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出版说明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绪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

一、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与扩张推力

三、范式强化与概念纠葛

四、小结

第一章 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

一、堡垒与市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二、行政城市数量与其分布特点

三、行政城市的等级

四、城区规模

五、城区布局

六、小结

第二章 管理制度

一、坊制

二、厢制

三、小结

第三章 城市市场

一、唐代城市市场

二、宋代城市市场

三、小结

第四章 城市税制

一、城市地价与税制演变

二、地税与宅税

三、家业钱与役制

四、小结

第五章 市政建设

一、“近市隘嚣，靡宁厥居”

二、“陶瓦覆屋，以宁室居”

三、“攻石甃治，以便行者”

四、小结

第六章　人口意象

一、京城

二、区域中心城市

三、州县城市

四、小结

第七章　城市文化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市民”

二、清雅与市俗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四、文化渗透与文化霸权

五、小结

第八章　发展瓶颈

一、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二、城市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

三、火灾

四、小结

结语

附图

参考文献

附表

表1-1　两汉隋唐宋代州郡县邑数量比较

表1-2　两汉各地县邑数及县均户数

表1-3　唐天宝元年(742)各道面积、人口密度与县均户数

表1-4　北宋各路县均面积与户数

表1-5　北宋末年全国五大区域县邑城市比较

表1-6　历代县均户数

表1-7　宋代各路安抚转运使治所

表1-8　两宋州军城墙

表1-9　宋代县邑城墙

表1-10　两宋的子城

表2-1　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十厢人吏户数

表4-1　开庆元年(1259)建德县各类田地产钱统计

表8-1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主客户数

表8-2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人口数

表8-3　咸淳年间临安府余杭等七县乡均户数

表8-4　2003年杭州市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

表8-5　宋代两京疫情表

表8-6　南宋临安府火灾情况表

宋代城市研究

包伟民

中华书局

中华学术文库

出版说明

“中华学术文库”收录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范围为史学、哲学、宗教、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及考古、出土文献等领域。文库崇尚朴实严谨，力避浮泛陈言，既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亦强调现代视角和问题意识，方法不拘一格，风格兼收并蓄。以期接续学术传统，彰显学术精神，鼓励学术创新，开辟学术新境。

“中华学术文库”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征稿，实行学术委员会评鉴制度。由学术委员会提名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评审，经专家评审的书稿，在获得学术委员会评鉴通过后，列入文库出版计划。

“中华学术文库”每辑三至五种，计划每年度出版一辑，视入选书稿确定，可以空缺。本文库由中华书局设立专项出版基金，并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及文库的遴选和印行。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中华学术文库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岩（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委员*：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李　零（北京大学中文系）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桑　兵（中山大学历史系）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巫　鸿（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

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徐　俊（中华书局）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

*以姓氏音序排列

绪论：
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

如果将考古学者所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地图 [1] ，与北宋末年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略作一比较，前者之所表现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之规整有序 [2] ，与后者鼎沸市声恍若可闻的城市景观之间的差异，无疑向我们展示着，城市的跨越性发展是唐宋之间社会转轨过程中最显眼的现象之一。也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唐宋城市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些领军学者先后参与讨论，刊布的论著数量众多。近年来，更有不少年轻学者投身其中，成绩显著，遂使唐宋城市研究成为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研究的相当成熟的一个领域，是我们展开学术史批判的合适对象。

史学研究是一项对从业者的智力颇为挑剔的工作。唯有经常回顾学术的发展过程，梳理认识进步的路径，自觉反思研究的方法与观察的取向，才能使研究工作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当下时风，强调多快好省，以量取胜，如欲维持学术的品质，以期真正取得认识之深化，保持研究者的清醒与自觉尤为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十余篇综述性专文不断跟进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的发展 [3] 。尤其是两年前宁欣、陈涛的综述长文，归纳颇为全面 [4] 。这里以为仍有余义，不妨略陈管见者，主要是觉得既有的讨论，详于成说的归纳而略于思路的梳理，对于学术史的批判则更有不足。

这里所谓学术史批判，指综述、分析唐宋城市研究的学术史，在充分认识学术进步，解析推动这一进步动因的同时，更持一种反思的批判姿态。或因识见有限，难免空疏无当之讥，但如果能有助于冷静反思学风的形成，本篇的意义也就在此了。

关于唐宋城市研究的论著数量众多，据学者所称，近三十年来，仅有关唐代长安城的研究文献，已近千篇（部） [5] ，扩大到整个唐宋时期讨论城市史方方面面的专文专书，更可以想象。具体统计论著数量却不容易，重要原因在于讨论城市历史，除了聚落本身之外，必然引发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商品、货币、文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相互之间很难泾渭分明，截然分离，以致城市史领域的外延不清晰。本人粗略估计，若剔除纯叙述性与普及性的一些篇目，仅就关于城市聚落本身的研究文献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专著可近百部之多。这里的讨论也拟集中于城市聚落主体，先略作综述，归纳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展开、研究深入的一些具体表现，并对推动这一学术进步的各种因素稍加分析，接着对近年来这一领域一些代表性的论点与它们的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见，最后对今后学术展开的可行思路，提出建议。因此，这里对学术史的归纳不求详尽，面面俱到，只视行文所需，稍引一些代表性论著以为论据。

一、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

唐宋城市史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表现是多方面的。归纳其要点：其一，学术史的发展平稳、持续，一直是关于唐宋时期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其二，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前人综述，对此已有许多分析，下文也略作归纳，非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更借以表达对学术史的一些看法。

关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早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发轫于日本东洋史学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都先后参与了讨论，其中尤以加藤繁的研究为重要。加藤氏发表于1931年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指出了作为宋代都市发展中“重要现象”的传统坊制与市制崩溃的现象，可谓确立了此后唐宋城市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此外，他关于唐宋时期的城市市场、乡村草市、柜坊仓库、商业组织、货币形态等等多方面的讨论，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6] 。当时的一些代表性学者也都各从不同的议题着手，先后参与了讨论，例如曾我部静雄关于宋代货币与城市经济、青山定雄关于城市交通、日野开三郎关于唐宋时期农村市场、宫崎市定关于城市商业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引领学术走向的意义。平田茂树认为上世纪80年代前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定论期” [7] ，不过由于这些学者的代表性论著虽然有些发表略迟，但基本完成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因此将50年代以前视为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奠基期，可能更为恰当。

大致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可谓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拓展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从城市商业的视角，细化史实，拓展议题，提出新的假说。代表性的学者，例如斯波义信在代表作《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对城市市场从个体与群体两方面都有深入的梳理 [8] ；梁庚尧遵循加藤氏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提出了宋代“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的论点等等 [9] 。与此同时，对唐宋时期一些中心城市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史实经逐步梳理，日趋清晰。

80年代中叶以后，唐宋城市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无论是参加讨论的学者，还是他们所刊布论著的数量，都呈明显增长的态势。学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议题明显拓宽，学术观点多样化，一些新的观察取向开始形成，等等。

下文主要以自80年代中叶以来的学术史发展为主，对唐宋城市研究领域学术进步与研究深化的主要表现稍作概括，在某些方面则需向前略作追溯。

其一，讨论对象的地域视野大为扩宽，从前期聚焦于都城与少数区域中心城市，扩大到一般州县城市，尤其是从行政郡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草市镇。若就市场形态而言，则是从最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市场，逐级拓展，并延伸到了农村地区的初级市场。至今，讨论唐宋间城市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行政郡邑城市，而应该包括非行政性的农村商业聚落，这已经成了学界共识。代表性的论著，可举周藤吉之发表于1951年的《宋代の郷村における小都市の発展—特に店·市·歩お中心として—》一文为例 [10] ，此文讨论两宋时期农村地区商业性聚落的发展，搜寻相关文献记载几近竭泽而渔，梳理了这些商业性聚落发育的机制，以及不同区域间在习俗、发展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在周藤氏之后，重要的还有梁庚尧发表于1979年的《南宋的市镇》 [11] ，郁越祖发表于1988年的《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12] ，以及傅宗文出版于1989年的《宋代草市镇研究》 [13] 专书，等等。尤其是傅著，解释框架或者略嫌陈旧，于这一议题文献记载的搜寻，无疑用功最勤。

其二，讨论对象从早先的基本局限于个体城市，局限于城市作为一个聚落的本身，拓展到城市的群体，即拓展到对不同层级、不同区位的城市的综合研究。这其中又可以视讨论侧重面的不同，细分为几个议题，例如强调不同城市相互间经济联系的所谓城市网络问题，梳理不同城市性格特征的所谓城市类型问题等等。研究有实质性进步的，无疑当数借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关于城市体系与空间结构的讨论。

关于唐宋间城市体系与空间分布的演变，学界大致的共识是：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分布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宋代，尤其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城市的密度还是它们的发展程度，都已经后来居上，占全国的领先水平 [14] 。例如斯波义信利用他所统计的150座城市的城郭数据，分析行政等级与城市大小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在当时的经济中心华中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自然的、经济的城市化和行政的等级层次比较相称”，因而发展水平最高。而在处于开发进程中的华南，与华北地区，城市均未如华中那样得到“充分发展” [15] 。李孝聪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凸显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他的《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一文，从政治与自然两种环境因素着手，探讨藩镇中心与辖区内城市层级结构的统合关系对后世的影响，认为正“由于方镇对本管内州县的控制力极强，因而在这一块地域内往往形成以节度使治所州城为中心的镇府——州——县三级地方城市系统，方镇居处的州城地位显然凌驾其他各州城之上，并且对周围州、县城市有极强的吸引力”，唐代后期华北地区定州、镇州、魏州三个区域中心城市于焉形成 [16] 。事实上，行政地位作为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不仅在两宋时期依然如故，至今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可从中观察传统社会结构背景对城市结构的根本制约，与不可忽视的历史延续性。

交通条件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是讨论的又一侧面。李孝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一文，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地貌的分析相结合，讨论在政治形势和自然环境演变的双重制约下，华北平原交通框架的演变，以及区域历史城市选址与分布的联系 [17] 。曹家齐讨论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也指出前者是制约后者的一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当时城市的繁荣程度，以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沿线为先，沿海次之，长江沿岸又次之，一方面梳理了交通条件与城市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更描绘出南方地区城市结构沿交通线分布的大致框架 [18] 。

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另一因素是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发展。除了受社会史取向的影响之外，不少省市为彰显地方文化传统组织撰写大规模的地方通史，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一些关于唐宋时期特定区域发展的史书往往列有专章，阐述本地区城市发展现象。不过，尤其是以省市行政区为撰述范围的史书，往往疏于观察本区域城市发展的特点，以与其他区域作比较研究，是其结构性的缺陷。

其三，关于个体城市的研究有明显进步。

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长安、洛阳、开封、临安等几个唐宋时期的都城。除研究条件远比其他城市优异，例如存世资料相对丰富之外，像“都城学”这样学术思路的提出 [19] ，也推动着研究者更多关注唐宋时期都城的议题，关于每个都城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出版。在考古领域也是如此，除长安城一如既往地吸引眼球，研究者众多之外，洛阳、开封、临安等城市也是研究的热点 [20] 。

更有意义的是其他个体郡邑城市的研究成绩斐然，尽管讨论仍然集中在一些区域中心城市。

例如扬州，早在1947年，全汉昇就已撰有《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的长文 [21] ，讨论从唐到宋四五百年间扬州的盛衰演变，分析影响扬州盛衰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交通条件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近几十年来，研究更有显著进步。首先是关于唐宋扬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进展，基本厘清了城郭的格局规模 [22] ，此外诸如经济、人口等等各方面问题也都有深入的分析 [23] ，更有学者出版了综合性讨论唐代扬州史事的专著 [24] ，使关于唐宋扬州城市研究的总体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又如苏州，也是一个研究的聚焦点。梁庚尧于1982年发表《宋元时代的苏州》长文 [25] ，从区域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两方面背景条件入手，分析宋元时期苏州城镇发展的动因，最终促成区域中心城市的奢华繁荣。梁氏认为自北宋至元，随着人口的急速增加，苏州的经济持续不断成长，并没有因朝代更替而中断。它的发展程度，虽说“就当时全国而言，无疑是优异的，因为苏州具有许多优越的条件；但这却非特殊的，南方的许多地区，也都在这段时期经历了类似苏州的发展过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26] 。他将苏州视为当时江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典范，事实上梁氏的研究也可以被视作从区域史的角度讨论城市经济的一个范例。在其他方面，也不乏精彩之作，如高柯立从士人群体的角度讨论苏州城市的地方社会等等 [27] 。传世南宋《平江图》，由于其所记载的苏州城市地理格局信息之珍稀，也引发了不少专题讨论 [28] 。

此外，例如关于广州、成都等等其他区域中心城市的研究，刊布论著数量都比较集中 [29] 。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不少一般地方城市，陆续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有一些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近年关于唐宋一般地方城市的研究热点，自非宋代明州莫属。明州的开发在唐宋时期加速，成为东南名郡，更以存世文献相对丰富，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例如斯波义信关于明州聚落开发史的经典研究，与黄宽重等人关于明州地区士人家族史的讨论，都相当深入 [30] 。近年更受到了日本“明州计划”的影响 [31] 。“明州计划”的中心议题在于将明州视为大陆文化输入日本的主要港口，从多方位研究影响日本文化形成的要素，与我们的议题略有距离，但这个计划对于推动中外学者研究明州地区与其中心城市，其刺激作用则不容忽视。例如近藤一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讨论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认为到了南宋后期，明州（庆元府）“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 [32] 。从近藤氏的研究可见，这不仅是当地士人科考成功率递增的重要地域社会背景，更是此邦士人自诩为“诗书之乡”的关键依据 [33] 。其中，自庆历兴学以来郡学的发达与郡邑的中心集聚作用，不容忽视。其他方面的讨论也更趋深入，例如柳立言以明州为例，回应近年来在西方学界所谓士人的地方主义问题，其所提出的分析要点，对于如何“证实”士人家族与其地方权威之间的关系，具有指示意义 [34] 。像海外贸易这样关于明州的传统议题，近年也有佳作，发现新资料，提出新见解 [35] 。此外，更有讨论明州经济开发的专著面世，如陆敏珍关于唐宋时期明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叙述，对于我们理解明州地区开发过程与中心城市的发育，也是有意义的 [36] 。

此外关于唐宋时期一般地方个体城市研究的论著，数量也不少。例如刘建国等关于镇江城市考古的专著 [37] ，大量议题讨论唐宋时期内容。马强等关于唐宋时期兴元府城的专文，考述了研究相对较少的西北地区郡邑城市 [38] ，都相当有意义。又如本田治关于温州平阳县、周宝珠关于开封朱仙镇、杨果关于鄂州南草市等等的专文，更将关注点指向了个体县邑与市镇 [39] 。

论著数量最巨的，仍当数关于唐宋时期城市生活各不同侧面的研究。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议题，讨论趋于深入细化，尤其在城市商业、管理制度等等方面，对旧说都有明显的扬弃与深化；另一方面，视野扩大，许多新议题得到拓展，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群到文化，举凡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区结构、日常生活、行业、防御、治安、宗教、风俗、建筑、绘画、运输、生态等等，无不被纳入论者的视野，越来越凸显城市史作为综合性研究议题的特点。宁欣、陈涛的综述专文，已分城市类型、城市人口构成、城市经济、城市组织、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意识以及城市生态环境这样十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学术史的演进，这里不欲赘述，仅就其中要点略作补充与强调。

城市地域结构，是关于唐宋城市史讨论开展以来的一个核心议题。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了坊、市结构演变、瓦解的现象，同时期不少学者并开始关注由坊市制度瓦解所带来的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例如文献所载“侵街打墙、接檐造舍” [40] ，即所谓侵街现象的出现，表现出商业区扩张侵占城市公共地域问题。城市地域结构这一议题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唐宋城市史研究深入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关于城市地域结构本身的观察不断深入，宁欣、陈涛的综述专文业已提到不少论著，例如妹尾达彦关于唐代长安城街西地区开发过程的讨论即是。此外斯波义信关于南宋都城临安等城市功能区分布的讨论，也相当典型。斯波氏指出，前人所谓与西欧模式相对照，中国城市的地域结构“被认为是未分化或划一化的，是所谓的兵营城市、官吏城市、与农村相同的城市之类论断，显然有失偏颇”。他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在以南北为基本轴心与“天圆地方”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官绅区通常就占据着东西轴线北侧的中心部分，名实相副，显示其行政功能中枢性的衙门就配置在这里。同时，商业中心区则多沿交通要道分布，“在主要商业城市中，控扼市外交通干线进入市内要道的城门周边，以及作为城区骨干的市内交通干道及其交会点，均成为所有商业区设立的首选地段”。除临安城之外，他还举了宋代泉州东南的晋江岸边，明州东边的奉化江、余姚江的分流处，以及苏州西边的大运河码头等例证，来说明这一现象 [41] 。关于城市地域结构这一视角的观察，还拓展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杨果关于宋代鄂州等地的讨论，与此类似 [42] 。

随着观察的深入与思路的拓展，论者的视野不断扩大，讨论就渐渐从平面拓展到立体，一个关于城市“空间”的概念就从地域结构的议题中被引伸了出来。宁欣归纳关于“空间”的概念构成：“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布局、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 [43] 就这样，论者将原本大体属于地理学范畴的地域结构议题，引伸到了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的领域。

除宁欣本人关于唐宋都城的专著外，妹尾达彦讨论唐代长安城空间与祭祀仪式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引人注目。迄今关于宋代城市政治空间的研究，其代表学者非平田茂树莫属。平田氏借引微观政治学的一些范式，提出了他称之为“动态的政治分析方法”的观察视角，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细致地观察宋代中央最高政治决策的过程与机制。其中关于空间的维度，就将微观政治史与城市空间的视角结合了起来。他实证分析了朝廷中枢建筑结构与朝政的关系，这既包括中枢机构建筑群中不同官衙的位置，也包括权相私宅位置与中枢机构的距离关系等等问题 [44] 。另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衣川强关于南宋临安府相府位置变化的论著，也可归于这一类型 [45] 。似此别开生面的讨论，其意义当然并不止于得出了哪些具体富有创新意义的结论，更在于向我们展示了视野拓展与方法更新的学术魅力。

又如关于唐宋城市人口，传统的有关城市人口数量即城市人口规模的讨论一直是议题的核心，因此长期为论者所关注，各自不断在讨论中提出新的估算，以期接近历史真实。与此同时，随着讨论的深化，议题逐渐拓展，关于城乡人口流动、城市人口构成、城居人口身份地位，乃至关于城市人口数据记载特殊性的讨论，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颇具新意。如姜伯勤从几则判文的记载，分析了唐代城市“市人”特殊身份制度瓦解的现象 [46] 。关于唐宋城市中的特殊人群，如“蕃商”，多有专文讨论 [47] 。宁欣以都城妓女以及工商、服务业人口为例，讨论唐宋间都城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分析它们的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数量增长的现象。她还撰有专文，讨论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人群“举子” [48] 。郭正忠讨论宋代城镇居民结构，除人口数量外，还关注于居民成分与职业结构，他们的稳定性与流动性，组织状况，以及结构特征等问题 [49] 。王曾瑜讨论宋代的“非主体阶级”，也设专章讨论宋代的坊郭户 [50] 。梁庚尧则分析了南宋时期官户与士人的城居现象，指出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得城市对于官户与士人吸引力较之前代大为增强，促成了他们从乡村迁居城市的现象 [51] 。他还专文讨论了这些城居官户与士人的经济来源问题 [52] 。

从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分离制度，发展为宋代开放式的街市制度，是学术史中对唐宋间城市行政管理制度演变最典型的描述。与这一演变过程相关，随着坊市制的崩溃与城区规模的扩大，又有城市中管辖多个坊区的大区“厢”制的形成，同时，城市居民专有户籍即坊郭户制的产生，也是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环节。这些都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 [53] 。

城市经济——主要是商品经济的长足进步，自然是唐宋间城市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也是讨论的重点。从奠基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无论是传统议题，如关于城市商业组织“行”，城市商业机构邸店，与城市商业密切相关的商税制度 [54] ，还是拓展细化的议题，如关于城市的一些具体行业、商品供应、商业区构成、城乡经济关系等等，都有佳作。前引综述专文对此已多有讨论，此不赘述。

在此之外，近年来尤为论者所关注的还有城市文化问题。前文提到，宁欣已将城市文化问题纳入了关于城市空间三个维度之一的“精神空间”范畴之内，讨论的实际展开，却更多的是从社会史的取向出发的。也就是：论者大多是站在力图从唐宋间城市结构变迁中寻找出一种新社会力量的出发点上，来切入讨论的。因此，关于宋代“市民阶层”以及“市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往往带有强烈的理论预设意味，从而使得讨论具有了明显的目的论取向 [55] 。

二、研究方法与扩张推力

自奠基期以来，唐宋城市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梳理促成这种进步的各种因素，或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尤其在方法论层面上从自在走向自觉。毫无疑问，学术进步的终极动力须得依靠研究者智力的投入，不过研究者何以对唐宋城市史比其他议题更感兴趣？

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研究必然受社会思潮发展趋势的影响与制约，唐宋城市史研究也不例外。如果说以加藤繁等学者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发轫，可归诸于中日近代史学形成的初始推动，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拓展阶段，当时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认识的转变，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1959年，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出版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可谓这种因素的直接产物。谢氏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有关中国的固有形象正在消逝”。“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 [56] 。所以，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正是谢氏力图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错觉”的一种手段。

“错觉”其来有自，源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所形成的对于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方世界的片面、傲慢的认识，以为中华文明自周代以来数千年间长期停滞不前，只是等到殖民主义者东来，才从外部给了它以冲击，推动着它从传统走向近代 [57] 。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出于对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反思，促使他们同时反思自己关于东方文明的看法，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不断演进的事实。这一认识的转变反过来波及东方世界本身，并与东方的民族自觉思潮相结合，才最终完全摒弃关于中华文明“静止不动”的错误观点，推动了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巨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关于唐宋之间的历史演进，随着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显著进步的史实的不断被确认，一种与旧说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趋势遂逐步形成，那就是研究者开始习惯于从发展的取向来观察那个时期的历史，不断强调历史的进步。到1968年斯波义信出版他的成名作《宋代商業史研究》时，在他看来，唐宋间所出现的“商业的繁荣”乃至“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是“周知的历史事实” [58] 。在此之后，更有一些标志性的论点被提出，例如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所谓就当时资源利用的可能性而言，宋代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的“高水准平衡陷阱”说 [59] ，以及漆侠所谓在中国封建时代两个马鞍形的总发展过程中，“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几乎达到最高峰”之论 [60] 。城市的发展，在各家的论说中都无例外地处于核心论据的地位。伊懋可就在他的关于宋代出现“经济革命”的论说中，将当时城市的发展具体化为“城市革命”。漆侠也强调宋代城市经济的“显著发展” [61] 。

这一“发展”范式从此长期主导学界的思路，它赋予了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以特殊的吸引力，推动着学者们去关注、去探究这一相比于另外一些沉闷的研究对象更有魅力的议题。

其他的一些史学思潮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拓展。内藤湖南于上世纪初期提出的“唐宋转折”说，虽然到90年代才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回应 [62] ，但城市发展作为这一假说最好的论据之一，无疑显示着“唐宋转折”说持久的影响力。在中国大陆学界，长期以来由于信奉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基本理论，以主要由商品经济增长所促成的城市发展现象，来论证唐宋间历史的转折与进步，往往是论述的重点内容。

近数十年来社会史学术思潮的兴起，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学者去观察当时城市社会变迁的有关内容。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曾刊布不少关于宋代城市生活的专文专书，例如伊原弘曾出版有《中国開封の生活の歳時──描かれた宋代の都市生活》一书，专题从岁时节俗来讨论宋代都城开封的城市生活 [63] 。此前关注不足的一些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有了不少讨论。例如关于消费、民俗、婚俗、夜生活等等这样的议题，都被纳入了学者讨论的范畴 [64] 。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当时城市生活出现“俗世化”的概念，专文讨论 [65] 。甚至连唐代长安西市中特殊商品“女奴”，也有人专题研究 [66] 。

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趋严峻，环境史学从而兴起，这一思潮也在唐宋城市史研究中得到了回应。例如史念海、朱士光、王小红等都撰有专文，分别从生态环境的视角，讨论汉唐长安城与宋代的成都城 [67] 。程遂营出版于2002年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则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中唯一的专著 [68] 。

也许是受存世文献不足的制约，近年风生水起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似尚未明显波及唐宋城市史的研究，唯赵雨乐以开封相国寺为例讨论北宋的都市文化，强调由五代迄宋，相国寺演化为一代名寺，有着宗教渊源与文化重塑的复合因素。作者释读唐宋之间关于相国寺的存世记录，指出其中不少涉及显贵的政治活动，或从寺中得到启示，或因寺中受祸，多神怪冥合，反映出了时人对宋政权的认同，因此相国寺不仅为宋代文化艺术、商品交易的结晶，于宋代文人深层的思维模式当中，亦不断衍生出因果相报的教化观念。似此试图从宗教活动的存世信息中解读时人思想观念的努力，约略可见新文化史取向的影子 [69] 。

随着近代史学的不断社会科学化，在史学研究中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式，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一些比较契合于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引用，明显有助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这也许是研究方法改进推动学术进步的显例。具体案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不同侧面都有不少，近年来，可能出于研究领域的特点，地理学的一些范式，尤其如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等学者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 [70] ，经由施坚雅（W.Skinner）等人引用到关于中国历史上城市结构的研究之后，曾对唐宋城市史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已为学者们所耳熟能详，无论是关于城市形态，还是地域结构，都是如此。即便在一些相对隔阂的领域，也时常可以感受到地理学的存在。可以另外引为例证的，是前文提到的由城市地域结构概念引伸而来的关于城市政治空间的讨论。平田茂树分析朝廷中枢建筑结构与朝政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所谓“动态的政治分析方法”，除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关于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归纳外，主要借引的则是美国政治学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新政治科学”运动主要推动者与实践者之一拉斯韦尔（H.D.Lasswell）关于政治结构的观点。拉斯韦尔在他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书提出了关于“政治”结构分析的论点，分析在政治过程中“谁，何时，怎样，得到什么”的问题，从而建立起了微观政治学 [71] 。平田氏借引拉斯威尔的范式，来确立他观察宋代政治史三个基本视角，即政治主体（“谁”）、权力源头（“哪里”）、政治过程（“谁，何时，怎样，得到什么”）这样三个层面。这一多维度的观察方法，就是平田氏所谓的动态的政治分析方法。

从这一动态政治分析方法所展示的三个基本视角出发来观察，在每一个层面都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论题。如果我们受限于传统视角，它们之中的许多内容都将无法观察到。例如关于君主听政时间安排所反映的他与不同类型臣僚的沟通与信息交流等等就是——宋代的政治时间，皇帝的一天。通过微观、具体地分析皇帝一天的时间安排，我们就可以了解哪一群官僚可以获得多少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时间（“对”的频度）。由此，不同群体官僚与皇帝联系的不同程度，也就相当直观地呈现了出来。这是平田氏所说的皇帝与官僚之间联系的一个维度——时间，另一个维度则是空间。在“政治空间”视角之下所观察的关于朝廷中枢建筑结构与朝政的关系，其意义与时间维度的观察同样重要——不同地位的官僚机构与权力中心的空间距离。这既包括中枢机构建筑群中不同官衙的位置，也包括权相私宅位置与中枢机构的距离关系等等问题。

研究方法之外，历史资料是另一影响史学研究进展的基本要素。在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并未新发现足以影响学术史全局的文献资料，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考古发掘可能提供的新历史信息，这主要也是围绕着都城以及一些区域中心大城市展开的。由于考古资料特点所致，它主要在城市形态等层面提供新信息，来推动我们深化对唐宋城市的认识，前文已有提及。不过有时如果对考古资料解读得当，也能使我们对城市管理制度与经济生活等方面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廖志豪利用1975年苏州大石头巷基建工程考古现场出土的一批唐宋时期遗物，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建筑材料、手工艺品、钱币和博具等等，来讨论宋代苏州城（平江府）的变迁、手工业坊市以及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内容 [72] ，又如呼琳贵利用1999年春在唐代长安城礼泉坊发现烧造唐三彩的商业性作坊遗址的一些资料，分析“唐长安坊里围墙被推倒，是一个逐渐的变化过程”等等 [73] ，都是显例。

考古资料之外，学者们就只能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利用存世文献资料的方面来下工夫了。主要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对存世的几部唐宋城市史文献精加注疏，以期为研究者提供更为详尽可靠的历史文本；另一则是试图通过集约式的释读，加深对某些历史文本的理解，来促进专题研究。前者如有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大量利用考古资料以注疏史籍 [74] ，又如对于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先后有梅原郁、伊永文等学者加以注疏、整理 [75] ，为研究北宋开封城提供了很大帮助。后者，如荣新江所组织的“隋唐长安读书班”，以文献整理与增补为基础，系统地汇集、释读关于隋唐长安的各种信息，以期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他们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其他一些重要文献的集约式解读也常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关于描绘北宋开封城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就是如此 [76] 。

总之，至少就研究方法的层面而言，推动唐宋城市史研究不断深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往往只能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不可能涵盖一切，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思考研究方法时更为理性，视野更宽一些。

三、范式强化与概念纠葛

唐宋城市史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史，在给我们带来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无法回避的困惑与难题。学术研究的深化，有赖于我们恰当地应对这些困惑与难题。

如前文所述，当今的史学研究正越来越趋向于社会科学化，不过受它的基本特性的制约，在研究方法层面，史学也有自己的一些显著特点。例如，史学研究不得不被动地依赖于存世历史信息才能展开研究，而无法像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科学的一些门类那样，可以主动地去寻求研究信息。而且，存世的历史信息总是那么的残缺不全。因此，如何应对研究信息残缺不全的困难，就成了史家们无法逃避的功课。也因此，史学研究就必然是一个史实重构与现象解释（概念演绎）并重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评判学术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尺。当然，这不可能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研究过程当然也需要有论证的环节，不过它们与历史学研究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社会，许多社会现象为众所周知，既不必为那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否大费周折，论证过程常常更是概念演绎多于实证归纳，对于历史学来说则不然，特定历史现象的存在与否，本身就需要复杂的研究论证。

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的演进向我们展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特有难题。具体的专题研究能够做到史实重构与现象解释之内外功力兼修者，不可多得，更多的情形，常常只能巧于此而拙于彼，有所侧重。这当然反映了史学研究过程中从史实重构到概念演绎不同层面的工作，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尤其在史实重构这一方面，无论是文献释读，还是史实考订，都因其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往往为史家所重视，可以想见。而概念演绎这一方面，如果论者能够根据史实归纳出一些反映了历史演变本质内容的命题，对人们理解历史具有指引性的作用，例如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转折”命题，学术研究的意义也就尽显其中了。实际的情形当然不可能如此理想，而是常有不足。学术史所见具有共性的问题是，论者或因拙于从归纳史实来演绎概念，因此常常不得不生硬地套用前人既有的范式，以致将本来是针对特定历史现象所提出的、具有明确界定的命题泛化与扩大化，造成范式过度强化的现象。柳立言曾撰专文，批评学界存在的混淆“变革”与“转变”概念的现象，将原本具有明确界定的“唐宋变革期”的命题，泛化成为了“唐宋时期”，所指正是这种范式过度强化的现象 [77] 。

其间情况各有差别。有些讨论也确实观察到了唐宋城市演变的一些重要现象，归纳出了颇有意义的命题，却止步于概念的构建，未能通过史实重构来证实那些命题，实在可惜。典型例证，非韩光辉所论宋代、辽代开始出现“建制城市”一说莫属。1996年，韩氏发表《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一文，提出“建制城市”的命题:“12世纪至14世纪中叶的二百多年间……也是中国古代城市飞跃发展并广泛出现城市市政建制，对城市实行专门化行政管理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都市警巡院和总管府及路治城市录事司的创立。……建制城市的兴起标志了当时中国城市发展与管理的高水准和领先地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均系极其辉煌的一页，值得重视与探索。” [78] 到2011年，韩氏又出版以《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为题的专书，增补扩充，重申旧说。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他指出“宋代、辽代出现的个案建制城市，即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金、元时期形成了古代建制城市体系，即拥有不同等级和规模、职能分工、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城市有机联系的体系” [79] 。韩氏将“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称之为“建制城市”，他所强调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将城市从传统的城乡并用的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实行独立行政管理，这当然是从宋代至元代城市发展促使国家管理制度作出相应调整的典型案例，触及到了当时城市史的关键内容，因此他所提出的“建制城市”的命题有相当的意义。令人不解的是，韩氏却似乎仅满足于这样的概念构建，而未能进一步通过史实重构，来具体证实建制城市如何与传统的管理机制不同、“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实际内容，遂使人们对他所提出的“建制城市”这个核心命题能否成立，颇存疑惑。也因此，当韩氏批评明代废弃录事司城市制度，恢复宋以前由附郭县管理城市的制度为“遗憾”时 [80] ，也因他并未以具体的史实重构，来证实明代的城市管理机制与前代究竟存在哪些差异，亦即“遗憾”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机制上面，遂使他的这种批评无法坐实而成为了空论。要不然，当今中国多数地区所实行的以县领属乡镇的体制，岂非更是倒退？要之，韩氏提出“建制城市”之说的这一段学术史所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史学领域的概念构建，如果缺乏史实重构的实证支撑，恐难以确立。

另一种情形，某些论著在史实阐述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些描述性概念，并非具有揭示历史演变关键内容的意义，却在被反复引述的过程中，不断抬升，最终被捧为一种“理论”——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显例当数伊懋可的宋代“城市革命”说可以当之。1973年，伊懋可出版了《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此书所讨论的问题与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出一辙 [81] ，它试图回答近代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伊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当时技术所可能利用资源的顶峰，宋代以后，受资源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的总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在质量上却再无提高，即所谓只有数量上的增长（Quantitative Growth）而无质量上的发展（Qualitative Development），这就是他所说的“高水准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 [82] 。为了证明宋代经济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他主要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二手资料，来描述在宋代产生了一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而所谓的“城市革命”正是这场“经济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所谓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在伊氏推论结构中的地位，并非在于对宋代城市史的研究作出了哪些重要推进，而只是作为他的“高水准平衡陷阱”假说的一个铺垫。因此这一论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宋代城市发展现象的一种定量描述而已，用以表达对主要由日本学者所重构的唐宋间城市发展史实的认可，以及伊氏本人对于如何描述这种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选择：“革命”。这一概念既在史实重构方面全无贡献，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也不见得是什么重要的创新，并无“系统”性可言。而且，这原本也并非是伊氏论述的重点之所在。

数年后，当美国的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这部论文集时，他在全书第一编的《导言》中，归纳传统中国在帝制晚期之前城市的发展史，专列一节，题作《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就引用了伊懋可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列出了“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以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 [83] 。很显然，“革命”的概念既非施氏首创，这些关于“革命”的“鲜明特点”的史实描述，也几乎全出自日本学者之旧说，仅就这一点而论，若说施氏对于唐宋城市史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并未冤枉了他。不过施氏的研究，其目的也并非针对唐宋时期，他归纳那些“鲜明特点”，只是为他讨论中华帝制晚期的城市作铺垫而已 [84] 。

令人不解的是，从伊懋可到施坚雅，他们关于宋代产生“城市革命”之论，虽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论述目的与论证特点，当这个概念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反复征引之后，却被不断“哄抬”，最终被誉为“理论”，认为它的提出反映了“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深化” [85] 。个中缘由，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迎合了数十年来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模式的心态。同时，此论出自西人之口，似乎就更具 “说服力”，因而更有市场，这一事实也彰明较著。

范式强化的另一类例证，可举认为宋代出现“城市化”现象之论来说明之。“城市化”的概念，是在现代化研究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来对“城市化”的概念下定义，例如人口学对城市化的理解是指“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通常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等等。也有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来界定它，认为一是物质要素的转化，例如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地域的城镇化等等；二是精神要素的转化，即从乡村社会、乡村文明逐步变为现代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 [86] 。总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的本质系指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从由农村占据主导地位转向由城市占据主导地位，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它是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才产生的现象，具有它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

但是，“城市化”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就产生了泛化的现象。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巴顿（K.J.Button）提出：“第一批城市什么时候产生，对这个问题有争论，但是有充分证据可以支持那些主张在公元前六千年已经开始城市化的学派。”“对于城市化过程开始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传统的学说认为城市化最初是从农村生活慢慢地演变过来的。” [87] 巴顿关于“城市化”的定义，剥离了这一概念原初的历史规定性，将它泛化了，因此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因为，一个学术命题如果被剥离了它的历史规定性，也就是将它从所特指的社会现象抽取了出去，泛化成一个一般的描述性词汇了。试想，既然我们完全可以用诸如“城市发展”这样的一般性词汇来取代被巴顿所泛化的“城市化”概念，那么这种概念构建还有什么必要呢？

事实上，不少学者也正是在这种一般描述性词汇的层面来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斯波义信在描述“确认唐宋变革时期的特点的‘商业的繁荣’”时，列出了几个基本点：“第一，显著的城市化现象（urbanization）。基于唐宋时代的巨大农业生产力的发达和农业财富，一方面通过租税、地租、富商的投机包买等而经由城市吸收再由城市放出，形成了城市的购买力，促进了首都和位于商道上的城市以及拥有特产手工业的城市的发达，从而丰富了城市的商业活动。其结果，增加了工商业机能的比重，给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新的面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直接生产者间的分工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无数集市。……‘市制崩溃’的这一人们所熟知的大转变，正表明了过去那种政治都市与周边农村之关系的传统商业和市场和市场规制，已经不能适应城乡的社会分工所生的新形势了。”在这里，斯波氏并未对他所说的“城市化现象”作出专门的概念界定，而只是列举了一些关于唐宋间城市发展的“作为通说的事实” [88] ，可见他仅仅是在一般描述性词汇的意义上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

近年所见一些讨论唐宋城市史的专文专书，则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泛化了的“城市化”概念，提出了所谓“早期城市化”的命题——明显仿照“早期工业化”的命题建构 [89] 。例如陈国灿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以城市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现象。城市的产生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城市现象的出现，不管这种现象是零散的还是普遍的，是不成熟的还是成熟的，都意味着城市化的起步。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城市发展演变的伴生物。城市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虽出现并盛于近现代，但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现象和进程，在近现代以前早已存在。所谓‘早期城市化’，就是指近现代以前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现象。” [90] 虽然陈氏“结合江南地区的情况”，将中国早期城市化归纳为三种依次演进的发展形态，即所谓内聚型城市化、城乡互动型城市化和市镇主导型城市化，但他不断强调的不管“城市化”的现象是“零散的还是普遍的，是不成熟的还是成熟的”，总之“早期城市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十分明确 [91] 。其实，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个学术命题如果不能揭示这一过程中的某种特定现象，离开特定的历史规定性而泛化为一般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等同于了历史演进的全过程，实即历史演进的全部，它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或者可以说，如果承认“早期城市化”这样的概念的逻辑合理性，那么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命题，所讨论的内容其实并非一回事。前者泛指历史过程，后者特指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尽管陈氏颇为细心地对他所谓的“早期城市化”作出了概念界定，但这一概念除了告诉我们关于城市逐步发展的一般情形之外，并未能具体揭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内容，以作为引导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的基点。所以，所谓“早期城市化”，实际上仍不过是一般的描述性词汇。除了概念翻新可能带来某种新鲜感之外，它对我们深化认识历史也许不会有什么实质帮助。

从“城市化”命题的泛化，还可以引导出关于学术概念异化现象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学术影响之下创建起来的，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以看到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子，大量核心概念都是外铄而来。完全避免外铄概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于是，如何调适外铄的学术概念与本土史实之间的落差，就成了学者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有时，一个归纳异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学术命题，表面看起来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在实际应用中，则不免南橘北枳，产生异化。

在唐宋城市史研究领域就存在不少这样的概念纠葛。诸如公共空间、市民文化、城市网络、开放结构等等被广泛应用的那些概念，都不是可以简单移用的。

有一些异域概念的移用，由于偏离了那些概念的历史背景与原初内涵，就有可能使得学术讨论失去意义。例如林立平论述中唐以后城市生活的转变，套用了“俗世化”这一概念。他说：“西方学人每每用‘俗世化’（Secularization）一词概称资本主义兴起的伟大时代，认为这个时代不仅生产日益社会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富于流动性和社会性，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从神灵世界回到了现世。我国固然不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时代，但并非历史上不存在‘俗世化’的过程。”他将“中唐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转折，特别是交换活动的频繁和身份性等级观念的弱化，以及由此促发的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方面日益广泛的联系”，解释成当时社会“俗世化”的具体表现 [92] 。殊不知，如果仅从历史“转折”这一端来观察，中唐以后的社会也许的确可以看到些许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历史时期仿佛相似之处，但在西欧历史上所谓的“俗世化”，特指摆脱由神权主宰的中世纪社会，走向人文主义兴起的近代社会。如果抽离了去神权化的核心内容，仅去关注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生活的历史转折，亦即仅关乎其末而不关乎其本，还非得套用“俗世化”这一概念，就有点胶柱鼓瑟了。

麻烦的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学术概念的南橘北枳，更在于分析的思路可能受到异域历史经验的影响。让我们举“市民文化”概念的例子来说明之。随着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拓展视野，于是有了不少专门讨论“市民文化”兴起的专文专书。宋代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被泛称为“市民” [93] ，这些“市民”作为一个有异于乡居者的社会群体，可能形成一些他们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也可以想象。因此讨论宋代的“市民文化”，理所当然。可是在学术史上，“市民文化”这一中文词汇却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西欧历史上主要由第三阶层所构成的、带有显著近代自由特质的文化类型 [94] 。因此，论者在讨论唐宋时期的“市民文化”时，都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了它与西欧历史之间的差异，无不首先小心地分辨概念的定义。如有学者明确指出：“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市民是作为封建制的异端出现的，后来发展分化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西方不同轨迹，其性质不是生产型的而是消费型的，市民的性质因而与西方不同，难以一概而论。” [95] 其他论者表述的文字或者有差别，其中的倾向都是比较明确的。

尽管如此，论者坚持关注中国传统的市民文化，当然并非仅仅为了辨明中西之间的史实差异，其用心所在，恐怕是为了探寻某种在他们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分辨与欧洲市民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别，与其说是为了梳理中国传统市民文化的具体内涵，不如说是为了借鉴与比拟，为了寻找一个实用的参照系。如有一位论者这么说：“自治和自由才是新型市民政治文化的精髓所在。” [96] 市民文化理应蕴涵的新型、自由——因而不见容于旧体制——的特质，这才是论者殚心竭虑试图论证的内容，舍此关于中国古代市民文化的讨论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自由”、“新型”等等词汇就常常出现在相关的论述之中。又如另一位学者之所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新兴的市民文化的勃起，广大中下层群众需要参与商品交换、参与生活‘闲暇’，从多种途径去寻找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一种朦胧的‘历史开拓’。” [97]

但是，为什么说“市民文化”必然具有“自治和自由”的特质呢？对于那些论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无须论证的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史籍记载中找到市民的这种文化特质。所以说论者所述之“市民文化”应该具有的这些的特质，与其说它们主要来自对史实的归纳，还不如说是出于研究者对某种历史演变进程的信念。毫无疑问，在这里，欧洲市民文化的参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尽管论者事先划定了中西“市民”之间性质差异的界限，小心剔除了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那些欧洲市民文化特征，当讨论实际展开时，其核心部分又被悄悄地召请了回来。中外概念的纠葛，就这样影响到了论者的分析思路。

也许，事先的概念分辨出自学术理性的冷静，随后异域经验的回马枪则源于多年理论熏陶的下意识。论者们在逻辑上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表现出了在观察历史时的一种明显的目的论特性，“发展”范式在其中的影响昭然若揭。

困惑与难题有时还表现在一些“技术性”的层面，例如，如何重构史实？

随着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定量定性的专题分析取代感性的史事叙述，成为史家的主要工作。但传统中国存世的历史文献，绝大多数为文人士夫的描述性文字，常常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科学式专题分析的需要。于是，史实的重构大多无法通过精确的统计分析，而只能主要依仗于征引描述性文字的“举例子”的方式来完成。史实重构的可靠性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例子”具有多大典型意义，所以在“例子”的取舍与解读上，就对史家的智力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正由于存世文献绝大多数出于文人士夫之手的这种特点，它们对都邑城镇市井生活的记述，在号称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仅占极少比例，这就使得唐宋城市史的研究在如何重构史实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典型案例，可举城市人口问题来说明之。

从唐到宋，城居人口究竟达到多大的规模，这是讨论当时城市发展水平的一个核心内容，因而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可是在史籍中，却并没有现成的城居人口统计数据留存下来，学者们不得不通过各种近似的信息来估计与推断，这其中，很大程度上由于不同学者对唐宋城市发展总体水平认识的不同，实际也就是每人“希望值”的差异，他们在解读文献时所取之“偏差值”也常常有很大出入，遂使得各自的结论歧异互见，很难一致 [98] 。

但是学者们之所能利用的历史信息，很大部分出自传世的文学作品，倒是相同的。许多记载都具有明显的文学夸张性与不确定性。如北宋毛维瞻称越州“户口之众寡，无虑十百万” [99] ，南宋王洋称弋阳县城人口“弋阳千万家，比屋接修栋” [100] 。刘过描述鄂州人口，也称“城郭千万家” [101] 。文人士夫所用的这些“十百万”、“千万家”之类语词，用意所在，当然并非具体的数据，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人数众多的意境而已。如果今人竟将它们引为信史，岂非为古人所不解。又如当时人描述都城人口，一般都夸口至“百万家”，北宋中期孙觌盛赞苏州人口之众多，则称“盖自长庆讫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覆露生养，至四十五万家” [102] 。陆游描述成都城市人口，先是说“九衢百万家”，复称“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 [103] 。实际上这些城市的人口究竟可能达到多大规模，非得利用各种可能的信息，极其小心考订不可。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 [104] ，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 [105] 。因此在多数情形下，真相不得不被无奈地付诸阙如了。

但是，论者困于资料之匮乏，为了“举例子”证实当时城市的发展现象，饥不择食，将那些文学性描述引为信史的情形，却并不鲜见。

例如林立平讨论唐代城市人口，说到成都城，在反复征引了时人关于“城中十万户”，“十万人家春日长”，“成都十万户”等描写之后，说：“当时僧侣、奴婢、驻军等不入户籍，可知城中人口至少有五十万。” [106] 这当然是按户均五口的惯例来估算的。但是虽然这“十万户”的记载看起来相当清晰明确，不像“十百万”、“千万家”之类语词含混，难道在“写意”的性质上与那些语词截然不同，真就是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

又论荆州，他先引《旧唐书·地理志》之文：“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阳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 [107] 复称天宝元年（742）荆州有十四万八千多口，“若以‘十倍其初’计算，安史乱后似当上百万了”。按林文所引天宝元年荆州的户口数未出注释，查对史籍，当出自前引《旧唐书·地理志》之文的后面部分。但是所谓“十倍其初”之论，显然不具备人口统计的意义，而只是文人的夸张用辞，明晰可知。依靠这样的用辞推算所得荆州地方人口，恐怕也只能用来作文学描写，而无法引作史学专题研究的论据。最后林氏又引了《资治通鉴》的一则记载：“……（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并据此得出结论：“江陵城下达三十万户，一户无论按四口或五口计算，市区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参照以上各种记载，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它反映了安史乱后江陵城的突出发展。” [108] 这就忽略了古人描绘战争的破坏，常多夸张，以强调兵燹惨烈的现象。《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就极有可能是因为记叙者为了强调民变军队杀掠之残酷，夸大了事实。总之林氏所论荆州地区人口，从天宝元年的近十五万，十余年后竟达百万，又过了百余年，其中心城市人口又超过百万，似此完全超越常理的“发展”路径，其论据却如此脆弱可疑，考证过程有欠严谨毋庸赘言，其典型意义则在于：常见一些堪称成熟的学者，在类似的讨论中，他们的思路却令人惊异地简单，个中缘由就只能到他们的立场中去寻找了。在“发展”模式主导下，论者们更倾向于取一个最大化的“希望值”，来重构唐宋城市演变的史实。

可见，英国史家卡尔（E.H.Carr）强调史学家在解释历史事实中的主观作用，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109] ，洵非虚论。

四、小结

那么，在一个研究积累如此丰富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如何可能？

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永远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有时候，这种重构不一定非得着力于那些“前人尚无研究的空白点”，在唐宋城市史这样的成熟领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新视角，“空白点”恐已不易寻觅。同时，用心于重新检验前人的旧说，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面。研究积累越丰厚，前人研究所形成的旧说自然越多——包括对史实的描述。这就在相当的程度上约束了我们的观察能力，使得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依循着前人的思路去观察，去思考。前人的研究无不都是从史实考释逐步展开的，他们的研究条件在某些方面其实不如今天，史籍的搜寻既已困难，现代化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误并不意外。可是，迷信旧说，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旧说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却不胜枚举，这就使我们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础之上。例如关于唐宋间城市市场的问题，从唐代前期严格推行封闭的坊市制，“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到宋代发展为开放的街市制，史籍中有关“市”的记载已经演化为“单纯的地名”，自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样的“规范”认识一直被广泛接受，未受质疑，因此也未经重新检验。经过细致梳理史实，重新检验加藤繁的这一旧说，新近的研究却告诉我们：这一“规范”认识显然将历史演变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与概念化了 [110] 。这一“规范”认识既经修正，原先在它基础上构建的一系列假说，也就有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

本人浅见：由于史学研究的特点所致，在许多情况下，似此重新检验旧说的努力常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付出较之他人更多的努力，是必然的。在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学术领域，当前的状态看来是概念演绎多于史实重构。但是，如果没有坚实的史实重构工作作为基础，那些新颖的概念，靠什么来支撑呢？

人类认识的提高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曲折前进。原因之一，可能正如前文所论，追随众说，为旧范式添砖加瓦，远比别开生面、另辟蹊径来得省力，来得容易。唐宋城市史研究自进入拓展阶段后，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旋律”就是“发展”模式。这一单向思维路径，在推动学者为唐宋间城市巨大发展的史实提供越来越丰富的论据的同时，也逐渐表现出了它的某种局限性——尽管继续论证“发展”的史实仍存在一定余地。例如，如何解释城市“革命”之后行进步伐的迟滞？例如，过度强调唐宋间历史的断裂，是否会遮盖问题的另一侧面——连续性？又例如，沉浸于都城梦华的世界，是否会以偏概全，忽略不同地区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另辟蹊径的前提是当众人都在向着一个方向齐头并进，都在不断“强化”范式的时候，我们主动停下来，想一想是否可能存在不一样的观察路径？

十余年前，赵冈从中西对比的立场，以“宏观角度”讨论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的过程，指出：“研究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与速度，应该注意到促成城市化的动力以及这种运动所遭遇的制约因素。” [111] 为我们分析唐宋间城市显著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比单向的发展范式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当我们动辄在唐宋帝国的大地上描绘出一个个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在前工业化时代，人们为什么集聚于这些“大都市”？他们在其中如何维持生计呢？在不具备现代交通、卫生防疫、物资供应等等技术手段与经济条件之前，城市日常管理如何维持呢？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如果将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区域，问题可能更加复杂。试想，若按每人日均消费粮食一升半计 [112] ，则年均消费约五石，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需年均消费粮食五百万石。北宋时期，专制政府动员全国行政资源，花费巨额运费，从东南六路向京师开封城运送漕粮，年额最高不过六百万石，因此东南漕粮主要只能供开封地区消费，无法再转送西北沿边。其他地区那些号称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它们的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远远无法与开封相比，如果其人口规模不误，那么每个城市至少年均消费二三百万石粮食，这些粮食从哪里、如何来供应呢？南宋中后期各地城市居民粮食供应困难的记载，在史籍中明显增多，是否即为赵冈所论“制约因素”的具体表现？这些既是我们在重构史实时不断细致深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检验旧说的合适视角。

近二三十年来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城建运动，在付出了将地面文物大规模地毁尸灭迹的高昂代价的前提下，却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地下历史遗存的新信息，使我们有可能在更广泛、更彻底地从存世文献中——包括唐宋时期的与后世的——搜寻相关记载的同时，更多利用新近的考古资料，对某些唐宋城市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用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印象，主要来自一些全局性的讨论，其中当时全国等级最高、同时也是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都城的影响尤其明显。区域性的城市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就，总体看仍相当粗浅。这既有存世历史文献不平衡因素的制约，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大一统传统影响着我们的思路。如果能够做到在各个区域，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都选取典型，展开充分的个案研究，然后再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作实证式的归纳，我们对唐宋城市全局的认识，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当然，理想状态无法企及，我们只能永远处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次要的，态度才具有决定意义。

[1]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第595—611页）一文所附之图一《长安城复原图》。

[2]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五《登观音台望城》，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2册，第560页。

[3] 相关综述性专文，不少从整个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范围着手讨论，唐宋城市研究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另有一些则专以唐宋城市史研究为题。计有：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第8—14页。张东刚：《近年来古代城市史研究综述》，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第29—30页。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第1—7页。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第1—5页。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第9—16页。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载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7页。吴松弟：《大陸中国における宋代都市史研究回顧》，载《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第14号，2005年3月，第19—50页。杨贞莉：《近二十五年来宋代城市史回顾（1980—2005）》，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5卷（2006年6月），第221—250页。张萍：《近十年来大陆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1997—2006）》，（日）《中国史学》第17期，第11—25页，朋友书店2007年版。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载《史林》2008年第1期，第21—35页。此外在一些更为综合性的学术史讨论中涉及唐宋城市研究的内容也不少，如胡戟等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由冻国栋撰写第七章《商业》第二节《城市与市镇》。

[4] 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357页。同时，此文以《“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为题，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6—159页；复在删节后以《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思考》为题，载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5—30页。

[5] 参见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第295页，注1。

[6] 参见加藤繁：《支那経済史考証》上卷（东洋文库1952年版）、下卷（东洋文库1953年版）。吴杰译中文本，题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其中上卷所收录相关论文有：《宋代都市的发展》，第239—277页；《唐宋时代的市》，第278—303页；《关于唐宋的草市》，第304—309页；《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第310—336页；《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第337—369页；《柜坊考》，第395—412页，等等。

[7] 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第107页。

[8] 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版。中文版题同原文，庄景辉译，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

[9]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81—583页。

[10] 周藤吉之：《宋代の郷村における小都市の発展—特に店·市·歩お中心として—》，载《史学雑誌》第59卷第9、10期，后标题改作《宋代の郷村における店·市·歩の発展》，收入氏著《唐宋社会経済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第785—866页。

[11] 梁庚尧：《南宋的市镇》，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八卷，第6—8期（1979年），后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卷，第14—99页。

[12] 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载《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125页。

[13]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 参见于云瀚《北宋城市密度分析》（载《学术研究》1998年第11期，第52—58页），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第71—81页），王涛《唐后期南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5期，第86—90页），等等。

[15]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88年版。中译本题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16] 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后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671页。

[17] 李孝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载《历史地理》第九辑，第239—263页。

[18] 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第七章第二节《交通与南方城市之繁荣》，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89页。

[19] 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原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氏著《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2页。

[20] 参见程存洁《唐代东都洛阳城市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第11—15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丘刚等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21] 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册（1947年），后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1—28页。

[2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市文化局《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载《考古》1990年第1期，第36—44页），南京博物院《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9期，第33—42页），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载《文物》1979年第9期，第43—56页），杜瑜《扬州周围历史地理变迁对扬州兴盛的影响》（载《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1983年自刊本，第103—115页），等等。

[23] 参见安藤更生《唐宋時代にお於る揚州城的研究》（载《鑑真大和上伝之研究》外编，平凡社1960年版），史少卿《简析唐中后期扬州城市工商业流动人口》（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9—71页），西冈弘晃《宋代にお於る揚州的城市水利》、爱宕元《唐代的にお於る揚州城和其郊區》（均载《中国近世社会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等等。

[24] 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5] 梁庚尧：《宋元时代的苏州》，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1期，后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册，第334—480页。

[26] 梁庚尧：《宋元时代的苏州》，第462页。此外可参见盐卓悟：《南宋時代における蘇州の経済的性格と商品流通構造》，载《千里山文学論集》（关西大学）第59卷，1998年。

[27] 高柯立：《宋代的地方官、士人和社会舆论——对苏州地方事务的考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8] 参见杜瑜：《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8卷（1989年）第1期，第90—96页，等等。

[29] 参见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鸿生《宋代广州的蕃姓海商》（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巴蜀书社1986年版），官性根《宋代成都府政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等等。

[30] 例如参见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载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编，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中文版题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廷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1—440页。此文后收入氏著《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又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第二篇《四明家族群像》，讨论袁、楼、汪、高四氏家族史事，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67—202页；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第九十四卷第五期（1997年），第31—39页。

[31] 参见郭万平：《日本“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科研项目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8期，第24—28页。

[32] 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15—24页。

[33]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一《庆元路重建儒学记》，《四明丛书》本，页12B。

[34] 参见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二分（2001年），第289—364页；《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0—18、189页。

[35] 如参见李蔚、董滇红：《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时期博多地区与明州间的贸易往来》，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81—85页。

[36] 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 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8] 马强等：《唐宋时期兴元府城考述》，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第91—94页。

[39] 参见本田治《宋元時代温州平陽県の開発と移住》（载《佐藤博士退官記念中国水利史論叢》，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213—236页），周宝珠《宋代朱仙镇考》（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第107—110页），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市镇的个案分析》（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第80—84页），等等。

[40]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下册，第1867页。

[41]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第322—324页。

[42] 杨果：《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初刊于（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后收录于氏著《宋辽金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2—242页。

[43] 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44] 参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载氏著《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45] 参见衣川强：《杭州臨安府と宰相》，载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社会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第95—124页。

[46] 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7—28页。

[47] 参见蔡鸿生《宋代广州的蕃姓海商》，以及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9—154页），马娟《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考》（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31—36页），刘莉《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6期，第53—58页），等等。

[48] 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第71—79页。又宁欣：《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93—100页。

[49] 参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2页。

[50] 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第四编《宋朝非主体阶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1] 参见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原载《新史学》第一卷第二期（1990年），后收录于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165—218页。

[52] 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居官户与士人的经济来源》，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1993年），后收录于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219—321页。

[53] 参见曾我部静雄《中国及び古代日本における郷村形態変遷》第五章《都市区制の成立》（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414—497页），室永芳三《唐都長安城の坊制と治安機構》（上、下）（载《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二号，1974年3月，第1—13页；第四号，1975年10月，第1—19页），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载本书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349页），周宝珠《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2—167页），马继云、于云瀚《宋代厢坊制论略》（载《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17—19页），等。

[54] 参见日野开三郎《唐宋時代における商人組合“行”についての再検討》（载氏著《東洋史学論集》第七卷，三一书房1983年版，第263—505页），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载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203页），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第56—64页），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租赁业初探》（载《暨南青年学者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195页）、《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82—90、149页）、《唐宋时期城市饮食业述论》（载《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103页）、《唐宋之际城市木土工匠的劳动与生活》（载《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三集，第104—113页），等等。

[55] 参见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载王水照主编《新宋学》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6页），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载张其凡等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95页），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29—41页），等等。

[56] Jacques Gernet，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à la veille de I'invasion mongole，1250—1276，Hachette，1959.刘东根据H.M.Wright 1962年英译本（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所译中文版，题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57] 典型论述，如1853年卡尔·马克思所说：一旦中国的“孤立状态通过英国的介入，突然告终”，中国“势必分崩离析，正如千方百计保存在密封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空气势必分崩瓦解一样”。语出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第111—112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16页。

[58] 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1页。

[59]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89—315.

[60] 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9—52页。

[61] 漆侠：《宋代经济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62] 参见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第18—24页。

[63] 伊原弘：《中国開封の生活と歳時——描かれた宋代の都市生活》，（日本）山川出版社1991年版。

[64] 参见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程民生《汴京文明对南宋杭州的影响》（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第15—19页），冷辑林、乐文华《论两宋都城的饮食市场》（载《南昌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109—114页），刘迎春《北宋东京婚俗的几个特点》（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第15—18页），杨文秀《北宋东京市民的夜生活》（载《唐都学刊》1997年第2期，第27—31页），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载《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第99—104页），陈华文《论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109—113页），等等。

[65] 林立平：《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倾向》，载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247页。

[66] 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22页。

[67] 参见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第1—18页），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第79—84），王小红《水、树、园：宋代成都城的生态环境》（载《成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第45—48页），等等。

[68] 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9] 赵雨乐：《北宋的都市文化：以相国寺为研究个案》。

[70] 关于中心地理论，参见Walter Christaller，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By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Darmstadt，1968。中译本题作《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30页。

[71] 参见H.D.Lasswell，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杨昌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2] 廖志豪：《从坊市遗址出土文物看宋代苏州城市经济发展》，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2期，第42—45页。

[73] 呼琳贵：《由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看唐长安坊里制度的衰败》，载《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第89—90页。

[74]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75] 梅原郁：《<東京夢華録>——宋代の都市と生活》，平凡社1996年版；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76] 参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7]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71页，后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78] 韩光辉：《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第3页，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3—15页。

[79] 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80] 同上文，第133页。

[81] 关于“李约瑟难题”，参见Joseph Needham（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译本题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82]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p.113—199.

[83]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 ford，California，1977.中译本题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多人合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

[84] 成一农曾从史实考订的角度，对“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命题提出质疑，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第77—87页。

[85] 参见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第五部分，第311—313页。

[86] 参见周加来：《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概念辨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5期，第40—44页。

[87] K.J.Button，Urban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1976.中译本题作《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15页。

[88] 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2、4页。

[89] 关于“早期工业化”概念，参见李伯重的归纳。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58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90] 陈国灿（金华）：《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第7页，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第7—12页。

[91] 同上文，第11页。

[92] 林立平：《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倾向》，第229页。

[93]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目《城区市场》之第三部分“市民”。

[94] 参见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67—81页。

[95] 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第93页。

[96]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7页，载《江汉论坛》1991年第8期，第66—68、75页。

[97]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98] 如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第29页有如下论断：“相当广泛详尽的证据指明，同一地区十三世纪时的城市化比率至少是百分之十，还可能比这高得多。”斯波义信认为南宋鼎盛时期，“城市化率或许达到了30%”。参见氏著《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第329页。又赵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也提出南宋时城市人口比重达到了22%，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16页，后收入氏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99] 毛维瞻：《新修城记》，载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A。

[100] 王洋：《东牟集》卷一《真意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A。

[101] 刘过：《龙洲先生集》不分卷《九日鄂渚登高楚观分得能字》，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影印清钞本，第18页。

[102] 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三二《枫桥重修普明禅院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5册影印宋刻本，第520页。按孙觌所引白居易诗句，见《白氏长庆集》卷二一《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

[103] 陆游：《剑南诗稿》卷八《登城》、卷九《晚登子城》，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陆游集》本第1册，第223、245页。

[104]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寄范黄中（炎）运管》，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影印万历刻本，第109页。

[105] 参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原注引《嘉定志》：“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册，第86页。

[106] 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第73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第71—81页。

[107]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册，第1552页。

[108] 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第74—75页。林文所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文，出此书卷二五三乾符五年正月条记事。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17册，第8159页。

[109] E.H.Carr：What Is History，Vintage，1967.中译本题作《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110]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唐代城市市场》。

[111] 赵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第5页。

第一章
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

作为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作为相对于分散的、以农业经济为主要支柱的乡村的对立面出现的。在人类历史相当早的时期，很多地区就已经产生了城市。与我们所熟悉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霓虹飞彩的现代城市不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常呈现许多各自显著的特征，引人注目。中国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不少学者曾以各自不同的角度与标准，来描述中国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不过不管从哪一种角度来观察，8至13世纪，也就是中国传统专制王朝的唐朝与宋朝时期，都被认为是传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古代城市”的生活场景：高大的城墙，低矮的木构建筑，嚣喧拥挤的街市，高低不平砖石或泥土路面，吱呀作响的牛车马车，偶尔可见的卖艺人，等等，这些来自于古典文学或现代影视作品的、已经被我们熟知的关于古代城市的知识，所反映的其实大多是相对晚近的中国城市生活。或者说，是唐宋间中国城市产生跳跃性发展之后的情景。也许正是由于8至13世纪中国古代城市这一段历史过于引人注目，使得学者们在讨论它的时候，几乎是一致地集中在描述它的发展的种种表现，对于宋代处于发展过程的传统城市的整体景象，在阐述中却付诸阙如了。本章的阐述希望略为纠正此一倾向。

这得从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历史说起。

一、堡垒与市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人类是倾向于群居的高级动物。远古采集狩猎时期的聚落已难以复原，进入农业社会以后，考古学以及民族学资料可以为我们想象人类原始聚落生活的场景提供一些依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给了我们关于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聚落的最好资料。它告诉我们，在距今5600—6700年之间，人们如何在一种四周掘有大壕沟、以半穴居式建筑组成的聚落中生活。他们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和采集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半坡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一些其周边筑有夯土墙的聚落，基本都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东的武原河东岸发现了一处版筑城垣遗址，城垣南北长约450公尺，东西长约390公尺，住房多在围墙之内。因这一遗址位于龙山镇附近，这一文化类型从此就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城垣则被命名为城子崖遗址。由城子崖所代表的龙山时代约距今4000至4600年左右。

后经科学测定，城子崖遗址距今约4100至4500年 [1] 。继城子崖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几处重要的筑有夯土围墙的遗址，如1977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西三华里的王城岗上发现了一座筑有夯土围墙的聚落遗址，属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稍晚时期，距今大约4370至4390年之间。2002年起，经多次发掘，又在王城岗发现了城壕等遗存 [2] 。1980年，又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大连公社大朱大队大朱村西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的平粮台遗址，其夯土围墙所构筑的聚落高出地面2至5米，长宽均为185公尺，其南部发现有城门，城门路面下铺设有上、下两层排水陶管。平粮台遗址可能属龙山文化中期偏晚的遗址，距今约4030年 [3] 。

考古发现的这些其周边筑有夯土墙的聚落，应该就是古代文献所说的“城”。文献中有一些远古时期先王筑城的说法，如有称黄帝筑城的，“黄帝筑城邑，造五城” [4] 。“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5] 。又有说夏鲧作城的，“鲧作城郭”，“夏鲧作城” [6]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7] 。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应该是氏族社会后期英雄时代的故事，看来可以与考古发掘资料相互印证。

那么，上面所说考古发掘或古文献所记载的“城”，是否就是我们要所讨论的“城市”呢？这种用以“盛民”的城又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呢？

前文已经阐明，与乡村相对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本质当然并非仅在于外部有围墙。许多学者都从“城市”一词的构成、即“城”与“市”这两个基本概念所表达的内容出发，来考察城市的起源。“城”本意城堡，“市”本意则为市场，这也就是说，从古代聚落可能具有作为商业中心的作用出发，来分析城市形成的过程，认为仅有“城”而无“市”的聚落，应属军事城堡，尚不能称之为城市，这些聚落只是墨子所说“城者，所以自守”之“城” [8] 。只有当某一聚落既有一定的军事防守功能（城）、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市），两者相结合时，它才发展成了城市。但最早出现的“城”不一定与“市”有联系。“市者，买卖之所也” [9] ，这些市常常在野外，在人们汇聚取水的井边，所以古人常把市称作“市井”：“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 [10] 在前述考古发现的几个“城”的遗址中，并未发现有市场的遗迹，所以它们看来只是“城”而非“城市”。因此夏鼐就认为：“城有两种：一是城堡，一是城市。”“城堡本身并不就是城市。……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是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 [11] 。俞伟超也提出：“有无防御性的围墙，并非城市的标志。” [12] 总之是强调经济尤其是商业交换水准达到使“城”与乡村形成显著差别之时，城市才会产生。

当然，在考虑“城”与“市”关系的这种望文生义式的观察之余，人们还注意到，作为与乡村有着本质差异的聚落，除了防御与商业之外，城市理应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功能，如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是。所以有的学者就十分强调城市起源与阶级、国家产生之间的直接联系，认为城市是阶级出现的产物，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 [13] 。张光直认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 [14] 。更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的城市不是从市场、堡垒起源的，而是在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 [15] 。

可见，由于学者们所强调的古代城市不同起因各有侧重，相互间所提出的观察城市起源的标准虽不至于大相径庭，却也是五花八门的。问题在于：尽管远古时期的市场可能随机散落在乡间野外，可是随着氏族社会后期战争的频繁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聚落，或曰用以“盛民”的城堡，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占据较好的地理位置，同时还具有其他重要的功能，在这些城堡中形成市场的可能性就相当大，经济之外的其他各类功能的聚集也是如此。因此在城堡产生之后，同时具备多种功能的真正的“城市”随之出现，是可以预计的。这应当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可是文献不足，人们难以详述这一过程。于是，不少学者就从自己所强调的侧面出发来解释古代城市起源的过程，形成众说纷纭的现象。比较早的，有认为夏代、也就是前述龙山文化的后期“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 [16] ；比较迟的，则认为一直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城市才真正问世 [17] 。其他如商代初期、中期、后期，西周前期等等，都有被认作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时期的 [18] 。

其实，在概念上确定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聚落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分析这种与乡村相对立的聚落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用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线索。

在大致距今4000至4500年左右的英雄时代出现可以称之为城市雏形的城堡之后，考古学者又在不少地区发现了一些规模更大的具有夯土围墙的聚落遗址。

1976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一座早期城址，周边呈不规则形，南墙总长约400米，西墙约长200米，所处年代约为公元前20至21世纪，即与夏代纪年相当。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属于夏文化，也有学者则认为约为商代前期的城址。

1960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中探出一个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发掘证明是一座殿堂基址。有人推测它是“一座宗庙建筑的遗存” [19] 。此处并未发掘出城墙遗址，但从这个宫殿建筑遗址看，可以推断这里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所在地。1955年起，考古学者在郑州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经前后数十年发掘，证明它“确实属于商代前期”。郑州商城东、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共6960米。在城内东北部一带发现数处大面积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根据残留的遗迹看，这里应该就是商代早期宫殿所在之处。此外，城外南北近郊还发现了铸铜器遗址各一处，西郊有商代烧陶作坊遗址，北郊则有制骨器作坊遗址。200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找到郑州商城的外郭城与护城壕，其中南面、西面夯土墙，长达6000多米，整个外郭城面积约达13平方公里。这个发现证明了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外郭城和护城壕的规模庞大的城址，其防御体系是通过外郭城和护城壕与东部湖泊内的大面积水域构成的。从现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看，郑州商城内、外两个城的建筑年代不同，内城建于先商时期，约在公元前1640年前后。外郭城的年代略晚于内城，从护城壕中出土的陶片年代和外郭城内出土的遗迹、遗物分析，建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这说明郑州商城是逐渐扩大的 [20] 。

近年来人们又在湖北武汉市附近的长江北岸发现了盘龙城古城，其考古年代约在商代中期。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城垣至今仍保存完好，城门和护城河清晰可辨，城内发现有三处大型宫殿基址。城外散见居民区和酿酒、制陶、冶铜等手工作坊及墓地，显示出完备的城邑形态。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皿、玉器、石器、陶器、漆木器，包括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 [21] 。

上世纪前期发现的河南安阳商代后期王都殷墟遗址，其布局是王宫在南部，王陵在北部，王宫区周围有较为密集的居民点。整个遗址附近发现不少当时铸铜、制陶、制骨和制作玉器等作坊。其周围尚未发现城墙遗迹，但从遗址及后世记载看，此处原来应该有城墙。

从上述这些遗址所提供的考古资料看，这些具有夯土围墙的城址，应该是在前期原始城堡类型聚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与之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进化序列。如果说前期的那些遗址所代表的，或许还只是一般军事城堡的偶然遗存，从二里头到殷墟的一系列遗址，尤其是其普遍发现的殿堂建筑遗迹，则表明它们均属政权的中心聚落。

聚落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传世文献对远古时期的聚落有一些共性的描述。如果说前述其周边有夯土围墙的聚落特称“城”，那么一般意义上的聚落则称“邑”。有些邑就是有围墙的城，但并不是所有的邑都是城。西周初年推行将本族宗亲分派到各地的大分封制度，建立了许多“邑”。这些邑实际相当于农人聚居的村落，规模也不会很大。邑的封土即位于它的周围，周人朝出暮入，本为农夫，而非市人 [22] 。

封君本人居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这种邑称为“都”。史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23] 这种“都”也就是所谓“都邑”。前述考古发现的那些遗址，或可以称之为夏商时代的“都邑”。这些都邑之所设立，主要出于政治或军事目的。所以如果说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存在着一个从城堡到都邑的进化过程，那么起码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个进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古代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

西周初年大分封，在各地设立作为殖民据点的聚落，形成一大批都邑，这是古代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政治与军事需要推动古代城市进化的又一表现。西周末年起，随着周王室的中衰与诸侯政权的兴起，不仅诸侯都邑规模扩大，建制逾礼，他们的扩张也推动着筑城运动。及至战国时期，郡县制在列国的推广，使每一郡县治所都具备了构成都邑的条件，实为自西周分封以后最重要的一次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

不少学者都认为，逮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类型的城市才基本成熟 [24] 。这当然是指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都邑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完全呈现了与乡村不同的风貌，在政治与军事之外，兼具工商功能，成为了某一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

其实，从最初阶段的城堡到此后的都邑，它们之逐渐兼具经济功能、并最终发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可以预见的。早期的政治性或军事性聚落大多兼具两方面特性：其一，多数城堡位于交通要津，或河谷、平原等适宜居处之所，擅地理优势，自然成为经济要素流通的交汇之处；其二，尤其是封君所居的都邑，其作为某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有能力调集其辖区的人力与经济各方面资源，封君本身也需要有相当的工商人口为其服务，因此都邑之逐渐“经济化”是自然的趋势。考古资料为我们推测郑州商城、殷墟等都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些依据；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城市经济生活的描述，已相对丰富。从记载可知，当时甚至已有少数城市，主要由于经济活动而闻名于天下，如陶与卫等。苏秦描述齐国都城临淄市容，最为典型：“临菑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25] 此语虽出自纵横家之口，不免夸张，但据此看来，临淄已超越纯军事性城堡或政治性都邑阶段，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可以肯定。

以上关于中国古代城市从起源到成熟发展过程的简单阐述，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来分析它的基本特性：

其一，根据城堡——都邑——城市这样的发展脉络，可见从本质讲中国古代城市是从政治军事型聚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直至已产生“真正”意义上城市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城市的城区结构无不呈现以政治、军事、或礼仪功能为主的特征。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各主要城市由于人口膨胀，不断扩展城墙以包裹实际扩展的城区，形成多重城墙，呈现城市作为军事堡垒的实际地位 [26] 。如郑国都城有三层城门，城外却仍有南里。宋都商丘、鲁都曲阜等都添置有外郭。现存春秋古城遗址，都可见有大量土台基地，散布在城区较为中心的部分，几无例外。由其建筑遗存判断，当是宫室宗庙。核对文献，春秋都邑中这种土台也不少。例如鲁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台而请”，此台当是季氏最后还可据守的地点。可见高台有其军事上的重要性，也适足显示都邑的政治性。这一以政治功能区为核心、筑郭守卫以呈军事堡垒外貌的特征，将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

其二，从数量与布局上看，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与春秋战国之际郡县制的确立，是古代城市成长两大决定性的推动因素。区域控制的需要促使各地建立起一批或大或小的政治性聚落，城市的总量显著增加，而且使得各不同区域间城市的数量虽不可能完全平衡，却呈现了明显的与人口数量存在某种联系比例的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作为国家控制地方政治据点特征的直接表现。

其三，如前所述，正由于这种作为控制地方政治据点的城市之占据要津，并具有聚集经济要素的权力，城市之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大多合二为一。至少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经济意义的城市。反之，缺少经济功能的都邑则为数不少。也就是说，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合二为一，在总体上呈不平衡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功能由于控制地方的需要而呈“平摊”状，经济功能的形成，则有赖于一定的经济要素作为背景，而这显然是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准与都邑所处的地理位置，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城市的经济功能十分显著，“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如陶、卫、临淄等即是；另一些城市的经济生活则十分沉寂。一般而言，经济功能显著的城市在政治功能上也常常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为国都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城市。鉴于此，对当时城市经济功能的分类，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由起源发展史所赋予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特征，谓之兼具政治、军事性城堡与商业市场的双重性，最为贴切。这一特征将长期制约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格局。

二、行政城市数量与其分布特点

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从而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城市体系，以作为帝国对地方实行政治控制的据点。汉承秦制，进一步确立了郡、县两级政治城市格局。秦汉两朝所建立的郡县城市与其分布格局，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的城市发展史。

秦初设郡36处，至秦朝末年，分析增至49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 [27] 。至西汉末年，共设郡国103处，县1314处。后世各朝，郡数多有增析，县数则基本维持秦汉规模。西汉始设作为监察区的十三部州，后世不断增置，东晋南朝时更甚。隋初省罢诸州，后又改州为郡，唐复改郡为州，从此州郡连称，州成了与郡同一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由于历代增设州郡，一般都采取由县升格的办法，县与郡共治一城，所以行政城市的增设，主要表现为增设县邑。比较两汉、隋唐与宋代州郡县邑之数，可见下表（表1-1）:

表1-1　两汉隋唐宋代州郡县邑数量比较

据表1-1，宋代县数似少于前代，不过宋朝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它实际设县的数量却较前代有所增长。例如与西汉相比较，大体讲，西汉王朝所辖交趾刺史部的日南郡5县、九真郡7县、交趾郡4县，凉州刺史部115县，幽州刺史部162县，并州朔方刺史部的朔方郡10县、五原郡16县、西河郡36县、雁门郡14县、代郡18县等，共计387县并不在北宋国土范围之内，所以北宋共计比西汉末年增设了307县。这些县邑，基本都是在从南朝到唐朝五六个世纪内增设，且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长较为显著的东南等地。如浙东的明州地区，西汉设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到唐广德二年（764），这一地区已设一州（明州），辖五县（鄮、慈溪、奉化、翁山、象山）。北宋末，明州复增设定海一县，共辖六县。则此地区设县总数比西汉增长了一倍。西汉会稽一郡，大体指北宋镇江府以东、以南，包括福建一路的区域，当时共设26县，至北宋，此地区已共设126县，增长100个县邑。西汉豫章郡，大体相当北宋江南西路。西汉设18县，北宋已增至54县。帝制中期形成的这一州县两级政治城市架构，从宋代起基本稳定，此后变化不大。至明代，全国共设333个州府，1138个县邑，大体与北宋持平 [28] 。

十分明显的是，从秦汉到两宋，分析郡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其他。不过主要出于对地方实现政治控制的需要，郡县政治城市的设置也绝非完全按人口数量均衡地展开，而是视地域、人口以及边防军事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所以从西汉到两宋，郡县城市的设置在人口与辖土两方面都呈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县邑等级差别与不同时期县均户口数的演变，可为明证。

两汉时期十三部州设县数及县均户口数可见下表（表1-2）:

