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Ⅰ 美、日、苏档案资料选

美国细菌战调查官汤普森对石井四郎的审问笔录

关于细菌战

美国细菌战调查官费尔等对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人的审问笔录

日本和细菌战

原731部队长北野政次1947年的笔供

美国解密档案中的Q报告节选

Q报告原目录及前言

第一部分 Q报告中死亡者病例概要

第二部分 病体器官的解剖与病理变化分析

《伯力审判资料》节选

一 预审文件

二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三 军事法庭判决书

Ⅱ 日本记者调查报告选编

日本细菌战犯免于起诉的背后——揭露美日间的龌龊交易

美军情报部所存的《石井文档》

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资料

《泽田日志》记载的日军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

Ⅲ 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上原告方证词及法院判决等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证词资料

第一部分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陈述书

第二部分 筱塚良雄向诉讼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词

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的证词

中国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

日本文档资料中记载的731部队和细菌战——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中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

从日、美、中、苏史料解析侵华日军731部队和日军的细菌战

开头语

第一节 731部队是细菌部队

第二节 731部队同细菌战的关系

第三节 细菌战的实施与疫病的发生

结语 731细菌部队与细菌战的后遗症

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

第一节 战争结束前的隐匿

第二节 战后的隐匿

结语

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诉讼的判决（摘要）

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

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法庭上被告（日本国家）的主张

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声明书

附录 日本新发现的细菌战资料简介

后记

前言

1997年11月5日，中国浙江、湖南两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108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2000年3月18日，两省又有部分受害者加入追究日本国家战争犯罪的行列，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非人道罪行予以公开道歉、谢罪和赔偿。两起诉讼案原告的总人数为180人。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这两起诉讼并为一案，于2001年12月26日做出一审判决，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无申诉权”“超过时效”三条理由，宣告遭受日军细菌战毒害的原告方败诉。但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法庭也不得不认定原告方控诉的日军人体实验、活体解剖以及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后不久，日本军方即设立731细菌部队大本营和人体实验场，用中国抗日志士的肉体和鲜血进行细菌实验，随后又在中国各地设立支部（队），把各类细菌人体实验延伸到中国各地。最后，他们竟公然把细菌武器投入战场，致使难以计数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惨死在罪恶的细菌武器之下。

战后，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以不起诉日本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换取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无数中国人生命为代价得到的资料，使石井四郎一伙及其幕后指使者都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战后，日本官方对细菌战罪行更是讳莫如深，执意掩盖，一味庇护，致使731细菌部队的主要战犯摇身一变，或者登上公立大学的圣殿，充当医学部长者有之，大学校长者亦有之；或者执掌国家医疗、检疫等领域以及重要产业会社的大权，若无其事、道貌岸然地安度他们极不光彩的人生的最后时光。

然而，历史的真相毕竟是任何人也封锁不住的。2000年12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签署了《日本帝国军队档案解密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原则上同意将战后从日军细菌部队手中获取的、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有关731部队资料予以公开。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经过数年的努力，将公开的美国档案资料复制成8张光盘，题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Unit 731：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2003年11月10日由柏书房出版社出版，使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进一步曝光，也使日军细菌战罪行战后被掩盖的内幕初步大白于天下。

本资料选编以美、日、苏档案资料为重点，并汇集了东京地方法院审理日军细菌战民间受害赔偿诉讼时，部分日本学者以证人身份揭露日军细菌战，以及美日勾结掩盖细菌战罪证之证词，还编译了部分原731部队成员的证词，以及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和日本政府的答辩全文，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更多的史料，进而推进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Ⅰ 美、日、苏档案资料选

美国细菌战调查官汤普森对石井四郎的审问笔录

第一次

时间：1946年2月5日

审问人：A.T.汤普森中校

被审问人：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

审问台上摆放着四个净水仪器和一个培养菌仪器。石井也回答了有关战地试验的全部问题。他还以图表的形式提供了与细菌战有关的研究所和人事方面的信息，同时还画了一张图，上面写着在平房研究所进行的试验和研究的项目。

问：除了在陆军医科大学和平房外，你没有进行过细菌战研究吗？

答：只在平房进行细菌战研究。在陆军医科大学进行一般性预防医学科学研究。

问：在京都帝国大学也进行研究工作吗？

答：那儿的教授不做诸如此类的研究，所以没有人做这种工作。

问：研究工作只限于在平房研究所进行吗？

答：是的，对此毫不知情的部队中的一些人和其他人一直在散布谣言，以至于有人说进行着细菌战的秘密工作，还有人说我们部队计划利用细菌武器进攻，培养了许多细菌，生产了大量细菌弹，为此还集中了飞机。我想让你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问：也就是说，没在平房研究所以外进行过细菌战研究工作？

答：是的。

问：你估计敌军会实施细菌战吗？

答：我想有些国家可能会使用。

问：你认为是哪些国家？

答：苏联和中国。他们以前就用过，我猜他们会再次使用的。

问：细菌战方面，你认为美国情况怎么样？

答：美国不会使用。

问：为什么？

答：我想，美国拥有财力和物力，他们会运用更科学的战争手段。

问：你认为细菌战有实用价值吗？

答：这需要大量金钱和物力来创造适合细菌战发生作用的条件。

问：你认为细菌战是未来许多国家必须应付的事情吗？

答：在必胜的战争中，没有必要使用它，在必败的战争中，没有机会有效地利用它。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细菌战进行研究。几乎没有资料表明细菌能作为武器使用。我也不清楚细菌战是否适合大规模作战，它可能只是在小范围内才有效。

问：你是说只能进行破坏活动吗？

答：也许适合将细菌投入井中。

问：是在那种情况下才会有效吗？

答：我认为这种破坏办法可以用净水方法控制。我在收音机里听说，苏联已做好细菌战准备，我很担心。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事，或是《红星》报上面的话，或是某些报纸吓唬人的。我不清楚苏联在这方面已取得多大成果，但我想知道如果苏联使用细菌战，会用什么细菌。

问：你想苏联会用什么细菌？

答：兔热病、斑疹伤寒热、霍乱、炭疽热和有害的动植物。

问：是什么让你想到苏联会使用这些生物？

答：我听了从苏联回来的人们做的报告，说苏联正使用生物为细菌战做准备。

问：大范围繁殖斑疹伤寒症的微生物很容易吗？

答：如果养许多虱子就能得到许多斑疹伤寒症的微生物。德国人和波兰人的菌苗就是靠虱子得到的。方法很麻烦，要将感染了细菌的人的血液再传染给虱子。维尔斯病就是这样得的。很难得到大量虱子。国家很富有，才会使这一疾病成为危险的武器。

问：细菌战研究有针对可食用的植物的吗？

答：从未有过这方面实验，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保护士兵。

问：有其他的人关心以动物为媒介的细菌战吗？

答：不知道。

问：你关心吗？

答：我们没对较大动物做过实验，只使用一些小动物。此外，我们也没有兽医。

问：兽医实验室也搞细菌战研究吗？

答：不知道。这件事很秘密，以至于部队之间不联系。甚至在我部队做实验的人员都不清楚自己在进行哪方面实验。只有我、增田知贞和其他一两个人知道。

问：其他人都是谁？

答：有些人对试验有怀疑，但并不知道。只有增田知贞和我知道实情。

问：细菌战研究所里有哪些部门进行细菌战研究？

答：进行试验时，每一组都抽出一些人来工作。他们只是临时组合在一起，试验完成后就解散。

问：进行试验的这些组的所有人都知道工作的实情吗？

答：不告诉他们实情。他们抗议不能进行自己的试验，妨碍了正常工作。

问：若让他们知道真相，就不会取得更大进展了吗？

答：如果他们知道了在做什么，就会畏缩或要求加薪。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经常会被解除军衔。

问：军人就是军人，你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去做吗？

答：他们不是军人，是预备军人。支队及分队里的人才是军人，我这里不是。我不能命令他们。

问：海军和你们进行过细菌战的合作研究吗？

答：没有。

问：在陆军医科大学不是有海军军医听过你的报告吗？

答：没有，他们太傲慢，又没头脑，但善于捕捉信息。

问：从获得的资料看，有些海军由于进行了如细菌和毒气试验的危险工作而得到额外报酬。很明显，海军一定参与其中。为什么他们会有额外报酬？

答：我没有得到海军方面报告，也没听说过什么。海军军医数量比陆军军医少10%，我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进行试验。

问：（进行细菌战时）宪兵队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训练？

答：在中野区有一个军事警察部队，一些来自陆军医科大学的军医在那里进行培训。

问：谁授课？

答：增田知贞和内藤良一。

问：能得到他们授课的抄本吗？

答：我尽力吧。

第二次

时间：1946年2月6日

审问人：A.T.汤普森中校

被审问人：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

问：用有害动植物细菌做过什么实地试验？

答：这种细菌很危险，所以没用它做过实地试验。满洲有大量田鼠，它们很容易携带细菌，传播流行病，因此进行这种细菌的实地试验太危险了。我们在实验室用它做过实验。

问：哪种实验？

答：将笼中老鼠放入洒满有害动植物细菌的室内，这要取决于老鼠怎样受到传染，是通过眼、鼻、口还是通过皮肤。

问：发现什么了？

答：结果不尽人意，只得到了10%的病菌。

问：是通过哪种方式？

答：包括所有方式。

问：哪种方式最有效？

答：通过鼻子感染，也可以通过开放性伤口。动物被划伤后，我们观察到，它们会通过细微擦拭伤处而感染细菌。我们发现淋巴结发炎，动物被感染。

问：喷洒细菌实验是在特殊房间还是在普通房间进行的？

答：普通房间。双层窗户，墙上贴满纸，室内密封。人不必进入屋内，在外面的走廊就可进行实验。

问：实验后处理动物不是很危险吗？细菌还留在空气中。

答：实验后，房间内喷洒了福尔马林，一天内不能进入。

问：处理动物时你们做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答：穿着防护衣、胶皮鞋，戴着面具。接触动物前，将笼子、动物和所有有关东西放入甲酚溶液中。

问：实验后多长时间接触动物？

答：一天后。

问：细菌是在那一天散布到整个房间吗？

答：是的，接触动物很危险。要将装有动物的笼子放入比培养基小的容器里来运送。

问：由于实验关系，在实验室或附近出现过意外吗？

答：出现过，实验后处理动物的一个人因传染病菌而死。

问：研究所以外有人受传染了吗？

答：没有。处理动物的人需进入房间，我想他是在工作时感染了细菌。我不相信细菌会在一天后还飘浮在空气中。

问：在炸弹或弹壳中试验过有害动植物细菌吗？

答：这种细菌太微弱，没有拿它做实验。它在阳光下五分钟就会死。

问：你认为有害动植物细菌能成为细菌战媒介物吗？

答：因为它的微弱性，不能成为媒介物。

问：我们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1941年，中国常德开始传染这种细菌，飞机从空中撒下有害物质，然后就发生了瘟疫。你知道这一情况吗？

答：不知道。

问：中方说是日本所为。

答：从科学角度看是不可能从飞机上投撒细菌的。

问：从飞机上投下已感染病菌的老鼠、破布和小块棉花，之后中国人接触到，瘟疫就这样开始了。

答：从飞机上扔老鼠，它们会摔死。而且，一个人也不会恰巧就碰上从飞机投细菌这种事情。

问：黄热病病菌方面做了哪些实验？

答：没做任何实验。日本没有伊蚊（一种传染黄热病的蚊子），所以不用加以预防。

问：黄热病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细菌战媒介体吗？

答：日本没这种病菌。

问：哪里都没有培养菌吗？

答：没有。

问：我们有证据表明，日本尽力从洛克菲勒研究所获得黄热病病菌。

答：我听说，是日本传染病研究所的人要求从美国获得黄热病病菌，但遭到拒绝。这个人是日本帝国政府的代表。

问：既然没必要对黄热病采取预防措施，他为什么还要得到这种病菌，目的是什么？

答：可能是对去南部有传染病地区旅行的人进行预防接种，我对此并不关心。

问：也试图从其他国家获得病菌了吗？

答：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只有美国有，因此没做其他尝试。

问：去年，你是受到苏联官方的控制了吗？

答：没有，恐怕分、支部队的一些人已被苏军逮捕，但那些人对重要的事一无所知。

问：在日本是谁第一个下命令批准开始细菌战研究的？

答：没有人下命令同意进行细菌战研究。如果有命令的话，我们会得到研究所需的金钱、人员和物资。因为没有命令，我们只能在防疫给水部进行小范围内（1%～2%）的研究。

问：在作战部，官方是谁允许进行研究工作的？

答：作战部成员似乎都不倾向于科学作战，大多数人是守旧派，提倡依靠日本人精神而不是科学方法赢得战争。他们对我的要求听不进去，我也没有直接向他们寻求帮助，我只有通过关东军获得渠道。

问：关东军为了进行细菌战研究，从作战部得到财力支持了吗？

答：我上交了申请资金的报告，用细菌战这个题目不合适，所以一直都以预防性医学和防疫给水的名义申请。

问：第一次官方允许开始细菌战研究是什么时候，是谁同意的？

0答：没有官方批准。

问：这让人难以置信。

答：如果我说成是细菌战，就会被上级人员拒绝，因此都是以预防性医学和防疫给水的名义。得到资金后，我会按自己的想法支配它。

问：如果上级支持的话，不是会取得更大成效吗？

答：是的，如果上级有头脑和科学知识，会得到很大进展。他们的确太自信了。

问：我想知道谁知道了细菌战研究，是作战部的部长吗？

答：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不知道。

问：据你所知，作战部的部长得到报告了吗？

答：我从未亲自向他做有关细菌战的报告。

问：他有机会看到细菌战的报告吗？

答：我没亲自对作战部讲过此事，我不清楚。

问：作战部医疗处处长（军医处处长）知道此事吗？

答：我想他会知道。

问：怎么知道的？

答：通过与关东军的联系。

问：在细菌战问题上你与军医处处长有过私人联系吗？

答：公开场合没有过，但私人谈话时，我曾经提到过。

问：他支持细菌战研究吗？

答：他反对细菌战研究。因为没有那么多军医，他不能为这种工作分派军医。

问：关东军总司令知道研究进程吗？

答：我没去见他，对他说这件事，有关细菌战的报告是高度机密，不直接向关东军报告。他可能是听说的。

问：但任何军队的司令对他控制范围内的工作进展都要知晓，他会不知道工作运行情况吗？

答：工作授权给防疫给水部，因为与净水和预防疾病有关。没有必要将一份科学性报告交给不懂它的人。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防御性质。若将它用作武器，它就属于步兵团控制范围，我就要报告，但这属于医疗研究范围。

问：谁给你们权利生产细菌炸弹？

答：没得到官方允许。我们使用的都是关东军从某地获得的用过的炸弹壳，包装用的是金属板和铁板，这就是细菌炸弹，我们不需要很多资金。

问：关东军总司令热衷于细菌战研究吗？

答：我没见过他，不知道他的想法。

问：我想象不到，没有任何人允许，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答：因为我没得到同意，也就没完成计划之说。

问：你的话我可以这样理解：是你倡议开始这个工作，你负责进行研究的。

答：是的。

问：如果得到上级支持，进展不是会更大吗？

答：是的。因为研究是作为部分预防性医学和防疫给水工作开展的，所以，以这个名义获得资金，工作没有像我设想的那样得到进展。

问：天皇知道细菌战研究这件事情吗？

答：毫无所知。天皇非常仁慈，绝不会同意这样做。

问：在陆军医科大学，谁指导细菌战研究？

答：在陆军医科大学，没有进行细菌战研究的设备。在那里进行的工作是让军医们掌握医疗基本原则。

问：我知道，在那里也讲授可以运用在细菌战中的预防性医学。

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那么想。军医们有净水课程，它可归结到你说的那一类。他们对材料进行实验，以便净水处理使用。

问：在陆军医科大学，是否特别安排课程讲授细菌战及其实施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对它进行防御？

答：没有这样的课程，可能要教授学生细菌的各种传染途径，进而来抵御细菌的感染。

问：谁是平房研究所负责人？

答：我是第一任，北野继任，后来我又接替他。

问：你的任期？

答：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

问：为什么你接受了调令？为什么任命北野做负责人？

答：依我个人观点，我被派往第一陆军是因为上级不想让我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但为了晋升到中将，我作为部队长，一定要在第一陆军工作一段时间，在实验室工作是无法晋升到这一级别的。提升后，我又返回到实验室工作。

问：哪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答：第一陆军军医处处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负责十万人的健康问题。

问：许多细菌弹是在兵工厂生产的吗？

答：不知道。我只要需要细菌弹，就会有人提供。

问：宇治型炸弹[1]是为这一目的特别生产的，是谁负责制造的？

答：哈尔滨的旧实验室曾生产过净水器，那里有一些可烘干瓷器的设备。这些设备也可用来生产炸弹，因为生产净水器也要用到炸弹。我遇到的问题是要尽力得到烘干瓷器的技术人员。他们在工厂的一个独立车间工作，组成了生产陶瓷炸弹的小型核心工厂。

问：为什么不使用生产炸弹的普通工作人员？

答：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处理铁质炸弹，不能制作陶瓷炸弹。生产炸弹不会有太大困难。我们可随意生产炸弹，必要时，可以进行变化或改善。生产陶瓷炸弹小组被称为樱花组。

问：如果得到专家的帮助，会生产出更好的炸弹，为什么没这么做？

答：的确是这样。但我没得到允许生产炸弹的直接指令，因此没与其他部队合作。我只有靠自己。

问：你为什么不尽力得到官方支持？

答：我尝试过，但未能实现。

问：你想征得谁的同意？

答：我通过各种渠道争取，然而关东军几次都拒绝了我的要求。如果细菌战是一种很好的武器，结果会不同，但是这毕竟是某种科学幻想，那时仍处于理论阶段。你要征得日本陆军的同意，必须要花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这件事是有益的。

问：你没找你在日本的朋友们吗？他们会有上流社会的朋友。

答：这并不容易，没有几个人会从科学角度出发愿意帮助你，除非这件事会让他们得到很多钱，但事实并非如此。

问：他们不爱国吗？

答：如果有像洛克菲勒那样既有钱又爱国的人，可能会有机会。

问：在平房，进行过越洋气球的研究了吗？

答：没有，这应在日本科学实验室进行。

问：据你了解，是在第九陆军技术实验室吗？

答：我听说日本在进行有关气球的实验，在哪里进行我不知道。

问：你与那种研究有联系吗？

答：没有。

问：增田知贞是什么职务，是你下级吗？

答：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担任过很多职务，供给处处长、第三部门防疫给水部部长，还在陆军医科大学任课。他任控制疟疾组组长时，去缅甸两年，得了疟疾后返回。

问：在平房细菌战实地试验中，他起到什么作用？

答：因为他是供给处处长，他可能会为试验提供某些物品。

问：增田知贞自己会进行细菌战试验吗？他有经费或进行一些试验吗？

答：我不确定，可能会有。安排总是在变化。

问：你还知道更多有关细菌战的信息吗？

答：我想没有了。

问：别人会有关于细菌战其他的信息吗？

答：我想没有。

问：你能得到增田知贞在宪兵队做报告的复本吗？

答：我已给增田知贞发了电报，目前复本还没拿到。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2）[2]，《汤普森和其他人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的审问》（原稿英文），第12、17～20、35～43资料。］

关于细菌战

北条圆了[3]

前言

细菌战是一种新式战争，目的是利用病原性微生物作为武器，将传染性疾病作为战争方向。

细菌战在和平和战争年代都可以使用。有人设想，和平时期将携带细菌武器的间谍派入某一设定敌国，那么传染性疾病就会在该国人民、家畜和农作物等之间传播，起到破坏作用。

1925年国联裁军会议上，一些专家考虑到细菌战会威胁到每一个国家，提议组成一个特殊委员会，就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问题提出建议，要求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细菌和毒气。根据专家的提议，国联在使用细菌武器方面达成一致，严厉禁止实施细菌战，英、美、法、苏、德、意、日、芬兰等42个国家的代表都加入了这一协定。

尽管存在这样的协定，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打算秘密准备细菌战或尝试使用细菌战，这一行为却无法得到监督或阻止。因为一旦有人受传染，随时都会产生微生物物质，而且为了从事细菌研究或繁殖不同疫苗，每一相应实验都要获得极毒的病原性微生物。实际上，这样的培养菌的发展情况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得到推进。

众所周知，到今天为止，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偶然的或突发的瘟疫，或者战争中出现的瘟疫，造成传染病流行。如果这种传染病发生在未来，很难弄清楚这种病是由于自然原因，还是因为细菌战的人为原因。

事实上，一个国家若要为荣誉而战，就会引起我们的质疑，国联提出的任何正义观点，是否还要坚持？敌人在被打败前，这些道德协议可能只是一张废纸。

我不想为日本现在是否在准备细菌战辩解，但我确实相信，时至今日，每个国家肯定都在对传染病采取预防措施，每个国家都应该采取有效而严格的措施来防御细菌战，从而将危害降低到最小范围。

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只要还没完全弄清楚敌方使用什么方式进行细菌战，就不能采取最有效的防御措施。

在推测出敌人使用细菌的假定方法、进行细菌战的媒介体以及细菌被散布的效果等之后，再加上我们经过试验检测出的抵抗瘟疫的方法，我们才会得出有关细菌战及其防护措施的设想。

一 适合进行细菌战的媒介物

根据我们对细菌学知识以及提到过的细菌战资料的了解，下列媒介体能用于细菌战进攻。

（1）对人体有致病效果，尤其在陆军中能引起多种疾病的媒介物。

（2）对动物有致病效果，尤其对军队周围的动物能引起多种疾病的媒介物。

（3）对植物有致病效果，尤其能消灭不同种类的谷物和蔬菜的媒介物。

无论何时，细菌战的目的都是要降低敌军战斗力，使敌国内部产生恐慌，所以很明显，我们应预测的（细菌战）不是流行的皮肤病，而是突然而猛烈爆发的流行病，或是能侵害大多数人和被扩散的传染病。

因此不言而喻，我们应以此为目的选择细菌进行细菌战，还要附加上：一定要选择极易获得的、能够大量迅速繁殖的细菌。为了这个目的，下列细菌被考虑其中。

（1）适用于人体的媒介物：

弧菌霍乱、痢疾杆状菌、斑疹伤寒症杆状菌、马耳他热、兔热病、黄热病、鼠疫杆菌、流行性斑疹伤寒症、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

（2）适用于动物的媒介物：

炭疽菌、鼻疽菌、胸膜肺炎、口蹄疫。

（3）适用于植物的媒介物：

植物锈菌、马铃薯病害、肉杆状菌、马铃薯及其他植物细菌叶斑病。

如果想将上述媒介物开发为武器，在实际使用这些细菌时，需记住的最重要问题是它们的繁殖条件、对外界环境的抵抗能力、传染方式、传染病媒介、免疫比率等。

媒介物主要特点显示如下。

（1）弧菌霍乱

繁殖条件：通常来说，容易在洋菜上大量繁殖，也可使用清汤培养，但这种培养液要含有抗病毒液，并且培养液将弧菌培养到一定大小。如果使用浓缩的漂浮液，这些弧菌是很难存活的。上述环境要考虑其中。这种培养液也许不适合应用在细菌武器上。

抵抗外界能力：脏水中存活1～3天，海水和河水中存活几周。消毒蒸馏水中存活2～3个月，地面上存活1～3天。粪便中通常存活1～3天，有时30天，干燥条件下存活1～2天。

传染途径：只有通过口部传染。

传染媒介：病人的粪便及呕吐物，带菌者和他们接触过的物品，以及通过苍蝇、水、植物、水果等传染。免疫比率：预防接种在6～12个月内有效。对于血清疗法无令人满意的效果。

（2）痢疾

繁殖条件：通常在洋菜上大量繁殖，与弧菌霍乱的原因相同，不推荐使用培养液。

抵抗外界能力：河水和海水中存活2～6天。湿地中存活几个月。粪便中存活2～3天。衣服中存活1周。水果蔬菜中存活10天。直接日照下（夏日）存活30秒。

传染途径：只能通过口部传染。

传染媒介：病人和带菌者的粪便及他们接触的物品，以及通过苍蝇、蔬菜、水果和饮料等传染。

免疫比率：预防接种在6～12个月内有效。通过口部进行的免疫作用不明显。对于血清疗法无令人满意的效果。

（3）伤寒杆菌

繁殖条件：一般在洋菜上大量繁殖，与弧菌霍乱的原因相同，不推荐使用培养液。

抵抗外界能力：废水中存活1周。蒸馏水中存活几个月。冰块中存活3个月。粪便中存活1～4个月。蔬菜水果中存活几天。军装中存活3个月。干燥条件下（室内）存活几个月。阳光直射下（洋菜中）存活2小时。

传染途径：主要是通过口部，偶尔也会通过空气，很少通过皮肤传染。

传染媒介：病人的粪便、尿、排泄物及他们接触的物品，以及通过苍蝇、蔬菜、水果和饮料等传染。

免疫比率：预防接种在6～12个月内有效，对于血清疗法无令人满意效果。

（4）副伤寒杆菌

繁殖条件：与伤寒杆菌相同。

抵抗外界能力：废水中存活几周。蒸馏水中存活6～7个月。泉水中存活2～3个月。蔬菜水果中存活1个月。有很强的环境抵抗能力。弄干的病菌中（室温）存活6个月。干燥粪便上存活2年。

传染途径：主要是通过口部传染，也要考虑到空气传播。

传染病媒介：与伤寒杆菌相同。

（5）马耳他热

繁殖条件：非常容易在洋菜上大量繁殖，在维生素培养基中是进行大量繁殖的有利条件。

抵抗外界能力：蒸馏水中存活1周。消毒水中存活2个月。牛奶中存活20天。粪便尿液中存活8天。衣服中存活1～3个月。弄干的病菌中（室温）存活几个月。

传染途径：论证可通过口、头发、皮肤（通过伤口）传染。

传染媒介：有病的人和动物，以及他们的排泄物、粪便、尿和牛奶传染。许多例子显示，还可通过食物和饮料，主要是羊奶为传染媒介。

免疫比率：防护接种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血清疗效不尽如人意，但近来使用硫胺类药剂，药品效果很好。

（6）鼠疫杆菌

繁殖条件：通常在洋菜上大量繁殖，可增加特定维生素或谷氨酸盐、酸钠、比屹氨酸，因为催化剂对大范围繁殖很有效。也可使用感染鼠疫的老鼠和跳蚤。大量的感染老鼠和跳蚤比病菌更难预防。但如果做好必要的准备，包括大量时间，就很容易大范围地饲养它们。

抵抗外界能力：蒸馏水中存活5～20天。地面存活2个月。谷物中存活18天。动物尸体（室温）中存活6～24天。腹股沟腺炎瘟疫的化脓中存活20天。感染肺部瘟疫的人或动物的排泄物中存活10～16天。感染鼠疫（室温）的老鼠粪便中存活2天。抵抗干燥环境能力弱。衣服中存活少于24小时。受感染动物的干燥的脓和内脏中存活4～7天。阳光下玻璃上的覆盖物存活1～4小时。棉质或麻质薄织物上存活18个小时。在寒冷条件下，0～零下20℃之间存活12～24天。

传染途径：主要通过空气、眼和皮肤（通过伤口）传染，还在检测是否能通过口部传染。

传染媒介：病人和他们的排泄（排泄物、唾沫、粪便和尿）及他们接触过的物品，如房屋、衣服和器具等。最重要的传染病媒介是跳蚤，它吸吮病人及受感染动物的血液。

免疫条件：预防接种在6～12个月内有效，使用血清疗法会受益。最近资料显示，使用磺胺类药品对于治疗也有效。

（7）兔热病杆菌

繁殖条件：在洋菜上进行繁殖效果不佳，但在淡黄素或葡萄糖这样的营养培养基中很容易被大量繁殖。

抵抗外界能力：有营养的培养基（室温）中存活3～4周。受感染动物内脏（室温）中存活5天。冰箱（零下）中存活14天。对干燥条件抵抗能力弱，干燥环境（室温）下在丝线上存活2～3天。阳光直射在营养培养基中存活2小时。

传染途径：经论证可以通过皮肤、口和空气传染，因此从进攻角度出发，各种途径都适合。

传染媒介：病人及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以及他们接触过的物品。

（8）结核病

繁殖条件：在丙三醇洋菜营养培养基中极易大量繁殖。

抵抗外界能力：蒸馏水中存活70～150天。腐烂动物的内脏中存活48天。人下葬3年后，偶尔还会在尸体上发现杆状菌。被埋动物的内脏中存活175天。干燥房间中存活几个月。潮湿黑暗环境存活2～3个月以上。

传染途径：我们所熟知通过空气、皮肤和口部进行传染。

免疫条件：有资料显示，卡介苗、菌体抗原疫苗加上少量有毒的活杆状菌，能起到免疫作用。结核菌素也可以。

（9）白喉棒状杆菌

繁殖条件：这种细菌容易在白喉杆菌营养培养基或丙三醇洋菜营养基中被大量繁殖，轻微摇动杆状菌效果也很明显。

抵抗外界能力：干燥条件下（室温）存活3个月。在假膜中存活5个月。如果细菌由注射器小滴注出，在阳光直射的条件下存活1～2天。

传染途径：通过气管感染，主要是上部气管的黏液膜，偶尔也会通过其他黏液膜和皮肤传染。

传染媒介：病人和带菌者的排泄物、分泌物和唾沫。

免疫条件：类毒素是有效的防护措施，使用免疫血清疗法也有效。

（10）狂犬病

繁殖条件：它是能过滤的病毒，许多狗和兔子是被街道上的病毒传染而发病的，因此可从它们的脑中和骨髓中得到大量病菌。

抵抗外界能力：这种病菌对高温敏感，90℃就会很快死亡，但抗寒性强，零下10℃在潮湿环境也能存活1个月。对干燥条件抵抗力弱。巴斯德表明，病菌被暴露在干燥环境（室温）10天，就会大量死亡。

传染途径：被染病狗咬伤或被舔。

传染媒介：染病狗的唾液。

免疫条件：疫苗有效。

（11）斑疹伤寒症

繁殖条件：它是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众所周知，是由虱子传染的。所以要为细菌战做准备，就需要繁殖特别多的虱子，并使它们吸吮感染病菌的血液。吸病人血后5～7天，一只虱子就能携带大量引起疾病的媒介物。已证明感染病菌的虱子能将媒介物传染给幼虫。不管怎样，对于细菌战来说，大量繁殖生产是有些困难的。

抵抗外界能力：病菌的抵抗力就是虱子的抵抗力，所以解释一下虱子就可以了。已长大的虱子和幼虫在零下4℃～7℃条件下存活3～7天。在水中，成熟的虱子存活24小时，幼虫存活28小时。温度为60℃时成熟的虱子存活15分钟，幼虫存活60分钟。

传染途径：只依靠虱子。

免疫条件：染病的人或动物的浆液以及感染病菌的虱子的免疫作用都有效，有效疫苗可从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和培养菌中获得，康复病人的浆液对防护接种更有效。

（12）黄热病

几位研究黄热病的专家，如里德、卡罗尔和埃格曼特（音译）都认为，它是一种可过滤的病菌，是由埃及蚊子传染的。一些专家晚些时候还表示，这种病菌有不可调和的特性。但在1928年，斯焦克（音译）成功地使恒河猴感染上黄热病，由此证明此病菌是可过滤的。这种传染病目前只在南非和南美流行，但有埃及蚊子的地方，就可能出现黄热病。

在欧洲并不经常发现这种蚊子，但1921年在巴塞罗那发现了20000个病例，1857年在里斯本发现了7000个病例。感染病菌的蚊子叮咬人后，可传播病菌达12天之久。病菌在蚊子体内发生一定变化，蚊卵也会受到感染。可连续几代将病菌注入老鼠和印度猪的大脑中。

繁殖条件：大量繁殖埃及蚊子，并让它们吸吮感染病菌的恒河猴的血，就能得到这种病菌。

抵抗力：将感染病菌的动物肝脏粉末，放入真空干燥器中冷却，病菌的病毒性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即使冷冻的肝脏，病毒性在2～3周也不会降低。如果病毒以55℃的温度被加热5分钟，病毒性会迅速降低。

传染媒介：除恒河猴、直布罗陀岩猴和猕猴外的受感染动物。埃及蚊子吸吮感染病菌的动物血和人血，成为唯一的传染媒介。

免疫条件：第一次传染就要进行免疫。有资料显示，由鼠类病毒制成的动物组织培养基和这种病菌是有效的疫苗。

（13）炭疽杆菌

繁殖条件：这种杆状菌在每个营养基中生长良好，容易被大量繁殖。使用孢子洋菜营养基会获得更多孢子。

抵抗外界能力：这些孢子的生长形式与其他无孢子的细菌生长形式几乎一样。我们熟知它们的抵抗力较强，无论在干燥条件下还是室温中都可存活20～30年。

传染途径：已证实可通过口部和皮肤（伤口）传染。肺炭疽菌也会通过空气通道传染。尽管这种病菌是动物流行病的病菌，但若应用人体中，病菌活动也会很明显。

传染媒介：感染病菌动物的排泄物中，受以上病菌感染的饲料和病菌集中之地。

免疫条件：活病菌的免疫能力有很好效果，以高温培养菌方法去除细菌毒性。使用免疫血清也有效果。

（14）锤骨杆菌

繁殖条件：通常在洋菜营养基上进行大量繁殖。

抵抗外界能力：水中存活2个月。总的说来，与其他细菌相比，很少被证明能对阳光直射和干燥环境有抵抗力。

传染途径：可通过皮肤和气管传染，尽管这种病菌也是动物流行病的病菌，但它对人体也起作用。发生细菌战时，也要注意观察人们的变化。

传染媒介：通过研究，去除毒性的活病菌疫苗有效。

（15）口蹄疫

繁殖条件：这种病菌是可过滤性病毒，目前可进行人工培养，因此受感染动物的血液、粪便、尿及分泌物都可用于细菌战。

抵抗力：室温，在试管中。这种细菌可保存在细菌集中囊中，5天不减少毒性。冰箱里可保存3～4个月。

传染途径：通过皮肤和口部进行传染。

传染媒介：病菌集中地的分泌物，受感染动物的粪便、尿和牛奶。

免疫条件：受传染动物的浆液有很好的免疫能力。

（16）麦线虫属小麦麦线虫

它属于线虫类，寄生在小麦种芽上，使种芽枯萎。

（17）条形柄锈菌

它寄生在大麦、小麦和裸麦上，降低它们的产量。但可大量繁殖这种病菌。

（18）腥黑穗菌属小麦腥黑穗菌

它寄生在小麦的稻穗上，使其枯萎，稻穗会变成黑色，掉到地上。一年后，病菌会传染给新小麦。耕种小麦不会导致传染病菌，要留出一块小麦地以备战时物资和宣传之需。

（19）小麦腥黑穗菌

此种病菌能使马铃薯叶子变成灰色并枯萎，线状细菌进入植物根茎，影响其生长。容易进行大量繁殖。

除了上述提到的细菌媒介物外，还有其他几种细菌适合用于细菌武器，但我们考虑到这些细菌会在军队中引发传染病，所以目前首先和最急需做的是将它们作为细菌材料大量收集。我还没有详述能作为最重要的攻击武器的个别细菌媒介体，但在培养毒性菌方面，我想对怎样提高和保存每一种病菌毒性再予以详细论述。

人们普遍认为，细菌第一次被从传染病患者或受传染的动物隔离时，病菌的毒性是较强的。但是，我们应发现媒介物间偶尔存在的细微差别，和它们缺乏传染的能力。我们最好是贮存在生物学上和免疫学上都有价值的细菌。

若长期储存，毒性经常会明显减小。若想加大毒性，一般用动物做实验。如果有争议的媒介物（如鼠杆菌、炭疽杆菌、鼻疽杆菌）能对动物进行传染，毒性会很强。但对动物不起反应的细菌，如痢疾和霍乱，要在动物体内增加病菌毒性，但细菌对人的传染疾病的能力却很难提高。许多种可过滤的病毒也出现上述情况。

实验证明，为保持毒性，洋菜、脑浆和卵黄洋菜都是优等的营养基。

二 使用细菌进攻的效果

据已有文献记载，专家们对使用细菌战的效果意见不一。有人不承认它有效。相反，有人认为它是最有效、最合算的进攻形式。还有人声明，现今尚不可能准确估计出细菌战的效果。于尔根斯教授也许是怀疑细菌战效果的代表人物。这位教授承认，大量繁殖细菌以及在军队和人民当中散布细菌是可能的，但按照一定的目标和计划，单纯地散布细菌并不能产生流行疾病，结果也不可能在有关国家内部引起传染，因此，也不会使全国人民患上传染病。

例如，在和平与战争年代，杆状痢疾是一种可怕的瘟疫，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特别是在围攻要塞时，在两军之间，围攻者和被围攻者之间，痢疾蔓延着。这时双方都有危险。但并不是有杆状痢疾存在就会有瘟疫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整个前线都出现了痢疾，但却没发生严重的流行病，而且病情成功地得到控制。因此，如果存在传播疾病的必要条件，这种瘟疫才会导致严重的传染病。

下面是霍乱病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但泽战俘集中营中有许多人得了霍乱，尽管在分派给他们的地区的水域里发现霍乱，但这一地区的居民却没有霍乱流行病，而只发生在了战俘集中营。因此分散出现的细菌媒介体只能传播传染病，并不一定能够引起流行疾病。其他引起传染病的条件还有个体对于媒介体或当时季节的敏感度如何。

尽管传播细菌离不开传染病，但所谓的流行疾病并不伴随着传染病的发生而发生。事实上，如果没有传染病，流行疾病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对发生流行疾病的条件还是未知的。

因此，于尔根斯教授声称，因为传播人工培养的媒介体不经常引起流行疾病，所以没有理由害怕细菌战的后果。

现代细菌学的发展已经导致人们深入和普遍了解每一种能引起疾病的媒介体，并且对它们的防护措施的研究也取得较快进步，也成功使用了预防接种，因此抵抗流行疾病的计划是极好的。

假使今天在德军中散布鼠疫杆菌或感染斑疹伤寒症的虱子，也不会突发流行疾病，文明国家不存在发生传染病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于尔根斯教授总结道：对于细菌战，不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身体健康之人，只关注适合他们的生活模式就可以了。

其他承认细菌战效果的专家们，提出与于尔根斯相反的观点，批评说：于尔根斯教授虽然没有完全否认传播细菌离不开传染病，但他没把事情考虑清楚。如果几天内连续将大量肠胃刺激物投入饮用水域，迫使军民都饮用，可能会出现许多病例。按这样的结果看，大规模传染病等同于大型流行疾病。尽管与细菌战有关，但大规模传染病是最重要的形式，于尔根斯教授没有指出这一点。

没人能保证在散布人工培养的有毒刺激物时，不会发生大规模传染病。关于传染病突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人类战争史上每一阶段都有许多例子，由此说明，即使不是人为计划地散布病菌，也会发生严重的流行病。除此之外，将来在某些战争中，使用各种有毒媒介体进行攻击时，谁能保证传播病菌不需要符合每一种传染病发生的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于尔根斯教授关于细菌战效果的负面观点，会鼓励他的国家尽力秘密准备细菌武器。

综上所述，我简要说一下赞成还是反对的观点。1927年，在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几位专家提出，要组成一个针对化学和细菌武器的特殊委员会。专家们的想法是：我们对细菌战难以理解，只能设想可能出现的条件、准备的方法和预防的措施。我们熟知当地的和广泛传播的传染病，也找到了有关每一种传染病的自然现象的资料，但人为使人类和动物患传染病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一无所知。可供支配的物资也不足以准确估计出细菌战的范围和重要性。结论便是，细菌战的效果是不确定的。

我们也要考虑到细菌战效果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我们不清楚产生传染病的条件，也不承认假定疗法，所以像于尔根斯教授那样对细菌战持反对态度未免有些下结论过早。研究要持续，观点要澄清。

1914年以来，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特里耶对鸡霍乱和空气传染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并指出，空气中细菌的生存依赖于气压、温度、湿度和空气中、风中及它们本身化学成分中的电流。1930年，他又指出，发生鸡霍乱过程中，气象条件与空气传染有关，特别是在瘟疫蔓延过程中，气象条件起到了作用。

于尔根斯教授没有清楚认识到的传染病发生的条件，现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主题。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研究工作会服务于细菌战，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一个国家能澄清每一种能引起传染病的媒介体和这些传染病发生的条件，国民一定会在细菌战中取得胜利。

我们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当人的生命依赖于目前卫生学和细菌学的发展状况时，如果没有必需的特殊预防措施，那就太不应该了。

无论正在实行的抵御流行疾病的方法多么得当，普及的预防接种多么有效，这些战斗力量都是有限的。只要能在很多人中散布有毒媒介体，我相信，一定会证明这些媒介体具有传染性。

如果要建一处能抵挡100公斤炸弹的防空掩蔽所，它就抵挡不住1000公斤的炸弹。同样道理，一个能抵挡1000公斤炸弹的防空掩蔽所也经不起2000～3000公斤炸弹的轰炸，它会被炸成碎块。

讨论细菌战效果的正反双方都很草率，在评价这些效果之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但也应私下里推测一下各个国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因此为慎重起见，一方面让我们埋头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每种可能发生的进攻模式要准备一种防御措施。

三 预想中的进攻方法

在敌军中，我们要根据环境、进攻目标、使用的媒介体类型和散布方法，选择在敌军中散布以上提到的细菌战媒介体的方法，以及导致流行疾病突发的方法。

关于提高媒介体的致命能力，尤其是提高（病菌）抵抗力和传染人类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几种散布方法：

（1）大量洒下细菌

（2）喷洒细菌

（3）降下细菌

（4）撤退中留下细菌

（5）间谍散播细菌

下面，针对以上五种方法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1）大量洒下细菌

这种方法是由飞机载运细菌到达攻击的目的地，再利用特殊容器将细菌洒到目的地。

①大量洒下细菌的方法

若打算让细菌像毛毛雨一样洒下，使直接呼入细菌的人和动物受到感染，则需要一个特大的喷雾扩散器。

这种方法适合用于通过空气通道传播的媒介物。例如鼠疫杆菌、兔热病杆菌、肺结核杆菌、白喉杆菌、锤骨杆菌和炭疽热杆菌。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当飞机急剧下降时，浓缩物会受到影响，形成雾状物。

因为从高空喷洒细菌需要在飞机降落过程中不断降低速度，再加上风力影响，细菌几乎不能投到目的地。如果它们一直停留在空气中又会死亡或无效。

像霍乱、痢疾、伤寒杆菌和马耳他热这样的细菌主要感染饲料、泉水，以及通过口进行间接感染。

这些细菌应尽可能地被放入浓缩细菌溶液中，并与多种有效营养溶液混合在一起，降落在目标物体上并进行传染。细菌溶液的比重越大，它落下的速度就越快，击中目标物体也就越准确。因此这些项目要在高海拔实施。喷洒细菌时自然也需要使用特殊仪器。

②洒下干的和研磨的细菌的方法

媒介体（伤寒杆菌、肺结核杆状菌、白喉杆状菌和炭疽热孢子以及用于植物的媒介体）抵御干旱的能力在与淀粉和沙子混合时得到增强。这种方法也需要特殊仪器。

③洒下装有细菌的圣水瓶

这种方法是将细菌溶液封在大量易碎的圣水瓶中，从飞机投下，瓶子打碎后溶液散发。这种方法以提高细菌传播技术为目的，在处理媒介体时很有帮助。

④洒下受感染的昆虫

这种方法是直接将染上瘟疫的跳蚤和染上斑疹伤寒症的虱子从飞机投下，同时应将无数小布屑或棉花屑混合其中。

⑤洒下受感染动物或传染病人排泄物和分泌物组织

下列浓缩的细菌溶液要从飞机上以液体状态喷洒：不能进行再次繁殖的磨碎的携带媒介物的组织，狂犬病和口蹄疫病毒，含有干的炭疽热菌和鼻疽菌的磨碎的动物内脏，霍乱、伤寒症和痢疾患者携带的有毒媒介物的排泄物。

（2）喷洒细菌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利用特殊炸弹或炮弹在攻击目标上面喷洒和分散媒介物。

①炸弹

这种方法需使用能抵抗爆炸力的媒介物。为了在广阔空间散播这些媒介物，必须要进行计算，以使媒介物在距离攻击目标50～100米的时候爆炸。

如果这样的炸弹用瓷器或玻璃制成，它会保护好媒介物，避免出现哑弹，同时在下落过程中顺利爆炸，还可减少火药用量。在炸弹爆炸时，将感染上瘟疫的跳蚤之类的昆虫趁它们没死散布开。

②炮击

将许多媒介体代替毒气装入气体炸弹中，作为化学武器使用。用引爆炸弹的方法将媒介体分散到目标物体上，成为传染源。

要将这些细菌溶液配制得既浓缩又黏稠，还要加入凝胶体、树胶或鸡蛋，以确保细菌在爆炸时不会死亡。

③射弹方法

步枪被装上各种不同的细菌刺激物（感染伤口的刺激物、能引发破伤风和毒气坏疽的刺激物，或能引起马耳他热、兔热病和瘟疫的刺激物），对敌人发射，敌人受伤后会感染细菌。

（3）降下动物和昆虫

下列动物和昆虫要封闭在适当的容器中，由飞机运载，用降落伞降在目标物体上：染上鼠疫的老鼠、有狂犬病的狗、吸吮患黄热病病人血液的蚊子等。在降落时要保证容器口开放。

（4）撤退中留下细菌

在撤退前，使有毒细菌传染上对敌人有用的所有物品。这种方法容易办到，而且很有效。

（5）间谍散播细菌

此方法是让间谍秘密携带储备的细菌，将它们投放到敌国的便利地方后，就会突发流行疾病。一定要注意使用特别的容器类型。利用飞机降下媒介体可作为间谍投毒的补充方式。

以上提到的利用传染和感染渠道进行攻击的方法之间的联系如下（图示略）。

我已论述了细菌武器的效果和预想中的进攻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详细考虑到有关的操作方法。

根据细菌武器的特性，进行演习时区分不出敌友。如果对这种武器使用不当，也可能传染给散播细菌的日本人。因此使用细菌武器时，对于不同形式的感染与传染以及它们的效果，特别包括流行疾病突发时的季节以及场所之间的联系等问题，也要完全了解。应选择对国人无害的目标物体，还应仔细考虑武器类型和进攻方法。

下面给出的是假定的细菌战攻击目标：

（1）军队 （2）营地后方 （3）要塞

（4）城镇 （5）蓄水与供水系统 （6）工厂

（7）家畜饲养地 （8）农作物

（1）对军队进行细菌战意味着在敌军要地或军营附近实施，万一我军占据这一位置，就要撤离将它腾出。也要慎重使用细菌武器。但若战线已建立，敌军占据有利位置，就可使用诸如能导致肠道感染的刺激物细菌。如此一来我军则可以轻易战胜敌军。

如果进行撤退，就完全可以使用前面提过的将细菌留下的方法：感染上鼠疫的老鼠、跳蚤和蚊子，或者将能携带黄热病的病菌释放到住宅里，把霍乱、伤寒杆菌、痢疾和马耳他热杆菌散播在留下的饲料中、主要水域或泉水里。将肉毒杆菌放入罐头食品里，里面的食物不发生变化。把炭疽杆菌和锤骨杆菌投入马料中。留下细菌的方法很有效，因为敌军很难觉察到。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就使用了这样的权宜之计，首先使日军陷入困境。我军行至上海市中心时，中国军队在撤退时将霍乱和痢疾投入当地井中。[4]事实证明，投入一口井里的霍乱菌浓缩程度能使水本身就像细菌溶液一样。

浙赣战役中，中国军队撤退后，在居民和日军中就出现许多霍乱病例。人们在发生传染病附近的泉水里发现了霍乱病菌，同时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军队使用过的装细菌的酒瓶碎片，更加证明是中国部队投毒的。[5]

（2）在营地后方组织一次进攻，就要使用已知的各种方法，使敌人军事机构、军队和居民都感染病菌。还要防止敌军加固战线。这样的操作方法才是有效的。

（3）若利用细菌战进攻要塞，尤其是孤立的要塞，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为完成此项操作，要利用以上所有的媒介体和进攻方法。

（4）若想进攻一座城市，就要使用能通过空气通道或皮肤进行传染的媒介体。由于很多城市卫生条件较好，通过口部传染疾病的媒介体容易被破坏，效果也许不好。当然，它有利于流行病首先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等要地爆发，引起后方恐慌。

（5）人们认为自来水水源是最好的细菌战攻击目标之一。一些媒介体像霍乱、痢疾本身就源于水。当然要非常有效地利用他们。

（6）在所有工厂之中，军工厂应该是首先攻击的目标，其次是生活必需品工厂。直接的操作方法有利于传染病在敌国主要工厂的工人中突然爆发，使工作陷于停顿。同时，它也有利于对一国贸易和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以破坏政府工作能力。进攻工厂时，让间谍把能通过口部感染的媒介体传染到食物上。

（7）饲养类家畜和农作物

饲养类家畜容易感染上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农作物则易感染上各种植物毒性媒介体，与之相适应的最好方法是空投细菌或利用间谍投毒。

以上提到的进攻目标的操作方法，尽管已引起我们注意，但还应考虑到大范围使用细菌武器时存在的具有争议的几点。喷洒少量细菌未必会引起大型流行病，因此，想要大面积传染疾病只能大范围喷洒细菌。一百次少量喷洒媒介体不如进行几次大量喷洒更有效果。

进行细菌战时，我们一定要预防敌人采取强大的报复式进攻。毫无疑问，对敌人这样的进攻我们应采取保护措施。但同时假设战争爆发后，要进攻敌军生产细菌的工厂而且一开始就要摧毁它，也是很自然的事。

四 防御细菌战的措施

迄今为止，关于防御细菌战的措施，在抵抗流行病过程中用到的，如防止传入病毒、清除传染性媒介体、堵塞传染渠道以及实行单独预防措施等所有方法都没有改变。目前各类型预防措施都直接针对自然传染。但从未想象过，一旦爆发细菌战，散布各种传染性媒介体的情况就会发生。它们被人为地喷洒到各处，现在所采用的抵抗流行疾病的措施则不会奏效。以下是我提出的有关细菌战防御措施的粗浅意见。

1.说到防止病毒传入，先前提到的空中喷洒方法在细菌战中是最常用的，因此使用飞机防御进攻是抵抗流行病的最重要措施。从抵抗流行病角度来看，拥有领空主权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应精神饱满地做指导，不但要对抵抗流行病保持警惕和制定检疫规则，还要填堵缺口，以防止叛徒和间谍传入有毒媒介体。对一些容易成为细菌战进攻目标的地方，如军事方位、饲料储藏室以及蓄供水系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

此外如果确信能够破坏诸如生产细菌或储藏细菌的工厂，破坏其细菌战研究所、细菌战地实验室等敌军的细菌战基地，也不失为良好的措施。

2.想要清除传染性媒介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发现进攻点和使用的媒介体类型，以便立即制定全面灭菌计划。采用每种可行的方法时都要加强灭菌。这对于前后方人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首要的。

细菌战地实验室在战时也要肩负发现媒介体和灭菌的任务，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战区后方，所有军事权力机关和国内职权部门连同细菌战实验室都有此任务。和平时期国家被划分为许多区域，但当一地遭到攻击时，就要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如将它与其他区域隔离、阻断交通，待研究细菌特性后，保证全部灭菌。在一些容易被细菌战攻击的地方，如蓄水与供水系统、食品工厂及其仓库，要加强卫生监督和必要的调查，争取又快又有效地实行灭菌。

3.在封闭传染通道方面，一定要建立一些特殊的防空掩蔽所，使人们感觉到能够安全避开进攻。要确保这些防空掩蔽所隔绝外界空气，内部通风要使用空气净化设备（尤其以灭菌为目的）。这种装置要被证实能抵挡老鼠、苍蝇、蚊子和其他各种昆虫。

在战区，只有事先经过细菌战地实验室检查敌人留下的、供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和粮食，才不会出现问题。卫生条件越好，细菌武器带来的损失就越少，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所以，有必要让士兵和国民加强对细菌武器的认识，尤其是对预防措施，要尽其所能宣传卫生知识和抵御流行病的方法。

4.在对个人实行保护措施时，预防接种可能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方法。在各种流行病中，我们对预防接种的某些效果不太了解，这在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对上述作为细菌武器的一些流行疾病，所起到的积极免疫、消极免疫或是混合免疫的效果是清楚的。可是随着细菌武器的种类越来越多，预防接种的方法也越不同，越不便于对不同接种进行实验。所以要简化预防接种的实际操作，如混合免疫作用措施，这是目前研究工作需要迫切呼吁的。

进行预防接种之后，一定要使用防毒面具和防毒制服。实验表明，防毒面具和防毒制服能抵挡毒气，但我们也要准确知道面具和制服对细菌的反应如何。在这方面无须做更多准备。

再者，每个人都要讲究卫生和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抵御细菌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要使军民对每种流行病都有新的认识，以消除病因。

五 细菌战设备

前面，我已简要论述了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细菌战争。人人都对细菌战争中该采用何种设备兴趣浓厚。假如战争中一定要用到这种设备，那么我就对这一问题大致阐述一下观点。

（1）用于繁殖的设备

前面提到过，细菌战是通过大范围散播有毒媒介体实现大规模传染疾病的目的。众所周知，细菌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虽然以战争为目的，很难用试管培养大量细菌，但大规模繁殖细菌还是很容易的。假设以飞机喷洒为目的，繁殖一吨活的斑疹伤寒杆菌所需的营养洋菜、宽敞房间、不同器皿及工作人员方面，要求如下：

大试管——20000000支，要求每支试管能容纳50毫克活的培养菌。

装试管的金属筐——2000000个，每个容纳100支试管。[6]

营养洋菜——4000000000立方厘米。每个营养洋菜需要20立方厘米的实验室空间。

大型高压消毒器皿——400个，每次消毒400个金属筐，一天5次。

大孵卵器——200个，每个孵卵器容纳1000金属筐。

烘干碗柜——800个，每天消毒5次，每次50个金属筐。

接种及刮出媒介物——10000人，每人负责20个金属筐。

所需工作室——30000平方米，包括工作人员工作室和仪器储藏室。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一部分所需设备，还需要更多的仪器和工作人员。这么多的设备，是以繁殖一吨活细菌所需工作人员及前提条件为基准。令人怀疑的是，就目前的实验情况看，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一定要在下列预期目标中逐步形成机械化和简化方法：大量繁殖营养媒介，大量接种和刮出媒介物，放置培养菌的众多房间，繁殖培养菌的众多设备和消毒方法。

像跳蚤、虱子、臭虫和蚊子这样的昆虫，以及像老鼠和狗这样的动物很难进行大量饲养，迫切需要简化这一过程。

（2）进攻装备

我已经陈述了利用细菌进攻的假定方法，以下列举在进攻中所需的物品。

①喷洒器械。要提供飞机、病菌炸药、染病菌的昆虫和酒瓶等。

②炸弹（带导火线的炸弹、不带导火线的炸弹），点燃导火线的炸弹或充气导火线。

③动物和昆虫用的降落伞。

④装有病菌溶液和病菌粉末的炮弹。

⑤供给间谍的物品。水果、食物和日常必需品。

（3）防护设备

关于病菌的防护方法已经说过。现在还想提一些与细菌战有关的重要问题。

（1）防御安排

①装备完全的公共掩蔽所。如前所述，掩蔽所要配置一种设备，需要时，将外界空气全部排出。净化空气的设备要处于通风状态下（尤其是消毒仪器）。

②组织传播流行病的战斗机。在细菌战中，几乎没有太多事实能确切证明是利用细菌进行攻击。这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狡猾灵巧的手段。为了发现这种进攻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希望有些系统的官方领导者和管理者能够为流行病而战，我们就会推举他们为细菌学家的代表。

③选择适合人员组成细菌调查和抵抗流行病部队，指定他们完成每项任务，为前线、主要城市、邻近城镇和乡村服务。这样就能很快检测出进攻的有毒媒介体并迅速处理流行病问题。

④增加公共消毒站。我们不可能预料到当细菌战成为复杂的现实后还要增加多少消毒设备和物资。消毒站必须提供足够的方便设施来执行必要的防护措施。

（2）个人防护措施

①普及预防接种。每一个街区的细菌实验室都要提前准备好各种有毒细菌。

②抗细菌衣服和抗细菌设备。要给每个人同样的抗毒气器械。

六 细菌战的准备资源

以上对细菌战预防措施和必要设备方面做了简要总结，但经过考虑，我还要说一下细菌战变为现实所需的多种资源。

前面已提到过飞机、大炮、特殊的喷洒器械、特殊炸弹和炮弹等装置，它们是进行细菌战的必备之物。政府要为寻找培养菌和灭菌提供更多的物资。如大量繁殖培养菌所需的较大数量的物质资源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的，只能在和平时期大量储藏。如果有人想计算出一吨伤寒杆菌连同必需的预防疫苗的培养物，需要下面这些数据：

繁殖一吨伤寒杆菌的培养物需要

洋菜 10200公斤

清汤 3400公斤

消化蛋白质 3400公斤

普通盐 170公斤

苛性钠 150公斤

因为细菌战的目的是通过大量喷洒有毒媒介体导致大范围突发传染病，所以是否大量繁殖细菌是细菌战爆发的决定性因素。毋庸置疑，大量繁殖有毒媒介体首先要依靠营养供应物等资源。尽管到现在，细菌战的基础研究问题还在讨论中，但我们却永远不知道敌人何时会对我们使用这一新式武器。

一定要记住，我们同样也要为细菌战所需的必要物资做周详的准备，尽管细菌战只是最初的草拟计划。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1），《北条圆了的论文》（原稿英文），第75～93资料。］

美国细菌战调查官费尔等对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人的审问笔录

一 对增田知贞的审问

时间：1947年4月22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增田知贞 日本军医部队前任大佐、731部队第二部部长

龟井贯一郎 代言人（翻译）

1.最初，原定增田知贞在1947年4月21日进行汇报，但他被通知去见龟井贯一郎，4月22日回来后对他进行了审问。

2.增田知贞自述他在千叶市Kimizo Gun，Akimoto，Zura，Nishihikensa，298 Banchi任内科医生。[7]

3.那天一早，龟井贯一郎要求与增田知贞进行谈话，他对费尔博士表示：

增田知贞急于和你（费尔博士）合作，但是利用细菌战进攻的话题是非常敏感的，而且从前与研制细菌战有关的日本人都不愿再提起。战败后不久，石井要求他的下属不准寄匿名信控告他在细菌战中进行人体试验，或要求把他作为战犯起诉。所以，日本有关人员不敢说出实情，担心自己或其他人被牵连其中。日本投降后，由桑德斯和汤普森负责的审问很快就开始进行了，然而，如果让了解实验详细情况的工作人员确信，审问只是从单纯的科学角度出发，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信息。

若不是在华中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尝试着使用细菌战，也不会受到质疑。最初，研制炸弹只是为了防御敌方使用细菌战。但是，当使用的炸弹显现出强大的进攻效果，尤其是内部装有炭疽菌时，威力更加明显。增田知贞的朋友——内藤良一和金子顺一对此事有确切的消息，那么我建议与他们见面。

为了审问顺利进行，第一复员局（INOUS）会接到指示。我相信，他们会向你们最初报道时就提出的，要向受到担保的任何人员做出保证，你们不是在审问“战犯”。

4.增田知贞被问到1937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时，他的回答与前面报告中所显示的信息一致。他1941～1945年在东京军医大学任职期间，与731部队保持着联系，1945年回到731部队任第二部部长，在战争最后一个月里指挥破坏设备和销毁资料。他说他留有当时的笔记，愿意交给下一个与他会见的人。

5.龟井贯一郎听取了增田知贞的陈述又与费尔博士低声交谈，说道：

增田知贞承认进行过人体实验，受害者是犯有死罪的“马路大”[8]，参与人体实验的人员曾发誓不透露事情真相。但我确信如果审问出于科学角度，你会得到详细情报。

二 与增田知贞、内藤良一和金子顺一的协商

时间：1947年4月28日、29日、30日，5月1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仅4月29日出席） G.Yoshihashi

被审问人：增田知贞 内藤良一 金子顺一

1.1947年4月28日，三人16点整到达审问地点，并接到指示要提交一份所知情报的提纲，他们同意在1947年4月29日返回时携带论述全面的提纲。他们的地址是：

金子顺一：Kaiaseo Chi

增田知贞和内藤良一：大阪-Keo，Myoeina，Byu，Tapack，Tawahashi

2.1947年4月29日，三人带着提纲返回，在前几次审问中获得了提纲中的一些情报，其中都提到了防御性细菌战，面对这一问题，三人陈述如下：

因为没有亲眼看到实验，我们很难写出报告，只能道听途说。增田知贞对于所有媒介体的效力只能下结论，无法予以细节描述。细菌战的基本原则是找到对有效有机体的最致命的病菌类型，增田知贞会说明这一点，我们真的不知道最近是谁向你们提供了详细的信息。

3.三人已经知道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向苏联说出了实情，下面是他们并不情愿陈述的内容：

（1）增田知贞、内藤良一、金子顺一：

川岛清在细菌战研究中并不是重要人物，他专门负责繁殖预防疾病的疫苗。柄泽十三夫是一位有能力的医生及细菌学专家，亲自领导繁殖了大量细菌。山口是负责试验炸弹的工程师。小池（Koike）已经死了。大田澄做过一般事务处的队长，所以可能知道平房所有工作的详情，但他不可能知道技术上的细节。

（2）增田知贞：

对于炭疽热导致人体死亡的最小剂量问题，如果是潮湿的致命的有机体，20毫克就能在动物身上起作用，我推断人体也需这些量。导致人体死亡较少的数量是100毫克，鉴于有机体数量，不必确定最小感染剂量，日本人并没有使用XD50计算方法。我们听说用染上瘟疫的跳蚤进行了一次战地实验，但没什么效果。

正常情况下，20毫克炭疽热菌就能导致动物死亡，我不知道20毫克以下剂量的使用情况。通过呼吸道传染的话，较少剂量也许会起作用。战地实验存在着技术问题和危险性，所以没有进行。实验室工作人员尽管戴着面具也会将炭疽热吸入肺中。细菌战的研究领域就是要发现致命细菌类型，我们对炭疽热菌的效果十分满意。

在适当的温度、湿度及其他环境条件下，染上瘟疫的跳蚤在一个月内能被有效使用，他们比正常的跳蚤寿命短。京都的田中和伊代奥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会告诉你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将家禽拴在桩子上来测试炸弹，带菌弹片对动物的轻度划伤也会导致它们死亡。一些动物受伤时距爆炸地点10米，听说也有诸如此类的人体实验，但从未见过。

我从未听说使用一两千人做实验，具体人数我估计不出来，只能说说实验效果。我并不了解给实验对象注射疫苗以及受感染的情况，也不会进行这样的实验，因为没有疫苗也不知道免疫方法。石井吗？他指导实验的进行，负责人员频繁地调换岗位。

（3）三人一起谈了几分钟，内藤良一说：“既然费尔博士有了好主意，我们不妨全盘托出吧。”增田知贞和金子顺一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内藤良一继续说道：

我们想合作，也知道应将实情告诉总司令部（GHQ），但对朋友也负有责任。我们发过誓对人体实验一事保持沉默，也担心知情人中会有人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我们并不清楚其他人愿意给我们什么好处，但如果你能删除一些记录，也许我们就没事了。不只是部门部长知道详情，下属也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上了共产党，他们可能会让苏军知道。

4.三人都得到承诺保证不会成为战犯。费尔博士检查了较早时提交的提纲，并指出一些方面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5.谈话再次开始，内容如下：

（1）内藤良一：石井是流行性出血热疾病方面的权威，满洲人，死亡率达？

（2）增田知贞：我听说在中国□□，飞机从100米上空投下10公斤受染跳蚤，有100人受传染，90人死亡。

（3）金子顺一：我听说在一次实验中，二十几公斤投在□□，还进行了伤寒菌喷雾实验，两次实验都没有效果。

（5）内藤良一：我们在京都能获得详情，我会与那儿的有关人员取得联系。

6.4月30日，三人提交了书面供述。增田知贞说道：

我和朋友们昨天见面交谈了一下，他们允许我对你们解释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向你们透露人体实验的事情。1938年？[9]最初进行人体实验方案时，参与人体实验的所有人员都发过誓，在这一问题上永远保持沉默，桑德斯得到的信息没有错误，只是不够全面。考虑到目前的世界形势，我认为美、苏都将统治世界。我更喜欢与美国合作，帮助他们。因此我不再遵守誓言。内藤良一和我意见一致，而且，他对我们的决定也有影响。

7.这一天提交的报告中包括了许多详细信息，还表示如需要什么信息随时可得。这份报告的重点是：

（1）增田知贞：人体感染炭疽热和瘟疫所需的最小剂量。

（2）内藤良一：涂抹□□的方法。

（3）金子顺一：测量微粒大小的方法。

8.大致进行了一番讨论后，得到以下结论：

（1）增田知贞：

我知道在东京有一些人会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我会去和他们见面的。

从事进攻性细菌战研究的工作人员属于医疗人员，应受到国际公约联盟的保护。为表示抗议，我被派去缅甸。因为平房有急事需我处理，我接到命令从缅甸返回。我烧毁了400公斤的干的菌体（这个数目现在可接受，但以后要被核实。增田知贞后来又说是40公斤）。平房总的细菌繁殖量是400公斤，其他所有的菌种均这样被销毁。

苏军将要审问的这四个日本人，都了解很多有关进攻性细菌战的情况。你需要他们的信息，但不希望由我去联系他们。我会写封信由你代交给他们，我会告诉他们，将实情告诉你。

9.内藤良一说道：

如果费尔博士对细菌战对植物的影响有兴趣，京都盘尼西林协会的野史样和悠纪正对这一课题很有研究。[10]

10.5月1日，费尔博士就所需要的信息对三人进行了详细的讯问，增田知贞和金子顺一答应会写出全面报告，内藤良一则承诺负责联系京都——大阪地区的有关人员。

三 对菊池斋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1日、2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菊池斋 日本军医部队前任上校、731部队第一部部长

1.5月1日，通知了菊池斋，由于战败需要他说出全部实情。如果拒绝，他会处以刑罚。菊池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接受美国人员审问，并拿出生平资料。

职业：无业

地址：东京-TO，Kitatama Cun，Chofu Machi，Shumofuda，576 Banchi

出生日期及出生地：1897年5月1日岩手县Shimoneke，Matsui Shi，Iwata Prefecture

受教育情况：东京高中、东京帝大学习医学课程，于1922年获医学博士

军队工作：

1922年 医疗部队任中尉

1922～1925年 帝国大学攻读细菌学

1925～1927年 北海道步兵团军医

1927～1930年 东京第一步兵团军医

1930～1931年 军医大学攻读细菌学

1931～1934年 第二山地炮兵团军医

1934～1936年 东京第二军医院，负责医学临床和接触传染性疾病监护

1936～1941年 军医大学细菌学教师，负责繁殖痢疾、近甲状腺及伤寒病疫苗

1941～1942年 东京第二军医院，在医院负责管理和开疾病处方

1942～1946年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第一部部长（战争结束时去了朝鲜，后乘船返回日本，他不在战犯之列）

上级长官：

关东军部队～1945年 北野政次

1945年至战争结束 石井四郎

晋升情况：

1922年 中尉 1926年 大尉 1931年 陆军少佐

1936年 中佐 1940年 大佐 1945年 陆军少将

2.问题转向部队管理和第一部工作。菊池斋并未提供信息。他看到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面对所有问题，他或说不知道或否认。

3.很明显，菊池斋既激动又害怕，龟井贯一郎告诉他以下几点：

（1）审问只想获得科学技术资料，与战犯无关。

（2）其他日本有关人员已采取合作态度。

（3）他要仔细考虑处境，5月2日10时回到这里。

四 对菊池斋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2日～5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菊池斋 日本军医部队前任大佐，731部队第一部部长

1.5月2日，龟井贯一郎最终对菊池斋提出应与美国进行全面合作，并让他说出使用过的医疗科学技术。菊池斋称听说过人体实验一事，但拒绝说出细节。

2.菊池斋读了增田知贞写给他的信，他表示尽力与美国合作。

3.问道有关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他勉强回答：

1942年夏，我与石井四郎并没有参加任何秘密会议。我仍是东京第二军医院的指挥官，对何时开始实验我一无所知。我并不知道人体感染炭疽热菌致死的最小剂量。若口服，家禽需30～40毫克？□□需要10毫克，因为很少做这方面的实验。如果注射，则需更小剂量，也许只用1毫克，我不确定，因为这方面很少做研究。日本人还没有展开对炭疽热菌的研究。实验室人员要穿着防护性衣服，工作后还要在□□洗液中洗手。我不清楚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最终命运如何。但结果是一些人进行了对易感染部位——一般是颈部和腕部的研究。受感染的人需要注射从马身上获得的抗血清来治疗。易感染部位容易被发现，但要及时治疗。

细菌弹实验要将炸弹悬挂在距离地面两米处的稳定状态下完成。内部装有□□和炭疽热的“□□”型炸弹在□□分布在每立方米的条件下，有效范围大约是40米。使用瓷型炸弹有效范围是800米。但条件是适宜的风要把带菌微粒吹出1000米。如果用“□□”型炸弹，弹片划伤就会导致100%死亡，弹壳碎片划伤会导致70%～80%死亡。装火药的容器碎片划伤会导致90%死亡。由于炸弹爆炸，空气中传播的物质也会导致大量动物死亡。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1942年开始进行的实验没有完成，1943年和1944年得到了完善。1942年以前，安达战地实验场开放过一段时间。我认为，细菌弹不会是有效的细菌战武器，因为它们的作用范围很小。与之相应，受炭疽热感染的地区只在3天内很危险，因为风雨天气会使细菌体从植物上掉到地面。到了冬天，细菌的有效期缩减到7天。掉到地面上的细菌体可能在较长时间内还会有效，但不容易被牲口吃到。所以据我所知，不会使用人体进行任何一次实验。

4.龟井贯一郎对菊池斋解释说，菊池斋还要受到苏军代表审问。菊池斋答应使自己镇静下来，并在5月3日返回。菊池斋与龟井贯一郎离开后。菊池斋坦白说道，他担心由于目前所说的一切，被审问人员认为是撒谎会受到起诉。要求菊池斋5月5日上午10点返回。

5.5月5日，要求菊池斋对苏军隐瞒以下事情：

（1）人体实验。

（2）对中国军队尝试使用细菌战。

（3）大量繁殖跳蚤。

（4）他所在部队的指挥系统。

（5）受美国人员指使。

五 对石井四郎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8日、9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 CWD Yoshihashi

彭泰上校 361基地医院医学军官

一位不知道姓名的日本内科医生

1.审问在石井家中进行。地址是东京都牛込区若松町77号。

2.石井卧床不起，似乎重病在身。

3.对他解释以下几点：

（1）审问是想获得科技信息，与战犯一事无关。

（2）来者熟知石井先前提出的证词。

（3）石井掩盖的事实有重大现实意义。

（4）现急需的信息是他说到的有关人体实验和抵抗中国军队时使用细菌战的情况。

（5）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已将所知情况告诉苏军。

4.石井回答说：

我不会向苏军透漏任何信息，我在1945年就对桑德斯这样说过了。最近，我被警告不许和苏军谈话（警告是由远东部队参谋二部副参谋长命令参谋二部人员传达给石井的）。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说出详细的技术资料。所有的记录都被毁掉了。我不知道细节情况，而且我知道的也忘了，只能说个大概。

日本被迫进行防御性细菌战研究是因为中苏两国政府已使用细菌战。直到1945年我到平房才听说有安达这个地方，我没去过那里。

我对在平房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愿意担当起所有责任。我的上级或下属从未下过命令要进行实验。如果问我具体问题，我只能说出大致情况。

富士樋邦[11]少佐负责炭疽热实验的工作。我在中国报纸上读过宁波事件，我在满洲，并不了解这件事。[12]

我对平房的事负有全部责任。我不想看到我的任何上级或部下由于所发生的事惹上麻烦。如果你们能免去我和我的上级、部下的罪行，我会将所有信息告诉你们。你们说增田知贞、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已提供了一些信息。我愿意受雇于美国，做细菌战专家。在准备对苏作战过程中，我会提供我在20年中进行的研究和实验的精华部分。在对细菌战进行使用和防御的战略问题上，我也会说出我的想法。我已对不同地区和寒冷季节使用的最适合的媒介体做了研究，并能写出几册有关细菌战的书，其中涉及统计和战术使用方法。

5.龟井贯一郎对石井解释说，石井很快要受到苏军代表的审问，对苏不要透露以下信息：

（1）人体实验。

（2）大量繁殖跳蚤。

（3）对中国军队尝试使用细菌战。

（4）受美国人员指使。

6.审讯人员均认为石井托病是拒绝接受苏军审问的借口。

7.5月8日，拜访石井是为了证实他的身体状况，并弄清楚是否能用“身体不佳”来作为拒绝接受苏军审问的借口。361基地医院的医学军官彭泰上校与石井的私人医生进行了商谈。彭泰上校声称石井很健康，美国没有理由拒绝苏联单独或美国与苏联一起对石井展开审问。

8.检查身体后，石井表现出非常愿意合作，以至于审问人员原打算只是短时间逗留，但访问竟进行了两个小时。有人通知石井说还没决定要对他和他的部下免罪，却是给他看了增田知贞的信的复本。石井说：

我会告诉你们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但领域太广了，我需要知道费尔博士对哪些感兴趣。我离开安达后，对那里的实验了解较少，我建议和北野政次取得联系，问问他关于细菌弹爆炸后，炭疽热侵入肺部的情况。我认为德国没有得到日本的一些资料，德国虽然急于得到，但总被拖延。无人驾驶的气球是一项秘密试验，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气球的，我也不知道把它作为细菌战武器是否依据对高水平情报资料的仔细思考。对这一问题我可以写一本书来论述。关于防御和进攻方面，我总是设想一个问题，然后让专家试验，最后提交一份报告。所以，我并不清楚实验细节。

说到炭疽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感染体，它能被大量繁殖，抵抗力强，病毒感染时间久，死亡率可达80%～90%。我想，最有效的流行性疾病是瘟疫，最佳的携带媒介生物的疾病是流行性脑炎。

对于破坏平房的责任问题，我不知道上级的指示。我在哈尔滨一直待到8月9日，之后我才听说日本在与苏联作战。我在那天回到平房，但那里已经着火了。我甚至没有在我的办公室拿到我的个人资料。增田知贞说有400公斤的干炭疽热菌，他弄错了，没有那么多。

9.石井再一次接到通知，要在即将到来的苏联审问中给以回答。很明显，当时石井在近期内会接到更多通知。

10.5月9日，石井接到了一份由费尔博士准备的某天可能用到的问卷大纲。龟井贯一郎和费尔博士将大纲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向石井解释了所有条款。有几次，石井打断了他们的话，就自己的想法问了一些问题。石井也想知道在没有得到免罪的前提下就与对方进行全面合作是否可行。然而，他似乎还会在这期间帮助整理大纲。在这之后，石井说：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我更喜欢在家中接受审问，而不想去NYK大楼（邮电大楼），我害怕离开家。

随着最有效细菌株的病毒性不断增强，霍乱的最小感染剂量也在减少。最后获得的最小感染剂量是一个原始液体培养菌的10-4，这就相当于3000个生物。瘟疫中最小感染剂量大约为10-7。用人工方法引起瘟疫的研究，最典型的是黑死病类型的研究，但在死亡前三天，实验对象发展成了肺炎瘟疫，接着它就能够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染。

我们禁止关东军和平房的人员相互往来。我与关东军没有任何联系，对他们的活动也不清楚。

11.石井并没有特别说明他的技术研究会涉及人类的安危，但这是不言而喻的。

六 对村上隆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10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O.V.凯勒少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村上隆 731部队第二部部长、日本医疗部队前任大佐

1.村上隆陈述，他打算6月在Fukuoka Ken，Yawata Shi，Yachiyo，Nishi Itchome当一名实习外科医生。他又说道，1946年11月16日，他从新大不列颠的拉包尔回国，这是他第一次接受美国官方审问。

2.我们告知村上隆由于日本战败，他必须说出全部情报资料，否则将遭到处罚。对于一些问题，他这样说道：

我于1939年3月～1943年7月被分配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7月～1943年7月，任第二部部长。我在731部队承担的任务使我感到惊讶。我并不适合这一工作，我只是军医和血液学家，不是细菌学家。我被派到那儿工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1933～1935年在莫斯科，我是陆军武官参谋机构的一名成员，任□□顾问，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原因。我已将我管理的资料全部销毁，只能凭记忆来说。我做了大量有关细菌弹的实验，但由于对炸弹的计算不精确和设计失误，大多失败了。我的工作是设立细菌战所需炸药量的微粒□□和炸弹爆炸的距离。我听说过有些人没有被炸弹碎片伤到，肺部就感染了炭疽热的事例，但没有直接参与试验。

3.村上隆承认以下事实：

（1）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作为苏联战犯，已承认人体实验。

（2）他担任第二部部长，在对华实行细菌战时任指挥官。

（3）他几天后将受到苏联官方的审问。

（4）费尔博士对他的审问目的是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为美所用。对苏不要透露以下信息：

①人体实验。

②对中国军队尝试使用细菌战。

③大量繁殖跳蚤。

④他所在部队的指挥系统。

⑤受美国人员指使。

4.村上隆说：

我将按照你们的指示和你们合作。对我来说，否认一些情报资料并不难，因为我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此外，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我了解不多，我只是医生，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我离开后安达实验地才建立，我对那的情况也不了解，而且你们提到的试验日期都是错的，在审问中我不会有任何麻烦。

5.村上隆证实了他的生平资料：

出生日期及出生地：1900年10月23日 福冈市

受教育情况：1924年3月24日毕业于熊本医科大学

参军经历：

1924～1926年 军医 第四十七步兵团

1926年 羽子田[13]武器库

1927～1929年 熊本医科大学，作为特殊学生做研究工作

1929～1933年 熊本警卫部队医院

1933～1935年 莫斯科陆军武官参谋机构

1935～1939年 东京第一警卫部队医院

1939～1943年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1943～1945年 新大不列颠，拉包尔第八区军团医疗处

1946年 被遣送回国

晋升情况：

1924年 少尉 1927年 中尉 1930年 大尉

1937年 少佐 1940年 中佐 1943年 大佐

勋章：5枚

七 对太田澄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10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太田澄 731部队第四部部长，日本医疗部队前任大佐

1.太田澄首先确认自己身份。他目前的职业是在山口县Yamaguchi Ken，Hagi Shi，Chinto，Funztau 2505任内科医生。

2.太田澄须知以下事实：

（1）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已向苏联承认人体实验和对中国军队实行战地试验。

（2）费尔博士对他的审问目的是要获得实验的科学技术信息，与战犯无关。

（3）增田知贞在与费尔博士合作，给大田澄和其他人写了信。（把信拿给大田澄看）

3.太田澄陈述以下内容：

我是在1936～1941年和1943～1945年被派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任第四部部长，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工作。石井经常不通过我就指挥我部成员，因此，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尽量与直接负责实验的前部下取得联系。我想，在1941年，在安达进行了4次战地试验，但由于设计错误和未击中目的地，细菌弹均无效。我想对中国军队的试验情况认真思考一下，使自己恢复记忆，然后再作答。

4.龟井贯一郎对太澄解释说，他几天后要受到苏军的审问，对苏不要透露以下信息：

（1）人体实验。

（2）对中国军队尝试使用细菌战。

（3）大量繁殖跳蚤。

（4）他所在部队的指挥系统。

（5）受美国人员指使。

5.大田澄回答说：

我感谢你们的帮助，我认为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对试验了解不多。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信息可能是谣言，也许在安达的几次试验中已得到证实。自从我回到日本，我已不再关心平房的事，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在心理上为审问做准备。我会与增田知贞一同商讨，回来后再给你们答复。

6.大田澄表现得非常聪明，很配合，谈话中回答问题直接而且显得很真诚。

7.就5月14日大田澄应如何回答苏联的审问做了最后指示。

八 对磅常重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10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磅常重 731部队第二部部长，日本医疗部队前任中佐

1.磅常重说他是一名内科实习医生。

2.告知磅常重以下事实：

（1）由于日本战败，他必须说出全部情报资料，否则将受到处罚。

（2）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作为苏联战犯，承认了人体实验。

（3）对他的审问目的是要获得实验的科学技术信息，与战犯无关。

（4）他的许多同事已与费尔博士合作，答应说出人体实验详情。

3.磅常重说道：

我会与你们合作，说出我所能记起的所有信息。这是美国官方第一次与我会见。早年，我主修细菌学。1939年4月，被派到满洲731部队。我在1945年8月12日离开平房去了朝鲜，1945年11月27日被遣送回国。据我所知，那时部队中没有人做俘虏。1939～1943年，我在总务部，1943～1945年，任第二部部长。1941～1943年，我负责第二部的总务工作。1941年我没对中国进行考察。我在□□负责抗传染病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想过部队的事情。在心理上，我不需要对细节提问做什么准备，因为我只是去长途旅行了。但我要仔细考虑重新梳理记忆。

4.要求磅常重在当天晚些时候给费尔博士打电话，让费尔博士安排与增田知贞见面。

九 对若松有次郎的审问

时间：1947年5月29日

审问人：N.H.费尔博士 R.P.麦奎尔中校 CWD Yoshihashi

被审问人：若松有次郎 关东军兽类防疫部（满洲第100部队）任指挥官，前任少将

1.若松有次郎首先确认身份，称现无业，住在山口Yamaguchi Prefecture，HagiShi，Hijihara 172。

2.若松有次郎生平资料：

出生日期：1897年

受教育情况：1919年 本科大学毕业

1922年 东京帝大农业系兽医学位

军队经历：

1922年 第一陆军兽医军队，被派到千叶市第十三骑兵团

1924年 库页岛军政府

1925年 第一通讯兵团

1926年 福冈市第十二骑兵团任大尉

1927年 传染病研究所兽类细菌学学生

1929年 陆军军事学院兽医教师

1930年 为去欧洲旅行学习6个月，年底去德国。在欧洲花费30个月学习细菌学知识，主要在库奇细菌学研究所

1934～1937年 回到日本在陆军兽医学校做教师

1937～1940年 作战部兽医科处理一般事务

1940年 陆军兽医学校，主管科研人员和兽类疾病的研究工作

1941～1942年 上海第十三陆军兽医部部长

1942～1945年 四平，满洲第100部队兽医少将

1945年10月 朝鲜

1945年11月 离开

3.须对若松有次郎解释，费尔博士对有关兽类的科学技术信息非常感兴趣，审问与战犯无关。他应知道日本战犯已对苏联透露了信息，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成员目前也向费尔博士透露了细菌战的防御与进攻的秘密信息。

4.若松有次郎表示：

我非常愿意合作，然而，所有资料都已被毁，很难重建。大多数研究还处于防御性范围，你可能会对我们进行的少量进攻性研究感到失望。我不能提供详细信息，但建议你与总务部保坂中佐联系。[14]如果你能将我过去的5位下属召集在一起，让我和他们商量一下，我可能会写出一份非常全面的报告。说实话，我们不进行任何特殊实验或人体实验。我们与石井部队没有任何联系。一般说来，我们工作主要包括：

马：炭疽热、鼻疽病和贫血

牛：牛瘟、口蹄疫

猪：猪霍乱

家禽：鸡霍乱

羊：羊霍乱

5.告诉若松有次郎立即起草报告大纲，6月4日交给费尔博士。他可以将能帮他完成报告的人员告诉麦奎尔中校。写报告期间他能获得误餐费。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3），《细菌战调查报告复本》（英文），第3、11～18、20～30资料。］

日本和细菌战[15]

从远东获得的许多证据表明，在细菌战方面，日本比德国更有兴趣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然而，有人也许会这样预料，日本进行细菌战的重心与其说放在诸如设计散播细菌的武器，以便一次性攻击民众这样的传统方法上，倒不如说放在个人的破坏作用上（向井中、食物投毒）。

我们通过许多途径了解到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活动和意图，其中最具决定性的资料是通过被缴获的文件和审问战犯获得的。同盟国成员提出的主张和情报局搜集的传闻，再加上很难判断资料的真实价值，这经常使情况复杂化。

在附录中，我们尝试收集和整理所有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条目，信息是按下列标题进行归类的：

一、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意图

1.已缴获的关于防御型细菌战的文件和其他文件

2.已缴获的关于进攻型细菌战的文件和其他文件

二、日本的细菌战研究

1.东京和其他研究实验室

2.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队

三、武器

1.杆状菌炸弹

2.气球炸弹

四、辩解

1.同盟国对日本的指控

2.日本对同盟国的指控

3.日本的坦白

五、杂记

重新考虑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意图后，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1.尽管我们忽视了日本进行实验的程度，但日本意识到这种武器具有某种潜在性。

2.日本更多的兴趣在于细菌战的潜在破坏性而不是它的传统方法。因此，它已经广泛制定和发布防御性指令，唤起民众注意危险境况和实施紧急预防措施。

3.日本计划进行细菌战，清楚地表现在它发布命令要求某些部队散播疾病进行破坏上。

4.在缴获的文件中多次提到7号杆状菌炸弹，这意味着如有必要，日本打算借助传统方法。因为在某种情况下，这个“炸弹”被描述为由玻璃制成，然而，它也可能是专为污染食物、水而设计，意在进行破坏作用的非爆炸型变体。这种假设从附加在炸弹的注释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它可用于市场、泉水中和对人、动物的污染。但我们没有获得一枚这样的炸弹。

5.同盟国中反日的主张是无力的，也不具有决定性。人们发现预想到的一些事件也无法得到证实。

6.另一方面，日本对同盟国做更多的辩解，内容几乎完全包括细菌战的破坏作用和第五分遣队的活动。他们提到的数字表明，日本正竭力寻找一种理由来证明他们进行的细菌战是合法的。战犯在一些供词中承认，日本至少已经通过空投细菌的方法进行细菌战4次。但这些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一 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意图

1.已缴获的关于防御型细菌战的文件及其他文件

（1）1937年5月，海军省副部长山本在一篇文章的序言中写道：“本文是对国际法中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评论。”这篇文章在芬什港被截获，于1943年10月20日在几内亚接收。文章总结并回顾了从《圣彼得堡宣言》到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签订的各种条约中都提到的这两种战争的总则。文章中并未提到日本人的意图。（翻译情报联合组敌军出版，209号文件，1944年10月6日）

（2）12893号文件于1944年5月22日在荷兰迪亚被截获。标题是《使用简化的测试毒气装置的方法》，是在1942年9月30日发出的。这说明盟军经常秘密地向井里和食物上投毒或病原性细菌，实施破坏活动。描述了测试装置的使用方法。（翻译情报联合组敌军出版，197号文件，1944年10月1日）在瓦尔德又截获了类似的指示。（翻译情报联合组，1391号文件，1939年，被引用在SPPIR5号文件，1944年10月16日）

（3）来自翻译情报联合组的报告。1376号文件包含一份“非常秘密”的日文资料的翻译件，题目是“细菌战供给局——关东军行政管理部门”，日期为1941年8月31日。由此可见，日军早在1941年就设想进行细菌战。列出的细菌战媒介体有通过口部进行传染的伤寒症、副伤寒、痢疾和霍乱；通过昆虫传染的斑疹伤寒症、瘟疫和疟疾。通过接触动物尸体传染的炭疽热或者使用其他破坏方法。破坏手段和运用战术都作为方法被提到。后者包括空投细菌，还有投射气体原理和放射受染昆虫。预防措施不仅包括接种和对食物、动物和卫生设施的监督，还包括应在购买和烹调食物以及处理饲料时谨慎行事。（SPPIR 4号文件，1944年8月16日）

（4）1943年12月26日，在格罗斯特角截获一本未注明日期的小册子，名叫《细菌战真相》。它粗略地回顾了细菌战的历史，提到了1914～1918年欧洲革命中的细菌传染事件，还断言，俄国在海参崴有非常先进的细菌战实验所，并列举了1937年涉及中国的事件［详见下文四2（1）］。这份文件中分析了细菌战没在俄德战争中爆发的原因，还将细菌战和化学战加以比较；总结了进攻措施，目的是反对通过破坏手段传播疾病。（翻译情报联合组，1162号文件）

这是从进攻角度出发的一份直接描述，但文章并没有建议作者要对这一话题有特殊的认识。

（5）1943年8月10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了有关“战略机动的情形”，它是对前一天士兵和平民在东京参加防空演习的报道。演习包括病原性细菌被散布在净水工厂附近的假设情况。（联合情报收集局/中央调查局报告，10310号文件，1944年10月26日）

（6）1943年，日本一篇关于预防传染疾病措施的报告被归到秘密档案类。报告中下达了假设由盟国散布细菌和毒气的命令。（翻译情报联合组公报，1459号文件，1944年10月8日）

（7）1944年7月29日截获了标有“高度机密”字样的中山部队的文件。它由模版复印，并被放入文件夹中，标题为《敌方使用细菌和毒气的用法说明》。文中解释了细菌战，还描述了主要通过破坏手段来散播细菌的许多方法。列出几种细菌，又举出事例加以引述。同时还提到，这些散播方法是由盟军间谍、受盟军雇用的平民以及渗透到敌方内部的巡逻兵完成的［见下文四2（4）和（5）］。文件里还承认，细菌炸弹可能是用飞机空投。也考虑到了防御措施。（东南亚翻译和审讯中心翻译报告，43号文件，1944年9月30日）

（8）用油印机印制的小册子《防疫给水部队服务规则》，在哈尔滨防疫给水部队、海拉尔支队发行，无发行日期。

防疫给水部队由指挥部和各个班组成，组织机动化。它包括：

指挥部 净水班

预防疾病侦察队 给水班

预防疾病病原体试验班 物资供应班

毒气和水质检测班 战地指导班

灭菌和医疗检查班 战地研究班

每班的职责有严格限定。身兼管理之责的小分队要紧随前线部队，并由所属师团指挥。他们有责任收集有关盟军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情报、侦察给水系统、检测病原性有机体、预防流行病以及在物理和化学上检测毒气和水质。其他的职责还包括提供洁净水，研究对细菌、毒气、子弹、高温、严寒、营养不良和火攻的预防措施等。（翻译情报联合组公报，1487号文件，1944年10月5日）

将这些规则与先前防疫给水部门战犯的供词进行对照，从中可以看出，这支部队也热衷于进攻战［见二2（5）和（6）］。

（9）1944年11月24日，在马来半岛地区获得了对部队长和独立排长提出的题为《细菌战对策》的公告，上面写着：“最近，在塔特苏和基库赫登斯（音译）防御地区，时而出现痢疾、霍乱和家畜瘟疫传染病。由于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要相信敌国可能会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部队要采取措施找到目前暴发疾病的原因……以后我们要尽力获得敌方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情报。”（半年一次的陆军战略与战术分析译文报告，72号文件，1945年1月3日）

（10）一份装订好的题为《审问战犯》的油印文件，没标明日期。在处理战犯时，出现了“4.”□□，警告要戳穿敌军的伪装，因为第五纵队没有脱掉伪装，一定要注意反渗透活动。尤其要警惕接触传染性病人和携带病菌的第五纵队的渗透活动。

评论：以上报告可以明显看到，日本知晓细菌战的破坏作用和潜力有多大，也发出了抵抗危险的必要指示。

2.缴获的有关进攻型细菌战文件和其他文件

（1）1944年4月25日，在荷兰迪亚获得14798号文件，它是一份手写的笔记，内容关于整个战争的情报和第五纵队的活动，没有注明日期、作者和部队。内容大概是从手册上摘抄的。该情报被认为是第五纵队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记里描写了一个适当组织的一般条例，简述了颠覆分子应尽的职责，列出了禁用人员和禁用财物方式，包括病原性细菌、有害的昆虫和毒气。（翻译情报联合组敌军出版，271号文件，1945年1月7日）。

（2）在塞班岛捕获的《空袭手记》，是1944年4月由陆军工程学会发行的。复本注有“闪电”，3200部队。[16]在“完成一次进攻，第一部分——渗透策略”，发生了“水库——破坏大坝（水闸）。水管——在不被发现的多处地方破坏它们。另一计划是散播细菌”。（太平洋总部司令——驻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译文，15号文件，1945年1月17日）

（3）另一份文件于1944年4月25日在荷兰迪亚缴获，包括27页的手写笔记，未注明日期，不清楚所属个人和部队，内容是关于破坏和故意毁坏手段。从中不难发现，日本人正在教授和准备使用包括细菌媒介物在内的破坏方法。因此细菌被注明用于毁坏粮食。注意：重要的是敌军没有发现你们的计划。

（a）放火：风、光。自燃计划。

（b）细菌：在鱼类、蔬菜市场和厨房里使用能引起流行传染病。

仓库：用细菌污染粮食。

破坏分水岭：在分水岭周围散播细菌。

截断用水资源：霍乱具有灭菌性，细菌在此不起作用。（翻译情报联合组报告，249号文件，1944年12月20号）

（4）一份装订好的题为《海军情报空袭牵制策略》的油印文件，文件上标有“秘密”字样，1944年9月24日在莫罗泰缴获。此文件在1944年由E第33军发行，为海军情报部堀内少尉所作。这份文件提到了“空袭牵制部队”的组织机构、功能和装备，还写道：“运用细菌战略，我们可以成功地将敌军厨房里的食物和饮品都污染。”（381地空通讯站，1944年10月6日）

（5）有关“五人空袭党”的组织机构、设备和职责的文件，可能是1944年9月初在朗格灵（音译）地区获得。指导借助人进行渗透活动时所配备的物品，单独到达所在地区，列出的设备似乎合乎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主管人有责任提供下列物品：

夜光指南针、闪光灯（带有色镜头）、表、助爬器、手旗、特制内藏刀剑的手杖、发光涂料、绳子（30米）、细菌（有必要的话）。（联合情报中心，9502号，1944年11月21日）

已检查了原始文件的直接复印件，“有必要的话”这几个字没有意义。

（6）“KAKI操作状况摘录[17]……包括北部莱特防御部队计划的情报……13页（由欧洲盟军最高总司令部XXIV翻译，译文2 AE194，134项）”。这两个词组都不是句子，除非它们是某部分的题目，否则都无意义。（385地空通讯站，1944年12月12日）

（7）发现27页未装订的手写纸，是有关反情报措施、侦察活动和第五纵队活动的，没注明日期、所属个人和部队。在吕宋岛的民都洛获得。文件中出现下列信息：

（c）第五纵队日常工作

①毒气——公众使用的井和泉水

②细菌：

a.输送未被培养的细菌

b.培养菌

c.空投

d.粉末形式的细菌被散播时应避免日晒

e.井、河水、泉水和市集货物

f.防止偷窃

g.防止输送未被培养的细菌

h.白天，细菌若不放在室内会失效，从这一点看，要检查细菌

（翻译情报联合组西南太平洋区域译文，75号文件，1945年2月27日）

（8）有关文件中记述的7号杆状菌炸弹的详情见下文三（1）。其他文件的内容还有对盟国使用细菌战的控诉，见下文四（2）。

评论：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正在讲授和组织如何利用细菌战进行破坏活动，重点放在个人散播细菌以污染粮食。

二 日本的细菌战研究

1.东京和其他研究实验室

战俘供述（日本149359，军医少尉）：“如果敌军使用细菌战，日军就要准备对策，以此为目的，细菌战研究已经在日本大学附属实验室展开。”战犯还说道：“所有大学都有进行一般研究的实验室，他们也在进行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实验室是位于东京的传染病研究实验室。”他还说他不清楚在战场上如何使用细菌，因为这在日本是高度机密。他认为是通过飞机和炮弹散播细菌。尽管中国军队向井中投细菌，日本却没有报复，因为日本人不使用此种战争也会打败中国。（翻译情报联合组西南太平洋区域，K.R.539号文件，1944年8有29日）

一位日本军官告诉另一个战犯，日本正在研制装有细菌的炸弹，试验地点应在东京附近。（SPPIR 5号文件，1944年10月16日）

评论：在城市中建立实验室适合繁殖少量培养菌，但不适合进行战地试验工作。

2.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队

许多战犯都提到了在满洲进行的由石井领导的细菌弹试验和防疫给水部队活动的情况。证实细菌弹存在的具体供词见下文三（1）。

①战犯（日本147935号）194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细菌系工作，他听说石井在满洲哈尔滨的陆军医科大学分部进行细菌弹试验。之前也听说石井在东京的陆军医科大学有实验室部门。1935年石井发明了水清洁器。（翻译情报联合组情报报告，449号文件，1944年9月16日）

②战犯（C医院中尉）13年前就听说过石井和他的细菌工作，他认为石井仍在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他想，防疫给水是石井进行实验的主要目的。（翻译情报联合组情报报告，465号文件，1944年9月17日）

③据说，战犯（日本148282号，中佐、药剂师）证实了战犯（日本147935号）的说法，细菌弹的试验是石井在哈尔滨实行的。由于事关机密，战犯不能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众所周知，石井小分队被称为“石井部队”。（381地空通讯站，1944年10月6日）

④战犯（100249号，士兵）陈述，在1943年，他听说防疫给水部队在满洲新京进行细菌战试验。他听说，有一次毒气从空中被喷洒后，先形成雾状，然后渐渐退去。试验中，在盘中放好胶质物以便检查细菌落地的数量和散播速度。也进行过马感染鼻疽菌等疾病的试验。（381地空通讯站，1944年11月17日）

⑤战犯（229号）在南京（总部）和九江（支队）防疫给水部时是一等兵。他毕业于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是X射线专家。他提供了大量有关防疫给水局组织机构和活动的信息。

3.卫生部门（流行病预防部门）

培养菌：培养菌主要类型有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杆菌。这一部门在做试验时会用到天竺鼠和老鼠等大量动物。

4.物理化学实验室

生产毒气和药品（目的不详）。

5.在南京，动物繁殖场或花园附属于物理化学部门。它位于防疫给水局办公大楼附近。里面还种植有毒（含生物碱）植物。占地约4000平方米。

战犯还详细描述了日本陆军使用的净水机器设备，据称是石井发明的。（联合情报收集局，10595号文件，1944年12月6号）

他特供的信息被记入SINTIC213项。相关细节如下：

①据战犯所知，在南京培养的细菌有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对瘟疫的试验已于1944年进行。

②生产的菌苗名称是“本州金刚山”。它是副斑疹伤寒A、B，痢疾和霍乱以及他细菌（无详细说明）的混合物。生产量足以供日本陆军在华中当地民众中使用。

③南京的菌苗生产地点有草图显示（无副本）。

④使用的原材料有洋菜、鸡蛋、浓缩的肉汁、干酪素、动物血液、葡萄糖、麦芽糖和肝脏粉末。实验动物有牛、马、兔子、山羊、天竺鼠、猪、老鼠、鹅和土拨鼠。

⑤从建筑物流出的废弃物，稍带淡黄色，有腐烂鱼的气味，与垃圾混在一起，被丢到污水池里。

⑥培养菌室的工作人员需戴橡胶手套和简易保护口鼻的面具，离开前要消毒。要求他们每三个月服用免疫药丸，代替注射药物。（确切情况不详）

⑦只准许持有特殊许可证的日本陆军军官和陆军准尉进入大楼的二、三层。还有一些具有特别资格的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一些是前任陆军军医，他们中很多人是军衔很高的军官。

⑧在九江防疫给水分队有培养菌研究部门，但只在小范围内研究。战犯认为其他分队可能也有类似部门，在华北供陆军使用的菌苗在北京培养。

⑨战犯陈述，按规定，士兵在当兵期间不能了解细菌的使用情况。还有一项作战命令，禁止部队和民众接近他们的办公大楼。按惯例，不同部门成员之间彼此不认识。战犯相信，一旦日军发动细菌战，可能只有在受到细菌侵袭地区附近的分支部队指挥官和独立部队会得到通知，这样的消息不会让其他军官和整个部队知道。

⑩1942年常德战役中，日军穿插在细菌战进攻地区，在极短时间内，受害人数多达1万。主要的疾病有霍乱、痢疾和瘟疫。受害者通常就近就医，重患者匆匆赶到杭州陆军医院。但多数霍乱患者经常由于治疗不及时而死掉。据战犯在南京所见的统计表明，1700多人死亡，其中主要是霍乱患者。然而战犯认为实际死亡数目更大，“因为减少不合意的数字是实施细菌战中常见的事”。

⑾战犯认为，霍乱疾病潜伏期是1天，斑疹伤寒症是3～4天，副斑疹伤寒症是10天。主要通过饮水和食物染病。

⑿常德战役中使用的细菌是在南京繁殖的，是用南京防疫给水部门的特制飞机从空中投下细菌。总部有3架专用飞机，停在位于防疫给水部门司令部前方的飞机场内。在常德散播细菌的飞机就是从那里起飞的。

⒀战犯并不确定飞机是如何投下细菌的。他听说飞机内装载有4个电冰箱，内存细菌试管。飞机上有成千上万个试管，以备进攻时使用。

⒁在中国的其他防疫给水部门也配备有专用飞机，据说1943年这些部门共有6架飞机。这些飞机外观上很小（侦察型？[18]），总是飞在护航战斗机下方。（此战犯是一名军士。没在防疫给水部队研究部门工作过，他的信息来源于统计数据和报告，当这些数据和报告被送往总部的其他部门时，被他看到了。）

6.一名中国士兵曾在九江防疫给水分队的日本流行病防御部门工作，现已返回中国军队。据他报告，九江部门目前的任务是准备疾病血清和培养基。在浙江、江西战斗的第一阶段，日军沿着晋江和浙赣之间的重要通讯线向水塘和小河空投了霍乱、伤寒症和痢疾病菌，图谋使对方战士和民众染病以削弱其战斗力。（战略情报局，A-47271，1944年12月9日）

评论：毫无疑问，石井关心的是陆军卫生学家的职责所在，例如控制水源供应和生产菌苗［见2（5）～9］。然而，也有战犯声称，石井在进行细菌弹的试验，还空投细菌。据称，练习空投导致本部队1700多人死亡。我们无法估计证据的准确性，但总体看来，主管卫生防御的军官非常关注进攻型细菌战活动。

一份由哈尔滨加茂防疫给水部门发出的《防疫给水部队的服务规则》文件已被提及［见上文一1（8）］，尽管文件是从强调细菌战的防御性出发，但从文件本身看暗含进攻行动。有关常德战役的评论见下文四（3）。

三 武器

1.杆状菌炸弹

有关石井进行细菌弹试验的粗略记载已被提及［见上文二2（1）和（3）］。战犯北川信登[19]陈述，他听到谣言说，投掷细菌弹的研究只在日本进行，尽管他没有亲眼见到任何设备或仪器。（SPPIR 5号文件，1944年10月16日）。一份报告中还提到，装有斑疹伤寒、白喉和瘟疫病菌的3000枚炸弹已由日本运到中国（SPPIR，1944年5月13日）。从日本警卫部队指挥官获得的信息显示，这份报告被译称“贝壳”。（东南亚翻译和审讯中心翻译报告，9号文件，1944年1月31日，被引用在SPPIR 5号文件，1944年8月15日。）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同样内容的报告。除此之外，还提到在科桑奇（音译）附近，在掉到山上爆炸后的炸弹内部发现了两瓶液体病菌。（SPPIR 5号文件，1944年10月16日）

这些炸弹很可能是化学战武器，因为据称在大阪化学工厂生产这样的炸弹。

另一方面，1944年8月4日，日本海空军部队一名被俘的战俘山口茂列出供空军使用的细菌弹。[20]鉴于这些炸弹要被携带执行特殊任务，他说道：“一号细菌弹重1公斤。”同时他强调，因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的炸弹不会在日本生产。［太平洋总司令部（CINCPOA）情报报告，93号文件，1944年12月4日］

更多有关细菌弹存在与设计计划以及山口供词的具体证据，在许多被截获的文件中都有，大部分都是引述，一般是出自军械方面的报告。这些文件中列举了为某些目的而设计的细菌弹。我们已经得到4页日文文件原稿的直接复印件，并核对了相关段落的译文，这些文件是：

①1944年5月2日，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8438号文件。山下泷地[21]的笔记簿。“特制7号炸弹—绿紫色，灰紫色—杆菌炸弹—在特殊环境下使用”。

②1944年5月28日，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8306号文件。渡边[22]的笔记簿中记有：“特制7号炸弹适用于城市市场和有泉水的地方，以传染人和马（杆状菌）。例如，空军武器库13型试验用炸弹，重1公斤，7号。”

③1944年5月19日，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5753号文件。在炸弹列表中，7号炸弹被注明“适合在市场散播的细菌”，标题下写着“60公斤”（这可能是错误的，因所有其他报告都指出是1公斤炸弹）。

④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8713号文件。文件中再次提到7号炸弹，“1公斤杆状菌玻璃型炸弹”。

评论：目前还没有截获细菌弹。所以对以破坏为目的，还是在市场和厨房的食物上散播细菌为目的的玻璃型炸弹或繁殖细菌的烟雾剂是否是爆炸型炸弹，我们一无所知。

2.气球炸弹

几个从日本飞来携带装载物的气球落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目的并不清楚。但鉴于气球较小的装载量，有人认为是用它们传播动物和人类疾病。正在检验气球。（军事情报10/4215，1945年2月20日；SPPIR 7号文件，1945年2月7日）

1945年1月29日，美国作战部已发行《有关气球和相关事件的1号报告》。

1945年2月19日，据说几百个这样的气球又在北美降落，还有一些飘到了俄亥俄州内陆。气球都有损坏，但目前发现有四个气球内部装有不明粉末。无结论。（化学战，Ⅲ，1945年2月19日）

四 辩解

1.同盟国对日本的指控

①中国方面声称，1940年，日军在宁波慈县和金华，以及浙江全省境内空投瘟疫病菌感染谷物，结果导致腹股沟腺炎瘟疫。证据并不充分（军事情报10/B/通讯总站/115，1942年6月6日）。类似的指控还有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空投各种感染了病菌的物品（军事情报10/B/3398，1942年4月28日）。对于这份证据是否可用，我们估计无法得到证实。（系统生物预警及事故鉴定阶段总结1号文件，1944年9月7日）

②1940年4月10日，一份未被证实的报告上写道，驻扎在中国的总参谋部已在汉口建立了以培养日本士兵为目的的华中远征军细菌或毒气研究局。任命渡边大将为研究局负责人。（海底电报/37431/IIIa/W.2321，1940年7月7日）

据可靠情报，1941年2月5日，日本两个化学战军团中都附设有一个细菌战营部，培养2000多支伞兵部队。（21联合情报参谋部，第10页，1943年1月8日）

③1942年10月2日的一份报告说明，三架日本飞机飞至湖南南阳上空时投下大量染有霍乱病菌的谷类（军事情报10，1933年3月3日）。这使我们回想起1942年1月28日截取的一封信件中内容，上面写道，许多瓶传染瘟疫的饥饿跳蚤、破布和食物被投在湖南省，使重庆惊恐万分。（军事情报10/B/通讯总站/102，1942年5月2日）还有一份含糊的报告表明，蜘蛛网状物品被投到安徽省，随即发生了脑膜炎疾病。（53信号频率/8/46/Blc，1942年4月18日）。

④1944年4月26日，第50号桂林情报总结报告中陈述，据北京最近报道，北京协和大学医院已由日本人接管，改为“病毒培养中心”。

报告又补充写道，日本人已经召集了大群乞丐用以繁殖虱子，并命令居民捉跳蚤和捕鼠。然而，缴获的日本《健康指令》中指出，这些做法是正常的卫生预防工作，鼓励当地老百姓捕鼠，并给予报酬。（东南亚翻译和审讯中心翻译，17号和18号）这件事得到格朗博士（军事学院，新德里报告1853号，1944年6月19日）和参谋部一名前任参谋人员的证实。参谋人员还说，医院是日本陆军军官的基地医院。陆军疾病预防服务工作在那里进行公共卫生和细菌学方面的研究。（联合情报收集局/中央情报局，17127号报告，1944年10月2日；SPPIR 6号文件引文，1944年12月15日）

⑤中国方面1945年1月20日的报告称，日本最高指挥部正在研究将细菌散播在我军前线和后方空军基地。报告进一步说明，据称在1944年12月，在大阪化学研究所繁殖的疟疾、瘟疫、斑疹伤寒和肺结核细菌要被运往上海。（SPPIR7号文件，1945年2月7日）。报告称此前由同一所化学工厂［见上文三（1）］运出的3000枚细菌弹的说法可能是谣传。

2.日本对同盟国的指控

①此前一份被截获的文件显示［见上文一1（4）］，日本方面声称，1937年，中国方面为阻止日军侵占南京，曾在井中投撒霍乱病菌；一名日军在1937年冬发现了一个装有鼻疽病菌的玻璃瓶在河上飘着；俄国细菌学者也为细菌战准备，每天尽力繁殖出几十亿跳蚤；作为长期策略，白种人向日本传入呼吸疾病和性病；欧洲人将炭疽热菌散播在兴安省北部。（翻译情报联合组，1162号文件）

②被截获的题为《有关敌军使用细菌和毒气的说明》［见上文一1（7）］的文件中也有一些辩解之词。该文件称，1938年日军围攻汉口时，中国军队在九江市向唯一的水源地投下霍乱病菌，污染水域，日本帝国陆军官兵投降。还有，在奉天，有人发现市场上的西瓜染有霍乱病菌。在缅甸，也有人发现英印部队向卑谬城的井中投霍乱病菌。存在有力证据说明满洲马群中流行的“鼻溃疡”是盟军的方案。（东南亚翻译和审讯中心译文，43号报告，1944年9月30日）

③SPPIR1944年8月15日的4号文件中，引用翻译情报联合组1944年7月24日的84号研究报告，其中列举了许多辩解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从被缴获的标有1941年9月30日的反情报指示的文件夹中获得的。下面是日本指控俄国使用细菌战进行破坏作用的摘要：

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立刻命令满洲主要城市的秘密间谍，在日军中，在城市、工厂和学校等地方，连同人和动物中散播斑疹伤寒病菌。

由于土匪入侵，托库托德（音译）的村庄里发生了霍乱，人们还在村中5口井里发现了霍乱杆菌。

在善库利（音译），人们在被俘后自杀的苏俄间谍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一瓶炭疽菌病毒。

而且据称，一名日本军医装有图表的文件夹正被用于起诉中国人向井里、食物、酒中投毒的事件。一份表格列出了从卢沟桥事变到1942年5月，中国方面使用毒害物质攻击日本的68个事例。

④1943年11月9日，在一份被缴获的日本军事公报中透露了以下信息：“最近打算在火车的自来水中投毒，使车上去旅游的士兵中毒。这件事发生在吕宋岛车站。除自己水壶的水之外，禁止饮用其他水。”美国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指出，在菲律宾，菲律宾游击队经常受到相关训练。（翻译情报联合组公报，1687号文件，1945年1月4日，被引用在1942年2月21日SPPIR的7号文件中）。

⑤曾做过军医的战犯（日本149359号）讲到，尽管中国军队向井中投毒，日军仍不会采取报复，因为日本有充分把握获得胜利。（385地空通讯站，1944年10月16日）

⑥1944年11月7日，在菲律宾莱特缴获的一份日本情报，日期标为1944年10月12日，其中的文件写道：9月份，在缅甸，有人发现当地人捡到许多20毫升小玻璃管，而且称，它们是从盟军飞机上投下来的。鉴于在这一地区突发的霍乱流行病，日本方面怀疑，这是盟军第五纵队散播细菌活动的结果。日本方面的报道也声称，在泰国，9月下旬出现鼠疫，第七部队检查了大约100只老鼠。报道中还称，这两个事件一定有联系，泰国、缅甸的流行鼠疫可能由同一原因引起。报告的最后部分警告说：“流行病发生时，要详细汇报当时情景，并且要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坚决反对敌军第五纵队活动。”（翻译情报联合组西南太平洋区域公报，1638号文件，1944年12月20日）

在从卡尔梅约（音译）缴获的文件中［见上文一1（9）］，这些建议有模糊暗示的意味。

3.日本的坦白

据战犯的陈述和供词二2（5），1942年日军在浙赣作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日军本身也有大量伤亡。这与曾为九江日本防疫给水分队［见上文二2（6）］成员的一名中国士兵所说的[23]，可能是同一事件。在浙赣作战的第一阶段，敌人就沿着晋江和浙赣之间的重要通讯线向水塘和小河空投了霍乱、伤寒症和痢疾病菌。而且，229号战犯和230号战犯都交代了有关日本使用细菌战的已知实例，以及每次日军从飞机空投的细菌。（见表1）

表1 浙赣作战中日军空投细菌情况表

五 杂记

①据医疗情报报道，在塞米、马芬地区发现的日本医疗供应中，有炭疽菌K型疫苗的服用量，显然说明此疫苗是供人类而不是供动物使用的。

②被缴获的第20步兵团的公告文件夹里有一份1月20日的公告，上面写着“明天将下发抗炭疽菌注射液”。（381地空通讯站，1944年12月18日）

评论：同时被缴获的两份报告透露出，日本已打算使用炭疽菌作为细菌战媒介体进攻人类。然而，目前没有能够适用人类接种的疫苗，所以这种意图还令人怀疑。日本人已强调细菌战中使用炭疽菌感染家畜和马匹。事实上，他们声称，盟军已使用这种媒介体对付日本人的牲畜。［见上文一1（3）和四2（1）］因此这些报告似乎更像是在说明适合这种疫苗的动物的健康状况。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1），《日本和细菌战》（英文），第3～19资料。］

原731部队长北野政次1947年的笔供[24]

一 石井部队

1.哈尔滨石井部队的创建者是石井中将，成立于昭和11年（1936），最初在哈尔滨陆军医院南部设研究室，所以也称“南栋”。后来把本部移往距哈尔滨24公里的平房，“南栋”则成为给水研究室和给水器材制造所，编制上属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2.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任务

依据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防疫给水部队的任务是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及给水的研究，给水器材的制造补给，以及传染病的研究和防疫给水的教育等。但是，石井中将并没有按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要求，而是组织一部分人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这一研究从预防传染病的角度开始，因为涉及人道上的国际问题，为了研究一部分细菌武器，所以成了秘密部队。

3.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编制

石井部队的编制逐渐扩大，但不同时期编制的数量也不同。本部在哈尔滨，主力在平房，一部分在市内。另外在大连有出张分所，原是满铁的卫生实验所，在满铁机构改革时交给了石井部队。

