛盾激化了。伍修权回忆说：“从此，我们许多人就成了中苏两党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二人对奕争雄的棋盘上的‘兵卒’或‘士相’。”

裁军：“防止苏联代我们承担义务”

1960年初，首先面临一个裁军和四国首脑会议问题。

1959年苏美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普遍的缓和气氛。法、苏、美、英四国商定于1960年5月16日举行首脑会议，继续讨论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显然，赫鲁晓夫为他访美后造成的缓和形势而陶醉。1960年1月1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这次会晤将“保证”整个国际局势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苏联纪录片《赫鲁晓夫访美》解说词说：赫与艾的握手“开辟了国际关系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

年初以来，赫鲁晓夫就为实现裁军和缓和而四处奔波。为了推动缓和，他准备作出单方面承诺，裁军120万。他要做的一件事是在他动身去法国之前，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尤其是华沙条约国会议上批准他的路线。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最感头痛的是中国的态度。他想再做努力，把中国纳入轨道。

1月8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来信，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到两年内裁军120万。对于苏联的单方面裁军，中国没有理由不支持。但中国担心的是，苏联越俎代庖，代中国承担裁军义务。

1月1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我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为了防止苏联在裁军和首脑两个会议上代我们承担义务，拟于赫鲁晓夫本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我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5]

1月13日，毛泽东让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表示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步骤。”同时指出：“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6]

中国真正关注的是苏联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来限制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赫鲁晓夫早就有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打算。美苏两国都希望通过达成某种协议，保持各自的核垄断地位，分享世界霸权。

法国总统戴高乐回忆说：

他们（美国）其实只是想和苏联人在国际协议的招牌下直接订立协定正式承认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以协议的形式限制他们自己疯狂地增加开支，并阻止任何一个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制造或者取得核武器。但是这种巩固两国分享世界霸权的企图，不符合我们的目的。[7]

戴高乐决不愿意把法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也不甘心在国际上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他坚持独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毛泽东与戴高乐的心是相通的。自1959年6月，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核合作协议以后，中国领导人就发愤，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核武器。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事前，1月23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告知此事。毛泽东决定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晓（驻苏大使）和伍修权三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在这次会上，苏联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约各国也跟着宣布裁军，共裁军380万。会议通过的宣言，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14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这就暗含包括中国。这实际上要把苏联的裁军主张强加于中国。

2月6日康生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国际形势的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康生声明：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2月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晓之于世。

对这一声明的发表，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他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国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中国代表团立即报告国内，又奉命作出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论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是“中立”，还是偏袒印度？

1960年初，中印边界纠纷没有得到缓解，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反华排华活动。恰在这时，赫鲁晓夫却准备2月份访问这两个国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十分恼火。这实质上是有意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人。

1月19日，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让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指出，中印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印方想迫使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对印尼排华的言论，苏联宜予以回击，否则不利于我们的团结。此外，日美修改安全条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所以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我们彼此应该交换意见。

1月22日，周恩来得到的回话是：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

1月26日，周恩来、陈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

然而，赫鲁晓夫不顾中方的规劝，2月初，在访问印尼的途中，在印度停留了四天，同尼赫鲁举行两次会谈，还访问了几个城市。这个行动本身，向世人表示，在中印边界纠纷中，苏联同情印度。这使尼赫鲁受到鼓舞，态度更加转向强硬，增加了打破中印关系僵局的困难。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亲赴印度，同尼赫鲁会谈7次，毫无进展。周恩来失望地对记者说：“我无法说服尼赫鲁。”殊不知，此时印度正因为同中国闹矛盾，得到了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奖赏和援助。它并不希望解决问题。

《列宁主义万岁》：为了克服“半修正主义者”的动摇

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由于害怕战争而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而反对别人革命。他们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松懈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想由两个大国决定世界命运，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

恰在这时，毛泽东开始警惕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说：“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我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我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他和我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他让我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于是我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

毛泽东批示说：

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进一步的分析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鼓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鼓吹“三无世界”，不正是杜勒斯期望的“和平演变”吗？他认定，赫鲁晓夫已是“半修正主义”，必须起而斗争，捍卫列宁主义路线，阻止这股修正主义思潮。

1960年4月，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机会，在《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同日，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文章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和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的观点。针对人们对现代战争毁灭性的恐惧，《列宁主义万岁》写道：“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出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公开批判的对象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当然，这时还留有余地，希望把赫鲁晓夫拉回来。1960年，陈毅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发表三篇文章的基本想法是：怎样把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并克服半修正主义的动摇，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得到最高原则的解决。

然而，这种公开论战，不可能解决分歧，反而使矛盾陡然尖锐化。苏联不甘示弱，连续发表文章和讲话，进行反驳。4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库西宁作报告，说：“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显示出有利于和平的压力。”“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这无疑对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是有意义的。”

毛泽东见到这个报告，指示：“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双方你来我往，打起笔墨官司。

源于战略利益的分歧，进一步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变成了“主义”之争。

赫氏缓和受挫，毛泽东敦促“丢掉幻想”

从今天看，赫鲁晓夫谋求缓和，避免核战灾难无可厚非。但“冷战”决非美苏首脑一次会晤就能消解，赫氏借题发挥，大吹“戴维营精神”和“三无世界”，不是宣传策略，就是一厢情愿。

美国人并没有给赫鲁晓夫留面子。相反，美国从中苏分歧中看出赫氏的弱点，就在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美国继续派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5月1日被苏联导弹击落，生擒飞行员。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美国人向苏联表示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赫鲁晓夫本想，这样给苏联一个面子，让美国下个台阶。但美国政府拒绝道歉。美国国务卿赫脱甚至说飞行是必要的，因为“苏联过分保密”。这就给赫鲁晓夫出了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谋求四国首脑会议达成协议，再邀艾森豪威尔访苏，这不真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吗？不仅无法反驳中国的批评，也无法安抚国内强硬派，同时会在美国面前示弱，削弱自己的谈判地位。赫鲁晓夫带着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飞抵巴黎，5月14日，在四国首脑预备会上，赫鲁晓夫抢先发表声明，要求艾森豪威尔必须向苏联道歉、保证不允许再发生这种飞行，惩罚责任者，否则，他将不参加最高级会议，并将取消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艾氏拒绝道歉，只宣布暂停飞行，又提议“开放天空。”赫氏愤然离席。巴黎首脑会议流产。表面的缓和气氛顷刻又烟消云散。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他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的立场，谴责美国对苏联的侵犯。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苏联的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5月20日在北京组织了320万人的浩大的游行示威。其用意一则显示反美姿态，一则敦促赫氏清醒，丢掉幻想。毛泽东说：U2事件，“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8]

关于首脑会议。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9]

为了抵销四国首脑会议的影响，毛泽东在5、6月，频繁地接见亚、非、拉各国访华代表团。5月3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非洲14国工会、妇女代表团，5月7日，接见非洲12国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5月8日，接见拉丁美洲8国代表和著名人士，5月9日，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3国代表团，5月14日，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

毛泽东的这些举动，向世人表明，中国把和平希望寄托于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不是大国会议。希望把亚非拉革命力量团结在中国周围，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在毛泽东看来，这正说明他的理论和估计正确。6月9日，毛泽东把一份《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批转给赫鲁晓夫看。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此件送给你一看，值得严重注意。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

1960年6月9日

祝你健康，我们两国永远团结万岁！[10]

5月20日，在北京召开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

6月3日，刘少奇在欢迎阿尔巴尼亚议会主席列希的宴会上讲话。

6月6日，周恩来在招待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各国工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

这些讲话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批评苏联的“缓和”路线，周恩来讲话中说：

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只要全世界人民同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活动是可以被击败的。[11]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这些活动，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在向他施加压力，找他的难看，向他提出挑战。他当然不会沉默不语。还在4月中共三篇文章发表之后，苏共就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之机，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

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交锋“打”了个平手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共产党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复函建议扩大成员，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6月7日，苏共中央复函同意，并建议在布加勒斯特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

毛泽东决定由彭真带队、康生、伍修权、许建国（驻罗大使）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会。行前，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的方针对策。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避而不谈，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直至22日上午，赫鲁晓夫等都不提会议之事。22日下午，东道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口头通知，24日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但不告以会议内容、开法及发表公报之事。22日晚，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会议怎么开，他也不知道。

中共代表团与51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同参加了罗共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期一天到达。他有备而来，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话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6月23日下午，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页。显然是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

6月24日，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25日至26日，召开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在“通知书”中和3天会议上发言，公开指责中共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观火”、“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世界工联理事会）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说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党负责人列希谈话是找反苏同盟；说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中共散发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等等。

赫鲁晓夫还对中国国内政策如三面红旗、“双百”方针、政治挂帅、干部参加劳动、大办民兵、大炼钢铁等进行了批评。

赫鲁晓夫又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中国《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一时中共代表团十分孤立。只剩下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倾向和同情中共。

如果说公开争论，打笔墨官司，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赫鲁晓夫采取围攻、对骂的方式，搞突然袭击，更使分歧尖锐化、复杂化了。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经苏共的发动和策划，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

中共绝对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现在不仅要为原则而战，而且要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而战。

中共代表团迅速将事态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代表团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中国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表示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

这份措词强硬的声明，进一步激怒了赫鲁晓夫。26日会议的最后三小时，赫鲁晓夫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对中共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说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纯粹的民族主义”，“托洛茨基方式”等。彭真即席发言，予以反击。言词同样尖锐而激烈。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谁不听他的就组织对谁的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行为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会上双方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最后，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以便缓和一下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这个“大局”主要是防止被帝国主义利用。

中共的声明和彭真的回击，打了赫鲁晓夫个措手不及。使赫鲁晓夫及其他围攻者反而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赫鲁晓夫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压而不服，充其量只“打”了个平手。赫氏的“领袖威风”也受到打击，岂肯就此罢休，他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报复中共。

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毛泽东发愤图强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从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撤回在华专家1390人，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的304个项目中还有201个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许多项目是由苏联专家负责的，这些项目又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12个方面的工作，所以撤走苏联专家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

7月31日，外交部复照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此决定。

苏联不予理睬，加紧了撤退专家的行动。

毛泽东愤怒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中国对给中国以帮助的苏联专家以礼相送。

8月16日，周恩来为即将奉命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对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讲到最后，他说：“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再讲下去了……”在座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人还流下了眼泪。

赫鲁晓夫突然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对于正面临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不啻雪上加霜。然而，赫鲁晓夫对中国人的伤害，不只在经济上，更在感情上。

1964年，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曾气愤地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28年后，现苏联《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苏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情况造成的”，“双方都有过错……但是，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中国人认为他批准了从中国紧急撤走苏联专家。召回苏联专家伤了中国人民的心和感情，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严重的境地。”[12]

赫鲁晓夫，人如其形，气壮如牛，办事鲁莽，不计后果。应用这种手段对付“兄弟党”，不只对中国一家，在这之前，他已从南斯拉夫撤退专家，停止了援助。在这之前，对于阿尔巴尼亚又如法炮制。在采取“实力政策”这一点上与美国并无二致。

然而，无论从哪方面说，赫鲁晓夫此举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无可挽回。

赫鲁晓夫企图压中共屈服，他太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太不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中共的历史特点之一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最不怕的是压力，最大的乐趣是迎接挑战。

苏联全部撤走专家虽然突然，中共并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事实上，自从4月发表了三篇文章以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苏联对中国政治上的冷淡气氛，苏联报刊已极少报道中国的消息。不让中国参加较机密的学术会议，对高技术控制愈来愈严。毛泽东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批示：“态度有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13]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变局，7月3日，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对此，周恩来在阅读“建议”时作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二是“今后科技往来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

三是“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周恩来阅时作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的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要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14]

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7月14日和15日用了两天时间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意思是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当前国际共运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而灰心。他通过共产国际历史的回顾说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已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第二天，收到苏联的照会，使与会者陡增同仇敌忾、发愤图强的情绪。7月18日，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毛泽东这里讲的“尖端技术”，主要指原子弹。

7月31日，周恩来发言指出：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这怎么能压得成呢？大家回去要好好准备，迎接困难，决不能“掉以轻心”。

4 “兄弟”阋墙 邓小平舌战莫城

共御其敌 刘少奇勉求和局

中苏争执被美国钻了空子

本来中共批评赫鲁晓夫，是想克服他的动摇，推动他一同反帝，谁想到赫鲁晓夫“把我们当敌人，把美国当朋友”，把中国亮了出去。这就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复杂起来，西方冷战的矛头集中转向中国。周恩来不无忧虑地说：中苏争执被帝国主义利用了。

此时的美国，一方面看不起中国，一方面又在研究中国。中苏分歧他们是注意到了。离间中苏本来是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之一，但这时他们利用中苏分歧的基本倾向是拉苏联、孤立中国。美国认为，中国宣传中反美、支持世界革命、倡导武装斗争的调子很高，比苏联更“好战”，因此原子弹掌握在中国手中更危险。

赫鲁晓夫骂中共是“疯子”，美国说中国“好战”，这既有恶语中伤之意，也有偏见和曲解，西方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中国。不澄清中国“好战”的歪曲宣传，中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中国并不希望打仗。中国强烈的反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逼出来的。冷峻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看出了这一点。5月下旬，他在西方一片反华声中造访中国。

1960年5月25、26日，周恩来会晤来访的蒙哥马利，他告诉客人：“（中美）敌视是美国开始的，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敌视它。”周恩来说，改善中美关系有两个原则：一是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5月27日，毛泽东也会晤了蒙哥马利。他对蒙哥马利说：“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称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他告诉客人：“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960万平方公里。”

8月1日，周恩来在瑞士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向美国发出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拒绝周恩来的和平倡议，并对中国进行诬蔑。

周恩来意识到，美国在利用中苏分歧。

8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会上说：

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我们对敌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都击破也得经过一个长时间较量、斗争才能证明我们正确，才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从外交上说，是要采取各种的和平斗争，但也一定要准备另一手，警惕帝国主义战争的挑衅。

首先是准确地传递中国的信息。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周恩来对他（她）们说：中苏之间虽然有原则上的分歧，但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能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他说：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从来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同中国打仗。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一直推行着侵略政策。面对着这种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加强自卫力量。周恩来提出中美之间可以达成两点协议：即和平解决争端；美军撤出台湾。他说，至于什么时候撤走，以及如何撤走是下一步的事情。

毛泽东告诉斯诺：“它（美国）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

斯诺说：“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泽东说：“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

历史上不乏因敌方的错误判断而遭到打击的实例，中国不能不防范这一着。

“必须把它拉回到马列主义正确方向上来”

中美对抗的现实，限制着中苏争执的裂度。

1960年8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就是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力量，扩大和平运动的力量，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

他说，关于中苏争执的前途，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他特别告诫大家：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

中共中央决定把苏联领导的错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置，希望把它“拉回到马列主义的正确方向上来。”

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准备作任何让步。

8月10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

“我们惹祸，无非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反对，很危险。他们喊反对教条主义。好！反教条主义有两种……修正主义、反教条主义，是假的。他们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以调侃的语调告诉胡志明，原则问题决不妥协。

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显然是想调解中苏矛盾，8月7日抵达北戴河，先同周恩来、邓小平谈，后又见毛泽东。8月11日飞赴莫斯科。

8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晋见周恩来。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一封是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散发声明的答复，另一封是建议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之前，中苏两党预先交换意见，举行两党会谈。大使说苏共中央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出发点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今后终究是要巩固和发展的。

周恩来表示同意大使所说的精神，把苏共中央的信递给了毛泽东。

此时，周恩来对解决分歧还抱有乐观态度。

8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共各省市统战部长时说：关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要有分析，要讲明白。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能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两国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性的修正。我们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有反华情绪甚至于说我们是“黄祸”，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愤慨的，但不能造成反苏情绪，这决不允许。关于错误的影响，要强调不大也不小。一时看起来，黑云压城城欲摧，但不久就会雨过天晴，乌云总要过去的。关于前途问题，只能说到一定程度，有些事不能设想，边境挑衅是可能的，但不能设想动武。我们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中国主动限制了中苏边界可能发生的冲突。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周恩来加上一款：“对发生争议的地区，如果需要实地勘察，必须先向中央请示。不得中央批准，不准在中苏边界进行任何勘察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又于10月26日批转公安部党组的文件，要求从维护中苏团结和友谊出发，维护边境良好秩序。总的精神是现状不动，克制，顾全大局，忍耐，避免事端。

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这封答复信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一是我们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则；三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党之间的争论，根据莫斯科宣言，通过同志式讨论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一切重大问题应充分协商讨论，采取一致步骤。四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分清敌我是非，最为重要的应珍惜友谊，共同对敌。五是经过充分准备协商，开好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看来，中苏双方都有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要求，那怕是表面的，这符合两周的战略需要。

然而，双方都不准备妥协，都希望对方认错，都想把对方拉回到自己的观点上来。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注定又是一个正面交锋的场所。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1960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团动身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起草委员会会议。为世界共产党会议起草文件，在这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以解决分歧，协调立场。

这是这年中共代表团第三次赴莫斯科了。第一次由康生带队，第二次以彭真为首，这次则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团赴会，成员有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伍修权、刘晓等人。规格逐次提高、阵营逐次壮大，正反映出中苏论战的日益升级。

这年，邓小平56岁，精力充沛，深得毛泽东信任。1959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说：“我要挂帅，总书记为副帅”。这一次毛泽东又指定邓小平率团出征，委以重任。当然坐镇指挥的还是毛泽东。

行前，9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确定了赴苏代表团的工作方针。

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17日开始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方的主角是邓小平，苏方的主角是苏斯洛夫——一位意识形态专家。

表面的热情无法消除两党的深刻分歧。邓小平在会上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使党内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他说：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的协议是在10月召开的26国起草委员会和11月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时，中共再派代表团来继续会谈。

赫鲁晓夫没有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他先于9月9日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并且偕同东欧各国领导人赴纽约，参加第15届联合国大会。他别出心裁，不坐飞机，而是渡轮远航，19日才到达纽约。在联合国呆了3周。10月14日才飞回莫斯科。

两党会谈已提早散会，26国党会议还未开始，邓小平在莫斯科无事可做，9月23日飞回北京，当晚，在毛泽东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

10月1日，邓小平返回莫斯科，参加10月1日至22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会议。

毛泽东一面指导着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一面注视着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的行动。

在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可谓大出风头。9月23日，他发表《关于给予所有殖民地人民自由和独立，关于解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的讲话，引起重大反响。然而，他的全面裁军的倡议遭到了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冷遇和拒绝。在西班牙代表发言时，赫鲁晓夫竟不顾外交礼仪和大国领导人的身份，脱下皮鞋敲打桌子以示抗议，引起万人注目，受到各方谴责，苏联代表团也因此被罚款1万美元。此事至今仍传为笑谈。赫鲁晓夫之粗鲁，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赫鲁晓夫对美态度重新强硬起来，证明中苏两党还有战略利益上一致的一面。中国领导人希望赫鲁晓夫能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与中国和好轨道。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外事小组的报告中说：“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坚持把中苏争论约束在两党中央和兄弟党中央的范围之内。……在交谈中，我们不要点赫鲁晓夫的名，更不要涉及其他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许批评兄弟国家的内政。”

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实质上是中苏两党观点的交锋，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重申了9月10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答复信中提出的12个问题，指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方搞突然袭击，接着撕毁两国签订的苏援华协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事；赫鲁晓夫在会上把两党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领域；对中印边界纠纷问题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苏方推行亚洲地理政治战略方针；美化美帝国主义，对美搞缓和方针，宣传“戴维营精神”，对中国施加压力；1955年9月阿登纳率联邦德国代表团访苏期间，赫鲁晓夫竟然向阿登纳提出请求，把中国说成是对苏最大的问题，请阿登纳帮助对付中国。[15]

起草委员会上的争论是激烈的，苏共要通过自己起草的81国会议声明草案，其中除了坚持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路线，即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面裁军、缓和等内容写进声明外，更含有攻击中共“单干”、“民族利已主义”，“不采纳集体经验，”等内容，表面上批判南斯拉夫，实际上是指桑骂槐，骂中共。中共代表团当然要予以反击，对声明草案提出许多重大原则性修改意见。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

在这次对阵中，苏共虽然占上风，但已不是“一边倒”。据林彪10月20日讲话透露，会上支持中共的有7票，即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巴西等共产党，连同中共自己共8票，站在苏共一边的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东德、西德、波兰、叙利亚、美国、英国、阿根廷等共产党共11票，处于中间地位的有蒙古、法国、意大利、匈牙利、芬兰、印度、古巴等7票。林彪说：“小平他们估计，这次搞决议，一个是搞个好的东西，一个是搞个坏的东西，一个是搞个中等的东西。搞个好的不容易；目前搞坏的，完全是他那一套也不行；大概是个中等的东西。大概这么个结果。”

10月14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很快加入了辩论。在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为中共及其他兄弟党代表团举行隆重欢迎宴会，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并肩进入大厅，又比肩而坐。双方论战开始了，赫鲁晓夫选择的靶子是阿尔巴尼亚。

“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这不仅仅是苏共与阿共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脸涨得通红，口里骂着阿尔巴尼亚，心里在骂中共。

邓小平心中有数，毫不示弱，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们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

邓小平此话一出，赫鲁晓夫心中更火，不再拐弯抹脚，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共：“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前后不一致。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我们党的态度是一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邓小平看看米高扬，米高扬默不作声。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作法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赫：“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刻，受害也更深。”

邓：“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对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它兄弟党。”

赫鲁晓夫不再纠缠“个人迷信”问题，话题一转说：“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共内部事务。邓小平有些恼怒了，他说“这可是你说的话，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不计后果，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请去好了，我把他送给你们。但高岗可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完全是无稽之谈！”

邓小平大声反驳，引来众人的目光，赫鲁晓夫满脸通红。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走过来，敬酒、碰杯、打圆场，一场饭桌上的论战停止了。

论战归论战，但无论中共还是苏共，都还想使共产党会议如期召开，都不愿使外界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就此破裂，中苏两党分道扬镳。因此，对于会议文件草案，双方都做了一定的妥协，起草委员会达成原则协议。但许多原则性分歧并未解决。

10月24日，邓小平、彭真率团返回北京。

刘少奇率团赴会

1960年11月5日，邓小平三下莫斯科，来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出席81国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不过这次他不是中共代表团团长，而是副团长，团长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团员有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康生、刘晓等。

一架插有中国国旗的苏制“图104”专机降落在莫斯科西南部机场，刘少奇、邓小平等走下舷梯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走上前去，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握手、拥抱。或许为尊重刘少奇，这次让身份对等的勃列日涅夫站在第一位，赫鲁晓夫屈居其三，也可谓用心良苦。

在机场，刘少奇、勃列日涅夫分别发表了友好的讲话，双方盛赞中苏“兄弟友谊”，似乎此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这只是做给外界看的。

钻进小轿车，赫鲁晓夫就恢复了主角身份。谈到世界共产党会议时，他向刘少奇试探：

“关于这次各国共产党会议，虽然经过了起草委员会协商讨论，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相信中国同志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小平同志讲过了我们的意见。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同志还是从大局出发，尽量协商，取得一致，不要出现大的争论，使得会议不好进行。”刘少奇说。

“取决于我们的事我们都做了，现在就要看中国同志的了”，赫鲁晓夫把球踢给了刘少奇。

“我们是坚持团结的，这个立场早已讲过，也是这样做的，对尚存的几个原则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刘少奇以不可置疑的口吻挡了回去。

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同时又都担心出现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僵局。

十月革命的庆典是隆重热烈的，气氛是喜庆祥和的。这毕竟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节日。

世界共产党会议于11月11日开幕，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南共联盟未被邀请，会议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进行，但它的情况很快通过各国共产党透露出来。

会议一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也就开始，交锋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主角仍然是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刘少奇虽坐在中方首席，却只偶尔插插话。

苏共早有准备，11月5日，也就是刘少奇飞抵莫斯科的当天，就草就了一份答中共中央9月10日复信的复信。中苏两党第一次会晤后，苏斯洛夫派人把这份长达6万字的复信送到中共代表团手里，其中对中共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

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对苏共11月5日复信提出抗议，指出这封信歪曲了中共的观点，重申了中共在战争与和平、全面裁军、和平过渡以及殖民地人民革命等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无权用其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约束其他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站出来，坚决支持邓小平。他揭露，在布加拉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猛烈谴责中共，采用“无法忍受的压力”来迫使阿尔尼亚加入反对中国的集团。

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伊巴露丽站出来猛烈地拼击霍查。把霍查比做“一条咬自己主人的恶狗”。

于是，以支持苏共政策的党为一方，以支持中共观点的党为另一方，展开了又一场斗争，甚至于对骂。

会议有破裂的危险。刘少奇电询毛泽东，请求方针。

11月17日，毛泽东授意复电刘少奇，对于公报的签字问题提出要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能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如这三条不同意改，我们不签字。[16]

胡志明出面调解，刘少奇再作努力，他亲自出面，会晤赫鲁晓夫，希望81国共产党会议开成功，并由此改善中苏关系。接着，他又会下找苏共领导人米高场、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谈话，做缓和的工作。

苏共中央也不想闹得不可收场。此后中苏双方不再相互公开谴责，关于会议声明，双方各作出一定妥协。关于战争的观点，声明既写上了“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没有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又写上了“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中共不再坚持反对把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观点写进声明，苏共不再坚持在声明中指责中共进行“派别活动”。双方共同点名批判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时重申了兄弟党关于平等的观点。双方各有让步，但从总体上看，声明较多地体现了苏共的观点。这正反映中苏双方在会议上的力量对比。

刘少奇准备在声明上签字，再次电询毛泽东。

11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提出六条对策。把是否签字的最后处置权交给了刘少奇、邓小平，但又指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17]

12月1日，各国共产党终于签署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两份文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松了一口气。一场激烈的论战终于有了一个妥协的结局。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和解的讲话，希望“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

会议结束，邓小平等先期回国，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

12月6日，莫斯科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与会者12000人。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说：“在争取全人类未来的斗争中，苏中人民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刘少奇的讲话尤其感人：“伟大的苏联一直是中国的良师益友，中国永远同苏联站在一起。”当晚，刘少奇举行答谢宴会，勃列日涅夫承诺：“苏联人民将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苏中友谊。”

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胜利的旗帜、团结的旗帜！》，高度评价莫斯科会议和《莫斯科宣言》。

12月8日，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双方都表示愿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苏联表示愿对中国的援助作重新的调整。勃烈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还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刘少奇交待刘晓大使，要促使他们访华能早日实现。

12月9日，刘少奇率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到机场热烈迎接。10日，《人民日报》为刘少奇访苏发表社论：《最亲密的兄弟，最伟大的友谊》。

两党关系出现了缓和的气氛。

然而，这多半是对外宣传的需要。《莫斯科宣言》这份双方妥协的文件，丝毫不能掩盖中苏两党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共运的分裂状况。

5 应时而出 林彪大搞政治

厄运难逃 谭政不跟高调

康生出山如鱼得水

伴随着国内“反右倾”，国际反修斗争的升级。对毛泽东个人的宣传迅速升温。个人崇拜也急速地发展。

个人崇拜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遗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文盲众多，封建专制意识有着长期影响的国度，个人崇拜有着广泛的基础。

对毛泽东的崇拜，包含着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真诚爱戴和感激之情，也包括着第一代人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巨大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感召力的折服。在领导层中，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已成定势。

薄一波回忆说：

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海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8]

由于有这种基础，加之以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领袖本人对“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赞赏和认同，敢于犯颜直谏者被无情批判，个人崇拜顺势膨胀起来。这时多少是真诚崇拜，多少是曲意迎逢，多少是迫于压力，就难以断定了。

在这场制造神话的运动中，有两个起了特殊作用的人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康生。

先说康生。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康生负责审干，他发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把大批干部投入狱中，在党内早已留下骂名。

全国解放后，党的重心转入建设，康生虽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未被重用。他托病不出，一养就是六年。党的八大本想东山再起，但选举结果，康生只得一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显然降了一格，康生心中恼火，却忍隐不发。毕竟他争取到留在中央工作，只要能接近最高领导者，就有再一次走运的机会。

康生的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术，观察毛泽东的兴奋点，主动靠上去。

1955年，毛泽东放出话来，自己对理论威兴趣，提议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研究。康生得此消息，立即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无职务，却天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八大开过两个月，即1956年11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工作，1957年3月15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此时，康生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立了一个“理论小组”，自任组长。1959年下半年，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至此，康生真的掌握了理论工作大权。

康生抓理论工作，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

1957年3月13日，康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自1956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

1958年夏，康生作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1959年12月2日，康生跑到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就“发展”问题作为了一个长篇报告。他标新立异，为毛泽东思想作出新的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定义的真实含义是：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他特意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

1960年1月4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人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规定学员“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这叫“先入为主”。

机会终于来了。

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国际反修。他终于看中了康生。1960年2月，康生首次被委以重任，带队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一篇惊动东西方的讲话。

从此，一发不可收。康生成了一名“反修斗士”。

自1960年2月起，中央成立了国际反修写作班子，设在钓鱼台，康生就是这个写作班子的头。他领受毛泽东的指示，体会毛泽东的观点，组织这个班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风犀利的文章，痛斥“苏联修正主义”。他参加了此后几乎所有的中苏会谈，与“苏修”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康生由此博得一顶“理论家”的头街。不过他自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一篇文章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康生的策略获得了成功。自他复出到病死，期间20年。20年国内政治风云激荡，众多政治人物饱尝荣辱沉浮，康生却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步步高升。其妙诀有二：一曰高举反修大旗，一曰制造个人崇拜。

古人曰：我自讳过，安得有直友；我自喜谀。安得无佞人”。

林彪大搞政治 高举紧跟

“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这两杆子”。

康生虽可权称“笔杆子”，但与林彪相比，还不是一个量级的人物。

林彪是共和国元帅，曾经独挡一面，战功显赫，军内有自己的山头，与毛泽东有历史渊源。建国以后虽也长期养病，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总把他视为“储将”随时可以听用。1956年八大增选副主席，林彪不是候选人，但选举结果，却出现一张林彪的票，原来那是毛泽东亲自投的一票。1957年夏，毛泽东到上海，听说林彪也在上海疗养，亲自登门看望。林彪喜出望外，立时精神焕发。毛泽东发现林彪红光满面，了无病态，才恍然大悟。林彪可用！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提议，林彪补选为中央副主席，进入常委。对于林彪的擢升，世间猜测甚多。或许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需要增加一张支持票，或许此时已对彭德怀不太满意，有意用林彪加以节制。无论怎么解释，这种任用超乎常规。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还只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份。林彪长期赋闲，却得此高位。

果然，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林彪取而代之，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向彭德怀发动猛攻：“让他交代，他是怎么组织军事俱乐部的？”与会者应声而起，其言词之激烈，上纲之高，火力之猛、比起庐山会议，有过之而无不及，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在军内彻底垮台。

林彪还不放心，他要搬掉一块更大的绊脚石，那就是德高望重，居元帅之首的朱德。朱德在批彭德怀时，态度较为“暧昧”，毛泽东当场批评：朱老总是隔靴搔痒。毛泽东的不满，正好是一个机会。在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当面斥责：“朱德是冒充总司令！”朱德遭到围攻。于是朱德写书面检查，毛泽东批发县团级以上干部。朱德检讨，全党愕然。但林彪的目的已经达到。

然而，要真正稳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博得毛泽东的持久信任。彭德怀前车之覆，后车可鉴，林彪决意反其道而行。

林彪长期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对他并没有神秘感。他本人与其说崇拜毛泽东，不如说善于琢磨毛泽东。

林彪作为一名战将，却对政治工作情有独钟，上台伊始，大搞政治，把政治工作抬到”君临一切”的地位。

林彪搞的政治，归结为一点，就是突出宣传毛泽东，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林彪在部队开始推行他一整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做法，使它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其一曰：“走捷径”。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说：“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怎样学呢？学什么马列主义呢？老实讲，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他用贬低马列的手法来提高毛泽东。他说：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学马列同“读化学不一定找到发明化学的人，学几何不一定要找欧几里德”一样，“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在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导师中间还是我们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学毛著”一本万利”。

其二曰：“背警句”。学毛著也不用系统地学。1960年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的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点东西。”“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太多了也不需要，但是一点没有也不行。”

其三曰：“带着问题学”。1960年10月，他在视察部队时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1961年1月，他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系统地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林彪还提出了一套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最著名的是“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

他用编串子的方法，把毛泽东1939年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起名为“三八作风”。既宣传、突出毛泽东，又借此树立自己。

林彪是一个善动脑子想问题的人，语言“生动”、“简洁”，富有创造性。凡事都经过周密思考，不鸣则己，一鸣惊人。放在一般人身上，一次也只能提出一个“第一”，而经过冥思苦想的林彪，1960年9月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一次居然能提出“四个第一”。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四个第一”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它实际上把50年代后期党内形成的唯意志论和“精神万能论”推到了极致，却颇得毛泽东的赞赏。后来毛泽东说：“四个第一”是个创造。对林彪褒奖有加。

谭政“死板” 挡了林彪的道

林彪“紧跟”毛泽东，也要求别人紧跟他。他提倡“三八作风”，最喜欢“紧张”二字，就是说，他一讲，你马上就要动。这叫“雷厉风行”。

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是“雷打不动”，没有紧跟林彪的观念。虽然不知道林彪的真实意图，但对他的一些做法和提法多有微词，在军队没有传达。

谭政等不同意只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只学毛著、背警句。他认为：有些理论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没有发明，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不断革命论也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阐述了。谭政还说，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在1960年3、4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主持讨论拟定了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要求“加强马列主义的系统的理论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作了《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的讲话，登载于《解放军报》。这些都与林彪的“指示”相抵触。

谭政也不同意“三八作风”的提法。他说：“是不是叫三八作风？这样提好不好？”“三八作风这句话怎么样？还有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总政治部只将毛泽东原题词内容作为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作风进行宣传，不称作“三八作风”，《解放军报》通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掌握。

谭政办事“死板”，指示总政宣传部直接请示毛泽东：是用“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呢？还是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呢？还是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着重号为引者所加）3、4月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也没有布置贯彻林彪提的“三八作风”。

总政治部从1959年起，执行经军委、毛泽东批准的文化教育10年规划，组织全军干部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林彪上台后对此大泼冷水，在1960年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压缩，要减掉。谭政等不赞同，只在具体安排上作了必要调整。

谭政不紧跟林彪，并不偶然。谭政一直是毛泽东信任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之一。1944年，他的一篇论政治工作的讲话，经毛泽东的修改，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典之一。全国解放后，总政治部一直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1956年，罗荣桓亲笔写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推荐，建议由谭政接任他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得到批准。对林彪这套标新立异的东西不盲目执行，是理所当然的，但还不能说是有意识地抵制林彪。

林彪对于谭政和总政治部对他不盲从、不吹捧，对他的指示没有立即传达贯彻，恨之入骨，认为谭政挡了他的道，蓄意进行打击。

林彪上台后，总参和总后均已易人，彭德怀时期的军委班子唯独总政还没有动。按常规谭政的位子迟早也会被挪动。

1960年5月，林彪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实指自己）的关系？在林彪的压力下，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于5月在谭政外出时，批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表达林彪的观点，并说：“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暗示谭政执行了彭、黄路线。

林彪决意“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治部的“问题”，4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他又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于是，便有1960年9、10月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抵制林彪同志，就是抵制毛主席”

军委扩大会议于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打击谭政、整总政治部的。但是，林彪却秘而不宣，只出了“讨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公开题目。会前，谭政还蒙在鼓里，他还认真地组织一批干部下部队调查，起草报告。

9月12上午，即开会的前一天，林彪突然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讲话，谈所谓“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提出“四个第一”的观点。其用意是为会议批判谭政提供思想武器，指责谭政和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偏”。接着，林彪道出了他对谭政和总政的不满。他说：

上海会议提出反修正主义问题，广州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三八作风，这些，政治工作会议都应该传达。对于三八作风还应该作出解释。……而且要号召、要发动、要检查，这是政治工作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政工会议没有解释和布置。

所谓“工作方向偏”，就是不紧跟林彪，贯彻他的一套，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

列席会议的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解释说：文化教育的计划是经过军委集体讨论决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

林彪听后，大为不满。阴阳怪气地说：“大家注意呀，吃菜吃心儿呀，听话听音儿呀。”意思是总政的这些人仍在坚持“错误”。

林彪的这次讲话，给了谭政当头一棒。他无法理解，系统学理论学文化怎么就“方向偏”了呢？

14日正式会议开始，谭政和总政治部部分负责人很快就陷入挨攻的地位。既然整谭政，就不让他作报告吧，可是还要谭政作《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不几天，总政副主任肖华又作了一个报告。一个会议两个主题报告，谭政的报告成了“他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的证据。是对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林彪同志的态度”问题。

9月22日，林彪决定“把问题彻底摆开”。经过20余天的连续“揭发”，谭政被指责为：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与彭“和平共处”；在反彭黄斗争中“态度暧昧”、“表现消极”、“不作任何揭发”，“对肃清彭黄军事影响毫无热情”。并说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圈”。

10月20日，大会通过《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

但是，事情并没完。1960年10月25日至1961年1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进一步对谭政等“揭发批判”。

党内斗争夙有逐步升级的规律。“材料”越揭越多、调子越拔越高，火力越来越猛。

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作的报告说：“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说谭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中共中央批准和转发了总政党委扩大会议的报告。并于1961年2月撤销了谭政的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职务，将其降为总政副主任。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又被撤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然后被调离军队。“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监狱。这位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大将，在自己的监狱里蹲了整整9年。

林彪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不但以谭政为打击对象，达到了震慑他人、全面地把持军队领导大权的目的，并且通过了一个贯彻林彪思想的决议。

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虽也反映了建国以来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的许多有益经验，但是，它的实质是，通过决议的形式在全军推行个人崇拜，同时树立林彪的权威。

《决议》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2月14日、21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这个《决议》，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决议》，并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康生率先提出“顶峰论”，林彪则以《决议》的权威形式，以通俗的语言，把个人崇拜推向全军，掀起了一场学毛著，背语录的群众性的造神运动。他的那套“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兴无灭资”等口号，影响所及，远非止于军队。林彪也因此捞取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政治资本，博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这一捧一打，稳固地掌握了军队大权。

“与其你崇拜赫鲁晓夫，不如崇拜毛泽东”

如果认为个人崇拜只是少数人的罪鼓吹，那也太过肤浅。

1960年，在党内，在高层，有一点似乎达到了共识，国内外斗争形势，需要突出宣传毛泽东。一则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二则为了鼓舞全国士气，同心协力渡难关，三则为了国际反修斗争的需要。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一面旗帜、一个象征、一种凝聚力的源泉。老百姓肚子里没了食物，幸亏脑子里还有偶像。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面临灾难，但没有失去信心，更没有动乱。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上出现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要反击这股逆流，尤其是反击修正主义的逆流，必须树立自己的旗帜。担当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

据师哲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的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斯大林的这个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不过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确实出现了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是因为苏联力量最强，并非认同赫鲁晓夫的领袖地位。1960年由于中苏分歧引发的国际共运的分裂，真正出现了争夺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的影响力问题。

1960年9月1日，毛泽东转发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报告。这个报告说：

大家认为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但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

“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反映了当时党内的一种流行的说法。

10月21日，一位老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敢不敢提毛泽东思想，人家说我们搞个人崇拜。敢不敢提？现在是修正主义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逼着我们提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决议》非常及时，非常正确，就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攻击）的目标集中在毛泽东同志个人，集中在毛泽东思想纲领这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他们修正马列主义，以至将来便于出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提，把他们顶住。因为这是真理。个人代表真理，崇拜也没有什么不对，与其你崇拜赫鲁晓夫，就不如崇拜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他说：现在世界局势这样混乱：有帝国主义，有和平中立主义，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各种各样都要在这里争市场，争领导。尼赫鲁要争领导，铁托要争领导，艾森豪威尔的领导是不放的，赫鲁晓夫也要争领导。那么我们就可以不争吗？我们必须争。只有争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党的领导之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有希望。

以天下以己任，当仁不让；领世界革命之航向，舍我其谁！

党内的认识，进入一个怪圈。个人崇拜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在反修的大旗之下，中国党的集体更加失去了节制领袖个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

6 “群”情激愤 苦保钢铁跃进

灾情弥漫 力挽农村危局

“憋足一口气，10年搞1亿吨钢，上天。”

“大跃进”已是强弩之末，全党还在踏着毛泽东的鼓点顽强苦撑。

7、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是赞同调整的。但他坚持，其他方面可以调整，可以减速，钢铁指标不能降低。在他看来，钢铁指标是继续“大跃进”的基本的政治标志。更何况，赫鲁晓夫欺人太甚，6月布加勒斯特会上整我们，使中国党空前孤立。7月又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毛泽东甚为气恼，决心憋一口气，把钢铁搞上去。

7月中旬，毛泽东找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等谈话。他说：

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4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可能动员7000万人来干。1962年搞到3500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万吨，如果今年有2200万吨，后年可能达到3800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亿吨。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大炼“争气钢”。

参加北戴河会议的各路“诸侯”把这个号召带了回去，把调整的议题置于脑后。

各省市的报告上来了，群情激愤，大家决心大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国家争气。

在中国人心目中，“气”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1958年号召“一鼓作气”，掀起了亿万人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有力地驳倒了”右倾机会主义”；现在又号召争“一口气”，与赫鲁晓夫一试高低。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军队是要讲士气的。国家、民族要有“一股民族精神”。

毛泽东谙熟此道，他特别注重以此激励干部和群众发奋图强。

然而，对“气”的过分迷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个误区。

经济建设不是一场战斗，决非憋一口气，一蹴而就就能拿下；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来不得半点意气用事；国际社会的斗争历来以实力为基础，但国家实力的差距决非朝夕之功就能消除，赌气无济于事；进而言之，国家实力是个综合指标，决非钢铁一项。在其他都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人搞一亿吨钢铁能当饭吃吗？当时并没有细想。

然而，形势并不容乐观。

尽管作了广泛发动，采取种种措施，钢铁生产的原计划指标难以完成，钢铁重要生产基地东北又遭受水灾，眼看着计划就要落空。

于是，中共中央一再发出督促令。

8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9月7日，中央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把钢的产量指标由2040万吨降为1900～1950万吨，发出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1900万吨到195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采取了全国保钢的各种措施。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

11月中旬，钢的平均日产量突破了6万吨。但下旬又跌了下来。同时铁、煤、运输也呈现逐日下降的趋势。

12月3日，中央再一次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地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钢铁生产的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经过后4个月不顾一切的全力突击，勉强完成了1866万吨的计划。但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已完全失调，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

农村的危机逐渐反映上来

城市还在苦撑跃进局面，农村的灾荒已经弥漫全国。

对于农村的紧张局面，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初步清楚。中央作出保粮保钢的决定，如果说保钢是为了保面子，那么保粮则是为了保肚子。

为了检查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谭震林主持，于9月20日至22日在京召开了晋、冀、鲁、豫、北京5省市农业书记会议。

会议要求安排好农村人民的生活，压低口粮标准，把12个月的口粮作13个月安排，大种蔬菜，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实行冬春100天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要求确保把由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80%用于农业生产，会议提出：“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众以休生养息的机会”。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会议的纪要，要求“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以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战胜目前的暂时困难，顺利地渡过灾荒，争取明年的丰收。”

各地整风中，发现1960年春再次刮起“共产风”的情况，比原来想象的严重得多。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信，反映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情况。信中说：

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9月4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专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王任重把王延春的信呈送给了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再次发出整风指示。强调“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

信阳事件“东窗事发”

情况还有比这更严重的。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给了李富春。10月24日，李富春又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

信阳事件终于“东窗事发”。

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沉思两天，26日，他把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毛廿六日上午。”

从以后的言论中知道信阳事件确实使毛泽东震动很大，他虽然把这一事件看作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但也由此看到，农村的问题确实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单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信阳地区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19]

河南的悲剧早已酿成

信阳事件不过是河南悲剧的缩影，河南悲剧则是“大跃进”，反右倾酿成的恶果。

悲剧从1957年夏天就开始了。[20]

1957年夏天，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潘复生打下去，自己取而代之，当上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此后，吴芝圃成了毛泽东召集的各种会议上的常客，地位显赫。

由于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于是上行下效，在全省的各级领导班子里，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便从那时起，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司空见惯了。

还是在1958年春季之时，省长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吹牛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全国其它地方所望尘莫及。

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把它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

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然而，省长吴芝圃还在热昏的状态之下，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在庐山会议上起劲地反右倾。

1959年8月中旬，他从庐山上下来，回到郑州之后便立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

1959年，河南遭逢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高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滥。

“共产风”再度刮起，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河南南部的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以下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他整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体弱多病，身体骨瘦如柴的农民，被他当场活活地踢死；另有三位农民，尽管身体稍好，也被当场活活地打死；一位年青小伙子，由于火气旺盛，路见不平，上去劝阻了几句，刘文彩矛头一转，怒目而视，当即指挥在场的人员把这位小伙子，五花大绑，众人齐上，打的打，踢的踢，棍棒、皮带一齐上，一时间，只见这位小伙，头破血流，瘫软在地，一命呜呼。

据有关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在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是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1960年春天，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了炊，最严重的村子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也开始大量地外逃或者是饿死。

然而，就在农民大量地饿死或外逃之时，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饥民外逃，这不在丢他地委书记的人吗？老百姓连为求生存外逃要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就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的“功劳”：在他管辖下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27个小社合并为一个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他也因此受到过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有这样的一块金字招牌，他还害怕什么呢？

就在那些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一批的倒毙下去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还在硬着头皮充好汉。死不承认河南缺粮。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搞调查。河南领导人告诉他，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粮食，还可调出粮食。

陈云反复问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人口多少？几笔账算下来，情况很清楚，粮食差得远。陈云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河南领导者还是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粮食够吃，自己能够解决。

河南怎样解决城市人口吃粮的呢？靠高征购、“反瞒产”、“反私分”，靠政治强压从农民哪里挖来的保命粮。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吴芝圃这时还有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得了重彩，名声大噪。现在，他又突发奇想，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兴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之后，“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也没来郑州开会。

吴芝圃下台了，吃尽苦头的河南百姓，也特别厚道，后来提到吴芝圃的名字，也只是调侃一番，并不切齿。

然而历史应当记上这一笔，以告诫后来的父母官，为官一方，理当安境保民，造福百性。切不可图虚名而招实祸，更不可为邀功行赏而不管老百姓死活。

天灾呼？人祸呼？

1959年～1961年“三年严重困难”，1960年为最甚。中国农村的灾情弥漫范围有多大，非正常死亡的总数是多少，目前没有一份官方的研究报告。只有一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仅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如果加上自然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大于此数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记录了不同的研究数据。

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2000万到3000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3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4000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3300万人。[21]

凌志军还提醒人们，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找来一个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他要“独善其身”，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造成“三年困难”，的确有天灾的因素。天不与人作美，“大跃进”发动之后，只有1958年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成。却没有好好利用，浪费惊人。1959～1961年连续3年全国普遍遭灾。1959年这一年的灾荒所影响的还是农村的一部分地区，没有发展到全国规模，到1960年情况比1959年严重得多。

这年秋后，全国仅受旱面积就达到6亿多亩，水灾面积有1亿多亩，再加上虫、风、雹等灾害共约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害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22]

中国地域辽阔，南涝北旱、东风西雹，年年难免，这三年天灾的确非同常年，但如果政策对头，不致于出现如此大规模饥荒。薄一波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饿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当读者看过上面有关信阳事件和河南悲剧的文字后，不用再作更多的解释了。

毛泽荣进京找“主席三哥”告状

危机同样发生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但由于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毛泽东的两个亲戚站出来了，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舅表弟文东仙。

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

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二位老人一道进了京，当时正值国庆节前夕，进京已三天，毛泽荣没能见到毛泽东，便来到王季范家里（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把他反映的情况作了文字整理，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面见主席。”

过了国庆节，他们催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还是未接见。毛泽荣见毛泽东心切，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见。

秘书见催急了，就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接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毛泽荣语气很坚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秘书来到毛泽荣、文东仙住的招待所，对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他没有时间，那我们自己找他去。”

等了这么些天未能如愿，脾气有些暴躁的毛泽荣已有些不耐烦，他说着站了起来，说走就走，拉着文东仙来到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把两位老人先安排在中南海接待站住下等候。又过了几天，毛泽荣终于和文东仙、王季范一道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荣讲话象开机关枪，他把两年以来家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如下汇报：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们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大帽子“反党反红旗”。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都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地里，红薯烂在土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畜家禽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共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冇得力。不少人因经常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药跟不上。……

根据王季范的整理，毛泽荣、文东仙两人一共向毛泽东反映了十个方面的问题。

最后，毛泽荣补充道：“主席，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文东仙跟着说。

“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王季范马上附和道。毛泽东听了汇报，心情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撒谎。事实如此，能不相信吗。

“唉！华初（即毛华初，毛的侄子）到哪里去了，从冇听他在这里讲起这些事”毛泽东叹口气说道。

“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么分吃的？”毛泽东关切地问。

“小孩每人三两，大人一斤。”毛泽荣答。

“老秤还是新秤？”老秤16两为一斤，新秤10两为一斤，老秤的八两相当于新秤的半斤。

“是新秤。”文东仙答。

王季范又敲起了“边鼓”，他激动地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他的两个孙儿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也吃不饱，经常回家把爷爷的饭吃个精光。他说起这件事，感叹道：“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人。”

毛泽荣进京“告状”，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毛泽荣“告状”一个月以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毛泽东没能容忍彭德怀讲真话，但他希望从两类人中听到真话，一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是家乡亲属。在当时，毛泽荣的一次“告状”，比各地大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汇报，更能打动毛泽东。

紧急挽救农村危机

无论认为是天灾还是人祸，到了1960年10月，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了农村形势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渡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农村局面，克服粮食危机。

——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劳动力充实农业，首先是粮食战线。1960年兴修水利从原计划7000万人压缩到1000万人。

中共中央在10月27日下发的指示中指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方针。动员每人每年高于360斤原粮的地区降低标准，把余粮卖给国家。推广、采集和制造小球藻等各种粮食代用品。城市口粮标准也有所降低。

——动员干部和城市职工下乡或回乡劳动。10月17日，周恩来亲自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机关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军队少校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截止11月10日，中央一级机关下放干部已达10176人，占机关干部总数7.33%。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一时应急措施。稳定农村，症结所在：一是调整农村政策，从穷过渡退却下来；二是制止住农村干部的“五风”。

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于11月3日发向全党全国。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绝不能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但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许倒手转卖。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8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2天、女社员每月放假4天的制度。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中央紧急指示信（农民习惯称为12条）的下达，犹如久旱之甘霖，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有些干部们虽欠了债，后来挨了整，但多数却由于减轻了政治压力，反而松了一口气。这12条虽然还坚持公共食堂、部分供给制等政策，退赔也只是一句空话。但其他各项都简明扼要，易于贯彻，易于记忆。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包一奖四固定”、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农民们耳熟能详，一时成为口头禅。作者家在农村，记得12条用粉笔写在我家的一块门板上，却经久不去。后来我参军入伍，回去探亲，12条字迹仍依稀可见，这已是15～16年时间了。真是入木三分。或许是顺应民心的缘故吧！

毛泽东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毛泽东本人此时的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1月15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首先是省委一级要下决心。他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此后毛泽东先后批转了甘肃、四川、浙江等省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

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在批转甘肃省委报告时作的自我检讨。

甘肃省委贯彻《紧急指示信》，向中央作了多次报告。在第四次报告中，省委检查了执行中央政策的一些偏差，一是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二是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三是过分强调发展社有经济，生产队所有制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四是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少，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还曾规定普遍实行粮食供给制，条件好的地方实行伙食供给制。在自留地问题上也变动较多。总想使社有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共产主义因素多搞一点。“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

11月2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指示，指示中说：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例举了自己的错误。他说：

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渡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3、4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5、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

毛泽东接着说：

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对错误的认识虽有很大局限性，但看起来是真诚的。表明他已开始退却，放弃几年“过渡”，几年“改变面貌”的想法。

6月写《十年总结》时只发给与会者，没有向下传达，这次，毛泽东的自我批评连同甘肃省委的报告一同下发全党，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举措，表明他希望以此带动全党各级领导改正错误。在反右倾之后，如果没有毛泽东本人的明确表态，恐怕难以掉头。

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但基层干部做出来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出乎毛泽东的意料，着实使他震惊，由此产生一个认识，认为这是封建势力篡权，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他提出：“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农村的报告上批示：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

毛泽东要求：

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12月18日，河南省信阳地委的报告中说：“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

在这里，又走进了另一个认识的误区。

不少地方在整风整社中，对饿死人的原因，不认为是“五风”的恶果，而认为是地、富、反、坏的破坏。于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把公社的各级干部划成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批斗抄家。弄得干部都躺倒不干，无人领导。

[1]《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54～55页。

[3]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59～662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90～891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78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8页。

[7]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版第216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9册第188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9册第188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0页。

[11]《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3号。

[12]阿法纳西耶夫：《在中国的两周》载1988年6月6日和11日苏联《真理报》。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52页。

[14]《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07、808页。

[15]据《阿登纳回忆录》谈，1955年9月10日，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花园散步时提出说：“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6亿以上的人口，每年还要增加1200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您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0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3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81页。

[1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421页。

[20]资料引自楚汉著《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1]《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81～82页。

[22]《周恩来传》（1949～1976）（下）第699～700页。

第八章 体察民愿

1 天道难违 “大跃进”戛然止步

真情苦塞 毛泽东高倡调研

毛泽东卧薪尝胆

1961年初春，西伯利亚寒流疯狂地袭击着中国的大地。疲惫不堪、身体干瘦的中国老百姓迎来第三个困难年头。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恶化，已接近于崩溃。全国范围的粮食危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城市市民的优越性已难保障，开始品尝农民兄弟已经饱尝过的饥饿之苦。农业、轻工业仍在急速下滑，1960年苦苦支撑的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铁路运输，过了新年之后，也不可遏止地跌落下来。天道难违。饥饿规律迫使“大跃进”的战车戛然止步，谁也没有力量再推动它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面对现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昏热几年的头脑逐步冷静、清醒过来。开始怀疑、开始反思。寻找渡过灾荒、走出困境的良策。

人们从公开的报章上广播中也可以体会到，“大跃进”的热浪在消退。

这些日子，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1960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67岁生日。本应是个吉祥喜庆的日子，然而，毛泽东面对全国纷至沓来的灾情报告，丝毫没有喜庆的感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

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夜里，封耀松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起身，给即将下去的工作人员写了一封信。要他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他写道：“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信尾有这样一句话：“我今年已经是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日是我的生日。毛泽东 1960年12月26日”

据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这次生日家宴上的讲话，内容更多些。照样是谈古论今，照样幽默风趣。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幽默之中，总透着一种沉重和伤感。他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他讲到自己历史上曾三次受压。他还说到有的同志，我稍微批评了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他说现在下去很苦，“如果到你们真正活不下去了，不行了，快要死了，打一个电话来，我们来把你们接回来。”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情，这千真万确。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屏障把他与实际隔开。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中去。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追随不去。地方大员吧，总是重复着他自己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于治下的问题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即使是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汇报也要经过慎重选择，掌握着分寸。饿死人，他早有耳闻，但总认为只是局部发生的问题。如此全国性的大灾荒，还是从他的堂弟毛泽荣的“告状”中，从汪东兴汇报的身边警卫人员的思想动态中才感受到的。从这以后，各地的灾情报告就纷至沓来堆到了他的案头，他震惊了。这能怪谁的呢？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真情，但对不合心意的真话又不能相容。自从批判了彭、黄、张、周，自从在全国各级开展反右倾，几百万说了些真话的干部被打倒，被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于是舆论一律，大家都说假话，层层欺骗，心照不宣，把毛泽东蒙在鼓里。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又领导中国农民进行革命夺取了政权，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总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贫穷面貌，把农民带上富裕的道路。不久之前，他还满怀豪情地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使中国农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却闯了一场大祸，把亿万农民投入了饥饿之乡。不能说他毫无内疚自责。他宣布不吃肉，要求降低自己粮食供给，在中南海自己开荒种菜，以示与民同甘共苦。

