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陷入大饥荒

第一篇 高岗

引子：最后的精神晚餐

夜，中南海菊香书屋，两个男人交谈着重大问题。一个长者脸上挂着宽厚和蔼却深不可测的微笑，另一个男人竭力通过沉静的表情掩饰内心焦虑。

宽厚的长者，毛泽东；另一位是高岗。他们已经有二十年到战斗情谊了。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有救命之恩，欣赏高岗，提拔高岗；作为回报，高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从不让毛泽东失望。二人关系可以说是伯乐和千里马到关系，非同一般。

高岗高调进京以来，就住在离毛泽东不远之处，两人已经多次见面，多次交谈，多次讨论国家前途和走向，多次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今夜，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轮交谈。

这一次见面，高岗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多次从容应对，不再那般侃侃而谈。他的前途也不再光明，四周乌云密布，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如果领袖大人不再力挺，休说国家领导人，立刻就会坠入深渊。那深渊，高岗看一眼就头晕目眩。

今夜，高岗渴望重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二人之间进行一次非常有趣到谈话。

毛泽东问他半夜跑过来有何事。高岗说点私事想要向主席说一说。

毛泽东说：“上次刚刚说过一次，又有什么急事要说。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高岗小心翼翼的说：“主席，我想向主席汇报几点想法，我想了很久，感到这个问题只能向主席谈，也只有主席有权威来解决。”

“啥子问题这么严重？你敞开说嘛，顾虑什么，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嘛。”

高岗轻轻试探：“最近有人要整人。”

“要整谁？”毛泽东反问。

毛泽东很清楚周边的一切，但身为最高领袖，他不愿意卷入各位下属的争端。他要保证最后的仲裁权，以便做出对党和国家有利的决定，绝不能被感情支配。除非局势明朗，否则轻易表态会让很多人命运发生转折的。那些人可不是一般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能左右他们命运的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

“他们要整饶。我总感到不对头。我这是冒着风险向主席反映，请明鉴。”高岗快要崩溃了，哀求说：“当年主席救过我一命，主席您可是了解我的。”当所有道理摆出之后，剩下的只有感情求助了。对于高岗这个级别、这种久经考验的人而言，需要感情求助时，意味着已经濒临深渊，要崩溃了。

“没得关系嘛，天塌不了。”这样到时候，毛泽东总是表现出宽厚一面。轻描淡写一句话就把高岗给打发了。然而这是一句模棱两可到话，说了等于没说。高岗也没敢多问，带着心中的“忐忑”离开了。

高岗看着毛泽东，这个一直以来他最为重要的依靠。他以为他理解毛泽东，其实他错了，他并不了解眼前的领袖。毫无疑问，高岗纵然有这样那样到弱点，但有一点肯定不会错，即对领袖的忠心。如果需要高岗可以为了毛泽东赴汤蹈火。毛泽东本人也知道这一点。高岗以为凭借这层关系，毛泽东会再次保他过关，就像当年毛泽东初到陕北救他一命时那般。

然而高岗并不了解毛泽东。纵观毛泽东到一生，除了井冈山时代起落，毛泽东永远站在多数人一边。他会静静到观察双方在拳台上较量，最后自己充当裁判。因为他是最高领袖，除非需要乾纲独断的时候，需要站在多数人一边。因为最高领袖要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很多活。这些活需要多数人去干。

这一次，毛泽东做了一个和高岗希望相反的选择：判定高岗违规。

从心理感情上看，毛泽东不愿意抛弃高岗，但还是抛弃了高岗同志。

有人能逼迫毛泽东做违心到选择么？没有。没有人可以在意志力上和毛泽东较量，没有人能逼他违背自己到意愿。真正能逼迫毛泽东到那种玩意叫局势。

强人所以强，是因为强人皆有强大的意志，是因为强人懂得顺应局势。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抛弃了高岗，是局势抛弃了高岗。因为高岗确实违规了。

此后，毛泽东批判了高岗，自己离开北京，把孤立无助到高岗留给高岗的敌人们。高岗就此从猛虎沦为猎物。

当毛泽东再次得到高岗的消息，是自杀未遂；再次得到消息，是高岗如愿自杀。伟人再也见不到那个聪明能干且忠心耿耿的高岗了，最多只能看看高岗到墓碑下长出的野草。

第一章，实力和运气

高岗这个人

大背头、满脸麻子，干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镜框背后的双眼炯炯有神。放在现在看，这幅派头略微古板落伍，像某个企业创始人。在半个世纪之前，这样形体应该说很“潮”了。这位当年很时髦的先生，并非明星富豪之类的人气之星，他是曾经活跃于共和国最高舞台之上的风云人物，举手投足之间就能改变很多人命运。

——高岗，这位李自成老乡，和李自成一样在将要迈上巅峰的最后关头失败了，但纵观其一生，仍然算是一位成功人士，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成功。放到现在，足以让那些开豪车、住豪宅的所谓权贵们黯然失色。

高岗，生于一九零五年，陕西榆林人，贫农。

性格：坚韧豪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风沙和千年以来的贫瘠造成了他的性格。念书时代就是孩子王。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家长老师拿他没办法。

文化程度：不高。他念过几年书，文化程度一般，但在那个年代的革命者中不算低，可算有文化的人，算是人才。

早期经历：一九二六年，白色恐怖前夜，二十一岁的高岗加入中国共产，从此开始崎岖、壮丽、残酷的革命生涯。二七年到三一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后担任一系列职位，身份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目睹同志倒在血泊中、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实力和运气

高岗这辈子可分两个阶段，成功的阶段和失败阶段。成功阶段又可以分成两段“西北王”阶段和“东北王”阶段。

任何一个“王”字头衔足以让人骄傲了，何况两个兼得！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嘛！

在高岗成功之前，不过是一届贫农，既没关系也没门路（有关系门路生活幸福也不会提着脑袋去干革命了），丝毫看不出高岗发迹的征兆。然而真正的成功者，基本上不靠关系或门路，而是另外两个词：实力和运气。

实力还需要说么？从一无所有到西北根据地第三号人物，是红色革命史上一段标准的励志情节。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头，不像现在这样，有一个好的出身（如官二代或富二代）就可以吃香喝辣。那个时代想要成为人上人，必须吃完苦中苦。

苦中苦包括：喝西北风（吃苦耐劳精神），时不时面对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勇气），听听无聊的子弹声（应变能力），胆子不够大早破了，腿不够快早挂了。——这些都是实力的基本要素，高岗同志都具备。

历史证明，想成功，光靠实力还不够的，还要接受运气眷顾。因为没有运气的眷顾，很可能就没办法吃尽苦中苦。比方说一颗子弹恰好没有浪费，直奔脑袋而来，接下来的苦就不用再吃苦了。要吃吃苦也只能去另外一个世界或来世了。不会今生今世书写人生了。

运气啥玩意？运气不是个玩意。但是任何一个想要走向成功之人都离不了这个不是玩意的玩意。运气很神奇。在你需要金钱的时候，运气可以帮助你中五百万。落难时，运气可以给你送来一个贵人。对不同人，运气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对高岗同志而言，所谓运气，就是高岗躲过了敌人的屠刀和自家队伍里的小人。许多同志被马克思召唤了，高岗被运气保留下来。由下面两个例子看看高岗的运气。

运气之一：一九三三年，高岗奉命到陕西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协商起义搞革命。王泰吉也是陕西人，比高岗小一岁，黄埔军校念书时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一系列起义，蹲过监狱，跟过杨虎城。到三三年，王泰吉又和贾拓夫等人在耀县起义，建立义勇军。这时高岗回到了陕西省委。此时在陕西省委工作属于从事高风险职业。

七月二十八号，高岗与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人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实际上还是从事老本行——以吃饭为名开会讨论革命暴动。可以理解为边吃饭边探讨业务吧，大意是咱们在哪里哪里干一票，可以造成多大影响等等。世事从来都是双向，当你想要干别人的时候，也得做好被别人干的准备。意外发生了，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省委领导一瞬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所谓“福盛楼事件”。

这种情况下，按常理，高岗同志也该被捕，然后坐牢杀头弄个烈士名号啥的。然而运气帮助了高岗一把。高岗出门晚了一点点。这一点点帮助高岗躲过一劫。当杜衡等人在前门被抓时，高岗从后门溜了，逃得一命。这还没完，高岗逃得一命之后，代表省委去了陕甘边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帮助恢复了二十六军。

祸兮，福之所伏。运气好，坏事也能变好事啊。

运气之二：当整个红色根据地左倾，都忙着清理“右派”，远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也未能幸免。中央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到陕北去清理右派。这位钦差就是朱理治同志。

朱理治，一九零七年生于南通中医世家，清华高材生。身世和经历上看，朱理治是革命中的异类。这种人本该在国统区内混个一官半职，参加共产党，表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容易热血上涌，淹没理智。因此中央在极左时代派他去陕北，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陕北也将跟着左起来。某种意义上讲，朱理治到陕北就是为了肃清“右派”的。人还没到陕北，就已经在盘算了。

所以朱理治同志的回忆录里才有这样的情节：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

注意那些词汇：听说，感觉，听说，感觉。当然这些也没啥大不了，因为极左时代，基本上所有苏区肃反都是这一套：听说和感觉。如果真有那么多真凭实据，有那么多特务叛徒啥的，共产党早期那点地盘早没有了。

朱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因为革命被捕入狱。又因为革命把别人逮捕入狱。他到陕北后，立刻执行中央任务——肃清右派。首先把周围的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然后又把远在陕甘边打仗的刘志丹和高岗从前线弄回来，关起来，审理。

肃反过程是这样的，据赵启民（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会议亲身经历：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

估计高岗被关押期间也品尝过不少菜（惩罚）。和高岗刘志丹关在一起的还有习仲勋。习仲勋当时也是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二十八年后又因为和高岗刘志丹的关系戴上右派帽子，一戴就是十八年。这是后话。

既然抓人审讯可以是“听说”和“如果”。那么处决也可以是“听说”和“如果”。就在“听说”和“如果”精神的指示下，两百多名西北根据地创始人被杀害，弃尸荒野，而且没有停止意思。眼看高岗同志再次为革命牺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运气再一次出现了。长征中的党中央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来到陕北。此时实际掌权者毛泽东，而此次肃反是毛泽东政敌搞的，于是毛泽东说，刀下留人。

于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在鬼门关前面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奇迹生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毛泽东不仅仅救了高岗的命，还让高岗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没有毛泽东的栽培和提拔，高岗不可能后来的辉煌腾达。

关键时刻，高岗总是可以起死回生。好像运气一直眷顾他，运气简直好得出奇。难道运气就没有用完的那一天么？当然有，但不是现在。现在仅仅是开始。

从西北王到东北王

西北一号人物刘志丹和二号人物谢子长两位老同志去马克思那里报道之后，被运气保留下来的高岗，从三号一跃成老大，被毛泽东看成陕北台柱，委以重任。

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余，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延安。他们将在这里喘气休整，然后龙飞九天。所以说，西北根据地既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因此西北根据地的头头就处在一个很玄妙的位置上。

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牺牲了，第三号人物高岗成了代表。延安整风之后，高岗就成了西北根据地的正确代表。这是运气，人生少不了运气。如果刘志丹同志不死，高岗怎么代表陕北？看看粟裕同志，那么大的能力干了那么多事，仍然得喊陈毅一声领导。

在运气和实力双重作用下，出现这样的局面：三十二岁的高岗成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三十六岁的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当时全国基本上都是白区，其他大区书记都是空壳，只有这西北局书记有实际权力。所以高岗被称为“西北王”！

说实话，此时的“西北王”虽然听起来很拉风，其实名不副实。首先在领导眼皮底下，官再大也就是摆设，就像现在去北京一样，都是小官。更闹心的是，当时的西北并不安全，党国和小日本无时无刻不注视着延安，闹得中共领导人好不烦恼。“西北王”也不好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争霸。东北成为双方争夺对象。高岗和林彪一起去东北。当时东北老大是彭真，但彭真不会打仗。东北需要打仗，打仗要指望林彪。因此林彪成了东北老大。高岗和林彪本无关系，但是在主要问题上和林彪步调一致。

高岗看到了林彪能打仗，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前途无量啊，就去和林彪套近乎。

林彪在打仗方面是大师级，但不喜欢管琐事，需要也该办事能力强的家伙搞后勤。高岗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培养的人物，值得信赖。于是二人合作愉快。这样高岗同志一跃成为东北第三号人物，两人打得火热。

此时，运气又帮助高岗一把。辽沈战役结束，战争需要下，东北一号林彪和二号罗荣桓入关去搞平津战役，高岗又成了老大。

当是时也，党政军完全落到高岗一人身上。若大东北，背靠苏联，东接朝鲜，就由高岗他一人说了算，可谓要吃糖有糖吃，要蜜喝有蜜喝，想玩女人就有女人玩，简直太爽了。

当时全国六个大区，除了东北，都是党政军分开，至少两人搭档。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是彭德怀，政委是习仲勋。华北局，第一书记曾是刘少奇兼，第二书记是薄一波，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政委是薄一波。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南军区司令员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邓小平。唯有东北例外，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政委三副担子，由高岗一肩挑。

东北王，名副其实

建国之初，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高岗成为六大副主席之一，另外五个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后面三位为民主派人士，属于政治平衡的需要。当年领导班子主要四个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理所当然一把手。周恩了当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总理。高岗能和朱德刘少奇并列，理论上超过了任何一位将帅，可见高某人当年势头之猛烈。这还没完。

现在人觉得当年高岗很狂。看了这些就能发现，高岗狂的很有道理。当然职位都是浮云。关键是看给国家民族做贡献。没有给国家做贡献，当大官相当于占茅坑不拉屎。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给国家做贡献。高岗比较幸运，因为他得到了机会。

随后抗美援朝，东北成了后勤基地。高岗成为总后勤部长，迎来人生巅峰。

彭德怀曾说，打赢抗美援朝，两人最给力，洪大麻子和高大麻子。洪大麻子是悍将洪学智，高大麻子就是后勤总长高岗。在后勤总长位置上，高岗用自身的干练和强悍最大限度保证了自愿军后勤运输。

不管他曾经干过啥，大家记得他为抗美援朝出过大力，这就够了。

至此，高岗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进入尾声。猛虎离开森山是一出悲剧，高岗离开东北也是悲剧的开端。

身为东北王的高岗还是一个能干事的人。离开东北的高岗则卷入权利斗争的漩涡。

权利是一杯毒药，高岗决定义无反顾的喝下去。

战争结束，国家安定，也是争端的开始。偌大一个国家，需要有人管理不是，谁取得最终领导权，那是需要争一争的。战争期间只有军队和党，党内军内各有一批高人。党内的刘少奇、彭真、陈云、邓小平等人均具有超一流的政治才能。军内的彭德怀林彪等人更是建立奇功，战争年代出尽风头。现在国家建立了，桃子熟了，谁来摘？

莫急，好戏才开始

高岗此时比较尴尬，之前在东北虽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离开东北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高岗更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一个跃进。

一般情况下，人有雄心是好事，但有时候却相反。高岗地位已经相当高了，往哪跃？

往哪跃呢？最高峰当然是毛泽东，他是越不上去的。在他和毛之间，就那么几个人。确切说就两个人，周恩来和刘少奇。于是他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两个人。对于刘和周两个人，当年那个年头，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敢轻易下手，高岗就动手了。你可以说他不自量力，他那么干有资本的。

在说高岗资本之前，按照写故事原则，要先交代一下背景。

第二章，活，怎么干

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经历了最为辉煌的时刻——抗美援朝胜利，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人第二次（第一次算抗战吧）赢得世界尊重。这一战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时缔造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值春秋鼎盛之际，信心满满踏上新的征程。

他们以为在他们前面的是光辉而伟大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光辉伟大的背后是艰辛而残酷的迂回，迂回于悬崖绝壁之上。在这无尽的迂回中，这些曾经在战火中走出来的汉子，几乎所有人都备受折磨。

精英们没有认出前途艰难，因为他们都是人，并非神，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随后风起云涌，那些曾经为了共同理想团结合作的英烈们，开始了同志之间的较量。

高岗事件说白了就是毛泽东用高岗帮助刘少奇和周恩来干活，说不好听叫牵制。只是高岗同志政治火候差了一点，以为毛泽东要换人，才拼命往上拱，最后酿成悲剧。

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有所不满，而且有不满的理由。

中共中央从延安搬到北京，摊子大了，管事多了，权利构架还是延安时代。在延安，毛刘是一个联合体，毛泽东第一，管战略方向；刘少奇第二，管理党内日常事务；外交统战啥的由周恩来管。

延安时代的中央政府，主要业务是管各路诸侯战争情况，毛泽东可以放弃平时那些琐事。现在到了北京，还是这样就不行了。新建立的人民政府还是虚的，实事还是周恩来的政务院搞，党务刘少奇搞，毛泽东比较闲。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还能就战争走向拿大方向，等到战局日趋平衡，毛泽东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准备搞建设。然而毛泽东惊奇的发现，刘少奇同志有干不完的事，周恩来同志也有干不完的事，而自己这个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却没多少事干。

刘周门前车水马龙，而自家却门可罗雀，仿佛又回到井冈山后期那年月。为啥？难道被架空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我？一系列问号进入毛泽东脑海。

好吧，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这个新国家的真正主人。毛泽东决定再一次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只不过这次奋斗的对象不再是蒋介石，不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昔日左膀右臂，刘少奇和周恩来。他要把自己的雄才大略投入到建设中，要再一次证明自己高山远瞩，就像政治军事领域中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

当然，伟大领袖是光明利落的，若非必要，不能亲自蹚浑水，要寻找一个代理人。代表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找谁呢？支持者虽多，能玩政治的却不多，有威望、有实力配刘少奇周恩来玩的更难找了。六大副主席之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属于党外人士，没法用；朱德年岁以高，只剩下一个高岗了，对，就是高岗。

高岗此人创建过革命根据地，有过战功，能搞经济，对领袖忠心耿耿，可以放心使用，制衡刘周，是个很好的人选。于是就有了五马进京的好戏。把各路诸侯调入京城，一方面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进京之后的各路诸侯又能分割刘少奇和周恩来手中那过多的权利，一箭多雕！高。

毛泽东的用人艺术再一次得到完美发挥。这样做有利有弊。益处就是上面说的。弊，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必然产生党内斗争。

高岗进京了，斗争开始了。斗争的题目——谁当人民公仆。

战争胜利了，大家共聚一堂，考虑下一步建设问题。所谓建设，按照官方说法就是给国家服务的问题，也就是给人民当仆人的问题。大家不要笑，给人民当仆人有啥好当的？而且明明都是大官，哪像人民仆人？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新中国，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仆人，不信啊？不信哪个官员敢说老子是人民爷爷，立马就要滚蛋，不论他是谁。当然咯，现在这些人民公仆不靠谱，第一代领导人还是比较靠谱的，毕竟他们都是靠为人民服务起家的。

至于这人民仆人有啥好当的？说实话，乍一看确实没啥好当的。那么为啥大家都要去当呢，那是因为仆人们之间有地位高低。虽然都是仆人，省长就比市长拉风。何况大家要争的还是二把手三把手的位置！

当然，大家都是文明人，不会说这个人民公仆必须由我来当，你去一边休息休息。大家用更为文明的语言去争论。这么争论：咱们这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

以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人就说了，咱们一步一步来，不要那么着急，过渡一下，咱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建设社会主义。

领袖毛泽东虽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且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三重身份让他对这个一步步来并不是很满意，打算快一点，咱搞革命不就是为了社会主义么？现在天下有了，为啥不能快一点？就应该快一点。先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再解决问题也不迟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进入社会主义再说。

毛泽东的这种不满情绪触动了一大批人，高岗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高岗同志到划分：当年党内有两个系统，即苏区党和白区党。所谓苏区党，就是身在根据地，拿枪战争那批人，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所谓白区党，就是在敌占区搞地下活动那些人，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刘少奇成为白区党领袖，后面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周恩苏区白区都干过，属于综合派。

天下是由苏区那帮人用枪杆子打下来的，苏区党属于打天下团队。但是这个打天下的团队多半时间都是在贫寒山沟沟里打仗，在白山黑水里，一手啃馒头一手扛枪，对城市基本上不了解，让他们去管理天下似乎有点强人所难。而白区系统不同，长期在城市从事地下党工作，对城市生活啊、官僚机构呀、管理技巧呀都有一定了解，管理起来比较顺手。不了解也不行啊，要不然怎么搞地下工作，早被抓很多次了。

说白了，当官也是个技术活。能打仗未必能当官，反过来也一样，能当官未必能打仗。

在白区搞过工作人中，除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外，当时安子文管人事调动，薄一波管财政，都在要害部门。那帮打天下的人自然不服气：凭啥老子打的天下交给你们来管？天知道你们在白区都干了啥，和反动派勾结一起欺负老百姓也说不定！说不定你们这些人还曾经是叛徒，故意混入新国家搞破坏呢。

领袖毛泽东一旦流露不满情绪，这个打天下团队就会闻声而得。

实事求是讲，要协调苏区和白区之前的这些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说咱们国家现在很穷，没条件搞社会主义。在苏区相关人士看来就不一样：穷怎了？天下还不是打下？在动员农民搞革命的时候，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大家吃、搞平等么？

毛泽东的理想就是公平，大家平分土地，把公平推向极端，提出所谓“农村社会主义”。刘少奇极其有预见性的预见到“所谓农村社会主义”行不通。毛批判刘少奇有右倾倾向。

然而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正是因为此时刘少奇和毛泽东还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少奇才得以保全。十年之后，刘少奇实力大增，反而输到一无所有，从精神到肉体。这场较量中，高岗代替毛泽东挑战刘少奇。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毛泽东为了刘少奇拿下高岗，可以说相当有趣。

第三章，高岗的资本

高岗的第二项资本——毛泽东的信任

西北王也好，东北王也罢，当年没有领袖毛泽东的信任啥都不是。高岗资本中，最大的一项就是拥有毛泽东的信任。不仅仅是高岗，即使是刘少奇，他的最大资本依然是毛泽东的信任。当毛泽东信任刘少奇的时候，他是国家二把手。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他就是国内最大走资派，被打翻在地。

在人才济济的当年，毛泽东信任的人很多。比方说林彪，虽然没有去朝鲜，依然受毛泽东信任。比方说，彭德怀刚刚代毛泽东打完朝鲜战争，威望正盛，和毛泽东的分歧还没有暴露。比方说罗荣桓，可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军方人物。为啥偏偏挑中高岗？

高岗是国家副主席、高岗是大区书记，这些在别人眼中看来非常重要的条件，在毛泽东眼中都不算啥。毛泽东救过高岗的命，高岗对毛泽东很忠心，这点也不算啥。毛泽东救过的人多了去了，对毛泽东忠心的多了。彭德怀、贺龙等人在最后时刻还在强调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尚未死去的粟裕、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还在忠于毛泽东。所以政治身份、忠心这些条件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毛泽东使用高岗的必要条件是啥呢，说出来非常简单，两个字，干活。毛泽东一辈子的用人标准就一条：干活。他认为谁能干活就用谁。战争年代，他认为林彪能干活，就让林彪在东北当一把手；他认为粟裕能干活，就把陈毅挪开，让粟裕代理一把手。大跃进时认为李井泉、吴芝圃等人能干活，就放手让他们干。现在毛泽东认为高岗能干活。毛泽东一辈子很少看走眼，高岗确实很能干活。

就在毛泽东在批评刘少奇右倾的时候、批评周恩来乱搞新税制的时候，高岗在东北干得很不错，红红火火的，和领袖思想步调都合拍。对此毛泽东深感欣慰，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

高岗在东北干了啥呢，这个要从一个运动说起，就是三反五反。

新中国刚刚建立那会，可谓举步维艰。国外正在进行残酷的战争，要在朝鲜冰天雪地里面对最为强悍的敌人。国内还有上百万的特务和土匪。抗战之前，国民党还在大陆那会，蒋介石同志面对日本人和共产党，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此时的共产党一边攘外，一边安内，压力可想而知。结果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攘外安内均未彻底；毛泽东和共产党，几年之后非但稳住了朝鲜，把国内土匪剿灭干净，取得攘外安内的双重胜利，为何？

原因在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在攘外又安内的途中还干了件事，就是三反五反。

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党和政府。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针对私营工商业。

三反，整理刚和政府，抓出来决不轻饶。当时打天下成功嘛，不少人认为自己有功，可以享受了。张子善和刘青山成了光荣代表，用自己的鲜血和人头给后来人做个表率，因此说享受也是有风险的。如今贪污腐败盛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风险减小，既没有严格的法律，也没有强人手腕。当时刚建国，法律啥的也没有，只有用铁腕。

至于五反嘛，也是必须的。这些人在国民党时代过的是好日子，啥都敢干，蒋介石拿他们没辙，去台湾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走了，他们把当年那些优良作风继承下来，比方说卖给自愿军的物资都敢造假，还想不想混了？

三反，清理了党和政府；五反，清理工商业。海峡另一边的蒋介石先生一定非常感慨：如果当年我也能这么玩，现在恐怖正在庐山上的美庐度假呢。是啊，确实非常遗憾呵。

三反五反运动中，高岗表现非常突出，不但落实了运动，党政整理的很好，还保证了自愿军后勤供应。除此之外，东北市场上还有农副产品、工业用品等等。也就是说，当年的东北人民生活很好很不错。如果搞个调查，东北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比较高。对比关内一穷二白、民不聊生，差距太大了，大到毛泽东都没法视而不见。

同是饱经战火，为啥东北就能搞成那样，而别的地方就不行？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原因，高岗肯定知道这个原因。那就把高岗调回来问问吧。此时的毛泽东对高岗是丈母娘对女婿：是怎么想怎么对心思，怎么看怎么顺眼。不错，高岗是个能干活的人，就是他了。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少不了高岗啊。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派最为信任的秘书之一陈伯达去给高岗传话，让高岗进京。陈伯达当时的职务是宣传部副部长。高岗当然好酒好菜招待这位毛泽东亲信。陈伯达同志呢，酒足饭饱之后揉揉肚皮，充分发挥理论才干，把高副主席从里到外赞扬好几遍。非但如此，又到毛泽东面前夸东北建设如何到位。

于是就有这样的镜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五马，高岗、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饶漱石。一马当先的是高岗同志。

五个人都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比方说邓小平，井冈山时代是铁杆毛派。比方说习仲勋，也是毛泽东从屠刀下拉出来的。比方说饶漱石，华东一把手，那是税收半壁江山啊。选择高岗一马当先，只因为要把高岗在东北干活的方式复制一下。

高岗进京，刘少奇和周恩来倍感压力。毕竟关内都是他们管理的地盘，关内关外一比较，差距明显啊。在当时毛泽东眼中，二人干的并不出色，至少不如高岗出色。所以二人表示压力很大，时不时到领袖那里检讨一番。

一马当先的高岗如同一头来自东北的猛虎，旋风一样进京了，进京之后任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个头衔现在听起来不怎么响亮，但是在当时可是红火一时的。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管很宽，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习仲勋、李先念等重量级人物。重要部门都被高岗拿去了。搞得周恩来只剩下外交部，能把周恩来逼到这个份上到人也没几个吧。

当时态势很明显：经济交给高岗了。

此时的高主席成了一颗大树，隐隐有了和周恩来刘少奇鼎足而立的态势。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此时的高岗已经成功牵制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对政治、对毛泽东知道再多点，就应该罢手，静下心好好干活。那样的话，中国政坛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势。纵观毛泽东一生，将某个人提到要害部门，都是希望这些人好好干活，干出好来，干不好就换。这是领袖用人标准，值得后人学习。

毛泽东当时有多器重高岗？根据《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记载如下：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高岗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一九五三年三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书中透漏，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最为火爆的信息：一九五三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九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这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四十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内奸”，难道是偶然的吗？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的作者赵家梁，五二年任高岗秘书，五四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赵家良本是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高岗的，后来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

高岗的第二项资本——来自军方的支持

和刘少奇一样，高岗崛起于延安整风运动。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南方局，书记为 周恩来；华中局，书记为刘少奇；西北局，书记为高岗。在抗战年代，共产党活动范围也就是西北一带，还有南方的新四军。所以这四个局中，以西北局最为重要。所以高岗才有“西北王”名头。虽然此时的西北王只是中央下面一条虾米，但在中央之外已经是巨龙了。可以说此时高岗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显赫了。

在那之后两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刘少奇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一直在党内稳步上升。而高岗的实力转向军方，具体说就是在东北和林彪合作，以及在朝鲜战争和彭德怀合作期间捞取的政治资本。

解放战争期间，后来四大野战军中，战功最大的当数四野。当林彪和罗荣桓离开东北之后，高岗成了东北头号人物。虽然林彪带着四野去了天涯海角，无论啥时候，东北才是林彪发迹之处。在林彪清闲那会，高岗时不时要跑去串门的，喝两杯茅台，掏掏心窝子之类的。生活方面的林彪是一个清心寡欲之人，见了高岗总是要喝两杯。喝道脸红脖子粗之际，要说一说咱们当年如何如何。可见二人关系之铁。

抗美援朝时代，高岗给了彭德怀最大限度的支持。有了彭德怀和林彪的支持，高岗底气很足。整个国家都是军人打下来的嘛。战争年代，谁得到军方支持，意味着谁将赢得权力。当时的彭德怀和林彪代表了军方绝大部分势力。

高岗搞串联的那会，彭德怀和林彪都是支持高岗的。只是后来毛的态度转变之后，林彪被迫转变态度。林彪转变态度，高岗认栽。

在毛泽东没有转变态度之前，高岗一直在做美梦。

高岗美梦：此后偌大一个国家，就有我来搞了，想想就觉得高兴啊，就可以像在东北那样吃蜜吃糖搞女人来，哈哈哈。

应该说这是两项资本很牛的，所以高岗很自信。

自信过火意味着自负，以至于同时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人同时开火。高岗同志应该好好想一想，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拿下了，那么多活谁敢？谁干得了。都让你高岗一个人干，干的完么你，嗯？总不能让领袖亲自出山帮你干吧。别的不说，就党政军干部，高岗就搞不定，因为高岗没有主持过党内工作，对组织关系根本就不太了解。

高岗第三项资本——盟友饶漱石

按照高岗苏区党白区党划分：邓小平肯定属于苏区党，却没有和高岗搅合在一起；饶漱石肯定属白区党，应该是打击对象，却成了高岗的盟友；陈云也该算白区党，结果他跑去拉拢陈云反而被举报了。所以政治斗争没有定势可寻，只有利益，但没有永远的利益。

饶漱石是什么样的人？是个有才能到人，文武全才。和来自北方泥土里到人才高岗不同，饶漱石是另外一种人才。

一九零三年，饶漱石生于江西临川一位小知识分子家中，上过大学，留学国外，属于早期党内少有的高等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饶漱石同志投身革命运动，搞了一系列到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取得一系列荣誉。

四一年，经过蒋介石一系列精心策划，新四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在皖南山区。刘少奇奉命收拾新四军烂摊子，饶漱石帮了刘少奇很大忙。刘少奇很满意，离开新四军之后，把权力交给了饶漱石。之后饶漱石借延安整风之机在华东把陈毅折腾够呛。从此之后，饶漱石飞黄腾达。成为后来华东一把手，封疆大吏、一方诸侯，而且在全国最富有的地方。

刘少奇比饶漱石年长五岁，两人经历类似，本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都不是贫农，接受过不错的教育，都去苏联进修过，在白区高过地下党，都曾经被逮捕过，都很有才。基于这些理由，刘少奇欣赏饶漱石，提拔饶漱石。正是刘少奇帮助下，白区出身的饶漱石有机会在新四军中攫取更大权力。

当然，饶漱石配得上那些权力。整个解放战争中，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山东军部，和军事负责人粟裕在一起到时间不足一年，而且意见和粟裕常常不一致。相比之下，饶漱石作为粟裕的直系领导，和粟裕非常合拍。粟裕一系列精彩战役，背后都有饶漱石身影。当时人称华东野战军为饶粟大军。伟大到淮海战役中，饶漱石是粟裕第一个支持者，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饶漱石和粟裕共同指挥。这段时间里，饶漱石的才华得到最大程度释放。与此同时，粟裕和刘少奇关系很不错。

这些关系表明刘少奇和饶漱石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按常理，饶漱石白区出身，刘少奇曾有恩于他，应该学学彭真、薄一波等人，跟着刘少奇好好干活。为何要和关系一般的高岗搅合在一起对付刘少奇？况且高岗虽然看起来很牛，地位尚不如刘少奇。这是高饶事件中最让人费解的部分之一。

就性格来说，饶漱石拥有白区干部的典型特征，即谨慎，坚韧。这是最基本的，没有这种性格特征是没法在白区生存下去的。饶漱石这个人身上，最有趣的是他的心机，藏而不露。和高岗那种张扬的风格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同样搞阴谋，高岗来明的，饶漱石来暗的，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家。要解释饶漱石对刘少奇的动作，必须先弄清楚二人的关系。

理一理饶漱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可以观察一个大致脉络：从始至终，饶漱石对刘少奇极为警惕、且严重不信任。从始至终，刘少奇都是饶漱石的领导，从始至终饶漱石都在试图摆脱刘少奇的影子。

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时代来临。当时满洲境内中共力量极为薄弱。二九年刘少奇奉命去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主管东北事务。不久刘少奇在奉天被捕，中央为了防止意外，建立临时省委。饶漱石代理中共满洲省临时省委书记。饶漱石当然想去掉“代”字，成为正牌省委书记。不久刘少奇出狱，临时省委取消。

对于刘少奇的被捕到出狱，由于环境严酷信息闭塞，有人都怀疑，怀疑刘少奇在狱中有“变节”行为。从后来毛泽东托付高岗查刘少奇在东北的行为到文革打倒刘少奇的罪名来看，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早期的怀疑者中，饶漱石就是一个。因为刘少奇出狱之后，饶漱石等人也被捕了。对别人而言，刘少奇在狱中行为可能是捕风捉影。对饶漱石而言，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怀疑理由，因为他是“受害者”嘛。

要知道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被捕意味着双重折磨，刑罚拷打都是小事，弄不好性命不保。即使保住了性命回到组织中，也会遭受怀疑。比方说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后来都因为被捕事件复出过惨痛代价。当时中共在满洲的官吏被捕概率非常高。当饶漱石把自己被捕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刘少奇的恨意已经无法清除了。当然这是隐痛，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认为，没证据不便乱说。

出狱后的饶漱石到上海做工会工作，担任一系列职务。此时，刘少奇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又是饶漱石的顶头上司。饶漱石更不爽了：“刘少奇就是跟我过不去，我搞青年运动，他要掺乎；我改搞工会运动，他又来牵头。”

饶漱石不爽的理由如下：比家境、比学历都不比刘少奇差，凭啥你刘少奇一直压在我头顶上，就因为大几岁吗？当然还有那心中的隐痛。

为了对付刘少奇，饶漱石特意向整人专家康生同志打小报告：“刘少奇是个可疑分子。1929年8月10日，满洲省委组织奉天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由于混入奸细，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刘少奇等省委负责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狱不到两个月就被释放，其他同志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处决。当时，很多同志都怀疑刘少奇同敌人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这有待查证。”三十年后，刘少奇被打倒，罪名就是叛徒、内奸。其实证实了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怨恨。

皖南事变，项英身死，叶挺身陷囹圄。饶漱石认为应该轮到自己当老大了，结果中央又派刘少奇重整新四军，结果刘少奇又成了饶漱石“领导”，饶漱石当然很生气，跺脚曰：“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去调查，饶漱石再次告刘少奇的状，说刘少奇不敢打仗，怕死，生活腐化，打老婆等等，总之刘少奇是小人。现在普遍拿这些小报告证明饶漱石心胸狭窄。确实，饶漱石并非胸襟宽大之人。但他这样做证明他对刘少奇有怨气。

等到刘少奇调回中央，又强调新四军军务应该以陈毅为核心。饶漱石再次气得跺脚，好像刘少奇一直跟他作对。当然后来饶漱石排挤了陈毅，又凭借自己的能耐在新四军中干出一番事业。解放后权力重新分配。风风光光的五马进京之后，饶漱石虽然任组织部长，主管人事，仍然是刘少奇的部下。总之一句话，出身、学历、甚至能力都不差的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老部下。了解这一段故事，就能知晓饶漱石同志为啥不愿意跟随“白区党正确代表”、“老领导”刘少奇了。

这些只是看得见的表层原因，不足以解释饶漱石愿意帮助高岗对付刘少奇。决定政治选择的永远是利益。以个体来看，高岗实力固然强悍，和刘少奇相比并不占优势。刘少奇当时的身份是国家第二号人物。高岗最多只能算第四号。而且第四号的高岗对二号人物刘少奇开火同时，还把三号人物周恩来一并扯进来，胃口太大了。无论饶漱石对刘少奇多少私怨，作为一个久经风浪的大人物而言，饶漱石都不会不顾一切的去帮助高岗。

饶漱石所以选择帮助高岗，除了一切外在原因，他心中还有自己的一本帐。这本账上记载着许多隐秘的东西。因为在饶漱石眼中，刘少奇代表不了白区党，至少代表不了他饶漱石。饶漱石如此选择，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另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毛泽东。

饶漱石和毛泽东

五马进京时代，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一把手，已经很了不起了。全国比他大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几个人之中就包涵刘少奇。刘少奇能够一直当饶漱石的领导，除了个人实力之外，和机遇也分不开。建国之初，没有军功的刘少奇可以稳居二把手，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刘少奇达不到那个位置。

饶漱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直不愿意跟着刘少奇，因为他不愿意屈居刘少奇之下。如果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如果能取得毛泽东信任，如果刘少奇下台，这一连串如果背后将指向一个结果：饶漱石将取代刘少奇。

不是高岗取代刘少奇么？那是在高岗的美梦中。饶漱石另有一本帐。

翻阅饶漱石的账本之前，先要理一理饶漱石和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和饶漱石的关系并不复杂。饶漱石一直在白区，没有经历长征，第二次回苏联之后到新四军上岗，可以说和毛泽东基本上没有交集。非但没有交集，还是毛泽东比较忌讳的一类。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基本上掌握在项英手中。项英不怎么买毛泽东的账。不仅不买毛泽东的账，还忠实的支持王明（已回国）张闻天博古等国际派。和项英不怎么合得来的叶挺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只因新四军军长更像空架子而已。

此前刘少奇对张闻天等国际派发难却败下阵来，除了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理论功底深厚，刘少奇双拳难敌四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项英掌控的新四军还在忠于国际派。如果强行整风，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如果分裂，国际派有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支持，占据正统地位。毛泽东将很难做。所以毛泽东一直在妥协，妥协到共产国际解散，才大张旗鼓的推行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之后，才确定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

饶漱石进修回国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正好是项英。饶漱石这个职位加强了国际派对新四军的控制。那么饶漱石是如何实现华丽转身，即从毛泽东忌讳赢得毛泽东信任的？答案是皖南事变。

从皖南事变开始，饶漱石和毛泽东有了联系，而且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皖南事变中间饶漱石和叶挺联合给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项英、袁国平（政治部主任）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复电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又过一天，毛泽东再次发来相同内容。

饶漱石这份电报对毛泽东而言相当重要：给了毛泽东拿下项英的理由（此时尚未确定项英牺牲）。这封电报意味着饶漱石选择和国际派决裂。正如同样有国际派背景的刘少奇从党内和国际派决裂。饶漱石这个举动相当于从军内和国际派决裂。新四军已经是国际派最后的武装力量。失去新四军，国际派之中，只剩下一帮靠“嘴”和“笔”生存的理论家，失败已是注定。

应该说毛泽东能够击溃国际派，党内靠刘少奇，新四军内就靠饶漱石了。

饶漱石从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新四军站稳脚跟。皖南事变之后，重新整合新四军的是刘少奇。因为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正在合作。刘少奇又有国际派背景。由刘少奇出面，抵触情绪会小一点。当刘少奇整理完新四军离开之际，把新四军一把手位置交给饶漱石，饶漱石代理中原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饶漱石一下子越过老资格的陈毅，除了刘少奇的提拔信任推荐之外，背后认可的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刘少奇只是一个中央委员而已，党内一把手还是张闻天。在刘少奇和张闻天之间，还隔着若干人。没有毛泽东认可，饶漱石不可能爬上去。接下来延安整风。毛泽东借饶漱石之手在华东重整新四军。饶漱石趁机赶走陈毅。此后饶漱石竟然去掉了“代”字，成为华东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除了毛泽东，谁也没法给饶漱石这么大权力。陈毅回到延安之后，对饶漱石给他的帽子不认，以至于长时间不在新四军军部。幸好粟裕横空出世解决了新四军作战问题。这些都是后话，后面再说。

正因为饶漱石和粟裕在新四军配合很好，五二年除夕之夜，中央才派粟裕到华东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饶漱石眼睛有点问题。粟裕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这一切引起了饶漱石的疑惑。正如高岗号称东北王一样，饶漱石在华东也是一把手，说一不二。现在离职休养，一下成了闲人，不怀疑才怪了。而且进京的方式很奇特，由粟裕陪伴。粟裕虽然和饶恕关系不错，但终究是个武将。难免让人联想到押解。饶漱石的疑虑是有道理的。

当时大环境要搞三反五反。饶漱石在华东不是特别积极，和中央步调不太一致。中央就派彭真薄一波到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彭真和薄一波跟刘少奇关系不错，又加深饶漱石对刘少奇的不满。这时候调饶漱石进京，连职位都没了。难道说自己被调虎离山了？只有自己被调离，彭真和薄一波才好查问题嘛。

饶漱石在医院呆不住了，出院之后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毛主席隔壁。第二个晚上，坚决要求在深更半夜找毛泽东谈话。不是饶漱石同志多么想念毛泽东，而是急需从毛泽东那里摸摸底。当然见面还是不能说主席你给我交交心吧，可能会说很久没见主席了、我多么想念主席大人、已经迫不及待了等等。寒暄客套之后还是要进入正题的。饶漱石就说了，主席大人啊，我的工作问题上还想请你指点指点。

指点啥呢，我已经革命几十年了，想知道在你老人家看来，小饶我对敌斗争是否勇敢？这是那一代人试探毛泽东的经典套路。很多人在感到自己被怀疑时都会祭出这一招，比如陈毅和贺龙，如果毛泽东说某某人是个好同志，好，心理石头落地了。

第二个问题是，小饶我搞建设没有经验，在华东不知道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派粟裕同志到上海啥意思啊。

毛泽东是个明白人，自然知道饶漱石的弦外之音，就做了一番解释。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肯定表示中央对他没任何意见。派粟裕去华东，可以解释为中央对饶漱石重视。粟裕跟饶漱石关系好，是避免饶漱石心中抵触情绪。要是换成别的将军，比如说许世友那种，饶漱石会高兴？饶漱石还是不满意，毛泽东就一再解释，这样折腾几个小时。最后毛泽东表示，那个小饶啊如果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漱石才告辞。幸好毛泽东习惯深夜工作，要不然这么折腾，老骨头就要散了。

饶漱石敢这么做，敢于深夜打扰伟大领袖，至少说明三点。第一点，地方上班的同志对领袖心思不了解，一旦遇到政策变动反应速度不如中央同志快。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就足够了解，知道啥时候应该道歉检讨。高岗和饶漱石就倒在对毛泽东心理把握不到位上。

第二点，就是饶漱石自认为和毛泽东关系很特别。毛泽东是什么人，相见就见，坚持半夜去见就半夜见的？他的威严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没有相当的关系和实力，绝对不敢这么干的。饶漱石这么干，不仅仅要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那么简单。他有更进一步打算。

这就是第三点：他有让毛泽东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的事。

那天夜里，饶漱石很可能跟毛泽东秘密汇报刘少奇在东北的事。从饶漱石对刘少奇的一贯怨言来看，他可以跟周围人抱怨刘少奇，可以跟周恩来抱怨刘少奇，自然也会跟毛泽东汇报刘少奇当年隐情。这样既可以向最高领袖表忠心，又能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么，一举两得，简直是天赐良机。而毛泽东很可能给饶漱石某种暗示。如同暗示高岗那样。正是这种暗示给了饶漱石信心。根据《半截墓碑下的往事》记载，毛泽东让高岗调查刘少奇的事发生在五三年春，是否跟饶漱石的秘密汇报有关？毕竟当年在满洲活动的共产党人中，已经没有人比饶漱石更有发言权了。

饶漱石夜访毛泽东之后，第二天便放心去大连修养了。接下来饶漱石得到这样一个职位，组织部长。组织部是干吗的？那是管人事调动的，可以说最抢手的职位之一。再接下来便是给高岗配戏，而且相当默契。当高岗搞串联时，其它大区书记如邓小平没有理他，关系很铁的陈云也不陪他玩，唯有饶漱石应了。为何？

现在主流观点是饶漱石愿意给高岗当打手。这个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

事实上白区党和苏区党并非高岗发明的，而是一个客观事实。中观党史，大革命失败之后，白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在白区。中央进入苏区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白区人士，都是国际派知识分子，从王明到博古到张闻天，都可划归白区党之列。也就是说在刘少奇之前，白区党处于领导地位。当刘少奇成为“白区党正确代表”之后，毛泽东才首次成为党一把手，也就是苏区党起主导作用。

战争期间，虽然战场上苏区将士起主导作用，但是白区干部组织行政能力很强，建国之后居于国家各个重要部门。即使刘少奇被拿下，出于平衡需要，白区这一块依然需要新代表上台。这个人能是谁呢？只能是饶漱石！

陈云是一个选择。陈云善于搞经济，而且东北干的不错。但是东北代言人是高岗。而且陈云行事一直低调。此时的饶漱石是华东一把手，华东历来是国家经济支柱，税收占据半壁江山，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饶漱石还是三野党内形象代言人。

假如刘少奇真的下台，那么取代他的很可能是饶漱石而非高岗。高岗很强，但是代表不了白区。这应该就是饶漱石内心里盘算的那本帐。这就是他冒着风险配合高岗的原因。因为成功之后利益极大，值得冒险。

就高岗和饶漱石二人比较。比组织办事搞关系能力，高岗不逊于饶漱石。比心机，饶漱石胜出。所以结论是，饶漱石对刘少奇有怨气，而他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刘少奇，而非帮助高岗取代刘少奇。因为在他看来高岗取代不了刘少奇。

这一切都是个人分析。随着高岗自杀、饶漱石惨死，这一切可能永远么有答案了。

二人联手可以说如虎添翼，本想大展宏图，没想到中途折翼，一同跌入深渊。高岗自杀了，倒也干脆，活着的饶漱石就苦了，先是高饶死亡联盟，接着牵扯到潘汉年的案子里，好不容易把牢底坐穿，出狱碰到文化大革命，再次入狱，终于死在狱中。

只从五马进京，有才的饶漱石再也没机会发挥自己到才华，一代英才竟然在牢狱中消磨掉时光，可悲不！？

叹：权力是毒药，有才的人才会抢着去喝！呵呵。

第四章，行动

高岗在行动之阴的一手

高岗同志要挑战刘少奇和周恩来，但不会直接说现在你二老到一旁歇歇，这个位置由我高岗来搞，他不会那样。那是小孩子做游戏。政治游戏是一种高智商游戏，更为隐晦复杂。高岗同志见了刘少奇或周恩来，依然微笑和蔼的祝对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说到底政治斗争是一种理智而隐忍的游戏。要玩这种游戏需要极大到耐心和巧妙到智慧。讲究无声无息之中搬掉敌人。这种游戏到最高境界是把敌人卖了还要敌人数数钱。

其实高岗的动作分两部分，阴阳两手。

阴的一手就是背后拉人，拉一些大人物，具体说就是计划委员会的那些人。

该拉哪些人，高岗心里有本帐。当时全国六大局。而且一开始比较顺利。

东北局，高岗本人，自己当然要帮助自己。

华东局，饶漱石，高岗到主要盟友。饶漱石决定跟着高刚同志走。

中南局林彪和西北局彭德怀，二人跟高岗的关系远比和刘少奇亲密，战友上台当然好办事嘛，而且高大麻子还算痛快人，没那么多弯弯绕，支持或默认就是了。对于二位政治水平不怎么样的军人（相比之下）来讲，如此选择无可厚非。他们二位对刘少奇一向不怎么感冒，就算不支持高岗也不会支持刘少奇。

华北嘛，是刘少奇、薄一波的根据地，打不进去，干脆放弃算了。

就剩下西南了。西南局，邓小平。

只要再把邓小平给拉过来，那么离胜利又近一步。按照高岗同志苏区党和白区党到分法，邓小平是标准到苏区党，拉过来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高高兴兴到找邓小平了。

高岗这一路拉人，拉到陈云和邓小平那里碰了钉子。

陈邓二人都是有政治头脑的人，政治敏感性上远远胜过林彪和彭德怀，这也正是二人能够躲过那一波波斗争，最后终于在毛泽东离开之后主导中国政坛的原因。

高岗先后拜访了陈云邓小平二人。

高岗和陈云是老战友，在延安就相识，时不时吃吃饭、唠唠嗑、掏掏心窝子那种。抗战结束后一起去东北干得有声有色，关系相当不错。对于陈云，高岗自认为还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栽在陈云那里。

高岗跑过去跟陈云聊了聊天，大概意思，我们联手压制刘少奇，他根本不行，伟大领袖已经不要他了，咱们好好合作等等。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据高岗夫人说，陈云背叛了高岗；据陈云说，是高岗封官许愿什么的。糊涂账，已经说不清楚了。

随后邓陈二公直接去了领袖那里揭发了高岗的暗箱操作行为，高岗命运就此转变。

应该说陈邓二人都是成熟的政治家。所谓成熟的政治家，就是鸭子煮熟了再吃。你高岗画饼充饥，哄哄林彪彭德怀那些政治脑袋比较欠缺的军人就可以了，不要关公门前耍大刀，班门弄斧啊。要玩也玩点高明的。

这是阴的一手。这一手就是高岗现在的主要罪证：破坏党纪国法。当年打倒高岗到可不止这些罪名，这些罪名并不足以致命，也不足以让高岗自杀。

高岗在行动之阳的一手

还有阳的一手。

暗地里拉人只是积蓄力量，力量储备差不多了就能进攻了。进攻也需要突破口，高岗的突破口就是薄一波和安子文。这就是所谓“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

正如高岗是毛泽东救出来的一样，薄一波和安子文都是刘少奇从草岚子监狱里救出来的。当时日本即将进攻北平，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不是刘少奇伸出援手，薄一波和安子文极有可能成为革命烈士了。薄一波和安子文作为刘少奇的左右手，是刘少奇心腹干将。

高岗希望通过打击薄一波和安子文达到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高岗认为，薄一波和安子文就是刘周的软肋所在。当时他们确实各有各的问题。

薄一波，长寿翁，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二零零七年，享年九十九岁。薄老非但长寿，而且命硬，白色恐怖时代数次被捕入狱且完好无损，建国后官至副总理。

薄一波，山西人，善理财，建国后身居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干嘛的呢，通俗一点说就是管钱的。要管钱怎么收或怎么花。偌大一个国家，很多地方要收钱，收了钱怎么花，都需要财政部长操心摆平的，出了问题吃不了兜子走。薄一波恰好长新税制问题上兜子走了一回。

所谓税制，就是收钱，收谁到钱，钱怎么收，收多少。

所谓新税制，就是把旧税改一改。旧税制偏向保护国有企业。经过三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壮大，此时的私有企业面临困难，和一系列私人老板会谈之后，周恩来和薄一波决定改变这个状况，决定平等收税，保护私人企业。这事用现在眼观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要保护私有制肯定很难。不仅仅困难，简直是逆流而上。

这样大问题本来应该由大家讨论，喝喝茶，再讨论讨论，最后由最高领袖拍板的。偏偏这次干得很仓促，仓促制定政策，仓促实施，许多高层人物通过人民日报才知晓。其他人也就算了，身为国家主席和党主席的毛泽东不知道，很生气。向来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怎么会如此粗心？怎么会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毛泽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首先上周恩来反复解释道歉，然后是薄一波挨批。

这么好的机会，高岗同志自然不会放过，就和亲密战友饶漱石一道狠批薄部长，并且给薄一波送上一顶霸气十足的帽子——财霸。然而财霸这帽子看起来很可恶，应经不适应新时代的斗争。毕竟都解放了，不比解放前都财主，财霸——这顶帽子已经老土过时了，明显杀伤力不足，和 “篡党夺权”“里通外国”之类的高级货根本就不能比。

高岗希望通过猛击薄一波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之目的。仅仅一个薄一波上不够到，还需要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安子文。

安子文，生于一九零九，卒于一九八零年。

高岗活动年代，安子文职称是组部副部长，部长恰好就是饶漱石。安子文卷入高岗事件，是因为一份神秘的政治局名单。这个名单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有财政部的薄一波，而没有威震天下的林彪。高岗抓住这一点向安子文进攻。

前面说了，薄一波也是个牛人，在白区干了很多事，建国后任财政部长。但是和林彪比起来，吨位还差了很多。林彪是谁啊，在打天下的年代，林彪可是影响局势的决定性筹码之一。虽然解放战争后期，林彪身体不咋样，作为四大野战军战功、规模最大的四野旗帜，毛泽东心腹爱将，进入政治局总不过分吧。

把薄一波放在政治局之外，薄一波还是财政部长，还能继续正常工作。把林彪给漏了，就算林彪自己不吭声，四野下面那群人能服气？政治嘛，讲的就是平衡和稀泥。不能和稀泥的政治家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从当时局势来看，安子文这份八大政治局名单不但没能平衡各方面势力，反而惹出乱子。

安子文这份名单怎么出炉的呢，有一种可能，就是安子文头脑发热，私下搞了这样一份名单给毛泽东。这种可能性不大。安子文只是组织部副部长，如果自己私下搞名单，按照程序，应该让正部长饶漱石知晓。饶并不知晓。除了精神不正常找不到其他解释。

那就是背后有人授意了。当时政治局中，卡在毛泽东和高岗之间的实权派只有两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周恩来已经被新税制问题搞得晕头转向检讨呢，可没空再搞啥政治局名单给自己惹麻烦了。那就剩一个人了，刘少奇。刘少奇最有可能。

理由太多了。高岗，以及支持高岗的那些人认定是刘少奇的主意。

高岗准备抓住这事做文章，到处散布这份名单，某种程度上，高岗成功了。这一招不仅换来了林彪到支持，同时惹得打天下的那群人大怒，纷纷批判薄一波。有些人说话比高岗还激烈。比如谭震林说主席有大权旁落的危险，白区党要夺主席的权，现在情况很危险。

批薄会议期间，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家由高岗领衔一块去看望林彪，阵势浩大。啥意思呢？无非向刘少奇示威：你那名单上不是有薄无林吗，我们偏支持林彪。重工业部长王鹤寿在西山上讲，林总看问题就是准，他讲：现在有白区党人篡夺中央权力的危险。谭震林也讲，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白区党为首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主席有被架空的危险。诸如此类到讲话表示会议斗争气氛非常紧张。

当年薄一波也好，安子文也罢，在中央还是小官，不值得高岗耗费如此力气。

高岗同志所以如此卖力，希望通过抨击薄一波继和安子文把战火引到刘少奇身上。只要把战火烧到刘少奇身上，就有可能把刘少奇烧掉。

看看这两手，哪像搞政治斗争，简直在敌后和敌人作战。有了攻击对象之后，到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搞策应，然后军队侧面迂回进攻，一举拿下。还是军人那一套，而且不择手段到连累领袖，不遭殃才怪了。

都啥年代了，都和平建设了，还搞这一手。

所以这个美好愿望始终没达成。非但没烧到刘少奇，把自己给烧了。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要对他自己的忠实粉丝高岗动手了。

毛泽东的转变

毛泽东对高岗动手，原因很简单，高岗出轨了，超出了毛泽东划定的界限。

毛泽东的要求很简单——干活。干了活再谈其它。

毛泽东器重高岗、提拔高岗是为了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目的已经达到了。高岗已经拿到很多权利，他的计划委员会能管的事比周恩来的政务院还多。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高岗应该收敛一下，好好干活了。干出成绩再说。毕竟要从伟大领袖手里要东西，首先要证明你自己的实力，用你自己的实力去争，而不是要领袖白送。周恩来和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权力也是通过自己实力挣来的，不是领袖给的。

进京后的高岗相当于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和刘少奇和周恩来差不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好好干活公平竞争，谁干得好谁上。没有成绩就想从领袖那里要权利，你当毛泽东是谁，是拿着糖果的街头大妈啊！

如果高岗就此埋头苦干，干出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的斗争水平还停留在军事战争阶段，以为可以一鼓作气拿下，以为毛泽东的目标仅仅是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却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让三个人相互制约、好好干活，好好帮助自己搞社会主义建设。高岗倒好，不但自己不干活了，还到处煽风点火，扰得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没心思干活。本来一盘好棋，就这样被高岗给搅合了。毛泽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给过高岗机会，很多时候轻轻点过高岗，高岗依然是牛脾气，依然硬干。比方说在安子文拟定的政治局名单上，毛泽东应该知道是咋回事，却没有追查。高岗依然咬住不放。非但咬住不放，借休假之际到处散布，从北京到杭州到广州，以便煽动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怨恨。散布到广州叶剑英那里，叶剑英连忙跑到北京问毛泽东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惊讶反问，你咋知道？

那份名单是毛泽东亲自给高岗看的，连朱德都不知道，属于绝密。高岗这么一路散布，相当于把领袖天机给泄露出来。要知道最高领袖那是永远公平公正白璧无瑕的，高岗这么干实际往领袖身上泼泥水。好啊，高岗，你胆子未免太大了一点。

高岗这么干，除了表明其政治上不成熟之外，只能有一个结果，找死。

非但如此，当高岗再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名单扩散的事，高岗也不敢承认错误，而是推脱责任。这态度和刘少奇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只要毛泽东一有意见，二人立马检讨，自我批评，态度好到不能再好。这不，周恩来还在为新税制问题不停检讨呢。这个高岗，还没有上位就如此，有朝一日大权独揽，会比刘周更好？

直到此时，高岗仍然不知道收敛，本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继续自己的“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的伟大事业。他以为刘少奇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他预测是对的，刘少奇倒台确实是时间问题。只不过他高岗看不到了。高岗终于撞上了南墙，只是已经没有回头机会了。

毛泽东先把揭发了高岗的邓小平和陈云搬回来替薄一波解围，随即亲自出马。毛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

领袖改变立场，高岗知道自己完了，为了挽回局势，写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还把他写的信给其他同志传阅一下，以示自己和高岗从来没有关系。

有人还想把事情往林彪身上扯。毛泽东制止了。

毛终究没有动彭德怀和林彪。彭德怀刚刚从打完朝鲜战争，威望正隆，这时候拿下来恐怕不是时机。至于林彪，呵呵，毛泽东会为了刘少奇等人把林彪拿下？别扯了。

毛泽东为啥在高岗这事上反戈一击？五年之后，在庐山对彭德怀同样反戈一击。个中原因就一个，刘少奇。

第五章 高岗的失误

前面说了，高岗有几项资本，很给力。

也许高岗不明白，正是这些牛叉的资本导致他最后的惨败。

高岗自以为和毛泽东关系虽然密切，但是刘和毛的关系同样密切。从延安整风开始，毛刘联盟就是党内最具实力的政治同盟，代替毛泽东主持党内工作。

可以说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主要臂膀，就像在军内依赖林彪一样。正是依靠这条臂膀，延安整风之中，才能横扫国际派。高岗不论党内或军内都没有这种能量。这是第一点。多年来刘少奇在毛泽东身边干活，朝夕相处中对毛泽东相当了解。何时该检讨，何时可以斗争，刘少奇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

高岗和刘少奇的斗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和刘少奇斗，而是对毛心理变化的把握。毕竟谁胜谁败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之外，毛的态度同样重要。最后高岗完蛋了，并不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更有道理，而是因为高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如果高岗按照毛泽东的设想的那样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还是很有机会的。

第二点更为致命，即使当时毛泽东抛弃刘少奇，恐怕也难选择高岗做继承人，因为支持高岗的势力来自军方。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一旦局势稳定，就必然抑武扬文，从韩信到年羹尧结局都一样，时代变了，实质从没变过。如果高岗的主要支持者不是林彪和彭德怀，也许还能成功。到新中国建国那会，毛泽东费尽心机给军方大佬们安排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比不上李世民善待李靖等人，比起刘邦和朱元璋等人要强多了，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差不多。当然后期各种运动是另外一回事，后面再仔细分析。

刘伯承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说：“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于是战争刚结束，刘伯承主动要求去筹建军校，四野的林彪病了，三野的粟裕病了，聂荣臻代了一段时间总参谋长之后就去搞科研了。只剩下一个彭德怀还带兵。

抗美援朝刚刚结束，军人力量已经鼎盛，需要弱化，而非加强。

战争已经结束，正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国家需要建设，政治家正在发挥更大作用。军人能打仗未必可以治国。纵观林彪和彭德怀一生，只见治军之术没见治国之道。就算没有后来的九一三事件，就算林彪上台，他能把中国带到哪个方向？

因此毛不太可能扶持高岗上台。如果高岗取代刘少奇，高岗用什么人治国？高岗能用的人还要来自军方吧。让林彪或彭德怀当国务院总理，他们搞得定吗？

当时的刘少奇虽然是白区党代表，有一帮追随者（高岗语，有个圈圈），这帮人打仗不怎么行，但是玩政治还是可以的，搞组织管理方面，比军方那帮大老粗强多了。在治国搞经济方面也不见得多么厉害，至少可以把各个部门撑起来，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毛泽东所以把基本上没有军方势力的刘少奇拔高到党内二把手的位置，就是要搞平衡，平衡军方那些大佬们。这一招收到过奇效，比方说延安整风，就是靠党内那些能说会道的嘴巴和善于生花的妙笔收拾各个派系大佬。后来历次运动靠的也是那些嘴和笔。因此毛泽东纵然对刘少奇有诸多不满，也不会轻易打破这种平衡。放弃一个来自军方的高岗，军方实力还摆在那里。依然很强大，依然需要弱化抑制。

归根结底，毛抛弃高，并非想要把高置于死地（哪知高岗分担政治素质不过干，心理素质也不过关，为此领袖十分惋惜），而是要打压一下军方势力。虽然刘少奇和周恩来实力比较强悍，但当时（抗美援朝刚刚胜利）也不见得就比林彪和彭德怀强多少。这是世俗功利的分析方法。

另外高岗私生活上看，高岗也不具备一个领导人特点。倒不是长相问题，而是他具备其他领导人都不具备的特点：生活太超前，和很多女性有肉体关系。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就调走。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某日高岗在南方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然后就多一个情妇。

看看高岗流传的风流韵事吧。

风流韵事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逃到中国东北，高岗到东北后喜欢上俄国姑娘。其中中的一些年轻女人，实际是高级妓女。有一次，高岗在一个俄国女人那里睡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再打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那女人送去一笔“交际费”解决问题。

风流韵事之二：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这个女人可能是个间谍，是公安人员重点关注对象。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刚想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保卫人员很紧张。根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戒指有剧毒，见血封喉。万一给高岗来这么一下，影响多不好！保卫人员职位太低，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的这种腐化让很多人看不顺眼，连向来和颜悦色的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在批判高岗时，特意点出高岗生活违背了共产党人原则。在中共早期中共高层，即使开批斗会，也是有理说理，不涉及私生活，高岗同志因自身光辉业绩破例。

品行如此恶劣之人，还想成为党和国家元首？

当年老一代主要领导人多数都不止一位夫人，但高岗不一样，足足领先他们半个世纪，更像某些现代领导：乱搞女人，花样百出。高岗同志不但私生活腐化，还能腐化出魅力。林彪本人相当讨厌那种乱搞男女关系之人，唯独对高岗例外。林彪的谨慎古板讲原则大家都清楚的，能让林彪破例的人自然非比寻常。

高岗还有一个致命伤——和苏联关系很铁。早在东北之际，高岗就散布信息：斯大林看不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唯独对他高岗情有独钟。虽然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之中，但是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允许一方诸侯和另外国度眉来眼去的。毛泽东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高岗和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中或许运输苏联军火有帮助，战后就成了不确定因素。这层关系最终演变成了高岗最为致命的罪名——里通外国。

在那个各种帽子满天飞的年头，就两顶帽子不能戴，一顶是这个里通外国，这是军方人物的禁区；另一顶嘛，就是文人的禁区，叫叛徒。刘少奇最后倒在后一顶帽子下。

要是没有——里通国外——这顶帽子，高岗不会输的如此彻底，也就不会自杀。那些没有自杀的，比方说彭德怀，一辈子到死都要摘下里通外国的帽子。

刘少奇必须赠送高这顶帽子，高岗不倒，刘少奇就危险。事关生死存亡，昔日同志今死敌，谁也不会客气。

所以高岗败了，败得很惨。至于刘少奇为何送给高岗那么多大帽子，只能说搞政治的比较有创意，另外政治斗争虽然不流血，同样你死我活。

假如没有这档事，一年之后的军衔评选上，身为陕北革命根据地代表人物兼东北王的高岗，如果参与评选，至少是大将军衔。具体事例可参照罗荣桓。当时的高岗，比当时的邓小平更特殊，而据说邓小平是不参加评选元帅的。可惜咯，不是吗？

斯人已去，故事还在。从性格上看，高岗有缺陷的，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高岗同志虽然干事麻利，为人比较有头脑，但距离政治家还有差距，最为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忍。看看陈云和邓小平，被批了又批，一批再批，没事。只要不杀头，就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到最后终于翻身做主人。高岗同志倒好，批斗一下就忍不住了，一会手枪自杀，一会安眠药自杀。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岗死身亡，时年四十九岁，尚未知天命。

评：高岗，毛的粉丝，能干但政治不成熟。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所以他的一生概括为——诨。

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个人经历有关。出事之前，高岗的人生一直处于上升期。从一个贫苦的农民青年上升到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中共高层虽然斗争不断，但是高岗同志没有经历过井冈山斗争，虽然被朱治理修理过，但那时尚不成气候。延安整风时是受益者，西北收益到东北，东北收益到北京，首次成为受害者就没有顶住。如果经历过一些斗争，或者经历文革磨砺一番，也许就更具备斗争经验了。

历史没有如果，但还要提出一个如果。

自杀之后留下这样一个谜题：如果高岗不死会怎么样？

要是不死，高岗肯定会东山再起。等到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满的时候，肯定再想到和自己比较合拍的高岗。但高岗能登上九五之尊么？一个字，玄。除非他能把整个中国建设成当年东北的样子，太难了，不太可能。

高岗在东北搞的不错，主要原因是东北当时被日本人经营多年，有相当工业基础，而且苏联援助也方便。能把全国搞成东北模样？拜托，高岗也不是神仙。让高岗管理国家，最后方向很可能向刘邓靠拢，肯定是一边响应伟大领袖之号召，一边弥补现实之窟窿。虽然也能干得不赖，但毛不会容忍他那么干下去的。因为那么干下去，中国将提前进入“资本主义（就像现在）”，脱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

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得不到啥，而是得而复失。

十年拥有，一朝失去，非常人能忍受。

如果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追求轰轰烈烈，那高岗同志也无憾了。比起亲密战友饶漱石那般断断续续的磨难，他走的倒也干脆。

高岗吃过安眠药之后脑袋里想过啥？贫苦的同年生活，到一幕幕血肉横飞的场面，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孔。这些属于记忆的片段中，应该少不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吧，从延安救命到北京冷漠转身，应该有很多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中，对毛泽东是怎样的感情？感激还是恨？不论如何应该，高岗轰轰烈烈的一生都和毛泽东纠缠在一起。从他完成了后勤总长那一刻，他的人生使命就完成了，剩下的不要也罢。如果能想通这一点，应该释然了吧，最后的嘴角应该浮现一丝微笑。

不成熟也罢，诨也罢，生活腐化也罢，作为一个充分展示了自己能量的生命，一个给国家出过大力气的人，最终的最终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丝微笑的。

由高岗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高岗案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铁的铁案之一，除了林彪和江青案，估计没有其他案件比高岗案更铁了。高岗真的就十恶不赦么，在我看来，比起大跃进时代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同胞饿死一大堆的各位封疆大吏，高岗还是一个好同志，至少没有伤害到百姓。

在翻案风盛行的时代，高岗的案子没能翻，很大原因在主政者身上。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翻案的。毛泽东时代的案子，基本上没有彻底翻案的。即使毛泽东说过要给贺龙翻案，也没彻底翻。高岗的案子是毛泽东亲手定下的，当然更不会翻。

那个年代，毛泽东手下人才济济，只是很多人都是偏科，要么能打仗不能治国，要么能治国不能打仗。也找不到几个能在文韬武略方面胜过高岗之人。即使高岗死了，毛泽东仍然怀念高岗，直到十年之后还在念叨说高岗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搞死的。然而毛泽东依然亲手定下高岗案——反党搞分裂。为什么？恨。

毛泽东痛恨高岗不理解自己，痛恨他的自杀。高岗自杀在当时震动很大。高岗是立过大功的人。很多人的记忆中，高岗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东北王，还是那个一马当先的牛人，怎么一转眼就自杀了？很奇怪呀。毛泽东为了维护中央的光辉形象，当然不能说高岗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在跟刘少奇斗争中失败了、由于斗争很激烈、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只能说高岗同志是坏人，想要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想要出卖咱们可爱的祖国。因为国家需要建设，需要人干活，而活是活着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而非死去的高岗。毛泽东不能指望高岗还魂帮助自己搞建设，就这么简单。

高岗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不管啥样罪名都无所谓了。毛泽东定罪高岗并不是要对死去的高岗怎么样，除了安慰高岗的政敌，要有一层意思：敲打其他那些活着的人——老实点，不要学高岗，不然的话就是死了也要遗臭万年。所以后来的彭德怀等人，都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坚决不自杀。这个保证一方面起到自我保护之作用。退一万步讲，万一给人害了，也不至于落到高岗那般地步。所以毛泽东对高岗很纠结，一方面念叨高岗的才能，有必须亲手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第二代核心时代，连李井泉、吴芝圃都给平反了，就是不给高岗平反。一方面李井泉、吴芝圃还在，还能干活，继续发光发热。另一方面高岗案件还涉及到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时代，这两个人的形象是光辉的。给高饶平反会伤害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形象。

另外私人恩怨也是一个原因：高岗搞阴谋的事，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揭发的。批判高岗，邓小平也出了大力气。和毛泽东一样，凡是邓小平参与的案件，一律难以平反，后来的刘伯承和粟裕案件，也有邓小平的参与，二人均未能生前彻底平反。也许这就是所谓政治斗争吧。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他的魄力和胸怀都没话说，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依然不能免俗吧。正如帽子亲手把高岗定案为反党集团一样。邓小平不平反，也有自己的难处吧。政治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阶段，身在人际关系之中的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也许未来高岗和饶漱石都可以平反，只是那时间是不确定的。

虽然高岗事件和后来庐山事件以及其后的历次斗争没法比。然而高岗事件堪称潘多拉魔盒，开启建国之后党内斗争之先河，影响极为恶劣。

所谓党内斗争，也就是内斗。

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内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庞大的市场。从皇帝消灭蚩尤到今天大大小小的企业，内斗似乎无处不在。

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抛开了传统，然而在内斗这一块，依然把那“光辉”传统继承下来，而且有越演越烈。也许“内斗”本身就是一个怪胎，连毛泽东也无法消除吧。毛泽东本意让高岗和刘少奇与周恩来形成一个铁三角。在这个铁三角中，高岗代表毛泽东搞建设，刘少奇和周恩来用另一种方式提供补充。大家一道好好干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没想到一番苦心演变成一场内部消耗战。

更为可怕的是，高岗这出戏一上映，彻底点燃了斗争火苗。党内巨头和军内巨头为了国家行政理念开始你死我活的较量，直到数十年之后，大家各自尘归尘土归土方才罢休。

高岗死后四年，军内反教条。刘伯承和粟裕挨批了。

期间伴随了反右倾和大跃进。

又一年，庐山事件。

接下来三年，是大饥荒，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三年。

大饥荒刚过，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公开。

接下来便是文革序幕——四清运动。毛泽东发动“小四清”，原本是一场不太剧烈的政治运动。刘少奇加了一把火，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

面对刘少奇导演的“大四清”运动，毛泽东放了一把更大的火，文化大革命。

这一连串的折腾，真想象不到，除了中国还有那个国家受得了？

第二篇 反教条中刘伯承和粟裕的遭遇

第一章 过渡

从高岗事件到文革，中间还有很多事。把单个事件拿出来说，是一番光景，联系在一起又是另一番光景。说文革，那扯远了，下一篇要说反教条，主角是刘伯承和粟裕。

反教条主义中，刘伯承和粟裕靠边站了。这场运动看似军内斗争，好像孤立事件，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为了能说的明了一点，中间要插一段，就是五六年反冒进和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后才是五八年反教条。又过一年，庐山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饥荒。在毛泽东时代，大致可以发分为两块，战争时代与和平时代。和平时代又以大饥荒为界点，大饥荒之前和之后完全不一样。大饥荒之前，政治运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大饥荒之后，经济建设就让位于政治运动了。这些运动都有一条线联系在一起。

五四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订了第一部宪法，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此后高岗自杀，高饶联盟被尊为死亡联盟，饶漱石从此开始了漫长铁窗生涯，直到生命尽头。与此对应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次过关。刘少奇依然稳坐接班人位置。周恩来收回了被高岗拿去的权利。第一代领导人依然是自信满满踏上建设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高岗的下地狱，意味着毛泽东失去了搞经济的代理人。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再搞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毛时代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年。国家一穷二白，除了干劲啥也没有。

干的活多，问题就多。

所有问题都由周恩来的国务院负责。周恩来管的事多，资源却很少，飞机、高档豪华轿车这类现在高官日常玩具就不说了，基本公车都不够用。现在看来一封电子邮件就能搞定的事，那时代就要费很大事。连电话都是稀有品种，不够级别档次的机关还没有那玩意。至于电脑啊、移动电话啥的，甭想了。不仅办公用具不够，连法制法规都没有。

举个例子，大家想去钻石油，一身干劲，可是不知道咋干。咱有力气，也愿意去干，可是没技术，也没有注意事项和行为规范，怎么办，找领导呗。领导也不知道咋办，就去找领导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再找领导，找到周恩来这里。周恩来也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解决了。他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专家，啥都没有，要研究。研究需要时间。全国这么大，并不是只有挖石油这一摊子事，还有伐木、炼钢、造拖拉机……

看不的文件、签不完的名、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人……就算伟大勤劳的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依然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凑合着干呗。偏偏当时国人干劲十足。一大堆问题，加上通讯闭塞，国务院根本就管不过来，管不过来就乱（注释：五四年五年，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大家干劲足，是积极一面，和之后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里必须再提一下高岗，要不是政治斗争，高岗应该也有能力分担一部分工作的，这样不仅对周恩来，对整个国家建设都是福音。可惜呀。

乱了，依然继续加油干活，那叫冒进。冒进就要反嘛。好比天太热了，喝口水。这就是周恩来反冒进的背景。在反冒进这点事上，周恩来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错误。

道理就是，事情确实太多，管不过来。客观局势决定的，跟能力没有关系。套用一句专业术语，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矛盾。

所有权力机构均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的国务院也不例外。

同样一个工作，通过官僚手段可以干一年，也可以干一个月。刘少奇曾经批评过国务院办事缓慢的官僚作风曰：“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就不用翻译了吧。反冒进中出现另外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太快。

常识中，快意味着效率。事实上，快，也可以是官僚主义。

五五年发生一件事，就是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和剩余物资。咋一听好事啊！其实不然，当时经济运作良好，国家本来就不富裕，应该把资金和剩余物资投入到建设中。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才说了那句话：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以批评，周恩来立马就有反应，立刻召集部下修改五六年工作规划，这一次动作奇快，一周之内就搞出了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种计划。任何一项规划，都需要调查、研究、分析、预算……这一系列七七八八下来就要不少时间，何况当年交通工具和现在根本没法比。这就是所谓快速官僚主义，比快速反应部队还快。

五六年存不存在冒进？肯定存在！需不需要反，当然需要！

鉴于快速官僚系统内弄出来的报告和实际情况有差别。根据薄一波回忆，当时国务院修改计划时确实存在盲目性。不仅仅存在盲目性，更主要的缺少一个总体规划。一年赚多少钱，怎么花，需要一个总体性规划，国家和个人皆如此。

本来就有冒进苗头，加上官僚主义作风，把本来就管不过来的事弄得更加混乱，最后演变成为了反冒进而反冒进。怎么解释呢，就是把各个项目按照一定比例削减，该削减的削减，不该削减的也削减，就是所谓“剃平头”，一刀切。放到现在就是，高铁出现了问题，需要收缩调整，一刀切下来，连经涉及到民生部分的济适用房也给切了，怎么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冒进就演变成一个空口号，变成周恩来号召大家反冒进。想一想，在当时权力构架之中，周恩来的国务院是负责干实事的，需要拿出实际方案，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国务院拿出的方案失效了。

号召全国人民怎样怎样之类的事都是由毛泽东来做的，现在演变成周恩来去号召全国人民反冒进！周恩来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如此一来就给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错在毛泽东。

一边是热火朝天干活，一边是热火朝天反冒进。

这种情况毛泽东能满意吗？当然不能！就来一个反反冒进。把周恩来批判一通，就说你周恩来不能泄了全国人民的气，离右派很近了。周恩来只能再次祭出绝学——检讨。

鉴于反冒进表现出来的官僚风气，周恩来检讨之后，毛泽东再次施展拿手好戏——整风运动，治病救人，并且欢迎外界提出意见。

这一欢迎，惹出更大麻烦，进一步导致了一场近乎闹剧般的反右派斗争。这场闹剧中，很多人都遭了殃，一辈子都没反过来气。

刘邓反右倾

从反冒进到反反冒进这一番折腾，造成了一个不妙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降低了一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谓经济增长，也就是大家有钱赚，现在因为政治问题妨碍了大家赚钱，当然是意见大大滴。

商人，也就是所谓资本家非常不满。那个时代的官和商完全在两条路上。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满脑子信念、操守、为人民服务等等。资本家的信仰和共产主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有赚钱、赚钱、赚钱，不折手段不顾一切的去赚钱。和这些资本家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一群自由知识分子。

一提自由知识分子，大家心想，哇，传播自由之风气，有独立人格和见解，了不得啊！确实，自由知识分子中是有这样人，有独立人格和见解，肩负传播自由之风气，犹如高飞的雄鹰，让人钦佩。然而雄鹰终究只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乌鸦，一张乌鸦嘴整天叫个不停，就算挂着专家教授的头衔，终究还是乌鸦，除了添乱啥也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责备乌鸦，乌鸦么，就是靠乌鸦嘴混饭吃。

在百花齐放的名义下，在毛泽东欢迎指正的情况下，那群所谓知识分子说什么呢，就和今天网络愤青差不多，啥都说。为了说而说，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逞口舌之快，口水板砖满天飞。到最后竟然宣称共产党只会打天下不会治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应该到一边休息休息，轮我们上去给你们上一课。且不说毛泽东时代那种凡事较真的风气，就是今天，你让共产党走人，结果依然不会太乐观。

在毛时代，为啥有人敢如此放肆？是毛泽东给了他们机会。就在反冒进和反反冒进过程中，毛泽东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提出学术上可以百花齐放，科研上可以百家争鸣。没想到百花齐放就放出了问题，因为百花之中也有毒草，竟然让自己以及自己亲密战友下岗！真实岂有此理！

好吧，那就除掉这些毒草。

毛泽东发挥自己的斗争特长，把这些看似毒草的乌鸦嘴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曰，右派。于是就有了反右派斗争。这么看来，反右派除掉这些毒草是好事啊，好比赶走了树上的乌鸦。其实另有隐情。

右派，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词语，容量超大。何为右派呢？简单解释就是思想保守和持有反动立场的人。

何为思想保守？何为持有反动立场？具体该如何操作，技术含量高着呢。思想这玩意看不见摸不着，立场也是一样，只能从言行上判断。张和李四有矛盾，说李四反对过共产党领导，李四自然说没有，又请王五证明，怎么办，查呗。查的过程中又有人说王五也反对过共产党，继续查。一查自然查出来一大串右派。这些人可能真的说过类似的话，但也就是说说而已。就好像你开车去加油，发现油价涨了，就来了一句国骂。如果立案侦查的话，也能查出来一个罪名。

生活本来如此复杂多变，有几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几句“反动言语”？

就这样，反右派斗争扩大了，不可避免的扩大了。原本在全国准备抓两三万右派，最后战果辉煌，一下子挖出来五六十万。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当年的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比例非常低的。这些知识分子被治病拯救一番之后，开始带着“老右”帽子过日子。有人工作丢了，有人前途没了，甚至有人老婆都离婚了，没找到老婆的找不到老婆、成为剩男光棍一辈子！可谓呜呼哀哉。

史载：反右派斗争，是由毛泽东发起领导的，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并扩大的一场扫荡知识分子的战争。

挖出来这么多人，损失有多大？然而真正的损失并不是这几十万人失去了政治生命，找不到老婆之类的，而是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

右派一反，就没人敢说话了。乌鸦嘴固然没有了，整个世界清静了，可是精英阶层也沉默了，不说话。此时此刻整个国家都在憋着一股进干活，恨不得一口气飞到天上去。没有气一事无成，气太多也容易上火。火太大也伤身体。国家也是一样。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也憋着一口气：没有你们地球照样转动！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治理国家吗？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搞经济建设吗？干给你看看！

于是在全国脑袋都在发热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探索除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三面红旗。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表示支持。周恩来还把自己之前的反冒进改为支持跃进。

——大跃进诞生了，灾难来了。

如果说大跃进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反右派斗争加速大跃进到来。

灾难到来，导致庐山那场政治丑闻。

从高岗事件开始，之后周恩来反冒进。毛泽东又反反冒进。冒进到反冒进又到反反冒进过程中导致反右派。反右派又点燃了大跃进之火。大跃进惹来了大饥荒。为了收拾大饥荒的摊子，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通在事情运动中纠缠了好几年，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性解决。这些事件构成一条链条，环环相扣。

让我们把目光焦距到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是个特殊的念头。之前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结束，粮食丰收，正因如此大跃进进入高峰。之后一年，庐山会议召开，大饥荒到来。在这个转折点上，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换成刘少奇。这次国家元首换届，给新中国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即军内反教条主义。这事发生在军方，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此次反教条主义，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大幕。

在进入大幕之前，先来看看此次运动的两位主角，刘伯承和粟裕。

第二章，伤痛

刘伯承其人

刘伯承，生于一八九二年，死于一九八六年。

军衔：元帅。

十大元帅中，刘伯承第一个出场。因为他是第一个陷入政治纷争的元帅，第一个挨批的元帅，第一个落马的元帅，第一个靠边站的元帅。元帅排行榜上，刘伯承名列第四位。才第四位啊？呵呵，不是刘伯承不够牛，实在是前三名太牛了。不要激动，元帅排行并不代表军事才华。元帅评定，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十大元帅中，刘伯承和朱德早期经历比较类似：老乡，都是四川人；年龄差距最小，朱德年最长，其次是刘伯承；都在旧军阀中干过（刘伯承在川军，朱德在滇军），都很失望，所以脱离旧军队加入共产党；都有国外留学经历，特别是苏联经历；两人同时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成了两人分水岭，南昌起义之前，刘伯承军旅生涯比年长几岁的朱德成功，川军名家啊，军事家啊，这些头衔都有了。南昌起义时，大家都没打过仗，就推旧军阀时代最有名气的刘伯承任前敌参谋长。刘伯承也是共军第一任参谋长。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刘伯承显赫。然而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和其他高级将领到香港等地避难；朱德则收拾旧部，几番波折之后到达井冈山，一举奠定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生经历：刘伯承生于一户农民家庭，家境应该还可以，因为他念了私塾，上了小学，又念了中学，最后还上了军校。家庭条件应该是小地主或者富农之类的。

西南蜀地历来是动荡温床，有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十九岁的刘伯承怀着满腔热血踏入战场。然而战场并不美丽，在最外面那层柔弱的面纱，漏出来的便是血肉横飞的狰狞面孔。刘伯承所在的队伍一败再败，从辛亥革命败到护国战争。一再失败刺激了刘伯承，他组织了自己的队伍，损失了一只眼睛，赢得川军名将志称谓，时年二十四岁。

说白了二十四岁的川军名将也就是一个虚名。名将固然威风，前面那个定语，川军，太刺眼了。刘伯承本人也是看不见前途才投身共产党的。此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南昌起义之后，去了苏联学习。和他同去的还有叶剑英等人。只是到苏联之后，叶剑英去了炮兵学院，刘伯承去了步兵学院，随后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在那里，刘伯承碰到年轻的左权，两人相差十几岁，却成了好哥们。两人一起回国，可惜左权英年早逝，刘伯承悲伤莫名。

在军事上，分为好几个阶段，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解放军时代。有人在红军时代干的出色，比如说徐向前。有人在机房战争时代出色，比如说粟裕。而刘伯承在所有时代干得都不错，红军时代的刘参谋长、到八路军时代刘师长、再到解放战争时代的刘司令，都不错。其中这样那样的缺陷，好比白玉之瑕，瑕不掩瑜。

性格：低调务实。这一条应该是元帅们的共性。但是以刘伯承最具代表性。红色政权建立，本应将军们享尊荣的时刻，而刘伯承选择脱下军装搞教育。因为刘伯承看到，军队的下一步必须正规化。正规化的手段是教育。所以刘伯承放弃了高光生活，坚决积极的投身于教育事业，用自己残存的能力发光发热。

正是这个发光发热的念头人来了刘伯承元帅一生最大的痛楚。

刘伯承的伤痛人生

刘伯承戎马一生，可以说经历无数辉煌，然而在这辉煌的过程中，有一个字贯穿其中，那就是痛。

从肉体，到精神，皆痛。

将军百战，置身于连天炮火中，受伤在所难免。

话说袁世凯好好的划时代英雄不当，偏偏回头当皇帝，惹得举国愤怒。蔡锷就是最为愤怒的一个，遂率军由云南入四川，讨伐袁世凯。四川众多愤怒的响应者中，有一个就是刘伯承。二十四岁的刘伯承率领自己的人马配合蔡锷，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回来，从又太阳穴穿入，经右眼穿出。为了医疗，潜入重庆求医。

医生打开绷带一看，愣住了：眼球已经坏死，旁边的肉都烂了。医生决定立即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动这样的手术，必须使用麻醉剂。此时刘伯承展现英雄本色曰：“不要对我使用麻醉剂，因为眼睛离脑子太近，我担心施行麻醉 剂影响脑神经，而我，今后需要一个非常清醒的大脑。”医生惊奇：“你能忍受 不用麻醉剂的痛苦吗？”刘伯承答道：“试试看吧。”说完他镇定地上了手术台，双手紧紧抓住台上的垫单。

整个手术过程中，刘伯承手臂上冒出了很多汗水，脸上青筋暴起，越来越用力地抓住手术台的垫单。崭新的垫单被抓破了，但他终究一声不吭。手术后刘伯承告诉德国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７２刀 。”

医生震惊了，激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啊，不论哪国人，都佩服真正的男子汉，而非半死不活的软骨病人。

这样的军人如果历尽大难而不死，那么他的对手就遭殃了。事实确实如此，从国民党到日本人都有机会享受刘伯承的硬骨头。联系到陈毅和粟裕对待伤病，这种狠劲是一脉相承的。国难当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真汉子，国家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

二十七年后已经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染上疟疾，医生治疗时，由于消毒不严格，造成用药部位感染，要将感染部位动手术切开，准备用麻药。刘伯承听了摆摆手说：“现在药这么紧张，我这点小手术，就不要用麻药了，麻药留着做大 手术时用吧。”开刀过程中，刘伯承紧紧抓住枕头，黄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流下来，但他的神情 却非常镇定。

这是医生失误导致刘伯承受罪。刘伯承则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就是了。”忍常人不能忍之痛，容常人不能容之事，方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之功业。这是古往今来的成功者大抵如此吧。

这些肉体之痛，忍了就过了。中共高层将帅之中，负伤那是家常便饭。大多身躯无损，唯有刘伯承损失了一支眼。从此只剩下一只眼睛伴随将军爬雪山过草地、抗蒋抗日。晚年，左眼视力下降，几近失明，自嘲曰刘瞎子。

比起肉体之痛，精神痛苦才是最痛。

和所有开国元帅一样，刘伯承搞革命很早，从此天涯孤旅，一条路走到黑。南昌起义失败，刘伯承去上海躲避，碰见长子刘俊泰。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刘俊泰同志虽然有个英雄的老爹，本人却相当混蛋，典型的虎父犬子。在大上海瞎搞不说，还去问老爹要钱。刘伯承那个火啊，老子为国为民搞革命，你小子没有理想就算了，还瞎胡闹拖后腿，老子革命事业还有意义嘛，就把那不孝子训斥一顿。

应该说这个刘俊泰非常具有超前意识，和现在某些二杆子后代有一拼。那好吧，要钱不给，就要你命，看你给不给钱。考虑到直接动手抢可能干不过军人老爹，直接跑巡捕房告状，找警察大人来帮忙，搞得刘伯承差点革命未成身先死，相当狼狈。

这是私情，很痛。公义上的刘伯承同样是痛。

第一代领导人中有两个堪称为理论家的人，党内刘少奇，军内刘伯承。

在那么多战斗力超强的牛人、猛人、狠人之中，刘伯承在军事理论方面堪称翘楚。如果按照军事理论素养搞个排名。领袖不参与，第一是刘伯承，第二是刘伯承，第三还是刘伯承。其他人或许在临敌指挥方面强于刘伯承，或战功胜于刘伯承，或许政治资历高于刘伯承，但是理论这一块，属于刘家一亩三分田。

中共将帅，要么来自草莽旧军阀，如贺龙彭德怀；要么黄埔军校毕业，如果徐向前林彪，基本上都没有接触过纯正的正规战理论教育。刘伯承不同，从小念书就是一丝不苟，一副书呆子模样，旧军阀时代就喜好兵书，手不释卷。之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接触到原汁原味原汤的正规战。充分发挥书呆子作风，如饥似渴的吸收那些条条框框。毕业之时，正规战理论造诣独一无二。

带着满肚子理论回国之后，刘伯承惊奇的发现，所谓正规战只是空中楼阁而已。正如大学毕业生来到社会上发现学的东西没啥用一样。伏龙芝归来的刘伯承惊讶不已。井冈山上非但没有坦克大炮，连开坦克的路都没有，懂大炮的人都不多。到山下弄点粮食都得抄小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红军去打正规战和敌人硬拼，义和团才那么干。满腹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那个痛啊。

井冈山时代，刘伯承搞过一段时间简陋的教育。然而那时最重要的还是生存、吃饭。

就忍一忍吧，毕竟共产主义理想还不是飞机大炮，等时机成熟了再说。时机是有的，可惜没抓住。第一个机会应该是延安时代。长征结束，国共合作，共产党得了喘息之机。那时候毛泽东想要效仿孙中山办黄埔军校，就在延安搞起了抗日红军大学。交给谁来搞呢，最合适的肯定是刘伯承。但毛泽东把校长位置给了林彪，教育长罗瑞卿。刘伯承的职位是副校长，看起来也不错。但是这个副校长屁股还没热就调走了。林彪指挥战争方面不比刘伯承差，但在理论教育方面就差远了。而且林彪同志不喜欢说话，对战术研究之外的事不太感兴趣。怎么看都是刘伯承更合适。

刘伯承不仅仅有理论知识，做起事来一丝不苟。他可以一板一眼的把一片论文摘抄下来，林彪似乎只对在那个神秘的小本子上记录战俘战利品感兴趣。刘伯承虽然是正规战推崇者。却也能因地制宜，恰倒好处总结游击战。将帅之中，是对游击战理论总结最好的一个。好到啥程度呢，看一看就知道了。

关于刘伯承的游击战理论水平

刘伯承的游击理论水平有多高？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总结出一种战术，叫做五行术。五行这玩意和筷子一样，基本算中国人独创。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听到“五行”二字，脑袋里都要“嗡”的一下。在一般人印象里，五行总是神神秘秘的。

神神秘秘的五行再和兵法联系在一起，就更为神秘了。其实一点也不神秘。

谈谈五行战术之前，先谈一谈兵法。世界上兵法太多了，但归根结底就一个字：赢。赢的方式有两种，攻和守。你去打别人，这叫进攻，别人不让你打，要防守。作为进攻的一方，你要把别人给撂倒，这叫赢。说得玄乎点叫，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别人来打你，你不让打，这叫防守。作为防守的一方，别人要打你却打不着，最后被你给打了。说得玄乎点，叫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如何攻防呢。所谓犀利的进攻就是在进攻的时候想办法用你最坚硬的部分打对付最柔软的部分，比方说用自家拳头打别人的腰。理论上讲，即使一个小兵面对阿喀琉斯，只要能把兵器刺向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也就赢了。防守也是一样，对方以为吃到你的肉了，你把刀锋送到对方嘴里。举个通俗的例子，一个恶汉去准备强暴一小女子，以为得计，马上就要爽了。谁知小女子机灵，找机会一脚踹到恶汉祖宗根上，理一理头发转身而去，留下一个优美而讽刺的身影。恶汉只能捂住祖宗根在地上爽——和期待中相反的一种爽。

至于如何用最坚硬的部分打对方最软弱的部分？那叫兵法，那叫计谋，就是《孙子兵法》或者《战争论》中间的内容。刘伯承的五行战术，讲的也是这个，告诉红军和八路军如何用小米加步枪搞定飞机坦克内的敌人。虽然《孙子兵法》或《战争论》这些兵书非常有名，但是讲的多半是原则，对弱势的共军所处环境并无针对性指导，正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没有针对性指导一样。五行战术就是对游击战的一种概况总结。

正规战归来的刘伯承是这么看待游击战的：“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为此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就是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吃掉战斗力最强的一部分——黑虎掏心，如孟良崮战役；“抓住顽敌，分散撕扯，一点点吃掉”，即狼的战术或麻雀战术；还有拖刀计、回马枪等等。

这些战术归结到一个系统，可用五行概括。

五行，即我方（兵力、装备、机动性等）、敌方（兵力、装备、机动性等）、目标（攻或守要达到的目的）、时间（对敌我双方的制约）、地点（对敌我双方的制约）。一看也没啥高明的啊，大家都能说出来么。确实是这样。这些东西稍有军事常识之人都能说出来。但是把这要把五个要素全部确定下来并不容易。确定这五个要素之后，还能综合考虑就更难了。

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以林彪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为例。林彪首先要正确考虑自己一方战斗力，以及在什么样的地方和时间能把战斗力最大化。其次得准确侦查敌人的战斗力，以及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战斗力会下降为最小。了解了这一切才能制定战斗目标：究竟是狙击、击溃、还是歼灭。因为以当年八路军水平，是没资本和日军硬拼的。不能到平原上拉开了打，所以要选择地点。考虑完以上因素，林彪才能下达战斗命令。其中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导致意外。比方说战场选择不理想，敌人就会逃跑。比方说时间不对，敌人都能等来援军。如此等等太复杂了。没有关系，这样的活不需要咱们来干，是名将的工作。

孙子说，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了战场之后，最高境界就是在适当的时间把敌人引入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方式干净利索彻底消灭干净。平型关战役规模不大，但非常漂亮。

最大的痛

延安错过了高教育的机会，没关系，毕竟战争年代，抗战才是根本。一二九师师长在抗战中表现并不差，通过阳明堡奇袭、神头岭伏击、七亘村巧胜，刘伯承同志晋身为八路军抗日名将。而且在抗战过程中，刘伯承一边消灭鬼子，一边完善游击战理论工作，生活倒也有滋有味。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延续了抗日战争强势风格。虽然出中原参与逐鹿没成功，但千里南进，跃进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上的跳跃，实现一个由败到胜的华丽转身。战争胜利，刘伯承成了第二野战军司令。这样的司令全军也只有四个。六年之后，刘伯承授衔为元帅。

经历奋起反抗、失败奔逃、巧妙周旋、争霸天下、得到江山这一系列环节之后，对于一个军人而言，人生也该无憾了。到了收获季节，军人使命也就完成了。抗美援朝之后，第一代将帅们基本上结束了军人使命。如果还有谁的使命没有完成，那就是刘伯承。

因为刘伯承需要把他对正规战的理解和认识传递出来。所以他去了南京。南京市长这样的世人眼中金光闪闪的头衔，刘伯承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校长。他要在这里培养干部，促使解放军转向正规化。

在游击战战术上，刘伯承干的已经很漂亮。建国之后，如果刘伯承不再干啥，躺在功劳薄上睡几年也是没啥的。为啥还要跑去搞教育呢，原因很简单，有两点：一，刘伯承骨子里是正规战专家；二，中国军队需要正规化。

要解释这两点很容易。刘伯承出身于旧军阀。能博得川军名将之名，打仗不怕死是一点，兵书也是看过不少的。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啥子呢，凡是都是老外的好，说起自家，也就是拿古文明出来显摆。所以刘伯承看过的兵书要么是外国换衣，要么是古兵书。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没有面世呢。中国的兵书基本上都是古代的，哪里是没有游击战感念的。随后去苏联学习，原滋原味的正规战。等到刘伯承回到红军中间，即将不惑之年，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基本上定型了，就是正规战。所以把游击战概念总结那么好，皆因为正规战基础是也。其他将帅虽然临敌经验或战果均不差，但在理论建设上就差远了，只因为没有受正规战熏陶而已。所以说刘伯承虽然把游击战总结很到位，本质还是正规战推崇者。

而且游击战的用途也有其局限性。什么情况下打游击？敌强我弱嘛。如果你比敌人强大，直接撂倒得了，再去漫山遍野跑，那是浪费时间嘛。红军时代打游击，那是因为红军必须靠游击战的灵活性弥补自身不足，抗日战争是一样。夺得全国政权之后，还要游击谁去？自然要正规化建设嘛。

在正规化这点上，刘伯承比所有将帅看得远。

正规化需要前提是教育。所以刘伯承离开军队去搞教育。这叫高山远瞩。

在军事院校那几年，概况起来就是，绩是大大的、问题是多多的。正是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个惨痛的结果——不能再搞教育了。

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之后，刘伯承彻底闲了。之后的刘伯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大众没啥区别，变成一个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如果说其他人靠边站仅仅是个人冤屈，那么刘伯承靠边站后果很严重——阻碍了军队正规化建设。

更为遗憾的是，那场阻碍了军队正规化的运动中，发起人竟然彭德怀元帅。彭大将军一生光明磊落，却在反教条中留下污点。参与者也都是赫赫有名，比方说刘伯承亲密搭档邓小平。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个高大的身躯，那就是毛泽东。

既然刘伯承已经退出前台，这些人为啥要批判刘伯承？原因无外两点，私怨积累和理念纷争。先看看私怨。

第三章，纷争

刘伯承的政治包袱

中共党史上，一直存在斗争。共产党就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壮大。

一九二七年之前，共产党主要搞文斗，也就是工运。一旦碰见不公平现象，就组织工人说，无产阶级兄弟们，咱们又被欺负了，咱们不能被欺负，咱要展示咱们无产者的肌肉，咱不干了！就这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跟家常便饭一样，搞得轰轰烈烈，惹得官僚资本家从皱眉头到恨得牙痒痒。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雏形。领导人都是比较有名的教授或知识分子，如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如才华横溢的瞿秋白，如能说会道的王明。

官僚资本家被折腾烦了，就和蒋介石商量，出钱请蒋介石清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从此开始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共产党转入了武斗。武斗过程中，出现了本土派，以毛泽东为首，带着彭德怀、林彪这种民族主义者在山沟里打天下。

这个过程中，中央领导人换了好几任，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如王明，如博古。这些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理论家，开会作报告都是一流的，人品也不错，个人素养很高，但是有两个缺点：一，惟共产国际命是从；二，不懂战争，解决不了中国实际问题。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他们还是领导。当这些中央领导在国统区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就迁到苏区山沟沟里。根据他们从共产国际学到理论，发现和苏区现状不配套。于是他们决定充分发挥领导水平，去改造苏区。这样就必然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发生冲突。

这就是所谓“土洋”之争。

洋的一派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从苏联归来的知识分子，代表所谓正统（周恩来虽然不是苏联回来的，但长期位居高层，属于国际派的合作者）；土的一派也就是毛泽东，代表所谓中国实际力量。两派就领导权问题进行过一次PK。

时间：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号，地点：宁都。

PK结果：手持“莫斯科”招牌的洋派获得短暂胜利。毛泽东被解职。

那么刘伯承怎么扯进来了呢。看看国际派那些人，都是拿笔的，在和谐时代勉强可以应付。然而如果时代和谐，他们还在城市呆着呢，也不会去山沟里搞斗争了。所以需要打仗。这些人虽然不会打仗，却要改变战略计划。正如政治上抛弃毛泽东、靠向共产国际一样，战争上也像苏联靠拢。战略计划制定者有了，就是被笔杆子们最为天神的李德同志。但是战术总得有人执行吧。执行战术的那些人都是跟着毛泽东打仗的，也就是说都是搞游击战的。

得塑造一个楷模。这个楷模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有一定威望，说出来的话有人听；二，有正规战素养，说话有道理；三，是中国人，容易被士兵们。不用选了，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刘伯承和叶剑英。相比之下，刘伯承更具优势。叶剑英也去过苏联，但是时间较短，回国后也当过参谋长，但是现任参谋长是刘伯承。而且，刘伯承在军方的名气也比较多，“川军名将”么，谁不知道啊，还指挥南昌起义呢。刮骨疗毒，关云长在世啊，谁不知道。

也许是政治上不敏感，也许是迫于压力，刘伯承站队时选择了国际派。站队也就算了，还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写文章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仅仅针对战术也就算了，还上纲上线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上升到政治路线上去了。

一着不慎，千古恨呐。之后刘伯承估计肠子都悔清了。就算当时党内不同意见很正常，留下芥蒂是必须的。哪些人呐，毛泽东和彭德怀，还有林彪，反对任何一个都困难都大，何况一下子全反对了。而且当时是毛泽东最为失落的时候，是彭德怀、林彪对上层决策不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同时得罪这么几个人，只能说刘伯承太不小心了。当然能够同时得罪这么几个人，也算能耐不小。

就算正规战是刘伯承一生之心结。从长远角度上看，刘伯承是对的，任何军事集团最后都要正规化，搞大规模集团作战。但是当时，呵呵，看起来只是玩笑，枪还不够用呢。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自然很来火。

彭德怀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

“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结果军队在南丰吃了亏。彭德怀不爽、林彪不爽，必须的。在山头林立的军内，要说一点芥蒂都没留下，可说是是相当的扯。还有就是百团大战那些事。百团大战主要是彭德怀弄出来的，毛泽东有意见，刘伯承自己做了检讨过关。延安整风，彭德怀被整了几十天，刘伯承日子很好过。这些就是所谓“个人恩怨”，确实存在，没啥好隐瞒的。

关于这些所谓私怨，毛泽东心中肯定也有芥蒂。有两个例子，陈毅在井冈山反对过毛泽东，毛泽东把后来拿出来晒晒。林彪在会理会议写信让彭德怀前台指挥，毛泽东以为彭德怀反对自己，时不时拿出来晒晒。刘伯承在如此紧要关头反对自己，说一点芥蒂也没有是瞎扯。人之常情么。对刘伯承而言，这是一个政治包袱，刘伯承要一直背着。和徐向前处境类似。所以刘伯承一直沉默低调，并且战争一结束立马身退。

此后刘伯承对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一种有尊严的尊崇。毛泽东并没有蓄意打击报复刘伯承，并且对他一直不错。从抗战一二九师师长，到第二野战军司令。

实事求是讲，这应该是一段美谈。解放前的毛泽东容人之量很大。刘伯承的能力很大，两者相加才成就一番美谈。

理念之争的前因

建国之后毛泽东承让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婉拒了。不为别的，只为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帮助中国军队过上能打正规战的日子。建国初期，那些军人多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文化素质不高，天天爬山钻树林，山野气息浓厚。作为国家军队，正规化是必须的。

正规化的前提是培养足够多适应现代战争的干部、训练中高层指挥官。

刘伯承把他的梦想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非常支持。建国之初，新中国意料之中的倒向苏联。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小心翼翼的跟在苏联身后，全面学习。既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概念的情况下去搞建设，只有把苏联当模板参考。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大为首的领导人高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毛泽东把高岗弄进北京，看中的也是高岗在东北学苏联学的不错。军方当然也不能落后。所以当刘伯承提出搞军事正规化教育时，毛泽东非常支持的：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

军事院校里的刘伯承两耳不闻窗外事，天天教授学员怎么打正规战，教材是苏联的，内容也是苏军那一套。

西方有名言，行动就会产生错误。中国有谚语，干的越多错误越多。

周围有那么多眼睛盯着，每双眼睛的位置都不一样。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了。何况刘伯承同志本来没有办学经验，相当于瞎子过河。问题那是一大堆。

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建设一样，也是没有经验，像教材啊、课程安排啊、乃至生活习惯全面模仿苏联。名曰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说学习先进经验，究竟哪部分属于先进的或落后的，也没有一个判断标准。反正就是先模仿，再研究呗。随着时间积累，军事学院越高越好，为啥变成教条了呢。因为中间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自愿军用的可不是苏联正规战，而是把传统的分割、穿插、包围、伏击、狙击、近战、夜战发挥到极致。通过这些传家宝贝也实现了自身战略目的，底气就足了。特别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通过这次军事实践挺起了腰杆子，对自身战略战术自信了。

第二件事是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那个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所得一文不值，什么战争魔鬼、自恋、自大、不讲人权等一大堆罪名。仿佛斯大林就是一大堆垃圾堆砌起来的。这个报告对中共影响非常大。虽然中共不完全认同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成垃圾，但是从赫鲁晓夫的“垃圾说”中看到，苏联光鲜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很多垃圾成分。这时候再模仿苏联就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了：时不时把垃圾也模仿过来了。当然不能说咱们把人家垃圾也学过来了，只能说不要搞教条了，学归学要批判继承。如何批判继承也没有标准。

具体有哪些需要防止的呢？主要有这么两个：一是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中，派去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军队大批倒戈。正如联合国调查匈牙利问题的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写：匈牙利有关领导人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都未能使匈牙利部队与苏军一起同武装起义者进行战斗。二是五七年苏联的“朱可夫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朱可夫立下赫赫战功，斯大林死后，朱可夫确保了赫鲁晓夫地位。正因如此，朱可夫同志因为“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先后被解除国防部长、苏共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晚景凄凉。

这两件事都表示军队脱离了党的指挥后果是很严重的。对于一直强调党指挥枪、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而言，确实非常严重。这些都是垃圾，绝对不能教条过来了。中共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军内，看看有没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不看则已，一看就看到刘伯承的军事院校。因为军事院校内确实有很多苏联痕迹。而且不少东西根本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

刘伯承面临这些问题

苏联红军固然强大，但中国不是苏联，解放军有自己的传统。学苏联有很多难题。最大难题就算道具问题：苏联坦克中国就没有，飞机也没有，火箭炮也没有。没有这些道具，光靠相当于穿现代衣服演古装戏，怎么演？

苏联当时的工业力量岂是中国能比拟？要把这些玩意弄出来，首先得把国防工业搞起来。当时搞国防工业比培养干部困难，而且不归他刘伯承管。就算让刘伯承管，短时间内也整不出来。造飞机需要先造零件吧、要造零件需要零件技术工人吧、没有技术工人要培养吧……这样一个周期下来需要多少时间？

没有道具模型和工业基础支撑，所谓战术推演很可能演变成纸上谈兵。所谓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曾度的教条化。比方说苏联人搞“六小时一贯制”，中国人根本就不适合这个，也这么搞自然引起反感。有些部队院校造的洗漱间和厕所，都按苏联人的身高整的，身材矮小的学生连上厕所都是问题。那年中国人的身高还不如现在。中高层指挥官基本上出身贫寒，战场形象虽然威武高大，实际生活中的相貌确实不敢恭维呵。

最牛叉的是考试：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比起这些，今天的应试考试已经很“素质”了。

毕业考阵容是这样的：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等人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军委各部负责人任主考官。学生真是幸福啊，一下子能见这么多牛人。换成现在，考啥试嘛，直接合影签名留念得了。对于很多内向型的同学而言，幸福就是压力，承受不了压力就现场昏厥了。他们都是指战员啊，将军，都压昏了。

还有很多其他有趣事，篇幅限制，就不介绍了。

整天拿着书本去背，在黑板上演练战术，活在对着沙盘推演，就高比不让工科学生做实验，素质教育都变成应试教育了。

既然没有现实演练基础，就有人试图从嘴上突破。什么是嘴上突破呢，就是发表惊世骇俗之言论，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目的，和今天网络愤青有一拼。

当时的环境和现在可不一样，不能乱说话，要对自己言论负责的。特别是军人，永远是将行动而非喷口水。那些嘴上理论中，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建议实行“一长制”。

一长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苏联红军就是这样，一个头头，一个人说了算。在一个团中，团长就一言九鼎。在一个军中，军长可以充当独裁者。在一个军区中，司令就是国王。因为头头权利太大了，所以才有后来的朱可夫元帅帮助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即军人干政。

中国军队配有政委，分散了权利，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政委这个位置上，出过聂荣臻、罗荣桓、邓小平这样的人。比方说辽沈战役中，毛泽东让林彪拿下锦州，林彪犹豫不决。这时候罗荣桓出马了，给林彪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林彪下了决心打锦州。如果没有罗荣桓，林彪也可能没决心打锦州，也可能和毛泽东硬顶。

主张实行一长制，简直向整个军队制度和毛泽东本人挑战，疯了。而且中苏关系恶化，开始论战提防，你再去学习，想干啥？苏联出现了朱可夫事件，你再学，想干啥？不论任何时候，只要共产党还在执政，敢触这个禁区者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说者过了嘴瘾，账却要刘伯承来还。

这些故事形成报告，通过彭德怀和邓小平上传之后，问题就来了。

赢得抗美援朝之后，心气空前高涨——老美都赶走了，该啥该啊？别折腾了。改革必然触动一个禁区——偏离毛主席路线，很大一个罪名。

批判会就来了，会上很有趣的，毛泽东按照一贯风格作了谈话，彭德怀、林彪搞了批判，陈毅等人和稀泥。下结论：违背了毛主席路线。

大家冤枉了刘大元帅？没有！

刘的军事理念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合拍，这是事实。挨批是必然的。现在大家替刘伯承喊冤，应该明白一点，刘伯承和毛泽东确实存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

刘伯承军事理念很清晰，那就两个字——正规。就算打游击时，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正规战推崇者。这点毫无异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什么？解放战争之前很明确，游击，游而击之，保存实力。解放战争就比较模糊了，解放军大规模迂回、长距离穿插都是军内大佬在执行。抗美援朝依然这么打的，如果这一切归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刘伯承军事理念依然不合拍。因为刘伯承的正规战理念在那年代还是很遥远的事，对装备依赖极为严重。即使今天，依然诸多困难。因为用常规武器拼飞机、坦克、导弹，中国依然没有优势可言。

所以说批判刘伯承违背了毛主席路线一点也不冤枉。

我们为刘伯承遗憾，是因为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将军不能表的自己的见解。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回顾那一次次斗争，并不是要揭秘呀什么的，而是痛惜那一代人浪费了时间。反教条，就是军事系统在浪费时间。

当时真正和毛主席路线不合拍的人有两个，党内刘少奇，军内刘伯承。和他们军内理论家与党内理论家头衔相符。

交锋

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研究、开系列座谈会，并写了调查报告，肯定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搬来了不少垃圾货。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彭德怀亲自去了南京军区，经过一系列实地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讲话：肯定成绩同时，指出教学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这些都是实情，还没啥，不奇怪。

然而彭德怀的身份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那是位高权重。再加上彭德怀威望如日中天，他说军事学院存在教条主义自然非同小可。立马有人跟进，进一步提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等煽动性口号。没办法，观察领导言行，历来就是国人官场一大特色。

军事学院同志们一听不高兴了：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你们倒好，说风凉话。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行，要反击，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的。以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首的人对此则持相反意见。一场辩论战此展开：萧克vs张宗逊。

萧克，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七年，生于书香门第，主修打仗，兼修写作、写诗、写字，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随朱德上井冈山。

张宗逊，陕西人，生于一九六八年，黄埔五期毕业，参加南昌起义未遂而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萧何和张宗逊都是老井冈山，都参与长征，长征途中都曾被张国焘胁迫南下。两人最亲密的接触应该是抗战时期。萧克，一二零师副司长；张宗逊，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二人应该有不少工作上的交流。之后萧克去协助聂荣臻和叶剑英，张宗逊则一直在贺龙团队了，随后在彭德怀手下工作。两人年龄相仿，工作经历差不多。五五年评军衔，都是上将。

萧克，上将排名第一；张宗逊，上将排名第三。但这并不是一场第一上将和第三上将的辩论。和萧克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还有上将排名第二的李达。张宗逊代表军委和国防部，说军事院校教条主义严重。而萧克则代表军事院校，说你怎么能瞎扯呢，明明是正规化教育。

张宗逊：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国防部，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对毛主席。

萧克：反对我就是反对刘司令，就是反对军事院校，就是反对军队变革、反对毛主席。

这么一比较，旗鼓相当。双方你来我往，相互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不亦乐乎。最后还是修过写作的萧克占了上风，批判张宗逊换了“保守主义”错误。萧克同志赢得了和张宗逊交锋的胜利，却给军事院校和刘伯承惹来了麻烦。

因为大家看到了，军事院校确实有教条主义风气。让人家说一说，也许就过去了。萧克这一折腾倒好，还不人家说了，变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原本这是一些问题，现在变成了树大招风。这还不算完，五八年四月十七号，叶剑英到南京军事学院视察，第二天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他还专门高度赞扬刘伯承：“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教条。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这也是大实话，但却是在帮倒忙。因为此时军事学院已经成了靶子，应该低调，而非高调。毕竟对方是国防部和军委，是上级。在大家都要提防军队出事的时候，军事院校能够得到这么多人支持，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这是一块铁板。军内不允许存在铁板。如果没人支持，也许批判一下就过了。

与此同时，彭德怀把他在军事学院所见所言整理出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支持彭德怀同志。毛泽东不仅仅支持彭德怀同志，还给彭德怀配备一个强大的助手，邓小平同志。反教条主义就此拉开大幕。彭德怀主持批判，而邓小平任反教条主义组长。在高岗事件中，邓小平表现突出。之前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挂帅，战果辉煌。这一次又是邓小平挂帅，加上彭德怀当主持人，一文一武配合顺利。而且邓小平对刘伯承非常了解，知道如何动手。加上林彪前来助阵。军事院校那帮人别说还手，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萧克。按照萧克自己所说，一辈子一共三次站错队。第一次站错队，就是一九二九年六月，陈毅意外的把毛泽东轰下台，造成毛泽东第一次下岗失业，萧克投了陈毅的票。第二次则是六年之后，张国焘南下，萧克被迫跟去了，幸好途中碰见朱德。在朱德一番说教之下，和朱德一起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第三次就是这次。这次萧克同志体验到了无产阶级同志的怒火：一连五十天的轮番轰炸，北伐时代就开始扛枪冲锋的萧克同志顶不住了，败阵吐血，承认了一系列罪名，如领导“反党宗派集团”向党和军委正确路线进攻。

萧克上将固然南征北战，固然多才多艺，但是还是太小了点。不值得这么多元老级人物出马。他们出马是为了萧克后面的那两位。粟裕和刘伯承。

第二阶段主要批判第一大将粟裕。这一阶段是主力有三个：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这部分后面会详细介绍，这里先放一放。

最后一个对象是刘伯承。林彪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林彪又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这是当选为军委副主席的林彪第一次表演。林彪说的“有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有人就是指刘伯承和叶剑英。总结起来：观点些鲜明，一语中的。

林彪是痛恨教条主义的。毛泽东也是痛恨教条主义的。林彪一生紧跟毛泽东，了解毛泽东，而且了解井冈山旧事。所以他这么说不稀奇，而且说得也不算错，算不上完全倒私货。林彪此番讲话也可以理解为反对洋教条，要求重视中国的军事经验，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出事就认为他借机整刘伯承、公报私仇。林彪当时既不主政也不主军，想公报私仇也没条件。

毛泽东支持反教条主义，因为他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反感别人崇洋媚外。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成垃圾魔王的情况下，特别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正是毛泽东的支持反教条主义，才会升温。这从一年后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中可以得到佐证：“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无意中谈到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大致过程也就是这样。

痛

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九五八年的刘伯承已经六十六岁了，正在上海疗养。他的身体不好，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眼睛，青光眼，看不清。特别是眼压升高之后，看东西极为困难。一般情况下，人生至此应该退下来享几年清福了，刘伯承还在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为了建军梦想，刘伯承忍受着肉体伤痛，如同几十年一贯忍受的。

接到进京电话之后，直接从上海坐火车进京了，连秘书都没带。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风声他已经听到一些，很难过。但是更难过的还在后头，到北京才发现事情严重得多，需要检讨，才打电话回南京让秘书过来整理“检讨”材料。

七月十号，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位将军在场。刘伯承微弱的身躯在别人的搀扶下上台检讨时，惊人一幕出现了：将军们齐刷刷的起立，向刘伯承行了军礼。此时刘伯承是上台接受批判的呀。许多人把这个现象解读为将军们对统帅的尊敬，我觉得这是将军们向一个老兵的致敬吧。老兵终究要退出战场，却不会从人心中退出。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刘伯承被这一幕感动了。他匆忙（没想到）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

人生至此，军事生涯至此，应该没有遗憾了吧？不！遗憾大大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批斗会来的这么猛烈，更没想到从此和军事教育绝缘，最没想到的还是这场批斗风波之后，军队正规化建设之路迂回了很大一个弯，相当于毕生梦想化为尘土。如果此时的刘伯承还年轻，大可以豪情一把：大不了从新开始、从头再来。然而伤残之身年近古稀的刘伯承已经没有时间了。等到一切条件具备，发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精神时，却发现人生如梦梦如影。

阻挡最终梦想的居然是昔日的领袖和战友，这世间没几个人能承受这份伤痛，也没几个人有机会承受这份伤痛。此时的刘伯承一定非常难受，一方面痛惜自己——存在一定的教条作风；另一方面痛惜党内同志吧，同志们怎么就不能宽容一点，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呢。

一世梦想，断送在此时，肯定想不通、不甘心啊！怎么会这样呢？共产党人不是最爱讲实事求是的么？实事求是的讲现在是军队正规化的时候呀，怎么能白白浪费这大把机会呢。刘伯承很痛，痛惜革命一声，却在最后时刻断送了梦想。

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他不懂、不明白、不理解，但必须接受。

其实刘伯承可以不用参加这场批斗会的。毛泽东已经亲自发话了，“刘伯承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那么刘伯承为啥又做了检讨？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刘伯承组织性强、党性强；另一个是外在压力。

第一个答案无须解释，多年来刘伯承服从命令听指挥，从不向党中央讨价还价。另一个答案是压力。压力来自哪里呢，既然毛泽东已经开绿灯了，压力只能来自两个人了，就是大会主持人彭德怀和小组长邓小平。

究竟是谁呢？刘弥群接受采访时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鉴于彭刚是彭德怀侄女，有为亲人洗脱感谢嫌疑。姑且不论彭德怀。因为彭德怀是反教条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不论有没有让刘伯承去检讨，反教条都是光明磊落的彭大将军一生的污点。如果彭德怀坚持刘伯承去检讨，那么在庐山会议之后，那种强度的批斗会之下，芝麻粒都能扒出来。要知道参加政治运动那些人扒消息的水平比现在狗仔队高明很多倍的。所以彭德怀嫌疑比较小。

那么分析一下邓小平是否坚持刘伯承到现场做检讨。既然彭德怀嫌疑小，邓小平嫌疑就大一点。反教条主义组长如何表现的，现在还不清楚。当时邓小平的表现应该和毛泽东相当，或者说和林彪相当。因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随时随地准备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从之前反右派到之后大跃进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办事，这个反教条主义也不例外。五八年的邓小平，还在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还没有自己的理论。

当时的邓小平代表毛泽东反教条，就责任而言，必须把教条主义的“总根子”刘伯承拉出来检讨。理由如下：一是向毛泽东交代，在当时大环境左倾的情况下，表示我还是忠于你的，能把你交代的事情办彻底。

不管彭德怀还是邓小平的压力，在毛泽东开绿灯的情况下，刘伯承可以不去现场检讨的。如果他不去，没有人能强迫他。他所以去现场检讨，还有第三个理由：即他希望通过检讨可以过关。如果检讨过关，那么就可以继续推动正规化运动。即使他自己不干了，也可以由他人来代替他干。后来坚持辞去一系列职务，应该不仅仅是远离是非之地那么简单，还有另一层态度：过错在我，我已经离开，学院是无辜的，军队正规化应该继续搞。正如文革之前，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说：“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刘伯承应该也是这样，只是没说出来而已。理论家的心是想通的。

将军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战争理念不能在战场上实施，就如政治家治国理念无法得以实施一样。这点上，刘伯承和刘少奇可以称得上难兄难弟。这对难兄难弟成了国家深深的伤口。

反教条主义发生在军内，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开国将帅，实际上是一场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事件中有两种表现：一，用政治冲击军事，这事发生在刘伯承身上；二，用政治影响政治，这事作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号，会议开幕，一直到六月九号，称为会议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题批判粟裕的。在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彭德怀、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向粟裕猛烈开火，指责粟裕三大罪状：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向党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告洋状。在这种全方位多角度打击下，粟裕将军先后八次检讨，几乎承担了所有罪名。和刘伯承一样，从此靠边站，却因祸得福避过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

解释粟裕事件之前，先比较一下作为军人的刘伯承和粟裕。

第四章 略微比较一下刘伯承和粟裕的指挥风格

说真的，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

现在军粉中，刘伯承有一大堆粉丝，粟裕也有一大堆粉丝，说啥都要得罪人。一般来说，得罪人的活没人愿意干的。但是行文至此，忽略过去似乎是对二人的不敬。写将军不写起指挥风格，就如同写政治家不说治国方略一样，实为遗憾。

军衔上看，刘伯承元帅，高于粟裕大将。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军衔并不完全代表才能和战功。这点前面分析过了。

从军事角度看，一块残缺的镜子，打成两半，一般是刘伯承，另一半就是粟裕。两人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完美。

刘伯承科班出身，满脑子正规战和军队现代化，前面说过，理论方面军内没人跟他比。虽然潜心研究过游击战，并且成绩傲人。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正规战专家。他理论基础极其深厚，所以号称党内孙武。注意，是党内孙武，不是党内白起、卫青或李靖。

孙武何许人？相信全世界凡是对军事多看两眼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啥。然而即使是资深军粉，也不见得去研究这位两千年前的超级前辈军事战功。大家记得他，只因他留下了十三篇兵法而已。

党内孙武刘伯承来到战场上，狙击战或伏击战都打得如同教科书一样标准，战术布置同样教科书一样标准，一切太标准了，以至于战场上临敌应变亦如教科书一般。最显著的一个战例便是大渡河畔，刘伯承度过大渡河之后，率部争夺泸定桥。林彪同样率部前往。一人一边，如果刘伯承先到，就不用爬铁索进攻。结果却是林彪后发先至，飞夺泸定桥成功。为何刘伯承先走却落后了？就是行军太教科书了呗，该吃饭时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没有急行军，全然忘了红军此时正在生死关头。这是刘伯承之瑕疵。

如果说刘伯承是一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战术实践方面有些许瑕疵；那么粟裕正好相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实践者，在理论方面有所欠缺。

粟裕另外一种人。进入军队之前，粟裕只是一个小年轻，从没上过一天军校，兵书估计也没看过。至于兵法，呵呵，还不如馒头来得实在。

如果说粟裕有什么老师，那就是敌人和战争。

粟裕长年远离中原，在靠近蒋介石心脏地区与之周旋，时不时受伤什么的，还要应对那个年代特有的同志之间的无可避免的“提防”，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同志也没心思没时间停下来“钻研兵法”，能活下来就是最好的兵法。

当你深陷敌人包围圈，那种你死我活的环境中，有那本兵书告诉你该啥时候打仗、啥时候睡觉、啥时候吃东西？该如何派兵布阵，如何避敌，如何逃跑，这一系列问题都得自己解决，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种兵法可以告诉你。

在那残酷的环境下，奉行最残忍的丛林法则。

法则只有一条——靠自己。

在那无情淘汰中，如果你不是天才，那就会被淘汰，被残忍的淘汰，然后被遗憾（运气好点捞个烈士头衔）。能生存下来的人，只能是天才。所以存活下来了，还给敌人以重创，所以说他是天才军事家。他的才华不属于任何流派，随机而变。正因如此，粟裕的才华表现的诡异难测。正因如此，粟裕才能通过诡异的黄桥之战，才能弄出来苏中七战七捷，才能以天下人想不到的方式去打孟良崮，才会去硬着头皮设计淮海战役。

要是搞辩论，即使第一代军队领导人文化水平不高，可以肯定，很多人远胜于粟裕。但是临阵对敌，能和粟裕相媲美之人屈指可数。粟裕也不是没有缺陷，他的缺陷就是论理水平有限。这个缺点在战场上没啥，对后人却无尽的遗憾。后人研究粟裕将军，只能从有限的战地资料中自己总结，难以知晓粟裕那个脑袋里思维活动轨迹，以及对战争看法。所谓的专家或者粉丝们，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只能凭空想象，生搬硬套，无趣得很。

以粟裕战争实践之经历，如果理论水平高一点，必然能为军事思想增光添彩。

——遗憾呐！

作为正规战的推崇者，刘伯承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战场上发扬战争自己的战争理念。他唯一大显身手的机会是统兵出中原，可惜时机不成熟，阴差阳错之下，变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不与我，可惜。

刘伯承的遗憾，粟裕填补了。国共决战，最拉风的两个人中，一个就是粟裕。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中，粟裕出尽风头，刘伯承只能起到辅助左右。

如果粟裕和刘伯承是一个人，那将是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然而这个想法终究还是苛刻了一点。人无完人，或许那种完美的军人终究是不存在的。就连伟大的孙武，也不完美。

刘伯承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这当然是一位老同志对后备称赞。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伯承有点羡慕粟裕，因为粟裕在国共决战中得到充分施展，而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

一九五八年，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将军的事业线就终止了。两人一同挨批，同样是生前没得到平反，难道是天意？是老天在提醒我们注意两位杰出军人之互补性的特点？

第五章 从天才到名将

天才是如何炼成的

粟裕，侗族，湖南会同人，属于少数民族，农村户口，被压迫歧视对象。

粟裕生于一九零七年，和林彪同年，开国将帅中最年轻的指挥官之一。南昌起义那年刚满二十岁，此前已经跟着叶挺在独立团混一阵子，算是“老兵”了。

现在提起粟裕大将军，都是一片赞美致辞，似乎是个天才。在这个轻浮的世道上，凡是有人取得优越成绩，便冠以天才称谓，然后一切结束。好像天才是个万能公式，能解释一切不平凡的现象。

说天才容易，分析天才难，成为天才更难。

粟裕成为军人那会，额头上可没写着天才二字。而且身材瘦小不善于交际，估计在军队中吃了不少苦头。那年头军内流行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叶挺独立团就算军纪好点，终究还是旧时代军队。估计年轻、缅甸、瘦弱的粟裕没少帮助大兵哥哥们干点基础性工作——提鞋洗衣服啥的。当然和后来的经历相比，这些苦头也不算啥。

所以当兵，说好听点是为了伟大理想，更现实的还是混口饭吃，或者说理想就是混饭吃。然而乱世之中，军人也不容易混饭。混不好，就不用吃饭了。乱世，往往都是军人的世界。死去算并不好。不死的，也是无数次死里逃生。

所谓天才军事家，就是这种死里逃生逃出来的。现在就看看粟裕将军是如何从腼腆少年“逃”为军事天才的。

南昌起义失败，警卫班长粟裕随部队转移。国民党在后面追赶。在武平这个地方，掩护大队撤退时，一颗子弹飞来，从粟裕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粟裕当即栽倒在地，不能动弹，但没有昏迷，头脑还清醒。倒在地上的粟裕依稀听得上级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啦。”排长同志十分负责任的卸下粟裕的驳壳枪，丢下粟裕走人( 住：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 。也不能怪那排长不仗义，兵败如山倒，打掩护本来就极其危险，能活命就不错。以赫赫有名的林彪为例，南昌起义也是个小干部，失败中途也经历过离队开过小差，只是没找到归宿又回到队伍来了。

等到粟裕恢复意识，身边已空无一人，无力再爬。这时候，想活命就要赶上队伍，不然死路一条。粟裕奋力站起来，因为太虚弱，又跌倒了，站不住。死神在年轻的粟裕身边露出狰狞面孔。看来未来的名将要提前去见马克思了。然而求生意志激发了生命潜力。身临绝境之下奋力一搏，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粟裕再也没有力量前行一步了，但幸运女神向他招手——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路过，帮助粟裕爬出水田，包扎好伤口，又搀着他赶上了部队。

这是粟裕同志第一次死里逃生。求生能力（躺在山上听天由命）稍微差一点，就挂了；身体条件差点（爬不动），就挂了；运气稍微差点（碰不到同志），也就挂了。这些不仅是粟裕逃命的因素，作为普通人想要有所作为，也需要这些。

两年之后，在宁都再次负伤，这次伤在屁股。

又过一年，也就是一九三零年，死神再次现身。当时粟裕已经升为支队政委。在赣南苏区，粟政委随部队和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死磕。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身旁爆炸。粟裕头部被单片击中，昏倒在地。

士兵们看到粟政委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要把他抬下战场。

哪知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够狠!有这样的指战员，国民党能架住么？

战斗结束，士兵们把昏迷不醒的粟政委抬到医院，发现一块弹片深深地嵌进了他的颅骨。医院条件简陋，无法进行手术，医生只好用纱布将其头部紧紧缠住。三个多月后，粟裕奇迹般伤愈归队。战友们都以为他是被炮弹片炸伤而已，没人想到弹片竟然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直到一九八四年，粟大将军死后被火化，弹片才从骨灰里拣出。一共三片，现藏与军事科学院，作为军人强悍的证据，宝贝一样拱着。

不能不佩服粟大将军福大命大。弹片位置再偏一些，可能就……。但是弹片在脑袋里留下后遗症，此后战事紧张或者工作劳累，就会头疼头晕。那时既没有止疼药又没有保健医生，怎么办？忍着！在淮海战役最为紧张的时候，粟裕曾经七天七夜不睡觉，怎么过来？忍过来的！天才必须能忍。一直忍，忍到忍不住。

朝鲜战争之前，毛泽东点名粟裕任东北联防军司令，粟裕却忍不住了，一生一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当时粟裕的情况是这样的，眼睛只能看正前方，不能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成一条直线。如果你和粟裕将军一起吃饭，把荤菜摆在另一边，那么恭喜，你可以把那荤菜吃光光。

最能体现粟裕同志忍受力的要数第四次负伤，最具传奇色彩。那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粟裕已经升为红十一军参谋长，在江西省东部打仗。

红十一军下面的二十八师攻打一个山头，久攻不下。粟裕与军政委萧劲光一起到前沿阵地指挥进攻。山头很快被拿下了，乘胜猛追。意外发生了：敌人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从后面打了过来。而粟裕手上已经没有部队。这时候考验一个军人时候了，可以选择逃跑，运气不好当俘虏；运气好点能逃一命，然后看着自己队伍被敌人夹击包饺子。

列位看官，如果是你，将做怎样选择？

粟裕做了另一个选择，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上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胆气在这一刻提升到极限。不知道当年的粟裕是否晓得诸葛亮空城计，同样是以小博大、以虚博实，这么一个反身冲锋，真有一丝空城计的味道。

仗是打赢了，然而命运再一次考验了粟参谋长——左臂被打中，动脉血管被打破，鲜血喷出一米多远，粟裕再一次当场昏死。警卫员立即用绑腿把粟裕手臂上部扎紧，止住血。天又下起了大雨，山路崎岖难行，同志们用担架把粟裕送到二十公里外的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手臂肿成了腿！

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穿过，两边骨头都伤了，还打断了神经，并且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主张锯掉他的左臂，否则有生命危险。粟裕再一次表现硬汉本色，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医生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依他。

伤口化脓，要开刀。那时的医疗条件有三个特点：药品缺乏，设备简陋，技术差。

做手术没有麻药，麻绳就是麻药。大家用麻绳将粟裕左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其疼痛程度我们是没法知道了，可以和刘伯承元帅交流交流。

最骇人的还在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就这样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肉芽。医生就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

关云长刮骨疗毒也没有到这程度吧！

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相比之下，有神医华佗陪伴的关云长能下棋有酒喝已经是非常相当之幸福了。

身体痛苦也就算了，连安全保障都没有。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幸好粟裕天天在山沟里转悠，体能超好，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敌人。要不然挂在山沟里，估计连个烈士都混不上。后来，粟裕被送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多大事吗？却遭这么大罪。

一年之后，粟裕右臂受伤。再过两年，脚受伤。

粟大将军一生六次负伤，每一次都是凶险异常。每次涉险过关都要升级。第一次负伤时只是班长，第三次已经升为支队政委，第四次负伤时已经升为军参谋长。每一次受伤，都有一批战友死掉。那么多战友的死了，粟裕活了下来。

如此凶险环境中存活下来的人不是天才是啥？所谓游击战精神，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证自己不死。所以，尽管粟裕没有上过一天的军校，却深得游击战之神髓，那是死神亲自授的课，比世间任何专家教授的讲话都管用。

看看吧，天才就是这么练成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如此坚定的意志信念，能承受如此多的磨难，并且被幸运女神照顾好几次，想平庸都难。所以，那就奋斗吧，朋友们！呵呵，说多了。

身经百战而不死，再起时天下将风云变异。

名将之路

无数次冲锋负伤，和战争亲密接触之后，粟裕理解了战争，拥有了驾驭战争的能力，也就挣得了成为名将的本钱。

仅有本钱还不够，要成为名将，还需要一个必要因素——敌人。

有敌人，才有名将。

一将功成万骨枯。万骨之中，必须有敌人之尸骨。

所谓名将，把自己受过的伤、流过的血、承受过的折磨加倍返还给敌人。

所谓名将，就是以最为冷静、残忍、代价最小的方式置对手于死地

好吧，既然敌人还在肆虐，那么从现在起，踏上名将之路。

粟裕名将之路，起于黄桥。

既然是名将起点，就应该有陪衬。陪衬有三个。最大的日本鬼子，实力最为强劲，是国共双方劲敌。实力排第二的是韩德勤部，韩德勤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他的部队可算国民党抗日部队。排名第三的是李明扬部，国民党敌后游击队。新四军挺进纵队刚刚到来，实力最差。

按道理说，鬼子是后面三个队伍的共同敌人，当时又是国共合作，大家应该团结协作打鬼子是吧。诡异的事就来了。排名第二韩德勤同志想“抗日垄断”，要搞掉排名第四的新四军。当然也不是韩德勤要搞新四军，是韩的后台，老蒋要解决新四军。老蒋是个胃口很大的人，他要先搞掉苏北比较薄弱的新四军，然后再搞皖南。陈毅粟裕他们要想发展抗日根据地，必须先过韩德勤那关。

韩德勤信心满满调兵遣将，以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6旅翁达部为主力进攻，约一万五千人。新四军兵力是韩德勤一半，七千左右，在粟裕同志的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

两天暴雨之后，国军分几路扑向黄桥。第二天下午，独立第六旅三千余人进抵黄桥附近，遭到伏击。三小时激战之后，该旅全部完蛋，旅长翁达自杀。国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经一夜激战，第二天早晨八十九军溃败，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见阎王。战斗结束，国军损兵一万多，折将若干。

作为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结果当然高兴不起来。当时日本人就在旁边，咱国人却在这里开火。当时翁达和李守维当时都是中将军衔，带着一万多人去跟鬼子拼命，即使用血肉之躯也压死几个鬼子吧。战死也赢得后人尊重，何必跟自己人动肝火？

最搞笑的就是那个韩德勤同志了，在第三次围剿中央根据地，他的部队被全面歼灭，不长记性。此役再次成为背景人物，见证粟裕的功勋。三年之后，连自己也成了战利品，被捉了又放。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官运亨通，最后还跟着蒋介石跑去台湾当总统府顾问。如此国民党，叫人怎么说呢。当然，黄桥之战打的虽漂亮，还是险中求胜。所以胜利，和陈毅八面玲珑分不开的。

名将第二步，是在苏中。当时国共内战刚刚开始。国军以优势兵力全面进攻，共军集中兵力机动防守。

战争过程是这样的：粟裕指挥新四军，在七个不同的时间，七个不同地方，和七个不同对手交战，打赢七场战争。史称七战七捷。

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亡的事。不同的时间地点，战争态势不同；不同对手，指挥风格各不相同。打赢一场，可能是偶然；胜两场，也许是运气；胜三场，表示你很有才；四场……一连胜七场，那是名将的工作！

此次战役，粟裕指挥三万多新四军将士，对敌十多万。战争结束，消灭五万多。震惊了远在延安的朱德彭德怀，连胃口很大的毛泽东都写文章通电全军，推广这次作战经验。远在东北的林彪看了之后都是欣喜不已。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场战争虽然粟裕一直弱势：双方力量对比是，粟裕三万对敌方十二万。但具体到每一个局部战场上，粟裕就变成强势一方。每一次都是以多打少，每一次都是以强胜弱！所以战争的结果是粟裕指挥三万人，吃掉对手五万多人。

很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资深军粉想必记得，当年萨尔浒大战中，努尔哈赤用的就这一招。努尔哈赤用这招，是在北方和狼学的（注：北方少数民族将领精于此道，萨尔浒大战是典型）。粟裕用这招，是在屡次大难不死中领悟到的。

归纳成理论就是，战场上取得局部优势。这是一条基本作战原理。一般军粉都知道，但是能在战场上运用的，必须是优秀指挥官。能一直在战场上运用的，那就是名将了。粟裕一直精于这一点，所以是名将。

名将的秘密，就是在战场上建立起对敌优势。比方说当年李牧使用骑兵，比方说亚历山大使用步兵方阵，比方说拿破仑使用炮兵，都是把优势力量集中到一点进行突破。到共军将领这里就是诡异的穿插切割，代表人物就是粟裕和林彪。只是林彪过于谨慎，所以才说粟裕敢打神仙仗。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统帅指挥不同的军中，但他们思想是想通的。也就是说战争原理都是一样。

这个风格贯穿粟裕一生，在后来的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都有所发挥。但标志性一战，便是孟良崮战役。这一战典型的“神仙仗”，有着深深的粟裕烙印。这一战后面对比林彪粟裕指挥风格的时候再分析。

冈村宁次曾经在南京一个小组，专门探讨粟裕的作战特点和规律，得到的结论是：“此人打仗经常是破常规、出奇招，常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狠狠地咬你一口，毫无规律可寻。”战争的最高境界，不论进攻还是防守，总能让对手无迹可寻。

实践总结

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宝典里，军事原则有这么十条：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这十条军事原则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均适应。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反映。这十条准则形成很晚，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才总结出来。为啥这么晚呢，一开始就拿出来指挥战争不好么。要知道它们可不是诗歌，灵感来了就有了。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无数人留下牺牲才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说它们是所有将领长期以来军事实践的总汇。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份，共军打了那些长呢。红军年代就不说了，游击战。游击战的精髓就是保命，具体表现：检软柿子捏，见了强大敌人绕路，对大中城市视而不见。抗日战争也是一样，基本上还是游击战。就彭德怀搞了百团大战，还在延安整风时被批判了。运动战主要实践在解放战争中。到四七年十二月份，解放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一点，共产党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将近百万军队。在这段时间里，所有将领中，数粟裕打得最好。

除了那个黄桥战役和苏中战役的辉煌，还有不是特别辉煌的鲁南战役和更为辉煌的孟良崮战役。在四七年一月份的鲁南战役中，粟裕指挥十三万对敌十六万，再次以弱胜强，歼敌五万多人，首创一次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记录，俘获了很多坦克弹药。此次胜利给日后跟大规模歼敌做了准备。四个月之后的孟良崮之战，直接打掉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双方转入相持阶段。孟良崮之战之后半年，毛泽东总结出“军事十条”。参照粟裕的这些军事实践可以发现，这十条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粟裕的功劳。

我们知道，粟裕同志是一个实干派人物，没有写下什么牛叉的军事理论，但是他用自身的军事实践丰富了那一代人的战争宝库，这就够了。

如果说粟裕的军事才能锤炼于游击战中，名将之路起于黄桥，那么巅峰时代的奠基之作则是淮海战役。和其他战役不同，淮海战役不管是规模还是战争性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打完淮海战役，粟裕跻身名将之列，和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那些军事天才们相比也不逊色。

第六章 巅峰之作——淮海战役

战役简介：黄百韬先被华野包围，杜聿明指挥邱李兵团去救援，被阻没救成。黄维兵团也来救援，被中野阻援。李延年也来救援，被阻。黄百韬挂掉，杜聿明退回徐州。黄维被中野包围，后来华野来帮忙打。于是，李延年想靠拢黄维，被阻，杜聿明离开徐州来增援，被阻。黄维挂了。杜聿明被两大野战军接着包围，这个时候李延年跑了，杜聿明在包围圈中熬了四十多天，最后也挂了，战役结束了。

如果就这样结束了，未免有点不负责任呵。在这段简略的文字背后还有六位数的男人身死魂灭，六位数人落下伤残，六位数家庭破碎。在这个大背景下，又有人名扬青史，有人一世英名归于尘土。好吧，就把这段略微展开一下。

开战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那里称谓徐蚌会战，共产党这边称淮海战役。共产党胜利了，咱们都生活在共产党世界，所以也称淮海战役。

战争性质：决战。

战争背景：经过开展以来三年左右的亲密接触，共产党站稳了脚跟。辽沈战役基本上解决了东北问题。有了东北，共产党相当于有了自己永久性地盘。决战时候到了。如果不打，那么中国将再次面临恐怖的分裂。

打，当然要打。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想拿下一个统一的中国，结束百年战乱，都不想成为分裂中国之千古罪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成功的一方将继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人的光辉事业，获得领导中华民族再一次崛起的权力。——多么巨大的诱惑啊！

在哪里打？当然是中原地区。至古以来，中原逐鹿，得中原者得天下。

毛泽东早有中原逐鹿之心，早在三大战役之前，毛泽东就派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东渡黄河，以图解决中原。只是时机不成熟，刘邓在中原没站住脚，演变成所谓挺进大别山。当然淮海战役主战场并不是传统地理上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而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这地方经济并不发达，却是通向经济发达之地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抗日战争中这一带就打的异常惨烈。徐州打开，南京裸露在外，只有一条江。过了江，国民党政府就完了。

辽沈战役之后，共产党在军队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装备上国民党依然领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有一个具体方略。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设想，派遣粟裕带一帮人到长江以南，学刘邓接近敌人心脏地区，吸引江北敌人过江南，然后调东北军入关，司机解决华北，再图中原，然后一统天下。这个战略相当宏大，但并不陌生。

一句话，就是由北向南一统中国，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老节目了。王朝循环时代，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北向南，要么从东北开始，要么从西北开始。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打算把这出经典历史剧重演一遍。

如果按照这个决策，等林彪带领东北军入关，华北的傅作义就有了来自南方的大力支持，投降肯定是不可能了，北京一带肯定要大打特打，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共产党依然胜利。但古老的北京城估计要反复砸碎好几遍。打完之后休整、南进，再打、再南进，打到何年何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诞生。过程是慢了一点，前景看起来也不错。中央高层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如果多拖上几年，后来抗美援朝啥的也就免谈了。如果美国人加大参与力度，苏联人再使点绊子，说不定还真的划江而治。

这时候远在华东的粟裕站出来了说，下江南不是上策，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要知道当年共产党缺少运输工具，要大规模带人过江是不可能的。人数少了也没啥用。去了江南要建立根据地、拉队伍等等，至少需要两三年吧。林彪带了那么大本钱去东北，也是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才缓过来气。而且和东北不同的是，粟裕下江南的地方在江浙一带，那里比较富裕，没有未来窝窝头闹革命的理由，要建立根据地、拉队伍的难度更大。如果下江南，五五年粟裕估计还能捞到大将军衔，但是首席大将啊、无冕元帅等虚虚实实的桂冠就是浮云了。

所以粟裕认为：更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江北，在两淮地区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同样可以消灭敌人，比下江南省事。

粟裕的第一个支持者是饶漱石。而陈毅不太赞同粟裕主张。因为中央已经决定粟裕下江南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系列分析解释推理判断论证，毛泽东觉得粟裕的想法虽然大胆新奇，但还是可行的，交给了粟裕一个任务：粟裕必须在四到八个月内，在江北歼敌六到十二个旅。相当于让粟裕立下一个军令状。

为了表达对粟裕的信任，毛泽东再次发挥天才用人策略，把陈毅调到中野干老本行，即协调两大野战军之间的人事关系。这一招即挪开了粟裕上头最后一个领导，也大大促进了两大野战军之间的交流。这个调动对陈毅有点不公平，就不怕陈毅消极怠工？不怕。因为粟裕打不好，把华野家底白光了，那陈毅再回华野也变成光杆司令。所以陈毅也不敢怠慢。

从此粟裕成了中野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天高任他飞。粟裕用自己的构思打动了毛泽东，改变了中央计划，调动了整个中原局势，还调动了陈毅，盘活了刘邓大军。从此局势逆转，直接加快了决战进程。

中央调走陈毅，可谓给足了粟裕面子。粟裕也得给中央和毛泽东增加点信心。

面对毛泽东的军令状，粟裕怎么办的呢，回去之后甩膀子就干。二十天时间打完豫东战役：歼灭国军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约九万余人。虽不如苏中七战七捷漂亮，却也痛快。军令状？搞定！又是一次险中求胜，而且还没完全发力。由于豫东战役，蒋介石赶紧调山东军队支援河南，止痒以来，山东空虚。毛泽东立刻让粟裕折回山东打济南。济南是一座大城市。此前共军并无多少大城市攻坚战经验。然而要在中原打歼灭战，城市攻坚战是必不可少的。对粟裕而言，济南是一个考验。打不下来，淮海也得仔细想想了。守卫济南的是抗日猛将王耀武。结果是八天时间，攻下济南城，俘虏王耀武。

通过这两战，毛泽东对粟裕更加信心满满了，放心让粟裕去干。有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做铺垫，淮海战役自然而然来了。

看官们，此时此刻的粟裕让你想到了谁？横扫东方的白起？还是帮助刘邦出汉中定三秦搞定天下的韩信？

战争规模：共军六十万，国军八十万。这个规模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空前了，但愿也是绝后的，但愿中国再也不要有内战。即使放在全世界战争史上，这个规模也足够宏大。加上后勤部队和两淮人民的小车子，就没法估算了。

淮海战役构思者：粟裕。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头衔。冲锋陷阵者，猛将；独当一面者，统帅；决战构思者，思想家。

共军主要指挥者：粟裕。

参与领导并指挥者：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谭震林。

国军指挥者：刘峙，杜垏明，邱清泉，黄维，黄百韬。

这两套班子配置非常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水平。

共军班子是这样的：邓小平前委书记，地位最高，起到一个象征性功能。因为这些人中，邓小平是毛泽东的铁杆，紧跟毛泽东的态度最为坚决。陈毅负责人士协调。谭震林搞政治的。饶漱石贵在参与。粟裕指挥华野主攻，刘伯承指挥中野协助。

国军班子也差不多：刘峙位置最高，军事能力有限，但是忠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刘峙打仗能力没有，就给他配备一个业务能力强的，杜垏明。其他如黄维、黄百韬、邱清泉也是一时人物。

至少从帐面上看，两套班子配置相似，都是一个军事能力一般但忠于领袖的人物当老大。证明蒋介石和毛泽东政治水平相当。但是比起军事谋略就差远了。毛泽东帮助粟裕制定战略战术。反观蒋介石，当杜垏明制定作战计划时，蒋介石把他拉到东北当救火队员。等到杜垏明再回到淮海战场，枪炮已经响了六天。毛泽东发电报给主攻手粟裕说，不必事事请示。蒋介石却常常伸手到前线遥控指挥，搞得前线官兵无所适从。战后成为战俘的杜垏明说过，淮海战场上哪怕最为糟糕的一个作战计划能够彻底实施，局势都讲不通。所以任何一个计划都没能彻底实施，蒋介石有很大的责任。

搞定黄百韬

现在看粟裕构思淮海战役，一切来得那么精妙自然。然而在当时看这一切只是想得很美。如果毕加索只会在脑袋里想象，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关键还是要执行。执行起来风险非常大。当时中原局势处于一种均势。中原虽有华野、中野、太岳兵团互成犄角，但并不占任何优势。因为在这个犄角之外全部都是国军。

中野因为跃进千里，部队减员过半，穿越黄泛区时把重炮什么的全部丢光了。没有炮火支援，军队出了山区能有多少战斗力？刘伯承在神，邓小平政治手段再高又能折腾出啥花样？如果仅仅看大别山之中的中野，仅能自保。太岳兵团的陈赓用兵诡异多变，但是有个不大不小的弱点：惜兵。放平时这好事，但是在关键时刻就显得有点软。所以陈赓同志名头虽大，硬仗狠仗却不多。三路大军之中，真正机动诡异心狠手辣的只有粟裕指挥的华野。

针对这个情况，粟裕同志就想了，这个怎么打呢。那就先拿下两淮（淮阴淮安）到海州之间这一块，把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认为可以，不过胃口小了一点。他站在战略的高度，认为以华野现在的力量，完全可以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他早就瞅准了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十万人，可以打一打。事实证明这是一招妙棋。棋虽妙，却不好下。因为黄百韬同志虽然不是蒋介石的车马炮，却相当硬，差点磕掉粟裕门牙。

也该黄百韬倒霉，历史选择他当背景。

黄百韬，生于二十世纪第一年，一九零零年。

军衔：国军陆军上将，兵团司令官。

黄百韬并非蒋介石嫡系，最后混到兵团司令员，靠的是实力。拜长期以来宣传所赐，一提到国民党军官，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一个肥胖且精于吃喝嫖赌之身影。当然，精于吃喝嫖赌的党国军人不少，但不包括黄百韬。身为将军的黄百韬，并无不良嗜好。战场上进则争先，退亦谨慎，打起仗来凶狠顽强。虽然是杂牌军出身，对蒋介石却是死心塌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无论是忠诚度还是在战绩上，都是呱呱叫。身为杂牌军出身，能在派系林立的党国军方混出头，相当不容易的，黄百韬做到了。

一句话，黄百韬同志杂牌军中的王牌将星！

虽然黄百韬最后身败名裂，因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讲，黄百韬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他所以失败，除了时运不济，跟错了人，还因为对手更优秀。

一九四八年，黄百韬四九岁，正值春秋鼎盛，将军的黄金年龄。年末，黄百韬在碾庄地区碰到了比自己更为年轻的对手粟裕。两人是老朋友了，经常打招呼，只不过他们打招呼的道具不是酒肉，而是机枪大炮。结果是互有胜败。早在豫东战役，华野部队围攻黄百韬兵团，危急时刻，黄百韬亲自登上坦克冲锋陷阵，创造了国民党内兵团司令本人亲自带队冲锋的唯一战例。经过死战，终于稳住阵脚，最终突围。之后蒋介石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不仅设想，如此勇猛的黄百韬如果当初加入共产党会如何？

这一次和以前不同，是粟裕和黄百韬这辈子最后一次较量。以前都是国军围攻粟裕，粟裕险中求胜。这一次轮到出手了。毛泽东和粟裕决定首先吃掉黄百韬。这么选择倒不是因为黄百韬将军是绵羊，而是因为黄百韬将军出身不好。国军内部派系林立，大家彼此牵扯记恨。之前的张灵甫带领的王牌七十四军就是这样挂掉的。如果杂牌军出身的黄百韬陷入危局，蒋介石嫡系是不会倾尽全力救援的。

这点上，就看成国共双方的差别。共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但派系只表现在政治斗争上，上了战场还是彼此配合。比方说就在淮海战役，华野和中野的配合，那叫相当亲密无间。

这或许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差距。可以说毛泽东吃透了蒋介石，也吃定了蒋介石。

老友见面，也没必要客气，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彼此问候。

双方经过一系列试探、对抗、引诱之后，粟裕指挥的华野把黄百韬包围在碾庄。黄百韬咋就这么背呢。只因为此时的战役实际指挥者杜垏明还在东北，实际指挥重任落到刘峙身上。这本不是他的专业范畴嘛！刘峙的使命只是忠于蒋介石而已。

刘峙先生就是国军典型。早年热血，投笔从戎，黄埔一期毕业。军事生涯泾渭分明，概括为：北伐时期有“福将”之称，中原大战升级为常胜将军，等到抗战就变成了“长腿将军”，解放战争这降格为“常败将军”。从福将转变成常败将军的过程中，刘峙先生热血变成赘肉，捞了很多钱，找了好几房姨太太，领悟了花天酒地之精髓。按照抗战表现，下面任何一位兵团司令抗战表现都比刘老总好。刘峙所以能爬这么高，因为他有一项技能，皮厚。每当蒋介石发火骂人，刘先生都可以标准站姿，洗耳恭听，一副忠厚表情抵挡上防弹玻璃。

骄横的邱清泉一针见血：“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刘峙），眼看大门守不住。”大战开始，将帅之间如此心态，如何打仗？会战失败的刘大将军竟然逃脱了惩罚，带着姨太太们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花天酒地一阵子去了台湾，竟然成了总统府顾问。这是后话。

华野能够顺利包围黄百韬，也得有刘峙的配合。选择拿黄百韬开刀之后，粟裕进行了一系列表演：首先开了一个整风会，表示我军在济南耗了很大元气，十天半个月内没力气继续打了；第二招制造一系列攻打徐州的假象。这个信号都是为了让刘峙相信，共军要打他的老巢徐州。粟裕这一连串的表演超出了刘峙的判断。刘峙就相信了粟裕让他相信的信息，即共军进攻徐州，采取了如下措施：命令离徐州较近的李弥兵团和镇守宿县的孙元良兵团紧急调回徐州。粟裕趁机占了这两个地方，切断黄百韬和徐州的联系。

尽管如此，粟裕依然没能抓住黄百韬。此时刘峙又出手了：刘峙将第九绥靖区四十四军划归第七兵团。这样黄百韬兵团将下辖五个军十二万人，规模可以和嫡系重兵兵团相比肩。可问题是他必须在新安镇等四十四军到达后，才能向徐州转进。但是身处最前线的黄兵团早就知道，共军马上要向自己动手了，还要等人，急死人了。于是黄司令打电话问刘老总，人啥时候到。刘老总曰，等。没办法，只能说黄司令很背。等到人之后，又要过河。河上只有一座桥。十几万人刚过了桥，粟裕到了。一阵狂攻之后黄百韬被围在碾庄。蹍庄本来是李弥军团的阵地，离徐州只有一百多公里。如果李弥军团还在，华野是没有办法下牙的。然而李弥已经被刘老总调回徐州了。

粟裕一看笑了，不就是围点打援嘛，已经习惯了。就把部队分一分，某某部围点某某部打援，分配好之后就等着听战报了。然而战报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共军轻装简行，本来装备就差，仅有的一点重武器丢在后面，直接进攻了。然而蹍庄防卫体系非常好，而且黄百韬的人打仗非常专业。共军伤亡很大。粟裕采用了一种笨但有效的方法，即挖战壕，一条条战壕直通一个个、村庄、战壕、碉堡，然后是肉搏，蹍庄之上血肉横飞。枪炮声、呼喊声、哀嚎声构成一曲《鬼哭》，活脱脱一副人间地狱。

深陷重围中的黄百韬依然不慌不忙，一方面寻找机会突围，一方面固守待援。这个盘算是很不错的，只是打错了。邱清泉和李弥按照命令来救了，可惜均被阻击了。然而黄百韬盼星星盼月亮，结果只盼来他妈的精神支持：蒋介石命令大家解救黄百韬无效之后，大肆宣传黄百韬的英雄事迹，鼓励黄百韬拼死混战等等。