除本部外还有4个支部，分别设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把满洲分成5个防疫区，分别由本部和4个支部负责，当支部不能独自承担防疫任务时，由本部派人应援。比如，在孙吴、虎林发生不明原因的森林脑炎时，就由本部派出了应援士兵。

平房本部设有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资材部、诊疗部和教育部。总务部管理业务；第一部研究；第二部防疫；第三部给水和给水器材制造；第四部制造疫苗；资材部负责卫生材料的补给；诊疗部负责收容和诊疗部队附近的传染病患者，以及石井部队的患者和家属患者；教育部有时不在编制，实际从事滤水器的使用方法和传染病预防教育。

二 研究情况

石井部队从事许多研究事项，但成果并不像石井中将宣传的那样，我认为在学问上出色的业绩并不太多。这其中有各方面的原因，比如部队的建设、研究资料的整备、人员的录用等都需要时间。在部队建设过程中，爆发了诺门坎事件，多数人又前往新京扑灭鼠疫，另外出动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等，没有充裕时间建设关东军及各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另外，好不容易抽调充实的人员被调出，特别是随着华北事变的进展，为了补充军医，多年从事研究的人转任到其他部队。由于这些主要原因，着手研究的事项尚未得出结果就终止了的事例不少。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价值。以下概述研究的情况。

1.关于疫苗

石井对疫苗的改良进行了多年研究，改变了过去陆军使用的肠疫苗和鼠疫疫苗。比如，将肠伤寒、副伤寒A与B、肠炎杆菌等4种疫苗混合预防接种，鼠疫预防接种使用免疫原（陆军变更接种液制造法时，我被聘为大学教授，我对这一点有不同意见）。石井部队进行了发疹伤寒的预防接种研究，但没有完成。我本人则进行了以下研究：一是田鼠法；二是鼠肺疫苗；三是鸡蛋法。这三种发疹伤寒预防接种液得到陆军省医务局长的认可，并进行了大量生产。北野对田鼠法进行了大量的多项研究，到了（731）部队后转为大量生产。

另外，大连出张分所也制造部队使用的预防接种液，并进行改良各种疫苗的研究。哈尔滨部队为预防结核，希望制造B、C、G疫苗以补给部队。这些研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之处。

2.关于血清

石井对瓦斯坏疽血清的改良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得到军医学校的协助，对血清效果鉴定时标明为陆军式。

3.关于诊断液

发疹伤寒和第四性病（梅毒）的诊断液是北野时期做的，诊断发疹伤寒的新方法比旧法反应敏锐，并发表在军医团的杂志上，后来在战争中烧毁了。第四性病诊断液是把第四性病的病原体放进金沙氏培养基中培养而成的。

4.传染病的发现

（1）流行性出血热

昭和13年（1938）以来，在北满的孙吴和东满的虎林发现了出血性不明患者，其所患病被称作“孙吴热”或“虎林热”。石井部队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疫情，但对其感染渠道、原因不明，因此也没有预防方法感到十分困惑。自发现该病以来经过4年仍未查明其感染渠道，北野甚感遗憾。于是指导属下进行了研究，查明了感染渠道，确立了防御对策。接着又对病原体进行了滤过性病原体的认定，最后将结果向学界发布。本病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发现的新的传染病。据苏联文献记载，在与东满邻近地带也发现过可能是这种病的不明原因患者，但对其感染渠道、原因等不明，所以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这种病很可能在其他地区也存在。

（2）森林脑炎

昭和17年（1942）夏，在北满的森林地区，在从事林木采伐的人中发生了死亡率很高的脑炎症状，因为发生的原因不明，这困扰着当地居民。北野认为有必要解决这种病，指导部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一种壁虱是其病原体，确认了它的滤过性病毒和预防对策。此为对满洲森林脑炎研究的开端。数年前，苏联的沿海州一带也发生了这种病，并进行了研究。我考虑满洲也可能有这种病，于是予以注意，结果发现它果然存在。另外，苏联发生的壁虱发疹热，是否在孙吴也存在，我本想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但因为转调到上海而未能如愿。

5.有关传染病的治疗事项

（1）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

本病是由石井部队最早发现的，所以对治疗方法的研究是由部队进行。

（2）肠伤寒及肠伤寒带菌者的治疗

按照北野的计划，将全满陆军医院入院治疗的肠伤寒和副伤寒带菌者集中到部队的医院，对190名带菌者进行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又进行了20种合成剂的继续研究，但因我转调到上海，研究中断。

我认为对肠伤寒和副伤寒带菌者的治疗研究十分重要。我的研究虽然中断，但希望美国医学界能够解决。今后如果能够继续研究的话，这仍然是我想从事的课题。

（3）鼠疫的治疗

对鼠疫的治疗历来没有好的办法，死亡率极高，“满洲国”每年都有鼠疫发生，所以设立了3处鼠疫调查所，进行鼠疫的预防和治疗。鼠疫的治疗方法不是（731）部队的研究（项目）。前郭旗鼠疫调查所利用大量的磺胺类药剂产生了效果。（731）部队派人到该调查所进行调查，认为磺胺类药剂确实是较好的治疗方法。

（4）炭疽的治疗

早期尽可能注射大量的免疫血清，但在间隙中易产生血清病，利用超声波脱脾，症状能够减轻。

（5）细菌性痢疾的治疗

一般认为，磺胺类药剂具有非常好的疗效。

6.滤水器的研究

石井式滤水器根据使用的目的有大小之分，计有甲、乙、丙、丁、戊5种，甲类是汽车式的大型滤水器，其他按顺序最小的戊类是个人使用的滤水器。研究项目有滤水器部件代用材料的研究、减轻滤水器重量的研究、搬运方法的研究，以及利用军犬或野犬进行运水的研究等。其中，利用狗运水研究是在特殊场合下，在实战中并不起作用。

注：很早以前，日本陆军的战时编制里就设有野战防疫部，致力于在战场上迅速查明传染病的病原，制定防疫方针。但如果没有车辆则无法实施消毒。为弥补这一缺陷，为军、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配备了具有实际防疫能力的机动力装备，特别是在野战中，为获得干净的饮用水，从防疫的角度装备滤水器。所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固定的部队，同时也进行其他的研究。

三 细菌武器情况

1.研究的炸弹种类

我在职期间没有进行炸弹的研究，所以很遗憾对具体的数据资料不清楚。据我了解，有铁制的イ弹、ロ弹、ハ弹和□□50型弹及100型弹5种。

（1）铁制的イ弹、ロ弹和ハ弹

イ弹的内部我没有看到过，从外观上看，同普通炸弹相同。ロ弹是散碎弹，它的内部构造我也没有看到过。イ弹和ロ弹只能作为历史标本，没有什么价值。

ハ弹从外观看仍然类似普通炸弹，但内部构造有特点，爆炸时内部的弹子和弹片能低速地扩展开。一般的炸弹弹体较薄，与外侧连接的内腔装有弹子。而ハ弹的弹子是凸凹状，大小约1立方厘米，装有数百个。因弹子直接接触细菌，受金属杀菌力的影响□□。

（2）关于瓷裂弹

瓷裂弹是投下的炸弹，带有翅膀。旧型瓷裂弹的弹道不好，进行了改良，主要有50型和100型两种。50型是50千瓦的炸弹。100型是100千瓦的炸弹。落地后破裂飞散。为了使其在距地面一定高度时破裂，需要引信管。在100型瓷裂弹的外侧有通过引信管的沟，涂以土褐色作为标志。这种瓷裂弹最大的缺点是在搬运时容易破裂。

2.细菌

普通细菌生存期比较短，不易储藏，从医学的常识考虑装填在炸弹里是不适合的，特别是从感染途径考虑使用炸弹也是不适当的（炭疽菌因形成了芽孢，耐久力强，有使用的可能性）。散布细菌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作业，部队曾用飞机做过散布色素液的实验，是在哈尔滨的附近，寒雪覆盖大地时才能做这样的实验，但也只是了解一个大概。如若了解详细情况，要把纸片放在各个位置上，检查散布在纸片上的色素。据说实验是用色素或者对人体无害的细菌，然后进行研究。

除以上的炸弹外，石井部队最初对炮弹也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取得效果，所以就中止了，开始了炸弹的研究。为了掌握炸弹爆炸后散飞的范围，以及碎片的大小、数量，以静止爆破的基础实验为主。比如ハ弹，通过数千块小碎片进行标本观察。另有记载，在ハ弹里装填炭疽菌，使用牛马进行静止爆破，收到了效果。

取代菌液散布色素液的时候，同高度有密切关系，但遗憾的是没有详细的记录。

四 我对细菌武器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中止对细菌武器的研究，尤其应致力于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研究。细菌武器是对医学的反叛，作为违背人道的国际问题曾在军缩会议和国际联盟提出（禁止）。我以医学知识为基础对细菌武器进行军事性的考察和研究，结果付出的多，效果却很小。如果认真考虑一下，即使做了研究，但实际上并没有使用的场合。为什么这么说呢？打了胜仗，没有必要使用在国际上违背人道的细菌武器。打了败仗，如果使用了细菌武器，就会给后世留下恶名。即使最初不能明了是胜是败，我确信，细菌武器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战武器。为什么呢？因为细菌作为生物武器有非常大的缺点，传染病的流行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在战场上要想获得所希望的时机，让预想的传染病流行是很难的。一般人总有过高估计细菌战效力的倾向，还有人为的宣传。我认为效果不好，况且人类对它有防御的方法。当然，在军事上细菌武器是一种多少有些补助性、谋略性的武器，但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武器。特别是它不是医学的正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又存在违反人道的国际问题，所以不应该使用。也许有人认为将来的研究会促其发展，但我更期待致力于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这样才是对人类的较大贡献。

五 研究项目

以下作为参考列举出主要项目

1.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1）病原体的研究

（2）疫学的研究

（3）病原媒介动物的研究

（4）诊断治疗的研究

（5）病理的研究

（6）防疫对策的研究

（7）老鼠的分布及附着跳蚤的研究

（8）“北满扁虱”及类似种类生活链的研究

（9）预防接种的研究

（10）虱子及其他昆虫在防疫中的意义研究

（11）马的感染实验

（12）鼠类的区别及“北满扁虱”指数的调查

2.森林壁虱脑炎的研究

（1）病原体的研究

（2）疫学的研究

（3）病理的研究

（4）媒介动物，特别是虱蜱的研究

（5）预防接种的研究

（6）防疫对策的研究

（7）诊断及治疗的研究

（8）与苏联春夏季壁虱脑炎（又称森林春季脑炎）的比较研究

3.发疹伤寒的研究

（1）大量生产鼠肺疫苗的研究

（2）大量生产田鼠疫苗的研究

（3）大量生产鸡蛋疫苗的研究

（4）早期诊断方法的研究

（5）预防对策的研究

（6）关于治疗的研究

4.瓦斯坏疽的研究

（1）免疫血清的研究

（2）预防研究

（3）类毒素免疫的研究

（4）高磺胺的研究

（5）土壤中□□菌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菌的分布研究。

（6）检定法的研究

5.破伤风的研究

（1）破伤风免疫血清的研究

（2）类毒素免疫的研究

（3）检定法的研究

6.鼠疫研究

（1）预防接种法的研究

（2）关联防疫的动物，特别是啮齿类动物的分布研究

（3）关联防疫的跳蚤的分布研究

（4）防疫对策的研究

（5）疫学的研究

（6）驱虫剂的研究

（7）菌体外毒素的研究

（8）治疗方法的寻找研究

7.霍乱的研究

（1）生产预防接种液的研究

（2）治疗的研究

8.赤痢的研究

（1）生产预防接种液的研究

（2）治疗的研究

9.肠伤寒、副伤寒的研究

（1）生产预防接种液的研究

（2）带菌者治疗方法的研究

10.结核研究

（1）生产B、C、G（疫苗）的研究

（2）简易结核菌染色方法的研究

11.痘疮的研究

（1）生产痘菌的研究

12.鼻疽研究（石井部队长时期的研究课题）

（1）预防方法的研究

（2）治疗方法的研究

13.炭疽研究

（1）预防方法的研究

（2）治疗方法的研究

（3）作为细菌武器的考察

14.第四性病的研究

（1）诊断液的研究

15.关于干燥的研究

（1）疫苗类干燥研究

（2）输血用血浆干燥的研究

（3）免疫血清干燥的研究

16.培育基资材的研究

（1）培养基再利用的研究

（2）代用培养基的研究

（3）蛋白酶的生产研究

17.药品研究

（1）磺胺类药剂的合成研究

（2）高磺胺的研究

（3）蛋白质的研究

（4）驱虫剂的研究

（5）消毒药剂的研究

18.滤水器的研究

（1）滤水器部件代用资材的研究

（2）减轻滤水器重量及搬运方法的研究

（3）利用军犬和野犬在战场搬运水的研究

19.增殖实验用小动物的研究

（1）老鼠饲养的研究

（2）小白鼠的增殖研究

（3）土拨鼠的增殖研究

20.传染病以外的研究

在满洲还需要进行冻伤的研究，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特别成立了冻伤班，展开了研究。石井部队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冻伤的研究，苏联方面走在前面。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3），《北野政次提出的文书》（日文），第24资料。］

美国解密档案中的Q报告节选

编译者按：美国占领日本初期，曾相继派出四任细菌战调查官，调查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及实施细菌作战的罪行。经过美日双方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美国以不起诉细菌战犯为条件，获取了日军细菌部队以中国民众的生命为代价得到的研究资料，Q报告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告计179页，内容繁杂，总计分为两大类，即“前言”和“微观研究详情”。“微观研究详情”是对人体各器官遭受鼠疫等细菌侵袭后的情况进行微观研究，包括各种图片或显微镜下的病变照片等，全部翻译当在十万字以上。

1940年6月，长春、农安等地突然流行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Q报告记载了731部队成员对其中57名鼠疫死亡患者（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的病理解剖记录[25]，以及鼠疫死亡患者身体各器官反应变化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心脏、肺、扁桃体、咽喉、支气管、脾、淋巴结、肾、胰腺、肾上腺、甲状腺、胸腺、睾丸、脑下垂体、皮肤、卵巢等各个器官。这里仅节选其中10名死亡患者身体主要器官的病理变化予以编译。

Q报告原目录及前言

目录

1.前言

a.所有病例简图

b.机能/结构

2.微观研究详情

a.心脏

b.肺

c.扁桃体

d.支气管和咽喉

e.肝

f.胃和肠

g.脾

h.肾

i.胰腺

j.肾上腺

k.甲状腺

l.胸腺

m.睾丸

n.脑下垂体

o.卵巢

p.皮肤

q.淋巴结

r.其他组织

前言

1943年[26]9月25日～11月7日，我在满洲的长春和农安调查了鼠疫的流行状况。农安每年都要爆发几次鼠疫，但长春没有发生过。1943年1月，农安地区突然发生鼠疫，逐渐传染到邻近地区，9月中旬传播到长春，并且突然在村民中大范围传播感染。人们对流行疾病没有足够的集体迁移的准备，所以有11个病人在感染鼠疫几天后就死去。

高桥博士和其他人进行了流行病学和细菌学方面的调查研究。那些用日语打印出来的报告已经于1948年7月交给了美国军方。[27]

第一部分 Q报告中死亡者病例概要

一 死亡者病例表

表1 死亡者病例简表1

续表

续表

表2 死亡者病例简表2

续表

表3 疾病种类分类表

二 57名死亡者的病例个案[28]

病例1

续表

病例2

续表

病例3

续表

病例4

续表

续表

病例5

续表

续表

病例6

续表

病例7

续表

续表

病例8

续表

续表

病例9

续表

病例10

续表

第二部分 病体器官的解剖与病理变化分析

一 心脏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29]

N-1.萎缩以及薄壁组织变质，轻微阻塞，毛细血管有一些细菌块，水肿。

N-2.萎缩以及薄壁组织变质，间隙组织和心外膜组织局部出血，轻微阻塞，毛细血管有一些细菌块，轻微纤维变性。

N-3.薄壁组织变质。

N-4.间隙组织和心外膜组织大量充血，局部出血。血管周围出血，出现圆形细胞块，同时伴有一些白细胞出现。白细胞周围的肌纤维渐进性坏死。

N-5.薄壁组织细胞变质，间隙组织和心外膜出血。

N-6.心脏严重萎缩。

N-7.薄壁组织细胞变质，大量阻塞（毛细血管有一些细菌块），小血管周围出现一些肌细胞。

N-8.嗜碱性变性。

N-10.薄壁组织细胞变质，大量阻塞，伴有一些细菌块出现，毛细血管中有一些白细胞。

2.小结

（1）心内膜

一般情况下，轻度水肿，无其他明显变化。

其中一个病例（S-22），心内膜反应较强（间叶细胞反应），伴有嗜伊红白细胞。

（2）心肌层

所有病历显示严重萎缩，严重混浊肿胀，其中：

玻璃状肌纤维　　　　9例

空泡变性　　　　　　　22例

嗜碱性变性　　　　　　2例

大部分水肿　　　　　　所有病例

严重水肿　　　　　　　5例

严重出血　　　　　　　5例

静脉充血　　　　　　　所有病例

同时出现白细胞　　　　30例

同时出现细菌块　　　　22例

同时出现肌细胞　　　　1例

白细胞—淋巴细胞渗出物

轻微程度　　　　　　8例

严重程度　　　　　　2例

血管壁肿包　　　　　　　　　所有病例

轻度　　　　　　　　　　　48例

重度并有渗出退化性变化　　2例

血管周围水肿　　　　　　　　所有病例

除了两个病例外，间叶细胞反应都不明显。

一个病例过程是22天，严重间叶细胞反应，并且在小血管和毛细血管中有小节形成。

一个病例是局部有间叶细胞反应，小血管和毛细血管中出现肉芽肿（还有嗜伊红白细胞），肉芽肿周围肌纤维渐进性坏死。

出现心胼胝的病例（由于其他原因） 4例

（3）心外膜

一般情况下，所有病例均出现轻微水肿和大量充血现象。

重度 7例

出现淋巴细胞好白细胞渗出物的 15例

3.图片资料

阻塞和局部囊周出血

间叶细胞反应比部分出现细胞游离

心内膜反应严重（间叶细胞反应）

心肌层剧烈变质

血管周围出现类风湿结

二 肺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

病例1

大叶性肺炎，渗出性出血。

大叶性肺炎，整个肺部组织出现大量白细胞，大量浆液渗出物，许多红细胞和脱屑上皮。局部有一些细菌块。

肺泡壁有纤维蛋白和肿包。

在胸膜组织内有许多肿包，大量充血及局部细菌感染，胸膜下组织也有一些细菌感染。

肺部组织和胸膜组织出血煤肺病。

病例2

丢失。

病例3

左上部

大叶性肺炎，整个肺部组织出现大量白细胞，大量浆液渗出物，脱屑上皮。局部有一些细菌块。

肺泡壁有纤维蛋白和肿包。

小叶内部结缔组织大量肿包，血管周围组织有一些细菌块。

卡他性支气管炎，伴有大量黏液块。

渗出性胸膜炎，胸膜组织内出现细菌感染和白细胞感染，在胸膜表面上有一些浆液块。

病例4

右上部

支气管炎和卡他性细支气管炎。

轻度肺泡炎及少量肿包和中度肺泡壁充血。并有如下变化：腺泡区域有炎症性肿包和一些肺泡脱屑上皮，出现轻微白细胞感染，轻度出血—多发性腺泡肺炎。

小叶内部结缔组织大量充血。

右中部

支气管炎和卡他性细支气管炎。

大量充血，肺泡壁（轻度肺泡炎）有少量肿包，肺不张。

腺胞和粟粒状区域有白细胞感染。

病灶周无任何显著变化，多发性粟粒状白细胞肺炎。

右下部

卡他性支气管炎。

在一些腺胞或者腺胞肺小叶区域有大量浆液渗出物，一些渗出性肺泡上皮以及出现白细胞感染和轻微出血—多发性腺泡渗出性肺炎。

弥漫性肿包以及肺泡壁局部充血（轻度弥漫性肺泡炎）。

左上部

弥漫性肺泡炎伴有局部出现水肿包，肺泡壁局部充血，并有一些白细胞移出物。

局部肺小叶区域有炎症性水肿，出现少量脱皮肺泡上皮细胞—肺瘀滞。

小叶间结缔组织大量充血并有一些水肿包出现。

左下部

变化同上。

病例5

右下部

整个肺部组织明显炎症性水肿病，伴有大量浆液渗出物。并出现白细胞感染（局部多发性腺胞或腺胞粟粒状肺炎，伴有大量白细胞移出）。局部有一些肺泡脱屑上皮出现，并伴有轻微出血和大量细菌块出现。

细支气管周围组织有一些细菌块和大量水肿包出现。

支气管壁的肌纤维出现透明状变质。

左部

整个肺部组织出现大叶性肺炎并出现大量白细胞，细菌感染，肺泡脱屑上皮和一些浆液渗出物。

支气管周炎并有明显水肿包，纤维蛋白分离，支气管壁肌纤维局部透明状变质。

病例6

右部（主要在肺交互部分）

腺胞小叶性白细胞肺炎，伴有大量白细胞感染，并出现一些水肿渗出物，无任何明显病灶周变化。

支气管无任何显著变化，细支气管有严重黏膜炎（有大量黏液分泌物）。

右部

轻微弥漫性肺泡炎伴有水肿块，肺泡壁大量充血，并有白细胞聚集在一起。

这些肺泡炎在腺胞肺小叶区域变化为炎症，并伴有炎症水肿，一些白细胞移出和出现肺泡脱屑上皮。

小叶间结缔组织大量充血和有少量水肿块。

病例7

左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并出现大量水肿包，以及肺泡壁局部充血。

在一些腺胞肺小叶区域有炎症性水肿，白细胞移出数量不多，出现肺泡脱屑上皮，肺泡里有少量红细胞泄露物。

病例8

左部和右部

无显著变化。

病例9

丢失。

病例10

右上部

水肿（炎症性水肿）以及肺瘀滞，伴有大量充血，肺泡壁有大量水肿包。整个肺部组织有浆液渗出物和少量白细胞移出物。

小叶间结缔组织轻度充血和有少量水肿块。

右下部

大叶性肺炎，并处于灰色肝样变期，整个肺部组织伴有许多白细胞、一些浆液渗出物，局部轻微出血或有一些细菌块。

肺泡壁有大量纤维蛋白肿块。

血管周围部分出血，有一些细菌块。

左上部

水肿性肺炎。

左下部

水肿性肺炎。

2.小结

（1）所有病例总结

病例1

右部 多发性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局部浆液纤维蛋白性胸膜炎。胸膜组织明显充血，局部有细菌感染。严重卡他性支气管炎。

左部 多发性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胸膜组织明显充血，局部有细菌感染。严重卡他性支气管炎。

病例2

右部 弥漫性肺泡炎，水肿性肺炎。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左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轻度水肿性肺炎。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病例3

右上部 大范围弥漫性肺泡炎和水肿性肺炎，局部肺部充血。中度卡他性支气管炎，化脓性纤维蛋白。

右中部 多发性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中度卡他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周炎，伴有局部细菌感染。

右下部 大范围弥漫性肺泡炎，水肿性瘀滞肺炎。中度卡他性支气管炎。

左上部 多发性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伴有渗出性白细胞出血反应。中度卡他性支气管炎。渗出性胸膜炎，胸膜组织内出现细菌和白细胞感染。

左下部 大范围弥漫性肺泡炎和中度水肿瘀滞性肺炎。中度卡他性肺炎。支气管周炎，伴有局部细菌感染。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病例4

右上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在局部腺胞状小叶地带出现水肿性肺炎。

右下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腺胞状区域出现白细胞感染，并伴有细菌感染。

右中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腺胞状区域出现白细胞感染，多发性粟粒状白细胞肺炎。

左上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在小叶局部地带出现水肿性肺炎。

左下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在小叶局部地带出现水肿性肺炎。中度卡他性支气管炎。

病例5

右上部 多发性小叶（而非大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重度多发性腺胞肺炎和水肿性肺炎。

右下部 腺胞增生性肺结核，无明显反应性变化。

左上部 多发性小叶（而非大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卡他性支气管周炎，伴有局部细菌感染和局部出现水肿块。

左下部 多发性小叶（而非大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支气管周炎，伴有局部细菌感染和局部出现水肿块。

病例6

右上部 多发性肺泡小叶肺炎，伴有大量白细胞感染，重度卡他性细支气管炎。

右下部 多发性肺泡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重度卡他性细支气管炎。

右上尖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在小叶局部地带出现水肿性肺炎，伴有细菌感染出现。

左上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和中度水肿瘀滞性肺炎。

左下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和中度水肿瘀滞性肺炎。

病例7

右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小叶局部地区水肿性肺炎。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左部 弥漫性肺泡炎和水肿性肺炎，腺胞小叶区域局部有细菌感染。

病例8

右上部 除纤维蛋白性胸膜炎外，无特别变化。

右下部 多发性小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重度卡他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周炎，局部有细菌感染。整体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左部 极轻度弥漫性肺泡炎，无其他显著变化。

病例9

右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无其他显著变化。

左部 轻度弥漫性肺泡炎，无其他显著变化。

病例10

右上部 水肿瘀滞性肺病，局部伴有白细胞感染。

右下部 多发性小叶（而非大叶）肺炎，处于灰色肝样变期。

左上部 局部腺胞白细胞肺炎和水肿瘀滞性肺炎。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左下部 局部腺胞白细胞肺炎和水肿瘀滞性肺炎。纤维蛋白性胸膜炎。

（2）小结

①第一部分病例在肺鼠疫的最初阶段，病例在发病期间如病例9：

②肺部组织转移变化过程

A.弥漫性肺泡炎的转移性变化

a病例12弥漫性肺泡炎，无显著变化。

b病例3弥漫性肺泡炎，患有支气管炎。

c病例2弥漫性肺泡炎，整个肺部组织出现白细胞感染。

d肺泡组织内患有弥漫性肺泡炎，并伴有散播性出血。

e病例5弥漫性肺泡炎，伴有细菌感染。

B.病例3 腺胞肺炎的转移变化过程

C.病例7 小叶性肺炎的转移变化过程

D.多发性小叶肺炎（而非大叶肺炎）的转移变化过程

病例5细支气管周组织渐进性坏死，并出现细菌感染。（×60）

病例6右部 腺胞小叶肺炎

病例9小叶肺炎（×80）

病例5左部 浆液白细胞性大叶肺炎（×80）

病例10右下部 渗出及出血性大叶肺炎（×80）

三 扁桃体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30]

病例3

黏膜水肿和变质，上皮之间有一些淋巴细胞移出物，并有增生变化（隐窝内，许多变质的上皮内，白细胞内和不同的渗出液体内）。

淋巴滤泡严重充血，出现大量水肿块，其中一些出现间接性坏死，并在生长中心出现核溶解块。

黏液下组织内严重水肿，大量充血和有一些白细胞（和一些血浆细胞）移出物。

许多肌纤维变质并出现白细胞移出物，肌细胞间组织局部弥漫性感染。

病例4

黏膜严重水肿和变质，局部有脱屑变化。

局部淋巴滤泡受到破坏，生长中心出现渐进性坏死变化（生长中心出现一些核溶解块）。

黏膜下组织内大量充血，并出现一些游离细胞感染肌（主要是血浆细胞，嗜血红白细胞）。

2.被观察病例的情况

病例1无显著变化。

病例2扁桃体炎，大面积充血，滤泡组织局部细菌感染。

病例3扁桃体炎，大面积充血，滤泡组织局部出血，粘膜下组织出现一些白细胞感染。

病例4中度坏死性扁桃体炎，生长中心出现坏死性变化，黏膜下组织出现一些白细胞感染。

病例5无显著变化。

病例6无显著变化。

病例7扁桃体炎，滤泡大面积充血。

病例8化脓性扁桃体炎，滤泡组织有一些白细胞感染。

病例9无明显变化。

病例10扁桃体炎，滤泡内部充血，滤泡毛细血管有一些细菌块出现。

3.图片资料[31]

四 咽喉和支气管

腺萎缩或死亡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支气管）

病例1

软骨

大面积充血，黏膜下组织出现许多水肿块，毛细血管内含一些白细胞。

病例2

咽喉

大面积充血（毛细血管内有一些细菌块），黏膜下组织出现大量弥漫性白细胞渗出物。

病例3

支气管

明显充血，许多水肿块，局部毛细血管中有大量细菌，局部还出现多发性粟粒状下脓肿，有众多细菌块和坏死块状物，并出现严重病灶周变化（出血和有白细胞移出物）。

一些地方（上皮下面或者腺间组织内），出现许多白细胞渗透物，局部轻微出血。

软骨

黏膜下组织大范围充血，局部有明显水肿块，尤其在淋巴结周围组织出现白细胞移出物，生长中心轻微增生，并出现一些浑浊肿胀网状组织腺胞，在出现大量水肿块的组织内有一些白细胞。

病例4

支气管

轻微充血，无其他明显变化。

软骨

严重充血（血管周围部分有一些白细胞移出物），黏膜下组织严重出现很多浆液渗出物。

病例5

支气管

明显充血（毛细血管内有一些细菌块）。上皮下组织、腺间组织和淋巴结间组织有许多肿胀块。这些地方局部出现大量细菌块和坏死块，最后形成多发性粟粒状上脓肿。

病例7

支气管

上皮下组织、腺间组织和淋巴结间组织大面积充血。

病例9

支气管

黏膜下组织轻微充血，轻度水肿，并出现少量圆形细胞渗透物。

病例10

支气管

黏膜下组织明显充血（毛细血管内含许多细菌块）和严重水肿，局部、尤其在上皮下组织内出现大量细菌块，以至形成多发性粟粒状脓肿，同时还有大量白细胞、坏死快和大量粘液渗出物。

软骨

明显充血和有大量水肿块，并伴有弥漫性细菌和白细胞移出物，尤其在上皮下组织和腺间组织内并出现大量白细胞。

2.小结

①病例总结

支气管

病例3明显充血和有水肿块。多发性粟粒状上脓肿（并出现大量白细胞和细菌块），病灶周出血和有白细胞渗透物。

病例4除轻微出血外，无其他明显变化。

病例5明显充血和水肿块出现，多发性粟粒状上脓肿（并出现大量白细胞和细菌块）。

病例7大面积充血和有水肿块出现。

病例9轻度充血和有圆形细胞渗透物。

病例10明显充血和严重水肿，多发性粟粒状脓肿（并出现大量白细胞和细菌块）。

软骨

病例1黏膜组织大面积充血，有水肿块。

病例3淋巴结周组织大面积充血并有明显淋巴细胞移出物。淋巴结生长中心轻度增生。

病例4严重充血，血管周有白细胞及浆液渗出物。

病例10明显充血，有大量水肿块并有白细胞移出物。

②

一般情况下，所有病例都出现大范围充血，有水肿块和有淋巴结渗透物。

明显的变化还有出现出血性白细胞渗透物和圆形细胞渗透物（尤其包括许多组织细胞和血浆细胞），多发性粟粒状上或粟粒状脓肿（并出现大量白细胞和细菌块）。淋巴结增生（生长中心出现越来越多的网状组织）。

通过这些显著变化，所有病例可以有以下分类。[32]（见表4）

表4 所有病例变化分类表

病例10淋巴结受到破坏，腺输出小管坏死。

病例5黏膜下组织脓肿并伴有细菌感染。

五 肝脏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

病例1

二三级浆液肝炎。狄氏腔内有明显渗出物，并在毛细血管网内出现许多白细胞和细菌小栓。严重充血和多发性粟粒状出血导致薄壁组织变质（出现浑浊性肿胀），这是毛细血管紊乱造成的。腺泡内有假胆道。

病例2

一二级浆液肝炎。在狄氏腔内有明显渗出性出血变化，并出现腺泡状大小的多发性弥漫性出血区域，这是毛细血管紊乱造成的。

病例3

二级浆液肝炎。腺泡的中心区域严重充血和轻微出血。毛细血管内有大量白细胞。组织细胞轻微浑浊性肿胀。褐色素萎缩并有脂肪性变质。

病例4

二级浆液肝炎。在狄氏腔内处有明显渗出物，并在腺泡毛细血管和肝包膜内出现明显的白细胞移出物（主要是嗜血红白细胞和淋巴细胞）。

越来越多的白细胞加速病兆部分出现多发性粟粒状坏死症状，并出现坏死块状物，并且在病灶周局部有反应（主要出现许多嗜血红白细胞，淋巴细胞和少量越来越多的组织细胞）。

附近组织内的薄壁组织细胞完全坏死。

病例5

二级浆液肝炎。狄氏腔内处少量充血和出现渗出物，毛细血管内有一些淋巴细胞。组织细胞中度脂肪性变质。

病例6

几乎所有的薄壁组织细胞都出现相当严重的脂肪性变质（整个肝脏组织出现grobe或肺泡脂肪物质——一种最严重的脂肪变质）。狄氏腔有大量渗出性反应物，还出现粟粒状小结和明显的组织细胞。

病例7

一级浆液肝炎。狄氏腔内无明显充血，但有大量渗出物。薄壁组织细胞出现大量浑浊性肿胀，局部出现粟粒状下坏死，并伴有薄壁组织细胞残余块状物或一些组织细胞出现。

肝包膜内有明显淋巴细胞渗出物。

病例8

一级浆液肝炎。轻度薄壁组织变质和少量脂肪变质。

狄氏腔内无明显充血和渗出性变化。

此病例中呈现的是死后的变化。

病例9

一级浆液肝炎。明显薄壁组织变质和少量脂肪变质。

狄氏腔内出现明显渗出性变化。

病例10

二级浆液肝炎。狄氏腔内轻微充血和严重渗出性变化。毛细血管内白细胞越来越多，大范围薄壁组织变质和轻度脂肪变质。

多发性粟粒状下坏死并因此形成薄壁组织细胞残余块状物和一些游离细胞。

还出现一些细菌小栓。

2.调查病例总结

表5 调查病例总结

续表

鼠疫感染或多或少会导致重度浆液肝炎的发生。（见表6）

表6 患浆液肝炎病例数

一些病例处于急性阶段，腺泡毛细血管网内出现一些白细胞、细菌移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了组织细胞（或库普弗细胞），在缓慢阶段（22天）导致炎症性网状内皮脱落变化。（见表7）

表7 病例中出现腺泡毛病血管内变化情况表

一般情况下，鼠疫感染会导致薄壁组织细胞排列分散：一些病例炎症脂肪性变质（整个肝病组织出现空泡脂肪变质），或一些病例出现所谓的类似网状坏死的变化。一些严重的变质变化主要在儿童病例中非常明显。（见表8）

表8 病例中肝组织严重变质变化情况表

有时也会导致多发性粟粒状或粟粒状下坏死。一些病例中（急性阶段）出现渗出性或渗出性出血形式，一些病例（慢性阶段）出现增生形式。（见表9）

表9 病例中肝组织出现多发性粟粒状坏死情况表

肝包膜内，一些病例出现局部水肿，出血和圆形细胞渗出物。（见表10）

表10 病例中肝包膜内变化情况表

3.图片资料（部分）

一级浆液肝炎

二级浆液肝炎

二三级浆液肝炎

弥漫性出血区域

严重脂肪变质

所谓的类似网状坏死

玉米状坏死

粟粒状下坏死

白细胞出血性粟粒状小结

渗出形式的粟粒状下坏死

小米粒状坏死

弥漫性圆形细胞感染物

增生形式的粟粒状下坏死

六 胃

1.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病例1腺细胞严重萎缩，轻度黏膜炎。

病例2无明显变化。

病例3无明显变化。

病例4淋巴结轻度增生。轻度内膜炎以及黏液下组织出现少量圆形细胞渗透物。

病例5大面积充血以及T层局部多发性出血，并伴随出现腺细胞明显变质（出血部分出现浑浊性肿胀物及空泡变质）。轻度黏膜炎。

病例6轻度黏膜炎。

病例7轻度黏膜炎。

病例8无明显变化。

病例10有轻微分泌过多现象。

2.小结

（1）病例情况总结

病例1腺细胞严重萎缩。

病例2基本正常。

病例3正常。

病例4轻度黏膜炎，黏液下组织有一些圆形细胞渗出物。

病例5黏液组织大面积充血和多发性出血。

病例6正常。

病例7正常。

病例8正常。

病例9正常。

病例10正常。

（2）

基于所观察的55个病例，对病理变化的发展机制进行解释。

鼠疫感染导致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有时大面积充血或局部出血。（见表11）

表11 病例中胃充血情况表

因此，主要的病例发现是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大面积充血和局部出血。

七 小肠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

病例1基本正常，轻微过多分泌现象。

病例2大面积过度分泌现象，出现一些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黏液组织轻微出血。

病例3黏液组织出现轻微过多分泌现象。淋巴组织轻度增生，网状组织细胞轻度增生，滤泡周毛细血管出现一些细菌块。

病例4淋巴结轻微过多分泌和轻度增生。网状组织细胞大面积增生（网状组织细胞肿胀）。

病例5轻度黏膜炎，并出现一些脱屑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淋巴结轻度增生，生长中心出现少量逐渐增多的网状组织细胞。

病例6基本正常，淋巴结轻度增生，轻微过多分泌现象。

病例7黏液组织出现轻微过多分泌现象和少量充血。淋巴结轻度增生，有一些逐渐增多的网状组织细胞。

病例8黏液组织出现轻微过多分泌现象和轻微水肿。

病例9黏液组织和淋巴结毛细血管出现轻微过多分泌现象和大面积充血（毛细血管内有白细胞）。淋巴结轻度增生，生长中心有少量逐渐增多的网状组织细胞。

病例10淋巴结出现轻微过多分泌现象，少量充血和轻度增生现象。网状组织腺胞也不断在增多。黏液下组织大面积充血，奥尔巴赫神经丛节细胞大面积变质。

2.小结

（1）病例总结

病例1基本正常。

病例2大面积过多分泌。

病例3滤泡周毛细血管轻微充血，并出现一些细菌块。

病例4淋巴结轻度增生。

病例5黏膜炎，淋巴结轻度增生。

病例6基本正常。

病例7基本正常。

病例8基本正常。

病例9滤泡和黏液下毛细血管大面积充血（毛细血管内有一些白细胞）。

病例10大面积充血，淋巴结轻度增生。

（2）病例总结[33]

（3）病理变化频率

①鼠疫感染有时导致黏液组织或黏液下组织出现反应性充血。（见表12）

表12 病例中小肠黏液组织或黏液下组织充血情况表

②鼠疫感染有时导致淋巴结排列出现分离现象。（见表13）

表13 病例中小肠淋巴结排列出现分离情况表

3.病理变化的发展机能

通过大致总结，主要病理变化的发展机能如下。

①首先对于滤泡淋巴组织（见表14）

表14 病例中小肠滤泡淋巴组织变化情况表

②然后黏液组织或黏液下组织发生感染（见表15）

表15 病例中小肠黏液组成黏液下组织感染情况表

八 大肠

1.显微镜下观察情况

病例1基本正常，黏液组织轻度肿胀，腺细胞萎缩严重。

病例2重度卡他性结肠炎，伴随出现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黏液组织明显充血和出现越来越多的圆形细胞（包括血浆细胞，淋巴细胞和嗜血红白细胞）。浆液下组织出现极其严重的充血及明显的弥漫性出血，浆液下组织有水肿块（还有一些细菌块）。

病例3中度卡他性结肠炎，黏液表面出现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黏液组织有少量水肿块和越来越多的圆形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和血浆细胞）。

淋巴结轻度反应性增生，小结毛细血管大面积充血。

病例4黏液下轻度充血，淋巴结轻度增生，无其他明显变化。

病例5少量过多分泌，黏液表面出现一些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轻度充血，有少量水肿块，淋巴结轻度增生，小结毛细血管轻度充血。

病例6基本正常。

病例7轻度充血，有少量水肿块，淋巴结轻度增生，生长中心（肿胀的网状组织细胞和网状组织纤维）出现反应性增生。

病例8黏液组织轻度充血和有少量水肿块。

病例9中度卡他性结肠炎，黏液表面出现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黏液组织大面积充血和出现大量水肿块，黏膜下组织大面积充血。

病例10黏液组织少量充血和有少量水肿块。出现大面积分泌过多现象，并出现一些脱屑上皮细胞和卡他性块状物。

2.小结

所有病例总结

病例1基本正常，腺细胞严重萎缩。

病例2明显卡他性结肠炎。黏液下组织明显充血，出现一些圆形细胞渗透物。浆液下组织明显充血（毛细血管有细菌块和白细胞），局部出血。

病例3中度卡他性结肠炎。黏液下组织大面积充血，出现少量圆形细胞渗出物，淋巴结轻度增生，小结毛细血管充血。

病例4轻度充血，无其他明显变化。

病例5轻度黏膜炎。少量充血，淋巴结轻度增生，小结毛细血管轻微充血。

病例6基本正常。

病例7轻度充血，淋巴结轻度增生，出现一些肿胀的生长中心。

病例8轻度充血，无其他明显变化。

病例9重度黏膜炎，黏膜下组织大面积充血。

病例10轻度充血和轻微分泌过多。

3.病例及图片资料

①鼠疫感染有时会在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内导致大面积充血和下列变化。（见表16）

表16 病例中大肠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变化情况表

②淋巴结内，滤泡毛细血管周围有一些变化。（见表17）

表17 病例中大肠淋巴结滤泡毛细血管周围变化情况表

住院病理变化的发展机能概述如下。

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见表18）

表18 病例中大肠黏液组织和黏液下组织住院病例变化发展机能表

图片资料

派尔淋巴结出血

派尔淋巴结出现细菌聚集物和坏死变化

T层有细菌块和局部出血现象

黏液膜局部出现出血性白细胞

肌间组织局部出现出血性白细胞

［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4），《Q报告第一、二分册》（英文），第29、30资料。］

《伯力审判资料》节选

编译者按：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对战争时期日军实施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公开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日军731部队干员梶塚隆二、高桥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将庭审资料以中文印行，题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由于是20世纪50年代的出版物，行文习惯以及句读与今天略有不同，为保持资料的原貌，这里节选的内容全部按照当年内部发行的样式刊载，包括用词和标点等，个别明显有误之处由编者加以注释。

一 预审文件

因前日本陆军军人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川岛清、西俊英、柄泽十三夫、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则光及久留岛右司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即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罪行一案而提出的。

起诉书

在多年以内，帝国主义的日本曾是远东方面侵略势力的主要策源地。

帝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

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掠夺日本附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庞大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日本当权集团的侵略野心该是如何巨大，这从日本政策主要领导人的多次公开声明中便可看出。

日本主要战犯之一，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思想家”桥本金五郎[34]，在1942年1月5日《太阳大日本》报上发表的一篇标题为“大东亚帝国共荣圈”的论文中写道，这个“共荣圈”内应包括下列诸国：“日本、满洲、中国、苏联远东地区、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阿富汗、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菲律宾，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岛屿。”

在那按日本天皇特令设立而由日本首相直接管辖的“总体战研究院”所规定的各种计划和方案内，所谓“大东亚”版图也恰恰是这样制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罪恶计划中，都是把侵略苏联一举看成为主要的任务。日本军阀实行侵略的战略计划内，通常是把苏联叫做“第一号对象”。

他们在日本居民中间曾广泛宣传反苏的掠夺战争。此种宣传在所有一切完全受日本政府情报部管制的日本刊物上，都曾进行过。

日本当权集团为实现其罪恶计划，采取过多次侵略行动：

1931年，日本武装力量挑起了所谓“沈阳事件”，随即进入满洲，并将其占领；

1937年，日军挑起了所谓“卢沟桥事件”，随即侵入中国内地；

1938年，日本军阀在哈桑湖地区向苏联举行侵犯，但被苏军击溃；

1939年，帝国主义者在哈勒欣河地区侵犯苏联的友邦蒙古人民共和国，但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武装力量击溃；

1941年末，日本军阀把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站在希特勒德国方面作战。

只是由于苏联军队对集中在满洲的日本主要突击力量关东军，给予了决定性的歼灭打击而使日本向联盟国投降之后，日本的侵略才告停止。

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诸事件，业已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主要战犯案国际审判中审核过了。国际军事法庭，确定日本当权集团与希特勒德国共同策划、发动并进行了诸次侵略战争，确认日本当权集团在多年以内，曾积极准备大规模反苏的侵略战争。军事法庭确认了日本于1938年在哈桑湖地区及1939年在哈勒欣河地区两次进行反苏侵略战争，均系事实。同时军事法庭又已确认，日本与希特勒德国及法西斯意大利结成反和平反人类的罪恶阴谋，亦系事实。

军事法庭同样确定了日本根本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事实，其表现就是日本军阀曾用残暴手段对待战俘及占领区和平居民。

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时，为达到其目的计，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

建立特种部队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

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势细菌战的方法。

据前日军军医少将，被告川岛清供称：1935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秘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

为保守秘密起见，就将其中一个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的部队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部队则叫作“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第731部队”由上述石井四郎领导。“第100部队”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

这两个部队内都配足有细菌学专家，其中工作人有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单就第731部队内便大约有3000名工作人员这点说来，已足够证明这两个细菌部队工作的巨大规模了。

日本统帅部曾拨出巨款供各该制造细菌战武器的部队之用。例如，为了展开第731部队的活动，特于1939年间在距哈尔滨20公里远的平房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事室。储存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制定了一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该部队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车站附近建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

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也拥有广阔的房舍，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供使用。

第731部队与第100部队下面，分设有许多交由日本关车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这些支队都位置在与苏联毗邻的各主要战略方面。（案卷第14卷，第29页）

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要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该细菌部队所制造出的细菌武器。

细菌部队及其各支队均直接受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管辖。

证实这点的除了各证人和各被告的供词外，还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次郎1940年12月2日所发布，而于1945年被苏军在满洲缴获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第731部队4个新支队的命令。（案卷第15卷，第3页）

继梅津之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现为本案被告的山田将军在供状中也证实说，细菌部队都是直接受他管辖的。（案卷第18卷，第383页）

被告山田乙三在说明第731部队的任务时供称：

“……第731部队成立的目的是准备细菌战，主要是反对苏联，同时也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案卷第18卷，第382页）

据山田供称，日本准备细菌战，也是要反对其他国家。（案卷第18卷，第383页）

山田还供称，第100部队的活动，就是制造供细菌战用的细菌武器。（案卷第18卷，第382页）

此外，第100部队还“……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在这方面，第100部队的工作是与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有密切联系的……”。（案卷第18卷，第171页）

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被告高桥也供称：“兽疫部队”的任务是要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11卷，第54页）

在该两部队及其他各支队中，曾有计划地进行细菌学研究，以求确定可以作为细菌武器的最有效细菌种类，并探求出大批生产此种细菌以及使用此种细菌去消减大批人命和借传染牲畜庄稼来造成经济损害的方法。

第731部队内共设有8部，其中只有1部（第三部）经管给水和防疫事宜。但就在第三部的生产作坊内，也制造名叫“石井式飞机弹”的特种细菌弹壳。这些炸弹是用来从飞机上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的。（案卷第2卷，第263页）

第731部队内所有其余各部，完全是在干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事情。

预审材料证实，该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作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加以使用。

在此研究过程中，不仅用动物，而且用活人来进行实验，为了这个目的，就设立有一个能容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

第二部，即所谓实验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以及在战斗环境内试验细菌武器。

第二部管辖有一个特别航空队，其中飞机上都有仪器装备，并管辖有设立在安达站附近的一个打靶场。该部下面设有一个分部来专门培育与繁殖供散布鼠疫用的寄生虫。

第二部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的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等等。后在日军档案中发现的别动队武器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曾把自来水笔式投掷器采用为一种武器。（案卷第16卷，第16页）

另一部叫作“训练”部，该部专为日军战斗分队和别动队造就善于使用细菌战武器的专门人材。

为了大量培制足供细菌战需用的细菌，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生产部（第四部）。据前该部部长，被告川岛所说，这生产部是大规模出产各种细菌的“工厂”。

该部具有强大仪器装备，分为两个分部，第一分部都能独立生产细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设备：制细菌营养液的大锅炉4具，每具容量为1吨；营养液消毒器14具，每具长3公尺，直径1公尺半。每一消毒器内可容30个由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发明的物种培养器。第一分部内有两个冷却细菌营养液的房间。每个房间内能同时容下100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5个调温器，总共可容620个石井式培养器。

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2吨，消毒器8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60个培养器，此外还有其他设备。

第四部内尚有保存现成“产品”的特种冷藏器。

根据第731部队培养细菌主要设备出产能力的材料，法庭检验委员会确定：在总共不过几天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单只第731部队内的此种装备，就能出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检验委员会强调指出，若按生产期限说来，此种细菌产量应该认为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强大的细菌出产量，就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人员会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各被告口供中说用公斤来计算细菌数量，须知他们所指的是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例如，在说明第731部队的生产能力时，被告川岛供称：“……按生产设备及其生产能力说，该生产部内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3卷，第317页）

另一被告柄泽同样供称：“……细菌生产部出产能力……在全部设备都动用起来时……每月能出产300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4卷，第286页）

据预审材料证实以及检验委员会确定：所有这些大量出产的传染病菌，包括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及其他病菌在内，都是用去制造细菌武器，以便大批消减人命的。

第731部队及其各支队中，也曾大规模养育跳蚤，以后使其受到细菌传染。为了繁殖和传染跳蚤，使用过老鼠及其他鼠类动物，这种动物不仅是由各该细菌部队人员去搜捕，并且还由关东军各部队内所指专门队伍去捕获。

单就第731部队内拥有4500具鼠类血液繁殖跳蚤的卵育器这点说来，就可知道培养跳蚤的巨大规模了。

按各被告所供，这种卵育器的生产能力在短时间内能培养出几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据检验家计算，这几公斤的重量就相当于数千万个专门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

关于繁殖跳蚤的巨大规模还可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据证人森田供述，单在海拉尔第543支队内，1945年夏天就同时养育有约13000只老鼠。（案卷第2卷，第239页）

预审材料证实，另外两个日本细菌部队，即1941～1943年期间由被告军医少将佐藤在华中和华南指挥过，而用暗号称呼的“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也同样进行过细菌战准备工作。

据被告佐藤供称，“荣”字部队拥有大量培养细菌以供进行细菌战之用的生产能力。

据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证明，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按其生产能力和活动性质来说，都是为了要进行积极的细菌战。（案卷第9卷，第155页）

据被告山田供称，日军“……曾批准了并采取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如下3种主要方法：从飞机上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案卷第18卷，第131页）

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专门装置的飞机以及受过特别训练的战斗部队和破坏队匪徒，其任务就是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并用一切可能办法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庄稼和牲畜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计划是打算利用致命细菌之迅速繁殖的性能，蓄意向敌军中和敌方和平居民中散布鼠疫、霍乱等等传染病，借以引起恐怖的瘟疫，而使千百万人遭到惨死。他们决心运用这种不仅对交战国居民，而且对中立国都能造成极大危害的残忍武器。

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为检查细菌武器效能所曾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

这种罪恶实验，曾施之于中国参加抗日运动的爱国份子以及苏联公民身上，这些人都是日本宪兵机关确定要用惨［残］酷手段加以消灭的。

预审材料证实，日本细菌部队人员拿活人来作罪恶实验而将他们残酷杀害一事，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和同意的。

被告山田供述，他曾准许用活人来进行实验。

山田供称：“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案卷第18卷，第174页）

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供出了关于在活人身上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形。

他供称：“……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731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内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1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案卷第5卷，第308页）

被告川岛清在被讯关于第731部队第一部活动情形时供称：“……第731部队中，广泛地拿活人来作过检查各种致命细菌效用的实验。用来作这种实验的材料，就是日本反侦探机关确定要加以消灭的中国爱国份子和俄国人……。”（案卷第3卷，第59页）

“……第731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犯人，均严被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马路大’”。（案卷第3卷，第146页）

在近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即在特种装备的打靶场上，也同样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先把被禁闭者一一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就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

被告柄泽供称：“……我两次来到安达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的作用。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壤里彼此相隔5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公尺以外的地方，借电流爆发了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内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10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10公尺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案卷第4卷，第42页）

另一个在安达站附近打靶场上参加了此种罪恶实验的被告西俊英供称：“……1945年1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那里由该部队第二部部长碇常重中佐协同该部科学人员二木一起，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10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10～20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10个人都被带有坏疽菌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部痛苦万分的死去了。”（案卷第7卷，第113页）

惨死者的尸体就在第731部队监狱近旁特别装设的焚尸场里被焚化了。

本案受讯的各证人和被告，都供出了所有被当作“实验材料”落到第731部队特设监狱刑场中的人们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的事实。

证人仓原供称：“……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内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3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案卷第2卷，第371页）

作为证人受讯的前日本“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山岸供称：“……我记不得所有被发送到第731部队去消灭的那些人的名姓。不过我至今还记得有几个人……一个是苏军兵士德姆琴科，他根本拒绝供出关于苏联的任何消息。经我允许，对他采用了肉刑。审讯人拷打过他，把他的脚手捆住，吊在屋梁上。可是德姆琴科终于没有招供。那时我便决定将他消灭，所以就把他发送到第731部队里去了。”（案卷第2卷，第174页）

证人坂岛也供出了把苏联人从“保护院”集中营内送去消灭的事实：“……我几次从‘保护院’集中营内总共送了约近40个苏联公民去遭死，他们受过实验之后都死掉了……。”（案卷第6卷，第242页）

凡落到了第731部队里的被监禁者，总是不断受到惨无人道的实验，一直到死去时为止。据被告川岛供称：“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案卷第3卷，第60页）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奉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作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方式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特殊输送”。

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桥武夫供称：“……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份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731细菌部队去消灭的……。”（案卷第6卷，第95页）

另一个证人，前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司令的副官木村在受讯时供称：有次他当场听到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在同哈尔滨宪兵队司令春日馨谈话中表示说，他相信以后也会能和先前一样领到被捕人来作“实验”。（案卷第2卷，第194页）

苏联军队在满洲日方档案中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正式文件证实：自1939年起及以后时期，经常采用过所谓“特殊输送”被监禁者的办法。其中有一个文件，是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颁发的第224号命令，内容是要把30个被监禁者“特殊输送”到石井部队里去。（案卷第17卷，第35～38页）

被告川岛清也证实有大批消灭被监禁者的事实，他供称：“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一批批的犯人。”（桊卷第3卷，第59页）

“……根据我在该部队内因所负职务关系才知道的消息，我可以说，在第731部队中，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案卷第3卷，第146页）

“当本部队驻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至1945年间，通过这杀人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案卷第3卷，第60、61页）

第100部队中也干过同类的罪行，该部队第二部第六分部曾专门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

前第100部队实验员、证人细木章述及该部队活动时供称：“……关东军第100部队名义上称为兽疫预防部队，其实它是一个细菌部队，因为那里专门繁殖和培养传播鼻疽，炭疽熟，牛瘟等兽疫的病菌。第100部队中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所以在这部队内专门养得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案卷第13卷，第111页）

另一个证人，前第100部队兽医福住光由供称：“……第100部队是用许多细菌学工作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备起来的一个试验工作队。这部队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准备反苏的破坏性的细菌战。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功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过实验……。”（案卷第13卷，第48页）

前第100部队服务人被告三友供称说有许多被监禁者就是经他亲手施行过残暴实验后受害死的。（案卷第12卷，第192页）

三友供称：“……有过这样一回事。1944年8月，在两个星期内对一个俄国人作过各种各样的实验。他的身体已经消瘦不堪，松井下令用注射氯化钾办法把这个俄国人毒死……我假装是给这个俄国人治疗，向他注射了一针氯化钾后，他便立即死掉了。这药针是我在军人牢房内注射的……1944年9月初，有个宪兵当着我的面，在牲畜掩埋场上把两个俄国人枪毙了，枪毙之后就埋在那里。这是奉中岛中尉命令枪毙的。枪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案卷第12卷，第149页）

除了用被监禁者来作传染鼠疫和其他烈性传染病的罪恶实验之外，第731部队内，还广泛进行过冰冻活人四肢的残忍实验。强迫那些被监禁者把双手双脚放在特种冰箱内，直到四肢完全僵冻时为止。

证人古都供称：“……一个带上脚镣的俄国人，满洲本地人、中国人、蒙古人，每次从两个到16个人不等，被押到严寒露天里，就用枪杆威吓他们，要他们把光着的手（有时一只手，有时两只手）放进水桶里，然后强迫他们把浸湿了的光手伸在冰冻天气内，僵冻10分钟到两小时，看天气的温度如何而定，当大家的手完全被冻伤之后，再带他们回到监狱实验室里去。”（案卷第5卷，第317页）

此种罪恶实验的结果，多半是受实验者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到死去。此种实验目的，就是要探求在日本将来实现反苏军事行动时如何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一面准备着大规模的细菌战，同时他们已于1940年间在他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部分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1940年夏季，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的一个特别细菌远征队，被派往华中战区。第731部队的飞机队在宁波一带借染有鼠疫的跳蚤散播鼠疫到敌人地区中去，结果那里发生了鼠疫流行症。（案卷第3卷，第73页）

被告柄泽十三夫在被讯关于组织上述远征队情形时供称：“……1940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当时铃木少佐向我解释说，准备细菌一事，是该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命令他作的，因为石井将军正准备率领一个特别远征队去用细菌反对中国军队……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用去散布鼠疫。1940年9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12月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接着，该论文作者作出正确结论，说这次鼠疫症的肇事者是日本人，因为有人亲眼看到，有架日本飞机飞过该区域上空时，曾在不高地方扔下了什么东西。这篇论文，我亲自读过。”（案卷第4卷，第43页）

被告西俊英在第731部队内，亲眼见过摄有日本细菌部队攻击华军经过的秘密纪实新闻片，他供述说：“……银幕上放映出如下几个镜头：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下面，马上就说明这些器皿内装的是传染鼠疫的跳蚤……有架飞机是飞在敌区上空时被摄照的。那里地面上出现有中国军队在移动，并且还有一个村庄。”西俊英往下又供述到银幕上映出细菌攻击实施和结束的情形：“那架飞机转回到飞机场，接着银幕上就现出‘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和碇常重从飞机里走出来。接着便放映出‘结果’二字。银幕上照出一张中国报纸上的论文和日语译文。这中国报纸上写道：宁波一带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案卷第7卷，第58页）

证实输送特别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去这一事实的，除以上所引的被告柄泽和西俊英的供词外，还有在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所发现的文件。其中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于1940年7月25日颁发的丙字第659号命令，他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料理[35]将第731部队一队人员和特种神秘货物运往华中去。也找出了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草场中将为执行上述命令于1940年7月26日所发出的第178号命令，该命令内也特别强调这货物极端秘密，因此提出不要把这货物名称公开写在报送表内，而只是指明了由平房站、哈尔滨、沈阳、山海关到天津的输送路线。（案卷第15卷，第35～39页）

1941年，从第731部队内派出了一个远征队到华中常德地区去。此次远征中，日机在当地散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

1942年，当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731部队又组织了一次远征。

被告柄泽关于这次远征准备情形供称：“……由石井将军率领开去反对中国军队的这次远征，是在1942年年中举行的……当这次远征队出发之前，又按铃木少佐的命令，由我主持备办了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据我所知道的，在这次远征中也用过跳蚤作为传染病媒介物……为了进行这次远征，石井将军率领一队人出发到当时日军正在撤退的华中区去。远征队队员们乘日军退却之际，在行将放弃的区域内散布了细菌，好让进攻的华军染上传染病。”（案卷第4卷，第44页）

另一个被告川岛也完全证实了被告柄泽的这一供词，川岛清供称：“……1942年7月，事先加以准备之后，远征队就分成几批开到华中去……这次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是地面传染法，按军事破坏活动原则向该地区散布病菌……华军进攻部队进入传染区之后，就受到这细菌武器的袭击。”

正如前日军第十三军军部侦探科科长，证人三品隆行的口供所证实：“荣”字细菌部队人员也参加过这次动作。（案卷第6卷，第307页）

加紧准备对苏的细菌战

1941年间，从希特勒背信弃义进犯苏联时起，日本军阀既待机参加反苏战争，便在满洲加紧扩张和准备专为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细菌部队及其支队。

按照“关特演”计划（即1941年夏季采定的展开日本关东军以便进犯苏联的计划），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曾对军官和士官组织了专门训练，目的在使他们通晓和善于使用细菌武器。

前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供称：“自从‘关特演’作战计划颁发之后，驻满各日军军部内都组织了‘兽疫’部队。这些部队的长官都是从第100部队内派来的细菌学专科医生……这些部队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作战发起成立的……兽疫部队的任务，就是准备和进行对苏的细菌战和破坏活动……。”（案卷第11卷，第53、54页）

被告川岛关于日本在1941年间加紧准备细菌战一事供称：“……1941年夏季，当德国对苏战争爆发后，有次我去见石井将军时，本部队内两个部长村上中佐和大谷章大佐也在场，石井将军说到必须加强队内工作，并对我们宣读了日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命令上要求我们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该命令中特别指出，必须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散布鼠疫的媒介物。”（案卷第3卷，第28、29页）

前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被告西俊英说到日本在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之际对细菌战方面的准备情形时供称：“……当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而驻满关东军集中在苏联边境的时候，第731部队内为创造有效细菌攻击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已经解决，至于部队内往后的活动则是完善大量生产细菌过程和散布细菌的方法。当时已经确定鼠疫是最有效的攻击武器。”（案卷第7卷，第124页）

为了准备进行细菌战争，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于1942年特别侦察过苏联边境地区。更早以前，第100部队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曾经常派遣细菌别动队到苏联边境附近活动，这种别动队在若干年内曾为军事破坏目的而把毒菌散布到边境各池塘中，包括三河区一带的池塘在内。

这些事实已为被告平樱，三友及证人吉川等等的供词所证明。（案卷第12卷，第94、192页；第13卷，第57、58页）

1944年9月，第100部队在安达站附近的第731部队打靶场上，有关东军司令部代表们参加，举行了试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所谓演习。

此种演习参加人之一，即证人福住光由供称：“……探求大量使用细菌法一举，是在特种打靶场上用特别装置和飞机来从事试验的，这种大规模的试验就叫作‘演习’。此种‘演习’于1944年9月间在安达站举行过……试验是以300只牛羊为目标。那次试验结果圆满，因为全部牲畜都中毒倒毙了。关东军司令部代表们乘飞机前来参观过这种演习。”（案卷第13卷，第49页）

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及其各支队特别加紧准备反苏细菌战争的第二个时期，是在1945年。

被告西俊英关于这点供称：“……1945年5月，当我亲自向石井将军作报告时，他向我特别强调地说，必须加紧生产细菌材料，首先是要加紧培养鼠疫菌。据他说，照事态发展情形来看，随时都可能有用细菌去攻击敌人的必要。”（案卷第7卷，第130页）

由于有了这种指示，第731部队所有各支队，都加紧捕鼠与饲养鼠类，以供繁殖跳蚤并使跳蚤染上鼠疫。为此目的，于是在该部队各支队以及各军队中都成立了捕鼠队。（案卷第10卷，第30、176、193页；第2卷，第168页）

在同一时期内，实验工作也加紧了，设备也换新了，目的是要增加细菌生产能力和大量储存细菌材料。

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在被讯关于他所管辖的那些细菌部队的生产潜能时供称：这种生产能力极为强大，是“第731部队在必要时就能用自己的武器去保证日军进行细菌战”。（案卷第2卷，第6页）

* * *

苏联及其武装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想发动细菌战争的罪恶计谋。

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境内后，给了敌人以一蹶不振的神速打击，在极短其间内就粉碎了作为日军主力的关东军，并迫使帝国主义实行了无条件的投降。

“……由于苏联加入了反日作战和苏军迅速深入满洲腹地——被告山田供称——遂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击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可能……。”（案卷第18卷，第132页）

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统帅部为了消灭罪迹，就下令把各细菌部队及其支队所有的建筑物、装备和文件等统统毁灭了。

* * *

由此可见，预审结果已经证实：第731和第100两细菌部队内由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总司令指导的实际活动，就在于准备和进行细菌战，这种活动乃是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整个罪恶阴谋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样也确定证实：日本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计划，不惜干出任何罪行，直至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以及用强迫传染致命细菌办法残杀了几千被囚禁的人。

被告人的罪状

本案中每一被告的罪状，具体表现如下。

（1）山田乙三，自1944年起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731和第100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

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各该部队，多次听取各该部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

被告山田由亲身视察及由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残杀成千人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

被告山田说明本人在领导第731部队方面的作用时供称：“第731部队是直接由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来管辖的。对第731部队的战术领导，即解决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我负责的。这就是说：若一旦必须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敌军，那时关于此种动作的命令就只能由我发出，因为第731部队是受我管辖的一个特种部队。”（案卷第18卷，第383页）

第100细菌部队是在同等范围内属被告山田节制的。（案卷第18卷，第392页）

（2）梶塚隆二，自1939年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起，便直接指挥那积极准备细菌战争的第731部队的工作。梶塚是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法的发起人之一。早在1931年，梶塚便积极拥护细菌战争思想家之一石井四郎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以供战争之用的主张。1934～1936年间，被告梶塚以日本陆军省卫生署科长资格，曾积极参加建立第731部队以及用相当专家配备该部队的工作，并促成了任命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官一职。

在作为被告受审时，梶塚承认他十分熟悉第731部队及其各支队的全盘活动情形，从对活人作罪恶实验起，直至使用细菌武器止。

“当时——被告梶塚供称——我很熟悉第731部队内为要探求最有效的细菌武器，经常对活人进行实验的情形。我曾知道第731部队在1941至1942年间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与平民的事实……细菌部队以及我领导的军队内的医务队，当时已有进行细菌战的充分准备。”（案卷第1卷，第115页，第119～121页）

梶塚否认他曾亲身参加过直接准备反苏细菌战方面的实际活动，但他在这方面的罪行已由被告山田、高桥及证人河野信雄等等的供词所完全揭穿了。（案卷第2卷，第49～63页；第18卷，第427页）

（3）高桥隆笃，自1941年起至日本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资格直接领导过第100部队的活动，这样积极参加了准备细菌战一事。

被告高桥说到本人在第100部队活动中的作用时供称：“我指导过用以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100部队内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班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案卷第11卷，第117页）

被告高桥在指导第100部队工作时，经常鼓吹细菌武器是一种最有效战争工具的思想。（案卷第11卷，第113页，第117～120页）

（4）川岛清，自1941年起至1943年止任第731部队生产部长，组织过大规模制造细菌武器的事情。被告川岛亲自参加过该部队内的大批活人身上进行“研究”和“实验”的罪恶行为。被告川岛关于这点供称：“我确认，我们当时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以及用毒菌把他们大批害死，这乃是一种反人类的野蛮罪行。”（案卷第3卷，第147页）1942年间，被告川岛曾参加过用战斗工具供给派往华中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的特别远征队一事。（案卷第3卷，第141页，第145～147页）

（5）西俊英，自1943年1月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驻孙吴城第673支队长，领导过该支队为保证第731部队以生产细菌武器必要材料的全部工作。自1944年7月起，被告西俊英兼任第731部队内所谓训练部部长职务，主持过为专门作细菌战的别动队培养干部的工作。

被告西俊英亲身参加过对活人进行残忍罪恶实验的事情。1945年当苏军部队逼近时，被告西俊英为掩藏本人罪恶活动形迹，烧毁了他所领导的第673队全部公务房舍和档案（案卷第7卷，第108页，第112～115页）。

（6）柄泽十三夫，在1943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积极组织过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1940至1942年，被告柄泽曾极力用细菌供应第731部队两次派往华中去使用细菌武器作战的特种远征队。1943至1944年，被告柄泽直接参与过在被监禁者身上用致命细菌进行罪恶实验的勾当。（案卷第4卷，第158页，第162～165页）

（7）尾上正男，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长，直接领导过多方探求最有效战斗细菌武器及其大批制造方法的工作。

“……我——被告尾上供称——当时知道，第731部队内是在从事研究并大量制造专供对苏联进行细菌战之用的细菌武器……在我所领导的第643支队中，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第731部队中去，用以制造细菌武器。”（案卷第8卷，第102页）

该支队内所设立的训练部，经常由被告尾上领导培养进行细菌战的专门干部。1945年间，被告尾上为掩藏准备细菌战的各种罪行起见，消灭了该支队内所有一切设备与全部档案。（案卷第8卷，第98页，第102～104页）

（8）佐藤俊二，在1941至1943年间任“波”字部队长和“荣”字部队长，自1944年起任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指导过第731部队第643队的工作。

被告佐藤在领导“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时，积极参加过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活动。被告佐藤后来任第5军团军医处长时，积极帮助和支持过第643支队内扩大细菌生产的工作，并发布特别命令责成第五军团各部队为该支队捕集鼠类。佐藤作为被告受讯时供称：“我在任‘荣’字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方‘荣’字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约300名细菌学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案卷第9卷，第150页，第154～157页）

佐藤的罪状除由他本人供认外，尚由被告尾上、证人三品和其他等人的供词加以揭露。（案卷第2卷，第251页；第17卷，第59～64页）

（9）平樱全作，自1942年7月起至日本投降时止，在第100部队中以一个工作员资格，积极参与过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以进犯苏联之用。1942至1944年间，被告平樱曾率领第100部队各侦察破坏队，一再参加反苏的专门侦察活动，目的是要探求反苏的最有效细菌使用法。在同一期间，他曾屡次在苏联边界一带，特别是在三河区各蓄水池内施放毒药，从事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18卷，第89页，第93～96页）

（10）三友一男，自1941年4月起至1944年止在第100部队内当工作员，积极参加过生产致命细菌以便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活动。三友曾亲身参与对被监禁者试验诸种细菌武器性能而用残忍手段将他们杀害。在1942年七八月内，被告三友身为第100部队侦察破坏队一员，参加过在三河区进行的反苏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12页，第187页，第191～193页）

（11）菊地则光，自1943年4月起至1945年8月止，在第731部队第643支队中充当队员。1944年2月～1945年2月间，菊地为该支队第一部实验员，从事培养伤寒菌与赤痢菌，这样参加过研究细菌武器的工作。1945年6月，菊地在第731部队内细菌战人员训练班受过补充训练。这些事实已由菊地本人供词以及证人斋藤正辉，冈田光重及其他等人供词所证实。（案卷第19卷，第11～15页，第25～27页）

（12）久留岛佑司，自1944年10月受过专门训练后，即在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内服务，并以该支队第一部医务实验员资格参加过培养霍乱和伤寒菌等等的工作。久留岛本人供认，他曾知悉第731部队准备进行细菌战和制造细菌武器的事实。（案卷第20卷，第11～16页）

本案各被告山田乙三、高桥隆笃、柄泽十三夫、川岛清、尾上正男、西俊英、平樱全作、佐藤俊二、三友一男、菊地则光及久留岛佑司等对于所控各罪均已招认。

被告梶塚隆二只承认一部分的罪状。

本案各被告的罪状，除由各被告本人供认外，业经许多证人的供词，以及文件证据和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结论所判明。

根据如上所述，兹对下列诸犯：

（1）山田乙三，1881年生，籍贯东京市，陆军大将，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梶塚隆二，1888年生，籍贯田尻町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将，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

（3）高桥隆笃，1888年生，籍贯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化学家兼生物学家，医务中将，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1893年生，籍贯千叶郡，山武县，莲沼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东关军第731部队生产部长；

（5）西俊英，1904年生，籍贯鹿儿岛郡，萨摩县，樋协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训练部长；

（6）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籍贯长野郡，小县县，丰里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7）尾上正男，1910年生，籍贯鹿儿岛郡，出水县，米津町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1896年生，籍贯爱知郡，丰桥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1916年生，籍贯石川郡，金泽城，兽医，兽医中尉，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1924年生，籍贯崎玉郡，秩父县，原野村，上士官，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11）菊地则光，1922年生，籍贯爱媛郡，九年级毕业生，上等兵，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验员；

（12）久留岛佑司，1923年生，籍贯香川郡，小豆县，苗羽村，八年级毕业生，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

提出如下的控告：

山田、梶塚、高桥及佐藤身任日军领导职位，主持过日军特种细菌部队的活动，并使此种活动集中于从事制造细菌武器，用以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和其他国家。

可见该4名被告积极参与过实现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发动侵略战争和制造供大批屠杀和平居民用的细菌武器的罪恶计划。

此外，被告山田、梶塚及高桥三人曾自觉准许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结果至少3000人惨遭杀害。被告佐藤曾指挥“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亲身领导过该两部队内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山田、梶塚、高桥及佐藤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川岛、柄泽、西俊英、尾上及平樱在专为准备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日军特种细菌部队中担任负责职务，积极参加过研究与制造供大批杀人用的细菌武器的活动。

被告川岛及柄泽曾积极参与对华的细菌战争，平樱曾积极参与对苏的细菌破坏活动。

此外，川岛、柄泽及西俊英还亲身参加过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

上列诸人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三友、菊地及久留岛在专为准备与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日军特种细菌部队内充任工作员，参与过各该部队制造大批屠杀人命之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

此外，三友又曾亲身参加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杀害人命的罪行，并亲身参与了对苏的细菌破坏活动。

上列诸人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所有以上各被告均应受军事法庭审判。

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上校法官 华列左夫斯基

1949年12月16日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前日本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1950，第7～40页。）

二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被告山田乙三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受审时是用日语，由翻译员茨菲洛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茨菲洛夫（签名）

问：你明了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你宣布的那罪状底实质么？

答：我明了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我宣布的罪状。

问：你承认你犯了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你宣布的罪状么？

答：是，我完全承认我犯了1949年12月5日宣布罪状的决议上向我宣布的各条罪状。

问：你具体承认你犯了什么罪呢？

答：我首先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从1944年起到投降那天止，始终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直接领导过我所管辖的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内，为了供作战需要来研究细菌武器最有效使用法，以及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我同样应当承认，这种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所以，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及其各支队正是分布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

我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准备细菌战的实际活动，其具体表现如下。

当我来到满洲就任了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我就从本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塚和兽医处长高桥1944年7月向我所做报告中知道，受我管辖的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是在研究和大批制造细菌武器。

以后不久，我亲自巡视过第731部队，以便督察该部队准备细菌武器的工作。我巡视第731部队是在1944年8月，当时我亲身考察了这部队内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并且，当我考察该部队工作时，我见到此种大量生产细菌以作为细菌武器的工作规模，实在感到惊奇。我视察了这种工作之后，便嘉许了这种工作，因而也就是批准了要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所以，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期间，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是经我认准去继续研究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并大批生产作为战斗武器的致命细菌。我经常从我的部属方面得到关于这种工作进行情形的报告，所以我经常知道准备细菌战的全部情况。向我做这种报告的，有刚才我所供述的医务处长和兽医处长，有第731部队长，有本司令部内那些与第731部队及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属员。至于有关战术上运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则是由参谋长和作战部相当人员向我做报告的。

我即熟知这两个部队的工作情形，就以总司令资格采取过一切必要办法，来保证它们有经常作战准备。

1945年6月，我命令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去视察了第731部队的工作。这次视察，是因为必须采取适当办法来增加细菌武器生产。关于这次视察结果，田村向我做了一些详细报告。

我听了第731部队长向我所做的报告之后，就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批准了使用细菌武器的两种最有效手段。

1944年11月，第731部队长北野向我做过一次报告，当时在座的有参谋长笠原，作战部长松村和作战部参谋官田中佐。（竹田宫）

北野的报告是在关东军司令部内做的。北野向我报告时，把染有鼠疫的跳蚤用作细菌武器的种种实验结果做了一个综合的说明。北野做报告时还拿出关于实验结果的各种图表来加以说明，并且放映过用跳蚤作传染鼠疫实验的专门影片。

我赞许了这个报告，于是北野所提出的鼠疫跳蚤使用法，就成为批准了的一种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了。

同年（1944年）7月末，我阅读过当时第731部队长石井所作的书面报告，其中具体说明了“石井式”细菌炸弹性能及其使用方法。这个报告也经我认可，其中所提办法也由我认准是有效的方法了。

1945年春，当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接着又收到了陆军省要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于是我就采取了实现这个命令的一切必要办法。

我记得，当时我委托第一作战部部长松村在作战部方面根据所奉命令，设法保证增加各种细菌的生产。同时我又命令用必要数量的专门家军官去充实第731部队，并保证该部队以必需的设备。

至于第100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应当说，该部队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在这方面，第100部队的工作是与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有密切联系的。我按第100部队的一般任务，知道该部队内是在从事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此种武器使用法的相当［关］工作。

但是关于这种工作的具体情形，我却不曾知道，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我部下的侦探部直接管理的。例如，我就不记得有人向我做过关于在与苏联毗邻的北兴安省地区所做细菌侦察情形的报告。我可以供认，这一切工作都是按关东军司令部指示进行的，所以我并不否认我应该对这种工作负责，因为这样的行动是发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职期间。我并不否认，同样是以准备细菌战为宗旨和任务的第100部队，确实研究过作军事破坏措施的具体方法，并曾积极准备用这种破坏措施去反对苏联，——因为这是从该部队实际任务中直接产生的行动，但这方面的详细情形我却不很清楚知道。

第731部队为了实验本部队内所产细菌武器效能起见，曾在实验室内以及近于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进行过对活人使用此种武器的实验。野外条件下的实验是由第731部队在安达站附近一个有特别装置的打靶场上进行的。

从北野和田村两人的报告中，我知道了有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此外，我从我看过的那张影片上，同样也知道实验细菌武器效能一事，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1944年11月，我从北野的报告中知道了在安达站打靶场那里是拿活人来作实验的对象。1945年6月，我从田村的报告中知道了受实验的是一些被关在第731部队特别监狱内的人。

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一位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在这点上，我承认我的罪过是，我明知道有对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却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关宪兵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36]

把被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人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受此种实验受害死了，因为那时我没有查问过这点。

关于培养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干部一层，我应当说，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一到作战时，这些干部就应当用去建立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细菌专门部队。我不知道这样的干部总共训练了多少，但我认为他们的人数完全足以供实际使用细菌武器时的需要。

1945年8月当军事行动开始时，为要掩蔽准备细菌战的痕迹起见，我命令把第731部队和第100细菌部队及其各支队就统统消灭了。各该部队人员被撤退到朝鲜去了

问：究竟当时预定在军事行动开始时，要怎样具体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呢？

答：使用细菌武器问题原来没有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但因当时已在实行准备使用细菌武器，所以这种问题会在司令部作战部内研究过。

当时我这关东军总司令个人认为，在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时使用细菌武器的办法，就是用飞机在苏联后方区域散播传染病，以及按第100部队路线进行军事破坏活动。

如果当时没有与苏方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细菌武器可能用去反对美国及其他国家。

问：建立第97和第3步兵联队，是什么目的呢？

答：我根本不知道在我指挥的部队里有这两个联队。

问：1945年间重新任命石井为第731部队长，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答：第731部队是石井一手创立的，所以1945年他又被任命该部队长。我个人认为，任命石井为第731部队长，这是与当时必须加紧各细菌部队工作的任务有直接联系，并且是由于必须执行陆军省发布的要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

关于本案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供述，我所说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并经过翻译官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山田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巴真科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哥赫曼大尉

审讯时有滨海军事检察官毕列左夫斯基上校法官出席

翻译员：

茨菲洛夫

被告梶塚隆二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受审时由翻译员布尔霍菲金诺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布尔霍菲金诺夫（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决议是说你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的罪要被控告。你明了你的罪状吗？

答：是，我明了。

问：你承认你犯了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向你宣布的罪状么？

答：我承认我犯了向我宣布的罪状，不过我不承认说我直接领导过第731部队内关于制造、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是由第731部长石井和北野两人直接领导的。

问：你具体承认你犯了什么罪呢？

答：我具体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从1931年起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1934至1937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又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队，即第731部队，以及拨调相当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第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即在各方面研究和培养细菌，研究传染病菌的虫类，研究各种很少研究的传染病，探求医治和预防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与方法。

我同样承认，第731部队内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仅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而且是为了探讨、制造与试验细菌武器，但在制造、试验和实际使用细菌武器方面的直接领导责任，是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和北野两人担负的。在这方面，石井和北野都是遵循着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以及日军参谋本部的指令。

我当时知道，第731部队内是在研究和试验细菌武器性能及探求那医治和预防流行病方法方面进行实验，并且这种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

关于细菌武器实验的结果，以及第731部队在1940至1942年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民的情形，都是由第731部队长北野向我口头报告的。关于探求和医治流行病最有效手段和方法，研究不大清楚的传染病的实验结果，以及关于冻伤实验等，则是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和北野定期用书面形式向我报告的。

1940年，我直接参加过在毗邻苏联边境的海林、林口、孙吴和海拉尔四处成立第731部队4个支队，保证该部队及其各支队的种种设备和其他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供进行细菌战用的人员等工作。

同时我承认，日本准备细菌战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以及反对英国和美国的。

问：请你说说，关于第731部队内所进行的冻伤实验，你知道一些什么情形？

答：我知道，第731部队内进行过冻伤实验，目的是要找到医治冻伤的最有效手段和方法。第731部队长向我做过关于此种实验结果的书面报告，其中指出冻伤实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

问：现在向你宣读1949年10月23日由证人大泽松雄和1949年12月5日由证人古都所供出的供词，他们都说第731部队内的冻伤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你能证实这两个证人的供词么？

答：刚才念给我听过的大泽松雄和古都关于第731部队内在活人身上进行冻伤实验的供词，我不能否认，因为第731部队内确实做过冻伤实验，并且证人古都所供的那个曾任第731部队第一部科学工作员的吉村，用书面向我报告过他所进行的冻伤实验及其结果。但吉村所作的报告中没说到这种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

问：可见你参加过建立第731部队及其各支队来专门研究、制造与试验此种主要是为了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以及对英美作战用的细菌武器，你曾知道第731部队内在活人身上实验细菌武器，你培养过细菌战干部，对么？

答：对，是这样的。

我说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梶塚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卡昌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办事处工作员巴普科夫中校

翻译员：

布尔霍菲金诺夫

被告高桥隆笃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受审时由翻译员普罗塔索夫、安那托里、尼古拉也维奇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普罗塔索夫（签名）

问：向你宣读的决议是说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刑事罪。罪状实质已向你宣布的决议上载明了。你承认自己有罪么？

答：是，我完全承认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的罪状。的确，当我从1941年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日止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期间，我积极参加过关东军准备对苏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的工作。

关于准备细菌战的计划，是我在194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从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口中知道的。

我在准备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方面的活动，是表现于我在领导第100部队的实际工作时，曾指令该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包括有引起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和斑驳病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

我曾督察第100部队去执行此种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任务。为此目的，我大约每月到第100部队里去一次，亲身检查该部队在制造细菌武器方面执行我的命令的情形。此外，关于这类问题，我还经常听取第100部队长官若松的口头报告。

为了增加细菌武器产量起见，1943年12月，经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侦探部认可，并由我下令，在第100部队第二部内设立了第六分部，其任务是大批出产细菌武器……为了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起见，第100部队内根据我的指令，曾用牲畜进行过各种实验。

1942年夏季，按照我的指令，由第100部队科学工作人员井田清率领该部队别动队，在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过传染牲畜的实验，目的是要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

1945年3月，根据我的指令，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进行过用烈性传染病传染牲畜的实验。从第100部队长若松的报告中，我知道这次实验结果圆满，所有受实验的10条母牛都倒毙了。1944年3月，由我下令并经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侦探部认可，由第100部队一部分人员组成了一个别动队，随后就由中尉平樱率领到北兴安省地区去，为的是要侦察道路、夏冬牧场、蓄水池及居民的牲畜数量，以便准备作反苏的细菌破坏活动。这个别动队的任务是由关东军总司令用作战命令规定的。

平樱在执行这个命令时期，两次向我做过关于工作情形的报告。第一次报告是1944年9月在第100部队长若松办公室内作的。他在报告中说到他所收集的关于北兴安省居民牲畜数目，牧场、蓄水池、道路以及畜群所在地等实际材料。

平樱第二次向我作报告是1945年3月在我的办公室内。当时他按照地图把该地夏冬牧场、蓄水池、道路情形及居民底牲畜数目等，都报告给我听了。

平樱别动队的任务，除侦察活动外，还要采办大量牲畜：羊500只、牛100头、马90匹，以便将来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留在苏军后方。

当平樱作第二次报告时，我曾同第100部队科学工作员雄坂，井田以及该部队长若松商量，究应用哪种细菌去传染北兴安省居民的牲畜。当时拟定了传染牲畜的如下手段：牛类就用第731部队飞机去散播炭疽热菌和牛瘟菌。并决定了这种手段只用去传染当地居民在牧场上放养的牲畜。马匹则用炭疽热菌去传染。

平樱在1945年所采办的那批牲畜，后来我们决定要这样来传染：羊就注射羊痘菌，牛就染上牛瘟菌，马就传染炭疽热。凡是染上瘟疫的牛、羊和马都决定散往各处，让它们跑到苏军活动区域内去。至于当时我们所规定的详细办法，由于时间过去很久，现在我都不记得了。

问：除了第100部队外，关东军内还有什么兽医部队曾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和破坏活动呢？

答：第100部队有两个支队，一个驻在大连，一个驻在拉古。此外，1941年7月，在每个军区内还成立有军团兽疫部队，分布在克山、东安[37]、鸡东、东宁等城市内。所有这些兽疫部队都是预定当作特种部队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的。

问：这些部队中的细菌学专门干部都是由谁负责训练的呢？

答：第100部队各支队长及各兽疫部队长均由细菌学医生充任；这些部队内其余的人员是些没有细菌学知识的兽医。为培养新的细菌学家和重新训练专门家起见，所有这些部队中的人员都在第100部队内受过专门训练。

问：关于你所管辖的第100部队内对活人那些实验情形，你知道些什么呢？

答：关于这点，我在1949年11月24日受审时听到证人口供记录后才知道。虽然我个人原不知道那里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但我也不能卸脱自己的责任，因为第100部队原是属我管辖的。

问：你什么时候对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报告过第100部队活动情形，你所报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答：关于第100部队内研究与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我向山田将军做过三次报告。

我第一次向山田将军报告是在1944年7月，即当他以新任总司令资格正式接见我之后不到几天的时候。我向他报告了第100部队秘密制造细菌武器的情形。就中我向他说明了第100部队第二部第六分部内大批培养牛瘟菌、羊痘菌、鼻疽菌和锈菌的情形。同时我还向山田报告了第100部队内所出产的细菌数量。

第二次我向山田报告是在1944年11月。当我报告时，列席者有参谋长笠原，副参谋长池田，第二部部长笹井，第100部队长若松，大概还有第一部部长松村。报告了第100部队别动队由中尉平樱率领到北兴安省地区去研究传染牲畜可能性的工作结果。山田听到我这报告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所以我认为他是认准了我这个报告。

1945年2月，我向山田将军做过第三次报告，内容是关于第100部队内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情形。我这次报告作得很简短，只是通报说该部队内工作如旧，没有任何变更。山田对于我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指示。

问：第100部队的经费由什么地方供给以及怎样供给的呢？

答：该部队经费有两种来源：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另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

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款项是按关东军秘密经费开支路线由第二侦探部发给的。

问：此种经费总共发给了多少呢？

答：我记得很清楚，从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日本陆军省拨给第100部队的人员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圆。同一期间内，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拨给的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元。但是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就可按需要增拨款额。究竟在1944年以前发给了多少钱，此刻我记不起来了。

问：关于第731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情形，你知道一些什么？

答：1941年9月，前任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在军司令部内一次部处长会议上通知说，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发来了一道命令，要关东军准备进行细菌战。梅津在这次会议上就命令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开始大批培养传染病媒介物。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第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

问：第731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实际工作是由谁领导的呢？

答：1941年9月，总司令梅津把领导和监督第731部队内准备细菌战这实际工作的责任委托给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亲身担负。

我所说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高桥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查官安东诺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塞洛夫大尉

翻译员：

普罗塔索夫

被告川岛清受审记录（1949年）

伯力城

受审时间由译员普拉琴科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普拉琴科（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罪状是说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承认你犯了这种罪吗？

答：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所提出的罪状实质，我都明白。我完全承认我犯了罪，按向我宣布的罪状实质来说，我承认：我从1941至1943年是在第731部队内供职，在部队供职期间我担任过总务部长、第一部部长、生产部长和第三部部长。

关东军第731部队曾从事研究细菌武器，并由我积极参加大量培植过作为战争武器用的传染病病菌。我承认第731部队准备过用以反苏和反华的细菌战武器。

第731部队员一共约3000人，其中包括有军官、兵士和雇员。该部队颇大一部分人员是受过细菌学专门训练的，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用去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目的是要制出新式细菌武器并大量生产这种武器，作为积极进攻的手段。

第731部队内具有足以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必要装备，所以它能充分保证关东军在细菌武器方面的需要。

第731部队内设有几部，关于各部任务我在前几次受审时已经说明过了，这些部内从事研究各种可供战时使用的新传染病媒介物，研究长期保存细菌和增强细菌坚韧性的方法，以及提高细菌产量的可能性。

我于1941年4至6月期间所兼管的总务部，其任务是分配干部，管理财政，计划本部队各项工作，以及掌管第731部队附设监狱内犯人的供给事宜。当时我经过我所管辖的总务部与日军宪兵部维持联络，以便经常从那里领到犯人来作强迫传染致命细菌实验的对象。

我于1941至1943年期间负责领导的第四部（生产部），实际上是该部队中制造传染病细菌的工厂。生产部内装备有培养细菌的良好仪器，使我们每月能出产约300公斤净鼠疫菌，或500～600公斤净炭疽热菌，或800～900公斤净伤寒菌、副伤寒菌或痢疾菌，或1000公斤净霍乱菌。事实上并不是每月都会培制出此种数量的细菌，因为这种数量是预定供战时消费的，实际上生产部所培制出的细菌量，只足供部队内日常工作中的需要。

为了检验所制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以及探求医治传染病的方法，第731部队内经常用活人，即被监禁的中国人和俄国人来进行实验，这些人都是由驻满日本宪兵机关专门送来受实验的。

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监狱，专门禁闭这些用作实验的犯人，监狱设在部队内部，受实验者被严格与外界隔离开来，本部队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木头”。受实验者的这种名称，我从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口中多次听到过。

在实验室内用活人做对象的实验，是由第一部进行的。

1942年春季，我兼任第一部部长职务有一个月的光景。

第一部从事防疫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但其主要任务是准备最有效的细菌战武器，并将研究所得的最终结果，用那些囚禁在由该部管辖的监狱内的活人来作实际检验。

当我任第一部部长时，我在上述期间内领导过该部工作，以期执行其研究细菌武器的任务。

除了在第一部各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实验外，同时还在第731部队各打靶场上近于作战情况的环境中，拿活人进行过实验。有次，我也参加过对活人进行实验的工作。

1941年6月，我同本部队人员们一起在安达站附近本部队打靶场上参加过检查鼠疫跳蚤炸弹效能的试验，在这次试验时，是对10～15个被绑在柱子上的犯人来检验细菌飞机弹的效能。当时从飞机上投下了10多个炸弹。

我以总务部长资格参加这次实验的目的，是要检查此种实验工作中的组织情形，以及在本问题上由我起草而用第731部队长名义发下的命令执行情形。同时我之所以对这次实验感到兴趣，还因为我是生产部长。但实际领导这次实验的是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

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所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1942年间，第731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参加这次远征的，有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工作人员。我从生产部内派去了8个人。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准备了130公斤副伤寒病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制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荣”字部队内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带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

我知道该远征队任务是顺利完成了的。

此外，第731部队又于1941年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1940年间，该部队远征队在宁波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

我以该部队中一个领导人资格，亲身参加过由本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召集以及从1942年夏天起则由北野将军召集的多次会议，会议上讨论过有关研究和制作细菌材料及在战时实际使用这种材料的问题。

我承认，我既领导过第731部队内大量制造作为战争武器的细菌材料的生产部，并临时兼任过从事各种新式细菌武器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部部长职务，我也就犯了危害人类的罪行。

我承认，我们当时用强迫传染烈性传染病方法，在活人身上试验细菌武器效能（我本人也参加了这种实验），以及用致命病菌大批毒死受实验者，这都是野蛮的和罪恶的行为。

我承认，先后由石井将军和北野将军领导的第731部队，原是罪恶的组织……我既参加过这一组织，所以我现在甘受惩治。

问：你还有什么话来补充你的供词吗？

答：我在以前各次受审时都老老实实供述了第731部队活动的情形，并详细说明了我在这部队供职期间所担任工作的性质。我会诚心想要帮助预审机关揭破第731部队的罪恶性质，并且完全客观地说明了我所知道的事实，所以我对我的口供，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也许我还没有把731部队罪恶活动中的某些事情供述出来，因为时间过去了很久，这些情形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所说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川岛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布斯洛维奇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波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维大尉

翻译员：

普拉琴科

被告西俊英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受审时经翻译员拉曼诺夫、格阿尔吉、格里哥列维奇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拉曼诺夫（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罪状是说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承认你确实犯了这样的罪吗？

答：是，我完全承认我犯了1949年12月6日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我宣布的罪状，并且我想说出以下的情形。

真的，从1943年1月起到我受俘时（1945年8月）止，我在关东军731部队内任过第673支队长和该部队训练部长职务。

我积极参与过执行第731部队所负基本任务的工作，即准备细菌武器去做反苏联与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研究进行此种细菌战的方法及培养进行细菌战的干部。我自从到第731部队来供职时起就很清楚的知道，第731部队及其驻孙吴、海拉尔、林口、海林各支队是在制造细菌战武器，因为那是我已亲自看过本部队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的陈列标本和工作程序和图表，认识过第731部队司令部总务部特别房间内保存的秘密材料。[38]

从1943年1月到1944年7月，以后从1945年6月到同年8月间，我领导了第731部队驻孙吴城的第673支队，这个支队曾专门养育白鼠、老鼠、豚鼠，以及捉捕鼠类和培养跳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送到第731部队内去，用以制造已采用为日军兵器的细菌武器，以便进行细菌战。自从1945年3月起，由于日军在南洋一带遭到挫折以及由于准备对苏战争的缘故，根据第731部队长石井中将按关东军战略作战计划所颁发的命令，孙吴支队的工作，也如同第731部队全部工作一样，大大加紧了。特别是养育鼠类、搜捕鼠类和培养跳蚤以便送往第731部队去的工作也加强起来，因为用染有鼠疫的跳蚤来散播鼠疫细菌，已被认为是进行细菌战的最有效手段。

1945年8月11日至12日，因苏联军队已在举行进攻，为了要掩蔽日本关东军内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第731部队中由我领导的第673支队参与此罪行的事实，于是我就命令把本支队所有的公务房屋、住宅、设备、材料和交件等统统烧毁了。为同样的目的，1945年8月14日，按我的命令，发给了本支队全体人员（120人）每人一剂毒药，要他们遇有被苏军俘虏的危险时即服毒自尽……从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止（即直到受俘日止），我担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时，培养过干部并将此种干部供给本部队及各支队，以备进行细菌侵略战之用。

培养干部的办法是由训练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和短期班，为新从日本招收到的第731部队来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开办过一年期的讲习班。凡直接或从远方来本部队工作的人，均先在训练部下面受到7天的训练和训示；然后由训练部给每人一个鉴定，决定他能否在本部队内工作。在进行训示时，特别注意到使受训者保守部队工作的秘密。当我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期间，经过训示和考核的共有军官15名，自愿雇员60名，兵士150名。

1944年9月间，因训练班医务人员毕业，为了要检查第731部队各支队内训练干部工作的情形，我同前第731部队长军医少将北野一起去巡视过本部队各支队一次。由于我在该部队内所负工作性质以及职位关系，我知道那里用强迫办法对俄国人和中国人（其中也有关在该部队特设监狱内的战俘）传染致命的细菌，借以实验细菌武器效能的事实。这些人都是有宪兵队机关和各支日本军事团押送到本部队内来的。全年内都曾进行这种实验，当人们被强迫受细菌传染后死去的时候，就被送到一个专门为了这个目的修造的焚尸炉里去焚化。

例如，据我所知，1945年1至3月期间，在这监狱内对俄国人和中国作过传染斑疹伤寒的实验；1944年10月，在安达战打靶场上对5个中国战俘做过传染鼠疫（用鼠疫跳蚤）的实验；1943年冬季，在该部队内拿俄国人和中国人来进行冻伤四肢的实验。（关于这次实验情形，我看过实验者所写的报告书并看过特制的影片）

此外，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对10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20公尺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散片落到受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我还知道日军两次实际使用第731部队内所造细菌武器的事实。

（1）日军于1939年在哈勒欣河地区进攻苏蒙两国军队时，使用过伤寒菌、副伤寒菌和赤痢菌等细菌武器，方法是把这种病菌投散在战区哈勒欣河内。

（2）1940年5月至7月间，由石井中将率领的第731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宁波一带使用过鼠疫菌去攻击中国军队，方法是用飞机散播鼠疫跳蚤。这消息是我从训练部保险柜内发现的文件中知道的，文件上载明远征敢死队员担负有使用致命细菌的任务。此外我亲眼看过在战区投掷细菌地点摄下以证实所用细菌武器有效的影片。

根据以上所述一切，我承认我在第731部队及孙吴支队内所进行的实际工作，都是为了准备主要用去反对苏联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我懂得，当时所准备的战争定会在和平军民中引起无数的牺牲；我懂得此种细菌战武器以及在活人身上强制进行细菌传染实验的办法，乃是惨无人道的罪恶行为。

关于本案，我再也没什么话可说了，我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并且由日语翻译官拉曼诺夫念给我听过。

西俊英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波哥德少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尼启金少校

翻译员：

拉曼诺夫

被告柄泽十三夫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审讯时由翻译员巴荷摩夫、米海依尔、雅可夫列维奇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巴荷摩夫（签名）

问：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宣布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承认你犯了这种罪吗？

答：我完全承认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

是的，我从1939至1944年期间，是在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内任职，这个部队内积极研究过大批生产细菌和使用此种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的最完善方法。为实现该部队准备细菌的任务起见，在部队内经常把日本宪兵队机关送到第731部队里来消灭的那些人强迫用作进行传染流行病的实验。1940年和1942年期间，第731部队派过两次特别远征队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人民……。

问：你承认你具体上犯了什么罪呢？

答：我承认我具体上犯的罪，就是我在一个长久时期，即从1939年12月到1944年8月间，在一个罪恶组织即第731部队内任职，起初充当普通工作员，后来担任分部内的科长，从1942年末，或从1943年初，担任该部队第四部（生产部）分部部长。我开始领导的那个科和以后领导的那个分部，曾按需要程序大批培养过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及炭疽热等病菌，以供实际使用，就中即供[39]第731部队在安达站附近打靶场野外条件下进行细菌实验，同时也供战争中作为细菌武器去反对中国人民。我即是个细菌科医生，所以我在大量生产细菌时知道这些细菌是用去消灭人命的。但当时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身任日军军官者应尽的职责，所以我就尽力去执行上级长官命令我执行的任务。当我在该部队内工作期间，在我管辖下工作的有军官、士官及雇员共50～70人，并且有大量培养细菌的一切必要设备……。

我所领导的那个分部，运用自己所具有的设备，每月内可培养如下数量的某一种细菌：鼠疫菌100公斤，炭疽热菌200公斤，伤寒菌300公斤，副伤寒菌“A”300公斤，霍乱菌330公斤，赤痢菌300公斤。1940年下半年内，我所主持的一组人员培养出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供给由第731部队另一部分工作人员所组成，经前该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到华中一带去的特别远征队之用。除伤寒菌和霍乱菌外，该远征队还使用过染上鼠疫的跳蚤去反对中国军队。

1942年年中，我所主持的那个科制造了130公斤副伤寒菌“A”和炭疽热菌，以供同样由石井将军率领到华中去用细菌反对华军的远征队的需要。根据向我宣布过的各证人供述，我已知道这次远征队还带得有伤寒菌，但我自己对于这一点却记不清楚了。石井将军在1940年以及1942年间率队远征的目的，就是要在具体战斗环境内进行探求大量散播细菌方法的实验。但其时这也就是把细菌实际用作战争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石井将军远征队在1940年间使用鼠疫跳蚤，结果在散播此种跳蚤的地区内引起了鼠疫，关于这点，我在1949年10月22日受审时已经详尽陈述过了。至于以后一次使用上述各种细菌时是否达到了目的，那我却不知道。由我领导培制出的各种细菌曾在安达站附近本部队特设打靶场上用来进行过实验，目的是要探求在野外条件下传播细菌的方法。在进行这种实验时，是把被称为“木头”的活人作为实验对象的。

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原已知道部队内设有一个专门拘禁受实验者的监狱，这些人在受到实验后总是必遭消灭的。当时在安达站打靶场上有系统地进行实验。我两次参加过这样的实验，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第二次是在1944年春。在两次实验时，每次都是把10个看样子是中国人的受实验者押到打靶场上来，在未进行实验之前，先将他们绑到栽在地里的柱子上，然后让装有细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我所说的这两次实验中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一部分受实验的人染上了炭疽热，我事后听说，这些人都死掉了。这两次我都亲自到了安达站打靶场上，为的是要在实验时就地查明我所培养的各种细菌的效能……。

此外，我还知道，第731部队内同时又在实验室条件下有系统地对活人进行过实验。这里是强迫被实验者染上各种病菌，然后就来视察这些受实验者的病状，以求研究出最有效的传染病媒介物。直接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就加速了解决该部队所负的任务，即研究出最厉害的细菌战武器以及用以大量传染活人的方法。

日军统帅部准备作细菌战时，曾极力设法增大细菌生产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44年就开始有新的设备从日本运到第731部队内来，据前该部队第四部部长太田澄告诉我说，这种新设备比较完善，能够用连续生产法来培养细菌。

同年间，我奉前该部队长北野正次的命令，亲自到过孙吴、海拉尔、海林和林口各支队，目的就是要就地研究可否在这些支队内装上大批培养细菌的设备。北野将军在我出发前指示我说，在各支队内建立起培养细菌的工作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要增大细菌生产能力，他方面是当本部队内设备一旦被敌机炸坏时，不致使细菌生产工作陷于停顿。根据我所作出的结论，于是同年间就运送了一些设备到孙吴，海林和林口诸支队里去，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设备，也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否在那里装设了起来。

我常以细菌学医生和培养细菌专家资格参加过该部队内军官和科学工作人员会议，在会议上我作过关于大量培养细菌和利用精制营养液等办法的报告。为了提高我部下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我曾给他们上过课，1940年初，我又在本部队新招收的雇员训练班内担任过细菌学教员。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口供吗？

答：我完全理解到，第731部队是个罪恶的组织，它制造过那种用国际公法上所禁用的野蛮手段去消灭人命的武器。我在本部队内工作期间既参加过这一罪恶工作，我也就犯了危害人类的罪行，因此我应该受到惩罚。我既了解到这点，所以我从开始受审时，就已极力想承认和客观地揭露该部队的罪恶活动以及我个人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我的口供，因为在预审过程中，我已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表明该部队内罪行的事实都供述出来了。

我的话都记录得正确，俄文审讯记录用日语翻译给我听过。

柄泽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布斯洛维奇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依万诺夫中校

翻译员：

巴荷摩夫

被告尾上正男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受审时由翻译员古尔杨诺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古尔杨诺夫（签名）

问：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宣布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明了你的罪状实质么？你承认你犯这种罪么？

答：我明了向我宣布的罪状内容。我承认我所犯的罪状是，在我领导的第643支队内训练过细菌实验员干部，当我在支队供职期间总共培养出了160人。本支队内也曾繁殖和搜捕过鼠类（豚鼠、白老鼠）和家兔，这些动物都被送到了第731部队司令部去，用以生产细菌武器和进行研究“孙吴”疟疾的实验。此外，第643支队内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了第731部队中去染上鼠疫菌，使其成为一种细菌武器。本支队第一部内曾用灰老鼠进行过研究工作，目的是要找到繁殖鼠疫跳蚤的最有效办法，但这一工作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从来只是在白老鼠身上来繁殖跳蚤。根据第731部队长军医中将石井的指令，我于1945年8月13日把第643支队连同所有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一概烧毁，只留下密码和20～25公斤跳蚤，由我派人送到第731部队司令部去了。当时第731部队司令部下令烧毁该支队究竟是为的什么目的，那我可不知道。当时我知道第731部队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细菌武器，如鼠疫菌，炭疽热菌及其他致命菌，这些病菌都是拿活人来作实验，因之部队内设有内部监狱和供实验用的一个打靶场。1944年春季，我同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起，坐飞机到过打靶场，目的是要参加用活人来实验细菌武器，但部队长却不知为什么取消了进行这次实验的命令，于是第二天我就返回到部队司令部来了。

至于在向我宣布的罪状上说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是由我建议发过一道命令，责成各部队指挥官和各军医院院长组织捕鼠工作，把捕获的老鼠送来第643支队，那么这一罪名我是不承认的，因为我并没有向佐藤将军提出过这种请求。

问：第731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第731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目的，是要使用这种武器去进行战争，至于使用这种武器究竟是要反对日本的哪个敌人，这点我却不清楚……。

问：第643支队及其内部设备和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军事秘密么？

答：我认为支队本身及其准备和所进行的工作，都不是军事秘密。

问：那么，你认为繁殖跳蚤和鼠类不曾是秘密么？

答：不，并不是这样。支队内繁殖跳蚤一事是秘密的，至于繁殖鼠类，我认为这不曾是秘密事情。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供词么？

答：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我的供词了。

审讯记录经翻译官古尔杨诺夫用日语念给我听过，我所供述的话都记录得正确，特签字为凭。

尾上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布庶也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福尔申科少校

翻译员：

古尔杨诺夫

被告佐藤俊二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审讯时由翻译员科尔尼洛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科尔尼洛夫（签名）

问：1949年12月5日决议上宣布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明白你所犯的各条罪状的实质么？你承认你犯了向你宣布的罪状么？

答：向我宣布的各条罪状实质，我都明白。我完全承认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我的罪过，就是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我又领导过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与关东军第731细菌部队一起曾于日军作战时期，直接参加过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及当地居民的动作……。我在任荣字第1644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真的，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内所设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300名细菌学干部，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我从1944年3月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时起，我积极地帮助和支持了第731部队第643支队来扩大细菌材料的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我在1945年5月下了一道专门命令给第五军团各部队，要它们搜捕为生产细菌武器所必要的鼠类，以便送往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里去。

问：请你确定说明一下，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的生产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该部队内的技术装备情形怎样。

答：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在培养致命细菌方面的生产能力，每一生产周期内计达10公斤。为出产这一数量的细菌，荣字第1644部队内有如下的技术设备：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孵育室（容积：5×5×3公尺）一所，管式营养液消毒器（直径1公尺半，长2公尺半）两具，孵育器约40～50具，蒸气灭菌器40～50具，科哈式锅炉约40～50具，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这蒸馏器究竟多少，我此刻记不清楚了。

我的话都记录得正确，审讯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佐藤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布庶也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亚格勒兹科夫少校

翻译员：

科尔尼洛夫

被告平樱全作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审讯时经翻译员叶尔根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叶尔根（签名）

问：念给你听了的决议是宣布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明了你的罪状实质么？你承认你犯了这样的罪么？

答：是的，我完全承认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并且我想把我的罪状实质供述如下：

从1942年6月到1945年8月，我确实在关东军第100部队内供职，该部队的基本任务，除防疫措施外，还准备做反苏细菌战之用的进攻武器。在第100部队内任职的细菌学家、化学家、兽医等，都曾从事培养各种细菌，研究细菌特性，探求大量传染牲畜与人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第100部队内曾用活人和牲畜来进行过细菌与毒药效能的实验。

我是个兽医，曾以科学工作者资格，起初在该部队第二部第一分部内，尔后在1943年12月成立的第二部第六分部内，研究过鼻疽菌和炭疽热菌的作用，从事繁殖这种细菌，也研究过在细菌战中使用此种细菌的一切可能方法。为此目的，我于1942年七八月间参加过到三河区去作所谓“夏季演习”的远征队。这远征队目的就是要考察在附近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区域，即在毗邻苏联边境地带的野外条件下使用炭疽热菌和鼻疽菌的可能性。在这次远征期间，进行过用鼻疽菌传染结尔布勒河及各蓄水池的实验，以及用炭疽热菌传染田地与草场的实验。我们在行军实验室内培养过供此种需要的微生物，并用马、羊、豚鼠等实验过这种微生物。从1944年6月起，我同第100部队底一批科学工作人在北兴安省蹬过一个时期[40]，并遵照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在那里搜集了各种情报，即调查过毗邻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各地区居民的牲畜数量，确定过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场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况等等。日军统帅部之所以需要这种情报，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借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

从1944年6月到9月间，我在这一别动班内执行浅尾大尉所给予的个别任务。尔后从1944年9月到受俘日（1945年8月）止，我领导过这别动班，因为浅尾已从本班内调走了。

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告诉我说，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散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关于本班人员所进行的工作情形，我向若松少将做过两次书面报告，并且每次都附有地形图，图上标明有侦察所得的消息（如蓄水池、牧场、牲畜情形等等）。同时，我还向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做过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口头报告。此外，我又把本班工作情形通知过海拉尔军事团团长天野中佐，他——据若松少将告诉我说——原来知悉本别动班底工作目的和任务。据我所知道的，天野中佐在呈给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书中十分称赞过我们的工作。

除上述工作外，我于1945年夏季又奉若松少将命令向北兴安省居民采办了500只羊、100条牛和90匹马，一共花了8万元的支费。据若松中将告诉我说，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就会把这批牲畜染上炭疽菌、鼻疽、牛瘟和羊痘等病症，并为军事破坏目的把它们留在苏军后方，借以引起烈性流行病。我还知道，为了这个目的，将会用飞机把必要数量的上述各种病菌运到我所采办的那批牲畜所在地来，并由几个军事破坏队把这些细菌传染到牲畜身上去。

同时，我还承认我做过以下的罪恶，就是当我在北兴安省时期，曾奉若松少将命令采办了一些牲畜（10条黄牛），以供1945年早春在南岗河一带进行实验之用。据参加这次实验的山口少佐告诉我说，在进行这次所谓“冬季演习”的实验时，检查了牛瘟菌和羊痘菌在冬季气候下的效能，办法就是把这种病菌撒到雪地上以及散在雪地上的饲料上。这次实验是在预定要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细菌破坏活动的那种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如众所知，蒙古的牲畜在冬令时期是靠野外草料饲养的。

此外，1943年夏季，为了要确定毒死马匹所需要的毒药（氯化钾，马前霜碱等等）份量，我奉第二部部长穗坂命令曾用关东军部队内的四五十匹马来做过实验。实验结果有10匹马倒毙了。此种实验研究为了什么目的，我不曾知道，但据我推测，是要研究在进行军事破坏时使用毒药的手段。

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供述了，我的话都记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特签字为凭。

平樱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波哥德少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拿查洛夫中尉

翻译员：

叶尔根

被告三友一男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审讯时经翻译员叶尔根、格里哥里、格阿尔吉也维奇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叶尔根（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罪状是说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承认你犯了这种罪状么？

答：我明了1949年12月5日法令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我宣布的罪状的实质，并完全承认自己犯了这种罪。

问：你具体承认你所犯了什么罪呢？

答：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在1941年间自动投到专门培养炭疽热、鼻疽、牛瘟、羊痘等病菌的关东军第100部队内工作，并且我明知培养此种病菌是专门为了进行反苏战争，但我仍积极参加了第100部队特别实验室内培养此种细菌的工作。我进入该部队后，住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法训练班，曾用专门由我看管的孵育器培养过此种病菌。当我在该部队工作期间，即从1941年4月起到1944年10月止，我始终都是干这件事情。

此外，我又多次参加过用动物和活人来实验我所培养出的致命细菌效能，以备日军统帅部在反苏战争时使用这种细菌。例如1942年七八月间，我协同第100部队一批人员到三河区去行动过，当时我们把鼻疽菌投在结尔布勒河里，把炭疽热菌投到蓄水池内，这样来实验此种细菌的强韧性。这一别动班是由第100部队第二部部长村本少佐率领的。我在那里也亲自培养过鼻疽菌和炭疽热菌，供本班人员在结尔布勒河和各蓄水池内作实验之用。这种实验是在……与苏联交界的额尔古讷河支流结尔布勒河里进行的。

1944年八九月间，我由科学工作员松井经孝指导，在第100部队场所内用七八个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进行过实验，在他们身上检验过毒药效能，方法就是把被我放上了毒药的食物发给这些被捕人去吃。1944年8月末，我遵照松井指示把1公分海洛英放到一碗稀饭里，然后就把这碗稀饭发给一个被捕的中国人吃下，他吃下之后经过30分钟就失掉知觉，再经十五六个钟头就死掉了。我们下这份海洛英时，明知道是致命的份量，但对于这人的死活，我们是漠不关心的。

我对某些被捕者每人进行过五六次实验，目的是要检验朝鲜“朝颜”、海洛英、“巴克塔尔”和蓖麻青等毒药的效能。有个被捕的俄国人在受实验之后，身体虚弱得已经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松井叫我注射一针氰化钾把他毒死。这人受到这种注射之后，马上就死掉了。

其次，有3个被捕者经我进行实验后，就由宪兵当着我的面把他们枪毙了……。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口供么？

答：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了。我所供出的话都记录得正确，经翻译官叶尔根用日语念给我听过，特签字为凭。

三友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查官安东诺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波一科上尉

翻译员：

叶尔根

被告菊地则光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伯力城

审讯时由翻译员颇鲁杨诺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上所定的处分。

颇鲁杨诺夫（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决议上是认定你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状被控，这一罪状的实质已向你说明过了。你承认你犯了这种罪状么？

答：我承认我犯了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我宣布的罪状。

问：你具体承认你犯了什么罪呢？

答：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从1943年4月到被俘日止在第731部队第643支队供职期间，曾从事于培养伤寒、副伤寒、赤痢及结核等细菌，以便研究这些细菌的属性及其引起疫症的效能。我在培养细菌时研究过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赖以迅速繁殖起来并能更长久保存其生活力的营养液。同时我还想找到更快地制造细菌营养液的方法。我从事培养细菌和研究细菌营养液的目的，是要一旦奉到上司命令时，我个人以及整个第一研究部都能够很迅速地大量培养细菌。我原来知道日本关东军是在准备对苏的细菌战，第731部队和帮助第731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工作的第643支队正是向这方面努力，所以我在本支队第一研究部内所做的工作……也是为了准备细菌战。这就是说，我个人也参加过细菌战的准备工作，我承认我犯的罪就在这里。

我的这种罪行，并不是由我自愿做出，而是遵照我那些长官命令做出的。我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因为我不执行命令就会受到惩罚。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供词么？