表1-2　两汉各地县邑数及县均户数

续表

资料：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前汉各州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甲表7《后汉各州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

据表1—2可见，不同地区设置县级城市的比例颇不平衡。如西汉司隶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且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地区，因此政治城市的设置最为密集，共设县邑132个。同时期的扬州刺史部则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其地域面积虽远远大于司隶部，却仅设县邑93个。估计后者政治城市的密度大约仅为前者的1/3左右。同样的，两汉各地县均户口数也十分的不平衡，户口密集的地区，如司隶、豫州、兖州等地，虽每县地域可能不及他处之广，县均户数都超过了全国平均值，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如并州、凉州、交趾等，每县地域虽广，县均户数却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值。有些地区，虽户口数有明显增长，如东汉时期的扬州，县均户数已超过全国平均值，却由于既非边境军事要地，又非全国政治中心，并未随之分析县邑，其设立政治城市之数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两汉以后，全国城市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上述格局而略有调整。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减少，以及南方地区滥设侨州郡县等因素，地方政治城市数量大增，而县均户数却明显下降，到唐初其影响仍未消除。进入盛唐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州县设置的调整，其与两汉时期的比较也才具有反映历史发展长期趋势的意义（参见表1-3）。

表1-3　唐天宝元年（742）各道面积、人口密度与县均户数

资料：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5《天宝元年各道户口数平均户口数及各道户口数的比重》、甲表28《唐代各道人口密度》。

据表1-3，京畿道、都畿道、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等政治中心以及经济较早发展地区，不仅每县平均管辖的地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值，而且县均人口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如都畿道27县，县域辖地面积不到平均值的40%，全国最低，县均户数则为全国平均值的1.7倍有余，这应该是由于唐代中期起全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向以洛阳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的反映；京畿道51县，县域辖地虽比都畿道略广，县均户数则高于前者，达全国平均值的1.88倍有余，为全国最高。这说明截止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流仍为全国设置政治城市最为密集地区。变化最为明显的当属江南东道，它的97个县邑平均辖地范围虽仅略低于全国平均值，县均户数则达到了全国最高的11355余户，使人感到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势头。而一些边缘地域，如陇右、关内等道，虽县均辖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县均户数却很低。其中唯江南西道等，县均户数已大为超出平均值，县邑数量却仍远低于一般水准，反映了政治城市设置落后于当地社会发展水准的情形。

从唐代到宋代，上述趋势进一步发展（参见表1-4）。

表1-4　北宋各路县均面积与户数

续表

资料：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8《北宋各路府州军监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甲表40《宋代各路人口密度》。

分析表1-4的数据，可知从唐到宋州县城市布局的基本格局。前表所列1府23路，大致可按地理及经济发展水准，分为华北（开封府、河北、京东、京西）、关中河东（永兴军、秦凤、河东）、东南（淮南、江南、荆湖、两浙）、川蜀（成都府、夔州、利州、梓州）、岭南（福建、广东、广西）等五个全国性大区域，其中州县城市设置的水准各不相同。今据各自县均面积与户数列为表1-5:

表1-5　北宋末年全国五大区域县邑城市比较

区域 | 县均面积（km2 ） | 县均户数
全国平均值 | 1980.23 | 16019.20
华北 | 1582.54 | 13645.74
关中河东 | 1966.68 | 10093.96
东南 | 2528.59 | 22837.98
川蜀 | 1745.52 | 10999.10
岭南 | 3392.73 | 13141.51

华北为传统农耕发达地区，且居全国政治中心，北部与辽国接壤，当地县均辖地与户数均低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县均所辖户口数仅为全国平均值的85%，表明在中华文明这个传统的中心地带经济发展已显迟滞，同时历史因素与军政需要则使得其州县的设置水准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关中河东地区与黄河下游相似，由于边境地区有些县分辖地相对阔远，它的县均辖地面积基本与全国平均值持平，但县均户数则为全国最低，仅为平均值的63%。其中只有位于关中平原中心的永兴军路县均户数略高，但仍不到全国平均值的80%。

包括淮南、江南、荆湖与两浙的东南各路，是当时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相比于前代，人口进一步聚集，达到县均22837户，为全国平均值的143%。但其州县城市的设置却明显低于全国水准，平均每2528公里才设置一个县邑，比全国平均水准低了四分之一有余。

四川与岭南的情况相似，其内部不同小区域相互间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四川的成都平原由于发展较早，州县城市设置相对密集，人口也较多；川东夔州地区与汉中利州地区的发展则相对为迟，平均县域面积就比成都平原阔远得多，人口聚集程度也明显下降，仅为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左右；岭南地区由于远在边地，州县城市的设置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两广尤甚。不过其中福建路由于从唐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地狭人众，县均户数为全国平均值的141%，达到东南地区其他路分的水准；广东路随着珠江流域的发展，人口聚集水准也接近了全国平均值，唯广西发展尤为迟滞，县均人口仅为全国平均值的22%。

宋代以后，国家基本已不再因人口增长而分析行政区划。表现之一，设县总数趋于稳定；之二，县均户数大幅度上升（参见表1-6）。

表1-6　历代县均户数

资料：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9《中国历代县户口数、每县平均户数及平均口数》。

表1-6所提示的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从某种角度而言，北宋末年可谓县邑作为中国古代基层政治城市地位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县均数千户的人口规模，使它得以长期维持作为专制国家最基层政权的地位，在此之后，由于管辖人口的成倍增长，县邑无法对其实行直接的控制，国家地方行政机构从县级行政向下延伸的现象从此开始，同时也就表示着传统政治城市设置的下向延伸，这就是学界此前已经广泛关注的镇市管理设置的问题。

由于存世人口资料的不完整性，县邑的这一转变可能出现得还要略早一些。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截至两宋，城市虽可能有种种“非行政化”趋向的发展，县邑所扮演的作为基层行政城市的角色是明确无疑的，行政建制是推动城市设置的主要动力。全国数千个州县城市设置、其相对于地域与人口的种种不平衡的布局，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无不体现着传统政治城市设置的基本规则，以及当时全国州县城市作为行政据点的主要角色。

三、行政城市的等级

根据上文的阐述，由于州军均与依郭县同寓一城，因此，除去少数地位较高的州府存在一城两县的情况，如北宋开封府分设开封、祥符两县，南宋临安府分设钱塘、仁和两县等，州军的设置并不影响城市数量的增减。这样，可知至北宋后期，全国共有州县城市数量1200所以上。

这些州县城市由于行政、经济、地理、人口等等条件的不同，情形千差万别，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居民百万的大都城，也有僻居边地，居民数百的小城邑，不可同日而语。按其行政地位，或可分为如下三类：

1.京城即北宋的开封府与南宋的临安府，两者都成长为同时期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城。前者位于黄河下游中心地带，擅汴河水运之利，凭其政治地位，汇黄、淮、东南、川蜀之财赋，富甲天下 [29] 。后者作为南宋行都，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中心，聚东南财富，居民数十万，成为中古时期少有的繁华都市。开封城与临安城的成长，还刺激了周边地区城市的发展，并凭借其政治资源，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聚集地。

2.州军城市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共设府州军监297处，至宣和四年（1122），全国共设京府4，府30，州254，监63，合计351所州军城市。州军上隶于京师，下辖县邑，多者十几个县，少的仅一两个县，为宋代中等行政城市，宋制按户口数量的多寡，分为望州、上州、紧州、中州、下州几类，望州户五万以上，下州则只在五千以上 [30] ，“岭外小郡，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 [31] ，相互间地位差别颇大。

3.县邑城市县邑为宋代最低一级的行政城市，上隶于州军，下辖乡村。多数县邑还管辖有一定量的市镇，这些市镇有些已实际成长为都市性聚落，但行政上还没有确立建制。北宋后期，全国共设县邑1265处。与州军一样，不同县邑城市的发达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不过其作为行政城市的地位确立无疑。

在上述千余所行政城市中，最值得讨论的当属居于中间地位的州军城市。由于地域辽阔，中央政府直接面对众多州郡城市处理所有政务，力不从心，从西汉时起，开始设立作为监察区的十三部州，以代替中央行使某些行政权力。唐代设道，宋代设路，在中央与州军之间一个新的行政级别于焉萌芽。作为路级行政区域首府的州军因此也就具有了相比于其他州军更高的行政地位，从而在实际中形成高一级的行政城市类别。北宋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15路，后不断分析，至元丰年间共设23路。北宋末年因增设京畿路、燕山府与云中府路，一度达26路。南宋半壁江山，仅存15路。今按元丰23路，列出各路安抚使与转运司所在州军如下（表1-7）：

表1-7　宋代各路安抚转运使治所

续表

续表

资料：据《宋史》卷八五至九○《地理志》、《方舆胜览》及其他相关文献列出。个别路分治所有移易者，仅列其长期所治之城市。

北宋路分设转运司（漕）、提点刑狱司（宪）、提举常平司（仓）等监司主政，其中漕司实际地位最高，一般均指漕司所在州军为一路的治所。各地又设有主持军政事务的安抚司，有些安抚司辖区与上述监司管辖的地域不一致，如永兴军一路，除在京兆府设永兴军路安抚使外，又在延州设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统领延、鄜、丹、坊州、保安军四州一军，在庆州设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统领庆、环、邠、宁、乾州五州的军务。南宋各地普遍设置安抚司，主兵民之政，实际地位超过转运司。历来言南宋路分区划，均指以安抚司为依据的帅司路分。但由于安抚等司的设置多出于政治军事考虑，它的治所不一定就是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因此前表所列行政城市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类可称为一路的中心城市，另一类则否。

北宋京东西路郓州、河北西路定州、河东路代州、永兴军路延州与庆州、秦凤路渭州与熙州，南宋两浙路镇江府、明州、淮南东路楚州、淮南西路和州、江南东路池州、江南西路江州、荆湖北路江陵府、复州、成都府路绵州、潼川府路遂宁府等，基本都属后一类情况，或在北宋时期位于宋辽、宋夏边境，或在南宋时期位于宋金战争前线，属军事要地，因此设立安抚司之类军事机构，其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准不一定与之相称。

前表所列漕司所在的各路路治城市则属于第一类情形，均为中心城市。其中北宋京畿开封府、南宋行都临安府、永兴军路京兆府（即汉唐长安城）、河东路太原府、京西北路河南府（洛阳）、淮南西路庐州、江南东路江宁府（建康）、江南西路隆兴府（洪州）、荆湖南路潭州、荆湖北路鄂州、成都府路成都府、福建路福州、广南东路广州、广南西路桂林等州府，各为其路分之中心城市，比较明确。如洪州号称“在江湖之间，东南一都会也” [32] ；潭州则“控扼湖广，号为重地” [33] ，可不必详论，其他某些路分略需解释。

秦凤路路治为秦州，现有记载尚难以详述其区域城市地位。陇右地区城市不如中原内地发达，不宜与其他地区同类城市等量齐观。不过秦州作为陇右军政中心，长期驻宿重兵，且设有茶马分司等财务机构，因此城市显有长足的发展。据北宋尹洙（1101或1102—1047）的记述：“秦州自昔为用武之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物货交会，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到庆历年间（1041—1048），韩琦（1008—1075）出镇秦州，“籍城外居民暨屯营几万家”，城内居民数量当数倍于此无疑。韩琦为加强防御，奏请朝廷，增筑拓广秦州城东西两面，“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称是，内与旧城连属合为一城” [34] 。所拓展的东西两侧新城4100步，约近13宋里，其旧城规模当更大，可见秦州城市的发展水准已颇为可观，视其为陇右地区的中心城市大致不错。

华北地区在总体上由于受开封的制约，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且河朔地区自唐后期以来战乱不断，经济受损，城市发展也受到影响，不过作为河北东西两路路治的大名、真定两府早就是当地中心城市。据李孝聪的研究，魏州（大名府）、恒州（真定府）与定州是唐后期在华北地区所形成的三个区域中心城市 [35] ，因此北宋时期大名、真定两府被建为河北东西两路的路治，定州则成军事重镇，实为唐代后期华北地区中心城市发展的延续。其中魏州（大名府）据永济渠水运之要，靠近黄河，本来就占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又占据南北交通要点，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当为唐代后期以来河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城镇。唐代河北藩镇以魏博最为强项，其原因也就在此。恒州（真定府）位于沿太行山东麓传统的南北干道和由秦晋高原东出的结合部，交通区位的优势十分突出，兼其周边地区经济一向发达，因此成为当时华北地区第二重要的城镇。北宋以大名府与真定府作为河北东西两路路治，大名府且被建为北京，正是看中了它们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定州占据一条穿越太行山的隘道，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自唐代后期以来藩镇得以利用其地理优势，长期割据，也是本地区的一级中心城市。恒、定相距较近，有些优势是两个城市同时兼备的，它们同时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不符合城市相互作用和城市体系的中心地原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考索，一俟特定的政治背景消失，其中一座城市必然让位。北宋时期，定州由于比真定府更为靠近宋辽边境，社会经济发展不免受影响，同时却由于它的战略重要性，因此成了北宋国家北方的军事重镇，建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治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外京东东、西两路，虽东路设安抚使于青州，西路设安抚使于郓州，但本区中心城市当属位于汴河沿岸的应天府无疑，因此北宋建南京于此。

唐代江淮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无过于扬州，人称“扬一益二” [36] ，宋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唐末五代的战争对扬州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长江河道的南移，使扬州失去了港口优势，因此北宋改设江淮发运司于居“东南水陆要冲”的真州 [37] ，主管运送江淮六路赋税至东京开封府，真州取代扬州，成了长江下游沟通南北运输最重要的港口，淮南东路设转运司于真州，也是顺理成章。因此真州是“江浙馈运之所必经，通泰盐利之所必出，民物之盛，为淮南一都会” [38] 。南宋洪迈（1123—1202）称承平一百七十年，扬州的繁华“尚不能及唐之什一” [39]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影响，更由于扼江北运河之要的地理位置，扬州在宋代仍不失“会府”、“东南一都会”的地位 [40] ，北宋时，扬州设有榷货务 [41] ，并领淮南东路兵马钤辖，南宋升为帅府，更兼淮东安抚制置使，因此相比真州更具有政治与军事上的重要性。

另外略需说明的是四川地区。北宋初在四川地区设西川路，咸平四年三月，分四川为益（成都府）、梓（潼川府）、利、夔四路，其中益州（成都府）路占成都平原西部，向称“扬一益二”的益州（成都府）作为路治，自然不容旁落。利州路占四川北部与汉中平原，梓州（潼川府）路占四川中部，夔州路占四川东部，相比于成都府，其各自路治或略逊一筹，但均占相当的地理优势，为一地之会府。如兴元府“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籼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迾东北”，自前代以来即为汉中平原的中心城市。到北宋，更是“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同，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臬，衣被他所。……一城之中，民屋错比，连甍接宇，可数万计；生齿杂还，填斥坊閧” [42] ，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为利州路路治。南宋设本路转运司于利州，当为便于从腹地向川陕边境运送财赋，有一定的战略考虑。潼川府路情形与利州路相似，路治设于潼川府，转运司则设于遂宁府，两城虽同在一条水路（涪水），前者更据形势之要。夔州路安抚、转运均设在夔州，即今重庆奉节，据川东之要。

前述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凡所讨论的北宋23路路治，几乎无例外地均为本区域的中心城市，表明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之与各地城市的经济地位是基本吻合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重要行政城市选址对区位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重视，另一方面，更说明了行政地位之对中古时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准不平衡，长期以来，全国各大区域慢慢形成了各自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特别重要的城市，我们不妨称之为全国性大区域中心城市。如前文所述，两宋时期全国大致可分为华北、关中河东、东南、川蜀与岭南地区。北宋时期，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当属开封府，无需讨论。关中的京兆府即汉唐长安城，虽已中衰，但其作为本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未旁落。川蜀地区的中心城市为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城，也较为明确。东南地区情形略有不同，在那里成长起了几个十分重要的都市，如江宁（建康）府、苏州、杭州等，相互间地位相当，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逮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在临安府（杭州）的确立，临安府的发展才超乎其他城市，成为区域的中心，中古时期行政地位对城市的决定性影响也由此凸显。

由于城市发展水准有限，我们不能认为上述城市已经具有全面影响区域经济的能力，不过它们在区域范围之内无出其右的地位，以及在一定层面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颇广范围之内的人口与经济要素，可以肯定。宋代国家对它们实际行政地位的另眼相看，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它们与其他路治城市的差别。开封府与临安府长官地位特高，无需论说，即如其他几个城市，宋廷对其守臣的选择也十分慎重，究其本意，实有委任以一方重任的寓意在。所以如成都府守臣例兼本路安抚使，俗称“帅蜀”，“得便宜从事” [43] ，广州守臣例兼广东路安抚使，俗称“帅岭南”，京兆府守臣当然也就被称为“帅关中”了 [44] 。

因此，若就两宋时期行政城市的实际地位而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五类：京城、区域中心城市、路治城市、一般州军城市、县邑。

四、城区规模

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两宋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城区“溢出”城墙，“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 [45] 。尽管如此，尤其对州县城市而言，不可否认，城墙仍然是它的最重要标志。正如南宋黄榦（1152—1221）所说：“州郡不可无城壁，如人家不可无墙垣，人身不可无衣服。” [46] 因此讨论两宋时期州县城市的城区规模与其基本布局，首先必须讨论城墙问题。

中国古代文献对行政城市的规模有一些说法，最典型的当数《周礼》的记载，东汉郑玄（127—200）在“匠人营国方九里”条下注曰：“国家谓城，方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 [47] 《周礼》为战国以后的作品，其对三王时期的记载或者不一定出于实际的制度，而实杂以后世儒生的想象。秦汉以后的帝制时期，似未见此类整齐划一的关于行政城市营建规模的制度，更何况一个行政城市的具体营建还需要考虑地形、财力等多方面因素，因而各地实际呈现比较复杂的局面。筑城大概是中古时期最为庞大的工程之一，其所耗费人力物力极多，所以很少见有新朝伊始各地普遍筑城的记载，而是基本沿用前朝旧城。就两宋时期而言，更多的倒是因战争威胁而推动各地普遍筑城，如宋夏战争期间的西北地方、侬智高兵乱后的岭南，以及南宋的长江沿线等等。下文据文献及考古资料，清理归纳两宋时期各地州军及县邑行政城市的城墙规模（参见表1-8）。

表1-8　两宋州军城墙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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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关于南宋临安府城墙范围，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2）《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罗城》还记载福州有“罗城四十里”，则本表所载周二十里的“外城”，规模只有罗城的一半，当在罗城之内。但据蔡襄所说，福州外城墙壕一带既“为民田已久”，罗城必然更是如此。

（3）凡始筑时间不明者，均作“旧筑”。

（4）按《嘉泰会稽志》卷一《城郭》所载：“度地法，步三百六十是为一里。”澶州（5770步）、和州（3000步）、宣州（3400步）三城均据此换算成里数。

由于记载的歧异与换算的误差，上表资料不可能十分准确，只能表示大致的数据范围。其中有一半州军的城墙是前代所筑。其他明确记载在两宋时期修筑的城墙，估计有些也是依据旧城基营建的。不过很多虽出于旧筑，宋代重修时，多有所拓展调整，如东京开封府就是如此。尽管资料不一定准确，上表仍可看出一些倾向性的内容。

其一，政治地位较高的行政城市，它们由城墙所包裹的城区面积也大。北宋开封府当然占据了其中的第一位，可以理解。杭州（临安府）的城墙范围是由吴越国时期确定的，宋代并未见有拓展，因此到南宋将行都移居于此之时，城市面积就显得特别狭窄了。这当然也与杭州（临安府）襟山临江的地理环境有关。其他如成都府、建康府、福州、潭州等路治城市，城区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上下。唯潼川府偏小，仅约4.3平方公里，估计这与其说是受川东地区地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准制约所致，还不如说是因为潼川府属北宋后建的路治城市，而无前代城市发展的基础之故。

其二，两浙路镇江府、苏、常、越、湖等州城区面积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虽然其中如苏、越两州城区尤大，前者系原吴国旧城规模，后者系原越国旧都，且长期为浙东地区首府之故，但除秀州外，均超过10平方公里。这些城市都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西平原。浙东地区除越州外，城区大多相对为小。

其三，其他州军城市大多较小，它们与路治城市在规模上的差距尤大。

两宋时期县邑多无城郭。当时华亭县有城，地志作者说是“县之有城，盖不多见” [48] 。南宋末年俞琰在谈到当时各地普遍兴建的城隍庙时，就说“有城则有隍，县无城，而称其土地庙为城隍庙，何耶” [49] ?可见他是将“县无城”看作一种普遍现象的。因此有些县邑由于无城，只设立一些标识性的东西，如昆山县“以竹木为栅” [50] 。福建仙溪县则虽无城，南宋初年却因“寇窃发”而建立了四门 [51] 。但也有为数并不多的一些县邑由于种种原因，建有城郭，其规模自然明显小于州军城市。今略摭文献记载，列为下表（参见表1-9）。

表1-9　宋代县邑城墙

说明：凡始筑时间不明者，均作“旧筑”。

按《嘉泰会稽志》卷一《城郭》所载：“度地法，步三百六十是为一里。”宁海（600步）、天台（400步）、仙居（600步）三县里数按每里360步换算。

据表1-9，规模大的县邑城墙周长可达近10宋里，小的则仅2、3里而已。由于此表所列都是东南地区县邑的资料，其他地区的情况或有出入，但县邑平均城墙面积与州军相差较大，可以肯定。

由于考古资料的不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靠城墙资料来估计宋代城市的大小，但前述州县城墙周长所表示的城区范围，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宋代行政城市实际发育的都市区面积，分析过程中下列情形值得关注。

首先，正如前人研究所早已指出的，两宋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城区“溢出”城墙，“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如北宋苏轼（1037—1101）所说：“诸处似此（宿州）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 [52] 不过城区的“溢出”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不同城市差别极大，不能一概而论。宋代不少城市都在城墙之外建立了新的城区管理单位，如北宋开封府于天禧五年（1021）分城内为十厢，城外为八厢 [53] ，从管理单位数量看似乎城内与城内相差不大，实际由于城中人口密集，且“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 [54] ，开封城“溢出”的部分虽或面积不小，实际都市发育水准肯定不如城内，人口密度也会低一些。南宋临安府城内八厢，城外原设城南、城北二厢，“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顾南厢所统，尤为延袤，北至艮山，南底南荡，五方杂居，水陆互市” [55] ，南宋末期城外又分设为四厢 [56] ，所辖地域较广，人口与都市发育程度估计与开封府城外厢差不多。有一些州县城市，城墙之外的都市发展看来还超过了城墙之内。北宋吉州“城外居民，三倍城中” [57] 。南宋汉阳“郡无城郭，郭内之民仅千家……郭外沿江之民几二千家” [58] 。汀州“城内坊才三，而城外余二十” [59] 。又称“民居市肆多在城外，以户口计，城外多于城内十倍” [60] ，可能是见诸记载城外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新州“城才一里百有十二步耳，仅容州治，列廪狱，余官廨民居悉在城外” [61] ，看来新州城市的发育，也基本都在城墙之外了。但在另一方面，城市发育水准较低的一些地区，城市人口稀少，商业活动欠发达，就很少可能出现市区“溢出”城墙的现象。

存世文献的现状尚不允许我们对两宋时期各地区都市发育水准作详尽描述，大致而言，如前文所已经有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如东南两浙路等地——城市发展水准相对为高，市区“溢出”现象自然更为普遍一点。而西北、西南边境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都市发展就较少溢出城墙。但在这样的估计之中，仍须考虑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即城市行政地位不可忽视的作用。北宋吴江县与南宋上杭县，两城都位于东南地区，当地城市平均发展水准可谓最高，但前者仅“民屋数百间，蕞然沙渚之上” [62] ，后者只有人户百余家 [63] 。而在城市平均发展水准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前述北宋陇西地区的秦州，作为秦凤路路治，“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以致城外居民与屯营“几万家”。又河东路路治并州（太原），城南草市有“民户二千余” [64] 。位于宋辽边境的雄州，为边境军事重镇，且为宋辽通商榷场所在地，驻军众多，民众云集，以致“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 [65] 。可见相对而言，行政地位重要的城市，城区扩展较多，存在“溢出”现象的也就比较普遍。

其次，在认定两宋时期都市城区“溢出”现象的同时，我们仍不能忽视当时城墙“包裹”州县城市的重要作用，而将前一现象无条件地普遍化。这里需要厘清两个不同的现象，一是城区是否充分“都市化”，或者说城墙范围之内地块是否被都市化地块“撑满”；二是城墙扩建重新包裹城区。

众所周知，城墙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在火炮兵器充分发展之前，城墙的作用不会消失。出于防御的需要，城墙的修筑需按地形、兵力等因素来综合考虑；而由城墙所围裹的城区，其中真正都市化的地块常与上述防御区不相吻合，其结果之一就是如前所述的，由于都市区发展造成它向城墙之外“溢出”，另一则是在城墙所包裹的范围之内，常存在较多尚未都市化的地块。

古代建城常须考虑地形地势，常依山脊河道走向修筑城墙，以利防御。如西北庆州“其城高十仞，广五六里，周回逶迤，而下者数重，背高面深，跨山趾而守之”，即依山脊筑城。但城北有大沟，“断城之东西”，造成防御上的缺陷。元祐初年范纯仁（1027—1101）出守庆州，遂平沟扩城，“尽城之北数百步，乃傅合其城” [66] 。宣州城“西南负山，东北踞溪流，幅员三千四百步” [67] 。越州（绍兴府）城“北因卧龙山，环而傅之” [68] 。台州城也南临灵江、北依大固山而筑 [69] 。明州城位于甬江、奉化江与姚江三江汇流之处，“四面阻水” [70] 。建康府“城西隅据石头冈阜之脊，其南接长干山势” [71] 。江西建昌军“南挹盱江，北负凤山”。凤山原来在城外，但“去郡仅一里，而近俯观城内之市井人物历历可数，虽一发不能逃也”，显不利于防御。景定元年（1260），建昌守臣扩建北城530丈，“尽包一山而城之” [72] 。

即便是修筑于平地的城池，由于中国古代传统城市形状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商业活动在其前期集中于官方设定的市场，后期聚集于主要街道，即如居民住宅区也有疏有密，真正都市区的发育不可能将由城墙圈定的城区范围“撑满”。换言之，由城墙所圈裹的地块，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标志着一个防御区，而非都市区。这在唐代的长安城表现得较为典型。直至唐代中期，长安城的人口与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俗称街东的朱雀街以东万年县地域，朱雀街以西的长安县地域则十分荒凉，人口疏稀，多农田蔬园，沟渠庭院，以及达官贵人的别业。到唐代后期，街西才有一定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社区特点 [73] 。所以两宋时期时城市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首先就是像长安城都市区从街东发展到街西一样，逐渐使这些城墙范围之内的地块相对充分的“都市化”，逐渐“撑满”，而不一定“溢出”。用当时文献用语来讲，就是逐渐达到“生齿杂还，填斥坊閧”的程度。

文献描述了宋代一些城区进一步都市化的事例。如苏州城内临顿桥一带，唐代诗人皮日休谓其“不出郛郭，旷若郊野” [74] ，到北宋后期已经“居民栉比”了 [75] 。南宋临安府自建为行都后，城区的都市化更为迅速，如城中金井亭桥之南，原有俞家园，“向时未为民所占，皆荒地，或种稻，或种茭，故因以园为名”，到南宋后期，“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又丰乐桥北面，北宋时“皆种橘”，因此被称为“橘园亭”，到南宋也都建为街市 [76] 。所以南宋临安人周煇说：北宋时，临安“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他的祖居在后洋街，当初“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自建为行都后，“日益繁盛” [77] ，都成了人口密集的街市或居住区。

尽管存在着逐渐“撑满”的现象，却也并不意味着最终所有城区必然“溢出”城墙。实际上，两宋时期城区之内非都市化地块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元丰年间（1078—1085），苏轼（1037—1101）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竟能“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 [78] 。元祐二年（1087），李廌为华州某居士作《安老堂记》，称其“郭外之田足以给饔饩，郭内之圃足以给葅茹” [79] 。南宋也是如此。如朱熹（1130—1200）说潭州“其城广阔，中间多有空闲无民居处”，尤其城北一带，为“荒迥去处” [80] 。临川市民王明，“买城西空地为菜园” [81] 。颍昌府城东北门内有很多蔬圃，人称此门为“香菜门” [82] 。此类记载颇多，不必尽举。总之，从唐到宋，城市发展的表现并非仅局限于市区的“溢出”城墙，因此城墙也就仍有一定的都市区范围指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区的发展不可能像城墙所规划的那么整齐，而有其自身的一定规律，市区必然向有利于商业活动地带扩展，因此“撑满”也不尽然是均衡地推进的。南宋真州城位于长江北岸，“民多去城以逐利”，因此在城南门外江滨形成了商业区 [83] ，这完全是由于地势因素促使真州商业区向南移出城区，其他地块则相对冷落。同时期的安庆城，“形势民居多在东北一隅，西门一带只是夹路一条，人家相对，其他尽是空闲田园”。当时守臣黄榦措置重修外城，考虑到守城兵力不足，准备缩小城区，将西城截减一部分，引起城西居民的担忧 [84] 。所以不仅“撑满”是不均衡的，“溢出”显然也不均衡，而以城关附近为主，学者对此已有详论 [85] 。

此外，出于防御的需要，两宋时期不少州县城市常有扩城之举，将“溢出”的城区重新包裹进来，使“溢出”变为暂时现象，而坚持传统州县城市城墙高耸的常态。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一日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丁执礼就曾上言，“窃考前代凡制都邑，皆为城郭。……盖民之所聚不可以无固与守。……况近岁以来官司所积钱斛日多于前，富民巨贾萃于廛市，城郭不修，甚非所以保民备寇之道也”，提议天下州县修城郭以备缓急 [86] 。

北宋时期，前述陇西地区秦州居民暨屯营“几万家”，庆历二年（1042）韩琦出守时，拓展城区，“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髙三丈五尺，基厚皆称是，内与旧城连属，合为一城” [87] 。徐州“城隘，廛肆列城外”，李宗咏出守时，“筑而广之，民以安居” [88] 。前述雄州北城草市，后来也拓展城墙，将其包裹进城区。常州北宋末年也曾拓展郡城，城南原有万安乡，拓城后就改称定安坊了 [89] 。南宋此类记载更多。建康府溧阳县，南唐升元二年（938）筑城，周四里多，建炎中拓展城区，“增广二里”，将城外青安草市围筑入城 [90] 。前述新州旧城为政和（1111—1118）中所筑，周一里有余，因此城市发育，基本在城墙范围之外。绍兴二十年（1150），守臣黄某“取野竹骈植之，环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虽未能如常规兴工版筑，不过他采用一定的防御设施，明确隔离城内与城外，清楚地表明了州城的行政性质。前述真州商业区在城南滨江一带，嘉定年间（1208—1224）也因守臣上言，修筑左右翼城，将其包裹入城。宝庆年间（1225—1227）又加增筑 [91] 。

综上可见，尽管城区“溢出”与“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是两宋时期城市发展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实际情形也许还要复杂一点，城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标志城市的城堡特性的作用，从而也使它们的行政意味表露无遗。

五、城区布局

随着开放式街市制的形成，两宋时期城市的城区布局较之前代大有改观，但它们的主要特征，仍维持了其作为州县行政城市的基本格局。

中国传统行政城市城区的布局，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至秦汉时期形成了基本的样式，对后世影响至深。无论是都城还是一般州县城市，都是如此。学者对此研究不少，朱玲玲分析古代都城平面布局，总结出整齐划一性、贯穿全城的中轴线、以宫殿为主体结构、宫殿建筑的高台化等四项基本特性 [92] 。马正林等则提出古代主要由都城与中心城市来体现的布局设计的中心布局、对称布局、街道分割、方块居住、市场固定等五个“原则” [93] 。这些基本特性的具体表现，前后期自然有一些差异。例如秦以前宫殿建筑左右对称格局已比较清晰，但整个城区的对称分布尚不严格，要到东汉以后才相对明确。又前期宫殿区多在城市的南面，且同时建有多个宫殿。东汉以后，宫城开始集中，逐渐单一化，到曹魏营建洛阳城时，已经完成了宫城的集中与居北的定位 [94] 。同时，由于从东汉中晚期以来展开的宫城单一化，使得一些非皇城建筑的中央官署移出宫城，为了便于与皇城的联系，这些官署就都集聚于宫城周围，后来就形成了主要部署中央官署的内城。秦汉时期，既为了便于城内工商经营区与居民区的防御，更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块的管理，古代主要由都城与中心城市来体现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已初露端倪，到北魏修建洛阳城时，遂形成一种规划周详、棋盘式的坊市制城区布局。此后坊市制持续了数百年，到唐代后期才逐渐瓦解。

两宋城区布局在唐后期格局的基础上继续演进，主要表现为新的开放式街市制完全取代旧的封闭式坊市制，条状的街取代块状的坊市成为城市商业与市民公共活动的空间，以及城区在多方面的扩展，其他方面则基本维持旧貌。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可为典型。开封府由外城、里城、宫城三重城组成，每城外皆有护城河。里城即唐代汴州城，位于外城中央偏西北。宫城又位于内城中央偏西。宫城南正门为宣德门，由宣德门南经里城正门朱雀门，直达外城南正门南熏门，这就是御街，宽达“二百余步” [95] ，组成开封城中轴线。宫城内主殿大庆殿及紫宸殿位于中轴线上，全城街市围绕御街展开。南宋临安府因受河山之阻，以及初年国势危急、无力大规模营建等因素的影响，沿用的五代吴越国时期旧城而略加改建。皇宫位于城南凤凰山麓，为吴越国旧制，从皇城南门凤山门向北穿过全城的御街为临安城的中轴线（参见附图）。

秦汉以来，各地州县城市仿照都城建制，其布局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两宋时期，随着街市制的确立，作为州县城市行政特性标志的，城墙之外，主要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官署区，在州军一级城市中，围绕官署区一般还筑有子城。下文略作阐述。

州县城市是专制政府分驻各地行政机构的驻地，官署的存在是设立城市的主要背景和依据，仿照都城，由官署占据全城中心地带，是州县城市这种基本特性的必然结果。两宋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但上述反映行政特性的表征未见稍有变更。大多州军城市在官署区周围都筑有子城，子城不少为前代所建，也有个别城市因旧城狭小扩建外城，而将旧城留作子城的。

修筑子城的目的与筑外城一样，首先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敌，保护全城最为重要的区域。北宋皇祐二年（1050）广南侬智高之乱，兵至广州，“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 [96] 。广州知州仲简“婴子城拒守，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 [97] 。南宋初金兵南侵，东南各地多修筑城池，知滁州向子伋于是“修子城，治楼橹，欲为守御” [98] 。建炎三年（1129）九月壬申日，潭州发生兵乱，其将领遂“至子城，反关拒之” [99] 。绍兴二年（1132）冬，虔州叛军谢达进犯惠州，守臣范漴置州城于不顾，“入保子城”，等叛军退去，范漴“遂尽取贼所杀居民首以效级，州人怨之” [100] 。

因此，每当各地因财力不足无法修筑外城时，多先修筑子城。岭南地区于宋初平定之时，下令拆除城垣，后来地方打算重修，又多碍于费广役大，难于兴工。前述广州就是因为外城太大，无力修筑，于是在庆历五年（1045）应前守臣任中师之请，“恐缓急无以御盗”，先修子城，数年后竟果罹兵乱 [101] 。福州也是数次有修筑外城之议，都未能实现。至熙宁元年（1068）章岷为守，提出“只就旧基修筑子城”，得到宋廷批准，于是到第二年兴工修筑 [102] 。南宋初，廖刚出知漳州，条具民间利病五事状，也提出“福建诸州军往往无城……若外城，诚未可轻议。……臣欲乞随宜且修子城” [103] 。不少州军城市外城与子城俱全，相比而言，子城都比外城修筑得更为坚固，墙面大多包贴砖石。如北宋潭州子城即“用砖甃砌” [104] 。南宋嘉定年间镇江府守臣赵善湘补筑旧城，也将子城“甓以固之” [105] 。前述绍兴二十年新州守臣黄某“取野竹骈植之”，以权充外城，其内城却是兴工版筑的，“新子城楼观雉堞” [106] 。子城之所以受重视，优先修筑，虽有工程相对较小，容易措置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更在于子城之内为府衙官署集中区，理应重点守御。

子城一般面积一般不大。现据文献记载所及，列为下表（表1-10）。

表1-10　两宋的子城

续表

说明：凡始筑时间不明者，均作“旧筑”。

子城大多位于郡城中心地带，或稍偏北，如北宋江宁（建康）府子城在“城内之北” [107] 。南宋江安县“自县谯望南城楼，直如引绳” [108] 。

有些州军因地势之别，有不同的情况。如苏州子城即在“在大城内东偏” [109] 。据前表可知，子城面积大多有限，极少有超过1平方公里者，因此一般仅供修建府衙官署。明州子城“庶府有司仓库公宇皆在其中” [110] 。江宁（建康）府子城“宋初为府治”，至南宋改为行宫。镇江府“子城仅周府寺” [111] 。舒州官署居于子城之中，“民居皆子城之外” [112] 。徽州“州衙在子城之西北，正南曰设厅，防守库在东厢之楼，甲仗库在西厢之楼，仪门在其南，军资库、公使酒库分为左右，在仪门之南，又南则旧谯楼在焉” [113] 。严州郡治则在“子城正北” [114] 。正因为子城主要安置地方政府官衙，有些子城径称衙城 [115] 。有些州军子城稍广，其中所营建的官衙等机构就多一点。越州（绍兴府）子城周10里，镇江府子城加东西两夹城也达周12里有余，甚至超过前述某些州城面积，是当时较少见的。越州（绍兴府）地方志有子城之内街桥官衙布局的详细描述，特引述如下：

今子城陵门亦四，曰镇东军门，曰秦望门，曰常喜子城门，曰酒务桥门。水门亦一，酒务桥北水门是也。其南秦望门去湖亦仅百步，虽未必尽与古同，然其大略不相远矣。由秦望门而入，直北曰莲花桥，又北走即府治所也。秦望门街之东，曰雄节营，曰五通庙，曰酒务坊，曰夏麦仓，曰都酒务；街之西，曰第七营，曰第四营，曰车水桥巷，曰提举司干办公事厅，循城而西曰念三营。由酒务坊而东，经丰宜馆、三圣庙之前，东走酒务桥门，由车水桥巷而西，过桥之南，有大池曰龙喷池，池正方，可三十亩，池北曰佥判厅，池西曰社坛，自此西走逾大郎桥，会于常喜门，莲花桥北街之东曰司理院，西曰卧龙坊。由卧龙坊而西数百步，西南走威果营，又数百步抵城隍庙路。及西园南趋清泠桥，出常喜门。府治之南左曰提刑司干办公事厅，曰作院，右曰通判南厅，今为察判厅，由府治而右，手诏亭下少西，曰府院，曰下马院，由府治而左颁春亭下东走，即镇东军门，街之北曰佥厅，少东曰通判北厅，街南曰通判东厅。 [116]

越州府治也在子城正北。除府治、通判东、北厅及其下属机构外，子城之内还有设治于越州（绍兴府）的提刑司干办公事厅，以及军营与各类库务等。此外还有社坛与祠庙。这一则记载未提到的设于子城之中的还有都物料场、城隍庙、护国旌忠庙等 [117] 。其他州军子城内也多见有祠庙等设施 [118] 。可见子城之内集中了地方政府主要的行政机构与宗教设施。

由于子城面积有限，官署又常有扩充，因此很多州军并非所有官署都集中在子城之内。如严州州衙虽在子城之内，依郭建德县的县治却设于子城之外 [119] 。江宁（建康）府北宋时即设通判两员，南宋又增添差通判一员。北宋所设的通判东、西两厅都在子城之中，南宋所添差的通判南厅，就被挤到子城之外了 [120] 。

少数州军子城之内还偶有民居。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1045—1105）谪居宜州，起初居住在城门外的关城，当地官府可能感到不便于监管，令他迁居入城。于是黄庭坚于十一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僦舍于“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的一处民居，名之为喧寂斋 [121] 。福州子城设子城厢，分四坊，其中东衙坊“今皆为民居，小巷经纬二” [122] 。不过子城之内的民居似极少见，即如福州东衙坊，也是“旧官廨所在也”。福州本为五代闽国政权所在地，官衙较多，大概自五代入宋后，这些地域被废弃，才逐渐被民居侵占。

在州军城市中心地带修筑子城，集中官衙，除利于守御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此突出政府机构的中心地位，以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象征。北宋治平元年（1064），越州新修子城完工后，毛维瞻作《新修城记》，明确指出：“州之子城颓垝，邸里亡有限隔，非所以为国家式遏海外之意也。” [123] 南宋明州子城城濠因“民居跨壕造浮棚，直抵城址”，不但阻塞运路，而且有碍于子城的威严。淳祐三年（1243）春，守臣陈垲下令拆除浮棚，重修子城，“限隔内外” [124] 。

子城还有两个建筑尤为重要，是除子城城墙本身之外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主要标志物：一是城子正门“谯门”，另一是州军官衙正门“仪门”。谯门均建有高大门楼，因此又称谯楼。南宋周必大（1126—1204）说：“本朝帅藩督府参用周制，其门三重，余二而已。仪门之外，谯楼巍然，以高为贵，殆皋门之遗制欤？” [125] 谯门为子城正门，因此庆元府（明州）“郡自谯楼入子城”。谯门之上均有大幅匾额，上书州军之名。庆元府谯门匾额为“庆元府楼” [126] 。绍熙元年（1190），徽州更换谯门等匾额，据说还因此招致一场火灾 [127] 。一般州军子城位于城中偏北，由此直达城南门为主要大街，所以谯门都是南向的。有些州军子城位置不在北侧，谯门朝向也有不同。徽州北宋时谯门东向，后改为南向。“绍兴二十年火灾，市人以为承平时谯门东出，则城中列肆不耗，士子登第者众，乃迁州榜及鼓角于迎和楼，而虚南向谯楼不用” [128] ，则是又从南向改回东向了。有些州军因地制宜，也有借用其他城门以为谯门的。南宋严州子城谯楼在淳祐年间（1241—1252）遭火灾被毁，于是改将谯门“因州门为之” [129] 。

谯门作为城中间隔市井民居与官衙区的主要标志物，门楼之上均置报警的鼓角。同时，它还是官府发布文告的地方，前引记载所说徽州的发布“州榜”，即在此。地方官学考试后放榜，也张贴于谯门之前。南宋曾丰《校艺排号次成二绝呈元辅》诗曰:“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作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 [130] 谯门发布文告尤有意义，作为由官（子城衙署区）向民（外城区）发布信息的地点，同时也就兼具两个不同区域分界线的标志。

谯门之内，就是州军官衙的正门仪门了，又称“衙门” [131] 。南宋陆游（1125—1210）说：“天下郡国，自谯门而入，必有通逵，达于侯牧治所。” [132] 仪门朝向自然与谯门一致，多为南向，所以宋人称“州县治率南面” [133] 。帅藩督府等行政地位较高的州军，在谯门与仪门之门还有府门，一般州军则无。因此建康（江宁）府“府门在仪门之南” [134] 。明州（庆元府）也是“仪门，直府楼门之后，二子门翼之……” [135] 仪门为官衙正门，非同一般，因此两侧列戟，以示威严。帅藩督府等列戟十四，一般州军列戟十二。北宋李觏（1009—1059）作《建昌军仪门记》，称“唯中门立戟，非出入不开。东西两夹门，趋走之士绅，笏磬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异于他官舍。谓之仪者，有意也哉” [136] 。同时，仪门外还设有“州县官于此下马”之牌，按理进了仪门，就只能步行了。南宋官员多乘轿，常进仪门后仍不下轿，“背肩舆直造客位”，周必大认为不合于礼 [137] 。仪门之前往往还有一个较大的空地，以供举行公共活动。南宋刘克庄（1187—1269）说汀州“郡治之前可立万马”，当然是夸张了 [138] 。

有些州军城垣不完，未筑子城，却仍立仪门、谯门，以标志国家权力之所在。如徽州在宣和三年（1121）方腊事变平定后重修城墙时，“不复为子城”，却设仪门、谯门如制：“于仪门外直南数十百步为谯楼，面势雄正。” [139]

宋代县邑无子城，不过其官衙区之肃穆威严，一如州军。北宋景祐初龙泉县移建县城于瓯江之北，据何嗣昌所作记文：

以正中为县治，若前后左右衢道沟浍，一一列定厥位，经画分明。……先作正堂三间，听政临民……堂之南面作仪门三间，以肃其出入。堂之前，东为皇花使馆，西为廉宪分司。其余戒石有亭，丰衍有库，更鼓有楼，以及学舍、同官廨舍，司狱司吏胥之舍诸所宜设者，次第极其整备。 [140]

龙泉县新城虽无子城，其正中所立县治的官衙机构一应齐全，实属州军城市的缩小版。不过县治面积有限，不便更在仪门前设谯门，大概是将县城南门作为谯门了。因此县衙发布文告，就只能张贴在县城的城门了。

由谯（仪）门向南贯穿全城的街道是州（县）城市的主要大街，全城据此分为东西两城区。两宋各地州县城市以方形与长方形据多，东西两城区因此大致对称，宋代地方志所附州县城区图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资料。如建康（江宁）府、严州（建德府）等城（参见附图），可称典型。有学者研究存世的宋《平江图》，认为今苏州五州路南段路面正中部位，“正是当年子城正门外大道”。据此向南，即今皮市街、五州路及乌鹊桥弄一线，为当年平江城的中轴线。据此中轴线，“即可清楚看出全城东西两部分基本上是对称的布局特点” [141] 。据今存广西桂林的宋代《静江府城池图》（参见附图），静江府城也是“一条南北大街纵贯城中”。静江府子城位于城北偏西处，因此东城区面积显比西城区为大，图中也画出了东城区的几条主要街道 [142] 。当然宋代州县城市因地形之别，各有特点，对称布局绝非唯一，而只是相对典型的一个类型。

南北主街大多也是全城最重要的商业区，地方官整顿市容，多着意于此街，这与当时京城御街的地位颇为相似。基本倾向是要使此街整齐宽畅，以保证某种通达、优先的气势。北宋欧阳修（1007—1072）记景祐二年（1035）尚书驾部员外郎朱某出守峡州，修建城市，首先“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 [143] 。湖州也是“谯门前覆以长石” [144] 。南宋福州主街两侧有沟，中为街道，沟另一侧为民居。当地居民多“于沟外设店铺，中为廊，以便行者往来”。乾道四年（1168）吴龟年出知福州，认为“街南北与谯门相望，不宜偏狭”，令民户店铺向两侧退后建造，沿街的廊篷因此就被拆除了 [145] 。汀州的情况与此相似，通往城南门的主街由于两侧居民侵占，开店设铺，“肆中通线路”，街道极狭。绍定六年（1233）李某出守汀州，令将侵街民居移往别处官地，拓宽街道 [146] 。淳祐年间（1241—1252），张榘为句容县令，也因“县之门道仅容一车，非所以起民视”，令撤拆侵街的民居店铺，拓宽街道两边，“留隙地各丈许，而门与道相直”，且以砖石铺设主要街道 [147] 。

在官衙区（子城）与主街设置的影响下，当时州县城市除多形成对称布局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一些共性，相关研究尚有待深入。杭侃研究宋元时期北方地区24座城址，提出它们可以分为十字街和丁字街两大类的意见，并认为十字街城区反映了隋唐时期坊里制城市对后世的影响，丁字街城区布局则始于南宋，主要出于防御的考虑 [148] ，可给我们一些启发。

六、小结

最后让我们来简单地讨论一下关于城市的行政地位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作为专制政府在各地的行政据点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唐到宋城市的发展，主要就体现在这些行政城市上面。理解行政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分析当时城市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侧面。前文已清楚地阐述了两宋时期州县城市行政特性的基本内容。如本章开首所说，行政城市一般都秉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其选址的地理优势，占据要津，控扼一方；另一是其行政资源优势，有能力吸引或调集一方之资源。这两项实为古代城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由此可知城市经济与行政地位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前文的评论也证明了两宋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准与它们的行政地位，基本是相匹配的。

当然，在同一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其发展的快慢差异，就得看当地区域经济的水准了。宋代两浙地区城市相对较为发达，自是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后本地区区域经济繁荣的结果。同时，根据城市相互作用和城市体系的中心地理论，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必然会有某些城市因各种因素成为本区域的中心城市，这在两宋时期大致可有如前所分析的各全国性大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各路治城市，同地区其他城市只能维持二级城市的地位，在这里行政地位与经济地位两者间也是基本相匹配的。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将行政地位视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那么行政地位的变更改必然也会带来城市经济地位的兴衰，宋代的史实可以印证我们的假设。

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因其都城的行政地位而发展成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行政地位之于一般州县城市经济的兴衰也有直接影响。北宋范仲淹（989—1052）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曾试图并省天下县邑，以减轻民众的差役负担，遭到反对。范仲淹上仁宗皇帝《论复并县札子》，讨论此事，指出反对意见之产生，“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产业闲慢，或逐县公人，有巢穴已成，不愿更改者，因兹妄说不便，扇摇人情，致臣僚误有采闻，形于奏牍” [149] 。当时并省县邑所涉及的是京西地区，同时期河东地区也有类似记载。据欧阳修说，平定军乐平县“不当驿路，旧有兵士四指挥军营在县，自庆历三年三月内移起营往并州，在县只有居民百余户。人烟既少，客旅不来，酒税课利，无由趁办” [150] 。说明乐平县原先市容的繁荣全靠驻军，驻军一撤，市容随即衰落。元祐七年（1092）苏轼上奏陈说反对将宿州零壁镇重新升格为县的理由，指出：“准转运使赵偁状，称看详得元只是本镇官势有力人户，意欲置县，增添诸般营运，妄有陈状。”苏轼所说的“诸般营运”，显然是指零壁若由镇升格为县所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经济机会 [151] 。

宋代江阴一地的行政地位曾数次变更。宋初置江阴军，所辖只有江阴一县。熙宁四年（1071）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建炎初复为军，绍兴二十七年（1157）又废军为县，三十一年（1161）复置军 [152] 。绍兴三十一年复置军后，当地曾据尚书省所下达文牒立为石碑，留下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

（据户部状）自废军之后，全无裨补常州事宜，而江阴□（原文此处为方框）岁亏欠上供诸色钱二十余万贯文，及据江阴知县县丞曹绍等申，契勘建炎间，浙右州军例皆残破，实赖再复军额，驻泊兵马守御，得以保全。军须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时办□□（原文此处为方框）辐凑，户口增盈，民乐其业，本军合办朝廷岁计，官兵衣粮，不累民人。后来改军为县，废罢场务，客贩不通，居民失业，流徙他方。及本县夏税内丁盐铁绵绢，旧为军日，均于客户送纳，废军之后，人烟稀少，所亏之数，均及□□（原文此处为方框），比之旧年，增加年数，民受其害。兼为县之后，禁地既蹙，客旅萧疏，酒税课利亏失元额，违欠上供诸色钱数至多，无从桩办。乞依旧复为军额。 [153]

据此，江阴废军为县，“额贩不通，居民失业”，以致地方政府所征收的赋税也无法及额，“违欠上供诸色钱数至多”，宋廷只得再次复立江阴为军。一些州军城市的“溢出”城墙部分，即城外草市，也存在类似情形。嘉定八年（1215），真德秀替建康府城南厢居民上奏请减免代输和买岁额，指出城南厢岁课和买折帛钱特重，原先“虽罹横敛，固不能堪，然马军行司移屯之始，连营列戍，军民憧憧，聚彼贸易，市廛日以繁盛，财力足以倍输，纵使过多，尚可强勉”。后来马军行司移驻外地，“军既殚乏，民亦流亡，居舍贾区萧疏颓废”，以至当地居民无法承受和买重课，不得不请求减免 [154] 。这些记载无不印证着行政地位对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影响对两宋各地州县城市其实都存在。

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城市发展也呈现了一些新现象，这就是论者所已注意到的某些城市由于经济繁荣，实际地位超过上级行政城市的情形。典型的记载就是所谓“军不如县”，“县不如镇” [155] 。这无疑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史上极有意义的新现象，不过总体而言，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作为农村商业聚落的镇市，以及极少数的低级行政城市，对于绝大多数州县城市来说，行政地位仍为它们维持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这一特性仍将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1] 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第14页，载同氏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5页。

[2] 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

[3] 陈昌远：《平粮台古城遗址与陈国相关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第67—73、91页。

[4] 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轩辕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二辑影印本，第205页。

[5] 同上引《黄帝内传》，第205页。

[6] 宋衷注，张澍辑并补注：《世本》卷一《作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4页。吕不韦撰，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七《分览第五·二曰君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下册，第1061页。

[7]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居处部二十一·城下》引《吴越春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册，第808页。

[8] 墨翟撰，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卷一《七患》，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第37页。

[9]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同治刻本，第160页。

[10]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山川园池市井”条之颜师古“正义”，中华书局1963年点校本第4册，第1418页。

[11]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第32—33页。

[12]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载《文物》1985年第2期，第52—60页。

[13] 参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第322、32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耿曙生《论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第19—24页），高松凡、杨纯渊《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索》（载《文物世界》1993年第3期，第48—54页），等等。

[14]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期，第61—76页。

[15] 参见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Chicago: Aldine Publication Company, 1971.库朗热（Fustel de Loulang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第三篇，谭立铸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 参见前引傅筑夫书，以及徐龙国：《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载《管子学刊》2003年第2期，第83—88页。

[17] 参见傅兆君《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36—47页）、杜勇《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第1—7页），等等。

[18] 参见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第9—13页），耿曙生《论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第19—25、126页），等等。

[1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7页。

[20] 《郑州商城是我国第一座具有规划布局的都城》，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7日。

[21] 《湖北发现盘龙城，“商文化不出黄河流域”被改写》，新华网2002年7月26日电。

[22] 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载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9页。

[23] 据杜预集解：《春秋左氏集解》庄公二十八年条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标点本第1册，第201页。

[24] 参见前引杜勇、耿曙生等文。

[25]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2257页。

[26] 张继海认为秦汉时期的城周边的“‘郭’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城墙的局限城内人口增长不能协调的产物”。而且认为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突破了城墙的限制。这在其他经济落后地区很少出现。”城墙外“里居多了，才可能形成或断或续的郭墙，也有的始终未建起郭墙”。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6页。其说有一定启发性，不过似亦应考虑到城郭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即某些地区在筑城初期城墙包裹的范围有限，只考虑保护宫室、宗庙、官寺等核心区块。不少民众本来即依城而居，后来随着政治、经济能力的增强，才另筑郭城将这些民居包裹进来。

[27]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6册，第1639页。

[28] 《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序》，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册，第882页。

[29] 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 《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十一·奉禄制上》，第4108页。

[31] 《宋史》卷三三一《卢革传》，第10669页。

[32] 曾巩：《曾巩集》卷一九《洪州东门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上册，第313页。

[33]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四五《乞钱米修潭州外城札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0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243页。

[34]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秦州新筑东西城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印明钞本，第362页。

[35] 参见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后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671页。

[3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丙辰条，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18册，第8430页。

[3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寅条，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页14B。

[38]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二《真州新翼城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影印万历刻本，第373页。

[39]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上册，第123页。

[40]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上《请宽民力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B;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六《宋故龙图阁直学士许公神道碑》，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7册影印道光刊本，第663页。

[41] 宋玄庆：《大宋故内酒坊使……权知扬州军府事张府君墓志铭》，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一录北京图书馆拓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435—437页。

[42] 文同：《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卷三四《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影印万历刻本，第284—285页。

[43]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12页。范镇：《吕惠穆公公弼神道碑》，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册，第288页。

[44] 参见《宋史》卷三八二《张焘传》、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九《连公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珪《华阳集》卷五二《秘书省著作佐郎郑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

[45]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81—583页。又前引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一书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也同样存在“如果政治、经济条件比较好，城内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太拥挤，就会有人在城外居住”的现象，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少城市存在内城与外郭双重城墙，可谓证据（第55—56页）。如本章前文所已指出的，其说所揭示的历史现象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亦应考虑到城市发展阶段性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4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清钞本，第773页。

[4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一《冬官考工记下·匠人》，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927页。

[48]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城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嘉庆十九年华亭沈氏古倪园刊本，第7页。

[49] 俞琰：《席上腐谈》卷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丛书集成新编》第12册，第479页。

[50] 凌万顷、边实：《淳祐玉峰志》卷上《城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宣统元年《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第1054页。

[51] 黄岩孙：（宝祐）《仙溪志》卷一《县郭》，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钞本，第8273页。

[52]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五《乞罢宿州修城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册，第987页。

[53]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申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18册，第6129页。

[55]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三《官寺志二·幕属官厅·城南厢厅》注文引程珌作厅壁记之续记，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830页。

[56] 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厢界》，时城外设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城西厢、城东厢等共四厢。第3540—3547页。

[57] 定祥：《光绪吉安府志》卷六《建置志·吉安府官廨》引欧阳守道《筹安堂记》，光绪二年刻本，页19B。

[58]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与李侍郎梦闻书》，第363页。

[59]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汀”字韵《汀州府》条引南宋《临汀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86册，页6B。

[60]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五“汀”字韵《汀州府》条引南宋《临汀志》，第87册，页13A。

[61]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新州竹城记》，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下册，第453—454页。

[62] 钱公辅：《利往桥记》，见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A。

[63]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至一二。

[64]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二。

[65]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76页。

[66] 毕仲游：《西台集》卷六《庆州平沟接城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A。

[67] 张孝祥：《于湖集》卷一三《宣州修城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影印清影宋钞本，第637页。

[68] 毛维瞻：《新修城记》，载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A。

[69] 王象祖：《重修子城记》，见林表民编《赤城集》卷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丛书集成续编》第119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351页。

[70]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城郭》，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939页。

[71]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〇《城阙志一·今城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2册，第949页。

[72] 包恢：《敝帚稿略》卷三《凤山新城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8册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钞本，第519页。

[73] 参见妹尾达彦：《唐代長安的街西》，载《史流》第二十五号。林立平译中文本，载常绍温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317页。

[74] 皮日休：《临顿（里名）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见《全唐诗》（增订本）卷六一二，中华书局1999年点校本第9册，第7110页。

[75]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志》卷中《桥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24页。

[76] 杨和甫：《行都纪事》，见陶宗仪《说郛》卷二〇上，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本第4册，页14A。

[77]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钱塘旧景》，中华书局1994年，第117页。

[78]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〇《与子安兄七首》（黄州），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册，页1829。

[79] 李廌：《济南集》卷七《安老堂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0册影印清钞本，第718页。

[8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四《行宫便殿奏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朱子全书》本第20册，第673页。

[81] 洪迈：《夷坚志·支志甲》卷五《灌园吴六》，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2册，第752页。

[82] 庄绰：《鸡肋编》卷上《风和纪元及陶瓦圈古井》，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34页。

[83]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二《真州新翼城记》，第373页。

[84]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第773—774页。

[85] 参见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6—125页。

[86]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四至五，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90册。

[87]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秦州新筑东西城记》，第362页。

[88]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三九《朝散大夫……李公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92页。

[89]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志三·坊市·州》，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嘉庆二十五年赵怀玉刻李兆洛校本，第2983页。

[90]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溧阳州图考》，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05页。

[91] 楼钥：《攻媿集》卷五一《真州修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3册，第958—959页；刘宰：《漫塘文集》卷二二《真州新翼城记》，第373—375页。

[92] 朱玲玲：《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63页。

[93] 参见马正林主编：《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7页。

[94] 参见刘庆柱：《北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地位》，2005年6月9日至12日韩国清州忠北大学“通过城市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大会论文。

[95]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御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页。

[96] 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魏瓘二知广州》，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5页。

[9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戊子条，点校本第17册，第5768页。

[9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二，建炎三年十月十五日庚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下册，第963页。

[9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壬申条，页6A。

[10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绍兴二年年末条，页14A。

[10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四月壬戌条，点校本第12册，第3772页。

[102]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815—7816页。

[103] 廖刚：《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A。

[104] 胡宿：《文恭集》卷二六《赐潭州通判李丕绪等修子城敕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B。

[105]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9页。

[106] 胡寅：《斐然集》卷二一《新州竹城记》，第453—454页。

[107]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旧建康府城形势图考》，第5296页。

[108] 《永乐大典》（残本）卷二二一七第十七页“泸”字韵引南宋《江阳谱》“坊巷街道”，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6册，页16B。

[109] 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一六《城池·子城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A。

[110]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八《城邑考上·本路》，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259页。

[111]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第2335页。

[112]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一〇《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三），第367页。

[113]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官府》，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嘉庆十七年刻本，第7610页。

[114]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郡治》，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第4355页。

[115] 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6页。

[116]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子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6725页。

[117] 参见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四《库务》（第6778页）、卷六《祠庙》（第6801—6802页），等等。

[118] 参见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四《祠庙》等，第43787—4380页。

[119]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五《建德县·官廨》，第4385页。

[120]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官守志一·通判厅》，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2册，第1131页。

[121] 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卷二五《题自画卷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645页。

[122]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820页。

[123] 毛维瞻：《新修城记》，载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页10B。

[124]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子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23页。

[125]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八《广德军重修谯门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271页。

[126]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一《西子城门楼》，第5939页。

[127]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州县牌额》，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上册，第389页。

[128]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城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嘉庆十七年刻本，第7607页。

[129]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城阙》，第4355页。

[130] 曾丰：《撙斋先生缘督集》卷一三《校艺排号次成二绝呈元辅》，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5册影印清钞本，第127页。

[131]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府治》，第7840页。

[132] 陆游：《渭南文集》卷一八《铜壶阁记》，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陆游集》本第5册，第2139页。

[133] 赵与时：《宾退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第13页。

[134]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四《官守志一·府治》，点校本第2册，第1125页。

[135]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仪门》，第5023页。

[136] 李觏：《李觏集》卷二三《建昌军仪门记》，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249页。

[137] 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四六《平园续稿六·题祖妣秦国潘夫人书》，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164页。

[13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汀州重建谯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9 A。

[139]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城社》，第7607页。

[140] 何嗣昌：《迁创龙泉县水北城治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〇八引《乾隆龙泉县志》卷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册，第421—422页。

[141] 杜瑜：《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载《自然科学研究》第8卷第1期（1989年），第90—96页。

[142] 张益桂：《南宋<静江府城池图>简述》，载《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第43—47页。

[143]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4页。

[144]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第4686页。

[145]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坊巷》，第7820页。

[146]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汀州重建谯楼记》，页19A—20A。

[147]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页。

[148] 参见杭侃：《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北京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149]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九《论复并县札子》，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点校《范仲淹全集》本上册，第454页。

[150] 欧阳修：《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减乐平县课额札子》，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5册，第1763页。

[151]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五《乞罢宿州修城状》，点校本第3册，第987页。

[152]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两浙路》，点校本第7册，第2176页。

[153] 《绍兴复江阴军牒碑》（绍兴三十一年），见缪荃孙等编《江苏金石志》卷一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3册影印《江苏通志稿》本，第9690—9691页。

[154]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四部丛刊》初编本，页3B。

[155] 祝穆：《方舆胜览》卷六五《怀安军》，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下册，第1134页。

第二章
管理制度

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聚居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性时，国家就会制订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时有进步，国家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也有演进。唐宋之际，城市形态巨变，国家的城市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学界早已关注此一论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开创性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传统封闭式的坊制崩溃的论点 [1] 。此后，除有不少中外学者在各自关于两宋时期城市的论著中涉及这一论题 [2] ，更有学者专文探讨，近年代表性的有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等 [3] 。尽管如此，由于史料发掘不足以及文献解读差异等原因，关于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讨论还存在不少空间，可供发挥。故列此专章，略述己见。

一、坊制

（一）源起

相比于乡村而言，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居住方式，上古乡村基于人群血缘关系的管理制度无法在城市推行，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基于地域的管理制度。

据记载，中国上古城市行政管理的基层地域单位称“里”。《尚书》记载有“里君”的低级贵族：“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 [4] 里君，就是管理城市地域行政单位“里”的官吏。管子向齐桓公进言如何“作内政而寓军令”，曰：“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即以“里”管理城市百姓，使“通于军事” [5] 。管子认为，应该对城郭里域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6]

据《说文解字》，闬即闾，就是里门的意思。这是说城市管理，不但要在外围筑有完备的城墙，还要使闾闬有“阖”，即设门监管。且“里域不可以横通”，即里之内只能有直通的一条路，两头设门：“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 [7] 在这通道中间还设有中门，叫作阎。《说文解字》谓“阎，里中门也”。战国时期各地城市多实行里制，里的上一级机构为乡。另有一些记载称里之下更设有伍：“其制邑……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 [8]

近年来的一些考古资料，似乎印证了上述的这些文献记述。位于陕西凤翔县城南的秦故都雍城遗址，经多年发掘，已探明城内共有干道八条，纵横交错，东西、南北向各四条，井字交叉排列，呈棋盘状。“八条干道把城内分成二十五个似后代都城中的坊的结构” [9] 。又位于山东淄河西岸的临淄齐国都城遗址，全城由大小两大部分组成，小城是宫城，位置在大城（郭城）西南，平面略呈长方形。大城是官吏和百姓的居住区和活动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4.5公里，平面略呈长方形。目前已在小城内探出三条街道，大城内探出七条街道，都与城门相接，并将大城划分出十多个棋盘式方块 [10] 。有学者认为：“其实，这些棋盘式方块的划分，也就是后来都城里坊的雏形。” [11]

尽管如此，要证实这些“雏形”与后世城市里坊之间的联系，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解决。六朝佚名所编《三辅黄图》卷二记载汉代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张衡《西京赋》也说“街衢相经，廛里端直”，反映的显然是前述城市里制在秦汉时代的发展，“室居栉比”，规整、宏大。其他文献记载可以印证秦代咸阳城与汉代长安城里制的一些情况，如关于里中居民以闾左、闾右相区分的制度，及秦世多次“发闾左”的史实。又如郦食其“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 [12] 。西汉末元始二年（2），“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13] 。文献中也提到了几个汉代长安城的里的名称，如万石君石奋所居的戚里与他后来徙居的陵里 [14] ，及魏尚所居的槐里等 [15] 。不过记载很有限，要考明“闾里一百六十”全貌自不可能。数十年来，汉代长安城的考古工作成果不少，如已在汉长安城遗址内西北部勘察出的两个市，且有市墙围绕的遗迹，但对于里制却没有什么发现。学界甚至对长安郭城是否全部包括它的一百六十个里在内，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6] 。也可能正是这一原因，不少学者在讨论隋唐都城坊市制度时，常常径称其起源于魏晋时期，而忽略其与秦汉城市里制的联系 [17] 。

但不管怎样，如果说今人对汉代长安城里制之实况尚存疑惑，从魏晋时代起，中国古代城市终于形成相当规整的作为基层地域管理单位的里坊制度，则可以肯定。

学者们对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里坊制发展的几个典型城市，其所关注的侧重面及解说的重点略有差异。

东汉末年，曹操（155—220）兴建邺城。据文献描述，邺城城郭中间有一条通向东西主要城门的干道，将城市分成两半部。北半部全为官府专用地区，正中为宫城，其中布置一组举行典礼的宫殿建筑及广场。宫城东为一组宫殿官署，其北半部为曹操的宫室，南半部为官署。官署东为戚里，为王室贵族的居住区。宫城西为铜雀苑，为王室专用园林，靠近西城为粮食武器库。东西轴线南半部为官衙和一般的居住区，划分为若干正方的坊里，有三个市，还有手工作坊。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对邺北城进行了全面勘察，发现当时的里坊区划还不规整，大小不一。位于中轴街两侧的里坊面积较大，接近于正方形；而外侧的两个里坊，则面积较小，仅占大坊的三分之一左右，并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平面。邺都的城市布局设计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明显进步，它结束了三代秦汉以来以宫庙和宫殿为主体的城市布局，开创了有城市中轴线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曲英杰认为曹魏邺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8] 。

不过相比于前代的长安、洛阳等城，邺城总体面积不大，而且由于宫殿官署面积占郭区大部，留供居民使用的里坊区面积相对有限。据刘淑芬的研究，在城郭内首次全面兴建城坊的是北魏平城：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 [19]

刘淑芬并指出，平城的外郭、宫室多模仿曹魏邺城，但“悉筑为坊”的居民区设计，当属首创 [20] 。

继平城以后，在郭城内规划整齐城坊的设计，陆续为北魏新都洛阳、北齐营建的邺南城所仿效。景明二年（501），魏宣武帝营建新都洛阳，“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21] 。近年研究证明，北魏洛阳城坊数目后来或有增减，但规模如此 [22] 。后来隋朝建大兴城与东都洛阳城等都城，都继续了这种规整划一的城坊制设计。李唐兴起，更承续隋都的遗产，最后以成唐都长安城的宏伟景象。

关于中古城市里坊制度，其基本特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作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里，从魏晋朝代起逐渐改称为坊。日人宫崎市定讨论汉代里制，曾指出汉末都城有称坊的地域 [23] 。三国曹魏以后，关于坊的记载更多。原来“坊”字本义通“防”，四周筑有围墙的封闭型区域之称为坊，其本义即“防”也。异民族统治之下的北魏，其城市管理更着重于监管城郭人口，因此秦汉的里终于被改称为坊 [24] 。

2.无论是秦汉的里，还是魏晋以后的坊，其管理都以监管居民、防戢盗贼为主旨，所以要“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北魏明令坊民“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 [25] 。唐代坊的制度则更严密，坊门开闭以时，一般民户不能破坏坊墙，临街开门。坊门关闭后城郭内实行街禁。坊墙损坏，由本坊居民负责修筑 [26] 。

3.里、坊的面积颇具规模。其初城郭这种居住区之所以称为“里”，就是因为它每一边的长度大致达一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称北魏洛阳城“方三百步为一里”，一个坊的面积差不多就是一平方里。当然最初城郭里域的面积大小相差很大，到中古已比前期为规整。但就是唐代长安城，坊的面积也并未能完全一致。据考古资料，靠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至590米，东西宽550至700米；位上面四列坊之外迄顺城街的六列坊次之，南北长度同前，东西宽则达1020至1125米；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最大，南北长660至838米，东西宽1020至1125米 [27] 。里、坊的居民数量也因此各有多少，前引北魏平城“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到唐代，长安城各坊居民一般有一二千户，多的到五千户以上。当然，由于城郭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差异颇大，人口多寡常常并不直接反映相应坊区面积的大小。

4.战国秦汉时期，史籍有“其制邑……五家为伍，伍为之长，十伍为里，里置有司”之类的记载 [28] ，说明里作为城郭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它既负责地域性的治安管理，又负责相应地域的人口与赋税。可能因为当时城市人口尚不密集，由地域治安管理单位兼管户口并无问题。到唐代，这两部分则已分离，比较明确。《通典》卷三引《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可见唐制的里属赋役管理单位，按户口多寡来设置，掌户口增减、征发赋役；坊则属治安单位，按地域设置，置坊正掌治安，在农村也有与其相同的管理者，称作村正。由此可见，当时的都市在户口赋税管理方面，尚未与乡村相分离，而在地域性的治安管理方面，已经开始形成与乡村相区别的专门机构。这显然属于中古都市发展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新制。也因此，城郭就有可能出现一坊之下有数个里的情况，不然以本来按“百户”而设的一个单位的里役人数，来负责一个城坊之内数千户居民的户口与赋役管理，是有困难的。坊的数量一般是固定的，而里的数量则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化，尽管现实中常不免迁就坊区的实际，一坊数里的情况可能有限 [29] 。

5.前文的描述，所据都是秦汉隋唐都城的资料，这些城市管理制度能否在各地州县中小城市完全推行，值得推敲。例如有学者指出，隋唐时期各地州府城郭有大小之分，平面多作正方或长方形，每边正中开城门，内设十字街。大的州府十六个坊、一般州府四个坊，小州府和县城约是一个坊的面积 [30] 。马正林等也认为作为省、府州的统治中心，城的规模都比较大，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少数州府城由于特别重要，规模超过平均水平；县的辖区有限，县城的范围一般都比较小，其面积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因为占地一平方公里地区的县城已能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充分行使统治权力，并形成地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31] 。两者对州县城市规模的估计相近。而在规模有限的州县城郭之内，是否必然会像京城那样构筑起完备的坊墙体系，颇令人有所保留。一些规模较小的州城与基本只有一个坊面积的县城，想象其内部再构筑坊墙，恐不可能。尤其是不少州县城市，其外郭城墙也多阙如，坊墙更不可能完备。因此这些城市的由坊墙所体现的“封闭性”也就无从谈起。迄今为止，考古资料已证实隋唐时期某些州府城市确曾筑有坊墙，如扬州、建康等城 [32] ，但个案有限。不过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如前引《大唐令》之法规，应该是作为国家的海行条规，通行天下的，各地州县城郭之内的行政管理，理应也按此执行。只是一般州县由于规模有限，城坊未设，坊正机构是否相应阙如，或由其他人员代行对城市人口的稽管，史籍不明，容待来日讨论。

以上归纳，是我们讨论宋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起点。

（二）坊役

前人讨论唐宋间城市坊市制的崩溃与街市制的兴起，指的是以坊墙围裹的封闭性城坊制的衰落，在行政管理领域，坊则一直是宋代城市最基层的地域单元。

北宋开封府一直维持基层的坊制。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名颇涉俚俗，命参知政事张洎（934—997）改撰，如旧城内左第一厢共二十坊，改作太平、义和、安业、通利等等，当时共改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处，“唯宝积、安业、乐台、利仁四坊仍旧名” [33] 。外路州县城郭均设坊，如北京应天府，设四厢二十三坊：永宁、延福、靖安、惠安、宜春、敦信、安仁、善化、七贤、大安、德教、宜春、崇化、三市、普宁、广利、长乐、景行、景明、凤台、延康、福善、保安 [34] 。乾道年间（1165—1173），建康府设四厢二十坊：“左南坊四，曰嘉瑞、长乐、翔鸾、武定；右南坊九，曰承贤、舜泽、建业、兴政、雅政、凤台、滨江、永安、敦教；左北坊二，曰钟山、招贤；右北坊五，曰立德、修文、来苏、金陵、清化。” [35] 又兴国军“为坊五于其郭” [36] 。华亭县则只有显善、劝义两坊 [37] 。存世两宋地方志于此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宋廷诏敕涉及城市基层行政，均称坊。因此在宋人文献中，坊是表明城市地域的一个中心概念，至南宋后期依然如此。如饶州民严翁，为桶匠，“居城外和众坊” [38] 。淳熙（1174—1189）初，台州大水，某士子道遇一女子，“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 [39] 。淳熙十三年（1186）冬，隆兴府进贤县商德正得到友人送来的一头活羊，“留家旬日，进往塔园豢养。明年夏货之于屠者孔生，牧于东湖傍”。后因屠者准备杀它，此羊竟然又逃回到商德正家中。商德正诧异道：“今相隔一年，吾所居升平坊，距塔园五里，中间岐路不易识，而能逃死就生如是，岂冥冥有神使之？” [40] 庆元元年（1195），平江人周翁因病夜宿城隍庙中，听到城隍斥责众土地神：“尔辈各为一坊土地神……” [41] 宣州南陵县某生在县城大门内开酒店，后来得知他所私纳的美妇人实为厉鬼，大怖，“始徙于他坊” [42] 。南宋建阳府以印刷业闻名的麻沙、崇化两地，就是坊名 [43] 。莆阳人钱穆，被峡州富室萧文贵聘为塾师，因钱穆“教导有法，规矩甚严，半年之间，其子颇进”，萧文贵希望他长期应聘任教，“惟惧其去，遂与之为媒，娶本坊王子文女为妻，以固其志” [44] 。因此城市居民称坊民、坊众 [45] ，城市民俗又称坊俗 [46] 。

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发展和法规的调整，关于宋代城市坊制有待讨论的问题还是不少，首先是关于坊役。

宋代远比唐代为丰富的存世文献，关于坊役却并未留下相对清晰的记载，令人诧异。这里只能根据零星的记载，略作推断。

宋代城坊与唐代一样，也设坊正，但其职掌却同于乡村的里正 [47] ，管理户口、赋役。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志》：“诸乡置里正 [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 [48] 与乡役里正一样，坊正当为役名，差民户有资产者充。

宋代坊正的基本职责是“主科税”，所催赋税不足，难免赔纳，所以有仁宗嘉祐三年（1058）“河北诸州军坊郭客户干食盐钱令坊正陪纳者，特蠲除之”的诏令 [49] 。南宋建州有城郭人户敷买官盐的“诸坊簿历”，“遇人户执历买盐，即对簿批凿为证” [50] 。史载成都杨道人，“本坊正也，素嗜酒无行，遭杖罚者屡矣” [51] ，看来就是因为未能很好履行坊正的职责，而受到官府的杖罚。

神宗熙宁七年（1074）十月，司农寺决心推行以新定的保甲制代替原来的户役制，催纳赋税，“乞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若催科外别令追呼者，以违制论” [52]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政，废弃新政，重启旧制，“依旧雇募坊正，替罢甲头” [53] 。此后役制多次变动，坊正、甲头两种役名也理应相随变更。

坊正既主科税，自然包括推排户籍、差发夫役等职责。所以熙宁八年（1075）河北、河东等五路推行保甲制，“州县镇寨城内居人并团保甲”，宋廷“诏诸路察访司与坊正同详定以闻” [54]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中书门下上书提到：“州县三年一次推排坊郭、乡村物力，多系坊正、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升排不公。” [55] 南宋嘉定五年（1212）规定，宗子降生男女，须得“具三代家状，声说其父曾不训名，系第几男，实排行第，于何年月日在甚处厢界（防）[坊]巷生长”，才得以向宗正司上报 [56] 。南宋绍兴和议后，金国使臣来往沿路州军相关的夫役负担颇重，镇江府“递年应办国信往来合般担礼物人夫，不逾二千人，系丹徒县官差拨坊郭人户充应”。差发的办法是“坊正、县吏不问实用人数多寡，遍于诸坊排门差拨”，以致“闾巷骚然”。嘉定年间（1208—1224），守臣史弥坚籍定在城应差人夫，按坊轮差，“或一坊人数不足，然后差及两坊”，才使得当地这一项夫役的差发略呈秩序 [57] 。

此外，察奸弭盗、承受公事等职责看来也由坊正承担。大观元年（1107），为严行落实私铸铜钱之禁，“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觉察私铸，以致“追呼百端，陪填钱物，无所赴诉，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靖康元年（1126）五月十二日，钦宗手诏：“大观元年以后所置坊正副等指挥，更不施行。” [58] 南宋复差法后，城郭置坊正副如故。可能由于坊正役职所在，在南宋后期的临安府钱塘县，官府所下文书，“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如他邑” [59] 。