此时的粟裕正在运筹帷幄，一边稳住邱清泉和李弥，一边调兵遣将要黄百韬的命。九纵队负责最后的冲锋，黄百韬起家的二十五军依靠两条水壕死守。直到双方尸体把水壕填满。

黄百韬也不是孬种，直到最后，还在指挥残余的将士和蜂拥而来的共军对撼。当时没有人相信黄百韬能坚持一周。然而黄百韬奇迹般坚持十二天。这十二天之中，徐州几十万人硬是没有突破一百公里的路程。终于黄百韬兵团流尽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滴血就是黄百韬的血。

最后的最后最后，这位优秀的军人黄百韬，这位杂牌军中的将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拔枪自杀。子弹从嘴里射进去的。黄百韬自杀前，拿出名片一张，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请他转交蒋介石。

这一幕很感人，但于事无补。

还是那句话，黄百韬是个优秀的军人。

听到黄百韬倒下的消息，粟裕也倒下了。黄百韬是饮弹自尽，而粟裕是累昏了。粟裕早年头部重伤，精神高度紧张就头疼欲裂。淮海战役开始后，粟裕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头疼得厉害时就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凉一凉，或者抓几把雪搓搓脸，以减轻痛苦。有种程度绝不下于黄百韬。

第二阶段，黄维

打掉黄百韬，淮海战役迎来一个大大的开门红，共军胆更壮，国军胆更寒。按照毛泽东之前设想，打掉黄百韬之后粟裕依然南下。然而这时候已经不是了，而是演变成江北决战，也就是从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

演变过程还得由国军配合。杜垏明同志还在东北时，刘峙被粟裕迷惑得晕头转向，正在往徐州退却。粟裕指挥人马竟然没有找到黄百韬，同时探知国军在往南退。如果徐州兵马往南退的话，那么决战就不可能了。粟裕连忙电告中央，毛泽东意识到：必须把国军消灭在长江以北，同时电令中原局和华东局：务必确保两大野军的供给，要保证前线将士两到三个月内的补给。从此淮海战役的总方针真正出台，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战争从局部规模演变为战略决战。之后，共产党动员两淮全部力量之源淮海战役。打完这一仗，江北再无大战。于是了有了几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支援淮海战役的壮观景象，也就是后来陈毅总结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和粟裕担心是多余的。国军并非战略南撤。所以撤退是因为战略意图还不清晰。蒋介石听了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后动摇了，把部队沿着津浦线，徐州以南到宿县蚌埠这一带，摆成一字长蛇阵。一字长蛇阵，一个从来不会在战略决战中出现的阵型。十一月九号，杜垏明从东北转回头，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所以的谨慎了一把，没能全力以赴去解救黄百韬。决战决心还没下嘛。正是因为中共铁了心江北决战，所以粟裕才不惜一切代价吃掉黄百韬。

面对徐州到宿县到蚌埠这个长蛇阵。蛇的七寸就在宿县。刘伯承对着地图，用他那剩余的一只眼盯着宿县。早在战争开始，刘伯承就提出要占领宿县。宿县是徐州的南大门，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补给线。宿县被攻占，意味着徐州通往南京的大门被关上，徐州已经孤立。宿县本来是孙元良军团守护的。但是通过粟裕一系列的表演，刘峙先生竟然把孙元良叫到徐州，把宿县白白让出来，高啊。

等到国军再次意识到宿县重要性，宿县已经在共军手里了。黄百韬兵团覆灭后，蒋介石严令黄维、孙元良、李延年三个兵团继续北上，同时以徐州的两个兵团南下，以求三路对进，打通宿县。现在费这么大力气，早干吗去了。

按照原来计划：华野围住黄百韬兵团之后，以少半兵力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多半兵力阻援消耗邱李兵团，消灭黄百韬兵团之后，诱使邱李兵团继续东进分割包围，然后一锅煲了。可黄百韬太硬了，华野差点消化不良，已经吃不动邱李那么庞大的一坨人马。

此时刘邓提出：中野独立阻击南线援军整体上看，也是先打南线最为稳妥。那么南线最合适的消灭对象是谁呢，就是黄维。

淮海战役中，第二阶段就是消灭了黄维兵团，并且活捉了黄维。但大家不要以为黄维是个庸人。说句公道话，黄维将军值得国人钦佩。

和之前的“杂牌将领”黄百韬不同，黄维是蒋介石中宗嫡系。

黄维生于一九零四年，黄埔一期，比刘峙强多了。结束黄维，会说他和陈赓大将以及徐向前元帅是同学，而不说他和刘峙同学。毕业后，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非常勇敢。北伐战争时已经是营长。黄维成名于淞沪会战。

战争开始一个月后，黄维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率部进入罗店。面对日军立体式的生猛进攻，黄维因生生守一个星期，打到最后下面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凑不上。

罗店之战，黄维一战成名。

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的指挥死板僵硬，“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

随后黄维参与武汉保卫战和缅甸反攻，均有不俗表现，也是位抗日英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累述了。

黄维的生平和刘伯承有点像，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打仗一板一眼。而且连职业规划都差不多。抗战胜利之后，黄维先是训练预备军官，干了一段时间又到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任校长。学校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准备仿照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然而他不如刘伯承幸运，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的优势正在丧失。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黄维被迫重新走上战场。

为了配合重点防御计划，国民党组织了所谓机动兵团，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军和一个战车营，共十二万。这十二万人，基本上是嫡系精锐，全美式装备，王牌军。这一点上蒋介石绝对失策。黄维科班生，有血性有原则，但临机应变欠缺，不该让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机动兵团干嘛的，说白了就是救火的，哪里需要去哪，担任突击救援任务，要善于机变的将领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这恰好是黄维缺陷。如果共军也有这样一支部队，肯定不会让刘伯承出任司令员，道理一样。

黄维和蒋介石约定，打完这一仗，继续回去办学。蒋介石说，好。

只是黄维再也没法办学了，战场如同江湖，进去之后便身不由己。他将遇到一个和自己类似的对手——刘伯承。

战争开始，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远在驻马店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集中。黄维遂率第十二兵团经蒙城、宿县向徐州靠拢。一周后，到阜阳。然后渡过涡河后到达蒙城，遭到刘伯承坚决阻击。当然刘伯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陈毅和邓小平在旁协助。

为站稳脚跟，黄维决定以蒙城为核心，构筑工事，屯积粮弹，看准目标再打下去，前进时先占领前方有利地形，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次跃进，教科书一样稳扎稳打。黄维希望用这种安稳的方式逃脱虎口。

此时刘伯承正在指挥中野在四周寻找战机。按照当时情况看，刘伯承想一口吃掉黄维并不容易。因为黄维的十二万人都是正规军，装备上先进许多。特别是安徽西北皆为平原，利于坦克冲锋。当时的刘伯承，刚从大别山出来，重武器丢的七七八八了。而且中野所以在大别山里呆的比较窝囊，只因为面对胡琏指挥的十八军败多胜少。黄维兵团前身正是十八军。所以黄维没怎么拿刘伯承当回事。

然而刘伯承吉人天相，得到贵人相助，具体说两个人：蒋介石和粟裕。

就在黄维稳步东进时，蒋介石突然发来电报：因黄百韬第七兵团在碾庄被围，令黄维兵团火速向宿县疾进。黄维只得放弃守蒙城的计划，下令向北攻击前进。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撤走。黄维遂令各部直趋宿县咽喉。国军刚刚明白失去咽喉之痛苦。可惜黄维最终没有替蒋介石拿下宿县咽喉。

刘伯承乘虚占领蒙城，切断了黄维的退路。此时的黄维已经孤军深入，兵疲将乏，哪经得起如此折腾。折腾不起也得折腾，领袖命令嘛。

就在黄维进退两难之际，刘伯承趁机布置口袋阵，最后终于把黄维包围在双堆集。此时蒋介石已经忘了张灵甫之痛，命令黄维原地待命，再图谋宿州。结果是宿州没有图到，反而自己被困在双堆集。双堆集就是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但是被困的黄维并不着急。他比蹍庄的黄百韬更自信，因为他有更强悍的士兵，有更为强大的装备。

被围就被围呗，突围就是了。黄维准备突围。突围需要有前锋开路。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拍胸脯说，我愿意当替死鬼，把古板的黄维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廖运周突围出奇顺利，很快出去了。黄维心中一喜，派人继续跟进。哪知接下来三个师撞到南墙上，残了乱了。原来廖运周同志是间谍！刘邓把廖运周放出来，又引出三个师，一下子吃掉黄维四个师，还搞得黄维军心不稳，非常高兴，给毛泽东发电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战斗迟至明日可以解决。毛泽东也高兴。

然而他们高兴的太早了。中原野战军在大别山打惯游击，加上没有重武器做火力压制，对平原攻击显然没有经验。几轮猛打猛冲的结果：牺牲很大，收效甚微。赶忙在第二天又补上一封电报：结束战斗需要十天。从一天变成十天，还是太乐观了。

黄维被围后，立刻着手修筑工事。几天之内就构筑起环形防卫体系，以坦克、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组成层层火网。刘伯承根本没法靠近，一连几天均收效甚微。十二兵团凶猛的火力压得中野抬不起头。但是黄维想突围也没门，各个方向均遭到顽强阻击。到了夜间就成了共军的天下。夜战中的共军一次次将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双方就这样翻来覆去的绞杀，一天一夜，几天几夜，战场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地狱再次出现在人间。

血战五天之后，黄维被迫固守待援。但华野也没办法。陈毅打电话问粟裕，华野是如何打黄百韬的。粟裕就把挖坑的绝学向陈老总汇报一番。此后，中野上下开始大挖交通壕。

大量战壕挖到了距敌阵只有五十米的地方，大大缩短冲锋的距离、削弱黄维兵团强大的火力。最长的战壕有二十公里。战壕每50米一折，筑成墙垛口式样，减小敌人炮火杀伤。中野缺少重武器，就想了个土办法：找来汽油桶，加箍之后，装入炸药包引燃，当做土炮一样抛射到国军阵地，造成很大杀伤。所以说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尽管如此，刘伯承依然没办法啃掉黄维。

现在黄百韬被歼，黄维被围困，宿县打不通。蒋介石没办法了，于十一月二十八号决定放弃徐州——救黄维。蒋介石让刘峙去蚌埠督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增援黄维。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三个兵团共三十万人马放弃徐州西线撤退，然后侧击中野救黄维。

在撤退中最能体现一支军队的素质。如果国军有条不紊的退去，以其机械化军队行军的速度，粟裕要追上必须长出翅膀。可惜国军撤退和溃败差不多，不但乱，而且慢。散兵后面跟随一大群百姓，跟当年刘备从徐州败退的阵势相当。而且在这个关头，蒋介石又让杜垏明带着这群已无战意的队伍去解救黄维。杜垏明一犹豫，被粟裕给追上了。粟裕指挥如狼似虎的华野弟兄把杜垏明的三十万人马围困在陈官庄。

这样淮海战场上形成了两个大的包围圈，圈里是国军，圈外是共军。这下蒋介石急了。本来让杜垏明去解救黄维的，现在连杜垏明也需要解救了。还有谁来解救黄维和杜垏明？让刘汝明兵团北上，刘汝明是个老兵油子，磨磨蹭蹭就是不肯来；电话打给西北的胡宗南，胡宗南倒是不磨蹭，不来；打给白崇禧，白崇禧也不磨蹭，不来，不但不来，还在电话里数落了蒋介石，说你原来就部署错了，导致大军被围，现在又把兵力一点一点往里填，那就是送死。蒋介石大怒：这是桂系坐山观虎斗，在背后捅刀子，保存实力乘机坐大。蒋介石绕过白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学生宋希濂打。宋希濂倒是听校长的话，可部队一上船，就被白崇禧就拦下来了。蒋心中深恨之。只好不断勉励黄维坚守，空投了不少嘉奖令和慰问信云云。

知道此时，黄维基本上坐地等死。但是刘伯承一时片刻仍然奈何不了黄维。和苦命的黄维不同，刘伯承却迎来第二个贵人粟裕。此时粟裕发扬了团队合作的优良作风，咬着牙派华野四个纵队和野战特种纵队炮兵前来支援。形成以二十万对十万兵力上的优势。特别是陈士榘带来的炮兵，更是解了中野燃眉之急。因为黄维被困在双堆集狭长地带，最怕炮火。陈士榘是个霹雳火，脾气和打仗一样劲爆。正是陈士榘彪悍的进攻，三天凶狠的冲锋之后，使得国军精髓“老虎团”惨遭覆灭。到最后整个十二兵团成了炮灰，黄维本人成了俘虏。

从这点上就看出国共上方差别了。国民党精锐兵团陷入包围圈，通常是蒋介石急得团团转，命令无数却没用。张灵甫如此，黄百韬如此，如今轮到黄维依然如故。反观共产党这一边，刘伯承啃不动黄维，粟裕帮着啃，雪中送炭啊。最后还下命令说，缴获的武器留给中野，雪中送炭之后还留下羊肉串。所以刘伯承一直对粟裕评价很高，称其为有古名将之遗风，可不是随随便的恭维啊。

黄维打仗古板，做人也差不多，依然心向国民党，从不骂蒋介石一句。这种古板是可敬的。在关押期间，为了逃避改造，去搞工程设计研究永动机！自学各种知识，最后竟自己设计出来一台“永动机”，当然最后实验失败，不失败就怪了。

二十六年后，蒋介石死，黄维丧失了精神支柱，被特赦，随后成为政协常务委员，八九年去世。评：黄维是个不错的将军，是个古板且可敬的人。

杜垏明的悲惨遭遇

杜垏明，陕西人，黄埔精英，性格谨慎。杜垏明有个好女婿，叫杨振宁。

杜垏明比以上二黄官大、名声大，而且结局要好一点，既没有像黄百韬那般饮弹自裁，也没像黄维那般把牢底坐穿。当然，既然是军人，就要以战场为准绳。战场上的杜垏明有多大才华？不知道。因为他从来就没得到真正发挥的机会。大家觉得很奇怪，杜垏明怎么说也国军高级将领了，怎么就没有机会？

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军衔越高，指挥的军队越多，权力就越大，发挥空间越大才是。看看林彪在东北多么横，看看华野粟裕多么风光。然而杜垏明不一样，因为他的老大叫蒋介石。蒋介石喜欢下命令。危难之际，他的命令不怎么管用，但是正常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不听话，那就靠边站。杜垏明一直没有靠边站，就是因为很听话。

听话也有很多种。比方说刘峙同学，草包型的。杜垏明很听话，则是精英型。手杜垏明标志性一战当数昆仑关之战，消灭了几千日军。国民党曰，昆仑关大劫。杜垏明指挥缅甸远征军，一开始打得不错，后来遇到问题，蒋介石失败怕了，担心演砸了，让杜撤军。杜垏明很听话，让军队从中缅交界原始森林穿过，结果在野人山死了几万人。这几万人全是精兵，他们不是战死的，是饿死的、病死的、中毒死的。此次野人山撤退成了杜垏明听话的标志。于此同时，不太听话的孙立人把军队撤到印度，却是大大风光了一把。后来孙立人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去了东北战场，让林彪头疼了好一阵子。

蒋介石校长拿杜垏明同学当救火队员用的，哪里有困难就把杜垏明放那，很有当年斯大林使用朱可夫的味道。然而蒋介石不是斯大林，杜垏明也不是朱可夫。

杜垏明最为风光的时候，应该国共决战之处，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中，让毛泽东颜面失尽，让林彪千里大溃逃，一直扯过松花江。此时形势一片大好，杜垏明继续追击的话，林彪会继续撤退，最后可能推倒苏联。恰在这时，蒋介石又来命令了，说不要追了，巩固胜利果实。林彪得到喘息之机。

淮海战役中的杜垏明处境更为搞笑，杜垏明挂职是副总司令，却又兼指挥所主任。就在杜垏明准备淮海战术之际，蒋介石要他去葫芦岛撤军。回到淮海战场，又碰到蒋介石举棋不定，导致他不敢玩命解救黄百韬。应该说杜垏明谨慎的性格，很大一部分是在对蒋介石的忠诚中练就的。这种性格害了黄百韬，也害了他自己。当然如果他没有这种性格，根本就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如狂妄张灵甫邱清泉等，也就带一个军。脾气很差的孙立人，连表现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国军最后胜利，杜垏明这种性格远比孙立人有前途。

粟裕说，淮海战役第二次紧张，就是追击杜垏明。

说起此次追击还要从间谍说起。前面说过廖运周的间谍行为把黄维折腾得很受伤，但是比起郭汝瑰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中共最大的间谍是谁？龙潭三杰？他们都比不上郭汝魁。

郭汝魁，四川人，生于一九零七年，和林彪同年，为林彪师弟，黄埔五期毕业生。

黄埔期间，深受周恩来的影响，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国军中策划暴动，失败后潜逃到日本，从此和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在十八军中任职，因战功的陈诚青睐，很快扶摇直上，升为军参谋长，官至少将。郭汝魁同志虽然在国军中顺分顺水，确是标准的共产主义信徒。抗战胜利后，大有前途的郭少将秘密拜访董必武，提出归队。董必武告诉他：党要你继续留在国军军队。从此郭汝瑰成为中共间谍。

郭汝魁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能力过人、生活作风简朴，得到很多人赏识，比方说陈诚、何应钦和白崇禧，几个老对头竟然同时对郭汝魁亲睐有加。不仅如此，蒋经国也对他感觉良好。从重庆到南京，其他人洋楼女人的，郭汝魁仅仅租借一套民房。蒋经国亲信到郭汝魁家，郭汝魁不在，家人在吃饭，桌上只有两样素菜。蒋经国得悉后喟然兴叹：“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然而蒋经国不知道，郭汝魁是信仰了共产党才如此简朴的。身在作战厅的郭汝魁把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到共军那里。比方说孟良崮战役，郭汝魁的情报起到相当作用。四九年，郭汝瑰带着七十二军起义。推到台湾的蒋介石叹息曰：“没想到郭汝魁是最大的共碟。”这是来自对手的最高评价。郭汝魁当之无愧。

淮海战役期间，郭汝魁同志的职位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之前国防部给刘峙制定的糟糕计划就是出自郭汝魁之手。现在搞徐州撤退，郭汝魁又提出从东线撤退。东线河流湖泊纵多，大兵团在那里无疑深陷泥沼，纯粹是往死里送嘛。对此杜垏明的谨慎发挥了作用。他把蒋介石拉到密室里说出自己的意见：从西线撤退。

郭汝魁把情报传给粟裕之后，粟裕非常着急。因为西线都是平原，大兵团前面开，光着脚丫的华野很难追上。如果杜垏明带着几十万人把中野给爆了，那么整个淮海战役又将陷入被动状态。好在此时国军军心涣散且意见不统一，又被华野给围住了。

此时蒋介石还让杜垏明向南和黄维汇合。可怜的杜垏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有不可能违背蒋介石的意见。就算他想违背蒋介石也没门。杜垏明当时打算稳住手中这几十万人，和共产党谈谈。双方停战保住军队。因为杜垏明手中此时还有三十万人，如果步调一致，同仇敌忾，粟裕也不好办。应该说杜垏明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很天真。先不说共产党如何反应，不说蒋介石如何反省。下面几个人就搞不定。因为杜垏明只是副总指挥，凡是都要找下面几个黄埔校友商量商量，谁呢，就是邱清泉（黄埔二期）、李弥（黄埔四期）、孙元良（黄埔一期）几位大侠。这几位都是蒋校长的人，杜垏明奈何不了他们。

特别是那邱清泉，素来对领导狂妄不说，眼中只有一个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心塌地、盲目追随，要策动他违背蒋介石，那叫一个没门。有邱清泉在，和谈是没有指望的。当陈毅的劝降信送到包围圈中内，杜聿明召集众将领开会，信从每一个人手中依次传下去，大家都默不作声，信到了邱清泉手里，他定定的看着杜聿明，然后把信撕成碎片，丢进火炉。

杜聿明并无必死之心，但他也决定与大军共进退。当蒋介石想要接他回南京治病时，他回复道：生身有痼疾，但是不忍心抛弃数十万将士只身撤走，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就是不愿意离开。可以说谨慎的杜垏明至少是个负责人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对蒋介石已经绝望了。如果让他杜垏明放手干，何至于落魄如斯！

和谈没指望，那就突围吧。黄埔一期师兄孙元良老大哥坚决突围的。和狂人邱清泉比起来，孙元良是另一类代表。孙元良，人称飞将军。汉代李广也是飞将军，人家那是勇猛善战。孙元良的飞将军，指战场逃跑速度极快，飞毛腿。十二月六号晚，孙元良匆匆由从北方面自行突围逃跑，把电话线都剪了，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他怕杜垏明反悔不准他逃跑。当时看，突围是死路一条。四周全是解放军，朝哪跑？杜垏明真后悔了，让邱清泉李弥不要突了。但是孙元良还是一跑步回头。他只顾自己跑，自己的兵团由于没人指挥迅速被歼灭，残部又逃回包围圈。孙元良充分发挥飞将军本色，逃跑中装作中尉副官，随后化装成农民，躲过重重盘查，最后溜回南京。等到邱清泉战死，杜垏明被俘，师兄继续为校长效忠，最后还跑到台湾活到一百多岁。

谈不能谈，突围不能突围，那就打吧。杜垏明让蒋校长增兵，继续决战，反败为胜。然而校长告诉这位得意门生，那个光亭啊，兵没了。怎么办？等。等啥呢，等死！

三十万大军等死是一个啥样子？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奇特而疯狂。出现在陈官庄的不在是蹍庄或双堆集那种血肉横飞的景象，而是另一种残忍。

被围困、被围攻、无路可退、无路可逃，无人可谈，无法再战，这些都不干了，吃喝拉撒还得继续。下雪了，三十多万人蜷缩在旷野上，周围是敌人和尸体，唯一的补给方式就是空投。空投是有限的。飞机扔下食物之后走开，地面人发了狂争夺，极端混乱。比如说一个士兵扛起一袋米转身就跑，后面一个士兵拿枪打倒他，背起口袋就跑。跑不远，又被其他人射杀。到后来，两拨人操起枪互射一番。不到一会儿，食物搬光了，地上只留下横七竖八的尸体，一会儿就被风雪覆盖。战场又归平静。在极端匮乏之际还会有黑色幽默：有的人脑袋被砸了，脖子缩进身体里，只剩下个脑袋。

空投下来的粮食只够部队没人每天喝一顿稀饭。粮食不够分，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派部队守着也守不住。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顾不得其它了，为粮食闹得形同水火。

部队不断有伤亡，但没有医药，士兵伤口溃烂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就这么眼睁睁的轻伤变重伤，重伤很快死去。对于这个问题，杜聿明则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杜聿明看到地里小麦青青的，说好久没吃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于是就派人冒着炮火到地里挖了一些青麦子来吃，麦苗长得像韭菜，实际不能吃。只好用罐头渡日。这还是高级军官待遇。通士兵就只能靠那么点空投度日，抢不到的只好活活饿死。两千年前，韩信把项羽围在垓下，汉军唱楚歌扰得楚军思想。现在粟裕对包围圈里的杜垏明更简单：华野将士只要在包围圈外喊话说这边有吃的，赶快过来吧。很多国军就会屁颠屁颠跑过去。

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些大兵们，而是随军百姓。拜国民党宣传所赐，很多人相信共产党是无恶不作之魔头。徐州撤退之时学多人随部队逃难。这些人手无寸铁，空投物资自然分不到，抢也抢不到。有权有势的军官把抢来物质和难民搞交易，形成一个黑市。难民们为了日用品，用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服和柴米等贵重物品交换。刚开始一个银元可买到4斤馒头或一包烟，以后空投越来越难，一个大饼卖4个银元，香烟卖两个银元一支，一只金戒指只可换到一块大饼和两块麦皮饼。那些能搞到大饼罐头之类空投品的军官，乘机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年轻的妇女、学生就去充当有权有势军官们的“临时太太”，用自己的肉体换得一点有限的食物。人性之贪婪在这一刻显露无疑，国军非但无力阻止，还推波助澜。

随着死亡来临，国军高级军官开始纵情狂欢。在地下洞穴里，拆下来的汽车坐垫上面坐着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军乐队演奏靡靡之音，如《玉堂春》、《贵妃醉酒》之类的，如同过节一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邱清泉。

曾经在战场上的邱清泉是个狂人。战争的最后关头，邱清泉更是以另类的方式把狂人风格发扬到极致。面对伤亡严重、兵员锐减的情况，邱清泉想方设法在包围圈内扩大兵源，强迫地方部队、警察和青年学生编入战斗部队或充当勤务人员。对女学生则派她们当看护，到部队唱歌、“慰劳”。邱清泉将兵团部第二十四医院女护士，作为自己的“贴身看护”，相当于临时太太，带她到部队唱歌跳舞，进行“慰劳”。邱清泉说：“我今年已经46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了”对狂人邱清泉而言，人生不过是一场醉梦而已。梦中有酒有女人，也有枪炮声，却不见传说中的革命信仰，焉能不败。

最惨的是食物链底层的难民们，那些没钱没长相之人，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冻饿而死。包围圈里一面是天堂一面是地狱。杜垏明绝望的看着这一切，心如死灰。

在这个惨状之外有一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粟裕同志。不能责怪粟裕残忍，只能说战争太残忍。如果不是国军在哀嚎，哀嚎声必然从共军那一方传来。对于这种声音，粟裕是熟悉的。二十年多年来，无数战友相亲在哀嚎中死去。就在国军在哀嚎中毁灭之时，粟裕耳朵里依然能听到华野将士的哀嚎声。长期以来的哀嚎中，粟裕有幸活下来，成为精英中的精英。成为精英的粟裕用哀嚎中练就的天才把这种痛苦推向国军。

战争是残酷的。名将的工作就是把这种残酷尽可能推向对手。

要知道这里有三十万正规军。他们都是党国支柱，曾经纵横天下。他们的指挥官都曾饱经战火洗礼。淮海一战，关内国军精锐丧失殆尽。要知道那几十万军队可是蒋介石的心头肉。更为致命的是，此战之后黄埔魂魄丧失殆尽。从此之后，支撑起蒋介石军事机器的黄埔精英们进入历史。为啥这样说呢。数十天的淮海战役中，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数十万编制健全的大军竟然从头到尾被动挨打，从来没有寻得那怕一点点主动。战场上逃走的党国名将胡琏，余生不提淮海战役，只是感叹：“土木不及一粟。”台湾岛上劫后余生的党国将军们对淮海战役集体沉默。说啥呢，实在无话可说。淮海战役成为国军永远的痛，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就如同美国人不提朝鲜战争一样。无话可说。

是杜垏明他们无能么？要知道杜垏明邱清泉他们面对日本人也没有这么怂过。即使飞将军孙元良抗战中也有过表现。即使在淮海吓破胆的李弥，在五十年代初撤到东南亚，先败缅甸政府军，再败缅甸印度联军，惹得联合国出面调停。

评：和黄百韬、黄维一样，杜垏明、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曾是英雄，但是淮海战场上的他们是无奈而无助的，是刀俎之上的鱼肉。让他们成为鱼肉的就是粟裕同志。

杜垏明被捉，淮海战役结束。

毛主席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从淮海战役中，可以得到这样几点重要信息，从统帅班子构建来看，蒋介石政治手腕不次于毛泽东，军事上差太远。粟裕对蒋介石的评价一针见血：你要吃他一小口，他连半口也不给你。你要吃他一大口，他就连一小口也不要了。毛泽东吃定蒋介石不可怕，当毛泽东首先的头帅也吃定蒋介石时，问题就打了。挖掉淮海战场上那几十万人马，国民党的根基便摇摇欲坠。在争论不休的史学届，对淮海战役之于蒋介石的评价相当一致：蒋介石的滑铁卢。

对于一个名将而言，光有战术水平是不够的，还要有战略远光。光有能力搞定战术对手还是不透的，还要吃透对方领袖的心思。整个淮海战役从始至终，只见粟裕和刘伯承步步兵行险卒，却屡屡火中取栗；只见国军一方，每一步看似稳扎稳打，却处处受牵制。

从抗命不下江南，到说服中央和毛泽东接受自己的策略，到野战中的临机应变，到肉搏战中的悍不畏死，淮海战役中的粟裕到达了人生巅峰，同时奠定了共军无与伦比的地位。淮海战役中的粟裕，当之无愧的名将。放在整个历史上看，也能比肩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最高评价：通过实践的方式承传发扬了兵家光辉传统，丰富了名将世家。

淮海战役直接决定了两个政党的兴亡。连远在万里之外的斯大林都震惊了，称之为奇迹。以斯大林在二战中经历的场面，早已心如止水，能让他老人家震惊是不容易的。

二十年后蒙哥马利访华，特意向毛泽东询问了淮海战役的情形。毛泽东则说，我的战友中粟裕最会打仗。

多说两句，淮海战役中，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粟裕精妙的构思和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和官兵凶悍勇猛都是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国军并非败给粟裕或者解放军，而是败给了民心。淮海战场上，共军背后是两淮百姓。他们推着独轮车给军队补给。国军死一个就少一个。共军部队减员，立刻补上，如同开外挂。天意如此，非战之罪，这么说或许对国军是一种安慰吧。这里必须指出，不管是战争或者和平，离开了民意都是瞎扯。天大地大之后，就是民意最大。

至于后来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听起来辉煌，但是在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战术角度出发，实在是相当普通。因为此时共军，战争态势上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

为了更为直观一点，下面做一个表，看一看他的战绩。

战役名称 指挥员 我方与敌方兵力比 歼敌数量

黄桥战役   粟裕    7千：1.5万余人 1万余人

苏中战役   粟裕    3万余人：12万   53700人

鲁南战役   粟裕     13万：约16万   53530人

莱芜战役   粟裕     19万：约24万   56800人

孟良崮战役 粟裕     16万：约45万人 32680人以上

豫东战役   粟裕    20万人 ：25万人 93970人

济南战役   粟裕     14万：27万     10.4万人

淮海战役   粟裕    60万：80万     555570人

渡江战役   粟裕    60万人：45万人 30余万人

看到了吗？名将，尸体堆出来的。

简直是战争魔鬼！确实，所有的名将，站在其对手角度上看都是战争魔鬼。放在小说或演义中，粟裕一定是身高八尺、声如洪钟、虎背熊腰，面孔即使不狰狞也要不怒而威，大吼一生可以震得房子放一放。夜间有孩子哭，妈妈会说，看粟裕来了，孩子就不哭了。现实中的粟大将军则是另外一副模样：身材不高，脸颊消瘦，斯斯文文的，天生一副老实人模样。

战场上的恶魔粟大将军，离开战场之后就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被欺负的绵羊。战场上的粟裕总是欺负别人，战场之外的粟裕总是被别人欺负。

当然，粟裕也不想被欺负，然而没有办法。像粟裕那种高层次的人，脱下军装就要玩政治。政治是另外一种战场，虽然看不见硝烟，同样残酷。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会欺负你。你没能力欺负别人，就必然被别人欺负。世道如此，不能怪别人。

要怪就怪上天，给了粟大将军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却没有赐予其政治敏感性。当然不会玩政治，从后来结局看，不见得就是坏事。

战争狂人总得有所安排吧，放在古代，这种人的结局可以预测，最大的可能性杀掉，沿着白起、韩信、蓝玉等前辈走过的路去另一个世界；如果碰见宋太祖，可以得良田豪宅回家搞糜烂去；运气极好的情况下碰见唐太宗那种人，还可以继续当官啥的。然而粟裕生活在二十世纪，一个剧烈震荡的世纪，一个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世纪。对于战场上的英雄，可以继续当官，可以继续摆弄权力的世纪。当然结果各有不同。

战争结束之后，就去了总参，后来又升为总参谋长——彻底做到了火炉子上。当然火炉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粟裕打了那么多仗，消灭了那么多敌人，积累那么多军功，才有资格坐在火炉子上的。前面那么多笔墨，讲的就是粟裕同志为何能坐在火炉子上面烧烤。

总参吧，就是在战争中出主意的，绝不是个好位置。事情干好了，那是领导有方，干不好，怪你出了馊主意。一句话——出力不讨好。但是这个位置又极其重要，战争期间，曾有过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周恩来在这个位置上干过。这个时间还好，需要实实在在的水平，还是挺风光的。

战争结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元帅，很快辞职不干。接下来是足智多谋的聂荣臻代总参，被批。粟裕接替，被整。接下来的更惨，深谋远虑黄克诚陪伴彭德怀冤枉半辈子。再接下来，作风强悍的罗瑞卿甚至丢了腿。再往后是杨成武和黄永胜，也是出力不讨好。

可见总参谋长位置之烫，远非老实人粟裕能扛住的。

所以在五八年就被批了，反教条运动，刘伯承成为第一个落马元帅，粟裕成了第一个落马大将。刘伯承挨批吧，还能找点理由，于公，确实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分歧；于私，和毛彭林在历史上有点纠结。粟裕挨批看起来非常搞笑，朱德是其恩师，毛泽东捧着他，林彪引其为知音。就连党内主管刘少奇，都对他的感觉非常之好。

但粟大将军仍然挨了批。原因有两个：一，粟裕是个老好人，只被别人莫名其妙的批判，极少批别人；二，微妙复杂的政治关系，要一一理清这些关系，要会很大一番力气。

第七章 三位元帅的火力

五八年，出来批粟裕的元帅有三个，聂荣臻，陈毅，彭德怀。

当年的批斗会非常有意思，不叫批斗会。比方说批斗高岗时，不叫批斗会，叫团结会或座谈会。一大圈高层在一起，说咱们要维护组织团结。怎么维持团结呢，就是要摆出共产党人的本色，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有一说一。

为了维持团结，大家要勇于认错，做错了事就要改正。你自己认识不到错误，大家帮助你认识，你不能改正，大家帮助你改正。一天不行那就两天、十天、一个月，直到你自己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为止。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开着开着，团结大会就变成批斗大会。所有人都说高岗你不对，你要认错。光认错还不行，还要深刻检讨，认识到自己是在反党搞分裂，是对伟大领袖不忠。在组织团结的前提下，大家轮番进攻，有人正面，有人侧面，有人迂回，有人包抄。就这样，高岗架不住了，最后闹着去自杀。没有办法，当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公检法系统，当年必须靠组织解决一切。内部问题，内部解决。

或许有人不解，伟大的毛主席领导的伟大中国共产党怎么没有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个长长的答案。首先毛泽东不是神，不可能在短短时间解决所有问题，他只能和所有人一样，一件一件的解决问题。中国和所有国家不一样。比如说美国，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团队只要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法律上改变一下就行了。中国直接从一个乱糟糟的、从来没有过法制精神的、几乎是没怎么经过民主启蒙的局面跳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只能一边模仿苏联一边摸索。

批判刘伯承也是一样，刘伯承做检讨时快撑不住了。肖克被批斗到吐血。现在轮到粟裕。粟裕一生用兵诡异，战场上凶狠狡诈，现在他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任凭他人帮助自己改正莫须有的错误。

聂荣臻批判粟裕

十大元帅里有一半是政治家。当然这话并不是说五个军事家和五个政治家。每个人身上都有军事和政治两种成分。刘伯承元帅，九分军事一分政治；叶剑英元帅，则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彭德怀八分军事二分政治；罗荣桓相反；聂荣臻，军事政治，刚好五五开。

聂荣臻，四川四元帅之一，生于一八九九年，卒于一九九二年，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聂荣臻的成长公式和第一代领导人不太一样。第一代将帅多半出身贫苦，聂荣臻家境和周恩来离世，家族曾经风光过，但正在衰败。尽管衰败，不耽误念书，私塾、小学、中学、出国留学，并且一呆就是五年。从比利时留学到苏联，从工业知识跨越到军事知识，为数十年之后领导国防工业科研团队打下坚实基础。而且聂荣臻同学及其刻苦努力，在课桌右下角刻下座右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然而聂荣臻同学可不是肯教材的书呆子，国外留学期间竟然去读《进化论》之类的书籍。《进化论》在中国虽然有名，但读过的人很少。我曾经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根据借书记录显示，十来年那本书只被借阅过两次，还是同一个编号。闲着去读《进化论》之人，一定不是混日子的那种。苏联回国之后，任黄埔教官，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彻底转变成职业革命军人。

南昌起义之后又去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之后跟着周恩来干了一段时间中央特科。这段经历彻底锤炼了聂荣臻谨慎的性格。

作为军人的聂荣臻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从小到大慢慢晋升。战场上两次高光时刻，一是以副师长省份协助林彪打平型关，二是在黄土岭伏击战中吃掉了阿部规秀的混成旅团。

黄土岭伏击战是中共抗战中最漂亮的战役之一，影响力堪比平型关和百团大战。此战中，聂荣臻和杨成武等同志密切配合，除了狠狠打击了小鬼子之外，还消灭了一个叫阿部规秀的大鬼子。

阿部规秀职位中将军衔，号称“名将之花”，中国抗战被弄死的鬼子中军衔最高。

阿部规秀之死，震惊了日本军界，也震惊了中国军界，震惊了整个抗日战场。

日新闻悲伤曰：“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日新闻痛惜曰，“护国之花凋谢了”。

——干得漂亮！

建国之前的聂荣臻，最大的贡献则是和老搭档林彪在一起搞的平津战役。聂荣臻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拍档之一（另一个是罗荣桓）。从红军时代，林聂罗三人就配合默契。只是解放战争中，林罗去了东北，聂留在华北。等到平津战役三人再次相聚。平津战役最大的特点倒不是这一战打得多么漂亮，而是和傅作义和谈成功，成功保住首都老北平。如果北京在内战中毁于战火，那绝对是中国人的罪过。善于搞政治的聂荣臻在和谈中出力不少。

十大元帅之中，多数人使命在成为元帅之前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比如说林彪，如果没有涉足政治涡流，他的形象就是战神，一个光辉的军事形象。

聂荣臻不同，他的事业线一直是上升的，早期低谷之后，从平型关黄土岭伏击战到平津战役，一直在上升。建国之后，在最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上升到顶点——领导了原子弹和氢弹科研团队。这是无上的光荣。

一生能有如此成就，应该得益于这种一半军人一半政治家的气质。换成刘伯承彭德怀那种相对纯粹的军人，恐怕没办法周旋于政治漩涡；换成叶剑英那种军人政治家，未必能在当时狂热的运动中顶得住。说到此，当然要赞扬一下毛泽东用人之高明。

聂帅光辉一生中也不是完美的，污点就是一九五八年批判粟裕。粟裕将军生前一直没得到彻底平反，聂帅恐怕就是阻力之一。

粟裕罪名中，有一个非常有趣，即和领导搞不来。太搞笑了，大家都是高干，为国家做事，事情干好就好了，和领导搞不好关系也成了罪名了！然而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和领导搞不好关系在哪里都不好混。换成一般公司，给开除也就是了，在高层就不一样了，总不能把战功赫赫的粟大将军给“开除”出中国吧？

既然不能开除，那就批斗呗，批倒大家满意为止。

和那些领导搞不来呢，具体就是聂陈彭三帅。现在能看到的三人批辞，聂荣臻发言最具代表性。

聂荣臻发言：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抛开是非不谈，聂帅这个发言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高。

此文比较有系统性，从大的方面入手说到工作关系，可谓有理有节。不仅点出了陈毅和彭德怀的观点，还顺带把粟裕和肖克（反教条最大受害者）做一个区分。文章弹性比较大。既然照顾了批判盟友陈毅和彭德怀二人，又猜中毛泽东并不想打倒粟裕的心思。

和粟裕后来受到的处分八九不离十。高明，实在是高明啊！

从文章内容看，除了公事之外，还有不少私货。所谓私货，也就是私人恩怨。粟裕和聂荣臻有私人恩怨么，肯定会有。五八年的聂荣臻基本上脱离了军方系统，去搞科研团队了，犯不着跑去批判总参谋长粟裕。

那么二人私人恩怨是怎么来的呢？回顾一下：

一九五一年底，粟裕养病结束到总参工作，职位是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粟裕算是聂荣臻当副手。当时聂荣臻担心主席老人家太忙，认为还可以像根据地时代那样，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告主席，要求军队的事都要经他本人批阅后再选择性上报。过去副总参谋长粟裕都是按毛泽东要求半月报告一次，现在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

这本是一番好意。

这种“好意”毛泽东是不会心领的。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国事上一些问题不汇报就惹得毛泽东不开心，惹出了高岗事件。军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命根子。别说聂荣臻，就是后来的林彪也不能不报。而且战争年代，聂荣臻本人在毛泽东那里依然有政治包袱。四八年，三大战役前夕，当时林彪正在长春和锦州之间徘徊，粟裕正在构思淮海战役，毛泽东在城南庄遭敌机轰炸，鲜血遇险。原因是被特务探听到行踪。后城南庄正是聂荣臻的地盘，警卫工作有聂荣臻搞的。当时聂荣臻可是冷汗直流。战争年代的事就过了。

现在都和平建国了，聂荣臻这么干，可以说思维还没有从战争年代转移过来。战场上，将领临机应变自主决断是对的，也是毛泽东用人的一大特色。但是在战后，一切已经政治化了，还这么搞，只能引起领导疑心。如果领导人是刘少奇那种搞政治起家也就算了，偏偏毛对军事格外敏感，这事就大了。

主席不开心，后果很严重，顺便把总参批评教育一番（1952夏）。聂荣臻就想不通了，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怎么就变成驴肝肺了？

参照《张震回忆录》：“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聂荣臻对毛的批评的想不通，也不服气。事情到此，跟粟裕还没扯上关系，接下来老好人粟裕出场了。

本着为领导解围，给主席交代的态度，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粟将军太善良了，毛之所以批评总参，并非对聂荣臻或者粟裕个人有成见，只是想把军队牢牢抓住而已。战场上放权，有利于将军指挥；和平时收权，利于控制军队。毛泽东驭人之术岂是政治敏感性不高的粟裕能理解！

粟裕这么一检讨，正好给了主席一个理由，聂荣臻，看看吧，看看粟裕这态度。和平时代军人就应该这么对领导。

于是乎毛做了批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像老师对待学生那般，肯定了“好学生”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借机批判“差生”聂荣臻。非但如此，毛还特地把这个批示（相当于成绩单）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看看。

聂荣臻能不来火吗？当然要来火，火气没办法对主席，自然要对粟裕了。不要以为聂荣臻心胸狭窄，换成一般人，估计也来火。连下属都搞不定，还这领导还怎么当？

更为致命的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不但没能转正，还直接转行了，离开军队去领导科研团队。副总参谋长粟裕变成总参谋长。虽然聂荣臻在新位置上干出一番成就，但是作为一个戎马一生的统帅，最心仪的位置还在军方核心。

聂荣臻和粟裕，一个在华北一个在华东，在各自地盘上干自己的事，本来没啥交集，积怨不容易啊。不过从后来的事上看，聂帅的火气似乎持续的时间长了一点，让人觉得其心胸并不是那么宽广，应该向老领导朱老总学学。

在粟裕和陈毅之间

批粟裕的另一个主力是陈毅元帅。和聂荣臻一样，陈毅也是四川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政治军事，也是对半吧。性格方面，聂荣臻比较谨慎，陈毅比较豁达。尽管如此陈聂二人很相似的，二人老乡，一起去法国留学，都是老资格，但均不以军事能力见长，建国之后，聂任北京市长，陈上海市长。此次批粟裕，二人再次携手。

陈毅有很多才华，他可以玩政治，可以搞外交，还可以写诗，一手字写的也不错。哦，身为元帅，他还可以带兵打仗，位列三十六位军事家。第一代领导人之中，像陈毅这种多才多艺之人，屈指可数。

陈毅和粟裕之间，主要是军事关系。陈毅本身也有不错，南方八年经历无穷多考验。然而他并不是以绝对军事实力见长。他的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成绩依然是——领导粟裕。

粟裕和陈毅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两人长时间合作，非一时片刻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四大野战军中，一野司令彭德怀说了算；二野是司令刘伯承主军，政委邓小平主政；四野打仗都是司令林彪的事；唯有三野，打仗靠粟裕，而非司令陈毅。粟裕只是副司令，还是后来升上来的，算晚辈后生。

现在流传在外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陈毅粟裕是一对黄金搭档，陈毅具备领导组织才华，资格老，有能力，可以主持大局；粟裕是一个军事天才，全力对着地图想打仗的事。其他的，诸如后勤工作、人事调动、奖状、奖金这些都由陈毅或饶漱石来管。这是官方观点，也是主流。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而五八年批判粟裕时，一条很大的罪状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陈毅就是主要领导。

陈毅所以批粟裕，是因为陈毅和粟裕有矛盾。矛盾是啥呢，应该有两个。一个是饶漱石。饶漱石此刻在监狱里，但是饶漱石在华东把陈毅折腾的不轻。饶漱石挤掉陈毅之后，和粟裕配合得也很好。比方说后来淮海战役初期，饶漱石明确支持粟裕，陈毅和中央一个意见。后来中央和陈毅都转变了意见。饶漱石后来成为反革命，念念不忘被陈毅“陷害”了。粟裕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料，基本上身在局外，但粟裕和饶漱石的彼此配合，说陈毅一点怨言都没有，恐怕也不合适。批斗会上，就明确指出，当年粟裕同志支持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饶漱石挤兑陈毅同志是不对的。搞得粟裕极为被动（口才过关啊）。

第二个矛盾更有意思：粟裕太有才了，让陈毅处在领导位置上看起来有点碍眼。论综合能力，粟裕肯定不如陈毅。陈毅同样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生存下来，政治水准一流，业余爱好——写诗——也不错，还能当外交部长，基本上是干一行像一行。在如今这个和谐的年头，粟裕肯定不如陈毅。反观粟裕，离开战场只能老老实实听别人开会，基本就没有亮点。

如果给二人做一个能力比较。陈毅在所有领域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分数，尤其在政治这一栏，非常高。粟裕只有一项，那就是军事，尖子中的尖子。问题就处在这里，他们合作的那些年头比较特殊——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只能靠枪杆子吃饭，也就是军事能力优先。

所以就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陈毅是领导，在各方面也比较有能力，但是中央却明确规定，最主要的任务——战争——交给粟裕来完成。某次战役之前，陈毅制定作战计划，中央还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争取粟裕同志的意见。陈毅说，争取了。中央说，很好。

身为领导，却没权利决定最重要的业务，心中不爽是难免的。而且粟裕虽然成长为军事天才，也不是神，时不时打败仗，损兵折将啊，在所难免的。损兵折将之后还要陈毅负责补充兵员，负责鼓舞士气。相当于让陈毅给粟裕差屁股。这时候陈毅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反而没能实施。一个最高领导的正确意见得不到实施造成了损失，结果会怎么样？大多数时候都是副手走人。说陈毅是一个大无畏革命者有博大胸怀是对的，要说他心里非常爽那是鬼话。大无畏的革命者也是人，也会不爽。但是这些不爽，应该构不成陈毅批判粟裕的理由。毕竟战场上的是非对错会场是说不清的。

但是陈毅依然批判粟裕。

陈毅批粟裕，流传到今天，最有名的那个字就是——阴，陈毅说粟裕很阴。从聂荣臻发言看，陈毅确实说粟裕阴。虽然在陈毅老家，“阴”字表示一个人内向、沉闷之类的灰暗性词语。但是当其他人把“阴”上纲上线理解为阴险的时候，陈毅似乎也没有解释。

从流传在外的资料来看，粟裕对陈毅相当尊敬的，粟裕让司令让元帅的受益者都是陈毅。陈毅过世之后，粟裕还把陈毅的儿子招为自家女婿。陈毅没有道理说自己的老下级老战友粟裕阴险。

有一种解释说，陈毅当年批判粟裕是为了保护粟裕。

如果不批判粟裕，那么对粟裕的斗争就要上纲上线，成为敌我矛盾。这种解释看起来有道理，也很感人，实际上有漏洞。批判粟裕是毛泽东授意的，毛泽东说过“要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娇气”。没有毛的授意，仅凭彭德怀和聂荣臻没办法批判粟裕的。当时粟裕是总参谋长，战功显赫，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而且无派无系统。毛泽东绝对不会把粟裕一杆打倒。而且林彪和粟裕可以说是知音。有毛林的支撑，当时粟裕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打趴下。这点从粟裕安然度过文革可以证明。文革中，粟裕甚至可以不买江青的账。周恩来都做不到。

所以说，陈毅批判粟裕是为了刻意保护粟裕是不成立的。

刚刚批判粟裕的时候，事情并不顺。大家都知道，粟裕在解放战争战绩斐然，是三野实际指挥官，而且跟领袖关系很不错，所以就很抵触。林彪就发牢骚，表示搞不懂打了胜仗的英雄为啥会挨批。叶剑英则说：“我看粟裕最多个人骄傲问题吧。”这个时候，陈毅出面做大家思想工作。陈毅作为三野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又是华东局领导，而且口才不错，有陈毅出面，更容易打开缺口。

那么陈毅为啥要批粟裕？本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陈毅政治水平很高，党史上，任何一次批斗大会，陈毅都要发言的，批高岗、批粟裕、批彭德怀、批朱德、批刘少奇、批林彪，陈毅都有发言。这是一种政治取向，一种习惯，一种在艰辛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能力。所以说陈毅批判粟裕只是一种习惯性政治取向，一种政治能力的体现。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取向。即陈毅批判粟裕有其自身政治目的。想一想，粟裕是毛泽东的得力战将，毛为啥要批他？毛怎么不去平白无故批判林彪？这个问题先放一下，先理一理另外一个人的关系。陈毅和毛主席长久相处，深知毛的心思，毛泽东重新上台后，处处紧跟。虽然在小的方面有点争论，大的路线再也不违逆毛泽东。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确实能力很强，在各方面表现出超人一等的水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陈毅对主席形成一种惯性跟随。

陈毅所以习惯跟随毛泽东，是因为他反对过毛泽东，有一个政治包袱。十大元帅都有政治包袱，陈毅的政治包袱就是反对过毛泽东。这个问题以后再叙述。

第三位批判者，彭德怀

聂荣臻虽然心里对粟裕有气。陈毅虽然也有批判粟裕的理由。但聂陈二人没有能力批判粟裕的。五八年的聂荣臻已经离开军队，转行搞科技了（搞出了原子弹），陈毅正在外交部发光发热。此二人没条件批判军方要人总参谋长粟裕的。

批判粟裕的主力另有其人，主持人：是彭德怀元帅。

五八年的彭德怀正处在人生巅峰，跌入低谷的前夜。

他主持反教条主义再合适不过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事越多，事越多越容易出错。五八年的反教条就是彭德怀就出了错。彭大将军功勋赫赫，秉性刚直，为国人尊敬。但人无完人，都会犯错。彭总此生最明显的错误便是搞了反教条主义。虽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没有彭德怀反教条主义不会到那程度。

彭德怀和粟裕工作上那点事更是可大可小。所谓告洋状，可以理解为现实需要（建国初期照搬苏联制度多了，连军衔制都是照搬人家的）。

私人恩怨是说不过去的。所谓私人恩怨，不过是批判过程中凸显出来而已。因此说彭德怀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公报私仇是说不通的。就算彭在某些方面确实刚愎自用，有些时候确实心胸狭窄，也轮不到把这些词用在反教条上。

彭德怀批判刘伯承，确实是存在建军理念差异。这种差异是从宁都会议一直延续下来。如果说在一九三二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的军事理念还是空中楼阁；那么到了一九五八年，打赢朝鲜战争之后，刘的理念就有了现实基础。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怀军事理念还没能转变过来。现在看来，五八年，彭德怀的军事理念确实落后于刘伯承。虽然就在八年之前，彭德怀还用自己的（也是毛泽东的）理念在朝鲜打赢了战争。然而一切都是发展的，军队必须正规化、现代化。

论战功，刘伯承不能和彭德怀相比，论军事理论修养，党内无人能出刘伯承之上。遗憾的是，当时彭德怀的地位远高于刘伯承，又有毛泽东背后支持，邓小平从旁协助，错误就此犯下。彭德怀错批了刘伯承，但是批判粟裕并不能说就错。

很多人对彭德怀批判粟裕感到不解。彭德怀也是军人，也是统帅，英雄。英雄总是惜英雄啊，怎么可以彼此斗争呢。看到两位一流统帅在政治上互博，心中总不是滋味。有人据此认定彭德怀心胸狭窄。

如果说彭德怀嫉妒有战功之人，那么为啥和林彪就能惺惺相惜呢？林彪出事之后，同样身临绝境的彭却不肯落井下石，说什么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物伤其类是也。

战争年代，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啥的，级别一直比粟裕高，粟裕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彭德怀和粟裕基本上基本没有交集，也没有私仇公恨。彭德怀所以狠狠批粟裕，是有原因的。原因有二：浅的一层和深的一层。

浅的一层，和彭德怀争点权

和平建国之后，彭德怀是国防部长，类属于国务院；粟裕总参谋长，给军委工作。看似两个不相干的不满，实际上却又彼此纠缠，相互交叉。按照法律法规：总参谋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是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军事领导机关；国防部要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军队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看到了吧，两者交叉部分很大的。这种交叉在政治上相互制约，权力分散，不会出现军人集权的局面。

这种交叉带来很多问题。具体可以归结为传统力量和新生力量交汇融合的问题。

总参可谓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传统。南昌起义就有了参谋团，刘伯承任首任参谋长。随后担任过这个职位的还有：叶剑英、周子昆、萧劲光、滕代远、王若飞、彭德怀、周恩来等人。二十八年的战争中，总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效。

相比之下，国防部直到五四年才挂名成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第一部《宪法》之后，才明确成立国防部。反教条之前，国防部没有指挥过任何战争，对军方贡献和总参没法比，看起来更像一个政治性机构。但是这个机构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简单。看看历任国防部长名单就知道了，从彭德怀到林彪到叶剑英到徐向前，级别均比同时期的总参谋长高。

当时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威望如日中天。加上军内老资格，自然不是粟裕可以抗衡的。而且当时彭德怀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粟裕顶头上司。因为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模仿苏联。军队建设也在模仿苏军。苏联国防部就有很大权力，包括总参都属于国防部管。中国的总参属于军委，相当于分了国防部的权。当时的权力是这样的：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但当时林彪同志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了。粟裕作为总参谋长，却又在得听从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唠叨。可以说一层一层彼此制约。

总参谋长粟裕难免按照工作惯性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摩擦。这里也得说一说粟裕个性问题。战争期间的粟裕和林彪一样，每天只对着地图研究作战问题，其它事一概不管。组织啊、统战啊、动员啊什么的，都是陈毅饶漱石等人的事。长期战争中养成的专断个性不会因为当了总参谋长一下子改变过来。而且粟裕这种人政治觉悟比较迟钝，不不懂政治迎合。彭德怀也差不多，也是在统帅部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如今却纠缠不清。本粟裕想把国防部和总参职责弄清楚，彭德怀也是一样。彭德怀让粟裕搞一个文件，阐述一下双方职责，结果搞了好几次均没通过。粟裕很纳闷。彭德怀也很纳闷。

让两个习惯说一不二的人在一起扯皮，双方都觉得很累。比方说建军问题上：粟裕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彭德怀则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彭德怀坚持没搞，就没搞，因为彭德怀是领导。

直到五七年，也就是反教条运动前一年。粟裕随彭德怀一起访问苏联。根据级别对等原则，粟裕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两人小谈一会，粟裕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出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结果索洛夫斯基不但没有满足粟裕，还把这事上报给苏联高层了。这事就成了“告洋状”，被陈毅批判为：“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从粟裕从军事角度上讲，有必要的。从彭德怀角度看，粟裕应该先通通气，毕竟外交无小事么。甚至更严重一点说，还应该先请示一下毛泽东。因为中国虽然仿造苏联，但毕竟有所不同。而且这些糊里糊涂的政策都是毛泽东设计的。现在粟裕想参考苏联模板来改造中国的政策制度，想干吗？所以说粟裕政治敏感性太差。

俗语说军政不分家。粟裕也知道这句话，但是他没有政治理解。战争时期，政治为军事服务，指挥官决策权就大一点。到了和平年代，统帅必然卷入政治涡流。其实军事和政治差别很大的。如果说军事容不得半点糊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么政治正好相反，是一门糊涂学，容不得清晰，也就是和稀泥。粟裕的人已经上了政治列车，心还在战场上，还在以军事眼光行事。

要说粟裕想让把总参搞独立王国，那是不沾边。粟裕的想法，个人猜测，是想建立一种类似于三野那样的工作关系。把陈毅和粟裕那种工作关系复制到军委来，让彭德怀扮演陈毅的角色。就是说让彭德怀管理发工资啊、粮草啊、军衔啊之类的事，涉及到战争由总参来干，由他粟裕来操心。

可惜彭德怀和陈毅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个性差距没有一百八十度也有九十度以上，没有陈毅那种善于左右逢源的本领。彭德怀的个性就是长期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典型统帅个性，说一不二，有时候显得刚愎自用，甚至是粗鲁。在官场中能忍一时片刻，也不会长久。

这就是所谓的，粟裕和国防部争权。客观说确实是争权。但是粟裕是那种纯粹的军人，平生痴迷于军事，一贯枪不离手，枪法及准，百步穿杨不是盖的。文革时期抢被收缴时，还郑重说等到运动结束再收回来。离开了军事领域，会感到孤独、无事可做。

想干点事，就必须明确职责范围，必须争权。

说真的，总参谋长这种职务还是比较适合聂荣臻叶剑英来干。粟裕林彪这种人都不行。英明的毛泽东怎么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或许是考虑到战争，才把粟裕放在总参吧。

说明了这些，才能解释接下来几件所谓越权事件。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粟总参谋长给老部下皮定均（福建军区副司令）下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制定了方案，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所谓牛刀杀鸡。粟裕这么干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向违背。但是粟裕从军事角度上看，认为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快速解决问题，但需要和南京军区协调。二十日深夜，许世友又电询彭德怀咋回事，彭这才晓得。

这是所谓第一次越权，风格依然是野战风格。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朝鲜撤兵问题。粟裕错过朝鲜战争，实为人生第一大憾事。然而粟裕和朝鲜战争也不是没有交集，交集就是五八年三月八日，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调令第一批部队回国。彭德怀和毛泽东全部大眼瞪小眼。因为毛泽东早就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

这些事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责任不明的产物，都是小事，没啥大不了。也是毛泽东要“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虚骄之气”的原因之一。

深层原因

所谓深层原因，就是政治原因。

就算彭部长对粟总长有某些不满，也不至于达到那种“恨不得要你命”的程度。

拿掉粟裕，对彭德怀个人有好处。总参谋长换上黄克诚，工作就容易多了。彭德怀救过黄克诚，二人关系很铁，算自己人。一年之后庐山上，二人就一同搭进去。关系归关系。黄克诚的人品才华都没的说，完全配得上总参谋长。客观一点说，黄克诚老成稳重，有政治经验，和平年代比粟裕更适合总参谋长的位置。但是即便粟裕还在总参谋长位置上也没关系，因为黄克诚是副总参谋长，而且是军委秘书长，同样可以帮助彭德怀搞军委秘书工作。而且拿下粟裕对彭德怀有好处。苏联的朱可夫事件（军人干政）之后，毛泽东对国内将帅就有所警惕。到了五八年时，战功显赫的将帅之中，要么转业要么清闲，只剩下彭德怀一枝独秀。彭德怀本就战功显赫，如果再保持军方核心权力，能不引起毛泽东疑心？如果粟裕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还能分担一点毛泽东注意力。换上黄克诚之后，彭德怀色彩更浓厚了。对这一点，就算彭德怀政治水平不高，也该能看清。

所谓“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所谓“向党要权力”，所谓“告洋状”都是表面现象。

彭德怀所以批粟裕，和陈毅批粟裕，乃至毛泽东同意大家批粟裕是同一个原因，政治原因。政治原因很复杂而隐蔽，但是粟裕挨批的原因隐蔽却不复杂。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一个人，刘少奇。

粟裕之所以挨批，是因为粟裕和刘少奇关系非同一般。

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什么年份呢，一个转折点。当时一五计划已经结束，大饥荒即将到来。处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刘少奇羽翼渐丰，正在走向前台。半年之后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刘少奇上台之后，大饥荒开始。随后庐山事件，接下来两年半，大饥荒依然在肆虐。然后刘少奇调整经济政策，和毛泽东发生分歧，又由分歧惹出对立。然后一系列政治事件。

刘少奇和毛泽东搞对立并非陈毅那种，时不时对主席一些个人行为发点牢骚，而是涉及到建国总路线。可以说二人对立根本就不可挽回。毛泽东之前有过从国家主席退下来的念头，真正付诸行动的则是五八年前后。年初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表态不当国家主席，年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已经认同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此后刘少奇转正，正式走向前台。如果天随人愿，刘少奇将逐渐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核心”。除了接下来的大饥荒之外，刘少奇想成为第二代核心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回顾建国之后的历次斗争，都是军内系统和行政系统内彼此缠斗。四年之前，高岗向刘少奇开火，依靠就是军内势力。虽然高岗失败了，并不表示军内统帅就买刘少奇的账，特别是彭德怀和林彪两人，别指望他们如同敬畏毛泽东那样敬畏刘少奇。

彭德怀批粟裕，一是惩治和自己不合拍的粟裕，二是打击刘少奇在军内实力。

不管是彭德怀主军还是林彪主军，均不让刘少奇染指军队。彭德怀打击了和刘少奇有关系的粟裕，林彪打击了罗瑞卿和贺龙。

彭德怀和林彪均不买刘少奇的账，除了认为刘少奇没有军功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的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赞同刘少奇的治国方略。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上，其实就是对当前台执政者刘少奇不满。文革前后的林彪，同样对执政者刘少奇不满。只不过五九年的毛泽东站在刘少奇一边，而文革时的毛泽东站在林彪身后而已。

毛泽东既然让刘少奇转入前台，就得做两手准备：测试和谋划。

所谓测试，就是给刘少奇一个工作平台，看看刘少奇的工作效果。虽然二人已经合作几十年了，早已知根知底，但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交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大饥荒改变了这一切，促使两个人走向对立。从结果看，刘少奇干得不赖，但没有通过测试。因为他的方式不对，和毛泽东设想的不一样。于是毛泽东的谋划就有了效果。这是后话，后面再慢慢谈。

尽管如此，有这么多理由，彭德怀批判刘伯承和粟裕仍然是一种错误，虽然这错误通常不被大众所理解。

毛允许批粟，无非是断了刘少平和军内的联系。后来罗瑞卿和贺龙，也因为同样原因迎来了悲惨命运。

纵观毛刘二人关系，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原则就一个：不让刘少奇在军队生根。让刘少奇去干活，放手干活，什么党务、国务都让刘少奇去干，连国家主席都让他干，就是不让他管军队。后来邓小平也是一样，牢牢掌控军权。

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情形，毛批粟却不倒粟，仅仅把粟晾在一边。

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让粟裕复起，一个是战争发生，另一个是刘少奇真正成为一把手。这两种可能都没有发生。

那么粟裕和刘少奇如何扯上关系的呢，这件事牵扯到靠山问题。

第八章 粟裕的伯乐们

早期伯乐，朱德

在最高层，粟裕有三个靠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这三人，构成粟裕一辈子两个半伯乐。一个毛泽东，一个朱德，半个刘少奇。

当时毛泽东是一把手，刘少奇二把手，朱德军队精神偶像，都是大树啊。能靠上一个都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粟裕将军的烦恼就是福分太过了。

实事求是的讲，粟裕将军一直忠于毛泽东。哪怕是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上台，形式转变之下，粟裕还是忠于毛泽东。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才有将才的许世友挂帅，帅才的粟裕闲着没事干。

中国军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当年参与起义的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都是元帅，十大元帅就占了一半。如果叶挺没有皖南事变中陨落，肯定也是一个元帅。另外聂荣臻叶剑英也和南昌起义有千丝万缕之关系。

粟裕同志当年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只不过职务小了一点，警卫班长，负责领导们的安全，可谓根红苗正。起义失败后，跟着朱德直接上了井冈山。所以后来历次整风运动中，从来没人拿粟裕的“出身”说事。当时的粟裕还不是天才，只是一个小年轻，整天以崇拜的目光看着各位大人物们。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进入了朱德法眼。

南昌起义失败，队伍转移，途径大庾山区，朱德对残存的部队进行了整编。粟裕连升两级，被直接任命为连指导员，成为仅有的七个步兵连主官之一，有机会发挥。另外一个连长就是林彪。

是朱德，最先发现粟裕。如果说粟裕是叶挺影响下参与军队，那么第一个给了粟裕机会的人恰好是朱德。人生第一次机会非常重要。粟裕第一次机会就是朱德给的。所以说朱德是粟裕的第一个伯乐。佩服朱老总眼光啊。

井冈山上，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红四军的二十八团，粟裕只是其中一个小布点。但是行军打仗之际，小布点粟裕却常常活跃于“军长”朱德身边。

一次，朱德、陈毅带着粟裕的连队一起，帮附近的老乡收割稻子。八月份天气还很热，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军长不要那么拼命，休息休息喝口水。朱德没答应，竟然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这话让周围忙活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大伙还没看出来，当时其貌不扬的粟裕算哪根葱，军长为啥对他如此偏爱。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朱老总当年为何如此感慨，或许是想写诗了吧！确实，朱德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九世纪末；粟裕生于一九零七年，二十世纪初，两人年龄相差十九岁。两人同在革命阵营，一起吃饭睡觉，为了革命理想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用情同父子来形容应该不过分吧。朱德看着年轻后生粟裕会不会有《荷马史诗》中特洛伊领袖赫克托耳在战场上心境：人生百代如落叶，一代虽死一带生？！

粟裕也觉得不可思议，不好答话，便装着没有听见，继续干活。

身边的陈毅提醒说军长夸你呢。粟裕摸了摸脑门，呆呆想了想，也没想出啥道理，只好说：“那是军长对我们连有感情，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非常低调。如果像现代青年一般到处张扬，不挨揍才怪呢。

粟裕说的没错，朱军长确实对他很“偏爱”，而且刻意提拔。不久之后，粟连长就高升为营长。要知道那时代红军可没多少兵力。要知道，那时代，同为天才的林彪都没有得到朱军长如此待遇。

朱军长对粟裕也不是一如既往的“好”。

某次战斗结束后，军部的参谋汇报战果时，不慎将番号弄错了。结果，原本打了胜仗的粟裕挨了朱德的通报批评，另一个吃了败仗的连长反而得到了嘉奖。

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担心粟裕不高兴，陈毅对朱德说：“我去找粟裕谈谈，做做工作。”朱德却说：“不必了。只有经得起委屈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粟裕也没说啥。老实人嘛，有仗打有饭吃就不错了，老领导说两句也不算啥。

提拔和磨砺，是培养人才的不二法门。朱德对粟裕这一手，远远胜过今天无数家长教育孩子，只顾着溺爱，不让去经历风霜。说朱德是粟裕战场上的启蒙老师，一点也不过。

很快朱德和师生关系很快结束了。三四年七月，粟裕就任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部队离开中央苏区。从此二人天各一方。从此粟裕离开了朱军长的教导，完全以“战争”为老师，独自面对险山恶水，踏上名将之路。

十年之后，这个当年朱毛身边的小学生成了赫赫有名的粟大将军。

七战七捷、孟良崮、淮海战役等等，粟裕带给朱毛的惊喜远远超过二人的期望。此时的朱总司令要做的已经不是教粟裕如何打仗，而是写他本人并不擅长的诗歌为粟将军庆功了。

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做主人翁。

——《寄南征诸将》

诗歌水平一般，表达情意足矣。

其实粟裕和朱德性格之中有某些相似之处，大气朴质，遇事引而不发，不发则已，发则惊人。南昌起义失败，其他领导人避难，唯有朱德逆境之中收拾残局。战争期间，粟裕更是砍瓜切菜。二人从不争权夺利，没有政治野心。朱德后期甘心淡出，粟裕更是让司令让元帅的。或许朱德正是从粟裕身上看到和自己类似的性格特征才可以提拔栽培吧。

最大伯乐，毛泽东

粟裕和毛泽东是老乡，但是二人相见很晚，相识更晚，相知更更晚了。

粟裕随朱德上讲故事时，还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四无青年：无学历，无战功，无名气，无口才。同样不怎么善于搞人际关系的林彪见了毛泽东搞了别出心裁的动作，而粟裕只知道乐呵呵的笑笑而已。

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第一次下岗，气得不行，跑到福建天子洞养病。此时的粟裕，小连长一个，奉命干起了南昌起义时的老本行：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这是粟裕第一次和毛泽东亲密接触。但是老实巴交的粟裕干了啥呢，把全连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注意四周的动向。——仅仅干好本职工作而已，也没动脑筋搞关系啥的。每天就是例行公事探望、问候，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此时的粟裕如果机灵点，本可以赢得毛泽东更多好感。要知道林彪同志就是通过此次会议作为支持毛泽东的少数派，从而捞到第一笔政治资本。后来邓小平等人，也是通过支持落难的毛泽东而获取信任的。当然，干过毛泽东的警卫连长也是一个不错的履历。

和朱德一早把粟裕当成“青年战术家”培养不同，毛泽东发现粟裕军事才能比较晚。直到活捉张辉瓒的行动中，粟裕闪亮登场，献了一条锦囊妙计之后，才给毛留下些许印象。这事从林彪后来对粟裕评价中可得到佐证。此时的粟裕虽然是军人，对军事尚未入门，只能从毛泽东朱德等人身上慢慢摸索一点“用兵之道”。然而粟裕和毛泽东的对话没能深入下去，因为两年之后，毛泽东再次下岗，朝不保夕，也就顾不上粟裕了。

长征之后，粟裕脱离中央，从此孤悬在外十几年，从一个腼腆的年轻人磨砺成为战争天才。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粟裕还在，以为粟裕死了，有点伤感。三七年五月份，国共再次合作，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在英灵帮上，李大钊排名第一位，粟裕排三十四位。然而排名第三十四位的粟裕的英灵并不在阴间，还在人世。毛泽东得知后，自然很欣喜。因为毛泽东非常爱将。粟裕是个非常有潜力的将领。

正是粟裕原来中央这段时间，毛泽东真正的成为粟裕的伯乐。

粟裕和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两把剑，一大半解放战争靠此二人拿下。

但是二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常有趣，非常不同。每当紧要关头，毛泽东总是主动想起林彪。以经营东北为例，陈毅等人主动请缨，刘少奇策划徐向前出山。最后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位置还是落在远离战场数年，刚从苏联养病回国的林彪身上。

粟裕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紧要关头，粟裕总让毛泽东想起自己。也就是说毛泽东想起粟裕时是“被迫”想起粟裕。因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太过耀眼了，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苏中战役，共军内战开门红。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注意这位分别多年的井冈山老同志。喜出望外之下，通令全军学习。孟良崮直接虎口拔牙消灭新编七十四军，斩断了国军整点进攻之拳头。

此后，毛对粟越来越信任。为了让粟放开手脚，毛泽东甚至搬开自己的老冤家陈毅，给粟裕让路。从此之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陈毅为最高领导，最高领导之下最重要的事业——打仗——却由不是最高领导的粟裕来干。连陈毅制定作战计划都要经过粟裕认同。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看看其他搭档，彭德怀的作战计划需要习仲勋过问么，林彪需要罗荣桓主战么，刘伯承需要邓小平掌控战争么？

这种信任到四八年发展到巅峰。这时候，国共双方都到了决战时刻。好吧，多年的鏖战终于到了终点，放手一搏的时刻到了。

此时刘邓去了大别山，东北决战正在准备，然而国民党依然占优势。如何打破这种优势？中央想让粟裕学刘邓，带兵过江南插，刺激国民党敏感地带。

但是——粟裕同志不愿意过江。他有自己的想法。也就说粟裕抗命。

说起抗命，大家以为就是不鸟上级。直接撕破脸皮，不理上级统帅，和统帅对着干，其实这是最低级的抗命形式，确切说是背叛，很难饶恕的。

抗命有好几个层次。

层次高一点的，会根据战机自己拿主意，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表现，就是这个层次。按照中央毛泽东的意图，肯定不会打百团大战。这是后来也成了彭总挨批的理由之一。

抗命最高一个层次，则是在战略决策方面不但不执行统帅命令，反过来说服最高统帅跟随自己思路走。粟裕就是最高层次的抗命。

以纪律文明的中共军队，很少有将军抗命不尊的。最典型的就是西征时期的徐向前元帅。因为不敢抗拒遥远的中央，导致贻误战机，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当然敢于抗命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像皖南事变之前，项英如果严格遵从中央决定，下场不见得如此凄惨。所以凡是都有两面性，除了天时地利之外，就看当事人操作水平了。

战争年代的粟将军是粟裕抗命的，一开始苏中战役，粟裕和领导陈毅的意见就不一致。只是后来打了胜战，陈毅胸襟宽广，没有计较。这种抗命，也是在四八年达到顶峰，对抗中央，对抗军委，对抗毛泽东，迫使其改变战略决策。

史载：四八年中央要粟裕过江，粟裕抗命。

毛泽东立刻重新召集了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一起商讨此事。

大佬们一番商量之后，于四月二十八日决定招粟裕到城南庄报告。

六天过后，也就是五四青年节这天，粟裕到了。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在花山村的一间房子里开会。

听到粟裕来了，大家起身的同时，毛泽东已经迈开大步，出院迎接。

出院子迎接——这个细节透漏毛泽东对粟裕的重视。毛泽东基本上从不外出迎接将领，连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都不出去迎接。破例还是有的，当年林彪从苏联回来，毛也出去迎接了。这一次特意为粟裕破例。

很多人才说，毛泽东出门迎接粟裕，是第一次，这里澄清一下，不是，是第二次。也许还有其他情况，只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就这两次。极其罕见。

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十七年前！终于再次相见了，十七年了，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活了下来，接下来要干一番大业，让这天下换一种颜色。

毛泽东说：“粟裕，我们在等你！”

琐事放在一边，粟裕简洁明了的述说了不过江——抗命——的理由。

一番分析探讨研究之后，中央及毛泽东决定接受粟裕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是个善于改变主意的人么？当然不是。他比任何人都倔强。但是他愿意为粟裕破例。原因就是粟裕讲的有道理。这些道理别人没有讲过，就算讲过，毛也未必相信。毛泽东相信粟裕，是因为粟裕有理由让他相信。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前几年粟裕干得非常漂亮，超出了毛的预料。

十七年之前，毛泽东危在旦夕，粟裕还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基层干部。十七年之后，毛泽东已经稳居领袖地位，粟裕也是赫赫有名，足够独当一面。此次重逢，向来感情奔放的毛泽东自然还要感情泛滥一把：毛泽东动情的回忆了过往一年，大意是去年你们在山东干得漂亮，我老人家在延安很欣慰等等。

毛泽东：“去年，也是在宜人的五月，你们在山东打一张。”

粟裕回答：“是在孟良崮。”

毛泽东：“战果如何？”

粟裕：“全歼74师，击毙张灵甫。”

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

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

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粟裕：“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

粟裕：“白崇禧？”

毛泽东：“离题千里了。”

粟裕：“那么是谁呢？”

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这是经典对白。现在拿出来晒，只是想说明，想得到领导，尤其是毛泽东那样的领导支持，是不容易的。光有理论肯定不行，还必须实践过。毛泽东选择信任粟裕，是因为对粟裕有信心。信心来自历史，粟裕的指挥史。这些前面都说过了，不再重复。

于是，淮海战役诞生了。没有淮海战役，或者共军失败了，平津战役就没法打。如果整个中原还在国军手上，有这样一个战略集团在后方支持，傅作义会轻易投降么？

史家云：没有淮海战役，要解决华北和中原国军，至少还要多出一两年时间。

淮海战役，毛对粟的信任到达顶峰。毛决定让陈毅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又是在粟裕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同意陈毅到中野工作，仍保留华野职务，由粟裕任华野代司令、代政委。

看这个过程也许有点纳闷：毛泽东没有指点粟裕打仗的技巧啊，怎么就成了粟裕最大的伯乐了？要点就在这里。卫立煌、廖向耀、杜垏明等人也是一代人杰，但是被蒋介石“指点”得不知道该如何打仗。毛泽东多次发电报给粟裕：“不必事事请示。”看似不管不问，实则放手去干，最大程度上发挥了粟裕主观能动性。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是粟裕最大的伯乐。如果毛泽东像蒋介石那般，陈官庄攻坚战打到半途让撤军，还有淮海战役么？

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除了朱德之外，毛特意把粟裕拉出来铲土。当时比粟裕职务高、资格老的人多得是。

朝鲜战争之前，要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把权力放给粟裕。

朝鲜战争爆发，毛最先考虑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实际上就是为志愿军司令员做准备，而不是对地形环境最为熟悉的林彪。战后，粟裕去总参工作，以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辅佐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番试用之后，毛泽东竟然拿下聂荣臻把粟裕扶正。可见毛泽东对粟裕的信任。

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毛决定“浇一浇粟裕等人身上的娇气”，而且亲自给批斗会加温。为何？因为粟裕的另外半个伯乐，刘少奇羽翼渐丰，正在走向前台。

就来说说粟裕和刘少奇。

半个伯乐，刘少奇。

刘少奇和粟裕相识更晚，四零年二人才相识。说来奇怪，毛泽东对粟裕的印象，也有刘少奇举荐之功。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负责重整新四军。刘少奇发现粟裕很能打仗，回中央之后对主席说发现两个人才，饶漱石和粟裕，一文一武。毛泽东还记得粟是当年井冈山老红军，更增添了一份信任。

朱毛刘三人之中，就数刘少奇对粟裕倾注心血最多。但是刘不主军，没能给军事天才粟裕有啥帮助，只能算半个伯乐。

四五年，毛在重庆谈判期间，刘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让粟裕当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当时张鼎丞当一把手更利于展开工作。粟裕从大局出发推辞了，这便是粟裕生涯中“二让司令，一让元帅”第一次让司令。

一年之后，自己发掘的人才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远在延安的刘少奇甚为开心，特意搞了个家庭聚会，把朱德彭德怀等人都请到自家窑洞来庆祝一番。此时刘少奇完全把粟裕当自己人了。

年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把陈毅搬开，除了粟裕的个人能力之外，也有刘少奇的力量。

除了工作上大力提拔，刘对粟私下也不错。

五一年十一月十二号，粟裕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就任前粟裕到上海治疗右臂旧伤。十一月二十五号晚上，刘少奇造访粟裕的驻地，致以亲切关怀和问候。

当时刘少奇时为党的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位高权重。当秘书通报时，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出迎，曰：“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则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关系其乐融融。

后来粟裕也私下拜访过刘少奇，向刘少奇汇报了军队情况等等。

刘少奇对粟裕最大的帮助发生在五五年。这一年，军队搞军衔制，刘少奇帮助粟裕大力争取元帅未果。个中滋味已经预示到三年后的风波。

按照当时评选规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已经转入行政系统工作不参与评选。刘少奇便提出，按照这个规则，陈毅当时是外交部长，也不应该评选。

如果陈毅不评选，新四军以及第三野战军必然要出一位元帅，这个人只能是粟裕。论战功和才能，粟裕确实够资格。

另外在当时高级将领中，粟裕和林彪最为年轻，拥有公认的才华和战功，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去？而且当时粟裕的职务是解放军总参谋长，核心人物，理应成为元帅。

可见刘少奇的要求很合理。

但是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没有被接受，硬是被周恩来顶了回去。这看起来难以理解。就算周恩来和陈毅关系很不错吧，但是周恩来和谁关系都不错，和刘少奇关系也不错（曾有结盟之势），和粟裕关系也不错（粟文革时在周身边）。

我们知道硬顶从来就不是周恩来的风格。作为一个顶级政治家，他的斗争形式从来都讲究迂回，不会因为和陈毅的关系硬顶刘少奇和粟裕。

就算周恩来犯了倔，真正决定权在毛泽东手上。解放战争以来，毛泽东对粟裕倚重程度超过陈毅。而且陈毅在井冈山时还站过毛泽东对立面，有政治包袱在身。而粟裕一直以毛泽东学生自居。毛没有理由挺陈毅贬粟裕。

为啥会有这种现象？还得从刘少奇身上找答案。

刘少奇一开始在白区工作，接触军队不深。等到延安整风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之后，军队头头们都不怎么买他的账。他想在军队中拥有自己的力量，必须从后起之秀中寻找，粟裕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人选。所以刘少奇对粟裕又是推荐又是拜访又是庆功又是争取元帅，说白了就是拉拢这位军界显赫的少壮派而已。粟裕对此颇为感激。

但是当时刘少奇只是第二把手，处于接班人位置。毛对刘的策略从始至终都是不变的：在我没有退之前，你当好你的理论家，理论联系实际干点事，请不要插手军队。至古以来都是这样，最高领导人忌讳接班人插手武装力量。

于是一连串疑难杂症都解开了。

粟裕评不上元帅——跟刘少奇看似关系深。

周恩来看透其中奥妙才坚挺陈毅，这也是他能够一直得在毛泽东身边的重要原因。

粟裕挨批——跟刘少奇看似关系深。

毛批粟而不倒粟——深知粟裕不会反对自己，但要撇清刘和军内关系。

彭德怀对粟裕愤而开火——对刘少奇的军队势力开火。

陈毅批粟裕——表明跟着主席走的立场。

至于聂荣臻批粟裕——纯粹是捡到一个批斗机会。

实际上都是一个圆心旋转——以毛泽东为中心，行政系统和军方博弈而已。

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刘少奇顺利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那么主军的一定是粟裕而不是林彪。可惜刘少奇下场凄凉。但是粟大将军却因祸得福，因为远离权力中心避免了在文革时期遭受更大打击。

这就牵扯到林外一个主题：谋划。

当刘少奇从毛泽东的助手转向国家元首之时。毛泽东除了测试之外，还要谋划。这个谋划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前面讲的，把刘少奇的触角限制在军方之外；还有另外一面。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现任领导在任期间会给接班人无色杰出人才，帮助接班人上台之后稳住局势。具体表现就是，把人才冷在一边，让他消停一段，等继承人上台之后予以启用，也就是施恩，所谓恩威并施是也。比如说唐太宗晚年，故意贬低大将军李绩，等李治上台之后再启用。后来李绩帮助李治稳住了大唐北部半壁江山。朱元璋晚年对孙子朱允炆说，我给你找到一个人才帮你治国，等我死后可以用他。那人便是方孝孺。朱元璋时代，名扬天下的方孝孺被冷藏十年没任何提拔。当然方孝孺的人品没话说，做一个治世贤臣应该问题；可惜缺少应对乱世韬略，终究没能帮助朱允炆对抗朱棣。朱元璋也没想到儿子会谋反。毛泽东熟读历史，对于这一切并不陌生。

毛泽东不给粟将军元帅军衔，数年之后又把粟裕赶出军队，是否也有这方面考量？因为中国高层将帅中，能够独当一面，且和刘少奇有点关系的，也就一个粟裕了。如果刘少奇能够通过毛泽东的考验，那么毛泽东离开也要为刘少奇选择一个能压住阵脚的人物。粟裕是最好的人选。粟裕这个人大气朴实低调，没有政权多利之心，最重要的是，军史上没有自己的山头。这样一个人应该不会对没有战功的刘少奇造成威胁。如果换成彭德怀和林彪，刘少奇还未必能镇住，因为这二位都是除了毛泽东谁也搞不定的主。

反教条之后，毛泽东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验证了这一点。如果高岗事件没有发生，毛泽东也许早一点退出来。只是后来大饥荒改变了一切。如果没有后来那一系列运动，刘少奇真的掌控这个国家，后来主军的一定是粟裕而非林彪。至于元帅啥的，后人看来比较威武，在毛泽东那里说白了就是一个玩具，可以生产的。如果需要，随时可以给粟裕同志定制一套元帅制服，甚至还能加一点花样。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不可能穿越回去，即使回去也无法钻进当年主席和总理意识中探个究竟，只能把所有可能性罗列出来笑谈一下而已。如果这一切是真的，粟裕理解毛泽东这种良苦用心么？当年李绩对李世民的用意是知道几分的。

可以肯定的是，像毛那种雄才大略之人，一定会考虑身后事，会考虑接班人问题的。像总理那种能够一直活跃于主席身边之人，一定晓得主席心思。他们都是深谋远虑，且深思熟虑之人，眼光之深远远胜我等凡夫。

不论如何，粟大将军终于没有评上元帅，终于被批斗了。批粟裕，可以看成是当时军方对行政系统渗透力量的一种内部清算。其他猜测，都随风而去了。

第九章 最后的话

问题似乎弄清楚了，但似乎依然不清楚。解释了很多问题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没能解释，就是粟裕和刘伯承的平反问题。一个元帅，一个大将，被错误批判，生前却一直得不到彻底平反，不是很诡异么？

诡异，确实诡异。

诡异的背后是真相。只要能进一步剥离诡异的面纱，总能接近真相的。

毫无疑问，彭德怀整了刘伯承和粟裕。没有彭德怀，某种意义上讲，就不会有这次反教条主义。然而彭德怀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在庐山上下台了。如果仅仅是彭德怀一个人在搞，那么彭下台之后就应该翻案才对。然而情况没有发生。

如果粟裕仅仅是因为和刘少奇走得近挨整，那么刘少奇蒙冤之后，粟裕被视为刘少奇的人要么继续挨整，要么撇清他和刘少奇的关系，翻案。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粟裕头上虽然有两顶破帽子，却不影响吃喝拉撒睡。在别人开飞机戴高帽时，粟裕还能工作，不错了。

反教条主义之中，林彪也发言了，并且做了批判。并且在庐山事件之后把“反教条主义的功劳”据为己有。然而林彪出事之后，刘伯承和粟裕仍然没得到平反。

毛泽东在世时，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亲手定的案子不能轻易推翻。可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全国大刮翻案风，能平反的基本都平反了，地右坏都平反了。作为有功之臣，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和粟裕依然没能平反。很奇怪，不是吗。

其实一点也不怪，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找到倪端。“翻案”是邓小平的一大功劳。翻案过程中，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没翻一个案子，邓小平的威望就升高一节，特别是翻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案子之后，邓小平的威望空前升高。

刘伯承和粟裕这种案子，翻还是不翻，就在邓小平一念之间。那么邓小平为何不给二人翻案？流行观点是，一九五八年翻教条主义中，邓小平是组长，如果翻案，相当于扇自己巴掌。站在庸俗观点上看，确实是这么回事。然而伟大的邓小平绝非一般人。当年反教条主义，被反的最惨的肖克上将不是已经给平反了，邓小平怎么就不怕“扇自己巴掌”？

有人说，邓小平翻案是为了纠正毛泽东的政策，要树立彭德怀为楷模。反教条运动是彭德怀搞的。把刘伯承和粟裕翻案，相当于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这个说法相当靠不住。谁不知道彭德怀在教条主义中犯了错？瞒，是瞒不住的。要说维护彭德怀形象，那贺龙还是彭德怀专案组的负责人呢，不是也给翻案了么？

于是又有人挖出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挺进大别山之后，关系非常之差。这个说话有点靠谱。虽然二人是老乡，向来关系不错；但刘伯承本质是个军事家，邓小平本质是政治家。军队问题上，军事家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家的政委邓小平产生分歧是必然的。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之后，军队战斗力损失相当大，纷争已是不可避免。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把陈毅调过去，除了给粟裕让出位置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协调刘伯承和邓小平二人的关系。

如果仅仅是和刘伯承关系不和，也不应该是邓小平阻止刘伯承彻底翻案的原因。何况邓小平和粟裕还没有私人恩怨。二人在军内威望相当高，当年彭德怀批判他们，就得罪很多人，付出很大代价的。政治家都是现实之人，不干赔本买卖。给刘伯承和粟裕翻案，很明显会增加更多的威望。因为这两人还活着，在军中影响力巨大。

邓小平是政治家，也是个现实的人，但是就是没给二人平反。秘密并不是邓小平爱干这种赔本买卖。恰好相反，他需要另一种受益，这种受益比甘冒阻止二人平反的风险要大。

那么受益是什么？答曰，军方。

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最高领导人必须有军方支持。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如果有军方支持就可能取毛泽东而代之。邓小平时代的华国锋，如果有军方支持，也可以设计改革开放。邓小平上台之后，也需要军方支持。

当时四大野战军，一野的代表人物彭德怀和四野老大林彪罗荣桓都死了。二野的代表原本是刘伯承，刘伯承不平反，代表就是政委邓小平。三野的陈毅也死了，剩下的是粟裕。粟裕不平反，就没有人在军内威望比邓小平高。最要致命的是，粟裕一直忠于去世的毛泽东，邓小平已经选择走了另一条路，一条有别于毛泽东的路。

当时剩余的元帅之中，聂荣臻和叶剑英直接挺邓小平上台的，而且倾向于政治，徐向前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当时真正有可能在军方威胁到邓小平地位的，只有刘伯承和粟裕。只要压在二人，邓就可以牢牢掌控军方。

只有得到军方支持，邓小平才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的选择是成功的，也是明智的，虽然对刘伯承和粟裕有点不公平。但政治家都是现实的。现实的政治家要在现实世界中干一番事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刘少奇战战兢兢过日子的教训，邓小平深有体会。为了这个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必然要把刘伯承和粟裕黑锅背在身上，当然他背得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阻碍刘伯承和粟裕平反的，不是邓小平本人，而是“时事”。

所以连一部分右坏分子都平反了，连大饥荒之中的五虎上将都平反了，刘伯承和粟裕没有平反；同是反教条主义受害者，肖克将军可以平反，刘伯承和粟裕不能，时事尔！

抛开当事人个人感受不谈，就历史角度而言，刘伯承和粟裕这种人平反与否并不影响自身定位。刘伯承能留在我们记忆中，是因为他打的那些教科书般的战例，那些军事思想。粟裕所以能留住我们的记忆中，是他在战场上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他的使命从没法去朝鲜那一刻就完成了。就人生而言，他们赶上一个铁血时代，建立赫赫战功，享受后人朝拜，已经相当成功了。后来的那些遭遇，就当人生起伏好了，没有谁可以一直处于人生巅峰，不是吗？人生如斯，夫复何求呵？

综合评价粟将军，一个字，奇。

奇异的军事生涯，奇异的政治涡流，奇异的为人处世。某种意义上讲，陈毅批判他的那个字“阴”是对的，当然要按照陈毅家乡那个含义理解。

第三篇 彭德怀

第一章 从抗美援朝说起

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就在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时，他大概没想到，一年之后他的角色就换了位，从批判者变成被批判者，从人生顶峰跌落到低谷。从北京中南海到江西庐山，反教条主义和庐山事件表面上毫不相干，实际上有很大内在联系。即使有内在联系，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反教条主义是一个错误，那么庐山事件就是一个谎言。

这个篇章的中心是庐山事件。庐山事件的主角是彭德怀。

说庐山事件和彭德怀，必然要说抗美援朝。

没有抗美援朝，彭德怀就没有后来那种高于其他将帅的威望，即使写那封信恐怕很少有人理会，也不会惹出那么大动静。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没人理会的下层人物一样。庐山会议中间，赞同彭德怀的人不少，包括毛泽东秘书在内，很多人都赞同彭德怀的看法。最后仅仅处理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少数几个人，其他人能争取的也就争取了，像田家英，都放过去了。所以处理彭德怀，是因为彭德怀必须要处理，现在先说说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建国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此战之后，新中国真正赢得——自立。战争更为宏观角度上看，近代几百年东西方交战史上，仅有此次，东方真正在军事上阻挡了西方。之前的日本幕府、大清政府、乃至军国时代的日本，在和西方陆地交战中，最后无一例外的失败、失败、再失败。

此战奠定中国国际地位，成为一个让人尊重的国家，这些大家都知道。战后对国内的影响或许更具决定性，却被各路专家、学者、历史学家、粉丝们给忽略了，需要理一理。

朝鲜问题本是苏美两国留下的火堆，和中国人无关。然而这个火堆一旦点燃必然和中国人有关。朝鲜的事基本上都和中国有关，整个一部朝鲜历史纵横交错着中国人的身影，要么在接受中国人的的援助，要么在抵抗中国人的入侵。刨除中国强势时代的入侵。作为邻家老大哥，中国还是很够意思的，每次朝鲜遇到外敌入侵，中国总是出兵援助。

入侵的那些事这里就不谈了。这里说说援助的事。

更远的先不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援助朝鲜是在明万历年间，猛人丰田秀吉同志武力搞定日本各路诸侯之后开始梦想统一世界，此人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老祖宗，毕生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世界性帝国，应该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蓝图。

对日本人而言，统一世界的第一步永远都是要搞定朝鲜半岛。于是日本人就去大规模进攻朝鲜，把朝鲜搞的就剩最后一口气，政府要跨过鸭绿江到中国流亡。

明朝决定抗日援朝，李如松在朝鲜把鬼子杀得哇哇乱叫，奠定名将地位。最后因为战争失败，丰田秀吉也在日本给后来的东条英机等后辈做一个示范，死亡。当然丰田秀吉是气死的，或者说气出病后病死的，总之没得善终。此战和抗战时间一样长河，前后八年，消耗了大明帝国大把白银和精兵，正是在此时，努尔哈赤冒出来了。而此后朝鲜人把明军作战方式泄露给土蛮，导致李如松战死。李如松不死，大明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萨尔浒惨败。把明军统帅杨镐换成李如松，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模样。可以说抗日援朝加速了大明败亡，正如杨广东征高丽加速隋朝败亡一样。

第二次抗日援朝发生在清末，历史书上写的很清楚，大清一败涂地，再败涂地，三败还是涂地，一直败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家底一下子丢光，覆没已成定局。大清完蛋了，朝鲜也完蛋了，开始过上亡国奴的日子，直到二战结束。

第三次就是抗美援朝。

国共决战结束，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天下。北极熊苏联欣喜若狂，北美野牛美国则震怒。中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金日成先生的战斗欲望，渴望复制一下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统一南朝鲜。南方的李承晚同志也怀有同样的梦想。

李承晚有北美野牛的支持。金日成的靠山则是北极熊苏联。

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同志，那个日成啊，自己去干吧，但是得告诉你，如果北美野牛出现，我不会帮助你的，你可以请中国的毛泽东帮忙。斯大林打心眼里不赞成金日成鲁莽的行为，考虑到之前在中国问题上犯了好几个错误（先是不赞成共产党打内战，后来又赞成划江而治），就觉得金日成或许能成为朝鲜毛泽东，就让他试一试。这个过程中国不知晓。

年轻的金日成同志以为斯大林的安慰是成功的保证，跑到北京跟毛泽东打个招呼就回朝鲜干事业了。金日成十分自信，甚至还急匆匆拒绝了毛泽东的援助建议。

金日成的自信的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参战，理由很简单，美国人既然没有在中国直接派兵帮助蒋介石，有啥理由直接出兵帮助李承晚？毕竟偌大中国都“赤化”了，还在乎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么。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他忘了，中国和朝鲜毕竟不一样的。金日成同志还是糊涂了，美国不是不在乎中国大陆赤化，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美国出兵中国大陆得多少人马？而且海军用不上。在朝鲜就简单多了，在那个狭长的半岛少，航空母舰在海面上摆好，火力就能覆盖差不多整个岛屿。然后麦克阿瑟搞一个仁川登陆就要了金日成的命。

于是乎，又想起中国了，这个多次帮助了自己的国度。

莫斯科来消息了，说看在自己人的份上，让金日成到东北搞个流亡政府吧。当时莫斯科也不好意思自己让中国出兵，毕竟事是自己惹出来的，又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理当自己出兵。三百年前的那一幕重演，不过当年日本换成如今的美国。

金日成也跑到北京哭了，说我不想流亡啊之类的。不管怎么说，金日成也是个政治家，知道眼泪不管用。要是管用的话，自己去美国哭得了，让人家同情你退兵；或者直接去斯大林那里哭，让苏联红军过来。但是不管用也没法，只剩下眼泪了。

三百年前，日本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国王要来中国乞降。

三百年后，美国人出兵朝鲜，攻破朝鲜都城，朝鲜政府要来中国流亡。

三百年的跨度，两次出兵，都有一个潜在理由，那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再图谋中国。中间清末那次抗日援朝不成功，导致日本人搞定朝鲜，以此为跳板侵略东北，进而进攻整个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如果当时清帝国在朝鲜挡住日本人，什么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都没了，清政府至少还能延续一阵子，再来个变法啥的，搞君主立宪也说不定。历史就这么诡异，一次战争就能改变时代走势。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不敢出兵，显然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人还是遵从了千年以来的策略，还是决定出兵。当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意思，或者说金日成的眼泪，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大脑里虽然装满浪漫主义想法，具备诗人气质，前提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都讲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利益之前，下决心太难。为此毛泽东卧床一个月，仔细思考，反复权衡，才终于下决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他一辈子最难下的两个决定之一。第一个决定是国共内战，当时国民党占优势，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又有美国实际支持；共产党劣势，苏联名义上不支持，暗中支持有限，一旦失败，代价太大。这一次情况也一样，苏联暗中支持——但有限。

毛泽东知道，人总归要靠自己。关键时候不要指望苏联，如果苏联可以信赖，就该自己出兵，就算不出兵，也不至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玩退出，让老美大张旗鼓搞个联合国出来，占了道义优势。苏联人在联合国玩退出，实际是一个阴谋，即把美国人的军力引向亚洲，缓解他们在欧洲的压力。引向亚洲，也就是引诱中国参战。

比起之前援朝，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明代抗日援朝，明军虽然数量处于劣势，但辽东铁骑和戚家军在装备和阵型上优于日军。清末大败，北洋舰队装备上和日本海军差距并不太大。而这一次，新中国和美国装备差别就太大了。

别的不说，就军种来讲，美国有海陆空三军，装备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只有陆军，装备极其落后。北极熊给点武器援助吧，还要记账，还在大饥荒时代讨要，帮助中国饿死人。

一旦开战，制海权和制空权将牢牢掌控在美国人手中。他们可以从海陆空立体进攻中国单一的陆军。抗日战争时代，日军用陆军和少量空军就把国军赶得到处跑。此时的美军装备远胜日军，空军远胜日军。朝鲜地形狭长，不利于志愿军大范围穿插运动。如果在中国，一场战役打不赢，后撤一千里，也就是从山东退到河南，然后可以从河北或江苏重新迂回到山东，骚扰敌军后方和侧面。朝鲜就不行，三面环水无路可退，美国海军可以自如行动。在敌人海空优势下，志愿军后勤严重跟不上。

鉴于这个情况，中共高层领导，包括军方均反对出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林彪。林彪一辈子都在紧跟毛泽东，但是在朝鲜出兵问题上，林彪做出了一辈子第二严重违背违逆（最严重那次当然是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意思。林彪认为应该屯兵东北或朝鲜北部。

现实主义者反对出兵，无非是想修生养息图谋发展，要发展需要和平环境。和平需要安全。当时安全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参战，如果美国人陈兵朝鲜半岛，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就算美国人没有直接发动战争，也可以把蒋介石直接运到东北。

就算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共军主力也将被牵制在东北，蒋介石也可以威胁南方。

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在自家打不如在人家打。

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不打弊端很大，打利益极大。既然如此，那就打吧。

毛泽东以其梦幻般的魄力，决定出兵朝鲜。正是因为毛泽东这次力排众议出兵朝鲜，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再一次质的飞跃。正是这一次飞跃，让毛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迈入神坛，从此之后，很少有人敢于反驳他，敢于反驳他的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莫不如此。

现代人回忆起毛泽东晚年搞文革，以为毛从来就是一呼百应，以为那时代人容易忽悠，那是很不负责任的。毛泽东的威望是在一次次胜利中积累起来的，是在长征、抗日、内战、朝鲜战争中积累的，后面将有专门篇章分析。朝鲜战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伟大的毛主席战无不胜，所以后来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大家都说“好”，毛泽东搞文革，大家也说“好”。

——悲剧就这么来了。悲剧所以可悲，只因为其剧情建立在高尚的信念之上，并以极大热情实施之。

选帅，谁是最好的？

决策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来了，谁挂帅？

经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这一系列战争之后，共军迎来最高级别的战争，将帅也迎来最高级别的考验。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败了，新中国将举步维艰。

主帅就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位置。身系天下之安危，在战场是定鼎乾坤是一个统帅的最高荣誉。但荣誉也意味着热芋梗，稍有差错，一世功名都将付与流水。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局，筹码是国家安危和个人荣耀。赢或者输，都将对历史产生影响。正如两千多年的长平之战，胜利的白起载入史册，失败的赵括也载入了史册。载入史册的白起，意味着秦的强势。载入史册的赵括，象征着东方的衰亡。世上还有更大的赌局么？没有，再也找不到档次更高的赌局了。什么拉斯维加斯赌场，什么澳门赌场，也就是拿一下无知的贪官或者腐朽的富人，去忽悠忽悠平庸之辈。有志之士都知道什么才是高级别的赌局。

这样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当然要选择最合适的将领。

当时中国还没有正规军衔制，将军有很多，红军时代、八路军时代、解放军时代，各个时期杰出将领很多。仔细考察一下，其实候选人并不多。除了解放军时代，共军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争。

评定十大元帅，一半是军事战绩，另一半是政治资历。元帅中间，比较纯粹的军人只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几个人而已，像罗帅和叶帅，与其说军人不如说政治家。但你不能说他们不够资格当元帅。比方说贺帅，解放战争中表现并不突出，就凭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就旗帜的身份就必须是元帅。

朝鲜战场是另外一个情况，一切以军事行动为先导。所有的政治路线、意识形态、是非恩怨都将靠边站，只有赢得胜利，这一切才有意义。否则，都是空。

作为志愿军统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胆略、机变、冷静。一流统帅，必须具备一流的胆略，超人一等的机变能力，无与伦比的沉着冷静，如同狮子一样强悍，豹子一般迅捷，狐狸一般狡猾。同时得符合韩信的自我评价：将兵多多益善。

共军战史上，级别和朝鲜战争最为接近的是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战功最大、打得最好的也就是林彪和粟裕。

决定性的三大战役，林彪直接负责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实际指挥者是粟裕。实际上因为傅作义同志觉悟比较高，平津战役还没打起来。真正有说服力的就是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和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

林彪还是粟裕？这是个问题。

粟裕和林彪的家乡隔洞庭湖而相望。粟裕生于湖南，林彪出生在湖北。洞庭湖千年烟波铸就了二人诡异机变的才情。两人均出生于一九零七年，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而且早早加入军队，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四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一个统帅的黄金年华。相貌上看，林彪和粟裕非常相似：同是身材矮小，同是面颊削瘦而双目有神。从生活习惯说看：同是沉默寡言，同是对战场之外的事没兴趣，同是能对着地图呆坐很久，同是算无遗策。从处境上看：同是深得毛泽东信任，同是……太多同是了，他们太相似了。选谁呢？毛泽东在琢磨。

这么看来，还真不好选。最后毛泽东选择粟裕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实际上就是为进入朝鲜做准备。一九伍零年七月七号和十号，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来毛泽东又让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当时还没有叫志愿军。十月份才改名为志愿军的。

然而林彪和粟裕究竟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很相似。这种不同表现在战术指挥风格上。

前文已经分析过，粟裕没上过军校，完全从实际战争中摸排滚打出来的名将，和刘伯承那种偏重于理论型的统帅恰好互补。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战争实践不低于粟裕，介于刘伯承和粟裕之间，理应更为合适。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指挥风格决定的。

用一个字形容林彪的指挥风格，那便是——稳。多说点，稳而细腻。

林彪用兵，稳中求变，暗藏杀机。等林彪把战局布毕，战场拉开，对方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林彪太稳定了。

在排兵布阵和临机应变这两项上，他和粟裕领先其他人至少半个身位。

但是，林彪的稳中求胜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让他看到优势才行。看不到优势，他很难下决心。纵观林彪一生，平型关战役，一场伏击战，而且规模不大。起到了轰动效应，实际战果并不大，并没给鬼子造成实质性杀伤。

林彪一生最为得意之作应该是辽沈战役。打赢辽沈战役，中共彻底找站稳了脚跟。就算关内全部失败，共产党有东三省足以图谋未来，足以上演一出清灭明的好戏。辽沈战役最关键部分是打锦州。恰恰是打锦州，反应了林彪的谨慎。

摊开地图就知道，锦州地处咽喉要道，是连接关内外的一扇大门。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跟大明在此反复纠缠。以林彪的军事素养，不可能不知道锦州重要性，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即使老领导毛泽东一直在催促，打吧；即使副手罗荣桓也在催促，打吧，林彪还是不明所以。原因无他，风险大一点而已。

将军一句话，关联成千上万人之生死，甚至关系到一个党派乃至国家的前途，谨慎是必须的。鲁莽之人永远成不了名将。然而在节骨眼（打锦州）上由于过多似乎是……

粟裕风格——奇。奇，而诡异。

中共将领之中，粟裕用兵最为诡异，孙膑之后，难得一见的诡异风格。孙膑的诡异，源于对兵法理解以及个人遭遇；粟裕之诡异，完全来自战场磨砺。

对手之中，对粟裕的评价都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出现。

粟裕是难以预测的。而且粟裕必须是难以预测的。如果粟裕能够预测，他也成不了粟裕，早已死过很多次。粟裕指挥的战役之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淮海战役。最能体现粟裕战术风格的则是在孟良崮。

当时国军全面进攻刚刚失灵，改变战略搞重点进攻，分别进攻山东和陕北。进攻山东的国军四十多万，其中以新编七十四师和第五军为进攻主力。新编七十四师一共三万人，全美式装备，抗日战争中历经战火洗礼，战斗力很强。该师曾和一个美军师搞两次军演，两次都战而胜之，可见战斗力之强悍。

粟裕当时粟裕带领十五万华东野战军和国军周旋。经过一系列试探、交手之后大家都玩猫腻。当时国军思想很简单，就是抓住共军决战，共军的战术则是寻找机会歼敌一部。

七十四师战斗力超强，三万人全是老兵，久经沙场，作为尖刀部队，离开两翼深入比较多一点。粟裕发现这个情况，好几次都想下手，一直没机会。因为七十四师相当于一个小型机械化军，前身就是七十四军，武器装备远远强于共军。要歼灭它谈何容易。

七十四师所以在孟良崮被包围，也有师长张灵甫一份“功劳”，骄横强悍的张灵甫已经厌倦了和共军捉迷藏，直接把部队开上孟良崮，和共军开打。张灵甫的盘算是，如果是小股共军，根本不在话下，如果是共军主力，正好吸引过来，来个中心开花，就像名将薛岳在湖南打鬼子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不战则已，战就干一票大的，消灭华野主力给校长看看。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粟裕带着十五万华东野战军主力，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把七十四军包围在孟良崮，华东野战军也暴露在四十万国军虎口之中。这个时候，粟裕的十五万人被夹在中间，一方面要拼死阻击外围大军，一方面又要迅速消灭掉七十四军，稍有闪失将全军覆没！如果粟裕战败，整个华东野战军将毁于一旦，山东将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未来的淮海战役就无从谈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国军八十三师离孟良崮仅仅五公里，也就是一个山头的距离，硬是没插进来。

如果双方军人战斗力对等，华东野战军将凶多吉少，粟裕也将从此埋没于历史烟尘之中。总所周知，国民党军内派系林立，派系之间存在丝丝缝隙。粟裕就利用这些缝隙，通过高超的指挥才能，硬生生虎口拔牙，消灭了七十四军却又全身而退，完成不可能完成任务。

此战之后连远在延安一向胃口很大的毛泽东都感叹，此战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他老蒋，另一个是我老毛。参与指挥的陈毅则感慨；将来一定不让儿子带兵，这不是人干的活！

此战过后，国军优势消耗殆尽，国共双方呈现均势，为接下来决战拉开序幕。

关于林彪和粟裕的指挥风格，林彪本人有过精彩描述。

林彪曾这么对部下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

到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美军，而且是异国他乡。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百姓帮助。前方军队打仗，老百姓后面推着小车搞后勤，所以战无不胜。到朝鲜不同了，地形狭长，四面环海，不利于共军穿插。朝鲜百姓不是中国百姓，三八线以北还好，过了三八线，就是敌占区，有敌意的。

兵法云，正奇相克，正则奇之，奇则正之。所以林彪的稳不如粟裕的奇。

毛希望粟裕能像消灭七十四师那样消灭美国几个整编师。所以毛点了粟裕的将。

当时粟裕正在酝酿解放台湾，接到任务后病倒了，毛泽东等了他几个月，病情依然不见好转。粟裕的病，也成了世人眼中一桩悬案。

对于粟大将军的病情，很多人表示怀疑，怀疑他装病，不敢去。为啥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了？怀疑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是可耻的。说句诛心的话，即使粟裕大将军病情没那么严重，也不应该受指责，看在他为新中国立下的战功的份上。那些指责粟将军的人，请问你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

第二个候选人当然是林彪。林彪长期在东北征战。东北和朝鲜之间仅仅一江之隔，地形气候都比较近似。志愿军以四野为主力。怎么看林彪都合适。然而林彪不主张出兵。当时大部人都不主张出兵，理由无非是双方差距太大。这是一个相当务实的看法。而且林彪比较倔强，意念一旦形成，任谁也改变不了。

后来有人攻击林彪胆小怯战。纯属瞎扯淡。林彪一生出生入死，何曾怕过？

兵者，凶器也。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越是久经沙场的统帅，越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一次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将军百战声名裂”，还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

林彪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另外根据上文的分析，林彪的性格和指挥风格根本就不适合带志愿军。因为林彪一生求稳，到朝鲜能稳赢么？武器装备上，没法比。后勤补给上，没法比；两国财力上，还是没法比；甚至在道义上，人家旗号可是联合国。

仔细分析之后，林彪坚决拒绝出兵，哪怕毛泽东一再暗示，等他一个月。逼得毛一气之下把林彪冷藏了好几年，要不是后来出于政治需要，还不知何年何月能复起。

还有谁？

按照流行观点，除了林彪和粟裕之外，还有一帮人可以指挥。比如说刘伯承。作为开国元帅，刘伯承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遗憾，刘伯承不适合去朝鲜。

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本人建国之后退出军队专心于教育，但这根本就不是原因，可以穿上军装么，没啥不可以的。彭德怀去朝鲜之前，也在西北搞建设，一心开发大西北呢。

第二个原因是刘伯承更适合搞理论研究，比如在建军问题上，刘伯承有巨大优势。刘伯承有深厚的学养。这也不算大问题。

在刘伯承和粟裕的风格中，已经阐述过，刘伯承是骨子里是一个正规战现代战争专家。正规现代战争拼的是装备和后勤，恰恰是志愿军拼不起的地方。

选帅的真正标准还是看将军在战场上表现。刘伯承在抗战中表现还不错的，那是小规模游击战。在解放战争中，直接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三野四野没法比，整个淮海战争，只起到一个辅助性作用。后期在西南消灭不少敌人，那是残敌，只具备参考价值。

另外一个选择是徐向前。徐向前军事生涯中，虽有西征惨败这样的污点。但是徐向前的军事水平还相当高。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军仅有两万衣衫褴褛疲惫之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显得兵强马壮。因此才有张国焘逼迫中央的故事。所以如此，皆因红四方面军的统帅叫徐向前。此后徐向前一直被毛泽东冷藏，一直藏到解放战争后期才放出来，到山西给阎锡山折腾不清。可惜徐向前是不可能挂帅的，一是毛泽东对他一直敬而远之；二是他带的兵是原来红四方面军，四野以中央军发展起来的，有间隙；三是他本人也没有指挥过十万以上的野战部队；

其它老资格，如贺龙，解放战争基本没表现，聂荣臻、罗荣桓、陈毅、叶剑英等人，不用毛泽东鉴别，即使是平凡如我辈也知道他们不适合挂帅。

还有人吗？还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

现在很多说书先生认为，毛所以要用彭德怀挂帅，主要是用“西北王”统领“东北王”的部队，既把彭德怀从西北调开，又把林彪从东北拿开，属于新时代“杯酒释兵权”！瞎扯，还真把美帝当纸老虎了！那是毛老人家自己的宣传攻势，如果轻视美帝，毛泽东根本不用在床上躺一个月下不了决心，根本不用等待粟裕，直接让彭德怀出兵得了。共军内部山头派系林立是不假，那是在平时，平时没事搞个斗争啥的。一到战场上那是铁板一块，消灭敌人第一要素。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就是，毛泽东驾驭下面一帮人，关键时候可以让他们团结一致，蒋介石就不能。换成蒋介石，林彪即使反战也得挂帅，理由是他和林彪关系最近。就像淮海战役，有薛岳不用，用刘峙大将军，因为刘大将军虽然热衷贪污玩女人，看起来却忠心。

中共军内，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在朝鲜出兵问题上，他是反对派；另一个就是彭。他是志愿军统帅最后一个合适人选。

当没有人可以选择时，毛泽东又想起那个冷傲刚毅的彭大将军。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到延安时写的那首诗，后两句看起来更像为抗美援朝准备的。

政治局和军委大部分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反对出兵的情况下，彭德怀在未有思想准备的境况下，同意毛泽东出兵意图，理由，当然是从战略角度出发。

彭德怀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是前线指挥官，也是毛在军事上最重要的臂膀。抗日战争中和毛有分歧，以至于解放战争初期被闲置。战场上生出的矛盾，只有战场才能消除。好吧，在朝鲜，共同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契机。

这里谈谈彭德怀指挥风格，也就一个字——刚。大气，大巧不工。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猛将梁兴初指挥三十八军在熙川稍微犹豫一下，放跑了南朝鲜两个团，回去开总结大会。

彭德怀盯着梁兴初吼道：“三十八军梁兴初到了没有?”然后直接开骂：“我问你，你三十八军为什么慢慢腾腾，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没等梁兴初回答，继续开火“人家都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说熙川有‘黑人团’，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这分明是临战怯阵，哪里是抗美援朝！”

副司令邓华见势，忙解围道：“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一定要打好，一定要重振“军威！”彭德怀立刻打断邓华：“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什么人啊？从小兵一直爬到军长位置，死人堆里一路走来，都是哪里难打打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往哪上，二十年来，大小百战，从不当孬种。一辈子听到的都是表扬表扬再表扬，即使是老领导林彪，也没有这么骂过自己。太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自尊心驱使下就顶了一句，“不要骂娘嘛。”

“不要骂？老子就要骂！”彭德怀盛怒，“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的娘！”还嫌不过瘾，继续发飙，“你三十八军一再拖延时间，没有歼灭熙川之敌，这是延误军机，按律当斩！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够狠，快说绝了！

还能找到更粗鲁的人吗？难！但是在一流统帅里，这种人并不罕见。

不明就里之人还以为彭德怀粗人一个。如果这么想，只能说明你被那种故事表面蒙蔽了。三十八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梁兴初是啥人，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会不知道？别逗了！

彭这是在激将！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每次战斗之前，诸葛亮都要激将，五虎上将均被激过，随后张飞关羽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去杀敌。但激将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像诸葛亮那样遥遥扇子，也可以像彭德怀这样骂人。像梁兴初这种猛人必须刺激他。

如果彭真的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粗野，应该是把梁兴初骂一顿，然后晾在一边。实际上呢，骂过之后立刻布置任务，第二次战役中最重要的任务分配给梁兴初的三十八军。结果梁兴初指挥三十八军打出了抗美援朝中最为漂亮的一战，歼灭敌人战总歼敌量三分之一。彭德怀立马发电嘉奖，电文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梁兴初看了，差点落下英雄泪。

这种指挥风格，林彪哪里不会有，粟裕哪里更不会有，相当有效，不是吗？

对梁兴初这种猛人，奖励和表扬都习惯了，必须狠狠的刺激才能激发出潜能。表扬时，也需要与众不同。这就是彭德怀的刚猛之风。

如果说林彪用兵像狐狸一样狡猾，粟裕用兵如豹子一样敏捷，那彭德怀统兵就像狮子一般强悍。

彭德怀一生身经百战，有些战役打得很漂亮，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则是那两次对外战争，一次抗战时期对日本的百团大战，另一次抗美援朝。彭德怀这个人缺点不少，粗鲁爱骂人都是，但是在对外战争史上，他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在朝鲜，彭德怀的风格发挥到淋淋尽在，在难以弥补的装备面前，在异国他乡，彭率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自愿军同胞，以满腔热血、盖世豪情穿插迂回在天寒地冻的朝鲜山区。

林彪的稳，传达出军人冷静。

粟裕的奇，代表了军人机变。

彭德怀的刚，象征着军人的胆气。可以说共军军胆就是彭德怀。

冷静、机变、胆气，是又有军人需要必须均被的三个特征。优秀的将领，必然具备三个特征。没有胆气的军人根本不算军人，只是懦夫；空有胆气的军人只是莽夫；战场上如果不通机变，只能是活靶子。

林粟彭三人都是第一流统帅，具备一般人不具备的素质。之所以做这样一个区分，只因为林彪把冷静发挥到极致，粟裕在机变方面无人能敌，彭德怀的胆气则是无与伦比的。

以沉稳为主的林彪反对出兵。

以机变见长的粟裕没能去成。

最后以刚猛见长的彭德怀挂帅。

一番差错之下，共和国征战史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归了彭德怀。时至今日，历史仍然记得，新中国经历过最高规格的战争是在朝鲜，统帅，彭德怀。

三百年前李如松带领大明军队越过鸭绿江，帮助朝鲜解决日本；三百年后，彭德怀带着解放军再次越过鸭绿江，对手换成美国人。三百年前，因为抗日援朝，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加速衰落；三百年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会如何？

下面看一看彭德怀的对头，麦克阿瑟将军。

第二章 战争概况

彭德怀对手——骄傲的麦克阿瑟

经大批现代版路边社专家分析，说当年要不是抗美援朝，台湾问题早解决了，好像只要中国不参战，美国就会把台湾返还中国，蒋介石就会乖乖的回到大陆仰毛泽东鼻息。怎么说呢？只能说现代专家们视野太宽广了。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号这天，年轻、鲁莽、雄心勃勃的金日成同志冲过三八线找李承晚拼命，两天之后，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帮助老蒋搞防守，实际军事介入国共内务。指望北美野牛发善心？真当他山姆大叔了，人家可不是搞慈善起家的。

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终究靠实力说话，军事、经济、或者政治，都是手段，实质是实力。正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废铁和石油等战略物资。国民政府一直寄希望于美国，游说乃至哀求，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依然没有结果。

战争来了，只能去面对，任何理由去回避只能是扯淡。至于能不能搞定，那是个人能力问题。一切是非对错在失败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唯有胜利了才可以回头讨论值与不值得。

当时以意识形态为界点的背景下，美国人眼睛盯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朝鲜和共产主义的中国都一个样。当美国人需要插手朝鲜，同时必然插手中国。中共高层也是这个意思。尽管如此，战功赫赫的麦克阿瑟同志依然坚信中国人不会出兵，尽管他对共军并不理解。

关于共军，麦帅的脑袋里有这样一套等式代换：几年之前共军还被国军追得到处跑，一直跑到荒无人烟地方；几年之前的国军，被鬼子追得到处跑；几年之前的鬼子被美国大兵给揍得屁滚尿流；结论，所以说共军不是美军对手。为了解释按照麦这个逻辑，以足球比赛为例，曼联给阿森纳来个8:2，曼城6:1搞定曼联，那么按照这种代换曼城碰到阿森纳比分将是14:3，当然不可能的。

虽然前几年，共军打残了国军，麦帅依然不了解共军，不了解共军的战术。在他那堆满荣誉勋章的脑袋里，国军失败了只因为腐败无能，共军万万不敢和美军对抗的。特别是仁川登陆成功，拿下平壤之后，麦帅更加坚信，共军即使要出兵也错过了最佳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已经化成另一种荣誉装入了麦帅脑海，所以才有那篇奇怪的玩笑（圣诞节前结束战斗）。从麦克阿瑟角度看，那个宣言并不奇怪，那是自信，且兼具新闻轰动效应，合符美国人思维。

战后出于宣传需要，把麦克阿瑟描绘成一个愚蠢的自大狂，或许他是自大狂，绝不愚蠢。不尊重敌人相当于不尊重自己。有谁听说过彭德怀说麦克阿瑟愚蠢？

麦克阿瑟，出生于军人世家，老爹曾在美国内战中逞威。

麦克阿瑟，毕业于西点军校，是西点军校创办一百多年来成绩最为优秀的毕业生。

麦克阿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成为西点军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职业军事家。

麦克阿瑟，在二战之初在菲律宾失败，后创造蛙跳战术搞定日本本土之外的岛屿，最后成为日本太上皇。身为军人的麦克阿瑟，性格坚强，且狡诈贪婪，是个极其危险的统帅。

麦克阿瑟，朝鲜战争之初，已经是美军旗帜，不高兴时蔑视一下美国总统。在朝鲜半岛，他将迎来显赫军旅生涯中最后一个重量级选手，彭德怀。

如果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的言语成真，杜鲁门总统的继任者或许就不再是艾森豪威尔，而叫麦克阿瑟。这种情况所以没出现，只因为圣诞节之前一个月，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号志愿军出发了，跨过了鸭绿江。而此时的麦克阿瑟正在飞往平壤途中，正在做美梦。伟大的麦帅，好好享受几天吧，美梦马上就要破碎了。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怪谁呢？要不是金日成太过自信，没有挑起战争就不会有事。如果没有美国出兵，金日成很快就会搞定李承晚。如果麦克阿瑟稍微谨慎一点，中国就不用出兵，一切的一切，太多如果。而历史不允许如果。

自愿军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进入朝鲜，六天之后和联合国军相遇。

这是一场遭遇战。志愿军本来打算伏击冒进的联合国军。但是联合国军推进的速度太快了，志愿军没有达到预定地点。此次争锋志愿军占有明显优势。联合国军根本没想到碰到自愿军，一直轻敌冒进。志愿军则充分理解联合国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英明傲慢的麦克阿瑟教导大家，中共是不会出兵的，咱们先把坦克开到鸭绿江边，回家过节再说。

因为初次相遇，志愿军占据优势，战果并不特别辉煌，歼灭一万多人。虽然打击了联合国军，并没打疼。正是因为没打疼，麦克阿瑟继续骄傲下去，继续教导联合国军，中共只是象征性出兵，你们尽管朝鸭绿江去吧。

麦克这个人的一生极其辉煌，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是一头狼，猎捕过无数荣耀，贪得无厌。但是透过这些荣耀表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遗憾——贵为五星上将、美军标志性人物的麦克阿瑟从没有过在大陆上指挥大规模陆军作战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麦帅没得到什么机会，之后就来到了远东。二战之初，日军反攻，菲律宾没守住。战略反攻之时，是麦人生顶点。他创造性使用蛙跳战术，形成著名的麦式作战模式：通过绝对的海军优势，把东南亚日军分割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然后在通过绝对优势的空间优势狂轰来炸，最后再用陆军清扫战场。三军配合使用，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交替进攻，粉碎所有顽敌。然而那都不是纯粹的大陆战争。

陆地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场战争。在海面上，是一个平面，战争胜负取决于装备和后勤，自然环境限制不大。所以装备更为强大的美国海军很快打残了日本海军。陆地是另外一回事，有数不尽的高山和沟壑，有时候一座山头就能挡死一个装甲师，一个航道就能抵挡空军轰炸。

在麦克阿瑟的经验中，所谓战争，就是双方摆开阵型，空军对战，海军对战，陆军对战，首先拼装备和工业基础和黄金白银，然后才是战略战术。他一直不愿意了解共军，只因为在这种思维体系下共军没啥好了解的：海军没有，空军约等于零，至于陆军，除了人多也没啥好讲的。

不是轻敌，只因为敌人没有让我重视的理由。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恰好相反，一生都在陆地作战，并且一直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统帅陆军，一直在穿插、迂回、伏击。二人虽然是对手，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从后来一系列误判来看，直到最后，麦克阿瑟仍然不了解、不习惯陆地上大规模陆军交战，这或许是他光辉一生中的败笔。纵观麦帅一生，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麦克阿瑟虽然是美国陆军统帅，但从来不懂真正的陆地战争，特别是山地战争。

朝鲜半岛，山峦起伏。

麦克阿瑟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前进，把联合国军推入深渊，同时淘汰了他自己。第二次战役结束，麦克阿瑟开始惊呼，说对手极其强硬，全然忘了之前的诺言。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随着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的牺牲，麦克阿瑟在广播里听到自己被解职的信息。对他那个级别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无人。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从此成为一个退役的老兵，慢慢淹没于历史尘埃中。他的名言——老兵不死，老兵只会慢慢隐退——是他在留给世界最后一丝记忆。

继任者李奇微是一个更实际的角色，发挥自身钢铁优势拯救联军于即到，稳定了双方战局，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但也仅此而已了，没有办法再前进了。李奇微所以取得了比麦克阿瑟更好的成绩，并不是因为他比麦克阿瑟优秀，而是比麦克阿瑟更走运。

麦克阿瑟指挥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军在鸭绿江畔和志愿军交锋，而且是遭遇战，美军对志愿军估计不足，吃亏难免。最重要的是有整个中国在背后作依托，战略物资和兵员都能较快投入战场。李奇微上任，志愿军已经向南推进到三八线，后方补给线已经拉的很长，没有空中掩护。李奇微仅仅用空军轰炸志愿军战略运输线就能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战略上讲，李奇微并没取得胜利，却打开了个人前途的通道。这位十八集团军的替补，很快晋升为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北约最高指挥官，上升速度堪比火箭升空。

至于最后一任克拉克将军，我们只记得这样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

战争果实

抛开那些打酱油的国家，真正参战国只有四个：中国、美国、南朝鲜、北朝鲜。

冲动好战的金日成没能一通朝鲜半岛，徒然在遭到巨大创伤后安分下来，回到三八线以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南喊点话。

顽固好战的李承晚也没能实现梦想，即使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也必须安安分分守在三八线以南搞独裁，闲着没事对三八线以北喊点话。

说到朝鲜战争，就不能不提日本人。正是因为朝鲜战争，日本人不但发了战争财，还得到重新武装的机会，也是胜利者。战后日本崛起，直接得益于朝鲜战争。

至于美国人，可以说胜利，毕竟挽救了李承晚。但是美国人好像要把朝鲜战争给忘了。同样失败的越南战场上，美国人电影电视书籍层出不穷。但对朝鲜战争鲜有提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两场战争完全不一样。

在朝鲜半岛，美军占尽优势，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拥有绝对优势的火力和装备，而且打着联合国大旗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仁川登陆成功，直接开到鸭绿江边的情况下退守三八线，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从野外运动战退守，到阵地绞杀战中无力突破，都没有借口。虽然很伤很疼，因为没有借口，所以不提。

越南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朝鲜战争的阴影，担心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十七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轰炸哪些地方的决定权竟然不在前线指挥官之手，而是由后方的白宫和国防部决定。没有后方命令，即使看见北越战斗机即将升空也不得轰炸。因为政治强烈干预，才打成一场烂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中都在描述军人英勇和政治家的愚昧。

中国人是惨痛的胜利者。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在东北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是有形的战略上的胜利。无形的胜利是，中国真正国家自立，弥补了抗日战争中军事软弱的遗憾，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外战不胜的尴尬。如果没有在朝鲜半岛和美国的较量，后来中苏交恶那会，苏联人说不定已经开进中国打中苏大战了，还有之后的越南战场，美国还是会开到中国边境。在那个两级世界里，倒像苏联，就要跟美国人打一仗，不当苏联附庸国就要跟苏联打一仗。

总之，必有一战。

一个新兴国家，没有战争就没法立足。世界就是这样，想要立足，亮出拳头先。国家就像是野兽，国与国就如同野兽生活在原始丛林里，遵循丛林法则。民主也好、自由也罢、或者说独裁，基础都是实力。野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较量，要么就是军事，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要么两项，要么都是。从来没有消停过。

然而胜利代价极其昂贵。最显著代价便是几十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异国他乡，间接损失是经济上的，国内就不说了，但是从苏联买的那些武器，到六零年苏联逼债让中国多饿死多少人？最为重大的代价是从此被半个世界孤立自裁，自己关起门搞运动。

这一切和本文关系不大，所以介绍这些，不过是为了分析战后国内形势做一个铺垫。

中国本来无意于卷入战争，但是进入战争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为何？

先看一看国人在战争中爆发的能量吧。看看那些伟大的男人们。

伟大的男人们

抗美援朝那些事，已说得太多了。一一描述的话，足够写好几卷战争史。限于篇幅，限于本人的水平，这里就不具体描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几本书看一看。各个参战国都有类似的回忆录、历史啥的，很多。

但是在我眼中的抗美援朝是这样的：用英雄血换来民族尊严。

整个朝鲜战场后期，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上甘岭了。

上甘岭，流血之地。

上甘岭之上，岩石酥松两米之后，血肉之躯还在。

最为激烈的时候，一秒钟可以落六发炮弹。

在十几米到几十米深的巷道中，没有水喝，战士们就以同志们的尿液解渴。但严重缺水的人体所产生的尿液又少又骚，大家摸索出一些方法减轻异味：像用毛巾包住掺上牙膏的泥土来过滤尿液等。可不久连尿液也越来越少了。航道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伤员为了不影响士气，咬牙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忍不住了就把被单放在嘴里。有人直到死时嘴里还咬着被单。上甘岭战役其间，能往航道里送入一框苹果就能荣立二等功！很奇吧？其实一点都不奇，每送入一壶水就要牺牲几个后勤人员。大家想必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上一只苹果的故事吧。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百分九十，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的伤亡率。

这样的环境下，涌现出龙世昌，黄继光那样的悲情英雄，也有超级英雄如胡修道。

龙世昌，苗族农民，生于一九二八年，贵州松涛人，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打响时，年仅二十四岁，和黄继光同属一个部队，和黄继光干了同样的事。

上甘岭之上，血肉横飞，志愿军突破，敌人火力压制，龙世昌所在的爆破小组前去爆破。在组长田景全的掩护下，龙世昌和杨胜初一左一右向敌人地堡隐蔽前进。随后同伴杨胜中弹，龙世昌利用敌人尸体摧毁一个地堡。然后又利用地形摧毁另一个地堡。途中左手臂子弹击中，两处负伤伏倒在地。

田景全迅速爬到他身边，说：“世昌，你负伤了，快来掩护，我去炸掉它”。龙世昌说：“组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轻伤不下火线，还是我去!”这时田景全想起龙世昌战前立下的誓言：至少要打掉敌人四个地堡，一个为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打，一个为朝鲜人民打，再一个为苗族争光，还有一个为刘兴文报仇。

龙世昌沿着地堡边缘，向敌人机枪射击口爬着靠近。到了火力射口下，他毅然拉开爆破筒引火线，将爆破筒从射口塞进地堡。他刚要松手，狡猾的敌人竟将爆破筒推了出来。龙世昌眼明手快，立即将爆破筒抓住，又塞了进去，敌人又拼命地推出来。爆破筒“吱吱”冒着兰色火焰，即将爆炸。就在这一瞬间，龙世昌不顾一切地将身体扑向地堡机枪射口，双手牢牢握住爆破筒，用胸膛紧紧地抵住爆破筒的顶端！

一声巨响，地堡被炸塌了。龙世昌尸骨无存。

龙世昌是一个朴素的人，百姓儿子，少数民族百姓的儿子，只有最朴素的信念，在最朴素信念的支持下反击。

之后就是志愿军反击。此次反击战的另一个阵地，黄继光用胸口堵住了及抢眼。黄继光拿自己的胸膛堵住了及抢眼，却没有流出鲜血，因为之前的伤口已经把鲜血流尽。

胡修道的故事是另外一个版本。

胡修道，生于一九三二年，上甘岭战役时年仅二十岁。他和班长及另一名新战士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经一天激战，共打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奇迹，只能是奇迹，必须是奇迹。

好男儿走上战场，绝不容敌人猖狂。像黄继光、邱少云、龙世昌这种最普通的中国人，走在大街上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正是这种人，在最为考验民族韧性的关头展现出最为坚韧的性格。正是这种普通的中国人具备这种性格，在那场最严酷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才再一次通过考验。

他们都是大兵，那么大兵的直系领导，基层指挥官又该如何呢，杨根思给出了答案。

杨根思，生于一九二二年，曾当过要饭花子，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爆发时二十八岁，时任连长，属于基层指战员。第二次战役，有东西两条线。杨根思连长奉命带一个排扼守东线一个名叫小高领的小山头。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号，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向小高岭进攻。这个师是美国陆军王牌中的王牌，是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军队，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活力，官兵素质为美军之最。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杨根思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因为武器限制，只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待美军靠近到只有三十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打退美军的第一次进攻。美军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在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杨根思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七班和第九班正面抗击，同时指挥第八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美军再次冲锋，再次被击退。

如此反反复复，看着敌人和战友倒下，活人变成死人，从阳间到阴间。美军每一次撤退之后，都会利用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摧毁防御设施，随后发起冲锋。而杨根思只有一个排的人，对付坦克的办法只能是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冲锋次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第八次冲击后，全排只剩下两名伤员，所有的弹药全打光了。增援部队尚在途中，敌人又要冲上来了。

如此悍不畏死，如此绝不后退，如此捍卫一种荣耀和信念。

负了伤的杨根思平平静静地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在自己跟前，又平平静静地对那两个伤员说：“你们下去，把重机枪带下去，不能留给美国鬼子。”

“连长，你……”伤员 们不想扔下自己的连长。

“这是命令！”杨根思斩钉截铁。

“是！”伤员哽咽着给杨根思行了个庄重的军礼，拖着重机枪爬下了阵地。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敌人再次冲上来。杨根思站起来一把拉着了导火索，导火索哧哧地冒着烟，杨根思大步向敌人走去，和敌人同归于尽。

作为基层指挥官如杨根思，已经做到了极致，无愧天地！所谓荣耀和功勋，都是身后事，好男儿战死沙场，当不辜负大好头颅和满腔热血。他曾经是个叫花子，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最无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是个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即使在英雄如云的志愿军中，杨根思依然是影响的代表。然而我要说的是，杨根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英雄群体，一个英雄的基层指战员群体。正因为有如此英雄的基层指战员，战争才有希望。

那么看看高级指战员吧。像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等等，都是从大兵开始，爬过一堆又一堆的尸体，都有足够多的英雄事迹。这个并不庞大的英雄群体中，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非常有代表性。

正如提到朝鲜战争就要提彭德怀一样，提上甘岭战役就不能忘记秦基伟。

十五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四七年八月份建军，上甘岭之后成为王牌。之后改编成共军中唯一的空降军，成为了更加精干的快速反应部队。秦基伟就是这个军的魂魄。

秦基伟，生于一九一四年，湖北黄冈人，和林彪元帅是老乡。但是秦基伟没有跟着林彪混过，而是出身红四方面军，曾是徐向前的手枪营连长，参加过西路军远征。西征失败之后，年轻的秦基伟被马家军俘获，却又凭借自身的机敏寻机逃出，可谓大难不死。大难不死的秦基伟只身前往山西拉队伍，搞抗日，百团大战时已经晋升为旅长。此后秦基伟随共军一起壮大，壮大到军长。

和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一样，秦基伟也是从死人堆爬出来的，但和梁兴初指挥的三十八军不一样，秦基伟指挥的十五军在此前并不是特别牛叉的队伍，国内一直处于辅助性角色，能在上甘岭震惊世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此时已经是战争后期，阵地绞杀战，苏联援助到位，十五军能有比较强劲的炮火反击。虽然火力远不如对手，通过集中巧妙使用已经可以造成大规模杀伤。上甘岭战役中，百分之七十敌人死于炮火之下。试想长津湖畔宋时轮第九军团如果有这样的火力，美陆战第一师将插翅难飞。如果歼灭美陆军第一师，将摧毁美军信心。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军长秦基伟。秦基伟有一个特色——会玩，能玩的都玩了。

当秦基伟同志还是红军时代，经常玩命，赢得秦大刀美名。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时迫击炮可是宝贝，一个支队也没几个，支队长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好了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打好仗，打好仗才能升官。升为分区司令（和现在分区司令不一样）后，宝贝变成照相机；升为纵队司令玩汽车；纵队改编为军后，军长秦基伟玩无线电；到了上甘岭，秦基伟再次改变了玩具，玩“喀秋莎”，也就是火箭炮。在必要的时候，秦基伟还能玩命，上甘岭最为血腥的一周中，秦基伟没有睡过哪怕一分钟。不服气试试，不用一周，就试试三天不睡觉。

这一路玩过来，简直就是一部共军发展史，一个高级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全部具备了。所以周恩来才评价秦基伟：“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既没有拉关系也没有走后门，了解各个级别指挥官。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指战员了，不是吗？有了视死如归的大兵和基层指战员，再配合了解大兵和基层指战员的高级指挥官，这样的军队形成一股铁流。这样的铁流足以弥补装备上的劣势。这正是志愿军战力的源泉。

这个集体的最上层就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

彭德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单说来有如下特点：出身和大兵们一样贫苦；吃苦耐劳的程度胜过大兵们，连简朴的朱德都很佩服，朝鲜地下司令部里，彭德怀在浑浊的空气里呆着，脑袋上长瘤子也不离开，战事吃紧时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所以在庐山上朱德才说，比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彭总；和杨根思等人一样有种，文革被折磨至死都没屈服；打仗比梁兴初还要凶狠，后面将说到；经历远比秦基伟丰富。长期以来，彭德怀一直是共军实际意义上的几个最高指挥官之一。唯有如此，方能统帅指挥下面那帮如狼似虎的英雄。

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大兵，基本上是不会吃败仗的。

这些人组成了不同的小集体，小集体组成大集体，大集体再汇集成志愿军。

英雄的小集体

看看这些小集体的战斗力。先介绍一个英雄的班，丁鸿儒班。

十月十四日夜间反击中，丁鸿钧指挥的一三四团五连四班，来到597.9高地的，在丁鸿钧指挥下，两天里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自己无一伤亡。在那号称世界上活力最为猛烈的战役中，只能说是奇迹。这个仅仅是开始而已，考验刚到来呢。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十五号下午，丁鸿儒他们弹药耗尽，被迫退守到二号阵地一个小航道中，只有十五米深，很容易被破坏。他们没有弹药，没有食品，只有两桶水。如何战斗呢，就是等，等到夜间，他们走出航道，去阵地收集物质。收集弹药和食物。然后用收集到的弹药和压缩饼干，配合航道内的两桶水坚持作战。

他们没有步话机与后方联系，后方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在这个小坑道里坚持，美军一个连对这坑道进行了多日破坏，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洞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采取围困战术。

丁鸿儒带领坚持着，一直坚持到第十天，他们饥饿难耐，眼看再无法坚持下去，丁鸿钧和班里的四个党员召开了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出去，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听取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夜间，英雄的丁鸿钧匍匐而行，进入二号坑道，经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撤到二号坑道。这才于十月二十七日晚在二号坑道四连部队的策应下，突围而出，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在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后共达二十个日夜，成为坑道坚持之最。

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了不起。

介绍了不起的小集体之后，再介绍一个更为了不起的大集体。

英雄的大集体

朝鲜战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那五次战役，通过快速、迂回、穿插伏击运动战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志愿军取得战略性胜利，代表性一战便是三十八军在二次战役中表现，他们在松骨峰表现到极致。

想知道了解三十八军是怎样一支队伍，只要听听三十八军军歌就可以了：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

嘿！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

嘿！勇猛的向前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

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

嘿！勇猛的向前进。

三十八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队伍，特别就特别在上面这首歌上。

无数热血汗子、铁骨铮铮的军人、智勇双全的统帅用自身热血、豪情、智慧、肉体积累起来的这首歌，几经更改，但豪迈不减。

三十八军有两个特色，曾经是中国军队的王牌，现在仍然是中国军队王牌。

经过平江起义、井冈山、平型关、东北、西南之后，先后经过彭德怀林彪调教之后，在朝鲜迎来历史顶点。顶点便是第二次战役中的狙击战，顶点中的顶点出现在松骨峰。

松骨峰，美军喉咙。

溃逃的美军必然经过此地逃生，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三连就卡在美军喉咙上。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阵地地动山摇，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五整个“翻耕”数遍，三连已然岿然不动！卡在美军喉咙上。美国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如何能在阵地上生存，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不仅有北方敌人难逃，好有南面敌人北援，两面夹击，硬是跨不过松骨峰。

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就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向已经拥上阵地的美军冲过去……

美国人回忆：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最后时刻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这里也要提一下侦察科长张魁。他引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穿过层次封锁线，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创造了奇迹，准时插到武陵里，炸掉大桥，堵住德川敌人退路。虽不壮烈，却十分重要。

插入三所里和龙源里打狙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四十小时步行七十余公里，啥概念？现代人中，有多少能够一小时步行十里、能坚持多久？何况还要携带弹药武器，还要面对敌人袭击！只能说是奇迹！确实就是奇迹，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就是我眼中的抗美援朝。

我知道描述这方面的书籍很多，有的很精彩，时间、空间、逻辑都很完整。

但是在我这里，朝鲜战争的过程只能是这样：一群优秀的男人在最残酷的绞杀中维护了民族尊严。

胜利之中的悲剧成分

战争靠什么打赢的？靠的就是这些男人们。这些男人们，既包括远在千里之外决定战略的领袖毛泽东，也包括战役制定者统帅彭德怀，还包括梁兴初秦基伟这样的高级指挥员，更有杨根思这种底层军官，这些人都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黄继光、龙世昌、胡修道、丁鸿钧、张学荣、邢玉堂……这些人，还有那数十万长眠于朝鲜半岛的中国好男儿，他们才是战术执行者，他们才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

清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不懂得如何使用，所以大清灭亡了。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拥有这些人，没有充分使用，所以国军在战场上表现也不怎么样。

究竟是什么因素将这股力量融汇成一股强大铁流，这些稀松平常的血肉之躯，即使面对钢铁大炮决不退缩？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研究。美国人在研究，他们搞不懂。联军在研究，搞不懂。日本人也在研究，也搞不懂。台湾的蒋先生已经没有心情研究，因为他明白，大陆梦彻底碎了。即使许多现在中国学者，仍然在研究，仍然搞不懂。

正如麦克阿瑟的记忆中，不久之前，数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数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那时代的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短短十几年，这种不堪一击的鸭子就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亮出爪牙的狮子。

当然，这十几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领袖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这是最容易得到的结论，也是最动听的言辞。我想还有更深一层东西可挖。

在整个东方文化中，最深的那一层即为万物归一。表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一个统帅一种思想。每当达到这个境界时，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从两千年前秦始皇一统中国，到汉武帝开疆辟土，到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都是这种能量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如果非要寻找信仰，那么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政治和国家。只要国家统一，就能强势，内部分裂腐败就完。

毛泽东以及他领导的共产党，将这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成功的整合在一起，没了国民党内部那种林林总总的派系，于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再一次迸发出绚丽的能量。于是叫花子、铁匠、农民变身为英雄。

当杨根思布置好一切走向敌人的时候，当黄继光拿胸膛堵抢眼的时候，当龙世昌用身体阻挡炸药包的时候，当胡修道成为超级英雄的时候……，他们精神意志提升到顶峰，在心中都有一个依靠，那就是后方铁板一块的祖国和伟大领袖。我想，这就是信仰政治和国家的中国人心中那份归宿感。中国人没有信仰，只能归宿祖国。

能感受到一个万众一心的祖国站在自己的背后，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然而在从未有过的胜利面前，中国人再一次迷失了。

是的，那一代人确实把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从领袖到普通党员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为了抗美援朝一个月不下床，所以彭德怀脑袋上长了瘤子不愿意回国，所以秦基伟能够七天七夜不睡觉，所以邱少云可以被火烧死而不发声响。然而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发现其中致命的弱点。那一代人虽然英雄辈出，但是普遍缺乏知识，缺乏现代科学思想，对客观世界缺乏认识。战争期间或许不太明显，最多就是缴获别人汽车坦克开不走。但是到了和平搞建设年代，问题就来了。

单凭精神、意志、情是能够消灭蒋介石，能够阻挡美国大兵，但是没办法让水稻亩产万斤的，也种不出千斤重萝卜。也许未来某一天水稻真的可以亩产万斤，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那亩产万斤的方法不是么？要想知道那方式，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单凭精神和热情练出来的钢铁很多废品。要炼好钢，还需要知识和理性。

如果强制性去干，那么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失败。大跃进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懂装懂而已。

那年头，流行人定胜天。

然而人终究不能胜天。或者说即使人可以胜天但方式绝对不是这个胜法。确切说应该是，单靠热情和精神意志，人终究不能胜天。因为客观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以谁的意志转移。意志能移美国大兵，终究不能移自然规律。

当军事行动结束，经济建设陷入死角，那么被鼓动起来的精神和热情将流向哪里？答案是，政治运动是唯一的选择。从这方面来看，庐山事件，自然而然就诞生了。

毛泽东为何成神？是中国人再一次崛起的精神意志把他堆上神位的。回顾那段历史，惊奇的发现，毛泽东几乎凭借一个人砸碎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治体系，似乎一切都是个人力量的结果，对于这种无知的见解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干啥？没有一个民族重新崛起却无从宣泄的精神意志，毛泽东个人再神也没有力量搞大跃进和文革。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悲哀，也是毛泽东的悲哀，更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悲哀。

没有人想要悲剧诞生，但是悲剧一直存在。悲剧在哪？在庐山。

悲剧性的选择

前面讲了一段朝鲜战争。再简要回顾一下。

领袖：毛泽东，负责决定战略方向。

统帅：彭德怀，负责战略实施。

高级将领：梁兴初、秦伟基等人，战役策划指挥。

中级将领：范天恩等人，负责战术执行。

基层指战员：杨根思他们，和大兵们在一起拼死血战。

大兵：龙世昌、黄继光、邱少云、丁鸿儒等等，他们用血肉之躯、凌然不可欺的民族从新崛起的精神意志、大丈夫宁死不当孬种的英雄气概赢得了战争。

一场战争胜利可以衍生出很多成果，比如说威望等等。战争的受益者是谁呢，泛泛而谈肯定是中国，具体到个人呢，当然是领袖毛泽东。大家都不同意打嘛，领袖最后拍板才打的嘛，打赢了当然是领袖的伟大英明了。这是事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不正常了，回到国内之后，在相对简单而单一的宣传机器之下就完全变了味：变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战略决策，他很好的完成了领袖任务，如此宣传才算客观。

善于拍马屁的官僚，为了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争相吹捧伟大领袖。

无聊可恶的文人，眼睛盯着政府宣传工具，添油加醋，丧失知识分子品格。

热血却没见识的年轻人，掀起对强力领袖盲目崇拜，在他们看来，仿佛伟人一句话就搞定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决定性的因素嘛，呵呵，在战争中永远都是大兵，可惜他们好像被遗忘了。

胜利的果实就这样变了味，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全军上下一个思想、一个统帅、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个前提下，上百万的英雄好汉组成一个强大且机动性十足的整体。在军内必须如此，但是回到国内再这样就不行了。国内的事，也就是建设问题。建设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把相同不相同意见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不同意见彻底消灭。

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接下来反右派斗争，领袖一发话，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立马全力以赴去抓人，如同将军接到统帅命令一般，把知识分子抓个七七八八。没有被抓的，要么是沉默者，要么是马屁精。反反冒进，领袖一不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马检讨不停，立马调整政策方向，把反冒进改成支持跃进，如同一个被统帅纠正的将军。刘少奇的讲话跟毛泽东有点差别，刘少奇马上检讨。再加上柯庆施、康生一帮人整天不停吹捧，没有人敢有反对意见了。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一个看似美好实则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进行狂躁的急行军。

目的是啥：进入共产主义。

急行军方式：三面红旗。

什么是三面红旗呢，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化。

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赶英超美。

人民公社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标志。

这一套政策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将在后面描述大饥荒的篇章具体分析。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列插着三面红旗的列车一路狂奔，奔向那深渊。大家躲在旗帜下面，要么唱赞歌，要么沉默不语。就没有人敢指出真相么？当然有！还有一个，正如朝鲜战争选帅一样，最后一个选项，还是彭德怀。

第三章 彭德怀

彭德怀，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人，毛泽东老乡。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同龄，卒于一九七四年，享年七十六岁。

性格：刚毅，有时候显得粗暴。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第二名。

处事方式：原则性强。

生活方式：艰苦朴素。

理想：中国人不受欺负不挨饿。

官方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

说真的，这些华丽的评价有点空。并不是说彭德怀对不住这些评价，以彭一生履历来看，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说很空，是因为把彭德怀的名字换成贺龙或者其他人，同样成立，并不能突出一个人个性特点。

其实不需要这些华丽的修饰，在我看来，一个字就够了，实。如果需要重复一下，那就是实实在在。——彭德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说彭革命家也好、军事家也罢、或者政治家（水平不怎么样）也可以，他都承担得起。但所有这些“家”的前提是，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干事业，实实在在面对困难，从不妥协。因此才得以百炼成钢，从一个赤贫的被欺凌者成长为带领志愿军和美军较量的彭大将军。唯有如此实实在在的人，方能在庐山之上，集体沉默时，写出那样一封实实在在的信。

彭德怀的一生，可以说是旧中国的缩影。

一八九八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四分五裂。为了最后一口气，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维新图强，惨遭失败，错失了王朝最后一次续命的机会。那一年，周恩来诞生在江苏，刘少奇和彭德怀诞生在湖南。

彭德怀的父亲彭信民是独生子，性格耿直，重情讲义气。年轻时与同村人外出卖茶，伙伴病死途中，彭信民日夜兼程，背尸还乡。走了一程，尸体被磨烂，彭信民雇人与他抬尸赶路，于是就有——百里背尸——的美谈。但彭民言却由此得了哮喘病，病情逐年加重，不能下地干活，只靠装殓死人讨生活。生活重担压在彭德怀的母亲身上。彭德怀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尽管家境贫寒，依然坚持送彭德怀去念私塾。彭德怀记得，他去念书的那天，母亲笑得很灿烂。于是六岁的彭德怀去了姨夫开办的私塾，读点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两年之后，生活重担压垮了那个贫苦而伟大的女性。到现在为止，世界只知道那个女人叫周氏，是彭德怀的妈妈，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两年私塾生涯对彭德怀很重要，因为他学会了念书识字。若不然，此后军旅生涯将更加困难重重。

当彭德怀妈妈累死的时候，生活重担压在八岁的彭德怀肩头。这是彭德怀一生中第一次独撑大旗，他开始每天饿着肚子上山砍柴换米。当时彭家情况是这样的：彭德怀的祖母还在世，但已经很老了。彭信民躺在床上哮喘。彭德怀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才半岁，一个多月之后饿死。

为了维持生计，先是卖光了山林树木，然后把几亩荒地典押出去，就连几间茅草房也抵押出去，只留下两间栖身。标准的茅草房是这样的，墙由泥土堆砌，能挡风。上方是茅草，可以遮太阳，遇到下雨天，房内外基本差不多。这种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乡下还有。每到下雨天，必须把锅碗瓢盆全部放在各处接水，要不然房间就要起水养鱼。彭德怀就在那种地方过生活。而且不能抱怨，因为随时都可能饿死，没力气抱怨。

彭德怀十岁那年，该卖的都卖完了，该典押的都典押了，连树根都挖出来卖掉了。春节来临，本该是欢乐的时刻，确实农民们也是生活最为艰苦的时候。怎么办呢，总不能饿死吧，只有一个办法了，当叫花子。

大年除夕，本是一家团结之时，彭家无米下锅，房间里冰冷冷的、锅里冰冷冷的、肚子里冰冷冷的。两个弟弟饿得眼泪鼻涕一把抓，年迈的祖母和重病的父亲低声叹气。大年初一早上，年迈的祖母把十岁的彭德怀叫到跟前，给他一个破篮，一根打狗棍，让他带弟弟出去讨饭。彭德怀是一个倔强高傲之人，不愿意去干，但是又没办法，不能眼看一家人饿死，便带着大弟弟走了。寒冬腊月天，兄弟俩光脚穿草鞋，身披破衣服，走了好几里地才找到一个相对富裕的教书先生家。教师先生家人开门一看，问：“是招财童子吗?”实在的彭德怀实实在在的说：“是来讨米的。”陈家人就要关门。幸好大弟机灵，连忙说：“是招财童子！”陈家人才给了半碗饭、一小片肉。从清早到黄昏，彭德怀一天没吃饭，进了家门两眼发黑，饿昏在地。初二早晨，寒风中，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孙子出去讨饭。

老祖母是小脚，一拐一拐走在寒风中，两个小男孩跟在后面。任谁也想不到，若干年之后，那个跟在老妇人背后冷着脸一言不发的小男孩将名动天下，将带领一群同样贫苦出身的年轻人洗脱这个延续千年的民族积累百年的耻辱！旧中国的苦难和新生，在彭德怀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虽然世事艰难，虽然人生艰苦，年幼的彭德怀依然在长大。在苦难中发育成长。成长的彭德怀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给富农放牛。十一二岁的彭德怀每天早起晚睡，割草、担水、推米、舂谷、插秧、扮禾。头一年每天工钱五文；第二年每天十文，每月三百文，可买十多升米。累不累？当然累！他要改变这个情况，如何改变呢，他想不到办法。他唯一能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就是：晚上，不是特别累的情况下，在桐油灯下，把之前读过的旧书拿出来温习一番，还想办法从村里借几本书，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包公案》等。这就是他的精神享受，也是他的启蒙教育。没有各类班级，没有各种科目，各种知识，但是读书这玩意，主动摄取一本书，胜过填鸭无数本。

年少的彭德怀很能干，却依然无法维持温饱。为了吃饭，他必须离家出走，干嘛呢，去煤矿干活，当车水工。矿洞潮湿、阴暗，充满臭污气。很多窑工全身—丝不挂，在烟气弥漫的桐油灯下，一天劳动十二三小时，工钱才三十文。干得不好，还要挨工头的打。窑工在低矮而黑暗的坑道里运煤，用弯木作扁担，前短后长，拖煤爬行。当时彭德怀才十三岁而已。十三岁的彭德怀为了多挣钱，每天送完水，还要去运一两次煤。如此这般干了一年，煤矿亏本倒闭，矿主逃跑！这一年白干了，散伙时，每人只得了四升米！

辛辛苦苦一年，血汗全无。年底彭德怀回到两间茅草屋，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有白发老人和年幼弟弟。小兄弟从彭德怀手上接过两升米、一斤肉时，以为哥哥赚了钱可以买年货。二弟喊到：“哥哥，脚冻烂了，替我缝一双袜子吧！”大弟则说：“哥哥瘦了，为什么还穿着草鞋，不穿鞋袜呢?”彭德怀则说：“走路不冷。”家人听了彭德怀的诉说，都是泪流满面。病中的父亲攥紧拳头愤怒的说：“看你又黑又瘦，简直不象个人的样子，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说完眼泪横流。

此情此景，深深的刺激彭德怀那颗少年老成的心。他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就要承受成年人方能承受的重担。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话听起来都像瞎扯淡，但是用在彭德怀身上却如此真实。

世事如此，情何以堪啊。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娇气，不是惜命，只因世界不给生存的机会。但是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那就要生存下去。如何生存呢？这是个问题。当哈姆雷特王子面对这个问题时，慷慨激昂好一阵子，因为他不用挨饿。彭德怀没有心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他很饿。所以一九一三年，湘潭大旱，老百姓吃完草根、树皮、观音土之后依然是饥民，开始成群结队去富人家抢粮。年轻的彭德怀是饥民中最勇敢的一个，此时他仅仅十六岁而已。如果放在现在，应该处在从初中像高中过渡阶段，情窦初开，偷偷给女生传递纸条的时候。彼时的彭德怀却因为生存要离家出走，在那个贫苦的乱世中寻找新生活。

如果你是一条龙，注定要进入大海。彭德怀此行遇到更为凶险，而且代价极大。

经历过叫花子，煤窑工，暴民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呢。说起来很难，其实很容易。

面对贫穷和生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默默忍受，动物一样活着；要么反抗摆脱。彭是一个实在人，想法很朴实，凭啥就要忍？所以他选择反抗。

反抗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像愤青一般无休止的抱怨，也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好好干活。任何时代，抱怨都是没用的。朴实的彭德怀是不会干这种没用之事的。

