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代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20世纪末期以降，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21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地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际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念，又不应仅仅囿于本上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达致此一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〇〇三年十月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第一章 导论：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界定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什么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第二章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逻辑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对勒庞理论的改造

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

欧洲的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

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政治机会结构

运动动员结构

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

新闻媒体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三章 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从勒庞到布鲁默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社会结构与情感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

涂尔干视角

新兴意识形态和革命

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涂尔干理论传统评价

古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

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

生产关系与社会运动

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

生产关系和农民革命

第六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上）

民族国家和社会运动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运动

国家中心视角的兴起

斯考契波及其革命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和革命理论的发展

寡头政体现代化和革命

第七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下）

曼恩理论思想概要

国家在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英国的共存主义

美国的行业主义（sectionalism）

俄国的革命

法国的竞争性社会主义

德国的负面接纳

认同感与社会运动

第八章 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搭便车理论

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形式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和前景

第九章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

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我的评判

资源动员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

第十章 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

框架分析理论

文本决定论

集体行动形式库

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机制

社会结构、文化和集体行动

第十一章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组织、网络和社会运动动员

顾尔德对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

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

国家和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组织和空间环境的关系

梯利对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

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

第十二章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

传媒方式就是信息

传媒内容才是信息

西方的媒体、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

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比较性解释

第十三章 展望和总结

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

新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社会

全球性社会运动

中国集体行动的现状和未来

本书的理论和方法论要点

变迁、结构、话语——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和西方集体抗争行为的制度化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

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理论和经验切入点

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版序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著作。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而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又离不开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值本书再版之际，我想对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集体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的原因用本书中阐释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进行解读。本序旨在指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性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们把握当前中国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自发性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国家发起的、意在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政治运动。这类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反思，民众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而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则使得自发的集体抗争成为可能。中国的集体抗争在1976年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1989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

1976～1989年发生了不少集体性抗争事件，其中著名的包括，1976年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1978～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运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运动，以及1986～1989年以1989年风波为核心的学生运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大规模、政治化和针对中央三个特点。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愿望，再加上当时中国政府政令畅达，其政策能够对一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今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一旦国家政策发生错误，受这些政策影响的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奋起抗争。“文革”中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农村，“文革”一结束，知青们马上就通过集体抗争要求回城；“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到清洗，“文革”一结束，这些干部马上就要求平反。“文革”带来的灾难还带来“信仰危机”，这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风波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动因。当时的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政治化对抗加控制性开放。当时的政府对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突然到来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们都是极“左”时代过来的人，在处理集体抗争时难免会采取一些在新形势下已经完全行不通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已成为当时中国高层的普遍共识。为了维持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并维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来的新形象，政府在面对社会抗争时不得不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这正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不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贯彻下去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在不断改革中不断走近世界。开放的环境给集体抗争行动提供了机会，再加上80年代末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及其他种种原因，于是就有了1989年风波。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拒绝推行东欧式的政治改革，但非常成功地展开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官员腐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负担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环境污染，以及犯罪率上升等。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即规模大大缩小、抗争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争所反对或诉求的对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员或公司企业的老板和经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抗争运动、农民抗税运动、复员军人闹事，以及不同规模的骚乱，都是例子。

90年代集体抗争事件新形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以下方面的变化。首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逐渐退出。与80年代相比，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策紧密挂钩，即使面临下岗和失业等问题，他们也很难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而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发生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集体抗争事件，中央政府已不再是集体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经济罢工和闹事，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镇压方式；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可能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对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国家的这一策略，进一步增强了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倾向。

其次，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还取决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90年代后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目前都享受着新兴中上层城市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然不会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中国社会在90年代后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手段也趋于高明，或者说，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社会多元化加上知识分子所获取的有限自由，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的分化。于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中国不再有1989年风波之前出现的那种统一的反体制话语。没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的抗争运动大多只能停留在经济利益取向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示威游行、骚乱、扣留甚至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暴力对抗，应有尽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依法抗争”或“以理抗争”，但基本是在经济层面针对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具体事件作出的反应，高度政治化的闹事基本没有。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包括在目前所采取的处理集体抗争的手段，也产生很多问题。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试图强化信访渠道，希望通过加强各级政府对信访事端的处理能力去平息集体抗争事件及苗头。但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信访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决；许多信访所涉及的甚至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得不到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由国家出面解决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对集体抗争事件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包括控制和打击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联组织活动与抗议活动，对组织闹事的带头人予以严肃处理等。政府的这些对策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性抗争事件向着小规模化、地方化和经济利益取向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重演大动乱。但与此同时，这些对策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在集体抗争行动方面的组织能力，使运动积极分子和闹事民众不能在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走向政治成熟，阻碍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性抗争朝着在西方常见的制度化社会运动或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中国集体性抗争事件发展的最新形态在21世纪初逐渐成型，并伴随领导人更替后的新政及其社会影响的发展而在近年趋于成熟。在这一阶段，集体抗争事件继续保持中小规模、经济利益取向、地方化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形成的特点，但同时也出现以下几种新形态。

首先，是公民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提升（表现在反圈地、业主维权、艾滋病患者维权等运动的兴起）和NGO的迅速发展。

其次，是上访的社会运动化（表现在“上访村”的规模加大并出现大量“上访专业户”）、地方环境污染抗争的增多、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膨胀性发展，以及中大型规模骚乱的渐趋频繁。上述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不同的发展趋势，但从整体上看，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城市中产阶级运动出现部分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大量NGO与各级政府建立了甚为密切的联系，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环保组织与环保局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二是集体抗争行动有着从竞争型（competitive）和反应型（reactive）转向主动型（proactive）的趋势。比如，十几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得不在政府控制的夹缝间小心存活。而在今天，家庭教会兴建的引人注目的教堂已经随处可见。各地家庭教会还普遍采取种种不为当前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手法来谋取发展（如开办青少年基督教夏令营和在公共场所传福音）。不少家庭教会甚至主动挑战政府。比如，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2009年公开举行祷告会，借此获取国际影响，并扩大该教会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三是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抬头。在当前，许多昨天的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成了国家解决社会抗争的唯一法宝，而民众的欲望则在日益提高，国家的“维稳费”膨胀；即使是骚乱群体中出现了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破坏行为，军警也往往视而不见；曾经的问题是警察打人，而近年来警察却被戏称为“弱势群体”。四是大规模的骚乱活动在近年出现上升趋势，以至于国内有人专门为近年来的骚乱制造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

中国集体性抗争行动的上述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国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特网和手机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社会抗争手段在社会上被模仿而逐渐广为人知的结果。更重要的，这些新发展还是中国国家结构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绩效是当前中国政府的主要执政基础。政府近30年来兢兢业业谋求发展，使其在客观上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最有作为的政府之一。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巨大实惠。但中国的多数老百姓却肯定不会像我这么看。在老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高百姓的欲望，从而使其产生对政府更高的要求，为以后的执政提高难度。民欲难填，众口难调，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面临的是怨声载道。

并且，中国目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对“维稳”自然有当前的好处，但同时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我每年回中国多次，每次回国都会为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缺乏政治现实感而惊讶。中国许多人都会在饭桌上抱怨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骗局和腐败。数年前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与我聊天时表示，如果毛泽东还活着的话，他就要跟着去造反。其原因竟然是对他在四环外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但需要付20年月供后才能属于自己表示极其不满。我认识的一个成功企业家也表示要跟着毛泽东去造反。究其原因，竟然是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经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而他对一些年轻官员盛气凌人的态度气愤不已（这也是过度强调干部年轻化的一个负面后果）。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会真的揭竿而起，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成为骚乱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为动乱推波助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规模向资本倾斜。此后十余年中，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改善。但这一政策却也带来包括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本届政府采取亲民政策并大大加强吏治。近几年来，我在宁夏、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访了不少以前属于穷乡僻壤的地方，同时也特地接触了不少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群体。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这几年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我的观察接近事实的话，按照一般想象，中国这几年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一派和谐，但事实却是集体抗争风起云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没有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因此中国政府只能采取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并通过政策给百姓许多好处。这种父爱主义的办法会产生以下后果。

第一，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高了欲望。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

第二，一旦政府以父爱主义方式管制某件事情，这一事情马上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得不尽如人意，老百姓马上就会要求政府负责。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许多原本已经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向政治化；百姓对国家的依赖在加重。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第三，父爱主义方法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在拿到好处的同时，提高了对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过的某一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根据家庭收入给予不同数量的补贴，鼓励他们盖新房。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确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但许多老百姓却很不满意并表示对政府很失望。其原因是，目前农村许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实际收入虽然邻里之间也许知根知底，但政府却没法客观评估。因此，常有那家觉得这家占了便宜，这家觉得那家占了便宜，纷纷认为自己吃了亏。不少人认为能否与干部拉上关系才是得到补贴多少的关键。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公正感，怨声载道。就这样，政府做了好事，却同时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从而为自己制造了麻烦。中国目前的亲民政策并不是一无是处。该政策其实是国家在不触动政体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并且确实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不少好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后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大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事件的报道，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宗教政策这几年在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而政府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近年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族群闹事却有增无减。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纳入体制的轨道。

我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又会发生一场大规模反抗运动。依我所见，集体抗争事件无非有三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理想形态：革命、骚乱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不但未能将其纳入体制轨道，反而提高了老百姓的期望，并重新政治化了许多原本已去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只要中国能继续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以及目前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中国政府就能够不断采取种种措施以避免大规模动乱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表达就挤向组织性很差、破坏性较大的骚乱。这就是这几年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问题是，骚乱不但对公共秩序和财产有着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不可能被制度化，而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到那时，如果主流知识阶层也不再能拿到今天这样的物质好处，中国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反体制性思想整合。有了统一的反体制思潮和广泛的社会不满，一场反体制运动也许会发生。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为避免某些社会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2011年12月15日

第一版序

自1993年起，笔者在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连续讲授了十多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2004年春季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邀，我又向清华社会学系研究生讲授了这门课程。本书在清华讲课录音以及笔者多年的备课笔记基础上扩展整理而成。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既要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逻辑给出一个全面的介绍，同时又要对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中的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为了平衡这两点，我在选材方面做了很大的取舍。我在取材时尽力包括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及他们的工作。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其他一些高质量工作却未做介绍。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在做出取舍时自然有着许多思考，我甚至认为本书中所提倡的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本书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讲授方法，比起西方学者通常所采取的方法有着许多优点。但是，我不想给读者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即本书所梳理的逻辑脉络是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唯一方法，或者说本书所介绍和提及的工作囊括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所有精华。我希望国内想通过本书来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学者能在本书所提供的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其他相关文献，以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有一个自己的体会。

读过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文献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本书与其他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专著在理论角度和立意上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西方学术权威一般都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构造出一个能对任何社会运动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如果以图来表示的话，这种模型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流程图）。本书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简约为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并且指出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些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而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第二，西方学者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做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就这三类现象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本书则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三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以及把这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的重要性。本书不但讨论了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而且介绍了种种革命理论以及在西方备受攻击的集体行动理论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第三，政治过程理论是目前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政治性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政治过程理论同时重视组织、社会网络、机会和策略这样的中观和微观条件对社会运动起源和发展的影响。这些观点，包括依随着这些观点发展起来的一些全新的研究路向，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本书同时认为，政治过程理论过度强调了影响社会运动发展的微观机制而忽略了宏观因素；在微观机制中，政治过程理论又片面强调了理性选择、策略、组织和网络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动态的影响。本书进而认为，政治过程这一概念仅仅定义了社会运动的性质，它没有给出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动态的宏观机制，而决定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运动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对该社会运动的影响方式，以及这些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该社会运动中所呈现的特定的作用方式。

我希望读者不要简单地把本书的观点和分析看做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本书对许多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成果做了详细介绍，旨在引导学生如何在不迷信的前提下去欣赏西方学术特别是以机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精粹。如果我们不能以西方人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来作为做学问的出发点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知识就难以得到积累，研究也很难深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西方学者在研究他们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完全当作中国的问题，并简单按照西方发展起来的一套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对社会现象所做出的分析在外行看来只能是隔靴搔痒。本书与西方同类作品的一些主要不同都可以看做是笔者在试图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努力。

我与西方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在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与西方学者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本书之所以与西方同类作品不同的两个关键。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社会学研究科学化有着很大的追求，笔者欣赏他们的这一努力并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他们所取得的一些主要成就，但是本书同时也强调了这些努力背后的一些局限。笔者以为，虽然社会学研究的重心的确应当放在科学（机制性的解释）而不是艺术（现象性的解读）上，但社会学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本书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花了很大的笔墨检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方法论问题，它因此也可以被看做一部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读物。笔者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之间的一个更大的区别在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中的边缘现象，而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者是非西方国家现象，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社会中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社会运动的策略、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等问题的研究上。作为中国学者，我看到的是中国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离我们相去不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来说，产生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西方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都有过类似现象。问题是，西方有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曾陷入了反复的政治动荡之中。本书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放到同一个框架下来进行考察，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可转变性。我这样做有着很强的现实目的：通过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探讨，我想让读者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么才能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从而降低集体行动和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多方的支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了我在清华的讲学，李强、沈原和孙立平教授以及李彩霞女士对我在清华期间的教学和生活照顾有加，在此表示深切感谢。特别是沈原教授，他在百忙之中过问了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他邀请我加入清华社会学讲义的写作工作，组织学生对我在清华的授课进行录音和整理，多次过问本书的写作进展，并对整个讲义的写作旨趣发表了许多远见性的指导意见。没有沈原教授的直接过问和支持，本书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我对沈原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无私帮助谨表谢意。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阅读了本书文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帮助整理了讲课录音，他们是张璟、李洁、叶鹏飞、姜赟、李洋、张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和王绯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童根兴编辑在书稿的成书过程中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笔者将对本书中所有的疏漏和不足负责。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可爱的女儿：琳达和莉立。

赵鼎新

2005年11月于芝加哥

第一章 导论：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界定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市场导向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翻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而长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教育水平、法治和公民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比如国有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农业人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贫困化、政府官员和其他特权阶层的腐败、环境污染、公共健康危机，等等。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个体性的或集体性的抗争。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中国学者发出了“改革危险期”的惊呼（张学斌等1999）；另一些学者则警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孙立平2003）。

然而，尽管中国社会转型每天都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并因此而不断催生集体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可称为“路径依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学中分层与组织研究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布劳（P. Blau）等一流美国社会学家访问中国，对建立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这些美国学者在中国讲授的课程以组织与分层研究为主，从而使中国社会学研究长期集中在组织与分层问题上，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即属这一范围）则相对受到忽视。

其二是政治因素。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社会运动似乎都对政权有较大的颠覆性；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官员往往对这类研究抱有疑虑。这其实是个误解。首先，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本身并不一定就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抱有同情态度。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把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社会病态。甚至有一本书，书名就叫《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看美国的暴乱：向国家暴乱起源和预防委员会报告暴乱的原因和预防措施》，主旨就是向政府报告如何管理和控制美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Graham and Gurr 1969）。其次，从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历史来看，即使某些学者对某些社会运动抱有同情态度，但只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科学态度，那么，其研究就不但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解，而且对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破坏作用。

本书旨在对美国及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做一个批判性介绍。在导论部分，我将首先对什么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探讨；然后，在讨论学术研究中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说明为什么本书的讨论仅限于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解释性理论；最后，我将对社会学研究中的解释性理论进行分类，并简单说明各类解释性理论方法的基本特点。本书之所以花大量精力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原因只有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但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造诣却往往弱于自然科学家，从而在研究中犯下大量方法论错误。因此，本书不但要对社会学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做一个总结，而且试图在理论解析中介绍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期读者能够据此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或鉴赏旨趣。

什么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社会运动、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行动这三个概念，定义的角度可以有很多。我个人认为，所谓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 （social movement），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 （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但不对社会结构进行全面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则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但会改变现存政权的性质，亦会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当然，以上这些定义仅仅是对理想状态的描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下的讨论中看出。

对于政治行为，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据此，如图1-1所示，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组织化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反叛 （rebellion） 虽然也是任何体制所不容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但其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也相对较小。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就是一种反叛。起义成功后，农民领袖最后都当了皇帝，最终并未给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所以，反叛不是革命。

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行为，如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那就属于常规政治 （routine politics）。选举、谈判、中国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辩论、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都属于常规政治。至于政治游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规政治。特别是在美国社会中，游说可以说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体制内政治行为。不过，与其他常规政治相比，游说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说客往往是在与游说对象宴饮或一起打高尔夫球时达到其政治目的。

与革命和常规政治行为相比，集体行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1994年，在美国洛杉矶，黑人因警察无理打人而闹事，马路上骤然聚起一大帮人，砸玻璃，抢东西，攻击路人。整个事件中，黑人止于泄愤和闹事，既没有明确的组织，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

而改革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相对就要大一些。改革一般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其制度化和组织化程度亦因此而相对较高。改革虽然不像革命一样要打破整个体制，但毕竟要破除体制内的某些东西，因此其制度化程度比起常规政治来说，又要小一些。

图1-1 不同政治行为分类

从图1-1可以看出，介于以上政治行为之间的大片领域就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可高可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可大可小，体制化程度也高低不等，所以在图1-1中的范围显得非常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同样一种社会运动，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时期，它在图1-1中所占的位置并不一定相同。比如罢工，在19世纪的美国属于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行为；而现在，它已经基本合法化，转而属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行为了。一个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它就越接近常规政治。

被纳入图1-1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反叛和农民起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现代世俗化意识形态（secular ideology）的形成。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不同，反叛和农民起义的背后一般没有意识形态或系统的政治诉求作为支撑。反叛和农民起义即使胜利，结果顶多是改朝换代，整个社会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不过，除了缺乏世俗化意识形态的支撑之外，反叛和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比较相近。因此，虽然本书的重点是探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但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以及从中产生的许多研究方法都可以用到对反叛和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上。

上面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被看做是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得以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制度内政治集体行动相区别。不过，这一定义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来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较保守的人，都倾向于把发生在制度内的集体行动视为正常行为，而把发生于制度外的集体行动视为非正常行为。因此，这一定义有贬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嫌，因而遭到许多左派学者的排斥。

第二，即使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定义也有问题。比如，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制度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不见容于体制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或者说，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了制度轨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被全面或部分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为社会运动，并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呢？对此，西方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予肯定回答，但这似乎并未妨碍他们继续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因为，虽然在西方社会中大多数社会运动已被完全或部分制度化，但其动员过程和发展逻辑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仍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在一般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加以研究。随着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抗议方式被制度化，至少是被部分制度化，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左派到右派，也越来越能够娴熟地运用抗议性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因此，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Meyer and Tarrow 1998；Tarrow 1994）。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制度化”这个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政治（参见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5）。

尽管传统定义存在以上不足，但这里在定义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仍然沿用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概念。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都遵循相似的规律，可被纳入统一的框架加以研究。在本书所讨论的理论中，读者不难发现，有的理论更适用于分析集体行动，有的更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有的则更适用于指导对大型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所进行的研究。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更适用于解释集体行动的理论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没有借鉴意义，或者那些社会运动理论对研究革命就没有借鉴意义。事实上，许多社会运动最初起源于集体行动，宏大的革命中往往也同时并存着许许多多的集体行动；大多数革命一般都肇始于社会运动，只有当统治者对某些社会运动应对有误时，那些社会运动才会走向极端，导致革命性的结局；当然，也有一些社会运动，初始目标是革命性的，但在政府有效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逐渐衰减为社会运动，甚至最终被纳入体制轨道。

总而言之，本书要强调一点，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它们都属于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对抗政治”（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相应的，在理论解释上也有很大的共通性。不过，本书虽然同时涉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但重点是讨论社会运动和革命。因此，除非特别说明，本书一般用“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一词来代指所研究的集体性政治抗争行为。

本书在定义中沿用“制度化”概念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运动的总量大大增加了，但对社会的破坏力却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弱。换言之，随着大多数社会运动被纳入体制轨道，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将一般社会运动纳入体制轨道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将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无数矛盾。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明智之论。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

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多，本书不可能一一收入，而必须有所择弃。对此，我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把以斯科特（J.Scott）为代表的一类以提出一个或若干个解读性概念为起点和最终目标，并以这些解读性概念作为其关键理论的工作排除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如Scott 1985）。

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传统：一曰解释传统（explanation tradition），一曰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1]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 （dialogical） 或历史性关系。

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崛起，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了一股解读传统的潮流。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就认为，解释传统是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分析范式的误用（Geertz 1983）。他进而强调，社会科学应该放弃对某种虚假真理的追求，而应将重点放在对社会历史情境的理解上。首先，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是由参与社会活动的大众赋予的；其次，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只能通过解读来理解，而不能通过解释来知会；最后，他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通过归纳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和知识都不具有可靠性。与此相应，遵循解读传统的学者们注重把历史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来分析。目前，解读传统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几乎完全统治了文化人类学，而且在历史研究中也有比较显赫的地位；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它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解读与解释，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哲学家已经从我思故我在、实用有效性、现象学、语言学等不同角度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社会学家则更多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来寻求解决途径。

相对来说，解读传统更贴近人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认知方法，因而也是一种更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强调“述而不作”，强调对四书五经进行注疏式的解读，古代西方学者对《圣经》的解读性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而只有解读传统。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的，更贴近自然的。

而解释传统则是一个更为近代的传统。由于解释的起点往往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予以分析，因而是非自然的。解释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科学传统——它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的宰制和征服。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人也变得信心百倍、壮志高蹈，因此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解释传统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解释方法在美学、艺术及文学等人文领域中用处有限；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解释方法也存在许多局限。随着人文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解释传统的“粗暴”和“断章取义”越来越不满，解读传统因此在学术界迅速抬头。

其实，作为对知识的认知方法，解读与解释各有长短。在社会科学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解读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哪怕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我们也只有将其纳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解读，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意义和社会含义。比如，有美国学者对中国和美国的性问题进行分析（Laumann and Youm 1998；Parish et al. 2005）后发现：在美国各个种族中，以黑人患性病的比例为最高，并且美国的许多性病主要是在黑人之间传播；相形之下，中国的性病传播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此，中国性传染病的传播速度比美国要迅速得多。这是极其明了的结论。但即使如此浅显的结果及其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都必须将其放入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解释。在一些主题较为复杂的书籍中，比如曼恩关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社会学研究（Mann 1986，1993）、梯利关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Tilly 1992），我们不难发现，在作为总体的解释性理论框架下有着难以尽数的，同时也往往是引人入胜的，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如果曼恩和梯利像那些以解读为起点和终点的学者那样写作的话，依其著作的信息量和难度，他们的一本书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几百甚至是几千本书。

不过，尽管不能也不应该对上述两个传统孰优孰劣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但作为社会学家，我决定把本书的重点放在以解释为基础的工作上。首先，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而通过解读得到的知识却没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比如，摩尔（Moore 1966）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通过比较中国、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大国的不同近代史进程而进行解释。他认为，造成这些国家不同历史进程的核心机制是一个社会中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当农业完全商业化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民主（如英国）；当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如日本）；而当农业商业化程度很低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革命（如中国）。这种解释正确与否在这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其他理论。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以被证伪。

而解读方法，着眼于讲述一个故事或对故事的背景进行注解。这种方法唯一可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解读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好的小说家同时也就是一个好的解读家，因为他们总是能把一个故事讲述得头头是道，不露丝毫破绽。一致性原则由于没有比较方法所提供的经验与逻辑保障，因而无法证伪。受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构成来判断一个叙事的优劣。

为了弥补解读方法的这一弱点，有的学者倾向于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一种全景式的解读，即把所有与主题有关的社会内容都纳入描述框架。芝加哥学派学者在研究城市社会生态时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你们可能读过的《街角社会》（Whyte 1943）、《蓝领种群》（Kornblum 1974）等名作，即属此类。最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德尼尔（Duneier 1999）的著作，也是此类工作的典型。该书描述的是美国纽约社区中一群以拾卖废旧书报为生的黑人。在纽约繁荣地带的一条小街，这些黑人半夜三更穿梭于街头巷尾，拾取别人垃圾堆里的旧书废报，白天售卖。德尼尔的书致力于描述这些黑人的生活，写他们是怎样沦落到这步田地，又是怎样认识自己的生活和处境的。对这些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的内部生活结构，该书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他们中间有人是拾书卖书的，有人是为别人占摊位的，有人是在摊主不在时为别人守摊位的，有人则是混迹其间要饭的。该书还描写了他们在街头的露宿生活，细到他们在哪儿大小便，在哪儿吃饭；大到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他们与周围居民、正规书店、警察和政府的关系。读这类书基本上就像读一本全景小说。虽然全书对所研究的事物并没有做出一个可供证伪的解释，但这种全景式描述所展现出的逻辑一致性，本身就昭示着叙事的可信度。因为我们知道，越是试图将更多的信息纳入一个叙事中，叙事的内在逻辑就越是难以达到一致，而这本书却做到了。

但这种方法却遭到了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解读不过是罗列了一堆在作者的道德观指导下经过筛选的故事而已，并进而强调社会解读必须以理论为指导（Wacquant 2002）。这一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即使是一个全景式的解读也只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故事。但问题是，批评者所提倡的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解读正是目前在人类学和文化历史学中最为盛行的方法。愚见以为，这种方法的问题更大，因为他们所谓的理论往往只是一个概念性词汇、一个在认识事物或现象之前就已存在的“先入之见”。相应的，所谓理论指导下的解读就成了对预设观念的论证，并为武断的“解读”打开了大门。试以最近出版的两本文化历史学书籍为例。一位著名华裔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妇女缠足史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得出这样一个解读性结论（Ko 2001）：中国女性在缠小脚后增进了她们在男人面前的权力，因为三寸金莲和绣花鞋成了女人用来刺激男人的性欲并进而控制和主导男人的手段。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妇女中可能有人在自己的小脚上下工夫以讨男人欢心，但这种缠小脚能增进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权力的说法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进行压制的集体行为，而女人利用小脚讨男人欢心只不过是男权世界中的一个扭曲了的个体行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本书，写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由于以前车不能开到公园的山顶，有钱的白人游客不得不雇人把随身行李背到山上，一些黑人于是乘机欺诈甚至控制那些游客。作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黑人背行李的工作增进了白人游客对黑人的依赖并提高了他们的权力。这一观点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如果从解释传统出发，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一种可能是：当时当地的旅游市场很大，而体力工人则严重短缺，这在客观上为黑人苦力的讨价还价提供了一定空间。但不幸的是，面对一个本来可以被证伪的命题，作者却仅仅依赖当时的一些文本记录，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看出作者所指出的现象有多么严重，多么普遍。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西方社会科学圈内，比这更荒唐的解读方式和解读角度比比皆是。

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有以下弊端：首先，运用这种解读方式所做的分析，结论往往很肤浅。解读方法的目标是找出一个一般化的概念性词汇，并把这一词汇当作模型或一个工作背后的理论。其中，有些词汇的确抓住了事物的一个或几个重要侧面，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所建立的概念抓住的往往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侧面，甚至是一个假象。并且，某个概念即使抓住了事物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往往不能给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整体图像。比如说斯科特的道义经济论。斯科特的论点是，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生活很贫穷，相当于水淹到唇边，水稍一波动就呛进嘴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造反、叛乱，往往并不是他们主动要求什么，而是被动的。把农民造反放到社会变迁中考察并没有错。事实上，之前的许多学者也都这么做。真正使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创造的一系列概念，像“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等等。这些静态的概念无助于加深我们对一场具体的农民运动动态的整体性理解，同时还隐含了一些很有问题的假设。比如“道义经济”这一概念背后所隐含的假设是，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情感而不是由理性来驱动的。这就引来了波普金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斯科特的批判（Popkin 1979），并导致了一场意义不大但又无法解决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论战。

存在同样问题的还有“日常抵抗”概念。我不相信每个智力正常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无所不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的话，像磨洋工、怠工这类词汇就不会成为日常用语。但是，当我们一旦把“日常抵抗”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特殊的解读视角或理论来指导研究，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在著作中反复罗列某个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日常抵抗现象。从学术角度来讲，如果说在这种做法下所产生的第一本书有时还稍有意思的话，那么后面照猫画虎的工作马上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如果要把这类工作做得与众不同，我们至少需要提出诸如“为什么进行着同样工作的工人在不同社会下，其日常抵抗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日常抵抗将会转换成政治诉求”这类问题。

但是，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又回到解释了。其实议题的肤浅是所有在解读传统下所进行的工作的一个通病。比如，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杜赞奇提出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Superscript）的概念 （Duara 1995）。这种提法本身没有错。民族“神话”确实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文化基础上不断构造出来的，因此只能是一个超级文本。但这种解读视角回避了以下一些更深刻也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民族神话的创造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得容易？在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章炳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大相径庭，但为什么自民国以后不管在何种体制何种政治背景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始终是主要由梁启超发展起来的一套具有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思想？要正确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及19、20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深的理解。如果仅仅是想说明民族主义是一个超级文本，那么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没有关系（因为民族主义只能是超级文本），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历史不是由单一话语而是由多个冲突性话语组成的。历史的核心是权力而不是文本。

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最后往往会把解读视角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比如超级文本、他者化（The Other）、中间态（Liminality）等等。一些较好的解读概念，如赛义德（E. Said）东方学理论中的“他者化”，一旦被接受马上就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理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书籍和文章竞相指出各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怎样从自己的立场和经验出发将对方他者化的，一直做到大家都对这个命题失去兴趣并开始炒作其他解读视角为止。最终，那些模仿赛义德的工作在“他者化”这个概念之外，为我们提供的新信息少得可怜。

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方法还有一个弊端：由于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很容易发生削足适履的情况。它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就我们所关心的事物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像，而是仅仅指出了这一图像中一个往往并不太重要的侧面。这种解读传统笼罩之下的故事往往非常单薄，因此，一些学者往往不得不依靠话语的绚丽和理论的晦涩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和空洞，写出的文章往往会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

与解读方法不同，解释传统的核心是比较。比较方法要求在给出解释之前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与相近的事件进行比较，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不同的解释中，为什么我们所做的解释最为合理。有了这种逻辑的支持，解释方法往往可以避免上面所指出的解读方法所具有的一些共同问题。不过，解释传统也有其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以解释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往往有一种想把社会科学发展为与物理学相似的硬科学的冲动。在近代物理学产生以前，所有的学术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牛顿就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但在牛顿时代，经典物理学发展出了一个完备的、分析型的但却可通过经验方法精确地加以验证的理论体系，从而与哲学实现了彻底分家。物理学的成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样板和梦想，社会科学也因此朝着非哲学化方向越走越远。在美国社会学中，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体现之一，是所谓以揭示社会活动内在机制为己任的各类“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产生和发展。各类现代组织和网络理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中层理论”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许多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运作机制的了解，而且它们不像前面所讲的某些解读传统一样对经验事实“乱点鸳鸯谱”，制造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但是，通过中层理论方法得出的结论有时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并得出一些高不出直观的、有时甚至是很肤浅的结论。这类结论对认识和解决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社会变化又相对缓慢的国家和社会及其问题可能有用，但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家则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中层理论研究能够使我们搞清楚一个或若干个社会机制的作用。然而，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总是由许多社会机制有机地组合而成，并且这种组合方式以及各个机制对某一事件形成的贡献并不具有普遍的确定性。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寻找一个具体社会事件内各社会机制之间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有机的关系。早期社会学家往往希望找出社会机制之间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关系（如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或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一个普适性的覆盖性法则（covering law）。而最近的社会学家已经越来越放弃这种奢想。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学家就应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揭示各类微观和中观机制上。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离不开，也不应离开像韦伯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的指导（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西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时着重讨论，并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应是一个以机制为基础的，在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而敏锐的解读，则是发现微观机制的有机组合方式、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以及新型研究视角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实证研究与解读之间的结合。但是，在这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中，解释性的实证研究应是重心所在。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要复杂得多。为了对社会科学解释方法的特点有一了解，这里先从物理学说起。经典物理学的核心是牛顿力学。在有了牛顿第二定律（F=MA）后，经典物理学的动力学问题就解决了。在这里，牛顿第二定律既是一个理论模型也是对经验事实的一个精确描述；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中经验和理论达到了统一。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中的模型多为形式模型（formal model）。但这种理论和经验的统一也只有在物理学中才能达到，在生物学中，情况就复杂了。比如，在生物学中描述种群动态最主要的形式模型是马尔萨斯模型：

这里，Nt是时点t时的种群数量，N₀是初始种群数量，r是某一种群特定的内秉增长率。

这是一个指数增长模型。它把握住了在没有环境限制下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指数性生长机制。但是，由于其他因素，比如食物、气候、种内和种间竞争、天敌、密度制约性疾病等的影响，任何自然种群都不可能依照马尔萨斯模型增长。因此，在预测或计算某个具体种群的种群动态时，更为实用的是生命表方法，即找出一个种群在各种相关因素下的生死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经验模型，然后像会计算账一样去预测或推算其种群动态。形式模型和经验模型在生物学中各有用处。经验模型一般能更准确地描述某一事物的动态，却不具有普遍意义；经验模型将很多因素拢在一起，其中既有机制性规律，也有非机制性的统计规律。形式模型则具有逻辑上的完美性；它抓住了事物中的一个重要内在机制，却常常不能描述具体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发展。总之，生物学中有两种模型：一种是形式模型，其意义不在于预测客观情况（例如，没有一个种群是以马尔萨斯模型所描述的方式增长的），而在于抓住某个事物的某一重要内在机制；另一种是经验模型，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描述出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至于社会科学，情况就更复杂了。为什么？动物行为基本出自本能，生物学家因此不用考虑生物个体的意识。而人的行为，在宏观上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在微观上又能在结构条件下做出本能性的或策略性的反应。特别是当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在社会科学中兴起以后 （Homan 1964），人的行为基础就成了一个问题。[2]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着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两者交叉组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见表1-1）。

表1-1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在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形式方法首先对社会结构和人的本质做出抽象性假设，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数学模型）。奥尔森（Olson 1965）的搭便车理论、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84）的竞争合作理论（见第八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勒庞（LeBon 1979）的大众暴民理论均可视为形式模型（见第三章）。在第八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知道，奥尔森搭便车理论中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假设为百分之百理性的人。其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假定的以人群密度为中心的结构。勒庞的大众暴民理论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假设相同，关于人性的假设则有不同。在奥尔森的模型中，人是百分之百理性的；而在勒庞的理论中，人则成了主要受情感支配的动物。因此，在奥尔森的模型中，当一个由理性人构成的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人都想坐享其成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挺身而出为公共物品而奋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就会随之下降。但对勒庞来说，当一个群体的数量增大时，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只会增大而不会减小，因为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感染而变得激动，进而会因冲动而发生集体行动。

与生物学中的形式模型一样，在社会科学中，形式模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当然，它也不是对任何具体社会现象都没有预测能力。确实，如果让一大群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去做公益事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之所以在一般社会里搭便车现象并未如奥尔森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明显，仅仅是因为组织、监督、强制、灌输、价值观等其他社会力量抵消了搭便车现象。然而，多数形式模型正因为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之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物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在奥尔森发表搭便车理论之后，许多学者都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责其理论忽视了其他社会条件。第八章将会指出，除极少数情况外，大量诸如此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毫无意义，因为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并不是一个经验模型而是一个形式模型；而如上所述，形式模型的目的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评判形式模型之质量的重要依据，在于该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人群的规模（作为社会动物，人总是以不同的密度存在的），以及一个重要因变量——获取公共物品（国防、公路、交通等）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得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规模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大了难度。奥尔森的模型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二种方法是仅对社会结构做出形式性假释。这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不会对其理论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说明。在其理论中，人有理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情感和文化支配，总之，这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一解释传统的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则是形式的。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其他结构性因素，如国家、文化等，对它来说都是附属的。佩雷·安德森是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有两本名作，一是《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二是《绝对国家的起源》，把从罗马到近代的整个欧洲历史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 （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 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Anderson 1974a，1974b）。比如，他解释波兰为什么会从一个中欧大国逐渐衰退，乃至在近代几被灭国时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波兰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波兰，由于本地贵族不用纳税，因此当中世纪之后欧洲商业力量兴起之后，许多波兰贵族就请犹太人帮他们经营产业。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中欧地区的犹太人人口大大增长，为以后该地区的种族冲突埋下了伏笔，而且导致贵族势力大大增强而国家税收能力减弱。这使波兰在整个欧洲的竞争性发展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对于欧洲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安德森都能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一进行解释，总之是生产方式决定一切。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但读安德森的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一种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像他这样的写法，我们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解释方式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和多大的局限。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也可以被看做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该理论把国家看做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对人的本质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国家中心理论中，社会行动者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三种方法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其对结构的理解则是经验性的。这也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法。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均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资本理论中，社会行动者可以把自己的结构性优势当作资本来运用。不难看出，在这些理论中，人的行为模式是完全理性的。但是，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符号资本理论，等等，对社会结构并未加以明确界定，似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都可以被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行动者当作资本来运用。由是观之，资本理论对社会结构的假设是经验性的。

社会科学解释的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采用这类方法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韦伯。韦伯有时候讲理性化，有时候也讲权威特别是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的重要性。显然，这里的人，既是理性的，又受到感情支配，是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韦伯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是经验性的。文化、经济、政治，只要对社会行动有影响的结构因素在其理论中均有涉及。韦伯的理论和方法比起其他理论和方法来说简约性相对较差，但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却显得更加贴切，因而更具有发展的潜力。

上述四种主要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本书所介绍的学术成果中，这四种方法都有所涉及。但我们做社会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的存在及其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在社会学中，许多学者因为对自身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弱点不甚明了，从而要么把研究结果进行过分推广，要么对运用形式模型方法推导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意义上的批判。事实上，这四种传统不但在逻辑上各有其优劣，而且在使用上也要因人而异。你如果有数学头脑、逻辑能力很强，形式模型方法可能就对你正合适；如果你对事物有非常厚实的了解、历史感比较强，韦伯传统可能更对你的胃口；如果你喜欢简约的系统性解释，那么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心理论等单结构变量方法应该是你在方法论上的首选；最后，如果理性化是你比较推崇的社会发展趋向，那么资本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就会受到你的青睐。

问题思考

（1）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有什么异同？

（2）什么是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与解释传统相比，解读方法有什么弱点？

（3）社会科学分析有着哪些常用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什么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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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的大量文章把英文中的“interpretation”翻译为“解释”，我这儿则把它翻译成“解读”，使之能与英文中的“explanation”加以区别。

[2] 个体主义方法论在宏观历史社会学分析中的意义有限。从长时期大跨度来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在结构条件约束下的一系列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推动的，具体历史人物在当时所做的种种理性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宏观轨迹之影响并不是很大。

第二章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

本章将对20世纪以来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发展，以及它们对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发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启迪，做一个一般性的介绍。本章所讨论的大部分理论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有更深入的讨论。这里主要关注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问题所在。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1]早期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晚近的研究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其中的中观和微观机制。

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宏观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之间存在较为固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 1962）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 （structural strain），一般化信念（generalized beliefs）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 （precipitation factors），有效的运动动员 （mobilization for action），社会控制能力（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ol）的下降。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具备六个因素，集体行动就必然会发生（见图2-1）。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加值理论（value-added model）。而梯利（Tilly 1978）则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见图2-2）而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由于该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也被称为动员模型。

图2-1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模型

图2-2 梯利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

大体来说，迄今为止，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希望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能对任何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上面列举的两个模型，以及这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宏观模型，都曾在不同时期增进了我们对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对社会运动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比如，从逻辑上讲，斯梅尔塞模型中的“一般化信念”应该包括革命意识形态。但如果是这样，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人群虽然受到剥削，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的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而其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受到一些本身并未直接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所灌输的某种政治理念所致。这样，“一般化信念”在时间或逻辑上均要早于而不是迟于剥夺感或压迫感的出现，这与斯梅尔塞模型的假设是不一致的。

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提出几个社会运动研究的方向性角度。我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

任何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此外，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也会因不同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而变化。但另一方面，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我将在下文中指出，对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三个因素呢？我认为，每个因素都应该被看做一种超级机制，即一种包含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比如，人口变动只是“变迁”因素的一个方面，但它有可能启动其他社会机制并推动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古德斯通（Goldstone 1991） 就曾论证说，在传统社会中，人口的过度增长往往会导致或加速土地兼并，增加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这些因素（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会合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反抗活动。又比如，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是“结构”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正如佩杰（Paige 1975）所分析的，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不同，它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各自对矛盾的态度和化解能力也就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经济收入来源。如果双方的收入都源自土地，那么，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下土地产出的增加是有限的，双方对农产品的竞争将是零和的。因此，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很难让步，政治上也非常强硬，而耕作者由于靠天吃饭而处于保守和分裂状态。一群思想上保守且合作能力很弱的耕作者面对强硬的土地所有者，所能采取的行动顶多是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叛（revolt）。相反，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利润来源于投资，而耕作者的收入来源于工资，那么，土地所有者就有可能通过技术改造而增加产量，耕作者则由于不靠天吃饭及相互间的合作关系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精神。这样，就会出现激进的耕作者面对具有妥协性的土地所有者的局面，这就为改良性社会运动创造了条件。根据佩杰的分析，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将发生在收入来自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与靠工资吃饭的耕作者之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将是激进的耕作者，因而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不难发现，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从上述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出发，并逐渐引入从该因素中引申出来的其他较低层次的机制。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种超级机制。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出研究社会运动的三个角度，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关于建立这种联系的必要性，本章中还会论及。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变迁、结构（包括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因素与19世纪的社会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的影响，其知识源泉可以径直追溯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Durkheim 1951）。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看做一种心理学、病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将自杀看做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涂尔干认为，自杀问题的关键是19世纪的欧洲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导致失范的形成和自杀率的提高。虽然涂尔干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过社会运动或革命，但不妨想象一下，人们既然会自杀，也就会反抗，因此，涂尔干的理论对我们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发的。事实上，许多后来的社会学家，甚至许多声称反对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从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入手。

关于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分析（Tocqueville 1955）。托克维尔认为，传统法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三层结构：国家、贵族、家庭和个人。贵族在这一结构中享有许多特权，但由于他们同时管理大量地方事务，所以其特权在传统法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为了降低集权过程中的阻力，路易十四赋予贵族免税等特权。从此以后，法国贵族就变成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国家因免税政策而税源减少；失去了贵族领导的法国平民变得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变得日益政治化。这使法国出现了政治黑暗的局面，并推动一些只会空想和清谈的知识分子（指启蒙运动学者）制造出种种抽象的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在托克维尔的眼里，虽然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的法国只会更加专制。这是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国家集权的结果，而革命则加剧了集权的程度。基于这一逻辑，托克维尔写下了他的又一名著《论美国的民主》（Tocqueville 1972）。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分析了为什么民主制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他的回答是，美国有强大而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它们在功能上取代了像法国贵族那样的社会势力，从而赋予了民主一些实质内容。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的这一思想还为后来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及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这一思想无疑源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大精深，很难用几句话加以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进行的学者，其视角均可称为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上面提到的佩杰（Paige 1975）的分析，就是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话语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工作中找到灵感。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觉悟的强调，以及他本人在建构无产阶级意识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他对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地位的重视。在托克维尔针对启蒙运动学者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反体制话语在法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何等的重视。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规范的崩坏是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把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认同或其他话语因素看做社会规范的不同形态，那么涂尔干视角的核心就是话语。最后，社会运动的话语是内嵌于文化之中的，并且，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鉴于这些原因，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Weber 1958），以及他关于权威的分类和分析 （Weber 1978：28；Bendix 1962：290～297），等等，均可被视为话语理论的源泉。的确，目前许多关于社会运动的话语特征或文化形态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韦伯的影响。

一旦厘清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与19世纪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整个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就清晰了（见图2-3）。上文强调，今天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宏观理解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一些基本思想，但美国早期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却是在勒庞（LeBon 1979）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起步的，而目前仍在美国占据主流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正是在批判传统的以社会心理学为中心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图2-3）。在下文，我将首先对图2-3所示的各类理论之间的逻辑做出一个全面而扼要的阐述，然后对两种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以国家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做一简单评价。[2]根据美国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我首先从勒庞的理论谈起。

图2-3 社会动员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勒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聚众（crowd）的密度增大，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渐趋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这些人同时具有双重道德，既能做出英雄般的献身之举，也会残暴无情。他们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同时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因此，在勒庞的眼中，集体行动（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值得肯定的很少，因为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对勒庞理论的改造

20世纪初，许多美国人留学欧洲，学到了勒庞的理论并在美国加以改造。其中最为成功的当数符号互动理论家布鲁默（Blumer 1946）所创造的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理论。布鲁默首先把一些社会学因素引入勒庞的理论。比如，他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起源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不安。其次，勒庞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够解释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在内的所有集体行动，而布鲁默却认为自己的理论只能解释集体行动。不过，布鲁默理论的核心仍是一个聚众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他把这个机制称为循环反应。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 （social contagion）。第一阶段是传递谣言的过程。逐渐地，随着不确定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这是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共同感觉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动。不难发现，布鲁默的模型虽然引入了社会结构，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模型。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才从社会心理学转向社会学，但依然保留了社会心理学的内核。从当时的一些代表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1970年，格尔（Gurr 1970）发表了一本题为《人们为什么要造反》的书。此书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但核心却是心理学的。书中，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

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运动研究社会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Smelser 1962）。尽管如此，他模型中的社会结构性怨恨和一般化信念这两个因素却是从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继承来的。特别是在关于一般化信念的讨论中，斯梅尔塞基本上继承了把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在斯梅尔塞那里，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过程可以用这样两个概念来概括：“不耐心者的冲动”（act of impatient）以及“一蹴而就的观念”（if only mentality）。什么意思呢？作为帕森斯的学生，斯梅尔塞也是一位功能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行动应该有七个步骤。以学生对老师讲课质量有意见为例。按照正常的程序，学生应该首先向这位老师提意见，解决不了再到系里提意见，系里解决不了再到院里，院里解决不了就到学校……这样一步一步，到最后还解决不了，学生就会发现，老师的课讲得不好是因为整个教育体制有问题，在这个体制下老师只能这样讲。但是，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却极其缺乏耐心：他们一旦觉得老师的课讲得不好，马上就会越过正常的社会行动步骤，直接从整个教育体制上找原因；更有甚者，社会运动的发动者一般头脑都很简单，会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造了教育体制，某个老师的课就自然讲得好了。由是观之，与勒庞一样，在斯梅尔塞的模型中，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也是非理性的。

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后来，一些同情这些运动的年轻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既有的社会运动理论几乎都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不但过分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做非理性行为。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和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

他们首先对社会心理学视角进行了批判。关于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们指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不平等和压迫是随处可见的。如果剥夺感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每天都可以看到反抗运动。但事实上，反抗运动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并且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可支配时间）增多了（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Oberschall 1973）。

传统理论一般都把社会运动看做病态社会行为。对此，梯利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型（图2-4）。该模型区分了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challengers）。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此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所以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病理性的行为。

图2-4 梯利的政体模型

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新一代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时，他们抛弃带有情感色彩的怨恨或剥夺感等字眼，转而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涵的概念。他们指出，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是反感社会运动的学者的主观评价，而非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属性。他们引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甚至运用博弈论方法计算出：即使是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失措、夺门而出以致相互践踏的行为，都是理性行为。因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在情况不明而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往外跑是最有利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大大降低人群疏散的速度，从而给旁观者造成了非理性的印象（Brown 1965；Oberschall 1973）。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当时一些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Kornhauser 1959）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和以亨廷顿（Huntington 1968）为代表的现代涂尔干视角（Oberschall 1973；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Useem 1980）。康豪瑟在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到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下所建立的政权就是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

康豪瑟的理论遭到多方面批判（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其中最受诟病的一点是，若如康豪瑟所言，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到抑制作用，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们为此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些在一般组织和人际网络中表现活跃的人，参加运动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高得多。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图2-5 亨廷顿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模型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他的理论可用图2-5来表示。图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纵轴表示制度化的速率，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与制度化的速率相等，即所有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地制度化了。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化快，社会变迁慢，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45度线下方的曲线表示社会变迁快而制度化跟不上。亨廷顿认为，变革中的社会就基本处于这种境况，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对于亨廷顿的理论，梯利（Tilly 1973）曾经做了专门的批判。梯利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在1830年以后法国城市化较快的阶段，却是发生集体性暴力事件较少的时期。在此基础上，梯利强调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与发展中的作用。

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具体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主流理论范式。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认为，他们当年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而且直到今天，其中某些偏颇仍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比如，政治过程理论强烈反对传统理论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甚至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老鼠，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说老鼠奔逃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最近，尽管一些学者老话重提，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但客观地说，其大多数工作还赶不上当年有些工作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公允的。康豪瑟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正是美国发达的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治稳定。

梯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很成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出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机制（如格尔）或社会学机制及因素（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因素（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有大而空的感觉。[3]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唯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Goldstone 1991；McAdam 1982；Tarrow 1998），包括梯利本人最近的著作（见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17），仍在其模型中把社会变迁置于重要位置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梯利在1973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在欧洲近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找出任何直接关系呢？这很好理解：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强的国家，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不能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就会接踵而至。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方法来做出描述和测量。

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之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因子或机制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其中有一些至今仍然影响着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在下一节，我将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社会运动理论传入美国，以及国家理论的兴起对政治过程理论发展的影响。

欧洲的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不仅美国发生了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西欧和日本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运动。6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由于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差异，各国学者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解大相径庭。从总体上看，由于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传统，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在实证主义道路上没有像美国学者走得那么远。因此，欧洲学者在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一般仍以发展于19世纪的宏观社会学视角为出发点。他们认为，欧洲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Inglehart 1990）。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需为温饱问题而斗争，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削弱，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 1971）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 1985），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Habermas 1975），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 1989），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 1985）。

欧洲新左派的上述理解显然存在偏误。首先，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各类罢工和示威在西方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类抗争大多已被制度化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Touraine）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而各种新社会运动，比如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一直与各种右翼运动并存于西方社会。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制约是有限的。当然，如果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它实际上是融会了欧洲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大社会学传统（见图2-3）。

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地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接触让双方都吃了一惊：同是面对60年代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竟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学者之间，特别是有像克兰德曼斯和泰罗（Klandermans and Tarrow 1988）这样的学者在两边穿针引线，开始了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而美国学者则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一些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曾经被美国学者抛弃了的，或从来就不受重视的因素，在交流过程中，被引入了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见图2-3）。

在本书中，我始终强调集体行动，特别是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并认为它们之间虽然有重大差别，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讨论。这种做法目前在美国，特别是在梯利等人提出“对抗政治”概念之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悄悄接受。但是，在20世纪70～90年代，美国学者一般都把社会运动与革命区分开来，并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70年代以后主要是政治过程理论，而在革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则是在摩尔（Moore 1966）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托克维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见图2-3）。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梯利对社会运动的定义（见图2-4）。在梯利的定义中，既然政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对象，那么，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社会运动的发展理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会认为，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会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由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仍是各自为政，所以，直到今天，国家理论虽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Goldstone 2003；Meyer，Whittier and Robnett 2002；Zhao 2001），但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尽管政治过程理论的核心是政体或国家，却一直未得到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简化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然而，我在下面马上就会谈到，“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有很大问题。在本章末尾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强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往往是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形式的关键。因此，在讨论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国家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国家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十分盛行。原因很简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德国始终处于后进位置，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就像今天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样）一般都推崇国家力量，希望借助国家力量使德国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欧洲其他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大量坚持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倒向法西斯，所以法西斯倒台以后，国家中心理论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没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70年代末，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仅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自由主义），或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其原因有二：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腾飞，主要是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一方面把国内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使之免于在成熟前即被国际市场压垮（Amsden 1989；Deyo 1987；Evans 1995；Haggard 1990；Wade 1990；Zhao 1994；Zhao and Hall 1994）。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对社会革命的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Skocpol 1979）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该书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在此书中，斯考契波认为，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传统国家的崩溃（state breakdown）。崩溃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为了弥补战争失败，国家不得不实施改革和提高税收，结果势必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破坏并激起地方势力的抵制，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引发革命。斯考契波对革命的分析方法有着许多严重问题，比如，她的书忽略了领袖人物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为历史社会学，她的分析方法缺乏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她可能会用清朝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因此，此书发表后，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如McDaniel 1988，1991；Sewell 1985）。但是，在该书中，斯考契波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独立的利益，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经济发展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理论与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在国家理论的上升过程中，斯考契波的著作也获得了牢固的地位。

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在欧洲理论的冲击下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期在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却未能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四个在一定程度上相关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分别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媒体的关系（McAdam，McCarthy and Zald 1996）。[4]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发表的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已不再针对整个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是只关注运动的某个侧面，比如媒体与运动的关系、运动策略（或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我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四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做一批判性介绍。首先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开始。

政治机会结构

在梯利和麦克亚当（Tilly 1978；McAdam 1982）所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见图2-2），但政治机会在他们的模型中只是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特别是泰罗（Tarrow 1988，1998），把政治机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采用艾辛杰（Eisinger 1973）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频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甫一提出，即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炮走红。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都冠以该理论（见Costain and McFarland 1998；Eisinger 1973；Gamson and Meyer 1996；Jenkins and Klandermans 1995；Kitschelt 1986；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McAdam 1996；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Meyer and Tarrow 1998；Rucht 1990，1996；Tarrow 1992，1994，1996）。但是，该理论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机会结构在研究中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由于它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自然就失去了一个理论应有的可证伪性。于是，泰罗（Tarrow 1996）、甘姆森和迈耶等学者（Gamson and Meyer 1996；Meyer and Minkoff 2004）设法对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的努力未能阻止人们继续滥用这一概念。

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呢？主要是因为“机会”这个概念本身存在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学家经常通过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行动，但社会结构往往很难界定。比如国家（state）这个概念，看起来浅显易懂，其实不然。人大、国务院属于国家范畴，这没有疑义。但街道组织、乡政府是否属于国家范畴？这就有争议了。虽然街道组织和乡政府属于国家机构，但由于街道、乡镇一级组织的官僚体制比中央机构要松散得多，其领导又受到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但是，尽管国家这一概念较难界定，但我们至少知道，某些社会结构概念，比如性别（gender）和阶级肯定不属于国家这一范畴。因此，当我们用国家理论来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时，其他人就可以反驳说这一社会行动不是由国家性质而是由性别或阶级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理论本身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却不具备这种性质。我们既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性质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或性别权力结构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既然任何结构性甚至非结构性因素都可贴上“政治机会”的标签，那么，社会学家所能做的顶多只是论证到底哪个政治机会维度才是解释某个社会运动的关键，而不能论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本身是否合理。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本身是不能被证伪的。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任何结构因素都视为机会的话，那么社会学也就成了“机会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增强，西方社会科学家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显得越来越有信心，从而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这一趋势的极端例子，就是这里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这类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其中寻找机会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管一个人是否对他所处的社会结构有所了解，社会结构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六七岁的小孩无论是否想读书，父母都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原因。不过，这些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们用起来很方便。由于任何结构因素都可以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一个学者，即使对所研究问题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但把现象背后的结构逻辑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总是不会错的。作为懒人的温床，这类理论很有市场。[5]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政治机会理论不足取，但政治机会理论旗下的许多工作还是非常出色和有意义的（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工作，比如Kitschelt 1986；Kriesi et al. 1995；Rucht 1996）。这些工作基本上集中于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国家结构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它们实际上应该归入国家理论。正是由于国家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政治机会在这些工作中就成了国家结构和性质的代名词。