从前述情形观察，唐代城郭基层行政管理的里正、坊正双轨制 [60] ，到宋代显然已经演变为坊正（甲头）的单轨制，这当然不应该被理解成宋代的城市基层管理倒退到魏晋以前的体制，而应是由唐入宋城市基层管理制度的新变化。不过宋代的坊正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着唐宋间城市的长足发展，由于记载的匮乏，使得我们对其间许多基本内容仍一无所知。例如：两宋因职役制度屡起政争，制度数易，以理揣度，必然同样涉及城郭的坊制。但除前引熙宁、大观的事例外，尤其对南宋时期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又如：宋代城郭的各坊所管辖人口颇为不少。如北宋天禧五年（1021），开封城共设一百二十一坊，平均每坊管辖八百多户，约数千居民 [61] ，南宋临安府按其人口与设坊数额看，平均每坊管辖居民数当与开封府相仿。这样，每坊如仅设坊正、副，肯定不足以承担前述各种行政管理职能，而必须另有其他名目的役人，来协助坊正、副，但历史文献并未提供相应的信息。

（三）坊额

前人关于唐宋城市的研究所传递的一个明确信息，是坊墙作为城市某种旧观之消失，并以此作为唐宋间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所谓“坊额不存” [62] ，或者坊的功能从原先封闭的居民区，变成仅供人们“识道里，视观瞻”的建筑标志物 [63] 。这样的理解当然有意义，只是其间尚有略作深入的余地。原来唐代的坊，既是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同时它的坊墙、坊门又是城市景观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当时的坊门，上设匾，匾书坊名，以为标识。这就是坊额。坊墙倒塌后，由于传统，也许更由于坊作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存在，揭有坊名的坊额仍为城市一景，演变成类似门阙的建筑物，即后世的牌坊。这时的坊额，其功能当然与前代有了较大差异，所谓“识道里，视观瞻”，正是对它新功能的概括。

中国传统州郡城市占地面积较大，需要有一定的指示系统来标识其不同的区域地段。中古以前坊市制城市，城坊分布如棋盘，坊内以十字街分成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称为“曲”。因此坊与曲实为坊市制城市的地域标识系统。坊墙倒塌后，城区道里仍需要一定的标识，以方便居民生活，这大概就是坊额——后来并演变成牌坊——得以长期存留的一个原因。

如福州子城内设有有两个坊额，东侧为定安坊，西侧为宜兴坊，据治平年间（1064—1067）的一则记载，就是“各以其（方）[坊]之门名之” [64] 。此所谓“识道里”。尽管坊额的这种功能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坊作为一个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消失，文献中记载有宋代各地州县官重建坊额的一些事例，则无不强调坊额的这种实用的“表识”功能。

南宋嘉定二年（1209），吕昭亮出知临安府富阳县，重建县治，颇为雄丽。“弟由县谯抵南门可数百步，为坊巷者二，由南门抵江津又数百步，为坊巷者亦二。华表不存，并无题匾，气象萧索，畿邑不称”。十一年（1218），县令曾治风“始命工度材，创立四坊，上覆以瓦，下砻石以为伏驼，亲为题扁。县谯之外名其东曰崇仕，西曰兴仁。南门之外名其东曰近光，西曰门津。又自兴仁坊西抵恩波桥，于其中建一坊曰擢桂，规模宏伟，涂以丹，遂为京道之壮观云” [65] 。可知富阳城自县治谯门抵县城南门，设有两个坊区，自南门至江津，因城区扩张，也设有两个坊区，但原来坊门建筑却均已年久圮废，不复存在，“华表不存”。曾治风命工度材创立四坊，并题以美名，则这四个新建的坊，就只是坊额建筑而已。它们在为京道之壮观，与畿县相称之余，更多的也在于其表识功能。

类似例证颇多。嘉定八年（1215），定海县“始立门牌”，于是“各以坊市旧事”建立坊额 [66] 。宝祐五年（1257），建康府知府马光祖（约1201—1270）也因为“坊巷旧扁仅存一二，索途者病之”，“乃搜旧名，或益美称，自书扁揭，凡三十三所” [67] 。南宋临安府城西厢状元坊，史籍明载它实际只是一个坊额建筑：“赤山路口所立，坊与皃门同。” [68] 文献中有时载有这类坊的具体地点，就可明显看出它实际只是一个“点”而非一个“区”。如福州利涉坊，位于“利涉门之旁” [69] ；明州的连桂坊，位于“施家巷口” [70] 。有的时候，这种标识可能仅仅只是类似于牌坊的建筑物。如淳祐年间（1241—1252）张矩为句容县令，为了“识坊巷”，遂“建牌柱二十有五” [71] 。

各地在重建坊额的时候，往往会改撰坊额之名。如前述北宋至道元年（995），太宗以开封旧坊名颇涉俚俗，所以命参知政事张洎改撰，换以美名。似此事例很多。后世更多以名宦、高第命名坊额。“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 [72] 。如南宋平江府“灵芝坊因枢密直学士蒋公堂，豸冠坊因侍御史范公师道，德庆坊因今太子宾客卢公革” [73] ；昆山县“宝祐乙卯（三年，1255），邑人曹椿年刲股疗母病，知县胡棨白于郡，郡守赵右司汝历立坊以表之” [74] 。福州中亮功坊，乃“余太宰深府第，政和中赐贤帝功扁，郡人因以名坊” [75] 。从两宋时期起，各地州县如有士人高中进士第一名，其所居之地免不了都会被命名为“状元坊”。如泰州城市河西边有状元坊，“即王右司所居，宣和间为大魁” [76] 。南宋建康府“状元坊二，一在御街左东锦绣坊南，一在府学南” [77] 。明州有四处状元坊 [78] 。甚至山区小县淳安也有“状元坊二” [79] 。这就是古人的“以德名乡”之义，此所谓“视观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的城坊面积不小，一般一里见方，坊墙一旦消失，仅凭一个原先的坊额，显然过于疏阔，已不能满足“识道里”的要求，尤其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密集，城郭地域较充分都市化，就需要有比以前更为详尽的标识系统，于是出现两方面变动：

其一，增设“识道里”的坊额，实际是“各以其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 [80] ，亦即从原先的一坊各门一匾，发展到一坊之内的不同街巷都设匾，而成一坊多匾。湖州旧设十六坊，嘉泰三年（1203） [81] ，知州宋济因为“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如仁依坊：“右苕阴，以贾安宅更名‘状元’，有其识，他比亡焉。今复立。”宣化坊：“在谯楼西宣诏亭侧，至都醋库前街东，今立二处。”共计有五十五处坊额，系“皆今重立”，合计旧有坊额，共计六十四处，比旧增加四倍，因此志书编者以为“非惟征人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巷陌之名，阛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璨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 [82] 。可见当时湖州所立之六十四坊，均为坊额。又昆山县“旧有坊四”，淳熙十一年（1184），因“文节卫公魁天下，始建坊名石浦”。至淳祐年间（1241—1252），设坊额已达三十二处 [83] 。丹徒县城内原有七坊，后因事增设，到嘉定年间（1208—1224），已多达八十余处 [84] 。严州在淳熙年间（1174—1189）方志所载城中设十九坊，到景定三年（1262）续修方志时，已称“今有二十五”，增加六处 [85] 。绍兴府城原设坊“二十余”，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新其华表，重揭匾榜，凡九十六所” [86] 。其属县也有增设者，如嵊县，原十坊，到宝庆元年（1225），增至二十四坊 [87] 。南宋后期，连州“郡治之南，通衢抵南津，衢之左右径路，各有坊匾”。志书中共记载有弼教坊、折桂坊等二十个坊匾之名，坊名之后，均有路通某处或路入某处等文字 [88] ，可知这些坊匾都是立于从郡治谯门通往连州城南门大街两侧各巷口，这就是前文所引“各以其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情形。

两宋州县坊额的增析，看来绝大多数仅属增加标识而已，如前文所引“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并不意味着同时相应调整作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坊区。换言之，前文所述各地增析坊额的数量，所指仅为标识街巷道里的牌坊，而不是作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坊区。不然如湖州多至六十四坊，丹徒县多至八十八坊，恐不可能。

其二，引入坊额之外的标识物，主要是直接将原先属坊内曲巷的街巷作为标识。朱熹（1130—1200）认为“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比喻道：“且如人入城郭，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方是。” [89] 可见“街坊里巷屋庐台榭”都是当时城郭的标识物。不过在宋人文献中，最为常见的是坊巷连称，坊巷成了泛指城郭地理区域的通用语。前引富阳县城“由县谯抵南门可数百步，为坊巷者二，由南门抵江津又数百步，为坊巷者亦二”，就是以坊与巷合称，构成一个专有名词，以指称城市中的居民区。又北宋仁宗年间赵抃（1008—1084）为成都府路转运使，上言称四川各地州军民间祭赛鬼神，“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 [90] 。南宋庆元元年（1195）六月七日，权两浙路转运副使沈诜上言，请朝廷给降度牒，救济州县饥疫，建议“州县合选委明脉医官，各分坊巷、乡保医治” [91] 。两宋地方志记载城郭地界区域，大多数的标题就是“坊巷” [92] 。南宋常熟县旧坊额“今皆不存。或谓昔之坊，今悉为巷” [93] 。前述两宋时期州县多分立坊额，其实不少本来地名已称某巷，后来却为了立“美名”，再改巷名而立坊额。因此才会有不少地方志所载州县坊巷名额，将坊、巷、街混并在一起的情况。传世南宋临安府地方志所载城郭的坊额，《乾道志》卷二《坊市》所列六十八处，均称坊，到《咸淳志》卷一九《坊巷》所载，在众多坊额之中，就已间杂有直接以街与路名作标识的四处：新街、南新街、后市街、转运司试院路。又如澉浦镇：“阜民坊，在镇前街西；张家弄，在镇市北；张搭弄，在镇市南；义井巷，在镇市南；塘门弄，在镇市南；广福坊，在镇前街东；马官人弄，在镇市南；海盐弄，在镇市北。”也是坊、弄、巷名相杂 [94] 。又不少州县的坊额名称，多出于传统或名士官宦文笔，民间则多称街巷。如据《咸淳临安志》卷一九：行都各坊，民间大多俗称为巷：修义坊，市西坊北，俗呼菱椒巷；富乐坊，修义坊北，俗呼卖马巷；众乐坊，富乐坊北，俗呼虎跑泉巷，等等。有时官府为了奖励地方名人，则改其旧居所在街巷为坊额。如福州：“凤池坊，地名十字街头，旧号左通街，许公将迁右丞，郡守叶吏部棣易今名。”“元台育德坊，旧安民巷，刘中奉藻以孝闻，郡上其事，诏赐粟帛以旌之，因号其坊曰锡类，余太宰深登庸，以其旧居改今名” [95] 。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坊、巷相杂，多出于俚俗，就管理制度层面而言，坊则一直是城市基层居民区的管理单位，并未变化。因此在文献中偶尔也可以见到明确反映街巷被包含在坊区之内的记载。如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兴化军人林文叔游京师开封府，“寓甘泉坊后巷” [96] 。又南宋临安府，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为了重建秘书省，两浙转运司提议“今西河坊糯米仓巷西街北殿前司营寨地步宽广，可以建造” [97] 。两宋都城都是以坊统巷可知。

那么是否确有部分州县，在前述坊额增析的同时实际上还调整了坊区呢？民国年间的一则记载或许可以给我们些许启发：

坊之编制始于宋代，当时民居必不如今之稠密，两坊相连之处必有空旷之地，故从而分析之，嗣后隙地都成民居，于是坊之中又自成一坊，以至一坊之地有分为两处者，如石童东府、永昌等坊是，有分为三处者，如安□（原文此处为方框）坊是，有分为四处者，如西府坊是。（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11册）

说坊之编制始于宋代当然不确，不过从这则记载所反映的坊区分析的史实，可以推断这种现象在其他城市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此，则前述坊额增析的现象，可能或多或少掩盖了某些坊区分割增多的史实。

此外，南宋后期行都临安府有这样的记载：“福德坊：保和坊内，于咸淳元年居民建。”这里的保和坊显然只能是一个坊区，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坊额建筑，自不可有另一个“坊”建造在它的里面；而福德坊则又不可能是一个坊区，套嵌在另一个坊区之内；而且作为行政管理单位的坊区，也不可能由“居民建”，因此它只可能是一个坊额建筑。另外如“新开坊：朝天门外，清平坊内转东”；“丰豫坊：凌家桥西，府学在此坊内”，这里的清平坊与丰豫坊，应该也是指坊区，或者为整条的街巷 [98] 。可见存世宋元某些方志所载各地城坊，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混记在一起的。有一些文献，对两者性质的区分倒是很明确的。如抚州，据志书记载，郡城内共设招贤、仁孝、庆延、具庆、感化、文公、兴鲁等七个坊区，除仁孝、感化两坊外，其他各坊在坊区之内都建有纪念性的坊额，如招贤坊，“绍定间，太守楼公治为孟氏立雍睦坊于西坊之中”。庆延坊，“淳熙间，太守赵公烨为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陈公蕃孙又以黄氏兄弟同年登第，立双桂坊。景定中，提举史公绳祖又为危氏立野塘坊。皆在庆延坊之中也”。又具庆坊，“淳祐初，太守吴公叔告为吴榜眼文荐立亚魁坊。景定中，提举史公绳祖为聂氏立忠义坊，又为吴氏立清润坊。皆在具庆坊之中也” [99] 。只不过像这样眉目清晰的记载很有限，更多的还是坊区、坊额混杂，使后人难以从坊额增析现象中梳理出坊区分割增多的史实。

（四）乡坊

前人研究早已证明宋代基层行政设置，乡村设乡（管、都）、里（保），城郭设厢、坊，存世文献的某些记载，似与传统认识不完全吻合。现存南宋进士题名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记载了当年中举的五甲三百三十名进士籍贯与家世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多数中举者的籍贯作“某州某县某乡某里”，当为乡村户；少数中举者属坊郭户，如第五甲第五十二人赵邦，籍贯作“建昌军南丰县坊郭中和坊”，也很明确。有六个中举者的籍贯却与众不同：

第一甲 | 第三人陈孺,抚州临川县西团乡文公坊。
第三甲 | 第十九人潘观国,泗州盱眙县都梁乡淮上坊。
第四甲 | 第一人孟致诚,顺昌府汝阴县旌义乡崇义坊。
| 七十六人范仲较,开封府祥符县魏陵乡善利坊。
第五甲 | 第三十人俞处约,临江军新淦县善政乡丰财坊。
| 第六十一人林光祖,平江府长洲县东吴乡儒学坊。

这种以乡统坊的情形，与一般认识中城市的厢坊制及农村的乡里制均不吻合，值得讨论。

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扩张，不少乡村土地被转变成为了坊郭土地，针对这些土地的基层管理单位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乡而城，可以想见。史籍中存留有一些记载，可以印证这一变迁过程。如南宋常州城内有定安坊，在运河南岸，据本地志书记载：“旧为万安乡，故老相传，中兴前尝展拓郡城，废此乡改为定安坊。”郡人张寀于大观四年上舍出身，初授官告著录籍贯为“晋陵万安东乡”，志书作者据此推断“时未展城” [100] 。那么，是否存在土地实际已经由乡而城，基层管理单位却未能及时更改的情形呢？

南宋明州有武康、东安两乡，前者管小江里，后者管白檀里，两乡人口共计5321户，9283口。《宝庆四明志》将此两乡列入“乡村”，同时却均载其“在府城下” [101] 。《开庆四明续志》卷七记州城郭区楼店务地，各分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则，却也将武康、东安两乡纳入其中，记载详细，如第一等地上则：

东安乡：自府前街两岸，取四明桥，自能仁寺前市廊西街北岸，至贯前巷口；自贯前巷口市廊南北岸，止永济桥。

武康乡：自能仁寺巷口、市廊，取东渡门南北岸，及自税务桥、阿满门首，取鮝团内归西，止团桥林保门前，住井灵桥门，直取宋端仁旧食店，今施崇住；及自车桥北巷口入两岸，取郑允客店，今吴献可住。

宋代的楼店务地属“州郡王土”，即城郭中的官地 [102] ，东安、武康两乡其他两等上中下各则土地，均属楼店务地，且都是从城郭“州府前”或“市廊”延伸到灵桥门、东渡门这两个城关之外，可见东安、武康两乡应该是当时城市发展，城区溢出，城关近郊的都市化地块，以致它们的城郊部分从原来的乡村属地转变成了楼店务地，其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却并未能及时从乡里制转变成厢坊制，但这当然并不妨碍它们实质上成为都市地块。

以明州的例证来推论，前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所载六则中举者籍贯以乡统坊的情形，理应就是这种城郊都市化的区域，只是由于这些州县城郊都市化后，其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却并未能及时从乡里制转变成厢坊制，而是变成了独特的乡坊制，这才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探求历史的真相。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另载有第二甲第十八人张颖，籍贯作“绍兴府山阴县坊郭乡甲子里”，第四甲第二十六人陆光之，籍贯作“绍兴府山阴县坊郭乡锦麟（鳞）里”。查《嘉泰会稽志》卷十二，绍兴府附郭山阴、会稽两县各有一“坊郭乡”，也都被列入“乡村”，不过其他各乡均载明其与县城的距离，唯此两乡不载，且从两县坊郭乡的旧名“稽山”、“镜水”，可以判明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在府城近郊，若以前述明州的事例进一步推论，会稽的这两个坊郭乡也极有可能实际都已归城区管理。

其实细读史籍，还可以发现类似的一些记载。如南宋福州，倚郭闽县凤池西乡的崇贤里，志书附注：“县治，在城。”倚郭侯官县桂枝乡的聚星、永平两里，志书附注“城内” [103] 。辖县怀安县敦业乡的钟山、择善、开化三里，志书附注：“以上三里附城。”又八座乡的观风里也是“附城” [104] 。说明这些地域虽然其基层行政区划仍属乡里制，但都在城郭附近，且有一部分已在城郭之内，当然已是完全都市化的区块。又如福建汀州，据南宋后期《临汀志》所载：“郡枕山临溪为城，周袤才五里，市廛居民多在关外，故城内坊才三，而城外余二十，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 [105] 这是城外都市化的地块已经确立了坊制的情况。其他州县城区“溢出”，如吉州“城外居民，三倍城中” [106] ，其行政管理也当从乡村体制转向城郭体制。又南宋建康府城南厢，“环以村落，谓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皆隶本府江宁县”。虽基层行政建制仍作乡村都保制，但显然已被纳入城郭的范围，因此专设城南厢来管理它。真德秀讨论此厢赋税，也认为理应按“府城坊郭与诸门外”则例来处理 [107] 。所以在管理体制上“诸门外”其实与“府城坊郭”性质相同。

（五）别称

前文所论，城市坊制由国家制度所规范，所谓经国之制，为天下多数州县所遵循。各地因地制宜，或出旧俗，偶然可见一些异于前文的记载。其中某些情形虽属特例，仔细推敲，或者仍可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它们的普遍意义。

北宋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 [108] 。两个城郭基层政区划分，“始为十六界以别居民之地”。北宋崇宁元年（1102），黄裳出知青州，认为“用十六界之别居民之地分，其义安在哉？盍废界设坊”？因此改青州原来的十六界为三十六坊，并且“为之门，名各有物，庶乎其有义也。‘迎春’之类，以辨坊名之也；‘延宾’之类，以遗事名之也；‘文正’之类，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类，以道化名之也” [109] 。可见黄裳按天下州县通例，改界称坊，不仅改变居民区的设置及其名称，同时也设立了“识道里，视观瞻”的坊额建筑。

青州的情形似非孤例，南宋湖州的设置更改与此相同。湖州“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厢”，如下 [110] ：

左一厢

| 南门界 | 在州治前,至两平桥,接崇节界。
| 崇节界 | 在隆兴桥北,至霸门,接飞英界。
| 飞英界 | 在飞英寺前,至临湖门,接报恩界。
| 报恩界 | 在郭尚书庙前,至陶家巷,接崇新界。

左二厢

| 崇新界 | 骆驼桥北,至子城东口,接崇节界。
| 归安界 | 马军营至能仁寺,接中界。
| 中界 | 花楼桥至月河门,接迎春界
| 迎春界 | 迎春门至八大巷,接南市界。

右一厢

| 南市界 | 横塘至西岸史家巷,接鹅行界。
| 鹅行界 | 定安门至状元坊,接石鼎界。
| 石鼎界 | 旱渎桥至祥符寺。
| 鱼楼界 | 甘棠桥至仪凤桥南东堍,接西市界。

右二厢

| 西市界 | 市门至眺谷桥、县桥,接乌程界。
| 乌程界 | 本县前,至浮玉亭,接仓场界。
| 仓场界 | 清源门至猎场桥,接济川界。
| 济川界 | 曹公庙至骆家巷,接中书界。
| 中书界 | 张王庙前,至广化桥,接仓场界。

前面“坊额”部分曾述及湖州城郭于嘉泰三年（1203）由十六坊增为六十四坊，新建坊额，以为城区道里表识。这里右一厢鹅行界的“状元坊”，正是属于这样的坊额建筑。但“分属四厢”的十七界，却是居民区，而非仅起表识作用的坊额。这也可证湖州原先的十六坊，本属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居民区，嘉泰三年增至六十四坊，则仅为增设坊额而已，而居民区数量则基本保持旧贯，并未大幅度分析增设，只是其名称由坊改称为界，且增加了一个区划，由十六坊增至十七界。

又常熟县也有类似情形。据南宋志书记载，常熟县城共分为六界：

第一界，显星桥至南栅，过跨塘桥街，东北至县前，西入寿安坊阶，东直止东子游巷街，南转东南青果巷迎恩桥，西止丞厅，南止县学西；

第二界，跨塘桥街，西直上西何家桥丁家茶坊，入寿安坊街，西止西子游巷街，南直上善利桥至钱通判宅，止西栅；

第三界，显星桥东，直上文学桥东堍入巷街，南止东塔寺后河南河北；

第四界，塔后西起坊前，东止东栅，北止北水栅；

第五界，东子游巷街北起，止瞿家桥，西南止丘监丞宅街东一带，西北过桥直下至广惠桥西堍街北，向西转北止尉司街，西直上邵家巷，东止北旱栅东；

第六界，北旱栅西起一带止，东南包家桥，西一路上葛庄基，西南止陈茶监街，北正教院后门北沿街。 [111]

常熟县城的界，应该都是管理区划无疑，其实际功能与其他城市的坊区相同。只不过常熟县城并未如同州军城市，设有厢区，下面再辖坊区而已。

总之，无论是南宋的湖州还是常熟，城郭居民区之改坊称界，与北宋青州城郭居民区之改界称坊，性质相同。

按“界”本义为地域、区划，唐、宋间习俗并有借用它的引伸义，如称仓库的不同部分为上、下界 [112] ，公事的前后阶段为前、后界等 [113] ，比较常见。宋代城郭用“界”来划分地域的情形不少，如坊区上一级的管辖机构“厢”，通常都称作“厢界”。苏轼（1037—1101）《东坡志林》卷九：“今日厢界有杀狗公事……”城郭居民区的名称由坊改界，应属同义词的移用，很有可能就是由“坊界”简称为“界”而来。事实上，天下州县众多，各地因时因俗，城郭居民区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名称，不过它们的基本性质都应与坊相同无疑，只是未见诸记载而已。

两宋城市还经常出于治安、消防等目的，建立专门居民组织。南宋杂令：“诸州县镇寨内每十家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置牌具录户名，印押付甲头掌之，遇火发，甲头每家集一名救扑讫，当官以牌点数。仍以官钱量置防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修。” [114] 此令虽出于南宋中期的专书，由于此类编敕惯例系编集前朝旧条而成，因此它所反映的很可能是远早于庆元年间（1195—1200）的规定。其他史书相关记载，可以印证两宋城郭由官府出面组织居民，成立业余消防组织，实属常态。南宋前期不著撰人官箴书《州县提纲》卷二《修举火政》载：“市民团五家为甲，每家贮水之器各置于门，救火之器分置，必预备。立四隅，各隅择立隅长以辖焉。四隅则又总于一官，月终勒每甲各执救火之具呈点，必加检察，无为具文。”认为城郭居民应该按五家团为一甲，而一城之中则分设四隅，亦即分为四个消防区，以统领各甲居民，平时按时点集检察，遇灾应时出动救火。又南宋袁甫出知徽州，奏上便民五事状，曰：“本州从来多有火灾……臣自到官以来，首以是为急务。严保甲图籍，则择防虞官正副八人，皆乡之所推重者总之……” [115] 可证城郭居民设立消防组织的条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落实。

又有将居民结甲结社以设立治安组织的。如福州府城，因建炎年间（1127—1130）当地暴发民变，“城居编户自结忠义社，于是州政府置左右南北厢，以有产业人充社首、副”。民变平息后，忠义社被令“专掌防火器备缓急”，转而成了消防组织。乾道二年（1166）福州近郊草市也增设忠义社，“如城内法” [116] 。隆兴二年（1164），临安府以“府城内居民繁盛”，上言请“权依旧例”，将“在城居民结保，十家为一小甲，一百家为一大保，置大甲头一名。周而复始，每夜一小甲，巡视甲内人户” [117] 。

两宋城市居民中像这样的消防、治安等组织，应该相当普遍地存在。它们最初的设立，以基本的居民区即厢坊为依据无疑。如福州倚郭闽县“六厢，总三十七社，门外十社。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县张维括产业户外凡在市经营物力人并籍之，流水法差，一季替”。侯官县“三厢，总十四社，委丞轮差。城外西烟火厢三社，尉差，一年替” [118] ，因而与坊区存在直接的联系。只是因记载缺乏，难以对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此外，据南宋后期陈淳（1159—1223）的记载，福建漳州城设有“巷长”:

某伏睹朝廷注意会子颁行天下，诸州大率秤提不起，……近日上司又差兴化通判到此，再共秤提。寺丞为之遣兵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测行舆以摘之。……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会。…… [119]

窃以州县二河，民居千百家，前靠官路实地，元纳楼店务，前后抵官河虚地，元纳河岒钱。后来官中改名为侵河钱，各有定籍，上下相承。……所谓侵河钱，古例以千字文为号，每号以一名为甲头，随月催足。后因官司不取办于甲头，而听人户自纳，于是人户不齐，有纳有不纳，……今若欲屈己便民，则莫若帖兵官住量纽之议，又照祖籍，委甲头催足。有不纳者，仰甲头、甲官施行，则亦可以无漏落。若欲公私两便，则莫若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如月间有纳二项钱库状历头，即是常输之家，依然仍旧；如无库状历头可照者，即是脱漏失陷之家，巷长、副具姓名结罪状，付厢司申……（下文原阙） [120]

这里漳州城催纳侵河钱的“甲头”，系“古例以千字文为号，每号以一名为甲头，随月催足”，也就是由当地纳钱人家轮差，因此不具有普遍性。两则记载所提到的巷长，应该是漳州城郭的基层管理人员，说明街巷已经是当地管理城市居民的主要区划依据。从其“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等语看，漳州的巷长当属由厢司管辖的人役，他们的地位性质可能与坊正相近。但因系孤证，具体情形无从考实；别地州县有无类似设置，更无从确知。元代各地州县设巷长的记载不少 [121] ，然据《通制条格》第十六《田令·立社巷长》所载，元代的巷长属于教化组织，后至元七年（1341）闰十一月，据尚书省司农司所呈：“大名、彰德等路在城居民俱系经纪买卖之家，并各局分人匠，恐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凶恶之人”，建议仿照真定等路选立社、巷长的经验，推广立社。后奉圣旨，“既是随路有已立了社呵，便教一体立去者”。于是乡村设社，城郭设巷长，所以看来与南宋并无制度上的因袭关系。尽管如此，南宋末年，随着城郭街市经济的发展与其基层行政管理的松动，各地在全国划一的条文之外，出现一些因地制宜的制度设置，自在情理之中。当然总体而言，坊作为城郭基层行政管理单位，迄南宋末年未改。

入元以后，街巷的地位似乎较南宋为凸显。史载金陵城民间仅在“祷祀”时，举宋代二十坊之名 [122] ，平时看来主要是称呼街巷了。不过坊的设置似并未废止。镇江府“归附之初每隅设坊官、坊司”。后至元十年（1344），大都路左警巡院咸宁坊住人魏阿张以孝行奉养婆婆，以此地方官府“取到本坊巷长朱进、社长何常等文状”，证实阿张孝节，呈请上司，除免阿张差役 [123] 。可见尽管有着民间时俗及地方差异，制度设置上，坊区犹存。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为里” [124] ，则更明确以坊作为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总之，自魏晋以来的城市坊区制度，确乎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力。

二、厢制

（一）源起

中国传统都市面积庞大，尤其是京城，往往设有上百个基层坊区，一坊之中常有千百户居民，全部直属城市主管部门，管理恐难周全，因此在坊区与城市主管部门之间设置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管理层级，是中古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顺理成章的结果。这就是后来在宋代城市中普遍设置的厢区的制度。

前引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一文认为，他于1964年引用天禧五年开封府具体户数史料，“首次论证宋代开封府实行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后来在撰写此文时（2002年），又引用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街巷》门所录后唐长兴二年（931）六月的记载，说明以厢统坊的制度当起源于五代后唐时期。

其实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在早些时候已对厢制的源起作过比较详尽的讨论 [125] ，只是由于史料的发掘或有未尽，略存讨论的空间。

根据曾我部氏的研究，中古城市行政区“厢”的形成，源起于当时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唐初承前代之制，推行较为严格的封闭式坊市制度，京师长安城设一百零八坊与东西二市。“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 [126] 也就是由坊正具体负责坊区的治安行政，坊正辖有坊卒 [127] ，坊卒来自府兵制之上番卫士。坊区之外则属专管都城治安的金吾卫机构。唐长安城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分街东、街西两大区块，街东五十四坊隶万年县，街西五十四坊隶长安县，相应设立左右街巡使机构，东侧为左街，西侧为右街，“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内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彍骑分守” [128] 。各坊区之内则有御史台左右巡使，“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以承天、朱雀街为界，每月一代” [129] 。左右巡使的官衙称左右巡使院，位于御史台院内的西侧，与杂事院并称御史北台 [130] 。所以元和十一年（816）十一月庚子日新任京兆尹柳公绰（763—830）在赴府路上，杖杀冲撞其前导人员的神策军小将，第二天在回答唐宪宗“专杀”的指责时说：“臣职当杖之，不当奏。”唐宪宗问谁当奏，柳公绰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 [131]

唐代中后期，随着朝政纷更，以及城市人口增长，治安状况恶化，都城治安体制也相应变化。负责京城治安的金吾卫职能曾一度强化，并改由金吾大将军兼任街使 [132] 。元和十年（815）十月发生藩镇派人在上朝路上暗杀宰相武元衡（758—815）事件，唐宪宗“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 [133] 。但由于府兵制瓦解，“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 [134] 。南衙禁军的衰微，相应而来的是北衙神策军逐渐介入都城的治安管理。文宗太和四年（830），已令左右神策军派出兵卒与京府同力追擒盗贼 [135] ，神策军开始在京城巡警。太和九年（835）九月，以神策军使统领南衙 [136] 。同年十一月发生甘露之变，由于郑注、李训所藉以发动事变的力量，除“召募豪侠”外，主要就是“金吾、台府之从者” [137] ，事变失败后，作为京城治安力量主体的金吾卫与御史台等成了宦党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由宦官辖领的神策军全面控制京城，此前赐金吾街使护卫宰相上朝的内库兵器也收归弓箭库，金吾卫的武装被解除 [138] 。从此，京城的治安之责从此前金吾卫、台监等专职的治安机构，转移到了禁军之手，并开启后代以军兵管理都市治安的先河。

唐末，朱全忠（852—912）控制京城，天复三年（903），奏留步骑万人于原神策军的驻营地，派亲信分掌，充宿卫都指挥使、宫苑使、皇城使、街使等，于是朱全忠的党羽“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 [139] ，从此京城的治安管理权又落入藩镇之手。907年朱全忠篡位代唐，两年后（开平三年）设“左右军巡使”，将藩镇军队管理都城治安的机构正式制度化了 [140] 。

曾我部静雄推测，宋代城市普遍设置的厢区制度，正是在这一系列都城治安管理制度的变更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他引南宋吕祖谦（1137—1181）之语为证：“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朱全忠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是后京师军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 [141] 具体说来，宋代城市厢制源起于唐末藩镇兵制。唐中期南衙禁军衰落后，神策军强盛起来。代宗广德二年（764）吐蕃入侵，代宗出奔陕州，后当地神策军护卫代宗回京，遂入卫宫苑，始分左右两军。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后，“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 [142] 。后梁开平三年设左右军巡使后，本来作为军队番号之名的左右厢，就逐渐被直接用来称呼其巡察的地域了，城市的厢区制度因此源起 [143] 。曾我部静雄还引用了开平三年后文献中出现的关于城市厢区的记载，来佐证他的推测，如后唐长兴二年（931）六月八日，左右军巡使奏“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屋舍”等事 [144] 。

不过曾我部氏的推测仍略有可补充之处。

吕祖谦既然说明左右厢本用李靖兵法，则当在唐初，也就是军队番号分为左右厢的现象早已出现。即如神策军，如前文所引，也早在建中四年已分左右厢。金吾卫巡警京师分为左右街使，神策军接手后也必当承袭此制，为什么非得在朱全忠“以镇兵之制用于京师”后，才出现将巡使军队番号移称于其所巡警区域的现象呢？

曾我部静雄对“厢”的概念作过讨论，指出它本为方位概念，正殿南面的东、西廊庑，称东、西厢。如唐令规定：东宫皇太子不在时，闭正门，“其宫城使宿卫人应入宫殿者，各于左右厢便门出入” [145] 。实际上当时将左右厢的概念略加延伸，一般左右两翼的对象也被称为左右厢，是常见的。如唐代前期尚乘局向皇帝进马“旧仪”：“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 [146] 又元日、冬至大朝会，“黄麾仗，左右厢各十二部，十二行” [147] 。相应地，在坐北朝南的君王看来，长安城作为在他御座俯视之下的“左右厢”，也顺理成章。事实上，当时的朝仪，皇帝“升御座”后，即由“左右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 [148] 。所以太和九年（835）十一月郑注、李训策划甘露之变，二十一日，文宗升朝后，百官班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想诱使文宗带宦党前去观赏，以冀一网打尽。胡三省（1230—1302）于此条记事下注曰：“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将军奏左右厢内外平安” [149] ，所指即为上述仪制。这里的“左右厢”，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属区位概念，即在皇帝御座俯视之下的都城左右两侧。但街使巡警之下的京师左右街区被民众逐渐借用上述区位概念而称之为左右厢，恐怕要比朱全忠“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后才出现这种现象，更具可能性。

文献记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上述推测。王谠《唐语林》卷七有载：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诸从事客，谓牧曰：风声妇人从，若有顾盻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讳，僧孺顾左右取一箧至，其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愧谢。…… [150]

按牛僧孺（779—847）于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出任淮南节度副大使，杜牧（803—852）“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应即在此期间。《唐语林》系北宋后期人王谠所编，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称王谠“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又益十七门，为五十二门”，则是编集唐人小说而成，并非新撰之文，应该不存在以后世辞汇追改前代用语的现象，文中所述“厢司”、“厢虞候”等词理当出于唐人旧文。这里的厢司与厢虞候，应该就是城市治安管理机构及其属吏无疑。淮南节度使治扬州，如果此则记载不误，则当时扬州城市治安管理机构被称作厢司，厢司有属吏称厢虞候。所以杜牧犯禁夜游妓舍，厢虞候才会“不敢禁”而报告牛僧孺。这里的“厢司”究竟是时人对传统街司的俗称，还是属于已经确立的新制，尚无法肯定。不过唐代后期扬州城市的这种现象，应属受到京师长安城制度——或者习俗——影响的结果，可以肯定。

其他文献还有一些类似的记载。一是孙光宪（？—968）所编《北梦琐言》。

如据此书载“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斾，阖其户，家人犹拒之” [151] ，则太和元年（827）成都城中已有“厢界”管理城市治安。

又载：天复三年（903）成汭出任荆南节度使时 [152] ，辖下垫江县发生群盗劫杀县令的案件，案发后垫江县主簿李矩入屋察看，被一厅子看到。因李矩与县令长期不和，众所皆知，遂被怀疑与群盗相通作案，被“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栲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 [153] 。是则当时的荆州（江陵）有“右厢”，厢有牢狱，有厢吏。

又：“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 [154] 是则杭州也有“厢吏”。

另一是北宋张唐英（1029—1071）所编《蜀梼杌》。

据此书载，前蜀武成元年（908），王建据蜀地称帝，规划“都城”新制，“置府城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旧，两马步使为左右街使，厢虞侯为街巡使” [155] 。从新制“左右街使”与“街巡使”这两个职位的名称看，当时成都城市治安管理机构系仿照长安城制度，比较明显。估计前者为正职，后者为副贰。据此，则908年以前，成都城相当于长安城左右街使的长官为“两马步使”，他的副贰就是“厢虞候”。参照前引《北梦琐言》卷三《陈会螳螂赋》的记载，可以推断，唐末川蜀地区中心城市成都府的治安管理机构，它的部分长官职衔名称已受到“厢”这个区位概念的影响，“厢”在这里显然已经一定程度地被当作了行政管理区的概念。这当然不会是成都府的首创，应该出自某种制度推广，考虑到唐末的政治局势，或者更可能是地方城市对首善之区京师的自觉模仿。

前引文献可使我们对厢区制起源的认识，比近半个世纪前曾我部静雄的分析略作推进。曾我部静雄依据吕祖谦关于朱全忠“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从而促使厢区制产生的思路，其不足在于忽略了“厢”在唐代社会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区位概念，而左右街区制度之与左右厢概念的类似性，在近三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使得前者之受到后者的影响，恐不可避免。史籍搜寻的局限，更使曾我部静雄坚定了关于后梁开平三年设左右军巡使后才出现城市厢区制度的推测。

尽管文献记载依然不足，这里无法明确推断中古城市厢区制于何时正式确立，要之在唐代后期逐步演变而成，似可断定。这里当然有一个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推广过程，这估计不太会是由朝廷政令推动、天下统一执行那么简单。前引文献所载各地城市所出现的诸如“厢司”、“厢界”、“厢吏”、“厢虞候”、“厢狱”等名称，无疑反映着“厢”作为唐代后期城市城区管理机构的某种普遍性。

（二）设置

厢坊制推广的细节无法确证，不过估计到北宋前期应已是天下通制。

从前引唐代后期涉及厢制的记载看，如成都府、扬州、杭州、荆州等大城市似已实行厢坊制。到五代，已可见在一些非特指性的奏疏、制敕中提到“厢”，较早的如后唐天成元年（926）大理少卿魏逅奏：“此后伏请指挥天下州县，应所禁囚徒，不许州县厢县大小刑狱，委观察使刺史慎选清强判官一员，于本厅每月二十六日两衙引问，明置狱状，细述事端。大则尽理推寻，小则立限决遣。其外县镇禁人，三日外具事节申本州府，仍勘问指挥。” [156] 这里魏逅上请下降指挥的对象，就是“天下州县”，而不是局部地区。唯“州县厢县大小刑狱”语中的“厢县”一词不易理解，相对应于下文的“外县镇”一词，颇疑指各州府设有厢的附郭县。如果假设其中行文或有讹误，估计也只应是“厢县”的“县”字，若“厢”字，以字形与文义看，讹误可能性不大。又后唐长兴四年（933）五月七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奏盐法条规，规定“其犯盐人经过处，地分门司、厢界巡检、节级、所由并诸色关连人等，不专觉察，委本州临时断讫报省”。其中提到的包括“厢界巡检”在内的基层治安巡察人员，就是指天下的“诸道州府” [157] 。可见在五代前期，至少从一般人的概念讲，天下州郡设厢区已是常态。

到北宋，都市城区设置厢区自然更普遍，制度设置也更为完备。陈振前引文对宋代厢坊制的分析较详细，下文仅就其过于简略或讨论未及之处稍作补充深入。

宋代州府城市普遍设置厢区，实行以厢统坊的制度，文献记载较多。陈文曾指出《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所载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一条，是史籍中首见关于厢统坊的明确记载，如旧城内左第一厢二十坊，第二厢十六坊，新城内城东厢九坊，城西厢二十六坊等等。外路州军城市也不例外，如北京大名府设“左、右四厢凡二十三坊” [158] 。南宋行都临安府乾道年间（1165—1173）城内八厢（宫城厢、左一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城外南、北两厢，共计分为十个厢区，辖六十八坊 [159] 。至咸淳年间（1265—1274），原左一厢一分为二，名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则增为十一个厢区 [160] 。福州倚郭两县，闽县六厢，侯官县三厢，共计九厢 [161] 。

各地城市设置厢区的数量，主要当然依据其城区的大小而定，多寡不一。分析文献记载，一般州军城市城郭范围之内似乎以分四个厢区较为多见，这可能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四至观念的影响。如前述北京大名府即分左右四厢。南宋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六日，据知绍兴府陈汝锡言，派官兵抄札城内受灾人户姓名，“四厢共二百三十余户” [162] 。建康府乾道时期方志所载为“四厢二十坊”，曰左南厢、右南厢、左北厢、右北厢 [163] 。潮州也分四厢 [164] 。湖州城内各坊“分属四厢” [165] 。广州原分三厢，“所管界分坊巷次第连接”。嘉定六年（1213）五月，将右一厢一分为二，也是分成了四厢 [166] 。

城郭之外既设有坊区，若达到一定规模，也应同样设有厢区，北宋开封府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在新城外设八厢 [167] ，南宋临安府城郭之外有城南厢与城北厢。楚州“城外旧有西、北两厢官”，即设有两个城外厢区，北宋末靖康之变时以“胡骑蹂践，俱废”。绍兴复置，至绍兴末完颜亮南侵时又废，淳熙年间（1174—1189）才又陆续复置 [168] 。南宋后期，温州有“城外南厢” [169] 。景定年间建康府则已是“城内五厢、城外二厢” [170] ，可见城内较前期已增加了一厢。又其中的城南厢，实际是府城南门外的草市，“环以村落，谓之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厢区之下的建制不是坊区，而是都、保，说明这一附郭草市地块虽已都市化，并建有厢区予以管理，其基层行政组织却尚未来得及更改。

前文曾引考古文献，指出隋唐时期大的州府十六个坊、一般州府四个坊，小州府和县城约是一个坊面积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小州县郭一般也就无须在州县政府与坊区之间架屋叠床，另设作为中间管理层面的厢区。至南宋，县城中设厢的记载却每每可见，除低层官僚机构模仿高层机构而自我扩张的因素外，这显然反映着城市发展、城区扩张的史实。徽宗政和四年（1114）八月十三日，权发遣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公事李尧文奏文称：“窃见诸州外县多以公事付厢收系，动成底滞。县之有厢，止于地分厢界，非有舍狱之设也。类以邸店，逐月轮受，厢吏恣行乞取，其毒有甚于囹圄，愿行禁止。” [171] 宋廷从之。这说明当时各地“外县”设厢的情况比较普遍。南宋的一些记载可以印证这个判断。如据《淳熙三山志》，福州除郡城设九厢外，还提到其外县“怀安县二厢”，即子城厢与东渎厢，且另有“并门”左一厢与右二厢，当属城郭外所设的厢区，因此怀安一县实际共设四厢 [172] 。又咸淳七年（1271）黄震（1213—1280）出知抚州，因接到民众词诉，称官吏不肯借贷社仓粮食，因此指令属官“到处索（薄）[簿？]监贷”，结果发现“添差宜黄县不厘务监酒、权北厢监押赵与炯，私受饶县尉计置官会一千八百贯，将所分航步等三仓不尽行监贷，纵容仓干搬贩出界”，黄震遂将厢吏及赵与炯的亲随等人断罪编管，并上疏请上司罢黜赵与炯 [173] 。案宜黄为抚州外县，但县设厢，厢有监押官，有厢吏，在制度上与州军城市已无差别。

另一方面，少数州军城市，由于城市发展较慢，城区规模较小，可能并未设立厢制。如据南宋王质（？—1188）《雪山集》记载，兴国军“为坊五于其郭，为乡十有三、为里六十有五于其郊” [174] ，郭区仅设五坊，看来就并未另设厢区。不过这种情形应该只是少数。

（三）厢司

关于厢区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陈文曾引天禧五年（1021）正月措置开封府新、旧城内各厢人吏数的资料，予以说明，今谨列为简表（表2-1）:

表2-1　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十厢人吏户数

资料：《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第173册。

这是减损后的人吏数。其中的都所由“于军巡差虞候充”，即从开封府左右军巡使院派遣虞候充当。除都所由之外的所由、厢典、书手、街子、行官等人员，陈文通称为“厢役”，认为系差厢区内一定户等的人户充当。但据前引文献，称“其余并招所由”，看来实际多为招募的吏人，所以可能称“厢吏”更为合适。

根据建隆二年（961）以后的措置，“镇将所主止郭内而已”，“又有镇典主文案，所由供役使” [175] ，镇与厢的机构地位大致相同 [176] ，开封府及各地州军估计也是厢典“主文案”。所以崇宁四年（1105）十二月十九日，兴元府上言，提到当地居养院的管理，“有见管簿历，自来止是令厢典抄转收支” [177] 。南宋孝宗时朱熹任浙东路提举常平，措置赈灾事宜，就称绍兴府“阙食细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虽委逐厢官沿门抄札，访闻多是止凭厢典合干人，多有不实不尽” [178] ，可见厢典主要负责文书簿历。其他“供役使”的所由等人吏，理应也各自有相应职责分工。

至于职役差发者，外路州军文献记载较为明确的还有耆长与弓手。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四日，知青州赵概上言，提到“自今厢界耆长、弓手捕盗人等如交替，即有未获立限捕贼，并交割管认” [179] ，开封府各厢估计也应差有耆长与弓手。耆长负责捕盗，觉察各种违法事件，因此文献中常将负责厢区治安的人吏统称为“厢耆”。绍兴十年（1140）五月宋廷严行铜禁，规定违禁的处罚条例，就有“厢耆、巡察人失觉察，杖八十”等条文 [180] 。

前文讨论自唐以来都市治安巡察机构的演变，提到开平三年朱全忠设左右军巡使，将由藩镇军队管理都城治安的机构正式制度化了。宋代承袭了后梁的这一制度。所以尹洙（1101或1102—1047）说“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 [181] 。其制度，由马、步两司具体负责，“马军司兼旧城里都巡检，步军司兼新城里都巡检” [182] ，两司长官兼都巡检，都指挥使一级将领充四厢巡检，俗称“四厢主” [183] 。所以熙宁七年（1074）九月壬子（十七）日三司大火，后来宋廷以救火不力之罪责罚马、步两司长官与四厢巡检：马军副都指挥使贾逵、旧城里左厢巡检孙吉、右厢巡检张忠各降一官，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新城里左厢巡检顾兴、右厢巡检石嵒各罚铜四十斤 [184] 。当时旧城里左厢巡检孙吉的职衔为捧日左厢都指挥使、潮州刺史 [185] 。四厢主之下还有专门负责巡徼一个厢区治安的厢巡检。又新城外也设巡检，由步军司负责 [186] 。南宋临安府效仿开封府制度设置厢巡检。绍兴二年（1132）城内分为四厢，每厢差兵官一员充巡检 [187] 。后来厢区增多，巡检官也有增设，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据说已有“兵官七员，分厢领事” [188] 。乾道三年（1167），又增设府城外四厢都巡检一员。稍后不久更增城东都巡检一员，却于临安府所辖兵将中遣员充任 [189] 。

巡警之法，在城区按地里远近设置巡铺。在开封府，据孟元老的说法是“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及领公事” [190] 。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以“京城巡铺所占禁军人数甚多，步军兵士尤众，不得番休”，下令裁减巡铺数量，当时共计减罢86铺，计裁省546人，则平均每一巡铺约配置禁军六名 [191] 。开封府历年设置巡铺的总数，未见记载。南宋临安府绍兴二年共设巡铺102处，后来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增加。绍兴二十二年（1152）达150铺，到乾道七年（1171），已有232铺 [192] 。不过由于临安城区比开封小得多，因此巡铺总数估计也要少一些。

巡铺兵卒的人选，北宋开封府向由马、步两司差拨辖下禁卒充任。由于兵卒不免良莠不齐，甚至“以觇事为名，取求财物” [193] ，常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宋廷有时采取以“马步军相参分擘”，即以马、步军兵卒混合编队的办法，相互牵制，来防范执法犯法 [194] 。南宋时期由于中央禁军兵力不足，临安府的巡卒采取“以十分为率，五分令三司分差，每月一替，余五分令临安府管论应副差拨” 的办法，即由殿前司、马、步军司三司与临安府共同负责，组成巡铺军兵 [195] 。

由中央禁军遣官派员负责城市治安巡警任务，当然只能是都城的特别“待遇”，外路州军则差地方军兵差充。元祐年间（1086—1094）毕仲游（1046—1121）说：“以外路州军言之，捕盗之官，在城内则都监、监押，城外则巡检、县尉，盖不可易之官也。” [196] 所以外路州军巡卒当隶属于各地长吏。天禧三年（1019）二月并代州走马承受张永和等上言，提到“并州城南草市关城内，民户二千余，亦有军营在其间，止以厢[兵？]四人巡逻”，建议增加军兵人员 [197] 。主管厢区巡警的军事长官为都监、监押。如治平年间（1064—1067）福州城“左厢属州东兵马监押治所，右厢属州南兵马都监治所”。到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又合而为一，设“都监”总管之 [198] 。南宋后期，广州城共分三厢，设“右一厢兵马添监、右（一）[二？]厢兵马监押、右三厢兵马都监”三员分管。后将右一厢一分为二，由另外两厢的兵马监押与都监兼管，省罢兵马添监一员，改充流溪里赤岗巡检 [199] 。

前引元祐年间毕仲游札子，谈到“开封府盗贼条禁至多，而御盗之方其大节有未备者”一事，又说“今京城外巡检、县尉与外州军略同，而京城内巡检之职寓于马军、步军。帅臣与四厢主者虽主徼巡于国中，而寻常盗贼旧不干预”，透露了宋代京城禁军巡警制度的一个重要信息。文献记载所提到的巡检、铺兵的职责，不外乎防盗、防火、禁缉专卖品非法买卖、追捕逃兵等等，同时不少文献又都强调巡检、铺兵职责的一个特征，即前引孟元老关于开封府军巡铺记载之所提到的“夜间巡警”。绍兴二十二年（1152）十月十八日知临安府赵士璨建议增加城区巡铺，也说“今欲更增置三十五铺，量地里紧慢分布置立，作一百五十铺，应副寅夜巡警盗贼” [200] 。又吴自牧记载临安府巡铺制度，称其“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201] 。这说明宋代都城禁卒巡警制度的目的，日常治安之外，当更在于防范可能触及政权安危的非“寻常盗贼”，即大规模的变乱，“寻常盗贼旧不干预”，因此巡警工作的重点是“夜间”。

所以毕仲游前引文接下去又说：“自来开封旧例令使臣人员等密行缉捕，获贼有赏，而不获无甚谴罚，人微责轻，往往返与盗贼为市，而诸厢小使臣虽带督察盗贼，其实分管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并检验救火等杂务，不类捕盗之官，理殊未尽。”可见巡警宋代京城治安的，除前述“帅臣与四厢主”即禁军兵卒外，还有“使臣人员”，及职衔带有“督察盗贼”的“诸厢小使臣”两个部分，需要分析。

所谓“使臣人员”，应指左、右金吾街仗司机构。如前文所述，左右街巡使机构源起于唐代，称金吾左右街使。宋初承袭旧制，但职能不振。淳化五年（994）八月，宋太宗“以京师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旧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优其廪给，使传呼备盗”，当时权判左右金吾街仗事者为左神武大将军魏丕。宋太宗从魏丕所募千余兵卒中选用570人，“分四营，设五都，都有员僚、队长，一如禁兵之制” [202] 。北宋的制度，金吾街仗司实分两部分，一为左右金吾引仗，简称仗司，“掌殿内宿卫，车驾巡幸，勘箭喝探之事，及送诸道旌，节度使迎受”等事，是朝廷的仪仗机构；另一为左右街司，“掌街鼓、警场，清道、请纳鼓契、巡徼衢肆，纠视违犯”等事，看似与“四厢主”所辖禁军巡街机构相重复，如前文所已指出的，其实各有侧重，左右街司所承当的巡警京城职责当属日常治安。但由于赏罚制度不够严格，在毕仲游看来效率不高。南宋初，都城各类制度重建，绍兴二年（1132），定左右街、仗司兵卒“共通二百人为额，衮同差使” [203] ，估计其“巡徼衢肆，纠视违犯”的职能已多半消失。到淳熙十四年（1187），更将仪仗与街仗两个机构合并，“所管人兵并系差充应奉内宿唱和更筹，及宰执侍从台谏等官下当直” [204] ，就完全成为仪仗及高官的警卫机构了。

又“诸厢小使臣”，即前文所述“于军巡差虞候充”的都所由，习称厢虞候。“军巡”即开封府左右军巡使。后梁开平三年设左右军巡使，“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但宋初立制，以巡徼京师的禁军兵卒直属马步军最高指挥机构，左右军巡使机构虽承袭了下来，却隶属于京府，“分掌京城争斗及推鞫之事” [205] ，实际成了京府主管刑狱的附属机构。差充各厢都所由的小使臣们，可视为其各派出机构的头目。这些厢虞候“虽带督察盗贼，其实分管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并检验救火等杂务”，类似于现今的派出所兼基层社区机构。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宋廷颁诏规定开封府火灾救扑的相关事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城区各不同治安机构的关系：

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钤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候、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206]

这里的都巡检，应是称作四厢主的巡徼城区的禁军长官，厢巡检则是各厢区隶属于都巡检的各厢巡徼禁军长官，左右军巡使隶属于开封府，厢虞候则为左右军巡使的属官。而指挥使，估计就是街仗司的属官了。三者之中，自然是巡徼禁军机构的地位最高。

正如都城的巡徼禁军有厢巡检，有都巡检，左右军巡使系统后来也在各厢区与京府之间设置有负责数个厢区刑法民事的机构。熙宁三年（1070）五月，为了减轻京府审判刑狱事务，应知开封府韩维之请，“诏以京朝官曾历通判、知县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厢，其先差使臣并罢之。凡民有斗讼，事轻者得以决遣” [207] 。这就是所谓“都厢” [208] 。数月后，又因四厢处理狱事不多，减为两厢，因此设有京城左右厢公事所。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先从开封例，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所，又于城内左、右厢増二员，分减在城词讼。寻罢，惟城外如故” [209] 。据记载南、北两厢辖区皆六七十里，尤其南厢“户口十四万，最为剧繁”，刑狱事务颇重 [210] 。

从前述可见宋代京城治安机构设置之缜密，多重设防，职责分明，而又相互配合。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确保帝国京城治安的万无一失，以臻长治久安之效。

外路州军城区治安机构的设置要比京城简单，一般不派专门的禁军巡徼，掌管刑狱的有“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 [211] ，文献中也未见有由司理院机构派遣兵卒使臣巡徼街衢的记载。厢区的主管官就是隶属于州军长吏的本城兵马都监等地方兵官，所以朱熹认为绍兴府厢典抄札灾民不实不尽，其责任在于“厢官”，要传呼第一厢厢官武翼郎绍兴府兵马都监贾祐之取问，并上奏弹劾他。

至于厢司的职责，内外倒是一致的，即主管“督察盗贼”、“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并检验救火等杂务”，即在一定权限上负责辖区内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因此民众在发生各类奸盗事件时，就会向厢官报案。如南宋泉州滕迪功寡妻生性严酷，虐杀婢女陈馨奴，“邻以告厢官” [212] 。文献记载中相关的事例不少，前文也已多有征引。下文仅就个别问题略作补充。

陈文正确地指出了宋代厢坊制下城乡分治的特征，即州、府城内厢坊不归附郭县管辖，而由州、府直接管理，主要引用开封府的事例及李元弼《作邑自箴》的记载为证。不过城区规模较小的一些州军城市，情形可能略有差别，需要注意。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二十二日，据礼、户部上言：“西和州申，本州元系岷州，后改为西和州，其间名称未正。乞改……镇司并厢司烟火公事委都监，市令司委知录，其余户婚民讼归倚郭长道县，或理断未尽，许诉于州。”宋廷从之 [213] 。按西和州位于宋金边境，曾两度入于金国之手，城市规模必然有限。从此记载看，本州的上言明确将“烟火公事”与“户婚民讼”分别归于作为厢官的都监，以及倚郭长道县。由倚郭县主管州城“户婚民讼”既然作为“厘正名称”的一个结果，看来这种情形不会仅属西和州的个例，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又如前文所述，宋代部分县城也设有厢区，且设有监押等官主管民政事务，如发放赈灾粮米等，但“县之有厢，止于地分厢界，非有舍狱之设也”，则在设有厢区的县城，“户婚民讼”当然也应由县政府直接负责。

此外，厢区机构既负有应付民间狱讼及烟火盗贼等公事的职责，当然也设有相应的衙门机构。所以清人王謇考订宋代《平江图》，特列出“北一厢”地名，实即宋代厢官机构的所在地 [214] 。值得注意的是州、府设有厢一级的监狱“厢院”。前文所引政和四年（1114）权发遣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公事李尧文奏文，谈到“诸州外县多以公事付厢收系”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些外县效仿州、府城市的厢区，在厢界以邸店充“厢院”，收系犯人，以致民众受害。但州、府城市虽多分为数个厢区，厢院则往往只有一处，所以有径称“总厢”的。南宋建康府“总厢在府门外西南” [215] 。庆元府“旧无厢院，附之牢城”，弊病不少，宝祐四年（1256）才由知府吴潜（1196—1262）下令在醋库旧址创建厢院 [216] ，看来也只有一处。

（四）厢界

前文曾指出：“界”本义为地域、区划，唐、宋间习俗并有借用它的引伸义，如称仓库的不同部分为上、下界，公事的前后阶段为前、后界等。厢区制度形成后，人们就开始称之为“厢界”。如《北梦琐言》所载太和元年“（陈会郎中）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斾，阖其户，家人犹拒之……”；苏轼称“今日厢界有杀狗公事”；又南宋王十朋（1112—1171）所言“某切见鲁六伤犬，事涉不明，厢界供证，出于符合”等 [217] ，这里的“厢界”，当然指厢司机构，而与界分无关。陈文讨论宋代城市厢坊制的发展，提出“一部分大中城市则开始实行厢统界，界辖坊（巷）的‘厢界坊（巷）制’”的观点，他所说的“厢界”则是一种新的城区管理制度了，需要深入分析。

陈文所提出证明其“厢界坊（巷）制”的文献有两则，一是《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另一是《乾道临安志》卷二《坊市·界分》及《淳祐临安志》卷七《坊巷》。

《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有载：“坊名乡地久废，官司乡贯止以界称，今为界十七，分属四厢。”陈文认为当时湖州城所分十七界，与原先的坊“大体相当”，“界代替原先的坊，成为居民小区的行政区域名，而后来新定的五十多个坊名，实际只是街、巷俗名的改称、雅称”，因此湖州城就这样形成了由厢统界，界统坊的城区管理制度。关于这一记载，前文《坊制》的“别称”一节已有分析，由于嘉泰三年（1203）湖州城所立之六十四坊多为坊额建筑，并不是作为城市基层管理单位的小区，而此城原先十六坊之改称“界”，既无坊可统，当与青州城城区区划之由“界”改称坊一样，属于一种别称，无法由此证明一种新的城区制度“厢界坊（巷）制”的形成。

陈文引以证明南宋临安城“可能”也是以厢统界，界辖坊、巷的两种临安志，由于文献记载较为详细，可以略作深入讨论。

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在《坊市》目之后，列有《界分》目：

施鄂《淳祐临安志》卷七《界分》的记载，除其中“州内界”作“内界”外，其余与乾道志完全一致。陈文认为两志将《界分》目紧接在《坊市》或《坊巷》目后，说明界与坊、巷性质相近，其中有些界“在城内”，虽然钱塘县地界内“界”数远多于仁和县，“推测”是由于两县一部分“界”在城外，而钱塘县尤多，所以临安城也可能是实行厢界坊（巷）制的。

其实南宋临安三志，最为详尽且完整的潜说友（1216—1288）《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厢界》，也对界分有与上述两志完全相同的记载，未审陈文为何未予征引。《咸淳临安志》此卷的《在城九厢》一目中，详细记载了各厢的四至地域界分，如“宫城厢：东至嘉会门，接禁城角；西至中军小寨门，接连右四厢界；南至八盘岭，接连左一南厢界；北至便门铺军巡铺城角”。《在城九厢》目之后，就是“界分”，分《在城两县界分》与《城外两县界分》两目。其《在城两县界分》内容与前引两志记载完全相同，《城外两县界分》则为前两志书所无。分析《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界分”，实际应该是钱塘、仁和两县在城区内及城区外相互间分界的标志点而已，所以志书的标目即明书“两县界分”。

如左一南厢地界的东侧，“自大隐坊玊仙堂，接左一北厢吴山新铺”，而左一北厢地界的南侧，“至朝天门城基，系吴山新铺，接连右一厢界”。这里的吴山新铺，显然是左一北厢与左一南厢之间的一个接界点，而不可能是一个区域的名称，应该就是前述“界分”中列在钱塘县范围内的“吴山北界”。

又如左二厢，其厢界地域四至为：

东自市西坊以北及御街一带，直至观桥中心为界；

西自小新庄桥东岸，直至三桥子河中心为界；

南自三桥子中心，直至市西坊为界；

北自观桥中心以北，直至三桥子为界。

又左三厢厢界地域四至为：

东自三桥西堍转北，沿河直至结缚桥、豆腐巷口，接连左二厢界；

西至涌金门军巡铺以北，沿城直至余杭门头；

南至三桥西堍以西，直至涌金门军巡铺前河中心，接连左一北厢界；

北至吊桥中心，接连右二厢界。

这里的“三桥”、“三桥子河”，显然是一个点（桥）与线（河道），所以被视作左二厢与左三厢相互间及与其他厢区分界的界标，也不可能是一个区域。相对应于前面“界分”所列，应该就是钱塘县范围内的三桥南界与三桥北界了。

又《城外两县界分》，如下：

钱塘县 | 余杭门界,在县北,至县一里半。
| 钱塘门界,在县西,至县半里。
| 丰豫门界,在县南,至县三里半。
| 钱湖门界,在县南,至县四里半。
| 嘉会门界,在县南,至县一十三里。
| 候潮门界,在县南,至县一十二里。
仁和县 | 外海塘界,在县东南,去县一十四里。
| 教场界,在县南,去县一十二里。
| 教场南界,在县南,去县一十三里。
| 教场北界,在县东南,去县一十里。
| 外沙南界,在县南,去县九里。
| 外沙北界,在县东南,去县八里。
| 候潮门界,在县南,去县二十三里。
| 保德门界,在县东,去县五里。

这里的界分，只标明了其与县衙的直线距离，并未标出四至范围，也显然只是一个点或线，而非一个区域，无可异疑。淳熙五年（1178）八月十一日，臣僚言：“临安府旧有都界，有乡村界，自白龟池以南为都界，白龟池以北为乡界。” [218] 所谓城外两县“界分”，应该就是钱塘、仁和两县在临安府城外相互间县境地界标志而已。由此反观城内的两县“界分”，性质理应相同，也不应该是一种地域分区制度。

不过文献中确实可见南宋时期某些州、府城市的厢区内部分“界”的记载。周应合（1213—1280）《景定建康志》卷二一《城阙志二·楼阁》记载当地名楼亭阁，有云：

层楼，在府城右南厢中界花行街，楼跨街东西。

南楼，在府城右南厢中界宽征坊，与旧佳丽楼相对。

嘉会楼，在府城右南厢北界大木头街。

三则记载都只涉及右南厢一个厢区，但同书所记其他厢区却未见类似的情况。如：

安远楼，在府城右北厢，太平桥西南（卷二一《楼阁》）。

和熙楼，在府城右北厢，太平桥西南（卷二一《楼阁》）。

武成王庙，在右南厢，镇淮桥之北，御街西（卷四四《祠祀志一·古郊庙》）。

能仁禅寺在城内南厢嘉瑞坊（卷四六《祠祀志三·寺院》）。

亦即厢区内分“界”的，只有右南厢一处。如果说“以厢统界”在建康府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区管理制度，应该不会只有右南厢一处内部分界。看来右南厢的事例，只是习俗，与现代俗语讲某一地域的东头、西头差不多。

温州有类似的记载。嘉定四年（1211）正月七日，温州上言：“本州并海，每遇深冬，骤风时作。忽于十一月初十日夜在城监前界居民遗漏，知郡即同当职官躬率官兵并厢界义社，前往救扑。” [219] 这里的“在城监”，应该就是指厢区，估计是由于州军兵马都监为厢官之故，而将厢转称为监。文献中也未见温州其他各厢分“界”的，因此这里的“前界”，当与建康府右南厢的“中界”“北界”相似，属于习俗中的地域概念，而“厢界义社”之“厢界”，如前所述，只是指厢区而已。

总之，陈文关于“厢界坊（巷）制”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五）隅制

最后还有隅制的问题，比较复杂。曾我部静雄最早讨论南宋的隅与隅官问题，指出：

约在南宋初期时，都市内的防火设备置以“隅”，并配置以军队，担当防火的任务。其“隅”之“隅官”，亦渐渐代“厢官”而担当着维持都市内一般治安的职责，配置于都市的近郊。缘此与“厢”代替“街”同样的，南宋的“隅”不久亦代替了“厢”而成为都市区划名。此“厢”与“隅”的交替期，约在南宋的中期以后，并行之于次代之元朝。 [220]

陈文持与曾我部静雄基本相同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认为：

隅坊制自孝宗初年在小州及县城等实行，到南宋末已逐渐推行到部分大中城市，在宋代所有城市（包括县城）中成为主要的城市行政制度，而厢坊制随着南宋的灭亡而被废。隅坊制则为后代，至少部分地区为元、明中小城市所沿袭……南宋隅坊（巷）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继“坊市制”、“厢坊制”之后形成的又一新制度。

说元代不少城市实行隅坊制，史文俱在。两文关于南宋时期城市隅区制度形成过程的解释，以及陈文关于它在南宋时期发展水平的断言，由于文献搜寻欠周全以及解读差异等原因，值得进一步讨论。下文仅就两个问题，略述己见：（1）城郊四隅民兵制度并非都市消防隅区制度的延伸；（2）南宋城市实行隅坊制为个别现象。

曾我部氏文与陈文都从南宋的城市消防体系入手，来讨论隅制的起源。陈文先是用缺证法来推断南宋火隅制的产生（解释见下文），接着，更援引了几则有关“隅官”介入赈粜事务的记载，提出最晚在孝宗乾道时隅官已成为城市基层行政官员的看法。曾我部静雄的推论比陈文要谨慎。他认为南宋前期都市所形成的消防体制，由军队来组成消防队，分四隅布防，因此其长官称为“兵隅官”。后来消防机构渐渐兼带警察的职能，而作为消防区划的“隅”也就渐渐转变成为行政区划名，最终取代厢区。他并征引了朱熹关于“县郭四门外置隅官四人”的说法，认为南宋中期以后，这种作为治安机构的隅制扩展到郊区，从而形成了城市近郊的民兵制度。

两文的讨论所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南宋的隅兵制度并非在中期以后受城市消防制度影响而形成，而且终南宋之世，其与城市消防组织都基本是并行存在的。

按“隅”本义角落，是区位概念，引伸义可指相应的一个区域。所以某些机构、人员的名称借用这类通俗概念，是很正常的。杜佑《通典》引“北齐令”：“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这里“私充事力”的“隅老”四人，估计是按区位配置于坊区四侧的。南宋文献记载有不少名称中带“隅”字的组织或人员，如隅团、隅总、隅官等，基本都指一种乡间的民兵组织及其首领。最早提到这种隅兵制的，是宋高宗在位末年的倪朴：

今国家禁卫之兵及州镇之卒，皆已抽发于屯戍之所，朝廷深思远虑，今州县有立四隅官，分结保伍而统之，诚良策也。……然奸雄之人，其党与必众，其声望必雄，藏奸匿盗，为之囊橐，幸天下有变，而肆其志。今州县往往以此曹雄于群，不逞之间，豪暴而无赖者多从之，四隅之职悉委之此类，臣常以为忧。 [221]

据倪朴所言，此类多半属于“奸雄”的四隅官，将地方丁壮“分结保伍而统之”，是当时州县因地方防备空虚组织起来的。南宋初年，由于与金国战争的需要，宋廷鼓励地方组织抗金义兵，这里的四隅官应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不过宋金议和以后，多数义兵被宋廷强令解散，以防其坐大，危害统治。“分结保伍而统之”的四隅官也未能例外，陈傅良（1137—1203）记道：“仁宗朝实行簿为民害，仁宗断然罢之；太上皇朝隅官为民害，太上皇断然罢之。” [222] 只不过到后来出于需要，隅兵制再次复兴。南宋各地组织的民兵，根据地方习俗而立有不同的名称，“隅兵”名称之来源也不会例外。绍熙元年（1190）四月四日有臣僚上言，提到“盖广南之俗，随方隅为团，团有首领，凡遇警，则合诸团以把截界分” [223] ，可为一旁证。

从多数记载看，隅兵制的原初设计，或曰“原型”，是组织民兵以防卫城市四郊的治安。朱熹认为：

某《保甲草》中所说县郭四门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紧要。盖所以防卫县郭以制变。县有官府、狱讼、仓库之属，须是四面有个防卫始得。一个隅官，须各管得十来里方可。诸乡则只置弹压之类，而不复置隅官，默寓个大小相维之意于其间。 [224]

所以“县郭四门外”与“诸乡”的制度设置是不同的，分别置隅官与弹压官为首领。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六日臣僚的一则上言可为佐证：“访闻州县间多以物力高强、家势在上或有官资者差为弹压官、隅官，殊失朝廷差置之本意。” [225] 又陈著（1214—1297）《劝籴榜》之语：“近准提举使台行下，专令县台任责劝粜，以济民艰，本县遂以分委坊郭、四隅、诸乡总辖，急行区处……”也可证坊郭、四隅与诸乡原本是有区分的。南宋朝廷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关心城郊与诸乡的区分，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当时城市四郊的不断都市化，需要特别保护。

不过由于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地方化”现象 [226] ，在文献中可见，不少州县其实并未能坚持郊区与诸乡之间的区别，而多将城郭之外地域视同一体，统一设置民兵组织。黄震所记述的“隅官之法”，就未着意“县郭四门外”与“诸乡”的区别，称将一县之地“分为四隅”：

臣尝为临川令，当开禧用兵之后，隅官之法未尽废，其法以五家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大甲，四大甲为一团长，一里之内总数团长为一里正，一乡之内总数里正为一乡官，一县之地，分为四隅，每隅之内，总数乡官为一隅官，以察奸慝，以护乡井，行之三年，人以为便。 [227]

“一县之地，分为四隅，每隅之内，总数乡官为一隅官”，则可知偶官之所统率的是坊郭之外的乡村地域。实际上，不少地方出于组织的便利，或应付塞责，并不另起炉灶，而是利用旧有的保甲组织，在其之上加设隅官、隅总等首领而已。开禧二年（1206）八月二十一日有臣僚上言，建议朝廷下令，要求地方州县用心于隅兵组织，“奉行卤莽”的，除直接负责官员要受罚外，“其隅官、保正并本甲长，并从所属追断” [228] 。所以文献中所见更多的是称为“隅保” [229] ，正是这一缘故。隅官、隅总都等首领也如同保甲制度，“以物力差充” [230] 。此外，前引朱熹《保甲草》之文虽然强调在县郭四门外置隅官，但由于各州府城郭都有倚郭县建制，且由于隅兵制的推广，因此实际上隅兵制的设置遍及南宋多数州军地区 [231] 。南宋末年，随着宋、蒙战事的兴起，宋廷重视地方民兵组织的作用，文献中关于隅兵制的记载更多 [232] 。

与北宋熙丰变法时期所推行的保甲制最终不免蜕化为职役组织相似，南宋的隅兵组织也常被地方政府用来应付其他政务，如孝宗时宁国府南陵县修盖邮传铺屋，“乃勒隅官出木，保正出瓦” [233] 。又景定元年（1260）黄震摄华亭县尉时，谈到当地胥吏因乡兵上缴巡盐簿历而诛求贿赂，“其钱悉出隅保” [234] 。董煟以为：“常平赈粜，其弊在于不能遍及乡村，今委隅官、里正监视，类多文具，无实惠及民。” [235] 尽管有这样的批评，由隅官来负责乡村赈灾事务，确为南宋州县常见的做法，因此在文献中记载较多。如据洪迈（1123—1202）所记，乾道七年（1171），江浙大旱，洪州尤甚。地方官“命诸县籍富民藏谷者，责认粜数……每乡择一解事者为隅官，主其给纳” [236] 。可为一例。正因为此，如陈文所引，淳熙五年（1178），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措置赈灾事宜，即命隅官参与，或命其抄札灾民，或令其负责赈济粮的发放等等 [237] ，但均指乡村的赈济事务。陈文所未征引的朱熹《审实粜济约束》榜文即明言“照对已行帖逐县，审实粜济事件。切虑各乡隅官、保正不依所行约束，别致引惹词诉，事属不便，合帖属县再行约束” [238] 。所以陈文主要依据朱熹的记载所得出的“隅坊制自孝宗初年在小州及县城等实行”的结论，显属误读。又其所引真德秀（1178—1235）《浦城谕保甲文》 [239] ，虽有“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之语，但由于他欲“遍会吾同邑之人”，并未特别限定在郭区，因此才要“先浼隅官、总首遍行告报”，仍无法证明“浦城县城内是隅统坊”的。同时期倒是有不少明载州县城郭内实行厢坊制的记载，陈文所引真德秀《泉州劝孝文》即为一例，前文所征引者更多。

至于南宋火隅制与作为行政区划的隅区制之间的关系，文献中其实并未留下线索。曾我部静雄上述结论，只是依凭一般的推测。倒是陈文对此曾有一些论证，但仍有可议之处。

陈文用缺证法来推测南宋火隅制的产生，认为北宋末年李元弼所著《作邑自箴》，尚未有关于火隅制的记载，而到南宋的《州县提纲》卷二《备举火政》中，已有“市民团五家为甲，每家贮水之器各置于门，救火之器分置必预备。立四隅，各隅择立隅长以辖焉，四隅则又总于一官”等文字。由于《州县提纲》成书于高宗在位末年，因此他认为也就在此时，“州、县城内设立四隅长管理城市消防的制度早已普遍设立……这是新的地方城市消防制度”，此下才是他关于由火隅制影响作为城市区划制度的隅坊制产生的结论。可是无论是《作邑自箴》，还是《州县提纲》，由于均属官箴书，也就是作者归纳自己地方从政经验的小册子，以供他人参考，与作为国家政令颁布的制敕条文不同，当然不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论据来使用。平心而论，仅凭一册官箴书的未见记载，就推断北宋州府城市的“普遍情况”，是由厢官负责治安的同时兼管消防，而不设厢城市的消防措施，“更是似有实无”，但在南宋建立初年，戎马倥偬之际，却已是州、县城市消防制度“普遍设立”，恐怕失于轻率，这也与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一般认识不相符合。

历史前后期存世文献的差异，有时的确容易误导史家的认识。不过关于北宋州县城市消防组织的情况，文献中也并非全无踪迹可寻。仁宗年间石牧之知温州，“始莅永嘉，病火政素怠，飓风至则焮焰绵亘，奸人利救焚攘敚，吏恬不怪，寖以成弊。因举行火保之令，预为约束，使知有犯联坐” [240] ，反映的就是州军城市组织民众以建立消防组织的情形。至于都城开封府的潜火队组织，史文记载很清楚。

南宋建立后，因受各种关系的影响，城市消防设置或有演变，可以理解。以“隅”来称呼城市消防组织，可能确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它也不可能是由人们凭空想象出来，估计它与前期州县城市中作为消防瞭望之用的望楼有一定关系。古代城市四角一般建有角楼，以供登高瞭望之用。战时观察军情，平时则可瞭望城郭，作为消防观察之所。大一点的城市，这种望楼就不止设于城郭的四角，如开封城“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 [241] 。但由于望楼起初多设于城郭四角，因此也称隅楼。唐人李绅《杜鹃楼》诗，有序曰：“（太和）七年冬，所造自西轩，延架城隅楼前，植其杜鹃，因以为名，宴游多在其上。” [242] 因隅楼而将消防兵卒称为隅兵，并进而影响到整个消防组织的名称，可能性不小。这当然只是文献不足前提下的一个推测。

南宋城市消防组织“火隅”的情况，以行都临安府记载最详。陈文从关于临安府火隅制度的记载中，得出了“隅”已经成为临安府高于厢的行政机构的结论，需要分析。陈文引用了《淳祐临安志》卷六《厢隅》的记载，它在城郭诸厢之后，立有子目“四隅”，如下：

东隅在丰乐桥，南隅在桐木桥，西隅在白龟池，北隅在潘阆巷。

由于《厢隅》一目所载“都是行政、治安机构”，因此陈文认为四隅“性质亦当与之相同或相近，即四隅也应是行政、治安机构”，并推论“隅应高于厢，隅可能是临安府的派出机构，由府的判官、推官之类分管……”这样的推论，就纯出于想象了。

《淳祐临安志》卷六《厢隅》目之下紧接有《军营》一目，记载有“火十二隅”，以及“潜火七队”、“城南北厢潜火隅兵”、“城外四隅”等消防机构，其中“火十二隅”中也有东、西、南、北四隅，且都记明了其驻扎的地点。东、西、南三隅似均与《厢隅》所载“四隅”不同，只有北隅，也称“在潘阆巷”，因此陈文认为当属“同巷两局，并非同一机构”。这似乎是陈文关于当时“四隅”开始取代厢区的一个论据。但一方面，直至南宋末年，文献中关于临安府城区行政管理的记载，一直都称厢司，如宋末元初人吴自牧所记：临安府城“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发觉，解州陈讼。更有火下地分，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 [243] 。明载临安府城的治安由军巡铺——厢司系统负责，而消防则属防隅机构，何来隅官取代厢司之说？另一方面，淳祐志《厢隅》所载“四隅”，在《咸淳临安志》中却已不见记载。而且“潜火七队”之中的四隅，不仅其北隅与《厢隅》所载“四隅”中之北隅同在一地，西隅“在白龟池都作院南” [244] ，也与《厢隅》所载“四隅”的西隅地点相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淳祐志还是咸淳志，其所载“火十二隅”、“潜火七队”、“城南北厢潜火隅兵”、“城外四隅”等火隅，都明言是南宋后期所组建。最早的是作为“潜火七队”之一“帐前四队”，系开禧二年（1206）由府尹廖俣所任内所置；最迟的是驻扎在寿域坊内的西南隅，系于淳祐十二年（1252）年安抚使翁甫所置。临安城火隅机构当然不可能迟至南宋后期才开始置立，联系到前述淳祐志《厢隅》所载“四隅”与“潜火七队”之中四隅的西、北隅驻地相同的史实，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厢隅》所载“四隅”其实就是临安府在南宋前期所置立之火隅，到南宋后期，随着城市发展，消防任务吃紧，经多任地方官努力，整顿、扩充了火隅组织，前期所置立的火隅相应地被取代了。所以淳祐志编者还记述了旧置四火隅，到咸淳年间新编地志时，旧置火隅已完全被新增火隅组织所取代，地志编者也就不再提它了。