使他更为苦恼的是，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他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真正面临了挑战。这次的挑战，既不是来自赫鲁晓夫，也不是来自彭德怀，而是来自实践，来自饥饿。在这之前，1960年春，面对国际上的压力，他曾经发过誓：“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1960年夏天，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朋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十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

现在，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的理想，放弃他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政治上也没有退路。放弃了“三面红旗”，等于在国内外反对派面前，宣布政治上的失败。然而，灾难已经降临。面对现实，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原因和出路。克服暂时的困难，维护“三面红旗”。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各地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紧接着从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中委和候补中委170人到会，还有23名高级干部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是延期召开的，本来1960年准备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三次会议。由于形势恶化没有开成，这一年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开。等到这次全会召开，议题变了，心境变了，不再是继续发动“大跃进”，而是收拾残局。

八届九中全会的议题，关键是批准了李富春和周恩来共同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关于调整，半年前北戴河会上就提出来了，八字方针的形成也有四个多月。然而，在一片“保钢”声中，八字方针无法落实。1960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感叹地说：“北戴河说得很硬，做得稀松。”即使提出八字方针的国务院副总理、计委主任李富春，也是顾虑重重。11月计委会议上李富春提出：“1961年计划的方针，就是要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既要进行调整，又不能放弃“跃进”，这是当时唯一能为党内接受的提法。

直到这次九中全会，党内总算统一了认识，把八字方针确定为1961年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1月3日，李富春介绍计划工作，他的报告，当然不能遗漏对三年大跃进伟大成就的肯定。指出，1960年在前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在这个前提下，他谈到了计划工作的四个主要缺点。即忽视农业、指标偏高、权力下放偏多，检查不够。

毛泽东插话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

毛泽东还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明年、后年，要做巩固工作，提高质量。”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

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他要求大家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

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当然，不能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不实事求是，也不能这么讲。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

毛泽东说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年，事实上承认了前几年没有搞实事求是，没有搞调查研究。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下面封锁，“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因为各级干部官做大了。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以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

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作讲话。又一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毛泽东讲“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的确是实情。但还有另一面：情况不明决心大、经验不足气魄足，不愿听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说。

毛泽东是军事家、政治家。指挥战争、搞阶级斗争得心应手。但绝对不能称之为经济专家。他对现代经济缺乏足够的知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不能要求毛泽东是无所不能的完人。

问题出在毛泽东不服输的性格，他曾经赌气说：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从后台跑到前台，亲自作经济决策。加上他那特有的浪漫诗人气质、指挥千军万马的宏大气魄，对乌托邦理想的执着追求，随意发议论、发指示、批文件。那个年代，他的话等同圣旨，一言既出，全国都动，当然易出乱子。

现在，毛泽东如梦初醒，收敛了浪漫情怀和空想情结，回到了现实主义，他倡导实事求是，号召调查研究，他同意不要那么急，可以搞几年慢腾腾。这是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得到的认识啊！这时的毛泽东，是四年来最冷静的时候。他的反省达到了这个时期的极点。这使他与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认识趋于一致，党内空气也较为宽松了。周恩来等得到授权，可以组织退却了。

发现一篇老文章

正在中央全会结束的时候，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早已丢失，多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

这篇文章是田家英亲自送给他的。

田家英这时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上，田家英与几个“秀才”议论毛泽东、同情彭德怀，在这次政治大潮中差点翻船。后来，他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保他过了关。会议之后，毛泽东特地让田家英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历时两个月。但是无庸讳言，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1960年，田家英倾心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以此为由适当拉开了距离，连八届九中全会也没有参加。这个时候，田家英确实感到，毛泽东已离开了他曾经全力提倡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头脑已经不那么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田家英还多次向逄先知流露他的心情，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

当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大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时，田家英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立即把这篇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在福建龙岩收集到的毛泽东佚文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喜出望外。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珍爱的一篇文章的失而复得。而且，现在正逢其时，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可藉此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

派出三个中央调查组

一旦毛泽东的思路变了，他就要求全党跟上他的步伐，决心尽快扭转“暂时困难”的局面。九中全会之后，他倾注主要的精力，推动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

无论是发动“大跃进”，还是纠“左”，毛泽东都掌握着主导权。他不允许别人走在他的前面，越过他的界限；也不允许别人落在后边，跟不上他的步伐。

九中全会后，毛泽东身体力行，派出并亲自指导三个调查小组下农村。

调查组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带领。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毛泽东要求，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接到指示，雷厉风行，立即组成调查小组，共21人，每组7人。组员有邓力群、许立群、王力、张超、梅行、王鲁、杨波、胡绩伟、逄先知、吴介民等，1月21日即离京赴农村。

田家英带领的小组到了浙江省嘉善县和富阳县，各选一个生产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嘉善县选了一个差的队，富阳县选了个好的队。华东局农委副主任董家邦、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也参加了进来。

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早有认识，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的田家英，此时此刻被委以重任，能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点力量，自然感到高兴。他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对毛泽东纠正错误发生影响。来到浙江，把个调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毛泽东把陈、胡、田派出去后，1961年1月26日晚，他自己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迫切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京、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将近1个月的旅途，毛泽东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并且向各地大员作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江渭清放胆讲实话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

这里要补叙一笔。本来各中央局在解放初期已经撤销，当时为了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中领导，保留的协作区，不具有一级党组织性质。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建立六个中央局。随后任命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南局是陶铸，东北局是宋任穷，西南局是李井泉，西北局是刘澜涛，华北局是李雪峰，华东局是柯庆施。

毛泽东的专列经常是他召集重要谈话的场所，他认为必要，一个电话就让各地大员从四面八方飞来。

这次汇报的一个问题是公共食堂问题。

本来情况是明摆着，公共食堂强行维持，早已难以为继，群众怨声载道，强烈要求解散。但在这时，主张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包括一些调查组，还大有人在。过去有些人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记忆犹新；中央刚刚发出的“十二条”指示信明文规定，必须“坚持食堂”。指示：“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办好食堂是安排好生活的基础。”食堂问题十分敏感。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泽东听得眉飞色舞。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坐在车上，眼望窗外。一言不发。

毛主席见大家议论风生，独江渭清沉默不语，说：“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江回答说：“我不好发言。”

毛听出了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只好放开胆子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

毛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江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他说：

“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

“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

“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江总结说：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听江这么讲，兴致稍退，但并不责怪。他说，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的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

田家英的汇报

1961年2月6日，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

田家英如实说了他对食堂问题的看法，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应当解散。田还如实向毛泽东陈述，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饿死人的原因，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他们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这个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找来那个县委书记，深谈了一次，并批评了他。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在当时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关于天灾、关于阶级敌人复辟，这是不久前毛泽东亲自定的性，发的指示，并且写进了中央文件。各地正在布置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展开夺权斗争。

其实，这个问题不少人心中有数。田家英敢在毛泽东面前捅破这层窗户纸，再次显露他敢于直言的秉性。好在这时，毛泽东心境平和，还听得进去。

听完田家英的汇报，毛泽东说：

——问题主要是“五风”，瞎指挥。除自留地、蔬菜地以外，再留百分之三的土地归小队（按：即后来的生产队）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

——退赔问题，要决心赔，谁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

——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者把小队当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变大队，明升暗降。

——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三十户中有五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干部手脚不干净，百分之三四十的贪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脚不干净。统统撤掉不行。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

这些，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已经明确，有些正在酝酿之中。显然，毛泽东的认识有较大深化。但他仍然希望听到一些好的消息。针对田家英报忧的汇报，毛泽东提醒田：调查时，看看坏的也看看好的，不然就要钻牛角尖。

“两个平均主义是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1961年2月24日，毛泽东到达广州，看了陈伯达带领的中央广东调查组2月19日的《调查纪要》。《纪要》中提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纪要》。联系到沿途了解的情况，他立即抓住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觉察到，《12条》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成了起草公社条例的中心指导思想。

三个调查小组奉命集中，2月23日会合广州，准备起草公社条例。3月5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召到广州，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讨论农村问题。毛泽东谈到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后果，他虽然坚持“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但是他认识到，“接着在群众中间反右就坏事了。”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情况了。

庐山会议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显然，毛泽东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有些后悔。他感叹地说：郑州会议后只反了四个月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

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对于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起了很大作用。

3月6日，各常委飞回北京。分别召开南、北会议。

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参加会议的是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主要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

3月11日至1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与会者是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及其所属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同样是讨论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突出地提出要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认为这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接着他批评说：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市、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后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两级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

毛泽东建议研究一下他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那里指出的问题是作者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他说：“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讲话。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道理。他将《调查工作》的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并且说道：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他说：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他还说：“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去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

信写好后，毛泽东原想让陶铸送到北京去，并介绍“三南”会议的情况。当天，他又改变了主意；陶铸不去北京，请“三北”会议各同志移师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

3月14日，中央各常委及“三北会议”诸同志飞赴广州。

3月15日，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开幕。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公社条例共10章60条，因此，习惯上称之为“农业60条”。

“农业60条”的由来

毛泽东何以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他说这是听了田家英的建议。“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人民公社化后，高级合作社的章程自然作废了。人民公社一轰而起，几年来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条例，有些文件规定、指示在下面得不到落实，其实中央指示也是相互矛盾，例如自留地，收了放，放了收。依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不希望把一个体制固定下来，他批评过苏联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说法。急于过渡的思想支配着全党，“变”成了常态。然而，不把公社体制固定下来，农村生产关系变动不居，人心不稳，混乱就在所难免。毛泽东在“三南”会上讲：“可能搞个条例也不灵，但总得搞一个。”

这时，经过中央及地方常委的初步调查，大家都感到了需要搞个条例，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固定下来。这些问题包括：

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

二、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三、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管得太多太死。

四、公社各级民主制度不健全。

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

“农业60条”（草案）就是针对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

起草工作从1961年2月26日就开始了。毛泽东指定陶铸牵头，陈伯达为副，参加起草委员会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等。具体由廖鲁言、田家英、王鲁、赵紫阳分别起草，胡乔木修改。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工作。

广州会议开始后，吸收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起草组。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白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

“农业60条”经充分讨论，于3月23日通过，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后来称为“3月草案”。

“农业60条”的“3月草案”，在郑州会议、“12条”之基础上，又解决了一些新问题。其中解决得比较到位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

“一大二公”被认定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1958年，把“一大”的好处说了一大堆。当年建立的2.3万多个人民公社，规模巨大。平均4797户一社，不少万户以上的大社。郑州会议后，社队规模有所缩小，1960年春在反“右倾”、“创造条件过渡”的口号下，规模又扩大，“共产风”、瞎指挥风泛滥，都与社队规模太大有关。到“三南”、“三北”会议时，缩小社队规模，形成了共识。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说：“大队干部跑遍小队，得一年时间。将社队划小，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华东组的同志说，公社化后，社队这么大，社员“看不到边，摸不到底”。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

于是，广州会议一锤定音。会后，各地划小社队规模，一分为二、为三，甚至更多，而且把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来“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到1962年，平均每社9.4个大队，每大队7.9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均24.9户。比原来缩小了几倍。

再一个解决得较好的问题是家庭副业问题，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太多了，农民整怕了。而在这时，恢复自留地，鼓励农民养鸡、鸭、猪、羊，搞生产自救，是把农民带出灾荒的一条捷径，毛泽东说：“再反复，就是饿、病、逃、荒、死。”

然而，由于生产队变成了大队，生产小队变成了生产队，“农业60条”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成了以“大队为基础”，“基础”悬在腰上了。

还有，从“3月草案”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与会者中不少人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依然是恋眷不舍。尽管已经了解不少反对意见。“农业60条”草案仍规定分配上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供给占三，工资占七；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些规定，仍在保护“共产主义因素”、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会议还通过了一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连同“农业60条”草案一同下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一杆子插到底，与群众见面，防止中间梗阻，以稳定人心。

邓子恢受到“表扬”

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到邓子恢的名字，引起与会者一阵兴奋。毛泽东对邓子恢下农村调查研究，大加赞扬。

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

他转向大家，说：“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

毛泽东讲着讲着，忽然两眼向会场横扫了一遍，未见到邓子恢，就问：“邓老来了没有？”

这一天的会议，邓子恢到得稍迟一些，就坐在会场的后边。

大家不约而同用眼找邓子恢。有的看到邓子恢惊奇的样子竟笑了起来。邓子恢耳朵有些背，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就问坐在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剑英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邓子恢开始认真地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说：“农村工作部找谁呵，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创议的是总理。”

“是他给我说的。”周恩来插话说。

“啊！首先创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对邓子恢的表扬，是毛泽东一次罕见的表示。自合作化后期起，邓子恢的意见总是与毛泽东拧着劲。在党内，也只有邓子恢同毛泽东当面吵过架，好在都是工作之争，并无个人芥蒂。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1958年初，毛泽东批周恩来反冒进“错误”时，捎带重提邓子恢，说“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随后又让邓子恢赋闲。中央农村工作部改由谭震林负责。因祸得福，邓也就省去了违心跟风的痛苦，没有刮“共产风”的账。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在大连养病，陈云也在大连。听了陈云的劝告，没有上庐山，又躲过一场风雨。

三年“大跃进”的热潮过后，农村陷入一场危机，实践证明邓子恢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转向寻找渡过困难的良策，刘少奇想起了邓子恢，想请他重新出山。

1960年9月初，刘少奇得知休养了一年多的邓子恢病情稍有好转，立即约见他，问了问病情，就向他提出：农村工作中的错误颇多，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中央正在考虑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赶快把农民情绪稳定下来。希望你到农村去作些调查，了解些真实情况，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邓子恢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了下来。

9月上旬，他带领工作组下乡，首站是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在这个公社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郊铜冶人民公社住了一个星期。他轻装简从，走家串户，同管理区、生产队干部、社员、党员、老农开座谈会，查看农田、养猪场、水利工程、食堂、接触了许多群众。

回到北京，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现在要改变反右，继续纠“左”。于是立即亲自动手，就调查所得向中央写了《山西、河北两个人民公社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报告。

9月底，他又率工作组从北京直奔江苏无锡县。他在无锡县住了二十多天，深入到一个公社的几个基本核算单位。

在无锡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发了好些文件，到了基层，有的没有同群众见面，有的执行不认真，有的执行打折扣，甚至走样。这一方面与某些具体规定不切合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与某些具体规定朝令夕改有关。

于是提出搞一个社章或者条例把政策固定下来。他立即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草拟《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并邀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长到无锡，参加讨论。回到北京，再作修改。11月底，一份《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终于定稿。

《条例》分14章66条，1961年1月23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中央，周恩来看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起初或许并不以为然。当他南下经过调查，萌生搞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念头时，不能不信服邓子恢的先见之明。不得不承认，邓子恢的许多意见是对的，农村工作部还得找邓子恢。邓子恢的那个条例成为起草组的重要参考，也可以称之为“农业60条”的前身。

毛泽东3月23日的这一番话，事实上在为邓子恢恢复名誉。这使邓子恢的心气平顺多了。但他更庆幸的是，毛泽东又开始恢复实事求是，又从实际出发来看待农村的问题了，农村又有希望，农民又有希望了。

再次疾呼调查研究

毛泽东赞扬邓子恢，也是借题发挥，敦促与会者都去作调查研究。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除了具体指导“农业60条”的讨论外，逢会必讲调查研究。与会者对毛泽东的一封信和《调查工作》一文反映热烈，大家深有同感，认为切中要害，非常及时，立即印发给没有到会的各省、市、区党委常委，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学习。

刘少奇说：“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

周恩来说：“所以如此不摸底，不落实……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了。”

根据中央意见，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指示信在3月23日通过，并附有《调查工作》一文，下发县、团级。信很长，无非强调调查研究如何必要。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就是说，要打破思想禁锢。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来自上面，来自中央文件，甚至来自最高领导人，不打破框框，调查也只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3月23日，在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查工作》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信稿不过800字，文章也较短。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这几年官做大了，已经做了八年了，就不做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

这时，毛泽东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

毛泽东想走遍黄河、长江，那是突发奇想，不可能实现。他想到老百姓中交一些朋友，搞几个调查基地，也没有实现。这使他尽管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还只能是听汇报，不能亲历其境，体察民情。

2 常委下乡 亲察民情感愧疚

百姓翘首 但求温饱盼松绑

刘少奇说：“看到乡亲们生活艰苦，对你们不起。”

3月广州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作调查。

毛泽东乘专列北上长沙，停留十数日，又转道上海，后住进杭州刘庄。他在长沙、上海和杭州或者在专列上用保密电话与各地调查组联络，批阅和转发由各地报来的调查报告，督促各地领导人下乡调查。

这时，中央常委除林彪已全部转到农村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在四川老家、邓小平与彭真在京郊。6月至7月，陈云也回到上海青浦县老家。除了毛泽东派出的3个中央调查组返回原地以外，中央又派出了不少调查组。中央邯郸调查组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率领；中央辽宁海城调查组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队；中央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队；中央四川简阳调查组由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带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最高检察院院长张鼎丞这一对老搭挡，在他们的老根据地、出生地福建省龙岩县不期而遇。各个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都派出了自己的调查组。许多第一书记响应号召，亲自下乡。

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调查运动！

广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湖南老家，作农村调查。

这些年来，刘少奇作为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他一直尽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大跃进”中也说了许多过热的话。“大跃进”的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犯的。

自从1959年当上国家主席以后，一些场合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像。他有些不安，始终注意突出毛泽东，谨防越位。庐山会议时，工作人员见了他，呼“刘主席！”他立即纠正：“叫少奇同志”。“主席”的称呼留给毛泽东最好。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摊了牌。刘少奇坚决维护了毛泽东，批判了彭德怀。

然而，从1960年下半年起，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灾情报告，他开始怀疑，开始反省。或许，他对问题的反思比毛泽东更早些，更深刻些。

1961年3月15日，在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业60条”草案时，他就对是否坚持供给制持否定态度，他说：“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他还说：“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

由于毛泽东没松口，由于多数人主张保留“部分供给制”，由于自己的认识还不成熟，刘少奇没有坚持。

说实在的，这时刘少奇对农村的情况，对农民的心愿也还是“不甚了了”。

他想了解到真实情况。离广州前，他约见中南局书记陶铸、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说这次去湖南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1961年4月1日到5月16日，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一行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刘少奇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屋场、食堂、病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工作人员则进行家访，或参加田间劳动。前后44天。

这次调查，他想模清三个问题：一是了解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够不够；三是要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

本来下去调查，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山，俯拾即是。然而，当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紧紧地束缚着，经过一次次的过火斗争，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些基层干部对上面封锁消息，不让人讲真话。

刘少奇照样碰到了封锁消息的情况。王光美讲述了这样的情景：

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实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

刘少奇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在老百姓中，刘少奇没有个人崇拜，加上肚子里缺粮，心里有气，起初对刘少奇也是敬而远之，心存戒备。或笑脸，或苦脸，或鼓着眼睛、或眯着眼睛，或昂着头，或低着头。刘少奇并不介意，从中体察群众情绪。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常里短，都想一吐为快。

5月3日，刘少奇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旧居。他视察公共食堂、大队养猪场，找乡亲们谈话，开干部座谈会。他祭扫了母亲坟墓、看望了大姐刘绍德。久想回乡看看，回到家乡，物是人非。

把困难归咎于天灾，乡亲们不服。

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原因，群众普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炭子冲大队，15个生产队，190户，不到700人，1个劳动力1年才分得50元，欠债的将近1/5。有45户的房子拆掉了，有10多户的房子公共占用了。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几乎绝种，山林也砍光了。各县、社以至生产大队还搞什么“十大建筑”，废弃良田开鱼塘、修公路……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任务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就顾不了政策。群众对基层干部特别有气，埋怨坏事尽是他们干的。基层干部也是一肚子火。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绝不能脱离群众，如置群众的饥饱与生死于不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刘少奇感慨万千。他说，应当扎扎实实算一回损失账，“然后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

5月7日下午，刘少奇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面对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刘少奇深感愧疚。他说：

“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旱有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

4月份，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群众大会上，从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基层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报社记者也检查了报道失实的错误，真心诚意、深刻沉痛地向农民群众当面道歉。

有感于这几年新闻报道的严重失真，对错误做法推波助澜，刘少奇5月1日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说：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

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

刘少奇批评《人民日报》报道的严重失真，这是事实。我曾翻阅了三年“大跃进”期间每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是昏话、大话、假话。正像刘少奇讲的，“报纸是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在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开展反右倾中起了任何其他手段无法比拟的作用。然而，单单批评报纸，批评《人民日报》，也有失厚道。我们的报纸是党的喉舌，能不宣传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吗？能不为党的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摇旗呐喊吗？当时，全党上下，都在尽力跟上毛泽东的思路。精神都处在癫狂状态，岂独《人民日报》！

不过，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报纸与党委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要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不听党的话，一种是完全听党委的话。他也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对于办报人来说，如何处理做党的喉舌与做人民的喉舌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需要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如何处理鼓舞士气与揭露阴暗面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难以拿捏的问题。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刘少奇对一些急切解决的重大问题，头脑清晰起来。

——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我们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以前我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队的1/3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做饭去了。烧硬柴砍树，不烧茅草，破坏山林。有人想在吃饭的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

——退赔得怎么样，我看还是差得远，基本上没有退赔。湖南省报告说退赔了90%，这是省里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听社员的汇报。现在是社队拿社员的，社员也拿社队的，拿别人的。偷摸成风。“你拿得，我拿不得？”因此，必须坚决退赔，分清你我。巩固国家、集体、个人所有制。

——要不要供给制？这几年搞的这样苦，供给制不搞或少搞，只是困难户、五保户。

——讲点民主好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

4月11日，刘少奇同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交换了农村情况。5月11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已的看法。

同在湖南，毛泽东只能住在长沙的宾馆，刘少奇却可以睡在生产队的养猪场；毛泽东繁忙地批阅着来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调查报告，刘少奇直接面对着面黄肌瘦的农民。这可能就是两位主席的不同，对困难的估计，对百姓疾苦的感受，对错误的认识，分歧可能就是从这里萌发。毛泽东终归还是隔窗观景，看法易于变化；刘少奇对灾情与错误，刻骨铭心。

农民直言警告周恩来：“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周恩来着一身棉布的不合身的、皱巴巴的灰色中山装，带一顶布质鸭舌帽，穿一双尖口布鞋，一副乡村干部打扮。他一屁股坐在河北农村一户农家的门槛上，与社员倾心交谈，门槛里面坐着一位憨厚的、五指像一把金钩的老农民。

中南海著名摄影师杜修贤抓拍了这个镜头。

这是那一年，中央领导人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真实写照！

1961年，周恩来照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只是多了许多的焦灼和忧虑。新年伊始，内政外交，他马不停蹄。他同陈毅率领40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问缅甸，稳定四邻；他密切关注着由于美国的干预引起的老挝局势紧张，为参加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作准备；他密切关注着美国入侵猪猡湾后的古巴局势，致电支持卡斯特罗；他关心着西藏平叛后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稳定，接见末代皇帝溥仪等首批特赦战犯，鼓励他们进入新社会；他还要组织城市和工业的生产和调整。……尽管如此，与全党一样，周恩来关注的重点依然是农村问题。他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所有解决农村问题的会议，并且抽出时间到农村作亲身调查。

4月底5月初，周恩来先到河北邯郸，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5月3日至8日，下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住在部队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在伯延村就餐。

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周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在周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周恩来讲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周恩来这次到农村考察带着三个题目：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周恩来知道是在做假，硬是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黑压压挤了一大屋。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开始群众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有压力，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地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下沉。“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尴尬地望着二廷。会场顿时陷入沉寂。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面对和蔼可亲的国家总理，张二廷如实地谈了许多情况，希望周恩来再来伯延。周表示有机会一定来，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并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5月6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已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拥着他往南走，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周恩来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

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磕头搞懵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

周恩来上车后，显得不安，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一肚子苦水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询问原委。老汉动气了：“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

伯延调查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自己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情况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的。”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日凌晨3点半，他请秘书孙岳挂通了保密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批转了周的报告。

周恩来没有回老家淮安去。百姓遭难，此时此刻，他涌起一股少有的思乡之情。6月北京工作会议以后，他打算以淮安为基地进行农村调查，他满怀感情地说：“我50年不回老家了”，“我回到家乡总可以发现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但一则身体虚弱，二则国事繁忙，他未能如愿。后来，一次外出视察，飞经淮安时，他特意让飞机在家乡上空盘旋一周，流露出埋在心底的乡思。

邓小平说：“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叫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常委们都在外地，邓小平要留守北京，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彭真协助。这时，彭真虽不是中央常委，但他的位次仅在七常委之后，经常列席常委会议，事实上担任副总书记的角色。

邓小平和彭真一面处理日常工作，一面组织了五个调查小组赴京郊顺义和怀柔等地农村调查。并且抽空亲自到顺义和怀柔实地考察。

邓小平来到顺义县牛栏山公社。

原公社党委书记王志儒回忆说：

邓小平一来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解开思想疙瘩，怕我们有顾虑。先说，一开口就先说，你吃食堂，社会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你吃食堂光荣，你不吃食堂也光荣。你猜怎么着，我那思想解放没有，没有。我的思想顾虑还大着呢，因在食堂问题上我尽挨批了。

邓小平到了张庄，见道边一块三角地，翻了一铁锹多深，旁边堆有五大堆粪。邓小平问王志儒：种十边地有没有好处？王志儒一时语塞。个人种十边地，不是单干吗？邓小平看出王的心思。他自己回答说：开展十边地有好处，你看看，地翻得这么深，粪堆这么大，你说它会不打粮食？打了粮食，就是不卖给国家，人吃了也省了国家供应。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形成了自己的看法。1961年5月10日，他和彭真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他们建议：

——现在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可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对包产的办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鼓励社员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

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当天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邓小平、彭真的信根据北京郊区的情况，对公共食堂是否取消没有说死。朱德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说得更加肯定。他说：

在四川看到的是：社员吃饭“两道烟”（食堂打饭，自己回家做菜），浪费人力物力，到陕西，反映更强烈，说食堂有五点不好……

在常委中，朱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分管的具体事务较少。庐山会议及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朱德也遭到攻击。庐山会后，朱德虽有不同意见，却难以继续公开表示。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疗养、调查。1960年先后到过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足迹遍布十余省。

这年3月，朱德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新寺区。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

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

1961年一开春，他又南下，先到上海、浙江，后到福建、江西、广东，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把看到的了解到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毛泽东反映……

邱老汉与毛泽东“谈心”

在毛泽东收到的大堆材料中，有一份材料引起了毛的特别兴趣。这是陈正人从四川简阳送来的，老贫农邱开银与调查组的谈话记录。陈正人给中央的信中说：“有个老贫农邱老汉的谈话，很有意思，值得很大重视，请中央同志参阅。”

邱开银，四川省简阳县平泉人民公社社员，58岁，贫农成份。听说工作组在宣讲“60条”，主动跑来反映情况。

“我听娃儿说北京来的工作组带来了毛主席的‘60条’，我两夜都睡不着。心头有些话想向你们说。”

老汉心境平和，语调平缓，没有怨言，娓娓道来。这番话尽管难免经过了润色，但从中仍可看出邱老汉的用心良苦。

“毛主席一心为人民，想叫穷人过好日子，过去的‘12条’就够好了，这次又来了个‘60条’，比过去更好。”

“三年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就是步子跨得大了点。步子不稳，要栽筋斗，一下子把穷富扯平，‘相嬴’了懒人。……再要平均主义，就硬要饿死人。”

“我赞成发展社员养猪，有猪才有粪，有粪才能有好庄稼。自古以来就是‘做官凭印，种庄稼靠粪’嘛。”

邱老汉的谈话总爱引经据典，颇有几分隐士风度。

“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打仗，越王派了一个谋士到吴国，向吴王献‘策’，把种子蒸了再种，长不出粮食，越王趁机进攻，吴国因为没粮吃被打败。我们中国如果没有粮食，万一有事，就有失败的危险！”

邱老汉继续建议：

“生产队要有一定的权利，这一条规定得好，古代就是‘半由天子半由臣’嘛。啥子事都由上边硬卡，一定办不好。搞密植，拿尺子比，密得连脚都放不进，怎么施肥？……”

“集体是对的，毛主席的政策肯定是对的，……就是有一部分人思想不对头，作法有问题。大兵团作战，把人都调出去，……我想‘城内有动静，城外有救兵’，人调光了，需要的时候怎么办？”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就是好。‘人无利谁肯起早’？”

“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是对的，要钢铁，又要农业。如果有外国来侵略，前方有‘家伙’，后方有‘粮草’。”

“脑袋那么小，帽子那么大，没有产那么多粮食，说那么多，怎么不挨饿？”

邱老汉说自己是“老牛筋”，不怕划右倾，不怕打鞭子。“希望把我的意见反映给毛主席，看看对不对？”

这是一个农民与领袖的一次不平常的心灵对话。他用不着担心划右倾，因为现在情况变了。他又是个贫农，是毛泽东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对象。而且他那种提问题的态度，最合毛泽东的心思。

邱老汉自己吃不饱肚子，想的却是国家的安危，每事必从打仗的眼光看问题，讲问题，总是说“毛主席肯定是对的”，只是下面乱搞；人民公社办得好，只是步子快。也就是说：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邱老汉的忠言顺耳，毛泽东是乐意听到的。

5月6日，毛泽东对陈正人的来信及这个材料，倍加赞赏，表示“很高兴”，把它批转给其他人，并且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们也“发善心”，给他写信。

胡乔木的最后一次进言

1961年4、5月间，在毛泽东的许多批语中，有三件是关于胡乔木的。两件是批转胡乔木的来信和调查报告，一件是要胡乔木延期回京，多做几天调查。

毛泽东对胡乔木在自己的家乡韶山公社的调查工作是满意的，对胡乔木来说，这也许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几十年，最有价值的一次进言。过去，他都是捉刀代笔，阐述毛泽东的思想，这次，他以自己独立的工作影响了毛泽东的决断。

两年前的庐山会议，田家英、李锐等“秀才”受批评，胡乔木也差点翻船。会议之初，他负责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已经引起非难。他在上山途中说过一句话：“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转述他的话的李锐承当了，不愿牵连到他。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以其惯有的逻辑力，批驳了“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这句传言，从六个方面论证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如何不同，坚决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这才转被动为主动。毛泽东颇为满意，认为他是“我们自己的秀才。”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有18年，一直平稳渡过。他对毛泽东政治秘书一职愉快胜任，毛泽东的许多文章经过他的润色，许多讲话和中央文件出自他的手笔，间或与毛泽东还有诗词唱和应对。毛泽东对他很信任。

过关归过关。对于庐山会议的风云诡谲，胡乔木不可能没有触动，对于严重的灾害也不会无动于衷。所幸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号召调查研究。胡乔木也奉命下乡，倾心农村调查，从1961年1月到5月，除了参加广州会议，他一直呆在湖南，协助毛泽东修改“农业60条”。

然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合作”了。北京会议后，胡乔木心力憔悴，神经衰弱。8月17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要求请长假，一星期之后，毛泽东复函一封表示同意。并十分体恤。信中说：“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

从此，胡乔木离开毛泽东身边。离开“阶级斗争”，寄情山水，倾心词曲。没想到一养就是六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扫地出门，搬出中南海。

此是后话。

现在，胡乔木来到韶山公社，宣讲“农业60条”。一开始，调查组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的反映中，他得出结论，“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

4月9日晚，胡乔木到长沙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并报送了四份材料：一是关于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讨论“农业60条”的情况简报。三是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散伙后的情况简报。四是毛华初（毛泽东的侄儿）访问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胡乔木建议：“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我们认为，韶山公社解决旺冲生产队食堂问题的经验是好的，可以推广。”

第二天，即4月15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报告转给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嘱他立即印发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他又将报告批发给了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显然，毛泽东对食堂的态度开始改变。

湖南省委接到这封信，立即行动起来。在这之前，毛泽东对湖南省整风整社不得力，已有批评。并且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王延春到湖南协助解决问题，等于将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一军。现在张平化摸清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思想转过来，解散食堂态度很坚决。

省委和调查组一松口，韶山公社3天之内，原有的112个食堂解散了106个，剩下的6个“5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恐怕也难持久。”

5月8日，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他还报告：湖南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预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

胡乔木还提出了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解散城市公共食堂和城市人民公社等建议。

5月9日，毛泽东再将胡乔木的调查来信批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时，毛泽东收到的报告，几乎众口一词：百姓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取消供给制。张平化说：农民“听到食堂可以不办，认为是‘松了绑’”。谢富治说：群众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胡耀邦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

打开言路闸门，终于发现，所谓“共产主义因素”却原来完全违背了老百姓的意愿。

毛泽东终于松口：公共食堂办与不办，听从农民自愿。

3 聚首北京 再议农村体制

又上庐山 组织城市调整

刘少奇警告：“再不回头，就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业60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工业和城市问题留待下次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原定5月15日就要开始。后来，毛泽东决定推迟一周，让大家多做几天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过去的中央工作会议，大都是中央局和各省市第一书记参加，这次为了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建议，除各省市第一书记外，再来一名书记。毛泽东同意了。

经过4、5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大家的心境与3月广州会议时已经大不一样了。

其实，真理是明摆的，群众的疾苦，群众的呼声并不难掌握。然而，这几年，所有的信息都失真，所有信息手段都失灵，各级都从下一级的报告中了解情况，所有的报告都顺着上面的意图说假话，当然不会是原封不动，而是加油添醋。上头说乌鸦是白的，下面必定说乌鸦比天鹅还白。上面说成就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下面说错误一指头都不到，基层干部跟着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昏话，怕整到自己头上，怕承认自己错了，于是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下层大量的虚浮信息，又加强了上层的迷狂心态。按照现代信息论的观点，当时的体制缺乏信息反馈机制。而且，它还有一种自然的放大错误的功能。这在以后的时间里屡见不鲜。

这一次不同。在毛泽东的一再敦促下，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常委的“高官”们都亲自作第一手调查，终于看到了民间疾苦，倾听到百姓真话，摸清了农村的底，思想比较容易统一了。

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书记。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这可是个敏感问题，毛泽东也认为有工作中的失误，但他强调的是特大天灾、苏联撤走专家、基层干部刮“五风”、阶级敌人报复，2月田家英汇报说不是阶级敌人报复，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听进去。4月11日，他请王任重帮助湖南工作的批语中，还批评湖南“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刘少奇在这里压根没有提到阶级敌人报复的问题。他到农村看了，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报复。他还为基层干部说了公道话，错误也不完全在他们，根子在上面，在中央。

刘少奇说：“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刘少奇这个话，又触及了一个禁区。因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是一条政治界线，彭德怀越了界，被打倒。

刘少奇接着说：“这样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的本身。”而是执行中的缺点错误。

刘少奇讲这个话，是在维护三面红旗，也是在维护毛泽东。但他下面的话就相当尖锐了。他说：

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少奇历来尖锐。过去他总是在跟毛泽东，这次也是在毛泽东出的题目下做文章，但他对时局已经有切肤之痛。他在警告：再别坚持错误了。他提到路线错误问题这事就非同小可。在党的历史上，一旦认定是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就必须下台。毛泽东听到这话，会是什么感觉呢？

周恩来的讲话同样深刻，但语调平和多了。他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

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接着他又补了一句：“问题是跌痛了没有。”

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

6月12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特别强调了训练干部的重要。他认为党内干部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毛泽东指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吴芝圃同志，我的工作没做好，你的工作也没做好。”他说，河南、甘肃省委没有一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山东省委只有一小部分懂得，大多数人不懂。他表扬了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耿其昌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这次毛泽东说，耿其昌有先见之明，过去提了许多意见，现在看来和60条差不多。要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仍当第一书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京会议作出两项规定，一是普遍地轮训干部，二是对最近几年受批判和处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完全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错了的部分改正。并且规定，今后不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间反右倾，戴政治帽子。

“农业60条”的新突破

由于大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会议修改的“农业60条”，对几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统一了认识。“农业60条”的“6月草案”有以下几个突破：

一、关于食堂。将原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毛泽东在会上说：“过去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办食堂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搞清楚了，这些说法是错误的，过去说食堂优越性的那一套，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认识得来不易！

现在把办不办食堂的权力交给社员，这个口一松，老百姓拍手称快，欢呼“第二次解放。”只是当时亿万农民进食堂，自己的锅、碗、瓢、盆或充公了，或砸烂炼铁了，由于搞居民点，许多家的房子被拆了。现在各地安排农民回家吃饭，又费了一番周折。尽管如此，老百姓终于有了个家，又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在1961年下半年，很快在全国农村消失。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复杂。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二、关于供给制。这与食堂紧密联系。人民公社一成立，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被看成是“共产主义因素”。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除了对这一“共产主义因素”依恋不舍外，还提出一个新理由，认为保留供给与工资三七开，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5月13日，邓小平和彭真给毛泽东的联名信中，根据他们在顺义调查到的情况，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供给制不仅不利于贫下中农，甚至有利于地富和上中农。这个论点相当有说服力，一项政策有利于地富，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其他报告都指出，供给制是平均主义，养了懒人。“6月草案”终于把原草案中的内容全部删除。指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自此，人民公社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了。

公共食堂、供给制早已怨声载道，纠正起来何以如此困难？症结在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情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不为“共产主义曙光”怦然心动吗？能不对“共产主义萌芽”百般呵护吗？其实，人们维护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平均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家庭虽不是物质生产单位，总还是人自身的生产单位，是一个消费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动摇了家庭组织，社会将无宁日。

三、关于山林问题。三月广州会议没有涉及。甚至1959年郑州会议以后从未有人提及。然而，4、5月各调查组到农村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山林的毁坏触目惊心。成片的林木被剃了光头，大量房前屋后的几十年、上百年的树木，也都被砍下来，或者喂了炼钢的小土炉，或者喂了公共食堂的火灶。刘少奇调查的长沙天华大队，土改后的55亩大树林，公社化后一下砍掉31亩，剩下的还在被砍。70亩竹林，现在一株竹子都没有了。临湘县十几万亩山林，两年多时间，差不多砍光。菜陵处于罗霄山脉西部，过去茂林修竹，延绵几十里，公社化后为了炼钢，全部砍光。其他省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原因很简单，林权变动，无人负责、无法管理、无人心痛。

北京会议修改的“农业60条”增加了一条，明确了山林的所有权：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实行计划采伐。“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和路旁的林木，分别划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60条”之外，中央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关于山林问题的规定》，希望立即止住林木的乱砍乱伐。

四、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泽东的主意，他痛感“五风”的严重危害。当时许多干部骑虎难下，积重难返，不听中央的纠“左”号令。毛泽东想，能不能像红军一样，规定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进“60条”，规范干部的言行，也便于群众监督。经过胡乔木的几易其稿，毛泽东反复斟酌，与会者的广泛讨论，终于形成以下内容：

三大纪律：

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

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6月15日，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业60条”草案的通知。19日，又发出《关于坚持纠正错误，彻底退赔的决定》，这些政策下到农村，逐渐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农村。

陈云的度荒之策

北京会议重点是讨论“农业60条”，但反映到会上，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粮食危机。

5月31日，刘少奇讲话，一开始就说：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也要吃饭，我们“做官”的人也要吃饭。

原来还指望，农村政策一下去，农业能很快恢复，还可以从农民那里多挖一点粮食，以解城市之急。然而，下到农村，农户的空空如也，对农民的竭泽而渔，令许多人震惊。

5月31日，周恩来对与会者说了他在农村看到的情景：“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他说：“粮食的形势，还没有好转，还在继续紧。”“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他还告诉大家，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而城市每年要供应500亿斤粮食，存在一个巨大缺口。

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周恩来说，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三年压两千万人。”

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下乡，这是陈云经过反复思考提出的一个重大对策，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支持。

5月31日，陈云在周恩来讲话后，专门为这项牵动几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建议作了详细的说明，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

陈云说：“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

陈云认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他说：“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但他认为这一条不可能短时间内见效。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关于进口粮食，这是陈云1960年底提出并且得到批准的一条应急措施。当时，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出现，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情况将更加严重。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可是个禁区！搞了三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每年还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1961年1月2日到9日，周恩来率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商定，进口粮食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见国内粮食紧张达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心里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访问结束，周恩来让雷任民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安排粮食安全转运进口的事。

当时粮食进口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抓，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琮等协助。

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

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43亿斤），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此后，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直到1965年。

然而，进口粮食毕竟有限，只占全国粮食销量很小的比例。进口多了，外汇就成了问题。当时为了搞外汇，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用李先念的话来说，除去吸毒、赌博、娼妓以外，凡是能增加外汇的办法都可以考虑。粮食问题的解决还得主要立足于国内。

陈云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陈云以“二者必居其一”的坚决口吻来强调自己的建议。事实就是如此。紧接着他自己作出了选择：“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12条”和“60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

早在1959年4月，陈云就提出，“大跃进”后，招工太多，造成市场紧张，要认真精简，加强对增加城市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在当时，大家都在热头上，谁也没有听进去。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大。3年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了1961年1.3亿人。城镇人口迅猛增加，农业形势急剧恶化，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危机终于出现。

陈云没有摆出先知先觉的姿态，没有抱怨和责怪任何人。他只是冷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这其实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一句话。马克思说：

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外，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

中国古贤说过一句相似的话：“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国恒亡。”

马克思的论断和中国古人的这句话，引起与会者前所未有的共鸣。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支持这个决策。他说：“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

毛泽东赞同精简。

周恩来综合会议讨论的意见，连夜主持起草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6月12日会议最后一天通过。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下达。办法有：

一、城镇减人，必须迅速造成声势。

二、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

三、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

四、今后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一般地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

……

六、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

……

一场关系几千万人未来命运的人口下放运动，不动声色地在全国展开了。2000多万城镇人民，听从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他们中间，或者抱着为国分忧的政治觉悟；或者怀有到老家的土地里创出一点粮食来的现实动机；或者抱有形势好了再被召回城市的朦胧希望；或者无可奈何地被大潮卷去。几个月里，火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满眼望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为60年代初国家渡过灾荒做出了巨大牺牲。

历史无情。当形势好转以后，人们早已淡忘这几千万为国分忧者。至今也没有谁考察过他们以后几十年的命运。

制定条例，克乱求治

“农业60条”（草案）下发后，中共中央着手恢复工业、商业、文教、科研等各个领域的秩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条例，陆续下发试行。

6月19日，下发“商业40条”。

同日，下发“手工业35条”。

7月19日，下发“科研14条”。

9月15日，下发“高教60条”，以后又有“中学50条”、“小学40条”。

9月16日，下发“工业70条”。

翌年4月30日，下发“文艺8条”。

这些条例的制定，是中央克乱求治，把各条战线拖出“大跃进”混乱局面的一次努力，也是探索中国式的管理制度的一次尝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的是一种革命秩序。革命就是要“动”、“乱”、“变”、“破”。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的规章制度。要从旧的规章制度，传统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生产力来。其结果从工业到农业，从城市到农村，许多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包括几千年经验积累的农业耕作制度，大工业固有的管理秩序，谁想破就破，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况。早已引起一些人的担忧和批评。

1959年9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批驳反对意见，为了证明目前“乱”得合理，刘少奇作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他说：“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乱子，”“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毛主席说过，革命就叫造反，造反还不叫乱子？”

现在，刘少奇感到了“乱”带来的后果。群众运动并不都是合理的，更何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是在运动群众。连毛泽东自己也想恢复秩序。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进行“农业60条”的教育时说：“城市也要搞几十条。”

副总理陈云、薄一波等主持制定了“商业40条”和“手工业35条”。

“商业40条”规定：

“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3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场。”

“手工业35条”规定：

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对于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

这些思想在1956年党的“八大”周恩来和陈云的发言中都可以找到。转了一圈，回到原处。这两个条例的制定，其意义在于重新明确允许农村集市贸易和个体手工业存在的必要性。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和把城市个体工商业者都搞光的错误，也制止了把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向全民过渡的错误。

副总理聂荣臻主持下制定的“科研14条”，纠正了科研工作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和妨碍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的极左政策。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不能“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批评“保密的项目越来越多，用人的圈子越来越小”。针对运动多、空谈多、劳动多的情况，规定今后“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

副总理邓小平、陆定一等主持制定的“高教60条”以及“中学50条”、“小学40条”，使学校减少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让教育走上按部就班的正轨，宣布高校的领导体制是在校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在所有这些条例中，“工业70条”是一个更重要的牵动全局的文件，它牵涉中国经济体制的主体部分。工业是“大跃进”中遭受无政府主义破坏严重的领域之一。建国之初中国管理工业企业没有自己的经验。一切照搬苏联的。虽然同样弊病很多，毕竟有章可循。1958年“大跃进”想创一套自己的办法，想法对，但方向错了。在“解放思想”、“打倒教条”的口号下，完全摒弃过去的一套，提出所谓一整套两条脚走路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敢想敢说敢干、党的一元化领导、批判“白专道路”、“一长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计件工资制”，批判“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反对综合平衡，加上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无章可循。经济核算制废驰，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上升。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大多解体，第一书记说了算，外行当家，纪律废驰。

副总理邓小平提出工矿企业要治乱。早在1959年1月26日，他对各省、市、区书记说：“工矿企业，在生产方面，同样还要提出加强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责任制。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有的废除之后要新建，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1961年初，邓小平、薄一波就有搞个工业文件的动议，但是一则问题复杂，难写，二则担心发了以后也不管用，未形成结论。6月12日，毛泽东说了一句话：“城市也要搞几十条。”这句话成了制定工业条例的缘起。6月1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敲定此事。随后，李富春、薄一波分头到华北、东北重点企业调查。组织起草班子，起草出初稿。8月11日至1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详细讨论。8月15日，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和常委写信，呈请审查，下发试行，征求意见。8月庐山会议上讨论通过。

“工业70条”规定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重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限制了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过多干预；建立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严格的责任制；确定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不能把钻研技术、钻研业务看作是‘走白专道路’”；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肯定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在指令性计划的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

“工业70条”在诞生之际就存有争议，不管用了什么修饰词语。“工业70条”都是对“大跃进”一套的否定，对“一五”计划体制的修复，这就是个敏感问题。8月初稿下发试行时，就遇到了尖锐批评。8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70条”，又遇到批评。华东、华北、东北的负责人提出，初稿对“大跃进”经验总结不够，肯定太少；大搞群众运动不突出；政治是统帅不突出；只提尊重科学不提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党的领导不突出，偏重厂长负责制。中央书记处吸取意见，再作修改。但有的同志仍不表态。薄一波遇到疑难，去找“秀才”田家英，田总是能找到妥协的办法。果然，他提出，仿照“农业60条”，另写一封中央指示信，把“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写进去。如此，“工业70条”才得以通过。

“工业70条”的实行，对于恢复工业企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多遭非议，命运多舛。“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批判的靶子，被说成一棵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此是后话。

“现在问题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

1960年上半年，全党围绕毛泽东的思路，集中精力于农村问题，大搞农村调查，制定农业政策，工业和城市的调整还没有提到中心位置。

6月北京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工业和城市调整问题。

当时，农村政策开始到位，工业调整则还停留在纸面上。这是因为对工业的情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状况，还不摸底，认识不统一。大家认为，所谓调整，只是把速度压下来就行了，既不再“大干快上”，也不想后退。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量比1960年还略高，基建投资略有减少。基本的思想是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上。

然而，实际生产是开春以来，逐月狂泻，财政收入下降50%。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货币急贬。这种形势，迫使国家计委不得不提出对1961年的计划再作调整。

要确定工业规模、基建规模、城市规模、关键是摸清农业的家底，粮食的家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工业和城市规模取决于农业的承受力。

于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重新核实几年来农业的实际产量。其结果：

1958年不是公布的5000亿斤，而只有4000亿斤；

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只有3400亿斤；

1960年不是估计的4100亿斤，而只有2870亿斤；

1961年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700亿斤。

农业的情况见了底，工业上的问题也就全面地显露。工业规模过大、基建战线过长同农业落后的尖锐矛盾充分暴露。八届九中全会定的计划显然无法维持，既不是进，也不能站，而必须下决心退。

5月10日，李富春在计委会上说：“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被动的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5、6月北京会议上，李富春提出把1961年的钢指标从19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他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

周恩来焦虑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内要放慢建设速度。”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在光有冷静不行，还要有勇气。”

周恩来这里讲要有勇气“动大手术”，就是要下决心根据农业的承受力对工业作全面调整。

毛泽东表态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吨，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再也顾不得别人说三道四。

1961年7月17日至8月12日，国家计季在北戴河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认为1961年钢至多只能完成850万吨。粮、煤、运输、基建计划都只能完成60%左右。

8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计划会议汇报。他说：

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

明年的粮食比今年还困难，特别是城市。

八字方针的贯彻，至少要五年时间。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议定的精神，李富春准备了一份《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任务》的发言稿，上了庐山。

“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庐山会议于1961年8月28日至9月16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仍然是中央各部部长、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负责人。

庐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块诡谲莫测之地。它整日云遮雾罩，风云变幻无穷，给人一种神秘感，看不透它的真面目。

宋代文豪苏轼有诗为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党来说，并不是一块吉祥之地。建国以后毛泽东召集过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斗争。一次是1959年批判彭德怀，一次是1970年毛林分歧。只有1961年8、9月这次庐山会议风平浪静。

毛泽东在上山之前，就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要重上庐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立即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那次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结果大举反右。当时认为，通过全党反右倾，把怀疑、埋怨、泄气情绪压下去，把干劲鼓起来，悄悄地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当时有人在毛泽东耳边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估计1960年会好起来。结果恰恰相反，反右倾以后，“共产风”刮得比1958年还厉害，天灾人祸一起来，遭到大灾难，这成了他一块心病。虽然谁也不敢指证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自己不会不知道。庐山会议彭德怀是失败者，难道毛泽东自己就是胜利者吗？他那至高无上的尊严，他那一贯正确的形象，受到了损害。

毛泽东对批判彭德怀从未后悔，但对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则是痛定思痛，心里确实不是滋味。这种情绪他已表露过多次。6月12日，他在北京会议上又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上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说：“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

这里毛泽东又是两分法：既不否定反彭、黄，又承认在县以下反右错了。他的想法，在县以上反右，在县以下反“左”，这可能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时毛泽东不再谈起彭德怀的意见书的内容，而是强调彭黄搞派别，是高饶的漏网分子。这是在为反彭德怀寻找新的根据。因为彭提的那些意见现在事实上被采纳了。毛泽东的心态复杂，心情抑郁。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毛泽东上了庐山，但兴趣不在工业方面，他说自己“对工业没有发言权。”庐山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但他这时，认同刘、周、邓等人的意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关于会议的情况汇报，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来，我辩过去，需要。”

的确如此，这次会议没有重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坦，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

会议制定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大声疾呼：

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同意了所有会议形成的文件。

然而，毛泽东再次流露出来的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绪。毛泽东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

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

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他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毛泽东的这个话虽然有藐视困难的气度，有打气的成分，但也说明他对困难、对错误的认识似乎已经到了极点，即他所说的退到谷底了，不能再退了。

庐山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一首七绝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险风光在险峰。

9月16日，毛泽东将李白庐山谣中的诗句书赠中央常委，诗曰：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毛泽东写道：“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他渴望摆脱一年多来的抑郁沉重的心情，重新回到亢奋的状态，去迎接新的挑战。

这里潜伏着一种危机。毛的认识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认识也有很大差距。

当时，农村政策虽然制定，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时间，农村形势不可能立即好转。城市的问题刚刚暴露，还没有采取切实行动。不是已退到谷底，而是还没有退。

8月2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各地贯彻农业60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他说：农村形势有好转，但问题还存在。群众反映“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粮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他说：今年的灾情比去年、前年都大。农业恢复要三至五年。他说：“现在看来，城市还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若不注意，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

毛泽东的话使田家英不安。逄先知回忆说：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谷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70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4 核算下放 人民公社尘埃落定

包产到户 百姓要求再退一步

毛泽东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

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讲到社会主义，我们则不甚了了。人民公社工作‘60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讲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出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农村。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得山来，路经武汉。9月16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他报告了两个生产大队的材料，一个叫“大队委托生产队进行分配”，一个叫“扩大生产队核算”。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这两个大队都不明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质就是这样。试行效果很好，解决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矛盾、瞒产私分的问题、穷队与富队间的“一平二调”问题。而且，简便易行，比年年吵“三包”、吵分配要省事得多。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

随后，湖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结果毁誉参半，意见不一，省委向中央报告，请求批准进一步扩大试点。

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早就听到过。他在3月广州会议时，曾批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山东省委农工部反映生产大队与生产队严重矛盾的情况；另一个是广东省南海县一个大队试行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情况。然而，当时意见不统一，情况也不甚明了。他的几大秘书在他面前发生了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3月广州会议和5、6月北京会议处理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都是“三包一奖”的办法：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生产队组织生产，生产大队组织分配。

现在，在解决了食堂、供给制两大问题之后，大队与生产队的分配关系就突出起来，这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从湖北北上，来到河北省邯郸市。9月27日，他在这里邀集河北、山东两省及河北五个地区的负责人谈话。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子厚（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路明（省委候补书记，管农业）、康修民（石家庄地委书记）、庞均（邯郸地委书记）、胡开明（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琦（邢台地委书记）、李悦农（保定地委书记）、周兴（山东省委书记，管农业）、程怀仁（山东农村部副部长）。

座谈会上，反映的突出问题还是大队与生产队的经济关系问题。

河北省委根据在满城县的调查反映，推行“三包一奖”，仅在大队、生产队两级，春季搞三包，夏收搞预分、秋收搞结算，最少就要经历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算19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

基层干部说：“三包一奖有三愁：算账、吵嘴、熬灯油。”

超产奖励无法调动超产的生产队的积极性。社员说：“这好比新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带回来的东西少，拿走的东西多。”

“三包一奖”包得了数，包不了心，大队统一分配，生产队怕吃亏，互相观望，互相依靠，各打各的小算盘，出工不出力、瞒产私分。基层干部说俏皮说：“三包一奖好是好，就是投机取巧管不了。”

保定地区唐县峒龙公社，11个生产大队都实行“大包干”（群众叫“老包干”、“砸估堆”），很受群众欢迎。“大包干”实际上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公社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1957年还多，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个实例打动了毛泽东。

听了两省的汇报，毛泽东当即表示：“‘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腰在分配。”

9月29日，毛泽东将他亲自作的《邯郸谈话会记录》转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时附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1961年3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的报告、以及河北的一批材料。毛泽东在给常委的信中写道：

农民说，“60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

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

邓子恢再次受“表扬”

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能不佩服邓子恢的“先见之明”。

邓子恢早在3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会上作了简短发言，中心意思是讲：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不行，放在生产队“最为恰当”。当时这个意见没被多数接受。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子恢见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谈起了河北试行“大包干”的情况。李雪峰说：“大包干好得很！”邓子恢说：“可以推广！”

10月3日，邓子恢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座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10月6日，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大家完全拥护主席所提人民公社所有权下放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的指示。”

10月7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指示信，正式向各中央局、省、地、县发出指示，要求在半月之内研究这个问题。

此后，全国各地展开了下放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

10月22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

“你又要下去，下去干什么？”毛泽东问。

“下去搞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邓子恢答。

“这个问题已经肯定了，不要试点了，就这样办。”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不过这样办了，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去摸一摸就是了。”

邓子恢说：“现在有一种思想，以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思想要不得。”接着，他又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即使几十年后要变到大队所有制，也不能是现在这样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大队基本核算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件事。这是30年、50年以后的事情。”

邓子恢带领工作组离京南下，经郑州、南昌，最后再次到他的老根据地福建龙岩。组织下放核算试点。

经过10余天的调查。11月9日，邓子恢提笔向中央写了试点调查报告，反映“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下放核算。报告中还提出了试点中遇到的10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生产队规模。一般都按照1956年初级社规模作了调整，20户到30户左右，也有十几户的，群众认为这样调整合理。