运动动员结构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自从斯诺及其同事们在1980年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Snow et al. 1980），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文章（见Gould 1991；McAdam 1986；McAdam and Paulsen 1993）。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Polletta 2002；Rosenthal et al. 1985），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McCarthy 1996）。随着一系列研究的开展，组织和人际网络是运动动员的关键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智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传统智慧开始遭遇挑战。挑战首先来自顾尔德对法国19世纪革命的研究（Gould 1991，1993，1995）。顾尔德的研究显示，在1848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阶级认同在巴黎群众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 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工程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聚集区；因此，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巴黎群众动员的基础不再是阶层认同，而主要是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顾尔德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居住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在分析中，他把居住环境看做是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因此，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这一理论对西方的社会运动来说比较贴切，因为西方社会中层组织发达，大多数运动都是在组织引导下进行的。但在当代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异议性网络一般也被国家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唯一关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而事实上，这些社会中虽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往往就是大规模的革命性运动。因此，在解释发生于威权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上述只重视组织和网络的理论就显得很不够了。为此，笔者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进行了研究（Zhao 1998a，2001）。在研究中我发现，在组织力量很弱的情况下，以宿舍、宿舍楼、学生聚居区、校园，乃至整个海淀区的学生居住和活动空间为中心而产生的北京高校生态环境，在学生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内，从而为一个一哄而起的运动创造了条件。[6]笔者进而指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它绝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从而促进了主动的人际交往和被动的直接接触。因此，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往往在发生于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自笔者发表此文以来，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2001年，苏威尔在笔者工作的基础上，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Sewell 2001）；梯利则进一步区分了泛空间（bare 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 space）和地域（place）三个层面，并指出社会学家关于时空与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Tilly 2000）。此外，美国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门杂志《动员》（Mobilization 2003）还就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

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第三个重点是关于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但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美国主流政治过程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挑战。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如果更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对一个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动，凡认为它决定于策略性行动的学者，一般都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作用；凡认为它决定于文化的学者，则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把这两种有所不同的研究归入一类。

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三大类：①第一类研究强调政治文化在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如Furet 1981；Hunt 1984；Pye 1990；Sewell 1985）。这一传统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history is scripts）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script）。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②1986年，斯诺及其同事提出了框架调整（frame alignment）的概念（Snow et al. 1986）。其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的过程。这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tool kit），或是人们理性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Swidler 1986）。③第三类工作则是旧事重提，即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1998）。

这三类工作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弱点。关于文化理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定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一旦用文化来解释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对于一个已然发生的社会行动，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中的作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社会运动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很少有一个社会运动的行动能够一览无遗地体现所处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以及体现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是怎样变化的（Tilly 1978，1986）。

策略框架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持这种理论的学者来说，一个运动之所以表现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觉得那一部分比较有效，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行动库的变化来自无效文化行为的淘汰和有效行为的引入。但这种解释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力量肯定会作为惯习和本能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因此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

第二，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倾向于把一个运动中的所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都看做是组织者的策略。诚如一个策略框架理论学者所说的（Benford 1997：421，412），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要么局限于对概念的理论思辨，要么就是讲一个话语故事（如Evans 1997；Hank 1995；Ryan 1991；Snow et al. 1986；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Williams and Williams 1995，以及Zou and Benford 1995）。在这些研究者笔下，社会运动动员“仿佛不过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个修辞按钮”；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动员过程还原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

第三，一旦把一个运动的话语过程看做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策略行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假设该运动是在极其有组织的情况下展开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来说就有问题了。在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而不是一些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应是运动组织者的话语或符号性行为，而应是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打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运动的组织者转移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普通大众，并重点阐释普通大众之所以被或不被某些话语打动的结构性机制。

关于最近兴起的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一系列研究，我认为，在当前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说，以情感为基础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最后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支配这一行动的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因为它们往往同时并存且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是回答，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较为理性，而另一些社会运动则受情感左右？这也需要我们回到社会结构层面去看问题。

对于上述分析，我想通过一个例子予以说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为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一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 1990；Esherick and Wasserstrom，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九”时要少（Zhao 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80年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运动更为传统。[7]显然，简单的文化解释在这儿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现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中国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Garfinkel 1967；Turner and Surace 1956）。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一个运动的旁观者对国家合法性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运动积极分子的各种行动以及政府在运动中表现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绝大部分市民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已经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政府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而对政府行德政的要求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这种理解使之更容易为那些充满道义感的言辞和行为所打动。而且如果国家在面对这些行动时反应不当，民众就会变得悲愤不已，这进一步强化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传统主义色彩。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运动中学生行为的传统性不是简单地由中国文化决定的，而是由中国80年代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解释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使一些而不是另一些文化成分在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一个运动最后为情绪或理性所驱动。简单地强调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只会导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种治学方法为“过时”的理论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益处不大。

新闻媒体

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后一个重点是对媒体在运动中的意义，以及媒体、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Koopmans and Olzak 2004；Mueller 1997；Myers 2000；Oliver and Maney 2000；Oliver and Myers 1999）。社会运动是一个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Koopmans and Olzak 2004；Ryan 1991）。美国的传媒和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不过是复述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Gans 1979），特别是官方意见。对于有关社会运动的新闻，媒体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Gitlin 1980；Molotch 1979）。美国的舆论一般都是跟着媒体走的（Gamson 1991；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多元化特征。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和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些国家，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而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对于这种完全不同的媒体、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媒体报道面太窄，导致与事实太过偏离，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的良心负担沉重，民众不得不从其他渠道获取消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不全面。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媒体的报道面比改革开放后要窄得多，但当时的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很大的良心负担，而百姓也对当时的大多数新闻深信不疑。此外，许多威权政体虽然会设置一些像美国等国家所没有的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威权国家中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Zhao 2001：ch.1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使没有政府设置的禁区，美国媒体也很少涉及这些新闻领域。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由市场机制而非政治干涉控制的，正是市场机制导致媒体的保守性。在市场条件下，利润因素使得媒体都面临着体制性人员不足的状况。因此，记者不但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日常新闻 （Epstein 1973；Fishman 1980；Ryan 1991），还要依靠能使他们摆脱旷时耗力的调查和可能的诽谤诉讼的“专家意见”（Soley 1992；Tuchman 1972）。在市场条件下，媒体必须遵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和广告收入上的损失。由于影响广告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闻对象的购买力，所以面向富人的报纸往往会在竞争中挤垮边缘性报纸（Herman and Chomsky 1988；Curran 1978）。媒体的市场控制机制非常类似于市场自身的特征：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从市场法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观念虽然常因受到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不会激起它们特别是针对国家的不满。与此相比，如果一个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那么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立刻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

这种市场导致新闻保守的理论是比较有意思的。目前，中国媒体虽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在基本运作方式上却越来越接近于西方媒体。于是，一些学者也借鉴西方的市场—媒体关系理论来对中国媒体的行为进行分析（Lee 2002；Zhao 1998b）。我想指出的是，市场调节理论对理解目前中国媒体的行为来说非常有用，但市场力量并不是决定媒体特征的唯一因素。身处市场的西方媒体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顺从。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娱乐性媒体兴起时，激进媒体才开始走向衰落。导致其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在政治和数量上的兴起。它在政治上的兴起巩固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的霸主地位，从而使建立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成为可能。它在数量上的兴起则使娱乐性媒体能够以广告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在经济上把激进媒体挤垮（Cranfield 1978）。因此，西方的媒体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Gramsci 1971）下享受着经济实惠并扮演着体制内声音的角色。而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尚可，记者也从中取得很大的经济实惠，但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霸权性价值观，因此，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这种联盟关系是有缺陷的。

由此可见，国家与媒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媒体和舆论在一个运动中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是否为广大记者和民众所接受。概括来说，西方媒体和舆论之所以在社会运动面前表现出保守性，是因为西方拥有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稳固的文化霸权。相反，在目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社会精英所认同的，从而能够将其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威权国家的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发生社会运动时往往倾向于激进的原因。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

值此世纪之交，30多年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已经俨然成为学术权威。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使他们一直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如Meyer 1999；Koopmans 1999；Tilly 2002），并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政治的动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McAdam，Tarrow and Tilly 2001）。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政治的态势看做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我对该书中的前两个论点是赞同的。的确，许多学科分支的分野完全是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和民主化研究的方法是相似的，所创造的理论也可以相互借鉴，将其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只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后果都是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及多个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下不断互动而产生的。把时间引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出那种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后果之间建立机械对应关系的研究方法。但是，该书提出的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却有失偏颇。下面，我将对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弱点作出说明，并进而提出我所认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应有的发展方向。

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并不是麦克亚当等人的发明。自默顿（Merton）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所谓“中层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理论。它作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已自觉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只不过将这一事实明确化和理论化了而已。

以寻找社会机制为目标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大而空的特征。经过长期研究，社会学家已经了解的社会机制不胜枚举，对大量社会现象我们也因此取得了比以前深入很多的理解。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并非没有问题。首先，一个社会学的常识是，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往往可以导致同一个社会后果（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连剧院失火后大家四散奔逃这样一个简单现象，都可以同时用理性选择和生物本能这两个不同原因来解释），此即所谓“多对一难题”（equal finality）。因此，当我们要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种具体社会现象时，关键是从经验上论证哪种机制最为合理。对一般社会机制的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某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社会现象，特别是历史现象，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组合决定的。找出其中的单个机制往往会导致见木不见林，更有意义的研究应该是找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机制的有机组合及其社会后果。此外，同一个机制在不同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其重要性会随其他机制的存在与否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机制的重要性会上升而另一些机制的重要性则会下降。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为我们了解这些变化提供帮助。

其实，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30多年的发展中，这种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病。从我前面所总结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研究的四个重点中就可以看出，对国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政治机会结构上，对运动动员的研究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对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对媒体、舆论与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媒体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这些理论和研究对我们了解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微观机制不无裨益，但由于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的侧面不同，所采用的理论不同，它们不仅缺乏整合，甚至相互冲突；对一个社会运动，不是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而是被切割成很多方面来分析。因此，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在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的书中，上述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的弱点几乎暴露无遗。比如，在分析具体个案时，他们所揭示的运动演化机制与其他一些研究所揭示的机制有很大不同（“多对一难题”），人们不由得想问：到底哪些机制才是关键所在？另外，根据库珀曼斯（Koopmans 2003）的统计，这本书中提到的社会机制达到44个之多。这些社会机制有的出现于理论分析中，有的出现在一些经验章节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机制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因此，就整本书而言，它所能给予我们的理论洞察力似乎比他们早期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还要少。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性理论，这个理论不但能够指明社会机制之间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关系，而且能在经验研究中帮助我们加深对各个机制之间的联系以及某个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理解。

在上一节中，我批判性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方面。在分析中，我一直在强调，社会运动的四个侧面其实都能放在国家社会关系这个统一框架下进行考察。我讨论了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发展将会主要受情绪而不是理性策略驱动；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将显得更为传统；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会在动员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又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媒体和舆论会倾向于激进。这些讨论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把许多原本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社会机制联系了起来，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性质和组合方式。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建立在机制性解释方法基础之上的，并可以把散乱的社会机制有机联系起来的理论。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甚至不能深入讨论把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宏观框架转变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的基本策略［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hao（2001）］。在结束此章之前，我只能就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各类社会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做进一步说明。

在本章开篇，我就提出了理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视角（即变迁、结构和话语），并将其称为三个超级社会机制。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随着这些过程的推进，国家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并扩张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功能（Mann 1988，1993；Poggi 1990；Tilly 1975，1992）。在此进程中，税收、司法、军事和其他一些以前同时也属于地方团体的权力都逐渐被收归国家，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也日益提高，相应地，国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大型意识形态（话语）也都是产生于国家宣传机器或是针对国家而产生的。事实上，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因此，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理解社会运动视角的核心是国家社会关系，它们在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理解。

相对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就更大。从历史上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比发达国家要弱得多。因此，它们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化的速率要更快）。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Evans 1995；Gershenkron 1952；Migdal 1994：13；Wade 1990；Zhao and Hall 1994）。从后果上说，后发展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遽变化。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涂尔干传统的学者们所描绘的种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Huntington 1968；Johnson 1982）。同样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会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正义感。

最后，在面对一场针对地方或中央国家政权进行挑战的运动时，不同性质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承受能力，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同一个国家中，运动参与者对国家处理方式的反应也依其组织能力和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而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国家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够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社会关系下，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是改良性的运动也会被推向极端。因此，一个社会运动一旦开始，其发展方向就将由国家对政治冲突实现制度化的能力来决定，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

本章在定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概念时，强调它们作为制度外政治行为这一共同点。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目前有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将西方社会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建立一个能在将大多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同时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从这一点上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很有洞察力的。遗憾的是，亨廷顿没能指出一个国家将社会变迁制度化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国家社会关系。

问题思考

（1）许多社会运动的研究者都有着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他们在建立理论时总想找出几个决定任何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要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关系，请举例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往往是不成功的？

（2）参见第九章，请说明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对传统社会运动的主要批判是什么？这些批判的偏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建立在有偏差的批判基础上的理论仍然大大推动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

（3）参见第一章，请说明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理论的弊端在什么地方？但是为什么社会解释又有必要建立在对社会过程内在机制揭示的基础上？或者说社会机制在社会解释中的地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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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社会运动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越来越受重视。见Andrews（2001）和 Giugni，McAdam and Tilly（1999）。

[2] 在此文中，我所引用的关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文献基本上是那些以分析和解释作为出发点的论著。我有意排除了斯科特（James Scott 1985）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 1979）等人以解读（interpretation）为出发点的论著。关于这类研究方法的弊病，以及解读和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请见赵鼎新（2004）。

[3] 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用的往往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有着很好的感觉，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

[4]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些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人们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Della Porta and Reiter 1998）、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Tarrow 1998）、国际性社会运动（Castells 1997；Guidry，Kennedy and Zald 2000；Keck and Sikkink 1998）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Meyer and Tarrow 1998）。这里的“社会运动社会”是指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抗议活动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并且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贫民到富翁和精英，都学会了运用运动方式去谋取利益，因此，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明显增多。

[5] 当然，我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一些把各类“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其他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其实，目前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某一类“资本”（比如社会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当作一个综合指标或者“因变量”，并对这一“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和增减进行分析。在这类工作中，“资本”概念仅仅是一个指标，如果这一指标设置得好，这类工作是有其意义的。

[6] 这种一哄而起的学生动员的发生，不能简单地被看做一种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基础上的动员方式。如果深夜一声巨雷把一个城市90%的人都吵醒了，我们不能说这90%的人是通过网络形式来获取雷声这一信息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睡着了没醒，第二天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又打雷又下雨，那么说他是通过社会网络而得知打雷是成立的。学生运动往往会在校内某一特定地点开始，领头学生在此地一闹，吸引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围着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游行，呼喊口号做出种种响动以吸引学生。大量的学生于是出来支持、围观、起哄，游行队伍因此而扩大。整个过程与雷声把人惊醒的例子是一样的。

[7] 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

第三章 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从本章开始，我们将根据上一章所总结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见图2-3），对有关理论做更详细的介绍。本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批判性地总结西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二是探讨运动参与者的情感在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从勒庞到布鲁默

早期美国学者一般都把法国思想家勒庞看做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的鼻祖。勒庞生活的年代（1841～1931）正值法国政局动荡时期。法国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却政局动荡、专制横行、杀人如麻。勒庞童年时经历了1848年内战，又在青年时目睹了普法战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勒庞见证了巴黎民众在革命激情鼓舞下焚烧图乐瑞宫（the Tuileries）、卢浮图书馆、文艺复兴市政府大楼和剧院等许多在法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建筑的景象。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肯定在勒庞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正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一样，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多持否定态度，认为革命想到的很多，实际得到的却很少。

如上一章所述，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Lebon 1982）。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个个不同，但一般都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和负责任的。但一旦聚到一起，随着聚众（crowd）的规模逐渐增大，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启发和感染，最后导致原本互不相同的个体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渐趋一致；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变得越来越非理性（irrational）。这些人的感觉既简单又夸张；他们行为冲动，易于被煽动；不能容忍异见，要么是全对，要么是全错；要么是很激进，要么是很保守；他们顺从权威却又践踏弱者；抱持二重道德观，“同类”之间表现出惊人的英雄主义，但对“异类”则不吝野蛮欺凌。勒庞理论中聚众的蓝本显然是19世纪法国动荡时期参与各种革命和暴乱的城市居民。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则为勒庞心目中的聚众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红卫兵一方面对革命领袖表现出无限敬仰，为“保卫集体财产”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又对不同意见缺乏任何容忍，对他们眼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凶残无比。

在勒庞的理论中，聚众既包括普通的集体行为，也包括社会运动以至革命。在勒庞看来，聚众的上述特征所导致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后果必然是消极的。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西方许多人士曾为之欢欣鼓舞，勒庞却预言：“中国人将马上会发觉一个抛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在经历若干年血腥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后，中国一定会建立一个比那个垮了台的政权更为专制的政府。”（LeBon 1979：237）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勒庞则预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将远不如宗教，因为它答应的东西太具体了，因此很容易引起失望。总之，在勒庞的眼里，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往往只会把社会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革命总是承诺的很多但能够实现的却很少；它是非理性的产物。

20世纪初，大量美国学生到欧洲去留学。时值勒庞的理论在欧洲当红，因此马上被传回美国，并影响了美国近半个世纪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在美国早期的工作中，较为出色的是符号互动理论大家布鲁默在勒庞理论的基础上所创造的集体行为形成理论 （Blumer 1946）。心智归一法是纯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但勒庞却认为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到革命的所有聚众现象。与此同时，勒庞的理论没有涉及聚众形成的任何微观机制，也没有指明从暴乱、社会运动到革命等各类不同聚众得以形成的结构性条件。与勒庞不同，布鲁默首先申明他的理论仅适用于解释集体行为，而不能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他同时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后果并不总是负面的，因为聚众现象既反映了社会变化，也给社会变化提供了一定动力。布鲁默还在其理论中引入了社会学的结构变量。其模型的出发点是因社会变化而导致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不安、孤独甚至怨恨，因而奠定了集体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布鲁默理论中关于聚众形成的机制则继承了勒庞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尽管与勒庞一样，布鲁默也认为一个聚众中的个人是比较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非理性行为的，但与勒庞不同的是，布鲁默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聚众形成过程的机制进行了专门阐述。布鲁默认为，聚众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他把这一过程称作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循环反应过程有三个阶段：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 （social contagion）。在第一阶段，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开始不安并开始信谣传谣；随着不安定感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愤怒情绪，这是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为。上述三个阶段的核心是所谓的集体磨合。对布鲁默来说，循环反应的后面两个阶段仅是集体磨合在更大强度上的表现。Milling一词，本是美国人用来形容牛圈内牛群开始躁动不安的情形，在这里被布鲁默用来形容聚众内谣言的传布和共同愤怒感的形成。

布鲁默理论中的“循环反应”在中国目前发生的各类骚乱中时时可见。比如2004年10月在重庆市万州区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骚乱。这场骚乱始于俩人的街头斗殴。然而，当谣传其中一方是一名政府公务员，甚至是一名局长（他其实既不是什么局长也不是什么政府公务员，只是当地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名临时工）时，事情就起了变化：谣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离谱。有人说该“公务员”扬言：“打断一条腿，我可以用10万元摆平，20万元就可以要你一条命。”有人甚至说他看见现场处理的警察对该“公务员”毕恭毕敬，并向他敬烟。随着谣言的扩散，群体变得越来越激愤，现场人群越聚越多，最后达到数以万计，其间有人乘机抢劫及放火烧车。政府为之出动了数以千计的防暴警察，整个事件在第二天才得以平息。万州这场骚乱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布鲁默循环反应理论的写真。

继布鲁默之后，美国集体行为研究中继续走在社会心理学取向上的领军人物是特纳（Turner）。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特纳还认为，聚众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在规范产生的过程中，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谣言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特纳的理论因此被称为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符号性事件和谣言都会导致集体行为规范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相伴的谣言能够引起大众的一致反感时，才会围绕这一符号产生某个共同看法或规范，并引发一场针对那个符号的反感或仇恨以及相应的聚众行动（Turner and Killian 1987）。不难看出，特纳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布鲁默的理论相似，只是前者更强调共同社会规范的产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特纳并没有着重讨论为什么某些符号性事件和谣言能引起大众的共鸣而另一些则不能。但是他的理论为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之间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接口。在最近的工作中，我把一个社会运动中微观共同规范的产生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连接了起来，阐明当一个社会运动的对象是国家时，那些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所采用的言辞和行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合法性的认知塑造的（Zhao 2000，2001）。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向社会学视角转变，但同时又保留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的社会运动理论（Smelser 1962）。斯梅尔塞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不妨多花一些笔墨。与先前的理论不同，在斯梅尔塞的理论中，社会结构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斯梅尔塞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次第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加值理论 （value-added theory）（见图2-1）。

斯梅尔塞理论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这一因素的背景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即特定的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更容易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举例来说，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后纽约发生了数场骚乱，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性质的骚乱会在一个农业社会或一个计划经济社会中出现。同样，近代西方工人罢工和示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大工业城市的形成。还有，我们也很难想象“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会在一个有权力制衡的国家里发生。斯梅尔塞认为，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下，人们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中国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在成倍地扩大。由此而来的相对剥夺感就造成“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甚至是“拿起筷子吃山珍海味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导致许多与之相应的集体行为。德国20世纪90年代后种族主义运动有所抬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西德国合并后，德国的经济有所损伤，再加上一些外来劳工抢走了本地劳工的饭碗。

斯梅尔塞认为，仅有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不足以产生集体行为。在集体行为发生之前，人们的结构性怨恨必须转化为某种一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在斯梅尔塞的眼里，这种一般化信念很可能是出于愚昧和无知而产生的神话，但是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就像前面所举的重庆市万州区骚乱的例子一样，虽然斗殴一方仅是某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名临时工，但驱动大伙加入骚乱的则是一系列当时大家都信以为真的谣言，许多人正是带着一股强烈的怨恨和不公正感而卷入骚乱的。

有了一般化信念，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但是，引发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晚清时清政府准备搞“铁路国有”并引进外资修铁路，这一政策结果成为保路运动的一个触发性事件，并为辛亥革命铺垫了道路。巴黎和会上“国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就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触发了1999年中国学生的反美游行。1980年，当美国迈阿密法庭宣判四个打死在押黑人的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决定马上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天的骚乱，最后导致1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私有和公共财产被破坏者不知其数。

有了触发性事件之后，下一步就是运动动员了。在这里，斯梅尔塞强调了领导、策略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他认为领导的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斯梅尔塞理论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比如，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决定不支持巴列维政权，结果分化了伊朗政府内部的精英集团，削弱了巴列维政权镇压反对派的决心，鼓舞了反抗运动。

六个因素中最为关键，也是斯梅尔塞着墨最多的，是一般化信念这一因素。也主要是在这一因素中，斯梅尔塞保留了传统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如上一章所总结的那样，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斯梅尔塞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行动应该有七个步骤。正常人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先从七个步骤中最低的一层做起。只有当问题解决不了时，他们才会一步一步往上走；当最后还解决不了时，才会觉得这是整个体制出了问题，或者认为在现存体制下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斯梅尔塞看来，社会运动的发动者是极不耐心的；他们面对具体社会问题时，会马上越过正常的问题解决步骤，直接从体制上找原因。与此同时，他们头脑往往又十分简单，很天真地认为只要整个体制得到改造，那些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像中国目前有些人对官员腐败的看法一样：官员腐败就是因为没有民主，实行民主政体后腐败问题就会得到根本性解决。总之，在斯梅尔塞的眼里，社会运动的发起是一种“不耐心者的冲动”；这些人之所以会发起这样一个运动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一蹴而就的观念”。西方有句话：“如果20岁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如果40岁时还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你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在斯梅尔塞的模型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因为一般化信念的形成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按照斯梅尔塞的逻辑，大概是不会去参加社会运动的。

斯梅尔塞把促成社会运动的各个因素机械地排成一个序列，把它们当作在时间上有固定顺序的、不断累积的一套充要条件。第二章已经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了。此外，斯梅尔塞模型中的六个因素大都不是什么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比如，斯梅尔塞认为，人们参加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动机是结构性的怨恨，他这儿显然只注意到被动的怨恨和剥夺感，而忽视了主动的利益性追求在社会运动形成中的作用。斯梅尔塞模型还强调社会控制下降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里所指的应该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但即使把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一并考虑在内，仍然存在问题。比如，在当前西方社会里，许多社会运动均已合法化，换句话说，社会或国家的控制能力如何，在这些运动中已经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斯梅尔塞模型还强调触发性事件在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事实上，目前西方许多社会运动的产生主要是一些社会运动专业人员寻找和创造议题的结果，而不是产生于什么触发性事件。总之，斯梅尔塞模型中的大多数因素，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必要”。

斯梅尔塞模型中广受抨击的还是他的“一般化信念”概念。在当代，许多社会运动的背后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组织或群体；并且，这些组织或群体在意识形态和认同感上往往彼此相去甚远，它们之间的结合往往也是利益或策略上的结合，不见得有什么一般化信念。更重要的是，斯梅尔塞的一般化信念基本上继承了视社会运动和革命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因此，像许多早期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一样，斯梅尔塞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也受到许多左派倾向学者的抨击。

包括斯梅尔塞理论在内的大多数传统理论，在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的理解上，实际上暗含着两个假设：一是，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二是，情感（emotion）在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后来的学者对这两个假设进行了批判。首先，他们强调社会运动群体在统一的行动背后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动机，并不存在勒庞所谓的“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其次，他们强调运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并想方设法证明这一观点（如Oberschall 1973，1993）。比如，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的一些骚乱中，骚乱者一方面砸商店的橱窗玻璃抢东西，但另一方面带着抢来的东西离去时却仍不忘遵守交通规则，见红灯必停。运动的参与者显然是有理性的。即使是一些自杀性的恐怖主义行为，在我们眼中可算是十足非理性的行为，但对自杀者来说，他可能觉得是在为一个崇高理想献身。

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传统理论的第一个假设是彻底不成立的。其实，这种关于参与者是非理性的说法，仅仅是一些旁观者站在自身立场上的偏颇看法。这些旁观者因为对这些集体行为不赞同，就认为其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但另一方面，后来的学者所倡言的，运动的参与是出于理性，并且参与者在整个运动中是完全理性的观点，却抛弃了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两个合理内核：一是对情绪、激情等情感性行为在社会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强调；二是忽视了传统理论，特别是斯梅尔塞理论所做的试图把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机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机制连接起来的努力[1]。这不是说，新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一点都没有考虑到微观—宏观连接问题，而是说，它们关于社会行动参与者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使微观—宏观连接问题在其研究中变得异常简单，简单到了运动参与者的所有行动都成了权衡利弊之后的最佳选择，因此可以用博弈论等工具进行计算。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可以把一个剧院着火后观众夺门而出以致相互践踏的惊慌性逃窜都解释成理性行为。在他们的计算下，这种惊慌性逃窜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情况不明而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不顾一切往外跑是最有利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大大降低了人群疏散的速度，从而给旁观者造成了非理性的印象（Brown 1965；Oberschall 1973）。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老鼠或者是其他哺乳动物，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我说老鼠等动物因惊恐而奔逃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读者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博弈论方法事实上所计算出的从来也不是什么社会行动者的决策结果，而是一个行为背后的逻辑。房屋里的老鼠在失火后也会因受惊而奔逃，是因为受惊奔逃是任何具有情感的高等动物的本能。如果一类动物连这一本能也没有的话，这类动物早就绝种了。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博弈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把任何符合逻辑（不管是出于本能、情感或策略）的东西统统通过推理计算成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虽然理性和激情都在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简单地把运动参与者的某种行为看成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情感性的，都是不可取的。很多社会行为事后不管用理性还是用情感都能解释，但在该行为发生的当时，人的理性和情感一定在共同发挥作用，难以分割。正如特纳和科廉 （Turner and Killian 1987：104）所指出的：“一个人如果能在他的行动中不带情感，那一定是冷血动物。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认知决策过程，无论这一行为在局外人看来是多么不合理。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为也总是受到某种由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情感的影响。”由于在任何一个社会行动中，理性和情感都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微观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社会学范畴内得不到什么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换一个角度，从宏观以及微观与宏观连接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社会结构与情感

集体行为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情感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传统集体行为理论关于集体行为参与者微观动机基础的两个基本假设。后起的社会运动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如上所述，新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即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非理性假设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见第九章）。自20世纪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美国兴起以来，“情感”这个词似乎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中消失了。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代学者才开始重新重视情感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重要性（如 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1998），但他们的大多数工作还赶不上一些早期的研究。传统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如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Blumer 1946）、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Turner and Killian 1987）、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Garfinkel 1967）、科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Collins 1981，1990）——背后均有着可以观察到的微观社会学机制。相比之下，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流于给出种种情感行为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以此来强调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一般不去关心社会运动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虽然他们给出的许多例子本身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但由于情感行为和理性行为在逻辑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即使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行为，比如爱情、仇恨、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等等，一般都同时能用理性逻辑来加以解释。反之亦然。这就难怪欧伯箫在反击贾斯珀的时候会说，对贾斯珀来说是礼仪和情感的东西，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就是“选择性激励机制”（Jasper 1997；Oberschall 1998：93）。当然，欧伯箫的话是说得过头了些，因为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的情感并不是可由理性来随意调节的，人有时候甚至不能意识到与情感相对应的自身生理状态的改变（但一个人的生理状态一旦改变，肯定会影响行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实生活中很少有纯理性和纯情感的行为，情感和理性在人的行为中相辅相成，作为一个整体而表现出来。任何理性行为都有着一定的情感基础，而任何情感行为也都有着一定的理性基础；泛泛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就像泛泛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一样，除了延续“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之外，很少能够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

古德文在对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史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Goodwin 1997）：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游击队员中性别比的严重失衡（男/女为14/1）。性别比的严重失衡造成大多数游击队员长期处在高度性饥渴状态，于是游击队员热衷于养女人，私下溜到附近村庄与情人幽会，等等。这使菲律宾游击队纪律松弛、斗志涣散，并最终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性饥渴显然是一种情感现象，古德文关于性别比严重失衡给革命运动带来的后果的观察并非全无道理。但问题是，在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这个问题上，游击队员性别比失衡是不是一个关键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估计连古德文自己的回答都应该是否定的，否则他就不会在稍后发表的《别无他途》一书中指出，南亚各国革命运动的成败，关键在于各地独立前殖民地政权的执政形式和策略的不同（Goodwin 2001）（见第六章）。其实，革命队伍中性别比的严重失衡这一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菲律宾游击队，许多革命运动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抗战时期延安根据地革命队伍中的性别比失衡也很严重（据说男/女达18/1），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后夺取政权。显然，即使菲律宾游击队员中的性别比失衡确实造成严重危机，但能使这一危机发展到覆灭一个革命地步的，却只能是其他原因。

古德文从情感角度对菲律宾共产党武装斗争失败所进行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但他把情感的重要性与性别比结构结合起来的做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同样，在《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一书中，阚伯尔分析了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和地位的关系 （Kemper 1990）。该书涉及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降低，说话的声音就会相应变细，并表现得驯服谦恭；而在面对下级、学生及其他在社会地位上低于自己的人士时，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提高，说话声音也会相应变粗，并表现得十分自信。阚伯尔的分析方法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既然很难确证一个具体行为的基础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冲动，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下面这样一些问题呢：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更容易被情感控制；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又将为运动参与者的情感所驱动？对于这么大的两个问题，这里不可能给出一个完整的回答；并且，在没有讨论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见第五、六、七章）之前，做这样的讨论也有点为时过早。但本章既已涉及情感这一问题，那这里不妨围绕组织，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对该问题提出一些初步命题。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社会运动中，运动参与者总会表现出生气、哭泣、义愤、咆哮等与体内激素水平改变相关的情感性行为，但这些情感性行为是否会主导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则取决于该运动的组织力量。当一个运动的组织力量薄弱时，该运动的参与者就更容易被其他人的情绪感染并做出在其他场合下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并且，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很差时，如果该社会运动在情绪感染下偏离了既定轨道，它很难回归到原来的目标。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一场组织良好的游行不易与警察发生冲突，而狂欢性的骚乱事件则更易引发参与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McCarthy，Martin and McPhail 2005），原因就在这里。一个运动的组织力量如果比较强，即使在某次游行中由于种种原因（如与警察发生了打斗）而暂时偏离了方向，该运动也能及时进行调整，并使运动不偏离既定的大方向；但如果组织力量很弱，一旦发生群众与警察冲突的事件，不但参与者当时会变得群情激昂，而且以后的发展也很可能会被围绕该事件所产生的群众情绪定义。如果以上逻辑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

由于像骚乱和狂欢等集体行为一般都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命题1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推论。

推论1：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

如果把视野从组织转移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上，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组织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与该社会中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有关系。[2]一个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见第五章），这种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其组织性自然会比较好，因此我们有命题2。

命题2：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会受情感主导；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公民社会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与该社会所处国家的性质有关。一般来说，威权国家的国家政策往往会制约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在民主国家中，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其公民社会也会较为发达。因此我们有命题3。

命题3：在威权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更有可能受情感的主导；而在民主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则主要由社会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一个行动的基础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时，做出该行动的人往往会依自己最为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一个人最为熟悉的行事方式往往是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沉淀。因此有命题4。

命题4：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将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章探讨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时再加以进一步讨论。

问题思考

（1）什么是“循环反应”？循环反应理论与勒庞的心智归一法则有什么异同？

（2）斯梅尔塞为什么称他的理论为“加值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3）社会运动参与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弱点是什么（还见第九章）？

（4）试论社会运动与运动参加者的情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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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些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微观—宏观连接难题。参见Alexander et al. （1987）。

[2] 西方学者对公民社会有过许多定义（Gellner 1994；Hall 1995；Keane 1988；Schmitter 1993；Seligman 1992）。我个人比较喜欢葛尔纳的定义（Gellner 1994）。葛尔纳认为，一个理想状态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又不同于家庭的社会组织的总和；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大不同，就是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加入或退出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在公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但能避免国家的奴役，而且还能免受各种“亲缘”势力的压迫。在葛尔纳的定义下，黑社会和帮会就不是什么公民社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往往是上船容易下船难。比较天真的自由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国家势力消退后公民社会的势力就自然会增加。而事实上，在国家势力消退后社会的势力确实会增加，但是新增长的社会势力不见得就是公民社会；它也可能是黑社会或“土围子”。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

在第二章中我提出，变迁、结构、话语是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并把变迁这一视角上溯至涂尔干对自杀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认为是一种病理和心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认为，自杀同时也是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涂尔干强调，19世纪法国自杀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失范。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讲到（Durkheim 1951：241～276），无论是一场危机或者发展性的社会变化，一旦它所带来的急剧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社会对人的约束效力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甚至丧失。此时，旧的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什么是合理或极端的，什么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等社会基本价值问题上，均会产生混乱甚至对立。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时，社会对既得利益阶层的约束力会减弱，而大众则会对这些既得利益者产生强烈的嫉妒；与此同时，人们的预期和欲望大大膨胀，对各种社会控制不胜其烦。本来此时社会更需要规范和稳定，但人及其欲望却在变化迅速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得到约束和控制，于是导致了社会的失范（anomy）。

涂尔干的理论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其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规范以及基于社会规范的人的情感。也就是说，人是依规范而行事的情感动物，社会规范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社会变迁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虽然涂尔干所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运动和革命，而是自杀现象，但不难设想，人们既然会自杀，也就会反抗。因此，把涂尔干的理论延伸到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上是再自然不过了。从上面的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涂尔干是站在规范、稳定，甚至是当权者的视角和立场上来研究社会变迁的。因此与上一章所讨论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一样，涂尔干的理论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也是以涂尔干视角来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常遭左派社会学家批判的原因。不过，有趣的是，目前大多数社会学家，甚至许多声称反对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考虑社会变迁和政治变化这些重要因素。不可否认，涂尔干为研究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本章将对从社会变化出发来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些经典工作做一总结。在此总结的基础上，我将对这类工作的优缺点做一评价。在本章的结尾，我将着重讨论古德斯通对近代欧亚大陆革命和暴乱起源的研究。古德斯通的分析方法既保留了涂尔干视角的长处，同时又避免了这一研究视角的一些共同弱点，堪称一个经典工作。

涂尔干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时大都将社会变迁作为出发点。第二章中曾提及的亨廷顿的理论就是一个典范（Huntington 1968）。亨廷顿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变迁规模很大，且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消化（即所谓“制度化过程缓慢”），就很容易发生社会运动和革命。从理论上说，亨廷顿的观点了无新意，只不过是把涂尔干的理论直接运用于政体稳定的研究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举出许多因社会变迁导致失范，进而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例子。劳伦斯·斯通曾指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发生在这些国家成年男性中约有一半人获得文化和阅读能力之后（Stone 1969）。显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取得原来由统治精英阶层所独享的文化的欲望就会大增；如果统治文化仍然排斥大众的话，社会就会出现失衡，反统治精英的文化就会随之兴起。此外，在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分析的基础上，戴维斯（Davies 1962）指出，世界上差不多所有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革命都不是发生在最黑暗的时期，而是发生在正在进行改革，正在从黑暗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由于社会变迁是引发许多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最初动因，因此，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往往都从社会变化出发。但是，在社会变迁发生之后，具体是什么机制或者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呢？关于这一点，至少有四种分析角度：一是社会变迁导致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二是社会变迁引起了心理状态的变化，或者说，社会变化导致人们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感的产生；三是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和大众社会的兴起，从而为大众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四是社会变迁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或动员大众所需的物质和时间资源，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即属此类。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重点讨论。下面，我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个关于社会变迁、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论，然后着重讨论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Gurr 1970）。

新兴意识形态和革命

在《西化过程中的世界革命》（Lane 1987）一书中，雷恩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变化有两个主轴：一是在西化的浪潮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失衡和解体，二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西化压力下的文化重建。在这里，文化重建指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对外抗衡西方文化，对内建立基于本国文化的现代文化。根据雷恩的观点，20世纪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包括法西斯运动，都可以被看做是针对“西化”革命浪潮所进行的种种反制性革命。

雷恩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他认为20世纪的所有革命都是为了反制“西化”浪潮的观点则是有偏颇的。首先，在“西化”浪潮下，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所做的第一选择是抵抗西方的影响或做有限的改良；只有在抵抗和改良均告失败时，才会走向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只有当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走不通时，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走上各种革命道路。

其次，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针对“西化”浪潮的反制性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所有革命政权在革命成功后都迅速经历了韦伯所说的例行化过程，并在国内外种种条件成熟之后，马上会重新走向资本主义和“西化”道路。革命在此过程中的意义仅止于打破传统社会的坛坛罐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和“西化”扫平道路。在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一个非西方国家是否能建立非西方的主流文化价值？这个问题，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也不但没有真正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问题曾在中国受到批判，但实际上，这是当时中国人民面对汹涌的西化浪潮所做的一个可贵的思考，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但雷恩理论的逻辑思路是一目了然的：从“西化”引起的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出发，把革命性意识形态的建立看做非西方国家对“西化”过程的反应和引发革命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雷恩的理论是一个典型的涂尔干式的理论。

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

与雷恩不同，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涂尔干传统中，更多的学者是紧随涂尔干的思路，从社会变迁引起的大众心理变化来探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其中最为典型的工作当数格尔（Gurr 1970）的代表作——《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在此书的背景部分，格尔讨论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但此书的核心是心理学的。在书中，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value capacity），即，使大众的价值期望获得满足的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根据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不同关系，格尔定义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即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图4-1）。

图4-1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维持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期望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传统社会因为技术落后，资金投入有限，农业的产出也就有限。因此，一旦人口增长过快或罹遭大规模自然灾害，社会的价值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由此引发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也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比如，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而侵略者又无法在被侵占地上建立合法政权，并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时，被侵略地的百姓们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递减型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变，但社会中某一阶层的价值能力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下降了。比如，有钱人会在一个政府采用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时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而穷人则会在一个政府采用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时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

最后，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总量没有变化，但社会为其中某一阶层所提供的价值能力下降了，这个阶层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作不断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而来的失业造成了西方工业国家内部蓝领工人的许多政治性集体行动。在这个例子中，西方工业国家提供的价值能力总量并没有降低，但能为蓝领工人提供的价值能力则下降了。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即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见图4-2）。

图4-2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

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一个经历长期封闭后突然开放的社会。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中国的老百姓却由于信息封闭而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待解放。及至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的西方游客逐渐增多，到中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华侨和港台同胞蜂拥而至，中国内地民众，特别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始对中国的贫穷，对西方和港台地区的物质富裕有了切身感受。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在市民心中造成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型相对剥夺感，于是普通老百姓开始走向商品崇拜，而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则借用各类理论来抨击中国的落后。

某种新的思潮或意识形态侵入一个社会后，也会在该社会中造成欲望型相对剥夺感。20世纪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到许多正在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同时市场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及其他几个第三世界大国的独立，大大鼓舞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从而推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国家要独立，民族要斗争，人民要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都是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例子。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见图4-3）。由于图4-3中价值能力曲线呈“J”形状，该理论又被称为“J”曲线理论。

图4-3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发展中的或处于改革中的社会。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最早是由戴维斯（Davies 1962）提出的。戴维斯声称他的这一思想来自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工资的增长总是跟不上经济的增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因此而增大，工人也会因此产生相对贫困和相对剥夺感。托克维尔曾经说过，革命一般不会在一个从坏的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中产生。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往往是因为那些国家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被压迫到几乎已经失去自我意识的民族往往会在压迫逐渐减弱时起来反抗。人们能够很有耐心地忍受一个不可避免的压迫，可是在一旦有了希望之后，人们对即使已经大大减轻了的压迫也会觉得不堪忍受。托克维尔的这些灼见来源于他对法国革命起源的观察。在路易十六当政时，法国经济和社会本来已经大大改善，然而此时法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已经停止150年的国会，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革命。其实不止是法国革命，回顾一下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埃及革命，以及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我们会发现，在这些革命之前都有一段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改革经历，但随后由于种种情况进入一场经济政治危机，这二者的后果促进了革命。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理论来解释：80年代初的改革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期望，但80年代后期的一场经济危机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由此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为那场政治风波提供了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的剥夺感或压迫感，显然是引发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这类理论忽视了很多问题。首先，剥夺感或压迫感并不足以使人们加入社会运动或革命。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以前，人们还需要有一种指出压迫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的意识形态，使受压迫的人们能够看到希望和出路；而制造意识形态的群体却往往不是那些在社会上直接受到压迫和剥夺的人群。

其次，发起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需要组织、资源和种种机会，否则不管人们如何苦大仇深，造反也不可能。

还有，在有些社会运动中，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对社会运动习以为常的社会中，人们参加社会运动的心理动因很可能不是相对剥夺感，而是利益驱动。相对剥夺感理论的一个隐含假设是，每个参加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人都有同样的相对剥夺感。而实际上，就动机而言，任何参加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领导和群众不一样，先参加的和后参加的不一样，机会主义者和忠心耿耿的人也不一样。对于理解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来说，相对剥夺感理论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大而化之的弊端，即夸大了心理因素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很多条件的作用，因而受到许多后来学者的批判。

涂尔干理论传统评价

不仅格尔的理论有粗疏之弊，就是前面提及的雷恩的理论和亨廷顿的理论，也是从社会变迁出发，然后一步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其实，几乎所有从涂尔干视角出发的学者在考察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形成时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坚持涂尔干视角的社会学家一般对社会变迁及其潜在意义的嗅觉都十分敏锐。他们就像那些未来学家一样，会用预言甚至是开处方式的手法来描述他们已经看到的或者预见到的社会变迁并论证其意义。比如，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诸如“世界城市的兴起”、“网络社会的形成”、“后现代文化的推广”、“民族国家的衰落”、“父权社会的消亡”等艳丽的辞藻和概念。这些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对社会发展的描绘和预测并非全无道理，但作者的分析方法一般都大而化之，就像梯利在评价卡斯特的著作时所指出的（Castells 1997）：就像一个大多数螺丝都没有拧紧的巨轮，航行在海上摇摇欲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身处中国改革的中心，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兴趣，有热情，有深切的责任感；他们奋笔著书，提出许多恢弘的概念以指摘时弊，指引出路，但却立论偏颇，推理粗疏，证据简陋，予人以强烈的大而空的感觉。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涂尔干视角的这些弱点而否定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巨大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懂得，社会变迁是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小型社会运动来说，社会变迁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时，我们的分析视角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变迁上，而应把其他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也考虑进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人类学家沃尔夫（Wolf 1971）对农民革命的研究就是一个范例。

沃尔夫把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放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这一背景下来考察。他强调，非西方社会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下产生了三大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和权威危机。西方社会为传统社会送来了高产作物和廉价的抗生素药物，但它并没有改变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高生育率文化，于是造成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一方面是人口爆炸，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集约化生产。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土地肥力递减；再加上土地过度开垦，很多不应耕作的次等土地也种上了粮食，于是引发了生态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还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带去了强权和西方思想，这给传统国家和地区原有的政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此造成了权威危机。根据沃尔夫的观点，在发生权威危机时，一个传统国家原有的政体形式对政治危机的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那个国家具有像日本和德国一样的权力相对分散的封建形式政体，那该国就有可能通过改革（或者叫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走上现代化道路；如果那个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帝国政体的话，那该国产生革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沃尔夫认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产农民在传统农业下的日益贫困化。中农在农民中本来是一个比较有资源、威信和影响的阶层，但其经济地位却江河日下，因此，这些中农特别是其受过教育的子女就会起来反抗。这时如果提供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农及其子女能够和贫农联合起来的话，革命就会发生；否则就会发生农民暴动。

沃尔夫所采用的静态结构性分析法有着明显的弱点。以中国革命为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南方的土地革命并不十分成功。约翰逊（Johnson 1962）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本军队迅速向中国内地推进，敌后留下了一大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土地。中国共产党抓住机会挺进敌后，迅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村落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八年抗战，在与日伪的斗争中，中共力量逐渐壮大。迨至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有着近百万军队和近亿人口的多片根据地。以村落为基础的地方政权为中共提供了强大的物资和人员动员能力，而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地区内却没有这种有效的地方政权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加上国民党对形势认识不清、策略有误，内部派系林立、腐败横行，终于导致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沃尔夫理论中所指出的许多因素与中国革命早期的农民运动可能沾点边，但与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却风马牛不相及。但不管怎么说，沃尔夫的分析虽然也是从结构变迁开始，但中间毕竟包含了社会结构变化、阶级联盟形成和意识形态产生等中介因素，从而避免了涂尔干视角中那种一步到位、大而空的通病。

下面，在结束对涂尔干视角的讲解前，我再介绍一个在理论上更为完善的、以涂尔干视角为出发点但同时又在分析中引进其他机制的革命理论。

古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

古德斯通是斯考契波的学生，但他背离斯考契波国家中心的革命起源理论，写了《前现代化国家的革命与反叛》（Goldstone 1991）一书，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一举成名。古德斯通在其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近代历史上，整个欧亚大陆在17世纪和18、19世纪之交各有一次广泛的反叛浪潮。在17世纪，有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佛朗德叛乱，加泰隆尼亚、西西里和波西尼亚等地反抗奥匈帝国的叛乱，乌克兰叛乱，奥斯曼帝国的西拉里叛乱以及中国的李自成起义，等等。在18、19世纪之交，有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缅甸革命，法国革命，俄国的普加乔夫起义，发生在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埃及的反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以及1820～1821、1830和1848年发生在欧洲的总体性反叛和革命。而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整个欧亚大陆则相对平静，少有大规模叛乱。由于欧亚大陆东、中、西三部分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上均有很大差异，因此很难用地区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解释这一现象。

古德斯通认为，上述现象与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增长有着很大关系。在这方面，他很可能是受到著名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克尼尔的影响。我们知道，整个欧亚大陆各国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前普遍增长缓慢，但此后同步快速增长。由于这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整体现象，因此不能用地区性的婚姻习俗、家庭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来解释。麦克尼尔在其《瘟疫和人》（McNeill 1976）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公元1500年前，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均有自己特定的流行病，不同地方的人群都对本地的瘟疫有着相应的免疫力，但对其他地区的瘟疫却没有免疫力。历史上，由于游牧部落迁移、战争、商旅等因素，欧亚大陆上的流动人口把不同地区的流行病来回传播。每一次流行病爆发都会杀死一个地区对某种瘟疫没有免疫力的大量人口，而留下具有免疫力的人。随着一种瘟疫在一个地区反复多次爆发，该地区携带某种免疫力基因的人口会逐渐上升。流行病的反复传播使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时对当时所有的流行病均具有一定免疫力，流行病对人类种群规模的限制作用因此大大减小，欧亚大陆的人口也因此同步增长。

古德斯通还发现，虽然欧亚大陆人口在公元1500年后一直同步增长，但在17世纪和18、19世纪之交又有两个增长高潮，而且这两个高潮与叛乱多发期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古德斯通于是从人口增长入手来解释这两个政治动乱多发期背后的动因。他的基本假设是，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和资金投入的限制，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增长潜力十分有限，因此，传统农业以及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传统国家政治对人口增长特别敏感。[1]在此基础上，古德斯通进行了以下论证：在传统农业下，人口增长会导致供求失衡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土地不足，以及人口结构的年轻化。[2]通货膨胀和土地不足造成政府的税收降低、大众生活水平下降和不满情绪的滋长；土地不足造成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增加了十分容易卷入反叛的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总量，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则把那些容易加入反叛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上述种种，都大大加强了反叛的组织力量和动员潜力。

另一方面，税收能力下降造成国家对教会（或知识精英）的经济笼络能力降低，国家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知识精英因此会创造出异端意识形态，为反叛或革命提供思想武器。人口增多以后，国家对政治精英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政治精英的自我期望也会不断增高。但是，需求量和自我期望的提高所面对的却是国家在人口压力下税收的严重不足，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承受一个如此巨大的官僚体系。人变多了，期望变高了，但国家能提供的工作却变少了。这就导致精英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不至于崩溃，政府必须增加税收，而这种举动不但会因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普遍抵制而成效甚微，而且会进一步离间国家和精英之间的关系。

总之，人口的增长造成了：①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潜力和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下层人群；②国家和知识精英之间距离的加大和异端意识形态的形成；③政治精英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加剧。上述种种力量叠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古德斯通所谓的“国家崩溃”。古德斯通认为，革命和反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机器崩溃了。古德斯通的著作还专门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欧亚大陆主要的动乱及其背后的人口动因做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不失为革命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古德斯通把近代欧亚大陆的革命和反叛放在近500年来的欧亚大陆人口变迁这一背景下来考察，其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涂尔干式的。但古德斯通并不是从人口变迁一跃而直接推出革命和反叛，而是从人口变迁出发，继而引出反叛形成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异端意识形态、精英分离、国家崩溃等机制和因素，通过逐层推理来展开他的理论，并在详尽的分析和考证过程中把其理论与各国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史有效地结合起来。应该说，其理论不但很有想像力，而且对经验事实也具有一定解释力。

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家，他对历史的看法是比较机械的。古德斯通强调人口上升是导致国家崩溃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仅举一个反例就足以暴露其理论的局限。从中国的农民起义史来看，李自成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背后的确有很重要的人口因素，但如果认为这两个起义纯粹由人口爆炸造成，就未免牵强。特别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始终比较缓慢，却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等多次农民大起义，其中许多次起义显然与人口增长没有什么关系。

依我的看法，很可能只有在公元1500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建成以前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才是造成反叛和革命的关键因素。如果麦克尼尔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就此推论，欧亚大陆的人口在公元1500年前主要是由死亡率来调节的，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但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建成以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会大大提高，死亡率因而降低，人口控制越来越需要通过生育率，即降低出生率来实现。在公元1500年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成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流行病带来的死亡率对人口的控制作用已经大大降低，而现代由低生育率为主导的人口自我控制机制尚未形成，传统农业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人口压力，从而使人口成为触发反叛和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所有社会学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的作用方式都是十分不同的。对这一重要历史观的忽视使古德斯通经常过度推广他的理论。比如，在最近的许多研究中，他常常预测中国会在若干年内因为人口问题而发生政治动乱。但事实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虽然很大，但国家至今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即使有一天，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我看也肯定不是人口增长所致。人口永远是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不同时期它的重要性和影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人口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但从整个历史来看，它既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问题思考

（1）涂尔干式的社会运动理论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2）什么是相对剥夺感理论？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3）古德斯通的国家崩溃理论与传统的涂尔干式的理论有什么区别？

参考文献

Castells，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Mass.：Blackwell.

Davies，James C. 1962.“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5～19.

Durkheim，Emile. 1951. Suicide. Glencoe，Il.：Free Press.

Goldstone，Jack A.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urr，Ted.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Chalmers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Cali.：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e，Theodore H. 1987. 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Neill，William H.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Doubleday，Anchor Books.

Stone，Lawrence. 1969.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ish，1640～1990.” Past and Present 42.

Wolf，Eric R. 1971.“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Pp.48～67，in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ited by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New York：Free Press.