当时工作环境很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当时的成功人士都是地主恶霸之类的，能提供的只有欺压盘剥，管你干活累死，却不管你能否填饱肚子。所以现在看到那个时代的工人都跟稻草人差不多，又黑又瘦又矮，农民也是一样，干瘦干瘦的，身体如同老树皮，能活到三十多岁就差不多了。

当时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当兵。所以彭德怀当了兵。乱士兵苦，死亡率高。那年月，当兵也不见得能吃饱饭，因为军饷粮草本来就不充足，军官大人要过上糜烂的生活，好吃好喝包小蜜不算，还要抽点大烟之类的高级货。这些钱哪来呢，无非是打砸抢，也就是军阀混战。混战过程中，最惨的还是大兵，成千上万的死去。当兵的大部分都要死了。不混战更惨，军官为了捞钱，就要扣军饷、喝兵血。有时候连武器都没有，赤手空拳上战场。

但是当兵有一点好处，比起当农民工人，当兵虽然很苦很危险、但是有机会成为成功人士不受欺负，也就是往上爬，成为军官。成为军官是多数大兵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的人却相当有限，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比当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更难更恐怖。独木桥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尸体如山，血流成河。

好在彭德怀还是过去了，彭德怀加入湘军，作战勇敢，三年后竟然没有死掉，还成了连长。这段时间他依然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个人，一个叫周瑞莲的小表妹。

周瑞莲是彭德怀舅舅抚养的一个孤女，和彭德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假如没有意外，他们将成为一对天长地久的夫妻。彭德怀咬牙当苦力赚钱，除了吃饭之外，心里想的就是将来要和表妹成亲。虽然空手而归，舅舅给二人订下了婚事。彭德怀临走时，淳朴善良的瑞莲拿出两双绣着字的鞋塞给彭德怀，他打开一看，是“同心结”三个字。这对对朴实厚道的年轻恋人就这样分别了。彭德怀走后，地主向他的舅舅逼债，舅舅无钱偿还，地主要表妹做抵债品，表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回忆那段岁月非常矛盾，那个时代的中国贫弱任人欺凌，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如此刚烈。不要说什么礼教道德的束缚。对于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而言，虽然清苦，她内心之中却有一个童话世界，而她自己就是童话里的公主，决不能被肮脏现实中那些肮脏的垃圾污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沉默寡言的彭德怀更加寡语。他会偷偷的跑到山上哭泣，但是他已经明白，该如何对付这个世界，如何对付那些不公和邪恶。

彭德怀考入了湖南讲武学堂，回到湘军内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北伐。此时一个叫段德昌的老乡进入了他的世界。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四期，和林彪同届，二五年入党。段德昌性格和彭德怀差不多，坦坦荡荡，嫉恶如仇。北伐时期，任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宣传共产党主张，在攻打武昌时和一团一营营长彭德怀相见。

身为共产党人的段德昌见彭德怀非常奇怪。因为旧军队中，勇武刚直的不缺，但大多都有点不良习惯。眼前这个军官，非但不贪不赌不抽不嫖，而且以拯救天下为己任，活脱脱就是共产党坯子。碰到这样好的对象，段德昌当然不会放过。

当天晚上，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两人点蜡烛掏心窝子了。段德昌：“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关羽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德昌：“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彭德怀：“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德昌：“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彭德怀：“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

这一段显示了彭德怀的思想，既中国中国传统思想，耕者有其田，天下为公。正是有如此思想基础，四十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才会写那封信。下面是段德昌的宣传。段德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生。”这一段，彭德怀没怎么学会。段段德昌：“加入了国民党吗？”彭德怀：“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德昌：“为什么？”彭德怀：“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沉默。彭德怀：“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德昌：“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在段德昌的引导下，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未来的十大元帅悉数加入共产党。入党之前，彭德怀已经官至团长，堂堂正正的军官了。

能成为军官已经是军人之中的成功人士，然后彭德怀并不觉得成功，他看见中华大地上的黑暗，看见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想起自己受欺压的往事，看见那些为了吃口饭死去的大兵们感同身受。如何解救他们呢？彭德怀用他那淳朴的头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淳朴的答案，即消灭那些不平等。消灭不平等的前提就要消灭支持不平等的力量。

好吧，那就起义。从此虎啸深山，对那无法无天的邪恶和不公张口血盆大口。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号，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悉数失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武斗最低潮的时候，彭德怀、黄公略（黄埔三期，井冈山时代主要将领之一，后战死。若不死，可能成为元帅。虽然英年早逝，依然位列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滕代远（解放后专业，任首任铁道部长）发动平江起义。起义军经过一系列征战，于年底去了井冈山，八个月之前，朱德和毛泽东刚刚握手。从此，彭德怀作为共产党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风雨雨几十年。这几十年中，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党内最为纠结的关系之一。

纠结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所以纠结，只因二人在性格和处事方面的差异。

彭德怀就是这么一个人，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为人，实实在在的的干活，实实在在的的处事。心中没有花花肠子。比方说面对饥饿，从不回避从不抱怨，需要当叫花子就去当叫花子，需要当暴民就去当暴民。比方说面对战争和死亡，需要冲锋就冲锋，需要迂回就迂回。

最能体现个性的是对待感情和婚姻的态度。彭德怀也一样。共产党到延安之后，许多年轻人被吸引到那里，其中有位鼎鼎大名，才貌双全的女作家为了理想和创造积累去了八路军那里。女作家据说就是丁玲。不论何时，年轻著名女作家都不是是很多。当时，年轻、著名、且去了延安的著名女作家，也就丁玲一个人了。当时丁玲和冯达的关系已经走向死亡。

女作家在国统区花花世界里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但是彭德怀显然非常另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依然过着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和士兵一样，在特权世界不享特权；彭德怀之前有过一个老婆，失踪了，但彭德怀依然在等她。彭德怀那个老婆叫刘坤模，是一个货郎女儿，并不优秀，彭德怀干革命之后，两人失去联系，当时情况下相当于阴阳两隔。其时刘坤模以为彭德怀死了，已经改嫁。彭德怀并不知情，还在等他那并不出色的妻子。原因很简单：在彭德怀那实实在在的头脑里，男人就应该等自己老婆。直到十年之后，彭德怀知道刘坤模已经改嫁，方才重新娶妻。要知道那还是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有几个女人的时代。这一切在女作家眼中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难道碰见传说中的名将和圣徒？

女作家从未遇到如此强悍而特别的男人，对彭德怀非常有好感。彭德怀对她也很亲切。两人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以至于满城风雨，连高层都知道了。毕竟清教徒彭德怀谈恋爱是一件新闻和。某日，周恩来也来到彭德怀那里，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也就是结婚。彭德怀苦笑着回答：“没有的事。”因为在彭德怀实实在在的脑袋里，事情是这样的：指挥员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难以协调。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另外一件事更有趣了。一九三八年初，一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采访，被彭德怀吸引了，对彭德怀说：“我爱你。”彭德怀一拍脑袋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女记者马上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彭德怀则回应：“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这就是彭德怀，能则可，不能则散，实实在在。换成其他人，哪来这么好的机会，先艳遇了再说。

至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彭德怀是个例外。也就是说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彭大将军，感情上同样经得起考验。情是最为奇特的东西，有时候可以柔弱，有时候可以坚强。如果说一个男人对待感情可以实实在在，对待其他事时就不会有花花肠子。彭德怀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即经得起感情考验。

井冈山历次反围剿中，彭德怀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彭德怀和林彪，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最为重要的前线指挥官。因为前线需要他这种实实在在的风格一直延续下去，长征途中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更是如此，责任越来越大、担子愈来愈重。哪里最危急，彭德怀就会出现在那里。他的战功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的战功，堆砌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人形象。

这些战功实际上都是考验，一层层的考验。

比方说抗日战争，日战争时期，彭指策划了共军抗日时代最具影响力一战——即百团大战。这一战和毛泽东当时战略思想相违背。按照当时态势，共产党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战打了鬼子，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抗日明信片。但是作为战役发动者，彭德怀却除了承担战场上的风险，还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最后彭德怀经历了考验。

再比如说解放战争，中共力量放在东北、山东、华北，陕北力量非常薄弱，又成为蒋介石重点进攻对象。危难之际又是彭德怀奋然而起，率领两万西北野战军保卫中央，周旋于胡中南二十万大军中间，最后成功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解放战争中，彭的战功并不是最显赫，力量不是最强，担子确实最重的。稍微闪失，将有覆巢之危，后果及其严重。彭德怀依然通过了考验。

再比如说抗美援朝，其他将帅无法出征的情况下，彭德怀成了唯一的选择。彭德怀依然义无反顾挑起担子，依然通过了最残酷的考验。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考验之后，等到一九五九年，迎来了平生最大的考验。

站在旁观者角度上看，这事本来跟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关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主旨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归政府管，归刘少奇管，归周恩来管，归政治家管，属于政事。彭德怀是国防部长，是管国家安全的，是个军人。军人插足政事，历来都很危险，而且很犯忌。至古以来的名将们，殒命于政治中的很多。很多军人对政事都是退避三舍。远的不说，就共军将帅，解放之后，五九年那会，也只有彭德怀一个真正掌军权。

这样一个军权在握的人，参与政治是相当危险的。对此，彭德怀是心知肚明的，就算他政治水平不怎么样。

身为军人，掌控军权的彭德怀不应该蹚政治浑水，但是还是陷入政治泥沼。

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们需要这种性格。

所以，彭德怀还是依照实实在在的性格，写了那封实实在在的信。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惊世核俗，因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在特殊环境中，所以显得特殊。因为那封信写在一九五九年，写在庐山，写在风雨飘来之前。

一九五九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结束，效果很好。

一九五九年，三面红旗已经举起来，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席卷了华夏大地。

一九五九年，共和国元首由毛泽东变成刘少奇，与此同时，大饥荒正在来临。

何为大饥荒？大家或许没有听过，但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或者说三年困难时期，肯定不陌生。如果这些还不够清晰，那么可以回到乡下，寻找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聊聊，问问六零年前后有没有饿过肚子。

那三年时间，千百万的中国农民进入一个死亡方程式：没食物吃，削瘦，浮肿，消肿，没食物吃，削瘦，浮肿。如此反复几个来回，死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非正常死亡。而且出现了一个非常让悲哀的现象：人吃人。

官方资料，正史记载，民间传说，无处不在。悲惨状况，历史罕见。

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它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争相拿出来的人，唯一敢证实面对的人，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脊梁。

一系列征兆在五九年已经开始显现，下半年已经非常明显。庐山会议就是下半年召开的。

面对这情况，彭德怀架不住了。是的，彭德怀经历种种苦难，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最血腥的搏杀，从未后退。战场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恐怖的炮声、血肉横飞的场景不能吓倒他，但此刻再也撑不住了。不是彭德怀不够强悍，很简单。打了一辈子天下，除了生存环境逼迫，也是为了天下苍生争口气，让百姓过好日子。然而天下打下来之后，却又大批百姓进入那个恐怖的死亡方程式，那么自己一生奋斗、一身战功还有何意义

——情何以堪啊？！。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逆行政治涡流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性格、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面对一切。

第四章 庐山，丑闻

江西九江，庐山天下名。

庐山之名，名在其雄壮；庐山之名，名在其奇巧；庐山之名，名在其险峻；庐山之名，名在其秀丽，故世人以雄、奇、险、秀概括庐山。

远见，其雄

近看，其奇

外视，其险

内察，其秀

滚滚长江从北方东逝而去，飘渺诡异之鄱阳湖一万年年相伴于东方，京九铁路从西部贯穿南北，南方有滕王阁千年相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这个意思吧。

庐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又有江湖环绕，视觉极好，是养生修道好地方，相传老子就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一座空庐，庐山因此得名。后来达摩老祖的传人也看中了这地方，就建了庙宇。后来又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此开疆辟土。就连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同志也禁不起欲望诱惑，来庐山重建白鹿洞开课讲学。

陶渊明来了，写下自己的乌托邦《桃花源记》。

李白看见庐山瀑布，天才闹大再次开花，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居易漫无目的的到来大林寺，心中一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如此这般，数不胜数，一一罗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史。

正因为庐山如此美好，庐山事件更显得不可思议。

古时候人烟稀少，庐山是修仙修身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到了现代，人口急剧膨胀，自由度增大，每个人都可以看看当年的仙人洞啊、道观啊什么的，庐山成了旅游修仙的好去处，也就是出点钱的事。

此外庐山还是开会的好地方。当年蒋介石喜欢在庐山开会，最为有名的一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号的讲话，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这此讲话成了蒋介石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载入史册。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选择在庐山开会，平生召开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影响了新中国历史走向。

一九五九年夏，庐山迎来千年以来最痛苦的记忆。

炎热的江西境内，庐山和千百年来一样清凉宜人。然而这一年和任何一年都不一样，这一年的庐山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亲历者莫不是深感阴冷。

五九年夏，新中国的英雄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庐山。他们都是人杰，都是英豪，要么在军内砥柱中流，要么在一方呼风唤雨。他们都曾出生入死过，各自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赶往庐山接受残酷的考验。

史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号至十六号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两次会议合称庐山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

大会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和后半段。七月十四号之前为前半段，曰“神仙会”；十四号之后为后半段，起个名字，应该是“魔鬼会”吧。看看神仙会怎么就转变成魔鬼会？

会议原定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从七月三号到十号，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空闲之余还能游一游庐山胜景，享受生活。史称“神仙会”。

会议过程还是老一套了，一部人认为应该更为实际一点，口号不要太响、干劲不要太大、步子不要太快；另一部分人认为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要左一点也不要右一点。

八月十号，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就是说百分九十是成绩。并告诫同志们，回家到自己地盘好好干活，不好好干，争取把那一个指头缺点错误纠正过来。谁敢不好好干活，我毛泽东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神仙会”。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庐山会议本来决定纠左，因为那个彭德怀写信捣乱才变成了反右。包括刘少奇传记里，都是这个论调。好像没有那封信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需要澄清一下：大饥荒来自于三面红旗指导思想以及当年那个正在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如果一封信能够决定是否发生饥荒，那只能说历史太犯贱，不值一提了。

只要毛泽东还在强调大跃进有道理、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合作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认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只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还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只要下层官僚对上层官僚如同对下层军官对上层军官那样惟命是从，那么——大饥荒就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其实大饥荒已经到来了。所谓大饥荒就是五九年到六二年那段时间，庐山会议是在下半年开的，粮食已经紧缺，全国境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出现。就好像一次战役，失败的兆头已经出来了，要不然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时候还开什么“神仙会”？！

神仙会原定七月十五号结束。会议结束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号，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以私信形势写的。写信之前彭德怀试图会见过毛泽东，未果。

若干年之后，等到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其价值和意义将远胜诸葛亮的《出师表》或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诸葛亮写了自己的忠诚。骆宾王写出了自己的愤怒。彭德怀则写出了心怀天下。

彭德怀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毛泽东的态度

早在高岗事件中，转折点就是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最后还落到叛党叛国的罪名。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场景。区别只是高岗为了个人欲望付出代价，彭德怀则因为公义而遭殃。

实事求是的讲，鉴于当时严峻形势，信的口吻相当温和了。而且信的力度不够：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成一个一般人可能就淹没了。问题是彭德怀不是一般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如果他同意彭德怀的观点，可以跟大家说，彭德怀同志观点很好，大家讨论学习一番，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不同意，直接忽略过去就是了，就当没有过这事，事情也就过了。

毛泽东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问题，向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的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的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篓子一个比一个捅的大。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饭碗意味着房子、车子、孩子的学费和工作，意味着有一群马屁精无微不至的关怀，意味着老祖宗烧了好香，意味着自家门楣闪闪发光。他们自然要为了饭碗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大家都是老人家了，老胳膊老腿，不比年轻人了。每个人都是某地头头，都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而且毛泽东平时不太喜欢琐事。一般情况下，他没时间、也没心情把大家拉过来啰嗦。当毛泽东开始啰嗦时，意味着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众所周知，共产党会多是出名的。在平时状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当关键的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只有到了关键时刻，各位大人物才会齐刷刷赶到一个地方。

毛泽东大老远把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个：团结。

团结是党的生命线。

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敌后，在战场上，共产党都是靠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比方说淮海战争，国军内部各派勾心斗角，共军内部却团结一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每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度过难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灰飞烟灭。

如果想法仅仅是这些，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证物而已。

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拿出来之后，一切就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大家继续争吵。

争什么呢，吵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这个大跃进是不是可靠，是不是要慢一点，降降温，大家是吃公共食堂还是各自回家开小灶，就是这些。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党史上，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高岗如此，如今彭德怀也是如此。而且“意见书”是非常危险的几个字。一九三六年二月份，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泽东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说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以毛泽东的几大秘书为例，李锐划入了“军事俱乐部”；陈伯达起初也是支持彭德怀的的，后来转得快“滑”过去了；胡乔木则是被保过关。

毛泽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政策。

彭德怀的支持者主要有两个半，一个黄克诚么，一个张闻天，半个周小舟。黄克诚是十七号和林彪一起上山的，看了彭德怀的信表示同意，接下来就在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七月二十一号，张闻天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周小舟只是湖南省委书记，封疆大吏，但在中央还是很小，只能算半个。

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坚定的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把反对者揪出来。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吃不到好果子。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反对者存在，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右派，或者说政治往右派靠拢，离右派只有多少公里了等等。

等到双方吵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批判彭德怀。如果说批判彭德怀是一道题目，解析这道题需要三步走。第一步，七月二十三号谈话；第二步，七月二十六号指示；第三步，七月三十一号和八月二号两次常委会议。

第五章，三步走

第一步，七月二十三号

七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出面讲话。讲话是这么开始的。这篇讲话比较有系统性，系统论述了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

毛泽东：“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个开头就云山雾罩，蕴含着气魄和变数，是毛泽东那个级别的人的说话语气。

毛泽东：“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一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真实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二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立的。好坏都要听。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大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

这些是铺垫，暗示咱们现在有困难。有困难该怎么办呢？应该如下办。

毛泽东：“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于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依然只是铺垫，还需要过度。中间又经过一系列举例论证之后，提出希望。

毛泽东：“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

过度之后，就要进入正题了。

毛泽东：“‘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当时管农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

到此大家完全明白：伟大领袖这篇高深莫测的讲话是冲彭大元帅去的。

而且极为严厉，最为严厉的就是：“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段话分量十足，基本上划出了一条线。

毛泽东本人认为政策没有大问题。彭德怀认为政策有问题。如果大家支持彭德怀，那么好吧，政策就有问题。那就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文的不行，那就动武。谁敢和毛泽东动武？没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毛泽东这次讲话，造成两个后果。听了讲话之人，一部分震惊，如张闻天黄克诚等人。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李锐这几个人都是书生，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也都是同意彭德怀观点的人。毛泽东这么一表态，他们架不住了。几个人心情低落、郁闷、没心情吃饭。人在情绪低落之时总想找点安慰，具体说就是找意见相同之人唠叨唠叨。

晚饭后，书生李锐就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本来是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然而周小舟同样很激动。不仅激动，而且激进，激进的怀疑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周小舟好歹也是湖南省委书记，还是跟书生似的，口里存不住话。不仅如此，他们又担心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这就是所谓书生意气啊。担心有啥用？得有行动啊。没有行动也不能说出来啊，这不是增加麻烦嘛？

而且越说越生气，甚至想找毛泽东去伦理，哪怕大吵一架也可以。如果真的这么干了，后来局势也许不一样。可是他们担心毛泽东在气头上。怎么办呢，还得找人再唠嗑唠嗑。找谁呢？那就黄克诚同志吧。因为黄克诚不仅和他们观点一致，而且比较稳重，看问题远。

黄克诚和他们一样，想不通，正郁闷着呢。郁闷是可以传染的。看见黄克诚郁闷，周小舟更为郁闷了。周小舟一口气说了斯大林晚年问题，又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现在毛泽东身边柯庆施康生之流专门阿谀奉承。

李锐还很激动：他不能一手遮天。

谨慎的黄克诚劝他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等等。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彭德怀也来黄克诚这儿。彭德怀也郁闷呢，也是吃不下饭。恰好碰见那么几个，就聊了几句。

另一边的封疆大吏（如柯庆施、李井泉）和政治流氓（如康生等人）就开心了。这一次押宝押对了，好你个彭德怀，看你如何收场，你不是狂吗，让你知晓咱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你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可这是会场，是俺们地盘，要好好伺候你！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天晚上几个人在一起的事被传出去了。本来庐山就传言，说彭德怀的信是对毛泽东不满。现在可好，你们在一起干嘛？还搞小组织活动了！赶快交代！一交代都出来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等等。本来只是书生意气，随口抱怨，原本不是问题，但放到政治局会议上，就变成政治问题了。毛泽东表态之后，一帮会场上的理论家们正为弹药问题发愁呢。

这下好了，他们主动送上这么多弹药，经济实惠耐用，且性能颇佳。

第二步，七月二十六号

于是魔鬼会正式拉开序幕。从二十三号开始，大家开始批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几个人。但是这时候批判力度还不是特别大，仅仅是讲信的某些措辞不对，讲缺点之前首先肯定成绩，比方说彭总功劳是很大的，干过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次说话重了等等。以朱德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这样揭发了三天，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在二十六号那天做了适当的检讨，说自己之前说话有些不对，感谢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后多加注意等等。如果到这时候停止，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大家爱干嘛干嘛。很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认为事情应该结束了。

然而七月二十六号是一个不一般的日子。那一天，彭德怀等人的行为被定性：反党。毛泽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一来，会议就进一步升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还是以“军事俱乐部”的方式向党进攻。参加会议的都是人精，立马嗅到了中间的火药味，调整姿势，准备好精神，投入战斗。

——历史上的几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认为凡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

——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犯上为荣。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重提延安华北座谈会总结的彭德怀的四大错误：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历来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性。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海会议上都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问题。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怀。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了？”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如此这般，以李井泉、柯庆施、康生等人为代表，通过舌头口水，在会场上把战场上的好汉批判的一无是处。这些人也不相同。

像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封疆大吏，大跃进时代，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七七八八的问题。在大局没有明朗之前，一定要谨小慎微，不能过于嚣张，一旦风向转变，不要死太难看。另外一个人就没有顾忌了。他就是康生同志。

延安整风之后，康生发扬酷吏光辉传统，得罪人太多，毛泽东把他冷藏起来。康生被迫低调做人，装了几年孙子，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整人的光辉岁月。一边假装做学问（他的学问确实不错），一边找机会冲出来。毛泽东表态，康生认为机会来了。由于他不掌握实权，没有压力，充分利用毒蛇神功，喷出毒液，用自身的才会极尽污蔑之能事。

康生：“主席提到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等历史教训。我昨晚初步回想了一下，在立三路线时，没有犯错误。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我是执行过这个路线，犯过错误的，在第一次整风时曾经作过检讨。张国焘路线时，我不在国内。在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整风反右以及现在执行党的总路线中，由于在主席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动摇过，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康生老奸巨猾，把自己先撇干净，再冲上前面去整理别人。整别人是需要相当技巧的。那么康生的技巧主要两点：一，为毛泽东开脱；二，责任推给其他人。

康生：“我认为主席所说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两大‘罪状’，是从反面来讲的，是从敌人、右派、党内反党分子的看法来讲的。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这不仅是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贡献，而且，历史将会证明，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难免的，而且是不难纠正的。实际上，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即已经得到纠正。把我们经济生活上的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夸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对大跃进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当多负一点责任。”一段话就把毛泽东的责任撇的干干净净，马屁神功到了如此出神入化之境界，放在历史马屁排行榜上都是精英啊。所以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啊。如果流氓前面在加上政治二字，那就更可怕了。

第三步

通过第二步的加温加料，什么反党、反毛主席，什么小组织活动，什么军事俱乐部等等都出来了，都是地盘里有问题的封疆大吏和政治流氓扯出来的。封疆大吏们火力猛烈，是因为地盘里大跃进有问题，比方说张仲良、吴之圃等人，就说咱们水稻长得好，亩产他妈的好几千斤，企图转移视线，想要浑水摸鱼、蒙混过关。政治流氓则要趁乱捞取政治资本。

扯了这么多之后，得有人出来定性啊。当时能给这问题定性的只有毛泽东。于是就有了七月三十一号和八月一号两次常委会议。

参加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李锐做了记录。四十年之后，李锐把这些记录整理成庐山会议实录，成为后人解析庐山会议的原始资料。感谢李锐先生，他的工作让我们对庐山事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正是在他的工作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表达看法成为可能。

毛泽东再次出面，清算彭德怀的两大问题：思想问题和行为问题。两个大问题分别又包含两个小问题，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样变成四个问题：历史思想问题、历史上行为问题、现实思想问题、以及现实行为问题。

毛泽东以他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从世界史和革命史两个方面证明了彭德怀的问题：思想问题：经验主义；行为问题：一直摇摆不定。

毛泽东：“彭德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如任粥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

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服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

这些话归结起来就一句：彭德怀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这个相当于大帽子，有了大帽子就得有证据。因为思想指导行为嘛。彭德怀这些思想问题导致那些行为呢，具体来说就是认同一些人。之前彭德怀写过文章，引用了一下传统思想：比方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跟大家说干部不要摆臭架子；比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引用了一些国外近代启蒙思想，比方说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毛泽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批判一个人的历史，终究要联系到现实。说这么多，就是说，彭德怀同志你右倾，历史上右倾不说，现实还要右倾。所以你才写这封信。

既然彭德怀整个人都有问题，那么写的信也就有问题了。

毛泽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这是对的。彭德怀的信当然是冲中央去的。问题是中央政策惹出来的，难道要去说基础？老百姓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哪还有心思去理会什么“阶级性”。

毛泽东：“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

——这个就抬举彭德怀了。彭德怀在战场上可以无所畏惧，危难之际可以挺身而出，是最值得信赖的战友。要说改造党，不好意思，墨水还不够。

毛泽东：“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三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

毛泽东：“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

毛泽东前面讲了那么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分分合合，其实就是为接下来做准备的，准备说自己和彭德怀不对路：自己和彭德怀的合作就像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暂时的。反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彭德怀扒光之后再涂上泥巴。

第三步曲之后，军事俱乐部正式诞生。此后大家火力全开，批判军事俱乐部。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干，什么举动都有了。

第一步只是开了一口子，让人批判彭德怀。第二步，让大家把彭德怀批倒，第三部则是彻底把彭德怀批臭。

这个举动非常非常不一般。要知道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的。批判高岗时，毛泽东南下了，甚至表态一下都没有，只是暗示一下两个司令部有问题。在反教条中间，毛泽东也就是在幕后发表一些看法。甚批判刘少奇，毛泽东也没有直接出面干预。即使把时间延长到解放前，批斗张国焘，甚至延安整风，毛泽东都没有真正走向前台。即使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进行批判的活也只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他们在干。唯独彭德怀这一次是个例外。可以说是毛泽东带头打头阵。

毛泽东为啥这么干？目的是什么？首先会想到二人历史上纠缠不清楚的恩恩怨怨。这是一历史的一部分，无需否认。如果仅仅是个人恩怨，敲打一下彭德怀，那么到二十六号就可以了。朱德等高层将帅心中就是这么看的。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到会议延长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就可以了。因为通过将近一周的折腾，彭德怀老账烂账坏账全给抖出来了，也批得差不多了。要拿下或者撤掉，留有已经够了。何必再弄一个子虚乌有的军事俱乐部出来，把黄克诚、张闻天等人全部绕进去？而且连带拿掉了洪学智、邓华、丁盛等一批战将？

仔细观察一下前前后后就能发现：毛泽东要在庐山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

彭德怀问题，又有两层含义：毛泽东和彭德怀关系，刘少奇和彭德怀关系。

先看看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关系。

两人从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于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中，二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简化为两个字，就是恩与怨。

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二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回顾一下。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事。按道理说，两个伟大的男人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合作经历应该携手到最后。然而纠结的是，他们中间的故事很多，很复杂，并非仅有恩情。在这些恩情中间还夹杂着很多怨愤。下面看看那些积怨。

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赞同过张国焘，一辈子胆战心惊。

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于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是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所有背政治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政治包袱最大最多最不知道收敛。

第六章 领袖和统帅的恩与怨

恩情之一，保卫井冈山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队伍，半年之后等到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队上井冈山。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达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二人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

一九二八年年底，三十五岁的毛泽东迎来了三十岁的彭德怀。

那时节他们风华正茂。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向人生巅峰。

那时节他们正要打出一片天。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入历史。

彭德怀带领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来井冈山这种穷乡僻壤啃窝窝头和南瓜汤？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消灭敌人进攻。

朱德和彭德怀的到来壮大了井冈山的枪杆子，同时也招惹了国军注意力。身在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调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兵力，从不同方向兵分五路，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分路合击井冈山，同时搞经济封锁，希望困死红军、饿死红军。当时井冈山有两支主要力量，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加在一起也就几千人。

情况非常危险，战死也就算了，痛快，饿死的话就太窝囊了。遇到问题自然要开会，寻找解决办法。开会照例吵成一锅粥。最后毛泽东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的发话：“同志们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是两种：凭险死守，或外出游击。我不主张死守。敌人数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现在寒冬已到，我军物资菲薄，不宜战事久拖。我们拖不起、拼不起呀！”是放弃井冈山去外线打游击？慢着，还有下文。毛泽东又话锋一转，“但是，我也不同意丢掉井冈山，我们在这里经营一年多了，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千万丢不得啊！”

总结起来就是，死守是没有希望的，但也不能丢掉根据地，所以要一部分去外线，一部分部队死守井冈山。死守的部队拖住敌人，外出的部队出去之后侧击敌人侧后方，然后解井冈山之围。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举手表示通过。这样一来又产生新问题：即哪个外出、哪个留守？要知道本来就危险，那留下来的队伍岂不是更危险？

究竟谁守山呢，毛泽东说：“前委的初步意见是，四军下山，五军和三十二团守山。”

“我们五军不同意留下！”红五军参谋长，二十出头的邓萍（死在长征途中）表示反对，“五军上山才不过四十天，各方面情形都不熟悉，又只有八百多人，敌人有三万多兵马，怎样守得住这么大的井冈山？”邓萍顾虑非常有道理。红五军其他军官也是这么认为。刚来井冈山就扔来一个千斤重担，这不是欺负人嘛。

如果红五军不愿意守护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也没办法。此时毛泽东对坐在头排一直沉默不语的红五军老大彭德怀说：“彭军长，你拿个意见吧。”

彭德怀非常痛快：“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五军服从前委的决议！”此话一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立刻鼓掌欢迎。彭德怀解释：“四军、五军一盘棋，怎么能老是看着自己的脚趾头呢？这井冈山是革命的根据地，丢掉它，就像母亲抛弃自己的婴儿！”话虽如此，为啥不让别人守呢。没办法，这就是彭德怀，挑担子总挑重担。散会后，毛泽东冒着细雨，快步赶上已走出会场的彭德怀，激动地说：“老彭，临危受命，这次守山极为艰难，你们的担子很重哟！”

彭德怀很实在：“没得办法，重担子总得有人挑！”此后，毛泽东觉得老彭可以，靠谱。

彭德怀回到部队时，面对的还是一锅粥。很多军官不满，以为红五军被忽悠了，不相信这千把人能守住井冈山。彭德怀和滕代远浪费了一大堆口水才完成说服教育工作。经过一番战斗，彭德怀完成了任务，并且把部队撤了出来。

经过这一事件，毛泽东认可了彭德怀，也为彭德怀日后发挥开辟广阔的前景。

积怨之一，错杀王佐和袁文才

如果说井冈山上，彭德怀和毛泽东建立亲密关系。那么同样在井冈山上，也是彭德怀和毛泽东最早芥蒂的根由。

彭德怀从井冈山撤退之后，留下王佐带一小部分人掩护打游击。此时彭德怀对王佐还是信任的。然而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后，王佐竟然因为彭德怀而亡。

毛泽东上拉枪杆子之前，井冈山已经有一帮绿林届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角色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此二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把他带在身边。

绿林出身的王佐和袁文才很快熟悉了游击战，成了红军中的将领。彭德怀坚守井冈山之际，王佐因为熟悉地形，留下帮助彭德怀。后来彭德怀撤离井冈山之后，王佐依然留下来打游击。如果事情这么下去就好了。军事偏偏和政治纠缠在一起。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这个文件下发到井冈山。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没有公布出来。一年之后，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以为大难临头，顿时手脚冰凉，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

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在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还是土匪出身。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土匪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二人很高兴，心想咱这下改邪归正算是走对路了，还能当司令，不错，不错。高兴之余，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梦想着当司令，却不知灾难真的来了。第二天，特委开会，非得不任命司令，反而啰嗦王佐和袁文才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二人有罪。二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

彭清泉虽然是中央巡视员，相当于钦差大臣，却是个软骨头，立马换一张脸孔，说大家都是同志不要误会等等。因为彭清泉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彭老总你赶快来救人，求求你了。

当时是乱世，没时间给你调查取证。面对此情况。彭德怀迅速做出一个稳妥的反应：派人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意在控制局势。然而事情远比彭德怀想的复杂。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知道大事不妙，本能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手中。时年三十二岁。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出生于一九八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

王佐，原名王云辉，生于一九九八年，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

二人同年生，同日死。

毛泽东对二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二人，二人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应该说是一场意外。这事也反应了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政治上并不那么出色，竟然被特务那帮孙子给利用了。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扯淡说彭德怀杀二人是为了抢枪支。

恩情之二，救命之恩

井冈山那一页翻过去了，接下来是长征。长征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转折中，彭德怀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长征开始阶段，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已是人困马华。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此时由于中央决策不咋的，行动缓慢，眼看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给拉出虎口。

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逃。就算逃出去，还要重新拉队伍，天知道拉到啥时候。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哪个人出了力气的。

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虽然彭德怀不是决定性力量，至少站在毛泽东一边。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殊死相搏中。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中央军中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当时红四方面有八万人马，且阵容整齐；中央军只有两万多人，将多兵少。汇合后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左路军是张国焘天下。中央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着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红四军的徐向前和陈浩昌。此二人当时被看做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彭德怀和林彪。

到了九月分，红军艰难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最北端，和中央相隔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

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在来个权利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

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浩昌继续北上吧，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办法，那是没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浩昌也很难做，自己都出身四方面军，算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把中央军领导的不像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浩昌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

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夜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和。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陈昌浩却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回头南下，遭到拒绝。陈昌浩还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阻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未果。加上陈昌浩是王明在苏联二十八星宿之一，在西路军失败之后便沉寂了。

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此次行动，彭德怀对毛泽东相当于救命之恩。以彭德怀的处境，即使倒向张国焘，还是带兵打仗。毛泽东落到张国焘手中，一定比井冈山后期更不好过。据时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所报告，张国焘曾经秘密发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让徐陈二人对中央领导人“开展党内斗争”。此后军队整编，彭德怀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正是这层亲密关系，奠定了抗战时期，彭德怀在前线实际指挥八路军的基础。

积怨之二，林彪的信。

有意思的是，长征不仅仅拉近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友关系。同样诡异的是，也为后来的悲剧留下伏笔。如果说王佐和袁文才之死还能和彭德怀扯上关系，这一次彭德怀是躺着也中枪，实在是树大招风，没有办法。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给推出来。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此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一起完蛋吧，该干地下党干地下党，该打游击再去打游击。

毛泽东从新出山过程中，彭德怀也投了赞同票的，毛泽东很欣慰。然而欣慰之余，很快又产生了不爽。

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批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次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度赤水的意义吧，就是会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的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关系更近）。

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光火，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曰：你个娃娃懂得啥哟！

其实林彪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而已，彭德怀以前也干过这份工作。毛泽东为啥如此大火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位脚跟，大家把他退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手上，再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林彪曾经跟彭德怀流露过同样的意思，大意说现在最高领导指挥不行，还是你来吧。彭德怀没有同意。但是林彪是与众不同的，认准的事一定要干到底，即使彭德怀不同意也要干。就私下给毛泽东写了信。

当时的毛泽东处在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前有王明博古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一直沉寂下来，一直沉淀到庐山。其实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要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彭德怀秉性高傲，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对此扯出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何对林彪如此宽仁，对彭德怀却不信任？原因很简单。林彪是毛泽东发现，亲自提拔栽培的，属于自己人。即使林彪想反毛泽东也反不动，因为他离不了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代理人。彭德怀不一样。平江起义就拉出红五军，井冈山上的红三军团也不是盖的。即使没有毛泽东，彭德怀也可以和别人合作。低估时代，毛泽东宁愿相信林彪，对彭德怀则有所顾忌。当然彭德怀此后的表现让毛泽东非常感激，特别是写下来保护他和中央脱离红四方面军过程，上面已经说了。

积怨之三，百团大战。

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了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幂幂之中只有安排。

伟大的统帅，悲剧的宿命，成了一个传统。

在新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那些芝麻豆子没兴趣了，一定会记得他对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没有这些，国史也会失色。

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破坏力最大、影响力最大。——尽管这一战并不完美。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实际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下半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卢沟桥事变之后，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了中国大片领土，也因为战线太长，无法继续保持攻击力。双方渐渐趋于僵持阶段。但是大格局依然是一团乱麻。此时国民党退守重庆，因为富饶地带沦陷，财政收入和战略物资锐减，无力反击，正面抗战陷入低潮。

光有外贼鬼子就算了。根据历史规律，外贼入室，如果不能及时躯干，必然产生家贼。果不其然，长相帅气但自卑的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笑眯眯的去甜鬼子的皮鞋，美其名曰老子在“为中国求和平，而非卖国”。在汪精卫同志的光辉榜样之下，汉奸伪军如同雨后春笋办茁壮成长，成了中华民族第二大祸害。所以说家贼难防啊。

扩大到整个二战战场，纳粹德国在闪击完波兰之后，攻占丹麦和挪威，接着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此时日不落帝国正仓皇从敦刻尔克海滩退回英国。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柏林地下狼狈中得意洋洋的看着世界地图，心中默念“巴巴罗沙”“巴巴罗沙”。非洲战场上，希特勒的警卫连长隆美尔同志整装待发。彼时的斯大林对着硝烟弥漫的世界，看看能不能从哪里大劫一点土地，尽管苏联已经非常大了，却依然填不满他的胃口，没想到希特勒先生会突然算计他。彼时的美国佬还在闷头发大财，一边对日本人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一边把钢铁和原油输卖给日本，干着当婊子和立牌坊的双重营生。

当时整个形势极为复杂，无数种可能性。当时日本虽然成功引诱了汪精卫，但是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必须和蒋介石政府和谈。但蒋介石先生远比汪精卫狡猾，坚决不干。双方有一点私底下接触，看起来更像扯皮而已。但是如果局势一直黑暗下去，日本又愿意扯到华北的话，和谈也不是没可能。

那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不强大，正处于全力发展的时期。从共产党本身角度讲，这一时期应该占地盘、扩充实力的好时候，而非和鬼子干架。但彭德怀从军事角度策划了这样一场战争。

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后方，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展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

——是啊，这次战役，影响太大了，引起了一系列后果。

第一个后果：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加了鬼子进村的力度和难度。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鬼子就在想办法“巩固胜利果实”。共军在自己后方折腾这么大动静，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所以鬼子加强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这也是延安整风时，彭德怀挨批四十天的主要原因。鬼子虽然加大扫荡力度，难度也增大了。比方说之前扫荡，以小队十几人就行了，现在不行了，担心小队被吃掉，必须规模更大的大队。扫荡也需要成本的，什么车辆、人工、油费、枪支等等，都是成本。一个小队十几人，随便抢点鸡鸭牛羊啥的回来够本了。如果大队上百号人，加上领导，不见得能回本，因为农民本来就很穷，没多少东西，加上游击队帮助转移，扫荡除了杀人泄愤之外，更容易变成亏本买卖。所以，虽然扫荡强度变大，实际上密度稀了。而且每条运输线和碉堡都要增派兵力。

第二个后果是对国民党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有私下接触，也仅仅是接触而已。蒋介石和汪精卫不一样。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会真的倒向日本人。但是当时他的日子也很难过。地盘丢了，税收没了，精锐部队损失了，连威名都折损了，信心遭受极大打击。外援只有一条中缅公路，而且是杯水车薪。

这一战给了蒋介石些许安慰，毕竟中国人还是有希望的嘛。更多的还是震惊：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该笑才是。老将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还了得，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给占了。娘希匹，不行，得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就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会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不然没完。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

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皖南事变，新四军江南主力消亡殆尽。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就是这意思。

毛泽东从整体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在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漏了八路军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和敌人对撼。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即干领袖的活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也是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要藏。

为这个百团大战，二人一度产生裂痕。因此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职务是解放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谋长根本就不适合彭德怀这种人，那是叶剑英或聂荣臻该干的活。说白了，彭德怀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险恶，彭德怀估计要当徐向前第二了。

幸好，战争还在继续，毛泽东还没有理由纠缠二人的恩怨。鬼子走了，胡宗南来了。

恩情之三，保卫延安

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两个巨大的拳头，一拳击向山东，一拳捶向延安。

胡宗南率国民党十五个旅的正规军，加杂牌部队共计二十多万人，兵分两路，杀气腾腾地扑向延安。胡宗南，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蒋介石嫡系爱将，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国军中也算难得的人才。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军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胡宗南升任战区司令长官后，建立自己的派系，是黄埔系内的小派系，胡宗南系。

这样一个胡宗南带着自家小派系杀奔延安而来。彼时延安空虚，加在一起也就两万来人，危急，非常危急。

继续开会讨论，周恩来曰：“我军驻陕北的部队统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司令员是贺龙，他正忙于处理晋绥问题，不可能赶回陕北。同志们很关心，这场保卫延安的决战到底由哪位大将来指挥。”周恩来在考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也在考虑。

当时延安的领导虽多，能干活这活的人却不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有军事指挥能力，但是这几个人目标太大了。胡中南进攻延安，就是冲他们几个来的。可以说没有他们几个，蒋介石才不会拿二十万人往陕北穷乡僻壤里放呢。刘少奇、任弼时名气也大，也能干活，但不能干军事。延安整风比较活跃的康生同志此刻也缩头了。当时保卫延安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德怀。延安整风之后，挨整的彭德怀一直呆在延安。

此时延安南巡回来的解放军副司令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疾步走了进来。毛、朱、周、任等人笑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彭德怀在小板凳上坐下，接过毛泽东递的热茶，打开作战地图滔滔不绝讲开了：“我又到南线去了一趟，防御总的看来是好的，部队士气旺盛，从富县到临潼一百多里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

毛泽东：“哪三件事啊？”

彭德怀说：“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还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20发炮弹，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公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有个建议……”彭德怀停下来，瞅了大伙一眼。

毛泽东催促：““讲下去！老彭，你讲下去！”

“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不过2万多人，应该有个统一的指挥。我想，贺龙同志回延安之前，是否暂时先由我来指挥一下？”彭德怀显得极为谨慎而有分寸。毕竟整风运动刚过去不久呵。见毛泽东等人只是相互交换着眼神，并未表态，彭德怀遂又补充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其实彭德怀哪里知道，毛泽东正愁找借口把彭德怀退出来呢。毕竟延安整风时，把彭德怀整的很难看。所以彭德怀进来那会，毛泽东又是端茶又是递水的。毕竟康生之流只能在开会时用，危难之间还需要彭德怀这种硬骨头。毛泽东一听乐了，使劲握着彭德怀的手，感激地说：“老彭呐，你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呀！不然，这步棋我没法走哇！”这一刻和十八年前井冈山一幕何其相似啊。泽东又提起火盆上的壶，给彭德怀添了一杯茶，继续说：“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来，敬你这杯！”

周恩来说：“彭大将军主动请缨，毛主席临危授命，两全其美，胡宗南气数尽了！”

毛泽东说：“好嘛，我们都同意了。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还有什么要求吗？”

彭德怀：“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

在彭德怀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才随党中央机关其他同志登车离去。临上车前，毛泽东还异常惋惜而又风趣地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本来，我要在这里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总说，让部队代我看，那就这么办吧。上车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当汽车将要开动时，彭德怀紧跑几步，握住毛泽东的手，依依惜别。毛泽东望着这位风雨同舟了近二十年的老战友，感觉非常踏实。在危难之间，也只有彭德怀这种人才能让他感到踏实。

随后西北野战军正是诞生，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依靠区区两万多人的部队转战陕北，灵活运用“蘑菇战术”，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四次大战，连战连捷，扭转了局面，尔后又通过西府和宜川两次战役，一年半之后收复延安。随后在西北彻底击溃了胡宗南和马家军，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

好不容易解放了，彭德怀熬了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搞建设了。没想到战争并没有离去，这一次是在国外，残酷程度、重要程度远胜任何一次国内战争

恩情之四，挂帅朝鲜

前面说过，朝鲜战场开始之后，原本是粟裕或林彪挂帅。二人均无法出征，重担再次落到彭德怀肩头。当时彭德怀在谋划开发大西北，虽然知道朝鲜战争，却不知道战争重担会落在自己的肩膀上。所以一九五零年十月四号中午，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到兰州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交代了一下工作，带上西北经济规划方案上路了。

当天下午彭德怀到了北京，风尘仆仆的去了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说：“彭总，会议三点开始了，没来得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决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彭德怀说：“吃过了。”然后随周恩来步入颐年堂会议厅。

会议跟经济建设无关，关于朝鲜战争的，非常压抑。高岗刚刚发言，认为在苏联不参战的情况下，中国最好也不要参战，先看看行情。林彪则赞同高岗的主张，国内战争刚打完、还在剿匪、土改还没搞定、装备极差等等。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兵了，但是在政治局上非常孤立。没有坚定的支持者，毛泽东也不好乾纲独断。因为总得有人当统帅是不是，不能让毛泽东亲自挂帅吧。

所以一见到彭德怀，毛泽东就说：“老彭，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救兵来了。又摆了一段时间的理由，还是大同小异。毛泽东决定散会：“行啊，开会顶牛说明我的工作没做好，思想问题急不得，要慢慢说服。彭老总不是赶来了吗？明天听听他的意见。”可以说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彭德怀身上。即使此时二人已发生诸多不愉快，但是在危难关头总是可以携手共勉。

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朝鲜局势恶化了，10月3日深夜，金日成派他的外务相朴宪永送来了紧急求援信。”毛泽东掏出金日成求救信给彭德怀。

彭很快地看完后心情沉重地说：“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朝两国是近邻，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都懂，主席，你是否下决心出兵了呢？”

毛泽东回答说：“我也知道大家的心情，这个决心不好下。不好下也要下啊，刚才开会的情况你也看到啦，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有什么用呢！没有人支持是不行的！一个人在情绪最低落时刻，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是别人的支持。我为出兵不出兵的事考虑了许久，有时候几天几夜无法入眠。”

这天夜里，彭德怀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彻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刚吃过早饭，邓小平来了。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找彭德怀的。彭德怀在邓小平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住所院内。落座后，彭德怀直接说：“主席，昨天夜里我把你讲的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想来想去，我坚决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意见喽！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有了彭德怀支持，在毛泽东孤立的时候，还是彭德怀可靠。

有了彭德怀支持，毛泽东腰杆子就硬了，不要说了，出兵。有统帅了嘛。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家们在后方慢慢磨嘴皮子吧。

毛泽东请彭德怀吃饭，破例为彭德怀端起酒杯。饭桌上，毛泽东把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表示对抗美援朝的决心。

积怨之四，毛岸英事件

关于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在毛泽东孤立之时，彭德怀再一次帮了毛泽东。这是两人再一次携手的契机。然而不幸的是毛岸英牺牲了。毛岸英是毛泽东最钟爱的儿子，他的死对毛泽东刺激很大。尽管毛岸英之死和彭德怀没关系，但却是死在彭德怀身边。

毛岸英，毛泽东长子，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号，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杨开慧所生。毛岸英出生时，毛泽东正在组织粤汉工人铁路工人搞罢工。童年时代的毛岸英，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元素，贫寒、艰难、冷眼。五年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辞别妻儿。

一九三零年，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捕入狱。杨开慧所以被捕，只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婆。一九三零年的毛泽东刚刚经历人生首次下岗，复出之后和朱德一起指挥反围剿，不久再一次下岗。杨开慧是一个为爱而生的奇女子。被捕之后条件是这样的：只要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关系，将恢复自由。皮鞭、棍棒、老虎凳、屠刀没能让她屈服，一个月后，杨开慧牺牲。彼时八岁的毛岸英连带入狱。随后杨开慧牺牲，毛岸英被地下党带到上海。组织被破坏之后，毛岸英兄弟浪迹街头，为了生计，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凡是能换的面包的活都干。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经历人生之起落。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地位巩固之后，毛氏兄弟才有机会取到法国去苏联学习。

苏联期间，毛岸英学习军事和政治，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曾在枪林弹雨中转战欧洲。十年之后，国共争霸开始之际，二十四岁的毛岸英返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看见青春挺拔的大儿子如同看见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百感交集啊。当年他们分别时，毛泽东是一个三十四岁的梦想家，正要龙飞九天；毛岸英还是一个小娃娃。十九年之后，毛岸英已经成长为一个热情、坦率、执着、自律的年轻人，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绝对领袖，正指挥百万军队和蒋介石争霸天下。

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倾注无尽的心血和希望。

为了表达对儿子的爱，毛泽东立刻安排毛岸英工作——下地干活。按照现在人的思维，贵为强力组织一把手的长子，好歹也得安插在一个体面轻松的工作单位。毛泽东不同，他要给好儿子补上一课“劳动大学”，搞土改、做宣传、当秘书等等。

毛岸英也没辜负父亲的栽培。建国那一会，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已经经历了童工、留学生、农民、战士、工厂党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等多种身份，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办事足够干练，达到父亲的要求。这一年，毛岸英结婚了，妇人刘思齐。当时毛泽东正要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政治局全部政治局常委都在，规格绝对是最高的。但饭菜只有两桌，腊肉咸鱼啥的，很低调。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么毛岸英一辈子可以一辈子过得风风光光潇潇洒洒。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了。

以毛岸英的身份，完全可以不用入朝。因为他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工厂党委副书记，也没有军职，就算在苏联经历卫国战争，在中国却没有过战争经历。但毛岸英依然参与朝鲜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毛泽东为啥会这么干？按照某些英明无比的专家推断，毛泽东所以送毛岸英入朝，主要是想要毛岸英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对于这种假设，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好吧，先挂起来。但是需要指出，关于抗美援朝，是在多数人，包括林彪那个级别将领在内反对下，毛泽东乾纲独断出兵的。那些人都是战场上滚了一辈子的人精都能看出还是不要去朝鲜为妙，毛泽东怎么就那么神？毛泽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要不然也不好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了。如果捞取政治资历，其它方面机会多的是。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放进去，只为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决绝的态度。对毛泽东而言，当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岸英。毛泽东把毛岸英送上战场，相当于押上自己半条命。其他人即使有意见，也要先保留，好好干活。不论在任何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是可敬的。蓄意污蔑者，其心可诛。

——然而毛岸英偏偏死在了朝鲜。

他是被大火烧死的，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死法，即使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也只有极少数人，比方说邱少云的遭遇这种情景。当时毛岸英新婚燕尔，出国之前，只是对妻子说出差了，没说去哪里。临行前他告诉妻子，自己将去一个地方，可能长时间不写信回来，对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就离开了。刘思齐也没忘心里去，直到三年之后方才从毛泽东那里知道毛岸英牺牲了。烈火中的毛岸英应该在想念他的妻子吧。烈火中的毛岸英，已经和长眠在朝鲜半岛的数十万英雄儿女一起，成为烈火之花。

毛岸英死在朝鲜是一个偶然，也可以理解为彭德怀的失误。彭德怀身边那么多重要人物都平安无事，怎么偏偏就是毛岸英？看着毛岸英的尸体，彭德怀呆呆望着苍天：“为啥是他？为啥是他？”为啥是他？无数人在问。即使是毛泽东，夜深人静的时候，点燃一支烟，也会时不时想起这个问题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九年之后，刘思齐去操心扫墓归来，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墓地的方位、规模、布局、有多少台阶、她是如何上去的、看到了些啥……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思念流露无遗。

不论后人如何粉饰。毛岸英肯定是横在一个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巨石，冷却着二人之间的温度。后人更感兴趣另外一个假设：如果毛岸英不死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猜测，结果有两个：接班或者不接班。流行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毛岸英会接班，成为毛二世。毕竟那年头接班很流行。朝鲜金氏搞接班，台湾蒋氏也在搞接班。以此类推，大陆的毛氏也会搞接班。如果搞接班，究竟是朝鲜金二世那样继续搞封闭，还是像台湾蒋二世那般搞建设？已经永远没答案了。

然而事实还有另外一面：毛泽东既不是金日成也不是蒋介石。相比金日成和蒋介石，毛泽东拥有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毛泽东举起三面红旗。正是三面红旗导致了大饥荒。正是大饥荒导致了之后历次运动，比方说四清运动，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那些运动只有毛泽东有威望搞起来。除了毛泽东，没有人有能耐把行政系统从上到下砸的稀巴烂。如果毛岸英活着，如何面对那些运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如果毛岸英继承毛泽东的事业、继续搞文革，必然搞不下去，接班也就接不成。如果否定文革，相当于背离毛泽东的政策，也将失去毛泽东的支持者的支持，威望肯定不及邓小平和叶剑英。

也可以朝好的一方面设想，毛岸英不死，也轮不到江青上串下跳，以毛岸英的经历和修养，应该可以中和掉毛泽东本人的部分狂热。说不定就不会有文革。对很多人而言，宁愿毛岸英接班也不想要文化大革命，不是么。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毛岸英是不是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的原因所在？

以毛泽东对毛岸英倾注的心血以及对毛岸英的感情来看，毛泽东可能就毛岸英问题拿掉彭德怀。他有理由责怪彭德怀。因为彭德怀确实没有保护好毛岸英。

毛泽东要拿下彭德怀易如反掌。因为毛是最高领导，彭德怀只是最高领导下的一个部长。领袖拿下部长理由并不难找。像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功劳同样很大，也给拿下了。但朱可夫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不是一码事。庐山整掉彭德怀，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只因为情形严重，而彭德怀为严重的情形说了公道话而已，并非“拿掉一个国防部长”这么简单。否则也称不上“整”，也没有所谓“冤”。

如果仅仅为毛岸英报仇，毛泽东不会在一九五九年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头下拿下彭德怀，代价太大了。他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期，之前或者之后都行。政治家都是务实的，不会头脑发热去不计后果。因为在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经济路线进入死胡同，山雨欲来，巨大的灾气息已经相当明显了，并不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最佳时节。虽然不能排除毛泽东解决彭德怀和个人恩怨无关，但个人恩怨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庐山事件之前，曾经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把毛刘彭联系在一起。八大期间，彭德怀曾提议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邓小平表示赞同，就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给删除了。名义上是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毛泽东那里则是另一番感受。好哇你们，我还活着就敢这么干，就是赫鲁晓夫也等斯大林死了几年之后才动手吧。

这些都是个人恩怨。有了这些，从私怨上寻找毛泽东拿下彭德怀的理由并不困难。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同样是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却高升一步，成了国家主席。

因为毛泽东拿下彭德怀，应该另有隐情。隐情是什么呢？就是刘少奇。

第七章 功高震谁

继续分析之前，顺便驳斥另一个观点：即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因为功高震主。彭德怀的功劳是很高，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彭德怀功劳都很高。这么高的功劳对大多数领导人而言，这些功劳确实够“震”的。而且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彭德怀已经在主持军委工作，每次开会都是一帮元帅大将环列左右。即使是林彪，也是常常说，咱们在彭总的领导下怎样怎样。在朱德淡去，其他将帅专业退隐的情况下，彭德怀独自主持军委，实在过于明显了。但是，这一切震不了毛泽东，正如朱可夫震不了斯大林一样，不需要解释。正如朱可夫一样，震不了斯大林，却可以震后来人。比方说赫鲁晓夫等人。

朱可夫，出身旧军队，打过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之后参加红军，入党；二十六岁晋升为骑兵团长，进入军校深造；三九年升任驻蒙苏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在远东和日军交战，结果以九千人伤亡歼灭日军五万人，从而改变了日军“北进”策略，转而“南下”东南亚；参与过列宁格勒会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血战、库尔斯克大战和柏林战役等等等。战后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整个二战中，朱可夫为苏联最出色的统帅，交战各国最优秀的统帅之一。斯大林逝世后，出任国防部部长。这一连串经历和彭德怀何其相似！

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苏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的反对，会议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下岗。赫鲁晓夫则要求下岗前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如此局势逆转，赫鲁晓夫获胜，莫洛托夫等人成了“反党集团”。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阵阵寒意。赫鲁晓夫老是担心，朱可夫同志那天别帮助别人对自己来这一手，就把朱可夫给撤了。朱可夫的威胁是接触了，讽刺的是七年之后，一九六四年日涅勃列夫再次对赫鲁晓夫搞政变时，再也没有朱可夫之类的人帮助他了，赫鲁晓夫被迫退休下岗。

彭德怀和朱可夫类似，军内独大，已经隐隐威胁到后来人。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已经走向前台，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经济。然而彭德怀对刘少奇并不感冒，从高岗事件到反教条主义都是一个调。庐山之上，彭德怀写信，也是冲彭德怀去的。分析一下彭德怀的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以当时情形而论，肯定追不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第一线主持工作。那么只能追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是毛泽东推向前台准备接班的。如果刘少奇工作能达到毛泽东的期望，那么他将顺利接班，成为刘二代领导核心。

那时候，苏联在各方面影响着中国。

我们在反教条运动中已经分析到，毛泽东所以拿下粟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储备人才——给后来的刘少奇储备一个能够独掌军、独当一面的人物。此时刘少奇刚刚上台，彭德怀就以军人身份来这一手，肯定是不过去的。

彭德怀功高，震的不是毛泽东，可以震刘少奇。所以毛泽东才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有谁会这么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刘少奇。所以毛泽东解决彭德怀问题，除了所谓私人恩怨之外，也包括给后来的接班人刘少奇扫除一个类似朱可夫的障碍。

前面说了，毛泽东如此对待彭德怀，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另一个是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插播一段：庐山至少，究竟那些人批判了彭德怀？

现在资料不健全，但要摸索这个问题不难，上庐山之前，彭德怀是个实权派人物。一个实权派人物倒下之后总会留下权力真空。只要看看谁是庐山事件受益者就行了。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利益最大就行了。受益者有两类：政客和军人。那些上蹿下跳的政客，如狡猾阴险的康生同志，以及各位大跃进时代的明星们，他们通过批判彭德怀成功转移视线，让大家目光暂时从大跃进事件中移开，并表态继续支持大跃进。当然若干年之后，他们也将被修理。

政客们风光的那几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疼痛的时间。这些将在下一篇讲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动文化大革命修理他们，该。

军方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力很强大的人物，干很多活，军委一摊子，国防部一摊子，说白了就是权力很大。彭德怀倒了，这些活还在，还得有人干，还得有人重新掌权。就军方来讲，最大受益者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出发点还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心甘情愿的被绑上战车。

若干年之后，在一场更猛烈的风暴中，他们也将体会到彭德怀的痛苦。

第八章 批判者与受益者

罗瑞卿批判彭德怀

说真的，仅仅是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把他们拉到政客位置上。

某些时候，政治让人疯狂，但又必不可少。

八月三号的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说：“我记得华北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他的生活、为人很多都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又有什么用处？”

——看看政治多么神奇，艰苦朴素也也能成为挨批的理由。共产党一直提倡艰苦朴素。在艰苦朴素方面，又没几个人可以和彭德怀相比。于是艰苦朴素的彭德怀就成了冯玉祥一样的“伪君子”。再说，人家冯玉祥也是一代雄豪好吧。

罗瑞卿说：“昨天（即八月二号）开全会时，我看见了彭德怀同志，我向他说：‘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样也抹不掉的。’”

——后扯路线问题了。

罗瑞卿说：“遵义会议以前你反对毛泽东同志，也许还可以说你有认识不清的问题，还可以给以若干原谅，遵义会议以后，一有机会，你还是反，直到现在你还要反，这是为什么？”

按照罗瑞卿将军的思维，其他的就不说了，虚伪啊、欲望啊、野心啊什么的都是虚的，真正实际的是最后一段，即遵义会议之后反对毛泽东，一有机会就反对。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就是神了？完全正确么？如果完全正确，按照他的主张，林彪在四平就要把东北联军拼光光，天知道后来怎么样。粟裕就应该下江南打游击，淮海战役就没了。战争期间没啥，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和平假设时期就严重了，谁敢搞对立，谁遭殃。敢反对的靠边站，敢吹牛的去大搞特搞，如大饥荒五虎上将。

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六号，罗瑞卿再次发言，对黄克诚提问题：彭德怀同中央、毛泽东同志只有三分合作（三分合作有些还是投机，毛泽东的三分合作也打折了）、七分不合作，你的看法怎样？发言时没有明确回答，可否明确回答一下？

黄克诚：我同意三七开，彭讲对半开，我给他说是三七开。（住，此时彭德怀和黄克诚已经开始检讨，此时是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

罗瑞卿：伪君子和投机问题，那天你讲又像又不像，为什么这次不讲？讲明确一点吧，不要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不痛快。

罗瑞卿：黄克诚同志十七日上山，十九日第一次参加小组会，第一个发言就明确得很。为什么这次他批评彭就这样不明确？我不相信你和彭的观点彼此都是孤立的，互不影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是第一颗炸弹，黄克诚同志在十九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是第二颗炸弹，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第三颗炸弹。

彼时，罗瑞卿完全投入到批判军事俱乐部中去，忙的不亦乐乎。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之后，罗大将军同样被打翻在地，还跟彭大元帅同在一个屋檐下——在同一个监狱。

罗将军和彭元帅并无深仇大恨。当年彭德怀和罗瑞卿同在北方局，罗瑞卿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也没见传出不和。当然那个时候彭德怀还是毛泽东最结实的臂膀。那个时候，二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

罗大将为何如此卖力批判彭元帅呢，原因很简单。罗瑞卿还是毛泽东的铁杆。彭德怀已经被迫站到毛泽东对立面。罗瑞卿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当然对彭德怀不能客气。当时罗瑞卿有一个称号：毛泽东的影子。

罗瑞卿的职位是公安部长，从四九年到五九年，在当年那个国家新建，土匪一大堆、特务一大片的情况下，公安部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还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如何显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说那些话，罗将军自己也过不了关。

庐山会议之前，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庐山之后，罗瑞卿变成总参谋长，虽然级别上没有升高，本质上还是得利了。因为那个时代，战争阴云时不时飘过来，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部门，管作战的，对将帅而言有着致命的诱惑。

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总参谋长打掉一大堆，公安部长基本没动。当然，罗瑞卿得利，主要还是因为林彪推荐。彭德怀之后，林彪掌军。彭德怀掌军时，选择黄克诚为总参谋长。林彪能选择的，当时也只有罗瑞卿一个。

只是后来罗瑞卿擅自做主，跟林彪不走同一条路，文革遭遇。后话。

在利益、前途、感情面前，罗将军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他也不是庐山上有决定作用的那一个。没必要非议太多。需要指出的是，罗瑞卿代表一批人，即军方跟随毛泽东的一批人，他们是军人，视毛泽东的言行为命令，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他们就跟着批判。

贺龙的选择

和罗大将军一样，贺龙也是视毛泽东的言行为指标，跟着批判彭德怀。从当年批判张国焘开始，贺龙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即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对贺龙也是恩宠有加。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大饥荒之前。大饥荒之后，贺龙开始转变。这也是文革遭受迫害的原因。后话。

和罗大将军不同的是，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关系比较复杂，芥蒂也比较深。

庐山上，贺龙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贺龙批彭德怀，除了政治选择仅仅跟随毛泽东，也有私人恩怨。

从流传资料来看，彭贺矛盾可谓盘根错节，源远流长。

最早应该是段德昌问题。

段德昌生于一九零四年，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和林彪同期），红军时代杰出的指挥官，威震湘西。十大将军之一的许光达将军，当时是其下级。

段德昌和彭德怀关系非比寻常。

彭德怀出身旧军队，是一个豪爽而血性的汉子，很想干一番事业却找不到出路。后来终于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之。促使彭德怀入党之人就是段德昌。“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年后，而且身在狱中，朝不保夕。

段德昌之死对彭德怀刺激非常大的。

现在段德昌的身份是第一号烈士。但是这个烈士却死在自己人手上，被杀人狂夏曦整死的，死的悲惨而悲壮。夏曦非常搞笑，此人号称聆听过列宁教诲，吸收过苏联精华，实际上是杀人魔王。整个红三军，被他从几万人杀到几千人，差点连贺龙都杀了。

当时段德昌是贺龙的下级，到延安之后，知情人贺龙也没有就段德昌的问题和彭德怀沟通过。彭德怀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就此对贺龙不爽也是极有可能的。

不仅仅彭德怀对贺龙不爽。贺龙也有对彭德怀不爽。其实光看彭德怀和贺龙两个人的性格就知道很难搞到一起。彭德怀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生活简朴，而且作风有时候看起来粗野。贺龙也是豪爽，然而贺龙可不喜欢彭德怀那种苦行生一般的生活。贺龙的队伍，旧时代的气息还是比较浓重的。

三大主力陕北会师之后，并不安全，天天打仗，没时间整顿。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抗日，蒋介石表态不再进攻共产党了。这时候共产党就喘了口气，动手解决自家问题。也就是整顿。国民党没事时，大家去吃喝玩乐。共产党比较强，没机会吃喝玩乐，闲了就去整顿军队。于是就来了一个主义，叫反军阀主义。啥意思就不解释了，反正现在没有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了。中共历史上反对过无穷多主义，军阀主义只是其中一项。

当时整顿军队，首当其中的应该是四方面军。因为四方面军违背中央命令跟张国焘南下。几年之前，张国焘就仗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逼得毛泽东相当无奈。毛认为可以解决张波涛了。就说张国焘是军阀。反张国焘就要反军阀，反着反着就扩到了，在全军范围内反军阀。然而西征刚刚结束，徐向前和陈浩昌率领的西路军葬送在西北，需要安抚。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当然没事，只剩下红二方面军可以反。身为红二方面军旗帜，贺龙恰好在旧军队内当过军长，成了盾牌。

叶剑英曾说，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既然要去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谁去呢。肯定要有军方高级人物出面，毛泽东肯定不会出面，因为这是得罪人的事。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高层将帅多半来自南昌起义，当时都是贺龙手下，老熟人，老战友，也拉不下脸。后来十大元帅中，和南昌起义没有关系的就三个，罗荣桓、徐向前和彭德怀。罗荣桓当时地位尚低，徐向前刚刚西征失败，出身四方军，而且行事低调。只有彭德怀一个人选。

当时彭德怀对红二方面军严厉批评。反到最后，贺龙检讨。这个时代二人的关系，可以引用毛的话作为旁证。毛泽东说：彭德怀说贺龙在政治上靠不住，主要就是指贺龙身上那种旧军人和草莽之气吧。对此贺龙肯定非常不爽。

两人第三次纠缠在一起是在解放战争时代，最为微妙。长征之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改编之后，彭就成了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员。名义上很高，但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当彭德怀再一次拥有军队时，贺龙又没了军队。因为彭接手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就是贺龙的陕甘宁野战部队。

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兵力集中为两个拳头对山东和陕北搞重点进攻。当时陕北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应该直接当司令。很不巧，贺龙当时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抽不开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毛遂自荐。毛泽东答应了，就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事之前彭德怀也没和贺龙沟通。随后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回到延安，就没有指挥军队了，成了彭德怀的后勤部长

啰嗦了这么多，也就是证明，彭贺二人之间有疙瘩。贺龙不仅批判彭德怀，同时揭发彭德怀：“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彭德怀是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情形是彭德怀坐在火车里，看见外面遍地饥民，发出的感叹。谁没有感叹？还感叹二零一二年世界末日呢，对不对。感叹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事在政治局揭发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要知道，毛泽东最忌讳下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的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泽东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有关“告洋状”。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又需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正要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牢骚（还是听来的）拿到政治局讨论。当然考虑到，二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居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实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和罗瑞卿将军一样，贺龙元帅批彭也不负主要责任。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有后人尊重。

遗憾的是，三个人全部陷入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观者伤神。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德怀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过粟裕。现在，林彪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德怀。后来林彪自己也没能走过文革。只有粟裕将军的结局稍微好一点点。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办事从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旱雷般的吼声。年轻九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对图发呆。除了毛泽东需要，林彪从不会说话太多。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德怀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彪从小连长长开始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德怀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一直是林彪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最具备战斗力的两股力量。

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蒋介石洋洋得意的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庐山还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一一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均给中共长脸。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注意力引向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一点简陋家当搞定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让彭德怀写揭发林彪的材料。彭德怀以时间长了为由拒绝。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要揭发什么。是在不行了就写：“高岗和林彪都是反革命，当然还有彭德怀。”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物之一。林彪原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他是和黄克诚一起上山的。毛泽东本意是想二人上山之后批判彭德怀的。黄克诚上山之后站到相对公允的角度上。林彪则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每次遇到难题都会想到林彪。林彪从不让毛泽东失望（除了抗美援朝和最后一次庐山会议），必然全力以赴。

林彪上山之后，发言好几次。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则是在八月四号，话很多，很系统。

关于彭德怀的信，林彪是这么看的：“大家都看到彭的信，骤然一看，还不大容易看得出其精神和用意。信发出来后，在会议中引起了思想上的不一致。过细一读，有很严重的错误。除信以外，他还在小组会里讲了很多暴露观点的荒谬言论，还有会外的活动。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办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对于总路线，他只是讲‘基本正确’。党内习惯用法，说基本对，那么就还有不对。这样的话绝不是冲口而出，而是很有分寸的。在这些话里，埋伏要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我们说总路线正确，大跃进成绩很大，办人民公社、办钢铁办得好。这中间当然在某些具体措施上面有些不恰当的地方。”

——跟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一致，难怪日后可以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呢。

那么如何解释彭德怀反毛泽东、反三面红旗呢，林彪这么论证：“从去年九月起，一次一次的中央会议，毛主席的信，这些部分不妥当的地方，中央都及时纠正了。可是他却认为我们认识过迟了，而且没有及时调整。这些问题的发生，他不认为是我们一些机关工作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到党中央身上。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他在小组会中很多插话都是散布右倾思想，觉得还不够，所以要写信。说庐山会议讨论不够，民主不够，他要发动讨论。实际上他在会外讲，华北座谈会操他四十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二十天娘吗？所以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把我们一时的局部失调，夸张得很大，认为影响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各阶层之间、什么什么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政治性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林彪批判彭德怀也不见得完全紧跟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看问题主要看成绩、而非损失，彭德怀倒过来，损失说多了。

林彪继续论证“他夸大了各地的浮夸作风和所受损失。对于去年我们广大的群众运动，他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这样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中国一穷二白的真正产物，是广大人民在党领导下想翻身的一种产物，这是必然的产物。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还说我们只搞政治挂帅，不讲经济法则，认为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左倾’，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这样看法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有部分失调的地方，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基本形势已经好转了。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抬头，无论党内党外，以至国外，都有这种反映。如果按照他的方向反‘左’，那就不是鼓足干劲，而是泄掉干劲；不是鼓气，而是泄气。如果这种思想传播下去，不但要产生马鞍形，而且要产生很大的马鞍形，那就会动摇总路线，影响今年指标的完成；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领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大大受到损失，受到挫折。”

这个调子和罗瑞卿一样，但是论证更为充分，逻辑更为严谨。非但如此，他还从彭德怀的性格上给自己的论证寻找到依据。关于彭德怀的性格，林彪如此总结：“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说话总是如此独特。别人扣帽子，都是政治口号。林彪讲话，则是在分析彭德怀的性格。

林彪对彭德怀的性格总结很到位。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什么“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实情的规律”。这话应该是林彪的内心世界。也是林彪恪守的准则，所以林彪惟毛泽东是从。如果不能从了，那就诀别，九一三事件来了。纵观林彪一生，这话合情合理。这些话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因为不肯批判彭德怀，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比方说邓华同志，因为在朝鲜战场和彭德怀比较合得来，被批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比较合适的，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以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它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要不然哪能轮到这些“小角色”啊。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较为顺利。此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好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大家都在寻思如何继续轰炸，轰炸玩了事。轰炸嘛，要来点实际的。

吴法宪猛然放了一炮：“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盯他，心向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吴法宪同志那个伤心难过，悲痛欲绝，好像那连长是他亲人。此刻他化身为人间真理和正义一般。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德怀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林彪为啥如此撒谎呢。从林彪性格上来看，也不见得撒谎，逻辑是这样的：彭德怀反毛泽东，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彭德怀要对付红一军团。没办法，他是当年的红一军团长，必须表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他不用考虑都会选择毛泽东。选择毛泽东意味着飞黄腾达。选彭德怀意味着完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选择。

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原本没有他的事，是他自己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

钟伟继续说：“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炸了锅。

钟伟，生于一九一四年，原名钟步云，少将，号称中国的巴顿。钟伟十五岁参军，曾在红三军团任职，性格倔强，对彭德怀比较钦佩。真正对钟伟比较欣赏和使用的是林彪。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号，当时钟伟为东北野战军第五师师长，奉林彪的命令率部南渡松花江，准备配合第一、六纵在大房身围歼国民党军新一军一部。钟伟在一个叫靠山屯的地方发现有大批敌军正在撤退。钟伟立刻下令五师住屯子内国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 打，还是不打？是个问题。

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钟伟来了牛脾气：违抗命令是不对，但贻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两人争来争去，眼看要贻误战机，钟伟决定来点实际的：“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三月十号凌晨五点到下午两点，林彪接连给钟伟发三封电报：即时东进。钟伟不为所动，因为他看见战局在转变，钟伟指挥五师围住敌八十八师一个团，而敌八十七师正赶过来增援。正好可以围点打援。钟伟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向林彪报告：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打。林彪是个很执着的人，但依然被更为执着的钟伟动摇了。林彪改变了计划，反过来带领第一、六纵队歼灭了增援敌八十八师的敌八十七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抗命调动了林彪。事后林彪发现钟伟是个人才，直接把他提拔为纵队司令。在整个四野中，钟伟是唯一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的。从这事上看，钟伟是一个倔强而执着的人，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正是因为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才会在批斗会现场大闹起来。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从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最后还当了一个小官，安徽农业厅副厅长。然而钟伟的专业是打仗，却被迫去种田，有趣。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来少有。

林彪平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道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最大权威。

林彪所以要批彭德怀，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德怀。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从井冈山开始，大家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毛泽东要批彭德怀，林就要批彭德怀。尽管批判彭德怀之后，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德怀倒下之后，林彪威望又上升了，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中，能与之争锋之人没有了。七年之后，文革兴起，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林家军了。

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恩来生日是三月五号，彭德怀生日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在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

周恩来是党内老资格，兼大佬之一；彭德怀是军内老资格，兼大佬之一。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且无子嗣后代。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彭德怀的上级。但彭德怀并不受周恩来直接约束。二人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交杂，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

二人具体事务上有交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如果要说二人关系，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都没办法，周恩来也没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据邓颖超回忆，当时周恩处境非常糟糕，由于条件艰难，一件棉袄上能捉出来很多虱子。

不仅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当时却要经历长征中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天气极为恶劣且变化无常，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心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此时干部团团长陈赓虽然腿有残疾，仍然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穿过泥泞滞水、渺无人烟的草地。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是实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文革起，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住的。周恩来最终依然没能保护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护其他一批人（如贺龙）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二人关系，平时时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挨批时，地位产生某些动摇，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威望和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严重削弱了，但是很快有复原了。建国初年，高岗进京，周恩来虚弱到竟然只能管外交。

随后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从政务院总理变为国务院总理。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够呛得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在上午发表扭转形势的讲话之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对彭德怀的批判还没有全面升级，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有意，能说明很多问题。根据《庐山会议实录》记载：

彭德怀：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一千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十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你们（指周恩来为首政府工作那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恩来：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说白了，就是抠字眼。）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对话，基本上反映两个人的性格，处事方式。

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这是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情。周恩来对钢铁生产的情况是一直不放心的，怀疑指标是否真落实了。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不能把真实想法说出来。正因为周恩来的政治谋略高深。所以数年之前反冒进，措辞比彭德怀的信更严重，结果还是给周恩来巧妙的躲过了。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手腕。因为他的专业是军事，而非政治。战场上的彭德怀绝不比周恩来差，政治上就差远了。

正是因为周恩来的政治谋略高深，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发生在八月四号，林彪批判彭德怀在前，作为政府系统代表人物，周恩来必须发表看法。

只不过他批评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犯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其实彭德怀虽然是总理的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周恩来介绍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况。周恩来说大跃进搞了这么久，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庐山来总结经验，顺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据湖南省委的三句话，将“经验很多”改成“问题不少”，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概括的三句话，并提一系列问题和展望，之后进入批判主题。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周恩来也没有说出新花样，就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把毛泽东和林彪的观点重复一遍：“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倒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说当然公社不办，迟几年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办了，就应办下去。别人也有同他争的，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关于“军事俱乐部”，周恩来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十七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震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七月十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正如主席在八月二日全会开幕时说的，原来设想的问题不少，是说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伟大成绩中；有个别偏差和不好的地方，那些已基本纠正了，只是留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大家上山来，谈一谈，解决一下。比如市场问题，上山后，马上批了一个文件下去。粮食问题，马上讨论解决。财政、工交方面的问题，都在讨论，以求逐步解决。这是原来的设想。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所谓问题不少，不是这些问题了，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内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问题的本质是这么一件事。”

——这也是周恩来一贯立场，对于自己无法阻止的事就绝对不去阻止。批判彭德怀时，一开始周恩来并没有说话。等到计调定下来，他就把调子重复一遍。

当然像他那个级别的人，简单的重复显然很没水平，多少要说出点新意来。

关于彭德怀为啥要写这封信，前面林彪冲性格上寻找原因，说彭德怀相当大英雄，所以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则是从另外两个地方寻找原因：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周恩来：“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抗战初王明的右倾路线，他在华北是宣传了的。一到一九三八年，在桥儿沟六中全会时，他一上台就反王明，话讲得最尖锐。主席那时觉得不必要那么尖锐。他的经验主义根深蒂固，还有二元论思想，认为主客观可以并列。如对毛主席、对领袖、对党，他说思想通了，感情不通。思想、意志与感情总是统一的。他说他逐步服了主席，但不盲从。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骂娘，不服。说操了他四十天，他现在要操二十天。主席说，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他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对待群众，也是二元论思想，群众起来之后，站在外面，指手画脚。”

概括起来一句话，所谓思想根源，就是从实际利益出发，而非是路线和政策出发。这话听起来是冠冕堂皇。要知道彭德怀是个军人，一直都在打仗，如果战场上从“路线和政策”出发，那早就翘辫子无数次了。那么历史根源又如何呢？

周恩来：“关于历史根源，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人党前有个人英雄主义，人党以后改了。他说在旧社会敢于犯上，在党内也敢于犯上，不是无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党性。他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有骨气；你有党性，没有骨气。他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主席自己说得很感慨：我现在六十六岁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管得住你？主席说这话时，他是不动声色的，不受感动的。他说他孤僻，刚直，有离群索居的味道，这是反集体主义的。说他欣赏彭玉群，别号为彭刚直。对党刚，而不是驯。这些根子要挖，否则难改造。德怀同志承认了四点：思想体系经验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同主席关系三七开；这次动摇总路线。但有四个不承认：不承认要拿他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不承认是个人野心家；不承认是伪君子；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认为前四个承认和后四个不承认是相关联的。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过去觉得黄克诚同志不错，人很好。这回也要刺痛他。这次黄同彭的关系，表现他对人不公，党性不纯，如他同谭震林吵了架，到处讲。张闻天同志，主席说他是楚太子的病。他在小组会的这篇检讨，还是让别人念的。”

——周恩来说的这段话，让人听起来很不是味道。

骨气怎么和犯上联系起来？骨气和党性对立的？党性必须是驯服么？我想周恩来自己都未必赞同自己说的话。如果共产党只听一个人的，那么可以肯定，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如果党性无法包容，那么就是出来问题。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的评价：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要追究责任的意图，矛头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的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而不倒。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正因如此，随着各种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社会越来越乱，周恩来的威望越来越高。因为这些想要干实事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所以才有这样的情况：一旦运动慢一点，生产立刻就能恢复。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不幸的时代而言，是一件幸事。

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关于庐山会议，有这样一这张照片：

居中而坐的毛泽东依然笑容稳健，侃侃而谈；旁边的刘少奇庄重端坐，一如昔日之严重；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其他人则是虚心听讲。——庐山之外，灾难正悄悄然而至。

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彪、贺龙、罗瑞卿，但他们都不是最大受益者。

最大受益者：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荒唐。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咋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就不一样。

在毛时代，军内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德怀和刘少奇本来就是军内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之差（如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存在这难以填平的鸿沟。

彭德怀是军人，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的。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这叫文武自古难两全。例子太多了，比方说白起在前线刚刚打赢长平之战，后方的范睿就想办法让白起撤兵，以展示自己的存在，从而错过提前灭亡赵国的战机。比方说安禄山起兵，表面理由是清君侧，也就是对李隆基身边的那些人，如杨国忠等人表达不满。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有着难以调和的关系。正因如此，蔺相如和廉颇上演将相和时才能成为千古佳话。如果随处可见，会有人在乎么？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它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刘少奇和彭德怀相识比较晚，而且没啥交往。刘少奇没有参与过井冈山建设，长征时期跟着大部队。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战场是会场，他的作战工具不是飞机大炮，而是舌头和笔。正因如此，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才最终进入舞台中央。

然而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关系偏偏因为战争联系在一起。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见过，那一战引起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好处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调拨，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鸡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需要放火了，就拉一队人马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此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多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一只眼睛盯着中共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

后来毛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代表中央去了北方局。

当时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给予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钦差大人”当的还算不错，完成任务回延安。

然而刘少奇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而是在喝完水之后，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啦，打仗要考虑政治影响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了也就算了。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

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德怀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一群理论家们操着舌头朝彭德怀喷口水，把彭德怀烦的不行。

一番折腾之后，打了胜仗的彭德怀挨了批判做检讨，没有打仗的刘少奇地位高升至毛泽东副手。想让经常打胜仗的彭德怀对刘少奇服气，有点强人所难。

实事求是讲，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之定律，在敌后发展更多游击队才能给敌人更多威胁。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去从政治角度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志敌人不对么？争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站在宏观看，刘少奇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独特之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之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多方是对的，也是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所谓政治家，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但是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刘少奇折腾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加深了二人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五九年已经成为国家元首，接班一半。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偏偏是军方大佬，偏偏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

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付彭德怀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判彭德怀，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在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起来有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中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对抗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之人要搞军事政变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么？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人体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党性是不是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日后文化大革命中，说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把他们委屈不行。其实吧，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子，今天你运动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运动。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进行到底。

三年大饥荒之后，整个国家哀鸿遍野。中共召开史上最大规模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于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政治家”的立场做了一场伟大讲话。但是关于彭德怀的部分，刘少奇还是“政客”：“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到一九六二年，已经证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所作所为是对的，再也不能用说彭德怀泼冷水为“右倾”的情况下。刘少奇把“高饶案件”扯出来。高饶定案时不说，现在才说，何意？无非就是找借口对彭德怀泼脏水而已。有时候必须佩服政客脸皮的厚度。

刘少奇：“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在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多吃一吃不嫌多。反正是整人无所不用其极。把“白马非马”的论调进行到底。

按照刘少奇的论点，炒作“国际背景”剩饭，无非是想要证明彭德怀野心大，想篡党：“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

——都钻进彭德怀肚子里了。

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自己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该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实际上从宏观角度而言。大饥荒是共和国史上最惨痛的事件。如果没有大饥荒，后来历次运动就会弱很多，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刘少奇可能真的接班。

刘少奇：“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往被打翻在地的彭德怀身上泼上屎尿。

——概括起来一句话，大家不要相信彭德怀胡说八道。我会带着你们解决问题的。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真正接班。虽然是国家元首，然而在中国，国家元首并不是最重要的职务。在没有接班之前就和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当时刘少奇已经是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如下：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嘛。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再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像李井泉、吴芝圃、张仲良等人，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致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至于第二条原因么，内容有点长，这里先放一放，将在《刘少奇篇》仔细讲。

按照当时势力，二人放开手对干， 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内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第九章 是谁逼迫了毛泽东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会议开的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就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站在事后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那份信之后，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判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却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文革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以及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给点暗示。向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长时间以来都是如此。只要毛泽东在，彭德怀不会做任何对毛泽东不利的事——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而是冲一线工作负责人刘少奇去的，而且心中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属事情——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做？

在前面说过，毛泽东所以拿下彭德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二人之间的是非恩怨，除了为刘少奇清扫障碍，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

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目的非常明确：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因为自己吃不饱饭去参军，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

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多种，完全可以象粟裕那样晾在一边，也可以想朱德那般挂个虚职慢慢淡去。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建国十年，十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六二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六二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运动了将近二十年，然后改革开放。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联系此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那一年新中国全新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的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的流经中国人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它，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样的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之上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

战争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没有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

外战也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识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以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容易，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定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本人未必想这样，但是很多人推着毛泽东往这方面走。

毛泽东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个方式上去的。如果说康生等人也就是在开会时放放炮，大跃进中的弄潮儿们可是那事实当马屁来玩，比方说卫星啥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脑袋指挥政治家身体的时候，灾难不可避免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时，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之时，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之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近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的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去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虽然他强作镇定。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传统文化和当时国民素质所决定。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适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穿插、分割、包围这一套都不行，甚至连和谈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一亩地本来只能收一千斤稻子，你强制性去收一万斤，结果只能收五百斤。

很遗憾，大跃进那时代，理解经济规律之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之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之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政策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此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验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理论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呢？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因为团结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一统天下，秘密无他，靠的就是团结。

团结的办法有很多种，有时候是战争中团结，有时候是开会搞团结。一般情况是开会搞团结，非常时期仅仅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的，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好吃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等等——这种官吏古来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七七八八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所以把信压了好几天。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只是把问题描述出来，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央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饿死人也要但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说没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以毛泽东当时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住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那个政府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到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袖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越是艰难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那时候不仅仅饥饿无法解决，还将面临饥饿导致的混乱，甚至是天下大乱！如果动乱发生，再发生外敌（如苏联或国民党）入侵，不知道啥时候能结束。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老百姓还是有效的。度过眼前危机才是政治家首要任务。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求，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那你们开到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而无辜的膨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行政系统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是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

按古老的说法，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事情远远出于毛泽东的意料。在毛泽东看来，问题是暂时的。因为指导思想没错。既然指导思想没错，那就是实践中出了问题。实践中出了问题，就在实践中解决。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时间问题给解决了，那么这一页就过去了。然而他没想到，也没有认识到，大饥荒的根源是政策性失败。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实际上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依然没看到，或者说不承认大饥荒是由于政策失败。

拿下彭德怀之后，跃进更狂人了。死的人更多，这就导致一九六零年的悲剧。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彭德怀写信，没有庐山事件，六零年悲剧依然有，但程度会第一点。因为庐山会议之后的半年，恰好是大跃进最疯狂的时候。正是那段疯狂的跃进，导致了六零年的悲剧。此时的毛泽东依然认为是实践错误。

正是毛泽东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资修搞复辟。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拿下。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庐山上的刘少奇胜利了，却也是毁灭的开始。度过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很快就发现，站在他对立面的不再是军方背景的高岗，不再是军内大佬彭德怀，而是巨人毛泽东。倒不是毛泽东想要和刘少奇过不去。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刘少奇变了。

是的，刘少奇终于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那场悲剧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一帮人遭遇悲惨。

第十章 结局与开始

所谓军事俱乐部

既然说到彭德怀，那就多说点吧。作为历史人物，彭德怀的使命在庐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命运。本来不想多写。彭德怀的个人遭遇让人同情，还是多写一点吧。写彭德怀结局之前，介绍一下“军事俱乐部”成员，他们和彭德怀一样是受难者，和彭德怀一样值得尊重，忽略了他是不应该的。

在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中，黄克诚是二号人物，参谋。张闻天是第三号人物，政治代言人。接下来有一系列人物，如万毅、钟伟、冯学智、邓华等人的角色是战将。李锐的定位是秘书。如此等等，有鼻子有眼，听起来像真的一样。

正是李锐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努力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让后人了解庐山会议时有一个参考。在此感谢李锐先生。其实当时和李锐处境类似的还有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只不过没有被批斗而已。侥幸躲过庐山风波，却没能逃过文革风暴。

洪学智、邓华等人都是共军真正的精英，百姓的儿子，不仅国内战场久经考验，在朝鲜战场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让各路“联合国”军敬畏三分。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面对枪林弹雨无惧色，国家民族需要时可以挺身而出的男人。在内部政治运动中落难实在是一种悲哀。他们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说说两个特殊的人物，张闻天和黄克诚。

建国之后，文职官员中有两个特别的人物，分别是王明和张闻天。因为两位曾经是毛泽东的领导，尽管只是名义上。毛泽东之前，中共有过六个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其中四人死在建国之前，只剩下王明和张闻天。一九五六年，王明去了莫斯科，未归。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一直旅居苏联，攻击中共和毛泽东。他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张闻天。

尽管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实际领导者。但是理论上走上领导岗位是在一九四三年。那短时间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延安整风之前，中共理论上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要听莫斯科的命令。所以毛泽东之前的前六人基本上都是莫斯科指定的，都是国际派。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中共本土化。

张闻天对毛泽东支持就在于，遵义会议时帮助了毛泽东，并且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较量时发挥了很大作用。然后又在延安整风时退让。也就是说，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很配合的。王明离开之后，张闻天成了国内“唯一当过毛泽东领导”的人。

张闻天让位之后，日子一直不咸不淡。七大时为政治家委员，八大时降为“候补委员”，心理多少有点不爽。其实张闻天的特长是理论研究，呆在某地方好好搞理论工作就可以了。如果局势顺利，也没啥。毛泽东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把他摆在那里，也可以展现毛泽东胸怀宽广能容人（前任领导）。问题是局势很不太平。

当初还是知识分子时，张闻天就敢干革命，面对困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晒出来之后，张闻天准备发言。其实早在彭德怀写信之前，张闻天就做了一系列调查，也发表了一些观点，也没啥。但是彭德怀的信是一道分水岭，不仅是庐山会议的分水岭，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张闻天发言是在七月二十一号。七月二十号的时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张闻天：毛主席将要批判彭德怀，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但张闻天依然要说，而且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提出了十三个问题，从政策到经济到政治，无所不包。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提到了“大跃进”的缺点、产生的原因以及严重后果，并且和马列主义联系起来，和客观规律联系起来，条条框框说得头头是道。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大跃进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大跃进出了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出了问题，又是条条框框一大堆。

在张闻天的发言中，把经济问题上升到党内作风建设上：“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是张闻天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而且很中肯和有针对性。

但是政治就是这样，不是中肯有针对性的意见就一定被采纳，还需要合适的实际与合适的人。张闻天本人是前任领导，不适合发表那些纲领性的东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如果那些不算啥，那么还有一点，时机。张闻天的发言和彭德怀的信中观点不谋而合。张闻天理论功底超强，说起话自然比彭德怀全面深刻。

张闻天的发言相当于把彭德怀的观点全面升华。看起来和彭德怀简直是珠联璧合。

在毛泽东决定批判彭德怀的情况下，张闻天来个彭德怀的升华版，结果怎么样？自然会一起批判呗。所以毛泽东说张闻天和彭德怀“一文一武”，陷入军事俱乐部了。

大家批判张闻天时也是同一个调子：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八月二号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信，把张闻天的问题做了一个总结：“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叹曰：错误的时机，错误的人，即使提出正确的观点，也只能是一场悲剧。

从此之后，张闻天落难。但是此次落难还没啥。对张闻天来说，更大的磨难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为了“构陷”刘少奇，张闻天因不肯配合，张闻天被一口气批判十六场，没有得到想要结果。接下来张闻天被“监护”五百二十三天：夫妇二人被分别关在两个房间，迟尺天涯，不得相见。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回忆了单端可怕的经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逝世，张闻天没能再翻身。在那个所谓“军事俱乐部”中，张闻天只是三号人物而已，他的特殊性远不如二号人物黄克诚。

一九零二年十月一号，黄克诚生于湖南永兴，五五年领大将军衔，湖南开国六大将之一。十大将军和十大元帅的排名不太一致。十大元帅中，谁第一谁第二很清楚。十大将军有几种排法。按照五五年授衔时的排列，黄克诚居粟裕之后，第二位。现在流行的排列中，黄克诚位居粟裕和徐海东之后，第三位。还有按照笔画排列的。这些只是趣谈，并不重要。

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带着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等地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八年，转到湘南搞暴动时，把二十六岁的黄克诚从新军阀唐智生队伍中吸收进来。早在三年之前，黄克诚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算是积极分子。

黄克诚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从外表看，带着一副小眼睛，斯斯文文的。事实上，黄克诚性格非常刚强，要不然也不会放着唐智生营指导员工作不干，跟着朱德去井冈山了。更为难得的是，黄克诚为人原则性非常强。正是因为他办事非常讲原则，人生中时时面临额外的压力。具体说就是帽子一大堆。

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他几乎在各个时期都和领导人争论过，而且牛脾气十足，尽管结果多数证明他对了，负面压力却是不少。

黄克诚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湘南暴动，却反对滥用暴力。当时湘南特委为了制造老百姓和富人对立，搞焦土政策，就是把能抢的给枪了，能烧的给烧了。把百姓都焦土化了还有谁支持你？岂不是把自己变成鬼子？所以黄克诚抵制，结果只烧了衙门，民房、商铺啥的保存了下来。但黄克诚自己被湖南特委撤职。

李立三幻想“攻打武汉、饮马长江”那会，黄克诚反对，遭批判，日然高喊：“我不服，我不服！”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在黄克诚耿直的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还不是庐山，发生在三一年“肃反”。说真的，中共最残酷的时代并不是建国后历次运动，而是早期肃反。后来政治运动虽然残酷，但是比起肃反时代那种按照名单杀人、碰见戴眼镜就杀的时刻，已经非常幸福了。比方说夏曦同志单枪匹马就把红二方面军党员给杀得七七八八，做到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再比方说张国焘同志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把徐向前老婆给杀掉了。可见其残酷性。

黄克诚的过错并不在于他自己有问题被肃反了，而是他反对肃反，试图说理，唐三藏一般唠叨：这样滥杀无辜是不对的，大家都是同志，有理说理，不能毫无根据杀人等等。那时候大家基本上不敢多说话，生怕引起特委同志注意。黄克诚倒好，不但说这么做不对，还用脑袋担保某些人没问题。特委同志本来看黄克诚戴眼镜就不顺眼，看着彭德怀佛面没反他，他自己反而撞上来。那就不客气了，决定把黄克诚同志给肃了，抓在送往军部，等候处决。眼看就要光荣成为烈士了，黄克诚命大，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之际，彭德怀从火线赶回救他一命。没有彭德怀，黄克诚就要步段德昌后尘了。所以二人关系很铁。

常言道，经一事长一智。黄克诚可没有这觉悟。长征之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本是正常意见，结果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再一次被撤职下放。

黄克诚又反对过王明，反对过饶漱石排挤陈毅，延安整风时反对抢救运动。当时大家都在整风，黄克诚在苏北硬顶：“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结果毫无悬念，再一次右倾。

到了东北战场上，继续自己的反对事业，这一次是反对毛泽东。

血战四平之际，毛泽东命令坚守四平。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十万人与敌激战，消耗巨大。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开始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五月十二号直接致电中央要求撤。好在后来林彪终于下决心先斩后奏，撤。五九年庐山，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这样一路下来，发现黄克诚将军基本上和所有时代领导闹过矛盾。一路反对领导下来，右倾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如果仅仅比右倾帽子数量，估计没人能比得上黄克诚将军。而且是每带一次右倾帽子就要罢一次官。罢官之后又升官，非常有趣。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再一次得到右倾帽子，再一次被罢官。这也他一辈子最后一次右倾，最后一次被罢官。

和林彪一样，黄克诚也是在会议中间被叫上庐山批判彭德怀的，不同的是，他选择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黄克诚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是在报答彭德怀的救命之恩么？

不，他是在坚持自己的信念。

当然他再一次付出了代价，不仅仅成了右派，不仅仅被罢了官，而且坐了牢。

也许黄克诚将军已经习惯了右倾帽子，习惯了被罢官，但这一次真的有点长，二十年啊！一九五九年的黄克诚将军，五十七岁，正值壮年，二十年后再次复出，已经垂垂老矣，出于油灯将尽的地步。

复出之后的黄克诚依然故我。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因为政治因素丑化林彪，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真汉子！

评价：黄克诚的一生是值得敬重的一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号，黄克诚死，想念八十四岁，他的妻子唐棣华上挽联曰：“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容很大气，用在一般人身上显得俗套，在黄克诚身上恰如其分。配得上这种评价的人极少，黄克诚就是其中之一。

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关系怎么样呢，看两个人性格就指点肯定不会和风细雨。事实上他们确实一直是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但二人关系确实很铁。铁到毛泽东认为他们像“父子”。其实彭德怀仅仅大黄克诚四岁而已，应该说像兄弟。

从性格和为人方面来看，庐山之上的精英们让这样两个人去组建“军事俱乐部”倒也般配。简直是天生一对嘛。没办法，让彭德怀一个人顶那些罪名也难以服众，把黄克诚拉上解释起来就容易了。加上张闻天和周小舟，就差不多了。

选择

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动机之后，大致可以判断：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有三层考虑，一，个人恩怨，不提是说不过去的；二，为继承人刘少奇搬掉一个潜在的功高震主的障碍，只是后来刘少奇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这一层被忽略了；三，通过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再一次教育全党团结，共度难关，只可惜方向反了，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为了维持既定路线，暂时把帽子扣在彭德怀等人的头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证据。

给人家一个罪名，就要取证，对吧。如果换成斯大林那种搞法，直接秘密处决了，如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中共这边还是好一点，取证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家自己承认错误，写检讨。按道理说应该有一套司法程序。不好意思，司法程序在战争期间没有的，到了五九年那会，司法程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彭德怀的问题属于党内问题，只好按照党内传统解决，就是所谓批斗会。党内批斗会是非常猛烈的。比方说党内的张国焘同志，就是架不住党内批斗跑到国民党那边的。比方说高岗同志，同样架不住党内批斗，选择走上绝路。文革自杀的那些人，如李立三，也是担心炮火太猛烈。那些战场上的好汉，如萧克被批斗到吐血，如陈毅被批斗流眼泪。其实批斗会是啥呢，一点也不神秘。

一帮知根知底的同志坐在一起，说彭德怀同志，你某年某月某日干了某事是不对的，造成了某个后果，本来应该怎样怎样云云。想一想，大家干革命红红火火几十年，谁没干过错事？不说战场上，就是生活在吃喝拉撒，还能挑不出错误来？那才是怪了！西方人相信上帝。上帝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何为有罪？犯错而已。西方谚语云，只要行动就会犯错。东方人讲究反省，说君子博学日三省，则智明而行无过，说白了也就是多想想少犯错。

不论你是谁，有一帮知根知底之人给你揭老底，要多少能挖多少。另外旁边还有一帮理论家借题发挥，什么列宁啥时候说说啥表明彭德怀你是错的，什么你的行为和马克论文第几章第几节不符合，什么违背了主席对我们的教导等等。一番引申论证之后，能得到一大堆罪名。比方说，有人指责彭德怀的原名叫彭德华，可引申为得到中华，进一步引申为和毛泽东争天下。就是这样。

大家一大堆人都在那里说，你老彭有错，你彭德怀有错，你反党，你反对毛主席，如此等等轮番轰炸。玩人海战术。玩偷换概念。玩诡辩。一大堆搞理论工作的攻击同一个目标的时候，骆驼都能说出马。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同理大兵遇到秀才同样有理说不清，被这么七绕八绕估计给绕糊涂了。这是刚猛的一路，合力攻击。

还有温柔的一路，那就是游说。

七月二十三号下午，彭德怀在散布，听到有人喊他，一看是老战友聂荣臻。

聂荣臻：“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彭德怀：“散步，乘凉。”

聂荣臻：“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耐心地劝说：“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这方面聂荣臻有经验，干总参谋长时遭遇过。如果说这一次是偶遇，那么四天之后，毛泽东让聂荣臻和叶剑英看望彭德怀，就属于游说了。

七月三十号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大意就是说让彭德怀站从大局出发，为党和组织考虑。彭德怀如是记载此次会面：“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巨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那么流眼泪是咋回事呢。三天之后，聂荣臻在小组会议上提到当时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继骛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可以想象，当时三个六十来岁老战友掏心窝子的情形。

还有其它人也说，老彭你就别倔了，给主席认个错，他老人家是不会错的，接下来大家继续工作。这些人也是一番好意，叶剑英元帅那种情绪不可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他们都不了解当时的局势，也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选择。

个种滋味，他们在八年之后，二月逆流时才体会。

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要彭德怀认错。在元帅们看来，彭德怀认错就完了。然而他们不了解当时的局势。在毛泽东错误估计局势的前提下，不能指望元帅们看穿未来。事实上在一九五九年那一会，在最高领导层中，还没有人清醒的认识到大饥荒的凶猛。他们见识过各种凶猛的敌人，却是第一次面对凶猛的客观规律。

彭德怀写了检讨，继续批判。庐山没批完，回到北京继续批。大家唾沫星浪费差不多了，彭德怀带着满身口臭味去了北京郊外的一处旧宅种地去了。一边种地一边念点书一边写检讨一边想不通。六年之后，又把自己的平生写成自述，类似于自传，给了毛泽东。一共不到十万字，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看。

在辩论家口中，白马可以非马。但是在真理那里，白马永远不可能非马。

严峻的现实终究不是靠舌头解决的。他们可以忽悠彭德怀写检讨，却解决不了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如果当年彭德怀不写检讨会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也许留给后人的形象更为光辉一点。尽管如此，他那有缺陷的身影已经足够高大。

庐山之后，彭德怀就淡出了。一九六五年诡异的去了一趟三线，在李井泉监视下过了段时间。随后就落到红卫兵手上。除了周恩来出面力保半年，其它时间都是备受折磨。别人遭受到的痛苦他尝到了，别人没尝到的痛苦他也尝到了，细节就不写了，心酸。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二十五分，饱受折磨的膨大将军干过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的事迹、承受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磨难之后终于解脱了，走完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他的一生足够精彩、足够强悍。斯人已去，故事还在。

评：彭德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配得上任何赞誉。

古人云，将军百战声名裂。彭大将军一生无所畏惧，最后却败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人手中。他的故事是一出悲剧。悲剧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勇气，直面悲剧的勇气。在这出悲剧中，还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彭德怀恨毛泽东么？

按照一般观点看，彭德怀应该恨死毛泽东了。因为彭德怀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放眼这世界，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给彭德怀自造如此多的痛苦。而在这些痛苦之前，二人曾经亲密战斗，曾经彼此信任，曾经携手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毛泽东。然而彭德怀最后给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一个中肯的陈述句，未见痛恨。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一般人不敢说不敬的话。

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彭德怀的心理。我的个人判断是，不恨。至少不是一般人想象中咬牙切齿的怨恨。

理由如下：

第一个就是彭德怀的个性。彭德怀是个直肠子，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藏不住话。如果有恨到骨子里，在逝世前应该有表现。虽然当年政治环境恶劣，但彭德怀一生有几天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何曾当过孬种？八大期间他敢提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期间敢和毛泽东对飚，死前有怨恨还不敢发泄？笑话。

分析一下那封信的动机。

彭德怀写那封信应该是酝酿很久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神速。

上山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彭德怀做了很多调查。虽然他是国防部长，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虽然他知道军人干政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大忌，但是他不在乎，成为军人之前他首先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干事，实实在在打仗，尽管他有时候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甚至心胸狭隘。

彭德怀的性格决定必须那么做。不管是平江暴动还是上井冈山都未了一个目的——首先自己不挨饿，其次是让自己这般挨饿的人不再挨饿，简单实在，如此而已。后来朝鲜挂帅，拿一世英名做赌注，目的也是求得和平，让穷人不再挨饿。庐山写信，动机还是一样。

——年岁大了，头发白了，我心依旧。

不同人对庐山事件有不同回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彭德怀的表情描述：板着脸，没有丝毫表情，如果钢板一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情形如此严峻，能笑得出么？

情形如此严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彭德怀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何尝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就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因为彭德怀没有能力解决灾难，只有依靠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高领导。历史上的毛泽东总有办法渡过难关。于是彭写了信，以私人名义给他信任的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彭德怀庐山写信的矛头可能是指向刘少奇的。他认为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把国家搞成这样应该负责。但他首先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次才是私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为了私怨，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局势明朗一点再出手。但是他看不到当时官僚阶层的作用，在饥荒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了官僚只能天下大乱。

此后岁月里，彭德怀虽然个人遭受了巨大伤痛，但是放在那个时代的大痛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彭德怀恰好是一个关心天下的人。在那种天下人都受苦的情况下，即使受了很多苦也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偶尔抱怨一下，说卫兵给我一枪吧。偶尔给周恩来写信时加上前缀：今天被打狠了之类的话。而且他从没抱怨过毛泽东。因为他和那一代的同志一样，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问题，解决时代的痛。

所以可以判断判断，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因为他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

然而故事没有就此结束。

毛泽东的两个目的中，第一个目的——解决了彭德怀问题——达到了，第二个目的——用彭德怀解决问题，即用彭德怀再次团结全党大跃进——失败了。

大跃进的失败带来了惨痛的大饥荒。大饥荒导致中国人口非正常减少千百万，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

为了医治大饥荒的创伤，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而刘少奇因为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发生分歧，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运动。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开始不满，整出了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庐山会议拿下彭德怀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终点变成起点的原因就是下面一个篇章，大饥荒篇。

第四篇 大饥荒

第一章 三个法宝

前面谈到庐山会议。在庐山之上，说点真话的彭德怀被推入人生低谷。现在大家都在为彭德怀惋惜，认为赫赫有名的膨大将军在为国为民做了重大贡献之后晚景不应该如此凄凉。更有甚者提出了种种猜测。前面把这种顾虑和猜测过了一遍，讲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那些烂账，讲了刘少奇和彭德怀之间相互不顺眼。然而大家也应该明白，彭德怀冤案的前提是大跃进。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庐山会议。

没有大跃进作为背景，彭德怀也就不会写信，回忆在七月中旬就结束了。没有庐山会议导致的惨痛结果，彭德怀的事也不会如此刺眼。

如果把事情连起来看，那些在庐山之上批判彭德怀之人，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若干年之后都体会到彭德怀的痛苦。比方说大跃进时代的弄潮儿们，大饥荒之后，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文革兴起之时，凡是在世的无一例外的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比方说李井泉在文革中的遭遇。不仅如此，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刻一直在反思，甚至在煎熬。比方说沉痛反省的吴之圃。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一度迷茫恐慌，最后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决然的发动文革解决问题。他的这些做法，如今依然遭受非议。

要说那些人真的是各个跟彭德怀有深仇大恨？绝对瞎扯。要说那些人都是毫无缘由的跟着毛泽东？也是瞎扯。比方说贺龙和林彪，并不是一直都是唯唯诺诺之人。文革开始之际，贺龙站在刘少奇一边。文革后期，林彪的种种选择。都表明他们不是那种之会溜须拍马之人。

那么这一切应该从何说起呢。

抛开感情上的是是非非不谈。庐山会议本质上是要不要继续大跃进的问题。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看，都知道当年不应该搞大跃进，为啥还要搞？这要从建国思路说起。

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本来不想在这里提毛泽东的建国思路的，放在最后面毛泽东的篇章里讨论更为合适。既然行文到此，不说就乱了。毛泽东的建国思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路，而是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思路。毛泽东作为那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所以这里就说是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毛泽东要把中国建成啥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及毛泽东追随者的说法，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世界还在遥远的未来，没有人知道是啥样。

因为那是一种理想。

就算有人可以穿越过去看看，再穿越回来讲给大家听听。我们估计就跟对待陶渊明的桃花源、柏拉图理想国、摩尔乌托邦一个心情，听听，感叹一番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穿越，也就没有办法认真对待。如果能找到穿越办法，也会认真对待，不是吗？谁愿意在他妈现实中忍受强权挤压、欣赏资源占有者耀武扬威、为了无聊琐事耗尽一生！

然而根据马克思列宁及其追随者写的书，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物质极度发达。如果生活在那个世界，从北京到上海，想步行就步行，想开飞机就开飞机，甚至可以坐潜水艇从下水道驶入渤海湾、穿过黄海、再从东海黄海分界线驶入长江口、再驶入黄浦江，多爽！而且是按需分配。啥意思呢，就是说你需要吃鱼翅，就有鱼翅给你吃，不需要考虑人民币的问题。你去北京游玩，不仅不需要各种门票，还不需要考虑衣食住行。大概就是这样。

绝对意义上的按需分配不太现实。比方说按照需求，很多男人都想找很多美女，而美女是稀缺资源，除非克隆事业极度发达之外，即使把所有女人都整成美女也不够分。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特征：公民精神层次极高。

所谓精神层次高，就是不用提八荣八耻，大家也会好好生活，从不随地吐痰、不插队、不闯红灯、不骂人、不搞地狱攻击到不贪污腐败等等。精神层次高的公民，不会几个人吃饱之后没事戳麻将。精神层次高的公民，不会有了几个钱就专研吃喝嫖赌等尖端事业。大家想的是如何帮助他人，改良技术等等。

这种状况现在看起来有点玄。因为按照国人性格，对技术啊创新啊之类的题目兴趣不大，闲了没事更爱打几圈麻将；或者小酒一端，一边干杯一边神侃；或者就去找点风花雪月的乐子，诠释一下饱暖思淫欲那叫古语。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并坚定不已的朝这个方向奋斗，就好像当年哥伦布坚信能跑到印度一样。

哥伦布想去印度，方式就开着简陋的船只沿着大海上跑，最后跑到了美洲。毛泽东有啥办法带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世界？这里重点就是分析一下他的方式。

四九年之前，没有现实基础，就从四九年之后说起。朝鲜战争期间，留在国内的那些人在干吗呢，两件事，军人在剿匪，官员搞建设。战争一结束，毛泽东就把经历转移到建设上。如何搞建设？毛泽东心里也没底。根据多年来人生实践经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如此这般就行。

如此哪般呢，高举三面红旗。即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

关于三面红旗，前面已经简要讲了一点，现在仔细看一看，看看它究竟有啥魔力当年能把整个中国推入深渊。

三面红旗的背景

三面红旗的棋手是毛泽东，然而正如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并非毛泽东一人创造，而是整个一代人集体努力的结果。

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

大跃进的背景有两个：国内和国际双方的。

漫长的中国历史，一直都在分分和和。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在分分和和的过程中，每一次重新统一，都要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比方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整合起来的力量释放在工程上，长城啊、秦皇陵之类的工程都是绝世无双。汉帝国时代，经过前期修身节能之后，到汉武帝开始释放能量，于是有卫青霍去病杨威沙场。隋唐时代基本上重复了秦汉的路子，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如唐太宗击溃突厥。即使是汉人最后的王朝，明帝国，依然有成祖五次出征、郑和七次航海。

从清末开始。中华民族再一次进入被欺负的时代。百年之中，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大地流血不止。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一波接着一波，终于结束了。打完仗，被人欺负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再一次浴血重生，满血复活，重新站了起来。应该如何释放能量呢。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教训已经告诉后人，劳民伤财的巨大工程不能干了。那该怎么办呢，考虑民生搞建设吧。共产党靠老百姓拿下了新中国，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当时中国国内可以说满目疮痍，一穷二白，除了伤口和热情啥都没有。

要想挺起腰杆子，首先家里要有粮食填肚子，要有工业支持。拿起枪杆子搞定江山的农民工人，积极性非常之高，想要赶紧种粮食搞生产。这些都是国内需求，从上到下一致的。此外还有国际形式需要。

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毛泽东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苏联一把手，家大业大，但这些都是继承过来的，并非他个人的创造。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证明了自己。中国虽然实力上比不上苏联，但毛泽东是创业者，这点上要优于赫鲁晓夫。

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

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热。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很好的完成了领袖的职责。

五五年十二月四号，毛泽东发表讲话凡有反保守，曰：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快、好。这话要看怎么解释。要说吃苦耐劳，没有哪个群体能比得上。但要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好，有点不现实，因为英美工人虽然爱罢工啥的，事实上对技术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认同。所以话中前提本身就有片面性。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指出话中的局限，而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加剧了缺陷。

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又过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大家非常重视，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到此第一面红旗形成了，用当时话讲，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得来的第一个法宝，此后众人高喊总路线万岁。它的形成过程是由毛泽东提出、其他人补充、再由毛泽东总结形成的。三面红旗并非平行的，实际上是一旗生两旗。如何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呢，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现在看看第二面红旗——大跃进。

必须承认，大跃进这个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现在中国人提起大跃进那个感受真叫异常。大家一边诅咒大跃进，一边在搞大跃进。大跃进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五六十年代生产大跃进，然后是改革大跃进，又是高校扩招大跃进，现在就连高铁都来一把大跃进。这些跃进有成绩也有错误。当然最万恶的还是房价和物价也跃进，而且向上跃！

让我们回到生产大跃进时代，看看大跃进一词如何诞生的。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才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五六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从此国人记住了这个词——大跃进。这个词听起来很大气，毛泽东很欣赏。因为毛泽东很欣赏，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也跟着欣赏。

总路线诞生过程中，周恩来曾经反对过冒进，后来毛泽东又来个反反冒进，接下来负负得正，变成大跃进。大跃进是啥意思呢，就是本来计划一个星期才能吃完的饭，现在一顿吃完，撑不死才怪了。原来计划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经过大跃进，就变成十年超过英国，再次跃进一下，变成五年超过英国，再次跃进……就要超过欺负咱们百把年的英国佬了，听起来很迷人，想起来很梦幻。大家被这种梦迷住了，没去想操作过程。

如何把这些迷人的梦幻变成现实呢，具体操作起来是这样的，就是让小麦亩产几万斤，水稻亩产几万斤，凡是地上长的，统统亩产增多十倍上百倍。为了增加产量，那也就增加干劲吧。本来耕地二十公分，现在加十倍，耕地两米！就要庄稼长长长长长。

什么人定胜天，什么人有多大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狂言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语录。这是农业的。

还有工业的。咱们国家所以工业落后，缺少拖拉机、坦克、飞机。这造些玩意首先需要材料，尤其是钢材，那就炼钢吧。反正咱们人多，就来个全民炼钢。于是就有“以钢为纲，带动一切。”

这钢怎么炼呢，祖国人民发挥了聪明才智，除了正常途径之外，还有附加方法。比方说，整个村人调动起来把上山从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树木全部砍掉，扔到一个山沟沟里，再把人工挖掘的矿石扔上去，不够就把村子里锅碗瓢盆什么的扔上去，然后点火去烧。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之后，木材烧光了，锅碗瓢盆也烧成了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形状。只是当时中国比较封闭，要不然很多东西都能上吉尼斯纪录的。

把大跃进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纪录下来，可以编写一本《目睹之怪现状》绝对比那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畅销。听起来很好笑，只不过这笑是苦的。

真正落实总路线政策的是第三面旗帜，人民公社。

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他的学生们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二老，也把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称为公社。毛泽东再一次创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他们的设想进行实践。

毛泽东设想：几十年后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看起来很美，不是吗？然而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往往很危险。比方说看见水中的月亮也很美，跳下去捞，说不定就上不来了。据说李白就是跳掉水里捞月亮没有上来。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空想家也就罢了，然而他手上有着巨大的资源，拥有无与伦比的威望，拥有一个精干强悍的队伍，拥有无数人无条件的支持。不仅如此想，还要如此做。

五三年，土改基本完成，开始农业合作化过程，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之后，合作化过程完成。又过两年，也就是五八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合并过程中，有些地方就改名为“公社”。毛泽东又做了一些谈话。号称天才理论家的陈伯达同志受到启发，首创“人民公社”四个字。

毛泽东爱上了这四个字，并坚决推行之。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使得农村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目的。应该大力推广。

在伟大领袖号召下，在伟大领袖追随者们强力推动下，五八年年底，全国农民基本上全部变成人民公社社员。

在人民公社内部，有专门人烧饭，有人养牲口，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听起来还真像现实版的乌托邦。难道共产主义真的要实现了？莫急！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只因为它的每一个因素都必须具备，否则就变成谬误，致命的谬误。让我们看看这个三面红旗是如何致命的。

致命的三面红旗

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毛泽东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日本人生产电子、德国人做精密工业也要遵循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

原则性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执行。多、快、好、省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当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就好比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具体到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就来了。也就造成很多人的不满。在建设从零开始的当年，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

就老百姓来讲，特别是农民，总路线意味着多干活、干快点、而且要仔细的干。这些没啥。中国老农民从来就是干活好手。问题是，干活同时营养也得跟上。一餐跟不上，就会肚子饿不舒服；一天跟不上，心发慌；一个星期跟不上，就会削瘦；时间再长了可能就会生病，就会非正常死掉。造成老百姓营养跟不上的，恰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规律，一个合适的原则。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造作方式。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干工作那一份死工资，胆子瘦点的，会不停的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中间有可能发财，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皇粮。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从一穷二白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路，没人知道道路有多长，但路上肯定有很多障碍。一开始就开足马力、低头往前跑，必然要撞墙，撞的头破血流。

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地到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

大跃进时代，国人有干劲，却因为干劲太足而脱离了基本常识，悲呼？

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听起来很好呀，集体主义，集体力量大嘛。然而它的最大弱点也就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吗？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富裕起来，一起抵御敌人，强大起来。现在看来，这个是不是过于谨小慎微了？没有办法，当时中国人被欺负一百多年，已经怕了。再也不想受气了。所以那个时代刚刚结束耻辱生活之人和现代人思维不一致。

这个设想听起来似乎很美好，而且很新鲜很有诱惑力，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一统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情形。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

又过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再杀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明初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动则灭好几族，残酷程度远胜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家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的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或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或者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执著于毛泽东人的战功，贬毛泽东之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第二章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大，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土地重新分配。洪秀全也就是一句“耕者有其田”，就把清王朝折腾的摇摇欲坠。

每一个王朝初年，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中央政府有钱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言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非配，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印象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法无天，当他要批彭德怀，彭德怀就要完蛋；要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就要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落了再起；他暗示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会拖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资源。——那就是土地革命，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土地改革相当于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代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法无天。

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的接受了。

第三章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之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一些书籍，但不要相信那些数字。因为那些数字不准确。准确的数字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一个农民叫张三。张三从小是帮助地主干活的，本来没有地。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国家和领袖的感恩之情开始如下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张三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到田里帮帮丈夫。

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一卖，换点零用钱。

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可以一家人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死在炮火中的张三他老爸已经非常不错了。

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的越多越快越好。

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自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他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和当年的自己一样，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多干点活也没啥，谁让翻身当主人了呢。当了主人就应该负责任嘛，多干点也就干了。

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仅无法自主生产飞机大炮这样的高级货，连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概念，叫代销店，里面除了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没人愿意吃的。

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即农村集市。

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去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五米。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

集市上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

那时候还没有养殖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

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

这些玩意现在基本上都绝迹了，即使你身价千万，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

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也不用流口水。那些东西并不多，即使在农村也不多，土鸡鸭什么的固然味美，却是数量有限，还要下蛋用；鱼鳖虾蟹固然好，一年也抓不到多少；野鸡野兔啥的，偶尔能碰到就不错了。这些珍贵的资源是乡村最原始的经济基础。

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最可能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人肉。

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

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这样一来，原始的农村集市也就减少了。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

缺乏副食品，张三的身体就会出现营养失衡的情况。营养失衡，可能导致身体抵抗力减弱，然后导致生病。即使没有病，也会出现身体素质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就会有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不高，就算万分之一好了。当时全国大概有六亿如人口，乘上这万分之一的概率，就会有六万人可能非正常死亡。

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

为了祖国，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

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十亩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领导看到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

粮食不够吃，营养自然跟不上。人身体好比一个机器，需要维护和保养。最基本的保养液就算营养。如果营养失衡还是小事。那么营养跟不上就大事了。营养跟不上，人就会削瘦，身体抗病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如果长时间缺乏营养，身体就会削瘦。这样一来，就会增加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从万分之一上升到千分之一，那么全国将会有六十万人可能非正常死去。

身体素质下降的张三同志还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

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干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天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

如果碰见残忍的基层官员，光炼钢还不够，还要把自家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营养不良、营养缺乏、腹中饥饿。

在这种情况下紧张的体力劳动，无疑会增加生病概率、增加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概率从千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一，那么全国就会有数百万人可能非正常死去。

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某处百姓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由农民出。

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帐。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活就一白眼，谁也分不清是累死或者饿死。

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

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然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假如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

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非在充公之前吃掉？

实情是，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导致了牲口数量减少。

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

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抽空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了。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

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户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

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麦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农家土菜不同，可不是为了清肠胃排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

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就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

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

经历如此之多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那只能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吃出了瘟疫等等。

三年的时间里，几十个人里面有一个非正常死去的，看起来并不十分显眼，特别是放在中国历史上看。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如此之多，放在一起看就非常震撼了。但是当时的官僚们好像并没有如此觉悟。

大饥荒

那三年里，千百万同胞在非正常状态下丢了性命。

那三年是中国永远的伤口，是中国人永远的痛。

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大饥荒几个字，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伤口，依然鲜血直流。

那几年好像已经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然而真相是，大饥荒才是毛泽东政策的转折点。比起大饥荒之悲惨，文革那些事就算不了什么。文革被反复拿出来说事，只因为文革中被打击的很多是所谓上层人士，有话语权；大饥荒中死去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尽管如此，大饥荒依然是新中国的转折点。

在大饥荒之前也有政治运动，但是那些运动都是为了建设。比方说高岗事件，调到岗进京给权力，是为了搞建设，因为高岗在东北干的不错；拿下高岗依然是为了建设，因为高岗违规了，妨碍了建设。后来周恩来反冒进，为了建设。毛泽东反反冒进，还是为了建设。大跃进，也是建设。即使庐山会议，也是要继续跃进，还是为了建设。大饥荒之后，运动就比较纯粹了，纯粹到为了运动而运动，目的只是为了弥补大饥荒中的过失。

结论：没有大饥荒，就不会有文革。文革的根子在大饥荒。

大饥荒那三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之惨之痛之严重，今天恐怕已经难以描述。提起大饥荒，保守主义者竭力掩盖真相，心怀鬼胎的分裂主义却竭力攻击政府。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只需要了解真相、分析真相，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此而已。

大饥荒原因有三个。一是天灾，二是中苏决裂，三是政策失误。

说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源于天灾，相当不靠谱。

咱们都知道中国很大，大到每年必然有地方出现自然灾难。同样因为中国很大，也就不可能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自然灾难，而且是连续三年。除非传说中的末世来临，要不然就不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同时自然灾难。

一九六一年底，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得到答案就是并非天灾。因为他发现，湖南旱灾还不如旧社会（刘少奇小时候）严重，死人却更多。正因如此，他决定改变，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两人竞相搞政治运动，导致文化大革命诞生。这些在下一篇讲述。

那三年确实自然灾害严重，五九年的洪水，或者六零年干旱，确实都是重大天灾，天灾只是造成部分地区粮食减产歉收而已，并不是不收，也就不是那么多人非正常死掉的主要原因。而且粮食减产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还有许多人为因素。

至于苏联背信弃义，也是事实。

一九六零年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科技合作项目，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逼着中国政府偿还债务。

还债，还是在六零年，天灾最为严重的时候。

这些债务咋来的？一部分是斯大林时代贷款。另一部分是购买武器装备的费用。这部分费用用于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帮助苏联打的，此时苏联竟然……唉，何为大国沙文主义？这就是。

纠缠这些没意思，国与国之间的感情只是用来领导人会面时用于彼此介绍的。

可恶归可恶，苏联逼债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大饥荒已经过了一半。

前面已经分析了两个原因，自然灾难不期而遇，在不期而遇的灾难中偿还债务。但是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个，政策失误。

一九五八年丰收，三面红旗扛起来，极左至高峰。

三面红旗本质是牺牲农业搞工业，牺牲农村搞城市。这是政策。对于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是人，只是一句话，听起来软弱无力。要把它们用内容充实起来才能展示其恐怖力量。这些恐怖力量来自一个恐怖的体系。

体系最上层，毛泽东。

前面说过，三面红旗来自毛泽东诗人化的脑袋。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头脑赢得了无数胜利；到了建设年代，同样是毛泽东脑袋，就想了，咱们在战场上可以打败对手，为啥不能在建设上战胜他们呢？当然可以啦。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时，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不管人家英美搞了几百年。这还不过瘾，过几天又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没人知道英国是啥样，却想着去超越它。大概是中国对鸦片战争记忆过于深刻，所以一定要超过英国鬼子。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两年之后，中国大规模饿死人。

战争年代，执行毛泽东天才思想的将帅中有几个人被称为五虎上将，就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人，他们通过自身天才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永享尊荣。如今毛泽东搞建设，需要额外的帮手。帮手就是新的五虎上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成为永远的耻辱。

请记住新五虎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委书记李吴芝圃、安徽委书记李曾希圣、山东委书记李舒同、甘肃委书记李张仲良。这五个人是大饥荒时代弄潮儿，是主力军，是历史主要责任人。

老的五虎上将在战争中消灭几百万敌人。新的五虎上将更猛，在各自主政期间，在自己行政地区，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五省直接人口减员千百万。这五个人都在庐山非常积极，争当批判彭德怀的马前卒。

话说五虎上将有啥特征呢？先说他们共同特征：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在毛泽东身边表现，建设时期积极表现、狂热无比。

第二个特征，继承了庐山精神，毛泽东在庐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此五人在各自地盘里搞小庐山，整人无数，很多人前途尽毁，甚至家破人亡。

第三个特征，亲手推动大跃进，为了所谓的中央政策，对千百万人民非常差死亡视而不见，堪比任何时代任何恶心的官僚。

第四个特征，文革期间被准确批判，文革之后被错误平反。

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论啥时候，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少不了这几个人。

下面再说说他们的不同。

第四章 新五虎上将

舒同是个书生

舒同，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四号。

职业，书法家，革命家。

信仰，共产主义。

舒同家庭并不富裕，幼年时在其父引导下拜入一位老先生门下习字。相当于学前教育。哪知舒同天资聪慧，十岁时便已闻名乡里，成为神童。舒神童并不安于练字。在那个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终于成为一个积极的年轻人。

十五岁的舒同就和一帮同样积极的年轻人传播新思想。二十岁就写文章揭露北洋政府种种不是，凭借一腔热血去奋斗，简直是天生的革命家。于是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一年之后，国民党清党，进一年党龄的舒同和组织失散。许多人因此脱离了组织，舒同也成了江西省政府通缉对象。舒同没有顶住压力，满世界寻找组织，辗转东南各地，一度穷困潦倒，没办法了，就用自己一手漂亮的字讨得温饱。舒同好不气馁，终于找到井冈山，成了红军，参与历次反围剿和长征。这是一段标准的红色故事，红色革命家的故事。

事实上革命只是舒同的一部分。革命是一件高危险工作，而且极为艰苦。打仗之后，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除了开会和训练之外，全部的休闲就是抬眼看天、低头看水，相当寂寞的。舒同不一样，他还有自己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练字。

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舒同有了马背书法家的美名。

舒同因为读书识字，就在红四军，以及后来红一军团搞宣传工作。正是那段时间，在毛泽东那里混了脸熟，为日后被重用打下基础。红军到达陕北，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老头起初看不起衣衫褴褛的红军，就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泽东一听皱了皱眉头：好你个老头，瞧不起我们是吗？让你知道咱们人才济济。毛泽东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那老头写一封信，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那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表示佩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参政。当然毛泽东非常高兴，称舒同是“党内一支笔”。

那么舒同书法到底如何呢？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舒同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习者甚众。舒同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从二王（王羲之父子）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

何为“七分半”体呢，就是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

——书法上，舒同先生的造诣在共产党内罕有人匹敌，堪称大师。

如果舒同仅仅是书法家，他的名字将列于伟大的艺术家行列受人敬仰。然而命运在此开了一个玩笑，书法家舒同还是山东省省委书记，封疆大吏。

一九五四年是中国走向正规的一年，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宪法颁布，全面建设开始。那一年八月，四十八岁的舒同成为山东一把手。

山东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北段；中部高突，最高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泰山；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北隔渤海海峡、拱卫京津与渤海湾，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遥望东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上，山东都是一个醒目的符号。

史前时代的什么人什么文化就不追溯了哈。商代就有人活跃于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武王伐纣之后，神奇的姜太公同志就去被分封在鲁；春秋之际，齐国逐渐强势。山东便以齐鲁大地的美名享誉于世。那个时代，山东英雄名士林立，抛开那些政治家不谈，伟大的孔子、伟大的孟子、伟大的墨子、伟大的孙子都是山东光辉代表。还有悬壶济世的扁鹊和改变民生的鲁班，山东可谓人才济济，历史辉煌。

山东千里沃土，汉朝为丝绸之路发端，唐时为关中供应粮食，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均是丰富异常。加上地理位置重要，山东几乎战火连连。远的就不说了，日本人在山东，国民党在山东，共产党在山东，都是大打特打。

舒同对山东有着美好的回忆。战争期间，舒同一直活跃于山东，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建国之后，舒同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然后就是山东一把手。

可以说山东才是舒同真正的故乡。舒同对故乡有着深刻的感情。当他主政山东时是准备大干一番的。然而这世界有一个词叫事与愿违。

一九五四年，舒同走马上任时，全国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大家热火朝天搞建设。然后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舒同义无反顾的成了旗帜之下的尖兵，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没有丝毫的准备，非但没有准备，还推波助澜，终于酿成大祸。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毛泽东也好歹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然而舒同同志倒好，回到山东之后传达毛泽东的话，把那“一个指头的问题”给直接忽略掉。后来在批斗大会上，舒同同志竟然招供曰：“怕给群众泼冷水！”群众都在日渐升温的运动中热死了，泼点冷水说不定还能拯救一帮人。

在早期领导人中，舒同算知识分子。按道理说，知识分子看问题应该全面一点，带来的灾难应该小点。可惜——舒同到山东之后，抓革命啊、开批斗会啊之类的都干了，大炼钢啊、修水利啊也干了，总之该干的都干了。这种事大家都在干，很难干出花样。舒同同志经过一翻努力之后还是干出了花样：知识分子的花样！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要求各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好。好事啊。当年大饥荒除了缺粮，就缺副食品。多种点菜就少饿死点人。

舒同回到山东，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奇怪的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给耽误了。那短时间内，舒大知识分子干吗去了？既没有糟雷劈、也没有身体不爽。后来据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大知识分子和一个女护士搞暧昧。

舒同同志到青岛之后，除了参加必须参加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玩，就是带着护士到外面玩。又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就这样将会议时间拖延了，饿死一大批人。青岛会议结束后，舒大知识分子还不想回济南干活。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看看，这知识分子派头就是不一样。

如果吴健揭发是真的，那么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这些行为和舒同个性和处事方式不符。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后来和平年代，舒同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何彼时会如此那般？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束手无策了，搞点精神麻醉。

另外一件能体现舒同同志知识分子身份的是放卫星。

说到放卫星，舒同和其他几位猛将还真不能比。比方说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可以在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舒同所在的山东省就没有这份技术。其他猛将放卫星，那是故意显摆。舒同放卫星时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先看看实例。

据舒同孩子的回忆：“一九五九年六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三千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两千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看到了吗？根据这段回忆，舒同以为自己的卫星是真的！

就是说在放卫星这一技术项目里，舒同可能有点冤。当舒大知识分子跑到下面一看，哦，老百姓还有炒鸡蛋，还有玉米饼，不错嘛，而且一亩地还能收两千多斤，证明大跃进是没错的。一九六零年，山东盖子被揭开，舒同玩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舒同被下放到山东省章丘县当县委书记，一个七品芝麻官。

中央意思很明显：看看吧，好好看看下面！

然而当时饥荒的改造还没有全部揭开。接下来的事情表明，饥荒是全国范围的，舒同便在县委书记一年后调往陕西，晚年精研书法，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

也就说，他是知识分子，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志——傻气。

所谓书生误事，大概就这意思吧。

评：人生如此，纵是一代书法大师，也掩盖不了千秋过错。他的书法是永恒的，造成的过错也是永恒的。

猛人，张仲良

上面是山东的事。现在看看甘肃的情况。

甘肃，地处黄体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之间。壮美的陇南山区，融合南国秀美和北国粗犷；萧杀的陇中黄土高原，诠释大自然的生涩无情；肥沃的河西走廊，为西部人间乐土；另有祁连山风景如画。

甘肃，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据说伟大的伏羲就是天水人。有了伏羲，中国文化就有了源头。伏羲带着自己的部族沿着黄河一路东来，传播文明火种。又据说，伟大的皇帝和炎帝也起于甘肃境内。又据说，伟大而浪漫的李白也是甘肃人，仗剑东游后为华夏文明史增加一丝绚丽色彩。

黄土高原的风沙，蒙古草原的野风一同构成了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环境有锤炼出强悍的民风，伟大的秦帝国祖先也是起于甘肃境内。正因为秦人在西边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少数民族浴血奋战数百年，练就强悍基因，然后一统天下。秦帝国时置县，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一代纵横疆场。由于那一带地形复杂，民族结构复杂，农业、畜牧业交织，少数民族之间竞争厮杀，历来是不稳定的地区之一，也是好汉辈出，如李广、董卓等等。中原王朝的威胁，要么来自都被，要么来自西北。当年强悍一时的党项等少数民族并没少人中原人吃苦头。

从历史上看，能够在西北取得统治地位的人，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封疆大吏，都是铁血强悍型的。要不然压不住。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仲良成为第二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这里，他决定铁腕管理。实事求是讲，在甘肃那一代，适当铁腕是对的。然而张仲良同志的铁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在铁腕这一技术环节有了创新。

张仲良，陕西人，生于一九零七年。年轻时代的张仲良是一个积极分子。早在大革命之前，年纪轻轻的张仲良就积极参与当地农民运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也非常的有说服力，一九三一年，那是白色恐怖的年头，国民党当局正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很多人纷纷脱党，共产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张仲良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入党，表示他真的想大干一番，而且无所畏惧。此时的张仲良是可敬的。

一年之后，积极无畏的张仲良被捕了。当时共产党人被捕，要么被杀掉，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要么写声明脱党，如姚文元他爹。张仲良是小角色，又非常机智，加上组织营救，就出现第三种情况，吃了四个月皇粮之后被营救出狱。出狱之后跟着杨虎城混了一段时间，随后回老家搞了武装暴动。之后又去陕北跟着刘志丹打游击。可以说，张仲良是陕北根据地中刘志丹和高岗之后第二梯队的。刘志丹战死，高岗成为反革命之后，他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战争年代的张仲良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参加过根据地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综合型人才。而且在肃反过程中，被抓过、关过、最后活下来，算是久经考验。正是这样一个立场坚定、阅历丰富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这些性格本来是优点。然而在大跃进中不幸升级，成了对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对上则是谎话连篇、牛皮满天飞。

凡是大跃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善于整风，也就说善于整人。风云人物张仲良是整人好手。通过张仲良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多人体验到了被斗争的“乐趣”。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号，整风报告中，张仲良兴高采烈的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八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几千七百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一万九千多个农业社中，一万三千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六千多个公社正在进行，”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无数人已经免费品尝过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还有无数人将要免费品尝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

精神享受包括反党啊、反国家啊、反人民啊、反社会主义啊、和老婆离婚啊、批判自家老爹啊，皮肉之苦包括开飞机啊、享受拳头啊这一类的。种类非常齐全。

由于需要整的人数量庞大，要大规模逮捕。

大逮捕有两个特色，一是株连：镇原县县长许国和成了反革命成员。根据株连原则，许国和的老婆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国和的岳父王子厚，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连许国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六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收留，幸存。

第二个特色叫肉体惩罚，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和许国和一起成为反革命的副县长张万寿同志成了典型代表。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二十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张万寿给戴上“骑马铐”。什么叫骑马铐呢，就是双手从裆下穿过铐起来，这样张万寿同志就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由于需要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业务过于庞大，必须培训业务技巧。工作组组长随身携带好盖了印章的逮捕证，需要时填上名字就可以了。用于这种方式方便快捷可以批量生产，大大减轻了逮捕事业压力。发现问题，随时开会，就地逮捕战利品。用麻绳把战利品串起来，一串一串的像奴隶一样。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庐山事件之前。正是地方上如此狂热，才会造成大跃进的列车不可避免的开往历史深渊。如果仅仅整人也就算了。毕竟谁没有点黑老底，整一整也不见得全是坏处，而且范围数量有限，不会对老百姓有大的伤害。怕就怕瞎折腾。张仲良同志倒好，不仅要折腾，而且是特大折腾。

因为张仲良同志的魄力和两千年前的秦始皇遥相呼应。当年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搞大工程修万里长城什么的，张仲良虽然只管理一个甘肃，气派却同样大。

信心满满、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张仲良同志准备大干一场，留下一个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之伟业。是什么呢，一个现在大家不怎么知道，当年确实红透半边天的工程——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之水引到黄土高原。工程量之大，堪比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面临的困难在整个工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张仲良的技术手段只有两个：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

甘肃全境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大点，比法国小点，地形很复杂，很多地方降水量不足，尤其在陇中地带，年降雨量平均不到四百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一千四百多毫米，而四百毫米的降雨大部分集中于七月八月九月中的几场大雨。春天和半个夏天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基本是干涸的。正因如此，千年以来都是地广人稀。

只有洮河是个例外，常年有水。但洮河只能灌溉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地方惠顾不到。陇中和陇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里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到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盖多大房子，而是看存了多少水。要娶媳妇，媒婆要看一看家中水窖有多少水，人家姑娘来了有没有洗澡的可能。

这是上天留下的巨大难题。千年以来考验着甘肃人。张仲良来了，带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向老天发起了挑战。应该说作为封疆大吏有这种思想是好的。干好了将改变整个西北地区，堪与李冰在都江堰的功绩相媲美。然而问题就在于方式：能干得好么？

根据张仲良的指示，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一百五十立方米／秒，由海拔两千两百五十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一千四百米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一千一百五十公里，总干渠水面宽四十米，渠底宽十六米，水深六米，五十吨到一百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十五条，总长三千五百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二十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二百七十三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三十四万千瓦。

——山上的运河啊，让隋炀帝的地面运河相比失色啊。

——好一项堪比万里长城的工程啊！秦始皇修长城虽然名义上万里，实际上已经有了三国老长城为基础。长城虽然也在山上，不需要考虑防水问题。

——千百年以来，甘肃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狠人、猛人、牛人，他们都没想到、或者想到不敢干的事，张仲良去干了。

按照当时张仲良的设想，引水工程建成后，二十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好家伙，气魄真大啊，大到今天也只能望而兴叹；想得怎美啊，美到今天也只能想一想。

但是张仲良用他的铁腕施工了。计划制定之后，平均日投入劳动力十万人以上！和这种规模比起来，今天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什么的都是浮云。

从工程第一天起，就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如果工程顺利竣工，今天西部大开发估计都能免了。然而从工程第一天起，就遭到老天嫉妒。

工程大也就算了，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没有一个整体规划，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这一切也就算了，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要知道，以当年中国的施工技术，要在海拔两三千米地带打几十公里隧道基本上很不限实。于是就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劈山而过，或长距离绕开。劈山之时，最深的竟达二百一十九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两千三百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劈山，部分采取隧洞。搞隧洞又缺乏技术，搞来搞去没有所以然。

如此施工办法，这种干法，即使是愚公同志再生也要好好好思量啊。还真当甘肃老百姓都是共工啊，脑袋撞一撞山就列了？就解决问题了？

还是在技术问题，如在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等，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情况下干的。

如此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让最好的工程师带着最好的挖掘机、吊车、翻斗车等全部设备过去未必能搞定。

工程干了三年，动用民工上亿人次之后——完败。大概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吧。而且施工过程中，占用人力物力土地资源无数，导致一些地方庄稼没人种。许多人因此进入那个死亡方程式。

——而那三年恰好是五八年到六零年！那三年中，张仲良同志除了伟大的引洮工程，还在放卫星，还在大炼钢。正因如此，很多甘肃人非正常死掉。正因如此，张仲良同志才能跻身大饥荒五虎将之行列。

就算是秦始皇同志，人家滥用民力死伤无数之后，把大秦完成折腾得奄奄一息之后，好歹把工程干完了，留下了万里长城，成为国人永远的骄傲。就算是隋炀帝同志，人家滥用民力死伤无数之后，把大隋朝折腾没了之后，好歹把工程干完了，留下了京杭大运河惠及国人。张仲良这是哪一出戏？没人知道。

张仲良，猛人。张仲良虽然够猛，比起后面几位却也不算啥。

牛人，吴芝圃。

吴芝圃，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杞县人。

职业： 政治家 。

爱好：念古书。

性格：强势。

吴之圃生于农民之家，却是一个文化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十九岁的吴之圃已经接受过相当的文化教育。而且喜好读书，特别是古书，看上去是个可造之材。正因如此，他也成了组织培养对象。入党第二年，就被组织送往广东学习农民暴动经验。那是农民暴动讲习班第六期，也是毛泽东参与讲授的唯一一期讲习班。那是吴之圃第一次接触毛泽东。

讲习班毕业之后，吴之圃被组织分配回老家当县委书记，虽然不是当局县委书记，也算一个小头头，挺风光的。随后国共分家。吴之圃成为当局逮捕对象，吴之圃也不含糊，领导豫东暴动。还当了几天革命政权的县长。随着战争深入，吴之圃地位水涨船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吴之圃领导的豫东游击队和彭雪枫队伍合并。彭雪枫任司令员，吴之圃任政委。后彭雪枫战死，吴之圃活下来，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和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要知道后来的上将们，同时期也就这个职位。也就是说，吴之圃同志在革命道路上走的很顺畅。断头流血或者蹲监狱的事和他没有关系。

战争之余还能写点文章，诸如《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文章还受到重视，成了整风运动中的教材印发各地。当然文章的作者也就理所当然的避开了整风运动。等到解放战争时，吴之圃的官越做越大。一九四八年开封解放时，吴之圃身兼开封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这个待遇已经很高了。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元帅级别的人物，解放之后也就是市长。虽然北京上海南京是大城市，远非开封能比，但一把手市委书记另有其人。可见吴之圃势头之盛。

说了这么多，一句话就能总结：吴之圃是个人才。人才自然要好好使用。

接下来吴之圃继续升官，由开封市委书记升为中原临时政府副主席，算是衣锦还乡。随后升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五年，转入行政届的吴芝圃再次升级为河南省省长，成为偌大河南省二把手。正因为转入行政系统上班，五五年才没有评军衔，要不然至少是上将。彼时的吴芝圃四十九岁，正值盛年。遥想三十年前加入共产党之时，也想过衣锦还乡，却不一定想到衣衫如此耀眼。

河南啊，我的家乡！

手扶乌纱帽，吴之圃决定施惠于家乡父老，在家乡干出一番大大的事业。

河南地处黄河中游，中国中央，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史云，当年大禹王把天下分为九州，河南位于九州正中央，为中州，此后称中原。从夏王朝定都商丘开始到宋人放弃开封南渡，再到金国入主中原。四千年历史中，有两百多位皇帝把办公室设在河南境内，前后时间长达三千年，留下商丘、洛阳、安阳、开封、郑州等千年古都，也就是经典的办公场所。在今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河南居首位。地下文物和管藏文物，河南仍然居首位。全国三百个主要姓氏中，一半以上发源于河南。

也就是说河南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河南地处黄河文明中心地带，是黄河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主题部分之一。河南之所以如此文明，只因为那里土地肥沃，日照也雨量都很适合农业耕种。正因如此，闹出那么大的灾难才显得尤其不可思议。

文明的另一半则是灾难，河南有着特有的光辉，同时拥有数不尽的灾难。

所谓历史，所谓文明，某种意义上就是光荣和灾难交替，河南也是这样。

只古以来，河南都有一头鹿。英雄豪杰们拿着弓箭、提着长枪、握着大刀从不同的地方逐鹿中原。三皇五帝啥的就不说了，太遥远。什么商汤灭夏，射门武王伐纣也不说了，太遥远。东汉末年发生在洛阳那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业远了。还有什么武则天迁都洛阳啊，五代十国那一摊子啊，北宋的辉煌和耻辱啊，这一切仍然很遥远。那就说近的吧，鬼子近中国，战火就把河南来回烧了好几遍。

没有办法，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上，想要一统天下，必然要定鼎中原。国共争霸期间，神通历史的毛泽东曾想遵循古习俗，进行中原逐鹿，派遣刘邓大军试图问鼎中原，最后不成功才变成千里跃进大别山。击溃了国军根基的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一场“中原战役”，只是主战场没在河南罢了。

——河南，一块保守蹂躏的土地。

战火结束了，刀枪入库了，马放南山，然而灾难并未结束。因为河南迎来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一场人以为可以战胜老天的战争。之前跑到中原逐鹿的猛人，多半外地人，打完仗之后，该滚动滚蛋，该当皇帝当皇帝，然后日子照过。这次不一样，日子相当难过。这场特殊战争的主导者，则是河南本地人，猛人吴芝圃同志。

当是时也，吴之圃春秋鼎盛，衣锦还乡，准备大显身手。

古人曾有人生四大喜之说，认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最为幸福的四大喜事。如果把“四大喜”扩充一下，扩充到“十大喜”，肯定有衣锦故返乡。应该说“衣锦还乡”之喜不次于“他乡遇故知”的。

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而言，衣锦还乡对故乡和还乡者都是喜悦，双重喜悦。

然而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还乡，喜悦之后竟是灾难，双重灾难。

大跃进，起于河南。

当时吴芝圃同志只是河南省长，老二，由于强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获得了堪比孙大圣的火眼金睛的能力。吴芝圃同志利用这种超能力，在河南省反右派，而且战果一场惊人：在河南省境内一次性揪出七万右派分子！

在那个知识贫乏之年代，如此清洗，河南知识界都不用文化大革命了。

当然咯，在那个年代，想要老二翻身当老大，少不了搞一个反革命集团。当时河南老大是潘复生。潘复生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和吴之圃相比，前半生雷同，后半生相反。

潘复生，三东人，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一九八零年。和吴之圃一样，潘复生生于农民之家，受过教育，积极分子。入党比吴之圃晚几年，和张仲良一样，三一年入党。曾因组织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参与一系列斗争，干过一系列工作，经历一系列升迁之后，于一九五二年成为河南一把手。

大跃进在中原地带兴起之时，潘复生就被夹在政策和现实之间。在大跃进和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潘复生“反冒进”，主张把“大社化小社”、主张“牲畜分槽喂养”、主张“增加自留地”等实实在在的措施。若干年后，刘少奇经济调整时也是这些措施。但是在大跃进时代，潘复生这么干无疑于螳臂当车，自找苦头。

吴芝圃趁机来了一记连环脚，把潘复生揣入反革命大河中，一夜之间翻身当主人。潘复生成了右派。整个河南省被发动起来批判潘复生。潘复生吃了很多苦头，但是这些苦头很值得。因为他把当时左倾蛮干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原本想把潘复生批臭的。然而潘复生之后，河南大规模饥荒开始。潘复生反而香了起来。以至于整个河南省认为潘复生才是河南最好的一把手。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潘复生倒了，吴之圃上台，整个河南成了吴芝圃的天下。

好了，那就大大折腾一场吧！

怎么折腾呢？既然张仲良已经在甘肃像秦始皇同志学习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跃进的旗子性人物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就搞一搞吧。河南地理位置比甘肃好，资源比甘肃丰富，人比甘肃多，闹出来的动静也大。于是乎吴芝圃同志也开始大干水利工程，开渠建水库，恨不得一下子把一百年的活给干完。

大干特干一番之后，吴芝圃取得成果如下：一年之内投入一千五百万劳力，开凿土方石相当于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在没有足够技术设备支持下敢干这种工程，当然少不了画饼充饥，张仲良给贫瘠的甘肃画了一个饼，吴芝圃同样来了一个。

干到尽兴时，吴芝圃那贫瘠的脑袋里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整个河南省水库和运河交叉相连，如同长藤结瓜。河流是藤，如黄河，淮河；水库是瓜。工程结束之后，河南将永远远离水旱灾，实现旱涝保收，一劳永逸！

千秋万代之功由他吴芝圃来完成，多么伟大呵。

事实上呢？那些烂尾工程就不提了。由于吴芝圃先生把异想天开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之境地，在平原上开挖人工运河，强行引入黄河水灌溉，造成上百万亩土地盐碱化，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知道为啥自然灾害了吧，人为的自然灾害，人祸。

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这么一层，自然的福祉人不可以伪造，但是自然的灾害可以直接引入。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用自己的发热的脑袋做了示范，反面的。

这些水利工程，有一部分确实非常有利，一直有利到现在。这部分值得表扬。问题是还有一部分相当有害，一直有害到现在。

标志性的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渭水时不时倒灌渭南平原，灾难无数。

说到水库当然不能忘了板桥水库。水库五六年加固的，防洪，但排洪效果一般。当年水库都是这个指导思想，防洪轻排，就像领导重面子轻功效一样。七五年大雨，板桥水库垮了，接下来引起几十座水库溃决，将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淹没，上百万人逃荒。

如果当年的吴之圃能像前任潘复生那样冷静一点，引用黄河水时当心点，也不至于留下如此之多的隐患。话说回来，如果他不够激进，也没办法上台。

吴芝圃同志另外一大贡献是放卫星。

在放卫星这一高技术栏目里，吴先生拥有优先发明使用权。为啥要放卫星呢。五六年苏联搞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压倒了美国。卫星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成了一种幻觉。咱们这边也想搞个卫星玩玩，但是咱们那时代还没有那个技术。

于是爱国心切的人们就想了，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让土地来长卫星吧。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省做了创造性发明。

第一个卫星来自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两千一百斤！当年河南那地方，小麦亩产也就小几百斤。

那是一个奇迹时代，也是一个相信奇迹之时代。这样一个没有袁隆平的时代，亩产一下子提高十倍，也没人怀疑，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天真的年代啊。

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国度里，当第一个奇迹涌现的时候，奇迹就会接二连三出现。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公社有个韩楼大队。大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种了三亩试验田，小麦长得不错。收割的时，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叫到大队部开一个紧急会议。

钟德清：“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领导发话，鼓励在先。

陈世俊：“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

钟德清：“至少亩产三千斤吧。”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很明显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数字。梦幻到只能在梦里发生。钟德清再次鼓励：“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已经暗示造假。

曹玉娥：“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

钟德清：“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即将从暗示到明示。

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十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

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终于变成了明示！早就想好这么干了，就是不说。领导就是高明啊，以后出了问题还可以推脱责任。

曹玉娥：“那不是哄人吗？”

钟德清：“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

就这样定了，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斤，按两亩九分计算，平均亩产三千八百五十四斤，扣除余籽，按三千五百三十斤上报。

《人民日报》背后那些“真”“假”傻瓜写道：“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两亩九分小麦亩产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卫星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练成的。

卫星释放之后，吴芝圃的省委班子开始作秀，搞了一个丰年博览会，还请了国务院总理参观。总理照例说了一系列鼓励的话，既没有泼冷水，也没有表示怀疑。

最大的一颗卫星亩产小麦七千多斤，鸡公山水稻亩产四万八。懒得解释了，稍微动点脑子都知道不可能。吴芝圃就这样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有人对卫星怀疑吗？当然有咯。那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说谎。从另外一方面看，正是因为实实在在的人存在，谎言才有意义。

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发扬民主精神，搞辩论。《墓碑》里引用当地过当地工作者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这是农业卫星，虽然吹牛但不影响生产，破坏力度和钢铁卫星根本不能比。

吴芝圃放了农业卫星不算，还号称钢铁大元帅，坐镇钢铁元帅帐内，提出响亮的口号：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那个口号听起来吹牛，但绝对不是吹牛，而是要落实。吴芝圃命令把所有钢铁、包括各家做饭的铁锅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炼钢燃料。

谁敢不听话，钢铁大元帅有办法整治：捆、绑、吊、打等项目供选择。

常规必备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十多种。

另外还有多附加形式，如罚跪种类：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等。

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

逃避这些霹雳手段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去自杀吧，有上吊、喝药、投水等办法可供选择。自杀之后也别想好过，自绝于人民的罪行是少不了的。

下层人士如此，上层也不可避免。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发疯的王慧智站在历史耻辱柱对面，眼睁睁看着正常的吴芝圃。

吴芝圃同志骄傲的宣称，全省有五百七十七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二十二万余座。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炼钢的恶果之一是导致五八年秋收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这些粮食可以挽救百万人性命。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那封信中写的种种现象，河南均能对号入座。所以在庐山，吴之圃才满腔怒火像彭德怀开炮。

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一部分官僚更是“牛气冲天”，不仅把百姓折腾到生不如死，连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点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牛啊！

吴之圃把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同样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后，提点意见，也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就地挨批，也是回北京后又接着挨批。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多学生到河南，把看到情况写成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群众运动啊群众运动，多少不该发生的事情借助在你的名义下发生了。

吴芝圃同志就用这种办法把河南千千万万的老乡送入死亡方程。那些没有饿死的人中间，很多人是吃人肉活下来，还有人吃自家亲人的肉才活下来。

关于吴芝圃的评价，引用吴芝圃本人的话：“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还不完。”

——然也。

在自我评价这点上，吴芝圃同志的古书没有白念，自身定位准确。

狠人，李井泉

大跃进风浪之上的弄潮儿中，吴之圃的表演已经足够丰富了。常言道，强中只有强中手，一山自比一山高。李井泉各项技能比拼中，李井泉才是最狠的那一个。

吴之圃在把中原沃土折腾的不成样子，大家感觉不可思议。四川是一个比河南更为肥沃的地方。灾情却比河南更为严重。河南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四川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西邻青藏高原相扼，东有依三峡险峰，北有巴山秦岭做屏障，南有枕云贵高原，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闻名于世的四川盆地。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

那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蜀文明，李白在高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时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接下来又有神秘独特的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文明的早期代表。

四川大概是中国省份中变化最多的一个地方。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汉末三国时为蜀国地。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山南西道。宋初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合称“川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分峡西路为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建国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后合并恢复四川省，定省会为成都市。

四川有四绝：一绝，旅游，曰，天下山水在于蜀。什么峨眉天下秀，什么九寨天下奇，什么剑门天下险，什么青城天下幽。还有一大堆名山。二绝，酒，号称川就甲天下，具体到宜宾、泸州、绵竹一代走一走就可以了。

前两绝已经很厉害了，但在第三绝面前啥都不是。第三绝是啥呢，就是吃。这个不用介绍了吧。至于第四绝，更不用介绍了，两个字，美女。

四川气候温和，水土养人，少数民族众多，人口基数大，所以美女众多。有了美女，名山增色，名酒增劲，名菜增味啊。正因如此，李白、陈子昂、苏东坡等人屁颠屁颠往哪里去喝酒吟诗。这些都是历史文化演变出来的呵。

在这长长的演变史中，四川名人无数，既有邓小平这样胸怀韬略的政治家，又有杨玉环那般千古留名的美女。又有李冰父子在都江堰造福世人万事。

历史无数次证明，凡是文明耀眼之地均战火连绵不绝。古语曰，天下未乱蜀先，天下已定蜀未定。大约从战国时代进入中国历史视野之后，基本上战火不绝。汉朝某年到隋之前，大大小小的国家出现过很多个，比如刘备搞出的蜀国，李雄搞出的成汉国。隋唐之后在中央版图下，国家倒是少了，农民起义则是一波接着一波。特别是明清两朝，那叫一个绵绵无绝期，如张献忠在四川，如白莲教起义，均折腾够呛。

真正的高潮则是近代军阀混战。石达开入川，义和团起义，四川保路运动等等这些只是前奏。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到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二十多年时间里，四川那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城市有军阀，深山里有军阀，大军阀里有小军阀。甚至连算命的刘从云都想拉队伍当军阀。可见军阀多么流行呵。