答：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我的供词了……

我所供述的话都记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菊地

负责审讯者：

滨海军区副军事检察官安东诺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兰诺夫上尉

翻译员：

颇鲁杨诺夫

被告久留岛佑司受审记录（1949年12月10日）

伯力城

审讯时由翻译员斯托洛什科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斯托洛什科夫（签名）

问：向你宣布的罪状是说你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的罪。你明了这一罪状的实质么？你承认你犯了这种罪么？

答：军事检察官1949年12月9日决议上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向我宣布罪状的实质，我都明白，并且我完全承认我犯了这种罪。

关于我所犯罪状的实质，我想供出如下的话：

真的，当我被召入日军队伍，在第97步兵部队受过普通军训之后，就于1944年4月间被派到林口第731部队第162支队里来服务。我进这支队后不久，因亲身认识队内工作性质和听到关于第731部队活动秘密性的预告就了解到：虽然第731部队所负正式任务是经管给水与防疫事宜，但其实它是在培养各种烈性传染病（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等等）细菌，以及养育跳蚤并为养育跳蚤来繁殖鼠类。我在第162支队附设的6个月卫生员训练班学习时，同其他受训人一起在第一部部长细屋少佐领导下特别注意研究过细菌学。在训练班毕业后，我就和一批军人由下士官兵头义舛率领，被派到第731部队去参加细菌弹的实验。这种实验叫做“演习”。我在第731部队内的时期，有次出发实验时听见本部队人员说，这里大批培养的烈性传染病菌是用强迫手段在本部队内所拘禁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身上进行实验的。同时我又听到，说我必须参加实验，目的是要查明用飞机散播跳蚤去传染地上生物的效能。

1944年10月6日至30日，我在吴屯附近参加过这种演习，当时我在实验工作人员住宅外面担任守卫。此外，当飞机掷下装有跳蚤的瓷器弹爆炸后，我也去计算过，究竟有多少跳蚤落到摆在两平方公里地面上的那些箱子内。

1944年11月2日，我转回到第162支队里来，被指定在第一部细菌实验室内担任实验见习生。这里，我在军曹官丰和第一部部长军医少佐细屋领导下，担任过把结核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放置到营养液上去，预备实验仪器，调剂培养细菌时孵化器内的温度及其他工作。

此外，我又两次（每次7天）到外处去捕过田鼠。我总共捕获了约300个田鼠，然后就把他们送到第731部队去用来生产细菌武器。

我承认我所犯的罪就是，我在第731部队及其第162支队中的全部实际活动，都是参加制造供大批杀人用的细菌武器，但是我请求你们注意到，我参加这种罪行时，不过是尽着执行日军统帅部命令的作用。

我的供词记录得正确，并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久留岛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波哥德少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孔诺诺夫少校

翻译员：

斯托洛什科夫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1月3日）

伯力城

……第731部队正式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名称在相当程度内是用来隐蔽该部队的真正职能的。为了同样目的，第731部队工作人员都穿着普通军服，并不佩带医务人员的识别章。我们曾担心到，大量医务人员集聚在一块，可能使人们对第731部队工作的真实性质发生不良的怀疑心理。

……1944年8月，当我巡视第731部队时，我亲身考察了部队内各部的工作。我视察各部的时候，有人向我报告过培养和大量养出细菌的生产过程。我记得我在一个部内看见有强大的特种设备体系，这是用来生产大量传染病媒介物的。该部部长向我报告过关于全部队内生产能力的数目字，但这些数目字此刻我记不得了。我应当说，这一部里的细菌生产规模极大，能保证大量使用细菌的需要。该部队另一专门养育传染鼠疫的跳蚤，我在那里看见有些特种保藏具，内里养有大量的跳蚤。该部队内那些伴随我的人员向我报告说，这些跳蚤是用去传染鼠疫的，说这是细菌武器中的一种。我视察过该部队内的各部之后，就和随员们一起攀登到高台上去，那里是当飞机散播跳蚤时观测和监察实验的地方，我从高台上眺望了飞机场。当时有个军官向我报告，说染有鼠疫的跳蚤这种细菌武器，是在一个特设的打靶场上用飞机散播法来进行实验。同时，他们向我说明了在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进行实验的结果。

当我视察第731部队时，那里制造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

问：那末，建立第731部队的目的就是要准备用细菌武器进犯苏联么？

答：我应当承认，位置在满洲境内的第731部队成立的目的是准备细菌武器，主要是来反对苏联，同时也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

问：第731部队在何种范围内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呢？

答：第731部队是直接由我用关东军总司令资格管辖的。

第731部队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这是在该部队成立时就由日本首相明令规定的。

第731部队内关于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诸问题的战术指导，都是由我负责。这就是说，若一旦必须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敌军时，那末这种命令只能由我颁发，因为第731部队是受我管辖的一个特种部队……。

山田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菲和哥赫曼

翻译员：

茨菲洛夫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1月5日）

伯力城

问：你什么时候亲身巡视过第731部队呢？

答：我只巡视过第731部队一次。当我被任为关东军总司令后，我视察了我所管辖下的一切部队和支队，其中也有第731部队。这是在1944年8月间的事。

伴随我到第731部队驻地去的，是关东军司令部中佐参谋原。我从哈尔滨到该部队去并不是晚上动身，像我以前所供的那样，而是白天12点钟动身，我在该部队内大约逗留了一点半钟。关于这次巡视情形，我记在自己日记簿上了。当我走到该部队驻地入口处时，有第731部队长北野少将率领全体军官来迎接我。迎接仪式完毕后，我就走进北野少将办公室去，当时他向我报告说，部队内设有7个部：总务部，疗诊部，材料部，生产部，科学研究部和训练部。第七部的名称我忘记了。北野在报告该部队宗旨和任务时指出说，该部队按本身性质说来负有两个任务：第一，是经管关东军内的防疫和给水事宜。第二，是研究各种与准备细菌战手段有关的问题。此外，北野将军又向我大体报告过该部队人员数目，但这数目字我此刻记不起来了。他向我解释各部活动的性质时说，科学研究部系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和方法。当时我就明白，在必须使用细菌来进行军事破坏时，是采在地面上散布的方法[41]，而在广泛使用细菌武器时，则用飞机来投掷。

关于生产部工作情形，北野将军向我报告说，该部在大批制造足供进攻战使用的细菌武器。后来，当我已完全认识了第731部队的活动情形时，我就知道该部队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需要，关于这点我在前次受审时已经供述过了。

据北野将军说，第731部队训练部专门培养医务干部，以后就用他们去充实该部队内的各部，其中也有从事研究与制造细菌武器的各部。材料部负责供应第731部队内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和医务器材。听完北野将军报告后，我就开始巡视该部队。此刻我很难记起我在该部队除每部内所见到的个别情节，所以我只能把我当时所看见的情形大致说明一下，却不能确定该部队工作中的每一过程究竟是属于哪一部。虽然如此，但我确实记得，关于该部队一切重要部内的工作性质，我是察明了的。在一个部（大概是生产部）内，我认识了大量培养细菌的过程。那里有强大的设备，如大锅炉以及其他用来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器具。

在另一间屋子里，我看见有一些装有极多活跳蚤的特别箱子。有人告诉我说，这些跳蚤是专门用来染受鼠疫的，跳蚤染上鼠疫之后，就能用去传染鼠疫流行病。至于我在其他屋子内看见了一些什么，此刻我记不起来了。

当我视察了该部队内各个主要房间后，我就同伴随我的军官们登到该部队的高台上去眺望飞机场，关于这点，我在前次受审时已经详细供述过了。

当我已充分认识该部队工作情形并对该部队活动性质得到一个印象之后，该部队内研究工作的巨大规模及其制造细菌武器的强大生产能力，竟使我极为惊异……

山田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巴真科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菲上尉和哥赫曼上尉

翻译员：

茨菲洛夫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1月17日）

伯力城

……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及其各个支队，都是在我管辖下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细菌武器的部队。

……讲到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准备细菌战的活动问题时，必须指出，第731部队是专门研究和生产用以大批残杀人命的细菌武器的。第100部队在这方面的活动范围较为狭小，只是研究和生产那用去进行消减牲畜和毒害庄稼等破坏活动的细菌武器。……受我管辖的作战部所负的任务，就是对生产必要数量的细菌，保证技术设备，以及培养熟练干部来充实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等方面实现领导……。

问：那末，你在1949年11月3日受审时供称，说准备细菌战武器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这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答：我完全证实我这供词，但我应该说明一下，准备细菌战不只是为了反对苏联，而且也是为了反对其他国家。

问：请确定一下，究竟你所指的是哪些国家呢？

答：主要是苏联，同时还有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美国和英国。

问：在准备用以反对苏联的细菌战方面，曾实行过一些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答：在对苏联方面，细菌战准备工作归结起来，就是多次研究使用传染病菌的方法，大量生产细菌武器，进行各种实验来确定各种细菌的效能。

问：请你说说，究竟研究出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哪些方法呢？

答：据我所记得的，使用细菌武器的基本方法和最有效方法，原是从飞机上散布细菌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细菌。从飞机上散布时，是把细菌装在一种特制炸弹内，或者由飞机上的一种特别装置散播下来。直接在地面上施放时，是用细菌去传染蓄水池，牧场和牲畜。

……我应当承认，1945年6月，我真的派过田村大佐到第731部队内去就地考察该部队工作，并查明是否必须增加专门家数量的问题。我派田村大佐到第731部队去，是由于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省责成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指令。这个指令曾转交给第731部队长石井中将去执行，他为执行这一指令计，曾于1945年5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求增加他所需要的专门家数量。顺便说说，我此刻已回忆起来，那时我的确收到有石井关于细菌弹的报告。在这点上，请将我先前所说出的供词加以相当修正。

这个报告原来是保存在我的保险柜里，后来我把它交给了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少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这个报告是用印有红线的公文纸写的。同样我还记得，这个报告的标题是“关于石井式细菌弹”，并且我还记起了，当我巡视石井部队时，我亲眼见过这种用去装上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使用的炸弹模型。

……我记得，我在第731部队内检查工作时看见了这种炸弹。这种炸弹是第731部队制造的。究竟数量有多少，我却不记得，但这数量是由一定的需要来决定的。拿给我看的那张图表上的炸弹样式，我在上述的石井报告中曾经看见过。

为了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曾组织有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细菌部队长或第731细菌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该专门委员会主席是由参谋长担任。关东军总司令未曾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当批准了某种武器时，即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相当命令给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根据参谋本部关于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日本陆军省曾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

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当报告策划的。

问：究竟有哪些细菌武器使用法是你任总司令期间采纳为关东军作战方法的呢？

答：所有被采纳为关东军作战方法的细菌武器使用法，都是在我受任为关东军总司令以前批准的。当时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从飞机上散布细菌，因为这种办法能够传染庞大的面积。

问：投掷细菌武器时是决定用什么飞机呢？

答：平时受第731部队支配的只有几架特种飞机。而在战时必要场合，则可以利用任何一个空军部队中预先装备有必要器具的飞机。

问：你以总司令资格亲身参加领导细菌战准备工作一举，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我已经说过，关东军所采纳的一切细菌武器使用方法，都是在我受任为总司令以前由日军参谋本部审核和批准的。这些方法在我任职期间还是继续发生效力。此外，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指令，我又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过第731号和第100两细菌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所负的任务，并且是要在作战期间对使用细菌战武器一事实行战术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当一旦发生战争时，我就应该决定究竟用什么兵团以及在哪些方面必须使用细菌武器。

为了实现细菌攻击，就要把那些以第731和第100部队及其各支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特种细菌部队，拨归各战线司令官和各个军团指挥官指挥……。

……问：你根据陆军省指令在增加细菌武器生产方面，具体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呢？

答：先前我已经说过，根据副陆相签署发来的指令，我批准了按照陆军省训令范围增加细菌武器生产一举。但究竟这种生产增加了多少，我却记不清楚了……。

……问：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究竟出自于谁呢？

答：使用细菌武器的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颁发……。

山田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巴真科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工作员哥赫曼大尉

翻译员：

茨菲洛夫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2月1日）

伯力城

……问：1945年细菌武器生产加紧起来，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答：那时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细菌武器生产加紧起来，是由于试验最有效细菌武器的准备时期已经终结。我所指的是使用“石井式”细菌弹，用飞机散布鼠疫跳蚤以及在地面上进行细菌破坏活动的方式，关于这些情形，我是从北野将军，高桥将军及其他等人的相当报告中知道的。

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实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根据如上所述，并依照日本副陆相指令，1945年春季，我便颁发了一道命令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并因而要设法增加和完善设备以及为第731部队补足必要的专门家。

除此以外，我个人认为在1945年间扩大细菌武器生产，是由于各战场上军事情况恶化。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我当时没有收到过关于本问题的正式报道。

问：请你确切地说说，究竟日本副陆相关于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指令，是在什么时候到达关东军司令部的？

答：据我所记得的，这个指令是在1945年3月收到的……。

……问：当你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期间，在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方面，究竟有过一些什么变更呢？

答：我已经说过，细菌武器的基本使用法是在我还没有受任为总司令以前就已为关东军所采纳，并经日军参谋本部批准，而在我任职期间，这方面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更。此种使用法也经我认可，依旧有效。但是，当我在关东军任职期间，在完善某种细菌武器方面是进行了一些工作。不论在第731部队或在第100部队内部曾进行过这种工作。例如在我任职期间曾最终地改善了鼠疫跳蚤使用法，即从飞机上借助特种装置来散布跳蚤或投掷特种细菌弹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北野将军向我作过专门报告。

问：你听了石井所作关于细菌弹的报告后，究竟采取过怎样的决定呢？

答：根据石井关于使用细菌弹的报告所作的决定，是我的前任人梅津将军采取的。我在查阅了石井的报告后，也认可了这种使用法。关于这个问题，再丝毫用不着来专门批准了。

……1944年10月或11月间，北野将军关于把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战武器使用的实验结果，向我作过一次详细报告。北野向我作报告时，还把他从第731部队内带来的特制影片以及标明有用飞机作散布鼠疫跳蚤实验那地方的图表一并拿出给我看过。北野报告的内容，是综合在这方面所进行过的一切实验和研究，并作出了全部工作的总结。他在报告时，还拿出各种图表给大家看过，图表上很清楚地标明有研究和试验用鼠疫菌传染地区的结果。当时我个人认为使用鼠疫跳蚤一法效力极大，所以就认准了北野的报告以及他提议的细菌武器使用法。

关于使用鼠疫跳蚤的实验结果，是由第731部队领导人超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帝国大本营的。

问：先前你说过，关于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问题的一切决定，都是预先经一个临时委员会审定后交由总司令批准，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呈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呢？

答：我完全证实我先前的口供，并且我觉得我这两种说法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原来，以前我所说的那种报告是关系于更加重要的问题，即通常是与拟定细菌武器使用法或与其他更迫切问题有关的。这样的报告是经由关东军司令部呈报中央机关的。至于有关解决各种局部问题，如研究某种细菌武器效能的报告，则直接由第731部队长官呈报，视其内容如何，或呈报给帝国大本营，或呈报给陆军省，或呈报给军医研究院。

……问：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怎样拨给的呢？

答：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总司令部支付的。经费数目以及拨款方式等详细情形，我却不清楚。

问：究竟为什么要把第731和第100部队及其各支队设立在直接邻近苏联国境的地方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什么专门解释。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样作的目的，是要能最方便和最迅速地来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

问：日本曾怎样打算用细菌武器去反对英美和其他国家呢？

答：我认为，假如当时苏联不曾出兵对日作战，那么细菌武器是会用去反对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但由于苏联加入反日战争和苏军急速深入满洲腹地，遂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可能……。

山田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巴真科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工作员哥赫曼大尉

翻译员：

茨菲洛夫

梶塚隆二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3日）

伯力城

问：第731部队内在准备细菌战方面，具体地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答：1941年2月，第731部队长军医大佐石井，经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允许后，在长春城我的办公室内向我报告该部队工作情形时，也向我叙述过该部队内在准备细菌战方面所进行的事情，这样，他就履行了他于1940年间当我巡视第731部队时给予我的诺言。

据石井说，由于该部队内进行实验的结果，业已查明将细菌直接装在飞机弹内投散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空气阻力强大以及温度过高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不大坚韧的细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死去。同时，石井还说出原先对这种研究本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实现，无论是装置这种细菌的炸弹或炮弹，都没有照原来所期待的那样把传染病散布到广大范围内去。

至于炭疽热菌一类最坚韧的细菌，石井说可能用这种方法去使用，并说这个问题正在继续研究中。试验结果同样证明：从飞机上散布细菌，如像施放毒气那样，其效力极大。

石井向我叙述说，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统统会死掉，说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散布的面积又太小……。石井告诉我说，在敌区散布霍乱菌，不仅效力小，且难于实施。第一，因为细菌要从低空投掷，但在低空投掷便使敌方能自由地扫射飞机。第二，因为使用这种方法就需要有极多的细菌。其次，石井还对我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这种情况就可减少飞机有被敌方高射炮击落的危险。同时，石井向我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尚未结束，例如，究竟从高空投下的跳蚤能散布到多大面积这个问题，就还没有弄清楚。

谈到传染食品问题时，石井向我叙述说，在这方面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进行过实验。当时是把菜蔬、水果、鱼类和肉类染上细菌。结果查明出，对细菌战最适宜的是菜蔬，特别是叶子多的菜蔬。例如白菜，块根类由于表面平滑，较少适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一类的食品内去，要比把细菌染在水果外皮上的效力大些。据石井说，散布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菜蔬，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为证实这种情形，石井当时告诉我说，他部队内在进行实验，即将细菌装在炮弹和飞机弹内进行实验；从飞机上投掷细菌的实验，是在平房站该部队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实验打靶场上进行，至于最危险的细菌，则是在一个什么荒野地方来实验的，究竟在哪里，石井却没有说出。同时他又说到，第731部队内是用活人进行实验，但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进行过实验，石井没有向我说明，他只说到这些人是中国人，但马上他就声明他没有权说出这是什么人，因为这是“秘密底秘密”。

最后，石井向我说，经过了他所领导进行的一切实验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认为用人工散布流行病一事，并不像某些人所设想以及他本人以前所认定的那样容易做到。在自然界中，自然散布流行病是很容易的，但用人工方法来传播流行病则遇着各种困难，这些困难有时必得大费气力才可克服。他认为此种措施成效是依各人对各种传染病的感受性如何为转移，而他也就决心来研究这个问题。

……1944年3月，我在本人办公室同军医中将北野正次也作过类似的谈话，此人从1942年8月起到1945年3月止也担任过第731部队长职务。除了我已从石井口中听到的一切之外，北野在回答我关于该部队内工作情形的问题时，还向我说过，当他任第731部队长期间，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就中他叙述说，第731部队内有一组工作人员曾驶往上海以南华军战线内，从高空把染有鼠疫的大批跳蚤投掷到中国居民地区。跳蚤落下后还活着，结果就在它们落下的地方引起了鼠疫流行病。北野说明，虽则当时没有发生大的瘟疫，但这种细菌战的方法应该认为是有效的。

此外，北野还向我叙述说，在安达站地区实验过装有炭疽热菌的慢性炸弹。这种炸弹片击伤人和牲畜后，就使其染受炭疽热病。据北野说，该部队内已开始在实验人们对各种传染病的感受性。此种实验由该部队内科学工作员、病理学专家川上博士领导。这种实验是从检验健康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血液开始，但因川上死去，此种实验便停止了。

我从石井和北野两人口中知道，第731部队内曾大批生产细菌战武器，即生产各种传播流行病的细菌，以及作为传染病媒介物的跳蚤和老鼠。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生产量如何，但我认为这数量一定是不小的。

问：第731部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答：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

……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随后，我参加过挑选该部队下级军官以及审核陆军省干部部交给我的上级军官名单的工作。

该部队驻地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的。1941年前，这部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只是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做石井部队，因为日军中各个部队通常是按该部队长官姓氏来称呼的。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于是这部队就开始命名为第731部队。

审讯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我说的话都记得正确。

梶塚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杜布卓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工作员巴普科夫中校

翻译员：

茨菲洛夫

梶塚隆二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4日）

伯力城

……第731部队奉日本天皇裕仁1939年秘令，于1939至1940年期间曾经改编过。1940年2月左右，我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读过这个秘令，并在上面签署过……。

此外，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秘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区，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第731部队的四个支队，秘令上规少定了各该支队成立的期限及其驻扎地点。从秘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签署的各该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

日本陆相东条根据天皇敕令所颁发的命令中，曾责成相当军医院和第731部队抽调出定额的医生专家、士官和兵士，并指出可以接纳伤员，但其人数不得超过各该支队全体员额的30%……。

问：准备细菌战的主张是什么人提出的呢？

答：准备细菌战的主张是由石井提出的。

石井四郎大约生于1893年，千叶郡人，大地主出身，1919至1920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尔后，他以志愿军人资格自愿加入日军服务。不久，他申请服正式军役，经过半年他初次获得中尉官衔，在某部队任军医，随后又被调到东京第一军医院供职，这里，我于1922年10月因与他同事，就和他认识了。1924年4月到1926年3月，他在他原先于1919至1920年间毕业的那个大学内当研究生，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尔后，直到1928年4月，他在京都军医院当常任医官，随后就从那里被遣派出国考察，1930年返国。在国外考察时期，他几乎到过欧洲所有的国家，其中也到过苏联，他在苏联参观过莫斯科和列宁格拉诸医学研究院的工作。石井返国后，就在东京日军军医学院担任传染病学讲师。

1936年，由日本陆相下令把他从那里调去任第731部队长。当时他的军衔是军医中佐。石井从国外考察回来后，自1931年起，他就在军医学院同事，——也有我在内，——以及在日军参谋本部有威望有信仰的人物和工作人员中间，开始进行鼓动，说日本必须准备作细菌战……。石井底主张，自1933年起就得到日本陆军省军务署署长永田少将拥护，而自1935年起，又受到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科科长铃木大佐支持。由于这一切情况，加之石井本人又是一个大专门家，所以石井就被任为第731部队长，他自从担任这一职务时起，就开始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手段。

日本陆军省干部署任用科研所拟定的关于任命石井为该部队长的命令草案，经我审阅过，因为当时我是陆军省军医署的科长。我同意了这个命令草案，就在草案上签名了。

不久就由陆相签署颁发了任命石井为该部队长的命令……。

梶塚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杜布卓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巴普科夫中校

翻译员：

茨菲洛夫

高桥隆笃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30日）

伯力城

……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100部队内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斑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命令以及命令什么人去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斑驳病菌的呢？

答：1941年9月，我命令第100部队长若松大佐——后来是兽医少将——开始生产牛瘟菌和斑驳病菌来代替锈菌。

……问：你在1941年9月命令第100部队长开始开始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究竟由于什么缘因呢？

答：是由于奉到了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给关东军总司令的训令，说要着手准备进行对苏的细菌战。

问：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关于准备细菌战的训令是在什么时候收到的呢？

答：这个训令是在1941年7月间制定“关特演”计划时收到的。

问：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点的呢？

答：这点我是在1941年9月一次会议上亲自从关东军总司令口中听到的。那次会议是由关东军总司令召集的，内容是关于准备进行对苏的细菌战问题。他向会议全体出席人宣布过这点……。

高桥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安东诺夫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塞洛夫大尉

翻译员：

普罗塔萦夫

高桥隆笃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1月21日）

伯力城

问：当平樱率领的别动班呈报了反苏的细菌侦察结果之后，关于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和手段采取了一些什么决定呢？

答：平樱中尉向我报告时，有若松，穗坂和井田在座。当时在座人中间，我不记得是谁说出需要有多少炭疽热、鼻疽、牛瘟、羊痘等病症传播物，去传染那个由平樱细菌别动队侦察过的区域。

按当时所定计划，当苏日战争发生时，所有这一切细菌都要实行生产。那时还讨论过反苏的细菌武器使用手段和方法。我们所决定的传染牲畜的办法，是要用飞机散播传染牛类的炭疽热和牛瘟。同时还预定要传染属于当地居民的游牧场上的牲畜。对马匹是预定要用飞机散布炭疽热菌的方法去传染。因为用鼻疽传染兽类的办法很难实行，所以我们决定对马匹只用炭疽热菌去传染……平樱别动班所采购的绵羊是预定用注射法传染羊痘，然后就放散出去，以便进行对苏的军事破坏活动。同时又打算把采购的那批牛用注射法染上牛瘟。凡是受到了传染的牛羊马匹都预定要散放出去，好让它们落到苏军作战的地区内。关于当时我们所决定的各种措施中的详细情节，由于时间过去很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问：你把那时所决定的各种措施，都向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报告过吗？

答：是的，报告过。例如报告过山田将军。

问：请你说说，什么时候你向山田报告过，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1944年11月或12月间，山田将军把我召去，要我报告用飞机进行反苏细菌破坏活动的计划。我根据平樱中尉呈报给我的那些细菌侦察情报，曾向山田将军做过一次报告，说明我所决定的细菌破坏活动计划，报告时有笠原和池田将军在座。尔后，1945年3月间，又在我办公室内讨论过这个计划，讨论时有平樱出席。该计划总司令山田批准了。

关于这个计划，我只作过一个大概的报告。至于计划中的技术方法，我并没有报告过……。

高桥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塞洛夫大尉

翻译员：

普罗塔索夫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1日）

伯力城

问：关于第731部队产生的经过你知道一些什么，这个部队是由于什么原因成立的？

答：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秘令成立的。该部队驻地最初决定设在哈尔滨，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当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但现在我不能记起这敕令的外表和详细内容，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部队在刚一成立后就正式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它名义上是经管关东军部队内水料消毒和供应以及防疫事宜。关东军内部把它称为“满洲第731部队”。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除了在名义上担负的职务以外，还担负有别的，秘密的任务。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加紧，该部队作用的增大及其工作重要程序的提高，于是也就必须增加部队员额，扩大其实验室和驻地范围。

由于这个缘故，日本天皇就于1940年颁发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份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的平房站地区，部队内的基本活动，如研究、试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准备作为第731部队驻址的平房站地区中的全部建筑工程，约于1939年开始动工，而到该部队迁去时均已完全竣工了。这样一来，1940年间，留在哈尔滨的只是专管防疫和医疗事宜的诸部，而其余一切从事有关准备细菌战工作的各部则都迁往平房站去了。此外，1940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42]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成为几部。

上述一切关于第731部队产生经过的情形，我是因为在1941年间看过本部队总务部内的文件才知道的，并且亲自由前任总务部长太田大佐（1941年我从他手上接任此职）和第二部部长军医中佐村上隆口中听到过……。1941年夏季，当德苏战争开始后，有次我去访问石井将军时，本部队内两个部长村上中佐和大谷章大佐也在场，石井将军说到必须加强队内工作，并对我们宣读了日本参谋总长的命令，命令上要求我们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该命令中特别指出，必须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散布鼠疫媒介物。这个命令是用墨笔写的。究竟这命令是由什么人签署的，我此刻却记不得了。

有次，1941年夏季，石井将军在自己办公室内同本部队负责工作人谈话时，说明过日本军事当局为什么要成立像第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当时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此外，石井还指出说，所有各个强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相当的工作，因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当落后。

问：当第731部队尚未建立之前，在满洲曾有什么组织执行过与第731部队职能相似的任务和职能呢？

答：我从与第731部队总务部长太田大佐及其他同事们的谈话中，知道石井将军于1932至1933年（确定时期我记不得了）在满洲进行过细菌研究工作。那时，石井活动的中心地点是汉沟（哈尔滨附近），在那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为一个部队，并为保守秘密而叫作“东乡”部队。这个部队（人数我不知道）曾进行研究细菌战武器的科学工作，为了这一目的，“东乡”部队曾装备有必要的器具。不难明白，那时“东乡”部队的工作范围，是比第731部队的要小一些。后来，石井将军就以这个部队为基础建立了关东军第731部队。

本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我的话都记得正确，特签字为凭。

川岛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柏留加大尉法官

内务部注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菲上尉

翻译员：

普拉琴科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3日）

伯力城

……培养跳蚤这种传染媒介物的仪器设备如下：本部队第二部内有些特别装置的房间，其中可以存放约四千五百具孵育器。每具孵育器内在一个月过程中轮流放进三四个白老鼠，用一种特别管制器把这些老鼠固定在孵育器内。那里面放有营养液和几个跳蚤。孵育期为三四个月，在这一期间内，每具孵育器约培养出10公斤跳蚤。这样，在每三四个月中，该部队内总共培养出约45公斤能传染鼠疫的跳蚤。

请注明，这只是跳蚤繁殖的一个大概数目字，因为我没有在第二部内工作过。在计划部队工作时，曾预定要一贯提高培养细菌和繁殖跳蚤方面的生产能力。日军参谋本部对这部队的工作极为重视。

我记得，1941年6月，当石井将军从东京转回来后，他把本部队各部部长召集到自己办公室内开会，当时他通知我们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过，说第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

石井告诉我们说，参谋本部对本部队工作成果极为称赞，并指示我们要特别注意于改进并继续研究细菌作战武器。石井将军作过这番通知后，就号召我们更紧张地工作，以便提高部队内繁殖跳蚤的生产率，更加扩大跳蚤产量。同时石井又指出说，本部队在最顺利情况下每三四个月内还只能繁殖60公斤跳蚤，但现在必须扩大跳蚤产量，以求在同一期间能生产出200公斤。石井将军向我们解释说，上述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实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即德国对苏战争已经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中已在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所以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备有细菌武器，以便能在必要时用去反对苏联。在那次会议上有第二部部长太田和材料供给部长大谷发言，他们对于扩大细菌战武器生产以及设法在满洲找到白老鼠代替前此由日本运来的白鼠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731部队内广泛进行过用活人作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会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死人的尸体经过检验后，就被放到该部队焚尸炉里去焚化……。

……当我在该部队内供职期间，我多次同石井将军一起视察过该部队所属各种勤务机关，包括监狱在内，所以我知道监狱内处理犯人、管制犯人和禁锢犯人的某些详细情形。押运犯人到监狱里来时，是经过部队中央大楼正门下的一条秘密地道。部队内的宪兵队有几辆各种汽车，汽车表面涂的是暗黑油漆，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通气孔。这种汽车就是把犯人从讨伐机关押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里来的。监狱管理处给每个送来受实验的犯人安上一个号码，一直到他死去时都叫这个号码……。

当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1941年4月，当我刚到该部队任职的时候，我就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关得有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带有她在该监狱内生下而还不满一岁的孩子。当我在该部队内任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是活着的。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她们决不会从这监狱里活着出去，她们也不免是和其余一切犯人一样同归于尽了……。

川岛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柏留加大尉法官

内务部注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菲上尉

翻译员：

普拉琴科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4日）

伯力城

……当然，要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以及为此目的从宪兵部方面领到犯人，若不经关东军总司令认准是办不到的，因为他同时是日本驻满洲特任全权大使，即事实上是满洲的主人……。关于必须从宪兵部那里领到犯人一事，每次都是由石井将军本人根据那些直接用活人进行实验者所作的报告来确定的。当部队长认为必须补充受实验犯人数量时，他就吩咐总务部长去同宪兵部接洽，并从那里领到犯人……。根据该部队产生的经过以及它在成立以后全期间内的实际活动，我可以说，第731部队正是设立在满洲境内的原因有如下述：

第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有细菌战武器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在日本军阀侵略政策计划以内的。

此外，在满洲境内进行检查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便使我们能在近似苏联远东地区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此种工作。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并且满洲地域也很辽阔……。

川岛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柏留加大尉法官

内务部注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布拉菲上尉

翻译员：

普拉琴科

平樱全作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1日）

伯力城

问：请你说说，关于关东军第100部队，你知道一些什么情形呢？

答：第100部队是关东军头领细菌实验部队的秘密番号。该部队是由关东军司令部建立的，但什么时候建立的，我却说不上。第100部队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关东军司令部队医处长高桥笃中将直接领导的。这部队司令部及其基本人员驻扎在长春城外一个叫作孟家屯的华人村镇上，它的各个支队分设在佳木斯，克山和大连城。第100部队既是一个细菌实验部队，所以它配备有细菌学家，化学家和兽医等科学工作员，他们专门研究各种细菌和和烈性毒药，探求用此种毒药来大批毒害人命和牲畜的方法。为此目的，该部队人员就在牲畜和活人身上进行实验。第100部队及其各支队里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准备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去反对苏联。第100部队内共分四部，其中第二部是最主要的一部，它在1943年以前又分成五个分部。

1943年12月，由第100部队内高级人员和关东军代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第100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少将，副部队长保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工程师井田清、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上列诸人现在何处，我不知道），在这次会议上拟定了要在第二部内成立第六分部，即所谓“细菌分部”的计划。该分部任务是大量培制细菌并在地下特种仓库内保藏这种细菌。

真的，在这次会议举行后，第100部队内就根据已定计划，开展大规模建筑工程，即建筑若干栋下面设有地窑的特种单层房屋。部队人员也增多了。为了就地实现领导和加强监督本计划执行情形起见，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常常到第100部队来视察。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几个领导干部中间，在同这些干部谈话时，多次说过：“一旦日本同苏联发生战争时，第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出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便进行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

第六分部内确实制造出了大量的细菌和化学药品。我本人几次因事到过该分部附设的仓库，那里把细菌和烈性毒药保存在特种铁盒中，走进到这种仓库里去的时候必须用浸透特种药水的布片把口鼻蒙上。只有戴上橡皮手套时才准许用手去挨那些铁盒子。为了严守秘密起见，这些盒子外面只标有一个用油漆写的号码，并没写上任何其他的说明。在第100部队内还研究过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例如研究过用飞机来达到此种目的的问题……。

平樱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注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拿查洛夫上尉

翻译员：

格尔茨曼

证人松村知胜受审记录（1949年10月27日）

伯力城

我是苏联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科尔沙可夫上尉，负责审讯过证人松村知胜，他是日本人，1899年生于东京，日本国籍，受过高等教育，1945年被俘前担任过关东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前日军少将，已婚，妻松村秀子，父亲系职员。

证人曾被预告，如有伪述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松村（签名）

问：你愿意用哪国语言来供述？

答：我愿意用日本国语言来供述。

问：当问你的时候由翻译员巴荷摩夫、米海依尔、雅可夫列维奇翻译，你不反对么？

答：我不反对。他说的日本语，我听得很明白。

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所定的处分。

问：请你说明你在日军里服务的经过。

答：1928年间，我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就在第34步兵队里当过一年排长。

1929年我被派到日军参谋部去工作，我在那里担任的工作是：从1929至1932年12月在第一部内军队编制科任事，1932年到1936年奉参谋本部命令出国考察。回国后，1936年在陆军大学担任过战史讲师1年。

1937年到1939年10月，我又在军队编制科任职，尔后，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10月，在战史部工作，起初当工作员，以后任该部部长。

1941年10月到1943年8月，我在日军参谋本部第二侦探部任第五俄国科科长。1943年8月，首相任命我当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部长，这一职务我一直担任到1945年3月止。从1945年3月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止，我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个副参谋长。[43]

问：关于满洲境内设置有细菌部队一事，你知道一些什么情形？

答：我很清楚地知道关东军建制内有过两个细菌部队，第一个叫做第731部队，第二个叫做第100部队。

问：石井中将主持的第731部队在何种程度上受关东军司令部管辖呢？

答：石井中将主持的第731部队是受关东军总司令（以前为梅津，以后是山田）直接管辖的，该部队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

问：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和关东军司令部方面对该部队活动的领导，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关东军总司令经由本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塚中将去实际领导过第731部队的活动，因而关东军司令部首先要对该部队的活动负责。

问：第731部队所进行的反苏细菌战准备工作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这一准备细菌战武器的工作表现在第731部队专门从事研究使用鼠疫，霍乱、伤寒及其他传染病细菌的方法；为此目的，该部队内设置有专门进行实验和培养细菌的机关。

此外，第731部队在牡丹江，海拉尔，孙吴和东安四处设有支队，那里同样也进行培养和试验细菌的工作。

问：你这位前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兼参谋长同第731部队有过什么关系呢？

答：我与第731部队的关系，就是我曾负责替那些被准许到该部队所在地去的人们办理通行证。若到第731部队所在地去，必须经总司令山田本人准许。直接发给通行证一事，是由我所主持的作战部副部长竹田宫，即宫田中佐负责。到过该部队的人都要把通行证带回，交还给竹田宫。

问：请你说说，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和兽医处长关于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情节，是向什么人作报告的呢？

答：医务处长梶塚中将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关于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直接向总司令山田作报告的。

问：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常去视察石井部队么？

答：我记得很清楚，总司令于1944年7月抵满洲后不久，就到驻哈尔滨的石井部队去，视察过该部队的工作，但山田在返长春后，并没有对任何人叙说过他那次视察的详细情节，所以我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丝毫也不知道。

问：关于销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各实验室的情形，你知道一些什么呢？

答：1945年8月9日或10日，总司令山田鉴于军事行动业已开始，便决定把培养细菌的一切实验室和贵重设备完全消灭，免得这些科学实验室落到苏军手中。关于消灭上述部队并将该部队人员撤往汉城（朝鲜南部）的命令，是由我的部属草地大佐拟定的。当天，这命令就由总司令山田签署而送交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长官去执行了。

石井中将和若松少将根据总司令命令，才得以由本地工兵队协助，把这两个部队所有一切建筑物炸毁和破坏了。

问：这两个细菌部队所有实验室设备品也一同运到朝鲜去了么？

答：这个问题我却难以回答，因为在报导上没有说到这点，加之关东军司令部并未接到该两部队撤退结果的报告。大概，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的最贵重细菌仪器是运往朝鲜南部去了。

我的话记录得正确，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特此签字为凭。

松村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科尔沙可夫上尉

翻译员：

巴荷摩夫

证人松村知胜受审记录（1949年11月16日）

伯力城

证人松村曾被预告过，如有伪述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松村（签名）

审讯时由翻译员普拉琴科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错译之处，即应按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普拉琴科（签名）

问：第731部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答：石井将军所主持的这个部队，大概是1934年成立的，驻扎地点在哈尔滨。

问：为什么第731部队正是建立在满洲境内呢？

答：第731部队是一个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大联合制造厂，它其所以[44]建立在满洲境内，是由于战略上的打算，因为当时日本准备对苏联进行战争，而这部队的全部活动也就是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第二，凡属建立该部队以及该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工作所需要的经费，都是列在关东军的非常军事预算内，这笔预算既不必向国会报销，就能使那些坐在国会内面而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活动。

问：第731部队在准备反对苏联的细菌战方面，采取过一些什么组织上的措施呢？

答：对苏细菌战准备工作是表现在第731部队曾从事研究鼠疫、炭疽热、霍乱、伤寒及其他病菌使用法；为了这个目的，第731部队内设立有一些专门实验和培养细菌的机构。同时第731部队还组织有自己的支队，关于这些支队，我已在1949年10月27日供述过了。至于第731部队各支队内进行了什么工作，我却不知道。

问：究竟是用什么人去受实验呢？

答：据田村大佐告诉我说，第731部队内是在原系中国人民革命军兵士和游击队员这些活人身上进行实验。

问：你从什么地方知道石井部队进行过探求和培制细菌的科学研究工作呢？

答：1943年8月，关东军司令部前任作战部部长田村善友少将向我办交代手续时，曾告诉我说，石井部队在进行探求细菌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科学研究工作。1944年夏季（月份我记不清楚），我从我的属员宫田中佐口中最终知道了第731部队在进行这种工作，因为宫田中佐是由我按参谋长笠原行雄中将指示亲自派到石井部队内去检查过流行病菌特种炸弹底生产情形的。此外，从我经手转呈关东军总司令的一些报告中（关于这些报告，我往下再讲），我也知道过第731部队内生产细菌武器的情形。

问：按1945年生产情形说来，第731部队能否保证关东军以必需数量的细菌武器呢？

答：据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收到的材料以及宫田中佐的报告看来，第731部队，按1945年生产情形，已能大批培养出各种流行病病菌，其数量足供使用细菌武器之用。当时已在加紧研究特别炸弹，作为使用细菌武器方面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问：你在自己的战略计划中曾预定要在对苏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么？

答：在拟制战略作战计划时，并没有预定要使用细菌武器，但若奉到帝国大本营要在对苏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命令，那末当时所有的细菌武器一定是会动用的，因为当时石井部队对此已有充分准备。

问：当时究竟是预定要怎样具体使用细菌去进行对苏战争呢？

答：当时预定使用细菌进行反苏战争的办法，是由飞机投掷细菌弹及直接散播细菌。至于对苏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其他方法，我不曾知道。

问：关东军司令部对第731部队活动的领导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我在1949年10月27日受审时已供述过：石井中将所主持的第731部队是受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管辖的部队，该部队内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关东军总司令梅津以及后来——从1944年7月起——总司令山田乙三对第731部队活动的领导，关于战略问题是经过我所主管的作战部实现的，关于科学技术问题则是经过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塚隆二将军实现的，凡有关细菌学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问题，培养细菌学干部问题，以及防疫和给水问题，都属于医务处长的管辖范围之内。

问：你所主管的作战部是在哪种问题上具体领导过该部队呢？

答：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是在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问题方面具体领导过第731部队。

问：关于第731部队活动情形，总司令究竟收到了哪些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又采取了何种决定呢？

答：据我此刻所记得的，关东军总司令收到的这种报告有两个。第一个是该部队长石井关于从飞机上用特种装置器散播细菌法的报告，这个报告是1943年下半年收到的。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次郎大将阅完了石井将军在报告中提出的方法后，就认为这种方法的效能很少，同时他指出说，要是用这种方法使用细菌武器，那我们便不免要在人员和技术方面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军队不会受到传染。总司令梅津当即经过参谋长笠原敕令该部队长石井，要他另外拟制一种更有效的细菌武器使用法。

大约经过一年之后，总司令收到了关于细菌武器新使用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石井中将说他已制定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新方法，即从空中投掷装有传染病病菌的特种瓷器炸弹。总司令梅津对于这个报告没有作出任何指正，他把这个文件一直保存到1944年7月他离去总司令一职时为止。我从工作实践中知道，如果总司令对呈给他的某一报告不加任何指示，那就是说他同意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这次也是如此。梅津认为在对苏战争中这样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是最适当的。

1944年7月山田乙三大将接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他的前任人梅津将这一文件给他看过，并把石井部队的活动情形告诉了他，当这文件交给我保存的时候，山田乙三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示，这就是说，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即由飞机投掷装有细菌的特种瓷器炸弹这样使用细菌武器的办法，山田乙三也是表示赞同的。

既然当时第731部队尚不能保证关东军有足够的细菌武器，所以自从山田就任总司令一职时起，石井部队就遵照陆军省说要增大细菌武器出产的训令而大加扩充，当时它领到了新的实验设备，于是细菌武器的生产就增加了。山田到达满洲后不久，就于1944年8月去巡视第731部队，并直接检查了该部队的工作，这决不是偶然的。

问：究竟是什么时候收到陆军省关于增大细菌武器生产训令的呢？

答：陆军省关于增大细菌武器出产的训令是1944年5月，即在山田就任以前到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并且我觉得——虽然我不能断定说——陆军省的训令不仅是说，要保证关东军有充分细菌武器，而且要保证太平洋上作战的日军有充分细菌武器。

问：关东军司令部领导人员中有谁视察过第731部队，视察的目的何在？

答：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和司令部军官宫田中佐视察过第731部队，视察目的已由我在前面供述过了……。

问：1945年8月9日或10日总司令颁发的命令中，只是说要到消灭第731部队，抑或是还包括到有关该部队的其他问题呢？

答：1945年8月9日或10日总司令颁发的命令中，除了说要炸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外，还说到要把这两个部队的人员和贵重设备撤退到朝鲜南部去。根据这道命令，关东军中的测图部队也撤到深后方去了。

问：为什么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的贵重设备正是迁运到朝鲜去了呢？

答：当时朝鲜南部是最安全的地方，况且驻朝鲜的部队是听关东军总司令指挥的，我们并未预料到朝鲜会被敌军占领。

问：究竟是责成关东军中哪些部队去消灭第731部队的呢？

答：当下令消灭第731部队时，驻在哈尔滨地区的是宇部少将指挥的混成旅，所以实行炸毁该部队的想必就是该混成旅的工兵队，但我不能断定这点，因为命令上没有明文规定是由哪个部队去负责消灭第731部队。

我的供词记录得正确，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我证实这记录正确。

松村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科尔沙可夫上尉

翻译员：

普拉琴科

证人松村知胜受审记录（1949年12月7日）

伯力城

证人松村知胜曾被预告过，如有伪述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松村（签名）

审讯时经翻译员茨菲洛夫翻译。翻译员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误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茨菲洛夫（签名）

问：请你确切说明一下，第731部队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

答：第731部队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第731部队是在1934至1936年间遵照日本天皇敕令成立的。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部长呢？

答：我担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从1943年8月起。

问：你曾因职务关系参与过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中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么？

答：我担任作战部部长职务时，曾与关东军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的工作有过联系。这种联系具体是表现在凡第731部队长和第100部队长所呈关于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各种问题的报告，都由我以作战部部长资格收受。这些报告照例是呈给关东军总司令的，但因此种报告系与这部或那部工作有关，所以副官处（秘书处）收到这些报告后，就分发到相当的部里去。

凡与作战部有关，即与实际运用细菌武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我。凡与使用细菌武器去作军事破坏活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侦探部部长。我收到这种报告后，就视其重要程度如何来分别处置，或是由我自己负责解决，或是报告关东军参谋长或报告总司令（先前是梅津，尔后从1944年7月起则是山田）。

问：你在1949年11月16日的供词中，说关东军司令部收到过陆军省关于必须增加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请确切说明一下，究竟这训令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答：此刻我记不清关东军司令部收到这一训令的确切日期。我只记得是在春季或夏季收到的，但我记不清楚究竟是在1944年，还是在1945年收到的。我记得，在接到这一训示后，好像是由梅津，又好像是由山田给第731部队下达一道命令，说要增加设备和扩大生产作为细菌武器使用的各种传染病病菌。至于究竟要把细菌生产量增大多少，我可不记得，但无论如何总是要大大增加。

问：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接到陆军省说要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后，究竟采取了一些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答：此刻我记起，上面我所说的陆军省训令是在山田任总司令一职期间收到的。我记得，总司令山田接到陆军省训令后，就吩咐作战部去遵照执行。

于是我就代表山田下了一个命令给第731部队长，要他大大增加致命细菌的生产，同时我又代表参谋长告知关东军司令部第四部，要它保证第731部队以设备方面的必要材料。

问：为什么必须依照你所指的那个训令增加细菌武器呢？

答：陆军省训令上没有指明必须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实在原因。当时在身任作战部部长的我个人看来，增加细菌生产是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由于太平洋区域战局恶化，还使人推想到要动用武器来反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此场合就得利用满洲细菌部队所生产出的细菌武器。

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要在战争发生时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苏联。

问：请你说说，当时关东军打算怎样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呢？

答：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一举，是应遵照参谋本部命令实行的。在作战计划中，并没有包括对苏联使用细菌武器一项，因为致命细菌不过是要在实施已定作战计划时去使用的一种武器。但这些问题曾在司令部中有关系的各部内讨论过。例如，我个人在相当研究了这一个问题后，就按作战部路线向司令部参谋长笠原行雄呈述过我关于对苏使用细菌武器的意见。我向他报告说，一旦与苏联发生军事行动时，就要借空军帮助使用细菌武器。同时我还报告笠原说，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细菌武器就应当在沃罗希洛夫、伯力、海兰泡和赤塔一带，即在苏联后方地区使用。传染各该地区一举应该是用飞机投掷细菌弹及散播细菌的方法去实现。为此目的，就应当动用关东军各空军联队的飞机。

问：但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岂不是要备置有特种飞机么？

答：不，普通飞机也可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抛掷细菌炸弹时可以用通常的轰炸机，散播细菌时可以用任何一种飞机，因为供散播细菌用的装置并不复杂，可以装设在任何飞机上面。

我已经说过，我会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过参谋长笠原，他在大体上赞同了我的意见。所有这些措施都未曾在作战计划上载明，但我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是根据作战计划上所拟定的一般作战情势出发的。我向笠原作这个报告，是在已经接到陆军省关于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之后。原来，在接到说要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后，笠原曾委托我来研究在有必要时使用这种武器反对苏联的可能性问题。于是我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向笠原作了一个相当的报告，而他——这点我已经说过了——也就赞同了我的意见。

问：究竟有哪些主要细菌武器曾被采纳作为关东军的武器呢？

答：到1945年时，被批准作为基本种类细菌炸弹，用飞机散播细菌以及在地面上进行细菌破坏的方法。我想，这几种基本方法都是经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的。

问：究竟有哪几种细菌武器是由总司令山田审核和批准过的呢？

答：山田在任职司令期间曾审核过，尔后又批准过在当时可算是尽善尽美的两种方式。我所指的就是投掷“石井式”细菌弹和从飞机上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

问：究竟当时预定要怎样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呢？

答：据当时我这个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所知道的消息，实际使用细菌武器一举，是要靠各该部队及其支队内那些专门干部去实现。换句话说，在有必要时，上述部队及其各个支队就应该抽调出相当数量的专门家，并将一些还在平时就受过专门训练的兵士交给他们去指挥。这些兵士在平时已从日军各部队那里，征调到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附设的训练班里来，他们在那里除了受医务训练外，还受过一种专门训练，获得了细菌学方面必要的经验。被挑去住这种训练班的都是极忠实的兵士，不过我不知道挑选手续究竟怎样。他们在训练班毕业后，若是和平时期，就被派到细菌部队各支队中去工作，或是被派往当时日军部队和兵团中都设立有的防疫给水部队内去工作。若在作战时期，他们就应被利用去使用细菌武器。

至于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所培养出的这种干部究竟有多少，我却不知道。

问：在使用细菌武器方面有过什么样的规章和条例呢？

答：当时并没规定这种供广泛采用的条例。我想，只有过一些暂行的条例和规章，这是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所编写，而在训练干部时采用的。至于此种规章究竟是由谁批准，我却不知道。因为此种事宜不是归我经管的。

问：1944年或1945年间到北兴安省毗邻苏联地区去进行细菌侦察的那个第100部队别动班，是谁派遣的呢？

答：在1944年或1945年间，兽医处长高桥好像是向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又好像是向参谋长笠原行雄报告过第100部队别动班在北兴安省一带进行工作的情形，当他做这报告时有我在座。高桥报告说，第100部队人员正在侦察北兴安省某些地区，目的是要查明在各该地区内使用细菌武器去传染牲畜、牧场和蓄水池的可能性。我还记得，高桥在报告中提出了他关于实际使用细菌的意见。我记得，他曾表示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传染海拉尔地区和呼伦池东南一带的牧场和蓄水池。关东军司令部对第100部队所作军事破坏活动的领导，是由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来实现的。

问：你曾作过关于使用“石井式”细菌弹问题的报告么？

答：作过，1944年秋季，大约是在11月间，我奉参谋长命令作过关于“石井式”细菌弹效能的报告。石井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面报告是在山田尚未任总司令以前交到司令部来的。所以，当山田就职时，笠原就委托我作了一个口头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司令部内作的。报告时有山田，笠原，副参谋长池田以及宫田在座。山田根据我的报告，便把这种方式作为极有效的方式批准了。

问：请你说说北野关于使用鼠疫跳蚤问题在关东军司令部内所作的那个报告的内容。

答：我记不清这个报告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或者是在1944年末，或者是在1945年初。当时北野向山田报告了在研究鼠疫跳蚤这种专门武器使用法方面所达到的最新成就。我不记得这报告的详细内容。报告时在座者有山田，笠原，医务处长梶塚，我，宫田，池田以及报告人北野。北野报告完毕后，放映了表明用鼠疫跳蚤传染鼠疫的实际情形特制影片。但这影片我没有看，因为我因事被召到作战部去了。

问：司令部参谋官宫田中佐（竹田宫）与第731部队的工作有过什么关系呢？

答：宫田是作战部专门派去代表本部与第731部队发生联络的。此外，司令部有时还派遣过其他军官到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里去，目的是要熟悉这两个部队中的工作情形，并与它们维持联络。照例是经过这些人传达各种日常指示，并监督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形。

问：你在1949年11月16日的供词中，说是你从田村将军口里听到第731部队内有个囚禁犯人的监狱。请你确切说明一下，究竟你所说的这个田村曾在什么地方工作。

答：关于第731部队的监狱以及对这监狱内犯人进行实验等情况，就是我的前任人，即前任作战部部长——他原先是大佐，以后升为将军——田村善友告诉我的。至于究竟是谁批准对活人来进行实验，那我不确切知道，不过我想，最先允准作这一实验的是总司令植田，或他的继任人梅津。在山田任总司令期间，这种实验也进行过，山田并没有取消先前允准进行此种实验的命令。

问：请你说说，关于捕获鼠类送往第731部队中去的命令是谁批准的呢？

答：1945年时，差不多所有关东军各个部队都干过捕获鼠类送往第731部队去的事情。显然，这件事情是经总司令山田批准了的，因为若不经他允准，各部队是不能去作这件事情的。参谋长可以代表总司令下命令给各部队，但必须先经总司令允准。至于这次允准令究竟是怎样确定的，那我却记不得了。

第731部队确实需要领到老鼠来繁殖散布鼠疫菌的跳蚤。至于当时究竟捕获过多少鼠类送往第731部队里去，那我却不知道。

问：请你说说，为什么在1945年间又要再度任命石井为第731部队长呢？

答：这个我记不清楚。据我推测，石井复任为该部队长，是由于当时接到了陆军省说要增大细菌生产和加紧准备细菌战的训令。所以，石井这个富有经验的工作者也就重新被任为第731部队长了。

问：究竟梶塚与第731部队内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有过什么关系呢？

答：据我所知道的，在准备细菌武器方面，梶塚对于探求细菌战斗武器最有效使用法的科学研究工作，实现过一般的领导。

我已经说过，梶塚曾参加过那些讨论实际使用细菌武器问题的会议，所以他无条件地是很熟悉这一切工作情形的。凡是梶塚想要知道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即与各种关于细菌的消息，他都可能从作战部那里取得，但当时实际上却用不着这样做，因为此种问题通常是在有我参加的专门会议上解决的，梶塚也就根本不必亲自到作战部来探问此种消息。例如，当北野作关于使用鼠疫跳蚤的报告时，情形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必须销毁掉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呢？

答：关于销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的命令，是由山田总司令颁发的。我想，销毁这两个部队一举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引起的：第一，这两个部队所有的设备都是秘密的，所以决不能让这些设备落在敌军手中。此外，该两部队内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秘密的，所以当时必须极力设法隐蔽进行过此种工作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消灭掉该两部队内为准备细菌战所进行的那种工作的痕迹，以及在活人身上进行过的实验的痕迹。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苏军部队急速进攻，使得日军无法把这两个部队完全撤退到满洲腹地或其他什么地点去。

问：关东军未曾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的原因何在呢？

答：在我看来，在军事行动开始时未曾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对苏联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受到苏军方面急速的进攻。所以，虽然当时关东军为准备使用细菌武器所进行的工作业已加紧，虽然关东军本来能够实际使用细菌武器，可是这种武器终究没曾使用过。

问：你所列举的所有那些在1945年间采取的加紧准备细菌战办法，目的到底是要反对谁呢？

答：我已经说过，细菌武器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证实此点的有关东军司令部所施行的种种具体措施，例如关东军参谋长认准我关于实际动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的意见（这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毗邻苏联边境的北兴安省进行细菌侦察，高桥将军作过关于准备在发生军事行动时对苏联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方法报告等。凡此一切事实都证明出，这种准备工作的目的是要在战争发生时对付苏联。

关于本案事情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供述了。

我的话都记录得正确，记录用日语念给我听过。

松村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巴真科近卫军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科尔沙可夫上尉

翻译员：

茨拉洛夫

证人松村在与被告梶塚对质时的供词摘录（1949年12月8日）

伯力城

问：证人松村，请你说说关于第731部队长在有梶塚出席时向关东军总司令所作的那些报告，你知道一些什么情形。

答：1944年末，第731部队长北野在关东军总司令办公室内作过一次报告。北野在报告中说明了把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使用的方法。在这次报告时出席的有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参谋长笠原行雄，副参谋长池田，医务处长梶塚，我，司令部参谋官宫田中佐（竹田宫），报告人北野和他的一个随从军官，这人的姓名我不知道。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我记得，北野所作报告的书面文稿，在上述会议举行之后，就交给作战部去保存了。山田认准了北野所提出的把染有鼠疫的跳蚤当作细菌武器使用的方法。

……听过北野报告之后，全体出席人都去看北野带来的电影片。影片上放映的是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形。我没有看过这张影片，因为我刚一走到预备放映电影片的那个大厅门口时，就被召到作战部去了……。

松村

负责审讯者：

军事检察官卡昌中校法官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巴普科夫中校

翻译员：

布尔霍菲金诺夫

证人饭岛良雄受审记录（1949年10月20日）

伯力城

我是苏联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俾沙勒夫大尉，负责审讯证人战俘前日军少佐饭岛良雄，他是日本人，1917年生于日本群马郡，势多县，荒砥村，农家出身，受过中等教育。

证人受过预告，如有伪述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饭岛（签名）

问：你愿意用哪国语言来供述呢？

答：我懂俄文，能念俄文，但我想用日本本国语来供述。

问：审讯时翻译员聂哥洛新科、安那托里、尼古拉维奇负责翻译，你不反对么？

答：我不反对。

翻译员聂哥洛新科、安、尼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误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聂哥洛新科（签名）

问：请你简略说说你在军队中服务的经过。

答：我于1938年4月20日被召入伍当普通兵士，以前是务农。1938年9月到1939年3月住过仙台市后备军官学校，随后就在高崎城第15步兵团担任见习军官。1939年12月，我获得了少尉衔，同第一批军官被派到东京住“中野”学校。

“中野”学校是给日本军事团培养谍报工作领导干部的。“中野”学校内分三部：中文部，英文部和俄文部。我被编入俄文部，初次在那里开始学俄文，学得还不坏。除俄文外，我还学得了关于苏联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形的知识。这三部内有一门基本科目，就是关于外国侦探机关，主要是关于苏美英中四国侦探机关工作方法的专门功课。

学校讲师向我们学员举出一些例子来解释，究竟可以而且应当把什么人征募到反侦探机关中来进行间谍、军事破坏和宣传的工作，怎样结识那些已经拟定要征募进来的白俄份子和中国人。所以，“中野”学校所造就的都是那些理论上有修养的间谍工作领导人。

1940年11月初，我在“中野”学校毕业后，就被派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团长柳田少将那里去供职。我在哈尔滨日本军事团服务了3个月，然后，就被任为驻奈姑穆图村的三河区日本军事团副团长，一直当到1945年1月末为止，1945年2月，我被调到叫作“保护院”的集中营去担任主任。

我在“保护院”（意即“救济院”）这集中营里，工作过约7个月，直到被苏军俘获时，即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

“保护院”集中营又叫做“科学研究部”系由哈尔滨军事团管辖，当时该团团长是由秋草少将担任。“保护院”集中营里可以容纳150人，那里囚禁有由于各种原因落到满洲境内而被日本边防军和警察队拘留的苏联公民，“保护院”内所拘禁的尽是男子，他们在集中营副属[45]农场上干过各种农务工作。营内规则极严，稍一犯规就要受到处罚，尤其是那些想要从营内脱逃的人。我得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允许，经常把这种人发送到关东军第731部队里去。

问：请你说说，关东军第731部队究竟是个什么部队？

答：我在工作初期看见各种训令时，原以为这第731部队是关东军的一个惩戒营，后来我才知道第731部队是个实验所，那里对苏联人进行实验，借以检查各种细菌的效能。

问：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人那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点的呢？

答：大约在1945年4月中旬，当我在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内向副团长浅田大佐报告集中营内规则执行情形时，大佐要我遵行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指令，那指令上说，凡属违反营规的人，特别是那蓄意逃脱的人，都应该发送到驻扎在哈尔滨城外距“保护院”集中营15到20公里的平房驿的第731部队里去。我还记得很清楚，在那次谈话中，浅田大佐大致讲过，说这个部队内是在研究细菌效能，并提到该部队长一职是由石井中将担任，但我同这个人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我同浅田大佐谈话后再经过了一个月的时候，又在哈尔滨日本军事团里听到医务科科长军医少尉前川说，第731部队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其中有些活人就是我从“保护院”集中营送到第731部队里去的那些人。我从“保护院”集中营内几次总共送了约近40个苏联公民去遭死，他们受过实验之后都死掉了。

问：这种详细情形是什么人告诉你的呢？

答：我一次也没到过第731部队里，同该部队任何工作人员也没有接触过，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同哈尔滨日本军事团人员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我终究认定那里从“保护院”集中营送去的苏联公民都因受实验死掉了，因为我们送去的那些人一个也没有转回到“保护院”来，其次，因为派往第731部队去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与集中营管理处或与同营犯人通过信，而从别的地方，例如从矿区地方，却常常有先前本营犯人因各种问题写信给我，例如请求把钱汇给他，或请求把他留在营内的东西寄给他。

问：把苏联公民从“保护院”集中营发送到第731部队去的手续怎样呢？

答：在“保护院”集中营内设有一个情报调查科，科长一职就是由我的帮办山岸研二担任的。该科对于每个破坏营规的人都写出相当的报告，随即由我盖上一个私章。然后我就亲自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去把材料报告给团长秋草，只有经过日本军事团批准后，我的帮办山岸才亲自组织把犯营规的人发送到第731部队中去。当发送苏联公民到第731部队去时，我一次也不在场。据山岸告诉我说，第731部队的工作人员乘该部队汽车到我处来领取犯规者，这些工作人员的姓名我全不知道，并且我也没有查阅过，究竟第731部队里是些什么人到“保护院”来领取过犯人……。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供词么？

答：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我的供词了。供词记录得正确，记录用俄语和日语念给我听过，特签字为凭。

饭岛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俾沙勒夫大尉

翻译员：

聂哥洛新科

证人山岸研二受审记录（1949年10月21日）

伯力城

我是苏联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俾沙勒夫大尉，负责审讯过证人战俘前日军中尉山岸研二，他是日本人，日本国籍，1916年生于新潟郡，善根村，东京外国语专校毕业，受过高等教育。

证人曾被预告，如有伪述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山岸（签名）

问：你愿意用哪国语言来供述呢？

答：我懂俄文，能读俄文书报，能用俄文写东西，但在我受审时请翻译官列席，因为有些俄国字我记不得，所以我难于说明我的意思。

问：审讯时由翻译员聂哥洛新科、安那托里、尼古拉维奇担任翻译，你不反对么？

答：我不反对。

翻译员聂哥洛新科、安、尼曾被预告过，如有故意误译之处，即应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95条治罪。

聂哥洛新科（签名）

问：请简略说说你的劳作生活经过。

答：我的社会出身是农民，进东京专校之前，在家里帮助父母种地，同时又在中学念书。1935至1938年间，我在东京住外国语专校，毕过业[46]。1938年，我被征入日军，并被派到满洲穆棱站第30步兵联队去当兵，一直当到1941年。1942年9月初，我被调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工作，在特别研究部里担任俄语翻译官。所谓特别研究部就是由日本军事团管辖的集中营“保护院”（意即“救济院”）。“保护院”集中营里禁锢有苏联人，大多数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落到满洲境内了的苏联军人。

1944年初，我被任为“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同时主持情报调查科工作。情报调查科所负任务是收集关于苏联经济、政治和军事情形的情报，并检举那些蓄意逃走，破坏营规以及在犯人中间进行反日宣传的人。凡是怀有仇日情绪以及不愿服从营规的份子，都由我征得营主任饭岛同意后发遣到第731部队去，在1945年以内分批发遣到那里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

说到这里，我想指出，从“保护院”集中营内把犯人发送到第731部队去，是于1942年初开始实行的，那时我还不是该营领导人之一。我所提到的第731部队是驻在哈尔滨城郊离“保护院”15到20公里远的平房驿。我从来也没到过第731部队场所那里，只是1944年冬季，我坐车从该部队场所旁经过了一次，但我什么也没有见到，因为该场所四面都搭有很高的围墙。离该队场所进口约200公尺处，写有一个告示牌子，告示字句我记不清楚，但意思是说非经关东军总司令特别允许不得入内。

我早在1942年间就听到哈尔滨日本军事团第二科内几个工作人（究竟是谁，我记不得了）说过，第731部队或所谓“石井部队”进行着培养致命细菌的工作，并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方法检查细菌效能，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也经受不住这种实验，所以受过实验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死去的。过了些时，大概是1944年末，或1945年初，我在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听到负责人员（究竟是谁，此刻我记不得了）说，关东军司令部所属第731部队在生产致命细菌和制造毒气，以便毒害敌人军队。而当时日本的敌人，便是苏联。

问：当时送苏联公民到731部队去的手续怎样呢？

答：依照哈尔滨日本军事团团长秋草少将署名的书面指示，情报调查科工作员经我同意后，就根据手边伤害人格的材料编出相当的名单，再由集中营主任饭岛少佐盖上私章表示批准。然后饭岛就拿着这个名单去呈报军事团团长秋草，团长总是对我们的意见表示同意，所以他总是认准把我们所拟定的苏联公民发送到第731部队去消灭。我记不得所有被发送到第731部队去消灭的那些人的姓名。不过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苏军兵士德姆琴科，他根本拒绝供出关于苏联的任何消息。经我允许对他采用了肉刑，审讯人拷打过他，把他脚手捆住，吊在屋梁上。但德姆琴科终于没有招供。那时我便决定将他消灭，所以就把他发送到第731部队里去了……。

发遣苏联公民到第731部队去遭死的事情，是由宪兵盛田直接经管的，他预先用电话同第731部队宪兵商定运送时间。第731部队总是派自己的轿式汽车来运载犯人，轿车里不带行李时可容下20个人。我遵照哈尔滨日本军事团指示，总是吩咐宪兵盛田留下犯人的东西，把他们发送到第731部队里去。至于留下的东西，则送往哈尔滨日本军事团第四科，第四科就把这些东西——特别是军服——留下来供军事团使用。

日本侦探穿着这种衣服潜入苏联境内。这点是由第四科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但此刻我记不得究竟是谁告诉我的。凡是由我们发送到第731部队中去的犯人，都列成相当的名单，每张名单誊成两份，一份由第731部队工作员带走，另一份保存在“保护院”集中营内。我没有向第731部队工作员索取过接收犯人的收据。当我在“保护院”集中营工作期间，从来就没有一个被派去了的犯人回到本营里来过。这种情形更加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那种消息，即苏联公民在第731部队内受到致命细菌和毒气作用实验后都是死掉了的。

问：你还想用什么话来补充你的供词么？

答：我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补充了。

我的供词记录得正确，用俄语和日语念给我听过，特签字为凭。

山岸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俾沙勒夫大尉

翻译员：

聂哥洛新科

证人田村正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31日）

伯力城

田村正，日本人，1905年生于日本高知郡，高冈县，小川村，受过高等教育，前日军大佐，被俘前曾任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

……该部队的正式名称虽是“防疫给水部”，但这个名称只是一种掩饰，其实这部队按基本职能来说，是一个准备细菌战和大量生产细菌攻防武器的特种部队，关于这点，我视察第731部队时就已亲身认识到了。

问：请你详细说说这次视察的经过。

答：在没有讲到我视察第731部队的经过之前，我要补充供述说，当我于1944年12月间或——确切些说——1945年1月初头就任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一职的时候，我已初次明白确切听说过这个部队所负的任务。

……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笠原中将曾对我说，我应当特别关照第731部队，因为这个部队——他公开地对我说——是在从事准备供攻防用的细菌武器，即准备进行细菌战。固然，笠原将军当时并没有向我说明该部队准备细菌战是要反对苏联，但在我看来，这点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分明知道整个关东军所负的任务是要准备进犯苏联。我到任不久，就同司令部第一部部长松村少将作过一次私人谈话，谈话时松村将军向我解释说，第731部队及其研究细菌武器战斗使用法的试验工作。是由他所主持的第一部指导的。

1945年5月末，石井四郎中将写来一封信给关东军总司令，请他赶快派遣必需数量的军官到第731部队去。这封信件底文句，此刻我不记得了，但信上的基本意思是说，石井将军还需要补充一批军官，以便加速细菌武器的生产。因此，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于1945年6月初的时候吩咐我到第731部队去一趟，考察考察那里的干部以及整个部队的实际情形。

这是山田将军在哈尔滨飞机场上给我的委托，那时我原是同他一块飞到那里去参加混合士官教导队学生毕业典礼的。当时石井将军也赶到这飞机场上来迎接我们。山田将军同他说话时，就吩咐我到第731部队去一趟，我立刻就遵命偕同石井将军一起乘坐石井将军本人的汽车到部队里去了。到达该部队之后，我详细考察了部队内所有干部的情形，视察了各个实验室及生产场所，于是我就亲身明白认识到，第731部队乃是一个准备和大量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基地。

石井将军在同我谈话时公开向我声明，说本部队是在准备对苏的细菌战，说现有的成绩可以令人认定准备细菌武器这一任务已经完成，又说那里的生产能力已能用来大批生产细菌攻击武器。石井将军对我说，他认为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方法检查过了。石井将军公开对我说，在必要场合，该部队能够用巨量的细菌去进袭苏联诸城市，这些细菌在进攻或防护时，将主要是用投掷到苏军深后方的办法散布出去。

当我视察各实验室和大量培养致命细菌的各生产场所时，我便确信到，石井向我所说第731部队能够开始进行积极反苏细菌战等语，原是正确的。我老实说，这一致命武器生产的巨大规模真正使我惊奇，我所看到的一切，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在石井将军办公室内看见墙壁上挂有许多图表、设计表和图画，上面具体表明了用炸弹、手榴弹、炮弹等等来散布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病菌这种方法试验的效果，这些图表使我具体认识细菌武器的巨大效能。石井将军和三个军官（他们的姓名此刻我不记得）陪着我去视察过各实验室和生产场所。我不是细菌学专家，不能对我所见到一切作出精确的估计，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他们向我举出已培养出的传染病菌那种据我记得是很大的数目字时，我真是惊服万分。

当我视察生产场所时，他们把我引到内部一所房屋里去，这里有一些门上开着小窗的特式牢房，内中关得有一些带着脚镣的活人，据石井亲口向我解释，这些人是用来实验致命病菌的传染作用的。在这些受实验的人中，我看见有中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一个女人。据石井将军亲自向我说明，这个女人和这些欧洲人乃是俄国人，他们都是由日本驻满宪兵部和军事团送到部队里来的一些据日本讨伐机关决定应被消灭的犯人。在我所看过的那些牢房内，我亲眼瞧见犯人们胡乱卧倒在地板上，形容极为痛苦难堪。我视察这栋监狱房屋时，并没有走遍全部房屋，只看过其中几间牢房，在这几间牢房内，我记得大约关得有50个人。视察完毕后，我还同石井商谈过干部问题。

我们商谈这个问题的结果，是认定部队内还缺少10%到15%的必要军官人员，但按一般人员配备说来，该部队已发展到备战程度了。在讨论干部问题时，石井将军虽然强调指出必须首先配足该部队司令部的干部，但他讲到各支队时是把各支队与本队看成一样，认为它们也是同样重要的。石井将军同我谈到该部队各支队的情形时，向我说明了他的意见，即认为当军事行动一旦迫近的时候，必须把各支队交归关东军各军团司令部和各战线司令部指挥，以便在必要时使各军团能使用细菌武器。石井所说的这番意见后来果然实现了，据我记得，1945年8月就由关东军总司令下令把该部队各支队交归各军团直接指挥。

我同石井将军晤谈之后，就坐他的汽车回到哈尔滨，从该部队回来后第二天，我就到总司令随员们那里去了。

问：关于视察第731部队的结果，你报告过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么？

答：报告过。

问：你向山田将军报告过什么呢？

答：我谒见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时，向他详细报告了我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和感想。

首先我报告他说，第731部队已有充分作战准备，能于完成任务，即随时都能开始进行细菌战。同时，我向他报告说，石井将军坚决要求补派一批专家和办理供给事宜的军官到他部下去工作。关于这点，我向山田将军陈述了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该部队所有的干部完全够用，所以在干部一般感到缺乏的情况下，可以不必补派军官人员到石井将军那里去，山田将军同意了我这种意见。

此外，我又向山田将军说明了我深以第731部队内装置丰富和设备精良为奇的感想。山田将军在听我作报告时所发出的那些驳词和问题，就使我相信到他的确极熟悉第731部队内的情况。我在第731部队视察时，石井将军向我说，山田将军曾于1944年秋季亲身巡视过第731部队，并周详地认识了该部队的活动情况和布置情形。

除上述一切外，我还向山田将军报告了我在第731部队内听说石井将军及其属员在活人身上进行着的那些很有趣的实验，并向他叙述了我视察监狱楼房的经过以及我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

山田将军表示很满意我的报导，此后不久，我们就一同返回长春了……。

田村

负责审讯者：

内务部驻伯力边区办事处工作员彼契尔斯大尉

翻译员：

铁姆琴科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前日本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0～162页。）

三 军事法庭判决书[47]

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名义定出的判决书

1949年12月25～30日，滨海军区军事法庭——由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任审判长，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任审判员，科尔金上尉任书记，经国家公诉方代表人三级国家司法顾问斯米尔诺夫以及被告方辩护人波罗维克、柏洛夫、山尼科夫、兹维列夫、波加切夫、普罗珂坪科、鲁克杨杰夫、波尔霍维金诺夫等律师参加——在伯力城公园举行的庭审会上审理了日本战犯被控一案，本案被告为：

（一）山田乙三，1881年生于东京，日本人，将军，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二）梶塚隆二，1888年生于田尻町城，日本人，军医中将，医学博士，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

（三）川岛清，1893年生于千叶郡，山武县，莲沼村，日本人，军医少将，医学博士，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生产部长；

（四）西俊英，1904年生于鹿儿岛郡，苏摩县，通肋村，日本人，军医中佐，细菌科医生，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训练部长；

（五）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于长野郡，小县县，丰里村，日本人，军医少佐，细菌科医生，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六）尾上正男，1910年生于鹿儿岛郡，出水县，米津町城，日本人，军医少佐，细菌科医生，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七）佐藤俊二，1896年生于爱知郡，丰桥城，日本人，军医少将，细菌科医生，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八）高桥隆笃，1888年生于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日本人，兽医中将，生物化学家，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

（九）平樱全作，1916年生于石川郡，金泽城，日本人，兽医中将，兽医，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科学工作员；

（十）三友一男，1924年生于奇玉郡，秩父县，原野村，日本人，上士，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十一）菊地则光，1922年生于爱媛郡，日本人，上等兵，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实习卫生兵；

（十二）久留岛祐司，1923年生于香川郡，小豆县，苗羽村，日本人，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卫生兵兼实验员；

上列12人均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根据预审和庭审材料查明：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曾在多年以内准备进行侵略战争来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48年在东京结束的对日主要战犯审讯过程中已经查明进行反对苏联的侵略战争乃是日本当权集团力求强占苏联领土政策中的一个基本部分。

日本帝国主义因醉心于日本种族优越和在日本支配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思想，并阴谋协同希特勒德国一起用侵略战争建立世界统治地位，曾不惜采取一切迫害人类的极横蛮罪恶手段来达成这个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其反对各爱好自由人民的罪恶侵略战争计划中，曾预定要使用细菌武器去大规模消灭对方军队及和平居民，包括老弱妇孺在内，方法是散布鼠疫、霍乱、炭疽热等致命的流行病及他种严重疾病。

为了上述目的，在日本军队内成立有特殊部队来制造细菌武器，并训练过专门军事人员和军事破坏工作匪帮，到遭受日军侵犯的国家领土上去用细菌传染城市和乡村、蓄水池和水井、牲畜和庄稼。

还在1931年间，即自从日本占领满洲而将其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时起，在日本关东军编制内已经为准备细菌战而成立有一个密号为“东乡部队”的细菌实验室，由身为残忍细菌战思想家和组织者之一的石井四郎主持。

在1936年间，即当日本反苏战争的军事准备工作加紧时，日军参谋本部又遵照日皇裕仁敕令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两个细菌机构，其目的不仅是要探究进行细菌战的方法，而且是要制造足供日军使用的细菌武器。

这些机构都是严守秘密，并为隐藏起见而命名为“关东军部队防疫给水部”和“关东军马匹防疫部”。后来它们被改名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

这两个部队都设立有许多支队，分别交归关东军部队和各联队支配，而驻屯在日军对苏作战计划上所规定的主要打击方面。

其实，这些支队原是些战斗单位，能随时遵照指挥部命令去使用细菌武器。

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连同其各个支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管辖的。证明这点的有附入本案文件的前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1940年12月2日颁布的关于成立第731部队四个新支队的命令。

第731部队是布置在离哈尔滨20公里远的平房站附近特设的一个严加守卫的军事市镇中，这是一个准备细菌战的强大研究所，拥有科学工作员和技术工作员约计3000人，以及多处用最新技术和完善仪器装备的实验室。

该部队的使命及其实际工作性质，可从其机构上看出。该部队分成若干部，其中只是设在哈尔滨市内的第三部才是主管军队给水事宜的。

第一部（即研究部）所负职能，是研究和繁殖各种效力最大的致命细菌，以便用作举行细菌攻击的武器。

第二部（即实验部）曾用活人进行过检验培养出的细菌性能的工作，制造过预备把细菌撒放到敌军方面的炸弹和特种施放器模型，繁殖过鼠疫跳蚤以便在敌军领域散布鼠疫流行病。该部内设置有4500具繁殖器（孵育器），用来在老鼠身上繁殖跳蚤。在这批繁殖器中可能于短促期间内繁殖出大量鼠疫跳蚤。第二部为进行罪恶实验而管辖有一个位置在安达站附近的特备打靶场和配备有专门器皿的飞机的航空队。

第四部（即生产部）所负任务是要繁殖各种已用实验方法研究出来的细菌，俨然是一座出产各种烈性传染病菌的制造厂。

该部曾拥有强大技术设备，以便大规模繁殖足供进行细菌战用的各种细菌。

该部生产能力每月平均可以繁殖出300公斤鼠疫细菌。

第五部（即训练“教育”部）内培养过能够使用细菌战武器和用散布细菌办法引起鼠疫、霍乱、炭疽热流行病及他种疾病的干部。

由此可见，第731部队大量制造烈性传染病菌，预备用作细菌战武器，以期毁灭对方许多地区和杀害无数和平居民。

据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结论上所说，这样大规模繁殖细菌的目的是预定要进行积极的细菌战。

第100部队驻屯在离长春以南约10公里远的孟家屯地方，也如第731部队一样进行过那种罪恶工作。

第100部队生产部内设有六个分部，其中：第一分部制造炭疽热细菌；第二分部制造鼻疽细菌；第三和第四分部制造可能引起他种牲畜传染病的细菌；第五分部繁殖毒害禾苗谷穗的细菌，目的是要把禾苗谷穗消灭；第六分部制造牛瘟媒介物。

同时在预审和庭审过程中又已查明，在华中和华南动作的日军部队中也成立有两个专门制造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并为保守秘密起见而取名为“荣”字部队和“波”字部队。这两个部队的活动性质完全与第731部队及第100部队活动性质一样。

日军指挥部曾预料到在使用细菌武器时将有使自己军队受到传染的危险，所以在各营及各团内成立有防疫部队，受各军团军医处长节制。这原是准备细菌战总计划一个组成部分。

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和武器时，曾用活人进行过残忍罪恶实验，以期检验细菌武器效力。在进行这类实验时，日本恶魔用横蛮方法害死了落入他们毒手的成千人命。

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在几年以内用那些在实验室里繁殖出来的鼠疫菌、霍乱菌、伤寒症菌、炭疽热菌及坏疽病菌等进行传染活人的实验。大多数染上病菌的人都在惨痛情况下死掉了。而那些痊愈过的人，则被用去重复实验，结果也是都受害死了。

被用来残忍杀害的人，是日本宪兵队用所谓“特殊输送”办法押送到第731部队特设内部监狱里去的。这种死于日本恶魔毒手的牺牲者，都是些被视为反日活动嫌疑而注定要遭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和苏联公民。日本凶手真是残暴万分，例如他们居然把拘禁在监狱内而预备进行罪恶实验的人叫作“木头”。

据被告川岛供述，单只在第731部队内每年就至少有600个被拘禁者惨遭杀害，而从1940年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受害死的不下3000人。

同时又用整批被拘禁者进行过罪恶实验。在安达站附近的打靶场上，常把大量犯人绑到铁柱上，然后就在其近旁把装有鼠疫菌、坏疽病菌及他种病菌的细菌炸弹爆裂去传染他们。

例如1943年末，由被告柄泽参加在打靶场上进行过炭疽热传染10个中国公民的实验。1944年春，又由他参加在这打靶场上用一批活人进行过传染鼠疫细菌的实验。1945年1月间，又由被告西俊英参加在同一打靶场上进行过用坏疽病菌传染10个人的实验。

受被告高桥总领导的第100部队内也用活人进行过类此的残忍实验。

例如在1944年八九两月间，第100部队内曾把细菌放到饭食里去传染了8个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不久他们就全部死掉了。

除了用烈性传染病菌对活人进行传染的罪恶实验之外，第731部队还对被拘禁者进行过冻伤四肢的实验。大多数不幸遭到这种残暴实验的人，都是在被染上坏疽病和脱掉四肢后就死掉了。

试验细菌武器效能的工作，并不只是以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部进行实验为限。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对中国的战争中和对苏联的军事破坏动作中具体使用过细菌武器。

1940年间第731部队特编的远征队，曾由石井将军率领开到华中战争地区去，在那里曾把鼠疫跳蚤用特制的器具从飞机上撒放下来，结果在宁波一带引起了鼠疫流行病。这次害死了成千数中国和平居民的罪恶动作，曾摄照成影片，后来这部影片曾在第731部队内放映给日本高级将校——被告山田也在内——看过。

1941年间，第731部队又派遣一个远征队到常德城一带去动作过，结果常德一带也受到鼠疫细菌的传染。

1942年间，日军又在中国境内使用过细菌武器。这次由被告柄泽和川岛参加准备过的第731部队远征队，是与曾有一个时期受被告佐藤指挥过的“荣”字部队协同动作的，这次用各种烈性传染病菌传染过当时日军在华军压击下被迫退出的地区。

第100部队曾于多年以内再三派遣细菌班到苏联边界上去动作，这些细菌班中曾有被告平樱和三友参加。这种细菌班对苏联进行过细菌军事破坏，办法是把细菌投入靠近边界各地蓄水池中，包括三河区在内。

由此可见，在预审和庭审过程中已经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准备在对苏联及对其他国家开始侵略战争时，就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借此而把人类卷入新灾祸的苦海。

他们在进行准备细菌战争时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在中国和平居民中间散布过各种烈性疫症。

军事法庭认为本案各被告个人所犯罪恶已经确认查明如下：

（一）山田乙三，从1944年起至日本投降时止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实验时横蛮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山田采取过各种措施，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能对进行细菌战有充分准备，使其生产能力能充分保证日军以细菌武器。

（二）川岛清，1941至1943年间任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即任该部队领导工作员之一时，参加过准备细菌战工作，曾知道该部队各部工作情形，并亲自领导过大批繁殖致命细菌，以期充分供给日军以细菌武器的工作。1942年间，川岛参加过组织在华中作战地区内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工作。川岛在第731部队内服务期间，始终都亲身参加过用拘禁在该部队内部监狱里的活人进行烈性病菌的残忍实验而将其大批害死的罪恶工作。

（三）柄泽十三夫，曾担任过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职务。他曾是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积极组织者之一，同时又是准备细菌战工作的参加者。在1941年和1942年间，柄泽参加过组织远征队对中国和平居民散布瘟疫病症的工作。柄泽屡次亲自参加过使用细菌武器的实验，结果害死了许多被拘禁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

（四）梶塚隆二，从1931年起就主张使用细菌武器。他在1936年任日本陆军省军医署科长时，曾促成过建立和编成专门细菌部队一举，而石井将军（当时还是大佐）就是由他推荐委任为该部队长的。从1939年起，梶塚接任关东军医务处长而直接领导过第731部队的工作，供给它以制造细菌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梶塚经常到第731部队去巡视过，洞悉其全部工作，曾知道用细菌传染活人进行实验时所作出的残暴罪行，并赞许过这种罪行。

（五）西俊英，从1943年1月起至日本投降时止担任过第731部队驻孙吴城第673支队长，亲自积极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西俊英在兼任第731部队第五部长时，曾训练过细菌战专门干部，以供关东军各部队直属特别部队任用。他曾亲自参加过杀害被拘禁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办法是用烈性传染病菌来传染他们。为隐藏该支队及第731部队所作罪恶活动起见，西俊英于1945年当苏军逼近孙吴城时就下令焚毁该支队所有一切房舍、设备及文件，而他这一命令也就立即执行了。

（六）尾上正男，在任第731部队驻海林城第643支队长时，曾进行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以供第731部队使用。由他领导培养过细菌专门干部。尾上曾知道第731部队内大批杀害被拘禁者的事实，并以自己的工作助长了此种滔天的罪行。1945年8月13日，尾上为隐藏该支队罪恶活动痕迹而亲自焚毁了该支队所有一切房舍、器材和文件。

（七）佐藤俊二，从1941年起，任广州隐称“波”字部队的细菌部队长，在1943年间又被任为与此相同的南方“荣”字部队长。佐藤在先后主持这两个部队时，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后来佐藤担任关东军第5军团军医处长时又指导过第731部队第643支队，明知该部队和该支队工作带有罪恶实质而协助过该部队和该支队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

（八）高桥隆笃，在任关东军兽医处长时，曾是细菌武器制造工作组织者之一，直接领导过第100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因而应该对用各种烈性传染病菌传染被拘禁者而进行的残忍实验一举负责。

（九）平樱全作，在担任第100部队工作员时，亲自进行过关于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他屡次参加过在苏联边界地方进行专门侦察以期探究对苏联举行细菌攻击最有效方法的工作，当时他曾把细菌投到各该地区蓄水池中，包括三河区在内。

（十）三友一男，以第100部队工作员资格直接参加过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并亲自对活人进行过检查各种细菌效力的实验，用此种惨痛手段害死这些受实验的活人。三友参加过在三河区一带对苏联进行的细菌军事破坏活动。

（十一）菊地则光，以实习卫生兵资格在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实验室内供职时，直接参加过探究新式细菌武器和培养副伤寒和痢疾病菌的工作。1945年间，菊地在造就供进行细菌战用的干部训练班内受过专门训练。

（十二）久留岛祐司，受过专门训练后在第731部队支队内担任实验员时，参加过培养霍乱病菌，脱皮伤寒病菌和其他各种传染病菌，以及实验细菌炸弹的工作。

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根据以上所述各节，认为已充分证明上列各被告确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所定之罪，同时依据苏俄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及第320条规定，并估计到每一被告犯罪程度，兹判决如下：

对于山田乙三，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对于梶塚隆二，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对于高桥隆笃，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对于川岛清，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5年。

对于西俊英，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18年。

对于柄泽十三夫，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0年。

对于尾上正男，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12年。

对于佐藤俊二，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0年。

对于平樱全作，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10年。

对于三友一男，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15年。

对于菊地则光，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年。

对于久留岛祐司，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3年。

本判决书可在被判诸人收到判决书副本后72小时内，依上诉手续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出抗告。

审判长：少将法官契尔特科夫

审判员：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

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前日本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570～583页。）

[1] 系731部队研制的一种陶瓷炸弹。——译者注

[2] 即第2张光盘，以下用（1）或（2）……表示，下同。——译者注

[3] 北条圆了，日本陆军一等军医，曾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从事赤痢、伤寒、霍乱等病菌疫苗的研究（在石井四郎的指导下），并伙同石井创建了731细菌部队，参与了其中的研究。1940年后任日本驻外武官，为石井收集各国研制细菌武器的情报。日本投降后不久在日本病死。——译者注

[4] 这里，北条圆了故意混淆视听，有大量史料证实，正是日军在撤退时向水源地释放细菌，才造成当地疫病的流行。——译者注

[5] 这里，北条圆了故意混淆视听，有大量史料证实，正是日军在撤退时向水源地释放细菌，才造成当地疫病的流行。——译者注

[6] 按每个装试管的金属筐可容纳100支试管，此处数字的有误。原文如此。——译者注

[7] 用罗马文字表示日本的地名或人名时，可能出现多种同音字，故此处原文引用。——译者注

[8] “马路大”在日语中的原意是“原木”。——译者注

[9] 问号为原文。——译者注

[10] 日本人名的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11]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12] 宁波事件系指日军对宁波、义乌等地实施的细菌战，当时中国的各家报刊披露了日军这一罪行及其造成的危害。事实上，此次细菌战正是石井四郎率领731细菌部队所为。——译者注

[13] 地名，系音译。——译者注

[14]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15] 这份资料是美国细菌战调查人员根据查获的资料和审问日军细菌部队部分成员得到的证词归纳而成的报告书。——译者注

[16] “闪电”与“部队”系由日语罗马字译成。——译者注

[17] KAKI在日语中有“牡蛎”“火器”“柿”等意。——译者注

[18] 问号为原文如此。——译者注。

[19]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0]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1]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2]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3] 这里的“中国士兵”可能有误。据其他史料披露，浙赣作战时日军1644部队的一名士兵榛叶修向中国军队投降，供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该情报收集人有可能误以为榛叶修是中国士兵。——译者注

[24] 本篇为1947年北野政次的笔供资料。当时的北野政次仍然对隐瞒731部队的罪行抱有幻想，采取半遮半掩的对策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标榜自己反对细菌武器。但是从其笔供的字里行间，可以透视出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的桩桩罪行，尤其是他们参与“研究”的众多项目，正是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旁证。资料的题目序号略有变动（原序号为日文）。——译者注

[25] 2011年10月，日本民间学者在京都发现《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内中明确记载日军731细菌部队曾于1940年6月4日～7日两次向农安、大赉等地投放鼠疫细菌15克，并推算两次流行至少可以造成3051人死亡，因此认定鼠疫菌为“最优秀的弹种”，是“可以在精神上及经济上引起恐慌”的武器。该资料的发现证实1940年农安、大赉以及长春等地的鼠疫流行，确系日军731部队所为。——译者注

[26] 这里的1943年，似为1940年的误记。——译者注

[27] 这段文字说明，该报告原版是日文，并于战后提交给美国，后来翻译成英语，其中的“我”应是该报告的翻译者，即“被美军利用的（731细菌部队）战犯之一”。松村高夫、解学思等：《戦争と疫病》，本の友社，1997，第118页。——译者注

[28] 以下仅节选10名患者的病例。——译者注

[29] 以下的N、S、K等为实验者对死亡者的分组代码。——译者注

[30] 前列的10名病例中，扁桃体病例一项，只记载了病例3、病例4的情况。——译者注

[31] 图片资料中没有收录前列10名患者的图片。——译者注

[32] 该病例的分类包含所有患者，即54人的病例。——译者注

[33] 此总结中不包括前列的10名患者的病例，故略去。——译者注

[34] 应为桥本欣五郎，曾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俄国班班长，组建陆军极右团体“樱会”，并于1931年策划了“十月事件”，呼应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同时准备推翻政党政治，建立法西斯政权。后成为日本右翼巨头之一。——编者注

[35] 这里的“料理”有负责、安排之意，与当今日语中的“饭菜”之意有所区别。——编者注

[36] 原文如此。——编者注

[37] 这里的东安指密山。1939年，日伪在密山设立东安省，密山为东安省省会。——编者注

[38] “认识过”，原文如此，似为“翻阅过”或“阅读过”。——编者注

[39] 原文如此，似为“其中也供给”之意。——编者注

[40] “蹬”，原文如此，似为“逗留”或“工作过”。——编者注

[41] 原文如此，似为“采取”或“采用”。——编者注

[42] “从新”，应为“重新”。——编者注

[43] “第二个”，原文如此。据楳本舍三《关东军终战始末》，日本投降时，松村知胜为关东军总参谋副长（新国民出版社，1974，第175页）。——编者注

[44] “其所以”，应为“之所以”。——编者注

[45] “副属”，应为“附属”。——编者注

[46] “毕过业”，原文如此，当为毕业。——编者注

[47] 该部分为所引资料的第六章。——编者注

Ⅱ 日本记者调查报告选编

日本细菌战犯免于起诉的背后——揭露美日间的龌龊交易

西里扶甬子

编译者按：西里扶甬子是日本职业记者，为英国BBC、ITV，德国ZDF、ARD，美国NBC、ABC、CNN等西方著名媒体撰稿多年。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和报道，撰写了多篇文章和著述，还直接参与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后援团工作，多次往返中国调查取证。现从其《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一书（草之根出版会，2002）中选译三篇研究报告，作为参考。

一 731部队与美国

1.插在美国喉中的一根刺——被人体实验的盟军俘虏

1985年8月，英国ITV电视台在全英播放了《731部队·天皇知道吗？》的电视节目。同年12月，美国ABC电视台购买了这个节目，然后在全美播放。以此为契机，美国国会众议院复员军人问题委员会的补偿、年金保险委员会，于1986年9月召开听证会，研究对原奉天俘虏收容所中被当作细菌武器实验材料的俘虏们的补偿措施问题。在这次会上，美国国防部陆军档案局长约翰·哈切证实，战后，以不追究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专家的战犯责任为条件，美国获取了日本在战争时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及细菌战的有关资料。在日方向美国提供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日语资料难以解读，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装箱返给了日本政府。朝日新闻社立即着手调查，最后查明这批返回的资料最初放置在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成立后转移到该厅，战史资料室成立时又转移至该资料室。然而现在这批资料是否仍然存在就不得而知了。

1997年12月17日，新社会党、和平联合议员栗原君子在参议院决算会议上质问这批资料的所在。防卫厅防卫局长佐藤谦答辩称：“1957年，在一次国会会议上也有过质问，但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哈切的证言中并没有确认返还的是有关731部队的资料。”战后，美国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资料，包括《桑德斯报告》（1945年）、《汤普森报告》（1946年）、《费尔报告》、《希尔报告》（1947年）都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另外还有大量的出版物、论文、电视纪录片等。

我也是以ITV电视台制作这个节目为开端，展开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迄今为止分别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制作了5部电视纪录片，还有两部新闻报道节目，每部片子都致力于挖掘新证言、新证言者、证据文书、档案资料等。1998年6月，在华盛顿郊外的国立公文书馆，经过3天的查找，终于由老军事档案专家约翰·特拉提供了可以证实哈切证言的资料，内容是：1948年，被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收的数量庞大的日本方面的资料移送到国立公文书馆，这些资料包括从1850至1945年有关日本军事的资料，如果把这些装资料的盒子排列起来（每个盒子12.7公分），可以排列305米，这些资料于1957～1958年都返还给了日本。

当年，对没收的纳粹德国的文书类资料，几乎毫无例外都制成了微缩胶卷，然后把原件返还给德国。而对没收的日本文书类资料，除美国海军制作了200卷日本海军文书胶片，另选择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日本部分的一些资料制成胶卷外，其余大多数文书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了日本。1995年，我曾从来华盛顿公务的防卫厅工作人员口中听说，防卫厅在编写长达100卷的战史期间，一切资料均不公开，即便以后能公开的资料也不过10%左右。证实哈切证言的资料发表在2000年5月号的Penthouse杂志上，题目是“Human Lab Rats：Japan’s Bio-Warsecrets”（《以人为实验品·日本细菌战的秘密》），内言：“1948年，美国没收的庞大的日本军事记录文书移交国家档案馆，学者偶尔进行一些检索。1957年，准备把这些文书返回日本，又担心丢失有价值的资料，遂由佛德财团提供资金，组织哈佛大学的拉依夏娃、佐治亚大学的扬恩古、国会图书馆的比尔等学者，尽可能迅速地制成微缩胶卷收藏。到1958年2月，不过制作了全部资料的5%，然后将这些收集的资料用船运返日本。担当组织这次速成制作微缩胶卷任务的扬恩古说，‘如果失去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机会，将使我们永久地后悔’。”

2.满洲奉天俘虏收容所

1995年，“日本电视”战后50周年特别节目组赴美国采访，准备制作《活着的731细菌部队》，采访当年盟军的俘虏。他们一直在追究日军在满洲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用俘虏做细菌实验的罪行。自英国ITV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后，还有TBS电视台吉永春子到美国采访，但这已经过去10年了。他们的证言由我在《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6年第12号上发表，拙稿题目是《没有审判的石井部队——被当作“马路大”的联合国军俘虏》。以下就盟军俘虏充当细菌战人体实验牺牲品的情况做一些补充。

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开始同英美交战，随着战况的恶化，大本营一直在摸索起死回生的作战方法。而对英美实施细菌战的资料，最早是在1993年发现的，是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公开的井本熊男大佐的业务日志里解析出来的。战后，像《井本日志》这样的证实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使用盟军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资料发现极少。一个原因是日本在战败前进行了彻底的毁灭证据的工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日美间的秘密交易。通过这样的双重掩盖把细菌战的罪恶掩盖下来。

战争结束已经50多年，在许多历史资料中表露出的东京审判、天皇免罪背后的黑幕，使我越来越注意到历史的真实和“传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纠正错误的信息是当代媒体人的使命，当代媒体人是从事认识人类社会和传播信息工作的，绝不能忘却我们的责任。

3.“731部队来了一群白衣人”

使用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的俘虏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的重大根据，是东京审判期间英国检察团提出的证据文书3113号和3114号，内容是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大将下达给军医部长梶塚中将的命令（关东军总司令部作战命令丙98号），时间是1943年2月1日。根据这一命令，梶塚军医部长向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731部队）下达了指示书，由731部队派遣20名人员携带器材到奉天盟军俘虏收容所[1]，进行慢性痢疾患者的细菌检索（这份证据文书是英文）。

《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13号（1996）发表了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文章，题目是《731部队与奉天俘虏收容所》，记载了此前我没有发现但似乎经过处理的原文。这可以追溯到1983年，松村先生的一位学生在神田旧书店发现了一批有关军事医学的文书，庆应大学图书馆购入后装在纸箱内。在这个箱子里，还同时发现了军医少佐池田苗夫关于破伤风菌人体实验的论文，及731部队在安达实验场将“马路大”捆绑在木桩上进行毒瓦斯武器实验的报告书。经进一步查明，这些资料是战争时期的军医少佐、毒瓦斯专家，战后先后在第一复员局、厚生省工作，后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的井上义弘的遗物。松村先生认为，这些资料就是哈切证言中提到的返还日本资料中的一部分。返还文书在防卫厅分散保管，可能有一部分放在自卫队卫生学校等机构。井上利用职务特权把资料借出来，他死去后（1969年）这些资料流到了民间。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井上作为日本政府和GHQ[2]联络窗口的第一复员局工作人员，完全了解毒瓦斯战和细菌部队的秘密，他们会因“反人道罪”而被处极刑，所以为了给战犯免罪，以掩盖日军反人道罪行，他从返还文书中挑出有关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文书，放在自家保管。至于这种举动是出于国家的意志，还是井上个人的行为就不得而知了。

战后，一些旧日军军官摇身一变成为自卫队干部，在采访其对自卫队的印象时，他们的共同点是总要强调自卫队同狂热的国粹主义、不惜牺牲国民的军国主义的不同，强调自卫队是如何的现代性或现实化。在日本战败后的混乱中没有自杀，没有被当作战犯，或者没有在拘留所死去而活下来的旧军官们，以石井四郎、服部卓四郎（陆军作战参谋）为代表，昨天还在喊“鬼畜英美”，却一瞬间成为亲美派，当上了现代的、现实的自卫队干部。如井上这样的军官，直接参与掩盖日军的罪恶则是不足为奇了。

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中将接受1943年2月1日的命令后，随即向奉天俘虏收容所派出了约30人组成的一队人马。正像俘虏们揭发的那样，这支细菌部队确实以人体实验为根本目的。东京审判时，英国检察团从复员局提出的英文证词中，有一份奉天俘虏收容所月例报告书第2号，其中有《临时防疫队作业报告》（昭和18年2月21日）和《关于奉天俘虏收容所营养失调患者临床现状报告书》（昭和18年2月17日），前报告书的作者是Nagayama。[3]731部队里叫Nagayama的人，从时间、名字、所属看，唯有永山太郎军医大佐这个人，但一时还难以确认。经原731部队队员筱塚良雄最近证实，731部队的诊疗部，当队员中出现患者时予以诊断或治疗，但主要工作还是以细菌战实战和谋略战为目的，进行病理解剖和细菌分析，并随时开赴现场。731部队中被称作“解剖名人”的有战后担任近畿医科大学校长的冈本耕造，以及担任金泽大学医学部教授的石川太刀雄丸等病理学者。另外永山诊疗部也担当同样使命。

松村的论文指出，在发现的原件上还有一行手写的文字，内容是：“兹证明右文书为本科保管书类的正确的复写件。昭和22年4月22日。第一复员局业务部医务科长、事务官井上义弘。”可知，在战后近两年，东京审判法庭提交国际检察局的军事医务关系证言资料是由井上负责整理的，在呈交英国检察团之前进行改写或删除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即所谓“证明……正确的复写件”。那么，是否有“不正确”存在呢，也不能不使人怀疑。

永山大佐报告书的开头称，冬季出现大量死亡现象，是死者被俘前因作战条件恶劣，体力消耗所致。掩盖和转移病因后永山又称，在巴丹遭受日军猛烈攻击后被俘的英美军俘虏，因受残酷的战斗、粮食的缺乏和疫病的折磨，极度消耗，基于“某种目的”，决定将1458名俘虏收容到奉天俘虏收容所。

这里，最隐蔽的是，“某种目的”究竟是什么目的？据俘虏的证言，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能掘坑，死去的俘虏遗体都叠放在棚屋中，“一队白衣人”在半解冻的状态下就进行解剖作业。与此同时，731部队的第二任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也来到奉天的满洲医科大学进行同样的作业。这一队“白衣人”从千里之遥的平房来到这里，当然就是为了这个“某种目的”。他们甚至支使俘虏将活着的其他一些俘虏搬运到简陋的解剖台上，因而在俘虏的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英军俘虏克里斯蒂于1995年5月证实：“参加搬运尸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弗兰克·詹姆斯，一个是英国人萨穆·布鲁克斯，两个人从尸山中把一具具尸体抬到解剖台，解剖结束后再抬回去。萨穆在40年间就这件事对谁也没有讲过，在走路的时候提心吊胆，甚至害怕听到关车门发出的咣当声，总是联想起硬梆梆的尸体或半解冻的尸体放置在解剖台上的那种咣当当的声音。”

美军俘虏弗兰克·詹姆斯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然后被装进条件恶劣、称作“地狱船”的运输船里送到朝鲜半岛，又从那里好不容易到达满洲的奉天。在第一年的冬天，他被命令搬运死去的战友遗体。1999年，弗兰克将日本军医解剖其战友遗体的情况撰文投稿给Penthouse杂志，并对该杂志的记者讲了下面的话：“我们按着名牌找出尸体搬运到解剖台，为他们做解剖的准备。他们先切开胸，随即能够看到腹腔的内部，鲜红的冰溜子充满胃里，还没有融化，小肠也还冻着呢。然后用凿子敲开头颅，露出脑子，取出脑子样本。再切切拉拉身体的其他部位，摘除内脏，最后用刨牡蛎的刨钩似的工具将内脏等放进纸箱子里。”

俘虏中的一些军医对日本军医熟练地使用手术刀感到佩服，以为他们是在搞专门的医学研究，却不知这队“白衣人”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1941年，日本对英美开战的同时，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队，在缅甸也设立了据点，在太平洋的广大区域展开了网络般的细菌战。从披露的日本陆军参谋的日志和文书证实，1943年，日本军部论证了在夏威夷、中途岛、悉尼、墨尔本等地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在日本军队里，根本没有进行《日内瓦公约》关于俘虏规定的教育。同样，在俘虏收容所里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对亚洲人的轻蔑使他们认为投降或当了俘虏是可耻行为。反过来，面对白种人的劣等感又把他们扭曲成虐待狂。还有，为了发泄日本军中彻底的上下绝对服从关系而产生的郁闷、不满和仇恨，结果把暴力对象转移到俘虏身上。无论从现存的俘虏的证言、记录，还是其他俘虏收容所对待俘虏的实况看，日本军总是把英美俘虏当作憎恨的敌人对待，予以特别人道待遇的例子一件也没有。

田中利幸先生收集分析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对日军虐待、屠杀盟军俘虏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还查出3份日军为了在太平洋地区实施细菌战，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资料：

（1）1944年，第八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制定了撤出菲律宾岛后实施“霍乱作战”的计划（该计划是否实施尚未确认）。

（2）在拉巴乌尔第六野战宪兵队俘虏收容所里，对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俘虏进行了人体实验；第二十四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平野军医大尉进行了疟疾菌的人体实验。

（3）在安磅俘虏收容所，对澳大利亚俘虏进行了注射实验，注射物不明。

为此，田中质疑，为什么在战后没有对战犯进行充分的调查，并因此产生了怀疑，主张今后的调查重点应触及问题的核心：“不仅是中国大陆，还要调查包括南太平洋地区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态。同时，还必须解明盟军方面为什么持全面消极的态度，它同美国掩盖石井机关犯罪事实的工作有什么关联。”

4.奉天俘虏收容所英军俘虏阿瑟·克里斯蒂的证言

饮食和医疗的贫乏，恐怕是任何俘虏收容所的共性。在奉天俘虏收容所，因为细菌部队专家的到来，频繁进行被称作“预防注射”的注射。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日本情报人员极力封锁消息。英军俘虏克里斯蒂提供证言说：“这队白衣人一到，就开始了接连不断的注射，12个月间注射了16次。他们说注射的是肠伤寒和副伤寒的混合疫苗（TAB），或者是疟疾疫苗。但奇怪的是，即使是TAB疫苗，在英国军队里是7年注射1次，美国军队5年注射1次，而我们却在12个月里被注射了5次，难道真的是TAB疫苗吗？有时，注射后1周，收容所里（的俘虏）就突然流行起腮腺炎。”“他们来了3次，每次都进行了注射、血检和其他检查，采血每月1次。他们让我做过用远心分离机分离红细胞和血浆的工作。每人每月从收容所运出的血样50毫升，1000人就是5万毫升，每月收集这么多的血液做什么用呢？只能是以人作为实验品进行人体实验，这是能够回答我的疑问的唯一答案。”

关于每月的采血，731部队专事痢疾研究的队员岛田常次提供过证言，他说：“在奉天有气球炸弹工场，气球炸弹携带霍乱和肠伤寒菌，霍乱班要不断研究就需要血液。”另外，（731部队）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在苏联审判细菌战的伯力审判时，就军医于1943年去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目的作证，称他们“是为了对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种进行各种传染病的免疫性研究”。

在前面提到的永山大佐报告书中，也记述了“现在本队（俘虏收容所）接受治疗者160人，在奉天陆军医院收容的传染病患者（主要是A型副伤寒）8人”。

据克里斯蒂的证言，收容所里的医院有名无实，投药、治疗等一切医疗行为均无，对没有希望的重病人丢到被称作“零号栋”的屋子一角，“白衣人”只是来给病人采血。另外还从“零号栋”挑出6名美军俘虏，带到奉天陆军医院，结果这6个人一去未归。克里斯蒂的儿子毛里斯从美军埋葬战死者援助局，获取到1943年2～6月，在奉天陆军医院死亡的6名美军俘虏的姓名、单位、住所、死亡时间、死因等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了笔者。具体名单和有关情况如下：

马丁·C.米德（Martin C Mead）：陆军空袭警戒部队二等兵，俘虏番号1277，居维多利亚州，1943年3月20日因痢疾死亡。

威廉·帕西凯基奇（William Pashkekich）：佛罗里达海军，俘虏番号1248，居俄亥俄州，1943年5月21日因痢疾死亡。

威廉·普罗安萨（William Proensa）：马里兰陆军伍长，俘虏番号1393，居加利福尼亚州，1943年6月27日因肠炎死亡。

阿尔伯特·罗杰斯（Albert Rogers）：陆军第七集团部队二等兵，俘虏番号655，居北卡罗来纳州，1943年2月8日因痢疾死亡。

恩斯特·A.瑞得恩（Earnest A Rydeen）：陆军二等兵，俘虏番号375，居明尼苏达州，1943年3月12日因肠炎死亡。

卡尔·R.凯普斯（Carl R Capes）：陆军，俘虏番号123，居华盛顿州，1943年5月11日因痢疾死亡。

此外，奉天俘虏收容所其他俘虏的以下证言也不能忽视。

寒冬里来了一队白衣人，进行采血、尿、唾液的检查。

他们说为了解决维生素的不足发给我们橘子，吃后收容所一半以上的俘虏患了痢疾。

他们选9个人带到简易的房子里，说是预防注射，却注入了像马尿一样的黄色的液体。

搬到新建的房子不久，竟出现了数量极多的跳蚤，洒了牙粉才把跳蚤赶走。

一队白衣医生给我们注射白色的液体，说我们将成为一生的携菌者。之后将我们关在铁笼子里两周，人们都出现了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

英军俘虏鲍布·彼蒂少校是位军医，他避开日本人的监视，观察奉天俘虏收容所发生的事情，并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把见到的情况写在当时称作贵重品的纸上，然后东藏西掖地保存起来，却有一部分被日本人发现没收，但大部分还是带了回来。

1985年，英国ITV制作电视节目时，彼蒂把他在收容所写下的日记用英文整理出来，交给了节目组。彼蒂此前并没有对俘虏收容所发生的事情怀疑，当得知日本人是在搞细菌战人体实验时，受到很大冲击，他在给一位战友的信中写道：“在我的日记里，把日本人为我们接种疫苗、注射、预防注射时说明的理由照样记了下来，当时，我们没有能力了解这是不是真实。日本人自诩的武士道精神，理应无条件地接受和遵守《日内瓦公约》对待战时俘虏的规定。如今，战争已经过去了40多年，关联细菌战问题，我们竟被当作人体实验的对象，作为一大疑问正在浮出水面。”

5年后，彼蒂日记的原文由电视节目制作组出版，收录在Unit 731（Hodder &Staughton，1989）之中。

5.设在日本的俘虏收容所

因为GHQ参谋二部（G-2）的介入，所有细菌战资料都被严格管理和控制起来，所以GHQ法务部尼尔·R.史密斯中尉1947年4月4日的调查报告书并没有拿出结论。这份报告书在提出日军对盟军俘虏进行过人体实验的同时，列举了9处可疑设施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都标有序号。其中的（1）是关于相模陆军医院（资料号290）托马斯·库因（苏格兰人）的宣誓控诉书，内容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的7名俘虏，患上严重的痢疾入院，最后备受虐待致死及死亡前状态的证词，还附有尸检报告。

（2）是1946年11月20日，GHQ法务部情报少校L.H.巴纳多的报告书，内容是陆军军医学校和石井四郎的资料（资料号330）。

（3）是新潟医专有山登进行人工血液实验的资料（资料号997）。

（4）是九州帝国大学对B29飞机驾驶员进行活体解剖的资料（资料号604），众所周知，战后乙级和丙级战犯因此而受到审判。

（5）是关于福冈日军西部军的调查资料（资料号420）。

（6）（7）（8）涉及品川陆军医院（资料号1873）、东京第二陆军医院（资料号385）和杭州陆军医院（资料号1387），但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甚至连是否存在资料也没有注明。

（9）是关于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报告书（资料号1117）。内容是4名细菌学者，包括战后在日本医学界占有重要位置的小岛三郎的资料，有他们对俘虏进行残忍行为的怀疑资料、经历调查资料等。还有1945年6月7日，芦田副教授服毒自杀；1945年9月2日，冈本副教授利用煤气自杀的简短的死亡认定书，但对二人自杀的真相没有结论，他们是因为搞了人体实验而自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因为调查是在极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份调查书中不甚清晰。另外，这份调查报告书中，还有两份直接、具体揭发100细菌部队（长春兽医部队）利用盟军俘虏做人体实验的文书。

在日本本土，利用关押在各收容所的俘虏进行细菌战人体实验的资料相当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资料被事先处理了，因为有这方面的记录。在美国，我曾采访过波士顿战友会的鲍伯·菲利普，他在米苏达纳奥岛被日军俘虏，押送到川崎俘虏收容所，因营养状况极差，患了一年之久的痢疾，什么也做不了，极度衰弱。1943年2月，他被送到东京陆军医院。他回顾说：“病房里有两个房间，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的俘虏都在这里，有15～20人。对我的诊断，不仅是痢疾，还患上了肺结核，我在这里住了6个月院，不能同其他病人在一起，处在隔离状态。这里是急诊部，他们让我做一些杂务。其中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用燃烧炉焚烧医院遗弃物的工作，在这些遗弃物中，时常发现人的肢体，是男是女分不清，有手、脚等。我就想，这是谁的肢体呢？是为了解剖，还是为了什么而把肢体截断？但可以想象，这些肢体从手术室丢出来时沾满血污的样子。我的工作是焚烧，从垃圾箱中把这些东西丢进炉子里。因为其他患者比我还重，所以让我做这一工作。（俘虏中）有接近失明的人，肯定也有被截去手脚的人，最多的是患上痢疾和营养失调的人。6个月后，我被移送到品川俘虏医院，入院后食物配给只有半份。这里有许多俘虏，一色简易房，基本没有什么治疗，定期向外面抬死人，我的一位朋友被肺液呛了喉管，没有医生来抢救，就眼瞅着死去。”

和垃圾一起被焚烧的肢体究竟是谁的呢？患了痢疾和肺结核的人仍让他去做这样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这使我想起刻在横滨保士谷英联邦战死者墓地的纳骨堂的那些名字。这块墓地埋藏着英联邦死在日本各地俘虏收容所里的将士遗骨，是由英联邦战死者墓地委员会收集的，土地由战后的日本政府提供，分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区，树立有1518块四角形铜制墓标（包括非战斗员），刻有姓名、军衔、排列号、所属部队、死亡时间、年龄。在英国区的一角还设有石棺形状的纳骨堂，收藏有35位无法辨明身份的俘虏的遗骨，另外还有284位不知死亡日期、没有埋藏记录的俘虏名字和所属部队、军衔等，刻在纳骨堂的壁上（刻着“无名士兵”的字样）。

美国人的遗骨，凡确认身份者都送还本土，埋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巴拉克斯国家公墓。所以在横滨墓地里没有美国区，但有53位美国官兵的名字刻在纳骨堂。此外，还刻有只标明国籍的49人的名字，以及难以确认国籍的两个人的名字。