[1] 不像现在资本主义集约化生产，产量和输入资本有关。比如我曾听说山东某县在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后，其蔬菜产量如果放开可供应半个中国的需求。

[2] 根据人口学原理，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大大增加后，这一国家年轻人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就会很高。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多，而生育率低的西方发达国家则是老年社会。

第五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

在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与发展的宏观因素中，社会变迁因素已在上一章做了专门讨论。在这一章和接下来的三章，我们将重点讨论社会结构因素。关于社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种是社会组织结构视角，着重探讨社会中层组织或公民社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第二种是阶级结构或马克思主义视角，主要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结构和群体利益是怎样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及其性质的。第三种是政治结构视角，重点关注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这一章将集中讨论前两种视角，而把对第三种视角的讨论放在第六、七两章。

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

康豪瑟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一书（Kornhauser 1959）。作为美国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的一部力作[1]，该书的主题是解释极权主义运动——这里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运动——兴起及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此书出版时，国家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尚未发展起来，以社会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正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康豪瑟很自然地把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去掉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国家视角后，他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康氏理论的出发点是涂尔干式的。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但是，现代化过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传统意义上以村落和亲缘为基础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在空间上越来越接近，但有机的组织性联系却在日益疏远。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以村落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中层组织被打破了，但能填补其功能的现代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尚未发展起来，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为大众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康豪瑟理论的核心是对中层组织的社会功能的阐述。他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能够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能够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和现实；中层组织的多样性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或者说，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而当社会中层组织薄弱时，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构成所谓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康豪瑟强调，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主义运动下建立的政权只能是极权政体。下面我将围绕社会中层组织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作用来进一步讨论康豪瑟的理论。

在讨论之前必须说明，康豪瑟所说的社会中层组织与目前大量书籍中经常提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概念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现代文献对公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如Gellner1994；Hall 1995；Kaldor 2003；Keane 1998；Schmitter 1993；Seligman 1992）。这些定义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识，即，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这些中层组织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和家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些中层组织的合法活动受到保障，不受国家控制；中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均能自由地加入或退出这些组织，因此黑社会和传统帮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层组织。公民社会理论在18、19世纪就已有了思想萌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以后，公民社会理论才变得特别时髦。从总体上说，公民社会理论同时是对极权体制和西方民主体制进行反思的结果。就西方民主体制而言，一般认为，西方目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陷。比如一般百姓对这一体制并没有有力的制衡，后者有时会被一小撮政治精英操纵，有时甚至会走向多数暴政。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在权力上更为分散、在利益上更为多元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康豪瑟认为，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对极权主义大众运动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约束作用。从其著作中至少可以总结出社会中层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四个主要作用。第一，福利和慈善组织、利益集团组织、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等中层组织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有很多是国家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因为国家不可能“无微不至”；而对一般家庭来说，这些功能又太大从而没能力涉及。因此，社会中层组织的活动能照顾到国家和家庭所不能照顾到的个人利益和兴趣。

第二，中层组织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根据康豪瑟的观点，这种讨论和对话能使人们感到社会上的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使其对社会的理解更贴近现实，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比如，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开播“焦点访谈”节目时，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曾经为此很紧张过一阵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这个节目也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政策的一个平台。于是政府官员坐进了演播室，与其他嘉宾你来我往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这样的讨论使观众了解到了政府的难处和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政策的合理的一面。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听证会，来宾中有政府官员、铁路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和一般消费者，大家各抒己见。节目播出后，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竟然表示，他们虽然仍然反对涨价，但是该听证会大大增进了他们对“春运”火车票涨价这一事实的理解。

第三，中层组织能够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不同中层组织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中层组织的成员也有不同的认同感。这种利益和认同感上的分割使任何全民性的大众运动变得不可能。即使在一些利益和目标上大体一致的组织，由于一些更细层次上的差别，它们也往往只能在一些较低层次的目标上达成一致。比如，在最近美国的反伊拉克战争运动中，毋庸说有许多人不去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就是在反战运动的参加者中，也是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有认为对伊战争原因证据不足的人，有认为该战争至少需要联合国和盟国认可的人，也有一些根据越南战争的教训认为对伊战争不可行的人。有人会说，正是这种不同利益群体大联合的运动动员结构才使一场较有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可能（见第十一章中关于社会运动外在动员结构的讨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类联合势必结构松散，目标也很难深入，根本就不具备发动大众运动式社会运动的条件。

第四，根据康豪瑟的理论，在中层组织发达的国家，民众主要与中层组织内的精英打交道，而他们与国家精英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中层组织精英和国家精英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的。这种状况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特别是魅力型领袖的操纵和控制，同时也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使程序政治变为可能。康豪瑟的这一观点用于分析拉美国家的政治是再合适不过了。许多拉美国家有民主但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结果它们的民主基本上是民粹主义式的，它们的国家领袖往往是擅长蛊惑人心的政客 （demagogues），它们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的政治也只能随着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方向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反复摇摆。

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的兴起，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遭到严厉批判（如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Useem 1980；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批评者认为，社会中层组织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并未像康豪瑟所说的那样正在消失，共产主义国家也并不是一个像康豪瑟所描述的极权社会。批评者还指出，康豪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它予人一种印象：人们之所以加入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主要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正确的信息总会告诉人们这些社会运动或革命是没有必要的。批评者还从经验层面上对康豪瑟的理论进行批判。他们认为，康豪瑟理论的核心和逻辑出发点是“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可以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这样一个命题（或者说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抑制作用）。他们于是推论说，如果康豪瑟是对的，那么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就此问题做了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组织联系越广，或在人际网络中表现越活跃的人，参加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越高。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人际网络和社会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在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以及其他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欧伯箫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运动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论（Oberschall 1973）。欧伯箫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运动动员潜力：一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及其强弱，二是社会对各个阶层的整合力强度。欧伯箫把社会组织分成弱组织（weak organizations）、社团型组织（associational-based organizations）和社区型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以这一分类为基础，欧伯箫提出，当社会整合力高，人们的组织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随组织能力的加强而加强，而当一个社会的人组织能力很强而不同阶层人之间的整合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大（见图5-1）。

图5-1 社会组织性质、社会整合力与社会运动强度之间的关系

注：++表示社会运动的强度。

欧伯箫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社会整合力的强调。社会整合力高，运动可能性就低；社会整合力低，运动可能性就高。如果比较一下美国黑人运动和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社会整合力和社会运动性质之间的关系。从分层的角度看，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要比法裔魁北克人在加拿大的地位低得多，但法裔魁北克人由于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地域，故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整合程度较低。正因为如此，魁北克独立运动发展迅猛；而美国黑人虽然身处社会下层，但由于与白人混居，加上没有自己的语言，因此黑人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相对就弱了许多。[2]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层迅速加剧。在社会分层加大的同时，[3]如果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即社会的整合力）也同时减弱，政治上将很难实现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立平所著《断裂》（2003）一书，无论其观点是否完全贴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警世意义。

尽管欧伯箫关于社会整合的论点十分精辟，但他关于组织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论述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西方学者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中这一方面的批判都是错误的。简单地说，康豪瑟所探讨的是那些改朝换代式的、大型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动员，而其批判者所关心的均是一些发生在当代西方国家的中小规模的改良型社会运动的动员。两者根本就是两码事。不错，组织在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中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一个有着有效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将比大众社会经历多得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有效的、多样性的中层组织实际上也减少了全民大动员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利益，成员的身份认同往往也彼此交错。对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可能会无足轻重，甚至有害无利。这样，不同的组织会倾向于不同的社会运动，一个社会运动总有反对它的逆运动，各种政治力量互相抵消，从而避免了整个社会走向极端。因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至少清楚地阐明了社会中层组织的薄弱为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创造了政治空间这一问题；至于组织如何在微观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那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如果说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中层组织的强度、性质和多样性程度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及其性质的总体影响，那么，其他学者对康豪瑟理论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刻画一个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微观机制。但必须指出的是，组织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两个方面。在《政党》（Michels 1962）一书中，米歇尔指出，由于组织的领导有资源、信息及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本身也有某种自发的专制倾向。也就是说，这些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大专制环境下造就小专制环境而已。在《穷人的运动》一书中（Piven and Cloward 1977），皮文和科罗沃德指出，传统政治组织不但其领袖易于发生专制倾向，而且它所领导的社会运动也更容易与作为其对立面的政治权威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因为那些领袖对自己前程和权力的兴趣超过对社会运动的目标和运动成员利益的关心，所以在运动目标远未达成之际就与权威妥协，从而被制度化。因此，他们以及其他许多比较激进的美国学者都强调更有力量的社会运动往往是那些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4]皮文和科罗沃德后半部分的立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有组织运动的制度化倾向。这可以说是组织作用于社会运动的第三种方式。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组织都对社会运动具有上述抑制性所用。只有那些有正式成员资格、等级结构、核心领导和具体分工的组织才具有专制倾向，并对社会运动目标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不但注重对外反对强权和专制，而且对内强调社会运动组织的民主。于是一种新型的、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甚至是以全票通过作为决策手段的组织形式在西方逐渐兴起（Polletta 2002）（详见第十一章）。但这样的组织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是组织效率低下，很难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中存活；二是社会运动的议题和目标必须较单一，否则组织内难以达成一致，结果会一事无成；三是这类组织较难克服在以后章节中会讨论的“搭便车现象”，因为这类组织的运作很像同人俱乐部，组织规模往往难以扩大，因此其发起的社会运动所能承担的政治风险一般也很小。

在西方，这种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直到新社会运动兴起后才得到一定发展。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民主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大多数以前可能被镇压的社会运动和抗议形式逐渐被合法化。正是面对一个逐渐开放的政治体制，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才有发展的可能。此其一。

其次，随着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的逐渐没落，西方的左派面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一个总体性的思想武器。他们于是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革命性变革，转而寻求修正资本主义，并建立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相悖的所谓后现代价值和认同感。与之相应，现代西方的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均是单一议题运动（如环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议题单一，行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基本合法，也为这种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再次，这些组织的成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加上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之能够娴熟地利用媒体和各种电子通讯手段来动员运动的参加者，从而不再需要复杂的组织结构来保证有效的动员。这是这种组织形态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总之，组织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和高度多样化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往往能避免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形成。同时，由于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中起到关键作用，具有高度发达和高度多样化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往往更容易形成社会运动。但是，有正式成员、等级结构、核心领导和具体分工的组织，一般都具有专制倾向并对社会运动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成员关系松散、非等级结构的组织虽然没有专制倾向，效率却低下，难以组织起一场目标众多的社会运动，也难以在专制性的政治环境中存活。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对于社会运动的成败确实非常关键。当然，以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还是静态的。在第十一章讨论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时（internalized mobilization structure and externalized mobilization structure），我们还会将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关系放在动态的国家社会关系下考察。

生产关系与社会运动

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及革命之间关系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完全转换一个视角，即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这里着重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博大精深，如果概括地说，其要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生产关系还不改变，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届时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就会激化。生产关系一旦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对矛盾，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会同时加强。经济基础是所有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包含国家、政府、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范畴。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专制，文化也会趋于保守。一旦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也就不远了。

马克思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微观层面的理性和宏观层面的非理性。一方面，每个资本家都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非常理性地安排企业的生产，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利润的孜孜追求往往会造成对高利润产品的过度投资。结果，从整个社会来看，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生产过剩和产品价格下降。马克思认为，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而强度则会越来越大。

马克思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旗手是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将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在相对意义上（相对于资产阶级）和绝对意义上（相比于自己的过去）越来越贫穷并面临日益增大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会趋同，逐渐从一个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转变为一个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并产生阶级意识。由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工人阶级越来越贫穷，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专制，会站在有产阶级立场上镇压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阶级冲突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革命使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

在西方社会学中，以上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广受批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评中仍有很大发展，并保持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可贵的批判性。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中，最为盛行的是所谓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流派。这一派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导致不同的阶级矛盾，有的阶级矛盾会导致革命，有的则只会引发改良型的社会运动。在这个方面做出最有开创性意义工作的当数美国历史社会学的鼻祖摩尔（Barrington Moo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大量清洗犹太人。犹太人中的许多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逃到美国。摩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成员有广泛联系，有些人也把他看做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员。摩尔本人很有钱，他在哈佛大学教社会学，却因不是正式教员而没有工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生活。在哈佛，他用了整整十年写成《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Moore 1966）。该书发表后轰动美国社会学界并马上成为经典，摩尔也因此被看做现代历史社会学的鼻祖。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把历史看做一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发展过程。摩尔在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发展观上加了一点复杂性，他认为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有三条主要路径。第一条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道路。这条道路在政治上起源于自上而下的革命，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是一种政治革命。这种革命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把一个传统国家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内部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构成并没有改变，地主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农民。第三条是中国和俄国走的自下而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俄国的革命又可称为社会革命，因为这种革命不但改变了国家政权，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摩尔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走上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其核心视角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矛盾。下面我想通过摩尔对英国（民主道路）、日本（政治革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分析为例来讲解他的观点。

摩尔的书应该说写得不是很清楚。也许因为这是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因此不要说该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就连全书的叙事结构本身都是一个实验。摩尔的书一上来就写英国，连一个交代全书主要理论和观点的导论都没有，因此人们在读了他的书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摩尔的理论包含两个结构性因素：一是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即农业生产方式）。后者是摩尔理论的关键，摩尔认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走向。但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之前各国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在摩尔的分析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摩尔关注的重点是农业生产方式，所以连他自己也没充分意识到国家性质在其解释中的重要性。这个隐含的理论命题后来在摩尔的两个学生（梯利和斯考契波）的工作中得到发展，并产生了在以下两章会详细讨论的以国家为中心视角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对于摩尔来说，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否制约了商业化农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当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之后，是否存在第二政治势力为了应对外来压力而发起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

摩尔认为，英国之所以会走向议会民主，首先是由于受中世纪欧洲封建制的影响。英国的国家权力很弱，罗马帝国垮台后，很多欧洲国家弱到拿不出钱来让军人去为它们打仗。于是一个我封给你领地、你为我打仗的、以契约为中心的封建体制就在中世纪形成了。在这种封建体制下，欧洲国王的权力受到教会的约束，国王对城市的影响力有限，国王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契约关系，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法律、税收、制币和募兵等权力，俨然一个国中之国。根据摩尔的看法，英国的国家力量在欧洲各大国中相对较弱。这是因为，英国是个岛国，打仗主要靠海军，但海军与陆军不同，很难用在对内镇压上。15世纪后，欧洲一些大国的国家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加强（Anderson 1974；Poggi 1990；Tilly 1992），但在权力加强的过程中又遭到来自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英国的光荣革命就可以被看做是在新兴中产阶级的抵制下国家集权过程的失败。

英国会走向议会民主道路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13世纪以后羊毛贸易的兴起。当时国际上羊毛贸易规模增大，英国由于有水路运输的便利得以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与羊毛贸易相应的是前后两次圈地运动，即把原来的公用地圈起来划归己有，并在上面对绵羊进行商业化饲养。圈地运动后，英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由传统方式转向资本主义方式，以前的地主变成资本家，以前的农民变成工人。农业还是农业，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圈地运动后，英国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在非农业领域也变得强大起来。圈地运动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由于土地成了个人财产，在上面做任何事都只为自己和对自己负责，所以个人主义文化在英国逐渐产生。

总之，圈地运动促成了英国农民向工人的转变，而羊毛贸易则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当时正在壮大起来的国家力量产生了矛盾，这就是光荣革命的背景。在光荣革命中，国王势力只是被中产阶级部分击败，表现在，中产阶级在革命后并没有废除国王，而是实行了君主立宪，为议会民主制打下了基础。为什么国王势力只是遭到部分失败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二重性的表现。摩尔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当时中产阶级一方面不想让国家力量过强，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国王的存在。因为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到处是农民暴动、小规模起义。中产阶级需要利用国王来控制和管理这些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挫败国家，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王也很有与中产阶级妥协的需求。当时英国的国家税收主要是通过协商来收取的。而当时英国与法国连年战争，国库吃紧，所以国王也非常需要中产阶级的合作。双方各取所需，国家与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也就水到渠成了。在妥协过程中，中产阶级获得了“不给代表权就不交税”（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的权利。于是，议会等政治制度逐渐发展起来，为民主打下了基础。

摩尔认为，导致英国国家与中产阶级能达成妥协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在英国，势均力敌的不同宗教派别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长期冲突，使有关各方最后都认识到容忍和共存的重要性，认识到为保卫自由和公正而战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契约的重要性。结果是英国在实行民主之前就已经有了自由。自由主义传统为实现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封建体制。在有名无实的天皇之下，德川家族行使着实际统治权。在天皇和德川家族之下，有二百多个大名和约二百万个武士。大的大名控制的土地相当于一个县，小的大名控制的土地仅相当于一个或数个村庄。大名和武士属于贵族阶层，他们治下的日本大约有三千万人口。与英国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日本贵族（即大名）的政治势力也要比英国的弱得多。在德川时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税收和法律权力，但没有制币和军事权利。日本是不可能像英国那样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但是，日本这个封建政体以及德川时期的一些社会发展为明治维新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在德川时期，天皇虽然有名无实，但他的存在以及他所具有的符号性力量，使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能把天皇重新抬出来对抗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德川时期日本政治稳定，人口大增，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下，大名不再有拥有军队的权力；再加上承平日久，武士也无事可干，一部分人因此而变成浪人（即没了主人的武士），而另一部分人却变成了商人。这些商人为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商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浪人则成为社会上的不满势力。明治维新就是日本南方的一部分大名和浪人共同发起的。还有，德川时期幕府对大名实行人质制，每个大名每年都要到京城江户住一段时间，作为人质。于是大名们带着很多随行人员进京，并在京城造房子，比阔气。许多大名因此在京城消费得濒于破产，但整个日本的商业却得到了空前发展。

摩尔认为，到19世纪中叶，日本的商业化倾向已逐渐腐蚀了德川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石。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开始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特别是四艘由佩雷率领的美国军舰长驱直入地开进日本，强行要与日本签约，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日本南部的一些大名发起了一个“驱逐鞑虏、恢复帝制”的运动，意在推翻幕府统治，抬出天皇，搞君主立宪制。这就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只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改变日本社会的下层结构。因此，明治维新后许多大名和拥有土地的武士虽然已经从传统的地主转化为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搞起集约化生产，但在他们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农民。这些新兴资本家运用传统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是明治维新后发生多起农民暴动的根源。与此同时，在发动明治维新时，许多武士只是想“驱逐鞑虏、恢复帝制”，并不想推翻封建制和放弃特权。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许多西化政策，特别是各类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建立，却大大打破了武士们的特权。武士和政府的关系因此不断恶化。面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产生的国内矛盾，日本的解决方法是搞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于是应运而生。

关于中国，摩尔认为其特殊性在于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他认为，科举制对中国农业的商业化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同，在中国，每个男嗣都可以继承遗产。经过这样代代分割，不出几代，即使豪门也会沦为穷人。在这种继承制下，做官是保持家庭长盛不衰的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因此，在中国做官始终比做地主和商人更重要。很多富有的家庭将精力投在教育上，甚至许多商贾大户也宁愿把小孩送去读书，而不是继承父职，由此形成一种“唯有读书高”的文化。科举制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其社会功能几近于日本的大名和武士。但与日本的贵族不同，中国的士绅从来不直接管理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寄生虫。因此，不但中国的农业商业化程度相对低下，即使农民与地方贵族（即士绅）的联系也大不如英国和日本。这种关系的“断裂”使中国的农民特别容易揭竿而起（参见前面对欧伯箫理论的讨论）。更何况，中国士绅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必须通过考试来获取。中国士绅通过科举入仕被认为是皇帝“隆恩”，因此他们不但不具有独立的合法性，而且要对皇帝感恩戴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士绅不可能像日本的大名和武士那样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从而能够在关键时候自发地发起变革。结果是，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做不出任何实质性变革。

因此，中国在被迫与西方通商后，地主没有转变为资产阶级，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农业生产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业商业化程度十分低下。在日本，农民虽然在明治维新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地位上，甚至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在经济上只和新兴的已经资本家化的地主发生关系，因而并不直接感受到国际市场的压力。而中国的农民，却不得不和国际市场直接接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压力下，中国农民的处境就像茅盾小说《蚕》中的主人公一样，先是发现洋蚕丝比土蚕丝能卖钱，全家于是举债养洋蚕；第二年产量虽然好，却由于市场萧条，蚕茧卖不出去而家道中落。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破产迫使中国农民走向极端，于是发生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

上面是摩尔关于英国、日本和中国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梗概。我的总结企图把摩尔本人论点中的精妙之处刻画出来，所以力求完备。一些读者可能会从我的总结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摩尔既强调了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又强调了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但事实上，我的总结与摩尔的核心思想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摩尔之所以被认为和自认为是一个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其论点的核心是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他的书中有五个主要阶级：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精英、农民、工人。根据摩尔的看法，每个阶级都有其阶级利益所在。中产阶级基本上倾向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在这种政体下最能发挥自身的影响；但如果面对很强的工人阶级运动，他们就会倒向专制政体，与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地主倾向于专制，因为地主的许多传统特权需要专制政府来保护，也必须通过专制来实现。国家精英自然倾向于专制，因为专制能维持他们更多的利益和特权。工人是最强有力的民主力量，人口众多且又处于社会下层，民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5]。在摩尔的理论中，农民是一个没落的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像一枚棋子，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会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要言之，英国走向民主是因为农业完全商业化，地主变成资本家，农民变成工人，民主势力因此大增。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地主变成资本家，但农民并未转变为工人，仍然沿用旧的生产方式，与新型地主的关系仍然是传统的佃户与东家的关系。传统生产关系中的很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动乱不断。动乱把资本家推向拥护专制，日本由此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最低，不但地主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由于专制势力的困扰而做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物极必反，社会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面的梳理使摩尔的理论显得很清晰。不过，摩尔之所以被公认为一位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并不是因为上面这么一个颇为机械的观点，而是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敏锐，以及他对其理论本身的解释力所表现出的疑虑。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图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显得非常庞杂和有弹性。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许多社会学家能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路向。

摩尔的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谈到印度。他认为，印度的发展之路可以看做是现代化走向的第四条道路，即在一个没有经过革命的传统社会中实行了民主。摩尔断言，由英国、日本和中国所代表的三条现代化道路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成功，唯独印度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原因在于，由于没有革命力量打破印度社会的传统结构，一旦实行民主，代表印度种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强大势力就会通过所控制的人员和所掌握的选票来加固他们的地位，从而使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阻力重重，印度社会发展因此会举步维艰。[6]摩尔指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在印度，一个村落或一个社区的选票往往被若干地方强人或集团把持，从而削弱了民主选举的意义。印度民主并不是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多样性而是由于传统的宗教和种姓势力的多样性而得以维持的。印度有1700多个政党，反映了这个国家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分裂。众多政治势力的相互制衡使任何专制都难以实现，但同时也为印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这里就涉及暴力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一问题。包括摩尔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革命对现代化的实现是有重要意义的。至少是，革命打破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结构，并导致一个强大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倾向于保守的学者会认为，革命是彻底没有意义的，即使旨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革命（如法国革命），其结果也往往是专制和杀人。革命往往表现了一个民族不宽容和专制的一面，并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生着长期的影响。正是由于发生了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美国文化比起加拿大文化来说更不宽容，更专制一些。但美国革命毕竟是政治革命，比起发生过社会革命的国家来说，美国文化又要宽容许多。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以后，民主发展较差的就是像罗马尼亚这样有过流血经历的国家。革命带来的强人统治会使政治失去监督和制衡，强人的失误得不到及时修正，即使是对经济发展，这也不是什么福音。

当然，现实总是要比理论来得复杂一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1960年左右发生的大饥荒这种人祸在印度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印证了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印度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比中国要短得多，大约相当于每过八年就要比中国多死3000万人（Dreze and Sen 1989）。从种种社会指标来说，中国又要比印度强得多，这好像就印证了摩尔的观点。持有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可能会指出，印度在过去10年中的经济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印度的前景并不像摩尔想象得那么差。如果我是摩尔，我就可能会说：印度目前的经济发展更多是得益于英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文、教育和普通法传统，而不是它的民主。更何况，与中国目前以产业为基础的全面开花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服务型和有限的几个生产型产业上。与中国相比，印度目前的通讯仍然十分落后，交通也不发达，高速公路建设刚刚起步，这足见其国家能力之弱。

客观地说，以上两个理论都有着逻辑和经验上的合理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前景都不像它们的批评者所描述的那样暗淡。重要的是执政者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的特点，在不可更改的历史基础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生产关系和农民革命

摩尔研究的对象全是大国。他为什么将中小国家排除在外呢？这是因为摩尔同时是一个强调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学者。他认为，在现代政治下，只有大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而小国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对于摩尔的这一观点，许多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小国的革命也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小国。佩杰的《农业革命》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Paige 1975）。在该书中，佩杰继承了摩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佩杰认为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像摩尔所说的那样，只是一枚任由其他政治势力摆布的棋子，而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他因此把研究视角转向许多中小国家和地区的农民革命。

佩杰认为，在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的不同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同时，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各自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以及社会对这些矛盾的化解能力也不同。他的理论可以用表5-1来总结。

表5-1 耕作者和非耕作者的收入来源类型以及在此类型下的农业组织和社会反抗运动的形式

表5-1中的耕作者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农业工人；非耕作者指的是土地所有者——地主或资本家。非耕作者的收入可以从他所拥有的土地或投入的资本中取得，耕作者的收入也可以从土地上产出的作物或工资中取得。这样就形成了表5-1中所显示的四种状态（注意：这种将两个变量的交互后果进行2×2的列表分析法在社会学中十分常用，有心的读者应当细细揣摩）。根据佩杰的理论，第一种是非耕作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均来自土地，这种情况下农民运动往往表现为反叛的形式；第二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来自土地，而耕作者的收入来自工资（就像中国的佃农），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革命；第三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从投入的资本中获取，而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改良型农民运动；第四种是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投入，而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美国的许多大型农场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运动最有可能以社会改良为目标。

为什么会有以上的不同结果呢？佩杰提出了一系列假说性机制。其要义为，传统农业生产的生产力非常低下，无论怎样精耕细作，单位面积土地产量的增长空间仍然十分有限；而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产量的提高主要通过资金投入来保证，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因此，从非耕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其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由于土地上的农作物产量有限，耕作者多拿一点，他就得少拿一点，二者是一种零和竞争关系。但如果他投入的是资本，他就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产量。耕作者要求提高待遇虽然会增加生产成本，但他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保证甚至提高利润率。这种非零和关系的冲突形式为相互妥协和社会改良提供了基础。最后，如果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那么，由于农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非耕作者没有必要运用政治手段把农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他们对农民的政治诉求就可以有一定的容忍。但是，如果非耕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那么，为迫使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他们就必须剥夺农民的权利，通过政治手段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非耕作者在政治上的态度会非常强硬保守，容不下任何改良措施。

此外，从耕作者的角度来看，当其收入来源是土地时，由于传统生产方式是靠天吃饭，农民会因此非常保守；再加上传统农业总产出有限，农民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零和竞争关系。因此，他们往往会各自为政，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即使心中有气，充其量也只能进行一些政治目标不明的反叛。相反，如果其收入来源于工资，则农民就相当于工人。他们因为不靠天吃饭而敢作敢为，并且会由于相互之间存在协作关系而有很好的组织性和共同的认同感。他们发起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从佩杰的分析可以看出，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将发生在收入来自土地的非耕作者与靠工资吃饭的耕作者之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将是有组织的和激进的耕作者，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大大提高。

佩杰对他理论背后机制的阐述要比摩尔清楚得多。他清楚地指出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关系影响农民运动的性质的机制。但比起摩尔来，佩杰缺乏历史感。我想指出的是，今天很少有人会天真地相信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与其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本质联系，但这并不能否认摩尔理论的意义。首先，摩尔十分清楚地指明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之间存在的一种机制性关系。今天，我们知道这一机制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方式与重要性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会彻底否认这一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对各个大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结局进行解释时，摩尔巧妙地引进了许多其他因素，并且能把理论分析置于历史大背景下以时间为序很好地组织起来。这样，别人就能从他的分析中获得许多灵感，并清楚地看到他的分析方法的得失，摩尔的工作也因此成为许多重要理论和研究的出发点。与摩尔相比，佩杰的笔触要显得自信得多，但他缺少摩尔的灵气。因此，他的工作虽然轰动一时，却未能像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一样对社会学产生长远的影响。

问题思考

（1）康豪瑟笔下的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是什么？

（2）后人是怎么展开对康豪瑟理论的批判的，这些批判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3）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

（4）摩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5）佩杰的理论与摩尔的理论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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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康豪瑟的《大众社会政治》外，美国这一时期极权主义研究的其他代表作还有：Arendt（1958），Nisbet（1953）和Selznick（1960）。

[2] 还比如，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比，传统西方社会中女性的地位要高得多。按照社会分层原理，我们可能认为西方的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要比中国和谐一些。但事实正好相反。从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希腊社会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相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和谐的性别间关系。根据周的研究（Zhou 2004），这两个文化中对性别关系的不同描述具有一定历史基础。这是因为，古希腊女性地位虽然较高，但希腊社会的家庭整合力却较弱，女性被推到社会上与男性对抗；而在儒家文化下，中国家庭的整合力要强很多，中国的传统女性虽然在夫权体制下很受压迫，但中国的夫权社会却给予女性在夫权家庭中的位置，即中国女性的地位可以通过当儿子的妈妈、当媳妇的婆婆和死后当夫权家庭中的祖宗来实现。这样，虽然传统中国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从分层角度看差别（转下页注）

[3] （接上页注①）很大，但由于中国家庭把女人纳入了夫权家庭，两性矛盾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这种传统的两性关系甚至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相比，中国目前的女权主义者大多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派女权主义，西方盛行的极端女权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甚至在将来的中国，可能都不会有像在西方社会中那么大的市场。

[4] 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在许多其他文献中看到，如Flacks （1994）。

[5] 其实也不尽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就是因为得到工人的支持而通过选举上台的。

[6] 显然，在摩尔眼中，民主体制首先是中性的，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均是法西斯的话，那么选出来的总统只能是法西斯分子，而国家也只会走向法西斯；其次是保守的，比如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家为了多拿选票，往往会向传统势力伸出手，结果巩固了原有社会结构。

第六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上）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将着重探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及其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影响。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可以说是目前社会学中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视角，这就是我将用两章的篇幅来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所有现代社会运动都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三个近代历史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为了厘清国家的结构和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影响，首先要知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民族国家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关系。

民族国家和社会运动

现代民族国家在15～18世纪发端于欧洲（Breuilly 1993；Gellner 1983，1997；Gorski 2003；Hobsbawm 1990；Smith 1998；Tilly 1992）。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至少呈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原来属于贵族和地方势力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在民族国家形成前，欧洲的贵族拥有私人武装，并有着税收、立法、司法，甚至铸币等权力。在民族国家形成后，地方贵族就丧失了这些权力。甚至，在民族国家形成后，许多以前属于个人的权力也逐渐收归国家。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从出生、结婚到死亡等许多事情都不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而是属于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后，出生需要出生证，结婚需要结婚证，连家庭成员的死亡也要由国家发死亡证明来认可。在传统社会中，为亲友报仇往往会被看做义举；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这是典型的犯罪，也就是说，个人、家庭甚至是一个村落和部落已不允许持有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在传统国家中一个人工作或不工作，能否生存下去是自己或所在家庭和部族的事情，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需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险等问题上承担起很大的责任。

（2）在民族国家形成前，绝大多数国家只有相互重叠的影响区域而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都想建立自己认为合理的边界甚至是势力范围。因此，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相伴而来的是军事扩张和频繁的战争。民族国家是战争的产物，同时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Tilly 1992）。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副产物。

（3）民族国家形成的要素之一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前现代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的，有的只是对各类权威的忠诚和更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比如在古代中国，只要你认同中国文化，你就会逐渐被视为华夏人。但在现代民族的建构过程中，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传统认同感的基础上为我们建立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且把这一概念往历史延伸，把岳飞、文天祥等忠君节义之士塑造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者。

（4）为了更有效地对内控制人民、对外进行战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第四个趋势是官僚体制和常规军队的建立（Howard 1976；Mann 1988；Tilly 1992）。在这一点上，你可能认为中华帝国离民族国家仅咫尺之遥了。因为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中国有官僚体制，有常规军队，有对百姓较强的控制，并在精英层面有相当强的以孔孟哲学和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感。如果说民族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两大趋势，并且民族国家的构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就已经相当发达。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要容易得多的原因。与中国古代国家强盛这一特点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是一种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显然，如果国家力量很弱的话，农民用不着发动大规模起义去反对这个国家。

（5）一个民族国家要使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人民都接受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要负担起越来越多的在传统国家中由个人、家庭和村落（或部落）负责的事情，要组织现代军队并让军人懂得在为谁和为什么而打仗，还要通过税收扩充国库。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管理能力，或者增强如曼恩所说的国家“渗透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Mann 1986）。因此，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来的是各类现代基础设施的建立，包括公共教育（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把整个民族在语言上和认同感上统一起来）、现代交通（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空间上的凝聚力）、现代通讯（使国家政令畅通），等等。

以上这些趋势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及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传统国家中，地方事务由家庭、村落和部落的首领或贵族自行管理，因此社会矛盾往往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多样化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地方性的暴乱和骚乱时或有之，但全国性的大范围的社会运动、动乱和革命则几乎不可能。在传统国家中，中国可能是唯一频繁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国家。这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中国的官僚制农业帝国是世界上对社会渗透力比较强、管得也比较宽的一种国家形态。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官僚制农业帝国形成之初的秦朝，而不是发生于封建制下的先秦，绝非偶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逐渐吸收甚至是剥夺了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国家既然接管了这些事务，就得为它在这些事情上所做出的政绩和败绩负责，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化运动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副产品。在国家力量微弱时，“天高皇帝远”，人们关心的是当地的公正和秩序，而不可能是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而现在，国家权力大大加强了，怎么控制国家权力，并把国家性质往有利于自己群体的方向加以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对于数量大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来说，争取民主就成为争取权力的一条途径。在国家力量加强后，为了保护或扩展自身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有些社会群体会利用甚至迫使国家来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和法律，通过国家力量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改造，甚至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被认为有利于自己的新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针对国家的。目前西方有些社会运动，其直接目标尽管看起来只是为了改变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或行为方式（如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等），事实上也是或多或少针对国家的。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通过立法等手段来保护某些群体的利益，或树立和推广某些价值。因此，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者是要整体或部分地改变国家性质，或者是要寻求国家的保护，或者是想借用国家权力来扩展某个群体的利益。它们都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当然，有些现代社会运动其本意是非政治性的，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就是一例。但是，国家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从来就不是旁观者，国家处理这些社会运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些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下一章讨论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我还会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其次，民族国家在交通和通讯能力上的发展还为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社会运动提供了便利，因为这些工具一旦建成，马上就能为社会运动所用。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铁路和电报其最初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打仗，其次才是为了发展经济（Howard 1976）。但是，在五四运动中，正是电报把巴黎和会的消息迅速传回北京，并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还利用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铁路进行串联，把五四运动的消息迅速散播到各大主要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天津。串联不仅给五四运动带来了胜利，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它还逐渐发展为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中的一个关键剧目（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串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性）。出于经济需要，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发展计算机网络。但计算机网络一旦形成，马上也会给社会运动动员提供便利。比如前几年北大一位女生在回昌平校区时遇害，北大学生马上向校方提出抗议，要求校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学生安全。他们还通过因特网把这一事件向全世界北大校友传播，形成了中国第一次网上和网下并起的抗议活动。

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现代学校、大城市、符号性建筑和空间。这些因素也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创造有利环境。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建立的一个关键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既要传播西方文化以推进经济发展，又要鼓励学生认同本土文化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民族情感。但这两项任务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对西方文明，学生往往会把本国经济的落后归因于本国文化的落后、政府的腐败和制度的不合理。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往往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温床（Lipset 1967；Wickham-Crowley 1992）。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和建国后一般都会建立一些广场或其他符号性建筑，以纪念甚至是神化它们的民族性或革命传统。这些广场和符号性建筑都有可能被以后的社会运动利用。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在中国政治上如此敏感的原因。上海市政府前几年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改造成绿地。我不知道上海市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但这一空间格局的改变肯定会使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上海失去一个大型的中心舞台（见第十一章关于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讨论）。

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许多大型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传统国家很少管也很少能管大量的地方事务。因此，在传统国家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性矛盾，人们很难对社会问题形成统一的看法。现代国家把许多原来属于地方的权力接管过来，不同地方的社会矛盾因此变得相近，再加上通讯手段和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就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揽子方案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大规模世俗意识形态也因此产生。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运动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身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较之于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要弱得多。为了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发展中国家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国家建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会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积极的角色（Evans 1995；Gershenkron 1952；Haggard 1990；Migdal 1994；Wade 1990；Zhao and Hall 1994）。从后果上说，后发展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速变化。特别是，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政府的许多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广泛的非正义感。因此，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涂尔干传统的理论家们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Huntington 1968；Johnson 1982）。

国家对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性还随国家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别。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并不能保证每次选出的政府一定是好政府；但在一个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选举之上，政府的危机可以通过民意的变化和政府换届来解决，反对势力因此很难从政体的角度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有力的挑战。由于政府的危机难以转化为政体危机，这种政体中的政治家就比较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和声音的多元化，不用担心社会成员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和社会对政府甚至是政府首脑的直接批评。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分析的，正是这种多元化和组织化的表达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从而避免了革命性运动的发生和成功。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体仍属于威权政体。这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往往建立在政绩表现上（包括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政府就不需要讲政绩，而是说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政绩不是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旦当选，由于有选票本身给予的合法性，他们可以把作为选举诺言的政绩保证至少是部分地抛在脑后。老百姓如果追究，他最多在下一次大选中下台，但是新上台的领导人不会也不可能去全部兑现前任或者是自己的选举诺言。如此反复选举后，老百姓可能会对民主选举部分地感到失望，但由于百姓内部认同感的高度分割以及选举给予他们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其失望往往会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更为成熟的看法而不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就没有这么轻松了。由于没有选举合法性作为挡箭牌，他们必须处处表现得既是道德上的表率，又是捍卫民族利益的旗手和经济发展的保证。各方面表现越佳，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越高；反之，表现越差，政权的合法性就越是受到质疑。因此，像官员腐败、经济发展缓慢等这些在任何社会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独独在威权国家中经常会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原因在于，威权国家的本质把合法性问题政治化了。

如果把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作为国家性质连续谱的两个极端（连续谱的两端都只是理想类型）来考察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极权国家中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针对国家的，而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社会”则往往会成为社会运动的目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极权型或威权型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对社会运动的作用要比在民主社会中大得多。极权国家控制着社会上的一切，因此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变得政治化。相应地，极权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都会针对国家。比如，在传统欧洲社会，粮食暴动虽然很常见，但往往都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但在路易十四以后的法国，随着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法国的旧制度把许多原来属于地方贵族管理的事情逐渐接管过来，结果在法国革命时，法国农民高喊着“面包”、“面包”加入了革命，也就是说，连农民的粮食保障都成了政治问题（Mann 1993：ch.6）。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由于国家承担着人民就业的全部责任，所以工作保障就是政治问题。改革之初，中国曾刮起一股知识青年返城风，当时国家如果阻止知青返城，他们就会示威、绝食甚至集体逃亡。即使在返城后，国家还得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以保证社会安定。而在90年代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后，工作保障越来越与个人所在公司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就业问题也就逐渐变成一个经济问题。

相反，在民主一端，国家只是一个“裁判”，游戏规则是由各个组织通过竞争来制定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几乎置身事外了，而“社会”则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目标。目前西方国家虽然并不是这种理论状态下的民主社会，但其民主体制还是导致社会运动目标的非国家化倾向。比如西方的同性恋运动，尽管同性恋者常常试图通过影响国家来增进国家对自己的保护，以及争取他们想要的一些权利，但这些运动主要还是针对市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而不是向国家发起挑战。

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起，它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运动一旦兴起，国家就得着手处理，但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的社会运动时会有着不同的方式；即使是同一种处理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的反应也会完全不同。我曾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目睹过一场有数千名华人学生和华侨参加的游行。当时，一些学生嫌喊口号不过瘾，于是就带领其他人开始冲击大使馆。使馆前仅有三四个加拿大警察，他们在使馆和游行队伍之间来回走动，使示威者和使馆保持一定距离。每当学生冲向使馆，警察就向学生走来并举手示意，表示不行。一些胆小的学生见状犹豫着退回，最后那些领头的学生见势单力孤也只得退回。这样来回三四次之后，那些领头的学生也泄了气，于是游行就散了。这个手势的效果当时让我非常惊讶。我当时想，如果同样的示威发生在中国的话，这些学生与警察之间能否形成同样的互动？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同样的中国人为什么在不同环境中行动会有如此不同呢？我的解释是，国家在这种场合下的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法律本身的严肃性的认同。在加拿大，每一个华人和华侨都很明白，虽然他们的示威游行是合法登记了的，但一旦不听警察劝阻强行闯入使馆，他们的行动马上就会被视为非法，大量警察会随即赶到，而且他们被捕这一事件本身并不会得到社会的同情——因为社会上没有人会觉得警察的做法过分。因此，即使是警察简单的手势，也会让激烈的游行者知难而退。但在中国，由于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造反有理”的精神，官员和百姓往往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失去了严肃性，警察作为执法者也就无法通过手势向示威人群传递清晰的法律信息。如果上面那件事发生在中国，不要说警察举手示意，就是大量警察来临，示威者也不见得会服气。如果警察开始抓人打人，群众不但不会觉得警察这样做是在维护法律秩序，反而会觉得警察是在“滥法”施暴而会变得更加激愤，游行示威可能会因此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

总之，不同的国家在处理同样的社会运动时有着不同的方式；对于同一种处理方式，不同国家中社会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有的国家，一场开始本来是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也有可能被激化并导致革命性的结局；而在另一些国家，革命性的运动却有可能被国家逐渐制度化，最后导致改良性的结局。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的讨论将会表明，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行为以及国家把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性质紧密相关的。

国家中心视角的兴起

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学界一般把国家中心理论的起源追溯至托克维尔。与勒庞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并无好感，但他并没有把革命后所产生的乱象归咎于“暴民”，而是从法国国家性质的转变来探讨革命的起源。这就使他的思想在保守中有进步之处，因而具有很强的张力和生命力。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ocqueville 1955）一书包含着很多深刻的思想。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正常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有三层。在传统的法国，这一结构是：国家—贵族—平民。三层结构中的中间层，即贵族，对社会稳定尤为重要。贵族自然是靠对当地平民进行税收而生存，但贵族在对平民进行税收的同时也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和法律，照顾一个地方的整体利益，并担当起铺路、修桥等地方性公益活动。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这些功能为他们的特权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种体制下，自然也会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和抗争。但是，既然是地方贵族掌管着地方事务，那么人们有所不满只会去找某个贵族算账，针对国王的全国性革命绝无可能。

托克维尔把法国革命的根源归于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通过集权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在国家得到强化后，贵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但他们不但保留了原来的种种特权，而且路易十四为了收买贵族还给了他们免税权。这样，贵族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法国的封建制也因此显得十分令人憎恶。由于贵族不用交税，国库的税源减少。为了维持与英国的军事竞争，国家不得不通过出卖贵族头衔以敛财，于是许多成功的生意人趁机买了贵族头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逃避今后的税收。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减少了税源并造成了一帮只享受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人员，整个法国社会因此变得非常腐败。贵族丧失权力后，平民被原子化，其社会和生活开始受到国家力量的直接影响。与此相应，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转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有怨恨找国家，有问题找国家，连面包都是向国王要，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

路易十四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努力不但改变了贵族和平民，也改变了知识分子。按照托克维尔的看法，路易十四集权后法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迫使知识分子开始思谋解决良策。但法国知识分子从来不问实际政治，很容易把实际政治理想化。对于种种社会问题，他们不去寻求具体的对策，却从人性、平等、社会契约等抽象概念上寻找根本解决途径。于是，一个所谓的“启蒙运动”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

从上面的总结中可以看出，我在第二章提到的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个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全有了。在这里，“变迁”就是国家权力的强化，权力强化后造成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结构”是国家强化后所形成的国家与民众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话语”则是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所制造的意识形态。但是，托克维尔把解释法国革命起源的出发点放在国家，正是由于路易十四时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才造成了社会的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反叛性意识形态的形成。因此，托克维尔的分析方法被后人称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从这种分析方法出发，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前景十分不乐观。他认为，法国革命虽然高叫民主，但法国国家却只会走向专制和集权，因为一个有效的民主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中间层（Tocqueville 1955）。

虽然托克维尔可以说是国家理论的初创者，但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国家理论却主要盛行在德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德国在欧洲列强中算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我在前面讲过，越是后发展国家，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后发展国家往往有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社会结构。除了革命能摧毁传统社会结构之外，只有国家才有力量对社会加以改造。后发展国家因受到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其发展空间要小得多。只有一个进取有为的国家才能带领一个民族克服这些困难。因此，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德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推崇国家和国家权力，就和当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样。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德国学者，要么忠心耿耿，要么客观上支持了法西斯，并为法西斯在德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

不难理解，随着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法西斯的倒台，整个国家理论也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仅仅是保证社会竞争能够公平进行的裁判（自由主义），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即使运用托克维尔的理论，也会像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一样，把国家从研究视角中拿走，只强调社会中层组织的功能。

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个中原因有二：其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一方面能把内部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保护本国或地区的新兴工业，使之在成熟前免于被国际市场压垮（Amsden 1989；Deyo 1987；Haggard 1990；Wade 1990）。为了界定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担起这样的任务，学者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和“约束性自主”（bounded autonomy）等概念（Evens 1995；Zhao and Hall 1994）。

艾文思提出的所谓“嵌入性自主”（Evens 1995）概念，强调的是一个有效的能深入社会的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笔者和豪所提出的“约束性自主”（Zhao and Hall 1994）概念则不止于强调行之有效的国家权力，而是认为，只有当高效的国家权力得到来自社会或其他方面力量的有力制约时，一个国家的政策才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经济才有可能持续腾飞。在此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学界存在的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之间的争端，笔者进一步提出了“防御性政体”（defensive regime）的概念（Zhao 1994），指出，一个防御性政体，即一个一方面受到国内外种种压力，另一方面又能顶住这些压力，并在这些压力下不得不通过执政绩效以换取执政空间的政府，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社会革命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发表了《国家和社会革命》（Skocpol 1979）一书。在书中，斯考契波把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所暗含的国家理论显露了出来，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像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为社会提供法律与秩序的裁判，国家集团有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目标。国家精英集团在为稳定自己的权力而斗争的同时往往能够超越阶级利益。这个精英集团同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的冲突和联盟以及他们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均对一个国家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在此书中，斯考契波第一次提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必须把国家当成一个独立的结构来看待。

斯考契波及其革命理论

斯考契波的目的是想找出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背后的共同点。其理论的第一个要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一个国家国内市场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仍处在传统经济下，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就会把该国的传统经济摧毁，因此会造就一批容易被动员起来走向革命的农民。斯考契波理论的第二个要点是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需求。在她的理论中，一个国家打了败仗会对革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败仗不仅会引发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危机（Collins 1986，1999），而且一个国家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增加税收。但是，许多传统国家的地主或地方精英的势力很强大，他们要么可能抗拒国家的加税努力，要么在帮助国家收税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因此，吃了败仗后想增税的国家往往会与地方精英发生冲突，并激起或扩大普通老百姓的怨恨和反抗。但是，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革命还要看第三个条件是否存在。这也是其理论的第三个要点：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组织形式，即地主和农民以生产方式为中心所建立的关系。一个国家农民的组织力量越强大，且其组织相对于其他阶层的组织越独立，那么，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发生革命。根据斯考契波的看法，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之所以一次即告成功，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农民有较强且相对独立于其他阶层的组织；而在中国，由于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弱，其革命从辛亥革命起步，一直等到知识分子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并把这种组织模式输入到农民革命中，才获得成功。不难发现，斯考契波理论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点是从摩尔那里来的，而她关于国际战争胜负与国内政治关系的分析则是她在摩尔理论基础上的发展。

斯考契波的书不但在经验描述上比较肤浅，就是在理论上也有很多毛病。她机械地认为，革命仅仅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并提出了“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造就的”（Revolution comes，not made）这一极其幼稚的理论信条。作为一个极端的结构主义者，她认为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均起不到多大作用。而事实上，革命既是到来的，也是造就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均很重要。社会结构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曾评价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几十年（邓小平 1992：345）。这话并不是言过其实。

和摩尔一样，斯考契波用的是比较历史社会学方法，但她对比较方法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她认为，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在方法论上就相当于做多元回归，因此它在方法论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引入的自变量数不能超过所比较案例数，否则就会出现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问题（这就像要解一个有两个变量组成的方程，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由两个独立的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斯考契波对社会学比较方法的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更成问题的是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在她的影响下目前还坚持着这一观点。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斯考契波对历史社会学方法理解的误区所在。人们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引入自变量时往往会提出一些理论依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向读者显示他们是在做分析型的（analytic）而不是探索型的（explorative）的工作。[1]但是，回归方法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探索型的，因为不管在回归分析中引入什么变量，计算机总会给你一个结果。正是因为统计方法的这种性质，自由度问题，即自变量数不能超过所比较案例的总数，才成了关键。但是，社会学家在做比较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个理论模型（如摩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模型和斯考契波自己的国家中心模型），以及与这个理论模型相关的一套社会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学的比较是分析型而不是探索型的。用数学方法来类比，如果我们把在做社会学比较之前已有的理论模型比作一个偏微分方程（即自变量数目多于1的微分方程），那么一个具体的社会学比较就是在解这个微分方程在给定初始条件下的特解。我们知道，一个偏微分方程会有通解、特解、混乱解和平衡解，等等，但它不存在自由度这一问题（或者说，一个具有多个自变量的微分方程在理论上仍然是可解的）。总之，社会学比较都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比较，这种比较只存在理论上的对错、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是否相符等问题，而不存在自变量数量限制的问题。

斯考契波还认为，社会学比较方法的逻辑基础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所建立的比较逻辑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用下面两个图表来表示。

（1）分析不同案例出现相同结果成因的逻辑基础：

（2）分析不同案例中不同结果成因的逻辑基础：

第一个表假设有三个案例。三个案例之间有许多次要性条件的不同，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当然也可以是数个）关键性的相似条件（x），并由此导致相同的结果（y）。第二个表设有两个案例，它们之间有许多非关键性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在一个（也可以是数个）关键性的条件上有所不同（x和 非x），并由此导致不同的结果（y和 非y）。穆勒的这种比较逻辑是对自然科学比较方法的总结。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一些简单社会现象的分析，但是，这种比较方法是横向的、没有时间维度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一逻辑来做比较史学研究的话，一些与时间相关的重要历史性机制和因素，比如路径依赖、自证预言、意外事故和经验积累，等等，就被抹煞了。因此，凡是有意识地按照这一逻辑做比较历史分析的学者，包括斯考契波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机械，其理论分析也往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比如在斯考契波的书中，她甚至会用清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去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一些对历史更为无知的学者甚至常常会把历史事件在时间上倒错，把一堆本来关系不大的事件硬凑成一个在叙事逻辑上勉强说得过去的故事。

在上面两个表中，表（1）的比较形式有时被称为相似案例比较，而表（2）的比较形式则被称为相异案例比较。斯考契波在她的书中强调，相异案例比较从逻辑上说要优于相似案例比较，或者说相异案例比较要比相似案例比较更有效。她的这一观点是对的。与相似案例比较相比，相异案例比较方法所解释的因变量的变异度要大一些。假设有两个理论A和B，A能解释X但是不能解释Y，而B既能解释X又能解释Y，显然，理论B就要优于理论A。这时如果有第三个理论C，不但能解释X和Y，而且能解释Z，那么理论C就是这三个理论中最好的一个。就上面的两个表来说，通过表（1）的比较方法所得出的解释往往是理论A，而通过表（2）的比较方法所得出的解释则至少是理论B。

古希腊科学传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科学就是解释变异，所谓好的理论就是一个能够解释更多变异的理论。现代自然科学家一般是按照这一逻辑来做学问的，社会科学中坚定的实证主义者也一般会按照这一逻辑来做研究。但西方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训练大多不扎实，并且其中许多人在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价值倾向，因此，在读他们的文章和书籍时，你往往会发现他们要么是在用一个很复杂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极其简单的现象，要么是用一个较为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一个简单现象。这类著作不仅读起来缺少美感，而且其他学者也很容易建立一个对其进行批判的替代理论。这种做学问的方法使许多旧理论在纷繁芜杂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下不断低水平重复。它为年轻学者扬名立业获取终身教职提供了方便，但对学科的发展却无甚好处。当然，我的上述言论并不意味着我提倡社会科学研究应回归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即认为社会学和物理学一样，不但能够定量表述，而且能够建立一种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系统性解释的范式）。我所提倡的最多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即把科学方法看做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但与其他认知方式比较仍然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因此，我倾向于以科学方法为中坚，辅以解读和历史方法，并在哲学思辨的指导下，对社会现象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旨趣。

由于斯考契波著作所存在的种种缺点，她在书中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不为大多数区域研究专家所重视。她所提出的理论也一直受到批判（如 Goldstone 2001；McDaniel 1988，1991；Sewell 1985）。但是，在她的书中，斯考契波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既不是简单的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仅仅是保证社会竞争能公平进行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自己的利益，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研究中涌现的国家理论和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斯考契波的著作也在国家理论的上升过程中获得了牢固地位。故事不正确但理论意义鲜明是大多数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特色，也是他们的工作不能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和革命理论的发展

斯考契波的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走红，此后她在别人对她的批判和她对别人的反驳中逐渐修正和发展了国家中心理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学生古德文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研究（Goodwin and Skocpol 1989；Goodwin 2001）。古德文的《别无他途》一书主要是解释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Goodwin 2001）。以南亚为例，古德文发现南亚的革命运动具有以下变异：越南革命成功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有很强的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却没成功；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其他三个国家就弱了许多。对此，古德文的解释如下：造成南亚不同地区革命强弱和成败的第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在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日本侵占该地区后与殖民地的原有精英相勾结。相应地，这些地区“二战”时都产生了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尼，由于在日本入侵前即已有较强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日本人就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应地，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就比较弱。

但是，日本的统治方式仅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规模，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取决于西方殖民者对该国的统治方式，其中的关键是英国或美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还是法国的直接统治。法国在其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殖民当局对当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进行了严厉镇压，并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这种统治方式促进了越南反法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间接统治方式（即在殖民地办学校、建立法制、培育当地中下级官僚、推行自治）笼络了当地精英，阻止了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古德文对中小国家革命运动发展的解释显然要比佩杰的生产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在考虑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绝不能忘记地缘政治这一因素。其实，从地图上就可以一目了然，越南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背靠中国，有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直接支持。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远离中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大下降。

古德文和斯考契波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性的一般理论（Goodwin and Skocpol 1989）。其理论可以用图6-1来表示。图6-1中有三个坐标轴，分别为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对社会的渗透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高，这个国家就最不可能产生革命。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都很低，那么这个国家就最有可能产生革命。[2]该理论有一定道理。的确，即使抛开国家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这一点不谈，高度的官僚化和强大的社会渗透力就等于一个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能被国家高度控制的社会还能产生革命。但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在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下相继崩溃，这一事实显然违背了他们的理论预测。东欧国家官僚化程度都相当高，并对社会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共产党及其群众组织也把许多社会精英和种种势力吸附在政府周围。根据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理论，这些国家的政治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他们忽视了国家精英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东欧国家发生民主革命并不是因为其官僚化程度和对社会的渗透力降低了，而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国际上与以美国为首的美欧集团的国际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国内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政治经济危机重重，而早期的种种改革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以致在逐渐增大的反对声中，东欧共产党领导连自己都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因此，面对反对运动，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力量去动用与其官僚化程度和社会渗透力相当的国家权力来压制民主化运动。换言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政权的放弃才是东欧民主革命成功的关键。

图6-1 国家性质与一个国家中发生革命的可能性

寡头政体现代化和革命

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如Collins 1993；Farhi 1990；Foran 1997；McDaniel 1988，1991；Wickham-Crowley 1992）。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迈克丹尼尔对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研究（McDaniel 1991）。迈克丹尼尔虽然研究的是寡头政体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它对于我们思考怎样才能在一个由威权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还是不无启迪的。迈克丹尼尔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McDaniel 1991）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他的比较方法在逻辑上属于前面提到的相似案例比较法。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比较脆弱的。依循相似案例比较方法的逻辑，迈克丹尼尔在书中首先列出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资源方面的种种不同，然后强调这些不同都不是关键性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迈克丹尼尔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其关键是这两个国家在国家性质上都属于寡头政体并且革命前都正在进行由寡头政体国家领导的现代化。迈氏的书力图表明，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由于种种因素，无论其现代化过程本身成功与否，都很容易导致革命。我下面对他的分析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