这么多军阀集中在一起，战争自然少不了。二十多年时间里，大小战争接近五百场，平均一年二十多场。如同摆酒宴那般频繁。正因为局势动荡。军人也多。

从四川走出来的军人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十大元帅中，伟大的朱德，善谋的刘伯承，热情奔放的陈毅，沉默果断的聂荣臻，均为四川人。他们都是四川军人之楷模。

众多和四川关系紧密的名人中间，今天说的这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死于一九八九年。

职业：革命家，农民（注意这个身份）。

特长：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

信念：视组织为生命。

李井泉的前半生是光辉的半生、革命的半生、有理想的半生，十八岁参加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参加反围剿，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在各个级别不同岗位上摸爬滚打过。意志坚定，作风果敢，性格完全，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这些优点在他的后半生发挥反作用。

一九四九年随贺龙和邓小平进军西南之后，就留在那里。一直留在那里，留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可以说李井泉如同一颗老树精，扎根在西南大地上，把肥沃折腾四川弄得惨兮兮的。

新五虎上将之中，李井泉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大！

正是李井泉同志超强能力，使得至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饥饿时间最长、饥饿范围最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人最多的人间地狱。这个数字是多大，本人没有推算过。但是从其他人那里都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足够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军集体里流满面，因为二十人中任何一人纵横天下几十年，加在一起消灭的敌人大概都没有达到这个数。

身为五大高手中的绝顶高手，李井泉同志熟悉大跃进时代所有技术手段，在每一项修为上都是空前绝后。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井泉同志的手段。

李井泉的第一项手段，放卫星。

放卫星这项杀人高科技虽然不是李井泉同志发明的，但是应用到出神入化境地的却是李井泉。比起吴芝圃同志干巴巴的卫星策略，李井泉同志更有创造力，改进了放卫星的技术手段，使之达到巅峰。

五八年三月，中央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开会。这里是李井泉的地盘。李井泉当然要在此以无微不至之方式表达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

三月五号毛泽东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随后成都市的城墙当即全部拆除。

毛泽东又发现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很多。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耽误干活。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这些都是李井泉迎合毛泽东的招数。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个铺垫。

三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去了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进了一件茅屋。毛泽东问房子主人入社没有，何时入社。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作了回答。伟大领袖满意之下却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已经被眼前这个毕恭毕敬的老部下给骗了。

都说李井泉是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忠诚也就是绝对欺骗。

毛泽东走后，当天晚下大雨。成都春雨本身正常现象，然而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这马屁拍的，就一个字——高！

国人劣根性不少，拍马屁就是其中之一。

据作家东夫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看来这一段，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可以把这个现象往好的一方面理解，理解为民众对领袖的爱戴。事实上也却是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那些热情可爱的民众离“公民”水平相差甚远。见了领袖和古人见了皇帝差不多。

这个现象说明：就民众认知水平来讲，当年的农民并不比他们古代的祖先强多少。这是根本的差距，没有一两代人教育难以扭转过来。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个人崇拜才会盛行。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大跃进才会狂热掀起。

正是因为这个现象，大饥荒才会来临，才会有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

四个月后，也就是七月底，第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星”从红光社升起了。李井泉喉舌报纸，《四川日报》的添油加醋报道：“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马屁极限），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产这颗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说的跟真的一样。

——这样的话那里是对领袖忠诚，简直是一种侮辱！想想那个县长，想想李井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种话说出来不脸红么？奉承上级也该有个底线好吧。

这世道，除了无语还能怎么样？

卫星一颗接一颗，一颗比一颗大。

一个月之后，到了九月十二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全国最大的“卫星”就此升空！通过李井泉同志不懈努力，四川终于在高产卫星上首次夺取全国冠军。

马屁拍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吧。有如此功夫，舒同、张仲良、吴芝圃之流又算啥？正是凭借这一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升为中央委员，成为坐镇一方的中央大员。当年高岗在东北也就这待遇。与此同时，四川老百姓正一步步陷入绝境。亩产八万斤，收公粮十分之一，那就是八千斤；收百分之一，也有八百斤。当时亩产八百斤顶天了。

——加上泥土也没有八万斤，用屁股都能想明白的事，也去大张旗鼓的宣传。

当然咯，五虎上将都有两手。放卫星同时不忘大炼钢。

身为五虎上将之首，李井泉同志炼钢也极有特色：选择一个山坳，把树木砍光放在下面，收集来的锅碗瓢盆等等直接放在上面点火烧，烧出来大堆大堆黑糊糊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有啥用。

那个时代，官僚们通过两手把百姓赶入绝境。卫星放一放，中央把粮食征走一大半；钢铁炼一炼，耽误一部分收粮。广大老百姓就相当于进入绝境的野兽，进入死亡方程式，然后等着非正常死亡了。

但是李井泉同志还有另外狠手：调粮。

四川一直都向外掉粮，而且数量可观。因为四川土地肥沃，收成不错。调粮支援需要地区，本来是好事，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嘛。然而经过李井泉同志一番折腾之后，粮食已经不够吃了。由于李井泉同志大公无私，四川人的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五八年还有五百一十二斤，到五九年只剩下二百七十八斤，六零年只剩下二百六十斤。这些理论上的人均粮，除去种子和各级领导多占的，每个人每天也就半斤左右。

可以算一笔账。每天半斤粮食，就算吃两顿，一顿也就二两五。二两五的米，也就是一小碗米饭。一顿一小碗米饭，如果是坐在办公室不动，每顿饭菜荤素都有随便吃，还有水果点心做补品，也没啥。问题是当时的四川人，非但没有补品，荤菜难得一见，素菜里面都没有几滴油星。不仅如此，还要干活，要种地，要炼钢，要干工程。如何能行？当然不行。

这时候伟大的李井泉同志为了伟大的啥精神，勒紧裤腰带往外调运更多粮食。

可不可以不往外调粮？理论上可以。事实上不可以。因为那几年全国折腾太厉害，造成粮食大量减产。而京沪等大城市又是国家脸面，要保。只能再一次为了城市牺牲农村。四川历来是调粮大户。李井泉又是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井泉希望以调粮为筹码，扰乱中央视线，四川没能揭盖子。

所以四川问题尤其严重。

这半斤口粮也不能合理分配，一段时间大吃大喝，大炼钢浪费，还有分配不公的，七去八折腾就要缺粮。试举一例：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把亲生女（李水清，八岁），儿（李永安，九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得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缺粮之后吃啥呢，野菜野草那是美味佳肴，树皮树叶也是是家常菜。

当然人肉是少不了的一道菜。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四十一岁，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六号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每斤一块五。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这些都吃了之后，还有一种东西可以下肚——观音土。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咋一看像面粉，实际上是无机物，不能当食物，连动物也不吃。但是饥民会吃。

饥民挖回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吃过之后肚胀腹痛排便难，轻者犯病，重者尚命。

对待这些饥民——饿死的和将要饿死的——四川省统一口径曰：“一种流行疾病。”为了消除这样的疾病，就搞了一种消除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病者送入临时医院，因为缺少药品（粮食），就用盐水代替，病人继续生病，并没有因为爱国卫生运动好转。

更为可恶的是，李井泉同志因为调粮有功，四川盖子一直捂着，一直捂到一九六二年，别的省份饥荒都已经过去了，四川还在饿死人。五虎上将之首，当之无愧呵。

调粮不能全算在李井泉头上，当时高层领导毛刘周邓都有责任。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打电话催粮，邓小平亲自去四川催粮。这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能看出来，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领导们力保，并不能减轻李井泉的过失。

历史只会记得，李井泉同志忠于领导，李井泉同志只懂得忠于上级，李井泉同志不顾自己的人民，正是在李井泉同志统治下的四川饿死了无数人。不要相信李井泉同志的眼泪云云，他是封疆大吏，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于这种级别的人，历史只会记下功劳或过错。

李井泉这么干，于公服从领导，捞个忠于中央政策的名声；于私，保住头顶乌纱帽。如果不调粮，四川盖子势必提前揭开。李井泉也将步张仲良、吴之圃、舒同的后台，下岗走人。

所以说，李井泉，狠人。

能人，曾希圣

安徽是个好地方，去过黄山的人都这么说。黄山就不用介绍了吧。

安徽是个好地方，古人也是这么说。古代四大西湖中，就有颍州西湖，当年和杭州西湖其名，欧阳修在颍州当太守那会，日日沉醉于西湖美景，留下许多佳作让现代高中生头大。遗憾的是正宗的颍州西湖如今已不复存在。现在颍州西湖是仿真版。

安徽是个好地方，吃过正宗八公山豆腐的人都这么说。

安徽是个好地方，喜欢历史的人也这么说。

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史前时代，追溯到“北京人”和“蓝田人”时代，安徽就有了“和县猿人”。咱也不是考古的。就说安徽也是中华文明版图重要一部分就是了。三千五百年前，汤王曾定都安徽西北的亳州。

东周时代，安庆那个地方就已经建国，曰古皖国。皖，即美好之意，因此安徽简称为皖。安徽建省比较晚。清康熙六年，从原江南省的安庆府、徽州府各取两个首字，简称为“安徽”，首府定于安庆，安徽地名由此出。

战国末年，楚国原都城被秦军攻占。楚国迁都寿县（古寿春）。后王翦击败项燕，楚国灭亡。秦统一六国，安徽为九江郡。秦末楚汉争霸，一生无敌的项羽在安徽灵璧（垓下）首次败给刘邦，辞别虞姬，跨上乌骓马奔驰到乌江岸边，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在虞姬自杀的地方，长了一种草，叫虞姬草，又称美人草。传说被虞姬鲜血滋养，美艳无比。在固定的时节里开花，身姿柔韧刚劲，婀娜多姿，花瓣血红，艳丽无比，翩翩起舞……神如虞姬。古诗人叹曰：可怜愁染荒原草，犹带当年剑血红。今诗人叹曰：一朝美人千年梦，千年之后犹摄魂。美人虞姬，美草虞姬。

东汉末年，操场兴于亳州，带来无穷多话题。

八公山下，淝水之战如此销魂。又过数百年，大金铁骑踏破中原，又要对汉王朝赶尽杀绝。一介书生虞允文在马鞍山境内的采石矶指挥汉人，再一次以弱胜强，一战奠定南北对峙的格局。再过数百年淮海决战，刘伯承和粟裕把黄维消灭在双堆集之后，江淮地区的国军的命运就注定了。

喜欢研究名人之人，也说安徽是个好地方。有老子演绎“道”的神妙，足够世人精研。有管仲告诉世人霸业如何炼成的，足够后人模仿。有刘安告诉世人，学术、当官、美食可以一个人包办。有曹操诠释文和武可以两全。有包拯告诉世人，该如何为官。有朱元璋告诉世人，何为铁血王道。有杨振宁告诉人们，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到了近代，前有李鸿章刘铭传显赫一时，后有孙立人戴安澜等人在异域逞威。

最后还有曾希圣告诉世人，何为蛮干瞎折腾。曾希圣不是安徽人，却把安徽折腾得奄奄一息。解放后，多灾多难的安徽和全国一样迎来新生。安徽人本想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迎来了曾希圣同志，也迎来了安徽历史上最近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大灾难。

曾希圣一九零四年生于湖南一家书香门第，六八年病逝于北京。

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性格：强势。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出身寒微的革命者不一样，曾希圣生于书香人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六岁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二十岁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回国后入党。然后担任一系列职务，参加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之后，主要在南方活动。晚年事变之后升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兼皖江，和安徽很投缘。

在新五虎大将里面，曾希圣的成绩肯定赶不上李井泉和吴芝圃，最多排名第三位。所以把他放在最后一个来讲，是因为这个人很特殊。特殊在哪了呢？就是这个人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他人干的事，曾希圣一样没少干。首先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把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人物，送到淮北煤矿，让他在祖国的挖煤事业上发光发热。从此安徽省委成为曾希圣一言堂。随后曾大官人意气风发，摔开袖子开始大干。

前面已经介绍了几位高人，折腾死百的方法使用差不多了。写到这个第五位，已经很难写出新花样。然而但是历史常常证明，人类的脑袋没有极限，只要想干，总能干出新花样。在曾希圣光辉领导下，安徽省内仍然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做法：把小麦改为水稻。

安徽省主要有三个部分，皖南山区风景秀丽（黄山所在地）、中部丘陵和北部平原。水稻一般种植在皖南和淮河两岸，有些地方不能种水稻，土地渗水厉害。曾大官人不管这些，他要多种水稻。

实验点在淮河之滨的凤阳。

常言道，凤阳是个好地方，当年朱元璋就在那里，从放牛娃变成和尚，从和尚变成造反派，从造反派变成吴王，从吴王变成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赶走蒙古人，重建汉人帝国，兴三百年朱家之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超级红人。然而，一系列传奇的背后是什么？是饥饿和磨难。因为饥饿和磨难才人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的。有吃有喝谁去造反啊？

说实话，凤阳气候和自然条件不差，但是在历史上却是灾难连连，灾民阵阵，天灾少数，人祸才是主因。要么是兵荒马乱，要么官僚瞎折腾，所以民不聊生是正常现象。导致民不聊生的官僚中，到目前为止，曾希圣是最后一个。

淮河两岸，以收成而论，麦子和水稻亩产差不多。为了搞出花样，改麦田为稻田。非要把小麦改成水稻也可以，需要两个前提：保证插秧和灌溉。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土地漏水，必须每天灌溉。要想直接引淮河水灌溉也不行。淮河与黄河不同，并非地上河。用淮河水，必须建水电站。建水电站不难，难在装电机抽水，因为当年中国缺这个，不像现在。

五八年，凤阳试验田。改水稻一千六百亩，由于灌溉工作没有搞好，根本无法插秧。为了强制性推行改稻，有了水稻史上旷世奇闻——田里无水也要插秧。这个命令虽然不是曾希圣亲自下达，是拍马屁的官僚干的。

折腾了半年，挤过遭到天谴：平均亩产五十多斤，种子都没收回来。这么低的产量当然是拿不出手的，那就放一放卫星吧。

卫星是升空了。可是地上的百姓怎么办？改稻不成功不要紧，地没有了啊。

改水稻只是插曲，还是说说曾大官人的本质工作吧。

放卫星那啥的就不说了，亩产四万斤，就算比不了李井泉，和其他猛人相比毫不逊色。中央征粮，粮食不够，搜刮农民。

炼钢也不少，废品成功率很高，耽误了农时，农民没得吃。

建设新农村，强行拆迁无数房屋。

大规模搞水利建设，因为营养不够，百姓有饿死、有累死。

为了保护卫星、钢材和拆迁，各种刑罚一一现身，具体情况请参照前文。死在刑罚下的百姓很多。例如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同志，十七岁，有一个七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两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五天不让七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二十三人，骂了六十多人。整个生产队也就一百多号人。不禁感慨，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生产队长比监狱长都幸福。

生产队长只是所有官僚团队中最小的一级，比九品芝麻官还小。

比九品芝麻官大一点的官僚呢？根据《墓碑》记载：

“一九六零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相关人员查处，限期三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

“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

——看看这情况，只能说丧心病狂。

“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 武店工作组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十三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十二个菜，中午二十四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早餐弄十几个菜，中午弄二十几个菜，其疯狂程度比今天吸毒品还严重。应该拉出去枪毙，然而却没人拉他们枪毙。

“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这就是当年凤阳县情形。

怎么会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灾难面前，他们精神崩溃。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想要麻醉却没东西麻醉，他们想要逃避却无处逃避，所以来个末日狂欢。跟淮海战役末期，溃散的国军上演最后疯狂的丑态是一个德行。

——如果说若干年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修理那帮人，多少人反对？所以说一个凡事都有因果。话说回来，如果文化大革命仅仅修理那帮人，那么它就不再是毛泽东一生的错误，而光辉的功绩。问题是，那个政策修理畜生的同时，也让好人遭殃。

凤阳县是当时非正常死人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当年凤阳人口不到四十万，两年多点时间非正常减少九万，相当于四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吃树叶、啃树皮已是常态。逃荒要饭没出去。吃人肉的事时有发生。某些地方还形成地下人肉交易市场。

这是曾希圣统治下的安徽，六零年之前的安徽，大灾大难。

曾希圣在安徽分成两个阶段，以六零年为分界。面对惨绝人寰的灾难，曾希圣终于想到改变。怎么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地分下去，让农民自己种，爱种麦种麦、爱种稻种稻、爱种青菜就种青菜。自家养鸡喂猪也不要和路线扯在一起。这样一切就解决了。因为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坚韧，只需要一点点养分就能存活。

但是在当时这么干，需要天大勇气。

彭德怀在庐山也就是写了封信而已，结果就自己种田了，曾希圣同志虽然也是参与革命战争，但吨位和彭德怀比就差远了，一旦形势需要，中央将毫不犹豫拿下他，连批斗会都不需要开一个。事情到了六零年，已经没有其他人能拯救他。所以他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曾希圣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他的办法很简单：包产到户，饥荒停止。

——此时的曾希圣可谓吃了熊心豹胆，勇气逆天。

刘少奇没敢干的事他干了，周恩来没敢干的事她干了，邓小平没敢干的事他干了，甚至连彭德怀不敢提的事他都敢了。

干得好，漂亮！

促使曾希圣分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盖子捂不住了。六零年山东舒同落马，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两省父母官。然而曾大官人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纸终究包不住火。舒同的今天就是曾希圣的明天。

不改变，也就是多撑一两年，同样将灰溜溜下马，将身败名裂，青史留名，恶名。

联系到张仲良和吴芝圃等人的遭遇，曾希圣准确预测到自己的明天。在他这个级别人，拿下之后意味着政治生命结束。

曾大官人需要改变，改变一个叱咤风云人物在那个时代注定的命运。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饥荒惨状。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视而不见。和毛泽东战战兢兢的看着全国大饥荒一样，曾希圣也在战战兢兢看着安徽省大饥荒。搞笑的是，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敢于把田地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不论如何，曾希圣的行动值得赞赏，如果没有那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安徽至少多饿死很多人。

尽管曾希圣最后还是落马了，而且再也未能复起。然而他为那个时代进入死角的经济政策找到了出路。比起哭哭啼啼的吴之圃，比起一条路走到黑的李井泉，已经相当难得了。

评：新五虎上将中的曾希圣，虽然也有狠人猛人牛人之特征，但他属于另外一种人——能人。这种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默默无闻，也不该默默无闻。

第五章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写了这几个人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没发生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那些运动。

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它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之根源。

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都是已逝之人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了我们上千年的迷局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一追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出了问题找他来扛也是一个选择，反正他现在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也不能把现代人怎么着。既然战争年代，很多功劳可以一股脑算到最高领袖头上，那么按照同样的计算方式，灾难也可以完全算在他身上。现在我们谈到大饥荒，大家一哄而上，喷点口水了事，好像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痛快归痛快，也就是一时痛快，仅此而已。

把责任推给一个人，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就好比如今把高铁建设中的全部问题推给刘志军，解决什么问题了？没有。因为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毛泽东本人。

同样的政策，在不同人执行下，结果完全不一样。河南和山东灾难严重，那么地形、气候相近、生活习惯相似、领导班子结构相似的河北就没那么严重。原因？就一个理由，领导人不同。富饶的四川灾情那么严重，而相对贫瘠的云贵高原就没那么严重。理由仍然自有一个，领导人不同。

看看捅娄子的那几个人，李井泉、吴之圃、张仲良、曾希圣，年龄相当，前后相差不超过五岁；性格类似，强硬；经历差不多，参加过各个时期的战争；手段也是差不多，铁腕统治；就连造成的后果都差不多。

翻开中国历史看看，很长很长，绵绵不绝，但总是原地踏步。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官还是那些官，民还是那些民。官总是想办法折腾民。特别是农业文明曾经很发达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安徽，尤其突出。官折腾民，可以说是几千年的老传统。老传统内部的官僚们，通常是对下狠狠的修理，对上狠狠的欺骗。历来最高统治者对待下层官僚就如同一幕永远不会结束的戏剧。

从史书诞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之间的角力了。这就不追究了。

言归正传，看看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德怀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一言九鼎，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

这几个人之所以如此大的能量，和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吴之圃在河南把潘复生打成反革命。当时吴之圃是省长，二把手；潘复生是省委书记，一把手。二把手能把一把手给推翻了，没有领袖支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毛泽东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是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

这事要从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上说起。

战争年代，毛泽东所以打败蒋介石，除了政策区别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用人。政治手腕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差不多。但在用人这层面上，蒋介石喜欢指指点点，而毛泽东则让部下放手去干。以三大战役为例，蒋介石天天在战术层面上指手画脚，而毛泽东则是制定战略之后让林彪粟裕等人放手去干。

由于这段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功，所以各路专家学者对毛泽东用人方式猛夸，说什么用人不疑啦、充分调动下面的积极性啦等等，一遍又一遍的研究，一遍又一遍的夸赞，一遍又一遍的罗嗦。当然大家称赞的是对的。

然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风格从来没有改变，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

只不过战争年代的将帅们交出的成绩单是彻底消灭敌人，新五虎上将的成绩单是各自管理的一亩三分地里人口急剧减少而已。

因此说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全部过程那是瞎扯淡。毛泽东也不是神，也不是坐在中南海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事，也不是做列车转一圈就能了解一切。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周恩来亲自去参观，周恩来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德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

当时的毛泽东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德怀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这么大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过毛泽东。他们欺骗过毛泽东么？有过。有意或者无意，总之都有过。

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毛泽东曾经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就是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没有也不会讲全部是成绩没有缺点。毛泽东从来不会把话说死，不会把事情做绝。如果毛泽东是一个常常把话说绝事做绝的人，那么毛泽东就不再是今天的毛泽东，这里也没有讨论的必要。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做事总留点余地，不管是批判人还是搞运动，都留有余地，一步步来，非常艺术。批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也不是一棍打死，搞文革酝酿了好几年，而且均留有后路。舒同在山东那么搞法，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和他本人推向绝路。

话不可以说绝，事不可以做绝，绝则过。

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就平反了。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概率并不高。这么平反，无非告诉大家，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毛泽东。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法计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毛泽东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当时大家都没有底。张仲良就敢拍胸脯，没有向国家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设备。

——胆量堪比天齐。

最有趣的大概就是吴之圃了。本来是大兵转业当干部，以为读了几本古书就搞起技术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毛泽东。吴之圃所以成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之圃同志希望实行机械化。一听好事啊，然而吴之圃同志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好事，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在现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当时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这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毛泽东很高兴，表扬了吴之圃同志。吴芝圃等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然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的。

——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它们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也就是说欺骗领袖用的。

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新玩意，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凡事都应该如此。

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展览。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号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原本是想告诉大家大跃进是可行的，人民创造力是无穷的，哪知闹了一场笑话。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炊具不能投入使用，所谓食堂机械化是假的，忽悠人的。

毛泽东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他说当时上了史向生的当，其实是上了吴之圃的当。如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展览那些“机械”，历史走向很可能改变。

李井泉同志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接一套。前面我们说过深翻土。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展开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之人就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特别……找不到形容词。

这么干后果很严重的。想一想吧，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人能种多少地？答曰十分之一。张三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了。

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玩意，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种地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靠！忽悠人不偿命啊。

如果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就够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嘛，上面这段文章根本不用写。如果是毛泽东的死忠，把责任推给所谓新五虎上将得了，正如当年做的那样，为了拥护而拥护嘛，下面文章也不用再论述了。个人认为，这些行为均不够严谨，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当我们回顾大跃进，以为那些人好像都是傻瓜，视不可能为个性。列位看官，千万莫要有这般傻瓜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精英确实不同程度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样说不通。

舒同、吴芝圃、曾希圣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时代，他们这种文化人相当难得了。如果做一个等价对比，他们几位比当今博士生还要珍贵。不妨派几个博士穿越回当年接替他们的位置，会干的更好？未必！

如果说文化人不够说服力，那么看看曾希圣的简历。曾希圣出身书香门第（学前教育不少），除了正规文化教育之外，还念过黄埔军校（中国诞生过的最有名的军校），留学过苏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搞过特科……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可谓千锤百炼，任何时代都是极品。再看李井泉，他在南昌起义那会就想办法拉队伍了，那时才十八岁而已。今天十八岁的年轻人想过“创业”二字么？

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均在年轻时代有过理想，为了理想而奋斗。在年轻时代，他们都是朝气蓬勃之辈，以实际行动为伟大信念而奋斗。曾希圣这种人，即使不去干革命依然衣食无忧，然而他们一起选择了信念。当险恶的人生到来之时，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面对。同志们一批接一批倒下，他们像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之尸体，继续奋斗了。经过残忍的历练，他们有幸存活下来，等到新中国建立，并且成为封疆大吏。

回顾新五虎上将的一生，能发现很多共同点，同样为了理想而奋斗，同样出生入死，同样相信共产主义，同样相信领袖毛泽东，他们愿意故意欺骗毛泽东么？不愿意。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欺骗了毛泽东，有人无意有人故意。

换个角度来看，五虎上将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政治生命结束不说，后来的运动中也享受到特殊照顾，充分品尝了大跃进时代他们强加给对手的苦果。

为啥唯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责制定纲领和策略。在他们以马仔的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下层马仔给蒙蔽。

信阳事件

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大饥荒年代中，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明星之一。吴芝圃所以闪亮，是因为他紧紧跟随毛泽东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是最早进入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它省份起到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

河南省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就看看如何典型的。

当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的成为信阳地委书记。信阳成为新中国的伤疤。

按照一般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江洋大盗类型，也得是戏剧脸谱中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察，食堂多做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

但也不要以为路宪文是一个两袖清风之人。那个时代不允许两袖清风的官吏。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追随毛泽东。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毛泽东。路宪文欺骗了自己偶像吴芝圃。

身为当年信阳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延伸。

作为吴芝圃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两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超强执行能力把信阳人口减员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

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吴芝圃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

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

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惹火的时间段，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需要好好批判修理教育。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斗争自然要升级。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之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张福洪终于解脱，见马克思了。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他们的具体表现，就是挨家挨户去搜查粮食，把百姓家粮食搜光光，把他们推入死亡方程式。

饿死人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信阳解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同志都遭殃了。

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多人，特别集训五千多人，斗争和批判了一万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测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是参与进去了。高层政策失误是高层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尽管多吃多拿，屁民们饿死无所谓。

时代悲剧当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没死成，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生命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

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把自己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

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到下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放在后面的篇章里讨论。现在讨论一下责任问题。

第六章 责任

毛泽东的责任

这里谈论责任，并非为了追究啥。也没有人能追究到啥。这里讨论责任，只是看看能不能从中间吸取一点教训。在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大饥荒，是毛泽东轰轰烈烈一生中第一次战略失误。

先回顾一下大饥荒的原因。

长期以来，对外宣称自然灾害。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困难。确实，那三年发生不少自然灾害。比方说信阳地区，六零年就旱灾严重。其它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灾旱灾，都是事实。但是自然灾害并非主因。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大的缺口。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逼债的问题。主要是贷款以及朝鲜战争的装备费用。这个也是原因，还不如自然灾害有说服力。

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失误。这已经是现在公认的事实。所谓政策失误，也就是三面红旗的失误。三面红旗的真正旗手恰好就是毛泽东。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要说责任，第一个肯定说毛泽东。

说的更明白一点，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饥荒中，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

所谓领袖之责，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也是最为浅显的一层，就是用人问题。

在用人这一层面上，通过前面分析已经得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战争时代与建设时代，毛泽东用人方式一脉相承；另一个结果，就是新五虎上将之中，每一个人都欺骗过毛泽东，而且是原则性的欺骗。

通过这两个结果，可以从中间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对象问题。

其实战争年代，那些将帅们也违拗过毛泽东，像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像林彪在东北撤出四平，像粟裕对淮海战役边打边构思。这些事虽然和欺骗联系不到一起，却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说好听点，叫发挥集体理论，严重一点，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新的五虎上将所谓欺骗，也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不按毛泽东意思办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事情办好。遗憾的是没有办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办好。

战争年代的斗争对象是敌人；建设时代的对象则是百姓。敌人和百姓，一词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毛泽东放手用人，传统意义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好的，战争期间取得了可喜的结果，这是好事。然而建设和战争是两个概念。战争中，不管用啥办法，只要最后把敌人给弄死弄伤弄残弄服气低头认输就可以了。建设则是另一个概念，只有一种方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积累。正如要拆掉一座房子，方式无数种，炸药、推土机或者超人的拳头都能用；要建一座房子，必须先打地基，再一砖一瓦的去弄，只能由下往上盖，无法反过来，从上往下盖，也不可能上下同时盖，没那个理。

战争年代，领袖要做的就是发动各路人马放手去干。和平年代，领袖任务应该变了，那就是约束手下各路诸侯，使之不得胡作非为。因为战争年代，一起负面因素都可以推给敌人。和平时代，再没有敌人替你挡脏水，功劳和错误都要自己扛下来。

局势变了，而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没变，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错误。为啥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就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就是毛泽东的第二个错误。

所谓政策错误，就是三面红旗的错误。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详情参照本篇开始那一段。

所有错误均有思想来源。然而思想本无所谓对错，要挖掘，只能挖掘错误在思想中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左倾思想之来源以及它的积极性和危害性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有点大，放在这里不合适，只能留到最后毛泽东篇章里叙述了，还望看官们包涵一下。

顺便多说几句。毛泽东在当今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论说什么总能惹起一部分人不爽。爱他之人爱的要死，容不下半点不字，最多就是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也有那么一丁点错误。至于错在何处，则不予评说，好像要冒犯神灵一般。个人观点，本着实事求是（毛泽东说过最多的成语）的原则，既然说一个人有错，就应该说出这个人错在哪里，在哪一件事情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有利于后人借鉴。如果只是笼统说几分功过而不说过在何方，那才是污蔑，才是对伟人的不敬。

另一部分人恰好相反，恨毛泽东恨到骨髓里，听不得说毛泽东半句好话。非得把毛泽东说成疯子或神经病才觉得解气。不知道他们为何痛恨毛泽东。痛恨归痛恨，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要知道毛泽东被骂的最狠的年代可不是现在，而是建国之前，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把毛泽东描绘成不堪的怪物。那样情况下都没能损害得了毛泽东，现在骂几句有啥用？如果真的痛恨毛泽东，就去寻找毛泽东的弱点吧，就去提高自己吧，就去为自己（小的方面）为国家民族（有点大呵）多干点事吧。疯狂谩骂，对另一个世界的毛泽东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影响这世界对毛泽东的评价；反而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何苦来着？

毛泽东是个伟人，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在任何时代用任何一个观点来衡量，都会得出正反两种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站在任何立场上看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功有过。如果想要从伟人身上吸收点营养、得到点启发，那就用自己的观点去唠叨伟人之功劳和伟人之过错。看看伟人成功方式，咱们能否借鉴一点，看看伟人身上的缺陷，咱们自己是否也沾一点。

一句话，咱要对伟人理解并尊重。

唉，有点离题了，继续。

领导责任：刘周邓

领袖责任被毛泽东抗走了，剩下领导之责也该有人分担吧。新的五虎上将纵然有大过错，然而他们只是省级人物，最多只能祸害一个省。在他们和毛泽东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央领导层。这个中央领导层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处理。

同样重大事件，中央对文革定性明确，即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但是对大饥荒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用三年自然灾害做掩饰，然后改成三年困难时期。事实上大饥荒也差不多，也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打倒了不少有话语权的人，他们需要有个交代。交代有了，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在作怪。有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大家可以说，恶人受到惩罚，正义战胜邪恶，真理得到肯定。

大饥荒是另外一回事。大饥荒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经济政策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败，也是参与决策和决策执行者的失败。

参与决策者是谁？很明显，就是当年中央政治局成员，主要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几个人。政策执行者也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恰好都是光辉形象，要维持的。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政策处于转型期，意识形态还没怎么转变过来，国家还不是很富裕，老百姓还不怎么思考问题，需要一些完美形象来团结人心。

时至今日，那个时代正在远去，国家更加富裕，老百姓认知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不会因为一些伟大的人物曾经的失误跑去和国家对着干。因此咱需要更为仔细审视那些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无完人，光辉的邓小平也不完美，这个他自己也承认。政党和国家也一样，也会犯错误。正是因为当年集体经济高过了头，也就是犯了错，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邓总设计师自我评价的时候也是有功有过。其中的过失也包括参与了大跃进吧。

勇于认错，勇于承担，无损现在、有益于未来。

刘少奇曾经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说得很好。其中一层含义就是人民写历史时也会分析每个人的得失。然后再根据这些得失选择今后的路。

毛泽东之外，另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刘少奇。从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也就是在共同目标下建立的政治盟友。在战争期间，毛泽东管战略，刘少奇管党务。战争期间，军事压倒一切。刘少奇只是隐在毛泽东身边处理当年细节。

建国之后，党的中心从战争转移到建设上，刘少奇一下子重要起来，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不服气，比方说高岗同志。国家建设阶段。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助手。

因为刘少奇地位重要，毛泽东从国家主席位置上下来，刘少奇走向前台。整个大跃进过程中，刘少奇都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一九五九年初，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大跃进方兴未艾。刘少奇依然按照既定的经济政策走，走了两年，碰的头破血流。直到一九六二年开始试图调整经济结构。正是在调整过程中。刘少奇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进而有了矛盾，进而矛盾不可调和，这些都是后话。后面再说。

大饥荒时代，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 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

二， 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

三， 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

四， 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

中国国家元首概念和其它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法比的，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刘少奇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

新中国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在领导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刘少奇是二把手，第二高。毛泽东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有二把手刘少奇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刘少奇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

毛泽东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大饥荒时代，大方向上还是毛泽东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毛泽东事情很多，他要关心其它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不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

这么说吧，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这个大饥荒年代中，有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灾情最为严重，其它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毛泽东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政策下，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

这个失衡，除了刘少奇领导的过失，就是周恩来了。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挨过批，街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总理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

总理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其权力如下：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如此等等。

周恩来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的一生。他很好的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在那种极左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当时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成员。后来他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

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选择和毛泽东保持距离，跟着刘少奇的路子走。刘少奇的路子虽然没有走成功，邓小平自己也被打到好几次。但是熬过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主导了日后中国的时局，于是才有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

其他实力派如彭真陈云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均有责任。

所有的责任，将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定下基调，集体检讨，集体负责。后话，刘少奇篇章里再说。

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毛泽东负领袖之责，刘少奇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责任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责任则是瞒下欺上，而基层官吏主要责任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如果有牲口生病没治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扔掉、埋了什么的，而是直接放血吃掉。即使来不及放血，依然吃掉。直到如今，乡下还有很多人如此对待生病的牲口。

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百姓都很苦。一个有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

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新中国之后的农民和之前王朝时代的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在新中国，他们分到了一份土地。要知道中国当年可是一穷二白，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举国上下全部的家当基本上就是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家当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国民空前团结，所以民气空前高涨。

当大家怀着感恩之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之时，很少有人静下来想一想那三个字：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然而我要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百姓重来没有思考过。只有在改朝换代之时才能看见他们悲伤的面孔和愤怒的眼睛。

从百姓中走出来的精英，回过头来想办法统治百姓。中国的百姓从来就不懂得思考，所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大饥荒时代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感恩、他们开心、他们高兴、他们把中央和毛主席当成伟大救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私自利的表现。比方说吧，大饥荒时代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副食品和家禽牲畜匮乏。而家禽牲畜匮乏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加入公社之前再杀了自己的牲畜。有人为了口腹之欲，有人仅仅是不想它们落入“公家”而已。

我们不能也不想责怪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新中国。这里我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百姓身上，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没有重新崛起的民族意识，一起都是瞎扯。但是那个时代的百姓在“公民智慧”这一块，他们还处在开启的前夜。而咱们今天的百姓，公民智慧这一块是进步了不少，然而民族意识却在变弱。什么谩骂、地域攻击、人身污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飞向社会各个角落。仿佛大家来自敌对国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这样会有啥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分裂而已。纵观整个历史，咱这个国家唯一惧怕的就是不团结。

在我们说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国家主席应该负怎样责任，总理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之时，绝对不能忽略民众素质这个基本问题。我并非拿这个问题为谁开脱责任。这里只想指出，当我们渴望法制、渴望民主自由、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过程有多长，就取决于民众素质的积累。

所谓民众素质，也就是勤于思考而已。多问点为啥而已。遵守各种秩序而已。待人文明礼貌一点而已。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而已。等等等而已。

当我们回头看那段悲惨往事，发现那些因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狂热却不懂得思考的百姓。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相对于他们，今天作为百姓的我们已经懂得思考许多问题。同时还需要思考更多的事才能推动社会更进一步的改变。

毛泽东和那一代人都是人杰。按战略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上，毛泽东也不差。按实际办事能力，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挂的上号。更为难得的是像他们这等人杰，都是脚踏实地工作，不论身在野还是高居庙堂，基本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在他们那里可没有咱们今天这种一天八小时上下班概念，连续工作几天都是正常现象，常常免费加班到午夜。

他们都想按照一个模式改造百姓。很不幸，他们失去了那个度。

真理前进一步，即谬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大饥荒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灾难如此严重，为何买有人再次起来造反闹革命。整个一部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有造反的痕迹。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秀全，从来不缺少农民起义造反。甚至红军时代，各个根据地建设，也可以看成农民起义。大饥荒时代，灾情同样严酷，为啥就没有农民起义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申明一下，当初也有一些人试图“造反”，只是数量很少，可以忽略。

更为好笑的是，竟然有人试图拿这个——没人造反——来证明当时政策没有问题，人间天堂。既然那么不堪，为啥没有人起来造反呢，要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造反的了。关于造反，可以列出一大堆事例数据，不仅是末世王朝才有人造反，即使是盛世，如康熙时代；即使是开国之君，如朱元璋时代，均有农民起义造反。在新中国，基本上没有人民起义造反，所以一直很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好，推敲起来相当有问题。

很多仁人志士对此给予了驳斥，归纳起来如下几个方面。

一个观点是国家控制太严密，大家没有造反机会。

当时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各级行政工作也到位，还有民兵。而且共产党领导都是靠造反起家的，对付造反很有经验。然而这些最多只能说明造反困难，难以成功，绝不是禁止造反的理由。同时也不要把那些控制想象的天衣无缝。那个时代农民起义是被放任的？

另一个观点是，当时大家都饿的不行了，没有力气去造反。

要驳斥这一点也很容易，如果不挨饿鬼才去造反哩。见过哪一此农民起义是吃饱了撑的不行了去起义的？没有吧。除非精神病，谁吃饱了去干那种高危险的事业啊。吃饱穿暖之后去思淫欲去了，造反？还是等饿了再说吧。

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新颖，就是当年的农民百姓有负罪感。

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这些农民本来没有土地的。他们的土地都是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在夺得土地的过程中，他们对待地主也没有客气。在他们淳朴的内心中，因果报应的传统概念占了上风，绝对做了亏心事应有此报。这种观念的人很少。对于这种观念，我只能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农民当年就不会去搞革命了，对不对？

这几个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仔细分析一下，似乎都不那么严密，好像还缺了点啥。此前我一直想了很久也没能弄明白。直到春节回老家过新年，似乎有点头绪了。把所见所想纪录下来，供看官们鉴赏。

春节见闻录

本人虽然是乡下人，因为年龄关系，对大饥荒并无体验。只是童年在乡下常常听到六零年饿死人之说。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接触大饥荒资料时觉得非常惊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可以如此严重呢。直到写这个篇章之前，我还不太相信。不仅对大饥荒想不通，就连之后各种运动也想不通。看现在留下的那些资料，大饥荒之后就一直在搞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运动如此惨烈残酷，为何国家还能稳定？不仅稳定，还能在搞金门炮战，还能发动对印度边界战争，还能搞两弹一星，还能研究牛胰岛素，为啥？岂不是怪事！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折腾出这样的怪事。

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

恰好春节回老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饥荒的机会。毕竟大饥荒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五十多岁的人就记得当年情形。春节大家都在家，也不需要什么记者采访那般繁琐，以串门聊天的方式闲话一下就可以，比专门采访调查方便多了。

我询问的第一个对象是爷爷和奶奶。爷爷的一个哥哥在六零年（大饥荒）饿死了，奶奶娘家在邻村，也有一个侄子饿死。大饥荒年代，爷爷差一点也饿趴下了。奶奶在公共食堂做饭，虽然没有办法多吃多占，但是自己的那一份少不了。奶奶每一次吃一半，另一半带回来给爷爷吃。所以爷爷处境比其它人好点。据奶奶描说，那几年收了粮食要大部分上交，剩下的大家大吃几个月，然后杂粮拌草根再吃几个月，还有一段时间粮食短缺。

我问他们：那你们恨毛泽东么？爷爷没听清楚：啥？我大声说，你们恨毛主席么？奶奶听了之后“瞪”我一眼。那意思就是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呢！他们都信耶稣基督。通常情况下，只有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时，奶奶才会这般“瞪”我。每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毛泽东，他们情绪都会为之一变。

本村一个叔叔，比我老爸大十几岁，大饥荒时代十岁左右。他有两次差一点饿死了。之所以没死掉，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一个地方藏了一点黄豆。偷偷抄了一小把，吃了之后就还魂了。另外一次真的快不行了，恰好斜对过一位寡妇向他招手让他过去，他将信将疑到寡妇家。寡妇拿出一个馍馍头给他吃。啥馍馍呢，既不是麦面也不是米面也不是五谷杂粮，而是一种草。说起来各位也许不知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种草叶子比较厚实，边有刺，牲口都不吃的。寡妇就把那种草房子放在石头上倒碎，蒸熟，宝贝一样。

我问叔叔：你恨毛泽东吗？

叔叔说：那和毛主席没关系。

我说：你都快饿死了，怎么不恨呢。

叔叔说：那是下面人孬种，毛主席干着一心想为百姓好。要不是毛主席，俺们现在哪来地种？我和你爸现在还在给地主打长工哩。你也没机会上大学，也没办法在这说长道短。

一位婶婶他的娘家离我们村比较远。大饥荒那会她还没有出嫁。她说她当时都已经饿昏死过去了，她妈妈不知道从一位好心人那里弄得一把麦面，活成面糊糊，灌倒嘴里，然后就活过来了。要说没那把面，她就要去见饿死的亲人了。

问婶婶：你恨毛泽东吗？

婶婶说：那不怪毛主席。他没有上台。婶婶说的没有上台是指当时毛泽东不是国家主席。

我说：政策是他制定的啊。

婶婶说：那是别人（把政策）弄坏了。毛主席为百姓好。要不文化大革命那会毛主席准许老百姓斗当官的干啥。那会饿死人的人后来都没得好报。做人还是得讲良心的。

婶婶说了他们的村干部，粮食不给老百姓吃，自家人却养得白白胖胖。好来文革，老百姓把他们绑在村子的大槐树上，每个人去刮鼻子（乡下是一种侮辱），可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坚硬的树皮啥的，把鼻子上面的皮全给刮了下来，血淋淋的，很怕人。

邻村，也就是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有一个老人叫歪嘴。他打过朝鲜战争，一颗子弹从嘴里穿腮而过，说话时嘴老往一边歪。他身上的军人气早已消磨干净，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已。那年代对战士还是蛮尊重的。尽管如此，大饥荒时代已然饿的浮肿。

我问他：你恨毛泽东吗？

他大声说：咱这国家不容易，恨毛主席的都是……（省略一串脏字）。

又询问了别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虽然在那年头大家饿的七七八八，却已然不恨毛泽东。这些人居于乡下，没有声音。然而这些可以解释，为啥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中国依然安稳统一，就是因为农民。当时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军人来自农民，军官也是来自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军人总是站在毛泽东那一边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一根手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的原因，这就是彭德怀和林彪这种军内大佬都没有力量反抗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说这帮人没见识、没智慧、被宣传工具给愚弄了、被洗脑了。确实，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懂一大堆知识，是一群简单而缺乏思想的人。然而也该看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整体向心力保证了国家的安稳不是吗？

比起满清时代给洋人提供信息，比起民国期间帮助鬼子的那些农民要强很多，对不对？

个人认为，要解释上面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靠学术逻辑来推理是没有用的，靠攻击谩骂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了解一下当年的客观事实。虽然那个客观事实现在看来多少有点愚昧落后，但确实存在过，并且为中国的涅槃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评：那是一个民族意识再次开启，但民族智慧等待开启的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吧。国家真想富强，首先必须开启民智。

——民不智，国不可能强，也不可能富。这个道理已经被国人忽视数千年。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五千年，那么至少有四千九百多年的政策都是愚民政策，应该改变了。否则就不要谈什么民族复兴。

第二部 刘少奇之伤

第一章 成为大人物之前

一种现象

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就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刘少奇现象。

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刘少奇在军功方面即使不能说是零吧，比起其他将帅，没有建立山头（根据地）的经历，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虽然也到新四军整过一段时间吧，却没有打过仗，还留下和饶漱石不和的种子。去华北视察一圈吧，和彭德怀吵了一架。

可是到了建国那会，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又过几年，成为共和国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再过几年，成为国家主席，隐隐有和毛泽东对峙的态势。

——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初看起来相当费解。现在看起来都费解的事。当初那些人如何不费解呢？尤其是军方。

自始自终，当年军方大人物对这位党内二把手不怎么买账。建国之前就不说了，没有哪个山头大佬行动听从刘少奇指挥，建国之后军方势力一次再一次像刘少奇扑来。从高岗到彭德怀到林彪，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

这一连串冲击波之后，刘少奇迎来终极对手，毛泽东。

首先是高岗，嚣张一时又因为自身不慎（误解毛泽东的意图）而倒下。

然后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的军方红人粟裕挨整。因为按照当时态势，如果刘少奇上台，掌控国家军事机器的那个人就是粟裕。

第一次庐山庐山上，彭德怀差点就给刘少奇致命一击。因为在彭德怀看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政府要对当时严峻形势负责。

所以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对庐山事件表态：唯彭德怀不能平反。大饥荒之后，刘少奇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接下来各种运动，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文化大革命总爆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一大帮人遭了秧。军方：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贺龙和罗瑞卿惨遭扫荡，基本上没有关系的许光达也遭殃。政界，基本上无人能幸免。

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中，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即使他远去之后，他的身影还在，依然影响着那些尚在人间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刘少奇，不仅仅成为党内二把手，一次次风暴之后，还成了国家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要不是缔造这个国家的毛泽东还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代表，而非现在这样号称国家历史上第一号蒙冤者。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敌手无数。这些对手中，皆一时之雄杰。既有蒋介石这种难得一见的政治领袖，也有王明这种共产国际空降兵，又有张国焘这种党内元老派。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加入了这个行列。如果说大饥荒之前，刘少奇还在毛泽东羽翼下的理论家。通过大饥荒一番折腾，刘少奇已经成长为一个堪与毛泽东匹敌的政治家。

正是因为毛泽东还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不可避免的走到领袖对立面，从领袖最可靠的战友变成领袖在建国之后最大的敌人。当然，从个人角度上讲，刘少奇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但是从政治理念上出发，刘少奇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走上擂台，站在领袖对立面。

现在领袖及其战友林彪（领袖未来的对手）要对刘少奇出手了。如果刘少奇运气足够好，能够化解毛林二人的霹雷手段，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巨人，也就没有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那样的话，中国将比现在前进至少十年，多则二十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可能就是刘少奇理论。

十年是什么概念？

在这个人生都是以百年来纪的世界上，十年并不算长。放在历史上仅仅一瞥而已。然而如果站在现在展望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答曰：大概中国的房价下跌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水平上，或许医疗体系什么的就建起来了，可能教育会改革的更为合理一点，差不多国民素质会上升一个台阶。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设。历史没有给刘少奇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评价刘少奇的一生，就一个字，伤。

不仅仅是他个人之伤，也是国家民族之伤，更是时代之伤。后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功过七比三。三分过错中，主要就是发动并指挥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是打碎当初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集团。

佛说，万事皆有因果。透过一连串伤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性。

刘少奇之伤，有其必然性。这才是悲剧根源所在。

刘少奇其人

中国中部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叫洞庭湖，古称云梦大泽。其气势有诗为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千年以来滋润中国心脏地带，孕育出一个奇美绚丽的楚地文化。在洞庭湖南边有一个平原和丘陵起伏之地，曰湖南。

湖南属楚地，和湖北安徽等地支撑了古楚文化。屈原就是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两千年前，人格洁净到近乎洁癖的三闾大夫在楚地唱起悲歌，这一唱，唱出了楚人之心声。他的傲骨，他的悲鸣，深入中国人灵魂同时，更为深刻影响湖南人。近代湖南人的倨傲与倔强，大概可以从那位伟大而悲情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找到源头

屈原之后，楚地人才辈出，贾谊、周敦颐、王夫之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然而这些人中，以思想艺术为主，这条线一直延续到近代，延续到田汉、齐白石、丁玲等人。

近代历史上，湖南涌现出大量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左右了中国命运。像曾国藩，没有他，太平天国肯定要折腾更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湘军，也可能没有淮军。没有湘军和淮军，天知道清王朝是啥样，估计支撑不到辛亥革命。同时期的左宗棠也不差，没有左宗棠，新疆或许在外蒙之前就独立了。

戊戌变法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谭嗣同，湖南人。他用热血和头颅促使后来精英走向革命。

说起革命，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湖南人黄兴。没有黄兴，指望同盟会那群愤怒的书呆子去闹革命极为不靠谱。黄兴之于孙中山，犹如朱德之于毛泽东。遗憾的是孙中山贵为民族革命先行者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国民革命先天不足。没有黄兴，孙中山将更为艰难。孙中山革命失败，败在袁世凯之手。

提起袁世凯，就必须提另外一个湖南人，蔡锷将军。说起蔡锷将军，那是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小凤仙三个字给历史增添几多绚丽。在蔡将军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最为高光时刻当属率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护国大旗下绝望。蔡锷光芒四射的一生中带出了很多将军，比如说朱德，比如说李宗仁。此二人分属国共两党，更为直接的影响到中国之命运。

之后，湖南人迎来了巅峰。

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肯定是毛泽东了。和毛泽东同时代湖南人中，还有刘少奇，还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大批政治家和军事家。

评：整个中国近代史，不出湖南。

在那一大堆杰出的湖南人中间，刘少奇或许并不是最出色的哪一个。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刘少奇的故事属于启示录。

好吧，那就说说刘少奇。

童年

湖南是一个秀美的地方，山山水水交错相连。在山水相间之地，有小小的盆地，简称为冲，像韶山冲。众多“冲”中间，有一个冲的老百姓擅长烧炭，叫炭子冲。

直到一八九八年年之前，和其它冲比起来，炭子冲并无不同。老百姓遵循着千百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消受着世间的欢乐或悲痛。世人并不在意这样一个平常而平凡的小冲子。炭子冲所以进入世人视线，只因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这一天，一个男孩诞生了。

这个男孩就是刘少奇。随后的故事里，刘少奇让炭子冲在地图上醒目起来。

刘少奇诞生的时候，千里之外的江苏淮安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叫周恩来。三十公里之外的韶山冲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玩耍，他叫毛泽东。另外四川仪陇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叫朱德。这几个人成了中国半个世纪的主角。

刘家原本是江西人，因祖上有人在湖南做官而成了湖南人。然而和那个时代一样，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刘家也开始衰落。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那一代，刘家从官家变成农民之家。好在刘在洲同志勤劳能干，把自家那点地打理的井井有条，还扩大了地盘——租了点地。又经过一系列辛苦劳作，家庭生活有了转机。

在中国，靠一代人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好儿子。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也就是刘少奇的爷爷，继承了老爸勤劳能干的光荣传统，继续辛勤劳动扩大地盘，有了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了。地多了，生活改善了。改善的结果就是孩子教育好了。刘得云的儿子刘寿生粗通文墨，大字认识好几筐。刘得云和上边两代不太一样，不再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啥的，而是对孩子教育比较热心。

刘寿生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迎来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刘绍选，后更名为刘少奇。刘寿生决定好好教育这个儿子。于是八岁那年，刘少奇开始念书。

列为看官，你们是不是很纳闷，都八岁了才念书，还能叫重视教育？比起今天五六岁上小学，三四岁上幼儿园，一两岁上托儿所，甚至在娘胎里接受教育的骄子们，刘少奇念书起步太晚了。然而在刘少奇那个时代，能接受教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没有爷爷和爷爷的爸爸那两代人的勤劳积累，父亲再开明也没用，没经济基础啊。正如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也不是不想接受教育，不想过早辍学，没有办法。

这就是所谓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想接受教育，必须在家有点地，再通过一两代人勤劳能干，而且运气搞好（没有遭旱灾、水灾、兵灾等一系列灾难）才能有可能积累一点家底，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年的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列位看官可以想象当年中国为何被人宰割了吧。一个民族，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说这个民族是病夫似乎也不怎么冤枉。还是那句话，整体民族素质决定一切。

民强则国强。如果一个政府没办法让国民富强，迟早只有一个结局，即完蛋。

这一段信息里还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土地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所以此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实行土地政策时，蒋介石和他领导的那帮人杰很快灰溜溜下海去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谁给人民多点好处而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威望下跌，而刘少奇政治资本空前膨胀的原因。因为就农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把地分到自己手里，而非吃大锅饭。

刘少奇念书虽晚，却不影响以后的人生。起跑线固然重要，只是人生一瞬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竞赛，要看爆发力，更重要的是看耐力。何况比起同时代的人相比，能够念书已经不错了。拿到今天，比海归派还要吃香。

刘少奇念的是哪个学校呢，很遗憾，既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而是一种叫做私塾的玩意。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新式教育机构，但对小地方小地主之家出身的刘少奇而言还是太遥远了。所谓的私塾就是乡下富人或老朽吃饱了不饿，找两间空房子收几个徒弟，然后摇头幌脑之乎者也一阵子。这种教育之下能出人才？答曰看似不能，实则能。

有句古话叫，自古豪门出才子，自古寒门出奇才。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寒门奇才。

奇才是如何炼成的

刘家虽然有几十亩地，那年头土地收成不怎么样，所以并不富裕。为了省点学费，时不时更换学校，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个地方。十一岁那年，换到一个姓洪的家里念书。这洪家有一个特色，世代为官，重视教育，书多。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刘少奇酷爱读书。

那年头科举制度已经没了，没了升学考试压力，私塾只是千年以来惯性延续。因此在私塾里那叫一个乐，爱干嘛干嘛。当别人抓鸟摸鱼之时，刘少奇却跑去洪家书房里找书看。虽然那些书不见得有啥用，至少说明一点，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与众不同，希望与众不同的生活，愿意干与众不同的事。

翻开名人传记，就会发现，基本上所以名人在少年时代都有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时光，要么狂读书，要么独自发呆，要么就是摆弄新玩意，要么……总之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和个性，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若干年之后，等这些人把自己带有鲜明个性的世界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成功人士，什么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而刘少奇成了革命家。

这种性格在学校，特别是当今学校是不允许存在的。公立教育最大的败笔就是摧毁年轻人独立世界观。从这点看，战乱年代的刘少奇反而很幸运。放在今天，老师肯定要把家长叫过去研究一番，提出若干条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下来，要么把年轻人训成乖宝宝，要么将其逼上叛逆之路。刘少奇则可以自然状态下成长。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制度走入了坟墓。这一消息如同海啸一样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心，也冲刷着刘少奇的心。

刘少奇上面有三个哥哥，二哥刘云庭参加了湖南新军。湖北新军起义时，湖南新军也响应了一把。就是说刘云庭是个革命军人。第二年回家探亲，带了一些革命书籍（现在没人看，当年属禁书），勾起了年轻的刘少奇对革命的绮丽幻觉。刘少奇看了那本书欣喜若狂，立马就要姐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来，表示和清朝决裂。幸好清王朝已经完蛋了，不然刘少奇同学这个举动即便不杀头也得充军吧。

于是乎，刘少奇同学对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提出一个奢侈的要求——外出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刘少奇的梦想得以实现了，如愿进入了一所小学，成为一个小学生。这一年，刘少奇十四岁了，放到现在，中学都快毕业了。一年之后考入了宁乡县高小，还是小学生。

那年代当官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官的，最多也就是贪污腐败，侵吞点国家财产到国外去逍遥啥的，弄不好还被送入秦城。当年的当官的可不一样了，除了贪污腐败，时不时还干点卖国之营生。所以那年代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高官一卖国，学生就抗议。所以当袁世凯搞点手脚时，学生就抗议了，小学生刘少奇同学也放下书本去抗议。

就这样边抗议边念书，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接下来怎么办，升学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小学毕业就已经十八岁的青年，如果没办法另谋高就，那就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了，继续当一个小地主，过紧巴巴的日子。当然历史不会这么安排刘少奇同学的。在那要命的关头，刘少奇迎来一位贵人：一位姓梅的老师伸出援手，把待业青年刘少奇推荐入中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生是脆弱的。所以诗人才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刘少奇深深体会到了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很出名，在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光荣传统激励下，刘少奇同学放弃了继续当中学生的机会，通过二哥搞到一张退伍证（当时讲武堂只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相当于给大老粗讲点专业知识），以冒名顶替（严重作弊行为，不提倡）的方式考入讲武堂。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学军事，护法战争就爆发了。

战乱中，学生们只好各回各家。刘少奇没办法，只好跑回老家呆着。军人美梦就此破灭。另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大龄青年，既不立业也未成家，究竟想干啥？

——不会是念书念多了，不务正业了吧。

好心的父老乡亲们都劝说了，那个谁谁谁啊，毕业了吧，结婚没有啊，老大不小了可以结婚了吧，要不给你介绍媳妇吧，旁边村里那谁谁家的闺女白白胖胖长得很俊，和你般配等等。特别是老妈妈，什么我要抱孙子啦、不要再出击闯祸了……唠叨个没完。当是时也，刘少奇处境堪比当今大龄青年回家过春节。

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结婚生孩子了继承老爹光荣的种地事业了，那就想办法了。一番思索之下，刘少奇决定坚持两手抓：一手，以自学方式准备报考外地大学，多学点知识；另一手是起早贪黑练点武术，强身健体同时，以备日后闯荡江湖。

然而那两手还没有准备好，刘少奇再次上路。因为一九一九年来了。

和一九一一年一样，一九一九年也深深写入中国历史中。这一年的五月四号，一群年轻人再次放下书本跑到街上，去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同的是，这一次闹的有点大，不仅闹了整个京城，还波及到了全国。

日后这一天被看成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识，号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爱国运动影响下，远在长沙考中学毕业证书（报考大学必须有中学毕业证）的刘少奇被感染了。一九一一年的刘少奇，还是一个莽撞少年，八年之后，刘少奇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参与运动中去，便直接去北京了。

到了北京，他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满大街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张大嘴巴宣传各种思想，如同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刘少奇很新奇和兴奋。这群人中，有一个同龄年轻人叫周恩来，只是没有碰到。据说日后二人还为此惋惜了几番。

初到北京的刘少奇比现在的北漂一族还惨，工作没有不说，生活费也紧张，改善一下营养都难，后来兵荒马乱，干脆就没了生活来源。他想进北大。可惜北大门槛很高，而且学费高的吓人。其它学校吧，要么他看不上学校，要么学校看不上他。后来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结果又因为没钱而作罢。钱啊，呵呵。

刘少奇同学忙活了很久，依然没能改变浮萍之命运。当然他也没有闲着，按照老习惯，依然是一边读书，一边倾听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造就了他的思维能力。

日后那位战斗力超强的党内理论家，那位毛泽东思想的发现者，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锻炼。每天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向你灌输不同的理论，想不思考都困难。所谓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之处就在于启发别人思考。什么打倒卖国贼都是浮云，不能指望书生来搞定政治，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文革用红卫兵搞政治）。书生是用来辩论思考的，让他们去搞政治只能搞砸锅。

日后那位游走在白区地下的中央领导人，就得益于这种漂泊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本领是从任何学校任何大师那里都学不到的，必须由艰苦的环境中领悟。每当看到现在家长把孩子当皇帝来养就想说，如果真为孩子好，就多让孩子历练历练吧。

随后又经历一系列挫折失败（还是上大学无门，去法国没钱）。为了生活，还去了工厂当临时工。世事无常，机遇总会在不经意时出现。迷茫之中的刘少奇对着慢慢前途徒呼奈何的时候赢得一次机遇：一个去苏联的机会。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对中国年轻人有了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当年苏联多么富裕强大，实在是苏联实现了工人农民大翻身。这对为中国也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广大贫寒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天籁之音。对刘少奇而言，反正无处可去了，不能就这么浪费青春时光。

——那就去苏联吧。

路径是这样的：从上海坐船，途径日本长崎，然后抵达海参崴。上海是春天，海参崴还是冬天。差别就像海南岛和新疆一样大。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既不用电也不烧煤，而是烧柴火，跑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大家下来砍柴当燃料，继续跑。据说刘少奇他们也下车砍过柴火。

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一路走了三个月。

在莫斯科，刘少奇同志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

在莫斯科，刘少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刘少奇坚定了回国干革命的决心。

再次回到中国的刘少奇，已经不再是那个迷茫无助、大学上不了、出国没有钱的刘少奇了。尽管他依然没有钱，依然上不了大学，但是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不再迷茫。

人这一生，知识积累和性格培养都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奋斗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这个方向脚踏实地去奋斗，百折不回。这一点上，刘少奇是榜样。

此时的刘少奇年纪轻轻，却已经历尽世事艰辛悲凉，并顽强存活下来，且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这种人在此后的人生中，可以从容面对风浪笑对险恶。这种人已经是人杰，精英中的精英。所谓奇才，也就这意思吧。

自古寒门出奇才，奇就奇在能够应对各种艰险，哪怕最后粉身碎骨却浑然不惧。

第二章 文斗明星

从苏联回国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业问题。

有了信念，有了实力，还得有平台去展示吧。

那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时代，想要安心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想要过日子的人太多，食物和房子太少。最重要的是，想要得到食物和房子的途径太少。——因为那是乱世。

同时，那也是一个容易叱咤风云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只要你有理想，敢于为理想奋斗，并且在奋斗过程中不被消灭，好了，你的前途很可能非常光明——青史留名。——因为那是乱世。

所有乱世都一样，实现理想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演武，二是为文。像贺龙拿菜刀闹革命，像彭德怀搞平江暴动，像毛泽东搞秋收起义，都是武斗，并且最终都修成正果。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文字贩子，写过各个流派的故事，也曾荣华富贵，显耀一时，就不介绍了。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刘少奇走的是第三条路，那就是文斗。

啥叫文斗呢，字面解释就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去斗争。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一种宗教感情，经过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叙述发言之后形成一种观念，叫勿以暴力抗恶。到最后形成斗争形势是在印度，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的文斗方式为另外一种，即罢工。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欧洲早有罢工斗争先例。然而中国本身农业国，都是农民。历次剧烈的政治变革主力军都是农民。当工人开始罢工，意味着工业力量的发展，好事。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多少党员，甚至还没多少人在意共产党这样一个小小（共产国际）支部性质的组织。但是共产党员对自身工作定义却是非常清晰——解放全人类。那么要钱没钱，要枪没抢，如何解放全人类呢，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当时他们所想的就是国外听从共产国际指示办事，在国内寻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因为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苏联。苏联革命成功了。共产国际也就有了威信。对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支部而言，共产国际的话就是圣旨。至于孙中山，那是革命的灯塔。任何从事革命事业之人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幼年时代的共产党，寻求和孙中山合作，是扩大影响力的最为有趣的方式。

数量稀少的共产党很有觉悟：那就是咱是共产党，咱代表广大底层工人农民。既然苏联革命是依靠工人成立的，那咱们就效仿吧。于是刘少奇找到了工作对象——搞工人运动，也就是领导（说不好听，叫煽动）工人罢工。

所谓罢工，就是暂时不给你干活。啥叫暂时不给你干活呢？就是我还要给你干活，但如果你不改善我的生存条件我就不给你干活，改善之后才给你干。

刘少奇回国后，一头扎入罢工狂潮中。粤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有罢工的地方就有刘少奇，或者说有刘少奇的地方就有罢工。总之，刘少奇和罢工联系在一起。

牛刀初试

在苏联倾听列宁教诲之后，年轻的刘少奇在上海遇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一番客套、高论之后，陈独秀让刘少奇会老家湖南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刘少奇碰见年长五岁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辈子的领导，毛泽东。当时刘少奇二十四岁，一个外冷内热的青年；毛泽东二十九岁，正在走向成熟。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此后岁月里，刘少奇多次对此次会面有过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异乡归来的小老弟表示羡慕——从革命圣地归来，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呵。这层关系成了二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因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协助粤汉铁路罢工。具体办法就是协助“罢工大师”李立三同志鼓动两千多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变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

李立三生于一八九九年，比刘少奇年轻一岁；湖南人，和刘少奇老乡；破落地主家庭出身，和刘少奇类似；念书年龄比刘少奇早。而且两人的结局也类似，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到残酷的命运。

李立三和刘少奇经历相似。各方面直接对比，李立三比刘少奇更有优势。李立三当过大兵、扛过抢，刘少奇没有。刘少奇想去法国进修而不得，李立三去过。

比刘少奇入党时间更早的人寥寥无几，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在遇见毛泽东的时间表上，李立三都比刘少奇更早。

在罢工这一行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李立三是其中之一。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罢工过于积极。陈独秀同志右倾之后。李立三同志就变成了左倾，一根筋的左倾。刘少奇因为立场转变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成了白区正确代表，这是后话。

在显赫一时的粤汉铁路罢工中，刚刚入行的刘少奇表现出过人的素质，完全展示了理想时代共产党人的最求。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安源路矿。

安源路矿，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罢，做生意也罢，或者其它，都需要第一笔资本，通俗说第一桶金，相当于一个平台。是鸡还是鹰将在此平台上见分晓。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来自于安源路矿。

相比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地盘更大，工人更多，可以收获更多；当然，危险更大。掉了脑袋也没有任何保险赔偿。因为需要面对权贵和资本家——各种流氓的衣食父母。

站在资本家立场来看，所谓罢工其实就是捣乱。本来把工人当牛马：压榨血汗钱，不爽了，拖几个月的工资，扣点奖金啥的。现在好了，来了替工人说话的，而且义正词严，分明就是捣乱嘛。权贵们有钱有关系有背景，那年头要收拾个把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是过家家的事。罢工虽然属于文斗，也有相当的危险性。临着坐牢挨黑棍、甚至掉脑袋的危险。

安源路矿本是李立三同志地盘。但是这位老兄活动时间太长了，且过于显眼，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可能被请喝茶、和谐掉。为了避免英年早逝，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搞遥控指挥，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暂时没有危险，可以负责台面上工作。

罢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走：前戏→高潮→善后。

所谓前戏，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了，并提出要求说以后还要多发点，因为我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资本家就说，还是好好干活吧，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工人又说，到底给不给；资本家说，不给。工人说，不给我罢工；资本家又说，你们敢不工作，就用警察对付，警察不够用还有军队，你们玩得起么？工人本来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玩不起。现在来了共产党人，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玩得起，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去干活不是？还得求咱们干！想让我们干活，就得提高待遇。工人一听，也对噢。

那就罢工，干他娘的！

前戏做足之后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在九月十三号（半个世纪后的这一天将更有名）夜里，罢工命令发出了。后半夜，也就是十四号凌晨，车站、矿井、修理厂等地一起鸣笛。刺耳的笛声撕裂了夜空，那是工人在怒吼：老子不干了，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矿一万多工人全部不上班了，四处刷标语、发传单、搞串联啥的。还有模有样写了一份宣言：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是迫不得已才罢工的！并且在申明，如有疑问，请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矿陷入瘫痪。资本家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理由是，老子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老子，让你们这些穷鬼看看老子手段。手段也无非是威逼利诱。在此之前还有一招，那就是托。先拖几天，等工人泄气了再威胁。他们认为，工人不过是一帮没钱的大老粗，要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一股劲消了，在忽悠上班，就好对付。正常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对的。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属于理想一代。

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六号，路矿当局送信来了，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注意谈判地点，是司令部。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巡逻。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至于吗？至于，非常至于！这叫下马威。

工人为刘少奇担心，就说了，那个刘代表啊，还是别去了，他们会害了你的。刘少奇也不是盖的，趁机慷慨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甘心。有种。

二十四岁的刘少奇从容进入谈判室，从容坐在戒严司令李鸿程面前，从容的看着这位戒严司令，如同观看演出一样。

李司令也很配合，挺直腰板提高嗓门曰：“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你看这司令多么尽职，还没谈呢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反击也很犀利：“你们究竟要谈判，还是搞审判？”然后冷静从容的分析了罢工的原因以及工人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心想老子本是粗人，今天就是来唬人的，你小子倒好，跟我谈判起来了。要谈判还用得着老子出马么？不行，接着唬：“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也不全是声音，也有拍桌子动作，这样表演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太不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了。那是他不懂，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的一个群落。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万余人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剁成肉泥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发狠曰：“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名军队在这里！”

刘少奇回击：“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楚。李司令根本就不是制裁的，他的任务是威逼工人复工。只有工人复工，李司令才能从权贵朋友那里捞到好处，可以去风花雪月，可以强娶几个姨太太啥的。制裁了工人又怎么样？还是没人干活啊。总不能用一万多军队杀掉一万多工人，然后把一万多军队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此时的工人兄弟表现也很给力，黑压压一群来到谈判室之外，对着机枪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傻眼了，担心乱子闹大了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赶忙让刘代表出面维持一下秩序。刘代表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耐心等待。愤怒的人群果然安定下来。那一刻，刘少奇内心应该非常有成就感。那是通向成功之路上的淋漓尽致的快感。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不再是为了生活去工厂的待业青年，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同时更对自己的信念梦想坚定不移了。

安源罢工的结局是工人大获全胜。然而很遗憾，那种胜利没能在全国推广。因为比权贵更狠的一种人采取了更为残酷的方式对付工人。接下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大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潮期。

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

说通俗点，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源的成功，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执委，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试图写文章批驳陈独秀右倾思想。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还指望依靠工人搞文斗，刘少奇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个执委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是拜路矿资本家和李司令所赐。他们用自己的无能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路矿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如果真的很牛，那么资本家们就去和外国资本竞争，那么李司令应该走上战场一雪国耻，何需对着自己同胞装逼。说不好听也就是装扮的很好的草包而已，纵然掌控资源，纵然身价高位，依然是草包，和精英二字相差甚远。

叹曰，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精英位置，才造成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之局面。所谓革命，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应有的位置上。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可能新生，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人一片悲痛。他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各派力量在这个烂摊子里挑挑拣拣，你争我夺。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大家心里头都在捣鼓。

几十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三十号这天，上海工人再次不上班了，学生再次不上课了，再次跑到街头喊口号、刷标语，说日本鬼子英国佬滚出中国去、万恶的资本家不要在欺负弱势老百姓等等。接下来的情节和电影里一样，巡捕房朝手无寸铁的国人开枪，国人伤亡惨重。然后国人反击，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席卷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到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前后三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的标志就是五卅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党。然后国共内战，十年之后国共再合作，合作八年再内战，至今天我们期待国共第三次合作。国共两次合作都得到令人惊喜之结局。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打残了不少军阀，初步奠定统一的基础。第二次合作联合赶走了鬼子，拯救民族于水火。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到来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两蒋时代曾经策划过国共第三次合作，可惜都没有结果。

这个运动的起因也很简单，就是日本人的工厂剥削中国劳工太厉害，中国人不堪忍受找鬼子理论，结果很多人被鬼子殴打，有人被殴打致死，有人被枪毙。

这种事原本应该是国家政府管的。当时的政府如同一坨牛粪，又臭又烂，就是军阀、官僚、权贵混合在一起的杂碎火锅。对付国内平头老百姓还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掩盖流氓嘴脸和缺钙的骨骼，对待老外只能装孙子。

那样的时刻，正是理想主义者大显身手的时代。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肌肉，精英人物尽出。当时共产党一把手，大学者、大知识分子、大书呆子陈独秀出面了。大知识分子、大书呆子瞿秋白出面了。当然少不了不算书呆子、却比任何书呆子都激进的李立三。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他不是最高领导，地位远不如陈独秀和瞿秋白。业务上也不是最核心的那个，不如李立三重要。但刘少奇给自己搞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实干。

刘少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已经六月一号，大规模罢课、罢工、罢市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总务主任，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就是听领导指示，全面主持工会日常工作。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这种工作说白了是苦活累活，不仅仅是才华就能搞定的，同时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去摆弄数不清的琐事，需要相当心思和各种人士沟通周旋。领导一个指示，足够忙活两天，两天还没到，由来一个指示，怎么办？干呗。

何况有些门坎并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迈过去的。

罢工最核心部分是啥？一个字，钱。

所谓罢工就是索要工资、提高待遇、并申明以后不能在欺负兄弟们，说白了就是问资本家要钱。这个前提下要自己有钱。你不让工人去上班，那工人吃啥。人少也就算了，借一点啥的，挺一挺过去了。五卅运动中，工人二十几万，罢工几十天，生活费怎么办？放到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中央说句话，财政部给点钱就算了。那时的中共中央有啥？除了理想和信念，基本上就空无一物，自己的活动经费还是卢布呢，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笔钱。

理想信念这东西，属于远水，缺钱属于近火。远水永远救不了近火。

没钱保证工人基本生活，那就要失败。好在中国北方，有一位爱国人士，好汉冯玉祥。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冯玉祥推翻直系军政府、银元大总统曹锟，把傅仪再次赶出故宫，并归顺国民革命军，并且把故宫向老百姓开放。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冯玉祥就把故宫收取的门票通过共产党发放给工人，支持五卅运动。

刘少奇等人的工作：通过一系列方式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不要以为分钱很容易，那绝对是一种考验。人多，钱不多，弄不好钱分下去了还要惹起内斗。好在这些难不倒刘少奇，他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他那个级别精英来讲，能用才智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苦一点累一点也就算了，还很危险。

上海滩是啥地方啊，那叫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看那些旧上海电影，砍砍杀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其实那些都是一些黑帮故事，小场面。如果场面能闹大一点，那就不叫黑帮了，叫军阀。和这种几十万人罢工相比，黑帮啥都不算。黑帮也就是一点小利益，牵扯到老外就耸了。罢工可是直接同大财阀同洋人干呐。这些人可是黑帮后台老板。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洋人才是老大。洋人可以动用巡捕。巡捕搞不定的，可以收买黑帮瘪三，用下三滥手段。那个年代，法——只有一条——就是无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罢工可以说牵扯到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利益，也就牵扯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对付你的手段也不一样。那种不要脸的文人会为了主子利益扯嗓子骂你。这种人并不可怕，当成疯狗就是了。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瘪三。他们又不管什么理想信念民族大义之类的空头货。谁给他们足够好处让他们爽，他们就会拿起棍棒帮谁卖命。给他们讲什么民族大义还不如把他们送进红灯区找窑姐儿有效。

在坚定的理性信念当不了防弹衣。所以大佬们用流氓对付知识分子。

八月二十二号晚，一大群流氓瘪三在吃饱喝足之后，手持刀棍冲入工会总部，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比香港电影还要壮观。恰好此时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免费加班。如果被这群人渣抓住，就算不被乱棍打死，床上躺一段时间是必须的。好在二人已经历经足够风浪，对此临危不乱，暂时抛弃革命不怕牺牲之大无畏精神，充分运用地下工作时的技术手段——趁乱溜了，且毫发无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瘪三呢？只有撒腿跑了。

二人逃出生天之后，和普通人一样去报警，说俺们被侵犯了。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上海滩黑帮的后台也就是警察的后台。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不会被吓倒。警察不管不问，他们自己发布公告揭露事件本身，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超强战斗力。

然而流氓瘪三不过是前哨而已。瘪三之后当局出手：要强行查分工商联合会和一些行业工会。它们都是总工会的外围屏障，扫除屏障，就要对总工会动手了。局势越来越恶劣。和安源时代一样，李立三又不便公开活动了，担子再次落到刘少奇身上。

毕竟当局是财阀供养的，还得看洋人脸色。工人不干活了，资本家往哪赚钱？洋人那赚钱去？所以当局准备动手。当局准备动手的时候，意味着资本家架不住了。

管你日本人英国人还是中国财阀，大家出来混都是赚钱的，没有劳工毛都赚不到一分，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日本工厂最先同意工人要求，刘少奇就先组织日企工人复工。接着是华商工厂复工。英商最顽固，就耗着。

当然，当局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军阀。两年前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的事还历历在目啊。后来工运领袖中，瞿秋白、蔡和森、向忠发、邓群、王荷波等人均死在军阀手上。此时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向上海秘密通电，决定镇压。九月十八号傍晚，上海军警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相关工作人员，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镇压，为何不再开始时镇压？等到结尾时来这一手是何用意。其实很简单。开始时镇压，势必造成大规模流血动乱。那么开工可能遥遥无期，资本家赚钱也就遥遥无期。等到结尾时表示一下，资本家意在表态：看看了，穷鬼们，咱们有的是实力，下不为例啊，不然决不轻饶。

面对军阀的枪弹，刘少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躲起来一面写文章揭露某某人罪行，一方面做各种善后工作。这么一系列折腾下来，刘少奇病倒了，当然又收获一箩筐的赞誉。这些荣誉成了日后的政治资本。

五卅运动成了一股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运动的领导活动了一大笔政治资本。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后来瞿秋白当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火了一把。都是文斗捞取的政治资本。

对刘少奇而言，真正的收获还是主持总工会日常工作的这段经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黑帮，接触到便衣特务，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权利机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龙和形形色色的鱼。更为重要的是学会了组织水平。日后在白区，也就是一面和鱼龙们打交道，一面组织群众而已，同时再次磨练了理论水平，非常可贵。日后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干的也是这些事。

五卅运动，刘少奇走向成熟。

之后又是武汉大罢工，又是惨案，又是占领武汉营租，一路下来，轰轰烈烈。

随着罢工次数增加，刘少奇的地位也在上升。短短几年，从工人俱乐部主任、到全国工会副主任、到中央委员，上升速度没有火箭快也不次于飞机吧？若不是那个特殊年代，这样升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熬到你头发白一半别想进中央，而当时的刘少奇还没到而立之年。放到现在，非被人视为拉关系走后门（这么大的后门好像还没有）不可。

如果这么一路干下去，刘少奇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然而文斗很快走到尽头，转入历史死胡同里。原本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文斗非常好的一条路。

但是——问题出现了转折。

正如剧本写好的一样，情节总是充满曲折才有吸引力。刘少奇的一生也充满曲折。造就这层奇特关系的，正是中国另一个大人物，蒋介石先生。

第三章 艰难时刻

刘少奇和蒋介石

两人关系非常奇特。

粗略翻看一下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平生经历，结论很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长期以来宣传影响，很多人心中的蒋介石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在行，在上海滩混黑白搞证劵，活脱脱一个集流氓混混小偷无赖文痞军阀之大成者。而刘少奇从小热爱读书，勤学奋进，有理想且热爱祖国，绝对五好青年，蒋介石的镜子。某个角度上看确实是这样。

如果仔细对比一下，发现这两个人很大共同点。

蒋介石念过私塾。刘少奇念过私塾。所谓私塾，就是接受传统教育。

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很不安分，听说维新运动就激动睡不着觉。刘少奇听见辛亥革命，立刻就要剪辫子。

蒋介石想上军校当军人，就去东北报考振武学校。刘少奇同样投笔从戎，去了湖南讲武堂。按军校实力，云南讲武堂还要好一点。只是振武学校有个优点，可以去日本留学，就像今日某些学校派互换生（当然当年日本人不用跑来中国学军事）。这一点差别区别了二人日后人生轨迹。蒋介石借助振武学校第二次去日本学军事。刘少奇的讲武堂在护法运动中成了炮灰，后来一系列阴差阳错去了苏联。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少奇在苏联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回国之后，跟着陈其美等人参与领一次又一次革命起义。刘少奇回国之后，跟着李立三等人参与领掉一次又一次罢工。在一次又一次革命起义中，蒋介石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一次又一次罢工中，刘少奇同样结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

羽翼丰满之后的蒋介石，以军人身份玩政治，周旋于各派之间，把各方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刘少奇进入中共核心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一个战争年代基本上与军事无缘的政治家。两人终于进入两种不同人生轨道。

蒋介石年长刘少奇十一岁，活动范围几乎没有交集，且在不同的党派之中从事不同业务。按道理说应该不要再牵扯到一起。然而历史老人是一个神秘的编剧，写剧本时往往出人意料，偏偏把他们编写在一起。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不同信仰而不共戴天。这种关系也只有在最残酷的年代才有。

要理清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必须从孙中山说起。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很困惑。他几乎用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去推翻清王朝。后来终于成功了，却发现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原本清王朝时代，中国也是饱受列强欺凌，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在好了，中央政府没了，国家分裂了，更加饱受列强欺凌。孙中山很不安。如果中国因为他的革命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如三国时代或者五代十国那样，是他不能容忍的。他也想把国家再次统一，又是北伐又是东征的，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所以孙中山很困惑——难道这辈子白干了，不行，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之国家。

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之际，生命垂危的孙中山干了两件影响日后局势的大事，一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二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了黄埔军校，才有了日后的蒋介石，才有了日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要不然国民党指望汪精卫在武汉折腾，那是没啥希望的。汪精卫相貌、口才、文采那都没话说，只是那骨气，呵呵，实在是千古少有的软。他应该做一个太平才子的，玩政治是一种悲哀。

俄国革命对孙中山触动很大。眼看人家列宁比自己还年轻几岁，推翻封建王朝的时间比自己还晚成功几年。人家成功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政权，自己这边还是一盘散沙，觉得应该从对方那里取点经。共产党成立之后，把中国工人运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于是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宽广的胸怀。

对共产党而言，更是求之不得。那时候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何搞革命之人都需要这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对自身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早期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以共产党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即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合作之后，共产党人更加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又是工运又是北伐，那是相当活跃。

国共虽然合作，本质上却是不同。

国民党主张革命靠上层人物来搞，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就是联络各派有实力的人，即军阀，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搞团结吧，再按照各自实力分权利，有肉大家吃，有权大家掌，如同做生意那般利益分成，然后再看看最终谁把谁排挤滚蛋；第二条路是富人路线，就是让富人出钱，拿这些钱来买装备什么的，然后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的，虽然目标没有达到，却也结束了王朝制度。

共产党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严密的组织，发动底层人物造反，然后重新组建这个国家（当时目的尚不明确）。所以天天操纵工人去跟资本家斗。由于人多势众且组织严密，战斗力那是相当强悍。这帮人看起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好像也不怕死，和传说中的死士差不多，但是比那些死士要灵活多了，相当可怕。

同样是革命，国民党想要自上而下，共产党却是自下而上。孙中山在世，凭借自身威望尚能把这两个矛盾的冤家统一到革命旗帜之下。孙中山不在，基本上没人罩得住了。分裂不可避免。腥风血雨的时刻早晚要来。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大佬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利益却被共产党得去了。为啥这么说呢。共产党领导工人搞运动，有声有色。斗争对象是谁，资本家啊。资本家恰恰是国民党后台。共产党闹得凶，相当于拆国民党后台。所以国民党人不干了。尤其是对外畏惧对内强硬的蒋介石同志。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惊人动作，清党。所谓清党，就是告诉那些国民党中的共产党，要么宣布脱离共产党，要么接受招安。比方说周佛海同志，中共一大几个代表之一，元老中的元老，去国民党那边混了。若干年之后，此公又跟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跟日本人混了。如果还是共产党，对不起，那就逮，逮住之后要么就关要么就杀掉。当然这不是贴告示的，而是先出动军警捕杀一部分共产党人做宣传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举动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党外的资本家，党内右派，均欢迎蒋介石此举。比方说桂系的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直对蒋介石不怎么看上眼，此次行动愿意听从蒋之调遣。比方说武汉的汪精卫，蒋的死敌，却也响应蒋介石在武汉清党。

此次行动，蒋介石收获颇多，从江浙财阀那里赢得无数赞助费用，而且成了右派旗帜，并且压过了左派，接下来在宁汉合流，在以退为进搞一次下野，在走向前台，一系列漂亮的转身动作之后成了国民党核心人物，搞定。

蒋介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对共产党人影响挺大。党员哗啦一下子从六万人变成一万人。一部分被杀掉了，小部分跟着国民党混了，很大一部分为了人头而脱党了（有的后来再次入党），剩下的万把人都是战斗力超强的主，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起脑袋继续战斗了。

对共产党人而言，文斗行不通了，那就改行，武斗。在武斗这一行里，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后来的十大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来走在文斗康庄大道上的刘少奇迎来了命运转折。一下子从一片光明的文斗世界跌入一个陌生世界，一个属于彭德怀林彪们的世界。对刘少奇同志而言，虽然在讲武堂呆过几天，却没有接触过军事，武斗并不是他的特长，隔行如隔山呐。这点上，他和湖南老乡、老战友毛泽东就差远了，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只能重新摸索了。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改变了刘少奇的工作方向。是蒋介石的铁血和残酷，把工运颇为顺利的刘少奇推入一个恐怖陌生的世界。刘少奇当然不会屈服，却也无路可退。要么反击，要么死亡，要么学习周佛海前辈。那是一条死路。后来张国焘经历再次给出了证明。

那么如何反击呢，实事求是讲，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刘少奇和蒋介石不在一个档次上，连过招机会都没有。更像猫与老鼠的关系。蒋介石扮演猫的角色，恨不得立刻吃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则如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利用智慧与之周旋，没办法给蒋介石致命伤害。

等到十七年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第结束，刘少奇才有机会真正伤害到蒋介石。那是后话。现在的刘少奇要做的是保命和工作，要躲避蒋介石的伤害。

本着为革命发光发热的需要，久经考验的刘少奇同志硬是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白区地下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党，一种高危工作。从事该项工作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死去的人不少。然而刘少奇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运气硬是在那高危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白区时代，更为艰难。

白区时代的隐患

文斗那些年，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只需要应对一些地方恶势力，同时和老外较量时注意拿捏分寸就行。国共分裂，双方干上了，你死我活。出于反共需要，几番较量之后，蒋介石的南军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再次组合成一个新政府。随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天下基本上是国民党了。

站在政府对立面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相当不爽。

许多优秀的人物没能熬过去，比方说瞿秋白，比方说恽代英，比方说邓中夏，他们地位不比刘少奇低，工作成绩并不比刘少奇差，都是精英，第一流的人物，依然没有熬过去。还有刘少奇的结发之妻何葆真也死于白区。杨开慧也一样。白区之路固然艰险，刘少奇依然无怨无悔。因为那一代的共产党人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流血不流泪，会死不会退。正因如此，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政治理念出现偏差时，都是一条路走到黑，剧烈碰撞，没有想去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艰苦卓绝的白区道路上，刘少奇如同百变观音一样转变着身份，工人、农民、商人、乃至官僚，根据需要不停的更替。不论怎样变法，有一个宗旨是不变的，那就是写文章搞组织。从东北到上海到华北，搞了一路组织建设，针对不同情况以不同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系列人物论战。取得了不少成绩，党内名气越来越响亮。鉴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失败，刘少奇渐渐在白区内部形成一个核心。

这段时间里，刘少奇通过无数考验，干了很多事，为日后白区路线正确代表奠定基础。这些都是政治资本。在这些资本中有两件事成了隐患。恰好是两件事影响到后来的局势。

第一个隐患，奉天被捕。

刘少奇一生两次被捕，第一次在湖南长沙。

五卅运动之后，刘少奇回长沙修养，湖南军阀赵恒锡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刘少奇给抓了，并打算按照军法处理。

赵恒惕生于一八八零年，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孙中山的追随者，同盟会会员，想当初也是革命积极分子，辛亥革命和大清帝国干，二次革命和袁世凯干（被抓住，没死掉），好汉一条。然后一路高升。国共合作那会，当年的革命党人已经升级湖南巨头，军阀兼省长，人生事业相当成功。

然而成功之后的赵恒惕不再有当年的哥们热血，反而转变成新一代革命者的障碍。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革命者的锐气冲击到老一代的利益。为了守护自身利益，赵恒惕开始镇压新一代革命者。此前他已经军法处理了工运领导黄静原。抓住刘少奇之后，赵恒惕很得意。哈哈，抓到一条大鱼。但没想到的是，他抓到的不是条鱼，而是一只刺猬。

赵省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桌就被全国抗议信淹没了。全国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的，广州总工会的。那些共产党机构也就算了，还有国民党巨头也插手。比方说汪精卫就发电报要赵省长放人。成为汉奸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啥地位大家想必都知道，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在这种大环境下，省长下面的那些马仔（什么局长、师长的）也纷纷表态，老大这次就算了吧，这人还是别杀了，不好惹。

赵恒锡弄得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好把刘少奇给放了。只是为了军阀和省长的脸面，赵恒惕限刘少奇五天之内滚蛋，离开老子地盘。还派人赠送《四书》一册，用意大概是提醒刘少奇安分点。只能说这个赵恒锡不太走运，偷鸡不成蚀把米。俗语说，这叫命。须知二五年那会，国共政治亲热，国民党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呢。如果晚两年抓住刘少奇，也许赵恒锡同志就辉煌腾达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也说不准。

刘少奇第二次被捕是四年后，在东北。一九二九年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刘少奇奉命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满洲省，指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省委书记，听起来很拉风，实际很虚弱。当时东北，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原东北土匪交织在一起，混乱程度堪与上海滩相媲美。共产党也要去插一脚。

在刘少奇之前，共产党在东北搞了三界省委机关。很遗憾，领导班子中的很多人成了革命烈士，还是那种没有烈士头衔和抚恤金的那种。刘书记孤身一人来到东北，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连个正儿八经的住房都没有，还要时刻准备搬家躲猫猫，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是时也，贵为中共东北三省的一把手，生活质量还不如如今东北一个镇委书记。

然而闹革命可不是享受生活，衣食住行虽然不怎么行，刘书记的工作能力不是盖的，很快恢复了东北地下党组织。然后干起了本行——组织工人闹罢工，扩大影响。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刘书记这次则马失前蹄。当时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化身为工人的刘少奇和化身教书先生的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有工人党员叛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接下来刘少奇和孟坚也被捕了。二人在监狱里呆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啥呢。按照如今正史记载：刘少奇和猛坚串通口供，在常宝玉翻供的情况下，蒙混过关。然而建国之后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高岗得势那一会，毛泽东曾经让高岗查过那段往事。高岗让张秀山去办的。高岗死后十二年，文革起。刘少奇被打倒。最后给刘少奇定案为“叛徒、内奸、工贼”。当然现在已经翻案了。但是要说案子完全捏造，似乎也不见得。

尽管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拿下刘少奇，尽管中央文革嚣张一时。尽管中间有疑点。当时周恩来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案子是在毛泽东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就算周恩来没力量保住刘少奇，也不至于和中央文革那帮人一起捏造这么大一个冤案。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这种人，都是非常重视自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找借口定罪还没有么。以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何必编织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把自己推到极为不利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如果刘少奇真的像文革定案时写的那样不堪，那么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建、亲自领导发展的）如此强人，还能容忍刘少奇隐藏如此久远？也说不过去。

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狱中为了自保应该说过不少“脏话”。所谓脏话就是说共产党是土匪败类垃圾，我和你们一样痛恨共匪，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毕竟常宝玉已经暴露，不是靠装傻就能糊弄过去的。很可能写过一些黑材料之类的东西。那些话那些材料很可能存了档。日后高岗和中央文革寻找材料时，很可能看过这些档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顺水推舟同意定案。

这些都是猜测。这些猜测在可以通过另一个事件做佐证。佐证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留下的第二个隐患：六十一人案。

六十一人案之前多说两句。当年在东北逮捕刘少奇的是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刚刚易帜归顺南京，想要好好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共产党。刘少奇在狱中几十天，中共又建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以备刘少奇牺牲后转正。刘少奇出狱后临委取消。临时省委书记正是后来的死敌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不对头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第二个隐患，六十一人案

一九三六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夜，刘少奇奉命主持北方局。在那里，他得到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汇报说，草岚子监狱里关了六十多位同志，因为要履行一个出狱手续给卡了。

那些同志都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代左倾路线牺牲品，都是中共高层干部，什么地下省委书记、地下市委书记、地下军委书记啥的，反正都是有名无实之高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些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比如说薄一波，比如说安子文。当年高岗同志想要拱下刘少奇的时候，就采取“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这两招。薄，即薄一波；安，就是安子文。

当时北方局遭到多次破坏，他这个负责人手下人手奇缺，就想办法把这帮人弄出来。但是监狱一方也够缺德的，说出狱也可以，出狱之前要写一个反共启事。内容大概就是悔过书之类的，说本人被骗了，被共产党骗了，以后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之类的。

拿我们现在观点看，这个太简单了，写就写呗，就是点违心的话么，写了出去再说先。出去了继续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啥不可以啦。别说，还真就不可以。因为当年共产党人对节超看的非常之重。而且组织上处理非常严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贞洁的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贞洁干任何事，哪怕是坐牢。对节操很看重的共产党员愿意为了自己的节操干任何事，包括坐牢。女人没了贞操，也就是受点丈夫冷眼（不太开明的丈夫啊）。共产党员失了节操，那是要受组织惩罚的。

为了这个反共启事，有部分人已经坐牢坐够了，因为操守这一关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有继续把牢底坐穿。国民党一方来说，即使坐牢够了，也必须写反共启事。就像恶汉抓住小女生，说必须把贞操献出才能放你走。双方都把这个操守问题看的很重。后来国民党的汪精卫投日，蒋介石几次三番派人去暗杀，以此收买人心。军统特务们向来臭名昭著，但在暗杀汉奸这一项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失节事大啊！

列为看管可能很疑惑：既然在敌人监狱里，党组织管得到么？能。

共产党可以把触角延伸到蒋介石司令部，何况一个小小的监狱。监狱里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开介绍信，说今天某某同志要出狱了，希望外面同志做好接应工作。就表示这个同志没有变节。如果没有这个介绍信，就难说了，要仔细审查。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负责开介绍信的同志叫刘格平。

从组织性上说，刘格平绝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宁愿不出来也不愿意说共产党半个不字。一直耗到四四年，抗战差不多结束了才出狱。就这样，为了节操白白错失了八年抗战打鬼子的机会。他可以证明出狱的哪些人出狱过程是履行了“手续”的。文革期间，康生等人正是利用组织性超强的刘格平找到“材料”的，这也是后话。

当时刘少奇想把这些人弄出来，就绕不开这个节操问题，尽管他是中共华北局老大。换成别的问题，他就能解决了，涉及到操守，没办法，只能向组织汇报了。

当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张闻天，听到这个事之后表示同意。得到批复后，刘少奇把这事交给柯庆施去办。然后这些人就履行那个手续（写反共启事之类）出狱了。这些人都是精英，活动能量非常之大。想当年白色恐怖时代，他们都可以响应左倾号召跟敌人拼命。现如今国共再次合作，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狱之后安子文留在华北搞组织工作。薄一波等人赴陕西和阎锡山一起搞统战工作，成绩喜人。建国之后，这批人成为政府高层官员，多半成了省部级大员。文革开始，这些人又成了狂欢盛宴上的下酒菜，变成了叛徒集团，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平反。

反而是刘格平一直在狱中守节。不能不佩服他的原则与傲骨。同时也是浪费大好时光。这段时间里，鬼子占我领土杀我同胞。如果不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刘格平这样讲原则、不要命的角色当是鬼子最怕的那一类。悲乎！

现在看来，刘少奇干得对。然而斗争年代，这是一个破绽，一个巨大的破绽。这个破绽伤害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伤害到刘少奇自己。一起在文革时代倒霉。

再次审视事情过程，发现刘少奇处事手腕非常灵活。再从这事反过来看奉天被捕，刘少奇在狱中很可能说过或者干过一点违心的事。也就是说落下了把柄。在卖弄口水的中央文革那帮人嘴里，在大师级的康生手里，只需要一点点证据，就能整出足够的材料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当然，是单程票。

现在回过头看白区时代的刘少奇，写了很多文章，干了很多事。在刘少奇拼命干活积累威望时，那些能和他匹敌的工运牛人都在干傻事，或者说倒了霉。

说起中共早期领袖，当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英年早亡。文斗结束，陈独秀政治生命结束，也靠边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那种比较激进的学者，干不了政党领袖的活。相比之下胡适那种选择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瞿秋白了。从最后遗书《多余的话》来看，他连激进学者都不算，最多就是个文人。文人就文人了，成了共产党领袖，领导搞工运，真是难为他了。仔细观察瞿秋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的成了共产党领袖，莫名其妙的下岗，莫名其妙的死掉。然而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生死关头，依然经得起考验。

罢工最牛的人当属李立三。他应该是罢工中的大哥大。因为工人运动崛起，又因为运动过于剧烈而跌落。前面已经说过他。安源路矿时代，国共还没有合作，他就已经是最高领导，躲在背后遥控指挥了。这一次也是一样。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中央委员。但他依然活跃于第一线，东西游说上下串联，战斗力超强。他说：“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这话说的，相当有鼓动性。正是这股子劲，造成日后那种不要命的斗争策略。

就李立三而言，套用一句古话：成也罢工，败也罢工。

向忠发是另外一个典型。李立三红得发紫那会，他是中共一把手。他所以成为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罢工。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一把手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比如说博古。只有这个向忠发是工人。从向忠发成为一把手之后的表现，以及被捕叛变（存疑）经过来看，他显然不合格。这点后面再仔细分析。

邓中夏、蔡和森、邓培、王荷波这几个人也都是工运时代领袖，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有各自传奇。比如说邓中夏，最老共产党员之一，曾经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其中一个学生叫康生。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故事是那样感人那样绚丽，今天读来依然让人神往。和向忠发一样，中国土生土长的的工运领袖邓培和王荷波，也和向忠发一样没熬出头。邓培死在广州。王荷波死在北京。不过他们的死是烈士的死，没有向忠发背叛经历。

看看这些早期工运领袖，可以说死亡概率非常之高，不次于战场死亡率。刘少奇本人也是九死一生。虽然他修成正果，依然是结局悲惨。悲惨结局，就源于白区时代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当然不是指奉天被捕或者六十一人案。这些只是一个破绽，一个表面现象。毛泽东也被捕过，没有人敢追究。刘少奇的惨淡结局有更深的原因。这里要说一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凭借长时间艰难处境、结合自己的才华和修养领悟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思维方式。这种组织才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后来建国治国方略上，就是所谓的治本主义路线。为啥这么说你，很简单，刘少奇长时间和国统区的人打交道，和国统区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吸收学习那些人的特征，知识结构乃至思考方式和这些人并不远。国统区也有很多精英，组织能力统战能力一流的，刘少奇和他们周旋时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

这种经历不是苏区将领诸如彭德怀、林彪、高岗能体会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刘少奇官僚，修正主义，要打倒。

最后真正通过白区考验的工运领袖只有刘少奇一个。他要不代表白区，那谁代表白区？只有周恩来了。以周恩来在军队、特科的实力，加上国际派支持，再来个白区党代表，那也太强悍了。刘少奇成为白区争取代表，除了自身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刘少奇无论如何当不了白区正确代表。

第四章 最强政治同盟

安源大罢工，刘少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文斗刚起步的时代。随后的工人运动中，刘少奇远比老乡毛泽东活跃。五年时光转瞬即逝，进入武斗时代。

武斗是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天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战争，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却没有刘少奇啥事。按照正统的说法，这些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国统区发动群众，做了很大贡献。

武斗开始之后，毛刘二人再次相见是在遵义会议上，和所有后来得到毛泽东认可的同志一样，刘少奇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随后刘少奇就是一系列代表，执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此这般。唯独没有指挥过战争。在新四军干了一阵子，仍然没有指挥过战争，还和陈毅搞僵了。提拔一个饶漱石吧，最后和高岗一道反水。唯一的收获便是结识粟裕了。

如果光看形势，武斗以来，刘少奇确实没干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虽然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党为国为理想日夜辛劳，却并不具备决定性影响。这也没啥，毕竟战争年代，风光属于林彪彭德怀他们。

但是正是在战争年代，刘少奇越过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甚至越过永远的总司令朱德，越过一直活跃于中共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有点奇怪是吧。

透过奇怪的外表，能看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本书，《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书的内容并不高深，主要就讲共产党员要什么样、为啥要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党员行为规范一直讲到党性，性质同等于中国共产党的《礼记》。

有了这本书，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同志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对待领导，心理上都有一个谱。即使在日后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能量。

这本书刚刚发表时引起一定反响，多大反响也不客观。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在前线拿着枪一边跟鬼子拼命一边提防蒋委员长，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空学习这个啊。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任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输赢，影响是暂时的。这本书却是从根本上区别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这本书之前，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泛泛的理念，为了崇高理想跟敌人拼命、不怕断头流血之类的。这本书规定了党员行为规范，属于纲领性范畴。这也正是毛泽东看重刘少奇的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这本书影响越来越大，成了共产党人的教材。

第二个原因来自一项发明：毛泽东思想。

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无须累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不用凡事都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取经了。这个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场噩梦，却是刘少奇的一次机遇。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太听话的将领（如彭德怀）听话了，还有反对过毛泽东的大佬（如周恩来、博古）检讨了，还有不少党员员“被拯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结盟，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此后刘少奇成了白区党正确路线代表，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大人物。在那个党指挥枪的地方，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这事这里先放一放，后面会详细说。

刘少奇之所以取得如此地位得益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军方势力，且资格地位均不如毛泽东。当时革命力量虽然有苏区和白区两个部分，然而白区地下党工作只是辅助作用，主力还是在苏区。苏区都是军人。这些军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和敌人干仗，下了战场不免露出本色——粗人。有的将军（如彭德怀）见了毛泽东张口就是老毛。艰难环境中，这样叫固然亲切。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志在夺取领导权建立新国家的政党，基本礼仪是必须有的。军人们对这个似乎不太在意，老子打赢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白区出身，长期游走在各种机关单位的刘少奇对此相当熟悉。干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虽然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早期党内地位并不太高。除了井冈山早期过一段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到的生活，后来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即便如此也拿张国焘没办法。

中共早期牛人中，陈独秀右倾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了，张国焘失败了，实力派人物周恩来归顺了。刘少奇虽然工运搞的不错，但入党没有毛泽东早，地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高，还戴过右倾的帽子。而且在白区地下党岗位上干得不错，工作能力很强，且任劳任怨。有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帮手在身边，麻烦琐事全部推掉，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可以给刘少奇一个高高的位置，用来制衡军方那些巨大的山头，同时又不涉及到军方，可谓一举多得。

正是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方背景，毛泽东外出，才能放心大胆的把中央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这才有了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一把手的事。

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军内大佬管打仗，刘少奇和一帮理论家管党务理论，周恩来管党务之外的所有事（外交、统战之类的）。毛泽东高高在上，负责战略运筹。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框架。它让中国浴火重生。

毛之用人，高啊！

评：毛刘同盟主导中国政坛数十年，大饥荒之后出现裂痕，文革彻底断裂。现在看一看这部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二人转。毛刘和，则局势顺；分，则乱，大乱。

毛刘同盟之前期酝酿

在他们成为政敌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解析二人之间关系，相当于在森林里捉迷藏，难啊！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老乡，年轻毛泽东五岁。

现在去湖南旅游，从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到韶山（毛泽东故居）二十公里左右。即使步行，也用不了一天时间。当然年轻时代的刘少奇没有步行去过毛泽东家，毛泽东也没有步行找过刘少奇。二人虽近，彼此并不知晓。

前面说过，两人老乡见老乡的故事上演于一九二二年，陈独秀派刘少奇回老家搞工运。当时刘少奇入党之后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更是在一年之前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二人初相识，毛泽东就委派这位老乡去领导工人斗争。然而文斗时代的毛泽东并没过多参与工人运动，风头远不如刘少奇强劲。

随后二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交集不多。遵义会议之时，刘少奇再次支持老乡毛泽东，然而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大家想的是如何逃跑，以及跑到哪里去，没时间也没心思拉关系搞感情。结盟那啥的，还是等到闲了，有时间解决问题了再说吧。

啥时候有空呢，那就等吧，等两年再说。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空闲来了。说这个之前，还得把时间倒退十年，先理一理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

话说白色恐怖到来，文斗结束，武斗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即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一系列机会变化之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来投靠。若干年过后，江西那个地方不仅仅达到了武装割据之目的，还建立了政权，挟东征北伐胜利之余威的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一次次失败，一时好不威风。但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把权力给丢了，丢得一干二净。

是毛泽东把权力扔了？不可能！是毛没能力了？也不可能。怎么回事？原因是毛被排挤了。比起武装根据地的拉风，中共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迁到江西。加上一批从苏联回来的洋墨水青年，一合计就把毛泽东给排挤了。

根据地是毛开辟的，大旗是毛泽东拉起来的，党指挥枪的规则是毛泽东定下的，然而因为中央到来，毛什么都没有了。原因很简单：毛既没有出过国，满身土味；战略战术跟苏联那套背道而驰，喜欢搞什么游击战，被尊为“山沟里马列主义”，也就是拿不上台面。排挤毛的是那些人呢，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这些人在苏联受过正宗的共产主义教化，以正统自居。没办法，当时中国受共产国际支援且听其指挥。

洋派的这些有志青年，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看过很多书，背过经典教条，是优秀的书生。这些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可嘉，却忽略一个现实问题，干事业的前提要打仗，他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就算了，偏偏自以为能打仗。在不会打仗而自以为能打仗的书生领导下，根据地就没了，要长征，说难听点叫逃跑。书生耽误组织前途啊！

现在流行一种瞎扯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位置一下子从地上升到天空。任何政治团体，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如果不想出乱子，那就要慢慢来，平稳过渡。当时共产党非常弱小，又在逃跑路上，如果再出点分裂什么的将非常危险。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所谓毛泽东重新上台，只是重掌军事指挥权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上升势头比较猛，还有人可以不买他的账，和建国之后那种高高在上地位相差甚远。

张闻天是洋派的人，却转而支持土鳖气息严重的毛泽东，算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

那时毛泽东虽然上台，依然被迫承认苏维埃时代“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是说那种让地盘（苏区根据地）和人手（军队）损失百分九十的策略很对头。是不是极其搞笑啊，其实一点也不，那是各个方面妥协的结果。政治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先妥协后算账。

在政治涡流中，一味讲原则意味着天真鲁莽；只懂得妥协和稀泥牟利，那是政客；真正的政治家除了妥协以外，还要秋后算账。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算账也有多种算法，赶尽杀绝是一种，团结帮助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家在秋后算账的时候，都是对个别人赶尽杀绝，把大部分人部分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向苏联空降兵王明同志，以及书生博古上台之后瞎搞一通，只会坏事。

遵义会议期间，形式恶劣，必须团结互助。毛泽东出山只是搞军事。把党务让给张闻天，是一着妙棋，后来和张国焘肉搏中，张闻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张闻天，毛泽东要在党内战胜张国焘将更困难。没有张闻天为首的苏联派力挺，或许张国焘不用南下了。那样中共历史将改写。正因如此，后来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表态支持彭德怀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毛泽东知道这位前任的政治能量和威信。

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来自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不再进攻延安。这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既然有了空，那就反省之前的事吧。共产党反省的方式就是开会。开会讨论之前究竟怎么了，以至现在搞的这么狼狈，还不如井冈山时代了。

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把曾经跟随王明的同志们团结到自己身边来，带领他们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但是毛一直没突破口。因为之前的权力转让过程中，作为妥协条件，只是说当时军事路线错了，让李德那个该死的外国佬滚蛋。毛泽东军事路线是对的，所以让他出来搞军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毛泽东也承认之前的政治路线是对的（不承认不好出山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在那危急时刻，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当时在政治上扯皮，估计扯到阴间也扯不完。

现在有时间了，能够进行扯皮了，毛泽东也通过了考验，成为党内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接下来，他需要通过政治手段高升一步获得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

如果是直接清算，不仅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还将清洗掉一部分同志。当时共产党相对弱小，人才难得，经不起折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重新整合共产党，大干一番，而非搞政治运动。最好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场，由另外一个人挑起战火，制造一个突破口。

这个人必须有一定分量，对中共足够了解，且很有才华。当时党内理论高手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那帮人。但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苏维埃时代的失误就是他们整出来的，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脚。周恩来是另外一个选择，但他也不会去干。除了周恩来性格谦和、善于组织团结之外，他自己也曾追随过王明博古，算起账他也有份。毛泽东自己带出来的人吧，打仗都还行，要搞理论，万万不是一帮国际理论家的对手。

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根据自身经历理论理论才华给主管党务的张闻天写了一份长信，内容很长很苦涩，但结构严谨、理论清晰、语句流畅、没有错别字。信中摆了很多事实讲了很多道理，主要意思就是讲，十年内战期间领导有错误，这些错误既有右倾又有左倾，而且形成了“左倾传统”。因为错误领导导致了党组织理论严重削弱，特别是对待白区政策，更是错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之前的领导很没有水平，才导致了如此失误。就信的内容而言，火爆程度远胜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一九三七年的刘少奇在党内还没啥分量，比他地位威望高的人还有很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先不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比刘少奇地位高。刘少奇的信相当于横扫一大片。不仅仅张闻天博古这些人强烈反对，陈赓都不能认同。陈赓曾在白区收集情报，直接向周恩来负责，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立过大功。而同样在莫斯科见识过列宁的柯庆施同志直接说刘少奇“老右”。

不利的环境中，刘少奇舌战群雄。大有当年诸葛亮在江东的气势。诸葛亮在江东所以能够游说孙刘联盟成功，并非用舌头打败了江东儒生，而是谋得了孙权的支持。要知道文无第一，三寸之舌纵然能口吐莲花，也不能拿对手怎么样。刘少奇这种孤胆英雄之举，是不可能同时驳倒那么多人的。当时刘少奇的支持者只有彭真一个。但彭真只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毫无胜算。然而刘少奇也没有遭到损失。因为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支持了他，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经验丰富，报告基本正确，系统的指出了党在过去十年的错误，很靠谱，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写这封信目的动机是啥呢。从公开的资料看，彼时的刘少奇和彼时的毛泽东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写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鼓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处境，写这封信冒着极大风险的。如果不成功，自己很可能被清算，至少要弄顶哪个派的帽子戴一戴的。就算取得某种成果，自己也不见得有啥好处，攻击到的人太多了。从今天来看，能推测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同志本着大无畏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写了信；第二个政治敏感性，嗅到了国际派完蛋了，所以写信打开一个缺口。

真正的受益者也是毛泽东。

毫无疑问，这封信引起激烈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是跟着之前领导干的。之前的领之中，如博古同志，现在还是领导。你刘少奇凭啥说咱们不行？咱们不行难道你行？你行你干点事给我们看看先！你干了啥子嘛？啊。一帮口舌高手论战，自然是唇枪舌剑，唾沫星横飞，场面远胜今日精英辩论赛。大家引经据典，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行，那叫一个热闹。

争论的结果除了“展现刘少奇高超的理论水平”之外，还打开了一个政治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毛泽东可以对过去路线进行清算，进而登上最高领。

这是毛刘联盟第一个契机。从此二人在老乡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对过去路线进行清算。五年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同盟正式成立。二人相互配合，主导中国政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毛刘联合的时代和毛刘分裂的时代。

毛刘同盟之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是张闻天。毛泽东主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通过和张闻天的政治合作控制共产党。经过三年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变成了刘少奇。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干。但是从张闻天到刘少奇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张闻天虽然也是一个理论家，还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隔三岔五整出一叠报告出来让大家学习。张闻天的离职，标志着国际派全面失势。刘少奇上台意味着本土化一个进程。尽管刘少奇也去过苏联进修，但他的靠山并不在莫斯科而是毛泽东。刘少奇的身份只是党内二把手。

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漫长的会议，一个长达三年的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站在国际角度上看，整风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整风之后，中共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依靠却不再依赖莫斯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解体了。

共产国际类似于一个共产党联盟，负责给旗下各支部提供援助。中共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甚至让国民党眼红。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国民党巨头胡汉民甚至亲自去办那事，只是没有办成。随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对早期中共而言，共产国际更像一个母体，以精神信念支柱的方式给年幼的中共各种安慰。同时也给中共各种伤害，包括把土生土长的向忠发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包括把王明空降给中共。到了后期，中共羽翼渐丰，共产国际适时解体，中共开始独立自主。

中共虽然独立了，内部却还有一批人唯莫斯科是从。因为他们的脑袋还在莫斯科那里，离开了莫斯科的指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通过整风运动，中共开始从脑袋里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走向独立自主。这是积极伟大的一面，已经是历史定论，这个在后面还将讨论。

延安整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纯粹的整风。

整风，整风，名为整风，实为整人。风气因人而存，要整风就要整人。

既然是整人，为啥还要整呢。那就要从当时的风气说起。

当时有很多风气，比如说曾经的陈独秀同志，赞同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结果工人武装完蛋，历史定论右倾。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之后，李立三又搞了段左倾，地下组织基本完蛋，定义为左倾。这些都有定论。但是王明同志不同，搞教条。

王明和之前各位共产党领袖一样，大知识分子兼大书呆子，脑子里面的教条好几麻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同样有缺点，就是无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

莫斯科看中了王明的力量和口才，也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指定王明当中共老大。王明相当于莫斯科的空降兵，凡事都参照苏联那一套。加上博古和李德二人比较给力，在中央苏区玩左倾，把苏区革命根据地丢个精光。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军队损失一大半。损失之后，王明同志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王明又回来了。

王明从苏联回来，还带来了一道圣旨，圣旨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话翻译过来，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也就是把当年陈独秀那一套再来一遍，也就是所谓右倾。

苏联当时注意力在欧洲，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中国抗战给力点，免得分心照顾东方的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抗战主力，是中央政府，希望共产党配合国民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施压。这些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王明。

当年在苏区，毛泽东军事上主张游击战，王明为了搞不同，主张正规战。如今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斗争中求团结，王明为了区别毛泽东，主张团结不斗争。总之两个字——不服。他要另拉山头和毛泽东对抗。勇气固然可嘉，问题是王明你行吗？

王明的表现确实不像中共领导，而是苏联在共产国际代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批判王明，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自己的事操心太少。此话一针见血。然而王明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略家，而毛泽东只是民族主义老土。

历史证明，王明同志是个喜剧演员，上一次他搞左倾，差一点让共产党完蛋。留下一个烂摊子也不收拾，跑去苏联当代表。这一次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向老蒋妥协。虽然他的表演让人好笑。作为观众，我们不禁要问，王明同志，你自己的观点是啥？王明的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观点，并非中共面临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原因除了一年前百团大战很给力，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思想。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项英和毛泽东不和。当时延安的风气还不止左或右这些，军内还有各个山头，大家孤立在不同地方，思想行动相差甚远。

既然如此之多的风气，那就整风吧。

整风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推动者：刘少奇，任弼时。

目的是啥呢，用毛泽东的话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领导整风运动的组织：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组长，毛泽东。这个组织诞生之后就成了党内权力最大的组织，就像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样。不少人认为，延安整风就是文革彩排，这话有些道理。

既然名曰学习小组，那就学习吧。学习小组实际就像一个补习班，相当于一个高规格补习班，能进入这个补习班的，要么曾经显赫一时，要么就是一方精英。在这个补习班里，教书先生是毛泽东，他的助手是康生、刘少奇、彭真、罗定一等一帮理论家。

毛泽东和一帮理论家带领大家学习，给大家补习功课，看起来相当温馨。这种温馨只是一层面纱而已。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是要学习知识求得自身进步，此次学习却是另一个模样——找自己的缺点。就是本人之前干过那些错事，导致了那些严重后果，应该怎样改正。同时还要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到这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本人可能就被万恶的蒋介石抓起坐牢杀头了。本人以后坚定沿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路线前进。

通过这个学习，同学们学到不同的知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博古同学热爱学习，最先学习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本人在井冈山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本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本人辜负了广大同志的重托，辜负了百姓期望。希望大家在给本人一次机会，让本人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光发热。当然博古同学不是一个人再学习，他还代表了凯丰邓发等人。

张闻天学到：苏维埃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同志也是错误的，这些是老账，必须算清楚。只有把这些老账算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步伐迎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大踏步前进。

王稼祥学到：知识分子缺乏经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现在好了，有了正确领导和方向，前途一片光明。

学习班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期间父亲去世了，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延安，补习班已经开课有一段时间了。长期以来的就热爱学习的周恩来同志当了一回插班生。在学习班里，周恩来同志学到：本人曾经错误跟随王明路线，错误的批判过毛泽东同志，造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撇到了一边，造成了严重损失。本人有错，本人认错，此后本人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周恩来一起学习的还有陈毅。

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一开始也不在补习班，而是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进入补习班之后，通过数十天的紧张的功课，彭德怀学到：本人发动百团大战时机是不对的，没有领悟毛泽东同志以游击战保存实力的意图。战斗的结果引起了鬼子的反扑和蒋介石注意。这一站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念相冲突。以后的战斗里，本人一定虚心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经过一系列教学之后，毛泽东成了所有人的老师，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却不能说百分百的成功。为啥呢，因为王明同志不愿意当毛泽东的学生。在毛泽东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王明同志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上课。

换成别人也就算了，王明不一样。按照教学大纲，是王明同志造成了中华苏维埃的损失，他不来上课，这课缺少了很大的象征意义。请客吃饭，却少了主角，当然很遗憾。

当然王明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本人没在苏区呆几天，直接负责的是博古周恩来等同志，不能把账算在我身上。再说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代表，基本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办法对共产国际说你错了吧。共产国际在时，不敢说；解散之后就没地说了。但是中共要独立，要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批判。王明是一个天然批判对象。和博古王稼祥等人不同，当时的王明还有相当威望。既然如此更要批判了。

中共高层中，被批判却不认账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王明；另一个资格更老点，张国焘。这两个人让毛泽东很窝火，到后期政治运动中，一不高兴就说：不满的同志可以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我去上山打游击。

然而王明同志远远不是补习班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在中下层。中共在战争期间虽然紧密配合，但内部却也是派系林立。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整风就是要削平党内军内山头和派系。当然要完全削平，那是不可能。

所谓派系，就是一群人跟这个，又有一群人跟那个。有人因为羡慕某个人加入共产党，又有人从国统区跑过来就是因为某人，乱着呢。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一块块根据地，就是一个个山头。孤立的各个局，缺少交流，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派系。像华北局，就是跟着刘少奇的。后来的东北局就是高岗天下。大家和蒋介石同志拼命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芥蒂。

这些派系山头的领导人挨了批，下面那帮人当然不爽。不爽就要表达啊，怎么表达呢，那时候没有网络，邮件博客之类的玩意还属于未来，连印本书都很困难。写匿名信都没地发。上访吧，不敢。同志们充分发扬创造力，发明一种信的表达方式：即把自己的不满直接用锅灰石灰（油漆很贵）写作墙壁上，条件好点的用写成传单贴在墙上，号称墙报（大字报前身啊）。那玩意还不如现在小区宣传栏，但在当时非常有效。

墙报曰，批判这个领导是不公平的，为啥不批评另一个？什么人公报私仇陷害什么人之类的话。有些人就和现在网络愤青差不多，愤怒夹杂私货一泻而出。这一愤怒，就惹出了乱子，招惹了一位不能忍的煞星，那就是久经考验的康生同志。

第五章 延安整风中的康生和刘少奇

康生的身手

这下好了，整风本来就是为了统一行动的，现在出了这么多乱子，怎么办？那就扩大呗。对上层人物，那叫整风，曰思想上清党。就算是错误路线代表的博古或者王明，只要低头认错表示以后跟着毛老师学习就行了，就算被批判，保底是个政治局委员。

对下层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审干，又名组织上清党。

为了审干，中央成立一个反奸斗争委员会，由毛老师的两位助手负责。主任是刘少奇，但业务工作主要由副主任康生来搞。康生同志本来就干过特务，业务水平一流，据说得到过张汤（汉朝酷吏）来俊臣（唐朝酷吏）等前辈高人写下的整人秘籍，并且本着发扬中华传统国粹的精神，有所创新。

审干主要科目分为两大块：一是摧残肉体，二是折磨精神。

啥叫审干呢，就是查查你是不是特务，有没有给万恶的国民党提供情报。按道理说，这是防止敌人渗透，是好事。按照正常情况，怀疑一个人是不是特务，得先找出证据，然后再定罪。那时候不一样，监控设备、窃听装备都没有，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

康生同志是这么干的：怀疑你就把你隔离，先把你全身每一个毛孔搜查好几遍；接下来再把你的窝翻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去审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有没有反常表现。

要是这么一路下来还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你心里想，该放人了吧？康生同志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刚刚布置好外围工作，进攻刚开始呢。进攻的方向当然就是你。你可能被五花大绑吊起来，一瞬间就会让你冷汗如雨全身瘫软。如果你运气够好，很快昏过去忘记那种痛苦的滋味。如果你运气不够好，昏过去之后可能被冷水侥幸继续享受。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道菜，还有很多别的美味，比如说把你的头发拔下来等等。

这是身体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有精神上的。怎么招待你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不同人为你服务，让你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胡思乱想，一直在反思有没有哪里错了。不仅如此，还会有人拿枪在你面前比划比划，说最近局势很紧张，我很忙没时间陪你耗之类的。

你说你恨不恨康生同志？当然要恨啊。

这绝对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康生干的有声有色，取得巨大成就。以至于有人为中共叛徒张国焘同志说好话；有人闲来无事为汪精卫翻案，以此哗众取宠。从来没听到为康生同志叫冤翻案的。尽管康生同志比张国焘更有才华，生前比汪精卫享受更多尊荣。不容易啊，康生同志，你很成功。

康生，山东胶南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同年。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程度超过很多人的意料。

出身条件：康生生于名门望族，少爷生活，常常打架斗殴啥的，被老爹关过禁闭。家中有佣人，其中一个是江青的妈妈。

教育条件：上海大学毕业，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论才华，共产党内很少有人可以和康生相比。诗词文章均有相当高的造诣。对文物鉴定也很在行。绘画方面，自称可比齐白石，自号曰“鲁赤水”。康生最好的记忆是写字，他的书法章草韵味十足，自成一体，行家称之为“康体”。康生自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字摇摇头。

如此有才的康生人生却落下一个不光彩的结论：生前德高望重，死后品德低下。

康生是个老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随后负责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正是在那个岗位上，康生展示了过人的天赋。正因如此，日后各种整风和审干大多由康生负责。那是一个得罪人的岗位。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康生地位越来越高，得罪人却越来越多。生前红得发紫，死后发臭也就很正常了。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各种路线交替摇摆，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换了好几个。按理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康生应该沉下去才是，为啥反而上升了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康生很会做人。

王明得势那会，康生是王明的忠实的粉丝。然而凭借自身精明，在清算王明路线时，康生竟然一跃而成反王明路线的英雄，近身为毛老师的助手，真是奇迹。康生同志不仅仅安然通过历次残酷的运动，而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扮扮猪吃老虎。很多比他地位显赫之人落在康生手中。康生对此很满意。

延安整风中，康生同志迎来人生一次高潮。他很好的用实际行动迎接了此次高潮来临，并为此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所谓表演，就是抓特务。康生同志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在延安抓到很多特务。特务数目从一个班上升到一个排上升到一个连……到最后连主任刘少奇都搞不懂：既然延安有如此多的特务，怎么没有重大机密泄露事件？

当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据说和刘少奇有矛盾。当年刘少奇挑战张闻天时，柯庆施骂过刘少奇“老右”。此次整风享受反革命分子待遇，接受身体和精神双重考验。眼看就要完蛋了，被毛救下，成为毛之粉丝，后来成了反对刘少奇的铁杆。此君逝世于文革之前，曾留下经典语录：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为上海经济建设作出过贡献，留下过财富。当然还留下一批人，比如说张春桥同志，比如说姚文元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了老对头刘少奇的克星。当江青同志在北京没人理会，跑到上海区立刻被供奉起来。只因为上海有柯庆施。

陶铸的事也差不多，也是被毛临危解救。但陶铸为人正派，文革初期因不赞成“文革”演变为“武革”被打倒。叶剑英的夫人也被整出精神病。这些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他们有毛泽东保。地位给低的人，毛泽东够不到的人就惨了，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的。

张克勤是一名共产党员，到延安深造。他的父亲曾在兰州被敌人逮捕，他本人对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有人检举他是特务。于是乎康生下令把张克勤看管起来。此时年仅十九岁的张克勤享受如下待遇：六天六夜“车轮战”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精神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张克勤再也忍不住了。十九岁的年纪还是个孩子，能支持六天六夜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张克勤，你已经够硬了。

张克勤同志招认：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什么“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经过他一番胡扯，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成了“特务”！

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康生相当开心。

张克勤以为这下完蛋了，胡说八道这么多估计要枪毙了，那就等死吧。然而事实出乎意料。康生同志不仅没有继续摧残张克勤同志，还让他摇身一变、享受了一下新郎官的待遇：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并鼓励更多张克勤站出来。这手段让戴笠都自叹不如啊。

根据张克勤的瞎编乱造，康生得出如下结论：来自甘肃、安徽、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都不靠谱，需要抓起来重新审查，一夜之间抓了好几百人。这些人成了康生刀俎上的鱼肉，任凭康生处置。康生同志也在一夜之间找到当阎王的感觉，那叫一个爽啊。

有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因为对延安整风不满，惹了康生同志。经过一系列操作，王实味成了罪大恶极之人，什么特务、奸细、叛徒、反党、托派……一长串帽子免费赠送。对于如此人物，下场只有一个，处决！你不是有才么，不是作家么，脑袋只有一个吧。那就割下你的脑袋，看你还有没有才华。

康生整人狠到啥程度。从彭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曾积极参与整风运动。彭真自己也承认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然而整风运动比较积极的彭真对康生都看不下去了，向毛泽东反应情况。如果说彭真分量不够，看看毛泽东的反应。

接下来毛泽东也认为康生干的过分了，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致敬”“鞠躬敬礼”赔不是。四五年五月份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毛泽东向听众行礼赔不是。四五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应该说彼时的毛泽东还是很有风度的，至少比文革时代的那个“红太阳”更有风度。能让毛泽东这种人一再认错，可见康生同志“战绩”多么强悍。然而康生并没有被就地正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保护了他。为啥呢，因为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局势很险恶。延安时常面临来自敌占区特务的威胁，需要康生这种人。

康生的故事证明，正义并非所向无敌，在非常时期，邪恶之人只要有用也能生存。

康生的真正破坏，除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了很多人，还为未来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即不论你是谁，只要搞点材料、给你个帽子，就能侮辱你的精神、折磨你的身体。后来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典型。

看看康生这个人，怎么看都像个“贵族”，实际上却是“跪族”。此人甘愿跟着强人身后吃屎，从没有自己的主张。虽然生前尊荣，却遗臭无穷。从康生同志身上，你很难找到人格、尊严、理想、信念这类词。但是这类人从来就存在，只为充当强人爪牙而存在。

毫无疑问，康生是精明的，不然不会历经各个时代而不倒；毋庸置疑，康生是有才的。透过精明和才华，背后却是一身媚骨软骨。

如果说整人还有无奈，那么作为鉴赏家的康生，常常以鉴赏为名从国家博物馆里拿点东西出来，鉴赏之后就变身为收藏家，自己收藏了，人品可见一斑。很难想象一个有知识、有素养、见过世面的人品格如此极品。放在中国历史人渣榜上，也可算一朵奇葩吧。

评：酷吏是没有好下场的。生命的宝贵的，需要的是珍惜而非摧残。这是康生被扔进历史臭水沟的原因。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试图打捞他。

刘少奇在造神

说完康生，说说补习班毛老师另一位助手刘少奇。

应该说，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没有像康生一样干那种万人唾骂之事，他干了另一件了不起的事，造神。

延安整风和文革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延安整风总体上讲还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延安整风，很难有后来解放战争中那种高度一致的整体配合。

延安整风留下两个两个巨大漏洞，一个是康生审干，为后来政治斗争对待失败者开了恶劣先河，后期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受害者；第二个就是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这个对日后局势影响深远。

后来毛泽东那种近乎神圣地位，是由很多人长年累月辛苦努力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最为主要的造神者有两位，刘少奇和林彪。他们两个的结局也惊人相似：被自己造出来的神碾压而死。评，政治还是现实一点好，不要和“神圣”连在一起。

刘少奇造神，起于延安整风。

分析刘少奇造神运动之前，先看看他的性格。早期中共四大领导人中，毛泽东个性务实中透着大气，生活比较随性。朱德比较宽厚。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至于刘少奇，那就是严谨、严肃、认真。平时不拘言笑，干起工作从不含糊，需要说话时滔滔不绝。虽然是搞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却如工程师一样严谨，很少留下破绽。当然，这一切和白区经历有关。没有如此严谨的性格，估计要死很多次了。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造神运动效率奇高。

造神运动有两个部分：对下层和上层。

实事求是的讲，刘少奇对康生那一套是看不惯的。他不赞同搞人身攻击，或肉体精神双重折磨。他甚至还怀疑那一套。刘少奇喜欢另外一个模式：坦白反省。所谓坦白反省，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谁对谁不满说出来。班长对连长说，你那天让我给你洗衣服，我不愿意，你骂我，我很不爽。连长就说了，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下次衣服不让你洗了。就是大家沟通沟通解开心结，像个大家庭。看起来挺温馨理想的一种方式。然而烽火连天的时代，有多少可行性则是未知数。刘少奇通过另外的方式影响整风运动的。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刘少奇在书中对同志们说了，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乃至“委屈求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因为误解终究要消除，屈辱终究要昭雪。怨恨会导致同志之间更多误会。因此要忍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对领导要足够尊重爱戴。因为领导是好意的、善良的、无私的、怜惜下属的。即使领导错了也要有理说理。根据这本书对领导的要求，就是领导要体恤下情，时刻为下属着想。

概况一下这本书：给党内铁的纪律蒙上一层温馨的面纱，千年以来表儒里法制度的再一次翻新推广。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集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集权。非常时期，集权是必要的。唯有集权才能集中有限的资源办重要的事。

按照这本书的意思，康生同志搞“抢救运动”，四人帮搞文革，大家要忍让。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确实相信了这个理念。刘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在白区工作，经历比较复杂，到延安开会时被康生打成特务。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享受了这样一个待遇：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审讯者常常拿枪在他脑袋上比划比划。那意思不用多说吧。

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文革起，刘晓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辞世。

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以自身的“宽大、容忍、委屈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为啥呢，因为领导只是一个人而已，要管的事也很多，同时还要享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这就是刘少奇那本书的致命缺陷——以人性善良为基础，把组织引向了人治方向而非法制。导致领导权力过于集中而非分散制衡。体现在最高领导呢，就是无法无天。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是总书记，一开始那会也是书记。而毛泽东称为主席。虽然就是一个词不同，差别却大了。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采用相对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尽管陈独秀本人乐于充当“大家长”，权力依然有限。莫斯科空降兵王明，组织上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这个总书记设置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那一年刘少奇从苏北回到延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三人。如果这个提议通过，这三人将有很大权力。刘少奇还嫌不够，更进一步提议：书记处应设立一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啥意思呢，就是承认毛泽东有权利干任何他想干的事。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得到的第二个主席头衔，第一个主席头衔是在苏区失势，总书记向忠发赠送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一个虚职。这一次才是威力无边。

从法理上看，毛泽东这个“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苏共总书记”拥有更大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能力超强的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之后往往能干出伟大的事业。比如说秦始皇一统六国，比如说汉武帝开疆辟土，都是强人和强权结合的典范。没有强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就不可能成就如此功业。同样毛泽东也是一个能力超强之人。拥有这种权力之后，他的军事政治才华得到彻底释放，中国再次快速统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对是否参战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力做了最后决断。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强人和强权结合创造伟大成就的统帅，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是巨大的工程建设，然后是秦帝国崩溃。汉武帝无尽的战争消耗之后，是大汉帝国迅速滑坡衰败。毛泽东在一系列政治军事胜利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惨败，大饥荒给予新中国打击沉重。

这仅仅是整风运动造神开始而已。巅峰是毛泽东思想。

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所谓造神，就是让一个人高高在上、俯视众人，其他人则站在四周、表达忠心、听从领导、服从指示。既然是造神，那么原来和神地位相差不远或者地位曾经搞过神的那些人必须打压、不然和神拉不开距离。造神是刘少奇的工作，但是仅凭刘少奇无法打压那些人的，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马带领刘少奇的造神团队打天下。

第一批牺牲者，就是那些靠莫斯科吃饭的一帮才子。排名第一位的就是王明。

十年之前，王明也是一个斗争高手，通过积极打击瞿秋白和李立三上位。前面说过，王明的政治主张就是跟着莫斯科走，自己没有主张。莫斯科让左就左，让右就右。但是王明可以博得莫斯科的青睐并非仅仅善于跟随莫斯科。那年头愿意紧跟莫斯科的人多了去了，王明之前所有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惟莫斯科马首是瞻。李立三稍微叛逆一点，说过一些不太动听的话，结果被狠批。王明所以被看中，因为他很有才。

王明的才华并不在政治实践上，而是在理论方面。王明作报告，不论何时何地，不需要稿子，张口即来，滔滔不绝讲半天，引经据典、调理清晰、且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回到延安之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听得如痴如醉，纷纷称赞王明同志是“活马列”。建国初期，王明负责起草婚姻法，一口气讲半天，啥叫出口成章？这就是。

这可不是写穿越文章，这是在制定法律啊。这种才华，放在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然而王明这种卓绝的才华仅仅表现在理论写作上，从没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没有实权却又过于招摇，肯定要完蛋的。刘少奇理论水平也是一流，但他懂得隐藏在毛泽东身后。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不懂得政治实践的政治家注定是悲催的。王明回到延安，相当于鸟飞入笼，从此天空虽阔，和他再没有关系。回延安之初，王明有过一段时间快乐时光，享受过不少欢迎会，听过不少阿谀逢迎之词。身为知识分子的王明感觉很好。他被这种感觉给麻痹了。和平时代的麻痹，可以多享受一会快感，战争年代麻痹意味灾难来了。

在工作方面，王明起初职位比较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统战部长啥的，理论上还是有权力的。然而也要看谁干。王明干就比较虚。因为能干事的人不听他的话。听他话的人都是理论家，一样干不了事。后来越来越虚，虚到最后教书去了，教啥呢，教女人。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把手沦落到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延安那地方本来就没几个女人，还要喂猪砍柴抱孩子、那有空学习啊。王校长就想把外地去延安学习的女人全部招进来，组织曰，不行。还有人写信暗示王明，小心点，不要搞花样。

不仅不行，接下来没过多久，女子大学被延安大学给兼并了。王校长又成了原来的王明，有虚职，无实权，时不时要面对不友善的目光。常常有人在背后说，看，这就是害我们丢了井冈山的家伙。

王明最大靠山是莫斯科。然而王明回到延安之后就失去了这个靠山。因为延安和莫斯科秘密通信系统掌控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平时师哲翻译，重要情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当然不会对王明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交换了啥意见。

失去莫斯科温暖的怀抱，政治实践能力不够的王明成了一个赤裸羔羊，顺理成章的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为了改变自身处境，王明曾经改变策略，低头弯腰去称赞吹捧毛泽东，掀起了一阵吹捧毛泽东的热潮。

我已经服气了，放过我吧，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份上，留点面子吧。

王明也没有办法。刚回延安时，带着莫斯科的“圣旨”，为了缓解苏联在东方的压力，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抗战。结果不仅共产国际解体了，国民党又搞出一个皖南事变，王明一下子从珠穆朗玛峰上摔下来。

毛泽东对这种行为很受用。多年对手终于低头了，当然很有成就感。而且在党内，其他人还没能享受过来自高层的强烈颂扬。陈独秀时代，乃至王明时代，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该争就争，该吵就吵。王明这般低声下气讨好毛泽东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毛泽东绝不会心慈手软——就算心慈，手也不会软，也不能软。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特别在这么这个拥有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习惯的国度，政治有时候比流血的战争还要残酷。毛泽东继续追击，直到把“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一系列标签彻底印在王明脸上。

王明一个人是没有胜算的，然而国际派还是有很强的实力。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甚至还要算上周恩来，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没多少办法。三七年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时，就被一帮人硬生生给挡住了。就算共产国际解体了，莫斯科还在、斯大林还在。毛泽东和他的新领导班子必须依赖莫斯科的支持。要不然毛泽东干嘛垄断和莫斯科联系的话语权？还不是想取代这些人在莫斯科斯大林那里的地位么。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些人都在干啥？都在争相靠拢毛泽东！

王明说，苏维埃时代的事，由博古直接负责的。和当年老战友博古等人划清界限。

博古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此时博古表现比王明要好。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博古一直跟周恩来在国统区搞统战，日子还算可以。然而这种还算可以的日子在皖南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回到延安的博古必须面对延安整风。博古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小心翼翼（躲避康生的监视）的跟苏联在延安代表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接触；二是全面向毛泽东缴械投降，承认自己的错误，写检讨，颂扬毛泽东。

博古说：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从二一年算起）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博古这么干自求一个目的——自保。他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很快过关。只是结局有点意外，和叶挺一起坠机，至今还留下一团迷雾。

张闻天原本是国际派中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和王明同一类人，有才，作报告水平第一流，时不时弄一大堆报告让大家学习。和王明一样，也是缺乏政治实践能力。

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和毛泽东合作期间，毛泽东取得对张国焘斗争的胜利。张闻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帮助毛泽东从理论上战胜张国焘。对此毛泽东相当感激。然而张闻天必须下台。因为他的身份是总书记，党内名义上的一把手。毛泽东终究要走上这个位置的。所以刘少奇横空出世之后，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抛弃张闻天，说张闻天从莫斯科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面对毛泽东的职责挑剔，张闻天很郁闷、很想不通，然而他只能做两件事：一，检讨让位；二，歌颂毛泽东。张闻天做的很不错，日后工作还行。如果从此以后张闻天能够隐声，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然而十几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成为出头鸟，选择支持彭德怀的言论。在那种情况下，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会对张闻天客气。所以张闻天的结局和彭德怀差不多。

最有趣的应该是凯丰。他原本是最为坚定的国际派，对毛泽东看不上眼，遵义会议上紧随博古同志、坚定的站在毛泽东对立面，挖苦曰：“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遵义会议之后仍然撂下狠话：“究竟谁输谁赢，走着瞧。”凯丰有啥资格说那种话？知识分子，大嘴巴呗。

但凯丰的话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照两本书去打，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我还没看过《孙子兵法》，凯丰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如果真是如此，那毛泽东还真应该感谢凯丰。

然后凯丰很快转而支持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相当卖力，错批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干部。之后随博古一同工作，然后一起返回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活跃过一阵子，批判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然而作为那个路线的一员，他自己也跑不掉的。

不过凯丰同志结局还不错，早逝，避开了后来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

其他人，如王稼祥、邓发等人表现差不多，争相颂扬毛泽东。

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那个思想，被刘少奇系统化，成为日后千千万万中国学子的必修课。

邓发则写文章曰：“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蒋介石的路）呢？还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有才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短短说辞，褒扬毛泽东，贬低蒋介石。

看看国际派的理论家们，不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还没过招就土崩瓦解了。他们真的如此不堪一击么？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失败了，而是投降了。失败和投降有区别么？区别不大，但还是有区别。投降的原因有两个，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

现实原因，也就是力量问题。

遵义会议之前，国际派理论上掌握最高权力，可以指挥军队。当然搞得很不理想，井冈山丢了。红军长征时，一分为二：主力西进北上（长征），还有一部分留在南方。长征那部分千辛万苦到达延安。留守那部分千辛万苦生存下来。接下来国共合作，延安的那部分改编成八路军，南方那部分改编为新四军。经过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那部分到了毛泽东手上，留守的那部分在项英手上。项英是国际派的一员。皖南事变之后，项英死，国际派最后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无法阻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整新四军。这个下面说。

心理因素：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受过很好教育，文化水平没得说，都是刻苦用功，且身处逆境从不当孬种。敢于那个时代投身共产党的，就算身子看起来弱不禁风，骨头也足够硬，心也足够强大。瞿秋白就是光辉代表。庐山上的张闻天表现也不差。也许他们政治实践能力不怎么样，拉队伍也不见得行，但是理论水平绝对一流，骂人不吐脏字。搞辩论、政治骂战那绝对不在话下，穿越回三国打嘴仗，放在江东儒生中不见得比诸葛亮差。而早前中共政治局也是唾沫横飞。大家吃不饱穿不暖，唯有用精神代替粮食——开会。

既然开会，也就是口舌之争，一帮口舌强人怎么会如此惨败。答曰，不团结。

难道他们不知道团结重要性么？当然不是。

那么为啥不团结呢？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

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失败了。曾经他们团结在莫斯科周围，把莫斯科当成主心骨，但是惨败。红军长征，实际上就是惨败之后的转移。

现在很多文章回忆那段往事，基本上着眼于阴谋或者利益重新分配，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理因素。

苏区惨败给那群理论家心理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心中那种内在压迫，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即对过去工作失误的一种自责。那种负罪感促使他们不是想办法联合起来迎接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进攻，而是试图迎合融入这种力量中从新开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毛泽东为主心骨代替原来的旧的主心骨莫斯科。

因为对他们来说，谁是主心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看见希望，走向胜利。之前团结在莫斯科周围，一败涂地。毛泽东掌权之后，带着一群本土大老粗，不仅重新站稳了脚跟，而且使得共产党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国际派的才子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线迎合毛泽东时，并不是他们势利或者说善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新的主心骨。没有主心骨就干不了事。这正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千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从政治圈子里走出来。所以没有诞生自然科学、没有技术思想、文化缺少精确性。只是一个又一个王朝更迭。

所以每一个王朝末年，或者说每一个乱世，都有一片知识分子在哀嚎，不是他们懦弱没种（如文天祥，如王国维），而是没有主心骨来推动他们。国际派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离开莫斯科需要新的主心骨，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选择了毛泽东。没等毛泽东进攻，他们便纷纷举手投降。于是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殉难者。

然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还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

代表人物是谁呢？是周恩来。

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周恩来和王明他们不一样，他的实干能力远胜国际派任何一位，他的实力也远胜国际派任何一位。和周恩来比起来，国际派的才子们更像未成熟的义气书生。

周恩来从来没有成为党内最大的那一个，然而在毛泽东之前，他比任何一位党内一把手能量都大。从陈独秀代瞿秋白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仔细倾听周恩来的意见。因为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中共六大开始），更重要的是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其他人不具备的行动能力。

周恩来是旅欧派核心，那一批人中，包括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等人。这批人包含了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周恩来向兄长一样关怀过他，大概就是指法国勤工俭学时代吧。

在法国，周恩来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介绍朱德入党。朱德出身旧军阀，入党之前打过很多仗，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想找一个能托付一辈子的组织。当时就是一个选择题，要么国民党，要么共产党。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德选择共产党。选择之后满世界找党组织，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上海找到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同志。二人一番客套之后进入正题。陈独秀对朱德相当不感冒，说你旧军阀出身，没资格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还是比较弱小的组织，文斗事业刚刚起步，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拥有军队。而朱德这种军官，跟陈独秀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朱德很郁闷，去了欧洲，碰见周恩来才美梦成真。此时朱德三十六岁，周恩来二十四岁。朱德是什么人不用多说了吧。战争年代的朱德可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连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触碰的象征。

周恩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情报之父。周恩来亲自组织并领导了特科。这个机关有多重要，打个比方说吧，当年顾顺章叛变，想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顾顺章什么人？早期工运领导兼特工领导，了解中共高层全部内情。然而这种事并没发生。因为国民党中统头子叫徐恩曾。而徐恩曾有个得力秘书叫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顾顺章还没有被押解回南京，钱壮飞已经到上海报告了。

可以说没有这个机构就没有中共中央那些人。这个组织可以把触角伸到蒋介石司令部。当年胡宗南带领精兵二十万进攻延安。延安仅有彭德怀指挥的两万解放军。但是两万人可以牵着二十万人的鼻子走，到最后战而胜之，除了一大堆早已熟知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也应该铭记。他叫熊向晖，他是胡宗南最为器重的秘书，同时他的另一层身份是共产党特工，和周恩来直接联络。毛泽东说熊向晖一个人顶几个师。

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有过情报工作经历；十大将军中，陈赓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特情报领导。周恩来手中最为出色的特工，号称情报之王的李克农上将一直负责情报部门。几乎所有敏感信息，周恩来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周恩来的军方背景极不平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副手则是叶剑英。那个时候，未来的十大元帅在哪里？彭德怀还没认识段德昌，贺龙还在当军阀，刘伯承在川军之中，徐向前还是一个数学不咋的且不爱说话的学生，林彪更是害羞的厉害。

黄埔出身的中共将帅有多少就不用介绍了吧，光元帅就有徐向前和林彪，算上教官聂荣臻和副主任叶剑英，就有四个。死去的那些，包括蒋先云、黄公略、段德昌、左权、刘志丹等人，各个大名鼎鼎。后面还有陈赓等人，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在军内的根基。

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赢得军方资源。长征途中，以及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周恩来都是主角。如此一个人物，以素质而论，成为一派领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周恩来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领袖。不说党内一把手，第二位都不沾。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都在辅佐别人。辅佐毛泽东之前，他辅佐过陈独秀、蒋介石、瞿秋白、王明等人。无论遇到什么艰险环境，周恩来总能平静度过。无论在怎样顺境，周恩来总是不会、甚至不愿意成为领袖。他好像不愿意出头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模板，周恩来的模板应该是张良或诸葛亮那样的人物，总是在兢兢业业做事，在等待领袖人物出现，等待他的主心骨。终于他等到了毛泽东。他决定服从毛泽东，协助毛泽东和蒋介石斗。

遵义会议上大家商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成立，代替旧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周恩来作为党代表在军事上享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让毛泽东名义上辅佐周恩来。几个月之后，角色就对调过来，变成周恩来辅佐毛泽东。那几个月是周恩来最接近领袖地位的时候。他放弃了。主动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晓得了。

就算周恩来已经尊毛泽东为领导。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实力派部下经历太复杂了，需要仔细考核。至少要敲打一番，表明自身权威。

一九四零年开始，周恩来远离延安本土、一直在重庆搞统战。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号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高峰。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康生同志刚刚投以巨大的精力和才华完成人生巅峰作品——《抢救失足者》。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随即展开，在这项运动中，所有从外归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特务或者有特务嫌疑。

周恩来一出现，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猎物。康生等人看见周恩来回来，如同豺狼看见羔羊，顿时双眼发光，喜悦之情暗藏心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如果成功，轰动效应将不下于魏忠贤消灭东林党，自己的这块牌子可就算亮起来了。

康生等人很快发现，要找周恩来的茬太容易了。此人和陈独秀、蒋介石、王明、博古这些延安的臭石头紧密合作过，而且至今依然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而且周恩来同志在井冈山上还曾批判过毛泽东。按照计划，随便弄点材料不在话下。然而康生同志很快又发现，周恩来只不过看上去像羔羊，实际上是大象，一头豺狼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大象。尽管周恩来的经历如此复杂，要弄材料太不容易了；但周恩来的人脉太广了，人缘太好了，让同是干过特科的康生羡慕嫉妒恨到牙痒。

然而康生到不必生气，他和周恩来差距是全方位的。行动能力、人脉、阅历、乃至相貌，周恩来能甩康生好几条街。康生胜过周恩来的是书画功底和文物鉴别，这些对整人没用。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康生根本无法正确评估，甚至并不了解。周恩来反对过毛泽东，但同样支持过毛泽东。毛泽东虽然要周恩来臣服，更需要周恩来支持。在这点上，周恩来很清楚。举个例子，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死了。当时周恩来正在住院，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为周恩来身体着想就没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三天之后，周恩来在医院得知真相，大哭一场，同时把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啰嗦一顿。接下来周恩来做的，就是把情况打电报告诉延安的毛泽东。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事，周恩来总是第一时间呈报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崇，或者说这份政治敏感性，康生有这水准么。

周恩来行动很敏捷，信息来源广泛，就算人不在延安，延安发生的一切他也知道。并且知道该怎么应对。

周恩来的应对措施可谓天衣无缝：第一步就是加入到颂扬毛泽东的合唱队中。在延安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立刻如是表态：“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已经明白，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为错误。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慷慨激昂，总结到位，感染力很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一类的乐章已经习惯了，但周恩来的表态依然与众不同。并不是说周恩来言语上有什么创新，是实力决定的。就政治实力而言，当时的周恩来远胜羽翼未丰的刘少奇，是毛泽东之外最具实力的人。周恩来表态，给了其他老干部做一个示范。周恩来不仅仅表态，而且身体力行。此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周恩来总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和毛泽东面对面的地方，倾听毛泽东的讲话，神色庄重、态度端正、一丝不苟的做记录，俨然以学生自居。这是应对措施第二步。

在这点上，周恩来表现远胜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王明他们只是承认错了，却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批判会也不参加，躲在病房不出来。这就是理论家和真正政治家的差距。即使毛泽东再苛刻，也挑不出刺来。何况毛泽东还要指望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要统一政令难度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步：周恩来还抓住机会向刘少奇表达敬意，说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期暴了不少问题，而刘少奇同志才是正确的。此时的刘少奇还没有定性为白区路线正确代表，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结果，并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面对如此强人，康生等人再狠，也只能徒呼奈何。

像康生这种只能对付内部同志的同志能力虽然很强，那也要看和谁比。和周恩来相比还是初级阶段。周恩来是谁啊，周旋于重庆和莫斯科之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而康生同志的整人技术连延安都出不了。

光低头或者表达敬意是无法过关的。要过关还需要深刻的自我检讨。其实从毛泽东的角度讲，周恩来做到这些差不多了。毕竟同样位高人脉资源极其丰富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没有触及到。说到底他需要实力强大的周恩来的支持。为何要对周恩来紧追不舍？

问题还是出在刘少奇身上。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主导党务的格局已经初现。然而不论何时何地任何集体，要提拔某个人，首先需要成绩。领导无法让人信服，后台无法让人信服，只有成绩才能让人信服。要把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刘少奇拉到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拿出足够的成绩。刘少奇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有白区工作经验。

要让一个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人上来，必须强调白区成绩。之前那些工运领袖纷纷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扶正刘少奇为白区正确代表，还需要解决周恩来的问题。

周恩来的问题就是白区功劳不比刘少奇小。

既然如此，直接选择周恩来为白区路线正确代表得了，比扶正刘少奇简单很多。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周恩来性格比较中庸柔和，亲和能力超强，组织水准一流，跟谁都能和得来。让他去挑战张闻天，去消灭国际派是不可能的。倒是国际派分裂，让他去团结协调还差不多。如果博古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博古合作；王明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王明合作。让他像刘少奇那般去造神也不太可能。造神意味着要和别人开火斗争。周恩来干不来这事，和他性格不符。就算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毛泽东，也不会主动掀起猛烈斗争。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能看出来。就算迫不得已参加批斗会，批斗别人之前必然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晚年评价周恩来：爱和稀泥。

其实不是周恩来爱和稀泥，还是性格决定一切。

另外一个问题是，扶正周恩来为党内二把手固然容易，然而周恩来本身已经树大根深，无须依赖毛泽东也能活得很好。不管谁当一把手，周恩来只要配合就行了。刘少奇不同，刘少奇军内没有根基，要想党内立足，必须依赖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紧紧的把党抓在手里，以党的名义指挥枪，名正言顺。

要扶正刘少奇，就要清算周恩来在白区工作，降低他的成绩和威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深刻检讨，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把那长篇大论检讨翻译过来就是，周恩来亲口说我很笨蛋、干了笨蛋才干的事、要向其他同志学习云云。就算缺点和错误不够，他自己也得想办法，增加缺点错误的数量和质量。总之一句话，白区工作干的最好的是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违心检讨，受了伤害，但并不致命。因此他只能算是神座之下的一个伤兵。这个伤兵很快恢复了力量，重新投入战斗。因为他是超级战士，活动能力极强，恢复能力极强。周恩来一生检讨无数，每一次都能顺利恢复，皆因他那柔和的躯干里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至于想要公开批判周恩来的康生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十几年之后盛传柯庆施要当总理一样是个笑话。所以说笑话，不是因为康生和柯庆施没有能力，而是只因他们和周恩来相比，能力差距过大。

周恩来自我检讨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目的：保住一大批人。跟周恩来关系密切之人，基本上没有触及到。比如说陈赓，虽然反对过批判王明，却也没怎么样。

整风到最后，莫斯科看不下去了，觉得过火，对王明和周恩来表示关注。虽然共产国际不在了，共产党依然离不开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二战行将结束，斯大林的力量和威望逼近历史巅峰。尚处在荒凉延安的毛泽东绝不可能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中国共产党虽然本土化了、独立自主了，但是还需要苏联的认可和支持。

周恩来的命运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军方。

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延安整风之中，军方统帅们处境最为尴尬。

军队是毛泽东的命根子。没有军队就没有井冈山，换句话说，没军队就没有毛泽东。军方将领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打仗，在党内很少有发言权。

毛泽东一方面论证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方面又在坚定执行党领导军。看似矛盾，实则高明之至。通过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逼迫其他政治家就范。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家们如果手中掌控军队，毛泽东还敢发起整风运动么。另一方面，他又不把自己归入军方，而是通过党领导军打压军方将领。

——这大概是中国五千年用人之精华吧。

既然要整风，光整党整政治人物是没啥用的，关键要把军队捏成一团。毕竟那是战争年月。政治家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消灭不了一个敌人。如果无法在主要业务——军事——上取得成就，花言巧语很快就会变成恶毒攻击。王明博古的遭遇就会轮到毛泽东。这点他非常明白，因此要大力气整军。

整军，是一门技术活。整得不好，要出乱子的。那群人可不管左还是右，马列主义中的内涵他们也不知道。马列主义中国化啥的，也不要生搬硬套。军人信条很简单：不能让老子信服休想让老子卖命。

整军既要保证不损害军人战斗力，又要把全军捏合成一个整体，统一在一种思想之下，难度非常之高。斯大林清洗苏联红军的往事历历在目。清洗肯定是那条路走不通了。何况八路军当时处境已经很不妙了，搁不住清洗。

这种高难度技术活，在别人那里也行很难，但难不倒毛泽东。

怎么整呢，朱德不能动。长期以来的宣传，朱毛一体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动朱德，可能造成八路军震动，进而影响整体作战实力。

那就整下边的人吧。林彪刚从苏联回来，脱离军队很久了，又是嫡系，用不着整。罗荣桓一直跟随毛泽东，且为人低调朴素，政治过关。叶剑英和聂荣臻参谋型人物，倾向于政治家，且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的个人检讨，某种意义上遮住了此二人。

后来十大元帅中，个性最为鲁莽的是贺龙元帅。然而贺龙元帅口直心快，且紧紧配合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双方比较了解。当年毛泽东娶江青，很多人反对，唯有贺龙大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豪情不减呵。让人感叹的是，而是多年后，贺龙因对文化大革命热情不够赔了性命。

刘伯承当年井冈山时代反对过毛泽东。但之后的岁月里刘伯承对毛泽东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同时刘伯承是军内唯一一个可以和国际派扯上关系的高级将领，要想隔断国际派军内实力，必须把刘伯承和国际牌划分开，所以不能动。重要的是，当下用人之际，刘伯承低调有才华且并不在十分要害位置上。

徐向前的情况和刘伯承差不多。徐向前追随过张国焘，且有西征失败之污点。然而作为红四军代表人物，拉出去整，必然又翻出当年旧账。毛泽东应该清楚记得，当年因张国焘叛变处理范围扩大差点造成红四方面军官逃跑的事。还传言许世友要杀毛泽东的趣闻。此时的徐向前行事极为低调，让修养就修养，让上前线就上前线，毫无怨言，且不和老部下来往。如果这样的人也拉出来整风，那么整个军方要从上到下整一遍，毛泽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战争年代，毛泽东用人有一个风格，就是把政治对手打掉之后，再把哪一方某个军人提出来当代表。也就是所谓恩威并施。施恩于将军，雷霆之怒劈向政治家。刘伯承和徐向前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见证。

要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标准呢，军内有实权，手无实权且不懂得收敛服从的人。当时中共有两支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对照这个标准，八路军中最合适的对象是彭德怀。而新四军么，项英本来是给天然选择，项英牺牲之后，只能是陈毅了。

所以彭德怀和陈毅就成了军方要整顿的对象。有了这两个人物做代表，触及到军方皮肉而不伤及筋骨，再好没有了。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归纳起来一个词——爱恨交织。