南宋州县城市仿照行都体制，也大多置专职的火隅官与潜火军卒，陈文所引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可为一证。其实即便在行都临安府，在官方所设置消防机构之外，宋廷仍十分重视民间保甲组织，以为兵卒之助 [245] 。地方州军城市更是如此。宋廷所颁《杂令》，对诸州县镇寨“每十家为一甲”，置立民间消防组织，规定得十分详尽 [246] 。袁甫到徽州后措置消防事宜，“严保甲图籍”，正是为了落实朝廷的条文。又绍兴前期建康府有“火保” [247] ，程迈知温州，“至适火后，为营官舍千区，开河渠，立望楼，结火保” [248] ，相关记载不少。一般而言，行都及中心州府城市官府的火隅机构比较完备，中小州县城市恐怕得更多依靠民众的“火保”了。前引《州县提纲》卷二《备举火政》关于置立市民消防保甲组织的建议，正是这方面的经验之谈。但这些“火隅”消防组织是否或如何影响了南宋城市行政管理区划，史文阙如。

文献所载南宋城市实行隅坊制的，似仅镇江府一例：

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润齿下路，郡当要冲……宋分为左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亦颇仍旧。（《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这里的“中为七隅”究在何时？据同书卷三《户口》：“理宗时户……（原注：《嘉定志》：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度宗时户……（原注：《咸淳志》：在城五隅户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则镇江府改厢为隅，当在嘉定年间（1208—1224）至咸淳年间（1265—1274）之间。

如果记载不误，镇江府以厢改隅不太可能是孤例，以厢改隅也不可能全无制度依据。但是，究竟是南宋的城郊四隅民兵制度，还是城郭火隅制度，直接地给予这一制度更改以推动，尚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掘，未可遽论。另一方面，尽管南宋可能确有以厢改隅的实例存在，断言“隅坊制自孝宗初年在小州及县城等实行，到南宋末已逐渐推行到部分大中城市，在宋代所有城市（包括县城）中成为主要的城市行政制度”，无仍太过孟浪。总的说，隅坊制的较大规模推行无疑属于元初的制度更革 [249] 。

所以，陈文认为“宋代的城市行政制度……到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前后，向三个方向发展，即小城市（小州、军和县城）实行以隅统坊（巷）的‘隅坊（巷）制’，一部分大中城市以后也实行‘隅坊（巷）制’；另一部分大中城市则开始实行厢统界，界辖坊（巷）的‘厢界坊（巷）制’；也许大中城市的多数，仍实行‘厢坊（巷）制’”的假说，恐无法成立。

三、小结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传统制度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制度的嬗变有其深刻的原因，往往有长时间的酝酿期与渐变过程，并不一定与王朝周期相吻合。可是制度演变的溯源，既有赖于学者更用心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发掘，追寻史事的蛛丝马迹，并对若隐若现的历史现象作出无误的判断，更要求他们对历史的长时段演进轨迹了然于胸，以期准确地把握制度演变的一般方向。两宋以降，都市发展，州县城市形成两级基层行政体制，比较符合管理的需要。其间名称或有更变，实质变化不多。两宋时期城市的坊厢两级制度得以长时间维持，正在于这一原因。

[1]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239—277页。

[2] 如曾我部静雄《都市里坊制の成立過程》（《史学雑誌》第58卷第6期，1949年），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

[3] 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载本书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349页。另有马继云、于云瀚《宋代厢坊制论略》，对此作过一般性的论述，载《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第17—19页。

[4]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尚书·周书》卷一四《酒诰》。“里居”当作“里君”，从王国维说。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5]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二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第431页。

[6]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五《八观第十三》，第1册，第256页。

[7] 同前书卷一《立政第四》，第1册，第65页。

[8] 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卷中《王鈇第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

[9] 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载《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第79—83页。

[1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第45—54页。

[11] 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第73—110页。参见宫崎市定《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载《東洋史研究》21卷3号，第27—50页。

[12]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点校本第8册，第2691页。

[13]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条，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册，第353页。

[14] 参见《史记》卷一〇三《万石张叔列传》（点校本第9册，第2766页）、《汉书》卷四六《石奋传》（点校本第7册，第2196页）。

[15] 《汉书》卷五〇《冯唐传》，点校本第8册，第2315页

[16] 参见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载《考古》1987年10期，第937—944页）、《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载《考古》1992年第7期，第632—639页）；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载《考古》1989年第4期，第348—356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第一章第一节《封闭式的里制和坊制》（第238—250页），等等。

[17] 如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1页。

[18] 曲英杰：《古代城市》，第240—241页。参见邹逸麟《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第77—89页），前引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市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第73—110页，程义《试论邺北城的设计思想、布局与影响》（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第106—111页），郭济桥《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载《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第34—38页），等等。

[19]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2册，第984—985页。

[20] 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二分，后收入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409—440页。

[21] 《魏书》卷八《世宗宣武帝纪》景明二年七月乙巳条，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册，第194页。

[22] 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51—67页。

[23] 如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卷二《阳第十·坊》：“《汉官》有太子坊。”《古逸丛书》本，页23A。又李昉编：《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州郡部三·坊（附）》：“《汉宫阁名》曰：‘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册，第497页。

[24] 参见前引宫崎市定文。

[2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点校本第8册，第3046页。

[26] 关于唐代城郭坊区的管理制度，可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相关记载。

[27]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第409—425、401页。

[28] 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卷中《王鈇第九》，第178页。

[29] 参见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载《考古》1987年第9期，第835—841页。

[30] 《中国考古学会举行第五次年会讨论中国古代都市问题》，载《考古》1985年第6期，第573—574页。

[31] 马正林主编：《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156—157页。

[32] 如参见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等。

[33]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87册。

[34]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二，第187册。

[35]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街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17页。

[36] 王质：《雪山集》卷六《兴国四营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B。

[37]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嘉庆十九年（1814）华亭沈氏古倪园刊本，第8页。

[38] 洪迈：《夷坚志·支志甲》卷四《严桶匠妻》，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2册，第740页。

[39] 洪迈：《夷坚志·支志戊》卷六《天台士子》，点校本第3册，第1095页。

[40]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一〇《商德正羊》，点校本第3册，第961页。

[41]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六《孝义坊土地》，点校本第2册，第927页。

[42] 洪迈：《夷坚志·支志乙》卷八《南陵美妇人》，点校本第2册，第856页。

[43] 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一《建宁府》，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上册，第181页。

[44] 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癸集卷二《钱穆娶妻而后再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6册，第461页。

[45]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六《孝义坊土地》，点校本第2册，第927页。

[46]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二《鬼迎斛盘》，点校本第4册，第1398页。

[47] 关于宋代乡村基层行政机构，近年来有一些颇有启发的讨论。为阐述简便起见，本章仍以乡里作为乡村基层组织。参见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99—112页），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37—143页），及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载《文史》2005年第4期，第95—107页）等。

[4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二五，第88册。

[49]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六七，第163册。

[50]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之三四至三五“盐法一”引《建安续志·盐课》，第132册。

[51] 郭彖：《睽车志》卷四《杨道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标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四册，第4110页。

[5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一·历代乡党版籍职役》，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第1册，第354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壬午条，点校本第24册，第8682页。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癸巳条，点校本第19册，第6355页。

[5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一，第127册。

[56]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五至二六，第4册。

[57]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赋税·均役》，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第2352页。

[58]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五，是日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4页。

[59] 黄震：《黄氏日抄》卷九六《知兴化军宫讲宗博汪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3B。

[60] 参见前引曾我部静雄文。

[61]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四，第173册。

[62]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第2336页。

[63] 凌万顷、边实：《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宣统元年《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第1063页。

[64]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子城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820页。

[65] 吴堂：《重修富春志》卷三《衙门建置·厅廨》，浙江图书馆藏清钞本，页3A。又，吕昭亮修县治事，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四《官寺志三·富阳县》，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838页。

[66]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八《定海县志第一·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229页。

[67]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建康表十·中兴建炎以来年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1册，第690—691页。

[68]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坊巷》，第3547页。

[69]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罗夹城坊巷》，第7821页。

[70]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坊巷》，第5021页。

[71]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页。

[72]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3页。

[73]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坊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9页。

[74] 边实：《咸淳玉峰续志·坊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清宣统元年《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第1100页。

[75]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罗夹城坊巷》，第7823页。

[76] 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泰州》，点校本中册，第815页。

[77]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坊里》，点校本第2册，第754页。

[78]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坊巷》，第5021页。

[79]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六《淳安县·坊市》，第4395页。

[80]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街巷》，第5517页。

[81] 原文作癸未，按嘉泰共四年，元年为辛酉，则嘉泰并无癸未年，或当为癸亥，是为嘉泰三年。

[82]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第4688页。

[83] 凌万顷、边实：《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第1063页。

[84]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第2336页。

[85]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坊市》，第4357页。

[86] 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7095页。

[87] 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第7096页。

[88] 《永乐大典》（残本）卷一一九〇六“广”字韵引南宋《湟川志》，影印本第99册，页53B—55B。

[8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〇《诗一·论读诗》，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册，第2086页。

[9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十二月壬申条，点校本第14册，第4653页。

[91]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二二至二三，第149册。

[92] 如《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嘉泰吴兴志》、（绍熙）《云间志》、《景定镇江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嘉泰会稽志》、（绍定）《澉水志》等志书均是。

[93] 孙应时等：《重修琴川志》卷一《叙县·坊》，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影印汲古阁刻本，第1155页。

[94] 常棠：（绍定）《澉水志》卷上《坊巷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第4663页。

[95]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罗夹城坊巷》，第7820、7821页。

[96] 佚名：《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五《文叔遇侠》，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丛书集成新编》第83册，第99页。

[97]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八，第187册。

[98]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坊巷》，第3544—3546页。

[99] 《永乐大典》（残本）卷一〇九五〇“抚”字韵引南宋《临川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09册，页1B。

[100]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坊市·州》，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嘉庆二十五年赵怀玉刻李兆洛校本，第2983页。

[101]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三《鄞县志第二·叙赋》、同卷《鄞县志第二·户口》，第5159、5160页。

[102]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004页。

[103]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地理类二·叙县》，第7797、7801页。

[104]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地理类三·叙县》，第7814页。

[105]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汀”字韵《汀州府》条引，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86册，页6B。

[106] 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五〇《吉安府三》引南宋开庆元年“江西副帅”萧逢辰言，《四部丛刊》续编本，页4B。

[107]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B。

[108]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泉水·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下册，第808页。

[109] 黄裳：《演山先生文集》卷一四《青州坊门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钞本，第756页。

[110]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第4688—4689页。

[111] 孙应时等：《重修琴川志》卷二《叙县·县界》，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影印汲古阁刻本，第1168—1169页。

[112] 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东南军储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上册，第332—333页）：“（绍兴）十一年夏，始分行在省仓为三界，界百五十万斛。凡民户白苗米南仓受之，以廪宗室百官，为上界；次苗米北仓受之，以给卫士及五军，为中界；糙米东仓受之，以给诸军，为下界。”

[113] 如《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六（第177册）：宝元二年十一月四日，“知青州赵概请自今厢界耆长、弓手捕盗人等如交替，即有未获立限捕贼，并交割管认，将交割限内日数中分，定入限一半日以前交到。（今）[令]后人管认；捕获以后交到，令前人管认。捕捉不获，依条科决。第一限内交替，即前界认第一限科校，自余并后人管认科校。其在第二、第三限内交替，准此。”

[114]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杂门·失火》引《杂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第913—914页。

[115] 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A。

[116]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类五·州县役人》，第7901页。

[117] 《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四三，第172册。

[11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类五·州县役人》，第7901页。

[119] 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上赵寺丞论秤提会〔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影印明钞本，第255页。

[120] 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第258页。

[121] 如《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嫁娶》：“至元八年七月尚书省户部呈……今后媒妁从合属官司、社长、巷长、耆老人等推举选保信实妇人充之，官为籍记姓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52页。又张国宾《相国寺公孙汗衫记杂剧》第二折：“焰腾腾偌高下，火焰起狂风乱刮。摆一街铁猫水瓮，列两行钩镰麻搭。巡院里高声叫巷长，交把那为头儿失火的拿下。”见宁希元点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4页。

[122]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街巷》，第5517页。

[123]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三三《释道·孝节·魏阿张养姑免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刻本下册，第1241页。

[124] 胡广等纂修：《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正月月末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影印本第3册，第2143页。

[125] 曾我部静雄《中国及び古代日本における郷村形態変遷》第五章《都市区劃制の成立》，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414—497页。参见室永芳三《唐都長安城の坊制と治安機構》（上、下），载《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二号，1974年3月，第1—13页；第四号，1975年10月，第1—19页。

[126] 杜佑：《通典》卷三《乡党》，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册，第63页。

[12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八月己丑条，记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对荆南节度使高骈之语：“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耶。”胡三省于此语下注曰：“长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门，门皆有守卒。”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17册，第8258页。

[12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胡三省注文，点校本第16册，第7726页。

[129] 杜佑：《通典》卷二四《御史台·监察侍御史》，点校本第2册，第675页。

[130]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大明宫·御史台》，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3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点校本第16册，第7726页。

[132] 参见《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同书卷一五一《高崇文传》等。

[133]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二月条，点校本第2册，第563页。

[13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四月条，点校本第15册，第6895页。

[135]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太和四年十二月条，凤凰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1册，第688页。

[136]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太和九年九月戊辰条，点校本第2册，第561页。

[137]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点校本第13册，第4397页。

[138]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太和九年十二月庚寅条，点校本第1册，第689页。

[13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乙未条，点校本第18册，第8604页。

[140]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389页。

[141] 吕祖谦：《东莱先生遗集》卷二〇《杂说》，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丛书集成新编》第74册，第447页。又，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74页引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九《兵制·宋四厢军》转引之吕东莱语，也认为“最初城市中的厢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逐渐与城市的烟火管制等事结合在一起，然后又作为城市坊以上的独立机构……”

[142] 王溥：《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点校本下册，第1533页。

[143] 曾我部静雄：《中国及び古代日本における郷村形態変遷》，第459页。

[144]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街巷》，第411页。

[145]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宫门局》，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670页。

[146]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尚乘局》，点校本第6册，第1866页。

[147] 《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册，第483页。

[148] 《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上》，点校本第2册，第489页。

[14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点校本第17册，第7911页。

[150] 王谠：《唐语林》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621—622页。

[151]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陈会螳螂赋》，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62页。

[152]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文德元年四月条注文，点校本第18册，第8378页。

[153] 按此条今本《北梦琐言》未见，转引自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五二《鬼三十七·李矩》，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第8册，第2789页。

[154] 此条今本《北梦琐言》亦未见，转引自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五四《鬼三十九·柳鹏举》，第2908页。

[155] 张唐英：《蜀梼杌》卷上，大象出版社2003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一编第8册，第36页。

[156] 魏逅：《申请慎勘囚徒奏》，见《全唐文》卷八三九，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刻本，第8828页。

[157]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盐铁杂条上》，第423页。

[34]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二，第187册。

[159] 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光绪七年《武林掌故丛编》本，第3223页。

[160]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厢界》，第3540—3542页。

[161]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901页。

[16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三三，第150册。

[163]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街巷》，第5517页。

[164] 《永乐大典》（残本）卷五三四三“潮”字韵引《潮州府志》录南宋《三阳图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59册，页24A。

[165] 谈钥：《嘉定吴兴志》卷二《州治·坊巷》，第4689页。

[166]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三五至三六，第194册。

[16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是月庚戌条，点校本第6册，第1582页。

[168]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二，第173册。

[169] 王之望：《汉滨集》卷七《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2A。

[170]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三《城阙志四·诸仓》，点校本第2册，第1077页。

[17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三，第166册。

[11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类五·州县役人》，第7901页。

[173] 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五《乞省罢宜黄县监酒申省状》，页20B。

[174] 王质：《雪山集》卷六《兴国四营记》，页18B。

[17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九二，第89册。

[17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四月戊申：“诏诸州长吏，毋得遣仆从及亲属掌厢、镇局务。”点校本第2册，第246页。

[177]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〇之四，第150册。

[17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六《奏绍兴府都监贾祐之不抄札饥民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朱子全书》本第20册，第758页。

[179]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六，第177册。

[180]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至一四九，第166册。

[181]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题祥符县尉厅壁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印明钞本，第364页。

[182]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八，第173册。

[183] 毕仲游：《西台集》卷一《乞置京城厢巡检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A。

[18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一月戊申条，点校本第18册，第6290页。

[18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熈宁八年四月癸亥条，点校本第19册，第6373页。

[186]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四年十二月丁酉条（点校本第6册，第1511页）；卷三八六，元祐元年八月己酉条（点校本第26册，第9398页）。

[187]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八，第173册。

[188]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厢界》，第3541页。

[189]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〇，第173册。

[190]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防火》。第116页。又百岁老人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权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大象出版社2008年点校《全宋笔记》第四编第5册，第233页。

[191]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六，第173册。同书《兵》三之八载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一臣僚上言，建议“略效京城内外徼巡之法”，设置临安府巡检制度，也是规定“每一铺差禁军长行六名”。

[192]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八、九、一〇，第173册。

[193]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第173册。

[194] 同上。

[195]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八，第173册。

[196] 毕仲游：《西台集》卷一《乞置京城厢巡检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B。按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九元祐二年四月癸卯条记事注文，毕仲游于是年五月二十二日任开封府推官，推断这篇札子即上于他在此推官任上，点校本第27册，第9722页。

[197]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二，第173册。

[19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楼店务》引《治平记》，第7854页。

[199]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三六至三七，第194册。

[200]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九，第173册。

[201]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〇《防虞巡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第89页。

[20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八月丁酉条，点校本第4册，第792页。

[20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一四，第72册。

[20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一五，第72册。

[205]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开封府》，点校本第12册，第3942页。

[206]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一，第173册。

[20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七之九，第80册。

[20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十七·都厢》，点校本第3册，第1892—1893页。

[209]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三《官寺志二·幕属官厅·城南厢厅》注文引郑湜《厅壁记》，第3831页。

[210] 楼钥：《攻媿集》卷九四《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五册，第1657页。

[211] 《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点校本第15册，第5021页。

[212] 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六《赵氏馨奴》，点校本第3册，第1346页。

[213]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一八，第189册。

[214] 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四《东北隅·北一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80页。

[215]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三《城阙志四·狱犴》，点校本第2册，第1102页。

[216]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四《厢院》，第5979页。

[217]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一《与安抚论张侍郎论鲁六伤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第927页。

[218]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三二，第161册。

[219] 《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四四，第52册。

[220] 曾我部静雄：《南宋的隅及隅官：中国行政区划之隅的起源》，原载《法制史研究》第十卷，李明中译本，载《大陆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一期，第19—29页。

[221] 倪朴：《倪石陵书·拟上髙宗皇帝书》，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影印傅增湘校订宜秋馆刻本，第538页。

[222] 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三《令有不便则亦可收》，《湖海楼丛书》本，页15B—16B。

[223] 《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三七，第178册。按原文系年作“绍兴”，据其上下文及自注称引自《光宗实录》改。

[22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一《论民》，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7册，第2719页。

[225]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九，第158册。

[226] 所谓“地方化”现象，指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法令的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对其作合法或非法的调整或篡改，使之符合自己需要，参见拙著《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相关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7] 黄震：《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二《汉阳条奏便民五事》，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元刻本，第551页。

[228] 《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四四，第178册。

[229] 参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申将宁国府南陵县尉汪相如罢职事》，《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8B，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一《申杨提举新到任求利便状》，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四《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宋史》卷四一〇《范应铃传》、同书卷四一九《陈韡传》，等等。

[230]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九《榜被兵诸郡蠲免科役》，《四部丛刊》初编本，页7A。

[231]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九（第158册）等记载。

[232] 参见吴泳《鹤林集》卷四〇《王准赠修职郎制》，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三《己未上皇帝书》，《宋史》卷四一〇《范应铃传》、同书卷四一九《陈韡传》、《许应龙传》，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中《人物志二·列传·节义·杨邦乂》，《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四《人物志·陈康延》，等。

[233]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申将宁国府南陵县尉汪相如罢职事》，《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8B。

[234] 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一《申杨提举新到任求利便状》，页36B。

[235]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墨海金壶》本，页2A。

[236]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七《范隅官》，点校本第2册，第937页。

[237] 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别集》卷一〇《施行置场赈粜济所约束事》等。

[23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七《审实粜济约束》，点校本第25册，第5048页。

[239]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〇《浦城谕保甲文》，《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6A。

[240]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五《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12册影印清钞本，第637页。

[241]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参见前引百岁老人袁褧《枫窗小牍》卷下。

[242] 李绅：《杜鹃楼》，见《全唐诗》（增订本）卷四八一，中华书局1999年点校本第8册，第5512页。

[243]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〇《防虞巡警》，第89页。

[24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七《武备志·城内诸隅》，第3865页。

[245] 参见《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四三（第172册）“乡兵”相关记载。

[246]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杂门·失火》所引《杂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第913页。

[247] “赵元镇上奏”，见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明永乐刊本第3册，第2801页。

[248]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七《先达·程显学》，第7704页。

第三章
城市市场

本章讨论宋代州县城市市场管理制度。由于市制的演变是唐宋间城市发展的比较核心、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本章的讨论须从疏理唐代的市制入手。

一、唐代城市市场

唐宋间城市市场形态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论题。自上世纪30年代加藤繁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时期城市市场形态从唐代的封闭性坊市制转变成为宋代的开放性街市制的认识，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 [1] 。后来的研究，大多是深化或者细化加藤氏的假说，其中，尤其关于唐代城市市场形态的讨论，成绩显著。

尽管如此，由于此前的研究深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观察视角集中在从唐宋间历史的裂变，来构成对两宋城市市场形态的印象，专注一意，无暇其他，却也为后人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题，留下了一些余地。换言之，前人的讨论，多从阐发唐宋间“城市革命”的立场出发，由两宋时期之“开放”，来反观唐代城市的市场形态，即所谓封闭的古典市制，突出唐代官府对市场的控制，或者是下意识地，用以彰显唐宋转折在城市市场形态方面的表现。如张泽咸指出：“五十年前，日本学者加藤繁在研究宋代的都市发展状况时，追溯研讨了赵宋以前的坊市制，……其后，坊市制日趋破坏。但直至宋初，坊制仍存，经北宋中期以至北宋末年，坊制完全崩溃。前辈学者的意见，我认为可以成立。” [2] 可见“追溯研讨”，实为今人讨论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主流观察方法。不过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却是：像这样由后向前观察、重在历史裂变的视角，可能会忽略历史演变的前后承袭。如果——在关于宋代城市市场“开放”印象的衬托下——仅仅看到唐代政府对城市市场的管理与控制，就很容易忽略唐代城市市场在承袭前代旧制之余的进步，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变动在制度上所作的回应。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本人学识所及的范围之内看来是这样——它也会使得论者在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时候，停留于一般性的与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对比，满足于描述宋代城市市场的“开放”，而忽略宋代对前代制度在多方面继承与因袭的历史事实。例如关于宋代城市的“街市制”，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它的内部结构如何，我们依然所知甚少。观察历史，由前向后的照观，与由后向前的追溯一样重要。古人所说的会通，寓意或即在此。

下文就按历史的因袭与变革并重的思路，从市场设置与政府管理等几个方面，对唐代市制问题略述己见。

（一）坊市分离

首先让我们来归纳一下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作为古典市制的唐代城市市场形态的研究成果。

自加藤繁以来，关于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论著，数量众多，难以一一罗列。不少名家都参加了讨论，据刘玉峰的归纳 [3]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紧接着加藤繁之后，鞠清远、陶希圣两位学者即已就唐代城市市场法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4] 。陶希圣更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唐代的市场法规。至1966年，英国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也有专文讨论唐代的市场制度 [5] ，他的这篇论文对海外学界颇有影响。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唐代市场制度的讨论也多有佳作问世 [6]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复兴，参加讨论的学者更多，他们或者刊布专文、专书 [7] ，或者在著作中辟有专章，讨论这一议题 [8] 。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少学者的论点互有歧见，但遵循加藤氏的思路，经过多年研讨，大家对唐代古典市制的基本内容，看法日趋一致。

归纳起来，唐朝政府管理城市市场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有坊市分离、市场官设、专司主管、市籍准入、经营监管、市券契约、赋役征发、治安管理等方面 [9]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这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并不一定直接针对商业活动，而是“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安定的考虑而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 [10] ，主流的意见则是强调它“控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性质 [11] 。

实际上，上述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各方面内容的形成过程，其所针对商品贸易的不同侧面，以及国家在其中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论者未能细辨，一概论之，原因之一，也许就出于“追溯研讨”这样单一的观察视角。

综合起来看，所谓古典市制的核心内容，可归结为坊市分离、市场官设与官司监管这样三个主要方面，值得论说。

首先是坊市分离制度。

所谓坊市分离，指市必须设置于城市的特定区域，与居民区（坊里）隔离开来，不容相淆。相应地，作为城市人口居住处所的坊区，不允许随意破墙开门，在分隔不同坊区的街道上沿街经商营业。

至少在直觉上，坊市分离大概是最能反映专制政府监管、控制商品贸易的制度内容。不过这可能正是前文所谓单一视角的观察结果，如果改换一下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与其强调它是一个精心的制度设计，不如通过梳理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以探讨它的历史合理性，更有意义。

学者讨论中古城坊起源，大多归诸魏晋民族战争纷乱时期，刘淑芬的研究最为详尽 [12] 。刘淑芬指出，在一个新规划的城市中大规模地兴筑齐整的城坊，可能来自游牧民族的构思。魏晋时期完整的城坊制度最先出现于北魏时期的平城，是为了“以不同身分、职业分别城坊内的住民” [13] ，加强管理。此后北魏营建洛阳城，就承袭了平城城坊的设计，且更加严整 [14] 。这在这种城坊制中，坊市分离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必然有其参考凭借的依据，这就必须到更早的历史中去探寻了。

我国城市起源的历史悠久，学界已有很多的讨论，不少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这样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则几无异议 [15] 。在城市发展的雏形期，城堡作为封君的居住地，起初在它的里面，除宫殿与官寺之外，并不包含民居。后来随着人口的聚集，在城堡周边才慢慢地形成了一些居民区，以及匠作与商人聚集的区域。不过城外居民，包括工商业人口，也并不是漫无规则地散居，而是聚合成一定的居住区域，并筑有某些自卫性质的外墙，从而构成当时主要的聚落形式——里。这些居住区多附离于城的周边，后来，为了保护城外居民，各地不断扩展城墙以包裹实际扩展的城区，形成多重城墙即内城与外郭，呈现城市作为军事堡垒的实际地位。

不过，这样构筑而成的外郭，并不标志着由它形成了一个完全都市化的区域。也就是说，外郭所包裹的区域，实际上常常只是一个军事防御区而已。在郭区里面，可能仍存在大片农田与未开发地区，原先作为居民区、筑有围墙的里域，相互间并不一定融汇一体。城里许多居民可能是农民。在都城之外的其他地区，城郭规模要小一些，其构成的性质相同。直至秦汉，都城仍以宫殿与官寺为主。学者对史书所载汉代长安160个里究竟大多位于城内还是城外，意见分歧，迄今没有定论。齐东方认为：“无论是西汉长安还是东汉洛阳，目前发现的城圈内主要是宫殿区，只有很小的范围供居民居住，大量的居民应在城外。” [16] 但即便在城外，里也都筑有围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市场仍与一般的居民区相隔离 [17] 。

在城郭聚落如此构成的前提下，商贾匠作虽日见融汇于城市生活，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以群分、自成一区的基本格局未改。这种分离不仅仅体现在地理区块上，同时还体现在民众的身份限制上，这就是与坊市分离相应的市籍准入制度。古典市籍制规定在市场内从事贸易的商人之身份，也与一般城市居民截然有别，须著录于特殊的户籍——市籍，称为市户 [18] 。针对市户所设种种限制性的法令，反映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精神。同时，非市户不准入市设铺营业。基于城郭以防御作为它的基本功能，政府区分不同人群，对流动人口集中的市场区加强管理，顺理成章。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里（坊）与市区相隔离的趋势。当然，市籍制又是政府向商贾征发赋税的制度基础，具有双重功能。

汉代长安东西两市是这种隔离制度的典型，全国各地郡县城郭中也大多有类似的市。考古文献所见汉代市亭图，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封闭型市区的形象资料 [19] 。所以说，市场区与一般居民区相隔离的城郭形态，并非特定时期国家政权的着意创设，而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东汉以后，兵戈纷扰，城郭形态也进一步演变。逮至北魏修建新都平城，如刘淑芬所论，尽显游牧民族的构思，动机所在，无非是因为“先者人民离散，主司猬多，至于督察，实难齐整” [20] ，为了更好地控制各族民众，故此在中原固有的城郭制度基础之上而更整齐之，设置了更为严整的城坊制度，以期“奸盗永止” [21] ，并为后世所承袭。

尽管如此，从秦汉到隋唐，坊市分离的城市结构也并非全无变化。其一，居民与部分市场、手工业作坊等等逐渐从前期的被排挤在城外，改而大多挤进城内 [22] ；其二，举典型的都城的例证来说，汉代长安东西两市规模比后世更大，商贾多居住于市内，后来的市逐步变成单纯的营业区，商贾日常生活散落到各居民坊区了 [23] 。姜伯勤还指出：汉唐间市籍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不属良家子，后者却属良人，列入士农工商四民中 [24] 。这些都体现了不同类型的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逐步融合。

目前学者大多同意都城的这种里坊模式，“还被地方城市遵循和移置”。但这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制度设置，实际中不仅地方郡县很少筑有坊墙，都城内部有些坊区也未筑墙 [25] 。但从不少文献所载各地州市、县市的情形可知，商品贸易是集中在城市的特定区域的 [26] 。同时，各地大城市建有坊区的情形则屡见记载，如成都、太原、大同、镇江、幽州等等都是 [27] 。不过，尤其在南方地区，由于规模、地形等等的限制，这些城市的坊区不可能像北方平原地区那样整齐划一，市的区域也一样。如六朝时的建康城，里坊分布于秦淮河两岸，据学者的研究，就是“市坊混一，了无章法” [28] 。

如果说文明早期的城堡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阶段，经过千百年的演化，逮至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城市基本成熟 [29] ，指的是工商业区已经挤进城郭，与它们在行政与军事上的地位相近，工商业活动已构成了城市功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使得城市呈现出与乡村不同的风貌，其“经济性”日益凸显，成为了某一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但城市演进的步伐并未停止，这又是一个近千年的历史过程。坊市分离格局下的城市，工商业尚未与城市生活真正融合，大城市中相互隔离的坊区，甚至被时人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城郭 [30] ，今人也有视唐代长安城的坊里为“一个个强制移民的小城镇”的论点 [31] 。自唐代中后期起坊制逐步瓦解，工商业与城市之间的隔阂最终消融，中国传统时期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才最终成熟。在此同时，分隔不同人群的市籍制也自然瓦解。

因此，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唐代城市的坊市分离制度作为传统城市演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从后人“近世”眼光看来，当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其形成之初，却不能不承认它是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的。我们不能以后世政府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而做出调整的制度准绳，来衡量前代的历史。认为重农主义原则指导之下的抑商政策，导致了专制政府通过设计出坊市分离这样的制度，来“控制”城市工商业发展，恐怕是今人从“近世”的立场出发对历史的误读。城市工商业本身并不会直接损害政府的利益，相反，倒是政府需要不断向工商业征取赋税，来获取利益。社会经济对城市作为商贸中心的水准要求，城市居民经济生活方式，尤其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准之所决定的城市功能类型，才是最终决定城市工商业经营方式的关键因素。

（二）市场官设

市场官设制度也是论者断定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工商业的重要论据。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 [32] ，常被论者征引，是证明在唐代设立城市市场的决定权由官府掌握的关键论据。不少论者还常引刘禹锡《观市》一文的记载：“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泽将尽……遂迁市于城门之逵” [33] ，认为官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将市场人为地从一个地点迁至另一个地点，以此来说明市场官设的史实。不过，由于存世记载文字简略，其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完整，不得不依靠今人广征博引以解读之，有时主观性就难以避免，因此需要反复质疑，以求深入。即如景龙元年敕令，说它“至少是州（郡）县所在地才允许设市” [34] ，这样的解读当然并无不妥。但为什么只有州（郡）县所在地才被允许设“市”，就需要进一步讨论，并不是简单认为“隋唐朝廷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一说可以完全解释的 [35] 。

传统的市有不同的类型与性质，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的。例如唐代的长安城，据考古资料，其外郭城东西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 [36] ，东西两市位于城的北端两侧，总之南端稍远一点的坊区，去市的距离都在10华里以上，这对基本靠徒步出行的城市居民来说，就属于长途跋涉了。很难想象长安城居民可以完全依赖东西两市这样的市场来获取日用消费品，因此东西两市应该是服务于大宗商品交易的批发市场 [37] 。当然在不同层级的市场结构中，高层级市场必然包含低层级市场的功能，是一般规律。唐代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必然同时包含零售商业，以服务于官宦豪富等城市的上层人群，可能也包括市周边的一般居民，可以想见。不过它的市场类型并不会因此改变。以此类推，其他大城市市场的情形应该与此类似；在一些中小城市，虽然市的实际地理位置并不一定远离城市平民，它们的类型定位与其他城市相同，或者可以肯定。也正因此，史文中存有不少关于唐代长安城坊区内有零售商业的记载，后期更多。不少论者将其视为到唐代后期坊市制度逐步瓦解的论据，但已有研究证明，这类例证其实在前期也已存在 [38] 。

另一方面，虽说唐代政府希望尽可能对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但在州县政府所在地才被允许设置官市的制度，说明至少在其设计初期，是符合社会商品交易要求的。也就是：大体上在一个县区的范围之内设置一个具有全部功能的批发市场（集市），符合当时社会商品经济交换发展的水准要求。所谓全部的功能，指它包含从商品零售到大宗批发的不同类型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商品品质、交换过程与斛斗秤度等得到官府有效的监管，可以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不动产以及奴婢牲口等特殊商品的市券契约之签订与公验得以方便处理，等等。在此之外，一旦社会商品交换的要求超越了州县官市所能够承担的程度，新的市场就必然会在合适的地点自发地产生，这就是论者已经多所论述的自东晋南朝以来不断发展、主要位于农村地区的小型市场，在史籍中一般称之为“草市” [39] 。由于史文简略，我们现在还无法对这些小型市场的功能类型做出清晰解说，论者大多将其视为服务于农村地区日常生活用品交换以及零星农产品出售的基层市场，在特定地区，尤其到唐代中后期，随着交换经济的成长，部分草市已经具有某些批发市场的功能，也是可能的。当然，政府的制度设计常常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想见，不过史文中似乎也并未见到政府明确禁戢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因此，如景龙元年敕条之所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者，乃指这种功能完全的高级市场，而并不包括一般的基层市场，此其一；此类高级市场之所以须为官设，关键更在于官府为之设官置吏，实行管理，此其二。

关于负责市场管理的市令官吏，似可进一步讨论。论者多所引用的大中五年（851）八月的敕条，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州县职员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州县市各令准此）。其月敕：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唐会要》卷八六《市》）

据原《州县职员令》，州县均依大都督府之制，设市令、市丞，以及佐、史、师等吏员（实际员额依等级而有所减省），大中五年八月所颁敕令则对人户数少的中下县邑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那么，在规定其不得置市官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同时取缔各县的官设县市呢？敕文并未明言。不过在一个县区范围之内——有些县人户虽少，辖区地域并不小——连一个市场都不允许设置，民众的正常经济生活必将无从维持，显然不现实。因此可能的情形或者放弃监管，让市场放任自流，或者是由县衙的其他官吏兼管，只是敕文未予明言而已。笔者认为当以后一种情形为是。

根据这一例证略作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敕条，同时可能另有一层寓意：其所不得置者，并非一定指市场，而是指市官。在那些敕令规定不得置市的处所，草市正在不断产生，政府似并未颁下专条，予以取缔。同时，在人户数量较少的县区，若完全不允许设置市场，也不现实。敕条所不得置者，市官也，不允许在县城之外的乡村地区设立置有市官管理的官市。由此可知，唐代政府关于设立市令司官吏的一系列敕令，或者还有控制官吏数量的寓意在，这与我们对唐廷控制官吏员额、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基本行政思想的理解，是相一致的。早在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唐廷也曾颁发过一道裁省市令官吏的敕令：“三辅及四大都督并冲要当路及四万户已上州，市令并赤县录事并宜省。” [40] 看来也应该从省官减吏的角度去解释，不然，这一敕令所涉及的都是大中城市，怎么可能因裁省市令官而取消市场呢。不过上州市令官很快在第二年就明令复置了。

又，前引《州县职员令》记载大都督府市司管理人员，有市令、市丞、市佐、市史、市师等名目，但并未明确其地位品级。卢向前引《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以下杂录之文“（垂拱）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指出据此可知在垂拱三年二月以前，市司管理人员均为流外吏员。在此之后，也只有四万户以上的上州之市令为流内官 [41] 。所以《唐六典》卷三○“大都督府·市令”条下附注：“汉代诸郡、国皆有市长，晋、宋已后皆因之。隋氏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户四万已上者，省补市令。”所谓“省补”者即为入流。由此也可知市令司管理人员在官僚体系中处于最底层，系司仓参军的属员 [42] 。此外据《唐六典》此条，自汉代郡、国设市长，隋代设市令，到唐初，增置市丞，复有佐、史、师等名目，说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场交易兴盛，官府相应增加管理人员，显然是唐廷对社会经济变迁所做出的回应。

（三）市场监管

除前文所讨论的内容之外，所谓市场监管，主要指对商品经营过程的监管制度，内容很多，论者常引《唐六典》卷二○《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下列文字，以为论据：

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按《周礼》：“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迩也，而平正之。”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劵。凡卖买不和而榷固，榷谓专略其利，固谓鄣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谓在傍高下其价以相惑乱也。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丞兼掌监印、勾稽。录事掌受事发辰。 [43]

分析条文，其中如以“二物平市”即斛斗秤度管理，造器物者官为立样、工人题名制度，禁止以伪滥之物交易，买卖奴婢等需公验立券，以及防止商人“榷固”非法牟利、“更出开闭共限一价”即欺行霸市等条，实为政府为维护社会商业活动正常秩序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责，历代都十分重视，并不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可置而不论。体现着古典市制管理特征、需要讨论的内容可有：其一，建标立候，陈肆辨物，即分行列市制度；其二，击鼓会众、击钲散众的市场定时启闭制度；其三，以三贾均市，即时估制度；其四，前引景龙元年敕所提到的关于禁止诸行“更造偏铺”的条文，等等。

与坊市分离一样，分行列市制的起源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城市市场兴起的早期，商贾们按商品的类别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活动，随着政府不断介入市场，同时也是因为同一类商品聚集在一起相对方便管理，分行列市就成了官市制度的重要内容。从记载看，后世多力图遵从此条。西晋王彪之检校山阴市，因“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称其“多不如法” [44] 。所谓店肆错乱，应该就是指本应分行列市而山阴市却未能遵守。刘禹锡《观市》一文，述其将沅南之市迁至城郭逵道两侧，“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后，班间错跱，如在阛之制”，可见虽然是临时迁市，商铺却也是分行列布的，“如在阛之制”。这种分行列布之制，可能在大城市的市场中会很执行得较严格一些，在小城市中，市场规模有限，商贾不多，既难成类，“店肆错乱”或者不可避免。唐末五代以后，随着商品交易的繁盛，分行列市已不再纳入政府监管市场的条文，商贾们实际经营，仍不免按类别集中在一起，以至后代许多城市中都产生有一些具有共性的、以工商行业为标识的地名，如某行街之类，相当普遍。这也可以从某一侧面证明，按类别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活动，是符合商品贸易的基本要求的。

市场必须定时启闭是传统古典市制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虽然现实之中各地未必如条文之所规定，严格执行带有明显仪式意味的击鼓会众、击钲散众之制，但直至唐代后期，如开成五年（840）禁京师夜市令所显示的 [45] ，政府仍希望维持旧制。可是与前面讨论的分行列市制一样，如张泽咸所指出的，它们的目的不一定是针对商业活动本身，也就是在当时城市主要作为防御性堡垒的基本特性制约下，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城市防御的要求，非时营业，必然会给政府的监管带来困难。

每旬按时上报市场的“标准”物价，这就是所谓的时估制度。制定时估是市令司的日常工作。论者多视其为专制政府控制商业活动的一个论据，如刘玉峰就认为时估制度“即以三等时价来指导和调整市场物价”，这看来实在是太过高估了传统时期专制政府的能力。池田温从四个方面分析市估的实际功用，早已指出唐代市场“一般的买卖价格是自由商定的。而每旬的市估则以这种自由价格（时估）为基础制定，并成为官府一切交易和评赃的依据” [46] 。所谓“官市依估，私但两和” [47] ，前引《唐六典》所载令条明确规定“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即时估是在实物经济时代政府行政所需要的一个价格折算标准而已：或者是政府介入商品买卖，或者政府在将实物——例如赃物——折算成货币时所需要的一个标准物价，宋元以后各代出于同样的需要，也制订有类似的制度条文。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来监控、调整市场商品价格，只是到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远比古代更为强化、更为缜密的现代计划经济时代，才真正得以实施。论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时估制度对市场的干预，显然是由于古典市制之下政府干涉、控制市场的范式的认识导向，影响了他们对史实做出客观判断。

不过范式强化影响史实判断更典型的例子，还来自对“更造偏铺”法令的解读。景龙元年十一月敕令：“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 [48] 有论者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 [49] ，恐怕还可以再作斟酌。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敕，为学界所熟知：“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 [50] 这条敕令虽比前引景龙元年敕为晚，但显属重申旧令可知，估计这种现象在大历之前早就存在了。之所以禁止坊市街曲侵街打墙、接檐造舍，一方面是恐怕其破坏城市的防御功能，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此类行径有损公众利益，而与控制商业活动不一定相干。景龙元年敕之禁止“于铺前更造偏铺”，性质其实与此相同。于商铺前面更造偏铺，必然侵占公共土地，影响交通，有碍市容，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有意思的是，景龙元年敕令的下半句还提到“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却多为论者所忽视，令人不解。这自然是选择性解读之显例。这下半句的意思，应该指如果商铺在两侧拓展，不妨碍公共利益，则是被允许的。所以景龙元年关于禁止“于铺前更造偏铺”的法令，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不准店铺扩展营业规模”，清晰可知。

此外，唐代政府还立有专条，防止一些违禁物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如景龙二年九月八日敕，“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来赎生”，令金吾及州县市司严加禁断 [51] 。其所划定的违禁商品之某些内容，或者有反映中古时代特征的方面，但其本质出于维护国家一般的法律，并不存在特别针对市场活动、控制商品交易的用意，历代均有，不论自明，毋庸赘述。

综上可知，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管理的制度，除了那些关于规范经营、整饬治安、征敛赋税等一般意义的内容之外，例如坊市分离、市场官立、交易监管等等明显带有中古时代特色的条文，虽然不如后代的“自由”，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来有自，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准实际要求的。总体观察，与其说以唐制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不如说它受当时城市性质的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与军事堡垒的本质要求所致。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因袭演变的视角，观察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我们还可以发现，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至于学者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强调专制政府“控制”市场，其隐含的理论背景，更令人深思。

二、宋代城市市场

市场的发达，是唐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它有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城市市场繁荣与其形制的演变；城市人口“溢出”之后在城郭之外形成新的聚居区及其市场“草市”；随着小农的愈来愈被卷入交换经济，农村地区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前代作为军事卫戍据点而设立起来的那些军镇，日渐蜕化成了农村地区的商业性聚落，与此同时，一些村市繁荣起来，从而形成了由镇市构成的农村地区商业网络。前贤对这些历史现象已有不少论述，勾勒出了这一时期市场的概貌及其演变的基本走向 [52] 。后人接续讨论，应该基于前人的这些认识，有针对性地深入观察。

这里主要讨论两宋时期（960—1279）州县中小城市的市场形态问题。

加藤繁关于唐宋转折过程中中古坊市制崩溃假说的长久影响，无疑说明它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唐宋间城市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实，因此深得人们的认同。加藤繁在指出“商店以设于市为原则”的中古坊市崩溃之后，归纳宋代城市市场形态说：

到了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受到制限。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也还有相当程度维持着，以前存在于市的内部的同业商店的街区，到处看到超越了它的旧的限界。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以及交通便利的河畔、桥畔等处繁盛地举行。利用寺观或其他地方一旬举行几次或一年举行几次的定期市也时常举行。仓库也随着方便，自由设置。 [53]

可见，在加藤氏看来，从唐到宋城市市场基本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随着中古封闭型的市制之崩溃，人们可以在城市中沿街开店设铺，商业经营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只是由于行的制度的维持，在城市某些地域形成了同业商店的街区；另一是城市中仍存在着定期集市。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是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在认同加藤氏的假说之余，接续讨论、以使之深化者似乎仍然有限，尤其是，由于加藤氏主要以大都市作为例证，其与州县城市市场之间的差异或者关注不足，仍留给了后人作某些补充的余地。

（一）“州市”与“县市”

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城市，处于其作为商业聚落的初步发展时期，帝制国家的宫殿、官寺与兵屯常占城市主要区域，行政功能据城市的主导地位，居民区（里坊）与商业区（市）相互分离，处于依附性地位。其后民居与商业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虽逐步提高，城市作为商业性聚落的性质日益凸显，但坊、市相分离的基本格局，至唐代仍未被打破。自秦汉以来商业区挤进城市以后，直至唐代，尚未完成与居民区完全融合的过程。加藤繁认为到了北宋中期传统市制崩溃，新的城市市场体系才最终形成。他在分析了建康府城的商业街市以后指出：

……这里举出了东市坊、东市和西市。东市坊、西市坊是指坊表，东市门，不用说是门名，所谓大市、东市、西市，也不过是指坊表所在地的地名。这些地方，在唐代，大约是像长安东西市似的商业区域，而在宋代，尤其在北宋中期，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崩溃，因此，应该认为：后来东西市之类也已经化为单纯的地名。在那里，有时也许还有旧时的市的墙壁或门的残余，但是这些东西已经没有制度上的意义，可以自由地越出了它的范围，开设商店，建立行市。还有宋代文献中，偶尔也可以看到县市的名称，但是这也和东西市之类同样，已经不是规定的商业区域。 [54]

也就是说，在加藤氏看来，宋代城市虽然广泛存在着行、团、市等名称的、以行业为中心形成的商业聚集区，但基本沿街分布，与前代的市并不存在前后延续的关系。城市中旧有的市不免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为了单纯的地名。不过由于加藤氏主要引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来论证，其所讨论的也主要是都城开封与临安，以及苏州（平江府）、建康府等等这些大都市，它们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看来他并未留意。他常常会在列举文献之后指出其所涉及的是“大都市” [55] ，但在结论部分又将依据大都市的例证所作的归纳，视为涵盖所有城市的一般性现象。

1.“市”区

实际上，至少在两宋时期一般的州县城市里，东市、西市，或者州市、县市之类，大多并未“化为单纯的地名”，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值得关注。

例如加藤氏多所征引的南宋临安府，据地志所载，在依郭钱塘、仁和两县之外，其各属县县城的市场设置情形如下：

余杭县 | 县市:“在旧县西百步,周二里,汉（县）令陈浑置。”
临安县 | 东市:“在郭内。”
| 西市:“在县西一里。”
富阳县 | 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今移于西门外苋浦大桥东。”
新城县 | 县市:“在县西一里,周二百四十步。”
盐官县 | 县市:“在县西北百步。唐（正）[贞]观四年置,开元十年（县）令路宣远徙于县西南二百五十步。”
昌化县 | 县市:“在县西南百三十步。” [56]

分析上面这些记载，很清楚的是：其一，这些都是实际运作之中的市场，如富阳县的县市，原在县西一里以外，唐代万岁登封元年（696）徙往县城西北隅，“今移于西门外苋浦大桥东”。若为单纯的地名，就不必、也不可能再行迁徙了。其二，这些县市或在县城之内，或在城外，并不一定。其三，这些县市的布局不少仍维持传统的片状地块形态，如余杭县市“周二里”，新城县市“周二百四十步”。这与《天圣令》所载“诸市四面不得侵占官道以为贾舍”的关市令是相吻合的 [57] 。其四，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市场都是承前代之旧，虽因时因地或有移徙，但无不前后相继，接续使用着的。换言之，至少南宋时期临安府这几个属县的县市，仍位于前代旧址之上。

其他类似的记载也还有一些：如福建汀州各县，据南宋《临汀志》，其县市的分布情形为：长汀县县市在“在长汀县水东”，宁化县县市“在宁化县水南”，其他如清流、莲城、上杭、武平等县的县市，都在“县南” [58] 。

如福州永福县，据地志所载，辖三乡十四里，其中开平里之下附注“县市”；又怀安县，辖九乡四十四里，其中安康里之下亦附注“县市” [59] ，这表示两县的县市分别设于这两个里。若这里的“县市”仅为地名，自不必在政区之下另以附注说明。又长乐县，“尉旧治县市，后迁县东南隅”，可见相对于县城的东南隅，“县市”是一个特定的区域 [60] 。

如嘉兴府崇德县，据地志所载：“语儿市在县东南，隔运河三百步，后均为县市矣。县市，即古义和市也。” [61] 可知崇德县旧称义和市的县市，当亦位于县城东南，后来随着商业的扩展，与隔河相对的语儿市合并成了一个市场。

如平江府昆山县，“县以市名者二，曰市心，曰后市。市心在宝月桥之南，后市在后桥之西” [62] ，区位都很明确。

也有可从反面印证的记载。如苏州常熟县，据北宋初期的《祥符图经》所载，共有七个市，到南宋庆元二年（1196）修撰新志时，“今存四耳”，其中“县市，今废” [63] 。常熟的县市为什么废弃，史文未作交待，但这里的与其他现存四个市一样的“县市”，其原先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市场，而非单纯的地名，是很清楚的。也正因为它的“今废”，可知宋代文献所载其他县市、州市之类内容，是实际存在的市场。

这种情形并非仅存在于各类县城之中，一般州军城市也有类似之处，可与之相印证。如湖北峡州虽位于长江出川水道之要，据欧阳修（1007—1072）的记载，却是“地僻而贫”，城市建设十分简陋，“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景祐二年（1035）尚书驾部员外郎朱某出知峡州，大力修建城区，“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 [64] 。史文虽未明言这个“市区”位于城市的何处，所谓“市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市区”存在着与街坊相分隔的墙垣，但这个“市”是一个供民众专门从事商贸活动的区域，且建起了市门这样的标志物，记载是明确的。朱某在峡州之“作市门市区”，当然是参照了当时其他州县城市的设置，也可以想见。北宋皇祐元年（1049），定州知州韩琦（1008— 1075）命人重修孔庙，“再逾月而庙完”之后，又建州学，“即庙建学市垣北之地” [65] 。这个新建的定州州学的位置在“市垣北”，可知当时定州的州市尚存市垣。南宋绍兴六年（1136），王庶（？—1142）出知荆南府，当地因屡经战火，一片残破，王庶与士卒一起披荆棘，致材用，修缮城隍，同时也是“辟市区如承平时” [66] 。

如果说皇祐年间定州的“市垣”或为旧制之遗存，那么，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州县城市市场形制的信息，值得关注。如据地志所载，南宋四川泸州“郡西南皆山，东北濒江，山皆支分，高下不齐，不便于建市，故其东顺江，自北而南，为一长街，其坊五。其北自东而西，又为一长街，其坊一” [67] 。这里的“坊”，据载只不过是“立木为表”，即标识性的坊表，而泸州因地形所限，“高下不齐，不便于建市”，不得不沿江建为长街的表述，可见在时人的心目中，街与市并非同一类事物。如果说“街”是条状的、起着划分不同地块、且供人员行经、物货运输之用的通道的作用 [68] ，那么“市”显然仍为片状的、供集中的商贸活动之用的地块。又鄂州武昌县有县学，“初在市心……今其地为兵马司。崇宁五年以市西宣圣庙为之。淳熙间令周复迁于市东一百八十步，直南湖，占山水之胜” [69] 。武昌县学既迁于县市之西，复迁于县市之东，且其与县市之间距离精确至可以步计，则县市之有明确的地界可知，看来这个县市也是片状而非条状的。松江县的情形与此相似：“西亭桥，在县西市二百八十步……” [70]

比州县城市规模为小的一些镇市，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秀州青龙镇为海商汇聚之处，宋廷曾于此设立市舶机构，商业兴盛。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镇官修建镇区：“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滨，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创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甃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 [71] 按阛者市垣，阓者市门，可知青龙镇的镇市位于受福亭前的空地，官府铺之以砖，使之平整，方便民众的商业活动。

又如福建晋江县石井镇也设有镇市。石井原名安海市，因海外贸易繁盛，“镇最繁伙”；“东曰旧市，西曰新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建炎四年，州请于朝，创石井镇” [72] 。可见石井镇且有一旧一新的东、西两个镇市。

如据前引这些记载来分析，两宋时期文献中所存大量的关于州市、县市的记载，它们所反映的，看来都是集中地从事商贸活动的市场区块，可以肯定。因此，如绍兴十年（1040）十月，权发遣寿春府孙晖派人进入被金人占领的顺昌府侦探军情，“至十一日早假装近城打柴人，入顺昌府城西门于市西张客店内安下” [73] ，则顺昌府有市。绍兴三十年（1160），“一巨虎昼入（海州）城，伏于西市纪三家后稻囷之侧”，则海州有西市 [74] 。大致也是绍兴末年，据晁公遡所记，“彭山县市南有祠，临官道” [75] ，则彭山有县市。开禧初（1205），明州奉化县兴建工程，将位于县东北三里溪涧上的惠政桥由木桥改建为石桥，并增修两岸道路，“两旁护以石栏，东西接两市，南路入天台，北路通明、越” [76] ，则奉化县城东北溪涧两侧有两个县市。嘉定十五年（1222），绍兴府修整道路，“始于府桥，至轩亭及南北两市” [77] ，则绍兴府有南、北两市。南宋后期，衢州发生了一个奸徒以赌博骗人钱财，致人自缢的案件，“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群聚赌博”，则衢州有南市 [78] 。明州有颜公渠，“自桃花渡而东，迄定海西市，绵亘六十里” [79] ，则定海县既有西市，似亦应有东市。同样的，严州桐庐县有会通桥，“在县西市中，跨湖表为之” [80] ，则桐庐县的县市在县城西侧。而淳安县有古渠，“在县城内，引西山泉，经县市，东注” [81] ，则淳安有县市。明州昌国县“第二桥第三桥，皆在州市之南” [82] ，则昌国有市。又连州城厢有太平坊，“与衣锦坊对峙，通大市” [83] ，则连州有称为“大市”的州市。常州也有大市：“大市在罗城东南二里。” [84]

市既为州县城市中特定的地块，因此文献中出现城市中的居民因事“入市”的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如“袁州城内铁匠黄念四一女，以庆元三年春入市买盐” [85] ；又如饶州乐平县“大东关外一尼姑，俗呼为揽事游师姨，不详其所以来，日携一竹入市，为邻买物” [86] 。凡此等等，不必备举。

2.形制

这些州市县市既然大多指一个片状的地块，而非仅为条状的街巷，因此就衍生出了一个与此相应的地理名称：市心，专指市场的中心地带。崇宁四年（1105），常州民众洪寿、徐珫等募集民资，“重新砌换大市心石” [87] 。又如徽州，据地志所载，“酒税务，市心面南” [88] 。奉化县有镇东楼，位于“县东北四里市之心” [89] 。桥梁位于市心者，则称“市心桥” [90] 。有时州县地方官发布公告，张贴判词，也会明确要求“仍牓市心晓示” [91] ，以确保信息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前文提到昆山县市有以市心为名者，则未审何故。

出于征税、监管的方便，官府的税务机构大多设置于靠近市的地方，徽州酒税务在市心面南，是为一例，又如淳安县的税务，也在县市的北侧 [92] 。桐庐县则“税亭在县市，濒江，其街北为酒务” [93] 。

也因此，凡与市相关的事物，常常会被赋予相应的名称，如“市桥”。台州仙居县有“市桥”：“在县西一百三十步，景德四年建，以其处市中，故名。” [94] 明州象山县也有市桥，在“县南七十步” [95] 。此外又如“市门”，历代都留下了许多相关的地名，宋代也一样，最为常见。

不过宋代文献记载中的“市门”，由于涉及市的形制问题，需要特别讨论。

前引加藤繁的论述精辟地指出：由于唐宋间市制的更革，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县市之类地方，“已经不是规定的商业区域”。他并且根据一些大都市的例证，说明了两宋时期店铺随处设置于城市内外的情形。不过，在另一方面，前文的讨论也说明了，在一般州县即中小城市之中，市仍然是一地之商业核心区，而且这些市大多仍位于前代的旧址。这其中，还有位于城内与位于城外的区别。

根据对隋唐时期市制的认识，前人多将城市中市的形制描述成为一种四周一般筑有墙垣的封闭型区块，与居民区相隔离。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当然是典型例证。但是，前人将坊市墙垣的设置视为隋唐城市法规之通则，颇存商榷的余地。

例如加藤氏在论证唐代城市的坊市制度时，首先根据《唐会要》卷八六所载贞元四年（788）二月的敕文，提出“坊墙”这一概念，接着征引《唐律疏议》卷八所载之“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的条文，以得出关于坊市的规定属天下通制的结论，最后又征引了《唐会要》关于坊墙的严格规定，来完善其关于以墙垣分隔的、封闭式的坊市制为唐代京城及诸州县普遍现象的、影响深远的假说 [96] 。可是加藤氏的疏忽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从《唐会要》所征引的关于坊墙的敕文，都是针对京城长安的专条，而《唐律疏议》卷八所载之律条，才是天下通制：

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疏义曰：……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其廨院或垣或篱，辄越过者，各杖七十。 [97]

可见疏义已经指明：辄越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指其廨院之“或垣或篱”。加藤氏未能直接征引疏义下文的定义，却转而改引《唐会要》所载关于京城的专条，来强化他关于天下州县普遍存在封闭的坊市垣墙的描述，不免造成误解。部分坊市或有垣篱，却并一定意味着所有坊市皆然。若从《唐律疏议》所载条文分析，唐律似并未有作为全国通制的、关于州县城市坊市遍设墙垣的规定。正如唐律中有着大量的严禁民众侵越城墙的法条，却并未规定天下州县都必须修筑城墙，我们自然也不能从那些禁令来推论天下州郡都筑有城墙。

更何况全国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各异，风貌有别，都城与州县城市规模大小差别巨大，坊市形制难免各有特点。虽然不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见载有坊市的设置，虽然直至北宋前期，北方不少城市的确被证明存在着坊市墙垣——如前所文提到的定州的“市垣”，但多数南方州县城市，连城墙都未见修筑，自然更不可能有坊市墙垣。这就涉及这些城市中“封闭”的市如何设置的问题。

由于商贸活动兴盛，人口集中，市往往都是州县城邑中最为都市化的地块，一般不会有太多空旷地，而应该是店铺屋宇密集、街巷纵横之所，即便在隋唐时期，也应如此。换言之：在大多数城市中，片状的市的地块，应该是由街巷组成的特定街区。这在大都市中，可能是几个复合街区，如唐代长安东、西两市里面的形制就是这样 [98] ；而在中小城市中，估计往往只是一个十字街区而已，文献记载偶有印证。例如北宋淳化三年（992），润州城民众集资，为城内“大市”铺设砖面，这个“大市”又被称为“十字市街” [99] 。这应该是反映了自隋唐以来未修筑有外围墙垣的中小城市的市的形制。在宋代以前，出于制度上的需要，其实只要在这种十字街的各个入口处设门把守，就能将它封闭起来，并不一定需要在其四周筑墙设垣，虽然有一些城邑的市的确筑有墙垣。甚至在一些规模小一点的市中，由于商贾都已登录入市籍，店铺也都为管理市场的官吏所熟知，并不一定非得要在其周边设置墙垣、市门，才能确保它的“封闭”性。随着中古市制的瓦解，官府不再将商业活动限制在市的里面，市门不再具有制度上的功能，市区地块的街道也就自然地与它周边城区的街巷融汇在一起了。前述崇宁四年常州民众重新砌换大市心石，记文又载“并砌南街一十余丈”。看来常州的这个大市，也是个十字市街，并已经与南街连在一起了。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类传统的市已经占据便利的地块，虽然官府已不再强令约束商业活动必须在市中进行，但传统的市，大多却仍然是城市中的商贸活动集中的地块。换言之，法令虽已废弛，市的实际功能大多未变。也因此，出于传统，原先的市门作为一种标识体，也常常得以保留，前面提到景祐二年峡州的作市门市区，理应即属这一类情形。又如北宋仁宗时，“泉州旧多盗，日暮市门尽闭，禁民勿往来” [100] 。徽宗后期的扬州：“时朝廷铸大钱当千，已而改当五，旋复为三。令下之日，市门昼闭，人持钱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 [101] 可见泉州、扬州城中可能都有市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市的地块。又熙宁十年（1077），朝奉郎杨某出知信州，大兴土木，“学敝则新之，驿敝则新之，库及仓敝则新之，市门敝则新之” [102] ，则信州有市门。又南宋湖州地志在“坊巷”目下，有西市街，“市门至眺谷桥、县桥，接乌程界” [103] 。按眺谷桥在湖州子城之东，亦即就在城区之内，且湖州郭城各门均未见有称为市门的，因此湖州城里可能也有市门。

此外，由于各处城市连接外地的道路无不经过城门，城关都是交通要道，也有一些城市的市即设置在城关附近。入宋以后，随着城区人口膨胀，向城外“溢出”，也主要汇集于城关，城关更成了商贸活动集聚的区域 [104] ，所以不少地方的城门被民间径称为“市门”。如南宋饶州罗城共有四个城门，“西曰阛阓门，俗呼市门” [105] 。南宋洪迈（1123—1202）所记的一则鬼怪故事，说杨生“闻移饶州市门，娶妻开邸，生事绝如意” [106] ，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市门。

在一些县邑小城，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它们由于城区太小，市多设在城外，直至宋代都是如此，前文已经提到了不少例证。这些市的地块，出于管理上的需要（说详下文），估计大多仍然存在着门阙或相应的限隔内外的设施，以标识它们的经营范围。如前述明州奉化的县市在县城东北三里，地志在著录一个称作“登陆馆”的驿铺时，更载明了它的地点：“县东三里市南门之侧。” [107] 可知奉化的这个县市是仍然设置有市门的。又如南宋绍兴府的龙兴寺前市，“在城北二里，旁有市门桥，其北街曰市北街” [108] ，既有市门桥，估计同时也有市门。

归纳言之，最初由加藤氏所提出的关于唐宋间市制更革，人们已有了在城市内外随地开店设铺的自由的假说，有着充分的史实根据。不过前文的分析也说明了，至少在州县中小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市”作为城市的特殊地块，仍然扮演着一地商业中心的角色。这其实是容易理解的。从坊市制到街市制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在两宋时期，市尚未完全融汇于街衢之中。另一方面，古代城市经规划建成之后，一般情况下很难做整体性的改动，作为城市骨架的街市系统更是如此。明人戚继光（1528—1588）有言：“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毁也。” [109] 唐宋城市市场形制的演变过程，与其说是前后断裂的，还不如说承续性仍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城区市场

1.广义的市场

在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之后，城市市场制度确乎发生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至少在州县中小城市，在前述传统的、作为城市商业中心区的市之外，出现了将整个城区称为“市”的情形。如果将前者视为市的狭义概念，则后者可视为它的广义概念。

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可作印证。

前文述及南宋严州桐庐、淳安等县县市的情形，《景定严州续志》同书还记载了另一类“县市”。如淳安县，在“坊市”条下载：

县市为坊者一十有二：曰宣化，曰佐理，曰登云，曰擢桂，曰丛桂，曰延桂，曰还淳，曰阜民，曰惠安，曰时雍，曰固业，曰熙春。

其下文又特别载明：“状元坊二：一在县学前，一在邑东新桥。”由此可知：其一，淳安的“坊市”与“县市”实为同义词，指整个县城；其二，“为坊者一十有二”系指作为居民区的坊区，而下文的状元坊则仅为标识性的坊表。严州的其他各县记载与此相同，在各县的“坊市”条下，遂安县“县市之为坊者六”，分水县“县市为坊者十有二”，唯独桐庐县，作“县为坊者一十有九” [110] ，据前后体例，这个“县”下颇疑脱一“市”字；或者，也可以视为在时人看来，“县”与“县市”本为同义词。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1130—1200）知南康军任满，应命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他在离任前向朝廷上奏，报告自己在南康军赈灾工作：“照会本军去岁旱伤至重……续据管属星子、都昌、建昌三县共开列阙食饥民……本军各印给历头牌面，置簿历发送逐县。当职官给散付人户，预于县市及诸乡均定去处，共置三十五场，分差见任寄居指使添差监押酒税务监庙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员，监辖赈粜赈济。” [111] 在这里，朱熹将“县市”与“诸乡”相对应，也就是以“县市”来指称整个县城。同时，朱熹又在发下属县的《审实粜济约束》榜文中，在与“各乡”相对应的“县市”条下，具体说明了如何籍记各类应赈济人户的细则：

一，上等有店业、日逐买卖营运兴盛、及自有税产赡给、不合请给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一，中等得过之家并公人等合赴县仓籴米人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一，下等贫乏小经纪人，及虽有些小店业，买卖不多，并极贫秀才合请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112]

显而易见的是：在朱熹所列的各类人户中，不仅有开店设铺的工商户，还包括公人、极贫秀才等其他各类人户，所以，这里的“县市”，实指包含所有人户的整个县城城区无疑。

也因此，如南宋隆兴二年（1164）十月二十日，权发遣临安府黄仁荣上言，谈到余杭县南、北两湖“顷年以创置马监，洪水暴涨，泥土沙石亟涌入湖，遂致涌塞淤积，水无所归。乞将马监拨归南荡，可以施工修治”。在朝廷下诏指令他措置后，黄仁荣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今乡自备桩筱，修治两湖北中隔塘约四里，隔护湖水，免入县市，浸损民屋。即今塘岸损漏，欲候农隙日兴工。” [113] 他这里提出的要隔护湖水，以避免使它入“县市”，当然指的是余杭县城，而非余杭县狭义的市场。又福建莆阳县官在裁决一件园屋买卖纠纷时，有如下判词：“在法：‘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胡应卯父子生居县市，岂不晓此？” [114] 判词所谓“生居县市”，当然是指胡氏父子长期居住于县城，父母官脚下，按理应对典卖田宅当以合同契为据的常法，一清二楚。此外如“乐平医士潘璋，居于县市” [115] ；乾道元年（1165），江西余干县县治南面有一座称为“敕书楼”的牌楼，“黄蜂结窠颇高”，当地人议论纷纷，说这是吉兆，当出贵人，“是时赵子直家居县市，方赴省试” [116] ，后来赵子直（汝愚，1140—1196）果然中了状元；庆元三年（1197），汪经“就馆县市士人家” [117] ；又“浮梁画工胡一，居于县市，其技素平平” [118] ，等等。这些例证中的医士潘璋、士人赵汝愚、汪经所就馆之士人、以及画工胡一，他们之所居住之处都是“县市”——县城。而庆元元年（1195），赣州大雨，雷暴伤人，“闻郡市一书铺史林三者震死” [119] ，这里的“郡市”，指的就是赣州的州城了。前文提到有些州县有将城门称为市门者，当然也是径直将整个州县城区视作一个大市场了。

2.门税

市的概念之由狭义向广义扩展，一方面自然是如许多学者所业已指出的：随着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商业性聚落的地位日益凸显所致，所以才有如北宋孙升所论：“城郭之民，日夜经营不息，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120] 将城市视作服务于乡村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其中所涉及的关于市制更革的一些内容，也应重视。

在坊市分离时期，至少从制度比较成熟的秦汉以来，市的设置，有着明显的控制流动、防扼奸诡、重农抑商的政策目的。与此同时，它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确保专制国家对工商业的财政税收。只是在城市市场发展的初期，与同一时期专制国家的田赋征取方法相应，工商赋税征收的依据，更多着眼于人口而非财产。虽然与民众占田多寡的难题一样，巨贾与小贩之间的天壤之别，无疑也是专制国家征取工商赋税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不过征取的依据立足于人口，是十分明确的。所以，将商业活动限制在城市中的特定地块（市）、并通过特殊的户籍将按规定必须居住于市的工商业人口著录于籍（市籍），并按此籍向市人征取赋税（市租）的方法，显然就有了制度的合理性。郑玄笺注《诗·大雅·韩奕》“实亩实籍”句：“籍，税也。” [121] 按籍征赋，这大概就是市籍的本意之所在了。自上世纪前期以来，学者对汉代市租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深入，明确了市租又称市井租税、市肆租税或市税。市租是针对在“市”中从事商品交易的商贾，根据其销售额课征的商品营业税。由于商业经营规模有大小，因此市租的征敛采用“占租”的方法，即由商人自行申报经营额，同时由市吏审核，征收。而商贾之著于市籍，什伍编制，连坐管理，置有列长等措施，则是官府得以征收市租的制度保证 [122] 。也因此，西汉名臣何武的弟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 [123] ，即指何显因有市籍，须纳市赋，却数有拖欠之事。此外，如商贾租用官府的邸店货栈，也须交税，称为“廛布” [124] 。东汉永元六年（94）三月，汉和帝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 [125] 民众因灾荒流离，偶有贩卖者，朝廷表示特恩，免收市赋。

不过除了登录入籍的市人之外，难免会有临时入市经营者，官府必然有相应的管理措施。西汉长安令尹赏整顿城市治安，下令将“无市籍商贩作务”者，与“轻薄少年恶子”一起“悉籍记之” [126] ，证明平时还是有无市籍者入市营作的，只不过具体管理措施史文不明。至北魏时期，就有了对入市者征收门税的规定：“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127] 北魏始征市门税，据史文记载是由于“魏末，盗贼群起，国用不足”之故 [128] ，店舍按五等征税，则属传统市租的延续。市门税此后兴废不常。北周孝闵帝太平元年（557）正月，除市门税，两年后，周宣帝即位，又重新征收 [129]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税” [130] 。从魏末所定每人征取一钱的数额看，市门税算不得苛征，看来就是针对偶尔入市的贩夫贩妇，市租的主要内容还是按店舍铺面及其营业额征取的。

唐代前期是否征取商税，学界有分歧 [131] 。从长安二年（702）崔融（653—706）反对有司税关市的议论看，唐朝政府当时并未征取市门之税，估计按市籍向工商业者征取市租，仍是主要手段。大致到开元、天宝年间，商税兴起。至建中元年（780），应户部侍郎赵赞上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千税二十文” [132] 。所以姜伯勤指出唐代市籍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世纪末户籍制格局变动，两税法的推行，消除了行商与坐贾的界限 [133] 。行商既已阅货计钱纳税，市籍制之所登录的坐贾也须按“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原则交纳营业税，传统的“以人丁为本”的市籍制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与此同时，市坊隔离的体制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尽管如此，在唐宋之际市制更改的大前提之下，仍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被制度设计者所忽略，那就是自北魏以来以市门税的形式所征敛的那部分对象——小商小贩。于是，传统的市门税制被承续了下来。唐朝中后期是否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史文不明，宋代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宋制，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两种，过税由各设于交通要道的税务向行商征取，住税则由商贾向交易地的商税务交纳：“凡商贾之赋，小贾即门征之，大贾则输于务。” [134] “务”者，指各地的商税务。宋场务令规定：

诸州城门守把兵级同税务公人检察商税，应税物入门批引赴务，仍注时辰及次第。其引，每月约数赴州印烙给。 [135]

与此同时，宋廷还对商人运税物入门时“公人、兵级邀阻留难”等行为，规定了处罚条款 [136] 。因此，北宋末年李元弼编写官箴书《作邑自箴》，列有告示各客店户的榜文，其中“知县约束客店户如后”各条，特别指出：“一，说谕客旅，凡出卖系税行货，仰先赴务印税讫，方得出卖，以防无图之辈恐吓钱物，况本务饶润所纳税钱。” [137] 这是要求客店户配合官府的商税征收。

小商小贩，小本经营，且多属短途贩卖，一般不在税关征取的范围之内，也不可能要求他们都到商税务纳税，于是就在城门设卡，令其直接交纳商税，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如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二十八日，有上封者言：“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请降条约，令于城邑交易，冀增市算。”上封者所希望增加征收的“市算”，主要应该就是门税。亏得宋太宗不欲贪此小利，以为“徒扰民尔”，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138] 。门税又有入门与出门之别，大致上，城郊乡民“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 [139] ，收的是入门税；而商贩从城市兴贩物货出城，则须交纳出门税。如天圣二年（1024）四月，据都商税院上言，原来民众将银锭及银器出京城门，需要每两税钱四十文足，金锭及金器却不必纳出门税，因此建议“请自今每两税钱二百文省”，得到批准 [140] 。

熙宁七年（1074）三月，有一位开封府的监门官郑侠（1041—1119）就宋廷推行市易法等事务，向神宗上奏，其中提到，由于开封各城门都按市易务的指令，凡有商货入门，必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官卖，以此商税大亏”。为了弥补商税的亏空，都商税务“遂立专拦等仓法，而监官饶税一文以上并停替。以此税钱严紧，凡出城门之人，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一日之间，至数百道引目，出门不过收三五文税钱，并须得引照会，门头方肯放过，不然即断罪抽分，大可骇笑” [141] 。宋廷为此特地派遣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减定在京诸门税额 [142] 。

也正因为门税所收多为贩夫贩妇的“些小系税之物”，税钱有限，却关系着贫苦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每当水旱灾荒，或南郊祭祀、新君登基，需要昭显皇恩之际，宋廷常常会下诏减免天下房赁及门税。如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因宋高宗母亲韦太后生病服药，“放房钱、门税各半月” [143] ;乾道二年（1166）三月，洪适（1117—1184）上奏也提到：“涉春以来，常阴为沴，祷竺宫以迎梵像，放房缗而蠲门税，一见至再矣。” [144] 有时地方官也有类似的举措。朱熹在知江西南康军任上，就曾因灾荒，下令减免门税：“合将客旅步担兴贩纱帛药草丝绵杂物依旧收税外，其余乡民应有些小土产物货入城转变，并与减饶三分之一，合行约束，不得因而作弊。” [145]

由于门税属于宋代商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征收广泛，考古学界已经发现了不少镌刻有“门税”字样的宋代银锭，可为佐证 [146] 。

3.市民

门税制度的推行，对两宋城市市场形态带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影响：根据官府的法规，市场的范围从自秦汉以来在城市中特定区域所设之“市”，扩大到了整个城区。也因此，处于这个市场范围之内的居民——亦即全体城市居民，而不仅仅是以前那些被著录于市籍者——开始被称为“市民”。

宋代以前，由于市籍制的推行，著籍者一般被称之为市人，市人成了在市中从事工商业的特殊人户的代名词，他们往往只占城市人口的一小部分，且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的意味。至唐中后期，“市民”一词开始在文献中露面，如永泰元年（765）八月，仆固怀恩联合吐蕃、回纥等族的军队，试图进占长安，史载“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 [147] ，这里的“市民”看来就是指由于城门被关闭后从墙穴遁去的城市居民，但系指所有居民还是与市相关的特定人口，不能一定。由于例证过少，难以据此证实泛指性的“市民”一词确已取代特指性“市人”指称，成为了城市居民的代名词。还有一些记载，被论者引为例证，如“梁刘鄩，唐末刺淄州，署行军司马。及韩全诲矫诏征天下兵，鄩以偏师陷兖州，一夕而定，军城晏然，市民无扰” [148] 。其实这里的“市民”，不妨理解为“市场与民众”更为合适，似未构成一个单一的概念。换言之，我们难以证实这种名词的更替属于偶然的例外，还是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不妨将其视为“市民”概念诞生的准备时期，更为妥当 [149] 。

只是到了宋代，随着前述门税制度的普遍推行，在国家法规的框架下将市的范围从城市的特定区域，扩大到了整个城区，对于特定人群称谓的变更才最终得以完成。也因此，在市民一词之外，用以指称城市居民的还有市人、市户等名词。总之，这是在将整个城市视为市场的语境之下产生的历史现象。在此之后，城乡对称也就基本上与市与乡对称相应了。

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可以印证。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六日，潞州上党县官吏士庶因久旱不雨，到五龙庙祷雨，不想龙王极为灵验，“皆不及下山而雨，旁及诸邑，率报沾足”。祷雨者遂立碑以志其事，“同行僚属及市民之在列者咸著于碑阴”。在碑阴著录的人名中，除潞州节度判官、上党县令等一干地方官吏外，还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等人 [150] 。在这里，“市民”与“市户”显属同义词，成公济、陈士敏两位落款为“本州助教”，估计是进纳买官的，总之他们有资格与地方官吏一起祷雨，当属上党县城里有相当地位的居民，可以肯定。《州县提纲》讨论州县城市预防火灾的措施，有“市民团五家为甲，每家贮水之器各寘于门”等条 [151] ，当然指全体城市居民。又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二十八日，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兼知黄州左謩上奏，报告黄州火灾一事，提到“证得火灾所烧，并是旧城外居民及当街市民，所有新城里丰淮、齐安、煮酒三库，及应干官府廨舍仓库诸军寨屋，即不曾损动” [152] ，也可知居住于城区街市者，被称为“市民”。

庆历三年（1043）九月癸巳（二十九日），宋廷颁下《律外条贯别定赎法诏》，针对民众犯茶盐酒税之禁的现象，“或细民难知，或人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之类”，规定可以别定赎法。所交赎金，“乡人以谷麦，市人以钱帛” [153] 。这是以国家诏令的形式，明确将市人与乡人对称，而这里的市人，当然指城市居民无疑。

这样的概念对称，在其他的一些记载中也常有所见。如宋代的职役，自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废差法而行雇法，由于所雇者多为坊郭居民而非乡村人户，因此也被称为“自罢乡户用市户，而州县之吏罕良民矣” [154] 。可见在这里“市户”是与“乡户”相对应的概念。同样的，南宋黄震（1152—1221）在知江西抚州期间，曾因灾荒，行牒下属乐安县，措置赈灾事宜，其中提到：“乐安介万山间，每当歉岁，卒至乏食。……但常年官司排粜，止及在县市户，其在县郭外以及四乡，实系辛苦农种，根本之民，官司反不暇及。” [155] 也是将市户与“县郭外以及四乡”的农户相对称，市户当然是指所有城市居民无疑。