迈克丹尼尔首先定义什么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一个寡头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政体，该寡头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传统或出于神授。与君主立宪制不同，寡头政体的执政基础不是法律而是寡头的个人领导能力；与现代威权政体不同，寡头政体下的寡头一般不信任组织的力量，并经常运用个人意志和权力去违背国家组织的种种决策。迈克丹尼尔认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都属于这种政体。同为寡头政体，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而伊朗是伊斯兰国家。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打击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传统的宗法势力和部落势力，东正教也不例外。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本来就是把基督教精神用中东的部落社会文化加以改造后形成的一个宗教。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国家力量一般都比较弱，而部落势力则很强，但伊朗又属于伊斯兰国家中的什叶派。什叶派与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有很多不同，总体来说，和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对世俗权威更不尊重，是一个反叛性较强的教派。

其次，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有很多石油，而沙皇时代的俄国却无石油资源可资利用。因此，与沙俄相比，伊朗政府可以直接用石油利润来搞现代化，而无须与社会建立较深的关联。

再次，由于文化和资源的不同，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现代化政策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由于俄国有较强的国家传统，沙俄政权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打击地方贵族势力，并扮演一个超越地方和阶级利益的传统性权威角色，沙俄的现代化过程也因此而缺少清晰的意识形态或蓝图。与沙俄相比，伊朗的国家势力一方面要微弱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有石油资源的支持而能够脱离地方势力的利益自行其是。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伊朗国家一方面搬出公元七世纪前伊朗的帝国传统，另一方面把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伊朗又运用其石油资源在国内进行了比沙俄更为积极的现代化。

根据迈克丹尼尔的分析，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寡头政体的政府也遇到越来越大的体制性社会矛盾，并最终不得不面对革命。对此，迈克丹尼尔的解释至少包含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在寡头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寡头政体下的政府一般都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授的基础上。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相对静止，也就是社会状态基本维持不变，而现代化肯定会加速社会变化。在此过程中，传统势必大大削弱，寡头赖以掌权的神秘性也会逐渐丧失殆尽。在寡头政体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守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景象，而激进的人却认为传统（包括寡头政体本身）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因此传统和新兴精英会同时对寡头政体型的现代化产生强烈不满。

第二，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任用谁，不任用谁，全凭寡头一人的喜好。所以大家都竞相讨好寡头，于是形成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风气。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入决策中心，而官员间的钩心斗角则会愈演愈烈。在寡头政体下，由于国家政策往往随着寡头的好恶和个性而改变，官僚体制即使存在也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很难达到合理化或者是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政治体制却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景。并且，由于寡头政治不能形成决策理性化，寡头就不得不过分依赖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并给予这些国家机器以很大的权力。这样，警察和军队在平时直接干涉经济造成腐败，而在危机时却可能反戈一击，决定着寡头政体现代化的最后成败。

第三，现代化导致识字率的提高、大学的扩展、城市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这些都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寡头政体由于没有法治或有效的官僚体制，根本就不能处理和消纳这些新型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只要国家治理社会时严格以法律为根据，法律就会成为精英层面上的共识。这并不是说精英层面上的冲突会就此消失，而是说冲突的结果一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得到大多数精英的认可，并可作为精英斗争的一个新的可预期的起点。不但如此，法律还会增加非精英群体对国家行为的预期能力。严肃的法律会向非精英群体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让非精英群体知道他们的什么行为会被镇压，什么行为不会被镇压，从而引导着反对运动的方向。法律有了严肃性之后，即使国家的镇压非常残酷，只要有法律依据，精英群体也不会因此而对国家形成反感。因为精英一般都认为法律可以修改甚至废除，但只要它还有效，依法执行本身并没有错。但在俄国和伊朗的寡头政治下，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处理也是全凭寡头的个人意向。他们有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有时是以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社会运动，有时则是左右摇摆。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给社会下层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又往往因为在道德上处于下风而分化了社会上的精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最终导致从左派、自由派到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都想推翻寡头政治。伊朗革命就是左派、自由派与传统的宗教和商人势力联盟的结果（虽然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遭到宗教势力的镇压）。而在俄国，就像《日瓦戈医生》这部影片里所描述的一样，最后连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革命对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也在革命前夕同情了革命。

第四，在第五章讨论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时，我们曾谈及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和多样性；但在寡头政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寡头政体现代化要么把旧有的精英集团打掉，但却未把新型的社会中层组织建立起来；要么是既没有打破旧体制也未能树立新体制。在俄国，沙皇在19世纪时通过解放农奴等措施削弱了贵族势力，但却没有相应的新型精英势力和中层组织兴起；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中东商人和宗教势力受到冲击，但国家对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却始终保持压制。因此，随着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不是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变得十分松散。寡头政体的现代化过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联系，但新型的组织联系又未能跟上。因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也得不到组织的协调。寡头政体下的寡头往往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他平时不希望人们组织起来，一旦社会动乱来临，连谈判都找不到对象。在寡头政体下的社会运动由于缺乏组织，一般是在一定政治机会下一哄而起。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缺乏威信，缺乏现实感，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他们很难成为可寻求妥协的对手，这样的运动势必走向极端。

第五，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走向极端。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并不十分关心国家政治；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破坏，他们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关心。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现实政治的经验，也缺乏对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也没有正常渠道使他们能在对话和争论中趋于成熟，因此知识分子的思维非常容易走向理想化、简单化和绝对化。面对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和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不是逐步改良，甚至不是推翻寡头统治，而是全民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等。知识分子虽然一般最后总是革命的牺牲品，但他们所创造的话语和他们的行动却是革命得以发生和成功的关键。

总之，迈克丹尼尔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的分析中熟练地运用了托克维尔、亨廷顿和康豪瑟等人的书中所揭示的一些社会机制。他告诉我们，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寡头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寡头政体现代化就会导致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在寡头政体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现代化过程都会导致革命性结局。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并不是没有缺陷。比如说，他认为威权国家与寡头国家不同，威权体制一般有一个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制，因此有可能实现决策理性化并把社会各界精英吸收进政体；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威权体制下的政党也比较容易随机应变。这一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只要看看东欧国家、韩国和其他许多威权国家在反对运动中的垮台，迈克丹尼尔的分析就值得商榷了。

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程来看，威权国家现代化不仅比起寡头国家现代化来说有许多优点，就是比起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来说也有许多优点。其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起真正成功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现代化的例子。[3]而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则表明，至少某些威权国家是能成功地担当起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任务的（Zhao 1994；Zhao and Hall 1994）。但威权国家现代化也有自身的问题。就中国而言，目前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在威权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看做威权国家所不能克服的结构性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社会问题不但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很严重，但从学理上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律和官僚制而得到解决。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就本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一议题来说，威权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仍需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问题：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政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并会立即导致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容忍社会对国家最高领导和最高决策的公开批评，社会危机比较难以通过政府重组而得到解决，而种种从政府角度来说是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政策却可能使社会矛盾以更强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常常在大众，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精英心中盘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人能统治国家而另一些人不能。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传统、神授以及精英与国家联盟的基础上。随着现代民智的提高和通讯的便利，权威失去了神秘性魅力，国家权力无法再以传统作为唯一基础。在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民主选举或（和）绩效这三个层面。早在20世纪初，勒庞就曾经预言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极不可靠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承诺的东西太具体，国家一旦不能兑现意识形态承诺，就会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

同样，将国家的合法性置于绩效基础之上的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 （Zhao 2001）。经济的高度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预期，但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之上，经济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马上就会要求国家负责。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表现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这并不是说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应该讲道德，而是说，一旦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表现上，国家领导表现的道貌岸然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他在作秀，而一位领导一旦做出一些在大众眼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贪污），将引发的就不是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危机，从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如何，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是任何国家解决社会动乱的重要手段。但德治国家的百姓往往会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上，将事实正确和道德正确置于程序正确之上。在这样的国家中，法律规则和程序对于处理许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德治国家的百姓不但习惯于从道德上衡量一个政权，并且习惯于用道德话语来挑战政权。此类挑战一旦形成气候，国家的镇压手段即使有法律依据，在大众眼里也会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镇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战争时期，保卫国家显然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要强调国家的防御合法性，政府就必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制造国家危机意识。而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旦被激发出来，就需要实现。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因此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国家朝十分危险的道路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前车之鉴。

总而言之，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置于绩效之上时，它就必须努力兑现一些现实的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西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缺点，但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体与政府分离了，并且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其最终结果都不甚了了的选举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保卫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却不能建立在绩效上。怎么把国家的根本合法性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是任何威权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迈克丹尼尔在书中清楚地指出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对中国来说，虽然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由一个寡头政体在领导，但由于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更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官僚体制和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传统的进一步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也同样遇到了迈克丹尼尔书中所提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社会问题发起了“球籍问题讨论”、“中国文化批判等”，等等；他们的行为与迈克丹尼尔笔下的俄国和伊朗知识分子有很大的相似性。怎样使中国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与时俱进，怎么能在中国逐渐建立起发达的和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怎样能使中国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题思考

（1）什么是民族国家？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产物？

（2）为什么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3）斯考契波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4）在分析寡头政体与革命的关系时，迈克丹尼尔运用了哪些社会学机制，这些机制哪些来自亨廷顿，哪些来自康豪瑟，哪些来自托克维尔？

（5）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根本点建立在绩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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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认为分析型工作的水平比探索型工作要高一些。

[2] 古德文和斯考契波的理论实际上与西方曾经盛行过的极权主义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因为极权主义理论也是根据高度官僚化和强大的社会渗透力来推断极权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固性。

[3] 当然，人们会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开始实行民主时并不富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阻力比较小，社会矛盾也可以部分地通过发展得到缓解。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中占有先机，所以能够通过移民、国际剥削和对外扩张等手段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民主化，从有产阶级投票权、男性投票权，再到全民投票权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

第七章 国家与社会运动（下）

在上一章，我们着重讨论了国家的结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本章，我将就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展开讨论。工人运动曾经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社会运动。通过对该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不同归宿的讨论，我们会加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了解。本章将把重点放在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的讨论上。这样做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我个人认为，曼恩是西方20世纪后期数得上的最为出色的社会学家之一。第二，虽然曼恩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工人运动的学者，但是他的著述融会各家学说，并有很大的独创性，是对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研究的一个发展性总结。

曼恩理论思想概要

曼恩原来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成名后被聘请到美国。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学系。他的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社会权力的来源》（Mann 1986）。该书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他本来的计划是围绕这一题目写三本书，第一本从文明的起源写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第二本从资本主义一直写到当代，第三本将阐述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复杂性的理论性总结。但他的计划显然受到了资料的影响。近代的历史资料越多，研究者也越多，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赢得各路专家的尊重，曼恩不得不把他的书写得越来越面面俱到。因此，他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部比第一部厚一倍，时隔整整七年才完成（Mann 1993），却才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他准备把该书第三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写到当代，然后第四部再写理论。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是法西斯运动和大规模种族清洗的兴起。估计曼恩原来准备用四五个章节来阐述这个问题，但世界上关于法西斯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清洗的资料与研究浩如烟海，曼恩遨游在文献和资料的海洋之中，整整花了12年才相继完成两本关于世界法西斯运动及大规模种族清洗兴起和发展的著作（Mann 2004，2005），所以直到现在他也还没有完成其理论总结部分。

曼恩虽然尚未完成他的理论总结，但其主要思想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前两卷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介绍。以下是我对曼恩思想所做的一个简单总结。曼恩极力反对把社会看成一个进化的系统，虽然他十分强调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运用了大量实际上是属于进化论的概念和术语对各类现象做出解释。曼恩也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由一个个功能子系统构成的整体，虽然他也采用了大量功能主义的术语，并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定义了人类社会形成的一些原动力。曼恩认为，人类有四个最基本的需求，这四个最基本的需求构成了社会权力最基本的四个来源：①人们需要对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的意义做出理解和解释，并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礼仪体系下生活。这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源泉。②人类需要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耗自然资源。这构成了社会经济权力的源泉。③人对地域有天生的占有倾向并需要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领地。这构成了社会军事权力的源泉。④不同人群之间会产生地缘政治性竞争，各人群内部也需要在许多问题上加以集中协调。这构成了社会政治权力的源泉。曼恩认为，人们会在这四个权力源泉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组织，并为控制这些社会组织而斗争。这一点是整个人类历史形成和演变的核心。

曼恩再三强调他理论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系统，那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也不是四个“子系统”，或四个不同的“层次”和“维度”。那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仅仅是人们为达到各种目标而采取的四种不同组织手段。曼恩还强调，虽然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这四个权力源泉，但某个群体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到底运用这四种手段中的哪一种，或到底用这四种手段之间的哪一种组合却没有一定之规，一切依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因此，历史只是一个“有规律的混沌”（patterned mess）。历史的规律性来源于以下两点：①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人们围绕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和控制史。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种社会权力对社会的存在和演变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弄清了某一历史阶段中这四种社会权力的相对稳定的组合方式，我们就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种种社会演变做出分析和解释。比如，曼恩认为，意识形态权力的力量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在18世纪，经济和军事是世界上占有统治地位的力量；而在19世纪，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不断增强，军事力量逐渐被吸纳进国家体制，再加上两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于是政治和经济力量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导。由于曼恩的书尚未写完，我们很难推测他心目中的20世纪图景。但是可以设想，在20世纪早中期，伴随着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和扩张，以及冷战的形成，意识形态权力的力量在一段时间内重新成了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而在20世纪后期，随着跨国公司和其他各类跨国经济力量的形成，特别是苏联集团的垮台，经济权力又呈现上升之势。因此，从曼恩的理论角度来看，现在的种种所谓“全球化理论”和“国家衰亡理论”，充其量是对社会的四大权力在特定时期重新组合的一个片面观察。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在20世纪后期呈现上升趋势，而政治（即国家）权力则受到正在上升的经济权力的冲击，但国家是绝不会消亡的，虽然国家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会有很大改变。

曼恩在承认历史规律的同时更强调历史是一个“混沌”。历史的混沌性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上述四个社会权力源泉都是“不纯”的，相互之间存在交织、难以分解的关系。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表现形式，但国家有军事性，国家有时还掌管经济事务（福利国家和国有企业），并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如社会主义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等等）。又比如，宗教组织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占有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它们参与战争，它们的政治权力在很多场合下都超过当时的封建国家。曼恩特别强调，这四个社会权力源泉的不纯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关系，与传统数学意义上的“交互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数学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把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除去，从而得到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新变量。但是，这四种社会权力之间的交互作用犹如两个或多个易变形的台球在桌上相撞，相撞之后，不但每个球的外在轨迹变了，而且形状和内在性质也变了。法国大革命对于所有其他欧洲的旧政权来说都具有警钟性的意义，此后各国当权者不但更加审慎地行事，而且主动进行种种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性质，从而避免了革命在欧洲的蔓延。同样，在大萧条压力下产生的福利国家也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其程度大大超过了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的想象。还有，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奇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促使其主动进行自我变革。这些改革使中国国家目前更类似于韩国的官僚—威权型政体，而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政体。[1]在曼恩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四种社会权力源泉的不纯性和交织性导致社会权力行动者（power actors）的不纯性。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当代几个最主要的社会权力行动者（如阶级和民族）也是非常不纯的。比如阶级意识，它就受到民族意识的限制。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非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反而站在本国政府一边积极投入战斗的原因。又比如，工人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也会受到蓝领/白领，以及行业和工种等因素的阻碍。我们很难想象美国微软公司的一个高级白领会觉得自己与一个麦当劳快餐店的工人属于同一阶级。在下一节，我们将会分析这种阶级的不纯性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第三，人们在完成一项任务或使命之前会进行计划和安排。但是计划会有“错误”，执行计划时会发生“意外”，计划中没有考虑进来的因素会导致“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s）。事物发展很少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历史的混沌性还来源于社会权力行动者的“计算错误”、“意外”和“非意图性后果”等许多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一旦形成，就会对四个社会权力源泉的性质造成反馈，这更增加了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

曼恩否定了任何形式的非历史性的社会学理论——即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并且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一个或数个固定不变的“变量”和“因子”决定的。历史的发展在于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外在关系的变化、内在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曼恩又承认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即这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的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组合方式，一旦了解了这种组合方式，就能够对那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做出分析和解释。比如，曼恩在分析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时，主要依靠的就是国家（即政治）和经济这两大权力源泉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军事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权力源泉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曼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政治和经济权力是19世纪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把握四个社会权力源泉之间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相对稳定性，并同时照顾到历史的混沌性，曼恩创造性地使用了化学中的“多态结晶”（polymorph crystallization）概念。许多溶质在一定条件下能形成晶体，但由于结晶时许多细微条件的差异，同样的溶质在结晶时所形成的晶体具有多样性，这就是多态结晶。曼恩把四个社会权力源泉在相互作用下达到的相对稳定状态类比为溶质的多态结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曼恩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比较接近，但在表述上，曼恩的理论比韦伯的理论要精确得多。与韦伯的历史观最大的不同是，曼恩的理论强调了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曼恩的一大贡献。曼恩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分析中看出，他对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 和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肯定是持保留意见的。在这类理论中，社会结构成了人们瞬时行动的产物，这就使社会结构一方面处于始终的变化中，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变化中得到质性的突变和达到相对稳定的结晶态，分析性的社会学因此失去了任何可能性和合法性。这就是吉登斯根本就不会做实证工作，而布迪厄只会做解构性的解读和创造“以太”式概念的原因。[2]布迪厄刚刚完成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实证研究回到法国后不久，阿尔及利亚就发生了革命。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显然不能解释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政治质变。

曼恩的理论也有其弱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面对曾经在美国盛行一时的种种功能主义理论、进化理论和系统理论时，曼恩彻底否定了社会所具有的功能性和系统性的一面。这为他建立理论和进行经验分析造成了一定困难。比如，虽然社会权力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有该权力的社会功能的支持，但是社会权力具有功能性的起源——这就是曼恩在定义其四大社会权力源泉时不得不采用功能性定义的原因，并且任何主要社会权力如果失去其社会功能都很难长时间维持和再生，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其实，分析型社会学研究始终在彻底否定历史规律的历史学与以寻求大社会理论为目标的各类系统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各个平衡点中，分析型社会学家一般能接受的底线是所谓的“中层理论”或者说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解释方法。仅仅瞄准社会机制的解释方法有很多缺陷，这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会有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机制之所以存在和随处可见就是因为社会尚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没有一个具体的社会机制能像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定理那样概括所有的经典物理学现象，这说明社会的系统性是很不完善和十分有限的。其实，在其书中的实证部分，曼恩经常有意和无意地运用了许多公认的社会机制，但是他的理论框架又不容许他承认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外，在曼恩的书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权力组织来实现的。这种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组织性力量的方法，比起传统的解读性的文化分析方法有许多长处，但它同时也使曼恩不知道怎么处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内容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在书中的经验分析部分，曼恩往往只能空洞地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的重要性，在具体分析中则采取了回避态度。

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从整体上来说，曼恩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均将社会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希望21世纪社会学在寻找其思想源泉时，能把曼恩的作品推崇为典范（canonizing）。下面，我将通过曼恩对西方工人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来展示其风采之一二。

国家在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所有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学者在构造其理论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的预测作为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在人数上会增多，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越来越趋同。并且，不同国家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工人，不管是中国的工人还是美国的工人，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工人，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

但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却显示，西方工人不但没有形成跨越民族的统一认同感，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人运动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美国没有工人政党，没有大工业工会，工人基本上没有阶级意识；而英国和加拿大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工人也有一定的工人阶级意识，但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走的是议会道路，其目标也仅仅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对工人利益在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能左右意大利政局的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政治家曾预测德国将继俄国之后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至于俄国，工人不但有自己的政党，而且发动革命推翻了沙俄政权。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反而呈现很大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进行开创性工作的是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8）。通过对英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汤普森提出了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主义观点，即工人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工人组成的，其阶级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汤普森之后，工人阶级意识是建构的这一观点逐渐成了一个共识，汤普森以后的所有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工作都是在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框架下进行的（如 Aminzade 1993；Biernacki 1995；Calhoun 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Koo 2001；Lipset 1983；Perry 1993）。曼恩对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也属于这种建构主义传统。但与别的学者不同，曼恩及其他一些学者更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如 Katznelson 1985；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Mann 1993：ch. 15～18；Marks 1989）。

曼恩认为，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的特性主要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1880～1914）期间。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国，当时，工厂与家庭作坊和手工业并存，工厂也往往设在村庄周围，妇女、儿童与男性家长一起上班工作。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也产生了以宪章运动为中心的工人运动。但从总体上说，那时许多工人都出身手工艺者和农民，工人运动的行动基础并不主要是工人阶级意识，而是传统社会中以邻里、亲属和朋友为中心的传统人际网络关系（Thompson 1968）。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借来的语言（borrowed language），用以为他们失去的过去而抗议和奋斗（Calhoun 1983）。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以大工厂和大机器为中心的制造业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地主、商人和工厂主逐渐靠拢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以成年男性为主的工人阶级开始呈现，女人和小孩丧失了劳动权，走出工厂，回到家庭；大型工业城市（如里昂、米兰等）开始涌现，并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居住区和工人阶级组织。以大生产为目标的工厂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罢工、示威、请愿和暴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的范围从英国扩展到整个西方国家，各国情况的差异使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别。

曼恩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发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著作的第15、17和18章（Mann 1993）。虽然写得比较复杂，但曼恩的理论模型实际上很简单，其逻辑很像一个国家与工人的博弈过程（但他始终没有强调博弈的双方都是理性的）。曼恩认为，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都具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性，也就是说，当时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说代表的是资本家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从国家本身所代表的利益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会对所有的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都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但是，国家这样做只会帮助工人消除内部的种种隔阂，促进全民性工人阶级意识和极端工人阶级政治的形成。因此在具体采取对策时，国家一般会混合采用以下两种手段：全面镇压和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是对游行、罢工和起义一律采取镇压手段。而选择性镇压是只对工人运动中的“非法”行为进行镇压，而对其合法行为予以容忍和保护；或者是对大工会、工业工会，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组织起来的游行、示威和罢工进行镇压，而对行业工会组织起来的以提高经济待遇为目标的种种抗争采取容忍态度。曼恩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哪种策略，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晶状态（即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主要是由各国政府对待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决定的。

曼恩理论中的另一方是工人。曼恩总结了西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六种主要抗争形式。这六种抗争形式从策略角度可以分成三类，即竞争型、改良型和革命型。竞争型抗争不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只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保护自己并争取更多的权益；改良型抗争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则；而革命则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每一种抗争类型都可以在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上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六种抗争方式（如表7-1所示）。

表7-1 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六种常见抗争方式

在这里，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指的是工人在不寻求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建立各种用以保护与改进自己生存条件为目的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既可以是为罢工和失业工人提供经济保护的组织（如工会保险基金、英国的朋友会、美国的慈善会，等等），也可以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就的小型乌托邦（如欧文的样板工厂）。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济运行规则使以上这些组织难以生存，工人就会从政治层面上寻求工人组织合法生存的权利，即通过对国家施加压力使国家颁布法律保护工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共存主义 （mutualism）。显然，所谓共存主义就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前提下，使工人能合法地建立组织来保护自己，以达到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目的。但是，在有些国家，由于种种体制性原因，任何工人组织，哪怕是一些小型的工人保护组织也很难合法生存，工人根本没有办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与资产阶级建立一种竞争型关系，于是工人就会发起行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工人改良资本主义的策略也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改良，一种是政治改良。经济改良就是通过罢工等手段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取消童工、保障工作安全，等等。这些斗争的成功会在经济层面上改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提高工人的地位。但如果一个国家比较专制，并且拒绝给予工人罢工和示威等斗争手段以合法权利的话，那么工人就会进一步走向极端——组织政党，通过参加选举，争取全部或部分地获得政权，参加到资本主义政体中去，以便从政权层面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为工人谋取利益。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道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非常专制，既不允许罢工等活动，又没有合法的渠道使工人能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良资本主义的话，工人就会更加极端——通过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革命手段又分两种：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工团主义曾在意大利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盛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革命后，才在欧洲逐渐式微。工团主义很难定义，因为工团主义者一般重实践轻理论。一般来说，工团主义主张通过非政党性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罢工和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让工人自己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由于工团主义革命的理念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再加上工团主义反对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所以工团主义与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比工团主义更为激进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即成立工人阶级政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国家政权，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共产主义国家。

曼恩认为，从根本的利益来讲，工人阶级可能会希望夺取政权，实行公有制。但这样做，不仅会遭到组织和资源优越得多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的镇压，而且还要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由于部门和行业的不同而造成的许多不同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工人的阶级认同感首先会受到民族意识的分割，工人首先会认为他是某个国家的工人，而不是世界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每个国家的工人都为自己的民族而战的原因。在每个国家内部，工人阶级意识又受到行业和部门的分割（sectional and segmental division），甚至种族和乡情的分割。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制鞋业，不同工业内工人工作的技术难度不同、工人的组织能力不同，资本家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不同。由于不同大小和性质的工厂中工人受到的待遇很不一样，因此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犹如一个大型钢铁厂和一个小型软件公司，要使这两个企业的工人都认为自己同属于工人阶级，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不同产业和工厂之间的工人会形成分割性的认同感（cross-cutting identity），即使是在同一个产业和工厂内部，工人的认同感还受到不同工种的分割。微软公司内白领的年薪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但蓝领的年薪却很低。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在其中工作的蓝领工人有的年薪甚至不到一万美元。在这些企业中，高薪阶层和低薪工人之间很难有共同的认同感。即使是同一工厂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所受到的待遇也大不相同。2004年我在国内的火车上和浙江海宁一家皮革厂的老板闲聊。她对我说，在她的工厂，一个给皮衣打板的工人年薪可达十几万元，工厂还为他无偿提供三居室的住房，而一般工人月薪不过一千多元。她对我说，一般工人的可替代性很强，社会上人又多，所以千把块钱的月工资足够了。由于资本家对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关键性工种和非关键性工种的态度不一样，这在工人内部又进一步造成了分割，使他们很难对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形成一致的认同。图7-1以图像方式描述了上述分析中所讲到的工人阶级内部认同感的分割。

图7-1 工人之间行业和部门区别对工人阶级意识或认同感的影响

工人阶级内部认同感的分割决定了工人为其利益而斗争时会首先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和目标，因为保守的目标比较容易通过小范围的抗争得到实现。一个工厂内的工人为经济利益所举行的罢工根本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作支持。这就避免了工人阶级因内部认同感分割而带来的困境。曼恩强调，在一个国家内，工人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在同一时期内工人也不会只采取一个斗争策略，而会同时采用多种斗争形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在一个国家内，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将主要集中在某一种形式上（如在英国是共存主义，在俄国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则是保护主义），这种形式就体现了该国工人运动的性质。而决定一个国家工人运动性质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的性质以及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特定方式。如果国家采取高压政策，甚至连行业或部门内部的小范围经济罢工和示威都要镇压，那么工人的劳动和收入条件就不会得到普遍改善，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工人的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工人之间在认同感上的隔阂就会逐渐减弱，跨行业和跨部门的工业工会就会很发达，工人阶级政党也会随之产生，这就为极端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帮助工人克服内部认同感障碍的不是工人阶级自己，也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而是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国家的高度专制和不以法律为依据的镇压活动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形成整个阶层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从保守转向极端。

总之，曼恩理论很像一个有国家和工人两方参加的博弈理论。其中，工人有六个策略，而国家有两大策略（当然还有很多变种）。在这组博弈关系中，工人运用的策略最终是由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博弈中，国家总是主动的，而工人是被动的。国家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特点。

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在这个理论背景下讨论工人阶级在英、美、俄、法、德等国的形成。由于曼恩在讨论有关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时与凯兹奈尔森（Katznelson 1985）的分析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下面的讨论还吸收了凯兹奈尔森文章中的一些思想。

英国的共存主义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特征可用共存主义来概括。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发展起来的，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政治发展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工人运动有着一定的影响。在1874年以后，特别是在1906年以后，英国法律规定工会活动是合法的。这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宪章运动的成果，但同时也与另外一些因素有关：一是在1884年时，英国60%的成年男性已经有了选举权；二是英国国家军队主要是海军，不适用于内部镇压，英国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镇压活动始终比较弱。1884年以后，英国从来就没有动用过军队来控制和镇压国内各类政治活动，警察在面对各类抗议活动时也越来越规范和成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在这种政体下，工人能同时利用工党和保守党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工人由于能利用选举手段和程序政治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自然就降低了在体制外进行政治抗争的需求。英国的工人运动因此而始终保留在比较低水平的共存主义阶段。换句话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基本上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该国的“阶级斗争”问题。

美国的行业主义（sectionalism）

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中是个异数，美国工人基本上没有工人阶级意识，美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都非常弱，弱到几乎可以说没有。美国甚至连大工业工会都很少。美国目前的工会主要是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诉求基本上以工人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很少有政治诉求。对于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这些特征，学者们曾经提出很多理论，这些理论总结成一个词汇就是“美国的特殊性”。这些理论强调美国辽阔的土地、较大的地区差异，以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许多特征：不同种族的移民因为他们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差异而不能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美国的国土比较大，国内矛盾可以通过往西部移民和投资来得到缓解；美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已高度工业化，有些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则很低，有些地区的工会很发达，有些地区却没有什么工会活动，再加上各种工会之间互相争斗，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很难形成。这些理论还强调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特殊性：个人主义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奋斗或个人道德净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也不利于统一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形成。曼恩对于这些强调美国特殊性的理论都做了批判。他的中心思想是，这些理论如果真是对的，美国工人阶级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应该显示其特殊性了。但是，从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特别是从美国工人罢工的频数、规模以及工业工会的发展来看，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美国工人运动真正呈现出与欧洲不同的根本特征是在20世纪。换句话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并不是生而不同的，而是变得不同的。其实，曼恩的这一批判并不见得有道理。美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与欧洲工人运动相近，是因为美国19世纪末工业革命时吸收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些欧洲工人直接把本国政治搬到了美国，在母国闹事的人，在美国也闹事；在母国极端的人，在美国也极端。这种流散点（diasporas）政治自然会反映出欧洲政治的一些特征。因此，要知道种种“美国特殊论”是否有道理，不能只看美国工人罢工的总体频数和规模以及工业工会的总体发展，还要看各国移民到美国后是否对工人运动有着相同的态度，以及能否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如果这些欧洲移民抵达美国后其政治倾向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联合起来的难度当然就会大得多。

但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意识很弱、工人运动主要以行业主义为主这些特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国家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处理手法造就的。20世纪初的美国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国内政治军事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化、政党民主化和联邦制国家。美国国家的这些特征都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美国向来就有动用武力来解决国内争端的传统。中国有些人以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而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镇压工人运动最残酷的除沙俄之外，下一个就数美国。但与沙俄的镇压方法不同，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组织领导的罢工或其他政治活动，而不镇压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目标为中心的罢工。[3]美国政府这种有所区别的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政府允许的渠道，即行业工会的道路走。这种镇压方式还向被镇压的工人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一旦法律很清晰，什么会被镇压什么不会被镇压马上就变得一目了然；为了避免被镇压，工人运动的形式就得接受法律的约束。美国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精英写的，但任何法律一旦制定，就会在全民范围内具有严肃性，即使那些制定法律的精英本身也必须依法办事。因此，以法律为基础的镇压，即使很残酷，也会被认同法律的精英阶层看做是合理的，因此镇压本身并不会导致精英内部因道义原因发生分裂。

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也不利于统一的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形成。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法律坚持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使美国工人在罢工时面临的困难比欧洲诸国要大得多。面对工人罢工，资本家进行破坏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雇用工贼来顶替罢工工人上班。在欧洲，工人在罢工开始后马上就会派纠察队在工厂前面站岗，纠察队会强行阻止工贼进厂上班，使资本家的意图无法得逞。但这种方法在美国却行不通。在美国，当资本家雇用工贼到自己的工厂上班时，不但这一行为本身合法，而且因为工贼是去资本家的私人财产里上班，罢工工人如果在厂门口阻挡工贼上班，其行为就构成了侵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于是这场罢工本身也就变得违法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罢工的有效性就比较低。

美国的政党系统也特别不利于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首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大部分加入了工会的男性工人（即北部的白人）都有投票权。既然这个政府是每个人自己选出来的，人们就难以把镇压看成是国家的压迫并形成统一的针对国家的愤恨。其次，美国政党的权力基础并不在国家层面，而是在以种族和宗教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美国工人投票倾向的是他们的区域性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治。最后，美国政党的性质很难使之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治的大舞台。美国的政党与阶级无关，工人可以随意加入任何政党。此外，美国的政党组织结构松散，选举时党员并不一定要选本党的候选人，在总统选举时一个党即使得胜，组阁的也不是该政党而是总统。显然，这样的政治环境容忍甚至鼓励政党的松散化，以及政党内部观点和派系的多元化。美国政党的这些特性把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切割得支离破碎，十分不利于美国工人阶级利用政党政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联邦制也妨碍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在权力分散的联邦制下，每个州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态度各有不同，这导致每个州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在联邦制下，许多像住房、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福利主要由州政府甚至市政府负责。这也导致美国工人兴趣和利益的地方化与多样化，并形成了工人政治的行业主义倾向。

俄国的革命

俄国的工人运动不断走向极端，与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呈现截然相反的轨迹。曼恩认为，俄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特性是因为俄国是一个寡头政体。在寡头政体下，法律和官僚体制很容易被架空，国家的许多政策最后都根据沙皇的个人好恶而定，俄国国家政策因此而多变不定。多变的政策使俄国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及其他许多国策很难合理化。俄国对待工人阶级的政策始终在镇压和改革之间摇摆。与美国一样，俄国政府对工人运动也是残酷镇压，但与美国政府的选择性镇压不同，俄国的镇压第一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第二是不做任何区分地赶尽杀绝——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一概全面镇压。这种镇压方式不但迫使俄国工人在统一的阶级意识下联合起来，而且导致精英的分裂。正如《日瓦戈医生》中所描述的，日瓦戈医生看到俄国骑兵不顾一切打杀游行队伍中的工人，他自己为救一个工人也差点挨了打。结果，像日瓦戈这样一个身处上流社会，革命对他没有一点好处的人，也开始同情革命。十月革命之前的几年里，俄国的工人阶级谈马克思，知识分子谈马克思，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和贵族也在谈马克思。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处于分裂状态的精英为十月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法国的竞争性社会主义

法国工人运动的特征主要来自法国革命的遗产。革命为法国政治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国家权力集中、政局的相对不稳和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革命往往会带来专制文化。革命后，法国国家在总体上对工人运动比较压制，这导致法国工人阶级意识的高涨。但是，革命也会导致一个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化，法国工人阶级虽然比较极端，其内部却信念不同、派系林立。经济主义、共存主义、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它们互相冲突和竞争，其结果是阻碍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多变的状态来源于法国政局的动荡，以及革命传统为法国人留下的意识形态狂热。共和/帝制、左派/右派、政府的轮换导致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政策摇摆不定，同一政府在不同时期出于其政治需要也会与工人团体或合作或冲突。这种多变的政策加上法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导致法国工人阶级也多变和分裂。法国工人阶级运动虽然比较极端，但内部的分裂阻碍了工人革命的成功。

德国的负面接纳

德国早在1867年就已经给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投票权，德国的工会政治也很早就合法化了。但在同时，德国民主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工会运动和国会严加管制的专制国家。对于德国的这种现象，罗斯称为负面接纳（negative integration）（Roth 1963：8）。萧伯纳在其访问德国后回到英国发表的观感中提到，当他看到德国的国会里已经有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势力时，他认为德国的政治要比英国先进几百年；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德国国会议员因在议会中发言有误而在散会后被警察抓走时，他认为德国的政治又要比英国落后几百年。当时德国虽然是民主社会却没有政治自由，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方面是合法的，另一方面却始终面临被镇压的危险。最典型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会开会前一定要向警察注册。警察局派一名警察戴上帽子在台上就座。那个警察如果觉得这个会开得越轨了，就会把帽子摘下往桌子上一放，这就说明这个会不再合法了，必须停止。如果会议执意继续进行，警察就会走到门外吹哨子，招警察，镇压随之而来。在德国，国家的压制和镇压促进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意识和社会民主党的形成，而民主却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限制在合法渠道。由于德国国家的限制，以及德国农民和天主教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德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强大，却没有走上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曼恩的分析并不是无懈可击，但是他的中心论点，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政治的不同发展轨迹主要是由各国处理工人阶级运动的不同方式决定的，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其实，曼恩的观点不但可以解释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比如，1927年以前，上海的政治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政治性工人运动在几年内就明显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合法渠道下进行的经济性罢工和大量由国民党“工整会”在其中穿针引线的劳资协调。对于这一现象，国内传统的解释是当时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出现了李立三路线，他们搞城市暴动并组织了许多公开的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示威和游行，结果招致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白区工人运动的严重挫折（刘明达、唐玉良1998，第4卷，第2章）。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导致1930年前后上海工人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可能不是关键原因。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有效性。1927年以前军阀当道期间，军阀对工人运动这一新生事物并不知道如何对待，各个军阀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对工人运动或镇压，或容忍。而且，当时工人运动的背后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因此搞得轰轰烈烈。“四一二政变”后上台的蒋介石政权与传统军阀有着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政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但它不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而是自己有一套关于工人运动的理念和领导班子。因此，“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一方面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另一方面又在其控制下建立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黄色工会”甚至是“白色工会”。国民党在控制工人运动时还运用了大量法律手段。他们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团体协约法》和《工会法》。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都是出于国民党对剥削关系的保护，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缓解劳资冲突的法律依据。比如1930年3月《劳资争议处理法》正式颁布后，上海地区的罢工事件大大减少，而劳资纠纷通过协调解决的数量则大大增加[4]，足见国民党当时的劳工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白区共产党采取激进政策很可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国民党胡萝卜加大棒的工运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人运动在李立三路线推行之前已经在走下坡路，而“黄色工会”的势力在中国许多城市则不断发展。也许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李立三路线下的白区工运才会提出诸如“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和“消灭黄色工会”等口号与目标（刘明达、唐玉良1998，第4卷：137）。

认同感与社会运动

曼恩的分析中有一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似，即，他们都认为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认同感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关键。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工人的阶级认同感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而曼恩则认为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发展受制于国家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事实上，每个社会运动都有自己的目标，而社会运动又是需要人来加入的，因此，怎样使人能认同某一社会运动的目标并加入，一直是社会运动研究者和运动积极分子关心的一个重点。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感这一问题又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Armstrong 2002；Calhoun 1991；Cohen 1985；Friedman and McAdam 1992；Larana，Johnston and Gusfield 1994；Melucci 1985，1989；Touraine 1985）[5]。曼恩对西方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不同发展状态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为什么各国工人阶级会形成不同认同感这一问题的解释。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就目前西方的集体认同感研究做一个简短的探讨。

西方学者对集体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性工人运动的衰微和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兴起。新社会运动指的是像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堕胎运动等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运动。与以前的社会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参与者之所以参加这些运动并不是出于个人物质性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他们的目标也不具有共产主义那样的社会宏图。新社会运动又叫认同感政治。顾名思义，许多新社会运动成员参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示自己对某一社会身份的认同，要求社会对他们所认同的某一身份或价值表示尊重或支持。比如，一个同性恋者一旦参加同性恋运动，就等于向社会公开承认其同性恋认同身份，并要求社会给予其身份一个与其他社会身份平等的地位。新社会运动的这一特征突出了认同感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西方学者强调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社会运动的发展出谋献策。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都有左派倾向，对许多进步性的社会运动抱有很大的同情。他们清楚地知道构造集体认同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Melucci 1989），因而自然会为建立集体认同感摇旗呐喊。[6]

但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强调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学者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其研究往往流于对集体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进行泛泛而论的解读。他们会把一个社会中客观的人群分类，直接等同于这些人群中每个个体所具有的自我认同感，并进而直接把这种“认同感”等同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加入。但问题是，一个人客观的社会身份不等于主观的认同感，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也不是纯粹的，一个人有多少不同的社会关系就有可能有多少不同的认同感（Tilly 2002：11）。认同感也不简单地等同于行动，我是一个工人并不等于我具有工人阶级意识。即使我具有一定的工人阶级意识，这也不等于我一定会去参加与我的这一认同感相应的某个工人运动。因为我还有许多其他的认同感（如我是老板的同乡、在厂里属于高级工人，等等）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及利益（比如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来牵制我的行动。我甚至可能会出于自私而不参加一个风险比较大的活动。因此，这种简单强调认同感的重要性并把“认同感”等同于社会运动参与的做法非常不利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当把重点转移到解释某一认同感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一类问题上。用实证主义的语言来说，我们应当把认同感从一个解释人们为什么加入社会运动的“自变量”转变为一个被解释的“因变量”。我们的研究重点应放在下面一些问题上：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在有些社会运动中比较容易建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运动中则难以建立？为什么有些集体认同感比其他认同感更容易（或更难）建立和维持？[7]对于同样一个社会运动，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建构在有些国家或情境下能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和情境下却失败了？西方研究社会运动成员的认同感的学者绝大多数未能以这种分析性的思路来思考问题，而曼恩的工作为我们怎样更有意义地研究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认同感这一问题做出了表率。

问题思考

（1）为什么“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混沌”？如果你同意曼恩的这一观点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学理论？

（2）西方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曾经采取了哪些斗争策略？他们为什么在众多策略中首先选取比较保守的策略为自己谋取利益？

（3）在镇压工人阶级运动这一问题上，美国与俄国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分别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把镇压手段和导致的后果看做一种因果联系，这其中的机制是什么？

（4）为什么认同感的建立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关键？当前西方认同感研究中的误区在哪儿？我们应当怎么展开社会运动认同感的研究？

（5）举出10个不同的认同感的例子，并说明这其中哪些认同感比较容易建立，而哪些则比较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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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他们对东欧早期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改革的观察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科奈（Kornai 1959，1989）和泽林尼（Szelenyi 1986）断言经济改革在共产党政体中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国家由于难以割舍的利益关系，总要设法挽救那些没有效率的工厂。显然，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他们的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2] 比如，在一篇短短的文章（Bourdieu 1999）中，布迪厄就用了五个不同的资本概念：暴力资本（capital of physical force）、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信息资本（information capital）、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司法资本（juridical capital）。这些概念既包罗万象又无本体意义，与物理学中的“以太”这类概念无异。正如我在下一章中所言，从这类概念出发做社会科学研究，不要说社会学，就连整个社会科学都可以变成“资本学”。

[3] 美国政府这种严厉镇压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以学生为首的公民权运动时，为了镇压肯特大学的学生运动，美国政府甚至出动了直升机、装甲车和国民军。国民军到达肯特大学所在地后，马上开枪镇压并不断打破街道两旁房屋玻璃并随意向房屋里扔烟幕弹。整个事件中，四名学生被打死，毁坏财产无数。

[4] 该法律规定，劳资发生争议后必须先调解，调解不成仲裁；在调解和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

[5] 集体认同感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对自己的身份所持有的一个共同的定义。集体认同感的核心是“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类问题。

[6] 即使有的学者本身并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关怀，他们的工作也常常流于描述。比如在泰勒和威梯尔的文章中（Taylor and Whittier 1992），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我们描述一个事件：美国的一个女同性恋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造集体认同感的过程；参与打造这一个集体认同感的并不是一小撮运动的领导人，而是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在该文中，作者们还提出了打造集体认同感的三个方面：界限、意识和谈判。这些结论即使是对的，也只是对一些不变因素的描述，而科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和解释变异。更重要的是，这些对同性恋运动中某些现象的描述根本就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作者强调该组织中的全体成员都积极参与了该组织同性恋认同感的打造，这一结论顶多适用于一些精英型新社会运动，大多数传统社会运动（比如工人运动）的认同感打造过程则主要是由组织社会运动的精英来完成的。

[7] 例如，民族认同感因为有地域、种族、语言、文化、历史恩怨等因素作为基础，就要比阶级认同感容易形成得多。

第八章 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传统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第三章）、社会变迁（第四章）、社会结构（第五章）、国家的结构和结构性行为（第六、七章）对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及发展的影响。从这一章起，我们将开始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以及围绕这些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的种种理论命题和研究方向。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将对现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 1966）一书所提出的搭便车理论（free-rider problem），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形式社会学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从本章起，本书所介绍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将从宏观的结构理论转移到微观和中观的中层理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起因转移到它们的发展进程和动态。议题主要集中在：物质和人力资源在社会运动的发起与发展中的作用；政治机会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以及组织和人际网络在社会运动参与者动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运动的语言和策略形式及其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文化、情感及认同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社会运动、媒体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兴趣也从革命和传统社会运动转移到了新社会运动、民主化、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以及跨国社会运动等新型议题上。这些社会运动研究的新近议题并不都与本章将探讨的搭便车理论相关，但搭便车理论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早年兴起时的理论支柱，它的出现推动了形式方法（formal modeling）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发展（如Chong 2000；Kim and Bearman 1997；Lichbach 1998；Marwell and Oliver 1984，1993；Marwell，Oliver and Prahl 1988；Oliver et al. 1985），并对思考许多理论和经验问题有重要意义。因此，我特辟专章探讨搭便车理论及其在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形式理论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以及什么是有意义的形式理论研究。

搭便车理论

要理解搭便车理论，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十分常见。比如说，在现代社会中，国防、不付费公路、社会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常见的公共物品。社会上的大部分物品都不是公共物品，比如我们在商厦里面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商品，除非偷抢，不付钱就不能获取。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却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关键。比如国防这一公共物品，如果没有，侵略者想打就打进来了，整个国家势必灭亡。公共物品问题和与之相应的搭便车理论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目标，如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男女平等、提高工作待遇、环境保护，等等，都是公共物品。

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出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由于存在着以下机制，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①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会减少。②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减少（如果只有两个人时你能提供二分之一的贡献的话，在一个一百人的群体中你只能提供百分之一的贡献）。这样，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荣誉感、成就感等感觉会降低。③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也就是说，在大群体内，一个人是否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往往无人知道。④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大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发起一场集体行动。因此，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获取一种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

搭便车困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在该书刚发表时，它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的震动却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其逻辑与搭便车理论正好相反。比如，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会增多，发生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也越大。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指出，随着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大，每个人会越来越激动，他们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大。但是，现在，奥尔森的理论却告诉我们：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那么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的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不多，大家对某个成员是否参加某一行动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该集体行动，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

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就很有限了。这样，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

第三个选择性激励机制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得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他/她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一个人如果能够独力为某组织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关键资金并从中获取荣誉，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独自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就是例子。

奥尔森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三个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的。奥尔森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组织学理论。奥尔森的这些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背后有着很强的精英政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理论印证了米歇尔在《政党》（Michels 1962）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型组织一般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以及根据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划分的等级（参见第五章）。只不过，奥尔森更强调这种精英组织的合理性，认为只有这种形式的精英组织才能解决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的理论一经发表，马上在许多研究领域造成很大的轰动。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造成这种轰动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1]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学者正好可以用其作为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the breakdown theory）（见第五章）的武器。但是同时，奥尔森的理论也招来了各方的批判。

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反对奥尔森理论的人一般都从这样一个直观事实开始，即，如果奥尔森是对的，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既看不到社会运动也看不到各种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发起的集体行动。而事实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以及人们为获取各种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比比皆是。在这些直观常识的指导下，人们对搭便车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和修正。此类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基本上都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的（注意，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其中有些假设是有误的。比如，奥尔森的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将会减少。”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 and Oliver 1993）就提出，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不难想见，如果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时，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类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的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觉得和平的好处减少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是指出其他社会机制，特别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车困境影响的社会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比如，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threshold），即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时，人们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会越来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因此，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理论（Marwell and Oliver 1993）。此外，费尔曼和甘姆森（Fireman and Gamson 1979）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就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

对奥尔森理论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经验事实。美国政治学学会前主席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一书可以算是一本比较经典的著作（Ostrom 1990）。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有许多土地，特别是山地，是公有的。人们在这些土地上放羊、砍柴或进行其他维持生计的活动。奥斯特洛姆推理说，按照奥尔森的逻辑，人们很可能会滥用这些公共土地上的资源，但她对世界上各类传统社会进行研究后发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并不普遍。在那些社会中，如果家里要烧柴，人们都知道什么季节能砍什么季节不能砍，并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多砍，够用就行了，大家都非常遵守规则。为什么呢？奥斯特洛姆发现，传统社会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许多惩罚手段。比如，在春天，如果还没有到砍柴的季节有人就去砍柴的话，村里的人就会把这些人的行为看做是中邪了，甚至把这些人看做是巫婆而赶出村子。从这些发现出发，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我们应当怎么评价上面这些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呢？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类批判，除第一类外，后面两类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奥尔森的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理论而是一个形式理论。[2]奥尔森对人的行为做了理性选择的假设，并且在众多的社会结构中排除了其他结构因素的影响而仅仅选择了群体大小这一基本维度。奥尔森想知道的是，当这一群理性的人中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时，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群体大小这一因素影响的。他的结论是，当群体越大时，这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想让人家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奋斗而自己则坐享其成，结果就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种建模和推理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方法（关于形式理论的概念请参见第一章）。

我们知道，对一个理论的批判一般可以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三是指出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四是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经验理论的批判往往会集中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上。在美国，只要是在比较好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明显的逻辑错误一般很少见。因为经验理论较少强调前提假设，因此也很少有人会从假设条件出发来批判一个经验理论。但是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我们却只能集中在前两点上。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否定了奥尔森的理论，因为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讲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一般不会做出违反传统的事情（即当一个搭便车者），因为传统社会中存在许多行为规范和强制性的组织力量（选择性激励），迫使人们遵守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可类似于一个生物学的大学生要做一个毕业论文，他同导师说要证明马尔萨斯人口指数增长模型是错误的，并用一个具体的生物生长实验（比如大肠肝菌在培养皿里的生长）来证明了他的想法。像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生物学中是连大学生论文都通不过的（因为所有的生物学家都知道指数增长模型仅仅是一个单变量理论模型），但在经济学中却能为奥斯特洛姆得到诺贝尔奖这样的殊荣，可见社会科学家方法论品位之低。

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以及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也是在向奥尔森打乱炮。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两种理论不过是指出，奥尔森所提出的种种组织原则并不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唯一机制，但奥尔森从来没有说过那些组织原则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唯一机制。

费尔曼和甘姆森强调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因素在吸引人们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在社会运动中有很大作用，但他们在使用团结感、忠诚感和认同感等概念时，不是已经不自觉地假设存在某种社会组织或网络力量了吗？否则，一盘散沙，向谁表示团结感和忠诚感？此外，团结感和忠诚感即使已经存在，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支持。一旦失去组织和权力的支持，忠诚感和团结感就不可能长期维系。中国人常说的“树倒猢狲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解决搭便车问题来说，忠诚感和认同感与奥尔森提出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

最后，即使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激励概念完全能够成立，也与马威尔和奥立弗的关键群体理论一样，他们指出的仅仅是防止搭便车困境的另外一种机制。而事实上，我们还能举出产生集体行动的许多其他机制，比如剥夺感、意识形态、情感，等等。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运动的领导和普通参加者加入运动的背后机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可以假设在社会运动的初期，有些人非但不搭便车，反而会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情率先加入社会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讨论社会运动动员的种种机制本身是不无益处的，但用它们来批判奥尔森的理论却是找错了对象，因为用其他理论或经验事实是否定不了一个形式理论的。

总结起来，在众多针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中，只有马威尔和奥立弗针对奥尔森理论中的一个假设的批判是合理的。的确，奥尔森的理论忽视了零和型公共物品和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这为马威尔和奥立弗提出关键群体理论提供了机会。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总共有四个机制，对其中第一个机制的部分否定并不能否定其理论的总体逻辑。

既然不能从经验事实，也不能从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或评判形式理论，那么，如果把一些在前提假设、机制设定和推理过程上均没有问题的形式模型放在一起，我们怎么才能判别这些形式模型之间的优劣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导论中已经提及，判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重要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即人群的数量，以及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即获取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赖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数量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加了难度。奥尔森理论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人类能够组织起来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奋斗。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由于人类组织能力和获取公共物品能力的提高。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文明发展的关键就是人类组织能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搭便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正是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搭便车现象并不十分严重。因为正常的组织发展机制已经排除了搭便车现象普遍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奥尔森在建构其理论时用的主要是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归纳的原因所在。但是，当人们放弃或背离社会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重要组织要素时，搭便车困境就会变得普遍起来。例如，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由于劳动与分配脱节，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任务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搭便车现象，即所谓的“吃大锅饭”。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之所以特别受到重视，也是因为搭便车现象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比较普遍。许多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从社会的边缘生长起来的，主流社会中的组织有时很难为革命和社会运动所用，加上来自当权者的反对和镇压，参加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代价往往会比其他社会活动高出许多，搭便车现象因此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时，博弈论还没有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微分方程于是就成了奥尔森的主要数学手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博弈论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人们便用博弈论对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进行重建和发展。整个过程大大推动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的发展。其中的开创性工作是由哈丁完成的（Hardin 1982）。

博弈论的基础是所谓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的内容是，有两个人共同犯罪，但警察对他们的犯罪情况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于是警察就把他们关押在两个独立的房间里，叫他们各自交代罪行。两个囚徒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由于警察并没有掌握他们犯罪情况的确凿证据，如果两人合作，都不交代的话，警察也只能将他们无罪开释。假设这两个囚徒都是小偷，并且偷的东西共有40个单位的价值，那么两个小偷各获取20个单位价值的财物却没有遭到法办，这种结局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叫两个囚徒均选择了合作（见图8-1）。但这两个囚徒心里也清楚，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坦白，那么，不坦白的一方（假设是A）就要被判2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而坦白的一方（B）就会被赦免。在这种情况下，A在博弈中所获得的是-20，而B获得的则是+20（假设被偷的东西已无法追回）。同理，如果是B不交代而A交代，那么B在这场博弈中所获的则是-20，而A获得的是+20。还有一种情况是A和B都坦白，坦白对于警察的意义就下降了，于是对A和B各给予1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或者说他们在博弈中的收获都是-10。在这种情况下，对两个囚徒来说，最大的效益应该是两人都坚持不坦白，但实际生活中的结果却往往是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因为两个人都会想，如果我不坦白而对方坦白的话，我就倒大霉了，但是如果我坦白而对方不坦白的话，我就会获得很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两个囚徒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了坦白这一策略，最后却获得了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经典的“囚徒悖论”。也许正是因为谙熟囚徒悖论的逻辑，中国人才会有这么一句俗语：“两个人偷一头牛不如一个人偷一只鸡。”