（二）土地。有几种情况：有的生产队所领土地按照初级社时期未大变动，这样的队土地基本不动，个别调整；有的生产队所领土地几经变动，像这样的则按初级社时期各队所领地土归还原建制。

（三）耕畜、农具。牛随田走，农具跟牛转移。

（四）债务。新账重新起，旧账以后算。

（五）山林。有林山，一律归大队所有，划片分给生产队管理；荒山，完全划归生产队所有。

（六）果树。划归生产队所有，原树随人归队。

（七）新三包。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各队情况不同，上交多少也不一样。

（八）粮食分配。一般都采取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也有实行按劳分配和社会照顾相结合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比较好。

（九）会计。一般一队一个，有的队无会计人选，可两个队共一个会计。

（十）生产大队权力。今后大队主要负担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权方面的工作；第二，党与政治工作；第三，联村社的工作；第四，办好大队企业。

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子恢的这个报告。11月23日，他把这份报告批转全国。并起草了中央指示。指示说：

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邓子恢再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而且说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邓子恢从来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至少30年不变”

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与当地负责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当讲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当有人说到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倒退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薄变厚，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毛泽东再次对田家英委以重任，要他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进行研究；派他下去专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田家英选定了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农村，作为调查地点。经过调查，他认为毛的意见完全正确，遂即带着几个人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

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看得很细心，划了很多杠杠。

再次得到毛的欣赏，田家英孩子般高兴地拿给妻子董边看，说：“我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主席都划了杠杠。”

1962年1月，毛泽东将文件提交给七千人大会讨论。

在讨论中间，毛泽东提出，要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40年不变。有人建议将40年改为“至少20年内”，请毛斟酌。毛将“至少20年内”改为“至少30年内”，并且批了一段话：“以改为‘至少30年’为宜。苏联现在45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们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从这个修改和批语中可以看到，此时毛泽东在农业问题上是比较冷静和谨慎的。从此以后，“30年不变”的提法，成了一个重要公式，经常出现在党中央的有关文件里。不管30年，还是40年，无非是表示：生产关系应当较长期地稳定，不能频繁地变动了，这表达了人心思定的愿望。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是继“12条”、“60条”之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政策。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一种权宜之计，都是不正确的。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时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由于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农业60条”必须再作修改。主要是减少了生产大队的权限，增加了生产队的条款。1962年9月29日，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虽然仍叫“修正草案”，但此后并未再作修改。

经过三年多沸沸扬扬的农村人民公社，到这里算是尘埃落定。此后，虽然仍不时出现“穷过渡”的政治压力，但鉴于“大跃进”时期的惨痛教训，就全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基本体制框架没有变动，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

看来，随意改变生产关系，两度大刮“共产风”，造成严重损失，这个痛苦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陈永贵怎么向他推荐大寨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验，毛泽东始终未为所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始终没有改变。

30年后的评说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过一路的退却，1958年的那种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它不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大大削弱；“共产主义萌芽”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和公共食堂被取消，代之以按劳分配；农民终于走出“共产主义”的居民点，回到自己的家，重新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再急于使“小私有”绝种，农民再次获得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小自由；在所有制上，从社有制退到大队、再退到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单从一点说，它不仅是从公社化退到高级社，而且从高级社退到了初级社。现在不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不提向公社核算过渡。即使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也把它甩到30年以后去了。

这是理性的回归！

然而，人民公社的“名”被保留了。而且不只是名，还保留了人民公社的两大遗产：一是政社合一，一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所谓“政社合一”，就是人民公社既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又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政府，在经济上就是大“合作社”，社长就是乡长，统管社区内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公社下面的大队同样兼有经济、行政和社会多重职能。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指生产队、大队、公社是逐级隶属的三级经济组织，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但大队和公社却是一上级经济组织，同样拥有所有权。

政社不分，这是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的渊薮之一。既然公社手里握有行政权力，它就可以排斥一切经济手段，单纯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既然是“三级所有”，公社和大队就可以平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来创办本级企业、或组织无偿的大规模“协作”。此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屡禁不止，原因就在这里。尽管政策规定从来都反对“一平二调”，由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和赋予它的职能，平调和摊派始终不止，而且日趋严重。随意扣罚农民的钱粮和打骂群众的现象也屡禁不止。

人民公社体制最大的弊端还在于生产队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可用17个字概括：“统一经营，集中劳动，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这就是典型的集体化经营模式，它不是公社化后的创造。然而，这种方式始终无法解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两大弊端伴随着人民公社的始终。

“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这是“60条”给农民的“小自由”。但是，农民的这点“小自由”总是被看作私有制的残余。每次政治趋向“左”倾时，它们就首当其冲。从1964年“四清”运动后，不断地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农民“鸡犬不宁”。但“小自由”又最富生命力，无论怎么限制，“尾巴”都始终顽强地存在，而且农民把它经营得最精细。在集体经济长期徘徊，靠工分挣到的钱越来越少时，“自留地”真正成了农民的保命地。1978年，全国农民从家庭副业中得到的收入36元，竟占全部收入的27%。这也是“奇迹”！

它实际上表明，农民不满足农村体制退到生产队就戛然止步，农民希望再退一步。

包产到户的“幽灵”又在游荡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一百多年后，也有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它几经取缔，却拂之不去，一遇时机又卷土重来，这个“幽灵”就是“包产到户”。

第一次出现包产到户，是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几乎同农业合作社同步。1956年春，浙江省永嘉县有个年轻人，叫李云河，年仅24岁，却已当上了县委农业书记。当他下乡推行农业合作社时，他发现，并不像人们估计的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相反，农民对于一轰而起的高级社消极抵触情绪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活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出工时拖拖拉拉、干活时磨洋工、收工时一窝蜂。他认为，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然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云河与他的伙伴戴洁天（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队长）期望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医治合作社运动的先天不足。他终于说动上司，允其试验。1956年秋，李云河提出了关于包产到户的试验报告，召开“千人大会”进行宣传。结果，永嘉全县各地仿效，并且越出永嘉，向整个温州地区蔓延。到这年冬季，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上千个，17.8万多农户，占入社农户的15%左右。

1957年初，广东省佛山地区一些农业社闹退社，另一些社则实行了包产到户，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则更多，波及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许多省市。

好景不长。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包产到户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被坚决取缔。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其他人等，或撤职、或降薪、或劳动教养。200多农民遭批判，20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死于狱中。

过了两年，包产到户1959年又在河南新乡地区沁阳县、洛阳地区临汝县的一些农村出现。庐山会议后，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国展开了批判。是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文《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及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道路。”包产到户再次被压下去。

然而，包产到户屡踣屡起。1961年春卷土重来。这时，饥饿的农民个个有气无力，虽然有“12条”紧急指示信，虽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把土地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然而，历来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望着土地也打不起精神，调动不起情绪，有的在确定土地时还直往外推，宁愿少种地。一些好大喜功的基层干部望着这种场景，也无能为力，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讲明收获多少听由自己获得，并且为这种办法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救命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大跃进”中行为过激，整风整社中受到批判，有的被划为漏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其他干部摄于政治反复无常，一时躺倒不干，无人管理，只好分田到户，各自谋生。

数年前李云河包产到户的幽灵再度复活，这次不在温州，而是起于安徽，接着就在各个省区徘徊荡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声势。据说安徽全省每十户农民当中即有八户参加包产到户。其余如甘肃临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有大体同样的规模。

曾希圣保荐“责任田”

安徽是“大跃进”十分卖力的省份，农村灾荒也极为突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着做了不少错事。庆幸的是，他面对灾民的疾苦，对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给予肯定和引导。

还在1960年初，正是反右倾继续“大跃进”的高潮时，安徽宿县一个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

省委了解到这个建议，震动很大。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汇报，柯庆施只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

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几个老农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委派一个工作组搞的联产到户试点，也受到农民的欢迎。

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请示毛泽东，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3月15～16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使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反对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他们看的不是增产了多少，而是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平”的程度，这种意见有很大市场。

还有一些人仅仅从一些片面现象出发，对包产到户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单干”，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孤寡老弱不利，田家英的看法就是代表。

广州会议期间，田家英将一份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反映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这封信。信中写道：

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他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在信里流露的情感，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不以为然。他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

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主流。曾希圣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于3月20日，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这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

同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

他说，群众要求的办法实际上是“包产到户”。这种办法好处是改变了计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提高每个社员的责任心。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会争先恐后、自私自利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得不到解决等。因此，他特别强调他们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来简称为“责任田”）与群众要求的包产到户不同。不同在哪里？因为有“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其中尤其是“分配统一”和“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

曾希圣希望用这“五统一”来管住农民别滑向单干，也用这“五统一”来抵挡政治风险。

当时，毛泽东正在作调查研究，制定“农业60条”，他的农村政策还未定型，对安徽的做法未作定论。

这时正是农民饥饿的最高潮和农民情绪最低落的时期，看来因为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让步，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对包产到户采取了暂时的宽容态度。

毛泽东一时的暧昧，使党内的认识出现了松动。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者不摸底，或者知道了，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由于安徽包产到户的面很广，影响很大，不得不起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4月27日，安徽省委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出报告，汇报“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情况，陈述了这种办法在实践中显示的好处。分辩说：“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60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安徽省委主动停止了对“责任田”的推广试行，农民尝到了甜头，想刹车也不行了。由于示范效应，由于各级干部的默许，在夏收之后，又有不少生产队自动实行“责任田”。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的比例，一下子从39.2%上升到65.5%。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看到，这种办法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反而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7月，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当面向毛汇报。毛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

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的态度至为勉强。

7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极力宣传“责任田”的好处。

1.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出勤率大大提高。原来不参加生产的老年人和十几岁的小孩，现在也下田干活了。社员说：过去干活，队长吹炸了哨子，喊破了喉咙，还是七齐八不齐。尖头滑怪的，推拖躲磨，忠诚老实的出工不讨好。现在干活，不用队长催，好比“水湿麻绳自紧自”，全家男女老少一齐上。

2.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田埂地边都种上了庄稼，缺苗断垅的现象大大减少。社员说：“过去人不亲地，地不出粮，肥田变成了瘦田，小路踩成大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人人争取多种多收，超产得奖，所以大家都爱惜土地，一丝一毫也舍不得丢。”

3.做活认真，农活质量显著提高。社员说：“过去犁田不到边旮，今年是旮到边齐。过去栽秧外密里稀，飘秧缺棵很多，今年栽秧满满实实，缺棵都已补上。过去耘田是猫盖屎，草不净，泥不烂”；今年耘田，草净泥烂，地也拉得平。

4.积极积肥，基本上解决了大田和自留地用肥的矛盾。改变了过去那种“肥死菜园、瘦死大田”的现象。家家户户盖厕所、添粪缸、粪挖窖。

5.加强了对庄稼的看管，减少了鸡猪糟塌和偷青吃青的现象。

6.收打精细，减少了丢失、抛撒现象。社员一粒粮食也舍不得丢。

7.生产队干部摆脱了琐碎事务，积极参加生产领导工作。

……

今天来读这份报告，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安徽省委对责任田的热情，集体化千办法万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责任田”一招就解决了。它证明了一个既简单又深刻的真理：无论你对“政治挂帅”多么迷恋，无论你多么希望去掉人们的利己心，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老百姓都成圣人，人们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取之不竭的原动力。中国人多地少，技术落后，只有依靠农民自身的利益驱动、精耕细作，才能走出农业和粮食困境。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30多年后，才被广泛接受。

安徽的报告还理直气壮地回答了对责任田的几种批评：

“这个办法是不是‘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据我们看，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

“这个办法是不是会造成两极分化？据我看，这个办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

“这个办法是不是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据我们看，这个办法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

报告指出，安徽已经试行的要继续坚持；没有试行的，秋后是否实行由社员讨论决定；不愿实行的不勉强。事实上，安徽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推行“责任田”。至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5%。

8月26日湖南省委发出通知，允许借一部分冬闲田给社员生产，种植冬菜和冬种春收作物。社员在冬闲田土里的收获，全归社员个人，不交征购，不抵口粮。省委通知指出：这是“为了尽可能多搞点吃的，是为了生产自救。”“决不是分田到户。”

中央各调查组下农村时，几乎都发现有些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者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少数人不赞成包产到户，但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不把农民的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

及至年底，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已经定型。他认为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到头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有单干的危险。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没有附和。他对毛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显然，他没有领会毛的想法。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批评了安徽的“责任田”。曾希圣也由此被撤了职，丢了官。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1962年，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论。且待下章再说。

第九章 走出困境

1 总结经验 七千人聚会京城

放开言路 众常委坦言得失

一次空前的盛会

1962年1月，北京的天气依然是寒气袭人，一场大雪过后，天地一统，白皑皑一片。然而，素来关心中国政治的北京市民，心中却荡起一阵暖意。人们看到，长安街上，车车衔尾，驶向天安门广场，驶向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中共中央正在召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会议，在这之前，开过几次大会，最大最隆重的要算中共八大。然而，单论参加人数，这次会议超过八大好几倍，尽管没有那么大肆宣传，没有那么隆重热烈，充满喜气。

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往常的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中央局和省市级领导人参加，这次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了。地委来3人，省委来4人。另外还有重要厂矿企业的领导人，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到会正式人员达7118人，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开了28天。

1962年1月初，这七千人已从四面八方陆续汇聚到北京，加上他们的秘书班子，随行人员，把个北京城为数不多的有名的高级宾馆、饭店挤得满满的。冠盖云集，随员景从，极一时之盛。

这些地方官员怀着沉重而又迷惘的心情来到北京，他们希望在这里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他那里得到答案，得到指点，得到精神力量。

他叫王福彬。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一位县委书记。他和他的同伴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住进地板上打了蜡的友谊宾馆。一时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处都那么新鲜。

然而，这一时的高兴，抹不去他们心中的疑团。王福彬回忆说：当时“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一种相互埋怨的腐蚀党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他说：

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痛苦和迷惘之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在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王福彬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从各地来到北京的地方干部们的心情，反映了1961年底党内的思想状态。经过三年“大跃进”和三年的饥荒，党内干部思想相当混乱。一些人还是不认输、不服气，在等待着形势好转重新“跃进”；一些人心有余悸，担心有朝一日形势逆转，再来一次反右倾把自己栽进去。因而对调整方针徘徊观望，不为人先。更多的人心气不顺，相互埋怨，信心不足，心中迷茫。这种种情况，导致中央虽然确定了调整方针，迟迟难以统一认识，贯彻执行，特别是工业战线，不愿退却，不愿关停并转，等待“大跃进”的气候依然存在。

这种状况将会拖延全国度过危机的时间。

还在5、6月北京会议时，刘少奇就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在他看来，问题暴露得够充分了，然而，党内思想仍不统一，经验教训还没有好好总结，这样下去很危险。

刘少奇大声疾呼：“照这个趋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

显然，刘少奇，还有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等都支持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在全党范围内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扭转被动局面。

为了给七千人大会作准备，邓小平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组织中央书记处对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文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理。然后编出两本册子。一本是毛泽东的讲话，一本是中央所发出的指示。在整理中，想必不难发现这几年从中央传出去的指示、方针、口号的错误，其中不少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在整理中，中央书记处有意回避了毛的这些讲话，只列出两次郑州会议、1960年下半年以后的历次较为冷静的讲话内容。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出报告。认为前者（毛的讲话）没有错误，后者（中央指示）毛病很多。其用心良苦。唯有在维护毛泽东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才有可能行得通。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中确定了七千人大会的基调：正视困难、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全力进行调整。

毛泽东显然赞同召开一次大会来统一认识。然而，他对于形势的看法与其他人明显存在差异。

12月21日，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有100余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内容。

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1960年）前年（1959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

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成了财富。

毛泽东还谈到责任问题。他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毛泽东显然也原则谈到他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邓小平没有在这个场合传达。

毛泽东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他还提出：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个头绪来，都要“跃进”。

从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前一段时间的沉重心情，重新表露出乐观的情绪。他并不掩饰前几年存在的错误，但他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办的好事是基本的。而且错误已经纠正，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他在8月庐山会上就说过，形势已“退到谷底走向反面”，“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他希望通过七千人大会鼓鼓气，使全党振作起来。用他的话说：大抓一年，以求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跃进”。

七千人大会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召开了。

预备会议的讨论就透出火药味来

按照原定议题，统一思想、总结经验，主要体现在一份文字报告中，这就是刘少奇即将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由刘少奇、邓小平共同主持起草。由于自1958年以来情况如此繁复，意见又如此莫衷一是，经验教训如此深刻，报告起草工作颇费时日，从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首先召开了一个小型工作会议起草文件。

其他到达参加扩大工作会议的人员被安排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展览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北京体育馆、北京火车站、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雄伟壮观的建筑，都是在“大跃进”中建成的，它们是人们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仅存的硕果，这使来自各地的干部们在困难时似乎看到了希望，一些人忧愁顿消，豪情倍增。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议正式开始。总结报告却刚拿出初稿，中央政治局来不及讨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面印发到会的各组组织广泛讨论、一面由刘少奇牵头组织一个高级起草委员会继续进行修改。

书面报告根据毛泽东会前的谈话精神，确定了如下基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期已经渡过了。”在这个基本估计下，报告列举了12条成绩、4条错误、16条经验教训。

报告是集体意志的产物。在当时情况下，显然难以把问题讲透，也不见得能真正反映刘少奇的思想。报告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讲到错误的责任时，表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没有涉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

1月12日开始的第一阶段讨论，最初的议题限定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书面报告中也着重批评了分散主义，批评各级各部门一些干部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分散主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基层，他们目睹了“大跃进”以来由于指导思想发生错误，带给实际工作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有切肤之痛，期望能在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对把错误说成主要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心中也有不服。

与会代表一议论，就提出许多尖锐问题，焦点集中在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两个敏感问题上：为什么饿了两年饭？是大跃进，还是大跃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人民公社不办是否好一些？要不要客观条件？批“条件论”或“唯条件论”对不对？是不是“左”比右好？“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的认识对不对？搞了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大办，还要不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能不能用具体指标、数字来确定“左”或右的问题？是不是说老实话的人吃亏，而说假话的人占便宜？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像珠炮一样反映到预备会议的简报上。

有人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

有的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

一位代表诘问：“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

有代表指出：“这几年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的危险，‘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

有人认为，“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变，干部心情沉重，看风驶船，摸上级的底，不按政策办事。”

“庐山会议前，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要弄清楚。”“反右倾后，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有的还摆出一些省区的严重问题，涉及某些省委领导，甚至中央的民主作风问题。不少干部在反右倾中挨整，多数干部在高指标、拨白旗压力下一直喘不过气来，满肚子委屈，越说越有气，大会简报中反映了讨论中浓烈的火药气味。

各代表团也有另一种声音，一些人坚定地维护着“三面红旗”。他们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它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硬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的旗帜。

有的人对报告草稿的低调很不满意。认为报告稿中指标讲得不响，不能反映跃进的速度，不能鼓舞人心，动员全民的干劲。他们指出，10年赶上英国的号召一定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一定要实现，不允许碰到困难，就把主席的号召吹掉。有的人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思想，跃进之后必有休整，休整之后必有跃进。他们认为经过调整，必将出现一个高速度的跃进局面。他们要求批判对“三面红旗”的各种“模糊认识”。不过这后一种意见已不占主流。

彭真直言：“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

从大会预备会起，中央就提倡发挥民主，来自基层的尖锐批评触动了中央领导人，使起草委员会本来平静的气氛变得不平静起来。这个起草委员会决不是往常那种“秀才”班子，而是由刘少奇牵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们参加，各中央局的第一书记陶铸、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等都是它的正式成员。一共21人。当然少不了田家英、陈伯达等执笔者，事实上，它是除毛泽东之外中央的决策集体。

1月17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结合各代表团提出的初步意见，对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华东局书记柯庆施首先发言，对各代表团对“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担忧。他说：《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他说，农业纲要40条，除几种地区之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他说，华东区到1967年可完成4000亿斤粮的指标，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柯庆施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现在也不愿意放弃它，还在期望着鼓动跃进。

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不这样想。他们从各代表团讨论中得到力量，用这个机会把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推进一步。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说：“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就在不久前，刘少奇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庐山会议是关键”，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处。

彭真接下去的话更是有些犯忌。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

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即1961年12月16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误人人错都有，只有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彭真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尽管毛泽东说自己不是圣人，尽管彭真表示对毛泽东像花岗岩那样忠诚，但是直言指证“毛主席也有错误”，这在彭德怀之后是第一人，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邓小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巧妙地支持了彭真的发言。

1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周恩来率先发言。他说：“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他坦率地说，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谁都知道，要求各地都搞独立体系并不是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把责任揽下来，是想澄清这种错误观点。

紧接着，陈伯达发言。他没有接过周恩来的话茬，却把话题转到昨天彭真的发言上面。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他接着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陈伯达这后一句话有弦外之音，耐人琢磨。

陈伯达的发言，直指彭真，迫使彭真不得不马上起而答辩。他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30年后，亲历其境的薄一波回忆这段情节时说：“他（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至于陈伯达的发言，当时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别，历史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21日，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说：（农业纲要40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刘少奇发言后，大家对问题的提法大致取得了共识。1958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太沉重，再去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不痛不痒地总结经验，羞羞答答地承认错误，既不能服众，也不能保证改正错误，更不能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要统一认识，必须把错误讲透，把教训讲够，得出一个客观的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来。

经过8天修改，1月22日拿出了报告第二稿，送毛泽东。24日，毛泽东对报告稿中关于国际问题加了几段话。并加上他曾经强调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两个原则的内容。之后，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102次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一致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1月27日，《书面报告》修改稿发到七千个代表手里。

刘少奇讲话情理并重，引起七千人共鸣

1962年1月27日上午，北京。

参加会议的七千个代表早早地就安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怀着既兴奋又有些焦急难耐的心情在等待着。诺大的会场十分肃静。有人小声讲话就会立即受到他人的制止。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

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

毛泽东穿一身灰色中山装，魁梧伟岸，满脸笑容，出现在主席台的右边。他后面跟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首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向台下代表鼓掌挥手致意，会场上掌声激荡，经久不息。来自各地的干部们就像一个个迷了路，历经磨难，遍体鳞伤的孩子见到了自己的父母，暖流通贯全身，眼睛也潮湿了。

好大一会儿，会场终于安静。

主席台上，是1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第一排，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坐满了一层大厅。

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里，回响着刘少奇深沉清晰、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讲话声：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唱的是主角。

自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大凡重要会议的主报告都由刘少奇来作。但是，这一次有特殊的意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的主报告，那是在宣传毛泽东的路线；这一次担任的，却是纠正错误的角色，这个错误是毛泽东带着犯的。

从1960年下半年起，特别是1961年的亲身调查，刘少奇形成了对形势和问题的独立看法，在纠正错误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代表们原以为刘少奇会按常规，在大会上宣读一遍已经发到手里的书面报告。结果出人意料，刘少奇没有读，而是撇开书面报告，讲起来。这可忙坏了担任速记的秘书们。

刘少奇只准备了一个简要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带耳朵听。人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重要。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前一天，毛泽东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根据毛泽东提议，刘少奇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一页地传阅。好在总共只有十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多会儿就传看完了。

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虽然是临时动议讲话，刘少奇对问题的看法已烂熟于胸。他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几乎所有尖锐的问题。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这篇口头报告观点更加鲜明，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反响也更大。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而是捡起它的后半句，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

这些困难是怎么产生的呢？刘少奇接着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关于造成困难原因，刘少奇把苏联逼债一条取消了，讲了两条：天灾与人祸。而这两条中天灾是次要的，“人祸”既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讲到成绩和错误的关系，刘少奇实事求是地突破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代表们屏声静气地听，刘少奇的讲话句句打到了他们的心里。这几年来，自己脑子有许多框框，指导工作，判断形势，调查情况，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去搜罗某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收集了一堆材料，还是不能判断什么真实的，致使不能及时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例如：“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用这些框框来硬套，出了多大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这一个坏指头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导工作，怎能不出乱子。刘少奇的话刺到了痛处，也有一种思想解放茅塞顿开之感。

刘少奇的讲话回答了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的问题。他说：

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搞不成。

刘少奇也讲到，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刘少奇维护了“三面红旗”，这是中央规定的政治界限。他讲这几年犯的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但是，他在给“三面红旗”作出总的评价时，却没有说得那么肯定。他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几年流行很广、影响恶劣的口号，譬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譬如批判“条件论”或“唯条件论”，譬如用具体指标来确定左或右；再譬如一轰而起搞了许多运动。特别是对“‘左’比右好”的口号的批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

刘少奇批评了在群众和干部中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混淆是非，混淆敌我，压制民主，用对敌人专政的方法对待人民群众，使人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他尖锐地指出：“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他向全党发出警告：

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么，我们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听得信服顺劲。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弄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现在听到这样透彻入理的报告，感奋不已。

然而，也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却担心一些提法过于大胆、太刺激；也有的人认为刘少奇的讲话对缺点错误讲多讲重了，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却也难以辩驳。

林彪弹出不和谐音：“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讲话。

林彪的讲话是有准备的。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讲话稿的起草班子，林彪夫人叶群挂帅。起草中，叶群坚持要在讲话稿“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一语后面加上“和天才的结合”六个字。一些人认为不妥，因为它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会产生不良影响。叶群立即将讨论情况通报了林彪。林支持叶的意见，竟说“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

临上台讲话之前，林彪把讲话稿扔到纸篓里，按照老习惯，自己“拉条子”，写提纲。上台后，自由发挥下去。

这几天，林彪看了许多会议简报，注视着与会者提出的一个个尖锐而又刺激的问题。昨天，刘少奇发言，他坐在主席台上，面无表情。当刘少奇讲到尖锐处，他看看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个个表情严肃，再看看毛泽东，只见他镇静如常，面带微笑，不时附和着刘少奇插上几句话，毫无愠色。

然而，林彪善于揣摸。这几天大家提出那么多问题，尤其是刘少奇昨天讲的那些话，毛泽东心里会怎么想呢？虽然刘少奇讲话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怀疑“三面红旗”，批评“‘左’比右好”的口号，否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批评公共食堂、供给制，批评庐山会议反右倾……这不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毛泽东吗？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允许纠正错误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防线。“三面红旗”不能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能动。他认为，这时，与庐山会议的形势有些相似，是毛泽东最需要支持和维护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

林彪拉长了他的尖尖的嗓子讲开了。他说：

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彪关于“三面红旗”的这一番讨论，的确言人之所未言，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

林彪接着对几年来造成的困难作出解释，他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的讲话，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说这几年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听毛泽东的话”，说“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话不见得能使与会者人人信服。但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林彪还讲到中国在国际上肩负着反帝反修的重大责任，讲到战争不可避免，讲到如何准备打仗。讲到这些，更加突出了团结的重要性，突出了维护毛泽东的重要性。三年前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来劝彭德怀低头。林彪的这一番讲话，没有点任何人的名，语气也比较平和，都是正面阐述。然而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谁不愿跟毛泽东走？与会者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又一次得了重彩。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使与会者激动不已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里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他们中多数人只从广播里听到过毛泽东的声音，今天终于能亲耳聆听领袖的讲话，个个都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启迪心扉、拨动乾坤的恢宏之论。

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了，他从这次会议的开法讲起，接着转入主题。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一仍其固有风格，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风趣幽默，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使与会者如沐春风。听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也是火辣辣的。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针对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心有怨言的情况，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的一段话：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

他说，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也可能处理错误，但与错误路线领导时不同，一经发现就能甄别、平反，赔礼道歉。而错误路线领导时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起来纠正错误。

毛泽东这样一说，那些受过打击的干部心中的怨气似乎消了一大半。

毛泽东讲到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批评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第一书记说了算的现象。这时，毛泽东引用了刘邦礼贤下士和项羽“霸王别姬”的故事，说刘邦历来轻视儒生，儒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刘邦见了儒生就骂粗口，甚至摘下儒生的高帽当尿壶用。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刘邦坐在床上由两个女人帮着洗脚，客人来了，照洗不误，郦生长揖不拜，刘邦问：“你是何人？”郦生说：“我是高阳酒徒。足下要助秦攻打诸侯，还是率领诸侯攻打秦王朝？”刘邦骂道：“竖儒！天下苦秦久矣，我怎么会帮助秦王朝？”刘邦求破计于郦生，郦生说：“你洗脚见客，不是尊重长者的态度”。那时郦生六十余岁，刘邦正当壮年，故郦生自称长者，于是刘邦停止洗脚，整理衣冠，请郦生上座，表示了歉意，郦生就给他出主意破秦。因为刘邦得了批评意见，他得了天下。而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听不得批评意见，连忠心耿耿的亚父范增的意见也听不进去，最后演了出“霸王别姬”。

接着毛泽东语锋一转，批评道：今天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是听不得批评，你往那里一坐，本来很热闹的会场，马上没人说话。平时养成坏风气，你就别坐在那里了，让大家说话么！凡是这样的领导，如果不改，终有一天，他会“别姬”的。

毛泽东的话，引起会场一阵会意的笑声。

就在这时，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自我批评：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讲到这里，毛泽东伸开大手，有力地在空中一扫，作“摸”状，又引起大家轻松的笑声。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说错误自己有份，应当承担领导责任，尽管他没有展开讲自己有那些错误，这已使与会者感到震动。在党内，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化身，是不会犯错误的。当时党里有这样的迷信：说毛泽东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是下面的错。听到毛泽东这一段自我批评，在座的干部们被深深地触动，有的人当场落下泪来。

讲到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缺乏经验。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接下来，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

毛泽东如此诚恳、谦虚的一段话，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可惜这段最能表达毛泽东诚恳和谦虚姿态的话，在修改印发时，改来改去，基本上改没了。毛泽东讲搞经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特别是陈云比他懂的话，全都去掉了。不过这些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三年“大跃进”，三年困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泽东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比起他1958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比起那些“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十五年超英”、“七年超英”、甚至二年、三年“超英”的口号来，头脑的确要冷静多了。

“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毛泽东这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经典式讲话，很可能是临时动议讲的。因为按照原定议题，大会在讨论和修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后就结束，安排1月30日或31日闭幕。31日晚即可离京回家过春节。

可是，到1月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本来会议议论很热烈，省委第一书记一进场，会场立即鸦雀无声。

毛泽东和常委们商量，决心让大家把话讲出来，把“气”出完。于是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1月29日晚，毛泽东说：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不管正确“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讲话后，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工作上提出批评。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上面那篇话，也可以说是全体代表的“出气”动员会。晚上，毛泽东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中央常委分头参加各大代表团会议，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2月4日，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看戏，5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出气会”。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反映热烈，情绪激昂。他们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纷纷争着检讨，争着承担责任。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指名道姓提出批评意见，把压在心头三、四年的怨气都讲出来了。许多人说：“这次会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是反右以来所没有过的。”

县委书记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得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工作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原来有埋怨情绪的干部感到：“这样讲责任‘公平’，听了心情舒畅。”

县委书记和县长们在地方也是坐镇一方、说一不二的“大官”，在这次大会上却是基层干部。“大跃进”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说假话、放卫星、搞强迫命令、一平二调、瞎指挥、拆房、扒坟、砸锅、强迫老百姓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这些事都是他们亲自指挥干的，下面对他们有一肚子气，他们有责任。难道他们就没有气吗？难道不是上面压下来的吗？他们给地委领导提意见；地委干部也不服，给省委领导提意见；省委领导当然心中明白，许多做法是中央定的。是一次又一次中央会议的精神，能不贯彻吗？但他们给中央提意见就谨慎多了。责任自己承担起来。但也委婉地给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各部门、给中央（实际上是给毛泽东）提了一些意见，没有点名，只是讲到划框框定调子的一些著名论点。

随着讨论的深入，焦点集中到党内过火斗争问题。

2月3日，周恩来参加福建组的讨论，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动气地说：“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

同一天，朱德在山东组听到的，同样是对过火斗争的怨言。他在会上讲话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

各中央局，各省市负责人站出来，主动承担了责任。

邓小平周恩来讲话分担责任，陈云没在大会上讲话

会议的最后两天，是朱德、邓小平、周恩来大会讲话。

2月6日，朱德在大会上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当日下午，邓小平的讲话，中心是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民主生活。

他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关于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少奇同志的报告里已经讲明，中央首先负责，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书处负主要责任。中央书记处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对这几年中央的文件，作了检查。当然，这个检查够不够，还要看。

2月7日上午，周恩来讲话。他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周恩来具体讲了自己犯错误的两个例子。一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规定跃进速度。农业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增长超过20%是跃进，25%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当时本想降低一点增长速度，“可是提出的意见，是五十步对百步。”第二个例子他起草过一份中央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现在看权力下放过多，造成了分散主义。

“这是我的错，要交代”周恩来说。

“交代一回也就好了。”毛泽东插话。

人们为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坦荡胸怀和谦恭品格而感动。也有人对他过多地包揽责任，不以为然。因为“大跃进”中，周恩来是挨批的。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讲话，陈云说：“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婉言谢绝了。

陈云历来头脑冷静，思考缜密，讲话谨慎，不到十分成熟的时候，不会拿出自己的意见。再者，陈云1958年与周恩来一起，因为“反冒进”受严厉批评，不好讲话。1959年庐山会议时，陈云在大连养病，未上庐山。庐山的风云变幻他有耳闻、在批彭会上，连彭德怀赞扬陈云懂经济的话，也有人搬出来批了。当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插话说：“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党内的过火斗争，陈云看在眼里，但无法说话。

这次七千人大会，能不能真正发扬民主，听得进批评意见，陈云也在看。毛泽东号召开“出气会”，在大会上当众讲：陈云管经济比他懂得多。这使陈云受到鼓舞。随后，各代表团放开言路，开展直言不讳的批评，这使他相信，这次大会的确与以往不同。七千人大会的真正成果就在发扬了民主。

2月8日，大会闭幕后，在陕西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上，陈云终于讲了一番话。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说错误，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他对这次大会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这就是七千人大会，这就是七千人大会持久魅力之所在！从来没有哪次会像这样可以畅所欲言、一吐胸中怨气；从来没有哪种场合像七千人大会，可以指名道姓开展批评，甚至指陈顶头上司的错误；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形：从中央主席到县委书记，人人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这种氛围给与会者留下了持久的深刻的记忆，再谨慎的人也相信：党内的风气以后会好了。那些来京时心事重重，怨言满腹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现在放下了包袱，一身轻松离开了北京，回去抓工作、抓调整。

七千人大会为调整注入了动力。

七千人大会统一了认识吗？

然而，从今天看，当时人们对七千人大会或许估计高了。

七千人大会的确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但有一条不能愈越的界线：“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执行中发生了错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在当时，似乎很必要：既可以纠正错误，又不致引出分歧，甚至党内斗争。然而。然而这样一来，纠错、总结经验不能不是初步的、浅层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

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纠“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实行调整政策。

恰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会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与会者迂回曲折，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在中央领导层，林彪发言对“三面红旗”的全面肯定与刘少奇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刘虽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不愿对此作最后定论，甚至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这使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犹豫动摇”吗？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他说：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这就是说：“三面红旗”还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制定出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来。因而下面干部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

不错，任何时期，一条正确路线制定以后，都有一个不断具体化不断完善的过程，都有一个制定具体方针、政策的过程。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只从具体政策、方针上作些调整，不对指导思想进行清理，其结果只是策略上的退却。一遇气候，错误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反复强调是缺乏经验。从1960年的《十年总结》，到1961年的历次讲话，再到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他始终把犯错误的主要原因限定在“缺乏经验”的认识论之上。甚至说错误难免，不犯错误，天诛地灭！这个“缺乏经验”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引起很多非议，事实上很难服众。假如按照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稳步前进，假如按照周恩来、陈云的意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假如按照邓子恢的意见在农村整顿高级社而不是一轰而起办人民公社，假如在庐山会议上听得进彭德怀忠言逆耳的劝告，假如不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那就不会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有了错误也会及时纠正，不致于发生全国性的大灾难。

强调“缺乏经验”事实上模糊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难以从更加深层原因上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这个深层原因是：社会主义的空想模式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

毛泽东作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堪称经典。然而，毛泽东批评的主要锋芒是对着省、地、县三级党委负责人的。没有涉及中央领导层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事实上，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首先来自中央核心。1958年春批评“反冒进”，尤其1959年庐山会议使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专断的发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毛泽东没有任何反省。他甚至说：

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七千人大会还有一个禁区：彭德怀问题。

大会的口经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搞得不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正确的；下面可以甄别平反，彭、黄、张、周不能平反；彭德怀的问题不是他在庐山会上提了意见，而是他有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这种解释，堵塞了与会者的任何怀疑，大家都心照不宣，不去碰这个雷区。这就使七千人大会提倡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大打折扣。

在大会上，林彪的发言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的发言，基调不和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问题还不在林彪怎样的与众不同，而在于林彪的发言是费尽心机的，他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

的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使到会者感动。但是大会上如此多的干部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刘少奇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很刺激。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刘的不信任从此埋下了种子。1966年毛泽东在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特别点到“1962年的右倾”。“文革”初期，江青说得更明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赞赏，岂止赞赏，还带有几分感激。3月20日，毛泽东在外地给田家英、罗瑞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

此件（林的讲话）通看三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

（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

（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

（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1962年3月20日上午9时

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都批发下去了，但只有林彪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誉，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没有下发。

4月29日和30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园同罗瑞卿连续两次谈话。他问罗瑞卿：

“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

“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罗瑞卿回答说。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

七千人大会使大家思想轻松了，毛泽东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路线受到某种威胁，心事沉重起来。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老卫士长李银桥叫到自己的卧室。他一只手握住李的手，一只手轻抚着李的背。

“唉”，毛轻轻叹息一声，“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可是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李银桥泪水滚落下来。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把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自己到外地去了。这一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从此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一走，他与中央常委多数人的认识也拉开了距离。

2 少奇主政 疾呼“非常时期”

陈云受命 力主“伤筋动骨”

西楼会议上，刘少奇疾呼：“现在类似非常时期”

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说到刘少奇主政，这里要说一个插曲。

还在1961年9月下旬，毛泽东突然两次讲到他的接班人问题，明确说，“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那时，英国元帅蒙奇马利来访，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负责接待。或许是客人出了题目，或许毛泽东有意放放空气。9月23日，毛泽东同熊向晖和浦寿昌谈话，发了以下的一篇议论：

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第二天，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奇马利。

蒙奇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奇马利又问。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听到这里，使人联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临终前，刘禅五丈原问政的典故。

毛泽东在这种场合讲这番话，是随便一说，还是另有深意，颇让人寻味。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毛泽东并没有引退之意。他对刘少奇这位“接班人”并不满意。

这件事至少可以证实一点，自从进入调整时期，刘少奇的影响明显上升了。七千人大会以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然而，这时，毛泽东已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刘少奇觉察到没有，不得而知。从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看出，刘少奇感到，再也不能事事迁就，瞻前顾后了。必须下决心搞好调整，摆脱困境。

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党、国事业，黎民生计，重任在身，不容稍有懈怠。

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定了原则，具体如何调整法，没有切实研究。那么多人在一起，人多嘴杂，也没办法研究。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刘少奇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常委们身上了。

刘少奇决定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件事。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连着开了三天。常委当中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出没有到会，其余都参加了。因为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就是这个“西楼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出现30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

其实，财政出现赤字，并非1962年开始，从1958年就有了。经过核实，1958年21.8亿，1959年为65.8亿，1960年为81.8亿，1961年为10.9亿。只是屈于政治压力，怕戴右倾的帽子，财经部门没敢报告。

刘少奇听后，十分生气。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责成他们重新提出报告。

他说：“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要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刘少奇大声疾呼：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陈云拿出克服困难的对策

七千人大会上，陈云谢绝了毛泽东让他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并不是他心中没底。通过这几年的冷静观察，深入摸底，加上上一年亲自回老家上海青浦县调查，他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已了然于胸。七千人大会上，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都作了自我批评，同意落实调整方针。陈云认为：想必不会有大的阻力了。是时候了，该拿出自己的对策了。

在西楼会上，陈云终于对当前形势和如何走出困境的看法和盘托出。

陈云认为，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必须对当前的困难有个清醒的认识。

陈云分析经济的困难，指出了五点：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800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

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

“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陈云说。

这时，还有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还在闭目塞听，硬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昏话。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农业能很快恢复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估计，决定着经济决策的大局。如果一年半载就能恢复，那就用不着大调整。

陈云分析了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一一数来。有利与不利相抵，陈云得出结论：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一五计划时好。农业的恢复不会很快。“农业恢复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

“我们工作的基本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陈云说。

说到工业规模，分歧就更大了。工业高速度，尤其钢铁高速度，这是“大跃进”的主要目标。“大跃进”中搭起来的“架子”，都不愿把它拆掉。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有人说：是农业拖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问题。

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说：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认为粮食过关，可以去办工业，所以大量招工。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5000至6000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不仅在灾荒年内负担不了，即使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陈云列举的另外三个困难是：

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60～70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不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认为：以上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是派生出来的。

怎么办？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对策：

一、把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1960年起，大体上要5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10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要“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

陈云的这篇讲话，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既没有“形势大好”的套治，也没有顾及“已经走到谷底”、“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估计。他提出要用五年时间来进行调整，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提出1962年大抓一年，争取各行各业都“跃进”的想法大相径庭。他说建设规模超过了农业、工业所能负担的极限，使一些不愿退却的人沮丧。他关于存在通货膨胀的说法，也十分刺耳，社会主义还有通货膨胀吗？

然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

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陈云接受了这个建议。

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讲话。再次阐述了他在西楼会议上的意见。

全场静谧，全神贯注。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没有假话、套话、大话，完全实事求是的讲话了。陈云的分析透彻明了，不容置疑。在这之前，虽然也讲困难，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藏着掖着，这一次困难讲够了，办法也确实可行。大家心里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会后，各部委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

这些天，刘少奇对不断揭发出来的问题心急如焚。

2月26日，他看到财政部一个报告，反映北京钢厂由于超负荷生产，造成连年亏损，几乎把国家的投资全部赔光了，刘少奇批给彭真、刘仁阅处。严厉地指出：

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刘少奇希望尽快地把陈云的意见发下去。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转发陈云讲话的中央批语。刘少奇问：“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会上通过了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3月16日，刘少奇偕周恩来、邓小平二人飞到武汉，向正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假的毛泽东汇报了中常委的决定。刘对毛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

刘接着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看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拟发省、军级参阅。

毛泽东曾经批评：“四时八节，强迫签字”。这次是不是“强迫签字”呢？毛泽东没有表露。

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讲话加上按语转发到全国各省市和各部门，同时下发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个讲话。这个中央批语传达了西楼会议精神。写道：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陈云临难受命，刘少奇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西楼会议后，中央常委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后来“大跃进”浪潮呼啦啦掀起，一切常规被打乱，这个小组也就无形之中停止了工作。现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刘少奇竭力主张把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并且希望陈云继续担任组长。

陈云，中国共产党内最杰出的计划经济专家。自1949年初从东北调回中央后，一直主持财经工作。政务院成立后，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具体组织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稳定了动荡的经济形势，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紧接着又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有着卓著的贡献。

毛泽东曾很赞赏地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党的“八大”，陈云被选入中常委，位列四个副主席之一。

然而，随着毛泽东急于求成指导思想的发展，陈云一贯实事求是、稳妥可靠的经济思想被弃之一边。陈云讲话，不仅与世无补，反而会招来非议，索性缄默不语。

经过三年“大跃进”和三年（1959年至1961年）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领导经济闯了大乱子而难以收拾。大家回过来看看陈云当年的那些论点，真是金玉良言。由陈云出来重新主管财经工作，是众望所归。刘少奇、周恩来都劝陈云出山。

陈云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说：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于是，会上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成员。

3月7日，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陈云再次讲话。他提出：“现在可以不搞10年规划，先搞5年计划”。因为“现在说发展，情况还摸不准”、“当前重要是恢复”。

“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调整实际上是放慢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速度，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

“伤筋动骨”四个字形象地表达了陈云对大规模调整的决心。

“综合平衡”，这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搞计划经济，不搞综合平衡，等于不要计划。就是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大跃进”中被批得体无完肤。说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张积极平衡。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平衡。其结果可想而知，吃尽了苦头。

陈云讲话对“积极平衡”这个“大跃进”的理论基础大胆地给予了批驳。他说：“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

“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

陈云尖锐地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陈云接着说：“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

他说：“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

陈云的讲话真是一针见血。

刘少奇、周恩来十分赞同陈云的意见。周恩来当场用一副对联概括了陈云的思想：“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这个讲话记录，经陈云看过，在小范围内印发。

刘少奇仍然希望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3月13日的中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我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

李富春马上说：“陈云当组长最合适，我当助手。”

会议就这么定下来。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

毛泽东同意中常委的意见。

在党内除了毛泽东的讲话外，

刘少奇从武汉回到北京后，觉得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要秘书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

在党内除了毛泽东的讲话外，汇编印发其他人的讲话，没有先例。而且陈云的经济思想与“大跃进”是两种不同的建设思路。陈云几次表示不同意。

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

陈云的经济言论很快编印了出来，并写了个内容提要。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收到材料，未置可否。不过，这份材料，直到八九月北戴河会议时，还摆在毛泽东的桌子旁边。由此看出，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

刘少奇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尽力支持陈云。他深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艰巨，况且陈云的身体又一直不大好。陈云一再推辞。刘少奇亲自登门看望，促膝长谈，交换意见。他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

这时，因为身体十分虚弱，根据医生意见，陈云已到华东休息。调整的主要工作由刘、周、邓负责。重大决策陈云参与意见。

五月会议下了“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105人。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林彪和陈云在外地，没有参加。

在这之前，各部委和各省市都传达学习了西楼会议精神，尤其陈云的讲话。4月26日，中央应各省市的纷纷要求，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陈云讲话的范围扩大到地、市委级。各省和中央各部门在听了传达之后，普遍反映强烈，思想进一步解放，敢于暴露过去不敢暴露的问题。中央财经小组在3、4月广泛听了各部门的汇报后，着手大幅度调整1962年计划。草就了报告，随即由薛暮桥带往杭州，向正在那里疗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同意后，4月下旬正式报送党中央。

五月会议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大会上，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林枫讲了教育问题。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四名政治局常委讲话，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简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讨论的重点仍然围绕着对形势的估计。

由于有了这几个月的酝酿，这次中财小组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对于面临的经济困难讲得更加具体。

《报告》说，西楼会议揭露了财政收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使我们对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

《报告》具体摆出了国民经济八个主要方面的困难情况：

一是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战线的恢复不可能很快。全国粮食总产量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整个农村经济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时间。

二是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

三是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四是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

六是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

七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

八是财政政策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许多企业严重亏损，目前算起来一共可能有250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

报告总括说：上述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集中反映为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1961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为790亿元，比1957年的932亿元减少了142亿元。如果不扭转国民收入的这种下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增加积累基金来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增加消费基金来改善人民生活。”

中财小组的这份报告把当前的困难形势讲透了。

大家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有人说：“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使以后恢复起来更加费劲，而且万一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粮食进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设想。”

有的反映：“现在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恢复农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进行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是陈兵列马，以为只要有一两个好夏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马重新再上。这是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

有人大声疾呼：“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割爱掉一些东西。”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这八个字概括了五月会议的决心。

刘少奇讲了话。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样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

刘少奇转向中央局书记们，接着说：“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

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他说：“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这样讲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使人泄气？会不会被动？

刘少奇说：“我看，对困难估计危险性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他强调说：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要准备着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再不能安慰自己。

周恩来的讲话，同样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他认为调整恢复短期内难以完成，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调整时期。这个阶段大约3～5年。他说：“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内容就是恢复。”

他说：“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恢复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粮食生产恢复到1957年水平，“总要甩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都要超过五年。”

之所以要一个独立的调整阶段，还因为“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要承认自己不行”，“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会议通过中财小组的报告，确定了3～5年时间专门用于调整。并且确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地说：一曰“减人”，二曰“下马”，三曰恢复农业和稳定市场。每一项都“伤筋动骨。”

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关于减人。这从1961年就开始了。

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增加了1/4。1961年确定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方针，当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

然而，到1961年底，城镇人口还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城镇人口还是过多，粮、油、副食供应难以保证。五月会议决定，在1962年内再减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

这是一项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这是一次人口的大迁徙。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

下这么个决心的确不容易。周恩来说：“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

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在向群众解释时，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统一行动。”

大下放，会不会出乱子？

刘少奇说：要先保证“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

人民是顾全大局的。精减和下放工作进展得顺利，没有出大乱子。如此浩大的人口迁徙，到了9月份，就基本完成了。当年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

毛泽东说起这件事，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到？”

仅此一件事，可见当时共产党的威信和号召力有多大，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多强。然而，这种“招来挥去”的事绝不能多做，党的威望也是一种资本，透支了，就会失信于民。

1979～1980年，邓小平几次谈到这件事。他说，过去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他感叹说：“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关于“下马”，就是坚决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关转”。

年初，计划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压力为67亿元。这不但比1960年的384多亿元少310多亿元，而且比1961年的127亿元也少将近一半。但是，会议深入研究之后，决定再压低到46亿元。后来，追加到67.6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大批新建项目砍掉了。大批在建项目也被迫下马停建。留下大批“克朗猪”，半拉子工程，的确是“伤筋动骨”。这一砍，使居高不下的积累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从1960年的39.6%，1961年的19.2%，降到1962年的10.4%。这是建国后几十年间，积累率最低的年份。

降低指标，重点是降低重工业指标。对原1962年计划指标，再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从2.5亿吨降为2.39亿吨；钢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钢产量指标从1960年的2000万吨降到1961年1000万吨，再降到1962年的600万吨，砍了70%。

现有工业企业的下马即关停并转，更是“壮士断腕”的重大举措。

1961年底全国共有61800多个国营企业，中央直属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849个。这样多的企业和建设单位，不但同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而且同调整后的1962年工业生产建设任务也极不适应。

例如全国有食品企业2.1万多个，制糖、卷烟、罐头等行业的开工率只达到20%到30%；又如1962年棉纱的计划产量只有260多万件，最多只要保留500万到600万纱锭、100个以下的纺织厂，可当时共有近1000万纱锭、236个纺织厂，一半以上生产能力闲置。

又如按照调整计划，有50至60个机床厂开工就够了，但当时生产机床的专业工厂还有110多个。

总之，全国有许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或根本没有任务，但它们还要消耗很多燃料、电力和一部分原材料，国家要支付大量的工资和管理费用。

中央确定：下定决心，“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

经过调整，全民所有制企业在1961年减少2.5万个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8万个，相当1960年末9.6万个企业的44.8%。冶金、建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的数目分别减少70.5%、50.7%、42.2%和31.6%。加强了煤炭、石油、化工等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转产了110个机械工业企业约3万人、5500台机床到农业机械生产部门，也拔出了一些企业给军事部门加强军工生产和维修的能力。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大批下马。农村社队办的企业基本上停办了。

大批基建项目和现有工业企业的大批下马，这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自己辛辛苦苦搭起来的架子，准都不愿被砍掉。“下马”成了以后受人诟病的把柄。然而，不退则不进，不砍掉一批企业，老是端着个“大架子”，就无法摆脱困局。

减人，下马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农业和市场的恢复。当时采取了许多应急性措施。包括恢复银行严格管理资金制度，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政管理，各大区和各省市应得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预备费、地方投资，都由中央按年度按季委进行分配；严格物资管理，清仓核资，把一切积存物资都利用于市场；尽可能增产日用品，确定一批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当时卖高价的商品有商档烟、酒、糖果、点心、自行车、缝纫机等。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半斤鱼，以保证市民最低生活需要等。

而一切措施的归结，就看农业能不能增产。邓小平在五月会议上讲：“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

然而，恰恰在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上，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论。

3 为民代言 舆论吁请包产到户

顺应民意 常委引为度荒之计

钱能让上书毛泽东力保责任田

曾希圣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受到上下的批评，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李葆华继任。安徽省委改组。

新任省委书记李葆华上任之后，着手纠正“责任田”。

1962年3月20日，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承认责任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是错误的”，“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其“严重恶果”是“出现了严重的单干倾向”；“产生两极分化的苗头”；“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影响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并说“这个错误的责任，完全应当由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的省委来承担。”省委的决议要求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在1962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

赞成和实行“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地方，还有广西省。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小队）后，广西各县在训练干部的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农村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思想。一般占到会干部总数的25%左右，“五风”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占60%。“龙胜县共有1867个生产队，其中790个（占42.3%）已经包产到户。”中共广西省监委和中共中央监委都批评这是“闹单干”。

与公共食堂一哄而散的情形相反，1962年春的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许多农民不愿意改，有的明改暗不改，形成顶牛。

没想到农民的反弹如此强烈！客观上存在的矛盾，在党内上下引起了一番大的讨论，同情和支持农民的舆论骤然兴起。

难能可贵！安徽省太湖县一名小干部，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挺身而出，直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洋洋万言，力保责任田，反对省委3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他不会不知道，这正是贯彻中央的精神。但他为民请命，不惜冒险力陈。

钱能让写道：“根据太湖县1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委常委1962年3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60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太湖县在1961年3月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真所谓它的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执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10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1961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健（体质健康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558个人，1962年怀孕的就有60个妇女）”。“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

钱能让举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太湖县徐桥实行了责任田，附近的宿松县没有实行。徐桥嫁到宿松县的姑娘们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为的是多吃几餐饱饭，回去还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息道：“你们宿松县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

钱能让回顾历史说：“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1955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之所以如此，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援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责任田”，“它比1955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他认为，多年来农业上的问题“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

钱能让极不赞成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他写道：“急急忙忙地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地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可是农民还是赞成责任田，“无论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的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1962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做不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

最后，钱能让请求毛泽东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他甚至说：“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试行这个办法。”要把安徽的“责任田”推向其他省市。

不知深浅的“单干理论家”

为民代言的不仅钱能让一人。

在当时，政策限制与农民的愿望相抵触，与实际情况相背离。能增产的办法，上面说是资本主义，不让搞；不利生产的办法，上面说是社会主义，压着搞，农民想不通，许多干部也想不通。一些有血性、有头脑又不知深浅的小人物，对人民公社提出了挑战。

1961年初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

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

马寅初与写信人夙昧平生。但从信封上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唯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

他那里知道，这时的马寅初，远非从前。自从毛泽东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以后，他的处境艰难，何能上达民声。

不过，马寅初的举动超乎杨木水的意料。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荒不安起来，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对女友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封包产到户“宣言书”是如何处置的。这已经足够了，从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风骨和一个无名小辈的血性。

1962年4月21日，一个名叫冯志来的27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

文章劈头就问：“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公社：“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他凑了160元钱，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人来理睬他。

回到家里，冯志来再接再厉，用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

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

也许他真的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许他不顾一切。1958年他因为口没遮拦被开除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大哭了一场。这一次他的心理准备要充分得多了。

上次赴京送文章，竟无人理睬，他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这一次把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借名人效应，自称自己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差点给冯雪峰罪加一等，冯已在1957年被划右派。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候收到的信，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恻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上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7月中旬，陈新宇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25元5角，这迹象多么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

他哪里知道，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事情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

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头。

田家英夹在两个主席之间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杭州。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60条”的情况。

毛泽东给田家英指出了四个调查地点：湘潭的韶山（毛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毛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1961年3、4月间蹲点的地方）。他特别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

3月22日，在武昌东湖招待所，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座。毛先是一个一个地问每个人的名字，接着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

一到外地，毛泽东的心情就变得好起来。

最后，毛泽东向调查组提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毛泽东当时亲切、温和而又轻松的谈话情景，至今还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参加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说。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调查，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样会给他很大的帮助。毛所希望得到的结论：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一是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此时，他对不少地方仍在搞包产到户有所耳闻。

田家英的心情是愉快的，一则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一则与毛泽东的观点又一致了。他把这次调查的重点放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当时，陈云正在组织人力调查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也是全党各级组织都在研究的一个题目。田计划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为中央起草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3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农村。分兵三路，一路去韶山大队，一路去大坪大队（唐家坨）、一路去炭子冲大队。天华大队没有去。田住在韶山。

田家英一行一进村，遇到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刘少奇1961年回家乡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