我曾带领一位美国人到过这块墓地，他叫勒士达·泰尼，是“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之一，后被押到福冈大牟田俘虏收容所大牟田煤矿做苦工。他于1999年向加利福尼亚州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三井物产会社赔偿被强制劳动和遭受虐待的损失和伤害。他向纳骨堂献上花圈后，意外发现上面刻有曾在大牟田一起做苦工的3位战友的名字，情绪十分激动，他一边看着刻着“无名美国士兵10人”的文字，一边嘟囔着“Unknown！”，最后终于大声哭泣起来。

俘虏们在俘虏收容所里死去的原因多是疾病、事故或空袭，那些在战场和地狱般的船舱里幸存下来的战俘，有些人竟在友军的空袭中丧命，这是何等的悲哀，因为日本方面故意在俘虏居住的房顶上不书写“POW（战俘）”字样。另外，关于疾病、事故的真相，除前面的资料记载，没有见到更翔实的记录。

我想知道，这335名日军俘虏，在异国的土地上是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现在只有审判俘虏收容所的乙级和丙级战犯时生存者揭发的一些证言资料。而被731细菌部队称作“马路大”的人们，因为全部被杀，再也无法开口。

二 731部队的终结

1.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满洲，使设在哈尔滨平房的731细菌部队终结。从这个时刻开始，石井四郎指挥731部队进行各项破坏和隐蔽作业，然后经满洲及中国关内、朝鲜飞回东京。有不少证人直接目击了石井这些行踪，继美国细菌战调查官桑德斯之后，从底特里克基地来的汤普森调查审问书（1946年1月17日）中也记载了石井的行踪。石井是在占领军警戒不甚严密的8月末回国的，到12月，先后把从满洲带回来的物品隐蔽在东京和千叶老家，然后潜伏在金泽。包括石井长女石井春海在内的多份证言证实了这些情况，然而，综合所有的证言和资料，石井在四个月的期间里，在什么地方，都做了些什么？还有许多不明了之处。

苏联参战后，根据日军参谋本部的意志，由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向石井四郎传达了破坏731部队（设施）、隐蔽证据的命令。朝枝曾从1942年7月到翌年的年末，在关东军任参谋，负责细菌战事宜，常与石井四郎接触，可以说有一些关系。我曾采访过朝枝，当时的他忍着腰腿痛和我有过长时间的谈话，朝枝于2000年死去。

随着苏联的参战和长崎第二颗原子弹的投下，战败成为定局，“终战工作”就成了参谋本部的最大任务。朝枝认为，日本同“前门虎”的美国实力对比是1比15，在太平洋作战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再与实力为1比10的“后门狼”苏联对抗，则是不可能的。在苏联未宣战前，利用美苏的对立，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然后重建日本——本着这样的想法，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向北方军、朝鲜军和中国派遣军下发了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陆命）第1378号，同时开始起草“大陆指”（参谋总长指示），经御前会议裁可。但因为战争结束时许多文件被焚毁，在防卫厅战史部没有找到这两份文件。由朝枝的回忆记录，我们可以从“大陆指”看出当时日本帝国陆军施展了什么样的计谋。

基于“大陆命”第1374号[4]，对关东军总司令官下达如下作战指示：

（1）关东军总司令官为制造美苏对立对抗的国际情势，尽可能、迅速地引导苏联军队进抵朝鲜海峡。

（2）考虑到战后帝国的复兴再建，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尽可能地将多数日本人留在大陆，为此留置的日本军民，如何变更国籍均可。

朝枝说，当时的大本营作战课没有了解到美苏在朝鲜半岛划三八线分而治之的雅尔塔协定，否则或许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指示命令了。但是，“大陆指”中考虑到“战后将来”，同时秘密瞄准“日本帝国的复活”，这样的心态是日本军人共有的。

是时，期待“国家重建”的所谓“作战”不过是桌面上的空论，所以关东军打来电话，声称不理解“大陆指”的意图。8月10日，为了向关东军参谋解释命令的内容，朝枝前往当时“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当时33岁的朝枝将石井四郎邀到新京军用机场，向石井传达了“参谋总长的命令”。根据朝枝的《手记》[5]记载，在“军令陆甲”的特殊预算中，不能把“731细菌部队”列入关东军的项下，在此非常时期，它应属于（朝枝）管辖之外的事项。尽管如此，朝枝还是会晤了石井，因为731部队万一落到苏联人的手中，它的真相就要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就会出现天皇成为“战犯”的大问题，这将从根基上威胁皇室。所以，朝枝提出以下几点：

（1）贵部迅速地破坏一切，职员一刻也不要停留，尽快回国，让一切证据物件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2）为此，给贵部配属哈尔滨工兵1个中队、炸药5吨，将贵部的诸设施炸毁。

（3）建筑物里的“马路大”用电动机处理后[6]，在贵部的锅炉中焚毁，并将所有的灰烬丢进松花江。

（4）贵部有细菌博士学位的53名医官，用贵部军用飞机直接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孩子利用满铁送到大连，然后送回内地。为此，关东军交通课长已经同大连满铁本部取得了联系，在平房站已有直通大连的特急列车待命，可运送2500人左右。

石井说：“朝枝中佐，一切都明白了，可是，部队积累到今天的可以夸耀世界的文献论文等研究成果，是不能烧毁的，如何是好呢？”朝枝用威胁般的语调说：“你在说什么，请让一切证据物件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不这么做，要出大问题！”石井只好说：“那好，我知道了，就按你说的做吧！”朝枝与石井谈过后就乘一直等待的飞机飞向北方。

2.细菌部队的“转进作战”

细菌部队意识到本土决战的到来，曾计划了“转进作战”，即放弃满洲，随关东军“转进”朝鲜和通化。当时用的“转进”这个词，其实就是“撤退”“败退”的同义语，同“玉碎”“特攻”一样，真实的意思就是“自爆”、“被命令做自杀攻击”、“禁止投降”或“强制死”。

陆军省决定本土决战。1945年3月，将石井军医中将召回东京，陆军大臣亲自就今后细菌部队的行动做了指示。还有一份茶园义男提出的计划，即放弃满洲后731部队还要继续坚持，“转进”到朝鲜山峦中的江界市，在这里生产大量的老鼠和跳蚤，并提出一份《扩大人员设施申请书》。因为要“转进”到江界，所以必须确保部队的资料数据和器材。于是，在终战工作期间，石井与美国方面进行战犯免罪交涉之说也就有了（资料）基础。

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的证言，与上述有微妙的区别。在战争结束前，石井将各支部长召到哈尔滨平房。石井称，收到大本营使用鼠疫菌进行细菌战准备的指示，要求731部队必须在8月准备1吨乃至2吨的跳蚤，为此要准备或捕捉大量的老鼠，各支部必须竭尽全力完成此任务。石井还再三嘱咐：“在捕鼠时一定要注意防谍，对外要谎称捕鼠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鼠害。”关于大量生产跳蚤的证言几乎是一致的，战争结束之前拼命地大量生产老鼠、跳蚤，是准备佯动作战，抑或是其他？虽然不能确认，但在苏联参战前，已经有大量的物资、资料等从平房运出，这类的证言是并不鲜见的。

军部决定不惜“总玉碎”，驱使国民手持竹枪上阵，进行本土决战，实乃愚蠢之举。为此，在长崎山中挖掘了庞大的防空壕，但天皇秘密指令基地和松代大本营都没有迁移。大本营原计划截至8月中旬，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转移，甚至考虑到使用自爆式的最后手段，即使用细菌武器，叫嚷“一亿总玉碎”。然而，苏联参战比预想的提前，第二颗原子弹也落到日本，形势急转直下，战争不得不停止。

3.石井的行踪

石井在新京机场与朝枝分手后，有关他的行踪有许多目击证人。731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驾驶飞机运送石井飞东去西，可以说是神出鬼没，但其中也留有一些疑点。8月9～14日，由军医大佐大田澄直接指挥破坏731部队建筑和掩盖罪证的工作，而重中之重是处理ロ号栋里的“马路大”。担任警备队分队长的沟渊俊美伍长命令警备队指挥班长，在731部队本部大门前的门庭布阵。高松出身的西山整尔伍长曾向士兵沟渊详细说明“马路大”全部被杀了，总计404人，其中西洋妇女1人，英国男性1人，俄国人3～4人，其余都是中国人或朝鲜人，没有孩子。关于杀害的方法，沟渊提供证言称：“ロ号栋关押‘马路大’的房间是用气泵向里面输送空气的，把房间密封，然后用气泵把毒瓦斯送进去，房间就充满了瓦斯，‘马路大’全部毒死。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士兵分四个分队，大约100人，另有少年队100余人，其他军官、将校也都集合在ロ号栋。”

关于处理“马路大”的证言还有许多，石井专车的司机、运输班的越定男是直接处理“马路大”的实行者之一，他还负责驾驶搬运“马路大”的专车，他证实使用的是氰酸钾铝。还有，用枪逼着，让两名“马路大”面对面、脖子缠上绳子，中间插上木棍，让两个人自己拧劲，不过两三分钟，这两个人就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勒死，“这是不用亲自动手的杀人方法”，用这种办法杀害了许多“马路大”。

浇上汽油烧毁的“马路大”的尸骨，装入约200条草袋子里，然后丢进松花江。卡车运送这些草袋子时分外的重，运输途中那些尸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还有手铐和脚镣撞击的刺耳声音。

教育部的筱原鹤男刚刚来731部队3个月，只有19岁，负责把“马路大”的尸体丢进监狱外挖的坑里，然后放上木柴点火焚烧。他还受命同另一名士兵爆破关押“马路大”的监狱。为了安放炸药，他进入靠近楼梯的12号室，看到墙壁上写着血书，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胜”“蒋主席万岁”等很漂亮的文字。筱原说：“想是死者临死前咬破手指写下的，此事虽然过去了50多年，可是一直刻印在我的心里，所以把这件事写在自己的《手记》里。”

越定男把妻子和还在吃奶的孩子送上专门运送731部队家属、挂有50节车厢的列车。列车出发前，石井像个力士站在煤山上，横眉立目，如同一下子要扑过来的架势，大声喊道：“走到哪里也要严守731部队的秘密，如果谁泄露了军事秘密，我石井，就追你们到那里！”在战后的长时间里，越定男的耳畔还总是响着这个声音。

逃脱时，731部队向所有家属发放了氰酸钾铝的药片，车到釜山之前，苦于残酷难挨的长途列车旅行，就有几名女性服氰酸钾铝自杀，还有的母亲丢下年幼的孩子自己死去。剩下的人们埋葬了死者继续前行，还有些儿童因营养失调患上脱水症而丢命。

因为是秘密部队的缘故，掩盖细菌部队秘密的国策使细菌部队的家属得以提前离开满洲回国，当然也有些人留下来，还有人被羁留在西伯利亚。也是国策使然，“满洲开拓团”中的多数男人被征集入伍，留下了女人、孩子和老人，他们在归国途中，许多人因为疾病、饥饿、严寒而丢了性命，还有不计其数的孩子、妇女留在满洲。因此，今天的日本出现了来日本寻找亲人的残留妇人、残留孤儿的社会问题。

现在哈尔滨平房原731部队的遗址上，还有一部分建筑物的残骸，被爆破的痕迹清晰可见。此前，原731部队本部被一所中学占用，为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学校于2000年搬迁，然后展开了遗址挖掘和工事修缮工作。当年特设监狱的地基等设施也被挖掘出来，于2001年6月公开。现在作为731部队象征的高大烟筒的残骸，原属该部队锅炉班的锅炉室。

1945年8月14日，沟渊直接接受石井队长立即离开的命令，以下是他在日记里记载的部分内容：

昭和20年（1945）8月14日

……让满人群众来官舍搬运东西，想把东西全部拿走，但数量太多，只好留在原处。下午2时左右，从8月9日以来一直没有露面的石井队长突然出现，下达命令道：“命令！从现在开始两小时后有一列列车进入我部队的专用线，所有队员全部乘坐这列车，以后再没有列车了，全员要一个不落地上车。命令结束！”石井队长下达命令后就不见踪影了，就如同忍者[7]一样来去无踪。

……下午4时左右列车进入专用线……定于下午7时开车，列车装满了煤，车速不能提快，上车后从司令车传出命令：“全员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和揭开防毒面罩，做跪射姿势。”

下一个目击石井的是大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目黑正彦，为了向陆军省报告平房破坏后的情况，他从前一天夜里来到731部队，拍照的照片石井取走了。目黑返回大连可能是在（石井）下达全员乘坐最后一趟列车的命令之后，担当驾驶员的增田美保将他送到飞机场，曾劝他一起直接飞回国内，目黑拒绝了，又飞回大连卫生研究所。目黑另外证实，战争刚结束时，石井曾在日本与麦克阿瑟会晤过。战争刚结束时，飞机能那么自由地离港或着陆吗？可是有证言称，石井是在8月25日前乘飞机回国的。另外，也有战争结束时在满洲、上海等地目击过石井的证言。

8月15日，人们认为石井是去了东京的陆军省。可是8月16日夜里，他却出现在新京车站运送回国家属的列车上。石井的副官面对站在月台上的以及各节车厢的家属们说：“现在由石井部队长讲话。”副官手持蜡烛站在石井的旁边，石井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大声演说：“日本败了，你们现在返回内地，可是你们走到哪里，一定要保守731部队的秘密，谁要是泄露了秘密，我石井就会追踪你们到那里，记住了吗！”石井消瘦的面孔在蜡烛的照映下像魔鬼一般，让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一阵阵战栗。

列车从平房出发，原计划向通化“转进”，但因为战争结束，又决定将731部队队员和家属送还内地，石井的出现是为了再次做“封嘴恫吓”的演说。

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军军令部技术少佐本司贞介证实，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即8月18日），石井曾出现在他原来工作过的司令部，同大家话别。石井有些凄然地说：“今天将乘飞机先被带到香港”，言外之意是到达香港后会被带到美国。还有一说是，此时石井正同潜伏的美国情报部接触，让美国人视察为“转进江界作战”而集结的物资。终战当时，各国在上海、香港的间谍一定十分活跃，尽管对抗日分子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日本军队还只是控制了广阔中国的点与线。作为间谍战老手的石井，同美国方面接触并非是什么难事。

总之，石井是在8月中旬回国，但准确地说石井什么时候在日本着陆，首先藏身在什么地方，还不甚明了。石井的女儿石井春海同其他家属是从釜山乘船回国，据她推测：

父亲同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竹田宫在谈话中说，因为是特殊部队，必须一个不留地全部撤回，所以，要事先派人回去，组建归国者接收体制。结果，我们的船到达山口县仙崎时是8月31日，在两天前，父亲已经乘731部队的飞机在羽田的厚木机场着陆。

4.松本正一证实，石井乘飞机回国

在战争结束、日本被占领10天后，陆军中将竟乘日本的军用飞机在日本着陆，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另据731部队驾驶员松本正一的证言，这个时期石井的行踪有空白点。松本的航空班总是飞来飞去，苏联参战后航空班也参加了平房破坏作业，直到彻底破坏为止。8月11日，把宿舍里的榻榻米（草垫子）铺到货车上。以向中朝国境据点转移为名护送队员和家属离开731本部。松本记忆，大约住有3000名队员和家属的三层楼被浇上汽油，点火焚之。准备报废的飞机旁边摆放装满汽油的汽油罐，同飞机库一起焚毁。松本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

8月11日，松本驾驶重型轰炸机准备起飞，因跑道松软，轮子不动弹，只好召集附近的中国人把飞机上的东西搬下来。最后，松本驾驶轻型轰炸机飞往奉天，在旅馆听到停战诏书的广播。于是，他飞往朝鲜的平壤，一位友人在这里见到他，随后驾驶小型侦察机越过千岛海峡，在福冈的雁巢机场着陆。在机场上他见到装满日本酒的轰炸练习机，原来731部队医师、驾驶员池川重德已经先期抵达这里。

从8月26日起，盟军发出全面禁止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行的命令，九州人池川把轰炸练习机让给松本和另一位关东出身的技师。8月25日，二人驾机一口气飞到松本家附近的熊谷飞行学校机场。降落后，看到由增田驾驶的、石井队长乘坐的重型轰炸机“吞龙”号已经降落在该机场。如魔鬼一般的石井在新京车站向女人和孩子们做了“保守部队秘密”的讲话后，在关东军司令部、朝鲜、上海、香港和东京之间，飞了多少个来回尚不清楚，但至少，他是在8月25日之前在熊谷着陆的。

8月24日，离开釜山港的沟渊伍长见到了石井，他回顾道：

8月24日下午2时，石井队长突然出现在釜山码头，召集队员集合，说：“命令！从现在开始两个小时后轮船进港，再过两个小时船出港，船靠岸后你们要齐心协力把部队的物品装载到船上，一件也不能丢下。如果丢在这里就成了外国的东西，装上船就是日本的物品，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凡部队的东西全部装上。命令结束！”石井队长下达命令后就消失了。

8月24日下午2时稍过，两艘3000吨战时标准船和八艘800吨登陆艇到达釜山码头……于是，队员们都半裸着身子全力搬装货物，装啊装的，装了不知有多少，甚至连7台卡车也装上船，「軍屬」[8]的行李也装上了船。

如果沟渊的记忆准确，从釜山开出的运载731部队人员和物品的船只是10艘，最早的船只可能是8月17日到达釜山，最晚的该是石井春海乘坐的登陆艇，是8月31日到达山口县的仙崎港。石井为了把队员和家属确实送回日本，数日来可能为联络船只奔走。队员的入港地有门司、须佐、荻、东荻和仙崎，越定男乘的船在舞鹤入港。舞鹤是石井高中时代生活过的城镇，731部队解剖高手、石川太刀雄丸博士又住在金泽，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资材和资金的搬运的问题。

石井春海证实，石井是从釜山机场飞回日本。松本又证实，他于8月25日在熊谷机场见到了石井专用机吞龙号。这样，应该是前一天，即8月24日，石井在釜山下达命令后，于翌日（25日）松本到达熊谷机场前回到了日本。

5.石井回国后潜伏了4个月

8月13日，石井队长的专车司机越定男乘最后一趟列车离开平房，追上了即将分娩的妻子所乘的列车，一起到达釜山港，然后乘坐小型客船返回舞鹤港。客船里堆满了731部队用汽车运出的物品，到港后物品堆放在金泽医大仓库和在金泽市野间神社成立的临时本部里。越定男到达舞鹤港后，换乘装运煤炭的敞篷火车返回家乡长野县，到达战火依稀的名古屋时已经是8月23日。越定男把妻子送回长野，因受石井队长的命令赶往东京，又接到立即去金泽的指示，任务是用卡车把从平房带回来的、保管在金泽医大仓库的物品运送到东京。越定男到野间神社一看，那里已经集合了15名军官队员，金泽医大医院仓库里的物品用了两台卡车运往东京。菊地齐少将、增田少将、大田澄大佐同行，三人都是细菌部队的中坚细菌学军医。途中，他们在下吕温泉住了一宿。越定男说：“他们带足了钱，所以一点也用不着操心。”第二天，他们又在诹访大社住了一宿，途中几个人轮流看管物品。到达东京后，越定男把物品分别送到杉并东洋工业、军医学校、若松庄（石井的居所）三处地方保管。在石井住所的若松庄的二楼，越定男看到石井正在睡觉，十分吃惊。越定男自从在新京和釜山两次见过石井后，就听说队长已经乘潜水艇或飞机回国。越定男卸下石井的物品后，又将许多物品送到千叶县的增田知贞少将家。731部队撤退时曾接到命令：“储蓄簿同其他便条一样，凡能确认是731部队的东西必须一律烧毁，不能留一丝痕迹！”“只准带两个行李。”所以，越定男把存款也舍弃了，夫妇二人两手空空回国。而731部队的干部却用卡车把丰厚的私财、贵金属以及昂贵的实验设备拉回家。越定男痛感无从发泄心中的不满，而且终战前发布的三条命令，战后也没有解除，相反不断被强调：

（1）返回家乡后隐匿在731部队的事实，隐匿军历。

（2）不能就任任何公职。

（3）队员之间不准相互联系。

三 日美交易的双重构造

1.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

细菌战专家墨瑞·桑德斯中校在战争结束前从底特里克基地调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手下，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终战结束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任盟军最高司令官，为了进行占领统治下的调查准备，包括谍报专家在内的先遣队乘“斯塔吉斯”号汽船到达横滨，桑德斯就是乘这艘船来到日本的。

他的使命是尽可能抓紧收集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组织和石井四郎的情报，桑德斯在G-2和科学技术部接受了长时间的任务说明的交代，并获得一张照片，是石井四郎部下、最能干的内藤良一中佐的照片。“斯塔吉斯”号到达横滨港时，内藤拿着桑德斯的照片站在甲板的舷梯上迎接，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您的翻译。”

此后，内藤就像粘上桑德斯一样，实际上无疑是监控桑德斯的调查活动。1945年11月1日，桑德斯在没有接触石井的情况下，向国防部提出了《桑德斯报告》，内容涉及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实战，但是没能抓到确实的证据。因内藤发誓称：“绝没有人体实验的事。”桑德斯相信了内藤的大谎言，并向麦克阿瑟建议：“为了查清731部队，必须保证不把他们当作战犯，否则不能顺利进行。”这一建议得到麦帅的认可。

直到20世纪80年代，桑德斯才开始讲述令人震惊的秘密。在他上陆不久，内藤在饭店接待了他，同席还有一位可能是日本特殊会社社长的宫本光一，提出每周付给桑德斯5000美元来收买他。这些情况以及内藤的活动情况详细收录在对桑德斯的采访录里（Unit 731，William &Wallace）。另外，一天晚上，一名原731部队的队员从窗户潜入桑德斯下榻的第一大楼的住所，给他看了装添炭疽菌的宇治式炮弹的设计图，还告诉他说：“把俘虏绑在距离不等的桩子上，测试炮弹的威力。”

我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相信内藤没有进行人体实验的谎言。之所以做出相信他的样子，是为了保持同内藤的友好关系。来日本的几天里，既没有见到日本的军医总监（指石井），也没有得到什么情报，而且身边突然来了一个翻译，还是以前帝国陆军的中佐。指望对方指点方向，但对方隐瞒了人体实验的事实，想是有人为了保护内藤等人。

内藤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份报告，称参谋本部中有人强硬地反对把细菌战情报提供给美方，还写到看过这份报告后请烧掉。从他提供的细菌部队的组织体系看，给人感觉是如果不保护他，那就会如履薄冰一般，无论如何我们是需要他的。所以，对他的情报原封不动地接受，我们自己再加以判断。至于内藤的真实身份竟是原731部队的成员，那是在我回国后很久才听说的。

桑德斯称，他在当时对石井部队利用盟军俘虏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是有冷静的判断的：

我的意见是，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好，满洲人也好[9]，抑或是美国人、英国人等异族，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知道了，他们对各类人注射某一种细菌，然后分别观察黑人、白人以及黄种人在生理反应上的不同。他们吐露出极其秘密的话，承认人体实验的结果，杀害了2000多名中国人和满洲人。听说也以俄国人为实验品。日本人是怎样看待共产主义者的，简直是令人吃惊。他们还对美国人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可是，我们对这些情报源要尽可能地予以保护。

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IPS）的资料中，记载了“巴丹死亡行军”中，投降日军的1458名英美士兵，为了“某种目的”“收容在奉天俘虏收容所”，这里的“某种目的”是什么呢？桑德斯是这么回答的：

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做各种传染性药物的实验，从发病到死亡的各个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人大量实行过人体预防接种，他们是大量美国人死亡的元凶。

后来有证据证实，他们进行炭疽菌的人体实验时，大量使用了中国人。有可能对奉天的美英军俘虏也进行了炭疽菌实验。像石井这样的人物没有作为战犯起诉是错误的。

如果说辩解理由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把他送上法庭，我们则不可能获得这些资料和数据。同其他武器不同，细菌性的病原体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10]。我在日本的时候，听说石井很是害怕躲了起来，石井怕被逮捕。他以为一定会被当成战犯起诉。

桑德斯确信（731部队）进行了人体实验和实战（攻击性细菌战），立即向威罗比和麦克阿瑟报告，是否以保护日本科学者不受战犯起诉为交换条件，今后是否继续这样做？请他们定夺。麦克阿瑟皱着眉，点燃烟斗，说：“目前最需要的是证据，否则就无法行动，你要继续调查，但是要保守秘密！”

桑德斯按着麦克阿瑟的指示，在报告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人体实验。可是，在他晚年时，原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美军士兵坚持称受到了人体实验，支持他们的主张和言论也不断涌现，加之石井来美，进行细菌战知识讲演的证言，以及从匿名的美军高官那里听到的信息，所以才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没有想到的是，桑德斯竟为日美国家间的交易开其端，即以细菌战资料为交换，对（731部队）战犯予以免罪，甚至成为内藤[11]的保护神。1985年，桑德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对已经成为日本大制药会社经营者的内藤评论道：“我以为他是个善意的人，但长时间受了他的骗。”

2.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前就知晓细菌战和人体实验

有资料证实，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军和麦克阿瑟就相当准确地把握了日军细菌战的情况，包括人体实验和在中国进行的实战。

在弗吉尼亚州麦克阿瑟将军纪念资料馆里，有一份1945年6月23日题为《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报告书，第二章题为“细菌战”，通过审问日军俘虏的记录得出结论是，日军正在为实施细菌战进行准备。第四章内容是“对盟军俘虏的残暴行为”，除了对俘虏斩首和活体解剖外，还有在新加坡的目击者的证言，指出日军“对多数盟军的俘虏至少进行了一次赤痢和疟疾的人体实验”。

报告书的最后部分提出在哈尔滨指挥细菌炸弹实验的头面人物，即石井四郎，内中还记载石井四郎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的主任。这份报告书的封面写有“麦克阿瑟将军个人用副本”字样。可见，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帅，在进入日本之前，对石井四郎和细菌战的技术持有强烈的关注。

石井的长女石井春梅有些夸张地说：

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时，问道：“石井将军现在何处？我想问他一些有关科学的事”，他身边的人误解了，以为准备让警察发出传讯，将石井拘押在巢鸭。陆军省的服部（卓四郎）参谋感到不妙，所以由陆军省把父亲隐藏起来。

晚年的桑德斯支持老年退伍军人，也成为作证者之一，他的行为有损美军威信。1998年，我们在调查旅行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到了Unit 731 Primary Documents Calendar的目录，得知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档案馆和军事史资料中心（CMHA-Center of Military Archives）负责日本资料的人员，曾在佛罗里达对桑德斯博士进行了数日采访，可是，这份采访后的报告不准阅览。

之所以不高兴桑德斯的言行，是因为他的本意有损于作为20世纪美国战史英雄的麦克阿瑟的威信，而且也推翻了华盛顿政府于1946年决定对（细菌战）战犯免罪的说辞。美国不想承认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独断，以免罪为诱饵，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获得细菌战战略情报的这个事实。所以在研究者和军事情报担当者中间，流传着“晚年的桑德斯糊涂了，没影的事胡乱说”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言，我就多次听说过。

在美国调查旅行感触最深的是，标榜情报公开的美国，至今仍有许多极密的资料没有公开。关于细菌战问题，是“扎在美国咽喉里的两根刺”，第一根刺是美军俘虏坚持认为日军利用他们进行了人体实验，著有《死亡工厂》的哈里斯教授称之为“BW-POW问题”（细菌武器——俘虏问题）；第二根刺是我提出来的，即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尽管现在还不能充分地证明。

3.自杀的第二任细菌战调查官汤普森

接替桑德斯的兽医中校汤普森，是从美国陆军细菌战研究部队底特里克中心派遣来的，尽管审问了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部队的干部，但获得的口供都是防御性的细菌战研究，有关人体实验的证言没有人提供，就这样，汤普森提出了报告（1946年5月）。

此前，GHQ的G-2（参谋二部）以秘密独占在军事上有价值的人体实验和实战资料为目的，已经同731部队的骨干和陆军高级参谋们做了秘密的交易，所以在桑德斯和汤普森审问时，对可以供述的内容做了规定。其幕后指使者，就是怀着登上总统宝座野心的麦克阿瑟将军，他与不被杜鲁门总统看好的（日军）化学部队共谋，图谋掌握可以与原子弹匹敌的秘密武器，另外也是为了一雪丢下88000名士兵，逃往澳大利亚之耻。作为军人收复失地，他不能让占领和统治日本失败。还有，如果（731部队）实施了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和在实战中使用了细菌武器，正在进行的东京审判一定要当作重大犯罪予以审判。而且这支秘密部队是在天皇军令下成立的正规部队的一支，必将引发将天皇作为战犯追究，这是日本在战败投降前的最后防线，是危及“国体护持”的重大问题，所以双方在利害关系上完全是一致的。

在1946年2月26日汤普森对石井审问调查的材料里，从石井四郎为军部辩解的对话可以推测当时石井的心境。对于细菌武器的开发，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吗？”石井称，自己倾注了一切进行生物战的研究和实验是“科学的空想”。“没有上司的许可，是自己独断进行的”。他全身心地极力把这件事缩小，可以说就是为了否认天皇的参与。“天皇接受过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报告吗？”石井断然回答：“完全没有，天皇是仁爱之人，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事情。”石井如此回答，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意志，不如说是实施残忍的细菌战和进行实验、实战的日本国家的意志，称天皇没有战争责任，是当时日本的国家意志，石井只是忠诚地执行了这一意志。

是时，苏联已经从拘押在满洲的731部队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以及柄泽十三夫等人的供述中，得知了大规模人体实验的实况。1947年1月，苏联方面向在东京的美国G-2提出审问石井四郎、大田澄（实战研究部部长）、菊池斋（细菌研究部部长）三人的要求。围绕着这一审问要求，美苏双方在协议过程中，麦克阿瑟及G-2策划独占731队员提供的人体实验，以及跳蚤、细菌生产实况等有价值的情报，急忙同（731部队）战犯进行免罪的交易，并对苏方的要求回复称，须请示国内。麦克阿瑟及G-2还询问已经回国的细菌战调查官桑德斯和汤普森，对情报了解到什么程度，回答是没有其他情报。桑德斯证实说：

1945年调查时，麦克阿瑟直接指示，细菌战关系者如果提供细菌战的情报，可以应允他们不作为战犯追究。

细菌部队中佐内藤良一被比喻为“剃刀一般”的辣手人物，把他保护起来，手持桑德斯的戎装照片到横滨出迎桑德斯，并自称“翻译”，这其中意味着什么呢？这张照片是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桑德斯在德道里克拍摄的，内藤又是如何得到的呢？石井恰在汤普森来日前被发现，也过于凑巧了吧！另外，细菌战的推进派、陆军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战地回国；石井四郎则住在自己的家里，丝毫没有受到被追究战争犯罪的威胁，就结束了汤普森的审问。731部队的另一位队长北野政次中将在上海被拘押，却是乘美国的军用机回国，在汤普森审问前就被告知了受讯要领。

一面同战犯进行免罪的交易，一面进行交涉，能够说明以上许许多多奇怪的现象。确切地说，在桑德斯和汤普森审问的背后，已经进行着极秘密的暗中交易。

4.新妻文档中的手书记录

在陆军省军务局中佐新妻清一留下的文档里，存有提示北野政次要领的记录，在桑德斯的调查中占有显著位置。这份手写的同北野中将联络事项的记录，共有10项。

首先，“绝对不能供出0和‘保作’”。——这里的“0”和“保作”，应该是指利用“马路大”做人体实验，“保作”即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之意，指示其在被讯问时绝对不能供述。

接下来的是，“关防给及石井队长等尚在满”。“关防给”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缩写，也就是731细菌部队。1986年，我曾在新妻的自宅访问过新妻其人，他说：“当时桑德斯确实相信石井等人还在满洲，我知道石井已经回国，但也装作相信石井在满洲”。他还说，当时的方针是“不能让桑德斯触及核心机密，只是让他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然后让他尽快回国”。这样，在桑德斯看来，北野刚刚回国，石井又在满洲，只要北野“谎言的供述”中没有矛盾也就放心了。可以看出，军部的谋略套路是隐蔽石井，甚至连同伙也需要欺骗。

另外指示：对关押“马路大”的监狱7号栋和8号栋，在中央仓库培植鼠疫菌跳蚤、从事鼠疫菌研究的田中班，以及研究植物破坏菌的八木泽班的菜园，都要供述称经营自耕农场。对于“细菌战研究”的保密，记录中称“保研”，指示北野只能回答“除石井、增田以外，没有人了解全部情况，北野在平房接任队长后，前任的实验只有一部分继续下来，但细菌战的研究处于中止状态。北野在职期间专心致力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上司对细菌战研究没有下过指示，考虑防御的需要，有一部分人进行了研究”。

那么，向被讯问者、细菌战部队的科学者下达指令，让他们统一口径的指挥人物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活跃在美军和日军官员之间，作为联系纽带的内藤良一。

接受汤普森审问的北野中将等731部队干部，严格地按着指示从讯问中解脱出来。因此，汤普森在报告的结尾直率地提出了他的疑问：

关于日本细菌战的情报，提供者提供的看上去是分散的、独立的情报，但在讯问中有关情报的数量和内容却给人的印象是事先接受了指示，因为所提供情报的范围是一致的。给人的印象是有关细菌战的活动，特别是攻击性武器的研究活动，投入的力量限于最低程度，可以说这是日本方面的愿望，并且贯穿在讯问的全过程。

当时的汤普森是否意识到，发出（限定）“情报数量和内容的指示”的正是君临日本的麦克阿瑟远东军司令部以及G-2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由于苏联的登场，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政府的二重构造结束，置身于冷战开始的体制中，对细菌战情报的处理应该一体化，但麦克阿瑟与威罗比仍然准备摆脱华盛顿，独占“有价值的情报”，把秘密隐蔽起来。

6.《费尔报告》——确定战犯免罪、资料移交美国

1947年4月，第三任调查官、化学战部队的费尔博士来日后，对石井及其他731部队的干部进行了讯问，并确定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实战的资料交给美方，可以使他们免于战犯起诉。但石井唯恐美方变卦，以下面一段献媚的文字讨好费尔：

我作为细菌战的专家，希望能得到美国的雇用，为了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我可以献上积20年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在寒冷地区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地域，什么样的病原菌适用，我可以写出几册书来。

在费尔调查期间，麦克阿瑟就向国防部进言：“禁止报道日本细菌战的情报，这些资料不能作为‘战犯’的证据出示。”

华盛顿政府认为，“如果对反人道的战争犯罪免于追究，将来恐怕会有给美国带来重大困惑的危险”。但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的情报，“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他们在左右掂量中得出如下结论：

日本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是追究“战争犯罪”的重要性所不及的，如果把日本细菌战专家送上战犯法庭，其情报就会被他国知晓，这不是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所希望的。从日本人情报源获得的有关生物战的情报，不得对外报道，也不应作为“战争犯罪”的证据使用。

这是根本不考虑战争犯罪的结论，即使美军的俘虏也被证实遭受了人体实验，所以是个前所未有的、奇特的结论。更准确地说，即使以被人体实验的美军俘虏为牺牲品，抹杀和掩盖事实，美国也要独占这些有价值的情报。所以，美国方面断然拒绝（他国）对细菌战部队干部的讯问要求，对正在进行的东京审判，不仅阻碍苏联方面提出细菌战问题，而且把细菌战人体实验的美军俘虏当成牺牲品，防止在法庭上暴露真相。

下面的一段话，可以告诉人们，美国方面对在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美军俘虏被作为人体实验或被杀是十分清楚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同石井和他的部下约定，从其获得的有关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情报不得泄露。美国政府认为，细菌战活动属于战争犯罪行为，但承诺对任何参与者不予以起诉。在这一前提下，石井及其部下在此前和此后继续提供的情报，对于美国国民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价值。

可是，必须留意以下可能发生的事态，因为苏联在奉天地区独自进行了调查，以细菌武器实验为目的，美国人俘虏在实验中被使用、因此死亡的证据有可能暴露。另外，在东京审判审理重要战争罪犯的法庭辩论中，苏联方面的检察官也有可能提出证据。

经过缜密的商议，甚至连推定问题的回答方案都准备好了，美国决定由美苏共同讯问石井。同美国一样，日本军部是讨厌共产主义的，而且一直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所以也认为（美苏共同讯问）是最好的决策。可是，对美苏共同讯问石井的记录资料，至今没有发现。当时相当于石井秘书的石井春海还清楚地记得苏联讯问其父亲的前后情形：

讯问前（美国人同父亲）商议，这能说，那能说的，美国人很是亲切的样子，反反复复地嘱咐。我家养了一只叫“太郎”的猴子，是从外地带回来的。“太郎”同经常来我家、穿着草黄色军装的美国军人很是亲密。这天，它突然跳到一位美国军官面前亲热起来，在场的美国人都很吃惊，连忙看苏联人的脸色。苏联人有3位，鞋也不脱咣当咣当就上了二楼，1位记录的是女性，那是夏天，穿着布拉吉，能透出乳罩和三角内裤，洒着浓烈的香水。3个人都不太讨人喜欢。他们用的是俄语，翻译成英语，翻译是GHQ的马吉（音译），一直是他当翻译。我在旁边的屋子里。讯问的都是关于研究的事，讯问过程中，美国军人总是插话，苏联人提出还想继续讯问父亲，好像被美国人拒绝了。

费尔的调查，实际是在美苏争夺细菌战情报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于日军的细菌战及其实态，汤普森在报告书中提出了一些不解之谜，G-2也许不予赞同，据同汤普森比较亲近的石井春海证实：

汤普森讯问过父亲后整理报告书时，正是木瓜花盛开的季节，搞了一个很大的晚会。之后汤普森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常到我家来。第二年，费尔来了。苏联人来讯问时，汤普森也在场。我以为他是回国后又回来了。汤普森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他自杀了吧，在第一大楼。他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人。

奉天美军俘虏古勒古·路德里凯斯（音译）的儿子小路德里凯斯，作为美军俘虏的发言人经常举办集会活动，并长年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他对汤普森的自杀是这样认为的：

汤普森是个兽医，所以对细菌部队中使用兽疫的第100部队很关注，他们曾对白人俘虏进行过马鼻疽菌的实验，结果许多人丧命。我不理解像他那样的人物为什么没有留下遗嘱就自杀了呢？听说是因为离婚等家庭问题，但我不认为那是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他知道的太多了，除了死没有他途。

我最近查到了汤普森自杀原因的一份记录，是1951年5月18日《星条旗》的一篇小报道，称在第一大楼汤普森居住的房间，发现了可能是汤普森中校的遗体，额头正中中弹，是自用的45口径的手枪子弹。当时，正是下山事件、松川事件发生之时[12]，处在占领军谋略旋涡里的日本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奇怪。

7.《达古威文档》——令人战栗的Q报告

1947年，继费尔之后，底特里克基地的病理学者爱德温·希尔和约瑟夫·威克多博士来日，接收了人体实验的资料，后来发现的英文版的《达古威文档》应该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交给美军方面的资料。

1992年，日本NHK制作的《731细菌部队》的上集里，介绍了在美国达古威实验基地发现的英文版病理解剖报告。1998年6月，我去美国调查时，会见了《死亡工厂》的作者哈里斯教授。据哈里斯教授说，NHK介绍的《达古威文档》，是他在撰写《死亡工厂》的调查过程中，在美军的达古威细菌实验基地发现的。这份文档收录的是彩色的人体解剖图，附有英文的医学报告书，计分三个部分，分别是鼠疫（Q报告）、炭疽（A报告）、马鼻疽（G报告），都是被认为是细菌武器中最有效的。毋庸置疑，这也是违背医学伦理、实行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物证，是美国在国家安全保障的美名下，通过对战犯予以免罪的交易，从日本方面获得的。

2000年9月，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在大学图书馆的仓库里发现了一部《鼠疫菌论文集》，作者高桥正彦毕业于庆应大学医学部，是原731部队的军医。该论文集是在1942～1943年完成的，内中收录了27份“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总计900余页，到处都注有“秘”字。英文《达古威文档》中的Q报告里，收有57名鼠疫感染死者的解剖报告，用大写字母标记。高桥论文集中有一份题为《关于昭和15年农安及新京流行的鼠疫》，时间是昭和18年（1943）4月12日，里面注明了6名被解剖的鼠疫感染者的性别、年龄、病名，同Q报告里的大写字母一致，这应该是英文版报告的原文。

在Q报告的序言里写道：“高桥博士实施疫学、细菌学的调查，用日语印刷了这份报告，并于1948年7月提交给美国陆军”。另外，每份报告书里，都注有“担任指导 陆军军医少将石井四郎”的字样。怀疑这种“实验”是人为造成，已经有事实证明。在中国，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就达数百人。经中国、日本共同研究小组的调查证实，1号患者KF便是8岁女孩藤原君香，从名字看应该是当时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子女。因为友军的错误，感染而死的日本军人也有许多，从评价感染力的角度考虑，民间的女孩子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战时国家理论”。

8.《希尔报告》——“人体实验一览表”

1943年，从满洲731部队回到金泽大学的病理学者石川太刀雄丸博士带回许多人体实验的病理标本。希尔和威克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石川的病理标本，并把生物战的资料和数据得到手。据1947年12月12日希尔的报告书，内有24种疾病、850人的人体病理标本。其中，标明值得研究的有403例，24种疾病中，除一酸化碳素1件、芥子毒气16件、不明毒物2件外，其余全是传染疾病。也可以说，这是至少用了850个人的生命换来的资料。

《希尔报告》中列出了被讯问的731部队军医的姓名、研究课题目录，并在括号里注明其在战后的工作、地位等。

烟雾剂：高桥正彦（千叶县茂原市开业医生）

金子顺一（东芝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预防接种研究中心）

炭疽：太田澄（山口县开业医生，后自杀）

肉毒杆菌：石井四郎

布鲁氏菌：石井四郎

山之内裕次郎

冈本耕造（兵库大学教授，先后任东北大学、京都大学、近畿医大医学部长）

霍乱：石川太刀雄丸（金泽大学医学部病理学部教授）

毒瓦斯除毒：津山义文

赤痢：上田正明

增田知贞（千叶县开业医生，后因交通事故死亡）

小岛三郎（厚生省预防卫生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细谷省吾（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田部井和（京都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讲座主任、兵库医大教授）

河豚毒：增田知贞

瓦斯坏疽：石井四郎

马鼻疽：石井四郎

石川太刀雄丸

禽流感：石井四郎

髓膜炎：石井四郎

石川太刀雄丸

粘蛋白：上田正明

内野仙治

鼠疫：石井四郎

石川太刀雄丸

高桥正彦

冈本耕造

植物疾病：八木泽行正（抗生物协会会长）

沙门杆菌：早川清（早川预防卫生研究所）

田部井和（预防卫生研究所职员）

孙吴热：笠原四郎（北里研究所病理部长，后任名誉教授）

北野政次（绿十字会社社长）

石川太刀雄丸

天然痘：笠原四郎

北野政次

瘙痒虫：笠原四郎

结核：石井四郎

二木秀雄（吉普车社社长）

野兔病：石井四郎

肠伤寒：田部井和

冈本耕造

发疹伤寒：笠原四郎

有田正义

滨田丰博（香川县卫生研究所）

北野政次

石川太刀雄丸

报告对每个研究者都有特别说明文字，并写明：“这些说明文字用一览表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说明每个病理标本，显示人和植物传染病实验的实况。”只有《达古威文档》有这样的说明文字，但相应的病理标本在达古威不见了。

1998年5月去美国调查时，就标本问题，我曾打电话询问过美军底特里克基地的学者、负责接待媒体的广报部[13]长诺姆·考巴先生，因为《希尔报告》里明确记有：“从200人以上的人体实验中，制成了8000枚以上的病理学显微镜标本。”此前，他恐怕就这个问题也多次接受过询问，他是这么回复的：

1969年，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研究和开发攻击性生物武器，底特里克基地规模缩小，所以（标本）送到美军的达古威实验场（在犹他州），达古威方面把其遗失了，也许因为看是旧纸箱就错误地丢弃了。

在《希尔报告》里，还有一段文字：“此前提出的研究报告里，不仅包括追加的情报，还收集了许多经过充分的研究，但没来得及报告的多数人的病历情报”，“情报是提供者自发地向调查者提供的”。这段话的目的是告诉人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倾注心血、把所得的研究资料提供给美国的细菌学者，对他们予以免罪，也要保护他们免受苏联的追究，这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再看希尔对石井的讯问记录，石井对各种各样的人体实验以及死亡率、感染方法等口紧得很，并不多言。分析石井的心理，正像石井春海说的那样，“父亲没有把全部东西交出去，也就是80%吧，剩下的都在脑子里”。

把核心的东西吐露出一些，或者全部拿出来，或者不拿出来，始终把握着交涉的主动权，也许石井一直持有这种强烈的意识。直到明确对天皇免于追究，自己及所有的队员不作为战犯起诉，这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对美国全盘托出。这个时期反映石井心理及动向的情报，在谍报部的《石井文档》里有所记载。

9.炭疽菌·731部队·美国

震撼世界的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民受到了炭疽菌这种生物武器的袭击威胁，那么，日本国民会不会受到这种威胁呢。

被称作《达古威文档》的三部报告中，Q报告是关于鼠疫菌的内容，A报告是关于炭疽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在按着罗马字母顺序排列的希尔报告中，开头就是炭疽菌（Anthrax），合计36件中有31件“结果满意”，而且每一件都包含多人的人体解剖记录，即使按着一件一个人来计算，至少有36个人被用于炭疽菌实验，最后并被解剖。

据目击者讲，在731部队的安达实验场，曾将4名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然后向他们投射炭疽菌炸弹，这4名受害者的解剖标本，应该包括在36例之中。

炭疽和马鼻疽一样，是人畜共患的传染疾病，是一种杆状的病菌，典型的是土壤菌，在土壤中形成胞芽，至少十数年间没有营养也能存活，即使在干旱、洪水或雨季之后仍能冒出地表，并在泥土中繁殖。用冷冻或干燥的方法处理后，仍能形成胞芽。如果进入动物的体内，一遇有营养的环境就破壳活动。因为炭疽的这种特点，不仅731部队，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军马防疫部队，即100部队也在研究，用这种武器可以毁灭敌人的牲畜，并传染给人，是一种“有希望”的武器。731部队又称炭疽是脱脾疽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就曾使邻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的马感染了炭疽和马鼻疽。

1944年，英美获得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报告，把这两种病菌作为严禁物记录在案，而且，从日军俘虏获悉，他们为预防炭疽菌进行过疫苗注射。也是在这个时期，对突然飞来的200多个气球炸弹进行了调查。当时在底特里克基地负责细菌战的军官就是桑德斯，因为事先获知日军在中国使用了炭疽和鼠疫菌，所以怀疑气球炸弹上装载了炭疽病菌。

他们从加拿大和美国西部到西南部抛洒了炭疽菌，使牧场、草地和森林污染，所有的牛、马、羊、猪、鹿等，以及许多人都感染死亡，国内陷入歇斯底里般的状态，细菌武器威力之强，虽然肉眼看不到，杀伤力却极大。

即使50年过去了，这种威胁仍没有减少。人感染上炭疽后，会患上以下4种疾病：一是皮肤炭疽；二是肺炭疽；三是肠炭疽；四是髓膜炭疽。[14]

在《桑德斯报告》和《汤普森报告》形成阶段，细菌部队的科学者怀着唯恐被追究战犯的警惕，严守人体实验的秘密，只是详细供述了“用飞机投放了9种细菌武器的病原体炸弹”。石井称有イ型、ロ型、ハ型、ウ型、ガ型以及旧宇治型、宇治50型等炸弹，还画出图形交给了汤普森。在《汤普森报告》里记载，ハ型炸弹40公斤，被炭疽感染的炸弹炸开后，能获得致命的效果，是专门为开发炭疽菌的炸弹，为了提高ハ型炸弹的性能，他们下了很大功夫。[15]

作为实验的动物，实际是绑在桩子上的人。在伯力审判时，有证言称，人和动物都使用过，其明显的意图是，让受实验者的伤口感染上炭疽菌，最后患上致死率极高的肺炭疽而死去。

在《费尔报告》中没有提及炭疽菌实验，可是，日本方面向他提供的60页报告书中，有关于炭疽的内容。“炭疽炸弹的实验，几乎都是将被实验者绑在木桩上，戴上头盔和胸部防护用具。”这是为了防止被实验者因为炸弹的物理破坏力而致死。实验的结论是：“使用炭疽的活孢子进行人体免疫实验，能引起非常过激的反映，除非紧急情况不易采用。”

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有多少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被注射了炭疽活孢子。然而获得这些情报和数据的美国，直到今天，仍然进行着炭疽生物武器的研究。对美国而言，最有价值的是用人体实验获得的数据和资料，这是毁灭人类，为开发强有力的生物武器起着重要作用的资料。

如果接种炭疽菌疫苗，从接种到生效需要4周时间，而且在2周的间隔中要接种3次，以后每隔6个月、12个月、18个月还要接种3次，所以，要保持免疫力，每年都要接种疫苗。对军人也许可以有计划地预防接种，可是对于普通民众，不可能有有效的措施，再说疫苗的数量也不足。

终战时，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吹嘘拥有巨大的生产各种疫苗和血清的能力，可是今天，日本的血清保存能力究竟如何呢？[16]

10.东京审判没有审判细菌战

和费尔博士同时进行调查的，还有东京审判法庭国际检察局（IPS）的调查。但结果是法庭根本没有审判，其中的全貌现在还有不清楚之处。1946年3月，负责起诉日本军事侵略中国的国际检察局的托马斯·M.莫罗上校，同检察官N.萨顿一起，结束了在中国的调查。人们都认为，他们掌握了充分的、将日军细菌战犯罪提交法庭的证言和证据。本书在前面介绍的从南京1644部队脱逃、投降中国的榛叶修的陈述书，以及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有关资料，是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同时发现的。榛叶修陈述书的日期是1946年4月17日，当时莫罗上校正在中国调查，有可能在中国获得了榛叶修的陈述书，同时还直接讯问了榛叶修本人，这从国际检察局的资料中可以明了。

另外，检察官萨顿直接会见了中国的金宝善，此人是中国卫生署的署长，1942年3月31日，曾向全世界发出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英文报告书。1946年8月29日，萨顿检察官曾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提及细菌部队，是关于1644部队的问题。

还有，与国际检察局完全平行的GHQ法务部调查科，因为收到许多关于细菌部队的揭发书信，也独自地进行了调查，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关于石井部队残暴行为的证据几乎不存在”，并于1947年6月，将此结论报告给华盛顿。这说明了什么呢？

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以战犯免罪为交换条件，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结果是掩盖了细菌战关联者反人道的战争犯罪。对俘虏（人体实验）也是这样，判决同细菌战没有关系。

1947年，参谋二部（G-2）介入，对所有细菌战部队的情报采取极密级处理，集中在G-2的统一管辖之下。从此，不论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还是GHQ法务部，凡是要调查了解细菌战的档案资料，都必须通过G-2。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第36～83页。）

美军情报部所存的《石井文档》

西里扶甬子

一 解密的“谍报文档”

1995年，“日本电视”在制作终战50周年纪念特别节目而进行调查采访时，一位受雇的美国人理萨查意外发现了《石井文档》。这份文档存在马里兰州佛得米德基地的美国陆军情报安全保障司令部（US 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Archives），1992年2月解密，并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史部《人名查询》的文档中。发现时，在金黄色的封面上写着红色的大字：FOR OFFICIAL USE ONLY（限定公用），封面上还写道：“此文档从美军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办公室借来，使用后务必归还马里兰州佛得米德基地美军陆军记录文书保管所（AIRR）。”

该文档的内容从1945年情报部秘密调查石井的行踪开始，一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包括石井的发现、调查和搜查细菌战关系者、密告细菌战部队残暴罪行的信件等资料，计131页，是一份未经刻意加工的记录情报收集活动的报告类资料，另外还包括一些以前已经发现的资料的复印件。此时正是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等4名同盟国调查官对日军细菌战展开调查的时期，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情报部在背后都做了些什么。

《石井文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发现的、为数有限的关于731部队资料的其中一份，归属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参谋二部（G-2）对敌谍报部，其特点是有关在细菌战的军事、医学、技术方面有些欠缺的资料。事后得知，是日本共同通讯社华盛顿支局长春名干男，最先要求美方依据情报公开法对情报解禁。当时，共同社一直在收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对敌谍报部（CIC）的档案资料，从1997年开始连载《秘密文档——日美关系的幕后史》，根据这些连载，2000年又出版了《秘密文档——CIA的对日工作》（上、下卷）。

美国罗斯福总统尽管重视情报工作，却没有预先获取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痛定思痛，决定设立战略情报局（OSS），即CIA的前身，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的中央机关，使军队和警察（FBI）之间展开情报的交换。因此，日美开战后，美国海军暗号信号部（OP20G）就从8人扩充到120人，成功地破解了90%的日本海军的密码通讯，击溃了自称“无敌”的日本联合舰队，连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也被击落。日美开战前，美国陆军信号情报部（SIS）还成功地破解了日本外交文书中的密码。这样，东京外务省每天发往各国公使馆的大量文书都被破解译成英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现在的美国可以见到。由此可知，美国独占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并对其免于起诉，是为了让日本屈服并委身于冷战格局。这是日美关系构图中带有象征性的一页。

二 文档中的《石井发现》资料

《石井文档》中，最早记录石井动向的文书是秘密谍报员的一份情报，时间是1945年12月3日，内称：“1945年11月10日，在石井老家附近的千叶县千代田村举行了伪装的石井葬仪，之后，石井在村长的帮助下隐藏起来，继续进行反民主的活动。”这份报告还提到：“石井在战争中命令部下向中国人和奉天的美国人注射线鼠疫菌，进行人体实验，同样的实验还在广东进行过，不经意中，街面上流行起鼠疫。”另外，12月28日，又有情报揭露，石井在战争期间，为了开展细菌战，使用鼠疫菌和伤寒菌进行人体实验。石井现怀揣100万日元重金藏身山中。

苏联参战后的1945年8月9日，731部队消灭了超过400人的“马路大”，从这一天开始到石井返回日本，从《石井文档》中尚不能解开石井在此期间的行踪。石井的私人汽车司机越定男称，大约是在9月中旬，给石井运送行李时，在新宿若松町的石井住宅里，看见石井在二楼睡觉，当时他很吃惊。此后证实石井行踪的是731部队的女队员郡司阳子。郡司阳子的娘家在千叶县千古，与石井的老家千叶县加茂比邻。1945年9月末，她在返回娘家时，石井队长的哥哥石井三郎突然来访，想请她到家里帮帮忙。郡司阳子去了一看，石井队长也在，他们三兄弟聚会在一起。郡司阳子就成了石井的“私人秘书”，负责照料他的家务等杂事。10月末的一天，有两个男人开车来接石井，深夜时分，石井和妻子石井清子同两个男人乘黑色大型车离开加茂，郡司阳子也随同。将近天亮时分，到达位于下北泽的日本特殊工业会社社长宫本光一的家。于是，几个男人就进了二楼商议什么。当天上午，又转移到位于东北泽的宫本家的别墅，但只有石井和郡司阳子两个人。这以后又转移几次，令她吃惊的是，最后转移到石井在（东京）新宿若松町的私宅。这是一座二层楼、钢筋混凝土的漂亮建筑，石井的母亲、孩子以及保姆都住在这里。石井夫妇住在二楼的和式居室。开始时，石井一步也不离开家。当时，有人从俄国寄来像恐吓信的东西，提出“揪出天皇和石井”，所以二楼总是用黑窗帘遮盖。石井偶尔扒开窗帘向外瞧，还苦笑道：“真像亡命一般。”

关于伪装葬仪之事，在采访石井的长女石井春海时，她只是付之一笑。春海当时住在东京新宿的若松町，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千叶搞的这个举动。当然，弄一口空棺材伪装葬仪并不难，肯定是有人策划了“石井消失”这出戏。

顺便提及，以上情报来源是编号为80-11号情报员提供的。在情报的下面标有情报的信赖度为“B”级（即通常可以信赖）；情报的准确度是“3”（即大体真实）。

三 日本共产党提供的情报

二战结束后，日本共产党将占领军称为解放军，同占领军建立了提供情报等协助关系，这是人所共知的。1945年12月，日共向GHQ情报部提供了《石井细菌部队的构成、主要成员》和《石原莞尔》两份长篇报告。其中指出：“石井部队在哈尔滨利用满（洲）人进行人体实验，生产了大量的鼠疫菌。”对于石原莞尔，报告认为他是（准备）5年后发动武装暴动，策划新的日美战争的危险人物，提醒美方注意；其人正意图游说各地，准备组织起6万人马。报告还指出：“关于‘2·26事件’的真相没有报道，它被彻底地掩盖在谜团之中”，暗示石原莞尔在其中起过重大作用。

翌年，太平洋舰队对敌谍报部（CIC）1946年1月7日第441号记录的开头写道：“基于国防总省（部）的意见，石井在满洲指挥过细菌战实验活动，应予以逮捕和审问，现已开始正式搜查。”之前美国UPA记者拉尔夫·特兹绍兹（音译）从日共《赤旗报》主编志贺义雄处获得情报：“石井军医中将对美军和中国俘虏注射线鼠疫菌进行实验，石井的住处已经查明。”在这份情报里，还附有谍报员的报告：“美军情报部搜查石井住所，调查人体实验的消息，请UPA记者不要对外报道。”

第二份情报是：“1946年1月7日，同GHQ化学部队主任S.E.赫威特萨易德（音译）上校面谈，获得以下情报。”情报要点是：“日军参谋本部意识到细菌武器的重要性，1937年在满洲的哈尔滨建立了平房研究所”，“石井在战争结束前一直是该研究所的所长”；“石井在战争结束时军衔为少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部队长”；“现在对石井的居所不知”。谍报员的编号是2500号，不是日本人，可能是美国派来的谍报部队人员。这份情报还附有下面几行字：“赫威特萨易德上校从记者拉尔夫·特兹绍兹处听到传闻说‘石井已被俄军拘留’。此说出处不详。”

第三份情报也是1946年1月7日，题为《GHQ对敌谍报部部长事务所记录》，对石井住在何处仍未弄清，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逮捕石井、将其引渡给美军的要求。

前面提到的汤普森对石井的审问调查书，时间是1946年1月16日。在此之前，1月11日，两名美国军官对731部队的另一位队长北野政次少将进行了审问。北野是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上海回国的。这两名美国军官中就有赫威特萨易德上校。然而北野在此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内藤良一的指令，即在被审问时可以回答的范围。所以关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实战，北野没有吐露秘密，而是圆滑地把话岔开，称“细菌战的研究尚不到投入实战的阶段，也没有用于实战，即使使用效果也不会好”。——他撒了一个大谎。

1月9日，GHQ向日本政府终战中央联络局下达命令书，命令石井军医中将在1月16日深夜前必须到达东京。内中还称：“石井现居住在金泽，具体地址金泽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知晓。”对此，终战中央联络局于1月16日复信：“已询问石川太刀雄丸，其人未提供石井的住所。”复信的署名是T.Katsude。

石川太刀雄丸在731部队是以“解剖能手”著称的病理学者，1943年携带8000片活体实验的病理标本回国。1947年，费尔博士和希尔博士来调查的时候，石川将这些病理标本以及石井等人带回来的标本注以英文，交给了美方。

读者可能注意到，在东京的美军对敌谍报部（CIC），之所以没有搜查石井的住所，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就范的日本情报官和旧军官秘密地查知石井的居所。即使在CIC内部，也只有威罗比直接领导的小组，通过服部卓四郎、内藤良一等人，把握了石井的动向。然而，比起追踪战犯，美国方面更希望获得的是极有价值的、作为军事机密的细菌战资料。原日本军部的人也看透了这步棋，把石井当作王牌隐藏起来，策划着让他登场的最好时机。

石川知道石井住所的情报，是日本共产党提供的。但美军G-2不想让不喜欢的团体知道石井的住处，石井本来住在东京，却偏偏说成是遥远的金泽，使之徒费时间。化学战部队上校赫威特萨易德，CIC2500号特别谍报员，放风传出“石井被俄军拘留”之类来路不明的消息。其实，汤普森不久就要到达，北野少将则立即从上海回国，这一切他都是知道的，却佯作不知。

四 GHQ民间情报报告书与石井的得意弟子北条圆了

1925年，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鲍尔·拉肖来日本，此人在战前就是亲日派，是美式足球的传播者，清里发展的父亲对其很是了解。日本被占领后，他作为GHQ民间情报局的军官，对美国的对日情报工作起着骨干作用。1946年1月16日，鲍尔·拉肖中校向上司拉塞尔·达夫上校呈报一份15页的长篇报告，题为《细菌战活动》，归纳了此前的调查情况，其中来自日共的情报占大半。在关于石原莞尔的文件中，一位情报提供者值得一提。情报称：“石原莞尔将军反对在中国的满洲事变，反对对美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情报提供者是一名编号为1939号的俘虏，在1945年9月18日的情报文书中还记道：“大佐是日本驻柏林大使馆技术情报官（武官），1945年5月15日，在奥地利比绍夫斯霍芬被捕，属知识阶层，慎重、合作，应不将其视作俘虏，而是作为外交官对待，使他能同美国当局协力，一起为日本的重建工作。”此人就是石井的得意弟子北条圆了大佐。

1937年卢沟桥事件时，北条曾拍摄了大量关于霍乱患者各种悲惨状况的照片，送交大本营，又主张在前线配备石井式滤水器，是推动防疫给水部队发展壮大的重要人物之一。1941年他到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主要从事德国细菌战的情报收集。二战结束前，随着纳粹的崩溃他成为俘虏，同大岛大使及其他三十几名军官被押到华盛顿，接受审问。

我在美国发现了1945年9月5日对北条的审问资料，该资料记载了从8月20日到8月24日5天间，美国审问北条的记录，但仅有2页纸，北条究竟供述了什么，详细情况至今不明。关于细菌战，他们一贯强调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防御，翻译局缴获翻译的《对细菌战的防御法》一文，经确认作者就是北条。

2001年3月，我在英国的伦敦发现了一篇北条圆了的讲演稿，题为《关于细菌战》，是1941年北条在陆军军医学校的讲演稿英译本。[17]1943年2月，日军在中国常德利用鼠疫菌实施了细菌战，英国当局经过调查确认情报准确，设法从柏林获得了讲演稿的德文版，然后译成英文。这篇文稿就传染性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防御方法、设备、大批量细菌的生产以及防护工具等都做了解说。

关于北条的第二份资料，是1947年4月10日在东京的审问资料，应该是经费尔博士调查的资料，其中记载了北条的简历。1945年12月，北条被获准回国，向美国供述了731部队前身背荫河部队的情况。背荫河部队的军官们都使用化名，“因石井四郎化名东乡一，所以这支部队又称东乡部队”，“北条的化名是南成人（音译）”。

二战结束后，北条立即在华盛顿受审，把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人，因此美国方面很有可能早就接触了石井。

五 遍及日本全国的美军谍报网

到1948年，G-2的人数已达2000多人，同民间情报局（CIS）一起组成活跃的谍报网，遍及日本全国。1946年1月17日，即G-2规定限期的1月16日的第二天，因石井以患病为由未去东京，美国当局开始在若松町石井的私宅里审问石井，这对石井来说是过于宽容了。GHQ的指导部不断收到告发细菌部队战争犯罪的检举信，谍报员也不断发来情报，报告“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对象”不仅有中国人，还有美国人。但是，从审问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审问绝不是以揭露“战争犯罪”为目的。

我曾对日本原军人有末精三进行过两次采访。有末精三是日军情报官员，曾组建“有末机关”，战后受到占领当局的重用。1987年，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称是在石井在千叶的住宅里发现了石井，但是却巧妙地回避了发现石井的时间。两年后，为了采访关于朝鲜战争的内容，我再次与有末精三会面。担当翻译的我坐在有末和记者中间，有末竟操起流利的意大利语与同行的英国记者对话，让我很是吃惊。他说，因为意大利是日本在三国同盟中的盟友，他曾担任日本驻罗马的武官。这时，他已经94岁，除了耳朵上戴着助听器以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很健康，记忆力也好，这也许得益于情报工作的训练吧。提起威洛比，他就像听到老朋友那样充满了怀念的情绪。

前面提过的郡司阳子的证言中，有“涂黑漆的汽车里有两个人”，也许有末精三就是其中一人。在日本军官策划“石井消失”的背后，也许威洛比就等于G-2，不然，石井怎么能够在东京的私宅里隐藏呢？汤普森来日进行细菌战调查之时，美军才拘留了石井，于是许多谍报员展开了行动，开始调查石井周围的人物。

1946年2月15日，G-2给民间情报局鲍尔·拉肖中校的文书中，对石井的审问情况称：“正在进行之中，但他迄今没有讲人体实验。”又在该文书中列举了20名了解石井在满洲进行人体实验的人物的名单，要求他们协助调查。这个名单中，有北野政次、内藤良一、八木泽行正、北条圆了等细菌学者，有了解冻伤实验的原731部队队员吉村寿人，还有吉村的老师、从京都大学为细菌部队输送人才的生物学者正路伦之助，此外石原莞尔以及被称作“皇室通”的实业家西胜藏也在名单之列。该文书又称：“在这份名单中，至少有1人或几人对石井持有恶感，如果有这样的人物在，能得到关于细菌武器的开发和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情报吗？”所以，G-2希望民间情报局解答以下4个问题：

（1）政府高官中，谁是石井的后盾？

（2）石井自由支配的巨额资金是如何到手的？

（3）千叶本地人对石井是如何评价的？

（4）石井发明的滤水器是如何向民间售卖，通过谁进行的？

1947年6月9日，民间情报局鲍尔·拉肖报告石井在战争中的活动，声称“从可以非常信赖的情报人员得到了确切情报”：

犬饲［养］[18]内阁时代，石井还是少佐，他意识到，为了从和平主义者、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手里获得巨额的细菌武器开发研究经费，不能用寻常的办法，于是把霍乱菌放入长颈烧瓶内，然后去了高桥的私宅，想以此威胁高桥。岂料高桥没有屈服于恫吓，反倒把烧瓶里的霍乱菌都倒进厨房的下水道里。石井在“细菌作战”失败后变换了手法，在高桥的客厅里进行24小时的静坐，口气也从威胁改为进行科学说教，讲述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细菌战研究，结果真的奏效，获得了一亿日元的秘密资金。

在东条英机的友人、陆军省医务局长小泉亲彦的信任下，石井全力展开了细菌研究，表面上装作制造饮用水的杀菌专家，以新京（长春）和陆军军医学校为据点，还配备有6架可以往返大陆和本土的飞机。为了以净水研究专家获得信任，他提出皇宫护城壕水的过滤方案，但被宫内厅长官松平拒绝，为此石井憎恨松平。

不久，充满野心的石井四郎军医不再将其活动的范围限于细菌学，而是扩展到所有的军事机密，他同东条英机等人结成了亲密关系，还加入政府高官中的极右团伙之中。他经常掌握着专用巨资，这些巨资，除了用来建立特殊的医学部队外，还用来把持包括独立的航空部队和步兵等陆军部队。他的大规模部队的名称在任何公文中都没有出现。正因为他握有战斗部队，所以也把持着很大的政治权力。

他从各地大学、研究所抽调了超过50名科学家和医生组建研究所，大量生产血清和疫苗，但更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大量生产细菌。他还进行了低温下的烈性病菌研究，为的是在满洲使用。

他策划把细菌和毒虫装进气球炸弹里，让其飘往美国本土，但因战争结束比预想提前而未能实现。登户研究所就从事这种研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石井的大规模细菌战之所以未能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参与恶魔般构想的军医们的人道主义觉悟，即便是在高桥大藏大臣家里，最初就意味着细菌战失败，因为当时未能制定出我方（指日方）充分的防御措施。

纵观美军资料中关于石井的履历书，可以看出他们的各种目的。其中有一份履历书是这样记载的：第一栏从“国籍”开始，第八栏“所属团体”，第九栏“政治系列”（信仰），这些栏目都标着“无”。第十栏“性格”记为：学究气、诚实、亲切、慈悲心强。第十一栏“对美国的态度”记为：亲美，尊敬美国的精神文化和自然科学。相信“现人神”和神道神话的石井，在临死前10天才接受天主教洗礼，洗礼名为“约瑟夫”，他的女儿石井春海说：“父亲是天国的强盗。”

到1948年，东京审判进行之时，诺伯特·费尔、爱德温·希尔以及约瑟夫·威克多等细菌战调查官经过了第三次和第四次调查，以战犯免罪为条件，将这些庞大的、能够证实人体实验和实验实战的细菌战资料交给了美军方面。当然，石井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唯一渠道，出于全面的考虑，他们从多条渠道同时进行调查，其所获取的资料、证言以及细菌战的整体情况，现在还无法弄清。

下面，因为以免于战犯追究为诱饵，石井的动向就成为问题的焦点。

六 对石井的胁迫

南京1644部队是731细菌部队的姐妹部队。1946年6月3日，自称是石井部下的1644部队的3人联名给石井寄来一封信，希望两个月借款5000日元。在《石井文档》里，有原文的复印件和英译件，信中称：“在南京6栋工作期间，受命恐怖的勤务，仍不顾一切地完成任务，战争结束后又把那些材料苦心地埋藏起来……。”这里的6栋，据1644部队军画兵[19]石田甚太郎介绍，是1644细菌部队的中心——第一科的建筑，所有的细菌研究室、标本室以及关押“马路大”的笼子都在这所建筑物里。“材料”指的是“马路大”。

另外，时间是1947年6月10日，由情报部马圭尔中校收集的情报中，主要记录的是1939～1940年担任石井副官的石山金三的报告。石山“是卫生中佐，所有的记录文书由他保管，他了解全面的情况，但在技术方面生疏”。战后，在石井的利嘴说服下，石山进入独家制造石井式滤水器的日本特殊会社，但因其态度骄横被解雇。失去生活出路的石山受到日共的引诱，日共劝他说如果讲出人体实验的全貌可以支付给他50万日元，即使讲出一部分也可以得到5万日元。石井和特殊会社社长宫本为了让石山闭上嘴，给了他一笔钱，数额不明。这份报告书还提到，“石井多次接到让他支付巨款的恐吓信或电话，声称如不答应要求就把他在战争中的行为说出，或者对其进行人身加害”；“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IPS）也接到过揭发石井是战犯，要求对其予以追究的匿名信”；“石井在这一连串的威胁中，担心生命遇到危险，因此卧病在床，又担心被当作战犯押上法庭，所以举行了伪装葬仪”；“石井是个审讯时不易开口的人”，“经常卖弄医学知识”，“现在可是完全吓呆了”；石井的家位于狭窄的道路里头，“难于观察”等。

在这份长篇的报告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此人曾留学美国，英语颇佳，在美军细菌战调查和日本当事人之间起着重要的缓冲器作用。

另有一位人物龟井贯一郎，曾活跃于社会主义者的团体活动，但被解除公职。龟井向对敌谍报部提供了各种反共活动的情报。另外，为使那些参与人体实验的日本人打破强制性誓言，揭开嘴上的封条与美方协作，龟井也付出了努力。换句话说，龟井向G-2进言，如果以免于战犯追究为条件，日本人就可以开口。

七 华北特务机关与接近中国

汤普森的调查，以1946年8月的《汤普森报告》为标志大致完结。此前，石井部队的干部和队员统一口径，隐瞒人体实验以及研究、开发攻击性细菌武器的事实，但随着苏联方面要求对石井、菊地、太田等骨干队员进行讯问，危机感迫临。所以赴日进行再调查的费尔博士，将被苏联拘留的细菌部队队员关于人体实验、细菌战实战以及大量生产细菌的供述摆在他们的面前，并重申了以不将其追究为战犯作为条件，在美国的庇护下展开交易的方针。然而石井怯于原部下的威胁和金钱勒索，对美国能否庇护自己不敢完全相信，于是试图接近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在1947年6～7月的CIC文书里，记载了躲藏中的石井的以下动向：

细菌部队实施了人体实验，被实验者是中国俘虏，另外还向中国军队投放了细菌炸弹，其效果在事后经特殊技师检查和测定（据极密情报，以人体实验为目的，石井命令部下对满洲奉天的美国人注射了鼠疫菌）。所以，这些实验的结果具有最高的情报价值。

石井1939～1940年在南京，1940～1942年在哈尔滨的平房，实验分别在室内和野外进行。细菌战的准备研究从30年代就开始了。这个时期的研究是在石井的强烈主张下进行的，参与实验的所有人要发誓严守机密。

苏联对涉及细菌战的各个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心，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从日本人处似乎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但苏联了解俘虏中从事这项研究的少将和少佐，知道他们在细菌培养部门工作，与实际的人体实验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对苏联方面不会起到多大的贡献。

我军（指美军）审问了20余名直接参与人体实验的日本军人，结果只有美国获得了有关这项研究的详细情报，因此将这20余人置于保护之下，不能让其他任何机关接触这些人。

这里提到的少将和少佐，即在伯力审判时作为被告的军医少将川岛清和少佐柄泽十三夫。川岛相当于柄泽的上司，负责大批量生产细菌的制造部的工作。1947年7月26日的报告书中，记录了以下情报，是关于石井10天前动向的调查。

（1）石井的公开身份是领导军医部，实际上他还从事华北谍报网的工作，具有可以与陆军情报机关匹敌的力量。担任石井华北谍报网头目的人叫丰田法教，另外还查明了7个人的姓名以及住址。

（2）石井最初同华北谍报网成员联络，是出于日本将来要同中国建立协作关系的考虑，目的是为了解决将来日本人口过剩的严重问题，把日本人移到中国，防止人口爆炸。所以，石井与华北谍报网成员把美国的情报交给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希望能够同中国建立协作关系，进而得到中国方面的应允，把日本人当作中国人移居中国。

（3）久原（名字不详）负责石井一伙同美国方面的联络，同特务机关没有关系，久原为中国收集情报的意图已经明了。

（4）现在，石井基于以上理由，正与负责同中国代理人进行谍报活动的日本人接触。

引人注目的是，4月来日本的费尔博士，同石井四郎的心腹、那些了解细菌战核心机密的专家进行了成功的交易。石井也许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采取把日本人当作中国人送到中国的同样方法，展开了日美共同谍报活动，开辟中国和美国间的双重间谍的途径，并根据效果加以选择。为了保身，石井已经显露出拼命寻求逃生之路的姿态。

战争结束仅两年时间，中国人对日本践踏本民族的憎恨和愤慨是不可能平息的。令人吃惊的是，曾提出无数谋略以统治和歼灭中国民众的日本特务机关，仍然考虑着在中国舞台上复活。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有许多日本人留在中国，这之中有想归不能归者；有被亲人抛弃、历经生离死别的遗留孤儿；有同中国人结婚留居中国者。就像朝枝参谋起草的“大陆指”那样，“考虑到战后未来日本帝国的复兴再建，关东军司令官应计划在大陆的一角，尽可能地多留下一些日本人”，受这一指令，特务机关的成员以公务为由留在中国大陆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忠于这一不负责任的指令，曾受训于陆军中野学校、（战后）28年间在菲律宾密林里活下来的谍报员小野，在被救出之时，非要早已脱下军装的当年的上司下达正式命令，这才放下武器、脱下军装。

日本陆军中最见不得人的代表人物辻政信参谋，战后从泰国曼谷逃出后，从法属越南潜入中国大陆，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协助其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争。石井的做法和寻求活路的企图与辻政信类似。

5天后，即7月31日的记录里，记载了要求详细调查石井动向的指示，提出了8个人，被称作“丰田小组”，他们是石井手下的医生。该小组属于“石井团伙”的一部分，还是特务机关的一部分？石井的动向及其同“东亚研究所”的关系如何？石井的背后有什么政治势力？“Kihana”（木原）[20]同中国情报机关的关系如何？木原在GHQ经济科学局（ESS）的价格流通部工作，他在工作部门和占领军其他部门的何人亲近？对以上问题，英军指示予以“秘密地调查”。

另外，考虑到“石井四郎团伙”的“极密性”，英军指示对今后石井的动向，要“在另外的指令下，通过民间情报局（CIS）隶属的谍报员进行调查”。

8月5日的文书记载：“根据倍焦恩中校的命令，本案的调查正式终结。”该文书是倍焦恩中校作为GHQ对敌谍报部第二十五区司令官及联合军总司令部（SCAP）参谋二部（G-2）的代表，在出席第一生命大楼会议时下达的命令。出席会议的还有第二十五区A街道的特别谍报员（special agent），编号是4678号。

出席这样会议的特别谍报员应该不是日本人，当然也有可能是通晓英语的日本人，或者是身为“日本通”的美国民间人士，或以民间人士面貌出现、日系二世[21]的谍报员。之所以下令终结调查，原因是东京审判，G-2唯恐国际检察局（IPS）的调查暴露出石井部队的细菌战犯罪。

9月6日的文书较详细地记载了久原ユキオ[22]的情况：

久原现居东京杉并区高园寺，34岁，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东亚研究所所长，现被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价格流通部聘为价格专门官。

据我调查，此人应该是后来任东京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的木原行雄。

另据9月6日的情报记载：“石井以美国人和中国人为人体实验对象，进行细菌学实验，考虑到他作为战争罪犯，在中国要被追究为犯罪嫌疑人，民间情报局（CIS）决定将1947年7月24日关于石井的情报概要提供给中国方面，作为中国方面的调查参考。”“倍焦恩中校又指示，有关石井四郎动向和居所的情报，因为属于极密，不可向G-2以外的任何机关报告。”

还有一份文件是这样记载的：“7月31日，完成了关于石井最新动向的报告书草案（由布拉温中校同倍焦恩中校联络），是通过情报网提出的，同时要求提出有关久原ユキオ的情报。”“关于此件[23]，布拉温中校称，倍焦恩中校的意向是不能提供以前的调查情况，因此，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情报。”

在中国，也出现了关于石井行踪的密告，美国在设法封锁不利情报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流露出任其揣测，如能利用则利用之的意图。9月22日，民间情报局汇总了关于丰田小组的8人，以及久原ユキオ的身份调查书，判明丰田法教住在京都，“据当地警察调查，本人的行踪尚不明”。对其他7人，涉及现住所、简单经历、复员时间、现在职业等，但没有一人曾学医，均是志愿或被征兵到满洲从军，战争结束时多是下级士官。有关丰田小组的情况，我还未及进行详细的调查。

《石井文档》的奇怪之处，是突然从1947年9月一下子跳到1948年4月9日。这批文档题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是由谍报员提供的报告书。对情报来源的评价是B级（能够信赖），情报的准确程度是3级（大体真实）。

下一份报告书是在4月15日，题为《苏联的细菌战研究》，情报来源评为C级（可以相当信赖），情报的准确程度是“难以判断”。

《石井文档》的空白是1947年9月～1948年3月，细菌战部队的研究者决心提交一切情报，因而同费尔博士和希尔博士一起整理和归纳了人体实验的情报。东京审判时，国际检察局的调查明确了细菌战部队的犯罪性质，以牵制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为目的，民间调查局对石井的调查一时停止，所以在这个时期收集了有关细菌战部队周边的情报。《石井文档》一开始就使用了“731部队”（Unit 731）这个词是耐人寻味的。

4月26日，对敌情报部对上述两份报告书以“第731（石井）部队”为题，要求在部内阅览时必须注意：“上记两份情报作为极密情报处理。最近，从华盛顿来日的两名特别调查官是专门为了本件而来，二人对于本件了解多少，负责联络的所有日本人都宣誓严守调查机密。然而，关于本件的两份报告几乎在同时得到，这令人吃惊，所以，必须立即同情报提供者联系，不能让情报扩散。另外，对涉及本件的情报提供者等所有人，立即着手收集其情况和其他情报”，“对与本件有关、承担调查任务的所有谍报员，要再次提醒他们提供的情报所具有的国际意义。本件是高度机密事项，为了保守机密，必须采取所有可能的警戒方案，将涉及本件的人数限制到最低。”

这里提到的两名特别调查官，指的是从美军细菌部队底特里克基地来日的爱德温·希尔和约瑟夫·比库塔（音译）。可见，《石井文档》在谍报部内部也是秘密的，这是为了根据报告的内容，确定谍报活动的对象。

下文是《星条旗报》[24]1948年7月30日的一段报道，发自莫斯科AP电，是苏联陆军一家报纸特派员的报道，题目是《审判日本的细菌战》，内中有“由日本陆军军医中将领导实行的细菌战特殊部队的存在被暴露”；“出于军事目的开发了线鼠疫及其他细菌”；“细菌战部队的本部设在满洲哈尔滨附近，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名义伪装”。这篇报道还附有一个说明：“该报道提到的应是终生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四郎将军的活动，他在中国设立了研究设施，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俘虏作为人体实验的标本，参谋四部（G-4）对石井及有关细菌战研究者的活动进行了调查，也知晓这些调查资料是否外泄。”这篇报道说明苏联参战后，从被俘的日本兵嘴里找出了与细菌战有关系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调查和审问。

一年后，据福冈地区谍报员（白石イサム[25]）1949年11月25日的报告（对此报告还有一个注，注为“与共产党关系不明”）：“1948年9月，战时属于日军化学战、细菌战实行部队——哈尔滨石井防疫给水部队的9名俘虏，突然受命从伊尔库茨克第32-1收容所转移到伯力的一处收容所，9人中有饭沼（名字和在日住所不详），还有生野正登，现年24岁，原籍长崎县谏早市”，“他们出发数日后，收容所里流传，饭沼等人不是被转移到伯力，而是被苏联当局带到满洲石井部队的遗址，让其挖掘实验室，因为实验室设在地下，战争结束时被日军破坏”，“饭沼等人的消息以后再没有听说，这些人可能掌握有关石井部队的情报”。情报还记载了另一人，“今村，35岁，卫生队准士官，宫崎县延冈市人，1947年1月至1948年6月，被收容在达伊捷埃特（音译）7-38号，1949年8月复员”。

这部半个世纪前形成的《石井文档》，纸页的右侧有两行字模糊不清，我们只能读其大意，也有可能丢掉关键的话。为了揭开历史之谜，为了读懂这些文档，我们着实花费了好大功夫。

前面提到的今村重好，别页中记载了其较详细的情况，可能是在他复员时记载的，宫崎县延冈市人，中学学历，卫生队准士官，曾在会计事务所工作，1945～1947年在达伊捷埃特收容所做饭，1949年8月30日乘爱桑号（音译）船回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人从收容所到复员有两年时间的空白。

八 石井四郎失踪，是去了美国？还是在朝鲜指挥细菌战？

《石井文档》又跳到1950年2月，有一份电文，题目是《苏联告发的细菌战军医总监失踪》：

在战后苏联的起诉书中，同裕仁天皇的名字一起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细菌战的原军医总监石井四郎的名字，但其人突然从东京新宿的自宅失踪。原军医总监的妻子石井清子说：“1948年春，包括有苏联军人在内的盟军访问了石井，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她还说：“去年12月27日，伯力审判宣判日本军队实施细菌战有罪的报道后，石井说，‘时候到了，为了对世人讲话，我去收集情报’，然后就离开了家。”清子认为，石井对禅宗情有独钟，也许跑到哪里当了和尚。她讲得很认真，可是又称对石井四郎的一切都不清楚。战争结束时，关东军净水部负责人石井自复员以来，在新宿经营旅馆业，同石井一起被告发的还有原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原军医总监北野政次少将以及兽医少将若松有次郎。

当时，日本最大的通讯社没有发表关于美军同石井部队干部进行细菌战免罪交易的报道，连与石井妻子清子的谈话也没有被报道过。那么，这份电文原来就是用英文起草的？还是GHQ情报部将日文翻译成英文？我难以断定。当时，日本的媒体没有看到它，这其中不知有什么内情，但透过此事我可以强烈地感到，占领军也实行了与战争时期军部同样的报道管制政策，限制采访和报道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嗅出朝鲜战争前夜的火药味，组成秘密工作队进入日本，人数有100～200人。这种情报活动环境的变化，也许要影响到石井及其周围。当时，石井藏身何处不得而知，有人说石井去了美国，现在尚无法确认。当时，既有有组织的监视网，也有从事联络的人员，还有人从石井手里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闭口”慰劳金。这是因为这些人必须隐瞒军籍，所以不能（从政府）领取应该领取的军人恩给金[26]，给他们钱是怀柔，让他们不要因为不满而泄露了机密。石井的私人司机越定男就曾获得了一笔钱。

1948年帝银事件发生时，越定男以为是原731部队队员犯罪，因为事实上确实有队员秘密带回了威力极强的细菌，加之相当了解氰酸钾铝及鼠疫菌的可怕，因此他一直处在难以消除的恐怖之中。或许战后生活特别艰苦的队员，为了钱而出此下策。有人说，当时石井握有2000万日元的巨资，这些钱从何处而来，无人得知。

越定男是在战争结束后第二年，在长野车站前的青木旅馆领到了这笔钱，其中也有人5年间每年都领取了“闭口费”。石井等人也许担心队员因为生活过于艰苦，转而仇视那些出手阔绰的干部，肚子里有气把秘密泄露出来。越定男认为，这是一种怀柔政策。

战争结束后就来日的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中校没有接触过石井，可是从间接得到的情报获悉，石井去过美国。他证实说：

石井到美国是在美军占领日本后的6个月到1年之间，1947年前后，也许是因为苏联要求审问（石井）的态度很强硬。我听说，石井是为了撰写包括使用传染性微生物进行人体实验的做法的讲义，来到美国的特殊部队，他详细讲述了注射的方法和犯人的反应，呈示了实验的结果。我是从军队某高官口中得知的情报，对方要求不要吐露他的名字。

原731部队队员、在大连负责制作疫苗的目黑正彦证实，1948年曾从石井处领取了“退职金”。他说：

1948年，石井去美国之前，731部队的人好像都领到了“退职金”，原石井部队的嘱托[27]、（战后）在东京大学当教师的人也领取过。另外，在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工作的人都领到了，是在东京聚会时领取的。

如果石井只把自己当作战犯，其他人都不是，结果就漂亮了。名人志贺杰有个儿子在台湾热带科学研究所当教授，在母亲病故时回国的途中坠机身亡，他曾是石井部队的嘱托。我母亲同他很熟悉。同石井接洽后他得到了200万日元慰问金，我当时觉得石井真了不起，以为这不是国家的钱，而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就不知道了。

石井好像曾经说过带着石井部队的资料去华盛顿交给麦克阿瑟，资料相当多，从1933年开始。石井将731部队的业绩全部都带去了。

战争后期的言论弹压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因横滨事件[28]被捕入狱的木村亨，战后提出再审申诉，并创刊了《世界画报》。东京法庭判决东条英机等人有罪后，木村接到好友安田德太郎医生的电话。安田曾因佐格尔事件[29]遭受过牢狱之苦，他在电话中说：“木村君，我在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同学石井四郎中将，在中国时搞了人体实验，听说他害怕作为战犯被追究，准备逃往美国，两三天内可能被带往美国，你立刻带摄像师去他家采访。”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率摄像师田村茂和助手渡边雄奔向石井的家。这是一座和式的二层小楼，我推开门问道：“石井先生在家吗？”随即里面出现了高高个子、穿着和服的石井的身影。于是我问：“听说石井先生要去美国？”听到这，石井很是敏感，嘴里嘟囔着“讨厌、讨厌”，然后匆匆跑进内室。就在这一刹那间，田村赶紧拍照，不知是因为身子摇晃，还是被石井高大的身躯、怪异的相貌所震慑，田村手拿着照相机一下子倒地。我和渡边立刻追在石井的身后，进了会客室和书房。相没有照成，只好从放在书房的相册里抽出一张石井的照片带了回来，事后我们总为这一次采访而懊恼。

田村君由于这次对石井拍照失败时的失态，竟成了我同渡边言谈的笑料。而且，我也为此次成为石井采访小组的负责人而有几分自豪。奇怪的是，为什么许多大报和通讯社的记者没有去采访石井呢？想到这里，我至今也不感到后悔。

九 《石井文档》中的最后一份文书及日本国内的美国细菌战中心

《石井文档》中的最后一份文书是1951年1月9日，一篇小报道的复印件，另有手写的“Japan News”的字样，以及“《真理报》报道，美国细菌战中心在日本成立”，“莫斯科发，《真理报》传来AP电，周日，美国在石井四郎的指导下，在日本成立了细菌战中心”。

1949年12月，苏联起诉12名日本陆军军官企图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石井四郎作为首谋也列入被告名单之中。苏联准备将石井作为战犯进行起诉，共产党机关报报道，石井的研究资料已经提供给马里兰州的美国细菌战研究中心，因此，《真理报》批判美国故意将战犯嫌疑人石井及其同伙庇护起来。

这里所说的在日本国内的细菌战中心，系指美军406部队。当时，406部队在日本订购了大批实验用的老鼠。战争期间，埼玉县春日部的农民为日军细菌战部队提供了大量老鼠，战后则向美军提供。

另外，美方还向原731部队队员创办的疫苗厂订购了发疹伤寒疫苗，所谓“朝鲜特需”也在这个时期。所以有推测认为，正像原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情报参谋有末精三受雇于GHQ、获取高薪报酬一样，支付给原731部队队员的“慰劳金”“闭口费”等巨资的来源，也可能是石井作为（美军）细菌战的顾问，从美军手里获得的。20世纪70年代，政府面对国会在野党的质疑，在答辩时称，曾支付石井四郎“恩给金”2000万日元。

《石井文档》里关于石井四郎的最后记载是在三年后（1951年），石井因喉头癌死去，葬在自家附近（新宿区若松町）河田町的月桂寺石井家墓地。1995年，原大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目黑正彦去石井的墓地拜祭，经月桂寺应允，我与其同行。在石井家的墓碑上，继石井四郎之后刻有次子、妻子（清子，1980年8月故）、长子（1992年故）的名字，石井的戒名是“忠诚院殿大医博学大居”。

目黑正彦头脑清晰，自称喜欢豪放、不拘羁绊的石井。当年优秀的年轻人无条件地推崇石井，对他似乎没有恶感。目黑是从大连卫生研究所租渔船回国，战后没有机会再同石井见面。他站在石井的墓前，泪水簌簌流下，连两肩都在微微地抖动。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军战争犯罪》，第84～106页。）

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资料

西里扶甬子

一 南京——细菌战实战基地

提起细菌战，许多人会想到设在哈尔滨平房的关东军731部队。的确，这里是细菌武器开发、实验、实战的最重要的据点。同化学武器一样，细菌武器的开发、研制和使用都属于日本的国家计划，可以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匹敌。731部队在日本完全控制下的满洲，沿苏联国境线部署了4个支部，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又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几个与731部队平行的细菌部队，分别是：

1938年2月设立的北京甲字1855部队（又称华北防疫给水部）

1939年4月设立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又称华中防疫给水部）

1939年8月设立的广东波字8604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局向南方扩展，翌年3月，日本又在新加坡设立了冈字9402部队，又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上述各细菌部队的控制中心是设在东京新宿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防疫研究室，顶尖人物就是专攻细菌学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此外，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以家畜传染病为武器的军马防疫厂，如长春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伯力审判的12名被告中，有3人属于第100部队，他们供述了其实行残忍的人体实验等罪行。当时也公布了他们的自供和审判记录，但是，有关细菌部队整体的情况尚无从得知。

近年来，虽然有许多新的资料和证言被挖掘出来，但对比731部队，其他细菌部队的实况几乎没有查明，尤其是1940年以后日军细菌武器在中国投入了实战，南京1644部队是起着细菌战实战基地的作用的，这些情况也只是从731部队派遣队员的证言中提及。

该部队正式名称是华中派遣军南京防疫给水部，是与731部队同样的实施细菌战的特殊部队，1939年设立初称石井部队，翌年改称多摩部队，后又改为荣字1644部队。另外，也有队员回忆其为登字1644部队。

二 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与自杀的细菌学者

对1644部队，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水谷尚子有较深的研究，他的舅公石田甚太郎曾在1644部队服役。那时日本还没有彩色胶卷，记录病理现象、中毒反应、菌体变化以及跳蚤、虱子的解剖图等都通过绘图形式表现，部队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作“军画兵”。石田从1942年开始，在1644部队做了3年的军画兵，战后成为在战前插画史上留有一笔的商业美术家。

据石田回忆，1644部队分三科，“一科承担生物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作，是部队的心脏”；二科负责部队的武器材料管理和经营食堂；三科的任务是防疫，主要是制造疫苗。石田每天上午记录（部队活动）日报，下午给“马路大”身体部位画像、为摘出脏器素描以及制作研究论文的图表、插页之类，所以比较了解部队的全貌。水谷根据舅公的证言和日记，收集到100多名1644部队人员的名单，然后进行寻找、调查和访问。

还有，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副教授冈本启在战后不久自杀一事，也引起媒体的关注。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曾向各细菌部队提供了许多医学者，冈本其人又是被该所寄予厚望的细菌学者，他为什么要自杀？新潮社1982年出版了一部《细菌部队与自杀的两名医学者》（常石敬一、朝野富三著），书中称冈本是为了研究霍乱进入荣字1644部队的，书中还通过部分证言揭示了该部队的一些情况。作者之一朝野富三当时是每日新闻社社会部的一线记者，采访了许多人，仍难以揭开核心的机密，但总算查明了冈本自杀的背景。

冈本启与被称作石井四郎左膀右臂的内藤良一、增田知贞是至交。同许多优秀的细菌学者一样，冈本被石井相中，经增田引荐被任命为731部队的嘱托，在南京工作时参与了人体实验，杀害了被实验者。苦于这种行为，战败以后在追究战犯的社会声浪中，他只留给妻子一封遗书，内写道“吾知吾之罪”，然后在研究室里用瓦斯自杀。该书使用的是化名，当时已经是战后近40年之际，当事者还是不肯吐露实情，用真实姓名出场者屈指可数，由此可以想象到拨开历史谜团工作的难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了20年，在历史的真相永远消失之前，我们应该让它露出本来面目。

三 年轻的细菌学者山中太木的证言

山中太木毕业于大阪医专，1940年在恩师的极力推荐下进入1644部队，是鼠疫、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的专家。1998年，英国BBC电视台准备制作《战争的科学》三集节目，我负责其中的细菌武器的日本采访和节目制作，题为《人类之敌》。山中在战后曾任大阪医科大学的校长，从大阪医科大学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他退休后的住所。1997年9月的一天，我采访了他。山中时年90岁，生了一副鸟类般清癯的面庞，给人以精悍的感觉，不戴助听器，头脑清晰，一提起细菌学兴致盎然，可是话题一涉及核心问题就有意躲闪，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称使用兔子做实验，以及利用“鞭毛染色法”进行细菌检索，利用高槻[30]产的培养液取代培养细菌的蛋白胨，研制出优质的W培养基等，谈到这些时他简直是侃侃而谈，兴趣勃勃。

山中以“山中式鞭毛染色法”方案获得博士学位。山中说，将鞭毛染上鲜艳颜色的细菌放到显微镜下看，也许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霍乱菌是单一的鞭毛，孤菌类有3根鞭毛，形态上按1号到8号分类命名，细菌因种类的不同形状也有差别。因为根据细菌的颜色很容易分辨，所以这种方法很难得，自然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等。最后山中又颇为自豪地说：“我在南京负责整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防疫。”

山中又向我讲述了他去南京、衡阳的经过。1943年，湖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霍乱，连日本军中每天也有150多人死亡。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请求下，山中去了南京、衡阳，在衡阳郊外的中国民居有一处隔离所，山中带着7名卫生兵乘卡车去现场。途中卡车滑下山道，留下两人看管现场，其他人背着显微镜、行装等在秋雨中步行前往目的地。途中为躲避美国飞机的扫射，在野外宿营了3日才到达现场。隔离所用铁丝网围着，里面住满了半死不活的中国患者，雇中国苦力每天向外拉死尸，每天埋葬150人左右。

山中接着介绍：“人的血液或淋巴液如果失去体液的10%就会死亡，先是失去意识，然后痉挛，霍乱患者便痢、失水，最后因脱水症死亡。我发现在隔离所周围的水田里有蝌蚪在游，并混有泥沙，我就让患者饮用这水。因为霍乱是通过口传染的，不像鼠疫等病菌经皮肤感染，原因应该出现在水里。结果认定隔离所附近的水里散布有霍乱菌，而且被吞食的霍乱菌的细菌数也在增加，患者往往一次感染后又连续感染。患者以为饮用什么样的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脱水症进行治疗，3天后再没有出现死亡现象”。

（此次采访数周后，我同BBC同仁再次采访了山中。）山中说：“我喜欢解剖霍乱患者的尸体，因脱水症死的人腹部什么东西也没有，肠壁像纸一样薄，很干净。”一边说着，一边微笑。但一涉及核心问题，山中始终设防，他的头脑很是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又过了一周，接到大阪医科大学图书馆事务科长的传真，是山中的讣告，称我们采访山中的第二天，山中在入浴时死去。据水谷尚子调查，有多份证言证实，山中在1942年的浙赣作战和江西江山[31]撤退之际曾指挥部下向当地居民散发染有细菌的馒头。对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尽管山中守口如瓶，但是他并不把细菌战部队的军医经历当成耻辱，甚至把细菌学当作天职，直到90岁去世。那个时代担当战争主体的科学家们，面对战前与战后生活准则的矛盾，他们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呢？这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山中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包括了这个内容：“南京（1644部队）制造疫苗和血清的能力是第一位的。战争结束时，盟军司令官委托我制造3000万人使用的疫苗，我1个月就完成了，将其存放在南京制冰会社的冷冻室里。我对司令官说存5～10年不会有问题。由于天皇命令停止了战争，为昨天的敌人效力，来个180度大转弯，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吧！这是日本人的美德，我越想越充满了爱国心。为了祖国的再建我想回国，所以一年后，我乘美国的军舰回到日本。”

以天皇和国体作为价值标准，日本毫不犹豫地确定行动的指针，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成功地被洗脑，被动员后投入战争。日本战败后，曾投身国家战争计划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没有反省，今天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连续医疗事故，难道不是反映了学问背后的问题吗！战后第三年，山中被GHQ召唤到东京，GHQ民间卫生局萨姆斯准将命令他提交在战争中的研究报告书，并讯问了有关石井四郎的情况。山中是这么回答的：“他的情况我很早就了解，他有粗鲁之处，在满洲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是个军人，想法单纯哩，单纯的想法不能救国。”

四 从1644部队逃跑的士兵——榛叶修

在1644部队里，有一位士兵榛叶修，忍受不了在1644部队里非人道的“作业”，逃到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自述状”。这份“自述状”是立教大学教授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战后被列为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起诉）文件，但是在东京审判时却没有拿出来，一直沉睡了40多年。“自述状”称：

该部队（1644部队）制造下列传染病细菌是确实的，在部队里对一般士兵保密，只有相关的军官才了解这个秘密。截至昭和17年（1942）6月，部队制造了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细菌。参加者是防疫科的全员。散布细菌是在昭和17年6～7月间，散布的次数、数量不详。散布区域是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为的是让中国军队迅速撤退。后来日本军队进至细菌散布地域，饮用、炊事时使用了附近的水，结果也出现了许多感染患者。

中国居民也有许多感染者和死亡者，关于发布制造细菌的命令系统的详情未知，但绝不是（细菌）部队的自发行为，我想肯定是根据军、师司令官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把毒性猛烈的病原菌撒到敌军阵地的后方，人工造成传染病的猖獗，让敌人毙命，从而使其士气沮丧，同时也给一般居民带来严重后果，这是非人道的行径。

昭和18年（1943）9月中旬，我去杭州陆军医院，里面住满了患上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人死亡。听说同年8月，该医院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收容了数千患者。据1644部队卫生兵长立泽忠夫（东京人）讲，他们是用飞机向前线散布细菌的。我从昭和17年（1942）5月到18年（1943）3月在防疫给水部防疫科工作，了解到他们在“圣战”的美名下所从事的非人道行为，所以逃离了部队。

原荣字1644部队防疫科员榛叶修 民国35年（1946年4月17日）

以上仅是榛叶修“自述状”的一部分内容，从时间、场所推断当是“浙赣作战”时期。当时的日本士兵不允许有自由的思想，榛叶修难以忍受“非人道的作业”，才豁出命来逃跑。我为有这样的日本兵而感动。近年来，我和许多研究者都在寻找这个人，但没有音讯。山中太木讲的1943年秋湖南发生的霍乱，被认为是另一桩事件，但也在1644部队的活动范围内，或者是其他部队散布了细菌，让许多人失去生命。

另据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文件《日军在中国使用的细菌（武器）》，内中收录有南京或九江防疫给水部卫生上等兵俘虏229号的供认资料（1944年12月3日），称229号俘虏属于南京登字1644部队，1943年7月至1944年2月，“培养的细菌主要有发疹伤寒、霍乱和赤痢菌”，“南京机场附近的四层建筑是部队的本部，戒备森严，只允许少数军官进入”，“日本的地面部队比预定提前进入了飞机投撒（细菌）的污染地区，所以，也有许多日本士兵患病”。229号俘虏还供认，1942年5月在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3次。1943年11月在常德实施1次，地点是湖南常德附近，菌种是霍乱，时间在秋季，在许多点上与山中所述相符。从事细菌战的军医自导自演，并不介意友军的牺牲，有时还随意扒坟掘墓，解剖当地居民的尸体，然后书写显示自己制造的细菌的威力和疫苗的作用的论文、报告书之类。

五 1644部队少年兵松本博的证言

松本博出生在熊本县八代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18岁时入伍当上卫生兵，从博多乘船到釜山，然后经陆路到达南京，接受数周步兵训练后，又接受6个月的卫生兵教育，工作场所在南京城内中山门附近中央大学医院的7号楼，当时是华中防疫给水部的办公楼。四楼关押着作为“实验材料”的中国俘虏，松本的工作就是看管这些人。

7号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建筑，四楼呈长方形，中间有走廊，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四楼尽头有处置室，安装有焚烧炉，楼梯处设警卫室，是出入的必经之路。松本回忆说：

我负责“松”字室，长方形，大小如同我在（日本）农村小学的教室，房间内放有7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1米，相互间用媒酚槽间隔。“马路大”以“根”计算，1个笼子关1根“马路大”。我负责的房间里关押7根“马路大”。他们都是南京宪兵队抓来的，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他们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5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马路大”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我们在入队时听说发生过“马路大”趁倒粪便时脱逃的事情，所以很是加强了警戒。后来，不再使用陶罐装食物，而是用纸和布粘成的器皿，里面放食物，筷子也不给，让他们用手抓着吃。“马路大”吃的东西和士兵差不多，只是菜饭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味道，想喝水的饭后供给。

这些人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由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也有便痢者，如果出现了感染者更需要注意。因为不允许他们洗浴，味道很是难闻。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一样，他们对我没有攻击性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小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这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

我担心他们自缢或咬舌自杀，只要不大声喧哗，他们间低语只做不知。我们看守兵都穿白衣服，戴口罩，每天开始和结束都要用消毒水消毒。给“马路大”注射生菌后，每天要测体温，观察饮食，分别记录和报告。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把他们最后的一滴血也吸干。

采血的日子我们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4～6杯。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10个月，亲见有40～50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实在是恶魔的行径。

1945年8月16日，松本所属部队为了不暴露战争中的恶魔罪行，将官兵的肩章和私物一律没收。松本在南京北部的玄武湖一带，同其他部队混在一起逃回国内。回到老家的松本将在南京的“工作”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母亲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贫苦妇女，但在听说后骂道：“真是家门不幸，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简直不是人！”松本结婚前，未婚妻问起在南京的事情，松本觉得不该隐瞒妻子，也告诉了对方。婚后，松本在东京一家金属会社工作，还当上工会的委员长，谁知在长子落地时突然被解雇。松本安慰自己：“比起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压力，这算不了什么。”此后就做临时工维持生计，直到8年后才回到原单位。65岁退休后，松本继续在东京自家附近的一家残疾人共同作业所工作。

1995年，迎来战争结束50周年，松本开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1997年夏，我在千鸟渊战殁者公墓采访了他。这也是松本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中国人称作‘马路大’呢？为什么他们必须这样死呢？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同我们一样的人的血榨干，把他们杀掉，对这样的侵略行为（日本）至今没有明确的认罪、道歉。天皇却在歌碑中说‘想起为国献身人，百感添胸泪潮涌’，[32]这简直是麻木不仁！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不会有这些人死去。把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合适吗？杀害了那么多本来可以参加祖国建设、为国家做贡献的有用人才。作为活着的人，至少有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真相的义务。”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被美国掩盖的日本军战争犯罪》，第173～187页。）

《泽田日志》记载的日军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33]

松野诚也

今天，主要利用浙赣作战时的地面军指挥官、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阵中记录》，就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问题做一报告。关于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问题，已有许多研究，可以说已经从广泛的角度阐明了事实的真相。这里，仅限定以泽田中将的《阵中记录》作为材料进行分析。以下，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把泽田中将的《阵中记录》称为《泽田日志》。

一 关于泽田茂将军与《泽田日志》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泽田茂（1887～1980）将军的军中任职情况。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7月15日，泽田被任命为关东军下属的第四师团长。1939年10月2日，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跃居参谋本部二把手的位置。1940年12月2日，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担任浙赣作战的指挥官。1942年10月8日，任参谋本部附，同年11月16日转为预备役。

《泽田日志》记载了他任第十三军司令官期间，即1940年12月2日至1942年9月16日的作战情况。1999年4月，我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见到了复印件，确认是《泽田日志》，后又同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先生一同阅览了此件。此后，藤本治先生在《浙赣作战与细菌战》论文（收录于“宪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编《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中介绍了此资料的情况。藤本曾拜访过泽田茂将军的遗属，阅览了该日志。

拜读藤本治先生的《浙赣作战与细菌战》一文后，我感到其中可能有误解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分析的不够充分，所以今天在介绍《泽田日志》的同时，就藤本没有提及的内容予以论述，另有一部分讨论使用毒瓦斯的问题。

二 浙赣作战概要

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轰炸日本本土，这是美军自日军发动攻势以来，发起反击的第一弹。美国的航空母舰开始向日本近海进发，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并越过大洋在中国大陆起落。这使日本参谋本部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此策划了彻底破坏美军飞机起落中国大陆飞机场的作战。1942年4月30日，以天皇的名义下发了“大陆命”第621号，正式发动了这场战役。

大陆命第621号[34]

命令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尽可能地迅速展开作战，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封杀敌人利用其基地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

二、具体事宜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7年4月30日

奉旨传宣

参谋总长 杉山元

天皇的“大命”下达，部队才可以行动。其中“具体事宜由参谋总长指示”指的是“大陆指”，即由参谋总长发出的指示，在“大陆命”下发之后发出。

下面简单介绍浙赣作战的经过。

担当主要战斗的是泽田率领的第十三军，该军司令部设在上海。5月15日战斗开始，军队从杭州沿浙赣线西侵。司令部设在汉口的第十二军也有两个师团参加，他们从南昌方面沿浙赣线东进，这样对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形成了东西夹击的态势。战斗中日军彻底破坏了中方的飞机场。8月18日，恢复到战前的态势。战斗的最终结束日期是9月30日。

三 《泽田日志》中记载的细菌战（ホ号作战）

在谈到日军的细菌战时，首先需要交代一些隐语。“ホ号作战”有时写作“ホ作”，或“ホ号”“保号”，也有在圆圈里标ホ，即细菌战的隐语。为什么用“ホ”来表示呢？

据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井本熊男的日志，1942年5月27日，参谋本部将石井四郎等人召到参谋本部，商议实施细菌战事宜。5月30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35]。

那么，参谋本部是如何制定“大陆指”的呢？当时参谋本部的最高首长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第二位是次长田边盛武中将，下面负责战斗的第一部长（作战部长）是田中新一少将。第一部长属下有个第二课，又称作战课，课长是服部卓四郎大佐，其下又有作战班长、战力班长和航空班长等，分别负责各班，筹划具体的战斗事宜。“大陆指”则是由作战课筹划方案，然后逐级呈报议定，最后由参谋总长发出“大陆指”。另外，按照惯例，“大陆指”须呈报给大元帅、昭和天皇。

当时，派到中国战场的日军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据他的日志记载，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来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进攻西安的作战事宜，当时也商议了细菌战事宜。[36]

第二天，即6月16日，《泽田日志》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这段文字说明，参谋本部已向战地部队传达了实施细菌战的意图。

6月25日，《泽田日志》又记载了相关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即中国派遣军的反对意见被参谋本部排斥，内容如下：

中国派遣军陈述了反对使用石井部队的意见，但大本营没有采纳，下发了“大陆命”（系“大陆指”之误）。因是命令，没有办法，但作战需要秘密（进行）。总长（指参谋总长杉山元）应该抑制年轻的作战课人员。这实在是遗憾。为了防疫鼠疫，部队下令焚烧一部分房屋。

这段记载说明，战地部队与陆军中央并非一致赞同细菌战，战地军队反对，而大本营下发了指示和命令，不能不遵从。另外，作为总长的杉山对幕僚的各种意见未能“抑制”，所以非常“遗憾”。这段文字引人注目。泽田也曾当过参谋次长，他应该了解“抑制”下属的重要性和难度。

7月11日，《泽田日志》中又出现了有关细菌战的记载，是石井四郎来到第十三军司令部。

石井少将为联络事来，听其报告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效果不佳、弊害之多，为何还要强行此作战，碍难谅解。堂堂王者之战，为何实行如此手段，不可解也。但，既然接受命令，必须实施，特强调三点注意：一是绝对保守秘密；二是预防××；三是瞄准飞机场予以攻击。

虽然听了石井的报告，但泽田对细菌战效果的疑问以及弊害的认识仍没有改变，只因为是命令，虽然反感却不得不执行，泽田中将对参谋本部的不满在这段文字中充分表现出来，甚至写道：“为何实行如此手段，不可解也。”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一是参谋本部正式传达实行细菌战的意向时，当地的中国派遣军，以及隶属派遣军的第十三军是反对的，其理由不仅是效果不佳，会伤害自己的士兵；还考虑到对中国民众的伤害，这一点引人注目。相反，参谋本部却没有这样的考虑，即没有考虑到对民众的伤害。

二是因为大本营下达了命令和指示，当地军队不得不执行。每当我们听到“细菌战”几个字时，脑海里可能会立即浮现出石井四郎，不会想到实施细菌战的命令是由参谋本部正式下达的。《泽田日志》所记载的“年轻的作战课的人员”，是指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等人为中心的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是他们最先讨论细菌战的实施，然后把意见呈报，而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又未能有力地“抑制”。从各种回忆录记载的情况看，杉山参谋总长不像东条英机那样，对属下提交的意见仔细琢磨，而是基本上放任。泽田将军就任参谋次长时，当时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年龄大，所以他实质上承担着参谋总长的职责，体会到居高临下，管束部下是个很辛苦的事情。[37]所以，《泽田日志》中才有这样的记录。

三是参谋本部幕僚与当地军队的意见明显不同。据参谋本部作战课员井本熊男7月15日的业务日志，内有战地军反对细菌战的记载：“要点是，对ホ号不予信赖，视为麻烦，乃是现状，未能对将来予以充分地考虑。”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发现当地军队对细菌战缺乏信赖，将其视为麻烦，这是今后必须忧虑的事态。所以，参谋本部希望当地军队按照中央的意旨赞同实施细菌战。可见，参谋本部与当地军队的意见是相悖的。

再看《泽田日志》7月12日的记载，内中体现出“如果实施细菌战，到头来无论如何不能守住秘密”的观点：

石井部队的行动要领经幕僚研究，但到底能否保守住秘密，特命作战主任从保守机密的角度，对石井部队的行动不能任其独行，应从战术常识研究决定其如何行动。

第十三军司令部判断，如果实施细菌战，保守机密是不可能的，事实绝对会暴露。7月18日的《日志》载：“第十五师团长（山内正文中将）内部指示，石井部队伴随第四期作战之件。”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传达和提醒下属部队，此时已到了作战的最后阶段，对实施的细菌战务必注意。一个月后，8月19日，破坏中国各地飞机场的作战结束，在最前线的第十五、第二十三师团开始回防。8月20日的《泽田日志》记载：“早，据飞机侦察，敌30名侵入广信，此外没有其他敌之动态。我第一线兵团秩序井然，开始回撤，ホ号作战也在广信和广丰秘密结束。”这是接到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的记载。从这一天以后，《泽田日志》中再没有关于细菌战的记述。

四 细菌战是何时结束的

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是何时结束的，这里首先要提一下参谋本部下发的《大陆指》。这部《大陆指》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是活字印刷的刊行件。普通的“大陆指”编有顺序号，但遗憾的是也有一些隐瞒了编号。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浙赣作战时的“大陆指”。正像井本熊男日志中记载的那样，田中作战部长于5月30日交代了关于细菌战的“大陆指”及其注意事项。我们来研究5月30日前后的“大陆指”，一份是5月30日的“大陆指”第1168号，是一份关于普通军事作战的指示。可是，下一份指示，即6月3日的“大陆指”第1173号，是关于军政的指示。这样可以推测，在此期间，应该还有一份或几份“大陆指”，指示开展细菌战。再进一步考察，有一份“大陆指”值得注意，这就是1942年11月7日的“大陆指”第1332号，请看这份“大陆指”的内容：

大陆指第1332号

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根据大陆命第575号特指示如下：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依据大陆指第1170号指示结束战斗。

二、依据前项指示，关东军派遣之人员、器材迅速返回原建制。

三、详细情况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同关东军司令官协商。

昭和17年11月7日

参谋总长杉山元

这里的“根据大陆命第575号”，应该是一份同细菌战无关的指示。“大陆命”第575号是1941年12月3日下发的，当时，日本即将同美、英、荷兰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命令各部队做好准备，并设定了中国占领区和作战区域的范围。重要的是“大陆指”第1332号，内中指示关东军派遣人员和器材遵照“大陆命”第575号返回指定区域。

还有，“依据大陆指第1170号结束作战”等字样，应该指隐瞒的、没有被发现的编号，即“大陆指”第1168号到“大陆指”第1170号之间的指示。5月30日，田中作战部长交代的“大陆指”为“第1170号”，那么，最后撤出细菌部队的指示，即细菌战最终结束的指示该是“大陆指”第1332号。

最近，我们发现了证实这一推测的资料。1994年6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整理的内部资料《大本营陆军部指示目次收录》中，有“大陆指”第1332号之件，标为“ホ之件”。这里的“ホ”即关于细菌战的指示，而且标明方案制作者为“井本”，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的幕僚中，姓井本之人非井本熊男莫属。而且，1942年在华中地区，除浙赣作战外没有其他大规模的作战，因此可以断定，这是关于浙赣作战的指示。