长征过程，彭德怀因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有大恩。之后又有许多磕磕绊绊。

后人研究彭毛二人关系时，多半着眼于彭德怀个性倔强。认为彭德怀倔强的个性经常触碰毛泽东的神经。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道理。然而比较一下林彪就会发现。彭德怀触碰毛泽东神经的次数没有林彪多。井冈山时代，林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会理会议，林彪让毛泽东放弃军事搞政治去；到了延安那会，林彪还要去陕南打游击；在东北对毛泽东先斩后奏。这都是原则性的违逆，毛泽东都忍了。林彪个性就不倔强？当然倔，而且不输彭德怀。彭德怀性格中最为毛泽东不容的，是那种“独立性”。林彪也倔，但是在立场上选择紧跟毛泽东，即使常常让毛泽东不爽，但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未变过。彭德怀的独立性，使得彭德怀虽然极为尊崇毛泽东，并不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百团大战，认为该打那就打。庐山上，认为该写信就写信。

彭德怀身上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正因如此，彭德怀的一生都与众不同。别的将领只顾打仗。彭德怀除了打仗还关心其它事，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发电报讨论日后建国问题：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因此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这封电报时间是一九四二年，还没看见抗战胜利的影子。

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好。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军人该干的事。此外彭德怀还关心很多事，比如说妇女问题，比如说商店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

毛泽东要整顿八路军，没有比彭德怀更合适的目标了。彭德怀职位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在总司令朱德很少参与前线指挥的情况下，副总司令掌握实际指挥权。他也不负众望，打出了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打击这样一个人，可以震慑其他军人。你们有彭德怀牛么？没有。那就好好听党的话吧。牛叉的彭德怀刚刚被党棒敲了脑袋。

而且彭德怀心高气傲，有时很蛮横，不仅不去笼络人心还得罪不少人。敲打他，可以拉不少帮手。特别是搞政务党务的同志。和战争年代的将军们一样，彭德怀不大看得起搞政治的，比如说阴狠毒辣的康生同志，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刘少奇同志。在他看来，这些动舌头动嘴动笔的先生们作用不大，只是毛泽东身边一群搞文件的而已。别人对康生敬畏如虎，彭德怀看他从其量一只狐，毛泽东身边的一只狐。

好吧，彭德怀同志，那就让你尝尝他们的火力。有时候舌头也能伤人。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在笔杆子那里可以成为叛国者。

要彭德怀低头表态不难，因为彭德怀对毛泽东本来就非常钦佩。在颂扬毛泽东的合唱团中间，也有彭德怀的声音。彭德怀写过这样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那一套），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国际派那一套），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这就是彭德怀，就连这颂扬都与众不同，听起来文绉绉的，还是那回事。

然而整彭德怀的目的并非整治他一个人，而是震慑其他人。彭德怀这种人，不会因为一次整风就改变其独立的个性。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庐山那一幕。

彭德怀又非常强硬，偏偏不认输。就出现这样一幕，一大堆理论家对一个军人喷口水扔板砖。他们不是和彭德怀比贡献、也不谈战争，而是在清算。

甲说：你说你个彭德怀，整天板着脸，见人也不笑笑，也不交交心，即使吹吹牛也好啊，怎么能整体板着脸呢，你还拿我们当同志么？你这个人对待同志的态度就不对。

——这是态度问题。暗示彭德怀不会做人。

乙说：你口口声声自由、平等、博爱，那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资产阶级都是唯利是图的，你说你当年投身革命有没有“入股”的嫌疑？恐怕是有吧，你沾了伟大的毛主席的光知道么，有了毛主席才有你的成就。然而你呢，你看你的名字起的就不对，原来不是叫彭德华么。德华，得到中华也，和毛主席争天下么。因为伟大的毛主席是要赢得天下的。你看你多阴险，简直是太阴险了。你知道错吗？

——质疑革命动机，增添莫须有罪名。

丙说：现在来谈谈百团大战问题。如果不是你不请示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擅自发动战争，鬼子进村次数也许就不会增加。假设你运用伟大的毛主席的伟大战术，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要不是你的骄傲自大，损失或许会少点。都是你的错，你知道吗。

——质疑百团大战，彭德怀迄今为止指挥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丁说：彭德怀同志啊，我们也不想怎么着你，就帮助你改变错误。你还是赶快认错吧。如果你不认错，我们会帮助你，直到你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会认识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的毛主席的学生。伟大的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你拒绝我们的帮助就是拒绝伟大的毛主席，就是……

如此这般前后持续四十多天，战斗异常激烈，陈芝麻烂西瓜全部翻出来，一遍又一遍，白天太阳晒、晚上让风吹。出现很多如果假设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不确定性副词。如同一群苍蝇围着一头狮子嗡嗡乱叫。搞得彭德怀头都大了，最后烦的不行，表态曰，爱咋地咋地吧。

理论家们长出一口气：总算给彭德怀打倒了！

然而没多久，他们就傻眼了，因为彭德怀又复起了。那些批判他的人见了这种情况换了一副笑脸，点头哈腰，三句话不离彭老总。这样一点头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后的庐山，彭德怀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再也没能复起。原因很简单，没战争了。

延安整风之后的彭德怀得以复出要感谢蒋介石同志。蒋介石的拳头胡宗南伸向了延安。胡宗南是什么样的人呢，也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不可能被舌头打败。那帮善于用舌头的人对胡宗南毫无办法。因此彭德怀只好复出了。通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各干个的活，毛泽东因此彻底完全的控制了八路军。

第六章 陈毅的困局

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如果说对彭德怀猛烈开火四十三天是为了敲打八路军其他将领。那么对陈毅是另外一回事了。和整天板着一张脸得罪人无数的彭德怀不一样。陈毅的情商非常高，统战、组织、搞政治样样都行，见人哈哈一笑，有话直说，人缘甚好。再加上能诗善文，很有儒将味道。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人深得文人喜欢，大后方做资料的同志对陈毅感觉都不错。

人缘老好的陈毅同志不幸沦为被整典型，并非他本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新四军——有问题。

和八路军不一样，直到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掌控新四军。

新四军又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号，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叶挺任军长，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大权掌握在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手中。项英的身份还是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东南局书记。

另外项英还有一层身份，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项英，湖北武昌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同年。早年项英和刘少奇的经历类似，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刘少奇同年入党），随即参与文斗事业，并成长为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巅峰时期的项英，在工运届可是鼎鼎大名，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武斗之前，工人纠察队已经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了。从第三届中共代表大会开始，就是中央委员。势头比刘少奇还猛。

大革命失败之后干了一段时间地下党，中间又干了一系列职务。然而进入苏区，军事上项英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高，请参照副主席身份，副主席是毛泽东和朱德。之前朱德和之后毛泽东都干过这个职位。政治上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然是毛泽东领导。

项英虽然成了毛泽东领导，和毛泽东却不是一路人。事实上毛泽东不可能和任何领导走到一起，因为他自己要做最大的那个领导。项英和博古李德关系紧密，和毛泽东好像是天生的对头。凡是毛泽东不爽的事，总有项英身影。

富田事变时，项英狠狠的批判了毛泽东。

宁都会议上，项英和后方局同志一道把毛泽东轰下台。毛泽东一辈子从未输的如此彻底过。可以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落寞，很大程度上拜项英所赐。

毛泽东虽然下台了，始终是博古等人一块心病。如何安排毛泽东呢，很难办。博古李德曾经想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没成。如果愿望实现，历史将改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谁留守善后。国际派中能担当此重任的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项英了，其他人都是理论家，留下来死路一条。刘伯承军事能力可以，但政治能力没表现出来。周恩来好像不可能留下来，只有把项英留下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不可能所有人都转移干净。还有那些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只能留下来。还需要一批队伍留下来掩护中央。项英留下来领导这些人打游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也。这事本来就证明项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之人。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留守的项英依然不忘老对头毛泽东。长征之前项英对李德说，让毛泽东也留下来，如同瞿秋白一样。留在自己眼皮底下好管一点。项英认为，战略转移阶段，毛泽东可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号召追随者重新夺权。到时候书生博古和老外李德都没办法。

不得不佩服，项英眼光毒辣啊。

如果其他人有项英这本事，国际派不见得输得如此稀里哗啦。

李德认为有道理，考虑毛泽东留下来。如果毛泽东留下来，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博古另有顾虑。博古认为既然毛泽东当年能在一片荒凉的井冈山能弄出苏区最大根据地，现在手中有兵有将（虽然很菜）的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机会非常大，还不如带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也不见得能耍啥花样。看看，党内斗争如此残酷。都啥时候了还想着算计。这个结局预示着，日后毛泽东要走上前台必须更为严厉的斗争手段。

现在设想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毛泽东没有参与长征，留在井冈山会怎么样。结局有两个，要么当瞿秋白第二，要么再次腾飞。第二个可能性倒是大一点。项英都能在残酷的游击战中生存下来，作为游击战宗师，毛泽东不比项英差。以毛泽东的水平和当时险恶的形势，毛泽东很可能拿下项英。如果项英和毛泽东摊牌，作为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毅很可能倒向毛泽东。倒是中央军悬了，没有毛泽东肯定到不了陕北，至于能不能冲到湘西都是未知数。即使冲到湘西，国际派的才子们估计逃不掉张国焘的清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周恩来应该能和张国焘合作很好。那样张国焘和陈浩昌将会有一个大大有利的局面。如果张国焘把军权放给徐向前，也许在湘西能站住。彭德怀和林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风光了。后来西安事变也就没了，国共合作也没了……都是假设，都是浮云，言归正传。

项英留下来，是代表博古李德留下来的。应该说项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准确预言了博古李德的遭遇。然而他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保命，突破国军的围剿。剩下的队伍理论上虽然不足，却完全听从项英调遣。这一次他干得不错。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项英的军事才华上升了一个新境界。老实说项英代理军委主席那段时间，干的并不怎么样，恰好赶上战略大溃败。不过也不能就此埋怨项英，因为他没能真正控制军队。

站在今天往回看，井冈山时期的国际派中，除了周恩来，就数项英刘伯承了。周恩来只能算是合作者，并不正统的莫斯科派。真正国际派中，能文能武的人才只有项英一个。

中央军转移之后，项英放弃了所谓正规战，抄起了政敌毛泽东的压箱绝学——游击战。玩起了有模有样。留下的红军向各地分散，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三年之后，这些人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组成了新四军。项英最光荣的称号应该是——新四军之父。

当博古等人在遵义会议失败之后，当周恩来选择和毛泽东合作之后，项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新四军紧紧赚在手里。而项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基本上是难以调和的。二人分居南北，彼此看着对方，心理都不是滋味。通过游击战成功的项英，更加了解了毛泽东的能耐。毛泽东看着如此有才的项英却不能为其所用，看着生龙活虎的新四军不能掌控，心理那叫一个酸。如果项英处在刘少奇的位置上，军功政绩都有，推上前台应该容易很多吧。可惜！

毛泽东为了限制项英派刘少奇去管理江北地盘。项英因为忌惮毛泽东，和刘少奇叶挺也不太合作。这样多方面矛盾下来，结果只有瞻前顾后彼此消耗，叶挺等人的军事才华也无处发挥。叶挺是一个理想派，比较纯粹的军人，平生很少卷入政治斗争。

然而项英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和毛泽东的芥蒂不仅葬送了皖南山区八千好汉，还葬送了自己，更把整个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给葬送的干干净净。

行文所限，皖南事变的过程及其若干疑点就放在后面的篇章了。皖南事变的大致过程就是，在皖南丛林中，在外敌压迫，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八千中国好男儿送了命。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原本可以在战场上给鬼子以重创的，却因为国内党派矛盾以及党内领导人的矛盾丧命于同胞枪口之下。

江南新四军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一代英豪叶挺一心报国，最终却落个壮志未酬，而且结局很窝囊。文武双全的项英身死魂灭。整个久经考验的干部梯队烟消云散。国共双方葬送掉那么多好儿郎。可以这么说，皖南事变是咱们这个善于内斗的民族一次劣根性集中爆发，是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没有胜利者。胜利者是日本鬼子。

皖南事变直接推动了延安整风的进程。在皖南事变之前，国际派还有项英这么一支力量，还可以借此说明之前路线并无太大问题，你看项英他们就干得很好么。事变之后国际派只剩下一帮理论家了。本土派可以指着国际派的鼻子说：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右倾，你们投降，苏区丢了、新四军又丢了，现在还有啥话讲？

国际派当然没话讲。人都死光了还讲啥？讲也没人听啊。正如当年张国焘同志南进失败再北上，也就失去了话语权。正如徐向前西征失败回到延安，能做的只能沉默不语。

项英死了，延安整风最后一个障碍没了。项英没了，需要整理的对象也没有了。毛泽东要控制新四军，必须对新四军重新进行一次人事安排。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去整理一阵子。然而毛泽东不能指望通过刘少奇控制新四军。刘少奇留下饶漱石，以为饶漱石是自己人。然而饶漱石心中另有打算。一番折腾之后，陈毅自然的成了新四军代言人。毛泽东和陈毅也存有芥蒂。

项英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也曾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是和中央配合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则是单枪匹马的方式突然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干毛泽东下台时好歹是毛泽东领导，陈毅赶毛泽东下台时是毛泽东下属。

虽然事后陈毅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但毛泽东心中还是留有芥蒂的，时不时翻出往事敲打陈毅一番。此后陈毅也担心了好一阵子，特别是清洗“AB团”那会，陈毅可是担惊受怕的。

日后陈毅很注意和毛泽东搞好关系。时不时写点诗歌寄给毛泽东，请主席品评指点。也许陈毅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消减毛泽东的怒火。但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另外一个概念，毛泽东除了要清理掉华而不实的国际派，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掌控新四军。要掌控新四军，就要对陈毅做一个巧妙的处理。

整个整风过程中，如果说对彭德怀打的是刚猛罗汉拳，那么对陈毅使用的就是太极。

陈毅

十大元帅之中，唯有陈毅没有参加长征。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战略转移阶段，大家都认为离开比留下来活命的概率大。从心理上讲，陈毅也想参加长征。像陈毅这种上层领导理应随大队人马转移的。然而陈毅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陈毅留下理由有两个，一个就是伤病。当时陈毅大腿内部还残留几片弹片，肿得像水桶。战略转移前夜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刚刚做完手术。因为缺药，只是用南瓜捣烂了当药涂抹在伤口。部队转移之后，陈毅的大腿溃烂到骨头，眼看腿保不住了，陈毅显示了强悍的一面：让请警卫员用绳把腿绑在大树干上，用剌刀割烂肉。警卫员下不了手，陈毅自己动手，生生地割掉烂肉。接下来马克思显灵：腿保住了。

大家习惯了陈毅大大咧咧，吟诗写字，某时张嘴放炮，很少在意他的硬汉本质。所以说那一代人都很有种。因为都有种，斗争起来就显得格外残酷。像现在某些娘娘腔，伤风感冒都要跟好几个人诉苦好几天，别说搞革命，当汉奸估计都不行。

然而伤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几大车，带一个伤员走，虽然困难，应该也能带。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就是被肖劲光和陈赓带人抬出去的。

战略转移之前，哪个人要走，哪个人要留下，都是组织计划好的。所为组织，真正的决策者是中央三人组，主要是博古。比方说留下瞿秋白，纯粹是当包袱给扔掉了。比方说留下项英，代替博古李德善后。留下陈毅为何呢，需要追溯一番。

现在很多人认为，当年毛泽东失势，毛派人物跟着倒霉。陈毅因为没参加长征，算倒霉了。所以陈毅是毛泽东的人，毛派。此言甚虚。

南昌起义之后，陈毅辅佐朱德重整队伍上井冈山。井冈山上遇见毛泽东，两人又是谈革命又是吟诗，相谈甚欢。两人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实际上陈毅和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如果要算派，应该是周派，而非毛派。

从性格上看，陈毅和毛泽东很多相似点，都属于豪放派，有点给人以放浪不羁的感觉。因此判断陈毅更愿意接受毛泽东领导那就错了。豪放派的人一般都不大喜欢强势领导。而毛泽东恰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物。而周恩来的领导方式比较温柔。

站在当年陈毅立场上看，周恩来地位高于毛泽东；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温和；陈毅认识周恩来比认识毛泽东时间更早，第一次上岗（南昌起义）就是在周恩来指挥下干的。陈毅倾向于周恩来是很正常的。所以长征开始时，陈毅孤零零躺在那里，只有周恩来向他告别。时间是十月九号。周恩来看望陈毅，带来两个医生给陈毅作手术，并且告诉陈毅，中央决定让他留下来负责军事，如同上井冈山之前辅佐朱德那般辅佐项英。

长征之前，中央最高领导是三个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号称老三人团。

三人团中，李德是个外来户，只能依靠博古。博古李德是一体的。周恩来属于合作者。周恩来一直是个合作者。谁当一把手就跟谁合作。由于他能力突出，实力强大，每位一把手都需要和周恩来合作。

博古考虑留下陈毅的时应该想到三个因素。伤病姑且算一个吧。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老井冈山。博古李德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老井冈山。因此老井冈山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差一点连毛泽东都丢下了。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周恩来的人。博古想削弱周恩来的力量。毕竟周恩来只是合作者，并非自己人。只有削弱合作者的力量，才能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陈毅是走是留，决定权并不在周恩来手上。但周恩来的心情应该挺复杂。在当时情况下，留下来意味着危险系数增加，特别是陈毅伤情严重。然而陈毅留下来，对周恩来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在某次开会少一个支持者，但是陈毅留下来意味着留下一个后手。当时中央战略转移，前途未卜。苏区局势虽然很糟糕，并无进入死局。未来局势是无法预料的。留下一个后手，意味着埋下一颗种子，收获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如果把政治看成一盘棋局，周恩来就是一个顶级高手，能看到很多步棋之后。留下来的陈毅最终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最后终于脱颖而出。当我们惊讶于周恩来一生时，往往主义那些光鲜亮丽的道德外衣，忽略内部的惊人谋划。在政治舞台上，必须有先具备超一流的谋划实力，之后才有可能披上道德外衣。

二人见面是这样的：陈毅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两眼湿润；周恩来尽量乐观。

周恩来柔声说：“陈毅同志，不要这样嘛，要坚强些，要向关云长学习。”

陈毅豪迈中透着伤感：“周副主席，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从大腿中取几块弹片吗？”

周恩来继续鼓励：“这我清楚，你是将军，又是诗人，此时此刻，你一定是想起了这两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陈毅极力控制住感情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这段对白哪像无所畏惧的革命者谈话，简直恋人告别。可见当时情形之艰辛，那个名叫死亡的老人随时可能如此光临。唯有生离死别，才能让好汉流露出内心的温情。

二人都是感情丰富之人，也都是意志刚强之人，不会轻易流露负面情绪。但彼时彼刻，有些伤感。也许今朝一别即为永别。永别也要分别。为了生存，为了理想，为了信念。诺不死，他日当相会。那时节早已天翻地覆。

周恩来对陈毅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前面相信是男人之间真实感情，只是最后这一句不太真实。毛泽东和朱德都走了，都有办法向群众交代，为何陈毅不能交代。可以肯定，如果毛泽东留下来，也会听到这句话。

陈毅在南方经历了三年残酷的游击战。现代人对残酷二字已经没多少概念。以为陈毅他们所以活下来，是因为共产党很牛逼，国民党很愚蠢。完全不是那样。当时中央分局五个人，分别是项英、陈毅、陈秋潭、荷昌、瞿秋白，只有陈毅一个人活到抗战胜利。

南方三年，陈毅过啥日子呢，就是整天趴在山沟沟里，面对敌人搜山。敌人搜的不耐烦了，直接放把火。而且把周围老百姓全部转移掉，让游击队成为旱地里的鱼。

某一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了二十多天，眼看即将完蛋，怎么办呢，在精神粮食支持下写了首诗：“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很豪迈？不，很有种：一句话，老子就是不服！

不知道这首诗最初怎么写的，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么，还是用树枝写在泥土上？但支持陈毅写下这首诗的，一定是精神信念，说土点，一股狠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这股狠劲是挺不过来的。再看其它诗词：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这是早晨待遇，早早醒来躲避敌人，睡懒觉的机会没有。整个一天怎么过呢？看看下面这一段。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这是白天，主要任务就是躲避敌人与饿肚子。然后就是傍晚了。黄昏最容易思绪动荡，然而陈毅在干嘛呢？参照下一章。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还是在躲避敌人。夜间开始行动了，行动如下：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些诗文翻译过来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了：很苦很累不低头。

三年之后又过七年，也就是四四年三月，陈毅从华中返回延安。从三四年红军长征到四四年延安整风，中间整整十个年头。十年了，陈毅同志再次见到中央领导，再次见到毛泽东。十年了，有多少恩恩怨怨都应该随风而去。十年之前，陈毅是一个伤号。十年之后，那个腿险些保不住的陈毅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

一别十年，二人均跨入中年，四目交错，感慨良多。二人都是思绪奔放之人，理当坐下来交流交流感情，或者送上一壶小酒畅谈天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时政治环境极为严峻。整风运动正处于最高峰。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改变了许多。当年那个在井冈山之上的老毛，此时已经成了毛老师。当年那个平等论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毅面对的是崭新状况。批斗、审干、抢救等一系列措施正在实施，可以说陈毅回来的正是时候。陈毅回到延安，和彭德怀待遇不同，他并没受到彭德怀那种大面积围攻，甚至还享受到一些言语上的欢迎。一方面陈毅人缘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延安批判陈毅一个人并非最佳办法。

在延安围攻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对掌控八路军有信心，通过敲打一下彭德怀震慑其他将领就可以了。批判陈毅，主要是通过批判陈毅把新四军重新捏合起来，捏合到中央直接指挥下，也就是捏合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手中。

因此批判陈毅需要一种艺术。最佳地点不在延安，而在华中。实际批判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批判主持者，并非毛泽东身边某个人，而是中共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饶漱石。

所谓饶漱石排挤陈毅，实际上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顺势代表中央收拾新四军烂摊子，陈毅代理军长，饶漱石任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部队被打散，饶漱石被俘，差点挂掉，据说是用黄金买通狱卒得以逃脱。刘少奇离开华中之后，提拔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和陈毅比起来，饶漱石在新四军中只能算一个生瓜蛋子。陈毅在江南打游击时，饶漱石还在苏联进修呢。叶挺项英之后，陈毅已经是领导新四军众望所归之人。刘少奇偏偏选择白区出身的饶漱石当继承人，或者说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意思。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蹊跷。其实是刘少奇希望在新四军培养自己人。只是饶漱石对刘少奇的感情极为复杂而已。建国之后一番变动，刘少奇从饶漱石那里收获的不是果实，而是伤害。详情参见第一篇。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饶漱石就对陈毅动手了，而且毫无顾忌的那一种。可以想想看，陈毅在新四军干多久了？所有将领都得喊陈毅领导。因为陈毅资历确实很老，不服不行。饶漱石在白区混过一段时间，现在成了新四军一把手。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也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根基。当时混乱不堪、战局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公然批判实力在握的陈毅，按常理只有死路一条。随便丢在那个山旮旯喂狼去了。然而饶漱石同志不但放心大胆去整陈毅，而且把陈毅整的很惨，归根结蒂一句话——有后台。

现在公开的说法是，饶漱石整陈毅是因为个人野心膨胀。从后面高岗事件看，饶漱石是有野心。那年代敢于舍身搞革命的，哪个没有野心？但是要撼动整陈毅这种根基深厚的军方大哥，光凭野心远远不够的。

后台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饶漱石只是一颗钉子。想要以饶漱石为首重新整合新四军，首先干的事就是让陈毅屈服。拿下陈毅不太现实。陈毅在军内资格非常老，早在朱毛井冈山会师，陈毅已经作为政治部主任排名第三。他经历过新四军所有困难时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拿下一个陈毅有很多种办法，比方说直接换人，比方说拉回延安批斗一番不用了，甚至更为邪恶一点，把陈毅给“拯救”了。这些都是办法，不是办不到。

但是——没那么简单。

新四军长期远离中央独立作战，很大程度上自成一体。叶项之后，陈毅已经是新四军的旗帜，拿下他，只会造成新四军再次动乱，战斗力再次折损。当时共产党所处的环境看，还没有资本如此奢侈。整军的目的是加强战斗力而不是折损战斗力，这点毛泽东相当清楚，而且拿捏的相当之好。通过华中局内部整陈毅，告诉下面那些远离中央、野了十来年的将军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平时虽然也说这些，但无切身感受。现在可以通过整理陈军长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力。然而要办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饶漱石虽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在延安整风那会在新四军中和陈毅还是没得比的。而且陈毅的直系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合作，同时希望陈毅和饶漱石合作。这也是饶漱石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前面都有个“代”字的原因。要转正，必须有陈毅鼎力支持，也就是让陈毅心甘情愿拜饶漱石为领导。

让一个人归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这个人亲口说出来，我是错的，我不行，你是对的，我帮你，我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陈毅说过，而且说过很多遍，只不过是对着毛泽东说的。让他对饶漱石说，不好意思，说不出口。毛泽东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让周恩来归顺合作，而饶漱石对陈毅就做不到这一点。

饶漱石是新手，啥都不懂，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也没烧。不是他不想烧，实在烧不起来。论资历、论实力、论人际关系、论才华、轮幽默、乃至长相（陈毅不算英俊，饶漱石更不算），饶漱石都没优势。如果比后台就不一样了。陈毅后面是周恩来。饶漱石后面是刘少奇。刘少奇和毛泽东联合为一体。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把后台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候熟悉新四军高层各种关系。然后就可以下手了。

一般而言，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政治水平都不错，饶漱石也不例外。政治水平一流。

延安之风刮到华中局时，理论上的一把手饶漱石知道机会来了。

八月十三号这天，饶漱石首先玩了一招欲擒故纵，自己跑出去搞调查（表示我这个一把手很重视实事），让陈毅主持整风大会，让大家提对领导意见。大家说咱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不是很给力，也就是对不在场的饶政委意见比较多。接下来一个星期，情况差不多，但并不激烈。饶漱石根本就没搞啥调研，而是在等待。为啥要等这一周呢，根基不深么，总要摸摸行情，看看同志们心理怎么想的。然后等大家闹的差不多了，再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现。毛泽东经常用这一招。现在饶漱石也跟着用。然而饶漱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有资格有实力做最后仲裁者。当年的饶漱石还不行，实力威望都不够，以至于战火烧到自己身上。可见政治上没有所谓百试百灵之绝招。毛泽东能用的绝学饶漱石就使用不来。

所谓整风整人，也就是开会吵架。

胜败和战场不一样。战场上讲的是战术和实力。吵架除了拼口舌，还要拼后台。说到底，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场站队问题。饶漱石有理由相信，当他亮出杀手锏的时，胜算还是很大的。因此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八月十八号这天，饶漱石出现了，加入吵架行列。

饶漱石以最高领导身份“分别”找同志们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吃饭怎样啊、能不能睡好啊、找到老婆没有等等，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就是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曾经反对过伟大的毛主席，把伟大的毛主席赶下台。言下之意，毛主席是真理，陈毅反对过真理，所以他错了，要检讨，你们不要跟犯了错的同志走太近。

饶漱石的这些谈话在同志们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中央让饶漱石清算陈毅了。于是乎，大家都和陈毅拉开距离。啥叫政治手腕？这就是。

此后陈毅饶漱石两个人经常在一间小屋里谈话，也不睡觉，常常谈到天亮。搞得秘书们夜里睡不好觉。当然不是说他们感情多深，而是在吵架，饶漱石在啰嗦陈毅的错误，陈毅在辩解。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说的啥，但可以肯定这些话浓缩一下，核心意思只有一句对白——饶漱石：以后新四军我当老大；陈毅：不行。

这样吵吵嚷嚷也不是办法，总要爆发出来，那就来得猛烈些吧。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号，黄花塘，二人彻底摊牌。

饶漱石让陈毅自我批评，陈毅罗列自己的历史。饶漱石不满意，让陈毅态度端正。陈毅还是罗列自己的历史。陈毅的历史，功劳很多，也有错误，主要是功劳。

饶漱石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弄不动陈毅，自己头上的“代”字就去不得。如果哪一天其他人（陈毅或中央另派）当了华中老大，自己肯定变成陈毅下属，在华中还怎么混嘛。既然已经骑到老虎背上，只好一条路走到黑，说不定还有生路。

饶漱石亲自出马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十条空话，十顶高帽子而已。它们如果在延安那群职业政客那里，那肯定相当有料，基本上要惹得口水一大片、板砖满天飞。陈毅铁定遭殃。

然而那里是华中局，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甭管啥官职、都要打仗，既要打日本人，又要伪军，还要坚决防蒋大委员长。搞不好哪天就挂了，还是讲点实际为好，对整风整人兴趣不大。所以在整风期间，延安天翻地覆，苏北和山东只是和风细雨。一方面是罗荣桓和黄克诚等人抵制有关。主要还是局势紧张，朝不保夕，没心思搞这些玩意。因此华中局同志们没啥反应，眼睁睁看着一把手和二把手单挑。实际上意味着饶漱石批判失败。

饶漱石很来火，大怒曰：“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面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吧啦吧啦。”

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曰：“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确的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来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大家仍然没反应。没办法，扛枪的和拿笔的思路不一样啊。既然没有效果，那就等下一天吧，留点时间让这群大老粗脑袋转过来。

然而第二天陈毅反击了。陈毅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昂首挺胸、滔滔不绝：“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和彭德怀不同，陈毅口才相当好，滔滔不绝，战斗力相当强悍。

首先给自己辩解，其次逐条反驳，最后竟然给饶漱石罗列罪状！

饶漱石那叫一个来火，最后竟然谈起官职来了：“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没有办法了，饶漱石只能给中央发电报。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虽然目的已经达到，指望饶漱石在华中搞定陈毅是不可能了，只好把陈毅叫到延安。理由是帮助毛泽东和朱德起草七大报告。陈毅离开之后，饶漱石继续批判陈毅，效果不大。开会时，各路领军主要将领不露面。粟裕、黄克诚、谭震林、邓子恢等人直接派代表参加了事，让饶漱石自己放火给自己取暖。

十年之前，毛泽东和陈毅在井冈山分手。十年之后，毛泽东和陈毅在延安相见。在延安，毛泽东和陈毅谈了很多，甚至还给陈毅很多安抚。只是涉及到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泽东让陈毅公开场合不要谈自己和小饶（饶漱石）的争论。

然而这事终于是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让陈毅发电报给华中同志们做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让陈毅向饶漱石低头。毛泽东发话了，陈毅当然要照办，就发电报啰嗦了一些个人小毛病，大帽子一顶没认。随后毛泽东跟陈毅说，黄花塘争论结束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没有批斗会、没有大帽子、没有审查、没有拯救，简单到出人意料。在毛泽东这里确实就结束了。因为该做的事在华中就做完了。现在陈毅已经离开华中，又发电报认错，这些已经够了。华中局已经没人能在政治上抗衡饶漱石了。安抚一下陈毅，卖个人情给周陈二人，何乐不为呢。

剩下那点事留给其他人去做就行了。七大结束之后陈毅留在延安，没回工作岗位。陈毅在整天喝酒下棋，心理虽苦，外表却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这段时间里康生倒是经常出现，暗示陈毅承认饶漱石的领导。陈毅偏不认账。事情就这样拖着。

闹到最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解放战争期间，陈毅一年多时间不在军部。然而和陈毅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军头不同，饶漱石除了依靠中央就没办法立足，还幸运的遇到一个人，粟裕。

按道理说，陈毅和饶漱石争论不休，应该对新四军不利。然而粟裕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种局面。而粟裕在朱德和刘少奇印象中都不错。朱德刘少奇均把粟裕当自己人。毛泽东也鼎力支持粟裕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粟裕，试图把粟裕攥在手里。粟裕接管了打仗。陈毅不在的时间里，和粟裕配合的是饶漱石同志。当年有陈粟大军又有饶粟大军之称。陈粟大军也好，饶粟大军也好。好在和粟裕配合很好，打仗那一块交给粟裕，其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陈毅和饶漱石的争论就局限在政治领域内，没有影响军事行动。这点又是新四军在大幸。

尽管陈毅非常有才华、有道理、有功绩，说话很有感染力，人员也好，然而在这次交流中，他注定无法战胜饶漱石的。因为他处在被审判的地位，最多就是洗涮自己的清白。当他把十年来的是是非非说清楚，饶漱石已经稳坐华中一把手了。

一番折腾下来，饶漱石成功的把陈毅干出新四军，稳坐华中一把手。

叹：新四军军长总是不敌政委，前叶挺后陈毅，大同小异。

粟裕破土而出，接管华野作战指挥权。一番折腾下来，毛泽东终于通过整风运动达到控制新四军的目的。

通过陈毅这事，咱们再次看到，毛泽东用人手段之精妙，远非任何一个政敌可比。

再把镜头对准饶漱石，此君究竟把谁当成后台老板？按道理说，刘少奇对他有恩，理当跟着刘少奇混。为何又卷入高岗事件针对刘少奇呢。刘少奇把饶漱石当自己人。饶漱石却没把刘少奇当自己人，他认为刘少奇这棵树还不够。他或许是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人，所以跟着高岗针对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好像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所以他从未真正成为毛派，所以命途多舛。也许毛泽东把他当自己人，只是没有保他，毕竟毛泽东连高岗都没保。

个人认为，毛泽东还是没把他当自己人，如果是的话，后期应该提拔利用，就像后来的柯庆施，作为一颗反刘抑周的天然棋子。当然也可以看成饶漱石陷的太深了，洗清他涉及到给高岗翻案。谁说得清楚呢，是是非非的。

评：饶漱石是一位人才，晚景凄凉。但是他有过施展才华的机会、并且抓住机会施展了才华，人生如此也当无憾了。

饶漱石批判陈毅，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陈毅。

陈毅和饶漱石斗争失败，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实力被削弱的一个缩影。

纵观神座下的人们：延安整风，不仅只有“狠”与“猛”，还有“巧”字。对国际派用狠，对彭德怀用猛，对周恩来陈毅用巧。

第七章 毛泽东思想诞生

何为毛泽东思想？毛概嘛，谁不知道啊，考试时还是靠抄袭才过呢。真实的毛泽东思想和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咀嚼过的东西，因此味道有点怪异。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那本书，而是鲜血和白骨练成的。

这可不是在拍恐怖电影，因为世界上任何恐怖电影都是有限度的。

数千年来，中国每一次浴火重生，都意味着流血再流血。两千多年之前周解体，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流血，方有秦汉强势。东汉末年起，又是流血几百年，才有隋唐盛世。五代十国，乃至贯穿整个两宋王朝，战争从未休止，流血从未休止。接下来是元的野蛮和明清僵化。清末民国，中国进入流血最为惨痛的时代。

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想要给国家止血。有人想要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谭嗣同等英豪流血而亡。又有人希望通过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孙中山让贤袁世凯，也没有成功，反而让宋教仁等志士流血而亡。最后没办法了，只能通过最原始的力量以暴抑暴，铲平一切重新来过。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过程中流血中流出来的。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帮精英通过无数次生死考验之后得出来的行动指南。这本指南就四个字——实事求是，都说烂了。但真正能理解的人很少。翻开整个一部中共党史，实事求是，就是为了革命理想需要流血时就流血、需要杀头就杀头、需要坐牢就坐牢、需要蒙冤就蒙冤、需要运动就运动、需要改革就改革、需要开发就开放。在这些“实事求是”行动中，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变成累累白骨，同时杀了很多同类。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这段时间里，不停的流血再流血。

为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如此是因为必须如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所谓新中国，就是流血留出来的。与其说浴火重生，不如说浴血重生。

如果把中共看成一个巨人，那么毛泽东思想便是巨人的灵魂。

正是因为有了灵魂指引，巨人才能把自身力量运用到适当地方。

毛泽东用政治家的身手加上诗人气质，指挥一帮精英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实践诠释了巨人灵魂。因此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刘少奇通过自身理论实践水平装扮了巨人灵魂，成为这一理论发现者。

在理论方面，除了这一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就是把这种思想形式化的刘少奇功劳最大。毛刘联盟建立，意味着垄断理论话语权。

政坛之上，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真理。

这种话语权不仅仅在军事上打退敌人，而且在党和政府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在当年，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

党内的优势延续到政体上，还是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等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搞不下去，刘少奇成为新一任国家主席，便在政体上赢得权力。发展到最后，毛泽东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只是走上前台的刘少奇并没像毛泽东设想的那般解决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那恰恰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毛泽东思想诞生很多积极因素，这些各种书籍宣传里都说的很明白了。

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这里说说不利一面，不利一面就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历史发展无数次证明，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人建立一种组织，能量将大大增强；如果组织上再加一种思想，不仅能量加强，还将影响到后世。

共产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马克思思想行为概况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了这个世界。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的影响仅仅是理论方面，通过他人革命实践改造这个世界。

马克思之后是列宁。他的思想行为汇总为列宁主义。列宁指导了俄国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初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柔弱的，并不强悍。真正让苏联强悍起来的，是钢铁一样坚强的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虽然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却并无统领一切的思想。有听过斯大林主义么？没有。

接下来谈谈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理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智力活动的结果，就算后来导致了第一国际，那也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

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一点，也是边理论边实践。

毛泽东思想是另外一回事，先有实践然后才形成理论。中国共产党流血流了二十年之后，才流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等到这个从残酷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思想帮助中国大地再次找回尊严之后，许多人就把它当成绝对真理对待。一系列的阿谀吹捧就来了。像刘少奇、像林彪，就是吹捧队伍里的杰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所有敢于表达不满的声音都将被无情镇压，如各种各样的反右派。

在镇压这些不满声音的时候，毛泽东原本光辉的形象上开始有了污点。

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种真理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毛泽东思想不能，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当一切问题都要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当所有事都需要毛泽东一个人做决定，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不仅仅是死去的那些人，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内也是一种灾难。对于大饥荒、以及随后的历次运动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

这一系列造神背后，刘少奇的贡献最大。

毛泽东思想诞生，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一人独大，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被神化、成为全人类的太阳，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理论化、组织化、原则化的吹捧，远比柯庆施那种“相信毛泽东要迷信地步”、林彪那种“天才论”“顶峰论”严重许多。盲目的跟风叫嚣，大家很容易一眼看穿。像工程师一样构建的理论，想要批判却很难。

在个人吹捧上，刘少奇也不逊色。中共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名字之后还会伴随着一个“最”字，比如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等等”数一数，多少个“最”字。如此有才气的言语，后来的林彪等人是写不出来的。而且，而且毛泽东啥时候变成科学家了？毛泽东固然伟大，但终其一生和科学二字联系不大吧。

所以刘少奇之子，刘源同志才说：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话是经过诸多振痛之后的反省。

评：刘少奇和康生，一个温和严谨一个阴狠毒辣，用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的狠毒，留下怨恨的种子。刘少奇的温和严谨成了造神运动根源。

造神运动这项工程，刘少奇算总设计师，还有众多参与者，作用如同工程师。具体是那些人呢，可以参照陈毅在文革中的话。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陈毅提到这些人都是造神运动参与者，文革时代，都遭了殃。

因为毛泽东并不是神，而是“人造”的神。并非真神的毛泽东遇到难题时，那巨人之手就会伤及当初的造神者。

第八章 裂痕

曲会终了，人会散去。所有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候。政治合作也是一样。

当年遵义会议，为了应对莫斯科的疑虑以及借国际派消耗张国焘，毛泽东和张闻天合作。延安整风运动，为了摆脱国际派以及推行共产党本土化，毛泽东抛弃张闻天选择刘少奇。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这部上演了几十年的政治二人转又将如何呢？答案就是这个本土化进程中的合作又因为建设失败而宣告破裂。

如果所有的故事都以喜剧结束，那么这部政治二人转应该一直演下去，直到二人生命终了。先死的那个人告诉大家不要怕，还有另一个同志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后死的那个写一点感人的文章怀念一下两人在革命岁月真挚的友谊。然而故事并不是这样。

毛刘联盟注定要破裂的。破裂的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防止悲剧后果：中国真的进入共产主义世界。

历史证明，那只是一个遥远且虚无的梦。即使对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世界仍然十分遥远，而且相当虚无。

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都深信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两个人为了那个世界奋斗了一辈子，亲戚朋友都搭上了，同志和下属死伤不计其数之后，终于得到了最高权力，然后用自身权力去实现那个世界。特别是毛泽东，如果无法在有生之年进入共产主义世界，或者找到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路径，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前途看似光明，路途极端曲折，因此问题很大。要解决问题就要斗争。因此悲剧不可避免。

纵观毛刘联盟，初成之时，二人并不对等。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名义上还不是最高领导，但实力已经无人可匹敌。就连老资格且善于搞点小动作的王明同志都承认：同志们要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好好干活。当时的刘少奇虽然算是早期工运领袖，并且在华北、皖南、山东、苏北等地高过工作，上升势头很猛，但即不管党也指挥不了军，实力毕竟有限。

彼时的毛泽东好比是一颗大树，刘少奇只是围绕大树而生的树藤。树藤依附大树而存在。但是树藤终于要长大。长大后的树藤就脱离大树，站在大树对面。

在造神运动过程中，刘少奇得到很多实实在在的实惠。最大的一个实惠就是，通过主持当年日常事务获得人事罢免权。虽然大方向要毛泽东控制，而且在军方系统内插不上手，但是可以通过组织关系为以后在行政系统内铺路。这就是建国之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借口：国家要害部门都被白区干部把持了。事实确是如此，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走出来的那批人，很多都是省部级别的大员。

抗战之后去，国共争夺东北，共产党最初的东北一把手是彭真。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一把手。他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派彭真去东北和国民党争地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彭真搞党政都很好，后来搞法制建设也是非同凡响，但是说到打仗，那不是他的专业。后来彭真和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挺林彪。这个事实说明，派彭真去东北是刘少奇的主意。如果让彭真搞党政，再搭配徐向前搞军事（参照红四军时代和陈浩昌合作经验），就差不多了。可惜随彭真一起去的是林彪。林彪不是徐向前。

刘少奇实力真正膨胀是在建国之后。国家草创，一切部门都需要人，而那些自认为老子打了江山的军人们还在战场上，还没有压向行政系统。对主持政务的刘少奇而言，那是扩张自己势力的好机会，可以通过组织关系安排自己了解的人。等到军人打完仗，发现国家各个位置上都有人了，当然心生不满。正因如此，军方背景雄厚的高岗向刘少奇挑战时才会那么多追随者，包括彭德怀林彪都表示支持。

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有不满，认为刘少奇和周恩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实际上主要指刘少奇工作没达到预期。因为当时周恩来还要兼顾军委日常事务。随着朝鲜战局日渐明朗，随着剿匪工作的结束，毛泽东开始兴致高昂的搞建设。

在毛泽东心中，社会主义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国度。至于如何崭新法，他心理也没有一个清晰图像。但是他对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有不满（详情参照高岗篇）。刘少奇的“允许剥削”和“新民主义过渡搞法”都让毛泽东不满。于此同时高岗在东北搞得不错，于是才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条高岗进京，一方面为了削弱各路诸侯，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刘少奇表达不满。只是后来高岗脑袋发热失控，毛泽东不得不挥刀断臂。

高岗死，二人转继续唱，刘少奇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实力进一步上升。这个上升，依然是建立在紧跟毛泽东脚步之上。刘少奇的紧跟加速了大饥荒到来。

前面篇章分析过，关于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决策了大的政策方向，然而这些决策如果没有主管实际事务的盟友刘少奇密切配合、没有周恩来的犹豫不定，政策很难彻底落实，至少大饥荒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因此刘少奇在大饥荒中负领导之责。

正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打破了二人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在大饥荒之前，中共在庐山召开了影响极为恶劣的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会议上拿下彭德怀。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没想到的是拿下彭德怀成了二人之间最后一次政治合作。接下来的灾难过于猛烈了。即使强如刘少奇毛泽东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关注自己历史定位，不得不考虑如何洗刷自身历史形象。

在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政策出了问题。而在毛泽东眼中，是刘少奇领导的政府变质了。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到生命终了。刘少奇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刘少奇死后，毛泽东还在纠缠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理出所以然。一代伟人迷茫至此，可见问题何等纠结庞杂。这些都是后话。这里先看一看刘少奇领何惹那么多人不爽。

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中国有句俗话：不遭人嫉是庸才。反过来理解，只有精英才会遭人嫉妒。刘少奇所以遭人不爽，只因为他是精英，只因为很优秀而已。

建国之初，一位身处高位又不在最高位置、且即将走向最高位置的人，要想不惹非议非常困难，特别是他又干了很多事，露出很多破绽的情况下。对此西方有人说，人只要干事就会犯错。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抓住尾巴。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共同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有那么多人对刘少奇不爽，只是羡慕刘少奇的才华、嫉妒刘少奇的权力、恨刘少奇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故事另有原因。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算是同一代人。论才能、人品、乃至相貌周恩来都不输给刘少奇。工作这一块，周恩来也没少干，而且更为庞杂，除了党务这一块，他基本上啥都干，连特工都领导过，得罪人或不得罪人的工作都是一肩挑。然而很少听到对周恩来不满的声音。即使高岗活动那会，主要目标也是针对刘少奇。即使后来街坊间传闻柯庆施要当总理，也是传毛泽东的意图，而非柯庆施对周恩来进攻。周恩来经常检讨，也只是向毛泽东检讨。然而刘少奇的对手好像从来没间断。

延安整风之前，刘少奇有名气无权力。白区地下党么，再高的职位也管不了几个人。影响也就是组织一下罢工，写文章和某人论战一下。在烽火连天岁月里，工运领袖这个角色并无多少分量，和大革命时代都没得比。就算时不时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到某个局搞工作，也是干一段时间就走，来不及扎根。那个时候的刘少奇处于挑战者的地位。他也是勇敢的向张闻天等人发起挑战，成功取代张闻天成为但内日常事务主持者。

整风之后，刘少奇虽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组织上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说真的，当时这个权力形同于摆设。因为当时主要业务是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指挥军人打仗的工作由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干。刘少奇的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此时的刘少奇只是一位隐在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家，一位具有实干精神并且干了很多实际事务的理论家，并不显山露水，位高权不重。

刘少奇真正耀眼是在建国之后。他和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之后新中国最重要的两根支柱。这个时候，这位起于工运，战争年代一直埋头于党务的第二号人物就成了擂主，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场。这种考验从高岗一直持续到林彪同志，终于挑战成功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情况下，为啥有人要挑战毛泽东一手扶持的刘少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取而代之。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权力。也对，可以这么说，毕竟高岗同志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就把问题了结，显然不太负责。

权力只说可以解释高岗，却无法解释林彪。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上位并非是靠自身积极钻营。而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林彪最终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更像毛泽东一个情非得已的选择。

不仅仅无法解决林彪上位，更无法解释邓小平转变。高岗失败之后，毛泽东提拔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少奇、周恩来。然而若干年之后，邓小平离毛泽东越来越远，反而是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还有彭德怀，庐山写信基本上是冲着刘少奇去的，写信本质并非所谓权力之争。

——要解释那一切并不容易，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相。争取达到如下目标：即使偏离了真相也不会误导大众。

建国模式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应该从成建国开始说起。

新中国建国模式是中央集权，这是大方向。有三个原因决定新中国必然是中央集权：一个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每一次重新崛起，都是中央控制力较强，衰落于中央对地方失控；另外一方面，新中国模板是苏联，苏联虽然有很多加盟国，却也是集权国；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实施一党专政就必然中央集权。

这是大方向，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下面小机关中各个部门，就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了。党的一套班子，政府的一套班子，从无到有，选人才、选地方、制定法律法规这一大摊子事都需要有人干。谁干呢，主要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刘少奇主管党内日常事务对应各级党组织，周恩来管国务院对应的是各级政府。

前面说过，建国之初还在打仗，国内剿匪和国外战争同时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内领导人心思还在战争上。真正安心解决各个部门建设问题的，正是主持党内实际事务的刘少奇同志。应该说刘少奇干的还不错，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系列人事安排，国家初具雏形，该有的机关单位都有了，各个部门上都安排人，需要人干活时有人干活了。等到五四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国家基本框架基本定下来了。

但是这项工作有两个巨大的破绽。

第一个破绽就是，各级官吏位置上，苏区干部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苏区内部主要在军方，都在前线打仗，不在前线的要准备上前线。白区干部相对比例较高，白区本来是搞地下党的，全国解放了，又不需要上前线，各个地下省委书记啊、市长啊什么的自然要从地下转移出来，要安排工作，然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并不是说苏区干部数量和白区干部总体数量相比。

然而苏区实力远远高于白区，数量也高于白区。别的不说，就那么多军人怎么安排？军人在打仗时无所谓，仗终究要打完的。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就会不满，不满就会发难。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同志。

现在就扯出来一个问题，为啥苏区同志会对白区同志不爽。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既然大家跟着同一个领袖，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去奋斗，既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搞定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既然建国之后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谁当这个官有区别么？

粗看一下确实没啥区别，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区别很大。高岗同志到处宣扬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也就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别。大家依次判定高岗在搞分裂。事实上高岗是对的，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在人生经历乃至思考方式上确实有很大差别。

这要从他们各自经历说起。通俗意义上讲，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判断来自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虽然大家同属一个政党、团结在一个领袖周围，但彼此经历差别造成思考方式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很多误判。

苏区干部，特别是军人，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多人参军入党并非出于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或者被马克思列宁给征服了，仅仅为了吃饭而已。对他们而言，马克思列宁和老天爷差不多，那些理论不如一碗红薯稀饭来得实在。共产党恰好可以给他们饭吃，不仅给他们饭吃，还可以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种庄稼养活老婆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跟共产党跟谁，难道跟着国民党继续给地主种地去不成？

尽管苏区这些军人干部打仗很勇猛很机智，消灭了很多敌人。但是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呆在苏区荒山野岭里，见识有限。对于机关单位应该如何运作一窍不通。

白区干部不同，知识分子比例比较高。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和各种人物过招，处事比较老道（不老道的都被抓去枪毙了）。因为时不时要和各种机关打交道，甚至要到各种各样单位搞卧底搞潜伏，对各种国家机器就比较熟悉。

经过苏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刚毅机智的军人。战场上勇猛无敌，战场之外的人际关系上有所欠缺。让苏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要么很为难，觉得狗咬刺猬无处下牙；要么觉得很轻松，随便整整就算了。

经过白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灵活务实的官吏。让白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可以照葫芦画瓢，分出一个大致框架。刘少奇大量使用白区干部，除了战争因素考量，也是对白区干部更为了解。但是他们也有致命的弱点：白区干部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官僚集团、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他们曾经推翻的国民政府一样。

等大量军方干部扛着枪回来，发现各个部门除了已经有人之外还有点似曾相识，揉揉眼睛一看，怎么这些机关单位跟老子闹革命推翻的那些东东差不多呢？咱们新中国不是应该与众不同的嘛，怎么还跟国民党那些单位差不多，怎么回事嘛。

——如此情况，怎么可能相安无事？马克思列宁复生也未必能阻止。

这就是第二个破绽，或者说失误。

这个失误就是没能安抚苏区干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差很远。毛泽东搞过跟多次斗争，不仅仅是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战争年代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井冈山时代几起几落不说了，和张国焘斗，延安整风，每一次都是大手笔，但是掌控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总是能团结大多数。张国焘叛变了，仅仅是个人叛变。国际派靠边站了，但共产党战斗力更强大了。所以如此，皆因能争取大多数。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固然残酷，但国家和党稳如泰山。即使日后林彪出走，也是和张国焘一样，光屁股走人。

刘少奇处理对手问题，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林彪，都不理想。其实刘少奇对面站着的远不是军内那几个巨头，而是巨头身后的那些人，那些平反沉默、悍不畏死、久经战火考验、维持国家完整的那些苏区出来的干部。

广大苏区干部虽然一度窝在山沟沟里打游击，靠黑面包南瓜汤维持生命，穿的也就是粗布衣服，跟他们讲该怎么当一个科长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一群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之人。历来都是被统治的对象。这群人在有文化素养的人眼中是粗人，精密的官僚组织中非常碍眼。然而这群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一个群落，正是靠这些人的坚韧，中国才得以重生。

换成和平年代，这些看似没啥素质的粗人以农民或者工人的身份分散在土地或工厂中干活，靠自己的身体给社会创造财富。就像现在这般，不被重视，赚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可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刚刚在战场上冲破一切障碍。现在他们需要工作，接下来就是对工作不满。

白区干部看苏区干部不爽，看看这帮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办事？

苏区干部看白区干部不爽，看了这帮官老爷派头十足的家伙就想去揍，就像当初揍国民党那帮子混蛋。这种相互看不顺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

刘少奇借助白区同志办事的时候，并没能很好的安抚两派人的对立情绪。

当初的高岗对刘少奇发难，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就因为这种对立情绪存在。后来彭德怀庐山写信，引起那么大反响，除了当时客观情况确实很严重，潜在原因就是这种对立情绪。毛泽东表态之前，军方基本上支持彭德怀，反对者基本上来自行政系统。

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难道说刘少奇看不到自身弱点在哪儿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作为一个长期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按常理最终将走向最高领导岗位上的人应该清楚自身处境，知道那些人不太买自己的账。或许他根本不在乎，办事而已嘛，有能力的上，事情办好就行了，顾虑太多反而误事。

客观一点说，刘少奇那些破绽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他想要去化解那些和军人自己的隔阂也未必能如愿。因为他根本无法插手军事，也就谈不上化解。

根据中国老传统来看，韩信和萧何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乱世韩信压过萧何，治世萧何胜过韩信。文和武好像某种天生敌对，要不然向廉颇和蔺相如上演将相和的故事也不至于成为经典。所以是经典，就是太少了。

刘少奇也不是不想和军人搞好关系。只是军人忠于另外一个人，老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把名望和地位给刘少奇，但枪杆子始终没有给他。将帅中凡是跟刘少奇走的近一点的要么靠边站要么倒霉，比如粟裕，比如贺龙。所以说刘少奇工作有他的难处。这种难处恰好是人事框架造成的。

要了解刘少奇工作难处之前，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如何给刘少奇定位的。只从毛泽东真正掌权之后，党、政、军就组成一个稳妥的三脚架，稳稳的支撑着这位伟大领袖。

战争年代比较特殊，党和政都是次要的，军才是主要。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摆平军人上面。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党内地位并不明显，比较如实际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总有一帮理论家党内排位高于他。作为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劲的周恩来，党内地位从来没有升至第二位。刘少奇作为党务代言人，实际上也只是依附毛泽东而存在，军内影响很小。我们知道，刘少奇的作用除了解决实际问题，还平衡一下军头。党政军么，三者基本平衡是必须的。没有了么？还有。

作为一个重新缔造了中国的领导班子，不能仅仅从人事方面分析，还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比较。说起中国人事关系，那叫源远流长。整个一大堆二十四史，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人际关系。开除早期神话时代不谈，中国人事分配起于春秋。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之类的牛人基本上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春秋霸主和战国雄豪们都有自己的班底，商鞅、管仲、范蠡等人都是班子里杰出代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代，文有李斯、武有王翦蒙恬等人。

随后的汉帝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导班子，就是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人就是刘邦王座下的三条腿。韩信管攻城略地、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的工作则是组织运作。这套班子堪称经典，成为所有后来成功者学习的样板。

论功劳，韩信最大，大汉天下很大一部分是他打下来的。没有韩信，刘邦和项羽很可能就像象棋盘上那样划分楚河汉界。然后项羽搂着虞姬唱歌跳舞，刘邦背过吕后找个宫女啥的乐呵着。张良搞谋略的，换句话说，就是阴谋家，还是顶级阴谋家，一出主意就是要人命的那种。一旦天下平定，韩信这种人就要悲剧，因为战功和能力，这种人就成了领导眼中一个巨大的危险，赏无可赏不说，总担心哪天造反分裂天下。后来的高颖、蓝玉、年羹尧都是同一种命运。连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叶剑英都说，现在主席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你。

其次就是张良这种人，永远要防。这种人搞建设能力不怎么样，但破坏起来，能量惊人。因此张良后来隐退了，就像前辈范蠡一样。这种人功成之后都会身退，不隐退一般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比如说范磊同事、文种就跑慢了，死路一条。后来帮助唐肃宗出谋划策评定安史之乱的李泌，成功身退。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退了。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做了同样的选择。

相反萧何这种老老实实搞组织，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很小的人，往往可以身居高位。

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所得胜过韩信张良。萧何的结局也强过韩信张良。之后类似的故事就成了历史餐桌上的家常菜。唐帝国建立之后，掌控国家命脉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而非李靖。宋建国之后，皇帝之后大当家是赵普，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只能喝杯酒之后回家抱老婆去了。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朱元璋做了和刘邦相同的选择，即推选搞埋头干活的李善长为最大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靠后。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这些了如指掌。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组成的早期领导班子，并不比历史上那些班子差。如何实现班子分工协作就成了一件大事。可以简单对应，说刘少奇扮演组织者（如萧何赵普李善长的角色），说周恩来扮演谋士（如张良刘基等人），说朱德代言军方系统。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

俗话说历史在前进，人事关系正在细化复杂。朱德贵为红军总司令，但是和古代的统帅们不太一样，他很少直接指挥战争，更多的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局。打仗的事，由将帅们在各个根据地搞。周恩来足够的实力扮演谋士角色，引导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和谈、周旋于国际国内大大小小派别之间，这种手笔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差。但周恩来远远超出了谋士角色。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谋士工作量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一个谋士面对的困局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谋士能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居于高位且善始善终。就算那个号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都不行。刘少奇倒是很好的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角色。这个班子中，刘少奇实力最弱，但地位最高。

中共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暴力，就是搞暴动拉队伍。就是教材上写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就去当兵。当兵之后打更多土豪分更多田地，然后跟多人当兵。就这样构成一个暴力循环。等到把全国土豪全部打光光，新中国就建立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力量源泉，即对暴力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党指挥枪。

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三湾改编时制定的原则性策略。这个策略保证了党对军控制，最大程度上保证军队协同一致。对比一下国民党就知道这条原则优势有多大。国民党也是兴起于暴动，而且暴力不少，且很强大。因为对暴力控制不力，所以军头叛乱时有发生。军头都这样，军头下面那些人更别提了，鱼龙混杂。一开会大家就是要钱要枪要人，军事行动时却又各怀鬼胎。国民党败就败在这条上——对暴力控制不力。中共这边就好很多，基本上没有军头叛乱的事，士兵比较淳朴，偷鸡摸狗的事基本不干，上了战场绝不含糊，对得起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把原本实力最弱的刘少奇排地位安排到最高，目的就是制衡。这是中共人事安排中的经典套路，也是中国历史中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即压低实力超强之人地位，给实力不那么强的人以虚名。建国之前的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建国之后事态转变了。原本弱小的行政系统一跃而成主流。看看当年草岚子监狱里，关的地下省委书记、市长一大把，值不了几个钱。建国之后，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头衔就变得相当抢手。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出来的六十多人，多数位居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委员。原本地位高而实力相对较弱的刘少奇的实力极大加强。或许这就是毛泽东的安排，他对那帮打天下的军人有所防备，而且不太相信他们建国才能。这个安排属于抑武杨文的正常范畴。

在党指挥枪的框架下，没有指挥过枪的刘少奇走上前台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一帮打天下成功的军人。这些军人战场上各个好汉，到行政系统内部不见得能行。说到底，打仗和当官是两回事。能打仗未必能当官，正如能当官未必能打仗（把现在当官的送上战场大多数都要耸）一个样。因为打仗和当官根本就不是一个思维模式。战场上，只要干净利索彻底解决对手就行。官场上，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糊弄好。

这个安排相当于把刘少奇推向前台成为擂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政权有了，和平来了，国家需要治理，作为党内二号人物，要么把刘少奇隐蔽起来，所有无聊琐事由一号人物毛泽东一肩挑；要么把军权也给他，让他成为名正言顺一把手。如果折中选择，只能这样了。

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厚望。除了依靠他领衔的文官系统压制军人，还希望他能够在建设方面帮助自己一把，正如战争年代依赖彭德怀林彪等人一样。

然而当毛泽东雄心勃勃的审视国家建设时，发现所谓新中国并无太多特色，无论国家体制还是行政方式，一部分来自传统，一部分来自苏联模板。刘少奇时不时发表些讲话，讲“咱们现阶段要过渡”、“要允许剥削存在”。怎么听都有点回到国民政府时代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才对高岗委以重任，就是要表达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给他们点刺激。当高岗越过了那条底线，毛泽东毫不犹豫的将他抛弃。彭德怀庐山写信，毛泽东依然挥刀断臂。可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珍惜二人这部政治二人转的。

接下来毛泽东亲自指导建设。第一次人大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开始逐渐狂热起来。此时的刘少奇选择紧紧跟随，一步也不落下。可以说刘少奇也是比较珍惜这部政治二人转的。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政治联盟在建国十年之后不可避免解体。

因为大饥荒来了。

第九章 大饥荒的冲击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豪无悬念当选。同时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出任人大委员长。在国家主席职务定位上，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是和国际接轨，二是拥有自己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元首并不是国家一把手。一把手是党的最高领导，也就是毛泽东。

两年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党内会议上先吹风，表示不想当国家主席了。又过两年，第二次人大之前，中共通知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当下一任国家主席了。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一阵风波，党外人士还以为共产党内出现地震什么的呢，纷纷找关系探听情况。

毛泽东不适合当国家主席，因为他的个性太随性了。延安时代他可以当着记者的面捉虱子。在游泳池和赫鲁晓夫同志约会。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穿睡衣去的。

毛泽东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可供选择，比如说朱德、比如说刘少奇、比如说周恩来邓小平。可能性最大的是朱德刘少奇。

大家以为朱德会转正，因为朱德是国家副主席，转正水到渠成嘛。以朱老总的威望，当国家主席绰绰有余。然而接下来朱德亲自表态，推荐刘少奇继任。于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朱德干起了之前刘少奇的工作，成了人大委员长。

这一年毛泽东六十六岁，刘少奇六十一岁，两个人都已过花甲之年，早已从当年激情澎湃的革命者转变成心机深沉的政治家。

提到一九五九年，总是想到庐山事件。这一年意味着很多，刘少奇走向前台，对中国政坛影响不下于庐山事件。

从此之后，两位奔向古稀之年的大人物从一元化走向两元化，开始了合作到对立的过程。以此为基点，往前看，他们已经相识了三十八年，合作了二十五年；往后看，三年之后，他们政见分歧就浮出水面，又过三年两人摊牌。从此一直纠缠，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

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时，全国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跃进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人民公社也已经在不可挽回的快车道上狂奔。半年之后就出了非常恶劣的庐山事件。

随后的三年里，就是现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千千万万中国人进入了死亡方程：没有食物导致饥饿，因为饥饿导致浮肿，因为浮肿导致代谢系统紊乱，浮肿消失还是没粮食，再浮肿，如此循环，直到最后非正常死掉。

大饥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流血事件。

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当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时，他预料到刘少奇当选么？史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答案趋向于肯定。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暗示什么，但是他应该知道是刘少奇上台。一个是历史传统，毛泽东不在，刘少奇代理。朱德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龄大了，已过古稀之年。而且朱德淡泊名利，正渐渐淡出权力核心。另外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总理位置上抽不开身，他也不太愿意出这个头。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既不愿意成为领袖，也不愿意成为领袖旁边的那个人。他和领袖中间总是隔着一个人——时势使然还是人为选择？其他如邓小平等人当时资历还不太够。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一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出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真正恶化。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还是心里有数的。

应该说刘少奇上位，也是毛泽东的心愿和布局。而且刘少奇态度做派上比较严谨、凡事一丝不苟、原则性很强，适合主持国家礼仪。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纯粹的党内干部出任国家主席，不会从跟本上（军方）威胁到毛泽东。毛泽东以为让刘少奇处理好政务就行了，不要涉足军内。然而那个时候想把军政分开很难的。因为很多人从军队出来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了。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都是军内转过来的。庐山之上，彭德怀写信固然忧国忧民，矛头也是冲刘少奇去的。而彭德怀当时的威望在军内正处在顶峰，身份是国防部长。

毛泽东让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希望刘少奇能够出头解决严峻的局势，拿下彭德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刘少奇表示支持。

两年之后之后，也就是六一年，也就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接班人的看法。这一年，蒙哥马利访华。九月二十四号，是咱们的中秋节。这一天，毛泽东准备再次会见英国陆军元帅，顺便在一起吃个饭。蒙哥马利也很高兴。两个老人彼此说了一番客气的话，然后谈了一些问题，很开心。

在开心的氛围之下，蒙哥马利趁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这一次和之前不同，考虑让让刘少奇成为国家真正的掌舵人，主宰几亿人的命运。这也是历史上打算让位刘少奇的历史证据。但是这话有一个前提：我死之后。因为国家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元首。按照中国特色，党指挥枪。只要毛泽东还在，就是毛主席，就是刘少奇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话对刘少奇应该是一种勉励。毛泽东仅仅年长刘少奇五岁而已，他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这话还有弦外之音，蒙哥马利不懂的弦外之音，要联系到当时大环境来解读。当时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年头，是最需要刘少奇的时候。当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一体的，两个人还比较珍惜几十年来的合作成果，政见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让他在国家主席位置上解决经济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刘少奇把问题顺利给解决了，接下来可能真的成为最高领导。即使毛泽东不死，也可能成为最高领导。既然如此，为啥又有后来文革之中天崩地裂的那一幕幕呢。原因很简单，刘少奇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

问题就是这么多戏剧性：刘少奇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方式却不对。刘少奇不仅没有按照毛泽东希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相反。休说最高领导岗位，最后连性命都丢了。

所谓政见，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

所谓政见不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既然都是解决问题，有必要因为方式不同而拼个你死我活么。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在政治家那里非常有必要，特别是最顶尖的政治家那里更有必要。因为政治家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想要成为最顶尖的政治家之前，身后必然有一大批粉丝。政治家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的观点，整个集团利益。就算自己不愿意和对手拼命，粉丝们也会想办法置对方于死地。这些在文革中仔细讲。

大饥荒意味着啥呢，对广大百姓而言，意味着灾难。对政治家而言，也是灾难。政客结盟，为的是利益。政治家结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历史责任。说白了就是青史留名。当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谭嗣同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时候，都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原本可以不死，但他们选择死，选择气节、大义、民族血性，把名字刻在史书上。古往今来，政治家的终极追求就是这几个字——青史留名。

特别是中国人，没有神可以信，能做的只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上，以光辉正面的方式。

青史留名这东西听起来很虚。那是因为咱老百姓平时离那个境界很遥远。但对于官吏而言，遇到国破家亡、而又肩负重任时，你就需要考虑究竟要选择当文天祥还是洪承畴。比如说那位兼具才华相貌私德的好男人汪精卫先生，一念之差把一切葬送光了。同理，大饥荒时代的农民只需要考虑肚子。如果处在毛泽东或刘少奇的位置，就需要考虑历史定位。如果二人政见不和，那就是火星碰地球。输的一方，将要在一段时间内要为大饥荒买单，将输得一无所有。当我们惋惜两位大人物为何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时，其实不知道，他们在准备为各自的政见而殉道，在为自身历史定位而奋斗。

大饥荒是一个巨大的污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想如此历史的污点落在自己身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个级别的人而言，不管合作了多少年，不管曾经关系多么亲密，涉及到历史定位时绝不含糊。因为他们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同，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要考虑留在青史上的符号。

所以就二人争端而言，除非当年有办法让他们穿越到未来看一看，否则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较量，受难的将是巨人脚下的凡人。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在第三篇里，我们说过，刘少奇在庐山事件上充当了政客。所以说他当了政客，是因为他说了违心的话、干了违心事。庐山之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了解实际情况。早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整个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五八年底，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清楚。正是此刻，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是政客，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接下来他干了只有真正第一流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留下名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刘少奇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也可以写下类似的句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也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国家局势非常非常严重，严重的何种程度，参照《大饥荒篇》。诸葛亮奉命去江东，仅仅要说服对一个想抗战却对抗战尚有疑虑的孙权，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却要解决几亿人饿肚子问题。

要说刘少奇上台之后就找到灵丹妙药，那也非常不现实。政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刘少奇是五八年初上台的，大饥荒从五九年持续到六一年。刘少奇真正调整政策是从六零年底开始的。中间五九年六零年这两年在干吗，在继续大跃进。也就是说这两年里，按照惯性，刘少奇的身份还是毛泽东的学生，按照三面红旗的路子走的，即使有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比方说五九年弄出了庐山会议，等到把彭德怀批判完毕，已经是六零年了。

批彭，意味着反右。反右，意味着继续左倾，意味着继续跃进。代表性例子是此时的张仲良正在甘肃山寨秦始皇，鼓足干劲，正大搞特搞引洮工程。等到实在跃进不动了，又过半年，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了。

后来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信变成反右。这话前面已经驳斥了。没有彭德怀的信，庐山会议也不可能纠左。说神仙会上讲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鬼都不信在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激情燃烧大跃进熔炉狠狠的加了一扇子风。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经济调整或许会早一点。早半年也好啊。当然这是假设。

正是那两年的时间，使得前台掌舵的刘少奇意识到：之前的政策不行了，再不改变，将要跌入历史黑暗之谷中。转变来自六一年，具体来说是那四十四天。

正是那四十四天，使得刘少奇把思想变成行动，决定冲破一切。

那四十四天，刘少奇干了啥？呵呵，说起来并没啥了不起的事。既没有发明伟大的思想、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干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到乡下去转了转，和社会最底层的人打了一阵子交到，切身感受一下最下层的生活，仔细听一听最底层的声音而已。

如果非得总结一些意义：那就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把所见所闻所想通过政策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还要把这些意义渲染一番，那就一个词——与民谋利。

好吧，咱们就探寻一下刘主席的脚印。

第十章 非凡的四十四天

公元一九六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外出视察。这一年他六十三岁，按照传统观念，这个年龄的老人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对刘少奇而言，刚刚开始人生中最辉煌的旅程。此前，他是毛泽东身上的常春藤，之后他和毛泽东一样并肩而立，尽管时间不长。

旅程是这么开始的：坐着小汽车到处颠簸。在全国各地兜圈圈，六一年四月份从广东颠簸到湖南老家。一路山还是青山、水还是绿水，还是祖祖辈辈见识过的山水。然而国家元首的没心思欣赏风景。他看到田园荒芜，想到食物匮乏。

四十年前，刘少奇离开老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为了那个梦想，曾经行走天涯、无数次出生入死。在很多志同道合之士丢掉性命之后，他有幸活下来，并且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千多年之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人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感叹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同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刘少奇可没这份心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是危难之际的国家元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四十多年时间里，刘少奇回过两次老家。二二年去安源罢工之前和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回老家住过几天。前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老乡毛泽东。后一次遇到另一个老乡赵恒锡。赵恒锡还特意把刘少奇给招待一番——在监狱里。老母亲惊得不轻。刘少奇出狱之后，老太太专门从乡下赶到长沙跪在儿子面前，要刘少奇不要干危险的事了。刘少奇则说：别的都可以听您的，唯独这事不能依您。——比剧本还要感人的对白。只有在民族危及关头才会出现如此画面。此后直到六一年四月份，刘少奇第三次回家。

此时的刘主席可不是回家探亲，更谈不上荣归故里或衣锦还乡。他甚至没有回老家看看，直接去了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比老家还重要的地方。为啥呢，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在大跃进中比较有名，属于先进单位。他要去看一看，为啥一个拥有万头猪的地方、老百姓却营养不良？

至此不禁想到晋武帝，听到老百姓挨饿，惊呼，为啥不吃肉呢。后世人以此认定晋武帝白痴弱智。然而公正一点说，一群人天天围着晋武帝说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想喝酒有酒、想吃肉有肉吃，然后听说没粮食了，自然联想到用肉来顶一顶。刘少奇第一站选择这个万头猪场，是不是也想到晋武帝的典故？他肯定也很疑惑。

四月二号这天，刘少奇来到万头猪场。从吉普车下来，他首先他看到一个破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万头猪。当他走近，闻到臭烘烘的猪粪味，心理还有那么一点踏实。毕竟臭味和猪是联系在一起的。走进去之后，就傻眼了，偌大一个地方，几头搜猪而已，在早春的凉风中瑟瑟发抖。猪粪没人清理，所以臭烘烘的。

既然先进单位如此不堪，一般地方还用说么！刘少奇何等聪明，一样就看出问题所在。他也不含糊，立刻拿出老革命家精神：在猪圈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支起一个帐篷，搭起一个小床，想找点稻草铺床。这样临时办公室就弄好了。这可不是在作秀，因为周围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新闻记者，仅仅一些随从而已，相当于微服私访。和小说戏剧中那种绚丽多彩的微服私访不同，即没有奇遇、也没有任何曲折的情节，甚至相当枯燥乏味，乏味到咱们一般人未必能忍受。

他在干啥呢，就是走走看看，如同乡下老头子一样，走走看看。他看到清瘦的百姓，他看见浮肿的百姓，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田里挖野菜、而他们本该在学习或者玩乐的……他走在小路上看见了风干的人粪，用脚搓一搓，仔细看一看，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那是野菜吃的太多之缘故。

唉？唉！唉……

刘少奇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住了六天，干的就是这些事。当然，他可能也在看书、看文件、写文件、乃至发布命令。这几天里，走一走看一看才是主要的。他躺在那个简陋的床上，应该想到很多很多吧。

这儿是家乡，刘少奇对此是熟悉的。在他童年时代，正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号称民不聊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过如此吧。他的心很痛。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国家元首。如果时光可以折叠，年少时代那个热血澎湃的刘少奇应该对此时这个身为国家元首的自己应该感到不满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数口之家尚且如此，国家领导人就更不好干了。

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千言万语说不清楚。

还要继续下去么？不，要改变，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国家主席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住在破败养猪场旁边的国家主席在实地了解了一切。可见当时官僚化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官僚化严重，何需国家主席亲自下来实地考察！

——这一切，他自己也有责任。因为他始终深处决策团队，直接管理官僚团队。

刘少奇在猪圈旁边徘徊将近一周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和同志们打交道了，那就干活吧，那就改变这一切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号，国家元首刘少奇去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住在一间简单的砖房中。他将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度过十八天。这十八天里，他的行为将对此后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为啥选择天华大队呢，和万头猪场一样，这个大队是一个模板，别处学习之典范。要找问题，自然要从模范入手。

农业自合作化之后，天华大队就成了一面旗帜，三面红旗下的典范。此前中央曾有过一个调查小组过来调查研究过一两个月。结论：这里的人民很幸福，正在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正在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

就在刘少奇入住天华大队前几天，《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文章，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书记彭梅秀的光荣事迹，文章曰：“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十三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根据这些记载，天华大队的农民们好像已经半只脚进入共产主义了。文章是官样文章，那年头特有的，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因此刘少奇也不信，还要实地调查一番。

其实要调查相当简单，只要去公共食堂、解开锅盖，看看大家吃啥菜，加不加阿宝菜里面有多少肉，看看菜里有多少油。

如果说那年代物质比较匮乏，好吧，菜和油不说，看看能不能填饱肚子。

如果说大米和白面依然奢侈，那就看看有没有红薯或者土豆。老百姓，特别是之前乡下老农民，靠红薯和土豆再加点盐或咸菜就可以生活了，最多也就是瘦一点，也不至于浮肿病，也不至于进入死亡方程。

对于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而言，要调查生活，真的不需要中央来一个工作小组，调查研究两个月那么长时间，真的不需要。事实证明，工作组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调查，而且在调查中造假。硬生生的把一个绝望边缘的山村塑造为典范。谁在说谎？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在湖南调查了。那人也是湖南人，也是看见满目疮痍。那人是个诚实的人，在庐山上慷慨激昂。那人就是彭德怀。彭德怀被批判了两年，已经臭了。而彭德怀看到的那些问题却更为严重了。

现在刘少奇看见同样的事。刘少奇很快就了解了真相。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解，看看眼前那些淳朴清瘦的面孔、那些浮肿的人就明白了嘛。

——但是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按惯例程序，首长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找干部做工作。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国家元首亲自出马召集大队干部来开会。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常见。一个大队也就几个村子，土地加在一起不过一两千亩，在算上几个小山头，能有多大？中国的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会议上，行政级别一级的刘少奇告诉行政级别最后一级的大队干部们：咱们就是摆一摆观点，不搞辩论、也戴大帽子、不批斗，就讲一讲问题出在那里，咱改。

接下来轮到大队党书记彭梅秀发言了。虽然她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之间差十万八千里，此次会议是要解决大队问题，国家主席之后就她最重要了。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意思是咱们还是继续办吧，办食堂好处多多。当然咯，她也有难处，国家政策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能左右得了的。她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惯性使然。

刘少奇：“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就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八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彭梅秀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差了很多等级。这也许是彭梅秀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国家主席。但是她毫不含糊，说了不少话。

根据王光美回忆：“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要不是刘少奇现在养猪场住过几天，已经了解大致情况，这样基本上就能得出结论：情况还是不错的。估计之前中央那个考察下组就是这么得出结论的。再根据那个结论造假。

前文提到刘少奇对大饥荒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积极拥护三面红旗，积极推动大跃进，积极推动办食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到来，需要解决问题时，刘少奇同样极有成效。下来之后直奔现场，先去猪圈，再去食堂，衣食住行一律从简，三下五除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对比起后来者们，这样的极为简洁有效的办事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领导下基层，不要说实地考察，能在前呼后拥、休闲娱乐之余看看报告就不错了。如果刘少奇也是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可能展开，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素质也不可能展现。

这是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和大队干部过招。接下来是第二个回合，双方阵容是国家主席和小队长。如果说大队书记在国家主席面前只是芝麻官，那小队长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大队书记的下属。至于有多小，发挥想象吧。

还是老一套，国家主席先得给人家保证，不管说啥都不会成为右派。接下来就是：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这一堆问题。

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国家级别最低的官吏们发言了。

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总结一下发言：这些是小队干部的意见，认为食堂应该小办。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嘛，对面坐着的可是国家主席。不久之前，国家主席还积极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在古时候相当于皇帝的，弄不好就弄个啥罪名来了，还是小心翼翼一点好。看到了吧，大队干部认为应该继续大队在一起办大食堂，即若干村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小队干部则说要办小食堂，即一个村子办一个小食堂，吃不是那么大的大锅饭。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听点真实的声音竟然如此困难！

刘少奇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其中门道。因此他立刻开展第三个回合的较量。

既然小队长认为应该小办。那么比小队长更小的是啥看法呢。在级别上比小队长更小的官已经没有了，只有老百姓了。第三个回合双方是国家主席和老百姓。

国家主席把老百姓请到以野菜为主食（不要误解为绿色食品哦）的食堂里，让大家摆一摆各自意见。

社员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如此这般，基本上都是这些。看似无聊的言论，实则是世间真理。

老百姓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无需操闲心，他们只管自己，管自己不死掉、奢侈一点——不挨饿。因此他们只说自己，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逢年过节都吃啥等等；至于现在，锅里碗里是啥，大家都懂的，无须多言。

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咱们中国，有史书出现的那一刻，所谓精英，所谓权贵，所谓王侯将相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如何驯服农民，如何让农民归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坚韧，承受能力最为顽强的一个种族。等到一个个王朝崩溃，精英腐化，王侯将相变成一团狗屎的时候，咱们这个民族都是靠最基层的农民浴火重生。

中国近代史也是一样、那些各派大师专家学者、那些从世界各地回归的所谓精英在民族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当他们主张亲日、亲苏、亲英美的时候，最终的最终还是这些农民再一次融汇成高铁洪流，国家再一次自立。作为钢铁洪流的引导者，毛泽东因此得以走上神坛。然而自立后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农民们再一次选择默默承受。

这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没有说国家政策，也没有反对国家政策，也没有对领导人不敬，也没有说自己受过的伤害，更没有在抱怨。只说从前和现在，一目了然。

——还需要什么主义么，吃饭而已，吃饭才是一切主义的根本。

他们承受了一切，却并没有要去追回什么，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淳朴、坚韧、善良、宽容。数千年以来都是这样，他们用他们那粗糙的、瘦弱的甚至丑陋的身躯支撑着中华民族。当这个世界其它古文明灰飞烟灭，而中华民族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冲击，最终延绵不绝，原因无它，就是这帮粗糙的、瘦弱的、甚至是丑陋的、同时又是最为坚韧、善良、宽容的群体支撑着而已。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少奇心里想什么，应该也是五味杂陈吧。国家元首刘少奇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住过的房子刘少奇住过，他们走过的路刘少奇走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刘少奇了如指掌。因为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已经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刘少奇找到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总书记彭梅秀的政敌（呵呵，大队也有政敌呵），因在工作上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说“刘胡子”（胡须，可联系到胡茬，引申为没事找茬）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一个大队书记敢如此叫嚣，只能说明一点：她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她是有备无患的。如果刘少奇的身份不是国家元首，会不会被揍一顿扔出去了事？就像河南官僚就地批判中央视察同志一样。

段树成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１００人。”这些已经很恐怖了，还有更恐怖的。

段树成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为恐怖恶心的事么？

中央那些人无论如何想跃进，也不会如此方式来搞。所谓上面补贴，应该指公社和县一级，也可能到地委，这些人、这群官僚，怎么说他们好呢。联系到现实中，那些总能在新闻里兴风作浪、抢占头条的二代们，多半也是这些官僚们教育出来的。

现在说起大饥荒，把错误一股脑推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或刘少奇等人身上了事。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层官僚在中间起到恶劣作用。为了所谓个人前途、头顶乌纱帽，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竟然能想出通过补贴搞典型这种欺下瞒上之手段，真是高啊！

这大概是集五千年官僚厚黑之大成了吧。面对于不要脸至此的官僚，是否可以考虑把朱元璋同志从阴间请回来？就那帮孙子的表现看，发动文革去批判他们，已经很客气了。

离开天华大队，刘少奇决定回老家了。回老家之前，他还要到县委开会。县委书记一听国家主席要来，马上乐呵呵的忙碌起来。国家元首啊，也许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哦，招待好了说不准就是个机遇呢。把吃住招待安排一番，压抑着兴奋去迎接国家主席了。

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看见几个人从吉普车下来，一个身穿蓝布衣、头戴蓝帽子的老头子从他身边经过，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他在等国家主席嘛。他没有在意老头子，却在意老头子身后的一位女士，就是王光美。县委书记认识王光美，立刻打招呼：“这不是光美同志么？刘主席呢？”

王光美指了指刚才那位老头：“喏，这不是！”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真是！县委书记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当然他没有扇，即使要扇，也得先把国家主席招待好之后再扇。刘少奇也没要他招待，第二天就回乡下老家了。

刘少奇再一次睡在自己的老宅。四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睡在这里。那时候，老妈妈以及相关人等逼迫他娶妻生子、继承父业——继续种地当小地主。不堪忍受之下离家出走。四十年后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躺在老房子里依然难以踏实。

四十年前，年轻的刘少奇还可以闲来无事练点武术。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却连片刻清闲也没有了。他的时间表很紧凑：会见大大小小的官员、看各种各样的文件。然而那些官员和文件让他很失望。官员告诉他说，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文件也是官员们写的，官员在文件上写到：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这一切和新闻媒体没啥区别。京城里一切宣传机构上都是这么宣传的，没必要跑到这里吃剩饭。

尽管有了万头猪场和天华大队的经历，刘少奇还是不放心。于是拿出杀手锏：找到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当年的放牛娃李桂生。老朋友相见，自然闲扯一番。两位老人家回顾一下童年往事，什么你偷过张家枣子我摘过李家梨之类的，哈哈一笑，无限开心。

当然刘少奇找李桂生可不是寻开心的。闲扯之中，刘少奇就说：“桂生啊，人们说去年干旱厉害，咱们那个安湖塘里的水应该干枯了吧。”

李桂生说：“没有啊，还有半塘水呢。”

刘少奇接着说：“应该不会吧。还记得咱们放牛那会，有一年也是干旱，安湖塘都干得见底了，每亩粮食还能收几担子，这两年粮食咋就减产这么多呢。”

李桂生说：“那个老伙计啊，照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并不是因为干旱。干旱影响了一点，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五风’刮的太厉害了。”

李桂生已经垂垂老矣，且其貌不扬，既不当官也没啥才华，倒是敢于一语惊人，不愧男儿身啊！这大概是刘少奇听到最直接的话了。估计是李老头认为自己和眼前这个老伙计关系很铁吧。不论如何，李老头子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值得我们钦佩，足以让千万个拿国家俸禄之人羞愧。随后李桂生领到食堂参观。刘少奇在哪里看到脏碗筷，看到食堂里唯一的菜——竹笋叶。他又看见瓶瓶罐罐里，所有的调味料只有一种——盐。

李桂生告诉他：食堂炒菜之放盐不放油。

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从炭子冲步行去了赵家冲，去看望年迈的亲姐姐刘绍德。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并没有因为刘少奇身居高位而得到荣耀，依然是标准的村妇。

七十岁的老姐对刘少奇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吃饭咯！”听听这话的语气，含有五分训斥哦。当世或许也只有她敢这么对刘少奇说话了。老姐弟久别相逢，理应热火朝天的，特别是弟弟当了国家元首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举家欢庆才是。红楼梦里，贾元春回贾府，那是何等笔墨。贾元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而已。村妇刘绍德竟然教训起国家主席刘少奇起来，听起来何等别扭啊。

对此刘少奇只能默然以对。因为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说：两个月里，她所在的食堂已经死了十一人。她还告诉主席舅舅：她爸爸也死了，是吃糠粑粑太多，拉不下屎给憋死的。

糠，就是五谷杂粮外面那层坚硬的外壳，一般而言都是喂牲口的，且不能喂的太多，多了牲口也不吃。糠粑粑，就是把糠捣碎之后参合少量面粉做的馒头。少吃点没啥，吃多了就会腹胀不消化，便秘。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了解真相之后，剩下就是行动了。单拿出来看，刘少奇的行动并无太大价值，也就是跟大家说，既然大家不想吃食堂，那就不要吃了吧；还有一些其它政策，诸如那个地允许私人承包一点吧。既然是国家主席发话了，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嘛。如果如此简单，六十多岁人了，何必千里迢迢从北京颠簸到湖南受这份罪啊。为啥呢？因为当时宣传力度和政策执行力度太强了。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接连好几年，整个国家宣传机构都在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那个时代的人民还比较淳朴，对国家政府满腔热情，但理性不足。官员也差不多，讲究人事关系，强调对上级服从。虽然大家都不想吃这个大锅饭，却没人愿意挑头解散食堂。

怕，怕右派帽子，怕左派打击。

食堂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刘少奇的“心病”。

为了解除心病，刘少奇拿出六十岁老人家说话劲头，不停的啰嗦。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在食堂问题上如是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话没有错，但只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这一大堆之后还不行，继续啰嗦：“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七十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么，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如此等等这样一大堆话，现在看起来都烦心，真不知道当时听众是不是也很烦。幸好当时是春天，要是夏天或者冬天，没有空调啥的，就更烦了。刘少奇就这样不停的讲，反正他国家主席他最大。不听也不行。听烦了也得装作很受教的样子。讲了老半天，觉得差不多了（估计也累了），最后得出结论：“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

看看，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解散一个大队食堂就费这么大劲。——作为新政策的开端，还是值得的。

在老家，那就更费劲了。好说歹说一大阵子解开乡亲们的心结，又发现另外的问题，解散食堂之后锅碗瓢盆都不够用了。大家本来也穷，吃饭的家伙还是有的。只从公共食堂搞起来，那些玩意都收走了，能在食堂利用便利用，不能利用的都拿去炼铁了。于是专门找县财贸部同志开会，说给老乡们搞点锅碗瓢勺过来。

一日在乡下行走，听到一女子在哭，刘少奇上前问其故。女子曰，两年前共产风，生产队把她家从地主那里分得的房子给拆了，盖了养猪场。她没了房子，从此寄人篱下，两年内搬家八次。此次房主再次催逼搬家，她实在无处可去，故而哭泣。刘少奇再次召集干部，调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大跃进过程中还拆除过一批草房。把房顶的草拿去沤肥料，木头拿去炼铁材料，铁钉啥的也为国家钢铁事业做贡献了。

——芝麻大小的一点事，也得国家元首亲自出马。放到其他时候，小队长就搞定了。官僚化的行政制度，害人不浅呐。

单独考察刘少奇这四十四天行程，就是到猪圈转转，找基层干部开点会，找老农民聊聊天，另外看了童年时玩伴。临行前告诉大家，食堂要么就散了吧，土地的事承包一点下去。这些本身都没啥大不了，特别是对一个国家元首而言，看起来小事一桩嘛。联想到曾希圣在安徽大规模分地，刘少奇这些活动好像更微不足道。

然而——联系到当时大环境看，已经非常了不起。曾希圣和刘少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影响力也不在一个档次。刘少奇代表了一大批人。和曾希圣偷偷摸摸的分地不同，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赞成解散食堂，这是啥行径？

拿现在官方评价：这给私有制经济撕开了个口子。放在当时环境中，这叫和三面红旗对着干。其实用另外一句话更为合适：刘少奇新政。

如果不知道和三面红旗对着干有啥后果，可参照彭德怀在庐山时的遭遇。彭德怀的信里面可没有涉及到反三面红旗的内容。庐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非常清楚。一句话，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刘少奇在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的很清楚。而且考虑很多遍。

说他做这个决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决心和毛泽东拼个鱼死网破，那是瞎扯。

或许在猪圈旁边，或许在天华大队砖房里，或许在老宅里，开会时、谈话时、或者夜深人静时，刘少奇一定想过这样两个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和他本人的处境。

在四十四天里，刘少奇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清水塘，一个小水塘。四十年前，水塘旁边还有一点旧房子。在那旧房子里，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刚从莫斯科归来，回到湖南搞工运。当时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随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刘少奇去了省港，从此一飞上天。这一次他再次回到清水塘，应该不仅仅是对两个人长期合作情谊怀念那么简单，还应该为了理一理二人的关系。四十年前，两个人在这个水塘边畅谈理想和信念，要推翻这世界不平。四十年后，两人分别是这个国家第一第二有权势之人，国家却并没有按照他们当年的愿望而前进。而此时，四十年前的旧房子早已消失得不留痕迹，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

毛泽东的态度无非两个：赞成或不赞成。往好处想，赞成；往不好处想，不赞成。

一九六一年那会，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态度，刘少奇也不知道。但是他会去想，去想两个问题：想一想他和毛泽东合作经历，想一想毛泽东的政策，想一想他所理解的毛泽东。

刘少奇能成为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提携乃至保护是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就没有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没有毛泽东的保护，刘少奇也可能已经被轰下台了。走上前台解决经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毛泽东布的局。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他还在坚持原来的政策么？还是希望调个头？真的很纠结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身处境问题。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虽然领袖是毛泽东。可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啊，是毛泽东主要帮手啊。毛泽东制定政策的时候，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政策出台之后，刘少奇又是主要拥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从责任角度上讲，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只从走向前台之后，他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困难？

如何解决困难呢，刘少奇非常困惑。他小心翼翼的隐藏着这种困惑。五九年和六零年两年，他还是按部就班，按照既定路子走，也就是领导国家继续跃进，继续人民公社，然而形势并没有好转，大家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领袖毛泽东，也不再吃红烧肉，女儿饿的浮肿；就连刘少奇，尽量不吃油；其他高级干部也是能省则省，如许光达兄弟饿死在来京探亲路上。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形势依然恶化。刘少奇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如果局势再这么走下去，抛开天下大义不谈，抛开天下百姓苦难不谈，抛开国家前途不谈；仅仅从个人前途方面讲，也许不用两年，刘少奇就得默默下岗，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进入历史垃圾箱。那时候刘少奇的历史定位是啥？一个靠吹捧毛泽东攫取荣华富贵的政客而已，比康生之流强不了多少。那是他刘少奇的想要的么？当然不是。

所以需要改变。既然改变，就要背离三面红旗，就要背离之前的政策，就要背离之前的毛泽东。那么现在的毛泽东如何呢？还是之前的那个毛泽东么？他赞同变一变么？如果毛泽东赞成，一切都好办，以他的威望和能力，领导这次政策转变将容易很多。

然而如果毛泽东不赞成呢，这是一个风险，一个必须承担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和毛泽东对立。历史已经证明，和毛泽东对立的人，最后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刘少奇能打破这个规律么。也就是说，一旦和毛泽东上演对手戏，有胜算么。刘少奇应该盘算过这一点。说真的，他没有把握。任何人在面对毛泽东这样对手时都没有把握。不到万不得已，刘少奇绝对不想走到毛泽东的对面。现在恰好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假如他不冒这个走向毛泽东对面的风险，下场会更惨——被历史淘汰。

所以毛泽东固然可怕，比起被历史淘汰而言，还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况且也不见得就走向对立呢。也许毛泽东让他出面，就是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说不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那么他将以最小的代价进入史册。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还没有改变，那么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说服毛泽东改变。最坏的打算，走到最后一步，已经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是今非昔比，通过调整经济进入正轨，实力大大增加，不见得就没有胜算。如果整个政府机关倒向自己这边，到时候可以通过实力促使毛泽东改变。

在下决心解散食堂和允许部分土地承包之前，刘少奇应该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且不止一遍。此时他的心境应该和庐山会议之前思索如何表达意见的彭德怀的心境差不多——那就是不能再拖了。和彭德怀不同的是，他已经准备好对策。彭德怀写信之后就没动作了，然后认人开火。刘少奇不同，他做好了准备：有条不紊的出牌，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刘少奇一直在努力出牌。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在文革之前，局势发展和刘少奇预期差不多，他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实力。

调查结束之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如实汇报了所见所闻，然后就回北京了。这一天是五月十五号。从四月二号到五月十五号，前后四十四天。

对刘少奇而言，这四十四天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取得过不少成就，有过不少高光时刻。比方说，从一无所有成为工运领袖，相当于白手起家到闻名全国，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比方说，白区时代，能够坚持十年而没有把命给丢了，就是了不起的能力。比方说当选为国家主席之时，举国上下搞庆祝，就是高光时刻。比如说第二次当选国家主席，在和毛泽东冲突进入白日化时仍然当选，意味着个人实力和威望已经迈入一个全新高度。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我看来，这四十四天才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一辈子最为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日后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没有这个决定，刘少奇的身份只是早期工运领袖。拥有这个身份的还有很多，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邓中夏、邓群、王荷波等一大堆名字。另一层身份是干过国家主席，睡着时间推移，这个职位上也将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刘少奇所以与众不同，只因这个决定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因为一个决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把这个决定称为——刘少奇决定。

现在已经无法探知刘少奇究竟啥时候下的决心，只能说那四十四天里的某一个时间段，刘少奇完的精神意志上升到顶点，智慧之花猛然绽放，完成人生中一次根本性蜕变。因此有理由认为，那四十四天在刘少奇一生中是无与伦比的，是顶点。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又这么一个时段，困惑你多年的问题猛然明晰。这个问题或许有点玄乎，有点像佛家讲的顿悟，也有点像西方宗教里的启示，好像没啥科学依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比方说王阳明龙场悟道，就是在一个穷山僻壤中，猛然想通了困扰半辈子的问题，突然明白——心即是理，从此成为一代宗师。比方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在山洞里受到神的启示。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以批判，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王阳明和穆罕默德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那么请看下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尼泊尔时代，爱因斯坦还是一个专利局小职员，正在思考一些问题，猛然间他通过人在电梯这个封闭系统联想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等效原理。爱因斯坦说，那是一个启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同样的事，海森伯在发现量子矩阵理学时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大意说那一刻仿佛看见了上帝之美。说这些有点跑题了，主要是想提醒大家，人生中某些特殊的时刻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咱不是王阳明、不是穆罕默德、不是爱因斯坦，但是每个人都有困惑不是？

当然这个现象可以套用马克思主义，说量变引起质变，因为想得多了，所以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听起来科学多了，但是究竟啥时候才会量变到引起质变，不好意思，没提，还得通过个人去把握那内心深处强烈而神秘的瞬间感受。把握住了，就知道啥时候量够了，引起了质的变化。没把握住，那就继续等吧。

所以这就应了那就俗话：人终究要靠自己。林立果想靠林彪实现野心没靠住。江青要靠毛泽东登天也没靠住。归根结底，不是林彪或者毛泽东不可靠，而是他们自己不可靠，只是他们最终好像都没明白这一点。

第十一章 争锋

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看一看建国之后历次运动，毛泽东拿下的重量级人物，从最初高岗到最后的林彪，基本上都没还手之力。高岗牛气哄哄的到了北京，干了不少看似牛气哄哄的事，毛泽东一变脸，立马完蛋。彭德怀和林彪在军界的影响力没人会怀疑吧，号称红军之狮和红军之鹰，毛泽东一出马，猛狮断爪、雄鹰折翅。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膨大将军能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的解释再解释，解释完毕检讨，检讨完毕完蛋。林彪更是上升到了看似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面对毛泽东的不满，能做的也就是拒绝检讨而已，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便在匆忙之间葬身大漠。有例外么？如果要找一个例外，就是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坚持了四年，抗打击能力最强。最终虽然也是惨痛落败，但他却留下了种子。在他失败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留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因为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事业。

说刘少奇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仅是他勇敢的在铁板一块的公有制经济中撕开一个口子，还因为他的手腕和谋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正如膨大将军，敢于顶天大风险，却没能拯救百姓于水火。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不够。刘少奇的勇气之后，便是手腕。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之后，大饥荒结束了。

刘少奇的手腕和谋略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经济，这是基础。

刘少奇上台之初，经济很烂，问题很多。一般来说，国家出现经济倒退，要么战争破坏，大家没办法搞生产；要么经济泡沫了，大家没活干；要么就是这个民族太懒惰，不想干活，没办法搞。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时中国是另外一个模样：开国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环境是和平的，利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效果还不错；而且国民情绪空前高涨。这是所有政治家梦寐以求的建设环境。可是为啥弄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来了？很多人都不明白，而且一直都不明白，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一开始刘少奇也不明白，后来终于明白了：就因为环境太好了。

这不是瞎扯么？答案是一点也不扯。中国有句古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就是物极必反。因为大环境很好，因为一五计划建设的不错，因为全国老百姓积极性很高，所以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上至毛泽东下至大队书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整个一个国家机器都在要求农民干了过多的活。农民要干很多事，除了吃喝拉撒基本生理需求之外，除了种地喂牲口等本质工作之外，还要炼钢啊、干工程啊什么的，还要服徭役啊，还要高喊伟大领袖万岁啊……太勤劳了，干得太多。

套用一句不太好听的古话：这叫滥用民力。在中国独具特色的王朝循环史上，滥用民力也是跟着循环的。比方说秦始皇休长城，比方说汉武帝无休止的征战，比方说隋炀帝搞京杭大运河，比方说朱棣天天去远征，都是在滥用民力。大跃进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民力滥用。只有千斤力气，去挑万斤重担，不扭腰才怪了。

不仅干得多，而且管得死，说大家必须参加公社、必须吃大锅饭、必须在一起干活，而且不尊自己种菜、养鸡、养猪。衣食住行用等生活必需品采用供给制。这一套还是战争年代的做法，早就落伍了。

一句话，因为环境好，所以干得多、管得死。

因为干得多管得死，所以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喝拉撒等生理功能不畅。

刘少奇所谓调整经济，就是把各项指标降低点，让农民少干点；解散食堂，把地分出去一点，就是不要把百姓管的太死。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如此简单的事却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十几年狂风恶浪！

政治啊，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政治谋略

战争年代，讲政治军事；和平年代，讲政治经济。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那句名言概括：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是不穿裤衩的政治，政治是穿了裤衩的经济。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政治和流血联系在一起；和平时代，政治就和裤衩联系在一起。

前面分析到，刘少奇决定撕开公有制经济缺口——解散食堂和分地——已经做了决定，即如何应付毛泽东。虽然他不愿意和毛泽东搞对立，却做好了对立的打算。这就是一流政治家和彭德怀林彪那种军人政治家的差别。

如何应对毛泽东呢，就是假如毛泽东不同意部分私有制，那就说服他同意。如果道理上不能说服毛泽东，那就通过组织实力去说服。

刘少奇五月中旬从湖南回北京的，回京之前他给毛泽东打了报告，然后开始了自己变革。变革成功与否，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所以接下来他的最大任务就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任务是可以说是他自己派给自己的。当然他代表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不论如何他要变革，要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

现在我们知道，刘少奇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两个人至七千人大会开始，政见严重对立。然而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甚至一度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过积极信号。

七千人大会对中国影响非常之大。这场大会之前还有一个前奏，第二次庐山会议。

毛泽东时代，一共有过三次庐山会议。五九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事件闹的妇孺皆知。七零年那次庐山会议，又因为林彪弄得满城风雨。两次会议大家都很熟悉。

两场会议之间，还有一场庐山会议，既第二次庐山会议却是神神秘秘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次会议同样非常之重要。和另外两次庐山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是一帮人八月份上庐山。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第二次庐山会议背景非常复杂：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全面论战，可能爆发战争；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越南战争又在升级，中国又要援助；因为中国搞核武器，有消息称，美国有意轰炸中国核基地，这些都是现实威胁。每一个威胁都比今天南海问题或者东海问题严峻。然而那还不算最大的威胁。因为美苏印这些威胁虽大，却不能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最大威胁来自蒋介石。蒋介石放话要反攻大陆。一九六一年，如果蒋介石真的有力量反攻大陆，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大陆这边极为困难。国民党过来，如果转变策略，实行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肯定能吸引一批人追随。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才是中共最大的威胁。

诡异的是，尽管有这么多威胁，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农业和工业的调整问题。蒋介石以为中共讨论怎么对付他，派遣了大批特务，结果一无所获。蒋介石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工业七十条》和《农业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质量、品种、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如此简单。然而当时并不简单。这些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的条列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

最具意义的还是《农业六十条》，归纳起来有几点：一，减少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二，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三，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四，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即“三包一奖”制。

主要就这些，就是把农民脖子上的绳索给松一松。正因如此，大饥荒得以缓解。

就在刘少奇到湖南调查时，其它人也在调查。一股调查风在刮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朱德前往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进行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和彭真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进行调查。此外，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如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

调查回来即开会，会上大家均支持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进行经济调整。

这个会议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交换意见。交换的结果似乎是积极的。这就是刘少奇运用组织手腕的结果。因为在大会上，虽然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客观形势面前，在绝大多数人赞同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即使有不满也得保留。

评，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很多盟友。

庐山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完成湖南调查工作四个月之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四号，农历八月十五，刘少奇收到一个积极的信号。

前文所说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在武汉吃饭，毛泽东告诉英国元帅，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一般人听毛泽东的话听到的是接班。然而站在刘少奇立场上看，这个信号的积极之处并不在接班，而是在支持。意味着毛泽东支持他调整国家经济。只有支持经济变革，才可能接班。如果不支持经济改革，何谈接班？

客观一点看，刘少奇听对了却又听错了。对的部分，是毛泽东说这话确实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错的部分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刘少奇，却不是支持刘少奇搞经济变革，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策并没有问题，下面执行出现了问题。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谈到国家主席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因为毛刘合作几十年，刘少奇一贯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的支持毛泽东。毛泽东把原则性很强（一贯支持自己）的刘少奇推上前台，是为了让他经济变革？

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到六一年底，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了。虽然还是穷得稀里哗啦，但那个万恶的死亡方程式已经消失了。政府不再过分征收粮食，并且补充了一些食品，诸如红糖等简单的副食品。红糖这玩意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吃了极容易发胖、又可能导致三高指标升高。然而在大饥荒时代，一碗糖水就能救一条命。那个时代的百姓不再饿死，就已经是天大功劳，所以刘少奇的威望空前提升。身为国家主席——这是他应得的。

不论如何，刘少奇听到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还是欣喜不已。毛泽东的支持，变革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接下来需要再接再励。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暗示而已。刘少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依然做了两手准备：希望从情理上和组织上说服毛泽东。

这两手准备，将在七千人大会上亮相。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给予毛泽东充分照顾。情理上，刘少奇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没有否定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政策是对的，说之前对彭德怀也没有问题。说到经济建设，也没有否定成绩，说成绩和错误是七比三，实际应该反过来。组织上，刘少奇揭开大跃进的盖子，使得继续跃进已无可能。毛泽东没想到刘少奇会来这一手，于是憋了一口气（江青语）。从此二人你来我往，各出各牌，直到彼此离开这个世界。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那场神奇的大会。

第十二章 七千人大会

会议，是中共的法宝。许多搞不定的事，通过一系列会议就能神奇落实。比如说遵义会议，就神奇的把红军从死路变成生路。当然，会议有时候起到相反功效。比方说庐山会议，上山之前，彭德怀还是民族英雄，几十天之后下山，就和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臭。

许多共产党员而言，会议就是精神粮食，如同基督徒到教堂做礼拜一样虔诚认真。

若问共产党一共开过多少次会议，恐怕已经没法统计了。这些会议中的绝大多数都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也有一小部分影响深远。比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那些有影响的会议，都有鲜明特点，比方说第三次庐山会议，关于是否重新选国家主席，导致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七千人大会，也有自身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人多，这些人员包括：包括中央政治局领导和中央各个局领导，包括各部委领导，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包括市级领导，包括县级领导，包括重要矿山、企业领导，加在一起供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所有这些人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集中到北京开会，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主题：算账。

当然所有会议都是在算账。遵义会议是算博古李德的账。庐山会议算彭德怀的账。七千人大会不一样，虽然也是算账，算账方式不一样。在谈算账方式之前，先看看算账原因，书面语叫做会议背景。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大饥荒。没有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县委书记县长们、矿长们、厂长们是没机会和中央领导在一起开会的。这些人在农民工人面前还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更小一点。换成平时相见领袖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神秘的林彪元帅等人，估计保命排队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领导人都坐在对面，报告完毕倾听这些芝麻绿豆西瓜们抱怨不停。

直接原因就是河南信阳事件。大饥荒篇章里已经介绍过信阳事件，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信阳事件依然令人震惊。当时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一九九八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连向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获知信阳后，当天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命周恩来抓紧制定一个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后传达。

再一个原因应该就是高层分歧，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周恩来虽然行动上和刘少奇向去不远，但是态度上则是跟随毛泽东的。邓小平虽然跟随刘少奇，当时他的能量还不足以影响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天平。应该说当时的分歧还只是潜在的，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已经无法更改。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虽然对经济进行调整，但还不至于背离原来的政策。在刘少奇看来，《农业六十条》还不够，需要加大力度。

如果仅仅是微调，毛泽东是支持的。毕竟大兴调研之风是毛泽东提倡的，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周恩来制定的《十二条》，一定程度上给了农民一点权力，甚至允许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种点菜啥的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需要一个会议再次把思想统一起来，步伐协调一致，然后确定要怎么调整，但是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他希望刘少奇能够像以往一样配合自己去完成目标。

对刘少奇来说，仅仅微调是不够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范围调整没办法从根本上扭转大饥荒的局面。必须加大力度方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也需要一个会议，把干部集中起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基础上再往前迈几步。

领袖和国家元首可以说各有各的打算。

庐山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下起航了，也就是算账开始了。算账方式有啥不同呢。在其它会议上，基本都是上级找下级算账，这一次不同，允许一部分下级算上级的账。比方说安徽大组里面，大家群起表达对曾希圣同志的不满，搞得曾希圣灰溜溜的，吃饭都没人陪。

准备工作

七千人大会和第二次庐山会议一样，属于组织内部会议，不对外公开，外界虽然知道中共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却不知道大会内容。谈大会内容之前，先谈一谈大会筹备工作。这样一个大会意味着很多。

现在我们回过头审视七千人大会时，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从筹划到召开，竟然只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代通讯功能和现在没法比的。这两个月内，从主要领导人有开会意向到意向转化为通知，再到把各个县、企业等相关人士全部召集到北京，效率惊人的高。更为奇怪的是，通知各个地方官员到中央开会却没有任何开会具体内容，只是说你们都来北京吧，来讨论一下问题。这么做可以解释为保密，实则不同。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就是泛泛而谈。所以如此，皆因当时中央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统一思想。

抛开思想不谈，先谈谈物质。名义上是七千人大会，实际来北京的可不止七千人。他们在各自地盘里大家都是领导，带个把司机秘书啥的也很正常，加在一起多少了？这些人天南地北，不少人还说着家乡普通话，拿出来骂人不见得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么多人一下子来到北京，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就不是靠思想可以解决的。

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在规模、建设、服务各方面和现在都没法比的。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而且在计划经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女儿浮肿、刘少奇姐夫饿死的时期，北京城有多少宾馆、供应少深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而且北京不比别处，那是京城，还有相关外国来宾，都需要招待，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怎么办？慢慢办。

大会筹备工作是邓小平搞的。负责具体后勤安排的是杨尚昆同志。当时杨尚昆五十五岁，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值精力鼎盛时候，日夜不停、开足马力的干活。当然他一个人是干不完的。他需要助手。

杨尚昆有三个主要助手，号称三位巨头。三巨头分别是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这三个人在当时的北京城里肯定是挂不上号的，能混上三巨头美名，皆因为七千人大会，叶子龙负责会议组、吕展负责警卫组、殷玉昆负责生活组。这三个方面相当困难。

具体一点说呢，吕展的工作最杂乱，叶子龙工作技术含量最高，殷玉昆的工作最难。

先说这个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所谓保卫，最基本的就要保证安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代表广大代表，万一在北京代表人民时遭到人身伤害，那是影响政府形象问题的，丢掉饭碗事小，搞不好还要被审查。放现在，搞定安全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的保卫工作和现代差别很大，除了保障安全还要保密。当时没啥先进的技术设备，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任何需要地方安装林林总总的摄像头、窃听器什么的，那些玩意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很多人比较有来头。比方说军方人士，不鸟你也没责。因此保密工作就比较难。

这些还没完，除了保安保密之外，还要保证会议供电，当时北京的饭店基本上都是一路供电，来个短路就会影响会议进程；还要保证食品安全，吃不好来个食物中毒，或者集体闹病什么的，影响多么不好；还要保障交通顺畅，因为那时候开会和现在不同，毛泽东是个随性之人，时不时突然决定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必须保证代表们按时到达。还有其它的保证，比方说当年人民大会堂上面是木质结构，万一来个电路短路着火了啥的，影响也是不好的，因此每次开会都要专人照看。落后啊，没办法，就得靠人力补充。幸好那时候大家觉悟高、积极性强、精力充沛且不辞劳苦。

——都是警卫组的责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来管。万一出了差错，相信吕展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责任之重大对得起三巨头名头。吕展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再看另一个巨头叶子龙管的会议组。

所谓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听起来不算太难，实际上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这么说吧，七千人在一起讨论，要顺利进行就要把各路人马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小组容易，要把不同的人分到合适的小组则是一个技术活。把安徽省的县委书记分到河南省里，那绝对要受处分的。而且把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组里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结果。

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结果，秘密就在分组里面。开会分组和战场上派兵布阵有着同样的奥秘。战场上，如何使用炮兵、装甲兵会直接影响战场走势。开会也是这样，首先要摸清楚不同的人的政治观点，然后在相机而动。比方说需要批判某个人，就把他安排到一个反对派的小组里。在那里，那人将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下，直到投降求饶。如果需要表达某种观点，可以把持相同观点的人安排到一个组里，形成一种强烈的诉求，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如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炮兵效果一样。其中奥妙，非一般人能掌控。

另一个即使难题是，必须保证各组成员动态尽快传达到领导那里。这个环节本身不难。难处在于向领导传达信息同时，又得保证不影响各组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比方说四川一帮县委书记表达对李井泉的不满，你不能直接说我要把你们的观点拿给领导了，那样谁还敢说话啊，谁不知道曾李井泉很牛啊。因此操作不慎，就会让领导摸不透低，后果很严重。

传递分多个层次，有常规传递，有给中央常委的快速传递，还有直接给毛泽东的特殊传递，极为快速有效。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只能说那是一项高端技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技术。一般人不用去学这项技术，想学也学不到，学到也没用。

最难的还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管的生活组。难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当年生活极其困难。生活组，主要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这种级别的会议，本来应该中央安排的。然而当年物质匮乏，而且人手不够，就把这项任务扔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在自家地盘里办事就方便多了。哪里可以住人，能安排多少人；哪里供应食物，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如何供应食物，办起来效率比中央高。

名义上七千人开会，包括司机和秘书在内应该有一万多人。有人坐飞机来、有人坐火车、有人坐大巴到，何时到、住在哪里都是非常繁琐的工作。这一万多人中间，全国各个县都有，任何一种方言都有人会说。有些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又辣又甜，要把这些人照顾好，谈何容易呵。然而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还包括春节，大家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非常开心，怀念记忆一辈子。对此不得不佩服当年搞接待的能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地方干部，到中央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实际不是这样，比方说有个县委书记在吃饭时要了一个辣椒，接下来吃饭，不管坐在哪里，面前总有一个辣椒。如此细心周到的服务，叹为观止啊！应该说大家当时是以心换心，所以彼此印象良好。

写这些为了啥呢，就是想说说当年的组织效率。

把目光放在前台的同时，也看一看幕后。

整个大会期间，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很多工作人员是临时找的，不在编制之内，大会不管饭，干完活之后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形同自愿者，无怨无悔。

虽然如今已经很难完全统计他们的名字，即使统计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都是这场大会背后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背后的默默奉献才有了前台英雄们叱咤风云。

——在此向他们致敬。

报告暗藏的机锋

大会之前两件事比较难做，一个就是前面说的筹备工作；另一个难题就是起草报告了。报告本身可谓暗藏机锋。

一九 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号，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月底离开北京，南下考察，十二月十八号回京。毛泽东离开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十六号，刘少奇南下广东疗养，比毛泽东晚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九号回京。刘少奇回京第二天便主持一个小型中央会议，筹备七千人大会问题。

报告本身毛泽东没有过问，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刘少奇在京，起草报告由刘少奇主持；不在那段时间，由邓小平负责。当然报告本身也不是邓小平或刘少奇亲自写，由中央秀才们写的，具体就是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几个人，都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俗称笔杆子。陈伯达、田家英就不用说了，毛泽东的秘书。

吴冷西当时的职位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本来只干新华社的活，毛泽东让他去人民日报的。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后来还是服从安排去了。去《人民日报》上任之前，毛泽东给他的告诫是：“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可以说吴冷西也是毛泽东深深信任器重之人。

胡绳也不差，当时是《红旗》总编辑，曾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

这么几个笔杆子当时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思想和策略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起草报告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即以三面红旗为核心的比较规范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报告肯定四平八稳，对于绝大多数会议都没问题，但在七千人大会上肯定不行。

七千人大会不是求稳，而是求变。

求稳的话就不用把那么多人召集到北京消耗国家资源了。所以邓小平和刘少奇都不满意，于是报告一改再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或许更早一点，刘邓二人捆绑在一起。

战争期间，讲刘邓，刘伯承和邓小平；现在又讲刘邓，刘少奇和邓小平。

当然也不能苛求几大理论家。报告过于抽象了。领导既没有具体指示啥的，只能按部就班来。他们认为按毛泽东的想法，肯定是成绩多讲点，多鼓一鼓干劲。刘邓却希望多讲一点缺点，特别是刘少奇。一边是领袖，另一边是国家元首，任何一边都得罪不起。理论家们只是干活的，夹在中间也难做。

根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刘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少奇这一番话起了作用，理论家们再次一番又一番改稿之后，刘少奇那里终于通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又出了意外。报告一共三个部分，陆续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一月十号上午看完前两部分，写了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号到十三号），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这个批示中波涛暗涌啊，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疑点：毛泽东为何不看第三部分了？为何建议刘少奇推迟三天做报告？

这两个答案现在不难推测。一般而言，比较重要大会领袖不可能不看政治报告。领袖最后拍板的。不看怎么拍板？不看第三部分报告的原因有两个：满意和不满意。

说满意，因为刘邓都是老助手了，工作向来比较靠谱可信。看了前面一点就知道后面也不会错。很显然这不太靠谱。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第二个问题了。应该立刻让刘少奇把报告发放个大家好好学习、分析、研究，以便解决问题。何必推迟三天耽误时间呢？要知道共产党在历史紧要关头历来讲究兵贵神速的。

解决民生问题，生死攸关，怎么可能白白浪费三天时间？

那就是不满意咯。直接说不满意也解释不通。因为毛泽东的身份是党主席，党指挥军队、当领导政府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果毛泽东不满意，他完全可以跟刘少奇说，这个不行，还是改一改吧，咱们政策还是应该如此这般。三天时间足够把报告改一改。就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也可以亲自修改。因为他本就是最高领导，有权这么做。然而他没有这么做。

既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还是不满意——但有两种可能性。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批示最后一句——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已经表达不满。看看他的电报和批示，很多重要问题都是这种口吻。他的意思应该是让刘少奇接下来三天中改一改报告。这一点刘少奇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对毛泽东太了解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非常了解。毛泽东虽然暗示修改报告，却没有暗示再保守一点或激进一点。

当时刘少奇已经吃了称砣铁了心求变。报告里谈的变革远远没有达到刘少奇希望的程度。刘少奇没有把报告修改成自己想要的那种样子，其实也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对自己究竟支持多少。毛泽东这种表态让刘少奇很犯难。刘少奇也拿不准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更保守一点还是更激进一点。在没有摸清毛泽东底牌之前，刘少奇把意见藏在肚子里。

——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玩政治的不同。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把心思写在纸上。林彪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也是一样。

刘少奇留一手的目的如下：如果把愿意暴露出来，万一毛泽东选择保守，意见写下来之后再去修改，相当于扇自己巴掌。扇自己巴掌到无所谓，更严重的是，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能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所以他采用了一个迂回战术。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要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求变。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要保守一点还是激进一点？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放马后炮，当然是保守多一点，应该多讲点成绩多鼓劲。但当时态度让（包括刘少奇在内）所有人捉摸不透。

之前的毛泽东虽然也是这个风格，但是大家基本上知道大方向在哪里，这个仗该怎么打或政策怎么制定，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含糊不清了？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想考验一下刘少奇，看看刘少奇究竟是啥态度，刘少奇的态度代表很多人的态度；二是他自己当时还没有做决定，通过一系列考察之后还在思考。既然如此，索性不做决定，先摸摸大家的底。

刘少奇已经不想在等了，所以会议进程并没有像毛泽东建议的那样有所更改。他将把他的意见放在肚子里，一直藏到一月二十七号那天才倾吐出来，给代表们造成极大震撼。按照原计划，一月十一号，代表们拿到了报告，然后炸开锅，第一波高潮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上为何强调第三部分没看？这是那个批示中最暧昧的一句话。答案：他是想置身事外，表示他对这个报告不晓得。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他自己没有形成明确意见之前先摸摸大家的底，然后才综合起来做一个判断，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历史上的毛泽东扮演的角色是最后的仲裁者，这一次也是一样，他要超然物外到最后冲裁。这也是他胜过蒋介石之处。蒋介石总是亲自卷入各个派系争斗，是不是来一场大战。而毛泽东总能做到超出派系之外。这是领袖境界问题，先不谈。

为了达到置身事外的目的，毛泽东建议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了，直接下发。因为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话，他就要参与讨论，即使不参与，也会有人汇报，就要面临表态问题。当时局面非常复杂，在没有形成大致统一认识之前，领袖轻易表态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所以就有那个奇怪的现象，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在政治局常委没有论证报告的情况下，代表们已经在讨论了。当然这么做也有道理，因为导致大跃进的一切政策都是政治局通过的，结果弄成了如今的局面，改一改方式也没啥不好。

所以刘少奇也认同这个办法，报告直接下发了。

第一波高潮

东至海滨、西至高原、南至海岛、北至沙漠的代表们，代表不同地区民族，使用不同的言语共聚北京。这一刻非常不容易。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上，像这样的时刻极为少见，更多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因为种种纠缠不清的利益兵戎相见。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刀兵解决问题。像现在这样，在极端困境的条件下，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言语、不同生活方式的同胞们能够收起刀枪棍棒坐下来讨论问题，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不次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种团结向心力前面，高层政治家的纷争可以说是第二位的。

——无与伦比的团结一切才有保证。

这是咱们这个民族数经过千年以来分分合合的纠缠、百年无尽屈辱之后的重新觉悟。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百花常开；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民健康长寿；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月儿常圆，不再有屈辱和灾难。代表们于一月十一号这一天在北京看到了刘邓起草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变成炸弹，在代表们中间爆炸了。

这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领导们进京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央葫芦里买什么药。为了应对中央，很多人做了两手准备，真的一手和假的一手。也就是两份资料，一份是歌功颂德的；另一份是实事求是的。到时候看中央态度，想听动听的给动听的，想要实际情况给实际情况。 拿到报告一看，呵，这一次来真的了，又实事求是了。而且定下调子说，这次开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说啥就说啥。

好吧，窝在心里的火气再不喷射出来还待何时？那就说吧，哭穷的哭穷、诉苦的诉苦、分析的分析，各个组里都是热火朝天。一个县委书记说，我家没米下锅，孩子还没消肿呢；另一个一听立刻眼泪汪汪，说那算啥，我家饿死人了；又有人说，哎呀，不要吵了，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嘛，尽说那些琐事干嘛。大家擦干眼泪继续翻出资料开始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官僚，有人多吃多占，有人打过右派，有人盘剥过百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尽心办事的。要不然国家已经瘫痪了。

大家吵吵嚷嚷，发泄心中怨气。所以七千人大会又称为出气大会。这些气大致可以用四个问句概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如何改正这些错误？谁负责？

先看这第一个问题，犯了什么错误？

错误是及其明显的，每个人都带有一大堆资料，省委书记的资料里，省里人口减少多少，粮食缺口多少。在市委书记资料里，全市人口减少，住房缺多少，多少人现在还在浮肿。在县委书记资料里，全县还有多少人没饭吃，还有多少人外出没衣服穿。如此等等，太多了。只是衣食住行等方面，如果还纠缠炼钢浪费，砍伐树木、污染环境、强制拆迁房屋、强制征用土地……那就算不完了。

——换算成伦理言语，叫做对百姓犯罪。

——用政治术语来说，这叫办事不力，辜负领导栽培和人民信任。

——换成经济术语，这叫国家GDP直线下滑。

历史评价：耻辱。随着时间流逝，大饥荒将深深的影响着历史。

若干年之后，教科书上关于大饥荒的描述可能是这样的：一群无私的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领导一个强力组织（中国共产党），引导一个积极乐观的群体（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中国农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大饥荒）。将会有很人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等不同方向研究大饥荒。这是一个比《红楼梦》更大的课题，将有一个学派叫大饥荒派，将有一种学说叫大饥荒学说，将得到很多学术成果、诞生很多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将会有很多政策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既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总应该纠正吧。当然要纠正，大家来到这里就是纠正错误的嘛。在纠正错误之前首先得明白为啥会犯错。

原因无外乎那些。一个是自然灾害。那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比往年猛烈。一些地方淹了，另一些地方干旱了，造成一部分地区粮食减产。这是事实，但非主因。

其次是苏联逼债。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失误了。当时主要政策是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在当时还是不可动摇的。哪怕是刘少奇，也没有表示过动摇三面红旗。因为在当时认知水平下，动摇三面红旗，相当于动摇一切，此后工作就没法干了。中国真正摆脱三面红旗，应该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不要指望那个时候否定三面红旗。因此大家只能在三面红旗周围找问题。

找到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确实，白区或者苏区干部，很多人虽然出身农民，却很少有种地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地，或者地很少，而且年纪轻轻就搞革命去了。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基本上就没有种地可能。解放之后，他们一下子变成各个部门的领导，但思维还没从斗争中转变过来。

比如说山东省委书记苏童，人家把三亩地的麦子放到一亩地里说这是一亩地产的，他相信了。以周恩来为例，吴芝圃去河南放卫星，请他参观，他去了。以刘少奇为例，刘少奇出身小地主，本来应该接班父亲继续种地的，没想到投身革命，四十年之后成为国家主席。然而五八年九月份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不但相信了，还反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看到这一幕是不是哭笑不得。以毛泽东为例，人家告诉他亩产一万多斤，他跑去找钱学森论证。结果钱学森说：从物理学角度上，如果技术条件满足的话，是可以的。结果毛泽东以钱学森的话为依据，到处宣传。诸不知钱学森也和他一样，对种地是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

这是经验。然而问题并不是缺经验能解释清楚的。领导不懂种地，但是在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懂种地的。四九年建国，到五九年十年中，就算每年汇报一级，十年时间应该上报到中央领导那里去了吧，然而这事没有发生。相反，当毛泽东对农业没底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对他说没有问题。当毛泽东对炼钢表示担心时，计委同志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一切意味着中间出了差错。差错是啥呢，往浅了说是骄傲自满：老子天下都能打，还搞不定种庄稼？事实还真搞不定。往深了说，官僚，官本位思想：老子当了领导就是老大，表示老子很牛叉，就是管理你们这些屁民的，你们要听话，好好干活，他们的废话少说。

几千年的思想沉淀么，没有官本位思想反而不正常了。即使现在还是一样：地位最高就表示能力强，不仅仅是当官本领强，连种田都强，虽然从没种过田。看看各个高校内部，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前面几位都是几个地位高的老头子。翻遍整个科学史也找不到哪个时代的科研靠老头子。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种盛况，——只应该出现在戏剧中的盛况。

当然没有谁承认自己是官僚，他们每个人为国家出生入死过，当官之后自认为很勤政。勤政不代表能把事情搞定。勤政不代表能搞定客观规律。如果勤劳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科学界早就拿诺贝尔奖章拿到手软了。

官本位思想是不能承认的，骄傲自满是可以承认的。所以大家纷纷自我批评曰，我骄傲自满脱离了现实。另一个原因是思想上的。就是左倾。谈大饥荒教训，肯定绕不开庐山会议。正是庐山会议导致了反右，导致了各个省次一级的庐山，导致各个市、乃至县、村一级无数个“山寨版”的庐山事件，即很多右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给右派平反势在必行。其实也没啥。无法就是一顶帽子嘛，摘下来就行了呗。就是下发一个文件，盖章，无需多少成本。

然而平反牵扯到一个人——彭德怀，标志性人物嘛。比如说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白玉洁，第一次大会上位置比较靠后，把望远镜给带来了，以便观察主席团上那些大人物，同时还在寻找一个人，彭德怀。白玉洁回忆：少奇的报告里说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困难严重讲了他的看法，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那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了，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经有了感觉，但是还不彻底，还留神的是，看给彭德怀平反了没有，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不了，没有彭德怀，主席台上没寻到嘛。

——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都能想到，其他人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彭德怀的问题不仅仅一顶帽子的问题，设计到领袖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如果给彭德怀平反，又得牵扯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彭德怀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对立面那些人就是错的，要不要追究责任？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句：如何解决问题？

在我们看来，如此严重的大饥荒简直是一团乱麻，要解决基本上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放到今天，唾沫都能形成海洋了。当时也不差，也是唾沫横飞，解决问题很有趣。

具体来说就是反一个主义，叫分散主义。

那年代有很多主义，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这个分散主义依然非同小可。啥叫分散主义呢，要从苏联说起。建国之初，苏联很多地方就是中国模板。苏联那时候搞计划经济，而且搞的很认真，说，计划即法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刻板的计划经济迅速经济官僚化，失去了活力，没能很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开始寻找出路。

出路就是决策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五八年六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这就是所谓分散主义，就是把原来属于省市级的权力下放到县级。

注意，权力是下放给地方政府，而非下放给企业，跟市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这样以来造成地方权力过大。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林林总总的小派系，却是大同小异，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现在出了问题，又来反分散主义，相当于说地方没干好，把权力收回去。地方干部当然觉得憋屈。努力干活，好好炼钢，出了成绩是你们领导的，有了责任让我们了顶，我容易么我？自然是闹成一锅粥。

分散主义该反么？该。经过一番争吵论证，领导也确实这么做的，反了分散主义。为了反分散主义，高人们给它罗列了一系列罪名： 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除了最后一项，其余基本属实，该反。反分散主义，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责任问题。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即谁来负责？别的问题都好说，吵吵嚷嚷，口水唾沫横飞，争吵到最后总会有个结果。至于哪一个结果并不重要，领导还是领导，饭碗还在手上，衣食住行不用发愁，最多也就是不像之前那般风光了。这个责任就不一样了。追究到哪个头上，那是要倒霉的。况且这可不是小责任呐，死了那么多人，谁都扛不住的。那个吴芝圃不是牛气哄哄么？追究到责任之后，还不是可怜兮兮的说，引颈就戮也心甘。

为了避开责任，大家开始说了。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高指标要不要反？反分散主义，相当于上层踢下层的屁股。搞指标则是上层给下层的任务，要反，上层领导自然脱不了干系。又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庐山会议左倾要不要反？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生活不正常，说高层思路不对。这个牵扯到彭德怀平反，很敏感。个别胆大的则开始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还有相当一部分狂人认为，现在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还应该继续跃进，再跃几下就过去了。确实，到时候人死光了，啥问题也没了。

这些人分别加入激进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完全不知道这么争吵是在浪费全国粮食，如此争吵肯定不是办法。你让代表们去吵，吵个三年五载也不会有眉目。要看高层行动了。当然高层行动也很快。

大人物的态度

前面讲过，中共开会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各个组的意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传。下面吵翻天的局面自然躲不过上层耳目。下面所以争吵，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今后该怎么办，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如何落实。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不仅仅可以压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甚至可以压垮一个阶层。

报告发到代表手上之后第六天，也就是一月十七号这天，刘少奇行动了。他主持了一个会议。一共二十一人参加这个会议，主要成员都是老熟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陶铸、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级别最低的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一群大人物在上面开会，目的是要解决下面的困惑。然而他们只是级别高一点，面临问题和下面那些情况一样，也是争论的不可开交，从十七号争论到二十四号，将近八天，占了此次会议将近三分之一时间。

八天里，他们分成两派：中央一派和地方实力派，就责任问题争论不休，火药味很足。中央一派反分散主义，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实力派则不同意，说中央政策有问题。反正都是自己人，关上门吵翻天也无所谓。

为了解决问题，刘少奇先从报告本身入手。刘少奇就说了，既然这个报告引起这么多意见，咱们来看看是不是报告本身出现问题了，要不要考虑一下修改一下，或者干脆不要了。

大家议论纷纷一番，虽然个别人对报告本身持保留态度，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报告写的不错、有水平、有思想、有才华。连向来不太喜欢表态的陈云都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那么就这么过了。

既然报告不需要推翻，那就找到报告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解决了核心问题，其它事都好办。那么核心问题是啥呢？是不是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这次大会中，大家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

提到反分散主义，争论又来了。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反分散主义。

周恩来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言外之意——不反掉分散主义，鼓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说：集中统一，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反分散主义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还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从实际角度出发，论证了反分散主义必要性。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甚至会出修正主义。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我脑袋里是一九五八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尽管说法婉转了一点，意思一个样，反分散主义。

以上诸位都是反对分散主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央工作，反分散主义，即可以把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因势利导，顺势把责任疏导到下面。暗示所以出现大饥荒，因为下面执行中央政策出了问题。地方实力派也不是吃素的，看看他们反应就明白了。

柯庆施：现在考虑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里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柯庆施时任华中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很显然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当领导面不好说明，只能旁敲侧击。

陶铸：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

王任重：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对反分散主义不满。

彭真观点很独特：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得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算是特殊的地方大员，因此观点独特。

听彭真这么一说，柯庆施立刻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态度亮出来了，不买账。如果地方不买账，中央也没办法。地方这些人也是政治局的，虽然资格没有中央那几位老，却也不容忽视。何况中央那几位也没最后拍板权。上面还有一位领袖。领袖跟柯庆施、陶铸这些人关系非同一般。

基本上就这样，在中央工作的上级，同意反分散主义，把权力上缴同时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大员们，虽然表面上尊敬领导，说话委婉客气，但是对反分散主义有意见，认为还要反主观主义和高指标，那样意味着中央也有责任。虽然讨论了无数种可能、说了无数冠冕堂皇的话，核心没变，就是责任问题。

人嘛，都是趋利避害的。

如果柯庆施回到华东开会、或者陶铸回到中南开会，效果也是一样，肯定是柯庆施、陶铸这样领导强调反分散主义，下面人也说要反高指标。

其实这一切一句话就能概况：这个大会既然开了，就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要交代，就要落实责任问题。然而这个责任太大了。没有人愿意承担，也没有人承担得起。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争论到最后决定把报告再改一改，采取折中态度，大家一起负责，也就是说全部自我批评检讨。

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换成个人，即使挫骨扬灰也是担不起的。其实这只是暂时和解，度过难关而已。未来的四清运动，乃至文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谁为大饥荒负责。

既然说到责任，就绕不开毛泽东。这帮人虽然足够大了，还不是最大，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在下面他们是领导，然而在毛泽东那里他们是下属。对下属，他们讲分散主义，把责任引向地方。对领导毛泽东，他们又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毛泽东除了写下那个批示之外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仿佛置身事外一般。站在现代观点看，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毛泽东高高在上，基本上不犯错的。如何定位毛泽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考虑导致了此后岁月里不同的命运。

最勇敢的当属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这段慷慨陈词，不仅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了彭真一生亮点之一。彭真彻底过了一把英雄的瘾，成了惟一一个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错误、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这段话日后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载入史册。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注定是要复出代价的。

接下来毛泽东忠实的粉丝陈伯达同志向彭真开火了：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看来当英雄真的不容易啊。因此英雄才显得可贵。我们需要英雄。历史也需要英雄。没有英雄的现实是无聊的。没有英雄的历史是懦弱的。

对彭真而言，陈伯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来人。比方说江青，就把彭真折腾的不轻。比方说在场的柯庆施，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作为刘少奇永恒的对手，他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人才，比如说张春桥，比方说姚文元。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将见识这些人的威力。

然后是邓小平。

邓小平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和彭真一个意思，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只不过他说的很艺术，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为自己开脱。正是靠这份“艺术”，若干年之后文革兴起，刘邓一起倒下，刘少奇身死而邓小平留下有用之身，最终东山再起。

刘少奇：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角度不一样，意思相同。此时没到刘少奇表演。他需要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没有把真实态度完全亮出来。

遇到大事总少不了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和以上三位不同：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话很明显，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扯上毛泽东。这是周恩来的一贯策略。

现在看起来，周恩来的话让人费解。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要说周恩来所见所想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多，那也不现实。以周恩来的才华、智慧、以及掌控的社会资源，均不比刘邓差。周恩来这么说，更多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其中原因后面分析。这里只需要支持，若干年后，当刘邓被当成走资派被打翻在地时，周恩来的身份仍然是毛泽东的合作者。而此时的影响彭真，已经在刘邓倒下之前摔得脊背着地。

周恩来所以提出另一种论调，至少在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大会本来就是要集权，权力集中到哪里，自然集中到中央。中央领袖是谁？毛泽东。中央权力自然要集中到毛泽东手中。如果此时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那么意味着集权本就不应该。刘少奇人应该也相当了这一层，想到了还要去做，只因为他准备大干一场。

——选择决定命运。正是在这一瞬间，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政治生命的不同。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比方说，周恩来当时如果采用和刘邓同样的立场，以后怎么样呢？以周恩来的威望和办事能力，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能阻止文革么。这是一个假设，不太容易得到答案。个人认为，答案倾向于否。如果周恩来选择和刘少奇一起，也许文革会晚一点来，但终究还是要来。

第十三章 舞台上的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人民大会堂。

这天北京城将近零下十度，很冷。代表们的心却暖起来了：终于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终于可以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主持的会议了，最重要的是——责任问题弄清楚了。

通过前面一番折腾，大致问题都落实了，虽然未必客观，却有了说法，也就是有了交代。最重要的是责任落实下来了，集体负责，都有责任，都没有责任。这样看起来是和稀泥，然而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唯有解决而已。比方说河南问题，吴芝圃愿意以死谢天下。真把吴芝圃给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杀了吴芝圃，下面路宪文、马龙山等人也得杀掉吧，和他们同一级别那么多人难道全部杀掉？杀掉之后国家谁管理？而且中央和吴芝圃有关系的领导也难脱干系吧，怎么办？和吴芝圃同一级别的李井泉、曾希圣等人怎么办？不可能全部杀掉。就是说吴芝圃想死也不能让他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

落实责任——是大会前半个月最大的收获。落实到责任之后，压在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也就落地了，接下来该见领导人见领导人，该享受享受，该干活干活。心理暖洋洋的。接下来就可以全力以赴解决问题了。

让代表们意想不到的是，刘少奇已经准备给他们心里再添一把火，把他们本已回暖的内心加温到火热。

从一月十一号开始，半个多月过去了，一万多人在北京吃喝拉撒睡了那么久，七千多人吵了那么久，也该碰碰面了，来个总会面。把全国这么多人叫过来，领导不发话说不过去啊。于是中央决定二十七号那天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七千人大会最为重要的一天。

刘少奇成了最为闪耀的明星。

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高级领导，感觉很兴奋、很幸福，同时也有所期待。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家使劲鼓掌啊。掌声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分钟。——热烈啊。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然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议。

按惯例，大会开始前要有一个开幕式，说说咱们为啥要开这个会议，要结局那些问题。同时领导人还会送给大家一点精神福利，说同志们工作辛苦了、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之类的话。按道理说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最高领袖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应该唠嗑点啥吧。大家都期待毛泽东能说点什么。然而毛泽东却是单刀直入：“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把代表们的精神福利给省略了。

而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湖南腔滔滔不绝的讲开了，而且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中间没看稿子、没有休息、没有提示。中间除了被掌声打断之外没任何停顿。很有王明的风采。

在中共开会史上，这是一个相对例外的现象。绝大多数会议报告都要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领导复核、然后拿稿子去念，然后听众们带笔和笔记本，小心翼翼的记录着领导的话。然而此次刘少奇完全打乱了这一切。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六十四岁，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三年，离倒霉还有四年，离生命终点还有七年。

刘少奇的观点出乎意料。大家以为他只是把之前报告上观点总结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加这么多料。惊讶之余又很兴奋。

前面说过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没有拿出全部观点，开会时也没有亮出全部观点。换成以往，他会等到毛泽东出牌之后再小心翼翼跟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面对大饥荒，他选择无论如何留一手，以免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当着全体代表的面讲出来，才能最大限度传播。代表们会把他的观点传播到全国。直到此时，刘少奇方亮出本色。

如果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某个时候精神上“顿悟”，那么这篇演讲就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精彩的三个小时。他用三个小时把自己写进历史。

三个小时里，刘少奇用他的智慧做了一篇可以称之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通篇概况起来是这么几个台阶：承认问题严重和政府工作失误，突破毛泽东划下的框框，这叫虎头；认为大跃进成绩第一位、坚决支持三面红旗，这叫蛇尾。先来看看虎头和蛇尾。

虎头之一：承认问题严重性。

刘少奇：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

刘少奇：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刘少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全场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之前报告里都没有如此直接表白。

当年那个时候，正是历史上左倾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有意见要保留，想挑点毛病必须拐弯抹角，绕三路十八弯之后才能漏一点。三年之前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仅仅把问题的一部分摆出来，就惨遭批判。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如此说话自然反响强烈。

大家一听，将信将疑：难道这次要来真的？刘少奇继续加料。

虎头之二：天灾人祸三七开。

刘少奇：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零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三七开之一：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评价。靠谱到直到几十年之后才被认可。几十年来，大饥荒一直被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就连刘少奇的政治搭档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仍然把大饥荒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坚决不承认政策失误，坚决不承认是那个年代共产党领导出了问题。

可以想象当年刘少奇当着全国大小官员提出这个论点时，代表们心中是何等震撼。如此犀利的言辞，即使在如今也难得一见。与此相比，如今各种所谓的解谜文字，还不如半个世纪之前内涵多，还不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演讲来得实在。

刘少奇演讲中的两“虎头”，实际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相当于对当时的政策说“不”。当时左倾风潮相当严重，一般人是没有胆量、也没有资格说“不”的，说了之后的结果会很难看。即使你是彭德怀，也可能很难看。刘少奇说的比彭德怀还多。但是彭德怀在庐山之上就挨批了。刘少奇不仅没有挨批，还赢得了一系列资本。因为他还有后招。

然而在任何时候故事都是这样的：要在语言让与众不同容易，要把与众不同的言辞付诸行动很难。正如现在若干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的先生小姐们，整天叫嚣体制改革却从来拿不出具体步骤，一会要土地私有，一会又叫着国企改革失败，搞的跟三闾大夫屈原似的。

调子定的搞，口号喊的响，没有可行性有啥用？

当年刘少奇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两板斧，那么很遗憾，他将完蛋。因为按照这个调子下去，接下来还是要追究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前面已经有了共识——集体负责。这里继续追究必然追出新的政治运动，最可能的就是继续左倾运动，经济建设也不用再搞了。庐山会议前车之鉴还在眼前么。后来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感慨：咱们这些带兵的丘八干不过拿笔杆子的。说白了，政治水平不够而已。刘少奇的目的恰好是要搞建设。

要搞建设，把罪过的调子拉这么高是不行的。不仅仅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下面那些官吏也通不过。想想嘛，这些年来大家辛辛苦苦的干活，现在好了，你宣布人家都是错的，等于说人家都说笨蛋。人家都是笨蛋了，还怎么让笨蛋干活？换句话说，即使笨蛋听了你的话，顺你意去干活，那接下来再出错也情有可原，人家是笨蛋嘛！再说了，你说人家都说笨蛋，人家就认？凭什么呀。

换成一个政治水平不够的，大概到此为止，一阵激动过后闹得不可开交。庐山会议最后所以闹成那个样子，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彭德怀捅了马蜂窝之后没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少奇不一样，他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个大转弯，从虎头转向蛇尾。

蛇尾之一：另一个三七开：缺点和成绩是三七开。

刘少奇：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大饥荒三年还有有七分成绩么？不信。相信现在也没人信，鬼都不信。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七分成绩，要是成绩掉到五分一下呢？还要死多少人！即使刘少奇本人也不见得信。如果他相信这个，也就不会不顾一切的去调查、调整、去跟毛泽东硬碰。

难道这么说只是忽悠人？可以这么理解，有忽悠的意思与必要。毕竟不忽悠的话，后果很严重。不忽悠又能怎么样？全杀掉或者拿下？开玩笑。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最终目的，要把代表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支持自己接下来的政策调整，求变。忽悠只是一个手段而已。除了忽悠之外，这段话里还有两个信号：安慰与暗示。

可以理解为安慰：集体承担责任，既往不咎，回去好好干活吧。虽然错误很多，但是成绩跟多，比错误多好几倍。也就是说你们不必过于畏首畏尾，干部还是你们当，活还是你们干，领导待遇照常。

同时也是一个暗示：三分小辫子留在这里，干不好的话，呵呵，你们懂的。——这是毛泽东管用的手法，现在被刘少奇学到了。

事实上蛇尾之一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为蛇尾之二做铺垫。

蛇尾之二：全力维护三面红旗，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刘少奇：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刘少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这条蛇尾太致命了。

问题的根子就在三面红旗，还要去维护三面红旗，还要拼了老命去调整？这是怎么了！当刘少奇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当他同意土地承包时，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三面红旗，而言语上却又说的如此坚定！为什么？答案能找到两个。

第一答案是，时代局限性。这个听起来像空话套话，但确实如此。观察刘少奇一生，直到文革被打倒之后，刘少奇也没能从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不仅仅是刘少奇，其他人也没能突破。正因如此，大家才一起大跃进起来。

三面红旗不仅是毛泽东毕生心血，也是那一代人毕生心血，是把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移植到经济建设上的结果。它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将在毛泽东篇章里详解。

离三面红旗距离最远的是邓小平的猫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唯结果论。如今看来，唯结果论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有种种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值得称道：从理论上突破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饥荒有其必然性，因为那是计划经济的死角，是那种几十年之后才能看清楚的死角。当时大家能做的就是分散权力或集中权力。然而不管分散或集中，权力都在政府内部。当权力分散到地方，惹来大饥荒。

后期权力集中，又惹出各种运动，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小四清运动和刘少奇主导的大四清运动都是集权之后的结果。那些东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诞生。

其实分权或集权没错，只是对象错了。

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分权应该分到体制之外，就是今天说的市场。当初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散主义，实际是体制内的分权，就是中央放手让地方去干。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失去束缚的官僚是可怕的。

遇到较大的风波，政府适当集权，如金融风暴来临，或者大面积传染性疾病（如非典）等，政府加强调整。仅仅在体制内部分权或集权就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才要改革。因为分权和集权平衡点不好把握，所以改革是一个延绵无尽的话题。

即使是如今的政府，很多地方依然做的也不到位：因为个别人的利益问题，该分的不分，该集的不集，惹出很多不必要的怨气。唉，又跑题了。

当然半个世纪之前的领导们并没有这种观念。因为还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才难嘛，才要要摸着石头过河嘛。但是错误就该承认，大饥荒就是大饥荒，主因是政策出现问题，不是自然灾害。即使之前有不曾任的理由，现在应该承认了。就是错误嘛，认了，也没啥大不了。这世界还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和政府。

虽然刘少奇已经很优秀，做的很不错了，不要指望他能在五十年前更进一步突破。因为他也不是神。

伤

对任何一个想要变者而言，必须有理论依据，要不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变革对象依然强力的情况下。想成功，必须获得权力最大的那一位的权力支持。

商鞅取得巨大成功，有秦孝公全力支持，秦孝公死，商鞅被五马分尸。

王安石变法失败，因为最后宋神宗动摇了。

张居正取得成功，只因为皇帝幼弱，皇帝的年轻妈妈对张居正很信任、很依赖。

戊戌变法失败，皇帝虽然支持却没实权，有实权的慈禧老奶奶反对。

对此刘少奇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人。

第二个答案是一个人，毛泽东。这一次口头报告，刘少奇算是亮出了所有底牌。但是毛泽东究竟是啥态度，他依然不知道。好比两个人下棋。一个人的棋路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另一个人还在思考。

总结一下刘少奇此次报告最大收获。一个是一番慷慨说辞在代表那里赢得一个满堂彩。这些人相当于整个国家机器。另一个收获是突破了毛泽东的框架，具体来说就是那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虽然远远没到位，至少突破了毛泽东给大跃进写下的公式：九分成绩一分问题。翻译成白话，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不准确，我说的才是对的。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赢得满堂彩，相当于降低毛泽东威望同时提升自身威望，一箭双雕。

在此之前：最高层只有一个声音，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只是配合；此后最高层有两个声音，分别来自毛泽东和刘少奇。而大家对刘少奇的声音更为认同。通过这个转折，相当于天空中由一个太阳变成两个。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做了两手准备：即通过情理和组织双重方式说服毛泽东支持自己调整经济。现在清楚了，情理一手，就是两个虎头，以实实在在的困难摆在毛泽东面前；组织上的一手就是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在组织内部增加自己的威望。这两手他玩的都很成功。此后在组织力量渐渐偏向刘少奇。几年之后摊牌时，毛泽东必须依赖军方控制局面。

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上，而且很巧妙。直到此刻，刘少奇依然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坚决捍卫三面红旗，对毛泽东也是一种安抚。包括对彭德怀的那一大段说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安抚毛泽东。然而刘少奇很快就会明白，在毛泽东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他去安抚别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少奇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在虎头和蛇尾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断层。刘少奇把他自己夹在断层之间。为了解决困难，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必须亮出虎头——即困难多多。然而他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理论做指导，没办法再次寻求三面红旗。大家都站在红旗下，他想寻求支持者，也没法走太远。

如果让刘少奇放手去干，若干年后，他也可能根据实践、在他人的帮助下总结一个“刘少奇理论”出来。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说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说打着红旗反毛泽东，并没错。

打着红旗：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必须借助三面红旗领导大家。

反红旗：红旗理论出现错误，要变。

刘少奇一生以理论家称著，最后却被夹在历史的夹缝中，牺牲了自己、同时牺牲了很多同志。除了说那是时代悲哀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起，打倒刘少奇，说他搞修正，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冤枉他。只不过在今天看来，那年头就应该多搞点修正而已。只可惜当时大家不明白。毛泽东不明白，刘少奇不明白，其他人也不明白。所以当刘少奇要修正毛泽东经济政策时，一番交锋不可避免。

评，刘少奇之伤才是整个时代之伤。

第十四章 林彪，一九六二

刘少奇通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极大提升自己的威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少奇的声音能够一统天下。即使在毛泽东没表态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同的声音。

最强的音符来自林彪。

两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九号，第二次全体大会，林彪讲话。

一九六二年，林彪五十五岁，年轻毛泽东十四岁、年轻刘周九岁、年轻邓三岁，位居是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同时兼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人物。其它六个政治局常委，当时基本上都是政治空壳，没有一个掌军。

一九六二年，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因为彭德怀问题遭受削弱。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因为刘伯承粟裕靠边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第四野战军原本就强大，加上林彪得势，更了不得。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基本上都是四野人马占据着。

主席台下，基本上都是从军队专政的，还有数量相当的军人。其中不少人从军队转行的，都在四野干过，曾是林彪下属。

林彪身体不大好，平时不怎么干事，也不怎么说话。但是当他开口说话时，每个人都要仔细认真的听。因为他的语调虽轻，分量却很大。

说真的，林彪发言并无新意，只因为是林彪输出来的，又因为林彪的地位和后来的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这里顺便解读一下，澄清若干误会。

林彪的讲话，概况起来就是——老一套。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大实话，因为三面红旗原本就是集体创作认可，挂在领袖名下的。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也是大实话，那些话原本就是毛泽东提倡，各级干部挂在嘴上的。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前半段是实话，后半段有点虚。经过大饥荒之后，谁再说“大跃进正确”，谁就是瞎扯。但是林彪不一样。三面红旗之下的大跃进基本上席卷了所有重要人物。但林彪是个例外。他身体不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听报告，基本上不管政治上的事。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还是大实话。

——这是林彪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基本上是实话实说。

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段话被误解为阴谋家言语。改革开放之后，这段话又被一系列曲解，以讹传讹。这里没有为林彪翻案的意思。然而实事求是讲，林彪这段话就是一般表态而已。当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表态的，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态度最激进的刘少奇也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么。就算态度严肃点吧。何曾见过林彪嘻皮笑脸说话作报告？

话说回来，就算党内民主风气浓厚，别人可以反对三面红旗，唯独林彪不可以反对。林彪身份特殊，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基本上算军队代言人。如果掌控军权的林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军人干政的罪名基本上就坐实了，估计就要当彭德怀第二（这也可以理解为二人的不同：换成彭德怀，估计拉都拉不住。林彪做了更为谨慎的选择，虽然不如彭德怀勇敢，但也无可厚非）。当然林彪也没有蠢到那份上。如果足够民主，彭真可以反对，陈云可以反对，林彪不能反对。我们也不能因为九一三事件就对林彪表态继续泼脏水。

一九六二年的林彪还是军界极具人望的统帅，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逃走。

和所有人一样，林彪拥护大跃进，那么对大饥荒有怎样的认识呢。很显然，还是老一套，没有任何新意。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林彪说：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这些话概况起来就是，自然灾害导致了目前的困难，咱们物质损失一点，精神却提高了。损失那些物质，就当交学费了，以后我们会得到超额回报的。后人据此认为林彪说这些话时居心不良，没安好心，属于阴险小人之行径。

——很多年来这些脏水几乎当成主流观点加以宣传。本人对此不敢苟同。

直到很久以后国家还在宣称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也是到外面四川转悠之后才了解问题严重性的。林彪当年是个病秧子，见了光就不爽，听见水声就拉稀。基本上就是呆在一个恒温的房子里听点报告，而且不能听太多，听多了累。不可能像彭德怀那样跑出去调查，也没有刘少奇那种力量水平或政治谋略。他的信息就是都是从报告里听来的，那就是他的得到的事实，他根据这些事实说话，也没啥好指责的。

当然，林彪可能从某些渠道得到大饥荒的信息。他是国家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常委，且军方代言人，有足够的信息渠道。然而林彪的性格是谨小慎微的。

林彪的言语中由瞎忽悠的成分，比方说“交学费”的论调，就是瞎忽悠。在军界代表身份无法提出反对观点的情况下，必须自圆其说。以林彪的理论水平，能想到“交学费”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是会场，人家的专业是战场，应该体谅一下呵。

但是在那般严重的会场上，那么多双研究的注视下，不是忽悠两句就可以的。身为国家支柱型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上啰嗦了那么久，必须找到问题的原因才行。

原因是什么呢？林彪的答案：大家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是在拍马屁么？比起彭真那一番响亮的言辞，确实像是马屁。日后宣传也是按照马屁样板宣传的。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不听上面嘛。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看就是这样：下面在搞分散主义。这个大会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啊。所以说林彪这些话和其他人依然没有不同。都在反对“分散主义”嘛。只是林彪看问题更像从军事角度切入而已。

既然现在有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困难呢。林彪给出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两个字，团结。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那就是——实事求是。

这么说并非标新立异或者说哗众取宠。事到如今，应该理智一点，避开之前宣传误导。不能因为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干的事，就判断这个人就是为了九一三事件而生的。

不能那样。

看看周恩来的发言，跟林彪的发言对比一下，就是一盘双蛇鱼头个半边——一个味道。这里就不列举了。现在看一看被认为刘邓路线的另一个代表，邓小平在大会上的发言。

邓小平说：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

邓小平说：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邓小平说：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12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邓小平说：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四年之后，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打倒。然而七千人大会上的邓小平，这些发言和林彪有多少本质区别？

同样，朱总司令的发言，也是吞吞吐吐，因为他对形势并不明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政治选择。朱德和林彪的发言，则应该是政治觉悟一般的军人正常体现。

考虑到林彪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不能指望他在政治上比刘少奇做更多。战场上，林彪是大师。到了政治舞台，也许他不能算太差，但和刘少奇这种大师级人物面前，还是丘八一个。你可以指责他谨小慎微，如此而已。

谨小慎微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跑出去调查，不了解实情，没有发言权；之二：他是军人，不能干预当时的政策，即必须全力维护三面红旗；之三：林彪看问题，是站在军事上看，让换个角度，不好意思，他只擅长军事，连生活都很外行。就算他想要烧一把火也没那实力。

在政治舞台上，哪个不是谨小慎微。除非到了必须抉择时豁出去了，如彭德怀在庐山，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说白了林彪就是一个军人而已，离开了战场，他不见得就比一般人强多少。没必要要求半个世纪之前的军人预知未来，没必要拿顶级政治家的水准要求一个军人，也没必要因为军人后来犯了错就狂扁一通。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起身鼓掌，曰好。

这个举动被认为林彪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证据。其实正好证明毛泽东和林彪看问题角度是一致的。我们在《大饥荒》篇章里，解析“致命的三面红旗”时已经指出，三面红旗如果顺利实施，中国将变成一个半军事化国家。换句话说，三面红旗本身就含有“以治军的方式治国”的理念。所以说在对待三面红旗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看法一致一点也不稀罕，都是军事视角嘛。

但林彪的态度确实增加了毛泽东反击底气。因为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他的意见就是军队意见。毛泽东正是通过林彪的发言摸到了军方的立场。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敢于在组织上占劣势的情况下发动文革。但不能因此说六二年的林彪就怎么怎么样。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反击

开会，尤其是重要会议，其实就是领导们表演舞台。何为领导？把那一大堆抽象枯燥是词语换成白话，也就是你说话时大家要好好听，听到之后记在心里，并且回去实施。你讲话没人听，你政策没人理会，那不叫领导，那叫傀儡。平时嘛，娱乐休闲啊什么的，都是正常。但开会不能出差错。所以每一次重要会议，领导们都会仔细穿好衣服、整理好头发，把心气和精神调整到最佳状态去表演。

七千人大会上，国家领导刘少奇虽然把自己置于一个矛盾境地，却通过大胆犀利的言词赢得一片掌声，风光占尽，大有直上云霄之势。

作为领导的领导——领袖毛泽东，又该如何表演呢？确切说，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反击。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同志们的心再次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要不然，所谓领袖就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空架子。

毛泽东的反击策略有两个：一，占领理论制高点；二，抓基层干部。

这两手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成功的法宝。有了理论制高点，就可以理服人、掌控话语权，和蒋介石斗，扛起民主大旗；和张国焘斗，打中央招牌；自己登上领导岗位，那就横扫天下。抓住基层干部，相当于抓住整个组织体系，遇到要紧事，召开扩充会议，扩进来的人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干好这两手，意味着事半功倍，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无穷的力量。