市人市户之与乡人乡户这样人群的对称，也必然导致市与乡的地域对称概念的产生。南宋宋自牧判决衡阳县唐黑八与蒋黑念二两个恶霸，特别指出：“此两虎分霸在乡在市，若不剿除，吾民其为鱼肉矣！” [156]

南宋末年，高斯得撰《永州续惠仓记》，提到：“永之为州，市民为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春夏之交，苦于贵籴。” [157] “市民”之指永州城所有城市居民，更为明确。与此相似，知处州胡颖处罚赌博案件，为鼓励民众告发，特立奖赏条款：“且以近常立赏，许同徒人告首，今曾细三能自首，而熊幼乃不能。曾细三免罪，仍支给一半赏钱，仰当厅领赏，担往诸厢，叫报市民曰：‘自首赌钱人曾细三，请到赏钱几贯。’仍以此写纸旗一面，插在担上，庶几人人相劝。熊幼杖一百，枷项令众，候犯人替。” [158] 胡颖令曾细三挑着赏钱到城区“诸厢”，将受赏之事告知市民，当然也指整个城区，而非仅为市场地域。

宋制，城居者为坊郭户，乡居者为乡村户。州县城市之外，镇市居民也被归为坊郭户，学界已有定论 [159] 。城郭之民虽然“类多工商” [160] ，官绅军吏等等非工商人户也占很大的比例，这是常识。曾有学者提出，“市民”、“镇民”应当仅指城郭中的工商业人户，不能与一般城市的“坊郭户”概念混为一谈 [161] 。不过据前文叙述可知，及至宋代，市民、市户、市人等等概念，就其主旨而言，无疑已是城市居民的代名词了。此外又如有文献记载：宣和三年（1121），河北真定府行唐县封崇寺创铸大钟，落款捐资者中有姓王的“市户官人”，与姓杨的“市户承信郎” [162] 。又南宋“鄱阳市人江友，以庸力自给，一生不娶妻……” [163] 这个江友，为一以庸力自给的苦力，却也被称为“市人”。

宋代州县城邑之外的大多数镇市，由于尚处于从乡村聚落向都市转化的过程之中，都市化水准有限，居民中的农业人口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既然国家户籍制度已将他们列为坊郭户，所以镇市人口也多被称为市民。如王安石（1021—1086）曾替宿州临涣县柳子镇一位纳粟捐资的“市户”起草授予其本州助教的制书 [164] 。元丰六年（1083），河东路有人户“创造香炉壹座，谨献上黑水大王”，落款为“河东平定军西草市坊市户郭秀” [165] 。宣和元年（1119）四月，“沧州清池县饶安镇市户张远”等人，因“各为烧香受戒，夜聚晓散，男女杂处，互相作过”，被宋廷“重行断罪” [166] 。南宋庆元四年（1198）三月十八日，宋廷因位于长沙、益阳、湘阴三县界首的衡山县桥口镇“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盗贼出没，亦于此窥伺，市户二千余家”，无人弹压，下诏将潭州衡山县赡军酒库官改作桥口镇监镇官 [167] 。实际上这二千余家市户，有许多并非工商业户，可以肯定。又端平年间（1234—1236），吴潜（1196—1262）知隆兴府，因进贤县土坊镇酒税害民，上奏请废镇，提到此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而且酒税官豢养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 [168] ，可见在这里“居民”、“镇户”与“市民”都是同义词。

宋代以前，专制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分城乡，因此需要对从事商业的商人另编市籍。从中唐时起，由于城堡进一步与市场相结合，城市与商业聚落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也逐步与商业人口性质相近，他们作为有别于乡村户的特殊人群，其内部也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同时伴随着两税制的推行，舍人税产原则确立，商人另编市籍的制度得到更革的契机，开始出现将全体城市居民——而非仅指著录于市籍的市人——视为特殊人群的概念产生，就这是“坊郭户”之称 [169] 。到了宋代，坊郭户作为与乡村户相对应的户籍类型已完全确定，城市居民更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为市民。从这个角度讲来，中唐以前著录于市籍的市户，实可谓后世市民之前身。

（三）市场监管

中古坊市对立的体制瓦解以后，商业经营活动赢得了更多的自由。不过，除了“初无收税之法”的乡落墟市 [170]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宋代的市场都离不开官府的管理。

前人讨论宋代的市场管理，集中于商税科取、行役征发，以及科配时估等内容，成绩斐然 [171] 。下文对前人讨论之余义略作补充，并就市令官吏与市场置废等方面，稍作深入探讨。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不外乎于关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商品贸易的正常进行，二是维护政府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利益，这包括向工商业征取市租商税，以及在官与民买卖发生贸易关系时官府的利益。正出于这样两方面的需要，国家当然不可能对市场放任自流。前引加藤繁的研究指出，随着唐宋间市制的更革，“到了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受到制限” [172] 。虽然他也讨论了在城市中仍存在有不少以街路为中心的同业商店开设的定期市，以及“除此以外，还有种种的定期市” [173] ，但基本上是将其视为由民间商贸活动自发形成的商业场所。实际上，在各州县中小城市，这些“定期市”，应该就是前文所讨论的州市县市，它们的设置，离不开官府的管理。

南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有如下记载：

大市在罗城东南二里，旧置务，有市令、市长典市，后惟差市长。贸易物货，以惠民旅。务久废，市令今隶录参厅。 [174]

从史文可见，常州大市旧置务专司管理之职，后务废，但市令一职依然设置如故，可知官府并未放弃对大市的管理。

实际上，出于征取商税需要，只要稍具规模、达到设置税场标准的市场，无论在城在乡，赵宋政府必然派遣专人以司征敛、监管之职。这其中，市若位于城内，由于有城墙的限定以及门税的征取，其外延是相对明确的。但因为市又必然为城区中的某一特定地块，由于店铺众多，人流云集，交通繁忙，官府至少在市政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所谓“作市门市区”，估计就是指的这类事务。此外如以砖石铺地，也是经常性的工作。如南宋徽州城，地志中特别提到“市皆甓甃” [175] ，当然透露着所甓甃者仅市这一地块、而非整个城区的信息。

市若位于城外，虽然已不一定存在垣篱之类界限物，对于经营者与管理者双方来说，都必然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当然，因时因地，或出自历史遗存，或后人为了管理的方便，树立类似于“市门”的标识物，也有可能。前文提到如余杭县市“周二里”，新城县市“周二百四十步”等记载，即表明它们的地域范围。同时有关“市门”的记载，也表示着类似标识物的存在。

市的设置须经官府许可，设置的标准一般视这个市场所能征取商税的数额。由于国家财政状况的差异，设市的起点不同时期应当有所差异。北宋天圣四年（1026）正月三日，宋廷规定天下酒务、道店、商税，年额不及千贯以下者，不再派遣官吏监管 [176] 。也就是说当时一般每月能够征收商税一百贯以上的市场，都由官府直接管理。

关于市的置废，文献中有一些相关的记载。前文所引至道三年有臣僚上奏建议，请降条约，将岭南村落之“间日会集裨贩”的虚市，“令于城邑交易”，虽然未被采纳，但也反映了官府有权力封闭民间墟市，将其合并到官方所设置的市里面去。直到南宋，仍有相类似的记载。孝宗年间，赵善誉（1142—1189）知抚州临川县，“或议虚市比之私创税场，请撤屋罢市。公力沮之，以从民便” [177] 。这个虚市之所以未被“撤屋罢市”，得以存留，看来全靠赵善誉的善政而已。文献中关于地方官为方便民庶、招徕商贾而创立市场的记载是比较多的。如南宋王自成（1168—1221），嘉定十四年（1221）为韶州翁源县令，他“先教化，……立墟市，行保甲，通商弭盗，瘴俗苏息” [178] ，所谓立墟市，当即指在农村地区创立市场。又如孝宗年间，吴儆（1124—1183）知饶州安仁县，“安仁旧号冷邑，公至，则肃吏厚民，薄征缓赋。异时负贩少有至者，公立为会市。会之日，官无征敛，市不二价，约束明肃，商贾四集，皆得所欲以归，于是井邑饶富，江东壮县，或愧焉” [179] 。这则记载之所以值得关注，看来就是因为吴儆创立会市后“官无征敛，市不二价，约事明肃”，严管理而轻科取，才使得商贾四集，以致邻县自愧不如。同时，这当然也折射出了一般情形下官府是要有所征敛的信息。

也许是创立市场可被视为德政，而废撤市场难免有损于民，因此文献中这类反面的记载较少。前文所引常熟县市“今废”，可为少见的一例。宁宗嘉定元年（1208）有一则关于筠州高安县云石市的记载，值得关注：

高安之旌义乡，有墟市曰云石。厥土惟夷，厥货惟楮，惟丝麻，厥惟粟麦，惟酒，隶于省籍。距豫章之新义墟五里有赢，两墟迭为消长。云石以靖康兵火废，新义专龙断，凡七十年，以致人心狡于射利强弱，贾货者溃。绍兴乙卯，复兴云石，新义益落。失利者妒，鼓簧于郡，以窃关征罢之，交易散亡，不得其所。开禧丙寅，栾城苏公来镇筠郡，士途告以利病，墟复兴。新义衰贿欲褫，秘阁赵公持节江右，以日中聚货，沿袭由古，檄郡惟民便。适苏解印绶，通守三山黄公摄郡事，龟照兴没情伪，云石得弗废，民是以和。 [180]

分析记文，云石市原“隶于省籍”，则是一个经官府批准而设立的官市，它与邻州的新义市相距仅五里远，不免相互竞争，“迭为消长”。后新义市经营不善，怪责于云石，想通过上级官府的干预，强行封闭云石市。亏得有苏、赵、黄等良吏的主持，惟民所便，云石市才未被废弃，民众因此刻石铭文，以记其事。可见官府的批准与否，对于农村集市的兴废，是颇为关键的。

就中小城市而言，我们似乎不宜将农村墟市与州市县市这样的城市市场区分开来讨论。实际上，除商贸兴盛程度与市场规模大小之别外，两者并无本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两者都是以为周边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易服务为主，而以为城镇人口服务为次。那些位于城市外面的市尤其如此。如果说州市县市是市场辐射圈相对大一点的交易中心，则农村墟市的辐射圈相对小一点而已。文献中关于农户出于种种需要而进城交易的记载，已为学者从各不同角度所征引、讨论，如范成大的《夔州竹枝歌》：“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 [181] 农人进城就是为了“趁墟”，与他们之去其他农村市场，差别不大。所以王炎说四月之后的农忙季节，“县市寂然，谓之荒月” [182] 。另一方面，间歇集市与常设市场也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种不同事物，一般情况下，只要市场稍具规模，就必然会出现每日开张的店铺，服务于城镇居民与临时赴市的农户，只是等到定期的集市之日，才会有临时的商贾与趁墟的农户，云集于市。加藤繁指出即如南宋临安府这样的大都市，在行、团、市等行业商铺云集的街区，都设有定期市，是十分精辟的。中国近代商业史的事例，也可作为辅证 [183] 。

正因为当时的市场往往兼有常设店铺与定期集市两种功能，尤其在主要服务于周边农村人口的中小城市，市场的形制不免受其制约，在街衢之外留有充分的供临时设摊的空地 [184] 。前文讨论的宋代州县狭义的市多为片状地块而非线状街巷，原因在此。这些地块的设置，也清晰留下了官府介入管理的痕迹。加藤繁已有讨论，这里作一些补充。

商贾开店设铺之处，如果属于官地，则需要交纳相应的赋税，宋制称之为官房廊钱。一般供人居住的房屋与供开设店铺的街面房，租金是否有高下之别，文献中未见相关记载。不过不同地段房屋租金高下差别颇大，属于常理，史文中记载也是相当明确的 [185] 。租赁店面的租金，当时又称铺面钱、地铺钱、店铺钱，形式上与秦汉以来的廛布相类似，属于城市的房租或地租，公私皆有。所以朱熹说：“‘赋其廛者’，谓收其市地钱，如今民间之铺面钱。” [186] 唐五代以来，这种租金估计是一直征收的。如原来在南汉政权统治时期，每当市集，民众出售柴米等日用品，“邕州人收一钱以为地铺之直”，北宋淳化元年（990）十二月十六日，宋廷有诏予以免除 [187] 。这与北魏以来的市门税颇为相近，只不过它从城区扩大到了所有城乡集市而已。又咸平五年（1002）二月十九日，史文中有宋廷免除果州“官邸店本课外地铺钱”的记载 [188] ，“本课”当即指官房廊钱，而“地铺钱”则是专门针对店铺门面征收的赋税了。果州的事例，因属本课与地铺兼收，被宋廷免除，一般作为邸店租金的赁金，不管公私，当然是要征收的。如南宋明州楼店务所管辖征收租金的各等官地中，其中“第一等地上则”，“自府前街两岸，取四明桥，自能仁寺前市廊西街北岸，至贯前巷口，自贯前巷口市廊南北岸，止永济桥” [189] 。看来明州的这一条市廊正是沿着市河两岸设置的。汀州也有城内厢“行廊钱”，由官军典催纳，每年五贯三十四文省 [190] 。

也因此，不免常见有地方政府扩增官市，以增加地铺钱收入的举措。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六日，宋真宗在赴泰山祭天回程路经郓州时，见其城中街巷狭窄，询问原因，地方官回答说原来迁徙造新城时，街巷是比较宽敞的，后来“守吏增市廊以收课”，才造成拥挤不堪的现象。真宗于是令其拆毁市廊，增扩道路 [191] 。天禧二年（1018）八月二十一日，据閤门祗候张明上奏汇报他在知邕州时的事务，“本州配率竹木，修盖官市廊店”。他改为以仓司头子钱修盖，不再配率于民 [192] ，算是一桩德政。官市廊店，应该就是指官府所设市场中供商贾租用的铺面。神宗熙丰年间，推行市易新政，因此出现市易官员强令商贾“须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冀增收课利的现象 [193] ，早已为学者所关注。又如南宋武冈军官学的大门，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移于梁溪之南，“与旧址夹溪相望为门，教官旧亦居溪南，临衢道”。五年后，宋廷省罢了武冈军的教官， “有言于郡，敞其宇为贾区，可以获僦利者。自是群小鳞集，而学者昕夕往来出其傍，甚以为病”。这是将原来教官的廨舍改作了官市，以收取铺面租金。据载教官廨舍旧址“东西三十步，南北三之”，是长方形的地块，改作“贾区”十分合适。后来经数任守臣努力，直至淳熙十二年（1185），才废罢官市，恢复教官廨舍，使书生们不再受嘈杂市声的干扰 [194] 。又淳熙五年（1178）十月八日宋廷所下诏书中，提到二广墟市有“落地税钱” [195] ，估计是与宋初曾明令废罢的邕州地铺钱属同一类性质税赋，可见各地仍有征收。

这些州市县市，既然有税赋之征，以及下文将要讨论的行役征发、交易管理等事务，与前代一样，必然得有相应的官吏来负责，不可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前文所引《咸淳毗陵志》“市令今隶录参厅”一语，给了我们以明确的信息：宋代州城市场的管理工作属于录事参军的职责。其他文献也有一些记载可以印证。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二月二十二日，礼部上言，提到西和州申奏本州从岷州改名为西和州后，有一些官衙的名称与它们管辖事务尚未厘正，提议“市令司委知录，其余户婚民讼归倚郭长道县”，得到宋廷的许可 [196] 。周必大（1126—1204）也曾称：“诸州录事参军，于令为从八品，掌郡狱及军资、市令之政，实曹掾之首。” [197] 这些例证，前后都是一致的。李纲（1083—1140）撰张端礼（1081—1132）墓志铭，记载他在徽宗后期被“辟杭州司仪曹事”，“兼掌市司政令” [198] ，需要略作解释。按徽宗崇宁四年（1105），曾命州县效仿尚书六部，改录事参军为士案、司户参军为户案等等。其中有仪案，对应于尚书省的礼部。不过原先州县属官中并没有与此相应的设置，属于新增，因此实际是由士案兼任的。政和三年（1113）又改诸案称诸曹，所以仪案改称仪曹，直至建炎元年（1127），“始悉罢曹掾，而幕职以下悉如祖宗旧制” [199] 。不过从张端礼的职衔看，当时杭州的仪曹并非是由士曹兼任者。估计杭州为大郡，诸曹的设置较其他州郡为齐全之故。正因此故，一般由士曹主管的管理市场的职责，就指派给仪曹来分管了。所以这个记载可以视为徽宗年间在少数大州郡市场管理机构的例证。

可是在录事参军属下具体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吏与机构的设置，史文中并未留下详细的记载。估计乡村地区的那些墟市税场，当由监税官负责管理。前文提到的潭州衡山县桥口镇，由于市户众多，盗贼出没，监税官难以胜任，才将赡军酒库官改作监镇官，这应该是规模较大的镇市的例证。实际巡视市场、负责日常管理职责的，应该是专职的吏役，这与唐代的情形相差不大。文献中记载的有市长、市巡等名目。

市长为前代市场管理吏员的名称，宋代沿用。前引常州地志所录大市的管理人员，“后惟差市长”，估计市长就是宋代州县的典市之吏，所以时人习称市长为“市令” [200] 。北宋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二日，宋廷以“大理寺勘断市长谢元卿等罪，不直不尽”，下令御史台劾罪以闻 [201] 。只是史文未交待这个谢元卿究系何处的市长。南宋绍兴二年（1132）七月二十三日，左司谏吴表臣（1084—1150）上言，提到各地征收折帛钱，折价往往超市价数倍，“欲望行下诸路：应今后折科，并令市长、牙人以中价纽估”，得到宋廷的同意 [202] ，则是市长负责折变估价事务的例证。绍兴六年，廖刚（1070—1143）出知漳州，上奏论民间利病，其中谈到官吏在地方上低价买物之弊，提出“但见任官应买物，合为之限制，仍委市长，更谨察物价，常令实直稍增于市行，则亦无不便者” [203] 。可见地方官吏置买商品，也是由市长负责的。此外南宋常熟地志在“县役人”一目中，提到有“市巡”的役人名目 [204] ，应该也是负责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的役名，与当时大都市中专门负责巡检街市的兵卒，不是一回事。北宋后期杭州僧人道潜，有《归宗道中》一诗，描写农村墟市：

……迤逦转谷口，悠悠见前村。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竞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纵横箕箒材，琐细难具论。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区区较寻尺，一一手自翻。得无筋力疲，两鬓埋霜根。吾乡东南会，百货常源源。……少壮供所役，耆年卧高轩。翁今处穷独，未易听我言。且当具盐米，归家饭儿孙。 [205]

道潜所描写的这个村市属于哪个地区，未易考明，总之不在他的家乡。在这个村市里，有一个为众人所尊重的老翁“主贸易”，他十分尽责，“区区较寻尺，一一手自翻”，应该就属于市长或市巡之类的役人。不过道潜提到在东南地区自己的家乡，是由少壮而非老翁“供所役”，看来各地都有这样一个“主贸易”的市长或市巡，是清楚的。

不过宋代文献中关于录事参军负责的市场管理机构，有一项内容记载倒是不少，那就是市令司。其实从前引常州的记载看，市令司很可能就是市场管理机构的总称，只是由于负责向工商业行会征发行役、配率物货，矛盾突出，臣僚章奏与朝廷诏敕多所提及，以致它差不多成了市场征敛机构的代名词。秦汉以来的专制国家，在征收实物赋税的同时，还免不了在市租之外再向商贾征敛物资。这种征敛，有时采用购买的形式。但由于官府所支价钱常低于市价，成为商贾的沉重负担，就不得不采取类似于赋税征敛的形式，成为了商贾的强制性义务。同时地方官利用职权侵损商贾，也是可以想象的。唐代记载集中的是宫市之为民害，其他的较少。其实从有些记载细细体会，也能透析出一些史实。如《唐律疏议》卷一一“若卖买有剩利”条，疏议部分设问：“官人遣人或市司而为市易，所遣之人及市司为官人卖买有剩利，官人不知情，及知情，各有何罪？”答词曰：“依律：‘犯时不知，依凡论。’官人不知剩利之情，据律不合得罪。所为市者虽不入已，既有剩利，或强卖买，不得无罪。从‘不应为’，准官人应坐之罪。” [206] 这里就可以反映出若官吏派人或指令市司为其从事交易，就可能产生剩利与强卖买的弊病。又大中五年（851）八月唐廷所颁敕条：“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 [207] 则市吏、壁师之徒为地方官吏提供商品买卖服务，既合于敕令，必然相当普遍。其中的弊病，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宋代，一方面赋税货币化程度提高，官民之间买卖关系频繁，另一方面也由于存世文献较前代增多，相关的记载就近乎触目皆是了。在和买、和籴等征敛外，与城市市场相关的，主要是科配与行役，前人已有较多讨论，这里只对市令司的问题略作补充。

唐代市籍制度废罢以后，被列入特殊户籍的市籍人户自然也不复存在了。不过由于宋代城市中所推行的行会制度，行户有按官方定价向官府提供商品或劳役的义务，因此又构成了一个负有特殊义务的人群，当时习称之为“有市籍” [208] 。向这些行户征买商品，就是各地负责市场管理的市令司的职责。熙宁四年（1071）正月，苏轼（1037—1101）因当时宫中向开封府“市司买浙灯四千余盏”，被神宗指令减价尽数收买，上奏进谏 [209] ，可见当时开封府向民间置买物品，正是由市令司负责的。后来宋廷推行免行法，规定禁中卖买并下杂卖场杂买务，也是“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 [210] 。绍兴六年（1136）五月十五日，宋廷有诏：“收买药材，令临安府市令司每日开具药物名件、实直价例报杂买务，申太府寺照会。” [211] 常州每年土贡纱十匹，“郡下市令司买充” [212] 。类似的记载颇多，不必尽举。只是后来地方官吏指令市司买卖商品、克剥行户之弊愈演愈烈，引起了种种事端。绍兴三十年（1160），周必大论奏此弊：“臣姑以江东诸郡观之，监司守将则有公库之例，属官僚吏则有直厅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价大率十亏四五，亦有不止此者。盖由市令司剥下媚上，恣为低昂，居台府者承例取足而已。僚属从风，复何惮乎。至于酬值之不时，渔取之无艺，系人贤否，尚未论也。”当时他提请宋廷下诏，“明饬监司郡守，自今公库私家凡金缯器用食饮之所需，一切以市价为准，毋循旧弊置行直厅” [213] ，结果只是具文而已。有的官员还将它写入了宴游互赠的诗文之中：“语我冯公有味哉，巨灵恰续断鳌回。从今东道君公贵，免唤西州市令来。” [214] 至孝宗淳熙元年（1174），宋廷终于“诏诸路州县市令司日下并罢，官司及在任官收买物色并依民间市价支钱，不得科抑减克” [215] 。据史文所载，这是应臣僚苏岘（1117—1183）建请所颁发的诏令 [216] 。所以嘉定八年（1215），时任江东路转运副使的真德秀（1178—1235），为地方官在宣城县黄池镇创立行名，“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一事，在给户部的状文中指出：“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 [217] 朱熹记载广东转运判官黄洧推行免行法，就称他“罢官估，除市籍，百贾得职，物价为平” [218] 。也有学者据此以为自唐代以来的市场管理机构市令司，至此最终被废罢了 [219] 。不过实际上，一方面，官府不可能放弃对民间市场的管理，市令司即便被废罢，也必然会有其他类似的机构来替代它行使职能；另一方面，官府既然不得不经常从市场征购商品，地方官吏更有着营私舞弊的需求，市令司之废而复置，是可以预期的。宣城县黄池镇违法复置行名，由市令司替官吏购买商品，就是一例。此后此类例证也不少。刘克庄（1187—1269）撰真德秀行状，还记载了他于端平元年（1234）出知福州时，“罢市令司，毋得以官价市物”的事迹 [220] ，说明当时福州也有市令司。前文所引《咸淳毗陵志》有“市令今隶录参厅”的记载，但此志修于咸淳四年（1268），更可见此时常州不但仍然有市令司，并载入地志，无疑已是合法的机构设置。其实在帝制时期，民户因职业特长而被强制赋予特殊义务，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义务会呈现不同的特点。相比于唐代在带有身份歧视性的市籍约束之下的市户，两宋时期工商行户在经济上所承受的赋役负担虽不一定减轻，但至少身份地位有了明显改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自由经营权。而且，宋代市司机构的制度设置看来的确不如唐代严密，这倒并不一定表明赵宋政府不如前代那样重视市场管理工作，而是因为坊与市已基本融为一体，市场管理也就更多地融入一般的城市管理之中了。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具体的市场交易管理问题。

前人多强调在唐代坊市分离、市场官立的体制之下，官府对市场在籍市户的商业经营活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221] ，且常引《唐六典》卷二○“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所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以下条文，以为论据，其中如由官府规范度量衡制度（“以二物平市”）、每旬确定市场标准物价的时估制度（“以三贾均市”）、禁伪滥之物交易，买卖奴婢牛马等须经官公验立券等等，都是颇受重视的内容。随着唐宋间市制的更革，除了与市籍、官市相关的条文实际失效外，其他有关市场管理的制度，自然为新朝所沿用 [222] 。事实上，由于商业繁盛，市场活跃，政府与之相关的立法内容也必然较之前代更为缜密。所以南宋袁采（？—1195）曾经指出：“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223] 而且由于交易的商品种类的增加，政府也相应增设了禁戢条文。如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印刷品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出现在市场之上，宋廷为此立有专敕：“诸私雕印文书，不纳所属详定辄印卖者，杖一百，印而未卖，减三等。” [224] 也就是商户私人雕印文书出卖，必须事先经有关官府审核文书的内容是否为法令所允许公开印卖者，如为官府所专营的历书以及政府公文等等，都属严禁印卖之列 [225] 。

不过，宋朝政府虽然基本沿用了前代关于监管商品品质的律条，并有所增补，但文献中也存在不少记载，反映在现实的商品交易活动中，售伪鬻劣现象普遍存在，时人将伪劣商品称为“行滥”，这表明国家法律的贯彻落实，存在困难。有学者以为“从宋初即已出现行滥市场来看，民间日用品的行滥买卖已经取得合法地位” [226] 。这样的认识，也许是受唐宋间中古市制瓦解范式的影响，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新旧制度之间的对立。

前人讨论唐代官市体制之下的市场监管，多征引律令条文以为论据，而在讨论两宋市场贸易活动时，则多在敕令之外，列举商贾们在经营活动中售伪鬻劣的实例，如“国初京师有何家楼，其下所卖物，皆行滥者” [227] ，或南宋临安城内“卖买货物，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等等 [228] 。至少就逻辑而言，这样的讨论在论证层面上是不对称的。这当然反映了历史研究中由于不同时期文献记载不对称所造成的困窘，但学者的研究，对此应有相当的自觉。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断：如果有关唐代市场交易活动能够有更多、更详细的文献存世的话，从中发现更多法外行为的记载，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方面，从某一法外行为的普遍存在，进而断言它已经取得合法地位，这样的推论或许也有着重新考虑的余地。法律条文难以贯彻，无法令行禁止，此类现象不仅在传统帝制时期，即如当今社会，也属司空见惯。但若以此来说明它实际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逻辑上恐无法对应。儒家化的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道德劝谕为其最终目的，一些对国家统治不具核心意义的法令，与其说它们是为了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如说它们更多地是为了给民众树立一个取法乎上的行为准则，国家实际无力使其得到真正的落实。帝制时期的市场管理条令，似可从此角度去理解。因此，从北宋到南宋，朝廷因时因事重申着某些市场管理的法条，有一些地方官出于行政需要或个人理念，也偶见有他们整饬市场的举措见诸记载，虽然效果有限，相关的法条至少在原则上是坚守不坠的。

文献中有一些记载可以印证。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胡颖（石壁）的一则判词颇值得玩味。胡颖从药铺买了一两荜澄茄，这是一种俗称野胡椒、具有健胃消食功效的草药。有一家药铺所卖的“不特陈腐细碎，而草梗复居其三之一”，胡颖以出售假伪生药之罪，判决店主李百五勘杖六十，枷项本铺前，示众三日。有意思的是，胡颖并不是只从李百五一家药铺购买此药，而是“六铺供应，各当一钱六分” [229] ，可见他同时向六家生药铺购买，这就显然不是为了购药自用，而是为了查验当地药铺所售生药的品质故意为之了。胡颖以郡守的身份而亲自查验市场上生药的品质，也许属于个案，但这一案例无疑可以说明查验当地市场出售的商品是否合格，是州县长吏的职责之一。此外记载中也有如查禁贩卖人口与宰售耕牛等案例 [230] 。因此，也有地方官为了促使麾下民风敦纯，无犯刑禁，出榜谕民：“凡作营运，务要久长取利，岂可便要成立家资，切不可货卖假伪物色，及用私斗秤尺，大收小出，剥刻贫民，却将钱财非理破使，恶积祸生，汝宜前悔。” [231] 以期收到省刑致治的目的。只是利之所在，人心叵测，管理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有时，甚至官府机构也发生有售假卖伪的案例。如嘉定十一年（1218），设置于临安府的惠民药局的一个分支机构竟然出售伪药，经人告发，宋廷处罚其监官了事 [232] 。

三、小结

概括本章的讨论，在由唐入宋这一被学界广泛认定为从中古向近古转折的历史时期，州县中小城市市场的形态，就作为狭义的商业区“市”而言，虽然国家的法令已不再将其界定为封闭的与排他性的商业活动区域，商贾有了在城市其他区域设立店铺的自由，但在实际的城市生活中，商铺仍多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宋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州市县市，并未成为如加藤繁所称之“单纯的地名”，大多仍为活跃的城市市场地块。这些城市市场或在城内，或在城郊，多呈块状而非条状，具体可能呈十字街这样的形态。与此同时，由城墙等物体所标识的整个州县城区，又由国家法规界定为广义的城市市场，商品进出城市须纳门税，城市居民被视为与乡户乡人相对应的市户市民，从而显现与前代显著的差异性。

与此同时，关于市场监管的各种史实，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国家制度前后相承的例证。

因此，如果说本章第一节着重分析了在唐宋城市市场形制的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延续性，那么第二节所论广义的州市县市概念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居民集体性“市民”称谓的产生，无疑显现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两宋时期城市市场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加藤繁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与《唐宋时代的市》两文，于唐代“坊市制”的表述比较明确，并且描述了北宋中期坊市制崩溃后，城市中可以临街自由地开店设铺的情况，但尚未提出“街市制”的概念。此后论者从各方面强化加藤氏的假说，因此逐步形成了关于坊市制与街市制相对应的命题。近年于此着力较深的是宁欣。参见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79—86页。

[2]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3]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4] 参见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第80—85页（新生命书局1934年版），陶希圣《唐代管理“市”的法令》（载《食货》第四卷第八期[1936年]，第1—8页），等。

[5] Denis Twitchett,“The Tang Market System”，载Asia Major第12期（1966年），第202—284页。

[6] 如日野开三郎《唐代城邑坊市角隅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47卷第3期，1964年，第1—34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価初探》（原载《史学雑誌》第77卷第1、2期[1968年1、2月号]，中译本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5—513页）等。

[7] 如刘志坚《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初探》（《兰州学刊》1986年4期，第85—90页）、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思想战线》1988年3期，第72—79页）、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上篇第一章《商品市场在唐代的扩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页）、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姜亮夫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714页）等。

[8] 如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第一卷第一节“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256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册第一编第一章第六节“管理市场、控制物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24页）、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三编第一节“唐代的市场管理体制与商品产销的管理”（第99—122页）等。

[9] 参见前引武建国、冻国栋、张泽咸、李锦绣、刘玉峰等论著。

[10]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5页。

[11]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122页。其他学者于此措辞略异，意见基本一致，如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8页：“隋唐朝廷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第842页：“商业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12]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下篇《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409—440页。

[13]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27页。

[14] 另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4页）第63页：“（北魏洛阳）必须妥善安排大量人口、先规划后入住和平城等经验可以借鉴，这三个方面固然重要，但只是郭城和里坊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鲜卑民族的内部结构和要求汉化的愿望，最终才使里坊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出现成为必然。”

[15] 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年），后收入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9页。

[16]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54页。

[17] 以上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堡垒与市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18] 参见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538页。

[19] 参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附图七“宁城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及蒋英炬、杨爱国等编《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所收有关图像。“宁城图”请见本书附图。

[20]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附公孙邃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册，第786页。

[21] 《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嘉传》，点校本第2册，第429页。

[22] 参见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关于“郭区分期说”的综述，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第9—13页。当然到了唐代也有不少市仍位于城外，并未挤入城中。如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记，唐代的莱州“城东西一里，南北二里有余……州城外西南置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92—93页。

[23] 《长安志图》卷上：“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为二署，盖治市之官府也。”按此书附宋敏求《长安志》，收入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207页。关于唐代长安城东西两市周边工商业人口居住的情形，可参见呼琳贵《由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看唐长安坊里制度的衰败》（《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第89—90页）第90页：“实际上，东、西二市仅仅是一个中心点，其周围的坊里也已渗入其中，共同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如西市之北的礼泉坊中就有三彩、粉彩等作坊在生产大量的丧葬用品。”

[24] 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7—28页。

[25] 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66、72页。

[26] 如唐代的登州城，据日本僧人圆仁的记述，“城东一里，南北一里。……城外侧近有人家。……城正东是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点校本第89页。

[27] 如据宿白的研究，唐代北都太原城的居民区在城南，大约是东西六坊，南北九坊之制。成都府城遗址，面积相当于十六个坊，府衙位置在西北隅的高地上，城东半部八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山西大同旧城是唐重建的云州，它以一个大十字街分城内为四个坊。参见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5页。又刘建国征引考古资料，认为镇江城六朝时期青云门夯土墙的发现，其意义在于：“一是填补了六朝坊、市围墙的考古空白，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一个具体的实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南朝以前京口城市并布局的线索，即坊、市从内城延至郭城的中轴线的两侧对称分布，方正结构，街道走向亦与之对应。”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程存洁根据石刻资料的记载，也指出唐代北方边境城市幽州不仅置坊，而且设市。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2页。

[28] 卢海鸣：《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第23页，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19—24页。

[29] 参见前引杜勇、耿曙生等文。

[30] 刘淑芬曾征引宋敏求《长安志·唐京城四》卷一〇的一则记载：“大和二年，休祥坊百姓三百接宰相诉：当坊右龙武城地，赐百姓，经四十余年不纳税，今被擗仗，使田全操并却，征索时久……”，说明时人视“坊”为“城”的情形。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34页。按宋敏求《长安志》这一则文字，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27页。

[31] 参见梁江、孙晖：《唐长安城市布局与坊里形态的新解》，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第77—82页。

[32]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下册，第1874页。

[33] 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二五《观市》，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247页。

[34]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6页。

[35]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8页。

[3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第595—611页。

[37] 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第410页：“两市是大兴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区，从其位置处于城内中部以北，接近宫城和衙署，可以推知两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贵族官僚集团服务的。”载《考古》1978年第6期，第409—425、401页。

[38] 陈国灿（武汉）分析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质库帐，认为这组帐历是质库中的典质帐，该质库可能就设在长安东城延兴门附近的新昌坊内或者其附近。由于这组帐历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06墓，墓主张雄死于贞观七年（633），其妻鞠氏死于垂拱四年（688），则这组帐历所反映的新昌坊情形也在唐代前期。陈国灿（武汉）：《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帐制度》，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318页。近来成一农也指出：唐代城市在市的区域之外不准沿街经营商业，指分隔不同坊区的外街，而非坊区之内的街道。坊区内部沿街经商的现象，早在唐代前期即已存在。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74页。

[39] 参见《南齐书》卷五〇《明七王·萧宝夤传》、陈江总《南还寻草市宅》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陈诗》第三）、佚名《南朝宫苑记》（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镇市》“古市”条引，点校本第2册，第746页）等。

[40]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点校本下册，第1873页。

[41] 参见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

[42] 据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上州中州下州官吏》：“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可知市令司隶属于司仓参军。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748页。

[43]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两京诸市署》，第543—544页。

[44] 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四《居处部·市第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第3册，第593页。

[45]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点校本下册，第1875页。

[46]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価初探》，韩昇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5—513页。

[47] 王溥：《唐会要》卷六一《弹劾》，点校本下册，第1257页。

[48]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点校本下册，第1874页。

[49]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9页。

[50]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点校本下册，第1867页。

[51] 王溥：《唐会要》卷四一《断屠钓》，点校本上册，第856页。

[52] 前人相关专文专书颇多，不欲备举，可见下文具体论述中征引各文。近来最新研究成果有：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3] 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第302页。

[54] 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第296页。

[55] 例如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第291、303页。

[56]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549—3550页。

[5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关市令》卷第二五（捕亡令附），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306页。

[58]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庚”字韵引南宋《临汀志》“城池”，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86册，页7B、8A。

[59]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三·叙县》，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814。

[60] 同前书卷九《公廨类三·诸县官厅》，第108页。

[61] 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三《镇市·崇德县》，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第4436页。

[62] 凌万顷、边实：《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清宣统元年《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第1063页。

[63] 孙应时等：《重修琴川志》卷一《叙县·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影印汲古阁刻本，第1167页。

[64]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4页。

[65] 韩琦：《安阳集》卷二一《定州新建州学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影印明刻安氏校正本，第484页。

[6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二，绍兴六年六月甲辰条，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页2A。

[67] 《永乐大典》（残本）卷二二一七第十七页“泸”字韵引南宋《江阳谱·坊巷街道》，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6册，页17A。

[68] 参见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载《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79—86页。宁欣认为唐代长安城的街具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过程中，街以其独具的特性，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69] 佚名：（宝祐）《寿昌乘·学校》，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柯氏息园刻本，第8395页。

[70] 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桥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嘉庆十九年华亭沈氏古倪园刊本，第13页。

[71] 董楷：《受福亭记》，见唐锦《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建设志·堂宇篇》，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页17B—18A。

[72] 何乔远：《闽书》卷三三《建置志·泉州府晋江县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1册，第829页。

[73]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续编卷一一《令差人体探顺昌府金人之聚粮指实省札》，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下册，第1281页。

[74] 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三《海州虎豕》，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3册，第1326页。

[75] 晁公遡：《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五一《眉州先贤图像碑阴》，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影印清钞本，第789页。

[76]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奉化县志第一·桥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186页。

[77] 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7100页。

[78] 潘司理（拟）：《因赌博自缢》，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惩恶门·赌博》，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下册，第530—531页。

[79]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四《叙水》，第5034页。

[80]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〇《寿昌县·水》，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第4410页。

[81] 同上书卷六《淳安县·水》，第4394页。

[82] 冯福京等：《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四《叙水·桥梁》，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087页。按南宋时昌国隶于明州为县，入元后升为州。此条虽为元代的记载，当亦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史实。

[83] 《永乐大典》（残本）卷一一九〇六“广”字韵引南宋《湟川志》，影印本第99册，页55A。

[84]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坊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2984页。

[85] 洪迈：《夷坚志·补志》卷一一《黄铁匠女》，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4册，第1646页。

[86]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五《揽事游师姨》，点校本第3册，第1424页。

[87] 陈庆年：《崇宁砌街砖》（崇宁四年），见缪荃孙等编《江苏金石志》卷一〇，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3册影印《江苏通志稿》本，第9671页。

[88]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仓库》，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嘉庆十七年刻本，第6712页。

[89]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奉化县志第一·公宇》，第5180页。

[90] 同上书卷四《桥梁》，第5037页。

[91]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一五《徐铠教唆徐莘哥妄论刘少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元刻本，第473页。

[92]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六《淳安县·桥梁》，第4395页。

[93] 同上书卷七《桐庐县·官廨》，第4398页。

[94]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地里门·桥梁·仙居》，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7307页。

[95]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二一《象山县志·桥梁》，第5267页。

[96] 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第249—250页。加藤氏所引《唐会要》卷八六《街巷》的记载，第一则为贞元四年二月敕文：“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下册，第1867页）第二则为太和五年七月巡使上奏文：“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勅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点校本下册，第1867—1868页）

[97] 《唐律疏议》卷八《卫禁·越州镇戍等城垣》，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册，第170页。

[98]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其中关于“两市”的部分，载《考古》1963年第11期，第595—611页。

[99] 北宋淳化三年《润州砌大市砖施主题名刻石》与《朱方新砌十字市街起初井记》两通碑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7册，第201、20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0]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八《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标点本第3册，第1013页。

[101] 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五六《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5册影印宋刻本，第682页。

[102] 孔武仲：《信州新修广信门记》，见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一四，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16册影印清钞本，第172页。

[103]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第4689页。

[104] 参见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6—125页。

[105] 《永乐大典》（残本）卷八〇九三“桥”字韵引南宋《上饶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90册，页14B。

[106]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五《张客奇遇》，点校本第2册，第666页。

[107]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奉化县志第一·馆驿》，第5180页。

[108]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四《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6781页。

[109] 戚继光：《重修三屯营城记》，见郭棻等编《（雍正）畿辅通志》卷九八《记·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3A。

[110]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六至九淳安、桐庐、遂安、分水各县分志。

[11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六《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贴黄》，点校本第20册，第751—752页。

[11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一〇《审实粜济约束》，点校本第25册，第5049—5050页。

[113] 《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25册。

[114] 莆阳县官：《典卖园屋既无契据难以取赎》，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争业下》，点校本上册，第149页。

[115] 洪迈：《夷坚志·支志乙》卷七《潘璋家僧》，点校本第2册，第850页。

[116]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一《余干县楼牌》，点校本第2册，第882页。

[117]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五《月老治痢方》，点校本第3册，第1421页。

[118] 洪迈：《夷坚志·戊志》卷一〇《胡画工》，点校本第3册，第1133页。

[119]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一《赣州雷》，点校本第2册，第886页。

[1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辛卯条引殿中侍御史孙升之语，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27册，第9612页。

[121]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八之四《韩奕》，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572页。

[122] 较早讨论汉代市租问题的，是加藤繁的长文《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原载《東洋学報》第8期第1分册[1918年5月]、第9期1、2分册[1919年6月]，后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中译本，第25—124页），此后吉田虎雄、平中苓次等学者都有专文论及。以上参见杨振红《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时期的市租》，载井上彻、杨振红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第50—67页，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123] 《汉书》卷八六《何武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1册，第3482页。

[12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正义》卷一五《地官·廛人》，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737页。

[125] 《后汉书》卷四《和帝本纪》是月庚寅条，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册，第178页。

[126] 《汉书》卷九〇《酷吏列传·尹赏传》，点校本第11册，第3673页。

[127]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册，第2861页。

[12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七，永定元年正月辛丑“除市门税”条注文，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11册，第5159页。

[12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册，第680页。

[130] 杜佑：《通典》卷一一《杂税》，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册，第250页。

[131] 参见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84—91页），林立平《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2—38页），等等。

[132] 王溥：《唐会要》卷八四《杂税》，点校本下册，第1830页。

[133] 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7—28页。

[13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二录《神宗正史职官志》，第74册。

[135]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库务门一·商税》引《场务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第550页。

[136] 同前书引“厩库敕”：“诸税物入门应批引赴务，而公人、兵级邀阻留难，过一时及于物数有所增减若故为透漏者，各杖一百。因而乞取，赃轻者准此。留难一日以上致损败者，邻州编管，并许人告。”

[137]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七《榜客店户》，《四部丛刊》续编本，页38A。

[13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三，第129册。

[13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晓示乡民物货减饶市税》，点校本第25册，第5006页。

[14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九，第129册。

[141] 郑侠：《西塘集》卷一《三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行事目·税钱三十文以下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A—B。

[14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三月甲子条，点校本第18册，第6137页。

[143]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淳熙十五年正月甲寅条，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0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534页。

[144] 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五《以霖雨乞罢政·第二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页5A。

[14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晓示乡民物货减饶市税》，点校本第25册，第5006页。

[146] 张远栋：《南宋银锭“出门税”管见》，载《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第89—91页。又，关于宋代门税制度，可参见刘森：《宋代“门税”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6—38页。

[147]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册，第3462页。

[148] 《册府元龟》卷四一七《将帅部·德义》，凤凰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5册，第4738页。

[149] 宁欣认为，《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出现‘市民’的称谓确实是当时城市居民泛称”，这一记载“应该反映了唐中叶以后‘市民’称谓正逐渐普及”的史实。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载《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104—110页。笔者则以为似此城市居民称谓的变更，恐需从相应的国家制度演变着手来考察，更为妥当，偶见的零散记载，不足以说明它是否具有普遍性。

[150] 李夷行：《重修五龙庙记》（绍圣元年），见胡聘之辑《山右石刻丛编》卷一六，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0册影印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第15295页。

[151] 陈襄：《州县提纲》卷二《备举火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B。

[15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五二，第61册。

[153] 《宋大诏令集》卷二〇二《律外条贯别定赎法诏》，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第750页。

[154]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第7415页。

[155] 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专请乐安县十提督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A。

[156] 宋自牧：《把持公事欺骗良民过恶山积》，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惩恶门·奸恶》，点校本下册，第525页。

[157]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永州续惠仓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B。

[158] 胡石壁（颖）：《自首博人支给一半赏钱》，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惩恶门·赌博》，点校本同册，第533页。

[159] 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四编第一章《坊郭户的阶级结构》（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435页。

[160] 王结：《文忠集》卷六《善俗要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A。

[161]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162] 继重：《大宋真定府行唐县封崇寺创铸钟记》（宣和三年），见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一三，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第13381页。

[163] 洪迈：《夷坚志·支志丁》卷一〇《江友扫庙》，点校本第3册，第1045页。

[164]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五五《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米人朱亿弟杰本州助教制》，标点本第2册，第603页。

[165] 不具名：《黑水祠香炉记》（元丰六年），见胡聘之辑《山右石刻丛编》卷一四，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0册，第15268页。

[16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七四至七五，第166册。

[16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〇，第89册。

[168] 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乞废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以免抑纳酒税害民之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第475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第129页。

[169] 一般认为，唐代文献中首次提到“坊郭户”这个概念的，是王溥《唐会要》卷五八《户部尚书》所载元和五年二月户部尚书李仁素的奏文（点校本下册，第1186页）。李仁素上奏论“准元和四年五月敕，厘革诸道州府应征留使留州钱物色目”事宜，其中提到“宜令于管内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元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户配见钱须多，乡村户配见钱须少，即但都配定见钱。一州数任刺史于数内看百姓稳便处置”。参见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第152—157页；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

[17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条录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第130册。

[171] 关于宋代商税制度，可参见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203页；关于宋代的行役、时估制度，参见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第五章“宋代的行役制度”、第六章“科配与时估的变迁”等，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53] 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第302页。

[173] 同上文，第297页。

[174]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坊市》，第2984页。

[175]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治所》，第7606页。

[176]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四至五，第147册。

[177] 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八《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六册，第1870页。

[17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墓志铭·王翁元》，《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5B。

[179] 程卓：《竹洲先生吴公行状》，吴儆《竹洲文集》附，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6册影印弘治刻本，第580页。

[180] 幸元龙：《重编古筠洪城幸清节公松垣文集》卷三《云石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赵氏小山堂钞本，第23页。

[181] 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九首》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范石湖集》上册，第220页。

[182] 王炎：《双溪文集》卷一一《上卢岳州》，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3册影印清钞本，第157页。

[183] 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相关部分（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贵阳市档案馆《坊市：贵阳老照片连载》（载《贵阳文史》2008年第6期，第2页），等等。

[184] 元人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二《安南即事》有关于当时安南乡落墟市设置的描述，或可以参照：“墟落多施榻，颠崖屡改途。村落有墟，每二日一集，百货萃焉。五里则建屋三间，四面置榻，以为聚墟之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4A。

[185]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一（第122册）关于屋税的记事。政和二年（1112）十月二十七日，河北东路提举常平司奏：“检承崇宁方田令节文：‘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并作见钱。’本司契勘本路州县城郭屋税，依条以冲要闲慢亦分十等，均出盐税钱。且以未经方量开德府等处，每一亩可尽屋八间，次后更可盖覆。屋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委是上轻下重不等。”

[18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三《孟子三·尊贤使能章》，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4册，第1278页。

[18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二，第129册。

[18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四，第129册。

[189]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第6001页。

[190]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庚”字韵引南宋《临汀志·房廊地基》，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81册，页15A。

[19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亥条，点校本第6册，第1575页。

[192]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第158册。

[19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点校本第24册，第8568页。又可参见同书卷三〇〇元丰二年九月丙子、卷四九〇绍圣四年八月庚子条，等等。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一文已摘引了这些文献。

[194] 《永乐大典》（残本）卷三五二五“门”字韵引南宋《都梁志》录陈缜《改建学外门记》，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49册，页17B。

[19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〇，第130册。

[196]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一八，第189册。

[197]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文集》卷六〇《吉州录参厅题名记》，第49册，第284页。

[198]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九《宋故朝请郎主管南京鸿庆宫张公墓志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7册影印道光刊本，第683页。

[199]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佥厅》，第6732页，参见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三《秩官类四·州司官》，第7889—7990页。

[200] 任广：《书叙指南》卷三《胥吏色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第60页。

[20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戊申条，点校本第23册，第7981页。

[202] 《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二三，第126册。

[203] 廖刚：《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A。

[204] 孙应时等：《重修琴川志》卷六《叙赋·县役人》，第1213页。

[205] 道潜：《参寥子诗集》卷一《归宗道中》，《四部丛刊》三编本，页5A—B。

[206] 《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贷所监临财物》，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册，第223—224页。

[207] 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点校本下册，第1876页。

[208] 任广：《书叙指南》卷一七《买卖交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第142页。

[209]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五《谏买浙灯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2册，第727页。

[2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七月丙申条，点校本第18册，第5998页。

[211]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八，第147册。

[212]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一三《风土·土贡》，第3059页。

[213]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三四《论州县行直厅》，第50册，第171—172页。

[214] 员兴宗：《九华集》卷四《隆州》（之四）。按员兴宗此诗当作于乾道年间（1165—1173），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6册影印清刘氏嘉荫簃钞本，第210页。

[215] 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淳熙元年七月丁酉日条，商务印书馆选印宛委别藏本，页7B。

[216]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朝散郎秘阁修撰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苏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5B。

[217]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七《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8B。

[21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三《转运判官黄公墓碣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朱子全书》第25册，4281页。

[219]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20]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宋资政殿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真公行状》，页21B。

[221] 参见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等。

[222] 参见《宋刑统》卷二六至二七《杂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点校本，第460—508页。

[223] 袁采：《袁氏世范》卷下《田产宜早印契割产》，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160页。

[224]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七《文书门二·雕印文书》引《杂敕》，第365页。

[225] 同上书引“杂敕”：“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并许人告。即传写《国史》、《实录》者，罪亦如之。诸私雕印或盗印《律》、《敕》、《令》、《格》、《式》、《刑统》、《续降条制》、《历日》者，各杖一百（原注：增添事件，撰造大小本《历日》印贩卖者准此，仍千里编管。）许人告。即节略《历日》雕印者，杖八十（原注：止雕印月分大小及节气、国忌者非）。”第364—365页。

[226] 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第127页。

[227] 阮阅：《诗话总龟》，转引自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第126页。

[228]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知不足斋丛书》本，页7A。

[229] 胡石壁（颖）：《假伪生药》，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惩恶门·假伪》，点校本下册，第528—529页。

[230] 吴雨岩《禁约贩生口》、胡石壁《宰牛当尺法施行》，均见同前书卷一四《惩恶门·贩生口》、同卷《惩恶门·宰牛》，点校本下册，第549、第534页。

[231]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牓》，页5A。

第四章
城市税制

本章讨论两宋时期（960—1279）专制国家如何向城市征发赋税的问题。

自唐入宋，城市长足发展，早已是学界的共识。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发生一定的转变，传统的作为行政据点的特性虽未见削弱，它的经济性——作为商业经济活动中心，以及消费中心——的特征，则日见凸显，人们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与乡村相异，专制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也就日渐形成一套新的制度，以区别于乡村。

将发展中的城市经济视作新的税源，形成一套专门的制度，从中攫取税利，是其中重要内容。

学界先贤早就观察到了这一新的历史现象。早期如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周藤吉之、期波义信等，都在他们相关的研究中涉及了城市税制的某些内容。1959年，草野靖撰写《宋の屋税·地税に就いて》一文 [1] ，专题讨论宋代作为“城郭之赋”的屋税与地税，分析了它们的基本内容，并明确指出宋代作为城郭独有税目存在的，唯屋税一项。后来梅原郁、梁太济也都有专文的讨论 [2] 。梅原氏接续草野靖的讨论，差不多罗列了所有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献记载，在细化对宋代城市税制的某些理解的同时，也指出由于记载不足，对其中许多内容“如要达到能够断言的地步，则尚须积下若干很踏实的研究了” [3] 。梁太济的研究，以引录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九《食货·贡赋》“宋朝五赋”条所摘录的《国史·志》之文入手，逐项讨论宋代所谓的“五赋”相比较于唐代两税的制度演进。其中作为五赋之一的“城郭之赋”，则是专门讨论宋代城市税制的内容。此外，林立平也曾撰有专文，讨论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起源问题 [4] 。王曾瑜则在其关于宋代坊郭户的讨论中，归纳了当时城市居民税负的基本内容 [5] 。

尽管前人对宋代城市税制的观察已相当细致，似仍有些许余义，可作深入。下文拟就城市税收发展的原因、役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略作叙述，以求教于高明。

一、城市地价与税制演变

秦汉以来，历代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制度，基本与乡村无异。行政管理如此，赋役征发也是如此。逮至唐宋之际，随着城市与乡村愈走愈远，城市的经济特性日益显现，国家也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专门针对城市的管理制度。在财税政策方面，就是越来越将它视为专制国家新的税源。

不过，人们常常在无意识之中创造历史。自唐入宋，国家陆续形成完整的针对城市的税役制度，并不是因为时人已经意识到了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是由于自中唐以后，中央政府一直困于财用，任何有可能成为税源的对象，都不可能逃脱被征税赋的命运。也因此，无论是被学者视为可能作为宋代宅税雏形、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六月初行之间架税 [6] ，还是明确被认定为宅税之源起、复征于五代时期的屋税，不免都被时人视为苛征。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二月敕，明言“城内店寺园囿，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 [7] ，将针对城市起敷的税役归咎于“伪命”。

城市土地与屋宅之受到专制政府的特别关注，并最终据以征税赋役，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随着城市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中心，人口与财富不断向城市聚集，致使城市的土地奇货可居，屋宅价格飞涨，城市不动产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财富形式，终于引起政府的关注。这种历史现象估计从唐代中后期起开始凸现，入宋以后更为显著。

前人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城市地价上涨等历史现象，只是未能展开分析 [8] 。历史文献中有关两宋时期城市地价的记载相当少，仅有的一些也大多集中记述开封、临安等京师大城市的情况。如北宋前期王禹偁（954—1001）记述开封城内土价金贵的一则记文，为论者普遍征引：“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 [9] 但它并未记明开封城具体的土地价格。其他一些记载也大都与此类似，所传递的信息相当含糊。

如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954—959年在位）所颁开封府筑外城诏，就指出由于城区狭小，“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 [10] 。北宋张咏（946—1015）有类似的记载：“大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镪，一庐十金。” [11] 总之，这些记载都反映着京城土地房产的昂贵，以及房屋租赁价格不断上涨的史实。北宋杨侃（965—1033）撰《皇畿赋》，描述开封城之繁盛：“七国之雄军，诸侯之陪臣，随其王公，与其士民，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亲，尽徙家于上国，何怀土之不闻。”天下王公大臣、贵族富豪都徙居上都，以至京城人口聚集，“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于是，一些在“与金同价”的京城无力寻得一间遮风避雨茅舍的中下层居民，就不得不迁居郊县“二线城市”了：“于是有出居王畿，挂户县籍，兴产树业，出赋供役者矣。” [12] 大观三年（1109）七月，御史中丞翁彦国上奏宋徽宗，批评他在京师赐宠臣宅第过滥，造成平民居屋被强迫拆迁：“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计会，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官府虽然也补偿一定的拆迁费，但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被拆迁者不得不流离失所：“况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瓦木毁撤，尽为弃物，纵所得地，何力可造，所失者固已多矣。” [13]

南宋临安府多火灾，嘉泰元年（1201）三月戊寅（二十八日），临安府大火，“延烧军民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九家，凡十八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口”。宋廷诏出内库钱米救灾，“分赐被火之民” [14] ，杯水车薪，可以想见。曹彦约（1157—1228）就此事上书宰相，称“惟是煨烬之后，生业荡析，有衣服什物可易钱米者，千万之家不过十百，有钱米可以盖屋者，千万之家不过一二，至盖屋之后而能有生事者又可数也” [15] 。在寸土寸金的行都，火灾劫难之后，估计也只有富裕人户才能重新兴盖屋舍，恢复生业了。

直接反映宋代城市地价的记载不易见到。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由于洛阳城“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盖造屋舍”，官府恐因引起财产纠纷，以及非法侵占公共利益，下令空闲土地由官府或私人收买。此年六月八日，管理京城街坊事务的造屋舍”，官府恐因引起财产纠纷，以及非法侵占公共利益，下令空闲土地由官府或私人收买。此年六月八日，管理京城街坊事务的左右军巡使奏到如下诸项：

京城内诸坊曲，除见定园林池亭外，其余种莳及充菜园并空闲田地，除本主量力自要修造外，并许人收买。见定已有居人诸坊曲内，有空闲田地及种莳并菜园等，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除堪盖店外，其余若是连店田地，每亩宜定价钱七千，更以次五千。其未曾有盖造处，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依已前街坊田地分，擘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先定街巷阔狭尺丈后，其坊内空闲及见种田苗并充菜园等田地，亦据本主自要量力修盖外，并许诸色人收买，修盖舍屋地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除堪盖店外，其余连店田地每亩宜定价钱七千，以次近外每亩五千，更以次三千。未有人买处，且勒仍旧，远僻处或欲置菜园，任取稳便，兼应本主所留。 [16]

据此，洛阳城存在不少“种莳及充菜园并空闲田地”。当时规定，“临街堪盖店处田地”，由官府定价收购，此外的土地，上等连店田地的地价是每亩钱七千（七贯），次等五千（五贯）。同时还有“坊内空闲及见种田苗并充菜园等田地”，也由官府定价，“许诸色人收买”。除堪盖店的田地外，其他上等连店田地的地价是每亩七千，次等五千，再次等三千。这里由官府收购的田地，所定价格与“坊内空闲及见种田苗并充菜园等田地”相等，显不公平。这一时期洛阳城周围一般农村田地的地价究系多少，文献中未见到。程民生讨论宋代北方农村地价，认为“北宋中期中上等土地价格在2贯左右” [17] 。由于时间地点不同，相互间似难直接比较，不过据此可知，大致在一个世纪后，北方地区农村土地价格，仍远低于长兴二年洛阳城内由官府所定之地价，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指示意义的。北宋天圣二年（1024），京西路巩县因修造宋真宗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十万”。是则当时占用民田十八顷，官府估价为七百贯，即每亩388文。后来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出于显示帝王仁恩的政治考虑，与市场因素无关，自当别论 [18] 。这一记载所反映的地价，又远低于程民生所估计的平均价格。何况五代前期的洛阳城，在屡经战火之后，城市经济只是初步恢复，所以才多有“种莳及充菜园并空闲田地”，与后来“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开封城，不可同日而语，两城城区地价之高低悬殊，可以肯定。到北宋中后期，开封城地价可为长兴二年官府所定洛阳城中地价的十数倍、甚或数十倍，或者不至令人诧异。

城乡地价的悬殊差别，必然促使国家对它们有以区别，以远比一般农田为高的税率来向城郭地产征税赋役。存世文献中关于宋代城郭地产税率的记载极少，本人目前所见，仅南宋开庆元年（1259）严州建德县的一则记载，可资分析。当时严州为均定产税，以均敷和预买紬绢，统计了辖县坊郭官私地产，据本地方志所载“建德县民产”：

坊郭基地以丈计，得三万三千八百六十四；田以亩计，得十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山若桑牧之地以亩计，得五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岩云雾地之不均税者在外）。

物力：坊郭基地以三等均数，计物力三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田山桑牧之地为等不一，计物力七十七万四百四十八贯有奇。

总计八十万一千六百二十贯有奇。 [19]

志书在其下文附注明言“官产之不均税者在外”，这可能是因为官产一般仅交纳地租，不需要敷征和预买紬绢。在“民产”中，分别有坊郭基地、田以及山地与桑牧地等类别。这里除坊郭基地外，田、山地与桑牧地等应属乡村地产，其中山地与桑牧地等，由于地形畸零，土质多异，因此不是以面积（亩）、而是以产品“石”来统计的。这里的“石”，当指各类山地与桑牧地的收益折算成粮食以后所得出的平均值，这也就使得我们可以将它们与一般农田大致相加合计。严州“介于万山之窟，厥土坚而隔，上不受润，下不升卤，雨则潦，霁则槁，其田则土浅而源枯” [20] ，总之在两浙路属僻远地带，开发水准相对较低。因此如果将此地农田平均产量约计为2石 [21] ，不致过低。这样，50余万亩的山地与桑牧地就可按对折与一般农田相加来统计。据此，可立为下表（表4-1）:

表4-1　开庆元年（1259）建德县各类田地产钱统计

说明：按每60平方丈为1亩折算。参见（明）徐光启的计算方法：《农政全书》：“以丈计亩，得面方七丈七尺四寸五分九厘六毫，自之得积六十丈为亩，以二尺五寸而一得积二百四十步。”（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卷四《田制》上册，第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宋代亩步制度应与此相同。

《景定严州续志》明言建德县城市土地为“坊郭基地”，且“以三等均数”，看来并没有将地基之上的房屋以及住户的营运钱等合计在内，因此上表所列资料，可以视为南宋后期严州诸县城市与乡村土地产钱值的对比数，前者为后者的29倍。这其实就反映了两者各自不同的税率，以及它们各自的市场价值。绍定二年（1229），处州丽水县乡村农田每一亩所估定的产钱，“极高者为钱五贯九百文，极下者为钱五百或四百文” [22] ，其平均值当与建德相去不远，可作为一个参照。估计建德坊郭与乡村土地产钱两者这样的数值差距，应该不至过大。由于只此孤证，难以作更多的推论。不过至少对于类似建德这样的山区小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一些繁盛的要地大郡，数值差距或许更悬殊。

税率之外，土地所获得的地租率，也常常反映着它们的市场价格，因此也是我们观察宋代城郭与乡村地价差距的一个视角。论者多所征引的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一节，也留有一组重要的资料：

宝祐六年十二月，有告于郡者，以为本府楼店务地自来有租赁官司地段，全不纳官钱，而私以转赁于人，白收赁钱者……遂使贫者日偿赁钱，而富者白享厚利。遂监楼店务吏取索自来纳钱底籍及所管等则，并无稽考。不得已，行下诸厢抄具，及会绍兴府例，给由发下府西、甬东两厢挨究。总计二万四千四百六十四丈六尺一分四厘，……姑以邻郡等则，给由输租，每年共得钱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贯九百一十一文。元系省钱…… [23]

据引文，可知宝祐六年（1258）十二月，庆元府（明州）有人陈告属于官地的楼店务地所收赁钱亏公，官府因此发下公文，令胥吏在府西、甬东两厢勘查官地。据记载，当时经勘查得到的府城楼店务官地数额，比前已经亏失不少，州府也只能据当时勘查所得数确定租钱，共为13738贯911文。地志明载租钱元额为省钱，亦即是以铜钱、而不是以纸币会子定额的。据此租钱数，相核于24464余丈的楼店务官地数，可知每一平方丈当支付赁地官钱1.78贯。若折算成亩步，则每亩楼店务地每年当纳赁钱117.48贯。再与农田的地租率相比较：据记载，南宋庆元府地区农田产量相对较高，若估计其平均值为每亩三石，当得其中。一般当时占主流的分成租，如果佃户用自家的牛，收成与地主对半分；用地主家的牛，则与地主四六开。总之一般农田出租，可得地租一石半至两石之间 [24] 。当地同年的粮价，有一则记载为每石十七界官会32.7贯 [25] 。据史文记载，嘉熙四年（1240）初行第十八界官会时，“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 [26] 。假设从嘉熙四年到开庆元年数十年间会价未再下跌（实际必然仍不断下跌），则十七界官会32.7贯仅当铜钱654文。也就是说，当时庆元府每亩农田的地租收益在1贯至1贯300文之间，仅为府城楼店务官地赁钱收益的1%弱。考虑到庆元府楼店务官地多为“形势之家”包占，侵损官府，估计这里所定的赁地钱仍低于市价。换言之，庆元府楼店务官地与乡村农田的地租收益率的巨大差距，虽从资料看颇为惊人，实际仍有可能失于过小，而不是过大 [27] 。

唐人姚合抱怨：“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 [28] 类似的诗文，后代虽也偶有所见，但更多是表明作者执着于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当时的历史背景，毕竟与前代不同了。当城市地产物业越来越显示出远超出乡村农田的价值时，国家如未能及时将其与后者相区别，从中征税赋役，以获取相应的财税资源，倒反是令人奇怪的了。唐宋之间城市税制的形成，无疑适应了这一历史的演变。

二、地税与宅税

王曾瑜分析宋代坊郭户的赋役负担，从专制国家与坊郭户的经济关系这样的视角着手，将它们归纳为摊派税役、买扑、禁榷、市易等四个方面。例如在摊派税役方面，除宅税与地税之外，“从今存记载看，坊郭户的税役负担还包括盐钱、役钱、青苗钱、和买、和籴、丁税、养马、夫役、差役、兵役等” [29] 。其中特别是商税，由于城市是人们从事商品交易的集中地，商税制度的确立，对城市居民生活影响最大，因此前人讨论大多尤其关注商税问题。不过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税役均属城乡人民的共同负担。其他如买扑、禁榷、市易等各方面也是如此。

《宋史·食货志》的概括则相当简洁，谓：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 [30]

前人研究已指出，《宋史》的这一概括，当录自元丰五年（1082）成书之仁宗、英宗《两朝国史·食货志》 [31] 。虽然宋代坊郭户之所负担的赋役实际内容相当烦杂，如果我们对于宋代史臣之将“城郭之赋”归纳为“宅税、地税之类”，完全视为他们为了行文简洁的饰辞，可能就会忽略时人对税制这种认识之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宅税与地税应该是宋代城郭之赋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两个税种，在其起源与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不同，值得分析。

首先讨论地税。地税指店宅地基税，各地有一些不同的名称，王曾瑜曾列举了文献中所见许多记载，如有地税、地基钱、地基税钱、地基正钱、地钱、地课钱等 [32] 。不过他所列举的有一些名称，如白地官钱、白地赁钱、白地租钱，以及他将地税归纳为“以白地钱一名最为常见”的说法，可能有一些疏误。无论是“官钱”、“租钱”、“赁钱”等名称，还是通称的“白地钱”，应该都是指租赁城市官私空地的租钱，与作为土地税交纳给官府的地税，并非一事 [33] 。

坊郭地税本质为国家征取的土地税，历代均有征取。前节已经说明，宋代坊郭地税与一般土地税的差别，在于它的高税率，两者本质相同。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坊郭地税是前代按一般农田规则征取的城郭土地税的自然延续。也因此，尽管多数情况下地税特指城郭之赋，宋代一般农田两税偶尔也有简称为地税的。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有臣僚建议河北地区食盐推行官卖法，新任三司使的张方平（1007—1091）表示反对。据王鞏所撰张方平《行状》记载：“议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翼日登对，论此盐策非是：‘唐末藩镇专土，横赋积重，五代相承，中原窘狭，盐禁峻密，民苦刑报。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诉，请以盐课均之地税，而弛其禁。世宗矜而从之，今地税盐钱是也。……’” [34] 至绍圣四年（1097），宋廷终于在河北推行食盐榷法，建中靖国元年（1101），给事中上官均（1038—1115）就此事上奏徽宗，则称其为“两税盐钱” [35] 。又熙宁七年（1074）四月八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1032—1096）上奏：“窃见两浙荒废隐占遗利尚多，及温、台、明州以东，海滩涂地，可以兴筑堤堰，围裹耕种顷亩浩瀚，可以尽行根究修筑，收纳地税，将来应副水利，养雇人夫，及贴支吏禄，免致侵耗免役及系省钱物。” [36] 他这里所说的“地税”，显然也是指农田两税。所以，有文献记载坊郭地税，特别记作“城下地税钱”，以与一般农田的两税相区别 [37] 。反过来，也有从其类同农田征收土地税的角度出发，径称坊郭土地为“田亩”，称征收坊郭地税为“税田亩”的例证 [38] 。

虽然由于总面积相差过于悬殊，城市地税收入在总额上还远不能与农田税入相颉颃，但显然已经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居相当地位了。例如元丰年间（1078—1085）宋廷拓边西北，因其地僻远，运输不便，军输供应就成了朝廷颇费思量的事情。四年（1081）十一月九日，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上言，建议在葫芦河地区建立堡寨，并条列了当地建立堡寨的一些有利因素，其中提到：“若堡寨既成，则地基、酒税并可经画，资助军费。” [39] 说明一旦堡寨建成，寨中坊郭土地所收地税可与酒利、商税相提并论，成为供军馈饷的重要财政来源。

与此同时，既然地税作为城郭之赋与当时的城市经济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所以其在征取过程中必然更多地依据土地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确定其税率的差别。前贤的研究，已较详细地讨论了例如宋代如何根据不同地段来确定坊郭地产房产价值的问题，可以略作补充的是关于市场地段的地税问题。

秦汉以来，官府在城市的特定地区设立封闭的市场，以供人们从事商贸活动。历代一般对入市交易者课以一定税钱，多称“市租”。对市租的性质，学者讨论仍有歧议。林立平以为，“当时称租者多与田亩有关，市租亦当与市场地基有一定联系，但市场地基不可能像耕地那样按亩步课征租税，只能把地基上的店舍作为课征对象，也就是说，‘市租’实际是市内店舍等不动产税” [40] ，亦即市租是通过店舍等不动产来征取的市场地基税。自唐入宋以后，传统市制变革，商贸活动不再有区域限制，但受交通、经济、人口等各种因素影响，商贸区仍相对集中，可以肯定 [41] 。这类市场区域的地价，无疑又比一般城市住宅区要高，官府的税收，自然不会不特别关注到它们。文献记载透露了些许信息。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前去泰山封禅，十一月回京。在回京路上，据载：

十一月癸亥，次郓州。上睹城中巷陌迫隘，询之，云徙城之始，衢路显敞，其后守吏增市廊以收课，即诏毁之。 [42]

郓州的“市廊”使得城中巷陌迫隘，说明它们系沿街巷两侧设置，因此侵占了道路。而地方官增设这些市廊的目的，则是据此“收课”。所收之“课”，究竟是地税，还是屋税，抑或其他课征，史籍并未明言。不过既称“市廊”，当系供商贾买卖交易之处，不致有误。联系相关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郓州官府在城中街巷两侧修建起市廊，供商贾在此从事商业活动，官府则对商贾征收相应的市场租金。这应该与前代的市租有相近之处。或者说，它更接近于现今流行的市场摊位费。

类似可以佐证的文献，当数有关熙、丰年间开封府的事例。元丰八年（1085）四月宋神宗去世后，反对新政的高太后主政，长期主管开封城修造事务的内侍宋用臣也被清算。七月庚戌（十八日），殿中侍御史黄降上奏：“伏见沿汴狭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而宋用臣挟持恣横，风谕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须就官地为市交易。并其余诸色行市，不曾占地，亦纳课钱，以至市桥亦有地税。残民损国，无甚于此。”宋廷因此下诏：“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并磨团户斛斗、菜纸等诸色行市及市桥地课，并罢。” [43] 据此可知，宋用臣强迫牛马果子行“须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及其余不曾占地的诸色行市也被他征钱课者，都是“地税”或“地课”。宋用臣据以征敷钱课的这些土地，并非一般城市屋宅地基，而是专供行市从事交易之所，也就是市场地块。至于“市桥亦有地税”者，大概就如《清明上河图》之所描绘的那种桥栏两侧摆满摊贩的市桥吧。这些摊贩虽摆设在桥面上，并未占“地”，宋用臣也对他们征以“地税”。而这种地税，看来显然有异于一般的据屋宅地基之所起敷者，既然专供商贾经营之用，利之所在，它的税率应该更高。上面提到的郓州地方官之所以“增市廊”，目的正是为了靠它们来收“摊位费”。

根据城市中土地的不同用途，来征取不同的赋税，无疑符合两宋时期城市税制演变的总体趋势。向市场地块征取“地税”“地课”的情形，必然较广泛存在，而不止于前引两例，只是由于史文阙如，使我们无法广征博引。文献中还有一些记载，只留下了一些当时官府征取课钱的专名，细细研读起来，其中不乏供人想象的空间。

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齐贤（943—1014）上奏，提到吉州缘江有“勾栏地钱” [44] 。勾栏者，供商贩设摊之沿江市场，还是艺人的卖艺之所？淳化二年（991）二月二十日，宋廷下诏：“峡路州军于江置撞岸司，贾人舟船至者，每一舟纳百钱已上至一千二百，自今除之。” [45] 又南宋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七日宋廷诏，也提到“临安府城外占据江岸之家收掠撞岸钱” [46] 。淳化二年诏提到的峡路州军所收之撞岸钱，系据商人舟船征取，《宋会要辑稿》将这则记载归入“商税”门，可见时人目之为因商所征之赋甚明。只是既然与商人舟船使用河岸有关，看来可以将其视为“码头场地费”之类，总之是因地起征的商业性课钱。淳熙二年临安府之所收者，据当时臣僚上言：“自六和塔至黑楼子沿岸沙地为形势之家所占，析而为八，或收撞岸钱，或收赁地钱，虽柴薪果实之属，无有免者。税场既已取之于公，形势之家又取之于私，咫尺之间而有公（税）[私]两税，民何以堪？”可见这里的撞岸钱，又称“赁地钱”，虽出于“形势之家”的私征，性质与北宋峡路州军所收之撞岸钱相类似。咸平五年（1002）二月十九日，宋廷诏“除果州官邸店本课外地铺钱” [47] 。果州官邸店既已交纳“本课”，当即赁钱，复征“地铺钱”，而且也被史臣归入“商税”门，是不是“摊位费”呢？又南宋汀州城内厢每年由兵官催纳者，有“行廊钱”五贯三十四文省 [48] ，虽然数额微不足道，但“行廊”一词，却似乎与市廊有相近之处。

总之，宋代国家向城市的市场地块征取比地税税率更高、类似摊位费的税钱的制度，估计是存在的。

其次讨论宅税。宅税通称屋税。前贤已经指出，城市屋舍地基、空闲地段，以及菜园地等土地之输纳夏秋二税，与乡村田产一致，无需为它们另立法条，因此文献中较少见到义为“城郭之赋”的“地税”一词不奇怪 [49] 。关于屋税的记载远多于地税。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屋税，城郭之赋中的地税之重要性似乎有所不及。地税与屋税之间，以及城郭户家业营运之间的关系，仍值得略作探讨。

尽管地税为宋代城郭的土地税，但当时制度更看重的，似乎是屋税而非地税。自唐末五代以来，被官府取以为城郭其他税役征取基准，或因天灾人祸，作为减免赋税的对象，一般均取屋税，而非地税。这看来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两者之间存世记载多寡的问题。后晋天福七年（942）八月，晋出帝石重贵在平息安从进（？—942）兵乱后，下诏：“应在城人户，除已行赈贷外，特放今年秋、来年夏城内物业上租税。其城外下营寨处，或有砍伐却桑柘，及毁折却屋舍处，特与除放今年来年二月合系租税” [50] 可见此诏之所除放者，在城人户为“城内物业上租税”，也就是屋税以及据屋税征取的杂税，城外则为“租税”，当即民田两税以及官田地租等项。这也说明，屋税是与农田两税相对应的城郭之赋之主项。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此年九月，晋廷又诏：“[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秋来年夏屋税，其城外下营处与放二年租税。” [51] 天福十二年（947），刘知远代晋立汉，六月戊辰（十五日），下诏大敕天下，“东西京一百里内于今年夏税，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税，并放一半” [52] ，对应于农田夏税的，都是城郭屋税，不是地税。

同时，屋税又常被官府视为城郭其他税役起征的基础赋税。如后周广顺二年（952）九月十八日颁“流禁私盐曲法”敕条，其中提到“州县城镇郭下人户系屋税合请盐者，若是州府，并于城内请给，若是外县郭镇下人户，亦许将盐归家供食” [53] 。所谓“系屋税合请盐”，指当时官府以盐分敷民户、蚕事完毕后征取盐钱的杂税，在坊郭户中，就是依据他们的屋税多寡分摊的。

宋承五代旧制。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因东封泰山，下诏蠲放天下赋税，兖、郓州等地，“放来年夏秋税赋，坊郭人户特放一年屋税”，其他车驾经历县分、河北并京东州军、乃至天下诸道州、府、军、监等，各有不同减放等第 [54] ，也是以农田夏秋两税与城郭之屋税相提并论。熙宁三年（1070），张方平出知陈州，因当地旱灾，上奏请求减免民户赋税，提到“今勘会本州四县合行催纳夏税苗子七万七千五百石有零，盐钱一万五千八百贯有零，正税、屋税预买和买，紬绢三万二百匹有零，丝绵四万九千有零两……” [55] 据此，陈州地方所征收的夏税，除粮食、盐钱等外，还有和预买紬绢，系据“正税屋税”起征。这里的“正税屋税”不应连读为一个词汇，前一词“正税”应指田赋中的夏税，后一词就是作为城郭之赋之一的屋税，城郭人户所负担的和预买紬绢即据此起敷。

正因此，熙宁五年（1072），宋廷从京东路开始推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从九月起，县委令佐，计量农田面积等第，均定赋税。“计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 [56] 。同时规定“屋税比附均定” [57] 。有必要略作讨论。