图8-1 囚徒悖论模型的得失矩阵

在博弈论中，这种囚徒博弈被称为“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two-person one-shot prisoner dilemma game）。以此为基础，哈丁把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表述为一个囚徒博弈模型。我们假定一个社会运动（比如是一次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n个人参加，假定这n个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结果人多势众，罢工成功，大家工资都上涨10个单位（+10）。但是，罢工期间是没有工资的，参加罢工还要冒其他风险，所以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想参加罢工，企图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一人不参加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的情况。但是，当参加罢工人数很多时，一个人参加与否无关大局，因此这场罢工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胜利后，不管是否参加罢工，所有人的工资都会增加。这时，参加罢工的人的收获是10个单位（+10），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因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涨了工资，我们可以假定他的收益为15个单位（+15）。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多数人都想搭便车，让人家去奋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达到最大收益。结果，大家都选择不去参加罢工，并因此什么也得不到（0）。或者说，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15个单位的收益，结果每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从囚徒博弈模型来看，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

相对于传统的数学方法，我们能够较为容易地改变囚徒博弈模型的结构，并在模型中加入不同的变量和假设。这样，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分析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近年来，以囚徒博弈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ing）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种社会结构变量以研究各种假设条件下人的行为的改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限制性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哈丁本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人的行为模式上做文章，从这条路径发展起来的就是目前在美国逐渐走红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agent-based simulation modeling）。在这方面，一个最为出色的开创性工作是阿克塞罗德1984年发表的《合作行为的发生》（Axelrod 1984）一书。

阿克塞罗德是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他整本书的论点都是以下面这个试验为基础的：他邀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一个竞赛，参赛者需要与他人玩一个多次博弈的游戏，每一个参赛者在每次博弈时可选择与对方合作或者不合作。在二人博弈的情况下，每一次游戏结果的得失矩阵与图8-1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图8-1中的囚徒A和囚徒B需改成参赛者A和参赛者B，不坦白需改成合作，坦白需改成背叛。由于阿克塞罗德把哈丁的n人一次性模型改成了一个2人m次性模型，所以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知识背景来设计整个博弈过程的行为策略。有人可能在m次博弈中每次都选择了合作，有人可能会每次都选择背叛，有人甚至会让计算机帮他（她）随机选择策略，不一而足。阿克塞罗德想知道比赛结束后，采取哪一类策略的人总得分最高。结果是，当博弈次数很大（或者说博弈链很长）时，总得分最高的策略并不是我以上所列举的那些策略，而是一种被称为“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策略。这种策略很简单，就是第一次总是采取合作，以后就跟着对方的上一次策略走。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合作，那么我这一次仍然采取合作；如果对方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么我这一次就采取不合作。大家可以看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与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差不多，即做人首先要与人为善，如果对方对你干了坏事你绝不能姑息养奸；但对方一旦认错并且有所行动，你就应该原谅他。

得到这一结果后，阿克塞罗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并邀请各学科的学者再次参加同样一个比赛。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一报还一报” 的策略在上一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于是专门针对这种策略去设计策略，就像打擂台一样，想办法打败它。但尽管如此，第二次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总得分最高。阿克塞罗德于是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一报还一报” 这一策略显然是一个最优策略，因此，当博弈次数很大时，只要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学习能力，或者说虽然博弈的一方没有理性学习能力，但其“总得分”的高低能够转化成某种进化压力，迫使其行为产生“突变”的话，那么，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就会趋同，即逐渐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这一策略。由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各类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因此阿克塞罗德认为，他的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合作行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阿克塞罗德认为，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的壕沟战。那时壕沟挖得比较浅，在壕沟中走路时如果不小心把头抬了起来就会遭到敌方士兵的冷枪。战争开始时，法、德两国的士兵互相用这一方法打死了对方许多人。但是到战争后期，双方士兵的行为都起了变化：如果一方的士兵头抬得太高，对方就对准他的头的上方打一枪警告一下，而不是把他打死。其中的逻辑是，这次如果我把人家打死了，下次我不经意间把头露出战壕时，人家也会把我打死。按照这一逻辑，双方士兵在敌对的场合下达成了实际的合作。阿克塞罗德强调，他的模拟结果不但能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合作现象的产生，而且能够用于解释生物的合作性行为的产生。的确，生物学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协同进化。其中一种协同进化的现象是，生物之间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如下演变：从捕食与被捕食关系（A消灭了B）逐渐转变为寄生与被寄生关系（A仍然容许B的存活），并最后转化为共生关系（A和B互相为对方提供增进存活的条件）。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协同进化中，原先敌对的捕食被捕食关系转化成了互利的共生关系。

与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一样，阿克塞罗德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很有启迪。比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许多领域非常盛行。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中国社会变化太快，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尚未确立，或者时刻在变。现在大家遵守着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必须遵守另外一种规则。从阿克塞罗德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目前的迅速变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非常短（或者说博弈次数m非常小），这就使机会主义行为成了事实上的最优选择，尽管这种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机会主义行为在多变环境中是优势行为这一理论在生物学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在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当环境多变时，许多受到多变环境很大影响的物种（相当于博弈链很短）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r策略；当环境稳定时（相当于博弈链较长），许多物种就会采取k策略。采取r策略的物种，寿命较短，个体较小，大规模生殖，对后代却不照管，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不合作行为；采取k策略的物种，其生存策略正好与采取r策略的物种相反，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合作行为。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典型的k策略物种，而大多数昆虫则是r策略物种。上述例子表明人类交往过程中规则稳定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小商小贩的东西即使便宜我们也不敢买，而情愿多花一点钱去大商场买。因为在大商场买了假货，改日你还可以去找它，而小商小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如果用阿克塞罗德模型的逻辑来分析就是，大商场因为没法跑，所以它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长，而小商小贩能够卖了就跑，所以他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短。因此，大商场只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必须保持信誉，而小商小贩就没有这种顾虑。

阿克塞罗德的工作证明，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是对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一个补充。他告诉我们，要让一个人能积极加入集体行动而不搭便车的话，我们必须让这个人知道，他是否参加由某个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这一决策，仅仅是他与这个团体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的一环。这就是中国的大学生在参加集体行动这一问题上有时会有很大的动员潜力的原因。在中国大学中，六到八个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一住就是四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是处在一个博弈链很长的阿克塞罗德游戏中。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最优策略。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学生运动时发现，如果大多数学生认为参与某一集体行动是正义的，这就会给不想参加的学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不致被孤立，许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进去（Zhao 1998）。

囚徒博弈模型预测，囚徒在被逮捕后一般会出卖对方，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卖同伙。他们互不出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囚徒A如果出卖了囚徒B，他就有可能遭到囚徒B出狱后或其在狱外同伙的报复。换句话说，囚徒A和囚徒B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为此，美国政府专门有一个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reallocation program），那就是当政府需要某人为一个重要犯罪事实在法庭上做关键证词时，如果罪犯的势力很大，证人有顾虑，那么，作为回报，政府不但会对该证人的罪行不予起诉，而且会给他钱，把他的身份、名字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在那儿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美国的犯罪集团也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证人，并把他处死。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线拴上的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对垒的双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一刀剪断，让罪犯放心大胆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团则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拼命拉长，让被捕的罪犯知道背叛同伴是没有好下场的。政府和犯罪集团之间谁输谁赢就看它们的权力和所控制资源的多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因为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

如上所述，在阿克塞罗德的2人m次博弈模型中，博弈链的加长会大大提高博弈双方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参加博弈的人数大大增加，情况就不同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数超过一定规模之后，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也就是说，即使博弈链（m）很长，参加博弈的个体之间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换句话说，阿克塞罗德的模型只能解释小规模合作行为形成的可能性，比如说，该模型能够解释采集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形成，但不能解释国家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克塞罗德的理论也仅仅是对奥尔森理论的一个补充，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冲突。

形式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和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形式模型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原理都是以微分方程方法为基础，有了博弈论方法后，经济学家用新方法把大多数传统原理重新发明了一遍。这是因为从数学上讲，博弈论模型要比微分方程更容易操作，从而能够在博弈论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社会结构变量，各种以形式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应运而生（如Levi 1988；Olson 198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学的社会学化。第二个方向就是上面提到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与第一种方向不同，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赋予模型中的社会行动者以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这样，许多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就能通过种种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而引入模型（如 Axelrod 1997；Kohler and Gumerman 2000；Young 1998）。最近，《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5）就计算机模拟方法在社会学上的应用前景出了一个专辑，代表了这两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些最新成果。但是，随着形式方法的发展，许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想主要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形式模型为例，谈几点看法。

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用以形式方法建立起来的模型去预测和解释一些经验社会现象。其中有的模型比较复杂。他们在模型中加入许多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变量，力图建立一个能准确模拟或“预测”具体经验现象的模型。由倍兹等人所著的《分析性叙述》（Bates et al. 1998）一书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有的模型则比较简单。他们力图抓住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最为主要的机制，然后以这一机制为基础建立形式模型，并用这一模型来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以上两种建模方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普遍规律，而在于模拟或解释经验事实，因此都可以被称为模拟模型（simulation model）。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种建模方法中的第一种已经不是形式模型而是我在导论中提到的半形式模型。因为这些模型都遵循这么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并且具体社会现象的发展是由众多理性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决定的，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就意味着这个模型有多大的效力。然而，不管所建立的模型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只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而是模拟或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话，其价值就十分有限。

具体地说，由于以下原因，用建立形式模型的方法来模拟、解释或预测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复杂的经验事实是不明智的。第一，许多人搞不清楚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博弈论模型的模拟或预测结果与某一经验事物的最终结果相符，他们就会认为这证明了该模型所模拟的经验现象中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否则就不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博弈论模型计算的只是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博弈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的行为基础可以是理性选择，可以是进化压力，也可以是在一定文化支配下的情感过程。比如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恐逃窜的现象，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分析的，完全可以用博弈论方法加以模拟，但决定这一现象的行为机制却既可能是理性选择，也可能是生物本能。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阿克塞罗德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模型，但阿克塞罗德却把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同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合作行为的产生。显然，在阿克塞罗德的眼里，博弈论方法展现的仅是一个事物背后的结构逻辑，而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机制。正因为博弈论方法并不需要理性选择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所以它才会在目前的理论生物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因为生物学家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换句话说，经验型的博弈论理论顶多是一个唯象理论。

第二，我们可以说，虽然博弈论逻辑所模拟的不是博弈者行为背后的微观动机，但如果我们能用博弈论方法来正确演绎一个经验事物的动态的话，那么，这一方法在经验分析中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问题在于，即使一个博弈论模型完全模拟了某一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也根本无法知道这一模型内在的结构逻辑所展现的是否就是真正的经验逻辑。这里面首先有个“多对一”（equal-finality）的问题。一个复杂的经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综合因素决定的，但由于这些社会机制的作用有时会是在一个方向上，因此，如果用形式模型来解释一个复杂经验事物的动态，我们往往可以创造出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模型来解释同一种现象。举例言之，在威权国家中，许多社会运动往往以被镇压而告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具体结局，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形式模型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博弈论模型中假设，这场运动中的政府和运动参加者都想有个妥协的结局，但是，由于他们之间无法进行流畅的信息交流，结果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也可以假设，在这场运动中政府和运动参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问题，但相互之间却缺乏信任，导致这些信息的效用大大降低，结果也会导致冲突加剧和镇压；我们还可以把政府要员分成保守派和温和派，把运动的积极分子分成激进派和稳健派，这样，我们只要在模型中假设保守派在政府中最终占了上风，或激进派在运动参与者中最终占了上风，或双方各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分别占了上风，模型的最终模拟结果都是一样的：镇压。甚至，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中博弈的双方改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假设在运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受到来自运动的直接压力而催促中央政府尽快拿出解决办法，这也会迫使中央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我想，读者们还能继续为“运动被镇压”这一结局再设计出许多博弈论模型来。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事实。关于欧洲新教运动的兴起、关于中国或东欧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结局，学界曾建立过种种不同的博弈论模型（如Deng 1997；Hovil and Werker 2005；Karklins and Petersen 1993；Shiu and Sutter 1996）。这类文章本身质量有好有坏，但它们一般都很少能够增进读者对作者所欲解释的经验事物的理解。总之，由于许多数学逻辑都能模拟一个相同的经验逻辑，因而建立一个能正确模拟经验事物的模型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经验事物。

有人可能会说，定性的经验理论存在同样的“多对一”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肯定都见过许多在逻辑上能很好地解释某一经验事物，但事实上却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定性经验模型。不过，对于定性经验理论来说，这至少不是在方法论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与数学经验模型相比，定性经验理论有着大得多的叙事上的可塑性。在定性的经验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大被解释的经验问题的范围，从而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结构性因素，甚至是历史性因素（比如结构性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转变、路径依赖、转折点、意外事件，等等）以及人类学因素（人们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事物的不同理解导致历史结果的不同）。这些都是定量模型比较难以做到的。在数学经验模型中，不要说是加入历史性因素，即使增加若干结构性因素，许多数学模型就会变得无解；或者即使有解，那些解本身也会变得难以理解和解释。并且，随着具体结构变量的不断加入，这一定量模型会越来越像是专门为某一特殊的经验事物而建立的（add-hoc theory），从而失去了数学模型固有的理论抽象力，结果是理论和经验两头不着边。因此，建立复杂数学模型来逼近经验事实的取向，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有时候，一个本身很有价值的形式模型，由于建立者不懂形式模型与经验解释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一本正经地用它去解释许多复杂的经验事物，从而得出许多可笑的结论。比如，库冉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如Kuran 1991，1995，1997），在美国颇有影响力。他的这些著述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会从安然无事一下转换到崩溃的程度？库冉认为，这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社会中的普遍作用。库冉把“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用博弈论模型进行了表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公司、国家或其他实体中的许多成员其实早已知道内部已经出现危机，却无人敢说或无人想说，危机因此愈演愈烈。这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已经存在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继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实体就突然走向崩溃。库冉的这一模型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思想和言论受到很大压制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实体中，困难和危机往往会积压，这就为突然崩溃创造了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库冉相当天真地认为，世界上许多雪崩型事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的作用。他甚至试图用这一简单的机制来解释东欧共产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然垮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像东欧共产党国家突然垮台这类现象才变得不可预测（Kuran 1991，1995）。对于这种幼稚的论点，我没有专门进行反驳的必要。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皇帝的新装”这一机制在某些东欧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事实比他的模型要复杂得多。

既然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呢？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难以尽数的形式模型，但多数模型发表之后就如泥牛沉海，很少能像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一样引起广泛的兴趣。为什么？正如前面已经多次阐述的，判别形式模型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许多已经发表的形式模型之所以折戟沉沙，关键就在于这些模型的出发点没有多大意义，建模几乎成了数学游戏。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下面不妨再举两个例子。

1999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试图把网络理论与博弈论结合起来研究集体行动的文章（Chwe 1999）。该文根据网络成员的人数，把人际网络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下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逻辑本身非常漂亮，但问题是，如果作者不能证明他所假设的网络结构是社会网络和组织的基本元素，其他更复杂的网络结构和组织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行动发生方式均是这些基本结构的组合，那么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就很有限了。还有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社会运动的参与（Kim and Bearman 1997）。这篇文章把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分成三类：首先加入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参加运动的追随者，以及最后加入运动的大众。在这个分类体系下，该文建立了一个集体行动加入规律的形式模型。这篇文章的问题是，是不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一定能分成这三种人？是不是有的社会运动有人登高一呼，群众就一哄而上，从而根本就没有一个三部曲式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参加者都可以分成这几类；这一分类系统所抓住的不过是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侧面。一旦分类系统本身的意义不大，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形式模型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3]

已如前述，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抓住了公共物品的获取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而阿克塞罗德模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在奥尔森理论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博弈链长度这一十分重要的结构变量。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交往犹如博弈链的延长，而博弈链的长短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阿克塞罗德模型因此抓住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另一个关键本质，也就奠定了该模型在理论上的要津地位。

在本章结束前，以我对形式模型的有限理解，我想斗胆向对形式模型有兴趣的读者提出三个建议，也许有助于你走向成功。第一，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必须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必须是普遍的和跨学科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解释集体行动或其他具体的社会现象。奥尔森的理论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公共物品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而阿克塞罗德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作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第二，中外文明流传下来的俗语等民间智慧中有许多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因此，根据这些民间智慧的启发来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成功的捷径之一。奥尔森的模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数学表达；阿克塞罗德理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场合下与他人合作非常重要；库冉理论本身的重要性在于“皇帝的新装”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常说的“墙倒众人推”、“出头的椽子先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4]、“树挪死，人挪活”等，都可以是建立形式模型的出发点。民间智慧往往是人类对一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其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容置疑了。但要让大家了解到该模型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将一个民间智慧所想要表达的机制进行抽象和推广。如果你能像奥尔森那样，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水”推广理解为公共物品，把“三个和尚”抽象为一个群体的数量时，那你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第三，形式模型必须着眼于简单，但这并不等于较为复杂的形式模型就没有意义。当我们把简单的社会机制搞清楚后，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就是把几个相关的社会机制整合起来，进而在模型中根据不同问题加入不同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变量，进行各种模拟，以观察模型的不同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虚拟社会”（artificial society）模型。这种建模方法经常会得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为了使这种建模活动有意义，你必须始终抓住一点：虚拟社会模型的建构应当围绕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

问题思考

（1）什么是搭便车现象？为什么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2）为什么我们说绝大多数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是错误的，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开展对一个具体的形式模型的批判？

（3）为什么形式模型不能用来解释和预测（特别是复杂的）经验现象？

（4）评判一个形式模型重要性的基础是什么？

（5）举出一个常用的能用于建立形式模型的成语、寓言或民间智慧，并指出这些成语、寓言或民间智慧怎样才能被抽象成为成功的形式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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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就是梯利在他早期的书中经常用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各种现象的原因（见Tilly 1978）。

[2] 奥尔森本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他的理论仅仅是一个形式理论。在读他的书时，你会觉得是在读一个形式理论的推导过程，但他在写法上往往会给人一个他是在研究经验性问题的感觉。这可能是导致后来的学者把他的理论当作经验理论来批判的原因之一。

[3] 有些人误把分类当作理论。的确，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效的分类系统（如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的分类以及生物学中对物种的分类）不但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而且抓住了一类重要现象的内在本质，因此常常是一个理论甚至是一个学科的基础。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是比较成功的分类概念，如阶级、民族、性别，等等，也达不到自然科学分类的标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素养上的缺陷，以及社会科学家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干扰，都会导致社会科学家提出许多既没有理论和经验支持，也未能抓住事物关键本质的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这就是在社会学中以太式的新概念和分类系统，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和分类系统上的理论源源不断地推出，但学科本身的发展却如牛步喘行的原因之一。

[4] 其实，美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homophily）这一问题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如Cohen et al.2001；McPherson et al.2001）。

第九章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社会运动的年代。中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欧洲的左派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在美国，六七十年代发生了许多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公民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随后跟上的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一扫50年代以来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沉闷气氛，迫使美国政府颁布了公民权益法，大大提高了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并且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在越南战场上的撤出。在整个以公民权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为核心的社会运动浪潮中，美国的大学生起了中坚作用。当时的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或者是同情这些运动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在运动浪潮普遍下降后又回到了书斋，其中有些人对自己曾经领导过或投身于其中的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意义和衰亡过程进行了反思，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运动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在他们的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特别是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依然在美国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有支配地位。70年代以前，社会运动研究在美国社会学中还是个旁支，而现在它已经成了社会学研究中最主要的领域之一。在本章中，我将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做一个批判性的介绍。

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我的评判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运动的学者，大多数为美国当时社会运动的同情者甚至是领导者，但是美国传统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却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因此，美国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是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以及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我在第二章中就已经指出，与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相比，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不同。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我在此将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传统理论一般都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把社会运动看做是社会中的病态行为。针对这一看法，新一代的美国学者明确提出社会运动并非一种社会性的病理行为，而是人们对严酷的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在此基础上，梯利 （Tilly 1978：53） 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型（见第二章）。他在模型中区分了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政体内一般成员之间往往会有各种合作和联盟，他们同时也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政体外成员则没有通过常规的和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为了争取他们的利益，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的性质以把自己包容入政体，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所以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梯利同时认为，政体外成员要发起一场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社会运动的机会并不多，一旦他们取得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是来自政体内成员之间的分化和矛盾。如果政体内的某些成员因为种种需要而与政体外成员建立联盟的话，那么这一联盟就会给政体外成员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提供很大的支持。

第二，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一般都强调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比如勒庞就认为，当许多理性的、有教养和有文化的人组成一个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集群（crowd）时，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会趋于一致，他们的行为也会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虽然引入了许多其他他所认为能导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发生的结构性因素，但其理论的核心是“一般化信念”这一概念 （Smelser 1962）。他认为，正常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有着一种“不耐心者的冲动”和“一蹴而就的观念”。他们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会直接从社会的根本体制中去找原因，并且认为只要把体制问题解决了，具体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会迎刃而解。言下之意就是说，参加社会运动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一个人一旦成熟起来或者说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信息的话，他总会发现这些社会运动是没有必要的。针对这一观念，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借用从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模型（特别是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和不参加者的行为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给出了许多例子，比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剧院着火后人们因为惊慌而逃窜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以前被看做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惊慌不但会造成秩序混乱因而降低人员疏散的速度，许多人还会在惊慌的前推后拥中受伤。但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人们用了博弈论方法计算，认为人们在互相不信任且不能适当通讯的情况下，惊慌逃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优选择，虽然每个人都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混乱因而降低人员的疏散速度（Brown 1965）。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迫害和残杀巫婆的集体性历史行动（witch haunt）。在这整个过程中大量巫婆被杀害，大量的妇女被诬陷为巫婆而受到迫害和残杀。这一事件在大家看来是十分情感、冲动和没有理性的行为，欧伯箫却认为这是当地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Oberschall 1973：187～211）。他的论点是，巫婆被迫害的最盛期正是宗教势力和信仰在欧洲下降的时候。作为对宗教势力下降的一种反应，欧洲民众在一定时期内对上帝和宗教意义的根本性求索反而上升。但是伴随着宗教势力和信仰下降的是科学理性思维在欧洲影响的不断上升，这就使欧洲民众开始用理性方法来思考宗教势力下降这一问题。他们思考的结论之一就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上帝精神的下降源于巫婆的作怪。于是一场巫婆迫害运动在宗教和科学的这种互动关系中形成。

理性选择理论的引进造成数学和形式模型方法以及经济学方法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大量运用。一时间，社会运动的参与及发动社会运动所需要的资源成了“供应” （supply），而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目标则成了“需求” （demand），经典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和较后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成了社会运动研究中十分常用的方法，人们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心态时所用的词汇也从以前的剥夺感、挫折感、压抑感转变到利益、代价和机会。

第三，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均强调个人的心理状态（如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在产生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比如格尔认为，相对剥夺感是造成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Gurr 1970），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大，他们加入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这些社会运动的破坏性也越大。针对这一观念，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指出，如果剥夺感和愤怒感是产生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在这种到处都是剥削、压迫和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运动和革命应该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但事实是，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潮总是有涨有落，而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消长的因素是社会运动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总量或者是政治机会的多少。一个社会中能为社会运动所利用的资源或政治机会越多，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该社会运动的规模也就越大。因此运动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或者政治机会的有无才是社会运动产生与否的关键。在资源动员理论发展的早期，麦卡锡和左尔德把以社会心理学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标记为“从人们的心态和思维角度看问题的理论”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他们甚至认为一个社会上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被看做一个常量，因此决定社会运动消长的重要因素只能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总量的多少（McCarthy and Zald 1977）。

第四，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了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Kornhauser 1959）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Halebsky 1976；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这些批判者的关键论点是，如果社会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到压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们为此做了许多实证研究。比如，皮纳德在他的工作中发现，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信贷党（Credit party）运动中，该党在魁北克农村影响较大的地区都是传统社区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且这些传统社区在信贷党的动员中起着关键作用（Pinard 1975：181～219）。冯纳卿等人的工作则进一步指出，组织，特别是那些与社会主流有着不同价值观的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作用（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据此，他们批判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在20世纪70年代，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在美国的影响逐渐增强。在上一章里我们曾讨论到，奥尔森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组织理论，因为它告诉我们没有组织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尔森的理论为那些对康豪瑟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于是一些对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研究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之间存在的许多差异。但从总体上说，这两个理论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是出于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资源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一统天下的理论范式，当年奋起论战的青年教授也早已成了学术权威。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是怎么看待当初这些对传统理论的批判的呢？简而言之，传统理论把社会运动看做社会中的病态行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把这种观点完全扬弃了，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发起者对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批判则都有很大的偏颇，并且那些偏颇之处至今仍然影响着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会继续探讨政治机会理论以及它的理性选择假设所具有的种种弱点，这里我将把笔墨着重放在以后章节中不会重点介绍的一些问题上。

为了强调运动参与者行为的理性特征，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传统理论的非理性假设的同时，把传统理论所强调的人的情感和本能的一面也一并抛弃了，以至于他们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分析的，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没有理性的老鼠，这些老鼠在失火之后也会四散奔逃。还有欧伯箫所分析的那个欧洲历史上的巫婆迫害事件。虽然他的分析有其逻辑上的合理之处，我们却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在巫婆迫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欧伯箫在他自己的分析中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的一些商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巫婆迫害的规模相对要比较大。商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那些现代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快速的社会变化会造成社会的“失范” 和“失衡”，许多人因此会产生各种在经济、价值体系和其他各方面的剥夺感或挫折感，这些都能促进种种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显然，在欧洲的巫婆迫害事件中，剥夺感、挫折感和其他种种情感因素的作用是很难被排除的。

如在第三章中就已详细讨论了的，在理性选择理论统治社会运动研究近三十年后，一些学者开始重提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Goodwin 1997；Goodwin and Jasper 2004；Jasper 1997），但是，传统的微观社会学研究的背后均有着可观察的微观社会学机制。与此相比，今天的一些学者则一般不关心参加社会运动的成员其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目前大多数强调情感的工作一般都赶不上当年的一些微观社会学对情感研究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对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的确，剥夺感和愤怒感不是产生社会运动的唯一重要因素，社会运动组织的资源总量以及政治机会都可以造成一个社会运动的消长。但是，把格尔 （Gurr 1970） 的理论标记成 “从人们的心态和思维角度看问题的理论” 并不公正。虽然格尔在他的书中把相对剥夺感看做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一论点是有问题的），但是格尔并没有忘记许多其他社会学因素对社会运动发生的影响。特别是，麦卡锡和左尔德在他们的文章中认为剥夺感或压抑感在许多社会中往往是一个常量，这一论点显然是过强了。剥夺感或压抑感在任何社会中很少可能是一个常量。不要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社会，就是在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战争（如越战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或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民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显然比平时要强得多。其实，社会上可被利用的资源总量、政治机会和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强度在不同运动中的相对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可能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学者们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偏颇的。这并不是说皮纳德、冯纳卿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发现本身有问题。事实上，组织和社会网络的确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他们的工作为社会运动成员的微观动员机制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其功是不可没的。但是，正如我在第五章的分析中就已强调，康豪瑟理论的结论是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它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在美国发生的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我们在第五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从宏观角度来说，正是一个国家发达的和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性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对象高度复杂，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的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正是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的批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各种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s）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见第八章）。正是由于对康豪瑟的批判，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因此才能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Gould 1991；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Marwell，Oliver and Prahl 1988；McAdam 1986；McAdam and Paulsen 1993；McCarthy 1987；Opp and Gern 1993；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Walsh and Warland 1983）。也正是通过对格尔理论的批判，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资源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以及从早期对社会运动起因的研究发展到现在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在多方面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以及一种线性的变量式的思维逻辑。其中一部分已在别的理论的冲击下得到弥补，另一些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研究。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几个章节中做进一步的介绍。在本章中，我将继续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早期发展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资源动员理论

1973年，麦卡锡和左尔德在一篇以《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为题的文章中，试图对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众多社会运动的原因做出解释。1977年，他们俩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把他们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化（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两篇文章数以千计地在各类文章和书籍中被反复引用，它们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是美国在70年代后所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主要有两个相关的议题，其一是想解释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这一问题，其二是想对美国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做一个预测。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已经在文章的副标题中得到总结，即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越来越专业化，并且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会越来越是决定这个社会运动规模和成败的关键。

麦卡锡和左尔德文章的关键逻辑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使美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社会转型给美国的社会运动发展带来了以下两个主要影响。

第一，人们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discretionary time） 增多了。麦卡锡和左尔德承认，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不比以前少。不同的是，美国以前以蓝领工人为主，这些工人基本上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在上班时的时间，这给他们参加各类社会运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随着学生和白领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蓝领工人的工作有很大的可替换性，因此他们在资本家面前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很小。同时，许多蓝领工作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条流水线上有时候一个人的离去就会造成整个生产的停止。因此，在工厂里，一个蓝领工人如果为参加一个社会运动而请假一般是很不容易被批准的，如果该工人强行不去上班他几乎肯定会被开除。白领工人和学生每天花在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可能还不止八个小时，但是他们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大大增加了。白领工人的工作相对比较拿得起放得下，一个人如果白天去参加游行他晚上或其他时间还可以回来加班。白领工人受过许多专业训练，他们的工作的可替代性一般较小，他们与老板一对一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就比较大。一般而言，工厂和公司老板对待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在有些工厂和公司中，老板为了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影响或者为了吸引人才，对公司成员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不但比较宽容，有的甚至是主动去支持各种公益活动或者社会运动（麦卡锡时代后，整个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有向“左”转的倾向。当时许多优秀的年轻人都具有左派倾向）。

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美国的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与公司里的白领阶层一样，大学生手中也有许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学生们平时可以忙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为了参加社会运动而缺一堂课，其影响不会太大。只要不是在考试期间，学生们白天去游行，晚上回来可以学习得晚一些。学生除了有时间之外，社会负担比较少，所以西方有学者把学生叫作边缘人；作为成人，他们已经能独立自主，但他们没有家庭和子女的牵挂因此敢闯敢闹。学生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构成都比较相近，因此比较容易一鼓而起。最后，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同时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的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

第二，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变多了。这些资源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其一是个人捐助。随着社会变得富有，同时随着通讯手段的发达和募捐手段的提高，社会上向各类公益事业捐款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钱流入各类社会运动组织的手中。同时，公司的捐助也多了。美国捐款款项可以免税，有的甚至还可以通过捐款赚钱（如一辆价值为1000美元的旧车，如果接受捐献单位把它估价为10000美元，这时捐献者就能按照10000美元的价值向政府申请退税。如果此时政府有关收入的税率在30%的话，那么该捐献者就能得到3000美元的收入）。许多公司也通过捐助来改善与公司所在地居民的关系、提升名声和吸引社会上有能力的人来加盟该公司。比如，有些工厂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污染物，为了改善公司的形象，它们可能就会出钱去支持一些环保活动，甚至从工厂的利润中拨出一定比例用来支持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等等。美国教会的基金越来越大，这其中有些基金面向穷人和地方居民组织，在为社会做“有价值的贡献”这一思想指引下，它们的许多钱财因此流入了各类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手里。最后，连美国政府的许多资源也进入了各类社会运动。许多社会组织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基金时讲的是一回事，但是它们钱一旦拿到手后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此外，由于政府的一些公益福利组织和许多社会运动的目标相近，因此这些政府组织不单为一些社会运动训练和提供了干部队伍，甚至这些政府部门的会议室、复印机、邮票等资源也常常被一些社会运动利用。

上述原因不但使社会运动总量在美国得到很大的增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运动在未来美国社会中的发展趋势。麦卡锡和左尔德用两个词汇来概括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专业化与资源动员（Profession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具体地说，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运动将会呈现以下特征：①传统社会运动的资源主要产生于社会运动的内部。比如工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每个工人所交的会费，而会费也是许多工会得以运作的基本费用。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社会运动的资源将主要来自外部的各类捐款和基金。②由于社会运动不再依赖来自内部的资源，来自运动成员内部的贡献对该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了。在许多场合，这些新型的社会运动参加者所需做的就是填个表、签个名。麦卡锡和左尔德预言这种只有挂名成员（paper membership）的社会运动组织会变得普遍起来。③传统社会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是在一个社会运动的内部涌现出来的（比如中国革命的领导人都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运动组织的成员是挂名的，资源是外来的，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社会运动组织的领导也往往是外来的。这些领导可能仅仅对某个社会运动的目标有所同情，但是他们把领导这场社会运动当作一种职业，有时甚至是一个全日制的稳定工作。④在传统社会运动中，个人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在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新型社会运动中，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剥夺感和愤怒感就显得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怨恨和愤恨感首先是可以被职业性领导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对于职业领导者来说，一旦一个社会运动的目标完全达到的话，他们的饭碗也就没有了。因此，他们必须设法制造出各种议题和问题，以延长这个组织的生命。⑤作为专业人才，新型社会运动的领导要比传统社会运动的领导更会利用新闻媒体，争取新闻报道将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此相应，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或加入）将越来越靠个人的间接感受，而不是亲身体验。

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很大影响，但他们同时也招来很多批评。正是在这些批评过程中产生了被更为广泛接受的政治过程理论。对资源动员理论做了最为系统的批判的是麦克亚当（McAdam 1982）。在他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研究中，麦克亚当在肯定了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种种批判（特别是它的理性选择假设和对资源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后，对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提出了如下批评：①该文章中提到的大量社会运动都是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他们所提到的许多组织，比如美国老年人健康协会、美国消费者利益协会、提倡裁军和和平协会、福利权协会，等等，甚至都不能算是社会运动组织，而仅是民主社会中一般的利益集团组织。这些运动和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的确呈上升趋势，但它们仅仅是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浪潮的一个伴随现象。因此，资源动员理论也许最多只能解释一些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②该文章过分强调了外来资源（特别是来自公司和政府部门的资源 ）在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60年代以来发生在美国的主要社会运动，包括新左派运动、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境运动，等等，其资源主要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运动成员本身。③麦卡锡和左尔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了公司、政府精英对运动的正面意义。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主要社会运动的领导都是作为运动积极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并最终成为运动领袖的，而公司和政府精英的加入往往对运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④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了怨恨感和剥夺感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麦卡锡和左尔德却认为个人的愤恨、怨恨或剥夺感在社会上往往是常量，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是资源。对此，麦克亚当指出，愤恨或剥夺感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常量，对于大规模的传统社会运动来说，人们的愤恨感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资源动员理论显然过分贬低了愤恨感（比如就中国的例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是当毛泽东把他们从城里送到农村上山下乡后，他们就产生了很强的愤恨感。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本来认为改革同时会给他们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对改革广为支持，但是当他们发现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中国，首先得以致富的是一些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做小生意的群体时，他们的精英感于是转化为愤恨感，并导致中国80年代后期政局的波动。而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根本改观，于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就大大上升了）。

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应当怎么看待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以及麦克亚当对此所做的批判呢？首先应当说麦克亚当对该文所做的批判是基本合理的。其实，不但是那些遭到麦克亚当批判的论点，就是那些在麦克亚当书中被肯定的东西，比如说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中对社会运动参与行为所做的理性选择的假定，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问题。从本书所采取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与大多数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一样，资源动员理论的作者所采取的事实上也是一种涂尔干视角：他们从社会变化（这里为社会运动可利用的资源的增加）开始一步到位直接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向。但是资源的增加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条件，它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由于对社会运动所需资源的过分强调，资源动员理论就相对忽略了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说意识形态、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对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上，政治过程理论才得以发展起来。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说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对美国社会运动形态发展的预测还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的确，在麦卡锡和左尔德的文章发表之时，他们文章中所指出的那些高度专业化的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源的社会运动尚不是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确已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社会运动对物资和时间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的社会运动越来越依赖于外来资源而得以存在（Meyer and Tarrow 1998）。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麦卡锡和左尔德在1973和1977年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成了社会运动研究中被最广为引用的经典。

政治过程理论

在政治过程理论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曾为之作出过贡献，但是，梯利和麦克亚当的工作可称为当时的经典 （Tilly 1978；McAdam 1982），我因此对他们的工作分别做一介绍。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我们曾经提到梯利的《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模型。梯利的第一个模型为政体模型（见图2-4）。传统理论一般都把社会运动看做病态社会行为。梯利的政体模型可以说在对传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社会运动。梯利把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这个政体下有两类成员：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游说、请客吃饭、政治捐款，等等），从而影响决策过程。政体外成员也能对政体产生影响，但是由于种种政治壁垒的存在，他们影响政府的种种试图经常会被政府忽视，他们有时甚至会为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付出很大代价（比如受到镇压）。因此，为改变现状，这些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性质以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在梯利的政体模型中，政体外成员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并且缺乏关键的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在发起社会运动或革命前往往需要与一些政体内成员建立联盟（在图2-4中联盟用实线表示）。政体内的一些成员之间因为种种政治需要有时也需要与政体外成员建立起联盟（如当一个政党想获取某一下层社会群体的支持时），这种联盟关系就为政体外成员发起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

梯利书中所提出的第二个模型被称为动员模型。如果说他的政体模型定义了社会运动，那么他的动员模型则是想为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一个普适性的模型。梯利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如图2-2）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的。由于梯利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他的模型也被称为动员模型。

梯利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该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少，而动员能力是由两大因素综合决定的。其一为社会运动成员所控制的生产因子（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总量，其二为社会运动成员把他们所控制的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梯利认为，社会运动成员把生产因子转换为运动资源的能力取决于运动参加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他把利益定义为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交往过程中的得失。具体怎么测量一个群体的利益呢？梯利提供了两种可能途径，其一是依赖于被研究群体成员的自我叙述，其二是分析被研究群体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结构性利益（马克思就是通过这种分析方法来确定他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至于这两种测量方法哪一种更好？梯利认为，我们既要相信人们的自我叙述又要依赖于结构分析方法。他认为结构性分析能更好地确定一个群体的长远利益，而一个群体中人们的叙述则能确定该群体所具有的短期利益。显然，梯利是试图在社会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梯利认为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子：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比如工人、妇女、黑人、学生、回民，等等）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梯利把它们称为catness和netness）。在梯利的书中，他对群体共同特征的定义并不是十分清楚，它既可以是指客观的群体特征也可以是指一个群体内成员的主观自我认同感（犹如马克思所说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但是梯利认为，当一个群体中成员的主观自我认同感增强后，该群体的共同特征也会逐渐增强。总之，梯利认为，一个群体成员的共同特征和群体内部联系越大，该群体的组织能力也就越强。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函数方法来表述组织和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及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强度的关系：组织= f （catness，netness）。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表述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和一个群体的利益所在及组织能力的关系。

梯利认为集体行动的形成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政治性因素，包括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权力或力量、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或推动力量，以及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力量指的是一个群体为发起一个单位的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发起单位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大，一个群体的力量就越小。社会运动阻碍力量指的是那些增加发动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而社会运动推动力量指的是那些能降低发起集体行动代价的因素。梯利理论中的最后一个因子是政治机会或威胁。一个组织（可以是一个政府）的内在或外部条件往往会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提高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这种变化对于该群体来说就是一个政治机会；而当这种变化降低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对于该群体来说，这种变化就是一个政治威胁。梯利认为，利益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就是社会运动群体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的得失，而政治机会或政治威胁则决定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否会产生。

作为一本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般教科书，梯利的动员模型是在对大量社会运动和革命思考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普遍模型。与梯利不同，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0年的发展》一书想要解释的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即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起因和发展。他把黑人运动的发生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如下变化：南方大型农庄的没落、黑人群体在城市中比例的增高以及由黑人占统治地位的黑人选区的形成。麦克亚当认为，这些变化给予黑人群体很大的组织资源（特别是黑人教堂和黑人组织的扩展，以及黑人学生数量的大大增加），造就了黑人运动得以发生的政治机会（如，南方棉花种植庄园主政治势力的下降和黑人政治势力的上升导致美国的地方乃至国家精英的政治计算与行为的变化），改变了美国黑人群体的思想状况，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进了美国黑人运动的形成。但是，麦克亚当同时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适性的、分别解释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模型。由于他的两个模型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本书中我将着重就其社会运动发生理论做一简单介绍。

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发生模型起始于宏大社会经济过程（broad socioeconomic processes）这么一个因素。在他的书中，宏大社会经济过程指的是像战争、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变迁以及国际政治变化等能导致重大社会变迁的因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梯利不同，麦克亚当的理论更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更接近于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涂尔干传统（见第四章）。但是，麦克亚当强调，只有当社会变化影响了现存社会权力结构时，它才会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社会变化并不对社会运动具有直接作用，这与传统的涂尔干式理论是有所不同的。麦克亚当认为，就社会运动而言，社会变化可以导致以下两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麦克亚当并没有给政治机会以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与梯利一样，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群体在一个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被排除在一个国家的常规政治过程之外。因此，任何能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对于社会运动群体来说都可以是一个政治机会。政治机会给一个群体发起一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一个群体十分缺乏资源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充分利用现存的政治机会。要把政治机会转化为社会运动，组织就成了关键。麦克亚当指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资源取决于以下因素：①社会运动组织强度，以及那些可能成为该社会运动基本群众的组织性程度；②社会运动组织内部是否存在能增加社会运动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以及能防止产生搭便车现象的各类激励性机制；③社会运动组织所控制的通讯网络的广度；④社会运动组织内是否存在被广为认同和尊重的领导成员和积极分子。

麦克亚当还在他的模型中引入了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这一因子。这是他的模型与梯利的资源模型之间的最大不同（梯利的资源模型不包括任何有关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上的因子）。麦克亚当强调，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们最多仅仅能够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一个潜在的结构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潜在可能变为真实，某一社会运动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过程。有了认知解放后，原来在人们眼里合法的东西变得不合法了，合理的变得不合理了，原来认为不可能企及的目标突然变得可能实现了。麦克亚当强调，认知解放过程与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这两个条件密不可分。一个政治机会使一个社会运动群体与其对手的权力力量对比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一个社会运动群体意识到这一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后，他们就有可能产生认知解放。此外，当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很好的组织和社会网络基础的话，这样的社会群体就更有可能经历所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认为，一个社会运动就是在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他的模型因此可用图9-1来表示。

图9-1 麦克亚当关于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理论

梯利和麦克亚当的书一经出版就在美国社会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们批判了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吸取了资源动员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从而奠定了在美国至今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同时，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的模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首先，梯利和麦克亚当的理论均对社会运动参与行为做了很强的理性选择假设。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其次，梯利和麦克亚当的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集体行动是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对现存政体的一个反抗。他们的这个思想有效地破除了传统的把社会运动看做病理性社会现象的观点，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运动已不再是左派或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所持有的一种特殊政治手段，右派甚至是社会上层人士也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他们的利益，社会运动显然并不是左派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所拥有的专利。还有，他们的理论均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都想找出几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研究均有指导性解释意义的模型。我在第二章中就阐述过，这种机械的对社会运动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影响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梯利的动员模型的问题要来得更大一些。他的理论从社会运动群体的利益这一因素开始，这就使人们想知道这些人的利益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他的模型中的社会运动发展的阻碍和推动力量与政治机会或威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国家以及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是梯利的理论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理论来支持；特别是，他的理论中一个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power）这一因子，其中包含的因素太多（包括国家的性质、社会运动群体的组织能力及其拥有的资源，等等）。此因子不但难以定义而且放在模型中左看右看不是在应在的地方。

相比之下，麦克亚当模型的问题要小一些。他的理论起始于重大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即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认知解放），从而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他模型中的因子基本概括了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变化、结构及话语这三个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要素。问题是，这三个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要素之间并没有像麦克亚当模型中所规定具有的固定逻辑关系。比如，虽然社会变化是社会运动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许多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国家结构性行为的结果。从逻辑关系上来说，这种社会变化发生在国家的结构性行为之后，并且，社会变化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处理社会变化后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的能力。还有，西方的环境保护话语不可谓不深入人心，但与欧洲相比，环境运动在美国始终不成规模，显然认知解放在逻辑上可以发生在其他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因子前面。这些都说明变化、结构及话语这三个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要素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强调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的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在政治过程理论发展起来之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mobilization structure），社会运动的话语、话语策略和意识形态，以及新闻、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想对曾经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美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做一简单介绍。在以后的三章里，我们将分别讨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所关心的其他三个问题。

政治机会作为一个通俗话语概念早已存在。在社会运动研究中，首先从这一概念出发来分析社会运动动态的是艾辛杰对于美国四十多个城市中的抗议活动的比较（Eisinger 1973）。在他的研究中，艾辛杰发现，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中的发生频度与城市中民众对当地政体的影响力之间有一个曲线形关系：当一些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很小时，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当一个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处于中等状态时，抗议活动在这一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随着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政治机会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梯利和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仍仅仅是若干影响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特别是在泰罗的倡导下（Tarrow 1988，1996，1998），政治机会结构变成一个专门的理论。有些学者甚至强调，与政治机会的变化相比，人们心目中的相对愤恨感以及社会运动资源在社会上的变异均是比较缓慢的。这也就是说，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比如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繁荣的经济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资本家让步余地的增大，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人一般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更容易发起罢工的原因）。这些学者强调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变异，而一个理论的好坏就在于它能解释的变异度的大小。就这样，政治机会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步，一个所谓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于是问世 （Costain and McFarland 1998；Gamson and Meyer 1996；Jenkins and Klandermans 1995；Kitschelt 1986；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McAdam et al. 1996；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Meyer and Tarrow 1998；Rucht 1990，1996；Tarrow 1992，1994，1996）。

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冠以研究政治机会结构的文章得以发表，人们对这一概念有着很大的泛用倾向，怎么定义政治机会结构于是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泰罗对政治机会结构作了以下定义（Tarrow 1988）：政治机会结构指的是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永久不变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泰罗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政治机会结构变化的四个基本结构要素。①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对政体的影响力增大，这就为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发起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这里的例子就是专制体制下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即使这种改革开放仅仅发生在经济层面，但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该国的政府一般需要改变其执政方式，在政治上有所放松，并且在开放的环境下更注意其在外界的影响。这些改变会给各类集体性抗争行为提供政治机会。②旧的政治平衡被破坏。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新教上—中产阶级（upper-middle class）和城市黑人群体逐渐从共和党的票仓转变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摇摆的群体，并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向民主党的观点靠拢。到了1964年的总统选举时，这种社会转型导致民主党在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时的同时胜利。这种政治胜利给予美国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和城市黑人群体巨大的政治机会，从而促进了当时以公民权运动为核心的许多左派运动的发展（Jenkins 1987）。还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共合作和北伐破坏了旧的政治平衡，为左派势力提供了政治机会，造成中国农民和工人运动在当时的巨大发展。③政治精英的分裂。精英集团的分裂在社会运动特别是革命的产生中往往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许多革命的成功，包括苏联的垮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裂所致。④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比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虽然没有对运动的发生做出过关键性贡献，但五四运动（特别是在上海）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力量的支持（刘永明1990）。此外，一二·九运动得以在北京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得到了国民党左派、东北军、爱国军阀和当时社会上其他精英团体的同情和支持（Zhao 2000）。

泰罗的这些对政治机会产生的结构性因素的讨论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毋庸置疑，以上泰罗所指出的这些政治变化肯定都会给社会政治运动以很大的促进，但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一个理论来说却很有问题。在以上的讨论中，泰罗虽然想把促进政治机会产生的因素限制在国家层面所发生的结构性政治变化上，但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词汇的直观意义来说，任何一个能促进社会运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变化都可以被看做是政治机会，也就是说，政治机会这一概念有很大的包容性，这其实就是导致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被滥用的源泉。正如甘姆森和迈耶所指出的（Gamson and Meyer 1996）：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已经成了一块能把任何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都吸入其中的大海绵，它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但实际上却缺乏有效的解释力。鉴于此困境，甘姆森和迈耶在他们的文章中试图进一步探讨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策略的关系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定义问题。关于政治机会和社会运动策略的关系这一问题，甘姆森和迈耶想指出：①政治机会并不是完全结构化的，相当一部分政治机会不是先于社会运动而存在，而是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中通过策略选择而发展和创造出来的；②在一个社会运动中，如何定义和寻找机会往往是一个社会运动开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是社会运动成员内部斗争最厉害的一个环节（比如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上，走和平道路还是搞武装斗争，是搞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等，都曾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所在）；③促进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为稳定的结构性机会，第二为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他们认为，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是社会运动和策略互动的一个最为活跃的交接面（比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结构性机会。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驻扎在陕北的东北军都面对不同的策略选择并有着不同的后果。结果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东北军均采取了妥协方案，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定义问题，甘姆森和迈耶提出了一个对不同政治机会进行分类的方案。他们将各种类型的政治机会放入一个2×2的框架中，横轴对应的是稳定和变动的政治机会；纵轴对应的是文化型和制度型政治机会。有了这个分类框架后，甘姆森和迈耶就把不同性质的结构性因素塞入他们的这一分类系统中去。例如，对于甘姆森和迈耶来说，神话就属于一种文化型和稳定型的政治机会。比如说我们为一些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如五卅运动）修纪念碑，而纪念碑一旦落成就巩固了围绕这一运动而产生的许多历史性和神话性的叙述。这些叙述往往会为以后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一种结构性机会（甘姆森和迈耶的分类系统详见图9-2）。

甘姆森和迈耶对政治机会进行分类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结构性资源在社会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但是他们的分类并没有改变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包罗万象的特征。有意思的是，他们通过一个分类系统把几乎所有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社会因素转述成四类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这就好像他们一方面抱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一块把什么因素都能吸入其中的大海绵，另一方面又把这块海绵做得比以前更大，然后把海绵剪成四块，以为这样做就改变了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的包罗万象的性质。但是，甘姆森和迈耶的失败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竭尽全力对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了挽救，但却仍犯了他们所想避免的同样的错误。这正说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这个困境有三个来源。

第一，这一理论将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完全主观化了。早期社会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将社会结构彻底客观化的倾向。但是我们知道，社会结构与自然环境结构是不同的，除去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因素不计，自然环境的结构（例如地貌和气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仅仅是对社会行动者的一种相对稳定行为的一个抽象，这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是由社会行动者的共同行动构成的（但是他们对某一社会结构的持续所做的贡献大小大为不同）。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方式强调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建构中的主体性，而我们一般把与这种理解方式相应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沿着这一逻辑走向极端就会走向谬误，人们会越来越强调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建构中的主体作用，忽视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的客观约束力，最后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这种倾向下的理论的一个隐含假定，就是社会行动者不但对自己的结构处境及其特点有着透彻的了解，而且对待社会结构有着一个工具理性的态度。因此，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不同的机会或者说工具。但事实上，社会结构既是主观也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不能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但是同时，社会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有相当的客观稳定性。无论一个人是否理解他所处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都将对他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却对我的个人生活和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此外，无论一个儿童是否理解教育这一结构性社会现象的意义，他在一定年龄后一般都会被父母送入学校读书。总之，社会结构对人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机会而且是约束，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图9-2 甘姆森和迈耶对政治机会的分类

第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背后隐藏着的是研究者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理性人假定。但是只有在我们假定社会行动者是拥有充分信息和资源的理性人的情况下，社会结构才可能被看做是社会行动者所持有的机会或工具。但是社会行动者拥有的信息和资源往往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对人的作用会停留在习惯和本能等潜意识层面上。

第三，我们一旦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看做是机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成了不同层面上的机会。这样我们就无法提出检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有效性的替代性假设。在社会学中，对任何一个结构性概念进行定义时我们都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国家这一概念，虽然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国家的存在，但具体怎么界定这一概念却是一个问题。比如在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和人大肯定属于国家范畴，但是我们的街道和乡一级政府呢？这些地方政府既属于国家范畴同时又受到社会的重大影响并与基层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显然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界线在这儿就不怎么明朗。此外，我们在应用国家这一概念时，常常会说 “国家决定”、“国家行为”、“国家怎么怎么了”，但事实上，国家的行为总是由具体的人士和机构做出的。以上这些把具体问题抽象化（reification）的说法往往会误导我们把国家看做一个决策整体而忽视其内部高度分工和分化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里很少有没有问题的概念。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社会学中像国家这样的概念，不仅有着与这些概念相关联的一些特定机制，而且其内涵和外延多多少少是可以确定的。换句话说，国家这一概念再有问题，再模糊，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与其他结构性因素加以区别（比如，阶级、种姓、人口、社区、家庭、性别和种族等概念都是非国家性结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同意对某一经验问题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视角的解释，我们尽可以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或发展是由阶级、人口、家庭、性别或其他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但是，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所指向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宏观结构机制，而是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这个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倾向使我们可以把所有能引发运动的因素都界定为这种或那种政治机会。既然所有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都可以被定义为“机会”，我们的研究范围就被局限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到底是由什么层面上的政治机会所决定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至于政治机会结构这一理论本身则变得永远正确。换句话说，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不能被证伪的。[1]

事实上，不仅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而且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各类资本理论）都存在相似的问题。如果这类理论范式的权威性得以确立，那么不同的社会结构因子都可以被界定为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我们能证伪的，最多也只能是哪类政治机会或资本在对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产生影响，而不是这些理论本身。把这种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推到一个极端，不要说社会学，就连整个社会科学都会变为“机会学”或“资本学”。在西方，某些大学者在提出所谓资本理论和机会理论时，往往有某种价值观的驱动：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于理性能战胜情感，并成为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但是对于大多数平庸的学者来说，机会和资本这类名词就成了他们理论上缺乏想象力或思路不清的掩饰物。我经常碰到一些学者，当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时，他们会回答说是在做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但是当我进一步问下去时，我往往发觉他们对自己想研究的对象、问题、解释思路和理论新意都不是十分清楚，因为资本这一概念所指性极广，再加上目前这类概念正当红，所以他们借这一概念来提高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和掩盖他们经验研究与分析的弱点。

必须指出，我这里所批判的主要是那些把“资本”作为“自变量”，并用以解释其他社会现象的做法。当前也有许多工作把经过定义后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概念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指标（或者说当作是“因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想说明某一社会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总量的变化及其原因。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就属于这一类工作 （Putnam 2000）。在这类工作中，所谓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不过是作者想分析和解释的一个综合指标，它们本身并没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这种对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等概念的用法不具有理论性，所以也就没有对错可言。但是，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进行这类“涂尔干式”工作的学者，虽然其论证往往十分粗糙且没什么理论可言，但他们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有时却很重要。他们的工作往往具有警世以及创造新研究议题的作用，因而有时会在社会中得到较大的反响。在美国，亨廷顿、卡斯特及普特南都是进行这类工作的学者。

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

在美国，当一个理论在遭受批判走下坡路之后，大多数冠以这一理论的工作，有些甚至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会被同时打入冷宫。这样使得实际上相似的工作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得以重复进行，被遗忘的理论几十年后被冠以不同的名目多次出笼。这种做法对于年轻学者获得教职和学术地位大有好处，但对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却是有害的。我这里想指出的是，虽然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一个理论并不可取，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大量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经验研究，事实上都在做国家结构以及结构性行为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工作，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以柯理希的关于欧洲新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研究为例（Kriesi 1996；Kriesi et al. 1995），扼要讨论其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一件颇具代表性的工作。