既然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样一个大规模会议，首先就应该研究一下他的动机。

其实动机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就是团结、鼓劲的。

三年前，大跃进受挫，毛泽东信心满满的召开神仙会搞团结。经过三年惨痛教训，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干部究竟怎么了？为何败得如此惨痛彻底？毛泽东不明白。但是会议必须召开，不开，混乱将继续。所以仅仅召开大会，却始终沉默不语，摸清大家的心思，然后再发表自己观点。三年前他可以信心满满的教育广大干部，继续干。现在他没有这份信心了。然而他惊奇的发现，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走势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

三年前是彭德怀，三年后是刘少奇。

刘少奇发表那番语惊四座的演说前并没和毛泽东沟通，相当于对毛泽东搞突然袭击。后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此话甚有道理。这口气很大程度就是指刘少奇搞突然袭击。九年之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林彪也来这么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从刘少奇身上得到的灵感。只是林彪政治能量远不如刘少奇，所以连一年都没有坚持下去。

当然刘少奇已经决心改变，有理由那么做。为了实现改变，他选择绕开毛泽东。现在又有一个假设：假设刘少奇和毛泽东沟通一下会怎么样？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不会有答案。但是这个假设，答案可以猜测：否。因为刘少奇的策略有矛盾的。代表们因为当时听得爽，还没有体会到虎头和蛇尾之间的断层，毛泽东却看的很明白。

毛泽东感觉很不爽。好哇你个刘少奇，有底牌不亮出来，跟我玩突然袭击！毛泽东恼火的不仅仅是刘少奇的观点，还有刘少奇的表达观点的方式。此时的刘少奇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掌控，走向毛泽东对立面了。尽管刘少奇还在幻想获得毛泽东无条件支持。

三年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拿下彭德怀，让所有敢于反对的声音闭嘴，所有人无条件响应号召。那时候大饥荒征兆初现，大家还没有见识到它的威力。经过大饥荒三年施虐之后，毛泽东谨慎很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要把广大干部团结在自己身边。下命令是自己的活，执行命令却要下层去干。刘少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赢得人心。正如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同样十分了解刘少奇：如此严谨的同志，表现如此反常，表明他已经下了决心。毛泽东明白，刘少奇要已经不再是昔日忠实助手，如今已经羽翼丰满，要自立门户唱戏了。

接下来就看看领袖是如何出招的。

第一招：理论制高点

毛泽东要想胜过刘少奇，必须拿出更为深刻可行的东西出来。然而这一次有点难。如果按照刘少奇那个报告思路更进一步，或许会赢得更多掌声。但毛泽东是不会那么干的。原因是，刘少奇的那虎头和蛇尾之间的巨大矛盾。毛泽东绝不会让自己陷入矛盾境地。他做重要决定之前，都有完善的理论依据。

三十号会议上，就一件事，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也是口头报告。既然刘少奇是口头报告，毛泽东更没道理念稿子了。要不然气势上就弱了半级。大家对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都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历次艰难关头，毛泽东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大饥荒肆虐，大家再一次希望毛泽东拨开云雾见青天。

代表脑袋里回忆着过往的一幕幕。

第一幕：秋收起义之后，队伍接近解体。毛泽东对余下队伍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这样一条决定性原则，然后带着队伍去井冈山，为日后共产党提供落脚点。

第二幕：遵义会议，战略转移逐渐进入死局，又是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然后队伍到达陕北，共产党再一次逃出生天。

第三幕：一九三六年，国、共、日三方纠缠不清之际，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最复杂的时刻指导共产党从容应对。

第四幕：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抗日，大家想不明白。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新阶段》，从思想上告诉大家，如何跟国民党相处又保持共产党独立性。

第五幕：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时候，学多人或急躁（认为可速胜）或自卑（认为要灭亡）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那篇军事杰作《论持久战》。

第六幕：抗战胜利，中国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再次高屋建瓴，写下《论联合政府》。

如此等等，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带领同志们走向胜利。毛泽东所以称为最高领袖，是靠实力赢得的。

这一次又将如何呢？代表们在期盼着。

刘少奇已经给他们上了一盘山珍，他们希望再尝一尝毛泽东烹饪的海味。让他们颇为意外的是，伟大领袖的厨艺仿佛下降了不少，端出来的菜味道怪怪的，远不如刘少奇的菜可口。

毛泽东口头报告内容：民主集中制；关于认识世界问题；对国际的看法。

何为民主集中制呢，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发扬民主作风，团结绝大多数人，对少部分人实施专制，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毛泽东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毛泽东说：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听起来非常美好。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领导，能做到这些就很了不起。问题是如何与人们沟通？做到让人民沟通呢？至少当时就没有做到。要不然大饥荒就不会来了，不会有那么多人进入那个死亡方程式。

因此那么一番看似美好的言论就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仅仅监督而已。

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去，更没有去约束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监督。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如今，依然难以解决。现在讲体制改革，还是老一套，还是要讲，让人民监督。但是仍然没能让人民参与进来。

然而在那个民族意识觉醒而民族智慧没有开启的时代，人民群众只有狂热的精神，并无思辨能力监督政府。如果党组织内部对集中起来的权力制约不力，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会在组织内部争夺每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等到以后若干年，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又过于天真激烈，惹出另外一系列灾难。这是后话。

——在如今这个时代，民智相对来说渐渐开启的时代，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

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民族集中制”有这样的不足。在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分散主义的背景下，在整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已经是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看法，都是老话题，翻不出新意来。因为美国既没有跨越南进来；苏联也没有从北方突入；蒋介石依然还在口头上反攻大陆，实际上心里在默默祈祷大陆不要进攻台湾。国际形势虽然复杂，总体还是安稳的。最重要的是解决大饥荒遗留的问题。毛泽东的那个讲话，没能解决那些问题。

所以毛泽东的讲话立意虽然高远，比刘少奇讲话更为深刻；却属于远水，远水不解近渴。

第二招，赢得基层

毛泽东一番话虽然引起了一定反响，但论影响力还是比不上刘少奇三天前说的话。如果会议到此结束，那么风头被刘少奇占尽。

怎么办呢，毛泽东出第二招，出气。

三年前在庐山，毛泽东在延长会议之后选择猛烈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彭德怀推入历史的山谷之中。方式极为霸道。三年之后，局势已变。刚猛霸道的方式不能再用了，需要另一种方式笼络人心（或者说官心），对抗刘少奇的求变。毛泽东的杀手锏是——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又名“出气会”。

本来会议决定在三十号结束的。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大家要各找老婆孩子炕头热。毛泽东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好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意见。大家情绪非常之高昂。虽然春节陪老婆孩子很重要，然而在那个视领袖如神明的年代，多看领袖一眼都会引起心中强烈的火焰，何况一起过年！短短几句话就把气氛推向高潮。一九六二年春节，代表们过得相当满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出气会上，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检讨。

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做过检讨。延安整风后期，拜康生同志出神入化的审干业务能力所赐，整个苏区人人自危。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好几次脱帽鞠躬，给大家赔不是。七千人大会，整体上是另外一种气氛。尽管确定了集体负责，中央领导人在各个场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检讨，这种检讨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省委一级，时间紧迫，还没有轮到。毛泽东提出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地委县委一级是欢呼燕雀，但是很多人心里肯定很不好受的。比如说曾希圣同志，如果一月三十号大会结束，他还是安安稳稳的回到安徽，做他的一把手，谁有意见就灭了谁。会议一延长，好了，完了。

要让所有人检讨彻底，最好的办法就是领袖带头检讨。

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毛泽东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毛泽东此番检讨，已经超过了彭真的那番诉求。这就是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办事情。更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方式总是非常有效。

这些检讨取得极大成功。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极大的波动。

当时很多人认为：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

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

很多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这些都是地委、市委一级别的领导，职位相对较低。按照大会反分散主义的原则，这些人手中权力要被收回，且可能被追究责任的。回到地方，省委如果清算，这些人可能要背黑锅的。信阳事件，搞民主补课，一下子修理了那么多，不就是基层干部背黑锅么。

毛泽东从自己身上检讨，给所有领导人做一个表率：所有人都有错，不要想赖账。如果想赖账，那就到组织外部去赖。所有人，如果脱离组织，相当于鱼儿蹦上岸，谁敢？毛泽东这么一手，基层干部能不感动么。毛泽东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个可以把枪杆子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个就是，他总是和最基层站在一边。平时代表广大工农阶层，在七千人大会上，最大的阶层就是地委、县委这一级。

毛泽东这么干，相当于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去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屁股。——让你们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本来还有很多地方老大，省委书记什么的，借反对分散主义之风：错误都是你们的。这下好了，最高领袖都自我检讨了，还敢嚣张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个赶紧夹着尾巴做人，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错误。当然检讨也是讲技巧的：原则性错误是没有的，小毛病是少不了的，大毛病尽量淡化。就算自己找的不够，还要反动众人帮着找。虽然心里恨的直痒痒，还得笑着请下属批判，美其名曰，同志们，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帮我找点小差错过关把。不是他们喜欢在下属面前哀求，实际也是情非得已：要不然的话，中央来帮助。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认错的人，更不喜欢检讨。每一次检讨都有极大的政治需求。延安整风之后检讨，是为了安抚一下康生魔爪的那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好好干活，为了红色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一次也一样，把广大基层干部抓在手中。

尽管在此次大会上很成功，成功的把大会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长远角度上看，他还是失败了。因为未来几年内，行政系统基本上倒向了刘少奇。

刘少奇言行是不一致的，行动和言词是矛盾的。毛泽东的行动和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原因并不是刘少奇突然比毛泽东高明了。而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三面红旗，有大问题。尽管二人都没能新的突破，刘少奇背离了那个有缺陷的理论，所以离“实事”更近一点，要“求是”更简单一点。

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如果大会真的在一月三十号结束，很多问题就来不及澄清。比如说谭震林，大饥荒时代他是分管农业的，无论如何集体负责，谭震林都难逃干系。关于谭震林的事，留到二月逆流再讲，这里讲一讲另外两个牛人。

七千人大会有很多诡异的东西。比方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英雄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英勇。比方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发言，就没有任何英勇的地方。这些事例只能解释为，政治是复杂的。直接体现在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上。

同为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因为鉴定贯彻三面红旗的精神，惹了无穷的灾难。到七千人大会时，五虎之中的三虎（舒同、张仲良、吴芝圃）都已没了牙齿，只剩下曾希圣和李井泉两个人。面对汹涌的大饥荒，两个人还是做了不同选择。

曾希圣选择以“责任田”的方式把土地给分了。这个举动挽救了安徽很多人的生命。

李井泉选择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咬着牙调粮，加重了四川饥荒程度。

如果是搞清算，把二人全部给刷了，想必任何人都没话说。然而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直到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七千人大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将结束之时，他们还如同两尊大佛一般岿然不动。更气人的是，当时定的四个受灾大省分别为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安徽和四川竟然不在列，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自然很不服气：死了那么多人还能糊弄过关，还有天理和王法么？安徽又不是你曾希圣的，凭啥就一手遮天！

曾希圣十八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加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值文斗转向武斗阶段。多次在中原一带从事革命工作。然后在新四军中当了一系列不同级别干部。大饥荒时代主政安徽，让安徽农民尝尽人世辛酸，同时也让安徽官员尝尽辛酸。

农民没有机会让曾大官人尝尝生活辛酸；但是干部有机会报复霸道的曾书记，让他尝尝官场辛酸。比方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再不发飙等待何时。

于是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勇敢的同志写了封匿名信：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同时还有另外几封信，内容大差不差，就是讲曾希圣在安徽搞一言堂，没人敢讲话，大家本来对中央开会抱了很大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云云。

毛泽东接到这些信估计很生气，好哇曾希圣，还想搞割据不成？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先！于是刘少奇到了安徽组负责揭盖子。安徽的盖子就此揭开。

曾希圣知晓刘少奇来安徽组摸底，还耍了一个花招：请彭真捎话给刘少奇，请刘主席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曾希圣敢这么做，并非胆大包天等等，而是听了刘少奇讲话之后自然反应。刘少奇的报告和曾希圣在安徽干的事简直是不谋而合。看刘少奇后来经济调整，还没有曾希圣的办法直接有效。所以曾希圣有理由对刘少奇充满期待。当他听说是刘少奇到安徽组负责出气，心中应该是美滋滋的吧：这一次又跑到政策前面，又可以当明星了，说不定还能进入政治局、成为常委、在进一步……好梦由来最易醒。

梦是好梦，现实是复杂的。政治尤其复杂。刘少奇很快敲碎了曾希圣的梦。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之后是这样鼓劲的：关于私人和减产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这一连串组合拳把曾希圣轰得手忙脚乱。省委下面那些人则受到极大鼓舞。大家七嘴八舌说曾希圣同志如何如何霸道，如何如何蛮不讲理，如何如何一人说了算，如何不顾及作为下属们的感受等等。

面对上下夹击，曾希圣同志就算真是老虎也架不住了，于是拿出组织内部生存绝学——检讨：一，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一句话——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已经知错了。

在当时，如此检讨之后都会换来一句：某某同志还是好的，还是支持政策的，只是在执行时出现了点偏差等等，然后了事过关。即使有账等到将来才算。然而曾希圣没有听到这席话，他摇了摇脑袋，听到如下声音。

刘少奇听后大声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

众声皆曰：不满意。

曾希圣同志的政治生命就此划上句号，人生就此转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前一天吃饭，大家还非常希望和曾书记同桌，聆听书记大人教诲。一转眼就没人愿意和这位曾经的“霸王”沾边了。“出气”期间，大家都有位置，曾希圣没位置，他只好自己从别的地方找把椅子。人情冷暖就在一瞬间呵。其中的悲凉，唯有当事者方能体会吧。

需要指出的是：大跃进期间，曾希圣因为过于积极，确实对安徽百姓犯下罪过；但是他的责任田却是一条出路。他对下属官吏可能霸道粗鲁，一部分打成右派，然而这些只是个人恩怨。不能就此认为这些反对曾希圣的官员就如何高明，因为大饥荒中他们同样对安徽百姓犯了罪，而在那个集体犯罪的大环境中，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没资格反对曾希圣。有资格反对曾希圣的是安徽百姓，百姓没话语权。官员反对曾希圣，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跟风随大流而已。因此不能把这个声音——不满意——理解为正义之声。相反，这个声音扼杀了一个有罪的探索者。

这些反对都是常态，可以理解。反常的是，刘少奇为何要对曾希圣穷追猛打？和刘少奇同时参加各省讨论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各省一把手分别检讨一番过关。唯独曾希圣立刻完蛋了。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刘少奇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随后曾希圣在安徽下岗，从此以后，虽然身居高位，实际上却是闲云野鹤，无事可干。

单纯追究责任，罢免曾希圣无可厚非。然而当时并没有大规模追究责任，为何把曾希圣赶入绝路？要知道曾希圣不同其他人。虽然犯下大错，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把土地承包出去——实际上是给中央找到一条出路。刘少奇想要大规模调整经济，应该把曾希圣引为知音才对，不应该如此不留情面。

如果要分析其中原因，只能是猜测了。在行事相似却要拳脚相加的情况下，要猜测，只能从立场来猜。就立场来说，当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出现分歧。下面这些人就应该牵扯到一点：站队。站队不是问题，每一次最高领导层出现分歧，都会出现站队问题。正如文革开始后，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可大可小，就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然而曾希圣很独特，他干了很多人想干不敢干的事，换句话说，是个出头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以当，就是出头鸟不好当。

假设曾希圣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刘少奇而言就是一个巨大威胁。因为曾希圣比刘少奇走的更远啊。到时候出了成绩，毛泽东可以说曾希圣就是他请的代言人么。曾希圣在，相当于夺了刘少奇的旗帜。所以刘少奇要把曾希圣借机拿下。

另一种可能就是，曾希圣站在刘少奇一边。从后来毛泽东的表现看，他根本就不认同刘少奇那种理论和实践分裂的行径，所以把曾希圣撤掉，借此警醒刘少奇不要胡来，不然曾希圣的前车之后还有后辙。

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不管曾希圣支持谁，毛泽东都要通过拿下他警告刘少奇。

所以曾希圣注定出局。当曾希圣出局时，刘少奇心中作何感想？有英雄相惜之情么？这个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虽然曾希圣同志曾经足够活跃，虽然在很多人眼中曾希圣已经很大，但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希圣的级别和分量都差的太远。根据分组来看，偏偏把刘少奇分到安徽组对付曾希圣就能看出苗头了。

评：曾希圣不是一个好官，但当时拿下他，不该。

曾希圣成了最高层矛盾分歧的牺牲品。

曾希圣有些不服气，特别是对比李井泉之后，更为不服气了。

李井泉是在二七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只有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之前因为家庭贫穷又是老大，已经当过几年农民，种过几年地。对插秧和收割有直观体验。在四川折腾出那么大动静是不可理解的。要理解他……不说也罢。

四川情况比安徽严重。其他省份灾难减少了，四川的灾难还在继续。其他省一把手都下岗了，李井泉还是四川一把手。这个情况让四川省委之下的工作人员受不了了。

和安徽一样，中央也受到来自四川的匿名信。大致内容也是差不多：李井泉很狂很霸道，中央精神不传达，让人不敢讲话等等。简直就是一军阀嘛，要整一整。

中央随后派邓小平去四川给大家出气。邓小平是四川人，又是李井泉老上级，有助于摆平问题。然而事实是，若干天之后，李井泉又回到四川，继续以中央委员的省份当省委第一书记。中间是是非非已经很难纠缠清楚。

和曾希圣一样，李井泉的角色定位也很难。大跃进时代，李井泉是跟着毛泽东干的，可谓立场坚定。通过大饥荒的折腾，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分裂。邓小平和刘少奇纠缠在一起。同时李井泉和邓小平关系一直很不错。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就是在贺龙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的。若干年后，邓小平被流放，依然和李井泉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惨遭批判，又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平反。

其实根本没必要纠缠李井泉的立场。因为他注定不会有事。

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闹矛盾的情况下，李井泉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作为地方势力派。李井泉本就是三面红旗忠实粉丝，毛泽东不会无辜清洗他。毛泽东办事不论对错都是大手笔，除非极端情况下，不会因为单个人而出手。四年之后，毛泽东动手的时候，包括李井泉在内，很多人被一锅端了。

刘少奇也不会对李井泉动手。他要搞经济调整，更需要地方派系支持。

所以无论李井泉立场如何，都会平安度过七千人大会上那一关。因为他没有像曾希圣那般当出头鸟，而是选择把自己龟缩在体制内部，反而成了香饽饽。

当曾希圣看见李井泉的待遇，不应该感到不公，却也应该释然。是非功过，终究是要还原的，就算不能直接触及真相，却可以逼近真相。

然而关于大饥荒的责任问题并没有因为李井泉和曾希圣的结局不同而结束。七千人大会结束了，争端刚刚开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有能量的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刘少奇）因为大饥荒走向对立，用四年的时间直接较量，一个（刘少奇）倒下了；另一个（毛泽东）却没有赢得所谓的胜利，而是在历史的盲区里挣扎徘徊了十年，以巨人的手笔给国人贡献了一个争议到永远的话题，并且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一个启示，那便是文化大革命。

第十六章 三股风气

战火起西楼

陈云，生于一九零五年，卒于一九九五年。

户籍：青浦人。青浦现在是上海一个区，当年属于江苏一个县。

性格：谨慎，低调，务实。

官方评价上，陈云获得足够多赞誉。当然，陈云配得上这样的赞誉。

在中共历史上，重大问题上，陈云从来不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不是声音最大的那一个。历次运动中，甚至很少发出声音。更多时候，陈云扮演了一个沉默者的角色，隐藏在众多声音之后，正如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要。任何一个决策者，不管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需要听听陈云的声音。特别是邓核心时代，陈云更是举足轻重。

陈云和其他人不一样，既不擅长政治，也不擅长军事，特点是搞经济。

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寒微。陈云仍然是寒微的表率。陈云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成人。然而生长在长三角地带的陈云和中部那些出身贫寒的将帅不同，没有贺龙那种马帮经历，也没有彭德怀那种苦工经验。陈云比较幸运，念了高小，后因家贫辍学，然后当学徒、店员谋生。

这段经历应是陈云低调务实性格的最初成因。

陈云同样有激进的一面——二十岁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共产党。然后历任县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白色时代的虚名，抓住要杀头的。整个白区时代，有一个职位值得提一提：三一年担任中央特科书记。中央特科干嘛的，大家想必都明白。

战争年代，将帅们大大出了风头，陈云则低调的主管财经工作。最重要的职位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干得很不赖，有力的稳固了中共后方基地。这个职位锻炼了陈云搞经济的能力。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在东北干的也不不错。所以猛人高岗对陈云比较信服。当高岗决定扳倒刘少奇时，就想到了陈云，想拉拢陈云。高岗和陈毅个人关系很铁，从西边到东北，合作很愉快。然而陈云没有跟着高岗发疯，而是冷静的和高岗划清界限，并且和邓小平一起揭发了高岗，从而避过一场劫难。

陈云虽然白区出身，和刘少奇并没有太过密切。苏区出身的邓小平和刘少奇走到一起成为文革时第二号走资派。陈云虽然揭发过高岗，仅此而已。正因如此，虽然是搞经济的，文化大革命中，开飞机、戴高帽子啥的没有他的份。

陈云一生是低调的一生，静静的隐藏在组织内部，思考财政问题，最为高光的时刻是解放后。国民党后期，那个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人类容忍界限。比方说，想买点阴币给老祖宗上坟，发现阴币和阳间货币兑换率低于一比一。也就是说，还不如直接拿阳间货币去孝敬祖先。现在物价再一次飙升，如果任其飞涨，总有一天能赶上六十年前的水平。如果那一天来临，当年的国民党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国民党所以崩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军事政治搞的太成功，另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己搞的太差。要不是经济金融崩溃，断不至于败得那般彻底。国民党败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考验共产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那个叫无法无天。上海成了一个恶性肿瘤。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人民币却无法进入上海滩。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啊，当务之急，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周恩来就让陈云去上海。

陈云到上海之后先去和陈毅市长吃顿饭。陈毅请客，吃了碗阳春面。短短吃饭功夫，物价就涨了一大截，太坑爹了。陈毅也很头大：“我陈毅的人是进来了，你陈云的新币进不来，我站不住脚，只好滚蛋，回去交差，挨板子。”陈云没怎么吭声。

其实上海问题很简单，就是一群投机倒把的货兴风作浪。当初蒋介石在的时候，事事都要看他们脸色，他们便以为可以一招鲜、吃遍天。

陈云先和那帮先生谈话，很客气。并且拿出十万银元撒到市场，算是给点甜头。然而那帮贪得无厌的货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没啥区别，笑纳了十万银元之后期待更多。当时共产党虽然初步嬴了天下，依然穷得响叮当，十万银元已经是一大笔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共产党诞生之后，从来都是革命别人，怎么能忍受被敲竹杠？

既然你们要玩不正常的，那就奉陪。陈云让公安人员把交易所关门，再把那群不识相的先生请去喝茶。吃下去的统统吐出来。这只是一手，另一手呢，从各地运来大批粮食放在上海滩，又有一群投机倒把的现实气得要跳黄浦江。

如此一番拳脚之后，上海滩清静了，人民币进去了。陈毅非常开心：“人民币进了上海，我陈毅的腰杆子壮了，气也粗了。”毛泽东则不无夸张的说，陈云在上海的作用堪比赢得一次淮海战役。这就是陈云，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

陈云人生真正的贡献应该是协助邓小平搞改革。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陈云沉默的一生中，最能体现他个性的就是在大跃进中。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足马力创造奇迹时，陈云保持了沉默。他的沉默可以理解为犹豫。号称经济专家的他实在无法预测大跃进走向，因为中共当时搞的那一套已经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料范畴之外。当然陈云的沉默也可以理解为明哲保身。即明知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也没有大声疾呼。前有周恩来反冒进，后有彭德怀万言书，都没管用。陈云的声音不可能比周彭更大。所以他选择沉默不语。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说话，陈云依然拒绝，沉默不语。

不是陈云敢在毛泽东面前耍大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要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七千人大会，说到底是一场政治会议，主题是团结和鼓劲。如果陈云把这些观点摆出来，不仅仅和大会主题相违背，简直是往毛泽东身上扔泥巴。他敢那么做？不敢。彭德怀头上还顶着若干帽子呢。然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揭露不少短，也没事，陈云也就放心了。可以指责陈云不够勇敢，然而事关生存，可以理解。

开完会，毛泽东去武汉巡视，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调整经济，消灭财政赤字。

共产党多如牛毛的会议史上，西楼会议不算太有名，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是刘少奇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起点。实际上刘少奇南下视察之后，从第二次庐山会议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就不和谐了，对彼此还存在希望。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亮出自己的底牌——求变。从西楼会议开始，刘少奇把想法付诸实践。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发言了。他的发言点燃了战火。

陈云讲话也是从老一套开始。第一部分摆困难：一，农业近几年大减产，基本条件还不如过去，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饿死人了，肯定困难重重，要有耐心。二，在基本建设上，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炼钢炼多了，工程干太多了，要调整。三，在金融、市场上，因为多发了钞票，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工业品不足，城市里的钞票大量流向农村，在人民生活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国家物质紧缺，百姓口袋里没钱。

第二部分摆了有利条件——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一，党已制定了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进步。二，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开始回升。三，人民同党合作战胜困难的信心足。四，干部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这些都是浮云，问题是解决问题。

困难和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形成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的出六点意见。

一，从一九零零年起，“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五年，恢复的主要办法：“集中统一”和“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以调整为主。

——反对继续大跃进（稳扎稳打）和大跃进中的分散主义（集中统一）。这条是纲领，细节问题参加下面几条。

二，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既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又充实了生产第一线。

——针对性的减少盲目工程，比方说大炼钢啥的。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控制投入和产出比例。

四，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具体办法：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

——这两天是关于民生的，早就应该如此办。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

——多余的唠叨。

对此刘少奇非常支持：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常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不仅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赞同，会后他们一同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这就是陈云的办法，概况起来：建设为生活（生存）让路。

这些措施相当有效，当时看起来也很中肯。所以大家表示赞成。但是也有缺陷：对恢复期估计得过长。陈云虽然很懂经济，却也不是万事通。比如说农业，他就不懂。虽然他农民出身，也没有种过地，不通中国农民的打不死的“小强精神”。

中国农民是最为坚韧顽强的一个群体。只要政府放宽政策，给一年的时间：粮食给你种出来，瓜果素菜给你种出来，猪马牛羊给你养出来，酒给你酿出来，豆腐给你摸出来……两年时间，应有尽有。

所谓五年恢复期——那是书生意气。套用一顶那年头流行的帽子，叫右倾。

后来毛泽东说这是悲观的“黑暗风”，也有道理。如果是一般人说说也就算了。但毛泽东部署一般人，不仅要说，而且要干，要大干。“黑暗风”就是毛泽东准备大干一场的依据之一。毛泽东的大干，又引出了刘少奇出招。刘少奇招式还没用完，毛泽东决定一次性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起了。

其实“黑暗风”只是表层。在表层之下还有一层坚冰。就是陈云这些措施如果实施下去的话必然一起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和三面红旗相违背，特别是大跃进想违背。如果站在三面红旗立场看，就是修正。

作为三面红旗最坚定的旗手，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修正主义的。因为一系列政策，毛泽东曾认为陈云右倾，敲打了一下，并没用力。但是对别人就不客气了。

文革大潮中，陈云虽然暂时失业去江西某处“蹲点”，却也保留了中央委员头衔，而且九一三事变后就回京再就业。参照陈云的那些主张，陈云应该随刘邓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情形远比一些元帅严重。而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大概我为未来留下一颗棋子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给自己留点后路的话，后路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若干年之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大潮之下，陈云再次成了保守派代表，主张脚步慢一点，稳一点。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政见不同而已。

评价：懂经济的陈云是个保守派。

庐山遗恨

西楼会议不久，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理由有三个：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那一套。现在看看翻案风。

提翻案，就要提到咱们的老熟人，威武的膨大将军。

诗云：庐山雾重风萧萧，挂甲离京十里遥。一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彭德怀挺起脊梁、昂着脑袋走下庐山之后，就开始了一生中的炼狱之路。

其实彭德怀的一生都在炼狱之中，年幼家贫，历尽人世磨难；少年孤独，迷茫坎坷；青年中年研战主军，历尽腥风血雨。腥风血雨之中的彭德怀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和士兵同甘共苦，从不奢侈浪费。即使在艰苦朴素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彭德怀依然是艰苦朴素的代表。别人虽然也是艰苦朴素，至少还钓钓鱼啊、抽抽烟啊啥的。彭德怀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水平不高）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简直就是党内苦行生。

所以庐山之上的朱德说：彭老总艰苦朴素，谁也比过他。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虽然也是在炼狱，那是悲壮的。那是一个英雄面对残酷环境写下的史诗，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为自己国家民族奋斗高昂起来的头颅，那是民族的脊梁。和平年代的彭德怀，同样也是炼狱，但过程是悲惨的。因为这一次磨练他的都是自己昔日战友，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

看见文革时代彭德怀那张被反剪双手压下舞台的照片，照片上那干枯的白发，照片上那憔悴的面孔，照片上那弯曲的脊背，不觉悲从中来，泪水纵横。任何一个血性或者感性之人，都不愿意看到那个一生威武的将军、那个敢于横刀立马的英雄、那个总是在危难之间挺身而出的男人落魄如斯，宁愿他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看他在自家人手上经受磨难。那张照片，已经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见证，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耻辱。

十大元帅之中，唯彭德怀没有亲生的孩子，两个弟弟彭早年牺牲，为革命烈士。解放后，他把弟弟的孩子接到北京，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们读书。他还把老战友、同样英雄了得的黄公略和左权烈士的女儿视为己出，资助她们读书、生活。

彭德怀来自人民的最基层，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所以义无反顾挑起自愿军的担子，所以在庐山之上不顾后果去写信。

写信的后果很严重。在第三篇里已经分析过，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也就是所谓个人恩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即通过拿下彭德怀收拾所谓右派，带领大家一起大跃进。

上庐山的高干中，一开始挺彭德怀还是很多的，后来毛泽东表态之后转而批判彭德怀。并不是这些人没骨气什么的，而是他们视组织团结为第一要务。不少高层将帅，一边在大会上批彭，一边会下劝彭德怀检讨。比如说聂荣臻，比如说叶剑英。

彭德怀最后还是检讨了。原因嘛，无外两条。一是私人的，想通过检讨过关。彭虽然是英雄。英雄并不意味着喜欢被批斗。第二条么，和那些劝他检讨的人一样，维护组织团结。现在很多人认为，彭德怀当初就应该硬顶着，硬顶着结局也不会更惨。这种观点典型马后炮。还真把彭德怀当张飞了。彭德怀观点已经表达出来了，已经够了，真顶，真分裂组织了。真分裂组织，就能解决大跃进问题？当时彭德怀所以检讨，也是认为给毛泽东一个台阶。让毛泽东回过头解决问题。

毛泽东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方式和彭德怀期望相反罢了。

彭德怀虽然检讨，只是个人角度上检讨，那些原则性错误，并没认。特别是军事俱乐部、里通国外从来就没认过。不但不承认，还要一直讨要清白。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对大饥荒影响非常之大，不仅仅是拿下一个彭德怀那么简单。凡是受灾严重的省份，省委都有自己的“小庐山”版本。凡是受灾严重的市，市委都有自己的“小小庐山”版本。凡是受灾严重的地、县，也有自己的“山寨庐山”版本。即使刘少奇去调查的天华大队，都有一样“微型庐山”版本，这样一路下来多少人右倾？要调转政策，势必给这些人平反。要给这些人平反，就要牵扯到这些人的总根子，彭德怀。

离开庐山之后，彭德怀到吴家花园种地。在那里，他是百姓中的一员。

起初村里只有一口土井，遇到旱季，井水枯竭；阴雨连天，井水满而外溢，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存雨水的水坑，不卫生。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人用，村里人也要吃上机井水。于是机井打在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此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大家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八届十中全会后，彭德怀生存环境再次恶劣。门卫就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之后，叫人来：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

那年头吴家花园左右居民没有电灯，夜晚来临，园内灯光明亮，园外漆黑。彭德怀想帮助大家用上电。当时都困难，既没钱，也没材料。彭德怀掏腰包，买电杆电线，把电搞好，周围百姓有了电用。

六一年夏天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四点钟，彭德怀翻身下床，披雨衣外出，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飘摇，一家老少八口缩在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人执意不去（估计怕犯错误）。彭德怀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拿着电筒，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这一刻的彭德怀应该忘记了戴罪之身，依稀有重回战场感觉吧。此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依然无所畏惧。之后彭德怀没有再睡，在雨中逐户查看，把危房中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相亲手中。

——凌晨四点钟到早晨，全国官吏绝大部分都在美梦中，而被他们疯狂批判的彭德怀却干着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屑做的事。

——从文化角度上讲，彭德怀算是“粗人”。但是粗得实在，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陷入身陷囹圄都不忘记干一件事：尽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当他还是彭大将军的时候，不顾个人前途为民请命。当他迥然一身的时候，不忘周围之人。

如果官吏能有他身上一半实实在在的精神，何必需要那么多理论！何必需要那么多运动！如果在百姓身上培养这种实实在在的品质，贪官污吏如何生存？千年以来的官僚迷局将不治而治！何愁不能国强民富、天下大治！

彭德怀这种人，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不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意识形态之下，哪怕是宗教伦理中，都应该获得赞扬和尊重。

四年之后，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赴三线上任，中央专案组派人去挂甲屯调查，写《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如下：“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有必要去打压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那是一段悲剧的历史。我们今天翻开那段历史，主要出发点就是试图寻找悲剧的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的结论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刘少奇和毛泽东这对矛盾的双方都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为何？？？？

刘少奇说彭德怀不能平反，还发挥理论家功底以政客的方式煞有介事的编制了一大堆谎言。原因可以找到两个：一，彭德怀是毛泽东亲手推下去的，他知道毛泽东不愿意给彭德怀平反，趁机编制一堆理由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不能平反，用意安慰毛泽东。因为刘少奇还在幻想毛泽东的支持，不给彭德怀平反，也在打一张感情牌——从感情上安慰毛泽东。

第二个原因：对刘少奇来说，彭德怀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自己不买账。这样一个人平反出山，可能会给自己经济调整带来阻力，放出来还不如压着。

这是刘少奇的想法。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亮出阶级底牌，刘少奇正准备大干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刘少奇就改变了策略，希望彭德怀出山了。因为局势变了。这点先放一放。

毛泽东的态度有点难以理解。既然当初因为大跃进拿下彭德怀，现在大跃进已经彻底失败了，为啥还要压着？难道真是所谓个人恩怨么。从后来局势进展来看，毛泽东并没放彭德怀出山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从来不认为三面红旗有啥错了。当时也没有人能从理论上指出三面红旗哪里错了。所以那些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那些曾经因为狂热支持三面红旗而造成大饥荒肆虐的人，都将再次被“救治”。

救治也有很多办法，比如说陈云和邓小平，文革也受到很大冲击，比起彭德怀就差远了。或许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不同吧。把文革期间彭德怀写的材料和邓小平写的材料拿出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

毛泽东为何对彭德怀如此狠？完全纠缠个人恩怨也可以聊以自慰。这里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延安整风分析过，彭德怀成了被整对象。挑彭德怀为八路军代表参加整风运动的原因，并非彭德怀有啥大过错，百团大战啥的都是表象，真相是虽然军人，彭德怀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独立性——尊敬毛泽东却不盲从。

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这样的统帅在领袖走上神位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刺眼。当毛泽东想要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去大跃进，并且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会沉默，彭德怀绝对不会。再比如后来的林彪事件，彭德怀已经自身难保了，仍然发表看法——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世事会变，彭德怀不会变。毛泽东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无论如何不会放彭德怀出来。至于后来放彭德怀去三线，那是不得已为之，权宜之计。

彭德怀想要出山的可能性只有两个：一种可能性，毛泽东解决了所有问题，把彭德怀拉出来喝杯茶。那个老彭啊，你看看，我是对的，庐山那么修理你可不是公报私仇啊。问题是那种情况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奔着共产主义世界去的。当年号称上帝之子的耶稣基督都没能把人间怎么样，何况肉体凡胎的毛泽东。

另外一种可能性，战争。比方说美国从越南那边进来，或者苏联从北方突击。毛泽东很可能把彭德怀放出来。原因很简单：彭德怀身上有那种难得的独立性，天然的统帅。不仅仅是彭德怀，粟裕、刘伯承都会一瞬间光亮。

第三股风气，单干

所谓黑暗风，也就是一种经济调整政策，可以适当看一看。

所发翻案风，也就是政治纠纷而已，也能容忍一部分。

真正触及到国家根本的还是第三种风气，单干风。那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七千人大会虽然开的相对成功。但是政策下达并不及时。西楼会议上制定一系列策略，仔细分析一下那些策略，也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所谓纲领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向左或者向右都可以，解释权在最高层。最高层的毛泽东没怎么表态。地方来不及细化。加上大会上解决左倾问题，很多之前被打成右派被平反。这些被平反的人和曾经打倒他们的人本就不对路，个人恩怨和见解纠缠不清。

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大家也不清楚中央究竟向左还是向右，要形成合力并不容易。对于想干事的官员来讲，最怕就是这种情况——一团乱麻。想在政策路线不明的时候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当官也有困难时刻啊！

官员迷茫犯难的时候，对老百姓不见得就不利。只要没有巨大天灾和外来威胁，官员迷糊了，府管理力度下降。老百姓自然按照惯性生活。老百姓惯性生活，就是数千年以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弄几亩田种一种，养点牲口种点菜啥的，然后老婆孩子炕头热。大家再也不愿意去公社过集体生活了，再也不愿意去吃公共食堂了。就按照之前政策放出来的口子单干了。转瞬之间就形成一股风气，曰单干风。

啥叫单干风呢，就是原本吃食堂，现在在自己家吃饭；就是原本大家一起种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各种各的。农民生活方式又回到土改之后那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安徽，百分八十的土地都分了。

共产主义讲集体的，单干，呵呵，大家都懂得。

老百姓一单干，三面红旗名存实亡。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心里都在敲边鼓。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

田家英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时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毛泽东的亲睐。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转为毛泽东秘书。

田秘书年轻力状，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收索，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百度。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毛泽东身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

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简直是云和泥）——这就是田家英可贵之处。

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

刘少奇一听田家英报告，竖起大拇指，赞。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个人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

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

一九六二年七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二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在毛泽东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重压呵！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阶级斗争。出发依据就是三股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气败给了老奸巨猾的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

一九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也就是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训示。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上天空，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两篇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十二月八号第十三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段充满杀机的谈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的工作本来只是整理谈话记录，其他的事和他无关。但是他的书生气上来了：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后好意地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那是乱来。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秘书都没有资格根据自己的意图删除领导的谈话。田家英那么干，和精神病患者差不多。当然田家英精神很正常，但是长时间以来，他的心理上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从庐山会议到文革前夕，田家英虽然还算毛泽东的秘书，但是精神世界已经变了，慢慢的远离了他所景仰、效忠的领袖。从田家英的转变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那短时间的作为不得人心。但田家英只是一个小角色，历史大潮中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只能让自己丢了性命。

在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之时，田家英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老一套了，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田家英咽不下那口气，决定离开那个渐渐扭曲的世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位牺牲者，六天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服毒自杀。

叹，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的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第十七章 阶级斗争

北戴河的暗流

北戴河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大海让人心旷神怡。有海浪和日光洗去生活烦忧。清晨观日乃人生一大乐事。今日去北戴河，有吃有喝有得玩，可以过半仙一样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前提：备足银两。

早在秦始皇时代，老头子东巡至彼，刻石为证。百年后汉武帝仿效之。又过三百年，曹操也带来一队人马晃悠来了，到秦始皇的石头旁边写《观沧海》，害后世学生耗费了无数记忆细胞。又过三百年，唐太宗在东征高丽失败后路过留名。又过六百年，元世祖忽必烈干脆“发民九千，伐木于山及取寺庙、坟墓之树”，“平滦造船”。又过三百年，清人来了，然后列国战舰跟着来了，于是北戴河海滨成为耻辱的“各国人士避暑胜地”。

新中国建立之后，北戴河回到中国人手中。那里增添了休养所、疗养院、海滨泳场、饭店、宾馆。国家领导人、社会贤达经常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江山。有毛泽东诗词为证《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北戴河除了度假疗养，还是开会的好去处。从五四年开始，每年夏天，中央都会到北戴河开会，一边开会一边避暑。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北戴河做出的，比方说炮击金门。

一九六二年八月照例举行北戴河会议。此次会议并不有名，却足够重要。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重提阶级斗争。

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早在六一年研究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八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这样就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刘少奇接下来也强调这几个字。

现在宣传上讲，这八个字是当时老一代英雄们发现的，把国家从困难中拯救出来。抛开宣传立场而言，这八个字比总路线“多、快、好、省”高在哪里？还真看不出来！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而已。

此时离文革还有一段距离，文革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然而毛泽东已经无法容忍社会上一系列背离三面红旗的现象，他决定解决问题。问题是大家依然坚持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都没办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而且三面红旗是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毛泽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看到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为啥会有这一系列风气？阶级敌人么。除了阶级敌人还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吗？很难。在那个知识水平不够且并不注重客观规律的时代，大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共产党领导全国百姓不辞劳苦去干活，没有理由干不好哇。打仗都能搞定，干活怎么就干不好呢。然而确实没有干好。本来应该干好，却没有干好，自然而然认为：劳动成果被破坏了。

那些人是谁？虽然暂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定存在。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会议八月六号开幕，毛泽东讲话，三个主题：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批判黑暗风，摆现实依据。批判是可以的。陈云那一套也不是万能，很多问题，比方说五年恢复期就很扯。问题是毛泽东把调子拉高了。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进一步提高调子：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挂钩，后果很严重。

毛泽东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推动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

——指出阶级敌人和他们的技术手段。接下来的目的很明确：肃清资产阶级。

历史已经证明：肃清资产阶级是一个错误。不是说资产阶级有多么好。而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市场经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市场经济的。日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就政治先是放一放，允许所谓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新兴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已。

三天之后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另一个误区，平均化，大锅饭，极端理想主义。

国民党在大陆，想要从上而下，失败了。共产党嬴的天下，靠的是从下而上。国民党赞同的，共产党反对。但毛泽东会从理论上解决问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理论上看，确实有那么一帮“知识分子”，属于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政治运动对象，除了“资产阶级”，就是“知识分子”。

总结起来一句话：国家内部，党内有坏人，要抓出来。不抓国家就会变质，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

——极端理想主义色彩，好像说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社会现象。

北戴河会议之后是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也不太有名，但同样重要。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的那口机井，原本解决了整个村子吃水问题。然后门前卫兵就不准百姓进去打水了。彭德怀为了给百姓吃水，就把井水用水管引到花园外边。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全国风云又变了。这个细节变化是以八届十中全会为背景，相当于北戴河会议的延续。

北戴河会议只是理论，提出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则是把阶级斗争再次实践。要实践这个很简单，把“右倾”代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拉出来批判一番就行了，现成的。当然为了增加新鲜感，又增加一个人，习仲勋。

习仲勋，陕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二零零二年。早年参加革命，陕北时期差点被肃反杀掉，中央到达陕北后捡回一条命。确切说，是毛泽东救了习仲勋一命。习仲勋对毛泽东充满感激之情。刘志丹之后，习仲勋和高岗一样，也是陕北根据地标志性人物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彭习二人关系非常不错。曾任西北局书记，为一方大员。解放后曾任宣传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曾称赞三十三岁的习仲勋是从群众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九五二年土改，毛泽东看见习仲勋写的报告，非常欣赏。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一九五二年七月新疆动乱，局势复杂。毛泽东让习仲勋处理此事。习仲勋完满的解决问题。事后毛泽东赞誉：“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意思是说习仲勋一次就解决了问题。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欣赏的。然而欣赏归欣赏，毛泽东不会为了习仲勋改变原则。也活该习仲勋倒霉。因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触动了另外一个人神经。

一听阶级斗争，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大鳄揉揉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康生同志知道自己的菜又来了。他再一次收起颜面和廉耻拼了老命充当强人爪牙。

也许大家不理解，为何康生这个人那么惹人厌烦。比方说吧，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灵魂人物之一。但张春桥从来没有背离他坚持的路线，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日后法庭上一言不发，也算是一条汉子，赢得几分尊重。康生不同，临死之前跑去跟周恩来告密状，为了身后事出卖同一条战线战友，看似聪明，实则葬送了最后一点廉耻。若干年后，张春桥等人的评价或许会变一变，而康生永远不会变，只可惜了那一身才华。

八届十中全会上，精明的康生以其独特的观点指出，李建彤写《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有反党倾向。刘志丹原本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革命烈士，怎么和反党扯到一起呢？因为高岗。写刘志丹必然涉及到高岗。高岗在陕北干了不少事。问题是，高岗在建国之后臭了。所以康生就说，那本小说是美化高岗。高岗都死了。自然无所谓。康生的目的是搞臭那本小说。康生的主要业务是整人，不会整小说。所以把矛头对准小说，是因为要整人而已。而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吨位太轻，还不塞牙缝的，自然无法勾起康生兴趣。

康生的目标另有其人，就是习仲勋。康生指出：习仲勋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说写的不错，是利用小说反党。为了更有料，康生再次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从此习仲勋同志光荣加入反党集团，直到十八年后平反。

当然，康生同志敢于如此嚣张，是建立在毛泽东的言语上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康生根据毛泽东的话把习仲勋变成反党成员。再次钦佩康生同志的推理才华。如果把这项才能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说不定解决了爱因斯坦的困惑，呵呵。

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事到如今，提起阶级斗争，若干仁人志士怒发冲冠、什么话都骂的出口，连国产骂人金科玉律——骂人不吐脏字——都忘了，完全一副末世知识分子自杀殉国的模样。呵，忧国忧民的志士们，你们可能不懂阶级斗争。

拜宣传所赐，如今民众生活在完美的和谐社会，对阶级斗争以不甚明了。些许明了之人听到阶级斗争，也是闻虎变色，噤若寒蝉。这绝对不是好现象。如何不好法，慢慢道来。

这里没有为阶级斗争辩护的意思，但有义务辩解一番。

阶级斗争不凶猛么？凶猛，当然凶猛！阶级斗争不残酷么？残酷，当然残酷。事实上的阶级斗争，比众人那朦朦胧胧的意识里那点印象还要凶猛残酷。

现代人提起阶级斗争，多数人均表示不理解，那么凶猛残酷的斗争为啥还要去干呢，停下来聊聊天、喝点茶、打打牌不是很好么，何必彼此斗争呢。难道都是疯子么。不是疯子也是蠢蛋吧。这种观点极为不负责任。想一想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人，从枪林弹雨走滚出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都是人中精英。说他们蠢的人只有一个原因——自己很蠢。

对历史知识关注多一些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老了，头脑发热，糊涂了，犯了错。这类人姑且算挺毛派吧。还有另外一类，说毛泽东本质上就是魔王，喜欢斗争，喜欢争权夺利。两类人均自诩了解了毛泽东，口水板砖满天飞，互不向让。如果仅凭历史教科书或某人一点片面观点就能理解毛泽东，那毛泽东一辈子也太容易了吧，那些从血肉横飞时代过来的人也太容易了吧。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如今生活在和谐社会同胞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为衣食住行发愁呢？

好吧，言归正传。

那个时代的人知道阶级斗争残酷么？答案是知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如果不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大家也没机会当领导。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阶级斗争么，不想，当领导多爽啊，何必要去斗？都不傻么。

那么阶级斗争为啥还是诞生了呢？答曰，因为必须诞生所以诞生了。

阶级斗争比洪水猛兽凶猛，但绝非天上掉下来的洪水猛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有这样一个新闻，说一个很有钱的丈夫杀了自己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妻子然后自杀。一听这个消息，大家就觉得纳闷了，为啥子呢？好吃好喝好玩好好生活不好么，何必寻短哩。然后大家了解更多：原来这个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女人不想要男人了，要离婚。一部分人长出一口气：啊，原来这样！男人行为可以理解么，虽然太极端了。然后大家又了解：女人所以不想要这个有钱的男人了，是因为男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离过婚，有孩子，而且可能还搞过外遇，而且还想把年轻漂亮有名气的老婆严格看管起来。这样一来，大家自认为了解全部，全然忘了他们当初结合时也有过恩爱和甜蜜，矛盾一点点积累，分歧慢慢浮现，最后才闹得不可收拾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阶级斗争固然残忍，却是以温柔的脸孔出现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啥叫社会主义运动呢，就是叫大家不要当修正主义或走资派。为了文章接下来的叙述不至于落入厚黑陷阱中，这里先澄清一下当时观念中，社会主义和资修的区别，大概对比一下。

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为人们服务；资修用人民的权利给个人服务。

行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应该积极奔走，当好人民的好公仆，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百姓富起来；资修领导呢，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公仆，自己抓钱抓权抓美色、吃香喝辣。

道德角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官吏应该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百姓；资修相反，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

概况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官，要不怕苦不怕累，有事冲到前面，脏活累活干完，带领百姓实现国富民强。如果做不到，那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就要好好教育。——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赞同这一点，至少理论上必须赞同，即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猛烈的运动即将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就跟着赞同了。

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官是吃苦受累的，这个观念和千年以来官本位思想相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先看看，为啥要这么着，就是说为啥要对官员提倡这个作风。

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以为那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全天下都反对。还真当毛泽东神了。阶级斗争能搞起来，是因为当时有深厚的事实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俱在。

从思想上讲，共产党人普遍观念：咱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不容易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这局面。他们是咱们的前辈，他们是咱们的战友，他们死了，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白死，因为红色政权终于还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幸运的人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继承了他们的理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吧。

他们的理想也是咱们的理想，咱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理想。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咱们的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让咱们这个疲惫而衰老的民族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从咱们祖先到现在已经数千年了，生生不息，中间有过光辉和耻辱。光辉的部分和耻辱的部分都写在史书上。咱们希望后人回忆这个时代，弄够回忆到咱们的血性和辉煌，正如咱们回忆祖先的血性和光辉。咱们是一个古老种族传下来的一群人，曾经站在世界之巅，没有理由一直衰落，咱们要重新站起来。

虽然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再次自立。然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政治和军事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永远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咱们共产党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么，物质决定意识么。没有物质基础的梦想永远只是乌托邦。

现在建设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是中间某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而且不是小小的环节，一定是这个团队在思想上出现了大漏洞。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漏洞堵上。怎么堵呢，共产党人不信神鬼只重实事求是，那就只能是教育了。那就社会主义教育吧。

正因如此，当领袖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即使有人预感到将要到来的政治风暴，却也找不到反对理由。因为那一代人也运动，也斗争，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是梦想，而非现实利益。这就是那一代人领导的党和其他党不同之处。

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群众挨饿，干部待遇虽然和如今没得比，却比群众好。教育，已经是最为温和的口实了。听到教育这个词，不少人还是心惊胆战。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也是以学习开始的。早期的教育或学习，都是在运动中体现的。

延安整风整体大方向上对整个党组织有利，虽然错误批判了一些人，并没有对整个组织体系造成致命打击，因为共同敌人存在，生存环境险恶。如今有了政权，敌人看不见了，却极为危险，因为敌人是客观规律。那一代共产党人对血肉横飞的场面很熟悉，对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蒋介石及国民党都熟悉，对客观规律却不熟悉。

既然教育，那就教育吧。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了。

如果仅仅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开会再开会解决问题，也就算了。

任何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要从实践中看看教育成果。

六二年冬到六三年春，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去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他们在干吗呢，在解散食堂、分地，在残破的三面红旗上划口子。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美化了，中间也有很多缺陷。所谓经济调整，也就是权力和资源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某些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就像现在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个道理。当年的调整和现在调整某些方面很相似。现在调整被说的天花乱坠，当年调整引发了一些了政治灾难。区别只在一个强力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绝对不容许那种情况出现，就用强力阻止这个状况。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决定来点实际的。既然思想教育不管用，那就来点实际的吧。那就查一查账目、清一清仓库、过一下账本、弄清楚如何分工的，看看究竟谁占了便宜还卖乖、谁无视国法党纪、谁占有了公共资源。

千言万语一句话：查一查谁他妈该死。

这就是所谓小四清。

第十八章 毛泽东的小四清

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困惑，当时好好的调整局面，怎么又回到斗争路线了？答曰：不公。

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搞经济调整，确实收到很大效果，基本上告别了大饥荒烂摊子，但也制造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产生新的不公平。为啥呢？答曰，必须的。

三面红旗的基本精神就一个：追求公平，即通过集体劳作生活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果说这个追求有两个缺陷：一是过于急功近利，即大跃进；二，人性是自私的。也许未来某个时候，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三面红旗中蕴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部分变成现实。至少在今天为止看不见希望。半个世纪之前更是不可能的。然而半个世纪之前的人认为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最终惹来了大饥荒。

大饥荒固然残酷。然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依然认为理想可以实现，只是操作方式出现了失误。于是刘少奇为首的人决定调整。本来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调整，即偏离公平。所以刘少奇的工作必然偏离奉行的政治观点。

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既得利益者必然是部分领导，以及和部分领导有关系的少数人。之前那些靠国有企业吃饭的职工只能领一点点补偿金下岗回家，然后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积极一点的想办法再就业。消极一点的整天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曰世道变了。

半个世纪之前，人民公社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核心部分就是公共食堂。那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二大国有企业解体。第一大国有企企业解体是在三十年之后，苏联解体，整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毛泽东创建的巨大的国有企业解散，当然要查一查各个环节。怎么查呢，就祭出共产党人的法宝——开会动员吧。

六三年五月份，毛泽东在杭州开会，经过一番论述教育之后，颁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两个月后，中央又搞出一个十条文件，简称《后十条》。这两个十条起草期间，刘少奇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研究讨论。即使他在国内，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前十条》是毛泽东主持的。《后十条》是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由田家英组织的起草班子，应该是符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体认同。

奇怪的现象：毛泽东主持的《前十条》还在讨论解决细节问题；而《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此可见，至少在六三年，邓小平的思想还不成熟，和后来改革开放时代的总设计师还不是一个人。

《前十条》和《后十条》原文很长，这里简述一下吧，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一小撮展开斗争：农村之前贫困，现在问题在好转，表示政策是对的。但是仍然遗留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巨大。巨大问题存在意味着阶级敌人还在。现在必须清醒起来，去发动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对付阶级敌人。

第二部分，指导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他们懂得毛泽东思想；第二步，让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参与进来；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

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

第三部分，理论说的天花乱坠没用，要执行下去，就要有一批干部队伍。干部需要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组织分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总之一句话：组织要注意它的群众性，也就是大多数，保障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斗争。

指导思想有了，纲领也有了，接下来就要有斗争对象。根据报告罗列如下：

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富、又、坏分子，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中国传统阶层，要清算他们，走向新时代。至于能不能成功，那是现实操作问题。去不去干，关乎信念和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去干。

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清算代理人。那些领导放现在就是贪污腐败分子。比方说身家上千万的村官，比方说那些利用手中之权和手中有钱的商人向勾结的官僚。

三，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放现在就是鼓吹各种私有化的集团，可以在私有化过程中崛起巨大利益。详情参照苏联解体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不公平。只不过现代可以容忍，当时不能容忍而已。

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

——对应形形色色的鸡鸣狗盗之辈。

五，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好吧，这个现在也很普遍，而且有个响亮的名字，叫民间资本。

六，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看看那种“炒”字团，比方说炒房团，炒玉石团，炒烟酒团，炒大蒜团，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炒的。凡是和民生有关的，都有人在炒。按照目前趋势下去，不久将来估计会出现“炒大便”的。

七，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做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放现在就是各种“房”叔、“表”叔。

这些现象就是四清基础。客观说这些现象存在么？存在。

说句不好听话，这些现象啥时候灭绝过么？当年秦始皇强力建设国家机器，没能解决这些现象。之后朱元璋把屠刀磨的油光发亮，没能解决问题。到如今这些现象已经公开化。历史车轮不会因为毛泽东在就走上另一条轨道的。在毛泽东那时代程度还算比较轻的，至少没有黄赌毒施虐，不会如现在这般：任何一个城市里，一公里之内就能找到色情场所；不会出来火车站就看见红灯区，而且在公安局对面。又扯远了，呵呵。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在毛泽东铁腕下，这些现象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并不费解。因为凡是资源调动的地方就有不公。

食堂解散了，要把锅碗瓢盆分给百姓。分的过程中，难免不均。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何况当时既贫又不均。

锅碗瓢盆本来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收上去的，办食堂时丢掉一部分，炼钢时又丢了一部分，现在再分，肯定不够用了。当时轻工业水平又跟不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吃饭都要用锅，洗脸要用盆。领导之后是和领导关系近的人。然后是领导看起来顺眼的人。剩下一部分贫民百姓肯定是没得用了。刘少奇回湖南调查时，就发现一部分人没处住，把自家老房子贡献出来。全国有那么多村子，刘少奇只有一个。主要是分地。

分地过程中，每个村子里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大家自然想要沃土，贫瘠土地没人想要。在那个肥料贫乏年代，庄稼靠土地自然肥力。一块沃土一年多收一百斤水稻或者小麦不在话下，而上缴的公粮或税收都一样，大家自然就有纷争。沿河地带的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自然也不想要。丘陵或山坡上的地，灌溉起来不方便，大家也不想要。还有谁家祖坟在哪块地里，什么哪块地本来就是俺家的等等。都是麻烦事。

既然肥沃的土地都想要，那怎么办呢，就祭出老祖宗的法宝——走后门呗。走后门这们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从人类诞生那时候起，这么技术就兴起了，通过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实践、归纳总结之后，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来谈谈走后门技术。这门学问需要两个基点：成本和察言观色。

要搞腐败走后门，成本是必须的，三样：钱、权、色。有钱送钱。没钱的话，拿权力交换也行。如果两样都没有，那就对着镜子化点妆。自己没有姿色成本，就想办法找个有姿色的上。现在走后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领导宁愿把权力腐烂在手里也不会开后门行方便的，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这叫做宁缺毋滥。走后门所以是走后门，只因后面比较隐秘。直接拎一块肉往领导家一放，说某某同志我砸锅卖铁弄了这块肉，现在送给你了，现在跟你搞交易，我要那块沃土。而且说话语调很高。这还叫走后门么？这叫走前门好吧。

在走后门这项技术上，之前的地主或富农有着天然的优势，老祖先都干过么，没干过也见识过别人干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贫下中农就不一样了，祖上下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想着一日三餐、传宗接代的问题，哪有那个时间精神练习走后门技术么。走后门那玩意，对贫下中农而言，正如借口古惑仔眼中的少林功夫，神秘莫测，绝密的。

不懂察言观色，有东西也未必送得出。因为后门是隐蔽的。

其实那时候走后门也没啥，可不像现在这样，物质程度相当丰富，丰富到领导懒惰看一眼，走后门也简化了，动辄给张卡，方便、实惠、快速、简洁。那个时代物质程度极为贫乏，走后门也没你只是一捆烟叶子、一篮子鸡蛋啥的。但是这些烟叶和鸡蛋就造成了不公。如果能送点啥票票，说不定就可以多分点地。

多分了地就要雇人干，对吧，就能成为新地主，也就有所谓新的剥削。这些事在别人那里或许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

这些现象在城市里要更为复杂一点，城市里没地可分，后门却更多，而且更为隐秘。偷税漏税啊、偷工减料啊、贪污腐败啊啥的，都可以在后门解决。此外还有偷盗啊、诈骗啊、绑架暗杀啊什么江湖门道也可以发扬光大。

这些现象搅合在一起就变成一锅粥。当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在大陆干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些问题，跑到台湾了。现在大陆的当家人成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要展示他的手腕。蒋介石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来做。国民党摆不平的问题，由共产党来摆平。要解决这些，毛泽东采取的策略就是在乡下搞四清、在城里搞五反。

所谓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这几项并不难理解，而且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过程中，只要抓好这几项，就能做到相对合理公平。大饥荒之后，要寻找原因，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弄清楚理顺了，大概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上，在执行时又惹出大乱子。

乱上加乱

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在执行时都会出现偏差。即便万有引力定律，连太阳系内部的行星轨道都无法精确计算。相对论方程，也有自身的范围和界限。科学尚且如此，运动就不用说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要伤残一片的。

四清理论是中央搞的，却也得有人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可以主持理论制定，却不能亲自下去查。即使他们亲自去查，也不见得能查出个所以然。要查，还得别人去。具体说就是工作小组。

首先第一关，工作小组成员就是问题。

既然工作组去下面查人家，凭什么就说工作组就对的、下面就错的？就凭你是上面派下去的么，肯定说不通。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政治精英们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但想到，还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灵丹妙药，解决方式就是来个大火锅。火锅大家都熟悉吧，虽然就一个锅，却是鸡鸭鱼肉萝卜白菜都可以有。

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大火锅，成员主要由四类：有中央派过去的；省市一级的；另一个群体是知识青年，也就是学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国有企业优秀工人。

中央的人负责把一线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亲朋好友秘书啥的，可以说是领导耳目，负责帮助领导了解前线信息。因为这个运动是伟大领袖展开的，弄不好就要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敌人”。

所以信息非常重要。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采取行动，该检讨检讨，该哭鼻子哭鼻子。

省市一级最为辛苦，需要了解一线信息同时，还要尽量和中央的人接触，侧面了解一下高层动向。毕竟嘛，省市级夹在中间，平时在地方威风八面，一旦涉及到运动却又得享受加板子，就像七千人大会。这一层的使命是，给中央想要的，要敌人给敌人，要模范给模范，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所谓“意外”就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要模仿，你去挖敌人，中央找敌人，你去包装模范，肯定不行。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地处理掉。处理不掉，领导即使倒霉也还有待遇，而下面这些跟着领导混饭吃的马仔，可能只有失业回家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会找来新的马仔。

至于学生么，热血青年呗，好比一群把理想当饭碗的无根浮萍，折腾不出啥花样。几年之后他们将成为红卫兵，又过几年他们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工人么，任务是协助干活。

工作组就是把这样一些人搅合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相互平衡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过于嚣张，你是中央某个部长的秘书，感觉后台很牛。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后台可能是政治局的，还可能对你的部长大人不满。最好还是老实点，惹出麻烦吃就要不了兜着走。而且那时代讲原则的人很多，办事一根筋的人也不少，工作组质量还是能靠得住的。

搞笑的是，工作组越是能靠得住，惹出的麻烦可能就更多。世事就如此奇特。

看一看这些人成分就行了，机关单位工作的、甚至高级机关单位工作的，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搞资料的；学生，读书的；工人，工厂里的螺丝钉。就没有种地的。却要这些不会种地之人去管理种地的人、去查种地的人。隔行如隔山嘛。之前大饥荒，就是一帮不懂种地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这一次还来，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样一个工作组去了一个公社。第一步让之前公社书记啥的靠边站。组长就行使公社书记职权，然后组长下面的小组长就会成为公社下面的大队书记，组员啥的就要行小队书记职责。相当于把公社组长权力给夺了。没办法，查账么，就要让被查的人暂时靠边站。

看似可行性的操作有出现一个问题：既然领导让你下去查，只有查到问题才好交代。要不然如何对领导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干嘛了？领导有时候就像苛刻的老师，需要检查作业的，需啊哟成绩的。作业不交想干什么？如果是学生，也可能就是贪玩啥的，最多被训一顿。作为领导下属，不干活的解释只有一种：被腐化了。

靠谱的工作组就导致不靠谱的结果：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要发力过猛，运动一起来，却必然发力过猛。不发力就可能遭殃，发力至少能保证不遭殃。为了个人前途着想，没有刺也要挑刺。实在不行，那就鸡蛋挑骨头。

每个人挑一点点，中国这么大，汇集到中央就堆成山，运动升温是必然的。

先看清账目。

理论上说，账目一目了然，容易清理。实际上账目是清不了的。

即使现在，有书面记录、有电子存档、还有备份的情况下，去查一个单位账目，肯定也查不清楚。有些账单对不上，发票不翼而飞了，还有一笔笔钱蒸发了，见鬼了。实际并不是见鬼了，比方说两个领导出去一个晚上、吃喝玩乐五万块，这样自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能接受的。比方说业务需要搞灰色交易，这些钱肯定对不上，如此而已。那个时代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穷，但是烂帐更多，为啥呢，看看仓库就知道了。

不仅仅账目对不上，仓库更对不上了。现代账目对不上，是因为吃喝玩乐、搞亏空、腐败啥的，当时这一套不盛行，没多少人敢玩。但是当时仓库缺口更大。因为直接吹牛。大饥荒是大跃进惹出来的，大跃进是吹牛吹出来的。刘少奇在湖南考察的万头养猪场，只有几头瘦猪。要查仓库对账怎么对得上？

六三年经济有所恢复，也就是农民从挑出死亡方程式而已。大家有了东西填肚子，能吃到米饭馒头，其它不用想太多，还属于未来。这个时候去查账差仓库，肯定是查到一大堆窟窿。而且是那种补不上的窟窿。因为这些窟窿本来不存在，是通过吹牛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吹出来的窟窿填满？根本就是瞎胡闹么。

现在国家来真的，问那些粮食去哪了？猪马牛羊去哪了？很好解释，因为根本不存在。

但下面人又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说了别人也不相信。怎么办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最后决定权，只好把这些问题如实上报。一上报，那还了得！资修特务卖国贼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来么！一定要好好整治，好好整治一番。

第三项要查的是分工。分工查的是当下，不涉及历史旧账。分工分好了，可以减少不平等，减少百姓怨言。任何一个组织，想要把眼前事情弄好，首先就要解决分工问题。在分工这一块，很多人都是高手。分工，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人。那个时代的各级领导都经过残酷的考验，对用人非常精通。

这种分工不应该去干扰。本来基层干部个人分工好好的，就算个别靠吹牛拍马裙带关系走后门，无关大局。现在派一个工作组去把人家挤到一边去，相当于打乱了这种分工。以清查分工的目的打乱了分工，相当于得不偿失。不但打乱了这种分工，而且这种打乱分工的人还不懂种地，更乱了。当然，基层那些事并不困难，种田也不是啥高尖端技术，用心学很快就能掌握。问题在于，这些人还是要走的，不会留在基础。清查时相当于重新分工，离开时相当于再一次重新分工。

最后一项，清财物。财物最不好清，反而成为最为靠谱的一项。

当时财物太容易清理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财物都容易清理。因为中国农民从来就是地球上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如果有钱，那就升级一下，成了主了。如果有钱又会来事，还能买个官当一当，就升级为贵族。

新中国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经历大饥荒之后，已经赤贫。

这个时刻清财物，能清啥呢，也就是清点一下公共锅碗瓢勺、清点一下锄头、犁子、钯、篮子啥的。大家从集体生活变回个体生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是生存保证。贫下中农可以不吃肉、不喝酒，但必须这些生活用品。虽然没啥好清的，但为了百姓生活着想，有清理的必要。这大概是四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工作组还是认真办事的。仔细清查每一项任务。根据上面分析，不认真还好点，越认真越糟糕，查出问题越多。查的问题越多，动静就越大。

动静逐层汇总，汇集到中央后果很严重的。中央领导人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就表示敌对势力还很严重！

难怪三面红旗没能普照神州大地！原来是这些敌对分子死性不改啊。因为他们死性不改、顽固不化，造成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挨饿受累。而这些农民是新中国诞生的保证啊！

为了理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后代、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放过这些人不是。那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无产阶级的威力——为了敌人灭亡，把政策再紧一紧。

也不能把这些人都拉去枪毙对吧。怎么办呢，要拯救他们，给他们一条活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要拯救他们，就要把他们头脑中那些错误的思想清除。这些人脑袋里有了水和面，摇一摇变成了浆糊。要把浆糊给清楚掉，现在。

只有把脑袋浆糊给清理掉，方能解救他们。

由原来清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请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如果说账目、仓库这些东西不好清，政治和思想容易清么？又不能把脑瓜子打开给洗洗吧。那就要采取更为强力的方式。

看看这个政策，从毛泽东邓小平中央制定，到各位公务员学生到下边施行，基本上都是好心好意没有出乱子，这一系列没有出乱子的步骤融合在一起却出现了大乱子。把原本以搞经济为目的的一场运动变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数人因此完蛋，无数人备受折磨。这还没完。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升级，升级为世界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

——啥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典范。

世间悲剧，往往都是以善念为出发点得到的却是恶的结果！

治国——难啊！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得是既生动又玄妙。

然而治大国真的如此么？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拥有数千年历史。在这个大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寥寥无几。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名将，容易；找佳人，容易；才天才，容易；找权谋啥的都容易，唯有寻找治国之术难。因为那些啰嗦一大堆的人根本不懂治国。

本人很尊敬伟大的老子，然而综合起来看，老子那句话是瞎扯淡。相信那句话的人也是瞎扯淡。因为老子或者相信老子那句话的人，都不懂治国却自以为懂治国。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断章残篇。这些断章残篇都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臆断或者说书生意气使然。拿出来细细观察，还不如这四清运动经得起推敲。所以中国陷入诡异的王朝轮回中，难以自拔。

国人啊，高谈论阔的时候，还是多多想一想可行性吧。

第十九章 刘少奇的大四清

这世界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世界第一高的珠穆朗玛峰听起来很吓人，只要想一想青藏高原上那些六七千米搞的山峰，就能明白，珠峰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西岳华山以险峻著称，前往秦岭山脉看一看，状如华山的山峰有很多。

中共前期政治运动史上，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巅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然而它也不是鼓励的，也是一步步形成的。延安整风运动，文革中的某些特点就显露出来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又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酝酿和升温。

从七千人大会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四年多时间，实际上都在政治运动。确切说就是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分成前后两段，前段由毛泽东领导的小四清，后段则是刘少奇推动的大四清。四清运动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中间究竟怎么了？

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带领全党检讨，以集体力量抗下了大跃进的责任。大会之上，很多人感动得稀里哗啦。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所有人的偶像，包括刘少奇在内，均表示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不仅刘少奇走向毛泽东对立面，整个行政系统倒向刘少奇，走向毛泽东对立面。所以毛泽东借助以林彪为首军方力量，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整个行政系统砸得稀巴烂。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在四清运动上：刘少奇推动的大四清运动和毛泽东主导的小四清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那不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发不可收拾。

揭开那些本质上的不同之前，先看看两个样板：枫桥经验和桃园经验。

枫桥经验是小四清中的样板，早期一个典型。桃源经验晚一点，大四清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从这两个经验样板中，可以窥视四清运动一个大概。

搞政治运动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要亲自跑遍大江南北，到处蹲点、调查、分析、决策。都是老人家了，都不容易。但是为了理想和信念，又势在必行。

小四清时代，毛泽东曾数次到浙江巡查，开过不少会议，制定过不少文件，训斥过不少人。一九六三年，他发现浙江诸暨枫桥镇这样一个地方，社会主义运动搞的不错。

上级看下级不错的标准一般有两个：出成绩和不惹麻烦。

像大饥荒时代，不少饥荒严重地区被压着，撒谎没成绩就算了，到最后惹来麻烦无数，麻烦到写到历史书上，如河南信阳。

枫桥这地方搞的不错，他们的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个总结看起来像标语。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点好，好在那里呢，就是不给中央惹麻烦。就这就好了？在那年头确实算好了。那是一个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麻烦的年代。不同的麻烦从不同地方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央。中央领导桌子前面的资料堆成山，问题解决不完。

看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工作时间表，基本上都上班十二小时以上。加班没工资不说，天天还要听各方面唠叨抱怨。虽然他们都比较强悍吧，也不是机器。人心都是肉，都想想工作少一点，多休息休息不是。那么多问题，能休息得了么。

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那正好是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

第二个小段：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也是好处。因为在历次运动中，高层领导都在强调少抓人，抓个别就行了。而每一次运动都要多抓很多人。每次有那么多特务、内奸、叛徒、阶级敌人，大家还不是早就完蛋了？连我们这些人都能凭常识看到的问题，中央领导看不出来？当然知道。知道也没办法。运动还得照搞，冤假错案照例出现。如果真的能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不失为一条良策。

有了这两点好处，毛泽东亲自下令：推广枫桥经验。

客观来说，这个经验确实值得推广。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这样的经验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即使今天，这个经验依然被翻新。说明它确实有优点：说白了，就是靠下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小四清中追求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前十条》中设想的那样，就是要解决问题。确切说，是通过政治运动解决问题。

枫桥经验中，依靠基层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接近毛泽东当时的想法。这个想法看似很不错，却蕴含着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对官吏阶层的不信任。

刘少奇的大四清运动又怎么样呢？再看桃园经验。

桃源经验

其实桃园经验过程本身没啥，只是很多下去蹲点人物的个人经验，只因为比较特别，所以形成一个样板。因为到桃园去的工作组中有个人叫王光美。因为那个叫王光美的人是刘少奇的妻子。因为刘少奇是共和国政府首脑，是四清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政治、军事、经济本质上还是男人的游戏，女性的戏份不多，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对政局走向产生了影响。

王光美，生于世家名门，兼具才华和美貌，有一个让人羡慕又让人惋惜的人生。

一九二一年，王光美出生在天津。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诞生。二十八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得政权，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

王光美的父亲叫王治昌，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于一九一九年参加巴黎和会，一九二一年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王志昌在华盛顿期间，听说女儿诞生，兴奋之余为其起名为光美。这个名字并不好听，甚至有点俗气，听起来像乡绅家的孩子，但不影响她耀眼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名门之女，要么生活作风糜烂，要么沉醉于诗词歌赋中，王光美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这么说吧，王光美的数学和物理非常好。好到啥程度呢，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数学女王”。就是说王光美是个理性思维第一流的女人。与之对应的是，六十年代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被尊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

古今中外，出身名门的女人不多。出身名门且拥有美貌和智慧的人更少了。出身名门、拥有美貌和智慧且成为国家元首夫人，那更是凤毛麟角。王光美把这一切占全了，简直到了让人羡慕、嫉、妒的境地。当然她确实惹了一个人的羡慕嫉妒恨，那是后话。王光美的一生并非完美的。她的不完美，就从四清开始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貌双全的元首妇人王光美带领一个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去搞四清运动，之后把经历讲了一遍，又写了一遍，共同志们参考学习，然后推广，名曰桃园经验。

本来也就是一场普通的四清蹲点，因为主席夫人在，大家工作格外卖力吧。

一到工作地，大家就采取老苏区和敌人斗争的方式，第一部扎根串边，访贫问苦；接下来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弄好之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已经不再是小四清那般简单，已经在向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转变；再对“阶级敌人”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这其中的转变是恐怖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查账查仓库时查出来一大堆问题。一个大队查点问题，把这些问题转变成汇报材料，这些材料从大队汇报到公社，又从公社汇报到县级，从县级汇报到市、省、大区，最后到中央。中间每一级领导都要加点意见表示一下个人存在。根据老传统，这些意见往往是往左倾斜，右倾有可能带来麻烦。客观说，大饥荒留下问题确实很多。这样添油加醋的集结，原本只是大队书记收了两斤猪肉或多占一千斤稻谷，到中央变成一个地方政权变质了，所以政策必然升温。

如果说四清升温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炼成的。过程和当年大饥荒一个样。

此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非常难做。因为他面临如此一大堆问题。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就当是情况而言，刘少奇选择给运动升温。

制定两个《十条》时刘少奇在国外访问，没有参与讨论。按照当时情况，即使刘少奇在，双十条也会诞生。

刘少奇回国之后处理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然后才把目光转移到四清运动上来。当时四清运动刚刚兴起，各种问题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央，刘少奇决定给四清运动升温。

升温的方式有两手，一是主持修改《后十条》，改得更左一点，把阶级斗争调子调高；另一手就是推广样板。中共历史上，历次运动都要搞样板，然后推广。这次也不例外。

那么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如何成了样板呢。

第一条肯定是身份比较特别。很少有人想到国家元首的妇人会亲自下去搞蹲点。回来之后当然要捧捧场。中央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让她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王光美第一次讲了桃园大队做法和体验。然后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这都在比较正常的范畴之内。

等到刘少奇打算给运动升温时，就变得不正常了。特别是二人一路南巡途中。

南巡路上，刘少奇督促大家搞运动。但是大家希望更进一步的指示。这样的指示本来就不好做，虽然有双十条为理论依据，却又有诸多难处，很简单，大家都没有干过啊。当地方晓得主席妇人搞过四清，自然要想方设法邀请她作演讲，一方面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另一方面算是变向拍马屁、讨好国家主席，一举多得。

就这样，王光美从河北讲到山东讲到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一路演说非常成功，途中反响强烈，所到之处掌声阵阵，听完还觉不过瘾，还要现场录音，还要印成资料下发，可以说场面相当轰动，堪比人气最旺的影星。

所以如此，根子还在刘少奇身上。如果不是他要给运动加温，大家也犯不着跑去找王光美取经。王光美只是做了她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事。那些事情往往被有意无意之中夸大了。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结束，可以理解为国家元首妇人在作秀。要是作秀就好了。刘少奇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讲原则，干事雷厉风行之人。

书面报告弄好之后，刘少奇亲自代中央拟批语：“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

刘少奇是什么身份，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代中央拟批之后，就是国家文件，具有法律法规效力。到广东之后，刘少奇主持修改了《后十条》。这样四清运动升温正式形成，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依据。说真的，刘少奇给四清升温的手法很漂亮。

正是因为手法很漂亮，才引来更大的伤害。

此次运动刘少奇暴露不少缺憾。

第一个缺憾，他用自己的才华水平，给阶级斗争提供一个范例。两年之后，毛泽东搞文革时，手法和刘少奇差不多，只不过规模更大。两人的差别只在于军方立场不同。

第二个缺憾，就是刘少奇把王光美卷了进来。王光美不该卷进来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国家主席妇人。王光美卷入了运动，相当于给后来江青和叶群参政提供一个依据。虽然在人品、学识、才华、乃至相貌方面，王光美胜过江青叶群，却不幸的成为江青叶群二人的“坏榜样”。在王光美之前，中共还没有领导人的妇人如此卷入政治运动中。

到此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刘少奇为何给四清运动升温？

刘少奇的手段

给四清升温，是一部由刘少奇主导的主导的政治运动。

刘少奇之前也参加过大量政治运动，但那些运动都是毛泽东主导，他参与实施。这一次由刘少奇自己指导、自己挂帅。这个运动量蕴含大量不确定因素。那么刘少奇为啥这么干？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刘少奇没有留下答案。后人因为刘少奇蒙冤，以及长期宣传，也没有对此加以深究。然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就试着探测其中的可能性吧，看看能不能从各种可能性中寻找到较为可靠的因由。

现在我们知道，四清升温意味着阶级斗争升级。阶级斗争升级，导致很多人倒霉很多人走运。有人倒霉有人走运意味着权力资源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意味着动荡不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之凶险。刘少奇没有理由不知道。该如何理解那一切呢？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刘少奇糊涂了。四清升温，明显是一种错误，因为它使得阶级斗争升温，很多人因此遭殃。刘少奇糊涂了，所以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正如说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糊涂了犯下一个错误一样。这样解释既可以给刘少奇开脱，又能省力气。然而这个解释非常之不靠谱，也不负责任。

刘少奇又不是街头大叔，说糊涂就糊涂了。正如毛泽东搞文革一点也不糊涂一样，刘少奇也不糊涂。不仅不糊涂，而且极为清醒。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刘少奇修改《后十条》推广桃园经验，只想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会把四清推向阶级斗争新高？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推测。换成一个现代人倒是有可能。对刘少奇来说，不可能。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刘少奇的一生。刘少奇可不像现代人，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干了一辈子革命，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斗到什么程度，基本上车轻路熟，如同数学公式演算一样得心应手。抛开之前不算。从当上国家主席开始算起，已经五个年头了。在这五个年头中，他经历了大饥荒。

什么叫大饥荒呢，除了饿死人之外，从饥荒本身角度来探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干部为了要政绩，让大队干部把三亩地的稻子放进一亩田里，然后写份报告说亩产两千斤。公社干部政绩有了，把这份报告报告到县里，县级干部为了显示自己领导有方，又报其它公社也是如此，顺便加点产量。县级把报告送给市里，市里领导也这么干。然后省里，再由领导加工润色上报中央，就变成全国性吹牛。就这么简单，程序跟四清运动升级非常类似。

大饥荒出现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这个流程非常清楚。他所谓调整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办法对整个国家公务员说，不要再吹牛了，再吹牛踢你们屁股。从湖南调查开始，到第二次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一直都在整这个问题。

要说刘少奇不清楚小四清变大四清蕴含的凶险，那是侮辱刘少奇的智商和阅历。

——就是说刘少奇把四清升温是故意的，他要来一场政治运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可以解释为刘少奇软弱了，对毛泽东搞退让。

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解释。说刘少奇之前所以敢于高调搞调整，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态。刘少奇以为毛泽东会支持自己高调整。等到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亮出底牌之后，刘少奇开始退缩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可怕，不愿意与毛泽东为敌，于是在检讨之余把政策重新挑回来。这么解释似乎也通，却又有很多问题不通。比方说中南海的那个下午，毛泽东问他为啥没顶住时，他就很激动，说是什么人相食等等。

如果说仅仅是对毛泽东搞退让，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尽量减轻“小四清”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国家出乱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如七千人大会上表现的一样，刘少奇并不是一个懦弱之辈。他有足够胆识、才华、智慧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刘少奇究竟要干什么？故意把运动升温，也就是故意造成阶级矛盾扩大化，同时又不是讨好毛泽东。他在干什么？

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刘少奇故意把这一切弄槽糕，是想向毛泽东表明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刘少奇要通过一定的损失牺牲告诉毛泽东，阶级斗争不能搞了，以后也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咱们还是好好搞建设吧，不要再折腾了。通过这种方式去说服毛泽东，对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做最后努力。

这个答案是事情的真相么？如果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刘少奇这么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这个风险是啥呢，就是毛泽东一旦不爽后果是很严重的。之前的高岗彭德怀都是前车之鉴。这种噩运当然也可能落到刘少奇身上。当然此时的刘少奇比高岗和彭德怀要强大得多。他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又是党内二把手。实际主持党政工作多年，早已树大根深，羽翼丰满了。毛泽东即使想要拿下他，也得仔细考虑考虑。

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二人的关系可以发现，两人的分歧可以追溯很远。但真正的分歧始于刘少奇经济调整。二人盾公开于六四年。这一年刘少奇修改了《后十条》，毛泽东弄出了《二十三条》。此时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秘密。然而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刘少奇依然毫无悬念的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整个行政系统已经偏向刘少奇了。那么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刘少奇的实力怎么增长如此之快？

如果说是搞经济调整积累了人气，那么从六三年到六五年这段时间，刘少奇一直在指挥四清，也就是说政治运动。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指挥政治运动的这两年间，实力大增。政治运动中增长实力的办法大家都明白，就是拉自己的新人，打不是自己的旧人。

一句话，刘少奇通过四清运动培养自己的政治实力。

他不是不懂，更不是糊涂，而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在这盘棋面上，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毛泽东。只有从够力量上战胜毛泽东，才能安装自己的理想蓝图设计建设国家。这些雄心壮志至少在行政系统内实现了。但是在中国的权力构架中，有党政军三条腿。除了政，之外，还有党，还有军。行政系统内的大员在党内也不弱。虽然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刘少奇实力也不弱。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任何党的政策最终都需要由行政力量完成。这些后面再讲，先看看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的核心也有四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一看这这几个词就不得了。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完全过关的寥寥无几。如果把这几项标准拿到今天衡量官民，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公务员而言，估计只能政治过关，都是（嘴上）信奉社会主义嘛。像经济这一关，估计就有很多公务员就过不了：从国家拿那点工资还不够水电费嘛，家中的车子、电器都是哪来的？组织上讲，哪个人在分工时没有个人喜恶？思想就不用说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啥的那叫啥思想？呵呵。民也差不多，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都有，三教九流的行业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这世界不讲思想、信仰啥的，只讲和谐。大家谁不惹谁，各走门道赚各自的钱，和和美美过日子。

好吧，回到当年吧。

大四清采用的战术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简单说就是派遣更多的工作队。更简单点说，就是用城里人去查乡下人。有的县竟然上万人。这些人干吗呢，先要学习文件，中央精神，样板范例啥的，开会，而且开很久。如果说开会是理论准备，接下来就是实践了。

怎么实践呢，两个字，找事。

找事很容易，也很不容易。

容易的一部分是对象好找。根据阶级斗争伦理，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

地主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曾经是地主的那些人还在啊。这些人已成了历史痛恨对象。

富农么，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吃不饱时，富农可以喝点酒、吃点肉的那类人。富农从来就有，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只从离开原始社会之后，达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就有贫农与富农。只是贫富差距程度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富农，在贫下中农衣食住行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富农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天，如果再找富农，在北方就是那种住楼房，鸡鸭鱼肉随便吃。南方要上升到住别墅，鸡鸭鱼肉已经失去味道，整天想着养生多活几年。如果有兴趣，常常出入娱乐场所风花雪月一番。

右派都有标记，翻一翻档案就知道了。通过一次次运动之后，右派数量急速增加，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如何区分左派右派呢。理论上讲，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主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叫左派。右派里面又分为保守派和改良派派。保守派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派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改良派要求照顾中下层利益。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左派里面又有两类人，左倾和右倾。左倾优先讲理论，右倾优先讲实践。如此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很多时候左派中的右倾主义者和右派观点很近的。要反从实际上反右派，范围一旦拉大，很多人就会戴上右派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更能解决现实问题，不愿意跟着在理论的金字塔里发疯而已。

至于坏分子么，就是那种善于不劳而获，对飞檐走壁之类的事情有独钟，善于偷鸡摸狗扰乱一方的人。这些人运动运动，也该。恶劣一点的，聚集一批人打家劫舍的，也该运动运动。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为了点钱对老妈动刀子，谈对象不成去灭人全家，就像现在网络新闻精彩爆料出来的垃圾中的疯狗。对于这个别情形极为恶劣之徒，用法制对待他们简直是侮辱法制。运动也不太适应了。应该把他们送回古代，享受一下凌迟、薄皮、五马分尸。

不容易的是证据不好找。

现在工作组到乡下抽这这么几类人。理论上的目标有了，还需要实际证据。取证的方式就是到贫下中农家去窜访。

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机关秘书和一位大学生一本正经的去了贫农家。而这个秘书和大学生是互不相识的，神神秘秘的，却都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导下为人民服务。

农民对这两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或许并不适应，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第一步赢得农民信任，勤劳一点的帮助农民把劈点材，水缸打点水。这样算熟悉了。然后开始聊天，那个大婶大婶啊，有没有啥困难啊之类的。困难当然有咯，山珍海味这这些没见过、想不到，鸡鸭鱼肉这些不敢奢望，那就米饭馍馍也不够吃啊。衣服也不够穿哇，有些人家，连条换洗的裤子都没有。房子也不够住啊，夏天下雨，屋顶好几处漏水呢。出门车子不讲，种田必须的独轮车或两轮车是必须的，也没有啊。还有……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还是比几年前大饥荒那会好过点，没有生命之虞，不会饿肚子了。

听了这些，大学生会热血上涌，单纯的脑袋里会想起“为天下伸张正义”之类的句子。秘书则会引导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呢？你老好好想一想，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之下，谁干狗胆包天剥削你们。你尽管讲，不用拍，我们代表毛主席给你伸冤来了。

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想一想，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多人谈论自己困难的时候，未必能找到真正原因。假如能找到真正原因，就有很大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如今一位本科生毕业，想找一份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千块一个月的，就很苦闷。要是询问原因的话，主要两条：没有关系和缺乏运气。再深一点，社会大环境不好，体制问题。这些是原因，但是外因。很少有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即内因。有啥好找的嘛，在大学里白白浪费几年光阴。

半个世纪之前的贫下中农更不好找了，因为祖祖辈辈都穷，能想象到的富裕也就是平时吃上精米细面，逢年过节有肉吃，平时能吃上鸡蛋。问他们为啥穷。他们要是能说出来为啥穷还会穷吗？再让他们仔细想想，那就想想，说某年某月被某个人骂过。如果这骂人的人恰好有一个当地主的老祖宗（地），或者家庭过得还不错（富），或者和右派分子沾边，那就好了，有证据了，拉出来“洗手”“洗脸”。

如果有人举报，大队干部在某个多占了几亩田，或者一千斤麦子，好了又抓住一个黑五类，批斗会又有得开了。

又有人说，张二狗同志昨晚偷了咱家的鸡，记录在案，“洗手”“洗脸”。

又有人说，那个叫王八蛋的同志骚扰过俺闺女，好吧，记下来。

还有，我俺听说谁谁睡家每吨都能吃到肉，特别羡慕。统统记下来。

如此这般，这些都是证据，都要清理的。连同之前查账查出来的陈芝麻烂西瓜。为啥会有那么多账目搞不清呢，现在升级之后就明白了——思想和政治不清。那就清思想清政治。

对于这些黑几类，大家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洗手洗脸。具体洗法是这样的，拉出来面对大家。

不同的人待遇是不同的。

如果贫农张三因为一时赌博忘了种地，导致父母老婆颇有怨言。大家认为张三同志还是好同志，仅仅是不小心心办了错事，大家会真心帮助张三改正。那个张三啊，以后小心谨慎点，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让万恶的地富右坏看笑话。你看看你，你怎么能抛弃赌博呢，那是旧社会恶习嘛。要是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连口吃的都没有，就是给权贵当狗。哪还有老婆？哪有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老婆就会是地主有钱人的丫头。人啊，不吃口馒头也要争口气。那么多烈士流血牺牲才迎来新国家，现在新国家给你大好的机会，反倒成了半截驴子——牵制不住打着倒退了！你啊你啊你，要好好干活！

李四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是地主，这一次分地时又钻了点缝。这一次抓条大鱼。把李四、李四的地主爸爸（如果还活着的话）、被李四钻了空子的村干部，一起拉出来，拉到空地上，好好修理一番。在旁边拉起一张条幅，写上坚决批斗地主及其后代谁谁、严厉打击兼经不起地主及其地主后代糖衣炮弹的谁谁谁。工作组成员带领贫下中农开始了。开头是这样，在伟大领袖思想照耀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个地主，把你欺压百姓的给我交代，接受人民群众的审批。

那个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谁个，说你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苦口婆心的教导么？

交代的好，也能过关。问题是怎么能交代好呢。比方说经不起糖衣炮弹（几斤肉或几百斤粮食）袭击的干部。接受那些玩意时，也就是改变一下生活。在工作组成员看来不一样。根据理论指导，这叫政治和思想上有问题，要交代。天地良心，当年基层干部也就是大老粗，或认识几个斗大的字。让他去交代政治思想，他能说出来个屁啊。现在大学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思想为何物？

然而工作组成员不是这么看，他们会这么联想推理一番：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当社会主义的官，却被资本主义腐化。腐化后拒绝帮助，这叫顽抗，要从严。如何腐化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内部，二是外部。内部还好办，如果是外部，一定有蒋介石或帝国主义特务渗透。要把这些特务挖出来。加大批判力度。吊起来抽两鞭子，或者是罚跪啥的，最好让老百姓扔点鸡蛋给那点龟孙子。当然鸡蛋是稀罕货，那就用泥块或石块代替吧。

工作组成员都是多疑的秘书或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那里知道，如果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素质，能够忍受农村贫苦，当年国民党也不至于败退如此迅速。

就这样，把农村折腾两年，也没折腾出花样。这里留下一个非常大的谜团，就是这样一番折腾，基本上是城里人折腾乡下人，上层折腾下层。为何把行政力量全部折腾到刘少奇那边去了？这个问题要仔细说一说。

官吏的心

常言道，女人心海底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

官场讲利益，这是一个定律，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样一个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分析一下，究竟是谁得利了。

从理论上讲，四清运动是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对抗地富右坏，最直接的得利者应该是贫下中农。实际并非如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跟生产从来没太大关系。名义上去搞地富右坏，实际并无多少利益可图。这几类人中间，右派基本上是虚拟的，是在阶级斗争模式里推演出来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坏，存在，但不多，也没啥家当；真正和油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地主和富农。

那个时代，地主已被消灭了十年，重新分地也不到两年，而且仅仅是多占了一点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没啥家底。这类地主的后代能有啥？把他们的家全部给拆了，每家也分不到一口锅。另外就是所谓富农了。那个时代富农并非真的富裕，且数量不多。就算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富农全部给杀了吃肉，每人也分不了半斤。何来实实在在利益可言？

更多时候是运动打断生产。中国的农民，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田里劳作。四清却常年在搞。开批判大会时，农民可能正在田里除草，也可能在播种插秧。要说不耽误生产那是瞎扯。四清还留下一些恶果。即让农民去教育干部，等到工作组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可能遭到报复。

当然了，贫下中农也不是没有一点利益。至少可以抽空去批斗那些坏分子，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甚至任何娱乐休闲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放松方式。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上来看，相当于免费看了娱乐节目，很爽很开心。情形估计跟小年轻看综艺节目差不多。然而对于赤贫的农村而言，对物质的渴望远胜精神需求。如果可以，相信贫下中农愿意拿这些娱乐节目换一盘红烧肉，不行换盘炒鸡蛋也行。毕竟才是第一位的嘛。

基层干部更不可能受益了。四清运动期间，他们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总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青天大老爷，成了苦戏表演者。坐着（最好待遇）、站着（次好待遇）、或跪着（不算最差待遇）任凭人家指点额头活着戳脊梁，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阶层，即官吏上层（县以上），也就是参与七千人大会的那些人，也就是指挥四清运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官僚都隐藏在这个阶层里面。

提起官僚二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估计牙根都痒。基本上所有的坏事都能找到官僚身影，要在好事中寻找这些人身影，如同在火焰山里找西瓜。在许多人印象里，官僚层就是那种挺着大肚子、除了索要贿赂和女人不知办事为何物的傻瓜。在各类节目中，涉及到清官的，都有这个一个官僚层做背景。包青天一拍惊堂木，下面那个吓得肚皮晃了好几道波纹的，就是官僚层一个代表。涉及到贪官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官僚层做背景。

有史以来，动乱、饥荒、饿死人，都和官僚层有关。比方说明朝末年，并非崇祯皇帝不给力，实在是对整个官僚无能为力。所有帝国崩溃，说到底都是官僚层太腐烂了。这是一群嘴上为公、为天下苍生，手上为私、为情妇狗腿子的人。如果这个阶层膨胀过大，国家前途只有一个——灭亡。他们或是慷慨激昂或是阴险狡诈，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银两放进自己的口袋。所谓良知、信念、梦想、或公义永远透不过那皮层下面厚厚的脂肪。

这个阶层该不该骂？当然该骂？要骂这个阶层么？不要。因为在这次转变中，讲的是整个行政系统，而非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只是寄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只要国家还正常运转，就不能把行政系统和官僚阶层之间划等号。整个行政系统转头，并非为了实实在在的银两。

各级核心人物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大四清，派下去的，都是秘书助手啥的，最多也就是二把手。因为运动嘛，需要有人坐镇指挥。而且这些人知名度相对较高，下去后也起不到啥作用。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说自己不承担主要风险。

当时农村可以说一贫如洗。当年上层官员想从农民那里获利不太现实。况且正在搞政治运动，没有谁傻迎着风当出头鸟。傻到那层度，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配当官——不配在中国当官。当然，作为青天大老爷下去的工作组成员可能得到好处，比方说收点土特产（正宗的土鸡土鸡蛋野生鱼等等）改善下生活，是有可能的。

既然看不见实际利益，那么上层官吏是如何获利的？只好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了。

整个行政系统，从原来支持毛泽东偏向于刘少奇，这个时间段内，除了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外，就是这个四清运动。当时行政系统内部，有一大批从军队转出来的干部。这些人可是长时间忠于毛泽东的，不可能因为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背离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死后很久，老一代的将军还在忠于他。行政系统短时间内倒向刘少奇，中间一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在哪里？

关于刘少奇如何赢得行政系统。正史这么介绍：通过经济调整，大家觉得刘少奇行，愿意跟着他干。要说刘少奇通过短短一段时间经济调整，就让整个行政系统脱离这个国家缔造者，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当然这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回过头，回到大饥荒时代。

大饥荒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至领袖毛泽东，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下至大队书记村干部都有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中间任何一个阶层能够置身事外，饥荒都不会如此严重。好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从生命到财产，均损失惨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大黑锅，其重量必然是整个官吏阶层共同承担才担得起。所以七千人大会上，人人检讨。有人有资格说跟我没关系么？没有。大家均站在黑锅下面，落得一身黑。

不仅是身体黑，心理也难受。做错了事，心理难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不小心伤害了其他人，会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如果把那人伤害得比较严重，会有负罪感。如果工作干砸了，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爹娘妻儿、对不起祖先等等。如果这时候有人指出，事搞砸的原因并不在你们，而是另有其人，只要把那人问题解决了，还有补救余地，内心那种负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就会减弱，就会鼓起勇气去解决那问题。

官吏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人，肉身凡胎。就算是最为典型的官僚，首先还是一个人，并非变形金刚啥的。当官，实际上也就是工作。干得好，心里高兴；干不好，心里难受。如果干了错事，那就会有负疚感。重大错事，就会有负罪感。就算隐藏的再好，人终究都是社会动物。社会文化基因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比方说吴芝圃最后的检讨，说引颈就戮也是心甘情愿，我相信这是真心话。比方说曾希圣，晚年研究农业播种，也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吧。比方说李井泉，平反后尽力干点事，也是一样。

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共同检讨，集体扛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如此高效的官吏团队为何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为什么？相信从毛泽东到很多很多人都在内心中问过无数遍。

困惑不解，问题必然继续。

如何解惑呢，就是查账。所谓查账，也就是查责任。查到责任在谁头上就算谁的。如果把责任查清楚，那么一些人就会清白。所谓四清，就是查账。经济也好，思想也好，组织也好，政治也罢，说到底都是查账，也就是查责任。其实所有政治运动都一样，都是算账。四清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理清了这一点，就能继续了。

刘少奇把四清升级，从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升级的结果是，行政系统倒向了他那一边。个人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刘少奇通过大四清，大肆通过上层查下层，查出来无数问题。有经济问题，有政治问题，有组织问题，还有分工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地右富坏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呢，说明了当年在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工作很坏很坏，坏到没法看。这些基层干部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欺上瞒下，干了无尽的坏事。基层坏事越多，责任越大，暗示上层罪过越小。就像好比两个人一同干了一件错事，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干的越大，过错越大，就意味着从犯干的越少，过错越小。

当四清全面升温之后，把大饥荒的过错导向基层，消除了上层官吏那种心理负疚或者负罪感。这些人当年支持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他们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现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入死角，他们偏向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

所以说整个上层官吏系统中，他们没有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还是得利了。写到此又想起太史公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分析利益的时候，不要把目光紧紧盯在金钱或权力或者美色（包括男女哦）上，还有隐形的、心理上的。就算在整个历史上，通过抚平官吏阶层隐痛方式赢得行政系统的案例也不多呵。

女人心海底针。那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呵呵，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

第二十章 刀光剑影

总结一下：毛泽东的小四清，想要从阶层解决问题，对官吏阶层不信任，如枫桥经验那般。刘少奇升温之后的大四清，因势利导，在小四清的基础上把基层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为官吏阶层清洗了大饥荒的责任，所以赢得行政系统。

如此一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利益阶层走向对立面。理解了这一切，才能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样。

从刘少奇角度看，湖南老家四十四条调查开始，决心求变；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释放一点信号；七千人大会，语惊四座；西楼会议，开始实践。他要求变，在无法理论突破的前提下，只能先实践。要实践，必须拉动官吏阶层。所以有了大四清。

从毛泽东角度看，从头到尾不认为三面红旗是错的，只能有点微调。当刘少奇想要大动作时，他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然后搞了一个小四清，却暴露了很多问题。刘少奇利用小四清中暴露的问题推动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阶层。

直接交锋始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两位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老乡、战友、同志由不爽、到很不爽、到完全摊牌，直接交锋。

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四月十五号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家们再次开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是四清运动的另一个称谓。

如此重要的会议，一般都是毛泽东主持，并且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言。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现身，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刘少奇告诉大家：“主席身体不好，又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就不必要请他参加了。”

换成平时，刘少奇这么办可以理解为二把手理解一把手苦衷。但是双方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之际，在毛泽东眼中就是要架空之际。所以毛泽东愤怒了。遵义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亲自让秘书通知了有关的名单。他要弄清如下问题：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意识到了什么，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没有来，开口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虽然毛泽东对秦始皇印象不错吧，但是在场人士都能感觉到毛泽东的不友好。实际上也不可能友好。都已经针锋相对了，还谈友好，那叫虚伪。

邓小平接过话：“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直接说出了他的不满意：“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来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的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当然这些还只是牢骚。

接下来毛泽东对前台工作提出一系列批评，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挑出来一大堆毛病。如同爱管事的婆婆一般，吧啦一大堆，相当于超强吹风机，把所有人吹一遍。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不管具体工作。当他开始挑刺时，就意味着很大不满。为啥呢？很简单，在座的各位和刘少奇紧密配合，逐渐忘却退居二线的领袖才是现阶段意义上的一把手了。

根据延安整风以来的传统：毛泽东真的发飙，其他人只有听的份。如今传统即将被打破。

毛泽东发飙之际，刘少奇匆忙到来，向毛泽东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算是一个不咸不淡的解释。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今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不冷不热，态度暧昧。

刘少奇确实是个忙人，因为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刘少奇是下一届国家主席候选人。光看开头，就知道两人已经不对路。其实早在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两人就教育问题争议已经很大了。

刘少奇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一听大事，毛泽东就来气，一口气提出一大堆问句。毛泽东说：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刘少奇说：“大家下去蹲点了，方向正确，认识基本一致了。”

很显然，刘少奇对毛泽东抛出的问句不认可。他认为毛泽东的那些问题不是问题，解决了。毛泽东立刻反驳。两个理论高手进行一番高水平的较量。

毛泽东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里部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

刘少奇的解决方式，毛泽东认为很差劲。中间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工作组行为过火的问题，导致有人承受了冤屈，甚至自杀。而且数量不少。

刘少奇不放不忙的辩解：“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

对此，毛泽东已经成竹在胸，准备好了答案，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里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

到此毛泽东已经亮出来自己的观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言外之意，要整党内坏的当权派。坏的当权派是那些人？当然就是所谓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换成以前，毛泽东表态，刘少奇会第一个赞同。现在不一样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理论为政策辩解。

刘少奇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富裕阶层。它包括：当权派后面混进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成了贫下中农或共产党员。他们是新的剥削压迫阶层，有很强大的隐蔽性，必须揪出来。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

关于这个新感念，刘少奇解释：“四不清分子和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是有信心解决那个矛盾：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这的总是多，总要革命。

所谓新感念并非什么新发明。那概念在他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划一条鸿沟。那鸿沟最终演变成了楚河汉界。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求当权派一起搞。刘少奇主要去搞四不清分子。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是小四清（对干部不完全信任）和大四清的思维方式（责任导向基层）。

之前还只是私下里搞一搞，如今已经摆到桌面上说了。

刘少奇继续摆观点：“漏划的四不清分子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己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意思就是毛泽东小四清搞得不好。

所谓气焰打下去，就是要富裕阶层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退赔给贫下中农。刘少奇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邓小平说：“我赞成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把四清退赔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等价联系起来。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刘少奇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

邓小平：“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到此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配合相当默契了。二人配合，至少开会时，说道理并不输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二人，相当窝火。因为他清楚记得，从井冈山开始，邓小平一直站在自己这边的。即使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还是跟着毛泽东走的。短短两年之后，邓小平就站在刘少奇身后了。可以说邓小平的转变，是刘少奇赢得行政系统的标志之一。

但当时的邓小平依然不成熟。因为刘少奇的新概念有很多不利因素在里面。按照那个概念，等于说是经济调整时期的受益者都成了富裕阶层。按照那个概念，日后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人都成了新的剥削阶级。

但毛泽东是不会退让的。毛泽东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的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

理论吵完，还没有得出一致结果，又开始说具体的人事问题，又是一番争吵。

刘少奇对王仁重的搞法有些不满意。因为王仁重的报告偏向毛泽东。

谈到王任重，毛泽东又有话说：“低我不赞成你们把王任重压，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

刘少奇当初搞桃园经验就是一个破绽。即使搞一个样板，也不应该把王光美拉出来。不仅有用人唯亲之嫌，而且王光美的身世背景也不好说。王家原本就是旧时代高官。王光美的哥哥又是从旧时代转变过来的资本家。如果运动搞过火，那是谁也没法独善其身的。

这里有一个猜测：刘少奇一心把责任导向基层，是否也有王家角度考虑？是不是把王光美整出一个样板是否要掩盖王家的阶级成分？

刘少奇的解释：“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其实刘少奇这个观点还是太片面了。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样板可以通用的。当初大跃进就是样板搞得太足，导致失控的。大跃进虽然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刘少奇也是主要推动者之一，理当吸收经验教训。把单一的模板在全国推行，搞不好惹出一场政治大跃进。

事实上大四清就是一场政治跃进。只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过于猛烈，使之黯然失色。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现代人研究政治运动时，估计要把它当成模板解读了。事实上，大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才是更为激进的那一个。

人事没有吵完，又吵政策。所谓政策，就是退赔问题。

把人家划成富裕阶层，新的剥削阶级，那是要追究责任的。也就是要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按照当时的政策，责任是要追究的。问题是，当时有很多人是冤枉的。人家原本家中就解决了温饱，结果被划分为富裕阶层，让吐出宝贝来，办不到啊。所以问题一大堆。

毛泽东让打击面不要太大。刘少奇则主张挤牙膏，能挤多少挤多少。

毛泽东说：“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顶回来：“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不认同：“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

刘少奇反问：“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贪的也可摘帽子，那是很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上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助威：“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分子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听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言辞，毛泽东说了下面一番话。很难想象，说出下面这番话的毛泽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话说到此，可以说双方都到了底线。如果开会的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可以到此结束了，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下去只会伤了颜面。像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是谈笑间置敌人于死地。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伤和气的话的。

毛泽东要抓上层，整顿党内坏人，而刘少奇依然坚持正下层。双方各不相让。此时不是两位伟人在斗争，而是两人背后的阶层在较量。

刘少奇背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因为刘少奇的那一套，可以帮助行政系统洗清责任。

毛泽东背后是军方和下层。这样的碰撞，注定是火星撞地球。

较量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负，国家都将面临新一轮动荡。

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怎么办呢，继续辩呗。为啥还要继续辩论呢，因为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上，每一个人都有相当能量。支持谁、反对谁都很重要。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需要他们。

两个人位置好像调换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搞运动，搞得很热烈。而刘少奇抓实际工作，倾向于保守一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在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过大会议上，刘少奇扮演了激进派。

既然现实没有答案，那就扯历史，扯到了共产党的三反五反，没有结果。继续扯，扯到中国历史，还是没结果。又回到现实中来。

毛泽东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的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

说到底，毛泽东还是要从当权派开始整理，而且从大的当权派开始整理：“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所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

对于毛泽东的这般长篇大论，刘少奇是没法反驳的。原因很简单，那些道理也是刘少奇曾经认可过的道理。因此他只能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死守自己的阵地。

现实谈不拢，再去历史上找灵感。反正大家在一起合作几十年了，能说能扯的事太多。只要有战斗力，只要有战斗欲望，就可以战斗下去。这一次不再是共产党历史或中国历史，毛泽东提到刘少奇的个人历史：“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早期工人运动虽然取得不少成绩，最后还是总体失败了。毛泽东现在提那些，是不是有某种心理暗示：少奇同治，不要忘记过去，你并不成功，是依靠本人才有今日的。

刘少奇已经今非昔比，自然不吃那一套，还是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言外之意，贫下中农也有刁民，也需要清理。如果那般，那么大跃进的责任，基层需要承担更多。

毛泽东听了就来火：“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针锋相对：“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不赞同那一套老资格论：“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危险到来时躲起来，让刘少奇走上前台）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的，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刘少奇说：“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

毛泽东说出了不同意刘少奇那一套理由：“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相当震撼的。甚至可以如此翻译：“出了事都是临时工（老实不会办事之人）干的，需要追究责任的，你追究了没有？”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临时工”的概念。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刘少奇打了一招太极拳：“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说了等于没说，还是要严厉查出：从政治、思想、组织、经济上一一清理。

对于诸如此类的招数，毛泽东太熟悉了。当然不买账。毛泽东讥讽说：“这不是作样子吗？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作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实际上在变向指责刘少奇架空他。

毛泽东是那种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顶的人。即使指责，也是尖酸刻薄，犀利辛辣。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是指责与讽刺的经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下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看看这挖苦的本事，正话反说，滴水不漏。指责了刘少奇的同时提醒同志们：刘少奇一直给本人当助手的，现在要取代本人。他想要成为秦始皇，能行么？

开会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欢而散形容了，而是全面摊牌！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看着几十年来一直提拔、栽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的助手，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好吧，既然你一意孤行，莫怪我不讲情谊了。

刘少奇看着毛泽东，看着这个老领导、历史巨人，感慨良多。并非我想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实在是你已经落伍了，而你却不认为自己落伍了。我将用我的行动证明你已经落伍。

纵有数十年战斗情谊，为了各自理想，也得各奔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历史的玩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共最强的政治同盟终于走向分裂对抗。

从毛泽东走向会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不会平静了。等到刘少奇到会之后，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其他人除了静静倾听，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即支持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中各有各的一本帐。

会议上的毛泽东还是长期以来那个毛泽东，刘少奇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刘少奇了。之前那个毛泽东的助手摇身一变，变成建国之后毛泽东最大对手。

之前的刘少奇看到毛泽东不满，立刻就会改变策略、消除分歧，甚至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骑到老虎背上，下不来，也不愿意下来。

刘少奇转变不稀罕，稀罕的是转变得如此剧烈。在那个政治经常大变动的岁月里，政治家转变很正常。比方说邓小平原本是毛泽东粉丝，后转变成毛泽东对手的粉丝。比方说毛泽东原本支持高岗，后来反对高岗。刘少奇原本和毛泽东站在同一条船上，出于大饥荒的逼迫调整政策，这些前面都解释了，属于正常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长时期以来，刘少奇身份都是实干家，这一次怎么钟情运动了？

要解释这个转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厚黑那一套，说刘少奇搞运动为了整人夺权，从接班人位置上转正。刘少奇是搞运动的行家高手，这一次搞四清，取得了行政系统支持。他敢明目张胆的干，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想要赶毛泽东走人了。毛泽东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尊称刘少奇为秦始皇。而且刘少奇之前也对毛泽东说过：“年龄大了，可以的当党主席，其它事我们来干。”套用这套厚黑学的解释可以说服不少人，却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弄清领导人斗争之前，首先要清楚，权力可以是一杯毒酒也可以是一副良药，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荣耀也可以带来灾难。权力可以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引得世间无数人竞相折腰，纵然身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掌控不了权力就对掌权之人摧眉折腰。权力也可以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无数人唾弃谩骂，骂权力、诅咒掌权之人，个别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歇斯底里的至高境界，让后人难以望其背项啊。

问题的关键要看何人掌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权。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赢得所有人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博得所有人谩骂。因为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或许在天堂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勉强达到，但是人类社会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权力就消失了。同样，能够惹所有人诅咒的权力在此之前就被推翻了。权力掌控者能博得大多数人赞誉已经不错了。如果这个大多数是百分九十以上，将稳如泰山。

而且攫取权力者目的各有不同。有人往上爬，是为了权力本身，爬上去之后就不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一直拉屎，这是政客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用权力去干一些事，为国为民为自己，这是政治家的行为。

刘少奇搞四清，就是为了取代毛泽东。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要回头看看运动的目的，究竟为了权力而夺权，还是为了干实事。

再次回头看看大饥荒以来，刘少奇的总体转变。刘少奇起于工运，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作为毛泽东党内主要助手，干了将近三十年，作用相当于林彪在军内。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全力以赴参与毛泽东的领导小组之中，忠心耿耿的执行策略，直到大饥荒到来。从湖南调查开始，刘少奇下决心转变，即逐步脱离毛泽东的政策。

在那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一份被称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那份报告标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巨大的矛盾，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两难之境地。理论还是之前的理论（三面红旗），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实践。站在理论立场上看实践，就是资和修。所以毛泽东看刘少奇，也是在搞资和修。

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需要改变。刘少奇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也需要改变。毛泽东坚持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刘少奇趋向于从实践中打开缺口，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最后理论迫使实践回归，那就意味着刘少奇失败。如果实践改变了理论，那就是毛泽东的失败。

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几十年里也有分歧。比方说建国初的高岗事件，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那件事的结果是，刘少奇妥协，毛泽东舍弃高岗。高岗事件中，二人的分歧也不小，最终却得以和好。这一次两个人为啥要押上全部筹码？

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彼时毛刘分歧，只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大家都在雄心勃勃搞建设，起点一张白纸，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没有太大压力。即使有不和，也被未来光辉前景给冲淡了。那时候大家需要携手共进，让未来光明的前景更加光明，然后在历史上留下各自的光辉形象。

此时毛刘分歧也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一致。然而局势已经变了：之前建设出现巨大纰漏，大饥荒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失败者要为大饥荒买单。这是一点，属于巨大压力；还有一点，则是巨大诱惑。我们在第三篇论述到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在下层，即农民和军方。在军方，是因为毛泽东缔造了军队，领导并指挥军队取得无上荣耀。在农民，在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土地政策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土地问题，领导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资源再分配。

大饥荒之后的调整，在刘少奇的实践政策中，再一次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再一次实现资源再分配，即再一次分地，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如果刘少奇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威望可能直逼毛泽东。二十年之后，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而已。今天大家闹改革，说穿了，还是希望资源重新分配而已。

纵观历史巨人，没有人愿意去独自承担那么大的历史黑锅，也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如此巨大诱惑。毛泽东不能，刘少奇也不能，后来的邓小平依然不能。

刘少奇想要取代毛泽东，想要从实践上指导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搞运动。通过运动增加自己的势力（把行政系统拉大自己一边，典型代表如邓小平），通过运动削减毛泽东的势力（暴露毛泽东政策的问题）。可以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权力之争。对政治家而言，权力背后是理念。

所谓浩劫、所谓运动，不过是理念差异而已。

当二人理念相同时，可以形成最为有力的战斗同盟，分开则惹来最为激烈的政治运动。

打通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何刘少奇突然左转，一下子剧烈起来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刘少奇的这番转变引出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让毛泽东认定国家建设之所以出那么大的问题，皆因为政策执行上出现了错误。特别是通过四清运动，亲眼见证刘少奇一系列动作之后，更加认定是政策执行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他甚至还在怀疑，刘少奇在他身边隐忍那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走向最高领导岗位，如同赫鲁晓夫隐藏在斯大林身边。只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同志在工业方面给中国很大的帮助，但是在中国政坛一直扮演着反面角色，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纷纷浮出水面。可怜的赫鲁晓夫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些所谓赫鲁晓夫中间，分量最大的无疑就是刘少奇。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了二十年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因为刘少奇的实践（邓小平也参与其中），邓小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之后，有了样板可以参照，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探索时间。后来邓小平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把之前刘少奇赞同的“责任田”制进一步发挥。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就是今天的争论。

这一正一反两个结果，如同硬币两面，在刘少奇那里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选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两个人还有缓解余地么？从已有资料来看，应该还有几天。但二人都没有缓解的意思。又过一年，刘少奇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提出回老家种田时，已经太晚了。文化大革命兴起，毛泽东能做的也就是因势利导而已。

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对话很意思。

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表示很无奈：“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邓小平很同情并支持刘少奇。

刘少奇发牢骚：“但是许多问题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这应该是真心话。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想的还是你老人家就不要来参合了，看看我们是如何干活的。邓小平真的去劝毛泽东了。才有了八天之后，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闯入会场开会的事。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

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定了几桌菜，请一批人来吃饭。名义上还是庆祝七十一岁大寿，其实根本不是。在他的客人名单中，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也有钱学森、陈永贵、王进喜等科学家和劳模，老婆孩子都没有。吃饭时，中央和大区领导人坐一起，毛泽东和钱学森他们坐一起。

以往这样的场景，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说话诙谐幽默，引来笑声阵阵，一片和谐的样子。这一次完全没有往日的气氛。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资格。”

接下来话题又转到在座各位身上，大意如下几层：

第一，你们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国之柱石，干了很多工作，我很认同、很欣慰。——相当于吹吹风：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第二，这四清我是没有下去蹲点，没有什么发言权。——运动是刘少奇搞的，我不知道，和我没有关系。八年之后的南巡吹风，说林彪庐山会议上的一切没有和我商量。

第三，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都是刘少奇说过的话。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八年之后，林彪鼓吹天才论，也被定性为非马克思主义。

第四，中央又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修正主义威胁。——指出实际问题的严重性，为后边动手做准备。批判彭真时，就是把北京市委搞成独立王国，批刘少奇，就是叛徒。

毛泽东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可以想象，刘少奇当时的惊讶。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当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时，那就意味着要动手了。要动手，自然要有对象。当时情况下，对象只能是刘少奇。即使不说，大家也知道其中的意思。

毛泽东含沙射影指出：“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这大概是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生日之一。这一次生日目的是啥？客人名单中看，人数不多。中央另大和大区领导人，这些人参与了六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把请他们过来干吗？无非是吹吹风，让他们冷静冷静。至于钱学森、王进喜他们，根本就是干活的，对上层人物之间能有一个模糊印象就不错了。毛泽东拉他们过来作陪，也就是一个暗示。暗示对面那桌子人，看看谁在干活谁在折腾，还有就是他本人开始管事了。吹风或暗示，只是开始而已。

这些动作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因为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号，邓小平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也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邓小平也没有办法。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不请自来，参与会议。刘少奇等人见了毛泽东（啰嗦的老婆婆），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下，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来必然有狂风骤雨。

毛泽东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拿出《党章》和《宪法》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一个不叫我开会（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然后对众人讲，“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和你们讲几句话？”

——他是带着两样宝贝进会场的。至于目的嘛，无非告诉大家，谁才能政治捍卫它们。

毛泽东说：“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既然说话了，那就火力全开。

毛泽东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划出自己的界限。

接下来，毛泽东把话说得很明白：“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太犀利了。归纳总结概括起来就一句话：你们最好都要掂量自己，谁如果越过是的界限，责任自负。

“他们”，当然是指代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

接下来，毛泽东把刘少奇修改的《后十条》逐条批驳。当然还是老生常谈，大意就是说这个文件是冲基层去的，把问题导向了基层，浅点说是方向问题，深点说是路线错误。最后总结：“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特点，不动手则以，动手就是雷霆之威，如同奥利匹斯山上的宙斯。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陈伯达等人在助阵。陈伯达号称大笔杆子，其人理论功底深厚到看见一只苍蝇飞过来，就能联系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

同是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陈伯达和田家英完全是两类人。田家英身上有可贵的“书生气”。陈伯达那里只有“马屁气”。

陈大笔杆子一看毛泽东对少奇同志不满意，就顺着毛泽东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他这个发言，受毛泽东欣赏。后来陈伯达建议停发原来的《十六条》，推到重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撰写《二十三条》。

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当面警告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

——所有现象均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摊开了矛盾。

——但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五天之后，也就是六五年一月三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国家元首。这是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胜利，也是刘少奇一辈子最后一次胜利，也是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人唯一一次战胜毛泽东。

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较量。五月二十一号到三十一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那短时间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紧张关系一步步公开。

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上让刘少奇难看。

二十八号会议上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四清纲领《后十条》。

然而刘少奇依然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说，刘少奇的工作得到行政系统的认可。行政系统的认可不代表毛泽东的认可。

就在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晚上，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

毛泽东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三条：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接下来就是《二十三条》出台了。二十三条，就是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毛泽东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毛泽东轻易不表态，一旦表态，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条路走到黑了。

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大笔杆子看到这样一个毛泽东：因为整夜不睡觉，眼睛里布满血丝；但他丝毫不在意这些，而是边抽烟边说话，来回不停的走动。在陈伯达记忆中，这是一个思考结束，进入战斗状态的毛泽东。这样的毛泽东是不可阻挡的。对毛泽东了解颇深的陈伯达一下子想起战争时代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可阻挡！

毛泽东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

接下来毛泽东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通过这些言语，可以证明毛泽东基本上摸清了刘少奇的动作和目的。外人、甚至今天大多数人对当年的是非曲直依然是云山雾罩。对于当事人而言不是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太熟悉了！两人在一起共事数十年，如何运动，如何出牌，以及最终目的如何，简直是了如指掌。刘少奇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解刘少奇。

毛泽东向陈伯达口述的材料整理成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就不转述了，大意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就是基层不要搞太过火了，要整理上面。根据薄一波回忆，《二十三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解放了一批干部，减少了损失。

然而《二十三条》仅仅缓解了基层左倾局势，却没能解决党内矛盾问题。这个问题由另外一场运动来解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五年之后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其实那答案不对。确切说，应该是刘少奇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因为那样意味着行政系统跟着刘少奇走。

如果刘少奇地位还是当初的助手，正如十年前高岗对刘少奇发飙时，毛泽东还需要包刘少奇一程，让他继续干。

如果刘少奇的行为还在三面红旗的范畴之内，即使干的不好，如第一次庐山会议那般，或许他可以忍受。拿下彭德怀保刘少奇。

如果刘少奇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又想突破三面红旗，隐隐取领袖而代之，那就不行了。天无二日，政治世界只有一个领袖。说他们恋权也罢，说他们理念之争也罢，总之就是那样子了，谁也分不清楚。话说回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如果能分得清，就不叫政治了。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毛泽东身边从来不缺乏吹牛拍马的政客。这些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打击报复别人，通过打击报复别人达到辉煌腾达之目的，犹如黄帝身边的太监，康生同志就是杰出代表。

刘少奇也是靠和毛泽东结盟起家的，对毛泽东同样极尽吹捧之能事。然而刘少奇和那帮政客不同，因为刘少奇的身份是政治家。

所谓政客，就是眼睛紧紧盯着利益不放，为了利益不惜昧着良心整人，和人格呀、道义啊、公里呀、良知啊这些东西有不共戴天之仇。

所谓政治家，除了眼睛紧紧盯着利益之外，还有自己的理想。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理想而舍弃利益。

刘少奇从来都是一个务实之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有自己的理想，只是他的理想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现实不断变化，理想重来没有变过。

相比之下毛泽东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综其一生可以看见，都是再用他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让现实服务其理想。

刘少奇用理想服务于现实。

毛泽东拿现实服务于理想。

这便是二人性格上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升级之到治国理念上，直接导演了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斗争风云。

在毛泽东身上，一般是诗人，一般是政治家。诗人给了他无尽的激情和想象，政治家给了他极为务实的一面。诗人和政治家，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竟然在一个人身上完美统一起来，正如诸多历史迷局一样，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谜。根据后来情况来看，正是这谜一样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才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刘少奇必须是务实的。他从来没有站在最高权力上，没有激情浪漫的资本。

跟在领袖身后揣摩领袖意愿的人多了，像康生柯庆施之流，一辈子也就看了这些事，靠揣摩圣意爬上高位，就一直得在高位上瞎起哄，伤人无数。刘少奇不同，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治国理念。

中共第一代领带核心中，刘少奇是唯一一个不曾掌兵的，自身处境却是最为危险的一个。这又是一个谜。战争年代，身居高位又不掌兵，只能和最高领袖同处一辆战车。除了面对敌人之凶险，还要时刻保住领袖之信任。要取得领袖之信任，就要按照领袖方式行事。

在一步步逼近权力高峰中，刘少奇必须隐藏自己，隐藏自己的治国理念。却在最后时刻摔了一个粉身碎骨。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军方的支持。

毛泽东说，枪杆子出政权。刘少奇没有枪杆子。没有枪杆子的刘少奇必须有毛泽东的支持。当他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时，要做的事，就是抓枪杆子。

第二十一章 触手伸向军方

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合作于一九二二年，别于一九六六年，前后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中，国内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年，抗美援朝前后将近四年，一共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的战争期间，刘少奇都是配角，作用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总管。接下来经济建设，刘少奇才慢慢走向前台。走向前台之后的刘少奇从棋子变成棋手，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并且在行政系统内战胜了毛泽东。这是刘少奇的辉煌胜利。然而新中国由三条腿构成，仅仅一个行政系统是不够的，还有党，还有军。只有掌控了党和军，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党政军三脚架中，党领导政府，当指挥军队。也就是说党出于最高地位，军队和政府相当于党的两只手，一文一武。

没有文武两手的党内一把手是脆弱的，如张闻天。

在党内，毛泽东一把手，但不太管事；刘少奇二把手，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直接争夺的，因为党的功能要通过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党就成了一个空壳。比方说苏共，失去政府和军队之后就变成今天这模样。

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相当于赢得了文官集团。要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必须赢得军方的支持。这个太难了。军队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要让军队转向，呵呵，难于上青天呵。但是军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他们视毛泽东为领袖，但是毛泽东在军内也不管事，实际事务由其它将帅来管。只要把这些将帅来过来，就能在党内赢得更多话语权。

刘少奇革命生涯中，两次绝佳的机会培养军方势力。

第一次是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重新整顿新四军。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主要听项英的，毛泽东都无可奈何。所谓重整新四军，意味着重新整合军事资源。这个过程中发现两个人才：文武双全的饶漱石和军事奇才粟裕。

刘少奇和饶漱石也是老相识了，他把权力给饶漱石。应该说刘少奇的眼睛很毒，看到了饶漱石的战斗力，只是没有看透他的内心。饶漱石掌权之后把陈毅给闹得日子很不好过。然而饶漱石非得没有感恩戴德，后来又和高岗在一起，想取刘少奇而代之！刘少奇和粟裕之间的故事前面已经说很多，这儿就不说了。

第二个机会来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开会讨论“天下大事”。因为不但是中国抗战胜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首次扬眉吐气。在这样大气候之下，立马开打影响非常不好。即使要打，也得先谈谈，看看能否通过“和谈”达到目的。因此才有了强势一方的蒋介石几次三番邀请弱势一方的毛泽东离开延安窑洞去重庆开会讨论问题。

毛泽东去了重庆，刘少奇代理一把手。当时国共面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抢占东北。

九一八之后，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事实上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往东北渗透，历时半世纪有余。四五年之后的东北，如同一个成熟的桃子，大家都想去摘。如果国民党摘到，就有机会把共产党压缩在长江以北黄河以西那片贫瘠土地上。如果共产党摘到，相当于有了一块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并且有机会复制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故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延安的事由刘少奇说了算。

此时国共双方明争暗斗，一边谈一边打。刘少奇迎来一个真正发挥智慧的机会。刘少奇不负众望，整出了解放战争初期一个有效的战略决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翻译过来就是，南方暂时扔给国民党，共产党集中全力向北发展，主要抢占东北。

东北的优势就不说了，什么接壤朝鲜啊，背靠苏联啊什么的，这些还比较遥远。在这些大局势之前，首先是眼前利益。真正利益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武器，那可是内战宝贝啊；另一个就是东北在苏联人手上。只要苏联人愿意，东北完全可以给共产党。虽然苏联名义上不支持共产党，但暗中给了不少好处。这才有了超豪华阵容去东北。

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派哪个当一把手呢？是彭真。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就不用解释了吧，白区时代最重要的助手。然而彭真只能抓政治，对战争不在行。战争年月，政治是没办法填饱肚子的。要吃饱饭，肯定得靠战争。现在大家只记得林彪在东北呼风唤雨。

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东北主军的肯定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徐向前。

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最善于谋身。

徐向前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九零年，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表面性格看，徐向前和林彪有点类似：面孔清瘦，生活中沉默寡言，战场上算无遗策。都是那种人群中无法重视他，战争中谁也无法轻视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很大不同，林彪性情倨傲，徐向前中庸平和很多。所以如此，跟他们的生长环境有关。

徐向前生于农家，长于贫寒。

兴趣爱好很广泛：喜欢戏曲，晋剧、粤剧、河北梆子都爱听；懂得玩乐器，弹扬琴、拉二胡都不错；针线活也不错，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还能给自己织毛衣，自己织了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三十年（质量过硬啊），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现在还在博物馆；善于各种手工艺制作，爱好读写字等。另外还喜欢养动物。比方说长征时，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走在前，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

给人印象：土气。徐向前话不多，一生说山西话（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爱吃山西饭，有“布衣元帅”之称。

主要经历：十八岁那年考上一个师范熟成班，现在就是拿钱就能上的那种，而且毕业后很难找工作；当时还比较稀缺，所以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然而徐老师很不称职，因政治思想不过关被辞退了。徐向前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天知道他对大龄儿童说了啥，大概也就是社会不公平，咱们日子很难过之类的话。然后就下岗了！

在动荡年代，失业未必不是好事。几个月以后，下岗职工徐向前再就业，这一次比较走运，找到一份高光、高风险、收入低但有前途的职业：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神奇的时代啊。新中国建立之后，徐向前和宋庆龄女士提到这事，宋女士惊讶莫名，说我怎么就记不得了呢。能记得才怪呢，当年大名鼎鼎的孙夫人当然记不住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卫士。

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于是要搞自己的军队，在苏联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徐向前同志又从侍卫变成学生。

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同期被尊为黄埔三杰之一深得蒋校长器重的陈赓大将相比，徐向前同学就低调多了。

校长蒋介石崇拜曾国藩，凡是效仿之。曾国藩精于面相之术，善于以相取人，听力来挺神秘，其实也没啥，就是相信传统文化中的相由心生。说不好听，以貌取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伏龙凤雏起名。相貌帅气的诸葛亮惹得刘皇叔三顾茅庐。尖嘴猴腮的庞统没人要。曾国藩是国学大师，对那方面还行。蒋介石就有点东施效颦了。蒋介石的招数就是看这个人长相是否耐看，口齿是否伶俐，是不是老乡关系，文章写得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蒋校长查哨，看见一个房间里有灯光，以为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训斥。正要发火之际，却发现一个人正在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心想孺子可教，便记住了这个人。此人名曰陈诚。

又有一天早晨，蒋校长在操场跑步，发现有一个同学比他更早，心想这小子不错、够勤奋，便去搭话，不搭话则以，一说不得了，老乡啊！那人便是胡中南。

汤恩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还行，回国后跟着陈仪老师在军阀中混过一段时间，不如意，去黄埔军校当教官。但是好位子都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瓜分了。汤恩伯想出一个办法：写了篇文章送给蒋校长，从此脱颖而出。

尽管如此，蒋先生比如今大学校长还要强多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在哪里？飞机上？会场？还是在“制造”论文？反正不会早晨到操场跑步，也不会晚上去学生寝室看学生，不会早晨在操场跑步就是了。建议现在大学校长们，骂蒋介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代的精神，多关心一下自己学校里的学生？

如此这般，蒋校长自以为赢得无数才俊，却漏掉了徐向前、林彪那种军事奇才。

徐向前既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也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给校长写过文章。在校长面前不愿多说一句话，而且带着生硬的山西口音，让浙江人蒋介石听了就别捏，且小学教师出身，以为此人乃“平平之辈”。加上后来林彪的遭遇，可见蒋校长以相取人的技术不怎么行。

英雄不惧出身低，打仗靠的是脑子。后来低调的徐向前和林彪远胜当年尖子生。时光快进若干年，蒋校长精心挑选的尖子们通过北伐和东征的摸爬滚打小有成就的时候，徐向前也在准备着，他将靠自己的才华给蒋校长和黄埔同学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派遣亲手挑选的黄埔高足去去围剿中共第二大根据地，大别山周围的鄂豫皖根据地，满以为会旗开得胜，结果却是牙齿丢了一地。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介石校长若干次围剿，若干次无功而返，因为那里有徐向前。

蒋校长是个很执着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共军，把井冈山根据地都打残了，却难耐大别山如何。因为大别山有徐向前。

井冈山上，毛泽东军事地位时不时受到挑战。同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的军事地位从未受过挑战，因为军事就靠他。以至于抗战初期，很多人还将其与朱毛并列。

等到蒋介石发现自己的错误，采取了补救措施，即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和朱毛一个价，比贺龙、彭德怀、林彪都贵），左等右等，等了几十年，从大陆等到台湾也没等到有人提着徐向前的人头来推销。

日后长征会师，中央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马。所以张国焘才敢向中央伸手要权。但是那八万人马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日后共军军长级别的将领，多半都出自红四方面军，尊徐向前为老领导。

红军时代对比军事战绩，徐向前绝对名列前茅，甚至胜过同时期的彭德怀、林彪。

军事成绩很大的徐向前好像对政治没啥兴趣。张国焘得势，徐向前不表态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得势，徐向前同样态度暧昧不明。以至于张国焘不信任徐向前，用陈浩昌压制，还把徐向前老婆给整死了。到了毛泽东手下，徐向前同样不被信任，从来没有独当一面之机会。

不管张国焘也好，毛泽东也罢，不信任归不信任，都从徐向前那里得到超额回报。没有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就没有张国焘后来之嚣张（如果张国焘不是过于嚣张的话，中共内部也是排得上名次的人物）。

当然，徐向前并不完美，军事生涯中有污点，比方说西征。西征是注定失败的，名曰战略上打通苏联通道，实际不可能。从陕北黄土高坡出发，基本上就是地广人稀。征兵没有兵员，征粮也不好征。过了兰州之后，就是几千里戈壁滩，别说行军打仗，就是现在坐火车都够受的。何况西北土匪之强悍，并不次于徐向前带的那两万人。在没有策应甚至后勤补给的情况下，长怎么打？说不好听点，还不如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管用。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在西征时起到相反作用。如果徐向前指挥能力差点，而不是一路打胜仗打到人困马乏全军覆没，一开始就失败的话，还是可以撤回来的。

不被重用的徐向前从不抱怨，也不声张。张国焘杀了他手下也不打招呼，杀了他老婆也不打招呼，这些徐向前都忍了。然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等到张国焘跑到戴笠那边吃剩饭，等到陈浩昌惨淡结局，徐向前依然不倒。

在毛泽东时代，各种雷厉风行的运动中，病榻之上的徐向前竟然一一避过。就算卷入文革，就算被抄家，比起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经非常幸运了。

熬到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怎么样。对越自卫反击战最高三人组中也没有徐向前。不过最后好歹当了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

时也？命也？都不是，善谋身也！谋身者当如徐向前。

需要奋起时奋起，功成之后自身退。

徐向前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在民主法治尚未健全时代，与其去争，不如早退。但徐向前之退让，和古之隐士不同。虽不争功，但国家需要的时候从未退缩过。这就是真英雄的价值。刘邓跃进大别山之后，徐向前临汾晋中干净利索搞定阎锡山。

徐向前不争，不代表没人晓得其价值。毛泽东就启用过他，用了一半赶紧收回来。

真正想启用徐向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之中进入权力核心，然而环顾四周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就不说了，通过整风，已经成了彻底的老大，党政军一人说了算。朱德总司令，地位稳如泰山。周恩来的地位就算不稳定吧，在军方背景很深。其他人，诸如彭德怀贺龙等人，虽然党内地位不高，都是军头，一个个神气不得了。就他刘少奇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军方背景。

怎么办？等呗。等到四五年抢占东北，安排彭真成为东北一把手。但是必须有人去打仗。刘少奇打算让徐向前复出，去东北管打仗的事。按照山头划分，徐向前应该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自愿跟蒋介石当叛徒去了，徐向前也就闲了。

如果这事真的成真了，东北组合就变成彭真搞党和政，徐向前主军。和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时代，陈浩昌和徐向前配置一样。以徐向前的个性，绝对不会和彭真争老大。彭真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不比程浩昌差。

那时东北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以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干的不见得差。要知道后来红军改编，中级军官（许世友等人）多出身于红四方面军，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兵。即使文革时代江青还说，要论山头，徐帅山头最大。

这里再次假设一下，如果是徐向前和彭真把四野搞起来，那么刘少奇资本一下子就大了。那样的话，后来毛刘之争，刘少奇不见得会输。刘少奇输，并不是输在党内，更不是输在政治上，而是输在军方，说白了就是输在林彪身上。之所以输在林彪身上，皆因林彪去了东北，带领四野从北方杀向南方，在军内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林彪在东北成功的秘诀是啥？除了指挥有方，就是土地政策搞的成功。这些方面徐向前都不差。早在红四方面军时代就证明了嘛。

如果刘少奇起用徐向前。徐向前带着四野东北杀出，然后抗美援朝，徐向前就成了最合适的那个人，他会像林彪一样以不赞同出兵的方式辞帅么？如果不会，那么十大元帅排行榜上，徐向前坐二望一。在后来毛刘之争中，即使徐向前不支持刘少奇也不会像林彪那样控制着军方跟毛泽东走。即使毛泽东把徐向前拿下，搞臭（参照彭德怀），那么林彪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控制军方。事情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事情是这样。后来就没有高岗啥事。所谓高饶联盟也就不存在。彭真的地位将空前提高，将远高于邓小平和陈云。如果经过历次运动之后，彭真还能保存下来，那么毛泽东死后……呵呵，有点远了。

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招意图比较明显的妙棋没有走成功。两个原因，一是徐向前身体不怎么样（不见得比林彪差），二，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不同意。那么好的一个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人，留给林彪。东北启用林彪是毛泽东一生最具决定性策略之一。林彪去了东北之后，不但垄断了军事指挥权，还把彭真给排挤了。彭真陈云等人在东北做的政治经济工作后来（彭真成了反党人物，陈云成了右派）统统变成了林彪的功劳。

战争年代，那是刘少奇的两次抓军事的机遇。建国之后，特别是四清运动那会，刘少奇仍然有两次机会渗入军方：一次来自彭德怀，另一场来自罗瑞卿和贺龙。

罗瑞卿和贺龙的遭遇为文革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个后面讲道。这里先看看彭德怀。

彭德怀复起的背后

一九六五年发生一件怪事，庐山之后赋闲六年的彭德怀复出了，到西南三线去搞建设。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到颐年堂前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主要就干一件事，即为自己洗脱冤情。洗了好几年，不但没有洗白，反而越洗越黑。大饥荒之后，辛辛苦苦写了“八万言”，非但没有平反，处境反而更糟了。身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原本中央开会还通知一下，彭德怀请假说不去了，后来也不通知了；原本中央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还有一份，后来也没有了；原本在吴家花园还可以随处走动走动，现在所到之处皆有卫兵跟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也没有睡大觉，他自己种菜、种瓜，所得果实赠给相邻或监视他的士兵。后来环境恶化，士兵再也不敢要他的任何东西。彭德怀本是农民，戎马一生，老来得到种地机会。地是自己开垦的，肥料是自己从水塘里捞出来的污泥。技术么，请教旁边农民或者对着书本钻研。并自嘲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按道理说这样也挺好，戎马一生之后，一生功成名就，安逸放松一下也好，很符合传统思想。对大多数人可以，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并非名士，也不是所谓高人，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打仗时实实在在，干活是也是实实在在。越是实实在在的种地，越觉得问题严重。想一想嘛，彭德怀去种地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可以通过自己下水塘捞肥料、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为啥全国发生那么大的饥荒？他想不明白，搞不懂。如果是别人，那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他是彭德怀。所以即使是六一年，即使身陷囹圄看不见翻身希望，他依然又跑回湖南老家调查。这一趟再次惹出麻烦。啥麻烦呢，就是回老家后载了几棵树。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竟然对他立案侦查了。专案组专门跑到湖南一趟，调查彭德怀回湖南的言行。之前已经搞过一次，没事。这一次不同，结论曰，栽树，收买人心！——神奇啊！如果说彭德怀贪污受贿或者个人品德不行调戏了良家妇女（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损点私德，没啥。偏偏是收买人心，结合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往彭德怀脑袋上扣屎盆子，是往死路上逼啊！

不过从这样的办事方式上也可以窥视为啥会搞出来大饥荒了。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可以把两亩地千斤的麦子（造假）调查为一个地区小麦亩产五千斤。

然后去农村种地的机会也没有了，成为一个囚徒。侄媳妇龙国英来看望他，建议：还是告老还乡吧。彭德怀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的那些帽子么去掉。闲来无事时倍感落寞，他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知音——明朝的于谦。并深深的爱上于谦那首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确实，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多人曾经把彭德怀比喻成猛张飞，其实彭德怀更像于谦。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彭德怀也是。于谦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彭德怀也是。于谦冤死在自己人手中，彭德怀也是。

其实彭德怀的真正心思并不在农业上。虽然他可以干农民的活，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统帅。戎马一生，说转行就转行？哪有那么容易啊。正如他自己说的，每天夜里都会梦见战场。那枪声、那炮声、战士们那雄健的身躯才真正动人心魄啊。可惜一觉醒来仍然是个囚徒，如同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此情此景又让人想起一一九二年十一月四号那个晚上，年近七旬的老翁陆游的心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放翁一辈子对局势无能为力，没去过几次战场，立功更可以忽略。但他是诗人。他这首诗看起来更像为千年之后的彭德怀写的。兵戈铁马啊，难道只能在梦中了么？还有机会么？机会是没有了。但一个似是而非的机会来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相见了。

这一天是个好日子，中南海秋高气爽，非常宜人。一别六年，两双强有力的大手再次相握，往事不堪回首啊！井冈山相识以来，是是非非发生那么多，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不论谁对谁错，恩怨未了，是非仍在，终究是老相识啊。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彭真等人已经和彭德怀“通气”，说那个老彭啊，现在局势有点紧张，打算让你去西南干点事。彭德怀当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一块“臭石头”如何干活。彭真拿出杀手锏，有可能带兵哦。带兵，对一个老将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其实彭德怀已经心动了，但还需要一个台阶。九月二十三号造成，台阶来了。彭德怀接到一个电话，听到毛泽东（老乡）那浓浓的湖南乡音。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彼此乡音了。

毛泽东：“德怀，你有时间吗？”

彭德怀：“时间总是有的嘛！”

毛泽东：“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

彭德怀：“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

共事多年，双方太了解了，彭德怀知道老乡是个夜猫子，别人的清晨恰好是毛泽东的“午夜”，他不愿意“午夜”打扰老乡休息。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我说呀，你这个人还是那个犟脾气，叫你来你就来吧。”

和所有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纵然诸多不快也不能失去了面子。见面首先致以问候，罗嗦一点开场白，身体怎么样啊，多了把头发呀。当然咯，烟和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不是相互赠一根。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不堪回首啊。两位湖南老人时隔多年在北京相见，如果不是政治闹别扭，应该好好坐下来唠嗑唠嗑。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唠嗑你家媳妇是否孝顺、我家孙子是不是调配之类的话。两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一个已经从赫赫有名的统帅、从民族英雄变成反党集团头目，另一个还是伟大领袖。个中滋味局外人恐怕难以品味吧。

略有尴尬的氛围中，两个倔强的老人面对面吞云吐雾良久，毛泽东发话了：“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这一刻两个人都动了感情。按照孔子说话，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其实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此时毛泽东七十二岁，彭德怀六十七岁，人生经历无数，该看透的早已看透，何苦呢？怎么会弄到这个程度呢？两个人都不满意啊。啥事还能让两个历尽世事沉浮的老人不得放手呢。毛泽东费尽心血搞建设，结果国家出了大饥荒。彭德怀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而不死，最后落得一身臭名。你说能放下么？换成谁能放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毛泽东开出的条件已经相当诱人。能让毛泽东说出“真理或许在你那一边”已经很不容易。而且许下继续带兵的若言。

彭德怀还是不愿买账：“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敢这么跟毛泽东说话的人估计也只有彭德怀了。井冈山上，大家彼此喊老毛和老彭，多亲切啊。

毛泽东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

然后又扯到历史问题。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这样一番说辞，相当于从感情上安慰彭德怀。为了说服彭德怀，毛泽东使出了杀手锏。

带兵啊、真理啊、都是馅饼，心理按摩，属于晓之以情。

大局——才是毛泽东的杀手锏。

毛泽东知道，一提到大局，彭德怀注定忍不住。毛泽东简要的分析了一下局势，说苏联可能怎么怎么样，美国可能怎么样，越战可能怎么样，和印度摩擦可能怎么样。总之一句话，中国现在很危险，需要你老彭。

毛泽东是把彭德怀摸透了，一提到国家，彭德怀肯定会服从安排。所谓抗美援朝，所谓庐山上书，还不是为了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的国家么。这叫动之以理。

双管齐下之下，彭德怀再也挺不住了，那沉寂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他掐灭手中的烟头，抬起那刚毅的头颅说：“主席，我听你的。”多么熟悉的一幕啊。当年井冈山如是，长征如是，保卫延安如是。抗美援朝如实。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问道：“想通了？”

彭德怀说：“想通了，我去大西南！”

世人都知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重要性，能运用者却很少。能运用到毛泽东这种出神入化境地的，古往今来也不多。

这是一篇典型的“说”，整理一下，不比史上那些神乎其神的“说”差，完全可以取名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去三线》。

此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二人的历史和现状，和庐山之上那种杀气腾腾的回顾不同，这次是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那种。中间又穿插了现实局势很严重，咱们处于美苏蒋的包围之中，组织需要你老彭等等一通大道理。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结果也很满意，毛泽东成功说服彭德怀去西南搞建设，一直苦闷的彭德怀也是实现再就业。

一切解决看似美好的，其实暗流涌动。

随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相继来到颐年堂，同多年未进中南海的彭德怀握手问候。虽然在政治局经常拼杀得你死我活，但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几十年了，知根知底，时隔数年再次重逢，朋友还是要讲的。

毛泽东对众人说：“刚才我与德怀谈了很长时间，交换了思想，说得很投机，他也愿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去西南工作。现在请你们几位来，就想召集西南的同志们开个会，由少奇、小平同志把情况讲一下，讲清楚，让德怀去后好工作。如果有人还有意见，这没有关系，那就叫他来找我。”

彭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刘少奇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有的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他们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走到彭德怀面前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然后又是一番热情客套闲聊，当然中午咯，午饭还是要吃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德怀马上就要出征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为德怀送行。”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酒杯里斟满了酒，二人相对而饮。毛泽东很少喝酒，再一次为彭德怀端起酒杯。上一次二人如此对饮，还是朝鲜战争之前，毛彭再次携手，顶着巨大压力出兵朝鲜，并且把爱子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

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这场特殊的会见才告结束。

彭德怀与毛泽东肩并肩走出丰泽园。

彭德怀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握手别过。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之结局。什么领袖宽宏大量，彭大将军是好样的等等。然而事实异常惨烈。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去了西南之后，并没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而且在行动上常常受限制。彭德怀刚走，姚文元就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影射彭德怀为海瑞。接着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曰“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然后彭被红卫兵押回北京，批斗好几年。

此时和彭德怀握手话别的那几个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正是摔向低谷的前夜。几个月之后，彭真成为反革命集体中的一员。负责处理彭真案子的就是刘少奇。案子还没有处理完，刘少奇邓小平轰然倒下。负责刘少奇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此时因为事忙，没来得及送彭德怀。

为啥？如果要批彭德怀，直接拉出去批斗就是了，何必搞得如此复杂？何必安排工作？而且高调的安排工作，还让刘邓全程陪同。难道说三公费用太多了需要消费一部分么。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当年毛泽东派彭德怀去三线，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劣，战争一触即发，担心彭德怀留在北京搞风浪。

对于此说话，应该理解为三七开，三分靠谱，七分不靠谱。彭德怀是什么人，毛泽东还不知道么，什么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都是大帽子、政治手段而已。别人可能会叛国，彭德怀绝对不会。如果彭德怀真的里通外国，毛泽东早把他给处理了。既然没有里通过外、反党夺权，那么战争越近越需要彭德怀，就应该留下来，因为一旦有战事，还要彭德怀出马。三线是战略大后方，如果需要人搞后勤工作，派贺龙去更为合适。因为解放战争中，贺龙在后勤这一块干的相当出色。

比较靠谱的是，这是一场戏，一场演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看的一场戏。

所谓文革，说白了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群体和刘少奇为首的一个群体摊牌。国家主席刘少奇正在和军方的贺龙罗瑞卿搞关系。但刘少奇并无多少胜算。因为说到底，贺龙和罗瑞卿还是忠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想到彭德怀。彭德怀虽然被打倒多年，但影响力还在。

——刘少奇在策划彭德怀复出。

当时的刘少奇是国家出席，控制行政系统。通过正常程序恢复彭德怀工作完全有可能。如果之前这么干还没有必要，现在已经很有必要了。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下面分析一下还是可以的。

话说刘少奇和彭德怀是老对头了。想当年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在党内，彭德怀在军内，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彭德怀赶走了粟裕，把刘少奇的军内仅有一点根系拔掉。同样在党内，彭德怀的地位从未高过。二人互看对方不顺眼很久了。彭德怀在庐山落马，刘少奇确实高兴一阵子，几年之后还表态彭德怀不能平反。

按照政治斗争的原则，只要刘少奇还身居高位，就不可能让彭德怀再起。然而到文革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已经摊开。毛泽东已经布置倒刘少奇。刘少奇不可能无动于衷。就算自己这边在行政系统内有优势，但军方终究是空白。如果彭德怀从自己手中复起，将对毛泽东是一个牵制。毕竟在庐山上，真正拿下彭德怀的还是毛泽东。

彭德怀从来就是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人之一。

如果彭德怀真的复出，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牵制。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事基本都是对事不对人。像那种表态站队紧跟某人的事，彭德怀干不来。彭德怀对大跃进不感冒，对文革很难感冒。这种人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楷模、领导眼中的钉子户。

如果刘少奇顺利成为一把手，估计也不会策划彭德怀复起。

即使彭德怀在刘少奇手中复起，也不会追随刘少奇。

但是彭德怀的威望绝不比林彪差，那样林彪就没办法紧紧控制全军。没有军方铁板一块的支持，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毫无顾忌的发动文革。这样就增加了刘少奇的胜算。

就算毛泽东想要启用彭德怀，一定不是在一九六五年。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时，不太可能这个时候把彭德怀放出来碍事。但是更不能让彭德怀让从刘少奇手上复起。那样的话就更碍事了。所以才让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上班，以给工作的名义把彭德怀支走，实际原因只有一个——断了刘少奇的念想。

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工作的时候，另一方面正默许林彪倒掉罗瑞卿。此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是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密切而已。

给彭德怀送行的刘少奇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因为有一个妙招失败了。也许算不上妙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彭德怀被毛泽东支走，意味着刘少奇渗透军方系统的希望破灭了一部分。只可惜了彭德怀，铁骨铮铮的汉子只是一心想干点实事而已，却沦为政治家的玩物。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为啥去四川。比如说朱德，后来就被疏散去广东。要支走彭德怀，四川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三线建设固然重要，和彭德怀没啥关系。彭德怀的特点是统军和种田。三线建设，还是留给专家吧。

彭德怀所以去三线，主要个一个人有关，李井泉。

当时李井泉是整个西南老大，也是三线老大。除此之外，李井泉还是大饥荒中的明星。这课明星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批判积极。在毛泽东眼中，彭德怀是李井泉的敌人。在李井泉的一亩三分地中，彭德怀应该不会惹出太大麻烦。于此同时，李井泉还是邓小平的老乡兼老部下。七千人大会上，是老乡邓小平保李井泉过关。在刘少奇邓小平看来，这位在大饥荒时代的老乡会好好照顾彭德怀，至少能保证不再出事，看看接下来局势怎么走。

彭德怀在三线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没麻烦，很平静。有吃有住有床睡觉，却没啥活干。他可以活动活动，但不能随便活动。李井泉基本上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彭德怀。因为李井泉固然牛叉，但是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他都得罪不起。即使是虎落平阳的彭德怀，说不定哪天又复起了呢？所以李井泉也不敢过分。

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能挺过文革初期那段时间，说不定还会策划彭德怀复出。在朱德逐渐淡去的情况下，只有彭德怀能抗衡林彪。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能够很快修成正果，彭德怀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凄凉。可惜的是局势超出了所有人意料。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挺住，文革成了一个遥无尽期的死胡同。毛泽东到死也未能见面。

因为这条死胡同，毛泽东和彭德怀再也没有见面。这一次分别时间是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彭德怀备受折磨而死。三十年交情终于走到尽头。两年之后，毛泽东病故。二人共同打天下，打完天下之后却因为理念不同而分手。最终的最终，毛泽东的梦想没有实现，彭德怀的梦想也没实现。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两个人会不会再次携手？

联系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那顿午餐背后隐藏多少暗流。

培养粟裕，策划徐向前去东北，谋划彭德怀复起，以及与贺龙罗瑞卿搞关系，都是刘少奇试图深入军方系统的措施，无一例外都已失败告终，等到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代政治家刘少奇从精神和肉体的毁灭。

第二十二章 罗瑞卿将军

刘少奇谋划彭德怀复出失败，是渗入军方的一次失败。但是刘少奇的希望并不在彭德怀身上，而是在罗瑞卿和贺龙那里。对比已经被批判六年的彭德怀，罗瑞卿和贺龙可谓位高权重，而且红得发紫。

文化大革命前夕，军方红人有三个，分别是林彪、贺龙、罗瑞卿。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彭德怀倒下之后的受益人。

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心腹之人，彭德怀之后的军方招牌。但是林彪身体不好，不怎么管事。军委日常生活有贺龙主持。论军功，贺龙自然没法和林彪比。论资历，林彪就没法和贺龙比。而且贺龙很会搞关系，人缘很不错。

罗瑞卿呢，当时是总参谋长。但是总参谋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很烫屁股的。元帅级别的徐向前、聂荣臻没做几天就下去了，大将级别的粟裕和黄克诚也没呆多久。毛泽东时代，只有罗瑞卿在那个位置上时间最长，前后六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到来，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与贺龙和刘少奇保持了特殊的关系，那么他还会继续下去的。

罗瑞卿的选择

罗瑞卿，四川人，生于一九零六年，卒于一九七八年。

军衔：大将。

绰号：罗长子。按身高算，开国将帅中估计没人比得上罗瑞卿。罗瑞卿身高多高呢，保守估计有一米八。这个个头现在稀松平常，当时可就不得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矮，很少人知道邓小平的身高在当时矮得并不十分明显。林彪粟裕等人身高也就一米六几，比邓小平高不了多少。周恩来略高一点。毛泽东一米七几的个头已经高大威猛了。

毛泽东常说，天塌下来由罗长子顶。估计罗瑞卿应该在一米八以上。有消息说，一次战斗中负伤，大家以为罗瑞卿完蛋了，去制棺材，结果发现按照当时棺材的尺寸，罗瑞卿的腿太长，放不下，只好重新搞。

人物平生：罗瑞卿生于农村，母亲温柔善良，父亲游手好闲。和同时期的其他将帅比较，罗瑞卿生活还算可以的，一直有饭吃，一直有书念。这些要得益于外公鲜锦堂。鲜家还可以，算是乡绅之家，比较有远见，资助罗瑞卿念书，从私塾念起，一直往上念。罗瑞卿的父亲不争气就算了，外公鲜锦堂打算好好培养外孙成事，让女儿年老有个寄托。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无论贫富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老实巴交生活、被人欺负、被人敲诈，要么就是狠一点、去当好汉、欺负别人去或保护别人不被欺负。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想要好好生活基本上不现实。

鲜锦堂不管，就是要罗瑞卿同学好好念书，光耀门楣。罗瑞卿同学的心却不全在念书上，接触到了危险人物，从事危险事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罗瑞卿同学就跑去演讲了，那是也才十四岁而已，放进他还在钟情奥德曼呢。此后的罗瑞卿同学，不仅学习不安分，还常常跑到工人兄弟中制造不安定，成了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到最后还跟共产党员纠缠在一起。

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共产党还是合法党组织，全力搞煽动工人运动、搞文斗。共产党那些激进纲领和鲜锦堂是天然排斥的。直到有一天，罗瑞卿同学从同情工人、声援工人过度到参与工人反对资本家斗争行列，成为“闹事先进分子”之典型。

鲜锦堂终于意识到，外孙比女婿更不靠谱，更危险，果断把罗瑞卿骂得狗血淋头。之后除了狗血还是狗血，反正钱是没有了。

没了经济来源的罗瑞卿同学几经周折，在共产党人的推荐下进入武汉黄埔学军事，开始了传奇的一生。其中的精华三个片段：鬼门关三次游。

罗瑞卿将军三次游览鬼门关，诠释了三个时代巨大不同。下面让我们看看罗将军版的“三枪拍案惊奇”。第一次游览鬼门关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