综合上述考虑，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应是从5月30日“大陆指”第1170号开始的，最后指示撤回实施细菌战部队的应该是11月7日下发的“大陆指”第1332号。

五 第十三军的化学战

生物化学武器，即毒瓦斯武器也是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禁止使用的武器。那么，反对使用细菌武器的泽田将军对化学武器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简单介绍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毒瓦斯战的经过。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谋本部下发了可以在华北使用催泪瓦斯，即绿弹的指示。到1938年4月，参谋本部进一步升级，指示可以使用“红弹”（剂）。

所谓的“红弹”（剂）即二苯氰胂毒气，是一种使人呕吐、打喷嚏的毒气。该毒气对人体的影响，据陆军科学研究所某研究者透露，“红弹一号是喷嚏剂，浓度极少时让人打喷嚏。经我们的实验，不打喷嚏，但刺激鼻、咽喉、胸部，使其站坐不宁，这种状态可持续20分钟。”[38]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大量使用了这种“红弹”（剂），因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防毒面具，中国士兵吸入以后，日本士兵就可以趁他们痛苦之时冲上去，刺杀他们。这种毒气可以同窒息性光气匹敌，浓度高时可以使人死亡。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毒瓦斯研究者在书中记载过这一事实。另据日军的化学战报告，也有中国士兵因“红弹”吐血窒息而死的记录。所以，称“红弹”（剂）是“非致死性毒气”是不确切的。把毒瓦斯分成“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影响着（对化学武器）准确的判断。

从1939年5月开始，化学武器的使用进一步升级，参谋本部允许日军使用被称为“黄弹”的糜烂性巨毒瓦斯，即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瓦斯可以分成三阶段。仅据我的调查，在浙赣作战中使用了“红弹”。第十三军司令部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态度，可以在《せ号（浙赣）第一期第二期作战经过概要》中一目了然，内中有：“在第二期作战中，鼓励采取特殊攻击方法，使用化学战器材，特别是第二十二师团在正面使用最为有力。”[39]

6月3日拂晓，第二十二师团在大洲镇附近展开机动战时，向正面两公里投掷了“中红筒”1000支，“山炮红弹”400发，“发射红筒”450支。据记载，“红筒及红弹效果甚大，第一线两翼部队一举突破敌阵，进入预定区域”。[40]

《泽田日志》中也记载了化学战情况，在6月30日这天记有：

隶属22D（二十二师团）的化学战指挥官□田中佐、国富大尉返回，据其报告，在大洲镇的攻击取得特别显著的效果。但是，师团对瓦斯直接接触皮肤所发挥的杀伤威力意识不强，加之22D携带的轻便投射器遭水浸，装药潮湿，多出现不能爆发之事故，此点需要改良。炮兵使用瓦斯弹还须加强同步兵的协调。另外，据该中佐个人所见，鉴于中国军瓦斯□□□，不仅使用类似红筒的□□剂，还应充分利用更有杀伤效果的（毒剂），中央应下定决心，即在整个战场掀起瓦斯战。还有，敌方在衢州会战中也可能使用了瓦斯（红剂），在大洲镇附近及衢州南侧（22D、15D正面）。

实施化学战的军官报告，日军在大洲附近取得了化学战效果，使用瓦斯后实施攻击，但杀害遭受毒气攻击的中国士兵的行动尚不够充分。炮兵发射瓦斯弹时须注意同步兵加强联系，炮击后步兵立即突袭。同时，化学战军官希望使用比“红剂”更具毒性的毒瓦斯。对此，泽田担心如果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一旦被英美查知，因正值世界大战，恐怕会在全世界引起化学战。所以，这需要中央下决心。

以上可知，泽田对使用“红剂”完全没有当回事，而且对化学战军官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的意见，仅仅是担心同盟国方面的报复。也就是说，同使用细菌武器的态度完全不同，没有站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上。其中还记载了中国方面也使用了红剂，如果这是事实，也可能是对（日军）毒气战的小规模的应对。或者是，化学战军官们为了取得军司令官赞同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虚报这一并不存在的事实，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参加浙赣作战的化学部队为迫击炮第四大队，战后，一些经历者撰写了部队史，其中记述了日军虽然多次进攻，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和阵地的坚固，一直不能突破，所以才搬来迫击炮大队，发射毒气弹。[41]意思是说，日军为了打开局面，顺利实施作战才使用了化学武器。

事实上，浙赣作战是日军非常艰苦的作战。《泽田日志》7月2日记载：

此次作战已历经40余日，但兵站补给尚未展开，各兵团都在各自地域花费脑筋自我筹集，恐怕是我军未曾有的作战。应尽力强化后方，以为将来打算。

这段话的意思是指作战已经过了40余日，但食物和弹药的补给未到，这在以前的作战中从未遇到，所以应该作为教训，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态。

《泽田日志》还记载了部队的惨状，8月2日记载：“22D参谋长（山协正男少将）来司令部报告，该师团营养失调者增多，担忧今后的回防作战……之所以出现多数营养失调者，自然是作战紧迫所致。”第二十二师团在完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士兵们没有吃的，造成多数士兵营养失调，身体虚弱，这将为今后撤出战场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参谋长表示担忧。

这也许是原则上反对细菌战的泽田将军承认毒气战的理由，为了使艰苦的作战顺利进行，降低己方的损失，所以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红剂”。

结语

以下简要概括本人的几个重要论点。

第一，在浙赣作战中，尽管战地军队反对使用细菌武器，但在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主导下强行投入了使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新式武器（细菌武器），不只要进行实验，还必须在实战中加以检验。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时期，一旦战事紧张，便使用对手没有的强有力的新式武器，这应该是参谋本部幕僚的打算。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战局恶化后，参谋本部内部对美实施细菌战的意见抬头，证实了这一论点。

第二，此次审判[42]不能疏忽的一个要点是，将细菌武器投入实战是参谋本部的指示。固然，石井四郎等人在提议研究和开发细菌武器方面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是参谋本部具体下达了实施细菌战的指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行为。所以，围绕细菌战的战争犯罪责任，在《泽田日志》中已经充分而明确地反映出来。

第三，当代日本人对日军的印象是，这是一支非常残忍的部队，难以挽救，即使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反对实施细菌战的将军的意见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在这里绝没有肯定日军行为、为他们免罪的意图。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泽田将军冷静地考虑到细菌战作为战争手段在使用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即使有泽田（意见）的存在，为什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参谋本部的幕僚没有他那样的认识？这实在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泽田将军反对细菌战的理由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军队，还有对中国非战斗人员的受害问题，并认为这将会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埋下极大的祸根。这应该是与此次诉讼有关的又一个争论点。泽田把这一点记载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一问题。

当然，泽田将军是有局限性的，他明确地反对实施细菌战，但对化学武器不仅不反对，还站在鼓励的立场上，对化学战军官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的意见，仅仅是担心令世界各地掀起化学战，所以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即在原则上并不否定化学战。从这个意义上看，泽田将军对化学武器的认识，同发布“大陆指”的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认识没有区别。这是对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极大区别。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陷于苦战。被派遣到中国的日本军队，除中国派遣军主力第十一军以外，其他部队的士兵素质、装备等都较差。所以作为司令官，站在战场指挥者的立场上，为了弥补日军的弱点、取得作战的成功，使用“红弹”可能是不得已的。

第四，何时从《泽田日志》中了解到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出版的庞大的战史丛书资料中，有一册《昭和17、18年的中国派遣军》（1972），以《泽田日志》为主要内容，记述了浙赣作战。在下笔时，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编撰人员阅读了《泽田日志》，应该知道其中的内容，可是在这本书中却没有提及细菌战和化学战。作为日志的附录，战史部整理了一份《复制资料经过表》，指明是在1968年6月17日，从泽田将军本人手里借来了日志的原件，然后复制而成。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们就了解到这份资料的内容。

日本政府一方面不承认实施了细菌战和进行了人体实验，不承认使用致死性毒瓦斯；一方面又极力掩盖相关重要资料。实际上，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报道，国会图书馆曾就资料问题做过说明：“有关731部队的一手资料，在美国返还日本后交到外务省（厚生省）复员局。防卫厅成立后，又从外务省（厚生省）转交防卫厅。战史室成立后又移交战史室。”其实，不仅有美国返还的资料，即使没有美国返还的资料，通过日军高级军官和骨干幕僚写下的日志、日记等资料，也可以知晓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和化学战。

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际情况之所以一直没有阐明，问题就在于资料没有公开。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方面继续隐瞒细菌战和化学战的事实。

这告诉我们，历史认识问题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泽田将军担心实施细菌战会给中日关系带来百年伤痕，那么，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这仍然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如果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百年伤痕”则不能抹消，过去的历史到了今天仍不能改变。

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接受历史事实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历史的重负只有作为当代的课题予以解决，我们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让泽田将军的担忧成为现实，这该是今天的我们所应该共同追求的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7辑，2002，第162～176页。）

[1] 今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译者注

[2] GHQ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简称。——译者注

[3] 日语罗马发音，可译作“永山”“长山”等。——译者注

[4] 似应与前文“大陆命”第1378号为同一份文件，原文如此。——译者注

[5] 朝枝的《手记》题为《追忆53年前》，成稿于1998年，作者在采访时获得了此《手记》。

[6] 这里的“用电动机处理后”等语，指采取非常手段处决所有的“马路大”。——译者注

[7] 日本武士时代的侠客、剑客，常蒙面活动，行踪不定。——译者注

[8] 这里的「軍屬」为日语，与在中文中的含义不同，指部队中的技术、医疗、后勤补给等人员。——译者注

[9] 原文如此。——译者注

[10] 原文是“能简单地消灭的”，似有误，应为“不能简单地消灭的”。——译者注

[11] 内藤在战后不久就经营了被称作血液银行的“绿十字”会社，网罗了一批原731部队的成员，在朝鲜战争中为美军服务。20世纪90年代前后，数千名患者因使用该会社的血液成为艾滋病人，引起舆论大哗，并对之提起责任诉讼。——译者注

[12] 两起事件都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下山事件是日本国铁总裁下山自杀事件。松川事件是在松川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两起事件同当时的劳工运动和日本共产党都没有关系，但日本官方和占领当局把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掀起了排共浪潮。——译者注

[13] 日文中的广报部系指主管宣传的机关，作者沿用日本的习惯用法，或为宣传部、媒体部等。——译者注

[14] 以下作者记述了4种疾病的症状，此略。——译者注

[15] 以下作者讲述了该炸弹的构造，此略。——译者注

[16] 这里，作者对近年来日本血清制造和保存出现的大量问题提出质疑。——译者注

[17] 此文的中文翻译见本资料集第Ⅰ部第二篇。——译者注

[18] 原文犬饲，应为犬养（日语中“饲”与“养”同音）。——译者注

[19] 因当时没有影像复印等设备，日军细菌部队配备有军画兵，负责绘制人体实验的标本、器官异变状况图片等。——译者注

[20]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1] 即父母中的一人是日本人，一人是美国人。——译者注

[22] “久原”“木原”均为原文。ユキオ是名字，可译作行男、行雄等。——译者注

[23] 指提供给中国方面的情报。——译者注

[24] 在日本发行的主要为驻日美军服务的英文报纸。——译者注

[25] 可译为“勇”。——译者注

[26] 军人恩给金是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出台的抚恤战死、战伤的日军官兵的制度，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一度被废止，但《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政府恢复了该制度。——译者注

[27] 嘱托，相当于顾问。——译者注

[28] 1942年，日本评论家细川嘉六在《改造》杂志8、9月号发表《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一文，被当局指责为“共产主义宣传”而遭到逮捕，同时波及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出版机构，前后有49人被逮捕，3人被刑讯致死，《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被停刊。——译者注

[29] 佐格尔，德国共产党员，1933年以记者身份到日本，1941年10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同时也有日本人受到牵连。——译者注

[30] 日本地名。——译者注

[31] 江山应属浙江辖界，此处疑有误。——译者注

[32] 千鸟渊战殁者公墓是日本政府为悼念阵亡者所建，天皇的歌碑就树在此地。此处为意译。——译者注

[33] 这篇研究报告是明治大学博士松野诚也在ABC企画委员会组织的“731·细菌战展览”会上所做的报告，报告依据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阵中记录》的记载，揭示了日军在浙赣作战中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不争事实。——译者注

[34] 森松俊夫监修、解说《“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7卷，エムテイ，1994。

[35] 吉见义明、伊香俊哉编《日军的细菌战》，《战争责任研究》第2号，1993年12月；吉见义明、伊香俊哉编《731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岩波ブツクレット，1995。

[36] 伊藤隆、照沼康孝编《畑俊六日志》，《续·现代史资料》第四卷，みすず书房，1983。××为日志原文。

[37] 泽田茂、森松俊夫：《参谋次长泽田茂回想录》，芙蓉书房，1982。

[38] 市野信治：《化学武器攻击研究》，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武器技术史》（技研资第31号），1958。

[39] 第十三军《せ号（浙赣）第一期第二期作战经过概要》，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关系资料》（二），不二出版社，1979。

[40] 陆军习志野学校编《支那事变化学战实例》“第十战例”（1942），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关系资料》（二）。

[41] 迫四会大队史编纂委员会：《迫击第四大队史》，迫四会本部事务局，1985。

[42] 指2000年以来日本地方法院受理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国家赔偿诉讼的审判。——译者注

Ⅲ 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上原告方证词及法院判决等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证词资料

编译者按：筱塚良雄原是日军731细菌部队少年队成员，曾参与培养跳蚤、投放细菌以及人体实验等罪恶活动。日本投降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教育后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及731细菌部队的罪恶，主动交代自己及731部队的罪行。被免于起诉后回国，参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工作。以下为筱塚良雄在东京诉讼法庭上提出的证词，以及1954年9月8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认罪材料。

第一部分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陈述书

时间：2000年11月15日

地点：东京地方法庭1楼103号法庭

开头语

从1939年开始，在日本侵华期间我一直在731部队服役，作为该部队的一员，我使用各种残忍手段杀害和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我所属的731部队是开发和制造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的秘密部队。731部队本部设在中国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在这里，我参与了细菌和跳蚤等细菌武器的开发和大批量制造，另外，对作为实验材料被囚禁在部队监狱里的中国人，进行了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再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细菌战。

我作为731部队的一员，犯下了令人憎恨的非人道的战争罪行。

日本战败第二年的1946年2月，我在辽宁省通化市因参加反动的通化暴动而被捕，经过几个月的监狱生活后，我加入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宁独立三师[1]，1949年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同年10月，新中国在北京诞生之后，我进入属于解放军编制的天津军医大学，从事细菌学的工作。这期间，我对周围的中国人一直隐瞒原731部队队员的身份，也中断了与包括父母在内的日本的一切联系。因为人们都知道，731部队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是日军战争罪行中最残暴的，作为原731部队队员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事实。可是我在人民解放军里的工作，都同从731部队获得的有关卫生方面的知识相关联，逐渐引起人们的疑问，怀疑我是否在731部队工作过。1952年，我731部队队员的身份暴露，被中国政府逮捕，先后关押在河北永宁县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被关押在辽宁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给予了我自觉认识所犯的残暴罪行的机会，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反复的反省，我认识到自己魔鬼般的残暴罪行，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痛苦过程。

刚入战犯管理所时，我只是承认731部队杀害、伤害的受害者的痛苦和呻吟是真实的。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对受害者而言，执行命令实施残暴行为的人，实际上就是直接的加害者。基于这种认识的深化，我开始面对受害者的痛苦，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思考一切。这样，我的心回归人性，认识到自己作为731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并全面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在战犯管理所里详细、全面地写下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自供书，诚心地向731部队的受害者和中国人民谢罪。

1956年7月，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我被免于起诉而释放，同年8月回到日本。1957年，被中国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参加侵略战争、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反省自己的罪行，为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和日中友好做出贡献。回国后，我把中归联的志向刻在心上，走过了战后40余年的时光。我的出发点就是站在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的立场上，彻底反省作为731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绝不能允许日本再度走向侵略战争的道路。所以我始终致力于731部队战争犯罪历史事实的证言活动。

此次，我在法庭向审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的法官宣读我的证言，我作为原731部队队员，陈述有关细菌战犯罪行为的事实。

以下，我按照时间顺序陈述。另外，直到今天我仍记忆深刻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的多份自供书，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一些书籍转载，请法官务必结合这些内容一阅。还有，关于部队的名称，严格地说，“关东军给水部队”和“731部队”是不同时期的称谓，为方便起见，在这份陈述书中统称731部队。

一 参加731部队的经过

1.出生于千叶县，被731部队劝诱

我1923年11月出生在千叶县，1939年春（15岁），在千叶县实业学校读书时，受时称“石井部队”的731部队的劝诱而志愿入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千叶县人，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征集队员，因此许多千叶县的人参加了这支部队。我是在本校高年级学生的劝说下背着父母加入的，经过形式上的考试，合格后被批准入队。

2.30名少年队队员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集合

1939年4月1日，我接到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报到的指示。当时所址在东京牛込区户山町，该地还设有济生会医院和陆军医院。防疫研究所从军医学校的入口进去，进这个门后越往里走人就越少，防疫研究所在最里面，单独设有门卫室，到这里后必须止步，待里面的人出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后方可领入。当时，包括我在内的30人都在防疫研究所集合，年龄同我相仿。

防疫研究所本馆是二层钢筋建筑，办公室、食堂和会堂另设在别处。出门卫室沿道路而上，有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体育学校等。道路的下方有练兵场和幼年学校（或是骑兵学校）。

我们以军医学校勤杂人员的身份，住在近处的清源寺的仓库里。

3.在防疫研究所同石井部队长初次见面

进入防疫研究所数日后，我见到了时为大佐的石井四郎部队长，听说他当时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和防疫研究所的负责人。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说过的话。石井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对身边的副官指示说：“他们中有些人脸色不好，要认真地再做一次身体检查，还不要忘记做寄生虫检查。”石井对我们说：“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队员，好好学习能够进大学。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出发的时间以后通知，在东京可以逛逛街，吃些好东西。”当时石井留着胡子，有学者风度，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奇怪的医生。

我们在防疫研究所学习了石井式滤水机的过滤管检定实验，以及普通琼脂培养基的制作方法，又同其他部门的人员共同学习了中文。我当时想，部队长是军医，那在部队一定不会做很辛苦、很费力的工作。

二 加入731部队少年队（1939年5月）

1.731部队是秘密部队

在防疫研究所接受教育一个多月后，除留下1人外，29人开赴哈尔滨郊外平房的731部队本部。我们是乘（下）关釜（山）联运渡船到釜山，然后乘火车经朝鲜半岛北上，1939年5月12日到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去平房前我们先在731部队的吉林街分室落脚，在这里领到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标志我们已经正式成为731部队的少年队队员。当天，由迎接我们的内务班长（军曹）带领，乘汽车进入距哈尔滨约20公里的731部队平房本部。这里是一眼望不尽的平原，但给人感觉这里曾是农家，因为周围还留有被破坏的民房以及耕地等。

进入731部队本部，第一眼看到的是，在入口处立有“未经关东军司令官许可，任何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但是，没有看到写有部队番号的牌匾。

731部队的占地以口字形的建筑物（称“ロ号栋”）为中心，周围挖有壕沟并设有铁丝网，铁丝网在晚上通电，接近它十分危险。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支秘密部队。首先，由部队配属的宪兵进行军机密保护法和陆军刑法的教育，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是：“这里是被指定的特别军事地域”，“日本军队的飞机也不准在上空飞行”，“不准看、不准问、不准说这是本部队的铁则”，“（部队）设有保护机密队，不经允许不得登上ロ号栋”，“不得逃跑，如有逃跑者以阵前叛逃罪处刑”等。我当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军医，部队多是由大学出来的医生组成，就连下士官也是卫生兵，那么，这么严肃地强调保守机密究竟是为什么呢？同时，我也意识到越是秘密，事情越是难做。此后，我们在连续不断的工作中，终于了解到731部队实际是从事细菌战的部队，是开发细菌武器、制造大量细菌和进行人体实验的部队。而入队当初我们对这一切一概不知。

2.平房设施概要和少年队所受的教育

少年队到达平房部队本部时，一号栋、二号栋、ロ号栋以及动物班、航空班已经建成，宿舍正在建设中。最初，我们在一号栋一楼左侧诊疗班的房间设置内务班。在我们来之前，已有了一个少年队，他们被称作前期少年队，住在一号栋一楼右侧的房间。我们到平房时因前期少年队得了伤寒被隔离，所以，我们被称作后期少年队。内务班的班长住在二楼，军医和研究者从城里坐巴士或开车来上班，他们着文官服，扎领带，佩肩章。

少年队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学习防疫给水的任务、消毒法、灭菌法、人体构造学、血清学以及细菌学等，讲义每次都收回，笔记也不准记。在进行毒物教育时，让我们直视兔子被注射硝酸士的宁或氰酸钾铝、砒霜等后，痉挛、死亡的样子，谁闭眼睛鞭子就会落在谁的头上。细菌实习的时候，怕使用死亡病菌我们精神不集中，所以常常使用生（活）菌。这样，少年队接受了基础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也担当了角色，受命做各种工作（后述）。

3.1941年7月少年队解散，被编入柄泽班

我从1939年5月进入731部队以来，一直是少年队的队员。1941年7月，正是关东军举行特殊演习（简称“关特演”）之时，因人数减少，少年队宣布解散，队员被分配到各班。我被分配到第四部第一课的柄泽班，负责化学武器的管理，增发25日元的危险补贴。柄泽班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细菌。

三 日军在诺门坎事件中实施了细菌战

1.诺门坎事件时生产了大量细菌

1939年5月，我到达哈尔滨时，日军进攻苏联的诺门坎事件已经爆发，到达哈尔滨不久的6月，我参加了山口班细菌散榴弹X型沟槽的防锈作业。山口班是制造细菌弹和散布器的班，后来我从山口班队员那里听说在诺门坎事件中使用了这些散榴弹。7月，诺门坎事件的影响在731部队里也有了迹象，在部队到处都能看到着军装、戴钢盔、佩军刀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部队开始大批量的生产细菌，我们少年队也被动员参与了细菌的生产。当时部队的各研究室生产各种不同的细菌，比如江岛班生产赤痢菌，田部井班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我们少年班负责细菌培植和采集细菌用具的准备以及到各班当帮手，另外还负责把培养细菌使用的菌株运送到各培养基班。至于诺门坎事件中使用了什么样的细菌，又是如何制造的，我不太清楚。可是，菌株是在试管里培养的，每个铁筐里放入60瓶，我从运送菌株的数量推断，每天平均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等病菌在3公斤以上。

2.向诺门坎前线搬运细菌

731部队参与诺门坎事件，是把细菌装入石油罐里运到前线（实施细菌战）。事先，在无菌室里将细菌装入灭菌的石油罐里，我曾亲眼见过这样的作业。就是把细菌放进蛋白胨的空瓶里，内中有稀释的肉汤类调整液（蛋白胨、肉精、食盐中加入氢离子的调整液），然后装进薄铁石油罐里。石油罐盖用焊锡密封，再装入木箱，外包草席、草绳，运往前线。细菌搬运作业由下士官率少年队队员进行，我参加过一次从平房731部队本部向诺门坎前线运送石油罐细菌的作业。从哈尔滨乘到海拉尔的夜班火车，装细菌的木箱放在车厢连接处，由我们轮流看管，在海拉尔下车后用卡车运到将军庙。就这样，我们在下士官的带领下把细菌运到诺门坎的最前线。我到了将军庙后立即返回，少年队中有两人会开车，就加入了细菌战实施部队，后来听他们说，细菌被洒入了哈拉哈河的上游。我因为参加了向诺门坎前线运送细菌，后来论功行赏获得了从军徽章和代金券（内部使用的货币）。

四 增殖跳蚤（1940年）

从1940年5月开始，少年队队员几乎都归田中技术员直接指挥，被动员生产跳蚤。田中筱田班（昆虫班）在ロ号栋三楼的暗室进行作业。暗室里摆放着同石油罐大小相当的罐子，里面放有带壳的小麦，再把装在笼子里的黑老鼠放进去，老鼠就成了跳蚤的寄生体。

暗室的湿度超过70%，体感温度超过40℃，暗室作业者一律裸身着白装，里面的臭味和高温使人只能坚持30～40分钟。我的工作是观察罐中是否有死去的老鼠，如果发现死老鼠，就用活老鼠取代。当年8月末，开始在暗室里把小麦中的跳蚤分离，先抓走老鼠，再把小麦和跳蚤放进西洋式陶瓷浴缸里。这个浴缸很大，大人进去都很宽裕，浴缸的底部有一个洞，下面放有玻璃制的容器，浴缸的一侧点着红灯，跳蚤的习性是向暗处跑，再一边用小棍搅拌麦麸子，一边用干燥机送风，这样，跳蚤就钻进容器里，形成一个团状。生产出的大批跳蚤用731部队航空班的飞机运往南京。

五 731部队远征华中地区和被派到新京（1940年）

1940年7月间，731部队向华中地区派遣了远征队。高压灭菌器、干热灭菌机、克霍锅[2]、玻璃器皿、材料、药品等各种器材以及部队人员都用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由火车运往南京。1940年9月，新京（今长春）流行鼠疫，从当月到10月，石井部队派人去了新京，我是其中之一。在新京受命捕捉老鼠，抓到老鼠后检查是否有鼠疫菌的存在。

六 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1940～1943年）

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是在ロ号栋一楼进行的。ロ号栋的前面是三号栋，后面是五号栋，两栋的设备是共用的。各栋里有材料室、材料准备室、玻璃器皿洗刷室和10坪（每坪约3.3平方米）左右用玻璃封闭的无菌室，以及孵化室、大型高压灭菌机（10台）、溶解培养基的溶解锅、冷却槽等。

搬运培养箱时，从高压灭菌器到冷却槽间有轨道，到无菌室或孵化室用链条传送带。在三号栋的一楼还有制造蒸馏水的蒸馏装置和值班室。大批量细菌的生产都是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培植出来的，所谓“用普通琼脂培养基增殖共性、烈性菌”就是利用这种培养箱培养出来的。我参加的大批量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脱脾疽菌等都是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它的本体和部件都由抗锈性强的轻金属制成。

下面，说明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制造细菌的过程。

1.首先组装石井式培养箱，在本体（培养箱）内放入中箱（细菌培养盘），中箱和本体间有插口连接，再用木棍类控制固定，不让其浮动。

2.从溶解锅里用分注罐向培养箱里分注3%普通琼脂培养液（1%蛋白胨、1%肉精、0.5%食盐、3%琼脂、水等），然后在排列的中箱里放上绒布、容器，盖子上蒙防水罩。一箱注入量约8升左右。

3.将注入培养基的培养箱用台车运进高压灭菌机，以15磅的压力、11℃的温度进行15分钟灭菌。

4.灭菌后运至冷却槽，用水冷却、凝固琼脂培养液。

5.冷却后，将培养箱用传送带运进无菌室，进行细菌的培植。因为培养箱内是真空，拔除固定物后空气流入，取出中箱，用培植棒将菌株涂抹在培养基面上。这项工作由两人一组进行。

6.植入菌株的培养箱用传送带送进孵化室，根据菌类的不同，培养的时间有别，大体是20小时左右。一般是在下午植入菌株，第二天上午提取细菌。

7.细菌提取作业仍在无菌室进行，两人一组，一人拿提取棒刮剥，台子上放置宽口的蛋白胨空瓶，另一人用采集竹勺将分离出来的细菌装入空瓶内。

以上就是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的大体过程。如果部队的设备全部开动，可使1000个石井式培养箱投入运转，全过程30个小时可生产10公斤以上的病原细菌。

为了监视细菌的培植和采集，柄泽班长或副班长等军官也进入无菌室，培植的时候，监督如何快速进行并确保在培养基上培植细菌时无杂菌。为了最少限度的避免杂菌的混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涂抹。采集的时候，一直由柄泽班长亲自称量。在培养基上大批量生产的细菌多有透明感，看上去很干净。鼠疫菌像纳豆一样能拉出丝，赤痢菌有黄瓜的气味，提取霍乱菌时沙沙作响，只是脱脾疽菌有些浑浊。

以上作业十分危险，作业结束后必须进甲酚浴池消毒。但仍有不适应者感染上病菌，因感染死亡的队员也不少，同我一起到平房的少年队队员中就有感染死亡者。

七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期和所生产细菌的种类（1940～1943年）

我经历的731部队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期及其所生产细菌的种类，除前述1939年的情况外，概述如下。

1.从1940年7月开始的11个月内，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2.1941年5月，大批量生产了鼠疫菌和脱脾疽菌。同年7月到9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3.1942年4～5月，大批量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同年6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八 大批量生产细菌和实施细菌战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候，同伴们都说“作命”“检验”等略语。“作命”是“关东军作战命令”的简称，“检验”就是把细菌投入使用以检验细菌战的威力。我就亲身接受过“关作命第××号”。几乎所有从事细菌生产的队员都知道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战命令。在采集细菌时班长总要指示“让杂菌小小的”，队员们都晓得如果混入杂菌，菌苗就不能使用。但是这些细菌送到哪里、如何使用，直到最后，上司也没有讲。可是，731部队利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用飞机投向中国，或者在地面散布，使中国人染上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的目的，下级队员还是清楚的。大批量生产的细菌除了由三谷班干燥一部分外，都被送往南京等华中地区。

九 关于实验材料“马路大”和人体实验

我最初听说“马路大”这个词是在加入731部队少年队后不久的1939年6月。一天夜里我们见到车灯光并听到响声，内务班长说：“不准去走廊，都回到屋里，这是在搬运‘马路大’。”这是第一次听说“马路大”。以后我们渐渐知道了“马路大”是关押在部队监狱里作为“实验材料”使用的人。数日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来队，石井部队长命令少年队列队欢迎。植田经过我们面前时，没看我们一眼就径直去了特别班。

有一天上操时，上面通知禁止在ロ号栋的屋顶上操，因从屋顶可以看到ロ号栋院子里的人，但我们注意观察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有几次在屋顶上操时，发现了一位戴着脚镣的金发俄罗斯女人、孩子和中国人。

我所在的柄泽班归属第一课，是以试验细菌毒性为名义从事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部门。在ロ号栋里还有七号栋、八号栋两座建筑，是关押中国爱国者的监狱，又是以人体实验这种残忍的方式屠杀他们的场所，内中还设有解剖室。这些人是被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以“特别输送”对象押送到731部队的。据我了解，七号栋的二楼关押着女性，一楼是监视被实验者的看守室。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目的是，检验我们制造的细菌的杀伤力程度，及其同疫苗的作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利用活生生的人做实验品，并进行活体解剖，来检验结果。我们使用的疫苗是731部队自己开发的冻干疫苗（也译作封闭疫苗）和外国制的疫苗。我参与的最初实验是采血进行抗体价测定，然后注射疫苗通过血液测定抗体价，但为了对比，有1人不注射疫苗，另5人被注射了菌数不等的鼠疫菌。

十 关于活体解剖

我在1942年11月末，第一次参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的是鼠疫菌。我参与活体解剖的第一位对象是中国人，男性。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这个人是由我采的血，是没有注射疫苗的那个人。这位中国男性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清晰、有知识分子风度。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他闭着眼睛，如果是被鼠疫感染的人脸色和身体会发黑。这个人裸体被放在担架上，由特别班运送到解剖室。在解剖台上他已睡过去，班副军医命令我先清洗，我就用水龙头冲洗这个人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体解剖，我的手脚都慢吞吞的，特别是刷洗面部时，我迟迟疑疑没有动手。一旁的课长手持解剖刀示意我“快，快”，我这才开始用刷子刷洗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的这个人。这个情景至今我还记得。班副军医用听诊器听听这个人的心音，听诊器一离开这个人的胸部，解剖就开始了。我负责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脏器放入容器里，用准备好的培养基进行涂抹作业。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杀害了5个中国人。在解剖第三名受害者后，班长说：“喂，你好不容易敢一个人靠前啦！”活体解剖同时由几个班进行，晚上回到宿舍的浴池后，队员们就开始交谈：“喂，你们今天撂倒几‘根’？”“我们两‘根’。”为什么说“根”呢？因为七号栋、八号栋关押的人都被称作“马路大”，“根”数就是活体解剖的人数。活体解剖被杀害者的尸体，被丢进特别设置的高烟筒焚烧炉里烧毁，连骨灰也不会留下。

和我同在第四部第一课的一位同僚，是一起来平房的千叶少年队的朋友，他在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感染了鼠疫。我当时以为他被送进了医院，其实他被特别班收容，后来也被活体解剖。这次解剖同我也有关系。

十一 不能掩盖731部队的战争犯罪，为了不再度发动战争，必须把731部队的真相传讲下去

我愚钝地服从、执行上司的命令，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所以作为战争犯罪执行者我负有责任。1952年，我因为是731部队队员被新中国逮捕，从日本战败到被逮捕的过程已在开头语里说明。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四年的拘禁时间里，同其他被拘禁者一样，最初是持对抗态度的。我以为，自己作为731部队队员犯下残暴的罪行，一定会被当作战犯处死。可是中国战犯管理所的先生们对我们日本人战犯抱着“恨其罪而不恨其人”的态度，给予温情的对待，允许我们开展文艺、体育活动，还给了许多书，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这样，经过充分的反省和战犯管理所先生们的热情指导，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美化战争、把战争正当化的屁道理被一个个地驳得体无完肤，随着（犯罪）事实的不断呈现，惭愧的心情涌满胸膛，我终于认识到我的行为是作为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

1956年7月，中国政府实行宽大政策对我免于起诉，于是我返回了日本。战犯管理所使我从鬼变成人，是我的新生之地。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对以731部队为中心的细菌战部队的组织建制、细菌生产、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实际活动一概隐瞒，而且这种隐瞒一直持续到今天。日本不认真地反省侵略战争，但这些事实还是会暴露出来。

我对731部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终生负有向全世界揭露的责任，从这个理念出发，我在这里向法院证言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第二部分 筱塚良雄向诉讼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词

一 平时的杀人罪行

进行人体实验杀害中国爱国者的罪行

（1）我于1939年5月12日到中国，在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原关东军给水部队（731部队）特别班和该队第四课第一班柄泽班担任雇员。1942年10月中旬，受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同柄泽班技术员宇野诚一起以实验人体防御能力和（细菌）毒性为目的，在实施实验的第一天对5名中国爱国者（囚禁在731部队特别班）进行采血和测定免疫价，翌日对其中的4名中国爱国者注射了4种鼠疫菌预防液（加温疫苗、混合疫苗、生菌疫苗和冻干疫苗），一周后再次注射。人体实验1个月后，又向5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1毫升含有0.05毫克鼠疫菌的菌液。经过这次注射，5名中国爱国者患上严重的鼠疫，其中3人被杀害，另外2人提供给诊疗部做人体实验也被杀害。

这次实验中我同宇野诚共同杀害了5名中国爱国者，通过杀害这些人，检验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并将毒性增强的资料交给铃木启之课长。

（2）1943年1月中旬，我同宇野诚对监禁在特别班的2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1毫升含有0.03毫克鼠疫菌的菌液，使其患上严重的鼠疫病，约3天后将2人杀害，用以检定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

1943年12月初，我在伪满洲医科大学神经病科做技术员时，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中国男性石氏（18岁）在这里住院，因看护不良双足患二度冻伤。我为学习截肢技术，由护士大津三好帮忙，在不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夜间秘密将石氏的双脚截掉。第二天石氏因失血过多死亡。

二 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1.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1）培养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的罪行

1940年5月初至6月初，为培养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我同18名少年队队员在田中班技术员田中的指挥下清洗石油罐，然后在罐内放入少量小麦和装入老鼠的笼子，约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给老鼠喂胡萝卜，并把死老鼠剔除，换上活鼠。我每天负责10个石油罐，能培养70毫升跳蚤。同年6月初，在技术员田中指挥下同15名少年队队员一起，将培养的900毫升跳蚤和从动物班领到的2000只老鼠搬运到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2）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的罪行

①1940年7月初至11月初，我有1个月的时间参加了长春的鼠疫防疫，由关东军给水部队（加茂部队）临时编成，川岛清大佐为总指挥，包括少年队队员计有120人参加。其罪行如下。

1940年7月初至8月下旬，在一大队神崎中队负责采集霍乱菌、副伤寒菌的技术员今野信次的指挥下，我同30名队员一起培植细菌。每天与两个人共同在40个培养箱里培植细菌，每箱可提取约3公斤霍乱菌和鼠疫菌。

从1940年8月下旬开始，约有2周时间在本部的材料班从事细菌生产。约有1周时间受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同材料班的加藤嘉之和三谷班的河合美人一起，制造运输细菌需要的干冰。此后约1周时间在军曹前川富治的指挥下，同十几人一起准备1000个培养箱所需要的材料。每天我一个人要制作培植细菌需要的棉棒200根，并准备采集细菌用的竹勺、容器、蛋白胨空瓶的灭菌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能顺利采集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

1940年9月初，在第二大队长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下，同材料班的其他3人在研究室里把10公斤的伤寒菌苗装进蛋白胨瓶中，分成两个木箱（内有铁皮），装入干冰，然后密封，搬运到翌日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1940年9月初至11月初（中间约有一个月时间在长春），在技术员今野信次的指挥下，在本部菌株班同其他4人制造培养细菌用的3%普通琼脂，每天需完成能提供1000个培养箱使用的数量，此外，还要进行器皿、器材的灭菌消毒，以保障大批量细菌生产的需要。

通过大批量细菌的生产，合计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脱脾疽菌、鼠疫菌等27？[3]公斤左右，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中国的南京和华中地区，关东军给水部队本部（加茂部队）还组成了由大尉柄泽十三夫率领的远征队进入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杀害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②1941年5月初开始，在约20天的时间里，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大尉的命令，我与18名少年队队员接受三谷班（细菌干燥班）生产脱脾疽菌的任务。在军曹今井信次的指挥下，两人一组在无菌室里培植脱脾疽菌，1天培植25箱细菌，大约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700克左右。另外，在此期间约有9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被运到第四部三谷班，由三谷班进行细菌干燥。

③1941年7月初至9月初，在班长柄泽十三夫的命令下，同30名队员在无菌室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由军曹今井信次直接指挥，两人一组，1天负责50个培养箱。其间我采集了3公斤左右的细菌。全员总计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细菌70公斤，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南京，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④1941年8月中旬至9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接受大连卫生研究所交付的生产鼠疫菌的任务，由今井信次军曹指挥，我同30名队员参加，两人一组，每天培植50个培养箱，其间我共采集了约6公斤鼠疫菌，全员计生产约70公斤，由柄泽班的人员轮流送到大连卫生研究所。

⑤1941年12月初开始，受班长柄泽的命令，约10天时间在技术员宇野诚的指挥下，在研究室同其他2人制造培植细菌用的试管，1天制造50支，供给无菌室，期间共制造了约500支鼠疫菌株试管，我个人完成250支。

⑥1942年4月初至5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接受三谷班生产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的任务。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其他3人在无菌室生产菌株，1天生产75株，供给无菌室。其间共生产了2250株（其中我生产了750株）。这些菌株可生产约33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由三谷班进行干燥，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⑦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其间有1个月回国休假），受班长柄泽的命令，在技术员宇野诚的指挥下，同其他5人在研究室生产菌株，1天须保证使用300个培养箱。菌株种类有伤寒、副伤寒、霍乱等，每天每种各150株，提供给无菌室（期间我生产了1800株）。在此期间，共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约140公斤，先后用飞机运到南京地区，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⑧1942年8月中旬，受班长柄泽的命令，30名队员在生产航空班试验所需的800克鼠伤寒菌，在今井信次军曹的指挥下，我参与了培养箱培植细菌的工作。两人一组，负责10个培养箱，我个人采集了大约70克细菌。生产的800克菌液装进石油罐里，班长命令我和另一人把罐子搬运到航空班。后来，这些细菌被航空班洒在哈尔滨市郊的蔬菜洗涤场所，因此在哈尔滨市区流行起伤寒，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之中。而731部队和哈尔滨陆军医院却散布说：“在哈尔滨蔬菜洗涤场所流行的伤寒是苏联的细菌战阴谋。”

2.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①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1939年7年初至8月下旬，以培养基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为总指挥对诺门坎实施细菌战阴谋之时，少年队参与了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业。我在技术员宇野信次的指挥下（宇野属于小林队的无菌室），在无菌室培植细菌，两人一组，每天需培植30箱。期间我采集了大约1公斤细菌，然后受命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在诺门坎事件中使用。

②制造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的罪行。1939年6月中旬，山口班班长、技师山口指挥6名队员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我也参与其中。受山口班军曹笛木指挥，同其他2人在直径0.5厘米、长1.5厘米的铁片上锯出X型槽，然后涂上防锈剂，3人共干了3天，生产了约2000块弹片。制造的细菌散榴弹由山口班在诺门坎前线用野炮发射使用，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

三 搬运细菌武器的罪行

1.1939年8月下旬，奉第一队长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在田部班同3名队员制造2个石油罐，用于装载每毫升含有30毫克伤寒菌的菌液，第二天，同其他2人将细菌罐押运到伪兴安省的将军庙，交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部队）碇（常重）挺身队的难波准尉。这些细菌被碇挺身队投入哈拉哈河中，实施了细菌战。

2.1941年10月初，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的命令，我同另一人将装在5000毫升试管里的鼠疫菌计10公斤送到大连市葭町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技师仓内。

四 参加人体实验的罪行

1941年5月初，山口班在航空队附近，由课长碇常重、班长、技师山口指挥进行细菌弹爆破人体实验。在杀害中国爱国者之前，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我同少年队队员5人，另有山口班员6人携带灭菌罐先进入实验现场，灭菌罐中装有培养基200枚，其中3%普通琼脂培养基和远藤氏培养基各百枚。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我们挖了12个坑埋入木桩，用来捆绑被监禁在731部队里、用于细菌弹爆破实验的中国爱国者。当731部队的宪兵曹长田坂具隆等5人押解中国爱国者乘有篷汽车到达现场后，田坂命令我和柄泽班的5人归队。这样可能有12名中国爱国者被捆绑在我们埋设的木桩上被杀害。

五 制造用于人体实验的预防注射液的罪行

1940年9月初，受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在菌株班制造鼠疫和冻干疫苗时，由技术员今野信次直接指挥，我与另外2人把5000毫升的鼠疫菌液制成注射液，然后同6个人一起把注射液分注入50毫升的注射瓶里，计完成2000个注射瓶。这些装有鼠疫菌的注射液由部队的医务室向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做实验性注射，结果被注射者发生了强烈反应，有2人因此死去。其他注射液被送到长春，在长春防疫鼠疫时使用，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六 进行细菌战演习的罪行

1940年7月初，为进行细菌喷雾式抛洒实验，在中队长宫崎凉臣的指挥下，我与12名队员带着装有培养基的灭菌罐，在距本部西北3公里左右的地方，每人各将50枚培养基散布在地面。当航空班的飞机从空中洒下大肠菌时，将培养基的盖揭开，结束后再封盖带回队里，翌日计算培养基中的细菌数量。通过这项实验，731部队获得了大批量生产的、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的数据。

七 协助细菌战研究的罪行

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末，受班长柄泽的命令，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另外2人进行器材的洗净、消毒、灭菌研究，以及饲养实验动物，制造实验用的培养基等。其间还进行了鼠疫菌的封闭测定，为大批量生产细菌和研究培养条件提供了资料。又进行了生菌数量的计算，提供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生存菌数的资料。另通过实验动物的毒性实验，检定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此外还在技术员宇野诚的协助下，进行了脱脾疽菌的动物实验。这些实验和研究都是为了顺利地大批量地生产细菌。

八 1945年6月初，在四平军人会馆（以下缺页）

……准备对收容在同善堂的儿童进行超音波疫苗的人体实验，以检验其效力。由凑技师担任技术指导，他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技师，时在奉天铁西俘虏收容所从事研究。我按照他的指示潜入同善堂医院，准备秘密实行人体实验，但因为凑技师转岗而没有实施，4天后接到归队的命令返回了通化。

综上所述，我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但从幼时就在军国主义思想意识支配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爪牙，在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下，成为一个具有愚钝、疯狂思想意识的无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供述人 田村良雄（筱塚良雄当时的名字）

1954年9月8日于抚顺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2辑，2001，第2～50页。）

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4]的证词

一 从出生到加入731部队

我生于1920年8月31日，是埼玉县北埼玉郡埼西町大字道地1597番地松本家的第四代长子，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

我从寻常小学毕业后，本想当一名教员，但因家庭经济原因没有继续升学，去了不动冈高中，做化学老师古田先生的物理化学助手，并以听讲生的身份在那里学习国语、汉语、英文、数学等科目，还取得了数学科的教师资格。但按当时的规定，做代课教员必须获得4～5科的资格方可。所以，我又参加了少年航空兵的考试。那时有许多人志愿当少年航空兵。因此即使考试合格也不可能全部录取。我还记得招考官对我说：“你是长子，不一定非当兵才算为国家效力。”而且父母也反对。

当时，在仙台有一所递信省航空局仙台乘员养成班，我于1938年10月入了该校，接受了8个月的飞机驾驶训练。当时，在米子还有一所以递信省名义设立的这类学校，属于民间性质（非军方），也许是军队出于人手不足的考虑，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

该校年龄大的一些学生提前4个月就入学了，他们同第一期生合起来共25人，都是中学毕业生。我等后入学的属于第二期，也是25人，其中大多数也是中学毕业。该校共办了15期。

1939年5月30日训练结束，毕业时我获得二级飞机操纵士的资格。但因为学校的飞机少，毕业后还不能立即驾驶飞机。为此，须到熊谷陆军飞行学校继续接受训练。

1939年6月，入熊谷陆军飞行学校，在这里作为递信省委托的飞机驾驶训练生，接受了半年的战斗机实用训练。熊谷陆军飞行学校建于1935年，是一个拥有15所分校的大学校，主要对干部候补生、下士官和少年飞行兵进行操纵技术的教育和训练。

临近毕业时，听说有可能被留用做教官，但我想去民间的制作会社做飞行员。结果教官没有当成，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陆军飞行兵伍长（预备役），属于731部队建制。二期生中加入731部队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铃木公司、樱永孝雄等人。一期生和三期生以后的学员没有人被分配到731部队。有可能是熊谷陆军学校的军医平泽先生去731部队参观时推荐了我们。我不属于军人，军队手册记载的是以「軍屬」赴任。

1939年11月27日，受训结束，我获得一级操纵士的资格。

二 731部队的体制和任务

1.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本部

731部队的本部在哈尔滨，另在新宿的陆军医院内的军医学校里，设有731部队的派驻机构。我们在这里集合，共有十七八人，其中飞行员3人，由石桥干事负责管理，送到哈尔滨。我们乘火车到博多，换船到釜山，经朝鲜半岛到大连、新京（长春），然后进入哈尔滨。731部队原称关东军防疫部，1940年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改称731部队，我属于731部队第二部航空班。

2.731部队的队员构成

航空班班长增田美保，顾问福森宪雄，还有教育荻原周夫。我同送本、樱永归荻原领导。福森和增田是军人，荻原属民间人士。后来，原军医平泽正欣、野吕文彦、稻森、池川重德也进入航空班。稻森死后又配备一名叫权田的老资格飞行员。航空班除飞行员外还有整备士（机械师）、无线士（通信联络）、卫生兵等。但没有侦察、投弹的专门人员，这些工作由卫生兵兼任。

3.飞机的种类

731部队最初的飞机并不充足，因此增田和荻原等人计划扩大航空班。我初到时全班只有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和运输伤患者的小型运输机各一架。八八式二型配有喷雾装置，用于散布肠伤寒菌。九一式战斗机比我在熊谷陆军飞行学校训练使用的九五式还要落后。这种飞机不是军部配置的，而是731部队自己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九四式是诺门坎战役结束后我刚到这里不久时由军部配置的。小型运输机包括飞行员只能乘坐三人。有一天我在驾驶时引擎突然灭火，坠地损坏，这才配备了一架九五式战斗机。后来又进了一架九七式。我和樱永主要驾驶九五式，铃木驾驶九四式。

4.在哈尔滨的住所

航空班不住在731部队本部，单独住在一栋三层楼的宿舍楼里，我最初住在单身宿舍，后来和荻原、樱永三人搬进带有洗澡间的官员公寓。

三 细菌战

1.细菌武器

731部队开发实验的细菌武器有很多。最先开发的细菌武器是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装进硬铝的箱子内，再把箱子挂在飞机两翼下面，在空中把箱子的前后盖打开，跳蚤就散布出去了。硬铝箱的形状最初是菱形，后来改成流线形，箱子的开闭由驾驶员在驾驶舱内操控。

还有一种被我们称作“炸弹”的细菌武器，即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放进茶色的瓷瓶里。因为很轻，所以在空中一边旋转一边下落。

“ウ弹”：用于散布肠伤寒菌，是用玻璃制成的，内中注水排除空气，不装鼠疫菌。因为这种武器会在空中爆炸，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没有投入实战。

另外，还有“イ弹”“ハ弹”，都是铁制的炸弹，在弹片上涂上病菌使用。

还改造了九七式二型重轰炸机，制造喷雾装置。把4根管子捆绑在一起，利用压缩空气把肠伤寒菌喷出。但在实验时压缩罐爆炸，结果未能实施细菌战就返回哈尔滨。铃木公司以及机械师等三人因此感染伤寒，其中铃木还为此丢了性命。

2.细菌实验

航空班的任务是实施细菌实验、细菌战和检查细菌战的效果，并各有分工。平泽负责鼠疫菌，增田负责肠伤寒菌，我负责参加安达实验场的飞行（投弹）实验。在安达，进行了前面讲的各种细菌武器的效果实验，投下的有感染鼠疫的跳蚤和肠伤寒菌等。为了检测效果，把被称作“马路大”的俘虏绑在实验台上。另外，我还投放过未装有细菌的实弹，将炸弹里装有带颜色的液体（水）来进行实验。

3.其他任务

除细菌战实验和检查效果外，航空班还有其他任务。一次，航空班承担了用飞机从埼玉县春日部运输老鼠的任务。据说春日部有一万户农家饲养老鼠，这些老鼠是被用来制造鼠疫菌的。送往地不仅有哈尔滨，还有新加坡、爪哇等地。用大木箱装入老鼠，一次运五六箱。

航空班的另一任务是运送731部队的干部、宪兵往返东京、哈尔滨、南京、杭州等地。仅有一次，从平房到安达运送过“马路大”，平常是用卡车运送。因为在安达频繁使用“马路大”来进行实验，所以那次用飞机运送，当然是以实验为目的。

有时，航空班一人驾驶小型运输机从杭州到上海、南京运送货物。货物的大小和重量像茶箱，是海军御用商人儿玉誉士夫[5]中介的货物。

四 在杭州实施的细菌战

1.到1940年夏秋，我奉命在杭州实施了3个月的细菌战，航空班包括班长增田在内至少2/3、20余人参加了这次行动，其中有飞行员5人，机械师15人，另外还有731部队负责细菌武器（研制）的山口班成员以及731部队的宪兵、翻译2人。队伍使用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和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出发赴杭州。另有一部分山口班的队员乘船前往。731部队的头目们把这次行动称作“杭州作战”，但没有把作战的内容告诉下级队员。

2.在杭州的任务

我在杭州的任务是用飞机运输器材和在东京、南京、哈尔滨之间运送731部队的干部。飞机场是利用国民党在笕桥建设的飞行学校的机场。在杭州实施的细菌战，我虽然没有参加，但听其他队员讲过作战前后的情况。

1940年秋，增田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投弹手同机，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在两个箱子里，箱子被设置在飞机的机翼下。攻击的地区是衢州，称“衢州作战”。这次攻击携带的两个箱子中有一个在衢州上空打开，播撒了跳蚤；另一个箱子出现了故障，中途丢弃了。

此后，增田、平泽、佐伯又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出动，细菌攻击的目标是衢州、宁波、杭州，称“宁波作战”。基于前次的失败，放跳蚤的箱子缩小，改成流线型，把五层左右的箱子平摞起来，里面装有跳蚤。投下时用电磁铁控制箱子的前后门，打开后，风力就把跳蚤吹落。箱子放在飞机的机翼下。

还有一次进行细菌战的效果实验，由八八式二型飞机播撒感染鼠疫的跳蚤。荻原驾驶飞机，卫生兵今村担任投弹手，山口班的技师负责装箱操作。

那次实验在地上放有检查板，检查散播在地上的跳蚤能有多少，高度是300～500米，进行低空飞行播撒，实验地是杭州的钱塘江边。我虽然没有参加飞机播撒，但是在飞机播撒后去钱塘江边现场参与了实验结果的检查。

还有一次，在实施细菌攻击作战时，正要打开装有感染鼠疫跳蚤的箱子之际，箱子的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滚成了球，播撒得不理想。返回笕桥机场后，在机场的草丛上打开了箱子，里面跳出大量的跳蚤，慌乱中消毒不彻底，结果造成机场的污染。

杭州作战后，被派遣到杭州的731部队队员全部返回了哈尔滨。

五 在南京实施的细菌战

1.我于1941年秋到翌年计6个月的时间里，从哈尔滨到了南京，731部队航空班全员30余人几乎都集中在南京，山口班也有相当数量的队员到了南京，并把派遣到南京的731部队称作“奈良部队”。航空班所有的九七式轰炸机以及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都调到南京，与南京的1644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队，通称多摩部队）汇合。航空班使用南京城内航空队的飞机场，这里有九七式重型3架，另有AT轻型和重型轰炸机。

2.据我所知，731部队在南京进行了两次细菌攻击。航空班的平泽驾驶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在轻金属的箱子里装入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跳蚤是从哈尔滨空运过来的。攻击目标是常德，在常德上空约200米的地点播撒，事后听说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效果。

3.奈良部队的生活。在奈良部队，所有队员都被命令改换名字，我姓“桂”，增田是“赤城”，樱永改为“大江”。奈良部队不穿军服，只佩戴襟章，但实际上有人戴有人不戴。我戴中尉襟章，樱永是大尉，增田是少佐。队员中有的留长发，有的穿T恤，着装、打扮都比较自由。我们住在偕行社[6]三到五层的楼内，大楼位于南京的闹市区，原来是军官的住所，731部队的增田、樱永、今村、平泽、稻森、荻原和我都住在这里。偕行社除了旅店业外还经营军用物资，可以提供便宜的生活用品。731部队的队员只要有证明书，什么物资都可以得到。

在南京我曾奉命破坏距离二三十分钟航程的一个飞机场。稻森驾驶重型轰炸机先出发，我驾驶AT运输机后起飞。可是，到了目的地后不见稻森上来，原来他的飞机在南京失控坠落了，我赶回时他的飞机已经起火冒烟。

六 6次飞行事故

我在731部队航空班主要承担运输任务，731部队使用的多是旧机型，所以事故很多。我先后遭遇了6次事故，分别是驾驶重型轰炸机3次，双发轻型轰炸机1次，单发轻型轰炸机1次，轻型运输机1次。

第一次原定樱永驾机，我说：“还是我来吧。”结果途中引擎突然熄火，飞机迫降在一条小河的土坝边。

第二次是在岐阜，和荻原一起驾驶重型机，从立川向哈尔滨运输老鼠的途中，两个引擎都出了故障，又在低空，最后降落在一片松林里，撞倒了十五六棵树。

第三次也是驾驶重型机，在距离越南西贡市30分钟航程的地方发生事故，控制速度的抵抗板又放不下，同机的两名机械师鼓捣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最后飞机越过了西贡机场，迫降在一块田野上。这之后我有1周左右都小心谨慎。

第四次是在哈尔滨机场，进行双发轻型机的飞行实验，机身着了地，幸好没有出大事故，也没受伤。

第五次在哈尔滨驾驶单发轻型机，事先虽然进行了检修，但汽油罐的阀门打不开，在飞行过程中又不能更换，只好迫降在哈尔滨的民用机场。飞机起落架折断，机翼也损坏。

最后一次是在哈尔滨驾驶轻型运输机，离地30～50米时引擎突然停止运转，挂在高压线上坠落，我被磕掉了4颗门牙。

七 战争结束后回国

1945年8月11日，我在哈尔滨接到上级的转移命令，航空班可以立刻离开，但有命令行前要毁灭证据，我们就烧了飞机库、宿舍和破损飞机等。8月14日，驾机飞往奉天。在奉天住了一宿，听到了“玉音放送”[7]，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第二天驾机从奉天飞到朝鲜半岛，在汉城住了一宿。后通过釜山往九州，在民用机场降落。在九州住了1周左右后，因天气恶劣，经海岸线返回熊谷。

以上是我在731部队7年的经历。731部队开发细菌武器，并把它用于实验和实战，在中国各地播撒细菌是确定无疑的。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2辑，第51～67页。）

中国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8]

中村明子

一 关于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湖南常德开始流行鼠疫，1942年3月后又发生第二次流行。在鼠疫流行之前，日军飞机向这一地区投撒了谷物等异物，时为1941年11月4日。11月12日，第一位患者入广德医院检查，主检医师和检验师分别是谭学华和汪正宇。他们最初就怀疑病原体是鼠疫，所以进行了鼠疫菌的检查。他们之所以怀疑是鼠疫菌，是因为1940年10月上旬在衢州，10月下旬在宁波都发生了鼠疫的流行，而且在发生前都有日军飞机投下异物的事实。经过检查，1942年12月，广德医院检验师汪正宇做出报告，报告包括患者解剖结果的医学鉴定，以及医师谭学华的诊断结论。

在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时，鼠疫研究权威陈文贵和鲍里查[9]被派往现场，进行调查和指导，其内容就是对广德医院患者进行诊断和对投下物进行检查研究。

陈文贵于11月24日到达常德，12月1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英文）。鲍里查12月21日到达常德，12月30日提交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他建议当局对感染鼠疫菌的老鼠进行跟踪检查，以研究应对鼠疫的对策。

根据鲍里查的建议，在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之时，王诗恒和容启荣写出了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研究报告，在他们的报告书里，记载了患者的住所、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发病日期、诊断结果、治疗内容等，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本证词是以这第一手资料为中心，来分析常德流行鼠疫的因果关系。另外，本证词利用的史料还有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做出的《湖南省防治常德桃源鼠疫工作报告》，报告了湖南常德及其近郊鼠疫流行的经过和各种报告书的情况。

1.关于常德投下的异物与初发鼠疫患者的细菌学、临床医学检查报告——检验医师汪正宇的记录

1941年11月，在常德流行鼠疫之前，人们就说日本飞机向这一带投下了带有鼠疫菌的异物。经现场检查，发现异物是谷物，送到广德医院，由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师汪正宇进行了检查。

广德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是常德地区唯一具有住院治疗设备和100张床位的医院，从初发患者的检查到死后的解剖检查，都在广德医院进行。在感染症流行疾病的疫学解析中，对初发患者的诊断是重要的，必须要有详细的诊断经过记录。而初检检验师汪正宇的检查记录是判断常德鼠疫流行原因的重要证据之一，以下引用之，并对其检查内容予以研讨，来验证它的可信性：

民国30年11月4日早，一架敌机飞来常德上空，低空来回飞行后投下大量粟、麦之类，之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及乡镇公所分别将收集到的少量粟、麦送到医院检查。（当时医院检验师的报告书，下同。）

1941年11月4日早5时左右（《井本日志》记为6时50分），一架日本飞机飞到常德上空，在雾中低飞，投下谷物、棉类和颗粒状的不明物，投下地点在县城中心的关帝庙街、鸡鹅巷及东门附近。下午5时警报解除后，投下物的一部分被送到位于东门附近的广德医院。投下物从投下到采集经过了约12个小时，检查随后进行。

（1）涂抹标本检查

我们检查的方法如下：第一阶段将敌机投下的粟、麦放入少量的无菌生理盐水中浸泡，15分钟后用多枚无菌纱布过滤，除去谷物。将过滤液用离心沉淀器沉淀，将沉淀物做成标本（切片），凝固后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在显微镜下检查，发现除多数革氏阳性杆菌外，还有少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更增强了最初的怀疑。

这里所进行的检查，符合鼠疫诊断中“涂抹标本”检查的规范，当然，被检查物是谷物，不是活体。一般说来，检查材料被大量病原体感染时，首先要做成检查材料的标本（切片），对染色标本进行显微镜观察，这是现在也利用的手段之一。而且，对检查材料实行无菌处理，可见检查是慎重的，对检查的结果也做出了客观的记录。也就是说，因为谷物常含有杆菌类，发现多数革氏阳性杆菌是正常的。

但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少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于是“增强了最初的怀疑”。因为两极着色阴性杆菌除了鼠疫菌外没有其他菌种，不能不推断为鼠疫菌，而且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是早期诊断的重点，所以推断是充分的。

（2）培养检查

为了检证是否确实，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细菌分离培养。惭愧的是，我们的小医院受人员、财政的限制，数年来几乎没有进行细菌培养，立刻准备适当的培养基有困难。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想到我院一位因肝硬化入院的患者，腹腔中有大量积水，不得已用无菌法抽出30毫升腹水，分装入三个无菌试管内，其中两个培养敌机投下的谷物，另一个培养普通的谷物以做比较研究。试管放入恒温箱24小时后检查，装入普通谷物的试管中液体清澄，而放入敌机投下谷物的试管液体却混浊，将混浊液做成标本，经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多数革兰阴性的两极着色杆菌，经测微仪测定，平均1.5×0.5百万分之一厘米。而用来做对比的培养液经同样方法检查，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细菌，没有发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这样，越发增加了我们的怀疑。

以上进行的程序完全符合“培养检查”的规范。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检查室的设备以及检查材料不能说是完备的。尽管条件简陋，但还是想方设法通过培养证明鼠疫菌的存在。特别是在没有琼脂培养基的情况下，利用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腹液，进行了细菌的培养。而且用了两个试管装进投下谷物，为了对比又用一个试管装入普通谷物，对照检查以求得检查的客观性是十分重要的。检查的结果，“培养对比谷物的试管液体澄清”。谷物中常见的杆菌类是一定能够呈现出来的，因为杆菌类在培养液里不能均衡发育，也很少呈现浑浊。

另外，通过涂片检查发现了多数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这当是杆菌类无疑，而且“培养投下物的试管中的液体相当混浊”，说明受检材料污染程度甚高。还有，经涂片标本检查，“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杆菌，用离心沉淀器测定大小，平均为1.5×0.5百万分之一厘米”。可以看出，他们第一阶段的涂片检查是对少数细菌的检查，而利用培养液检查则是对多数细菌的观察，再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大小及染色体，推断是鼠疫菌无疑。

总之，检查的结果是客观的，从细菌学的角度是能够站住脚的。

（3）动物试验

从谷物的培养液里发现了可疑的两极着色阴性杆菌，我们决定进一步检测它的感染力。因不能立即捕捉到家鼠，当地又没有饲养的土拨鼠，只好用两只白兔做实验。但让白兔感染鼠疫是困难的，只能进行多次实验。首先对白兔观察2～3天，确认它们的生活、饮食没有大的差别后，再测其体温在华氏102°～103°间，然后于11月10日上午，将敌机投下的谷物培养液0.5毫升和无菌生理盐水1毫升注射到白兔甲的腹部皮下，为了对比，对白兔乙注射了无菌的生理盐水，然后隔离观察。结果，白兔甲的体温升高到华氏104°，白兔乙则没有变化。之后，没有发生特别异常，所以实验停止。

上述进行的就是动物实验，因为没有容易感染鼠疫的老鼠或土拨鼠，用兔子做实验是不合适的，但使用了大型啮齿动物兔子。实验者不只给兔子投入了培养液，投入前观察了兔子的健康状态，投入后又隔离以避免交叉感染，可见实验是为了得出客观的结论而慎重地进行的。

实验的结果没有主观认定，因为仅有体温的上升变化，所以停止了实验。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兔子做实验是可以理解的。

11月11日，许多人传说着城内有块区域发现许多老鼠尸体，出现急性病人，病人发病后1～2天死亡。我们设法收集死老鼠，并期待患者来院治疗，但没有搞到这些老鼠。

鼠疫流行前，出现死老鼠有着重要的意义，汪正宇等人想收集死老鼠，又希望病人来院，但到11日仍没有病人来院。

（4）临床诊断

12日早，一位少女（大约12岁）由母亲领着来院，经医师详细检查、询问，怀疑是鼠疫或者恶性疟疾，于是进行了血液检查。结果白细胞12050个（1平方厘米），中性多核细胞88%，淋巴细胞8%，单核细胞4%，血球膜中没有发现疟疾原虫和其他寄生虫，但发现与敌机投下物检出相同的两极着色杆菌，遂让患者住院，严重隔离。到13日病情恶化，从上腕静脉采血做成标本，经染色进行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量两极着色杆菌，与马恩松（Manson）与巴哈尔（Bahr）二人所著的《热带病学》第222页中的鼠疫杆菌图完全相同。患者当日早8时因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

以上的临床诊断是医师根据患者的症状怀疑是鼠疫或疟疾，所以进行了血液检查，因患者白细胞增加认定为鼠疫，1毫升白细胞数在10000～15000个，而患者是“1毫升12050个”，从白细胞像来看，如中细胞增加显著、有8成或9成，可判断为鼠疫患者，而被检查的患者的中性多核细胞为88%。另外，鼠疫患者发病的同时，淋巴球明显下降到10%以下，被检查患者的“淋巴细胞8%，单核细胞4%”。

以上的结果很清楚，血液检查提供了客观的诊断资料，都与鼠疫的血液样像符合，患者的疾病确实是鼠疫。

检查医师还实施了患者的血液涂片标本检查，患者来院的12日，“发现与敌机投下物相同的两极着色杆菌”，在病状恶化的13日，“从上腕静脉采血，做成标本，经染色进行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量两极着色杆菌”，并参照《热带病学》，得出患者确实患鼠疫的诊断。

（5）尸体解剖的细菌检查

同日午后4时，红十字会救护分队的肯特医师和医院的医师共同进行尸体解剖检查，发现体内淋巴线红肿大，肝脏充血，脾大色浓，肾脏肿大，心肺及浆膜黏膜肌肉有广泛出血痕迹。抽出少量脾脏血液进行琼脂接种培养，做出标本、染色，结果发现两极着色杆菌，与从静脉采血检测的结果完全相同。14日，将琼脂培养的细菌基做成标本，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仍然是两极着色革兰氏阴性杆菌。并把死者脾脏的血液标本送到长沙湘雅医院吕静轩医师处，请其检查，吕医师也认为近似鼠疫杆菌。之后，红十字会细菌学系主任陈文贵亲自检查死者的血液标本，毫无疑义地确定是鼠疫杆菌。

从上述解剖检查所见，各器官出血性的病变都显示了鼠疫的特征。另外，从死者脾脏采取的血液经过琼脂培养基的培养，以及病菌涂片标本和患者死后直接抽取的血液涂片标本对比检查，都确定了患者的死因是鼠疫。

（6）鼠疫的确认

从前述的各检查结果以及临床症状，最终确认患者患败血症鼠疫。此后来诊断的患者络绎不绝，检查的结果都与鼠疫症状相同，鼠蹊淋巴肿胀，有触痛感，采液做成标本、染色观察，发现两极着色鼠疫类杆菌。为此，会同当地卫生部门给卫生署拍发电报，要求派专家来常德确认，并防止其流行。

以上基于检验技师汪正宇的记录，可以从当时的诊断技术探讨他们的检查是否得当。如果考虑当代传染病学的常识，他们利用腹水代替培养基，在动物实验中又利用兔子代替老鼠，是存在不够精细的问题。但是，在1941年，他们在普通医院里进行细菌检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检查中还始终贯穿客观精神，对此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而且从检查的结果以及对检查结果的解释来看，担当检查和诊断的医师的技术水平也是不可低估的。

2.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的原因

1941～1942年在常德流行的鼠疫，按照患者出现的时间经过分为第一次流行和第二次流行。第一次流行始于1941年11月11日，出现因败血症发病的3名患者。11月12日，又出现被诊断为线鼠疫的2名患者。11月23日、12月13日、12月18日和1942年1月11日，再先后发现4名被诊断为线鼠疫的患者，总计8人，这是从初发患者后历时两个月的小流行。在鼠疫第一次流行时，陈文贵被派到现场展开调查，他与鲍里查的报告书都推定鼠疫流行的原因是日军飞机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以下检证两个报告的内容。

（1）陈文贵报告书

陈文贵报告书（Report on Plague in Changteh，Hunan）作为常德流行鼠疫的记录，由中国卫生署保存下来。陈文贵是1936年受国联卫生部邀请，赴印度哈弗肯（音译）研究所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1941年11月常德发生鼠疫之际，作为鼠疫专家被派往常德。从11月4日到12月2日，进行了8天的调查和指导。当时，他携带了鼠疫诊断必需的实验器材及预防用的菌苗、治疗用的磺胺类药物等。陈文贵到达当日，即11月24日，就对当日死亡的患者进行了解剖和细菌检查，同时还检查了此前死亡的5名患者的临床记录，所做的结论都是鼠疫。

陈文贵在11月24日前，计检查了6名鼠疫患者，包括11月18日发病、19日死亡的一名男性。但是，对于这名男性，在王诗恒和容启荣的报告书中没有涉及（截至11月24日）。

陈文贵的报告书有以下几个要点。他对11月11～24日死亡的6名患者的结论是，11月4日早，日本飞机散布的投下物是鼠疫发生的原因。结论如下。

（1）从1941年11月11日到24日，常德发生了鼠疫。

（2）鼠疫发生的原因是日本飞机投下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其根据有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飞机投下谷物类之前，常德不属鼠疫污染区。

第二，常德流行的鼠疫又不可能受临近地区污染流传所致，因为距离常德最近的鼠疫污染区衢县距离常德2000公里。（原报告书2000公里，实际600公里）

第三，常德发生鼠疫的地域，正是飞机投下谷物的周边区域。

（2）鲍里查报告书

鲍里查是研究鼠疫的第一人，1921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的WHO医院工作，1945年在WHO新设的传染病医院工作，这一年著有Plague（《鼠疫》）。1941年，他是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外籍专家，为调查鼠疫情况被派往常德。1941年2月21日，鲍里查到达常德，之后在常德进行鼠疫的调查研究，滞留达一年之久。鲍里查到达常德后就确认鼠疫流行是日本飞机散布投下物所致。1941年12月30日，他给卫生署长金宝善提交了报告书。该报告书可能参照了陈文贵的报告，内容有相似之处。但他作为研究鼠疫的世界级权威，详细解析了常德初期流行的鼠疫，并阐明了鼠疫感染的路线，这一记录具有重要的意义。

鲍里查报告的要点如下。

第一，1941年11月4日早，日本飞机向常德市内的一些地区投下了混有某些物质的大量谷物。

第二，11月12日入院、翌日死亡的患者，在其生前的血液和死后脾脏抽出的涂片标本中，发现大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确认是鼠疫菌。

第三，从第1例开始，连续发现6例，通过显微镜观察均确认是鼠疫。6名患者中1人确诊为败血症鼠疫，另5人淋巴结肿大。到12月20日，发病的7名患者都是常德居民，都感染了鼠疫。

第四，虽然未能从投下物中检查出鼠疫菌，但是从11月4日以来（日机）的连续攻击以及常德发生鼠疫流行的结果看，不能排除其因果关系。理由如下。

第五，鼠疫菌在无生物的情况下难以长时间存活，本例中多数革兰氏阴性杆菌混有的地方，即使存在鼠疫菌，也难以靠培养增殖，所以，在培养液中没有发现鼠疫菌，鼠疫菌不附着在谷物上也不会失去生路。

第六，根据印度鼠疫研究调查团和其他研究者的实验，土拨鼠类的啮齿类动物即使同感染鼠疫菌的无生物长期接触，或者投入多量污染鼠疫的饵料也不会感染鼠疫，所以，飞机投下的谷物中是否感染了鼠疫并不重要。

第七，人类接触感染鼠疫的谷物而感染鼠疫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飞机投下物中存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以跳蚤为媒介，人才有可能感染鼠疫。

第八，投入常德的谷物、棉絮、布片等能很好地保护跳蚤，想到跳蚤是（鼠疫）媒介是很自然的道理。

第九，初发患者于11月12日入院，这以后（日机）连续攻击的8天，正是感染鼠疫的跳蚤从投下到叮咬人类的适宜时期，鼠疫跳蚤可以在数周或数月间传播鼠疫，最初出现的6名鼠疫患者都是飞机投下大量物质的两个地区的居民，只有1名是近邻居民。

第十，常德流行的鼠疫是敌人所为的假定是不可否认的，根据是：a.中国湖南从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b.距常德最近的曾流行鼠疫的地区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南部，如果从这两地流入，最快也需要10日以上，而且两地的鼠疫要发生在常德之前；c.常德与浙江、江西靠江河交通连接，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利用船运；d.常德出产稻米、木棉，附着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的稻谷木棉类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运送过来。

第十一，根据以上的观察和考虑，毫无疑义，常德流行的鼠疫与11月4日日机的攻击相关。

第十二，当前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印度老鼠跳蚤也不多见，所以此次流行的鼠疫不可能与老鼠有关联。

鲍里查的报告，认定了常德流行的鼠疫中“投下物的存在”和“患者的出现”的因果关系，并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论证，结论是鼠疫流行的原因是投下物中感染鼠疫的跳蚤。而散布投下物的日期到发病者出现的日期也同线鼠疫的潜伏期一致，发生线鼠疫则是由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所致。在常德患者出现的地点，没有发现以跳蚤为媒介的感染鼠疫的老鼠，所以跳蚤直接叮咬人的推断成立。

再看表1：

表1 鼠疫患者的发病日期及其距投下物的间隔天数表

从投下物被播撒到鼠疫患者出现的间隔天数，7例中有4例在8天之内，符合线鼠疫的潜伏期，其余3例为鲍里查所说的感染可能期。

3.陈文贵、鲍里查报告阐明了鼠疫感染的路线

（1）陈文贵和鲍里查的报告里，分析因常德投下的传染物体而流行鼠疫的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感染鼠疫的跳蚤直接叮咬人体而流行鼠疫的可能性很大。老鼠吃了感染鼠疫菌的投下物，然后感染跳蚤，再感染到人身上。陈文贵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对收集的投下物进行培养和动物实验都没有发现鼠疫菌；二是敌机投下谷物类后，在常德没有发现鼠类的大量死亡。

鲍里查的报告书里也指出了陈文贵报告中提出的两条理由，即通过两支试管对投下物进行培养和涂片标本检查，没有发现鼠疫菌；死亡的老鼠也没有剧增现象。

两个人的报告没有差异。鲍里查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感染了鼠疫菌，但鼠疫菌在无生物上不能长期存活，即使人或老鼠长期接触或食用了投下的谷物也不会感染，这是经过印度调查团实验的结论。

第二条路线是谷物被投下的同时，感染鼠疫的跳蚤也随之落下，受谷物的引诱，老鼠接触感染鼠疫的跳蚤，然后附在老鼠身上，于是鼠疫开始在老鼠之间流行，并传染到人体。陈文贵的报告书中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与调查时所见的各种事实有异。4例鼠疫患者都是在谷物投下后的15天内发病，没有经过老鼠之间的流行，老鼠间的鼠疫流行需2周的时间，那么人的流行要在老鼠流行后2周才有可能。

第三条路线是感染鼠疫的跳蚤直接叮咬人体，而引起鼠疫的流行。陈文贵的报告书中指出：一是鼠疫的潜伏期在3～14日之间；二是6例患者都居住在敌机投下物最多的地区。根据以上两个理由，结论是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

鲍里查的报告也推断为第三路线，但还认为第二条路线是以后鼠疫流行的隐患，存在着危险。

鲍里查在报告书的最后指出，鉴于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当前还不能断定在老鼠中是否流行了鼠疫。之所以保留第二条感染路线的意见，是因为现在还只能检查有限的老鼠，这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继续调查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鲍里查主张继续进行调查。

鲍里查的担心果然在后来成为现实，在他暂时离开常德，并于1942年1月中旬再次返回常德进行调查时，果然发现了感染鼠疫的老鼠，而且数量剧增，接着发生了3月末开始的第二次流行。

（2）陈文贵和鲍里查都得出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的结论，理由之一是从日机投下物中没有检查出鼠疫菌。

但根据汪正宇的报告，直接从被投下的谷物和培养液中检查出鼠疫菌，两者的“矛盾”可以说明从谷物投下到开始检查之日时间的差异。

汪正宇的检查从更早就开始了，11月4日早5时左右谷物投下后，下午5时就把谷物送到检查室。而陈文贵的检查是在谷物被投下后三四天，请鲍里查观察试管里的培养液，用显微镜观察以及利用土拨鼠实验的情况都是在12月23日，距谷物投下已经过去49天。如前所述，附着在谷物等无生物上的细菌，由于菌种的不同会迅速死去，从细菌的生态看，有些菌种会长存，或者共存，这要根据寄生体的不同而决定。鼠疫的寄生体是老鼠类啮齿类动物或跳蚤，在这些生物中能长期生存，而附着在谷物上的鼠疫菌会在数日间就死去。

能够与谷物共存的细菌有革兰氏阳性杆菌类细菌，所以从投下的谷物中观察到多数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而只有汪正宇从投下的谷物中检查到少数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怀疑是鼠疫菌），这也就不奇怪了。

（3）汪正宇观察到少数革兰氏阴性杆菌，虽然量少，但十分重要。

使用细菌武器，如果将鼠疫菌附着在谷物上，那么检查投下物时将有多数的鼠疫菌，而从谷物中检查出鼠疫菌的时间，应比少数菌附着的时间更长。此次检查出少数的鼠疫菌，应该不是人为地将鼠疫菌附着在谷物上，而是因为投下的谷物中混有感染鼠疫的跳蚤，跳蚤排泄的鼠疫菌污染了谷物，所以在初期的检查时被检查出来，如此考虑就很自然了。

陈文贵和鲍里查在常德调查结束后10天提出了报告书。卫生署之所以派鼠疫专家鲍里查博士去常德，就是考虑到长期战略要阻止鼠疫的流行。为了不使鼠疫演变成地方病，必须消灭感染鼠疫的老鼠。博士被派到常德后不久，就开始着手查找感染鼠疫的老鼠。1942年2月以后，他观察到感染鼠疫的老鼠开始增加，随后鼠疫患者也呈多发趋势，常德开始了第二次鼠疫的流行。

12月12日，陈文贵在提出报告书的同时，将鼠疫流行情况以英文论文形式分送各国大使馆，虽然检查的技术不够完善，科学的证明尚不够充分，但其目的是把常德流行鼠疫的情况和因日军的使然通知给各国使馆。

4.关于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原因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湖南常德流行起第一次鼠疫，在经过约70天的间隔期后，再次发生了鼠疫流行。从1942年3月到6月，有34名患者报告，包括第一次流行总计出现42名患者。关于常德鼠疫的流行，有容启荣编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和S.H.WANG（王诗恒）的Report of Plague in Changteh。这些资料不仅有42名患者从发病到结果的经过记录，而且详细记录了感染鼠疫的老鼠的日别检查情况，作为疫学解析的情报具有极高的价值。

鼠疫原本是啮齿类动物间的传染疾病，通过跳蚤为媒介传播，所以鼠疫的自然流行一定是啮齿类动物流行在前，而人类流行在后，会出现感染鼠疫老鼠的大量死亡。所以，如果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乃是鼠疫流行的前兆，作为鼠疫疫学的解析，检查染有鼠疫菌的老鼠的有无是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以容启荣和S.H.WANG的报告为基础，对常德发生的鼠疫进行疫学上的解析。

（1）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情况

常德第一次感染的鼠疫患者都居住在日机投下污染谷物和棉类的地区及临近地区，而且第一次鼠疫流行时只有人受到感染，没有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证实这次鼠疫流行不属于自然流行的状态。

第二次流行从1942年3月20日到7月9日约4个月时间，患者达34人。因为第二次流行发生在第一次流行后的两个月，所以在人感染鼠疫前，发现了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第二次流行的鼠疫乍一看似乎是自然流行状态，是由于在第一次流行时防疫工作不够充分，感染鼠疫的老鼠带菌越冬，到春天活动期再起造成，可见，第二次流行与第一次流行有着密切的关联。

（2）常德流行的鼠疫系人为流行的可能性

1941～1942年常德流行的鼠疫，不属于自然流行的决定性证据，在《井本日志》中记载了（人为）实施情况，在《井本日志》的1941年11月25日日志中记载：“4月11日早，接到目的地气候良好的报告，97轻一架出发。雾深，降落H（高度）搜索，H800附近有云层，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一面的容器开启不充分，将容器丢在洞庭湖，粟39千克，其后岛村参谋搜索。”

实施内容是在常德附近撒播粟。另外，在井本11月6日、20日的日志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常德鼠疫的报告。

（3）在投下鼠疫菌的发生源，鼠疫发生的变化

日机投下的所谓“粟”，实际是感染鼠疫的跳蚤。这些感染鼠疫的跳蚤被投在该地区后，第一个可能是跳蚤叮咬人而发生鼠疫。第一次流行时的8名患者，都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初发患者于11月11日发病，是11月4日日机投下（跳蚤）后直接被其叮咬，到了第8天出现败血并发症，符合鼠疫的潜伏期。第一次流行期的患者都是在11月4日投下物撒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发病的，这是感染鼠疫的跳蚤在冬期两个月的时间里继续带有鼠疫菌的结果。对照豪登雷德（音译）的报告，直接被投下跳蚤感染（叮咬）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

第二个可能是投下的鼠疫跳蚤附着在老鼠的身上，然后传染给其他跳蚤，再传染到人身上。第二次流行极大可能是经这条传染路线发生的。第二次流行时发病的34名患者中，线状鼠疫12人，败血症鼠疫13人，肺鼠疫8人，线状鼠疫和败血并发症1人。根据鼠疫病症的临床观察，肺鼠疫是经患者的唾液直接传染给他人，线状鼠疫和败血症鼠疫是跳蚤直接叮咬所致。

（4）流行的扩大所带来的鼠疫老鼠的存在及其动态变化

常德鼠疫的流行，第一次是在人之间中直接发生的，没有发现死亡老鼠的记录，正因为没有发现死亡的老鼠，说明不是自然流行的。从1942年3月末开始的第二次流行，在人之间流行之前，首先发现了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导致人之间鼠疫的流行。

在常德，最早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是在1942年2月4日，直到3月23日，发现的数量逐增。第二次流行的初发患者是在3月20日发现，距最早发现鼠疫老鼠46天。到4月2日，感染鼠疫的老鼠持续增加，以这一天为高峰逐渐转为减少趋势，到6月中旬持续减少。而鼠疫患者从3月20日发现第一例开始，二次流行的患者陆续增加。4月13日3人，4月14日2人，4月中旬是高峰，以后逐渐减少，到6月13日第二次流行大体结束。此后，对常德、桃源等地继续进行详细的疫情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但还是检测出少量感染鼠疫的老鼠，这意味着还存在着鼠疫流行的潜在危险。

（5）桃源县莫林乡鼠疫的流行

1942年5月，距常德约32公里的桃源县莫林乡开始流行鼠疫，属于肺鼠疫流行。原因是常德第二次流行最盛的5月4日，一位常德男性返回莫林乡，该患者在常德感染了鼠疫，从而引发了莫林感染鼠疫的可能。从疫学上讲，莫林鼠疫的流行也应纳到常德的第二次流行范畴。患者发生肺鼠疫后，通过唾液传染给看护的家属，接触之人随即发病，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状态。这次流行，包括初发患者共死亡16人。

（6）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的流行

1942年10～11月，距常德约23公里的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也发生了鼠疫的流行，仅获得报告的死亡人数即达36人。这次流行因为没有详细的记录，还不能断定其传染源，但发生在常德之后，（常德鼠疫）流行到防疫手段薄弱的农村是可想而知的。

（7）常德、桃源、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的第一次流行

在1954年由WHO出版的Plague中，作者鲍里查对常德发生的鼠疫流行是这样记述的：

1941年，在湖南常德发生了因细菌战而流行的鼠疫，之后，（鼠疫）在老鼠中也猛烈流行，出现了约100人的病例。

其中约100人的病例之说，系指常德42人，桃源16人，石公桥、镇德桥36人，合计94人。鲍里查对常德、桃源、石公桥、镇德桥第一次鼠疫的流行，已明确认定为细菌战的结果。

二 日军与细菌战

1.日军对细菌战的看法

战争结束已有50余年，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当时的日本军队是如何考虑实施细菌战的呢。1942年3月6日，关东军牧军医中佐做了一次“关于细菌战”的讲演，读了他的讲演记录，我们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以下是牧军医中佐讲演的概要。

*细菌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可以使用。

*弹药只能使用一次就失效，实施一次细菌攻击，以后会持续流行传染病，能产生持续的影响，这同普通兵器有别。

*细菌是人的肉眼看不到、又不注意的，可放手使用。

*由于能长时间传染疾病，发生战争后，能威胁到作为交战国原动力的国民的日常生活，并给予各种精神的威胁，这便是细菌战的特长。

*为什么发生了传染病，是因为受到细菌攻击，如何预防，如何处置，都是难题，此乃细菌战的特征。

*同毒气不同，不是立即出现反应，不易使人察觉受到攻击（无味），细菌可持续地泛滥和传染，这些特征和不同，即使被批评说是“细菌战”，在任何国家都在尝试实施，都力图获得大的战果。

*关于攻击的方法，利用飞机播撒带有疾病的昆虫，比如带有鼠疫的跳蚤、发疹伤寒的跳蚤、带有病原体的动物的排泄物，以及土拨鼠、老鼠等。

*为了准备细菌战，必须调查城市周围的卫生状况以及地志情况等，是否有医院，传染病的研究情况、研究程度，都必须进行普遍的调查。

*如果卫生的整体状况好，不易流行传染病，则预防接种情况如何，民族具有什么习惯，都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讲演还对细菌战的防御做了如下提示。

*实施细菌战攻击是卑鄙的，同时又是令人恶心的事情，所以现在被指责和厌恶。因此如何防御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攻击要讲究专门的方法，防御也是必要任务，而且特别重要。

*了解敌人的意图，迅速地应对，为此必须周到地准备和研究。

*个人预防法要切实进行，展开不断训练，患了病将受到精神打击，必须断然处置。

*指挥官必须站在前头挑战传染病，仅依靠军队是不能应对的，从平时就要向地方指导防治传染病的方法。

*担心使用细菌武器被说成无人道，或者认为使用了就连续使用，今天不使用了就没关系了的想法是危险的。要考虑到今天虽不使用，不远的将来要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在遭受突袭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使用细菌武器。

以上牧军医中佐的话，解释了细菌武器的威力虽然不能立刻显现出来，但一旦污染开来，其影响就是长期的，所以应该了解它并予以实施。他还举出细菌武器的种种特征，说明（日军）已经把细菌战的实践纳入视野，特别是关于从空中散播感染鼠疫跳蚤的方法，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方法相同。

2.在1941年实施常德细菌战之前，731部队关于鼠疫的研究

（1）鼠疫疫学的研究

从1940年6月中旬到11月下旬，在农安发生了鼠疫，患者353人，死亡296人。同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在新京也发生了鼠疫，患者28人，死亡26人。松村教授发现了上述关于疫学、临床学、细菌学的详细的研究报告，是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室[10]（主任增田大佐）高桥正彦的研究报告（昭和18年4月3日收到），内容是“关于昭和15年（1940）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的流行”，计6篇，内中记载了研究的成果。这6篇报告都注有“密”字，分为《鼠疫流行的疫学观察——农安》；《鼠疫流行的疫学观察——新京》；《流行的临床观察》，附《关于鼠疫血清杀菌的反应》；《流行中细菌检索的成绩》；《关于流行中分离的鼠疫菌》；《流行时防疫实施的概况》等。

在各篇报告中都注有“担任指导 陆军军医少将石井四郎”。可见，这个研究报告是1940年在当时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指导下写成的，又是此前731部队进行的基础研究的野外应用。

这份疫学研究报告，对诸如鼠疫流行的季节性消长，一般民家和患者环境卫生的比较，传染线路的解析，以及在鼠疫流行时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的情况等都做了记述，并指出满洲是鼠疫常发地区，人发生鼠疫的直接传染源是老鼠，媒介则是跳蚤，鼠疫流行的条件是带有鼠疫菌的老鼠要占0.5%以上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实施（细菌）实战纳入了视野。农安流行鼠疫时检出了带菌的老鼠，并认定老鼠身上附着多数带菌跳蚤，但鼠疫菌流入该地的线路不明。报告还提出应更详细地研究鼠疫流行的季节消长和鼠疫菌的越冬等问题。

（2）关于鼠疫菌的细菌学研究

1940年农安和新京流行鼠疫之际，731部队进行了多角度的细菌检索，即从患者身上检出鼠疫菌，并对死者进行了解剖，分别按各疾病（线状鼠疫、肺鼠疫）、各器官、各部位采取了标本，实施了显微镜观察和细菌的培养，还在流行地区捕获了老鼠，并从跳蚤身上分离出鼠疫菌。此外，还从患者和死者身体分离出鼠疫菌71株，从流行地区老鼠身上分离出鼠疫菌29株，从流行地区的跳蚤分离出鼠疫菌9株，从虱子分离鼠疫菌1株，另2株毒性鼠疫菌，存放在研究室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940年在农安和新京流行的鼠疫菌形状、性质相同，而且与此前在731部队保存的菌类相同。

在临床观察中，因鼠疫而死亡的57人都有解剖记录，很可能与1948年731部队向美国陆军提交的、保存在某军队实验场的Q报告是同一版本。该报告书中也记载了57名鼠疫死者的情况。

（3）关于鼠疫血清诊断的研究

是否感染了鼠疫和如何判断疫苗的效果，在针对血清中鼠疫菌的抗体[11]效价测定上，（731部队）进行了全力的研究，并开发出适宜的抗原体。

从鼠疫菌中提取抗原体，进行皮肤反应的研究，检查患者或感染者对鼠疫细胞性免疫的反应。在农安和新京鼠疫流行中，731部队对患者和居民实施了血中抗体价的测定和皮肤反应实验，并得出结论，即血中抗体价如果呈阳性，2～3周后发病，阳性率低时鼠疫感染的诊断性价值也低。

（4）关于鼠疫疫苗的研究

关于鼠疫疫苗，进行了死菌疫苗和弱毒生菌疫苗两项研究，（731）部队队员给流行地区的居民接种，并参考该范围的研究结果，进行疫苗接种次数及抗体持续时间的效果研究，进而改良疫苗。

我国（日本）从事鼠疫免疫研究的春日忠善等人，在1940年曾对野外弱毒生菌疫苗的效果进行了考察，考察的地区是龙江省、兴安省、奉天省内鼠疫流行的8个县，人口145万。春日等人在1937～1939年间专门利用死菌疫苗，1940年以后开始使用生菌疫苗，并在1940～1943年间，对150万居民使用了生菌疫苗。生菌疫苗的接种量为成人1次1.0毫升。用弱毒鼠疫菌株在37℃温度下，经过2天的琼液培养后，菌株浮游在3毫克的盐水中，这样150万人接种1次就需要4.5毫克鼠疫菌。春日等人在野外接种的结果，生菌疫苗同死菌疫苗对比，虽然微量，却有强大的免疫力，比起接种1次生菌疫苗，死菌疫苗或者生菌疫苗接种后再次追加，其免疫效果会大幅提高。

3.在常德实施细菌战后对于鼠疫的研究

731部队在1940年通过对农安、新京流行鼠疫的详细疫学解析，搞清了感染鼠疫的老鼠、跳蚤同鼠疫流行的关系，所以在常德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使该地区发生了鼠疫。

如前所述，对感染鼠疫的跳蚤的研究，世界各国很早就进行了，但多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受恐怖的鼠疫的威胁，所以在研究感染鼠疫的跳蚤、感染的组织、感染的线路方面花费了时间。但731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研究感染鼠疫的跳蚤的重力、旋转次数及在低温下的抵抗力等，多是昆虫学常识之外的研究内容。1942年以来，它们的一系列研究是把感染鼠疫的跳蚤作为兵器来进行开发，有关跳蚤的研究计有11项报告：

①特别是从线状鼠疫疫学的观点上进行研究

②带有鼠疫菌跳蚤的饥饿不同天数别的感染实验

③带有鼠疫菌跳蚤的饥饿天数别的有毒性

④感染鼠疫的跳蚤的二代、三代是否有继承性的研究

⑤23种跳蚤的感染实验及这些跳蚤对大黑鼠的感染实验

⑥不同温度下鼠疫跳蚤的寿命和毒性

⑦低温下鼠疫跳蚤的寿命和毒性

⑧夏季野外跳蚤的生存

⑨跳蚤的繁殖

⑩凯奥毕斯（音译）跳蚤的繁殖

⑾跳蚤特别是鼠疫跳蚤的强韧性

以上的报告内容中，有些也是外国研究者研究报告过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如⑥中，根据温度变化对鼠疫菌的研究，详细查清了把鼠疫跳蚤放在10℃的温度里保存1周，其生存率和鼠疫菌的保存率最好，鼠疫跳蚤在10℃低温保存1周后，移到22℃～27℃保存2周，鼠疫菌的保存率和对老鼠的传染率最好等，详细研究了由于温度的变化鼠疫菌的寿命和感染情况。在⑦中，分别考察了低温10℃、5℃、0℃以及零下5℃、零下10℃下鼠疫菌的生存率，明确了随着温度的下降，鼠疫菌的死亡率增加，鼠疫菌的保存率也下降。另外，还进行了一些奇怪的研究，即把低温保存的鼠疫菌以300转的速度进行15分钟的离心运转，来考察鼠疫菌的生死和细菌保存情况。在⑾中，详细报告了鼠疫跳蚤的坚韧性，通过对鼠疫跳蚤的离心运转，转数分别为每分钟1000转、2000转、3000转，时间为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等。另外，还研究了跳蚤由于孵化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别等。最后，确认了离心运转的时间、转数等几乎不影响鼠疫菌的生存。

4.细菌部队开展研究的保密性和疑问点

从1940～1942年731部队以及南京荣字1644部队所进行的研究情况看，特别是高桥的报告《农安及新京鼠疫流行的疫学研究》，为什么加盖“丸密”[12]呢？如果农安和新京的鼠疫是自然流行的，发表其调查研究的成果本来是正常的。还有，患上鼠疫而死亡的患者的解剖报告，为什么要用Q报告的形式提交美国陆军呢？所以，1940年农安和新京鼠疫的流行系731部队人为所致的疑点极大。在农安和新京鼠疫流行期间，731部队所进行的鼠疫菌的研究，更增加了上述疑点。在细菌感染症的疫学上，考虑到它的流行，要用各种材料分离细菌，再对这些细菌进行比较，研究它们的相互关联。分离的菌类越多，考察的种类越多，菌类状态的一致率越高，相互的关联就越紧密，感染源就可以集中在一点上。

对农安和新京流行的鼠疫，731部队分别从人体、老鼠和跳蚤分离出总计101株鼠疫菌，对21株进行“糖分解性状”处理，结果完全一致，又同其保存的强毒鼠疫的菌株性状一致。在疫学上，可以将感染源、感染线路和患者连成一线，而且，因为731部队保存有强毒鼠疫的菌株，农区户新京鼠疫的流行系人为所致的疑点更不能抹杀。

鼠疫菌坚韧性的研究，作为坚韧性的指标采用离心运转（对重力的抵抗性）实验，比起鼠疫防疫研究，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用到实战上，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731部队也进行了鼠疫预防的研究（疫苗），但没有看到关于治疗的研究，正像牧中佐说的那样，细菌战最重要的是“攻击与预防”，这就是他们的研究重心。

三 结束语：鼠疫菌用于细菌战的残暴性

以细菌为武器，不论什么形式，细菌散布后病原微生物并不使人立即感染或发病，而是经过固有的潜伏期后发病，所以，“攻击”的起因和结果的“受害”并不是攻击后就立即表现出来。

使用病原微生物进行攻击时，将持续造成传染病的发生。传染病是现代社会最令人忌讳和烦扰的，患病者常常有隐瞒心理，结果隐匿的患者成了传染源，使传染病扩散到周边区域，时间一久扩大了传染的范围。

传染病最令人感到棘手的是患者的隐瞒。1944年印度西部苏拉特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肺鼠疫，一些感染鼠疫的居民逃亡，当局倾尽全力发现患者并予以治疗，才制止了鼠疫的蔓延。

常德流行的鼠疫，是日军投下感染鼠疫菌的污染物引起的。1941～1942年，在常德城区及近郊发生的鼠疫，上报的患者仅仅是一部分，肯定还有许多患者隐匿不言。当时鼠疫防疫的对策之一是焚烧被污染的房子，为了保护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有意识隐瞒的患者是情有可原的。

比患者患上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而造成的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更加残忍的是，把鼠疫用在细菌战上，给该地区居民带来了恐怖。因为对于该地区居民而言，既要面临传染的危险，还要承担看护病人的恐怖。出现患者的家庭，受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为传染病的流行，很明确地显现出“受害”和“加害”的关系，造成鼠疫流行地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怀疑，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细菌战最大的残暴性，也许就是造成区域社会的崩溃。

我从大学毕业后的40余年间，始终从事细菌感染症的疫学研究，特别是对肠伤寒、赤痢等传染性疫病的研究花费的时间更多一些。

我国的细菌学，特别是在传染病领域所积累的知识，多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获得的，这是研究者私下承认的。战后，随着科学的急速发展，忙于日常研究工作的细菌学、疫学研究者几乎都没能从正面面对过去的问题。

由于此次涉及细菌战的审判问题，我精读和解析了许多细菌战资料。在调查中，对此前细菌感染症领域的研究者所获得的许多基础方面的知识，实际是在战争中通过许多牺牲者而获得的事实，我不能不抱有十分复杂的心情。我之所以出席法庭的鉴定（举证），是前辈们过去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正确记录和保存下来的结果，也是生活在20世纪的细菌研究者的责任，希望我的分析能够促进服务于市民的医学的发展。

附表1 常德地区鼠疫患者一览表

续表

附表2 桃源县莫林乡肺鼠疫患者一览表

附表3 常德县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患者一览表

续表

续表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3辑，2001，第49～126页。）

日本文档资料中记载的731部队和细菌战——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中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

吉见义明[13]

一 日本文档资料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载

1.文档资料的存放场所

1936年，关东军成立了防疫部，1940年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又称满洲731部队，1945年改称满洲第25202部队。有关731部队等日本陆军细菌部队的文档资料，在日本主要存于下列场所：

（1）庆应大学图书馆

加茂部队《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

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

（2）国立公文书馆

陆军技师吉村寿人《关于冻伤》（1941年10月26日）。

（3）狭山市立图书馆

《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日志》（以下简称《远藤日志》）。

（4）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及防卫厅机关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编制详报提出之件的报告》（1939年9月23日），收录有陆军的编制、编制调整及勤务令等资料，包括731部队的资料。

《华北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1944年4月1日～9月30日），系731部队整理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曾转移到美国，后返给日本政府的一部分资料。

《参谋本部作战课井本熊男日志》（以下简称《井本日志》）。

《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撰。

《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塚文郎备忘录》（以下简称《大塚备忘录》）。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业务日志》（以下简称《真田日志》）。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阵中日志》以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军官们的业务日志、派遣军高级军官的阵中日志等，其中包括有关731部队的记述。

上述资料中，加茂部队撰写的《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以及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所撰写的《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还有陆军技师吉村寿人的《关于冻伤》已经公开发表，收录在田中明、松村高夫编写的《731部队作成资料》中（不二出版社，1991）。

《远藤日志》没有公开，但可以从宫武刚撰写的《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每日新闻社，1981）中了解731部队前身——东乡部队的创建和业务情况。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及防卫厅机关所存资料几乎都没有公开，除《华北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中的一部分业务关系资料公开外，其他都没有公开。而且，连那里保存的资料目录也没有公开，所以不清楚这里究竟存有什么相关资料。

战后被转移到美国的731部队的资料，曾经返回日本一部分。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报道，“关于石井部队的第一批资料返回日本后，最初放在外务省复员局保管，防卫厅成立后移交防卫厅，该厅成立战史室后保存在战史室内”。这些资料都没有公开。据悉，防卫研究所对战史资料的公开有严格的内部规定。1982年12月，防卫研究所制定了《关于战史资料公开的内规》，其中第4条对不公开资料的理由做了“说明”：一是保护个人“隐私”；二是有损“国家利益”；三是引起不利的社会影响；四是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资料。

就这样，有关731部队的重要资料，均以“引起不利的社会影响”或有损“国家利益”等为借口被封锁起来。

有关“阵中日志”“业务日志”类的资料从1990年起开始陆续公开，但比起防卫研究所内所存的内容不过是微乎其微。

相信在同731部队有关联或涉及这类情报的高级军官的日志中，一定记载了关于731部队的极其重要的情报，随着这类资料的公开，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许多机密将会被公之于众。

2.日本历史学会研究731部队的情况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但在此之前，美军已同意对731部队的责任者免于起诉，所以这次审判没有追究日军实施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责任。

美国政府为了垄断731部队积累的细菌战资料和技术，隐瞒了731部队的战争犯罪事实。但在战后不久，随着日军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事实被揭露，确切的证据已浮出水面。苏联没有能够获得日军细菌战的技术和资料，转而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对12名731部队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翌年，审判记录用日语发行（《关于起诉原日本军人准备及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诉书类》，莫斯科外国语书籍出版局，1950）。

对此，东京审判时的主任检察官基南和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西波尔特对苏联予以非难，所以伯力审判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也没有引起关注。

1981年，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出版了《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并在研究731部队的学会上连续做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体实验的证据。此后，常石又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了解到当年美军对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讯问的情况，于1984年出版了《标靶·石井》（大月书店）。

1981年，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鲍埃尔依据情报公开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弄清了美国政府为了获得人体实验的数据资料，而对731部队责任者免于起诉的经过。同时，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光文社，1981）和《续·恶魔的饱食》（光文社，1982）出版，通过采访731部队的相关人员，并从美国政府的资料中弄清了人体实验的事实。

1985年，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等人从旧书店里发现了加茂部队撰写的《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以及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撰写的《关于破伤风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通过这些毫无疑义的第一手资料，弄清了731部队利用毒气弹、破伤风疫苗等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发表在《历史学研究》第538期（1985年2月）和《731部队作成资料》上。

之后，美国发表了关于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极密调查报告资料《费尔报告》和《希尔报告》。1989年，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增补版）翻译了《希尔报告》中的一部分，松村高夫1994年出版的《论争731部队》中也翻译了《费尔报告》的总论部分。

但是，由于对日军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研究偏迟，特别是基于日军第一手资料而进行的研究尚欠缺，研究现状还不能说令人满意。

3.《日本军的细菌战》一书的出版

1991年，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从这年的12月开始，我着手进行“慰安妇”的调查。1993年，在持续调查过程中，我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可以公开的井本熊男大佐、金原节三军医大佐、大塚文郎军医大佐、真田穰一郎少将的业务日志。在这些资料里，不仅发现了有关“慰安妇”的重要资料，还发现了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和实战的计划资料，以及许多实战的记录。这样，我同立教大学的研究生伊香俊哉一起，于1993年12月整理出版论文《日本军的细菌战》，接着又于1995年出版了《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1995）。

二 《井本熊男日志》的内容与真实性

1.井本熊男大佐与731部队的关系

井本熊男大佐1903年生于山口县，192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4年晋升大尉，同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936年任参谋本部部员，1937年任大本营参谋，1938年任少佐，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1941年升任中佐，1942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1943年任大本营参谋、陆军大臣秘书官，1944年升任大佐，任军务局副职、中国派遣军参谋等。井本是陆军中的佼佼者，1945年8月，作为第二总军参谋进入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

战后，井本相继出版了《作战日志中的支那事变》（芙蓉书房，1978）和《作战日志中的大东亚战争》（芙蓉书房，1979）。正像书中记载的那样，井本之所以把业务日志寄赠给防卫厅研究所，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公开，他的信念是“尽可能把真实明确地保留下来，相信对于后世是有益的”。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著述里并没有记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井本大佐同实施细菌武器的关联从他1939～1940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开始。据《井本日志》，1940年6月5日，他同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荒尾兴功、关东军副参谋长秦彦三郎少将、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增田知贞军医少佐共同商议了细菌战的实施事宜。此后，他便作为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第一课（作战课）担当参谋负责细菌战的实施任务。1940年10月，他转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还是实施细菌战的负责人之一。而且在细菌战实施时，必须有参谋总长的指示（命令），即大本营陆军部指示（“大陆指”），而“大陆指”的起草当是井本的职责。

井本不只是担任细菌战实施的联络工作，在《井本日志》里还多处记载了他积极参与和推进细菌战的内容。比如，1940年实施细菌战之际，他是中国派遣军的少佐参谋，实施部队是奈良部队，日志中有如下记载：

二、与奈良部队的联系

1.实施延迟的理由。

2.弹药空运外加陆路运输。

3.福岛雇员战死情况。

4.生产量40K（C）、（T）超过（C）。

5.目标宁波（附近部落1K平方1.5）。

金华、玉山1公里×2K（附近部落1K平方0.7～0.8）。

获自山本参谋。

稀释的弹药广泛地散布和浓度大的徐徐落下。后者的目标选定温州（台州、温州、丽水）。

（《井本日志》1940年9月18日）

这里记载的事实在其他资料中也有旁证，如泽田的《阵中日志》（1942年6月25日）记为：1942年浙赣作战时，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反对实施细菌战，参谋本部以强硬方针发布“大陆指”，决定加以实施。对此，担当执行部队第十三军司令官的泽田茂中将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日志中这样记述道：“使用石井部队，总军（中国派遣军）也陈述了反对意见，但大本营不予应允，发下‘大陆指’，因为是命令没有办法，为了抑制年轻的作战课人员，必须靠总长（参谋总长）的力量，甚是令人遗憾。”其中，对“年轻的作战课人员”予以非难。

对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第十三军司令官的意见，井本是清楚的，他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派遣军“不予信赖，视作麻烦，这是现状，将来要予以相当的考虑”。（1942年7月25日）

以上可见，井本是推进细菌战的作战课年轻幕僚的中心人物，不是没有权限的联络人员，因此在井本大佐的手中，应该有关于细菌战的重要机密情报，所以他的日志的可信性也是极高的。

2.《井本日志》的性质

《井本日志》现存内容自1937年9月27日到1943年2月12日总计23册。日志附有下列“经历表”（来历）：

“本史料是原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大佐（陆士37期）于1959年9月寄赠给战史室的。（井本）昭和13年9月至14年9月任职参谋本部第二课（作战课），昭和14年10月至15年10月为中国派遣军参谋，昭和15年10月至17年12月任职参谋本部第二课（作战），昭和17年12月至18年2月为第八方面军参谋。本史料是其人其间的业务日志。”（岛贯武治）

岛贯武治曾任参谋本部铁道课长、第一方面军参谋等职，战后任防卫厅战史室室长，这样的人物是不会把《井本日志》的来历记错的。而且如同岛贯讲的那样，这不是井本大佐的个人日记，而是工作的业务日志。另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实这一点。

第一，如果是私人日记，应该记载私人家族或家庭的生活情况，但该日志中，个人的行动、兴趣、游玩等都没有记述，自始至终都是公务事宜。

第二，井本在参谋本部第二课工作时（1938年8月19日～1939年3月16日），日志第3卷的封面上，就写有“业务日志卷一”的字样，是他本人的亲笔。

第三，日志第18卷的封面上写有“军事极密 昭和17年4月12日～7月18日 业务日志 大本营 第 卷 井本中佐”的字样。第23卷写有“业务日志 别册 第一号 ガ岛（ケ号作战）”。

以上至少可以说明该日志是井本在参谋本部任职时的日志，井本也把它当作“业务日志”。在第八方面军任参谋时的日志也应该这样判断。还可以推断，井本就是以这一日志为基础，来撰写作战课机密日志呈报给参谋本部的。因此可以说，《井本日志》中关于细菌战的记载有极高的可信性，属于第一手资料，具有公文（档案）的性质。

3.《井本日志》中出现的关于细菌战的隐秘代号

为了防止细菌战被泄露，日军多使用隐秘代号，即使在正式的命令书中也有使用隐语之例。如“特种瓦斯实验”表示“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大陆指第781号”中就是这样表述的：

大陆指第781号

指示

基于大陆命第439号做如下指示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按照大陆指第690号，目前实施的特种瓦斯实验应在11月末结束。

（二）实验结束后所有人员、器材迅速归还原建制。

（三）特别要严守机密。

昭和15年11月25日 参谋总长 杉山元

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西尾寿造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森松俊夫编《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5卷，エムテイ出版，1994，第108页。）

《井本日志》中的隐语如下：

a.“ホ”“木”“ホ号”“保”“保号”，都表示“使用细菌武器”。

b.“アワ”“粟”，表示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或跳蚤。

c.细菌的代号：

PX表示鼠疫菌液。

P表示鼠疫。

C表示霍乱。

T表示伤寒（肠伤寒）。

PA表示副伤寒或副伤寒A。

4.1940年9～10月在宁波、衢县使用细菌武器

1940年9月日军开始对宁波、衢县、金华、玉山等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在《井本日志》中有如下记载：

a.7月25日，决定以杭州原中央航空学校为出击基地。

b.8月16日，对作战实施部队奈良部队传达命令。

c.9月18日，该奈良部队确认攻击目标为宁波、衢县、金华、玉山、温州。

d.10月7日，听取奈良部队的攻击实施情况，对今后的攻击方法，为了保证扩散性，决定必须“重复攻击方法”。

（《井本日志》1940年7月25日、8月16日、9月18日、10月7日）

下面引用《井本日志》10月7日的记载：

（一）听取奈良部队的情况

山本（吉郎）参谋、福森（宪雄）少佐、太田（大田澄）中佐、金子（顺一）大尉、增田（美保）大尉。

1.运输，计运送6次（其中船运2次），空运当日到达，船运需6日，将来利用飞机。

2.计攻击6次（另表说明），跳蚤1克，约1700□。

3.效果待判定。密侦。

4.利用气象条件，从杭州测定（将细菌）投入现场可不使用降落伞（只对宁波）。

5.温州作为“下雨”的目标，台州等不适宜，但攻击温州时根据气象条件，如不使用降落伞有困难。

6.（山本参谋报告）。

目标及攻击方法上要扩散。

（决定）

重复攻击方法可。

（《井本日志》1940年10月7日）

从以上记载可知，奈良部队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详情在别表记载，但不保存在《井本日志》中。运输次数与攻击次数相同，可以推断，菌液到达后奈良部队就立刻实施了攻击。攻击的方法是“下雨”，即采用飞机撒播器的散布方法，如同下雨。散播鼠疫菌跳蚤也是同样方法。另外决定，攻击杭州附近的城市可以不用降落伞，以杭州的气象条件为基础可以实施攻击，稍远的沿海温州等地因气象不明，需使用降落伞。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预定了对宁波实施鼠疫菌的攻击。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

10月8日，井本少佐听增田知贞中佐说：“C没有发生，P或许成功，不得而知。”（《井本日志》同日）另外，1941年4月15日的日志中称：“为了研究宁波的P，决定从关东军给水部队中增调5人配属华中防疫给水部队。”这是为了调查上年实施鼠疫菌攻击的受害情况。

此后，井本转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听取了中国派遣军参谋吉桥戒三少佐的报告，得知11月21日，吉桥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会晤，商定11月末结束细菌攻击，并做出了在结束前攻击金华的决定（《井本日志》11月30日）。对这些动作，在伯力审判中，731部队的相关人员的供述如下。

①731部队第四部（制造部）班长柄泽十三供述：

1940年前后，接受制造肠伤寒菌70公斤、霍乱菌50公斤的命令。（我们按照命令）制造了这些细菌，还知道派遣军[14]出发时携带了5公斤带有鼠疫菌的跳蚤。

（《关于前日本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判书类》，第324页。）

②1944年7月，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看了一部记录电影，内容是731部队长碇少佐携带装有鼠疫跳蚤的特殊容器，乘飞机在宁波实施飞机散播的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电影中记录了）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装在特殊的容器里，从飞机机翼的散布器里撒出的画面，并对装载感染鼠疫菌跳蚤的特殊容器做了说明，有4～5人乘飞机作业，具体是谁不能断定。

飞机起飞和向敌上空飞进时有说明，接着飞机出现在敌上空，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移动以及中国农村的画面，随后，飞机的机翼下喷出烟雾。（影片）解说称，这些飘洒的烟雾是对敌散播的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然后飞机返回机场，字幕打出“作战终了”字样。接着飞机着陆，人们跑向飞机，对飞机进行消毒。然后石井中将从飞机中出现，接着是碇少佐，其他人我不认识。影片最后打出（细菌攻击）“结果”字幕，出现了中国报纸的报道和日本语译文的画面，附有说明，称宁波附近正流行严重的鼠疫。影片结尾是中国卫生兵穿着白色作业衣在鼠疫流行地区进行消毒的画面。

（《关于前日本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判书类》，第351～352页。）

可以看出，这部影片是在宣扬1940年日军在宁波附近进行鼠疫菌攻击的效果，是由731部队制作的，在陆军部内秘密上映。

再看中国方面的记载，也可以证实日军在宁波等地确实实施了细菌战：

a.10月4日，日本飞机向衢县城散播谷物，之后，出现了鼠疫患者。

b.10月5日，一架（日本）飞机在诸暨城郊外撒下白色的丝状物体。

c.10月下旬，日军飞机向宁波城内撒下了大量麦、棉之类，随后出现鼠疫患者，有报道称是“敌机散播了细菌”。（《时事公报》11月4日）

d.11月27～28日，金华被攻击，通过显微镜对抛洒下来的颗粒状物体进行检查，检出鼠疫杆菌，于是采取了防疫措施。

（以上除c外，均引自李力《浙江、江西细菌作战》，松村高夫编《战争与疫病》，书友社，1997，第154～155页。）

以上记录，特别是《井本日志》证实了（日军）确实向宁波散播了鼠疫菌。另对衢县，《井本日志》中也有“9月10日搜索目标，以宁波和衢县为目标”的记载。

再看美国的《费尔报告》，在其总论部分，有“对中国市民和士兵进行了12次野外实验，其结果和有关城镇乡村的地图已经交出”的记载。如果731部队的相关人员向美军提交的这些地图公开的话，事实就会更加清晰了。

5.1941年日军在常德使用细菌武器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日军对常德地区的细菌攻击情况如下。