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调查组其他人也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本不赞成包产到户，上年3月还曾有他含泪给毛泽东写信反对包产到户的事。然而，时隔一年，经过一段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包产到户。田组织全体组员讨论，鼓励畅所欲言，双方争论非常强烈，又都心平气和。田认真听取双方阐述的理由。当时不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上风，但他仍鼓励少数几个人继续研究。

田家英陷入矛盾。从实际看，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对恢复生产有利。但此事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在此地更应谨慎。此地一动，势必影响全省。因此，尽管私下里已萌生赞成包产到户的想法，在公开场合，对农民和干部的要求丝毫不松口。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同逄先知一起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他们将三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毛、陈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

在这之前，田已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的口头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在上海期间，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田家英从上海回到韶山，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田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人立即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有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调查组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底。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田家英问。

刘少奇说：“可以”。稍顿，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离开刘少奇处，紧接着田家英又向邓小平报告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

邓的话不多，很干脆：“赞成”。

田家英立即组织起草班子。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原来，此时，北京已对包产到户问题有广泛议论。中央常委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不过中央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关键就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邓子恢为何极力主张包产到户？

安徽的“责任田”受到批判，但广西、湖南、河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农村分田到户的讯息不断传来，邓子恢急于了解农村的情况，在同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商量之后，再带一个工作组去南方。

1962年2月中旬离开北京，首先到了湖南长沙，他了解到湖南省一部分生产队于1961年春耕时出现“单干风”，秋收时再次兴起，1962年春又一次出现。连毛泽东的家乡潭、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社员要求“分田到户”的呼声都很高。湖南省委不主张分田到户，正在着手研究解决改进生产经营管理、健全责任制的问题。

接着邓子恢到了广西南宁。在南宁停留的时间较长。

他到了武鸣县，深入到一些公社，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座谈。在座谈中同干部讨论的问题有：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牲畜分户喂养，生下幼畜，三条腿归户，一条腿归集体；自留地、开荒地增加到总耕面积的15%-20%等等，大家乐哈哈赞成。

他听取了广西自治区党委领导人的汇报：很大一部分农村，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思想倾向，有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龙胜县50%多的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为了防止滑向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提倡实行临时作业组。

谈到龙胜县的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感到压力很大。

邓子恢体谅他们的心情，说：“你就让他们单干怕什么，先把40%多的集体经济搞好，其他50%多的慢慢来，当然也不要公开承认他们单干。”

听了这些话，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如释重负。他们请邓子恢向机关厅局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报告中，他集中地论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优缺点做了比较。他提出，现在就是把集体和个体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如何结合？他说：其形式与方式就是在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下，全面推行和建立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这里虽然还没有点出包产到户，但它的精神已有了，只差一层薄纸没有捅破。

邓子恢总是把包产到户与单干区分开。单干，邓子恢一向不主张。

“这次回龙岩，有些老同志偷偷地对我说：‘子恢同志，最好是单干！’我说，我们党不主张单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水淹田，火烧屋，生老病死，就会垮下去，单干是长久不了的，组织起来才天长地久。”邓子恢这样说。

邓子恢到南宁，任务之一是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后，他同老战友张云逸一起来到桂林。桂林地委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说：龙胜县有许多生产队“包产到户”了。听了地委的汇报，邓子恢和张云逸一起来到龙胜县。

龙胜是个山区，侗、苗、瑶、壮、汉多民族聚居，地少山多，居住分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迫使龙胜人民不顾客观条件，放弃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加上高指标，高征购，群众生产生活极端困苦，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许多生产队从1961年冬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春上扩展到了半个县。县委急得不得了，部署扭转，但收效甚微。县社的干部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邓子恢告诉他们：解决包产到户问题，要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组，也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不要怕说右倾，不要怕说单干。包产到户实际上并不是单干。

离开桂林，邓子恢与张云逸分手，直奔河南。首先到信阳看望中央农村工作部下放的干部。干部们向他反映：信阳地区生产凋蔽、群众困苦。群众为了活命，要求借地种点红薯。可这里的领导干部都在等上边的指示。

“真是作孽！”邓子恢气愤地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邓子恢来到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向他汇报了河南实行借地度荒的情况。豫北、豫东相当一部分地区，土地盐碱化严重发展，农业生产破坏很厉害，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民纷纷破产度荒，拿衣服和家具到邻省换粮食；生产秩序不稳定，人口大量外流；正常生产一时搞不起来。因此，经中南局同意，决定借给农民一部分土地，给一把铁锨，发一点种籽，让他们在集体的领导下生产自救。农民说这个办法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

邓子恢认为这个办法好，表示支持。

回北京的路上，在石家庄稍事停留，邓子恢请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听了河北农村情况的汇报。

回京后，他参加了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就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明确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员的责任心，山区分散，三五户小村庄，农民不要集体，就让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缴任务，有什么不好。

对邓子恢提出的这些问题，会议上没有做出决定。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来讨论。”

毛泽东不在北京，没有摸清毛的态度，不可能作出决定。

为了让毛泽东了解当前农村的情况和问题，并支持解决这些问题，邓子恢把他在会议上讲的问题，写成报告，于5月24日送给了毛泽东，也送给了中央。

正在这时，各地有关包产到户的信函和材料源源不断地递到邓子恢手里。

福建龙岩县委书记李根发来信，告诉他江山公社出现了单干，县委正在纠正。他立即回信，提出要分析单干的原因。建议派得力干部去帮助江山公社搞好一两个生产队，作为示范；有些三五户的小山庄，可允许包产到户；河南借地二三分种红薯的办法，可以仿行。

农民的渴望，各地干部的企求、自己的亲身调查，使邓子恢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包产到户或“责任田”是农民度荒、求生的一条出路。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为民代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

6、7月间，他应邀先后到军委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直属机关下放干部大会、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主要讲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和巩固集体经济问题。

他痛心地说，大跃进以来，农业连年减产，农业生产力下降很多，1961年比之1957年，耕地减少2亿亩，大牲口减少1/4以上，农具减少40%，土地盐碱化扩大，山林破坏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减少2000万个。

他说，有天老爷同我们作对，但主要还是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所有制变动大，分配上平均主义，生产上瞎指挥，经营管理没搞好，干部特殊化，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他详细比较了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优缺点，结论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于个体经济优越性，但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全国有20%的生产队单干。

怎样巩固集体经济。他主张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贯彻按劳分配政策；要纠正干部特殊化作风；要发展小私有；要稳定征购任务，派购要等价交换；要恢复供销社，开放自由市场。其次要搞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现在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并没有搞出一套。下边反映，现在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怎么办？要向社员放权，建立生产责任制。

必须包产，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凡是包产到户的，大田和自留地一样。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

会场异常活跃。听众不断递上条子，提出许多问题。

“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

“总路线是否正确？”

“这几年错误这么多，又这么长时间不能克服，是什么原因？”

邓子恢直言不讳，一一作答。

他的报告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办简报：“邓老很接触实际，抓农业较稳妥、内行。我国农业如果让邓老抓，不会出那么多问题，中央应考虑启用邓老来抓农业……”

家里人却因此为他捏一把汗。他一生坎坷，如今年事已高，难以承受新的折磨，曾多次劝他少讲话，谨慎些。但他不以为然，说：“怕什么，实事求是嘛！我讲的都是事实，是站得住的，你们放心好了。”

邓小平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6月下旬，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安徽“责任田”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的反对的各占一半。

邓子恢据理力争：“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呢！“责任田”就是社员劳动和产量直接结合起来，加强了社员责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出路。

此前，对安徽“责任田”问题，邓子恢专门作了调查。

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来信，对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议思想不通。恳请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予以解决。

看过这封信，邓子恢沉思良久。1961年3月在中央广州工作会议期间和5月路经合肥，他都听曾希圣说过“责任田”是个好办法。可是，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批判，有“五风”问题，也有“责任田”问题；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感到问题棘手，过问吧，毛泽东面前怎么交待；不过问吧，下边的企盼要落空，与农民生死攸关的“责任田”要夭折。他不顾个人得失，下决心，派工作组去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由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调查报告——《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说：当地80%生产队的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由于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奉邓子恢之命，工作组6月27日到了宿县，对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和城关区刘合大队进行了调查，7月18日向邓子恢写了两个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与上次王观澜的调查一样，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报告说：由于粮食显著增产，群众感到“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我们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

邓子恢越想越感到，安徽的责任田有“五统一”，不是单干；不但不是单干，而且正是搞好集体生产，防止单干的好办法。对安徽的责任田应重新评价。

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他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将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再议。事实上，刘少奇赞成“责任田”。

7月7日，小平同志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关于包产到户，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同志在上海、杭州。他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和田家英湖南韶山调查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他打算向毛主席进言。

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看，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很大。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

陈云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直接陈述。有人曾经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也立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同时，田家英也下决心，冒险以秘书身份向毛泽东进言。那时毛泽东正在河北邯郸视察，他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这句话明显有些不耐烦的情绪。

预兆不好！

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当面陈情，毛泽东大为不满，分歧公开了

1962年7月9日，毛泽东从河北邯郸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

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田家英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

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没有说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商量过，只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主席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当天夜里，毛泽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样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传出，毛泽东认为陈云、田家英的建议是错误的，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未作解释。

毛泽东对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日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山东的谭启龙、江西的刘俊秀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毛泽东批评说：“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60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邓子恢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态度已然明朗，但他仍想说服毛泽东。7月17日，他应约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谈了5月上旬向他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内容，谈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明确说：“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只是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说了一声：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很显然，毛泽东对邓子恢主张十分不满。这时他已经准备对“单干风”发动进攻了。

18日，邓子恢把毛泽东指名要的两个材料送走之后，又叫工作组把两个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报告，再认真加工一下，打印送毛主席。还叫人组织力量继续收集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供中央北戴河会议之用。

工作组的陈正人、王观澜、郝中士等部领导人，都劝他调查报告暂时不送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快开了，看看情况再说。

邓子恢很生气说：“‘责任田’是于民有利的事情，等到北戴河开会，就晚了。于民有利，怕什么！你们怕，我不怕，不怕丢乌纱帽！”

7月22日把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写的《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安徽省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送给了毛泽东。这两个调查报告，后来成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参考”文件。

在了解了毛泽东的态度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19、20日，由陈伯达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座谈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大家异口同声，对包产到户取否定态度。柯庆施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刘澜涛发言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到户”展开争论的情况。陶铸、王任重曾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座谈过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对他们的“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央的决定发下去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写出61篇讨论的“书面报告”，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一顺乎天意，应乎民愿的政策，由此再一次夭折。这一次顶牛，农民又失败了。一亿农民的包产到户沦为非法。真理又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擦肩而过。当我们重新捡起包产到户这个法宝时，中国农民已在集体那口清汤寡水的“大锅”里揽和了20年。那些为民请命、敢冒风险的血性汉子，面临灭顶之灾。一场批判运动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七千人大会讲民主集中制，可惜在中央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已早已名符实亡，多数人正确的意见再一次被推翻了，大家不得不违心地转变态度。

4 甄别平反 总书记主张一风吹

申屈辩诬 老元帅再上万言书

邓小平说：基层干部平反一揽子解决

关于甄别平反，在上年五六月北京会议时就已经提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话。根据会议议定的精神，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作过如下规定：

“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

“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给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

《指示》还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由此开始了从农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别平反的工作，重点是县以下农村。

一年过去了，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其实不然。各地执行起来大不相同。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不重视，甚或有抵触情绪。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自己手里处理的干部，要平反，不是证明自己错了吗？有的虽给予平反，但总要留一个尾巴，以证明当时被整事出有因。

到1962年上半年，甄别平反工作，尤其是县以下农村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显得十分迫切。调整和恢复，一切措施成败与否，都取决于农业能否增产。农业的恢复工作必须要有人去抓。然而，自1958年以来，县以下干部在多次运动中被整的人很多。当时估计有1000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其中整人最多的有两次：一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次是1960年底整风整社运动被划为漏网地富分子或破坏分子。前者是反“左”的，后者是执行“左”的，都成了牺牲品。这一反一正，使农村干部无所适从，情绪低落。这种状况何以能领导农业的恢复工作呢？

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深入进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和搞好工作和生产”。

《通知》要求迅速解决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这批人的平反问题之后，“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

这个《通知》与1961年的指示都把甄别平反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但1962年的精神有两点不同：一是甄别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右倾，而且包括了1960年底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二是宣布“一律平反”，不留尾巴。事实上就是一风吹，快刀斩乱麻。

为了说明这一新方针。邓小平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专门的讲话。

他提醒大家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

他说：“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也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

刘少奇插话说：“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

邓小平解释说：“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左倾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对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的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这个精神传达下去，甄别平反工作有了全面进展。到1962年8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365万人，当时认定，原结论错了和部分错了的占70%。甄别了群众370多万人，都得到了平反。总共甄别平反了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只可惜不久后重提阶级斗争，平反没能搞彻底，特别是在上层。

“我们欠民主人士一笔债，现在还了”

这几年过火的政治斗争，不仅使党内民主受到破坏，社会民主更受损害。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敢讲话了。1959年反右倾后，党内的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也不敢讲真心话了。出现了“三看三不讲”的不正常状态，即看风向——上边风向不明不讲；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还有，讲话“不离三、六、九”，即：“三面红旗万岁”、“从六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在这种心态下，难以同舟共济。因此，当时的问题，不只是经济上的调整，还有政治关系的调整，其实质是强调民主，首先是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受到伤害。从那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缄默不语，即使对三年严重困难也很少议论。只有在1960年下半年，要求资本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使资本家及其子女们惶惶不可终日，有如世界末日。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资本家不下农村，“似以下放到城市企业为好”。结果虚惊一场，大家感激涕零。

然而，“大跃进”以来的失误，总是一笔账。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家不骂，我们应该自己骂自己。周恩来说，应该在党外人士和人大代表中交代清楚，进行沟通。毛泽东同意。

1962年3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非常坦诚的讲话。

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是当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国务活动制度。由国家主席根据情况不定期地召集。参加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就包括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人。会议通常是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事前商量，或者进行重要情况的通报。

“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主席召集过1958年1月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同年9月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和1959年4月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召集过1959年8月的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此后，1960年和1961年中断。基本原因，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许多情况不透彻，一些话不好说，难于召开。

恢复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讲话中，把中共七千人大会和2月西楼会议的基本内容作了清晰的介绍，对国民经济上的困难情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共产党所犯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作了坦率真诚的说明。刘少奇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的内容和盘托出，甚至更加率直。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他一口气讲了八条：经验不足；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实事求是；违反群众路线；违反民主集中制；依靠强迫命令办事；党内外过火斗争使人不敢讲话；党内不纯等等。

对于刘少奇如此坦率诚挚的讲话，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十分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光明磊落的、郑重的、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党。

张治中先生即席发言，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说：这可以充分证明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张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无论在大会、小说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按照惯例，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每年开会一次。但1960年3月开过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同时开过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后，1961年没有开过这两种会议。

1962年3月27日至4月6日，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地介绍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以及1962年调整任务。4月28日，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两篇讲话，同样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党在工作中的失误。

周恩来对党外人士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他想倡导一种民主风气，倡导一种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精神。

这次政协会议气氛融洽。会议开了20多天，200名委员发了言，提出了400多件提案。委员们广开言路，但绝无怨词。

毛泽东如释重负。他说：“我们欠民主人士一笔债，现在还了。”

调整统战、民族、宗教、侨务政策

在党内甄别平反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和调整政策工作。

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部长李维汉讲了话。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会议汇报，周恩来、邓小平等作了指示。5月2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作了关于会议的报告。

1957年以来的几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都存在“左”倾偏差，这一次会议，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纠“左”的会议。

几乎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4月21日至5月29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这一次会议比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后几年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并且提出了改善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报告。

5月25日，中共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所有这些都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其基本精神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如何调整关系？一是甄别平反，二是调整政策。

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都波及党外。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斗争中，党外人士波及的更多。然而，涉及面最广和最为敏感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

对此，中央批复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做了如此规定：

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

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这里只提到对1958年交心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给予平反，而对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的数十万人并不平反。因而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没有改正。

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政策是逐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是给出路的政策，与平反性质不同。

“摘帽”工作，从1959年9月开始，1959年、1960年，两批摘帽9万多人，1961年摘帽12.9万人，合计已达22万余人。1962年第四批摘帽，1964年又进行了第五批摘帽。五批共摘帽30余万人。

当时，一些“右派”及其家属要求党给予甄别。中央统战部也曾几次提出“应该进行甄别”。1962年7月26日，再次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不同意普遍甄别。8月17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中，虽同意对“个别人”作甄别改正，但明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许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的人和右派分子人的安置问题，中央作出如下规定：“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

文件还规定：“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岐视。”

由于以后形势突变，这些政策没有真正落实。

1962年的大精减运动中，资本家及其家庭再次受到冲击。已经有些地区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精减回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中央及时加以纠正。指出：要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全国约76万人）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要下放农村。除个别确系愿下乡的外；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对因关厂精减下来的，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资产阶级子女的升学，不要歧视；对不能升学的子女，应当同劳动人民的子女同等对待，等等。

中共中央对已经交出自己的产业，接受改造的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般比较宽容。他们的处境也比右派分子好得多。

在1958年“大跃进”中，不但农民利益受损害，而且华侨在国内的家属的利益也受到“共产风”的侵害。有的地方强迫归侨和侨眷献金、存款“放卫星”，造成人心浮动，侨汇大大下降，华侨和侨眷在政治上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歧视。

1961年以后，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纠正和退赔政策的逐步落实，华侨被迫献金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一直是压在归侨和侨眷头上的一块石头。华侨受歧视现象相当严重。

据侨委1962年5月报告所说，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岐视。有的地方和部门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实习限制很严，将政治、经济、外贸、财贸、新闻等系列为‘机密专业’，不准归侨学生报考。有的部门将归侨干部，当作精减下放的对象；归侨干部虽有优异的成绩也不准提拔重用；有的单位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斗对象或追查的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侨委党组提出了相应政策。

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侨委党组的报告，并在转发时加了一个批示。明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

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也是相当尖锐的。

会议批评在有些地区和有些问题上，错误是很严重的，主要是不重视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地方有所滋长。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诸如1958年同意取消或合并了一些自治县，赞成少数民族地区“一步登天”搞人民公社化，以及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废除宗教压迫剥削制度过程中的“左”的错误。

会议把提出的重大问题，列了10项，提出了处理的意见，报请中央确定。

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报告，强调指出：“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

在民族问题上贯彻“有错必纠”的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对1958年青海平叛中扩大化错误的改正。1958年上半年，青海省局部地区少数上层分子，抗拒社会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军队奉命进行了平叛。平叛斗争是正义的，但是，在当时那种“左”的空气下，扩大化错误在所难免。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了平叛，并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民翻身的伟大革命。但是在后期，也出现了“左”的偏差。

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杨静仁赴西藏作过调查。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西藏民主改革要防左、防急，采取稳定发展、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1月24日，周恩来也作了指示：“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1961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在兰州召集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在此之前青海省委还召开过三级干部会议，对青海平叛扩大化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的工作，将在押的人犯24365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新安置了380名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这种纠“左”的空气下，1961年10月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到青海、新疆等地调查，于1962年5月写成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七万言书》）。系统地，直言不讳的提出了他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认为大部分意见和建议可以采纳，遂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针对《七万言书》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四个重要文件，作出如下规定：

——“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

——“筹委和专署（包括所属业务部门）的行文必须使用两种文字，并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行文皆用藏汉两种文字”；

——“对寺庙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和标准：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提过高的要求”；

——“细致地又稳又准地对现押案犯继续做好甄别清理工作”；

——“确实属于错捕、错判的案件，应当一律平反”；

——“必须逐步创造条件，使各级政府的负责职务逐步由藏族干部担任”。

随后，西藏自治区成立四个小组，由班禅副委员长负责落实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负责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如果不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抓阶级斗争，四个文件的贯彻将会对民族工作的改进起更大的作用。可惜，这一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

刘少奇批评滥施专政，呼吁健全法制

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刘少奇对于在党内和群众中的过火斗争，伤害了如此多的人有所反省。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近几年恰恰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对付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

还在1960年秋，刘少奇亲自处理过一件案件。

郴州鲤鱼江电厂有个21岁的女工回家探亲，见到父母患水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她在一气之下写了12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标语，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就贴，贴了还叫值勤的卫兵来看，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卫兵扭送公安部，经讯问，情况属实，又转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五年。

刘少奇看了报告，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

由于灾荒造成的社会问题，光抓人能解决吗？

1961年4月，刘少奇到家乡调查，亲自了解到基层乱捕、乱打甚至整死人的现象。其他反映上来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这引发了他的反思。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恢复法制的问题。

3月5日刘少奇看到一份《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的材料，立即批给邓小平、彭真阅并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办。要求“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海公安机构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

3月17日，刘少奇在武汉（他是同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找罗瑞卿（前任公安部长、时任总参谋长）、王任重、谢富治谈话。刘说：“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

刘少奇不无愤慨地说：“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他要求政法机关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

他说：“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

谢富治、王任重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的情况。

刘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

回到北京，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院开始清理和总结四年来的工作。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对加强无产阶级法制讲了一席颇为深刻的话。他说：

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的经验是两方面的，赫鲁晓夫不要专政，斯大林后期把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有混淆两类矛盾的经验。现在要纠正，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理论上、方针原则上、机构分工上和具体办法上搞出一套来。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5月23日，刘少奇又约请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谈如何起草《关于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

刘少奇说：“目前这个时期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

刘少奇尖锐地指出：“过去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这个问题要好好讲一下。”

鉴于这几年乱捕乱打现象许多是撇开政法机关，在党委领导下干出来的，刘少奇提出了一些涉及制度体制的意见。摘其要者，有如：

——司法独立是不对的，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常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要允许上诉。

——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非专政机关办劳改队是非法的。

——过去党委搞肃反小组，确定捕人，隔离反省，整了很多人，当时是对的，今后不能再多搞。

彭真插话说：“我们不是没有法，还是有法的，当然还不完备。但这几年对有的法都不执行，你们自己搞乱了。”

刘少奇的上述谈话，反映出他反思的深度超出其他人，甚至也超出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认识。他似乎感悟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然而，他只看到下面违反法制的问题，没有触及高层。几年之后，正是从最高层发动，彻底地砸烂了公检法，法制荡然无存。他，皇皇一位大国元首，也被这“无法无天”的狂潮吞没而去。刘少奇呼唤的法制，终归来未能保住他自己。悲哉斯人！

彭德怀上书：如查有里通外国，以叛国论罪，死而无怨！

谁都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竭力主张甄别平反，但仍不敢碰一个雷区：彭德怀问题。

七千人大会上，又要纠正彭德怀早已指出的那些错误，又要维护对彭德怀的处理。这是一个难题，刘少奇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呢？我们不妨看他自己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说：

“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

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

刘说：“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

毛说：“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刘说：“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刘少奇讲这番话的一个目的是把提过相同意见的人与彭德怀区别开来，得以解脱。他说：“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篡党。”

讲到这里，毛泽东补充说：“没有国际背景。”

刘接着解释说：“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1]

显然，刘少奇的这番话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确定的口径。

6月21日，毛泽东在同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团团长的谈话中，讲了相同内容的话：“彭德怀在党内有个小团体”，同高岗“他们是联盟，有国际背景，是搞颠覆活动的”。这更明白证明，并非刘少奇的个人意见。

彭德怀被剥夺权利，没能出席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后，大哭了一场。他不得不起而为自己辩护，进行申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信的形式报送了一个长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后来被称为“八万言书”）。在报送时，他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

尚昆同志：

我阅读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对）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惟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接触过程。第四部分，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

对于说他在庐山会议之前几次会议和庐山会议初期有话都不讲，到会议中间才把信拿出来的指责，他“觉得与事实有出入，实在腹怀委曲”。列举事实作了说明。

对于指责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阴谋篡党”，他表示：“这个罪名，我实在觉得委曲”。他辩驳说：“在八中全会时，对我给主席的信以及我的一些言论都提到了高度原则上进行了分析，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可是，这次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和讲话中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那封信就不是什么‘反党纲领’了。对那封信的这一估价，我是同意的。但是，少奇同志在报告和讲话中又提到，‘他在党内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实在难以领受。”

关于他同黄克诚的关系，他摆事实辩白道：“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

关于他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他详细说明了历来接触的情况，证明自己与高、饶没有什么“反党集团”性质的关系。

彭德怀不提毛泽东，只提到刘少奇的话。他愤愤然写道：

1962年1月27日，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

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这使他感到莫大的冤屈和侮辱。他，一个坚贞的爱国者，“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痛恶绝的。”

彭德怀详述了自己从1936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同外国人接触的情况，一个农民出身的将领，不懂外语，每次同外国人接触，都有人陪同，有翻译在场，怎么个“里通外国”呢？

他写道：“我承认在1959年出国访问时，只着重地解释了西藏叛乱的情况炮击金门的意义，而没有着重宣传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一个缺点或者也可以说是错误。但是，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什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什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彭德怀以决绝的口吻写说：

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彭德怀写自己30几年历史情况，事实上是对所谓他历来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说法的澄清。此外，还澄清了对他历史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指责，如所谓“反对唱《东方红》”等。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表白道：“现在我们国内正处于困难的时候，克服这个困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主席及中央各同志，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做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来烦扰中央同志，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曲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信送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彭德怀于8月22日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再次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对中央的恳切希望。

彭德怀这封八万言辩诬信，在当时不可能改变他自己命运，却引来一场对“翻案风”的批判。不过它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材料，使我们能听到这位有一付铮铮铁骨的老元帅的心曲。

5 调整政策 文化领域骤雨初歇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又遇早春

知识分子的尴尬和怨望

要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然而，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几年来他们经受了双重磨难：肉体的和精神的。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分歧最多、反复最多的一个领域。单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来说，就从来没有取得举党一致前后一贯的认识。建国之初，面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相互隔膜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随后发动的各项运动中，知识分子屡受挫折，总是被视为阶级异已。1956年初，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以一国总理身份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个宣布表明，作为特定历史意义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至此应当结束，知识分子不应是异已力量而应当是依靠力量。

然而，这个结论从来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根深蒂固。毛泽东一度认为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好。然而，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改变了毛泽东的估计。他不但认为知识分子仍是一种异已力量，而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臭了以后，知识分子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认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现存的“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500万，加上他们的家庭有3000万。这就不仅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囊括在内。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957年反右，受伤害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对55万右派分子的处理相当重，或下放劳改，或遗返农村，或发配边疆。其影响所及不只是55万右派及其亲属，遭此一难，知识分子队伍大伤元气。许多人从此三缄其口，很少有人敢说话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其基本倾向是排拒知识和科学，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的一种发展模式。对知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贬斥达到极点。“破坏迷信”变成破除科学和常识，“尊重实践”变成崇尚无知，“解放思想”变成唯意志论。在“插红旗、拔白旗”的“红专辩论”中，一批有独立见解的专家、教授被当作“白旗”拔掉，一些潜心学问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被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有的人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就是革命对象”，“对知识分子象打鼓，不打不响”，“必须以斗争为主”，“知识分子三天不敲打就翘尾巴”。科学家的嘴被封住，他们面对违反科学，甚至违背常识的许多做法、瞠目结舌，不敢说话。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知识分子也被动员起来，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也要“大跃进”。在工农业“放卫星”和风靡一时的新民歌运动的催促下，文艺界号召“放卫星”，要求快写、多写，命题作文，限期限量。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奋力追赶潮流，写出标语口号式作品，讴歌“人间奇迹”和“人间天堂”，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油添醋，推波助澜。更多的人对于这种外行干预、书记坐镇、命题作文的做法无所适从。

许多专业人员、学校教师、专家学者走出教室、书斋和研究室，投身于火热的群众运动，接受大潮的洗礼，经受筋骨的磨炼，实现灵魂的净化。

对于这种种过“左”做法，毛泽东本人也有所察觉。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华大学一个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依靠对象，但毕竟是统战对象。他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为我所用。

有了这封信，周恩来立即在28日晚上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到会的有陆定一、康生、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张凯、黄中、荣高棠、沙洪、邵荃瞵、吴冷西、姚溱等。

周恩来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对教育部门，周恩来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反对学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绩归给学生而不是教师的做法。对卫生部门，他指出要尊重和保护医务界的老专家。对文艺部门，他批评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与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去后“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

“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参加会议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这样回忆。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又约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进一步分析“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

但是，由于当时全国仍处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周恩来的意见没有得到贯彻，有些省市甚至不让传达。周恩来后来说：“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文化思想界是反右倾运动的一个重要战场。一些文艺观点、文艺作品和文艺家以及学者及其学术观点受到批判。批判了李何林的“艺术即政治”、巴人（王任敬）的“人性论”、张庚的戏曲理论、郭小川的诗、刘真的小说、尚钺的历史分期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直到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持续三年的批判才结束。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遗传学、优生学等现代科学均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批判和否定。反右倾运动主要在党内，但知识分子受冲击也不在少数。

知识分子处境尴尬，心情压抑，心怀怨望：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何时是个头？

怎样才能“又红又专”？追求“红”可望不可及，追求“专”又有“白专”之嫌。

“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还灵不灵？在许多单位，“双百方针”变成了“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党如何领导文艺？“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规律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状况，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十分不利。

新侨会议，周恩来给了赵丹“免斗牌”

伴随“大跃进”战车的戛然止步，文化领域的暴风骤雨也暂时消停下来。196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力量于经济调整，阶级斗争的基调降到了几年来的低点。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着手制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措施。

周恩来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五年前他的《知识分子报告》被实践所否定，两年前他关于文化领域降温的话也无人理睬。现在，气候变了，他决定振臂一呼，恢复文化领域的民主和自由空气。

借着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周恩来决定从他熟悉的文艺界入手，了解知识分子的苦衷，确定知识分子政策。

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地点在北京市新侨饭店，故称“新侨会议”。

6月16日晚上，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来到新侨饭店，碰巧遇上越丹。又由赵丹引领来看望因病卧床的黄宗英。赵丹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盈盈进得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份，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说话间，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陈鲤庭和沈浮等人闻风而至。小房内气氛融洽，笑声朗朗。新侨饭店的服务员纳闷：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我一下子脑子胀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领导层层审查关口太多。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

黄宗英向周恩来诉说着一个“五个书记挂帅”的事情。不久前，她奉命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要求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是一个塑造党的书记光辉形象的“重大题材”，偏偏这位黄宗英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这样的阵容，这样的时限，这样的题材，把个创作组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把提纲顺了下来，交差了事。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

书记挂帅、党委领导、命题作文者，由此可见一斑。

“总理，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黄宗英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在总理面前，她很少心理障碍。

黄宗英的话引开了大家的话匣，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

代表们多次要求周恩来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

6月19日，周恩来为这两个会议作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周恩来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他说：“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改过来。”

这篇讲话，是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周恩来说：“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一口气讲了“心有所感”的七大问题：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这七大问题都是文艺界十分关心的政策问题。最为引人注意是他关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强调地说：“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说：“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周恩来最后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

“这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一个与会者如是说。

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着，太过瘾了。本来他这次从上海来是不想说话的。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开会的头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问：“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便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

原来，赵丹一直在寻求“免斗牌”。

周恩来的讲话打消了赵丹的顾虑，情绪活跃起来，也忘了一位艺术家与一国总理的身份差别，竟为了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与周恩来争论起来。这部电影叫《吉达和她的父亲》，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在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游香山时，赵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因为头一天，周在大会讲话说到电影比小说改得好。引出了赵丹的这句话。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

“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笑了。

这是一次无关宏旨的友善的争论，周恩来想借此活跃一下民主空气。

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你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条例

新侨会议前后，中央开始制订科研工作条例和文艺工作条例。其重点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首先出台的是聂荣臻主持起草的“科研14条”。

从1956年10月，聂荣臻受命为兼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以后，从此与科技界结下了终生之缘。老元帅的后半辈子主要同科学家们打交道。

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老一代革命者，都有一个强国梦。中国科技基础之落后，科技人才之匮乏与宏大的科技发展目标的矛盾，使聂元帅产生了紧迫感。尤其中苏两党翻脸，赫鲁晓夫撤走专家后，更显出自己为数不多的专家的宝贵。在聂的旗下，集中了当时中国最精华的一批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搞两弹的专家。他们中许多人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冲破阻力，毅然归来报效祖国，其拳拳之心可昭青史。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能信任吗？

然而，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这几年来，即使最受保护的科技界也难免受到干扰和冲击。科研单位同样存在浮夸风、瞎指挥风。党员干部自视高人一等，不尊重科研规律和科学家的事业，不务正业，让科研人员一半以上时间去干体力劳动、参加政治学习，轻率地、频繁地在科研所搞政治排队、批“白专道路”等。专家们顾虑重重，不能潜心于事业。

从1960年冬天起，聂荣臻开始组织人员调查了解科研院所的情况，提出政策。1961年7月6日，一份“科研14条”的文件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立即引起与会者共鸣。

李富春说：“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

刘少奇插话说：“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

邓小平说：“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彭真说：“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所不搞政治排队。”

刘少奇说：“现在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

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政、文教系统也可以发。”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后，他批准了“科研14条”。

“科研14条”直接为了解决科技界的问题，但事实上是调整整个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一个文件。6月19日，中央在下发“科研14条”的批示中指出：“文件精神对于一切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与此同时，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党组着手起草文艺工作条例。文艺条例的通过没有科研条例那么痛快，相对于科技界，文艺界历来是一个敏感区。196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将文艺工作条例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当时共计10条，称“文艺10条”。经过8个月的反复修改，压缩成8条，于1962年4月30日印发实行，改称“文艺8条”。

“文艺8条”批评了文艺工作领导中不执行双百方针、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干涉，妨碍艺术创作和学术自由探讨，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合作，进行过火斗争，片面追求数量，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等“左”的错误。规定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界限，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学术和艺术问题。也不应把学术、艺术问题随便引申为世界观问题等。

这些规定切中时弊，对文艺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州会议：知识分子的春天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1962年2～3月的广州会议，是值得永久回忆的一次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广州会议被批判为“黑会”，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政”的祸源。一些在这个会上发表意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了殃。

所谓广州会议，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聂荣臻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

2月16日，聂荣臻主持的科学工作会议，原本是想“借下发‘科技14条’以后的有利形势，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310名各个专业、学科的科学家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很大。

有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到知识分子，就叫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这时周恩来、陈毅已在广州。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争论不休。一次会上，聂荣臻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激动。她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

的确，共产党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能信任，那不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悖论啊！就像毛泽东一心想使中国尽快富强，却又担心富了以后不革命的悖论一样，这个悖论不仅围绕着知识分子，也一直困扰着毛泽东。

文化界的广州会议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要求主办单位进行充分的准备，对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有关各级领导的思想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从调查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体会到知识分子要求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心情多么急迫。

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他（她）们正准备赴广州参加会议。周恩来希望他们在创作上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会开好。

这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从广州传来了与会者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

2月25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并说：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意见。”

2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3月1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听完大家的议论，周恩来明确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羊城宾馆向参加两个会议的科学家们和作家艺术家们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说：“不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重申了1956年1月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重申刘少奇八大报告中关于“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论述。同时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指出：“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周恩来的这场报告连同他1951年、1956年两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成为建国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代表作。周恩来因为工作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于3月4日赶回北京。广州会议委之于陈毅。

陈毅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陈毅，一位外交部长，何以到广州会议上唱主角？却原来，陈毅除了外交外，一直兼管科学和文化工作，分管科学文化，也就是分管知识分子。陈毅素有儒将之称，秉性豪爽，文人气质，擅于诗词，嗜爱古籍，喜交名流。由他分管知识分子工作是十分合适的。

对于文化领域的“左”的做法，陈毅早有批评。上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戏剧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就语出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

是年8月10日，陈毅在北京高校毕业生集会上，他又大声疾呼：“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做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给予纠正。目前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他说：“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

这次来到广州，在会上会下，听到科学家、剧作家倾诉几年来遭受迫害和歧视的痛苦：曾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者的大部分！陈毅惊骇激愤不已。3月5日和6日，他在科技大会和剧作家座谈会上作了两次讲话。陈毅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他说：“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今天我们向你们行脱帽礼！”

说到此，陈毅站起，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

会场掌声雷动。

陈毅动情地说：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

陈毅说到这几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是领导机关“错了”，“对的”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太粗暴、太生硬”，搞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科学家们见你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讲到这里，陈毅悲愤交集。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呢！”

陈毅还讲到，“无为而治”，“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指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真是快人快语，出语惊人！陈毅讲“心所谓危”，说明他洞察下情，深知问题严重；讲“不敢不言”。说明他忠肝义胆，敢于直言。

科学家、文艺家听到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呼雀跃！当年的记录稿上注明，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历史学家周谷城听到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做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这肺腑之言，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3月28日，周恩来在三届二次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将“脱帽加冕”的精神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告。

报告中说：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改造），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如果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还只是在小范围内的个人讲话，那么政府工作报告则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批准，并且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郑重结论，应当更有分量，更具权威性。

早春天气乍暖还寒

1962年，知识分子的又一个春天。知识分子的热情，尤其是科学家们的心情顺畅多了，积极性高涨。

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30年后，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还深情地回忆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教育领域，“高教60条”等条例的贯彻，学校迅速走上了正轨。进入了教育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共和国各方面的人才，许多出自于60年代初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领域对政治气候的反映，历来最为敏感。在1961年和1962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文化调整除了召开会议，制定条例，领导人讲话外，还为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恢复名誉。广州会议重新肯定了受批判的话剧《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同年8月，文化部又发通知，停止发行近50部颂扬浮夸风、共产风的影片，如《柳湖新颂》、《春暖花开》等等。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和民间舞蹈重新登台。近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更为兴旺。1961～1963年摄制的故事片《暴风骤雨》、《达吉和她的父亲》、《五十一号兵站》、《风雪大别山》、《北大荒人》、《北国江南》、《李双双》、《东进序曲》、《甲午风云》、《怒潮》、《红日》和戏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剧片《小刀会》、歌剧片《洪湖赤卫队》、话剧《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还出现了《燕山夜话》、《三农村扎记》等针砭时弊、清新悦目、深受群众喜爱的散文、杂文。

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方面，也出现了活跃空气。文化界为此欢欣鼓舞，期待着文艺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的真正到来。

著名戏剧作家田汉在“广州会议”之后，作诗一首：

一时春满越王台，水暖山温聚俊才。

书记翩翩攻药石，将军侃侃发惊雷。

乌多喑哑缘风厉，花不齐开待鼓催。

指日乾坤红紫遍，情深莫忘岭头梅。

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如此乐观。与党内名流相比，党外知识分子却更显得心有余悸，疑虑重重。“科研14条”下达后，科学工作者一则为之兴奋，一则信心不足，担心不久“行情”又变了。教育部到北京大学征求对“高教60条”的意见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喜忧参半的心情。

他们的担心和疑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时的政策调整不仅有限，而且阻力很大，已经显露出种种大反复的预兆。

预兆在制定“文艺8条”中就已出现。这个条例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一年时间。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文艺8条”与1961年8月1日下发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相比，不是前进了。而是有所后退。

“10条”讲制定文艺条例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好作品……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8条”则改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0条”有“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8条”抹掉了。

“10条”有“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8条”则改为“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强调了毛泽东的6条政治标准和对毒草的批评。

“10条”有“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款，“8条”却改成“加强团结，继续改造”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

这些修改明显地增强了政治色彩，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和文艺领域的不放心。

即使这样，“科研14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的贯彻都遇到了一些党员干部的抵触。有人认为这是矫枉过正，怕“走老路”。

分歧主要还不在基层，尤其在高层。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柯庆施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理由是防止知识分子“翘尾巴”。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

6 内紧外松 中苏论战忍而未发

困局当前 部长进献缓和之策

中苏缓和解出现了一线希望

1961年～1962年上半年，中苏争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公开的直接的论战停止了，中苏关系似乎有改善的趋向。

何以会出现这种“缓和”的局面？应从刘少奇访苏说起。

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莫斯科声明》，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会谈，双方都表示以后要停止争论，避免冲突，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以维护中苏两党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毛泽东感到满意，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一个信念，国际共运也同党内斗争，可以运用“团结——斗争——团结”的方式解决问题。1960年12月9日，毛泽东亲率中央政治局成员前往机场欢迎刘少奇一行的访苏归来。《人民日报》发社论，肯定莫斯科会议，赞扬中苏友谊。

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很满意，他说：“这次81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讲团结，跟苏联、跟社会主义国家，跟兄弟党都要讲团结。就是骂过我们的党，也还是要和它讲团结。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斗争——团结。”

刘少奇说：“经过这次斗争过后，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都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

中国正处于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于国内。再不能像1960年那样，因中苏论战转移了视线。

中国主动为缓和关系作出了努力。2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苏条约11周年活动。北京的庆祝活动也扩大了规模。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吴玉章、郭沫若主持和讲话，周恩来、彭真、陈毅、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等领导人出席。2月14日晚，陈毅主持1200余人的招待晚宴。陈毅讲话，周恩来祝酒。全国13个大城市举行了千人庆祝晚会。

3月11日，陈毅在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主题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搞好中苏关系，这要提到第一位。去年12月莫斯科声明发表以后，中苏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最近苏联的一些负责人，很强调中国对他们的帮助，我们也要继续强调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经过这一段的争论，中国领导总结了一条经验：“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这条经验成为此后中苏论战中中方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

一场争论的暂时平息，使赫鲁晓夫有时也感到有必要与中国搞好关系。1961年初，他做出一些姿态。包括局部恢复对中国的经贸关系。2月27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来信，提出苏方通过贷款形式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的建议。

3月11日周恩来代毛泽东回答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话说得很婉转，周说：

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以延期付款形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方式进口50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拟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

不冷不热，合情合理。中国并不想完全割断中苏经贸关系。中苏双方各派出政府贸易代表团，先在北京，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4月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中苏贷物交换的协定》，中方接受了供应50万吨古巴糖的建议，苏方同意中方所欠债务“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6月19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8月，苏方又派出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1962年的中苏贸易问题。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苏方代表团。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了中方代表团，双方领导人相互转达问候。

4月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周恩来发电祝贺。6月，第二次发射成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发电祝贺。

中苏关系似乎有转圜的机会。1961年随苏中友协代表团访华的列·别·杰留辛回忆说：“总之，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造成两党关系恶化的趋势已经停止，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线希望，沉闷的乌云将散开，友谊的阳光……将重新照耀在苏中两国的大地上。”

“但生活辜负了人们的这些希望。”杰留辛感慨说。中苏经贸关系也没有预想的那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赫鲁晓夫不会对他的鲁莽行为认错。中国再不愿把自己的对外贸易拴在一棵树上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遇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之际。中国长时间处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之中。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方针，在经济上也只有从苏联、东欧寻求援助和贸易伙伴。起初，苏联“老大哥”也真是慷慨解囊。这对中国来说，一则亦喜，一则亦忧。喜，不用解释。忧从何来？造成了经济上、贸易上、技术上过分依赖，未免受制于人。1959年，中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47.9%，如加上东欧五国，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与苏联集团做的。几乎百分之百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都引自苏联东欧国家。结果，中苏之间一翻脸，苏联一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给中国以致命打击，造成巨大损失，中苏贸易额大幅度减少。中国决心勒紧裤带还债。到1964年，提前一年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本息共计14亿新卢布。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迫使中国领导人另辟蹊径。本来，这种“一边倒”的贸易、技术格局，也并非完全由环境造成，从西方引进并不是根本不可能，西方人总是要赚钱的。1956年，奥地利就主动向中国推销过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新技术，却被中国拒绝了。中国相信了斯大林的话：现在“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用不着去西方世界找技术。

现在，由于中苏贸易的路子走不通，中国向西方开了一个小口子，把贸易重点从苏联、东欧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首先是恢复了1958年中断的中日贸易。1960年8月，周恩来向日本人提出了一个“贸易三原则”，对原来“政经不分”的原则作了一些变通，为恢复中日贸易开了绿灯。1962年，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引进了第一项维尼纶成套设备。此后几年，以同样方式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日本等国引进了65项技术设备，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领域。这也算最早的一次利用外资（资本主义）吧。只是后来，“左”倾思潮再起，引进被迫中断。

关系改善原来只是表面的

再回到中苏关系。

中苏双方对缓和关系所作的努力，原来只具有表面和策略性质。双方都认为莫斯科宣言是自己观点的胜利，赫鲁晓夫以为有个《莫斯科宣言》就可能把中共管住，使其不再批评苏联的路线。他的缓和关系的上述表示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其实在分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纸宣言对哪一方都不会有什么约束力。实际上赫氏自己就不愿受《莫斯科宣言》的约束。会议一结束，他就发表了与《莫斯科宣言》观点不同的讲话。

毛泽东并未改变他对苏联领导人已经变修的看法。1961年2月出版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是根据毛泽东1959年初的提议编辑的。过了两年，时过境迁，但反对“帝、修、反”的初衷并没有改变。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加批语，所谓“鬼”，包括“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等。他在序言中说：“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这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反对“帝修反”的不妥协的决心。

引起双方关系再度紧张的是，中苏双方都没有停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争取支持者，这种争夺甚至发展到世界和平理事会、体育联盟等外围组织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两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期，苏联人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在骂中国，中国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实指赫鲁晓夫。

阿尔巴尼亚，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小党，竟然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站在中共一边。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其一，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暗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斯大林分子”，这激怒了霍查等人，愤起防卫。其二，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世仇，它们对赫鲁晓夫与南斯拉夫调情十分警惕。其三，阿尔巴尼亚北方有南斯拉夫、东方有希腊，都是宿敌。西临大海，孤悬一隅，始终有被吞没的危机感，怎能跟随赫鲁晓夫大唱裁军高调呢？

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弹丸小国的共产党桀骜不驯，恼羞成怒。他说：“他们整个军队都穿我们的包脚布，而他们还在骂我们。”不断向阿施压，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阿的经济面临危局。阿尔巴尼亚转而向中国寻求援助，代表团常来中国。中国坚决地支持了阿党的立场，引为反修知已。在中国自己陷入严重困难之际，满足了阿尔巴尼亚的要求。1961年2月签订贷款协定，向阿提供11250万卢布贷款。4月，又签订了向阿供应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专家取代苏联专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会见阿代表团。其意义远远超出纯经济援助。对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1961年5月，苏联撒走了8艘驻扎在阿海岸的苏联潜艇，使阿国防暴露。1962年又把阿从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中赶了出去。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背弃了莫斯科会议上中苏共同批判南共“现代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加紧了苏南关系的改善。1961年3月，两国签订了5年贸易协定，7月，南外长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共看来，苏联恶化苏阿关系和改善苏南关系都有向中共施压和挑战。中国舆论继续开展对“铁托集团”的批判，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在骂他。

苏共22大赫鲁晓夫指桑骂槐

使中苏缓和成为泡影的事件是苏共二十二大。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照例邀请世界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但引人注目地没有邀请阿尔巴尼劳动党。中国派团赴会，团长周恩来，副团长彭真。10月12日，周恩来与同机赴会的越南代表团胡志明、黎笋会谈时指出：这次赴会，一则去祝贺，二则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显然周恩来是抱着诚意赴会的。

然而，赫鲁晓夫及苏共二十二大的一系列举动，使中共代表团大失所望。在会上，苏共进一步推出它的新路线，在苏共二十大“三和路线”的基础上，又提出“两全”路线，即认为苏联社会消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全民的国家”，苏共已经成为“全民的党”。在中共看来，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纲领。按照马列主义的正统观点，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过，中共代表团认为，只要苏共不强加于人，可以不去理它。

然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其激烈程度超过了1956年。会上决议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列宁公墓中移出，并予以焚毁。同时再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开除莫洛托夫、马林柯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的党籍。这虽然是苏共内部的事，但也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因为莫洛托夫在维护斯大林和反对“三和”路线方面同中共立场相似。对斯大林“鞭尸”，也有影射中共领袖之意。这对毛泽东刺激很大，毛泽东后来十分警惕“埋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竟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罪名是阿反对苏共二十大，不反斯大林、党内整肃亲苏分子、对苏不友好、不全文登载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草案等。这种缺席围攻完全是指桑骂槐，利用阿尔巴尼亚这个靶子，向中国人发难。

据说，苏共二十二大筹备期间，在准备党纲报告和政治报告时，“决定不涉及中国问题，不触及中共的特殊立场”，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批准的报告稿中也没有提及阿尔巴尼亚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独自决定把批阿的内容加进报告，有意挑起争论。对赫鲁晓夫这一举动，连苏联人都感到吃惊。纷纷猜测赫鲁晓夫的动机。有人认为，赫鲁晓夫想检验一下毛泽东和霍查之间关系的稳固程度，也有人认为赫决定给中国人点厉害看看。也有人认为，赫想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这种无法证实的情报，对赫来说，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无论赫鲁晓夫出于什么动机，他指桑骂槐向中共发难，表明他并不重视中苏和好，仍在不顾后果实施他“以压促变”的手段，企图按他的条件建立中苏关系。

周恩来不得不起而反驳。10月19日，周首先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这已经是例行公事了。紧接着，周发表了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团结。他说：

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

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周恩来的讲话虽有批评，但是和解性的，没有把问题全部捅破。周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多数人的掌声，但“赫鲁晓夫面红耳赤，表情沉重”，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鼓掌。“全场为之注目”。

会下，周恩来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意见。提出党际关系三原则：（1）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2）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3）保持内部团结，分歧不能向敌人暴露。

10月21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以示对批斯大林不满。很快，苏方就把花圈撤走了。

10月22日，周恩来、彭真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了长达9小时的会谈，就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反党集团”等问题详细地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10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提前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苏联。周临行前，向赫鲁晓夫告别。他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周的告别理由既是实情，也有留有余地之意。

中共内紧外松保持克制

这时，中共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不可回头了。1961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机关一定级别的党内负责领导干部作了一次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赫鲁晓夫及其领导核心，不甘心1960年莫斯科斗争的失败，企图通过这次大会，以其二十大以来的观点，代替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并强加于兄弟党。苏共二十二大在政治上是显然的后退。赫鲁晓夫策略是“指桑骂槐”，桑即阿尔巴尼亚，期大林、反党集团，槐即中国，是“杀鸡给猴看”，即通过反阿、排阿来威胁其他党，孤立和打击中国。赫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是无条件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不要革命，片面强调战争可以避免，乞求和平。其方针是一切为了大国首脑会议，大国协商解决世界问题。苏共纲领贯穿着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

周的报告对修正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向资产阶级妥协，向帝国主义屈服，不革命。

中共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坚决反对没有阿尔巴尼亚参加的国际会议，反对不了就拒绝出席。提出要对他们随时戒备，提高警惕，更不可信任，严防其突然袭击。或为了达到他们某种利益而笑脸相迎，要作两手准备。

显然，经过苏共二十二大，中苏之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而且不可挽回。不过，这时，中共对苏共的估计，与苏共对中共的估计一样，都把它看成是少数人篡夺了领导权，而国家、党、人民没有变。周恩来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演化到资本主义不容易，在国内必然会遭到人民越来越大的反对，国际上帝国主义也不会轻易买赫鲁晓夫的账，在相当长时间内苏联仍是美帝的主要对手，这种情况，赫不可能采取完全投靠美帝的方式，他要在对等的地位上同美帝妥协。周相信，“历史的发展，这种逆流迟早会被纠正”。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国内干部和群众间也议论纷纷。中共中央决定有步骤地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一次宣传，主要是由周恩来于1961年11月19日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一定级别的干部作了一次报告，并将录音报告分送各省市，听录音的严格限制在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对党内外干部群众，则进行口头宣传，转达中央的观点。《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公布了苏阿双方的材料，暂时不作评论。

显然，中共对中苏争执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控制了传达范围，暂时忍而不发。11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说：“两个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敌当前，必须加强团结。”25日，又发出通知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

196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及时纠正了各地超越中央限制的过激行为。强调，修正主义一定要反，团结也一定要加强。反修只是反对苏共某些同志的错误，而绝不是反对苏联、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同修正主义斗争也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要求在反修教育中，一律不点苏联、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内部文件一律避免把修正主义同苏联、苏共和赫鲁晓夫联在一起，以免泄漏。

中共的这种节制具有策略性，但也与这一时期一种对外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目的是团结反帝。而且中国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国内调整，不能把注意力再次引向反修斗争。假若激愤情绪一起，党内别想保持冷静了。

王稼祥向中央进献缓和之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一番建议。

说到王稼祥，人们不会陌生。他就是那位曾经跟随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后来又幡然悔悟，支持毛泽东的著名领导人。经过延安整风，对“左”倾路线有过痛切反省。大凡遭到过大挫折的人，对人对事都会有一种他人不及的感悟和冷峻。张闻天如此，王稼祥也如此。

1962年上半年，中国可以说处于内困外迫的局面。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地恶化，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鼓噪反攻大陆；美国与日本有“安全条约”的关系，美国在韩国驻有重兵。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当时中国采取是一种“两条线”的战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其实质是既反美又反苏，不过还是以美为主要对手。在反帝和世界革命问题上实行激进政策。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

王稼祥认为，面对国内外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的局面。1962年上半年，他在内部小范围中，几次谈了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2月27日，他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五月会议上，王稼祥又对国际问题作了发言。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王稼祥选集》，收录了他60年代初的6篇文稿。其中尤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两篇提出了不随潮流的大胆的观点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王稼祥在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片面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他提出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王稼祥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指出，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和平运动应该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又“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王稼祥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提出的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四条：

第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

第二，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

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对苏联的斗争，要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居心不良和力图孤立中国，甚至不惜同我们分裂。

第四，关于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我国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和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事先讲明，以免被动”。

这些言论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是又一次冒险陈词。王稼祥的上述思想显然在中联部管辖的群众团体外事活动中发生了影响。王稼祥明确地把《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作为中国出席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时，在遇到有关国际问题的争论时的发言依据。

1962年7月，由著名作家茅盾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这是苏联主导的一个群众性国际会议。茅盾奉命在会上采取了同苏联完全一致的立场。7月9日，茅盾在裁军大会上的发言，其口径依然是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支持裁军。一句是不要轻信美帝裁军的诚意，应当立足于斗争。但其基调则是强调第一句话。表达了中国希望和平和缓和的愿望。

他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就流行一句有名的格言：‘和为贵’。”

他说：“我们这一生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正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如大旱之望云霓’。”

他说：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

他说：中国始终不渝地把中苏友好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当作自己的最高国际义务等。

中国代表团采取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做法，使得苏联人喜出望外，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甚至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中央领导人赞同王稼祥的建议吗？

王稼祥的建议是否得到中央常委们的支持，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证实。但可以肯定，像莫斯科裁军会议上的讲话，决不会是王稼祥或中联部的擅权。

1962年初，印尼、越南、英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2月22日给中共中央来信，表示支持这个建议，并且建议“放弃容易激化不能消除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

4月7日，中共中央答复信中，建议结束公开争论。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主张首先进行党与党之间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常关系，以此作为召开国际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双方虽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事实上，整个春夏中苏之间的公开争论停止了。

显然裁军会议上采取的做法，与4月中共中央复信中有关。

事实上，中共的一些领导人中刘少奇已经看到，要团结反帝，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就不能不包括“修正主义者”。因为按当时的看法，没变修的党只有寥寥几个了。

6月2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彭真等会见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团长卡博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

我们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包括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者、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那就只能团结很少数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义者，团结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如果要包括多数党，包括所有的党，就只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一致，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一致。求同存异，不同意的就不写在文件上，实际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带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说到缩少对外援助，这就涉及到整个对外战略问题。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毛泽东就郑重承诺了对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反帝反殖，把亚非拉人民的斗争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军。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反帝反修战略。这时，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对美，其次对苏，即与“修正主义者”争夺对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所谓支持，不能只是说空话，还有物质援助。认为中国有国际义务，援助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举党一致的。但是，当时，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这不只是王稼祥有这种感受。

1962年初承诺的外援达69亿多元。中国的对外援助，一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占80%。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一是对亚非拉国家，占20%，有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锡兰、也门、印尼、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古巴、缅甸、老挝、马里、加纳、叙利亚、索马里等国。其中主要有3个国家，一是阿尔巴尼亚，这是反修同志。二是越南，处在反美前线。直到1965年初之前，中国在援越抗美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一是阿尔及利亚，长期进行抗法武装斗争。