在他1996年的那一篇文章中，柯理希探讨了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士这四个国家中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在研究中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有朝着四个方向发展的倾向：商业化、退化、极端化和制度化。所谓商业化就是指社会运动组织转变成针对自己成员收费的服务型组织；制度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在行为上越来越接近一般政党和利益集团；极端化指的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激烈甚至是违法的抗争性行动；退化就是社会运动组织在运动中逐渐转变成俱乐部或自助型组织。他并且发现，在这四个国家中，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发展有着以下规律：法国的社会运动组织有着较强的极端化倾向，瑞士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很高，而其余两个国家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轨迹则介于二者之间。

柯理希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欧洲国家的新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不同轨迹，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决定的。为了展开他的论点，柯理希在文章中提出了内部结构化和外部结构化这两个概念。所谓内部结构化指的是社会运动本身的性质。他指出，具有工具性目的的社会运动（如环境运动和和平运动）比较容易被制度化。这类运动都有一个具体的、理性的利益型目标。由于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就使运动和政府之间达成妥协成为可能。与之相应，这些运动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政党或利益集团性组织。与之相比较，亚文化运动（如同性恋运动或女权运动）则容易有退化或商业化的倾向。亚文化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要求社会对其成员的认同感有一个全面的尊重和承认，但是由于这类组织只吸收那些有着相同认同感的成员，因此它们难以扩大。再加上这类运动的目标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价值和情感性的，因此它们与主流社会和国家很难找到妥协点。而且作为一个边界分明的亚文化，政府和主流社会可以对此采取置之不理和敬而远之的做法，使其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其结果就是，亚文化运动组织就容易走向退化或商业化的道路。反文化运动（如欧洲的社区自治运动）则容易走向极端。与亚文化运动一样，这类组织在成员的要求上是非包容性的，因此组织规模一般较小。此外，这些社会运动的目标与一些具体的国家目标和法律有着直接的冲突，它们不但为国家所不容而且很难被国家忽视，因此它们往往会与国家发生冲突并在难以被制度化的情况下走向激进。

柯理希认为，相比于内部结构化，一个社会运动的外部结构化（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对于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影响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的因子：国家力量的强弱，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整合以及国家和新社会运动的关系。柯理希依据国家力量的强弱和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排斥性或采纳性策略）这两个因子，对他所研究的四个国家政府处理新社会运动的方式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做了如下总结：当一个国家对来自社会上的挑战采取排斥性策略，并且是一个强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对社会运动采取“选择性采纳”的策略。法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法国，社会运动对于国家既没有正式也没有非正式的影响渠道。再加上法国国家力量强大，新社会运动对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很小，而政府却能在政治上忽视许多新社会运动的存在。但正是由于法国的强国家传统，某些政府在上台后会主动去采纳和解决一些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或议题（比如，每当左派政府上台后，法国政府往往会推行一些新社会运动所倡导的政策）。在这种政体下，新社会运动比较难以发展和难以被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法国的新社会运动始终很弱并且保持着极端传统。

与法国的选择性采纳策略正好相反的是瑞士的“程序性整合”策略。瑞士是一个传统的弱国家。瑞士政府面对社会运动时缺乏镇压手段。瑞士的直接民主政体和联邦制也给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政治过程的渠道。但是瑞士缺乏一个强国家所拥有的能用于贯彻一些重大社会政策的组织和制度。瑞士政府在面对社会运动时即使做出了重大妥协和政策让步，这种妥协的实质性效果也不大。从总体上来说，瑞士的弱国家传统鼓励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但是由于瑞士的直接民主政体和联邦制能有效地把社会运动吸收到民主化的程序政治中，瑞士的新社会运动一般会运用合法渠道和手段来争取它们的权益。这就是为什么瑞士的新社会运动规模较德国和荷兰的要小，并且其发展在三国之中有着较高的制度化倾向。

德国和荷兰是两个中间型例子。和法国政府一样，德国政府也倾向于对社会运动采取排斥性策略，但是德国政府相比于法国政府要弱一些。德国的联邦制政体给新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方法，德国的法律体系也是新社会运动可利用的一个资源。但是由于德国有着对反对势力的镇压传统，一个社会运动的诉求一旦超出政府的允许范围，它所面临的将是镇压。这种镇压传统有把社会运动引向极端化的倾向，而弱国家传统却能导致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德国政府对新社会运动采取的是“正式采纳”的策略。相应地，德国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和极端化指标均居于法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之间。荷兰是另外一个中间例子。荷兰是一个非联邦制的强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国家，荷兰的新社会运动并没有很多能向政府施压的正式渠道。但是荷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大自由度的国家，国家对社会运动一般不采取镇压手段，新社会运动也有许多向政府施加影响的非正式渠道。荷兰国家对新社会运动采取的策略可称为“非正式性吸收”。荷兰的新社会运动规模居四国之首，但是它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较高的制度化倾向。

柯理希在文章中还分析了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左派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对整个运动发展的影响。这里他特别强调了一个国家内部左派力量之间的关系对运动的影响。比如，左派执政党一般支持新社会运动，这四个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也主要从左派中吸收成员。但是如果把这四个国家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由于瑞士政党的左右界线不分明，因此它们的新社会运动也从右翼中吸收大量成员；而法国政党的左右界线分明，其结果是新社会运动成员全部来自左派；德国和荷兰的政治结构居于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它们的新社会运动吸收右翼势力的能力也介于法国和瑞士之间。虽然这四个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主要从左派中吸收成员，但是它们对左派政党的喜好程度却有很大不同。在这四个国家中，共产党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同盟，但是共产党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并不是新社会运动最喜欢的盟友。即使是在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的法国，也不例外。此外，新社会运动通常与在野而不是当朝的左派政党结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后就不再是执政党，它因此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最主要同盟。在法国和瑞士，由于执政党一直是一些主要左派政党，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同盟就成了绿党或者其他左派小党。

柯理希的具体分析要比我以上的总结复杂得多，我这里只能择要而述。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像国家力量的强弱、国家处理社会运动的主要策略、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等等，全都属于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范畴。柯理希实际上研究的是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与欧洲新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发展之间的关联。他的工作分析严谨，推理清楚，本身还是很出色的，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在他的研究中仅仅是一顶可有可无的帽子。

问题思考

（1）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传统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遭到了哪些方面的批判？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批判的得失是什么？

（2）为什么说在社会学中人们对旧有理论所进行的偏执的批判有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除了本章所给出的例子之外，你是否还能给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3）政治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有哪些异同？麦卡锡的政治过程理论与梯利的理论又有什么异同？

（4）什么是政治机会理论，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会喜欢这一类理论？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是否说明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就不起重要作用，或者说在“政治机会理论”这一帽子下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就毫无意义可言？

参考文献

刘永明，1990，《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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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们也许会说，强调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家也分析了客观社会结构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一旦我们将客观的社会结构定义为“机会”，我们就立即对其赋予了主观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泰罗（Tarrow 1994：85）不得不在下述意义上定义“政治机会结构”，即，它是能“通过影响人们对成败的期待，从而决定是否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

第十章 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

集体性抗争现象自古即有，但是我们今天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集体性政治抗争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近现代现象。比如，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强国家传统，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所特有的频繁的农民起义现象。这些起义有时也创造一些诸如“开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的话语。但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话语十分初级简单，其目的也不是要改变任何现存社会的结构和价值。与传统的集体性抗争行为相比，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它们有着鲜明的，同时也是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这些政治目标一旦实现，将会部分地，甚至是根本性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现代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着一些如游行、示威、集体绝食、静坐、罢工、串联等传统社会没有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在这些活动中，运动的参加者进行演讲，呼喊口号，举着标语和横幅；他们同时也不断做出各种符号性行为（包括一些特殊的着装），以鼓励同伴，维持激情，取得同情和动员大众。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在其中的重要性。

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心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更为广义上的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关系。第二，在社会运动中，运动积极分子用他们的理念制定和创造出种种策略性行为，但是同时，社会运动又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过程。在社会运动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运动的参加者，通过大喊大叫、流泪、愤慨、写血书、自杀，甚至是自焚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并感染周围的人群。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社会运动参加者的理性和情感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本书的第三章对理性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已经做了专门分析，因此本章将主要围绕以上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由于以上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讨论中我们还会涉及第二个问题。

在探讨一个国家的文化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时，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对人的行为做了理性选择假设。在这种理论下，文化就是一个工具箱，人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工具箱主人和箱中工具之间的关系，社会行动就是行动者在文化工具箱中找出理想工具并用于实践的过程。第二种理论把文化看做文本，并且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是由文化文本中的内容决定的。第三种理论把文化看做一个由多重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文本组成的大杂烩。这一理论的重点不在于强调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而在于指出某一类文本成为影响社会行动者行为的主导文本的结构条件，以及主导文化文本在历史中的变迁。在本章中，我将简要地对在这三种理论下围绕社会运动所产生的一些主要工作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理论，但是首先我将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简单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至少已有一百多种（Brownstein 1995：313；Steinmetz 1999：4）。这些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为广义定义。这里文化不仅包括所有存在于人类头脑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它还包括人类生活的任何层面，甚至包括像国家、阶级、民族等在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Bourdieu 1990；Foucault 1977，1978；Meyer 1999；Polletta 2004；Sahlins 1976；Sewell 1985，1990；Williams 1983）。其二为狭义定义。在这种理解框架下，文化包括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但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则被排除在文化的定义之外。比如，古德瑙夫就曾经指出，对于研究文化和人类行为关系的学者来说，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文化存在于社会运动者的头脑中（Goodenough 1956）。吴斯诺把文化定义为“符号性和表达性的人类社会行为”（Wuthnow 1987：3）。司怀特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礼仪、符号、故事和世界观的集合，它是人们指导其建构自己行为策略的工具包”（Swidler 1986）。

从本体论层面上来说，文化就是社会。不但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比如一个社会中的政体形式或者阶级结构）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甚至像吃、睡眠、性生活等人的本能性行为也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成为文化行为。但是这种广义的文化定义在理论和经验上均不好操作。一旦我们采用广义的文化定义，所有社会现象都成了文化现象，社会学研究就成了英国和西方的一些学者进行的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Smith 1998：8）。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把解读（而不是解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如我在本书的引言中所指出的，这种研究传统强于批判弱于建构，其问题非常之多。其二是在文化这一总体概念下重新建立各类概念。但是，对文化进行广义性定义的作者们所提出的各种概念一般都是解读性概念。这些概念往往都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所提出的一些具有很大偏差的概括，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概念就像物理学中以太这个概念一样，根本就没有本体性意义。布迪厄就是创造这类概念的一个“天才”。比如在他几年前发表的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他竟然创造出五种不同的“资本” 概念：暴力资本、经济资本、信息资本、符号资本和司法资本。可以想象，照这样下去，我们可以将资本概念不断延伸，直至将所有的结构概念统统转述成各类资本概念，并把整个社会科学改造成为一个资本学。但事实是，比起一些如网络、阶级、国家、民族、性别等结构性社会学概念来说，资本概念又显得包罗万象而很不容易定义，同时资本这一概念又具有很大的价值倾向（在这个概念中，人成了一个完全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只有主观意义），作为解释框架其意义十分有限。出于以上原因，许多对经验现象敏感的学者一般会从韦伯和涂尔干传统出发，把文化定义为所有存在于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信息，但是把广义的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排除在文化的定义之外。本书也将遵循这一规范。

框架分析理论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Goffman 1974）。美国的社会运动理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强调资源、政治机会、组织力量等非话语性因素在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任何参加或观察过社会运动的人士都会知道，宣传、动员、理论准备等因素在社会运动的发展中有着关键作用。为了弥补这一弱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对社会运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泛泛的宏观处理方法，斯诺和他的学生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Snow el al. 1986）。

斯诺和他的学生首先把一系列和框架分析相关的概念做了定义。提出框架分析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大多是从脑中已有的一些既定模式出发的。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解读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在心理学中，相应于这一理论的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阅读是一个猜测过程”。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读者在读一个文本或者是观察一种事物时，脑中往往已有了许多观念或者倾向性的认识，所谓阅读或观察就是读者用脑中的观念或认识来套文本中的观点或叙述。一个读者对书中的某一观点产生共鸣或叫好往往是因为这个观点①与该读者的观念相符，②符合该读者的价值观或审美倾向，③对该读者的原有观念做了有限修正。很少有读者能一下子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观念。

框架分析中所谓框架（frame）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所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比如，一个社会运动的价值或主张有时会和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或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产生直接冲突，如果该社会运动在运动初期马上就把它的价值或主张作为动员大众的框架，它就会遭受巨大的阻力甚至有被镇压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对于参加者动员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有时，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对于他们所想动员的个人或组织来说可能会太抽象、太遥远或不甚相干。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运动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有时会很难与运动动员对象的实际利益、兴趣或怨恨感联系起来。因此为了有效地动员群众，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把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进行改造，将其与动员对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有时候一个运动的领导为了一些近期目标甚至会放弃他们对于一些教条的追求。斯诺和他的学生把社会运动中的这些过程称为框架整合。所谓框架整合可以是指把若干具有相近（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的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改造联合起来的过程，也可以是指一个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转换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及怨恨联系起来的过程。

斯诺和他的学生认为，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①框架搭桥（frame bridge）。所谓框架搭桥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上相近的框架之间的结合。对于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这种框架搭桥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组织中的许多个人之间。就中国来说，框架搭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串联。“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普遍而有效的左倾教育使当时的年轻一代比较容易受到左倾思想的鼓动，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学生到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框架带到全国，从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蔓延和深化。②框架扩大（frame amplification）。一个或多个组织和个人对某一意识形态、价值或目标有一定的认同和亲和力，但他们尚未参加为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实现而斗争的社会运动。为了动员这些组织和个人加入这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组织往往会通过强调和夸张那些价值和目标的重要性等手段来动员这些组织和个人，这就是框架扩大。美国的社区运动往往会在参加者动员时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重要性。而美国的反堕胎运动在动员民众时往往会强调卵子一旦受精就是生命，而生命是上帝赋予的，因而有其神圣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军人为革命事业献身时往往会用三忆三查、忆苦思甜等方法来强调革命对于穷人的意义。所谓的框架扩大指的就是社会运动组织所进行的这类宣传鼓动活动。③框架延伸（frame extension）。框架延伸指的是一个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更多的参加者或获得更多的盟友把其组织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目标进行一定的修改或改造，以能动员或联合那些原本与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均有一定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来支持或加入这一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解放区内实行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从而团结了爱国地主和地方绅士。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是一个框架的延伸，它是抗战时共产党在敌后得以立足并且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因素。④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当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所运用的框架不能成功地动员运动参加者，或者当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时，为了把一个社会运动推向成功，运动积极分子往往会修正甚至是抛弃他们所持有的话语，并进而提出新的目标或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框架转换。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过程中的策略从和平道路转换到武装斗争，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转换到农村包围城市，都是框架转换的例子。

除了这四种类型外，我认为框架整合还可以有第五种类型，这里我且把它称为框架借用。如果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但是却找不到一种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会去借用一种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的许多工人原来都是传统的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失去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他们渴望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却用新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进行反抗的思想武器。这里马克思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借来的话语”（Calhoun 1983）。

框架分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主框架”。所谓主框架，就是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它往往是某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在一个时代中处于上峰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潮流。社会中社会运动的主框架一旦形成，为了降低动员成本和加大影响，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在动员运动参加者时往往会套用这个主框架的话语乃至与其他组织建立一种“统一战线”，有些社会运动甚至会把主框架作为自己运动的“借来话语”。主框架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为什么革命和反抗浪潮在世界上总是一波一波地到来。“二战”后，全世界革命和社会运动的主框架就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独立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框架是围绕公民权运动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下，美国产生了新左派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同性恋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社会运动的主框架是民主化。在这种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政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被推翻，世界从此走向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

斯诺和他学生的文章认为，社会运动中的框架整合是一个以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活动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并因此而把框架整合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他们这种对于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的理性化理解与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政治过程理论相吻合，但是框架整合理论同时又指出了微观层面上社会运动动员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工作填补了政治过程理论中的一个盲点。因此，他们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带来巨大的反响。从那以后，“框架化”（framing）这个概念已被运用于描述和分析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运动修辞策略、集体行动的符号意义以及政府、媒体对运动的反应等众多领域（Benford 1993；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McCarthy，Smith and Zald 1996；Ryan 1991；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Tarrow 1998；Zald 1996）。

但是以上所列的这类工作也有许多弱点。首先，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文化就成了司怀特所说的一种“工具箱”（Swilder 1986），社会运动的话语性活动就是社会运动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在工具箱中寻找合适工具的过程，而运动领导者之所以选择某一话语性策略就是因为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但是我们知道，文化有时会作为习惯和本能在人行为的潜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虽然许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支持，但很少有社会运动，特别是一个长时期大规模的运动，其发展轨迹是由社会运动参加者的理性策略决定的，历史的轨迹往往是一些非企及性结果的组合。第二，框架分析者把社会运动的话语看做社会运动组织领导者的策略性行为。但是许多社会运动，特别是在一些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往往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这些自发性很大的社会运动中，决定一个社会运动话语特征的往往不是社会运动领导人的策略，而是运动中的许多个体性行动。这些个体性行动在运动中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而在竞争中胜出的话语策略则构成一个社会运动的特征。最后，由于斯诺和他的学生把社会运动的话语看做社会运动组织领导者的策略性行为，在对具体社会运动的分析中，他们往往会把社会运动的发展描述成一个运动领导者的理性策略过程。在这种分析和叙事模式下，人们就忽略了社会运动话语框架化过程中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环节，即一个社会运动所要发动的对象头脑中已具有的一些结构性解读模式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以框架分析为核心的经验研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社会运动领导层的活动上，从而忽略了对这些社会运动领导所想要动员的百姓们的解读习惯以及这些解读习惯背后的结构性机制的研究。诚如一个在框架分析领域中颇有影响的学者在评价自己领域中的研究时所说的那样（Benford 1997：421，412），大部分对社会运动框架化的研究要么热衷于理论性的概念思辨，要么热衷于讲述一个在社会运动框架化这一视角下构成的个案故事（例如Evans 1997；Hank 1995；Ryan 1991；Snow et al. 1986；Snow and Benford 1988，1992；Williams and Williams 1995；以及Zuo and Benford 1995）。在他们的笔下，“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就像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一个的修辞按钮”；他们的推理也“倾向于根据成功的动员过程去逆推运动积极分子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可以说，进行框架化过程研究的学者很少关注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的“解读图式”及其对框架化过程的影响，也很少有人将大众的解释模式与特殊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虽然框架整合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就其后续工作来看，斯诺和他的学生所提出的一套概念仅仅是社会运动话语性策略的一个分类系统。

文本决定论

文本决定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具有多种研究视角的潮流。但是与上一节中所介绍的框架分析理论相比，从文本角度来研究社会运动话语的作者一般都认为，当社会行动者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社会行动者就会寻求他（们）的行为和这些话语之间的一致性。在这种场合下，这些社会运动者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情的准则不是策略性的输赢而是情感性的对错。他们决定依据某一文本行事，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一文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有着正义性，即使他们这样做会给他们的利益甚至是他们所参加的社会运动的实际效果带来损害（Ellingson 1995；Hunt 1984；Jacobs 1996；Sewell 1985；Steinberg 1994）。持有文本决定论的学者一般都强调情感和文化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与框架分析理论截然相反的分析意识形态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视角。

文本决定论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的话语、意识形态和文化对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时通常采取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对一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做出解读，从中找出这些话语或话语式行为与该社会所存在的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就反过来论断这一社会运动的话语或话语式行为是这些文化或意识形态决定的。比如，瓦瑟斯特朗以及瓦瑟斯特朗和艾胥理可在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学生运动做了研究后提出，中国现代的学生运动其本质是一个“政治剧场”，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为这一 “政治剧场”提供了脚本 （Wasserstrom 1991；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1992）。白鲁勋在分析中国现代政治时也十分强调中国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一致性，以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共产党体制下官僚文化的高度相似性（Pye 1981）。他们这种研究的好处在于强调了传统文化和政治对现代人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持有这种视角的学者在研究时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会流于牵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问题是，在中国“政治剧场”的剧目中存在许多种十分不同的脚本。比如就现代中国的干部来说，如果说意识形态化和廉洁是20世纪50年代干部的主要特征的话，派性政治和阴谋则是“文化大革命”时崛起的干部的行为特征，而改革、机会主义和腐败则构成今天干部生活的一个主要现象。意识形态化和廉洁、派性政治和阴谋以及改革、机会主义和腐败作为不同的脚本在中国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渊源，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的真正任务，是指出什么样的文化脚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会被社会行动者采纳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优势脚本，而不是仅仅流于指出文化文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由于这些学者刻意地想指出文化或者是传统文化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做学问时往往会就所研究对象专门寻找出一些与某些文化文本有紧密联系的行为方式，然后再用那些文化文本来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这种从部分结果出发来寻找这些结果背后动因的做法又被叫做“对因变量进行取样”（sampling dependent variable），这是逻辑推理中的一个大忌。从广义来说，人们的行为只能是某种文化的再现。因此对一个具体的行为方式我们因此总是能做出文化文本决定论式的解读，这种文化解释因此就成了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文本决定论学者认为，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他的行为和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基于这一原则，许多学者分析了一些社会运动或革命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以及这些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的语义逻辑，并从这里出发来解释社会运动或革命中人们行为的特征，直至一个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比如，在对美国蚌壳反核联盟（clamshell allians）这一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岛倪强调，蚌壳反核联盟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策略选择并最后导致整个运动的失败（Downey 1986）。蚌壳反核联盟的意识形态要素为：反对强权、国家控制和任何形式的核技术。这种价值取向使该组织在运动中采取了人人平等的组织形式、公意决策法和非暴力策略（因为暴力本身就意味等级、强权和独裁。暴力型策略需要一个内部有森严等级的组织来推行和贯彻。蚌壳反核联盟采取非等级组织形式和非暴力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宣称是体制而不是他们在延续暴力和强权）。岛倪在研究中发现，这个运动在开始时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主要来自政府的处理有误。在1977年，当得知有一个核电站将在新汉普舍州开工时，该组织的1414名成员集体占领了工地。他们的行动遭到镇压，政府把这一千多名人士全部拘捕并且还设了很高的保释金。但是政府没想到，这些被捕人士不但全体拒绝被保释，并且在监禁中继续进行抗争。这个事件因此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巨大关注。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两星期后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这整个过程及其结局使该蚌壳反核联盟在美国名声大震。这次行动的成功虽然大大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但是组织成员的增加使得蚌壳反核联盟所坚持的平等原则和公意决策法越来越难以推行。在它们的这种组织原则下，一个组织的决议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被通过，因此该组织成员在开会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而他们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却变得越来越小。此次行动的成功也促使美国政府改变了他们处理反核运动的对策。一旦有新的核工程开工，政府尽量事先派出武装人员去阻止反核成员占领工程所在地。如果不能在蚌壳反核联盟占领核工地之前就派出武装人员，政府也会避免去拘捕反核运动的成员（因为拘捕容易引起事态扩大和媒体的关注，结果往往使政府下不了台）。相反，政府仅仅向核工地派出警察来驱散反核组织成员。面对警察的行动，反核运动成员因为不能进行武力反抗而很容易被驱散（因为暴力反抗违反他们运动的宗旨）。由于反核运动成员采取了和平主义的对策，警察的整个驱散过程一般进行得很平和，媒体和社会舆论因此很少有可能关注这一事件，他们行动的意义因此也就大打折扣（媒体更会报道一些非常规性的 “人咬狗式的事件”，而在西方社会中，政治舆论一般是由媒体报道构造的，见第十二章）。特别是，在阻止蚌壳反核联盟去占领核工地的同时，政府还主动给予他们合法游行的权利。政府的这一策略也把反核成员放到一个困境。他们如果拒绝政府给予的游行权利而强行占领核工地的话，如前所述，因为政府有了准备，他们不但不能成功地占领核工地，在大众的眼里他们行动的合法性也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他们接受政府的提议去进行游行的话，那么这样的游行往往会因为得不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而效果有限（见第十二章对美国的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的讨论），这种失败反过来就会导致运动内部的分裂。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政府的不同政策，蚌壳反核联盟需要经过讨论才能产生对策，但是由于他们实行的是公意决策法，面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该组织成员也要讨论数天才会有结论。事实上，面对政府的策略，蚌壳反核联盟经常会因为不能做出有时效性的对策而丧失良机，这更引起许多组织成员的不满。这种种情况都导致蚌壳反核联盟运动的没落。

西方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有所谓第三代研究者，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第三代研究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法国革命研究的重点从早先的历史和结构视角转移到文化视角。在这一代学者中，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是其中的佼佼者 （Hunt 1984；Furet 1981；Sewell 1985，1990）。这些作者的工作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与其他学者比起来，他们都强调以下两点：①法国革命是一个由话语和符号推动的历史事件，并且法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符号和神话制造过程；②意识形态和文化在法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都起有关键作用。比如瑟威尔在1985年写了一篇现在已成为经典的文章（Sewell 1985）。此文源于对斯考契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批判（Skocpol 1979）。斯考契波认为，意识形态和领袖人物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即使意识形态和领袖人物在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他们本身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她强调“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造就的”。对于斯考契波的这种观点，瑟威尔进行了驳斥。瑟威尔通过大量例子指出，法国革命起源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联系紧密，并且法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过程。比如他指出，法国革命源起于法国传统意识形态的解体。在路易十四之前，法国国王和贵族有着一个传统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国王与贵族之间均承认对方的种种传统权力，但在路易十四之后，法国开始建立官僚制国家并进行中央集权，许多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归于国家。整个中央集权过程需要贵族的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贵族的特权和权力却遭到很大的削弱，这种改革因此导致统治精英之间的分裂，为革命的产生做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瑟威尔承认，导致法国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财政的崩溃。面对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不得不重开已停了近150年的国会，意图在增加税收问题上取得法国的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合作。但是国王要求提高税收，贵族就趁机向国王要权，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神职人员、中产阶级乃至普通百姓纷纷向国家要权，一个追求权利、平等和自由的浪潮应运而生，并最终导致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发展却与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法国革命后的政治不断走向极端并最终导致雅各宾时代的大恐怖。对于这一现象，传统的理论往往把此归于欧洲各国贵族势力对法国革命政权的压力或者是革命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但瑟威尔借用傅勒的观点，把法国革命的发展解读为一个话语过程。他们认为，大恐怖的话语基础是罗素的民族意志（general will of a nation）这一概念。我们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连一个家庭都难以形成一种统一意志，不要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但是，一旦人们相信了民族意志这个概念后，他们就有了对于统一意志的追求。由于一个社会不可能有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人们就只能把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统统标记为贵族阴谋。法国革命的进程就是在民族意志和贵族阴谋两个话语的互动中逐渐走向极端并最终导致大恐怖这一悲剧。瑟威尔的文章还强调，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革命意识形态行事的。比如，法国革命的各个派别再极端也没有人提出要废除私有制，这是因为废除私有制这一话语尚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外，法国革命的参加者都大力在法国推动科学以及科学治理国家的世界观，他们由此发展出一套至今已在世界上被广为运用的公制度量衡系统，这些都是法国启蒙运动话语体系的产物。

岛倪和瑟威尔所代表的这类工作，其着重点是话语与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不同话语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类工作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一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他的行为和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持有以上这一方法的学者在分析社会时往往会把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看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而忽视了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对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的创造作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弱点（Skocpol 1979）。但是，这种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文化分析方法的那种从部分结果出发去寻找结果动因的逻辑谬误，因此有其合理性和较为广泛的运用前景。

在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时，学者们一般会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和党内斗争种种因素的综合产物，但是如果采用瑟威尔和傅勒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是：革命的对象总是当权者。由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一旦我们相信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结论只能是“走资派就在党内”。正是由于“继续革命”学说和“走资派就在党内”这两个话语的互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塑就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倒老干部为主轴的发展形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士肯定会对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嗤之以鼻。但是我想再过100年，当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统统过世，研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并且容易（同时也是较为正确）的解释方式及其组合均已穷尽时，我想我以上所做的这种解释不但会兴起，而且可能还会成为在一定时空内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如果不信我的预言的话，瑟威尔和傅勒对法国革命中大恐怖起源的解释就是例子。当然，我这里绝非想取笑瑟威尔和傅勒这两个伟大学者。法国革命与“文化大革命”不同，他们的分析方法可能更适用于解释法国大恐怖的起源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是如果大多数读者对我以上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方法嗤之以鼻的话，我想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从学理上说，读者对我的分析方法的不满，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不是社会上存在的唯一话语。那时在哲学上有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在文艺批评中有所谓的写中间人物论，在执政理念中有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这些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想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一话语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们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一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导话语。一旦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视角则必须回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党内斗争，等等。如同司怀特所言（Swidler 1986：277）：“任何具体的文化都包含多元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符号、礼仪、故事和行为准则。圣经的读者如果想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做出辩解的话，他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段落。一个社会的文化并不是一个能把社会行动引向特定方向的统一的系统。”从话语到话语的分析方法的一个通病，就是任何时代的话语总量总是要比一个时代的主导性话语大得多，由此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那么多话语中，某一话语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话语。同样，从文化到文化的分析方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可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由此在指明某些文化因子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首先要指出，为什么是这一些而不是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子成了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就把我们引向本章的核心问题：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应当怎么研究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乃至文化或话语对社会运动者行为的普遍作用。但在全面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梯利是怎么分析文化和集体行动形式之间的关系的。

集体行动形式库

梯利（Tilly 1978，1986，1995）在他的早期工作中提出了集体行动形式库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 这一概念。梯利（Tilly 1995：41）将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个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所可能采用的方法。”梯利认为，一个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来自人们一般都会依据他们所熟悉的常规办事，集体行动形式的创造和革新因此并不常见。即使发生了创造和革新，这些创造和革新也只是在原有的集体行动形式基础上所做的一些有限的改变。因此，虽然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内容会有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是渐进和缓慢的。如斯町曲康所指出的，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抓住了“一个群体所共享的技术和文化特征” （Stinchcombe 1987），它概括了文化的认知性和关系性这两个重要特征。

梯利通过对法国近六百年来的集体行动发展史的分析，阐述了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变化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因。他指出，法国的集体行动形式库在这600年中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集体行动的主导形式是竞争性集体行动（competitive collective action）。所谓竞争性集体行动即集体行动的参加者为竞争有限的资源（如粮食和女人等）而进行的抗争。在法国，其形式包括恶作剧式的狂欢、葬礼抗议和抢粮等。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主导形式是反应型集体行动（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在15、16世纪之后，民族国家在欧洲逐渐兴起，原来属于地方贵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因此造成许多社会动荡。与此相应，法国那时的集体行动往往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国家形成过程的反抗，人们的抗争方式也从早期的狂欢、葬礼抗议和抢粮等转到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和叛乱等所谓的反应型集体行动上。在本阶段的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罢工这一现代意义的抗议方式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发展的第三阶段起始于19世纪，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动型集体行动（proactive collective action） 的出现。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法国民众已经把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同时，大工业城市的出现又使法国社会下层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怎么在既成事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框架下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就成了广大社会下层的关心点。与此同时，传统的抗争方式被逐渐淘汰，而罢工、静坐、示威、游行、请愿等新型的主动性集体抗争方式则被广泛采用。

可以看出，梯利是在欧洲近代大历史的框架下考察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变化这一问题的。在梯利的分析框架下，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相当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按照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行事，但是他们也会在原有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周边进行改良甚至创造，这就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内容的改变提供了基础。梯利认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内容的变化取决于以下五个结构性因素：第一是有效性。如果一个抗议方式长期无效的话，它就会被逐渐淘汰。比如砸机器、破坏工具等曾经是欧洲早期工厂内普遍存在的抗议方式，但这种方法既无法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不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经济待遇，因此它就逐渐被罢工、示威等更为有效的抗议形式取代。第二是组织能力和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初，社会下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传统村落组织的基础上。这种以传统村落为基础的组织缺乏广泛的跨村落的横向联系，因此它们很难有效地组织起跨行业跨地区的政治行动，这成了早期欧洲社会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许多大规模的抗争活动都是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涌现出来的。第三是国家处理集体行动的方式。在欧洲，这方面变化的一个总体趋势是国家政治的逐渐民主化。民主化进程给社会下层的抗争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是它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发生。许多社会运动的目标也因此从阻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推翻资本主义演化到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下获取更大的利益，主动性集体行动应运而生。第四是一个群体在某一空间中的常规活动规律。在欧洲，罢工和游行等集体行动方式之所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建立和大规模工人住宅区的形成。第五是集体行动知识的扩展和经验的积累。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性政治行为仅仅在数个国家得以盛行，但是时至今日，恐怖活动已经成了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中国，串联作为一种现代集体行动方式起始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北京学生向全国发电报并派学生南下上海等地发动民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和在今天的中国，串联已经成了任何大规模集体行动的一个必有的环节。早期的创造通过扩展和经验积累成了以后集体行动中的常规。

梯利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了集体行动形式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法国历史中的形成和演变。在他的分析中，文化不仅仅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它本身也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发展。梯利通过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条件，探讨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和文化的发展。在他的分析中，集体行动形式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很大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它影响集体行动的方式，同时又在一定的结构条件下得以改变。梯利的这种处理方法避免了许多其他文化分析方法的弱点，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但是梯利的工作没有涉及文化对人的行为影响的微观社会学机制，他也没有回答诸如“为什么一些文化因子在某些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要比在其他社会运动中来得重要” 这一类问题。同时他的分析也没有涉及如下现象，即任何一个集体行动所采用的运动和话语形式都不可能穷尽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采用了一个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以下，我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机制

在刻画文化和社会行为关系的各类概念中，梯利（Tilly 1978，1986，1995）的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同时抓住了文化的认知性和关系性这两个重要特征。但是梯利把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所熟悉和能运用的抗争方式的总和。梯利所指的抗争方式仅仅限于狂欢、葬礼抗议、抢粮、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叛乱、罢工、静坐、示威、游行和恐怖活动等有形的反抗活动，许多其他的抗争形式，特别是那些话语和符号层面上的东西，则被排除在外。为了能更好地把集体行动形式库这一概念运用到文化分析中，我这里把梯利的这一概念推广为文化资源库 （cultural repertoire）。这个文化资源库不仅仅包括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中的内容，而且包括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运动的发动和参加者所面对的文化资源库中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脚本，而是许多相互关联，或不甚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传统的组合。这个文化资源库主要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人的头脑中，但是作为任何一个在社会中能与他人正常交往的个体，他的头脑中肯定存有文化资源库中的许多脚本。社会行动者能以多种形式来运用这一文化资源库中的信息：他们可能会仅仅依据自己所熟悉的行为方式来行事，也可能会创造性地运用甚至是修改文化资源库中的脚本。

在研究社会权力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时，史蒂文·卢科斯提出，社会权力将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的社会关系上（Lucas 1974）。其一为在争议性决策的场合下某一方能够占据上风；其二为在发生有争议性决策时某一方能通过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价值、信念、礼仪和决策程序而使自己占上风；其三为社会中的一方不但能够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价值、信念和礼仪，并且能够使其他社会行动者相信和服从这些信条和礼仪，从而避免争议性决策场合的产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权力和文化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它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与权力一样，文化不但能影响甚至是改变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而且还能使社会行动者做出在他人看来是不会做的事情。如果以上关于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类比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和权力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一样，文化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也是发生在三个（理想状态）层面上（或者说是通过三个机制来完成的）：利益和策略层面、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能层面。

在利益和策略层面上，文化资源库对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就如司怀特所说的“工具包”（tool-kit）（Swidler 1986），人们在这个工具包中选择有利的策略以构建自己的行动。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人们也能在此工具包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化“工具”进行改造。文化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这一机制是文化变迁的动力。斯诺和他的学生所论述的策略框架的形成过程，其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一机制。文化和社会行动者行为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是价值和意识形态。在这一机制下，决定一个人行为的不再是输赢得失而是对错。这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人们相信某些文化文本或者意识形态时，他们往往就会依照这些文化文本或意识形态办事，即使这些行事方法会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文化是作为“剧本” 和“文本” （scripts and texts）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的（Hunt 1984；Geertz 1973，1983）。我们在前一节中谈到的岛倪对美国蚌壳反核联盟失败过程的研究，以及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等人对文化文本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所刻画的正是这一机制的作用。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还可以发生在本能、习惯和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中。这第三个层面与第二个层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在第二个机制下，人们之所以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和意识形态。在这种场合下，社会行动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而做。但是在第三个机制下，一些文本和意识形态已经在社会行动者的头脑中被彻底地内化了，这些文本和意识形态成了社会行动者的习惯和惯式。在面对情况时，他们能不假思索地依照内化的文本做出几乎是本能性的反应。目前西方学者对文化文本和集体行动之间关系（或者广义地说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里所阐述的第一和第二个机制上，但我想指出的是，许多早期关于情感和非理性因素在集体行动发展中的作用的工作，所强调的其实是第三个机制 （如 Blumer 1946，1969；Killian 1984；Turner and Killian 1987）。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本能性和习惯性的行为往往是在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但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却对这类行为有着很深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往往会对同样的事物做出断然不同的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

社会结构、文化和集体行动

社会行动者会灵活运用策略，会依据自己的信念办事，也会做出本能性和习惯性反应。我们在上一节中指出，文化在这三种理想场合下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作用有着完全不同的机制：文化在第一种场合下是“工具包”，第二种场合下是文本，第三种场合下则表现为本能和习惯。在上一节中，我把这三类行为方式作为理想状态来定义并从理论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我的观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但是一旦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一个具体社会行动背后的机制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遇到困难。即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社会行动也往往会是以上所阐述的三种理想场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即使是面对一个最为简单的社会行动，我们也同时能从多个角度来解读它背后的机制（第八章中对剧院失火观众逃窜的分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即像剧院失火观众逃窜那样的简单行为，其背后都会有理性认知和本能反应两个因子的同时作用），使我们很难把以上三个社会机制直接运用于对具体社会行为的解释中。有幸的是，虽然不可能通过宏观方法来确证任何具体社会行动的形成因子，我们却能分析这三个因子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对社会行动的相对重要性。下文，我将试图围绕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性质这两个问题，提出几个在不同社会结构下文化对社会行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的命题，并加以简要说明。以下的命题之前均需冠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一条件，因为雷同，在行文中我把这一条件省略了。我们从最为基本的一个命题开始。

命题1：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该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越有可能把文化形式库当作一个工具包，并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运用。

一个社会运动的形式不可能超出一个社会的文化，但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是否能主动地运用不同的文化因子（并在既有文化下进行创造），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运动发起者的组织能力。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得越好，该社会运动就越有可能主动地去运用各种文化因子，甚至是在原有文化因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以获取理想效果。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一般都会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策略形成中的作用，这主要就是因为现代西方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背后均有强大的组织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斯诺和他的学生在文章中把他们社会运动中的框架整合定义为一个以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活动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Snow et al. 1986）。麦克亚当 （McAdam 1994：38）因此说：“框架整合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运用文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领导通过发掘主流社会（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亚文化）中被广为认同的不满，以此来激励社会运动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命题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1a：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其参加者就越有可能依据既有文化文本中的一些固定方式行事。

推论1b：与社会运动相比，骚乱的参加者虽然可能有很强的无拘无束感，但是骚乱参加者的行为却更会受到一些特定文化文本的约束。

推论1c：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极差，自发行为在运动中就会占有统治地位，该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事方式往往会基于他们自己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本能。

此处第一个推论可以看做是第一个命题的逻辑推广；第二个推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骚乱是一种无组织或组织力量极其微弱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第二个推论仅仅是第一个推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第三个推论可以看做是第一个推论逻辑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场合。以上三个推论的一个基本共同逻辑是，一旦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自发性行为就会在该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将缺乏正常的策略性决策所需要的时间和信息，运动参加者的行为又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往往就会依据他们最为熟悉的方式行事，甚至是依据他们的本能来行事。这就是为什么在运动参加者头脑中的文化惯式，甚至是一些属于下意识层面的文化沉积，会左右一些组织性较差的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自发的感情用事的状态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行事，也会下意识地遵循在其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行为法则（Kitayama and Markus 1994；Trandis 1989）。我的逻辑推理显然与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结果相一致。虽然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自发行为和情绪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他们从其他角度有时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比如梯利就曾经指出，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其策略往往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该运动中的成员就越可能依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行事（Tilly 1978：155）。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威权国家中，由于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社会运动往往会以自发性较强的形式发展起来。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往往会与骚乱接近，传统文化行为因此会在这类运动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Zhao 2000，2001）。

裴宜理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情感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动员群众中的重要性 （Perry 2002）。她所说的情感工作，指的是像忆苦思甜、三忆三查等中国共产党用于唤起民众的阶级觉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和斯诺与他的学生所提出的框架分析方法一样，裴宜理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的“情感工作”，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下得以推行的。但是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环节较为薄弱时，裴宜理所说的那种 “情感工作” 和斯诺与他的学生所描述的那种框架分析过程就变得不太可能。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的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将会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我们常常会在同一时空中看到若干起几乎同时发生的自发性行动，这些活动互相竞争以吸引旁观者。在这种场景下，整个运动的发展将不取决于舞台上的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取决于哪些话语或行动能打动观众。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话语和行为则构成一个社会运动的特征。那些话语和行为之所以能打动观众并在相互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它们符合观众头脑中已具有的一些结构性解读模式，而观众对事物的解读习惯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沉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传统文化在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命题2。

命题2：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一个运动发展的往往不是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种社会文化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

上文曾经讲到，那三个连接社会行动和文化资源库之间关系的因子有着不同的作用层面：社会运动者在第一个因子下能够积极和创造性地运用文化资源，在第二个因子下能依据他们的信念行事，而在第三个因子下却只能通过本能和习惯来表达一种文化信息。换一句话来说，从第一个因子到第三个因子，文化对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影响体现得越来越深层。司怀特就曾经说过：“文化的作用层次越深（深入到个体的心态，深入而成为个体的习惯，深入而成为人们内心世界中的下意识），它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也就越大。” （Swidler 1986：31）这个在第二个命题中已经隐含的观点可以用命题3来表述。

命题3：当一个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很强时，该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该社会运动的发展就会起决定性作用；而当一个社会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时，该运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这一命题点明了为什么研究非西方社会运动的学者往往会强调文化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而研究西方社会运动的学者却十分强调理性策略在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在西方，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发达，大多数社会运动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展开，社会运动与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策略的运用不但成为可能也同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相应，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也就往理性选择的方向发展起来。

司怀特在她的那一篇探讨文化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经典文章中提出了稳定状态和变化状态（settled lives and unsettled lives）这两个概念（Swidler 1986）。她提出，当社会上许多人都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鼓舞时，这就是所谓的变化状态，反之则是稳定状态。司怀特在文中强调，在稳定状态下，人们一般会循规蹈矩地按照主流文化行事，而在变化状态下，人们却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吸引，虽然他们的行为方式在事实上仍然处处受到原有文化的影响。需要指明的是，新型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产生并不是导致社会进入变化状态的唯一因素（它们往往是其他社会变迁的结果），人口危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来自国家的改革都可以是产生社会状态变化的源泉。但是，司怀特文中对在变化状态和稳定状态下文化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还是能成立的。我们因此有命题4。命题4：在变化状态下，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更可能会灵活运用现有文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而在稳定状态下，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依据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文化因子甚至是他们的本能性习惯。

对于在社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来说，第四个命题所揭示的机制与第二个命题中的机制有着相反的作用。在较为压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大多数将处于薄弱的组织力量下，同时这类国家往往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又把这些国家置于变化状态。在组织力量微弱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往往会成为运动参加者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变化状态下，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却更有可能灵活地运用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这就是为什么极端和保守、理性和传统在同一个社会运动中的共存是在许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可以常见的景观。

一个国家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国家的性质有关。如果我们把理想状态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作为两类不同政体的话，极权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极其薄弱。这样的国家靠着其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往往能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但同时这种国家行为也可能会使社会矛盾加剧。我们在第五章中就已经讨论过，在这样的国家中一旦发生社会运动，它往往会具有较大的规模。同时，当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时，它还会是一些严重的政治危机的副产物，这样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较弱的组织力量。相反，由于有着发达的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民主国家中所产生的社会运动往往有很好的组织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本节中的命题1推广为命题5。

命题5：在一个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更有可能把文化资源库当作工具包，以对文化文本进行创造性运用。

这个命题可以说是理解在社会中层组织不发达的威权国家中和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不同性质的一个关键。依据这个命题，我们还能把以上其他命题加以类比推广。比如，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的话语和运动形式往往会紧密体现传统文化文本，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将会对一个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命题3）。推动在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动态的往往是在社会上被广为接受的“解读模式”，而不是运动领导的企图和策略（命题4）。[1]

当然，以上讨论中所提出的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均属于理想状态。在真实世界中，民主国家往往会保留许多非民主的特性，而专制体制更是多种多样。除极权国家外，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见到有一定经济和政治多样性的后极权国家，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一定政治多样性的威权国家，以及以个人统治为基础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权力却对社会缺乏有效控制力的寡头国家 （Linz and Stepan 1996）。与此相应，在现实世界中，文化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绝对不会像以上那些命题中的逻辑一样来得绝对。只要一个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能以较好的形式组织起来，那么这个运动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该国家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形成理性的发展策略。

比如，在1935～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有个名叫郭清的同学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北京的学生对此义愤填膺。他们不顾北京地方当局禁止，不但在北大设置灵堂集会抗议，并且冲破在外待命的大批军警抬起郭清的棺材出校游行，整个行动方式与传统文化中的葬礼抗议没什么区别，这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学生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性。这场示威遭到警方的无情镇压。在六七百名最终成功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的学生中，有一百多人被警察打伤，五十三名被捕，包括七名重要的学生领袖。但是“一二·九”运动毕竟没有以上述这种传统形式发展下去。这是因为，虽然中共北京地下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二·九”运动前夕，北京地下党已经有了一定的恢复，因此发起“一二·九”运动并在其中起有重要作用的学生要么是左派，要么是中共地下党员（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1982；《一二·九运动》1987；Israel 1987），这就使中共掌握了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中共领导人基于民族主义而支持“一二·九”运动，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该学生运动重新赢得在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并和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对过激行动没有什么兴趣。这就使得当时刚刚开始在天津负责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马上把学生的整个抗议行动斥为“极端左倾”的机会主义行为。刘少奇并且借机重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撤销了当时那些与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不一人员的职务。他还专门写信给学生，要求他们不要再采取过激行为，要复课并尊敬师长和父母（刘少奇1987）。刘还提出“支持宋主席领导抗日”“支持29军对日作战” 等口号，与国民党人士进行频繁接触，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在刘的努力下，北京学生不再采取过激行动，以宋哲元为首的北平当局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在中共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改变了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些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各类集体行动；业主运动、环境运动和社会福利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各类政治风波有所不同，90年代的城市社会运动的目标不是要直接挑战国家政权，而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解决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与以前的社会运动不同，许多这类运动还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较好的组织能力，懂得怎么利用新闻和法律作为武器，有一套以成功为目标的策略，并且经常会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总之，从这些社会运动的活动形式来看，它们更像是在现代西方所发生的社会运动，而不是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那些政治风波（Zhao 2005）。以上的两个例子都说明，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绝不可能是那种简单的决定论式的。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威权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即使该运动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其运作方式往往与该威权政府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被动的文化影响，只要一个威权国家还能通过宣传和其他社会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百姓，威权文化就会在社会上成为常规和习以为常的习惯。第二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如果一个威权国家有着很强的镇压能力，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争，许多社会运动会被迫走向地下或半地下，并同时建立一个内部等级分明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组织以防止来自国家方面的破坏。这种组织即使是在为一个“伟大” 理想而奋斗，它从组织结构和策略行为上往往是重袭和延续了那威权国家得以维持的专制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均有一定的民主自由倾向，但是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共产党走向地下，进行武装抗争并建立等级和纪律森严的列宁主义组织。早期的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人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深谙中国文化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型领导。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但他同时也在党内延续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这就有了命题6。

命题6：在一个具有较强镇压力量的威权国家中，一个社会运动即使有着很好的组织力量，该社会运动往往会在组织原则和行动策略上重袭和延续那威权国家的政治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命题仅仅是研究文化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第一步，它们远远没有穷尽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在以上的命题中，文化既不是一个解释其他文化现象的“自变量”，也不是一个受到社会结构因素调节的“中间变量”，它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基质，是人的行事方法的一个资源库。由于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可能在一次行动中表现出文化资源库中的全部内容，这就有了取舍。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因为任何社会行为只能是文化行为），我们的任务也不是仅仅去指出一个具体的社会行动表现了文化资源库中的哪一部分，我们的关键应该是去指出，为什么在一个具体场合下，社会行动者表现出了文化资源库中的某些成分，而不是其他成分。在本章中我指出，人类通过三种理想状态场合来运用和体现文化：文化可以是社会行动者进行策略建构的工具，可以是社会行动者的行事准则，也可以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的本能和习惯。其中第一种场合往往是文化变化的动力和源泉，而后两种场合则是文化稳定性的基础。本章的一个关键信息是：这三种因子在一个具体社会行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哪一部分文化因子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得以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该社会行动本身的性质。梯利对法国集体行动形式库变迁的研究，以及我在上文所试图建立的一系列命题，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Zhao，2010）。

问题思考

（1）研究文化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哪几个学派，其中每个学派的特点是什么？

（2）什么是框架分析理论？这个理论在哪些方面弥补了传统的政治过程理论的缺陷？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时，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

（3）西方的人类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有一句名言：“历史就是文本”（history is a text），从历史发展和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根本问题又在什么地方？

（4）什么是社会运动形式库？法国社会的社会运动形式库在近500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动力和意义又在什么地方？

（5）文化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文化是怎么通过这些机制向人的行为方式施加影响的？

（6）在本章中，我试图就文化、社会政治结构和集体行动方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命题，但是我同时又明确指出，这些命题远远没有穷尽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所有关系。基于此，你是否能在本章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在不同社会结构下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不同关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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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威权国家中采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抗争方式也有它的现实好处。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在政治上往往比较专制，社会运动比较容易被镇压，这就会迫使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采用许多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抗争方式。这种抗争方式有着文化上的合法性，能在社会上得到更广泛的同情，并使政府一下子难以找到镇压的借口。在社会学里许多学者把此类现象称为“安全空间” （见Evans and Boyte 1992；Gurr 1986；Lichbach 1995；Opp and Roehl 1990 和Scott 1985）。

第十一章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需要有一些共同条件，但这些条件本身既不是社会运动也不是革命，只有在大量群众加入社会运动和革命行列后，社会运动和革命才从条件转化为现实。那么，在一个社会具备产生某些社会运动或革命的条件后，大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或卷入一场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运动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动员呢？有关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虽然社会运动动员结构这一概念是新近才出现的 （McCarthy 1996；Tarrow 1994），这方面的研究却由来已久。比如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见第五章），康豪瑟就提出了独立于国家力量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大众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增加民众的现实感，能够导致大众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能够作为大众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个缓冲力量从而使大众不直接受精英的操纵，精英则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因此，发达的中层组织降低了一个社会中发生巨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 （Kornhauser 1959）。虽然康豪瑟所探讨的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宏观条件，他提出的命题却直接涉及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在美国，正是在对康豪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针对社会运动动员过程所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从而开辟了社会运动动员结构这么一个研究方向。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关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探讨组织/网络和围绕人的居住与活动形态而产生的空间环境这两个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第二是探讨社会运动动员的不同形式，即所谓的内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和外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在运动动员中的意义，及其在西方社会运动发展历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本章将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但在最后一节中，我想针对第二个问题做一个简要总结。

在关于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视角，其中第一个视角下的代表性工作是斯诺和他的同事在1980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在这篇文章中，斯诺等人通过抽样调查和其他经验资料明确指明组织和网络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第二个视角中的经典工作当数顾尔德对1848年法兰西内战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动员过程的研究（Gould 1991，1993，1995）。他的研究显示，阶级意识曾经是法兰西内战时巴黎群众被动员起来的基础，但是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市区的大规模改造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集聚区，因此在巴黎公社时，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感成了动员巴黎群众的基础。他的工作清楚地表明，社会人员的空间分布方式往往会是特定的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在顾尔德的工作中，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但是在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唯一关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就没有发展起来的可能。而事实上，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国家中观察到社会运动。对此，笔者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但它绝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但会促进组织和网络的形成，还会通过相似人群的频繁接触跨越这种社会中组织和网络力量的薄弱，直接把同情运动的旁观者吸收到运动中来（Zhao 1998，2001）。笔者的这些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构成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研究的第三个视角。在本章中，我将围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做出更为详尽的描述和评价。

组织、网络和社会运动动员

在美国，组织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动员关系的研究是在批判以康豪瑟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康豪瑟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但是如果社会变化削弱了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使得精英和民众面对面接触的话，就会形成很容易产生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大众社会。由于康豪瑟强调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是由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崩溃导致的，以他为代表的这类理论又被称为“崩溃理论” （breakdown theory）。崩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遭到批判。如第五章所述，批评者强调，社会中层联系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像康豪瑟所说的那样在消失，共产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像康豪瑟所描述的极权社会。批评者还强调，康豪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它使人觉得人们之所以参加一个社会运动或革命主要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正确的信息总会告诉人们这些社会运动或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批判者们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从经验上验证了中层组织和人际关系网络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到底起有什么作用。这方面较早的工作当数冯纳卿等人所写的一篇理论文章，他们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对其成员参加社会运动起抑制作用。如果一个组织有着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价值观，这样的组织还会促进其成员对于各类社会运动的参与（von Eschen，Kirk and Pinard 1971）。在冯纳卿等人的工作之后，皮纳德更在他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信贷党运动的研究中发现，信贷党运动影响较大的地区都是魁北克省传统社区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且这些传统社区组织在信贷党的动员过程中起有关键作用（Pinard 1975：181～219）。由于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的工作都强调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才是人们加入一个社会运动的关键，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文献中又被称为“凝聚力理论”。

我在第五章和第九章中已论述，冯纳卿和皮纳德的观点与康豪瑟的理论看上去针锋相对，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和康豪瑟想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从宏观角度出发说明，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关注的则是一些中小规模社会运动的微观动员过程。但冯纳卿和皮纳德等人的早期工作却为以后的对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这里值得一提的工作是尤森以及斯诺等人几乎同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Useem 1980；Snow，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美国中小学在传统上都严格地依居住地就近招生，这种状态造成美国城市的各个社区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高度分割状态。为打破这一现象，美国最高法院在1974年颁布法规规定，波士顿的每个学校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外社区学生并为他们的就读提供校车便利，这就是所谓的“校车法”（busing law）。这个校车法给学校和家长都带来了诸多不便，许多人因此起来反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反校车法运动。尤森想探讨社区中的人际网络和组织与这些人加入该抗议运动的关系，他在抽样问卷中问了人们对校车法的态度以及他们是否参加抗议活动，同时他还问了包括问卷对象对自己社区的感情以及是否经常与邻居、同事、亲戚和家庭成员交流政治观点等问题。尤森发现，他的研究对象是否参加反校车法抗议首先与他们对校车法的态度有关。他们对校车法越反感，加入反校车法抗议行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他的研究同时指出，参加反校车法运动的人往往是一些对自己的社区感情较深，经常参加社区各类政治活动并且还经常与亲戚、朋友和邻里谈论各类政治问题的人。因此尤森认为，他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凝聚力理论。