如前贤所论，城郭地税作为土地税，其性质与农田两税一致。因此，方田均税法没有必要将城郭地税特别标出。“以地之等，均定税数”，按理应该已经包括城郭地税在内。但是，敕文中特别标出应该“比附均定”的屋税，在城郭赋税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换言之，所谓“比附均定”的语意，是指屋税系处于附带均定的从属地位，还是指比照农田体例来均定城郭的赋税呢？宋代城郭人户分十等征税敷役，属一代通制。各地具体的落实，多有差别 [58] 。不过主要不是依据地税，而是以屋税为主，是比较明确的。据《崇宁方田令节文》，“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并作见钱”。由于城郭之中不同地块“冲要闲慢”差别极大，仅分为十等，仍存在“上轻下重不等”的弊病，政和二年（1112）十月二十七日，河北东路提举常平司上奏，提议“今相度州县城郭屋税，若于十等内据紧慢，每等各分正次二等，令人户均出盐税钱，委是上下轻重均平”，也就是再细分为二十等 [59] 。政和四年（1114），河北东路提举常平郭久中等人还因为均定开德府（澶州）南北二城屋税，“上轻下重不均”，受到黜责 [60]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七月十八日户部上言：“州县人户产业簿，依法三年一造。坊郭十等，乡村五等，以农隙时当官供通，自相推排，对旧簿批注升降……” [61] 据此看来，细分二十等的规定或许属于北宋末年河北东路的一路之制，后来似未延续下去。“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当与坊郭之户等相应，基本可以肯定。而且，“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之制源起于何时虽不可考，应在仁宗庆历（1041—1048）以前无疑。熙宁五年方田均税，“屋税比附均定”，也应该分为十等。元丰年间（1078—1085）方量澶州南北二城屋税，就是“裁定十等税钱” [62] 。徽宗崇宁年间重定方田令，显然是为了在经过元祐、元符政治纷更之后，恢复熙丰旧制。据此看来，熙宁方田令“屋税比附均定”条文的确切含义，则是指城郭应比照农田体例，来均定赋税。而应被均定的对象，就是屋税。这说明屋税如同农田两税，在宋代城郭赋税体系中，据主体性地位。所以前引张方平文，将它与“正税”相提并论。这与正急剧城市化过程中的现代中国城市地价之疯狂暴涨，以及因此产生的各种经济怪像，有一定差异，不可简单类比。所以南宋福州地方志编纂者归纳赋税旧制，就称“国初财赋，二税之外，惟商税、盐课、牙契、房租而已” [63] ，在城郭之赋中，仅列出房租（按当即屋税）一项，不及其他。

最后值得一提者，屋税虽依房产起征，与地税不侔，却仿照农田两税，分夏秋两次起征。南宋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三日，宋廷于家国破碎、慌乱逃奔之时，试图收拾民心，降下赦书，其中规定：“今年夏料屋税，内被杀或逃避，止有妇人、小儿、贫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属抄札，依灾伤七分法赈给施行。” [64] 可知屋税分夏秋两料，与土地税一致。

三、家业钱与役制

如前所论，两宋时期，屋税被视为城郭赋税的主项，具有独特地位。可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官府在向城郭征取赋税时，实际情形越来越复杂，并不是仅依据屋税一项可以应对的了。于是，出现了一种从地产物业走向综合家业评估的趋势。这可以从家业钱评估在城市税制中地位、与役制变化两个方面来叙述。

王曾瑜讨论宋代坊郭户划分户等的情况，曾精辟地指出：“总的看来，多数地区是通行用家业钱划分坊郭户等的办法，不分主户与客户，混通分为十等。” [65] 从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作为城郭之赋的宅（屋）税、地税制度，到“通行用家业钱划分坊郭户等”，其间的历史演变，似可略作补充。

宋代城市税制演变是与整个专制国家财税制度演化过程紧密相连的。北宋前期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宅（屋）税、地税的税负之外，“坊郭人户熙宁以前常有科配之劳” [66] 。以征敛物资为要旨的科配制度，宋初以来主要因为筹集军资逐步推广起来，成为坊郭人户的一项重要税负，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将坊郭户划分若干户等的制度。据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1007—1073）的记述：

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臣昨至辽州，人户累有词状，遂牒本州。据州状称：“检括得第七等一户高荣，家业共直十四贯文省，其人卖松明为活。第五等一户韩嗣，家业二十七贯文。第八等一户韩秘，家业九贯文。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其余岚、宪等州，岢岚、宁化等军，并系僻小凋残之处，其十等人户，内有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 [67]

这一则文字，是目前论者指宋前期划分坊郭十等户制最主要的依据。据此可知，“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至少在欧阳修举例的河东地区，依据的是家业钱。至熙宁中创行免役法，规定坊郭户出钱“助役”，多数路分也主要依据家业等钱起敷役钱 [68] 。其所承袭的，应该就是“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的旧制。不过从熙宁五年起推行的方田均税法，规定“屋税比附均定”，现存《崇宁方田令节文》所见“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等条，估计也是熙宁以来通行天下的旧条无疑。这其中划分坊郭十等人户的条令，前者称据屋税，后者称据家业，其中的区别，不应忽略。有论者以为或出于地域差异，自然有理。赵宋承旧制，自立国之初就未曾整理赋税，使之划一，后来各路因地制宜，甚或法外创制，更是无序。仅就熙宁各路创征坊郭助役钱的办法，虽说制度内涵主要依据家业等钱起征，具体条文却少见有完全相同的，可知当时都是视风土、习俗与旧制，由路分各自拟定实施条款。从方田均税条例坚持依据屋税划定坊郭户等，到各路征敷坊郭免役钱实际多据家业物力均定等第，其中所反映城市税制的发展趋势则比较明确，即在不动产之外，更注重于综合评估坊郭人户各类财产。

家业钱与屋税虽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屋宅为坊郭人户家业的主要内容，可无异议。元丰五年（1082）八月丙辰（七日），开封县上言朝廷，请示如何核计养马户的家业物力：“未审止以屋业为物力，或通计营运财物？”宋廷诏“以屋契钱数并屋租为物力” [69] ，即未将“营运财物”核计在内。南宋初，临安府城内有不少人户房产屋舍为南迁的官府占用，绍兴三年（1133）三月二十七日，宋廷下诏：“临安府仁和县、钱塘县地基为官府营寨拘占者，许计家业钱蠲免绢数。” [70] 这是指蠲免由坊郭户承担的和预买绢，但蠲免的方法则是据地基核计家业钱，可知地基之上的屋舍店宅是纽折家业钱的主项。也正因此，一些地区性的杂赋，也多据此原则来摊派。嘉定八年（1215）四月，真德秀（1178—1235）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负担的和买绵绢过重，上奏朝廷，说是“淳熙五年，知江宁县事章騆偶因推排，平白将一厢三都分立和买两色，增科绵绢于民。房地僦赁则起所谓家业钱，店肆卖买则起所谓营运钱”，也是将主要据屋宅折算的家业钱，与据商业经营规模折算的营运钱分为两项税产，再分别据此征敷和预买紬绢等。当时真德秀提议由建康府与江东转运司“各于支用钱中分半抱认” [71] ，免除江宁县城民户这一项负担。五月二十九日，得到宋廷准奏的回复。于是，同属建康府的句容县也有市户投状上请，要求免除白敷于当地坊郭户的一项杂税。据称句容县“每岁于田产店库上已均敷和买绢八千二百四十余匹，坊郭房廊赁钱上已均敷二百二十余匹，却又白敷坊郭市户八十六匹有奇，谓之虚增营运钱” [72] ，可知句容县的“坊郭房廊赁钱”，也是在“田产店库”之外单独设立的项目，实际上就是家业钱。这种情形看来有一定的普遍性。

赵宋政府征敛城郭之财，如此清楚地分辨不同税产的内容，当然不是为了挑肥拣瘦，而是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地基、屋宅与商业经营，往往分离，有地者不一定有房，有房者不一定有地，甚至富商大贾也有可能是赁屋经营的，因此税制的设计，必须将它们分别开来核计，才能达到最佳的征税效果。元祐元年（1086）四月，吕陶（1027—1103）论奏成都府、梓州路坊郭户营运钱太重之弊，就指出“熙宁初施行役法，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以助免役之费。盖朝廷之意本，为人户专有营运，而无产税，或有产税，而兼有营运，故推排坊郭，有营运之家，仍于田产税钱之外，别令承认营运钱数，以助税户，诚为均法”。后来因“有司不能上体朝廷本意……惟务定得坊郭钱多，用为劳效”，甚至“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也就是仅有屋宅而并不从事商贸经营者，也一概被抑勒承认营运钱数，征取免役钱，才形成弊病。所以嘉州等地有人户被迫逃离城市，“闭户移避于乡村居住” [73] 。

到南宋，坊郭的地、宅与商业经营三者之间的关系分辨更为清晰。大致在绍兴年间，庐陵人王庭珪（1079—1171）因事上书地方官，比较典型，引录于下：

……今日朝廷又有助军之敛，盖缘军兴，岂得已而行也。言利者既已失谋，颇闻诸县奉行不一，如税田亩固有定数，至于家业，则明言十等户。今坊郭所谓第户，正应此一项，无可疑者。若营运则无迹可验，然止言坊郭，则财力多者亦可以概见，少者所得无几，徒为扰耳。今诸县或官吏入人家，打量间架，搜索有无，下至抄及卖饼菜之家，如此行遣，全类税间架，恐非朝廷之意。家业、营运独言坊郭，盖谓逐厚利者，恐有不均之患。今有田亩者即有家业，有家业者则营运在其中。若使一家而纳三色钱，恐必至于重困，何坊郭之民独不幸也！ [74]

所谓“诸县奉行不一”，显指所奉行者出于朝廷条文，有一定普遍性，并非一地之制。至少在制度设计上，“田亩”（按即坊郭地税）“家业”与“营运”三者的分辨，是很清楚的。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奉行不一”，未能分辨屋宅产业与商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唯多是取，所以才说“若使一家而纳三色钱，恐必至于重困，何坊郭之民独不幸也”！同时期的张守（？—1145）也曾指出：“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初无田亩……” [75] 前文吕陶所论成都府路等地官吏“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一概抑勒估算营运以出免役钱，大概就是属于这种情形吧。

总之，如果认为坊郭地税、宅税是承袭旧制而来、主要针对城市不动产起征的税钱，那么无论家业钱，还是营运钱，则主要是随着宋廷创征免役钱、和预买紬绢等项新税形成的税产概念，免役钱、和预买紬绢等即主要依据这些税产来征取。坊郭屋宅店舍既是官府起征屋税之所依据的税产，同时，它本身又成为了估算家业钱这一新税产的主要内容。总体趋势，则是在田宅之外，重视家业营运等项在估算坊郭户家产时的重要性，这无疑反映了两宋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当然，所谓“田亩”、“家业”与“营运”三者关系的分辨，虽然是制度条文，不少地方实际运作，因地制宜，置之不顾，是不一而足的。

论者多所征引的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关于州郡城郭税地的税负归纳，谓“税地有和买、役钱，有本色折变，有科敷差役” [76] ，看来是着眼于新税种，而未将地、宅两项旧税列入其中。可是，它在和买、役钱等项之外，又明确提到了差役一项，则值得关注。

宋制，熙丰变法之前，坊郭户不承担差役，而有科配的负担，所以说“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谓之差科” [77] ，或曰“祖宗之法，坊郭户既不责之以应役，又不迫之以输钱” [78] 。其实并不尽然，王曾瑜已经注意到，北宋前期坊郭户也有一些差役负担，并引录了坊郭户应差为散从官等事例以为论据 [79] 。其中原因仍值得论说。

景祐四年（1037）十一月辛丑（三日），宋廷诏令河北转运司：“如闻城邑上户，近岁多徙居河南或京师，以避徭役，恐边郡浸虚，宜令本路禁止之。” [80] 两年前，也有类似记载，当时宋廷令京东西、陕西、河北、淮南六路转运使检察州县，“毋得举户鬻产徙京师以避徭役” [81] ，虽未明言系坊郭户，估计情况相类似。坊郭人户鬻产徙居京师，从其迁入地的因素来分析，无论是京师开封城，还是河南地区，总之都比他们原居住地河北、陕西等更繁华、安全，可不必详论，但他们为什么离开原籍，则有必要深入分析。

天圣八年（1030）七月，时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989—1052）曾上奏，认为州县所征发的差役人数太多，为民众重负。其中提到：“河西县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余户属乡村；本县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于乡村差到。缘乡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户，更于以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无所休息。” [82] 河西县乡村主户仅占总主户数的四成半不到，本县差公吏340人，其中195人系从乡村差到，已经超过乡村中等户数，另有占四成有余的145人，既然不是从乡村差发的，则差自坊郭无疑。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分析。

其一，从河西县主户城乡分布情形看，城居的比例很高。河中府地处西北，这反映了此地特殊的政治军事背景。前引景祐年间的两则诏令，所涉及的也都是北方——尤其是陕西、河北地区，看来在宋辽、宋夏军事对峙的情形之下，这一带民众出于防御的需要，不少选择城居。由于城居成本远比乡居为高 [83] ，城居者自然以中上户为多，所以才出现了如河西县近六成主户城居的现象。这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大量城居者实际都是乡村主户，而非商贾。如此，官府自然不得不从城居人户中征发差役，无法恪守“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的制度条文了。所以，当时如河北等地区因为“多差役上户”，宋廷“诏河北诸州毋得以坊郭上等户补衙前军将、承引客司” [84] ；后来，因天下科役不均，又“令乡村及坊郭户均差率之” [85] ；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马光奏上《论财利疏》，也建议衙前“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 [86] ，这一切也就可以理解了。相应的，当官府对坊郭中上户征役过重时，他们“举户鬻产徙京师以避徭役”，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二，如果说西北地方迁居城市比例较高，出于地域特殊性，就整个赵宋国家辖境范围来观察，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居以其舒适的生活环境、发达的文化教育条件，以及乡居所无法比拟的政治区位优势等等，对民众产生着巨大吸引力，引诱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户移居城市，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学界对此有不少讨论 [87] 。这就使得城市的经济关系愈加错综复杂。

一方面，当时出现不少城乡“两栖”，或完全依靠乡村经济资源的城居户。前引元祐元年吕陶奏文就已提到，成都府等路州县官员为多征取坊郭助役钱，“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造成“嘉州坊郭人户以至闭户移避于乡村居住”。可见“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其中有一些并无营运，而且原先也不一定被著籍为“坊郭等第”，他们估计只是在城郭购置屋宅的乡村富户，所以后来坊郭的助役钱负担过重，才有可能“闭户移避于乡村居住”。南宋后期，陈淳（1159—1223）曾就漳州官府征纳州城内的侵河官钱一事，上书地方官，说到此钱的征纳弊端百出，“后因官司不取办于甲头，而听人户自纳，于是人户不齐，有纳有不纳，……或乡居人买负郭屋，日常户闭，而人吏无敢催纳者……凡此等类，无甲头为之纠察，年深月久，遂至失陷” [88] 。像这样日常闭户的“乡居人买负郭屋”者，也就是乡村富户尚未最终完成迁徙城市过程的，自然不会只此漳州一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乡村富户已经完全迁徙城市，著籍为坊郭户，但仍拥有乡村的田产屋业，更会造成城乡之间税产著籍的复杂化。这就是朱熹（1130—1200）所说的“州城县郭所在之乡，其产无不甚重”的问题 [89] 。文献中或称“在城寄产”，或称“城中寄居产业”，含义相同，都是指寄居户将乡村田产著录在城中户籍，且假冒官户，以逃避乡村差役。如抚州崇仁县“颖秀一乡共计七都，相去城闉才十五里，无非在城寄产，省簿立户，并有官称，无一编民”，实际上则是“其间真伪相半” [90] 。又“况本都省簿并是城中寄居产业，无非立为官户” [91] 。此类寄产于城中者，其田产也并不一定都坐落在城郭附近。如某官所判的一个盗葬案，田主吴思敬寄居州城，“其所争地乃在本县三十二都，相去四百余里，平时照管不到” [92] ，这是田产坐落比较远的一个例证。这些记载虽大多都出于南宋时期的文献，从农业租佃制与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分析，类似现象应该从北宋以来即已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普遍而已。所以早在元丰七年（1084）五月辛酉（二十三日），提举京东保马霍翔上奏，才有“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户”这样一般性的归纳 [93] 。

乡村富户寄居城郭，并且将他们在乡村的税产著籍于城郭，既造成了地方赋税催科的困难，更使得乡村差役税产走漏，地方官府转而试图向这些寄居城郭的“遥佃户”等征发差役，是很自然的。前引仁宗年间河北、陕西等地征发坊郭上户充差役的事例，应该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发生的。到南宋，城乡间税产交错更复杂，类似情形也就更多了。范西堂（应铃）曾判决一个蕲州民户相互间纠发差役的案例，据载“蕲春守义坊缺役，自去年三月定差，至今年五月索案，犹未结绝”。既称“守义坊缺役”，显见系从坊郭人户中差发。当时追纠到八人中，有张世昌者，最后被判令应该充役。范西堂发现他的税产中有湖泊等田产，可见这位坊郭人户也是属于寄居于州城的遥佃户，在乡村有不少产业。判词又谓“定役之初，乡司具帐，乃于张世昌名下朱批税色曰：十三年夏税。即此一节，已见为欺”；“大抵一乡役次，乡司、役案，梦寐知之，不便从公与之定差，盖欲走弄以其私”，等等 [94] 。从语句分析，可知当时之所差发的，实属乡役。这则记载是南宋时期纠差城居遥佃户充应乡役的一个实例。

嘉定二年（1209），秀州青镇一则碑文所载的事例，也可作为佐证，文稍长，引述于下：

由熙宁至今百三十余年，免役之钱弗除，而差募之法并用，独女户、单丁与夫郡县坊郭，著在令甲，悉得免充，民实便之。……乌青镇分湖、秀之间，水陆辐辏，生齿日繁，富家大姓，甲于浙右。先是，四安、新市用坊郭法，就傍乡物力多所立户充应，民获奠枕。唯青镇地狭役烦，无势力以继诉于上，且为令者类汨簿书，供期会，视民疾病若秦越然，请辄中格。近岁以来，巨室圯困，贫弱转徙，民力愈以罢弊，市区愈以索寞，保伍正长间当更替，乡胥弄鬻，甲乙互推，有累岁无执役者，虽期功之近亲，百年之姻娅，一旦相视若仇，讦讼纠纷，风俗之不美甚矣，有识之士为之浩叹。于是前湖南提举常平茶盐事张公，偕乡之宦达、里之俊造与勇于为义，若进士沈扬休、免解进士张承德、沈绘、莫沂、张玉、沈沔、张由、张田等，相率而告于崇德令尹赵公与浚，已而上之常平使者林公拱辰、嘉兴郡太守林公良，莫不以为经久可行，顾朝请而夕报可，一以四安、新市为准。自是富者不凭借多资以重困夫贫，贫者各得安生乐业而无望于富戚。 [95]

两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市镇有长足发展，自宋初以来国家已将市镇人户视同州县坊郭户对待，但地方具体执行，常有出入。青镇隶属于秀州崇德县，与隶属于湖州乌程县的乌镇隔岸而立。附近另有四安、新市等镇，隶属于湖州德清县。乌、青均为浙右巨镇，颇为繁盛，但从“独女户、单丁与夫郡县坊郭，著在令甲，悉得免充”等语看，青镇工商民户并未能如坊郭人户，免充差役。后来青镇困于“地狭役烦”，以至“近岁以来，巨室圯困，贫弱转徙，民力愈以罢弊，市区愈以索寞”。当时也有不少乡村富户迁居像青镇这样的大市镇，他们的田产多在附近乡都，却未在镇区著籍充役。邻近的四安、新市等镇因“用坊郭法，就傍乡物力多所立户充应”，民众负担得以减轻。所谓用“坊郭法”，指那些富户必须在他们依傍的镇区著籍立户，充应差役，而一般的市镇工商户，则可以“悉得免充”。青镇民众也希望参照四安、新市之例用“坊郭法”，经过多年努力，才获照准，镇区的贫困工商户们得以免去重役负担。这一案例反映了在城乡人户、财产交杂的情形下，官府调整制度，以适应变动中的社会经济现状的努力。从这一视角观察，这无疑反映了当时城市税制演变的基本趋势，可以肯定。

由此可见，随着城乡间财产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差役负担从各不同途径扩大到坊郭城区，“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的旧制实际上已无法坚持。

再者，虽说宋初以来并未将坊郭户类同于乡村户，广泛征发他们应充州役县役，坊郭内部类同于乡役的基层差役，例如坊正等，不可能征发乡村户来承担，理应一直就是差发坊郭户来充应的。文献中相关记载不多。熙宁五年创行免役法，原来差充的户长、坊正等都废差法而行雇法。七年（1074）十月辛巳（十七日），司农寺为将更多免役钱收缴上供，转拨别用，请废户长、坊正，另置甲头催税，建议“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 [96] ，所差置的甲头不再支付役钱，这项建议得到宋廷的采纳。直至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新法被废止后，才由户部提议：“勘会诸州县坊郭旧有坊正，昨行减罢，于主户两丁以上轮充甲头，催税租常平等钱物。今合依旧雇募坊正，替罢甲头。” [97] 至北宋末年，虽然免役法数次反复，最终既征取免役钱，同时征发人户充应差役，以甲头催税的制度沿袭不变。其他的一些杂役，记载也相当零散。如南宋镇江府城郭人户一向承担金国使臣往来时的一些杂役，“递年应办国信往来合般担礼物人夫，不逾二千人，系丹徒县官差拨坊郭人户充应。然坊正、县吏不问实用人数多寡，遍于诸坊排门差拨，闾巷骚然”。后来经守臣史弥坚更革制度，才使得这项杂役负担有所减轻 [98] 。其他类似的情形也必然存在。

总之，前引《开庆四明续志》归纳城郭税地的赋役负担，在役钱之外，明确列出差役一项，看来是相当准确的。

四、小结

两宋时期存世文献虽远较前代为丰富，涉及城市税制的具体内容，许多仍在云遮雾罩之中。前文讨论，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补充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无论是城乡地价差异之对于坊郭地税制度形成的推动，还是地税征收中对屋宅、市场不同地块税率的分辨，以及屋（宅）税在城市众多赋税中所占的主项地位，家业、营运等税产概念的形成，差役负担之向城市扩展等等，前文所反映的无疑只是以制度条文为基础的倾向性现象而已，历史的实际必然相当复杂，相信其中多数并未在存世文献中留下记载；即便少数留有痕迹的，如何准确解读它们，也总是考验着史家的智力。归纳而言，有两种倾向比较清晰：其一，面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赵宋政府针对城市征税赋役的制度设计，在前代旧制的基础之上，将屋宅地基等不动产列为税产之外，更倾向于综合评估坊郭户的所有财产，以使税制更契合社会经济实际，同时也有助于国家征取更多的税利。这无疑是与当时乡村农田税制演变的一般趋势相一致的 [99] 。其二，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病，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在许多方面确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其中原因值得探讨，总之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可以肯定。

[1] 草野靖：《宋の屋税·地税に就いて》，载《史学雑誌》第68卷第4期（1959年），第71—88页。

[2] 梅原郁：《宋代都市的赋税》，原载《東洋史研究》第二十八卷第四号（1970年3月），后由郑梁生译成中文，刊载于《食货月刊》复刊第四卷第一期（1974年5月），第28—48页。梁太济《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代两税的异同》，原载于《中国史学》第一卷（1991年10月），后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一书，为第十一章《“五赋”及其所体现的两税法的演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46页。

[3] 前引梅原郁文，郑梁生中译本，第47页。

[4] 林立平：《唐宋时期城市税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2—38页。

[5] 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第64—82页，中华书局1985年；后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519页。

[6] 林立平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城市住宅单独征税，创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六月”（前引林立平文第31页），其所指即当时创征的间架税。梁太济则指出：文献中虽有将间架税称为“屋税”者（如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一二《论叙迁幸之由状》），它实际不过是众多杂税的一种，“与后来的屋税未必有直接渊源关系”（前引梁太济书，第227页）。日野开三郎、梅原郁等也都认为屋税起源于五代。又据《旧唐书》卷一三五《卢杞传》载：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及十月，泾师犯阙，乱兵呼于市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716页）间架、除陌税之作为苛征，为工商户的重负，乱兵才因此以“不税汝间架除陌”为号召。

[7] 《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6册，第1946页。梁太济依据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四九二《邦计部·蠲复四》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的一则记载，“应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劫，须议优饶，宜放二年屋税”（凤凰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6册，第5575页），指出这是屋税首次见诸记载。当然，明宗此敕既然只是减放屋税，则屋税之成立必在此前。庄宗同光三年之敕所提到的“顷因伪命，遂有配征”者，看来应该是包括屋税的，只是史书未明确提到“屋税”一词而已。

[8] 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9]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一六《李氏园亭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3B。

[10] 《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点校第1册，第154页。

[11] 张咏：《张乖崖集》卷八《春日宴李氏林亭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84页。

[12] 杨侃：《皇畿赋》，见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上册，第19—25页。

[13] 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勋业者不赐第》，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081页。

[14] 不著撰者：《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嘉泰元年三月戊寅条，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109页。

[15] 曹彦约：《昌谷集》卷一二《上丞相论都城火灾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6A。

[16]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街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12—413页。

[17] 前引程民生书，第35页。

[18]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三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25册。

[19]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二《赋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第4366页。

[20] 方逢辰：《景定严州续志·序》，见《景定严州续志》卷首，第4349页。

[21] 关于宋代各地平均亩产量的讨论不少，可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8页。斯波认为：“在宋代的长江下游地区，稳定的上田2—3石乃至更高的生产率较早就已达到，但这仅是局部的、零星田块的现象，远不能说是全面的普遍现象。”（第147页）

[22] 叶武子：《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见阮元编《两浙金石志》卷一一，光绪十六年刊本，页26B。

[23]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影印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003—6004页。

[24] 参见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八章《租佃的基本形式——分种和租种》，第144—158页。

[25]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四《广惠院·规式》：“一、每岁管收租米二千三百三十六石五斗二升七合，……一、每岁管收官会七万六千四百五贯一百四十二文，十七界。”（第5972、5973页）

[26] 吕午：《左史谏草·监簿吕公家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A。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96—699页。

[27] 据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下文载：庆元府楼店务官地赁钱“元系省钱，续准钧判节文，‘窃恐人户欺官匿赋之久，不以本府为奉法循理，而以为加赋苛征，特从优恤，自上等以至末等，其合纳官省钱，并与作十八界输官，以官会而代输见钱’”（第6004页）。可知当时庆元知府吴潜（1196—1262）甚至下令，直接将元额铜钱改为十八界会子。这里他之所“特从优恤”的对象，当然主要也是“形势之家”。

[28] 姚合：《庄居野行》，见《全唐诗》（增订本）卷四九八，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8册，第5706页。

[29]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第四编第二十章《国家与坊郭户及工商业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396页

[30]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赋税》，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册，第4202页。

[31] 周藤吉之曾指出宋志的这一概括出自《两朝国史·食货志》，他同时又认为《两朝国史·食货志》的这则文字，应该沿袭自天圣八年（1030）成书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食货志》，梁太济认为“似嫌证据不足”。参见前引梁太济书，第215—216页。

[32] 参见王曾瑜：《涓埃编》，第509—510页。

[33] 租与税的性质不同，自租佃制度发展以来，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〇，绍兴九年七月壬辰日条载：“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纳租外免输征税。刘豫之僭也，租、税并取之，至是有举人上书，请去其一。户部言：‘自己之田谓之税，请佃田土谓之租，自来不曾有并纳租、税指挥。’乃依旧制。”（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页6B）宋代城市居民常见有租赁官私土地营造屋宅者，如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二《次韵王解元赁地筑屋》诗（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0册影印万历刊本），所记述的就是陈造友人赁地筑屋的事例。这些供人租赁的土地，因它的上面空无屋宅，因此通常称为白地。租赁白地的租钱就称为白地钱。前引草野靖、梁太济等文已有较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34] 王鞏《行状》，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状志传记》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91—792页。

[35] 上官均：《上徽宗乞罢河北榷盐》，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八，第1176—77页。

[36]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一，第152册。

[37]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五一二“仓”字韵引南宋《建安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79册，页22B。

[38] 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三一《与王元勃舍人》（第三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B。

[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元丰四年十一月辛卯条，点校本第22册，第7713页。

[40] 林立平前引文，第23页。

[41]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宋代城市市场》。

[4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亥条，点校本第6册，第1575页。

[4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点校本第24册，第8586页。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是岁条，点校本第3册，第508页。

[4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二，第129册。

[4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九，第166册。

[4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四，第129册。

[48] 《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汀”字韵引南宋《临汀志》，影印本第81册，页15A。

[49] 参见梁太济前引书，第232—234页。

[50] 《册府元龟》卷四九二《邦计部·蠲复四》，点校本第6册，第5580页。

[51] 《册府元龟》卷四九二《邦计部·蠲复四》，点校本第6册，第5580页。

[52] 《旧五代史》卷一百《汉书·高祖纪下》，点校本第5册，第1333页。

[53]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点校本第6册，第5609页。

[5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六一，第163册。

[55]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二五《陈州奏赋率数》，第384—385页。

[5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是月条，点校本第17册，第5783页。

[5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是月条注文引《中书备对》，点校本第17册，第5783页。《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七（122册）、七〇之一一四（163册）同。

[58] 欧阳修：《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本《欧阳修文集》第5册，第1771—1772页。

[59]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一，第122册。

[60]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三〇，第99册。

[61]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二三，第161册。

[62]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三〇，第99册。

[63]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岁收》，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924页。

[64]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七九《建炎时政记》（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7册影印道光刊本，第769页。

[65] 王曾瑜：《涓埃编》，第493—494页。

[66] 苏辙：《栾城集》卷三七《论差役五事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中册，第806页。

[67] 欧阳修：《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点校本《欧阳修文集》第5册，第1771—1772页。

[68] 据毕仲游：《中书备对》，各路分坊郭户征敷免役钱，京东东路、西路、秦凤等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利州路、梓州路、永兴军等路，都以家业出钱；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河东路、成都府路、夔州路等则主要以物力，或曰“以物力均出”，或曰“以物力、房店钱数均出”，等等。所谓“物力”，就是家业物力的简称。又河北东、西路称“以等第均出”，两浙路“以家产贯石百”均出，京西南路称“依科配役例敷出”，虽未明言家业、物力，总之都综合估量财产均敷，则是一致的。参见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48页。

[6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丙辰条，点校本第23册，第7918页。参见同卷九月壬辰条（7930页）：“诏户马法以屋契钱为物力，用住宅计者元契三千缗，房钱计者二千缗，各养一马。其住宅房钱相兼者，以分数纽折。”

[7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三，第154册。

[71]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奏乞为江宁县城南厢居民代输和买状》，《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B—4A。

[72]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一《田赋志二·蠲赋杂录·大卿李大东<蠲和买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3册，第1745—1746页。

[73] 吕陶：《为乞下有司别定坊郭之法以宽民力疏》，见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明永乐刊本第4册，第3367—68页。

[74] 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三一《与王元勃舍人》（第三首），页4B—5A。

[75] 张守：《毗陵集》卷七《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A。

[76] 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第6004页。

[7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八，元祐元年九月丁丑条引吏部侍郎傅尧俞言，点校本第26册，第9437页。

[7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八，哲宗元祐二年四月己亥条引侍御史王岩叟言，点校本第27册，第9716页。

[79] 王曾瑜：《涓埃编》，第507页。

[8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一月辛丑条，点校本第9册，第2839页。

[8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正月戊申条，点校本第9册，第2719页。

[82]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点校本《范仲淹全集》附，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下册，第874页。

[83] 庆历元年（1041）九月辛酉（十五日），时知秦州的韩琦上奏，称在西北沿边地区，“细民一家大率数口，耕获之时，老幼皆须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无所居止，兼薪水以来，亦须市买。……”可见城居成本远高于乡居。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是日条，点校本第10册，第3176页。

[8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仁宗天圣九年七月丙辰条，点校本第8册，第2563—64页。

[8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四月乙丑条，点校本第11册，第3370页。

[86]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四部丛刊》初编本，页6B。

[87] 参见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原载《新史学》第一卷第二期（1990年），后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165—218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88] 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上胡寺丞论重纽侵河钱》，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影印明钞本，第258页。

[8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条奏经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朱子全书》第20册，第880页。

[90] 范西堂：《限田论官品》，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户婚门·限田》，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上册，第88—89页。

[91] 范西堂：《使州判下王鉅状》，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赋役门·限田》，点校本上册，第86—87页。

[92] 佚名：《盗葬》，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坟墓》，点校本上册，第328页。

[9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辛酉条引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言，点校本第23册，第8290页。

[94] 范应铃：《比并白脚之高产者差役》，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赋役门·差役》，点校本上册，第73—74页。

[95] 莫光朝：《青镇徙役之碑》，见董世宁《乾隆乌青镇志》卷一二《著述志·碑版翰墨》，1919年铅印本，页2A—B。

[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是日条，点校本第18册，第6277—78页。

[9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壬午条，点校本第24册，第8682页。

[98]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赋税·均役》，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第2352页。

[99] 参见王曾瑜《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后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70页。王曾瑜认为：“在北宋，北方各路一般使用家业钱，而南方各路多数使用税钱。但是，随着一些路先后改用家业钱，到了南宋时，除荆湖南路、福建路和广南东路外，其他各路一般用家业钱划分户等了。”（第270页）

第五章
市政建设

两宋时期，随着人口聚集，市场拓展，经济繁荣，作为传统人类聚落形式的城市，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并在物资供应、社会组织、建筑构成、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等等诸多方面，带来传统社会未曾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 [1] 。市政建设也必然因此呈现新的格局，可以想见。

关于我国公元10至13世纪城市市政建设的问题，学界此前曾有所讨论，但多集中于城区拓展、市场建设、城防设施等方面 [2] 。多年来城市考古所发现的，大部分也是关于城墙、城门、道路等方面遗存的资料，关于市政建设的许多细节似少有所见 [3] 。今后的研究，估计主要仍须依据存世文献资料。不过一些记载两宋城市的代表性文献，如孟元老记载北宋京城开封城的《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记载南宋行都临安城的《梦粱录》等，均为旧朝遗民回忆故国京城之盛况，不免有片面回饰之处。存世的一些图像资料，如《清明上河图》等，也集中描绘开封府、临安府这样大都市，对于州县中小城市，则非遍览群书、广征博引，难以稍见真容。囿于记载的零散，我们也只可能在少数侧面，约略复原历史场景而已。下文从官衙学舍迁移、陶瓦建筑增多与修砌城市道路这三个侧面，略作铺叙，以补充论证两宋时期城市市政建设进步的历史现象。由于文献记载不平衡的缘故，所论者多集中在南宋时期的东南地区。

一、“近市隘嚣，靡宁厥居”

存世宋人文集中收录有大量礼仪性与纪念性相兼的“记文”，其中专为各地修缮官学官署而志铭撰文者占很大比重。细心分析这些记文，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凸显的现象，各地官衙学舍因故迁移的情况，相当普遍。谨举几例：

楚州：州团练推官因位低权轻，先前官署被都尉“缘隙而豪夺之”。“徙居河亭，才庇风雨。近市而嚣，焚巢而危。孰谓官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以观政”。直至明道初年（1032），恰逢有历练者来任此官，更兼知州“仁贤协赞”，于是“上白廷中，愿迁爽垲，以正民之瞻视”，才得择地于子城之东南隅，别建推官新厅，“上栋下宇可以避燥湿，高闳厚垣可以卜清旷” [4] 。

蔡州：宋初，蔡州官学所在位置“近市而陋，地且甚狭”。景祐二年，太原王某来知蔡州，遂迁建于郡治前之官舍，“突然而高者为之讲堂，次后如讲堂者师所仰息，翼然而夹于两旁者生徒列室而处之。又有亭以习射，有库以藏书，有厨以具馔，有庄以出粟，有圃以树蔬，有什物以备用，有耕牛以垦田，使居是学者有求而足也” [5] 。

越州：州学“先时学舍近市隘嚣，靡宁厥居。嘉祐中始于州之东南隅得爽糁地，平衍高古，敝然一方。乔木渟水，有泮林之象焉。”至治平元年（1064）四月，越州新学成，遂立石志铭 [6] 。

太原府寿阳县：“邑旧有孔子庙，岁久圯陋，不蔽风雨。”县学即附建于孔庙之中。元祐五年（1090），有张某者来知此县，始谋更修县学，“辟而新之”。但患旧址“近市湫隘”，“会邑之士李光国献其东南隅地，遂谋迁焉”。最终新学修成，“凡为屋四十楹” [7] 。

徐州彭城县：“彭城狱故近市”，元祐六年（1091），汶阳人梁叔忱出知此县，因谋划修缮，利用县衙废弃园圃而移建之，“为南北之室，以时寒暑，不以考掠而狱益明” [8] 。

广州：北宋前期，广州州学“学舍在中城之西，与尼寺相北，迫近市廛，喧哗冗杂，殆非弦诵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不利于生徒读书学习。绍圣年间，诸生徒合议凑钱，上请于知府章楶（1027—1102），“极道郡学迁置非宜，条其所以然之状，愿输金于官，择地而徙焉”。章楶因此上请于监司，参考阴阳家的建议，依据《礼记》之说，将官学从子城西侧迁移到了东南隅原驻泊都监官廨。“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义道之堂，两廉及门，先后有序，讲堂最后，为其梁栋未具尔。旧门之外，隙地犹广，因作重门焉。两门之间，又增建屋十四楹，东西相向以为客次，小学直学之庐舍。以乙亥（按：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丁巳鸠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 [9] 。

类似的记载不少，不必尽举。从前引记载可见，当时各地官学官署因故迁移，择地另建者，实属普遍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看来是隐含着某种具有共性的历史原因的，值得深入分析。

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聚集，城区扩充，不少州县城区的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州县都扩建了城区，如开封城即曾在周世宗时大举拓展罗城 [10] 。最引人注目者，就是学界前此多所论证的城区“溢出”现象。梁庚尧就曾提出“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这样的论点，具体指两个方面的历史现象，一是都市市区溢出城墙的束缚，向郊区发展；二是作为农村商业中心的市镇的兴起，且日具城市的形态 [11] 。与城区拓展相应的，是城市建成区的深度都市化。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城区“撑满”现象，即在由城墙所围裹的城区范围之内，多数城市原来仍散布着一些未开发区域，不少甚至还零散地存在一些农田，现在逐渐居民云集，被开发为成熟的都市区 [12] ；其二，中心城区变得越来越拥挤，原先一些单纯的住宅区随着商业兴盛，变成了市声喧哗，居人冗杂的市场区或商业与居住相兼的半市场区。史文中对此有不少记载。

北宋时，长江沿岸的峡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 [13] ，城区拥挤、脏乱的情形跃然纸上。又如苏州，至元丰时期，史载“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 [14] ，出于文人之手的这种文学渲染性的记载，虽然不是直白纪实性文字，它所反映的当时苏州城区繁华、拥挤的状况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当时有臣僚奏请，建议令天下州县广修城郭，就是因为“官司所积钱斛日多于前，富民巨贾萃于廛市” [15] ，必须修城郭以缓急备盗。

至南宋，此类记载更多。镇江府句容县，为当时江南地区一般的县城，且相对闭塞，“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据记载却是十分的拥挤：“民廛之寄官地，参差不齐，挠腐将压，檐相去且不能数尺。县之门道仅容一车。” [16] 明州为东南名郡，南宋时期发展尤其迅速，城区人口增长自然就十分显著了。地志描述明州城内拥挤的情况：“此邦生齿既繁，侵冒滋多，甚至梁水而楹，跨衢而宇。往来间阻，舆马尤病。绍定元年正月东北厢火，救焚者束手无措。既而掘视古沟，率在居民卧室之内。” [17] 又此地的江东碶闸，距州城东半里，据淳祐二年（1242）士民白札子，“本府江东米行河旧有碶闸，随时启闭，内通东湖水脉，外障大江潮汛，沿河两岸各有古来石磡，四五十年以来，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然，水无所泄，气息蒸熏，过者掩鼻。数内余家桥、夹家桥低塌河面，舟不可通” [18] ，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街衢河道皆为侵占。官府屡颁禁令，收效有限。当时台州也有类似情形，“元守凿以通舟之处，亦以居人栉比，阏而小之。今不惟舟不得通，而车马之路亦转侧无所容矣” [19] 。又如湖州：子城城壕“旧可通舟楫，市鱼暇菱藕者集焉”。除谯门前及衙东门、城隍庙等处外，“其他为民居浮檐所蔽” [20] 。潮州：州城自太平桥至三阳门，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岁月浸久，“居民遂侵官地以广其庐，沟藏于堂坳之中，通衢湫隘”，至淳祐六年（1246），知州陈圭下决心整治，“明示榜文，谕以四害：谓市肆挨拶，易启纷争；突烟衢越，易至陈漏；雨潦时至，易生浸淫；沟道不通，易生疾疠”，得到民众支持，才“尽复”官街 [21] 。史文没有交待“复”官街的具体措施，估计少不了要拆毁一些建筑。这就是史家多所提及、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所谓“侵街”问题，也就是随着城市建成区人口聚集，商业繁盛，居民建筑侵占公共地域的现象。

正由于都市发展的深化，尤其在东南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些地区，城区人口密度比较高，是可以想象的。北宋京城开封府与南宋行都临安府的人口密度，大致估计到北宋后期，开封城人口密度在 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之间，南宋临安城区内人口密度，淳祐年间可达到2.1万人/平方公里，到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相当惊人 [22] 。这样的估计当然只能依据存世的户籍资料，并无精确统计基础，因此只具描述性意义，不过它所揭示南宋东南地区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市声喧哗，居人冗杂的历史现象，还是相当直白的。在作为首善之区的行都之外，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以至消防问题成了南宋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如福州，正由于人口密集，“与山争地，民多楼居，瞰虚凭高，甍连栋接”，建筑多为楼屋，而且相当拥挤，因此火灾频仍，消防机构的建设就成了地方官府的要务之一 [23] 。存世史籍所载各地关于火政的种种措施，从不同侧面印证着这一历史现象。

一般而言，在传统中国，官衙学舍因其功能要求，更出于维护官府威严之需，其建筑位置大多与商业区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是“殆非弦诵之所”，更无以“正民之瞻视”了。

不过正是在两宋时期这一城区都市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在不少城市，原先相对清静空闲的官衙学舍所在地域日益商业化，打破了学舍士夫们的宁静生活，“近市隘嚣，靡宁厥居”，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举其要不外有二：其一，凭借官府强权，拆毁驱赶官衙学舍周围的商铺民居，恢复本地块原有的清静空闲；其二，将官府建筑迁移别处。

在专制强权的中心地带，官府多采取最为直接的拆毁驱赶的措施，典型的如南宋行都临安府，绍兴三年（1133），“有司以遗火延烧之频，乞于执政、侍从之居，仓库，四面各毁民居，开留隙地”。原诏规定四周各清理出五丈的隙地，“计所毁无虑数百千家，连日急迫，与延烧无异”。以至“民咨胥怨，有害仁政”。宋廷才复诏“诏执政府第元降空留丈尺指挥，减二丈，只空留三丈；侍从官宅不经烧毁去处并免毁拆。余依已降指挥” [24] 。类似措施，后来曾多次推行。为了自身的利益，罔顾民众死活，拆屋毁舍，强行驱赶，其害有甚于火灾，这种行径，是专制政权的特征。与此同时，至于对民众“侵占官路，接造浮屋”，“添盖接檐突出，并芦席木侵占街道，及起造屋宇，侵占河岸”等等侵占公共资源的行为，则更是不断下令“日下拆截”，甚至“如有不伏去拆违戾之人，令追捉于地所断遣枷项号令” [25] 。

在一些非强权中心地带，或者强拆实有不便者，官府就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另择新地，别建馆舍之策了。有时记载中也可见有以拓展官舍来保证其环境之清雅的例证。文献记载可以印证这一变化过程。

南宋陈缜《改建学外门记》一文，记述武冈军军学的变迁曰：

武冈自移新学四十七载，外门凡三易，其始居学之左偏东向，临谯门之路，与中门相距不能数步。绍兴丁丑，太守建安刘公祖始易之梁溪而南，与旧址夹溪相望为门，教官旧亦居溪南，临衢道。绍兴壬午，朝廷省教官，有言于郡，敞其宇为贾区，可以获僦利者。自是群小鳞集，而学者昕夕往来出其傍，甚以为病。淳熙乙未，旴江王公垂始逐去其已甚者，撤屋取道南出，立门于外，然向之僦居者尚杂处其中，檐卑巷隘，与民庐莫辨。今太守四明林公祖洽下车，观览徘徊，叹曰……于是始议改创。又逾年而昔之杂处者皆它徙，遂尽得教官故居之地，东西三十步，南北三之，平夷径直，隙其前之十步，横植三门，归其余地于门内。自外而望，其势闳以深；由内而观，其气舒以达。山益奇，水益清，野绿天碧，心目夷旷，直学校之伟观…… [26]

据此可知，武冈军军学虽未迁移，不过它的外门却几经变迁。其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期在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朝廷省教官，有言于郡，敞其宇为贾区，可以获僦利者”。当时宋廷为了缓和财政压力，减省地方官学教官，地方政府却因此将教官舍宇出租为“贾区”，也就是出租给商人，改建成了市场。于是商贾集聚，市声鼎沸，不免影响官学的教学活动。儒生士夫对于与贾商杂处，也颇有怨言。所谓“群小鳞集，而学者昕夕往来出其傍，甚以为病”。自淳熙二年（乙未，1175）起，随着官学的复兴，历任地方官不得不回过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他们并未采取移建官学的办法，而是通过收回出租的教官舍宇，拓宽学舍，改建外门，使之势闳以深，气舒以达，以与商业区相隔离，保证官学教学活动不受干扰。

前面引文所述各州县，无论是楚州、蔡州、越州、广州，还是太原府寿阳县、徐州彭城县等等，它们的官衙学舍之迁移，究其原因，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原来所在的地区过于商业化，影响到了官衙学舍的正常运作。不管是“近市而嚣，焚巢而危”，“近市而陋，地且甚狭”，“近市湫隘”，还是“迫近市廛，喧哗冗杂，殆非弦诵之所”等等，都是如此。

文献中还有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印证我们的分析。宋代科举三年一试，由州军负责发解试。南宋前期各地应试者逐年增加，一些著名州军每次应试者常达数万，即如相对僻远的资州，到后期每次就试者也不下五千人，因此各地改建、别建贡院的记载不少。史文称资州旧贡院之拥挤：“……既未免有壅阏躏籍之虞。幸而得入负笈而冀少纾焉，则怅怅然靡所止戾。编苇架竹，犹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楼居者焉，则危栈腐梁，上下填牣，廪乎压覆是惧。投卷之庑，衣冠曳娄；校艺之馆，组绂委顿；封录之所，嚣隘近市；导水之沟，污秽杂袭。”后来有里居寓公，有感于此，遂出财购地，别建贡院。“县庠之西北为民僦居，请庚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墙环缭，三门彪列，四庑昈分，攀龙附凤，二堂屹于左右，中为三术以直达郡。县庠修畅而靓深，至于有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旧” [27] 。资州贡院从旧址迁建于县学西北，不仅建筑面积扩大了，更在于它位于可直达郡衙的中心地块，远离商业区，不复再因“嚣隘近市”受干扰了。

又如潮州：从北宋到南宋，潮州官学“凡四迁”，绍兴六年（1136）才最终稳定下来，未再别迁。而且自绍兴六年后，官舍更有扩建，如将原贡院旧地，东西六千尺，南北四百尺，建为“学之前街”。实际是在学舍前形成了一个广场，以将教学区与商业区相隔离。但历年一久，旧弊复起，这个前街“后为居民侵占，粪壤旁积”。宝庆三年（1227），应教官陈宣子之请，知州李某“拨公帑筑墙以护之，南北立华表门各一” [28] ，将前街围裹进学舍，一方面防止居民侵占，同时更使学舍免受商业活动的侵扰。

两宋时期城市中的官衙学舍因故迁移，只是当时城市生活具体而微的一个侧面，不过它所反映的城市发展的一些细节，值得关注。

二、“陶瓦覆屋，以宁室居”

两宋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细节，表现在城区建筑水平的提高，砖瓦建筑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料主要建材，虽有取材广、成本低等优点，但也有年久腐烂及易遭火灾等不足；贫民居室及一些简易建筑，屋顶多铺设茅草，所以火灾一直是传统建筑最大的危害。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汇聚，建筑集丛，反映在史籍中，有关火灾的记载也就多了起来。唐代中后期，文献中已有不少涉及。史文中有“蜀多火灾，自古所患” [29] ，“南方多有火灾”等文字 [30] 。又如永贞元年（805），柳宗元（773—819）被贬永州司马，留居十余年。他在给友人杨凭的信中诉说：“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 [31] 困窘之境，跃然纸上。一些关心民瘼的地方官也就将劝导民众改茅舍为瓦房，以为自己施治之德政。记载比较集中的是广州城。宋璟（663—737）为广州刺史，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宋）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 [32] 。后来杨於陵、李暠等都在广州推行过类似的措施 [33] 。因此宋初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在《牧守部·兴利》一目的序言中，遂将“陶瓦覆屋，以宁室居”列为地方官为民兴利的重要内容 [34] 。

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对“陶瓦覆屋，以宁室居”的要求就更为迫切了。

两宋时期的城市建筑，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阶段，尤其是官衙民居、豪宅寒舍等不同的类型，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传世图像资料，大多集中描绘盛世都市的繁华景象，只反映了当时城市生活相当狭窄的一个侧面。宫禁殿堂，贵族豪宅，官府馆舍，佛寺道馆，建筑之精美绝伦，也可以想象。极少数存世的宋代建筑，更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中小城市平民常居，其建筑的面貌大致如何，更多信息还得从文献记载中去搜寻发现。笼统归纳，北方多夯土版筑，南方版筑之外，亦多竹木篱壁，屋顶建材则“茅瓦相间”。

北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入宋求法，留有旅行日记一部，其中对杭州等地市景的描写，可以反映当时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建筑水平。此年三月二十七日，成寻在浙江舟山群岛的小均山登陆，日记记载“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 [35] 。“浦”即村落，农村聚落“瓦葺大家”很少，多数为茅屋（萱屋）。及至南宋末年，据方回（1227—1305）的记载，在吴侬之野（浙西平原），“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 [36] 。看来两百年间并无大的变化，居室能够“瓦葺”者，当属农村富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佃户，就只能“茅屋炊烟”了。

城市建筑的一般水平则比农村略高。

四月十三日，成寻到达杭州，从西兴渡过钱塘江进城。他描绘市河两岸“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及江口，河左右同前，大桥亘河，如日本宇治桥。卖买大小船不知其数。迴船入河，十町计，桥下留船，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大船不可数尽。” [37] 成寻特别强调“津屋皆瓦葺”，“瓦葺无隙，并造庄严”的景观，既说明这与他所熟悉的日本城市存在相当差异，因此让他印象较深；同时，也说明北宋中期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像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商业性建筑基本上已经全部是砖瓦结构，具有相当水平了。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城市一般民居建筑的情况，更不代表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情况。

长江中游的夷陵县为峡州治所，“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经济水平不及江浙。北宋中期，州城之中“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材，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 [38] 。可知峡州民居多为茅屋。至于不建瓦屋的民俗，当然只是现实经济状况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差不多同一时期，也是长江沿岸的万州，据载也是“郡濒江蹲山，土瘠而民啬，居室多草茨，井闾之间，栉比皆是” [39] 。又如位于嘉陵江中游的梓州路阆州（今四川阆中市），“缘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经济理应相对发达，据称“并嘉陆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阆中最为名郡”。但据北宋中后期唐庚（1070—1120）的描述，“城中无名园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闾阎凋疏，弥望萧然，其俭啬如此。岂其风声气俗自古然耶” [40] ？作者叙事的口气，或者可与前两则记载相呼应。记述者之所以特别指出峡州、万州、阆州等地建筑“皆用茅材”，“居室多草茨”，或“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当然是在强调这些地区的“土瘠而民啬”，这或许可以反证在江浙等地，建筑水平当比这些地区要高一些。不过有时也不能绝对化。

南宋郑兴裔（1126—1199）出知扬州，上奏朝廷，其中提到：“窃见郡属民居稠密，正宜兴利除害，以培养既庶之风。惟是比户向系茅舍，屡因火灾，一炬之后，荡为灰烬。此亦民生大患也。” [41] 两宋时期扬州虽不及前代之繁荣，仍属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虽然民居稠密，却“比户向系茅舍”，城市建筑水平不高。这是否因为南宋初年屡经战火破坏，复建简陋所致，有待考究。与扬州邻近的真州，据南宋志书记载，也称“市井荒陋”：“《郡志》：‘屡经焚掠云云，茅檐草屋未尽革也。’” [42]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

江南周边的一些州县，建筑水平看来与峡州、万州、阆州等地相差不多。如徽州，据载“依山为郡，号为产木之乡，未闻邃宇高堂，尽是竹篱茅舍”，因此“从来多有火灾” [43] ，为害不轻。处州青田县也是“县之四环亦山也，民多滨溪结屋，覆以茅茨” [44] 。

在一些中小州县城市，若非经济繁盛，政府财赋宽裕者，即如官衙也常有仍为茅屋的例证。如北宋仁宗年间，岳州华容县县衙在安南港滨，“水患火灾常惊扰”。一夕夜风大作，民居火灾，县令黄照正准备派人前往扑救，却被胥吏劝止，说“请毋行，恐茅茨将自及。且地卑积潦，栋桡植腐，势不可久” [45] 。原来县衙自身也是“茅茨”为之，县吏恐火灾延烧到县衙，因此劝止县令，让他准备自救。嘉祐六年（1061），王安礼（1034—1095）替博州高唐县县学撰写记文，“县旧无学，有夫子庙，草屋十数椽，倾侧毁折，莫足以避风雨”，县学就寄寓在这个草屋数椽的夫子庙之中，直至这一年万伟出任县令，新建县学，才有所改观。估计新县学当改为砖瓦建筑了 [46] 。南宋初，李纲出知洪州，记述州衙建筑，称“洪州素无吏舍，止以设厅前廊屋为之，难以检察，因规度都厅之南造使院三十间，以居群吏，却以设厅前旧吏舍分置甲仗、激赏、营田、仪从、添赐等库下马门外，旧皆草屋” [47] 。以洪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其库房仍有不少草屋，其他城市就可以想见了。

一些官宦士夫，或出性情所好，或因时运不济，虽留居城市，却不住华屋而栖身于草舍，例证很多。元丰二年（1079）苏轼（1037—1101）因陷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就提到：“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 [48] 黄州城中可得数亩荒地，以作蔬圃，城市的都市化水准看来是比较低下的。而苏轼栖身草舍，与他被贬谪的身份倒也相宜。至如城市贫民收入有限，居室简陋，就更可以想象了。如南宋后期黄榦（1152—1221）出知汉阳军，就记载汉阳城“郭外沿江之民几二千家，皆浮居草屋” [49] 。

瓦房与茅舍，虽然主要以屋顶建材来作指标，建筑主体部分的建材当然也常有很大差别。一般前者多作砖石墙体，为豪宅的代名词，后者则土坯竹篱，为寒舍之所专有。可惜文献中具体记载较少。大体讲，北方民居多以土坯为墙体，可以肯定，南方民居则多仅以简陋的篱壁分隔。如前文关于徽州城市建筑的记载，就称“竹篱茅舍”。北宋末年李元弼撰官箴书《作邑自箴》，其中收录的《劝谕民庶榜》特别规定：“民间居止只隔篱壁，语音相闻，不得辄出秽言，以妨邻舍，父子兄弟同坐。或来陈诉，必定从重科断。” [50] 可知城市民居一般都是简陋不隔音的篱壁建筑。一般情况下，人们多在这种篱壁外侧再敷涂一层饰泥。泥壁不牢固，容易损坏，得经常重敷。北宋文献记载善画松树的温州（永嘉）僧人择仁，说他“曾饮酒永嘉市肆，醉甚，顾新泥壁，取拭盘布濡墨洒其上，来日少增修为狂根枯枿，善画者皆伏其神” [51] 。市肆新泥壁比较平整，这倒也方便了这位狂僧在上面作画。当时文人出游在外，兴致来时，有壁间题诗的习俗，估计都是题在这种泥壁上面。如果不敷涂饰泥，篱壁上面是无法题写文字的。南宋周去非有《岭外代答》一书，专述广西记闻，说“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篱壁而不敷泥，当然透光。当地此俗是因为“其地暖，意在通风，不利堙窒也” [52] 。其他地区气候与广西不同，篱壁就非敷泥不可了。

有些地方因风之宜，利用当地易得之物为建材，从而形成特殊的建筑风格，如山区多以石材建屋。苏轼《入峡》诗“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 [53] ，这里的板屋不是木板，应该是石板。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是竹楼。咸平二年（999），王禹偁（954—1001）出知黄州，仿州人之俗建小竹楼，撰文记之：“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橼。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54] 文人笔下生花，简易的小竹楼竟被描绘得如此有韵味，《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遂成千古名篇。周去非记述广西建筑，也提到“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又新州“居人多茅竹之屋” [55] 。南宋志书记辰州“连甍接栋，皆覆以板竹” [56] ，估计南方以竹为建材的情况很普遍，所以宋代文人诗作咏写竹楼者不少 [57] 。

不过南方也有不少版筑为屋的情况。如据南宋岳珂（1183—1243）记载，在他所居住的岳州湓城，城市边上有座小山，“山有坚土，凡市之涂塈版筑，皆得而畚致之。无孰何者，遂罄其半” [58] 。城市版筑，竟然将一座山挖去了一半，可知当地民居多为土坯建筑。

那么两宋时期城市的砖瓦建筑已经占到了多大的比例呢？这当然不可能有统计资料。南宋的一则记载或许可以给我们些许指示。乾道中，温州曾遭大火，知州王之望（？—1170）有奏札向朝廷汇报此事，表示担责，自请降黜。其中记述道：

臣契勘本州自今月……十九日，风甚，巳时，新河南界居民叶八家火发，烟焰所冲，六处并起。臣与通判赵不流躬诣火势猛处救应，分遣诸头项军兵百姓并力向前，至未时扑灭。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后，城外南厢居民遗火，亦即时救灭，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翌日风势依前猛急，至未时，市东界杜秀家火发，五处俱作……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龙兴宫、开元观、嘉福院并当风头，不容拆救，内龙兴宫有市舶务一所，并皆焚毁。飞火出城南，烧却民居七十家，及造船营一所，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打造未成粮船四只。……

臣守郡无政，天降之灾，大火继作，祸及民庶。按《绍兴敕》：“……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原注：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臣身忝守臣，无所逃责。

小签：臣契勘本州居民约计万数千家，寺观四十所。今两日所烧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大抵几灾及十分之一，而官司廨宇与仓库务军兵营垒，除市舶务与造船营外，并皆无虞。…… [59]

可见这次温州受灾不轻，被烧毁的房屋约占全城建筑的十分之一，连市舶务与造船营也被殃及。王之望并未给出受灾建筑之砖瓦比例准确数据，只是笼统称“茅瓦屋相间”，也就是茅屋与瓦屋数量大体相当。不过有两点是清晰的，一是据他所引《绍兴敕》，有“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的规定，而他奏札中汇报的，当然是按照这一规定折算后的数据。也就是讲，若简单按间数统计，估计在受灾房屋中茅草房是占多数的；二是他特别指明十九日二更后“城外南厢居民遗火”，所延烧者都是茅屋。在城市的不同地块，由于居民构成不同，建筑水平也会有差异。王之望这一奏札并未点明此次温州火灾具体的过火地域，我们只能将他所说“茅瓦屋相间”之语，视为反映了温州城建筑的平均水平。则据此奏札，似可推断，温州城中的建筑，若按房屋间数计，估计瓦屋占三四成，茅屋则有六七成。城外诸厢则基本都是茅草屋了。估计除城市富户宅第、官衙馆舍以及店铺酒楼外，一般平民就大多栖身于茅草屋了。

温州地区以瓯江流域为中心，隶两浙路，位于浙东。唐以前开发有限，从北宋时起，有“小杭州”之称 [60] ，说明已经进入迅速开发时期。此郡地狭民众，叶适称“土以寸辟” [61] ，“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 [62] 。地方志记载温州“其人多贾”，“民生多务于贸迁” [63] ，经商者较多，可能正是由地狭民众人口压力所造成 [64] 。总之温州在两浙地区虽属边缘，州城的城市经济却可能相对繁华，应该可以代表南宋东南地区的一般水平。也就是如王之望所说“茅瓦屋相间”，若以具体房屋间数论之，则茅屋多于瓦屋。经济更为发达的一些中心城市，砖瓦结构的建筑当然会比温州多。

当然，上述温州的例证只反映了南宋中前期的情形。从北宋到南宋，城市建筑的水平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由于记载不足，史文中所见的，主要就是两宋时期人们为了提高城市抵御火灾的能力、努力改善建筑质量的一些事例，“陶瓦覆屋，以宁室居”。

早在北宋前期，赵宋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推广砖瓦建筑，替换茅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十三日，宋廷颁下《川陕屯兵草茅屋坏者易以瓦诏》诏，要求：“川、陕诸屯兵草茅覆屋，连接官舍，颇致延火。宜令自今坏者渐易以瓦，无得因缘扰民。” [65] 此后更不断重申旧令。各地官员出于同样的目的，也以推广砖瓦建筑为德政，即如边境地区也不遗余力。名将李允则（953—1028）守宋辽边境重镇雄州十四年，曾大力修缮城垒，并顾及改善民居。“周世宗始以关为州，而民多以草覆屋，允则取材木西山，大为仓廪营舍，始教民陶瓦甓摽，里闬置廊市邸舍水硙，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 [66] 。其他地区的例证更多。前文提到“其覆皆用茅材，故岁常火灾”的峡州，据欧阳修（1007—1072）所记，景祐二年（1035），驾部员外郎朱某出知此州，“始……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又万州，也是自嘉祐八年（1063）知州东某到任，为改变“居屋多草茨”的状况，“乃籍郡之羡缗，市材具，构广厦于肆，屋通衢而九之，亡虑二十有二楹。筑水防，表火道，其害始息，居民便之”。其所构之“广厦”，自然也不会再是草茨，而为砖瓦建筑了。又陈师道（1053—1102）记其父亲任雍丘县主簿时事迹，“始县陶瓦以缮营舍，使民占废地伐薪以输，遂以为常” [67] 。陈父为民上请朝廷，免去了重负。记文特别强调以“陶瓦”修缮营舍，看来正是宋廷不断推行“自今坏者渐易以瓦”诏令的一个结果。

到南宋，尤其是当军政重心转移到南方地区后，宋廷推广砖瓦建筑的措施更为着力了，比较典型的是行都临安府。南宋前期，临安府因屡遭火灾，宋廷一再下令改官舍仓库兵营之茅屋者为砖瓦建筑。绍兴十年（1140）九月二十日，临安府又发生火灾，“延烧省部仓库”，第二天当宰辅廷奏时，宋高宗赵构（1127—1162在位）对有司办事不力大光其火，指责说：“累令撤席屋作瓦屋，不奉作。朕已戒内侍，如敢不行，比众罪当加重。”可是改建瓦屋，如无相应财政措施的支持，赵构的表态与“何不食肉糜”之论相去其实不远。当时宋廷下令各机构改建瓦屋，“诏限五日，后亦不果行焉” [68] ，说明城市建筑的改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各地持续的改建工作，的确一直在持续。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平江府改建牧马寨房屋，“令平江府改造瓦屋” [69] 。前文提到李纲知洪州时措置修建官舍营房，“令诸司根括户绝抛弃屋宇，折移改造，置营房三千余间，并系瓦屋”。又建置官府仓廪，“为造房廊数十间”，及修建仓库房廊属官屋馆舍，也都改茅舍为瓦屋 [70] 。不少州县官府鼓励民众改茅舍为瓦屋，而且动用官府财赋，予以资助。郑兴裔知扬州时，痛感郡属民居稠密，比户茅舍，“屡因火灾，一炬之后，荡为灰烬”，于是“径于本郡贮库桩积银钱内动支一万七千五百缗，贷民陶瓦，创建间架，祝融之焰顿息，震惊之虞不作，民患以除” [71] 。袁甫知徽州时，为防火灾，鼓励民众多建瓦屋，“然虑贫弱之徒，不堪营造之费”。于是“官给钱本，鸠集陶工，开其借贷之门，宽其责偿之限，今则栋甍相接，气象一新，似可弭患于未形，岂徒救灾于已著” [72] 。南宋张祖顺（1138—1197）出知梅州，“梅在万山间，官舍民居率以茅竹为屋，公虑火灾，更以木瓦。自驿舍库廪两狱先以公帑为之，民亦乐从，郡计匮竭为之经理，而用稍足” [73] 。乾道四年（1168），青田县郑汝谐曾请求知州范成大易茅为瓦而未果，三十年后，在知州赵善坚任上，郑氏这一请求终于得以实现。当时官府利用青田县的木材商税补助施工费用，“贫者给之，富者而自易之”，“榱桷楹杙之朽腐挠弱者，次第新之。民悦以听，罔敢违拒。乃于溪之南北择便地而陶焉”，遂使“蕞尔井邑，崭然一新。甍宇相属，栉比鳞合，沿流下上，明洁可观” [74] 。

类似例证，文献中记载不少，无需赘举。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个案式的例证，是否一定说明了两宋时期城市建筑水平提高的基本趋势呢？黄州的案例值得一述。

前引王禹偁于咸平二年（999）所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称当地以竹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两个多世纪以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二十日，黄州再罹回禄之灾，“旧城外新城里，地名马家巷，居民遗火，南风紧猛，正望大江，又两街居民虽是土瓦，而屋后小屋尚皆诛茅为之，风势火势愈急，虽有筑城官兵万人，无所措手。……共烧三百六十九家，大小共二千四百九十四口” [75] 。可知这时黄州主街两侧民居已经全是“土瓦”建筑，全无竹楼踪影了，只是“屋后小屋”仍多茅舍。又从上述文字观察，显然土瓦建筑受灾轻对较轻，小屋茅舍则损失最大。黄州案例给了我们一个十分难得的指示，从北宋到南宋，州县中小城市民居建筑水平的确有明显提高，尽管如温州的案例之所示，及至12世纪后期，在一般城市中茅舍草屋仍占相当比例，有些地区甚至超过半数，但其中所反映的巨大历史进步不应被忽视。

三、“攻石甃治，以便行者”

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还体现在市政建设的进步。传统防御性设施的完备，如瓮城的建造，砖甃城墙的推广等等，学者多有关注。下文对市政建设的另一个细节——城市道路的改进问题，略作分析。

一般而言，由于自然地理差异，南方地区因雨水较多，易陷泥泞，道路建设要求比北方为高。宋人称“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 [76] ，就是这一原因。南宋周煇记载：“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笼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地风埃设。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蓬勃。江南阶衢皆甃以砖，与北方不侔。” [77] 南北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习俗。吴自牧也认为北宋开封与南宋临安城市运输方式的不同，是由道路条件差异造成的：“向者汴京用车乘驾物运，盖杭城皆石版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楫及人力耳。” [78] 不过这一解释略嫌简单。南方河网纵横，船运方便，不仅比车运便捷，而且成本更低，不一定就是城区道路铺设不便行车之故。又宋人解释轿子（肩舆）于南宋初开始流行的原因，都认为虽然北宋时期民间、尤其是贵族妇女多已乘轿，但官员乘轿犹有禁令，建炎元年（1127）宋廷转徙到扬州后，城中道路铺砖，不便乘马，才下令开禁：“故事，百官出入皆乘马。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轿。’” [79] 也可见，北方城市中，即如京师开封府，也只是泥路，所以君王出行需要细沙铺路，洒水却尘。嘉祐四年（1059）正月，知开封府欧阳修（1007—1072）上奏，请罢上元节放灯，理由之一就是“目下阴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 [80] 。开封城道路既未铺甃，久雨之后，虽然放晴，也必然泥泞不堪。

尽管如此，南方城市道路的“攻石甃治，以便行者” [81] ，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宋代是城市道路建设成就相当显著的一个历史时期。

从“攻石甃治”的范围来观察，宋人所谓江浙或江南，只是笼统的说法，不一定确切。实际范围要广得多，尽管也有必然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如建炎三年（1129）赵立（？—1129）与金军在淮阴城激战，史载“方其鏖战也，士卒有失仗者，拔砌街砖相击。狱庙砖街三里许，皆为所拔” [82] 。可知淮阴城就以砖铺设城市道路。淮阴的记载当非孤例，淮南各地应该有不少类似的情形。此外如川蜀、两湖、福建、两广等地，文献中都可见城市道路“攻石甃治”的例证。比较典型的是成都。据淳熙四年（1177）范謩的记载，“太、少二城，坤维大都会，市区栉比，衢隧棋布。而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履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蜀，始命甓之，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竟其役，鸠工命徒……未几告成，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二百余万，为钱二千万赢，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广狭，凡十有四街，然后所至侧布，如江浙间，雨不乘橇，骑不旋泞，徐行疾驱，俱从坦夷。” [83] 据此，则成都府城从南宋初年才开始以砖石铺设道路，“如江浙间”。川蜀各地情况当与此类似。北宋仁宗年间，辛有终（999—1068）知成都新都县，“县衢旧无阡陌，公为沟，遂课民植槐、柳、杂果于两旁，未几木阴茂密，邑居便之” [84] 。记载谓辛有终规划新都县城城区道路，开沟植树，看来并未同时铺设路面，否则志铭不应漏载。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1126—1193）从四川制置使任被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撰旅行日记《吴船录》。他于五月二十九日戊辰离开成都，十二天后到达眉州，记载说“遍城悉是石街，最为雅洁，前守王阳英昭祖所作也” [85] 。可以推断“遍城悉是石街”在川蜀地区尚非通例，所以引起范成大的特别关注，并赞誉其“最为雅洁”。此外如永康军，虞刚简（1166—1229）任知军时，“正社稷，增黉泮，治沟洫，缮城池，甃道路” [86] ，也进行了城市道路修缮工作。邻近川东的峡州，则是在北宋景祐二年“始……甓南北之街” [87] ，估计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与川蜀相去不远。

相对而言，闽广地区城市道路“攻石甃治”者似比川蜀略为普遍。如福州，五代时即已铺设路面，但“未遍”，到北宋前期，已经“涂多凹弊”。当地志书专列“城涂”一目，详细记载了历年修缮的情形：

康定元年，乡民黄浩然等砌东渎，熙宁以后道士颜象环劝募，周更营干，凡三十一年，至夷康山、铁塔二岭，道左刻施者姓名与其岁月（原注：东门刻“元丰八年陈奕砌”，东路刻“熙宁十年众砌”，河西刻“蔡宗与众砌”，南门刻“何日华男亮成砌”。……）政和二年，林瑗与众砌永安门。 [88]

铺设道路之外，地方政府还制订了疏浚道路两侧沟渠以及绿化的条文，“通衢编户浚沟，六尺外植榕为樾，岁暮不凋，熙宁以来绿荫满城，行者自不张盖”，市政建设的进步，由此可见。又如嘉泰二年（1202），谢周卿出知汀州长汀县，他因县城至城郊社坛道路“崎岖沮洳，往来病之”，遂谋画修缮，“以直易迂，甃为通衢” [89] ，城郊道路既修，估计城区街道也当如此。此外，前文提到的南宋潮州，淳祐六年知州陈某修复官街，且“捐公帑，益己俸，以时价市石，以私直僦工，撤旧砌新。自太平桥至三阳门，长五百单五丈八尺。东抵西阔二丈四尺。官沟在外街之两旁，石刻丈尺为志。砥道轩豁，有中州之气象焉”。铺设了城市街道，才被认为“有中州之气象”——南宋时期“中州”当指江浙地区，显然意味着叙事者对江浙城市的经济文化领先地位的承认。以砖石材料铺设街道，可为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攻石甃治”范围的扩大，说明不仅在江浙，南方其他地区城市经济也有了可观的进步。

存世文献中，的确以江浙地区关于城市市政建设的记载最为丰富，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江浙地区存世文献总量最多所致。

比较典型的如苏州，北宋时当地志书即称“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 [90] ，不仅城区主街，近郊隘巷，偏僻小路，都已铺设砖石，道路建设水平显然高于其他地区。直至近代，人们还可以在苏州见到一些留有南宋时期题记的砌街砖，如《吉利桥版寮砌街砖记》：“募到众施主钱米砌造。” [91] 其他江浙城市相关记载也都不少。如镇江府，早在北宋淳化三年（992），即有僧人募集众财，新砌朱方门附近的十字市街：“廓落衢路，经露雨而不能清通；绵历古今，孰扬言而填整。……复召劝首，言于豪彦，共备丰财，益斯聚敛，确乎不拔，告厥成功。甃数百丈之青烟，东西相贯；破二百五十万之世宝，南北一如。使履涉者免髙下之泥涂，遣往还者得平正之歧道。” [92] 如建康府，景定三年（1262），“先是东西锦绣坊，及经武坊一带，街衢多有损坏缺陷去处，不便往来。景定三年三月十七日兴工，至四月二十日毕，重新布砌，用砖二十余万口，工物总费五万二千一百余缗，米六十二石七斗有奇” [93] 。从记载观察，这次砌街显然是重修。如嘉兴府，“嘉定癸酉（六年，1213）三月，甓南营之街，过张泾以东百丈，皆坦夷之” [94] 。如绍兴府，城区道路因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漆”，宝庆年间，守臣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閧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经画有条，役且无扰。始于府桥，至轩亭及南北两市，由府前至镇夷军门，贤良坊至府桥，水澄坊至鲤鱼桥，沿河夹岸迤逦增筑，暨大小路，迎恩门内外至鸿桥，牵汇坦夷如砥” [95] 。这次当然也是重修，而且工程规模很大，遍及大街小巷。如镇江府句容县，城市道路“积岁久破，硗确殆类山间之蹊，行者病焉”，淳祐六年（1246），县令张榘主持重修，“衢以丈计者二百四十有二，贾以钱计者二万二千九百五十有六……始事于淳祐丙午之秋，毕工于丁未之夏。建牌柱二十有五，以识坊巷。修衢坦然，民以为便” [96] 。

类似记载不少，不必赘举。考古发掘也已提供了关于宋代城市道路的一些资料，如杭州、成都等等。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

分析两宋时期城市道路建设进步的历史现象，有一些特点稍可归纳。

其一，总体观察，江浙地区水平最高，但川蜀、闽广、两湖等地区也有明显进步，呈现了一个不平衡但总体上明显提高的格局，前文已有描述。

其二，在相当多地区，“攻石甃治，以便行者”已经不局限于城区，而是辐射到了城郊，甚至不同城市之间交通要道，也有大规模甃砌铺设的事例。前文所举例证中已有一些提及，如福州、苏州、汀州长汀县等地即是。其他例证尚多，略举一二。如北宋仁宗时，筠州有僧人募捐修路，“得钱一千万，召工凿山陶土，得石与砖若干千万，砌成大道，北断于江，其南西缭于阛阓，凡若干万尺” [97] ，所修道路就到达了城郊江岸。如南宋嘉兴府修建从府城到乡镇的道路：“自邑东至沙渚二十七里，自南营语溪桥东至张泾，皆民居也，其路坎窊越突，行者患之”，从嘉定十六年（1223）到宝庆二年（1226），在致仕官员莫若冲等人的发动、主持下，“设伊蒲之馔，随力题疏，分遣缘化，僦舟运石，不惮劳勚”，终于铺设修缮完成 [98] 。同时，道路之外，城市之中的一些公共地面，如市场地块等，不少也以砖石铺设了地面。如南宋华亭县上海市有受福亭，“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 [99] 。

其三，推动城市道路建设的力量多元化。中国州县城市向为行政据点，因此城市建设主要也由政府负责。不过城市既为人口汇集的聚落，尤其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居生活越来越以其舒适便利，吸引士大夫、富人、地主等聚居，这些掌握有相当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社会阶层或者出于某种理念，或者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出面主持城市道路建设，成了官府之外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文献记载所及而言，比较凸显的有僧道宗教人士与士大夫。

前文例证中提到的如镇江、筠州、嘉兴、句容等地，都是由僧道出面募众缘，集资修缮的。其中如推动镇江府朱方门十字市街甃砌的“发愿砌街僧道澄”，他“始启弘愿，遍适诸方，凡遇街衢，鼎新兴砌。届兹润浦，俄遂前心。募缘而自旦至昏，无倦而经寒度暑，复召劝首，言于豪彦，共备丰财，益斯聚敛，确乎不拔，告厥成功” [100] 。可以发现，“凡遇街衢，鼎新兴砌”已经成了僧道人士修道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显然是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宗教活动之所致。

城居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有一定号召力，也常常是修缮城市道路的重要推动者。如前文提到的主持修缮嘉兴府城乡道路的莫若冲，就是以朝奉大夫致仕的高官。存世宋人文集中收录有不少作者为募捐所撰的疏文，反映了城居士大夫在这方面的活动。如孙觌（1081—1169）为苏州枫桥镇铺设纤道所撰《枫桥砌街疏》，王十朋（1112—1171）为江山县馆头驿铺设官道所撰《馆头甃官路疏》，陈造（1133—1203）为房州所撰《砌街疏》等 [101] ，都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宋代城市经济主角的商人，在其中地位却相对隐掩。文献中也偶有记载，如乾道三年（1167）邵州修康济庙路，系由“市民军长石谅等即旧路而修治之” [102] ，淳祐年间句容县修砌街道，“择市民之谨愿者，司钱谷之出入” [103] ，但总体看不及僧道与士大夫的地位来得显著。这一方面反映了两宋时期的社会特征，商人阶层虽掌握有雄厚经济实力，但社会地位仍受到明显压抑，因此并非社会公益活动合适的发起者与推动者。另一方面估计也受文献记载的掩蔽。出售官告等身份文书是宋代政府筹措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或兜售，或摊派，尤其到后期，不少城市中有一定财力的商人都拥有了初级官员的告身，因此他们一般就不再以“市民”、“市人”，而是以某将仕郎、某通仕郎等初级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也因此，文献中才会出现诸如“市户承信郎”这样的称号 [104] 。又如前文所引苏州《吉利桥版寮砌街砖记》后留有姓名的众捐资者，其中就列出了有姓无名的“周将仕”、“刘将仕”等人，估计就是这样市户。

其四，修缮城市道路的资金也呈现多元化的现象。有由地方政府财政直接出资者，如淳熙四年范成大铺设成都府城道路，“费出于官，而不以及民” [105] ，是为一例。淳祐六年知州陈某修复潮州官街，“捐公帑，益己俸”，看来主要也是由官府出资的。不过更多的情况则是由倡导者出面募集民间资金。有时倡导者还带头捐资，以为号召。例如莫若冲主持修缮嘉兴府城乡道路，就“贷金为众倡”。在应募出资者中，主要的自然是市民商户。淳祐六年县令张榘主持重修句容县城道路，“邑之大姓若施若高，乐为之倡，和之者翕然” [106] ，估计就是句容城中姓施与姓高的商户。更多应募的“众缘”，传世文献中就很难看到他们的信息了。苏州《吉利桥版寮砌街砖记》中留下的捐资者共五十九名，其中除干缘勾当头陀薛了成、副干缘会首马显、吕全卭、都劝缘知府中大林外，其他众人就都只是有姓无名的“×郎”“×娘”等内容了。