中共历史上有三个标志性的年代，一九二一年建党，一九二七年建军，一九十九年建国。一九二一年的罗瑞卿还年轻，没有参与机会。一九二七年，罗瑞卿二十一岁，在武汉黄埔军校中关心天下大事。他的身体在国民党地盘里，心内心却是激烈的，偏向于共产党那边。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恰好那一年，国民党清党，中共开始从文斗过度到武斗，通过三次武装暴动拉开大旗。遗憾的是三次暴动均失败了，最后归于井冈山。当时罗瑞卿的出路是毕业后进入军队，属于跟着蒋介石也可能有前途那一种。但是那种可能性已经不大：黄埔军校前几期人才太多，武汉黄埔军校又远离国民党重要。

罗瑞卿根本不想要那样的机会，因为听见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他的心就飞到南昌去了。尽管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依然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其实那是一个相当冲动的决定。当时他和共产党上层也没有关系，不见得被信任，搞不好被当成特务给处理了。

冲动，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罗瑞卿刚到九江，就面临张发奎设置的障碍，而且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找不到了。没办法只能先回武汉，迎接他的是屠刀。怎么办呢，罗瑞卿的人生再一次迷茫。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高大威猛的罗瑞卿突然得了伤寒，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之后钱用完了。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即使是教会医院也一样。没有钱，要你命。

当然医院的指导思想是救死护伤加人道主义，不会直接要你命，只会不给你看病，让伤病要你命。没有钱的罗瑞卿被医院雇的黄包车悄悄（注意这个词）推到一个灰暗的小房子里。奄奄一息的罗瑞卿清醒过来，竟然不知道身在何方，好像已经过了鬼门关。再观察一下周围，好像还在人间。

孤独、寒冷、恐惧环绕在周围。就在罗瑞卿怨恨那荒诞凄凉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了，一丝温情出现了，把罗瑞卿年轻的生命拉回到现实中来。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位熊师傅可不是专家医生，开不出价格昂贵却不见效果的灵丹妙药，能施舍的仅仅是一点粥而已。正是这一点点粥，让罗瑞卿正在消失的生命有了转机，最后竟然奇迹般康复。

如果在古代或小说中，熊师傅可能被描述成奇人异事，他端来的粥可能是独家秘方哦。既然现实中，那只能说，人间只有温情在吧。那温情来自普通人。正因为来自普通人的温情才可贵：咱们这民族虽然处于低谷、国家虽然破败还是有希望的，还是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因为人间尚有温情。

正因如此，坚定了罗瑞卿的决心。恢复之后终于克服重重障碍去了井冈山。另外说一句，听闻南昌起义枪声而动的不止罗瑞卿一个。几乎相同的时间，武汉黄埔军校另外一个学生和罗瑞卿做了相同的选择。和罗瑞卿一样，也没有赶上起义队伍。虽然没有鬼门关一日游，遭受的磨难却不比罗瑞卿少。有趣的是，那人成就也次于罗瑞卿。他就是许光达将军。

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去了井冈山，成为罗瑞卿将军，并加入共产党。

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罗瑞卿好像不太实用。

当年的井冈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休闲娱乐不用奢望，能填饱肚子就感谢马克思了。而且蒋介石先生对井冈山尤其关注，时不时去慰问一下。只是慰问品不是鸡鸭鱼肉，比较特殊一点，是飞机大炮。搬运这些慰问品的不是红十字会，而是军人。正是在井冈山，罗瑞卿将军经历第二次鬼门关游览。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继续他的剿共大业，发动第二次反围剿。罗瑞卿和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此君湖南人，曾在长沙黄埔学习，将才，参与秋收起义，属于毛泽东嫡系，二十七岁那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奉命迅速抢占战略要地观音崖。

在国军猛烈的攻击中，身材高大的罗瑞卿不顾个人安危跑去观察敌情。一排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中枪倒下，鲜血咕噜噜往外流，头发里流满血浆，衣服被鲜血染红。原来是子弹击中了颈部动脉。

好个罗将军，竟然咬牙大喊：“送上去，占领山头！”

战士们被领导的顽强感染，边冲锋边高喊：“为罗政委报仇，冲啊！”

战斗很快胜利结束。罗瑞卿昏迷不醒，又是肺炎，又是高烧。

昏迷之中的罗瑞卿缓缓苏醒，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通知后勤部准备棺材吧。”罗瑞卿很纳闷，难道又有同志牺牲了？听见锯木头声音，估计是在做棺材。随后又有人说，“棺材要长一点，没见那人好高哩！”罗瑞卿这才意识到别人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

然而棺材没用上，罗将军再一次大难不死。

罗瑞卿调侃：“我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又回来了。”

就连毛泽东都开玩笑：“罗长子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没成。”

这可不是写评书，真真实实的历史。共军将帅，多在死人堆打滚，能活下来，都在鬼门关前转悠过。就连林彪粟裕这种人，都曾数度受伤，留下终身后遗症。刘伯承元帅更是被子弹从太阳穴穿眼而过，损失了右眼，手术连割七十二刀，未用麻醉。下层将军就不用说了，常常有人被放进棺材又活过来。

很多人都不明白，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在优势占尽的情况下剿而不灭，原因很简单：那些人的命太硬了。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才有新中国浴火重生。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后期运动才显得格外惨烈。

如果说罗将军前两次鬼门关观光是因为敌人馈赠，那么第三次再去就让人痛心疾首了。因为这一次对罗瑞卿将军出手的是昔日战友和领导。分别牵扯到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刘少奇。背景不再是白色恐怖，也不再是枪林弹雨，而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时候。彼时的罗将军已经年近花甲，身居高位。

在说出罗瑞卿将军第三次鬼门关游览之前，先看看他和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

罗瑞卿和毛泽东

高层将帅中，罗瑞卿入党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参加早期工人运动，也没有参与三次起义。在讲究政治资历的中共，罗瑞卿这种“晚辈后生”能够跻身大将行列，并且日后大权在握，除了个人实力外，和高人相助是分不开的。

高人就是林彪和毛泽东。主要是毛泽东。

第一次鬼门关之后，罗瑞卿进入苏区后，于二九年结识了毛泽东。

当时的井冈山上，毛泽东秋收起义的力量有限，骨干力量是跟随朱德上去的那批人。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争吵时，下岗的是毛泽东。对于志在当领袖、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毛泽东而言，需要助手，很多助手。

当时苏区物质匮乏，人才更为匮乏。连王佐、袁文才那种绿林好汉，毛泽东都是尽心培养。像罗瑞卿这种学过文、也学过武的知识青年进了苏区，而且没有任何派系背景，是绝佳的培养对象。因为培养出来就是自己人啊。

所以毛泽东对罗瑞卿很亲睐，手把手交他如何搞调查研究、打仗啥的。罗瑞卿不负所望，进步神速，随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罗瑞卿是毛泽东亲手调教出来的。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罗瑞卿才那么的信任。接下来第二纵队改为十一师，罗瑞卿任政委。随后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则是保卫局长（未来公安部长的雏形）。罗瑞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泽东。前线还是后方，毛泽东去哪里，罗瑞卿就去哪。公安部长时代，还是毛泽东到哪里，罗瑞卿跟到哪里。

罗瑞卿因此有了另一个绰号，影子——毛泽东的影子。得此称号之人，只有罗瑞卿这一家，别无分店。毛泽东称罗瑞卿为“大警卫员”。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之信任，可见罗瑞卿对毛泽东之忠心。

罗瑞卿和毛泽东之间有很多有趣的事。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毛泽东要去武汉游长江。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一听很紧张：“主席，长江不能游。”毛泽东：“为什么？”罗瑞卿：“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毛泽东：“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这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淹死？”罗瑞卿：“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后来毛泽东还是去游长江了。从这些对话中，看出二人之间没啥隔阂。

公安部长十年生涯里，罗瑞卿干了很多事，总体上不错。但也不是百分百正确。没有人可以百分百正确。比方说轰动一时的“两陈案”，就是极左思潮下的冤案，周恩来亲自过问都没有解决。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建国之初可不像现在这般和谐。地痞流氓黑社会啥的都是小角色，特工、散兵游勇、巨型土匪遍地都是，弄不好那个名人就被干掉了。干掉了，都得找公安部长。而且这个位置涉及到领袖及其战友们的安全。

而且公安部和其他部门不一样，几乎要涉及所有权贵，怎么可能把所有人都照顾好？遇到难题，肯定毛泽东撑腰。正是因为毛泽东信任，罗部长在公安部的火炉子上非但没有烫到屁股，还稳步上升。到了五九年四月，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和黄克诚挨批，林彪成为军内代言人，但不管事。贺龙主和罗瑞卿掌控军内实际事务，而且二人关系良好。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是林彪提名、毛泽东拍板的。此时的罗瑞卿横跨党政军，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绝对信任罗瑞卿。

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信任就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既然如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方铁板一块的时候为啥要从罗瑞卿开始呢？答案，林彪。

罗瑞卿和林彪

罗瑞卿比林彪年长一岁。但林彪一直是罗瑞卿的领导。

林彪就是毛泽东本人在军事上的延伸。军队每一次壮大，林彪随之水涨船高。毛泽东的人基本上都和林彪关系很近。罗瑞卿也一样。但罗瑞卿成为红十一师政委时，顶头上司正是红一军军长林彪。

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这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长林彪抓住了稍纵即逝之机，在黄陂、草台岗指挥了一次精妙的伏击战，心情大好，在身上那个神秘的小红本子上写道：“一九三三年二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此后罗瑞卿成为红一军团保卫局长。

要问诠释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中间有经典的一幕，演戏。

罗瑞卿担任保卫局局长时，保卫对象也包括红一军团长林彪。罗局长多才多艺，不仅仅能指挥军事、能搞政治，还能搞文艺。大家天天打仗，生死一线之间，生活却极端匮乏。从物质到精神都缺。打完胜仗，罗局长决定给大家找找乐子。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大家都很开心。签好当时宣传干部写了一个话剧《庐山之雪》：蒋介石进攻苏区，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主题讲国军无能和共军英勇。

那时候既没有舞台也没有摄像机，更没有专业演员，情节和对话都要求演员自己编，只要能让大家开心就行。好在当时大家笑点比较低，容易满足。演员中常常有很多大牌。

此次演出中，阵容非常强大，除了导演罗瑞卿之外，演员中有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这整容，刚刚的。但是罗导演还觉得阵容不够大牌，还需要一个角色，那就是红一军团老大，军团长林彪。如果林彪参加，相当于说是红一军团的全明星阵容。

然而林彪一般沉默寡言，不拘言笑。罗导和演员们商量好：耐心寻找机会。

某日军团干部开会，讨论军事问题。林彪发言完毕，大家表示赞同林总讲话。加上刚打了胜仗，林彪心情比较爽。罗瑞卿乘机把话题转移到演戏上，故意神吹自己演戏如何神形兼备、专业水平多么高，还说自己本质上是个演员、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等等。目的是引林彪上钩。他知道林彪凡是都不甘落下风。果然，林彪上当了。

心情大好的林彪一听罗瑞卿自我吹嘘延续功力，不服气：“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蛮有味道的。”人在开心时重视容易自恋，没办法。

罗瑞卿立即街上：“军团长，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了摆手：“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行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言外之意，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提到聂荣臻，林彪忍不住奚落：“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立刻抓住机会：“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话激起来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

导演和演员联合，激将成功，成功拉到另一大牌加入。关于角色问题又犯愁了。林彪自尊心很强，即使演戏也不能掉身价的。林彪问道：“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同哪个打嘛？”

这是打仗太多了，演戏也不忘打仗，敬业啊。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台戏看，林彪同志无疑是最为专业的演员之一，肯定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如果反过来，把演戏看成人生，林彪就相当业余了，可以作为群众原因跑跑龙套。

罗瑞卿：“何应钦怎么样？何应钦是军正部长”

林彪：“何应钦？”言外之意，还说嫌小。

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脾气：“罗局长，你干脆改为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一听蒋介石，连连点头：“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阵，要得！”

最困难的是排练，因为林大将军不肯背台词：“背不下，到台上我顺口说下去就是了。” 这演员，放现在肯定是戏霸级别。

戏上演时，免费公映，还有不少观众来捧场，比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人。要知道当时是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毛泽东正在人生低谷，过着鬼不上门的日子，这几位已经是大牌中的大牌了。眼见这么多名人捧场，不拘言笑的林彪拿出罕见的热情。

高潮部分，林彪出场。只见他大模大样走上台，刚坐下，电话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等人笑成一团。

林彪知道自己演错了，不记得台词，却依然镇定从容，拉罗荣桓出来做挡箭牌：“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可是他忘了，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为了不扫大家兴致，罗荣桓陪陪着演了一阵。

然后是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押到。这个蒋介石是由导演罗瑞卿扮演的。因为林军团长的固执任性，导演也没法干了，只能上来配合林彪任性。

林彪问：“你是蒋介石吗？”

罗瑞卿：“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又忘了台词，随性来了句：“你怎么长得这么瘦？”纳闷了，咋不问你怎么这么高？

罗瑞卿：“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补药可多啦，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罗瑞卿把他吃过的、想吃没吃到的、想到没见过的、将来可能吃到的好东西统统倒出来，然后在灵机一动总结说，“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了坏水！”

罗导演不仅仅变身为演员，甚至化身为编剧，而且是临时编剧，可以说非常成功。

林彪又没台词了，只得随口问：“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再次发挥机灵劲，补充说：“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家也不要了。”

如此这般，戏剧在众人哈哈大笑中收场。这样的戏剧，如此超豪华的阵容，如此搞级别的观众，难得一见哦。从戏剧本身看，这戏还真不怎么样。但是娱乐了观众。特别是能看到林彪演戏，那绝对不容易呵。

这出并不高明却能逗人乐的戏剧传递这样的信息：一，罗瑞卿和林彪可以合作得很好，但需要罗瑞卿配合林彪；二，林彪这个人，敏感、自尊心强、聪明、不善言辞，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了三十八年之后，毛泽东逼林彪作检讨，林彪决绝出走。

在林彪和罗瑞卿合作的岁月里，一直都是罗瑞卿配合林彪。

到达陕北之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还是林彪领导罗瑞卿。林彪不怎么喜欢管琐事，具体的事都由罗瑞卿管。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再一次成为林彪的部下。

林彪军委第一副主席，罗瑞卿参谋长。林彪国防部长，罗瑞卿副部长。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跟着彭德怀倒霉，就是林彪提出让罗瑞卿接任总参谋长的。上任之后的前一段时间，罗瑞卿都和那次演戏一样，一直配合林彪工作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罗瑞卿不再配合林彪演戏了。

所以如此，是因为牵涉到本文主角，刘少奇。

林彪和刘少奇

刘少奇和林彪是什么关系很难讲清楚。因为他们之前的联系埋藏得很深。

从家庭出身上说，都是小地主家，就算林家稍微好点，差距不大。两个人早起接受的教育也差不多。如果说差别，那就是刘少奇去讲武学堂学军事时很不幸，遭遇到了炮弹。刘少奇军人梦想破灭。林彪去的黄埔军校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一直那么下去。

因为那个差别，刘少奇日后成为政治家，林彪成为军事家。两人都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战争年代的林彪赫赫威名。和平时期的刘少奇地位显赫。

从性格上看，共同点，都是那种严谨、讲原则，而且都很倔。

从实际经历上看，二人交集并不多。建国之前，刘少奇隐藏在毛泽东身边搞党务，林彪在外攻城略地，并无实际接触。建国之后，刘少奇虽然越来越重要，但是和林彪还是没交集。第一个十年，林彪基本上处于半隐居状态。即使庐山会议复出，也就是在军方，而且不管实际问题。加上林彪性格沉静，不爱交际，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来往。

但是不影响二人关系：势不两立。

世间事往往就是这样有趣，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可以成为死敌。表面上看，他们的对立应该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实际上他们是天然的不对路，是苏区党和白区党不对路的典型。从高岗开始，苏区党和白区党在行为处事的方式差别就出来了。彭德怀也是典型苏区出来的，所以在庐山表示对一线政府工作不满。林彪也是一样，和刘少奇是搞不到一起的。

当刘少奇还是毛泽东助手时，和林彪没关系。当刘少奇走向毛泽东对立面时，也就走向林彪的对立面。因为林彪是毛泽东在军方内部的延伸，和毛泽东是一体的。知道林彪最后走向毛泽东对立面之前，和毛泽东都是一体的。

而且林彪有更多的理由和刘少奇对立。因为他们接班人。

就算种种不对路可以忽略不计，接班人位置只有一个。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正常情况应该是文官当政治国。所以毛泽东最初的打算让党政出身的刘少奇接班，并且在重庆谈判时让刘少奇代理老大的位置。建国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地位稳步上升，并且成为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只是那个设想被打饥荒打乱了。不幸的是两人又走向对立面，演起对手戏。

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砸烂行政系统时，那么他能依靠的只有军方。所谓的接班人位置也只能出现在军方。那种情况下，林彪是唯一的选择。毛泽东选择依赖林彪时，罗瑞卿遭殃了。

罗瑞卿和刘少奇

罗瑞卿和刘少奇之间啥关系呢？原本没有关系。

国共第一次合作，刘少奇搞工运有声有色。当时的罗瑞卿还是小年轻，在武汉黄埔军校进修呢，对外面的世界还只能心向往之。

刘少奇没有去过井冈山，所以罗瑞卿在红一军团当保卫局长时也没有保卫过刘少奇。

刘少奇在党内崛起于延安整风。当刘少奇舌战群雄，展示自身理论功底时，罗瑞卿只是毛泽东身边一个坚定支持者，看着刘少奇表演而已。延安整风是一帮理论家的事，但无论如何也整不到罗瑞卿头上。罗瑞卿看起来更像一个“局外人”。

整个解放战争中间，刘少奇虽然贵为党内二把手，实际上更像毛泽东身边的一个“沉默者”。他派去东北的彭真被林彪顶掉了，然后就看各位将军们表演了。罗瑞卿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和杨得志一起打过几场漂亮仗，但是和那个时代的战争明星们（如同为大将的粟裕）是没法比的。

可以说直到建国之前，罗瑞卿和刘少奇的关系就是没啥关系。建国之后就不同了。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要和所有人打交道。刘少奇也从幕后走向前台，形象越来越高大。那个时候，罗瑞卿和刘少奇的直接关系没有。但是罗瑞卿和彭真关系很铁。

罗瑞卿和彭真在延安就认识。建国之后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彭真是北京市长。处于工作关系，两人需要配合。但是有时候看起来亲密过了头。比方说国庆节要安排特别的游行队伍排练，属于罗瑞卿的工作范围。彭真去审查时，罗瑞卿都是亲自陪同。并不是说罗瑞卿要巴结彭真，而是两人关系铁。

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不用说了吧。当年地下党时代，刘少奇还是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刘少奇的老部下。

尽管如此，仅仅从工作角度上看，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无法取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但是当刘少奇和毛泽东矛盾摊开时，味道就变了。

刘少奇要取毛泽东而代之，必须向军方渗透，打破毛泽东在军方的神话。那么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自然就是刘少奇的渗透对象。如果有了罗瑞卿，那么战胜毛泽东的机会讲大大增加。那么刘少奇吸引罗瑞卿的筹码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职位，国防部长。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尚未公开之前，林彪一直挂病号。毛泽东让罗瑞卿多向贺龙汇报工作。当时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逐渐有转正的趋势。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领导换届，要换全班人马。如果一把手换成刘少奇，那么国防部长也要换，那么罗副部长转正的几率很大。刘少奇曾把那个意思告诉罗瑞卿。罗瑞卿开始疏远林彪，向贺龙靠拢。

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内部的问题，需要军方的绝对支持。在毛泽东看来，自己一手培养的罗瑞卿应该无条件支持自己。

然而，罗瑞卿玩起了暧昧。

其实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罗瑞卿就开始玩暧昧了。罗瑞卿原本给林彪准备了讲话稿子，林彪没有用。当时林彪代表军方讲话。林彪自己准备了讲稿。原因很简单。罗瑞卿给林彪准备的稿子很暧昧。林彪的讲话则旗帜鲜明的支持毛泽东。

七千人大会之后，罗瑞卿陪毛泽东南下。毛泽东问罗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其实就是提醒罗瑞卿：配合林彪同志表演。

过去的几十年，毛泽东的话对罗瑞卿相当于圣旨。这一次，罗瑞卿把“圣旨”当成“耳边风”，不仅没有紧跟林彪，而且大展拳脚，通过一系列大胆表演，结果离林彪越来越远，导致了最后的悲剧。那么罗瑞卿的动作是什么呢？

第二十三章 悲伤

罗瑞卿的动作

人生往往就是这么回事，抛开理想信念不谈，抛开大势不谈，往往会陷入“名利”二字之中难以自拔。政治舞台就是超级名利场。军人也不例外，也会追求名利。 战争年代，想要争名夺利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战场上取得成功。

然而战争不是天天有，和平年代的军人又该如何呢？可以如高岗那样，脱下军装到政治舞台上大干一番。即使穿上军装也不安全，也有这样那样的斗争。比方说刘伯承和粟裕就在反教条斗争中给批斗了。身在那个位置上，该来的总归来，躲也躲不掉。能选择的只是参与的方式，消极等待或主动出击而已。

总参谋长是位置是个火炉子，坐上去很可能被烫伤。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元帅也好，大将也罢，上将也罢，都很难受。只有罗瑞卿得的时间稍微长点，但下场却非常糟糕。那么总参谋长位置上的罗瑞卿有啥不同呢？非常不同。

罗瑞卿干过一件其他总参谋长未成想过，或者想过也没敢干的事，大比武。

七千人会议之后两年，毛泽东搞小四清，刘少奇又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段，军队也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罗瑞卿大比武。

军方嘛，从人际关系上讲，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基本工作很简单，就是围绕“战争”转圈圈。战争年代上战场，和平年代准备上战场。不管是“上战场”还是“准备上战场”，基本工作准备都一样，那就是军事训练。

中共是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府。大家都在一个舞台上，政治运动到来时，必然波及到军内。四清运动火热进行时，军方也有了动作。军方动作就是改革军训。平时基本工作是军训。现在多了两个字“改革”。所谓改革，也就意味着人事关系发生变革，意味着资源重新整合。

改革从来就是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搞不好，就会变成出力不讨好的事。当时大家都在讨论，都在想办法，也没有特别好的方式。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找到突破口，就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前景。那个幸运的人是谁呢？李德生少将。

李德生，河南新乡人，生于一九一六年，起于红四方面军，从小兵干起，一步步上升。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复，草地过了三次，雪山爬了两次。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战斗，表现很不错，参与过奔袭日军明阳堡机场，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一员，直接参与淮海战争。随后加入志愿军，在最残忍的上甘岭战役中接受考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五五年评为少将军衔。

军内要求改变训练方式时，李德生也在苦苦思索。他本就是经历过共军历次战斗的老将，作战经验上无可指责。这样一个人想要寻找新的训练方式，一定不容易。因为之前的共军经历过各种残酷而残忍的考验，能生存并胜利，可以说方法是有用的。但也正是条件艰苦，战争一波接一波，基本上都是在实战中磨练，系统训练很少。现在要改革训练，怎么改变？

李德生也学着政治运动的办法，到各个部队去蹲点。蹲过很多地方，都很失望。失望过多次之后，迎来巨大的希望。一次蹲点中，他找到一种让他满意的训练方式。李德生认为，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找到那个指挥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

那种让李德生心动的训练方式是郭兴福亲自创造的。

李德生把郭兴福塑造为典型。这个典型和四清运动中塑造的典型完全不是一回事。政治运动中的典型，多半都是斗争的产物。而军训典型，是骡子是马都要遛的。而且郭兴福能否成为典型，不是李德生说了算，上面还有很多大人物的。大人物看，行。

一九六三年底，叶剑英给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一封信：“罗总长并报军委：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 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 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全军推广一种方法提高军人素质，名曰郭兴福教学法。

郭兴福何许人也，能让叶剑英如此看重？就是典型的共军：贫农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困苦，没念过几天书。因为吃饭问题跟了共产党，然后又信仰共产主义。但是郭兴福算是战争年代最后一批共军。一九四八年，十八岁的郭兴福加入共军，是典型的后进生。但是来得晚没少干活，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打完仗后，到军校“进修”过一段时间。大饥荒时代在南京军区当副连长。

但是英雄不怕出身低，英雄不怕地位低，英雄不怕文化低，一切可以在实践中得到。

虽然全国大饥荒，但是郭兴福没有闲着。作为基层小军官，他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创立了一种新的练兵方法。主要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统一步调，在教学过程中实行官兵互教。就是谁有好办法跟谁学。说好听点，就是抛弃没用的，发扬教学民主。

第二，把练技、战术和思想练作风结合在一起。按当时话讲，就是把士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第三，深入浅出，由简到繁，正误对比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第四，言传身教，领导不搞特殊化，士兵心悦诚服。

理论就这么多，要做全军推广，必然是大动作。军队打完抗美援朝已经七八年了，没怎么动过。虽然在六二年时敲打了印度，也只是局部小规模。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大规模陈兵，战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远比今天钓鱼岛地区压抑烦闷。而南方也不平静，越南那边一直在闹腾呢。虽然七八年不用兵，士兵却随时都可能上战场，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军委搞出来了一个比武练兵。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审读了一遍，把“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 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 一条我最感兴趣。”同时指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而且让主官一把手亲自抓。

事情就这么定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号，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 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 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 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 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 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 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调子定下来之后，剩下的就是推广了。

罗瑞卿亲自出马，亲自抓，到处宣传。当时军队很多人不以为然。毕竟嘛，大家都是老家伙，见过世面的，后生小辈郭兴福能有多少能耐？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号，罗瑞卿搞一场现场表演。观看者有陆、海、空军军以上单位的首长、高等军事院校首长、各总部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一百多人，都是牛人。罗瑞卿也不说废话，直接让郭兴福上场表演。大家一看这不是演习，要来真的，都集中精神，看看到底有啥门道。

一年之中一月份最冷。郭兴福很不走运，碰上阴雨绵绵的天气。那种环境下，即使穿上羽绒服也能冻得牙齿打架。当然郭兴福和他的战友们是没有羽绒服的，只能刺骨的寒风和绵绵的阴雨中现场表演。表演的舞台就是训练场，而且很泥泞。不是遭罪受么这不？但是没办法，这不是别的，是要上战场的。战场之下狠一点，战场上成活概率就高一点。如果搞室内表演，就郭兴福他们那相貌是吸引不了那些牛人的。人家看文工团岂不是更好？

郭兴福一点也不含糊，指挥战友们就在泥泞中施展，很快变成一个个泥人。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来，一连串演出几个小时。要知道那种天气下，全身泥人，搞不好就送命了。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生龙活虎。各位将军们也不含糊，冒雨观看不说，而且越看越起劲，丝毫没有看文工团提不起精神、开会打盹的现象发生。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岁月，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刻，想起了寒冷的朝鲜战场。

他们真心的为郭兴福鼓掌、喝彩。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称赞：郭兴福真把兵练活了。在小组会上，他忍不住第一个发言：“过去我们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是没有郭兴福搞得好，他 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稍有一点差错，他能及时发现，耐心纠正。 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映很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 处置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都能训练成这样，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

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 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传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 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

——看看吧，口碑是刚刚滴。

大比武规模空前，圆满成功。罗瑞卿感觉倍有面子。

罗瑞卿总结发言：“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

罗瑞卿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 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

罗瑞卿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红、活、硬、细、实。红指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政治上好；活就是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硬就是战术过硬、技术过硬；细就是教得细 致具体；实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他指 出：郭兴福教学方法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功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功夫。”

当然最后还是老一套：最后最后号召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刻的罗瑞卿是得意的。身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他是此次大比武的实际策划人和执行者。大比武如此成功就意味着个人干出了成绩。特别是和平年代，军事长官想干出点成绩不容易的。因此他有得意的理由。

罗瑞卿的特长也是搞军政，但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局势非同寻常。或者说正是意识到局势非同寻常，才要搞出点成绩，增加自己的筹码。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方兴未艾，从小四清到大四清，高层分歧越来越大。

南京大比武掀起了一股热浪，向四面扩展。然后是天津大比武，济南大比武，随即又掀起一系列军事演习。大半年的时间里，全军掀起比武热潮，全国各大军区均出现大规模的比武热潮。特别是六月份到九月份，更是达到高潮。主要国家领导人均有观看，并且表示肯定。

一时之间罗瑞卿风头无两。

但是一连串的动作中出现很多问题，主要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

先看钱的问题：比武也好，演习也罢，归根到底都得用钱，用很多钱。虽然大家都是老干部出身，能节俭就节俭，能将就也行。但依然要花钱。那个时代的中国刚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老百姓贫苦，国家也穷。一点资源都是心头肉。而且全国范围内查账啥的。此时通过大比武和演习花那些钱，虽然是国家形势不妙，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必然有很多人眼睛在盯着。

再看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是风气问题。中国人有一个特征（或许外国人也有）（好坏先不说），就是喜欢跟风。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受大家追捧，马上必然有很多类似的玩意潮水般涌来。比方说一个电影票房好了，马上就有无数类似的电影，直到让观众胃口道完。这个特征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一个郭兴福在大比武中红了，就会有很多类似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李兴福、王兴福，他们是典型。郭兴福人家虽然红了，但是人家有真才实学，确实有能耐，值得推广。直到几十年之后，文革结束，郭兴福死去，郭兴福教学法还在影响军队训练，一直到如今。

跟风者就不一样了，就是跟风而已。原因很简单，军事训练，每一种训练方法都是千锤百炼。可不像商品，把手机换块电池就是另一个牌子，把药物中的某种成分增加或减少一点就是新药，那是忽悠人却有利可图。军事最怕忽悠。

典型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每个典型都是钱堆出来的，需要包装、策划、宣传，都需要钱。国家根本就没多少钱，给军队的经费也是有限。有限的经费用来浪费，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周边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在到处推广郭兴福时又多一个任务，到处灭火：典型不需要太多啊。

人的问题和钱的问题还是小问题，关键是政治。

林彪的动作

看看大比武时间表。一九六四年正是小四清向大四清转变的一年，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摆上台面的一年。那一年之后，毛泽东对行政系统的不满逐渐上升，开始前所未有的依赖林彪。罗瑞卿搞得大比武和林彪背道而驰。

正常情况下，罗瑞卿那么干也是没问题的。因为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和林彪一样，罗瑞卿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想当初罗瑞卿大难不死，孤身一人从武汉跑到井冈山，找到组织，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

罗瑞卿轰轰烈烈大比武时，林彪正走在另一条路上，突出政治。

政治那玩意说不清楚，有时候是羊头，有时候又是狗肉，虚虚实实分不清楚。

后来林彪责怪罗瑞卿不通气，就是从大比武时代就开始。因为那事确实没有对林彪表示足够的尊重。毕竟林彪是军方代表人物嘛。

虽然小事不怎么管。全军比武那样的大事，不可能放任的。

邱会作后来回忆，林彪听了大比武的汇报后指示：“空军的建设有成就，对空军应当宣传一下。”当大家都在参与学习大比武时，为啥要学空军呢？关系如下：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铁杆，空军对林副主席比较尊重。罗瑞卿原本也是铁杆，现在生锈了。

林彪的此举相当于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罗瑞卿泼一盆冷水：不要跑太远了。

按照邱会作回忆：林彪知道刘亚楼和罗瑞卿混得过密，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向空军学习，从而拆散罗瑞卿和刘亚楼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到突然，他说：“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表面上采取了拥护的态度，却又在办公会议上说：“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

不错，一切都是政治目的。问题是那个目的该如何解释呢？

罗瑞卿的大比武，作为罗瑞卿的上级，林彪要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日后成了林彪的一个罪状。根据这个罪状：政治斗争是不好的，林彪在政治斗争之中突出政治，加速了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受到伤害。

实际情况如何呢，过度的政治斗争确实不好，林彪确实在政治斗争中突出政治，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林彪是很坏的那种人。

首先突出政治，并不是一条很大的罪状。因为突出政治是共产党的传统，即使在军内，当指挥抢也是一条铁律，谁敢触碰谁就会死得很难看。身为军界的招牌人物，如果林彪敢对政治视而不见，那才是见鬼了，结局将会可以预见，彭德怀的例子就在前面嘛。

林彪突出政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毛泽东有交代，伟大领袖，俺是忠于你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所谓突出政治，还是重复那些老话题。老话题就是遵循当的领导，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那是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政策。在那个政策之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这个思想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思路一脉相承的。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对毛泽东表达了言语上的支持，还表达了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当时林彪是抓住“团结”做文章。因为历次困难面前，共产党的法宝都是团结一致。

没有人想要破坏团结，但是巨大的灾难面前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所谓分裂，也就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人要“调整”之前的政策，走“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强调团结，就是要威慑他们。

如果说那次大会还是言语上支持。此后的时间里，言语表了行动上的支持，即以军方招牌人物的身份表态，突出政治，加强团结。如此，相当于代表军方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时的政界，正是刘少奇全力拔高四清运动，把小四清推向大四清的时期。

另一个目，是对下。

大比武基本上是罗瑞卿一个人在搞，另一个角度说，揽权。

那是全军参加的项目，由罗瑞卿一个人负责。在十大元帅都在的当年，那是相当不合时宜的选择。建国之后，元帅们也不过是没人分管一小块工作而已，比方说聂荣臻管科研，陈毅搞外交等等。没有哪一个人单独搞过惊动全军的项目。就以副统帅林彪来说，日后搞一个一号命令，还成了反革命的预演。罗瑞卿一个人搞大比武，就是揽权。

能把大比武搞成功，说明揽权成功。罗瑞卿揽权，对林彪也是一种威胁。

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与彭真、贺龙、刘少奇的关系时。至少林彪明白，罗瑞卿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舞台上那个配合自己演戏罗瑞卿了。

林彪那个时候强调政治，正如强调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一样，同时也在敲打罗瑞卿，不要走太远，最好还是支持你的老领导。但罗瑞卿显然有自己的打算。

批判罗瑞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号到十六号，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是一次非常独特的会议，批判罗瑞卿，会前只有少数人知道内情。

二十八天之前的十一月十号，姚文元的那篇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横空出世。关于那篇文章，主管宣传部的陆定一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知道，是江青和张春桥的得意之作。

让刘少奇更为惊讶的是，政治局通知他到上海开会，却没说开会内容。刘少奇到了上海见到贺龙，问：“开什么会？”贺龙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确实，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二把手，不知道开会内容就很奇怪。但刘少奇当时主要负责党政工作，如果是军方会议，不知道似乎也能说通。所以他才问贺龙。因为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贺龙和刘少奇一样，也是茫然不知。临行之前还以为讨论军事上的事，特意带了军事地图。以刘少奇和贺龙当时的地位，如果两人都不知道的事，那就意味着非同寻常。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是批判罗瑞卿。会议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担任小组长。

罗瑞卿本身工作作风就很霸道，惹很多人不爽也是事实。比方说大比武原本是叶剑英提出的，叶剑英级别比罗瑞卿高，当时分管军事训练那一块。等中央批准之后，罗瑞卿一手操办，对叶剑英不闻不问，不把叶剑英放在眼里。搞得叶剑英连出镜机会都没有，一肚子火。再比方说，贺龙和聂荣臻因为工作交叉在人员和经费上有矛盾。罗瑞卿坚定的站在贺龙一边。聂荣臻能满意？

这些问题是事实，但也不是啥大问题，用不着毛泽东出面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而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会的主角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叶群。

十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上海会议召开前一周，林彪写信给杭州的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禀报，让叶群去送材料，并作初步口头报告。叶群送的材料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和吴法宪等人的“揭发”。考虑到刘亚楼已经去世，吴法宪等人和林彪的关系，那些材料“水分”很大。

十二月一号凌晨五点，叶群在杭州见到毛泽东，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按照后来记载：五个小时时间里，叶群诬告罗瑞卿，毛泽东很不幸的被叶群蒙蔽了，于是在十二月二号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所以罗瑞卿遭殃。

其实那是瞎扯。如果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那就应该检查。短短几天时间，连立案都不够。上海会议，叶群的发言相当于把十二月一号对毛泽东的话重复了一遍。

杨成武回忆：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叶群说：“翟月英（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叶群说：“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杨成武回忆：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实际上叶群那些话难以对证，刘亚楼已经不再了。刘亚楼是五月份死的，二月份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还有精神找林彪“面谈”？而且第四条，“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简直是奇谈。所有证据中，没有证人。

那么罗瑞卿是如何反驳的呢？不好意思，没有任何反驳。因为罗瑞卿当时在云南视察军队工作，根本不在现场。会议开了两天之后才通知罗瑞卿去上海开会。罗瑞卿回到上海时已经是十一号下午，然后遇到了陈丕显和吴法宪。和吴法宪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空军师长。吴法宪平时见了罗瑞卿都是低声下气，这一次神奇起来，一副很欠揍的样子。罗瑞卿觉得不对劲，就问陈丕显：“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

之前罗瑞卿去上海都是住在锦江饭店，陈丕显告诉罗瑞卿：“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那是一个独立的洋房，实际上把罗瑞卿监护起来，开始隔离审查。

接下来的会议就是背靠背揭发，归纳起来一共三条：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三，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

会议怎么样还是毛泽东说了算。十二月十六号，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结论：“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和庐山上的彭德怀一样，有口难辩。罗瑞卿不服气，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不能见毛泽东。罗瑞卿又打电话要求去见林彪。周恩来感叹曰：“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

随后“罗瑞卿工作组”成立，有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负责。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号到四月八号在北京开会，负责揭发批判罗瑞卿。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比如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都是常备节目。还有杀手锏，比如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打着红旗造反；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一言蔽之，罗瑞卿同治很坏，很坏，坏的很。

批斗会第八天，也就是三月十八号，共和国大将罗瑞卿不堪被误解，跳楼自杀，经历了人生第三次鬼门关游览。

第三次游览鬼门关

罗瑞卿一生三次鬼门关前游览，第一次生病，不可控因素；第二次战场上受伤，不可控因素；第三次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呢。

现在主流观点是，罗将军因为不堪羞辱纵身跳楼。不堪羞辱是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当时政治批斗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不是单独给罗瑞卿一个人开小灶。他受到的那些羞辱，和彭德怀比起来如何？彭德怀功劳比罗瑞卿大，性子比罗瑞卿烈，冤屈比罗瑞卿大，也没有去自杀吧。罗瑞卿跳楼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掀起，最严酷的批判还没有到来。罗瑞卿遭受的虐待，都再自杀跳楼之后。

何况罗瑞卿本人血雨腥风几十年、政坛最高层晃悠了十几年、鬼门关前转悠好几圈的罗瑞卿连这点打击都扛不住？心理太脆弱了吧。如果就这点心理素质，罗瑞卿的一生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可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不是罗瑞卿心理素质太糟糕，实在是受到打击太大。而打击并非来自批斗会，主要是另有深层原因。

纵观罗瑞卿的一生，虽然位列十大将军，但他的才华并非全部在战场上。客观说，他在战场表现并不是十分耀眼。要说他是纯粹的将军，估计连他自己都不信。一个纯粹的将军很难在公安部长的位置上呆十年。不信把粟裕放上去试试，估计不用多久就会下岗。

在罗瑞卿身上，军事和政治各占一半。甚至可以说，政治成分多于军事成分。要说罗瑞卿连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前越演越烈矛盾都看不出来，那绝对是瞎扯。七千人大会上的县委书记都知道观察行情（看彭德怀是否复出为纠左依据），何况罗瑞卿身居要职久矣。可以说对正在走向心如明镜。

既然如此，为啥还要玩暧昧？难道罗瑞卿不知道政治运动中站队的重要性？不是。

从利益角度看，最容易解释的就是，罗瑞卿倒向刘少奇。但那种可能性不大。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罗瑞卿都是惟毛泽东之命是从。第一次庐山会议之上，需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毫不含糊。那么随着四清运动的进展，行政系统倒向刘少奇的时候，罗瑞卿是否和很多人一样，改变了立场呢？

罗瑞卿自杀时给妻子写下遗书：“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看这一段，怎么都不像对毛泽东有意见啊。如果对毛泽东有意见，直接听“党”的话就行了。

好吧，如果说那个时代政治压力很大，那么看看接下来。罗瑞卿一九七三年出狱，经过将近十年的折磨，已经身体残缺、已经白发苍苍。路过天安门，努力以最标准的姿态，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历经沧海桑田，早已物是人非，唯有我对你的信任和忠诚不变。

那是一种内心流露出来自然的感情。

从那种经历将近十年磨难而不变的感情看，罗瑞卿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可能的国防部长”背弃毛泽东。

既然罗瑞卿对毛泽东始终没变过，既然知道政治斗争重要性，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推测，还可以说出很多。我的个人答案是，担心。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摊开的情况下，当时整个行政系统倾向刘少奇。而罗瑞卿又不知道毛泽东如何反击，更不知道毛泽东打算通过文革一次性解决问题。因此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刘少奇出于优势的一方。即使罗瑞卿倒向毛泽东，刘少奇还是优势的一方。此时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可能失败。

换成一般玩政治的，只要考虑赢家就行了。罗瑞卿不同，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如一。不管毛泽东活着或者死了、成功或者失败，罗瑞卿始终追随毛泽东。因此他需要给毛泽东打算：如果毛泽东政治斗争失败该怎么办？

如果毛泽东失败，罗瑞卿又两个选择：一，站在毛泽东身后，陪毛泽东一起失败；二，自己和刘少奇保持关系，依然身居高位，可以充当毛泽东的保护伞，保证失败之后的毛泽东不会太凄凉。如果是第一种选择，那就紧紧跟随毛泽东，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罗瑞卿做了第二个选择。可以说罗将军通盘都在为毛泽东考虑。

和林彪通过“突出政治”追随毛泽东一样，罗瑞卿通过大比武揽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毛泽东的无限忠诚。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解释如下现象：第一妇人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邀请罗瑞卿时，罗瑞卿才会“不识抬举”，对她置之不理。和此时彭真对江青态度一致。江青要一套军服，罗瑞卿只给她一套军装，不给领章和帽徽，理由是第一妇人没有军籍。其实这正是罗瑞卿向毛泽东靠拢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甚至可以学林彪和江青合作。以罗瑞卿的地位，至少比后来谢富治赢得更多的“荣耀”。后来评价都是说，罗瑞卿节操高尚，和江青进行坚决斗争。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小角色，用不到去斗争吧。以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连毛泽东发动文革都不反对，难道要处处和毛泽东的妇人过不去？他只是做做样子，替毛泽东谋身后事而已。

罗瑞卿疏远林彪也可以用这个理由解释。全天下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国防部长啥的都是虚的。要替毛泽东谋划，必须和林彪保持一定距离。所谓“不通气”的理由正在此。所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的原因也在此。所以说罗瑞卿确实在两边下棋。但他下棋的目的还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很多人都说罗瑞卿对毛泽东是“愚忠”。这是一个低俗且有市场的说法。忠，没必要和愚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人身上，可以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李逵之于宋江。但是忠和愚忠之间不存在等号关系。罗瑞卿忠于毛泽东，这是愚忠么？罗瑞卿文韬武略，枪林弹雨，啥事没经过？而且从罗瑞卿替毛泽东的谋划来看，和愚忠相距十万八千里。

结论：罗瑞卿忠心，但不愚。

然而——罗瑞卿有两点没有想到：一，毛泽东并不是常人，他的境界和魄力远超过罗瑞卿、无须罗瑞卿替他谋划归属；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反击竟然是从拿下自己开始的！站在罗瑞卿立场上看，这表示毛泽东不仅仅怀疑他罗瑞卿，而且不了解他罗瑞卿。

这个变故超出了罗瑞卿心理承受的极限。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那我证明给你看；既然你不理解我，那就永别了。

罗瑞卿给妻子写下遗书之后纵身一跃！他不是承受不了政治风波，不是受不了所谓批判，一辈子大风大浪啥没见过？枪林弹雨都滚过来了。只是承受不了毛泽东的怀疑和不解。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

选择跳楼的罗瑞卿是悲伤的。然而罗瑞卿是命大之人，再一次到鬼门关前穿了一圈。然而和之前不同。前两次时间短，这一次时间特别长。

第二十四章 从罗瑞卿到贺龙

从罗瑞卿入手

然而毛泽东真的是怀疑罗瑞卿？真的不了解罗瑞卿么？也不尽然。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毛泽东铁青着脸说两句：没出息！

——不是不解，不是怀疑，是怒其不争！

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的地位看似最稳妥：他拥有毛泽东的信任，干啥都可以放心大胆；行政系统内，刘少奇也要拉拢他，自然不会苛责；军内，就算有几位元帅对他有意见，但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支持罗瑞卿。所以罗瑞卿想不到比大四清更为猛烈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会从自己身上刮起来。

其实凡是都有原因的。所以从罗瑞卿身上刮起，就因为他地位特殊。

罗瑞卿的案子并不是孤案，七八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发生在粟裕身上。粟裕和罗瑞卿一直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粟裕依然坚定维护毛泽东军事思想，罗瑞卿出狱之后更是到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像敬礼。

反教条运动前夕，粟裕和罗瑞卿处境有点相识。当时粟裕也是总参谋长，而且拥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个人的赏识。正是因为优势导致粟裕挨批。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刘少奇走向前台，必须断掉刘少奇在军内的根系。所以把粟裕拿下。如果刘少奇顺利接班，那么粟裕将是刘少奇团队之中掌控军事的那个人，就如同毛泽东身边的林彪。

可以说粟裕挨批的根本原因就在刘少奇身上。罗瑞卿也是一样。毛泽东要通过文革倒掉刘少奇，又必然斩断和刘少奇千丝万缕之人。批判粟裕是政治需要，批判罗瑞卿也是一样。不会因为罗瑞卿的忠心而改变。就像高岗事件，毛泽东知道高岗忠于自己，同样把高岗推入深渊。在反教条，毛泽东没有理由怀疑粟裕的忠诚，同样默许对粟裕的批判。

批判粟裕的理由之一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批罗瑞卿也有这一条。主批是当时威望正隆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批罗瑞卿之人是威望正隆的国防部长林彪。

林彪批罗瑞卿的理由同样有趣：不通气、对他搞封锁，搞突然袭击、疲劳战。

说白了这些理由本不是理由。因为罗瑞卿所以抓大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林彪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大事小事都跑去通气，那林彪还怎么干撒手掌柜？通气太多反而有了另一项罪名——搞突然袭击、疲劳战。怎么办？换成谁都搞不定。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林彪都是要批判罗瑞卿的。

林彪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毛泽东要批判罗瑞卿。

毛泽东批判罗瑞卿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和行政系统。理由嘛，很简单，也很复杂。

说简单，毛泽东这一手和他的军事思想一脉相承：对付敌人先弱后强，清扫外围，剪其羽翼，一击毙命。

说复杂的原因如下几条：第一，罗瑞卿和林彪不配合了。当林彪一心“突出政治”追随毛泽东时，罗瑞卿一心一意通过大比武揽权，虽然都是为了毛泽东，却是两条不一样的路。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就需要用自己的左手（军方）打右手（行政系统）。军阀必须铁板一块，需要一个代言人。为了增加胜算，肯定会选择军方能量最大的那一个。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罗瑞卿和林彪都不是一个吨位的。选择林彪代表军方，基本上没有问题。选择罗瑞卿代表军方，将会有一大堆人不服气。尽管罗瑞卿大比武搞得成功。但是林彪可是通过共产党兴起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考验。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罗瑞卿和林彪吨位一样，也是首选林彪。罗瑞卿所处的地位太复杂，公安部长十年，基本上都在和政府大员打交道。公共安全么，哪个涉及不到？比方说彭真，比方说陆定一，比方说杨成武。那些人都是要批斗的。让罗瑞卿去批斗他们？搞不好把罗瑞卿自己卷进去了！

林彪恰好相反。建国之初，林彪一直在修养，游离于政治圈之外，好像是一柄冷藏的利剑。直到反教条那会才开始活跃，彭德怀倒掉之后才开始复出。复出之后的林彪躲在毛泽东身后，从来不提自己的主张，挂着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头衔，不管具体事，态度上紧跟毛泽东。这样避免了和行政系统内部的任何牵连。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势单力孤之时，林彪毫不吝啬支持毛泽东，雪中送炭啊。

第三点，接班人问题。

刘少奇和林彪先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先后又因为接班不成功遭遇悲惨。

刘少奇出身于党政，想要接班时，需要把触角深入军方。林彪出身于军方，想要接班时，需要把触角深入政界。文革后期，林彪的触角是陈伯达。文革之前，刘少奇伸向军方的触角是罗瑞卿。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付林彪的办法是首先斩断林彪的触角陈伯达，把林彪完全封堵在军方系统内部。然后在该组军委办事组。这些是后话。文革之前对付刘少奇也一样，先斩断刘少奇在军方的触角罗瑞卿，把刘少奇的和军方割裂。

看看安排主持批判罗瑞卿的人，彭真和邓小平，相当于说是刘少奇的左右手。毛泽东就是要通过刘少奇之手斩断自己和军方的关系。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类似的一幕重演，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批判陈伯达大会，亲手斩断自己同政界的联系。

邓小平觉得太窝囊，就去三线视察工作了。给罗瑞卿“罗织罪名”的重担压到彭真身上。彭真和罗瑞卿关系是最铁的。结果彭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自己也和罗瑞卿一样，被打倒了。讽刺意味的是，负责“彭真案件”的竟然是刘少奇。刘少奇责任没完，又倒了。

批判罗瑞卿，同时还可以震慑军内其他人：看看吧，罗瑞卿是我一手提拔培养的，因为跟刘少奇搞关系，挨批了。

罗瑞卿的自杀举动，打乱了毛泽东的步骤，那是以死抗争啊。所以毛泽东才会铁青着脸说他没出息。

跳楼之后

所谓将军一跳声名裂，罗瑞卿这个动作后果极其严重。在那个年代，特别是高岗之后，所谓自杀，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形同背叛。而且选择在文革风暴即将到来之时，不仅仅是出头鸟，而且是出头之后逆风飞翔。

批斗会是残酷的。罗瑞卿跳楼之后，命是保住了，腿摔坏了。自由没有了，罗瑞卿进了监狱，待遇是一间小牢房，上有一个透不进阳光的小窗子；房内一张硬板床，一个供写材料的小方桌，断肢的疼痛伴随着他。而且批斗会照常开，罗瑞卿腿有伤，红卫兵就把他高大的身躯放在大罗框里抬出来，鲜血外渗。因为腿伤，一个月内做了两次手术。做第二次跟骨病清除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比上战场还急。

六七年九月十四号，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把他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骨折。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十一月份，新旧伤复发，威胁生命。罗瑞卿再次住院做骨折牵引复位手术。

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就成了审讯室，专案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然后是一系列，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是毫无人性的，比起三十年前冷漠的教会医院把危在旦夕的罗瑞卿偷偷送走还要残忍。当时的罗瑞卿还是一文不名的革命者，此时的罗瑞卿则是共和国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这不仅仅是对罗瑞卿的侮辱，也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

一系列批斗、审查之后，通过无数车轮战、疲劳战、精神战之后，罗瑞卿成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成了“军内第二大走资派人物。”第一号是彭德怀。把罗瑞卿和彭德怀一起批斗。可笑的是罗瑞卿和彭德怀个人恩怨尚未了结。

批斗会幕后是谁？是林彪。其他人没有这么大能量，毛泽东不会干这种事。林彪也不会亲自干，操作这种事的极有可能是叶群的手。批斗会上时时有叶群的身影，四大金刚参与其中。即使是叶群搞的鬼，责任也该林彪来担。因为没有林彪，叶群屁都不是。然后罗瑞卿被迫出演，然后是伤口继续恶化，需要再一次手术。

六八年七月十三号，罗瑞卿再次被送进医院。直到十二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五号，医院才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高效啊！更为高效的是，又过九天，也就是八月四号，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又过三天，也就是八月七号，专案组重写报告：“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秋凉之后是啥时候呢，是四个半月之后，六九年一月二十五号。手术方案没有怎么讨论，手术医生和护士是临时换上的“临时工”。在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直接截掉罗瑞卿小腿最下面的三分之一。这还没完。五周之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能安装假肢，截掉之后罗瑞卿在中国国内技术条件下便站不起来了。

九年之后，罗瑞卿去德国安装假肢，因血管硬化而亡，终年七十二岁。

罗瑞卿跳楼的时间是六六年三月十八号，到六九年，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时时刻刻忍受断骨折磨，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又需要怎样的毅力方能挺过来啊！

叹：罗瑞卿，命硬！也只有如此命硬之人方能熬过那个残酷的时代。

林彪为何对付罗瑞卿

必须指出，批判罗瑞卿的人还有不少，比方说叶剑英。但是叶剑英也最多能说“罗瑞卿不太尊重领导”。真正致命的材料来自叶群的报告，来自空军的吴法宪，来自海军的李作鹏，那些才是致命的。

林彪为何如此残忍的批判罗瑞卿？说林彪和罗瑞卿有多大的私人恩怨也是瞎扯。而且同为毛泽东的嫡系，同根同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罗瑞卿威胁到林彪地位了？看似有，实则无。

论威望、论地位、论在毛泽东心中分量，罗瑞卿皆不如林彪。而且作为上下级关系，罗瑞卿还能干活，帮助林彪当甩手掌柜。然而罗瑞卿出于对毛泽东的担忧（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而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把自己逼上悬崖边，又因为对毛泽东的判断失误而走上绝路（跳楼，以死明志）。这个时候作为毛泽东在军方代理人，必须强力出击把罗瑞卿打成典型，以敌我矛盾处理（对敌人用不着手软），以此断绝军方和刘少奇的关联。如果不这么做，军方就不可能完全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这一边。

没有军方铁板一块，文革就可能一开始就失败。如果文革起初就失败，最大的失败者是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被冲击的就是林彪。

毛泽东可能还能捞到一个党的名誉主席，作为一个过气的太上皇凉在一边，吃好喝好待遇不变。那么林彪呢？也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过气的将军。失败之后的彭德怀可以种地、自食其力，而林彪呢，林彪能干吗？他需要呆在恒温的房子里，不能见光、不能听到水声、不能吵闹。高干待遇没有了，他该怎么办？只能作为跳到岸上的鱼，等死。林彪是个愿意等死的人么？当然不是。

所以说，罗瑞卿行为并非威胁到林彪的地位，却威胁到林彪的生存。当一个人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管是林彪还是其他谁。只不过林彪地位特殊，使用的手段又是政治斗争而已。打到罗瑞卿的正是毛泽东和罗瑞卿。

评，毛泽东摧残了罗瑞卿的精神，而林彪摧残了罗瑞卿的身体。

二人倒罗，并非对罗个人仇恨，运动需要。罗瑞卿固然位高权重，还够不上二人联手登场。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文化大革命中，二人必须小心谨慎。罗瑞卿只是作为不安定因子给清除掉而已。个中关系理清之后，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感叹政治斗争残酷无情。

要发动文革，罗瑞卿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清洗的军方要人。还有一个比罗瑞卿更为重要的人物需要整顿，就是贺龙。

贺龙的分量比罗瑞卿重，能量比罗瑞卿大。罗瑞卿无法威胁到林彪的地位，贺龙可以。而贺龙的不合作则是文革的另一个障碍。

从林彪角度看，贺龙需要搬开。从毛泽东角度看，贺龙需要整顿。从文革本身看，贺龙必然遭殃。要动贺龙并不容易。罗瑞卿却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贺龙和罗瑞卿

贺龙和罗瑞卿早期基本上没交集。 因为二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当贺龙纵横天下之际，罗瑞卿还在想着向外公讨生活费呢。

当贺龙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罗瑞卿还在武汉黄埔军校内部为去不了南昌而烦恼。整个红军时代，罗瑞卿只是红一军团中间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贺龙则是红二方面军旗帜性人物，不在一起工作，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二人相识比较晚，首次见面是在延安。此后二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集，抗日战争年代，罗瑞卿主要在抗大搞教育，而贺龙则是一二零师师长、领兵在外，显赫一时。

解放战争又过一点交流，但相识不深。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罗瑞卿风风光光，在公安部呼风唤雨；贺龙日子也是有滋有味，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二人真正工作交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六二年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需要紧密配合，就出感情了。

贺龙为人豪爽仗义，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空闲时间，两个人在一起拉家常吹吹牛啥的也很正常。纵观当时局势，虽然政治运动不断，政坛暗流涌动。作为国家石柱，军方实权俱在二人之手，也有一种俯视天下、豪情陡升的感觉吧。

然而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二人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是姚文元飞黄腾达的日子。他的大作在那一天发表，敲响了文革大幕的钟声。大光剑影悉数登场。罗瑞卿成为第一批中枪者。

早在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之前，已经有点苗头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萧向荣。萧向荣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职位听起来很拉风，在中央高层还是太小了，小到不够看，最多只能充当钓鱼的鱼饵，钓大鱼的鱼饵。十一月十一号，会议主持人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吗？”

主持人答：“有。曾有国防部长来访，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主持人答：“没有了！”。

贺龙一听来火了。这不是莫须有么。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乱扣么，严肃的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等等。”

经过这份批评教育之后，主持人走了，还一副听了领导教诲之后很受用的样子。然后两天之后他又跑去找贺龙了。

贺龙还没来得及发挥急性子。主持人发飙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

这一哭，贺龙更急了，很不爽的说：“哭什么哟？有什么事就讲嘛！”确实，一个大老爷们在军委抹鼻子不成体统。军委是啥地方？硬汉地盘。

主持人抹眼泪说：“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也不能怪主持人，小人物毕竟压力太大了，任何一个都惹不起啊。

贺龙一听很生气么，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他有生气的理由：老子主持军委工作，说话没人听？放肆！

主持人说：“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没解决问题。”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看，此时的贺龙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既然大家要批斗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而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发放都没用，表示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该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贺龙选择逆流而上：“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回答很干脆。这样，贺龙成了罗瑞卿后台。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

贺龙说的是对的。罗瑞卿绝不可能反党反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瑞卿却成了文革绊脚石。既然罗瑞卿成了文革绊脚石，贺龙也将是绊脚石。罗瑞卿被搬开之后，就轮到贺龙了。对于当时的局势，贺龙不了解么？贺龙很清楚的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有问题。不仅如此，上海会议上，贺龙就对批判罗瑞卿有看法。

那么为何还要逆流而上？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其人。

第二十五章 贺龙传奇

开国将帅，每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中，要么励志、要么有趣、要么感人，均十分独特。以传奇性而论，首推贺龙。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贺龙出生于湖南植桑县洪家关一农村家庭。

贺龙，字云卿。贺龙的偶像是岳飞。岳飞，字鹏举。所以贺龙给儿子取名贺鹏飞。其实贺龙也岳飞还有不少类似地方的，都是生长于乱世，均来自草莽之间，国家民族积弱之时奋起抗争；就连结局都很像：功成名就之后遭受国家不公平对待。

贺龙籍贯是汉族，按照血统划分，四分之三属于土家族，贺龙的奶奶和妈妈都是土家族人。现在土家族人把贺龙当自己人。土家族人，勇猛彪悍。贺龙性格：猛、豪、爽。

贺家男人勇猛那是有来头的。贺龙的曾祖父叫贺廷璧，标准的猛人。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当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此后与清军对抗两年，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刑场上的贺廷璧昂首挺胸，双腿发力踩入泥土，拒不下跪，纵声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大义凌然，博得群众山呼海啸狂赞。按古语，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贺廷璧下跪。此时贺廷璧妻子刘氏冲入法场，跪倒在丈夫面前，撑开衣襟。贺廷璧看着她感激地点点头，高声大笑，把头颅向妻子伸出。屠刀挥过，一腔热血化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这刀光血雨之中，刘氏竟然没有尖叫一声晕倒在地，而是勇敢的起身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奇女子啊，换成一般小女子，早已躲在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寻找安慰了。

先人的强悍沉淀下来，沉睡在血液中。关于贺龙有很多传说，其中之一：贺龙是条水龙。贺龙还在娘胎里时，洪家关那一代雨水多得吓人，临产的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当然湘西雨水多，算不了啥。可是洪家关人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祖母生产的屋机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嚓地雷声惊心动魄。

——放在古代，可是皇帝降生才有的待遇啊！

贺龙从小胆大，不畏雷，乡邻认为贺龙有龙胆。贺龙七岁那年，他爸爸搞了一个工程：河上修座桥，桥建好那天，贺龙在桥上看桥下流水。贺龙爸爸却飞起一脚把贺龙踢到水里，众人惊呼，贺龙爸爸则手不慌不忙说：“莫怕，喝几口水他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身子，独自爬上岸来。这也太高效了。如果贺龙爸爸生活在现在当游泳教练，肯定生意不错。众人便认为这孩子了不得。

如今那座桥还在，叫“贺龙桥”。几十年后，贺龙也用这一招教自己的孩子游泳，只不过不在是河流，而是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里。说点题外话，游泳其实也就是那样，有时候喝几口水就突然开窍了。

贺龙的另一个传说：湘西红军时代，贺龙队伍被包围，大家着急不行，贺龙一边吧唧吧唧抽烟，若无其事指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瓢泼大雨，贺龙带带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事之后，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贺龙对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观天象而已。诸葛亮借东风也就是观天象而已嘛。

看来知识（常识）的力量还真是无穷的呀。

少年时代

开国将帅之中，成长经历各不相同。比方说少年彭德怀，日子非常之苦。比方说少年林彪，敏感压抑。贺龙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英雄好汉之潜质。

一九零四年，大旱。农民变成饥民。农民是驯服软弱得到。饥民是凶悍可怕的。农民变成饥民之后有一个特点，一起进城“吃大户”。确切说，就是白吃白拿。有时候吃饱肚子走人，有人还公然抢劫，甚至打死人。听起来极为不合“法”，但是在生存面前，所有的法理都是纸老虎。那一年，贺龙八岁，也跟着去了。那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参与暴力，眼见相亲挨饿、疯狂，因为饥饿而疯狂。

暴力是恐怖的，官兵杀饥民，血流满地，饥民越杀越多。血腥的场景给小贺龙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农村孩子应该调皮捣蛋玩泥巴的年龄，却种下了暴力因子。

之后贺龙开始学武，四年之后，十二岁那年便小有名气。

当时桑植县县衙有个武秀才，会点三脚猫功夫。武秀才在县衙当领班，算公务员，而且还有个恶霸老爹。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收保护费啥的，堪比现代某些城管。时不时来一句，俺爸是那个谁谁谁。

洪家关赶场唱戏，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躲闪，乱成一片。十二岁的贺龙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吼道：“滚下来！”

武秀才开始很吃惊，勒马定眼一看，是一个小屁孩，笑了，拿出招牌式的嚣张说：“小兔崽子，看你活不耐烦了！” 言毕拿鞭子抽贺龙。二人交锋。

大战数回合之后，小贺龙瞅准机会，一棍将武秀才扫落马下，然后抡起拳头一通哼哼哈嘿。“服不服？”“服了！”

贺龙赤脚踏着武秀才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了，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典型的英雄胚子啊。传奇指数比起梁山好汉也不遑多让。但是现实世界中，当英雄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武秀才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氏族人赶快找人拉关系，请到一位举人造势散布舆论：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光荣事迹给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顺带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正义得到伸张。

不得不佩服贺龙同志，十二岁就如此勇猛，长大后还了得？当然了不得。

殴打武秀才，算是干了件好事，也刺激了他身体里的血性，祖先那种强悍因子以及土家族的悍勇在血液里渐渐复苏。

青年时代

十几岁的少年应该在青春期，放到现在是中学生，对父母叛逆一下，或偷偷给女生传个字条啥的哈。十四岁的贺龙看不惯税警，摩拳擦掌要对着干，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帐！”

十五岁的贺龙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的贺龙有了自己的消遣娱乐，学会了相马，时不时骡马市逛逛。旧时代又没有体育比赛，凡是喜欢马的，都是不安分的主。某日贺龙逛马市，看见一云南马客赶来一匹烈马，暗暗出神。只见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

——体姿帅气十足如同龙马一样高贵，简直就是千里挑一的神驹啊！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肩膀，挤挤眼，一副洋洋得意样。

“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莞尔一笑：“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带有嘲弄的含义。那意思分明是说，年轻人还是追大姑娘去吧，不要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明摆着看不起人么。贺龙两眼一睁：“说话算数不？”

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威势让马客一惊。

马客好心警告贺龙：“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平淡，好像很随意的样子。马客原本看贺龙一小青年，吓唬一下打发走算了，没想到这年轻人如此淡定。贺龙朝他那暴烈的神驹凑近。神驹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龇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它是在示威，警告来人离远点，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说时迟，那时快。贺龙淬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定眼再看已经跃上马背！与此同时，神驹长声嘶叫，愤然立起前蹄、瞬间猛落，接下来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想咬住贺龙！

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贴紧马颈，任凭颠簸摇晃，他自岿然不动。神驹再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所谓“颠马”跑路，骑马者鞋子可以省了，但帽子可以颠碎！

没人知道神驹把贺龙颠到哪里去了，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断续传出，告诉人们人和马的较量仍在继续。随着时间流逝，按常理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大家都在为刚才那鲁莽的年轻人担心。虽然逞强蛮干不讨人喜欢。好歹也是一条命，摔死太可惜了。恍然之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驯服的神驹踏这轻盈明快的小碎步出现在大家视野中。就像暴烈的少女变成温婉之少妇。

众人喝彩声中，贺龙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神气十足，然后到云南马客面前，笑曰：“还算数吗？”这是胜利者的笑容，也是英雄豪杰的笑容。马客见贺龙年纪轻轻就如此英雄，豪爽应答：“我没说不算数，送你了！”贺龙也够意思，从怀里掏出一把钱（究竟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拍到马客手里说：“小小薄礼，不成敬意。”马客也没客气：“行，小老弟够仗义。”

也是在这一年，十六岁的贺龙加入哥老会，并且当上“十排老么”，相当于哥老会的政治局成员，江湖地位有了。之后贺龙和马帮一起行走江湖，又是几番挣扎、几番磨难。然而那并不是贺龙想要的生活。他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释放血液里勇猛的因子，去笑傲江湖，去纵横天下。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袁世凯同志雄心惊人，当了万人之上的大总统还不满意，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想搞独裁，为皇帝梦铺路。自古以来每一个走上皇帝宝座之人都是障碍重重，袁世凯同志阻力特别大。因为袁世凯生不逢时，错生于国人遗弃皇权的时代。而袁世凯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生那是屡败屡战，跟袁世凯斗法失败后，深感有必要重新整合力量，就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十八岁的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把他的勇武带入军队，从此开始数十年革命生涯。

贺龙的革命生涯充满艰辛波折，却每一次都能神奇的化险为夷。

一九一四年，贺龙十九岁。湖南督军汤芗铭残酷镇压湖南人的反袁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引起湖南人极大愤慨，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袁反汤”运动。身为革命党人的贺龙受命到军中去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打扮成羊贩子活动去了。半年之后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人，准备拖枪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路上碰上了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捉住，倒霉。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捉住贺龙的土匪恰巧警备队，被捉住，于是土匪和贺龙一同进入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按常理，贺龙也要作为土匪牺牲了。但是审讯过程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衙门里的各种公务员老爷一听“肉票”，仿佛见了财神爷，顿时眼睛闪闪放光，使用出公务员发财必杀技：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但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想死都死不了。因为在公务员老爷眼中，贺龙同志就是鲍鱼啊、就是二奶啊。时不时有人去看看贺龙，打量下饿瘦了没有，还值多少钱。

消息传到贺龙的家乡，贺龙的父亲钱赶过来，把各位公务员吃好喝好玩好，塞足红包。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公务员大人们本着上天后好生之德的精神，就说贺龙同志是被土匪蒙蔽了云云，批评教育一通给释放出来了。贺龙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坐牢并没有磨灭贺龙的锐气。一年之后，二十岁的贺龙为了响应蔡锷搞袁世凯，在老家抄起两把菜刀干起来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开。当年冷兵器时代的努尔哈赤起兵还有十三副铠甲呢。以两把菜刀为本钱，贺龙竟然拉出一支队伍，成了植桑民军总指挥。

因为这事之后，贺龙在革命党中取得一定地位。有了地位就意味着承担更多风险，过更加凶险的生活。日后毛泽东搞秋收起义，就把贺龙当教材，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都能当军长，我们也有理由取得更大成功云云。

湖南革命党人搞了一个组织，正谊社。名字很好听，暗地里搞暴力活动，暗杀呀啥的。正谊社给贺龙分配了任务——炸掉湖南督军谭延闽的公馆。谭延闽的树立的牌坊是革命党，却暗地里却在当婊子：卖身北洋军阀。湖南革命党人极为不满。贺龙二话没说接受任务，准备坡子街福元旅馆下手。

万事俱备之际，西风来了：正谊社谋刺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未遂（业务不精啊），引起了军警大搜捕。警察在贺龙住处搜出一些玩具：手枪一支，炸弹两枚。啥也别说了，恐怖分子一个。为了革命，贺龙再次光荣入狱。眼看为革命事业牺牲，革命党人展示了高超的危机公关手段。他们知道谭延闽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复初拥有一个师的武装，对北京政府卖身更彻底，极有可能充当北京政府在湖南爪牙，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经过权衡，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矛盾，变杀谭为拉谭。两方举行了友好谈判，确立共同打击陈复初之大计。谭延闽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恐怖分子”贺龙。

袁世凯翘辫子之后，孙中山依然没能时来运转，依然屡败屡战。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搞一个“护法运动”。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在家乡很快组建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和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一切貌似很顺利。然而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人找贺龙。另一派的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就把贺龙扣了，吞并了贺龙的部队。七天之后贺龙出狱，再次成了光杆司令，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郁闷不行。这就是贺龙一辈子三次入狱经历。等到贺龙再一次死去自由，那便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郁闷归郁闷，并不悲伤，年轻就是资本么。接下来贺龙在军中当了一系列干部，一步步升迁，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权力越来越大，名气原来越大，大到连蒋介石耳朵里经常听见贺龙二字。一九二七年，三十一岁的贺龙迎来人生巅峰。

壮年巅峰

一九二七年建军，八一南昌起义，意味着共军诞生，为中共历史上标志性事件之一。

日后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中，七个元帅和南昌起义关系密切，分别是贺龙、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中，有四位直接来自南昌起义，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算上起义南下收编的黄克诚，和去南昌未成的罗瑞卿，一共六个。

将帅之外的军事人物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叶挺、彭湃、恽代英、谭平山。中共元老中还有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陶铸等人，整容可谓空前绝后，超级豪华。此后历次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强大的阵容。即使关系国共双方命脉的东北战场，共产党列出的名单已经足够强大，和南昌起义名单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在这群超级豪华的名单上，贺龙为总指挥。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身为总指挥的贺龙当时并不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有两位贵人。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和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没有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国共如何去抗日也是未知数。因为张学良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帮了共产党一个忙。同样的事发生在南昌起义中，国民党高级将领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只不过后来贺龙加入共产党，而张学良一直留在国民党中。后人评价贺龙选择，认为信仰所在、理所当然，评价张学良多从民族大义出发。

一个党外人士掌控指挥共产党的军事大权，在中共历史上非常罕见。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恩来搞的起义通令并不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即威武的共军诞生时，打响第一枪的实际领导人和号召者是一个党外人士！

这大概是南昌起义最有趣的地方了。

为啥是一个外人任总指挥呢。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第一枪。之前东征或者北伐，共产党都是寄生于国民党内部，配合国军打仗。共产党自己没有打过仗，军事上还没有多少号召力。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党员属于被抓捕对象。

当时贺龙江湖地位非常高，名头非常响亮，黑白通吃。

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贺龙能当上总指挥，最关键因素还是实力。起义不是请客吃饭，谁名气大、地位高、有才就牛叉，关键看大兵听谁的话。论名头，刘伯承有“川军名将”之称。贺龙一辈子也没和“名将”扯上关系。论文采，郭沫若陈毅甩贺龙好几条街。论地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那是中共顶层人物。贺龙还是党外人士。

看看参加起义的其他人吧。郭沫若陶铸等人可以忽略，文人嘛，战争年代还不如一百夫长。周恩来、李立三在共产党内地位虽然很高，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一张嘴去拉别人入伙。李立三搞文斗是一把好手，武斗没戏。周恩来地位重要，做组织工作。

将帅们又该如何呢？

朱德：起义前，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三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手下有几百号人，凑个份子。能成为红军之父，并非因为南昌起义本身，而是因为起义失败之后，别的大领导转移了，朱德收拾了残部，保留了革命火种。所谓革命火种，就是后来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数不清的军官。如果没有朱德，像林彪粟裕这些人，要么“浪子回头”发一个脱党声明，继续跟着国民党混，要么为革命牺牲，指望他们回家种地或去工厂打工也不现实。

陈毅：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职位不高、搞政治的，也是用嘴说话，而且还没赶上当天的起义，后来才追上去的。陈毅的功劳在于帮助朱德收拾旧部。这日后在南方游击战拉旧部提供了经验。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心也是从那会开始的。

刘伯承：有川军名将的大名，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孤身一人凑数。因为名将头衔，别人不怎会能打仗，赢得委员会参谋长一职，也是共军参谋长的前身。

至于两位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八月一日那天均不在南昌。起义发动前，叶剑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利用与张发奎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定下了起义的决心。叶剑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通过秘密方式帮助过贺龙和叶挺。聂荣臻是第二天随他的学生周士第一起赶往南昌的。

林彪：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二十四师）连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三十八年后，林彪在给罗瑞卿找罪名时还酸溜溜的说，“罗瑞卿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我们威望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

几位大将贡献力量更微弱了。当时名气最大数陈赓，头顶黄埔三杰之一的光环，东征救过蒋介石，甚是拉风。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二营营长，比林彪职位高一点而已，并无决定性贡献。张云逸和许光达属于更小的军官。而且许光达是后来赶上去，又因伤掉队了。至于后来纵横天下的粟裕同志，当时也就是一个警卫班长而已。

根据刘伯承的报告，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十二军军长）领导的第二十军共六千五百人；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五千五百人，十师五千人（师长蔡廷锴），二十五师五千人（师长周士第）；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与南昌公安局警察队五百多人。

其中蔡廷锴是国民党左派，并非真心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所以队伍南下之后就给十师内的共产党人发放遣散费，复归国民党。不论如何，蔡廷锴也是个英雄。

周四第的人马是第二天到的。周士第和陈赓徐向前一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早期共产党，后来所以只是个上将，是因为二八年到三三年和军队失散了，在白区内搞工作，错过了井冈山最初黄金发展时期。如果一直呆在军队，前途不可限量，光凭资历也熬到大将位置上了。

南昌起义骨干只有两股力量：贺龙带的六千五百人和叶挺带的五千五百人。

在国名革命军中，贺龙为十二军军长，叶挺级别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级别上，贺龙高于叶挺。人数上，贺龙多于叶挺。所以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另外叶挺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属于自家人。贺龙还是党外人士，赔了身家性命帮助共产党打天下，也需要一个头衔对吧。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之一，堪比第二方面军旗帜。

所以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周恩来起草南昌起义命令，不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力决定一切。还原一下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贺龙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贺龙的第十二军，十一军内的蔡廷锴的第十师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跟着干。因为当时在南昌城里的十一军只有两个师，二十四师和十师。而蔡廷锴虽然属于左翼激进派，但信仰的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不是一路人。

南昌起义——贺龙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第二十六章 道义

然而在乱世年代，任何风光都要付出代价的。看看贺家的牺牲吧。

一九一九年，没法拿贺龙怎么样的情况下，黑暗势力就到贺龙家乡去杀人放火。一夜烧杀，贺姓族人遇难三十多人。贺龙父亲贺士道，一九二零年牺牲在桑植，同年牺牲在植桑的还有弟弟贺文掌。这批贺家人算为了国民革命而死。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报复贺龙，国军到洪家关进行了再一次疯狂的灭绝人性的杀戮。

之后，贺龙四妹贺满姑于一九二八年牺牲在桑植教场坪，同年，堂弟贺文新，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途中。一九三三年，贺龙大姐贺英在长湾牺牲，同年牺牲在长湾的还有贺龙二姐贺茂姐。

红军长征之后，国军再次去贺龙家乡“清乡”，旗号——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

贺龙家族，一门八十多烈士，有为国民党而死，有为国民党所杀。那是迷茫中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振痛。所谓革命，实际就是浴血重生。

推动历史车轮的，永远只有两个字——鲜血。

十一年之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七号，抗战领袖蒋介石见到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一间小客厅，蒋介石见到贺龙。

此前蒋介石无数次耳闻贺龙的传说，这一次终于见面。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政敌一个师长，目的无非是拉关系挖墙角。蒋介石是挖墙角的行家里手，中原大战时，曾靠这一手挖得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晕乎乎的。蒋介石在心理打着算盘：能把贺龙给挖过来，相当于挖掉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哈哈，划算。显然这一次搞错对象了。

贺龙从容庄严地走过去，向蒋介石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心中收起算盘，换上笑容，“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时候开始。”贺龙说。

然后一番客套之后，开始步入正题。之前因为贺龙为了革命党牺牲重大，而且英雄有为，虽然未曾谋面，蒋介石对贺龙感觉很不错，想收为己用。

为拉拢贺龙，蒋介石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等等。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女人给女人。结果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了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蒋介石对贺龙彻底死心了。正因如此，才对贺龙恨之入骨，多次杀戮贺龙家人。这一次见面，蒋介石决定再试一次。

蒋介石说：“云卿啊，你的一二零师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说，“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零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再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不解。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这些都是铺垫。蒋介石也不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再说了，贺龙说的困难越多，麻烦事也就越多。到底应不应该给他补给？名义上也是下属嘛。如果贺龙投靠国民党，那就给；不然，相当于直接武装共产党。所以还是解决正事要紧。

蒋介石望着贺龙，皱了皱眉头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那件事一直困扰着蒋介石。要知道当年许多黄埔军校高材生还没有机会去军队跑腿。贺龙同志倒好，好好的军长不干跑去当“土匪”；好好的洋房不住、皮鞋不穿，冒着断头流血，不顾家人安危的情况下跑去打游击。这个样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人不喜欢城市喜欢山沟的？还有人不喜欢大洋的？还有人不喜欢豪宅的？还有人不喜欢美女的？蒋介石想知道答案。

贺龙直爽的笑了，挥动手臂有力的划一下：“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蒋介石当惯了领袖身份，不太适应别人讨价还价，特别是对方以军人之身和他谈论政治的时候，那手势气派，让他很不舒服。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沉默冷场了。

尴尬之后，蒋介石决定缓解一下气氛。喝口茶，换个话题。“过去的事算了。”蒋介石轻轻摆手，摆出一副大度亲切的样子，“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瞅蒋介石一眼，那冰冷的目光让蒋介石很不爽。他想起来了，不该问候贺龙家人。因为他可以确定，贺龙的家人基本上没了。

贺龙直愣愣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一点弯都没拐。是啊，只剩下一个拿枪的。就算没有政见不同，即使光算这家恨，剩下这个拿枪的也不可能被拉拢了。

贺龙离开之后，蒋介石靠在椅子上松口气，说：“以后我不要见他了。”他知道贺龙对他的怨愤只有死神才能化解。在死神先生之前，任何动作都是多余的。

选择

面对贺龙的选择，蒋介石很困惑。我们很能理解蒋介石的困惑。一九二七年的贺龙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员面临被清洗的危险，生死存亡之际，即使为生存也要拼死一搏。要不然这些职业革命者要么被杀掉，要么发表脱党声明，该回家种田的回家种田、该去工厂抗包子的抗包子。不论何种选择，结果都很惨淡。

贺龙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此时贺龙已经略有地位。一九二七年，贺军长职位虽然比起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这些人级别低，但是看看其他人，就会发现贺龙地位一点也不低。一九二七年的韩复榘也只是第六军军长，一九二七年的龙云为三十八军军长，与贺龙一个级别。蒋介石后来的虎将们此时还在跑腿呢。如果他不和共产党搅合在一起，好好混，说不定能成为一方大员；实在不行就学学其他国民党军官，搞点糜烂麻醉自己也可以当。

贺龙不仅没有生命危险，可以肯定还有房子住、有肉吃、有崭新的皮鞋穿，外出可以骑马或坐轿子，抽得起雪茄。脱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有人抢着洗。如果心情不爽了，还可以随便拉人出来抽两巴掌、骂两句消消气。没事可以给某些社会名流点面子，去人家豪宅喝喝茶打打牌，提供安全保护，顺便收点银两。如果他想要，可以多娶几个美貌如花的老婆潇洒快活。日子过得比今天所谓富豪还要爽。而这一切都是他贺龙亲手挣的，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中挣来的。既不是某人给予，也非关系所得，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起来心安理得。从白手起家到拥有一起，应该很有成就感。为啥跑去搞革命？蒋介石不理解，蒋介石之后、包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为何？

可以说南昌起义所有参与者之中，贺龙投入的成本最多：混迹江湖多年的名望和军事地位全搭进去了；最没必要参与：国民党军长，北伐虎将，前途无量；而且复出代价最大：家乡再一次被屠杀，数十口亲人毙命。

是贺龙脑袋出了问题？贺龙早年纵横江湖，虽然文凭不高，却见多识广，记忆力超群。这种人放在任何时代脑袋都非常清晰。要不然早见阎王了。

贺龙参与南昌起义最为直接的因素肯定是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统战力度太强大了。如果说因为贺龙后来成为中共元老而忽视了共产党搞得统战工作，那么参见西安事变前后统战张学良。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那是战斗力超强，吃苦耐劳、脑瓜子灵活，有一点点裂缝就能渗透进去，就算没有裂缝也能制造出裂缝。胡宗南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因为中共情报系统后期最杰出的三个人全是他秘书！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人叫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人，一把九六年生，和贺龙同龄。

周逸群早年留学日本，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同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周逸群参加北伐，在贺龙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与贺龙成为铁哥们，时不时畅谈人生和理想，关系铁到不能再铁。正是周逸群的影响，贺龙日趋倾向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此后二人成为搭档，关系更铁了。军中传言，贺龙和周逸群穿一条裤子。实际上他们不是穿一条裤子，而是穿同样的衣服。比方说贺龙弄了一套军装，必然给周政委弄一套一模一样的；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政委做一件；贺龙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总之类似现在情侣装。周逸群剥削多闻，性格和善，和贺龙一起工作配合非常好。然而遗憾的是，周逸群英年早逝，不是战死、病死、累死，是在肃反中被夏曦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时至今日，洪湖人依然传承歌谣：“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为周逸群唱的。

但共产党人统战能力还不是决定性的。比方说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蔡廷锴，离开南昌之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重归国民党怀抱。贺龙选择加入共产党。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贺龙本身。贺龙出身寒微，七八岁就跟着饥民去吃大户，那是玩泥巴的年龄；十一二岁就敢挥动大棒和恶少对决，那是放风筝的年龄；十六七岁就加入马帮行走江湖，那是幻想女孩子的年龄；十八九岁就敢拉队伍搞革命，那是谈恋爱的年龄；二十多岁就能靠实力当上军官，那是为工作发愁的年龄。贺龙就这样一步步走来，可以说每一步都不满，每一步都在反抗，每一步都可能死掉。为何，时代逼迫。

如果说七八岁的贺龙能够安安心心玩泥巴，玩好之后回家吃点饭继续玩，他可能就不会想着学武，偏偏是没有饭吃。如果当时治安环境好点，没有那拉风的恶棍，贺龙也就不会十一二岁就去好勇斗狠，偏偏是一个傻里吧唧的家伙都能横行乡间。如果大家有饭吃，贺龙也许就不会加入所谓哥老会，不会搞革命。即使去搞革命，仍然很不满意。因为革命队伍之中派系林立，软弱无能，各国列强肆意入侵。

家，没饭吃；国，没有尊严。这样的革命何用？

于家，不是一家人没饭吃，普遍没饭吃，有饭吃人是少数。于国，不是一个人没有尊严，普遍没有尊严，那些为了尊严而奋斗的人在内斗。孙中山不死，大家尚能团结在一杆大旗之下。孙中山死后，更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血性的；很多人靠另一种性活着，奴性。

奴性和血性

咱们中国人，整个人类都是这样，血液和文化中暗藏着两种性格：血性和奴性。

血性，即反抗；奴性，即顺从。

在和平年代，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家想办法吃好点、住好点、找个好点对象，血性或者奴性并不重要，也没必要区分。不可能为了验证一下自身性格找军警干一场，那叫鲁莽或者傻，与拿脑袋撞南墙没啥区别。还好这样的人不多。闲来无事去找别人的事，去威胁别人，那叫侵略或者好斗。

性格展示于逆境。逆境反抗，或者逆来顺受。

每当灾难来临，特别是王朝末年或者民族面临外敌之时，总有人跪在马路中间嚎啕大哭，曰，老天爷救俺一命吧；也总有人紧握拳头高呼，干他娘的！那些跪下来的人，有两种命运，被屠杀或者当奴隶；握拳的人也有两种命运，战死或者为王。

历史书记载了陈胜吴广、记载黄巢、记载李自成的时候，背景是那些跪在马路中间请求庇佑的顺民。当刘邦或者朱元璋等人建功立业之时，那些顺从的受害者们依然在自家房子里默默低泣。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此时的贺龙，如果为了吃喝拉撒而奋斗，那么他已经基本上成功了。如果学识高一点，奴性思想多一点，可以多学点自我安慰的理论：什么时事如此非人力能逆转啊、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啊、什么清者至清啊、什么修身养性啊、升官发财啊等等。这一大堆、这一大滩、这一大串的理论堪比海洛因麻醉剂，能够舒缓奔腾的热血。服用之后有这样的功效：见了领导拍拍马屁，看见漂亮女人意淫一番，这是对内的；对外，看见鬼子来了，拿点钱粮去慰劳慰劳，买个平安，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女人也送过去，表示只要能给口空气呼吸一下就可以。如果官足够大，影响力足够大，还可以号召大家跟着做奴隶，并美其名曰这是和平的唯一办法，如秦桧先生，如汪精卫先生。

所以身残而不失伟大的司马迁同志才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听这种话，听起来怪怪的。然而它已经深入到咱们的文化和生活。每一次社会动荡或民族危机，名族中的这两种性格都会暴露无遗：有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屈膝低头卖身求荣。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卖身求荣的多半来自上层权贵。英雄多来自草莽之间。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一个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会认可那种奴隶思维吧。这大概就是沉淀在咱们文化中的一种深沉的悲凉。体制内也有文天祥于谦那样的英雄人物，更多的则是屈膝叛国者，他们会为了自身娇嫩的羽毛出卖国家和民族。为啥会这样呢，权贵们生来就如此吗，生来就是冷血动物吗，不！因为他们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练成了皮厚心黑大法。炼成这种神功的前提就是漠视老百姓，把老百姓当牲口看。

世界的下层人永远面临生存危机，唯有反抗一条路。所有才有刘邦朱元璋、才有陈胜吴广、才有黄巢李自成张作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将付出巨大代价，代价达到让人不寒而栗。比如说刘邦同志，代价是老爹老婆孩子。刘邦是还算幸运的，遇到妇人之仁的项羽。如果项羽残忍一点，刘老爹就要被蒸煮了，吕雉就要变成军妓，刘盈就会成为小萝卜头。等到刘邦当皇帝时就会惊讶的发现，刘氏一门全是革命烈士。李自成或黄巢那种，失败之后族人不死也得隐姓埋名。而贺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贺龙的代价是，贺家满门忠烈。同时期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祖坟被掘开、亲人被杀害。比如说黄公略、彭德怀，比如说毛泽东。

理解了这一层就能解释贺龙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他不过是一个需要下跪的年代选择拒绝下跪而已。正如他的祖先面对屠刀选择站着死一样。这就是蕴含在咱们这个民族中、来自草莽之间的力量，属于任何数据也无法统计出来的潜力。正因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看起来要完蛋时总有人站出来。即使被屠杀，即使奄奄一息，仍然可以劫后余生。正因如此，很多民族消失了中华民族还在，很多文明成了过眼云烟，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着。

既然最为艰难的过去可以挺过去，所以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都应该乐观一些。

不必困惑：朗朗天地，正气长存。

所谓正气，并不在酒色之间，并不是黄金屋或颜如玉；那是指生死存亡之际慷慨和悲壮，流血和牺牲。也许用真理或正义代替更为动听一点，我更愿意相信是传统那个词，正气。

怪胎

来自草莽之间、生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贺龙和旨在推翻一切的共产党在精神上简直是天作之合。甚至无须太多动员，贺龙脱下皮鞋换布鞋、扔掉雪茄换烟斗、毫不犹豫倒向共产党，国军军长对当时手中无枪无人的共产党表态：共产党让我干嘛就干嘛。

虽然当时力量很弱，还是拉开大旗就干了，因为无所畏惧。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除了朱德陈毅重拾队伍去了井冈山，其他领导人多半去了香港或者上海避难了。有人出了国。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人去了苏联进修。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贺龙。如果贺龙愿意，也可以去苏联进修。但是贺龙不去苏联，选择去湘西重新拉队伍。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不信打不败蒋介石。

说真的，当时凭借共产党的力量，还真看不到打倒蒋介石的希望。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撑，有钱去买枪买炮；蒋介石又黄埔军校，源源不断的军官资源；蒋介石有大片统治区，足够的兵力来源。共产党当时有啥？因为变成了“非法地下组织”，没办法筹集经费，全凭共产国际发点党费过日子，要钱没有，要地盘没有。

这一切在贺龙看来仿佛都不重要，没有人可以拉人，没有地盘可以占地盘，没有枪可以找机会枪呗。贺龙在湘西主要就干一件事：拉队伍。一茬又一茬，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惹得蒋介石大怒，一次又一次围剿，同时对贺龙家乡一次又一次血洗。

相信当时支撑贺龙这么干的并非共产主义思想，而是中华民族蕴含在草莽之间的那种英雄气概。纵观贺龙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没见多少，更多的是这种英雄气概。毛泽东和国际派的那些理论家们比起来，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草莽英雄们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包括贺龙、彭德怀、林彪、这些个性鲜明却又千差万别的英雄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拿那些所谓马列主义适应这些人，国际派的专家们试图让这些人适应马列主义。

队伍被打散了，拉；根据地没了，建。贺龙带着一帮人，如同草丛里黄鳝一样钻来钻去，蒋介石先生虽然恨得牙痒，却也没辙。原本赫赫有名的贺龙在湘西那一代更有名了。照这样势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然而一个人的事业过于顺利的话会惹来老天爷妒忌的。

所以老天给贺龙这路人马迎来一个超级对手。

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曦同志。这个夏曦同志何德何能，能够把贺龙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毁于一旦，完成蒋介石未能完成的事业？

相貌：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

职能：有人属于武将，有人属于文官，有人文武双全。夏曦同志属于另外一个特性，不文不武。说他是武将，他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在夏曦的指挥下，同志们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夏曦同志是文官吧，他又不守文官的本分——不和稀泥。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也就罢了，还想一手遮天。看谁不爽，一言不合，置人死地；说他不是文官吧，却独揽大权，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划脚，政治手腕极其毒辣，杀人效率之高比蒋介石的枪炮强多了。

看到这样一个人大家也许感觉他是个糊涂蛋，杀人魔王，变态，比康生还残忍狠毒。当然这些绰号都合适，但是看一看夏曦同志的简历就会惊奇的发现，这个人还有另一面。夏曦生于一八九六年，与贺龙同岁，和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早年一腔热血，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积极性都很高。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刘少奇党龄还大。更牛是，还倾听或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诲。

大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赴苏联进修，和王明交往甚深，成为当时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排名二十三位。从这段简历中可以发现夏曦同志还有这样的特性：国际派，理论家，书生意气，心中装着革命的标准答案：像苏联那样搞。

理解了这一面才能更好明白夏同志在苏区所作所为。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号，夏曦同志到湘西苏区。苏区上空乌云密布，同志们头顶上的太阳即将隐去，黑暗笼罩大地。

夏曦同志一到湘西苏区就很不爽：从外边看苏区革命干得热火朝天，走近一看才发现，这群大老粗一样的人打打跑跑听听再打，身上的土匪气息比革命气息还浓厚。这怎么能行？一定要好好改一改，整一整，修理一下。和苏联标准模板一对照，夏曦惊奇的发现两者相差很远。在夏曦同志那颗意气风发的书生心中，以为自己找到了中国革命不能很快成功的答案。答案是啥呢，就是向苏联看齐。为此夏曦故作精明的采取了如下手段。

首先，夏曦同志认为，这里风气不正，是因为政治工作干的不好。那就拿政委开刀吧，所以贺龙的好哥们周逸群同志撞鬼了，本来还想发挥口才辩论一下。夏曦同志也有绝招，直接秘密杀掉。贺龙也没辙。周逸群死了不说，夏曦还把周逸群封为“改组派”老大！这样一来。贺龙问：“都是搞革命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夏曦答曰：“正是因为干革命，所以才可能是改组派。”看来改组派也是有门槛的！凡是和周逸群相关的都可能是改组派，都有被逮捕、被行刑、被处决的理由，而周逸群是政委，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和他都有关系，此后一两年内他们统统都要见马克思。

——是不是很像斯大林大清洗？很像。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还没开始呢。如果夏曦不死，不知道敢不敢向斯大林收版税？

第二招更狠：极端主义，彻底平分土地；并以此为基础没收富农的财；且连中农也不放过，一并没收土地和财产；坚决打击中小商人。夏曦这么一搞，相当于要把人家给守寡干净。这是干啥？搞人民公社？即使三十年后，毛泽东搞三面红旗时，好歹还建立起公社让大家有地方睡觉，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大环境。

——如果夏曦活着，日后敢不敢向毛泽东征收版税？

此招必然激起反抗，夏曦也不客气，杀。在夏曦同志非黑即白的理论中，阻止革命就是反革命。而他收地收钱是革命，别人不给，就是反革命，所以要杀。他不理解，他这不是收地收钱，是要人家命。这些人都已经成了沉积在历史长河里的冤魂，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

夏曦的这种行为虽然短时间内增加了经费，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收人家钱和土地，要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对吧。夏曦说，没问题。

夏曦的办法：部队不要到处跑，不要搞游击了，和敌人来硬的。装备那么差，仗怎么打？当然没法打。而且夏曦的行为惹起了当地人的愤恨，对红军支持力度就降低了。没有老百姓支持的游击队就好比脱离水的鱼，能蹦跶多高？要知道贺龙能拉起队伍，能带队伍和国民党干，主要是和当地人关系搞得不错，缺粮征粮、缺人征人，大家都有条活路。所以湘西红军可以自由自在的窜来窜去，主要是老百姓支持。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根据地创始人，贺龙段德昌等人对夏曦的行为尤其不满。夏曦同志很生气：老子是革命的，你们竟敢对老子不满，那就是对革命不满；你们敢对革命不满，老子还能怎么办？只能杀掉你们！那就杀，大开杀戒。

当然夏曦不能直接说出来，说老子要把你们杀掉。那样的话被杀的只能是他自己。他就以钦差大臣兼地方领导身份，搞肃反。啥叫肃反呢，就是抓反革命、抓特务、抓坏分子。一看这是好事，但要看谁来办。须知当年跟着贺龙在湘西混的那些人，多半老底不干净，包括贺龙本人，要么在旧军队干过，要么跟国民党有关系，而且江湖气很重，一查一团黑。那就杀呗。也不能简单杀了，还要杀出花样来。

作为根据地最高权威最高领导，那么多人需要杀，不能亲自动手对吧，即使杀那么多鸡也很累的，需要合伙人。夏曦初来乍到根基不深，就和当时保卫局长江奇建立亲密合作关系。江奇同志对夏曦鞍前马后言听计从，夏曦就对他放心使用。而江奇也是一个人才，在折磨人方面那是绝对的高手，在常规技术手段之外有所创新，比如说“背火背篓”。顾名思义，你不承认有罪，那就给你个燃烧的火篓子背一背。其残酷程度虽然比不上纣王的“炮烙”，以及朱元璋先生的“点天灯”，用现代人眼光看绝对是大师级水准。如果江奇先生还在，可以给他建立一个专门监狱，专门管理贪官污吏人贩子等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者。

比方说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同志，夏曦说他是“改组派”，他不承认。夏曦让江奇把他抓住，一顿拷打。潘的右手被打断，依然不认，高喊：“拿刀来破开老子的胸膛，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继续打，打到神志不清，关节断光。

戴军时任红九师政治部主任，被折磨的不行了，就对当时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日后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是个幸运之人，幸运的活了下来，最后被国民党逮捕，又活下来。活下来之后写下来回忆录。

在庄东晓的回忆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享受如下待遇：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

柳直荀和夏曦是湖南旧相识，两人早年曾和毛泽东一起驱赶过旧军阀。

柳直荀的妻子叫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柳，即为柳直荀。

柳直荀对万涛被捕之事非常不满，说了两句夏曦的丑话：马日事变中，夏曦让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夏曦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此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刚一出门就迎来江奇同志。江奇也不客气，直接当场把柳直荀打昏带走。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被江奇发觉，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待遇和万涛一样，打伤打残之后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

这样无休止的串联中，杀戮是无休止的。

庄晓东回忆：撤退洪湖之前，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都是革命同志，自己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段德昌为黄埔才俊，早期精英，短暂的一生中有干了两件比较耀眼的事：一是介绍彭德怀入党，感情极深；二是和贺龙一起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功劳很大。段德昌对夏曦的极左行为不满：“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段德昌建议恢复洪湖根据地。之前夏曦瞎折腾，把洪湖根据地丢了。

夏曦认为段德昌那斯“分裂红军”，鉴于段德昌同志一贯反对自己，也就是反革命，所以段德昌是在阴谋“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一定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夏曦展示了自身的高效：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接下来就是连续毒打。“公审”后，斩立决。江奇同志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当时很多战士再看，哭声一片。

若干年之后，段德昌成为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三十六万军事家之一。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二十九颗青松。

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第一师政委陈协平被打断十指，被石头砸死。

然而夏曦同志惊奇的发现，如此疯狂的杀人，敌人竟然越杀越多！什么改组派、托派、AB团、特务、反革命，怎么会越来越多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想不明白，那就杀、杀、杀。看来平时杀是不够了，增加屠杀力度，还要火线“肃反”！指战员们在战场上没有死掉，下了战场就得面对夏曦和江奇。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杀到最后，湘鄂西原本几万红军只剩下几千人，党员只剩下若干给，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之外基本就没有了。夏曦的四个警卫被他自己亲手干掉三个。最后出现这样的奇观：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红军时代，枪支向来是高级消费品，向来十分匮乏，而红二方面军竟然枪比人多很多！而且都是兵，没人敢当干部，干部给杀光了。

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默默无语。更为无语的是，夏曦同志一手提拔、依赖、信任的江奇同志竟然是国民党特务！这让他老脸丢完。直到他还是不明白咋回事：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忙忙碌碌杀人，杀到最后也没有把现实革命和心中模板（苏联革命）对上号。

杀红了眼的夏曦同志甚至动了这样的念头：把贺龙也杀掉。

为了打仗的事，两人一度闹得很僵，夏曦叫人把贺龙警卫的枪给下了，一副要对贺龙动手的样子。哪知贺龙不吃这一套，直接从身上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对夏曦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如果夏曦坚持要搞贺龙，贺龙会给他一枪么？考虑到王明的关系，资格更老的关向应对夏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夏曦要杀哪位，关向应表示赞同。但是在贺龙的问题上，关向应一直很硬的。

关向应对夏曦说：“那个老夏啊，如果你杀了贺龙，即使中央不杀我们，蒋介石也会杀了我们。”这话的潜台词是杀了贺龙就要死在苏区。这话是对的，湘西没有贺龙压阵，夏曦这么杀人早被千刀万剐了。贺龙威望太高了，指挥南昌起义时夏曦屁都不是呢。没有贺龙就没有红二方面军。同理夏曦这么杀人，贺龙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贺龙团结军队，早乱了，夏曦可能已经被乱刀分尸。但是贺龙本身老底也不干净，加上对党盲目信任，都是促成夏曦疯狂杀戮的原因。从现在看，贺龙当初唯一正确的选择：找几个亲信把夏曦装装进麻袋里沉入洪湖算了，然后上报中央说夏曦同志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再附上一份检讨，说没有保护好夏老大请求中央责罚云云。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南方根据地已经搞不下去了，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也呆不住了，也得长征。长征就是跑路，边跑边打，把游击战发挥到极致。夏曦同志那一套已经用不上了，再也不能任凭他胡来。所以靠边了，就如同博古等人一样，跟着跑路就是了。跑着、跑着就挨批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军召开遵义会议前后，红二方面军开始批判夏曦同志的错误。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身，基本上同时检讨靠边站。此时的夏曦才体会到啥叫墙倒众人推。向来对他夏曦客客气气的关向应火力最为猛烈。倒是王震相对客气一点。夏曦认错道歉，这是不够的。洪湖之滨的冤魂太多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号，夏曦溺水而亡，算非正常死亡，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较早牺牲者。夏曦的死是一笔糊涂账。据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至河中心时，被一股激流卷走而丧命。

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得知夏曦未归，部队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尸体。据说，夏曦坠河时，曾经大声呼救。河沿儿上站满了人，但是连一个伸一下手的都没有，大家就像看耍猴、看大戏一样，颇为解气地看着夏曦被波涛来回翻卷，最后被滚滚河水活活淹死。虽然同志们看着这位曾经的领导死去有点不仗义，有点不讲革命情谊。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比较解气的做法。过去若干年里，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夏曦同志杀人，终于有机会看夏曦被杀——被老天慢慢杀死。所谓善恶因果、天道轮回就这意思吧。

不管如何死，旱鸭子夏曦死在水里。

——英年早逝，该。

英雄也好，恶魔也罢，都是远去的故事，现在翻出来无非是寻找一点古今之间的连线。

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夏曦何德何能，能把湘西雄豪杀戮殆尽。创苏区，没有夏曦的事；拉队伍，没夏曦的事。夏曦不过是中央空降兵。然而这是有大背景的。夏曦红得发光那会流行空降兵。老大王明就是共产国际空降兵，博古也是空降兵。当时整个中央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空降兵。夏曦是国际派派往湘西的全权代表，王明好哥们。

那是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了、去苏区夺权掌权的时代。不仅仅共产国际给中共空降领导。整个中共领导层从国统区空降到苏区。他们到苏区之后就要掌控权力，按照自己的一员改造苏区。夏曦在湘西胡乱砍杀时，大背景就是在肃反。中央红军在肃反。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也在肃反。都在杀人，错杀冤杀不少。要说那帮人本质多坏也是瞎扯。看一看他们的简历，一个个都是早早甩开膀子干革命，早早加入共产党，甚是英雄了得。而且和本土那些学识不怎么高将帅不同，他们读书挺多，理论一流，而且对苏联痴迷。那么这些文质彬彬、却英雄了得的书生理论家们为何陷入杀人狂的误区？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引入一个概念——情感宗教化。

啥叫情感宗教化呢，简单说就某个人把一种事业当成神圣使命去完成，凡是和使命相冲突的障碍都要全部清除。这种感情听起来挺感人，确实挺感人，但某些时候会陷入可怕的误区，转变成一种怪胎。比方说某个男人爱上某个女人（反过来同样成立），把这种爱升华到高于一切之境地，就要求对方干同样的事，若不然就泼硫酸、或杀人、或杀人家全家。这就是典型的爱情怪胎。这种怪胎就应该交给夏曦同志（如果可能的话）去管理。然而夏曦本身也是一个怪胎，革命的怪胎。

夏曦和他的战友们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苏联模板，一心想复制苏联成功模式。复制苏联模式也没啥。这帮读书人心中，苏联模板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上升为道德标准，赋予其宗教情结，即和苏联相似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政治也好、军事也罢，乃至革命，都是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实实在在的的变通。而道德非黑即白，和变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中国（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样）办事，不懂变通将一事无成。

比方说王明惟苏联之命是从。苏联说，左起来，王明就左起来；国共合作，苏联指示右一点，王明就在延安散布这种信息，结果间接导致皖南事变，把苏联政治上升为道德楷模、把苏联声音当成圣旨、当成一种宗教，政治上的怪胎。比方说李德，一心按照苏联经验指挥中国红军，家底快打完了还不知道变通，军事怪胎。

夏曦在湘西兼具王明和李德的双重特性。

若非如此，很难解释夏曦在湘西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是最高领导，掌管军政大权。如果从世俗功利角度剖析，为了掌控实权而杀人，杀一批就够了，没必要全部杀光。就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杀人，也就杀到控制红四方面军为止。夏曦同志不一样，恨不得连自己都杀了。如果革命需要夏曦同志去撞墙，他大概会毫不犹豫撞上去的。如果夏曦同志有张国焘的政治水平，变一变，彻底掌控红二方面军，后来延安整风国际派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仔细观察夏曦的一生，早年的夏曦满腔热血。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工运时代的夏曦也干得不错。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出入苏联，没有被白色恐怕吓倒。如此人物也算英雄么，豪情和意志不应该怀疑。正因如此他有机会成为湘鄂西苏区一把手。遗憾的是豪情和意志毁了他，使他坚定不移的按照苏联模板改造尚处于游击阶段的红军将士。一个陷入在个人爱情上变成怪胎之人，参照新闻报道，可能会毁掉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在政治上陷入怪胎的政治家，如王明，可能毁掉一个政党。一个军事上变成怪胎的统帅，如李德，可能会葬送一支军队。

可以如此评价：夏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夏曦同志的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后半段武装斗争时代，则是革命怪胎。

所谓怪胎，即出发点是好的，方式是错的，如果手腕足够强力，结果只能是悲剧。

——善因结恶果。

第二十七章 从毛泽东到刘少奇

贺龙和毛泽东

告别夏曦之后，贺龙虽然没有了南昌起义时代的高光，道路还是挺顺的。但是夏曦和湘西肃反却如同幽灵一样伴随着贺龙一生，时不时出来闹一闹。

漫漫长征，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贺龙则带着红二方面军在山沟里挪腾闪躲，巧妙的避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顺利到达陕北。当然这和实力有关系。和另外两支雄壮的力量相比，红二方面军的血已经被夏曦放得差不多了，不太显眼。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损失较大，但损失的是兵。红二方面军损失的是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虚弱的实力直接影响了一二零师（以红二方面军为班底）的抗战成绩。作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抗战期间并不是特别出彩，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失色不少。解放战争时代的贺龙依然没能恢复红军时代的雄风，主要精力用在后勤保障上。正因如此，军内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贺龙，竟然和四大野战军没沾上关系。后期统兵进军西南固然威风一时，但并没有经历决定意义是的战斗。

五五年评定军衔时，贺龙终于修成正果，位列十大元帅第五名。以贺龙在军内的资格而论，这个排位低一点；以战功而论，不低。

这一切都和另一个人挂钩，就是毛泽东。

文革之前，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和林彪，基本上就数贺龙和毛泽东关系最铁了。在军内，下级称呼上级，享受到老总待遇的有好几位，比如说四野喊林彪为林总，三野喊陈毅或粟裕为陈老总或粟总。但是上级喊下级，即毛泽东口中能享受到老总待遇的只有三个：朱老总、彭老总，还有一个贺老总。朱老总，即朱德，长期以来“朱毛”并称，没有朱，毛也将失色。彭老总，彭德怀，战功无数，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毛泽东一把。

贺老总，贺龙，他的资格是啥呢。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固然拉风，和毛泽东关系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不是徐老总。毛泽东所以喊贺龙贺老总，还有更重要一层原因，即对付张国焘。毛泽东党内对手中，张国焘可以轻松排进前三。

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个真正威胁到毛泽东的人就是张国焘。

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量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倪端：名气，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毛泽东略胜；地位，二人旗鼓相当，都不是最高领导人；党内资格，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张国焘略胜；这些都是浮云，关键在于实力，当时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中央军。毛泽东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在中央，得到中央那帮人的认可。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毛泽东用中央以令张国焘。

此时的张国焘犯下人生最为致命的错误：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而非跟着中央北上。如果张国焘选择北上，以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以红军总政委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的地位真的很悬。

然而张国焘选择南下，那是一条死路。虽然他带走了大部分红军将士，包括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还另立中央，发文件声称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应该停止工作，把中央改成北方局。但是如果南下可以成功，就不用长征了。南下没多久，减员非常大，大到让张国焘撤销了自己的“中央”。但是张国焘仍然在搞对立。恰好此时贺龙带着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马赶到。张国焘想拉拢贺龙这支力量。如果拉到这支力量，张国焘胜算将增大。然而张国焘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了。南昌起义时，贺龙对张国焘印象就不怎么样。贺龙不但不为所动，还和朱德刘伯承这些南昌起义老战友一起反对张国焘。张国焘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北上，毛泽东取得胜利——战略上的胜利。

史载：张国焘失败，党内再无人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

这个胜利中，贺龙的作用甚至大于朱德和刘伯承。没有贺龙的人马，朱德和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声音也将软绵绵的。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喊声贺老总，也是真心实意的。可见要从毛泽东口中享受“老总”待遇不容易啊。贺龙不仅仅在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延安批判张国焘也是相当卖力。批判会上，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博得了热烈掌声，尤其是毛泽东的掌声。张国焘，成了二人沟通、合作、敬重的基础。

贺龙也非常有意思，当他佩服某个人时，总是与众不同的。他佩服孙中山，就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而非孙总理。孙大炮有两层含义，一是爱放空炮，喜欢摆理论，来虚的；二是威力大。贺龙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即指孙中山威猛。贺龙佩服毛泽东，就喊毛大帅，即党和国的统帅。

十大元帅中，毛泽东和贺龙相见最晚，直到三军会师之后才在延安窑洞见面。但二人相知却是相当早。据说贺龙在很早之前就钦佩毛泽东了（存疑呵）。倒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对部队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闹到军长级别了，咱们也行。

当年延安窑洞初次见面，二人可以说感觉良好。贺龙看见的是一个相貌儒雅，说话风趣的领导。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一个威猛而不失随和，全身上下处处透着活力的汉子。当时红军将士，多半身材很严肃，机智幽默的毛泽东和闲不住的贺龙简直有着天生的默契。加上二人又是湖南老乡，一见面就擦出火花。

毛泽东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一九一六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人际关系高手呵。毛泽东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说话写文章那是相当犀利。贺龙流落江湖好多年，也是遇事阅人无数。所以二人相见，即使彼此恭维拍马屁也是自认而然、滴水不漏啊！彼此受用之时又增进感情。这等手段即使放在现在也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接下来又是一番愉快时光，毛泽东拿贺龙胡子打趣，贺龙则用毛泽东的名字表达敬仰之情。如此这般，其乐融融。恭维的最高峰则是对彼此业务的认可。

毛泽东夸贺龙用兵：“你们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噢。红二、六军团却很聪明，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则回敬：“主席才是雄才大略呀，光是一个四渡赤水战役，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们的谋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毛泽东一生偏爱草莽气息浓厚、说话直爽的将领。像许世友韩先楚等人深得毛泽东信任。贺龙比起许世友等人的江湖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相貌、性格、经历，贺龙均得毛泽东欢心，加上贺龙对待张国焘的表现，贺龙在毛泽东心中分量一下子超过很多将帅。毛泽东多次强调：“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褒奖很重啊。

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那会，周逸群提出过警告：要警惕党内“老鸡婆”，即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干嘛呢，具体说来就是那种人：有好处往前跑，有困难往后跑；帮助同志全靠精神支持鼓励，为自身利益贬损同志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共合作期间，王明按照苏联指示，搞了一个报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按照这个报告精神，相当于让共产党跟着国民党混饭吃。别人无所谓，贺龙不能无所谓。一门老少八十口，从老爹到兄弟姐妹侄子，要么为国民党献身，要么被国民党杀了，好不容易跟国民党对着干，现在又让跟着国民党，不是胡扯么！贺龙很不满。

不满归不满，不满的后果很严重的。老鸡婆们就抓住贺龙不满的小辫子，直接写信越级告状：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云云。

毛泽东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决定对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表示：“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

延安整风期间，又有老鸡婆打贺龙主主意，说贺龙同志官僚军阀云云，还把洪湖肃反之事给扯出来，说贺龙配合夏曦同志。贺龙一看胡子都气直了：妈的，竟然把老子和那夏曦等而论之，气死人了！毛泽东再一次向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被整得摇头晃脑时，贺龙同志安稳如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贺龙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如何平价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三个字就够了：刚刚的。

第二次选择

夏曦在湘西干的那些事，成了一道诅咒。那个诅咒要了夏曦的命还不够，随着夏曦的牺牲，开始诅咒活下来的人。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贺龙走运时，他得到的评价是，在湘西和杀人狂魔夏曦坚决做斗争，保护了一批同志。都贺龙倒霉时，就有人搞材料，说贺龙和夏曦一起杀人，坑害了一批同志。这两个结论都不准确。

湘西时代的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名望拉队伍啥的，但是对党内政治斗争还不熟悉，依然满身江湖气，把党组织想象的过于美好，却不知所有美好事物本身均夹杂残酷性。所以周逸群劝他提防党内老鸡婆。对于激进的党内老油条，贺龙别说斗了，要不是威望搞点，连命都保不住。要说贺龙坚决斗争，那也是瞎扯。夏曦虽然是老大，毕竟是空降兵，人身地不熟的，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杀不了那么多人。能杀那么多人只有一种解释：即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正是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夏曦在残忍杀人过程中却没有杀出兵变。

这里的配合不是指帮助夏曦去杀人。而是在夏曦杀人时干好了自己的工作，既管好自己的将、看好自己的兵不出乱子，夏曦杀人时让他去杀，秘密杀害、石头砸死、还是乱棍打死那是夏曦的权力。即贺龙用自己的威望和权柄维护夏曦实行权力。而夏曦拿这些权力去干啥，贺龙管不着也没有管。

不管情况如何，洪湖成了贺龙一个心结。他的家人死在那里，他的朋友死在那里，他的战友死在那里，他的兵死在那里。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原本可以不死的。最终都死了。他们因为自己投身革命打敌人，最终却死在自己人手上。虽然他们不是自己杀的，却因为自己被杀。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亡。贺龙本就古道热肠，要说不想这些问题，那绝对是瞎扯。就算一时片刻不想，时间长了也会想。就算一时片刻想不通，还有几十年时间可以想嘛。也许他有时在想，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没有机会穿越回去面对夏曦，但三十几年之后，上天给了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就是文革。

文革和肃反，形势、规模、手段、指导思想、乃至领导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极左思想下的产物：出发点是好的，手段是糟糕的，结果是悲剧的。

贺龙要保罗瑞卿，应该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贺龙和罗瑞卿之间并无过深的交情。当其他人批判罗瑞卿时，贺龙为何要保呢。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贺龙知道罗瑞卿忠于毛泽东，他自己也忠于毛泽东，保罗瑞卿相当于保毛泽东和他自己，同时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关系看起来也很铁，贺龙本人也是。因此贺龙要保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保护一个政见相同、思维想通的同志。这是显性的一面，还有隐性的一部分，就是湘西肃反留下的心结。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心中如果留下遗憾，就会想办法进行补偿。在湘西，没能保护好亲密战友，这是困扰贺龙一生的巨大遗憾。现在面对政见相同的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补偿。另外，罗瑞卿虽然偶尔对其他元帅不太恭敬，对他贺龙礼数还是不少的，时不时掏掏心窝子，换一个人会更好么？不见得吧。

然而罗瑞卿已经决定做一只逆风飞翔的出头鸟，要保他，很难、很难滴。

就在贺龙明确表态保罗瑞卿之后的第八天接到通知，让他去上海开会。按惯例，都会接到一个大纲。此次是个例外，贺龙有点纳闷，就让秘书带着作战地图去上海了。当时刘少奇与贺龙见面，也不知情。批判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竟然毫不知情，岂不怪哉！

上海会议局势已经很明朗，那么多领导啊、元帅啊都在场，却让一个叶群在那里唠叨半天。叶群什么级别？轮到她去唠叨罗瑞卿？只因为这个女人背后的病号和毛泽东站在一起而已，只能说明局势已经乱了。就算贺龙当初保护罗瑞卿考虑到毛泽东的原因，此刻应该明白，毛泽东要让罗瑞卿靠边站了。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林彪出山整合军队，红卫兵兴起。还嫌不够，那就看看毛泽东的表现，他写了《炮打敌人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时间继续往后推，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已经在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了。

在这次会议之前，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满天飞。面对这些大字报，贺龙则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不仅仅自己这么说，还把他说给前来探望他的李井泉、王任重听。李井泉和王任重建议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个问题。贺龙也不含糊，就让薛明去找周恩来说了。

这些还是私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份，文革兴起已成定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美其名曰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批斗会。既然是批斗会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然少不了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等传统节目。毛泽东又一次取得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贺龙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发言，用沉默对抗。

这个太罕见了，要知道之前政治运动中，贺龙都是比较积极的，从延安批判张国焘到庐山批彭德怀，对的或错的，贺龙都是高声讲话，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

没了贺龙洪钟一般的声音，批斗会似乎缺点啥呢。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就问：“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是如实报告：“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道：“怎么不讲一讲？”

面对毛泽东的金碧，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哟。”这已经不再是纲不纲的问题了，而是在和毛泽东唱反调。平时时候在小事上唱反调没啥，战略性问题上，毛泽东不会容忍任何反对者。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有人见此情景，甚为贺龙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贺龙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这是在装傻卖萌。如果真傻真萌，他贺龙也不会能成为元帅，不会主持军委。

贺龙所以如此做，并不是他要和毛泽东搞对立，只是表示一下态度：认可刘少奇。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有隔阂，高了几年的四清运动更是加深二人成见，文革初期已经彼此摊牌了。作为上层人物之一，贺龙经历了这一切，对种种现象了如指掌。应该说从保罗瑞卿开始，贺龙已经决定表态，即认可刘少奇。

那个对张国焘不认可，对彭德怀也不认可的贺老总，为何对刘少奇认可了。那么刘少奇和贺龙之间是个啥子情况呢。

早期的贺龙和刘少奇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关系。战争年代，身为红二方面军旗帜，军内老资格的贺龙，加上毛泽东的信任，风头不弱于党内二号人物却没有战功的刘少奇。而且以贺龙喜动好幽默的个性，也不见得会对沉默寡言、严谨刻板、说起理论滔滔不绝的刘少奇有多少特殊的感觉。那个年代的军内大佬级人物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也没见到哪一个成为刘少奇死忠。毛泽东之外，将帅也就是对周恩来比较信服，因为周恩来在军队干过，而且干得很不赖。贺龙也是一样，即使建国之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尊崇依然多于刘少奇。

如果说非得扒二人关系，说到底也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扯远一点，也就是贺龙和彭真关系不赖。贺龙和薛明的关系就是彭真代表组织去撮合的。建国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和罗瑞卿贺龙来往较多。彭真闲来无事会去贺老总家串串门、唠唠嗑之类的。比方说薛明去北京市委搞宣传工作，彭真是打了招呼的。彭真又是刘少奇的臂膀。当然在非常时代，这些关系已经足够把贺龙贺龙刘少奇联在一起。

贺龙不愿意表态，相当于把自己划到刘少奇的阵营里。

即使刘少奇真的上台成为一把手，贺龙能得到啥？总理不用想，周恩来之后还有邓小平彭真呢，政府里面最多也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主要还是在军内干。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且主持日常军委工作了，高升一步成为军委主席？不太可能。说了这么多，只为证明一点：于私，贺龙没必要跟刘少奇扯在一起。而贺龙也没有打算帮助刘少奇对付毛泽东。贺龙认可刘少奇，动机应该和彭德怀在庐山写信一样，即从大局出发。

所谓大局，即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对刘少奇经济调整记忆犹新。

在前面篇章里分析过，刘少奇的实践行为和当时主流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最后葬送了刘少奇。对贺龙而言，刘少奇思想理论中的矛盾他未必看得清，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用意未必看得清，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早年冒着杀头危险拉大旗造反，说浅一点为了自己活着混饭吃，往深了说为了民族大义。革命成功之后又弄出大饥荒，贺龙心理有着巨大的伤痛，正如湘西肃反把自己人杀得七七八八而留下的伤痛一样。所以贺龙认为没必要在搞巨大的运动。特别是要把革命一辈子的老同志打翻在地的情况下。

对于文革，贺龙至少有三个想不通：大家辛辛苦苦搞革命，不惧流血牺牲，成功之后又是辛辛苦苦工作，到老了却晚节不保，到底是图个啥呀？这是第一个想不通；第二个想不通，刚刚从大饥荒之中走出来，为啥还要采取如此激励的方式；第三个想不通，当年夏曦那般对付自己人的极左手段，如今为何再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的贺龙已经七十岁，却突然迷惑了，如何能释怀？

赞，迷惑中的贺龙是可敬的。

在这三个想不通作用下，贺龙决定表态认同刘少奇。此时的贺龙摆脱了多年以来对毛泽东的盲目尊崇，回到了搞南昌起义时的精神状态。他看不清前路，却愿意为前路搏一把。正如南昌起义要复出沉痛代价一样。这一次依然要复出沉痛代价。南昌起义代价是身边的人。这一次代价是他自己。贺龙不想脱离毛泽东，却也不想舍弃刘少奇，不想落井下石，也就是成了所谓骑墙派。如果是其他元帅，如此骑墙也就算了，最多批一批靠边站。然而贺龙偏偏手握军权。军方，恰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钱。

要拿下手握军权的贺龙自然要用非常手段。

贺龙的表态应该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应该是把贺龙划归自己这一方的。因为从延安窑洞开始，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别的元帅或多或少反对或者顶撞过自己的情况下，包括林彪时不时唱点反调，唯有贺龙始终不渝的跟随，这一次怎么就站在对面去了呢？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贺龙，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示，比方说党的生活会上暗示贺龙表态发言。因为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打倒，其他元帅转行或失业的情况下，贺龙在军内的威望是巨大的。争取到贺龙，很多问题将容易很多。而且争取到贺龙，林彪在军内不至于过于独大。文革后期，正因为其他统帅完全靠边的情况下，林彪地位一升再升，直到升无可生成为文革运动的巨大障碍。这是后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好像没啥好说的，拿下就是了。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依然决定再给贺龙一次机会，即让贺龙找林彪谈谈。

第二十八章 英雄的结局

贺龙和林彪

贺龙年长林彪十一岁。性格上看，贺龙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大哥类，林彪则过于内向沉默。当贺龙名扬天下、纵横江湖之际，林彪还在为未来担忧。南昌起义时，三十一岁的贺龙风风光光担任总指挥，二十岁的林彪只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没有交集。之后贺龙孤身前往湘西拉队伍，林彪在毛泽东的提携下茁壮成长。等到延安相见，林彪已经成长为红一军团长，实力已在贺龙红二方面军之上。之后二人各自统兵征战，天各一方，命运却又把他们牵扯在一起。

命运老人巧妙的送来两个女人，把原本不搭边的贺龙和林彪牵扯在一起。

叶群和薛明曾经是朋友。两人早年都是积极活跃分子，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当时薛明二十二岁，叶群二十一岁。当时延安男女比例失调，两个国统区跑过来的女学生就成了稀缺资源——美女。一时间追求者甚众。据说当年叶群的追求者一共有“十八路军”，叶群也是眼高于顶，一路看不上，但是绯闻不少。眼界再高的女人最终还是女人，还是要嫁人找丈夫的。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眼界高的叶群眼看有沦为剩女的危险，林彪回国了。林彪和叶群究竟谁主动一点很难说了。据说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证明自己的魅力。

这事惹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悦，心想林彪乃我党我军之英雄，怎么能任凭你一小女子戏弄。其中贺龙口快心直，觉得应该为林彪仗义一下。问题是不好说啊，贺龙四十多岁大老爷们，总不能直接跑过去跟叶群说，那个谁谁不要把情书显摆了。有失风度嘛。

但是贺龙也是单身汉，四十多岁人了，离过婚，需要重新组建家庭。处理其它关系上，贺龙可以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远胜林彪。但是搞对象还不如林彪。林彪好歹会写情书。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仁脑袋中灵光一现，何不如此这般。陈正仁就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是天津的女学生，叫薛明。”

“小知识分子我们搞不来。”一听是学生，贺龙连连摇头：“现成一个叶群就摆在那儿，我不吃林彪那个亏。”

陈正仁连忙解释：“不一样，这两个人完全不同。薛明和叶群是天津就认识的朋友，性情完全不同，薛明对叶群批评不少，老总你见一见就清楚了。”

贺龙寻思，我贺龙走遍天下阅人无数，看看也无妨，实在不行也可以动员那薛明去批评一下叶群，算帮林彪一个忙。于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薛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贺龙司令，随同而来的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也是人精），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贺龙不见则已，一见倾心。当时就闲聊了一下，还在那里吃了顿午饭。当然贺龙也没忘了办“正事”，即动员薛明去批评叶群：“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了一些信，这本是正常的么。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哟！她把林彪的信拿去叫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薛明用力摇摇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贺龙摇头：“好就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薛明认真说：“这件事我可以办。”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有高岗同志这样的老手在，一番说和暗示是少不了的。其他同志拼命说薛明同志如何优秀，工作如何卖力等等。高岗给贺龙和薛明创造一对一的机会。正因如此，贺龙有机会迈出一大步——邀请薛明有机会去他那里尝一尝厨子做的天津包子。

当薛明去对叶群说服工作时，叶群不但不买账，反而神秘的对薛明说：“我告诉你，延安来了个黑胡子，离了婚，这个人在找老婆！”薛明无语。叶群趁势说：“怎么样？他在延安很红，毛主席还为他开了欢迎会。”薛明更无语了。

接下来的事进入早期中共领导人的经典轨道。薛明遇到这种情况：陈正仁让薛明去西北局学习，学习结束之后留在那里汇报情况，天天向陈正仁汇报。贺龙以领导的身份旁听。芝麻粒大小的事汇报了半个月，讲了又讲，连薛明自己都讲烦了。当然贺龙和陈正仁听得更烦。但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开突破口，那个局势尴尬啊。薛明要回原来工作单位，陈正仁还不放。事情就这么拖着，七月一号这天，林彪和叶群结婚了。

薛明觉得实在没啥再“汇报”了：“陈部长，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了。你把我扣这么久，到底想叫我谈什么？”就是嘛，人家是姑娘家，整天对着陈部长汇报也不是办法。

陈正仁一听更窝火：“哎！薛明哪，我们拖不起了。你不也有工作吗？我比你更忙，拖不起了哟！”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薛明一本正经说：“是啊，你这位老首长这次是怎么了？把我拖在这里不放？”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我听几句就够了。”陈正人哭笑不得，干脆把话挑明：“老贺他是一肚子感情说不出来么！”要不是为了贺老总那一肚子吐不出来的感情，陈部长才懒得听一个小女子啰嗦呢。

薛明忍不住笑曰：“我听过他的报告，挺能讲的么。”

男人和女人差别就在这里。让贺龙去讲南昌起义，讲长征，讲抗日，讲打土豪分田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贺龙不会讲感情。动了情的女人是妩媚的。动了心的男人是笨拙的。何况贺龙生活在腥风血雨中，本来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心思琢磨感情问题。

就这样，薛明被陈部长扣在西北局。既然陈部长解决不了，那就由职位更高的人物解决吧。于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出马了。出现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白。

彭真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些人没有时间跟你拖。”

薛明回应：“是呀，我也拖不起。我在延安县也正经是个主事的人。”

彭真直截了当：嗨，老贺喜欢你，看中了你。我们今天就说老贺这个人，别的不谈。你考虑了没有？”

薛明小声回答：“没考虑。”

彭真索性放开讲：“你别来这一套，你没考虑我不信。天天这么多大人物陪你，你不考虑？你也知道贺龙的情况，他已经离了婚。”

薛明当然明白，当然考虑过。否则即使延安女人紧缺，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高层领导整天陪着她一个小小的小干部晃悠。须知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个领导责任都很重大，负责很多人的生死存亡。而且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有这么多人陪自己说话，确实给足了面子。薛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还没干出名堂，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这是第一条，工作问题。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和贺龙级别相差太多，担心贺龙介意。

彭真答曰：“谁说结婚影响工作？我们不是都结婚了吗？还有邓颖超、蔡畅同志，影响工作了吗？不影响。”言外之意，贺龙不会介意级别上的差别。

薛明的第二条顾虑：“贺龙能不能写东西？他很能打仗，可有人是文武双全。”等等。找个大老粗，一辈子岂非很无趣。但又不能这么说。这样说的话还不把延安领导得罪一大片啊。

彭真解惑：“打仗的就都得能写东西呀？革命有分工，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打仗的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不要看不起老粗。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等等都是老粗，能写东西的反而都是没出息的亡国之君，像隋场帝、陈后主、李后主，还有宋徽宗，能诗会词善画，无一不是昏君，弄得山河破裂。”

彭真滔滔不绝，又有高岗陈正仁前来助阵。即使诸葛孔明复生，和这几位搞辩论一时片刻也不见得能赢。何况小女子薛明。在这种情况下，薛明能做的就是一个小女子正常反应：“不行。”无关道理、无关口才，几个大老爷们这么着给人家安排终身大事，又不是人家爹妈，置人家女儿家小颜面于何处？男人要面子，女人讲起面子来比男人更要命。

彭真不信邪了：“还有什么不行？”几个堂堂大老爷们还搞不定一个小女子？

薛明抬出第三个顾虑：“我们岁数差好多”这才是主要的。要想二十多岁混到贺龙那级别也不现实啊。即使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林彪，四二年也三十五岁了。

这问题当然难不倒彭真：“你又想不开了吧？爱情不在岁数大小。我也不讲大道理，讲点实在的。你看他身体好不好？”“当然好。”“比你好不好？”“当然比我好。”“他身体比你好。那么，你活五十岁怎么样？”

那年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五十岁对很多人而言都比较奢侈。这点薛明也认同。“真能活五十岁，也算长寿了。”那时候薛明还没想过之后人们寿命大幅度提升。薛明顺顺当当活过五十岁不说，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妇人。

彭真又笑了：“你活五十岁，他活不过你？黄忠、赵子龙，哪个不活过七十岁？”就怕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彭真都能给出答案。“贺龙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为我党我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什么卖力气？我在家吃饱了没事干，跑你这里来磨嘴皮子？不，同志、他是贺龙！”彭真这口才，那就一个字，刚。

薛明忽然开句玩笑：“那你回家去吧。”

不论如何，孤身一个薛明如何抵挡住这么多能说会道的大男人。何况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死顾不上的年代，她有机会在延安和高级将领谈情爱已经非常奢侈了。何况贺龙人也不错，身子骨很棒，能吃能喝能打仗，在当时那个年代属于比美女更为稀缺的资源，比今天这些所谓钻石王老五抢手多了。

绕了半天，薛明终于搬出来最后一个理由：“他自己为啥不跟我说？”说到底结婚的贺龙，又不是你彭真、高岗、陈正仁。

当然彭真总有办法的：“人家表达不出来么！你们这些学生，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少，想的又多，老总是个直爽人，一句话说不对了岂不坏事？他不敢来，你就去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双方都要动才行！”大局已定。彭真和贺龙关系也就此铁起来。

这场持久的恋爱演绎战中，又经过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变化，包括贺龙笨手笨脚的表白、雨夜附送回窑洞等等，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薛明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肖劲光一起散步。在这位共和国未来的大将陪伴下，不经意散步到一排窑洞前，那是贺龙的联防司令部。薛明刚要离开，迎面来了一个两个大汉，拦住了去路，定眼一瞧，那二人正是王震和张宗逊。

“哎，薛明，咱们一块走吧。”王震哈哈笑着招呼薛明，跟他一道的张宗汉也说：“走走走，一块走。”两位未来共和国上将也不客气，连拉带扯，把薛明拉扯进去，见到未来共和国元帅贺龙。

陪同贺龙一起开会的还有另外几位，李富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都是西北局大人物。而借给薛明男人装的好友刘革非也在，还有一帮同学啥的。薛明还没明白咋回事。

陈正人一脸喜色地过来：“今天正好开会，首长们都在，一切从简，吃饭时放瓶酒就算意思了。”薛明这才明白，这是摆婚宴啊。那个时候条件艰苦，都很简单。七月一号林彪结婚，毛泽东亲自参加，也就两桌人。贺龙结婚也一样，很简单。

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任弼时说：“老贺，这杯酒你得喝吧？”李富春和林伯渠也同时说：“我们的酒也得喝吧？”薛明一看不干了，怕贺龙喝太多，勇敢的站起来：“我都替他喝了。”欢呼起哄声中，薛明替贺龙喝下了一杯杯敬来的酒。

女人心，海底针啊！薛明转变如此之快，让闹酒的老同志没回过神。

是啊，他们的心早已在一起了！

风波

那一天是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是贺龙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选择这一天结婚，那绝对是喜上加喜。然而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代。薛明嫁给林彪，叶群嫁给贺龙，人生有了归属，同时也把林彪和贺龙卷入恩怨之中。

那时节正是延安整风，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许多小人物更是备受屈辱，有人甚至丢了命。比如说那个传言和叶群有绯闻的狂生王实味就死得不明不白。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多半老底不干净。特别是叶群同志。

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有好几房姨太太。叶群的妈妈就是第三房姨太太。如果这些出身还能容忍，那么另外一层就不好说了。抗战爆发后，叶群跟随天津南下学生到南京，通过亲戚关系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又在陈氏兄弟的CC系统上过岗。据说和一个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关系暧昧。最要命的是另一层经历：叶群参加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当然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叶群老底很黑。薛明按照组织原则把这些揭发出来。

现在看来也没啥，一个年轻人嘛，卖力工作而已。指望一个二十出头、现在看来尚处于花季的女人分清这个主义那个党派也不太现实。而接下来能从南京周折到延安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延安整风那会，这样黑的老底足够去死了。所以叶群吓得花容失色，撒泼耍赖，失态痛哭就可以理解了。无关人品，只因她害怕。

叶群所以安然无恙，只因为她是林彪老婆而已。这事把贺龙和林彪都惊动了。贺龙对林彪说：“我老婆揭发了你老婆，你老婆也可以揭发我老婆。”林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事自然很窝火。要说这火能烧几十年也不靠谱。叶群从此恨上了薛明，一恨就是几十年。这些女人家的恨有时候固然狠毒，但是小恨，动不了大人物贺龙。然而建国之后，随着林彪身体不便，叶群代替掌握了很大权力。被风暴吹落的贺龙落下之后，手中有枪叶群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此后贺龙和林彪交集不多。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贺龙在西北，基本上不搭界。林彪比贺龙战功大，但贺龙资格更老。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虽然排名比贺龙高一点点，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实权。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看，二人也合不来。如果没有大的变局，二人关系基本上就这样不咸不淡走到最后，大家紧跟伟大领袖，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文革来了。林彪依然紧跟毛泽东。贺龙做了不同的选择。

要说林彪对贺龙多少恨，也不太靠谱。只因为选择不同，必须拔刀相向。

林彪搞的那些政治口号看起来确实对增加部队战斗力无益。是林彪不懂军事么？当然不是，他只不过通过这些口号宣传毛泽东，加强毛泽东在军内的影响，达到把军队和毛泽东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目的而已。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本就无人能及，加上林彪一折腾，那简直是至高无上了。罗瑞卿和贺龙跟林彪唱反调，实际上就是在表态。所以要发动文革，必须拿下贺龙和罗瑞卿。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忍了一段时间，一直忍到对刘少奇动手。一直忍到六六年九月份，就是在等贺龙回心转意。

毛泽东让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给贺龙最后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既然毛泽东愿意再给贺龙一次机会，为啥不直接跟贺龙谈，而是要贺龙去找林彪谈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和林彪的那次会面。

事关生死的一瞬间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贺龙元帅去拜访了林彪元帅。场面非常有趣，如同武侠小说中高手过招，可谓暗藏机锋。

时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人物：七十岁的贺龙vs五十九岁的林彪。

浙江厅内是另外一个世界：浅绿色的地毯，浅绿色的沙发，浅绿色的帷幕把空间完全围住，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这里没有光，没有风，没有水声。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白天如同黑夜。

在相关工作人员引导下，贺龙来到那个光线晦暗的空间里。

林彪脸色苍白得吓人。贺龙知道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没想到怕到这种地步。

林彪握住贺龙的手，按礼节寒暄几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谈这么大的事即使不谈个几天几夜，几个钟头还要吧。两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元帅相识已久，相知已久，长久以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积怨，此后怎么走将在接下来一小段时间内决定，就如同二人曾在战场上做过的决定一样，生死只在一瞬间。

合作还是决裂，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如果合作，那就携手推翻挡住领袖去路的那个人。若决裂，那就不好意思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今天，但是为了将来的路，还是要划出个道道来。

寒暄过后，贺龙直接说明来意：“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招，很直，一如贺龙长期以来的说话风格。虽没明说，都知道是领袖的意思。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一个虚招，挡了回去。

这是第一个回合。贺龙很直接，林彪避实就虚。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再次出招。没意见然我过来干吗？找事嘛！我很忙的，林大人！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腿脚也不灵便，你天天搞隐居，见个面也不容易。

林彪沉默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没有再避让，一下子亮出底牌，干净利索。一如他的作战风格。

所谓行家一出就知有没有。高手过招，很快很致命。

贺龙也不含糊：“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很犀利的反击，很标准客套话。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军人都会这么回答。

然后再次寒暄道别。

一共两个半回合，就结束了。大家亮出底牌，剩下的就是战斗了，结果如何各安天命。

搞笑的是，短短两个半回合交手过程中，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林夫人叶群女士，正与几个警卫员在幕后埋伏，防止贺龙突然掏枪要了林彪的性命！简直在拍电影，不是吗？

现在公认的解释是，六六年十月十号那天，林彪在浙江厅试探拉拢贺龙不成，恼羞成怒才对贺龙出手。好像贺龙说，林总，贺胡子我以后跟你混了，林彪就会笑逐颜开。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结论就算不完全是胡扯，也是胡扯一半；就算不是故意胡扯，也是无意中胡扯。

别开生面的会面中，虽然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实际上还有一个没出现，就是领袖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在对贺龙做最后的试探。

毛泽东为何让贺龙去拜见林彪？他想林彪从贺龙那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贺龙向毛泽东表示忠心不奇怪，任何人询问贺龙都是这个答案。不仅仅是贺龙，当时所有人都会表态忠于毛泽东，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人行动上听从毛泽东。比如说刘少奇和邓小平，行动上已经背离了毛泽东。

毛泽东要踢出那些口头上忠于他行动上不听话的人，具体办法就是：选择林彪为代理人，如果完全认同毛泽东，就应该认同毛泽东选择的代理人林彪。要想进一步对毛表达忠诚，必然要对其代理人表达忠诚，相当于转了一下弯。不认同林彪，就意味着不完全认同毛泽东下选择，就要挪到一边去。

那一刻，不是林彪在说问，是毛泽东在问。

毛泽东想让贺龙表示跟随林彪。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么贺龙还是那个贺龙，还将继续住持军委事务，既不会被打倒，更不会被迫害。毛泽东绝不会真的让贺龙“跟着林总走”，他会把“贺老总”紧紧攥在手心，成为牵制林彪的棋子。伟大领袖不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如果贺龙选对了，九一三之后，领袖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依靠，也不会如此孤单。

然而此时的贺龙正如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再也不愿意撤退。

鉴于此，林彪的表现绝不会像现在资料中描述的那样“被贺龙一身正气羞辱”。贺龙的答案正是林彪想要的。如果是罗瑞卿一直从实际行动中忠于林彪，没问题。因为罗瑞卿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可以融入林彪一系。

贺龙是一个林彪消化不了的人。战争年代，贺龙领导过林彪，林彪没领导过贺龙。就算贺龙暂时委身林彪，一旦局势变化，贺龙很快就能取林彪而代之。因为贺龙有那个威望。对此林彪心知肚明。如果林彪是有野心的，一定在心里暗喜。贺龙的回答等于判了死刑。拿下贺龙，意味着毛泽东的军队代言人只有林彪这一家，别无分店。他林彪能不窃喜？

如过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林彪才要仔细看看眼前这位看似豪爽的同僚。林彪不会忘记，在彭德怀没倒之前，彭德怀每一次干得罪人的事（如反教条主义），林彪都会表示“紧密团结在彭总周围，听从彭总领导。”彭德怀一完蛋，林彪上来。

那天之后，贺龙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布局和代价

贺龙再一次当了英雄，再一次付出代价。三十九年前，南昌起义的英雄复出的代价是数十口人断头流血。这一次，则是贺龙自己的生命。

在九月十号之前，局已经布好了。早在上海批判罗瑞卿期间，叶群拜访“老朋友”薛明，说林总对贺总很关心，我对贺总很崇敬等等。两个人口是心非应付一番。两天之后，叶群再次拜访老友，这一次不仅仅是唠嗑，而是指出：“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孀。罗荣桓和林彪，是十大元帅中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毛泽东信任罗荣桓的政治水平，就如同信任林彪的军事水平。林月琴弟弟那是本是一桩冤案，现在翻出来只因为林月琴和贺家住得近而已，无非是警告贺龙，小心点。六六年初，贺龙去了趟四川。等贺龙回来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已经成了反革命。林彪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政变演说”。非但如此，林彪还说贺龙手很长，到处插手要权。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罗瑞卿的。

这些还只能算和风细雨。对付统帅级的人物，真正的杀招有两个，一个是里通外国，另一个就是兵变。彭德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戴了十几年。贺龙则深陷“二月兵变”难以自拔。

关于二月兵变，现在结论是这样的：林彪、康生等人为打倒贺龙、彭真而捏造的谣言。这个结论基本靠谱，但是放在当时背景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六六年春，大练兵，北京军区拉出去拉练，京城守卫有点弱。那时代中苏关系很僵，中央担心苏联对北京搞突袭。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之外调一个加强团守卫北京。因一时缺乏营房，曾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借房，后并未入住。文革发生后，北大的活跃分子据此写了一篇大字报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并被传抄，引起强烈反应。

书生就是这样，常常意气用事。人家搞兵变也要秘密点好不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在武汉，大练兵过程中的军队调动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布置的。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均不知情。所以才有贺龙才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调动一个加强团守北京的事。这应该算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分内事。然而当时正是布置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任何一兵一卒的调度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

毛泽东要搞文革得有一个前提：掌控大局。

工人学生出来喊打喊杀之余，斗到一批人啥的，但整个大局还在控制之中，即遇到外敌入侵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外敌情况下，国家也不会分裂。该乱则乱，但这个大局还在。这是文革十年和所有纷乱年代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大局还在，从文革转向改革也就是若干年的事。

在毛泽东看来，贺龙此举就是在听命于刘少奇。联系到贺龙之前保罗瑞卿，以及之后在生活会上不愿意表态批判刘少奇，毛泽东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等到七月份，康生同志出马了，说彭真搞兵变，当时彭真已经是反革命了，脏水任人泼。

康生同志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康生为何如此卖力宣传彭真“光辉事迹”呢，就是要引出贺龙。彭真和贺龙关系不错，而贺龙在北京主持军委，彭真搞政变，贺龙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当时是七月份，毛泽东还在争取贺龙。所以康生同志只能在私下里散布点谣言：“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等等。

和康生活动对应的是贺龙的表现，六六年七月十一号，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等等。

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只是代理人。贺龙这么批吴法宪，相当于把手榴弹扔到林彪面前。大概是李作鹏和吴法宪这两位还是嫩了点，不仅仅贺龙，其他老帅看他们也不爽，纷纷发表批评教育的言论。搞得林彪很被动，只好说：“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这是明摆着要军权嘛，而且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军权。就贺龙地位而言，算不上要军权，就文革之初而言，完全是在要军权。

所以此后林彪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教导曰：“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然后吩咐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八号。又过几天，九月二号，林彪又在电话中指示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同志：“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所谓材料，就跟告密信。

贺龙在七月份批评吴法宪，为啥到八月底才写材料呢。那是因为八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了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地位下滑不说，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享受批判。大家都在发表看法，刘少奇也是主动检讨，唯有贺龙不表态。贺龙此举耗尽了毛泽东的耐心。林彪已经知道贺龙快完了，便给毛泽东寻找拿下贺龙的借口。

材料很快写好了，送到毛泽东手上。九月五号，毛泽东把吴法宪写的材料给贺龙看，跟贺龙谈了谈历史问题，包括民国初期的护国战争等等。用意还是告诫贺龙安分点。民国初期的贺龙是什么人？典型的不安定分子么。当然毛泽东也安慰了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并且重申了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这叫大棒加胡萝卜，还是促使贺龙回心转意。大棒来自林彪，胡萝卜来自毛泽东。这是所有领导人的用人之术，即好事自己干，脏活累活留给追随者。

古今中外的领导干部，玩不转这一招的都不合格。

胡萝卜之后又是大棒。三天之后，九月八号，也就是贺龙和林彪决定性会晤前两天，林彪在军委会议打招呼：贺龙问题很严重。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九号，毛泽东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在拜访林彪之前，贺龙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贺龙依然做出了让人尊重的选择，即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低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那天，我们又看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那个豪气冲天的男人，那颗无所畏惧的心。

——身虽老，心不死。然而当英雄是需要代价的。贺龙固然英雄了一瞬间，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九月十号之后，风雨之中的贺龙更加飘摇了。

那阵风便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大革命之风。

在那阵风中，贺龙的命运如何，刘少奇的命运如何，林彪的命运如何，甚至毛泽东命运如何，都将继续进展。

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行为，都将为自身的立场行为付出代价。

他们的故事还没完，进一步讲述之前，先了解那阵风。

第三部 文革密码

序言 神曲

一直想找贴切的词汇描述那段时间，恕我愚昧，一直找不到。许许多多的材料堆积在眼前，依然如雾里看花。那花朵犹如传说中尸香魔芋，那迷雾如同千年时光。然而实际情况是，它仅仅过去数十年光阴而已。我们身边成千上万的人都从那迷雾中走来。

它更像是一段传奇，奇人奇事层出不穷，那种无节制的狂欢，那种硕大伤口，都是那么的奇特而诡异、矛盾而绚丽。

传说或传奇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实存在。很多人身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伤痕，那个时代也作为特殊的时代写入历史。也许因为它过于真实了，反而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在于，文革过于不寻常。

有句俗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世界绝大多数事件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模板。就算是一件新兴的历史事件，随后就会有类似的事件诞生。帝国啊、王朝啊就不提了，遍地都是，一大堆。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开辟暴力先河之后，法国立刻跟上。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使用暴力之后，俄国很快接上。而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仿佛是一个孤立事件，如同一个孤独者矗立在人群之中，存在感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感之中散发着虚无。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在乱和治交替出现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整体大治，到治中有乱，过度到乱中有治，再过度天下大乱，如此这般。

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低谷。王朝更替基本就是这样。这还是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希腊以及晚一点的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的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死去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的牲口一般躺在故纸堆里。我们对它们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治，生或死。

文革过于不同寻常：乱和治并行，生与死共存。

比混乱程度，去史书里去扒，很少能扒到文革那种全民骚乱。伟大的汉帝国，被一次政变（王莽改制）给折腾没了。唐帝国被安禄山和史思明折腾得没了脾气。李自成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帝国衰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也没有达到全民动乱的程度。文革不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骚动。

诡异的是，如此大的骚动中，国家主题部分却是安稳如山，铁板一块。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终于没有向南跨出一步；美国在越南打得火热，终究没有无视中国警告越过十七度警戒线。更为诡异的是，还去爆炸核弹，把卫星送上天等等。

那年月，几乎所有人都在遭殃，昔日封疆大吏，隔一天就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开喷气式飞机”。对于年轻人而言，去批斗市长什么的，显然比在教室里念书有趣。

从内部细节上看混乱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将要崩溃。

从外在整体上看整齐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前途无量。

事实上，这个国家既没有崩溃，也没有真正前途无量。混乱之后很快转向改革开放，取得壮观的经济效益。这个过程中却又搞出问题一大堆。到如今，贪污腐化问题开始侵入到共和国根基。惹得国人很是不爽。

要解释这一切非常有趣，也非常困难。如此巨大的题目，不同之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答案。即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切入点也能得到不同答案。甚至同一个人以同一个切入点也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么究竟如何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结为权谋斗争。对于这一切咱们最为熟悉。从历史上那无穷无尽的王朝更迭，到咱们办公室，甚至谈个对象都要先观察、推测、预算一番，权谋无处不在嘛。根据权谋斗争论者解释：刘少奇翅膀硬了，分走了毛泽东的光，毛泽东就要把刘少奇干掉，拿回自己的权力。或者说刘少奇想把毛泽东架空，自己去当老大。于是两人火拼，其他人站队。最后姜是老的辣，毛泽东其高一筹，干掉刘少奇。这么解释最为省事，也可以博得很多叫好声。因为这种事确实存在。确实是毛泽东拿下了刘少奇。然而这种解释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怎么没有停止？权谋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是权谋，还有更好的办法：文革之初答应刘少奇告老还乡，另推一个人上去万事大吉嘛。甚至毛泽东重新出任国家主席也可以的。

也可以归结为一处闹剧，说毛泽东晚年糊涂了，头脑不清晰，听信江青那婆娘的一面之词。或者学教科书那般，说林彪野心太大，让很多老同志受苦了，有人复出生命代价，比方说刘少奇和贺龙都是冤枉的，被陷害的。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着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牺牲小我维持党和国家统一，最后终于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共同努力下拨乱反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毛泽东虽然老，并不糊涂。毛泽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清醒呢。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或者说一次伟大的探索实践。这么说也能讲通。因为面对大饥荒之后形成的绝大漏洞，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查下去，所有人都有责任。从最上层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最下层的大队干部，都有责任嘛。如果把那一页翻过去，对历史没有交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国家还要建设。建设国家还要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之前能弄出那么大的漏洞，如何能他们保证之后再不会捅篓子？如果是一个人犯错，换一个就行了。如果整个集团犯错，那只能法不责众。法虽然不责众，但是有必要教育一番。通过啥办法来教育干部呢，本来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也就是所谓小四清。结果小四清没搞成，就被刘少奇的大四清给搅合了。毛泽东干脆来个一次性解决问题，一个比大四清还大的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去杀，不是去罚，也不是去放过，去教育。谁来教育呢，就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学生农民等等去教育那些官员、专家、学者。

——这就是文革善意的出发点，也是广大老干部支持文革的原因。因为在老干部看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官僚化，脱离了那个虚无缥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过来让人民群众教育干部。

问题是，千百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历史上，都是干部管群众。即使现在，仍然是干部管群众。欧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干部管群众。理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公务员。本质上还是公务员处于管理者角色，要不然监督他们干吗？

反过来会怎么样？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知道，因为那种事没发生过。在中国，就是文革中的样子。人无完人嘛。从基本的小集体——家庭——层次上讲，丈夫（或妻子）都不可能百分百的满足妻子（或丈夫），干部能百分百的满足群众？笑话！

市长能让全市人民都满意？连满足一个办公室都困难吧。干部只是干部而已，不是耶稣。即使在美国，把州长丢给占领华尔街那些人，看看会有啥结果？还不是鸡蛋臭袜子满天飞！某个刚刚失去工作的妇女过来扇一巴掌，或刚刚思恋的小伙子踹一脚也不是没可能。

这就是所谓实践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批老干部从支持走向反对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系列解释，什么人性啊、心理啊等等，可以分析出一大堆“成果”。

想来想去，还是用哪个比较通俗的词语评价吧，即悲剧。

文革是一场悲剧。

这悲剧也有多层含义：一部分人认为文革根本不应该发生，发生之后造成很大困难，耽误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和国家的发展机遇，所以悲剧；

另一部分人认为，文化革命是应该的，但方式不对，所以悲剧；

还有人认为，应该发生，方式对头，但没有进行彻底，所以悲剧。

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是先描述事实吧。然而事实又太多，只能简化描述一下。在描述简化的事实之前，先看看几个案例，它们分别代表了文革的特征。就当管中窥豹吧。

第一章 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即《五一六通知》。五月十八号，林彪发表了被称为《政变经》的演讲。它们都是文革标志性文件。五月十九号发生一件怪事。

五月十九号，每个参与会议的人手中都接到这样一个复印件，由林彪亲手写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看看这个内容，是不是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他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

那可是政治局，在召开扩大会议！并不是在谈论风月。很多老干部都不舒服，聂荣臻元帅当时就很气愤：“发这个做啥？收回!”