与尤森的文章不同，斯诺等人的文章涉及微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许多问题。比如他们花了不少精力讨论公共空间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关系，以及什么性质的社会运动更会在公共空间中去动员它的参加者。但是由于文章中的这些讨论既没有充分展开，其结论也不十分清晰，这篇文章对后继工作的最大影响，是它第一次直接测量了一个人在参加一个社会运动前已有的社会关系对该人参加这个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尤森在他的问卷中问了被采访者对自己街区的感情以及与包括亲戚在内的社区成员的关系问题，他把这些变量与抗议运动的参与做回归，从而得出组织和网络将增进社会运动动员的结论。但是，尤森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①他只是从人们对自己所在社区的感情来测量他们参加各类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这与直接测量一个人在社会运动前已有的社会网络是有差距的；②反校车法抗议发生在1974年，但尤森的问卷调查则是在1977年进行的，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其中有些人对社区的感情可能是在他们加入反校车法抗议后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所在街区的感情是参加运动后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参加运动的动因。斯诺等人的文章则没有尤森文章的这些弱点。通过自己的直接访谈和许多其他现存资料，他们清楚地显示了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运动经历往往是通过朋友或者亲戚介绍的（在他们所列的九个社会运动的资料中，有五个运动的朋友和亲戚介绍这两项指标的百分比之和超过90%）。正因为如此，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获得了比其他文章更大的影响，成为当时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还为后人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直接测量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而第一次加入某一社会运动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且容易定量的事情，因此类似的工作便应运而生（如Fernandez and McAdam 1988；McAdam 1986，1988；McAdam and Paulsen 1993；Marwell，Oliver and Ralph 1988；Opp and Gern 1993）。斯诺等人的这篇文章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研究方法统治了美国的微观社会运动动员研究达十年之久。沿着斯诺等人的研究思路所发展起来的文章越做越精细，人们在研究中也运用了更为复杂的统计方法，定义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试图确证哪类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动员的意义更大；加入种种控制变量以确证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结构条件下的不同作用。但他们的总体思路是大体一致的，即他们在问卷中都问了被访谈者在一个社会运动动员未发生之前与多少运动积极分子相识，然后他们就把相识数目作为关键自变量与被采访者对运动的参加与否做回归分析。这种看似直截了当的研究方法却有不少问题。通过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顾尔德把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Gould 1991，1993，1995）。在下一节里，我将专门讨论顾尔德的工作。

顾尔德对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

顾尔德是美国社会学界被广为认可的一位天才，1990年，27岁的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马上被聘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我1996年到芝大后与顾尔德结为朋友，此时顾尔德已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位明星。不幸的是，顾尔德在2002年查出患有血癌并于2003年去世，他的英年早逝是社会学的一大损失，我在这儿专设一节介绍他的工作，既是因为他的出色工作也是想要纪念我的这位朋友。

顾尔德对在斯诺等人的文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运动动员分析方法的批判刊登在1991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Gould 1991）上。这篇文章探讨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社会网络对巴黎公社动员的作用。在文章开始时，顾尔德对在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关于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以下两个批判：①以前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运动加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把一个人是否加入社会运动作为因变量，把这个人与运动积极分子已有的联系作为自变量，并考察这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这种计量个体与运动积极分子之间网络数目的做法，错误地把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当作个体水平上的变量来处理，从而忽略了网络结构这一问题（比如A认为他是B的朋友不等于B也认为他是A的朋友；A对B的影响力取决于A与C的关系；等等）。②以前的一些研究，即使某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网络结构，它们的关心点也是单一性的网络。然而社会却是由许多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网络。顾尔德认为，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复合性这两个性质之后，我们才能对巴黎公社时期群众的动员过程有一个全面认识。

在顾尔德的文章中，所谓正式网络指的是巴黎公社时期组建的以营为单位的各个国民自卫队。当时国民自卫队的士兵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为从20个巴黎社区中招募而来的（许多来自同一社区互为邻居的人士经常被招募到同一国民自卫队中），其二为自愿报名参加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招募方式就使得国民自卫队内部以及国民自卫队之间产生了许多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顾尔德的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①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增进了国民自卫队战士的凝聚力和与之相应的战斗力；②以国民自卫队为基础的正式网络和以街区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网络结构，这个网络结构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个国民自卫队战斗力的差异（比如，当第五区的居民有许多到第十三区所驻军团去当兵时，如果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进行着勇敢的抵抗，那么第五区的战士也会勇敢地投入战斗。但是因为十三区所驻军团的战士大多数毕竟还是从本区招募的，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第五区的战士在进行着激烈抵抗的话，第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不一定会勇敢地投入抵抗）。顾尔德的第一个论点的证据是：在梯也尔的凡尔赛军对巴黎发起最后总攻的八天时间中，第二天就有将近一半（45.2%）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战士投降了，而同一天在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中投降人士的比例仅仅是26.4%。他对第二个论点（也就是该文章的核心）的论述比较复杂，但他的论证过程显示了一种高超的学术艺术，我将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以供学习和欣赏。

为证明他文章中的核心观点，顾尔德设计了一个回归方程：

y=ρWy+Xβ+e

顾尔德为这个回归方程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因变量（y）：第一是巴黎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因为满员的部队一般有较强的战斗力），第二是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死人越多说明战斗越激烈）。这个回归方程的Xβ+e部分就相当于一般回归方程的右边项，X是自变量矩阵，β是回归系数矩阵，e是没有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误差项）。与一般回归不同的是，X在这个回归中成了控制变量（在这儿不一一介绍为什么顾尔德引进了这些变量），而顾尔德真正感兴趣的是回归方程中的自回归项ρWy。在自回归项中，ρ是自回归系数，W是一个20×20的矩阵，这个矩阵中的每一个数字量（wij）的值是由i区的居民在j区国民自卫队军团当兵的人数除以i区的居民在其他区的军团当兵的总人数而得出，而所有wii的值是零。显然，wij的数目越大，i区的居民对j区发生的一切就越关心（也就是说他们与j区的联系就越紧密），而j区的居民（只要他们区的人在i区当兵的人数不多的话）却不一定会对i区的形势给予特别的关心。图11-1所显示的就是巴黎的20个区以及i区的居民在其他区当兵的总人数。

图11-1 巴黎20个区以及某一区的居民在其他区当兵的人数

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用表11-1来表示。表11-1中空间模型与网络模型的区别是W矩阵的构成法。在空间模型中，如果i和j这两个区在地域上相连时，wij就等于1，否则wij就等于0。顾尔德引进空间模型是想检验影响一个军团战斗力的是不同社区之间的网络关系还是驻扎在邻近社区军团的相互影响。表11-1中的许多结果值得讨论，但对于我们来说，表11-1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用每个社区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还是用每个社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作为因变量，只要 W是网络矩阵，该方程的自回归项总是呈显著状态；但是当我们把回归分析中的网络矩阵改换成空间矩阵后，自回归项的显著性就消失了。这就是说，影响一个军团战斗力的是不同社区之间的网络关系而不是居住在邻近街区军团的相互影响。

表11-1 决定巴黎公社期间国民自卫队战斗力（用自卫队营的大小和死亡率来表示）的原因

前面说过，网络关系是向量关系。比如说，如果许多十三区的战士是从第五区招募而来，假如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战士进行着勇敢的抵抗，那么第五区的战士将有较大的可能也会勇敢地投入战斗。但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第五区的战士在进行着激烈抵抗，第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军团战士却不一定会勇敢地投入抵抗。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或者说表11-1网络模型中的自回归项的显著性的确是来自网络关系的话），那么一旦把网络模型的W矩阵进行转置（即把W矩阵中所有对称项的位置进行交换，相当于把一个向量的方向进行180°的改变），新模型中自回归项的显著性应该马上会消失。顾尔德的回归分析结果果然符合这一推论，无论是把每个街区国民自卫队营的士兵数量还是把每个街区内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死亡率作为因变量，一旦引入W矩阵的转置矩阵后，模型中的自回归项系数马上失去它原有的显著性。由此，顾尔德进一步证明了他文章中的观点。

顾尔德的工作有着一些弱点，比如他发现，巴黎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的战斗力远不如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但是，这可能并不是由社会网络关系造成的。比如说，如果以社区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组建得较早，武器较优，且又训练有素的话，它的战争力就会大大增加。此外，顾尔德的工作显示，以志愿者为核心的国民自卫队，在发起巴黎最后总攻的八天时间中的第二天，就有近一半被梯也尔的凡尔赛军捕获。通过这一事实，他论证道，以志愿者为核心组成的国民自卫队，其战斗力不如以社区为基础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因为凡尔赛军的进攻是从西南方向（即巴黎的左岸）发起的，而由志愿者组成的国民自卫队大多数也布防在西南方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见得会影响顾尔德工作的最终结论，但一旦这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人们就可能对他的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顾尔德的工作显示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运动动员和凝聚力的形成的关系，远比早期学者的想象要来得复杂。同时，他发现巴黎公社的战士大多数是以社区为核心动员起来的，而且巴黎居民对自己社区身份的认同对他们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Gould 1995）。传统的和改良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认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1848年法兰西内战以来阶级斗争的继续（如Castells 1983；Harvey 1985）。但是顾尔德却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确在1848年法兰西内战的动员中起有很大作用，但是到了1871年时，巴黎群众的动员基础已不是阶级意识，而是社区意识。他把此现象归因于巴黎在1852～1870年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活动〔该城市改造计划由郝思曼（Haussmann）主持，因此又通常被称为郝思曼计划〕。郝思曼的城市改造计划有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老巴黎贫民窟多，街道细小弯曲，这种地形给法国军队在镇压经常发生的城市暴动时带来了不便。在研究中顾尔德发觉，郝思曼计划导致大量的市民移居，打乱了原有的城市住宅布局，促进了巴黎市民认同感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兰西内战时，动员巴黎市民起来斗争的基础是阶级意识，而到巴黎公社时，动员巴黎市民起来参加斗争的基础成了新的社区意识。这里，顾尔德的研究涉及以前社会运动专家不曾深入涉及的一个问题：人群的空间分布、居住及其活动形式，以及人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在社会网络形成和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

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以及他们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做过阐述和研究。齐美尔就曾经指出：如果围绕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Spykman 1964：ch.4）。齐美尔所讲的这个原理在城市学、人文地理学、小团体生态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Zhao 1998）。比如，我们知道，房屋的空间设计，以及房屋间的布局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在这个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通讯。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得越紧凑，他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 （Case 1981；Michelson 1976；Whyte 1956），但是居住密度太高的房子（特别是高层建筑）也会阻碍居民之间的交往 （McCarthy and Saegert 1978；Mitchell 1971）。在同一居住环境下，人们不但更容易与近邻交朋友，甚至连小到信箱和楼梯的设置、住房的房门朝向以及住房在整个公寓中的位置，等等，都会对一个群体中个体的空间活动形式、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方式以及网络和组织的形成起有关键作用（Festinger，Schachter and Back 1950）。街区房子的设计和空间布局同样也会给予社会行动以不同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地区的犯罪率与那里的房屋设计形式有着很大关系的原因（Newman 1973；Taylor 1987）。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提到过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活动形态（以下简称空间环境）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比如，19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新生市民社会与传统社区共存时期，虽然当时的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由正式组织发起的，然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相当依赖于地方社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增强其动员潜力（Gould 1995；Mann 1993：ch.15；Tilly 1976；Bezucha 1974；Aminzade 199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工厂中工人的大量集中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力（Marx 1985）。美国的一些南方城市之所以容易发生大规模暴动，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城市的黑人街区人口拥挤，居民因气候温暖时常在街上生活，因此一有突发性事件居民们能迅速聚集起来（Feagin and Hahm 1973；Fogelson 1971）。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在国家的对策上。比如，墨西哥大学是墨西哥唯一的一所大学。该大学数十万学生原来集中在市区的一个校区，这些学生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墨西哥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为打破这种局面，墨西哥政府把该大学拆成几十个学院，每个学院相隔甚远，从此墨西哥学生很难发起大规模学运。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独特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校园生态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一直就受到一定的关注。许多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观察家都曾经从多种角度描述了美国某些大学的校园环境是如何促进学生运动发展的（Berk 1974；Heirich 1971；Lofland 1970）。不仅是美国，研究其他国家学生运动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尼古拉斯二世曾经为莫斯科的学生建造了提供廉价伙食的食堂，但这些食堂却成了学生交换信息、进行串联和举行集会的中心（Kassow 1989）。周策纵也注意到，民国初期中国校园拥挤的生活环境曾促进当时学生运动的组织与发展（Chow 1967）。

然而，虽然许多学者提到这些现象，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少有人对人的居住形式及活动形态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关系做过系统的研究。比如，梯利和他的学生对1758～1834年伦敦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市民在经济活动、行政活动以及居住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做了精辟的分析。他们强调这些过程对伦敦工人的集体行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并设想应该怎么研究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文章和工作却仅仅停留在研究设想阶段（Tilly and Schweitzer 1982）。即使顾尔德的工作也不例外，在他的研究中，巴黎各个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是他们得以被动员起来的关键，他并且强调了社区认同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黎在郝思曼计划下的社区重组。可能由于资料的限制，顾尔德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什么巴黎新的布局会促进这种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特别是，在顾尔德的工作中，一个社区的空间布局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能促进形成一个社区中居民之间的各类社会网络。作为资源动员理论一部分的所谓“凝聚力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只有当人群的空间分布形式和其同质性增强了该群体凝聚力的时候，它才对社会运动的动员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尔德的工作只是指出了社会网络形成背后的空间基础，它与传统的强调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的研究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但事实却比这要来得复杂。比如，见过中国大学学生闹事的人肯定会目睹过如下这类现象：这些学生闹事起始规模一般很小，往往是数十至数百人集中在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常去光顾或者是容易经过的空间（比如北大的三角地、人大的第三学生食堂和清华的第十学生食堂），其中一部分学生去那里是为了表示对某些特定事件的不满，大多数同学可能仅仅是因为正好碰上想看看热闹，但如果当时种种时机变得成熟的话，有的学生就有可能会站出来发起游行。游行队伍的起始规模也都不大，一般不会超过数百人。这时有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会带着队伍沿着宿舍区、教学楼和图书馆来回游行，并一路大声喧哗以吸引里面的学生。出于对该游行的支持，但更可能是为了看热闹，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宿舍、教学楼和图书馆里跑了出来，于是游行队伍的规模从几百壮大到几千，学生们也随着人群的增大和不断的口号声而变得群情激奋，于是他们就走出了校园。

如果用网络和相应的集体认同感来解释以上这种动员过程的话，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呢？如果采用网络框架来解释，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在游行形成前该大学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网络：一种是以运动积极分子为基础的学生运动网；另一种是在结构上类似的、以宿舍和班级为基础的朋友网。这两种关系网的内部联系都很强。在每个以宿舍为单位的关系网中，有一些学生可能很早就对某些事情有所不满。因此一旦看到外面的游行队伍，他们马上就会劝说甚至强制室友加入。在这里，校园环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它将社会运动的网络与以宿舍为单位的朋友网络连接了起来。如果我们一心想把这种运动动员形式想象为一个网络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校园的特殊生态环境促进了运动积极分子网络与大学宿舍网络相连接的“结构洞”或者弱关系的形成（Burt 1992；Granovetter 1973）。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是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样的巨型学校，我们仍可以说每个学生或是通过朋友关系，或是通过其他结构关系相连而同处于一个关系网之中。但这种解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够把在一个地方大喊大叫的信息传递方式看做社会网络的结果。“社会网络” 一般被界定为由线（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系列点（社会行动者）。这些线指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在研究之前就较为确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内的信息和物资的交流也可以被看做专属于此网络的成员才有资格享受的特权。比如，半夜打雷同时惊醒了比邻而居的许多人，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而得知打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并没有被雷声惊醒，直到第二天有朋友告诉他后他才知道半夜时曾打过雷，那么这个人就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取这一信息的。显然，在外面喊叫的学生是把所有留在宿舍里的人，而不是某个特殊的人群作为目标的。换句话说，就像打雷一样，关于游行的消息并不是通过既有的关系网络传播的，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触传播的。这样的信息传递既漫散又没有特殊性。如果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以网络关系为基础的传播方式的话，那么网络分析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和意义。

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的校园空间是通过两个方面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作用的，它一方面促进了学生之间各类朋友网络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生之间发生被动性接触的可能。这两个因素相互联系，但又绝不相同。至此，我们就可以把本章所讨论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图11-2）。

图11-2 社会运动动员的不同机制

比如，我在对北京20世纪80年代学潮的研究中发现，北京校园有着如下的特殊空间环境：80年代时期，北京拥有67所高校，因为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海淀区，各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流很频繁。北京高校学生又大多数都在校园内，校园被分割为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娱乐区、商业区等。在学生宿舍区内，每间宿舍通常住有6～8名本科生，每个宿舍楼里住有好几百名学生，而一片宿舍区则往往住有万人上下。一旦学潮兴起，这种校园环境为学生动员至少提供了以下五种不同的便利：①这种环境在学潮开始前方便了不满情绪的传播，在学潮开始以后又保证了谣言和小道消息的迅速扩散；②它增强了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这些学生相互影响，在一些场合下有的学生甚至对其他同学动用了强制手段，这保证了北京校园内学生运动的高参与率；③它在校园内造就了许多特殊活动场所，大多数学生每天都会经过或是流连于此，这些场所在学潮时往往成为学生动员活动的中心地带；④高校的集中分布便利了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模仿和较劲，这也会促进学潮的发展；⑤校园环境也有助于许多特殊的集群行动策略的形成，比如说它决定了学生们将会把大字报和标语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发起游行，以及学潮形成后的基本动员策略（如通过大叫大喊和在宿舍、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转悠来吸引学生，以及通过各校联络的方法来迅速扩大学潮规模）。以上这些现象有些能归因于学生之间的网络关系，有些则直接是由北京特殊的校园环境造成的 （Zhao 1998，2001）。

国家和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上面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并且还以在中国发生的学潮的动员方式为例，说明空间环境在运动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比如，我们一般会把1970年波兰工人在格但斯克（Gdansk）和格代尼亚（Gdynia）发起的罢工归因于波兰团结工会或者是波兰宗教势力的影响。但喇巴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格但斯克和格代尼亚罢工其实是由少数人发起的。这些人辗转于工厂之间，四处游说以吸引追随者。他们还驾驶着播音车在工人上班时到各个码头巡游以吸引更多的人。而那些诸如工人防卫委员会或教会之类的正式组织，则从未介入该运动的初期动员（Laba 1991）。喇巴的工作展示了这两个城市码头的生态环境在工人动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这类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动员是许多在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共性。

为什么在某些威权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运动会有这样的运动动员结构呢？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社会运动动员结构首先是受国家社会关系制约的；同时，它又与社会运动的类型密切相关（比如由于学生生活的特性，任何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当时所处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此，我将把本章前半部分已讨论的社会运动的三种动员结构作为理想类型，从而把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形式下的重要性做一简单探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大部分社会运动的动员主要是通过正式组织和运动积极分子的社会网络实现的。在这些社会里，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高度发达，由于有效的组织和网络较少受地域限制，或者说，这样的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的结构往往能克服地域的限制以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运动动员，因此由人群聚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现代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尤其是一些新社会运动，其动员过程都近似于这个理想类型。

不过即使在西方，相当一部分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也都是正式组织、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人群的生存和居住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空间环境在不同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在美国，由于大学生所具有的独特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校园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除了学生运动，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动员的作用也表现在许多西方早期的社会运动动员中。如前所述，19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新生市民社会与传统社区（traditional communities）共存的时期，大部分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巴黎公社，都是由正式组织发起的。然而，这些正式组织同时又相当依赖于地方社区所处的空间环境以增强其动员潜力。此外，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集群行动，比如美国的社区运动或城市暴动，其发起和动员都深受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的影响。

在那些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重限制的威权国家中，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以及以人的居住和活动环境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唯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这是因为，一个政权可以通过政治力量来削弱各类社会中层组织，但是它却难以打破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事实上，许多威权政体在集权化过程中往往会改变社会上人群的空间分布，并在无意间促进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这些就成了威权政体中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基础。

但这种发生在威权政体中的社会运动却有着巨大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正是来自于以空间环境为背景的社会运动动员的无组织性。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讨论过，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由内部等级森严的组织所领导的运动，往往会产生许多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运动有着很大的自发性的话，它又会产生许多其他问题。比如，一个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策略往往会比较僵硬，该运动会受传统文化很大的影响并比较容易为大众情绪所左右（第十章）。本书第十章还举例说明了发生在北京的“一二·九”运动，其之所以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运动初期的方向，就是因为共产党北方局在运动发生的若干月后已掌握了它的领导权。就威权政体的当政者来说，他们平常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去阻止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的发展，但是当一个社会运动形成规模后，就他们的利益来说，他们却希望其对手是可以对话和寻求妥协的。但是，如果一个政权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性很差的社会运动，运动的领导层在内部将会十分分化。他们不但缺少现实政治经验，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并且在运动的一般参与者面前因为没有长期树立的威信而不能真正左右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对话和妥协的可能性就变得很渺茫。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中层组织很微弱的国家中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往往会和国家进入一个零和博弈状态：要么是运动被镇压，要么是国家政权在该运动发展中被推翻。这两种结局对于社会发展来说都将是悲剧。镇压会使一个社会运动极端化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分化和对立，而政权的推翻将会造成权力真空。从无数的历史教训来看，在这种场合下，任何理想主义者都会成为匆匆过客，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往往是那些机会主义政客，而所谓的民主、平等、解放和自由等理想最多也仅仅是落于口号。

组织和空间环境的关系

上一节中，在讨论国家性质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影响时，我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中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都是以空间环境为基础，那么这个国家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育必然不良；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健全的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层组织，因为组织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网络往往能更为有效地进行动员活动，以人群集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简而言之，因为一个组织能运用它的资源来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运动动员，组织性较好的社会运动的动员方式将较少可能以空间环境为基础。但是，这一观点在上一节中并没有得到验证，它只是停留在假设上。在本节中，我将通过一个经验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实证（Zhao 2008）。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社会学的实证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想要弄清楚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变量对第三个变量的影响时，这一现象将更为显著。这是因为社会现象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加以控制，这类关系一般很难通过实证加以确立。但是幸运的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后，北京学生的反美示威游行为我验证这一论点提供了契机。

在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一架由美国直接飞往欧洲的B-2轰炸机向中国驻南使馆发射了五枚导弹，其中三枚击中目标，三名中国记者因此丧身，许多使馆人员受伤，使馆大楼也严重受损。数小时后，该消息在国内传开，校园里随即出现了各式反美标语和小字报，中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同意让学生去示威抗议。当日下午，北京学生开始到美国使馆去示威。这项抗议活动整整持续了四天。国外的一些报道与我听到的传说都强调了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政府发起和控制的。但是我的调查显示，大学校方在此次游行中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校方介入游行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扩大事态。在整个反美游行期间，由校方成功控制的游行一般来说很少喊过激的口号与做过激的事情。我的研究还显示，各校校方对学生示威的管理手法和控制能力非常不同。在我重点调查的三所学校中，大学A学生的游行基本上是由校学生会出面组织的，而在大学B发生的11次反美游行中，仅五次是由学生会出面组织的，其他六次则属自发。大学C学生的动员方式介于这两个学校之间，大学C的示威活动往往起始于自发。但在那些天，大学C的学生会干部日夜在办公室值班，一旦校园里发生自发的抗议游行并有走出校门的可能，他们马上就会赶到抗议地点。这些学生会干部或者设法阻止这一游行或者就带着横幅标语和扩音器，通过走在前面喊口号的方法试图把整个游行控制在一定范围内（Zhao 2002a，2002b）。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学校学生会组织在示威游行中不同的参与度直接导致三个学校反美抗议活动的动员结构的不同。在大学A，所有的游行都是由校学生会组织的，与此相应，它们游行活动的动员结构与现代西方的有良好组织基础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具体是，大学A的学生去参加游行一般是因为他们收到了来自本班或本系的学生会干部的通知。他们会被告知什么时候在某食堂门口集合，等等。这些学生去后就上了那些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大巴，然后被直接送到美国使馆前去示威抗议。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1999年5月8日下午，大学A的学生会想组织第一批人到使馆游行，但是急切下又很难找人，学生会干部于是就把正在参加国庆50周年游行排练的学生召集起来，坐车直接去了美国使馆。与大学A的游行不同，由大学B和大学C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往往有着较大的自发性，相应地，它们的运动动员结构与大学A的截然不同，而与20世纪80年代学潮时的那种以大学生的居住与活动环境为基础的学生动员方式如出一辙。以5月8日晚上在大学B发生的一次游行为例（大学C学生的游行方式也极其相似）：晚上八点左右大学B的某一中心地带周围围着不少看大字报或议论纷纷的学生。这时一个学生站了出来提议到美国使馆去示威，若干个学生随即响应，他们走到该中心地带附近的一片空地开始叫喊学生。不多时，他们周围围观的学生人数增至三四百人，这些学生于是离开该中心地带先向南到博士生楼，然后往西去了本科生宿舍区。在走出宿舍区后，这些学生向北走向留学生楼。在留学生楼外闹了一阵后，学生们往东去了大学图书馆、各教学楼，并最后到了学校的电教中心。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在那儿大叫大闹地呼喊口号以吸引学生，于是游行队伍越拉越长。当学生们离开电教中心往南走出学校南门时，整个游行队伍已有数千人。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当一个社会运动能依靠很好的组织资源去进行动员时，以人群集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或者说，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往往能克服地域限制以达到一个更为有效的社会运动动员。

人们可能会提出，造成这三所学校反美游行动员结构不同的有着许多其他因素。我想说明的是，大学A、B和C除了校园大小有别外，其空间布局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比如各校都有对动员学生很有利的相对集中的学生宿舍区和教学区）。特别是，在以前发生的一些学潮中，这三所学校学潮的动员结构都是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因此，除了这三所学校学生会组织在反美游行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一点外，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造成大学A示威活动的动员结构与其他两所学校的动员结构的根本性差别。

人们可能会强调，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并不是什么社会运动组织，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对学生的不同控制能力的背后也有着许多不同原因。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是，在笔者所研究的城市中，各大学的学生会在这次事件中的确动用了它的资源和人员组织了若干次游行，因此针对这个事件来说，这些学生会所起的作用与社会运动组织是相同的。此外，我也知道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在动员学生时所呈现的不同能力的背后有着许多原因。比如，大学A的学生主体是比较守纪律的工科生，而大学B和C则有大量较为散漫的文科生；大学A学生的工作出路要比其他两所学校好一些，它们的学生因此较少关心政治，也不会为了做一些出格的事情而影响自己的毕业；大学A的学生会干部比起其他大学的学生会干部来说，毕业后在仕途上晋升的机会要大得多，因此他们工作起来当然会卖力很多。但是这些不同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虽然这三所大学的学生会对学生的不同控制能力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我们的关心点并不是为什么这些学生会有不同的组织能力，而是在不同组织力量下反美游行的动员结构。除非有人能证明那些导致各校学生会组织能力不同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反美运动的动员结构，而我在上面所介绍的组织能力、空间环境和运动动员结构之间的关系却只是虚假因果关系（spurious causation）的话，以上的分析就应该能成立。

如果以上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不仅搞清楚了组织和空间环境这两个因素与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关系，而且还从另一个角度搞清楚了这么一个问题：在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在西方早期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中，以及在对非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或多或少提及甚至是强调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却都强调了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而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忽视了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重要性。这说明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并不是一挥而就的，有些国家的政体（包括美国）虽然可以被称为民主制，但是它们的政府却对许多组织进行着限制和迫害。同样，西方的公民社会也有着一个发育过程，“二战”前的欧洲和20世纪60年代前的美国的社会中层组织，特别是社会运动组织，远不如今天的西方社会来得发达。所谓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正是在西方的社会运动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情况下得以兴起的。或者说，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些强调组织和网络在社会运动动员中作用的理论的兴起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变迁的反映。

梯利对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的分析

笔者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空间环境和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论文之后（Zhao 1998），一大批强调地域和空间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重要性的文章和书籍接踵而来（如Gieryn 2000；Martin and Miller 2003；Miller 2000；Polletta 1999；Sewell 2001；Tilly 2000；Wolford 2003）。苏威尔在笔者和他自己工作的基础上，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Sewell 2001）。梯利从理论角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空间概念［泛空间（bare 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 space ）和地域（place）］（Tilly 2000）。此外，美国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门杂志《动员》，还就地域、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Mobilization 2003）。在这一节中，我将对梯利的理论分析做一简要介绍，并指出对社会运动动员做空间分析应该避免的一些误区。

通过对以前文献的分析，梯利总结了人们在分析空间和社会行为的关系的时候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用法包括三个层面：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如果人们把地点和时间/距离（时距）作为非空间因素的代名词，并用以分析这些非空间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所用的就是泛空间这一概念；如果人们用地点和时距来解释社会行动的话，他们所用的就是情境空间这一概念；最后，如果人们在地点和时距之外还给一个空间赋予特殊的意义，并用地点、时距和空间意义来解释社会行动的话，那么他们所用的就是地域这一概念。梯利认为，虽然这三种分析方法都有着自己的意义，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来说，我们应当把空间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梯利的这个说法是有真知灼见的，对空间概念在第一个层面上的这种用法（即泛空间）绝不能提倡，因为在那些学者的工作中，空间或者是一种比喻性说法或者是其他机制的代名词。比如哈维的《后现代状况》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加快了时间，压缩了空间（Harvey 1989）。在他的提法中，所谓的时间加快，实际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下日益增长的经济效率、生活节奏、物质消耗和环境破坏（比如当代世界一天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能源可能会大大超过整个前工业社会时代人类所消耗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总和），而所谓的空间压缩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通讯、运输和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现在坐飞机一天几乎能绕地球一圈，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是压缩了）。哈维的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错，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意，这种提法其实只是将我们大家早就知道的一些常识用时间/空间语言转述一下而已。因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下展开的，这种比喻性的转述可以在许多场合下被运用。因此人们在第一次听到哈维的这种提法后也许会觉得有点意思，但是由于许多地理学家在把运用和推广这种时空比喻当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在反复接触这类书籍和文章后我们肯定会感到空洞和无聊。比喻毕竟仅仅是比喻，资本主义的性质毕竟不是由时空决定的，虽然资本主义有着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时空意义。

在泛空间体系下的另一类工作，则把时空作为其他机制的代名词。比如，地理学家米勒在2000年写了一本题为《地理和社会运动》的书（Miller 2000）。在此书中，米勒比较了大波士顿地区的三个城镇的反核运动的发展。该书分析了不同的教育程度、阶级结构、政治机会、经济背景等原因如何使这三个城镇的反核运动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在米勒的笔下，这就成了“三个地区不同的地域性质导致不同地域制约（place-dependent）的运动策略的形成”〕。其次他还想说明，这三个城市的反核运动都是在本市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但是它们所反对的却是国家的军事政策。作为缺乏互相联合的地方性运动，它们在强大的国家对策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米勒的笔下，这就成了这三个城市和国家的不同“地理规模”导致这三个城市的反核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的失败）。米勒的分析和观点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这种原本属于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到了米勒的笔下就成了时空问题，按照米勒的这种做法，所有做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都将成为地理学家（因为比较研究的不同案例总是在不同时空下发生的）。比如，如果把摩尔书中的观点做一个如地理学家式的扭曲的话（Moore 1966），甚至连摩尔这样的经典历史社会学家都能被看做一个地理学家：摩尔认为，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和中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一的而是受地域制约的。更具体地说，它们现代化进程的结局（从专制到民主）是由各个地域特殊性的 （place-specific） 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在不同地域下各主要阶级的社会—空间（social-spatial）关系决定的。当然，我这里这样总结摩尔的观点只是给地理学家开个玩笑而已。摩尔绝不是什么地理学家，地理学家米勒的工作中也很少有真正的地理。

我认为，通过强调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的空间与社会行动关系的研究，梯利是想回避对在泛空间层面上的工作的批判，而他的这种回避可能是出于策略考虑。目前绝大多数关于空间环境和社会行动关系的工作都是由人文地理学家在做，而大量人文地理学家对空间这一概念的用法基本上都落在梯利所说的泛空间这一范围。梯利显然不想在刚刚开始提倡空间环境和社会行动关系的研究时就把大多数自认为正在研究这一关系的人都给开罪了。相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劳门教授在20年前担任芝大副校长时的所作所为就可能显得不通人情。劳门认为，地理学作为一门没有自己理论根基和没落的学科根本就不应该在芝大社会科学学院存在，他因此断然取消了芝大的地理学系，此后，芝大地理学系的一些教授对劳门理所当然地恨之入骨。但是话又说回来，芝大之所以能保持在世界上的学术领先地位，可能就是因为时常有类似举措。

梯利文章中所指的第二个层面上的空间（即情境空间）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因为他所指出的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与顾尔德对巴黎公社群众动员的研究和笔者对北京校园空间环境与学生闹事的动员形态的研究是一致的。在结束这一节的讨论前，我想就梯利提出的第三个层面（即地域）上的空间研究再介绍几句。梯利认为，如果在情境空间的基础上我们还能够对一个空间在社会中的意义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展开讨论的话，那么我们的研究也就从情境空间层面上升到地域层面上了。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具体的经验型课题来说，是否需要把研究上升到这一层面应当完全依研究的对象和问题的性质来定，但是空间的赋予性意义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本身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现代的分裂主义运动和种种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给同一空间赋予了彻底相互排斥的意义。北京的许多示威游行往往集中在天安门广场，这是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天安门广场逐渐被神圣化为革命的象征 （Hershkovitz 1993）。一场革命在夺取政权后往往会在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为重大革命事件和烈士人物树碑立传，这种做法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这个革命政权常规化了，新一代社会运动兴起后，这些公共空间以及它们已经被赋予的符号性意义，将被新近的社会运动夺取过去，于是成了反抗的象征。如果从体制稳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上海市政府把上海的人民广场改造成一个绿地花园的做法是有利于稳定的。但是同时，上海市政府又在原人民广场附近为五卅运动新造了一座蔚为壮观的五卅运动纪念碑，他们在做此事时可能就没有想到空间的政治意义所具有的转换性。

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

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中，人们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运动组织的形式、运动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运动动员的形式。这里的社会运动动员形式就是所谓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Tarrow 1998：ch.8）。内在动员结构指的是，在一场社会运动动员没有开始前，该社会运动就已经有了一个内部结构、等级和功能分明的组织，该社会运动动员的相当一部分是在组织内部进行的。外在动员结构指的是主要在运动积极分子之外的人士中进行动员的一种运动动员方式。与内在动员结构组织相比，外在动员结构下的组织，其成员一般比较少，组织内部没有等级森严的结构和明确的功能分化，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平等。

一个国家中的社会运动主要会采取哪一种动员形式则与该国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以及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对一个比较专制的国家和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往往是所谓的国中之国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通过层次分明的从基层到中央的结构、上下等级严格的关系，把组织内部各个分支的成员自下而上地吸收到了一个严密的结构中。这种组织形式发展的顶峰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一场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基本上被内化了，运动始终在一小部分最高领导的控制下，组织成员必须严格遵守该组织的规章制度，社会成员一旦加入该组织就不能随意退出（除非被开除）。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它运作的高效率和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它往往盛行于较为专制的国家中。专制政治提高了发起社会运动的代价，只有这种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才能够保证一场运动在压制下得以生存；此外，伴随专制体制的往往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很强的依家庭、村落、邻里、同事和宗教关系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样的社会下建立广泛和跨地域的人际联系（这就是帮会在传统中国特别盛行的原因）。因此，从西方到东方，随着国家政体变得更为专制，该国家的社会运动组织也会越来越趋向于这种形态。比如国民党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必须实行一种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决策机制以保证组织的生命力，必须对“叛徒” 和“奸细” 进行严厉清算以保证党的组织不被敌人摧毁。当然，这些为对付专制政体所建立的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也成了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潮的基础。再比如“二战”前，德国虽然已处于民主政体下，但那时德国的民主制并不成熟，德国的国家力量强大，其政治生活有民主而无自由，人们仍然可以因他们的言论而获罪。德国民主中的各个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其中有些政党公然声称，如果他们当政就将领导德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非忠于反对，处于非忠于反对下的民主社会一般要垮台）。当时德国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内的专制程度虽然不能和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相比，但还是反映了德国的这种低水平民主政治的状况。正如米歇尔在《政党》那本书里所指出的（Michels 1962），社会民主党是在第二国际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宗旨是为民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它内部又有着相当严重的寡头化倾向。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下层组织能力的提高，许多社会运动组织采取了一种组织成员较少，组织内部没有森严等级和明确功能分化的外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许多这类组织的核心成员并不多，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平等，它们在组织的决策过程中采用了全体认可决策法（Polletta 2002），因此避免了像米歇尔在《政党》里所指出的那种组织的寡头铁律现象。

以上所描述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这两种社会运动动员形式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内在动员结构的最大优点是能在强大政治压制的情况下进行反抗斗争，但它的代价也很大。这种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会形成少数专政、领导权力膨胀等现象。在这样的组织下，即使一个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和自由，这种组织形态却仍在延续他们正在反对的专制和强权。这样的社会运动或革命一旦取得成功（特别是取得一国的政权之后），也往往只会延续专制。换一句话说，如果一场社会运动仅仅是想推翻政权，那么这种内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形式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如果一场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摆脱那种内在动员结构的组织模式，秘密活动和暴力是很难争取到真正民主的。

内在动员结构式的组织有很多弊端，但一场自发性很强的社会运动也同时存在许多问题，这是本书在许多章节中已陈述过的一个原理。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同时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一种新的外在动员结构在西方发展起来。在西方，这种运动动员形态出现于20世纪初（Polletta 2002），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后，这种动员形态才得以逐渐普遍起来。除了内在动员结构的弊端和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外，外在动员结构的兴起背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电子媒体的兴起和百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比如，报纸只能描述一场运动的目标，电视却能把一场运动的进程与政府的对应以图像的形式加以描述，这样的通讯手段就便利了一场社会运动的信息在没有严密组织的情况下的快速扩散。此外，百姓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运动参与者水平的提高和一种追求平等的后现代文化的兴起，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内在动员结构式组织存在的基础。

西方新发展起来的外在动员结构有着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组织和网络往往并不是专门为某场社会运动的动员而设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些组织和网络之间在平时只有很松散的联系，但是当出现了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说某种机会到来的时候，这些组织和网络就会进行加盟，于是产生了一场社会运动。第二，在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往往会有一些小规模的、由少数专业人才组成的组织从中协调。这样，较大规模社会运动就可能在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协调下得以形成。第三，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在一个组织内采取绝对民主制，组织内成员地位平等，权力分享，无中心领导并采用全票通过制的大民主形式。

外在动员结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动员形态有不少特点，与内在动员结构组织相比，这种动员结构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运动的目标与运动组织形式的一致性（比如，外在动员结构不会在为平等而奋斗的同时在组织内部延续一种特权文化）。在这种新的动员结构下，运动内部可以存在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多样性，一种社会运动并不会因为各组织之间的意见不和而垮台。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参加者往往更能感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小团体在运动中的作用，因此这种组织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它能获得较大的参与度。最后，在这种动员结构下，社会运动的目标不会轻易被一小部分运动领导出卖，国家也比较难以将其完全纳入制度轨道。也就是说，这种动员结构下的社会运动更容易保持它的社会运动状态。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有许多弱点，比如它的决策速度慢、效率很低再加上对外完全公开，因此，这种组织形态很难在比较专制的政体下或者在意见分歧很大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外在动员结构的兴起是世界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还是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的全盛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奢侈品？对此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问题思考

（1）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研究的特点是什么？顾尔德是从哪几个方面对传统的社会运动动员的研究展开批判的？

（2）人们居住和生活的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动员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化为社会组织和网络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就社会运动动员这一议题来说，空间环境与组织和网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的普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国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3）地理学家们所常用的一种“泛空间”分析方法的弊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提倡什么样的空间分析？

（4）什么是外在动员结构和内在动员结构？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国家中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主流形态受制于这一国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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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

当前的世界信息爆炸，人们已经越来越依靠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互联网来获取各种信息，了解在自己身边以外所发生的事物。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百姓一般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抱有很大的信任，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定义公众舆论。只要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人们的周围，媒体的报道在大多数百姓的眼里就是事实。更有之，如果媒体对一个事件不予报道的话，那么这一事件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这种环境下，一场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场没有发生过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十分重视获取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负面报道。新闻报道能使社会运动组织者感到自己和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媒体报道还可以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主张和认同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由于媒体和公众舆论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有关键作用，这就引来大量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章就是要简要地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笔者的评价。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层面：不同的传媒形式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传媒中的不同内容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同影响。与此相应，关于媒体、公众舆论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被分成两大块。其一就是顺着麦克卢汉（M.McLuhan）所提出的“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Media is the message） 这一思想所做的一些工作，其二则研究新闻的社会性质、新闻的内容、大众对新闻的看法等因素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本章的分析也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传媒方式就是信息

最早系统提出“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 这一思想的是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 1964）。这一口号的基本原理很简单。比如，讲话的声音能传得较远，但却音过即逝，在时间上留不下来；写在纸上的东西在空间上没有任何扩展性（你必须看到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但它却能被保存下来让后人看到。对于传媒学者来说，讲话和书写这两种传播特性说明了不同传媒方式本身就带有不同的信息。的确，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从口传到书写和印刷，再从书写和印刷到电子传播，每一次新传播方式的出现都给社会、文化和人的思维方式带来巨大的变化。就社会运动来说，比如新教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一种新型传媒方式传到欧洲。在1456年欧洲出现第一本活字印刷的圣经之前，欧洲大部分老百姓不识字，他们了解圣经教义的唯一渠道是他们所在教区中神父对圣经的解读。但是当活字印刷引进欧洲后，欧洲的图书印刷量大大增加，识字的人不断增多，一般民众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于是就产生了对圣经的独立于天主教会势力的不同解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教运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法国革命的产生。如果从传媒的角度来看，法国革命的产生与公众舆论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法国能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大城市的涌现，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随着报纸的出现，公众舆论也相应出现。但是面对公众舆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当时的法国国王既不知其厉害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它。因此公众舆论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为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法国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Censer and Popkin 1987；Eisenstein 1979）。

对于报纸来说，一个人必须在识字、能订阅到报纸并且对某新闻有兴趣的情况下才会去读该新闻。与报纸不同，对于收音机来说，一个收听者即使不识字，即使生活在不能订阅到报纸的偏僻村庄，只要他拥有收音机就能收听到各种节目，收音机因此比起报纸来说对社会有着更大的渗透力。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音机在美国刚刚普及后，马上就成了社会运动的一个有力工具。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高福灵教父（Father Coughlin） 的个人经历（见 Brinkley 1983；Tilly 2004：86～87）。高福灵教父在1926年第一次拿起电台话筒后，马上就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20年代末他所主持的CBS星期天下午节目的听众有时会多达近40万。当他在该节目中攻击了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后，CBS在1931年中断了他的节目。此后，高福灵教父开办了他自己的电台，运用他所控制的电台来宣传种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主张。他同时还用电台的收益和各种捐款组织了若干个以反共、反犹太人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组织与工会组织。新兴的电台就这样成了社会运动的中坚。利用他所控制的电台，高福灵教父甚至具备干涉美国政治的能力，比如他组织了一个第三党，并在1936年与罗斯福进行总统竞选。直至美国直接介入“二战”后，美国政府以反间谍法为依据，对高福灵教父进行起诉并控制了他的邮件，该运动才走向下坡（因为高福灵教父所领导的运动财源主要来自捐款，控制邮件也就切断了他的财源）。

当电视在西方社会兴起后，它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质也马上为社会变化和社会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关于这个方面，最为经典的工作是麦若维兹的《地点失去了意义》这本书（Meyrowitz 1985）。麦若维兹认为，电视传媒与书籍、报刊和小说等书写传播方式有许多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影响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女权运动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的兴起这一问题，学者们曾经从多个方面进行过解释，但是麦若维兹认为，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电视传媒的性质决定的。他论证道：在书写文化下，不同类型的读者很容易被分割。比如人们在为小孩写书的时候用的是小孩语言，叙述的是被认为是小孩才能看的内容；在为妇女写书的时候用的也是妇女的语言和妇女关心的内容。在这种阅读文化下，许多妇女对以男性为对象的书籍和文章或者没有兴趣或者干脆就看不懂。这样，男性和女性即使有着相似的教育水平，他们所接受的信息也大相径庭。由于信息资源分配不公，女性在社会中就趋于保守和依赖，男女不平等在社会上因此就得以维持。但是电视属于一种以图像和口语为核心的传播方式，图像的直观性和话语的通俗性使电视节目很难搞得像文字作品一样深奥。这就是为什么与印刷品相比，电视节目更容易做得男女老少皆宜。电视节目性别倾向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一篇自己不喜欢的文章时，他是很难把这篇文章看下去的，但是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只要在不反感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一直看下去。以上这些逻辑的结果是，在电视媒体兴起后，男女开始看相同或者说类似的作品和接受相似的文化了。这就大大降低了男性和男子文化在女性面前的神秘感，提高了女人的自信心，从而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兴起。有人可能会说，当代电视里面充满了凶杀、暴力等刻画男性行为的节目，许多节目和商业广告的内容也是明显地或者是隐蔽地宣扬着男性文化和给我们灌输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对现代妇女运动的兴起是没有好处的。但是，麦若维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麦若维兹认为，如果电视节目具有很强的男性文化和男尊女卑倾向的话，那也没关系。这是因为人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向一个作品中被正面描述的人物和价值学习。如果一个电视节目中那些英雄人物是男性而那些正面价值是男性价值的话，女性在看了这些电视节目后就会接受男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就会更加主动地去争取平等。运用相似的逻辑，麦若维兹还讨论了为什么在美国社会中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等，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家在百姓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失去往日的光环等问题，此不赘述。

互联网是这个世界继电视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以后改变人们生活的一种最为重要的传媒技术突破。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分析互联网对未来社会影响的文章和书籍也随之出现（如 Chayko 2002；Crystal 2001；Gauntlett 2000）。此外，由于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互联网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也得到一定的关注（Ayres 1999；Deibert 2000；Yang 2003）。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应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展，它对社会的影响也尚未完全展现出来，任何结论性的总结可能都为时过早。在强调这一点之后，我还是想就互联网的性质以及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可能影响做一个试探性的探讨。让我先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看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到底起有什么作用。

为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的整合，西方七国集团准备通过谈判就多边投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这七个国家中的许多社会组织反对这类协定的建立。这些组织认为，这样的协定会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削弱一个国家的主权并给各国的环境、劳工权益和本土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它们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反对多边投资协议的抗议运动（Deibert 2000）。在整个运动中，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在以下三个方面运用了互联网：①它们建立了一个电子信箱名单，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从通知开会和游行到照会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进展及各国的立场），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组织马上就会知道并采取相应行动。②该社会运动下的主要组织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和网页，它们运用这些网页来发表对多边投资协定的批判文章，表明它们的主张，通知抗议和演讲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动员网友参加这一运动，等等。各个网页在发表自己的文章和主张的同时，还把其他的相关网站和网页与之链接起来。因此，一个人一旦进入其中的一个网页，他就会了解整个运动的状况。③它们还利用互联网直接向各国政府官员和决策者施加压力。在这些组织的网站和网页里，它们公布了有关国家政府人员的电子信箱地址以及现成的各类请愿信件的内容，一个支持者只要用鼠标点击几下就可以发出一封请愿信。

以上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①在整个运动中，各个运动组织主要通过互联网来协调它们的行动，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社会运动；②七个国家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并没有达成协议，因此至少从结果来看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当然它们没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各国在许多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③关于这次运动，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研究这一事件的学者和运动积极分子，甚至连法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在进行有关回顾时都提到了互联网在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互联网的作用在这场社会运动中的确达到了充分发挥。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考察，我们也许能窥测到互联网在今后世界的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是，当仔细考察互联网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后，我有这样一个结论：互联网的出现的确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通讯和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即使从以上这个很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来看，它的重要性可能不会有许多学者所想象得那么大。

第一，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谈到，报纸和电视之所以对社会运动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有着与传统传播手段截然不同的一些性质（比如报纸造就了公共舆论，电视打破了人的视觉在时空上的限制）。但是比起传统传媒来说，互联网最大的一个特性是其综合性，而不是新颖性。在上面所举的那个反多边投资协定运动的例子中，互联网的电子邮箱取代了电话和电传的功能，而它的网站和网页则具有与报纸、电台和电视类似的功能。这也就是说，互联网所能做的这些事情传统媒体也都能做（虽然互联网比起电话和电传来说要高效得多，它的传播效率比起电台和电视来说还大大不如）。总体上来说，互联网的诞生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来说更像是一个量的进步，而不是一个质的变化。第二，报纸、电台和电视传媒方式的诞生之所以会对社会产生如此根本性的影响，是因为那时候信息较少，所以这些媒体所载有的新信息在社会上本身就具有爆炸性效果。但是，现代社会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早已处于信息爆炸状态。这也就是说，报纸、电台和电视的产生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传媒方式而且还带来了新的信息，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仅仅是进一步加大了信息爆炸的规模。第三，现代的互联网中各类信息应有尽有，多如牛毛。即使一个人整天在网上搜寻信息，所得到的也仅仅是沧海一粟。这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社会，这个社会遵循着我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发达公民社会的一般特性，即它是一个在兴趣和利益上高度分割的社会。因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上网，他们在网上干的绝不是同一件事。并且互联网越发达，它的信息量就越大，这个网上公民社会就会被分割得越支离破碎。在这样的社会中，互联网中的网站和网页虽然可以办得像报纸和电视一样，但它们的点击率一般不会很高。在西方社会中，互联网中的网站和网页能做的最多可能就是动员少数同人来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社会运动。

互联网有着一个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性质，这就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电话的互动性比互联网还好，但是电话的互动一般在两人或若干人之间进行）。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虚拟空间、网上网络和网上社会运动。但问题是，网上的通讯往往话题很受限制并且质量不高（Daft and Lengel 1984；McCarty 1992），在网上建立的关系和与之相应的认同感也缺乏坚实的基础。诚如泰罗指出的，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产生（Tarrow 1998）。一个纯粹在虚拟空间中发动的网上社会运动效果往往十分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见第十一章），而互联网在这样的动员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当然，以上讨论的仅仅是最为一般的情况，实际情况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比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受到通讯条件的很大限制，因此，互联网对国际性社会运动的影响就要比对地区性社会运动的影响来得大。此外，我们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中互联网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场社会运动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政治信息闭塞的威权国家中发生的话，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很多。但是，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而取决于互联网中所载有的新闻内容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的不同。新闻内容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正是我们以下要着重分析的一个问题。

传媒内容才是信息

相信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的学者往往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中。一种新兴的传媒方式对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形式和特点肯定有很大影响，但它的影响大小离不开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对这一新兴媒体的创造性运用；它的影响大小更取决于这一新兴媒体中所载的内容。媒体中的主流信息越是反体制反传统，这一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大。

西方的媒体、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

尽管西方学者们对于媒体的性质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基本上是传统新闻源的一个传声筒 （Gans 1979）。如果一则新闻故事与政府有关，媒体报道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见（Sigal 1973）。这种现象在国际报道方面尤为普遍。在美国的媒体中，苏联击落韩国的一架客机是一次道德性事件，而美国击落伊朗的客机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Entman 1991）。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新闻大力强调美军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却忽略战争的其他方面（如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因此有人说，美国新闻中的海湾战争有如一场“任天堂游戏机战争”（Kellner 1990）。在面对反对现存体制或者有较大改革诉求的社会运动时，西方的媒体都倾向于视而不见。[1]因此，即使当一个媒体对一场反对运动加以报道时，它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该运动的目标和规模加以歪曲，并着重渲染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为主流价值所不能接受的口号和行为（Gitlin 1980；Molotch 1979）。与媒体一样，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有着很大的保守倾向。西方的公共舆论一般受媒体左右并由媒体建构，只有当媒体所报道的事件是一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时，这个人才会对该事件的形成和性质产生与媒体报道不一致的看法（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

关于美国媒体报道和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经典工作，是葛铁霖对美国新闻报道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兴衰之间关系的研究（Gitlin 1980），我在此特做一介绍。葛铁霖曾经担任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时最为著名的学生组织——为了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的主席。20世纪60年代后期，葛铁霖对SDS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不满。在退出SDS的活动进入学者生涯后，葛铁霖写了一本名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的书籍，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是怎么“造就” 并破坏新左派运动的。

葛铁霖认为，在整个新左派运动中，新闻和新左派运动及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以下过程。首先，虽然SDS及其活动在美国校园里始终存在，美国主流媒体在1965年以前始终不予报道。1965年初，《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对SDS抱有一定同情的介绍性文章，新左派运动从此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美国民众也由此知道了该运动的存在。1965年4月17日，SDS在华盛顿组织了一场有近15000人参加的反越战示威。该游行因其规模之大而成了全国性新闻，但大多数报道在这一阶段却带有很大的歪曲性。它们在报道中注重的不是该游行的目的和运动的根本宗旨，而是嬉皮士学生的着装和发型、游行中出现的南越解放阵线的旗号和胡志明的画像、参加游行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在游行中出现的一些激进口号和违法行为。此外，它们在报道中运用了大量的引号来贬低一些事件（如他们用“和平运动” 而不是简单的和平运动），过分夸大右派势力对该示威活动的反对力量，并且把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与美国的极右组织和新法西斯组织相提并论，统称为“极端分子”。比如，《纽约时报》记者在追踪这一游行时给报社发回了五张不同角度和内容的相片，但是报社编辑却在其中选了一张从一个反游行队伍的方向拍过去的相片，并在该相片下加以如下说明与报道游行的文章一起发表：“学生们在白宫前面进行反越战游行，在学生前面的是一场针对学生游行而进行的反游行。”其实，那次游行的参加人数达15000人，而反游行队伍仅百来十人。这也就是说，照片中的游行队伍仅仅占了整个队伍的一个小角，但它却摄入了反游行队伍的全部。仅仅从这张相片来看，整个画面因为反游行队伍在前，游行队伍在后，反游行队伍的规模似乎反而超过了游行队伍的规模。

到了1965年下半年，新左派运动已愈演愈烈，而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前景却不被看好。这时，媒体对新左派运动带有同情心的报道已不断增多，但这类报道所强调的均是这场运动的反越战性质，而不是新左派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更为关键的问题。但是，新闻的报道不但给这个学生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并且还把学生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给了运动积极分子一个正在造就历史的感觉。于是为了维持媒体的关注，学生们也开始对新闻报道作出反应。他们开始故意强调这场运动的反越战性质，他们甚至组织一些专门来吸引新闻报道的行动。在这种新闻和新左派运动的互动中，该运动的反越战主题在新闻报道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反战主题在那时已得到越来越多美国百姓的认可，媒体的这种宣传导致大量学生在反越战的主题下加入SDS。SDS组织在短时间内得到成倍的扩展，但其领导层却逐渐被新加入进来的以反战为目标的运动积极分子占据，组织内部因此出现分裂。一部分SDS成员在边缘化后走了极端，有的成员甚至组织了像“气象员” （weathermen） 这样的热衷于城市暴动和城市游击战的组织。这一现象马上就被新闻抓住大肆宣传，结果是社会舆论和大部分学生与新左派运动迅速拉开距离，整个运动也在这种媒体和运动的特定互动关系中被摧毁。