民国30年（1941）11月4日早5时左右，一架敌机透出浓雾，在常德东部上空做了3次低空飞行，撒下谷物、棉絮及一些不明颗粒物，多数撒在城内关帝庙街鸡鹅巷一带。当地卫生部门人员惊吓不已，立即联想到去年冬（1940），浙江宁波、衢县两地因日机投下同样异物而流行鼠疫的经过，遂紧急收集一部分投下物，送到当地广德医院检查，其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杂菌，并怀疑有少量的鼠疫菌存在。但因设备简陋不能证实病原菌的成分——关帝街的居民蔡桃儿突患急病，到广德医院治疗，当日（12日）死亡，经临床诊断、血液检查和尸体解剖，认为是真性鼠疫症，遂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

（容启荣：《防治湖南西部鼠疫经过报告书》，《证言细菌作战》，同文馆，1992，第143页。）

这份记录证实患者因鼠疫而死亡的事实，所以中国政府以1940年秋浙江省的鼠疫危害为教训，开始建立防疫体制，较早地采取对策。这是常德事件的一大特征。

对常德的攻击，《井本日志》做了极详细的记载，因井本听取了中国派遣军长尾正夫参谋的报告：

（一）长尾参谋ホ号件

11月4日早，接到目标方向天气良好的报告，97轻一飞机出发（以下抹去4个字）。

05：30出发，06：50到达，雾深。落到H高度搜索，因H800附近有云层，在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有一只容器开启不充分，在洞庭湖丢下，粟36公斤，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

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日军飞机一架在常德附近散播，接触者严重中毒）。

11月20日前后鼠疫猛烈流行，各战区搜集卫生资料。

判定

“只要命中，发病确实”。

（《井本日志》11月25日）

以上内容，同中国方面记载的攻击时间、天气、高度完全一致。只是，中国方面记载的攻击时间是早5时左右，《井本日志》中记为早6时50分到达，有两小时的误差，这是因为前者是中国的陇蜀标准时间（以首都重庆为中心），而后者是日本时间，二者有两小时的时差。《井本日志》记载的实施鼠疫菌攻击可以确信无疑。即增田少佐驾驶着日本陆军97式轻型轰炸机于早5时30分起飞，6时50分到达常德市街，因雾大，而且800米附近有云层，于是下降，开启（装有跳蚤的）容器（盒子），撒下感染鼠疫菌的跳蚤，计36公斤，但有一只容器开启不充分，而丢在洞庭湖里。另外，对常德的攻击，不是采取利用撒播器的“下雨”方法，而是把盒子类的容器开启，让跳蚤撒落到地面。

《井本日志》中对11月6日和20日的记述，反映了中国方面的动向。而且，日军对鼠疫的效果十分重视，认为“只要命中，发病确实”，对实施鼠疫菌攻击作战充满自信。

另据《井本日志》12月2日载，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鼠疫极其猖獗。”12月22日，增田美保少佐报告：“a.部队士气提高，对粟[15]自信。b.主要兵器，粟第一。使用机型九七LB，百型侦察机，航空“下雨”时（使用）航空炸裂弹。c.实施时机明年3次。6月以后（8月、10月）。”

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对常德实施的鼠疫菌攻击评价很高，并酝酿着第二年的新攻击计划。

6.1942年在浙赣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

1942年5月，以破坏中国军队的飞机场为目的，日军展开了浙赣作战。5月30日，实施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由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传达给石井四郎少将、村上隆中佐、增田知贞中佐、小野寺义男中佐、增田美保少佐（《井本日志》5月30日）。7月，开始利用飞机向赣州、建瓯等地实施细菌战（《井本日志》7月26日）。为了防止日军受害，撤回地面进攻的第十五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然后在8月19日以后实施地面的散播。井本大佐接到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尾大佐的“ホ实施的现况”的报告，关于地面的散播，有如下记载：

广信 PX（イ）毒化跳蚤

（ロ）撒放感染鼠

广丰　　　 （イ）

玉山 　　　（イ）

（ロ）

（ハ）在米上附着干燥菌，目标是鼠——蚤——人的感染

江山 C a.直接投入井中

b.附着在食物上

c.注射在水果里

常山 同上

衢县 T、PA蚤

丽水 T、PA蚤

（《井本日志》8月28日）

以上内容可以表明，日军对广丰、广信、玉山散播的是鼠疫菌；对江山、常山是霍乱菌，对衢县、丽水是肠伤寒菌和副伤寒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江山散布细菌的方法包括三种，即把霍乱菌投入井中，附着在食物或水果上，当地居民饮了井水或吃过沾染病菌的食物就要染病。日军在江山等地投放霍乱菌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

三 731部队及细菌战在日军中的地位

1.在日军中的地位

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日本进入准战时体制，在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创建了731部队。

1932年初，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三等军医正[16]石井四郎就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等陆军中央的干部，热心游说实施细菌战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远藤三郎少佐在听了石井的游说后，在日记中写道：“1月20日（周二）有云，寒气中可见数点雪花。石井军医正来说明细菌战准备的必要，共鸣点很多，应迅速促其实现。”（宫武《将军的遗言》，第76页）

于是，1932年4月，在军医学校防疫部的地下室开设了防疫研究室，任命梶塚隆二二等军医正为骨干。防疫研究室新建筑物于1933年10月竣工，1795平方米，表面上是从事“国军关于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1936，第184页）

从1932年到1933年，又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设立了被称作“东乡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机关，并开始了人体实验。《远藤日志》（1933）中有这样的记载：“11月16日，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视察交通中队内实验场进行实验的实况。第二班毒瓦斯、毒液的实验。第一班进行电气实验，各研究班利用2名匪贼做实验。被实验者吸入毒气5分钟后出现肺炎，奄奄一息，但从昨天至今仍然活着，注射15毫克的氰酸钾铝约20分后失去意识。”（《将军的遗言》，第77～78页）

“12月8日，迎接石井和伊达视察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场。600多平方米的大兵营，观之如同见到要塞一般，共同努力的业绩赫然在目，着实要花费20多万元的经费。”（《将军的遗言》，第79页）

可见，背荫河是花费了20多万元的巨资建设的，但后来发生了被强掳充当实验品的“马路大”逃跑的事件。1936年，关东军开始在哈尔滨的平房建立关东军防疫部（731部队）。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陆满密大日记》1936年4月23日，1936年第9册，存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第三款第23项中指出：

23.关东军防疫部的新设增强

按预定计划，为调查研究昭和11年度流行急性传染病的防疫对策，及其他流行的不明疾病，为细菌战做准备，特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随着在满部队的增加，昭和13年度以后做一部分扩充。

关东军防疫部驻扎哈尔滨。

该件当年得到正式承认（批准），9月29日，又从“满洲事件费”一项里支付110万元。此关东军防疫部即731部队。

1937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扩大，细菌部队也得到扩充。1937年，在北京成立了华北防疫给水部。1939年，华中防疫给水部和华南防疫给水部分别在南京和广州成立。包括731部队，这4个大的机构加上日本内地的防疫研究室人员，到1940年，总人数达4898人，如果再加上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总人数达10045人。1941年对英美开战后，又于1942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其支部遍及太平洋、亚洲各地区。

1941年7月，关东军为对苏作战准备展开关东军特别演习，在此前后，大规模的细菌武器主要是瞄准苏联。对英美开战后，针对英美的比重逐渐增大，如参谋本部《昭和17年ホ号指导要纲》中规定：

イ、昆明（以下数字抹去）。

ロ、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沿岸飞行基地）。

ハ、萨摩亚（撤退时）。

ニ、DH、AD、AK。

ホ、澳洲要点（以下数字抹去）。

ヘ、加尔各答。

（《井本日志》1942年4月12日）

上述记载说明，细菌战不只在中国，在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以及印度、澳大利亚都有他们设定的细菌战攻击目标（其中的DH、AD是攻击阿留申群岛，AK是针对阿拉斯加）。这一阶段还带有战略和扰乱敌后方的意义。但随着日本渐渐露出失败的征兆，即从1944到1945年，细菌攻击的重点从苏联转向美国，细菌武器被放在战略的位置上，如果可能，还要把它上升到决战武器来认识。比如，根据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塚文郎的业务日志记载，1944年4月26日，石井四郎被陆军省局长会议招来，商议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事宜。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说：“（向）悉尼、墨尔本、中途岛、夏威夷投入PX，看他们能活上一个月！”（用潜水艇输送）（《大塚备忘录》1944年4月26日）

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前召开的临时局长会议中，陆军省医务局长神林浩就提议对关岛、塞班岛的美国守军实施细菌攻击。当时评论称“有一定程度的医学效果”，“对关岛、塞班使用（细菌武器）的话，数月之内敌可能失去作战能力”。可见，日军对细菌武器在对美作战中的作用抱有相当高的期待。

由于塞班岛陷落，东条内阁倒台，1944年7月22日，陆军大将杉山、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医务局长神林发出“塞班、夺回大宫”，决定对关岛、塞班岛实施细菌攻击（《大塚备忘录》1944年7月23日）。但这一决定并未能执行，因为11月14日，日本在莱特湾海战惨败，战局已面临绝境。“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就ホ号使用问题同军务局长商谈，表示‘从现在开始拟应考虑谋略的用法’。”（《真田日志》7月22日）

7月21日，731部队长北野政次做关于50型瓷弹的效果报告，称从50米的高度投下后，“确实能获得对人员杀伤的效果”，并建议“一举、大规模的战略性投入是可以的”。（《真田日志》11月21日）

就这样，在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细菌武器一直作为日军用于反击的战略武器或决战武器，而获得最后的期待。11月28日，作战部长真田对关东军使用烟雾弹和瓷弹散播鼠疫菌、炭疽菌的实验结果，记下了“确实”的字样，并对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大量捕获老鼠、繁殖增产跳蚤寄予极大期待。（《真田日志》11月28日）

2.实施细菌战的指挥命令系统

细菌战在陆军中央部的位置随着战局的恶化而提高，这是1940～1942年进行细菌战实战以及积累了人体实验（经验）的结果。因此，实施细菌战指挥命令系统的重要方针是，731等部队须经天皇裁可的军令方能设立，以及实施细菌战和（动用）731等部队不能由派遣军决断。如同前面史料中提到的，1940年在宁波的“ホ号作战”，是基于“大陆指”第690号实施的，又是根据“大陆指第781号”终止的，如果没有参谋总长的命令是不能实施的。

1942年在常德的鼠疫攻击战，在《井本日志》（9月16日）中明确记载“ホ的大陆指发令”，也是基于“大陆指”而进行的。

还有，1942年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时，《井本日志》（5月30日）中记有，5月30日，参谋本部召集石井少佐、中村中佐、增田中佐、小野寺少佐、增田少佐开会，“由第一部长传达‘大陆指’及注意”。此第一部长即田中新一少将。可见，1942年的细菌战也是根据“大陆指”来进行的。

以上，可以明确地说，细菌战的实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指导、承认和指示进行的。

附录 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一览

续表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3辑，第9～48页。）

从日、美、中、苏史料解析侵华日军731部队和日军的细菌战

松村高夫[17]

开头语

有学者说，20世纪是“大量杀戮和战争的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屠杀一切的世纪”，通过集体屠杀的手段受害的人数达1亿人，此外由于战争受害的人数也达到8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使用了化学武器（C），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A）被美国开发和利用，出现了大量牺牲者。而最先开发并使用细菌武器（B）的则是日本，这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的污点。

第一节 731部队是细菌部队

一 731部队的建设

731部队的正式称谓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起源于1932年4月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设立。1930年，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出身的石井四郎为了开发和研制细菌武器，从欧美视察回国后，立即游说陆军省医务局长小泉亲彦、医务局卫生课长梶塚隆二以及军务局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向他们说明开发和研制细菌武器的必要性，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成立了防疫研究室，由石井担当研究室的头目。此前的一个月，即1932年3月，日本在满洲炮制成立了傀儡国家“满洲国”。

从1932年到1933年，日本开始在哈尔滨东南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以守备队为名成立了防疫班（称东乡部队），开始了细菌战研究，对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就是从这时开始。1934年9月，有16名被关押者成功逃脱，由于暴露了内部的秘密，防疫班停止了活动，计划迁移到距哈尔滨东南12公里的平房。

1935年夏，日军进驻平房，开始选择和测量731部队大本营的用地。东乡部队一度返回东京，后迁移到哈尔滨的南岗。1936年4月23日，关东军参谋长阪垣征四郎在给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的信中，请求“为细菌战的准备新设关东军防疫部”。[18]同年8月，根据军令，东乡部队正式成为“关东军防疫部”，部长由石井四郎担任。

1937年7月7日，北平郊外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爆发，731部队的建设速度随之加快。到1938年6月，关东军参谋部颁布“平房附近设定为特别军事地区之件”（第1539号命令书），命令平房警察驻在所在一个月内必须将平房内的黄家窟堡村的农民迁出，警察们在迁移时将全村的房屋全部烧毁，于是这个有着110年历史的村落在强权下化为灰烬。

为了扩大“无人区”，平房以外的村落也被强制搬迁，合计有4座村庄，强制占据土地610公顷，有546户农民被逐出家园。他们有的在731部队建设工地劳作，有的不得已流落他乡。

在731部队围圈的土地上，先后建起731部队本部官厅、各种实验室、监狱、飞机场、少年队宿舍、队员家属宿舍（称东乡村）等。日本特殊工业会社铃木组负责731部队研究器材的提供和部队的工程建设。为保守秘密，连建筑工人都是从石井四郎家乡附近的千叶县山武郡或香取郡招收，这些人于1938年初进入现场。

731部队的中心是被称作ロ号栋的三层巨大坚固的建筑，大小约100米×100米见方，1940年建成，冷暖气设施完备，在这里将进行细菌培养和制造，是一座现代化的设施。ロ号栋的中央设有特殊监狱，东西35米，南北16米，总计有20个房间，又称7号栋和8号栋。两所监狱能关押200～300人，最多时能关押400人。[19]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被关押的人数就达400人之多。

二 731部队的组建

731部队由八个部组成，从第一到第四部是中枢机构，在ロ号栋里的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部长菊地斋，第四部是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

从事细菌研究的第一部下设十几个课，各课的负责人分别是：伤寒——田部井和，霍乱——凑正男，冻伤——吉村寿人，赤痢——江岛真平，鼠疫——高桥正彦，病理——冈本耕造和石川太刀雄丸，病毒及过滤性病毒——笠原四郎，结核——二木秀雄，炭疽——大田澄，天然痘——贵宝院秋雄。

第二部是从事实战研究的部门，部长大田澄，下设植物灭绝研究（八木泽行正）、昆虫研究（田中英雄）和航空班（增田美保），另外，该部还负责繁殖感染鼠疫的跳蚤。

1943年，部队又在距平房120公里的安达设立一处野外实验场，将人体实验者绑在柱子上，利用飞机投下鼠疫或炭疽炸弹，炸弹炸裂后检测受实验者遭受病菌感染的效果；在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的中心岛，也设置了相同的野外人体实验场。

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负责制造石井式滤水器，所以这个部设在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表面上做出731部队是防疫给水机关的假象，但实际上这个部也从事制作装载鼠疫菌的陶制炸弹（宇治型炸弹）。

731部队第四部是在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基础上从事细菌制造，该部的要员有负责细菌培养制造的柄泽十三夫，负责鼠疫菌制造的野口圭一，以及负责炭疽菌制造的植村肇等人。据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证词，第四部一个月里可以制造鼠疫菌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500～700公斤，霍乱菌1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证实：“第四部在最好的条件下，理论上的最大生产能力可以生产300公斤鼠疫菌，实际生产10公斤，这些鼠疫菌散布在中国十几个城市。”

除上述四个部外，还有教育部、总务部、资材部和诊疗部。诊疗部不仅为部队的人员诊疗，也对关押的收容者进行人体实验。731部队长的职务大部分时间由石井四郎担任，从1942年8月到1945年3月由北野政次接任，从1945年3月到日本战败的8月，又由石井四郎执掌。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同年11月占领上海，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1938年5月又占领徐州，10月占领武汉，侵略占领的区域不断扩大。可是，中国政府迁都重庆以后，强化了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战线呈现胶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华北为中心展开了游击战争，消耗日军的兵力，中日战争呈现长期化的态势。日本面临着兵员消耗和物资不足的问题，现代武器的不足也越来越严峻，而细菌武器在重武器中具有制造成本较低，且易于隐蔽的特点，得到了军方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1940年12月2日，731部队根据军令增设了4个支队，分别是牡丹江的643部队，林口的162部队，孙吴的673部队和海拉尔的543部队。

包括平房的731部队，石井部队统称为659部队。各支队均沿中苏边境线部署，为的是进行对苏作战准备。后又设立了大连卫生研究所，另在长春设立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通称100部队，从事军马防疫等动物的细菌研究，也从事人体实验。

上述各支部统称哈尔滨（平房）防疫给水部，这种防疫给水部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先后设立，其中有北京的甲字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广东的波字8604部队等。这些部队同731部队一样，由当地的派遣军司令官指挥，分别隶属华北、华中和华南派遣军司令官麾下。南京和广东的防疫给水部队各由若干支队（部）组成，每个支部都与当地的陆军医院、同仁会医院或满洲医科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种网状分布的细菌战组织，同731部队的人员和组织联系十分密切，不仅石井四郎本人，平房的731部队员也经常到各地的防疫给水部队出差。这些部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日军的细菌战，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特别是731部队同南京荣字1644部队的联手，在后来的细菌战中发挥了威力。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侵入马来半岛。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冈字9420部队），平房的731部队派出内藤良一和贵宝院秋雄出任该部队的头目。该部队在新加坡也设有多个支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军的细菌战体制是在日军整体建制下出现和确立的，决非仅仅出于石井四郎的个人意志。

第二节 731部队同细菌战的关系

一 中国金宝善的报告（1942）

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时，就有各种报告书在案，最先向全世界发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书，是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发出的报告书。[20]

金宝善的报告书指出：“过去的两年间，日军利用我国人民作为实施细菌战可能性的实验品，已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日本利用飞机散播鼠疫菌的感染物，致使中国鼠疫流行。”报告列举了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向浙江衢县散播了鼠疫病菌，同年10月27日向浙江宁波、11月28日向浙江金华散播了鼠疫菌。

报告书还详细地报告了1941年11月4日湖南常德遭受细菌毒害的情况。金宝善的报告书是在1942年浙赣作战前提出的，所以没有记载浙赣作战中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

金宝善报告书中关于宁波细菌战受害情况记载如下。

1940年10月29日，线鼠疫首先在浙江省的宁波出现，在34天的时间里死亡99人。10月27日，多架日本飞机攻击宁波，向这座港湾城市投下了大量的小麦。虽然人们都感到从空中投下谷物十分奇怪，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敌人的意图，没有对谷物进行彻底的检查，结果死于鼠疫者都是当地的居民，经实验室检查确认为鼠疫。而该地在鼠疫流行前没有发现死亡老鼠的增加，也没有发现外来的感染源。

关于衢县的报告如下：

1940年10月4日，飞来一架日本飞机，在城市上空短时间盘旋后向县城西部地区投下了混有跳蚤的米与小麦，当时有很多的目击者。其中有一位许姓之人在自家门前的道路上收集到一些谷物和死跳蚤，把这些收集物送到当地的防空队，然后又转送到省卫生实验所。实验所采取细菌培养的方法没有发现病原体存在。可是，11月12日，日军飞机又来到该城，38天后发现大量带有线鼠疫的谷物和跳蚤，衢县开始流行鼠疫达24天之久，有21人死亡，而衢县过去从来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经进一步调查，日军飞机奇怪地飞来是流行病发生的原因，感染的媒体是跳蚤，毋庸置疑，鼠疫的流行是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跳蚤所致。鼠疫原本是啮齿类动物的疾病，投下的谷物吸引了老鼠，混在谷物中的跳蚤使老鼠之间感染了鼠疫。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实验所设备简陋，没有对收集到的跳蚤进行动物接种试验。尽管如此，跳蚤是感染鼠疫的渠道，检查结果又是阳性，这是日本方面无法辩驳的证据。

在金华，有三架日本飞机飞来，“大量投掷了像小虾籽似的颗粒”，但没有流行鼠疫，日本的细菌实验失败。

占金宝善报告一半分量的内容是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其依据是陈文贵和鲍里查的报告书，指出“常德鼠疫的流行是敌军的行动引起的”，并详细引用了上述两个报告书作为根据。金宝善报告书的结论称：

从收集到的事实一览表可以得出结论，日军正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争实验。日军从空中向浙江和湖南散播病菌感染物，成功地制造了鼠疫的流行，使当地的普通百姓遭受灾难，陷入恐怖。敌人的非人性行为必须予以谴责。而且，只要病菌在当地老鼠的身上存活，今后数年间人们仍要持续受到感染的威胁。所幸的是我们了解了感染的类型和制伏鼠疫的方法，利用严格的制伏手段有可能阻止疫病的蔓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疫病预防药剂的不足。

1942年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金宝善报告书正式呈文给英国政府，强调同盟国之间须共同奋斗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制止此类屠杀和野蛮行为。4月14日，英国驻重庆大使薛穆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呈交了中国外交部长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备忘录。

1942年7月14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丘吉尔主持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向丘吉尔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关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告发书》，其中指出金宝善报告书中提及的日军在衢县、宁波、常德的细菌战及受害情况：“当地的老鼠一旦疫病蔓延，今后数年人类的感染仍会继续，所以必须对日军这种非人道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1942年4月11日，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高斯也收到了金宝善报告书和中国政府外交部的备忘录，高思于是向华盛顿的国务卿呈文，但对日军在常德投下感染鼠疫菌的物资，引发鼠疫流行的原因表示异议。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6月28日，美国CWS（化学战部）军务团长J.R.吉登斯来到常德，对日军在1941年散播鼠疫菌进行现场调查，在最后的报告中认为“1941年11月日本人利用感染鼠疫菌的米谷类物资散播鼠疫的可能性极大”[21]。美国在1942年时对日军的细菌战持有异议，但到了1945年，经过自身调查的结果，最后做出判断，即当地患者的出现同日军散播鼠疫菌具有极大的因果关系。

二 美国的战后调查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对731部队及日军的细菌战问题未予追究，从1946年5月3日开庭以后持续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内，关于细菌战的问题只在1946年8月29日涉及过一次。

1946年3月8日，为了收集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托马斯·M.莫罗同国际检察局的D.N.萨顿前往上海，准备调查8个问题，其中包括细菌战和化学战问题。萨顿会见了金宝善，此前他已经见过金宝善的报告书。莫罗的报告书于4月16日完成，4月23日提交给首席检察官J.B.基南。8月29日，萨顿提出如下主张：“敌多摩部队（荣字1644部队）把市民俘虏关押在医学实验室里，进行毒物血清反应的试验，这支部队是极秘密的组织之一，被这支部队屠杀的人数无从确认。”然而，由于法庭集中审议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对细菌战问题没有审议，之后也没有提出再审。当时，国际检察局已经获得南京1644部队队员榛叶修的供述书[22]，了解到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线索，但没有向军事法庭提出。1946年4月17日，榛叶修在上海署名提交了《榛叶修关于1942年荣部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之供述书》，之所以没有向军事法庭提出，是因为石井四郎等要员正同美国之间进行免于战犯追究的幕后交易。

战败，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以及龟井贯一郎、内藤良一等人就暗中活跃起来，到1946年初，已经大体上同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及G-2部长威罗比达成了对石井四郎等731部队骨干免于战犯追究的协议。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11月，在麦克阿瑟和威罗比的全面协力下，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4次调查。1945年8月下旬战争刚刚结束，菲律宾化学部队的马里·桑德斯就奉麦克阿瑟的命令，开始了对731细菌部队和有关细菌战、毒气战的调查。1945年11月1日，桑德斯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报告书。

1945年末，躲藏的石井四郎被发现，北野政次也回到国内，美国细菌战研究所的底特里克基地派遣T.汤普森前往日本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进行调查。1946年5月3日，汤普森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报告书。这两个报告书，虽然报告了731部队的机构和细菌炸弹的构造，但是没有从审问的731部队队员口中获得人体实验的记录。

1946年秋，苏联通过在押的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及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等人的供述，了解到731部队大规模实行人体实验的情况，也了解到在安达野外实验场进行细菌散播实验的情况，并通过对平房的实地调查得以确认。1947年1月7日，苏联就人体实验的问题，向美国提出审问石井四郎、大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长）、菊池斋（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等731部队干部的要求，美方没有应允。美方又将底特里克基地的细菌专家诺伯特·H.费尔派往日本继续调查。1947年4月16日，费尔到达日本，对731部队人体实验问题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除苏联提出审问的石井四郎、大田澄、菊池斋三人外，还讯问了龟井贯一郎、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但是，麦克阿瑟在幕后向国防部进言，希望“把日本细菌战的情报作为情报保存下来，不能把这些资料作为战犯的证据提出”。这样，到1947年9月，基本确定不对石井四郎等人予以战犯追究，于是石井等人进一步把731部队的研究“成果”陆续提供给美国人。

1947年9月8日，美国国防部远东委员会在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中同意不将石井等人提供的情报作为战犯证据提出，命令称：

尽管以后很可能成为深刻追究美国的原因，许诺不予战犯追究亦非上策，但为了（美国的）安全保障，阁下不应将石井等相关人员作为战犯追究。在不给其许诺的情况下，依照以往的方法继续将全部情报一点不留地掌握到手中。[23]

这样，731部队的所有资料都到了美国人手中，731部队的真相也就被掩盖下来。以上问题说明，虽然没有发现对石井等人免于战犯追究的正式文件，但美国国防部同麦克阿瑟之间的秘密电报被发现，其中的内容也传达给石井等人。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明确地认定了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事实，1947年12月12日的《费尔报告》予以了补充。加上希尔第四次的报告，这些调查报告都成为极密级文档，直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情报公开法才陆续公开。如今，美方获取731部队研究“成果”使战犯免于追究的幕后交易已经大白天下。

费尔的报告书由英文写成，计11页，由费尔历时两个月完成，记载了19名细菌战骨干成员从事细菌、化学武器的人体实验概要（原稿60页，未发现），较详细地记载了炭疽、鼠疫、肠伤寒、副伤寒、痢疾、霍乱的实验情况。内中还记有“未特别记载的用数据体现，所有的数据均是通过人体实验获得”。此外，对细菌炸弹和喷雾散播细菌的情况也有记载，还有731部队对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验，以及气球炸弹的实验、对家畜的细菌、化学武器实验等情况的调查。关于野外实验，报告称：

细菌战的野外实验，通常的战术是在铁路沿线每隔1英里，对两侧的1个大队或更多的中国军队散播，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就封锁1英里的铁路沿线，将预定的细菌病原体用喷雾或其他方法散播，然后做‘战略撤退’。中国军队在24小时之内返回该地数日后，部队内就流行鼠疫或霍乱。另在所有的场合，日军在被污染地区的附近潜伏有间谍，确认细菌战的效果，结果常常是没有多大效果，或者效果不明。在12次实验中有3次获得了效果。[24]

这段记载或许是指1942年浙赣作战时日军撤退之际散播细菌的行为。报告接着记述：

飞机在200米高度两次散播了鼠疫跳蚤，在特定的区域鼠疫开始流行，其中一次出现96名患者，90%死亡。在铁路沿线还用手动方法进行了三次鼠疫跳蚤的散播实验，发生小范围的流行，患者数量不明。另进行两次肠伤寒和两次霍乱的实验，在铁路附近地面或水源用手动喷雾器散播，都获得了效果。

这里提到的两次散播鼠疫跳蚤，一定是1940年秋对衢县和宁波的细菌战。金宝善的报告接近《费尔报告》中的患者死亡数字，金报告的死亡人数为99人。

希尔的报告书是为补充《费尔报告》而进行的调查报告，不仅在总论部分提到细菌的种类，还在各论中对细菌的种类进行了调查，计69页。希尔是1947年10月28日到达日本的，从翌日到11月25日，总共讯问了22名731部队的相关医师，并于1947年12月12日向美国国防部提出报告书：

调查目的

1.明确日本要员提出的各报告，并予以补充。

2.调查转移到日本的细菌战各研究机构的人体病理标本。

3.为理解病理标本的意义，附加必要的说明书。[25]

另对每种细菌的研究状况分别讯问了日本的各研究负责人，比如关于鼠疫菌讯问了石井四郎、石川太刀雄丸、高桥正彦、冈本耕造；炭疽菌讯问了大田橙；马鼻炭疽讯问了石井四郎、石川太刀雄丸；发疹伤寒讯问了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丸。

金泽的病理标本，是1943年由石川太刀雄丸从哈尔滨带回来的，是大约500人的病例标本，其中有400人的标本适合研究。[26]计有炭疽36例（其中适用的标本31例）、霍乱135例（适用50例）、马炭疽22例（适用20例）、芥子气16例（适用16例）、线鼠疫180例（适用42例）、流行性鼠疫66例（适用64例）、孙吴热101例（适用52例）、破伤风32例（适用14例）、结核82例（适用41例）、肠伤寒26例（适用9例）。

其中芥子气的16例，在1984年7月披露的《因黄弹射击造成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的观察》一文中，记载了是利用中国人做实验者。[27]在这份实验报告的封面，印刷有加茂部队（即731部队）的字样，另用毛笔注明负责人是田中少佐。这是1940年9月7～10日，利用致死的芥子弹对活体进行发射实验，以及把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混在水溶液中强迫人们喝下的实验，共进行了5种实验，总结出30例的各种实验结果。野外实验在3个地区进行，对16名被实验者中的15名记载了《被实验者症状及其后经过》的详细记录，长达20页。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被实验者死亡与否，但是希尔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被实验者全部死亡，而且被解剖做成标本带回日本，后又移交美国。

还有32例破伤风标本，其中适用标本14例。从1984年7月披露的《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报告书中可以认定被实验者至少为14人。

希尔的报告中还提出66例流行性鼠疫标本，其中适用标本64例，是1940年新京（长春）、农安鼠疫流行时，731部队从死亡患者中提取带回平房的。1991年，在美国犹他州实验场资料馆发现的用大写字母标记的Q报告（即《鼠疫菌报告书》）中发现了这些人的名字，中国学者解学诗在《战争与恶疫》一书中，也引用了满铁新京工事事务所的《1940年鼠疫防疫报告书》中记载的新京鼠疫患者的名字。

2000年出版的《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中，关于新京和农安的论文里也记载了农安患者的名字，与Q报告中的农安记载一致。也就是说，731部队把这些东西带回平房后制成了标本，然后如同希尔报告指出的那样，于1943年转移到日本的金泽，又于1947年6月送交美国，最后收藏在达古威实验场的资料馆里。

费尔的报告书中称，这些隐匿在日本的“寺庙和南部山中的标本”，用船载运到美国（6月24日费尔致副参谋长的报告）。费尔还指出，这些标本是由日本病理学者制作的，“如今这些标本的复原，以及各标本的内容、实验说明、各个病例都用英文书写出报告”。毫无疑问，这些英文报告就是藏在达古威实验场的文档。引人注目的是，1944年建立的达古威细菌战研究实验场资料馆中，除Q报告外还有A报告（炭疽菌报告）和G报告（马鼻疽菌报告）。从日本带回的这些资料、标本按照实战中的效果，选择了鼠疫、炭疽、马鼻疽三种，分别形成了数百页的报告书。为此，费尔直率地称：

可以说，我们在大规模生产方面，在气象学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实际的军需生产方面，比起日本是十分优越的……可是，人体实验的数据，如果同我们及联合国的动物实验的数据相联系，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对于病理学研究以及有关人类疾病的情报，尤其在开发研制有实效的炭疽、鼠疫、马鼻疽疫苗方面，也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今，由于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日本的细菌研究，在化学战、杀人射线、海军研究等领域，他们的实际成果也使我们极有可能获得有益的情报。

费尔还在报告中说，经过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是日本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元和长年岁月获得的数据，这些情报是我们的研究机关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对人体进行实验还存有疑虑。这些数据只用了25万日元获得，与研究实际费用对比是极少的数字。而且收集到的病理标本又是显示实验内容的物证，为了让自发提供这些数据的人们不产生困惑，不让这些情报落于他人之手，希望做出所有的努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对731部队的干部不予起诉便是上述原因，也是战后以来731部队的真相长期被隐匿的根本原因。

三 苏联的调查报告

苏联要求美国方面提供石井四郎的证言，但该要求没有实现，于是在1949年12月进行了伯力审判，苏方审判了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军人，并于1950年出版了超过700页的日语版的《伯力审判资料》。美国对日理事会为此声明，这是苏联因日本人抑留问题[28]为转移日本人视线、无事实根据的审判，所以在日本的影响不大。事实上，这份《伯力审判资料》揭示了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实况，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史料。

伯力审判从1949年12月2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审判在伯力市的军官会馆进行。被告12人被起诉，各级军衔的人都有，其中有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关东军第五军医部长佐藤俊二等下达命令的负责人；还有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海林支队队员菊地则光、林口支队队员久留岛佑司；另外还有731部队本部或支队的负责人，有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第四部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队长西俊英、海林支队长尾上正男。

起诉书宣读后，法庭从川岛清开始讯问，一直持续到12月28日。然后讯问了12名证人，有古都良雄关于在中国散播细菌和冻伤实验的证言；堀田主计中尉（海拉尔支部）关于在安达进行人体实验的证言；佐佐木幸助关于柄泽班制造细菌的证言；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橘武夫关于“特别输送”的证言；哈尔滨宪兵队仓员悟关于“特别输送”和人体实验的证言；桑原关于长春100部队在战败时将患上马鼻疽的病马放逐，使疫病流行的证言；以及畑木章关于人体实验的证言等。

最后判决山田、梶塚、高桥、川岛25年监禁，柄泽和佐藤20年，其他被告分别判处15年以下2年以上徒刑。1950年3月，12名被告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被送往距莫斯科200公里的伊瓦诺堡监狱，到1956年12月，除高桥和柄泽死去外，其他被告全部返回日本。

苏联的鉴定书由检验委员会主任茹克夫·费勒什尼科夫等5人写成，是基于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和细菌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的自白写成的，其中关于细菌的散播情况如下。

石井四郎部队长致力于细菌战的准备多年，已超出纯粹的实验业务的范畴，而是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因此，731部队数次派遣远征队对中国的一些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

1940年，731派遣队在石井四郎的直接指挥下，将大量肠伤寒、霍乱菌以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投放到中国的宁波，采取飞机下雨法（散播法），结果使宁波突发鼠疫。该派遣队的组织以及行动技术上的特点是，让大量的受到感染，使规模和范围扩大，而且在战时条件下进行，考虑到居住民频繁迁徙的事实，特别是鉴于鼠疫流行的特点，派遣队的行动不仅对宁波的居民，而且也给邻近的中国各地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1941年，731部队又派一支部队前往常德，利用飞机散播了鼠疫菌跳蚤，此次派遣队的行动不亚于在宁波的行动，造成了同样的极大危险。

1942年，在1644部队的协助下，石井四郎又率领一支远征队进入中国的中部。这次作战是实施地面污染行动，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为此，他们向水源地、水井以及粮食类投放了肠伤寒和副伤寒菌，还散播了鼠疫菌跳蚤。

川岛清就在中国输送和散播细菌的情况做出如下证言：

问：向中国居民实施细菌攻击时，细菌是如何输送的？

答：是将能装50克的特制的小坛子装入细菌，外面有金属套包裹，再装进特制的大箱子里，箱子内部填充冰块。

川岛还供认，在平房的第二部有4个特别室，是繁殖跳蚤用的，室内保持30℃的室温，两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可以生产45公斤跳蚤。对此，法庭方面讯问：

问：实施细菌战时，这些跳蚤做什么用呢？

答：让跳蚤感染上鼠疫。

问：是作为细菌武器使用？

答：是的。

问：用什么方法把鼠疫跳蚤当作细菌武器使用呢？

答：我在731部队期间，一般认为利用飞机散播的方法最为有效。

问：在中国是用飞机散播跳蚤吗？

答：是的。

问：是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吗？

答：是的。在中国实施鼠疫跳蚤的细菌攻击，造成了鼠疫的流行。

战后，高衫晋吾的《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实验与战争责任》（亚纪书房，1973）、山田清三郎的《细菌战军事审判》（东邦出版社，1974）、岛村乔的《3000人的活体实验——关东军谜一般的细菌秘密武器研究所》（原书房，1976）等著述中都涉及《伯力审判资料》。山田的著作虽然是纪实小说，但他曾参与羁留在苏的日本人杂志《日本新闻》的编写工作，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其书有史料价值。

四 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与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了30多年，在日本一举揭露日军731部队的事实的，是1981年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他通过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调查，深刻地揭露了731部队的真相，从1981年到1983年每年出版一册，最后形成三册著作。在1981年的《恶魔的饱食》里，作者采访了30多名原731部队的队员，并根据《伯力审判资料》和北野政次等人已经发表的医学学术论文撰写而成；接着，在1982年《续·恶魔的饱食》中，主要依据美国方面的汤普森报告等资料；1983年《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主要依据对中国哈尔滨、平房、长春的实地调查而成书。他的调查和资料运用包括美国、日本及中国，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同时，第一部中包括了原731部队队员的证词，第二部中包括美国方面对731部队队员的调查讯问，第三部是对中国的实地调查和遗迹考察。这样，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731部队，既有整体性，又相互关联。

这样，许多日本人了解了731部队的真相，它也填补了日本现代史研究的空白，对学术界做出重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英国Manchester Guardian曾刊登罗伯特·威曼特评论森村诚一的《续·恶魔的饱食》的文章，评论该书揭露了“哈尔滨的屠杀者——战犯的实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战争”。1983年3月号的《哈特福德月刊》予以了转载：“为了医学的‘进步’，731部队对活体进行解剖实验是极其变态的，让人们又看到了奥斯维辛的瓦斯炉。”评论还记载了对原队员上园直二的采访，同时详细介绍了森村书中的内藤良一、吉村寿人、北野政次等部队干部的实验内容，又指出这些人在战后都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人物。

还有一位评论者涉及了1982年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的官方意见，即1982年4月6日，日本厚生省向众议院内阁委员会提交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内中相关的人有“1285名士兵和1472名市民（包括日本红十字会）”，但是没有说明（人体实验）牺牲者的数量和他们的国籍情况，对战后救了哈尔滨屠杀者——石井四郎的命的同盟国同石井之间的秘密协定也没有涉及。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指出了这支部队正式成立于1936年，到战败前包括各支部总计有队员2300人的事实，但对人体实验却没有提及。为此，评论者指出：“许多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陷于昏醉状态，最恶劣的行为到第二天早上也就忘记了，这种健忘症是日本社会的普遍态度，因此激怒了东亚各国的人们。这种态度反映了日本反战精神的弱势化与军事支出的扩大化互为一体的倾向。但是，数年前，恢复历史的努力也在开始——家永三郎撰写的历史教科书被强制做部分修改，反对这种强制的教科书诉讼从6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

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也是把握731部队全貌的著作。该书以《伯力审判资料》、《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68～1971）、《军医团杂志》等史料为依据，揭示了731部队成立前史、部队的构成、人体实验的实施、“特别输送”等事实。特别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焦点，把他们的个人史纳入视野，揭露了他们同731部队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此外，该书还追踪调查了731部队对流行性出血热和冻伤的研究，分析了鼠疫跳蚤的散播实验以及散榴炸弹散播炭疽菌的实验。关于冻伤实验，以吉村寿人的《关于冻伤》（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为基础资料，又参考利用了尾形恒治的学术报告《冻伤》（1943年3月）和《伯力审判资料》，揭示了731部队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真相。

《关于冻伤》是吉村寿人于1941年10月26日在“第15次满洲医学会哈尔滨支部特别讲演”中的讲演稿。吉村寿人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1938年进入731部队任陆军技师，到战败前一直在平房第一部细菌研究部负责冻伤研究（吉村班），以战地冻伤如何防治为课题，这是寒冷地区进行战斗必须解决的课题。

这份资料是明确揭示实施人体实验的文献资料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份，比如实验五，即“观察5名受害者在各种生活条件改变后血管的反应状况”，计算抗冻伤的指数。其中的“生活条件”包括“空腹Ⅱ”，即“绝食三日后”等。还有“睡眠不足”，即“一昼夜不睡觉”；“水浴后”即“10℃水温20分钟”。实验六是“计算101名苦力的抗冻伤指数”。实验一是为了观察冻伤的发生，将（实验者）手放进盐水中，用安装在中指上的体积测计器测定、记录和拍摄温度下降过程中皮肤温度和手指体积的变化，直到零下20℃。

1981年，与森村、常石同时，约翰·鲍埃尔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重要论文，指出731部队是“隐匿在历史中的一页”，揭露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战犯免于起诉，巧妙地获得了人体实验成果的经过。1976年2月19日《华盛顿邮报》报道，TBS电视台播放了采访吉永春子的纪录片（1976年2月2日播放），在对吉永进行采访过程中，接触了20名原队员，其中江口丰洁、高桥正彦等4人的证言同《伯力审判资料》完全一致。

鲍埃尔不只利用了吉永的纪录片资料，还利用了《伯力审判资料》，以及1947年6月GHQ总司令麦克阿瑟同G-2部长威罗比以及美国国防部之间的秘密电报往来资料，这样，美国以免于追究731部队干部为战犯作为条件，获取实验“成果”的秘密交易过程，首次披露于世界。[29]因这些资料的发布，鲍埃尔受到“背叛国家罪”的审判，最后被认定无罪。之后，他以索取自己的审判资料为突破口向美国当局提出诉讼，虽然获得了胜诉，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提供这些资料，只是提供了鲍埃尔已经偶然获得的美国同731部队秘密交易的资料。另外，鲍埃尔的论文还介绍了希尔报告书的内容，对于披露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与此同时，郡司阳子也开始了采访原731部队队员的工作，1982年出版了《真相·石井细菌部队——执行极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德间书店，1982）和《证言·731石井部队——迄今首次披露的女队员的证言》（德间书店，1982）。

另外，记录原731部队队员经历的书籍也开始发行。最早刊行的是少年队队员秋山浩（化名）的《特殊部队731》（三一书房，1965）。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有秋山寿惠夫的《质问医生的伦理——在731部队的体验》（劲草书房，1983）和越定男的《日之丸下的红泪——第731部队员告白记》（教育史料出版社，1983）。越定男在《告白记》中记述了1945年8月苏联参战后，731部队为毁灭证据，将“马路大”全部杀死，然后把骨灰装进草包丢弃进松花江的经过。

1984年，常石敬一出版了《目标·石井731部队与美军谍报活动》（大月书房），内中翻译了美国调查的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真相，对731部队的情况有一个更详细的描述。

1988年8月，山中恒发现了61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道），从中明确了石井四郎在东京新宿区户山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的防疫研究所同平房731部队本部的密切关系。[30]特别是《关于支那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运用之效果、将来作战之方针以及防疫接种效果》这一资料，是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召开的部队医学学会上的讲演记录，其中的图表83“支那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中，记载了固定的防疫给水部队除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外，第五支就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310人，昭和8年（1943）4月1日组建”，说明了防疫研究室同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对哈尔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记载是：“部队长石井四郎、哈尔滨、1836人，昭和11年（1936）8月11日组建。”[31]

五 战后中国的调查报告

中国的战后调查是从1950年开始的。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调查731部队的情况，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3月11日发出通知，着手调查731部队和100部队，调查的结果形成了《平房细菌工场纪实》（1950）和《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场纪实》（1950）。前者就731部队破坏各种设施后老鼠逃亡，造成1946年原731部队周围地区鼠疫流行的情况，收录了义发源村居民的控诉、参加防疫工作的市政府卫生局科长傅桂深的谈话、松江省保健防疫科长戛德敬的谈话，另附有死亡状况表，其中大东井子村死亡28人、义发源36人、后二道沟39人，总计103人因鼠疫死亡。

关于安达的资料，首次收录了安达野外实验场的建筑物分布图，显示出飞机场及移动房舍（老鼠饲养实验所）的位置等情况。关于100部队，1950年2月14日的《长春新报》及1950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都详细记载了长春100部队的情况。

朝鲜战争中，对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嫌疑，1952年3月29日，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在奥斯陆（挪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ISC）。ISC从调查之初就对原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散播细菌的问题予以高度关注。1952年6月末，由6人组成的调查团到达北京，调查团中有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由他起草了长达700页的ISC报告书。苏联医学会副会长、细菌学教授茹克夫·费勒什尼科夫也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曾是伯力审判的主任检察官，他到达北京后在ISC的第一次会议时，提供了伯力审判时关于731部队的审判记录，说明细菌是附着在昆虫之上。ISC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中国方面提供了两份关于细菌的正式记录，一个是常德鼠疫流行时中国卫生署陈文贵的报告；另一个是11座城市遭受细菌攻击的资料，包括浙江省的衢州、义乌、金华、宁波，湖南省的常德，河北省的正定，山西省的保定[32]、河曲，总计有699人死亡。这些数字不过是实际受害者的冰山一角。

ISC又到沈阳等地调查，还去了平壤，在那里会见了陈文贵。战后，陈文贵任中国医学协会西南分会会长职务，1950年时是重庆市立宽仁医院的医生。朝鲜战争期间因多处鼠疫流行，他被派赴朝鲜的保健省（部），在平壤从事防疫工作。

1952年8月9日，ISC返回北京，8月31日发表了最后报告书，其中收录了尼达姆听取陈文贵报告书中关于常德遭受细菌攻击的情况。ISC的调查活动再次促进了中国的细菌战调查，1952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731及100细菌战部队罪恶活动的调查报告》，这是中国方面最早形成的关于731部队系统的报告书，内中收录有遭到破坏后的平房ロ号栋的34张照片。对于日军散播细菌，报告书中写道：

1940年7月，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特别派遣队在宁波上空散播了鼠疫跳蚤。这支部队还备有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1941年，731部队向华中的常德地区派出特别派遣队，散播了鼠疫跳蚤，同时准备了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这次实战南京的1644部队也参加了。为了准备对苏细菌战争，第731部队和100部队于1942年侦察苏联国境，将细菌战特别派遣队派赴苏联国境一带活动。第100部队还散播炭疽菌，污染了苏境附近的德尔布尔河。

当时，对中国受害地区的调查还没有开展。

此后，到了1989年，中国方面公开了731细菌部队和有关细菌战的资料，这就是中央档案馆等部门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中华书局），其中多为当年被收容在旅顺战犯管理所的原731部队人员的供述书。1992年，根据该史料集中有关细菌战的内容，由同文馆翻译出版3本书出版，分别是《证言·人体解剖——原日本军的战争犯罪》（《証言 生体解剖——旧日本軍的戰争犯罪》）、《证言·人体实验——731部队及其周边》（《証言 人体实驗——七三一部隧とその周边》）、《证言·细菌作战——BC武器的原点》（《証言 細菌作戰——BC兵器の原点》）。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日本战犯，情况如下：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羁押在西伯利亚的969名日本人被引渡到中国，他们均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还收容了140人。中国审判的战犯计110人，其中没有1人被判死刑，另有1017人不予起诉释放回国，只有45人被判徒刑（另有47人在羁押中死亡），并在刑满的1964年之前全部释放回国。

在抚顺的731部队成员中，除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外，大多数都是少年队队员或普通队员，对于全面了解731部队的组织系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们具备日常生活的具体和丰富的体验。比如，柄泽班成员田村良雄（即筱塚良雄）的证言证实了川岛、柄泽在伯力的供述（川岛清是第四部即细菌制造部的部长，柄泽十三夫为细菌制造课长），而且内容更丰富和具体。

田村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曾同18名少年队队员一起，直接参与了田中班和筱田班培养跳蚤的工作，他在1954年9月8日的证词中说：“1940年6月上旬，在田中技师的指挥下，我和15名少年队队员培养了900毫升的跳蚤，这些跳蚤由动物班饲养，然后连同2000只老鼠由航空班运往南京”，“通过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合计有27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脱脾疽菌用飞机运往南京或华中地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派遣柄泽十三夫率领远征队到现场散播这些细菌，为的是杀害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另外，田村的证言还证实：从1941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乃至1942年的6月中旬，柄泽班的田村等30人，接受柄泽的命令制造伤寒、副伤寒和霍乱菌，1941年制造了约70公斤，1942年制造了约140公斤，都由航空班运到南京使用。这个时期，正好符合日军（在华中）散播细菌的时期。

《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记载了陈万里关于1940年日军在浙江衢县、宁波、金华空投细菌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此次，宁波与衢县先后发生鼠疫，发病均极迅速，并无一般鼠疫流行病学上先行预发征兆，如大量死鼠之发现等。且据调查所得，宁波在发病之前一周，敌机曾向疫区投下小麦。衢县于10月4日，在现在疫区中心，敌机也投下谷类及小米，其中且混有跳蚤。”这些跳蚤经过近两个月的辗转投递，已不能确认其中是否存有病原体，“但敌机的此种行动，适与该两县鼠疫发生地点相一致。依照万里等人以科学并客观的推论，该两县鼠疫之所以发生，似与敌机散布是项物质有极大之关联。且证以最近敌机在金华掷下鼠疫杆菌之举动，又可得一敌机实行细菌战之证明”。[33]

该书还收录了陈万里关于敌机在金华投掷物资的报告。另外，容启荣的《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也收录其中，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明宁波、衢县、金华的全面情况。对常德地区鼠疫的流行，收录有容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和陈文贵的报告书。以上是中国方面的史料。

战后，在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从事疫苗研究的细菌学者和气朗在其译作《细菌作战》中，有《关于鼠疫诊断》的内容，内中以陈文贵的常德鼠疫流行报告书为例，指出：“从防疫学角度看，1940～1941年在中国浙江和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传染病，在诊断上没有错误，中国医疗机关的检查方法基本没有问题。”接着，和气朗谈到鼠疫流行同日军飞机实施细菌战的因果关系：

首先，浙江衢县、宁波和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中自然发生的吗？还是人为造成的呢？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鼠疫是啮齿类动物之间的传染疾病，通过跳蚤为媒介传染，因此，在人类感染鼠疫之前肯定要在啮齿类动物之间流行，其结果是老鼠大量死亡。老鼠尸体的出现是鼠疫流行的先兆。可是，1940年浙江衢县、宁波以及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流行前，并没有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这同自然发生的鼠疫有别。

二是从发病率看，认定是人为造成并不牵强。

三是鼠疫的流行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如同波浪运动或蔓延，而本书（指《细菌作战》一书）列举的病例都是散见的，又都在日军奇怪的空袭地区发生。

以上三点可以断定，在中国华中地区发生的鼠疫不是自然流行的。

和气朗又指出：“笔者从1954年开始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从事疫苗的制造工作，战争时期在石井部队（731部队）和南京防疫给水部队工作时，听到一些人议论过鼠疫菌和培养跳蚤的事情，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还在世。”

综上所述，和气朗总结称：“很明显，1940～1941年在中国浙江、湖南流行的鼠疫的确是日军人为散播细菌所致，称中国方面是‘政治性宣传’来推托（责任），是极不科学的。”

和气朗的结论明确了日军散播细菌而造成鼠疫流行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联对（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出版了《伯力审判资料》，而美国在战后进行了4次调查却没有审判细菌战犯，为的是得到细菌战、化学战的实验“成果”。正像费尔报告中的“总论”部分指出的那样，（美国）详细听取了（细菌战犯）按细菌种类进行实验的技术方面的内容，美国极度戒备苏联了解这些情况，是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的调查。

从历史学的角度，如果美苏各自的调查报告中有相同的记述，那么，就可以认定是历史的事实，再加上中国方面公开发行的资料，就构成了铁三角的相互补证的关系。

六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市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区户山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的建设现场，挖掘出大约100具尸骨，此地原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还设有以石井四郎为室长的防疫研究室，因此被认为与731部队有关联。为了查明这些尸骨，市民们组成了市民团体，并从1993年开始，开展了“731部队巡回展”活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全国64个场所展出，参观人数达22万人。

1995年夏，在中国哈尔滨召开了“731部队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各有100余人参加，会后编辑出版了《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明石书店，1996）。

在731部队巡回展的过程中，原731部队的一些队员站出来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事实，后这些队员的证言资料被编辑成册，以《细菌战部队》为题出版（晚声社，1996）。这本书中都是关于日军散播细菌的证言资料，有田村良雄关于诺门坎事件的证言，田村、镰田信雄关于新京（长春）、农安鼠疫流行的证言，小笠原明关于在731部队田中英雄班培养跳蚤的证言，伊藤影明在北京1855部队培养跳蚤的证言，松本博关于南京1644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证言，丸山茂关于广东8604部队杀害大批香港难民的证言，以及大快良明关于新加坡9420部队的证言。凡当时能收集到的证言几乎都收录其中。

20世纪90年代，新闻记者们也纷纷制作关于731部队的文献资料，尤其是1992年4月，NHK连续两日播放了《731细菌部队》节目，以苏联克格勃解体后公开的伯力审判资料和美国犹他州的《达古威文档》资料为基础，突出了战后对731部队要员免罪的过程。本文引用的犹他州《达古威文档》资料，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现的。

在此期间，有关731部队的著作陆续出版，首先是资料集，其中有朝鲜战争时中国方面对731部队的调查资料（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由小林英夫、儿岛俊郎编辑，林道夫翻译，不二出版社出版（1995），题为《731细菌战部队·中国新资料》。

1994年，木下健藏的《消失的秘密战研究所》由信浓每日新闻社出版，是一部包括731部队在内的关于陆军登户研究所的著作。其他还有《731部队·亚洲的声音第八集》（东方出版，1994）；铭心会发行的大会报告集；以及常石敬一的《医学工作者的有组织犯罪——关东军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这本书指出，日本的医学工作者不只是直接到中国哈尔滨的平房，更多的是作为防疫研究所的顾问，间接地参与了平房的（细菌）实验。

另外，这一时期还发现了日军策划和实施细菌战的史料。1993年吉见义明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据《井本日志》记载，1940年细菌战的“目标是攻击浙赣沿线城市”，这一计划是1940年6月5日制定的，决定在7月中旬实施，实施部队直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人为石井四郎，采取鼠疫菌跳蚤“下雨”攻击的方式。

7月22日，井本视察了杭州，又决定利用杭州市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旧址作为细菌攻击的出击据点。7月25日，以“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关东军731部队运输武器、机械，并临时组成奈良部队（番号），从哈尔滨赴南京，到达后务必同南京的1644部队队员会面。9月10日，大田澄和增田美保（731部队航空班班长）给井本的报告中称：“宁波、衢县适合作为目标，（金华？）[34]。”9月18日，井本同奈良部队联络，决定对宁波、衢县、玉山实施细菌攻击。以上内容都是《井本日志》中明确记载的。

《井本日志》中对1941年日军攻击常德也有详细记载。1941年9月16日，根据大本营陆军部指示，731部队对常德实施攻击。11月4日早6时50分，日本飞机到达常德上空，飞机搭载了“36公斤粟（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在能见度1000米以下高空散播。《井本日志》还记载了1942年5月至9月末的浙赣作战中，731部队向地面散播了各种细菌。

1942年5月27日，参谋本部召开实施细菌攻击的碰头会，石井四郎、增田美保、增田知贞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使用配置了新型撒播器的九七式飞机，准备投撒的细菌有霍乱、伤寒、副伤寒和鼠疫菌等，其中鼠疫菌由平房提供2公斤、南京提供1公斤、其他部队提供1公斤，总计4公斤。以上内容在《井本日志》中都有记载。

但是，到了7月15日，接到当地日军遭受细菌感染的报告，加之老鼠数量不足，攻击被推迟到8月中旬以后。

《井本日志》还记载，接到8月28日的报告，内中提及日军对广信、广丰、玉山等地投撒了鼠疫菌，采用的是三种方法：即散播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三地均实施）；向地面放生注射鼠疫菌的老鼠（广信与玉山）；散播附着鼠疫干菌的跳蚤以直接感染人类（玉山）。

在常山和江山两地，“把霍乱菌直接投放井中，或附着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上”。在衢县和丽水，散播了伤寒菌和副伤寒菌。这些病菌都运送到南京，再用飞机送到衢县，或用汽车运到目的地。

这部关于日军策划和实施细菌战的《井本日志》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日军散播细菌同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在研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日本的资料同美、苏、中的资料互相补证，形成了“铁四角”关系。

还有，1996年出版的《高中生的追踪——老鼠村和731部队》（教育史出版会），是埼玉县立庄和高中学生在地理历史研究部教师远藤光司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埼玉县春日部农民饲养老鼠送往731部队的史实记录。

从1991年开始，森正孝等人对浙江和江西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了调查，1995年由森正孝、糟川良谷编辑出版了《中国方面史料——对中国的侵略与731部队的细菌战》（明石书店）。1994年10月8日，因鼠疫死亡近400人的义乌市崇山村的民众，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受害者予以谢罪和赔偿。森正孝等人也在1994年受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委托，代为转呈受害者的诉状，同时着手准备成立查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民间组织。

1996年，名为“究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简称“究明会”）的组织正式成立，除了调查浙江省的细菌战受害情况外，还对常德展开了调查。1998年，“究明会”出版了《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1940年的宁波》（明石书店），提供了日军对宁波实施细菌攻击以及受害情况的详细资料。

中国方面，1991年，韩晓、辛培林出版了《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晓著、山边悠喜子译的《731部队的犯罪》在日本出版（三一书房），在该书的第三章中，详细记述了石井部队参加诺门坎决死队的情况。另外，还有韩晓、金成民的《日军731部队罪行见证》（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上册为中国人的证言，下册是日本人的证言。

在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地方史的研究也在进行。关于宁波的受害情况有黄可泰、吴元章编写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合编的《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关于常德的细菌战有陈大雅等编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关于衢州的细菌战有邱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记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其他有关地区还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调查和编辑受害者名簿。

英文著述中，关于731部队综合性的著作主要是Peter Williams and David Wallace，Unit 731：The Jap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Hodder & Stoughton。这是最早的著作（1989），另外还有1994年出版的Sheldon H.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Routedge。还有近藤昭二翻译的《死亡工厂——被掩盖的731部队和细菌战》（1999）。另有一部Hal Gold，Unit 731——Testimony，Yenbook，1996。

从1992年开始，中日两国学者围绕731部队和细菌战展开了共同研究，出版了《15年战争期间中国疫病社会史研究》，是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和中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合作研究的成果。还有关成和著、松村高夫、江田宪治等人编译的《731部队进入的村庄——平房社会史》（こうち书房，2000），松村高夫、解学诗等合著的《战争与疫病——731部队带来了什么》（本の友社，1997），《战争与疫病——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

《战争与疫病》一书在揭示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日军在新京的鼠疫战略（解学诗执笔），1940～1944年日军在浙江、江西实施的细菌战（李力执笔），1941年在湖南常德实施的细菌战（松村高夫执笔），1938～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防疫战（江田宪治执笔），1946～1948年东北鼠疫的大流行（郭洪茂执笔）以及细菌战研究史（松村高夫执笔）等内容，是一部关于细菌战的综合研究。该书尽可能地收集了在中国各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又利用了美、英、日等国的史料，充分揭露了日军散播细菌的历史事实，及其同各地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

上下两册的《战争与疫病》指出，731细菌部队在平房至少对3000名中国人进行了人体实验，不仅如此，还将制造的鼠疫病菌散播到中国的十几个城市，造成许多人伤亡，这是日军对中国人的双重加害。

目前[35]正在进行两起诉讼案，一起是1995年8月平房人体实验死难者遗属的赔偿诉讼，其中有死难者朱之盈的妻子敬兰芝，以及王耀轩和王学年的遗属，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谢罪和补偿；另一起就是现在进行的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诉讼。

七 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诉讼

近年来，围绕着731部队和日军细菌战问题，法庭方面对两起诉讼做出了判决。一个是家永三郎的第三次教科书诉讼，1997年8月，最高法院判决家永胜诉，日本政府败诉；另一起是1995年8月，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的诉讼，1999年9月经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胜诉，原告抗诉，继续向高等法院申诉，目前此案尚在东京高等法院审理中。

（一）第三次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

该诉讼源于家永三郎在他编著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中的一段注释，内容是：“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作731部队的细菌部队，对被逮捕的数千名中国人，也包括部分外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并残忍地将其杀害，这种残忍的作业直到苏联参战为上，持续了数年。”（第277页）文部省在审定时认为：“目前关于731部队的可信的学术研究、论文以及著作等尚未发表，把这样的内容收入教科书为时尚早，而且事实也不一定成立，应该等待更稳妥的成果出现后再考虑。”因此要求家永三郎将该内容全部删除。

家永是1983年9月4日在申请审定稿上写下的上述文字的，文部省在1983年12月27日提出全面删除的意见。针对此修改意见，1984年1月17日，家永三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731部队，许多论文收录了当时该部队的要员、军医、队员以及调查处理帝银事件的工作人员的证言，大量的杂志文献，以及电视文献记录等都有记载，在今天已是公认的事实。731部队的建筑物遗迹尚存，日刊新闻多次发表过这些照片，多数国民是了解731部队的。只以学术著作没有广泛记载为由不准其在教科书中出现，是碍难接受的。”

然而，1984年2月1日，文部大臣下发了不采纳家永意见的通知决定，家永不得已只好删除了有关731部队的内容。

东京地方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又称加藤判决）是在1987年，站在家永一方的有历史学者江口圭一、《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森村诚一，政府方面的辩护人是历史学者秦郁彦。家永原告方以大量的证据证实家永的原稿是有学术根据的，指出“要求删除（家永）原稿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述的修正意见是不得当的”。

然而，法庭方面只是把秦郁彦的证言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认为：“当时学术界对731部队的学术研究尚不充分，对于将其作为事实记载在高中教科书中应该慎重。”在教科书审定的1983年，学术界似乎存在秦郁彦的这种见解，法庭采纳的是他们的意见。

一审判决声称“本法庭难以判定双方学术见解的优劣”，可是，实质上又断定审定理由（要求删除的意见）“不缺乏合理依据”。

在原告方抗诉的二审中，笔者参与家永一方作证，政府方仍请秦郁彦为辩护方。在证人询问和呈递的《意见书》中，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指出《伯力审判资料》、美国讯问调查书和中国方面调查史料的形成过程，尽管这些资料都是各自形成的，但是，在内容上互相辅证，证明了其真实性。

2.一审的焦点之一是731部队是否进行了人体实验的问题，笔者的意见书中对这一点表示确认。一审时（法庭）采纳了秦郁彦认为费尔报告书中没有确认人体实验的主张，笔者阐明费尔报告书记载了人体实验问题。

3.1981年，森村诚一、常石敬一、鲍埃尔等人的著作已经出版发行，教科书审定时完全可以满足教科书中的记述程度。

4.教科书审定以后到1991年，学界研究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家永教科书的记述是正确的。在此期间，731部队的问题通过电视文献片以及报刊的介绍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人们都在密切注视着（家永教科书）判决的动向。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又称川上判决），判决家永三郎败诉，对于731部队，法院认为原告方没有提出可以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其实，该判决仍然是政府一方的“时机尚早论”，而且，比一审更退了一步。

判决称：“在本案审定处理期间，关于731部队的研究，很早就发行过一些出版物，但是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是在本案审定的两年前”，“1981年出版发行有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可是，《恶魔的饱食》从基础史料上说还不能明确认定为学术性质的著作，其他研究者难以鉴定其记述的内容是否真实”。

1994年4月，笔者对二审判决提出了批评意见：“为什么在审定的两年前就已经‘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却要命令全部删除，这正当吗？简直不可理解。要害还在于制度违宪和适用违宪上，至少是滥用审判权。判决正是基于‘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是在本案审定的两年前’，所以判定‘在内容的选择上为时尚早’，但又不得不承认要求修改的审定意见在酝酿过程中存在判断疏忽的失误。”

另外，对《恶魔的饱食》的评价也是无理的，不把它作为学术著作看待，而正是这部“其他研究者难以鉴定”的著作，才使731部队的研究“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1981年，由于森村、常石和鲍埃尔著作的出版发行，家永原告团认为已经充分地认证了731部队的核心事实，判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是仍然主张“为时尚早论”，判决难以掩盖的矛盾被暴露出来。

1997年8月，最高法院第三法庭做出三审判决，家永获得了胜诉。最高法院判决“（文部省）要求全部删除（家永关于731部队的记述）的审定意见，在判断过程中对当时学术情况的认识，以及违反原审定标准等方面有疏忽过失，超出了审定范围，属于违法（圆部、大野、尾崎等多数法官的意见）”。

这样，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文部省审定要求删除731部队对中国人等进行人体实验的记述，应被视为违法。”

（二）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诉讼案

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就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的诉讼案做出判决，从法律上判决原告败诉，但判决的内容承认了事实，认为“731部队的存在及其进行人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最高法院关于事实部分的记述如下：“1938年，我国731部队在‘满洲国’哈尔滨的平房建设了数十栋房屋作为研究所，附近还建有飞机场，石井四郎的细菌战部队早从1934年开始就在五常设立了研究所，为了扩大规模，改在平房建设，以实战为目的大量生产细菌，并对被称为‘马路大’的俘虏实施人体实验。1945年8月战败之际，为销毁证据，对平房设施进行了强度破坏。战后远东军事审判查明了731部队的真相，也追究了日本人的责任。731部队的存在及其实施人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最高法院在审理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案，以及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诉讼案时都承认“以实战为目的大量生产细菌”的“731细菌部队”的存在，那么，对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受害者的判决只不过是上述两案的延续，从法律上说，法庭方面没有理由不予以承认。

以上是关于731部队开发、使用细菌武器的历史事实。下面涉及细菌武器的散播以及迄今的情况。

日军散播细菌同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不只有一国的史料。以下根据多国的史料，并参照当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限于文献资料，还运用口述史、照片、遗迹等资料予以说明。

可是时至今日，在日本还有大部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史料没有公开，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1986年9月1日，美国众议院复员军人补偿问题委员会召开公听会，国防部记录管理部长哈恰称，战后，美国掌握的731部队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都归还了日本。经日本国会图书馆调查，“关于731部队的第一手资料，归还日本后最先交到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设立后，又从外务省移到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成立后移交到战史研究室”。

2000年12月，美国总统签署了《日本帝国军队档案解密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原则上将有关731部队的资料予以公开，日本也应该将这些资料公开，使731部队和细菌战的事实进一步得到阐明。

第三节 细菌战的实施与疫病的发生

一 731部队的细菌战准备

被抓捕到平房特殊监狱的人，都是被认作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物。在1938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特别输送处理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令”）文件中，指示日本的警察和军队可以“未经审判、直接送致”，将这些人押到平房，这种特殊“处理”被称作“特别输送”。利用火车把“犯人”押到哈尔滨车站，然后用密封加锁的卡车运到平房，关押在特殊监狱中，其目的是为了进行人体实验。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近70名日本宪兵供述了“特别输送”的情况，他们大多知道这些被731部队收容之人是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并供述了关东军司令部对“特别输送”实行名额分摊的经过。据1942年10月以来担任东安宪兵队长的平木武供认，“所谓‘特别输送’，就是对被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者或者具有抗日‘反满’思想的人，审问后，由宪兵队长报请关东军司令官批准，押送到哈尔滨的‘防疫给水部’，供作细菌实验”。

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俄罗斯人、朝鲜人、蒙古人等，一律隐去姓名，以三位或四位数字做代号，统称“马路大”，数量以一根、二根计算。细菌实验的牺牲者至少3000人。所谓“至少”，是因为这个数字是川岛清在伯力审判时交代的数字，他供认，“731部队在平房的5年期间，即从1940到1945年间，在这所杀人工厂被杀人细菌感染杀害的人数至少为3000人”。另据731部队的X光技师排列的“马路大”序号记录，“马路大”一直排列到1500号。还有，最近在哈尔滨发现的“特别输送”名簿，更确凿地证实这一数字是有根据的。

1943年10月的大连事件中，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在大连宪兵队长的指挥下，逮捕了21人，其中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送到731部队。他曾供述如下：

1943年10月，我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在队长白滨重夫的指挥下，我同特高课长藤田正少佐率领30人，分队长平中清一率20人，满洲86部队无线分队小松少佐率10人，总计60人一起出动，逮捕了大连市黑石礁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沈得龙夫妇，及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摄影师等6人，没收无线电台一部。接着，又在沈阳逮捕了中共党员李忠善、天津抗日地下工作者王耀轩、中共党员王学年以及裕兴纺织厂厂长杜某，还在海城哈塘村逮捕了沈得龙夫人的8名亲戚等。之后，沈得龙、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押到石井部队杀害。其他17人在监押2周到1个月后释放。在这起事件中，我参与了逮捕沈得龙，还参与了逮捕和拷问王耀轩、王学年。之后，经请示送往石井部队，我亲自押送4人到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大连宪兵队特高系思想对策班第二班班长长沼节二对此也有供述，他的供词是：“1943年10月初，我作为逮捕班长指挥部下，逮捕了居住在大连黑石礁的抗日工作者沈得龙。同年10月中旬，又指挥5名宪兵赴沈阳逮捕了李忠善，还在天津逮捕了王耀轩。之后，大连宪兵队长白滨中佐下令，将4人押到石井部队。”

大连宪兵队警务系伍长今中俊雄也参与了逮捕沈得龙等人的行动，他供述道：“在商议对逮捕人员如何处理时，有人提议送到石井部队，便以宪兵队长的名义写成报告书，向关东军司令官三浦中将请示。同年11月末，沈得龙、李忠善、王耀轩，另外还有一名共产党员被押送到石井细菌部队。”

人体实验是为了开发的细菌武器和进行战地医学的各种实验，首先对活体注射各种细菌，然后检查细菌感染的效力，比如，人失去多少水分仍可以生存，在低压的情况下人的变化，和动物的血交换能产生什么结果，X光长期照射的后果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实验。借用《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的一句话，简直就是“全部招数的残酷大登场”。

731部队最为重视的是能够用于实战的鼠疫菌和炭疽菌，利用飞机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投撒到地面，跳蚤就成为向人类传播鼠疫的媒介，鼠疫菌直接从空中投下会死亡，这是当时世界生物学的常识，但731部队独立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还有，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的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在费尔报告书中提及利用强制手段传播鼠疫菌的实验情况，“MLD（能引起动物50%感染的最小量）50，皮下注射10毫克，口服0.1克即可感染，呼吸每立方米含有5毫克病菌的空气，呼吸10秒钟后，80%的人即可感染”。

关于直接感染的实验，“潜伏期一般在3～5天，死亡从发烧开始3～7天。人工感染鼠疫产生线肿而死亡的病例多见，死亡的3天前发生肺炎，显示出很强的感染力”。“鼠疫炸弹有不稳定性，不是令人满意的细菌武器，利用跳蚤传播鼠疫更为实用。”

在伯力审判时，柄泽十三夫供述，1944年春，在安达鼠疫菌实验场，对绑在柱子上的被实验者进行了鼠疫菌感染实验，方法是在距离（被实验者）10米左右爆破装有鼠疫菌液体的试管，但没有成功。

引人注目的是，在《费尔报告》里指出：“结论是，使用跳蚤的方法，无论是对关闭在房间里的‘实验材料’，还是利用飞机从低空喷雾式散播病菌，都取得极好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实验材料’感染者达30%～70%。死亡率至少60%。”由于“液态鼠疫菌或者干燥的鼠疫菌都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他们独立开发了使用感染鼠疫跳蚤的方法。

关于炭疽菌，《费尔报告》记载了“炭疽的感染量和致死量”，“感染的人类死亡率，通过皮下注射感染率为66%，口服感染率为90%，呼吸加口服感染率为100%”。《费尔报告》就36例炭疽标本（其中适用31例）讯问了大田澄，记录了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方法，计有耳部注射（炭疽菌）、皮肤涂抹、皮下注射、口服、呼吸等。美国达古威细菌战实验场保存的《达古威文档》中，关于炭疽菌的内容就有400余页，有30例人体解剖标本图，另有18张心脏、肺、扁桃体、支气管、肝脏、胃的显微镜拍摄照片。《费尔报告》还记载了炭疽的喷雾实验，“将4人关在10立方米的玻璃室内，用普通的消毒用喷雾器喷洒300毫升溶液，每毫升溶液含1毫克炭疽菌”。《费尔报告》的各论部分还记载：“喷雾，1947年11月20日，高桥博士”，另记载了（玻璃）实验室的尺寸和装置。

以上是细菌武器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制造和用于实战的情况。

1939年5～9月的诺门坎事件中，约20名731部队队员携带肠伤寒菌投撒到哈拉哈支流的上游，原队员筱塚良雄、西俊英、鹤田兼敏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证言。接着，日军从1940到1942年对中国数十个城市投撒了细菌。分别是1940年秋向浙江省的衢县、宁波、金华散布了鼠疫菌；1941年秋用飞机向湖南省常德投撒了同样的鼠疫菌。另外，1941年在浙赣铁路沿线各地也散布了鼠疫病菌。

二 对浙江省的细菌攻击

1940年6月5日，为了开展对浙江、江西的细菌战（又称ホ号作战），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荒尾兴功商定，于7月中旬对浙赣铁路沿线城市实施鼠疫跳蚤等细菌武器的攻击。7月21日，井本飞到哈尔滨，同石井部队商议ホ号作战。第二天（7月22日）飞到杭州视察，决定从731部队抽调人员编成奈良部队，从哈尔滨进驻杭州原中央航空学校，作为细菌战的前沿基地。

与此同时，奈良部队也已经编成，由第二部长大田澄、航空班长增田美保等40人组成，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山本源一参加这支远征队担任指挥，作战过程中石井四郎也亲赴前线。

1940年7月25日，下发了“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命令利用铁路运送奈良部队和器材。7月26日，根据同一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下发了“后勤命令第178号”，在其附属文件中注明：“依据关作命丙659号，制定运送哈尔滨的奈良部队（平房石井部队一部）40人及器材（秘密器材）的运送简表，山海关——天津——上海。”

7月末，由40人组成的奈良部队携带器材从平房出发，8月5日，到达南京对岸的浦口。8月16日，井本熊男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派遣，与731远征部队（奈良部队）联络，进行细菌战的准备。8月28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富永恭次去东京与编成动员课编成班长美山要藏、作战课作战班员荒尾兴功会面，8月30日，同华中防疫给水部的增田知贞及奈良部队取得了联系。就这样，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关东军组合在一起，共同实施了细菌战。

在此期间，平房的731部队开始大批量制造细菌，细菌战的准备进入了高潮。据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1954年9月8日供述，从1940年7月上旬到11月上旬，在川岛清大佐的总指挥下，有120人投入大批量生产细菌的队伍。1940年5月上旬到6月上旬，田中、筱田班从事跳蚤的培养，到6月上旬共培养出900重开跳蚤，连同2000只老鼠用飞机运往南京。同年7月上旬到8月上旬，在神崎中队的无菌室，进行附着有霍乱、副伤寒菌的跳蚤的培植，每人大约收取了3公斤左右的霍乱菌和伤寒菌。8月下旬以后，受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制造搬运细菌所需的冷冻剂。1940年9月初，受铃木启久少佐的命令，把约10公斤的伤寒菌苗装进蛋白胨瓶里，然后分放进两个木箱内，装入干冰后运到航空班，再搬运到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在此期间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种类有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脱脾疽菌等，总计270公斤左右，用飞机运到南京或华中地区。

细菌战最初计划在1940年7月中旬实施，但因运输上的原因推迟到9月18日。8月16日以后，井本指示搜索选择具体的攻击目标，9月10日，收到大田澄和增田美保的报告，选定了宁波和衢县，金华作为候补。在井本9月10日的日志中这样写道：“宁波和衢县作为合适目标，（金华？）[36]……第一次C（霍乱）更改为T（伤寒）。”宁波是浙江省东部重要的港口城市，衢县和金华是浙赣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9月18日的《井本日志》这样写道：“目标：宁波可”，另外，还把金华、玉山纳入细菌攻击的对象。

到1940年10月7日，日军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其中至少有一次散播了鼠疫跳蚤。10月8日，井本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出发前，他向接任的吉桥戒三、增田知贞就“ホ号作战”交换了意见，还商定了“进入12月”，“实验”停止的方针。对于正在进行的细菌战，日志中还记载，“没有发生C（霍乱），P（鼠疫）或许能够成功”，可知他们期待的是散播鼠疫。因为散播霍乱、伤寒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月中旬以后，日军重点进行鼠疫菌的散播。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日军在地面对农安、新京进行鼠疫菌传播的实验，空中则对宁波等地散播鼠疫。前者使“满洲国”“首都”新京西北60公里的农安流行鼠疫。1940年9月23日，在新京的日本「軍屬」突然发高烧，9月29日死亡，经病理解剖判明是感染了鼠疫。此间，又有邻近的田岛犬猫医院工作人员的7名家属在短期内死亡，随后新京也以猛烈的态势流行起鼠疫。平房的731部队随即在新京组成“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本部”，展开防疫活动。10月20日～11月6日，731部队的人员出发进入农安，他们挖出已经被掩埋的尸体，取出死者的内脏带回平房。

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解学诗先生的研究，新京鼠疫的流行是731部队故意散播病菌所致，为的是在1940年秋对中国浙江实施细菌战。

10月下旬，日军开始从空中向宁波城投撒鼠疫跳蚤，结果宁波开始流行鼠疫。对衢县也投撒了鼠疫跳蚤，获得了相同的结果。10月27、28日，又从空中向金华城投撒鼠疫菌，金华的卫生机关从日军投下的物资中发现了鼠疫杆菌，所以对宁波、衢县鼠疫流行的原因引起重视，断定为日军投掷物资所致。

1940年12月初，浙江省卫生处长陈万里在金华进行病菌检查，确认日军散播了鼠疫菌。12月初，陈向浙江省省长黄绍竑呈递报告书，认为宁波、衢县鼠疫的流行，极大可能也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攻击所致。于是，黄绍竑向各县发出了紧急通告。

同时，浙江省和军方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在浙江散播鼠疫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蒋介石当即下令设法防止鼠疫的流行蔓延。可是，从10月29日到12月6日，宁波有97人死亡，衢县从11月12日到12月5日有21人死亡。12月下旬，卫生署署长容启荣决定派遣埃德曼[37]博士从贵阳赶到浙江，调查宁波、衢县鼠疫流行的原因和受害情况。1941年1月15日，容一行也到达浙江，后将调查结果写成《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发表。

（一）宁波的情况

宁波（时称鄞县，人口约26万）是位于浙江省东部交通中心的重要港湾城市，特别在日军占领上海、广州以后，宁波成为中国通往海外的为数不多的海上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入1940年，日军为了切断中国接受国际物资援助的交通线，派舰艇封锁了宁波沿海，并反复对宁波城进行空袭。同年4月又从海上展开攻击，但被中国军队击退。中国方面为了守卫宁波，除了部署地方部队外，还驻扎有正规军陆军194师。日军从9月13日起停止了攻击，但强化了空中侦察。

1940年10月27日，日军向宁波城投下了混有鼠疫跳蚤的小麦等物。据《时事公报》1940年10月28日报道，当日日军飞机两次飞临宁波上空，分别是上午6时47分和下午2时20分。时任鄞县卫生院内科主任的孙金铭回忆：“1940年10月27日早六七点钟，一架日本飞机进入市区低空飞行，向市中心的东大街与开明街交叉处的商店、住宅一带抛洒小麦、小米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落在庭院或屋顶。有人还听到飞机离开后屋顶上有啪啦啪啦的声音。”

大量隐藏在谷物里的鼠疫跳蚤就这样落到地上。时任宁波临时防疫处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回忆道：“鼠疫发生后，在隔离病室的病人们说，日本飞机飞来时把许多小麦和小米一起投了下来，里面有许多跳跃的小东西。后来，（我们）穿上白衣服和胶鞋在疫区工作时，下半身经常粘有许多个头比较小、红色的跳蚤。谁家落下的小麦多，谁家死的人就多，宝昌祥号死了14人，元泰绍酒店死了6人，这两家落下的小麦最多。”

10月29日，发现第一位患者，两天后死去。11月4日，经卫生院检查结果确认死于鼠疫。从11月2日起，鄞县政府采取了防疫措施，封锁了流行疫区。11月6日，成立临时防疫处，设立了隔离病院。到11月6日，死亡人数达47人，另有40余名患者被隔离观察。死者的尸体经消毒后被深埋在西南郊外的老龙湾。11月30日，政府将发生疫情的115户住房全部烧毁。到12月2日最后一名患者死亡。鼠疫流行了35天，总计死亡109人。经过1个多月的防疫活动，到11月末，疫情基本控制住。

1940年宁波鼠疫的流行，具有明显的人为感染的特征。理由如下：

第一，据甲部隔离医院61名患者的诊断记录，他们几乎都是线鼠疫患者，都是被跳蚤叮咬发病。

第二，日军于10月27日投撒鼠疫跳蚤，10月29日发现第一例患者，潜伏期不超过48个小时，时间短，证实是毒性极大的鼠疫菌。

第三，据钟辉的证言，麦粒投撒越多的地方，患病者越多。

第四，鼠疫流行前，没有发现死亡的老鼠。通常，鼠疫首先在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才感染人类。但宁波的鼠疫流行与常规完全不同。

第五，疫病区仅限于开明街与中山东路口500平方米的范围，同日军投撒谷类的地点相同。

第六，线鼠疫在不容易发生的季节突然流行。

第七，发病的时间集中，多在日军投撒毒物后的1周内发病，近一半死者是在这个时期发病。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还证实，就其本人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的统计资料看，“1940年以前宁波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即1940年以前，宁波从没有鼠疫流行的状况。

基于上述理由，1940年10月以后宁波发生的鼠疫，除了日军散播鼠疫跳蚤的原因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更不是自然发生的。

（二）衢县的情况

衢县位于浙江省西部的衢州地区，是浙江省连接江西省的重要战略要地，水路交通都很发达，1941年时县城人口3.5万人，衢县一直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日军的第一次细菌攻击是在1940年10月4日，当天上午9时左右，“一架敌机盘旋侦察，然后掠过山梁离去。敌机飞走后，在紫家巷一带发现大量的小麦、黑麦、谷物和跳蚤”，“10月17日后，衢县县城发现大量死老鼠”。

到11月上旬，在日军投撒鼠疫跳蚤的地区，鼠疫突然在人中间流行。11月12日，紫家巷三号的吴士英第一个被发现患病，11月15日，吴死去。11月18日，经检查死者的淋巴液，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诊断为鼠疫。到12月7日，患者增加到25人，其中24人死亡，死亡率达96%。

11月20日，县卫生院经过对患者的诊断，断定为线鼠疫。11月22日，成立了鼠疫防疫委员会，当天派出警察封锁了疫区。12月7日，鼠疫流行期基本结束。12月16日，防疫委员会决定焚毁被感染的房屋。12月22～24日，烧毁了10户37间房子。然而，鼠疫已经在老鼠中间传染。据《衢州鼠疫流行状况及预防治疗工作》记载，1940年防疫期间，“解剖了1588只家鼠，其中有133只带有鼠疫菌”，二次感染的危险迫在眼前。

1941年3月上旬，鼠疫再次在衢县县城的坊门街流行，很快，城里有十几条街道发生了鼠疫。同年6月，卫生署派遣鲍里查前往防疫，到1941年12月，疫情终于平息。鼠疫流行期间，衢县计有37条街道感染了鼠疫菌，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41年衢县共发现鼠疫患者281人，其中274人死亡。

衢县鼠疫流行期间，因为日军飞机空袭县城，许多居民被疏散到周围的农村，有些鼠疫患者也逃到农村，于是鼠疫又扩大到农村，衢县临时防疫处副主任邸如昆医师推测，包括农村患者，死亡人数至少有1200人。另据衢县卫生局邱明轩医师的调查研究，死亡人数在1500人左右。

11月27、28日，日军飞机向金华直接抛撒了鼠疫菌，人们看到了白色雾状的颗粒在散布，送到福音医院检查后，发现颗粒中含有革兰氏染色法的阴性杆菌，怀疑是鼠疫菌，于是立即向县政府和省卫生署报告。11月29日，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的吴昌丰到达金华，第二天，在衢县视察和组织防疫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也到达金华，在医院再次检查了颗粒物。吴后将颗粒物带回位于丽水的卫生试验所培养，但它们失去了繁殖能力，不过可以确认，日军从金华上空投撒的颗粒是鼠疫病菌，但由于是直接投撒，鼠疫病菌死亡，所以金华没有流行鼠疫。

日军在宁波和衢县投撒的是感染鼠疫的跳蚤，而在金华是直接投撒鼠疫病菌，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对比两种手段的效果。经过对比，731部队确信投撒鼠疫跳蚤是最有效果的方法。

（三）二次、三次感染的情况

细菌武器传播的威力在于它能引起二次、三次的感染，金华地区的义乌就是典型的一例。

义乌最初流行鼠疫是在1941年9月。1941年9月2日，浙赣铁路36岁的铁道员郦冠明去衢县出差时感染了鼠疫，发病后的9月5日，乘列车返回距衢县120公里的义乌县城北门街5号自宅，第二天（9月6日）死亡。1个月后的10月6日，北门街连续出现鼠疫患者，居民为了逃离此地纷纷外出，使鼠疫迅速在县城内蔓延。10月9日，官方成立防疫委员会，采取了封锁疫区、设立隔离医院、注射鼠疫疫苗等措施。义乌县城附近驻有陆军第四十九军、第八十六军，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疫情的发生，陆续派出卫生处医务队第十六队、医务队工程队第九分队、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等到现场。

另外，11月下旬，鲍里查也从衢县赶到义乌指挥防疫。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和居民为躲避日军轰炸逃离县城，鼠疫蔓延到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到12月末，鼠疫覆盖了整个县城，直到1942年2月，才好不容易把义乌地区的鼠疫控制住。这时，因鼠疫死亡的患者达215人。

可是，周围农村地区的鼠疫仍在蔓延，扩大到苏溪、义东、东河等乡，同时越过县境向东邻的东阳县扩展，至少有113人死亡。

东阳县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上旬开始流行鼠疫，传染源是在义乌城打工的农民感染鼠疫后回到家乡八坦头村，于是，东阳县的鼠疫就以邻近义乌的八坦头村为起点，然后急速向县城蔓延，结果14个村有117人感染了鼠疫，其中113人死亡。

以上可知，日军细菌战的特点是通过个人的移动逐渐蔓延扩大。义乌县的鼠疫一度被控制住，但1942年浙赣作战中日军占领了义乌县城，防疫工作中断，鼠疫再度复燃。

1956、1957年，义乌县在开展防疫工作时，对战争时期的鼠疫流行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死亡者名单。笔者于1996年11月和1997年5月访问了当时从事调查工作的刘书臣，据刘书臣发表在《义乌文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5期）上的《义乌鼠疫流行始末》记载，义乌流行的鼠疫逐渐从城区扩展到周围农村，1942年9月29日，崇山村和江湾一带发生了鼠疫。佛堂区区长在给义乌县县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崇山村现在疫情十分猖獗，呈有增不减之势，总计死亡不下300人。”1942年10月14日，60岁的王焕章患鼠疫死亡，此后的12天里，他的妻子、儿子、孙女等也相继死亡，全家死绝。在村里从事医疗工作并给他看过病的王道生（63岁）也死去。又有许多人因为参加王道生的葬礼感染患病。

在南京1644部队服役的近喰秀大曾参加该部队组成的临时防疫队进入崇山村，他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摄取各种脏器、肝、脾以及血液等”。11月18日，日军突然包围了崇山村，烧毁了200多所房屋，如今这些房屋的残骸仍在。进入12月，鼠疫才好不容易扑灭，仅崇山村1200余人中就有396人死去，约占1/3（据1998年5月调查）。

义乌县的鼠疫一直流行到1943年5月，据政府的不完全统计，有613人感染了鼠疫，其中563人死亡。

三 对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于7月1日制定了《随着形势变化帝国国策要纲》，决定进驻南部印度支那，还针对苏联动员了强大的陆军兵力，增强关东军，展开“关特演”。但因为受到了中国战场的限制，于是在1941年9月5日开始了长沙作战。9月27日，日军在占领长沙后又不得不退出。在这种情况下于11月4日向常德投撒了细菌武器（第一次长沙作战于11月6日结束）。

1941年8月11日，井本熊男赶到南京，受杉本参谋的指示，下达了向常德展开细菌战的命令，时间定于9月16日。担当这次作战指挥的是731部队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大田澄，其人于1941年7月刚刚就任华中防疫给水部队长（即1644部队）。另外，石井四郎从731部队派出40～50人。参战总人数约100人。

1941年11月25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尾正夫向井本熊男报告了实战情况。据该报告，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于当日5时30分出发，6时50分到达常德上空。《井本日志》记载：“雾浓，降低高度搜索，H800附近有云层，须降至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操纵，有一侧容器开启的不充分，在洞庭湖上空时将容器丢掉，粟36公斤，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其中的“粟”就是鼠疫跳蚤的代号，即飞机两侧容器中装有36公斤的鼠疫跳蚤，在常德1000米以下的上空投撒，但有一侧开启故障，结果将跳蚤丢到洞庭湖里。事后，经“岛村参谋搜索”报告：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日本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后，接触者迅速感染传播）。11月20日，鼠疫开始迅速流行，各战区集中卫生器材，证实“命中，发病确实”。12月2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给井本的报告中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鼠疫极为猖獗。”

以上对鼠疫流行的估计，似有些夸大之处，但11月20日，鼠疫发生的情况是准确的。12月23日，增田美保给井本大佐的报告中称：“一、部队士气高涨，对‘粟’有自信；二、主要兵器以‘粟’为第一位。”报告指出了鼠疫跳蚤在细菌武器中是最优良的。报告还计划在1942年6月以后继续实施细菌战，报告中的第四部分指出：“人员可能；老鼠30万预计到手；设备大体可。”

另据伯力审判关于常德细菌战的情况，1949年12月5日，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在审判时供述，1941年夏由大田澄指挥，在安达实验场将15人绑在柱子上，用飞机投下装有鼠疫跳蚤的炸弹进行效果实验。实验后，“731部队派遣队在华中地区向中国军队投撒了杀人的细菌武器。1941年进行了1次，1942年1次”。他还供述：

第一次是在1941年夏，第二部长太田大佐和我告别，说要去华中地区，回来后不久，他对我说，向位于华中地区的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市投撒了鼠疫跳蚤。如他所讲，对中国人实施了细菌攻击。还有一次，是我在场时，他又向731部队长石井报告了派遣队用飞机向常德投撒鼠疫跳蚤，造成鼠疫传播，出现了若干患者的情况，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

问：此派遣队有多少人参加？

答：40～50人。

问：1941年的派遣队用什么方法散播鼠疫菌？

答：用飞机在高空投撒鼠疫跳蚤的方法。

问：是投掷细菌炸弹，还是直接用飞机散播跳蚤？

答：是散播（跳蚤）。

此证言与日本方面的史料相比除了后者记载的患者的数目为“若干”以外，关于日军在常德散播细菌的其他事实没有任何不同。

苏联国家检察官L.N.斯米尔洛夫在报告中对常德作战做了如下揭露：

1941年夏，在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太田大佐的指挥下，第二次派遣队被派到中国，其特殊目的是散播鼠疫菌。日军统帅部交给派遣队的主要任务是常德市的重要地区和截断中国军队的交通线。派遣队中有三十几名细菌专家，总人数百余人。太田大佐从派遣地归来时曾与部队的庶务部长、被告川岛会面，并向石井四郎做了汇报。太田报告称，派遣队向常德市及洞庭湖附近的居民区投撒了大量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太田、石井二人对派遣队的工作予以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项工作，常德附近中国居民突发了强烈的流行鼠疫。

日本飞机在常德投撒鼠疫菌后，当地发生了什么呢，请看下面的经过：

1941年11月4日早5时左右（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飞机到达常德为日本时间6时50分），一架日本飞机来到常德上空低飞，投下了谷物、棉絮等不明颗粒物，投下的地点在县城中心的关帝庙、鸡鹅巷以及东门附近。下午5时解除警报后，有一部分投下物被送到位于城东门附近的广德医院，进行显微镜观察。当时，广德医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又是常德的医疗防疫机关，是拥有100个床位等入院设备的卫生院。另外，还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驻扎该县。

最先接触这一事件的是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师汪正宇。谭是该院的副院长，在该院工作已7年时间。院长是美国人德采（George Tootell），在该院工作了近30个年头，常德遭受细菌武器攻击时正在美国休假，当年12月26日才返回常德。

据检验师汪正宇1942年的记录：

民国30年（1941）11月4日早，一架敌机飞来常德上空，投下大量的粟、麦之类物质，随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以及乡公所把日机投下的粟、麦送来医院，检查其中是否有跳蚤之类。当时我们考虑，日机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恐怖战术，让我们陷入恐怖，此外，最大的可能就是散播传染性病菌，如果是这样，肯定是鼠疫杆菌。道理很简单。一是鼠疫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而且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二是投下的粟、麦之类是老鼠的食物；三是当地老鼠非常多，容易传播鼠疫；四是据报纸报道，敌人在浙江省的衢州等地投下鼠疫杆菌。所以，这次日机也很可能投下了鼠疫菌。

因此，我们详细记录了检查方法，第一阶段是把敌机投下的少量粟、麦放进生理盐水中浸泡，15分钟后，用数枚纱布过滤除去谷物，再将过滤的液体用远心分离器沉淀。将沉淀物质做成切片，固定后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再在显微镜下观察，除发现多数革兰阳性杆菌外，还发现了少数着色阴性杆菌，于是，更增加了我们最初的怀疑。但为了确认起见，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细菌培养，结果，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多数两极着色革兰氏阴性杆菌。用微型测量仪测量其大小，平均为1.5×0.5微克……这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

谭学华医师不仅检查了投下物，而且诊察了鼠疫患者，进行了死者解剖。时至今日，他至少留下了4份记录，分别是1942年3月发表在《湘雅医学院院刊》上的《湖南常德鼠疫发现的经过》，1945年美国调查团的调查采访记录，1950年2月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以及1972年本人写的回忆录。毋庸置疑，作为最早接触该事件的当地医师，他的记录十分重要。

美国CWS调查团十分重视谭学华的报告，认为谭是证实日军散播鼠疫菌的“第一情报源”，称他是“最早调查该事件的人物，鼠疫流行期间以及鼠疫之后一直在常德居住”，记录中还有：

1941年11月4日，一架日本飞机来常德投下米谷类，一些样本被送到医院，经医师检查，从米谷中发现细菌，其形态上具有鼠疫杆菌的特征，着色后显示系鼠疫杆菌。7日之内常德出现大量的死老鼠，接着人群中也开始出现鼠疫患者。常德长老派教会医院进行了诊断，诊断死者全部患了鼠疫。1941年以前，常德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调查团在采访调查谭学华的报告中，还留有一些疑问，因此附加了下面的建议内容：“（日军）未投下米谷类之前，当地没有发生过鼠疫或者类似鼠疫形态学中的病菌。谭博士预测，米谷类投下7日后鼠疫将要流行，会出现多数的患者，其后出现的病历得以证实。这是中国方面对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些病历无疑是真实的，但是，恐怕还是属于实验试行（的结果）。因为后来对日方的（细菌）战术没有继续观察，也没有这方面的报告。”不过，调查团的最后结论是：“确信日本于1941年11月在常德散播含有鼠疫菌的米谷类造成鼠疫流行的可能性极大。”

11月5日，即日军散布细菌的第二天，常德县卫生院、防护团、国民党军警机关、广德医院召开了联合会议，提出应对鼠疫的对策提案，“会上，谭博士表明，从症状看很可能是鼠疫，必须立即采取防御的手段。同时，谭博士还提议：①收集日军投下的谷类立即焚毁；②向省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派来鼠疫专家；③扩大防范鼠疫流行的范围；④准备鼠疫患者的隔离病房”。

接着，鼠疫开始发生。1941年11月10日，街面出现许多死老鼠，还接到有数名患者发烧的报告。尤其在谷物投下的两处地点发现大批死老鼠，可是，此时没有对老鼠进行检查。

11月12日，居住在投下物地点的关庙街的一名少女，名蔡桃儿，由母亲带到广德医院诊疗，结果从发病起36小时后死去，怀疑为线鼠疫症。11月13、14日两天，又有3名鼠疫患者死亡，死后医院进行了解剖。第二位患者是14日入院的徐老三，是一名25岁的工人，他从12日突然发烧、头痛、神经错乱，入院检查右淋巴结发肿柔软，入院的当天下午死亡，由谭学华和常德卫生院院长方德诚对其进行了检查。第三位患者是58岁的聂述生，12日淋巴肿胀，13日傍晚死去，检查医师是钱保康。

第四位患者是27岁的蔡玉贞，住在东门内常清街，11日发高烧，13日死亡。这位患者生前没有去医院，民众因为她患的是鼠疫，所以将其尸体秘密地掩埋了。巧合的是，在蔡玉贞死亡的第二天，即14日，红十字会医师肯特（Heinrich Kent）队长在常德县城南5公里的路上遇见抬棺送葬的队伍，经询问怀疑是鼠疫，所以开棺进行了检查。经尸体解剖，从肝脏和脾脏里提取了染色标本，进行了染色检查。

这时，街面死亡病例的消息传来，风传常德城也有鼠疫蔓延。因此再次电告省卫生处，派遣了数名鼠疫专家到常德。11月20日陈文贵奉命在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组织常德鼠疫调查队，于11月24日到达常德。陈文贵是1936年受国联卫生部邀请前往印度哈弗肯研究所研究细菌学的学者，当时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检查学的班主任，还是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查医学指导员，前往常德时随员有教官兼医师刘培、薛阴奎，助手兼检查技师朱全纶、丁景兰等人，还携带了应用实验器材、疫苗以及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磺胺噻唑，此类药在印度投入使用时获得了效果。

11月24日晚8时左右，陈文贵一行到达常德，正遇上第六名患者龚超胜（男性，28岁）死亡。第二天一早，陈文贵在东门外临时作为隔离医院的徐姓地主家解剖了尸体，进行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实验。结果，确诊患者患有真性鼠疫，因鼠疫菌引起败血症感染而死亡。该患者11月19日来常德，4天后即11月23日发病，呈现高烧、四肢软弱之病症，接着右侧淋巴肿胀，11月24日死亡。

随后，陈文贵等人又检查了此前死亡的5位患者的临床记录，结论均怀疑为线鼠疫症。

陈文贵的报告书是一份详细记载（日军）向常德散播细菌的报告书，报告书的结论部分写道：

1.1941年11月11日起到24日，常德的确流行了线鼠疫。

2.鼠疫的传染源，系11月4日早敌机（日本飞机）投下的鼠疫传染物体中有传染鼠疫的跳蚤。

陈文贵考察了11月11～24日发生的6个病例，同11月4日日军飞机投下的谷物是否有关系，分析了发生鼠疫的三种可能性，即：

A.敌机投下谷物前，常德是否发生过鼠疫？

B.常德鼠疫是否从国内附近地区传入？

C.常德鼠疫是否是敌机投下的感染鼠疫菌的谷物所致？

首先，针对A，据调查了解，常德从没有发生过鼠疫。

关于B，距常德最近的鼠疫感染区约2000公里，外地传入也不可能。

用这样的排除法只有C是造成鼠疫的原因，理由有以下几点：

1.所有的病例都发生在飞机投下谷物最多的地区。

2.推测投下的谷物中隐藏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些跳蚤，原因有：一是市民缺乏鼠疫传播的知识，没有予以注意；二是当天，从早5时到下午5时常德终日处在空袭警报之中，警报解除后才开始收集和清扫敌机投掷物，跳蚤已经逃走，隐藏在民家。

3.鼠疫发生的途径是敌机投下的一部分跳蚤直接叮咬人，造成鼠疫流行。即谷物事先用鼠疫菌污染→老鼠吃了谷物感染鼠疫→老鼠传染给跳蚤→跳蚤再传播给人类。因为线鼠疫的潜伏期通常为3～7天，有时在8～14天左右。

陈文贵以为鼠疫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常德。1941年12月21日，卫生署外国专家鲍里查代替他到了常德，开始进行调查研究。鲍里查是奥地利鼠疫专家，1921年曾在中国东北从事过鼠疫调查，中日战争爆发后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在浙江、湖南等地从事防疫指导活动。此后，鲍里查在常德滞留一年左右，献身于防御鼠疫流行的事业。鲍里查到达常德后马上断定鼠疫流行是日军散播细菌所为。1941年12月30日，他向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呈交了报告书，通过对病例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日军使用跳蚤武器的嫌疑最大，报告书中称：

毫无疑义，如果飞机投下的物资中含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以其为媒介传播鼠疫十分容易，利用跳蚤的传播进行细菌战，对细菌家专家来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这也导致我意识到他们是利用这种方法、在这种场合下传播疾病。支持我这种推断的还有几名证人，他们讲述，飞机除了投下了谷物外，还有棉类、布片以及纸屑、木片等，尤其是前两种物质，对跳蚤有极好的保护作用。

判断鼠疫的流行是敌人所为，还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这些考虑也被一一证实。

A.对流行时间和地点的考察，符合此推断。第一位患者在11月12日入院，这是敌机攻击后的第8天，如果投下物含有感染鼠疫的跳蚤，这正是开始寻觅和叮咬人类的时期，在时间上完全符合规律。另外，鼠疫跳蚤在数周或数月内仍有传播的可能，这也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

最初被确诊的6名鼠疫患者，分别居住在两个地区，这些地区都是敌机投下物资最多的地区，只有第七名患者居住在距其中一个投掷区较远的地方。

B.如果假设常德发生的鼠疫与敌人的行为无关，那么，这一地区鼠疫流行因何而致？这一问题使我们陷于困惑不解。为此，我们必须思考以下几点：

1.近年来，在湖南省流行的鼠疫，除此次之外没有任何记录。从1937年末开始，这一地区实施了彻底的防疫活动，不存在发生鼠疫的任何因素。

2.鼠疫曾流行的地区，距湖南最近的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西部，设想从这两地传播到常德的话，至少需要10天时间。而且，从任何一地来常德的感染鼠疫之人，到常德前一定处在发病期。

3.常德与浙江、江西处在不同的江河运输线上，被感染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通过船只直接移动。

4.常德地区出产大米和棉花，受感染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混杂在其他地区的谷物或棉絮流入。

C.经对浙江和江西的考察确认，线鼠疫在中国流行时，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地区最显著的标志是首先出现死亡的老鼠。在常德却没有发现老鼠的减少，所以，根本找不到由老鼠传染鼠疫的确实证据。

鲍里查根据上述理由得出结论为：“最近，常德鼠疫的流行，同11月4日飞机的攻击有无可置疑的关联。”不过，鲍里查在常德对老鼠的检查还不够充分，他一度离开常德，当他于1942年1月中旬再次返回常德检查感染的老鼠时，发现被感染的老鼠的数量在增加，为此警告有关方面警惕二次感染的复发。不出所料，到3月末，由于带菌老鼠数量的增加，出现了二次感染的患者。

1942年3月，接到报告有两名患者感染鼠疫死亡。到了4月，对39名患者进行检查的结果，确诊有20人患的是鼠疫，3人疑似鼠疫患者。虽然3月以来对患者使用了磺胺噻唑，但因为此前入院的患者全部死亡，这也使一些患者对接受医院的治疗不够踊跃。4月11日以后，有5人经磺胺噻唑的治疗出院，常德患者的数量开始减少。此后的5、6、7月，发现的患者人数分别为6人、2人和1人。这样，感染二次鼠疫的患者为31人[38]，包括疑似鼠疫患者在内总计34人，其中28人死亡。7月只发现1名患者，此后再没有发现患者。当时规定发现患者有报告的义务，所以常德留有相当详细的记录。

1942年5月初，鼠疫蔓延到距常德西北22公里的桃源县漆家河莫林乡。该乡农民李佑生进常德城卖猪时感染了鼠疫，偷偷返回家乡，当月10日死亡。其家属、来探病的亲戚、邻居以及出席葬礼的人相继感染患病，先后有17人死亡。5月下旬又发现10名患者。由于迅速采取了防治措施，加之盛夏到来，到5月27日出现最后一名患者，鼠疫终被控制。

四 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攻击

1942年4月18日，美国B25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名古屋，日本受到冲击，其在中国浙江的航空基地也遭到破坏。为了打通浙赣线，4月30日，日军大本营发动了浙江作战（又称セ号作战），开始实施浙赣作战（1942年5月15日至9月末）。作战主力为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支援部队为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作战分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期（5月19～29日）、第二期（5月30日～6月15日）、第三期（6月16日～8月14日）、第四期（8月15日～9月30日）。

在第一期作战中，第十三军下属的第六、十五、二十、二十二师团集中攻击杭州和宁波之间地区。1942年5月28日，占领了金华和兰溪，作为进攻衢州的据点。第一期作战中还占领了义乌和崇山村等地区。

接着，第二期作战展开，第十三军开始进攻衢州，从6月3日开始用了7天时间结束战斗。十三军司令部立即向广丰以及中国军队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广信发起进攻，6月14日占领该地。其间，第十一军隶属的第三十四师团从5月末开始集中攻击南昌东部地区，6月3日占领抚州。

浙江作战的起因是大本营对美国飞机空袭日本本土做出的反应，但中国派遣军内部构想出动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所以在6月18日，派遣军司令部提出了打通浙赣线、获得铁路资材的提案，原本是因为浙江航空基地被破坏而发起的浙江作战，就扩大成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浙赣作战。

由于作战目的的变更，在第三期作战中，为了打通浙赣线和确保占领地区，作战的时间也从当初计划7月末撤兵而有所延长。首先，为了打通浙赣线，7月1日，实现了第十三军的谷津支队与第十一军岩永支队会师的目的。之后，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所属部队沿浙赣线展开战斗，拆取浙赣线的轨道等设施，凡是能够被日本利用的都运回后方，另外，为了确保对萤石资源的继续占领，战斗一直延长到8月末。在第四期作战中各部队陆续返回原驻地。在撤退的过程中的确散播了细菌。

在浙赣作战中，石井四郎指挥的731部队和1644部队实施了细菌战。正像《井本日志》1942年4月12日《昭和17年ホ号指导计划》中记载的那样，攻击目标为丽水、玉山、衢县、桂林等6个地区。

细菌战是伴随着浙赣作战的开始而展开的。5月27日，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美保、小野寺义男等人参加了参谋本部关于细菌作战的会议，认为可以使用霍乱、伤寒、副伤寒和鼠疫病菌，决定由平房提供2公斤鼠疫菌，南京提供1公斤，其他部队提供1公斤，计4公斤。另外还商定：1.保守秘密；2.组织细菌部队的具体计划；3.为避免友军感染和保守机密，派遣两个班（支队）。

5月30日，石井四郎、村上隆等人又被召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向他们正式传达了关于实施细菌实验的“大陆指”及注意事项。这说明细菌战是由陆军中央指挥机关同地方部队协同展开的。

可是，如果实施地面的细菌攻击，有伤害地面作战的日本派遣军之虞，总参谋长后宫淳担心士兵受到伤害，地面作战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对实施细菌战比较消极。泽田的《阵中日记》1942年6月16日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使用石井部队，为此，我陈述了反对意见。这将为日中关系留下百年印痕，而且毫无益处，也给我方防疫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39]

可见，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是反对实施细菌战的。可是，在6月25日的日志中又记载：“使用石井部队，总军表示了反对意见，但大本营没有采纳，因“大陆命”已下达，我没有办法，于是下达命令要求作战秘密进行……为了防疫需要还下达了烧毁一部分房屋的命令。”[40]所以还是决定要实施细菌战。但后来泽田对细菌战的实施不够积极。

7月11日的日志又记载：“石井少将来联络，听其报告得知并未获得预期效果，效果不佳却弊害颇多，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这种作战？甚是难以理解。夫王者之战，为何采取这类手段，此前即不得其解，然既接受命令，不得不实施下去。”

细菌战的弊端之一是日军从最初就担心自身部队受害，这一担心后来成为了事实。在浙赣作战中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伤病员，整个战役期间战死（包括病死）1284人，负伤2767人，但患病11812人。特别是第十三军本部在金华以北撤退途中，正是展开细菌战的第四期（1942年8月15日～9月30日），其间战死77人，负伤85人，但患病4709人。这样，在浙赣作战的后半期（第三、四期），患病者数量占84.7%，同期战死者占40.4%，负伤者占25.1%。

这些在浙赣作战中出现的患病者，很可能大多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受害者。原1644部队队员榛叶修证实，从1942年6月到7月，日军以浙江金华一带为中心散播了细菌，结果，“因为中国军队迅速撤退，日军却进入细菌散播区，休息和野营时使用了附近的饮水，出现了多名传染病患者”。

正像榛叶修证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撤退比日军预想的要迅速，结果，日军进入了对中国军队实施细菌战的污染地区，而且，因为细菌战是秘密作战，没有同现场部队进行联系，在防疫处理前现场部队就使用了饮用水，出现了许多患病者。榛叶修的证言还提到：“昭和18年9月（1943年9月），我去杭州陆军医院，见到许多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听说每天都有数人死亡。此前的8月，医院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收容了数千名患者。”

以上可以看出，大本营根本无视当地指挥官的意向，实施细菌战也使多数日军士兵牺牲，这也可能是后来日军暂时停止细菌战的原因。

浙赣作战展开不久，日军就占领了义乌和它的周边地区，当时义乌已经受到衢县的传染，鼠疫开始流行，正处在紧张的防疫阶段，由于日军的攻击和占领，防疫活动不得不中止。因此，义乌的鼠疫疫情进一步扩大。进入6月，第十三军各部队相继对衢县（7日）、玉山（11日）、广丰（14日）、上饶（14日）、丽水（24日）发起了攻击。

石井四郎返回哈尔滨，着手组织参加细菌战的派遣队和生产更多的细菌。据《伯力审判资料》川岛清的证言，1942年6月，石井四郎返回731部队本部后，立即组织了中国华中派遣队，其目的是“研究污染地面的方法，即在地面散播细菌的方法”，选择的细菌种类有鼠疫、副伤寒。后来，川岛依据石井的命令，生产了130公斤炭疽菌和副伤寒菌，交给派遣队。6月下旬，作为细菌战主力部队的731部队派遣队准备完毕，“从6月末到7月初，该派遣队分成数个班，乘飞机或火车前往南京荣字部队”。

参加这一行动的731部队第一部队员古都证实，“1942年7月2日，由120名军人、军属组成的731部队特别班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前往设在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同他们共同组成有150～160人的派遣队”。

派遣队到达南京后，迅速着手战斗准备。据《井本日志》记载，7月6日，731部队碇常重中佐飞到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中国准备已就绪，如天气允许随时可以出动”。浙赣作战中日军的地面部队因疾病急速减员，中国派遣军内部因此产生对立的意见，日军最后决定，“如居民进入，在无人地带实施”，决定撤退时对居民逃跑的地域散播细菌。另外。“因为饼（指老鼠）不足”，“预定在8月中旬后实施实力攻击”。

8月下旬，日军按照计划分别从上饶（19日）、广丰（19日）、玉山（20日）、江山（21日）、常山（21日）撤退，向衢县一带集结。随之，731部队的“ホ号作战”也正式展开，开始在上述地区散播细菌。接着，8月27日，随着日军从衢县、丽水撤退，又向这些地区散播了细菌。其方法，据《井本日志》8月28日记载，在长尾参谋的《ホ号实施现状》的报告中，日军向广信散播了鼠疫（跳蚤、老鼠），向广丰散播了鼠疫（跳蚤），玉山散播的是鼠疫（跳蚤、老鼠、在大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老鼠和跳蚤是针对人的感染），向江山散播了霍乱（向井中直接投撒，或附着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里），对常山使用的是同玉山相同的方法，对衢县和丽水散播的是伤寒和鼠疫菌。

以上可见，我们在考察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伤害时，需要留意的是受害人数问题。以往我们列举的数字都是被收容在隔离病房的数字，而且是死亡的数字。经过近年的调查，实际上许多受害人担心被国民政府知道后会被收容在隔离病房，房屋会被烧毁，所以私下把尸体埋葬在附近地区，这些数字没有统计出来。所以实际的牺牲者要比现在统计的数字为多。

增田知贞在1941年7月被大田澄取代为南京1644部队长之前，一直具体指导细菌战的实施，随后充当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他在任教官时写下了《细菌战》一书（1942年12月15日）。其中就细菌战实施的“检验困难”一章中，这样写道：“即使使用少量的细菌仍有很大的潜力，但不容易检查，而且容易移动，发病的原因也不容易查出，究竟有多少病菌完全检查出来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即使检查出病菌，也难以判断是自然流行，还是人工散播。所以这种破坏行为不必通过公然的战争来进行”，“可以利用飞机散播病菌，迅速完成攻击行动，所以，要具备距离攻击目标较近的机场，必要时要设立制造细菌武器的工厂设备，防护手段也要强制进行。使用的病菌有鼠疫和霍乱”。

可见，这部书是增田知贞从1940到1942年在中国散播细菌而获得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在难以区分人为发病和天然流行这一点上，明确指出了使用细菌武器的长处。

结语 731细菌部队与细菌战的后遗症

1945年1月，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停止实施细菌战战略。1944年时，日军在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已经完全被夺走，南太平洋的据点也逐渐丧失，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已经不可能。可是，日军在中国东北仍没有放弃对苏使用细菌武器的计划，1945年2月以后，苏联的对日作战已经箭在弦上，关东军及731部队收集和繁殖了大批用于培养鼠疫菌的老鼠，731部队还制定了从平房迁移到通化、以通化为防备线的计划，1945年5月后，731部队的一部分重要资材转移到通化。

1945年8月9日上午10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越过中苏国境线南下。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达了销毁证据的命令，命令731部队破坏一切设施、焚毁秘密资料和细菌、跳蚤、标本，以及器材设备等，并命令将关押在特殊监狱（七号栋、八号栋）的“马路大”杀掉，尸骨烧毁。731部队立即执行了该命令。8月9日下午，开始焚毁被关押的400多名“马路大”的尸骨，然后把骨灰装进草袋子里丢进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中。[41]ロ号栋内部结构的破坏于12日过午结束，从傍晚开始破坏ロ号栋的建筑物，因为建筑物太坚固未能破坏得了。13、14日两日，驻哈尔滨的独立混成第131旅团的石原工兵大队参与破坏，才把731部队的所有建筑物破坏掉。安达的野外实验场也于14日被破坏。

拥有1700多人的731部队队员、家属以及设备等被优先用满铁的列车运回日本。从8月10日起，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上驶进33辆列车，第一批人马开始撤退，到8月14日下午7时，最后一批撤出。他们经朝鲜半岛南下，8月下旬到达仙崎港。这样，正因为731部队是秘密部队，所以最优先和最迅速地撤回了日本。石井四郎在解散部队之际下达命令称：“部队的秘密要带到坟墓！战后不得充任公职！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系！”这也是战后长期以来，队员们对731部队缄默不语的原因之一。