四、小结

近代思想家严复（1854—1921）的一则名言，曾被许多学人引用：“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107] 事实上，不仅仅人心政俗，宋代历史还在其他不少方面“造成”了帝制后期中国的面貌。城市经济就是其中表现比较显著的一个侧面。即如本章所讨论的市政建设几项内容而言，无论在市区布局、建筑水平，还是道路营缮，元明清各代在发展程度上容或有超越前代之处，如砖瓦建筑比例更高，道路铺设更为完善，但基本格局当在两宋时期形成，可以肯定。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迄至宋末，大中城市已经达到了它所可能发展的上限，到帝制后期，城市的发展就主要体现在农村小市镇的成长了 [108] 。因此，本章的讨论，除了在细节上补充学界关于两宋城市经济发展的成说之外，更试图就两宋历史的传承提出新议题。关于宋代城市经济与后代的具体比较分析，容待来日。

[1] 参见本书第八章《发展瓶颈》。

[2] 如黄宽重《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与材料》（载《大陆杂志》第81卷第2期[1990年8月]，后收录于氏著《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3—208页），宁欣《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载《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第81—86页），同氏《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第96—102页，后收入氏著《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为上篇第二、三章，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又黄登峰《宋代城池建设研究》（河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马继业《宋代城池建设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3] 关于宋代城市考古，目前仍集中在北宋的开封城与南宋的临安城，具体可参见丘刚主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唐俊杰、杜正贤编《南宋临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扬州、广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的历史遗存近年来也多有发现，此外一般的州县城市，考古材料则相对零散。如可参见黄冈市博物馆《1993年蕲春罗州城宋代城垣发掘简报》（载《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第6—9、16页），唐长寿《乐山宋代抗元山城三龟九顶城初探》（载《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第25—29页），等等。不过绝大多数宋代城市遗存之所提供的历史信息，都集中在城墙、城门、道路等方面，这当然是受历史遗存自然属性限制的原因。另有廖志豪《从坊市遗址出土文物看宋代苏州城市经济发展》（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2期，第42—45页）一文，从1975年3月至12月苏州大石头巷基建工程考古现场出土的一批唐宋时期遗物，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建筑材料、手工艺品、钱币和博具等等，来讨论宋代苏州城（平江府）的变迁、手工业坊市，以及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内容，利用考古材料分析宋代城市经济，比较典型，可惜这样的研究不多见。

[4] 余靖：《武溪集》卷六《楚州团练推官厅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B。

[5] 邵雍：《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卷七《蔡州新建学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册影印清钞本，第692页。

[6] 张伯玉：《越州新学碑》，见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第一百十，吴兴刘承幹希古楼刻本，页26A。

[7] 李毅：《太原府寿阳县新修学记》（元祐七年），见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0册，第15290—15291页。

[8]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一五《彭城移狱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影印明弘治十二年刻本，第778页。

[9] 章楶：《广州府移学记》，《永乐大典》（残本）卷二一九八四录《南海志》所引，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187册，页10A—B。

[10] 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所引显德二年四月开封府修罗城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7—418页。

[11] 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载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81—583页。

[12] 史文关于这一现象的记载不少。如举南宋临安府为例，可参见周煇《清波杂志》卷三《钱塘旧景》，杨和甫《行都纪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山川志二》等。

[13]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2—563页。

[14]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6—7页。

[15]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四至五，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90册。

[16]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6492页。

[17]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20页。

[18]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鄞县志第一·渠堰碶闸》，第5154页。

[19]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三《山水门·水·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7456页。

[20]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湖州》，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吴兴丛书》本，第4686页。

[21] 《永乐大典》（残本）卷五三四二引南宋《三阳志》，影印本第59册，页20A。

[22] 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23] 《永乐大典》（残本）卷一四五七六引南宋《延平志》，影印本第一五三册，页11A。

[24]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八，第191册。

[25]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八，淳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诏、淳熙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临安府上言，第191册。

[26] 陈缜：《改建学外门记》，《永乐大典》（残本）卷三五二五引，影印本第49册，页17A—B。

[27]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资州新创贡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2B—13A。

[28] 《永乐大典》（残本）卷五三四二引南宋《三阳志》，影印本第59册，页37A。

[29] 权德舆：《太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见《全唐文》卷五〇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刻本，第5158页。

[30] 归融：《劾卢周仁进羡余状》，见《全唐文》卷七四七，第7730页。

[31]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〇《与杨京兆凭书》，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790页。

[32] 《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9册，第3032页。参见颜真卿：《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见《全唐文》卷三四三，第3478页。

[33] 参见《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点校本第10册，第3336页；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见《全唐文》卷六三九，第6450页。

[34] 《册府元龟》卷六七八《牧守部·兴利》，凤凰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8册，第7810页。

[35] 成寻撰，藤善真澄译注：《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版上册，第25页。

[36] 方回：《续古今考》卷一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之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B。

[37] 成寻撰，藤善真澄译注：《参天台五台山记》，上册第39页。

[38]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3页

[39] 刘公仪：《万州西亭记》（熙宁元年），见刘喜海编《金石苑》（不分卷），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9册，第6371页。

[40] 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二《重修思政堂记》，《四部丛刊》三编本，页5A。

[41]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蠲扬州缗钱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A。

[42] 祝穆：《方舆胜览》卷四五《真州》引《郡志》，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中册，第806页。

[43] 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A。

[44] 郑汝谐《易瓦记》，录自雷铣《光绪青田县志》卷一四《艺文志三》，上海书店1993年《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5册影印光绪二年刻本，第858页。

[45] 钟崇文：（隆庆）《岳州府志》卷一〇《建置考》“华容县署”条下引黄照记文，上海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页54B。

[46] 王安礼：《王魏公集》卷六《高唐县学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17册影印清翰林院钞本，第214页。

[47]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〇四《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7册影印道光刊本，第200页。

[48]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〇《与子安兄七首》（黄州），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册，页1829。

[49]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与李侍郎梦闻书（汉阳）》，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清钞本，第363页。

[50]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榜》，《四部丛刊》续编本，页2B。

[51]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一《僧择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下册，第671页。

[52]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屋室》，中华书局1999年校注本，第154—155页。

[53] 苏轼：《苏轼诗集》卷一《入峡》，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册，页34。

[54]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一七《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2A。

[55] 庄绰：《鸡肋编》卷三《新州二相堂》，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17页。

[56] 祝穆：《方舆胜览》卷三〇《辰州》引《图经》，点校本中册，第546页。

[57] 仅举直接以竹楼为题者，如髙翥：《菊磵集·竹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4A；又有以竹斋为题作赋者，见释居简《北磵诗集》卷一《竹斋赋》，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1册影印清钞本，第349页。

[58] 岳珂：《桯史》卷一《晋盆杅》，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11页。

[59] 王之望：《汉滨集》卷七《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B—23A。

[60] 杨蟠：《永嘉》，王瓒等编《弘治温州府志》卷二二《词翰四·宋》引，上海书店1990年编印《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2册，第1210页。

[61] 叶适：《水心文集》卷九《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中华书局1961年《叶适集》本第1册，第158页。

[62] 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东嘉开河记》，《叶适集》本第1册，第181页。

[63] 祝穆：《方舆胜览》卷九《瑞安府》，点校本上册，第149、155页。

[64] 参见陈丽霞：《历史视野下的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5]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十一，第165册。

[6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丁酉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7册，第2151页。

[67]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二〇《先君行状》，第29册，第15—16页。

[6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是月辛酉日条，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页15B。

[69]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营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48页。

[70]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〇四《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第200页。

[71] 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蠲扬州缗钱疏》，页11A。

[72] 袁甫：《蒙斋集》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页23A。

[73] 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十一《知梅州张君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2010年点校本第六册，第1916页。

[74] 郑汝谐：《易瓦记》。

[7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五一，嘉定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朝奉郎权发遣淮西提刑兼知黄州左谟上言，第61册。

[76] 范謩：《砌街记》（淳熙四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一八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册，第347页。

[77]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钱塘旧景》，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第53页。

[78]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河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第113页。

[79]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百官肩舆盖》，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上册，第100页。

[80] 欧阳修：《奏议集》卷一五《乞罢上元放灯札子》，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4册，第1690页。

[81]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赵邵武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页26B。

[8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四，建炎三年十二月，“知楚州赵立败金人于淮阴领兵入楚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下册，第976页。

[83] 范謩：《砌街记》（淳熙四年）。

[84]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八《职方郎中辛公墓志铭》，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12册影印清钞本，第667页。

[85] 范成大：《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本，第193页。

[86]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页2A—B。

[87]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峡州至喜亭记》，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63页

[8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城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820页。

[89]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九《汀州长汀县社坛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0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282页。

[90]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点校本第6—7页。

[91] 不具名：《吉利桥版寮砌街砖记》（淳熙六年），见缪荃孙等编《江苏金石志》卷一三，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3册影印《江苏通志稿》本，第9754—9755页。

[92] 不具名：《朱方新砌十字市街起初井记》，收录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编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7册，第200页，编号“章1193”。碑刻于北宋淳化三年（992）四月十六日，石在江苏镇江。拓片高48厘米，宽47厘米，正书。

[93]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疆域志二·道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2册，第767页。

[94] 莫若冲：《桥道记》，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二六《碑碣十一》，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第4615—4616页。

[95] 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嘉庆十三年刻本，第7100页。

[96]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页。

[97] 余靖：《武溪集》卷七《筠州新砌街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A。

[98] 莫若冲：《桥道记》，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二六《碑碣十一》，第4615页。

[99] 董楷：《受福亭记》，唐锦（纂）《弘治上海志》卷五《建设志·堂宇篇》引，《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第194—195页。

[100] 不具名：《朱方新砌十字市街起初井记》。

[101] 参见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二九《枫桥砌街疏》，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一三《馆头甃官路疏》，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三九《砌街疏》等。

[102] 陈阜：《修康济庙路记》，见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四，吴兴刘承幹希古楼刻本，页23A。

[103]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

[104] 继重：《大宋真定府行唐县封崇寺创铸钟记》（宣和三年），见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一三，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八册影印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第13381页。

[105] 范謩：《砌街记》（淳熙四年）。

[106] 张榘：《砌街记》（淳祐年间）。

[107]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见《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第12页。

[108] 赵冈、陈钟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能是最为典型的：“进入明清两代，中国传统式的城市已经发展到极限而宣告停顿。……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见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七章《城镇与市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7页。

第六章
人口意象

今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水准，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口数量。城市所聚集的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不仅可以反映它们各自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独特的地位，综合起来分析，更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观察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准。

学界讨论两宋时期城市人口数量，历时已久。其间大体上可分为讨论单个城市人口数量与综合观察所有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例这样两个研究取向。相对而言，又以讨论单个城市——主要是京城——人口数量者为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加藤繁就刊布有《论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一文，提出了“从南宋末年到元代，临安的户数在三十万左右，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的意见 [1] 。此后，不少学者致力于北宋京城开封与南宋行都临安人口数量的探讨。关于开封，由于有天禧五年（1021）城内外九厢人户统计数记载的存世 [2] ，分析其城市居民的资料相对容易。1984年，吴涛估计至北宋后期的崇宁年间（1102—1106），开封城市人口达到140万 [3] ，此后不同论著所提出的资料，均与其相去不远。如周宝珠、吴松弟两人都认为在150万左右 [4] ，陈振认为在120万左右 [5] ，久保田和男认为仁宗朝在140万、北宋末年在120万以下 [6] ，等等。南宋临安城市人口的探讨则比较困难一些，在加藤繁上述意见之后，更有桑原隲藏与池田静夫提出500万的估计数 [7] ，被多数学者视为失实。林正秋认为至咸淳（1265—1274）末年，临安城区人口当在43万左右 [8] 。赵冈提出：“城厢合计，大临安可能有接近250万居民。” [9] 沈冬梅同意加藤繁关于150万的估计 [10] ，吴松弟则以为到南宋后期，“临安城外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城内人口八九十万”，总之在120万上下 [11] 。但各家的意见，无不根据一些相当含混的记载反复估算而得出，带有明显的试探性。关于两宋时期全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讨论，更为困难，虽然也有一些大体的估计 [12] ，但均未提出应有的文献依据，无法取信于人。

因此，有些学者改变讨论的方法，将宋代的城市分类，按类提出各自不同的、关于其城市人口数量的大体估计，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梁庚尧于上世纪80年代所刊布的《南宋城市的发展》一文 [13] 。梁文通过几乎竭泽而渔式的广征博引，分析关于宋代城市人口数量的现存记载，提出了他关于当时城市规模的等级划分意见，认为第一类为五万户以上为大城市，第二类为五千至五万户之间的次级城市，第三类为一千至五千之间的一般城市，最后是一千户以下的小城市。梁文的分析不仅落实于严格的文献考证，更注意到了城市人口规模与它们的行政地位与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例如，他指出：除都城临安府之外，作为第二类的次级城市，“虽然有沿海和沿江两条比较明显的地带，但是一般讲来，却是分散于全国各路，并非集中于某一地域” [14] 。梁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宋代城市发展水准的认识，更成为近年来一些专书的主要引述来源 [15] 。此外如韩光辉、吴松弟等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 [16] 。总之学者们在对不同类别城市的居民数提出相应的估计之余，均未得出总的城市人口比例数率。

可见，经过多年的研究，关于两宋时期城市人口问题的探讨虽已取得不少成绩，存在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们对宋代城市人口比例问题所持的审慎态度，说明了由于存世记载的零散、含混，尤其是不少记载信息量不足，无法深入探究它们的统计口径，以至实际上很难利用这些记载 [17] 。如果继续恪守于实证归纳的讨论方法，恐难有进一步的发现。因此本章试图转换视角，从宋代城市实际所拥有的人口数量，转向对当时文人士大夫意念中关于城市规模的认识——即这里所说的“意象”的探讨，也许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略作推进。

所谓“意象”，指由存世文献所反映的宋人关于城市规模的描述，一般由人口数量来表示。由于这种描述并非总是依据于不同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而是掺杂了其他对时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要素，因此值得讨论。

这里主要指的是城市的行政等级。

一、京城

无论在行政地位上，还是在实际人口规模上，中国历代的京城无乎都无例外地位于城市等级序列的顶端，两宋时期也不例外。

宋人对于京城的认识，除了它作为帝都，地位崇高，繁华浩穰，就是它的规模巨大，“都城百万家，漠漠浮云生” [18] 。差不多从北宋建国时起，民居达到“百万家”，一直是文人笔下所流露的关于京城的意象。淳化二年（991）六月，宋太宗赵光义（976—997在位）因汴河决堤，出宫巡视，对宰臣解释自己必须亲临视察的理由，也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 [19] 可见京城民户百万，已是当时的一般认识。北宋杨侃（965—1033）所撰《皇畿赋》，对京师聚人之多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皇宋之受命也……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来东吴，北定并、汾，南取荆湖，是故七国之雄军，诸侯之陪臣，随其王公，与其士民，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亲，尽徙家于上国，何怀土之不闻。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20] 总之是强调京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对人口的特殊吸引力。同时，文献中偶尔还可见有别样的描述。宋神宗时，程颢（1032—1085）上奏论事，其中提到，当时仅“京师浮民”，即已“数逾百万” [21] ，合计全部居民，数量当然就更为可观了。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攽（1023—1089）撰《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称“京师至三百万家” [22] ;南宋初庄绰也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23] 这样的“意象”，夸耀的意味当然就更为显露。

实际上，人们关于“都城百万家”的意象并非初始于北宋开封城，早在唐代，诗人笔下对京城长安已有这样宏大的想象。如韩愈（768—824）就有“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之句 [24] 。元稹（779—831）心目中的长安，也是“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 [25] 。稍晚一点的贾岛（779—843），也写出了“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这样的诗句 [26] 。前人关于宏伟京城的这种文化意象为宋代文人所继承，顺理成章。于是，在宋人的笔下，也仍然是“更将梦逐残红去，遍入长安百万家” [27] 。甚至回溯到更早一点的时代，也称：“君不见咸阳百万家，长城白骨埋泥沙。” [28] 全然不考虑宋代的京兆府（汉、唐长安城），物是人非，已无帝都气象。

与此相应，宋代还有两个城市时常能够激发起人们产生“百万家”的意象。其一是曾为唐代东都、宋代则建为西京的洛阳城，北宋刘敞（1019—1068）说它是“冠盖百万家，车马十二衢” [29] 。另一则是南宋的行都临安城了。楼钥（1137—1213）《粮料院葵向亭》一诗，有“涛江渺莾三千顷，烟瓦参差百万家”之句 [30] 。程公许（？—1251）《游灵隐寺》，也称它是“京华百万家，觓瓦迭鳞” [31] 。赵善括还将它比拟于长安：“形胜视京兆，警跸驻钱塘……几百万家和气，五十余年创见……” [32] 完全是京华帝都的意象。

有意思的是，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对洛阳与临安两城之帝都意象似乎偶有歧见。司马光（1019—1086）描述洛阳城春色，称它是“红绿阴中十万家” [33] ，其所反映的城市规模与比前述帝都意象就大相径庭。北宋后期的赵鼎臣赋诗称颂“壮哉洛阳都”，也只说它是“城中十万家，古来豪侠窟” [34] 。这显然是因为北宋时期的洛阳城，虽被建为西京，毕竟只是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实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了。至于临安城，南宋孙应时（1154—1206）也有“风日都门外，楼台十万家”等诗句 [35] ，或者可以反映在时人心目中，临安虽为帝都，不免偏安一方之局蹙，难以比肩于中原旧都。待到入元以后，临安沦落，地位下降，偶因淫雨多日，诗人担心“旧畿十万家，大半忧为鱼” [36] ，更加可以想象了。

“都城百万家”当然并非实况写真，北宋开封城的人口虽在前期就可能接近百万，后期自然更多，合计户数当不会超过三十万，似可肯定 [37] 。南宋临安府的人口数量，学者有不同的估算。本人估计即便到南宋后期，其城市人口也不可能超过百万，合计不过二十万户左右而已 [38] 。

总之，“都城百万户”作为一种文人意象，反映的是京城至高无上的行政地位。

二、区域中心城市

宋承唐制，京城而下，推行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与此同时，宋廷还在全国设置了二十余个监察区——路，路一级行政机构称为监司。从北宋到南宋，随着监司行政管辖权的不断强化，路区就便越来越行政化了，所以也有学者直接将路视为地方行政区。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沿袭，更由于“山川形便”地理因素的影响，路的辖区不仅具有了区划的意义，往往也相应形成对内具有明显共性，对外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域，以转运使、安抚使治所为代表的路治城市一般都是本区域的中心城市。这一史实，也在宋人关于城市规模的意象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证。亦即在“都城百万户”而下，宋代文人笔下还描述了一批居民“十万家”的城市，它们多半是路治城市。当然，由于文献存世的偶然性，记载中涉及的路治中心城市有限，但仍颇能说明问题。

前文提到“城中十万家”的北宋洛阳城，即为京西北路的路治，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殊地位，毋庸置疑。自此向西北，有秦凤路的仪州，梅尧臣（1002—1060）《寄题知仪州太保蒲中书斋》诗云：“中条插远近，黄河泻直斜，蒲阪之城在其涯，渠渠碧瓦十万家，官商工农共扰扰，侯独理斋窗照纱，侯方守边听胡笳，满屋蓄书凡几车。” [39] 仪州（今甘肃平凉华亭县）既非路治，亦非经济名郡，城市居民理当有限。梅尧臣从京城遥寄诗篇给友人，却称其“渠渠碧瓦十万家”，当然并非写实。除了恭维友人位处要职，职典名郡，无非是因为仪州处宋夏前线，属军事要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所以，梅尧臣对仪州夸张的意象也就合乎情理了。

其他记载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北宋中期郑獬（1022—1072）的《荆江大雪》诗，提到荆州（今湖北荆州）“天工斗巧变物境，玉作荆州十万家” [40] 。按荆州后改为江陵府，从北宋时起为本路安抚使治所，为荆湖北路要郡，虽时人偶亦有不同的描述 [41] ，但它被归为“十万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名副其实。至南宋时期，因重兵在此集结，它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此外如洪州（今江西南昌），为江南西路转运司、安抚司治所，江西地区的中心城市，夏竦（985—1051）《滕王阁》诗描述它“面临漳水势凌霞，却倚重城十万家” [42] ，估计此城实际户口绝不可能达到十万家。此外又有梓州，为梓州潼川府路安抚、提点刑狱司之治所，城市规模估计不大，不过文同（1018—1079）《送冯允南倅梓》诗却说：“梓州城中十万家，家家尽喜见君面。” [43]

同一时期记载比较多的是越州、杭州与苏州。治平元年（1064），毛维瞻为越州撰《新修城记》：“越为浙东大府，户口之众寡，无虑十百万。金谷布币，岁入于县官帑庾，数又倍之。” [44] 虽为纪实文体，说到户口，称“十百万”，则属典型的写意语句，难以深究。稍晚一些，程俱（1078—1144）的《越州置酒暮夜乃归作诗一首》，写得就相当明确了：“遥岑出西南，杳蔼川原平，城中十万家，烟云隐飞甍。” [45] 按越州为两浙路提点刑狱司治所，并在两浙转运司分置两地时期，为浙东路转运司治所 [46] ，秦汉以来向为“浙东大府”，两宋时期虽被杭州超越，瞠乎其后，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其在浙东的中心地位则不可替代，至南宋不变。

自隋代开通江南运河以后，杭州城市出现跳跃性发展，自唐中期后被称为“东南名郡” [47] ，自然成为两浙地区的中心。两宋时期，杭州一直为两浙路转运使治所，南宋更升为行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1007—1072）作《有美堂记》，称“钱塘……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 [48] ，当属纪实文字，符合杭州城市人口的实际情况。咸平二年（999），张咏（946—1015）出知杭州，因当地发生饥荒，上奏朝廷，认为“余杭十万户，饥者七八，弗挟盐利，无复生意。若暴禁之，彼将圜视衡击，以扰居者，则为祸大矣” [49] ，可以印证；九十年后，元祐五年（1090），苏轼（1037—1101）出知杭州，又恰逢灾荒，他向朝廷上状投诉转运使分配赈灾款不公，称“窃缘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 [50] ，也就是约十万户。这些都印证了北宋杭州城市的实际人口在十万户左右，但时人吟咏之文，却并未见对它的人口规模有更多的夸张。如赵抃（1008—1084）《次韵岁暮有感》诗，有“春元便欲休官去，谁顾杭州十万家”之句 [51] ，即如苏轼《病后醉中》诗，也自嘲“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52] 。北宋末年郭祥正《钱塘行送别签判李太博（献甫）》诗，同样称钱塘城“门前碧瓦十万户，晓色满城烟雨香” [53] 。可见对时人说来，像杭州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其城市居民十万户，是一个一般性的、“标准”的意象。因此，甚至到了南宋，杭州（临安）城市人口明显超过了十万户，仍偶见诗人以“十万户”来描述它。

与杭州的情形相类似的有苏州（平江府）。两宋时期，苏州的政治地位虽不若杭州，仍长期为浙西路提点刑狱司与提举常平司的治所，经济地位更与杭州相去不远。据孙觌（1081—1169）的记载：“平江自唐白公为刺史时，即事赋诗，已有八门六十坊三百桥十万户，为东南之冠。……盖自长庆讫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覆露生养，至四十三万家。” [54] 若说当时苏州城市人口“至四十三万家”，当然过于夸张，但到北宋末年已超过十万户，可以肯定。南宋则更多 [55] 。但在时人咏吟的诗文中，苏州城市人口仍不出十万户之谱。如范仲淹（989—1052）《虎丘山》诗：“吴都十万户，烟瓦亘西南。” [56] 稍后一点的王洋（1087—1154）《僧求诗往平江》诗，更明确说“自古吴门十万户，莫疑开口告人难” [57] 。赵蕃（1143—1229）《平江寻吴恭叔不获》诗也称此地“城中十万户，历问无乃劳” [58] 。可见这些诗文所表达的，并非城市人口的纪实信息，而是时人对某类城市地位的一般性意象。

此外还有一些例证，主要反映南宋时期的情况，可以引述。

如成都，其作为四川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毋庸赘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陆游（1125—1210）甚至称它“九衢百万家” [59] ，当然是为了强调此城雄居一方的特殊地位，这也是在存世文献中唯一被以“百万家”相称颂的宋代州郡城市。不过，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陆游在另一诗篇中，却又称成都“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 [60] ，让它回归到了路治中心城市的地位。

如鄂州（今湖北武昌），荆湖北路转运、安抚使治所，属荆湖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南宋姜夔（1155?—1221?）《春日书怀》作“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 [61] ；又戴复古（1167—1252？）《鄂州南楼》亦称“江渚鳞差十万家，淮楚荆吴一都会” [62] 。不过鄂州城的实际人口，估计是与十万户相去颇远的。

如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市），位于荆湖北路北端，邻近京西南路，北宋时期地旷人稀，城市规模自然有限。至南宋，因其北临金国，为边境要郡，重兵集结，因此也就成了诗人心目中“城中十万家，碧瓦生烟雾”的重要城市 [63] 。

如潭州（今湖南长沙），荆湖南路转运、安抚使治所，湖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北宋宋祁（998—1061）作《渡湘江》诗，称颂“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64] ，可见此城作为湖湘间一都会，在时人心目的地位之高。直至南宋初年，李纲（1083—1140）回忆此城昔年风光，仍无限感慨：“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 [65] 潭州城市的实际户口，北宋包拯（999—1062）称“在城数万家” [66] ;南宋时期，据梁庚尧的估计不出两万户 [67] ，总之与文人诗文中所表述的意象有相当差距。

如镇江府，北宋时期地位并不突出，至南宋，成为江防要地，建炎四年（1130）于此置沿江安抚大使司，并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司之治所，实际城市户口在一两万户之间 [68] ，但时人诗文，仍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 [69] ，为心目中的中心城市。

如福州，因地狭城小，偶见文人以“万家城”等句描述此城 [70] 。但福州既为一方都会，福建路安抚司治所，自然不失“十万家”的地位。黄榦（1152—1221）《游鼓山登大顶峰》就有“城中十万家，嚣杂不到耳”之句 [71] 。

应该指出的是：诗文吟咏，多率性之作，其中诗人关于城市规模的描述，不可能有严格的类别规定，偶见例外不可避免。如前引陆游称成都城“九衢百万家”，杨万里（1127—1206）描写他的家乡吉州城“阖闾数十万家，如在井底” [72] ，又如汪藻（1079—1154）至称福州长乐县“重城十万家” [73] ，均属极度夸张。同时，那些兼具州军与路府两种性质的城市，因诗人在咏吟时意指的不同，“意象”游离于两个侧面之间，也可以理解。不过，前引文献所反映具有一般倾向性的意象，是相当清晰的。

三、州县城市

区域中心城市而下，就是一般的州县城市。这是一个城市规模实际情形最为复杂的层级，因此文人士大夫们的描述也最为多样化。不过，细心观察，仍可发现某种规律性的现象，也就是：对于一般州军的城市规模，时人多颂以“万户”。规模略大一些或作“数万户”，稍逊色一些者则有称“几万户”者，总之在万户上下。

在唐人诗文中，以“万家”规模来描述州邑的，已不少见。如晚唐李频（818—976）笔下的宣州城，就是“万家闾井俱安寝，千里农桑竟起耕” [74] 。至两宋，这种意象就更为明确了。大约在熙宁元年（1068）前不久，刘敞（1019—1068）以诗寄上当时在濠州的母舅，称其“贵为千骑长，富有万家居” [75] 。前文引梅尧臣为恭维友人，夸张仪州城规模，几十年后，范纯仁（1027—1101）作《题河中府名阃堂》诗，就让它回归到一般州军的地位上来了：“谁擘中条太华开，万家填郭耸楼台。” [76] 南宋初，晁公遡写给蜀中彭州黎某，因为尚未“瞻奉”尊容，信中就多了一份客套，特别称颂黎某的才干：“剑西盖多才矣，虽未瞻奉，已知其出于名国万家之城，必非生于三家市者比也。” [77] 着意指出“必非生于三家市者比也”，无非强调友人出生于相当规模的名邑，这就与诗文中的意象相近了。又时人咏吟两浙路的常州：“列屋万家当舟车之孔道，环地千里亦辇毂之辅藩。” [78] 在楼钥笔下的台州，也被描述为“顷年登临赤城里，江绕城中万家市” [79] 。南宋后期的嘉兴府被誉为“东南方奥区”，就是因为此城“民物稍蕃庶，烟火万家” [80] 。

关于州军城市这种“万家之城”、“万家市”的意象，似乎在两宋时期前后并无变化。与此相应的，倒是那些居民不能达到“万家”规模的州邑，文人的笔触就常常会明确指向它们“小”的特征。如在北宋王禹偁（954—1001）笔下的商州：“居人且艰食，行商不通货。郡小数千家，今夕唯愁呵。” [81] 在王禹偁看来，“数千家”显然就属于小郡了。同样的，南宋黄榦出知汉阳军，称“其为郡最小，事权最轻”，也是因为“郭内之民仅千家” [82] 。至如位于边地的昌州，文献谓其“郡云云，其民才千百家” [83] ，就属于规模特小的例子。因此只有“云屋万家”的州邑，才有可能称得上为“乐地” [84] 。

与这些小郡不同，时人为了夸耀某个县城地位的重要性，或在时人印象中某个县城规模比较大，就会用“万家邑”等词句来描述它。北宋神宗时，刘攽赠诗贺贾延平知光化县，称其地“曾为都尉治，今亦万家居” [85] 。因其重要，所以友人得以出知此邑，可见才干不凡。同样的，南宋李流谦称颂成都府郫县“子男古所尊，而此万家邑” [86] ，也是为了祝贺友人出知此邑。南宋初王洋作诗咏弋阳城中的真意堂，渲染城中居屋拥挤，“弋阳千万家，比屋接修栋”，自然也就突出了主人于居屋“三间良足用”，却能“积钱宽买园”的高行雅兴 [87] 。南宋范浚（1102—1150）致书县官，强调地方政务烦杂，就称“兰溪地虽小，亦万家邑也” [88] ，意在强调地方官致治之不易。又林亦之（1136—1185）描述福清县“螺纹江头乃万家之繁市，龟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庐” [89] ，刘子翚（1101—1147）称颂东阳县“小箔鸣机几万家，时清犹想旧繁华” [90] ，则是在直接夸耀当地经济发达，城市繁华。

由此可知，在时人看来，一般县邑的规模是不足万家的，文献的记载与这个推断可以相互印证。北宋苏辙（1039—1112）吟颂绩溪县城：“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 [91] 其中提到的县城规模是“碧瓦千家”。南宋叶适（1150— 1223）作《漳浦县圣祖殿记》，称“漳浦五千户，良山蔽其西南” [92] 。看来从千家到数千家，就是宋人意象中县邑的规模。不过县城在各级城市的行政等级中，地位最低，千家之邑也确乎不得不属于小城市了，因此王安石（1021—1086）《寄沈道原》一诗，就称扬州蜀冈县“城郭千家一弹丸” [93] ；韩元吉（1118—1187）《送赵任卿芜湖丞》，也将当涂县描述成了“孤城千家邑” [94] 。总之若非繁华的万家之邑，一般的县城给时人的印象是偏小的。

最后还需要附带讨论一下镇市。两宋时期的镇市并未构成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划，少数镇市驻有兵卒，置有镇官，因此有其相应的治安或商税等赋税征收的管理范围。多数镇市作为一般农村聚落，其居民仍以务农者占大多数，恐怕不应该归为“城市”。少数镇市商业繁盛，非农业人口已占居民的多数，才有可能将其归入城市的范畴。长期以来学界讨论常忽略这一区别，有所不足 [95] 。如南宋后期定海县鲒埼镇，据载“居民环镇者数千家” [96] 。不过直至19世纪后期，这一带镇市聚居的居民，仍“业农者多，经商者少” [97] 。因此笔者曾将其归纳为其人口的乡村属性多于城镇属性的“鄞县类型”，并认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98] 。早在南宋时期，这类情形理应更为普遍。如福州的海口镇，“居民余二千户” [99] ；湖南的桥口镇，“市户二千余户” [100] ，看来都属于此类情形。多数镇市，如薛季宣（1134—1173）所记南宋中期之鄂州金牛镇，“人烟近四百户，市井比之本县大段翕集” [101] ，数百户人烟，已称商业活动超过县城，所以“墟市数百家”，当属繁盛镇市的一般情形 [102] 。

不过总的来看，两宋时期镇市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准，是不容忽视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少商业性镇市的人口规模确乎远远超越了前代，于是在文人的诗文咏吟中，产生了“千家市”这样相当典型的意象。如前述“人烟近四百户”的鄂州金牛镇，在稍晚的地志记载中，就被称作了“民旅翕聚，亦千家市也” [103] 。这里“千家市”概念，显然并非纪实，而是类型化的意象。刘宰吟颂真州沙头市：“仪真来往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山势北来开壮观，大江东下峙危楼。沙头缥缈千家市，舻尾连翩万斛舟。” [104] 更是明显的夸耀了。又如邵武军邵武县杨坊镇，据谢枋得（1226—1289）所记：“杨坊千家市，习俗于市道相尚，以诗书名家者，皆异邦人。” [105] 强调其习俗重市道而轻儒术，“千家市”云云，在于突出它的商业经济发展而已。又荆门军长林县，南宋周紫芝（1082—1155）有云“忽从冈阜间，稍得千家市” [106] ，这个“千家市”，自然也属于写意。

从一般的州军城市到镇市，宋人在写意诗文中对它们的描述尽管各有千秋，其间意象所反映的不同城市类别还是比较清晰的。

四、小结

前文描述在宋人——主要指文人士大夫的笔下，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形成了“一般化”的城市意象，这或许可以从观念与现实两个不同层面去解读。

所谓观念的层面，指古代城市长期以来作为行政中心的事实，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尽管因发展步伐快慢不同，同一行政层级城市实际规模相互间已有了相当大的差距，但在时人的意象中，仍习惯将其归为同一类型。如前文提及的杭州、苏州等地的事例，文人写意颂吟，“钱塘十万户”，“吴门十万户”，有时竟然还要少于它们实际的人口规模，出现明显的“夸张倒挂”，比较典型。另一方面，更多的事例则是视城市相应的行政层级，意象的规模远远超越现实，在诗文中做出颇为夸张的描述。无论是十万户、万户，还是千家市等等这些典型的意象，都是如此。所谓现实的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如杭州、苏州等等事例的存在，同时州县城市在同一层级上相互间规模差距也相当明显，但总体看来，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其实际人口规模与时人的意象，至少在类型上大体还是相对应的。因此，无论从哪一层面来讨论，我们都可以发现，行政层级仍然是关于城市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或者，从另一略有差异的视角来阐述，这表明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与它们的经济地位，在总体上是相吻合的。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可能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城市的行政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脱节的现象，但这并未改变城市的行政与经济关系的总体格局。

此外，从前述百万户、十万户、万户、千家市的城市人口规模这样类型化概念的形成，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在宋人的意象中，城市规模确乎比前代扩大了。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两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不过，鉴于学人对前代城市意象的讨论仍属阙如，笔者的这个“感觉”是极为表面的，有待于识者的批评。

[1] 加藤繁：《论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第844页，此文原载1933年11月《社会経済史学》第三卷第八期，后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吴杰中译本，第839—846页。加藤氏后更撰有《临安户口补论》一文，重申旧说，见同前书第847—854页。

[2]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73册，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六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册，第114—115页。

[3] 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4]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349页。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页。

[5] 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载《中州学刊》1982第1期，第129—136、152页。

[6] 久保田和男：《宋都开封の人口数についての一試論——在京禁軍数の推移を手がかりとして》，载《東洋学報》第82卷第2期（2000年），第163—194页。

[7] 转引自加藤繁前引文。

[8]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人口数考索》，载《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2期合刊，第147—149页。

[9] 赵冈：《南宋临安人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第117—126页。

[10] 沈冬梅：《宋代杭州人口考辨》，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86页。

[11] 吴松弟前引书，第584页。

[12] 如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叶光庭等中译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中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第29页有如下论断：“相当广泛详尽的证据指明，同一地区十三世纪时的城市化比率至少是百分之十，还可能比这高得多。”斯波义信认为南宋鼎盛时期，“城市化率或许达到了30%”。参见氏著《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8年版，方健、何忠礼等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又赵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也提出南宋时城市人口比重达到了22%，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16页。

[13] 载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81—583页。

[14] 前引文，第536页。

[15] 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专书并未注明受惠于梁著的事实。

[16] 参见韩光辉：《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3—15页），及吴松弟前引书，第588—600页。按韩光辉所讨论的有些为元代的城市人口资料，不过集庆、广州、镇江、嘉兴等城市的例证，其所反映的应该属于南宋时期的情形。

[17] 典型的例证，可举南宋《临汀志》所载人口资料，见《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八九〇，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86册，页11B—12B。据其记载，汀州一地的人户，从南宋初期的150331户，增长到宝祐年间（1253—1258）的223433户，其间乡村户增长率不到五成，而坊郭户的增长率竟达到十四倍，也就是说，一百余年间，此地城市人口狂增，相比之下，乡村的增长率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有违常识。梁庚尧认为这“说明在南宋初年，汀州农村的人口容纳量已经接近饱和，新增的人口不得不转而流入城市”（前引文第525页）。笔者则以为仍须进一步了解这些统计资料背后所可能隐含的信息，尤其是当年汀州关于乡村户与坊郭户的统计口径，在厘清这些资料的真实内涵之前，不宜直接引为信史。

[18] 刘攽：《彭城集》卷三《雪中退朝与诸同舍登秘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 B。

[19] 《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7册，第2317页。

[20] 见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上册，第20页。

[21] 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见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二程集》本第2册，第454页。

[22] 刘攽：《彭城集》卷三二《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页4B。

[23] 庄绰：《鸡肋编》卷中《石炭》，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77页。

[24]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诗•疑年诗•出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册，第917页。

[25] 元稹：《元稹集》卷三《遣兴》（十首之二），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上册，第33页。

[26] 贾岛：《长江集新校》卷一《望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第1页。

[27] 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三二《依韵和晁十七落花二首》（之一），《四部丛刊》初编本，页3B。

[28] 李吕：《澹轩集》卷一《沧海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1A。

[29] 刘敞：《公是集》卷九《煌煌京洛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丛书集成新编》第61册，第167页。

[30] 楼钥：《攻媿集》卷六《粮料院葵向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一册，第145页。

[31] 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三《游灵隐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 B。

[32] 赵善括：《应斋杂著》卷六《水调歌头•赵帅生日》，《豫章丛书》本，页7B。

[33]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三《看花四绝句》（之三），《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 1B。

[34]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乙未寒食前一日……分得我出二字》（之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4B。

[35] 孙应时等：《烛湖集》卷二〇《和李季章校书西湖即事三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A。

[36] 俞德邻：《佩韦斋集》卷三《连雨独坐旅楼有作》，《天禄琳琅丛书》本，页4A。

[37] 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九章第二节，第345至349页。按周氏估计北宋东京人口最多时达150万左右，户数则仅13.7万。不过这一人口资料是合计在籍民户之外的官宦、军队等等人员在内的，若按户均五口计，大致在三十万户之谱。

[38] 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39] 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五四《寄题知仪州太保蒲中书斋》，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影印正统四年刻本，第105页。

[40] 郑獬：《郧溪集》卷二五《荆江大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 B。

[41] 如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一八《送周谏议知襄阳》：“蔼蔼荆州几万家，竟持壶酒望高牙。”第651页。

[42] 夏竦：《文庄集》卷三四《滕王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B。

[43] 文同：《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卷四《送冯允南倅梓》，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影印万历刻本，第139页。

[44] 毛维瞻：《新修城记》，载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B。

[45] 程俱：《北山小集》卷五《越州置酒暮夜乃归作诗一首》，《四部丛刊》续编本，页12 A。

[46] 参见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47]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见《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刻本，第3206页。

[48]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〇《有美堂记》，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2册，第585页。

[49] 宋祁：《景文集》卷六二《张尚书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 B。

[50] 苏轼：《苏轼文集》卷五六《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册，第861页。

[51] 赵抃：《清献集》卷四《次韵岁暮有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 A。

[52] 苏轼：《苏轼诗集》卷四七《病后醉中》，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8册，第2545页

[53] 郭祥正：《青山集》卷二《钱塘行送别签判李太博（献甫）》，清密韵楼影宋刊本，页4 B。

[54] 孙觌：《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卷二二《枫桥重修普明禅院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5册影印宋刻本，第520页。按孙觌所引白居易诗句，见《白氏长庆集》卷二一《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

[55] 参见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上卷，第三章第七节《宋元时代的苏州》。

[5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四《苏州十咏·虎丘山》，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点校《范仲淹全集》本上册，第104页。

[57] 王洋：《东牟集》卷六《僧求诗往平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0B。

[58] 赵蕃：《淳熙稿》卷二《平江寻吴恭叔不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A。

[59] 陆游：《剑南诗稿》卷八《登城》，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陆游集》本第1册，第223页。

[60] 陆游：《剑南诗稿》卷九《晚登子城》，第245页。

[61] 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之四），《四部丛刊》初编本，页4 A。

[62]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四部丛刊》续编本，页27B。

[63] 王之望：《汉滨集》卷一《赠襄阳帅吴彦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6B。

[64] 宋祁：《景文集》卷一二《渡湘江》，页1A。

[65]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二九《初入潭州二首》（第二首），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6册影印道光刊本，第502页。

[66]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一《弹王逵》（第七章），黄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67] 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第511页。

[68] 参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原注引《嘉定志》：“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86页。

[69]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寄范黄中（炎）运管》，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72册影印万历刻本，第109页。

[70] 韩淲：《涧泉集》卷一五《南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B。

[71]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一六《游鼓山登大顶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8册影印清钞本，第487页。

[72]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四《山月亭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5册影印明汲古阁钞本，第14页。

[73] 汪藻：《浮溪集》卷二九《题叶尚书普光明庵》，《四部丛刊》初编本，页9B。

[74] 李频：《宣州献从叔大夫》，见《全唐诗》（增订本）卷五八七，中华书局1999年点校本第9册，第6868页。

[75] 刘敞：《公是集》卷二六《寄上濠州舅氏》，第220页。

[76] 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四《题河中府名阃堂》，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影印元刻明修本，第402页。

[77] 晁公遡：《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三二《小柬·黎彭山·之二》，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影印清钞本，第712页。

[78] 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常州》，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上册，第91页。

[79] 楼钥：《攻媿集》卷三《寄题台州倅厅云壑图》，点校本第1册，第67页。

[80] 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一《沿革》，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第4417页。

[81]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三《七夕（商州作）》，《四部丛刊》初编本，页6 A—B。

[82]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七《与李侍郎梦闻书》，第363页。

[83] 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四《昌州》，点校本下册，第1122页。

[84] 赵抃：《清献集》卷四《次韵见寄》，页15B。

[85] 刘攽：《彭城集》卷一六《送贾士彦延平知光化县》，页4A。

[86] 李流谦：《澹斋集》卷一《送宣孺摄邑古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9 B。

[87] 王洋：《东牟集》卷一《真意堂》，页10B。

[88] 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与林权县书》，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影印清刻本，第477页。

[89] 林亦之：《网山集》卷八《重建龟山塔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A。

[90] 刘子翚：《屏山集》卷一七《过东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 B。

[91] 苏辙：《栾城集》卷一四《绩溪二咏·豁然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1册，第3311页。

[92] 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漳浦县圣祖殿记》，中华书局1961年《叶适集》本第1册，第179页。

[93]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一《寄沈道原》，标点本第2册，第342页。

[94]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送赵任卿芜湖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9A。

[95] 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市民类型”，即将草市镇居民一概视作“市民”。参见此书第178—19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陈国灿（金华）《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也如此处理南宋太湖流域市镇人口的属性，并提出了“到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村城市化率已达到10%左右”的看法。此文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第132—137页。

[96] 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第475册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第177页。

[97] 以上引文皆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舆地志》辛编《村落》，1935年铅印本，第545页。

[98] 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七章，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99]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九《兵防类二•松林巡检（今福清）》，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崇祯十一年刻本，第7942页。

[10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〇，庆元四年三月十八日条，第89册。

[101] 薛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二六《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影印清钞本，第373页。

[102]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九《古步王屠》，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4册，第1536页。

[103] 佚名：（宝祐）《寿昌乘•镇》，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影印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柯氏息园刻本，第8410页。

[104] 刘宰：《漫塘文集》卷二《送邵监酒兼柬仪真赵法曹呈潘使君二首》之二，第100页。

[105] 谢枋得：《迭山集》卷三《宁庵记》，《四部丛刊》续编本，页3A。

[106]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一三《夜宿长林明日游仙坛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A。

第七章
城市文化

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使得学界在关注当时城市经济领域发展的种种表征之余，也刊布了不少研究城市文化特征的专书专文，读来使人启迪良多。只是迄今为止的论说，无论在理论预设还是在观察的角度等方面，似乎都还留有一些余地，可供讨论深入，因此，本章从学术史视野中的“市民”概念、士庶以及城乡的文化分野，以及影响不同阶层文化关系的要素等几个方面，对当时的城市文化略作叙述。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市民”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两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讨论，集中于阐发“市民”文化或“市民”文艺的论题。这一论题首先必须阐明的，是关于“市民”的概念内涵 [1]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几乎所有论者都明确地区分了“城市居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复兴时期的市民阶层，其社会地位与身份特征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市民文化”不应相提并论。学术史上的这一现象说明论者对概念内涵的谨慎界定，以及对中外城市发展史实差异的小心分辨，无疑是有意义的。不过如果我们对这一现象略作分析，还是可以发现它的背后所蕴含的一些发人深思的考虑，或者可以引作本章讨论的起点。

几乎所有论者都明确地区分了在中国古代“城市居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如杨万里认为：“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产所有者、仆役走卒、闲汉食客、倡优浪子以及落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主体。” [2] 方志远讨论明代的市民文学，在罗列了如官员、士兵、乡绅、商人等十余种城市居民类别之后，说：“以上是中国古代城市居住者或城市人口的基本社会构成，但并不意味着上述人员都是‘市民’。”“如果要对中国古代的市民下一定义，这个定义应该是：居住在城市或城镇、过着普通人生活、能与城市中的其他人员自由交往并能自由出入城市的居民” [3] 。高小康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可见“市民”与“士人”这两者分别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4] 。陈国灿明言：“市民属于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而城市居民却并不等于市民。” [5] 不少论者明确将市民等同于城市者工商业者。如徐勇认为“城市市民毕竟是一个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独特阶层” [6] 。程民生称宋代市民为“工商市民”，可见他未将所有其他城市居民纳入“市民”的范畴 [7] 。宁欣也将市民等于“工商业者” [8] 。所以，程民生就更直接地指出：市民文化就是“消费文化，或者说是商业文化” [9] 。

论者如此小心地分辨不同城市居民群体的类别属性，相互间意见虽略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十分清晰，那就是试图明确区分城市居民中的官与民，或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大社会阶层。正如方志远所论：城市居民“他们应该是‘民’而不是‘官’” [10] 。徐勇更清楚地道明了其中的缘由：“在中国古代，由于对政治权力资源的独占关系，形成官与民两大对立的社会群体。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一样，都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 [11]

另一方面，论者又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复兴时期的市民阶层，不应相提并论。如程民生指出：“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市民是作为封建制的异端出现的，后来发展分化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西方不同轨迹，其性质不是生产型的而是消费型的，市民的性质因而与西方不同，难以一概而论。” [12] 徐勇则认为“与中世纪西欧市民政治文化相比较，古代中国的市民政治文化一出现就为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形态所扭曲和压制，并不断加以同化”，因此呈现出与之很不相同的特征 [13] 。其他论者表述的文字或者有差别，其中的倾向都是比较明确的。

尽管如此，论者坚持关注中国传统的市民文化，当然并非仅仅为了辨明中西之间的史实差异，其用心所在，恐怕是为了探寻某种在他们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分辨与欧洲市民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别，与其说是为了梳理中国传统市民文化的具体内涵，不如说是为了借鉴与比拟，为了寻找一个实用的参照系。如徐勇所论：“自治和自由才是新型市民政治文化的精髓所在。” [14] 市民文化理应蕴涵的新型、自由——因而不见容于旧体制——的特质，这才是论者殚精竭虑试图论证的内容，舍此关于中国古代市民文化的讨论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方志远所给出的三条中国古代市民定义之一，就是：“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过着普通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城市文化的熏染，并应有一定的自由度，既有和其他阶层居民交往的自由，又有出入所在城市的相对的行动自由。” [15] 所以“自由”、“新型”等等词汇就常常出现在相关的论述之中。徐勇精辟地指出，政治冷漠是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独特的政治文化，他并且进一步分析道：“对政治的冷漠还使市民不像其他社会成员一味地接受充满三纲五常说教的正统政治文化，为重重枷锁般的政治责任感所束缚，而追求和向往着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虽然这种追求和向往是以畸形变态的形式折射出来的。” [16] 李春棠指出：“正是宋代城市中新兴的市民文化的勃起，广大中下层群众需要参与商品交换、参与生活‘闲暇’，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一种朦胧的‘历史开拓’。” [17] 谢桃坊认为，“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在封建社会结构中产生了新的成分，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 [18] 。杨万里则提出宋代市民的精神世界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个人自主意识但又容易盲从，反叛传统又愚忠于封建伦理”，并在宋代城市的行业组织中，看出了它“实际却包含着市民对社会活动自主性的追求” [19] 。程民生更明确地指出，市民文化“具有侵蚀封建礼教的非正统性” [20] 。

但是，为什么说“市民文化”必然具有“自治和自由”的特质呢？对于那些论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无须论证的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史籍记载中找到市民的这种文化特质。所以说论者所述之“市民文化”应该具有的这些特质，与其说它们主要来自对史实的归纳，还不如说是出于研究者对某种历史演变进程的信念。毫无疑问，在这里，欧洲市民文化的参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尽管论者事先划定了中西“市民”之间性质差异的界限，小心剔除了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那些欧洲市民文化特征，当讨论实际展开时，其核心部分又被悄悄地召请了回来。中外概念的纠葛，就这样影响到了论者的分析思路。

也许，事先的概念分辨出自学术理性的冷静，随后异域经验的回马枪则源于自多年理论熏陶的下意识。论者们在逻辑上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表现出了在观察历史时的一种明显的目的论特性，“发展”范式在其中的影响昭然若揭。而且，恕笔者大胆臆测：虽未见明言，论者之所以重视中国古代“市民文化”的这种“自由”、“新型”的特质，其背后恐怕还是有着关于社会形态递进的宏观理论预设，在有意无意地起着作用。

讨论这种理论预设的合适与否，并非本章的目的。论者业已注意到、却并未展开分析的一个问题，也许倒可以略作深入：为论者引作比较对象的欧洲市民社会，包括所有城市居民，并未因为其统治上层可能与下层市民存在着种种身份地位乃至政治倾向的差异，而将其剔除在外。而与之对应的中国古代“市民”，在论者的界定中，则明确被指仅“属于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实际上，不过是指传统的官民之分中的城市平民而已。

毫无疑问，官吏等城市的统治阶层必须被排除在“市民”的范畴之外，否则，无论“新型”、“自由”，还是“非正统性”，都将无处落脚。不过，如此严格地甄别城市居民的不同类别，虽然对论者之所着意的论述目的有相当意义，所引发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可能引起概念混乱。在中国古代，“市民”更常见的被称作“市人”，一般指自秦汉以来在城市中特定的市场区块“市”中经营的工商业者，他们按规定必须被著录于特殊的市籍，带有明显身份歧视的意味。近代史家以这一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居民，可以理解。只是从两宋时期起，“市民”的概念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传统市制崩溃，市籍取消，专制国家于是在法制上将整个城市都视为市场区，并在城门设置征收商税机关，市民（市人）概念的外延也相应扩展，从原先著录于市籍者，扩展到了所有城市居民，亦即所有坊郭人户 [21] 。如此一来，若仍坚持将当时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剔除于“市民”之外来讨论所谓“市民文化” [22] ，就不免有以今人的观念裁剪历史之嫌了。

其二，可能忽略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也就是：不管那些被排除在“市民”范畴之外的城市居民是否具有如论者之所希冀的特性，他们的城居状态，是否可能因此形成与乡居不同的文化特征？进一步讲，不管可能包含哪些大相径庭的身份乃至文化差异，仅就“城居”这一共性而言，是否可能会使得全体城市居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与其相对应的乡居者不同的文化共性呢？质言之，从唐人宋迅速发展着的各级城市，是否可能形成其独特的“城市文化”呢？

多年前，牟复礼（Frederick Mote）经比较中西方城市史，提出了所谓“城乡连续体”的命题，认为传统中国未有如西方城乡截然分立的历史现象，中国古代的城市在政治上既无市民自主，法律上也没有特别待遇，许多重要的文化都发生于非城市的环境中，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一种文化连续体，独立的城市文化并不存在 [23] 。此说一经提出，曾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牟氏此说理应从社会学借引而来。上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莱德菲尔（G.Rodfield）在以进化论的观点解读人类历史时，提出了“乡村——城市连续体”的假说，以鉴定传统/现代、乡村/城市的这样相互对应社会形态，为当时多数社会学家所认同 [24] 。以为在传统时期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城市与乡村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间存在连续的共性，这当然是社会学家出于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所提出来的观察方法，借鉴用以观察传统的中国社会，突出其与西方城市史的差异，有一定意义，但如果不加细辨径直套用，则未必合适。另一方面，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也已指出，不应无视中国传统城市的文化特性，过分强调它的乡土性 [25] 。总之，随着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日渐呈现它自己一定的文化特性，是很自然的，虽然这种特性还不足以如同在现代社会，使它与乡村社会分道扬镳；也虽然在两宋时期，这种城市文化在不少方面也许还未能如帝制后期那样凸显。

二、清雅与市俗

从表象看来，两宋时期城市文化最直白的表现，是士庶之间清雅与市俗的趣味对立，文献中有不少反映。

北宋淳化元年（990）九月，王禹偁（954—1001）撰文记开封城的李氏亭园，首述京师土地昂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宫殿、官寺、庙宇、营壁之设，常常占据近半之地，民众居大不易，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设或有之，则又牵于邸店之利，其能舍锥刀之末，资耳目之娱者，亦鲜矣”。李氏虽出身武夫，但“幼读《春秋》”，显然受重文时尚的影响，附庸士夫风雅，“居某坊之后，第在大内之东南，实繁会之所也，而能开一园构一亭，竹树花卉少而且备，游赏宴息，近而不劳”，尽显主人舍锥刀之利、去俗趋雅的趣味。因此当王禹偁得知此园在李氏去世后被子孙典卖，复由宋太宗令内府出钱购而还之的故事，且与友人同游此园，叹物是人非，遂撰文“记其幽致嘉况” [26] 。

似此追求园林幽致的文人雅趣，相关记载在宋人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比较典型的，可举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洛阳城名园十九处。南宋张德和为此书作序，称：“其声名气焰见于功德者，遗芳余烈，足以想象其贤；其次世位尊崇与夫财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经营生理之劳。又其次僧坊以清净化度群品，而乃斥余事种植灌溉，夺造化之功，与王公大姓相轧。” [27] 总之无论善于经营生理的富人，还是清净化度群品的僧侣，他们夺造化之功，为花卉之奇，无非都是在追随王公大姓的品味，以士大夫的雅趣为时尚。南宋定都临安，湖州为辅郡，山水清远，贵族士夫集聚，因此逐渐也营建起一大批园林。“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南宋灭亡后，周密（1232—1298）“想见昨梦”，也曾“摭城之内外常所经游者”，著录名园数十处于其名著《癸辛杂识》之中 [28] 。

有的士大夫不一定像王禹偁所记李氏那样富于财力，得以在寸土寸金的开封城中兴园建亭，他们就常常身居都市，而将目光投向地价相对便宜的郊野，寻田问舍，营建游栖之所。无论北宋沈括（1032-1096）位于润州朱方门外的梦溪园，还是南宋周仲祥远在新喻县南五十里临川乡之唤春园，都是如此 [29] 。在此之外，也常见士大夫们以各种方式支拨钱物，营建官衙亭园，以便在公务之余游赏游憩，彰显其清雅志趣。相关记载屡见于传世文献。如南宋明州（庆元府），即在公廨内外建有进思堂、清暑堂、镇海楼、仁斋、春风堂等三十余所亭园楼阁。淳祐二年（1242），郡守陈垲政事之暇，率僚属游城内月湖上的小洲，命通判赵体要“植亭其上，与邦之人及远方好游者共之”，命名为“十洲之一亭”。当年十月亭成，陈垲遂领客登临。属官林元晋有诗：“师帅勤民众务修，挟晴领客过前洲。不缘感召丰年好，安得从容暇日游……” [30] 文人雅趣尽显其中。

与此同时，士大夫们用以标榜自身文化趣味的重要手段，就是贬低商贾市俗，以凸显自己与之的冰炭不容。南宋袁采（？—1195）的告诫最为典型：“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貎，则远轻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 [31] 俨然将市井街巷看成了文人士大夫们不可向迩之处，并将市井商贾视为不可接近的异类。类似看法，实为两宋士大夫的一般见解。所谓“安田野，远市井，习耕稼之常业，辞商贩之末利”，这无疑是长期以来重农轻商观念的传统之论 [32] 。例如自从熙宁变法，不再征发乡户，改征免役钱雇人应充差役，当时反对变法者否定这一新法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充应雇役者多为城市居民，不如乡户诚实。以致有“自罢乡户用市户，而州县之吏罕良民矣”之论 [33] 。陆游（1125—1210）记载成都士大夫家法甚严，提到那些原先因贫穷而不得不入市井以商贾为业者，一旦入仕，“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而且城居士人有明显的衣着标志，以显示身份，不能出差错，“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 [34] 。因此在士大夫的眼中，久居市肆者，为利欲声色所染，必至品德低下。南宋胡颖判决一个赃官，就说他以恩荫入官，本来也应该“粗识趋向”，之所以行为不端，贪赃枉法，全是因为其妻阿徐教唆所致。原来“阿徐久居中瓦，耳濡目染，岂复有廉洁之行” [35] 。在胡颖看来，市井瓦子等娱乐场所，实在是败人廉行的藏污纳垢之地。所以真德秀（1178—1235）解释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之论，认为这样的“小人”虽然“其本末皆无足观，然亦不害于自守也”，也不妨可为士。但“下此则市井之人，不复可为士矣” [36] 。可见市井之人原比“小人”更下一等。

当然，士庶之隔，自古而然；贱商之论，从来有之。东汉荀悦（148—209）就曾有“山民朴，市民玩”的说法 [37] 。士庶之间清雅与市俗的趣味对立，并非两宋时期的新现象。当时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虽然已有部分士大夫开始对市井商业活动有了相对宽容的看法，至南宋后期，甚至有人提出了“工商皆本”之论 [38] ，不过前文的阐述，可以证明在两宋时期，士庶之间清雅与市俗的趣味对立，无疑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主流性现象。

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如论者多所强调的，由唐入宋，各级城市的经济作用越来越显现，市井文化日趋繁荣，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作为专制国家行政中心的功能。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集聚，文人士大夫阶层纷纷迁居城市，城市作为由士大夫所主导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更趋加强。

关于两宋之前士族迁居城市的历史现象，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谷川道雄讨论六朝时期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认为当时的城市和农村处于分化与对立状态，士族虽然在任官时期会在城市居住，但其根据地仍然在农村 [39] 。中村圭尔还关注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六朝时期人们对长安、洛阳、邺、建康这些都城持有很多负面的印象，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 [40] 。韩昇进一步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北魏政权安定之后，已经出现不少华北士族逐渐与政府合作，任官内外而向城市迁移的倾向，但数量有限。唐代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中央政权的强化，士族纷纷出仕为官，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条件日趋良好，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推进，士族出现了持续迁居城市的趋势。不仅那些天下名门迁徙到以两京为中心的大城市，作为地方领袖的世家大族也向两京以外的区域中心城市迁徙。安史之乱后，更多的士族迁居南方城市。其结果，是随着士族由农村到城市的政治性迁徙渐次向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的扩展，他们在农村的根据地——并随之士族政治——最终瓦解 [41] 。

与此同时，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城居仍未成为主要方式，但如中村圭尔所指出的，京城有着浓重的文化中心的色彩。无论是左思《三都赋》造成的洛阳纸贵，还是建康围绕谢安的风流热、永明文章热等等，都表现出京城存在着高度的文化志向，并且有着支持这种文化志向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水准 [42] 。如果说在六朝时期，这一现象可被视作以中央政权为支撑的城市在文化领域与士族的农村根据地分庭抗礼，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它无疑又是城市成为社会文化中心的预演。

及至两宋，文人士大夫阶层城居就更为普遍了。如洪迈（1123—1202）之所记述的：“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 [43] 梁庚尧对此有相当精彩的分析 [44] 。他指出：当时的城市并非仅是商业中心，而是以行政中心兼具有工商、文化、娱乐等功能。官户与士人之城居，大致可分游宦游学、世代城居，以及初次迁居等不同情形。除大量临时游宦游学者外，宋代文献中可见很多世代城居的官户与士人的记载，他们有些在城中已经有好几个世代，甚至数百年，形成家族。这些城居者，有的可能就是隋唐时期以来城居士族的后裔了。相对于为企求更好生活环境而迁居者，梁庚尧列举的宋代士人出于文化因素而迁居城市的事例，无疑回应了韩昇的分析。官户与士人或者为了方便与志趣相投者之间的交游，更多还为了使子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而迁居城市，如奉化李雄飞之父，“隆于教子，其徙城市，便二子之从师也” [45] ；又鲍璇“爱二子之敏，入城就师友” [46] ，这就凸显了当时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虽说是长期以来历史进程的延续，两宋时期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一趋势更加显著，是可以肯定的。如梁庚尧所举的事例，绍熙元年（1190），平江府（苏州）进士郡居者八人，占当年全府及第进士总数的七成半，虽然也许是特例，但显然可以说明城居士人在科举中的比例已经达到相当的比重。像这样文化要素聚集于城市的情形，必然在各不同方面都有所表现。文献记载有较多反映的，可举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流行，书籍出版与流通多集中于城市的例子。因此，士人虽或仍然乡居，为了获得书籍，就必须时常进城购买。

元丰六年（1083），吏部侍郎苏颂（1020—1101）以母丧丁忧回润州，孙子苏象先侍行。道士王从之替友人请求苏象先，欲搭乘苏颂的官船：“虔州阳孝本行先赍数百千，买书京师，今将归，书甚富，非巨舟不可载。”苏象先慨然应允，“既见，忻然如旧交” [47] 。这位搭船者竟然不远千里从虔州到开封去购书，可见京城书籍市场的繁盛，它所能提供的书籍远比一般州军城市为丰富。南宋林光朝（1114—1178）说自己“生来收拾书卷，每自吴中来，必至空囊尽买书” [48] 。按林光朝系福建莆田人氏，从苏州购书回家，也算是长途跋涉了。这也说明作为辅郡的苏州，它的文化功能要比福建地区一般的城市为强。又据洪迈的记载：“赵缩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时，父母与钱，令买书于成都……” [49] 普州士人买书须至成都，可见当地州城无法满足供应士人书籍的需求，反映出了成都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文化功能。类似的记载不少。此外如袁州士人刘滁“在建安买书五百策” [50] ，看来则是因为建州系书业中心，书多价廉之故了。

总之，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反映城市居民特征的市井文化日趋繁荣，论者叙述已多。与此同时，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城市，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城者明显增多，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士庶之间清雅与市俗的趣味对立也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从这一视角而言，两宋时期显然延续了前代的城市性格而未见明显转折。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既然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不免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城市居民因此优越感倍生，睥睨于乡居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情形，自隋唐以来即已有所见，韩昇曾引丹阳公主的事例，说明唐代都市人把“村”字用作贬义词，视乡村人为嘲笑的对象：“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51] 入宋以后，这种情形有加剧的趋势，值得讨论。

一方面，城市居民因习惯于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赞叹城居的优越，鄙视乡居的简陋，常时可见于文献记载。由于文献属性所致，这种感观主要当然出自文人士夫。不过从当时不少乡村富户也倾向于城居，有所谓“遥佃户”群体出现的情形看，追求城市的优越舒适生活环境的，并不局限于文人士夫。

前引洪迈的论述，谓士大夫“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已经指明人们迁居城市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乡居的物质条件太过简陋。南宋初，据陈公辅（1077—1142）所记：“临海鱼稻之乡，在东南一隅，昔最号无事，余少时见米斗百钱，鱼肉每斤不过三十钱，薪柴杂物极易得。无寄居过往，郡官公事之余，日日把盏，百姓富乐，不闻穷愁叹恨之声。比年以来，国家多事，官吏冗杂，军兵经由，州县需索，供应不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余不可以数计，过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腾踊，价皆十倍于前。余虽有弊庐，度不可居，于是遁迹村落。然乡下寂寞，百物无有，不免布衣蔬饭，杜门待尽而已……” [52] 所谓台州原初民阜物廉，“不闻穷愁叹恨之声”，当然出于陈氏为强调今不如昔的情绪，失于夸大，但他因城居生活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迁居乡村，却又对乡村生活的寂寞，商品短缺，布衣蔬饭的种种不便利之处，满腹牢骚，以至自叹“杜门待尽”，其所反映的情绪落差倒是相当直白的。

张九成（1092—1159）关于他未及第时的一则在乡间生活记录，更为真切。建炎三年（1129），张九成以家贫，到盐官县东乡村落教书谋生。“村深无市井，庖厨萧然，朝夕所供惟蔬笋之属，无它种，食多伤胃，乘间辄发病”。此年十月二十六日，张九成“自村中归，忽中邪风”，上吐下泻，六脉俱绝，“医者交揖而退”，当时亏得有友人推荐僧正慈懿，开出奇方，才转危为安。张九成因此专撰一序文寄予慈懿，为“子孙它日报恩之记” [53] 。

也因此，陆游（1125—1210）远宦川蜀时，有一次夜宿乡间草市，“月黑叩店门，灯青坐床箦，饭粗杂沙土，菜瘦等草棘”。这种境遇，显然是与像陆游这样的士大夫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不过陆游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俗流之辈，故作豪语：“泰然均一饱，未觉异玉食。我岂儿女哉，口腹为怨德。古人耻怀禄，不仕当力穑。从今扶犁手，终老谢翰墨。” [54] 读来反而有点失于做作了。

甚至有医书专为乡居药材难得的情况开出专方：“疽疮之方有验者，载于方书，然有贫乏无钱买药，又有适居僻邑草市，难得药材，只得服鹭鸶藤酒，继以麦饭石膏，涂傅神异膏，贴之亦屡用取效。若无麦饭石膏，如田夫野人，只用神异膏亦可。” [55] 可见“僻邑草市，难得药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疑是相当常见的，这就成了促使文人士夫与富豪地主等离弃乡村、迁居城市的直接推动力。

与此类似，一些僻远狭小的城镇，也常因生活条件不及大都市，受到轻视。文人士人若屈居于此，常有抱怨。北宋时，据载“河北孤迥处”有三鸦镇，因官俸低且生活条件差，“地多塘泺，舍蒲藕鱼鳖之外，市井绝无可买”，因此“官况萧条”，镇官以至弃任逃离。有一次转运使前去巡察，发现堂上纸屏间留有弃任镇官发牢骚的小诗：“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唯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此诗后经好事者传诵，被南宋洪迈记入文中，留传至今 [56] 。又河东路泽州凌川县，“县素荒寂，市中唯有卖胡饼一家”，据东平人董瑛回忆，其父曾出知此县，“每以饮馔萧条为苦” [57] 。

就在城乡之间这种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地位落差的对比之下，城市居民形成以村落“乡气”为嘲弄对象、鄙弃乡人的习气，也就是很自然了。正如司马光（1019—1086）之所指出的：“窃惟四民之中，唯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 [58] 可知以乡人为嗤鄙，正是城市居民取乐俳谐的共同习俗。北宋末年，出身市井的朱勔（1075—1126）以应办花石纲媚上取宠，为苏杭地方人士之所鄙视，当地流行取笑朱氏的“谑词”，就称他“幞头上带着百般村气，做模样偏得人憎，又识甚条制” [59] 。与此相似，士人相轻，论文章高低，也常见以“村气”一词来诋辱对方 [60] 。所以，市井杂艺演出中，就不免出现了不少专以嘲弄乡人为主题的节目。据南宋人吴自牧回忆：“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 [61] 耐得翁也有类似记述：“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及至南宋，此俗依然。“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 [62] 。

正因为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这种对村落乡民的明显优越感，于是在城市文人士夫的笔下，一方面，城市居民就被赋予了一种“骄惰”、“骄奢”的形象——实际上多少有点自矜夸耀的味道。如周密之所论：“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 [63] “都民骄惰，凡卖买之物，多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 [64] 。所谓“风俗之美” 者，无非夸耀都民相比于村落乡民易于谋生而已。另一方面，城居生活自然也就为村落乡民之所羡慕，所向往。范成大（1126—1193）的诗句最为典型：“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 [65] 正因为羡爱都市，村妇趁墟入城，遂借机看城景，开眼界。又曰：“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侬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 [66] 不仅村妇，年轻人也向往着城市生活，“偷闲也向城中看”。类似的文字，在传世文献中颇多。

与此同时，城市中偶尔也可见乡村艺人，前来卖艺谋生。如南宋临安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 [67]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可能对城市产生多大的影响，村落百戏只不过是城市文化的调味品而已。

正因此，城市往往就成为了风尚的导向标，在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前代童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 [68] ，也就不断地被宋人复述。

四、文化渗透与文化霸权

在清雅与市俗、骄奢与村愚种种文化关系格局之下，这些文化因素相互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质言之，在两宋城市之中，究竟哪种文化成分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呢？

两宋时期城市各阶层衣着服饰的习俗，对于上述现象表现比较典型，下文主要以此为例证，略作分析。

历代统治阶级坚持官民士庶之别，严禁车服逾制，在存世文献记载中，是常见的。宋代也不例外。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就曾有诏令，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 [69] 。不过，如果说前代禁令更多用心于防止民庶的服饰逾制，相对而言，由唐入宋，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文化格局的嬗变，社会各阶层衣着服饰的习俗似乎呈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南宋绍兴九年（1139）八月，有臣僚上言，称天下品服无章，贵贱无别，“舆台皂隶，混为一区，汉官威仪，有时而废” [70] 。后来朱熹明确指出：“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71] 这里所说无论是“混为一区”，还是“上下混淆”，显指当时的服饰习俗呈现了一种上下社会阶层间双向影响的局面，值得关注。

王雪丽讨论宋代服饰习俗，曾提出这样的看法：中国古代服饰史发展离不开两种方式的信息交流，一是民族服饰文化的互动；一是雅俗之间文化的上下交流，也即常服的礼服化，以及礼服的世俗化 [72] 。她并且认为：“可以说，整个中国服饰史的发展，就是自这两股力量的动态平衡中与时俱进的一路走来。”就其与本章议题相关的雅俗之间文化的上下交流而言，所谓常服的礼服化与礼服的世俗化这两个侧面，是王雪丽根据她自己所讨论的官服议题归纳得出的，若拓展到与城市文化相关的士庶关系而言，内容当然还要更丰富与复杂一些。

十分明确的是：两宋时期城市士庶雅俗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出现了市井文化在多方面影响士夫阶层、乃至深入宫禁的现象。王雪丽举幞头、圆领袍衫、革带、靴四类服制的例证，从这些服制在唐代作为一般男子的常服，演进到宋代，成为了官员的公服，说明世俗文化对士人雅文化的影响 [73] 。若放宽视野观察，这种影响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据江休复（1005—1060）记录司马光的说法，北宋中期，妇女出门，不再穿宽袴与覆盖前襟的襜衣，而且所制“旋裙”干脆直接后开胯，以方便乘驴。据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士大夫之家却竟然追随仿慕，“曾不知耻辱如此” [74] ！士大夫传统之含蓄内敛，让位给了市井习俗之大胆直露。

文献记载所反映的这种由下及上的文化渗透，还有不少表现在文艺领域。北宋仁宗年间，张方平（1007—1091）上奏论雅乐，指出：“臣伏见太常乐工，率皆市井闾阎屠贩末类，猥恶污浊，杂居里巷，国有大事，辄集而教之，礼毕随散。则其艺安得而详？业安得而精？” [75] 专供国家典礼之用的太常乐工，竟然由杂居里巷的“市井闾阎屠贩末类”充任，其所引发的问题，当然不止于艺不详业不精而已，市井俗乐可能由此影响雅乐，也可以想见。典礼之外，宫禁燕居，接受市井文化影响更多。据载，宋徽宗政和年间，“京师妓之姥曾嫁伶官，常入内教舞” [76] 。以妓家老鸨入宫禁教习歌舞，不能不说有点过分了。又同时期有乐工以善于弹奏乐器阮咸，“以此艺供奉上前，徽庙顾遇厚于伦辈”者，却为醴泉观道士王庆之与安敏修 [77] 。南宋时，甚至世俗亭台楼阁命名单用二字的习俗也影响到了内廷。据载这一习俗“始于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效之，今无问贤愚例从之矣” [78] 。

更有甚者，一些市井艳词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高丽王国曾多次遣使宋廷，请求赐乐、乐工及歌词，得到宋廷的允许。当时传到高丽国的这些歌词，有一些见录于后世文献。朝鲜李朝郑麟趾（1396—1478）所撰《高丽史•乐志》，录有七十余首歌词，大部分为典雅颂圣之作，可以想见。但其中却有十余首俗词，十分突兀。如最后一首《解佩》：“脸儿端正，心儿俊俏。眉儿长，眼儿入鬓。鼻儿隆隆，口儿小，舌儿香软。耳朵儿，就中红润。项如琼玉，发如云鬂。眉如削，手如春笋。奶儿甘甜，腰儿细，脚儿去紧，那些儿更休要问。” [79] 甚是“香艳”。杨万里推断：代表宋廷去高丽传习之艺人，必为教坊子弟，如果这类词是通过他们传至高丽，那么它们原先早已从市井传至内廷，在宋朝上层社会传唱，可以肯定 [80] 。这一推理当可成立。由此观之，文献所载北宋末佞臣如蔡攸之流，作优伶之事以奉徽宗，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由文献记载中所见，更多的则是市井民众以内廷官宦的时尚为时尚的现象。两宋时期，民庶车服逾制的现象禁而不绝，相当引人注目。对宋廷而言，屡出禁令，当然是为了防止自己的等级权威受到侵害。如真宗咸平二年（999）正月诏令：“服用之制，典册具存，傥奢僭以不惩，则耗蠹之滋甚。” [81] 因此，下令士庶之家不得服销金、泥金衣饰。南宋绍兴八年（1138）八月，宰执上奏，请禁止涂金、铺翠、造作服用及为妇人首饰事，高宗遂“令刑部检坐前后累降罪赏条法指挥，申严行下” [82] 。类似的禁令颇多，不必赘举。不过对于市井民众而言，服饰逾制，本意显然并非在于僭越，而是为了炫富，以及更为重要的——追随上层阶级的时尚。所以，世人多以“宫样”、“内样”——也就是内廷的服饰梳妆样式为仿效对象，群起追随，形成时尚。

仁宗皇祐元年（1049）十月，宋廷下诏规定妇女所服冠帽的高度不得逾制，规定得十分琐碎：高不得过四寸，广不得逾一尺，梳长不得逾四寸，且不得以角为之，等等，且有相应处罚条款。据载“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效之，谓之内样，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御史刘元瑜以为服妖，故请禁止之，妇人多被罪者” [83] 。原来这种被视为“服妖”的冠式，就是源起于内廷。

欧阳修《鹧鸪天》词，描写一个天真少女对镜化妆：“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84] 说明当时所谓宫样妆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双眉画得“细细长”。他另有《好女儿令》词，反映了同样的时尚内容：“眼细眉长，宫样梳妆，靸鞋儿走向花下立着，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 [85] 又苏轼《和王巩六首并次韵》诗，描写女子化妆，“勤把铅黄记宫样” [86] ，没有写明所谓“宫样”的具体款式。不过北宋末年吴则礼（？—1121）《听梁圣民家琵琶》诗，有“宫样缬罗舞袖长，纤眉巧学时世妆”等句 [87] ，说明从北宋中期直至后期，妇女化妆模仿内廷，一直流行着纤眉细目的妆式。前文引《高丽史•乐志》所载《解佩》词，所谓“眉儿长，眼儿入鬓”，所指大概就是这种妆式。至南宋，或有变化。史浩《如梦令》词：“摘索衣裳宫样，生得脸儿福相，容止忒精神，一似观音形像，归向归向，见者擎拳合掌。” [88] 似乎并未强调女性纤细苗条的特征，而是突出她们的“福相”，详情有待深入。类似的记载尚多。如赵鼎臣诗句：“乍看梳装传内样，剩供头面买时新。” [89] 张孝祥（1132—1169）《荆州别同官》：“短襟衫子新来棹，四直冠儿内样新。” [90] 胡仲弓《问梅》：“近来宫样梳妆巧，只要明珠不要君。” [91] 所谓“时新”、“内样新”、“近来宫样”等等，都透露着宫禁妆式作为时尚标准的信息。淳熙二年（1175），孝宗与宰执大臣谈到奢靡之弊，“因问风俗”。参知政事龚茂良（1121—1178）回奏：“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 [92] 就点明了市井时尚的源起，即宫禁——贵近之家——民间这样的流传路径。

以内廷的时尚为时尚，当然不止于服饰。如南宋宫廷画家朱玉所绘、反映临安府元宵庙会场景的《灯戏图》，画面中的戏台上额有一行类似于广告词的文字：“按京师格范舞院体诙谐。”所谓“院体”，即指内廷风格，可见民间戏班就是以自己的演出系模仿内廷风格作为卖点，招徕观众。

那么，在这种双向、复杂的文化关系格局中，是否存在着某种主导性的现象呢？曾有论者断言：宋代“市民文学和百伎艺术的流行，表明市民文化已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由此确立起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当时“实现了文化重心由士人阶层向平民阶层的转移” [93] 。推断着实大胆，惜未作认真论证。

关于社会各不同阶层文化的相互间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94] 这一论述影响深远，反映了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倾向。它强调一个阶级由于拥有了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因此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它也必然对社会的精神世界起主导作用。不过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学界对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已有不少补充、修正马克思上层结构理论的新说问世。李孝悌曾对这一现象作过相当精彩的归纳分析。他指出，意大利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isci）的霸权论（Hegemony）经过英国文化批评家及文化史家威廉斯的引介、演绎，已成为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粗看之下，这个理论似乎和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仿佛，但仔细分析，却有较大的修正。尤其是，马克思的上述议论，其基本内涵是指统治阶层将其思想、价值硬加到一般民众身上，迫使其接受；葛兰西的霸权论却强调民众自愿认同的重要性，知识分子了解民众的需求，然后将一套与民众需求相呼应的新世界观、价值观，透过民间社会团体的力量，慢慢内化到一般民众的心中 [95] 。因此，主导（domination）与从属（subordination）仍然是霸权论中的重要环节。李孝悌还指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间的关系复杂多变。不同时期、区域的各个案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各种理论或模式——冲突论、霸权论、截然对立说、回圈交流、对话说、乃至从上到下的模式等等，都有程度不等的解释力，“端看我们如何运用” [96] 。也就是说，特定范式的解释能力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涵盖一切，应该视其是否契合历史事实来判断。这大概就是学者多所论说之史无常法。对本章的议题而言，葛兰西霸权论所强调民众自愿认同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两宋时期的城市文化，的确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反面例证。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师法上古，以达到圣王的政治理想，加强了礼制文化建设 [97] 。他专设讲礼局，以执政大臣提举，并于政和元年（1111）以敕令颁行《五礼新仪》，以使天下臣民遵行，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以“成教化，移风俗” [98] 。后来为了便于民众遵行，还专门编辑颁行《五礼新仪节要》，对民间冠婚丧祭等仪式，都制订有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民众的认同，无法执行。“闾阎比户，贫窭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及至宣和元年（1119）六月，宋廷不得不承认推行新礼的失败，“俗儒胶古，便于立文，不知达俗。……立礼欲以齐民，今为害民之本。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及差礼直官礼生并教行人公文指挥，可更不施行” [99] 。没有民众的自愿认同，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另一方面，宋廷对所谓车服逾制——实即民众对上层文化的追随与仿效——的现象，虽屡下禁令，却无从奏效。显然，民众的认同，在这里起着关键的选择作用。

那么，通过对上层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是否可能使市井文化赢得某种“主体”地位呢？这里就需要分析在渗透与影响过程中，上层从下层所获取的具体文化因素。其实，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上层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从其他文化吸纳新鲜成分——包括基层社会的成分，古已有之，并非两宋而然。不过一般情况下，其所吸纳利用的，都局限于操作层面，它的核心价值内容难以撼动。这就是国人所极为熟悉的所谓“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具体就两宋时期市井文化影响而言，至多为皇家与官宦阶层的奢靡生活提供更多的享乐而已，可无异议。近代以来国史的演变，可以为民族文化的这一特性提供更多直接的论据。

更何况，从帝制后期文化史的实际来观察，设想城市由某个单一文化体系来涵盖一切，恐怕是太过简单了。市井文化并未由于它追随上层士大夫雅文化而失去其本身的特征——论者对这些特征已有充分的阐述；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的士大夫阶层，仍一如既往地占据着文化的强势地位，可以肯定。也因此，在帝制后期中国城市社会，市井俗文化虽然以其之新颖别致，之吸引眼球，别开生面，构建起城市文化新格局，归根到底，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

所以，得市井商贾经营之道之要者，往往并非在于媚俗，而是在于媚雅。北宋开封城商人孙赐号的故事，颇具典型意义。据载“孙赐号，本行酒家博士，诚实不欺，主人爱之，假以百千，使为脚店……其货渐侈大，乃置图画于壁间，列书史于几案，为雅戏之具，皆不凡，人竞趋之。久之，遂开正店，建楼，渐倾中都” [100] 。可知孙赐号沽酒发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营建一个典雅、迎合士大夫趣味的商业场所，以至“人竞趋之”，酒店越开越大，渐倾中都。

与此类似，南宋临安府隶属于户部点检赡军酒库的各官酒库设酒楼沽卖，“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极尽奢华，“官中趁课初不藉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 [101] 。学舍士夫不仅在文化上占据强势地位，还是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正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

早在唐代，就有东、西川人互相轻薄的说法：“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 [102] 这里的东川、西川，当指其中心城市成都与梓州。相比而言，成都作为蜀地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自然有轻视梓州的资格，成都居民以至将梓州比作自己的草市。类似情形，到两宋表现更为明显。有资格扮演文化中心角色的，当然非京师莫属了。王安石（1021—1086）观察到这一现象，曾明确指出：“且以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 [103] 南宋耐得翁也有类似议论：“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 [104] 前文所述之宫样时妆，正是由京师而遍及全国，可为论据。

所以，若有幸生长京师，即便是庶民，有时也有了嘲笑外地官宦的资格。据载南宋行都临安城酒肆的习俗，“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酒多寡，然后别换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谙识者，便下筯吃，被酒家人哂笑” [105] 。在这里，京师与外郡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相当于城乡之间文化地位差距的延伸——京师居民完全有理由将所有外郡士庶都视作“乡下人”。

若据葛兰西霸权论的范式看，似可认为士大夫雅文化仍在两宋城市占据着主导（domination）地位，市井俗文化则处于从属（subordination）地位。

五、小结

再进一步看，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较，宋代城市文化究竟是呈现了一种承续还是断裂的关系呢？

市井俗文化的崛起是宋代城市的新面相，这也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与前期城市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同时，随着士大夫阶层城居的经常化与规模化，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集聚于城市的程度，前所未有。这一切，都昭示着两宋时期城市文化的更新，可与经济增长相媲美。另一方面，就基本文化格局而言，则并未出现如经济领域那样较大跨度发展的现象，承续传统仍为主流。无论如城乡文化差异，还是如士大夫雅文化的强势地位，都是如此。唐宋间未见特别的“转折”。

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国家制度的一些重要演进——尤其如科举制度全面发展所赋予国家在文化上的垄断性地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从某种角度而言，可以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仍属乡土文化 [106] ，可是从两宋时期起，这种文化的中心显然已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1] 关于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参见吴铮强：《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96—101、116页。

[2] 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3]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13页。

[4] 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5] 陈国灿（金华）：《南宋市民阶层探析》第161页，载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上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80页。

[6]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6页，载《江汉论坛》1991年第8期，第66—68、75页。

[7] 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第85页，载张其凡等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95页。

[8] 宁欣：《中国古代市民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对唐朝“罢市”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5—129页。

[9] 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第94页。

[10]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12页。

[11]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6页。

[12] 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第93页。

[13]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7页。

[14]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7页。

[15] 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12页。

[16] 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第67页。

[17]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18]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9] 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第139、173页。

[20] 程民生：《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第90页。

[21]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目《城区市场》。

[22] 为与习称之“市民文化”相区别，本书一般称主要反映城居者心态习俗的文化现象为“市井文化”。

[23] 参见Frederick Mote，“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in James T. C. Liu and Wei-ming Tu ed.，Traditional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70.