1960年底，正当中国处于严重灾荒之时，中国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1年援阿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国正值最困难时期，周恩来都感到难以完全满足对方的要求。

12月25日，周恩来同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谈援阿问题。他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是，由于我国连续遇到三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遇到了极大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

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说：

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又要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我们的志气，我们的义务；实事求是，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

由此，我们知道，王稼祥关于“不要乱开支票”的话，与周恩来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或许他正是受到了周讲话的鼓励才提出了这条建议。

然而，王稼祥的建议在整体上难为当时多数人接受。在“帝修反联合反华”的形势下，提出“缓和”建议，这不是“动摇”吗？当毛泽东得知中国代表团在裁军会议上的表现后，十分吃惊和恼火：怎么会出现这条路线呢。北戴河会议上，王稼祥受到严厉批评，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路线。从此，他实际上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了。

1988年，张香山著文说：“野心家康生的鼻子是很灵的，当他嗅到王稼祥意见未被采纳的事情后，就乘机唆使和鼓动一些人公开进行反对。”他说，批“三和一少”是康生提出来的。其实在当时，在反帝反修问题上有一股同仇敌忾之气。“紧张”，而不是“缓和”，更能为党内所接受。当然，关键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

[1]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47页。

第十章 风向突变

1 游历山川 毛泽东静观内外形势

扭转方向 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感到的危险来自哪里？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至7月16日这半年时间，毛泽东一直待在外地，从武汉到上海再到杭州，似乎在游历名山大川，因为他自己说：“当了一回徐霞客。”

然而，毛泽东决非真的超然物外，寄情山水。他对经济建设失去兴趣之后，注意力转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62年上半年，国际环境的确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西边有印度尼赫鲁的边境肇事，东边有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蠢动，北边中苏边境也不安宁。在毛泽东看来，出现了“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逆流。

对于这些外敌滋挠，毛泽东应付自如，并不感到有大的压力，他甚至认为这不无好处。5月31日，毛泽东对罗端卿说：“有点敌人捣乱比较好，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还有一说：‘多难兴邦’。”

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修正主义”。对于中苏之间的分歧，毛泽东一直把自己的观点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捍卫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利益的原则问题，决无妥协的余地。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对苏联乃至国际上修正主义问题估计更加严重了。

诗言志。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多首带有浓烈的反修色彩的诗词，以表达心迹。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和郭沫若七律一首：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2月，毛泽东步宋代大诗人陆游原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卜算子·咏梅”一首，27日，亲自批示内部印发。词曰：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渴望战斗，渴望有千钧之棒，澄清宇内，尽扫阴霾，他盼望严冬过后，尽绽春蕾。只是因为国内深陷困局，只有暂时隐忍不发。

尽管在当时几十个共产党中，中共的观点不被多数政党接受。毛泽东并不感到孤立。他抱有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变修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那么中国呢？有没有这种危险。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只是点了一个题目：“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做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谈起这一次讲话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

查毛泽东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并没有他同卡博讲的这段话。也许记忆混淆了，但警告之意却是明显的。只是当时大家的心思都用到纠正错误上了，没有注意毛泽东的暗示。反修问题并不是七千人大会的主题。

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到国内防止“修正主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延伸。

早在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的谈话中就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连他自己八个”。从此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等同了起来。

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看出什么问题呢？我们只知道，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对三面红旗的评价，都出现了微妙的分歧。毛泽东是带着满腹狐疑离开京城的。

然而，从西楼会议到五月会议，刘少奇、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们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重了。刘少奇甚至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怕讲漆黑一团。周恩来讲农业恢复至少五年。陈云讲五年内只能讲调整，不能讲发展。这还有什么希望呢，还有什么总路线、大跃进呢？

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毛泽东在周游“列国”时，频繁地把各路诸侯找来谈话，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题目。各省市负责人、各大区负责人都对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地方官员说这话时，有的也许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说，有的发自内心。他们感到讲困难没有劲，有些人总是等待出现新跃进，对于地方所属企业的“关停并转”难以割舍。对调整措施还存在一股抵触情绪。

毛泽东从外地得到支持，更加强了他对中央一线的不满。

如果单是对困难形势的不同估计，那只是工作上的分歧，问题是毛泽东从中看出了政治问题。他后来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8月11日）他说：“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

还有包产到户，毛泽东从来把它等同于单干。农民和基层干部中有主张“单干”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党内有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厉害。邓子恢、田家英、陈云都主张包产到户，刘少奇竟然不加阻止，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遇到困难就动摇，丧失信心吗？

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有平反，彭德怀竟写了八万言的信。这封信由杨尚昆转给了邓小平，毛泽东刚回北京，邓小平就转给毛泽东。并将此事报告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彭德怀问题是否应该给予甄别处理。刘少奇和周恩来当时都没有表态。

在一次领导人会面时，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到彭德怀问题，毛泽东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见此状，不便多言。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要翻案！

毛泽东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挑战，感到了威胁，不仅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的路线，对他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国内最困难的时期真的过去了，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他要发动反击，扭转这种局面了。困难时期潜伏的分歧迅速公开化。

薄一波回忆说：

毛泽东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步，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泽东就要出来干预和纠正了。

北戴河会议形势急转直下

1962年有两个会议给历史留下深刻痕迹：一个是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个是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两次会议恰好代表了共和国建设史上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前者继承了中央八大的稳健的路线，它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唱主角，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同的。后者继续着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的一种左倾趋向。它以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转折，刘少奇等人虽有不同观点，也不得不放弃己见，跟上毛的思路。

所谓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由一连串会议组成。

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三个会议前后一贯，所以，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开了两个月。

转折是在7～8月北戴河会议上出现的。

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是5月份就确定了的。当时确定会议是研究调整和恢复问题。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确定了四项议题：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国家支援农业问题。周恩来等正是根据这些议题准备文件的。包括《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

7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50年代以来，北戴河成为中共中央夏季召开会议的常选地点。这次北戴河会议开始的10天，按原定计划讨论上述三个文件。大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尽管涉及到“包产到户”问题，并不把它看得很严重。

毛泽东开始是批文件，“甩石头”。8月2日，他把安徽太湖县钱能让保荐责任田的信印发大会。同日，他又将两份反映南斯拉夫经济混乱的报道批给到会者，他写道：“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好。”

8月5日，毛泽东先到华东组、华中组会议上吹风。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

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一上来就撇开工作问题，专讲阶级、形势、矛盾，给大会出题目。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关于矛盾问题，他说：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又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这篇讲话一出，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关于对“一片黑暗”的批评，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明显地是针对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是针对中央常委们的。而且他把党内分歧有意与苏共的“两全”路线联系起来，把“包产到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这就使对方难以分辨了。

随后，毛泽东又在8月9、11、13、15、17、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

所谓中心小组，是会议开始时由刘少奇提议成立的，便于集中讨论和决策。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陈毅、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陶铸、李雪峰、刘澜涛组成，共24人。

林彪没有到会。陈云到了北戴河，因为腹泻，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说明身体状况不好，向中央请假。得到毛泽东同意。中心小组实际上只有22人。

8月9日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多次批评以后，刘少奇不得不就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估计的说法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8月11日，刘少奇说：“五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20%。”毛泽东插话“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精减两千万人、减少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

8月15日，李富春发言解释说：“五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泽东插话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8月17日，周恩来发言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然而，他同时例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自七千人大会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要肯定成绩。

周恩来实际上委婉地回答了对“黑暗风”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的话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8月13日中心小组会上，一位军队负责人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

谭震林也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五年。他说：“实际上，‘五风’纠正了，搞了“十二条”、“六十条”，恢复就会很快，只要两年就达到1957年3700亿斤的水平。”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

有人在小组会上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人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

有的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

有的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

有的说：“现在似乎总路线不好讲了，大跃进也不能讲了，成绩不能讲了，一讲成绩就受讽刺。”“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

有人批评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

与七千人大会完全相反，会议迅速左转，大家很快跟上了毛泽东。

形势刚刚有所好转，许多人又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邓子恢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所谓“黑暗风”带来的“后果”，“证据”之一是造成人们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主张“单干”。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为大家描述了一幅“单干”引起两极分化的可怕图景。

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8月9日，毛泽东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批判“单干风”，邓子恢成了批判重点。会上他夏天的几次报告成了批判的靶子。白纸黑字，证据如山！邓子恢只好检讨。8月11日他在中心小组会上声明：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包产到户主张是不正确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个声明并不能抵挡来势凶猛的批评浪潮。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下长篇按语，印发大会。他写道：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邓子恢同志在1962年8月11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邓子恢上年获得的两次表扬一笔勾销了。老账新账一起算，邓了恢又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会上一边倒，原来赞成或容忍过包产到户的人转变立场，参加到对包产到户的讨伐之中。这场批判一直延续到移师北京的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所有人都表态批评了邓子恢。

9月25日，董必武在全会讲话中说到“单干风”时，毛泽东又插话：“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他批评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随后，中央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事实上不再任用。

会上，毛泽东问：“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这是在将刘少奇的军。刘少奇、周恩来不得不进行解释。

毛泽东反复讲：“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话中隐含着对刘少奇没有抵制包产到户的不满。幸好，他还不知道刘少奇曾让田家英转告他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60%的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田独自承担了这个压力。

批“单干风”，也含有批陈云之意。更何况批“黑暗风”陈云更是“在责难逃”。但会上毛泽东始终没有点陈云的名。或许他认为这样做动作太大；或者他对陈云的经济才干不愿一棍打死。会后他这样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尽管如此，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几乎成了定论。他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从此被打入冷宫，不再重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翻案风”引出一个“反党集团”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话、插话，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庆施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接着，他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早就嗅出《海瑞罢官》中的“阴谋”，当面向毛泽东告状，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未置可否。但对党内外有人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越发警觉起来。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8月13日，毛又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这时，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批邓子恢身上了，批彭还未形成高潮。

谁想到彭德怀自己的第二封信，恰好提供了批判的靶子。

彭德怀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也许他还不知道北戴河会议的风向已转，他对1962年的全面平反还抱有一线希望。

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国外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

他写道：“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彭的这封信递上去，引来了与会者激烈的声讨。一些人立即提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

这时北戴河即将结束，多数与会者移师北京继续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8月26日，预备会议开始，9月3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此后，一次新的批彭浪潮掀起。只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不同，这次是背靠背批判，彭德怀接到通知，不准其参加八届十中全会，也不准其国庆节上天安门。

批判一直到全会结束，大组发言、小组发言都充满了火药味。其声势不亚于1959年。我们且从陈伯达的一篇发言中感受一下会议的气氛。

陈伯达说：“今年6月间，彭德怀又来了一封八万字的不知羞耻自我吹嘘的长信，在信中对他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里通外国的活动，全部翻案，全部猖狂进攻。到了8月22日，他又来了一封卑鄙下流的信，总之，他是要来干扰我们的，不来干扰他是不甘心的。”

陈伯达从“理论”高度论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出现张邦昌、石敬塘”。

陈伯达骂彭德怀“不知羞耻”，“卑鄙下流”。于是，批判堕落为谩骂，活脱脱地折射出陈伯达自己趋炎附势的阴暗心理。然而，这种非理性的跟风，不讲理的批判，决非陈伯达一人。

彭德怀被戴上了哪些新罪名呢？

说彭写此信是1962年夏天刮的“翻案”阴风，是配合“三尼”（当时把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和铁托简称为“三尼一铁”公司）反华，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一百多页信纸里面埋的是“炸弹”，是反党纲领；彭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支持、执行错误路线，是“野心家、阴谋家”；

说不但是彭、高联盟，而且在六届五中全会，彭就被选为中央委员，认识了王明，因而，中国的反党集团，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大集团；

说彭参加革命是来“入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极端个人主义，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在历史上屡犯错误；

说彭是“里通外国”，是“国际反动别动队”。

就这样，发言者都把“信”上升到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阴谋的高度去批判。

受彭德怀案牵连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等，也都一一检讨和受到批评。

恰在这时，党内意识形态的“监察官”康生从一篇小说中发现了一个反党“大阴谋”：说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刘志丹》是一部歌颂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历史小说。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作者1956年应工人出版社之约而写。

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审阅。习当年担任过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话。指出：要把刘志彤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习特别提醒：不要写高岗。

1962年夏，作者改出小说上部，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面印成送审样书送审，一面交《工人日报》于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连载发表，《中国青年》杂志也予刊载。

小说得到了一些陕北老干部的支持。但同为陕北老人，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或者出于历史上的恩怨，或者出于对政治斗争的敏锐，反对出版这本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

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他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他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已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

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

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按当时的逻辑，写刘志丹就是写陕北，写陕北就是写高岗，而高岗与彭德怀早已结成反党联盟，习仲勋又是西北野战军的政委，彭德怀的老搭档。如此这般，“高、彭、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就成立了。

从一本小说中发现蛛丝马迹，抓出一个“反党集团”，康生延安整风时捕风捉影罗致罪名的熟练手段又派上了用场，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专案组。习仲勋专案组由20人组成，康生任主任。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案的先定性、后求证的漫长的审查过程。一大批原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与小说《刘志丹》有些瓜葛的人在劫难逃，“文革”中饱受牢狱之苦。后来，斗争焦点几经转移，习案早已淡化。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刘景范等人才得以走出牢狱。然而结论仍旧。直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才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了反。

因文艺作品而获罪，《刘志丹》不是第一部。然而，自从“利用小说反党”的观点一出，文化领域的大劫难从此开始了。

毛泽东敲响了反修防修的警钟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热，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问题提出来了。9月14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的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

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

陈毅批评了王稼祥的观点，然而，他自己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也受到了攻击。

8月9日，有人就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质问：“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8月13日，又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插话：“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

9月11日，陈毅在预备会议对他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作解释。邓小平接过话茬，说：“陈总讲的是对的”。毛泽东不同意，他对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毛泽东的这些插话，联系到他关于“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话，表露出他对知识界的高度警戒。

问题还不在对知识分子的不放心，问题在于怎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呢？

8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写了两个批语，批评“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

8月10日的批语严厉地批评：“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8月12日，他又批评：“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联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使人们强烈感到，这里讲的“封锁消息”、“独立王国”决不只是指中组部、外交部等具体部门。

不过，经过从北戴河会议到预备会议，终于扭转了方向，扭转了形势。旗帜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路线。

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虽然包括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地富反坏”、资产阶级等等，但他的主要注意力显然不在这里。他认为：反革命有是有，已不很多，无非是“一个游鱼三个浪”。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党内，甚至放在上层出修正主义问题上。

8月13日，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子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

9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薄一波回忆说：“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经过他反复修改，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从而形成了全党的路线。

公报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此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阶级斗争的弦重新绷紧，“反修”的警钟从此敲响。中国从此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刘少奇紧跟毛泽东已觉力不从心

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三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都脱不了干系。尤其是刘少奇。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些话就已使人感到刺激。后来主持中央工作，又出现了“三风”。还有，他1939年在延安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于1962年8月1日由《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这是经过他亲自补充和修订的。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每个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超过了《毛泽东选集》。一段时间《修养》对共产党员的影响竟可与毛泽东的“老三篇”相媲美。也许有感于“大跃进”以来党员干部水平低下，希望以此来增强党员的自身修养。但此时此地重新发行，难道不怕树大招风吗？

还有，《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的衷心和热情。”但凡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当年是针对王明的。从刘少奇的思想和修养而言，他决不可能有其他用意。然而，在那种敏感时期，很难不引起一些人的联想，以后的事态表明，《论共产党员修养》最终没有逃脱“左派”们鹰一般的眼睛。

不过，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始终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也没有点其他常委的名。显然毛泽东虽有不满，但还不认为问题有那么严重。全会在人事上只动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手术。刘少奇和中央常委们作自我批评，尽力跟上毛泽东的思络，在这个前提下谋求对阶级斗争作一些约束，使正在进行的调整工作得以继续。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后，陈伯达、李先念、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柯庆施、刘澜涛、李富春、彭真等先后在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9月26日，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的讲话和毛泽东的大段大段的插话，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两个主席的认识又取得了一致。

刘少奇说：“赞成主席的讲话。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但到1959年、1960年，因为受到天灾和我们工作中有错误，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在困难面前有3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是大多数同志的态度。”

“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是邓子恢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插话道：“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

刘说：“除邓以外，还有许多人向中央写信，主张单干，邓是代表。”

刘回避了陈云等人的意见。接着，刘又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的态度。”

毛插话道：“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是属于认识上的，过几年一看好些，就改了，他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时在颐年堂就批评过邓老。”

刘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

毛插话说：“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有的地方开一次会赞成单干，但在执行半年以后，开一次辩论会，过去如何，将来如何，四属五保户如何，没有可能一家一头牛，就又不赞成单干。”

刘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

刘少奇讲到这里，又回到对困难的认识。他说：“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经过了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的。”

刘说：“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如果采取第一种态度，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采取第二种态度，估计困难太多，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坏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巩固，单干风大，实际单干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些。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的。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

毛说：“有1家就1家，几家就几家，10家有3家、5家、7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的很多地方，如安徽，分2年、3年、分期分批组织起来，先说服愿意的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

刘接着说：“第三种态度，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进攻的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在七千人大会上，我说彭的信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是符合事实的，他就说不是反党纲领。是纲领，纲领不能一点事实也没有呀！有部分是符合事实的，才能迷惑人。这次信也是迷惑人，开始有些人认为问题没有那么大。”

毛说：“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说：“《刘志丹》80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说：“布哈林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接着，刘少奇的讲话转到阶级斗争的反修理论问题上。他引用了毛泽东在1957年《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一段话。接着批评了斯大林在1935年说已经解决的话，“这是不正确的，同列宁讲的不符合。”

毛插话说：“与列宁说的相反。”

刘接着说：“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插话说：“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现在看起来，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我经常这样想，要经过反复。”

刘说：“斯大林在集体化以后讲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在这里还是主席讲得对。”

毛插话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胜利后他有七年的实际经验。”

刘说：“斯大林不对，麻痹了自己。”

毛插话说：“后头又出了反革命，惊慌失措，杀了很多人，有些应该杀，有些不该杀，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

刘说：“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形式上可能不同了。”

毛插话说：“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刘说：“谁胜谁负问题还未最后解决，……”

毛插话说：“至少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刘少奇：“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我们要准备五代到十代，我们算第一代，共100年到200年。”

刘少奇的思想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轨道上，回到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上。

全党都接受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解释和对反修防修的警告。

大家都讲阶级斗争，都讲反修防修。然而，阶级斗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利剑究竟会落在谁的头上呢？

屡遭挫折的田家英，书生的忧患重上心头。梅行回忆说：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天晚上，我到他的住所去，一直谈到天色微明。他忧虑重重，深怕又出现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局面，使全国的经济和政治再一次掉进深渊。我们谈到群众生活面临的苦难，谈到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也谈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幻莫测，令人心悸。

聊以宽慰的是，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建议：阶级斗争不要影响工作。

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几支反党别动队，人数不多，用不着全党去对付，我们工作不要受干扰，由少数人对付他们。对国际修正主义也要组织少数人去斗争，大多数人做好工作，我行我素。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讨论一下是必须的。庐山会议上过当。”

毛泽东说：“高级干部十几万人，17级以上讨论一下，不要卷入这个斗争。”

毕竟殷鉴不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一轰而起反右倾，结果闹出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毛泽东曾为之后悔不迭。这时老百姓刚刚吃上几顿饱饭，如果再来一次一轰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自己在9月24日的讲话中也讲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当天下午，在陈伯达发言时，毛又插话说：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整了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

阶级斗争不能干扰工作，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共同商定的。前一天（9月25日）周恩来在大会讲话，明确地说：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他说：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就使调整方针在会后继续实行。会上还通过了几个好的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大部分调整措施得以继续贯彻并实际发挥着作用，这才有60年代前几年经济全面复苏的局面。

2 相互激怒 共运战烽烟再起

豪情勃发 毛泽东准备反攻

毛、赫相互激怒的事件频出

1962年秋，中苏之间、中共与其他共产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再次激烈起来。

事实上，这年上半年中苏之争的间歇只是表面的。两党之间的争论通过相互之间的信函仍在继续着。只是在公开场合各自保持了某种克制。

然而，正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或者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相互激怒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又有四件大事：一是中国新疆边民外逃事件；二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进一步接近；三是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四是古巴导弹危机及中国的批评。

在这些事件的分歧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究竟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恶化了国家利益的矛盾？或许兼而有之。

1962年5月16日，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时，在瓦尔纳发表讲话称，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批评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9月24日至10月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国家元首的身份正式访问了南斯拉夫。他强调：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苏共与南共的进一步接近，表明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最终放弃了两面作战的策略（即在反对中共“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表明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划清界线），决心公开与南斯拉夫站在一起对付中共。在毛泽东看来，这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不可回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引起毛泽东下这个断语的还有中苏边境事件。1962年4月22日至6月，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据说逃往苏联境内的边民达六万七千余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与中苏分歧有关。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展开了相互指责。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指出这是“苏联当局搞颠覆活动”，对苏联当局收留越境者提出抗议。4月29日，苏联政府复照中国政府，指责中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大规模越界。8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苏联，指出，苏方“策划和组织了这次大规模越界”，中国新疆地区处于“苏联严重的颠覆活动的”威胁之下。中苏边界骤然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地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加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

引起中共强烈不满的还有，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苏共及欧洲国家共产党几乎都对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当防卫立场表示不理解甚至批评。这就不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且关系到国家主权。

如果说60年代初有些斗争难以避免，中印边境一战就是一例。应当说，中印关系恶化，边境冲突的出现，不是中方造成的，也不是中国领导人愿意看到的。无论从毛泽东反帝统一战线战略来说，还是从周恩来安定四邻、睦邻友好的方针来说，中国都不希望中印关系陷入僵局。

自从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周恩来为说服印度尼赫鲁坐下来，和平协商解决边界纷争，做了许多努力。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了七次会谈。为了挫败西方的挑拨和化解周边国家的疑惧，中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随后又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以昭示中国致力于周边友好的诚意。

唯独中印边界僵局无法打破。原因何在？1960年10月，周恩来与斯诺谈话中分析了印度的动机。他说：印度并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心里的真正意图是想把中国的西藏地区变成一个缓冲地带。他们不希望西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西藏。

1961年，印度军队趁中国忙于解决国内困难，先后派兵进入中国军队后撤地区，建立了43个据点。直到1962年上半年，中方才发现印军侵入的情况。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印军拒不退出。中方不得不恢复巡逻，边境局势日趋紧张。7月以后，中方三次建议中印双方举行边界谈判，又遭印方拒绝。10月12日，尼赫鲁反而进行全国总动员，下令“清除”中国军队。10月20日，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了进攻。

1963年3月15日，陈毅外长在回答瑞典记者时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

这样一来，中印边境一战是躲不开了。这个决心毛泽东很晚才下。直到1962年10月之前，他并不把印度的骚扰看得多么严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东南沿海，主要目标是对付美蒋。这时，蒋介石正蠢蠢欲动，要“反攻大陆”。

5月29日和31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两次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他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一方面从各地向福建集结部队，先是秘密开进，到达后公开活动，让蒋介石知道大陆已有准备，迟滞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展开政治攻势。在外交上确定以美制台的方针。周恩来召见中美华沙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指示他尽快回华沙，了解美方的态度。6月23日，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卡伯特，强调指出：中国认为美在蒋背后起作用，蒋的冒险行动要由美国来负完全责任。卡伯特当场表明：美决不会支持蒋进攻大陆，他甚至透露美国愿与中国联合起来制止蒋介石。

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引起美国关注。此时，美国政府认为，大陆虽有困难，远未达到蒋介石说的“一触即发”的地步，也不相信蒋介石可以一举“统一中国”。如果美国卷入其中，势必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因此，美国也正急于向中国表明：美既不支持蒋反攻大陆，也不会放弃台湾。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表示，美在台海地区的政策是“和平和防御性的”，在未获得美国同意之前，国民党将不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

经过中、美、蒋三方的幕后活动，各自都摸到了对方的底。美国不支持，大陆有准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冒险行动胎死腹中。

然而，印度尼赫鲁仍然有恃无恐。10月12日，当尼赫鲁实行全国总动员扬言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之时，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打一仗。10月20日，中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

印军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大规模反击。一交手，印军就溃不成军，毫无斗志。两次反击，第一次俘虏900多名印军，第二次俘虏更多。而印军宣布，他们连一个中国俘虏也没有抓到。中国很快收复了印军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北的中国地区，并且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

正当国际社会沸沸扬扬，周边国家忧心忡忡之时，11月21日，周恩来突然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并分阶段从1959年“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这一宣布引起世界舆论巨大轰动。它表明中国并不想与印度大打，只是为了维持国家主权恢复边境平静。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冲突是有理有节的。

然而，中印边境冲突对于毛泽东的形势判断，对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起了不小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不仅随时准备与中国决裂，而且有与美、印联手对付中国的战略意图，所谓“三尼一铁公司”联合反华的说法在党内流行起来。所以中印自卫反击战具有反对帝、修、反三重意义。

南斯拉夫铁托是另一种分歧，暂且不说。说美、苏两国都有利用中印边境冲突的意图，不是没有根据的。

正当中印交战之时，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托马斯•休斯敦给总统肯尼迪的报告，道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边界的持续冲突实际上对美国有利，它将使我们在解决印度——巴基斯坦问题时发挥影响，使中国的入侵处于一种最不利的环境，使我们赢得印度的支持，使国际政治历史发展方向得到重新确立，并使苏联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苏联不仅继续奉行所谓“中立”立场，事实上早就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态，加紧了对印度的拉拢，逐步与印度建立了军事关系。

1961年4月，苏联卖给印度8架军用运输机，接着又提供了能爬高17000米的直升飞机。1962年夏天，苏联又与印度签署协定，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同时，苏联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

苏联人辩解说，苏联供给印度的飞机对中印边境事件没有影响，但尼赫鲁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就是摸到了美苏的态度。并且中国边防军很快发现印度在使用这批飞机。

10月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了中印边境形势，指出印军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中国将“坚决自卫”。在这次谈话中同时提到：“他们（印度）利用了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

这里，周恩来只是通报了情况，并未表现出如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时的那种愤慨。而且说：“我们只是通知，对苏方没有任何要求。”这正好反映中苏分歧已经太深，中国对苏联已不抱幻想，因而也无所谓“要求”。然而，这件事肯定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恶感。10月21日，周恩来访问朝鲜，在平壤同金日成谈话，又提到这件事：“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

古巴导弹危机成了中苏重开论战的导火线

正在中印边界冲突之时，苏美之间正陷入一场空前危险的核对峙之中。

1962年7月至9月，苏联向古巴派去了100艘舰船，秘密地将中程导弹和可载核弹的“伊尔28”轰炸机运进了古巴。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何况如此规模的跨洲部署。苏联的秘密行动很快被美国的U2侦察机发现。美国肯尼迪政府惊恐万状，作出强烈反应。以封锁古巴海域迫苏撤退。由此，引发了战后以来美苏之间最严重的核军事对峙，差点把世界拖进一场真正的核战争。两个核大国“眼珠对眼珠地瞪了一下”，最后时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在巨大的核恐惧面前后退了。双方达成妥协，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核武器，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相应从希腊和土耳其撤走核武器。

对于古巴抵御美国入侵的斗争，中国在道义上给予了坚决支持，但对赫鲁晓夫导演的这场危险的闹剧，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以牺牲古巴主权利益为代价谋求与美国的妥协。

中国批评赫鲁晓夫以冒险主义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在美国的鼻子底下部署导弹核武器？赫鲁晓夫当时以及后来始终说是为了保卫古巴。这话并不可信。

赫鲁晓夫的一位高级顾问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透露：“古巴领导人从未提出过在岛上部署带核弹头的火箭问题。他们深知，部署这种火箭对古巴人民来说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他们坚信，他们同意部署火箭，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

把导弹部署到古巴去！这种想法来自赫鲁晓夫一次对保加利亚的访问。

一天，赫鲁晓夫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黑海边散步，马指着大海，对赫说：“对岸的土耳其有美国一个火箭核基地。从这个基地发射出来的火箭，可以在6～7分钟之内摧毁位于我国南部的乌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大中城市。”

“为什么苏联无权做美国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不能，比方说，把我们的火箭部署到古巴去？”赫鲁晓夫愤愤地说。

一个冒险计划从此萌生。不过，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他的这一行动是要展示一下苏联的威慑力，希望美国承认苏联的核大国对等地位，改变苏美之间力量的战略平衡。

自1959年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寻求与美国的平等地位，谋求大国协商主宰世界事务的格局。具体的战略目标是希望苏美法英达成协议，永久确定战后雅尔塔体制划定的欧洲边界，承认两个德国的合法性。然而，使赫鲁晓夫十分恼火的是，美国似乎无视苏联的对等实力地位，拒不承认欧洲边界和德国“一分为二”。赫早就想显示一下苏联的威力。1961年赫以封锁西柏林通道相威胁，没有成功，随后，苏联宣布恢复核试验，并且连续生产出上亿吨甚至几亿吨的巨型原子弹，引发了美苏之间新一轮核竞赛。古巴导弹危机不过是这场核竞赛的一个恶果。

古巴导弹危机成了美苏之间走向某种缓和的契机，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意志力的较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看到，在原子时代，玩弄核游戏等于自取灭亡。这种相同的恐惧感使他们很快从过去的死敌变成伙伴。1963年1月5日，赫鲁晓夫放弃单独同东德缔结和约的打算，使德国和柏林危机宣告结束。同年6月，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了总统“热线”，使两国领导人可以在必要时绝对保密地直接进行磋商。7月2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签定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希望得到的美苏对等地位和共管核武器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

说来也怪。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却成了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各国共产党与中共重开论战的导火线。正当美苏对峙并寻求妥协之时，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声明。10月27日美苏达成妥协。10月28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大会。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元帅和将军们参加大会。彭真等发表讲话，大会发出致卡斯特罗的电文。电文说：伟大的古巴革命是压不下去的，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团结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可靠的力量，它是任何武器都摧毁不了的。电文还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实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11月1日，陈毅外长复照古巴驻华大使佩德罗苏，支持卡斯特罗的五项声明，指出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是虚伪的，麻痹古巴人民斗志的“两手策略”。并且指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国家手中”。“古巴的独立和主权决不能谈判，古巴的自由和权利决不能拿来交易”。

中国的这些舆论，既是反美的，也是针对苏联的“投降主义”的。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批评“投降主义”，并不是想阻挠苏联从古巴撤退导弹。中国认为苏联以牺牲古巴革命和主权利益为代价，与美国讨价还价，出卖世界革命，谋求美苏共管。当时中共领导人的理念，并不否定核战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相信核战争真的会打起来，反对渲染核恐怖而惧怕革命。

中国的批评再次激怒赫鲁晓夫。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回忆当时赫鲁晓夫被激怒的情形。他说：“可以看得出，他们（中国）的批评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恼火、委屈、气愤。他觉得，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的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他觉得，毛泽东再次表现出想把苏美推向决死一斗，而自己却站在一旁，正像中国谚语所说的，坐山观虎斗，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的强硬反映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一致指责。在当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为美苏核竞赛和核对峙的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很自然地，对美苏妥协和缓和抱有特别的期望。他们庆幸自己免于一场核灾难，因而，对于中国的反应极为不理解，似乎挑起这场危机的不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而是毛泽东。

四党会上的“反华大合唱”

论战首先发生在1962年底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党代表大会上。与以往一样，各国的党代会都邀请世界各国党派代表参加，这次与会的有60余个党的代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被革出门庭，南斯拉夫的代表却重新回到“大家庭”。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改组”。

中共中央应邀派出代表赴会，保、匈、捷、三党会议由伍修权带队，意大利党代会由赴毅敏（另一位中联部副部长）带队。

11月5日至14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党代会上，日夫科夫的讲话直接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批评阿党的，在64个与会党代表中有20个。到1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代会上，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国家代表增加到30个。卡达尔的报告、库西宁（苏共领导人）的致词和各国代表的发言中，都有意影射攻击中共，还有6个外国代表指名批评中共。墨西哥代表言词最为尖锐，他说：“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歪曲了马列主义原则，伪造历史事实，企图以此来证实自己的保卫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立场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

在中共看来，这不过是苏共指挥下有计划地对中共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伍修权，“抓住祸首，进行回击”，对于仆从国不予纠缠。指出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在苏共，揭露反华大合唱，抓团结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旗帜。

11月24日，伍修权遵照指示，利用闭幕酒会的机会，发表讲话，回击了大会上对阿党的谴责和对中共的影射攻击。不过这次会议，中共与苏共都没有完全撕破面子，双方都没有点对方的名。

然而，在12月2日至8日举行的意大利党代会上，分歧完全公开了。

11月30日，越毅敏率团抵达罗马，当晚，意共领导人巴叶塔兄弟向赵提出：大会将公开讨论某些分歧问题，将直接涉及与中国的分歧；大会未邀请阿尔巴尼亚，邀请了南斯拉夫。赵当即表示反对。特别是对公开分歧的事，请他们慎重考虑。巴叶塔兄弟报告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陶坚持原意。他的理由是，意共党员和群众都关心分歧问题，意共领导需要公开说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说：“有礼貌地表示与中国不同意见，不是批评，更谈不上攻击。”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

12月2日，陶里亚蒂在开幕会上的总报告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共和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他强调说：“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是“人类的自杀”。他呼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

他批评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他强调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

他称赞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的独立，批评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

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共与阿党“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共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却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他主张，通过“和平共处”，“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和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他认为“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3个党的代表，其中反阿又反华的有15个，反阿但不反华的有6个，再次形成围攻之势。越毅敏等中共代表顽强地顶住压力。陶里亚蒂报告指名批评中共时，“采取不起立，不鼓掌，不理睬的办法，表示异议”，陶谈到苏联在古巴危机期间的政策，全场起立鼓掌，“唯有我们安坐不动，引起全场震动”。（赵毅敏语）12月4日，越毅敏向大会致词，进行反批评。会场上发出嘘声。赵发言后，西共领导人伊巴露丽上台发言，在讲台上挥舞着拳头，大声喊叫。次日，巴叶塔作专题发言，再次批评中共。苏共代表在幕后，发言不突出。米兰晚邮报评论说：“中国代表们在会场上所有眼光注视下显得那么倔强。”

这种情形同时在捷共党代会上发生。会上捷共和其他党的代表给中共戴了五顶帽子：“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指责中国在古巴问题上反对“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闯祸。伍修权参加了12月4日至8日的捷党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他在大会发言中回击了对中共的指责，并向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各党之间的分歧。

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对外政策的讲话，为他的古巴危机期间的政策进行辩护，依然是明批阿尔巴尼亚，暗指中共。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他在评价中印边境冲突时，再一次明白地偏袒印度。他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暗示中印边境战争是由中国引发的。他公开地为南斯拉夫辩护，并且指出“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毛泽东准备展开全面反攻

四党会上的分歧，使毛泽东组织国际“反修”斗争找到了突破口。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党内“左”倾思潮再次占居主导地位。毛泽东对于在中苏分歧中采取忍让策略早已不满。他认定对国际修正主义如果不展开反击，不仅会使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歧途，而且会对国内产生严重影响，助长“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很难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因此，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已经把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作为一种战略的两个部分联系起来了。而在国际斗争中又把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相联系，利用中印边境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两个事件同时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真面目。这次四党会上的争论，尤其是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直接指名批评中共，使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忍让，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进行反击。他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明确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这样不是树敌太多？不是，擒贼先擒王。

我们是不是孤立了？没有。在一个时期，我们形式上是少数，实际上是多数？只要路线正确，坚决执行，就会胜利。

毛泽东以睥睨的目光看待各国共产党的“反华大合唱”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他69岁生日。这一天，他豪情勃发，思绪万千。写下一首七律。诗曰：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其反修旨趣，斗士风格，溢于言表，无须赘言。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书赠周恩来《满江红》词，用意更为直白。其词曰：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已经发出战斗的响箭，他自喻为驱逐虎豹熊罴的英雄豪杰，万花纷谢独傲冰雪的梅花。他渴望革命精神翻江倒海，“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刘晓（驻苏大使）、伍修权、越毅敏回国后，毛泽东把他们叫去杭州汇报情况。听完汇报，毛泽东对前方“战士”给予鼓励和慰问，并且连续吟诗自励。

紧跟毛泽东，高举“反修”大旗的康生，此时也附庸风雅，卖弄文才，以伍修权和赵毅敏出国遭遇为题材，诌出几句打油诗来。其中两句道：“伍泰然四闯恶狗村，赵再见独战骡马国”。

伍修权解释说：“‘恶狗村’是诬指我刚去的东欧四国，‘赵再见’是因为‘赵’是意大利语‘再见’的意思，‘骡马’则是意系罗马的谐音。康生在党内常常血口喷人，对别国也如此任意侮辱他人，暴露了此人的品德恶劣和趣味低下。只是他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使其有恃无恐地到处疯狗咬人。”

毛泽东的反修诗与康生的打油诗，高下之分，判若朱墨，却也反映出当时党内“世人皆修我独马”，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的普遍心态。“反修”大旗一树，全党立即紧张起来，国内政策分歧暂时置于脑后，大家都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钓鱼台国宾馆里，集合着一群笔杆子，彻夜不眠，意气风气，使命神圣，搜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撰写论战文章。毛泽东或在外地，或在北京，亲自掌握，审阅批改。对各国共产党的批评进行回击。

1962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社论，答复了赫鲁晓夫12月12日讲话，批评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错误做法，这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为亲者痛，仇者快。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文章回答外国党对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的批评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同时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文章说：“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许多争论，批评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中共从不主张玩弄核武器，从不认为避免核战争是“慕尼黑”，但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妥协”。

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指出，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的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塌”。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把后者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问题上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极点；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攻击马列主义；故意散布谎言，不许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进行革命，“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文章指出：“修正主义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1963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在国际共运中争取左派和中间状态的同志，对于右派分子的挑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予纠缠”，而是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退让。

1月11日，彭真向党外人士作反修报告，回答了大家对中苏会不会分裂的疑问。他说：要准备对付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挑衅和进攻，包括准备对付分裂。他阐明了中苏分歧的根本点在于：（1）革命不革命？（2）反帝不反帝？关键是反美不反美？（3）对民族解放运动是不是真正支持？（4）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是依靠美帝头子的明智和两大国首脑的明智，还是依靠四种力量的联合斗争？（5）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不是和平共处？（6）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还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关系。1月29日，中央转发了彭真的报告。

中共中央的通知和彭真的报告，表明中共已做好了中苏分裂的最坏准备。

苏联和欧洲各党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反驳中共。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达万言的文章，再次批判“纸老虎”的观点，谴责阿尔巴尼亚，为苏南关系和好作辩护。

1月15日至21日，在东德党代会上，气氛恶化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亲自赴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虽未直接提到中国，并且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但其矛头指向中国，起了动员作用。中共代表伍修权在大会发言，欢迎停止相互攻击的建议，建议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然而，与会的各国代表失去了耐心和理智，伍修权的讲话不断地被“呸”声所淹没。当伍提到苏方时，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子、吹口哨、跺地板，一片混乱，企图打断伍修权的发言。大会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伍继续致词。伍致词后，大会执行主席意然提出抗议，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的批判。

伍硬着头皮顶住。他回忆说：“我当时心里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着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说‘我自岿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阵线更加分明：一方是苏联影响下的欧美各主要政党的联合阵域，一方是中共的孤军作战。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会外帮腔。意共、法共、美共等40多个党纷纷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谴责中共。尤其是谴责中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强硬立场。1月9日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指责中共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甚至说中共假派的路线同最冒险的美帝国主义者路线相吻合。

中共中央决定奋起回击，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着重回答了在东德党代会上对中共代表的围攻。从2月20日起，《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赫鲁晓夫两篇讲话以及苏共、法共、意共攻击中共的材料。准备逐一加以批驳。这时在策略上留了一手，避免点苏共领导的名，而以意共、法共等领导人为批评对象。

3 两党会谈 中苏破裂覆水难收

全面反攻 反修大战势如破竹

赫鲁晓夫突然提议举行两党会谈

赫鲁晓夫掌握着多数党，处于有利地位。他总是让其他“兄弟党”领导人撕破脸皮，自己避免直接点中共领导的名，仍旧是“指桑骂槐”的一套。造成围攻中共之势时，却又呼吁停止公开论战。

196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突然收到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表达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中苏两党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做准备。

这时，一些处于反帝斗争前线的党对国际共运论战忧心忡忡。尤其是越共领导人，他们亟须中苏两国的共同支援。在以住的争论中，越共虽有不同观点，但总是倾向于中共一边。现在也开始犹豫起来。胡志明与诺沃提尼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争论，加强团结。胡还在中苏之间进行调和，这使中共领导人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不分是非，只讲团结，不讲原则”，但是认为越共对中国基本上是友好的，反帝是坚决的，因此以团结为主，并作“善意的”批评。

2月23日，毛泽东接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讲了一大篇话。他告诉对方：赫鲁晓夫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自己又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登完。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你们放手批评好了。契大使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毛泽东说：现在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是所谓意识形态斗争，有什么了不起？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正式答复苏共之前，中共加强了攻势。1963年《红旗》杂志第3、4期连载长文《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各大报刊转载，《人民日报》从3月1日至4日连载四天。随即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洋洋十万余言，可谓一颗重磅炮弹。文章阐述了中共与“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原则分歧。文章嘲笑苏共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中国的电台广播，批判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批判他是“议会迷”。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在做了这些之后，3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重申了1962年4月7日信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欢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为创造良好气氛，中共暂停公开答辩，但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力。

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函中共中央，表示苏共有许多理由答复中共的攻击，但不愿中苏论战让敌人感到高兴。语调似乎很调和，但信中系统地阐述了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并为中苏会谈规定了五点讨论范围，有先声夺人，为会谈定基调之意。这次信函中，苏共中央还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苏联最后一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怎会去苏联？4月2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召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会谈。

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共领导人要把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当成国际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为了不让苏共乘机封住中共的口，必须在两党会谈之前对苏共纲领亮明自己的观点。4月4日，中共中央将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全文发表，同时组织起草答复文件。先由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似乎份量还嫌不足，未发出。4月17日，毛泽东让秘书林克通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去杭州，“讨论对苏复信”。随后组织人马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文件起草之始，毛泽东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文件起草过程中，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争取支持。5月22日，毛泽东同专程赴杭州晋见毛泽东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思谈话，系统地介绍了中苏分歧的由来。表示要采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方针。

会谈未开火药味扑鼻而来

经双方多次交谈，中苏两党会谈定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然而，会谈还未举行，论争的气氛已经升级。

6月14日，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25条），并于6月17日公开发表，这份由毛泽东亲自定题定稿的复信，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了苏共的观点。并且通知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将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双边会谈。“25条”的发表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

苏共哪能认输，赫鲁晓夫更是恼羞成怒。他在6月18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且断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当天，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歪曲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6月21日，发表苏共中央全会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的决议：“责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即将举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并“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苏共领导的攻击”。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代表团名单，并指出苏共对中共6月14日的信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表示：“鉴于中苏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对我党的攻击，暂时不作答复，但是保留答复的权利。”

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团成员名单，并对中共中央7月1日声明进行反击。

7月5日，中共中央再发声明，表示“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7月4日）声明中对中共7月1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责成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苏联驱逐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的事件。毛泽东对中苏论战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他总是在己方的报刊上全文公布双方的批评文章和来往信件，尽可能把争论公开化，以教育人民。但苏共对中共的文章不予转载。于是自年初以来，中方利用驻外使馆和新华社驻外分社开始向各驻在国散发材料，争取支持力量。

中共中央6月14日信发表后，苏共以公开发表会导致论战激化为由，拒绝在苏联发表。中共认为这是封锁，是有意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共观点。于是通过驻苏使馆人员和留学生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散发6月14日复信的俄文版，引起冲突。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使馆，宣布三名使馆工作人员和两名留学生为“不受欢迎”，驱逐回国。

6月30日，被驱逐人员抵达北京，中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7月7日，北京召开大会，支持我方人员的行动。7月9日，苏共中央为此发表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这种行为会给苏中友谊带来危险。7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对等的活动”。因为苏联驻华人员也在中国散发过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苏联“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团结的”。

这一连串的声明和反声明，驳斥与反驳斥，表明双方已经毫无缩小分歧的打算。据中方统计，在苏共中央全会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责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三百篇之多。其他党的攻击文章还不在其内。双方都要在会谈之前造成先声夺人之势。中苏两党会谈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场。

两党会谈不过是一场“聋子对话”

1963年7月5日，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冯自力（驻苏大使），顾问吴冷西、范若愚、张香山、姚溱、王力、余湛。

苏共代表团团长仍是苏斯洛夫。团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会谈从7月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一共举行了九次会议。

这是一次被称之为“聋子对话”的独特的会谈。会议之始，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就会议开法，达成五点协议，规定两团交替发言，对方发言时不要打断，会议结束前，双方不发表任何关于会谈消息。

一场各自陈词、相互辩驳的会谈开始了。其日程开列如下：

第一次（7月6日），苏斯洛夫发言。

第二次（7月8日），邓小平发言。

第三次（7月10日），苏斯洛夫发言。

第四次（7月12日），邓小平发言。

第五次（7月13日），波诺马廖夫发言。

第六次（7月15日），彭真发言。

第七次（7月17日），安德罗波夫发言。

第八次（7月19日），康生发言。

第九次（7月20日），苏斯洛夫发言，邓小平发言。

引述中苏双方各次发言的内容，会不胜其烦。无非是各自陈述自己已经多少次公开表明的观点，批驳对方的观点。值得说明的是，中方的行动一切都在毛泽东的指挥之下，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代表团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

开始，这种“聋子对话”式的会谈还能持续，然而，会谈期间，苏共中央按捺不住了，违背了双方达成的会谈结束前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关于这封《公开信》，当年的起草人费·布尔拉茨基回忆说：“在列宁山的印馆里举行会谈期间，苏斯洛夫跟苏联其他领导人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必须赶快在一天之内准备好一份表明苏共同中国领导人争论的立场的文件，并当场把这称为《公开信》。然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苏斯洛夫当时说‘给他们出奇不意的打击’时的脸部表情，他同时发出甜而又甜、轻而又轻的笑声……但第二天他又提出怀疑：当会议还没有结束时该不该就这样做？后来我明白了，这是苏斯洛夫个人特有的作风。”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反驳和回击。这就使开始那种各说各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在第八次会谈中，康生发言严厉批评苏共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的立场，并且破坏君子协定，单方面发布消息。他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苏共否定斯大林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路线。

康生发言后，苏斯洛夫立即提出“坚决抗议”。他说：“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声称“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你提什么抗议”，邓小平接着发言说，“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会谈开不下去了。根据北京的指示，邓小平建议，这次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议，时间和地点由两党中央另行商定。

7月20日，第九次会议讨论会谈公报。苏斯洛夫说：苏共曾准备继续会谈，但因中国同志建议暂停，苏共愿响应。他为苏共《公开信》辩护说，发表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没有接受停止论战的建议。他再次提出建议停止论战。邓小平发言说，我党历来主张不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在平等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苏共《公开信》，苏共和其他党对我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我们还没有回答。他说，待作了必要的答复之后，看你们是否言行一致，再来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会议毫无结果，唯一达成的协议是另择时间继续会谈，未把路全部堵死。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宴请中共代表团。宴会上，邓小平重申邀请苏共代表团到北京举行会谈的希望。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邀请，下次会谈时派代表团去北京。当晚，中共代表团乘专机回国。

邓小平启程回国时，毛泽东令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以防不测，对苏联的戒备已极深。7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几乎所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赴西郊机场，欢迎凯旋归来的“反修战士”。

机场上聚集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使节和国际友人，锣鼓喧天，“反修”口号震耳欲聋，到处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代表团走下舷梯，毛泽东领头迎上去，与代表团一一握手问好，少先队员献上鲜花，全体合影留念。代表团绕场一圈，全场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中外记者将这一盛大而又热烈的场面摄入镜头。第二天各大报刊突出报道。

伍修权作为当事人之一，回忆起来感慨良多。他说：“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按毛泽东‘总导演’调使的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些尽职尽心的‘演员’。”

欢迎仪式结束，毛泽东破例没有让代表团各自回家休息，车队集体奉命紧跟毛泽东的车开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坐下来，就让邓小平、彭真作详细汇报。邓、彭汇报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专心静气地倾听，不时地点头称是，毛泽东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说几句笑话。显然他为这第一回合的胜利而兴奋。

本来希望弥合分歧的中苏会谈，反而成了中苏两党走向彻底破裂的分水岭。会谈后，毛泽东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美英苏“三家条约”企图联手约束中国

使毛泽东断定中苏分歧已是敌对性质的，不只是中苏会谈的破裂。赫鲁晓夫就在中苏会谈之际，在莫斯科与美、英谈判部分核禁试条约。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把事情做绝了，终于走上了美苏联手约束中国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苏美两国就不时提出过裁军和核禁试建议，但都为对方拒绝。伴随禁试建议的是核竞赛的升级，核门槛越垒越高。然而，到了1962年秋，美苏双方重新获得了推动核禁试谈判的动力。一方面双方都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感受到了核恐怖，一方面双方在防止核扩散，制止非核国家拥有核武器上找到了战略上的共同点。在当时美苏想限制的，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

1961年，美国得到情报，中国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估计两三年内就可以制造出来。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在考虑如何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中苏重开论战，裂痕不可弥合，肯尼迪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的基本看法是，赫鲁晓夫反美调子低，对打开苏美关系表现主动。中国在宣传中强烈反美，支持世界革命，倡导武装斗争，比苏联更“好战”。美国的策略是拉苏联打中国。通过美苏缓和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中共的观点，通过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增加中国的威胁感。

1963年1月，肯尼迪在白宫的一次会上说：“如果一次禁试条约只涉及美苏两家，就意义不大，如果能影响中国，价值就很大了，特别是今年比去年更重要。”这个话表明，肯尼迪估计中国研制核武器即将成功。因而他急切要加快美苏条约谈判，通过苏联管束中国。他猜想赫鲁晓夫会有相同的考虑。

肯尼迪的猜测不是无根据的。但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已是有其心无其力。1962年8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说，他们已接受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关于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建议，说这项建议提出，核大国禁止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技术、制止核扩散，无核国家也应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苏联通知虽然没有要求中国要做什么，其用意已在不言中。

中国政府于9月和10月两次向苏联政府提交备忘录，明确表示，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已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然而苏联不予理睬，宣称它的强大“火箭——核盾牌”不仅保障着苏联的安全，而且保障着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安全。在中国领导人看，这完全是核垄断。中国的安全能够寄托于日益走向敌对的“盟友”的核保护吗？

1963年6月6日，中国政府再次向苏联政府发出备忘录，尖锐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护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只许你们一家干，不许别的兄弟国家同你们一道干”，“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备忘录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中国的本意是劝阻赫鲁晓夫不要签署条约。然而，赫不仅听不进，而且在不同场合攻击中国。7月2日，他在柏林讲话，对肯尼迪表示赞赏。7月4日的讲话更是影射毛泽东，说“只有疯子”才指望用战争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煞有介事地说：“每消灭一个资本家，就会有100万工人陪着送命……有些人不那么看，随他们去吧。历史会教训他们的。”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英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在中共领导看来条约并不能约束美苏自己，而只是想剥夺中国也包括法国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

赫鲁晓夫选择这个时间来谈判签约，也极具挑衅性。这时，中苏会谈已告失败，中共代表团还未离开莫斯科，美国代表团就已到达。其象征意义昭昭然。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对记者说：“这次能够达成协议，第一个原因是目前的中苏分歧，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非常想有这么一个条约。”他在内部讲话说得更加透彻：“赫鲁晓夫选择这个日子，很可能说明他要用美国来作打手或杠杆，逼中国让步。”

不过，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清楚，他们谁也没有办法压毛泽东接受条约的约束。签约时，哈里曼一再追问赫鲁晓夫：“你们能使中国签字吗？”赫鲁晓夫避而不答。他只表示：对于这样一种发展“并不过分不安”，因为“自1960年以来，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任何工业性质的技术援助”，他断言：“中国缺乏发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工业基础。”

“三家条约”一草签，立即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指出，其目的在于巩固核大国的垄断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可以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声明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倡议召开世界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8月2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写信，转达中国政府的声明，希望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同日，《人民日报》发社论，8月10日又发“现察员”文章，对条约全面痛加驳斥，提出反对核霸权、核垄断、核讹诈的口号，认为三国条约，有害无益，适足以麻痹世界人民斗志，方便了帝国主义。文章表面矛头指向美国，实质上针对美苏两家。

此时，肯尼迪政府考虑对中国采取行动，摧毁中国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且一再摸苏方的意图。7月15日，美国国务院给正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发去密电，指示他“就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探询赫鲁晓夫的意见，并探询他是否愿意针对这一方向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接受美国的行动”。据报道，苏方对美国希望与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计划是了解的，但苏联始终没有响应。赫鲁晓夫不想走得那么远。毕竟他还是共产党的头。

不管中国当时知道不知道这些内幕，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决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这只会促使中国加紧研制自己的核武器。

自从赫鲁晓夫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以后，尤其是1960年撤退专家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下了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当时中国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陈毅元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1961年以后实行经济调整，大批企业下马，但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不仅没有下马，而且加强了力度，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办公室。为了集中领导，协调攻关，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一个15人的“两弹”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亲任主任，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个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个部长。核研制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毛泽东岂会受制于“三家条约”，屈服于美苏的核讹诈。这只能强化他对赫鲁晓夫的恶感和鄙视，强化他回应挑战的信心。

毛泽东转入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

6月14日中共中央“25条”建议信的发表，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使中苏分歧和论战完全公之于世了。过去遮遮掩掩、照顾面子的考虑都显得多余。毛泽东决定发动全面反攻。中共中央认为，这对中共有利。公开论战将使世界各国马列主义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将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高潮。

7月20日，就在邓小平率团回到北京的当天，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共中央《公开信》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发表，同时再次发表中共中央“25条”建议信。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中苏两党会谈情况，并将《中苏两党会谈记录》发给17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即“九评”。开列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7月14日）。

“九评”由“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全组7～8人，康生为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文章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泽东最后审阅定稿。

这九篇文章大量地披露了中苏分歧的内幕，全面批判了苏共纲领，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苏共领导人。

苏共以同样的方式应战。据中方统计，从苏共《公开信》发表，到10月的3个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和转载了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计1100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国党内和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毛、刘、邓都受到指名批评，但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刘少奇次之。参与批判中共的其他“兄弟党”不在少数。

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大论战展开了。这一阶段论战，与此前不同。中苏双方都抛弃了指桑骂槐的迂回策略，再也不用拿第三者当垫背了。而是直呼其名，因而也就更难有缓和的余地。

毛泽东说，反修斗争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同斯特朗等外国友人谈话时说：“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

4 挖掉修根 毛泽东发动四清五反

减少冲击 周恩来勉力继续调整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开始在两个方向转入反攻，一方面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五反运动，目的是“挖修根”。他得心应手地同时导演着两部历史大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步步跟上了毛泽东的思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这场历史剧的演出。

关于对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直是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民毕竟不同于工人，他们是小私有者，有自发倾向，必须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才可能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1957年反右之后，他就指示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再次提出在农村进行社教，1960年上半年，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年底，又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11月，中央又一次发出农村社教的指示。农村社教几乎成了全党经常性的课题。因此，当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农村社教时，恐怕党内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不过这次教育的重点不是农民，而是干部。

党内易于认同阶级斗争，还在于对官僚主义的痛恶和对修正主义的担心。官僚主义本是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

开国伊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时时警惕干部队伍的官僚化和蜕化。然而，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所谓“五风”泛滥，正是大跃进的一个后果。接踵而来的饥荒又引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现象。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对这种种现象，毛泽东一开始就认定为阶级斗争了。前面已经提到，他甚至在1960年秋冬就断定“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了，说是“坏人当权、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复辟和疯狂挣扎”。要求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在三类社队开展夺权斗争。只是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和群众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毛泽东不想在这时再发动一场大规模阶级斗争，事实上也难以通过阶级斗争摆脱危机。然而，这种形势估计在党内已发生影响。