由于731部队的破坏，大批感染鼠疫的老鼠逃出，使731部队周边的村庄鼠疫泛滥。附近的村庄突然出现大量的老鼠，其中还有在中国东北从未见过的白老鼠。于是，1946年6～9月，731部队周围的后二道沟、义发源、大东井子一带鼠疫泛滥，死亡者计121人。义发源在7～8月首次发现线鼠疫患者，到10月鼠疫被遏制，全村21户人家感染了鼠疫，有41人死亡。接着是二道沟，村民张彦廷在外出割草时被跳蚤叮咬，回家后发烧昏迷，淋巴肿胀，不久就死去。在帮助张家的葬仪时，青年靖如先被感染发病，结果全家19口人中死亡了12人。到10月底，该村共死亡42人。大东井子鼠疫流行与二道沟几乎同时，李海新一家4口全部死亡，李玉恒一家12口死亡了6口。全村共有22户感染了鼠疫，死亡38人。如今，幸存的村民还记得死者全身发黑的情景。

从这时到1959年，鼠疫断断续续地发生，相继出现一些患病者和死亡者。

另外，由于日军的细菌攻击，在后来的时日里仍有传染病发生。比如，1940年10月29日～12月2日，浙江宁波因鼠疫流行死亡109人。当时作为防疫措施，感染过的房屋被烧毁。此后，市中心区也作为“鼠疫场”长期空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允许修建建筑。

1940年10月，衢县鼠疫泛滥之时，一批患者为逃脱日军的轰炸逃往他地，结果造成1941年的鼠疫大泛滥。带菌的老鼠也逃窜到农村地区，并传播给老鼠、猫犬等野生动物，形成鼠疫的自然感染地区。防疫学的常识告诉人们，一旦形成这样的自然感染区，要根绝是极其困难的。

1989～1995年，浙江省利用放射免疫沉淀方法从老鼠中检出92例F抗阳体细胞，分别分布在义乌、兰溪、宁波、东阳、龙游等地区。这些地区抗阳体的检出，意味着鼠疫菌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些地区属于病原体的巢穴地区。

对于这些由日军细菌战而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政府在半个世纪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仅据衢县的不完全统计，60年来专门从事防疫的人员在防疫部门工作达100万人次，投身普通卫生工作的民众达1000万人次，这样巨大的负担无疑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当地民众的呼声，我们不能充耳不闻。所以，细菌战的受害绝不仅仅是过去，还包含着影响当代的要素。

另一方面，被免于起诉的原731部队的干部，多数人在战后进入医学或医药领域，并且占据着重要岗位，这是必须予以指出的。其中，从事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战后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校长；从事病理的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同样从事病理的石川太刀雄丸先后任近畿大学医学部部长和金泽大学医学部部长。另外，战争中同731部队和细菌战有关联的日本医学界，在战后没有自我反省，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结构和体制。在医药界，731部队干员内藤良一于1951年创建、北野政次和二木秀雄参与的一家血库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朝鲜战争时，他们把731部队开发的干燥血浆技术卖给了美国，获得巨额的利润。该公司于1964年改称为“绿十字”会社，第二年，该会社从美国购入大量血浆，其中混入了艾滋病毒。1982年7月，尽管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指出了非加热的制剂具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而且1982年12月“绿十字”会社也从美国的阿尔法公司获知美国血浆感染艾滋病患者的事实，却继续购入，而且不进行加热处理照旧生产到1985年，结果造成约2000名患者感染上艾滋病。

以上，笔者围绕731部队和细菌战问题，记述了在华日军从使用细菌武器开始直到今天的过程和历史事实，以及731部队开展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各种实验，在此基础上制造鼠疫等细菌，并把它投撒到许多地区，因而造成伤害的情况。

笔者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想最后讲几句话。

细菌战的事实，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已经众所周知，这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大污点。受害的国民，尤其是日本国民如何认识、反省和弥补这段耻辱的历史，受到世界的瞩目。731部队的核心是实施细菌战，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受害者，这是不容否定的。特别是对照今天的国际常识，更是不容辩解的。

原告方作为中国受害者的代表提出诉讼，如果曲解他们是出于对赔偿金的欲望，那是完全无视这一事件的本质，笔者曾多次到现场进行过调查，他们都表示要求的是“人类的尊严”。

如果法庭方面不承认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原告方的祖父母、父母和其他亲属死亡的事实，死者则不能恢复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如果不承认日军实施了细菌战，或者细菌战并没有造成他们的伤害，原告是绝对不能够承受的，请法庭务必理解这一点。

当前，日本在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心中，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对1945年以前日军的许多非人性的行为，从未明确地表示过谢罪和补偿，这给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同亚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恐怕还要影响到很远的未来，这是难以否定的吧！特别是肩负日本未来的青少年，即使对日本历史上的阴暗面，也必须认识历史的事实，这样才能同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建立起真正理解和友好的关系。而要建立这样的友好关系，创建“没有战争和屠杀”的21世纪是第一步。

希望法庭方面正视这些事情，清除国际关系的障碍，留给历史一个公正的判决。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辑，2001，第11～107页。）

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

近藤昭二[42]

第一节 战争结束前的隐匿

一 731部队从成立之初就展开了细菌研究

（一）细菌战

1932年，在满洲“建国”宣言发布的4月，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防疫研究室，室长为石井四郎。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防疫研究室从事国军的防疫研究，当然是属于医学作战业务的特种机关，特设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其特设的背景源于昭和3年（1928），驻在海外的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在考察各国的情势时，痛感我国缺乏相应的设施，是国防上的一大缺憾。昭和5年（1930）考察结束回国后，就向上司提出了我国防上的缺欠，建议迅速展开研究。此后，石井作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在指导学生之余，利用空闲时间日夜进行研究。昭和7年（1932），在小泉教官的支持下，石井获得了上司的认可，于是在军医学校内设置了以石井为头目的研究室。”“随着防疫研究室的进展，石井军医身负选择应用实地之特命前往满洲，为防疫特务机关的建设鞠躬尽瘁。”

结果，军医学校在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研究设施。

这里的“防疫研究”绝不是单纯的“防疫研究”，实际上研究室从设立之初就以细菌武器实用性的研究和开发为主要活动。

1945年10月6日，同石井四郎一起进行过细菌武器研究的内藤良一，就日军生物战研究的历史对美军调查官桑德斯做了说明：

在这个领域，最初展开活动的是石井四郎中将，这要追溯到石井少佐去欧洲考察、返回日本后的1932年。当时正值禁止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签订，[43]以这时为起点，石井少佐考虑生化武器虽被禁止，但作为武器有潜在的威力。

于是，石井开始了被（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究。

曾在背荫河进行该研究的北条圆了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一书中这样记述：“当时我是陆军军医学校附，隶属防疫研究室。该研究室负责细菌战基础研究的使命。”

该研究室成立时，军医学校内实际已经设有负责防疫研究业务的“防疫部”，而“防疫研究室”是与它并列的，目的就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和开发。

（二）违反国际法

日本也派代表参加了日内瓦裁军会议，细菌战在当时的裁军协定中已经被禁止，军部的上层人物当然了解国际舆论是反对细菌战争的。后来任陆军大臣的下村定和陆军省医务局长的军医中将神林浩出席了这次会议，自然了解禁止协定的存在，神林浩也意识到：“全世界的舆论都反对细菌战。”[44]

出席裁军会议的另一名日本代表、陆军省医务局长原田二等军医正还写了关于细菌战的报告书，把日内瓦会议讨论的内容传达给医学界全体，石井四郎当然是知晓的，但未予理睬，“秘密开展细菌战的可能性深深打动着他的心，立志要着手研究日军细菌战的可能性”[45]。

于是，从背荫河研究之始，日军就进行了以活人为材料，使之感染细菌的实验。

据采访当时的队员KY[46]讲，人体实验并不局限在传染病的范围内，比如不给食物只让喝水的实验，观察人能活多久；还有用马血替换人血，观察结果会是怎样。凡能够为战场医学发挥作用的各种实验都进行。实验的材料是中国俘虏和“匪贼”（游击队）。

很明显，这样的人体实验是违反当时的国际法的。

《海牙陆战公约》规定禁止役使俘虏，日本于1911年11月6日批准了该条约，同年12月13日寄出批准函件。该公约的第23条还规定，禁止使用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和投放物。第46条规定，尊重个人的生命。另外，公约的前言部分还包括条款引申和扩大的内容，即“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名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在背荫河进行的人体实验，以及后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细菌和化学武器的实验，同《日内瓦议定书》是相悖的，至少从部队成立之初就违反了禁止利用人体实验的国际习惯法。

虽然从战争法规上牵扯到人道问题，但为了用于实战，这项研究必须秘密地进行。

为此，日军建立了严密的警戒体制，所有的军医研究者都使用假名，必须严守机密，不许对外通信。

远藤三郎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赴任满洲时，前任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大佐特意嘱咐：“石井军医正受命进行极秘密的细菌战研究，请予以关照。”为此他几次前往背荫河视察。远藤谈过这一秘密研究所的情况：

该研究所位于哈尔滨和吉林之间、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周围有高墙，原来是一家很大的酱油厂。在这里工作的军医及下属都使用化名，不准同外部通信，所以对他们有些歉意。部队名字称“东乡部队”。被实验者分别囚禁在严密的牢房里，让他们感染上各种病菌，然后观察其病势情况。供实验的是哈尔滨监狱里的死刑犯，这些人总是要死的，虽说是为了国防，但确实是难以忍受的残酷。死者用高压电器炉焚毁，不留任何痕迹。该研究绝对机密，没有负责的上司，到任作战参谋的我这里为止，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报告。

对视察的情况，远藤也做了描述，时间是1933年11月16日：

早8时半，同安达大佐、立花大佐一起去交通中队的实验场，视察实验情况。第二班负责毒气、毒液实验，第一班负责电气实验，实验对象是匪贼，每次实验两人。在毒气实验室里接受5分钟光气实验后，出现严重肺炎，病危，但从昨天到现在还活着。被注射15毫克氰酸钾铝之人，约20分钟后失去意识。对一人进行两万伏电压电流的数次测试，但仍没有死，后经注射才死去。另一人用五千伏电压电流实验，数次后没有死，最后连续通电几分钟后烧死。下午1时半乘列车回京。[47]

（三）逃走事件

1934年旧历8月15日，16名被关押的中国人成功逃脱，继续保守该研究所的秘密成为困难。

1948年帝银事件发生时，原731部队的队员被当作怀疑对象，搜查本部的留目和金泽检察官为此调查了原背荫河队员井上政美，根据他提供的内容拟出以下提纲：

《（三）留目—金泽》 谈到背荫河的事情；昭和8年末到昭和9年初的事情；当时石井称东乡太郎，所以称作“东乡部队”；在背荫河约一年时间；背荫河守备队及守备队情况；约200名研究者；这时发生了大批逃跑事件；一年后一度返回陆军军医学校。

在逃跑的16人中，有12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当时的第一师长刘海涛获知这一情况后，于1936年1月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发出《关于满洲情况的报告》：

还有一个情报，日本帝国主义专门设置了杀人场。该杀人场位于哈尔滨东南、邻近双城县的拉林县（镇）以东的背荫河。那里有铁路和车站，是哈尔滨至五常、五常至吉林敦化县的铁路。他们在背荫河设置了极秘密的杀人场，外人完全不了解内情。杀人场有能容纳数百人的房屋，门窗都是铁制，被关押的犯人不能望到外面，屋子里用铁棍隔离成许多监房，每名犯人被关押在各自的监房里。

逃走事件发生后，防疫班（东乡部队）唯恐内部秘密暴露，因此关闭了背荫河，一度返回陆军军医学校，后迁移到哈尔滨南岗。

二 关东军防疫部的编制

（一）在军令下创建

1936年，石井率领的东乡部队（又称加茂部队），按照5月30日天皇军令陆甲第七号命令，成为正式军队。这样，东乡部队不再是军医学校研究室的派出机关，而成为一支军队，隶属关东军统辖，所以称关东军防疫部。

现存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以下6份可以证实这一部队是经过陆军中央部的正式编制而编成的部队。

1.《满洲派遣部队一部的编成及编成改正要领决定案》（1936年4月13日）

2.《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1936年4月23日）

3.《关东军勤务令》（1938年9月8日）

4.《编成（编制改正）详报提出之件的报告》（1939年9月23日）

5.《满洲驻屯陆军部队的编制及编制改正完成之件》（1941年7月1日）

6.《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1982年4月6日，由厚生省向众议院内阁委员会提出）

在第1份文件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着手创建的时期规定为：“昭和11年8月上旬，另一部分可在同年12月上旬”，编制为军医、药剂师等70人，需要时由参谋本部决定，“人员可以增加”。

第2份文件的“三、在满部队的新设及增强改编”中的第23项，内容是：

关东军防疫部的新设增强

按照预定计划，昭和11年（1936）度，为实施急性传染病的防疫对策研究和不明流行疾病等特殊调查，以及进行细菌战的准备，新设关东军防疫部。另外，随着在满部队的增加，昭和13年（1938）度以后再扩充一部分。关东军防疫部的驻扎地在哈尔滨附近。

其中，明确提出关东军防疫部的使命是“进行细菌战的准备”。

第4、5、6份文件都证实，基于天皇编制权的军令确定了这支部队的编制和扩编，而且是极秘密地进行，年提供经费1000万日元（1940年数额），是在对国会议员也保密的情况下秘密支出的。

该部队的编制及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业务所需经费，需要向议会提出特别报告，纳入关东军非常军事总预算中，这样才能对在议会中占有席位、与军部疏远的议员以部队秘密业务为由保守机密。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时作为证人也提供了证言。（内容后述）

（二）保守机密

部队用地选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地区，1936年秋命令当地农民迁出，开始在黄家窝棚和刘家窝棚耕地上施工。

本部栋与研究室栋（ロ号栋）由建设会社松村组负责，在ロ号栋的中央特设有为人体实验而关押收容者的特殊监狱（7号栋、8号栋）。为保守秘密，招募石井四郎家乡的人员进行施工，在利用地缘或血缘关系上真是花费了脑筋。

1938年作为第一建设班到达现场的荻原英夫，在1953年4月15日追记道：“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修建人体实验所的7、8栋。我们到达时入口和内部已经打成若干隔断，中间部分如同礼堂还没有间隔。7、8栋被3、4、5栋围在里面，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入口设有厚重的铁门，3、4、5、6栋的3楼犄角处，安装有照射到7、8栋的照明灯。围着7、8栋的3、4、5、6栋（瓦盖）以及3、5栋之间有相通的走廊（在4楼、砖瓦结构），宽约4米，用水泥涂抹四壁，3栋的楼顶有了望楼。我们到现场时，建设班的技工工藤告知我们，7、8栋的内部工程在本年末（1938年）必须完成，有关业务情况对部队的内部人员也不能泄露，谁泄露了要受到严惩。每天出入7、8栋的人员要向保密班（保守机密的组织）提供身份证明以及接受身体检查。木工、泥瓦工的头目必须把设计图交回保密班。我的叔父青柳是20人的工头，每天要向保密班报告出工人员、作业种类以及场所等。”

另外，哈尔滨宪兵分遣队也经常直接派宪兵到部队，进行部队保密工作，并对在部队内劳动的中国人进行防谍调查。

宪兵队在这里设置了两个组织，一是“协防班”，另一个是“协和防谍班”。

一个是在工人中组织的，秘密收买一些人作为他们的班员，负责调查在营区内工作的工人的思想、言论、劳动态度等。还有一个组织是协防班，设有8个分区事务所，由哈尔滨宪兵队平房分遣队和香坊区警察署平房驻在所共同管理。区长兼协防班的总班长，各分区的协防班长由分区长兼任。各村的村长要对管区内农民的言论、行为进行秘密调查。分区内设置的8个协防班，收买了27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平房屯、腰二道沟、义发源、正黄旗三屯，秘密设立了39个协防班。结果，班长以上的密侦就增加到60人。这两个组织的协防班在密侦活动中互相协助。[48]

（三）“特别输送”

与此同时，关东军上层人物策划了以人为实验材料的“特别输送”处理规定。1938年1月26日以“关宪警第58号令”下达给关东军下属的各宪兵队。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三课长、直接负责“特别输送”的吉房虎雄曾亲笔记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允许在东北的部队依据自己的判断便可以随意残杀中国人，称之为“严肃处置”[49]。但是，后来由于抗日志士持续的抗日斗争，这种“严肃处置”到1937年被表面禁止。

之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以及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秘密策划取代“严肃处置”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这就是从特别简单而且无限制地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入手。

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特别输送”秘密命令。“特别输送”就是宪兵队和伪满警察非法逮捕中国人民，如果认定他们有“重罪”，不用经过审判，由宪兵部队输送到石井部队，将其作为细菌实验的材料杀害。[50]

这段文字是吉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写下的，吉房被释放回国后，这些文字在日本公开发表，可见这绝不是强制命令下的供述。

“特别输送”的文件下发5个月后，关东军上层人物认为，平房周围设立特别军事区符合《满洲国军机保护法》，于是颁发了下面［见（四）］的命令。这是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图书出版局出版的伯力军事审判《伯力审判资料》中，作为证据（照片）收录其中的。

（四）特别军事区

设立平房附近特别军事区之件

关参一发第1539号 昭和13年6月30日 参谋长（签署）

依据命令通告如下：

1.指定平房石井部队厅舍（外墙之内）为特别军事建筑物。

2.附图的甲地区依照满洲国军机保护法规则，列为第三种地区甲号地区，所有禁止事项适用该保护法规则。

3.附图乙地区内禁止营造二层以上的建筑物。

4.关于航空禁止事项，对民间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航路及禁止空域。

5.由治安部在部队建筑物的周围揭示甲地域及乙地域的地界与禁止事项，并由防卫司令官执行之。

6.本件只通告与部队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不予以公示。（其他略）

关于部队的进驻情况，出生在黄家窝棚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关成和先生，曾组织研究者和卫生防疫专家采访了近200名中国人劳工，调查结果如下：

平房特别军事区由1个基地和4条防线组成，日军内部称基地为“17号军事基地”，约6平方公里，建有731部队本部和各种关联设施、队员生活区等。4条防卫线由空中1条和地上3条组成。空中的防卫线分别以军令的形式向军用和民用航空系统提出通告，如果发现违反规定的飞机来到上空，731部队与8372航空队（现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位置）的专用飞机会立即升空迎击。还准备有高射炮。不过，直到1945年731部队撤走，空中危机的情况一直没有发生过。

陆上的防卫线有三道，第一道是围绕“17号军事基地”，即731部队本部的土墙，墙高2米，总长5公里，墙上拉有通电的铁丝网。墙的外围还挖有宽3米、深2.5米的沟壕。土墙东侧有两个门，南、西、北各有一个门，配备步兵哨和哨所。西门经常关闭，南门正对本部的正面，只允许该部队的人员通行，门的旁边有检查所，两侧设有哨兵观察台。检查所的旁边建有80平方米的哨兵室，常驻1个分队的兵力。南门前方一侧立有警示牌，写着“非经关东军司令部的允许不得入内”的字样。中国劳工出入时走北门或东门，每次出入需检查“劳工证明书”，还要频繁地进行询问和搜身。

第二道防卫线是1539号训令指定的“甲地区”，最里侧距离731部队本部约2～5公里。第二道防卫线占地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甲地区”是特殊管理区，适用伪满洲国《军机保护法》中规定的各项目（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军事设施及其周围，禁止航空、航行、测量、观察、调查、摄影等）。

第三道防卫线是“甲地区”外围80平方公里的“乙地区”。根据1539号训令，该地区不得建造二层以上的建筑物。在该地区的外围，特别是交通要道立有界线标志，无关者一律不得入内。[51]

以上可知警戒体制是如何的森严，这也正说明关东军的首脑意识到部队的实验和研究与人道背道而驰的严重事实。

三 关于细菌战攻击性的研究

（一）关于细菌攻击性的研究

731部队以“特别输送”的人作为研究材料，反复地进行人体实验，从防御方面推进攻击性细菌战的研究。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1977年写下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手记》中记述：“石井中佐不仅着眼于防疫，最后策划了攻击性的细菌战。”

研究的对象和用于实验的病菌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破伤风等25种以上，还实验了“下雨”散播（病菌）的攻击方法以及病菌冻结干燥便于搬运的方法等。松村对此做了说明：

石井部队长设想制造细菌炸弹，一步步推动研究的进展，为培养以鼠疫菌为主的病菌，饲养了老鼠和跳蚤，然后将陶制炸弹装上飞机，在军医的操纵下投到地面。为了实验，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的安达建立了实验场。最后，将实战实验用在中国战场上。根据特别命令，在重庆内地和华中日军撤退的地点投掷，虽然没有获得期待的效果，但是作为一种战略是有效果的。[52]

装有鼠疫菌的陶制炸弹从飞机上投下，在中国战场进行实战实验的事实，标志着731部队开发研究了攻击性的细菌武器。在731部队研究者写成的论文、报告书中，能够证实他们进行人体实验和攻击性研究的资料有以下几份。

1.《因黄弹射击皮肤伤害及临床症状观察》

1940年9月7～10日，以16人为对象，向他们进行了芥子气毒弹等5种毒气弹的人体发射实验，总结出实验的效果。

2.《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

这是一份将破伤风毒素和芽孢接种在人的足部、背部，观察其发炎情况的实验报告，被实验者14人。

3.《关于斑疹伤寒等病原体的活体外保存》[53]

这是军医少佐作山元治在1942年第十一次日本医学会总会军医学部会上发表的论文，报告了利用干燥保存技术输送病原体，以及干燥的病原体在鼻腔内感染的实验结果。

4.《细菌战》[54]

这是南京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即荣字1644部队长、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增田知贞军医大佐于1942年12月15日发表的论文，战后被美军没收并翻译成英语，现存在美国犹他州达古威实验场资料室，资料号013（胶卷）。

（二）增田知贞的研究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一书发表于1942年，在此前不久的1940年，农安、新京（即长春）流行了鼠疫，日军对浙江省宁波等地实施的细菌攻击也是在这个时期。另外，1941和1942年，日军先后对常德和浙赣地区实施了细菌战战略。

增田知贞的《细菌战》一书中隐去了细菌战的攻击内容，但对使用场合及效果做了详细的阐述。增田知贞在书中对细菌武器的使用对象是这样记述的：“细菌战不仅针对敌方人员，还包括敌国领土内的其他人员、牲畜、家禽、谷类以及野生植物”，“对倾向敌国，有可能成为敌国同盟国的中立国也可以使用”。（第3页）

书中对敌方和士气可以产生的影响效果写道：“无论效果如何，在文明国的国民中散播细菌，将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如果国内各地发生了疫病，必将耗费大量人员和资源去控制疫病，这样就大幅度地阻碍该国的战争能力”。（第4页）

另外，关于细菌的性质和效果方面，增田更具体地写道：

1.可以使用霍乱、伤寒、赤痢对给水系统进行污染。

2.对食物的污染，可以使用霍乱、伤寒、赤痢、兔热病等病菌。

3.对河流和海岸，使用霍乱、伤寒菌。

4.公共场合和铁路使用结核菌和炭疽菌。

5.对家畜和军用动物，可以使用禽流感A型菌、鼻疽、炭疽、兔热病等病菌。

书中还以符号对浙赣地区流行疾病的病原体及发生地点做了说明。

据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的日志记载，1940年，井本同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共同策划对宁波等浙江省地区实施细菌战之时，增田知贞也参与其中，而且是指导实施细菌战的人物。他正是基于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经验和效果而写下了这些东西。

《井本日志》中的1942年10月5日，记载了增田知贞大佐关于浙赣作战的结果报告，题为《关于地面实施的实情》，内中称：“PX（P即鼠疫菌）首先成功，在衢县，T（伤寒菌）投入井中成功。”关于投掷的各种方法，增田在《细菌战》一书中称：“攻击战术采用细菌雨和投掷炸弹，装满细菌的炮弹，以及利用间谍等形式实现”，“对不同我军直接接触的敌军，特别是在舰船出港之前，用伤寒菌污染其粮食的方法，可以对付敌人的海军”。（第13页）

关于“重要的战略使用”，记载了如下内容。

对使用细菌武器的计划必须严守机密：

1.攻击目标，主要是军人和军用之物。

2.攻击活动，攻击活动利用飞机迅速实施，为此需要有接近目标的航空设施或兵工厂，为确保安全，应使用鼠疫和霍乱菌。

3.攻击使用的特征

①对污染区可以设置人工防御设施。

②可以削弱敌人的长处。

③使之发生疫病，在敌人密集的区域削弱其战斗力，并影响其进攻路线。

④使敌人的首都和军工厂流行疫病，削弱其政治和军事活动。

⑤在战场上对敌军直接实施细菌武器的攻击。（第11页）

关于外国研究细菌战的情况，增田特别指出，“各国已意识到细菌战的危险性和可利用性”，但没有提到国际上的禁止公约，只是陈述了细菌战的攻击性研究不可缺少：“事实上，细菌战作为奇袭攻击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对于防御来说，不可能在细菌战攻击之前予以排除，再文明的国家，利用有素养的科学人才和科学设备，也只能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可是如果不具备细菌攻击的能力，将对事后造成极大的苦难。”（第18页）

四 安达实验场

（一）攻击实验

731部队在位于飞机场东侧、平房西南方向城子沟西北120公里的安达建设了被称作特别实验场的野外实验场。在这个实验场进行细菌容器投掷、把活人绑在木桩上利用飞机散播细菌（称“细菌下雨”）、投掷各种细菌炸弹后的感染实验，以及毒气实验等。

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曾同牡丹江支队长尾上正男去过安达实验场，战后，他在中国羁押期间供述了如下情况：

见面后因安达设有杀人的实验场，石井说，如果各支部长希望的话可以参加，因此我去了实验场。在安达，第二部的演习员在部长碇大佐的指挥下正在做演习准备。不一会儿，重型轰炸机飞来，走出4名中国爱国者和警备人员。4名中国人被绑在安达演习场内间隔25～30米的木桩上。3时左右，石井四郎、第一部技师二木、总务部企画课长田部中佐也乘飞机到来。3时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来，从150米的上空投下了陶制炸弹，在50米上空时炸开。我穿着防护衣，从500～600米的远处观看这场惨剧。炸弹里装填有恐怖的炭疽菌，人吸入鼻腔后肯定患上致死的肺炭疽，或者被炸弹碎片割伤引起皮肤炭疽，这简直是犯下残酷的罪行，我也参与其中。[55]

在安达实验场负责检验的第二部鼠疫检验班成员K·S曾对笔者讲述了以下情况：

一次实验多时使用十二三人（“马路大”），通常10人。在一个同心圆的外径，把“马路大”绑在十字木桩上，圆心以十字形白布为目标，通过无线电联系飞机投下装有跳蚤的陶制炸弹。检验人员穿防菌服，在人体图上记载炸弹碎片落在人体的什么部位，飞散到周围的碎片也做记录。然后，把“马路大”用卡车拉回部队。[56]

另外，能够证实安达实验场确实存在的资料还有以下几幅照片：

1.在安达实验场上摄影班班员和设立木桩的班员的照片。

2.安达实验场的风幡（绑在木桩上的布条）和两名工务班班员的照片。

3.运送“马路大”的卡车到达安达和摄影班员的照片。[57]

4.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调查记录《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厂纪实》及其照片、略图等。

5.1954年，黑龙江省公安厅调查书《关于日本陆军731部队安达飞机场的调查》。

6.《伯力审判资料》中，川岛清、柄泽十三夫、古都良雄的供述。

五 陆军中央的指导

（一）何人知道细菌战

对于日军的细菌攻击，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解呢？

据井本雄男的日志，在1940年对浙江省进行细菌战的准备阶段，即1940年5月31日记载的“ホ号作战”，左侧署有参谋本部、陆军省、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上层人物的名字，分别是参谋次长泽田中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富永少将，参谋本部作战课冈田大佐、高月中佐、荒尾中佐、原野少佐、谷川中佐、松前少佐，编成动员课那须大佐、美山中佐，陆军省次官阿南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少将，军务局军事课岩畔中佐、西浦中佐、松谷中佐、松下中佐，其他还有冈本大尉、原田大佐等。中国派遣军方面有司令官西尾大将、总参谋长阪垣中将以及本多中将、公平大佐、井本少佐、渡边少佐等。关东军方面有司令官梅津中将、参谋长饭村少将以及秦少将、有末大佐、中山中佐等。这些人都是参与作战的陆军上层人物。

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和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根据《井本日志》撰写了《作战日志中涉及的支那事变》，其中：

5月31日，上述成员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井本日志》中记述了为实施“ホ号作战”，即实施细菌战，井本表示必须同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上层人物联系，这是必然的。因为参谋本部的编成动员课和陆军省的军务局军事课，都是实施作战的重要部门。[58]

此后，对一直持续到1942年的对中国的细菌攻击，《井本日志》中的记载表明，所有计划、准备、联络、实施、报告等都获得了参谋本部的指导和承认。

1940年11月25日，参谋总长杉山下发的“大陆指第781号”中，指出：“依据大陆指690号”，“目前正实施特种瓦斯实验”。“大陆指”第781号是依据“大陆命”第439号而下发的，要求在“11月末”前完成作战命令。

这里所谓的“大陆指”，是根据天皇下发的“大陆命”，由参谋总长发出的指令。

据明治大学副教授山田朗的研究，按照惯例“大陆指”是需要上奏天皇的，所以天皇至少是知道细菌战的指示的。

原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也证实：“陆军的命令被称为‘大陆命’，即大本营陆军部命令的简称，海军称‘大海令’，即大本营海军部命令，没有这些命令不得用兵，即使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不经过这些严密的手续，也不得随便动用军队。”[59]

1941年对常德的细菌攻击，9月16日的《井本日志》中也记载：“三、ホ号的大陆指，发令”。

1942年在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攻击，5月30日的《井本日志》记载，石井四郎少将、村上隆中佐、增田知贞中佐、小野寺义男少佐、增田美保少佐等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干部5人被召到参谋本部，“由第一部部长传达大陆指及注意事项”。

以上可见，对中国的细菌攻击是依据“大陆命”，并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发作战指示的。

另据原大本营参谋朝枝繁春证实，1944年塞班岛被美军占领，日军守备队全部阵亡后，参谋本部曾讨论过是否夺回塞班岛，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为此向天皇上奏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打算，但是，“服部沮丧地说，没有得到裁可而归，这样，塞班岛就没有希望了”。[60]

当时，军部虽然明知实施细菌攻击将遭到国际的谴责，却继续进行细菌战，这在井本雄男和陆军省医事课长大塚文郎的日志中都有记载：

对外国的非难谁负责任？医务局能够容易地制定进行攻防的业务，但需要制度的补充（进行卫生勤务的根本教育训练是必要的）。（《井本日志》1941年2月5日）

决定对英美作战（石井）——向军事课提出，多量攻击，先发制人，无须考虑国际问题。（《大塚日志》1943年11月1日）

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石井四郎面对可能遭到国际的谴责而毫无畏惧，建议要先发制人、实施大量的细菌攻击。

第二节 战后的隐匿

一 美国的关注

（一）美国对日军的注意

美国最初关注日本的细菌战，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两年。1939年2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内藤良一想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获取黄热病过滤性病毒，但遭到拒绝，因此向所内人员进行了贿赂。美国陆军部通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注意到日本正在进行细菌战研究。

6个月后，又有情报传来，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宫川米次为了获得黄热病过滤性病毒，向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进行贿赂。参谋部接到这份报告后判断：“日本之所以想获取病毒性很高的黄热病病毒菌株，是准备用于细菌战。”为此采取了禁止把黄热病过滤性病毒及相关设施交给日本及其同盟国家的措施。[61]

从这时开始8个月后，即1941年10月1日，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请美国科学学会会长推举特别细菌战委员会的委员，于是成立了由9名生物学者组成的WBC委员会。

第二年，该委员会向陆军部长提出报告，建议进行“细菌战的攻击和防御方法的研究”，这一提议被总统采纳。1942年8月，以约翰·W.马克为领导，组建了战争研究军务局（WRS），统一协调有关细菌战的所有作业。11月，又成立了陆军化学战部队（CWS），展开了实质性的细菌战研究。

（二）来自中国的控诉

这一时期，正是日军在中国的衢县、宁波、常德等地进行细菌攻击的时期，常德等地鼠疫刚刚流行之后，各类报告也传到了美国。计有：

1941年11月27日情报局的报告。

1941年11月27日化学战部队（CWS）情报部收到科学部的报告。

1941年12月12日化学战部队情报部发表的向中国派出医疗援助团的研究报告。

1941年12月18日目击者说明及化学战部队情报部的报告。

1941年12月19日传教士的说明，以及在中国的耶鲁大学的医疗报告。

1941年12月20日及30日的检测报告、红十字会报告、美国大使馆武官的报告等。

另外，还有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的《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企图》（1942年3月31日）的报告，以及中国外交部经由美国大使馆转来的报告书。

金宝善的报告在Rocky Mountain Medical Journal1942年8月号上发表。

但是，这些报告长时间没有被确认而被忽视，原因是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情报很难获得。对因飞机投下细菌造成鼠疫流行也只是怀疑，因为细菌投下后就立即死亡了。另外，还考虑到日本可能并不具备将细菌武器远距离地运送到美国的能力，所以（对美国来说）暂时还没有危险。

（三）美国对日军的疑惑

1943年4月20日，美军的细菌战研究，以位于马里兰州弗德里克军用机场的底特里克作为基地，开始了正式的活动，以密西西比州的阿伊兰特以及犹他州的古拉尼特·毕克为试验场，另在印第安纳州的威格建立了细菌工厂，以炭疽菌为中心开始生产鼠疫、牛疫、布鲁氏菌等20种以上的细菌，特别研究细菌的寄生体和细菌的散播方法。据当时的参与者称，“能使人、动物、植物发病的病原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毒素都是研究的对象”。[62]

到1944年春，细菌武器的开发进展到可以将4磅炭疽菌装填到炮弹里。

美军研究人员对日本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可能性产生强烈关注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美军抓获了许多日军俘虏，发现其中的军医和卫生兵都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为了了解日军是否使用了作为细菌武器的病原体，美军对日军俘虏进行了多次关于疫苗的详细讯问。

急切盼望获得有关细菌战的情报的情报部，特意准备了75项审问俘虏的事项，如作为细菌武器研究对象的病原体是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制造，如何保管，参与的人员是谁，等等。

同时还向各方发出通告，要求“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要确保有关细菌战的医学书以及器材等补给品的保存，认识其重要性”；“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无论是什么，都要立即报告给谍报本部”。

1944年12月4日，美军从第230号日军俘虏口中，第一次确认日军在中国浙江金华附近、湖南常德附近的确进行过细菌战。该俘虏还回答：“前述（细菌战）的事例，都是通过飞机散播细菌。”

这样通过对许多俘虏的持续调查，美军终于在1945年4月6日在审问4名俘虏时断定，（日军的细菌武器研究）是在陆军的指导下进行的，“细菌研究所在哈尔滨”，参与细菌战的人物有“神林军医中将、梶塚隆二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关东军细菌研究所长”等。

5月，陆军化学战部队向湖南常德派出了调查组，重新调查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该地散播细菌的情况，详细听取了第一位检查日军飞机的投下物、第一位诊断鼠疫患者并进行了尸体解剖的谭学华医师的报告。最后，调查组长杰姆·R.盖德斯提出一份报告，作为调查组的结论。报告中称，“日军投下谷物之前，当地没有发生过鼠疫。在形态学上类似PP的细菌表示，以及谭博士预测鼠疫流行，米谷类投下7日后的多数患者出现，这些症状都证实了其可信性。这是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并在中国当地获得的最有力的证据。考虑到这些事实症状，恐怕是属于实验试行阶段。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后来没有对这些战术进行观察，也没有得到报告。”“我们认为，1941年11月，日本在常德散播了含有鼠疫菌的米谷类物质，造成鼠疫扩大的可能性极大。”

在战争临近结束的1945年7月26日，美军情报部将此前收集到的情报简要地汇集成一份报告书，内中认为：

日本尚没有在大规模的攻击中首先实施细菌战的意图，但是，在不被发现或被发现可能性极小的小规模攻击中曾使用。

从上面两份报告书可知，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意识到调查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把这一研究视为“严重的威胁”，美国认为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是事实，而且判断其属于小规模地“实验试行”。此时，美国还没有掌握日军利用活体反复进行实验，以及对美国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计划。

二 战争结束时日本毁灭证据

（一）“国体护持”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铃木贯太郎首相排斥《波茨坦公告》，宣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6日，广岛被投下原子弹，接着8月9日，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苏联开始进攻满洲。于是，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召开成员会议，在阁议的基础上召开御前会议，最后由于天皇的裁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无论是主张接受还是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争议双方都是站在以护持皇室为第一位的立场上的。

据负责记录会议经过的御前会议干事、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纯久记载：

铃木贯太郎总理发言，本日以讨论《波茨坦公告》为中心的战争指导会议，其意见归纳如下：

1.绝对保证皇室的地位安全。

2.（部队）解除武装，复员返回内地。

3.战争罪犯由本国处理。

4.保留保障占领。

另外，外务大臣提出如下意见：

7月26日三国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提出的各条件中，除不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外，其他条件日本政府予以承认。

外务大臣案　赞成 6

四项条件　　赞成者 4

中间 5

但也有减少条款的意见。

东乡茂德外相的“唯一提案，是护持天皇的安泰”。对此意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表示同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意见是：“要和平，必须绝对保证（我们的）四项条件。”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意见是：“四项条件不过是（让对方做出）最小限度的让步。”可见，尽管他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其考虑的第一目标是护持皇室和统治权。

第二天的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在理解“不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对此，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日本）从投降之日起，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的统治权限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贝尔纳斯又通告：“日本最终的政治形态依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盟军）占领统治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

这样的结果，是对旧统治势力的安抚。

对日本的占领统治，正像以往讲的那样：

日本不存在意大利那样强有力的抵抗势力，间接统治这种形式，是使旧势力得以存续的条件。因此，日本的统治阶层，以“国体护持”为最大目标，维持天皇制和社会秩序成为最大的课题。占领军进驻后，逐步推行占领政策。而日本政府则千方百计为实现“国体护持”，进行了持续顽固的抵抗。[63]

美军进驻不久后的9月6日，杜鲁门总统向麦克阿瑟下发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遵照其中关于处罚战争罪犯的方针，从9月10日起，美国方面发出逮捕战犯的指令。

9月18日，东久迩宫稔彦总理召开记者招待会，提问集中在天皇的战争责任和虐待俘虏问题上，当时他没有予以明确回答。9月21日，日本政府才形成《会见外国记者后的措施事项》，着手制定战争罪犯问题的对策，同时要求各部、局制定“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说明。

10月2日，盟军总司令部设置法务局，开始战犯的罪证收集和调查活动。

内阁为了制止战争责任问题波及天皇，遂于10月3日把各部、局的说明进行了归纳，形成《关于战争责任等的应答要领》。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以及旧军队上层人物都把“国体护持”作为第一要义和最重要的课题。根据“大陆命”下达的“大陆指”，731部队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违反国际法利用人体实验进行细菌战研究，更是极其隐蔽的事实。

11月5日，内阁做出《关于战争责任之件》的阁议，决定按照宪法运行的惯例，大本营和政府决定的有关作战事宜，包括未被天皇否决事宜，须坚持以下原则：

关于战争责任之件

第一，一般原则

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以为准绳

1.必须坚信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局势而不得已之举。

2.天皇陛下一直主张对美交涉，寻求和平解决。

3.天皇陛下对于开战决定、作战计划实施等项，遵从宪法运用和确立的惯例，碍难否决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4.为了避免在日美交涉过程中发动攻击，在下达日美交涉结束的通告上付出了努力。

注：当时帝国面对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发动自卫权，受到关于开战规定的海牙条约的限制。

5.宣战诏书主要是以国民为对象，是面向内部的。

6.鉴于美国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不能对它们分别对待之。[64]

（二）政府和军部指示销毁证据

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日本于8月15日播放了天皇的“玉音放送”，陆军省召开了联络会议，阿南惟几陆军大臣指示销毁证据。

后来，从俘虏情报局长田村浩的记录中证实了这一点。

1946年3月7日，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IPS）的G.S.乌尔瓦斯在讯问田村时，田村回答道：“能让联合国看出的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全部烧毁了。”这一命令是由副官口头传达的，所以（烧毁文件）是按命令行事。

对于731部队，陆军省军事课员新妻清一中佐则更早就做出了决定，于8月15日上午8时30分下达销毁证据的指示。

新妻是负责包括日本陆军特殊武器研究等所有技术研究的责任人。据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对新妻的直接采访，新妻称：“14日早，得知战争结束的消息，不是（陆军）大臣的命令，而是我本身做出的判断。”“细菌武器的开发在国际法上触犯了禁止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如果让美国知道会有麻烦。所以我决定尽早处理之，于是同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

新妻还证实：“在忙乱的陆军省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开始给国内外的有关部门打电话。早8时半，首先打到负责武器开发和制造的陆军兵器行政本部。”“得到战争结束消息的新妻中佐最先映入脑海的是负责秘密战、谋略战的陆军登户研究所（又称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该所正在秘密开发对美作战的秘密武器，称‘ふ’号。新妻命令该所的负责军官处置‘ふ’号。”“接下来联络的是正在苏联军进攻下败退的关东军，主要是关东军属下负责防疫给水的两支特殊部队。事实上，一支是与防疫和给水的本来业务有别，而是使用‘马路大’进行细菌武器的实战开发的731部队，另一支是策划对家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攻击的第100部队。随后，新妻又联络了负责粮秣管理的陆军粮秣本厂，处理的对象是‘粮秣本厂一号’，这是一个代号，实际是在种子岛研究特殊武器的部队。这样，新妻给有关部门打了一通电话后，又对来办公室拜访的陆军省医务局有关人员传达了电话联络的内容，他们都领会了‘处置’一事。”[65]

这时，中午的“玉音放松”开始。为了不忘记，新妻将上午联系的部门、时间、接电话的人员做了记录，题为《特殊研究处置要领》：

《特殊研究处置要领》

（昭和）20年8月15日 军事课

一、方针

不给敌人以不利证据，紧急处理和销毁特殊研究之证据。

二、实施要领

1.“ふ”号以及登户关系已向兵本草刈中佐直接传达，立刻处置。（15日8时30分）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及100部队已同关东军藤本参谋电话联络，予以处置。（本川参谋不在）

3.“粮秣本厂一号”向粮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络，处置之。（15日9时30分）

4.找来医事关系主任直接传达了要领，联络对象是小野寺少佐和小出中佐。（9时30分）

5.找来兽医关系的主任，直接传达要旨，联络人出江中佐。（仅内地文书，10时）

上述记录是用铅笔书写在B5便签纸的背面，现存放在新妻的遗属处。

虽然这一毁灭证据的指示是陆军省一名军事课员的个人决定，但联系前前后后，陆军大臣也在之后同样下达了“烧毁能让盟军看出的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这说明它是体现了陆军省意志的指示。

事实上，就在新妻同关东军联系之时，731部队已经销毁了证据，他们解散了部队，队员们偷偷向日本内地和朝鲜江界方向撤退。这是因为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直接向石井四郎部队长下达了指示，所以采取了行动。

8月9日早4时，在市谷参谋本部作战室的朝枝中佐，就同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通了电话，通知他们苏联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

当时朝枝中佐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关于731部队的事情。他后来在手记中写道：

我意识到，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的手里，它的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这牵扯到天皇的根基问题。[66]

8月10日，朝枝经上司批准，以参谋总长电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出密码电报，内容是：“目前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关于贵部队的处置，请协助朝枝参谋，于8月10日中午时分，在新京军用机场等待晤面。”

在同一时刻，关东军司令部正在研究731部队的处置问题，决定将所有的实验室及细菌培养设施销毁。

对于此事，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时向检察官提供了证言：

12.部队所有的设备秘密处置，绝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不仅如此，因为部队展开的业务本身是秘密的，为了掩盖这些业务的真相，必须制定对策。换言之，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的业务以及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痕迹都必须予以销毁。

关于解散731部队和撤往朝鲜的命令（731部队为了防备苏联的进攻，事先由先遣队在朝鲜江界构筑了阵地），是由松村的部下草地大佐拟定的，由山田乙三司令官署名，送交到该部队。

与此同时，8月10日中午，朝枝参谋在新京第二军用机场的机库里与石井部队长会面，向其传达了参谋总长的特别命令：

1.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2.为此，由驻哈尔滨的某某师团派出工兵一个中队，配属贵部，爆破贵部的一切设施。

3.建筑物里的“马路大”，用电动机处理之，然后投入贵部的锅炉里焚毁，其骨灰倾倒进松花江里。

4.贵部53名细菌学博士医官，用贵部的飞机直接运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儿童等利用满铁运送到大连，再返回内地。为此，关东军交通课长已经同满铁本部电话联系，下达了指示。在平房站有直通大连的特急列车（可运送2500人左右）。

以上可见，陆军省军事课、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作战课等军部上层人物，在苏联进攻开始后，立即浮上心头的是731部队的处理问题。正像山田乙三司令官在伯力审判中供述的那样：“关东军司令官没有中止这些部队（731部队和100部队）业务、解散部队的权力。”尽管如此，山田司令官还是指示731部队销毁证据。新妻清一中佐也是如此，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这说明掩盖731部队的活动是最重要之事，是比任何事情都优先的急务，陆军三方的动作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命令，731部队立刻开始销毁证据。返回日本的朝枝参谋偶然目击了那种情况：“8月16日傍晚，我回到立川机场，立即去市谷台上的参谋本部作战课，办公室里乱七八糟，我搬出重要的文件和机密文书，室外，焚烧文件的烟尘弥漫在空中。为了防备盟军司令部不久后的占领，准备销毁所有的证据。”

（三）部队的破坏与撤退

接到军部上层的命令后，731部队全力进行了毁灭细菌战研究证据的行动。对部队的中心建筑研究栋（称ロ号栋）以及研究设备、实验用具、资料等予以销毁。

当时，部队内有特设监狱，称七号、八号栋，被关押的实验对象“马路大”由吉村班（负责冻伤研究的班）和特别班（监狱看守班）负责用毒药杀害，再由部队的现役兵（西山班）和军属少年班在ロ号栋中部焚尸，骨灰装进草袋子里，同被破坏的监狱铁门一起用卡车运走，按照朝枝参谋的指示，丢进流经市区的松花江里。

安达野外实验场是利用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的场所，其设施、建筑等，均不留痕迹地予以销毁。

1940年12月以来，731部队在中苏边境的孙吴、林口、牡丹江、海拉尔以及大连等地设置了支队。第二部（实验研究部）部长碇常重大佐驾驶轰炸机往返，把各支队的菌种和重要资料运送回本部，其余设施全部毁掉。

除ロ号栋以外，部队还有70余栋建筑及设施，由工兵将其炸毁，仅留下了部队本部，即第一栋，因为这里没有部队业务会被发现的担心。其他如队员宿舍、航空班、田中班、冷冻实验室以及小动物饲养场等建筑一律加以破坏，只剩下部分水泥残骸。

据沟渊俊美伍长的见闻，用于实验的404名“马路大”全部被处理掉，尸体搬运和焚烧阶段有亲历者大竹康二作证，运送骨灰有铃木进自述。这些环节紧紧相扣。除笔者亲自采访过他们外，沟渊、大竹、篠原鹤男等人还将参与销毁证据的行动汇编成书，以真实姓名出版。[67]

据731部队大连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总务部长目黑正彦自述，8月15日傍晚，石井部队长乘飞机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带来部队被破坏后的摄影照片，称准备给内地的陆军省看。可见，石井的确遵从了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了隐匿罪证的行动。

但是，主要干部的相关研究数据等重要资料却没有被烧毁，而是被偷偷运回了日本国内，藏匿在金泽市，后来又转移到千叶县石井四郎的故里、原第四部部长增田知贞的家里。关于这些资料的运输过程，运输班的司机越定男在《日之丸·红色泪》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记述。

731部队第一部血清班的负责人秋元寿惠夫，在战后不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部队破坏经过正式出版。[68]动物班班员郡司阳子（化名）在《证言·731石井部队》[69]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了部队撤退时的情景。

根据厚生省发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以及原队员的记述，撤退时第一批约1300人是在途经新京附近时得知停战的消息，然后南下经朝鲜回国，其他队员也是从8月26日到9月5日，经釜山返回仙崎、萩、米子、门司等港口，然后上陆复员。

（四）向队员下达的封口令

为绝对保守秘密，石井队长在撤退之际，命令队员携带一旦需要时自杀用的氰酸钾铝。另外，对约40名隔离入院、“业务感染”（在作业中发生感染事故时称“业务感染”）的带菌队员，考虑到不能将其带回国内，用氰酸钾铝杀害，为的是保守秘密。[70]

撤退途中，在新京附近，石井队长得知战争结束的消息，唯恐队员复员后在内地暴露其犯罪事实，在新京车站和釜山港严厉命令队员对军历和业务内容严守机密，队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不得从事公职等。

731部队的复员是作为军事机密处理的。陆军省军事课致石井队长的通知，现存放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内容如下：

军事机密

关于一部分部队复员之件 陆机密电88号（昭和20年8月28日）

关东军司令官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兹决定防疫给水及化学部有关部队的一部分或全部迅速复员。

关于实施复员的细则依照陆机密电第86号执行。此外，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的复员，依据陆机密第369号《帝国陆军复员要领细则》执行，但是对该部现役军官中部长以下极少数的军官，不另外下达命令，命其充任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待其他现役军官复员结束后的第二日，依照预备役细则第7条第6号转属。

注：此件已传达至石井中将。[71]

这里安排极少数的军官充当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是考虑到如果需要重新召集部队，可把金泽作为部队的本部。另外，将队员转为预备役，是为了防止队员分散，泄露秘密。

队员们在各个港口登陆后组成小组回乡，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联络站点，由联络员经常走访，检查其是否严守队长的命令，并根据情况以生活费为名支付金钱，为的是封住他们的嘴。

面对这种态势，也有些队员并不贪图一直在威胁着他们、防止他们泄露秘密的石井的金钱，他们给石井发去信件，信件现在美军米德基地存放保管。[72]

这样的隐匿工作后来一直持续着，GHQ着手调查、命令各地的队员出面时，下级队员唯恐被当作战犯起诉，所以更是闭口不言。

东京审判结束后，1948年帝银事件发生，原731部队的队员成为嫌疑者被追查，队员们对731部队的一切事情更是缄默不语，包括几乎所有队员的家属也保持沉默。

三 战争结束后的隐匿

（一）桑德斯的调查

美军在战争结束时，就派出科学调查团成员、底特里克基地细菌战研究的第一人桑德斯中校到日本展开调查。

桑德斯的助手是内藤良一军医中佐。内藤是军医学校的教官，是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索要黄热病菌种的人，又是参与对中国的细菌战、参与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的人，这一切桑德斯并不知道。只是因为此人是细菌学者，又能讲英语，所以聘用他担当这一工作。

调查从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宫川米次开始，然后涉及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室长出月三郎、细菌学教室室长井上隆朝以及军部的上层人物，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出月、井上只是介绍“陆军内部流行病的防御”的研究内容，对研究者也只是提供了军医学校研究员的名单。

桑德斯只好评论称：“这是关于细菌战的最初会谈，完全不能令人满足，日本军医讲的如果是真的，从防御的侧面看也完全是幼稚粗放的。”这样，实际情况继续被隐瞒下去。

日本方面坚称细菌战的研究只是防御方面的研究，讯问出月、井上的问答记录如下。

问：军医学校进行了细菌战的攻击研究了吗？

答：什么都没有做，关于细菌战的攻击方面没有进行研究。

问：如果遭受攻击，最准备使用的是哪种细菌武器的病原体？

答：肠伤寒菌或肠管道细菌。

问：细菌战的攻击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研究，能解释得通吗？

答：的确没有进行攻击方面的任何研究，只是研究如何避免敌人的攻击。这些研究都在军医学校进行。

问：我们从许多各自独立的情报来源得知，日本存有细菌战使用的炸弹。关于这些炸弹的特征，所有情报提供的都一致。

答：这是战略的？[73]是事实，是我们责任外的事情，当然我们一无所知。

问：那么，谁知道这些事情？

答：参谋本部的人员。

问：参谋本部的谁？

答：我们也不知道。

问：如果没有攻击方面的知识，如何在防御研究上取得实效呢？

答：我们相信所采取的基本措施。

问：防御方面的研究记录可以让我看看吗？

答：建筑物几乎都烧毁了，有关细菌武器的医学研究资料也焚毁了。

从本文第一节第三、第四部分提到的细菌战攻击性研究、在安达实验场的实验、对中国的细菌战实施等事实来看，他们明显是在撒谎。

他们称所焚毁的研究资料，实际早在疏散时就被藏在山形和新潟的疏散地。

11月以后，桑德斯陆续调查了陆军上层人物，他们提供的都是虚假的证词，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坚持主张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

原陆军省次官若松只一：“我对细菌战不感兴趣，强调的是防疫。”

原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据我所知，日本陆军绝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

原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曾任关东军司令官，多次下达对宁波、衢县进行细菌攻击的命令，他竟然说：“明确地说，日军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的意向，唯一目的是研究有效的对抗措施。”

他还说：“使用细菌是国际法禁止的，因此我相信在任何场合都不应使用这种战斗方法。”

陆军大臣下村定，是曾参加包括细菌战在内的浙赣作战的第十三军司令官，也称陆军省不了解这类研究，“陆军省不知道在满洲的石井部队，只知道他们是独立地进行对细菌战的防御研究”。

桑德斯问：“防御给水部队这样大的组织已成立了十几年，陆军省竟然不知道他们有能力研究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吃惊。”

答：“是的，我也有同感，我也很吃惊，因此我想调查一下防疫给水部队。”

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回答都是虚假的，而且为了掩盖真相，他们事先统一了回答内容的口径。他们虽然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国家掩盖行为。

还有，不难想象的是，辅佐桑德斯的内藤良一一直在背后接受指示，是控制情报来源的人物。多年后，英国BBC节目制作组采访了桑德斯。

问：事实上，交到你（桑德斯）手里的情报，都是由内藤控制着吧？

答：是的，后来我才明白这一事实。确切地说，他（内藤）很谦虚，又很有心计，每天早来晚归地工作。有趣的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回家，而是奔走于日本的各个司令部（headquarters）。

问：是为了整理第二天给你提供的情报吗？

答：是的，是报告给我们的任务（mission）。

问：不客气地说，他不过是为了你已经了解的情报忙碌吧！

答：完全是这样。

由于工作进展得不顺利，桑德斯曾威胁过内藤。桑德斯说：“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仅丢脸，还有可能被送回国内，这样下去简直是合伙蒙骗。其实，我完全没有回国的意思，想让他害怕是事实。他说，‘你24小时什么也不必做’。我对他说，不然就要来一位比我更厉害的人替换我。”

就这样，第二天的10月4日早，内藤才拿来两页手写的报告，是从天皇到中国各地防疫给水部队的系统图和组织图，并概括记述了细菌武器研究的目的和结果。

可是，关于人体实验的事情却一直被隐瞒。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页有桑德斯签署的意见：“曾问过内藤博士是否使用俘虏作为实验用的‘活体材料’，他发誓说那样的事情绝对没有。”

桑德斯认为，这份报告是调查的突破口，就将它交给了麦克阿瑟，并提出如下方案。也许，对桑德斯而言，获取细菌战的情报比追究战犯更为重要吧。

如何做才能（把资料）科学详细地搞到手：向内藤承诺，参与细菌战的相关人员不作为战犯被审判。

麦克阿瑟说，你是此事的科学方面负责人，当然不能实行拷问，但不这样做情报恐怕也不能到手，对内藤的承诺可以说是麦克阿瑟的意思，这样，资料就能到手。[74]

桑德斯把免于起诉的意思转告内藤。两天后，首先从讯问内藤开始，接着讯问了对731部队非常了解的新妻清一中佐，负责设计和制作细菌炸弹的金子顺一少佐，以及石井四郎的臂膀、策划细菌攻击计划并发表过细菌攻击方法论的增田知贞大佐，对他们进行了调查。

可是即使以免于起诉为条件，内藤仍没有放弃警戒心，一些隐匿的事实仍没有搞清楚。

这时正苦于应付关于731部队预算情况讯问的新妻清一，接到了来自增田知贞的一封信。

此时正是补充调查的时候，桑德斯把调查的结果写成报告书，文中可以看出增田知贞在隐匿工作中下了多大工夫。

原则上日军没有实施（细菌）攻击的计划，因此在预算上即使有攻击用的预算，但是并没有进行，只是做了攻击研究方面的预算而已。而且限于731部队使用范围内，在部队研究预算中只是一小部分。实际上，731部队攻击使用的预算中大部分属于PX方面，实际数字如不隐匿，则会暴露出攻击意图。

桑德斯调查的结果是，好不容易了解了细菌炸弹的种类、构造等，但是对日军利用人体感染率来进行实验和研究，即隐秘的人体实验的事实没有搞清楚。

（二）汤普森的调查

桑德斯在调查的第一阶段结束后返回美国，围绕着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高额支出，官僚之间发生了争执，桑德斯是为了协调这些关系回国的，但是因为他患了肺结核就没有再返回日本。

被派到日本接替他的是底特里克基地的阿沃·T.汤普森中校。在底特里克基地汤普森就研究了桑德斯的报告，决定从审问北野政次等二人入手，从而搞清平房部队的活动情况。因为北野从1942年8月就同石井在一起工作，后来接任731部队长。

桑德斯也把自己的怀疑之处提示给汤普森：“我对汤普森谈到炭疽菌炸弹和人体实验时，他很认真地听，我指示他要特别调查宇治型炸弹和炭疽菌的实验情况。”

汤普森在日本的调查从1946年1月11日开始，在此两天前，GHQ和SCAP就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将石井中将带到东京的命令”备忘录，内中要求日方，如果石井在1月16日前没有到达，必须详细报告石井的下落和没有出面的理由，以及强制石井出面的时间。

可是，日本政府在1月16日竟回复称：“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毫未耽搁，立即用电报同金泽地区有关部门联系（听说石井在金泽），但至今没有回信。”第二天，即1月17日，又回复称：“东京牛込区若松町77号石井四郎将军家中来了电话，他已经返回自宅，但患了胆囊炎。特此通告。”

所以，汤普森是从1月17日开始讯问石井的。此后的5周时间里，在技术情报部部员D.S.埃里斯中将的协助下，汤普森对石井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讯问。

在讯问面前，石井隐瞒事实，拒不承认曾使用俘虏进行实验和大规模开发细菌武器，称在平房只是使用小动物进行了小规模的研究。

在此调查期间，苏军已经对满洲进行了封锁，同桑德斯一样，汤普森也未能到满洲现场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战争结束时任第十三军军医部部长的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1946年1月9日，美军用飞机把他带回日本。1月11日，S.E.哈瓦伊特塞茨和A.H.修威西典巴古（音译）两位上校对北野进行了调查讯问。

北野称没有将细菌武器作为武器的意图，在平房的研究只是使用了猴、鼠、灰鼠等小动物。对汤普森的讯问，北野继续隐瞒着实施细菌战的实情，回答称：“那样的实验是不能使用人类的”，“细菌战在《日内瓦议定书》中是被禁止的事情，是不被承认的行为”。

北野隐瞒事实的举动，实际是按照背后的指示行事，即告诉他如何歪曲事实的指示。这封指示信现存新妻清一的家中，是用陆军便笺纸手写的，内容是：

同北野中将的联络事项

1.“0”与“保作”绝对不能讲出来。

2.关防给的石井队长等还在满洲。

3.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返回，向“麦”司令部出头。

4.关防给的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池、第二部长碇、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人调转或解职。

5.第一部负责研究，第二部防疫实施及指导，第三部给水实施、指导及资材修理，第四部制造、资材保管、补给等。

6.七、八栋乃中央仓库，田中班负责P研究，八木泽班负责自营农场。

7.“保研”除石井队长、增田大佐外，无人了解全况。因研究分工详细，又经常换人，他人只是部分了解情况，而且其目的也不得而知。

8.北野中将在任时，“保研”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若干实验，没有积极进行，处于停止状态。

9.“保研”没有上级指示，为了防疫研究的需要进行了一部分研究。

10.北野中将在任时专门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上面暗语的“0”指的是实验用的“马路大”，“保”即细菌战，“作”是作战，“保研”指细菌战的研究。另外，把监押“马路大”的七号、八号栋说成是中央仓库，从事鼠疫跳蚤研究的田中班称作进行鼠疫研究。把八木班为研究植物破坏病菌的菜园说成是自营农场，这就是指示的实际内容。

前面提到，部队队员已经转业，指示的内容明显是告之要扯谎。第3项的增田“单独返回”也不是事实，对此部队撤退时许多队员都亲眼看见了。

第5项中，第二部负责“防疫给水实施及指导”也是假的。实际上，该部负责安达实验场的管理、实验的实施等事宜。

第8项也不是事实，从1943年到1944年，北野曾在安达实验场进行过炭疽菌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伯力审判时，柄泽十三夫和古都良雄都证实了这一点。

另外，与前述井本熊男的日志对照，第9项也是假的。

新妻在去世前，曾对前来采访的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说，上述指示共做了80份，如果新妻讲的属实，想是用来发给有关人员，以求口径的一致。

据新妻称，这份回答讯问的指示是他搞的，但是肯定经由政府有关人士而做出，如此认定决不牵强。

对石井的讯问，起到作用的是石井的长女春海。

在春海负责讯问记录的打字工作之前，由原参谋本部作战课服部（卓四郎）负责此项工作，此人曾参与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实施细菌战攻击的策划（据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大塚文郎的备忘录记载）。1945年12月1日，陆军省改编为第一复员省时，服部任史实调查部部长。1987年4月27日，记者西里扶甬子采访了春海，春海说：

最早接触石井队长的是GHQ的美国人，可能是汤普森。服部（卓四郎）参谋负责准备工作，他找来的陆军省的翻译マキ也来了，讯问的内容在打字后由我送到原陆军省大楼里。联络的事情完全由我进行，这是服部的命令，学会打字也是按服部的指示做的。

可以看出，政府方面也参与了汤普森的调查，731部队的相关人员相互联系，互相通气，共同掩盖了（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结果，汤普森拿出的报告同桑德斯一样，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内容一点也没有涉及。

但是，有一点值得怀疑，即“日本关于细菌战的研究及准备，从各种情报源获得的情报看，很具有系统性，通过讯问情报提供者也得以证明，这说明情报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接受了日本指示。”[75]

四 美国发现被隐匿的事实与战犯免于起诉

（一）苏联的讯问要求

731部队从事人体实验的事实被发现，源于苏联提出了讯问要求。

1947年1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代表部通过国际检察局（IPS）致函给GHQ的G-2副参谋长，指名要讯问细菌部队的三名军官。同时，苏联的次席检察官A.瓦西里埃夫少将也发来文书。文件中列举了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跳蚤和细菌的产量、跳蚤的生产方法、对关押在监狱之人的感染实验、在安达的实验、销毁平房的证据等犯罪事实，指名要求讯问与此有关的石井、第一部长菊池斋大佐、总务部长大田澄大佐等三人。

1月24日，内藤良一再次接受GHQ法务局的调查。这一次，内藤用隐晦的言辞提及人体实验问题，认为石井有罪。当时的调查官记录如下：

该供述证实了许多匿名告发者揭发石井在细菌战研究中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内藤的供述是首次非匿名获得的情报。[76]

2月10日，麦克阿瑟致函国内参谋本部，请示是否允许苏方进行讯问。经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研究，指示即使允许苏方讯问也不能让他们获取重要情报。于是他们想到，如果在监视下讯问，苏联通过讯问还是有可能获得细菌战的知识，便事先对三人进行了预备讯问，指示三人不能对苏方公开的情报决不能吐口，同时也不能涉及美方的调查情况。这样，对苏联不过是做出一副友好国家的架势，允许其进行讯问。

3月21日，附带条件的参谋本部的许可才传达到麦克阿瑟处。苏联方面因美方迟迟未予回复，每日执拗地催问。

在此期间，G-2部长丘尔茨·A.威罗比向参谋长报告称：“苏联方面多次试图索要石井，我们应该将其隐匿起来。”可见，围绕731细菌部队，美苏双方展开了攻防战。

苏联方面为了敦促美方，把川岛清的两份供述书以及柄泽十三夫的一份供述书提交美国。内容包括731部队的组织、研究的内容、实验的内容、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的事实等，同后来伯力审判中两人的供述内容完全相同。

（二）费尔[77]的调查

3月17日，继内藤良一之后，增田知贞也接受了法务局调查官尼尔·R.史密斯的调查讯问。

当时，东京审判的战犯调查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可是，对事实的掌握却拖后了。

增田继续隐瞒重要的事实。

问：听说过东乡ハジメ[78]了吗？

答：听说过东乡部队。

问：东乡部队是什么部队？

答：不知道。

问：石井设立秘密研究所，在那里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是确实吗？

答：是的。

问：研究所位于什么地方？

答：满洲的平房。

问：进行了什么种类的研究？

答：细菌战的防御。

为了进行预备讯问，美国从国内抽调三名专家到日本。4月16日，化学战部队（CWS）的诺伯特·H.费尔博士到达日本。

是时，化学战部队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三个问题陷于困惑。

一是病原体的人体患病率，在理论上只能依靠动物实验，没有完整理想的数据。

二是在细菌战中如果散播病原体，用什么方法最好，还只是限于推测。

三是在实际战场上尚不能实施细菌战。

所以，如果苏联所讲的属实，日军的确进行了人体实验和对中国的细菌攻击，化学战部队的意向当然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情报搞到手。

对于苏方要求的三人，在费尔预备讯问增田知贞的时候，一个叫龟井贯一郎的人充当了联络人员。

在桑德斯来日调查时，此人就和内藤一起负责翻译和联络工作，他曾是众议院议员，战争时期任“圣战技术协会”的理事长，是秘密支持秘密武器开发的人物。把龟井推荐给费尔的是日本政府。

据龟井本人回忆：

在占领军调查日本陆海军的新式武器开发、秘密武器的研究生产、我国陆海军的纤维资料以及食品保存量、陆海军机构等情况时，美国通过有末机关和镰田机关，要求日本陆海军省推荐最高翻译，后来，我作为日本翻译的总头目，展开上述调查和协调工作。[79]

费尔在讯问增田知贞之前，先由龟井会晤了增田，然后把结果告之费尔。内容如下：

在华中地区的确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细菌战的实验攻击，桑德斯中校和汤普森中校讯问时，（日本）刚刚投降不久。实际上，了解实验结果的人，如果能相信你们的讯问是纯粹站在科学角度上的话（免于战犯起诉），我相信你们能获得更多的情报，增田向我承认了人体实验。牺牲者都是被判处死刑的满洲人罪犯。凡是从事人体实验的人，发誓绝不能透露情报。[80]

这样，一周后，4月29日，费尔和龟井对增田进行了讯问。最后增田这样说：“我想协助你们，你们也有把我们当作朋友的责任”，“如果发给我们免于战犯起诉的文书，你们恐怕就能掌握全部的情报。对于队长自不待言，对部下也应让其知晓”。

第二天，又说：“桑德斯说我扯谎，不过是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从目前世界的局势看，可能是美国和苏联争霸的世界吧！作为我个人是想把美国当作朋友，也想为之提供助力。”[81]

从5月8日开始，费尔对石井进行了两天的讯问。因石井称病，讯问在东京石井的家里进行。

费尔首先告诉石井：“（讯问）是为了技术、科学的情报，不是为了战犯（调查）。”

石井的回答是把真话和谎言交叉在一起，一边透露一些美国希望获得的情报，一边同增田一样，要求得到免于战犯起诉的文书。他这样说的：

平房的全部责任由我承担。我希望部下和其他军官不要被卷进在那里发生的问题。如果你发给我和部下以及军官们免于起诉的文书，我能够向你们提供所有的情报。你们可能已从增田、金子、内藤那里得到了许多情报。我还希望美国方面能够雇用我为细菌专家，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我经20年研究和实验获得的东西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我对于细菌武器的使用以及防卫上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极深入的考察。我研究了在各种地区或寒冷气候条件下可以使用和应该使用的最适合的病原菌。我可以写一部包括战略使用短期考察的细菌战的书。[82]

两天的讯问结束后，费尔通过翻译吉桥太郎告诉石井，不久将有俄国人来向他讯问有关人体实验、大量生产跳蚤以及对中国军队进行实战实验的情况，不能讲出来。另外，也不能透露美国人有这样的指示。

这样，下一步展开的就是美军隐匿细菌战的工作。

麦克阿瑟得到报告后，向国内陆军部报告了进展的情况，建议把情报在内部隐匿起来，并对（731部队有关人员）免于战犯起诉，还呈报了费尔的预备讯问结果。

远东最高司令官

WDCID（转呈CGMLC）

GBCAW/RPM/mjd

1947年5月6日

TOO：061015

作战上的优先事项

（C-52423）请转送MID阿尔特·威得少将。美军综合参谋本部（JCS）无线电W94446、SWNCC351/1。航空邮寄费尔博士1947年4月29日及5月3日信件。无线电W94446、SWNCC351/1计五部分。

第一部据当地日本人的供述，证实了苏联交给美国的讯问调查书复制件中，苏军俘虏川岛和柄泽的相关供述属实。

第二部3名日本人承认了人体实验，讲述了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石井也予以默认。对中国军队的实地实验，至少进行了3次。据可以信赖的情报和增田关于计划规模的报告，1945年8月，在平房处理了400公斤炭疽干燥菌（后订正为40公斤），另对植物生物武器的使用也进行了研究。石井勉强承认，直属上级（可能是参谋本部的幕僚）知晓此计划，也获得了许可。石井称，如果以书面文字保证其本人及部下免于战犯起诉，准备将计划详细地托出。另外，石井自称，对于包括攻守两方面的战略和战术使用，其本人具有高深和广泛的理论知识，可以提供在远东地区及高寒地区使用的最合适的细菌战病原体的研究数据。

第三部

A.在供述过程中，或经过说服，日本人对苏抱有恐惧心，希望协助美国加以利用。关于人体实验的结果，以及包括破坏作物的细菌战研究的珍贵技术情报等大量数据资料，如果不受战犯审判，也许从日本下级军人中就能够获得。

B.情报保存在日本有关人员的谍报系统中，如果不作为战犯证据采用，也许包括石井的供述，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资料。

C.如果向石井等有关人员提供免于起诉的书面文件，也许能够获得包括石井及其上司的全部计划、理论和所有情况等。为了获得石井部下的协助，石井本人可以发挥作用。

第四部上述各项，依据贵无电194446号记载的条件进行，不会对苏联的共同讯问产生任何影响。

第五部依远东司令官指示，关于上记第三部B的执行方法请迅速回答。

将官名：AGD军务局长、R.M.勒威上校

承认（复核）：参谋本部上级参谋、G-2、G.S.马伊亚茨上校[83]

五 美日之间达成交易

（一）美国的掩盖

在东京审判的调查阶段，国际检察局负责中日战争小组的负责人特马斯·莫罗上校曾追查过细菌战和毒气战的问题，向G-2提出要讯问石井四郎，G-2予以了拒绝。于是，莫罗又将3月中旬以来在中国现场调查收集的资料汇集起来向（首席）检察官基南提交一份报告，可是也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基南没有采纳呢？是否依据麦克阿瑟的指示现下无从推断，但是如果没有麦克阿瑟的允许是不可能把战犯庇护下来的。

免于战犯起诉的结论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就在美国进行持续协商之时，费尔的手头已经陆续收集到“成果”。

据6月20日化学战部队队长费尔的报告：

A.除汇集19名细菌战重要人物而撰写的60页英文报告外，还获得了对中国进行12次攻击实验的情况及地图、8份关于细菌战的报告和文件等。8月，又获得了3份报告和显微镜照片。

进入7月，美国的结论基本形成。

SEF 182/2

E.F.小里奥恩茨/71436/mds

C.F.肖巴特

苏联检察官对几名日本人的讯问

本文书的目的

1.据SWNCC351/2/D的建议案，将日军BW（细菌战）情报留置在美军情报系统内，即不能将这些资料作为战犯的证据，是否批准请决断之。

2.在SWNCC351/2/D里，远东最高司令官明示，从日本获得的情报包括日本的BW计划和人体实验，该BW计划的权威是石井将军，如果以书面保证他及其上司、部下不受战犯追究，他可以提供详细的计划。据他称，他在大规模进行防御和攻击使用研究的基础上具有关于BW情报的丰富知识。

3.远东最高司令官称，为了将日本的情报留置在美军的情报系统内，如果不作为战犯证据使用，可以从石井手中获得这些情报或补充情报。而且，石井也称，经由他和相关人员的协助，可以确保这些资料的获得。

讨论

4.日军BW部队队员可以在美国的机关里，协助整理文件、报告以及通过人和动物解剖采集的细胞组织幻灯片。石井可以将20年来对BW的研究整理成论文。

5.对于日军BW部队犯有罪行的证据，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也表示要立案进行广泛的调查。现正进行的东京审判，应同纽伦堡审判中被追究的罪行内容类似，所以苏联有可能要收集日军的战争犯罪证据。

6.现已从日军获得的BW情报以及今后还可能获得的情报，无论在科学武器方面，还是情报关系方面，都对我国的安全保障有绝对的重要性。

7.日军BW部队的细菌武器，是在科学操纵的环境下对人体施加影响的唯一情报源。这些情报的随意分配，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情报，及其今后收集到手的可能性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8.BW情报对我国的安全保障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与作业部商议，决定对日本BW部队提供的情报全部留置在政府的情报系统内，此决定是基于以下几点做出的：

（1）我国政府对日军BW部队人员不作为战犯予以追究。

（2）BW活动同战犯的关系，现在的东京审判正在争议之中，今后苏联方面有可能独立进行调查，有可能暴露证据。

（3）苏联披露的证据中，美国人被当作人体实验材料的证据有可能出现。

提案

9.建议民事部承认SWNCC351/2/D方案。[84]

8月1日，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下发SFE188/2文件。美国认为，在国家利益上，日本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比追究战犯重要，不能让他国获得，所以，美国将调查结论予以掩盖之。

（二）日本呈交美国的资料

《费尔报告》中记载的报告至今还没有发现，但是731部队呈交美国的资料中存在证据。

美国犹他州达古威实验场存有题为Q报告的解剖报告，包括1940年农安、新京鼠疫流行时的57名患者的病理解剖报告，原保管在底特里克基地，共计744页。

报告的开头写道：“高桥（正彦）医师与他人共同进行的疫学和细菌学的调查，用日语印刷，1948年7月提交给美军。是高桥与其他成员从9月29日到11月5日，在两个地区对死亡者进行的病理解剖学调查。”

死亡者总数57人，其中农安39人，新京18人，报告继“前言”后是“死亡者病例概要”，对每名死亡者记载有“序号、姓名代码、年龄、性别、发病天数、侵入口”等。新京的一号患者写为“KF 8♀8 G”，“KF”是什么人不明。

经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京都产业大学副教授江田宪治、关西大学非常勤讲师江田いづみ同中国学者解学诗、郭洪茂、李力的共同研究，解开了这一报告之谜。

石井部队以防疫队的旗号进入流行区域时（在农安称作“雁部队”），满铁新京工事事务所负责封锁疫病区，并提出一份《鼠疫防疫作业报告书》，其中有新京鼠疫患者一览表，内中有住在室町四丁目七号宝昌楼的“藤田君香”，年龄8岁，女，9月25日发病，8天后的10月2日死亡。该记载同美国报告中的“KF”一栏一致。

另外，松村高夫教授还发现了分析农安、新京鼠疫的高桥正彦的论文，这是在增田大佐担任主任、石井四郎军医少将担任指导时，做出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题为《关于昭和15年农安、新京鼠疫的流行》。其中有对“藤田君香”在内的患者进行解剖检查的结果和分析，而且同731部队业务室保存的鼠疫菌进行了比较，检查其毒力。

根据高桥正彦的分析数据，1948年，高桥小组做出报告书，交给了美国方面，即Q报告。

费尔调查后，埃德温·V.希尔博士与约瑟夫·威库达博士于10月28日来到日本，进行补充调查，对石井四郎、高桥正彦、增田知贞等“在哈尔滨及日本从事细菌战研究”的24人进行了讯问和记录。12月12日，向美国化学战部队队长提交了《细菌战调查概要报告》。

据该报告记载，11月22日讯问了石井四郎，他承认自己研究的肉毒杆菌“利用5人做了人体实验”，他的同伴也就实验的内容做了直截了当的说明。这显然说明，免于战犯起诉的交易此时已经达成。

第二年的7月26日，负责伤寒、布鲁氏菌、沙门氏菌等细菌研究的早川清向帝银事件调查本部讲述了细菌战的事实以及受美国指示隐瞒事实的过程。内容如下。

三、留目—金泽组，军医学校人员，原陆军大佐早川清。

731部队当时专门从事肠伤寒的研究和生产，人员有100～200人。帝银事件发生时还没有接受指示（进行隐瞒），直到最近，GHQ的吉桥来对我说，美国人保障我们当事人，还说如果美苏战争爆发，让我们迅速转移到美国。（他们）好像多少承认细菌战术的优越性。

调查人员讯问到当时使用的某某方法和人员时，因所有的人员都发过誓决不能外露，所以GHQ在调查时没有对他们讲。

关于活体解剖不追究为战犯的事情，是最近才明了的（GHQ要我们严守本件的机密，不要自掘坟墓，称在警察中也有共产党，所以对警察也不能讲，为的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的部下）。[85]

早川说，GHQ要队员严守机密，如果透露出来等于自掘坟墓。因为在警官里有共产党，有泄露给苏联的危险，为了保护众多的部下对警察也绝不能吐口。

六 此后的隐匿

（一）伯力审判

苏联方面从石井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于是，苏联从逮捕的约100人的细菌战相关人员中，选择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731部队支队人员，甚至还有一位饲养老鼠的士兵等12人，于1949年12月对他们进行了伯力审判，向世界呼吁日本的细菌战是战争犯罪，并把法庭的情况用广播传播到全世界。

可是，美国认为苏联此举是为了转移日本人在西伯利亚被羁押问题的视线，所以无视苏联的宣传，日本的媒体也只是刊载了一小段消息而已。

伯力审判判决两个多月后，1950年3月1日，日本众议院议员听涛克己（共产党员）向外务委员会提出了质询：“2月1日，（苏联方面）再次向美国、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了备忘录，主张国际军事法庭必须审判遗漏的以天皇为首、关东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北野政次、兽医少将若松等人。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对此，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背景及内容，掌握了什么样的情报，请回答。”

国务（法务）大臣殖田回答：“听涛君询问的是细菌战术的话题，关于其背景和内容本人知之不详。我想说的是法律问题。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由联合国进行的。最近传闻的关于细菌战术的日本战犯问题，作为政府不能干预，我是这样认为的。”

听涛：“在战争中，政府是否知道这一事实，请回答。”

殖田：“政府即使听说这一事实，但也没有追查的权力和职能，也没有调查的必要。特别是把天皇当作战犯处分之事，日本政府绝对反对。听涛君的质询与外国的口气和文字同调，我认为这样的举动没有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作为日本人，这样的提问也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意思，这样的质询本身也过于可笑。我认为，这岂不是受某外国的牵制，对表示反感日本的行为吗！”

殖田的答辩始终强调对于战犯问题完全依靠联合国，本国不能介入。

苏联把伯力审判的记录集成一册俄文书，同时翻译成英、中、日、朝文（如有其他版本笔者尚未见到），向各国发送，即《伯力审判资料》。该书的扉页注明系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发行，但没有注明发行渠道，也没有附注其他相关资料，所以（日本）有人怀疑它是一部伪书，甚至怀疑审判的存在，不予以重视。

1987年，尽管有伯力审判的被告人之一三友一男著文证实，但在第三次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一审判决时，法庭方仍然称该书是“来历不明之书”。直到1992年，苏联方面将调查审判时的记录和公判记录的胶卷、照片等公开，这部书才终于被认定，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从内容上看，该书同《费尔报告》里记载的羁押在中国的战犯的供述完全符合，这证实了这部资料的可信性，迄今为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笔者也曾直接采访过伯力审判的被告三友一男、久留岛佑司、福住光由、樱下清、畑木章等人，证实他们陈述的内容完全准确。甚至包括日本人难以读懂的人名、地名、印鉴等都完全正确。

（二）此后731部队干部的掩盖

两年后，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被提出来。1952年10月24日，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第四小组成员提出《申请（日本）国会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提案。可是，第七小组（医学组）的成员强烈反对，他们3年前在同一会议上，曾阻碍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发表战争反省声明，其中有北冈正见、木村廉、户田正三等人，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到石井部队的细菌学者。户山说：“今天，细菌作为武器基本不能投入使用，如果不能投入使用，我们是下了苦功做了愚蠢的事，这样的蠢事不能再做，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请放心。”他们之所以反对，是不想把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同战争时期的事实关系联系起来，还是暧昧心理在作怪？

就这样，直到30年后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出版，在世间引起了轰动，731部队的问题才浮出水面。

在一个时期里，反对恢复防卫医科大学及军医学设置的医科学生，开始挖掘和追查731部队的问题，他们受到了曾是731部队成员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部长和金泽大学医学部部长的责难，二人一概以不了解、不知道的忘却姿态来搪塞，辩称是“国家的需要”“天皇的命令”等，不承认事实的存在。

新闻记者高杉晋吾曾采访过731部队负责冻伤人体实验的吉村班长（时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并在自己的著述中记载下来。

高杉：《伯力审判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把3名中国人的手指切下来，其他人露出骨头，吉村把他实施冻伤实验的结果告诉了我”，这是怎么回事？

吉村：我不知道。

高杉：但是，资料中写的是吉村这个名字，这是别人吗？

吉村：（731）部队里有一个吉村班，也许是班里的事情，我不知道。

高杉：那么，先生是石井部队的队员吧？

吉村：那确实是。

高杉：另外，还有梶塚隆一军医中将、西俊英军医中佐的证言，他们都称731部队是做冻伤实验的，我想，先生在中国从事过冻伤实验是事实吧？

吉村：啊，嗯，冻伤实验吗，是生物学上对寒冷的反应，或是局部耐寒反应，观察局部的血管反应等。

高杉：这是用人体……进行的吗？

吉村：这个嘛，水鸟呀，水鸟站在水田里，摸一下它的足是温的，为什么是温的呢？它进入水里血管张开，温暖的血液流通，所以是温的。人的手脚对寒冷也有温的反应。对士兵、哈尔滨的苦力，以及居住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进行调查，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体实验，那就算是吧。可是，人体实验这个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是不是呀！

高杉：比如，有许多证言指出，手指腐烂露出了骨头，即使不是吉村先生做的，一般来说，也属于冻伤的人体实验吧？

吉村：没有做过这样的人体实验。

高杉：石井部队里也没有做过吗？

吉村：嗯，是的。[86]

对于在731部队在其监狱里利用“马路大”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有许多的证人和资料。

（三）日本政府持续至今的掩盖

1982年4月6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榊利夫议员追问对731部队战犯免于起诉的问题。

政府回答：“对于你所指出的事实，是否有相关的记录，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1997年12月17日的国会上，栗原君子议员又就美国陆军记录管理局长约翰·H.哈切在谈话中所讲的731部队交给美国的资料已经“装箱返回日本”一事提出了质询。

栗原：“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的报道，这些资料返回日本后，最初存放在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设立后，由外务省移到防卫厅，战史室成立后又移到战史室。这些资料是否还存在现在的地方？为了搞清楚细菌战受害的事实，这些资料难道不应该公开吗！资料到底在哪里？”

防卫厅防卫局长佐藤回答：“昭和33年（1958）防卫厅接收了美国没收的原陆军的资料，为了进行战史的调查研究，防卫研究所保存了约4万件，您提到的731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资料中没有该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同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不过，在返回的资料中，有关东军部队的编制资料，其中有4份是关于防疫给水部队的记录，但是，没有该部队的活动状况以及与细菌战相关联的资料。”

1999年2月18日，田中甲议员又在国会上质询美国返还资料的问题。防卫厅长官野吕田回答称：“不能确认。”

结语

以上可以明确，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

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明知道细菌战违反国际法，731部队秘密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相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

战争结束后，日本唯恐责任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曾实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战争结束后731部队销毁了证据，在受到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与之达成交易，免于战犯起诉，于是掩盖了一切，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本来应该像公告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国民中恢复和强化民主倾向”，有义务在国民和国际社会面前披露其曾犯下的非人道的罪行。然而，直到现在，日本仍然不承认731部队曾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继续予以隐瞒。不承认死亡的真相，就等于给那些丧失生的尊严的受害者以二次痛苦。不仅如此，该部队的有关人员直到今天仍然不可救药，丧失良知，甚至歪曲事实，这势必将造成贻害后代的严峻事态。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辑，第125～216页。）

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诉讼的判决（摘要）[87]

（1999年9月22日）

主文

1.驳回本件原告的一切要求。

2.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原告的要求[88]

事案概要

一、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城西南约6公里处的卢沟桥，驻屯日军同中国军队之间因琐碎问题发生了战斗，7月9日一度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是我国（日本）决定向华北出兵。7月28日晨，日军开始了总攻击，29日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9月23日，国共合作关系建立，10月30日，中国迁都重庆。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当月中旬压制上海，并指令当地的日军于11月20日向南京追击，直至强行展开南京攻略战（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是在12月1日）。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在此前后发生了“南京屠杀”（事件）。此后直至1945年8月14日我国接受《波斯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期间（以下称“本件当时”），我国在中国大陆（当时的中华民国和“满洲国”）[89]的侵略战争或侵略行为之际，作为中国国民的原告及其丈夫、父亲等亲属，受到了日军的强奸未遂、拷问、俘虏虐待、人体实验、无差别轰炸等非人道的残忍加害行为（以下称“本件加害行为”），蒙受了极大的苦痛。为此，原告主张：

1.1907年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中，规定个人有向交战当事国直接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以下简称《海牙陆战公约》），本件当时，此国际法已经惯例化。基于此法，本件加害行为应属违反当时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非人道的残忍行为，原告有直接向我国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权利。

2.本件当时，中华民国于1929年颁布了《民法》，本件加害行为适用于其中规定的不法行为，也适用次年实行的中国《民法》第二编“债编”中的第184条，基于此，原告有向我国直接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以下略）。

二、中国原告提出的受害内容概要

1.关于原告控诉日军在南京强奸、残害妇女的内容（略）。

2.原告敬蓝芝控告日军宪兵队及731细菌部队残害其丈夫的内容（略）。

3.原告王金淑、王亦兵等控告日军宪兵队残害其父王耀轩的内容。（略）

4.原告控诉日军无差别轰炸、无辜民众死伤的内容。（略）

三、假定原告的诉讼即使有事实关系，对于上述损害，也不认可原告个人有向我国提出直接损害赔偿的权利。

四、主要争议点

1.本件加害行为的存在与否及历史背景和受害事实。

2.由于外国的战争行为所发生的个人损害，在国际法上是否承认受害者个人有直接向该外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3.本件当时，对于本件加害行为的外国军队行为，国际惯例是否承认受害者个人有直接向外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据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以下简称《海牙陆战章程》），是否规定了受损害的个人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如果肯定论之，对于不直接适用《海牙陆战公约》的战争，以及违反《海牙陆战章程》而受到损害的个人，可以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要求赔偿的这种国际惯例，是否在本件当时已经被公认。

4.虽说本件加害行为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但是，个人具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的我国要求损害赔偿权利之说，或具有请求权之说，在本件当时是否已经被视为国际惯例。

5.本件当时，本件加害行为根据中华民国规定的不法行为，而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其中的《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对我国是否适用？换言之，《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所称的“不法行为”，应该属于私法范畴，把本件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以及随之带来的中国国民的受害，用于中华民国法中的不法行为，由此发生个人直接向我国要求损害赔偿权，是否可以说是想定的含义？

6.本件是否超过起诉时效？

判决理由要旨

一、综合证据和法庭辩论的宗旨，日军及其所属军人对原告及其丈夫、父母、兄弟所施加的非人道的加害行为，即本件加害行为大体上承认，其背景和历史关系如后所述。（法庭）认为直接经历本件加害行为的各原告的各诉讼，以及证人三尾丰的证言都极为真挚、坦率和明确，在当下，被告一方难以提出具体的反证，也没有发现其中有歪曲事实关系的疑点。本件加害行为都属于非人道行为。由此，原告本人及其丈夫、父母、兄弟所遭受的悲惨的受害，从各证据和法庭辩论的主张中已经得到明确。（但是原告主张和诉讼的细节部分或属于传闻的事实是否全部正确，还难以判明。比如，1943年11月日军为什么轰炸永安这样的城市？对此尚不能确定，当然这并不影响本件的结论。）

二、本件当时，我国在中国的各项军事行动，经过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2年的第一次上海事变、同年的“满洲国”建立、1933年的退出国联以及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等，确立了我国的军部支配体制。1937年以来，在内阁由于阁内不一致而屡屡更替，加之时常被以下克上的军部左右的背景下，我国谋求效仿近代欧美列强，乃至在中国大陆对抗欧美列强，扩大和确保我国的权益，并趁中国内部极端复杂的政治、军事上的混乱，在即使当时看也不是正义的名分，而且也没有充分地展望将来的情况下，独断地在当地展开、推进和扩大（军事行动）。对中国和中国国民来讲，我国是没有辩解余地的，这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在这场日中战争中，中国国民在中国国内混乱的状态下仍然着眼大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使战争状态胶着化，也使我国长期的侵略占领行为以及派生出来的各种非人道行为长期持续，于是给许多的中国国民带来了莫大的战争伤害，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在这一点上，我国应该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维持和发展国家间乃至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调和国民感情和民族感情是基本，这是不言自明的。日中之间，由于日中战争不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而且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也是极不幸的历史，所以在维持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现在与未来，必须致力于调和两国间的国民感情和民族感情，这自不待言，我国更应该予以最大限度的关注。

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中战争全面开始，但两国间没有发表宣战声明，我国称之为“日华事变”，美国也在国际法上不认同其为“战争”。另外，在日中间发生战斗时，都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等“事变”的形式来概括，现在也仍然这样使用。当然，我国在他国领土上展开的是“战争”乃至“侵略行为”则是毋庸讳言的。1937年5月31日，仅上台4个月的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此后不久的7月7日，在卢沟桥附近驻屯的一名日本新兵失踪，以此为契机挑起战斗，演成卢沟桥事件。7月9日，停战协定签订，我国却决定向华北出兵。当时华北的当权者，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中的旁系地方军阀宋哲元，该人试图对我国采取妥协态度。国民政府虽然没有立即发动对我国的全面抗战，可是政府的直系军队已进入抗战准备。另外，中国共产党于7月23日发表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等八大纲领，呼吁对我国进行全面抗战。日本增援部队到达时，华北气氛立现紧张。7月25日夜，战斗开始，28日晨日军开始总攻，29日占领北京（平）、天津。在此期间，在通州的傀儡军队和中国保安队掀起了反乱，发生杀害少数日军守备队员和日本居留民计200余人的事件，于是，这起“通州大屠杀”事件在我国被大肆渲染。日军占领北京（平）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感情愈发激化，与此同时，我国的思想统制公然化，而且由于新闻舆论等机关的作用，也催进了大政翼赞会的风潮。

在华北的战斗开始之时，位于华东的上海也呈现紧张局势。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太平天国之乱后，一直是各列强进出中国的据点，设有法租界和英、美、日共同租界等享有治外法权的地区，是日本居留民集中居住地，也是以工人、学生为中心的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地区。9月23日，国共合作关系确立。10月30日，中国政府迁都重庆。11月6日，意大利加入日德防共协定。12月，（日本）退出国联。

四、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日军自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中旬占领上海以来，军队遭受了很大损失，身心疲惫、消耗很大，出现了士兵士气低下、军纪涣散等问题。可是（日本当局）仍于11月20日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命令，并于12月1日正式决定进攻南京，这与日本国民的期待也是一致的。上海距南京约300公里，南京特别市的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及琦玉县的总和。从11月末实际进军开始，到南京陷落的约6周，或其后的数周间，有数万乃至30万中国人被杀害（即“南京屠杀”事件，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也承认这一点，在东京审判中接受了死刑。另外，在1946年2月的南京军事审判中，也有4名日本军官因“南京屠杀”事件的责任而被判处死刑）。

（以下是日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其中心是承认日军在南京有屠杀行为，但对受害人数有怀疑，又称此类事件属于“通例的战争犯罪”，与纳粹的种族灭绝不同。此略。——译者注）

五、1934年，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部队在五常附近设置了研究所。为了扩大规模，1938年，我国的731部队又在满洲哈尔滨的平房建设了数十栋建筑物和附属的飞机场，作为细菌研究所，开始以实战为目的，进行细菌兵器的大量生产，并对被称为“马路大”的俘虏进行人体实验。1945年8月战败之际，为了消灭证据，731部队将研究所建筑物彻底破坏。战后的东京审判时没有追究其责任，但在苏联和中国的军事审判中，其真相和日本军人的责任被追究。（法庭）认为，关于731部队的存在和人体实验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六、在国际法上，由外国的战争行为涉及的损害赔偿问题，其损害发生在个人的场合时，一般说来，个人不具备直接向当事国要求赔偿的权利，而应该由个人所在国同当事国，即通过战后缔结的和平条约等外交交涉来解决。这种解释从国际法的通论来讲，是已经被确立和承认的。所以，不承认个人拥有直接向外国要求战争损害赔偿的权利。（20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各地发生了无数次战争，对于战争受害，承认个人有直接向外国要求损害赔偿权的事例几乎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二例而已。）

被告依据“个人在国际法的原则上不具有法的主体性”这一抽象、一般的理论，不认为个人具有直接向我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原告对此予以非难。本件必须指出的问题点在于：加害国违反国际法对外国人犯有违法行为时，受害者个人是否拥有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恢复损害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战争中大量而频发的侵害权利的事态，作为法律性的救济措施，是否应由个人向加害国提出要求。（法庭）可以理解原告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但是从理论上讲，不能考虑个人对加害国家的要求。

从19世纪中叶至今，世界上发生了无数次战争和战争的终结，本法庭鉴于此，认为战争是无视法律而产生，其正邪的断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是理不尽的。尽管如此，正像原告指出的那样，正因为大量而广泛的非人道的侵害权利事件频发，从宏观上看，原告对战争受害提出的主张正是贯彻了市民法则的正义。尽管战争及战争状态大体结束，但为今后留下了更大纷争的火种，再度招致战争状态，埋下非人道侵害权事件再度频发的危险。所以必须极力回避战争及战争状态乃是最高的命题。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最大正义，可以牺牲个人的市民法则的正义。（法庭）对于交战当事国的战争受害损害赔偿，不承认个人拥有直接向外国要求的权利，应该由战后各国家之间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一并处理。至少，无论是本件当时，还是当前，在所有的战争中，对于个人战争受害的处理情况均是如此。而且在国际法上，这种处理也是从实质上回避战争的做法，被认为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判断。

战争已经过去50多年，原告对本件加害行为的战争受害赔偿请求，只是片面地性急地追求正义，碍难获得采纳。

七、1907年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通过了《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及附件《海牙陆战章程》，不能解释其中规定了违反上述条约而遭受损害的个人，可以直接向交战当事国请求损害赔偿。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归结于古典的和传统的国际法的当然。而肯定有请求权的见解，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详细探讨该公约的起草过程时，认为在解释上另有余地，因此主张个人拥有请求权。可是在欧美国家，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而承认损害赔偿的事例几乎没有。直到最近的1992年，德国某地方法院认为《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中包含有个人请求权（但其具体的案例适用德国的国内法，而不是直接适用《海牙陆战公约》）。

从对《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条文解释，到对其立法过程的讨论，乃至其事后实行的情况综合来看，无论如何不能认定其中规定了个人拥有直接向交战当事国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至少在本件当时，对类似本件加害行为而违反《海牙陆战公约》及其他国际性规则的外国军队，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被确认为国际惯例。

八、本件加害行为是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但是个人直接向交战当事国即我国要求损害赔偿的国际惯例至今没有确立。至少在本件当时，承认类似个人请求权的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法等国际惯例并没有得到公认。

九、本件加害行为，依据本件当时中华民国法中因不法行为而请求赔偿的《日本法例》第11条1款，这对我国是不能适用的。（以下解释了为什么不适用，内中还提出了“国家无答责”之说，此略。——译者注）

十、本件当时，日本、日本军队及日本军人在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中，从某些个别事件偶发出的各种残害行为、卑劣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基本上属于由战后国家间缔结的和平条约来处理的外交问题或政治问题。（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不久，田中访华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9月29日发表《日中共同声明》，1978年8月2日又缔结《日中友好条约》，在《共同声明》中指出：“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的战争给予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日中友好条约》也明确表示：“严格遵守《日中共同声明》中所规定的诸原则。”因此，根据上述共同声明和友好条约，日中两国之间，已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达成了协议。原告主张，上述的“放弃”，不等于中国国民个人放弃对我国的损害赔偿权。本法院认定，关于赔偿问题只能由国家间的外交来解决，总而言之不能承认个人具有直接对我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十一、综上所述，本法院审定，即便本件加害行为是如何的不人道，即便牺牲市民法则的正义，对其受害者也不能予以赔偿。因为本件当时，无论国际法还是我国法律，都不承认原告因战争受害拥有直接向我国提出损害赔偿的法的权利，而且，极力回避再度发生战争及陷入战争状态乃是至高无上的命题，所以，不承认个人的受害赔偿权的合理也符合全人类更大的正义。

东京地方法院第24部 审判长、审判官 伊藤刚

审判官 本多知成

审判官 林润

（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请求事件辩护团、中国人战争受害者の要求を支える会编《731部队·南京大虐杀·无差别轰击事件诉讼判决文》，内部版。）

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90]

（2002年8月27日）

主文

1.驳回原告的一切要求。

2.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 原告的要求

（一）第一事件原告的要求[91]

1.被告向原告谢罪，并将谢罪文在官方报刊上发布。

2.被告向原告各支付1000万日元，从诉讼状提交第二天的1997年11月5日起，5年内分期支付完毕。

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执行宣言（草案）。

（二）第二事件原告的要求

1.被告向原告谢罪，并将谢罪文在官方报刊上发布。

2.被告向原告各支付1000万日元，从诉讼状提交第二天的2000年3月18日起，5年内分期支付完毕。

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执行宣言（草案）。

二 案件的经过

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原告（第一事件108人，第二事件72人，计180人）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告在中国大陆违反当时的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行为（以下简称细菌战），指使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杀害作为普通民众的原告及其家属，战后又疏于救济措施的立法，甚至掩盖细菌战的事实，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要求被告向原告各支付1000万日元，并予以谢罪和将谢罪文在官方报刊上发布。

原告提出上述要求的法律依据是：

1.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下简称《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相关的国际惯例法。

2.时至今日，仍适用和可以沿用的过去的国际惯例法。

3.中国法律（《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的不法行为。

4.日本民法规定的不法行为。

5.条理（公理）。

6.（日本）《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立法不作为，掩盖行为）。

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失当，对原告的要求进行了辩论。被告认为，第6条是基于以细菌战为原因（第1条～第5条）的补备法律依据。而且第6条中的立法不作为与掩盖行为属于并列关系，对赔偿金（慰谢金）的要求应该是各500万日元。

三 当事者的主张

（一）原告的主张（略）

（二）被告的主张[92]

四 本案诉讼的争论点

1.基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及相关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谢罪请求权与赔偿金的请求权）。

2.国际惯例法能否适用对过去战争行为的追究，并承认损害赔偿请求权。

3.基于中国法律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4.基于日本民法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5.基于条理（公理）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6.由于被告的立法不作为，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7.由于被告对细菌战的掩盖行为，是否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五 本法院的判决

（一）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及相关内容的国际惯例法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论点1）

1.关于原告要求的理由

原告主张，《海牙陆战公约》第2条，以及该公约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以下简称《海牙陆战章程》）中规定，交战国限于《海牙陆战公约》的当事国，只适用于缔约国之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存在没有缔约的国家，所以该条约不能直接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前提是以该公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成立，对原告的这种主张予以讨论之。

原告主张，因原日军在中国大陆4个地区实施细菌战，受害的个人可以对加害国直接要求损害赔偿，因为以《海牙陆战公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至迟在细菌战实施之时已经确立。

因此，有必要首先研究《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原告主张的以该公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是否成立。

2.条约的解释方法

关于条约的解释方法，1969年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有所规定。一般情况下，条约的解释应在条约生效期内按照国际法的条约解释规则予以解释，《条例法公约》成立之前应依据该公约第4条的宗旨，因此，对《海牙陆战公约》的解释不能直接适用《条例法公约》的规则。《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关于条约的解释规则明确确认，需依照国际判例历来承认的国际惯例法，作为条约解释的准则。对《海牙陆战公约》的解释，也应依照《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32条的条约解释方法来执行。

《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对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规定：“条约应依据其用词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宗旨及其目的所具有的通常意义，真实地予以解释。”该条第3款又规定：“与上下文一同考虑的有：a.条约的解释及适用，须事后由当事国之间协商；b.对条约适用后产生的惯例，由当事国协商确立条约的解释；c.当事国之间的关系适用于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另外，该条约第32条，作为解释的补充手段还规定：“为确认由前条规定的适用所产生的意义，并为了决定下列场合的意义，作为（条约）解释的补充手段，特别是条约准备阶段及条约缔结之际，可以作为依据：a.对前条规定的解释意义暧昧或不明确的场合；b.对前条规定的解释明显违反常识或产生不合理结果的场合。”这样，我们就按照这一解释方法，顺序予以探讨。

3.对照《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用词的通常意义的解释（《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1款）

（1）国际法的传统思路，是承认国际法上法的主体性原则是国家，个人在国际法上规定有权利和义务，而且在国际上给予个人主张权利之资格。这是首次例外地在国际法上承认其法的主体性。可是，个人因他国违反国际法之行为，在遭受伤害的场合，并不承认该个人为追究加害国的国际责任，即提出国际请求的主体性。而应该由个人所属的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权，提出该人的事件，将自身所受的法的侵害，替换成国家间的关系，追究加害国的国家责任。

《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规定：“违反该章程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该方应对自己军队的组成人员做出的一切行为负责。”[93]对违反附属规则（《海牙陆战章程》）的缔约国也负有赔偿责任，但没有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持有者的字句。《海牙陆战公约》及《海牙陆战章程》里，对个人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问题，在前提上就没有手续规定。另外，该公约第2条规定：“第1条所指章程及本公约各条款，应在缔约国之间，并且只有在交战各方都是缔约国时方能适用。”可见，该条只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海牙陆战公约》明文并没有承认个人请求权。如果再对照前述的国际法的基本性质，该条约遵循了国际法的原则，规定的是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承认个人的请求权。如此理解是理所应当的。

（2）《海牙陆战公约》与《海牙陆战章程》，规定了军队在陆战中应该遵守的事项，这便是该公约和章程的宗旨和目的，即减轻战争的伤害。归根结底，战争的伤害最终归结到个人。所以该公约和章程的终极宗旨和目的，可以解释为保护陆战过程中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个人。可是，作为国际法存在形式的“条约”，从公约和章程规定的内容及其基本性质看，该公约及章程的最直接的宗旨和目的，是约束各缔约国的军队。如此解释也是恰当的。

（3）综上所述，依据其上下文和公约的宗旨和目的，针对其中用词的通常意义，《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之规定，是为了遵从《海牙陆战章程》的实效化，规定了违反该章程的交战国负有赔偿责任。但没有承认因违反该章程遭受伤害的个人，有直接向加害国行使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这样理解是恰当的。

4.对照事后执行例的解释（《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第2项）

（1）原告列举各种判例，主张本案应适用事后各国的执行案例，分别是：

①伊庇鲁斯事件判决

此案是土耳其所属的伊庇鲁斯岛居民因被希腊占领期间的征收遭受的损害而向希腊政府请求赔偿的案件。雅典控诉法院认为，《海牙陆战章程》第46条及第53条，体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所以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请求。可是，这一判决是援引《海牙陆战章程》第46条及第53条，是否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作为请求权的根据，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此案中并不明朗。因此，不能以此案作为国家（对个人赔偿）的执行案例，来判断《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了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

②1924年7月5日英国上诉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依据战时征收权没收了原告埃及商社的财产，原告向英国政府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英国上诉法院支持原告的主张，（本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将其视为国家执行的案例。

实际上该案的判决，依据国际法承认个人对加害国家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证据并不足。相反，从法庭辩论的全部宗旨看，不可否认的是，该判决是依据国内法来认同原告要求的可能性。所以，该判决也不能被视作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家执行案例。

③1952年4月9日，原西德行政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英国占领期间，因英国占领军成员造成的交通事故，受害者向西德政府提出赔偿要求的案例。西德明斯特行政法院于1952年4月9日做出判决：“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仅涉及国内公法，也涉及国际法，根据1907年的《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国家对自己军队的组成人员做出的一切行为（即违反规则）负责”，因此承认了原告的请求。可是，该判决并没有承认加害者所属的英国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此案例也不能视为《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执行案例。

④1997年11月5日德国波恩地方法院的判决

这是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制收容、强制劳动的犹太人，向德国政府请求支付工资的案件。1997年11月5日，德国波恩地方法院做出判决：“侵略者的责任，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构成了国际法的要素，即不允许杀害占领地俘虏与一般市民，或奴役他们的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般规则，各国对这一规则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这一规则在1907年10月18日有关陆战法规的《海牙陆战公约》第4条中体现出来。德意志帝国于1919年10月7日批准了该公约，所以必须遵守其规则。根据该公约的附件（《海牙陆战章程》）第52条，除非占领军需要，不得向市政当局或居民征用实物和劳务。所征实物或务物必须与当地资源成比例，其性质不致迫使居民参加反对祖国的作战行动。另据第46条，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个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受到尊重，因此，战争中的德意志帝国，以消灭犹太市民为目的、强制他们在军事工厂非人的条件下劳动是应禁止的。”因此，法院承认了原告的请求。

可是，该判决对损害赔偿的直接根据，是依据国内法（民典法）。以此案例作为本案原告主张的基础，判断为国家执行的案例是不恰当的。

⑤1997年10月30日希腊勒巴德亚地方法院的判决

此案是由德军占领希腊期间，遭受残暴行为的希腊受害者以德国国家为对象提出诉讼，由勒巴德亚法院审理判决的案件（但德国以该诉讼伤害了德国的国家主权为由拒绝接受诉状，未予受理）。1997年10月30日，勒巴德亚法院确认了对该诉讼的审判管辖权，虽然希腊没有参加《海牙陆战公约》的签字，但该条约的内容已经成为约束希腊和德国的国际惯例法的一部分。所以，原告的请求符合《海牙陆战公约》及《海牙陆战章程》，尤其是依据该公约的第3条以及该章程的第46条，认为原告的请求没有必要由主权国家进行，但以个人资格是可以的，即承认作为个人的原告对被告国家的请求损失赔偿权。

这次判决是在德国拒绝接受诉状，没有应诉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这次判断否定了主权国家在占领他国时可以免除其主权的特权。所以，该案承认了个人对加害国家的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被视为本案原告主张的国家执行案例。

⑥其他判决

原告另外提出的一些国家执行的案例，对照本案的证据及法庭辩论的宗旨，这些判例尚不能认定受害者个人具有直接向加害国家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2）小结

以上可见，在多数判例中只有一项承认个人可以直接向加害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国家执行的案例。但是从这一国家执行案例的观点看，就认定《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个人向加害国家的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的解释是不成立的。

5.对照条约制定过程的解释（《条例法公约》第32条）

（1）以下探讨《海牙陆战公约》的制定过程

为了确认《条例法公约》第31条规定内容的适用，《条例法公约》中还制定有第32条第1项和第32条第2项，规定了在条约制定或条约缔结之际，即条约制定过程中应该依据的事项。前已所述，《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之规定，不适用于《条例法公约》第32条第1项（该条规定，解释意义暧昧或不明确）。（关于《条例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第1项、第3项不予探讨，因为不存在影响解释《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之内容。）《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条例法公约》第32条第2项，这是很明显的（该条规定，解释明显违反常识或带来不合理结果）。所以研究《海牙陆战公约》的制定过程，如果适用于《条例法公约》，即适用于该公约第31条之规定的话，方可确认《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之意义。

（2）根据法庭辩论和证据，《海牙陆战公约》的制定过程，可以证明以下几个事实：

①《海牙陆战条约》第3条之规定，是对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下简称《旧海牙陆战公约》）和《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以下简称《旧海牙陆战章程》）的修订，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付诸讨论。首先，德国代表建议增设以下条款：

第一条 违反该章程条款侵害中立者的交战当事国，对遭受伤害者负有对其人[94]的赔偿责任。交战当事国对本国军队的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不能以现金及时赔偿之时，交战当事国应决定伤害情况和赔偿额，交战当事国认为正在当面交战或处于不两立的状态时，可以延长上述决定的时间。

第二条 因违反规则行为侵害交战对方，有关赔偿问题在缔结和平（条约）时解决。

②德国代表关于提案理由的说明

根据《旧海牙陆战条约》，各国依照该公约附件的规定，不负有下令本国军队遵从该条约及规定之义务。鉴于这些规定也应成为对本国军队的指令的一部分，对违反行为需依照维持军队纪律的法规处罚。可是，只靠这些刑事罚规，不可能成为预防所有人员违反行为的措施。遵从本章程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军队的指挥官，也必须适用于军官、下级军官乃至一般士兵。所以，如果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在战争时毫无例外不可能保证章程的遵守。

鉴于这种状况，必须探讨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所产生的后果。根据私法的原则，“不问故意或者过失，因违法行为侵害他人权利者，对遭受侵害者负有赔偿责任”。这一原则乃是万民之法，现在讨论之仍然是恰当的。可是，国家因为管理、监督的过失，限于不被立证便不负责任的“过失责任法理”是不充分的。能说政府就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吗？因违反章程的行为遭受损害者，如果不能向政府请求赔偿，即使可以向负有责任的军官或士兵请求赔偿，但在许多场合是不可能得到赔偿的。所以，作为我们，军队的组成“者”，违反章程造成的一切不法行为责任，应该由组成“者”所归属的国家政府负责。

对此责任，在决定损害程度、赔偿的支付方法之时，应把中立国和敌对国加以区别。在中立国遭受损失的场合，为确保救济的迅速，对交战行为和对立状态应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对敌对国解决赔偿问题需延期到恢复和平之时。

③俄罗斯代表支持德国代表的提案，他的发言如下：

我们在会议提案之际，是把战争时期和平平民的利益放在心头。我们认为德国的提案符合同样的利益。我们的提案，寄希望于1899年《旧海牙陆战公约》的实施，可以缓和加在平民身上的痛苦。德国的提案也是考虑到违反该公约对平民产生的伤害。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提案是恰当的，应该成为国际和议的内容。

④法国代表对德国提案中对中立国平民和交战国平民区别对待这一点抱有异议，他的发言如下：

德国的提案，引出非常深刻的原则上的反对。即该提案在第二小委员会讨论中立国的处理和待遇时出现。关于中立问题，德国代表非常清楚，主张直接产生的结果是，把中立国国民和在侵略地或占领地居住的敌对国国民加以区别，给予前者以有利的地位，这是想承认中立者的待遇。

在这里，我们法兰西代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对个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无论对‘中立者’，还是‘交战对方’，都不应设置区别。对所有人都应该同样适用是我们反复阐述的意旨。德国代表的提案文本，简直是在建立区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他们提案的第一条里，只提及对‘中立者’的伤害问题，而对‘交战对方’则放在第二条处理。现代的战时规则正在逐渐上升为支配的地位，这样的想法，即考虑使用保护措施或者压制措施，对不参加敌对行为的所有的个人给予平等的地位，这种保护措施不应只限定为中立者。

⑤瑞士代表对法国代表提出质疑，其发言无保留地支持德国代表的提案：

承认该提案的原则是完全恰当的，可以说，1899年的《旧陆战章程》也埋下了伏笔……关于德国提案的内容，认为其赋予中立者以特权是一种误解。该提案揭示的原则，是针对遭受伤害的全体个人，不论是敌对国国民还是中立国国民都可以适用。把受害者划分成两个范畴，只是在权利持有者之间划分的唯一区别，是关于支付赔偿的区别，这一点的不同，是事物的性质不同而已。对中立者的赔偿支付，负有责任的交战国与受害者的国家在平时，或者继续维持和平状态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容易而且不拖延地解决。这在战争中的交战国双方之间是不存在的。与中立者一样，赔偿请求权是在各个交战国之间产生的，交战国之间的赔偿支付，如果不能达成和平则不可能实施。

⑥德国代表为获得了如此高水平的辩护，特向瑞士代表表示感谢。

⑦英国代表抱有与法国代表同样的疑问，因此反对德国代表赋予中立者前所未有的特权，其发言如下：

与第一条对待中立者对比，给予（中立者）要求交战当事国赔偿损失的权利。而第二条中，对交战各方需待和平（条约）缔结之时才能解决赔偿问题。这样，作为交战双方的赔偿问题，先是附加了和平条约之条件，接着又附加另一条件，即需要等待交战双方交涉的结果。我们绝不否认交战当事国对违反法规惯例必须赔偿的所有责任，英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免除这一责任。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划分因违反（章程）产生损失的范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原则上表示是容易的，但解决问题，不伤害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不引起反对的呼声，适用这一原则是困难的。

⑧德国代表认为法国和英国代表的发言，是对德国提案第二条的误解，解释该条文区分“中立者”和“交战方”的唯一差别，只是关于赔偿的支付方法。

经过上述讨论，修订委员会把德国的提案归纳成：“交战当事国违反本规则条款发生伤害之时，负有损失赔偿责任。交战当事国对本国军队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这一规定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最终，在章程中没有体现的内容被添加在《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中。

可见，在章程制定过程中各代表的发言里，明确肯定或者确认受害者个人，对违反附件章程行为的加害国拥有直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言并不存在。另外，有关个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言也不存在。

（3）基于以上事实，在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德国代表的提案中，有“对遭受伤害者负有对其人的赔偿责任”之语。仅仅从这一部分内容，认为接受赔偿者，即受害者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全面地考察德国代表的提案，是以“国家间”“决定”产生的伤害以及支付赔偿的额度为前提的（在第一条中也使用了“交战当事国决定产生的伤害情况和赔偿额”这样的词句）。把受害者是属于中立者还是交战方区别开来，是考虑到加害者与受害者所属国家关系的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瑞士代表对德国经由国家间决定支付和赔偿额为前提的提案表示赞同，德国代表为此不持任何异议地表示感谢之意，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他代表团也没有明确表示因违反《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海牙陆战章程》规定的行为而遭受伤害的个人，可以直接向加害者所属国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意向。不仅如此，甚至连是否赋予个人权利，以及具体手续等统统没有讨论。德国提案中出现的“对其人”的词句，最后在《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通过时被删除。