[24]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城市的意识形态》，原载Ida Susser ed.，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Soci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陈静中译本，载汪民安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287页。

[25] 参见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26]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一六《李氏园亭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4 B。

[27] 张德和：《序》，附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三编第1册，第162页。

[28]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卷一《吴兴园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7—13页。

[29] 杨万里：《诚斋集》卷七五《唤春园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5册影印明汲古阁钞本，第26页。

[30]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制府两司仓场库务并局院坊园等》，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25页。

[31] 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处己•言貌重则有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4页。

[32] 毕仲游：《西台集》卷七《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B。

[33]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7415页。

[34]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113页。

[35] 胡石壁（颖）：《赃污狼藉责令寻医》，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二《官吏门•澄汰》。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上册，第40页。

[36]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9A。

[37] 荀悦：《申鉴》卷二《时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A。

[38]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土俗》引录天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其中《重本业》有云：“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参见包伟民《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见《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6—209页。

[39]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四编第二章《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6—330页。谷川道雄指出：“不用说，在其出仕期间，他们在中央、地方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城市拥有住所。但即令如此，乡村似乎仍然还是他们的根据地。”（第330页）

[40] 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的城市与官人》，第99页，载井上彻、杨振红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116页。

[41] 参见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69页。

[42] 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的城市与官人》，第109—110页。

[43] 洪迈：《容斋随笔·续卷》十六《思颍诗》，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上册，第415页。

[44] 参见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5—218页。

[45] 袁燮：《絜斋集》卷二〇《李雄飞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8 A。

[46] 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八《鲍明叔墓志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六册，第1868页。

[47] 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大象出版社2008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三编第3册，第73页。

[48] 林光朝：《艾轩先生文集》卷六《与王舍人宣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影印正德刊本，第4页。

[49]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二《赵缩手》，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1册，第377页。

[50] 罗愿：《罗鄂州小集》卷四《刘丰国行录》，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影印万历刻本，第710页。

[51] 刘餗：《隋唐嘉话》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25页。参见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第60页。

[52] 陈公辅：《临海风俗记》，见林表民编《赤城集》卷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丛书集成续编》第119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355页。

[53] 张九成：《横浦集》卷一六《寄医僧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B。

[54] 陆游：《剑南诗稿》卷八《自广汉归宿十八里草市》，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陆游集》本第1册，第236页。

[55] 李迅：《集验背疽方•戒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B。

[56]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七《三鸦镇》，点校本第2册，第682页。

[57]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六《鸡子梦》，点校本第2册，第673页。

[58]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1A。

[59]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145—147页。

[60] 释觉范《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跋山谷字•又诗》：“山谷论诗，以寒山为渊明之流亚，世多未以为然。独云岩长老元悟以为是，此道人村气，而俎豆山谷灵源之间也，已可惊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 A。

[61]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妓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第192页。

[62]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武林掌故丛编》本，页10B。

[63]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骄民》，《知不足斋丛书》本，页6B。

[64]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作坊》，页6B。

[65] 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第220页。

[66] 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三〇《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灯市行》，第410页。

[67]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百戏伎艺》，第194页。

[68] 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四三《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第773页。

[69]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士庶人服》，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1册，第3573页。

[70]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八，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44册。

[7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一《礼八•杂仪》，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册，第2330页。刘复生认同宋人的这种看法，在他的研究中，即将宋代服饰特征归纳为“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参见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85—93页。

[72] 参见王雪丽：《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73] 参见王雪丽：《宋代服饰制度研究》，第93—119页。

[74] 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大象出版社2003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一编第5册，第150页。

[75]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一一《刍荛论•礼乐论•雅乐》，第146页。

[76] 杨湜：《古今词话•无名氏》，唐圭章编《词话丛编》第1册收录赵万里辑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

[77]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王庆之安敏修善阮》，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238页。

[78]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八二《亭堂单用二字》，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0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621页。

[79] 郑麟趾：《高丽史》卷七一《乐志二》，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2册，第551页。

[80] 参见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第57页。

[81]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第44册。

[82]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第44册。

[8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是月丁丑条，点校本第12册，第4019页。

[84] 欧阳修：《诗余》卷三《鹧鸪天》，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5册，第2052页。

[85] 欧阳修：《补佚》卷一《好女儿令》，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5册，第2562页。

[86] 苏轼：《苏轼诗集》卷二一《次韵和王巩六首》（第六首），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4册，第1131页。

[87] 吴则礼：《北湖集》卷二《听梁圣民家琵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A。

[88]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八《如梦令》（第一首），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3册影印清刻本，第250页。

[89]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六《七月朔集于河沙方免迪辞疾不至已而闻新买妾甚美用葆真韵作俚语戏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 A。

[90]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三二《鹧鸪天•荆州别同官》，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影印清影宋钞本，第743页。

[91] 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卷四《问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 A。

[92]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十，第44册。

[93] 陈国灿（金华）：《南宋市民阶层探析》，第176页。

[9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95] 李孝悌：《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兼论中国史在这方面的研究》，第98页，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8期（1990年），第95—104页。

[96] 李孝悌：《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兼论中国史在这方面的研究》，第100页。

[97] 参见包弼德（Peter K. Bol）“Emperors Can Claim Antiquity Too: Emperorship and Autocracy Under the New Policies”（君王也能追慕上古：新政之下的君位与专制），载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年，第173—204页。

[98] 郑居中等编：《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宋徽宗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 B。

[99] 《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八《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更不施行》（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第548页。

[100] 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一〇，第95—96页。

[101]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页3A。

[102] 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三《东西川人轻薄》，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410页。

[103]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风俗》，标点本第3册，第7 3 7页。

[104] 耐得翁：《都城纪胜》序。

[105]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第142页。

[106]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按：如费孝通所明言，他主要依据Margaret Mead（1901—1978）所著《美国人的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 Harmondsworth, England：Penguin，1944）一书，以其所描述的美国人性格特征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的传统社会，做出这样的归纳（第97页）。因此，这样一个特定观察视角，无疑凸显了它与以城市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之对立，而未能充分涵容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演进的丰富内容。

第八章
发展瓶颈

学界以往研究的共同倾向，是从各不同侧面论证宋代城市发展的史实，而较少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有碍于其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数十年来人类对自工业化以来社会进化过程的反思，已十分清晰地提醒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具有双面性的，我们从社会进步获益的同时，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现代社会的进化是如此，传统时期社会的进步是否也存在相类似的问题呢？本章试图以宋代城市发展的个案为例，来作考察。

城市生活是不同于乡村生活的一种居住方式，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人口在某一特定地区的高密度聚集。由于人类的生活需要消耗相应的资源，因此人口的高度聚集必将在许多方面，如物资供应、社会组织、建筑构成、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等等，带来传统社会之所未曾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对于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而言，这些新生产的问题，其中有些就某一侧面看也许具有一定的正面推进作用，例如由于人口聚集所形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可能会刺激其周边地区相应生产的发展；另有一些，却也会对城市的进一步扩展产生阻力，并且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例如由于生产能力有限，物资供应不足，造成物价上涨，城市居民生活成本过高等等。当代城市学将这种由于人口高度聚集所带来的弊病称为“城市病”。传统社会都市发展的水准无法与当代社会相比拟，人口聚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不用“城市病”这一现代词汇的话——当然也不应与现代社会相提并论。但它们必然同样地存在。就某种程度而言，从这些负面的视角来观察，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认识，因此是值得期待的。

从理论上讲，自从历史上产生城市之时起，某些负面的影响即应随之出现。但一方面，由于古代前期都市发展水准不足，它们是否早已达到了值得史家关注的程度，难以断定；另一方面，传世文献也并未提供足以展开研究的相关记载。到宋代，由于城市较高水准的发展以及传世文献的增多，这两方面的前提基本具备，才使得我们的讨论具备可能的意义。

但是，尽管有了诸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这样专门记载城市的史书传世，传统文献记载的片面与不足，仍使得我们对宋代城市生活的了解极其有限。我们的讨论只能在资料可能的前提下，就人口密度、生活物资供应、卫生管理、消防安全等各几个方面展开。

一、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颇大，宋代城市的发展水准也是如此。如北宋京西北路郑州，曾列为京师四辅之一的西辅，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州府，时人却有这样的纪事诗来描述它：“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 [1] 据此看来，郑州城市的发展水准显然不高，都市人口当然不至于密集。西北边境城市，境况更为萧条，可以想象。陕西重镇延州“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 [2] 。河东宁化军，总共才34 家坊郭主客户 [3] ，人口还不及东南地区的一个村落。但东南某些地区，也有城市规模绝小者。北宋苏州吴江县只有民屋数百间：“出姑苏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数百间，蕞然沙渚之上者，今吴江县也。” [4] 南宋汀州上杭县城规模更小，只有人户百余家 [5] 。南宋淮南城市，“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江浙一中下县尔。县邑至为萧条者，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江浙一小小聚落尔” [6] 。而在北宋，北方的开封府却为全国最大的都市。但大体讲，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完成，东南地区都市平均发展水准相对较高，北方地区则略低。

两宋时期在一些各大区域经济中心形成了几个重要的都市，如北方黄河下游的开封府，关中地区的京兆府，四川平原的成都府，珠江流域的广州府，以及东南地区的江宁（建康）府、苏州（平江府）、杭州（临安府）等，构成全国都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本章的讨论，当然只对这些区域而言有意义。由于宋代绝大多数城市人口的记载不明，下文仅举北宋的开封府与南宋的临安府来说明当时都市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

北宋京城开封府与南宋行都临安府，原先都是州府城市，建都后人口增长，城区不断扩大，比较相似，文献中都有不少描述性的记载。但南北风土之异，以及建都前后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两者在具有较多共性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少各自的特点。

开封府原称汴州，自907年后梁朱全忠称帝建都以来，不断扩展，到五代末年，史称“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拥挤不堪。于是显德二年（955）四月，周世宗下诏扩展外城，拓展城区 [7] 。入宋以后，又对外城数度修筑，其中以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开始的一次增筑规模最大，至元丰三年（1080）十月完工。在此外城城墙范围之内，当属北宋开封城区的主体。

由于人口增长，“溢出”城区，不断向郊区扩展，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般现象，开封也不例外。天禧五年（1021），遂于“新城外置九厢” [8] ，即在城郊设置居民区。但城区之内，仍然十分拥挤。史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过于拥挤的城区造成居住困难，有些人因此不得不移居畿县：“于是有出居王畿，挂户县籍，兴产树业，出赋供役者矣。” [9]

北宋时期开封城人口聚集究竟到何种程度，其城区的人口密集度可为明确的指标。

北宋开封城共有三重城墙：宫城、内城与外城。史载“宫城周回五里” [10] 。据考古勘探，北宋宫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其东、西墙各长约690米，南、北墙各长约570米，四墙全长2520米左右，与前述记载大致吻合，合计约为0.3933平方公里。内城，宋时又称里城、旧城，是在唐汴州城基础上修建而成。考古勘探得知，整个内城略呈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正方形，四墙全长约11550米左右，与文献记载的“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基本吻合 [11] ，约合8.336平方公里。宋代开封外城又称新城，经考古工作者多年勘探发掘，外城的轮廓、位置、形制和范围也已基本清楚。整个外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位于今开封市四郊。经实测，外城东墙约7660米，西墙约7590米，南墙约6990米，北墙约6940米，四墙总长29120米，合今58华里。按宋太府尺，一宋里约合553公尺，58华里约折合50宋里，也大致合于文献的记载“（外城）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 [12] ，合计面积约为53平方公里 [13] 。

北宋开封宫城、内城与外城的人口密度有一定差异，这对我们计算整个城区人口密度关系不大。如前所述，开封城区实际已溢出城墙，宋政府在新城外还设有作为城区的九厢。但此九厢面积无法确定，且其人户数也未见记载。我们只能对外城城墙范围之内——也就是开封城区主体——的人口密度略作推算。不过可以肯定，由于新城外九厢地处城区边缘，且不少商业经营者本来即居住于城内，“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 [14] ，因此新城外九厢的人口密度必然比城区中心要低一些。

本书第二章表2-1列出了北宋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十厢人吏户数。学者们对宋代户均口数意见有分歧，但多数仍取户均5口之数 [15] 。若据户均5口折算，则天禧五年开封新旧城城区内约488750口。再加上宫城人口，以及未登录当地户籍的军队与各类流动人口，按占总数20%计，估计当时开封新旧城城区内大致有58万人。与前述城区面积相对照，则人口密度为10943人/平方公里。到北宋后期，人口密度自然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估计在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之谱，应该不会超过13000人/平方公里。前人曾有估计北宋开封人口密度超过20000人/平方公里者 [16] ，看来失之过高。

北宋时期，杭州已称“东南第一州” [17] ，都市十分繁荣。元祐年间（1086—1094）苏轼（1037—1101）上奏，谓“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 [18] ，或许有一定夸张。但杭州城区居民众多，可以肯定。南宋朝廷驻跸后，四方聚集，临安（杭州）人口更多。文献中保留有不少临安城区扩展的记载。如北宋时，城中后洋街，“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到南宋，“屋宇连接”，都成了居民聚集之处 [19] 。丰乐桥以北的橘园亭，金井亭桥之南的俞家园，原先都是农田，到后来民居汇聚，“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 [20] 。钱塘旧治以南的茅山，到南宋后期也“夷为民居” [21] 。随着郊区不断的都市化，临安城外也设有城南、城北两个郊厢。当然临安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区之内。

关于南宋临安城的人口数量，也是学界多年讨论的内容。早年中外学者的一些估算，大多偏高，或有失实。前年有学者专论临安人口 [22] ，主要依据时人的估计之数推论，如“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准，大约每十家日吃檑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 [23] 。似此资料，并无统计价值，因此也不一定可靠。估算南宋临安人口，仍当以现存相对为可靠的户籍资料为主要依据。

与北宋开封城相似，南宋临安城外南北两郊厢区域范围，记载不明。史称其“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其中南厢“北至艮山，南底南荡”，十分笼统，难以考定。因此我们只能讨论城区之内的人口密度。

南宋临安府辖县九，其中钱塘、仁和两县为依郭县，府城城区人口全属这两个县。现存地方志书载有两县三个时期的主客户数（表8-1）:

表8-1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主客户数

资料：据《咸淳临安志》卷五八《风土志•户口》。

按户均5口计，则这三个时期两县人口数可下见表（表8-2）：

表8-2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人口数

钱塘、仁和两县还辖有不属于城郭的乡村，钱塘县计有履泰南乡、履泰北乡、惠民乡、调露乡、灵芝乡、孝女南乡、孝女北乡、崇化乡、钦贤乡、定山南乡、定山北乡、长寿乡、安吉乡等13乡；仁和县计有芳林乡、肇元乡、大云乡、丰年乡、长乐乡、安仁东乡、安仁西乡、太平乡、廉德乡、永和乡、临江乡等11乡，两县合计24乡。各乡辖里数不一，共计统辖104里 [24] 。按唐代旧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25] 。则一乡共计500户。但是由唐入宋，随着乡里组织的从联户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乡数并省，乡均户数增加，早已不复旧规 [26] 。

杭州（临安府）一地所设乡数，唐元和年间（806—820）合计188乡，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经并省减至117乡，到元丰年间（1078—1085），再减为88乡。具体到钱塘、仁和两县，元和年间钱塘县25乡，仁和县元和乡数未见记载，太平兴国年间两县合计23乡，元丰年间两县合计20乡。从唐到宋杭州（临安府）的乡均户数，元和年间为272户，太平兴国年间已至1456户，元丰年间更达2304户 [27] 。乡数减省、乡均户数增加的史实，符合一般趋势。

存世南宋临安府诸志由于未能分别记载城乡户籍数，更兼临安府城区户数超过常规，钱塘、仁和两县城区之外的24乡乡均户数难以统计。不过如果我们分别统计钱塘、仁和之外的临安府诸属县乡均户数，再将各县城区户籍数按一定系数略作调整，或者可见钱塘、仁和两县农村地区乡均户数之大概（见表8-3）。

表8-3　咸淳年间临安府余杭等七县乡均户数（单位：户）

说明：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疆域志五•乡里》（第3551—3557页）、卷五八《风土·户口》（第3868—3870页）统计。其中昌化县原作“四乡一村”，今按五乡计。

据表8-3，可知咸淳年间余杭等七县乡均2781户。其中各县城区的人户数，按宁失于过高、勿失于过低的原则，取占总数30%的系数，是则减去城区户数，得出余杭等七县乡均1946户。如此，对照各表的数据，可知咸淳年间钱塘、仁和两县24乡，合计当有45600户（按再作调整之乡均1900户统计），城区总计140730户，若按户均5口计，总703650口。也就是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之谱。估计乾道年间约为40万，淳祐年间约为45万。应该说，这一组资料略显偏高。

若要单计临安城区内的人口，上述数据还得减去郊厢之数。据嘉定十一年（1218）郑湜为城南厢所作《厅壁记》，称“众大之区，编户日繁，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则当时南、北两厢总计有6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前面所估算的淳祐年间城区与郊厢人口的总数，显然过大 [28] 。楼钥《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曾提到，大约在乾道初年，薛居宝曾被差主管临安府城南右厢公事，“南厢户口十四万，最为剧繁” [29] 。这里所记虽比郑湜《厅壁记》早了近40—50年，但颇疑城南厢居民14万一说并非统计所得，而是当时人们概念中的约数，前后并无多少变化。前引郑湜《厅壁记》所述“四十万”，看来为“十四万”之误乙。如此，大致估计南宋嘉定中南、北两厢合计人口约20万，可以取信。这一数据看来也显偏高。拿它与年份最为靠近的淳祐年间城区及郊厢合计人口相减，得城区人口约为25万。另再加上不在民籍者以及流动人口，也按20%计，可得出当时临安城区内人口约为32万口。

南宋临安的城区，是在吴越国时期定型的，其东北端为艮山门，即今环城北路艮山门；西北端为余杭门，即今环城北路与湖墅南路交叉的路口。当时东侧城墙在今建国路一线，西侧城墙在今环城西路与湖滨一线，南端到凤凰山地带的笤帚湾与宋城路一线略再往南一点，大致形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对它面积的估算，可以用两个方法。一是按其长宽大致推算。其长度即今中山路全长，再另上复兴路的一小段，大约600—700公尺，全长约7公里；其宽度大致可以今万松岭路为准，约1.9公里，则全城约13.3平方公里。另一可以通过在现代地图上画出南宋临安城区，按比例尺用画方格的方法来测算。其结果与上述按长宽大致推算的差不多。由于临安城区形状的非规则性，考古工作也尚未精确地测绘出南宋临安城墙的每一段走向，上述资料只能是大致的推算。如果我们将临安城区面积调整为15平方公里，则能保证或失之于过大，而不是相反 [30] 。

若此，则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到2.1万人/平方公里，远比北宋开封为高。到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

南宋临安府人口密度较北宋开封府为高，在文献中也有一些描述性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十一月，宋高宗行祭天之礼，由于临安街道过狭，不得不废弃旧制，从皇宫到太庙不乘辂，“权以辇代之” [31] 。南宋末年临安人周煇曾记：“煇幼见故老言，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来者。迨出疆，目睹为信。”在临安人周煇看来，开封的街衢显得“阔辟”。又称北宋时皇帝出行仪卫森严，“甲马拥塞驰道，都人仅能于御盖下望一点赭袍”。但到了南宋临安，纵使同样的皇帝出行，却“今日近瞻，法驾不违于咫尺也” [32] 。

每平方公里一万数千人，甚至两万多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密度”呢？我们可将其与现代城市人口作一比较。目前世界大城市城区的人口密度大多在1万人/平方公里左右。如东京都只有1.3万人/平方公里，其他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多在世界平均水准之上，如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 [33] 。上海市区目前的人口密度当属大陆地区最高。2001年，上海市中心区（包括黄浦、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9区）人口密度29362人/平方公里 [34] 。杭州市目前人口密度比上海为低，参见下表（表8-4）:

表8-4　2003年杭州市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

续表

资料：据《杭州统计年鉴：2004年》，第一篇《综合》表“1—02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2003年底）”，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其中上城、下城两区为杭州市最中心的区域。西湖区由于拥有较多风景名胜地域以及部分乡村，因此人口密度相对为低。合计杭州城市中心的上城、下城、拱墅、西湖四区，其人口密度为8357人/平方公里。开封市总体人口密度要低于东南地区的大城市，1999年，市区西部的龙亭区，人口密度为7725/平方公里 [35] 。

据上述统计资料可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期的两宋时期，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开封府与临安府城区，其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市区数倍，相比现代人口尤为众多的一些都市，差距也有限。其居处街衢之湫隘拥挤，也就可以想象了。

前文提出的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两个城区的人口密度，当然只是约数，目的在于对此两城人口众多、拥挤不堪的情形给出一个直观指示，并不能引以为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这两个数据也相当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在估算两宋城市人口数据时应该保持冷静客观，如果为了凸显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一味过高推断其人口规模，就有可能使得宋代的城市居民因过度拥挤而难以度日。

开封与临安虽为都城，其人口的聚集或有超过其他州府之处，但也不应绝无仅有，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两宋时期城市的不断扩张，尤其在经济发达区域中心，一些城市经济文化繁荣，万众聚集，人口密度较前大为提高，文献中有一些描述性的反映。如南宋建康府句容县，为当时江南地区一般的县城，且相对闭塞，“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据记载却是“民廛之寄官地，参差不齐，挠腐将压檐，相去且不能数尺。县之门道仅容一车” [36] ，十分的拥挤。明州为东南名郡，南宋时期发展尤其迅速，城区人口增长自然就十分显著了。地志描述明州城内拥挤的情况：“此邦生齿既繁，侵冒滋多，甚至梁水而楹，跨衢而宇。往来间阻，舆马尤病。绍定元年正月东北厢火，救焚者束手无策。既而掘视古沟，率在居民卧室之内。” [37] 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街衢河道皆为侵占。当时台州也有类似情形，“元守凿以通舟之处，亦以居人栉比，阏而小之。今不惟舟不得通，而车马之路亦转侧无所容矣” [38] 。可知尤其到南宋，为数不少的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过度聚集的问题。

二、城市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

城区人口高度聚集，密度过高，必然会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

物资供应首要的是城市土地供应，前人多所论及的宋代城区扩展问题 [39] ，反映的就是由于城区人口过于密集的一个结果。由此所带来的城区地价过高问题，值得关注。宋代城市中管理官有土地的楼店务的高额岁课，就反映了当时城市土地租赁的地租收入。地价过高对商业经营与居民的生活都有影响，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所颁开封筑外城诏，就指出由于城区狭小，“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 [40] 。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41] ，“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42] 。由于房租太贵，这些达官贵人有时也要叫苦。欧阳修就有诗：“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 [43] 因此王禹偁（954—1001）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 [44] 。一般贫民下户，就更不易拥有房产了，只能租赁简陋屋舍栖身。从前述当时城区人口密集的程度看，一般民众的居处必当极其拥挤。

土地之外，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类物资都得由外部供应。时人称唐代长安城“百物皆贵” [45] ，已经反映了当时由于供应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现象，两宋时尤甚。北宋韩琦（1008—1075）就说：细民一家数口，其在田野时，伐薪汲水，悉便其用。迁入城寨后，则烧柴用水，“亦须市买” [46] 。南宋建康府“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醝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 [47] 。临安府民谚：“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 [48] ，说明了当时城市须由外部供应生活资料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粮食为重要。

北宋建都开封，就是利用了开封处于南北水运中心的地理优势。北宋曾任三司使、主持国计的张方平（1007—1091）说：“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 [49] 外部粮食的输入，是开封作为京城得以维持的首要前提。因此宋初每年初春调发民夫开浚京城漕运河道，宋太祖赵匡胤每至亲自督工，“率以为常” [50] 。开宝五年（972）七月，三司上言仓库储粮止够吃到明年二月，请将驻军调到外地就食，并尽数调发民船运输江淮漕粮。赵匡胤大怒，差一点斩了权判三司楚昭辅 [51] 。终北宋一朝，从江淮调发漕粮一直是国之要务，并时常引发朝政的动荡。南宋临安府位于长江三角洲，就近调发上供粮食比开封相对容易，粮食供应略显缓和，但问题一直存在。尤其到南宋后期，宋廷不得不在平江府增设百万仓，增加粮食储备。文献中偶尔留有临安府饥荒的记载，如嘉熙四年（1240），“都城大荒，饥者夺食于路，盗于隐处掠卖人以徼利，市中杀人以卖，日未晡，路无行人” [52] 。可以肯定，当有更多的事例未能在史籍中留下痕迹。

地方州军没有都城的特殊地位，城市粮食供应基本就靠在本地筹措了。两宋时期，基于运输技术，粮食还是属于“重滞之物，不可从远处兴贩得来，须本处土地所生，方可计置” [53] 。因此除灾荒年份、因粮价奇高可能吸引远地粮商牟利而长途贩运外，当时的商品粮基本限于区域市场范围之内流通 [54] 。某一特定区域的城市兴盛之否，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地农业可能提供多少商品粮。通检两宋文献，可以发现，如何保证当地城市的粮食供应，已经成了宋代地方官十分头疼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相关记载较多。北宋前期，张咏（946—1015）出守成都府，曾专门储粮，“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劵” [55] 。元祐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上奏朝廷，投诉两浙转运使叶温叟分配救灾度牒不均，说道：“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 [56] 南宋各地措置兴建各类常平仓、义仓等粮仓，以备灾荒者不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粮仓其实都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赈济对象。宋高宗赵构（1107—1187）就说：“近世拯济，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之远者，未尝及之。” [57] 宝庆元年（1225），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在知潭州任上，以“春夏之间，郡城居民率苦贵籴”，如外部粮食供应不足，“则市直骤增，平民下户立见狼狈”，模仿当年张咏在成都府的做法，别立专供城市居民的惠民仓 [58] 。绍定初，潭州知州曾某“尚虑外邑市民，岁当春夏之交，常苦贵籴，脱小不登，将无所于诉”，在其所辖十县全都增建惠民仓 [59] 。有些地区州军城市规模虽不大，但本地粮食生产有限，邻近地区商品粮供应也不足，城市居民的生机就常有困难。如湖南永州，城区市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常患食粮之艰，“春夏之交，苦于贵籴” [60] 。

从文献可见，“苦于贵籴”是当时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商品粮供应不足已成了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尤其到南宋，各地以行政权力阻止商品粮输出的遏籴之风“近日尤甚” [61] 。不仅在灾荒或号称缺粮地区，甚至在号称产粮的地区，例如浙西、江东、西、湖南诸州郡也屡屡见诸记载，十分普遍 [62] 。“州县各顾其私，听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 [63] 。朝廷虽屡诏禁止，若涉及自己的辖区，地方官们将其视作善政，我行我素，却大有人在。

薪柴燃料供应也是当时城市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两宋城市居民燃料主要用木柴，冬天取暖则多用木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木柴消耗过大，周边山林砍伐过甚，不少大城市都存在一定的燃料供应困难。由于薪炭增价，贫民常有冻寒死者 [64] 。北宋时期，北方有不少地区开始用煤，当时称作石炭。宋廷在开封设有太府寺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 [65] 。北宋后期，一度由市易司垄断开封府的石炭买卖。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三省言：“闻访市中石炭价髙，冬寒，细民不给。” [66] 后来不得不废除官鬻石炭 [67] 。宋人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68] 可能言过其实，不过由于城市人口聚集，森林资源消耗过甚，改用石炭的确解决了民众生活的一个大问题。北宋前期，薛塾监绛州曲沃县酒税，当地官酒务酿酒所需薪柴由民户供给，由于城外山林资源耗竭，供应薪柴成为民户的沉重负担。薛塾改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赖之” [69] 。元丰初苏轼知徐州，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找到石炭，解决了当地城市居民以及作院兵器制作所需的燃料问题。他作《石炭》诗记述此事：“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南山栗林渐可息，此山顽矿何劳锻……” [70] 欣喜之情跃然纸面。当然，宋代北方地区城市燃料并非全都改用了石炭，大部分仍当使用薪柴作燃料，其对城区周围森林资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城市燃料供应不足问题看来是广泛存在的。

宋代南方未见有广泛使用石炭的记载，陆游说：“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竹炭由巨竹烧成，他在邛州亲见“皆用牛车载以入城” [71] 。南宋临安府有“南门柴”之谚，是因为西南山区严、处等州的薪柴都从富春江顺流而下，从南门入城。但都城大量的燃料需求，显然对周围地区森林资源造成了较大压力，“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 [72] 。其他州军看来也存在类似问题。南宋后期，徐元杰（？—1245）知饶州，其《与袁右司书》谈到当地应付朝廷征调木材之不易，说：“近年有司科造上供船及和籴船，沿港二三十里间悉童，其山茅苇相望，忽尔薪炭踊直，倍于往时。”沿港二三十里间山林悉童，虽主要是由于造船用材所致，城市采薪必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结果却是“薪炭踊直”，“近市无采樵之地已数年矣”，造成城市燃料供应的困难 [73] 。北宋沈括（1032—1096）就已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74] 。到南宋，问题看来更为严重。

前引临安民谣还提到“东门菜，西门水”。菜指菜蔬鱼肉等副食品供应，人口愈多，所需要供应的数量也就愈多。《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籍对开封府与临安府的副食品市场作有详细的描述。临安府“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都市菜蔬鱼肉供应种类齐全，是官吏富人等移居城市的一个推动力。史籍偶尔可见士大夫居处乡村僻野、抱怨“百物无有”的记载 [75] 。但由于菜蔬鱼肉等副食品相比于粮食等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可多可少弹性略大，文献中也未见关于副食品供应是否充足影响城市发展的记载，本章暂不展开讨论。

水源是否充足，则为影响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傍水建城，自古而然。只是至两宋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要求水源更充沛而已。相比而言，北方城市水源供应问题更为突出。开封城中饮用水源主要靠金水河，大中祥符初，“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甃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间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 [76] 。此后宋廷还专立罪罚之条，禁止居民偷引金水河，破坏水源 [77] 。宋初开封居民取用官渠之水，须交纳水课，后来废除 [78] 。杭州（临安）建城前期，位于钱塘江边的江干地区，规模较小。唐大历年间（766—779），李泌（722—789）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引西湖淡水入城，供居民饮用，城区才向西扩展到西湖边，并奠定了杭州（临安）城区发展的格局。南宋民谚所说的“西门水”，就是指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宋代城市中都有专门挑担卖干净的饮用水为生的苦力，收入很低 [79] 。北宋时，有人向孙甫兜售一方砚台，要价三十贯。孙甫问此砚有何异常之处，这么贵？此人答道此砚石极润，“呵之则水流”。孙甫却并不稀罕，说：“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 [80] 可见卖一担水才三文钱。

中国古代人们为了取得较好的水源，多喜欢开凿水井，取用干净的地下水。宋代也是这样。一眼优质水井，常成为人们聚居的中心。不仅在缺水的北方，即使在水源充沛的南方，也是如此。北宋崔立知棣州，“城中池素泻卤，民苦水泉不给。公择衢巷要便之地，为浚百井，而间有甘洌者。众谓公至诚之感，阖郡歌乐之” [81] 。熙宁七年（1074），京兆府香城善感禅院新掘一井，“其泉源沸涌，澄然而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来汲取，养而不穷”，于是请文人专门为之作记文 [82] 。地名中常见以“甜水”作标志者，往往就表明那里有优质水井。如开封城中即有不少称作“甜水巷”的地名 [83] 。临安城内六部前则有甜瓜井 [84] 。嘉兴城中东陵坊也有甜瓜井 [85] 。因此修缮水井，也被纳入地方官市政管理的内容。景定四年（1263），建康府因城中军营“甃井少，土井多，土堙水浑，汲水不便”，下令各军统领“如甃井浑臭者，即与淘浚，土井崩坏者，即与甃砌。人稠井少去处，即与添凿” [86] 。当时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开义井作善事的习俗，据说“宋时民家产亡者，必开井，以资冥福” [87] 。

与水源密切相关、成为宋代城市发展新问题之一的，是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两宋城市的公共卫生，像京城这样的大都市看来有相对完备的制度，由厢坊等机构负责。如开封城开淘渠堑等事务，起初由都厢，后由都水监负责 [88] 。城市的街道清扫等事务，估计也有相关制度规定 [89] 。开封、临安作为都城，制度当然更为严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粪便等，则多作为农田的有机肥料，由专人清理 [90] 。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少数城市可能已经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北宋沈括作《戏延州诗》：“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木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91] 此诗所说，指延州人用石油，烟大，“墨人衣”，就像洛阳城中多风沙污人衣一样，说明了两地都存在空气污染的情况。司马光也有《都门路》诗，记述开封城风沙蔽日的情形：“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澹少颜色。” [92]

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城市处居街衢拥挤，前文已有论及；另一是则生活污水的处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从较早时期起就有局部下水道的设置 [93] ，宋代有所进步。如考古资料表明，临安府太庙两侧设有砖砌的排水沟。今湖北蕲春县西北蕲水南岸罗州故城址，也在城内东南部发现大量方形铺地砖和陶质下水管道等 [94] 。但往往只是在城市的局部区域，如市场，特定建筑群等等，才有一定的地下排水设施。总体而言，及至宋代，并未见整个城区建有下水道系统的。一般城市凡有河道，生活污水基本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的，估计用渗井。开封府“新旧城为沟注河中，凡二百五十三”。天圣四年（1026），为防止居民丢弃垃圾堵塞水沟，“责吏逻巡，察其慢者” [95] 。有时为保证城区的排水畅通，也专令官司检查，禁止权豪覆压占庇水口，以至下水道受阻 [96] 。临安府的情况估计与此相同。京城为首善之区，制度规定相对严密，“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沟渠” [97] 。北宋梅尧臣（1002—1060）曾作《淘渠》诗，描写开封府开淘排水沟，街司只管完成差使，不恤民众生死的情形：“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屈曲措足高复低，芒鞵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蹄。” [98]

但一般州军，并无都城的财力物力，无法保证制度化地及时疏通下水道。如南宋吉州城中沟渠，嘉熙（1237—1240）末年知州林某曾经组织疏通，卫生状况改善。后来就未能经常疏通，以至“郡政不复及此” [99] 。这看来是当时的一般情形。由于人口密集，民众屋舍侵占河道，垃圾堆积等等，城区水道壅塞，下水不畅，以至卫生状况恶化，文献中有一些记述。

台州州河，原来有三个不同名称：清涟、新泽、清水，都显示着河水的清澈，到南宋，“皆污壤，通涓流而已” [100] 。明州江东米行河，通奉化江，有碶闸，到南宋中期，“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然，水无所泄，气息蒸熏，过者掩鼻” [101] 。成都府后溪，“自小桥入都市”，为城中重要水源，“其后沟洫湮塞，圃亡灌溉，人多疵疠，天灾流行，万井皆涸，不舒不泄，物无精华” [102] 。南宋欧阳守道与知州王某讨论吉州市政，就指出“今沟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今通逵广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如此则安得不病”。其境况之严重，竟成了吉州“十数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的原因之一 [103] 。

上述记载反映了关于宋代城市一个相当重要的新现象，就是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疫疾问题。沟渠污秽窒塞，固为城市疫疾多发的十分重要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城市人口密度过高，而医药卫生等各方面水准尚未能与之相适应所造成的。苏轼就曾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104] 所以当时救荒，有些官员不主张将饥民集中到城中，就是为了防止人口过于密集，“蒸为疾疫”，而要将饥民阻拦于城郭之外 [105] 。南宋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史程叔逵上言，就认为“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久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 [106] 。文献中保存有当时一些城市疫疾的记载。例如乾道三年（1167）据南京程叔逵回忆，“熙宁中，浙西荒旱，取民于城而饘粥之，死者至五十余万” [107] 。以至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时，上奏朝廷，还说杭州“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 [108] 。元丰年间（1078—1085）苏轼谪居黄州时，“比年时疫”。苏轼合圣散子方药散发，“所活不可胜数” [109] 。

苏轼与友人的信中也指出：“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薫染居者，事与杭相类，莫可擘划。” [110] 临安府在庆元元年（1195）四月、嘉定二年（1209）四月、嘉定四年（1211）三月，都有“大疫”、“疫” [111] ，发作频率很高。庆元元年春夏间，“淮浙疫疬大作，嘉兴城内，至浃日毙百余人” [112] 。常州“民病者十室而九” [113] 。咸淳四年（1268）建康府“军民病疫” [114] 。看来病疫的确已经成了影响宋代城市生活的一大因素，惜记载不全，使我们难窥全豹。相对而言，文献关于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的疫情记载略多，兹列为下表（表8-5）:

表8-5　宋代两京疫情表

续表

仅据表8-5的资料看，相比而言，南宋临安的疫情远比北宋开封要严重。这也许正是临安城人口比开封城更为密集所造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能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疫情都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从“大疫”，“民多疫死”，“禁旅多死”之类记载，想象疫病横行对当时城市生活的影响。南宋在临安建行都的152年间，仅据存世文献所载，就有14起严重的疫情发生，平均十来年一次，有时且连续数年大疫不止，如1209年至1211年之间就是如此。

三、火灾

另一严重的问题是城市火灾频发。

遗火成灾，自古而然。宋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也多载有火灾的事例。如唐人颜真卿（709—785）就说：“（广州）彼之风俗，竞趋苟简，茅茨竹檐，比屋鳞次，火灾岁起，煨烬无余。” [115] 蜀地据载也“多火灾，自古所患，俗以为常，无所惩禁” [116] 。永贞元年（805），柳宗元（773—819）被贬为永州司马，居永州十年。他在元和五年（810）与友人杨凭的信中曾称：“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 [117] 两年后，更作《逐毕方文》，其序文说：“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暝不烛，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 [118] 其困窘情形，令人怜悯。但宋代城市火灾之普遍，破坏之惨烈，对城市民生影响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

唐代火灾，据《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所载，破坏最大、烧毁民舍超过万家的仅见两次，一是贞元二年（786）七月洪州火灾，“燔民舍万七千家”。另一是太和四年（830）三月，陈州、许州火灾，“烧万余家”。到宋代，火灾的规模显然超乎古人了。

都城规模最大，人口最众，受火灾的威胁当然也最严重。北宋开封府屡有火灾，严重的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壬申，荣王元俨宫火，“自三鼓至翊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119] 。又熙宁七年（1074）九月壬子三司火，“自巳至戌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牍等殆尽” [120] 。宋廷为此在开封府建有颇具规模的防火组织“潜火队”，订立了十分严格的消防制度。相比而言，南宋临安府火灾之惨烈，可称两宋城市火灾之最。今不揣烦碎，拾掇史料，列表如下（表8-6）:

表8-6　南宋临安府火灾情况表

时间 | 火情
绍兴元年（1031）十月乙酉 | 《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火上》（以下简称《宋志》）：“（临安府）大火，民多露处。”
绍兴二年四月壬午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三:“是日，临安府火。”（以下简称《系年要录》）
绍兴二年五月庚辰 | 《系年要录》卷五四：“是日临安府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
绍兴二年十二月甲午 | 《系年要录》卷六一：“夜，行在临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甚众。乙未旦乃灭。”
绍兴三年九月庚申 | 《宋志》：“行都阙门外火，多燔民居。”
绍兴三年十一月庚午 | 《系年要录》卷七○：“是日，临安火。”
绍兴三年十二月乙酉 | 《系年要录》卷七一：“是日临安火。后二日，又火。燔民居甚众。”
绍兴四年正月戊寅 | 《宋志》：“行都火，燔数千家。”
绍兴六年二月 | 《枫窗小牍》卷下：“六年十二月，京师复火，更一万余家人。”

续表

时间 | 火情
绍兴七年十二月甲午 | 《系年要录》卷一○七：“是日临安火，所燔几万家。”
绍兴九年二月己卯 | 《系年要录》卷一二六：“临安府火。”
绍兴九年七月辛丑 | 《系年要录》卷一三○：“临安府火。”
绍兴十年九月辛酉 | 《系年要录》卷一三七：“临安火，延烧省部仓库。” [121]
绍兴十二年三月丙申 | 《宋志》：“行都火。”
绍兴十二年四月 | 《宋志》：“行都又火。”
绍兴十四年正月甲子 | 《宋志》：“行都火。”
绍兴十五年九月甲子 | 《系年要录》卷一五四：“夜太庙旁居民遗火。”
绍兴十五年九月丙子 | 《宋志》：“行都火，经夕，渐近太室而灭。”
绍兴二十年正月壬午 | 《宋志》：“行都火，燔吏部，文书皆尽。”
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癸亥 | 《宋志》：“丽正门内东庑灾。”
乾道五年十二月壬申 | 《宋志》：“太室东北垣外民舍火。”
乾道七年十一月丁亥 | 《宋志》：“禁垣外阉人私舍火，延及民居。”
淳熙三年（1176）九月 | 《宋志》：“大内射殿灾，延及东宫门。”
淳熙七年九月乙亥 | 《宋志》：“行都火。”
淳熙十四年五月 | 《宋志》：“大内武库灾，戎器不害。”
淳熙十四年六月庚寅 | 《宋志》：“行都宝莲山民居火，延烧七百余家，救焚将校有死者。”
绍熙二年（1191）四月 | 《宋志》：“行都传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为孽，火数起之应。”
绍熙三年正月巳已 | 《宋志》：“行都火，通夕，至于翌日，阛阓焚者半。”
绍熙三年十一月 | 《宋志》：“（临安府）又火，燔五百余家。”

续表

时间 | 火情
嘉泰元年（1201）三月戊寅 |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临安大火。是夜，临安府宝莲山下御史台吏杨浩家火，延烧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毕）[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诸物库。四月庚辰朔，诏被火之家愿于贡院及寺观寓止者听之。辛巳，火乃灭。有司奏：延烧军民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九家，凡十八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口，死而可知者五十有九人。诏出内府钱十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一缗，米六万五千一百九十二斛四斗，付浙漕司、临安府，分赐被火之民。” [122]
嘉泰二年六月己卯 | 《宋史全文》卷二九下：“临安府火。”
嘉泰四年三月丁卯 |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临安府大火。其夜二更后，行在粮料院后八条巷内、右丞相府大程官刘庆家遗火，自太庙南墙外通衢延烧粮料院及右丞相府、尚书省、枢密院、制敕院、检正房、左右司谏院、尚书六部，惟存门下后省及工部侍郎厅。次烧万松岭、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枢密院亲兵营、修内司，沿烧至学士院、内酒库及内中宫门户廊屋。殿步司诸军官兵连夜救扑，火势未已。……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庙廊屋、祖宗神主、册、宝、法物皆移寓寿慈宫，仍开候潮门，宣入殿步司、城外军兵救扑。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驿避火，火及和宁门外，焚衩子门。” [123]
开禧二年（1206）二月癸丑 | 《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寿慈宫前殿火，逮晓始熄。”
开禧二年四月壬子 | 《宋志》：“行都火，燔数百家。”
嘉定二年（1209）六月己卯 | 《宋志》：“临安府火。”
嘉定四年四月丙申 | 《宋志》：“临安府梵天寺火。”
嘉定十一年二月 | 《宋志》：“行都火，燔数百家。”

续表

时间 | 火情
嘉定十一年九月己巳 | 《宋志》：“禁垣外万松岭民舍火，燔四百八十余家。”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壬子 | 《宋志》：“行都火，燔城内外数万家，禁垒百二十区。” [124]
绍定元年（1228）三月 | 行都火，燔六百余家。
绍定四年九月丙戌 | 《宋史全文》卷三二：“临安火。诏曰回禄之灾，延及太庙，祖宗神主暂就御于景灵宫。”《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辛卯火》：“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嘉泰元年）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 [125]
嘉熙元年（1237）六月 | 《宋志》：“临安府火，燔三万家。”《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一：“行都大火，由己至酉，延烧居民五十三万家。” [126]
淳祐十二年（1252）十一月丙申 | 《宋志》：“行都火，至丁酉夜始熄。”
景定四年（1263） | 《宋志》：“临安府大火。”
景定五年七月 | 《宋史全文》卷三六：“行都大火。”
德祐元年（1275） | 《宋志》：“玉牒所灾。”

从上表可知，临安府在南宋王朝建都的150余年间，可谓时时处于火灾的威胁之下，全城被烧毁殆半之灾屡次发生，乃至烧宫殿，毁太庙，无所不及。嘉泰四年（1204）三月大火后，史臣哀叹：“呜呼！自生民以来，未尝见有此一火！” [127] 由于火灾的频发，以至 “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挟敕告之属自随” [128] ，唯恐一有不慎，事关前程的家当毁于祝融，近乎惶惶不可终日。

其他州军火灾之惨烈，也与临安府相仿佛。如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大火，府衙、廪库、市肆一扫而空，“民舍殆尽，官吏逾城仅免”。淳化三年（992）十二月，“建安军城西火，燔民舍、官廨等殆尽”。嘉祐三年（1058）正月，温州大火，“燔屋万四千间，死者五十人” [129] 。据南宋时人说，温州“从来多有火灾，每数年间辄一作，动焚数千百家” [130] 。绍兴八年（1138）二月，太平州大火，“宣抚司及官舍、民居、帑藏、文书皆尽，死者甚众，录事参军吕应中、当涂县丞李致虚死焉”。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大火，“燔民居几尽，官舍仅有存者” [131] 。淳熙十四年（1187）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千家”。地方官上奏时故意少报损失，还有“以万计”的僦居之家被毁，却隐瞒未报 [132] 。又如据庆元二年（1196）郑汝谐所言，在他的家乡处州青田县，“三十年间，无一岁不火，或一岁而再火，民力日瘁，民俗日陋” [133] 。火灾之惨烈，至此而极。南宋范浚（1102—1150），议论当时钱荒的原因，竟认为“通都大邑火所延烧，灼烁融液，二也” [134] 。可见火灾之屡发，破坏之严重，以及影响之广泛了。

两宋时期城市火灾为害甚于前代，主要原因自然是如前文所述城市众生聚居，密度过高所致。宋人对此就有清楚的认识。分析相关记载，略可论说者大致有二：

其一，关于城市建筑布局。一般认为，宋代以前城市为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坊与市的四周围皆建有坊墙。坊墙的废弃，大致在五代宋初。如唐代长安坊墙，均为夯筑，墙基宽2.5—3米 [135] ，虽坊墙高度有一定限制 [136] ，但夹街两层坊墙，以及宽畅的官街，空无建筑，这就形成了一道自然的防火屏障，纵有火灾，也比较容易控制在一坊之内，不致蔓延。这大概就是唐代都城长安未见有如宋代都城那样严重火灾的重要原因。考古资料似乎证实了唐代坊墙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37] ，但笔者一直怀疑，在许多州县连城墙都未能完备的前提下，唐代城市的坊墙是否确如学者所认为的那么普遍？尤其在南方地区，更是令人颇有保留。唐人议论，说是“南方多有火灾” [138] 。个中原因，当然在于南方城市相比于北方城市人口密度为高，且南方建筑多用竹木，不像北方土坯建筑，更易防火。但有些关于火灾的记载，可能向我们透漏着一些信息。如前引颜真卿语，称广州“比屋鳞次，火灾岁起”，似乎看不到坊墙的存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十二月，鄂州大火，“烧船三千艘，延及岸上居人二千余家，死者四五千人” [139] 。又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七月，洪州大火，“燔民舍万七千家”。如果当地建有完备的坊墙系统，火情似乎不可能蔓延如此之广。笔者的估计，宋代以前城市完整的坊墙建筑，大体在以北方为主的都府等主要城市中存在，比较可信。但不管怎么说，到宋代，随着在所有城市坊墙的倒塌，火灾随之为孽，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宋人开始强调要在城市中开火墙以防火势蔓延 [140] 。当然相对而言，北方城市的建筑密度要低一些，灾情也比南方城市为轻。所以周煇才有“京师街衢阔辟”之说。

其二，关于城市建筑用材。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用材水准改善，砖瓦屋舍逐步取代茅檐草屋的趋势明显。有关火灾灾情的相关记载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中国传统木结构覆以陶瓦的建筑，本来即属易燃物，然而由于需要相当的成本，秦汉以来，多数平民仍住茅草房。城市里砖瓦建筑当比乡村多一点，但为数仍有限。唐代地方官为了控制城市火灾，也有劝谕居民多建砖瓦房子的例子，如元和（806—820）初年，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劝谕“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无火灾，民赖以安” [141] 。但相关记载仍不多见。到宋代，随着城市发展，火政遂成州县政府要务。如本书第五章的讨论，宋初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在《牧守部•兴利》一目的序言中，已将“陶瓦覆屋，以宁室居”列为地方官为民兴利的重要内容 [142] 。当时城市砖瓦建筑的比例虽比农村为高，但大致在南宋前期，江南地区一般州军大致仍处于瓦屋占三四成，茅屋有六七成的发展水平。南宋郑汝谐记述处州青田县城数十年来火灾频仍的情形，称“民力日瘁，民俗日陋，茅茨之居，至是十几七八” [143] ，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形。所以，如果说存世文献中，关于唐代城市火灾损毁民居超过万家的仅见两次，到了宋代，不仅超过万家，即如超过十万家的记载也已不止一次，前后对照，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火灾灾情的惨烈程度之今非昔比，不言而喻。由此可见，宋代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还真是不小。

四、小结

归纳本章所述，两宋时期，由于人口高度聚集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主要表现在物资供应、卫生管理以及消防安全等方面。由于文献残缺，前文所反映的自非全面，许多结论带有明显的试探性，尤其是有关开封、临安两地城区人口的估算，更是如此。不过由于研究中力持低调的原则，因此最终所列资料所反映两地城区的人口密度，当不至偏高。

本章所揭示的史实相当有限，尽管如此，似亦可能使我们对两宋城市史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有意义的思考，在多数研究者全力阐明两宋时期城市发展史实之方方面面的同时，看到这个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并藉此关注当时城市一般民众的生活品质、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种种因素，以及由此催生的城市制度的一些新内容，等等。唯其此，才有可能保持史学研究的活力。

《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以及《梦粱录》等文献对今人形成关于两宋城市影像的烙印，过于深刻。如欲正确解读这些历史文献，把握它们作者的宫廷画家与旧朝遗民的心态，十分重要。现在应该是我们走出“梦华”世界，走向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1] 庄绰：《鸡肋编》卷上《川陕驿路纪事诗》，中华书局1983点校本，第17页。

[2] 同上。

[3] 欧阳修：《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5册，第1743页。

[4] 钱公辅：《利往桥记》，见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A。

[5]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至一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89册。

[6] 仲并：《浮山集》卷四《蕲州任满陛对札子》，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影印清翰林院钞本，第34页。

[7]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第417页。

[8] 《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第173册。

[9] 杨侃：《皇畿赋》，见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二，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上册，第20页。

[10]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京城》，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7册，2097页。

[11]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第187册。

[12]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六，第187册。

[13] 前引考古资料参见丘刚《开封宋城考古述略》，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第105—109页。

[1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申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18册，第6129页。

[15] 如周宝珠就认为：东京官宦贵族多，他们的家庭规模都比较大，因此当取户均7口之数（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平民因经商移居城市，而把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在乡村、因而家庭规模偏小的情形。这在中国传统时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南宋嘉泰元年（1201）三月戊寅临安府大火，“延烧军民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九家，凡十八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口”（不著撰者：《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109页），则每家仅3.6口，可为佐证。故本章仍取户均5口之数。

[16] 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7] 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见厉鹗编《宋诗纪事》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第1册，第7页。

[18]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〇《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册，第861页。

[19]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钱塘旧景》，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第117页。

[20] 杨和甫：《行都纪事》，见陶宗仪《说郛》卷二〇上，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本第4册，页14A—B。

[21]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山川志二•山》，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影印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577页。

[22] 沈冬梅：《宋代杭州人口考辨》，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86页。

[23]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知不足斋丛书》本，页16B。

[2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〇《疆域志五•乡里》，第3551—3552页。

[25]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册，第2089页。

[26] 参见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第129页，文载《文史》2012年第4期，第121—148页。

[27]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杭州》（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下册，第602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江南东道五•杭州》（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5册，第1861—1871页）、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杭州》（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上册，第207—209页）等书统计。

[28]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三《官寺志二•幕属官厅•城南厢厅》注文引郑湜《厅壁记》，第3830页。

[29] 楼钥：《攻媿集》卷九〇《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五册，第1657页。据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一五《县令题名•武康县》（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1914年《吴兴丛书》本，第4793页），薛居宝（《泰吴兴志》作“薛居实”，疑“实”为“宝”之误）为钟燮（绍兴二年为武康令）之后第十任县令，则当在绍兴末年。据行状，此后丁母忧，服阙后才被差主管临安府城南右厢公事，则当已在乾道初年。

[30] 关于南宋临安府城区范围，参见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图2—25《南宋临安坊巷图》及其他相关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杭州中山路等长度资料，参见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杭州市地名志》，1983年自刊本。现代杭州市地图，主要参见《杭州市地名志》中册附图四《杭州市主要街道图》，比例尺为1：30000。

[3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庚申条，光绪二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页7B。

[32] 周煇：《清波别志》卷下，大象出版社2012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五编第9册，第173页。

[33] 据中国市长协会《（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陈筱红、曾伟《中科院发布城市发展报告3药方根治5大城市病》（《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4日）等。

[34]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2）》第三篇《人口、劳动力》表3-3“各区、县土地面积、户数、人口及人口密度（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35] 据开封市龙亭区政府网站资料，http://www.21sjzg.com/hnkf/xrtqzf.htm。

[36] 张榘：《砌街记》，见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9册，第6491页。

[37]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咸丰四年《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20页。

[38]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三《山水门·水·城》，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7456页。

[39] 参见前引梁庚尧文。

[40]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第417页。

[41] 韩琦：《安阳集》卷三五《辞避赐第》，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影印明刻安氏校正本，第537页。

[4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高宗朝》，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8册，第3058页。

[43] 欧阳修：《居士集》卷八《答梅舜俞大雨见寄》，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1册，第123页。

[44]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一六《李氏园亭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3 B。

[45] 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六《白居易》：“白居易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册，第3页。

[4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辛酉条，点校本第10册，第3176页。

[47] 袁燮：《絜斋集》卷一三《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8B。

[48] 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大象出版社2012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五编第8册，第362页。

[49]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二七《论汴河利害事》，中州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0年版，第419—420页。

[50] 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大象出版社2003年点校《全宋笔记》第一编第3册，第264页。

[5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七月甲申条，点校本第2册，第287页。

[52] 佚名撰，王瑞来笺记：《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是年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0页。

[53]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三《乞不添屯军马》，《四部丛刊》初编本，页9 B。

[54] 参见包伟民：《宋代的粮食贸易》，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41—56页。

[5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〇《奏置惠民仓状》，《四部丛刊》初编本，页7A。

[56]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〇《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点校本第3册，第861页。

[57]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一，《墨海金壶》本，页22A。

[5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〇《奏置恵民仓状》，页6A—8A。

[59]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潭州外十县惠民仓记》，《四部丛刊》初编本，页5A。

[60]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永州续惠仓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册，页11B。

[6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第166册。

[62] 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六《乞行下江西从便客旅兴贩米谷》，彭龟年《止堂集》卷五《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买奏》，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四《与王吉州论郡政书》，不著撰者《宋史全文》卷二五下乾道九年十月甲子条，等等。

[63]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第166册。

[64]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丁酉条，点校本第14册，第4547页。

[65]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太府寺》，点校本第12册，第3908页。

[6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四，元符元年十一月己未条，点校本第34册，第12002页。

[67]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商税》，点校本第13册，第4554页。

[68] 庄绰：《鸡肋篇》卷中《石炭》，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77页。

[69] 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一三《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欧阳修全集》本第3册，第920页。

[70] 苏轼：《苏轼诗集》卷一〇《石炭》，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3册，第902页。

[71]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12页。

[72] 庄绰：《鸡肋篇》卷中，第77页。

[73] 徐元杰：《楳埜集》卷八《与袁右司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A。

[74]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杂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745页。

[75] 陈公辅：《临海风俗记》，见林表民编《赤城集》卷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丛书集成续编》第119册影印《台州丛书》本，第355页。

[7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卯条，点校本第6册，第1633页。

[7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〇三，元符元年十月戊子条，点校本第33册，第11979页。

[7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庚申条，点校本第6册，第1560页。

[79] 如洪迈《夷坚志•乙志》卷第七《杜三不孝》：“洪州崇真坊北大井，民杜三汲水卖之，夏日则货蚊药以自给，与母及一弟同居。”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1册，第242页。

[80]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九，上册，第377页。

[81] 韩琦：《安阳集》卷五〇《故尚书工部侍郎致仕赠工部尚书崔公行状》，第616页。

[82] 侯可：《京兆府香城善感禅院新井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九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册，第297页。

[83] 如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当地就有第一条甜水巷、第二条甜水巷、第三条甜水巷等地名。

[84]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一《井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第97页。

[85] 徐硕：《至元嘉禾志》卷二《坊巷》，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第4428页。

[86]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九《武卫志二•尺籍》，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点校本第3册，第1684页。

[87] 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二《西南隅•通济巷》引《吴门表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点校本，第88页。

[88]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三《官寺志二•幕属官厅•城南厢厅》注文引郑湜《厅壁记》，第3830页。

[89]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陈会螳螂赋》：“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进修，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太和元年及第……”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62页。所记为唐代中期成都府的故事，看来中国古代大城市，较早就设有相对完善的城市卫生管理制度，宋代固当更有改善。

[90]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诸色杂货》：“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第122页。

[91] 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下册，第745页。

[92]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都门路》，《四部丛刊》初编本，页16B。

[93] 如据黑秉洋《汉河南县城内发现水沟》（载《考古》1960年第7期，第35—38页），汉代河南县城址西南部发现南北并列的3条下水道，由筒形陶管构成，不过这组建筑群可能是东汉河南县府衙门的所在。

[94]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9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七月丙寅条，点校本第8册，第2414页。

[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一，天圣八年八月己未条，点校本第8册，第2332页。

[97]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诸色杂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页。

[98] 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卷一七《淘渠》，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印正统四年刻本，第639页。

[99]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四《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B。

[100]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三《山水门•水•城》，第7456页。

[101] 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鄞县志第一•渠堰碶闸》，第5154页。

[102] 李新：《跨鳌集》卷一六《成都后溪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A。

[103]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四《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7B。

[104]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点校本第31册，第10812页。

[105] 《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点校本第29册，第10254页。

[106]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〇之四，第150册。

[107]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一四九，第160册。

[108] 苏轼：《苏轼文集》卷三〇《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点校本第3册，第850页。

[109] 苏轼：《苏轼文集》卷一〇《圣散子叙》，点校本第10册，第331页。

[110] 苏轼：《苏轼文集》卷五六《与王敏仲十八首》（之九），点校本第4册，第1692页。

[111] 不著撰者：《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四、一一、一二，各见本月条记事，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63、205、228页。

[112] 洪迈：《夷坚志•补志》卷二五《符端礼》，点校本第4册，第1777页。

[113] 洪迈：《夷坚志·支志戊》卷三《张子智毁庙》，点校本第3册，第1074页。

[114]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建康表十·起萧梁天监壬午至太平丙子凡五十五年为年表》，点校本第1册，第712页。

[115] 颜真卿：《颜鲁公集》卷四《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页9 A。

[116] 权德舆：《太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见《全唐文》卷五〇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刻本，第5158页。

[117]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〇《与杨京兆凭书》，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第2册，第790页。

[118]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一八《逐毕方文》，点校本第2册，第501页。

[1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是日条，点校本第7册，第1927页。

[1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是日条，点校本第18册，第6256页。

[121] 《宋志》载：“（绍兴）十年十月，行都火，燔民居，延及省部。”疑系年有误，当以《系年要录》为是。

[122] 《宋志》系于嘉定元年三月戊寅。

[123] 《宋志》系于嘉定四年三月丁卯。

[124] 《宋史全文》卷三○系于是年四月壬子。

[125]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海鳅兆火》系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26] 《宋史全文》卷三三系于是年四月壬申。又，“延烧居民五十三万家”之“五十三万”疑误。

[127] 不著撰者：《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是月丁卯条，第144页。

[128]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五《林县尉》，点校本第1册，43页。

[129] 《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火上》，点校本第5册，第1378页。

[130] 王之望：《汉滨集》卷七《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3 B。

[131] 《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火上》，点校本第5册，第1381页。

[13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丁未成都火》，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下册，第639—642页。

[133] 郑汝谐：《易瓦记》。

[134] 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一五《议钱》，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影印清刻本，第462页。

[13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136] 卢俌《对筑墙判》：“垣高不可及肩，板筑何妨当面？”见《全唐文》卷二六七，第2714页。

[137] 参见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等等。

[138] 归融：《劾卢周仁进羡余状》，见《全唐文》卷七四七，第7730页。

[139]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点校本第4册，第1367页。

[140] 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七（第191册），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等。

[141] 李翱：《李文公集》卷一四《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宏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页3A。

[142]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七八《牧守部·兴利》，凤凰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8册，第7810页。

[143] 郑汝谐：《易瓦记》。

结语

最后，简单归纳一下全书的论述。

关于从唐代到宋代城市演变的历史，近大半个世纪学术研究的积累，从加藤繁提出传统坊市制崩溃论，到伊懋可的宋代城市革命说，直至近年来的众多出版物，已经逐渐构建起了一些规范性的认识，其中主要倾向就是强调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城市不断发展的史实，本书称之为“发展范式”。如果将考古学者所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地图，与北宋末年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作一对比，其所展示的城市的跨越性发展现象，无疑可为“发展范式”提供最为直观的视觉论据。

以往学术研究所揭示的众多史实，说明“发展范式”有着充分的依据，因而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归纳。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论述正是遵循了前贤的这一思路，试图有所推进。一方面，为前贤论说提供一些新的论据，另一方面，则更关心如何深化我们的观察能力。

首先，为两宋时期城市发展史补充新的论据。

本书各章在不同侧面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宋代城市发展的史实，相对而言，关于城市管理制度演进的讨论，比较凸显。

前人早已观察到，从唐到宋，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居人口膨胀，传统的将城市类同于乡村的管理制度已经无法应对，于是，有别于农村乡里管理体系的城市厢坊制管理体系最终形成，在介于城市最高管理机构州县衙门与基层居民区——坊——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层面的管理机构——厢，首次形成城区的三级管理机制。本书梳理了厢制源起的一些史实，并认为至少到晚唐时期，厢坊制已基本形成。到宋代，厢制并有从州军城市向县邑城市扩散的趋势，以致一些小县邑城市也形成了县、厢、坊三级管理体制。厢坊体系不仅一直是两宋时期城市管理的核心制度，并且影响了宋代以后的近千年城市史。

随着中古式市场制度的瓦解与新型城市管理制度的形成，传统的将商业活动限制在特定的市区、并以专门的市籍来管理商人（“市人”）的制度，也让位给了视整个城区为市场区域、全体城市居民为“市民”的新制。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宋代政府积极调整赋税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于前代旧制的基础之上，在将屋宅地基等不动产列为税产之外，更倾向于综合评估坊郭户的所有财产，以使税制更契合社会经济关系实际，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征取更多的税利。这无疑是与当时乡村农田税制演变的一般趋势相一致的。这说明，虽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病，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由此可见它在许多方面有着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所不及的历史活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那个历史时期的特质。

本书关于宋代“城市病”的讨论，更为典型。由于人口聚集、城区扩大等原因，当时城市的发展碰上了许多此前未曾有过的新问题。虽然因文献记载的制约，讨论不得不集中在城区物资供应、卫生管理与消防安全等几个方面，但这些新问题由城市集约式发展而引起，十分明确；这些新问题所提出的挑战，无疑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试图以更为全面、更为综合的视角来观察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历程。

一个学术范式的形成，虽然有助于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梳理出符合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思路，如果观察者在分析中未能时刻保持理性的清醒，却也常常会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落入成说的窠臼。关于宋代城市史的讨论也是如此。仅仅关心城市持续发展的史实，自觉地集中、放大那些有助于证实“发展”的历史现象，例如将那些仅存在于京城或大城市的特殊现象推衍到所有州县中小城市，就必然会忽视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复杂与曲折。

本书关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许多细节的讨论，可为佐证。

传统的关于中古时期坊市分离制度的描述，主要来自对京城等大城市的观察，未必符合大多数州县中小城市的史实；另一方面，所谓“坊市分离”制度瓦解以后，坊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层架构，却从未消失，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而在市场制度方面，从唐到宋，尽管国家法规已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地点，实际的城市市场设置，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在宋代城市中，商铺仍多集中于传统的市场区域。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州市”、“县市”，大多仍为活跃的城市市场地块。而且在许多例证中，它们明显地延续着前代的一些地理设置。因此，两宋时期城市市场的演进，可能并不是旧的坊市制瓦解、新的街市制兴起那样简单的理解所可涵括，其间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之错综交杂，需要细心分辨。

关于两宋时期城区扩展的现象也是一样。随着商业发展，人口聚集，城区无法容纳，因而不断扩展，这就是人们已经习知的两宋时期城区居民“溢出”现象。不过若深入观察还可以发现，“溢出”或“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其实比传统的认识要复杂一些。至少在绝大多数州县城市，“溢出”多半集中在城关周围，并不一定是全方位的，在“溢出”的同时，由城墙所包裹的城区内部大多存在着尚未充分都市化的地块。也就是“溢出”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区的“撑满”，在“溢出”的同时，由城墙所包裹的地域也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部充分地都市化了。同时，出于防卫需要等原因，两宋时期不少城市都曾新筑城墙，重新包裹已经扩大了的城区。这就使得城区 “溢出”现象更加错综复杂。

比较重要的是关于行政权力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问题。数十年来，随着两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史实不断被揭示，早期关于行政性在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旧说，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扬弃。本书的论述却在许多方面提示着，关于两宋时期城市经济功能强化的现象，可能需要更为精致的观察。本书关于城市规模的讨论表明，除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外，行政城市由于秉有地理与行政资源的两方面优势，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占主导地位。城市的经济地位与行政地位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宋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准与它们的行政地位，基本相匹配。城市的经济地位超过它们的行政层级的现象，并不常见。以往的研究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

关于城市人口与文化特征的讨论可以从另一视角印证上述结论。本书避开传统的依靠据数据性文献记载来分析两宋城市人口规模的方法，而是从时人关于各不同行政层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般意象入手，归纳得出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尽管因发展步伐快慢不同，同一行政层级城市实际规模相互间已有了不小的差距，但在时人的意象中，仍习惯将其归为同一类型。这一现象向我们昭示：无论从哪一层面来观察，行政层级仍然是决定城市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这表明当时行政城市等级架构与它们的经济地位，在总体上是相吻合的。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可能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城市的行政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脱节的现象，但这并未改变城市的行政与经济关系的总体格局。

有关城市文化问题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也一样。一方面，市井俗文化的崛起可谓宋代城市的新面相，这也使得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与前期城市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士大夫阶层城居的经常化与规模化，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集聚于城市，政府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更加丰富，它们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也更为增强了。同时，城市作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地位，也相应加强。所以就基本文化格局而言，并未出现如经济领域那样较大跨度发展的现象，承续传统仍为主流。无论如城乡文化差异，还是如士大夫雅文化的强势地位，都是如此。在这一方面，唐宋间似未见特别的“转折”。所以，两宋时期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传统文化中心从乡野最终转移到城市。

最后，在史学认识方法的层面，也可略作归纳。比较重要的体会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该避免观察视角的单一化与绝对化，避免过分强化范式。关于历史现象的任何结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无条件地从特殊升华为一般，就免不了成为认识的陷阱。众说一辞之时，就有可能存在着片面化的危险。本书的讨论从许多方面都显示了，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可能远比我们现有的认识要复杂，仅从历史的某一侧面去观察它，无助于我们揭示它的全貌。更加细致深入的观察，才是修正旧说、获取新知的前提。

二是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尤其需要究心于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历史必然是在承续与创新的交织中演进，跨跃式发展并非不可能，出现断裂毕竟不是常态，在继承旧制基础之上的缓慢演进永远是主流。关于唐宋城市史，以往的“追溯研讨”的方法，尤其强调宋代城市的“开放”与唐代城市的“封闭”，看来是放大了历史的裂变，忽略了历史演变的前后承袭关系。这样的归纳，既是“唐宋转折”论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又反过去进一步强化了“唐宋转折”之说，因此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激”现象。

总之，经过自中唐以来长达两三百年的历史演进，大致到南宋时期，中国的传统城市终于进入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由此建构起了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直至近代在外力冲击等因素的刺激下，它才又转入另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至于在本书所关心的这个历史阶段，城市历史演进的内容当然远比全书所涉及的为丰富，更多内容，容待日后讨论。

附图

（说明：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所摄）

图1　东汉“宁城图”局部摹绘图

东汉宁城“市”图，引自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图35。图出自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壁图。原图尺寸120×318厘米。

图2　东汉“市井图”画像砖拓片

反映东汉时期城市市场的一般情形，引自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图173。图出自新繁县（今成都市郊）东汉墓葬。原砖尺寸40×48厘米。

图3　北宋东京布局示意图

引自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图4　东京外城之图

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城市地图，据陈元靓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甲集卷十一页四A、B面拼接。元西园精舍刊本。

图5　京城图

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城市地图，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页四B面、页五A面拼接。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

图6　皇城图

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皇城图，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页三B面、页四A面拼接。北京图书馆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咸淳刻本。

图7　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城市地图，据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永乐大典》残本卷九五六一页十七A、B面拼接。据图8《宋城阙图》，可推知此图所反映的为唐宋之际河南府坊墙未消失之前的城区布局。

图8　宋城阙图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城市地图，据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永乐大典》残本卷九五六一页十八A、B面拼接。据图7《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可推知此图所反映的为坊墙消失之后的北宋河南府城区布局。

图9　静江府城图

南宋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城市地图，咸淳六年（1270）由知府胡颖主持绘刻，比例尺1∶1000。图正上方的题记详细记载了静江府城的修筑经过，城池大小及用料费工等情况。原碑尺寸340×300厘米，碑藏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覃勤摄影。

图10　平江图

宋代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城市地图，引自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图36。南宋绍定二年（1229）知府李寿明主持绘刻，比例尺南北方向为1∶2500，东西方向为1∶3000。后因年久，图碑模糊，于民国六年（1917）再次深刻。碑藏苏州市碑刻博物馆（文庙），高248厘米，宽146厘米，厚30厘米。

图11　扬州宋大城图

宋代扬州（今江苏扬州）城市地图，据朱怀榦《嘉靖惟扬志》卷一页五B面、页六A面拼接。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天一阁藏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影印本。

图12　南宋建康府府城之图

南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城市地图，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五页七A、B面拼接。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

图13　南宋建康府府廨之图

南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府廨布局图，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五页十A、B面拼接。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

图14　南宋建德府内外城之图

南宋建德府（今浙江梅城镇）城市地图，据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首页二A、B面拼接。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

图15　南宋建德府子城之图

南宋建德府（今浙江梅城镇）子城图，据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首页一A、B面拼接。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汇刊》本。

图16　南宋临海罗城之图

南宋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城市地图，据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首页二A、B面拼接。嘉庆二十三年《台州丛书》乙集本。

图17　南宋临海县县治之图

南宋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县治图，据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首页三A、B面拼接。嘉庆二十三年《台州丛书》乙集本。

图18　肇庆宋代城墙

宋代端州（今广东肇庆）城城墙残存，今人修复痕迹比较明显。

图19　南宋赣州衙城城墙砖

南宋赣州衙城正门城墙砖，铭文“嘉定十年军门楼砖官”。

图20　宋代成都城下水道遗址

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所见宋代下水道，李勇先摄影。

图21　南宋湖州子城东门遗址

南宋湖州（今浙江湖州）子城东门遗址，东-西向，甬道宽4.6米，城门墙基厚9.8米。

图22　宋代寿州城东城门瓮城

宋代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东城门瓮城。此城具有防洪功能，历代修缮，保存至今。也因此今人修复痕迹比较明显。

参考文献

（说明：以下仅列出前文直接引用的参考文献目录，在研究过程中虽多有参考但未直接引用者，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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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出版说明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目录

绪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

一、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与扩张推力

三、范式强化与概念纠葛

四、小结

第一章 城市的规模、类型与其特征

一、堡垒与市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二、行政城市数量与其分布特点

三、行政城市的等级

四、城区规模

五、城区布局

六、小结

第二章 管理制度

一、坊制

二、厢制

三、小结

第三章 城市市场

一、唐代城市市场

二、宋代城市市场

三、小结

第四章 城市税制

一、城市地价与税制演变

二、地税与宅税

三、家业钱与役制

四、小结

第五章 市政建设

一、“近市隘嚣，靡宁厥居”

二、“陶瓦覆屋，以宁室居”

三、“攻石甃治，以便行者”

四、小结

第六章　人口意象

一、京城

二、区域中心城市

三、州县城市

四、小结

第七章　城市文化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市民”

二、清雅与市俗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四、文化渗透与文化霸权

五、小结

第八章　发展瓶颈

一、城市人口密度蠡测

二、城市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

三、火灾

四、小结

结语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