当认定苏联变修后，人们很自然地找寻这个列宁制造的大党何以变修的原因。1961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它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这个判断是代表中共中央作的。“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苏联有，中国就没有吗？反观自身，人们很自然地把种种真实的或虚幻的问题看成了修正主义。

1962年7月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说过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他说：

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众的，老百姓很不满意，……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是修正主义的基础，20年以后，中国也要出现修正主义，你不要认为我们不会出现修正主义。老一辈都死了，这些家伙今后还不当赫鲁晓夫吗？苏联集体农庄的主席收入很高，也是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20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危险之至，因此，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子恢对“修正主义”何等的担忧！对防止特殊阶层的出现何等的急切！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不久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再以后又成了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想见，邓子恢对批判他的农村政策主张可能想不通，但对毛泽东发动反修防修决不会有心理障碍。

这就是党内普遍的心态。

还有刘少奇，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痛恶溢于言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指出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把这些现象作出阶级斗争的解释并不困难。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给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十中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将来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要搞，高岗、彭德怀就是。……从苏联、南斯拉夫的经验来看，搞社会主义、有些曲折，不是什么奇怪现象。从打倒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中间经过几个曲折，是合乎情理的。”

大家都在警惕修正主义，但什么是修正主义？各人心中所指可能大不相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刘少奇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保证，最基本的制度，就是这个。”他总结苏联的教训，认为斯大林对敌斗争坚决，但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一切个人说了算，一切光荣归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利用了这点，他自己也搞这一套。

刘少奇找出的病根和开列的药方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呢？

不管怎样，由于国际反修斗争的同仇敌忾，由于对国内出修正主义的共同担忧。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反修大旗一举，全党就动员起来了，紧张起来了。

“跑了11个省，只有延春、子厚滔滔不绝讲社教”

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外出周游视察，跑了11个省。令他失望的是，他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只有湖南省委王延春、河北省委刘子厚分别在长沙、邯郸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省市先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但各地负责人领会有深有浅，见事有快有慢。不少省份把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限制在落实”农业60条”修正草案的范围内，着重于纠正包产到户做法，落实各项政策，巩固集体经济。并不刻意把它同阶级斗争挂钩。

江谓清回忆了当时江苏省委的思想状况。

196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江苏省委召开代表大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心是传达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督促。12月15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抵达南京，接见全体与会者。会后，江苏省委对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部署。尽管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已把阶级斗争提到了尖锐的程度，尽管柯庆施到会给江苏省委施加压力，江谓清回忆说：“我同省委书记处的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大家感到这几年农村运动不断，干部已经折腾得够了，生产形势才开始好转，经不起再折腾了，决定把农村社教的重点放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上面。所以省委在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没有突出强调批判斗争，而是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到1963年2月，省委转发试点经验时，仍然明确要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以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二是切实整顿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三是划清若干具体政策界限，特别是不能把正当的家庭副业、正当的集市贸易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以免造成混乱”。

江苏省委的做法反映了最初人们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解。这在毛泽东看来，有点文不对题，对阶级斗争不敏感。

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对形势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就把“单干风”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报告说：“闹单干的，有地、富分子，有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少部分人主张分户单干。”“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怪”。

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的报告，更是描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面：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企图复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河北省委的报告对形势的估计如出一辙：

在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许多阶级斗争情况。投机倒把活动有10万起，“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上千；反革命集团活动有1300多起，地富反攻倒算有26000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有8000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有5万多人；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了封建迷信活动。

在这里再次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正反馈现象。无论是出自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还是曲意迎合毛泽东的思想，这些报告都把问题扩大化了。群众的小偷小摸、宗教迷信、巫婆神汉、投机倒把种种阴暗面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显然混淆了矛盾。即使这种种现象，大都没有经过核实。

这两个省委的做法是用阶级斗争和整风整社的方式来进行社教。

湖南的经验是：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单干风”上，继而把“单干风”与“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的统称）“紧紧相连”，于1962年12月起重点强调“彻底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以此“把敌人和‘黑风’整住”。

河北的经验是：先是“克服了自发单干倾向，遏止了单干风”，继而于1963年2月中旬开展了“普遍进行清账，清库、清工、清财”的“四清”工作。“四清”在检查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有，以及贪污盗窃行为，整顿干部作风，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上，有积极意义，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保定地委还总结了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干部检讨交待、查证清理、进行退赔、建立制度、巩固成果、检查检收等步骤方法。

毛泽东十分赞赏他们的经验。后来，他在1963年5月说：我“跑了11个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

在全国各地走了一圈后，毛泽东感到有必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督促和布置各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现在就要搞一个阶级斗争”：五反四清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1月15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看，这次会议的四项议题都是工作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四清五反。然而后来的会议，重点讨论的却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问题。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接连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批印会议讨论。在会上，他多次引用了这两个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以此敦促其他省市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各地敲警钟。

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12日在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2月25日，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2月28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又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打击疯狂向我们进攻的刮‘黑风’的恶风邪气，牛鬼蛇神。”毛泽东的这些话大家都很拥护，这时国际上的反修斗争正日益激烈，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的空气自然升温。

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不过，这时确定的“四清”、“五反”内容比较具体，对象比较明确，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城市“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大抵重点集中在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范畴，未涉及路线和政策分歧，但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四清”“五反”，这个思想已相当明确了。目的就是挖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也强调地指出：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指示规定，“五反”运动只在县（团）级上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根据中央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在今后开展“五反”运动。城市的运动尚为温和，叫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在农村开始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

毛泽东更关心农村“四清”，注意发现和推广各地的经验。3月23日批发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并亲拟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4月，毛泽东又开始外出巡视。4月8日，他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插话说：“我们的支部书记是否靠得住呀？有的也靠不住”。他很赞同河北省委蹲点调查研究的办法。上次（2月）他同林铁和刘子厚就说过：“要扎根串连，要贫雇农团结起来”。

4月9日，毛泽东到达山东，听取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汇报。他插话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

经过2月会议的发动，各地的阶级斗争的“敏感性”迅速增强，纷纷向中央写出报告，反映本地阶级斗争情况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做法。毛泽东首先发现了东北局宋任穷4月10日写来的报告。接着又发现河南省委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十分重视。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对周恩来说：“这几个文件值得注意”。不久，他又让彭真赶到上海，代中央起草转发这些文件的批语。5月2日，彭真起草了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语。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向各地提出要求：

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紧进行。

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毛泽东历来发动运动的办法是通过抓典型，推广局部的经验指导全局、推动运动。现在，他的思想发展得很快、全党又像1958年，有些跟不上了。例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和书记刘顺元听完2月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的讲话，都感觉到“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显然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社教了”。他们仍顾虑重重，认为搞得不好，很容易混淆两类矛盾，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回南京后，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出了他们的看法，常委们也都赞成搞稳妥一点。2月底，江苏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仍然规定全省农村社教要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方面，主要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坚持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培训骨干，进行正面教育；教育的内容要结合当地实际，完整地宣传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及各项有关规定。与当时中央批发的其他省的一些典型材料相比，江苏省委的这些要求被认为“对两条道路的斗争抓了，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高高举起”。后来，江渭清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这种求稳怕乱的思想不会是个别的。在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彭真就谈到：大家感到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的思想，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也表示，北戴河会议后，大家认识不一致，至少是认识深浅不同，所以大家要求每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

虽然跟不上，但大家都认真地在跟，这时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基层，要解决干部中的阴暗面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一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的形成

1963年5月，毛泽东到了杭州。在这里，他亲自主持做了两篇大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赫鲁晓夫发出一支林中响箭。一篇是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10条，后来把它称为“前十条”，再次显示出他的大手笔。邓小平和彭真协助毛泽东，分别具体组织前后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

5月2日以后，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制定农村社教的文件。部分省委书记也应召到会。

会前，彭真奉命已主持写出第一稿，5月2日各大区书记到后，彭真又同他们讨论修改了两次。毛泽东看后，觉得不够尖锐。没有提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

5月7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可以不要那么长，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他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他根据地方报来的材料，列举了农村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

5月8日，毛泽东连续批印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和原载《中南通讯》的河南、湖北、湖南的四个文件。他批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材料”。

在会上，他又讲了认识问题。批评说：“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五反”、“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5月9日，毛泽东又批了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并写下了很长的批语，他向全党发出严重的警告：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把问题提到如此尖锐的程度，向人们描述了如此一幅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情景，不由得不使人汗颜警怵。

陈伯达执笔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将文件再作修改。5月1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毛泽东关于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和他批示过的20件材料，作为文件的附件。

毛泽东看到大家的认识已被唤醒，便于5月11日晚发表讲话，着重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伤人过多，一定要搞试点。他说：“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

最后，他又回到主题。他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

周恩来5月10日才到杭州，他是为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处理情况来到杭州的。10日和11日，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对于“前10条”他只提出了一条建议，即把“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一改是为了把打击面限制在5%以内。

周恩来回到北京，根据毛泽东的委托，于5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对文件作了一些无关大旨的修改，20日下发全党。

“前10条”是毛泽东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0条题目如下：

（一）形势问题；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

（三）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

（五）依靠谁的问题；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八）“四清”问题；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其内容基本上是毛泽东的各次批语和讲话的汇集，许多段落是原文照搬。

为了证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正确，“前10条”列举了9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道会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文件引用湖南省委一个报告的话说：“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这里，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这个认识是经过了建国后13年的实践，特别是近3年的实践才得到的。就在“前10条”的前言中，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幕悲剧呢！

“前10条”还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如此，强调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即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开展“四清”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刘少奇没有参加5月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5月12日小型会议结束时，他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10条”文件，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八届十中全会时周恩来说“不要搞运动”、刘少奇说只用少数人对付“反动别动队”的想法不能实现了。四清五反运动逐渐发动起来，谁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在反修问题上的共同认识以及对克服官僚主义的共同关心，不能说刘、周、邓等人只是被动地跟，只不过对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会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一直把它看作一次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作了《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这个报告，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最为形象深刻地刻画官僚主义脸谱的一份珍贵文献，堪称奇文。可见他对官僚主义现象感受之深和痛恶之绝。只因篇幅过长，不能在此一一引述。周恩来指出：“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这“五关”。

企图约束过火行为的“后10条”

1963年初在各地逐步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大都比过去的运动来得稳当些。然而，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对敌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事实上，在运动搞得积极的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在年初就已发生乱打乱斗的现象。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一份严禁运动中打人的通知，其中附录了湖南常德地区、湖北麻城县发生乱斗、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的材料。

2月2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到湖南、河南农村搞“四清”太急的问题。周恩来说：“已向主席反映，主席说要试点，不能急。”3月15日，帅孟奇向中央写了一份湖南农村社教的报告。其中反映有些地方已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到2月底，全省已死人76人（王延春报告说有97人）。

杭州会议后，彭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视察，历时一个月。同样发现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的偏向。7月4日他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防止出偏差；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他主张除领导权被地富篡夺的、蜕化变质的，或情况混乱、领导无力的社队，应派工作队外，一般应基本依靠基层干部进行运动。“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有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作出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在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这些问题。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即（“后10条”）草案。

因为社教本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后10条”不能不与“前10条”相衔接。因此它不可能跳出阶级斗争的大的框框。

“后10条”高度评价“前10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强调开展农村社教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重大的作用”。规定运动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方针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是，起草这个文件的目的，是着眼于防“左”，规定具体政策界限，力求缩小打击面、约束过火斗争，减轻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团结“两个95%以上”做了许多政策规定。

关于团结95%以上的干部，文件认为，这是团结95%以上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帮助”，决不能包办代替。对基层干部要以教育为主，处分面要严格控制。

关于团结95%以上群众，强调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尤其讲到正确对待中农和上中农、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正确对待地富子女。文件特别讲到一般不重划阶级，不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工作。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上，邓小平向全体与会者宣布：“这个文件大体上比较好”。10月5日，报送毛泽东。

然而，“后10条”（草案）一出来，就听到有人说右了。其中某些地方高级领导人也这样议论，这对执笔起草者田家英形成了一种无形压力。这时田的处境困难。5月杭州会议，起草“前10条”，就没有通知田家英。以往这类工作少不了他。后来，田家英对“前10条”中的一段话：“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分也能遗传吗？”谁知这话被传出去了，很快受到批评。现在有人又说“后10条右了”，着实有些不安。

正在这时，从武汉传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宣讲前后两个“10条”的指示。田家英等看到这份指示，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表明毛泽东认可了“后10条”。时在10月下旬。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后10条”（草案），11月1日，刘少奇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后又由邓小平主持再作修改。11月4日，由田家英再赴上海，送交毛泽东。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

“后10条”能防止过火行为吗？面对澎湃而来的阶级斗争大潮，这些具体政策规定显得苍白无力。毛泽东赞同这些规定，但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阶级斗争搞彻底。5月杭州会议后，他多次讲到“三分之一”的领导权被篡夺的问题。许多地方领导人都赞同或者附和这种估计。

6月14日，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省委林铁谈话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富裕中农当权”……湖北同志说地主有心，我们无意，现在清醒了。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共领导人藏厚雄人时，说得更明确：“现在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

9月9日，毛泽东同新（西兰）共主席威廉斯谈话说：“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单靠中央和少数党委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上下夹攻”。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依靠队伍。在农村依靠比较穷的农民，在机关依靠多数工作人员，下层干部。

10月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巴卢库时说，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

按照这种估计，在农村，至少在三分之一的社队就不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依靠基层干部”的问题，而是发动群众夺回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11月15日，亲自代中央写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国宣讲“双10条”，12月14日，他又给林彪写信，要求在部队宣讲这两个文件，并且要求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

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和《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前一个指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他明确提出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至少需要三至四年完成。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级党委委员，除年老体弱者以外，一律要“充当宣读员，至少一至两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

从3月底到4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先后在邯郸、汉口、杭州等地，听取了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委，西北局和河北、河南一些地委领导的汇报。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宣讲两个文件。

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召集四清座谈会。他插话说：“我们有10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52年搞了一次，57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他用赞许的口气说：“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他批评城市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批评有人主张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毛泽东尖锐地说。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不搞阶级斗争的人看成一个派别。

4月2日，毛泽东来到汉口。他问王任重：“你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王任重答复：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都下去宣讲了，自己还未下去。毛泽东大为不快，尖锐批评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以没有病，也不是右派，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10条。”毛泽东反复强调：运动要搞深搞透，不要走过场。

毛泽东反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下去宣讲双10条，其主要用意不在帮助人们“掌握政策”，而在于唤醒全民的阶级斗争意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反修防修斗争中来。正因为如此，伴随“双10条”全民宣讲的，是更加猛烈的阶级斗争大潮的兴起。

周恩来顶住压力维护调整方针

1963年这一年，尽管阶级斗争越来越热，国民经济调整和工农业生产依然保持了正常秩序。毕竟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部门在正常运作，四清五反还在试点阶段，也没有搞到工人农民中间去。再者，八届十中全会，毛、刘、周、邓达成了一个共识：阶级斗争不要影响工作。毛泽东甚至说过：要把工作放在第一。刘少奇说，只用少数人去对付反动别动队，多数人抓工作。

然而，干扰不可能没有。事实上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国内外反修防修占据了。各级领导干部很大部分精力也都被吸引到这个方面来了。在1962年8月到1963年7月，将近一年左右时间里，是否需要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发生了摇摆。其原因不言自明：一则由于调整初见成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这使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问题基本解决。不必再花那么长时间调整了。二则由于批判了“黑暗风”，使党内抵触调整的意见得到了支持，而主张调整的意见受到了指责。代替陈云主持调整的周恩来首当其冲。

还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北戴河会议上大批“黑暗风”的情况传到城市工作会上，会议的空气立刻变了，不少人认为中央财经小组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对于中央决定的减人、压缩基建、企业“关停并转”三大措施阻力很大。许多地方和部门向中央讨价还价，纷纷要求少减人，少下马一些，少关停并转一些。态度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乘批“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人，特别是主持中财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有的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也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恩来，话说得十分难听。

周恩来派去听会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听到这些意见，愤愤不平，打电话给周恩来秘书许明，要求面见周。周把他们叫去、吴、田向周诉说城市工会会议上不正常空气，情绪激动，说着说着就流泪，不仅为总理鸣不平，更为中央决策落实不了而担心。“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吴冷西、田家英说。

周恩来一面安慰吴、田二人不要激动，一面严肃指出：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1000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说：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吴冷西回忆说：“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苦口婆心进行解释，他说：中央决定减人，下马、关停并转这三项措施，确是“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这些都是用人民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良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在党内空气迅速“左”转之时，周恩来的坚定态度，保住了既定的调整方针。1962年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共同签发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文件作出12条规定，贯彻调整方针。

一场大灾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然而，分歧依然存在。1963年1月18日，国家计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最近有过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于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得过高了一些，要求在1963年过多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地增加职工”。有些地方、部门、单位，放松了减人，甚至随便招收职工。1963年第一季度，工农业生产出现良好增长势头，财政结余10亿余。这就使从中央到地方部分人乐观情绪更加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各地将1963年当作“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年初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已拟定了从1963年起开始“三五”计划的初步方案，不过按周恩来的想法，整个“三五”计划五年都用于调整。

究竟是继续调整，还是开始新的“大跃进”？在6月1日至15日的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一些人认为“八字方针”不要再提了，另一些人坚持还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7月1日，李富春把分歧意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再用三年作为调整年份。

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中央的指示：“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指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现在不搞了。1963年、1964年、1965年调整三年，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

一段时间的决策摇摆被克服了。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人的头脑冷却下来了呢？是天灾。

1963年中国又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北涝南旱。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苏北、皖北和辽宁部分地区，突降暴雨，造成大涝；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则久旱无雨。农业收成损失严重。尤其是粮食产量的恢复眼见不会有大的起色，要恢复到1957年的3901亿斤的水平，估计还要两三年时间。依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认识，调整到位的主要标准是看粮食能否恢复到1957年水平。

旱涝灾荒，农业歉收，这倒给了决策者一贴清醒剂，分歧减少了。9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灾荒时说：国内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一种插曲，也是考验我们。形势好了一些，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脑筋热了，拿冷水洗一下好。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相当落后，相当贫穷，好转以后，要上去，还需要时间，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周恩来还讲到，再用三年调整，还有一个原因，即用这段时间还清欠苏联的外债。无债一身轻，到1966年开始“三五”计划。

继续调整的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后三年调整与前两年的侧重点不同。到1963年上半年，减人下放、基建下马和企业关停并转这三项“伤筋动骨”的措施基本完成。三年调整的重点转到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亏，成龙配套。8月6日薄一波说：“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在三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摆法。”

第十一章 反修迷误

1 论战升级 毛泽东意在壮大队伍

赫氏下台 周恩来赴苏谋和未果

一场关于“停止论战”的论战

毛泽东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赫鲁晓夫却有些招架不住了。他似乎感到长此对骂下去将会削弱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使他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因此，多次向中共建议停止公开论战，重开两党会谈和共产党国际会议。

1963年10月25日，中国党的“四评”文章发表后，赫鲁晓夫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他说：“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共产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声明。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对公开论战争论问题的范围越来越大，“感到严重的忧虑”，要求“停止发展下去”，“把分歧放一放”，还提出恢复中苏贸易、重新派遣专家、谈判中苏边界等问题。

历史是有趣的。1963年初，中共呼吁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时，赫鲁晓夫以目前召开会议可能引起分裂为由，拒绝了中共的建议。时过半年，赫鲁晓夫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又轮到中共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来函未予理睬。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组织扩大国际反修斗争，从更多的方面展开批判。196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把批判的内容，从政治理论方面，逐步扩展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要组织更多的党内外理论学术工作者和干部，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认为扩大反修斗争，有利于锻炼队伍、教育群众。为此，决定成立了由廖承志、周扬为正副组长的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成员有刘守一、孔原、赵毅敏、蒋南翔、刘少文、李一氓、张彦、冯铉、熊复、姚溱、于光远、孟用潜、乔冠华、宦乡、卢绪章、吴冷西、朱穆之、徐光霄、陈忠经等21人。并且决定建立苏联东欧、美国、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拉西美洲、国际关系，外国文学、国际行情、工人运动等一大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由中联部、外交部、中调部、中宣部、文化部、外贸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直接负责。各重点高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所和院系，以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全面开展反修斗争。

毛泽东不仅认为苏联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对欧洲的党的现领导也失去了信任。但他始终相信，修正主义者是少数，他们不会长久。他的目标是通过论战，使苏共和各国党内“马列主义者”的队伍壮大起来，并使更多的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

毛泽东从苏共、保共、匈共、捷共不断换人的现象中得鼓舞。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对外宾说：“苏共内部不稳定”，“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

爱德华说：“看来主席在反修斗争中是很愉快的，是不是？”毛泽东说：“是呀！没有别的办法嘛！”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停止论战的建议。他说：“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开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中共又连续发表了“六评”、“七评”。事实上，中共的论战文章的确吸引了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左派”，成为他们的理论来源。在这些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冠以“共产党（马列）”名称的小组织。这是赫鲁晓夫十分恼火的事情。

苏共并没有停止行动。举“停止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旗帜，对赫鲁晓夫来说，也只是一种策略。1963年底，苏共中央向党内基层传达的一份文件中，系统地批判了中共观点，并说：“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压制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在1964年2月4日中共发表“七评”之后，苏共放弃了调和的表象，2月12日，背着中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一封信。号召采取“集体措施”，对共实行“反击”，并且告知，苏共中央即将召开全会讨论中共的活动。此后分开阐明自己的观点。

2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了有600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央全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全会作了一份长篇报告，对中共领导进行了迄今最为全面的指责。其中尤其指控中共“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指责中共“企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全会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等于宣布苏共要恢复公开论战了。只是应罗马尼亚党的要求，苏斯洛夫的报告暂时未予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很快知道了这些情况。2月18日，彭真奉命召见驻华大使，口头通知契尔沃年科。2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揭露此事。并且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的活动、派列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作法”。

2月22日，苏共中央复信，承认有此一信，辩解说2月12日信所以不给中共，是因为中共一直没有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建议作出答复。

2月27日，中共中央复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2月29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信，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再次谈到在援助和贸易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损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事实。关于论战，复信指出，这是苏共二十二大挑起的，“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明确告诉对方：中共对苏共公开信的答复还没有完。

最后，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开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议。

（四）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苏共中央于1964年3月7日复信，说中共中央建议10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拖延时间”，表示不同意由17国党筹备国际会议，提出了由1960年会议的起草委员会26国党参加筹备的方案。苏共中央建议：（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议。（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6、7月召开。（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并以必须停止公开论战作为条件。这就是说，苏方坚持：先停止论战再举行会谈，中方坚持：只有达成了协议才停止论战。

罗马尼亚党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们一面劝阻苏共中央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一面要求中共停止公开论战。3月2日至11日，由总理毛雷尔率领的罗共代表团来到北京，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但收效甚微。中方坚持，只有在双边或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3月25日，罗共再作尝试，罗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给中、苏驻罗大使一个草案，建议由苏、中、罗各派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国际会议作准备。这个建议未得到响应。罗共自己也引起了赫鲁晓夫越来越大的不满，到后来苏罗两家也吵起来了。

3月31日，中共发表了“八评”，即《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赫鲁晓夫，集中批判了他的“总的错误”即和平过渡的理论。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中共放弃了在1957年和1960年出于策略考虑接受的“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的折中观点。文章批判赫鲁晓夫是“继承托洛茨基的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共“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3月底到4月上旬，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猛烈的回击。反诬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谴责中共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苏共中央决定发表了2月14日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给予回击。

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的被动而高兴。4月25日，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不无得意地说：“现在是我们在指挥赫鲁晓夫，叫他跳他就跳，叫他笑他就笑。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可以挑起来的。”他说赫鲁晓夫本来不想发表2月14日的决议和以苏斯洛夫名义作的报告，我们却要他发表，办法是发表“八评”。“这样就迫得他把那个决议和报告发表了。”

5月7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信中说：你们在2月背着我们向兄弟党发出反华信件，又在中央全会上决定“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之后，提出今年5月举行中苏会谈，以“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是十足的伪善。

关于中苏会谈时间，毛泽东在信中亲自加了一段：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年10月举行也太早了，以推迟到明年5月较为适宜，到时如果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

信中说：全世界各国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什么时候举行，要看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参加会议的党仍以17国的党为宜。不同意由17党扩大为26党的建议。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准备时间也许需要4、5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毛泽东在信中警告说：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一定要召集部分党开会，“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6月15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援引1957年莫斯科会议决议关于“委托苏联共产党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字，坚持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26党筹备会议。

中共给予的公开回答是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一周年，即7月14日，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战文章，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有对赫鲁晓夫盖棺论定的性质。

7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复信苏共中央，集中批驳了苏共中央援引1957年宣言自称有召集会议的权利的说法。按毛泽东的话说，要“驳（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复信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10多年没有国际会议，各国革命却胜利了。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开会呢？毛泽东在信中加了以下的话：苏共要召集的会议，“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他嘲笑苏共领导现在处在欲开不成、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窘境。他写道：“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毛泽东估计苏联开不成这个会，“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

然而赫鲁晓夫看来真要一意孤行了。

7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函中共中央，硬性下通知说：仍以26国党组成筹备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这些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党不派代表参加，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国际会议于1965年年中举行，这个党或那个党拒绝参加的话，也不拖延。苏共中央要中共中央报告参加26国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同时向其他25国党发出了邀请。这表明苏共决心不顾中共的阻挠，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了。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集分裂会议，声明决不参加非法的分裂会议。

两党的关系完全陷入了僵局。

这场关于停止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争论，表面看，分歧只在时间和程序问题上，赫鲁晓夫急不可耐，毛泽东有意推迟；赫鲁晓夫坚持先停战后开会，毛泽东坚持在双边和多边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停止论战；赫鲁晓夫坚持筹备会仍由原来26国党组成，毛泽东坚持筹备会只能由17国党参加；赫鲁晓夫坚持国际会议仍由81国党参加，毛泽东坚持应当包括“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印度、英国“共产党（马列）”]。其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的目标是要打乱赫鲁晓夫的章法，挫败他挟国际会议以自重的企图，剥夺他的国际会议的召集权。毛泽东认为时间对中共有利。事实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已毫无共同语言，硬要开会也只能是吵闹一场，走向最终分裂。

边界纷争增加了中苏论战的火药味

边界争端总是接壤国家之间关系的晴雨表，中苏关系也不例外。中苏边界长达7300多公里，在中苏友好的20世纪50年代，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国境线上，曾经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气氛，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及沙俄割让中国领土问题，也作为历史搁置不提。中苏边界勘定工作一直未作。然而，到了60年代，边界安宁不复存在。边境冲突频频发生。1960年8月22日和9月2日，中国曾向苏联建议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苏联未予响应。

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讲话，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他还以印度收回果阿为反证，讽刺中国。他说：“来自这些地区（指港澳）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1963年1月9日，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也批评中国容忍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存在，却鼓吹别人采取冒险政策。

为了回答赫鲁晓夫的挑逗，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文章中，提到了旧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9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文章质问：“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清算呢？”“这对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提到中俄不平等条约，本来只是为了回击赫鲁晓夫的反唇相讥，却触动了苏联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被认为这是中国在暗示：保留要求将来归还被沙皇占领领土的权利。

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双方商定，举行边界谈判。

1964年2月25日，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8月中止了。中方坚持苏方应当承认《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愿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里攫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人硬说中国对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只是目前不坚持这种要求而已。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无果而散。

7月10日，毛泽东的一番谈话，更使赫鲁晓夫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尔加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毛泽东还对苏联陈兵边境，有窥视我新疆之心表示了警惕。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到中苏不平等条约问题。讲话在日本见报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重大反响，有人认为中国要向苏联索回被占领土。苏联反应更加强烈，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日本报刊关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配有社论，称坚持中国的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结果”。

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议员谈话时说：“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还说：“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普遍误解。9月10日，毛泽东本人在同法国客人的谈话中，作出说明，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中国，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

10月间，毛泽东分别会见朝鲜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巴卢库时，再次提到这件事，他说：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毛泽东提出边界问题不是孤立的，这与他对苏联在边境上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强的警惕性密切相关。他对金日成、崔庸健、巴卢库等人说，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他说：“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对此“我们要准备”。至此，中苏两党论战出现了走上对抗的预兆。毛泽东此时作出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不只是对美，同时也有防苏的因素。既然毛泽东决心与苏共争论下去，他就不会不想到这最坏的一局棋。

赫鲁晓夫下台 周恩来赴苏谋和

反修大战战犹酣。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哪知才发了第九评，赫鲁晓夫突然被迫下台，论战失去了对手，“九评”由此成了定数。毛泽东后来若有所失地说：赫鲁晓夫下台“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70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胜地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1957年夏季帮助赫鲁晓夫挫败莫洛托夫“宫廷政变”的朋友们，今天自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决定是10月14日作出的。当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通报重要事情。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第一个听取了苏联的通报。契尔沃年科说：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伍修权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杨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10月16日，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天。这一天，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同一天，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两条震撼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同一天公之于世，这是一个巧合？还是刻意安排？

伍修权说：这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幕极其精彩的国际话剧。他说：“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

余湛的回忆则是另一种说法：“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意在向苏联显示实力。这当然纯属瞎猜。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总理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

无论是刻意“导演”，还是偶然巧合，丝毫不影响它们的戏剧效果和象征意义。赫氏下台，本来只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中国许多人都相信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原子弹爆发成功更使人们群情振奋。

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时虽然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及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摸底，毛泽东还是决定打出一张牌：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摸摸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新途径。

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信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杨发去贺电，并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时停止了论战，并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朱、周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11月6日，北京各界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1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在这之前双方还在对骂，这些姿态在国际上格外引人注目。

中共对苏共领导人更迭，采取什么态度？周恩来11月1日告诉全体国务委员：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看得出，这次行动的出发点是推动苏联新领导改弦更张，放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尽管没抱太大希望。当时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说，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撤职。要了解事件真相，惟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周恩来赴苏前，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转达了中共中央派团赴苏的意见，同时建议苏邀请12国党也派代表同赴苏，以便相互接触和沟通。周同时召见各有关国家驻华大使，告知此事。苏联很快发出了邀请，除阿尔巴尼亚外，越、罗、古、朝、保、匈、捷、波、蒙等11国积极响应并派团赴苏。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伍修权、刘晓、潘自力、齐冠华、姚溱、王力、余湛等一行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此处对中国代表团并不陌生，然而此次重来，见庭院依旧，却换了主人，大家不免有些感慨，余湛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恩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活动情况每晚向中央请示报告。

马利诺夫斯基酒后狂言：“把毛泽东搞下台”

周恩来改善中苏关系、推动苏联变化的愿望，却原来只是一厢情愿。苏方仅仅撤掉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思想和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其既定方针，相反还企图使中共改变方针。

苏共的意图很快由鲁莽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泄露了。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阅兵后的晚宴上，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恩来便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你胡说什么？”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随即转身拂袖而去。

马利诺夫斯基仍在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他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走向正在同崔可夫元帅谈话的贺龙副总理，对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当场顶回了他的挑衅，并报告了周恩来。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这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11月8日，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化复杂化了。

当天上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回拜中共代表团。稍事寒暄，周恩来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周要求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他不是主席团成员，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他们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坚持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列日涅夫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

中苏两党会谈还未开始，气氛已完全恶化。马利诺夫斯基的公然挑衅，不仅为中苏重修于好设置了极严重的障碍，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而且给中国政治带来了难以言明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不只是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狂言。在周恩来看来，中苏能否重修于好，就看苏共领导愿不愿向中共代表团透露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否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然而，从11月5日到达莫斯科，到11月9日正式会谈前，无论周恩来如何多方探询，苏方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

11月9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提出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

勃氏执意不谈赫氏下台的原因，周恩来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恩来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周恩来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

周恩来说：“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无论周恩来怎样劝说，勃列日涅夫都执意不改。周恩来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决不妥协也不讲任何道理。

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最后吐出真言，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周恩来不愧谈判高手，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逼出了苏联新领导的真言：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周恩来得出结论：“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

11月11日，在第二次会议中，周恩来正式表示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决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1月12日，最后一次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不出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

11月13日，周恩来率团回国。去机场送行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周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恩来问：区别何在？柯西金却又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代表团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感败兴。

哪知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导演了一场精彩话剧。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上年7月那盛大场面再度出现。毛泽东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为代表团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仍旧是欢呼声、锣鼓声，依旧是握手、献花、照相、绕场一周。只是主角由邓小平换了周恩来。

毛泽东这次举动包含更多的意义。他要向外界显示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对他本人的拥戴，表明苏共妄想赶他下台的图谋永不会得逞，也宣告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

中苏关系完全隔断了

改善中苏关系最后一次机会，两党领导人都没有抓住，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结怨更深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肯定地说，加深了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警觉，因为苏联不乏颠覆其他党的领导的历史纪录。

过去，赫鲁晓夫那光秃的脑袋总在毛泽东脑子里晃动，现在又多了一个勃列日涅夫。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斯诺说：“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1964年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社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笔墨官司重新开战。

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信件，说26个党中主张召集会议的有19个，这些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并通知会期推迟到1965年3月1日。

12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的通告》。

12月11日至16日，以古巴的罗德里格斯为首的9国党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接见他们并回答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

1965年2月，柯西金去越南民主共和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谈。柯西金希望中国党参加3月国际会议。

柯西金说：3月会议改为协商会晤，多边会谈，日期、名称、内容都变了，希望中国共产党参加。

周恩来说：3月会议是根据1964年7月30日一个党的命令决定于12月开的会议而推迟的，我们不参加。

毛泽东说：我们不参加3月会议，不停止争论，不停止支持左派。要停止，你们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我党的报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否则，要争论一万年。

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

毛泽东说：“那就减少一千年，剩九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不过，中国领导人不想把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引向国家关系的破裂。周恩来对柯西金说：国家关系应该发展，两国之间可做的事情还不少。他具体提出公开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5周年、发展贸易、进行文化合作、旅行、互派留学生、继续完成未完成项目等6项内容。柯西金表示赞同。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领导召开的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9个党，美国共产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拒绝参加的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与会各党担心从由全面决裂。苏共中央不得不将“起草委员会”会议改称为“协商会晤”。

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3月会议》的文章，批评它是一个制造分裂的会议，驳斥了会议对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不再承认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66的3月，苏共举行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不发贺电。从此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长达23年之久。

中苏两党的唇枪舌剑、笔墨官司不能不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更注重于诉诸实力政策，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不断增兵远东、驻兵蒙古，逼近中国。中苏边境日趋紧张，昔日盟友变成了敌国。到60年代末，两国的军事对峙使中苏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直到80年代末，两党两国才打破坚冰，重归于好。双方都为近30年间的对抗方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耽误了历史发展的机会。

30年后说当年

关于这场争论，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联的后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邓小平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字里行间透出对当年论战中的教条主义的反思。

比邓小平年轻27岁的戈尔巴乔夫可以对此置身事外。他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作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

邓小平接着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斗转星移、时移势异。以今天的眼光观之，60年代中苏两党那场视同水火的争论，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内容，是反对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至于那些意识形态的你是我非，按邓小平的说法，不过是双方说了一大堆空话。

然而，历史没有空白。今天视之为“空话”的那些东西，恰恰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执著认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由于一国国内政局和内外政策的变动都会涉及他国，由于当时人们还没有学会用多样化的观点对待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因而，形成了一个中心、一种战略、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中苏双方都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原有国际共运的组织理念，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各自都想使自己的战略策略变成国际共运的总路线，规范各党的行动。联盟越是强求一致，就越易于走向瓦解。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粘合剂，反而成了腐蚀剂。任何分歧一旦变成“主义”之争，就无法弥合了。

苏共领导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有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曾经不断地干涉过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中共的方针政策，这在毛泽东和中共党内产生了强烈屈辱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妥协态度和咄咄逼人的攻势，与这种历史情结有关。然而，到后来，中共也对其他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东欧国家刚刚露出来的改革趋向，对于西欧共产党寻求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视之为“修正主义”。直到1978年，中共才为南斯拉夫“平了反”。随后全面恢复了与意共法共等“修正主义”党的关系。1980年，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

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

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原则。

从中方来说，当年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政策的批判，影响所及，恐怕主要的不在国际方面，而在国内方面。

假如读者有充分的耐性，详细地对比阅读中苏双方论战的主要观点，不会是一件无益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是要强调一点。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党方面在理论观点上的最重大失误，是错误地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三评”文章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对南斯拉夫在斯大林高压下，于1948年后采取的一些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经济措施，如借了数亿美元的外债，解散了许多强办的农业合作社，工厂实行工人自治，城市中有相当大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宪法允许有少量雇工等，都视作证据，批判说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所致。认为南斯拉夫有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和平演变过程是：“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九评”文章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认为在苏联，不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还相当有力量，“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国际上怎样“反修”，国内就怎样“防修”。自己制造出来的批判修正主义的这把“风月宝鉴”，反照中国社会，似乎同样存在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弥漫起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已在“九评”中形成。中苏大论战把中国党引向了反修防修的迷雾之中而难以自已。

2 主席紧弦 警惕中央出赫鲁晓夫

少奇挂帅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一个扎根串连的典型和两个夺权的样板

1963年秋冬，各地开始组织大批工作队，下农村展开第二批“四清”试点。

伴随双10条的全民宣讲，运动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过火斗争有增无减，自杀事件屡有发生。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省在这年秋冬，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这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上上下下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运动搞彻底，而不是运动中的偏差。

基于严重的“敌情”估计和社教运动要依靠贫、下中农的规定，四清工作队便搞起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神秘化做法。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唐山专区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试点。化名董朴。

临行前，她请示刘少奇，应注意点什么。刘说：“要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然而，说不带框框，“双10条”对形势的估计就是框框。1980年王光美回顾说：当时“我是真心真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

桃园大队本来是个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好，征购任务完成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自认为没什么问题。“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但工作队不信这些。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在搞复辟的敌人手里的考虑，进村便搞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来，把民主革命时期开辟新区的做法搬用过来，开始了背靠背揭发斗争。

其实“扎根串连”的做法，并非始自“四清”运动。最早出现于1960年和1961年。

1961年初，广东省坦州整社工作团总结他们的中山县坦州公社进行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说：“怎样才能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坦州的经验证明，必须采取扎根串连的办法，首先组织起一个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组织起来’。工作团进村以后，经过短短的几天的工作，立即证明了扎根串连是深入发动群众的唯一办法，不管是三类队，还是一、二类队都必须如此。”

对于坦州工作团总结的经验，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都曾给予肯定，说这是“一个指导文件”，要求各地“斟酌仿照办理”。

1963年2月，毛泽东要发动“四清”运动时，便对林铁、刘子厚说：“你们有多少三类队？要扎根串连，要贫雇农团结起来。”

桃园工作队就沿用了这个做法。经过扎根串连，背靠背发动，终于发现了支部书记吴臣搞小买卖、跑单帮、吃喝赌博、打骂群众等问题，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挖出了几个“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大案”来，并且查出漏划地主5户，富农2户。随后又顺藤摸瓜，追查吴臣在县、区、乡的支持者。挖出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副区长苏长吉，挖出了县委办公室一个主任，县人委办公室一个副主任，县水利科的一位科长。

由此得出结论：四不清即有下面的根子（地主富农），还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上面的根子要不要追查？问题提了出来。

王光美春节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赞同她的分析，他说：“根子在上面。”

刘少奇也非常重视王光美反映的情况。1964年春节期间，他同王光美谈话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边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有根子”，“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或者反革命势力复辟了，就是因为这些干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他强调地说：“可以挖上面的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

工作队的做法引起了吴臣等挨整干部的强烈反弹，这进一步证明了“阶级斗争”何等的激烈。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给王光美写信，得出结论：“吴臣的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的成果。”“宗派活动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吴臣领导的桃园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

一个贫农书记领导的一类生产队，何以变成了一个“复辟”的典型呢？

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和干群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问题。记得陈云说过：我们的基层干部就像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很多（大意如此）。如果俯下身去找蚂蚁，遍地都是蚂蚁。教育和整顿都是必要的，但能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吗？至于把由于过火斗争激化的矛盾，又当作“反革命”，当作“复辟”，这就使认识步入了自我论证的恶性循环。阶级斗争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运动迅速地向“左”转。各地不断地发现“复辟”的典型，报上来展开夺权斗争的经验。

天津小站，那是一个生产津门贡米的地方。

小站的社教运动自1964年1月开始。3月起，市委抽调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派出十余人去帮助工作，周扬在一个村蹲点，陈伯达在小站蹲点。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工作队发出疑问：“这里是我们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于是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终于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经过一番斗争，在这里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为首的一个是原水稻专家，一个女劳动模范，一个是小站镇的总支书记）。

这种夺权斗争也在城市出现。震动最大的是甘肃白银厂的夺权斗争。

白银厂，即白银有色金属公司，50年代开始兴建，1962年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是一个有11000多人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基地。

白银厂的问题在运动开始前就反映出来了，据薄一波回忆：“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致造成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

在接到甘肃省委的报告后，1963年2月20日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与冶金部、中组部、西北局、甘肃省委有关领导会商，决定由高杨文（冶金部副部长）带领20人的强有力的工作组，迅速进驻白银厂整顿处理。

2月25日，薄一波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请示中认为白银公司“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月7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3月，高扬文率领由冶金部和甘肃省派出的工作组。其规模不是20人，而是50多人。进厂伊始，就“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展于夺权斗争。一名原党委书记，一名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及其他一些人，分别受到党内处分，有的被判了刑。这一案子，还与“高岗手下的红人”、原省领导人张仲良相联系，成为当时轰动全党的大案。

1966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个公司“被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使无产阶级的国营企业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说这里“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

6月23日，中共中央把这份报告批转全党。中共中央的批语说：

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罢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同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分不开的。

白银有色属公司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了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这里再一次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铁打的。如果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

15年后，小站事件和白银厂事件都给予了平反。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关于“白银厂事件”的复查报告说：这是一起重大的冤案。夺权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结论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许多的罪名颠倒了黑白。天津市委复查结果，小站的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也纯属子虚乌有，给予彻底平反。

今天看，说这些单位当年完全没有问题，也难以使人相信，但当作“复辟”的典型，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在1964年，这两个夺权的样板经验的推广，不但加重了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且使全党造成了风声鹤唳的气氛。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证明了自己提出的理论，又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上层

毛泽东发动四清五反运动，是为了从基层做起，挖掉修根、清除所谓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在他心目中，修正主义归根结底发生在上层，发生在中央。如小站、白银厂，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固然会引起他的警觉，但他真正关注的是，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毛泽东一方面督促自己的干部下去搞运动，一方面同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到1962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批评越来越严厉。

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夫人，谈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

威尔科克斯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还需要有反对派？”

毛说：“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动派。”

威说：“我现在的确越来越年轻。”威夫人看来是毛泽东的理论的信奉者。她为毛泽东的谈话而兴奋。

毛说：“我也是这样。现在很高兴。前几年不那么高兴，这有一个过程，一斗就高兴了。”

紧接着，他谈到国内。

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也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主张“三自一包”。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毛泽东还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毛泽东在这里点名批评的有王稼祥、邓子恢，实际上还有一个部长，就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王、邓的问题已经谈过，那么李维汉又是什么问题呢？

李维汉这位建党时期的老党员，建国以后一直掌管着中央统战部，同民主党派和资本家们打交道，肩负着对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责任。既然是改造，总得要见成效。于是，从1956年起，李维汉研究统战工作理论政策，提出了一个“五社一短”的改造目标：即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变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的宗教，并且在短期内消灭资产阶级。无论怎样，提出这个目标表现出李维汉的进取意识。

李维汉的这些思想在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得到体现。然而，八届十中全会后，很快受到批评。从1962年10开始，在统战部内开了40多次批判会，历时半年多。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

1964年2月金日成到中国来，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也有过分裂主义者吗？”毛泽东问。

金日成说：“我们也有过。”

毛泽东接着说：“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又说：“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

毛泽东继续说：“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所以，要有意识的保持对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鲁晓夫一样，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现在仍然保持原有职务。但是王明不同。这种政策将来可能危害我们，也可能危害你们。”

说到这里，毛泽东道出了他最深层的担心。他说：“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毛泽东问金日成。

金日成答道：“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泽东说：“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号召其他共产党起来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可见毛泽东对中国的前途何等的担心！不过，他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军。他说：“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不解地问：“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毛泽东回答说：“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青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以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3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等人谈话，也讲了中国党内的问题。

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觉得言犹未尽。4月8日给秘书林克写信说：“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在（再）问明白为要。”

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再次同袴田里见等作了一次交谈，话题仍然是国内外反修防修问题，重点却在国内。他说：“就在那年（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毛泽东接着说：“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10几个是修正主义者。”

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可以感觉到，他不仅认为在国内要防修，而且认为事实上存在修正主义，它主要不在基层，而在领导层，甚至在中央。他说，中国可以一分为二，中央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也不太平。那么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呢？从他对1962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措施的耿耿于怀中，从他号召外国党起来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的谈话中，很容易感到，他心目中的对立面，绝对不仅仅停留在中央委员和省部一级。仅仅一个统战部、一个农村工作部、一个中联部能出赫鲁晓夫吗？能有杀头的危险吗？由此，我们知道，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一盘棋。毛泽东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停止论战的建议，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论战在国内外动员群众，壮大力量。

4月2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澳共（马列）主席希尔时说：“过去，我们的干部、党员和人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公开争论开展以后，大家才知道有两种共产主义，有两种共产党。”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省要顶住”

问题终于提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与会者的发言就与“后10条”的精神大不一样，会上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白银厂夺权的报告，介绍了天津小站夺权情况。不少人提出了许多极左建议，有的提出要在农村社教中“搬石头”，要在城市“五反”中划阶级等等。

6月2日，刘少奇讲话，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了，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他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所以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干部、依靠基层组织。”

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已经够严重的了，他显然受到桃园大队社教经验的影响。

然而，更令人震动的是，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法局委员和各大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6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反修报告，阐述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又作了大篇插话。

刘少奇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同志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吗？我们国家，我看三分之一或者还少一点，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

刘说：“列宁的故乡出了修正主义，才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毛插话：“有了修正主义，才有列宁主义万岁。可能出修正主义，准备出，不注意一定出，如果注意了可能不出，也可能出。出了怎么办？要想一想。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脱离群众，无非是闹几年，几十年，还要垮，又走向反面。”

刘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

康生插话：“这是一条规律。社会主义国家不注意要出修正主义，注意也要出修正主义，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掌握领导。”

刘少奇说：“反修斗争材料，正反两面的东西都要印给党内看看，如彭德怀、习仲勋写的东西，小说《刘志丹》、吴自立的《平江革命斗争史》。”

毛说：“要把蒋介石选集印出来，看他是怎样骂我们的。”

毛说：“我看中国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们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

刘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搞修正主义，统一很难。搞起来，各省会独立。”

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他说：“要把这个意思向各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

刘少奇紧跟着附和了一句：“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

刘少奇再次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四不清”不只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阶级。”

他说：“坏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占据了我们的要害部门，当了权，也不得了。”

毛泽东还说：“例如冶金部是否划？中央各部门是否也要划，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

彭真说：“要集中整官僚主义。”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是滋长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会后，中央下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了对过去划错了阶级成分都应该认真审查并改正过来。关于城市划阶级问题，要在各大区进行试点。

大家都在讲出修正主义，但是我们发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刘少奇指证的“修正主义”、“和平演变”主要还是指蜕化变质分子，周恩来更加明确指官僚主义。他们很少谈到路线之争，尤其不谈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讲修正主义当然也包含干部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种种阴暗面，但在他心目中，更主要的是路线之争，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和“五社一短”之类。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而且要出在中央，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组成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谁是出卖耶稣的人呢？“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问题一提出，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都不可能不紧张起来。

会议期间，贺龙元帅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林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

毛泽东要视察军事表演。贺龙、罗瑞卿紧张忙碌。

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偕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润涛、杨尚昆、肖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阵营浩大，云集西郊射击场。两个主席兴趣盎然地观看了表演。

6月16日，毛泽东又把原班人马带上十三陵水库。他首先在大坝边的小楼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所有人员，作了关于培养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再次发出号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还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这再次表明，在北京与地方之间，他更信任地方大员，寄希望于地方组织。

在使大家紧张起来以后，毛泽东需要轻松一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下午3时40分，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罗瑞卿、杨勇以及体育学院许多男女学生陪同下双双下水库游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也陪同游泳。她们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她们来的。江青不会游泳，只得在岸边眼见这男男女女簇拥着毛泽东。

毛泽东一到水中，又进入了他海阔天空的自由世界，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或侧泳、或仰泳、或仰卧水面，一动不动，任水载浮。这一场景被制成纪录片，很快在全国上映，人们看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虽年逾古稀，却能畅游水库，挑战自然，随心所欲。无不为之激动。

毛泽东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有它的政治意义。

刘少奇外出一路大发脾气

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指导全国的运动。

不知是真的感到形势严峻，还是竭力跟上毛泽东的思路。五六月会后，刘少奇的思想进一步“左”转。

6月底到7月，刘少奇外出视察。先到天津，再到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这次外出，除了解运动情况外，就是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刘少奇在天津、济南、南京等地先后都召集了军队系统干部座谈会，了解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这或许是为了落实五月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思想。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过问军队的事本是极正常的。然而，党内历来有严格分工，过去除了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很少单独召见军队干部会议。因此，这次原本正常的活动就显得抢眼。

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

刘少奇从天津到济南时，华东局就派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就用电话给江渭清和江苏省委打招呼。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江渭清要有思想准备，在刘少奇到南京后“注意”。

7月14日，刘少奇到了南京。他不住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临时搭了个铺。当天下午，江渭清和李士英、彭冲等省委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刘少奇亲临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分别于7月15日和17日作了两个下午的讲话。刘少奇讲话，有些是谈工作问题，如阐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培养接班人，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干部等。但讲话的中心是阐述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几次讲话中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归结起来，集中在三个估计上：

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领导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对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

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刘少奇在讲话中向大家透风，“后十条”要修改。他反复强调只有团结95%群众，才能团结95%干部。他指出：“四清”不只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

他再次强调，要“追根子”，认为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干部浮在上面，不蹲点，他反复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级领导都要蹲点。有了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是他从天津到济南、合肥一路反复强调的。这几个省市领导听到批评，没当面表示异议。然而到了江苏，江渭清却与刘少奇发生了“顶撞”。

刘少奇讲话后，江渭清对刘少奇讲：“说社教都没搞好，江苏不是这个情况。”

刘少奇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

江说：江苏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说：你这是没有下去，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

江说：我经常下去，对情况还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打断了江的话。转而问江：你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报告？

原来，王光美先期到了南京，在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江渭清竟没有到会。江渭清想，可能刘少奇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不重视。

江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说：不盲目执行。

刘没有作声。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江渭清偕夫人去看望刘少奇和王光美。刘与江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

江执意坚持。刘发了脾气。

7月25日，刘少奇回到北京。他感到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向毛泽东汇报。毛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于是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作社教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后来他说，这个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

集中力量在基层打歼灭战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10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亲自主持。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当天，刘少奇又离开北京。经武汉、长沙抵达广州。这次南下，除了具体督促各地社教外，主要任务是修改“后10条”。因此，刘少奇要田家英同他一道南下。

田感到非常为难，他本不赞成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和“扎根串连”、“搬石头”等左的做法，但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只能勉为其难。

临行前，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请求指示。毛交代两条：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机上，田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

到达广州，刘少奇亲自主持修改“后10条”，加进了一些十分尖锐的内容和语言。在做法上，与毛泽东对田家英讲的意见相反，刘少奇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8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信中说：“各个县分别搞时，一是缺少办法，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因此，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组织工作队有一万至几万人。他说：“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

8月18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的信说：“少奇同志：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意（议），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毛泽东本不赞成这样搞，何以作这样的批复呢？

两天之后，8月20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市委书记谈话，李雪峰等人不赞成这样部署。他们说：每个县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河北141个县，按这个进度，五年才能搞一半，时间搞得很久。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信我已经批了，中央同志讨论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毛泽东还谈到，据说有的人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保留。

所谓“王光美的报告”，即是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人们简称作“桃园经验”。

据王光美1980年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10条”（草案）。”

于是王光美在河北省讲了以后，又到其他省市作报告。

刘少奇似乎对“桃园经验”特别的珍爱。8月19日，即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谈话的头一天，刘少奇从广州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中央批转王光美的报告。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

刘少奇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批语。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同一天，刘少奇将“后10条”修改稿让田家英带回北京，并致信毛泽东和中央，建议先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

随后，刘少奇离开广州，去了南宁和昆明，8月26日回京。

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信，搁置了一星期。

8月27日，即刘回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刘少奇两封信所提之事作了批示。关于“后10条”修正草案，毛没有同意立即下发省地县，而只批示“此件请印发各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作修改。”

至于王光美的报告，毛泽东批道：“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并“请小平同志办”。

这时，中央正在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有各大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第一书记参加。讨论“后10条”修正草案和社教部署，刘少奇主持了会议。

刘少奇说：“这次运动要上下左右一道解决，所有根子都要挖出来，所以要彻底革命，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

刘提到“反右倾”。他说：“这次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什么问题？本质是什么？他又说：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阻碍相当大。”

刘少奇的批评是针对江渭清的，又不仅仅是针对一人。他特别提到在南京时听到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对“四清”骨干“打击报告”，“反攻倒算”的情况。

7月29日，王光美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刘少奇之所以在这个会上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是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就在此时，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问江：“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问题严重了。江渭清回答说，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文件，待我请省委查一查。正在北京开会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连打三个电话给江渭清，要江非作检讨不可。后来，江渭清让省委办公厅做了一个检查。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查了错误。9月30日，刘少奇写了一封《给江渭清同志的信》，严厉批评各地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封信经毛泽东同意，印发全党，成为“四清”运动中的一份影响颇大的文件。江渭清“顶撞”刘少奇，成为四清运动中上层的一段公案。

“后10条”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再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9月18日由刘少奇签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这个修正草案，后称“后10条”修正草案，以区别于1963年11月下发的草案。

“后10条”修正草案，对原草案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一是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衡量社教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六条主要标准；

二是规定领导人员必须亲自蹲点；

三是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

四是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基础；

五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

六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补课工作”；

七是整个运动，大体分两个阶段，分别解决四不清和敌我问题，组织建设问题。

这七点中，第五点是最重要的变化。这样一来，所有进行社教运动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取而代之。

在“后10条”修正草案下发前后，刘少奇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剧了运动向“左”转。

9月1日，以中央名义转发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向全党推广扎根串连的做法。

10月12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提出对已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

10月24日，刘少奇又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由陈伯达亲自搞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的，可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

11月1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规定凡工作团集中进行运动的地方，当地县委和县人委即由工作团领导。

在这些文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经验”。

这些文件倾盆大雨下去后，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一些在校大学生和一直视为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这次当了一回革别人命的人。

要了解1964年9月10日后工作团的声势，看看江渭清的回忆。他说：

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必须组织强大的工作队。全省组织一支六万人左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和一支二万人左右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以后随运动的深入发展，逐步壮大这支队伍。要求机关干部除老弱病残和其他不适宜参加工作队的人员以外，区以上机关按三分之一、公社按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按10%~15%的比例抽调。另外，选拔一批优秀的农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回乡职工以及城市企事业工人和不脱产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要以开展运动的县、市为单位建立团部，由所在地区的地委书记担任团长。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协助省委掌握运动情况，研究有关政策，处理日常工作。

动乱的前奏曲已经奏响

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大兵团压境，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发现，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基层干部大多数都是敌对阶级分子。许多地方开展了夺权斗争。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基层干部们，惶惶然如热锅里的蚂蚁。其中不少人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山东省曲阜县东郊大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支部书记郭守明是全省著名劳模，在他领导下，大队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生活大有提高，然而工作队进村，不问青红皂白，发动群众整干部，将全大队干部隔离审查，郭守明全家被斗。