葛铁霖的工作为我们描述了作为保守机构的媒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传媒环境下，一场没有新闻报道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但新闻报道却也不见得对社会运动的发展有好处。美国的媒体能起到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对公共舆论有着建构性的定义作用。关于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建构性关系（constructionist view of the public opinion），学者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Gamson 1990；Hall 1977；Lang and Lang 1981；Pride 1995）。我这里想讨论的是甘姆森和他的同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媒体对于核技术的报道方式和公众对于核技术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章（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在该文章中，他们首先分析了三个相关的行动者以及他们的有关立场。行动者之一就是支持核技术的国家官员和各种反核运动的组织者。国家官员和反核运动组织在核技术问题上各自观点鲜明，但他们对媒体的影响却因势而变（比如在美国的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期间，反核运动对媒体的影响就会增大）。行动者之二是传媒。甘姆森和他的同事认为，媒体是社会上各种组织、个人和意识形态争夺对社会现实的定义和建构权的关键领地。这个领地本身不是中性的，媒体一般来说总是先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和观点，记者往往希望和政府官员有良好的关系。但媒体的这种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社会上的一些掌握着重要政治资源的人士也开始用某个社会运动的话语来批判政府，那么这个社会运动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它们的活动也就有可能受到新闻的注意。行动者之三是公共舆论。对此，作者们假设，公共舆论是由新闻报道建构的。

他们的整篇文章就是要证明，美国公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核技术看法的巨大改变，其原因主要来自美国媒体对核技术评价的变化。他们发现，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媒体对核技术的报道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第一，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媒体在报道核技术时主要用的是进步话语和双重作用话语。那时候的新闻报道都把核技术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描写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种话语下，核技术只有在用来造核武器时才是坏的。在这一时期，媒体对于美国出现的核事故（比如费米实验室事故）基本上不报道。第二，70年代以后，美国媒体开始对反核运动进行了肤浅的、有时是中性的报道。媒体中开始谈论核技术的安全问题，但对核技术的正面报道仍在媒体中占有统治地位。第三，在美国的三英里岛核电站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美国反核运动的力量得到迅速增长，媒体中反对和平使用核能的声音越来越强。作者强调，随着新闻报道的变化，美国的公共舆论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因此，美国的公共舆论在和平利用核技术问题上的确是由媒体建构的。对于这个论点，作者提供了如下三个证据：①美国的公共舆论对核技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好的，但在80年代后，美国公众对核能和平应用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此外，他们即使支持和平利用核能，也不会同意把核电站造在自己的后院。②作者在80年代时就美国公众对核能的看法做了若干次抽样调查，他们发现，美国大众对核能的观点和新闻报道有着紧密的关联。每当某一阶段的媒体报道中出现大量关于核能的负面报道时，公众对核能就变得反感。但一旦新闻不报道了，公众对核能的反感程度立刻明显降低。③在80年代所做的抽样调查中，他们还发现，年轻人往往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核能利用，而老年人则认为核能的和平运用是应该的，而用于战争则是不好的。对于这一结果，作者们的解释是，老年人受到五六十年代美国传媒对核能的大量正面宣传的影响，而年轻人则受到70年代后美国媒体对核能的负面报道的影响。正是这些不同的新闻报道使他们对核能利用产生很不一样的看法。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的媒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 （institution）。因为社会运动往往是反对某些现存秩序的，所以当一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时，它或者会遭到媒体的忽视，或者会引来负面的或歪曲性的报道。西方的公共舆论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它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并且在媒体没有报道一个事件时，西方的主流舆论一般会忽略这一事件的存在。这样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环境给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但是，西方社会运动组织在面对这些阻碍时并不是完全无所事事。首先，新闻的特点之一在于新奇，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社会运动能形成一定的规模，能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影响（大至引发政治危机和促使政府和公司改革，小至在游行和示威时造成交通堵塞），能表现出各种在平常看来是“不符常规” 的行为。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理想题材。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发展出了不少新闻策略（media strategy）。我们可以看到，在和平游行和反战游行中，许多游行者往往会装成尸体在公共场所血淋淋地躺着；在环境运动示威中，许多人会在自己身上套着大大的树的模型（被称为“树人” ）或者是面临危机的动物的模型在街上引人注目地走着。这些行动都构成了电视机前的理想画面，而社会运动参加者之所以创造出这样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更能受到媒体的注目，但是新奇和激烈的行为有时却可能得不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好评。为了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西方的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甚至在其内部进行了分工。他们专门有人去做各种激烈的行动，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一旦得到媒体的注意后，该运动的发言人就会衣冠楚楚地站在记者的话筒前，以向社会澄清事实的手段来陈述该运动的真正主张。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者以及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甚至写了不少诸如《黄金时档社会运动》、《黄金时档女权运动》的书籍，专门探讨社会运动怎样才能吸引黄金时段新闻的注意（Dow 1996；Ryan 1991）。但是，社会运动组织的任何新闻策略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任何新颖的策略和举动在第一次出现时可能会成为新闻，但随后它就是常规了。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就必须常出新招，这对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无论社会运动组织采取什么样的媒体策略，它们也不可能改变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保守性这一特点。一个运动在吸引主流媒体报道的同时怎样才能不被媒体的报道方式摧毁或改变性质，对于西方社会运动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同时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比较性解释

虽然西方许多学者对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具有保守性这一点有着共识，但他们对于这种保守性的起源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这一节中，我将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做一个批判性的总结。为简要起见，我将把讨论的范围主要限制在西方媒体的保守性上（对于西方社会的公共舆论的保守性，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分析）。对于西方媒体保守性这一问题，学者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解释。我首先对前三种理论做一简要总结，然后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做出一个较为贴切的对西方媒体保守性的分析。

第一种理论从西方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阶级地位和性质来解释媒体的保守性。它的要义为，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具几十至几百亿美元资产的大财团控制的，西方主流媒体中的新闻记者的年收入也动辄在几十至几百万美元，他们与大多数政府官员一样出身社会的中上层，受的是社会中上层的教育，现在又具有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地位。他们与国家官员之间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济利益，因此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新闻自然就代表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第二种理论是一个功能主义的视角。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来源于新闻制作的性质。在现代社会，任何媒体均会面临社会新闻多而采访记者少这样一个困境。这种情况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媒体更是如此，西方的媒体出于利润考虑往往会把工作人员队伍搞得很精简，这就更带来了体制性的人手不足（中国在媒体走向市场前往往会一个机构养着一大帮记者。许多名记者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写一篇报道。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在没有能力进行耗时调查的情况下，西方的媒体往往会怕新闻报道有误而被起诉，他们因此落笔谨慎，并在报道中大量依靠所谓“专家意见”（Soley 1992；Tuchman 1972）。此外，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媒体就会把记者派到最可能产生新闻的如警察局、政府部门、议会等国家机器部门中去。一个政府机构里因此往往常驻有几十家新闻机构在那里等新闻。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抢先拿到一些关键新闻往往取决于某一记者或某记者所代表的媒体与该部门政府官员的关系如何，记者因此会很怕跟有关政府官员搞僵关系。更因为，媒体的缺人手给了政府部门机会。西方政府部门往往雇有许多新闻人才，这些人在开新闻发布会前就已经为政府按新闻的形式把有关文章写好，许多媒体出于时间紧迫往往会稍加修改就加以发表，媒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造了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观点，并因而导致其保守性 （Epstein 1973；Fishman 1980）。

西方有些学者强调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来自传媒和市场的关系，这构成第三种理论。西方政府有时也干涉媒体，比如19世纪的英国传媒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关于国家如何干涉和反对激进新闻出版物的历史 （Cranfield 1978；Curran and Seaton 1985）。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都曾通过他们与那些富有的媒体财团老板之间的朋友关系来干涉媒体的日常工作，包括恐吓记者 （Gitlin 1980）。但是，比起西方社会的市场对传媒运作方式的影响来说，西方政府对传媒的直接干涉几乎算不了什么。市场经济下运作的媒体必须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公众的惩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以及广告收入上的损失。[2]更为关键的是，广告收入的数量不仅仅取决于读者或订购者的数量，而且取决于他们的购买力。因为富人的购买力强，所以在面向富人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上所登广告的费用也昂贵。这样，卖给富人的报纸能获取较大的利润，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订阅基础（Herman and Chomsky 1988）。基于上述原因，主流媒体的编辑经常公开鼓励他们的记者去写有利于扩大读者面，尤其是那些面向具有巨大购买力的读者的报道（Ryan 1991：121～122）。

媒体的巨大广告收入决定新闻必须依循主流观点，但广告的力量还不仅仅在此。科冉曾对英国的媒体发展史做了研究（Curran 1978）。在研究中他发现，19世纪英国的左派报纸非常多而且活跃，英国政府曾经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试图剿灭这些激进报纸，但都遭到失败。但是随着报纸广告收入的大规模提高，像《泰晤士报》这样的以娱乐为主的面向中产阶级的报纸开始出现。《泰晤士报》发行量极大，它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广告，这就使报社能把报纸本身的价格定得极低（这种报纸因此称为便士报纸）。这就使那些发行量小，广告收入也少的左派报纸无法与之竞争。英国政府千方百计却仍然无法剿灭的激进报纸却被市场这一无形的手给压了下去。

市场对媒体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机制本身的特征非常类似，即它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激进的观念虽然常因受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这并不会激起它们产生专门针对国家的不满。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的早期，以及在今天的许多威权国家中，国家常常直接出面来干涉媒体，它们对媒体的控制尺度随着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不仅仅效果有限而且还经常招来反抗。

以上对媒体保守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这些理论均是在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当我们把威权国家中媒体的性质，以及社会运动、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纳入比较视角时，以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比如在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政治层面上往往会与体制拉开一定距离。中国有不少新闻记者以打“擦边球” 为荣；当一个记者因为发表了某些文章而遭到政治压力时，他在同行中的威信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有记者因为文章而被撤职或得到更大惩罚的话，那他就往往会在大众的心目中一跃而成为英雄；当有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发生时，中国记者往往会试图突破禁区加以正面报道。中国的公共舆论也是一样，我们许多人热衷于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和小道消息里找新闻。当某一个地区发生一场集体行动时，在媒体不报道或进行较为客观报道的情况下，公众都会以谣言中的消息为准。只有当媒体对一场集体行动进行完全正面报道时，公共舆论才有可能会跟着媒体走。这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对公共舆论的所谓建构作用。

从中国媒体的行为来看，以上所总结的三种关于西方媒体保守性的理论就显得有问题了。如果从中国记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其最大“老板”，即使在媒体市场化之后的今天，仍然是政府。此外，中国主要媒体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数都是党员且有可观的收入。这样的一个精英集团应该在许多地方与执政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对西方媒体保守性所进行的功能主义分析有着更大的问题。中国的媒体（特别是在媒体市场化后）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也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同样，中国媒体的最主要新闻源也是政府部门。但是，中国媒体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显然新闻制作过程本身不足以导致西方媒体的保守性。相比之下，那些强调市场力量和西方媒体保守性之间关系的学者立论的说服力就要大许多。尽管如此，国家对媒体的直接控制不见得一定会引来记者的反抗，而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一定能使一个媒体表现得顺从起来。在毛泽东时代，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记者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是如何最好地配合体制。美国的媒体自然是处在市场经济下，但当美国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无法赢得越南战争时，美国的媒体和舆论都逐渐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Gitlin 1980）。在当前中国，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媒体的行为也比以前要复杂得多，但是中国媒体的非体制化性质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有些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容易偏离体制轨道，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新闻报道面太狭窄，其内容与社会现实相距甚远 （Lee 1994a；Zhao and Shen 1993）。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面的确极其狭窄，其内容也与社会现实距离甚远，但这种报道却是在广大记者毫无良心负担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闻报道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才开始对已经放宽了的限制变得不耐烦起来。基于我自己长期阅读和收视美国与中国主流媒体的经历，我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宪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度的确比中国要大很多，但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在编写新闻时会自觉地把自己限制在宪法空间中的一块较小的区域。相比而言，中国记者的言论空间要小许多，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但会把所有的空间用足，还要通过打“擦边球” 等手段不断扩大已有的空间。因此，中国新闻除了不可能有鼓吹推翻政府（美国事实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新闻）和直接攻击政府最高领导的文章之外，它的负面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会超过美国。美国新闻对安然公司垮台的报道基本上是限于发生什么事情、产生什么后果、谁被诉讼或者逮捕，等等。如果这样大的事情发生在中国，除非政府出面干涉，那些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来挖掘该公司腐败原因的文章肯定就会接踵而来。芝加哥地区2004年一个夜总会发生火灾后烧死了许多人。几天后，媒体揭露，这家夜总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照营业状态，并且夜总会老板与芝加哥市长戴立是好友。芝加哥政治以腐败著称，我一直以为这件新闻将会给戴立王朝带来一定的冲击（戴立父子在芝加哥几十年来长期执政，因此人们把芝加哥市戏称为戴立王朝）。事实是，此后媒体对这一大火事件的报道突然停止，我们甚至不知道该事件最后是如何处置的。

相反于美国媒体的就事论事，中国记者几乎全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们有着很强的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深层原因来分析的倾向。2005年5月，甘肃农民王斌余在宁夏因为遭到包工头欺凌而连杀四人（有报道说被杀死的四个人一家老小中甚至不包括那两个欺负了王斌余的包工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国内的多种媒体包括许多社会精英对他的行为表示了同情，强调他是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民，并从结构上鞭挞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的网页上（甚至包括人民网）更是登了大量文章和帖子，对王斌余的杀人表示同情和理解并对社会进行鞭挞。这使我想起美国社会中大量谋杀事件也是出于社会底层百姓之手，他们其中肯定也有一些人有着种种报复的理由，但我从没见到美国的主流媒体记者和公共舆论在面对一个凶杀事件时会发表如此言论。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新闻中，连一篇小小的豆腐干文章有时也会充满深意。比如，我随便在中国的一家主要官方报纸上找了一篇题为《用公车探视罪犯令人忧虑》的一则短短的消息（《人民日报》1989）。该报道指责了许多北京市民利用国家机关和政府的公车去监狱探访犯罪的亲属。文章结尾列出了该记者某一天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监狱前记下的32个属于公车的牌照。这小小一则新闻不仅仅揭示了中国官僚腐败是一个系统现象，更使人联想到政府官员（那些由政府配备轿车的人）的子女的犯罪率比其他群体要高得多。这样的报道形式在美国媒体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对于中美媒体新闻的这种差别，我们可以直观地归结于两国国情的差别。美国社会发展缓慢，而中国社会却处于一个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转型期，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当然要比美国来得大。但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见到美国的新闻和公共舆论与体制的距离有今天中国那么大。笔者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媒体和公共舆论基本行为的根本因素是这一国家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以下两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的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中媒体和公共舆论性质的关键：一个国家中政体和政府的关系与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及一个国家中是否存在能为精英阶层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即葛兰西式的霸权性文化）。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行为之所以趋于保守，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目前有着一个霸权性的，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以法律—选举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以及与政府处于分离的政体。

我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分析中就指出过，西方民主国家政体与政府分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民选上。在这样的政体中，来自社会的批判对于执政者来说虽然不中听，但由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来自选举，对政绩的批评绝不会使他们因此而下台。此外，如果社会对一个执政者的批评涉及严重违法问题，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这位执政者可能会被弹劾，但由于执政危机能通过政府换届和重新选举来缓解，这类政府危机一般不会转化为政体危机。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国家中的政治精英集团并不需要通过对媒体的精心管理来维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正是在宽松的媒体政策下，记者的专业和道德感得到维持，媒体的声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多样化的媒体促进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度（即有了一个建构性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也会在多元化的媒体报道中趋向成熟。在当前中国和许多其他威权国家中，它们的政体和政府合一，政府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政绩表现（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的基础上。在这种场合下，政绩表现不良（如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自然社会危机处理不当、出现重大腐败案件）很容易会转化成政府危机。同时由于在这些国家中，政体和政府尚处于合一的状态（即政府就是政体的体现和捍卫者），政府危机很容易转化为政体危机。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为了政治稳定往往需要对媒体加以管理。但这种管理会遭到记者的反抗，并使公众对媒体中的关键性政治新闻不予信任。

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政体和政府的关系虽然十分重要，但它们也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媒体行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和政体也不分离，但那时候中国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与体制的关系十分密切。19世纪时的英国有着与政体分离的政府和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但他们的政府却需要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来限制左派媒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也有着与政体分离的政府和民主政治，但他们的媒体和公共舆论都与体制有相当距离，并在德国民主的垮台和希特勒的上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导致目前西方媒体和公共舆论保守性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作为西方世俗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在目前的世界上处于巅峰状态。它们在目前的西方是一个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或者是葛兰西笔下的霸权性文化（Gramsci 1971）。在这种霸权性文化下，西方主流社会的新闻记者和公共舆论即使在面对重大政府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最近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面前表现出的无能）和重大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的黑人问题）时，他们的主流声音只能是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而不可能是从美国体制和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找原因的煽情式批判。换一句话说，西方媒体这样做并不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在“阴谋” 地“制造认同” （manufactured consent），它们是在毫无良心负担地制造认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即使是在进行新闻批评，它们与其批评的对象都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有着基本的认同。

相比之下，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质量上有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巨大进步，但我们却没有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西方列强在19世纪用炮火轰开国门后，中国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走上改革和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后，孔孟哲学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制度依托（孔孟哲学与基督教不同，即使是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其背后有着教会和教堂的组织制度的支持。孔孟哲学在科举制被废除后以及宗族势力垮台后，就失去了制度性支持）。再加上五四之后对“孔家店”的长期讨伐，在今天的中国，孔孟文化最多在非政治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有痕迹。20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一个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在19世纪开始出现的核心价值危机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是，列宁主义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却不能摆脱贫穷和落后。再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 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中国却没有能在这条致富的道路上同时树立起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这种现状加剧了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犯罪上升、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加强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导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包括记者）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面对王斌余杀人案时所发出的言论仅仅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很坏。虽然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良好的今天，绝大多数记者基于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最多也就是打打“擦边球”。但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阻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

问题思考

（1）“传媒本身就是信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在历史上，新传播形式的出现是怎么影响社会运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的？你是否能通过举一些书中没有的例子来对上述问题加以说明？

（2）你是怎么估价新兴的因特网对社会运动发展的影响的？

（3）在葛铁霖的笔下，美国的媒体是怎么制造与破坏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从葛铁霖的叙述看，美国的媒体和公共舆论具有什么性质？为什么美国（或现代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会具有这些性质？为什么中国和一些其他威权国家的媒体与公共舆论不具有这些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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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些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方媒体报道社会运动的多元画面 （如Goldenberg 1975；Greenberg 1985；Szasz 1994）。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仅是那些带有政治性质的利益集团式的社会运动。这类运动往往着眼于一些细枝末节的社会改良，得到一些富有资源的精英的组织或支持，对体制进行的是一种“忠诚反对”。

[2] 甘思（Gans 1979：ch.8）认为，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记者并不会感到太大的来自读者和广告商的压力。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在甘思开始他的研究之前，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新闻集团和记者已经表现得非常顺从了，因此记者完全有可能在体制内工作而不会感到明显的压力。

第十三章 展望和总结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首先简要讨论一下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发展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的今天就一定是中国的明天，但社会运动和革命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再加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所能诉求的解决方法也比较有限，它们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有借鉴之处。因此通过对当前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发展的了解，我们可以对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是可能的或理想的走向）有所感受。其次，我将在本书中所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内目前集体行动的现状和发展做一评价。最后，我将把贯穿于整本书中的一些中心思想和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做一个总结，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福利国家和民主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同时期，斯大林去世，随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西方发表。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导致西方各种传统左派运动的衰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此外，除了法西斯运动外，西方社会的传统社会运动以左派运动为主，但是随着社会运动在西方不断被纳入制度轨道，社会运动作为一种争取利益的形式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在今天的西方，不但社会运动越来越多，而且左派、右派，甚至是社会上层人士也会运用社会运动手段来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这就导致社会运动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形成。最后，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利益跨越了国界。与此相应，全球性社会运动也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以及全球性社会运动的涌现是当代西方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些重要趋势，我将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新社会运动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随着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涌现了女权运动、环境运动、人权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一大批社会运动。与一些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这些社会运动有着如下特点，因而被称为新社会运动。

第一，在传统社会运动中，人们之所以加入一个社会运动往往是因为某种物质需求。人们认为其物质生活的贫乏来自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而他们所参加的那个运动则能改变这种处境并进而改进他的物质生活质量。但在新社会运动中，一个人加入某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而不是因为经济和物质上的受剥削和受压迫。

第二，传统社会运动的背后往往有着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的宏大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既指出了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又是社会运动成员之间凝聚力的基础。新社会运动的背后则没有这样的宏大意识形态。新社会运动想要改变的仅仅是社会上的某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所以新社会运动又被称为“单议题运动”），其成员之间的凝聚基础往往是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比如，我们都是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等）。因此，新社会运动有时候又被称为认同感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第三，传统社会运动的对象一般是统治阶级以及使社会运动参加者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这些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要改善运动参加者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甚至是打破国家机器建立的新型国家政权。新社会运动虽然也面向国家，以寻求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来保障甚至是促进运动参加者所具有（或提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新社会运动并不追求打破国家机器和建立新政权。新社会运动的根本对象往往是公民社会本身。传统主流文化忽视了新社会运动所提倡的在环境、生态等问题上的价值观，传统主流文化同时也把诸如同性恋一类的行为看做一种病态的人生。新社会运动则是要提倡一些后现代的价值观，并要求社会真正容纳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把他们（比如同性恋者）当作完全正常的公民社会成员。

第四，传统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是分层的。它们的组织内部等级严格，社会运动的决策主要由组织内的领导做出，领导对组织内部成员有着较大的控制力。在有的社会运动中，一个人在加入该社会运动后甚至不能随意退出。新社会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社会运动虽然反对的是强权和专制，但它们的这种组织形态本身延续了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因此，许多新社会运动采取一种大民主性的、平等的组织形态（见第十一章）。这其中有几种情况。在有些场合下，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是少数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由某些基金会赞助工资并全职进行着某一社会运动的工作，而这些社会运动的大多数成员则仅仅留于纸面（即成员除了填一个登记表外没有任何责任）。在更多的场合，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成员是一个个小规模的朋友圈子和社会运动网络。要发起一场活动时，这些网络之间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联络，以达成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在决策时采取的不是传统社会运动组织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是全体通过制。所谓领导在这样的组织内起的仅仅是一个召集人的功能。

西方学者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有过很多解释。这些解释基本上都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归因于西方世界在“二战”以后的一些社会变迁。因此，从本书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涂尔干式的理论（见第四章）。具体说，这种解释又可以分为左派和自由派两个谱系。对于左派来说，新社会运动象征着在传统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新型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 1971）和新的认同感（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的兴起。新社会运动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Habermas 1975），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 1989），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 1985）。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新社会运动反映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追求从温饱转向后工业社会价值（post-industrial values）。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生态、女权、人权和动物权）日益受到重视（Inglehart 1990）。因此，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许多新社会运动所反映的是现代化价值与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 1985）。

西方学者对于新社会运动的理解显然存在偏误。如同第二章中所言，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各类以生计利益出发的罢工和示威在目前的西方仍然十分普遍。只不过这类抗争行为大多已被纳入体制轨道。此外，在目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Touraine）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我也看不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任何社会组织或阶层有把人类社会带入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社会的能力和可能。在目前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即使是在左派力量强大的西欧，作为新社会运动政治代表的绿党也始终不成气候。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制约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并不是西方社会运动史的唯一重要特征。在目前的西方，伴随各式新社会运动的是大量右翼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增长。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下一节中还会谈到。

社会运动社会

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社会运动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Meyer and Tarrow 1998）。今天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运动社会，主要是因为如下特征。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前，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大都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男性成员，并且社会运动的主流是各类左派运动。但是在70年代后，大量的女性和中老年人加入了社会运动，右派和由教会势力介入的社会运动势力变得十分强大，社会上原来处于十分边缘的人士（如同性恋者）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方式来为他们争取权益，甚至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有时也会打着西装领带走到街上去游行。因此，在70年代后的美国和西方社会，社会运动的总量在社会上不断增多，新兴的社会运动符号和策略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西方世界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社会。

第二，在同时期，原本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社会运动行为（如集会、游行、罢工等）都被合法化了。与其相应，采用暴力手段的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不断减少。这类运动（如恐怖主义活动）一经出现，就马上会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其同情者也越来越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当权者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上达成共识。警察甚至开始办训练班，对如何进行游行、如何避免在游行中与警察冲突等问题进行培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组织开始同时用游说、政党政治等手段在体制内争取利益，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甚至包括上层人士，也开始用社会运动手段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社会运动和常规政治的界限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就其频率来说不断增高，但它们变得越来越常规化和制度化，与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走得很近。

社会运动社会在西方的出现有几个来源。它首先来自西方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法治下的西方社会在压制激进社会运动的同时给予其他社会运动一个合法渠道（见第七章）。随着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国家给社会运动提供的合法空间也逐渐加大。这些都迫使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通过合法渠道发展。这些在合法渠道下发展的社会运动在与国家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熟悉和遵守主流社会的行为常规，它们与国家的交往形式也逐渐固定下来。这就使得西方社会运动在“二战”后逐渐变得常规化和制度化。随着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加入一个社会运动不再是一种男性青年才敢涉及的危险行当。其结果是老人、女性以及其他社会人群都逐渐加入社会运动的行列。

社会运动社会的形成同时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随着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方式，它的特点和有效性逐渐被社会上各个阶层领会和掌握。于是许多并不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开始运用社会运动来推进他们的利益。

现代社会通讯手段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组织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往往有等级分明的结构和权力集中的核心领导者。但是，促进了社会运动社会发展的是一种所谓的外在式动员结构（见第十一章）。在这种外在动员结构下，我们见到的不是数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运动组织，而是众多小型的、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这些组织和网络的核心成员人数不多，他们其中有些人是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这些组织和网络在平时仅仅有着松散的联系，但是一旦社会上出现某些问题，一些有着相似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就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过渡性团队（transitory team）。每一个团队都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动员运动参加者，不同团队之间又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进行联系和协调。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很短时间内马上能发动起来，但运动过后这些组织又各自归位，并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结构和等级森严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量过渡性团队的存在以及它们有效的组织和通讯能力，也是社会运动社会得以产生的原因。

全球性社会运动

“二战”以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再加上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相继垮台和冷战结束，这个世界的整合速度得到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就成了一个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大至像联合国、北约、欧盟等跨国政府组织的兴起，小到跨国性贩毒及其他种种犯罪集团的形成。但是，这场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则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组织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经济和其他手段大力促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过程，而总部坐落在少数几个世界级城市的跨国公司则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对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有些影响至少从短时期和局部来看是负面的：发达国家失去了许多劳动密集型甚至是部分技术性工作；在开放过程中的非市场国家，它们的企业在全球化市场的压力下大量倒闭；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则为了生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工作。经济全球化还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以及诸如贩毒、非法移民和洗钱等国际性犯罪活动。这些社会问题必然带来抵制和反抗。受到全球化经济影响的人士和团体，需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且能使全球化朝着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就有了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兴起 （见della Porta and Tarrow 2004；Guidry，Kennedy and Zald 2000；Keck and Sikkink 1998；Smith and Bandy 2004）。[1]

全球性社会运动并不见得是新社会运动，许多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获得更好的劳动和经济状况。全球性社会运动也不见得是单议题社会运动，不少全球性社会运动有着若干个议题 （Bandy and Smith 2004：6）。全球性社会运动并且不一定是左派运动。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发达地区的劳工大量进入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大量工厂迁入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与此相应就有了种族主义和其他右派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抬头。但是，比起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全球性社会运动有着如下共同点：它们所针对的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运动的对象都不是国家和国内统治阶级，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的国家和人民。

全球性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有着很多不同。因此，研究者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指导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全球性社会运动产生的背景并没有逃出本书所总结的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变迁、结构和话语。变迁，全球性社会运动起源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结构，全球化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触发全球性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条件。这包括民族国家力量的下降、国际经济和政治组织势力的抬头，以及全球性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网络的迅速扩张。话语，全球性社会运动抨击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把全球性社会运动称为“草根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它们还提出了要发展“全球性公民社会” 、“全球性管理” 和“全球性社会公正”等口号 （见della Porta and Tarrow 2004；Bandy and Smith 2004）。但问题是，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研究全球性社会运动是否能从这三个视角出发，而是对于全球性社会运动来说，这三个因素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否有着特定的组合方式。更具体地说，本书的理论核心——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否还能用来分析一个具体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国家社会关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运动就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民族国家始终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并且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处理该社会运动的方式（见第六、七章）。但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目标并不是运动发起者所在的民族国家，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国家与人民。此外，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削弱。这样，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否仍然能够指导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在书尾的一个小小篇幅里给予完整回答。特别是，全球性社会运动在当前尚属于早期发展阶段，它们与各自所在国政府以及它们所反对的政治势力的关系也都在磨合中，许多因素尚未确定。但是，如果迫使我做出回答的话，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虽然全球性社会运动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该运动组织与其所在国的互动形式，以及该运动的发展很可能仍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所在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

当全球性社会运动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时，国家社会关系对该全球性社会运动发展动态的影响程度（或者说这一理论的重要程度），首先将取决于这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假如一个国家在全球化面前无所事事并且表现得非常超脱的话，那么该全球性运动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就非常小，国家社会关系对在这样的国家中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影响也肯定不大。但是，如果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起有关键作用，那么一个全球性运动想要改变全球化的进程或者消除其某些负面影响的话，该运动势必会把它的矛头或者指向国家，或者会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而寻求国家帮助。国家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就会起有关键作用。其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国家的功能以及权力肯定会有所改变甚至削弱。但是，这里面的关键是这种改变是否会使民族国家丧失其特有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如果全球化会使民族国家逐渐丧失其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对全球化的控制力将越来越小。与之相应，国家社会关系对在这样的国家中发生的全球性运动的影响也会有限。

但是，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并不具有超脱的立场。在大多数民族国家中，国家不但是本国全球化进程的助产婆，一个国家是否能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时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调控能力（Weiss 1998）。此外，虽然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改变甚至削弱，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削弱是国家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一个失控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一个最为关键的（也就是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所不具有的）自主性来源：它是一个以地域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对地域的保护使民族国家拥有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大的强制性组织（如军队和警察）。在民主制国家中，地域范围内的民选给予国家行为以一种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所不具有的合法性。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其特有的自主性和特有的合法性基础与国际组织及跨国公司抗衡。地域性同时给所谓的“国家利益” 提供了合法性。在此名目下，国家可以对全球化过程进行种种干涉（比如不允许在本国注册的跨国公司把某些产品卖给一些国家，不允许某些国家的公司来收购本国的某些公司，等等）。民族国家甚至可以利用全球性社会运动来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西方国家中的某些人权组织就是因为它们的工作与国家利益接近而获得政府的资助。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组织，民族国家还可以创造、强化和利用民族主义这一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认同感，这也是其他政治组织所不具有的条件。以上的讨论表明，民族国家的关键自主性源泉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损伤。既然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全球性社会运动就会要求国家运用它的权力来推行它们的理想和利益并阻止某些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社会关系因此就会在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发展中起有关键作用。

西方学者分析了全球性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各国的文化和政治条件的不同，各国之间因距离遥远而导致交通不便，等等（Young 1992）。但他们遗忘的（同时也最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各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却没有因此而减弱。因此，许多全球性社会运动遇到了传统工人运动所曾经面临过的一个问题：它们虽然面对的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却不能摆脱本国利益的束缚（第七章）。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中俄环境运动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俄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给俄国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但两国的环境组织所关心的都仅仅是自己国内所发生的环境问题，这就使在俄国边境一侧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我认为，只要人们的基本认同感不能与他们所在的地域和国家产生分离（decoupling），一个强势的全球性认同感就很难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社会运动就会是一个弱社会运动。相对于来势凶猛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浪潮，这种草根型全球化只会处于一个从属地位。但是，虽然全球性社会运动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进程，但有了这样的反抗运动，我们得到的也许将会是一个更可被接受的全球化。就像早期西方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样，它虽然没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兴起，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中国集体行动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近年来集体行动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教授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已达7.4万起，有些事件的规模甚至达到几千至几万人。中国一些学者因此指出，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不少学者甚至更明确地发出如下警告：“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等等（见王志平 2005）。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观点？中国目前是否正处于大家所说的一种“发展危险期”？中国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一节里，我将以本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背景来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中的1000美元这一数字并不具有什么绝对的意义。正如王志平（2005）所指出的，由于汇率变动、实际购买力和地区经济差异等因素，1000美元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场合下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含义。[2]但是，如果不把所谓“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中1000美元这一数字绝对化的话，这一命题的背后至少隐含如下两个机制。首先，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模式转换为资本密集型模式。如果这一经济转型不能成功，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早期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积累到一定阶段后，该国的经济将会面临一个高速发展期。在这段高速发展期内，该国的社会也会经历深刻变化：第一，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未能及时建立。第二，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不断重组，这种利益重组往往同时又带有很大的不规范、不公正和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没有安全感，而失意者则有失落和不公正感，整个社会充满浮躁。第三，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下，百姓对生活的欲望也会大大提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会从温饱转移到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同时由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组织手段和通讯能力也在经济发展中有了很大提高，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取利益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也将大大提高。提出“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的学者显然认为这些变化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个 “发展阵痛期” 或者是“突发事件高发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话，该国的发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以上第一个机制的背后主要是经济学问题，而第二个机制则直接指明经济发展和集体行动乃至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这与本书的主题直接相关。本书曾经指出，持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往往会强调社会变迁这一因素在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见第二、四章）。可以看出，持有“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观点的学者采用的正是本书中所总结的涂尔干视角。但本书同时也指出，社会变迁并不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宏观结构条件，除了社会变迁外，一个国家中集体行动的发展形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可供社会运动组织和参加者利用的话语体系，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结构性因素是否有利于该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从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方面同时考察中国目前集体性事件的现状和可能发展趋势的话，其前景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中国目前不少地方腐败严重，同时德治又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合法性基础，因此腐败在中国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政治问题；中国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在自身或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和既得利益者倾斜，由此形成国有资产流失、丧失土地的农民得不到适当补偿、城市居民利益被侵蚀等社会问题；“文革”时代的左倾文化和平等观念离我们尚为时不远，民粹主义和造反精神在中国大有土壤。以上这些都是国内目前许多集体性抗争事件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但是，虽然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众多，由于其他一些结构性原因的存在，中国社会在短期内绝没有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结构性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仍在，大多数百姓的总体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在目前，中国大多数百姓的怨恨基本上来自格尔所说的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绝对剥夺感 （第四章）。虽然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潜在后果绝不能轻视，但它与绝对剥夺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些社会变化也很不利于大规模革命性社会运动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整齐划一，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政策，一个错误政策（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往往会影响整整一代人。90年代后，社会不断变得复杂，市场机制逐渐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状况更取决于地方政府或所在公司的经济表现而不是国家政策；与之相应，中国百姓在当前的大多数不满都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政府以及工厂或公司的老板和领导人身上。90年代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满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国家的，而在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集体行动中，中央政府一般担当的是调停人角色，政府对一些集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理只会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3]

此外，虽然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集体行动，但这些集体行动的背后都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缺乏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的背景下，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行动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行动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中国目前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之所以得不到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其背后有许多原因。首先，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以强大的教会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宗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宗教性意识形态较难成为大型集体行动背后的支持性话语。其次，就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各类集体行动的性质来看，这些集体行动更需要的是一种左倾的追求社会平等的大型话语或意识形态。但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传统左派力量已十分微弱，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只会解构而不会建构，世界和中国的左派话语早已变得支离破碎。在近期的中国，“文革”离我们尚为时不远，中国知识分子对左倾灾难尚记忆犹新，左派话语更难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在总体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与政府之间在利益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结盟。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结盟并不牢固，但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向上的势头，这种结盟关系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在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我甚至看不到在近期内中国会有产生这类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可能会永远保持盈余。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后，各类社会矛盾就可能会出现整合，知识阶层与政府在目前的实质联盟就可能会破裂，大型反抗话语和意识形态也可能会由此形成。“GDP1000美元” 到底是否是一道槛，最终还得看中国政府是否能在目前的经济势头下成功地处理好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历史给予中国政府的时间并不多）。

由于不存在大型的反抗话语和意识形态，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有着很大的地方化倾向，从政府角度来说，中国出现的种种集体行动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是很容易对付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在目前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中国政府的财政也有着较大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当前最为普遍的各类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目标的集体行动，中国政府无非需要支出一些“安定团结费” 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人均GDP1000美元是一道槛的话，这道槛对于目前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不难跨过的。其实，由于有着以上的这些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其实可能并不是一道槛，而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要理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从亨廷顿的理论谈起。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社会变迁本身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温床（见第二、四章）。针对中国目前的问题来说，亨廷顿的理论可以解读为：“GDP1000美元” 在中国是否会成为一道槛还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社会变化的制度化能力。换一句话说，政府对目前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才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

从本书所介绍的种种理论来看，以上的这一论点并无新意。比如，本书的第八章讨论了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这一章的内容。从这里所讨论的议题来说，这一章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各国均经历了一个工人运动的高发期，但是由于西方各国的政府在对待工人运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就导致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方向。其中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被迅速制度化，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制度化的进程艰巨并且缓慢，而在有的国家中由于政府缺乏对工人运动的制度化能力而使工人运动激化并进而导致革命，西方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直至今日仍然对西方政治有重要影响。

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目前这一阶段的发展不仅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同时还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行动的总体性质和走向，而决定中国集体行动总体性质和走向的最为重要的因子，就是中国政府在目前这一所谓“集体性事件多发期” 中所展现的对各类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能力。[4]

本书的理论和方法论要点

本书介绍了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些经典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观点。此外，本书还涉及了许多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在此，我将对贯穿于书中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问题做一简要总结。

变迁、结构、话语——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

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在理论建构时，往往希望找到几个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这些条件之间的一个固定的逻辑关系（见第二章）。本书强调，这种对社会运动的理解虽然十分明了，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因素之间不存在一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但是，说社会运动研究中不可能有普适性的理论，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一些有规律可循的切入点。笔者提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宏观结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变迁、结构、话语。本书的第三、第四章讨论了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影响，第五至第十章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对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影响，第十一和十二章则探讨了伴随社会运动和革命出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公共舆论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作用。

本书还强调，虽然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影响社会运动的宏观结构因素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对于大多数社会运动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是革命来说，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是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一个国家中一旦发生集体性抗争事件，它的发展走向也取决于该国家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般来说，在一个比较专制、社会组织力量比较弱的国家中，人们为自己权益而进行的抗争往往会以破坏性较大的初级集体行动和革命形式表现出来；在一个有民主法治和中层组织发达的国家中，人民对权益的集体性诉求主要将集中在社会运动这一形式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西方国家中制度化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骚乱性和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动很少，而革命变得几乎不可能。

国家社会关系和西方集体抗争行为的制度化

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出现了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和以社会化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导致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剧增，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社会变化的反映（见第六章）。社会运动和革命之所以在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还主要得益于其他两个条件：其一为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其二为对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呈批判姿态的各种大型意识形态的出现。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为反抗运动提供人力资源，而新型的大型意识形态则为反抗者提供了整合其利益和认同感的基础。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给西方社会的统治者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但是社会运动和革命同时促进了西方各国的改革与民主化进程，而这种改革与民主化反过来又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形态和性质。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集体性抗争事件就在这样一个互动中不断改变其性质，并且逐渐被部分地或者是全部地纳入制度轨道。

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做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出发，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虽然集体行动自古即有，近代的集体行动的主流是处于社会下层，且缺乏组织和反抗话语的社会群体面对现代国家和（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所做出的一种反抗性反应。社会运动和革命互相之间更是接近。它们都是社会群体对现代国家形成和（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反应，它们的背后均有一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改变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它们对社会改造的诉求不同，社会运动追求的是社会改良和对社会运动成员有利的局部社会改变；革命的目的则是夺取国家政权和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能相互转化的。比如，许多革命性运动（如欧洲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改良型的社会运动，而有些社会运动却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为革命。在一个国家中，革命性社会运动转化为改良型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一国家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在一个对社会运动有着很强制度化能力的国家中，不但革命运动会转化为改良型的社会运动，改良型的社会运动也会逐渐发展成制度化的利益集团政治；而在一个对社会运动制度化能力很弱的国家中，改良型的社会运动却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走向激进甚至革命道路。

在西方社会中，国家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一般来说，民主化会给社会运动以机会从而使一个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在一定时间内大大增多，民主进程中爆发出来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加剧社会分化，从而导致专制和革命（如“二战”前德国的例子）。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能稳固下来的话，那么该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会逐渐走向制度化，甚至演化为利益集团政治。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无组织的集体行动和革命运动被边缘化、社会运动被制度化的历史。因此，对于今天的西方学者来说，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它们社会中的边缘现象，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非西方国家现象，只有制度化和半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构成西方社会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为这些原本相似的现象构造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上。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可能无法接受这种研究视角。

现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她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社会其他层面之间缺乏在根本价值观上的共识。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属于初级集体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来说，产生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西方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都有过类似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现象。问题是，西方有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曾陷入反复的政治动荡。西方国家之间出现这种差别，背后有许多原因。从本书的角度来说，其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不同的国家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会导致国家对社会中出现的集体性抗争行为制度化能力的不同。我在本书中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进行考察，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可转变性。这有着很强的现实目的：我希望那些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能发展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从而降低发生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动和革命的可能。

本书的核心之一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整个集体性抗争方式的发展，以及一个国家中某一具体的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以此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对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制度化能力。在整本书中，特别是第五至第七章及第九至第十二章，我试图从各个角度反复阐明这一观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因此是本书的核心。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仍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理论。政治过程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不是社会病理现象，而是一种与常规政治有所不同的“对抗政治”。政治过程理论还开发出了一整套包括政治机会、动员结构、框架分析、新闻—社会运动互动等新的研究视角。这里面有许多可取之处。本书所强调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相同的：与政治过程理论一样，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对抗性政治，而不是社会病理现象。

与传统的政治过程理论不同的是：①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关心的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且还包括集体行动和革命。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中，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是冲突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且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可以相互转换。②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的更是运动所能掌握的资源数量、政治机会等结构性因素以及运动参与者的意图在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及其结果（比如从彻底失败到成功革命）不仅取决于结构因素和行动者的意图，而且取决于国家与运动行动者之间在结构限制下的同时又是路径依赖的一个互动过程。③政治过程理论对于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基本上有一个理性假设。基于这种假设，政治过程理论过分强调了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兴趣。它在经验上忽视了运动参加者的其他动机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忽视了宏观社会结构与运动参加者的微观行动动机之间的联系（micro-macro linkage），从而把西方早期的一些集群形成微观机制研究的精华（如布鲁默和特纳的工作）抛弃无遗。本书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则正是要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特别见第三和第十一章）。④政治过程理论在进行经验分析的时候有很大的中层理论化和机械科学化倾向。它们强调社会机制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它们却忽视了即使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现象，其背后也有着众多的不同层次和重要性不一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见第八章）。因此，他们的分析方法重科学，轻科学艺术，并往往缺乏真正的历史感（梯利的一些经验工作除外）。在这种倾向下，国家政治结构和结构性行为就减约成了政治机会（见第九章），文化和社会运动的话语减约成了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框架策略（见第十一章），社会运动动员仅限于组织和网络过程（见第十章），对新闻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分析则限于具体的关于新闻性质的研究（见第十二章）。在这样的分析中，一个社会运动往往会被拆成一个一个角度来看。某个角度中的“被解释因子”往往成了另一个角度中的“解释因子”。因此，一旦把社会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之间就会出现循环推理。[5]在这种做学问方法下产出的作品缺乏美感和经验上的深度，并往往会被对某一具体社会运动有直观感觉，但在社会学上是外行的人士所不齿。在本书中，笔者把以上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分析视角放在统一的国家社会理论下进行考察，就是为了避免政治过程理论的这一弱点（见第二章以及第九至第十二章）。

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理论和经验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如，Alford and Friedland 1985；Anderson 1986；Entelis and Naylor 1992；Evans 1995；Geertz 1991；Gellner 1988；Migdal，Kohli and Shue 1994；Rosenbaum 1992；Zhao and Hall 1994）。但是，尽管许多研究都提到这一概念，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用法一般都比较粗放。在许多作品中，国家社会关系与其说是一个分析框架，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叙事手法或包罗万象的袋子。即使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运用得比较深入的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也仅仅限于创造诸如“有限自主”（bounded-autonomy） （Zhao and Hall 1994）、“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Evans 1995） 或“社会中的国家” （state in society） （Migdal 1994） 之类的概念，以其来把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些概念虽然都很重要，但却很难用于分析国家社会之间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互动过程。可是对于研究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态轨迹来说，理解国家社会之间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性互动过程，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本书在分析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起源与发展时，是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但却不可通约的维度入手的：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本书的各个章节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三个维度和社会运动起源与发展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如果把这三个维度割裂开来看的话，那么，关于国家的性质对社会运动形成和动态的影响，读者可参阅第二、第三章和第九章后半部分，第六、第七及第十至第十二章。关于社会性质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动态的影响，读者可参阅第二章和第三章后半部分，第四、第五、第八和第十一章，以及第十和第十二章的部分。关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特性（特别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动态关系的讨论，读者可参阅第二章，第六、第七章部分以及第十和第十二章。

把国家社会关系分解为三个维度增加了这个概念的分析意义，但是为了不使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沦为像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第二、第三章）和梯利的动员理论（第二、第九章）一样的死板公式，本书并不对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做出统一和先验的定义。这种既有分析视角又不硬性规定各视角之间关系的做法，与曼恩对四个社会权力关系的处理有些相似（见第七章）。因此，在解释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起因和发展前，我们必须对该运动背后的国家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做出经验性的测量和定义。这种处理方法使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既具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它是笔者做社会学研究时所建立的一个旨趣。

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做出统一的先验定义，但这并不是说对于国家社会关系，我们除了将它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外再也不能进一步深入确定了。对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起源、转换与发展来说，我们最为关心的国家性质就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性质。民主、极权、后极权、威权、寡头、君主立宪，等等，不同政体下的政府处理社会运动的方式、策略和对策略的贯彻能力有所不同。对于同样的处理方法，在不同政体下的精英和百姓对它们的感受和反应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在大类型相似的政体下（比如在总统制民主和议会制民主之间，在不同性质的威权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处理运动的方式和策略以及从精英到百姓对这些方式和策略的感受与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书的大多数章节探讨了这类问题。

关于社会的性质，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多样性。社会的性质与国家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关联，但它又不是完全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民主社会或者不同的威权社会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多样性可以有很大差别。本书的第五、第十及第十一章对社会中层组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专门论述。

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从经济、政治和价值观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本书十分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中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动态的关系，因此这里将对国家合法性这一问题做一简单介绍。[6]韦伯认为，习惯、情感和理性计算是人类服从行为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了权威关系的三个理想类型：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Weber 1978：28；Bendix 1962：290～297）。韦伯的分类富有启发性。但是，如果拿韦伯的模式来分析国家权力的话，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如科林斯所言（Collins 1995：1565～1566），韦伯的分类方法是静态的，而权威关系是动态的和互动性的。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将影响他们如何与国家互动，相应地，这些互动将进一步塑造他们对国家合法性的判断。其次，韦伯的理想类型将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中的情绪因素和认知因素割裂开了。而在现实情境中，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总是混合着情感和理性。[7]

为了弥补这些弱点，本书对国家合法性定义的根据是国家权力合理化的方式，而不是人类服从行为的理想类型。这些合理化方式包括：普遍接受的精英选拔程序、国家提供的服务，以及国家对未来所做的承诺。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国家合法性界定为三种类型：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如果说，在一个国家中，法律成了包括国家精英在内的所有社会集团行为的约束性原则，并且，国家领导人是通过常规性的普选渠道而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一国家立基于法律选举型合法性。当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宏大的构想，并且这个国家正在为实现该理想而努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8]当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表现、道德表现和国防能力时，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统治基于绩效合法性。[9]

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动态来说，国家合法性有着关键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权者在面对社会运动时将采取什么处理方式，以及社会运动参与者对政府的策略将做出什么反应（反之亦然）。第六章的前言中，我分析了三四个加拿大警察是如何在仅仅用手势表示不行的情况下就阻止了一场冲击大使馆的事件。我还讲到相似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不要说警察举手示意，就是大量警察来临，示威者也不见得会服气。如果警察开始驱赶抓人，群众可能不但不会觉得警察这样做是在依法维护公共秩序，反而会觉得警察是在“滥法”施暴而会变得更加激愤。在中国，由于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绩效，因此如果在一个社会运动跨越法律界限后，政府实行镇压的话，运动参与者和大众很容易会从道德角度出发来否定政府镇压的合理性，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但加拿大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来自法律和选举，因此对跨越法律界限行为的镇压将会得到精英阶层和大众的认同。两个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不同，同样的警察行为因此在不同国家中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在第七章中分析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血腥镇压成功地阻止了该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俄国政府的镇压却导致革命。这其中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道理。

国家合法性基础也将对社会运动参加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者在他们的行动中一般会用“革命” 行动、“毛泽东思想” 和左倾话语，而不会用下跪、递状书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语言。但在今天的中国，传统行为和话语在集体性抗争中处处可见。这并不是中国人突然变得传统了，而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变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以“毛泽东思想” 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下跪和递状书这种行为以及种种传统的道德语言，不但不能够打动大众，反而会招来反感甚至更大的麻烦。但在今天，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绩效，而道德表现是绩效的一个重要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语言不但能够打动大众，而且也在根本上对当权者进行了挑战。本书对国家合法性基础和社会运动动态的分析还见于第十和第十二章。

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在介绍各种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批判了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这里大量涉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因此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教材。由于不想偏离本书的主题过远，我不准备对散及各章中的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做一详细总结。以下，我谨列出本书中涉及的一些主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它们所在的章节，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1）解读和解释作为理解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它们各自具有的问题，以及为什么社会学研究的重心要放在解释而不是解读上（见第一章）。

（2）社会科学解释方法和自然科学解释方法的区别，以及社会科学的四种基本解释方法（见第一章）。

（3）形式理论在社会学分析中的特点和局限（见第八章）。

（4）社会学概念的本体性问题（见第九章中对政治过程理论和各类“资本”理论的批判）。

（5）社会学分类体系的本体性问题（除第九章中对社会学概念的本体性问题的讨论外，还见第八章中对优劣形式模型鉴别的讨论）。

（6）比较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基础（见第五至第七章，特别是第六章中对斯考契波革命理论的批判）。

（7）社会机制的作用和以社会机制为核心的解释方法在经验研究中的局限（见第二章中对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和第八章中关于形式理论的局限性的讨论）。

（8）文化、情感和认同感是社会学中十分时髦同时又是被广为滥用的概念。读者如对这些概念以及背后的方法论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第三章中关于情感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讨论，第七章中对于认同感和社会运动关系的讨论，以及第十一章中关于文化、情感、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

问题思考

（1）现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趋势？这些趋势背后的社会变化是什么？

（2）比起传统的社会运动来说，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有哪些特点？你是怎么理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

（3）什么是全球性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全球性社会运动的特色是什么？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又在什么程度上能用于解释和理解全球性社会运动？

（4）为什么西方社会学家一般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当作三类不同现象，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而在本书中，我们却把这三类集体性抗争现象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5）本书所提倡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有哪些主要区别？你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6）本书所提倡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特点是什么？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你在哪些方面对本书中的方法论旨趣有所异议？是否能通过一些经验性的例子来说明你受到的启发和异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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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十二章中所提及的反多边投资协议抗议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社会运动（见Deibert 2000）。

[2] 但是作者并没有对“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 这一命题的实质性含义提出质疑。

[3] 比如，几年前，长沙市政府动用警力镇压骚乱，造成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当地百姓非常愤怒。中央政府立即批评了这次镇压，并将该市市委书记撤职（《世界杂志》1999a）。类似的国家行为通常能消除民众的不满。

[4] 关于怎么处理目前中国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虽然本书中许多章节的分析实际上已对这一问题做了不同角度的解答）。我这里仅想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面对正在上升的种种集体行动有着一系列的对策，其中两个最为常用的是：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这两个对策在处理集体性事件中都有着一定的功效，但是我看不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集体行动如何能在这两个对策下被逐渐纳入制度的轨道。简单的给抗议群众发放“安定团结费”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在一个正在不断复杂化的社会中用加强上访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将有更多的后遗症：对上访问题的过多解决会鼓励民粹主义；中央给予信访部门过多的权力将使信访部门成为太上皇而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权威；当大量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有许多上访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和不应当由国家去解决），百姓又会对中央失望从而使原本属于经济和法律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再加上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上访机构即使再加强也不可能应付这一局面。在中国文化下，上访永远有着自己的功效，但它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重要性需要在法制不断加强的同时逐渐减弱到它应有的程度，而不是加强。

[5] 例如，在McAdam，McCarthy and Zald（1996）书中各位作者所做的分析中，政治机会和资源动员成为框架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而资源动员结构又受到框架建构和政治机会的双重限制。

[6] 对国家合法性问题有更大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查阅Zhao （2000，2001）以及其中的相关文献。

[7]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以“天子”形象而得以合法化。然而，一旦天子无法提供基本的服务，王朝就会遭到挑战和颠覆。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克里斯玛领袖身上。人们这么做，既是出于感情，也是出于一些具体利益上的期望。

[8] 法律选举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这是因为就目前的西方式民主来说，法律选举合法性通常以民主自由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它们在两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民主只是承诺一个选举领导人的程序，它并不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我所定义的法律选举合法性强调的是程序，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法律选举合法性可以由民主信条证成，但最终说来，从根本上给予国家合法性的不是国家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而是人们所共同接受的领导人选举程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稳定性是法律选举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选举成了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统治并不需要一个宏大意识形态的支持，政策失误和丑闻可以导致政府更迭，但不会带来合法性危机。在这种体制下，精英冲突和选举变动使在野者仍然拥有许多政治机会。在野者的推动将使得社会逐渐开放，同时也巩固了民主制度（Rueschemeyer，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因此，如果我们将西方选举型民主看做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霸权”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9] 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国家合法性的补充，但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具有极端倾向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著.—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清华社会学讲义）

ISBN 978-7-5097-3030-0

Ⅰ.①社… Ⅱ.①赵… Ⅲ.①社会运动-研究 ②政治运动-研究 Ⅳ.①C916 ②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510号

·清华社会学讲义·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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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赵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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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2年1月第2版 字数/363千字

印次/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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