综上所述，在《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制定过程中，各国代表的意图是，为了确保《海牙陆战章程》的实效性，军队组成人员违反该章程时，该军队组成人员所属的国家政府即使主观上没有责任，该国家对受害者所属国家也负有损失赔偿责任。而且，各国均不承认脱离当时的传统国际法框架额外，创设个人对加害国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6.关于原告的主张

以下就原告的主张和判断加以论述。

（1）原告主张，《海牙陆战章程》是《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前提，是交战法规，而交战法规在传统上是承认个人的法的主体性的。

但是，认为交战法规承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证据不足。当前的问题在于，在《海牙陆战公约》和《海牙陆战章程》中，并不存在个人拥有直接向加害国家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规定。所以原告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

（2）原告主张，《海牙陆战章程》第52条、第53条赋予了被没收（财产）的个人有要求返还权和损害赔偿金的请求权。

的确，《海牙陆战章程》第52条第3款规定，对被征收（物资）的居民尽可能以现金偿付。可是，占领军在不能支付现金的场合，在国际法上没有规定救济居民的手段。只是在该章程第53条第2款中规定，待恢复和平后予以归还或赔偿。这一条款，应理解为恢复和平后，由国家间交涉决定归还或赔偿，这样理解是合理的。所以，这些规定应该理解为国家间的协商，对这些规定不能理解为个人可以直接向对方国家提出什么请求。

7.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小结

综上所述，对《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规定，从其上下文及条约的宗旨、目的，及其用词通常表达的意义，再对照公约实施后各个国家的执行案例，还有原、被告双方的解释，不承认受害者个人对加害者所属国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公约规定的是受害者所属国家与加害者所属国家间的权利及义务关系。另外，作为补充解释该条约的手段，考虑到条约的制定过程，该公约第3条规定的意义也证实了以上论断。

还有，1907年10月18日，有44个国家在《海牙陆战公约》上签字，1910年1月26日公约生效。我国于1911年12月13日发出批准书。许多国家在此时确认了该公约的法的理念，当然也就承认了以该公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的成立。

原告的解释，是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规定，承认受害者个人有直接向加害国要求损害赔偿权为前提，主张与该公约同时、同内容的国际惯例法也在细菌战实施时确立起来。可是，如前所述，与《海牙陆战公约》相同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虽然获得承认，但该公约第3条的规定，并没有承认受害者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结论是：原告的此项主张没有理由。

8.关于国际惯例法是否存在受害者个人拥有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权的内容

以下我们来探讨细菌战实施时，是否存在因交战国的行为遭受伤害的个人，拥有可以直接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权的国际惯例法。

所谓“国际惯例法”，是指“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第2项）它的形成是通过各个国家重复类似的行为而形成的一定的国际习惯（一般惯例），同时，各个国家又必须确信它作为法律的权利和义务而存在。

对照本案，并参照各国执行《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案例，从现实看，相当数量的国家在重复类似的行为中，并不存在承认因交战行为遭受损害的个人，拥有向交战对方国家请求损害赔偿权利的国际习惯。此外，相当数量的国家在重复类似的行为中，并未执行承认个人赔偿请求权的个别条约（《凡尔赛和约》）。所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不能作为承认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际惯例法的证据。

所以在日军实施细菌战时，承认原告主张的受害者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际惯例法并不存在。

9.结论

综上所述，以海牙陆战条约第3条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或者说承认受害者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际惯例法并不存在，原告的主张没有理由。

（二）关于适用国际惯例法追究过去的战争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权问题（争论点2）

原告主张：①因交战对方国行为遭受伤害的个人，对交战对方国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在现实的国际惯例法中业已成立；②过去的战争犯罪行为，在人道上是绝不允许的，从现时的基点重新认识其行为，追究加害国的责任，这样的国际惯例法已经成立。

如同前述的8那样，从现在的基点看，原告①主张的国际惯例法并没有成立，所以，原告以国际惯例法业已成立为前提的请求是没有道理的。

（三）基于中国法律的损害赔偿请求（争论点3）

1.原告对本案的加害行为，按照不法行为成立基准的《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规定，认为应适用于不法行为事实发生地的中国民法（《中华民国民法》），依据此法，主张被告负有不法行为之责任。

2.首先要探讨本案是否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

（1）《日本法例》是适用于涉外私法关系而制定的基准法法律。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对等市民之间的私法，与国家以及公权力关系不同，是以国家虽然不同但可以相互适用为前提制定的。在对等的当事者之间因一方的违法行为给他方造成伤害时，为调整当事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图公平负担损害而制定的关于不法行为的法律关系。《日本法例》以不法行为的性质为前提，是以它的成立要点、效力、原因以及事实发生地的法律为基准而制定的。

（2）可是被告（国家）因行使违法的公权力，给予他人损害的法律关系，从受害者的角度看，在恢复受害的必要性方面，同对等当事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但从加害者被告的角度看，行使公权力是否违法是个重大问题，这一点涉及国家的主权问题。因此涉及被告（国家）因行使公权力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可以说在受害者的救济、损害的公平分担等效果方面，与《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的不法行为有相同的特点。但是在我国行使公权力是否违法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要素，这种法律关系与纯粹的对等当事者之间的私法关系不同，必然包含有公法的要素。

另外当被告行使公权力是否存在损害赔偿责任发生争议之时，被告行使公权力是否得当就成为问题。依据我国的法律，行使公权力有其各种各样的根据，依据《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这些法律关系如果依照他国的法律来判断是不适当的。另外，许多国家在行使同样性质的公权力时，如果这些法律关系按照他国的法律来判断，就会出现某些国家的法律适合，某些国家的法律不适合的事态。这样的事态在我国的法律中是不可能预见的。所以行使公权力的场合，是以国家不同，但互换有可能为前提。在这种前提下制定的私法，其性质当然也有所不同。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第6条，在具有相互保证的前提下，外国人受害者可以适用此法，也说明该法对于国家有着深刻的利害关系。

（3）综上所述，国家因行使违法的公权力，造成他人伤害的法律关系，行为地在外国，受害人又是外国籍或外国居住者，含有涉外要素，不适用以《日本法例》为对象的涉外私法关系，这样解释是恰当的。因此国家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不适用于《日本法例》的对象，不能相当于《日本法例》第11第1款所指的“不法行为”的法律关系。因此该法例不能适用。

本案以原日军在中国的违法战争行为、作战活动为原因请求损害赔偿，该行为是我国行使公权力的事实行为，但原告以《日本法例》第11条第1款为前提，请求依据中国法（《中华民国民法》）执行，没有讨论的理由。

（四）基于日本民法的损失赔偿请求（争论点4）

1.原告认为，本案细菌战在中国的实地研究、开发、实施，与在日本的研究、开发、作战指导是一体行为。因不法行为是在日本实施，所以适用日本《民法》中（规定）的不法行为，包括日本《民法》第709条、第710条、第711条、第717条、第715条以及谢罪请求的第723条等，为此请求损害赔偿。

在前述的（三）2中，关于行使违法公权力的国家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因为包含涉外因素，所以不适用《日本法例》。但也不能直接适用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47年10月22日实施）附则第6款指出：“该法实行之前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仍依据此前之例。”即《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的行为，有关伤害的法律关系需依据该法实施之前的法令执行。原告主张的细菌战，是1940～1942年实行的，因此，本案需依据《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的法令来判断。

以下我们来探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的法令关系。

2.《大日本帝国宪法》第61条规定：“行政官厅因违法处理造成的伤害诉讼，由另法规定的行政裁判所审判，限在司法裁判所受理。”《行政裁判法》［明治23年（1890）6月30日公布］第16条规定：“行政裁判所受理损失赔偿诉讼。”另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不能向行政裁判所提起国家责任诉讼。但该条并没有明文否定归司法裁判所管辖。在这个限框内，国家的赔偿责任可以经由司法裁判所在民法及其他法律的承认范围内认定。

再从司法裁判所依据的审判规范，即民法看，明治21年（1888）起草的《巴绍纳德[95]民法草案》第393条规定：“主人，木匠、工业或运输责任者及其他人，对公、私管理场所内的仆婢、职工、雇员等因使用而引起的伤害负有责任。”该法的宗旨是承认因行使公权力引起损害的国家责任。但是该《民法草案》第393条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定，在明治23年（1890）4月21日公布的旧民法财产编（明治23年法律28号，但旧民法没有实行就废止了）第373条中删去了，即“主人或主人一方以及工事、运输等营业人，如果受其委托的雇员、使用人、职工或其他受任履行职务者，在行动之际遭受伤害，则对其负有责任”。对这一法律的变迁经过，参与制定旧民法的井上毅，在旧民法颁布的第二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民法初稿第373条之意见》的论文，指出承认因行使公权力造成权利侵害的损失赔偿，同行政机关的机能产生冲突。所以否定旧民法第373条中因行政权力和行使公权力的损失赔偿责任。

如前所述，旧民法并没有实施。明治29年（1896），基于旧民法颁布了现行民法（第一编～第三编），明治31年（1898）7月16日开始实行。现行民法同旧民法一样，没有规定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损失赔偿责任，关于这一点，也没有制定其他特别的法令。

从这一经过可知，旧民法第373条有关国家责任的词句之所以被删去，至少表现了立法者否定行使公权力的国家责任的意图，现行民法也继承了立法者的这一思想。《行政裁判法》和旧民法财产编是在明治23年（1890）颁布的。当时，确立的基本法律政策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无答责法理。

所以战前大审院的判例，对于非权力的作用适用民法，承认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因行使公权力（权力作用）的损害，一直是否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关于后一点，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以后，也被最高法院的判例确认。（昭和25年4月11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判决，《判集》民3号，第225页）

3.因此在战前因行使公权力引起的私人损害，不存在承认其国家赔偿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据的基本法律政策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无答责法理。即使行使公权力违法，被告也不负有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样解释是恰当的。原告提出的本细菌战案，是《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前的被告的权力行为，依照当时的法令，即依据《民法》第709条、第710条、第711条，不能不否认其损害赔偿责任。

4.不过，正像原告指出的那样，国家具有指挥和监督军部的权限，尤其是对731部队这样危险的军队建制负有责任，属于国家不行使监督权限的管理作用。由于这种管理作用（不行使监督权限）未能阻止受害的发生，所以原告主张，被告负有《民法》第717条或第715条的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原告主张的本细菌战案，是旧日军以存在为目的的战斗行为，其行为是属于公权力的行使。（基于国家的统治权以优越意识发动的强制性命令行为）不能视为当时民法适用对象的非权力作用。即使借用该法（《民法》），原告所主张的，如同把军队比作土地上的工作物（《民法》第717条）或小学校园里设置的游戏器具等，这是不能被采用的。

5.再就本细菌战案同权力作用的关系予以若干补充说明。

原告主张，本细菌战案之国家战争行为，不含有“权力作用”，即使通用“国家无答责”之法理，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告认为，“国家无答责”论，是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自同性”以及“国家与法律秩序的自同性”为依据的法理，是只能在国家与服从其统治权的国民之间才能成立的法理。

的确，欧美国家在继承主权无答责法理的过程中，提倡原告指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自同性”以及“国家与法律秩序的自同性”的理论，以此作为该法理的支柱。但是明治23年（1890）我国确立“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以来，当时我国的法律体系，权力作用的受害者如果是外国人，赋予该外国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实并不被承认，考虑的是无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均同样适用“国家无答责”之法理。如前所述，一直参与制定旧民法的井上毅主张“国家无答责”法理的根据，是求得行政权的顺利运行，这也证实了这一点。战争行为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基于日本民法，外国人也不具有因违法战争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另外，原告援引了巴奈号事件（的处理）[96]，从（法庭）辩论的整个宗旨看，该事件仍然属于国家间谋求解决的事件，不能视为受害者个人基于（日本）民法向被告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此例不能说明“国家无答责”法理之不适用。

6.因而，原告基于日本民法的请求理由也不能成立。

（五）依据条理[97]的损害赔偿请求（争论点5）

1.原告主张，依据条理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告主张的请求权内容并不明确。原告认为，依据条理，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损失补偿请求权。以下予以探讨之。

所谓“条理”，是基于一般社会的正义观念而被信服和承认的事物的道理。与本案有关的是审判规范问题。条理意味着基本的价值体系，此乃立法体系的基础。因此条理不只是审判官的主观存在，而且是客观的、社会的一般存在。但一般情况下，条理并不能成为适用于具体事件的法律价值判断，即成为具体的判断基准。

2.关于依据条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

条理对于一定的法律事项，在缺乏直接裁判规范的成文法律或习惯法时，即缺乏法律（依据）的场合，可以依据其功能予以解释［参照明治8年（1875）太政官布告第103号审判事务心得第3条］。然而法律存在之时，与其有异的条理不允许被当作审判规范直接使用。

就本案看，原告主张的细菌战一案，存在我国当时能够适用的法律。如前所述，当时，因国家权力行为造成之损害采取“国家无答责”之法理，国家即使行使权力违法，也不负有损害赔偿责任，这一法律已经确立。所以对于本细菌战案的损害赔偿责任，并不欠缺裁判规范的法律。（原告主张）依据条理请求违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赔偿权，不能予以承认。

3.关于依据条理的损害赔偿请求或其他特殊补偿请求

（1）如前所述，条理在本质上是抽象的，难以作为具体的裁判规范轻易使用。在条理的名义下，会出现审判官根据自己的主观信念予以判断之虞。所以条理如若作为裁判规范，必须包含在实际制定的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体系之中。

本案如前所述，原告主张细菌战在实施时，我国依据“国家无答责”之法理，否定被告行使公权力的损害赔偿责任。当时的法律体系中不承认损害补偿或其他特别补偿之法理。

（2）原告基于条理的补偿立法如下：一是关于（日本）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医疗等法律；二是（日本）战伤病者、战殁者遗属等救济法；三是中国台湾居民战殁者遗属吊慰金法；四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补偿立法。原告主张，因被告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伤害，应予以补偿的条理非常充分。

关于上述我国和其他各国的战后补偿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因国家权力遭受重大牺牲的受害者，国家对牺牲者和受害者予以一定的补偿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和国家补偿的考虑。可是根据上述战后补偿立法所进行的补偿，并非在尚未立法之前进行，而是从立法开始才实施的。而且上述立法不单是基于人道和国家补偿的考虑，而是从政治、外交、社会、财政等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的，甚至经过了各种曲折的制定过程。因此虽然可以说，这些立法的基础是出于人道和国家补偿的考虑，但在我国和国际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在没有立法的前提下，因违法的公权力的行使，受害者个人向加害国家要求补偿的价值体系并没有确立。

从目前的基点看，原告主张的本细菌战案，由于违法的公权力的行使而遭受伤害的受害者，在（补偿）立法没有制定之前，向实施战争主体的国家要求补偿的条理，不能不说现在并不存在。

4.综上所述，原告基于条理的要求没有任何理由。

（六）关于被告立法不作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争论点6）

1.原告认为，被告的国会及内阁疏于对细菌战受害者的救济措施立法，当属违法的不作为行为，原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之规定，主张其负有谢罪和支付慰谢金的义务。

2.首先我们来探讨国会的立法不作为问题。

《日本国宪法》规定，议会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国会议员的立法过程，凭借国会议员各自的政治判断，其适当与否要根据国民的自由议论和选举，最终做出政治性评价。在立法方面，国会议员原则上要（考虑）同全体国民有关联并负起政治责任，而不是针对个别国民或其他者的权利，负责立法的义务。因此，国会议员的立法作为（包括立法作为或立法不作为），如果其内容尽管与宪法条文的宗旨有违，也可以向国会提出此项立法或者不予立法。只要不是难以想定的例外场合，则不能判断为违反《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之规定（参照1985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判决，载《民集》39卷7号，第1512页）。所以认定国会立法不作为违反了《国家赔偿法》，尽管宪法宗旨赋予国会特定内容的立法义务，但国会疏于立法只能限定在例外的场合。

1985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之判决，是基于以下几种状况：一是有关人权侵害的重大性；二是承认予以救济的极大必要性；三是国会和内阁充分认识到立法的必要性，而且立法有可能；四是经过一定的合理时期继续搁置。原告主张，由于（国会）立法不作为，就应该承认国家赔偿请求。但是，原告不恰当地轻视了宪法承认的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行动和特点，所以对其主张不能采用。

3.根据前述2的判断标准，探讨国会在本案中是否立法不作为，前提是应在必要的范围内，探讨原告主张的本细菌战案的事实情况。

（1）关于这一问题，看到的只是原告的取证活动，并没有被告任何取证或反证活动，这是本案事实认定的制约问题。另外，本案的事实情况，关联着多方面复杂的历史事实，确认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详细事实，最终还是要依据大量的资料，等待历史学、医学、疫学、人类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科学考察和讨论。这样，在认识到这些制约问题的同时，经本法院研究本案的各个证据，至少有下列事实可以认定。

①731部队的前身，是1936年成立的关东军防疫部，1940年改编成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不久后称731部队。该部队自1938年以来，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郊外平房进行了扩大设施的建设，并设立了本部。最盛时还设有其他支部。该部队的主要目的是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制造，这些均在平房本部进行。另外还把中国各地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送到731部队。该部队在研究、开发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对这些人进行了各种人体实验。

在中国各地也设有类似的部队，其中骨干部队有设在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又称荣字1644部队或1644部队）。

②从1940年到1942年，731部队及1644部队等，在中国各地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战（细菌战），如下所示。（认定之证据列入事实末尾的括号内）

a.衢县（衢州）

*1940年10月4日上午，日本军机飞到衢县上空，从空中散播了感染有鼠疫菌的小麦、大豆、小米、糠麸、布片、棉絮等。当日下午，经县长指示，对居民进行了总动员，对飞机投下物进行了收集清理和烧毁。

*10月10日以后，在上述投掷物投下的地区出现病亡者（但其病因是否是鼠疫尚未确认）。同时，老鼠的尸体也开始陆续出现。11月12日，鼠疫患者首次被确诊，患者多出现在投掷物地区。11月12日以后衢县发生的鼠疫，是因为日军飞机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使鼠疫在老鼠之间流行，然后传染到人，这种主张是合理的。

*1940年末，中国当局接到报告，因鼠疫而死亡的患者为24人。可是鼠疫患者被其家人隐藏，也有人因唯恐被隔离而逃亡。病亡者的实际数量当超过上述数字。此外，证人邱明轩称，衢县细菌战的受害者达1502人。

同时，衢县的鼠疫还在周边其他地区传播，很多人也因此染病死亡。

（证人松本正一、吉见义明、邱明轩，原告吴世根）

b.义乌

*1941年9月，在衢县感染鼠疫的铁路工人返回义乌后发病，以此为源头义乌开始流行鼠疫。

*鼠疫又从义乌传播到周边农村，经原告陈知法等实地受害调查会的调查，在义乌城区因鼠疫死亡的人数为309人。

（证人邱明轩，原告陈知法）

c.东阳

*1941年10月，义乌的鼠疫传播到东阳县，并在该地流行。

据原告郭飞龙的证言，该人居住的歌山镇有超过40人因鼠疫死亡。

d.崇山村

*江湾乡的崇山村包括北部的上崇山村和南部的下崇山村，是住宅密集之地。可是上下两村之间几乎没有交流。1942年10月，下崇山村首先爆发鼠疫，呈现死亡者频繁出现的事态。到12月上旬，上崇山村的鼠疫基本得到控制。可是下崇山村又从12月开始出现鼠疫死亡者。这次鼠疫被认为是义乌鼠疫传播流行的结果。

*崇山村因鼠疫死亡的人数，截至1943年1月共396人，相当于崇山村当时总人口的1/3。

（证人上田信）

e.塔下洲

*1942年10月崇山村的鼠疫传播到塔下洲村。

塔下洲村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在两个月内达到103人，相当于全村总人口的1/5。

（原告周洪根）

f.宁波

*1940年10月下旬，日本飞机飞到宁波上空，在城市中心开明街一带投下了混有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后来鉴定为印度鼠跳蚤）的麦粒。

*10月29日，在跳蚤投下的地区出现了鼠疫患者，伴随着治疗活动中方也进行了积极的防疫活动，封锁了污染区，消毒和烧毁了感染房屋，通过这些治疗和防疫活动，到12月初最后一名患者出现，鼠疫基本被平息。

人们认为，这次鼠疫流行，主要是投下的感染跳蚤直接叮咬了人引起的。

*据《时事公报》的报道、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的报告书，以及证人黄可泰等人根据当时参加治疗的医师提供的情报和调查，此次鼠疫流行造成有名字记录的109人死亡。

（证人松本正一、吉见义明、黄可泰，原告何祺绥）

g.常德

*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的飞机飞到常德上空，在县城中心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棉絮、谷物等物质。

*11月11日，开始出现鼠疫患者，最初发现大约两个月内为第一次流行期，县城地区有死亡患者8人（据当时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可是间隔70余天后，1942年3月又发生了第二次流行。到6月末，县城地区总计死亡34人（据当时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

第一次流行，很大原因是投下的感染鼠疫跳蚤直接叮咬了人，引起鼠疫流行。第二次流行是老鼠感染了鼠疫菌后，经过冬天，开春后以跳蚤为媒介感染了人。

*1942年3月以来，常德城区的鼠疫传播到农村，在各地出现了许多死亡患者。

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会”极其深入和广泛的调查，常德的鼠疫患者死亡人数达7643人。

（证人吉见义明、中村明子、聂莉莉，原告易孝信、丁德望）

h.江山

*日军于1942年6月10日占领江山，约两个月后撤出江山，撤退之际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其方法主要是直接倒入井里，或附着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里等。

*江山人食（饮）用了这些食物，造成感染霍乱死亡。据原告郑科位和周法源最近的调查，当时七斗行政村因霍乱死亡的人数达37人。

（原告周道信）

②这些细菌武器的实战使用，是日本军队战斗行为的组成部分，是依据陆军中央的指令进行的。

（证人吉见义明、松村高夫）

③关于细菌武器引发鼠疫、霍乱的受害情况

*鼠疫是14世纪在欧洲泛滥的恐怖的细菌感染病症，欧洲称“黑死病”，疾病类型有线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和皮肤鼠疫等。一般症状是前期轻微发病后突然发烧发冷，伴随着激烈的头痛、晕眩、恶心、呕吐等，然后迅速引起高度的心脏障碍及血管障碍，身体出现深色斑点和痉挛，直至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但是当前利用磺胺剂和抗生药物可以治愈。

人能感染的鼠疫类型多为线型鼠疫，约占80%～90%，被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后发病。肺鼠疫的传染源是鼠疫患者的咳痰和唾液。败血型鼠疫主要是线型鼠疫引起的二次型传染。特别是像本案受害地区那样的人类紧密联系的地域，鼠疫凭借那种社会形态传播。由于人们接连被死亡追逐，引发相互间的歧视和猜忌，带来区域社会的崩溃，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而且由于鼠疫本来是啮齿类动物的疾病，在人之间流行后，病原体在生物界留存，使人受感染的可能性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鼠疫不仅使区域社会崩溃，而且也造成环境的长期污染。

（证人上田信、聂莉莉、中村明子、邱明轩及法庭辩论要点）

*霍乱是经由口传染的消化器官的传染病，病情严重时发展为米汤状排泄的痢疾和呕吐，引起脱水症，并引发肌肉痉挛，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相当之高，是一种给人带来极大痛苦的疾病。当前，通过适当的输液和抗生物的配合治疗，能使死亡率大大下降。

传染性极强的这种疾病，因患者接连死亡，也造成区域社会的差别和相互猜忌。

（原告周道信及法庭辩论要点）

④以下来看原告主张的受害情况。

针对日军的细菌战，原告要求法庭接受其提交的《原告的主张》及《原告及其死亡亲属一览表》，并提交了符合查证的陈述书（甲号证词）。另有原告吴世根、何祺绥、陈知法、周烘根、丁德望、易考信、周道信在法庭讯问时也表达了上述意旨。但大多数原告未能提出可以确认本人主张事实的客观性证据，要确认这些事实，对能否补充提交能够确认事实的证据，有必要予以研究。不过，通过上述原告的各陈述书及对其本人的讯问，可以充分了解和领会各陈述的意旨。

4.下面就细菌战在国际法上是如何评价的，以及在中国和我国是如何处理的予以说明。

（1）原告认为，本细菌战一案，违反《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规定的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以及第5项“使用足以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或物质”；第25条“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和建筑物”。另外，也违反了1925年6月日本参与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性气体的《日内瓦议定书》。

（2）首先，我们来分析《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以及《日内瓦议定书》。《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中，“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条文是否包括细菌武器，并没有直接明确地言及。可是，1874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在讨论《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的条文时，曾有提案主张加上“在占领地使用蔓延传染病性质的物质”等字样。但会议主持人解释，占领军对本国军队预防传染病之事宜理当尽可能注意，不会疏忽。提案者从这一意义上认为此条款的解释是充分的，所以撤回了提案。（见信夫淳平《战时国际法讲义》第2卷，第342、343页）

最初，交战者为了削弱敌人的兵力而选择战斗的方法和手段不是没有限制的。（《海牙陆战章程》第22条）所以禁止使用造成过度伤害或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该章程第23条）本着这样的限制伤敌手段的宗旨以及上述的历史过程，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各有关国家在禁止细菌武器方面是没有异议的。至少在当时这是相互间默契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解释为（使用）细菌武器违反了《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规定的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可是此后国际社会对待细菌武器的态度并没有明确化。原告援引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全称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参加签署的国家和地区达125个），其中关于禁止使用毒性气体以及把细菌学用于战争手段，所用的“扩张”二字（英文表述是extend），直接解释为细菌武器应适用《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之第1项，即“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

当然，《日内瓦议定书》中明确阐明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可是，细菌武器与战斗目的相比具有不适当的特点。至少从最初（125个国家）就达成了这样的共同认识的默契。以此为前提，《日内瓦议定书》才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该议定书从1928年正式生效以来，从多数国家的行为中确认了其法律意义，以至以该议定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确立。所以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行为），明显适用《日内瓦议定书》中的“使用细菌作战方法”。

（3）前述《海牙陆战公约》的内容，至迟在1911年作为国际惯例法业已成立。《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中规定：“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外，特别禁止。”《海牙陆战公约》的前言中也指出，“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这样综合考虑的话，将《日内瓦议定书》以及据此确立的国际惯例法所禁止的害敌手段，解释为符合《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外”是恰当的。因此，被告违反了以《日内瓦议定书》和《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使用了细菌武器，因而产生了国家责任。

如前述（1）中指出的那样，原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本案称细菌战），符合《日内瓦议定书》中“使用细菌作战方法”，被告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这样解释是恰当的。

原告主张，本案细菌战应该适用《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和第25条。将本案细菌战解释为（违反）以《日内瓦议定书》和《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由此产生了国家责任。在这里，没有必要就如何解释上述陆战章程进行探讨。

（4）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本案细菌战被告的国家责任，应由我国与中国的国家间解决。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2年9月29日的《日中共同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1978年8月12日签署、10月23日批准交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也重申了“严格遵守日中共同声明所确认的各项原则”。

因此在国际法上，被告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5.以上述事实为前提，以下判断作为被告的（日本）国会立法不作为是否违法。

（1）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的细菌战造成了悲惨的法益[98]侵害，考虑到不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伤害，应该在保障条理上负起（立法）作为义务。

可是在现实的法律体系中，原告主张的这种条理并不能被承认。正像前述（五）所指出的那样，补偿是对法益侵害做出的，国会是以法益侵害的内容、程度等各种情况为前提，行使广义的裁定权，然后进行政治乃至外交的判断。但国会不负有原告所称的（立）法作为义务。本案细菌战也必须以受害内容以及对细菌战的法的评价为前提，如果考虑到同中国之间在国际法上已经解决的话，只能说国会不负有（立）法作为义务。

（2）以下讨论原告提出的有关宪法条文的问题。

A.关于《宪法》前言

《宪法》的前言不具有审判的规范性，也不能据此产生相关具体事项的立法义务。

B.关于《宪法》第9条、第13条、第14条

这些条款规定了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第9条）；尊重个人，尊重谋求生存、自由和幸福的权利（第13条）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14条）。这些条款在根本意义上都不属于国家损害赔偿和立法的义务范畴。

C.关于《宪法》第17条

该条规定，“任何人在由于公务员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之时，均得根据法律的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提出赔偿的要求”。可以说是把国家的赔偿责任委以法律（解决），但不能说宪法规定了其内容的根本意义。而且对于宪法实施前的公务员的不法行为，需要有特定的立法。

D.关于《宪法》第29条第1款、第3款

该条款规定了保障财产权及对财产权特别损害的补偿。原告主张的损害不能视为财产权的特别损害。如前所述，从根本意义上并没有规定国家对战争行为的损害赔偿以及补偿立法的义务。

（3）原告认为，前述（五）3（1），从我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关于战后补偿立法的国内和国际潮流看，对于违法战争行为的受害赔偿和补偿，已经成为国际惯例法而被确立。《宪法》第98条第2款又规定，公务员应具有遵守国际惯例法的义务。所以主张国会对于本案负有赔偿立法的义务。

可是，如前述（一）8和（二）（五）所阐述的那样，不能说原告主张的国际惯例法已经确立。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国会对于本案不负有赔偿立法的义务。

（4）原告陈述了1993年发现《井本日志》的经过。主张至迟从1997年8月29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的判决，到1999年8月之间，对本细菌战一案的受害者，应负有救济受害者的立法不作为之违法行为。

可是原告的主张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依此就断定为立法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根据本法庭的判断标准，原告所主张的国会对本细菌战一案负有赔偿或补偿立法义务不能成立。

（5）小结

综上所述，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的和悲惨的伤害，原日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法律的框架衡量，被告国会不属于违反《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的立法不作为。

如果探讨我国对本细菌战受害一案应如何予以补偿，应该考虑依据我国的国内法和国内的处置（法）来进行。那么究竟如何处置为好，假如处置的话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在国会上陈述这些事情以及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同时，应由高等法院之后的裁断解决。

6.综上所述，尽管国会没有就本细菌战受害一案予以救济措施立法，但不属于立法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原告申诉的理由不能成立。

7.原告主张，内阁对救济措施立法负有提出法案的义务，属于疏于职守的违法行为。

《内阁法》第5条规定，内阁负有法律案提出权，但内阁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宪法》第73条第1款、第4款、第5款），不是立法的辅助机关。立法的第一责任是国会。既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国会不负有立法不作为的责任，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款，内阁也不负有不行使救济措施立法法案提出权的责任。

原告主张的内阁的责任同国会的立法不作为相同，在本案中，不能认为国会议员立法不作为，当然也不能断定内阁没有提出法律案是违法的。所以原告提出的内阁立法不作为不能成立。

（七）关于被告掩盖细菌战（事实）的损害赔偿请求（争论点7）

1.原告主张，被告对本细菌战一案实施了掩盖行为，从而妨碍了受害者行使各种权利，如恢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谢罪以及损害赔偿的法律要求，同时还有社会、政治方面的要求，包括强烈妨碍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对责任者的处罚要求等等，都对受害者造成了新的加害，违反了《国家赔偿法》。

原告还把这种掩盖行为划分成三个时期。分别是第一期——1945年8月15日战败前后销毁证据；第二期——从1945年8月到1952年，在同盟国军占领下的掩盖行为；第三期——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至今，持续的掩盖行为。这些掩盖行为归结到一点就是新的加害行为，即由于这些掩盖行为造成了新的加害。

2.以下我们来探讨原告的主张是否得当。

（1）《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行为

对于1947年10月27日《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行为，根据该法附则第6款规定，应依据此前的法律实施。如前所述，该法实施之前，实行“国家无答责”之法理。因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即使是违法行为，被告方也不负有赔偿责任。原告所主张的掩盖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原告的要求理由不能成立。

（2）《国家赔偿法》实施后的行为

所谓“违法”，《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规定，系指公务员对个别国民因其职务违反法律之行为。所以，要确认是否违反《国家赔偿法》，需要确定是否侵害了法律应该保护的利益。

本案中，原告主张因被告掩盖行为而使其权利利益遭受侵害，即被告侵害了受害者损害赔偿、补偿请求权等法律权利。正像已陈述的那样，原告不具备对被告的这些法律权利，原告所称的掩盖行为同对原告权利的侵害没有关联性。另外，原告主张的被告侵害了受害者的社会、政治要求以及处罚责任者的要求等方面，即使原告所说的掩盖行为对原告的各类要求产生了障碍，在法律上也不能视为侵害了法律应该保护的利益。

因此，原告主张的（被告）掩盖行为即使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后，其要求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六 结论

综上所述，原告申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判决如主文。

东京地方法院第18部

审判长审判官 岩田好二（签字）

审判官 岛田英一郎（签字）

（以下为原告名簿以及原告的要求等。——略）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8辑，2002，第188～282页。）

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法庭上被告（日本国家）的主张

一 关于依据国际法的要求

1.国际法的基本考虑

（1）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性

①原告要求在日本国的法庭上，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法，由个人直接向被告日本国家要求赔偿和谢罪。可是国际法是规定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条约也好，国际惯例法也好，第一目标是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国际法即使规定了个人生活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等，也是国家对其他国家承认其个人的那些权利，或者约定这些义务属于个人。如此，最直接的还是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因此，国际法即使把个人的生活关系和权利和义务作为对象加以规定，但不承认个人作为国际法任何要求的直接主体。[99]（见高野雄一《全订新版国际法概论》上卷，第140页；田畑茂二郎《国际法新讲》上卷，第67页；小田滋等《现代国际法》，第152页）

因此，某国家在违反国际法需要负国家责任时，对该国家追究国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即使受到该国家直接加害的个人也应如此（该个人能否依据对方国家的法律提出要求是另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追究加害国的国际责任的，不是受害者个人或其遗属，而是受害者个人所属的国家。该国家应该行使外交保护权，计议如何救济受害者。（小田滋等《现代国际法》，第67页；田畑茂二郎《国际法新讲》上卷，第51页；藤田久一《国际法讲义》2，第216页；高野雄一《全订新版国际法概论》下卷，第125页；山本草二《国际法》新版，第168页；筒井若水《国际法に基づく个人の保护》，《法曹时报》45卷4号，第1053页；ウイルヘルム等，中村恍译《今日の世界における外交的保护》，《法学研究》59卷1号，第30页；中谷和宏《平成11年度重要判例解说》，第288～289页）

当然，进入21世纪后，也有过因违反国际法受到权利侵害的个人直接依照国际法的手续要求救济的制度，即承认个人向国际法庭的申诉权，并缔结了条约的先例。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条约本身赋予个人依照国际法的手续要求，对国家行使特定行为之地位。但本案是以国际法为依据，个人在加害国的法庭对加害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依照的国际法规必须存在这种特别的制度。

②个人为了获得国际法承认之权利，为了在条约中行使个人的权利，国际法中应该有实现其要求的手续，即当事者的资格必须获得特别承认。换句话说，个人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中的受益者，只有依照国际法手续给予的要求权，才能对国家行使特定的行为。（山本草二《国际法》新版，第164页）

此见解为国际通说。

（2）关于国际惯例法

1945年《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指出，所谓国际惯例法，是“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它包括：

①各个国家的行为通过积累形成的一定的国际惯例（一般惯例）。

②各个国家承认这些行为已经成为法律原则的存在。（山本草二《国际法》新版，第53～57页）

因此，对于个人以加害国违反包括国际惯例法在内的国际法为理由，直接要求损失赔偿，虽然个人可以要求，但原则上只有国家才具备国际要求的资格，这也是今天仍存在的国际惯例法原则。（山本草二《国际法》新版，第168页）在案例方面，否认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际惯例法的案例有：东京地方法院1995年7月7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1996年8月7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0月9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1998年11月30日判决等。

（3）原告主张的错误

①关于俘虏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

原告引用广濑善男教授的著作《俘虏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认为俘虏依照国际惯例法以及《日内瓦公约》，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主张在这一意义上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然而《海牙陆战章程》等国际法对俘虏的处理规定，是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约定对俘虏予以保护，乃是国家间行使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国际法规是否承认俘虏的个人权利，应该探讨俘虏本人是否符合各国际法要求主体的手续规定，这样才能加以判断。

②关于战时国际法及交战法规的特殊性

A.原告所主张的关键一点是，《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等战时国际法以及交战法规，是否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利，个人在国际法的主体地位是否被承认（获得归属国际法权利和义务主体的地位），这一问题是必须讨论的问题。

B.交战法规等战时国际法，尽管具有国际人道法的性质，但战时国际法的问题不能作为解决其他普通国际法问题的依据。按当时人们的理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同战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有区别的。另外，1924年斯德哥尔摩国际法协会上通过的《空战法规》规定，个人损失应由受害者所属国家向加害国要求赔偿，这是国际法学会议的普遍见解。

另外，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是否承认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在平时或战时的国际法中，如要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必须研究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是否具备第3条所列举的条件。如前所述，要承认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条约中必须明确地予以规定，必须要有个人行使权利所需要的国际法的实施手续，对当事者的资格（作为要求主体的资格）是否予以特别承认等是重要的判断要素。

从这一观点看，《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海牙陆战章程》中，没有具体规定应负责任的对方和实施的办法，也没有任何规定和文字，赋予个人具有向加害国家要求损失赔偿的权利。所以该规定不能成为个人对加害国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③关于同外交保护权的关系问题

A.原告主张，在国家不能行使外交保护权，或即使行使也不能实质性地救济个人的受害之时，不能排除受害者个人站在自身的立场上，通过加害国的国内途径要求救济。原告认为《海牙陆战章程》第3条规定，承认个人通过适当的手续，有与国家并列的赔偿请求权。

B.原告的主张在言及国家外交保护权的问题时含义不明。原告引用的是1996年5月13日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其实，该判决并没有就《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是否承认个人损害赔偿权利问题做出判断，而是承认在国际法上受害者所属国家有向对方国家的请求权，以及受害者根据加害国家的内部法拥有请求权。这同国家的国际法请求权是一致的。进一步说，该判决对国际法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做出了解释。

德国曾制定受国家社会主义迫害的受害者的《联邦赔偿法》，承认个人依据此国内法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并不是承认受害者个人在国际法上享有损害赔偿权。在我国（日本），本事件发生时并不存在类似于《联邦赔偿法》的法律，即使发生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前，依据国内“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受害者个人对我国不存在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2.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

（1）原告为确立《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规范内容，对该法制定的目的、过程（主要是审议内容）、文字结构、该法领域的一般理论、适用事例、学说等进行了综合论述，这是必要的。从这一角度，原告主张该公约第3条的规范内容应该是：“交战当事国因违反《海牙陆战章程》之行为，对受害者个人直接负有恢复受害的责任。”

可是即使从《海牙陆战公约》的宗旨、目的、上下文、起草过程以及事后的执行实例来考虑，仍不能认为《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了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法第3条确立的是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交战当事国，因本国军队成员违反《海牙陆战章程》造成的损害，负有向对方国家赔偿损失的责任。我国近年的一些审判均采用这一见解。案例如下。（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0月9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12月6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1月26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1月30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2001年5月30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2001年10月11日判决·乙第16号；东京地方法院1999年6月17日判决·乙第22号；东京高等法院2001年2月8日判决·乙第23号，以及日本高等法院2001年10月16日的终审判决等）

（2）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的宗旨

原告认为，《海牙陆战章程》具有传统国际法承认个人主体性的交战法规性质，认为陆战规则在规定占领军一方的权利的同时，也伴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即居民的权利）。以此为根据，原告主张《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我们认为，原告的主张是失当的。

①《海牙陆战公约》采用的履行方式是，缔约国应向本国陆军发出训令（该法第1条）。这是通过规定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来履行条约的，延续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另外关于个人利益的保护和救济，也是以规定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样的实例在国际法中并不少见。《海牙陆战公约》也延续了这种国际法的基本形态，以图保护个人的利益。所以如果把《海牙陆战公约》与《海牙陆战章程》中把个人作为保护对象当作依据来解释该条约第3条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没有道理的。

②原告列举了《海牙陆战章程》第52条和第53条，认为内中规定了占领军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义务（即居民的权利），此即为规定居民请求权的重要条文。该章程第52条第1款中规定了占领军可以向占领的市政当局和居民征收实物或劳务，那么第52条第3款的规定支付对象应该是居民。可是第52条第3款规定的是，缔约国之间，占领军对征收对象（居民）供给的实物应尽可能用现金形式支付。应该将条款解释为规定了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100]这是因为它适用于占领军不履行支付现金，而救济居民的国际法手段和制度又没有相应设立之时。另外《海牙陆战章程》第53条第2款[101]中，不仅没有规定救济个人权利的手续等字样，甚至连承认个人“请求权”的文字也没有出现，却规定了要在和平时期予以归还和赔偿，“决定”“赔偿”问题之时，应在恢复和平后由国家间交涉决定[102]，应该说这是预定的。

所以该章程的第52条及第53条虽然规定了保护个人财产，但是该条并没有直接承认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也不能解释为个人拥有国际请求权。本案的问题在于，作为行为规范的《海牙陆战章程》所规定的不是如何保护个人的私有权，而是当个人私有权受到损害时，事后的保护和救济方法。另外《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本身，与行使外交保护权有别，不能解释为内中规定了个人具有直接向交战国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3）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上下文解释

如前所述，《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采用的逻辑是，规定了缔约国有向本国陆军发出训令，以履行和实现《海牙陆战章程》的义务，并为确保公约的实施，作为确保履行的手段，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惯例的国家责任。而且该公约在文字上不仅没有规定个人在国际法上拥有直接权利的国际法手续，而且也没有涉及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所以从公约的上下文看，不过是规定了国家间的国家责任，没有规定个人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除了此解释没有他解。因此原告的主张是失当的。

对《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上述解释，在1952年曾获得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在我国的审判案例中也被广泛地采用。（山本草二《关于西伯利亚抑留诉讼事件的调查研究》第46页；高野雄一《全订新版国际法概论》下卷，第470页。另外近年来的审判案例有：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1月26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12月6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1月26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1月30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2001年2月8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2001年10月11日判决等）

（4）对公约起草过程的解释

（原告主张）公约的审议过程和提案者的意图，可对公约中不明确之处予以补充和解释，是对例外（情形）的实施和利用。《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在上下文解释上明确地规定了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必要再去探讨这些问题。但是为慎重起见，以下就公约的审议过程予以反论。

①从国际法的基本构成看，该公约的审议过程不局限于以救济个人为目的。再进一步，有必要探讨该国际法在承认个人对加害国的国际法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上，是否采用了例外的法律政策。

②原告引用德国代表的提案，“其责任，损失的程度，赔偿支付方法的确定”“解决赔偿问题延期到恢复和平”等文字，更明确了赔偿问题是国家间解决的问题（其中的“支付方法的确定”，很显然不是通过法院解决的问题）。

③德国代表的提案，在区别交战国国民和中立国国民方面有所讨论。瑞士代表的发言中，主张赔偿应以行使外交保护权作为解决前提。对此德国代表表示了谢意（见乙第18号证言，第26～29页）。在（公约）审议过程中，有关如何具体实现个人损害救济方面的发言，一份也没有。

④战前，我国战时国际法的代表作、信夫淳平博士所著的《战时国际法提要》（上卷）中，就海牙第二次会议德国代表提案的经过，有以下记载：

同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一样，1907年第二次和平会议缔结了《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1899年的公约里，没有类似1907年陆战公约第3条的规定）。1902年，德国总参谋部对陆军部制定下达了《陆战惯例》，其内容基于战时无法关注的指导理念，没有与1899年《海牙陆战章程》相当的内容（信夫淳平《战时国际法提要》上卷，第355、356页）。而且《陆战惯例》中称：“海牙公约不过是道义上的约束力，德国陆军必须按照自己的方便行事。”因此其他国家对德国的诚意抱有极大怀疑，对其进行了指责：“可能为了避免不守信的责难，在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讨论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章程时，德国代表另外提出：一、交战国违反本章程的‘本公约附属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对受害国负有赔偿的义务’；二、对士兵的违法行为，所属国家政府负有赔偿义务。各国代表均没有异议，全会一致赞同。结果，新公约的第3条规定‘违反本章程条款的交战当事者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交战当事者对本国军队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德国遵守了1907年的陆战公约和章程，重新向陆军部发出了训令。该训令称，‘从提案的责任上务必同新公约的各规定一致’”。（信夫淳平《战时国际法提要》上卷，第356页）

⑤综上所述，通过探讨德国提案的经过和审议过程可以看出，该提案并非审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是否承认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5）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的执行案例

原告列举了一些国外审判的案例，作为关于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际惯例法和《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执行案例。但是因违反《海牙陆战章程》而受害的个人，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直接行使损害赔偿权，让加害国家履行义务、支付赔偿金的执行案例并不存在（见乙18，第30页）。[103]原告列举的审判案例完全没有论证个人在国际法上是否享有损害赔偿权。这里为了慎重起见，对原告提出的案例予以讨论。

①关于德国明斯特行政法院的判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占领期间，英国占领军驾驶汽车肇事，使德国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受害者根据英国占领当局的相关法律，向德国当局获取到损害赔偿。（甲208号证之二）但对加害国的英国政府却没有提出赔偿要求，这不能被认定为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所做出的判例。

该事件的主要争论点在于，是否承认非财产损失的伤害。的确，判决在审议过程中曾提及《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然而它并没有限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的过失场合，不过是间接援引《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为依据，确定其负有绝对责任而已。

②关于德国波恩地方法院的判决

波恩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否是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作为直接依据，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完全确定。阿部浩己在意见书中（见甲246，第52页）认为，该判决的损害赔偿依据的是国内法。（民法典）

③希腊国内法院的判决案例

原告列举的希腊勒巴德亚地方法院的判决，不能说明依据的是《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

④小结

关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31条第3款“嗣后”一词，指的是关于条约的解释、施行应在条约缔结后，由缔结国间协商及依照惯例进行。原告列举的案例即使存在，但并非相当于上述惯例。

另外在美国的审判案例中，也不存在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赋予个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例。

3.关于《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的国内法效力与自动执行

（1）原告主张，具有国内法效力的公约，除例外场合外，原则上同其他法律一样，法院可以直接适用。

然而，即使公约具备国内法的效力，但它是以确定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为着眼点，当公约以赋予国民权利和义务为目的之时，原则上行政机关应依据立法机关制定之法律，在其权限内采取行政措施。在例外的情况下，虽然有把公约的规定作为国内法直接采用（之例），但是否所有的规定都符合这一点，需要考察该公约每一项规定的目的、内容以及相关诸法律的内容，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判断。在判断时，在主观方面，缔约国的意图是（公约）规定的个人权利和义务应属于国内法院直接适用的内容；在客观方面，对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明确、全面而详细地加以规定，不必等待将其内容具体化的法律，在国内应具备可以直接适用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国家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需要支付国费时，对于事件的性质、权利的发生等实质性项目，则需要明确行使权利的手续规定，这该是缔约国的强烈意旨。

（2）在《海牙陆战公约》中，不存在个人对加害国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条款，原告没有指出这一点，原告的主张自身失当。

如前所述，《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以及类似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是国家间的赔偿责任，并没有规定个人对国家的损害赔偿权。虽然承认国内法的效力，但（国内法）并没有创设个人的权利。

二 关于国际惯例法对过去的战争犯罪行为所适用的谢罪和损害赔偿请求问题

1.原告主张，在本细菌战案实施时，虽然没有个人赔偿的国际惯例法，但现时国际惯例法承认国际法上的个人损害赔偿权，应该能直接适用被告实施细菌战的非人道战争犯罪行为。

原告的上述主张解析开来为：①加害国因违反国际法，个人可以依据国际惯例法直接要求赔偿损害；②对于非人道的战争犯罪，站在现今时点评价过去的行为，来追究加害国责任的惯例法，这是以现今时点之规定为前提。原告依据上述惯例法认为，具有向被告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权利。

2.如前所述，有关个人的请求，作为原则只有国家才具备国际性提出的资格，这是当今国际惯例法仍然维持的原则。所以对原告提出的①，不能承认惯例法在现今时点适用。

对于②，原告列举了各国通过惯例法的国家实施，对过去的战争犯罪行为予以补偿。可是国际惯例法的创立，需要通过各个国家行为的反复积累而形成的一般的国际惯例。而且各个国家必须从法律义务上予以确认，确立国家的法律理念。原告所列举的事实中，很显然，原告所主张的法理并非得到多数国家承认，或被确认为国际法之义务。所以原告主张的惯例法不能成立。

3.鉴于上述理由，原告的主张在前提上失当。

三 以《日本法例》第11条为基准的中国《民法》的要求问题

1.关于《日本法例》第11条对本案适用的可能性

（1）被告的主张

原告主张的被告之行为，属于国家权力作用，带有强烈的公法的色彩，不能同国家的利害分离。行使这种公权力的国家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直接反映我国国家利益的法律关系，不能适用于国际私法的对象，这样考虑是恰当的。（溜池良夫《国际私法讲义》，第31页；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10月9日判例；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12月6日判例；东京地方法院2001年9月22日；《判例时报》1028号，第92页）

①国际私法中，国家与市民社会可以分离。对于市民社会而言，基于普遍的价值，超出特定国家法律的私法是适当的，因为法律的互换性很高。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关系，确立介于其连接点的基准法有其合理性。但在直接反映国家利益的公法领域，如果国家间的利益对立，则难以基于普遍价值，建立超越特定国家利益的国家法。所以特定的国家法不能相互适用。这与一般性的以法的互换性为前提的私法领域，在性质上有极大的区别。所以在公法领域，设有排斥国际私法的范围。（池原季雄《国际私法》总论，第11页；山田镣一《国际私法》，第13～16页）

②基于上述观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限定于对公务员个人要求赔偿的场合。（该法第1条第2款）对外国人受害者，限定于对有相互保证者的赔偿，（该法第6条）采取的是与私法有别的特别法律政策。这是因为国家赔偿问题同国家的利害密切相关。（乙24，山田镣一《国际私法》，第155～160页）

③行使公权力的国家赔偿法律关系，不能作为国际私法的适用对象。从植村荣治所著《各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展开与动向——美国》（收录于《国家补偿法体系》1，第135页）；山内惟介《国家赔偿法与相互保证》（载《涉外判例百选》第三版别册133号，256页）中介绍的原西德、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判例；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监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六法》第139页的判例；古崎庆长《国家赔偿法》第84～90页介绍的韩国的判例；古崎庆长《国家赔偿法》第47～58页介绍的英国的判例及第76～82页介绍的瑞士的判例可以看出，各国的立法和判例都明确了这一点。即行使公权力的国家赔偿责任，无论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是奥地利，对涉外事件都考虑到不能有抵触的法律介入，必须适用本国的法律。各国都规定了对国家责任的限定（对军队行为造成的损害，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各种限制），以及相互保证主义、避免与行政机关机能冲突的前提主义等，都反映了各国独自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④综上所述，（原告）指定适用于涉外私法关系的私法法则，即国际私法并不适用本案。因此本案也不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

（2）对原告主张的反论

①原告援引美浓部博士著作中的一段记述，法律实施的结果发生“赔偿义务”，涉及法律的性质问题。但该博士还认为，在其他场合，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原因属于公法行为，不适用民法。

还有，最高法院1971年11月30日判例，作为适用《国家赔偿法》的结果，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取消时效问题，符合私法之规则。但是（原告）并没有明确《国家赔偿法》是公法还是私法。

结论是，关于行使公权力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原属于公法的法律关系，不能适用民法。《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是属于公法的法律关系而创设的国家责任，如此考虑是妥当的。

②《国家赔偿法》的公法层面，是属于国家、公共团体的公权力行使关系，不是私法的法律关系，把这一规定套用民法是不恰当的。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过程也表现出该法是独立法律的制定。

另外，如果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也应该适用不法行为行使地的外国的民法，等于利用他国的法律把我国单纯地作为一个个人进行审判。对照我国关于行使公权力的加害行为的法律体系以及比较法，无论如何不能考虑（接受）这样的结论。

③原告援引特许法的某些规定反驳相互保证主义。可是《国家赔偿法》的相互保证主义，是考虑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赔偿制度的内容（抑制公权力的行使）的均衡，建立在促使外国制定救济日本人立法的法律制度基础上。更确切地说，国家赔偿同国家利害具有深刻的关系。

2.关于《日本法例》第11条第2款“国家无答责”原则的适用

（1）被告的主张

如果像原告主张的那样，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那么该11条第2款中，关于不法行为的成立，也应类推适用不法行为所在地法以及法庭所在地法（以下简称不法行为地及法庭地）。

原告主张的被告不法行为，是作为法庭地的我国实施《国家赔偿法》之前的行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国家权力的作用，排斥了民法的适用。而且也没有规定它的法律依据，实行的是不承认国家损害赔偿责任（“国家无答责”的法理）。此后依据日本《宪法》第17条，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其附则第6项规定：“该法律实施前之行为，所受到的损害仍遵从以前之例。”本案以被告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行为为理由提出要求，缺乏要求损失赔偿的法律依据。

（2）对原告主张的反驳

原告主张：①“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在实际法中并不存在根据，该法理不过是行政权力法，（原告）予以片面地解释；②该法理不能适用于不服从其国家统治权力之人；③国内法同履行国际惯例法的《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有抵触时，应予以限制。所以“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不能适用。原告的主张，有以下失当之处。

①关于原告的“不过是行政权力法”的主张

A.关于“国家无答责”法理的历史脉络

（日本）旧民法的立法者考虑民法不能适用于国家的权力作用，《行政审判法》和旧民法公布于明治23年（1890），当时确立的立法政策是对公权力的行使采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所以，原告的主张是失当的。即在明治宪法中，明治23年（1890）6月30日颁布的《行政审判法》第10条，关于行政审判所受理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中，没有规定向行政审判所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的途径。同样，明治23年在制定《裁判所构成法》之际，采纳了井上毅的意见书，从草案中删去了有关司法审判所受理诉讼的明文规定。因此在当时，司法审判所也不受理这些事案。（《体系宪法事典》，第365页）

另外，《巴绍纳德民法草案》第393条规定，国家同个人一样，基于民法负有履行者的责任。但在旧民法第373条中，这一条有关国家责任的规定被删除。参与旧民法制定过程的井上毅在其发表的论文《关于民法初稿第373条之意见》（《国家学会杂志》第4卷第51号，第969页）中表示，行政权的执行与私权行为应有所区别，前者不适用民法，民法只适用于后者。还有，为了确保“国家无答责”的法理依据能在行政运转中顺利实施，立法者明确考虑到，国家的权力作用不能适用民法。在《行政审判法》和旧民法颁布的明治23年，可以说在公权力的行使方面，确立的基本法则是采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盐野宏《行政法》第二版，第222～223页；宇贺克也《国家责任的分析》，第409～411页）

另外在明治宪法下，官吏只对天皇负责，并不对人民负责。（见该宪法第37条、第55条、第57条）由于官吏的权力行为而发生的人民的受害，一般情况下，国家不能替代官吏负责。（古崎庆长《国家赔偿法的研究》司法研究报告书第8辑第3号，第4页）

B.关于学说

《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承认“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在学说上也是通说。（美浓部达吉《日本行政法》上卷，第349～354页；佐佐木偬一《日本行政法总论》，第810～811页；田中二郎《行政损失及损失补偿》，第30～32页；田中二郎《新订行政法》上卷全订第二版，第204页）

关于这一点，原告引用了批判“国家无答责”法理的渡边宗太郎教授的《日本行政法》（上卷）和三宅正男教授的《判例民事法》（昭和16年度）的论述及判例评论，主张：由于权力作用，公法人的赔偿责任没有实质的理由从私法范围排斥。然而认为权力行为适用民法，以及类推适用的说法只是少数主张。而且在日本宪法下的判例中，这种见解已被明确地否定。（最高法院昭和25年4月11日判决）所以此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原告的主张不过是再次重提已经结束的讨论。（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1年6月17日判决；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3年2月8日对其控诉审判的判决；日本最高法院平成13年10月16日对其上诉的判决）

②关于判例解释的主张

A.原告认为，“国家无答责”法理不过是审判判例中被承认的法理，并列举大审院昭和7年8月10日的判决（1932年8月10日），由于公权力的行使造成的损害，所以转移到大审院审理。而且承认不法行为责任，属于否认“国家无答责”法理的判例，因此主张“国家无答责”法理并不是牢固不破的法理。

B.原告列举的大审院的判决，是承认国家损害赔偿责任的判例，但属于国家非权力作用的案例（其中包括：a.非权力、非强制性公行政作用，比如国家、公立学校的教育活动作用以及给予生活保护等方面的行政作用；b.公营设施的设置、管理方面的作用；c.工事的实施，如国家道路建设，以及事业的经营作用，如铁路、公共汽车、供水、电力、煤气等事业的经营；d.纯粹的私经济的作用，如购买国家机关办公用品、国家机关建筑物的租借等）。大审院的判例，基于非权力作用造成的损害，扩大到适用私法中不法行为法的范围，因此肯定了国家的责任。但对于权力作用，即基于国家统治权，以优越性意图进行强制、命令性作用所造成的损害，一直是否定国家的赔偿责任的。原告引用大审院昭和7年8月10日的判决（《大民新闻》3453号），用以旁论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但该案不属于正面承认国家权力作用在民法上不法行为责任的案例。

C.关于国家“无答责法理”的适用范围和场合的主张

原告主张，“国家无答责”法理不能套用日本人同外国人关系之本案，并举出“国家无答责”法理没有适用外国人的巴奈号事件。该行为是属于权力的作用，因此“国家无答责”法理无论受害者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均适用。明治23年，确立了对公权力的行使不负有国家赔偿责任的立法政策。当时我国的法制，并非是对外国人受害者肯定国家的责任，而只是对日本人采取“国家无答责”的立场（参照东京最高法院平成12年12月6日的判决）。

巴奈号事件属于国家间寻求解决的事例，而不是受害者个人根据民法的规定，要求国家损害赔偿的案例。

D.关于《海牙陆战公约》国内法化的主张

原告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的国内法化，排除“国家无答责”法理，主张其不适用。可是原告的立论是基于该公约第3条，认为个人是要求赔偿的主体，这是原告自己的解释，前提就是错误和失当的。

3.关于依据《日本法例》第11条第3款对《民法》第724条后半部分的适用

（1）被告主张，本案不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即使如原告主张的那样，考虑该条款的适用问题，根据该条款的第3款，关于不法行为的效力应类推适用不法行为地法和法庭地法。原告的要求即不法行为的实施，已经过去20年以上，作为法庭地，依据我国《民法》第724条的后半部分内容，其请求权已经被撤消，这是很明显的。

（2）对原告主张的反论

①关于《民法》第724条的类推适用

原告主张，《日本法例》第11条第3款中有“损害赔偿等其他处分”之语，此语不包含超过时效和追诉期限之意。而且本案依据中国《民法》第197条第1款也没有超出规定的期限。

可是《日本法例》第11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不法行为的成立以及时效应类推适用日本的法律，这已是通说。（中野俊一郎《基本法注释国际私法》，第72页；佐野宽《《日本法例》中不法行为的依据法——现状与课题》1143号，第52页）所以本案依据《日本法例》第11条第3款有关不法行为债权的时效期限，类推适用于（日本）《民法》第724条。

②关于《民法》第724条后半部分的时效期限的起始点

A.原告以原告权利行使可能性的观点，主张起始点应从1995年3月9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的发言算起。

可是《民法》第724条后半部分的追诉期限的起始点，应是不法行为的时间，这是明文规定的。从法律的宗旨言，以权利行使的可能性的观点，来解释该条后半部分“不法行为之时”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如果对照追诉期限的性质及法律意义，无论原告的法律意识、经济状况、中国国内的政策等，还是两国邦交尚未正常化，都不能成为妨碍追诉时间的理由。所以原告的主张是失当的。

B.原告主张，由于（日本）内阁的立法不作为，而且违法行为持续，所以追诉期并没有开始。

关于内阁的立法不作为问题，依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不能断定其违法，原告的主张在前提上失当。

③关于追诉期限的适用制限

A.原告提及平成10年（1998）6月12日最高法院的判决（《判例时报》第1644号，第43页，以下简称最高裁平成10年判决），以及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3年（2001）7月12日判决，主张适用《民法》第724条后半部分的结果，如果明显的反正义、反公平理念的话，应该限制其适用，本案亦应排除该条款的适用。

而且把不法行为的权利关系长期置于不确定状态是一个重大问题，为了求得对受害者进行可能和迅速救助，必须尽早确定法律关系，这可以说是法律的宗旨。

B.最高裁平成10年判决，维持最高法院平成元年（1989）12月21日第一小法庭的判决框架（《民集》43卷12号，第2209页，以下简称最高裁平成元年判决）。作为不法行为的受害者，因不法行为丧失了正常的精神状况，所以限定性地援引了《民法》第158条款的一些法律意义。这不过是一例外，它适用的范围极其狭小。如果对照追诉期限的性质及其法律意义，原告的主张仍不能成为妨碍适用时效的理由。

C.另外对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3年7月12日判决的判断，明显违背了最高裁平成10年判决。

4.小结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被告的行为，属于国家的权力作用，与私法规定有抵触，不能成为私法的处理对象。因此以《日本法例》第11条为前提的原告主张不能成立。另外即使考虑适用《日本法例》第11条，也无法得出原告主张的结论。

四 关于依据日本《民法》的要求

1.依据《民法》第709条、第710条、第711条以及第723条的要求

原告主张，对于《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前的事件，应回归和适用于基本法的民法，所以依据《民法》第709条、第710条、第711条以及第723条，（日本）负有损害赔偿和谢罪的义务。

可是如前所述，《国家赔偿法》制定实施之前，由于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民法，因而否定了国家损害赔偿的责任，原告的主张失当。

2.依据《民法》第717条、第715条的请求

原告在提及大审院大正5年（1916）6月1日判决（《民录》第22辑，第1088页）的基础上，主张被告不行使监督权限属于自体管理作用，未能阻止731部队危险设施对受害的发生，应承认其责任。被告基于《民法》第717条和第715条，负有赔偿原告损害的义务。

可是回到上述第一点，假如原告主张的被告行为不能相当于公权力行为，那么原告的主张实际是把军队视同《民法》第717条第1款规定的“土地工作物”，以及小学校园里设置的游戏用具（大审院大正5年6月1日判决），这是明显失当的。

3.小结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被告的行为不能适用民法，所以原告没有理由依据日本民法提出（损害赔偿等）要求。

五 关于依据条理的请求

1.依据条理对不法行为的谢罪和损害赔偿要求

原告依据条理提出的要求损害补偿的主张，其宗旨既不明确，也缺乏连贯性。原告依据条理要求对不法行为的损害予以赔偿，其主张是失当的。

即条理是在法律被认为有欠缺之时，才开始被考虑。而且有时即使缺乏法律的规定，也不能断定为法律的欠缺。不允许以条理的名义承认违反法律宗旨的规定。如前所述，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因国家或公共团体权力作用的不法行为，不负有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是从整个法律体系中导引出来的法律宗旨，不允许违反这一宗旨，而以条理的名义予以承认。因此本案依据条理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样的要求是失当的。

2.依据条理的损害赔偿要求

即使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原告依据条理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主张仍然是失当的。所谓条理，系指普通社会基于正义的观念，必须或应该承认的东西，即事情的条理、道理、合理性等。（杉村章三郎等编《行政法辞典》，第372页）但即使承认这些是作为审判规范的法律的源泉，由于其抽象化的缘故，除了在业已成文的法理中能够体现的场合外，用来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应该说是有难度的。（秋山义昭《国家补偿法》，《现代法律学会集》7，第153页）在审判过的案例中也没有依据条理承认损害赔偿之先例。（最高法院昭和35年10月10日大法庭判决，见《民集》第14卷12号，第244页；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0年7月13日判决，《判例时报》1647号，第39页）另外，如前所述，依据当时的法制，即“国家无答责”的法理，被告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否决，所以有关损害补偿的条理本身并不存在。

3.关于原告引用的审判案例

原告引用了许多审判案例，但其主张均缺乏根据，以下述之。

（1）最高法院昭和50年（1975）10月16日第二小法庭判决（《民集》35卷7号，第1224页），不过是以条理作为解释的标准，以条理作为根据规范，并非是承认损害赔偿请求权。

（2）千叶地方法院昭和59年（1984）8月31日判决（《判例时报》1131号，第144页），是使用条理作为解释契约的标准，（原告的）理解是妥当的。

（3）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0年（1998）7月13日判决，是被处罚的乙级和丙级战犯的控诉人对国家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原告引用的该判决判例部分，基于条理否定了对国家的补偿要求。对这一点，原告以上述判决为判断基准，主张应从条理的高度，对被告的加害行为给予原告补偿。

可是即使依据该判决的判断标准，该判决承认在未立法之时，对实行战争主体的我国可以要求国家赔偿这一条理。“未立法之时，牺牲者和受害者当然可以对我国要求补偿”，但必须是在“我国和世界的共同认识”（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要求。问题是这样的认识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判例），也是以条理并不存在补偿请求权为前提，为了救济才出台了带有创设意义的补偿法令，这样认识才是正确的。

（4）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3年（2001）7月12日判决，是在违背原确立判例的基础上，用条理解释《民法》第724条后半部分追诉期的适用限制问题，不是解释追诉期基准的条理。

六 关于以立法不作为为理由要求国家赔偿

1.昭和60年（1985）最高法院判决的意义

（1）昭和60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的判决（《民集》39卷7号，第1512页，以下简称昭和60年判决）对立法行为（包括立法不作为）评价为违反《国家赔偿法》。这是一个例外场合，限定在违反宪法根本意义的立法行为的场合，这在判决中已经明确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关于对宪法中的立法（条文）解释，国民中通常有多种见解。代表全体国民的国会议员，应该在立法过程中反映这些多样的见解，担负起自由表达意见并进行表决的职责。立法是否立足在特定的宪法解释上，应从多种多样的意见的对立和议论中，依据多数决定的原理予以确定。所以允许国会议员对宪法条款有多义的解释，最后从司法的立场上行使违宪立法审查权，做出违宪的解释。基于这些表达的意见再予以表决（或者，如不表达意见则不必表决）。从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原理看，当然允许国会议员在上述立法过程中的行动。所以原则上并没有认定为违反了《国家赔偿法》，该判决明确表明了这一宗旨。

另外昭和60年最高法院判决中所称的“例外场合”，是对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行动的评价，确定为带有根本意义的场合，涉及的事态又确实是“容易想定的困难场合”。违背了宪法的根本意义，或者在宪法解释上没有争议，谁见了谁都明白是违宪的场合，尽管如此仍然进行立法，“例外场合”指的就是这样的“场合”。

（2）昭和60年最高法院判决，对于立法不作为问题虽然没有具体提及上述“例外场合”，但是认为立法不作为属于违反《国家赔偿法》是一个“例外”。因为这同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制度有关，所以更需要慎重研究。即《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什么时候立法，立法的内容是什么，均委以国会裁量。法院的职责是负责查询国会议员的立法不作为，不过是对每一位国会议员，就特定时期及特定法律的内容，课以应该立法的义务而已。在这一点上，已经确立的法律的立法过程，对于国会议员是行动（履行）的问题。与此相对比，对所有立法的内容及立法时间，指定所有的国会议员对国民承担（立）法的义务，是极其困难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采取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法院具有广泛的立法裁量权，但不能轻易对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国会课以一定的立法义务。对于立法行为，《宪法》第81条中赋予法院违宪立法审查权。但该条没有涉及立法不作为之内容。从这一观点来看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本判决明确指出：“原则上不能将所有的立法行为作为命题，对具体的立法行为进行是否适当的法律评价。”

（3）因此对于立法不作为，昭和60年判决指出：“尽管出现违反宪法根本意义的词句，国会仍然通过了该法，可以想见这是极困难的例外场合。”按照这样的思路，宪法应该规定有制定具体法律的立法义务，不仅其内容，包括立法时间都应有明文规定。另外，从宪法解释上，上述（立法）作为义务，应该服从宪法第一义原则，这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宪法中并不存在（立法）作为义务的规定，宪法解释上也难以肯定这种（立法）作为义务。所以最高法院昭和60年的判决，应该说基本上没有确定立法不作为属于违反《国家赔偿法》。

（4）综上所述，应该正确理解昭和60年最高法院判决。该判决揭示的判断基准，为后来的判例所袭用（“不把一般民间人战灾者作为援护立法的对象”，见昭和62年6月26日第二小法庭判决，《审判集民事151号》，第147页，《判例时报》1262号，第100页；以及平成2年2月6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判决《关于生丝的统一输入措施及生丝价格安定制度的茧丝价格安定法改正》，《诉讼月报》36卷112号，第2242页）。

原告援引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平成10年（1998）4月27日判决，即对从军慰安妇补偿立法不作为的判决，已经被广岛高等法院平成13年（2001）3月29日二审撤销（见乙25号证言）。应该说将立法行为作为违反《国家赔偿法》的判断基准，已经在相关判例中确立了（被否定的）基本框架。

2.关于“例外场合”，原告判断违法基准的错误

（1）原告引用前述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平成10年4月27日判决，主张以“例外场合”作为判断违法的基准。但是原告主张的违法判断基准完全是己方的基准，不仅脱离了判例的宗旨，也是对宪法中的立法和司法的错误理解。

（2）原告的主张，涉及宪法秩序根本价值的人权侵害，发生在个别个人的场合。如若予以纠正，属于组成国会及内阁的公务员在宪法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法院在宪法规定上固有的权限和义务。这一道理不会因人权侵害是（立法）作为产生的，还是违宪立法所致，抑或是因违宪的立法不作为而改变。特别是后者，因（细菌战案）诉讼很难获得违宪的承认，所以才从《国家赔偿法》入手，以拓展法律争辩的空间。

原告的主张，没有正确理解最高法院昭和60年判决，即宪法规定的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宪法》第41条规定，立法或者不立法是否违宪，有关立法事项委以国会判断。《宪法》第81条规定，通过行使违宪立法审查权，承认可以例外介入司法的立法行为或立法程序。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明文规定其判断权属于法院。对于立法不作为，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判断是否符合宪法，应该解释为受到严格限制，这在《宪法》第41条和第81条的条文和宗旨中是明确的。宪法的基本原理是三权分立制度，原告对于“例外”的第81条的解释，是主张扩大明文规定中没有权限的一方（的权限），这是对《宪法》第41条和第81条的误解。

原告无视国会在立法行为上有广泛的裁决权限，对“涉及宪法根本价值的人权侵害”十分不明确，以不能确定的范围为基准，主张法院以广泛裁决介入立法过程，承认国家赔偿责任，实质是等于主张强制立法。这样的解释，实质是否定《宪法》第41条承认的国会地位。同时也超越了《宪法》第81条赋予法院的权限。

（3）原告以立法不作为违反《国家赔偿法》之要点，主张人权侵害是重大的（事件），必须予以救济，其依据不明。另外将此设定为所有场合也是不明确的。

①首先，涉及日本国宪法根本价值的基本人权的重大侵害问题，如果发生在个别个人的场合，直截了当地向加害者要求损害赔偿或救济即可。加害者如果是公务员，需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损失赔偿。如果加害者不是特别指定的存在，只是根据立法不作为状态，很难认定发生在个别个人、涉及日本国宪法根本价值的基本人权侵害问题。即使（可以指定的）加害者存在，依据立法不作为状态，也很难认定发生在个别个人，涉及日本国宪法秩序根本价值的基本人权侵害。

不仅如此，即使原告主张的重大人权侵害问题发生，对发生的事态采取什么立法措施以及在什么时间实施，完全是两个问题。对于后者，从被侵害利益的性质、程度以及利益侵害的过程，到历来采取的恢复受害的措施情况，类似的受害者是否存在，对其救济情况，舆论动向等关联事项，都要进行广泛的裁量再加以判断，这是必须遵循的。因此涉及日本国宪法秩序根本价值的基本人权的重大侵害，立法义务只发生在个别个人的场合是不够的。行使立法义务必须依据宪法的明文规定或解释，这是十分清楚的。

②原告提出救济的高度必要性，其前提很清楚，原告是在宪法解释上片面地把救济立法作为应该承担的义务。

原告从宪法中找出将救济立法作为应该行使义务的根据。日本国的宪法制定过程，特别是基于议会制民主主义产生的国会和内阁的原理，是基本的人权思想，为此采用的是议会制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了保障这一制度的实施，授予法院具有违宪立法审查权。原告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认为应立即履行救济立法义务，原告对宪法的制定过程以及对宪法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恰当的。

3.原告主张的立法不作为违反《国家赔偿法》的认识不能予以承认。以下就原告以最高法院昭和60年判决为基准，是否适用《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的主张，加以讨论。

（1）关于《宪法》规定的立法义务

原告列举了《宪法》前言、第9条、第13条、第14条、第17条和第29条第1款、第3款有关规定，以下综合讨论之。应该说，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立法义务。另外所谓存在赔偿立法作为义务的宪法解释，从根本上说没有道理。（前述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1年8月30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1年10月1日判决；东京地方法院平成11年12月21日判决；以及东京高等法院平成11年12月21日判决）

①关于《宪法》前言

《宪法》前言宣示了宪法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审判规范，前言里也没有具体的立法义务的条文。

②关于《宪法》第9条

第9条的条文一见即明，并没有规定所谓战后补偿问题的赔偿立法及措施义务等。

③关于《宪法》第13条

同样，《宪法》第13条也是清清楚楚，没有规定有关战后赔偿的赔偿立法义务及措施义务。

④关于《宪法》第14条

《宪法》第14条，是国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理，宣告在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其审判规范效力，违反该条的法令、处分等属于无效（违法）。根据该条，不能发生实体的法律请求权，即所谓战后补偿问题的赔偿立法及措施义务等。另外，从该条的条文看，也没有规定关于战后补偿问题的赔偿立法或措施义务等。

还有，对什么人予以战争受害的补偿，委以国会裁量。（最高法院昭和62年6月26日判决）

⑤关于《宪法》第17条

《宪法》第17条不过是规定了制定《国家赔偿法》，请求赔偿的要点是要依据所制定的法律，是对（请求赔偿）程序的规定。该条也没有涉及所谓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赔偿立法义务。

⑥关于《宪法》第29条第1款和第3款

《宪法》第29条第1款及第3款，规定的是保障财产权以及对财产损害的补偿。原告主张的损害原本非属有关财产权的特别损害。所以该款也是一见即明，没有规定战后补偿问题的赔偿立法，以及措施义务等。

另外，如前所述，宪法完全没有预计到对战争受害的补偿问题。（最高法院昭和62年6月26日判决）对于战争牺牲和战争受害，仅仅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但为了补偿是否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需要国会来判断，不适用《宪法》第29条第3款。（最高法院昭和43年11月27日大法庭判决，《民集》22卷12号，第2808页）

（2）关于“原因造成者基于条理保护责任的作为义务”

原告基于原因造成者在条理方面有保护责任的法理，主张在《日本国宪法》制定之前，因帝国的国家行为，作为有继承性的被告国家，其法益侵害是重大的，出于不给受害者带来更大伤害的考虑，应履行保证法理上的法律作为义务。

可是“先行的法益侵害，之后应由法益侵害者履行保护义务”这一命题，作为条理适用于本案的原告主张，不过是原告的独断。不仅如此，从条理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概念看，也不能引申为国会议员的立法义务。昭和60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该判决认为，质问违反《国家赔偿法》问题只限于违背宪法基本原理和条文的场合。以抽象意义的条理作为法理根据，不能导引出宪法上的义务。所以以条理为根据认为国会有立法义务的原告主张，对照最高法院昭和60年判决，是没有采纳余地的。（参照东京最高法院平成11年8月30日判决）

（3）关于依据国际惯例法的立法义务的主张

原告主张，因违法的战争行为对受害者赔偿或者补偿，是国际惯例法确定的，援引《宪法》第98条第2款，国会和内阁负有赔偿立法的义务。

可是原告所称的国际惯例法并未确立，即使这样的国际惯例法存在，要求国会议员或内阁成员负有恢复受害的立法义务也不存在。

①原告以日本的战伤病者、战殁者遗属救济法、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台湾居民战殁者遗属吊慰金等有关法律的制定，主张依据宪法的诸规定应履行立法义务。但是战伤病者和战殁者遗属救济法，是有关军人、军属因公务负伤、疾病或死亡者，依据国家赔偿的精神，对军人、军属或他们的遗属予以救济之目的，（该法第1条）并非是为了履行宪法的立法义务而制定的。前述昭和62年6月26日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战争受害是否补偿立法，是从政策的角度判断的，制定战伤病者、战殁者遗属等救济法并非是基于宪法的立法义务。

另外对台湾居民战殁者遗属的吊慰金等法律，是基于人道之精神，（该法第1条）是表达对其劳苦的吊慰之意。并非是原告主张的基于宪法规定在履行立法义务。

②原告列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等外国对因战争暴行和违法行为对受害者制定各种补偿立法，主张承认这种立法已经成为国际惯例法。

实际上所谓国际惯例法，是指“被法律承认的一般通用证据的国际惯例”。（见《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第2项）要承认它的成立，必须：①各国反复实行，成为固定的均一的通用行为，称为“一般惯例”；②对一般惯例，作为国际法上的义务予以准确认识的“法律确信”，均须予以承认。而且因为一般惯例的存在，国家在反复实行中成为不断而且均一的“惯例”。同时该事项必须成为涉及利害关系的大多数国家的“惯例”。关于这一点，原告列举德国、奥地利的事例，主张对战争受害者个人予以补偿，并把这当作履行国际惯例法的例子。

然而列举上述例子，证实加害国家对战争受害者履行恢复受害的立法义务，说明国际惯例法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的存在。比如德国进行的补偿，是从人道的立场对受纳粹迫害的受害者采取的自主措施。从原告列举的诸外国例子看，对战争产生的受害采取什么的措施，应该由各国的政策予以判断。

4.关于内阁不作为的主张

（1）原告主张，（日本）内阁疏于提出法案之义务，属于不作为之违法。

（2）《日本内阁法》第5条承认内阁具有法律案提出权。但宪法规定内阁是法律执行机关，（《宪法》第73条第1款、第4款），不是立法的辅助机关。所以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即使有违反宪法之事实状态，内阁也不负有为取消之而提出法案的义务。要取消它乃是国会的职能。拥有立法权限的国会如果立法不作为，在不违反《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之情况下，内阁不行使法律提出权，也不违反《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最高法院昭和62年6月26日第二小法庭判决，《判例时报》1262号，第100页）

综上所述，原告关于（内阁）不提出法案的主张，与国会立法不作为的主张相同，国会议员立法不作为，不违反《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对于内阁也是一样，也不能认定不提出法案就违反了《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

七 关于以掩盖行为为理由要求国家赔偿

1.关于国家赔偿前的行为

原告主张，被告从事掩盖行为，是以昭和20年（1945）8月15日前后到昭和27年（1952）美军占领期间为主。但这是在《国家赔偿法》（昭和22年）实行之前，其行为不能适用于该法。另外依据该法附则第6条，适用“国家无答责”之原则，已在前面论及。

另外，原告提出，伊香俊哉等人向美国陆军细菌战部队派遣的调查官桑德斯提供了虚假的供述，认为这属于被告的掩盖行为。昭和20年12月1日，（日本）陆军省已经撤销了原告指出的虚假供述。另外，原告指出的提供虚假供述的几个人，当时是否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不详。

2.关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后的行为

（1）原告主张，因为是公务员违法，该公务员应该就细菌战之调查公开资料，或将有关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说明，在同原告的个人关系上应该负有职务上的法律义务。原告提出的作为法律义务的根据，举出《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宪法》，这些都不能解释为同原告关系上具有法律之义务。

（2）要确认违反《国家赔偿法》，是以原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遭到侵害为前提。对于这一点，原告主张掩盖行为显然妨碍了细菌战受害者行使各种权利（比如要求谢罪和损失赔偿的法律请求，以及有关政治、社会方面的要求，还包括对责任者的处罚等）。可是正像我们反复阐述的那样，由于原告不具备向被告请求损害赔偿、补偿的权利，妨碍其行使权利也就成为不可能。另外原告主张的因被告掩盖行为对原告的政治、社会方面的请求产生了某些妨碍之说，这些妨碍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侵害范畴。

因此原告的主张缺乏前提，这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为正本。

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18部书记官 伊藤富雄（署名）

平成14年8月27日（2002年8月27日）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8辑，第283～350页。）

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声明书[104]

（2002年8月30日）

土屋公献

一、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做出了判决，驳回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国家赔偿和谢罪的主张。

日军实施细菌战，同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蛮行径，是无可类比的肆无忌惮的战争犯罪。可是日本在战败投降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不承认曾从事细菌战，相反却对细菌战及其证据进行了彻底的隐瞒。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为了讨回他们做人的尊严，提出诉讼，要求追究日本的国家责任。此次细菌战审判是日本司法机关第一次审理关于日军细菌战的诉讼。作为被告方的日本国家，在本次审判中对细菌战的事实一项也没有承认。可是经过法庭的证据调查，一件件证实了细菌战的事实，细菌战的全貌已经显现，法庭方面在判决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可是法庭方面没有承认原告要求的（日本国家）谢罪和赔偿，我律师辩护团满怀愤慨，强烈谴责法庭的不公正判决。

今天，原告团已经办完了上诉手续，我律师辩护团将同原告一起，展开彻底的审判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二、在此次判决中，法庭固执地坚持19世纪前的法理，不承认《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中的个人请求权。同时在国内法上坚持“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即受害者不能获得国家赔偿的明治宪法中的天皇主权原则。此次法庭强调的法理，是彻头彻尾地反对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同旧体制下的陈腐法理没有什么不同。

战争时期，日本为了大量屠杀普通居民，指使军医和医学工作者开发细菌武器，在中国实施了真正的细菌战，结果造成鼠疫和霍乱等疫病的大流行。经过调查，中国受细菌战毒害的区域广泛得令人吃惊。此次审判的原告只是浙江省和湖南省的受害区。事实上细菌战的受害区域和范围更为广泛，已经扩大到上百万、上千万中国民众居住的地区。细菌战造成这些地区疫病流行，许多人丧生，死伤人数达数十万之多。而且由于疫病的流行，惨遭家庭衰落和崩溃的人数量何止数百万！由于家庭和村落被破坏，人们居住的家园被毁坏，鼠疫等病菌长期破坏着人们的生存环境。

日军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使用了什么样的细菌武器，至今还有一些让人不甚明了之处。所以实际的受害情况只能依靠今天的调查。这样的细菌战，的确给中国和中国民众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伤害。

可是战后以来，日本隐瞒了细菌战的事实，而且一直否认曾实施细菌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时，因日本秘密地向美国提供了细菌战的情报，结果细菌战部队的干部、军部的骨干分子以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被追究。日本对细菌战所采取的行为，毫无正义可言。换言之，作为细菌战被告的日本国家，所从事的非正义行径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法庭却偏偏站在正义和公平的对立面，坚持不追究日本细菌战的国家责任的法理，这样的法理简直毫无价值。

毋庸置疑，实施细菌战是践踏人类尊严的残暴的犯罪行为。只有坚持恢复人类尊严的法理，才能开辟杜绝战争的道路。所以战争赔款的理论，是建立在以个人权利为主体基调的法理上的。然而法庭采用的法理，却与国际人道法以及战争违法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等于阻塞了通往杜绝战争的法理之路。

我律师辩护团坚信，在细菌战审判的斗争中，一定能够打开突破口，打破法庭延续使用的关于战争赔款的陈腐法理的坚冰壁垒。

三、律师团和原告团全力以赴地同一审判决做斗争。在此次审判中，我们获得了迫使法庭不得不承认原告控诉的重大突破口。首先在事实上，法庭初步认定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即：1.731部队及1644等部队从1940年到1942年在中国各地散播鼠疫菌、霍乱菌等是出于陆军中央的指令；2.原告控诉的衢州、宁波、常德、江山等地由于细菌战的实施，造成鼠疫和霍乱流行；3.原告控诉的由于衢州的细菌战，致使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等地鼠疫流行；4.仅原告控诉的8个地区，死于细菌战的人数超过1万；5.180名原告直接或通过陈述书向法庭陈述，法庭认定其受害事实。

这样，此次判决对原告主张的有关细菌战的基本历史事实几乎予以全面认定。判决对细菌战事实的认定，是承认原告权利的大前提。我们相信，这能够成为促使法官们承认国家责任的原动力。

四、此次判决在法律解释上承认了日军实施细菌战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规定的内容，以及国际惯例法所负有的国家责任。这里，是从以下两个步骤进行认定的：

1.判决认为，日军实施细菌战同《日内瓦议定书》中禁止“使用细菌学作为战争手段”相悖。日军实施细菌战时，与该议定书内容相符的国际惯例法也已经确立。所以法庭认定（日军）细菌战违反了以《日内瓦议定书》为内容的国际惯例法。

2.《海牙陆战章程》第23条第1项中，（细菌战）作为害人手段，“以特别条约予以规定和禁止之”。这项章程解释了《日内瓦瓦斯议定书》之类的条约以及涉及该内容的国际惯例法。日军实施细菌战之时，《海牙陆战公约》作为国际习惯法已经确立。所以日本（法庭）依据《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规定的国际惯例法，认定其负有国家责任。

此次判决做出上述认定，构筑了关于细菌战的国际人道法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此次判决依据《日中共同声明》和《日中友好条约》，认定被告（日本）的国家责任业已在中国放弃赔偿请求（条款）时解决，这是极其荒谬的结论。1995年3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中日联合声明》[105]放弃的是国家之间的赔偿，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要求赔偿是国民的权利，政府不能干涉。”中国政府后来多次强调了这种主张。

《日中共同声明》放弃的只是中国作为国家的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战争受害者作为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任何限制。此次判决对《日中共同声明》进行的无理解释，也如实暴露出此次判决的破绽。我辩护律师团坚信，一定能够打破法庭方面的这一法理。

五、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危机，从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世界各地战争不断。现在美国又瞄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危机急剧加深。[106]

小泉内阁于2001年10月制定了《恐怖对策特别措置法》，把海上自卫队派到印度洋，参加阿富汗战争。今年又强行建立“有事法制”，动员国民参加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非人性的战争犯罪，日本政府已经逃脱细菌战的犯罪责任半个世纪之久。然而此次判决却对日本对细菌战不负任何责任的政治姿态予以承认，这是容忍侵略战争的反动判决，我们决不能容许。追求和平的我们，关注此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决心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让民众了解细菌战的事实，将直接影响审判的结论。判决的第二天，媒体报道了此次判决对细菌战的事实予以承认，接触到这篇报道的人们大多是第一次知道细菌战。在日本的民众中，不知道日军细菌战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相信，当了解细菌战事实的人们大幅度增加，民众的声音包围法院，打动了法官们的良知之时，赔偿和谢罪的判决就一定能够实现。

我辩护律师团决心同原告团、声援团一起，为审判斗争的最终胜利而战斗。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8辑，第10～13页。）

[1] 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东北，仍使用原来番号。当年11月，统一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12月末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但民众仍习惯称之为八路军。此时尚没有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译者注

[2] 以德国细菌学家克霍命名的锅。——译者注

[3] 问号为原文如此。——译者注

[4] 松本正一，日本埼玉县人，1939年加入731细菌部队航空班，多次参与对中国杭州、南京、衢州等地的细菌战。以下是其本人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的证词资料，并于2000年11月15日在法庭辩论时宣读。——译者注

[5] 儿玉誉士夫，日本右翼巨头，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曾被关押在巢鸭，但后来因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被免于起诉，继续组织右翼开展反对和平宪法、鼓吹天皇制、主张扩军备战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活动。——译者注

[6] 战争时期由军人组织的鼓吹侵略战争的团体，发行刊物《偕行》。战后该组织继续活动，刊物仍然以原名称发行。——译者注

[7] 日本昭和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广播，时称“玉音放送”，一部分日本人现仍习惯使用这一称谓。——译者注

[8] 2000年12月8日，东京医科大学教授、细菌学专家、医学博士中村明子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法庭上，从细菌学的角度，以科学的论断方法，肯定了中国和国际当局在事件发生后的诊断方法及其结论，进而证实了日军1941～1942年在中国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此文即是她在法庭上的证词资料。——译者注

[9] 又译作伯力士。——译者注。

[10] 军阵防疫学教室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当时设置的教学研究机构，现在日本大学里也常设有以教官名字命名的某某教室或某某研究室。——译者注

[11] 抗体即免疫体。——译者注

[12] “丸密”即密字，有专用的图章。——译者注

[13] 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多年来从事日军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从军慰安妇的研究。他最早从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发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此资料是2000年12月8日，吉见以井本的《业务日志》为重点，在东京地方法院做的证词资料。——译者注

[14] 指731部队派往南方的小分队。——译者注

[15] 重点号为《井本日志》原文所加。——译者注

[16] 军医正是日本军医的高级职务，石井即为军医正。——译者注

[17] 松村高夫，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多年来从事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著有《731部队资料》《论争·731部队》《战争与疫病》《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等。此研究论文是2001年2月5日，松村高夫以证人身份出庭东京地方法院所做的证词资料。——译者注

[18] 《陆军密大日记》中《关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常石敬一：《731部队——生物武器犯罪的真实》，讲谈社，1995，第36页。

[19] 《川岛清审问记录》（1949年12月25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即《伯力审判资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303页。

[20] P.Z.King（金宝善）Director-General，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Japanese Attempt at Bacterial Warfare in China，March 31，1942，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W0 188/680.

[21] JJCA CHINA REPORT，（Subject：Japanese Use of Bw at CHANGTEH，Hunan Province），from J.R.Giddes to Harold Pride，1945.6.28，Kunming R-731-CH-45，Secret，copy 4 of 5，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松村高夫编《论争·731部队》（增补版），附录3，晚声社，1997，第315～316页。

[22] 《榛叶修的供述书》（1946年4月17日），收录于中央档案馆等编《证言·细菌作战》，江田等译，同文馆，1991，第67～69页。

[23] 这是一封秘密电报，由哈里斯发现，森村诚一：《新版续·恶魔的饱食》，角川文库，1983，第114页。

[24] 《费尔报告》：Brief Summary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Japanese B.W.Activities from Npporbert H.Feii.Chief pp.E.division.Camp Detrick to Chief Chemical Corps.June 20，1947，pp.11。

[25] 《费尔报告》，第275页。

[26] 《费尔报告》，第278页。

[27] 《每日新闻》1984年8月15日披露，藏于庆应大学图书馆。田中明、松村高夫编《731部队作成资料》中收录。

[28] 日本人抑（羁）留问题系指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关东军官兵被押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服劳役。——译者注

[29] John W.Powell Jr.，“A Hidden Chapter in Histor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October 1981.

[30]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第99号。

[31] 此文档见辽宁省档案馆编《罪恶的“731”、“100”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

[32] 保定应属河北省，原文疑有误。——译者注

[33]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第252页。

[34] 括号及问号均为原文如此。——译者注

[35] 该研究论文是作者于2001年2月5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审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赔偿诉讼的法庭上的证词，“目前”指2001年2月。——译者注

[36] 括号及问号均为原文。——译者注

[37] 又译作叶墨。——译者注

[38] 文中，4月发现患者23人（包括疑似患者），5、6、7月患者9人，总计应为32人（包括疑似患者），原文疑有误。——译者注

[39] 泽田茂：《阵中记录》，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藏。

[40] 内中的“大陆命”应是“大陆指”之误。——译者注

[41] 前后有沟渊俊美、筱原鹤男、大竹康二、越定男等现场经历者证实，《平房燃ゆ》《日の丸は红い泪に》《细菌战部队》等。

[42] 近藤昭二，日本专业电视新闻记者，多年来从事731细菌部队的资料挖掘工作，先后制作和出版有《隐匿在黑暗中的屠杀》（朝日电视系列节目）、《细菌战部队》（晚声社）、哈里斯的《死亡工厂》（译著，柏书房）等。他经过多年的考察，将美国档案馆藏有的有关731部队资料复制整理成8张光碟，题为《731部队·细菌资料集成》，由柏书房出版。此研究论文是近藤昭二在2001年2月5日日军细菌战审判法庭上的证词。——译者注

[43] 日内瓦会议实召开于1925年。

[44] 《桑德斯报告》：Scientix Intelligence Survey in Japan Vol.V Biological Warfare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45，Appendix 29-E-a-1。

[45] 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と自决した二人の医学者》，新潮社，1982，第79页。

[46] 战后，大部分731部队队员缄口不语，近藤采访的这名队员不愿意暴露身份，所以隐其真实姓名。——译者注

[47] 远藤三郎：《日中十五年戦争と私》，日中书林，1974，第162页。另，这里的“京”当指伪都新京，即长春。——译者注

[48] 关成和著、松村高夫等编译《731部隊がやってきた村——平房社会史》，こうち书房，2000，第52页。

[49] “严肃处置”系指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为了扑灭抗日烈火，制定了“临阵格杀”等法令，授权征剿部队可以凭主观意志随意屠杀他们所认为的“匪贼”。——译者注

[50] 吉房虎雄：《特移扱——细菌实验》，神吉晴夫编《三光·日本人の中国における戦争犯罪の告白》，光文社，1957，第27～37页。

[51] 关成和著、松村高夫等编译《731部队がやってきた村——平房社会史》，第42～45页。

[52] 松村知胜：《关东军副参谋长の手記》，芙蓉书房，1977，第105页。

[53] 陆军军医团：《军医团杂志》第355号，1942，第1736～1737页。

[54] “THE BACTERIOLOGCAL WARFARE by Tomosada 15 Dec 1942”，Dugway Proving Grounds，Dugway，Utah.

[55] 龙谷二郎：《杀戮工厂·731部队》，新森书房，1989，第109～110页。

[56] 采访原731部队队员K·S录像资料，1997年7月15日。

[57] 以上照片保存在原731部队摄影班班员T·K处。

[58] 日本战争责任研究中心编《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9页，1993年冬季号。

[59] 《东京新闻》战后50年采访班编《原大本营参謀の太平洋戦争·采访濑岛龙三》，东京新闻出版局，1995，第8页。

[60] 采访朝枝繁春录音，1995。

[61] The letter of J.H.Bauer to Colonel James S.Simmons 1941.1.27，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Memorandum for Col，Simmons，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1941.2.3 N.A，Record Group 112.

[62] Rocky Mountain Medical Journal，Vol.39，1942.8，pp.571-572.

[63] 藤原彰、粟屋宪太郎、吉田裕：《昭和20——1945年》，小学馆，1995，第184页。

[64] 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2》，大月书店，1980，第341～342页。

[65] 太田昌克：《731免责の系谱》，日本评论社，1999，第24～25页。

[66] 朝枝繁春：《追忆·52年以前》，1997，私家版，第12页。

[67] 731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晚声社，1996。

[68] 学生书房编辑部编《年轻时的轨迹》，学生书房，1948。

[69] 郡司阳子：《证言·731石井部队》，德间书店，1982，第190～223页。

[70] 高名トミ（赤间まさ子）：《“恶魔的饱食”看护妇的证言》，《妇人公论》1982年11月号，第280页。

[71]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保管资料：《从苏军进攻到复员》，1995，私家版，第189页。

[72] 长谷川松之助、森井正夫、吉田民夫联名的信件存放于Document 101，US 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Fort Meade，Md。

[73] 问号为原文，可能是记录文稿，字迹不清。——译者注

[74] Peter Willams，David Wallace，Unit 731，Hodder &Stoughton，1989，p.133.

[75] REPORT ON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BW）ACTIVITIES BY Arvo T.Thompson，1946.5.31，p.ii.

[76] Doc No.29510，SCAP Military Section，General Staff，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ction，Report of Investigation Division，Legal Section，Report#1117，1947.4.3 N·A，Record Group 331.

[77] 又译作弗尔。——译者注

[78] ハジメ可译作“始”“初”“元”等。——译者注

[79] 龟井贯一郎：《日军集积物资事件上申书》。

[80] Norbert H.Fell，1947.6.24 Report的附件“INTERROGATIONS of MASUDA，TOMOSADA”，1947.4.22 Dugway Proving Grounds，Dugway，Utah.

[81] “MASUDA，TOMOSADA；KANEKO，JUNICHI；AND NAITO，RYOICHI”1947年4月28、29、30日，5月1日。

[82] INVESTIGATION of ISHII，SHIRO 1947年5月8～9日。

[83] Doc No.C-52423，1947.5.6 N·A，Record Group 331.

[84] “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 PROSECUTOR”，SFE 182/2，1947.7.15 N·A.

[85] 帝银事件搜查本部第一系长甲斐文助的搜查记录，别卷，7月26日。

[86] 高杉晋吾：《日本医疗の原罪》，亚纪书房，1973，第242～243页。

[87] 1999年9月22日，中国战争受害者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等战争罪行提出损害赔偿诉讼，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24部对此进行了判决，原判决文长达100余页（B5版印刷体），这里择要点予以编译。——译者注

[88] 即原告要求的经济赔偿数额、诉讼费负担等内容，此略——译者注

[89] 原文如此。——译者注

[90]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中国180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向日本国家提出的赔偿诉讼做出一审判决，此为判决书全文。——译者注

[91] 这里的第一事件指1997年衢州、义乌、崇山村等受害民众向法庭提起的诉讼；第二事件为常德等地受害民众于1999年提起的诉讼，法庭作为同一案件受理。——译者注

[92] 即被告方日本政府代言人发表的主张，已单独翻译成文，详见下篇资料。——译者注

[93] 此条款的中文翻译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国际条约集（1872～1916）》，1986，第363页。——译者注

[94] 这里使用黑字，是因为围绕此字句的解释有所争议。——译者注

[95] 巴绍纳德（Emile Boissonade），法国法律学家，1873年起充任明治政府的法律顾问，帮助日本起草了民法和刑法。——译者注

[96] 1937年12月12日，日本第二联合航空队所属的舰上攻击机误炸了停泊在长江的“巴奈号”美国舰艇，事后，日本政府向美国道歉并予以赔偿，并处罚了有关当事者。——译者注

[97] 关于“条理”，东京地方法院解释认为，条理“是基于一般社会的正义观念而被信服和承认的事物的道理”，可译为公理，这里原文采用。——译者注

[98] 法益，即法律上应受到保护的利益，这里原文使用。——译者注

[99] 括号内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文件或判例依据，下同。——译者注

[100] 该款中文译文是：“对实物的供给应尽可能用现金偿付，否则须出具收据，欠款应尽速付还。”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375页。——译者注

[101] 该款中文译文是：“除非海战法另有规定，无论在陆上、海上或空中用以传递消息、客运或货运的一切设施，军火储藏以及一般地即使为私人所有的各种军火，亦得予以扣押，但媾和后必须归还并给予补偿。”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第375页。——译者注

[102] 事实上，第53条第2款并没有规定“由国家间交涉”（见上注）。——译者注

[103] 括号里的内容是日本政府提交的“证据”资料，此略。——译者注

[104]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做出驳回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引起海内外正义之士的愤慨和抗议。土屋公献先生以辩护律师团团长的名义向海内外发出了此份声明书，有力地驳斥了法庭无视国际法理、执意为日本国家犯罪辩护的行径，并表示要代表原告团继续申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译者注

[105] 此声明日本方面称《日中共同声明》，中国方面称《中日联合声明》。——译者注

[106] 是时，美英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尚未爆发。——译者注

附录 日本新发现的细菌战资料简介

王希亮

一 新发现资料的主要内容

2011年10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一则引起世人瞩目的消息，内称，日本市民团体“究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1]成员奈须重雄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馆（位于京都）发现《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报告记载了“散播鼠疫菌用于实战的效果测算方法”，及“1940～1942年在中国进行的6次（细菌）作战中，所使用的鼠疫跳蚤数量以及感染者数量的一览表，包括二次感染者在内，感染人数达25946人，因此评价鼠疫菌为‘最优秀的弹种’”，是“可以在精神上及经济上引起恐慌”的武器。[2]

新发现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计有7份，另有《研究报告》（第2部）1份，总计8份。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41号，题为《雨下[3]散布之基础考察》，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长石井少将）[4]、陆军军医大尉金子顺一。此份报告另附一个封面，题为《金子顺一论文集》（昭和19年），加盖有“秘”字戳记。此篇报告计157页，目录如下：序言；①颗粒落下；②颗滴粒检知；③粒子落下；④颗粒的蒸发；⑤颗粒的分裂；⑥粒□；⑦雨下液；⑧雨下气象；⑨雨下器；⑩撒播器；⑾雨下用法；⑿考案。报告的中心内容是考察如何掌控“雨下”的高度、气象条件、器具的使用效果等，通篇用图表及计算公式说明。

2.《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42号，题为《低空雨下试验》，封面署名是加茂部队、陆军药剂大尉增田美保、陆军军医大尉金子顺一。此论文分序言、目的、判断、审查方法等四部分。

（1）序言：“本报告对昭和14年（1939）3月25日至4月8日进行的12次低空雨下试验，选择其中效果较好的实验数据，进行理论性的考察，进而确定雨下的基本要素。”

（2）目的：“使用普通凝液的雨下装置（Ⅰ型），在直接雨下时审查大小滴粒的分散排列状况。”

（3）判断：“雨下航路对垂直平面进行雨下时，判断其污染空间，见图1”，“自然水平撒播，在30米时滴粒斑痕直径0.5毫米□□，最大体积为1.0毫米”，“推断滴粒分裂总数约10亿个（液量75升，线装Ⅰ型，飞机88轻）”。

（4）审查方法：①审查污染空间形状；②审查污染空间滴粒数量及体积。

文中利用大量图表、线状示意图表以及计算公式等，考察不同高度撒播液体、造成污染的颗粒数量以及直径等。

3.《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60号，题为《感染鼠疫跳蚤之效果略算法》，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部长 石井少将）、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封面印有“军事秘密”的字样。这是此次发现资料中最有分量的一篇论文，披露了日军在农安、大赉以及衡阳、宁波、常德等地撒播鼠疫跳蚤的数量，第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证实1940年农安、大赉鼠疫的泛滥确系日本细菌部队所为（此前没有确凿史料证实两地的鼠疫属于人为）。

4.《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62号，题为《关于（鼠疫菌）颗粒落到纸面的斑痕》，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部长 石井少将）、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陆军军医中尉小酒井望。封面也印有“军事秘密”的字样。内容包括序言、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实验结果的考察、结束语等五部分，以图表和计算公式解析。

5.《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63号，题为《鼠疫菌落下状态摄影》，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部长 石井少将）、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陆军军医少佐矢田博。封面印有“军事秘密”的字样。全文包括序言、材料及摄影方法、照片、照片显示的落下状态考察、结束语等部分。以照片资料为主。

6.《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81号，题为《空中播撒鼠疫菌的地上浓度计算》，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部长 石井少将）、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陆军军医中尉小酒井望。封面同样印有“军事秘密”的字样。内容包括研究目的、参考文献、前提条件（理由、要项等）、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等。

7.《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82号，题为《火药力下液体的飞散状况》，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研究室，也印有“军事秘密”的字样。内容包括序言、材料、实验方法及实验结果等部分。全文主要以图表形式体现实验的效果。

以上7篇论文，刊载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中，总计313页，时间为1940～1944年。据日本学者松村高夫介绍，这批新资料发现之前，曾在美国发现《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含有近800余篇论文，日本不二出版社已经把这批资料复制出版。但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鲜有发现，尤其封面标有“军事秘密”字样的第1部报告书还是首次发现。

8.《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791号，题为《从白鼠分离出来的加特纳菌的菌型》，署名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长石井少将）、陆军军医少佐浅见淳、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陆军军医少佐丸山正夫。报告的封面也加盖有“秘”字印戳。加特纳（音译）菌是由德国细菌学者August Gartner发现的病菌而命名，是一种能引起急性肠炎的食物中毒菌，为阴性运动性杆菌。该论文主要研究饲养老鼠的死亡原因，提示饲养时的注意事项等。

二 新发现资料的史料价值

1.证实1940年农安鼠疫确为731细菌部队的罪孽

金子顺一在《感染鼠疫跳蚤之效果略算法》一文中披露，731细菌部队先后对农安进行过两次鼠疫菌攻击，第一次为1940年6月4日，（地面）投入带有鼠疫菌的跳蚤5克，第一波因感染鼠疫死亡人数为8人，紧接着鼠疫开始流行泛滥，感染鼠疫死亡者达607人。第二次细菌攻击于6月4～7日进行，除农安外还指向大赉，总计投入鼠疫菌跳蚤10克。第二次攻击造成受感染死亡人数12人，鼠疫泛滥后导致2424人死亡。这样，由于日军的细菌攻击作战，农安和大赉总计有3051人丧生。根据以上“战绩”，金子顺一经过一番试验推算，得出一个惊人的数据，即如果投放1公斤的鼠疫跳蚤，第一次感染即可使1200～1600人丧命，二次感染则可扩大到12.3万～24.36万人。另外，该论文还记载了对衢县、宁波、常德的细菌攻击的详细内容，并附有一张表格，更清晰地再现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时间、地点、死亡人数以及换算数据等（见表1）。

表1 作战效果简表

2.史料价值浅析

由于史料的阙如以及时间的久远，多年来，尽管中国学者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但仍然难以全面揭露和再现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各地学者在考察统计细菌战死亡人数时，凡没有确切史料根据的均不计算在内。因此现已公开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人数远远低于实际数字。此次新资料的发现，弥补了某些遗憾。比如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前后两次向衢县城撒下大批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等物，几天后鼠疫开始流行，据中国学者考察统计，到当年末，全县死亡2000余人（不包括逃亡死在农村或未报告的人数）。1942年6月，日军占领衢县，鼠疫仍然猖獗不止，当年9～12月，全县患者人数达2万人，死亡3000余人。[5]此次新资料的发现，证实日军在1940年10月4日竟向衢县投放了8公斤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系迄今为止发现的日军实施细菌作战的最大投入量。资料显示第一次感染死亡人数为219人，第二次感染死亡为9060人，远远超过了以往调查统计的数字。

此次发现的新资料均是以论文形式出现，它是日军实施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经验总结，这些“成果”无疑为日军继续实施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资料，也从另一侧面披露了日军细菌武器的选择、作战方式以及手段等，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这些论文中有低空撒播鼠疫细菌的实验报告，有细菌撒播物飘落地面（纸面）的数据统计及摄影报告，有火药力对细菌撒播物的影响报告，以及从感染小白鼠中分离病菌的报告等。尽管这些实验没有注明是否有活人充当实验品，但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一是日本使用的细菌武器以鼠疫菌为首选；二是以飞机低空撒播为主要作战手段；三是目标很明确，几乎全部是指向中国；四是证实日本的细菌战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实验基础。

金子顺一在《低空雨下试验》一文中指出：“本报告从昭和14年（1939）3月25日至4月8日进行的12次低空试验中，对影响试验的诸元素进行了理论考察，探讨决定雨下效果的基本元素，选择效果最好的结果”。[6]由于“雨下”受到飞机航速、播撒高度、颗粒大小、风向气候等诸因素的影响，为此金子等人进行了十数次实验，最后得出比较理想的结论，为后来的“雨下”细菌攻击作战提供了技术数据。

金子顺一还有一篇《雨下撒播之基础考察》，是此次发现的新史料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备的实验报告。报告者在“雨下用法”一章的结论是：“发起（细菌）攻击的时机，以及准备使用的菌种、攻击的方法等，应依据（攻击）目标的疫学、气象学诸条件而定。相反，如果限定目标及时间，则需要依据前项来确定菌种及攻击方法。一般情况下，如果对目标的疫学等诸条件不明，将会出现许多问题，因此……从平时就必须预先准备疫学性兵要地志（资料），这样，在不利的条件下预先准备能够发挥威力的菌种，是极其重要的。还必须事先了解某地区发生流行病的时期，并充分考虑到，在该地区流行病发生之前使用病原菌的大体效果，如果进入流行期，或者改用其他菌种，则不可能获得效果。”“如果限定液体雨下的方法，必须考虑上述诸条件……比如，如果限定4000米以上高度，气温的高低对落地的有效菌种是致命的要素，直接污染作为目标种类的人畜的机会会少，也难以实现二次感染的目的。所以地上的气象诸因素是抵抗病菌的重要因子。”[7]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金子顺一认为，鼠疫病菌是实施细菌战的“最优秀的弹种”，“作为（细菌）武器的必备条件，必须明确使用量与效果的关系。比如，欲压制敌人阵地，需事先计算所需要的弹药数量，方能制定细致的攻击计划”，“我国现有的（细菌）武器中最优秀的弹种是PX（携带鼠疫菌的跳蚤）……为了使PX发挥直接罹患致死的效果，其决定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像发挥物理作用那样将其装入炮弹中。PX作为武器使用，至少应该根据期待的效果及采取的手段，乃至达到的程度，进行概算是必要的”。“所幸的是，经过以往的数次（细菌）作战，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出了重要的规则和标准。另外昭和15年（1940）以来，石井阁下提倡的细菌战效果的ABEDO说，在此后的经验中也来愈得到论证……基于ABEDO说，试验PX的预期效果，寄希望PX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赫赫成果。鉴于此，期待考察方法的进展”。[8]金子顺一开篇点明确立“略算法”的意义所在，同时毫不掩饰日本实施细菌战的“经验”及其目的，尤其是披露出石井总结的ABEDO说，显然出自若干次包括人体实验的结果，应该说这也是日本实施细菌战的一部自供状。

3.披露了更多新的细菌战资料线索

此次发现的8部论文中，文后多附有参考文献，均属731细菌部队内部发行的重要文献资料，计有：

（1）《雨下用法草案》（昭和13年）

（2）《九七重式二型及改二型雨下器说明书》（年代不详）[9]

（3）浅见：《“ホ”号作战效果情报》[10]（1943年11月）

（4）石井（四郎）：《特殊战原则》（1940年12月）

（5）金子（顺一）：《甲“フ”目标调查》，（防疫报告第1部第45号）[11]

（6）贵法院、高安：《印度及南海方面敌情判断》（1943年9月）

（7）田中：《新医学兵器的完成》（1941年4月）

（8）内藤（良一）：《印度传染病史概要》（南防业报丙第44号）

（9）内藤（良一）：《昭和17年11月广丰鼠疫流行死亡者数字推算》（1943年11月）

（10）《昭和15年乃至17年“ホ”号作战战斗详报》

（11）《昭和15年新京鼠疫防疫详报》

（12）金子（顺一）：《加茂部队航空班研究月报》（防疫报告第1部第61号）

（13）小酒井（望）：《鼠疫菌的落速》（防疫报告第一部第66号）

（14）小酒井（望）：《关于跳蚤在空中的落速》（防疫报告第一部第66号）

（15）铃、高木：《撒布□□滴扩散》（满洲第731部队航空月报第20～25号）

（16）防研二科：《昭和19年4月□号第一回野外试验要报》（昭和19年5月二科试（验）要报第1号）

以上16份资料除个别外，大多是迄今仍未发现的资料，尤其是（3）（9）（10）资料直接涉及日军在浙赣等地实施的细菌战，其中的（3）《“ホ号”作战效果情报》，应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详细“效果”记录。此前发现的日军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作战日志中，记载了此次细菌战的经过，但没有明确记载作战“效果”，该资料无疑是揭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核心机密资料，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浮出水面。另外，还有（9）（10）等均属此类性质的资料，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1] 该会是由日本社会各界成立的、敦促日本政府及防卫省公开细菌战资料的团体，以学者松村高夫、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辩护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等人为代表，奈须为该会理事。新发现资料为731部队成员金子顺一所写的关于细菌战的论文，发表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及第2部上，原件存日本国立图书馆西京馆。资料来源于日本ABC企画委员会事务局长和田千代子女士寄给编译者的复印件，借此深表谢意。以下以“复印件”标明。

[2] 《中国での旧軍の细菌兵器使用·研究部門にも証拠文書》，《朝日新闻》2011年10月15日，第14版。

[3] 这里的“雨下”系指利用撒播装置将细菌感染物体如同下雨般撒播攻击地。

[4] 括号为原文，下同。

[5] 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第10、13页。

[6] 金子顺一：《低空雨下试验》，载《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42号，复印件。另，新发现的史料中均使用“试验”（日文中又有考试之意）一词，与“实验”有微妙区别，所以正文一律使用“实验”。

[7] 金子顺一：《雨下撒布ノ基礎的考察》，载《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41号，复印件。

[8] 金子顺一：《PXノ效果略算法》，载《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第60号，复印件。ABEDO说是石井于1940年提出的影响细菌战效果诸因素的代码，A为“内因”，即目标地状况、防疫工作、气象、疫病流行情况等；B为“媒体”，即感染媒体或媒介，跳蚤的生存期等；E为“病原”，即病原体及其状态，数量、毒力、病原体抵抗力与媒质的关系；D为“内因”，即预防接种情况、密集度、居住条件、个人及集团的免疫程度；O为“运用”，即撒播方法、运输器具、运输时气象及地上状态等。见奈须重雄《新発見の金子顺一論文を読み解く》，《731资料センター》会报第2号，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センター编辑发行（内部刊），2011年11月25日，第13页。

[9] “九七重式二型及改二型”为日本军用飞机类型。

[10] “ホ”号作战又称保号作战，即直接实施细菌攻击作战的隐语。

[11] “甲フ”指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研制的秘密细菌武器。“防疫报告”即《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的略称。

后记

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的一部出版的这本《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原题为《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资料》，是编译者历经十余年搜集、整理、翻译的资料的结晶。最初编译者的关注焦点在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诉讼过程中形成的资料。鉴于关于日军细菌战的资料较为分散，中国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且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罪行也了解不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建议之下，编译者又增补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关于731部队的档案以及日本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档案等资料，并将书名改为现名。本书可以说是目前对日军731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细菌战情况记录最为全面的史料集。

因为档案中有大量涉及生物学和医学的专业术语，也有不少731部队的隐语，故翻译难度较大，两位编译者王希亮先生、周丽艳女士为求准确不辞辛劳，反复推敲；刘萍编审非常认真地通审了全书，提出不少修改意见，所以稿子几经反复，迁延数年。王希亮先生、周丽艳女士和刘萍女士精益求精、不厌其烦的态度让人感动。卞修跃编审对本书也提出了一些宝贵建议。还要感谢步平先生在本书编译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对本书给予的慷慨资助。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惠允出版及责任编辑的工作也深表谢意。

因书中许多资料专业性较强，受专业的局限，编译者在编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