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队认为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47%，其中认定为地富反坏的占21%，蜕化变质的占26%。

许多地方发生打人、捆人现象，自杀、逃跑事件频频发生。北京郊区通县，2万多工作队员进县，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70多起，死50多人。

贵州省委认为全省一半以上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划阶级，甚至审查社员成分，清冼混入的敌人。

点上的“左”倾很快影响到面上的“四清”。山东烟台地委提出干部退赔指标。乳山县连开18天三级干部会，限3天退完。县委动员说：“如果不立即退赔，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顶帽子，哪一顶给你戴。”不少干部怕戴帽子，只好卖掉口粮、房子、衣服、被褥来退赔。

山东菏泽专区成武县，有些单位以“参观”的名义串到干部家搜查，有的连身上穿的棉裤也被迫脱下退赔，只剩下一条单裤；有的全部家当都上交了，床上只剩下一片席。

这种风很快蔓延到城市社教运动。上海市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的工作队，有的单位发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经济搜查现象，甚至使用录音诱供、监视侦查等方法。[1]

这还是通过不同渠道反映上来的情况。实际情况甚至比这还严重。让我们跟随一名亲历者的回忆，去感受一下“四清”运动那颠乾倒坤的火热情景。

他叫杨克现，新华社年轻记者，类属知识分子。几经争取，成为一名社教工作队员，下到陕西长安县。在当年，这是何等的荣光。在一般基层干部看来，“四清”工作队员又是何等威风！

他本是怀着知识分子净化自己灵魂的心情来参加社教的。据长辈说知识分子只有到基层去，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才能得到脱骨换胎的改造。但报名那天，社教总团办公室负责人见他来自新华社，便以革命需要为由，强留他在总团机关筹办《长安社教报》。

杨克现回忆说：

进入社队阵地前，我们报社的编辑和“四清”工作队员们一起，全都去聆听了有关长安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以提高斗志。作报告的是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长安社教工作总团张国声副团长，报告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长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强调说，整个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长安县更不彻底，漏划了大量地主与富农，贫下中农“尚未彻底翻身”；又说，长安曾经是胡宗南和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大本营，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少，他们混入革命队伍，还在残害贫下中农；又说，长安县靠近西安大城市，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勾结一起，正在向社会主义农村猖狂进攻。听了他的报告，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安县满眼都是敌情，贫下中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队员说：“听了张书记的报告，好似大家要去解放西藏一样。”

敌情描述得如此严重，张书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右”。

《长安社教报》虽是总团机关报，总团又直属西北局领导，据说中央书记处、中共西北局都有领导在长安蹲点，但都隐姓埋名，地点保密，不准采访。这样，《长安社教报》处于关门办报的状态。每期稿件，几乎全是工作总团团长李登赢的批件，和工作总团办公室筛选出来的报告，无一不在说明，长安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料的更为严重。

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当推总团团长批来的、王曲分团团长、宝鸡地委书记张方海同志的文章。文章认为，工作队进村后，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结果，发现整个王曲的基层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敌对阶级分子，或是漏划的地富，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兼而有之。这些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勾结在一起，专了贫下中农的政，贫下中农怎么能够翻身！

王曲离县城不远，是著名作家柳青一直体验生活的地方。他在那里写出力作《创业史》，向人们展现了王曲轰轰烈烈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场景。怎么现在基层干部全部都成了敌对分子呢？柳青《创业史》中带领农民奔集体化的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也挨了斗。

杨克现找到王曲“四清”工作队长，宝鸡地区的一位县委书记。王说明来意，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分团长不是说，你们王曲分团所在这一带地方，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都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吗！？”

工作队长先是一愣，稍一镇定，便下炕去关了房门，生怕被人偷听去似的压低了声音：

“百分之七八十的敌我矛盾！？”

沉默了片刻。“说实话，够上敌我矛盾的，恐怕连百分之三四十也没有！”

杨克现也是一愣。忽然觉得这竟是此行的重要发现：上下级之间，对形势的数量估计，相差一倍。况且，谁敢担保，这百分之三四十的数量分析合乎实际吗？

“那你为什么不向社教总团反映？”

“唉，这种时候，谁敢？”

县委书记声音变得更小了，甚至有点悲惨，愁锁眉尖。他说，他参加过多次运动，知道阶级斗争到党内就是路线斗争。一个人不能白白地作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长安农村敌情严重得无以复加。如何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西北局领导秘密蹲点的细柳分团创造了一个新经验叫“小战斗”。

“小战斗”就是对“四不清干部”先不开大的斗争会，而是要他们按照工作队的指挥行动，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培养反面教员，以训练积极分子。

杨克现回忆说：

右，右倾机会主义，要知道，多少年来这都是一个可怕的词儿，大家都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避着它。自从批斗“四不清坏干部”的“小战斗”打响以后，总团一个个“小战斗”都打得“十分漂亮”，“战果辉煌”。奇怪的是，工作总团几乎每天都接到“四不清”干部自杀的报告。不到3个月，自杀人数竟超过了500人，有人背后说，这是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纪录。

自杀，是不能登我们的《长安社教报》的。自杀，按作家的说法，这是一个人丝毫看不到生的希望的悲剧。但我们总团的领导不是作家，他们一直在大抓阶级斗争，并且坚决认为，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自杀正是长安县“四不清”干部顽固对抗社教运动、阶级斗争严重尖锐的具体表现。因此要求每个工作队碰到这种问题，都必须就地批判消毒，以重振工作队的威力。此时此刻，纵使有怜惜自杀者的队员，若不是噤若寒蝉，也许都在加强学习后，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雅致和温良恭俭让而“弄通了思想”，调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一段咒语，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

对敌斗争，争先恐后。斗争对象一旦被视为敌对阶级，决不能发怜悯恻隐之心。甚而为红色恐怖而亢奋。大家宁“左”勿右，对“右”，避之如瘟疫；对“左”，趋之若鸥鹜。这也难怪。“左”：为国为民，忠心可嘉，即使过界，追究起来也只是方法问题。“右”就不同了，轻则立场不稳定、旗帜不鲜明，重则将被归入异类。稍有不慎，就会乾坤颠倒，革别人命的人忽然变成被革命的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每一顶帽子戴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的恐怖，有领导的动乱。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1964年的刘少奇，何以如此偏激？想起他1960年亲自过问为写“反标”的湖南妇女平反，他1961年回乡为基层干部说公道话，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混淆敌我的“错误的过火斗争”的严厉批评，他在1962年上半年对民主和法制的呼唤，时间只不过过了两年，他对形势的判断，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变化何其大也，简直判若两人。有一位老人说过，假如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就好了。此言说得太深刻。如果社教运动按照1964年下半年的办法搞下去，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和重来。

3 两个批示 知识界又遇厄运

文化批判 大动乱初露端倪

江青批鬼戏　打响文化批判第一炮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国内的“反修”斗争，首先注重的是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文化领域的警惕性。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巡视各地，来到上海，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就提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毛泽东对戏剧界的不满，由来已久。毛泽东历来认为，历史由劳动人民创造，他们应是历史主角，但在旧戏中，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因而，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有意改造旧戏。然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戏剧最具程式化，改造谈何容易。1961年以后，由于文艺政策的放宽，传统剧目的上演多了起来。其中也有一些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问题并不难解决。然而，当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他就把这些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他对柯庆施等人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

毛泽东得到的文化界首先是戏剧界的信息，许多是由江青提供的。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以蓝苹名。后被捕，写了悔过书，出狱，为蒋介石寿诞做过演出。时值青春少女，本不足怪。1937年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凭借青春丽质，并经康生（诸城同乡，江青母亲曾在康生家当过佣人，因而相识）撮合，1938年秋与毛泽东结婚，时年24岁。鉴于江青历史不清，一些中央领导人不同意这桩婚事，后对江青约法三章，其中有不得参与党政工作，不得抛头露面，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江青照此办理，隐忍不出，一过20年。挂名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艺术局顾问。平日为毛泽东收集整理些资料。

江青曾写诗一首，表露心迹：

江上有奇峰，

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嗜好表演的秉性，由特殊身份激发起来的政治欲望，怎耐得这等寂寞。“文革”中江青愤愤地说：“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

更使他妒火中烧的是，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份，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接待外宾的场合，照片显赫登在报上。她当了近十年“第一夫人”，却从未与毛泽东同时公开亮相。江青大为不快。1962年9月，终于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参加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这“偶尔露峥嵘”，发出了一个重要讯号：江青不甘于“约法三章”的约束，将从幕后走向前台了。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毛主席做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江青虽“研究一点国际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她没有发言权。然而在文艺方面，她在上海演过京剧，有点老本。她的眼睛首先盯着戏剧界，并不奇怪。干什么？发现敌情，“回去报告”。她自称是“一个流动的哨兵”，这比喻，再恰当不过。

江青的出山是得到毛泽东允许的。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据“文革”中红卫兵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60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1300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1300多个京剧剧目，有夸大之词。说她完全为了“审查”而看戏也不可信。至少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她在北京看戏，在杭州看戏，大都为了消遣，进行“文化疗法”。1962年上半年，江青在杭州养病，康生陪伴她，一连看了两个月的旧戏，包括未加整理的解放后一直禁演的旧戏。

然而，江青不仅有特殊身份，而且有特殊的政治嗅觉。1962年7月6日，她观看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发现有“严重政治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要批判。当时毛泽东没有在意。

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文化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以为然，不知此话来历。不久，江青又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向他们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依然是无动于衷。这次他们太不敏感。江青的话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界的不满。江青决心拿昆曲《李慧娘》做突破口。昆曲《李慧娘》，是老剧作家孟超由《红梅记》改编而成的，描写南宋一个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一日与其妾（良家妇女，逼迫为妾）李慧娘游西湖！偶见一少年，当面怒斥贾似道。李慧娘不禁发出两声“美哉！少年”“壮哉！少年”的感叹，心的所系，就被贾似道推入湖中，含冤而死。李慧娘冤魂不散，变成鬼，用头撞死贾似道。

1961年夏，昆曲《李慧娘》在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颇受好评，也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孟超的好友，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观看此剧后，写了一篇剧评：《有鬼无害论》，登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署名“繁星”。其意思是说：《李慧娘》中写了鬼，但是个好鬼，有鬼无害。

江青先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部长们对她的意见未予置理。康生知道了，立即支持江青。

康生对旧戏其实十分迷恋。“大跃进”失败，灾害降临，他突然转移兴趣，到处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其中许多是禁演的。如《花田八错》、《辛安驿》、《十八址》、《宝瞻送酒》、《柴市节》、《战绵竹》、《八阳》等。演员心有余悸，他跑到后台，给演员打气：“你放手演，出了问题算我的。”1961年3月22日，康生还到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号召“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在北京、上海先后上演了一批未整理剧目。

康生对昆曲《李慧娘》也特别热心。剧作者孟超是康生同乡，改编过程中多次征询康生意见。康生发话：“《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间，康生亲自将叠句“美哉！少年”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正式公演后，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然而，康生的是非标准完全由政治风向决定。当听到毛泽东对戏剧不满，听到江青要批《李慧娘》后，康生立即翻脸，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狠狠地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江青的话可以不听，康生乃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不能不执行。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织名义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的问题时，突出地批评说：“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江青看到这份报告，仍不满意，认为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传统”，“争取到批评的权利。”1963年3月下上海，找到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俞铭璜人称“苏中才子”，据说并非“左”派，百般无奈，奉命写就一篇批判文章：《“有鬼无害”论》，1963年5月6日，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署名“梁壁辉”。“梁壁辉”者，“两笔挥”也。文章使用索隐的手法，说《李慧娘》剧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贾似道是共产党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就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可见江青对“鬼戏”的批判，关键不在于它有鬼魂形象，而在于神经质地认为这些鬼魂形象影射攻击了大跃进及其后果。

《“有鬼无害”论》作者俞铭璜，半年之后就病逝了，年仅47岁。他没有预料到，自己捉刀代笔的这篇文章，开启了文化批判的序幕。从此，全国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江青后来说：“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毛泽东支持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5月8日，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围绕“大写十三年”的争论

江青下上海，寻求柯庆施的支持，不是偶然的契合。

柯庆施1920年入团，1922年入党，是位资深的中共领导人。1958年后，政治生涯如日中天。这年春发表“乘风破浪”的讲话，鼓吹“大跃进”，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大为不满时，曾动过由柯庆施取代总理职位的念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柯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成立中央局时，他被委任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长，是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在6个中央局书记中，毛泽东最为信任和赏识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南局的陶铸，一个就是柯庆施。

柯庆施本来就对周恩来、陈毅主持调整文艺政策，颇为不满。1961年6月“新侨会议”时，他指令上海代表“只要带耳朵，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用不着检讨。”周恩来讲话批评“五子登科”，柯不准在上海传达周的讲话。批评赵丹、张瑞芳等人是“通天演员。”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上海市坚决抵制，不准宣传。

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当听到毛泽东关于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的讲话后，1963年2月12日，柯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提出了“大写13年”的口号。即写建国以后13年。他说：“因为没有人提倡写13年，所以我来提倡。”“只要是写13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13年的，请我看也不看。”随后，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剧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解决的措施。

对于柯庆施所提“大写13年”的口号，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在同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张春桥在发言中进行辩解，讲了“写13年有十大好处”，他甚至宣称：“只有写13年，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发言都指出：“写13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他们尤其批评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点。

提倡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无可厚非。然而“大写13年”作为口号提出，具有极大的“左”倾片面性。柯庆施是在发挥毛泽东的思想，但似乎比毛走得更远。毛只是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有西风压倒东风的味道，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旧戏。就在上年12月21日的那次谈话中，他还说：“《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而“大写13年”的口号，只有写13年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点，不仅一概否定了传统题材，也否定了建国前28年的革命题材。这无异于以题材决定扼杀文艺创作。

“大跃进”中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要求文艺为鼓吹“三面红旗”服务，严重束缚了文艺家的手脚，带来文艺萧条。鉴于此，调整时期，周恩来指出：

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

他又说：

演现代剧可以表现时代精神，演历史剧也可以表现时代精神。……如果只是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那有什么看头。

陈毅更是快人快语。他说：

要写的东西很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都可以写，近40年的革命实践也可以写，12年来已经成熟的东西也可以写，为什么要逼迫我们的作家忙于去写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糟蹋精力，糟蹋劳动力，这不好。

显然，全党都在投入毛泽东领导的“反修防修”斗争。在这种形势下，越激进就越占据上风。

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是对“大写13年”口号有些异议，但从总体上接受并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1963年4月，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

“两个批示”毛泽东的不满与日俱增

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知识界和文化界，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的不满与日俱增。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10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国内反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他说，“不要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同年11月，毛泽东两次尖锐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中宣部编印的一封《文艺情况汇报》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这份材料登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文章。介绍上海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泽东看后，想用上海来促北京，促全国。他把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并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个批示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柯庆施提供的材料。反过来，柯庆施得悉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即紧跟。在12月25日华东话剧会演的开幕式上，柯庆施发表讲话，大讲他的“大写13年”的主张，并且严厉批评指责文艺界。他说：

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15年来成绩廖廖，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赶来参加这次会演。中国青年人别的人可以不知道，不应该不知道田汉，他就是国歌的词作者。能填出如此感情热烈的歌词的作家，很难想象会迷恋封建主义。然而，批评戏剧界，田汉首当其冲，因为他是剧协主席。当然还不止这个。田汉到了上海遭到冷遇。新年除夕晚宴主宾席没有他的座位，元旦柯庆施以主人身份接见演出人员，田汉坐在边屋，远离大厅，竟见不到这位主人。大会即将结束，秘书处传来消息，闭幕会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为避免尴尬，田汉悄然离开了上海。这时，一般人还不知道有毛泽东的批示，但已听到风声，文艺界有事了。

毛泽东把批件批给彭真、刘仁，表明他对北京戏剧界的不满。但并非只是对北京市的批评。中央第一线不能不行动起来。

彭真看到指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林默然，让他们去看指示，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由周扬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文艺批示。邓小平、彭真等参加并都讲了话。看来，大家都认同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都认为见事迟、抓得慢了。当周扬讲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他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提出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的问题。他说：“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

彭真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在整个文艺上我没有注意。……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

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一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划；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正当中央着手整顿戏剧界之时，戏剧界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春节晚会，北京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2000多人参加。据说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员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这真是雪上加霜。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

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织作了传达，责成作出检查。

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50余人，连续开会三次，进行讨论。会议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并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种事和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吸取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

此后，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全体干部。

经过20多天的集中整顿学习。5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了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草稿认为文艺界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各协会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二）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三）对文艺队伍的进步一面看得多，落后一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

各协会负责人纷纷认错，中宣部据此报告。报告还未定稿，自称“流动消兵”的江青借口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送交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恶感。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视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草稿上写下了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对问题估计更加严重了。文艺界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再走一步，就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就是策动反革命政变了。这个批示一出，文艺界为之震惊，显然它严重地违背事实。1980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谈京剧革命》，江青当“旗手”

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参加观摩演出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2000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即《沙家浜》的原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姊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等剧目37个。

这次会演是在周恩来、彭真的亲自关心下举行的。这一批京剧现代戏是京剧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勉力京剧改革的成果的汇萃。当时周恩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开幕式。主席台上坐着除陆定一、康生、郭沫若等领导人，还有名极一时的京剧艺术家萧长华、盖叫天、周信芳、姜妙香、马连良、尚小云、荀慧生等。出席开幕式的有5000余人。可谓文化界的一桩盛事。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开幕词中说：“今天这样多的京剧团集中北京演出，舞台上既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才子佳人，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这在京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戏曲历史上所没有的。”

陆定一讲话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努力工作，保证我们的后代不出修正主义，保证资本主义在我国永远不能复辟。

周信芳讲话说：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把京剧这一武器拿到无产阶级手里，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剧。

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江青早就想把京剧改革拿到自己手里，充当京剧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旗手”。她的办法是两手，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说，这叫“大破大立”。她首先插手《红灯记》的创作，继而又把《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抓在自己手里，后来又抓了《奇袭白虎团》《龙江颂》和《海港》。以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树为八块“样板”。后来，在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被抹煞之后，这八个“样板”曾红极一时，唱演十余年，出现了十亿人民八台戏的局面。一批本应潜心艺术的艺术家们被拴在江青的战车上，卷入政治漩涡，荣辱沉浮，身不由己，在政治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人生悲喜剧。

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召集部分演出人员座谈会，江青公开出席，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江青掌握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底气十足，一派“旗手”口吻。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

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明方向。

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数字。她说：

全国的剧团有3000个，其中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引人注意的是，江青三次表扬上海，却一句不提北京。表扬上海，也就是表扬柯庆施。

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批示道：“讲得好。”在对现状日益不满的情况下，毛泽东越来越让自己的夫人出面，来转达自己的想法。

康生心领神会，与江青一唱一合。7月31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报告后，康生登台讲话了。点名批判了大串电影戏剧作品：《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还有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说都是“大毒草”，公开点名批判田汉。

文艺界的批判迅速升温

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传达下来，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文化部更是首当其冲。

毛泽东亲自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人参加，毛泽东批评文化部，也批了中宣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陆当场表示自己“见事迟”，不宜由他主持，建议由彭真挂帅。毛表示同意，接着又点名康生和吴冷西也参加小组工作。

7月7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组成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五人小组，以彭真为组长，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后来，这个小组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

说着，毛泽东转向周恩来，说：“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在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公开报刊对文艺作品的批判范围日益扩大。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一部部电影、小说、戏剧作品被揪出来示众。先后被公开批判的影片有：《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编剧、导演）、《舞台姐妹》（林保等编剧，谢晋导演）、《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兵临城下》（白刃、林农编剧，林农导演）、《革命家庭》（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林家铺子》（夏衍编剧，水华导演）、《聂耳》（于伶等编剧、郑君里导演）、《怒潮》（吴自立等编剧，史文帜导演）、《不夜城》（1958年7月即已开始被批判）、《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被批判的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

被批判的小说更多，据人民大学戴知贤教授统计，有65部之多。其罪名大约归为六类：一曰反党反毛主席，为高岗、彭德怀树碑立传；二曰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三曰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四曰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五曰丑化工农兵，歌颂美化敌人；六曰大写“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美好形象。被批判的作家达55位，包括杨沫、梁斌、欧阳山、丁玲、王愿坚、周而复、秦兆阳、沙汀、艾羌、茹志鹃、周立波、曲波、马识途、赵树理、陈翔鹤、李准、康濯、马烽等几乎所有优秀小说家。这些作家到“文化大革命”后，遭遇更惨，或伤、或残，或关牛棚、或入牢狱，有的被迫害致死，如赵树理、周立波、陈翔鹤。

批判扩大到一些文艺理论观点。如电影界，批判了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文学界批判了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特别突出的，是批判了“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书记处书记邵荃麟（也是作协党组书记）主持，茅盾、周扬作了报告。邵荃麟在讲话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

这些论点，后来被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邵荃麟则被指斥为“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把这次大连座谈会诬为“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黑会”，邵荃麟则被作为“黑帮分子”、“叛徒”、“反革命”批斗，1971年6月10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不错，知识界也不例外。文化批判确实培养了一批“左派”，他们或从这种批判中找到了快感；或希望通过批判名家出人头地；也有虔诚的信奉者以参加一场“圣战”而感到神圣。因而，文化批判有不可遏止的势头，无产阶级快没有自己的作家和作品了，剩下的只有擅写批判文章的“棍子”。这使主持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有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他们试图控制局面。

1965年2月23日，周扬召集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1965年4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结束。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文化部副部长职务。5月，改组了文化部领导，成立了以肖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委）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军队红军老干部）为副书记的新党组。一年以后，这个新党组也被打烂了。

邓小平讲话和整风结束，文化部改组，有使文化批判降温的用意。然而，到这时，已经欲罢不能了。对毛泽东来说，事情还没有开始。

“理论权威”康生与学术批判

文艺界的批判，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医药卫生界等各个学术领域。

把反修斗争扩大到各个学术领域，这首先是从国际反修斗争提出来的。1963年10月到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专门贯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10月26日，周扬在会上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11月13日，刘少奇也到会作反修报告，他肯定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任务，“这是很正确的，很有必要的，很及时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通知，要把国际反修的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为此专门成立了反修指导小组，并且先后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立了反修小组。

反修斗争的搜寻雷达从国际扫向国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当中，“理论权威”康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亲手制造的一场学术围剿，是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杨献珍也算一位资深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53年正当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时，杨献珍不同意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仍然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结果被概括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受到批判。1958年哲学界发生“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杨献珍不同意把“同一性”视为“等同”。康生报告毛泽东，毛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散布出来，杨献珍“反毛主席”，结果受到批判。

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际上是为当时“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论提供理论支持的。而杨献珍恰恰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严厉谴责。

1958年11月，他对学员说：“大跃进”中一些人冲昏了头脑。

1959年6月，杨献珍对地方党校来访者谈话，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中各地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7月，他又在一次报告中批评一些地方大跃进“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九十九。”

这些情报都反映到康生那里，庐山会议后，康生布置在中央党校展开对杨献珍的批判斗争，达8～9个月，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杨被迫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康生才暂时放过，杨的职务由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

然而，时间不过两年，杨献珍又面临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大祸是由一个哲学命题引起的。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1964年4月杨献珍在一次讲课中却提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听到杨的阐述，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心有所感，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文章，5月29日登在《光明日报》上。

《光明日报》在艾、林的文章刊出前，将清样送给了康生。

这时，康生直接领导着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专门炮制“反修文章”，主要成员有关锋、林聿时、吴传启、林杰、张恩慈等。他们正在搜寻批判对象，看到艾、林的文章，如获至宝。康生“一看有问题”，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关锋看到清样后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反修哲学小组”根据康生批示写了《“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6月5日，登在《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文章说：“‘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

康生利用全国京剧会演大会开会之机，把艾、林的文章与项晴的文章交给江青，请她“送主席看”。康生一惯的办法是先拿到“尚方宝剑”，再展开批判。

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发话：“‘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号召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毛泽东如此动怒，不只是“合二而一”的提法触犯了他的权威，更因为他认为这与他的路线唱反调。他在国际国内正在采取全面反攻的方针，强调斗争、矛盾，树立对立面、反对帝修反、世界革命、强调国际共运可以一分为二，党内也可以一分为二，突然冒出一个“合二而一”，这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

毛泽东一发话，康生有了“尚方宝剑”，于是展开了对“合二而一”和杨献珍的批判。

康生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即登一些赞成“合二而一”或虽不赞成但是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钓更多的人上钩，然后再反击和批判。1966年10月5日康生不无得意地说的：“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这场批判声势浩大。从1964年6月至9月康生先后9次亲自召开会议布置“战斗”，组织批判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点名批判杨献珍。到1964年底，几个月内，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文章达500篇之多，整个哲学界都动员起来不在话下，还开了工农兵写哲学批判文章的先例。

经过一场批判斗争，1965年3月1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其“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五、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八、“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9月24日，中央批转了高级党校的报告，撤销杨献珍的职务。

杨献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迫害，并从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被送监狱“监护审查”达8年之久。受这一冤案牵连，有两人（孙定国、黎明）遭迫害致死，党校受批判者达150余人，社会上受到牵连者难以统计。

受到严重批判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冯定的这两本通俗哲学读本，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发行量很大。然而，康生作出批示，认定它为修正主义的毒草。两本宣扬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好书何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毒草”呢？原来他们发现，书中说了两句话：“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应该将领袖神化”，这就成了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证。几个月内，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批判文章数百篇。

1964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在围攻杨献珍、冯定的同时，开始组织围攻经济学家孙冶方。

孙冶方本姓薛。1924年入党，1925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也算是一位老革命。只是他不恋官场，而是醉心学问，因而归入知识分子之列。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孙冶方针对中国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上的弊病提出：要提高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金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在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理论会上，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的自主权等问题发表了鲜明的看法。

这些观点无疑是纠“左”的，同时也是对改革传统体制的宝贵探索。康生把孙冶方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思想报告了毛泽东，说孙冶方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1964年下半年，孙冶方受到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文革”中，孙冶方被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

然而，孙冶方其人，兼有学者的刚直不阿和革命者的坚韧不屈的秉性，凛然应战，决不认错。在狱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写他的政治经济学。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获释出狱。他下车就对接他的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文化大革命”如果单指文化领域的“革命”、“革文化的命”，那是从1963～1964年就开始了。

4 “一线二线” 毛刘之间分歧显露

“大权旁落” 主席暗下倒刘决心

“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赋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冶、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右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决裂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的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纳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发，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在政治漩涡中善于投机，随时准备把法码投向优胜者一方。1964年，他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

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他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陈的发言，深得毛的赞赏。后来毛泽东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写了进去。停发“17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彻底搞倒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高层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23条”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倒是“23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影响。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县召开了一个10万人广播大会。彭真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抓紧生产斗争问题。彭真的讲话录音由刘少奇、邓小平批转全国各地，起了降温的作用。“23条”下达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毛泽东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占总数32%，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从“吃穿用”计划到“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

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泽东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

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高人之处在于他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

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

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都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

三线建设中的消费、损失，效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过分的分散、选址的失当种种问题，经济上的利弊得失，非本书所能断定。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4～1126页。

第十二章 风满危楼

1 重上井冈 主席运筹二次“革命”

二下上海 江青拉开“文革”序幕

日益好转的经济与日益紧张的政治

本章题为“风满危楼”。然而，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真的有如一座风雨中的危楼吗？很难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从一方面看，当时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全面恢复，社会风气良好。当时的老百姓思想单纯，人们生活在理想之中，视物欲为邪恶，以奉献为崇高。当时的吏治也较廉明，虽然难免官僚主义，但绝无时下的腐败之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国际环境虽比较复杂，也很难危及中国的稳定。因此，“危楼”只是一种幻影，一种臆想。

我们叙述了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斗争，人们或许会造成一种错觉：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搞运动。其实不然。这一时期的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不同，是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政府的工作秩序没有打乱，乱也是局部的。

单从经济发展看，除了“一五”计划时期，调整五年算是发展较快又较为平稳的时期，虽然带有恢复性质。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了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谷底。对于走出灾荒的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是农业的恢复，粮食的恢复。到1965年，农业总产值590亿，略高于1957年水平，粮食总产量略低于1957年。由于人口的增长，全国人均粮食及农副产品消费水平都不及1957年水平，但比起1959年~1961年的困难时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老百姓开始吃饱了肚子。

逄先知回忆1965年12月初与田家英重回1961年调查过的嘉兴地区。看到“今日的杭嘉湖农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1961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鸭成群，全嘉兴地区有90%以上的农田实行了电力排灌，看了实在令人高兴。”

从国家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科技、文化成就，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经过调整，保留下了“大跃进”时期大量投入的部分成果。同时建立起一批电子、石油化工、原子能、宇航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莫过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和实现石油全部自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进展，而摘掉一顶“贫油国”的帽子，实现石油全部自给，同样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1960年最困难时期开始的大庆石油大会战，真正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艰苦创业精神。大庆，连同农业方面的大寨，不愧为个那个时代的榜样。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宣布：调整基本结束。根据当时的设想，经过1965年的准备，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周预料，中国的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中的“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一句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如果照这个计划发展下去，中国必会取得可观的成就。

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但更明白是为了批驳对“大跃进”方针的怀疑和否定。他也绝对无心在此时再发动一次经济大跃进，而是在酝酿另一领域的“大革命”。

中国社会正跟随毛泽东一步一步地走向这场“大革命”。此时，在上层，分歧日益深刻和明朗化，在下层，经过几年的倾盆大雨般的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益升温，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理论已经掌握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人们都感到到处有阶级斗争，都为“党变修、国变色”而担忧，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投身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只是不像民主革命，也不像土改，有点像唐诘诃德与风车作战，革命对象有些捉摸不定。也正因为如此，人人有些自危而又危人，都争当革命者，避免变成了革命对象。这就造成了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气氛。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心理上看，中国真像一座危楼，正面临一场暴风雨。

感到压力最为直接的要数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那些高层领导人。他们纷纷检查，以求减轻“罪过”。1964年下半年，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再次被批判，与1963年那次比，罪加一等，名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年底，中央决定撤掉了他的部长职务，随后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李维汉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是快70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再为党做工作的机会就没有了。”

陈云原本以沉默相应对。然而，毛泽东不断地批“三自一包”，后又与刘少奇发生正面冲突，这使陈云感到不检讨已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日，陈云给毛泽东送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其中说：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每年只能增长2～3%，因此，要由2800亿斤粮食恢复到3600余亿斤，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错误的。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陈云的自我批评，向毛泽东交了一笔“账”。但还是没有躲过毛泽东的点名批评。

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批评说：“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不过，此后，毛泽东对陈云再也没有深究了。在他看来，主要危险并不是来自陈云。

毛泽东运筹第二次“革命”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友人斯诺。他再次提到了“死”。斯诺问：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毛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他转向在座的邓小平，“也许你们有希望”。

毛泽东说到死，但决无退隐之意。其实，这时，毛泽东正如曹孟德诗所说：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在他心中，正在酝酿一个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后来关系到对他一生的评价，累及一世盛名。

毛泽东的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挑战。他以向大自然挑战，向国内外敌人挑战，向生命极限挑战为最大的乐事。他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面对压力越大挑战的欲望越强烈。

1965年5月，毛泽东南下，来到武汉。他以72岁的高龄再一次畅游长江。他对陪同他游长江的青年人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他正要创造一场政治大风暴，让亿万中国人在其中得到“锻炼”和“考验”。

游完长江，毛泽东重新登上他阔别38年的井冈山。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是毛泽东之路的出发地。38年过后，重上井冈山，他感慨万千，连续写下两首词。一首调寄“水调歌头”，一首调寄“念奴娇”，抒发胸襟。其词曰：“可上九天搅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又曰：“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此时重上井冈山，绝不只是故地寻踪。他要找回的是当年风雷激动、旌旗奋起的豪情，去迎接新的战斗。他的《重上井冈山》词，具有强烈的现实背景，有如一声战斗前的号角。不过这号角，暂时只在他自己胸中激荡。

这年，毛泽东虽然有时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但已很少思想沟通。这年夏天，法国文化部长安得烈·罗尔罗斯来访，他按照外交礼仪，向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了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中国官员顺序站在刘少奇之后。然而，向刘少奇递交信件只是形式。毛泽东另外站在附近，他才是真正的主角。递交信件后，开始谈话，始终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等“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罗尔罗斯回忆道，“毛泽东低语道：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

这年，毛泽东很少待在北京，他长时间在外地巡视。找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军区领导人谈话，打招呼。一个主要话题，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9月18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到会讲话，先讲国际形势，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一直在叫反攻大陆，越战升级。现在不单是加强战备，战争实际上在越南打起来了，问题在于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美帝投原子弹，打世界大战。他提出要“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主动大撤退，全民皆兵。

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一番论述，使与会者都思想准备不足。遵照毛的指示，9月1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立即行动起来，召集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及可能的战争前景和战略方针问题。

1965年，越战升级。美军一面大举轰炸北越，一面大规模增兵南越，介入地面作战，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这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中国政府一面向美国发出警告。一面加大援越力度。1965年4月2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所承担（援越杭美）的国际义务要履行；（3）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同时决定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援部队赴越南。国内战备的空气日益浓烈。

然而，使国内政治空气变得紧张而又捉摸不定的，还不在于战备，而在于这种战备的火药味与反修防修的火药味的掺和。毛泽东真的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了吗？如果这样，他又怎么敢于在不久之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乱阵脚的政治运动呢？我们看到，毛泽东总是把准备打仗与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相联系。

1964年9～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4年5～6月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还只是一种或然性，现在说得很肯定了。彭真不懂这话的实在含义。10月12日，在会上随着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10月10日，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们谈话时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在这之前，毛泽东作出一个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外放任职。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黄克诚去山西任副省长。有人解释说，这表明毛泽东在反省自己，从大局出发，摒弃前嫌，重新安排彭、黄、张的工作。

其实，没有证据表明此时毛泽东有反省之意，相反，由康生主持的彭德怀、习仲勋的专案组正加紧工作，写出报告，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真实考虑很可能是：正当战备紧锣密鼓、国内“反修”斗争酝酿大行动之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必须分配到外地。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这时毛泽东正授意江青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批《海瑞罢官》，就是批为彭德怀翻案。正是彭德怀到达三线的当天，《文汇报》发表了文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江青二下上海寻求支持

前面已谈到，要批《海瑞罢官》，江青早在1962年7月就有此意。只是当时毛泽东没表态，也许他认为不到时候。

1964年江青对林默涵说，《海瑞罢官》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她又找周扬谈了这件事。周扬左右为难。他在中宣部一次会上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再次寻找柯庆施的支持。

江青这次的行动，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但瞒过了中央政治局的所有人。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说过这件事：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些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7、8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1965年5月，毛泽东自己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也谈到这件事的经过。他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看，他不只是“同意”，而且是“建议”。

江青1963年批《李慧娘》曾得到过柯庆施的支持。那时，上海有同北京唱对台戏的味道，或者说是毛泽东利用上海来攻北京，要打破北京这“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江青再次求助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64年受江青之托修改京剧《奇袭白虎团》，与江青已有密切来往。张春桥本人就是一个写批判文章的高手，1957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批“右派”的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手，用了各种化名。1958年，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深得毛泽东的赞誉，从此引起注意。本来他自己完全胜任江青托负的重任。然而，张春桥其人，深藏不露，城府极深，他知道此事来头不小，触动颇深。他宁愿退居幕后，向江青推荐了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此人就是姚文元。

对于姚文元，江青早有耳闻。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一位文化名人，出版家、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只是有1933年被捕叛变，1934年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的污点，解放后赋闲在家。姚文元也算“名人”之后，1948年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文风霸道，人称“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曾大出风头。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录以备考》，又引起毛泽东注意，令《人民日报》于6月14日转载。毛专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遂名声大噪。其时年仅26岁。

过了八说年，姚文元虽有“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虚名，但还未发迹，只是个《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权力有限，正仰仗张春桥的提携，对张言听计从。张春桥引荐，江青召见，姚文元应声而至。地点在上海锦江饭店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而来的。当下，江青交下“大批判”的任务，姚文元慨然应下。张与姚都没有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听江青说是“毒草”。两人“没有碰过明史”，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开始，从1965年2月开始准备，到10月拿出成搞，历时8个月，改了10稿。

其间，从成都传来噩耗，柯庆施病逝。江青失去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幸得已与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信任的关系。每次修改稿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内，坐飞机送到北京，与江青一次次讨论，修改。成稿后送给毛泽东，毛看了三遍，认为可以，遂让江青拿去交张春桥，张春桥交上海《文汇报》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时间是1965年11月10日。

京剧《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其产生原由其实有一段历史佳话。

早在1959年3～4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有感于党内无人敢向他提意见，连刘少奇等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导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出现许多问题而不能及时察觉。毛泽东在观看湘剧《生死牌》后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他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又忠心耿耿，闻嘉靖皇帝死讯，在牢中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找到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慨然命笔，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他余兴未消，9月21日，又发表了《论海瑞》一文。《论海瑞》写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也算敏感，怕遭文祸，在文章末尾写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以示此文与彭德怀无关。

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友人蔡希陶见剧本并不是写海瑞一生，而只写其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不满庸官，挂印弃官而去的情节，遂大笔一挥，在《海瑞》剧名中加上“罢官”二字，改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

《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据说此剧上演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岁月流转，风云变幻。毛泽东对文艺界不满、对北京市委不满、对中央一线不满，江青当然心领神会，遂选择《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点燃了导火线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武断地指责《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其核心的部分是捕风捉影，认定《海瑞罢官》影射现实。他写道：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的发表，使文化领域的批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前的批判，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把批判从文化领域引向了政治领域。

然而，一开始，姚文的背景，它与毛泽东的关系，不仅中宣部的陆定一不知道，北京市委的彭真不知道，连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都不知道。彭真只知道毛泽东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问过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他回答“有的问题可以批判”。毛泽东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彭真指的是学术上的批判。彭真更想不到一个月后姚文元的文章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

但姚文毕竟来头不小，又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询问中宣部。林默涵回话“不知道”，一句也不多说。因为他猜到，这是江青搞的。

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当时，全国各地报刊先后都转载了，就是北京没有转载。江青十分恼火，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林答：“看到了”。江青又问：“怎么样？”林默涵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江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小册子。”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对北京、对中央的不满。似乎更加证明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了。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

彭真找中宣部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转载问题，林默涵告知，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很策略，在按语中加了毛泽东的两句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表示把讨论限定在学术范畴。

根据彭真的指示，12月12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组织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批判，并保吴晗过关。这更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江青在上海遵毛泽东意，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在不知内情的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元史专家翁独健愤然地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江青、张春桥有意“引蛇出洞”，把地下的意见“引到上面来”，结果使许多为吴晗抱不平的知识分子落入文网。

然而，康生旗下的“左”派关锋和戚本禹看到姚文元后拍手称好。关锋说：“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说：“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驳”。关锋、戚本禹的鲜明态度，使江青甚为高兴。立即召二人去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磋商。返京后又向康生作了详细汇报。康生授意，戚本禹操笔，立时写成《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载在12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吴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与上海相呼应。

毛泽东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1965年11月13日，也就是姚文见报的第3天，毛泽东坐专列离京外巡。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19日抵达上海。随后到杭州，下榻西子湖畔的刘庄别墅。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此次外巡，一待就是半年多。直到1966年夏，北京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后，他才从外地起程回京。

毛泽东授意撰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决非率意而为，而是一个重大的试探性行动。

1967年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他要通过批吴晗来观察北京的动静，分清阵线，通过批吴晗来攻北京市委。后来江青得意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得更明白：批《海瑞罢官》，“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不过，这都是后话。在当时，恐怕连康生、江青等人也不完全知底。以至于江青费了8个月搞出来的文章，只联系了“单干风”，没有抓住“罢官”的“要害”。

大局初步明朗，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一次长时间谈话。陈伯达等人是为给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之事，应召来到杭州的。但这次谈话，毛泽东很少谈写序之事，却讲了一大篇哲学问题。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文章的话。毛泽东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

毛泽东这段话，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联系起来，问题陡然升级。

第二天，12月22日，毛泽东又向专来杭州的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对毛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坚持，毛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作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返回上海，向张春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江青得知毛泽东有这么一段谈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记录》，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要害是罢官”的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田敢删去这段话，还因为有毛泽东同彭真谈话精神。这个意见首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只得恢复。谈话记录于1966年1月9日经彭真批发印出。

“要害是罢官”，此言一出，政治批判的份量更加增强。这场从文艺问题开始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为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

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在杭州田家英删去毛泽东讲“要害”的那段话的事，关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要追查责任者，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从1962年以后，由于包产到户的分歧，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落井下石，乘机向毛泽东说了许多坏话。田家英不愿趋炎附势，从不掩饰对江青的鄙视，江青不会没有察觉，现在江青又抓到田的把柄。1966年5月后，江青、陈伯达受到重用，5月20日，田家英被停职反省。田心感绝望，于5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4岁。继邓拓之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个殉难者。

2 叶群告状 毛泽东听信一面之词

林彪发难 罗瑞卿遭受突然袭击

突兀其来的事件

1965年底的中国政坛，可谓诡谲莫测，风波迭起。批《海瑞罢官》一波未平，罗瑞卿问题一波又起。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在会上攻击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这次会开得很突然、很神秘。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了毛泽东、林彪外，谁都不知道会议是什么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到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会议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袋材料，这是叶群送来的。会上最活跃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她作了三次发言，足足讲了1十个小时。她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有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她说：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其中最要害的“证据”是刘亚楼的“四条”。叶群揭发说：1965年2月，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说罗要刘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

叶群讲得天花乱坠，林彪又叫吴法宪（已接任空军司令员）在会上发言，帮腔，一口咬定罗瑞卿对刘亚楼说的那四条，刘又告诉了吴法宪。但这是死无对证。因为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已于5月病逝。与会人员即惊讶又怀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话都很少，很谨慎。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口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说了四个字：“死无对证”。

在与会者中，可能只有贺龙会前有些预感。因为在这之前，根据林彪的安排，军委直属机关就批判了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会议主持人来告诉贺龙说：“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当即表示：“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我可以担保罗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当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时，贺龙敏感地感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可能牵连到自己。

会议第一天晚上，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造访贺龙，恰好李井泉在座。刘对贺说：“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说：“我也不知道。”刘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上海召开会议之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一无所知。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长期搞保卫公安工作，马上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稍许，周恩来和邓小平召他谈话。说明了上海会议的情况及叶群代表林彪对他的指责。罗一听，不啻晴天霹雳，他立即起而争辩：“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这些。”罗要求面见林彪。周恩来立即制止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的确，按党内斗争规律，此时再申辩，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罗也是老革命了，何以如此“天真”。其实不怪。想必罗过去经过无数党内斗争，但角色不同，临到自己头上，就当局者迷了。

罗瑞卿“篡军反党”，这的确使最高领导层感到突兀其来、惊惑不已。会后，朱德来到杭州，心情沉重，对夫人康克清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说他（罗瑞卿）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罗“篡军反党”难以置信，不仅因为来得突然，而且谁都知道，罗是听毛泽东话的，和毛、林关系从来都不错。

罗瑞卿1959年9月同林彪一起走上领导中央军委工作岗位的。林彪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在历史上，罗与林也有历史渊源。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途中，罗瑞卿一直是林的部属，任红四军团保工局长。到延安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二人相处融洽，过往甚密。解放战争时期不在一个战场，但平津战役后，罗曾提出随林彪南下的请求，因毛泽东决定让罗出任公安部长而作罢。到庐山会议后，林又成了罗的顶头上司。

罗对林是尊重的。林彪强调学习毛著，从原则上讲同罗瑞卿是合拍的。因为罗瑞卿对毛泽东不仅十分崇拜，而且忠心不二。谁都知道，公安部长“罗长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外出活动的保卫都由罗亲自安排，事必躬亲，形影不离。毛泽东说过：“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到江河湖海游泳，罗瑞卿总是先行试水，或派人试水。做到万无一失。罗原本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泽东，年过五旬还是刻苦学会了游泳。罗瑞卿唯一“反对”过毛泽东的事情，是他经常劝阻毛泽东到危险水域游泳。1957年7月，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突然提出要畅游三峡，并向中央和罗瑞卿写了信。这可吓坏了罗瑞卿，他想阻止，又无法说服。于是亲赴三峡视察水情，只见漩涡翻滚，浪涛拍岸，真如古人描述的：“卷起千堆雪”，使人不寒而栗。罗勘察半月，让人绘了水情图，回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证明从三峡到武汉水段不宜游泳，中央常委不同意毛泽东去游，毛也只好作罢。凡此种种，足显罗对毛的忠诚。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总有罗瑞卿和汪东兴，毛心绪不好时，可对罗瑞卿、汪东兴发怒，让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但事情过后，雨过天晴，毫无芥蒂。毛对罗的信任和亲近也可见一斑。

如此这般，罗瑞卿怎么会“篡军反党”呢？为什么林彪下决心扳倒罗瑞卿，而又说服了毛泽东呢？解开这个谜，得从林彪和毛泽东两方面来说。

林彪为什么要搞掉罗瑞卿

一位严肃的老学者说：林表面忠于毛，但阴蓄异志，他用的助手必须是绝对忠于他的人，而不是绝对忠于毛的人。这是林罗龃龉的根本原因。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刚接管军委工作时，林彪与罗瑞卿相处很好，但从1961年起就有了矛盾。不过，那还是因为林彪与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发生了矛盾，而迁怒于罗瑞卿的。

1962年秋，林彪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请示工作。此后，到1964年，报纸上经常见到罗瑞卿同贺龙一道活动的报导，林彪的不满由此产生。

林彪从建国以来，一直在养病。林彪的病始终是个谜，很怪，怕见阳光，怕见水，怕吹风，怕见人，一见人就出汗。因为怕见水，长年不洗澡。他在北京的住所毛家湾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地堡，到外地也是远水而居。医生检查，又查不出器质性毛病。林彪的病症与精神因素有关。而且与吸吗啡有关，林彪吸吗啡，这在高层成了公开的秘密，但窗户纸谁也不愿捅破，因林是毛泽东的爱将，要委以重任。保健医生卫生部长傅连璋壮着胆，将检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曹操一首名诗《龟虽寿》，委婉地提醒林彪戒毒。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这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60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厚望有加，但林彪总是疑神疑鬼。

1963年5、6月，林彪两次让秘书或夫人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林彪身体一直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

林彪的这些话切不可当真。他说重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这是反话。林彪最不满的就是这种“越级”报告。林还不满罗与贺龙接触多，向他请示少。一次他从外地回京，立即要见罗瑞卿，罗正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电话说：“会散了就去。”，林一听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随即写下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林彪的思维总是跳跃式的，林彪的笔记总是语录式的。

1963年12月，罗瑞卿和叶剑英元帅总结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军连长郭兴福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干部以身作则，会讲会作，让战士带着敌情练兵，从严从难要求，大大提高了练兵质量和练兵热情。1964年1月3日，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随后，全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此基础上，经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极感兴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7月和8月，全军分18个比武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表演的部队和民兵13700余人。军内干部45000余人、地方干部42000余人观看了比武表演。

林彪对于大练兵和比武，开始表现沉默。以其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他不会不明白练兵对军队的重要性。此前，他也曾就军事训练作过多次指示，要求军队要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但林彪心里有一本账：现在军队打的主要是政治仗，而不是军事仗，尽管备战的呼声很高。因而，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一套政治建军的思路。而罗瑞卿在他的建军思路之外，与其他老帅们搞在一起，另搞一套大练兵和大比武，而且轰轰烈烈，惊动了毛泽东和所有中央领导人，得到赞扬和肯定，毛泽东一次讲话还否定了林彪上台后提出的战略防御方针。林彪在昆明养病，完全成了局外人。他认为自己的军权不落实。

1964年8月，毛泽东让贺龙、罗瑞卿一道去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以防止干部“变修”。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电告林彪秘书，但林迟迟不表态，两天后才回话“林总同意。”林迟迟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异议，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问题，贺龙、罗瑞卿“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把他撇在了一边。

有一件意外的事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在一次公开场合，刘少奇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刘讲这个话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毛泽东从反修防修出发，提出了培养接班人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刘可能由此而发。一位邀功取宠者立即报告了林彪，林顿时大惊失色，这不是要夺我的军权吗？

罗瑞卿就干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也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让贤”。生性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更对罗瑞卿恨之入骨，遂决意要把罗瑞卿打下去。

这种心里话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林彪抓了一个原则问题：政治与军事的关系。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根据林彪的意见，叶群带着工作组到了基层连队找素材，抓住有些单位比武中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拼凑尖子的问题，大作文章，整理了四份调查报告。说：“部队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12月28日，林彪在广州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四个第一不落实”。而且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强调要“突出政治”。这次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来以中央军委《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名义下发全军。这是在林彪赫赫有名的“突出政治”的最初版本。

本来，关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早有多种表述，如灵魂、统帅、生命线等。然而，一个题目，做来做去，都是老话，就没有新鲜感。林彪的确富于“创造”，提出一个“突出政治”的口号。他说的所谓突出政治，就是在军事训练、生产等与政治工作发生矛盾时，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训、生产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林彪大讲“突出政治”可谓一石双鸟。一则迎合了毛泽东的思想，此时，他正不遗余力地强调政治挂帅；一则给了罗瑞卿一顶大帽子，冲击了“政治”，那就不是工作偏差而是“建军路线”的错误了。

对于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罗瑞卿无法接受。他说：“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他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1965年1月6日至9日，召开第八次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各军区的将军们虽原则表示“拥护林总指示”，但大都不赞成否定1964年的大练兵和大比武。会后，罗瑞卿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此后，林彪采取了一系列弹压罗瑞卿的举动。4月22日，林彪与路过苏州的毛泽东会面，征得毛的同意，决定增加杨成武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有节制罗瑞卿之意。5月底，军委作战会议结束。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提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下令撤销罗的总结讲话。林彪知道，单一个反对“突出政治”，不足以扳倒罗瑞卿，于是指使叶群私下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罪名是罗要“篡军反党”。一共整了11份材料。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这时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当天，叶群携带了林的信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

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泽东，毛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叶群就和毛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从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泽东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泽东。

据说叶群向毛泽东讲了足足五个小时，毛听了五个小时，毛泽东问得很仔细，但一直未表态。后来显然听信了叶群的话，毛让把材料留下，叫叶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叶回苏州，以防“不测”。

10月2日，毛泽东在叶群送来的材料上批示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他认为：“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林彪告状告准了。12月8日，毛泽东亲赴上海，坐镇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不过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毛泽东选择了林彪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毛泽东的确是听了一面之词。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怀疑罗瑞卿对他的忠诚。作为军队统帅，他当然知道军队练兵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在检阅大比武时表了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持。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了林彪。

自七千人大会以后，尤其是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央一线的不满加深，林彪的份量就更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套政治工作十分赞赏，并且把这一套做法推广到地方。1963年10月16日，毛泽东批示：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他要求国家工业部门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11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为此事给林彪、贺龙、聂荣臻、肖华等人写信，指出地方政治干部的来源可由四种方法解决：一是从军队抽调，二是地方派人到部队学习，三是派到军队政治学院当学生，毕业后回去工作，四是自己按解放军政工条例抓起来。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赞扬林彪说：

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经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工业系统从部到工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工作制度。林彪提倡的一套做法迅速普及到地方。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军委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通知上批示：“完全同意，照此办事执行。”这是对林彪与罗瑞卿分歧的第一次表态。2月22日，毛泽东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时，再次表示对林彪的支持。他说：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过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毛泽东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林的这一套原本就是迎合了毛的思想，毛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关键是“人心改造”，林的突出政治为“人心改造”创造了具体形式。还有一层，毛泽东在感到“大权旁落”之后，他认为需要有点个人崇拜，尽管这时个人崇拜已很严重了。林的突出政治，实质上是突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在部队掀起的学毛著运动，创造了许多鲜活的形式。这个运动通过“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推广到地方，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覆盖效果。后来在全国形成红色海洋，并越出了国界的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诞生的。

1961年4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被分门别类，制成语录，每天一条，见诸报瑞。部队反应热烈，林彪自鸣得意。1964年，总政将语录集辑成册，编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指示“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后，地方轰动，纷纷求索，也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毛主席语录》从此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据报载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多亿册。按当时的全球30多亿人口算，男女老幼人均1.5册。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有如此魔力，不仅中国人，许多外国人也对此顶礼膜拜，不能说不得益于林彪提倡的背警句、摘格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人们就背像诵信条一样，简明易懂、耳熟能详、老少咸宜、妇孺皆知。

在这个“红海洋”运动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化，越来越高居于中央集体之上。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成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越来越要仰视，林彪的“旗手”地位牢牢地确立，影响急剧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期望的。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毛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的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容许任何人对林彪构成挑战。

然而，毛泽东是不是对林彪就完全信任呢？当时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时，说过一段话，耐心琢磨。他说：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罗瑞卿以死抗争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但毛泽东的口气似乎还不想把罗瑞卿彻底搞倒，他还要观察一段。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找罗第二次谈话。传达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但罗急切希望澄清是非，回京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求调离军队的一切职务，很快获准。罗多次申诉没有3个问题。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小组”，对罗进行审查。

林彪也不希望把罗的问题挂起来。会后，为搜索罪证，叶群出主意，让吴法宪逼刘亚楼的遗孀，俄藉妻子翟云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记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这就成了旁证材料，要置罗于死地。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进行揭发批判。

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各总部、公安部的负责人42人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邓小平主持了一次“开幕式”后，为避开处理罗的问题，到西南三线视察去了。彭真也很少与会。这时，不仅认定罗瑞卿有上海会议指证的“三条”，而且加了一条：“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罗瑞卿问题已上升为敌我矛盾。京西宾馆会场完全成了批斗会。与会者、过去的战友、部下和同事，几月不见都成了路人乃至仇敌。有的信以为真，有的迫于形势，有的趋炎附势，大家撕破脸皮，纷纷与罗划清界限，全部是敌视的眼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修反的应声虫”、“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如此一顶顶帽子铺天盖地而来。罗回忆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

罗瑞卿检讨，招来更加激烈的攻击。他决定以死抗争。3月18日，他留一张纸条给妻子郝治平：“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然后毅然跳楼。但是，却只跌断一条腿。

罗瑞卿以死抗争，召来更严厉的批判。3月22日至4月8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95人参加（增加53人），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斗争。

会议最后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罪名有：“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说罗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3 节制运动 彭真主持制定《汇报提纲》

发动攻势 江青秘密炮制《座谈纪要》

彭真主持制定《汇报提纲》希望节制运动

“要害是罢官”的话传出后，对吴晗的公开批判进一步升级，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赶写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化名思彤。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如果说王若水的文章是为潮流所驱使，那么关锋、戚本禹等人则是有内线的。毛泽东12月21日谈话后，戚本禹、吴传启等后来红极一时的“左”派都到上海进行串连摸底。1966年1月13日和17日，戚本禹赶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赶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两篇批“要害”的文章送给中宣部，要求发表。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见关锋，向他交代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

关锋、戚本禹的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了。中宣部压下的批“要害”的文章还不只这两篇。

这时，中宣部周扬因癌症住院治疗，学术批判由许立群接管。当时彭真要求中宣部把北京报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一件件棘手的事情，使许束手无策。对吴晗的政治批判，必须跟，但批要害的文章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实在犯难。批了吴晗牵出了翦伯赞，批了吴、翦又牵出宁可、冯友兰、朱光潜……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都有人要求发表文章批判了。由此下去会越牵连越多，如何控制局面？许立群认为必须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反映情况，请示方针。

1月17日，许立群召集了一个六大报刊负责人座谈会。《人民日报》的王缉、《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科院社科学部的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参加。1月18日，许立群向五人小组送上了座谈会简报，随后，许立群陆续呈送了另外六份材料。其中包括关锋、戚本禹批“要害”文章的摘录，请示何时发表。还有一份关锋1962年写的杂文《从陈贾说起》，这篇杂文在道德继承问题上的观点与吴晗的观点很相似，证明关锋这些人对别人无限上纲，其实过去在这类问题上也不那么高明。

许立群送上的材料中，还有一份《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沫若可能得知有人主张批判他的《武则天》和《蔡文姬》，感到压力很大，遂向中宣部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在汇总7份材料时，许立群向彭真等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对当前学术界点名批判牵扯过多的担心。许立群以许多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也提出来公开批判的事实，证明问题的严重和紧急。信中还提到，关锋等人1962年也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就很被动。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连同7份附件材料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彭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2月5日，毛泽东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除了周扬因住院缺席外，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都参加，列席会议有许立群、胡绳、姚溱、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王力等7人。会上印发了中宣部报送的7份材料。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针。他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还说：像郭（沫若）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提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发言证实，邓拓（北京市委书记）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他们所以说到邓拓，是因为已有人批判邓拓1962年发表的杂文有影射攻击之嫌。许立群送上的材料中就有邓拓《专治健忘症》一篇。

许立群会上发言谈到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姚溱二人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许、姚二人连日赶写出来，彭真修改定稿。题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在当时形势下，《汇报提纲》难免带有“左”的提法，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把批判运动限定为“学术批判”，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和恐慌。诸如强调：

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要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汇报提纲》还提出“左”派也要“整风”的问题。说：“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也要在适当时机，用内部整风的方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显然彭真希望通过“放”，泛化学术批判，以淡化对吴晗的政治批判，同时提出“左”派也要整风，以弹压关锋、姚文元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

对于这场由批《海瑞罢官》发动的批判运动，刘少奇始终是局外人，许多内情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因而处于被动的境地。2月5日，刘少奇在自己的住所福禄居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提交的《汇报提纲》。周恩来、邓小平及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等参加了会议。《汇报提纲》已在开会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没有照念稿子，只是由彭真和许立群作了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询问了一些情况。彭真再次强调，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常委们经过讨论，表示同意，刘最后说：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快去武汉向毛泽东主席当面汇报。

东湖之行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态度

2月8日，彭真偕同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飞赴武汉，向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汇报，随行人员还有逄先知、龚育之等人。

飞机在武汉机场降落，王任重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带彭真一行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这时的王任重颇得毛泽东赏识。王任重1月24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有一个讲话，讲政治挂帅。他认为现在农村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许多工厂和商业系统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结果出了高薪阶层。他主张取消奖金制度，今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个讲话，2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27日，刘少奇批给其他领导人。4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了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对王任重的信任，也许是毛泽东移居武汉的原因。

因为前一天（7日）已将《汇报提纲》发送毛泽东，东湖汇报，仍然是彭真和许立群作了口头说明。不管心里怎么想，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连问了两次：吴晗能不能算是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的。毛泽东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据传，毛泽东曾说过：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是吴晗要罢官。）

在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明显的有保护“左派”之意。

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点是关于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毛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汇报后，给大家一个印象：毛泽东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汇报提纲》毛泽东同意了。一直精神紧张，左右为难的许立群，显出一副轻松、潇洒的样子。其他人也轻松了许多。龚育之回忆说：“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大家的主要精力转到整理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稿上去了。

回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汇报提纲》。由于是二月制定的，后来称为《二月提纲》。

根据这个文件规定，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下，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为主任，胡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文件下达后，2月18日，许立群和胡绳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开会，组织传达和贯彻《汇报提纲》。当时许立群和胡绳都感到，《汇报提纲》毛泽东同意并下发了，围绕《海瑞罢官》批判的争论的问题已经解决，学术批判有章可循了。因此，会议开了两天，许和胡讲了一番话之后，就于20日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了。28日才返回北京。

许、胡走后，会议分组讨论。会议期间，龚育之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整理出一份《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其中称《汇报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意思是《汇报提纲》象上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一样，是一个纠正偏差、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正轨的文件。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汇报提纲》是纠“左”的，“左派”们当然不会认输。尤其《汇报提纲》中提出的“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的敏感话题，更使“左派”，尤其受到直接批评的关锋不满。在座谈会上，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他质问：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问题？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求学术批判办公室作回答。

3月1日，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胡绳的话很有分量，因为他是亲自听到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人。胡绳还说：按武汉谈话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立群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是“学阀”吗？许的话，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再次要求发表他的文章，他说，他的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许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里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把关锋挡了回去。

许立群、胡绳满以为有东湖之行毛泽东谈话精神，问题解决了。其实他们并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态度。这时，毛泽东正准备另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

江青赴苏州见林彪，“请尊神”

1966年春，中国政坛真有点南北对峙的味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毛泽东在南方一直不回北京，也不向中央常委们透露真实想法，而是利用江青、康生等人向北京发动一次次攻势。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后来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组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遇到未曾预料的阻力。江青感到“震惊”，“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反对。”江青在“气愤”之余，感到“攻也攻不动啊！”“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解放军中请“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1965年11月下旬，江青曾向路过上海的罗瑞卿总参谋长提问：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当即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通知转载。《军报》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并且加了点“政治实质”的按语，说是“大毒草”在北京“领了先”。但对江青提出，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的事，罗瑞卿没有表态。

上海会议罗瑞卿挨整后，给江青提供了机会，转而寻找林彪的支持。1966年1月21日，还是大年初一江青从上海去苏州，专程向林彪拜年。告以想在部队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时，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影响，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这时的林彪，可谓权倾一时。伴随其突出政治的运动，其社会影响迅速上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只向少数几个人交过底，林彪可能是最早的一个。在毛泽东支持林彪整倒罗瑞卿时，毛泽东得到了林彪对自己的坚决支持。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讲的是否准确地摸透了毛泽东的想法，难以断定。但从中可以推想，毛泽东是向林彪交了“底”的，甚至向他透露了自己对北京发生政变的担心，并依靠林彪采取防范措施。

1965年11月18日，也就是上海会议后的第三天，林彪就提出了一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林彪说：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突出政治五原则”不仅仅是突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事实上也是政治表态：即他指挥的军队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和坚决支持。这个“实质”在1966年1月12日结束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得更加明白。

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疑。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从2月3日到4月5日，《解放军报》连发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大造舆论，把“突出政治”引向玄学，以致强调“突出政治要落实业务”也被批判为反对突出政治的谬论。

正是这种背景，江青要请林彪这座尊神，就在情势之中了。

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的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最好肖华去。刘志坚报告总政主任肖华。二人商定由刘志坚带队，有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等四个参加。肖华还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特意交代说：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

1月底，在赴上海之前，叶群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

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段话，向江青开了支票，使江青召开这次座谈会“名正言顺”，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的由来。刘志坚将林彪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2月2日上午，刘志坚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飞往上海。便衣行装，住进延安饭店。

下午5时，江青即派张春桥将刘志坚一行接到江青住处。

刘志坚向江青报到后，原原本本地转达了林彪的那段话，江青微微一笑。说：“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带窃听器没有。

接着，江青就对文艺界的状况发泄不满。她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江青开宗明义，点明了这次座谈会的主题：要向文艺界全面发难了。

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这是彭真在北京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制定《汇报提纲》的前一天。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前后两段，2日至9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开会，江青说她有事回京。

座谈会干了四件事：一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全部由江青点放。二是江青找人个别交谈或集体座谈。三是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四是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导演、摄制、演员。

所谓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人谈，根据刘志坚事后追记，江青对文艺界及其领导人几乎是一概骂倒。

江青说，自己进京后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她当“文艺哨兵”，说她如何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如何发现文艺界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她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

江青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江青一路指责下来。她说，前年根据毛主席指示，我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提出中西合璧，有人说是非驴非马，文化部把它封锁起来，不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江青说：“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指责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江青批评“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说部队也不是真空，八一厂出了《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

江青对电影作品几乎一概否定，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未写错误路线；有的美化敌人，歌颂叛徒；有的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有的颂扬战争苦难；有的宣传和平主义；有的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写一个死一个，看了几十部电影，没有一部满意的。《东方红》（周恩来亲自抓的）问题不少，《南征北战》也有问题，《平原游击队》勉强可以。《兵临城下》应当批判。江青扯到了30年代文艺，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也横加指责，说《静静的顿河》非常糟糕。

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四人恪守“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

然而，按江青的说法，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中国没有好电影好戏，电影院应当关门了，戏院该关闭了。刘志坚等私下议论，认为江青对建国后文艺工作“否定过多”，对周总理、对文化部领导太不尊重。对江青指责“八一厂”“组织不强”、“部队文艺方向上也有问题”也有意见。10月10日，刘志坚趁江青有事休会时间，回北京向总政主任肖华作了汇报，谈了上述看法，肖劲光在座。“二肖”表示赞同刘的看法，但肖华说：“你们还是多听她说。”

2月20日，座谈会结束，江青东拉西扯，讲了这么多，回京后向总政汇报，总得有个提纲，于是，刘志坚等人根据记忆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讨论，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出一个3000字的汇报提纲。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晚由上海警备区打印30份。

送不送江青？刘志坚有些犯难。考虑的结果，还是于2月21日送给江青一份。22日下午，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到济南，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去一份《提纲》，刘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23日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回到北京。

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要求刘“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电话还说，江青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

刘志坚当即向肖华汇报。肖、刘二人商议，派部队的笔杆子陈亚丁带原稿返回上海，参加修改。肖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2月25日，陈亚丁奉命重返上海。

“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

江青到部队召开座谈会，并不是有意抓部队文艺工作，只是借重林彪、借重解放军，搞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来。这就要让“大秀才”把她的意思上升为“理论”。

2月26日，张春桥带陈亚丁到江青处，不久陈伯达也来了。他按江青事先关照，掏出几张纸，谈了两点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它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

江青听后，甚是高兴。说：“伯达的意思很好，使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很厉害。”

27日晚，江青又召张、陈二人谈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

这次修改将文字从3000字增加到5000字。陈亚丁带稿回京。江青却把稿子铅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作了11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纪要》标题中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6个字一加，使《纪经》的份量陡然增加。

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毛泽东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在这之后，毛泽东单独增加了一段话：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地抓起来，而要是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刘志坚和陈亚丁再去上海，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10日刘、陈抵沪。从10至14日，在陈伯达的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对《纪要》逐条进行修改。而刘志坚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参加。14日修改完成的《纪要》，内容改动很多。全文从5000字增加到10000字。

3月14日，江青“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增删和文字修改。在稿子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修改完毕。3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电召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19日，刘、谢、李三人抵沪后即赴江青处。张春桥、陈亚丁已在座。大家看了毛泽东的修改稿，都表示没有意见了。《纪要》就此定稿。

江青交代大家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

当天，江青指定陈亚丁代为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明了《纪要》形成的过程及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关于以军委名义分送中央负责人的意见。

林彪此时已从苏州移居上海。收到江青的信及《纪要》，知道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不置一辞，欣然同意。他把刘志坚找去，代林彪给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见。”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代刘志坚：把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转。”耐人寻味的是，林彪虽然默认了“委托”的说法，但他在给贺龙等人的信中，并没说座谈是他委托的。

3月23日，刘志坚等带着《纪要》定稿和林彪的信返回北京。按林的交待，分送军委各常委。

此时，江青将定稿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3月24日退给江青。

军委常委们都划了圈。3月30日，刘志坚与陈亚丁起草修改了以军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的请示，并将《纪要》、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并上报中央。

报送中央，本应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由于邓已到三线视察，3月31日送到了彭真手里。

彭真不敢拖延，让总政替中央起草了一个简短的转发《纪要》的批语。4月1日，以传文形式，将《纪要》和批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核阅。当日，毛泽东在杭州指示：已阅，同意。4月10日，中央将《纪要》批发给全党。

《座谈纪要》，后来被称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这个话很能说明这份文件的分量。虽然江青始终没有说召集这个座谈、搞这个《纪要》是毛泽东授意，还是她自己动议，但是毛泽东想用这个《纪要》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亲自作了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他在许多地方删去了过分歌颂自己的词句，但却保留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与他的路线相对立的“文艺黑线”的基本判断，同意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进一步发挥认为“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里已经有了他后来反复讲的“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过七八年又搞一次的思想的萌芽。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心中的目标，并不限于文化领域，文化界只是突破口。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也修改批准了江青搞的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但真正反映和代表他思想的，是他审阅、修改三遍的这个纪要。

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直接原因之一，是《二月提纲》发出后，上海张春桥（背后是江青）同北京彭真和中央部门之间矛盾斗争的加剧。

“电话事件”使毛泽东大为恼火

1966年2月12日，《汇报提纲》批发的当天，彭真就向上海打招呼：《汇报提纲》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13日，彭真又让胡绳告诉张春桥：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张春桥意识到：《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但《提纲》是经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因此张春桥虽然极不满意，但不敢轻易动作，遂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

杨到京后，许立群、胡绳先后与他谈话。许重申了《汇报提纲》的精神。杨根据张春桥的要求，一再提出：“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分歧很大，几次谈话不得要领。3月11日晚，杨永直返沪前，许立群将谈话内容报告了彭真，并请求如何答复。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当夜，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即赶回上海汇报。张春桥听了汇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5月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经江青、张春桥加油添酷的推理，彭真关于“学阀”的批评，就与反对毛泽东联系起来了。这促使毛泽东最终下决心打倒彭真。

林默涵回忆说：“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

4 令牌连发 统帅坐镇杭州遥指北京

狂飙迭起 “文革”序幕结束正剧开场

周恩来预感到要发生什么

1966年初，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往年一样忙碌。1966年是实行三五计划的头一年，按照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周恩来着重关注的是三件事，一是援越抗美斗争，这时中国已对越南承担着重大的义务。周恩来一面组织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一面又频繁地会见来访的外宾，说服第三世界的朋友，戳穿美国的和谈阴谋。二是布置和检查三线建设和战备工作。三是抓农业，尤其是北方八省市的抗旱。从年初的日历看，周恩来似乎对农业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心。1月24日，在天津听取河北省林铁等人汇报抗旱和农业生产情况；28日，听取天津市委领导汇报农业、开荒、绿化情况；2月1日，主持召开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八省市抗旱会议；2月3日约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人谈西北、西南农业问题。4日、5日又约有关人员谈农业、水利……

春节过后，周恩来忙里偷闲，来到玉泉山小憩。

一天清早，摄影师杜修贤早起散步，看见周恩来独自站在门前空地上，迎着朝阳，手搭凉篷，凝神远望，面带忧愁和疑惑。杜修贤按动快门，抓拍了这一情景。

“你刚才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好像远处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云，老是看不清楚。”

杜赶紧顺总理指的方向看，没有什么东西，只有荒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木。周恩来没说什么转向另一方向。

杜修贤看着这张周恩来与以往不同的凝重、忧郁而且有些焦虑的照片，回忆说：“以后很多年，我都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场景？”

果然，周恩来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不久，3月8日凌晨5点，大地一阵颤抖，把周恩来从睡梦中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发生地震了。很快他得到报告，地震发生在河北邢台地区，面积大、烈度大。后来查明，地震6.8级，死8000人，伤4万人，受灾560万人口，损失惨重。周恩来立即命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赶赴灾区救灾。当晚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会后，亲自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9日下午，周恩来乘飞机亲赴灾区，当他赶赴地震中心——隆尧县时已是深夜1点多，此时狂风大作，余震未消，时常发出残垣断壁倒塌声。周镇定自若，听取汇报，作出指示。第二天，周赶赴重灾区慰问灾民。人们见“周总理来了”，心情激动。暂时放下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伤，拥上街头，听取周总理“发展经济、重建家园”的讲话。

3月10日，周恩来从河北回到北京，两天后，又赶赴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讨论备战、粮食、农业等问题。他在会上说：“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他说：“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

他说：“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

周恩来的这番话是针对日益浓烈的“突出政治”的火药味而发的。

中国人信奉天人感应的哲学。“文化大革命”十年一头一尾发生了两次大地震：1966年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征兆呢？

作为无神论者，周恩来不可能预感到自然的大地震的发生，但他预感到一场“政治大地震”将要到来，却不会是人们的臆测。从他这一系列活动和上述讲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周恩来希望能避免这场“政治大地震”，专注于老百姓的衣食大计。受他和邓小平讲话影响，4月6日至22日，吴冷西组织《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发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与《解放军报》唱对台戏。

然而，周恩来无法扭转大势。

本来，周恩来准备到河北、北京各地调查一个月，集中研究农业问题。但华北会议刚结束，周就接到通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得立即飞赴杭州。

第一次杭州会议毛泽东只是点了题

3月18日至20日，在毛泽东住地刘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都到会。邓小平到三线视察而缺席。他是为了躲开处理罗瑞卿的事而外出的。吴冷西列席会议。

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其实这都不是正题，正题是关于文化批判问题。

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听毛泽东讲。毛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谈到计划体制要下放，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少管点实。等等。

然后，言归正传。毛泽东讲到文化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毛泽东接着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说着，毛泽东渐渐点出他的主题。他说：“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子”。他警告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1962年被解散）毛泽东谈话中除点了吴晗外，还点了邓拓、廖沫沙的名。他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话明显地指向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只是游龙见首不见尾，没有把问题讲透。会上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杨尚昆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被突然调离中央办公厅的岗位，理由是怀疑他在毛泽东住所放窃听器。陆定一的问题与中宣部扣压“左”派稿件有关，但主要是说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辱骂”林彪妻子叶群，认定陆定一与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关。会上还揭发批判了罗瑞卿，一边倒，群情激愤。

18日下午，毛泽东开了一个小会，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参加。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批评吴冷西：“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他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毛泽东还点了胡乔木的名，尽管胡没有出席会议。

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批评胡乔木、吴冷西几个人的。

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说：“不光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又向彭真谈及此事。彭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尽管有周、彭二人的宽慰，吴冷西仍然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一次会议中间，彭真去接电话。回来后说罗瑞卿（3月18日）跳楼自杀，把腿摔坏了。这时毛泽东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

参加会议的李雪峰回忆说：“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三月杭州会议点了罗、陆、杨的问题。彭真的“问题”没被点破，但呼之欲出。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李雪峰如此回忆当时的气氛。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又找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谈了一次话，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和批判彭真和中宣部。他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针对“电话事件”，尖锐地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那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扎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说：“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让康生转告彭真，要对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

毛泽东这几次谈话，把杭州会议没有点透的问题彻底摊开了。他已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由此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次，毛泽东启用康生为主将。

康生本是五人小组成员，参加了二月《汇报提纲》的会议，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也有他。可以肯定他是反对《汇报提纲》的。但当时康生明确表示了反对吗？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五一六通知》附件《大事记》中说：2月3日五人小组会上，康生发表了根本不同的意见。指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大事记》说，“《汇报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

薄一波的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说的，不知是本于此，还是另有来源。

然而，另一种说法是，在2月3日的五人小组会上，康生一直沉默不语。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汇报提纲》时，康生仍然是一言不发，2月8日，五人小组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康生也没有对《提纲》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汇报中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否认：“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再次肯定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才没有吭声。

按逻辑推断，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假如康生在2月3日会上已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那么他在2月5日中常委会上为什么不说呢？2月5日不说，2月8日在毛泽东处总该亮明自己的态度吧。康生之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他还没有摸准毛泽东的态度，不敢贸然下赌注。但凡阴谋家，总是会在不明朗时两面下注，为自己留下退路的。

一位学者说：“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赋。”真是一针见血。

毛泽东找康生两次单独密谈，显然向他交了“底”，康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毛泽东那里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于是回到北京，开始煽风点火，挑起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任”。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上海谈话内容。这时，河北邢台发生第二次强烈地震，灾情比上一次更加严重。周恩来听完康生的传达后，当晚，迅速飞往地震灾区。4月1日这一天走访了五个重灾社队。在1日至6日这一周，周恩来视察了石家、宁冀、冀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渠、磁县等灾区。一天工作十几小时，直升飞机几次起落，余震频繁，全然不顾。心系灾区百姓。回京后，两次约见有关科研人员，讨论地震预报问题。4月2日，周恩来在邯郸给毛泽东写信，打算长期在河北抓抗旱和救灾，“拟每隔10天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此时，周恩来还没有估计到彭真“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周恩来的计划再次被打破。自然地震警报刚刚解除，政治地震的风暴突起，不允许他呆在地方。形势急转直下。在上海，4月1日，张春桥便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攻击《二月提纲》。在北京，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都署为1月写作，显示文章被扣押了3个月。

报刊上再次掀起批判高潮，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撇在了一边。中宣部许立群为争取主动，与吴冷西商量，4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中宣部组织的）批要害的文章。然而这已无济于事。这时，许立群已听到毛泽东3月28日和30日谈话的一些精神。康生还指名批评许立群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许立群立即行动，把整吴晗的材料登在一份简报上，送给康生。却弄巧成拙，康生说，“你这是抗拒批评！”许精神恍惚，不知所措。

康生从北京打电话给正在陕西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邓小平飞回北京。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了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及《汇报提纲》的批评。彭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会上对彭真进行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在会议期间（4月10日），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份《座谈纪要》。

文化界紧张异常。历史学界大概只有郭沫若、范文澜有人打过招呼“检讨过关”。于是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一反常态自我否定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为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范文澜也惶惶然写出了检讨。其他“学术权威”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由于毛泽东两次点名批判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4月10日至15日，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问题进行自我批判，争取主动。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按语是由彭真亲自修改定稿的。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问题”有所检查。

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并说是“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按语，新华社发了通稿。

配合这个按语发表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这篇文章虽然上了“阶级斗争”的纲，但仍限制于学术批判范围内，没有提到“影射”毛泽东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而这才是抓“三家村”的要害。

《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即使没有毛泽东点名，也难逃厄运。因为这时文化革命已不屑于学术批判，而单抓一个要害：“影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无论从它产生的背景还是它讽喻时弊的杂文形式，以及它的来自北京市的三位作家的身份，注定难逃文网了。

1961年3月，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应约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至1962年9月止，共发表150余篇。在此期间（1961年10月起），《前线》杂志（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邓拓主编）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以“吴南星”（星即“繁星”）的笔名供稿，先后发表了杂文50余篇。这些文章，“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由于受到群众的欢迎，《燕山夜话》曾编辑出版了合集。

除知识性外，还有一些批判性和讽喻性的文章。诸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

《一个鸡蛋的家当》引用一个故事：一个盲人拾得一个鸡蛋，浮想联篇：“鸡生蛋，蛋生鸡，辗转生利，又放高利贷，遂成巨富，于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结果“叭”的一声，鸡蛋落地，完事大吉。文尾邓拓淡淡地道出：只有老老实实，“才能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

《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旨趣相同。

《智能是可靠的吗？》、《放下即实地》、《专治“健忘症”》等几篇短文，以隐喻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不要一味自以为是天纵之圣，一切都可任意逞能，作出惊天动地的决定；二、如果事实证明决定错了，就不要一味硬撑，坚持到底；三、错了就认账，不要一股脑地全推给别人。文章的确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不用讳言，文章是批评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潮和假、大、空作风的。尽管1961～1962年上半年政治空气有些松动，但对时弊的批评，也只能采取这种伊索寓言式的方式。无论作者是否想到批评毛泽东，绝对是善意的讽喻和劝诫，绝无“反党反毛主席”的政治阴谋。假如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健全，对错误的批评就不必采取曲笔了。

假如听得进不同意见，许多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风声渐紧，邓拓等人就搁笔不写了。邓拓在10月中旬写了《告别读者》，言不由衷说：“近来由于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这是托词，是脱身之术。他写过一篇《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然而，邓拓终究没有“走”脱灭顶之灾，只是晚来了四年。

北京市委自我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无法使自己过关。反而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混淆视听，加快了对彭真的处理。

4月16日当晚，新华社通知各地撤销所发通稿。4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及要求各报刊不要转载《北京日报》16日按语和材料，“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转载。这篇社论率先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公之于众，并且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

在南方，毛泽东已下令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彭真“出事了”

这半个多月的急剧变故，刘少奇完全不知。因为他3月20日参加第一次杭州会议回京后，就准备出国。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和夫人张茜的陪同下，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3月22日，刘少奇一行离京飞往乌鲁木齐时，除毛泽东、林彪外的中央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送行。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有生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更不会想到这次访问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但是，刘少奇显然已感到了政治的飘忽不定和难以揣测。

在飞往乌鲁木齐的机舱里，刘少奇不仅表现出他惯有的严肃，而且面带忧郁、心事重重。随访的摄影师杜修贤看到，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前舱走出来，用疲倦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与外交部几位司长点了点头，一句话也不说，快步走向陈毅坐的后舱，迅速拉拢布帘。过了许久，刘少奇从后舱走出来，仍然心事重重，一言不发，进了前舱，又拉上了布帘。后舱的陈毅似睡非睡眯着眼，仰倚着椅背，也一副忧郁神态。这在以往很少见到。

刘少奇在新疆代了四天。26日离开乌鲁木齐飞往巴基斯坦，自治区领导和新疆群众仍以对国家主席的尊重欢送刘少奇上机远行。刘少奇正想登机，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面带伤感，依依惜别。

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了25天，4月19日回到昆明。

当晚，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陈毅，说北京没什么事，要老总陪刘主席在春城休息几天。然而，第二天清早，刘少奇、陈毅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们不要回京，立即去杭州参加会议，上海将派飞机到昆明接，会议内容不得而知。刘、陈二人费劲猜测。陈毅马上想到，是不是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想到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

当刘少奇、陈毅走进杭州刘庄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场时，才知道，又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解决彭真问题。

这次仍叫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与会者是陆续到达的。

其他与会者，多数也同刘少奇一样，事先不知道开什么会。

李雪峰回忆说：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发下来。其中之一就是4月16日《北京日报》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及按语，康生讲这是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

19日会议开始。20日刘少奇赶到杭州，主持会议。因为他半个多月不在国内，情况不明，会议实际由周恩来主持。

20日、22日、24日、25日在毛泽东处开了几次会。听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谈得活跃、语气和缓，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了。

22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一二个。

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

毛泽东的插话就说得更重了，他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我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

西泠宾馆的空气才真是十分沉闷。大区书记们饭后散布，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因李雪峰曾是彭真的老部下，关系不错，还和彭真讲话，但也只能讲些“天热了……”之类的废话，双方谁也不敢讲正题。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王整理了一个文件送了上去。

其实，文件早在起草过程中。

4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陈伯达就草就了一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内容简单，属技术性的。由周恩来报送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不满意，14日，亲自作了修改。并分别给江青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写了两封信，要求康生、陈伯达及其他起草小组人员即日去上海，同在上海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修改定稿。

这时，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小组，并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10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央文革的主要班底。

起草小组在上海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亲自修改，改毕，又派人直送上海。所有尖锐的政治性论断都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从4月14日至月底，毛亲自修改7次。把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简单通知变成了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修改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二人与彭真一道乘飞机回北京，“明曰陪送，实是押送。”从此，彭真失去了自由。

文件起草还在紧张进行。4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彭的本质隐蔽了30年。

至此，彭的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已是无可挽回了。北京的空气十分紧张，都在打听消息，在高层，谁都知道，揭出彭、罗、陆、杨，只是个开始。但包括刘少奇在内，谁都不知道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刘少奇主持了旨在打倒自己的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仍坐镇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完全按毛泽东在杭州的部署进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与会者76人，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显然，毛泽东是预作了两手打算。

5月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4人的“问题”，作出了撤销四人职务的决定。5月16日，通过了毛泽东作了八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然而，《五·一六通知》的核心目标不在文化各界。《通知》中，毛泽东增写的几段话说得明明白白。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未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所指的资产阶级分子，不只是文化界，更主要的是“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不只是局部现象，而是从中央到各省市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因此，毛泽东要发动的批判和夺权斗争，不再限于文化领域，而要扩大到党、政、军各个方面。

打倒彭罗陆扬，就是一次不小的夺权斗争。因为彭罗陆杨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协助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重要人物，罗瑞卿主管军队工作，陆定一主管宣传意识形态，杨尚昆主管中央办公厅。而彭真，则是协助邓小平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在“海内”（指在中南海范围内），人们习惯地称彭真为常委。一下子打倒四位书记处书记，确是一个不小的行动。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是一个突破口。

《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正在培养为接班人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其实就是指的刘少奇。不过，这个“底”，这时只有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数人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不知道，他们都举了手，投了赞成票。《通知》通过后的第3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京西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林彪5月18日在会上的讲话。林彪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杀气腾腾，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煞有介事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林彪透露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调兵遣将。

李雪峰回忆说：“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由此，我们推断，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可能全然不知，只是不愿深想而已，客观上也无力回天。

于是，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旨在打倒自己的纲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陈伯达不过是无独立人格，依附于江青的御用文人。康生早就是江青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等江青看着不顺眼的人全被排斥出中央文革。剩下的人员完全成了江青的私人班底。正是这一班佞幸之徒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大闹乾坤。

序幕结束　正剧开场

在会外，进入5月以后文化批判掀起狂澜，首先展开的是对“三家村”的围剿。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同日，《光明日报》登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事隔两天，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洋洋两万言。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转载。一时间，全国上下各种宣传机器一起开动，万炮齐轰“三家村”。

5月16日，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通知邓拓停职反省，把邓拓逼上了绝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这泰山压顶的形势和有口难辩的诬陷，邓拓，这位毕生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5月17日夜自杀身亡。

死前，他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依然表白自己对党对领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忠诚。信中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他同时给妻子丁一岚留下了几行字。他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同时，凄苦地要求妻子儿女“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成为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三家村”的另一成员吴晗受到凌辱更大更久。在妻子离去之后吴晗也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

“三家村”的最后一个成员廖沫沙经受了无法想象的长期煎熬，顽强地活到了“文革”结束，在追悼邓拓之时，用血泪之笔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曰：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文章招祸，佞幸乱国，这中国几千年来的悲剧，竟会在当代空前规模的重演，令人悲叹莫名！然而，“文革”的悲剧，岂止“佞幸乱国”所能说明。

1980年7月，廖沫沙为《忆邓拓》一书作序时写道：

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值得我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这场悲剧的序幕，而是我们一切抱有宏图大志的历史科学家踊跃前驱，去寻找和发现我们这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产生这场历史大悲剧的真正原因。

但愿此公斯言，能砥砺学人（不止是历史学家），犯难前驱，担起“寻找和发现”的责任。

但愿社会给予这种探寻以更多的鼓励和更大的宽容！

结束语 从历史寻找智慧

（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虽不能设计未来，但它至少告诉人们：人类依靠当前能力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在经历了重大历史失误之后，它告诫人们：此路不通，应另择新路，人们不应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前10年历史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它对于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和明天的走向，有些什么启示呢？

我们还是先听听一位伟人的思考吧！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有一位领导人，他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当年的历史活动中曾扮演过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却又开辟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就是邓小平。

作为一位年逾古稀的革命老人，邓小平的思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跨越？这最初的动因，来源于他对历史的彻悟，对历史经验的全面反思和总结。

邓小平指出，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建国头八年，发展是很健康的，形势非常好，以后就出问题了，从1958年到1978年，耽误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期间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邓小平的这个评价，并没有否定建国后20年尤其是“文革”前10年的成绩。他所列举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都是在前10年搞成的或奠定基础的。当然不只这些，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但是邓小平认为，这10年20年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我理解，这是讲这一时期的发展与人民群众付出的劳动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它也没有达到按照客观条件可能达到的水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左”，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了封闭和僵化的政策和体制，特别是长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我们过去选择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不成功。老路走不通了，必须寻找新路，这就是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因。循着邓小平的思路，我们试图对“前10年”的历史经验作一点理性的思考。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来是十分清楚的。1956年中共八大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然而，这一正确认识很快被抛弃，后来竟走到了它的反面，人为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力被置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仔细分析起来，起初的失误，或许并不是失之于忽视发展生产力，而是失之于对发展生产力过于急切。

1956年，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发出“球籍”问题的警告。他说，如果中国50年内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他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界开战。”这种赶超意识，在当年的中共党内和中国人中间，具有普遍的心理认同。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的沉沦太久了，中国人做了一个多世纪的强国之梦，现在终于有希望成为现实。战后东西方冷战格局和中国被封锁被包围的国际环境，也强化了中国人尽快赶上去的紧迫感。赶超之心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做好事的心太大”，远远超出了客观条件的许可和主观能力的极限。应了民主人士张奚若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就不能完全用“民族愿望”作出解释了，而是来自于对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的盲目的自信，来自于对历史主动性的过分夸大。这种心理偏差，产生于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之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既使毛泽东头脑清醒，又使他解除了仅有的精神顾忌，认为中国可以比苏联干得更快更好。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借重，更助长了毛泽东的骄傲情绪。他目标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希望中国对世界革命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经济小国的状态，使他寝食不安。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日益发展，并且通过批判“反冒进”，强烈地感染着党的高级干部，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希望出现“一天等于20年”的奇迹，一举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

马克思主义确实说过，历史发展有一天等于20年的时刻，但这只是历史一瞬，是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态。历史的常态是渐进。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革命可能在一夜之内改变历史的方向和政权的性质，但它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创造经济奇迹。然而，1958年，中国人太希望这种奇迹出现了，无限度地夸大主观能动性，闹出了许多笑话，接踵而来的便是灾难。

正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歧。一次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次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今天来看当年彭德怀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丝毫没有挑战毛泽东的动机。然而，毛泽东以及紧跟毛泽东积极推行“大跃进”的干部们，认为出现了动摇毛泽东领导地位，否定毛泽东的路线的政治危机，于是不惜中断初见成效的纠“左”，转而在全党发动反右倾。结果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灾荒弥漫全国。

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毛泽东亲自组织了退却，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纠正了许多具体错误。然而，很快就表明，这种退却是策略性的、有限的。当他感到1962年的调整的深入有危及他的路线的危险时，毛泽东发动了反击，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批判“三风”，接着在国际上展开反修斗争，在国内开展旨在挖掉“修根”的“四清”、“五反”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恩格斯说过，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到了“文革”，“左”发展到极左，“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理论一出，发展生产力不仅被忽视，而且似乎成了社会主义的对立物。

中国人的思想被弄糊涂了，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发生了动摇。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得不反复强调属于常识范畴的基本道理。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首先要摆脱贫困，找出一条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中国人感受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更甚于50年代。然而，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国再没有提“超英赶美”的口号，而是把中国现代化的时间放在100年内的较长时段，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先消除贫困，再实现小康，进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战略构想来源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它使中国人的心态放平了，不再作那种“一天等于20年”的梦。中国的发展反而加快了。

（三）

邓小平认为，20年的停滞，不只是因为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实行了“封闭和僵化的政策和体制”。封闭与僵化，一说对外政策体制，一说国内政策体制。

先说僵化。这触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曾经独创性地提出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理论，有过一个10～20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让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同时依靠国家投资壮大国有经济，中国的发展会是另一种景象。但是，这个设想没有贯彻到底。1953年开始转向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向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具象模式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它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国之初，毛泽东首倡“向苏联学习”，这既出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需要，也出于一种信念和国内要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人们普遍的信念。苏联模式不仅是当时唯一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加快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的唯一范例。选择加快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几乎必然地要选择全盘集体化和国有化以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国家短期内集全国之力投向于选定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它有利于工业化的起步。而它内在的缺陷被革命后的热情、纪律性等政治优势所弥补，因而，中国的建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而，当中国刚刚接受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时，这种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国家却充分暴露出它的弊端。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病在于缺乏效率、运行僵化、动力不足。它或许可以有效地动员资源，但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尤其对新技术革命缺乏最有力的吸纳机制，因而导致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后果。1956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以苏为鉴”，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和设想。例如毛泽东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陈云提出“大计划小自由”的设想等。但总体说，这种思考没有深入，而且只是一掠而过，很快中止了。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实践很难让中国领导人接受这种体制存在致命性缺陷的结论。二则因为苏共二十大以后，由于批判斯大林错误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混乱，这促使毛泽东从“以苏为鉴”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这在当时似乎有其政治需要，但这一转也就限制了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的深入。

毛泽东弥补计划经济缺陷的思路是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高速度。他还片面地理解了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以为公有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搞“大跃进”，就一定要搞“人民公社”。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当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它自身的社会理想，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小平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想早点进入共产主义的情结，这是多少代共产党人屡犯错误的根源之一。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把进入共产主义看成是十几年几十年指日可待的事情。1958年的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中国领导人心情更是急切，似乎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经咚咚作响了。当时对共产主义蓝图的描述，其思想来源十分驳杂。从马克思的论述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三国时张鲁的五斗米道、晋人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拿来以资借鉴，津津乐道，孜孜以求。马克思讲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一是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然而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忽视了第一条，突出地强调第二条。他相信在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上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相信在经济文化都还十分落后的现实基础上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天国。这种信念部分来自于长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历。在战争年代那种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现在条件好多了为什么不能依靠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来扩大共产主义的因素呢？他希望通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政治挂帅来提升人们的觉悟。一个时期，他被在政治压力和政治鼓动下人们表现出来的表面的热情所激动，高赞“六亿神州尽舜尧”；一个时期他又为人们中间表现出来的利己动机而忧虑，尤其对物质刺激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将引发人们的利己心。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中的一个基点是追求社会平等，他最为关切的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命运，因而对任何他认为可能导致差别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做法，不管它多么适应于现实生产力，他都会毫不迟疑地加以否定。人民公社的失败迫使中国必须从“一大二公”退却，这是毛泽东允许的而且是他亲自领导的。然而，在他看来，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到底了，再退就是方向、道路问题。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既是农民的愿望，又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这些，毛泽东都清楚，但他还是坚决制止了，而且发动了对“单干风”的批判，原因就在这里。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趋向，一概视之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国内展开了清理“旧基地”的斗争。农村集市贸易、农民自留地、计件工资、利润、奖金都受到了批判或取缔，甚至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等都被视为不得已而保留但必须加以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正当人们满以为正在奔向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时，事实上中国的体制陷入了僵化，经济陷于停滞，中国人越搞越穷了，中国与外界的差距拉大了。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邓小平说：“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中国的改革，它的本质，就是放弃了离开生产力发展建立纯粹社会主义的空想，回到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地上。

（四）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这段话是邓小平历史反思意识中十分深刻耀眼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邓小平说出来，人们绝对不会相信毛泽东会说这种话。社会主义民主不是高出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吗？怎么说斯大林破坏法制的事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呢？然而，事实上，毛泽东说了，而且说得比这更多，思考得比这更深。

那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当时胡乔木就向他人讲述了毛泽东的心情：“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新路子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后都谈到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是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这些论述，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然而，这些认识还只停留在原则上，没有进一步引导出政治体制的改革。《一论》和《再论》都触到体制问题，但只是擦边而过，没有深入探讨。后来由于波匈事件，由于国际上的反共浪潮，毛泽东把一切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制度的批评都视之为危险的倾向，加以拒绝。人们还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堵塞了批判斯大林领导体制的言路。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制以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制度。这种体制衍生的必然结果是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盛行。斯大林体制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中国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和以党代政制的形成，有自己的历史原因，但明显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相同的体制。与苏联不同的是，斯大林主要依赖于国家机构的运作，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毛泽东则更多地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

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提出让出国家主席一职？（这实现了），甚至在必要时让出党中央主席一职，只当名誉主席？（这没有实现），有分权的意思，然而并不成功。正是在他宣布退居二线之时，却从后台跑到前台亲自领导经济建设，大展其“大跃进”宏图之际，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向党中央集中，强调第一书记挂帅，大权独揽，肯定甚至鼓励个人崇拜，使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个人，地方则集中于第一书记。一线二线之分，使毛泽东名正言顺地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可以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线成了传达和贯彻二线旨意的办事机构。这就使毛泽东本人置于缺少回旋余地，一旦失败就很难转圜的境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缺乏弹性，一旦发生原则分歧就有分裂的恐惧感。这是庐山会议悲剧的体制原因。在这之后，毛泽东更是依赖巨大的个人权威，依靠日益炽烈的个人崇拜，一次次地改变集体的决定，扭转政治方向。其他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到最后，“文化大革命”发动，谁也没有力量阻止。这是党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话说得多么深刻！然而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正是从历史的教训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思想，并且成为今日中国孜孜以求的长远目标。

（五）

民主不只是让人说话，但民主首先应让人有说话的机会，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斯大林时期，搞得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禁若寒蝉，鸦雀无声。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兄弟党领导人，尖锐地说道：苏联以前思想控制很严，深过封建统治，甚至有些君主也比他开明些。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避免这种现象。没有集中和统一不行，但缺点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机会。

为了使人有机会，为了创造自由空气，1956年至195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确想了许多办法。在文化学术领域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只出于经济文化目的，同时也有政治含义。当时的领导人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励，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用意也在于使执政党身边有人批评和监督，避免共产党的干部们无所顾忌。八大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尤其提到治国方式应当从诉诸群众的直接行动转到完备的法制的轨道。董必武甚至提出要坚决克服因革命而养成的“仇恨一切法制”的观念。刘少奇说，要使全国每个人明了和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有保护而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人的侵犯。

然而，这种法制和民主的思路没有得到贯彻。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作阶级斗争，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消灭一切党内反对派的观点和做法，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的提出，是要教会从阶级斗争中走出来的执政党的干部们用新的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用旧的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日益增多日益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只可惜，就在这个理论提出不久，就发生了混我为敌的反右派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此后20年间，这种错误愈演愈烈，受伤害的群体越来越多。“正处”诞生以后却始终没有做到“正处”。是理论的缺陷？还是另有原因？

当然，不能归结于“正处”理论的缺陷。“正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可行，但它不能取代，不能越过法律，不能代替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它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可忽视。

“正处”与法治是不相同的。“正处”的主体是党和政府，民主是领导者手中的方法。法治的主体在民，民主是公民的权利；“正处”以把公民分为敌我两类为前提，在认定的敌人与人民之间权利是不相等的。法治用法律规范行动，主张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普遍平等的权利；以法律为准绳，阵线鲜明，违法受到制止和制裁，守法则受到保护。以敌我为准绳，则阵线十分模糊，随时都可以将任何人划入敌人的范畴，这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留下了一个缺口。

这个理论的缺陷在随后的整风和反右中很快地反映了出来。1957 年夏季出现了某种紧张的局势和某些越轨言论是确实的，然而这种局势的出现并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种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动员式民主或“大民主”造成的。动员式民主有不断升级不断激化的自身规律。而当认定性质变化，右派进攻之后，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进一步人为地加剧了矛盾。考察1957 年的运动，“引蛇出洞”不是事先的预谋，而是一段时间内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有事后掩饰的味道。一旦认定是“敌我矛盾”，“正处”所阐述的所有方针方法都失去意义，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合理和必要。而“引蛇出洞”，先充分暴露和激化矛盾，再聚而全歼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伤痕。55 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此，知识分子三缄其口不敢说话了。这时，毛泽东还真诚地希望运用这种“大民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已经具有讽刺意义了。

把这种“大民主”的运动推进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建设，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1958年反复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这对于那些小人物立志奋斗确是一种精神动力。一位年纪稍长的朋友告诉我，当年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的传达，精神振奋，很受鼓舞，而且影响他一生的奋斗。然而，在当年，在不断批判反冒进，批判怀疑派、秋后算账派，鼓动“大跃进”的政治压力下，解放思想变成了唯意志论的代名词。敢想敢说敢干不过是一种声音的无限放大，这种声音如此强大，使任何不同声音都禁若寒蝉。“大跃进”中干部中的“五风”，就成了这种政治压力、运动推进的发展模式苦涩的回报。当年李达以其特殊身份当面批评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而得到海涵，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其他人，地位之高如中央副主席陈云通过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建议，胡都不敢转达，理由是为了保护陈云。庐山会议错误批判了彭德怀和会后全国反右倾，几百万讲了些真话的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全国更是鸦雀无声。说话只讲“三、六、九”，“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敢全抛一片心”。

当大灾荒降临时，毛泽东也感到震撼，抱怨“他们许多事瞒着我”，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刘少奇曾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造假运动，大肆宣传浮夸风，“祸国殃民”。1961年刘少奇亲自下乡，还有干部阻挠人们反映真实情况，他大为感慨。毛泽东高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敦促各级领导干部下去作实地调查，中央常委全部下到农村，体察民情。形成了一个调查研究的运动，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初以渡过灾荒为中心目标的调整。批评的精神在党内和文化界也开始恢复起来。照这个势头，本来可以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

然而，突然强调阶级斗争，继而展开反修防修，一方面是声势浩大的一边倒的政治批判。那些有意的劝戒或无意的触犯的文艺作品，都被戴上“影射攻击”、“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横遭批判；一方面是不断升温的突出政治和学毛著运动，人们陷入“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之中，失去独立思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成为全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不同意见只存在于“腹议”之中，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连“腹议”都形不成。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失去制动纠错机制和批判创新能力。著名学者顾准曾指出：资本主义所以还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不限制反而发展了批判，使它不断得到改良。他说，假如下令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凯恩斯主义出不来，资本主义早就在20世纪30年代的恐慌时期完蛋了。“文化大革命”前“舆论一律”的结果，导致了阶级斗争错误信息的不断放大，有领导的政治动荡不断加剧，“左”倾错误就像脱了僵的野马，刹车失灵的奔驰中的列车，谁也阻挡不了。只有等待主要领导人的过世，来一次“大反思”，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邓小平曾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突破停滞机制，首先必须冲破思想牢笼。如果说最近30 年中国的巨大发展，起源于一场以反对个人崇拜和“左”倾教条主义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为过。所有变化都来源于社会的批判力的恢复，来源于一个民族潜在的巨大的创造力的空前释放。这种释放是以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历史进步为保障的。中国人应当珍惜这种进步！

（六）

停滞，源于僵化，也源于封闭。封闭是“左”倾错误和个人迷信滋长最适宜的环境。胡乔木也说过；“‘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

客观地说，封闭首先是外力加给中国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环境中，而且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在亚洲的主要目标。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使中国长时期内存在危机感。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余年，中国为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始终没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更使中国感觉帝修反都在企图围困和扼杀中国这块革命圣地。这种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和对环境的过激反应，很容易产生激进主义的民族情绪和内外政策，强化了两种制度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观念，容易把战争的危机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头，以支持世界革命、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为己任，在国际上承担了重大的革命义务，确立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的国际战略。中苏两党在世界革命战略上的分歧，今天看来并非谁“左”谁右，而是谁更“左”一些。当年中国党把苏联及西欧各国党的“和平过渡”策略视为修正主义，坚定地维护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和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其实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缺乏暴力革命的形势，也没有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说赫鲁晓夫右，并不完全对，他更主要的是“左”，对于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和通过和平竞赛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都表现了盲目的乐观。美国人看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分歧，不过是采用什么方式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的分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确风起云涌，然而，尽管共产党人都把它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毕竟性质不同，这些国家基本不具备由民族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一些国家独立后仿效苏联模式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走上了贫穷和专制的道路。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是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

20世纪50～6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确存在着世界战争的危险，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预作某种准备是必要的。但也有反应过激的偏向，这使中国长时期内处于战备或准战备状态。先是为抢时间而急于求成，超越现实可能追求高速度；既而又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战备的地位，搞大小“三线”，这都扰乱了中国的建设步伐，造成巨大损失。为巩固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最后堡垒，必须使国内高度革命化。复杂的国际环境也使国内党内斗争染上了扑朔迷离的复杂背景。这又成为中国走上纯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不断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封闭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眼界，即使伟大人物如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除了两次到苏联，与斯大林一样，从不出国，尽管他极为关注世界局势，但封闭的处境使他不能就近观察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对他固守列宁的结论不无关系。这种眼界的局限尤其表现在对现代化趋势的了解上。与国内关注阶级斗争相一致，中国人对世界局势的观察也聚焦在战争和革命问题上，对新技术革命引导的现代化以及与此适应的现代管理经验知之甚少。而战后世界发展趋势最为深刻之处恰恰就在后者，它最终决定了世界战略力量的消长。要说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新技术革命茫然不知，也不是事实，1956年1月周恩来就说过：“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然而，这种紧迫感没有形成全党共识，中国亲身感受现代化的人毕竟很少。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毛泽东不同，他热衷于到世界各国游历演说，尽管浮光掠影，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和西方人的富裕曾使他很受震动，1959年10月到中国来，情不自禁地向毛泽东讲美国人如何如何富。毛泽东不无讥讽地说：“你带回来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既表现出他对赫鲁晓夫热衷于苏美缓和不满，也表明他对西方的发展并不在意。恰恰就在中国关起门来搞斗争搞运动，闹得天翻地覆，中国人满以为正在为世界人民作出表率，为解救世界三分之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斗争之时，世界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迅速拉大。这不能不说是封闭的后果。

封闭本身就造成停滞。现代化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进程，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建不成现代化，也建不成社会主义。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推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更把自我封闭的国家抛在后面。中国20世纪50年代只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同时，也受到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半边开放也中断了，中国真正进入了近乎全封闭的状态。高扬自力更生精神就成了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不强调自力更生又怎么办？当然也有主观原因。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可是“左”倾错误的发展，日益自我封闭起来，以自给自足和“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得，失去了本来可能争取的机会。这种自我封闭倾向到了“文革”尤为强烈。国内缺乏技术创新机制，国外又没有技术引进的政策，只能在封闭环境下复制古董了。当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打开国门看世界时，惊讶地发现中国远远被抛在后头。对外开放政策同样来自于对历史的反思。邓小平说：“总经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七）

说到20世纪50～60年代的道德，这是一个在情感上令人难以置喙的领域，因为在有不同经历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忆。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片留在记忆中的精神家园，越是疾愤于时下的风气，越是能勾起人们的这种怀旧情绪；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是一段灵魂失所的痛苦回忆。

在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50～60年代的确是一个高扬道德的年代。那年代虽然贫穷和艰苦，但人们生活得紧张而充实，人们知道为什么而生活而奋斗，知道应当干什么，反对什么。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埋葬帝国主义，支持和迎接世界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使人们生活有目标，有理想，少有精神空虚，思想苦闷。这种浪漫主义造就了成千上万个英雄模范。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高尚的道德和高扬着的理想。普通百姓当然不可能都成圣人，但民风淳厚、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碰到政治问题例外），助人为乐、互相帮助、甘于吃苦、乐于奉献、节制物欲，祟尚俭朴则是普遍推崇的时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等种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几乎被荡涤一清。一个时期连小偷小摸也减少，的确有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气。共产党干部总体上还比较清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比较融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极高，群众纪律性很强。即使“大跃进”，虽然指导思想错了，但人们表现出来的干劲、热情、朝气和自我奉献的精神，仍然值得赞叹。困难时期人们为国分忧，默默承受困苦而不丧失信心，更是令人称道。在那样困难情况下搞成了“两弹”，实现了石油自给，还清了苏联外债，人民群众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珍惜的。

这样说岂非真是海宴河清的太平盛世，人世间岂非真有君子国？并非如此。社会不会没有黑暗面，人们也不可能根除私欲。这种淳朴简约的道德和风尚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一整套社会控制手段。这里讲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后的政治激情。二是封闭的环境。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道德规范在一定时期内仍在发挥作用，并通过宣传和先进共产党员的示范影响着全社会。革命后高度的政治认同，也使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易于接受这种道德规范。战争中走来的干部们的“幸存者意识”也是他们道德自律的因素。而长期的封闭的环境，使社会共同的信念、理想和价值观易于维持，不致于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发生动摇、怀疑，走向崩溃。

这里讲的控制手段，主要指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及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政策。要使战争时期的道德规范在和平时期长期保持是做不到的。即使战争年代，打仗时可以舍生忘死，战后的评功记奖也会有计较，更不用说共产党进了城执了政，它不可能不受到权力的侵蚀。解放初期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干部。毛泽东进城之前就预见到这种危险并向全党打预防针，之后，他一直为党内的官僚化趋势而担忧。他的办法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直接诉诸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希望通过政治运动遏制官僚化和腐化的趋势，同时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保持一种革命精神。

搞运动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在短期内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起到震慑作用，但它造成的剧烈政治动荡和巨大社会创伤，有目共睹。在运动形成的政治压力下，最易于混淆敌我，混淆是非，一些人假借革命名义对他人实行非人道不公正的对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人人自危。在政治运动的大潮涌来时，一些人或为避祸自保，或为邀功请赏而违背良心，出卖灵魂，说假话，告密，落井下石……高调的革命道德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代价是沉重的。过分重视运动这种动员式民主的作用，因而忽略了建立起一套权力制约机制，尤其是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1956 年提到的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的想法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权力日益集中，成为绝对权力。权力腐败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权力腐败，只是形式、内容和程度不同而已，其表现主要在政治领域而不在经济领域而已。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这种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与政治运动相联系的是平均主义政策和近似禁欲主义的道德化运动。这两种运动其实不可分，一破一立，一灭资一兴无。倡导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方式，号召干部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看齐，过平民化生活，崇尚穿补丁衣，吃窝窝头，脚上有牛屎，手上有老茧。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把一切对个人爱好和生活情趣的追求都看作是亵渎神圣的丑恶现象，至少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种平均主义政策和俭朴的生活方式，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它与高积累低消费、勒紧裤带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相适应。它抑制了人们的物欲，使人们易于承受困难和艰辛，国家在极困难时期保持了社会安定和复苏的活力，这表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的起步，人民群众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社会不应忘记那一代人长时间低报酬劳动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的贡献，不应在社会转型中对那一代劳动者置之不管。

中国人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不平则鸣，平则相安无事。平均主义政策造成了人们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心理平衡，给人以安全感。但它同时消解了人们的竞争精神和进取意识。在高扬集体主义道德的时候，忽视了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在设计社会动力时，既不是诉诸于强制，也反对依靠物质刺激，而是寄托于道德觉悟，越是寄托于后者，就越视物质刺激为邪恶，极力防范它对人们利己心和物质欲念的诱导，于是加以限制甚至取消。直接诉诸政治热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行不通，这本来已被列宁试过了。列宁后期已转到了借助于热情，依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的政策上来。斯大林时期也更多地利用了物质刺激。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他不相信平均主义会养懒汉，不相信社会只有靠物质刺激才有动力。他相信“穷是动力”，“穷则革命富则修”，希望用物质生活上的俭朴贫穷来抵抑物欲的引诱，保持精神的纯洁和道德的高尚，激励人们的工作热情。他认为富了就不好办了，对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增长起来的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表示担忧，因而把“物质利益原则”视作产生修正主义的渊薮。然而，平均主义和长时期的勒紧裤带，只讲奉献，不讲利益，造成了动力的日见衰退和社会的停滞。

因此，我说，以往那种高调道德的维持是付出代价的。现在，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被压抑的物欲一下子爆发出来，走向反面，给人以世风日下、物欲横流、腐败丛生的印象。一些人失去精神家园，这是令人忧虑的。需要寻找出路，重建精神的家园。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失去精神支柱，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医治现时的社会病。不能靠战争或运动来维护和保持高调的道德，不能靠贫穷来维护和保持高调的道德，也不能靠封闭来维护和保持高调的道德。出路应该从现实发展和改革中来寻找。

后记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于1999年首次出版。原本计划由我与丛进合作撰写，由于丛进突然身体不佳，无法写作。谢春涛、朱地、乔继宁应约撰写了部分章节，使本书得以按时、顺利出版。

本书上册的前言、第一章、第四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六节由萧冬连撰写；第二章由朱地撰写；第三章、第五章由乔继宁撰写；第四章第一至四节、第六章第一至五节由谢春涛撰写。萧冬连改写了部分章节，并对全书修改定稿。

本书下册由萧冬连独立撰写。

本书出版后，获得较多读者，包括专业以外的读者，不时有来信索书的。然而，本人并不想急于再版重印，因为近10多年来披露的资料较撰写本书时要丰富得多，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将颇费时日。中央党史出版社吴江先生对重印本书很热心，也有信心，认为迄今为止本书仍是阐述文革前十年史最为详实的一本书，有它的读者群。为了出版顺利，出版方还建议尽量保持原貌，不作大的改动。考虑到这本书本来就是为大众读者撰写的，基本史实和整体史感无讹错，我还是同意了。这次重印在基本维持原貌的基础上，作了认真校勘，少量文字作了修改。出版社增加了许多页内插图，增色不少。

本书首次出版时，韩钢教授、李向前教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孙启泰先生为本书的报批、出版作了很多努力。这次再版重印，张化教授也提了很好的意见，吴江先生在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萧冬连

2011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