啥事嘛。叶群是不是处女，貌似是林彪家事，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彪脑袋短路了？把“家丑外扬”！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林彪性格非常谨慎，平时作风也很低调，而且自尊心极强，一句话能说完的事绝不说两句，能不说的事绝对不说，极少透漏个人感情。亲手抖出来这事，一定是气急了、被逼急了。

一九六六年的林彪地位正在直线上升。在军内，军委第一副主席，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批，林彪成了整个军方形象代言人；在党内，政治局常委排第六，三个月之后上升为第二位；在政府内部，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有谁能逼迫林彪这么做？没有人。是什么逼迫林彪？局势。

局势为何为呢，局势就是局势，何物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为了说明局势存在，还是从头说说这事吧。

从五十年代末，大概是庐山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家经常收到一系列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林彪证明信中要否定的那些，说叶群和林彪结婚之前和很多人搞对象、生活作风有问题、孩子不是林彪亲生等等一系列侮辱性的言辞。接到这些信之后，叶群自然鼻子都气歪了，而林彪虽然喜怒不形于色，却也是肚子里冒烟。

整个匿名信事件持续好几年，直到六六年才算告破，所得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竟然是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妇人严慰冰写的。

据说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看叶群不爽。具体来说也就是一点陈芝麻烂西瓜：比方说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这些情况“很严重”，但没有追究，因为叶群成了林彪老婆。又比如，叶群在军队里时不时发点脾气，像个女霸。严慰冰看着就不爽。据说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让严慰冰决定写匿名信骂叶群一家子。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出身条件不错（地主家庭），接受过和不错的教育。她的文学造诣颇深，散文写的还行。末日开会，毛泽东问同志们：“听说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到底是多大时写的？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众人答不上。陆定一吃中饭时跟严慰冰随便说说。严慰冰听了笑道：“一说是王勃十四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 证据来自古书《唐摭言》。可见严慰冰的文学素养。毛泽东得知后，赞赏曰：“如果在古代，你可以中女状元！”

如此才女，理当有很高的操守，怎么会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去中伤别人呢？即使看叶群不算吧，也不能如此那般啊。事实上，严慰冰也不是那种品格低下之人。但是对林彪一家确实做了品格低下之事。

据说有严慰冰有精神病。她原本是好好的，但是在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被错误批判，精神出了问题。这种可能性倒是有的。比方说延安整风运动，叶剑英夫人就精神出了问题。但是严慰冰如果精神出问题，那应该给很多人写信啊，怎么仅仅写信给林彪一家呢？而且寄信地址是王光美母亲所在的托儿所，有时署名为“王光”，让人联想到王光美。

陆定一本人对此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因为在陆定一眼中，严慰冰也是正常的。

好吧，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病。

案子告破得很有戏剧性。

由于严慰冰是陆部长妇人，而且和林彪一家没啥瓜葛，所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他身上。但是案子进展非常有趣。某日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钱包被扒了。她找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部长夫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家供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就到那地方购物，进门时和一个女人撞上了。能内部购物的都不是一般人。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严慰冰刚想道歉，一看竟然是老冤家叶群，冤家路窄，憋着火呢，“我没看见。”

双方如同武林仇家，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吵到最后还是没完，估计是叶群太过盛气凌人，或者长期积怨太深。严慰冰依然怨气难消，就去找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

这时候问题来了，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那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那位领导人也不敢处理，就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字迹很眼熟，联想到那些匿名信。林彪把事情转告公安部。

公安部长是谢富治，虽然军人转业吧，对林彪的事当然不敢怠慢。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这个过程有很多漏洞。首先，就算叶群气焰嚣张、欺负了严慰冰，最多个人恩怨，严慰冰找领导反映已经有点过了，那领导还去惊动林彪？林彪可是国家前几号的人物，而且身体极为不好，连报告都懒得看，会管这些琐事么。不论如何，案子总算破了，那些侮辱性的信件是严慰冰写的无疑。客观说严慰挺有娱乐精神的，讽刺挖苦像模像样，试举一例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讽刺林彪的。不愧才女呵，写匿名信都是诗歌体的。只是水平很一般，酱油题。

按现在观点看，查出来又怎么样？无非个人诽谤呗，赔礼道歉、批评教育一番也就差不多了。大不了，劳教一番。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严慰冰的遭遇超过了应得的惩罚。

严慰冰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环境很好。她在文化部上班，闲来无事写点诗歌啥的，生活还算清闲。很快这种清闲的生活没有了。和叶群冲突之后预感到不妙。不妙的预感中迎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严慰冰的领导。

一般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到中宣部长家，都会唠嗑唠嗑。那次比较例外，领导直接告诉严慰冰，中央组织部要找她谈话。严慰冰也想借此机谈谈叶群的事，就去找自行车（那年代生活节俭啊）去组织部。然而领导却说：“外面有车子，就是来接你去。”不仅不让骑自行车，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严慰冰留下。严慰冰很纳闷，也没有多想，直接拿件外套跟随领导出门了。严慰冰刚出院门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接着迎来两位彪形大汉。二位大汉也不说话，一左一右直接把严慰冰加上那辆小轿车。然后小车就驶进了鉴于大门。直到十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才重新恢复自由。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程序，完全是诱捕，甚至可以说是绑架，战争年代诱捕特务也不过如此。要知道严慰冰不是特务，她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妇人，她本人也是国家公务员，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机密。更为恶劣的是，严慰冰领导，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出马下套。还有任何规则可言么？没有。不仅仅是严慰冰，严慰冰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到达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于六八年冬天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无一例外的进秦城监狱。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六年，被打断两根肋骨。完全是株连！

这事还没完。仅仅是一个严慰冰还不足以如此阵势。矛头对着严慰冰背后的陆定一去的。确切说，也不是陆定一，而是陆定一身后的那个行政集团。

陆定一，无锡人，一九零六年生，二五年入党，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陆定一之于中国共产党，如同舌头之于人的身体。陆定一家庭条件也不错，二十岁便从交通大学毕业（让现代高考独木桥上拥挤的学子们汗颜呐）。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陆定一同志面临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毕业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如果年轻才俊陆定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脱党，应该也有不错的前途。

然而陆定一选择了共产党。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二十二岁的陆定一成为中共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陆定一同志就一路宣传部长：宣传部长被拿下；复起，又是宣传部长。直到建国之后，成为中央宣传部长。

除了五二年到五四年那两年之外，陆定一一直干着宣传工作。可以说陆定一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了共产党政策宣传上，从始至终，无怨无悔。

陆定一的第一任妻子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是一个奇女子。两人二九年结婚。顾顺章反叛之后，唐义贞和陆定一分开去苏区工作。之后陆定一在宣传部几经起落，二人又几经离合，生一男孩，叫陆小定。

长征之前，唐义贞再次怀孕，被迫留下。被留下唐义贞，还被莫名其妙开除党籍。三个月之后，唐义贞所在部队处境困难，决定往江西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人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一场殊死战斗之后，唐义贞等二十余人，因寡不敌众被俘，随后被枪毙，时年二十六岁。大概半个世纪之后，晚年的陆定一愈加思念失散的儿女，托人寻找，终于遂愿。建国之后那会干吗不找呢？理由很高尚：忙建设，没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是那一代人就是那样，很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八七年，八十岁高龄的陆定一见到外孙女一幕非常感人：按陆定一的要求，年轻的外孙女穿着红色旗袍出现时，陆定一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女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相见的那一刹那，仿佛消失半个世纪的唐义贞再次来到八十岁的陆定一面前，时空折叠，人是人非，如何能分清呵。陆定一拥着年轻半个世纪的外孙女失声痛哭，其中感情，局外人已经难以理解，亦非笔墨能形容。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陆定一留下亲笔题辞：“义贞知己，我的夫人。”短短八个字，生动朴实，足以天荒地老。

陆定一，至情至性之人也。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第二任妻子。严慰冰干的那些事，陆定一本人会不会知情呢？基本可以排除。首先那是一件很蠢的事。陆定一能在高层混那么久，不会睁着眼干蠢事。其次，陆定一是刘少奇的支持者，即使干蠢事，绝不会让人把怀疑的矛头指向王光美的。再说王光美各方面比叶群优秀，说出去也没人信啊。

实际上陆定一也是通过彭真知道的。公安部检验了笔迹之后，鉴于情况复杂，上报中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让彭真找陆定一谈谈。由于事情过于不可思议。陆定一表示辞职。彭真建议他不用着急，先到医院“疗养”一段时间。

那是老传统了，某人遇到尴尬不便出面，就去医院“疗养”。所以政治运动一起来，医院往往住满老干部。陆定一感觉呆在医院也不是办法。既然中央调查自己老婆，为了避嫌，去南方“调查”，实际上等候处理结果。陆定一刚刚离开，电话就被窃听了。陆定一给严慰冰买个“半钢”手表，后来也被说成是暗号（话只能说一半之意）。

当时的大背景：罗瑞卿刚刚被批判，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和刘少奇完全对立，文革大潮渐渐升起。如何站队什么的，局势并不明朗。站队正确，接下来可以安稳一阵子；错了，意味着遭殃。

三月七号，陆定一到上海，张春桥（还没火起来）去车站迎接领导。陆定一看见张春桥就来火。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出来的那篇文章让陆定一工作很难搞。当场就把张春桥啰嗦一阵子。张春桥哼哼哈哈应付一番了事。当时张春桥还没有辉煌腾达，对领导不敢太嚣张。

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在北京打不开局势，毛泽东不可能对他满意的。他对张春桥的那些话，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一种表态——站在刘少奇那边。

四月二十八号，当严慰冰被诱捕时，陆定一在合肥调查，罪名是反革命分子。陆定一很吃惊，怎么和反革命扯上了？

出于对高层的了解，陆定一知道，问题大了。

五月六号，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开会，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事，但没想到出那么大的事。

争斗

陆定一回北京照常开会。但是陆定一就感受到气氛不对。向来宣传工作干得不错的陆部长人缘不错，所到之处都是说说笑笑，这一次不同，从下飞机就感受到了。没有人跟他说话，开会时更是没人理他，这是什么情况？——批斗会前兆！

五月十八号林彪在那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后面篇章重点分析）中指名道姓骂陆定一：“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五月十九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挨批。

当时陆定一发言，没说几句话，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陆定一表示不知道林彪说什么。

严慰冰写的那些信，纵然是攻讦，说到底只是个人事情，不至于上升到政治高度，拿到政治局谈。但是从林彪角度看完全不一样，那完全是挑战一个男人和丈夫的尊严和底线。所以林彪出离愤怒了：“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抬头就看见林彪那张气得变形的脸。

林彪气愤之极，缓过一口气，咬牙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终究是私事，即使要说，也说不出口。

陆定一莫名其妙反问：“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怒气冲冲地说：“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林彪写那个证明实际上是批判陆定一的依据。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他抬头望了林彪一眼：“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林彪猛然打断陆定一的话：“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注，中间省略粗口若干字）。

林彪爆粗口，陆定一颇有讽刺意味的说：“那不一定，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句话一语双关又很富幽默感。严慰冰的迷信加上每人座位上放的“处女证明”，对林彪实在是一种讽刺，让有些人暗自发笑。搞宣传出身的，就是不一样啊。

纵横天下的林元帅何时受过这等奚落，因极度愤怒而满头大汗，嘴巴却使不上劲。几分钟后，林彪才猛跺双脚，抬起右手，直指向陆定一说：“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那架势，仿佛要手刃仇敌陆定一。

要比口才，林大元帅跟陆部长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所以林元帅说话看起来很吃力，而陆部长则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没办法，专业不同啊。要比搞辩论，陆定一大师级水平，而林彪只是一个小学生。正如战场上的林彪是大师级水平，而陆定一只是小学生一样。开会斗嘴，还是理论家比较管用。偏偏是当时林彪身边还没有理论家（陈伯达还没有投靠）。不过不要紧，比理论家更为管用的是康生同志。

林彪因气愤过度而瘫在椅子上十分无助时，康生出马了，一生大吼：“陆定一，你是个特务！”简单明了直接，且杀伤力十足，比林彪那费力啰嗦给力多了。

陆定一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康生立马打断：“谁是你同志？”反击相当犀利。

陆定一回敬：“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大家都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康生几乎把人全部得罪了。陆定一把大家思维引导那个时候，无疑是一招妙棋。

然而康生只有妙招：“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果然又是那一套，结果会场出现“嗡嗡”声。毕竟大家对延安整风记忆犹新呐。

批斗会是开不下去了，康生同志只好拿出杀手锏，当场宣布：“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搞定！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流氓，还是政治流氓，那就更说不清了。能说会道的陆定一遇到政治老流氓康生还能干吗？倒霉呗。

从此只好，陆定一失去自由，十三年之后再度出山已是风烛残年。

事到如此，不禁又得问一句：为什么？林彪为何开那张“处女证明”？从整个事件过程看，那张证明似乎就为了当批判陆定一的依据的。还没起作用，仿佛留下了一个笑料，看起来非常幼稚。

然而林彪是幼稚之人么？一个幼稚的人不会二十多岁就当军团长，不会长时期掌控共军最精锐的部分，不会看着数十万对手在自己的陷阱中挣扎哀嚎而无动于衷。政治上的林彪，在某些方面表现幼稚。但林彪的谋略远胜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这张处女证明可不可以理解为政治幼稚的一种表现呢。如果硬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

事实上林彪这个举动并非因为幼稚而家丑外扬，是一个杀招。

这个杀招并非完全冲陆定一去的。正如会议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这一招对精于辩论的陆定一没用，从道理上也不具备打倒陆定一的依据。毕竟那些信只是人身攻击。当然，那年代攻击领导就可能变成“反革命”。讲法律，当时林彪也谈不上陆定一的领导。毕竟林彪一直在军队内部，还没有成为接班人呢。

陆定一固然老资格，固然位高，固然人缘不错，但是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不讲法理的层次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少比陆定一资格更老、地位更高、功劳更大的人都被打翻在地。要拿下陆定一，甚至不需要理由。用政治流氓康生直接宣布陆定一隔离审查就完了。

在回顾一下整个事件过程，从严慰冰被捕到严家之人连坐入狱，基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公安局，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只有监狱，只有审查。像陆定一这种高干，也只是宣布隔离审查，仍然没有任何程序可言。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严慰冰骂了林彪一家，仿佛闯了弥天大祸，而非依法裁决。说白了就是林彪实力更强而已。对陆定一的处理而言也是一样，实力更强的林彪摆平了实力差的罗定一。但是宣传上不能说林彪恃强凌弱，只能说陆定一夫妇是恶人，而林彪夫妇是好人。严慰冰老婆攻击林彪一家，是恶人攻击好人。严慰冰遭受处罚，那是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陆定一因为是恶人的丈夫，也是恶人，所以也倒霉了。

一言蔽之：裁决这事的依据不是法律是非，而是道德上的善和恶。如果用法律来裁决，尽管严慰冰不对，但有个程度轻重，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有依据的。用道德来裁决，只有善和恶，可以轻也可以重，制度完全掌握在胜利者一方，也就是有实力的一番。

纵观整个文革，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那些法律规则已经没用了，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只要把你推入道德上的弱势，比方说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林彪开处女证明，看起来固然可笑，实际上从道德上洗清自己。也就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有了道德制高点，加上绝对实力，在那个用善恶观念代替法理尺度的时代，可以无往而不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就是完美无缺的。

——了解这一点，还会认为那个举动很可笑么？

正是在占领了道德高点，当陆定一老家被抄之后，叶群才能让红卫兵把所得之物全部给拉进京：陆家之前是地主，长辈曾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上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毒草，四旧；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家谱，算是搞封建迷信；抄出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说明陆定一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又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最后，就连陆严两家好一点的锅碗瓢盆也充当“剥削”来的实物。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把这些“罪证”拿出去展览。证据不够充实，叶群大显神通，从从国库中拉来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配上一些来路不明的绫罗绸缎之后，就足够充分了。那个年代简朴的人们看到陆定一同志如此奢侈糜烂，简直罪恶滔天。对骄奢淫逸、穷凶极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仇恨。

代表正义一方的叶群女士，除了消灭了陆定一和严慰冰，还把展览中的战利品瓜分一空。抄家得来的有用物品被象征性拍卖，一件皮大衣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陶瓷花瓶标价五角。九一三之后，叶群的那些宝贝，大多通过这种方式“买”的。此后这种展览会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一批人就此发财。

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结论：文革定律之一是道德判定一切，道德高低取决于实力强弱。

既然说到陆定一，不妨多说一点。一九七九年，陆定一走出监狱。出狱之后的陆定一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抱着外孙女失声痛哭，似乎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陆定一的失声痛哭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富有人情味的体现。因为多愁善感的老人不会干接下来的事。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辉煌和磨难都有了，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此时的陆定一还能干点啥？当官，退休，之后呢，还有反思，用心和灵魂在反思。

陆定一的反思相当广泛，而且实用，比方说关于历史和腐败问题。

关于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宜细不宜粗——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光有党内“自律”不成，还要加上外力作用，即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要坚强纪律性促使党员需要自律、觉悟、克服贪污腐败。同时借助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还有一些其他部分，有兴趣者可以自己看看。这是一个老革命风风雨雨数十年之后反思出来的金玉良言，并不高深，和广大老百姓想法差不多，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如果党能促使党员有这种觉悟，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促使党促使党员达到这种觉悟，国家何愁不能强大！民族何愁不能复兴！

陆定一的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总结：本案例讲了文革第一个特征：善恶观念代替理性。

第二章 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北京五角楼牢房里，一个女人死了。十月十四号的北京城，已经是秋天，清早晚上需要穿上外套，六八年北京气候要比今天寒冷。那个女人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少，手上还带着冰冷的手铐。除了手上的手铐，据说她的脑袋里还有钉子（东林党硬汉杨涟也才如此待遇）。

——她是被折磨死的。

即使是六八年那种疯狂的岁月，如此蹂躏一个女人也是一种罪过。这个女人是谁呢？那就是孙维世，一代才女，号称红色公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就介绍一下她周围之人。

她的父亲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挚友。

她的养父叫周恩来。

林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

她可以随意出入中南海，并且深受毛泽东喜爱。

看看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这几个人曾经干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通力合作促使新中国诞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重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把各自的英明刻于史书之上。

一九六八年，朱德虽然淡去，依然德高望重；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国家第三号人物；疾病缠身的林彪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已经成神。这些关系竟然没能让孙维世保全性命！

毫无疑问，这些现在看来能够遮天的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掉，但孙维世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一个侧面：没有谁是安全的。

为了把这个侧面说得清楚一点，多说说孙维世这个人。

孙维世，生于一九二一年，和王光美同龄；性格：倔强，天真，任性。其父亲孙炳文是个热心汉子，行径和早年的贺龙类似。年轻时代的孙炳文因为过于热血被学校开除，后参加激进组织“铁血团”，参与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试图推翻清政府。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反对并试图刺杀袁世凯。孙炳文这种血性而倔强的性格遗传都儿女身上。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结识老乡朱德。二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相见恨晚。孙炳文佩服朱德的大气朴质，朱德欣赏孙炳文的阅历与豪情。随后二人携手在护法战争中成为莫逆之交，在滇军中干事业。接下来几年，二人几经沉浮，脱离滇军在北京相会，觉得跟着军阀混没啥前途，需要找一个政党当靠山。

他们认为共产党对外宣传不错，决定寻找共产党老大陈独秀，未果。记下了从北京到上海，找到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被陈炯明搞得很狼狈。孙中山表示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四九年倒向中共。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随后朱德见了陈独秀。但陈独秀看不上朱德，拒绝朱德入党。

随后二人结伴欧洲，在法国见到年轻十岁的周恩来，方才如愿加入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朱德寻找共产党的路途中均有孙炳文相随。

三年之后，二人途经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刚回国就被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干的很不错，和周恩来等人关系也很铁。此时的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地位比四川老乡聂荣臻地位还要高。如不死，前途当不可限量。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蒋介石清党，孙炳文在上海被俘，不屈，四天之后被腰斩于龙华，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颇有谭嗣同的气概。听到孙炳文被杀，久经沙场见惯尸山血海的朱德禁不住痛哭失声。

朱德怀忍着悲痛给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大意是我很难过，我要继承他的事业，为他报仇。此后朱老总南征北战，总是把孙炳文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然而朱德没想到的是，正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了孙泱在文革中丧命。

孙炳文死时，孙维世年仅六岁，尚不知愁为何物。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活波好动，喜欢和大她一岁的六姨任均一起玩耍。据任均回忆：“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蹦半天才睡。”

初中时代，孙维世由三姨夫大哲学家冯友兰资助去北京念书。一九三五年，十四岁的孙维世和十五岁的六姨随地下党的妈妈任锐去上海。由于小时候对明星模仿多了，孙维世和任锐要去学表演，任锐就请地下党同志帮忙，把二人弄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此后二人假装姐妹俩，隐姓埋名，做了“海漂”一族，偶尔在剧场客场一个小角色。天一公司地处徐家汇，常常能见到一些影星，拿到一签名面啥的。某日，一个叫蓝萍的女人拿着自己的签名照到处派发。蓝萍就是日后的江青。当时江青并不出名，在公司发自己的签名照，算是一种公关吧。若干年之后，凡是拿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要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是孙维世第一次见到命中克星——江青。在和江青的交往中，孙维世尽显天真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孙维世辗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没人认识她，只好一个人站在门口伤心痛哭。哭着哭着，哭来一个人，周恩来。一番沟通交谈之后，周恩来很讲情义，感念孙炳文的感情，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一直带在身边，从武汉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苏联。从那时起，孤儿孙维世来一个华丽大转身，变成天之骄女。孙维世喊周恩来为周爸爸，喊邓颖超为小超妈妈。文革起，孙维世宁死不愿意说周恩来坏话，也是和这段缘分有关。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说，种下善根方有善果。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视孙维世为掌上明珠。孙维世念书，疑难之处就由邓颖超借油灯之火亲自讲解，有时候周恩来指点一下。延安的孙维世再次和江青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也经常到毛泽东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很喜欢她。孙维世和江青曾经同时登台，在同一出话剧之中，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喊孙维世为“大小姐”。当时的江青还是和颜悦色的，因为仅仅是延安窑洞里的一个家庭主妇，远没有呼风唤雨之能量，和未来的“红都女皇”相差甚远。

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孙维世也想跟去，但需要毛泽东批准。孙维世立刻飞身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大笔一挥，准。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烈士遗骨，学习不同科目。孙维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表演和导演。在那里，孙维世遇到另一个男人，林彪。

俗话说，女大当嫁。周恩来的掌上明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延安时代的孙维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有人提亲，被周恩来夫妇挡了。加上孙维世从小外向，受前卫思想熏陶，整天在大人物中间玩耍，对对象要求自然不一般。那个爱情还没有了流行的时代，孙维世表现得过于超前。婚恋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也注定是悲剧的。

红军时代，林彪已经战功赫赫。平型关大劫之后，林彪更是声名鹊起，顶起抗日名将之光环。悲剧的是，名将林彪竟然被友军误伤，只好离开战场到苏联养病。在苏联，林彪遇见孙维世，他那颗铁血的心跳出了一生中最欢快的节奏。

早在延安，林彪还是抗大校长时就见过孙维世，只不过那时候林彪和美女张梅刚刚结婚，生活比较满意。加上林彪性格和业务的关系，谨慎沉默，很少在意周围的事，没怎么留意孙维世。就算留意了，也不会说的。至于是否留意，已经没人知晓了。唯一知晓的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的感情出现问题。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和。

林彪沉默寡言，喜静不喜动。而张梅活波外向，喜动不喜静。当时林彪有伤在身，行动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言，战争年代远离战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对普通人而言，为了油价上涨都难受不行。林彪是真心热爱战场。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惩罚也就是养起来，不让上战场。张学良为此郁闷终身。张学良对战场的渴望远不及林彪。因为林彪是一个为打仗而生的人。所以林彪心中很受伤，很需要人来安慰。张梅偏偏不理解林彪，时不时想出去参加个聚会啥的。

其实孙维世的性格也不适合林彪。但林彪因为张梅的大大咧咧而心灰意冷时，却又爱上了同样性格外向的孙维世。只能说爱情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当然，比起陕北土生土长的的张梅，孙维世更漂亮、更有气质，修养更好，而且幽默。还有一个或许不便说出来的理由，背景更好。周恩来的干女儿嘛，相当于最高层那几个窑洞里的小公主。

林彪追求孙维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闲了没事孙维世住的红色大楼去，和一帮留苏年轻人瞎唠嗑，讲讲战争史、散散步啥的。林彪相貌并不出众，估计说故事水平一般，幽默细胞都被战略战术消耗差不多了。但是林彪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名将，是英雄。对很多女孩子而言，这都是致命的诱惑。然而孙维世是个例外。当时的孙维世豆蔻年华，正在做白马王子之梦，身边不缺追求者，据说刘亚楼就是其中一位，还很勇猛，是公开追求的。虽然林彪英命在外，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老婆还在身边，而且怀孕了。对一个出于幻想年龄段的娇娇女而言，这是不可以忍受的。

战场上，林彪风格沉稳机变，总是牵着对手鼻子走，静候对方落败。按照战场上水平，林大元帅应该是充分发挥自己男性魅力，静候孙维世芳心暗许。可惜这一套在情场上不怎么使用。林彪自己忍不住了，向孙维世敞开心扉，遭拒。

林彪回国时要求孙维世一起回国，遭拒。

林彪回国，和叶群结婚。后来孙维世回国途径东北，林彪还激动不已，惹得叶群闷头吃醋好几碗。忍不住又要提出假设，假设林彪和孙维世结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孙维世人品，绝不会行后来叶群干那些事。也许林彪就不至于葬身异国。然而这样就会惹出另外一层关系。假如林彪和孙维世结婚，那么就会拉近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政坛格局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林彪和周恩来联合起来，毛泽东绝不会视而不见。也许林周两人都要在文革中被打倒。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文革。因为文革没有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太多的也许，谁知道呢。

高层将帅之中，林彪已经是最年轻的，如果连林彪都看不上，还能看上谁呢，没有了。当孙维世拒绝林彪之后，也就意味着不会找一个将军当老公了。十四年代，要从共军中找一个高大威猛，微温尔雅，且战绩彪悍的将军非常不容易。林彪是一个标尺。不嫁给林彪不要紧，林彪还是要找老婆的。林彪要找老婆很容易，要忘掉孙维世却很难。林彪忘不了孙维世，林彪老婆是要吃醋的。林彪的老婆吃醋，后果很严重的。

因为林彪，孙维世遇到了生命中林外一个克星，叶群。

正是江青和叶群克死了孙维世。

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取道东北，林彪既激动又兴奋，叶群则暗淡无光。晚饭桌上，孙维世流光溢彩，而叶群刚生过还在，更像黄脸婆。林彪闷不做声。如果孙维世同意，她还是可以嫁给林彪。其它元帅，都有好几个老婆。情况特殊嘛。叶剑英元帅，建国之后还娶了曾国藩的曾孙女为妻子呢。

正当孙维世准备去东北工作时，叶群用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让孙维世不要来东北了。如果孙维世真的去了东北，结局还真不好说。婚姻不是问题。孙维世和金山恋爱，金山也有老婆。据说，林彪从此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孙维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从某一个行业内找丈夫的那种女人。她看重的是爱情。但爱情往往不遂人愿，你看重它，它未必看重你。为了爱情，他非常任性的拒绝刘亚楼，拒绝林彪，拒绝了其他人。为了爱情，她又非常任性的嫁给另外一个别人看来不该爱的人，那便是后来的丈夫金山。

金山是孙维世一生的最爱，也是一生的最痛。

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比较，金山和林彪没有可比性，通俗话讲，给林彪提鞋都不配。如果不是孙维世，没有人把金山和林彪联系在一起。然而站在一个任性爱幻想的女人角度上看又是林外一回事。金山，苏州人，原名赵默，生于一九一一年，比林彪年轻四岁。金山原本生于富商之家，可惜父亲早死，家中大管家成了家庭新主人。十几岁便出门闯荡。

金山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人，因为他很能混。早年闯荡上海滩期间，竟然同时混入杜月笙门下和共产党内部。当年有这两层关系，即使在混乱的上海滩，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要知道，蒋介石对杜月笙都很客气。同时给共产党当特务，那是没人敢惹啊。无间道剧本里也没有这般牛人。而且凭借堂堂仪表和伶俐的口才混入话剧界，成为著名演员，放在现在就是成功典范，和刘德华的的励志故事有一拼呵。

金山同志不仅懂得生存，更懂得获取女人欢心。据现在能考证到的资料，金山同志利用自己的混功，常常和据中女主角擦出爱情的火花，火花又常常熄灭，生性风流。最牛叉时，据说同时追求话剧界“四大名旦”。最后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结婚。

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遇见三十八岁的金山时，金山的老婆就是张瑞芳。当时孙维世的绰号红都公主，新中国第一号待嫁女。孙维世是导演兼演员，金山是主演。金山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故伎重演，利用演戏的机会赢得孙维世的芳心。说真的，孙维世虽然有种种优点，有时任性骄傲，眼高于顶。但女人终究要嫁人的，挑来挑去等到二十八岁，放在今天都是剩女了。这样一个老姑娘，遇到金山这种风流老戏骨，能顶住才是怪事。

下面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金山和孙维世相爱，然后结婚，张瑞芳黯然离婚。演艺圈内永远就是那些事，从来不新鲜。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肯定不赞同的。周恩来什么人啊，一生守在邓颖超身边，不离不弃。

周恩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了金山：能演戏，终究是花花公子一个。这种人如果能托付，母猪都能上树。想和这种人结婚，就等老了，没劲风流时再嫁给他，年轻时还是考虑考虑，玩玩就算了。孙维世虽然很能玩，却继承了周恩来的品格和婚姻观念。

二人结婚那天，周恩来没有出面，只送了一件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而这件礼物没管用。第二年，金山同志去朝鲜慰劳志愿军，本性复发，和金日成一个女秘书搞上了。这事放现在没啥，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一样了。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间谍横行，女秘书可以私下里搞关系的话，也可以私下里泄密。所以金日成直接把那女秘书给毙了，虽然残忍了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山同志因为是中国人，金日成没动。如果是普通人，估计直接枪毙了。要知道，毛岸英都死在了朝鲜。

考虑到孙维世丈夫，直接押解回国。

按正常情况下，回国后的金山不死也得落好几层皮。然而金山没有落皮，仅仅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确切的说，不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而是因为孙维世没有离开她。

当时开批斗会，大家让孙维世表态。孙维世如果划清界限，金山必死无疑。然而孙维世却说：“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傻也好，痴也罢，反正就那回事了。此后金山下放去劳改，孙维世如影相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孙维世一边是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都公主”，另一边又是被世人鄙视的劳改犯的老婆。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患难之中不相弃，孙维世非常了不起。这个举动很难说完全出于爱情。如果仅仅是爱情，以孙维世刚烈的性格应该离婚了，哪怕还有残存的爱。应该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吧。毕竟一个大活人，毕竟一年夫妻百年恩。就这事上，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光，孙维世的确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如果她是林夫人，呵呵，省略号一串。

天真

如果说爱情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那么人事关系中的孙维世则是天真的。孙维世虽然早年丧父，生活漂泊，但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人事关系。碰见周恩来之前，她一直在念书。碰见周恩来之后，就成了高层中的活宝贝。大家都宠着她，溺着她。出现在她眼中的生活，大概就是神圣革命，而没有革命背后的种种谋略。因为周恩来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一切疑难艰辛一肩挑下。这事从江青那里最为明显。

江青和孙维世相反，可以说历尽波折，啥事都经历过。去延安之后，江青虽然贵为一把手妇人，仍然是一个家庭主妇，文化大革命才咸鱼翻身。在江青翻身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政治能量。江青的背后虽然是毛泽东。但身为领袖，不可能直接出来给江青摇旗。江青的身份是毛泽东代理人。要增加自身威望，必须借助其他人，谁呢，就是毛泽东的铁杆战友。当时中央大人物之中，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一人。所以林彪妇人叶群和江青自然而然走到一起。林彪自称毛泽东学生，叶群则跟着江青混。

林彪之外，另一个无条件支持（至少表面上）毛泽东，且能量巨大的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妇人邓颖超女士是个老革命，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而且和江青没啥往来，断然不会像叶群那样自称为江青“学生”。江青要和周恩来扯上关系，孙维世成了一个绝佳的拉拢目标，理由很多：孙维世是小字辈，跟着江青后面合情合理；孙维世和江青早就认识，二人在延安曾经同台演出；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弄够轻而易举的面见各个大人物，容易探听到各种情报等等。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想不被江青盯上都困难。

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翻译小组组长就是孙维世，其和毛泽东有过不少合影，收集不少毛泽东亲笔字等等。回国之后江青一再追问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在孙维世结婚那天，江青还在追问。孙维世则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江青此举动机有过很多猜测，我认为很简单：跟孙维世套近乎，找共同话题嘛。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江青去套近乎可以理解。因为江青除了跟孙维世套近乎，还跟二号人物妇人王光美套近乎，也就是聊一聊衣服怎么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行踪啥的。江青那个人很能折腾，总是表现很骄傲的样子，有时候歇斯底里的感觉，处理人际关系不在行，即使拉关系也表现得很怪。没办法，江青那个人行为举止一贯很怪，“亲切交谈”之类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掌握过。而且眼高于顶，能进入她法眼的也就最高层那几个人，一开始周恩来和刘少奇，后来林彪。

那么毛泽东为何如此“厚爱”孙维世呢。把这些问题扯到男女关系上，爱恨情仇上，无疑更有煽动性。然而我相信，在血与火的时代，爱恨情仇从来不能主导时代大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仅仅“厚爱”孙维世，同样“厚爱”过林彪的一对儿女，同样“厚爱”刘少奇的儿女。这些在回忆录中都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和这些孩子的父亲是“战友”。所以把孙维世的事往男女关系上扯，只因为孙维世是个漂亮有才且有故事的女人而已。如果毛泽东要爱，没人挡得住。毛泽东要恨，也没人挡得住。只有在政治上，毛泽东才会表现得如此曲折迂回。

当毛泽东要从整顿文化界，当江青上蹿下跳表演时，孙维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拉拢对象。叶群固然好，然而只能当一个敲边鼓的，毕竟专业不对口。孙维世不同了，本身就是戏剧界明星，专业就是搞戏剧的。加上孙本人巨大的活动能力，有了她的加入，江青将如虎添翼。所以才会出现这般情况：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找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改变成样板戏。孙维世听后天真的睁着大眼睛看着江，天真的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当时的孙维世是大明星，可能觉得和江阿姨这种三十年前的上海过气小明星没啥共同语言。江很生气，后果不严重。因为那还是一九六三年，江青依然没有杀人的能力。所以说孙维世很天真。年过半百的江阿姨日子越来越红火，并非本人戏剧才华如何了得，而是背后那个人。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不能让人“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毛泽东指示，政策由周恩来落实。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

江青笑了，好你个小样孙维世，看你这次如何拒绝江阿姨，还是逃不出江阿姨手心。在周恩来的座谈会上，江青跑过来坐在孙维世旁边，说了一大堆话，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弦外音：还是乖乖的跟着江阿姨混吧，有前途的。

没想到天真的孙维世同志依然不买账，天真的以为江阿姨不会有大作为。天真的跑到大庆油田演戏去了。在大庆油田，孙维世再次火了一把。通过自身经历，一九六六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演了一遍又一遍，风头出尽。以文艺界领袖自居的江青同志自然不能坐视。虽然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但孙维世如同一块肥肉，有背景有关系有才华，网罗过来百利无一害啊。

于是江青决定再给孙维世一次机会，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天真的孙维世没怎么在意。之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面对亲自登门的江阿姨，孙维世依然天真卖萌，没有立刻答应。江阿姨也没有苦苦相逼，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此时孙维世再次天真的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等等。其他人也有拒绝江青的，好歹说的委婉一点。可以想象江青当时的愤恨。

好你个孙维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

江青曾对孙维世说：“我说主席妇人，你是总理女儿，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对付那些想要对付我们的人。”江青说的是实话，也是心里话。天真的孙维世却不明白政治上的艰险，也不想去明白，她只是凭借自身的好恶去处事。她不喜欢江阿姨，就是不喜欢江阿姨，所以三番五次拒绝不合作，也不懂得虚与委蛇。江青不是一个喜欢掏心窝子的人。她既然这样和孙维世掏心窝子，其实是给孙维世划线，要么朋友要么敌人。

玩政治的就是这样，掏了心窝，非友即敌。

要怪也只能怪江青不够老练，在把握不足的情况下掏心窝子，把双方的路全封死了。要怪也只能怪孙维世过于天真，把世事想得过于简单。

悲催的结局

孙维世天真的以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身正不怕影儿斜。孙维世本人是很正，根正苗红，可惜她的影子并不正。她的影子就是金山。要揭金山老底太容易了，好比用道德戒尺去衡量娱乐圈，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勾搭妇女、引诱儿童，那是要啥有啥。为啥要修理金山，除了他是孙维世的丈夫之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旧明星。江青也是就明星，而且不太明。

通过第一个案例，林彪写处女证明已经讲述，文革的标准不是法理，而是道德标志。林彪不惜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洗清道德上的痕迹，江青也不例外。

那个时代的影星和现在可不一样，影帝影后啥的都免谈，也就是装饰逗乐的，也就是说“身份不好”，属于旧社会大毒草。大毒草可以消灭也可以改造。鉴于江青同志也曾位列毒草之中，要洗白自身，就要用强力除草剂除掉别的毒草，这样就没人知道江青也是毒草了。比如说王莹女士为代表的一帮人，关的关，整的整，疯的疯，死的死。即使金山同志不是孙维世的丈夫，依然在劫难逃。

孙维世最后一次拒绝江青，文革进入高潮。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年底，孙维世在家中听到了敲门声。随后一群“公安人员”冲进来，说有要事找金山商量。金山曾干过特务，没有慌张，临走之前像平时一样对镜子臭美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这是金山最后一次对孙维世笑，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说实话，之前的金山虽然风流成性，经过劳改之后已经体验到新时代新国家的力量，安分十几年，也算是浪子回头吧。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要算账的。而金山身上的旧账、坏账、烂帐实在太多。当然不能说抓金山是因为他是明星，得有一个有分量的罪名“特嫌”。有了这个罪名，周围的人就和特务扯上关系，下一步如何操作就看心情了。

拒绝江青之后，孙维世的日子可以说举步维艰。所以享受如此待遇，无非她有一个养父叫周恩来。文革之初的周恩来处于人生最艰难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之后，另一个可能倒下的就是周恩来。文革初期，政府陷于瘫痪。但当时大家热血淹没了脑细胞，处处煽风点火，对副作用还没认识到。所以周恩来“处处灭火”的现实作用还没有展现出来。第一波高潮过去之后，周恩来地位就稳住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意识到：革命之外，活还是要周恩来干。

有人贴周恩来大字报，有人以极其卑劣肮脏的言词追问孙维世和周恩来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中的孙维世固然天真，爱情中的孙维世固然任性，但是涉及到大是大非原则上，孙维世又体现出刚强和倔强。不论如何询问，终将一无所获。

因为她是特务的家属身份，享受如下待遇：剃光头。

对于一个爱美的女人，对于一个骄傲任性的女人，这是多么大的羞辱！

据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天真，任性，倔强，都包含在中间了。

然而天真的孙维世还是太托大了，江阿姨要抓人是有办法的，何况她还有战略盟友叶群同志。江青虽然上串下跳叫嚣厉害，但实际杀伤力不如叶群大。江青背后的大腿虽然更粗壮，对江青却有所限制，该让江青知道的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知道。林彪长期泡病号。叶群是林彪对外代理人，现实中的事情都是叶群操办。四大金刚啥的都要听叶群话。

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抓。”孙维世的结局就能预测了。

叶群本不是省油灯。对于孙维世和林彪的关系那是相当介意。和严慰冰那种神经质的猜测不同。林彪和孙维世早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林彪早期对孙维世的感情也是实实在在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孙维世再次听到敲门声。

这一次，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对她笑一笑，让她不用担心。

逮捕的方式也很有特色：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她就朝外面走。

孙维世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监狱。

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党政军特中都有深深的根系，当年的中共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造、亲自领导的。建国之后，周恩来更是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但——硬是找不到孙维世关在哪，直到她被折磨至死被火化方才知晓。

抓捕孙维世的是现役空军。共军是林家的后花园。林彪不可能干那事。指使者只能是叶群。叶群的背后是江青。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在那个搏命时代的红颜更加薄命。狱中的孙维世惨遭折磨，但是她完全承受了下来，维护了最终的尊严和骨气。

——她可以屈服，但是没有。她可以懦弱，也没有。

——如果她屈服或者懦弱，也没有人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即使她屈服懦弱，写点黑材料，周恩来也不不见得怎么样，也不会怪罪她，因为他知道她是被迫的。

——她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凌然不可欺。

那些折磨过她的卑微的生灵，以卑微的方式被遗忘在卑微的时光之河，孙维世依然耀眼。当她用娇弱的身躯面对那些冷酷没人性的折磨时，她的天真，他的任性都已不再重要，世界将记得：她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愧孙炳文的女儿，不愧周恩来的栽培，不愧红都公主之称号，不愧华夏女儿之英灵。

评，孙维世是一株生错地方的玫瑰。

同情孙维世之余，再来看看周边错综复杂的关系。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发的。同时签发的逮捕名单上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和王光美的哥哥。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局势逼的，正如林彪写处女证明一样，都是为局势所迫。

江青找到啥证据呢，也没啥证据，就是请李立三老婆看过戏。那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特务”这顶帽子非常流行，凡是跟苏联有关系的都能和特务扯上。李立三妇人李莎是苏联人，就成了苏修特务。李立三已经完蛋了，李莎还在。恰好孙维世也在苏联呆过，并且给李莎赠送过戏票。

根据莫须有的逻辑：和特务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特务，孙维世和李莎有关系，所以也可能是特务，就算还没能证明孙维世是特务，可以先假设为特务，然后再慢慢证明，一直证明到最后。江青同志就根据这点弄出材料证明：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江青把资料放在周恩来面前，还美其名曰为总理着想，免得被狼咬了。

现代人可能觉得周恩来批准逮捕令太残酷了，是为了自我保护。也太小看周恩来了。周恩来那种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孙维世生存或灭亡。要整周恩来，借口比刘少奇还多。周恩来本人亲自跟蒋介石，跟苏联打交道多了去了，还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甚至逼过毛泽东下岗。那年代，特务遍地都是，家家都有。比方说罗荣桓的妻弟就是特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程度绝不低于林彪。就算孙维世真是特务，也不能就扳倒周恩来。

尽管如此，孙维世的事依然足够让周恩来闹心的。敲打敲打周恩来而已。周恩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签发了逮捕令。

根据周恩来的策略，是想把几个人放在监狱里保护起来，免得被抓走批斗。正如他保护其他人一样。后来邓颖超曾跟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事：“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江青和叶群会把孙维世关到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周恩来失算。他提供的保护伞质量不过关。

不少人很纳闷，以周恩来的英明神武，怎么就弄不过江青叶群那两个娘们呢。不是周恩来奈何不了江青和叶群两娘们，而是奈何不了娘们背后的男人。

这个局势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没有人可以反抗。江青拉孙维世，实际上是毛泽东拉周恩来就这么简单。正如江青拉拢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拉拢林彪。孙维世不听话，自然要敲打敲打。但是毛泽东本人只负责大方向，细节问题是不过问的。一贯以来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用人策略。战争期间放权给元帅大将，建国期间放权给刘邓周以及封疆大吏，文革还是放权，放弃给林彪和江青身边那帮人。

纵观毛泽东一生：战略问题毛泽东，细节问题其他人。某人被打倒了，毛泽东也许会知道。至于入狱以及入狱后的事，那就是细节问题了。他没精力管那么多。就算毛泽东可以给孙维世提供保护伞，中间隔好多道墙呢，够不着。

另外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伞的人是林彪。林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档事。一九六八年的林彪差不多病入膏肓，整天苦思冥想、顺便划两个火柴玩玩，每天听报告听不了多久，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那些琐碎了，有点精神头就翻医书给自己开药方去了。而且叶群是林彪的过滤器，不会把孙维世的消息透露给林彪的。也可能林彪知道，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既不能和江青闹翻，也离不开叶群这个能干的“贤内助”。就算某一时刻林彪心动了，转念也可能会想，连她爹周恩来都不管，我干嘛去闲操心。

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林彪已经从那个三十岁将军转变成六十岁的政治家。

当时国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的情况下，孙维世惨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何要让孙维世去死。原因很简单，孙维世之死对江青好处多多：解恨，竟敢长期不买江阿姨的账；立威，从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除去一颗知道自己毒草身份的毒草；给周恩来下一个诅咒：养了一个以反革命为己任的女儿，为攻击周恩来铺路。

叶群和江青两个鼠目寸光的女人走了一招臭棋：在周恩来心中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谁也无法评价，孙维世之死对周恩来日后的正在选择有何种程度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它影响了周恩来的选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而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周恩来和叶群通过电话。通话之后，林家仓皇而走。周恩来和叶群说过什么？说话的时候想到过惨死的孙维世么？

世事就是这么诡异。很多人对权力顶礼膜拜，以为权力可以无所不能，事实不是那样。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如果世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改革或者改制都会简单很多。

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首先对权力的认识，然后才是监督限制。

评：孙维世之死，意味着文革第二条定律：没有谁是安全的。

第三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上）

孙维世入狱之前，除了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有一个特务哥哥，叫孙泱。孙泱是孙炳文长子，曾和孙炳文一起被捕入狱，孙炳文死后，孙泱出狱。朱德感念挚友，就把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据任均回忆，孙泱从小非常淘气，长大后却是温尔尔雅，开朗乐观，很讨女孩子喜欢。由于孙泱在朱德身边时间较长，对朱德比较了解，就参与编写《朱德传》一书。那本书和现在的《朱德传》差不多。毕竟朱德的人品事实摆在那里，正常情况下内容大差不差。

然而当时的环境却不正常。不正常环境里总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张春桥同志就是那个不正常群体中的一个光辉代表。

张春桥同志在文革中到处淘宝，有一天看到这本《朱德传》，好啊，淘到宝贝了。张春桥曰，哪个臭不要脸的把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开国元帅的？嗯？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就落得这么多好处。当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变成“林彪的扁担”。“气愤”之极的张春桥下令追查此事。编写组的几位作者惨了。人家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本想参与编写朱老总的传记捞点政治资本，这下反而捅了马蜂窝。怎么办？算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脸面先丢一边，检讨吧，说自己不小心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说这本书如何狗屎，借此表示要“重新做人”。那意思就是说，张大老板，给条活路吧，就当俺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个屁，给放了。张春桥同志笑了，让你们这些平时嘴上说的天花乱坠，事到临头还不是下跪求饶？不收拾你们这群软骨头，世界就没有宁日。然而软骨头中间也有硬骨头。那硬骨头就是孙泱。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年轻时代就进过监狱的孙泱和其父孙炳文一样，不肯低头。不肯低头的孙泱还是成了“特务”，并且以特务的身份“畏罪自杀”，实则他杀。

不少人对孙泱的选择不以为然。孙泱就是傻啊，干吗不装孙子保命呢。孙泱并不是傻瓜，傻瓜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看看那些装孙子的人，转过头就要攻击自己写下的《朱德传》，就要攻击朱德，就要攻击不肯装孙子的孙泱。不肯装孙子的孙泱要复出代价，装了孙子的那些人也得付出代价。不装孙子的孙泱复出了生命代价，装孙子复出的代价则是人格和尊严。以现在价值观来判断，很多人认为生命比尊严更重要。没了生命就没有一切。

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个只会装孙子的集体会软骨病的。软骨头的人汇集在一起去搞倒有骨气之人，等到全部是软骨头的人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就没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多了去了，阿猫阿狗都有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尊严。不想如阿猫阿狗那般活着，就应该去维护自身尊严。如此，才能获得像个人。

朱德曾经想托周恩来保护孙泱。朱德一辈子极少托人办事，此次托周恩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能看着孙泱就这样挂了。四十年之前的朱德还没有啥能量，因此不能保护挚友孙炳文。四十年之后的朱德已经鼎鼎大名的共和国首席元帅，再不保护战友的后代显得说不过去。可惜周恩来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出了那就无奈的名言：“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过点；我越保，处境越差。”是啊，周恩来不是不想保孙泱，可是他连视如己出的孙维世都保不住，连弟弟周恩寿都保不住啊。

其实查《朱德传》就是冲朱德去的。斗孙泱，也是冲朱德去的。此时的朱德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可以说人畜无害。为啥要冲朱德去呢？这就是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批判朱德，实际上是为了展示文革力度。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朱老总伟大的一生吧。

红军之父

十大元帅各有各的特征。排名第二位的彭德怀刚韧性无匹，重剑无形，为红军之狮。排名第三的林彪稳中长机锋，迅捷锋利，为红军之鹰。排名第一的朱德，红军之父。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的孙炳文见到二十一岁的朱德，给予朱德一个最为精准的评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又曰：“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讲的就是朱德的大度和纯朴。后来毛泽东称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朱德的德行就是这般：大度无形，纯朴无华，意志坚强。唯有如此，方能扮演红军之父的角色。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号，朱德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户之家。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中，朱德年龄最长，甚至比对面的蒋介石还年长一岁。

朱德出生时，朱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等老少十一口。朱德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六男二女。朱德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朱世林，一生面朝换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出过远门，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朱德的妈妈身材高大健壮，但性情柔和，生养一大堆孩子，从不发脾气、不打人、不骂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想一想嘛，那么多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朱德妈妈相当于幼儿园到中学老师一肩挑。别的不说，光吃饭问题就烦的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不烦躁，不发脾气，不骂人，多么难得啊。日后朱德在军内面对各个派系山头嗷嗷叫，能够淡而处之，不能不说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一个勤劳宽厚的母亲不仅仅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还可以通过自身对家庭的组织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朱德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兄弟姐妹纵多，但是在母亲精心安排下，朱德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朱德加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成为蔡锷将军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反对北洋军阀战争。

一路下来，朱德从一个宽厚朴实的农民兄弟变成滇军军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成功人士，人生前景相当广阔。如果这么一直过下去，不见得飞黄腾达，至少吃穿不愁，还可以娶几个漂亮老婆（朱德老婆也不少哈）。

然而朱德同志想要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而已。他觉得世界需要改变。如何改变世界呢，他也不知道，但他发现共产主义思想不错。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去寻找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北京找到上海，从中国找到欧洲，终于如愿以偿。

当时国共两党是交叉的，很多人有双重党员身份。比方说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弱小。

朱德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非常稀少。

这期间，朱德见过伟大的孙中山。孙中山出钱让朱德回云南搞革命，朱德拒绝了，只为寻找共产党。朱德找到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看不上旧军阀的朱德，拒绝。于是朱德去欧洲见了周恩来，方才如愿。

根据公认观点，共军起于南昌起义。朱德参加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之中的朱德并不耀眼。他没有叶挺的老资格，没有周恩来的高地位，没有贺龙的传奇和实力，没有刘伯承的名将头衔，所以一开始只是第九军副军长，随后才转正的，而且手头人不多。如果非得说一个特点，那就是年龄大一点吧，一九二七年代朱德已经四十一岁，比大多数参与者年龄大。

古人说，四十不惑。四十一岁的朱德已经看透了这世界和人生。南昌起义之后，正是这个资格不太老，职位不太高，名声不太响亮的朱德成了红军之父，偶然么？当然不是。

南昌起义失败，八月三号撤离南昌南下，八月份的江西酷热难当，没有水和食物，没有合理的休整，又有敌人四面环伺机进攻，队伍飞速减员。一支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后勤补给的孤军，如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无人疼爱。接下来还是战斗、减员、战斗减员，队伍经过宜黄、广昌、会场等地之后，减员严重。队伍转移期间，朱德的职务是第九军军长和先遣队司令，一路上负责开路之余，还搞宣传，筹集粮食等等。

会昌恶战之后，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继续东进，进入闽北武夷山，已经九月份。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东进，进攻潮汕，据说（注意这个词）在那里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在三河坝那个地方，决定分兵行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打狙击，苦活、累活。也就是说原本的先遣队变成掩护部队。

正是这个转变，造就了朱德一生中的转折点。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端，三江口之上。汀江从北面向南飞流，梅江从西南奔腾而来，两河交会后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山，叫笔枝尾山，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一山镇三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把四千人布置在笔枝尾山，准备打阻击。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回忆：“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

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非常简朴的中年人，鼓励一群农民子弟兵，用非常简朴的言语说咱们要加油、要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没有夸夸其谈的内容，只有朴实、是坚硬。

朱德不仅仅说非常简朴的言语，还用非常简朴的行动帮助大家如何防守阵地，如何打击渡水之敌。在朱德的教导下，士兵懂得了一些古老的战争招数，比如说“渡半而击”，就是等敌人过河一半，进退不能的时候开打。

战斗从十月十三号拂晓开始，打到下午三点，优势敌人已经对部队进行半包围。此时朱德手下这批人，还是从国军中分离出来的，素质远不如后期中共军队。尽管如此，朱德依然指挥他们顽强狙击敌人三天三夜，到弹尽粮绝的地步，队伍减员一半，再打下去很可能被包饺子。幸运的是，此时狙击任务已经完成，撤退。

朱德和周士第准备带着剩下的两千人去追赶主力部队，去共产国际那里找吃的。恰恰在这时，朱德迎来一生中最大的考验。他的勇敢，他的胸怀，他的气质，他的魅力集中爆发。

当朱德他们在三河坝打狙击时，悲剧出现：潮汕的主力部队失败，而朱德他们不知道。

周士第后来回忆：“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丢失（部分队伍向南转移，策划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从潮汕退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去潮汕了，主力队伍失败了。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天大的冷水，浇到大伙头上。

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孤军残兵，缺乏粮食和弹药，形势极为凶险。更要命的是官兵思想不稳定，既然主力部队都没了，咱们还能怎么办？队伍解散？隐姓埋名回家种田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去？或者干脆学习蔡廷锴同志重新回国军中算了？从南下开始，许多人逃走了。个别逃走没出路又回到队伍中（如林彪同志）。

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宽厚和蔼的朱德。怎么办，老大，你拿个意见吧。如果此时朱德大手一挥说散了，队伍中的林彪粟裕等人大概从此流浪去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由朱德说了算。

这一刻虽然足够光荣，但是要服众是不容易的。因为南昌起义时，朱德职位不高，也没带几个人加入。现在身边一两千人，都是别人的兵。比方说二十五师，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中间不少兵油子。怎么办呢，朱德拿出她母亲勤俭持家的本事，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朱德在会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大意是主力部队没指望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

如此一番之后，朱德亮出自己的态度：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南昌起义时，贺龙地位级别比朱德高，刘伯承级别比朱德高、名声比朱德响，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都是黄埔教官，声明显赫，为什么最后十大元帅却是朱德排名第一？原因就在这里。就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那些地位高、名气大的领导都转移了，朱德留在队伍中，把火种带了出来。那支残缺不堪的队伍中，就有很多共和国闪亮的将星，比方说林彪和粟裕。

大会开得并不顺利。经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抱怨、甚至绝望之后，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总结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第三，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继续对全军做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拖枪逃跑。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形成一个决议：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好了，就这么办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协议只限于军官。

此后半年时间里，朱德和陈毅带着千余人在福建、江西、湖南山地里和对手绕圈圈，行程数千里。如果说日后红军长征是伟大壮举，那么彼时朱德队伍就是红军长征的提前预演，小长征。和日后万里长征一样，过程极为艰苦。

队伍本就是疲惫的残兵，再加上敌人一路上骚扰堵截，继续减员。官兵们不堪重负，相继逃跑。不仅仅是大兵离队，开小车；团长营长也离队，开大车。

队伍解体就在顷刻之间。

朱德和陈毅前后对部队进行三次整顿。在最危险的时刻，朱德做了一个最大胆、最危险、最实际的办法：开大会和大兵们交心。要知道战场之上，在危险的关头，老大总是能躲则躲，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敌人可能穿出来，身边大兵也可能对你打黑枪。没有谁能保证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不出叛徒。比方说项英同志就是死在叛徒之手。

大兵们的思维很简单：咱跟你打仗，就是拿命换一点馒头米饭，你倒好，带着我们打仗，打了那么久，人死了那么多，饭都没得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嘛。不少同志的兄弟都挂了，肚子又饿，心中来火，往朱德身上开枪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朱德此举相当危险。但除此之外，除非放弃队伍逃跑，已经别无选择。

朱德不愿意放弃队伍，也不愿意逃走，就用最朴实的语调对大兵们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那么朱德的信念在哪里呢？朱德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这大概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精彩，最为重要的一段话。说真的，在当时情况下，大家都饿得肚子哇哇乱叫了，哪有心思想那些。但是朱德那番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粟裕回忆：“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把朱德的讲话总结为两条纲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在朱德决定在最危急的关头和大兵交心的那一刻，红军之父诞生了。

这番话，让大兵们摇摇欲坠的心神重新归位。个别走了，大多数留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干的。不论环境多艰苦，有了信念和信心，才有机会战而胜之。灰心和绝望，除了加速灭亡之外别无任何效用。但是面对艰难时事，个人能保持信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能鼓舞别人的信心，是领袖级人物才能达到的境界。

朱德不但说，还身体力行。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一样穿灰色土布军装，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见人就谈革命、谈革命前途，如同革命领袖一般能说会道。

遇见艰难，总是挺身而出。比如说石经岭隘口，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还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过说还不行，还要做，还要谋划队伍的出路。

队伍整编之后，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的问题。都年底了，大兵身上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朱德从报纸上看到国军十六军距离不远。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有八拜之交。二人共同加入同盟会，又一起在滇军中讨生活。联系到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从报纸上看见陕北红军前往落脚，不得不说，报纸是好东西啊。

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朱德取得这样待遇：朱德可以来去自由，想走就走，不想走，就把自己的队伍以国军十六军一零四团为番号隐蔽在国军中好吃好睡。看来人缘好就是好哇，联系到南昌南下时，同窗好友杨如轩给朱德让道，不禁让人想到：好人好报这事在军队也适用的。

不禁要问，蒋介石干嘛去了？忙呢，忙着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正统。

最终，纸包不住火，蒋介石忙完宁汉战争之后，很快知晓南昌起义残部隐蔽在国军之中，很生气，但也没辙，因为石焕生并不受蒋介石控制。蒋介石给石焕生密电，让石焕生解决朱德。石焕生则非常讲义气，让朱德走了。

朱德也没有闲着，一方面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另一方面去湘南搞暴动。然而在湘南并不成功，一些行为过于极端，把革命招牌给坏了，最后带队去井冈山，见到了一生的战友，毛泽东，从此拉开热血大幕。

两双大手

朱毛相会有很多偶然原因。

朱德恰好在和地下党接头时得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派何长工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然后前往湘南。但白色恐怖严重，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上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二七年底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一四零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立刻赶快马上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去找朱德。这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经过数千里小长征，已经疲惫不堪的朱德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一支军队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不管是周恩来，贺龙，或者叶挺，都是想趁国民党内部不统一，干了再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比南昌起义晚几天，却率先到达井冈山，搞武装割据，维持生存权利。朱德对此比较欣赏。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握在一起，从此风云变天。此后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朱毛组合风靡神州中华大地，携手前行间，天翻地覆。

近代史上有过很多双人组合，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和黄兴，甚至蒋介石和何应钦，都是很不错的组合。但是最成功的还是朱德和毛泽东。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四十二岁，虽然是共产党员，实际已经从军二十年，历经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军阀混战，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军事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而且作风朴实，绝不动摇。眼光也不错，调教粟裕，提拔林彪。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三十五岁，书生出身但学历不高，搞过宣传但没有名堂，搞过政治但不被信任和重用；但是没有关系，他有俾睨天下的气魄，并且拥有实现那种气魄的雄才和大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大手强改变历史节奏。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虽然有种种优点，但是他还需要一个足以安定天下之人给出心的出路。他曾就学于旧学堂，问道于欧洲，绝没找到那出路。他求教过孙中山，请教过陈独秀，均没有得到争取答案。

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虽然用他独特的气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是缺乏切实可行的人才。而毛泽东本人参军没几天，带兵也没几天，空有一套理论而没有实践。参加秋收起义的将星并不多。十大元帅里面只有罗荣桓元帅一个，还是搞政治的。十大将军里面只有谭政一个，也是搞政治的。正真以打仗见长的反而是黄永胜上将，还是跟着林彪之后才闪耀的。

一九二八年朱德队伍，可谓将星闪耀。元帅就有朱德、林彪、陈毅三位，大将有粟裕、黄克诚两位。加上之前转移的骨干，如刘伯承；受伤掉队的，如许光达，更多。

朱毛会师于井冈山，如同肢体和大脑结合在一起，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对于毛泽东而言，思想终于不再是空洞的。对朱德等军人来说，终于不用对着就军事思想和“洋”军事思想迷茫无助。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所谓马列主义终于不再是理论空壳，终于成为五千年巨人叫下的合脚的鞋子。

两双大手相握，从此历史许多人命运就此改变，从此世界的颜色改变，从此历史之后的流动方式发生改变。

伟大的争吵

历史喜欢把伟大的战友描述为亲密无间，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般，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就算是孙中山和黄兴，也经常吵吵嚷嚷。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是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和毛泽东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了那些事。所有伟大统帅必须做出伟大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

分歧总是伴随着着争吵。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是正常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是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差别很大。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司令、军长、师长这类“长官”很重要，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委权力很大，有时候大过司令，比方说后来的项英就把新四军军长叶挺架空了，饶漱石政委让陈毅军长十分难过。

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定下——党指挥枪——的政策。

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对这种政策没有任何印象。没有印象不要紧，要把手中权力减小可实实在在的。朱德是个心胸广之人，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在当时的朱德看来，毕竟毛泽东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却相当强势，把权力给他也不放心啊。等到后期，毛泽东展现了气吞山河的魄力之后，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在两人刚刚接触时，就让老诚稳重的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太现实。

退一步，就算朱德愿意服从，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也是波澜起伏。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比较强大，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在性格上，朱司令比较宽厚，毛代表较为强势。朱司令虽然有行军作战的经验，但政治水平一般。毛代表虽然作战经验不多，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的天才也不会从朱司令身旁走开，投入毛代表门下。而且毛代表还要按照自己顶下的原则——党指挥枪——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争吵诞生了。

上层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大兵问题。朱德的大兵来自很多地方，到了井冈山才发现，原来条件如此艰苦，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二十九团就闹着要回家，说咱们要回家，打仗也回家乡打，顺便看看老婆孩子种种地啥的，不亦乐乎？

大兵的这种反应，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争论终于爆发了。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大意是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最好是刘伯承（当时名气大）过来管军事，恽代英（名气大且资格老）来管党。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恽代英在中央搞宣传。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然而毛泽东这一枪招来另一个煞星。

既然要求人，中央也不能不给，就刘安恭吧，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恭，四川人，一八九九年生，二二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正在待业呢。刘安恭在一九二六年和朱德合作过，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这么说倒不是说刘安恭人品差，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恭此番从苏联回到国内，雄心勃勃，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即只要把苏联按照模板抄袭就行了。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自任主席。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大多有这样的毛病，想要与众不同。比方说刘伯承，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刘安恭也一样，要设军委。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但当时情况不一样。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足够多的军队，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只有那么一点人。今天在福建，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网络没有，电话没有，写信都没有邮递员，军委在后面怎么指挥？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因为前委就在前线啊，跟着队伍跑，要怎么打，怎么转移，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这么一来，相当于前委包办了军委工作，加上毛泽东性格强势，前委很有家长制做派。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恭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此时又认为，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刘安恭是中央的人，应该支持刘安恭。毛泽东的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林彪。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要不然以后盖个章都要跑回后方，仗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刘安恭：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恢复正式军委；林彪：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让下面很难办。大家认为刘安恭有道理，林彪也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多数人都不赞同刘安恭的临时军委。这厮仗着自己喝点洋墨水，回国就想骑在咱们头上，没门。

二九年六月八号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连以上干部都来了。刘安恭和林彪再次针锋相对。刘安恭慷慨陈词：“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放在会议桌上，理由很简单：“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接下来投票，前委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晋升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然而此事没完。从长远角度看，军委是必须的。朱德的立场和刘安恭一致。刘安恭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人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吵得特别厉害。各方面态度还是一样，但局势发生了逆转：人家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已经没有了，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说老毛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说清楚咯。

经过陈毅同志和稀泥似的慷慨陈词，大会再次选举，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没有了。而陈毅莫名其妙的成了前委书记。陈毅之前当过前委书记，但是搞不定。这次再次当选，依然搞不定，脑袋很大。而且从此背上排挤毛泽东的恶名。出现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一，大家累了，不想再吵了，都走吧；二，政治平衡，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人如何叫嚣，争论的根本还是朱德和毛泽东看法不一致。

刘安恭只是一个外来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职位不高，而且随后去苏联了。来到苏区相当于空降兵，独门独户，想找茬手里也没家伙。朱德主张接受中央策略，好像没错。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自己都是东躲西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

还是刘安恭说得对：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中央对苏区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突出。一九二九年，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就闹成这样。接下来，中央进驻苏区之后，冲突更猛烈了。但是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可以搞定一个刘安恭，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所以毛泽东起起伏伏，多次下岗。要不是拜蒋介石强力干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毛泽东恐怕很难复起。这个问题一直持续，持续到遵义会议，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再也没有人干预他自创原则为止。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因为没人能干预他，而损失巨大。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实际需要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

按照中央那一套，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长征途中，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毛泽东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和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时往往是一种伤害。同样一个毛泽东，同样自创原则，自创大跃进原则，自创文革，就带来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朱德承受了、也必须承受毛泽东自创原则带来的荣耀和痛苦。荣耀，战争的胜利；痛苦，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从带着千把人上山到红军中山路，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这一系列的变迁中的荣耀只属于朱德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能够享此等尊荣了。

没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更加困难重重。没有毛泽东，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朱和毛，军和党，一体的。一体之中的朱和毛共同探索了游击战基本原则，比如十六字诀：二人通力合作，创游击战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字诀，现在又惹起争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朱德战争经验丰富，毛泽东政治理论水平高。这个十六字诀，很可能是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总结出来。即使朱德先提出来，也不影响毛泽东的天才。即使毛泽东总结，也不影响朱德军事地位。

伟大的合作

龙岩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去搞不定前委局势。没了毛泽东，朱德也是寸步难行。有经过一番折腾，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朱德本就是心地宽厚之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包容。以二九年为基点，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朱德能做到中立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凯丰等人和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激烈过招时，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可谓声情并茂，霸气侧漏。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遇见命中克星张国焘。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悄然北上，逃离了张国焘魔掌之外，然后北上。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与狼共舞。在与狼共舞途中，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上的朱德只是像政治家一样表态。博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南下途中，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还有整个红四军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可惜模糊不清，但依然能找到如下片段：南下的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南下的舆论，开始对朱德的围攻。想给朱德来个下马威，让朱德屈服。因为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很重要。

批斗会上，很多人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根本不吃那一套，几十年了，啥没见过？就坐在那里，不鸟他们。张国焘坐不住了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虽然脾气好，也被他们搞得很烦，表态一番，大意：南下是没有出路的。鬼子入侵，国人愤怒。北上打鬼子才有前途。

眼见朱德不配合，就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表示很淡定：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各种会议，主打宣传：“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们给朱德起一些响亮的名字：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朱德坚决不同意。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是另外一种风格。当年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开会时常常是上下蹦跳，吵得脸红脖子粗。朱德不一样。

张国焘的追随者对朱德亮出言辞上的“坚船利炮”；朱德则安稳如山，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如同身在女儿国里面对诱惑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等对方斗完骂完，他又慢慢的摆事实讲道理，又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南下没出路，要北上，不要南下，要北上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徐向前表示很佩服：“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这话有少量水分，基本靠谱。

张国焘的回忆录把很多人啰嗦一通，对朱德很客气：“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可以说他对朱德相当敬意。想要赢得张国焘的敬意，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是觉得张国焘霸道难合作？非也。毛泽东比张国焘还要霸气。朱德的家底都在中央军？这样未免小看朱德了，问题关键就在于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见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造反派。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方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对于弱小的一方，又失去道义优势的话，结局只能是灭亡，跟战术无关，跟天才无关，甚至跟政治无关。当年石达开离天京出走就是范例。

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再北上，政治威信失尽，只能仰人鼻息了。最后觉得仰毛泽东鼻息没意思，跑去仰国民党鼻息去了，一世英名就此断送。朱德依然稳稳坐在总司令位置上，迎来人生巅峰。张国焘和朱德比，战略眼光还差一点儿。

正因如此，战争年代，也只有朱德可以和毛泽东匹敌。但战争之外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政治遭遇

延安整风，朱德沉默不语。朱德之所以能够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当时的分量很足，不至于整到他身上。分量很足的朱德所以沉默不语，没有出来说话，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比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回到家中，朱德对康克清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康克清问：“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这段对白如实反映了朱德的心态和政治觉悟。延安整风好像和朱德无关。

此后的政治运动，朱德即使表态，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政治上，朱德从来只是表达观点，不搞动作。能长在政治涡流中生存，因为自身的威望和宽仁。在战争时代，朱德的这种性格有利于协调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争端。等到和平年代，政治为主时，却又不可避免的淡去。宽厚坚强的朱德愿意慢慢淡去。可是朱德又没有真正淡去。因为在长期历史形成过程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总司令，是共军之父，军界最为光辉的形象飘荡在共和国上空。当共和国发生悲剧之时，朱德那光辉的形象就不可避免的被触及。

庐山会议，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对彭德怀有袒护之意。彭德怀长期以来虽然是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啥的，对战场的实际指挥多于朱德。而且彭德怀性格比较霸道，有时候甚至刚愎自用，对朱司令也有顶撞。对于这样一个副手，没有宽大的胸襟是没办法和谐共处的。但朱德处理的很好。二人关系总体还算融洽交心的，也朱德的心胸真正容得下彭德怀的狂傲。正义如此，听到彭德怀去世消息，朱德老泪纵横。融洽归融洽。在庐山会议上，那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为彭德怀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毛泽东果断讽刺朱德隔靴搔痒。不仅如此，庐山之后，朱德也做了检讨。这事再次证明了朱德的政治敏感性，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不屑于摆弄吧。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也是左右为难，三改稿子之后方才端出一盆稀泥。

还好，一九六二年，还有和稀泥的空间，等到一九六六年，这一点点空间也被压缩了。

和所有人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朱德注定无法幸免。

在文革这样一幕大戏中，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四大天王各有不同角色。就核心毛泽东而言，他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的问题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此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就比较尴尬。朱德虽然挂着人大委员长的头衔，但余威依然在军界。让人尴尬的是，军界没有朱德的位置。

实权在毛泽东和林彪手中，要发动文革，必然动朱德。因为文革，前面虽然有个“文”，其实力度和方式胜过很多时代的武革。

唯有动朱德，才能显示文革的力度。

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下，因为倒了朱德，会出现连锁反应。这便是文革特色之一。

所以才有批判朱德的那一幕。在讲述那一幕之前，先看看那一幕出现的原因，即为啥要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了。要先看看朱德巅峰时代的模样。

第四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下）

巅峰

前面分析过，开国将帅的事业线是不同的。比方说彭德怀，事业线的顶峰在抗美援朝。比方说贺龙，事业线顶峰在红军时代。比方说聂荣臻，事业线的顶峰在领导科研团队。比方说叶剑英，事业线顶峰在文革之后。朱德的事业线顶峰在抗日战争。

当我们把目光焦距在朱德身上的时候，通常看到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朱德寻找党，是朱德在南昌起义指挥独挡一面，往后的形象便渐渐模糊了。以至于很多文艺作品中看见朱德的时候，就像一个宽厚的老爷爷，负责举手赞同表态。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举手的基础都是实力。当年张闻天只负责在党内举手，结果就没有举下去。没有实力，举手也不行。有实力，不举手也行，比方说张国焘就拿不举手的朱德没办法。军内竞争同样非常激励。单凭老资格是没办法一直坐在总司令位置上的。比资格老，朱德比不过贺龙或叶挺，他们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两个股东。朱德能一直坐在那里，就因为实力。但是朱德的实力却换来了尴尬的结果。

朱德的尴尬在于——被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被迫成为政治家，却不搞政治家手腕。所以出于政治需要，朱德虽然是军方最大符号，却模糊不清。

在井冈山历次反围剿过程中，朱德作用不比毛泽东小。但是因为毛泽东隐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便以为前几次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很神。加上后来的遵义会议毛泽东作用突出，更是加剧了人们这种看法。朱德宣传很少。

张国焘搞分裂，由于对手是毛泽东，最后败在毛泽东手下，后人又忽略了朱德在中间的作用。以至于大家认为毛泽东挫败了张国焘。朱德宣传很少。

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特别尴尬。最大的尴尬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期宣传时回避了。是事实上，抗日战争中的朱德，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朱德，是最为耀眼的朱德，是合符十大元帅之首地位的朱德。当时的朱德夹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举足轻重。当时的朱德，虽然身在共产党，却也同时指挥国军作战，同时为共军开辟生存空间。

抗日战场上的朱德没有指挥过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运动战，没有指挥过平型关那种政治高光性的战争，没有黄土岭狙击战那样搞死过日军高级军官，然而朱德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因为朱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意思到：要抗日了。其实蒋介石早有抗日意向，只是限于水平问题，“安内”总是不成功：一直没法搞定共产党和军阀。“攘外”也搞不下去了。

共产党和军阀只是折腾蒋介石，日本人真正想要蒋介石的命。如果说当年日本人吞噬东北，还是张家地盘，战刀没有砍到蒋介石身上。日本人拿下东北之后，补血充电，精神抖擞往华北去了，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

毕竟嘛，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袖，全国都在吵闹着抗日的情况下，再退的话，估计又得下野。西安事变更让蒋介石意识到：一直退下去，不止地位不保，生命还可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人步步紧逼，威胁长三角。那可是蒋介石生命线呵。太狠了。

三七年到三八年两年，经过残酷的淞沪会战、残忍的南京保卫战、惨烈的太原会战、血腥的徐州会战、惨然的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国军一退再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丢失国土最严重的两年。但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是英勇无畏的，不惧牺牲的，是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英雄。这一系列的失利，使得蒋介石没有精力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磨嘴皮子。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处于优势地位，谈判中处于“开价”地位，一开始国民党开价很低。然而华北危急，国民党提高了价码：允许共军改编为三个师。

接下来淞沪会战，国民党再次提价：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正式发表这项任命。淞沪会战中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九月十一号，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

太远会战之后，即三八年二月十六号，朱德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东路军开始，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而且指挥国军抗战。前面已经介绍过，朱德是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现在，朱德又以共产党的身份指挥国军。有这种威望和经历的，共军内部有且只有这一位。这段时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

正是这个背景下，朱德率领八路军（习惯性称呼）东进，完成进军敌后的基础性部署。这个部署有多重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个师从陕北开出时，不到五万人。抗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上百万。这段时间内，后来的将帅皆直接听命于朱德，在朱德统帅下干活。所以说，抗日战争中，朱德才是共军最重要的统帅。

这段时期内，朱德不仅完成了八路军决定性的部署，而且以自身魅力赢得很多顶级人物的赞赏。比方说共军内部的贺龙元帅。南昌起义时领导朱德，如今被朱德领导，也没有怨言，因为他发现“朱德确实是一个帅才。”再比如国军牛人卫立煌，和朱德共事，对朱德叹服不已。卫立煌是谁？蒋介石五虎将中唯一名副其实的统帅，之前“剿共”最狠，抗日战争最卖力。太原会战中，也就是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打的最好。

这期间国共合作很好，比方说忻口会战，卫立煌在正面打得很英勇，但是被日军飞机杀伤严重。此时陈锡联带着一队人马夜袭明阳堡，毁掉了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大大缓解了正面国军的压力。比方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二零师在雁门关干得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加分不少。国共合作，成果多多。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唉，啥时候第三次合作，台湾等着解决呢。

但是朱德的战功没有得到充分宣传。历史书上记得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记得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豪气干云，记得林彪在平型关杨威，记得刘伯承教科书般的伏击和狙击，很少讲述朱德的决定性贡献。原因为何？可以理解为为了宣传毛泽东而忽略了朱德。实际上这个理解站不住脚。作为毛泽东的合作者，朱德形象也应该光辉高大才是。

所以如此牵扯到另外一个人物，抗日战争领袖，蒋介石。

现在大家均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一流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日本人或弱势的共产党时均没办法。但是蒋介石一直一生都在打仗。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崛起，就靠军事成绩。面对日本人之前，蒋介石战功赫赫，先后打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以及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所以如此，只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却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政治手腕一流。通过人际关系挖墙角，绝对是超一流，大师级。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一：蒋介石和冯玉祥战争，蒋介石成功策反冯玉祥嫡系，韩复渠和石友三，结果冯玉祥不战而败，通电下野。

蒋介石挖墙脚案例之二：蒋桂战争，蒋介石敏锐发现，李明瑞和杨腾辉和李宗仁有间隙，立刻送去重金。结果李明瑞和杨腾辉火线倒戈，李宗仁狼狈败走香港。

蒋介石通过政治手腕控制中央，挟中央以令军阀，对敌手政治人物打压，拉拢对方阵中军人，给钱给官位，百试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必杀技。然而这一招对中共就不灵了。蒋介石派遣黄公略的哥哥去游说，结果黄公略杀了哥哥。蒋介石派人拉拢贺龙，贺龙杀掉来使。彭德怀和徐向前，也不鸟他。

蒋介石很纳闷：娘希匹，难道共产党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对啊，周佛海张国焘这种老家伙还不是乖乖来投降了么？一定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只要有机会，蒋介石就不会放过。蒋介石抓人际关系的水平堪比苍蝇叮鸡蛋缝隙。

国共合作合作，对蒋介石而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拉拢共军高级将领的机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劝说彭德怀贺龙，试图勾引林彪。对共军内部威望地位最高的朱德，蒋介石绝对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蒋介石认为，挖朱德，条件更为有利：朱德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在国军内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国军既没像对待贺龙那般去杀朱德全家，也没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去刨祖坟。而且朱德远不像林彪那般离不开毛泽东。

蒋介石盘算着：能把朱德争取到，作用远胜于张国焘之流。

所以对待朱德和其他人不一样。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本就是欲望满满的势利眼，给点钱给顶乌纱帽，马上乖乖来请安。李明瑞杨腾飞只是小角色，给点大洋就行了。朱德不同，战争经验（一直在打）、阅历（游离欧洲各国）、地位（当时共产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信念（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一样都不缺。要想拉拢这样一个人，直接送钱许官肯定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蒋介石把他拉人艺术发挥到极致，即荣耀和尊严。

具体方式就是，对共产党打压同时，对朱德一再提升。

如果说八路军总司令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称是朱德在共产党军内地位自然体现，那么东路军总指挥就是国民党任命了。如果说这个职位是虚的，那也就算了，卫立煌直接拨六个团给朱德。等到朱德继任，朱德指挥军队，除了共军之外，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和第十七、一一七师之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即使国共合作，两党依然是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唾沫星到处横飞，且有雨点那么大。蒋介石对共军一再打压，想办法限制共军发展，脑袋进水了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朱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抗战大局。当初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时，中共曾考虑用彭德怀代替朱德上任，国民党方面死活不同意。

蒋介石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两个：一，赢得朱德的信任，二，融化共军。

非但如此，第二年，蒋介石又把朱德提拔为第二方战区副总指挥。这已经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极致了。要知道当时国军也就五个战区。每个战区老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如冯玉祥、李忠仁、阎锡山、任何一个在当时实力都在共军之上。比如说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那是连蒋介石也动不了的人物。蒋介石的心头肉们，刘峙、陈诚他们也只是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朱德已经很够意思了。

共产党方面也是极为担心。因为共军很少，放在国军中间，很可能被溶解了。而且共军将领中间，很多人虽然精神崇高，却是没有经过物质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怀那般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建国之后，就有不少干部经受不起腐化，迈入腐败的官僚群体么。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的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此时的朱德，处境相当微妙，即政治上非常危险。那时候，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却又不合时宜的提出跟着国民党走，就为以后的政治失败埋下伏笔。朱德的举动远比王明危险。王明只是嘴上说说，应该相信国民党。朱德却在行动上信任国民党，同时指挥那么多国军和共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

朱德虽然相信国军，共产党却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在蒋介石眼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都是捣乱的，属于肉中刺类型，能利用，暂时利用，日后还是要找机会消灭的。在毛泽东眼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都是最大的障碍，能利用就利用，利用完之后还是要大打出手的。

当时的朱德心中没有想这些，他只是从军人的角度上认为，此时两军应该好好配合打仗，才能在日本人面前少吃点亏。所以前后好几次面见蒋介石，商讨共军改编以及作战事宜，看起来接触相当愉快。同时朱德又时顶住毛泽东向左意见。比方说，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为了大局，朱德还是去了。毛泽东不愉快，也没法。

能够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此纠结之人，共军内部，也只有朱德了。

朱德这么干需要超人的胆量和地位。没胆量，要退缩了。没地位，被换了。

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奇迹。青年从军开始，数十年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有胜利追击、有败退逃亡，竟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点伤。护国战争时，有一次朱德跟几个手下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炸死了，朱德安然无恙。年轻的朱德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战斗了。

抗战中，东线总指挥朱德在前沿使用电台指挥时，身边只有二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二月二十号，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出现在朱德驻地古县，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换成别人未必能镇住。朱德镇定自若，于二十四号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苫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高兴得哇哇乱叫，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群准备把朱德炸个稀巴烂。奇迹出现了，一向严谨的日军竟然乐极出错，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给炸个底朝天。这样的奇迹，放在古代只能发生在帝王身上。同时验证朱德非凡的胆量。薄一波回忆：“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

或许朱德相信能伤他的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吧。当时，司令部的阎锡山、卫立煌和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朱德战死将在政治、军事上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那个全国大败退的时代，华北失守、山东失守、长三角失守、连阎锡山老巢太原都失守了，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却是少有的亮点，不仅没有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崩溃，而且穿越日军的前锋和防线，进入华北、山东等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根据地。

开到敌后的不仅仅共军，也有一部分国军。朱德则拍着刘伯承肩膀反复叮嘱：善待友军，给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不要让自己人沾染友军不良嗜好，可谓有幸良苦啊。然而国军不是打游击战的料：官兵不具备游击思想，吃不了游击战的苦。如果蒋介石能把游击战这一块抓后，日后国共战争也不至于败得如此迅速。这些当时有助于国共团结的举动，到后来政治运动中，都可能成为被敲打的口实。

这期间，朱德和彭德怀归纳总结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果断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且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此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央精神确立了根据地建设方针：“（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

——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建设和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朱德利用蒋介石的信任干出来的事业。正是这系列动作，导致了共军在敌后大大发展。等到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双方又因为这些地盘而上演了一部争霸天下的大戏。共产党就是靠这些根据地为本钱，以及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成为了国共争霸的主角。其实国共双方的命运，从国军在敌后无法游击生存这事上就决定了。毕竟战争就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比的不是哪一方娇贵、名气大、手中家伙多，而是生存能力。

毕竟自古以来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蒋介石一定没有想到，他溶解共军的招数非但没有凑效，反而暴露出自己的命门。不知道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捧过朱德，拉拢过朱德，把拉拢艺术发挥到极点依然没有成功。他想过问题根源之所在么？

正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战中，朱德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无与伦比的地位完成了自身使命。此时的朱德已经超越了党派，用自己的大气，灵活的游走在时代的丛林中，建立不世功勋。但是这个功勋没有充分宣传，主要因为，强力宣传会涉及到国军和蒋介石。国军和蒋介石一直与共军和毛泽东搞对立，彼此妖魔化。随着时间推移，朱德那宽口雄伟的身躯将越来越清晰。在当时中共高层内部，大家对此心知肚明。

战场，就是最残酷的丛林。林彪和粟裕这种人都是丛林里的王者，朱德和毛泽东一样，属于丛林的创作者。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还创作者了政治丛林，朱德在战争丛林中游刃有余，政治丛林中却是门外汉。政治丛林里的王者桂冠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解放战争开始，其他统帅的强势崛起，朱老总的戏份就减轻了，成了稳坐中军的人物。此时的中军营帐，只需要战略规划，离战术指挥已经很远了。战略规划，属于天纵英才的毛泽东。朱德的光芒在逐渐被毛泽东遮盖，却依然余威不减。建国初期，大家还在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喊一段时间就不喊了。朱德用万岁总司令变成国家副主席，变成人大委员长。等到文革到来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停了，忙碌了一辈子的朱德成了一个闲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伤筋动骨的运动，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所以朱德也是注定不能清闲。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和光荣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不是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动他。文化大革命恰好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时代。

怪异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很多事。《二月提纲》之后，又有《五一六通知》，又有林彪谈“政变”以及林彪开出的处女证明。

特别是五月四号到二十六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计调奠定，局势如惊雷一样，滚滚而来。每一个惊雷都炸了一批人，罗瑞卿拉开文革大幕之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分别遭殃。日后还有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等人相继遭殃。

这些惊雷之中，有一个极为怪异，是冲朱德去的。他的遭遇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从高饶事件开始，朱德就不在是那个安然无恙的符号，稍微沾了点边，但是没触及到。

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讽刺朱德隔靴搔痒，朱德被迫检讨，说明朱德地位已经下降。

一九六五年低，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朱德糊弄了两句，又被触及到。就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朱德不完全同意：顶峰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大戏开唱，朱德彻底沦为被打击对象。连康生都敢对朱德说：“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在朱德面前，康生不过是跳梁小丑，竟然如此嚣张。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疯狂。康生嚣张的原因竟然是莫须有的理由：朱德想超过毛主席。康生建议朱德：学习林总。

最疯狂的一幕发生在五月二十三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目的：开会。会议性质：批判会。

批判会主持人：刘少奇。

参与者：周恩来，林彪，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他们正好可以凑一桌麻将。他们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建国之后即“高饶反党集团”和“彭黄反党集团”之后的“第三个反党集团”。他们光荣的成了那时代时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主要助手；罗瑞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表面偏向刘少奇；陆定一，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敢于和中央文革唱反调，和刘少奇关系密切；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批判这些人，主要是为了打通通往攻打刘少奇的大道。搞笑的是，主持人偏偏就是刘少奇。

不禁要问：刘少奇主持会议打倒自己人之际！刘少奇为啥这么干？答曰，这是政治。

任何好事或者坏事在政治上都会出现。

刘少奇这么干，说明他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不被打倒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批判彭真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此次批判会触及到军方灵魂人物，伟大的朱德。批判彭真等人之后，刘少奇本人已经自身难保，也没有心思发言批斗了。批斗朱德的，多半是与会之人，批斗的身份和目的各不相同。

朱德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大意：本人做错了事，对不起革命同志，感谢大家帮助云云。具体实例：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按道理说，朱德如此德高望重之人，检讨一下也就过关了。政治运动说到底也就是权力重新分配。此刻的朱德既不主政也不掌军，挂一个人大委员长的虚职而已。文革开始，人代会已经停开了。而且朱德已经老了，也折腾不动了。但是朱德检讨完毕，大家开火了。这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真伪难辨。但是通篇下来，还是偏真。说话风格、逻辑都让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朱德讲完，林彪第一个开火。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首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是批斗会的管用模式。当初就是竭力把彭德怀和高岗联系在一起，然后再罗织罪名。

不得不承认，通过几年的磨练，林彪批斗别人的水平比庐山会议时强很多。批判彭德怀那会，用词还比较土。这会就能先文绉绉几句，像不像三分样嘛。

林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前面刚拽文几句，土话又上来了。罗织罪名用文，指责罪名用土，直接。那个级别的人，光指责是不行的，还需要实际论证。

林彪：“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是彭德怀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这是林彪的风格，说话和逻辑都是一致的。这个逻辑看起来非常怪异，不像精明的林彪应该说的话，实际上不然，这话是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立场来说的。如果站在毛泽东为核心、以林彪为二号人物看，以道德为指挥大棒，那么这些就能理解了。

尽管如此，这些话在事实上依然是站不住脚的。彭德怀的问题就不说了，冤。要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却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朱德和彭德怀真的组成一个军事联盟，即使毛泽东也得掂量掂量。其它部分勉强能说得过去。说南昌起义之后是无政府乱走也没错，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但是要说是陈毅指挥去将冈山，那就搞笑了。估计陈毅自己都觉得过火。陈毅一介书生，当时的角色也就是朱德的助手而已。以林彪的性格，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才是。但是既然在那个年代，“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在博物馆展览，林彪偷换一下概念也能理解，为了批判而批判么。当然还不止这些，还要把朱德引向现实问题。

那么此刻林彪为何要对付朱德呢。事实上，朱德和林彪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说起。二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是林彪心中的痛。因为在那次起义中，林彪并没有如之后历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很多难以忘却的伤疤。

当时朱德四十一岁，人生已过不惑的老军人；林彪刚刚二十，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埔小军官。在那场诞生了共军的暴动中，朱德是高级军官，林彪是低级军官。起义过程中，两人都没有发挥据定性作用。起义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和才华有着不同程度的施展。危难之时，不惑之年的老军人用尽全身解数，成为那支残兵的中流砥柱；初出茅庐的林彪显然看不见前途，中途开了小车又转回来。

林彪虽然开过小车，在三河坝中有过动摇，此前丢失过军饷。于此同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展示了军事天才的一面，耒阳一战中，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营，接着又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的一个团，最后，他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一个师，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神话。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思想动摇难免，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朱德发现小伙子不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井冈山会师之前，提拔林彪为营长。正如粟裕一样，朱德也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然而林彪注定为毛泽东而生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林彪投入毛泽东门下。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时，林彪就是少数之中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场争论中，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刘安恭大战数百回合，从此彻底赢得毛泽东的心。

井冈山之后，朱德虽然一直都是林彪领导。但真正指挥林彪的却是毛泽东。从红一军团长，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到一一五师师长，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到四野司令，林彪一直帮助毛泽东打理军内事务，正如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打理党内事务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复出，开始超越老领导朱德。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帮助毛泽东指责过朱德曰：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整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不老实，想当领袖。等到文革开始，林彪要全面接班掌权时，唯一需要敲打的就是朱德了。因为军内威望高过林彪的就两个，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成了死老虎。朱德虽不掌权，威望还在。要想破除朱德的威望，必须继续敲打朱德，比如罗瑞卿事件中。

这一次来真的了。既然要批判，那就需要材料。有材料要批判。没有材料，制造材料也要批判。所以在林彪的批判言词中，有不少不合理的私货。这些私货在当时看，其实也不算啥，比起陈毅同志的大帽子，林彪那点私货还是能接受的。同样在这次批判会中。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现在把这几句话单独拿出来，非常不可思议，听起来像造谣，其实不然。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比林彪和朱德关系要亲密。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所以可以把队伍聚集起来，一个原因就是陈毅鼎力相助。当时陈毅还是一个热血书生，豪情满腹，在班超光辉思想指导下干起了投笔从戎的事。周恩来让他去当团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政委），上任之时恰好碰到林彪的军饷给人骗了，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林彪重新得到一份军饷，对陈毅感激不尽。所以上面林彪才说：陈毅指挥队伍上井冈山。

主力部队失败之后，大车小车乱开之际，只有陈毅坚定不移的站在朱德身边。某日，朱德带着剩下的队伍去了一座叫信丰的山区小城。那里比较闭塞，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起义部队入城后，人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正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在营业。

士兵刚才山林里进城，饥肠辘辘哇，大家按照旧时习惯搞起了营生。几人到饭馆大吃大喝，吃完就走，饭馆掌柜要钱，有人用枪口对着掌控玩一把幽默：“跟它要吧，枪膛里啥都有，金银元宝、袁大头，样样都有啊，要多少拿多少！”。吃饱喝足之后，又有军人闯入当铺玩另一种幽默：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引线拉出来：“那个老板，称称这个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呀！”当铺老板自然哆嗦着躲一边，毕竟是军人抢劫啊，谁敢拦截？

朱德听到这种情况自然很生气，心想，我老人家为了伟大理想干革命，可不是带着你这帮小子混黑社会的。当时陈毅是唯一一个团级政工级干部，朱德就派陈毅去处理。陈毅充分发挥自身口才和强力手腕，把大家教育一番，在把带头闹事的毙了，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抢来的东西给还回去。再动情跟大家说：“我的同志哥，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镇的工商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的队伍，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搞定。

朱德见陈毅动作如此干净利索，很欣慰，当即表示：“今后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从此，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这个格局持续到井冈山。井冈山之初，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组成最初的三人团。直到那次陈毅不小心让毛泽东下岗失业，才淡出最高决策层。长征之后，陈毅和朱德天各一方，一南一北，相隔十年，无恩亦无怨。又过数十年，陈毅和朱德依然没有交集。但是就凭二人老战友的交情，陈毅也不应该去批判朱德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粟裕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陈毅批判粟裕，口气听起来也挺凶，实际上是陈毅的一种政治生存技巧而已。对朱德也一样。陈毅需要生存，就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陈毅让毛泽东下过岗。那是陈毅的政治包袱。陈毅一直背着。所以无论任何人的批斗会，陈毅都会发言，都会说狠话。

陈毅这些狠话没有任何作用。不管是粟裕或者朱德，还是其他什么人，是否挨批，挨批到什么程度，跟陈毅啥态度没有关系。但——陈毅的态度却可以保存自己。

了解了这一切就可以明白，陈毅的说的狠话无关痛痒，杀伤力远不如林彪讲的那些。因为陈毅不如林彪有实力。尽管如此，陈毅和林彪的发言，还是让朱德难看。因为在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挨批之后，陈毅和林彪是当时四大野战军中仅有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向朱德发难，相当于往朱德已经不太光辉的身上泼了一瓢墨汁，打击了朱德的威望。

当然，批斗会不可能只有两个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乌兰夫和薄一波两个人。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要上纲上线，一点也不困难。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这个简直是搞笑了。就算兰花跟政治失意连在一起，也不至于和批判会联系在一起吧。经过这么一点，朱德将要爆发一般。不得不佩服政治语言博大精深。

乌兰夫，蒙古人，二五年入党，之后一直在内蒙活动。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等等一系列职务，文革受到迫害。从这些履历来看，文革之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中，他是偏向刘少奇的。薄一波就不用说了，一直是刘少奇左膀右臂。他们两个完全没必要批判朱德。

因为朱德威望越高，对刘少奇他们越有利。朱德威望高，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加大。因为朱德并不是毛泽东的吹捧者。其实乌兰夫和薄一波也是没办法，形势所逼嘛。彭真等人的例子就在眼前，表现不好，下一个反革命肯定跑不了的。

最有趣的是周恩来发言。这些发言中，唯有周恩来的发言最有水平。现在已经公认，周恩来在文革中干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庐山会议如此，文化大革命如此，批判除掉又是如此。

那次批斗会上，周恩来的一番话最有味道，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背景。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九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批斗会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处境和性格行为。

林彪的风格是，批判某人之前，先把某人和之前的死老虎联系起来。批判朱德，先把朱德和彭德怀连起来。因为林彪正红得发紫，地位蒸蒸日上。

周恩来的风格是，批评某人之前先自我批评，再把某人和自己联系起来。在通过自我批评把某人一起批判了。因为周恩来地位并不稳固。

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王明路线，你有份。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看看，开批斗会没有边际。林彪说陈毅指挥队伍去井冈山会师。周恩来把朱德和张国焘斗争归结于刘伯承和贺龙。思维惊人一致，有没有？

周恩来：“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夹叙夹议，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自我批评达到批评别人的目的。如此高水平者，除了周恩来之外，难找出第二个。

按照角色划分的话。最有理由批判朱德的是林彪。因为他需要上升，需要积累威望人气，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破除朱德威望的办法来积累威望。

最没有理由批判朱德的就是周恩来。之前已经分析过，在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一个合作者，不论谁是一把手，周恩来都能很好的与之合作，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甚至蒋介石，周恩来都能合作愉快。即使后来刘少奇真正上台，周恩来依然可以扮演一个完美的合作者。周恩来不仅不当一把手，而且不把自己和一把手捆绑在一起，接班人之类的头衔从来不会轮到周恩来。相反，周恩来和一把手中间，总是隐隐约约的隔着个把人，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林彪。这样，周恩来既可以放手干实事，又不至于成为招牌。由于周恩来的处事能力，任何一把手都离不开他。

周恩来没必要批朱德。因为朱德和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毛泽东身边，和周恩来同一个量级的人物一共也就朱德和刘少奇两个，后来加上一个林彪。这几个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在刘少奇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再把批倒朱德，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反冲地带没了。这样的处境反而对周恩来这样的合作者不利。好在后来林彪填补了刘少奇的空缺，要不然刘少奇到了之后，朱德淡去，周恩来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号人物，也将是文革洪流冲击的对象。有了林彪，周恩来就可以隐在正副统帅身后干实事，那是周恩来乐趣所在。那也正是最后林彪倒了周恩来还在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不愿意批判朱德，却不得不批。那么抛开政治选择不谈，个人关系如何呢。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在法国遇见二十四岁的周恩来时，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就开始了。南昌起义时，二人有过合作。

二人第一次对等合作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和前三次反围剿不禁相同的战争。前三次主要战术是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要上几口。第四次不一样，敌人力量大增，想要诱敌深入并不容易。红军也人数也增加了，不容易隐蔽。朱德改变了战术，采取直面敌人方式的运动战，在黄陂和东坡两个地方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直接高调陈诚两个精锐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第四次的主要指挥者是朱德，只是这一次朱德的主要合作者由毛泽东变成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主要搞统战去了，朱德依然在军中。

评价一下二人地位，总体上相当。战争年代，朱德比周恩来重要。和平年代，周恩来重要性超过了朱德。要评价二人关系，还要把那件毛毯拿出来。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当时延安物质贫乏。某日，朱德送别周恩来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

三七年三月份，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路上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摆脱敌人。匪徒们没有抢到东西，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烂毯子回赠给朱德。在太行山前线，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厚爱朱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毛毯又被烤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来那条烂毯子成了朱德和周恩来二人自己的友谊之毯，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男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温馨呵。伟大的男人总是与众不同。通过光环往里面看一看，总是能看到可贵之处。

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九十岁的朱德泣不成声。朱德并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好友孙炳文遇害，他哭过。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再次哭了。从欧洲相会，到南昌起义，到第四次反围剿，到开国大典，到文革……一幕幕，说也说不清。最后朱德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当战火和政治风波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好吧，咱们并不遥远，你先走一步，我也不久于人世。半年之后，朱德过世。

了解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得到如下结论：于情于理于利，周恩来都不应该批判朱德，确实批了朱德。这正字面上的矛盾，透过文字背后就会发现，周恩来实际上不是在批判朱德，而是通过自省的方式在说服、暗示朱德，表个态过关。因为长时间以来，周恩来和朱德都属于核心最高层，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经历过的事，朱德基本上也经历过。周恩来取代过毛泽东，朱德没有。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自身经历告诉朱德该怎么做。

面对这一系列批判，朱德是怎样的反应呢。心中堵得慌是肯定的。不管他朱老总如何肚大能容，都不可能淡而处之。朱德是这么辩解的。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听起来让人心碎。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发言，贺龙。从罗瑞卿开始，贺龙就不发言了。批判彭真，贺龙闭嘴。批判朱德，贺龙闭嘴。批判刘少奇，贺龙闭嘴。最后，贺龙自己倒了。

隐晦的角落

但是不用担心，朱德是不会被打倒的。现在这么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就当马后炮吧。道理还是可以讲讲的。

朱德这个级别的人，除非像刘少奇那般走到毛泽东对面，否则都不会被打倒，代价太大了。可以这么简述一下，文化大革命枪口主要对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就毛泽东和刘少奇而言，二人还是几十年同志关系，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之类的。所以不可调和，只因为二人背后站着一个集体。刘少奇的背后就是整个行政系统。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那么大力气，主要是刘少奇背后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一扫光。这个代价大家现在都明白。

打倒刘少奇的借口，也无非就是被捕那段时间一些隐性东西。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是引申出来的。如果非要打倒朱德，也不是没有借口。因为朱德直接指挥过国军，而且被国军指挥过。借口多的是。比方说东线总指挥问题，就是听从了国民党的任命。和刘少奇不一样，朱德的基础在军界。而年事已高的朱德已经淡出军界，背后那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军方系统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但是如果非要把朱德打翻在地的话，就要牵扯很多人。

比方说按照林彪的批判，要清算南昌起义之后上井冈山之前那段无政府盲动。那么好吧，在那段时间里，朱德提拔了陈毅，提拔了林彪，提拔了粟裕，是不是也得一起清算？如果清算朱德在井冈山时代和博古李德合作，那么好吧，那时跟着朱德和博古李德合作的人多了，比方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是在朱德指挥下作战。如果清算抗战时期，那么好吧，元帅将军们都在。相当于把本来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的军方重新扯出乱子。按照之前批斗将帅的模式，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粟裕是告洋状、争权，彭德怀是里通外国，贺龙连批斗会都没有，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都是反党反革命。从来没有一个说是以站在为批斗理由。

朱德在军内是一个盘石一样的人物。有他在，军内象征就在。不同的山头和派系都会聚集在这个巨大的象征之下。打倒朱德，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些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填补之人是否能服众且不说，会比朱德更为淡泊名利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朱德这个人虽然和彭德怀关系不错，为彭德怀说过话；和刘少奇周恩来关系都不错，然而朱德明白、而且谨记：最为重要的那个人还是毛泽东。

朱德和毛泽东有过不快，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朱德的实力强于毛泽东。要问游击战的源头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井冈山。其实不准确，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领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游荡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一年多的经历，南昌起义时代国民党正规军过度到机动性十足的早期红军。他们就是游击战最早实践者，原因很简单，不搞游击，一两千人早就完蛋了么。主力部队没搞游击，结果在福建潮汕失败了。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军队战法也就延续下来。前三次反围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天才军事思想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朱德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二人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因为毛泽东性格很强势，他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还是朱德指挥。周恩来虽然也在指挥，但人马是朱德的。周恩来只是中央一个外来户。

可以说井冈山时代，朱德作用至少不低于毛泽东。然而朱德也有缺陷，缺陷就是不能玩政治，注定无法成为领袖。任何时代，单纯的军事将领都无法成为领袖。比方说楚汉争霸。项羽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不能玩政治；刘邦虽然打仗不咋样，却是一流政治家。靠军事的项羽，无法让韩信陈平等人信服，所以他们跑到靠政治的刘邦那里。结果刘邦赢了。帝王领袖里面，武功当属李世民和朱元璋，此二人最终成为领袖，依靠的并非单纯的武功，更多的是政治。李世民能把李靖、屈突通、阿史那思摩、李绩等人安排稳妥，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手腕。同理，朱元璋掌控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蓝玉等人，也是政治手腕。朱德这样一个军事家，是没办法把军事政治同时收拾稳妥的，比方说林彪，本来是跟着朱德的，最后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比方说罗瑞卿，单独上山的才俊，就投入到毛泽东的怀抱而非朱德。

朱德无法成为领袖，那就要认可一个领袖。朱德对周恩来感觉良好，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感觉更好了。如果周恩来成为领袖，朱德也没话说。如果不是李德瞎摆弄，朱德对博古也没意见。说白了，离开战场的朱德就是一个老农民。即使战场上，看起来也像农民爷爷。他会忠实的执行上级既定政策。比方说第四次反围剿中某次战斗，朱德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扯皮，白白等了二十天。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明知道中央战法不行，朱德也不敢、也不会、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政治水太深了，他没办法测试深度，也没把办法疏导其暗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最痛苦的是谁？是毛泽东吗？他也在痛苦，但很大一部分是为自身生存和前途担忧。真正痛苦的人是朱德。因为井冈山根据地耗费了他无尽的心血。红军队伍，主要是朱德拉扯出来的。死去的那些人，多半是朱德辛勤栽培的。加上朱德本就心地宽厚，痛苦便会加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其他人搞斗争时，朱德才会悲愤到流眼泪。正是此时，朱德把心思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朱德心中应该有这样一把算盘：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更为和善，可是他没能保住瑞金中央根据地，其他人更是不足道。至于毛泽东，为人虽然霸道，有时候不近人情，至少能保住家底。没有家底，一切都免谈。

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朱德认可了毛泽东。此后的岁月里，朱毛变成毛朱，最后毛变成神，朱处境不佳。朱德对毛泽东看起来若即若离。实际上朱德对毛泽东始终是不离不弃。如果说朱德对毛泽东的忍让和迁就不足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那么就看看最后时刻吧。生命最后时刻，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不顾八十九岁高龄，不是选择养病，而是增加工作量，理由是为了同样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分担工作。

那么毛泽东对朱德又如何呢，没有文字流露出来。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讽刺过朱德隔靴搔痒。总体上来说，他对朱德还算尊崇的，特别是朱德甘愿逐渐淡去，和刘少奇逐渐浮上水面简直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毛泽东最后没有动朱德。对比一下时不时检讨的周恩来，朱德待遇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为何又把朱德拉出来批？答案很简单，文革全面展开之前，需要一个样板。不能一开始就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政治需要一步步来。除了彭、陆、罗、扬这些人，还需要一个样板，通过这样的一个样板来展现文革的力度和决心。当时中央高层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要打倒的对象，周恩来政治手腕高明，动他难度不比刘少奇小，而且还指望他担任刘少奇案件的组长你。要不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案子唯有毛泽东亲自负责了，江青肯定是压不住的，林彪都未必能摆平。因此，唯有朱德最为合适了。因为朱德资格老、威望高、实力弱。所以有了这场怪异的批斗会。

而这场批斗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孙炳文之子孙泱因为担任过朱德秘书，被活活打死。贴朱德的大字报。冲击朱德的家。

而且捏造了一个骇人离奇的案子，号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提供了一份名单，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批判朱德，只是文革的一个步骤。

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文革的三个基本特点：一，道德大棒高高飞舞；二，没有谁是安全的；三，力度是空前的。有了这个基本常识，就能进入正文了。

第五章 女演员

从江青说起

说起文革，江青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那么就从江青开始说起吧。

江青有三重身份，女人，玩政治的女人，影响历史的女人。

女人遍地都是，玩政治的女人不多，玩政治玩到历史留名的更寥寥无几。数千年以来，女人局限于家庭之中，多为生存忙碌，命运较好者也就是学点诗书礼仪之形、相夫教子之道。即便如今，能够快快乐乐生活的女人依然不多。能够涉足于政治的，多半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在玩弄政治，男人通过玩弄政治而统治历史。女人能够玩弄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自家男人早死或早衰。

吕雉的男人叫刘邦。刘邦搞定了秦末乱世当了皇帝。刘邦又比吕雉死得早。刘邦死后，吕雉就用自己的老辣影响了汉初历史走向，萧何陈平之辈，也得低头装孙子。从吕雉之后，有过不少女人，或是贤淑，或是有才，或是美艳，或者风流，也没有折腾出太大动静。直到武则天出现。武则天的男人也是皇帝，而且比武则天死得早。武则天就利用女人罕见的手腕，把女人的故事推向极致，让天下男人下跪磕头。此后理学兴盛，女人遁入历史，值得说到的，似乎就是秦淮名妓。然而名妓和政治无关。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权复兴。女人不仅仅走出了家庭，而且在此走向政治舞台。才貌双全的宋氏三姐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宋霭龄下嫁捞钱手腕了得的孔祥熙，和财富连接在一起。宋庆龄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献身于理想。宋美龄则下嫁权谋大家蒋介石，伴随权势度过一生。当宋霭龄隐于幕后，暗中操控家族事宜，亲手触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遗愿游走于各个党派之中，赢得广泛尊重。当宋美龄游说于美国，为国民党挣得美援。数十年间，宋氏三姐妹让多少豪杰失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至少有两个女人对时局的影响胜过她们三姐妹。

一个是慈禧，慈禧的男人很早就死了，她通过自己的谋略摆平了男人们。严格来讲，慈禧应该算十九世纪的女人。她仅仅在二十世纪生活八年。然而慈禧太重要了，她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慈禧之死，意味着清王朝的死亡，也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死亡。慈禧之后，清帝国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死亡已是不可避免。三年后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为这个必然死亡的王朝举行一个死亡仪式而已。

另一个在政治影响上胜过宋氏三姐妹的，就是江青同志了。江青能在政治上胜过宋氏三姐妹，并非她本人强过比宋氏三姐妹多少，而是她的丈夫强过她们的丈夫。江青的倒台，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即中国政策大转变。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这场转变，在世界历史中也是意义非凡。

来个中国女性名气排行榜。整个二十世纪，江青的名字将名列前茅。即使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女性排行，江青依然会榜上有名。

那么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演员。演员当然一直在表演。江青是个与众不同的演员。戏台中的表演水平只是三流，她的主要舞台在生活中。她生活在男人世界里，依靠男人们给自己当背景。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存疑），原名李云鹤，正如那个贫苦古代的时代一样，江青有一个贫苦孤独的童年。祖父李如海本是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到了父亲李德文当家时，仅剩下一个木匠铺。李德文有两个老婆，江青的妈妈是李德文小老婆。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已经六十岁。按说老来得子应该珍惜。李德文脾气粗暴，手里没钱时就打老婆。

一九一九年元宵节，诸城淮河岸边，有钱人家早早地挂起花灯。李德文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穷困潦倒，一肚子火气。江青的妈妈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抓起一把铁铲就打，先打背，后打手，打断了她的小手指。年幼的江青见状吓得大哭。李德文很烦，甩手就是一巴掌，打掉江青一颗牙齿。江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了，背起她离家出走。

江妈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只有力气没有文化，出走之后，靠着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江青曾回忆：“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如此童年，似乎过于残酷了一点，然而没有办法，时代就是那样。和同时代的宋家三朵骄花相比，江青只是一株顽强的野草。

野草不如娇花鲜艳夺目，但生命力却有过之。

江青的妈妈曾经在诸城姓张的地主家当过用人。张家有位二少爷叫张少卿，当时十五六岁。这位张家二少爷进过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大学特委支部书记，最后和王明联系上了，去苏联。在苏联，这位二少爷给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那名字音译过来就两个字，康生。此后，世人皆知康生，而不记得张少卿或张家二少爷为何人。正是这层关系，三十年代，江青在延安的一切才顺利过关。

江青念完小学便进入山东实验剧院学话剧。那一年，她十五岁。那是江青人生的转折点，让他有机会从春姑变成电影演员。那段时间生活相当充实，认识梁实秋，结实沈从文，学话剧，当演员，有滋有味的。这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江青依然赤贫。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年，修说满足那日益觉醒的爱美之心，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取暖。

一九三一年，十七岁的江青回到济南，剧社一个小角色，类似跑龙套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是战乱年代，工作本就不好找，江青既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没有家庭背景，怎么办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某日，江青在《湖上修事》出场，引起一位富家公子的喝彩。他便是裴明伦。裴明伦家境不错，算个富二代；人长相也不错，是个帅哥；学历也还行，当时中学毕业，和现在大学毕业一样值钱。裴明伦大江青几岁，被江青迷倒了，壮胆给江青写了几封情书，成了江青一生中第一个求爱者。

性格方面，裴明伦宽厚斯文，是个可靠之人。和一般意义上喜欢玩票的的富二代不同，裴明伦真心喜欢文艺，对待江青也是真心的。江青了解这一切之后，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当时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毕竟当时演员的地位不高，常常食不果腹，毕竟江青当时在演艺界没有任何地位，想找一个年轻、有钱、又喜欢自个的伴并不容易。江青决定嫁给裴明伦，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就这样，十七岁的江青坐着一台挂着大红花的轿子，在传统的唢呐声中嫁入“豪门”，成了裴妇人。

现实是残酷的：江青是给野性子，别指望她能适应裴家一系列家规。在江青看来，裴家因循守旧、生活单调乏味、婆婆古怪。和所有年轻女孩子一样，她要睡懒觉，不懂得如何与婆婆相处，总是和一些在裴家看来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聚会等等，把生活当成舞台。站在裴家角度上看，如果是大小姐也就算了，勉强迁就，一个小戏子还这么着，丢人。

双方矛盾一大堆，麻烦一大堆。虽然有吃有住了，但是江青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是接触过梁实秋、沈从文的新潮姑娘，个性相当要强，不愿当小媳妇。她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去消耗那多余的激情。两个月之后，江青离开了裴家，去了青岛。

此时江青，是一个敢于为了个性而放弃幸福生活的姑娘。

青岛当时是外国势力范围，生活花样远胜济南。江青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偶尔去中文系旁听一下。彼时彼处，江青认识了大她三岁的物理系学生黄敬。

生活和舞台

如果说斯文而略显保守的裴明伦无法满足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黄敬可以说是完美的人选，可以说是裴明伦的加强版。

黄敬真名叫俞启威，绍兴俞氏家族的三少爷。俞家和曾国藩家有过姻亲，俞启威的爷爷当过鲁迅的老师。俞家很有钱，在很多大都市都有豪宅。俞启威的爸爸留学日本和德国，当过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局长。俞家三公子俞启威更绝，身为官僚大族公子哥，放着吃喝玩乐的日子不过、满腔热血为穷人闹天下，而且在白色恐怖时代秘密加入共产党，与众不同的风流人物。认识江青时，黄敬任是个地下党。

江青和黄敬初相识时，二人差别非常大。黄敬出生名门世家，英俊潇洒。江青不过是个土包子，虽有姿色，但称不上绝色美人。能彼此吸引，是因为二人皆为不安分的主。江青的精神是动荡不安的，正是这动荡不安的精神支持她在乱世生存下来。黄敬的思想是激进的，不然不会当地下党。虽然现实诸多差异，精神相似性让二人走在一起：他们结合了，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即同居。黄敬的激进言行引导了江青那骚动不安的思想。于是江青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需要冒被捕杀头危险的地下党。两个月后，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和组织失去联系。

那个时代地下党被捕后果很严重的，要知道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很多有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等都被咔嚓了。然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和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俞家没有武力，却有足够多的金钱，很快就把三公子给捞出来了。

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看，黄敬都是江青一个很好的归宿，然而二人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俞家强烈反对。黄敬的姐姐因为要学演戏，他爸爸认为戏子有辱门厅，要断绝父女关系，指望俞家接受江青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土戏子，那是难如登天。任凭黄敬磨破嘴皮子，他妈妈就是不让江青进门。于是黄敬和江青一起去了北平。俞家更狠，断绝了黄敬的生活费。这一招太狠了。江青在北平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到上海的江青被捕了。

江青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被保释出来。好在她是个小角色，也就无所谓了。政府可以忽视她那样的小角色，但是命运不会。一个年轻女人，孤身在上海滩闯荡，衣食住行就很成问题。这些问题在江青那里好像不是问题，她把名字从李云鹤改为蓝萍，决定成为明星！

首先她得到一个话剧主演的机会，就是她日后赖以得意的作品《娜啦》，改编自易普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演出效果很不错，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并不是江青演技有多高。而剧中主角的个性和江青非常相似，因此她无须演技，只要本色演出就行，于是成了小明星。

二十一岁的江青有点飘飘然了，决定进军电影届，从小明星成为大明星，取代蝴蝶，红遍上海滩，哈哈哈。为了这个梦想，江青做足了功课。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唐纳。

唐纳苏州人，和江青同年，典型的江南文人：眉清目秀，情感丰富细腻，性格优柔寡断。然而江青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唐纳的身份，演员、编剧、影评人。唐纳写影评，文笔流畅，言词适中，评价中肯，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唐纳在电影界也有不错的知名度，而他手中的那支笔既能捧人也能贬人。江青看中了那支笔。也就是说江青打算一边恋爱一边搞宣传，爱情事业双丰收。作为一个孤身闯荡上海滩的外地女艺人，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宣传方式了。

江青并不十分漂亮，甚至有一颗门牙还是黄色的。在大上海俊男靓女满把抓的地方，想要宣传谈何容易呵。但是她足够机灵，很快便收服了唐纳。

唐纳回忆“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

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这也从侧门反应出江青的性格，敢作敢为。

关于两人相见、相识、相爱的过程，当年新闻如此描述：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

二人还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半年之后，江青唐纳等六人组成三对夫妻到六和塔在旅行中举行婚礼。唐纳如此设想：六和塔又名六合塔，矗立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当时新闻界再次轰动，认为有趣。连上海法学院院长、著名大律师、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也觉得有趣，兴致勃勃跑过来当证婚人。

尽管如此，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改变。电影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成本小，一群热心人士把世界名著改编一下就能表演了。而电影是需要成本的，需要砸钱的。明显背后都有权贵支撑的，什么干爹啊之类的角色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三流外地菜鸟砸钱？有啥好处吗？唐纳手中有笔，心中有才，可是口袋里没钱，即使把自己赔进去帮助江青造势，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江青只懂得制造新闻，不懂得新闻背后的利益动机，所以即使制造出新闻依然于事无补。如果把场景转换一下，看一看文革时代的江青，不停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每天处于风口浪尖，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背后的权力关系。到最后，靠山倒下之后，她依然是一无所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江青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新闻不够强悍，便继续制造新闻。

六和塔浪漫婚礼之后仅仅两个月，江青制造了更为轰动的新闻。三六年五月份，江青以回济南探母为名，一去不归。唐纳在上海心如火燎。六月二十三号，上海的唐纳接到江青写来的一封信。概括起来就是，我走了，不要怪我。虽然彼此相爱，虽然轰轰烈烈，虽然很浪漫，却没有前途了。就当我死了。

唐纳一看，脊梁骨发凉，立刻马上乘车去济南，脑袋里盘旋着江青日常用语：“爱我是痛苦的。”唐纳急匆匆到江青家，首次见到江青的妈妈和姐姐。 “云鹤不在家。”“她上哪儿去了？”“她不在济南！”“不在济南？她在哪儿？”“她没说，俺不知道！”“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十几天了！”唐纳告辞。第二天清早，再去江家敲门，依然不在。中午再去敲门，还是不在。晚上依然如故。

江青真的不在，她去北平看望黄敬了。黄敬去北京后，上了北大，又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正是在黄敬的指引下，江青才去了延安。延安审干，除了康生帮忙，是黄敬证明江青很早就是共产党员。江青才安然过关的。解放后黄敬曾任天津市委书记，被毛泽东训斥一番之后，有些抑郁，五八年去世。

一九三五年的北平已是高危地带，日本步步紧逼，别说发展前途，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学生正在南下，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就是薛明和叶群。只是此时的叶群和江青还在人生低潮，素不相识。

这边痴爱着江青的唐纳毫不知情，彻底绝望。他本是感情丰富性格软弱之人，遇到重大打击，感情便淹没理智。怎么办呢，没有活头了，那就不活了呗。他记起那部两人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男角追求江青饰演的女角，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了。他决定人生如戏：药店买很多消毒用的酒精和红头火柴。

绝望之极的唐纳留下遗书：阿苹，我最亲爱的：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这是开头部分，中间啰嗦了一大堆琐事，结尾如下：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

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作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应当佩服唐纳的才华，看这哀伤的文字，绝不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名著之间虚构而出的生离死别。

然而唐纳先生没想到的是，戏和人生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自杀，做不到位也无法成功。他喝了很多消毒酒精、吞了很多红头火柴，结果没死掉，被茶房送医院去了。一次不成功没关系，那就两次，两次不成功，那就三次。搞的大夫通宵守在床边。唐纳还是没死成。当然以后还有自杀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想为某个人去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情敌，那就不死了。最关键的是江青在北平呆不下去，只好南下回到唐纳身边，和他一起回上海。而她这么做的目的达到了。

江青要干啥呢，要新闻。这是江青刻意制造的新闻。她了解唐纳，知道唐纳在那种情况下会折腾出动静来。唐纳的表现可以说超出了江青的期望值。才子唐纳为情自杀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现实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陶行知都惊动了，写诗勉励唐纳。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江青的名字笼罩上海滩。江青回到上海之后，媒体争相采访。这正是江青想要的：提升知名度，积累人气，成为上海滩明星。

可惜，还是虚名。这些泡沫一样想虚名没能改变江青在电影界的处境。还是那句话，电影是个砸钱的买卖，有钱之人都是人精。没有切实的基础，没有人轻易愿意为虚名砸钱。江青好不容易演了一部电影《王老五》，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硬是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非常不满，大义凌然曰“中国是没有汉奸的”！把片子删得七七八八，驴头不对马嘴。

虽然江青电影事业没改有改变，但她却用实际行动导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戏。这场戏很精彩不是么？在那个男人玩弄女人如同换衣服一样方便的年代，江青能把男人玩弄股掌之间，也算不简单呵。而且这出戏还没有结尾的迹象。

江青和唐纳虽然和好了，实际已有裂痕。明星梦的破灭让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更为动荡不安。加上唐纳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两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苏州男人和山东女人，性格上本就相去甚远，再加上志趣不同，按照当事人回忆，那就是很热闹：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时不时吵到朋友家，偶尔还大打出手。

无奈之际，江青又想起老本行，话剧。要回话剧界，她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就是章泯。章泯是话剧导演，在话剧界威望很高。进入延安之前，如果说有谁真正帮助过江青的话，就是章泯。江青主演的话剧《哪啦》就是章泯导演的。章泯和江青关系拉近之后，就和原来的妇人离婚了。章泯真正帮助江青，让她出演《大雷雨》。正是因为章泯真心提携，二十年后，江青成为文革旗手，上海滩“旧戏子”凡是能够得着的，均遭清算，比方说金山同志，就在监狱里享受了好一段时间。比方说和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女士，虽然有才有貌，却成了美国特务，光荣进入秦城监狱。大活人入狱，七年之后身死魂灭。同时入狱的还有王莹丈夫谢和赓，若干年之后经周恩直接干预下出狱时，人已经痴傻了。

有例外么，有，只有章泯例外。

江青和章泯的关系惹得唐纳再一次上演自杀好戏。在这自杀连续剧第二季中，唐纳不再是喝酒精吞火柴，而是跳黄浦江。然而唐纳命大，再一次没死。唐纳这次自杀，导致舆论对江青大为不利。江青苦心经营的人气没了，明星梦也没了。

当时二人的关系，有江青写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实事求是，符合逻辑，言词犀利。文如此，人亦如此。

——江青的舞台并不是布局中的舞台，而是真实的人生。她在人生中的表演远比舞台上真实给力。所以说江青是个戏子，一个把人生当戏来演的戏子。至此，她的表演才来开一个序幕，高潮尚未到来。二胡年后，江青再次驾临上海，所有人都得匍匐称臣。前后场景转变之巨大，应该是江青也没想的的吧。

此后抗战开始，唐纳和江青再无见面，直到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唐纳当时以记者身份在重庆。江青去重庆治牙，约唐纳见面，唐纳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回绝之。此后唐纳另结新欢，移居国外，晚年在法国经营一家中餐馆，生活幸福。如果留在国内，文革之中应该享受特别待遇吧。

在毛泽东身边

从裴明伦到黄敬到唐纳到章泯，这些人都不错，要么富家子弟，要么才子，要么精英，放在任何时候在大众之中都是抢手货，然而他们这些人终于没能留住江青。裴明伦为了和十六岁的土包子恋爱，瞒住家人，最后用花轿把江青抬回家，可以说真心实意。黄敬为了江青，也和妈妈争执，从上海出走北京，一帮再帮，诚意可见。至于唐纳，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不用解释了吧。就连地位颇高的章泯，也因为江青放弃妻子。而江青不过是一个从破裂之家走出来的人。抛却政治问题被抹黑。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至少前期的江青，就算不是十分漂亮，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她的魅力在哪里呢，应该说比较前卫大胆吧。放在现在不算啥，但是在那个女人依然裹小脚，依然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就显得很耀眼了。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有问题，而是那个年代中国积弱不振。热血有志之士对传统东西不怎么待见。江青以新女性的姿势出现时，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她第一次见到唐纳，便告诉他，她是革命党人。唐纳听了之后佩服不已。唐纳性格虽然随和，却也佩服革命党那种刚硬的作风，便对眼前女人好感倍增。正因如此，她才能让一个个优秀的男人变成生活的背景。所以说，任何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身独特之处。

明星梦没有了，日本人来了，江青去了延安，遇见生命中最重要一个男人，毛泽东。最终在毛泽东身边，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大大的明星，一个现实中大大的明星。

江青延安一行并不容易。那个时代和现代不一样，上海也不大，也就虹口、闸北、闵行、徐汇那一块，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荒凉呢，放现在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规模。当时的延安更是巴掌大一小块地，比当今一个小集镇大不了多少。这样两个地方联系起来非常困难的，至少比现在困难很多。

至于交通那就不用说了，延安虽然有个破机场，只有非常牛叉的人物才有资格在上面降落的。火车，没有；轮船，没有；汽车，没有直达的。一个女人要克服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让一个上海女孩到延安一趟，估计也是娇气好一段时间。江青好歹也是个明星，好歹被众人捧过，小有知名度。

从上海到延安数千里路不说。当时兵荒马乱的，贼盗横行，弄不好被强盗绑了，撕票也不一定。当时大小军阀比现在黑帮还多，到处抓美女结婚，比现在各种二代强悍多了。一小女子要过这一段并不容易。

这还不是最为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上海到延安要经历双重盘查，国民党要查，共产党也要查。当时国共合作，芥蒂却很深。往延安跑，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间谍，跑去送情报的。共产党以为是国民党间谍，跑去刺探偷窥的。要去延安需要组织关系，也就是介绍信之类的证明。经过一系列周折之后，江青终于从博古那里弄到证明信。

然而延安虽然号称革命圣地，却是生活苦寒之地。

上海和延安是两个世界。在上海可以住公寓，延安只能住民房或窑洞。上海有自来水，虽然质量有时出点问题，吃喝拉撒却也方便；延安只能在河里淘米洗菜。上海可以灯红酒绿，好吃好喝好睡；延安只能喝小米粥，吃小土豆，偶尔见点肉星。上海可以在黄浦江岸边吹吹风，延安只能吹来着黄土高坡的风。即使上厕所，上海有马桶，延安只能蹲苍蝇乱飞的粪坑……差别太大了。

那么江青为啥要去延安那地方。原因有性格上的，也有现实意义上的。江青就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性格。在日本人占领山东，紧逼上海之后，江青已经无处可去。依据她的性格，她需要一个立足之地。全国虽大，能容纳她的地方却不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另一个极端之处吧，就延安了。延安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黄敬也去了延安，而且小有名气。在江青交往的男人中，黄敬是唯一一个能从精神上影响江青的。但是不能说她为黄敬去延安。主要还是她那动荡不安的性格。黄敬的作用是证明江青曾经是党员，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

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来了延安又走了，江青留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再一次改名，不再是蓝萍，而是江青。江青，取于唐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即江青，篮，即蓝萍。江青胜过蓝萍，那就再干一番事业。心若在，梦就在，不过是从心开始，从头再来。

虽然延安和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没得比。但是江青很快就发现延安是个好地方。因为在这里她有了表演舞台。在上海，她只是一个三流明明星，挖空心思制造新闻，也只是博得他人一笑，这里不一样，她成了高技术人才，物以稀为贵。

当时的延安虽然人才济济，能玩枪的有很多，能玩舌头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既可以玩枪也可以玩舌头，但是女人很少，有姿色的女人更少，有姿色有能演戏的就更少了。而江青就这样成为稀有之物，一下子身价大增。在上海，挤破头皮赢得一个小角色，还被人批来批去；延安不一样，随便演一演，就有中央首长来观看。那些人不仅观看，还会真心欣赏，还不挑刺，还会鼓掌叫好，还会亲切慰问演员，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成就感。这些人虽然衣着打扮上不如大上海的商贾公子哥，但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其威势和魄力远非上海滩那些装逼的家伙能比。精神世界更是坚如磐石，让动荡不安的江青有了安定下来的感觉。

关于江青如何与毛泽东走到一起，很多版本。

传说中的版本：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然后彼此印象良好，良好变成亲密。——徐明清同志根本就不是和江青一起去延安的。而且江青在延安小旅馆里闷了很久。所以这是不靠谱的。

八卦版本：江青演《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得很好，把桂英同志演得英俊潇洒，活活灵活现，据说毛泽东也去看了戏，很高兴，使劲鼓掌。江青同志感动之余灵机一动，第二天找康斯同志带领，去毛泽东那里请教文艺问题。另有八卦版本曰，不是《打渔杀家》，而是《被糟蹋的女人》进入视野的。又有八卦曰，是《锁在柜子里》。

不管是那个版本，可以证明两件事：一，延安的江青相当活跃；二，毛泽东看过江青演戏。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又有秘史版本，而且比较详细。

《江青秘史》记载：出入中央党校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下午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

听报告时，江青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等等等等。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类似的秘史版本，还有好几个，大同小异，也不稀奇。只是开会的时间地方不太一样。当然，这事也可能发生好几遍。单看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太可靠，都有漏洞。但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也不外这些途径了。因为专业不一样嘛，毛泽东搞政治军事，江青演戏，能接触的方式大致也就这么多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江青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着百折不挠之决心，结局往往是乐观的。

江青的魅力

不论如何，江青成功了，她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男人，这个男人比任何人都有魄力，思想行为超过所有人。——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终于平静了。如果是他的精神是一阵旋风，那么毛泽东就是大山。旋风进入大山，终究要安定下来。

下面又有一个新问题，毛泽东为何能看上江青呢。要知道江青那些破事，瞒别人可以，绝对瞒不了毛泽东，中央特务们的办事能力可不是盖的，连蒋介石都防不住。而且毛泽东当时的法定妻子贺子珍还在。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之人，凡是他想，必然去做；凡是他爱，必然去做；凡是他恨，必然去做。而且总是能做到。贺子珍虽然是他妻子，去了苏联，而且两个人关系并不和谐，感情也不是融洽。贺子珍是老革命老红军，性格好强，而且不会隐藏女人惯有的嫉妒心。比方说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去延安采访，带一位女翻译去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换成一般情况无所谓。然而对方是女人，问题就大了。贺子珍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自然十分不满，打翻好几碗纯正的老陈醋。

后来贺子珍去了苏联养病，毛泽东更无聊了。当时毛泽东四十四岁了，很多工作要做，干活干到很晚。好不容易下班，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就在毛泽东感情空虚的时候，江青出现了。贺子珍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江青没法比的。但江青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女人味。比起贺子珍的刚强和多疑，江青更有魅力。

若果说大上海的江青是一个风流女郎，延安的江青成了另外一个人。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曾经的艳丽的长发扎起之后多了几分朴实。艳妆不穿了，入乡随俗。尽管入了乡，并不俗，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表情活泼丰富。再配上不差的容貌，在延安如同野地里的玫瑰，已经非常非常显眼了。

在个人能力方面，虽然和蝴蝶、阮玲玉等人比起来，江青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那些一流二流演员都不在延安，三流的江青就变成一流的。特别是在老本行话剧这一块，在延安可是台柱型的人物呵。每次登台，都能让观看的大人物们鼓掌致意。——虽然文凭没有，但是才华在，让人刮目相看。而当时共产党中间，有的是大老粗。

此外，江青同志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可以写文章，写给唐纳的公开信文采就不错嘛。而且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尤其不错。——表示江青是一个用功的人，不是那种善于抱怨之辈。无论何时，用功远比抱怨重要。

另外，江青也有豪爽的一面：她很喜欢骑马，驯烈马，越烈的马越爱骑。当初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好马，江青就高兴的不行。骑马，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骑马虽然英武，却不过火。英武过火，女人男性化，便失去可爱柔美，比方说秋瑾，英武得像个男人。爱骑马的江青就不爱打枪。虽然很爱打扑克，却也喜欢织毛线。织毛衣能增加女人味道。江青的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而且很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战争年代物质紧缺，许多高级将领都要自己动手做衣服，比方说徐向前、比方说粟裕曾是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江青这一手无疑让毛泽东心里暖暖的。

延安的江青能承受简朴的生活，能接近群众，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调和一下情绪。相当于给一群大老爷们额外奖励。

如此这般只表明，当年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人，非常有女人味。一个人在政治上失败了，不见得其他方面就差劲。如果不折腾，生活中的江青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从她想追求男人从无失手就能看出来。虽然她的理论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在毛泽东身边需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女人味。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要有女人味的女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约法三章

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实际意义上的领袖，代表新生向上；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绯闻满身的旧戏子，意味着腐朽落后，不仅和国民党高官有往来，而且被捕过，是否有过变节行为亦未可知。康生临死之前曾痛过关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揭发：江青是叛徒。大概就是指上海被捕吧。江青和毛泽东搞关系，不用别人说，党内就反对声一大片。

当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盟友，书生一个，为人处世原则性非常强，正常情况下都会对毛泽东的行为表示认同。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不能说张闻天就错了，但政治和生活终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同志，毛泽东的对头，依然在百忙之中写个材料，表明“此人不宜和主席结婚”。

但也有人支持，善于投机钻营拍马屁的康生最为积极。贺龙是另外一个支持者，大手一拍曰，堂堂一个大主席，娶一个女人有啥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毙了他！

毛泽东要做的事，基本没人能拦住。所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号，延安窑洞，两桌子酒菜，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于十年之前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婚相比，土得掉渣。就连礼炮也是日本送来的——飞机扔下来的炸弹。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一直有一个针对江青的传言：约法三章。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

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几个版本就如同评书，都有漏洞，比方说版本之一里面第二条，不准抛头露面。啥意思？蹲监狱还能放风呢。政治局会规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么？版本之二第二条，当毛泽东的助受却不能干预政策的决定，瞎扯嘛。等毛泽东制定政策需要女人干预时，早就完蛋了。第三个版本第一条，不准再娶，要是江青死了呢？让毛泽东当光棍不成？政治局那些人才不会如此低能呢。

李银桥曾经否认过约法三章之事，他的理由：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虽然李银桥长期担任毛泽东侍卫长，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他没有经历过。即使真的有约法三章，能跟毛泽东约法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可能把那事透露给一个小侍卫的。

后来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根据是王若飞的日记。王若飞，生于一八九六年，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过日本、欧洲，二二年入党；指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蹲过监狱。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两年后任中央秘书长，有可能接触到所谓约法之事。四六年，王若飞和叶挺、博古一道，坠机而亡。之后国民党攻克延安，得到王若飞日记，之后将约法三章之事公之于众，但至今未见原始记录，依然不能作为凭据。如果这是真的，江青也不能算违规，因为江青进入政治局，确实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之前她只是参与“文化”活动而已。

个人认为，所谓约法三章，更可能不存在。在当时情形来看，中央政治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在乎一个小小的江青玩花样？要知道江青的特长也就是演戏而已，玩政治？中央党校的纪律她都未必能搞清楚。在他们眼中，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最多就是给人落下一点点口实而已。即使有约法，最多也就是一种默契的君子协定，让江青不要过于活跃，出来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格，形象问题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江青同志狠狠的修理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连孙维世和金山都不放过。

战争时代，江青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把毛泽东照顾得很好。躲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一副听话懂事乖巧可人的小媳妇模样。此时的江青还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政治欲望。

就要像演一出戏，不了解舞台的新人肯定要小心翼翼了解情况、慢慢适应舞台的。成了毛泽东妇人的江青，就成了中共舞台上的一个新人，谨小慎微的进入角色。当时高层妇人中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只有后的叶群比她资历差。当时叶群也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精心挑选追求者，若干年后才等到林彪。

第六章 江青的武器和对手

从一九三八年，江青住进毛泽东延安窑洞开始，到六十年代登上舞台，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江青基本上是个沉默的主妇。这期间，她生了一个孩子，去过不少地方观光、治病等等。江青倒台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江青是个阴险的人，一条毒蛇，一直潜伏在毛泽东身边寻找机会，终于在二十年后找到机会，释放身上的毒液。应该说这种解释相当扯。

一九三八年之前的江青，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娱乐圈人士，除了精神更为动荡不安之外，和现在娱乐圈那些爱折腾的女人并无不同。然而等到六十年代，江青重新走上舞台之际，已经像个政客了，拉人、整人等本领已经像模像样，完成了从表演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中间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江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她的家庭有点特殊。在延安窑洞里居住的那些人，都是精英呵。特别是毛泽东的窑洞里，有资格进出往来的都是哪些人？要么是显赫的一方诸侯，要么百战将军，这些人的实力和谋略都是第一流的。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一个人都是人杰，每一次会议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每一次接触中，那谈笑之间，天下风云就决定了。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关二十年，性格必然转变。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嘛。同理，把一个人放在谋略圈子的核心放二十年，日日观察揣摩，就能学到很多手腕。

江青的政治本领哪里来的？学的。江青只是一个女人，意志并不坚强，本就容易受影响。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拍拍戏之类的，正常女人逛街啊什么的正常娱乐，根本没份。因为整个延安连柴米油盐都无法供应。而且窑洞之外炮火连天。终日跟在毛泽东身边，接触到的就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类的谋略技术。毛泽东那份雄才大略是学不来的，但毛泽东雄才大略展现的手腕却可以学一点的，比葫芦画瓢呗，又不难。后来过程看，江青学毛泽东，也就学到一点皮毛。

就是这一点点皮毛，已经足够很多人吃不了兜子走。

进入北京之后，江青过起了贵妇人生活，衣食住行自不必说，所到之处皆有掌声，所干之事皆有人奉承。奉承她的人还都是学养深厚的理论家，如康生同志，不仅骂人不吐脏字，拍马屁时也可以于无声处见真功。那种生活状态下的江青，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都红女皇。这个称呼虽然很架势，生活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闲来无事，看电影，从国外买点干货，接受技术含量颇高的马屁。因为当时大家在轰轰烈烈搞建设，江青学的那些谋略技术暂时尚无用武之地。就算闷得发慌，也没辙。

和所有爱折腾、不知天高地厚、任性傲慢的女人一样，江青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加上她本来就眼界颇高，又是第一妇人，随着毛泽东的地位巩固和提升，能看得上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比方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比方说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然而她们表面上对江青客客气气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那般俯首帖耳，让江青很惆怅。因为在江青看来，既然毛泽东在男人之中是领袖，那么领袖的老婆就应该是女人之中的领袖。

——历史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总会等到表演机会。

前面说过，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发生很多事，战争、剿匪、反右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江青都差不上嘴。即使是闹得天翻地覆的庐山会议，作为第一妇人的江青也就是拍几张照片而已。世道很快变了。大饥荒的到来，不仅仅打破了建国十年间坚持的建设主旋律，而且把中国政坛上能量最大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向对立面。

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分歧开始，到小四清运动，到大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猛烈。这些风浪如同狂风一样席卷了所有人。身为第一妇人、过了二十多年不平静生活、本领就不安分的江青同志自然而然的卷入其中，且表现极为拉风。

样板戏

一般女人四五十岁之后，也是精神重新动荡之时，孩子大了，年龄也大了，爱情的魔力已经淡去，家庭的温馨也开始褪色。需要重新找点活干干，健身美容啊、做生意赚钱啊、拾起年轻时代的兴趣爱好啊等等。江青也不例外，过犹不及。因为她不需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连叠被子都不用自己干，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见个面都要先打招呼。

经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江青已经了解了政治舞台，正如了解表演舞台一般。她决定表演了。江青需要干点事，也就是捞点资本。有了资本才好炫耀。江青观察了身边那些人，那些在中央政治局出没之人，都是身经百战，要么战场，要么会场，或者兼而有之，都有自己的资本。江青明白，她需要资本。

如何表演呢，那就从本行开始吧。既然出身戏子，那就从戏开始吧。

戏和政治有某些相似之处。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一种高级表演。但是在现实中，戏和政治还是很难扯到一起，但是江青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可以把戏和政治牵扯到一起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当国家强势，知识分子必然遭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代打屁股、康乾时代文字狱，莫不如此，只有盛唐时期还不错。新中国诞生之初，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反右派。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命不好，因为从古至今，政治体制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而且长时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非常值得分析，只是限于篇幅和题材，这里只能略过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乌鸦横飞。笔下有千言（都是抄来的），口中巨浪狂翻（都是唾沫）；脑中又有面和水，而且常常摇头晃脑成为浆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凡是强势的政治领袖，都想清除这种烦人的声音。清除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扩大化，伤害到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当初反右派为了搞经济建设，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也就是经济建设失败之后，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几年间，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显神通，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所谓文化界呢，自然也不会落下。唯有如此背景，戏和政治才能联系到一起，江青的机会来了。江青决定插手文化界。按照当时江青的身份，当演员已经不现实了。而且演员那点风光已经无法满足江青。因此她决定重新自我定位，幕后操盘。也就是说要当文化界的旗手。正如毛泽东操控政治那般。方法就是搞样板戏。

六十年代在北京的江青已经不是三十年代那个为了一个电影角色争得头部血流的戏子了，已经升华了，升华为政治戏子。二十多年学到东西终于有机会使用了。在政治上，她那点手段算不了啥，在文化界已经足够使用。

什么是样板戏呢，所谓样板戏，简单一点说，就是官方戏剧。官方之前没有规定啥戏剧，后来要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意义的作品。戏剧的内容要求以工农兵为主题，反应社会主义特色的戏。按照那个标准，鬼啊怪啊（惊悚悬疑类的）不能演的、才子佳人（肥皂泡沫类）不能演、王侯将相（古装剧）不能演、外国戏剧也不能演。动作片、爱情片之类的当时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文艺节目统统下马了。

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一点？确实太严格了。当时国情是大饥荒刚刚过完，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当于吸食精神鸦片。中国是一个善于吸食精神鸦片的民族，每当困难时期，精神鸦片特别刺眼。比方说南朝靡靡之音，明末秦淮名妓，清末民国时代遍布天下的妓女。毛泽东决定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时，另一边就是要整顿一下文化界。这是由历史传统的，比方说延安整风时代，就整顿了文化界。只有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可能出来抓一戏剧，才有机会成为文化旗手。江青同志为了所谓革命事业，决定很抓样板戏，干点事给那些男人看看。

江青抓到的第一个样板戏叫《李慧娘》。这出戏本是江青诸城老乡孟超编写的：一个权奸霸占一个美女，美女爱上一个美男；权奸很生气，杀了美女，把美男关押了；地狱判官同情美女鬼，法外开恩，准美女鬼还阳解救美男；最后正义得到伸张。

孟超编写剧本时，康生同志以老乡兼内行人的身份指出：这出戏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上演时，康生拼命鼓掌曰：“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同时观看的还有孟超老朋友廖沫沙。当时有人质疑说，咱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还摆弄这些老古董干嘛。廖沫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廖沫沙写到：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既没有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批判啥，就是普通的一个评论。如果不是和政治挂钩，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然而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份。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彭德怀写下《八万言书》，引出来所谓翻案风。为了批判这股风气，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了反动派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新形势。江青一看机会来了，就选择《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为突破口，大加批判，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江青同志当时还没有什么能量，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客客气气的招待她喝茶，然后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表示惆怅，很没面子。还好她有个好老乡，康生同志。康生当时政治局补侯委员，在庐山活跃一把之后，七千人大会上嗅到了斗争风波。在政治斗争上面，康生是不会失败的。于是他看准时机，来个一把八十度华丽大专生，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同志有眼不识“鬼戏泛滥”。于是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接下来的情况就太俗套了，相关人士该写检讨写检讨，该挨批斗挨批斗。

在康生同志配合之下，江青初尝胜利快感。她决定乘胜出击，扩大胜利果实。随着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风浪越来越高，江青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

只从江青从出江湖要干一番事业之后，文化界注定不太平。她的另一个战果叫《红灯记》。早在大饥荒之前，江青就看过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那时候大家搞大跃进，没心思管文化界的事。等到六三年，江青渐渐活动开了，再次跑到上海去看《红灯记》，对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说，这个剧不错，改编成京剧吧。沪剧观众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京剧可以面向全国。林部长也觉得不错，就找一个叫阿甲的导演改变。阿甲干的很不错，很快就搞好了，还请周恩来看了。周恩来一看也觉得不错。就在这时候，要当旗手的江青出现了。

一九六三年的江青已经相当忙碌了，又是北京又是上海，又是开会又是批判的，整天忙得不已乐乎。尽管如此，江青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剧本重新修改，排练，把剧组上下折腾的不行。江青虽然演过话剧，在延安也是“一流”，但是到北京之后，在老京剧那里，“一流”的江青，重新回到“三流”行列。但是此时没人敢告诉她，她的水平依然是三流。所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流。这样一来，剧组难免有抵触。江青就去找周恩来，说剧组“不尊重”自己的意见等等，纠缠到五更。周恩来被她缠得不行，表示支持她。这样江青再一次“指导”。絮絮叨叨一大堆，比如某个角色某个声音应该怎么样、某一幕应该如何关门等等。因为编剧水平本来就很高了，江青挑不出来啥毛病。为了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只能鸡蛋里挑骨头。

如此折腾若非出自第一妇人之口，早就被赶大街上去了。江青非但没有被赶，她的意见还被当成“指示”加以落实。江青为啥这么干？她喜欢这个戏剧？她喜欢让人感到厌烦？或者说故意的？都不是！江青上过舞台，长期处于圈子正中央，礼节啥的那是了如指掌。啥话该说，啥时候该说啥话，火候绝对到位。

江青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想耍流氓：把戏据为己有，当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有追求的：当年那个三流演员，因为身份变更，要当文化界的领袖。

江青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说《红灯记》是江青高出来的第一个样板戏。编导阿甲文革中没有死掉，八十年代末后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感慨：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然也。

接下来两个战果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方式大同小异。江青在抓这些“战果”之时，还会带点附加产品来展示个性。比方说《沙家浜》，本来改的好好的，江青同志非常热情，亲切接待了剧组同志，对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对主要演员进行亲切谈话。

江青对一个叫赵燕侠的演员特亲热，亲自跑到后台跟人家唠嗑：“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等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喜欢你。赵燕侠自然受宠若惊。然而历史证明，江青看好的人，结局都不好。

为了表达对赵燕侠的特殊照顾。江青特地从上海沪剧中调来演员进行一对一辅导。但人家赵燕侠是搞京剧的，不可能完全按照沪剧来。如果完全按照沪剧来，那还是京剧吗？

赵燕侠曰：“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江青一听这话，顿时表示很惆怅。好哇，赵燕侠，竟敢忤逆本人好意，等着吧你。

某日剧组彩排。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衣服穿得少，第二天派人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听得云里雾里，借衣服而已嘛！但赵燕侠知道江青肯定不高兴。这一来更不敢穿了，就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立刻派人把毛衣要回来。

从此之后此后，赵燕侠的好日子到头了。先被点名批判，接着被赶下舞台，然而被教育（进牛棚），角色也没了。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老祖宗那句话——女人心，海底针。连报复起来都那么别致。其实江青这么干也不难分析。肯定是剧组有人从专业角度对第一妇人不以为然。江青心中有气，决定考验一下剧中主角。真想知道，如果赵燕侠把毛衣穿在身上，江青会怎么样？也许会哈哈一笑，表示赵燕侠对自己很崇拜？其实这并不重要了，剧本已经写好，赵燕侠必然要离开。

如果说赵燕侠命途多舛，还有惹了江青不开心因素在里面，那么童祥苓就更无辜了。童祥苓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绝对一绝，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凭借这个角色，童祥苓一炮而红，热度堪比几十年后赵薇主演的小燕子。但红了两年，童祥苓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为啥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呢，原来是想当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曾经在戴笠生日唱过堂会。戴笠已经死了，但是戴笠的小跟班沈醉还在，沈醉吃饱了不饿写了本回忆录，回忆录记录了堂会的事。好了，童芷苓成了特别的特务——文化特务，住到牛棚里，自然很伤心。童祥苓就写信安慰姐姐。这封信最后落到造反派手里。当红演员童祥苓就这样成了“文化特务”的安慰者，写了八十多分检讨之后依然过不了关，也就没了演戏资格。

因为京剧版的《智取威虎山》很成功，要拍成电影。当年除了童祥苓又没人能演杨子荣。江青为了保证电影质量，再一次放童祥苓出山。演完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之后，江青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要是看人家不爽，直接关起来就算了，何必强迫人家更换专业？

为难赵燕侠也好，强迫童祥苓转专业也好，原因雷同。江青同志要戏剧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让主演走开。不管怎么讲，江青树立了样板戏，有了政治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她就往“旗手”宝座上迈进一大步。成为旗手之后，就能对付敌人了。

江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弄几个样板戏出来，修理几个演员。江青出身寒微，乱世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最终走到领袖身边，非常不容易。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最终目的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的过日子。随着时间转变，舞台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青岛，舞台就是话剧，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就去了上海；在上海，舞台就是电影，混的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去了延安；在延安，舞台就是毛泽东的窑洞，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到了北京，舞台要面向全国，日子好多了，依然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北京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她要想达到、或者说接近随心所欲之境界，必须登上政治舞台，去飞舞长袖。

她的最大资本就是丈夫毛泽东。毛泽东和江青法理上是夫妻关系。但毛泽东那样的男人有很多种身份，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诗人。任何一种身份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开会、写稿子、和相关人士探讨诗词歌赋等等，而他本人又是个读书狂，真正和江青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延安还好点。到北京之后，江青相见毛泽东都要提前通报秘史。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讲，这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对于女人而言，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对于江青而言，家庭中失去的，只能在事业上弥补。而当时恰好是大饥荒之后那个不正常的世界，政治运动反复不停，给了江青登上舞台的机会。

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大，毛泽东拿下刘少奇的决心越来越大，江青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江青登台并不容易。她首先需要跨过一个人。如果不是政治涡流极端汹涌，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不是那个人一直坚定不移站在刘少奇身边，那个人是江青无论如何无法跨越的。他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彭真同志。

彭真，江青必须跨过的对手。

江青和彭真本来是八竿子够不到的。两人基本没交集，甚至不是一代人。当江青跟随妈妈一起讨生活时，彭真已经在五四影响下“爱国”去了。当江青在上海想当演员而不得、因为感情纠葛闹得满城风雨时，彭真正因为爱国而坐牢。当江青在延安毛泽东窑洞中，小妇人一样对着往来者微笑时，彭真就时常在毛泽东窑洞里进出。估计二人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二人会成为死敌。命运就如此诡异，原本互不相干的彭真和江青，在命运的安排下，以文化的名义，在政治风波中较量一番。

历史上的彭真

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在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重要人物，建立功勋，参加过斗争，写过检讨。真正发挥能量，则是第二代领导的时候。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几个，比如陈云，比如彭真。陈云帮助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彭真则在法制建设上建立不朽的功绩。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之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惊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明白，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政治运动。运动怎么会一次比一次猛烈。要分析原因并不困难，最直白的说，就是缺少法律规范。

数千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人治立于世间。翻开历史一看，全部都是圣人、贤人、明君、清官、忠臣、孝子等等。从上古时代的圣人，到中古时代明君，通篇都是道德如何如何高尚。谁都不能说道德不好，谁都不能说有得之人不好，问题是，道德是无法延续的。一个帝王非常贤德，并不能保证帝王的儿子非常贤德。所以整部历史就那么啰嗦一通，到头来还是人治、人治、人治……

中国人第二次智力爆炸的春秋时代，诞生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百家诸子。诸子之中，儒家讲自省自律、道家追求营造自身精神世界、墨家讲自我牺牲、法家讲法规建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那些条文对领导过于纵容，对普通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即使是法家，涉及整个法制世界时，依然同意有个人（国王）高高在上，凌家于法律之上。秦始皇试图法家建国，遗憾的是用刑过于严厉，最终失败。继承者胡亥简直就是法律的畸形儿。

秦始皇之后，中国强势过，分裂过，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然而有一种情况没有变，那就是——用人治理国家。人亡政息，王安石刚刚让位，他的改革就没了。张居正累到吐血，人走镂空，啥也没有。明孝宗朱佑樘拼了老命积攒人品，让明朝中兴，他的儿子朱厚照很快就让一切付之东流。这就是人治的缺点。

回顾中国的光辉历史，可以说法制是一个难以治愈的痛。欧洲能够复兴，得意于罗马法系的哺育。美国能够快速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得益于欧洲法制熏陶。而中国，一切都得重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那会，没信思搞法制建设。好不容易熬到抗美援朝结束，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大会召开，颁布第一部宪法和其它一些基本条文。

大家不禁要问，为啥不多弄一些法律出来？写法律条文不是包饺子，随便摆弄出来就可以了。要知道，法律是为了现实服务的。那些现实问题需要法律规则约束，需要实践过程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东西需要保证（宪法），其它法律法规需要一步步完善。

遗憾的是，之后经济建设出现大问题，导致大饥荒到来。因为大饥荒，又导致一系列政治运动，把原本就脆弱的法律基础砸个稀烂。大饥荒那么大的问题，表示之前法律措施有巨大的漏洞。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那就这有政治运动了。

等到文革结束那会，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基本上等于零，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彭真复出，主管政法系统，对法制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彭真刚复出那会，就负责两个大案子，就是江青案和林彪案。这两个案子大概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两个案子了。然而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人抓了，要审判，却没有法律！

怎么办？那就制定法律呗。历史给了彭真一个书写历史的机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很快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不仅仅解决了两案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大家打官司的问题。

彭真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部宪法，第一部宪法中的理念精神被打断了。七五年诞生的第二部宪法，文革味道过于浓厚。七八年诞生的第三部宪法又过于简单。第四部宪法是以第一部宪法为基础修改的，承传的还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那种精神。

——主管司法的彭真永垂不朽。

按照事业线划分，彭真的事业线是两头高，中间低。中间低谷，就是文革那一会被打翻在地。被打翻在地那会，很大程度上是拜江青所赐。

彭真

彭真，山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

籍贯，农民。性格，坚韧。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彭真年幼家贫，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果断反抗过恶霸地主的欺压。接受教育很晚，直到十二岁才有机会念点私塾，子曰诗云到十七岁，刚刚进入小学就遇到五四运动。十七岁的小学生彭真，就带着大伙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二十岁那年才进入中学。但有志不在学历高。中学生彭真想的不是日后就业问题，而是探索救国救民。就在那时，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的忠实粉丝。

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创建了陕西省共产党组织。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开始搞文斗，即领导工人运动。工运过程中，彭真并不十分耀眼，但也是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之后，彭真落入白区。白区工作，凶险异常。因为不仅仅有国民党当局要抓人，还会有叛徒出卖。如果被当局抓了，也就认了。被叛徒出卖，那绝对是双重打击。很不幸，彭真就是被叛徒给出卖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号，二十七岁的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随后的六年里，彭真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里辗转反侧。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性格坚韧的彭真硬是坐牢做出好来了。

从彭真经历来看，丝毫看不出特别之处，终日奔波，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那么他的那些理论知识、政法思想哪里来的？答曰，监狱里。

入狱之后，彭真没有去悲伤哭泣，而是组成党支部，提要求，搞斗争。身为政治犯，随时都有可能当烈士。然而彭真他们不去当考虑烈士问题，而是在没有成为烈士的时候努力自我完善。无论到哪里，彭真都对狱方提要求：要看书，要看报。毕竟嘛，政治犯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日三餐之后就是文字最重要了。狱方不同意，他们就闹别扭，比方说绝食啊啥的。经过一番试探、交流、斗争，狱方点头：别闹了，答应。

当时北平那一带归张学良管。张学良相对开明一些：政治犯都喜欢闹事吗，关于闹事的书，比方说《水浒》、《三国演义》等书是禁书，绝对不可以看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的“洋书”没关系，可以看。对彭真而言，可谓天赐良机，有吃有住有时间有书看，再不研究理论等待何时。六年之后，彭真的理论造诣飞速上升。

如果拍成电影，镜头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理想蹲了监狱，在监狱中为了理想而无视死亡，抓住机会进行自我完善，那是相当励志啊。

——咱们那些“金牌”导演都干啥去了呢？你说！

抗日战争前夕，彭真在刘少奇的斡旋下出狱，随后成为刘少奇主要助手之一。彭真和刘少奇关系处境类似，经历类似，因此思考方式接近。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刘少奇地位都要高于彭真一筹，从年龄到党龄到白区工作成绩到党内地位，刘少奇都是彭真的领导。但彭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刘少奇不少。彭真也是刘少奇最为信任的人。刘少奇理论水平一流，彭真也不错。在刘少奇写《共产党人的修养》那本书时，彭真也写了一份纲领，在那份纲领里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让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正在延安整风的前夜，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

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意味着王明和国际派继续占领理论制高点。

让马列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翻身当老大。

彭真一直在中国，闹革命蹲监狱都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边行走在刀刃上一边吸取理论思想，没有接受过纯粹的理论训练。因此他支持本土派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延安整风时代，优秀的本土派理论家彭真同志大出风头，同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正是日后彭真反复不停给人家“赔不是”的原因。

彭真是不完美的。他的缺点就是，虽然生在战争年代，但战争经验不足。

重庆谈判那会，暗地里抢夺东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刘少奇留守延安。当时东北一把手就是彭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彭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不是一个伟大的统帅。确切的说不能说彭真有缺陷，只能说当时东北局势而言，对统帅的军事素养要求的太高了。而彭真虽然生在乱世，很少战场考验。当红军将士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百炼成钢时，彭真在坐牢，修炼马克思理论，错过了磨练战争技艺的最佳时机。凡是经过井冈山和长征的人，即使搞政工或参谋，战争本领都不低，比方说聂荣臻、比方说罗荣桓、比方说叶剑英、比方说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

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战场能人都在前线和鬼子周旋，而彭真在后方的中央党校工作。所以东北一把手彭真，并没有应付战争的经验。当时东北，表面上两党还在谈啊谈，实际上已经子弹上膛了。某种意义上讲，东北局势转变，就是由彭真让位林彪开始的。没有办法，林彪的特长就是打仗。而战场上的彭真并不高明，至少和林彪差很远，他的特点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特点是整合战争资源。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别人在打仗，彭真在干嘛呢？建设。

战争本是一场破坏，最大限度去打去砸。不打不砸就没法消灭敌人。打砸的同时需要成本，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产党那会控制的资源有限，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纵横捭阖、应对自如。所以如此，只因为后方搞得好。后方哪些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党政建设、金融建设。这些工作可是后勤保障啊。根据地别的没有，只有土地资源。土地政策搞不好，一切白搭。根据地物质不多。正因为物质不多，分配不好就会出乱子。想当年刘邦和朱元璋赢得天下分封功臣之时，分别取了搞后勤的萧何和李善长为第一，虽有抑武扬文考虑，却也表明后勤工作者的重要性。至于党政建设，那是未来国家政权的雏形。

所以在第二代搞改革开放时，彭真和陈云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其实在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他们也有过发挥空间，只是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还在，彭真陈云等人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发挥空间小一点而已。

建国之初，彭真干过这些工作：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这些头衔比较虚，那么好吧，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坚韧北京市市长。主政北京那会，彭真干了很多事，城市规划问题，比方说设计天安门广场什么的。那么彭真怎么就和热衷于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联系到一块了？答曰，宿命。

由于彭真要管北京那一块，需要干很多事。干事情，首先需要知识和人才。新中国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需要自己培养。要培养人才就要造势。所以身为中央委员兼北京市首席公务员的彭真就要到高校去演讲鼓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干，祖国和人民需要你们，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一来二去，长此以往，彭真在科技界、文化界就很吃香。然而当时政治风波时不时来一阵。一阵政治风浪，就有人成为右派。文化界历来都是右派生产基地。一旦被打成右派，要么失去工作机会，要么就夹着尾巴胆战心惊中工作。这样以来，人才和知识分子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建设。没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彭真的工作也不好干。所以他就想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区别开。

所以当江青试图搞文化运动时，彭真坚决反对。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江青和彭真的矛盾，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只不过是通过彭真和江青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饥荒总结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等到一九六四年，二人矛盾已经大大扩张。那一年五六月份，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个小组，代表中央管理文化界，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工作。找谁挂帅（负责）呢？很明显应该是彭真。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汇集各种人才。而彭真是北京第一公务员，对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非常熟悉。而且彭真是政治局的，级别也够。

好吧那就彭真为主帅了。有了主帅还要有副帅。副帅为陆定一，他是宣传部长，合适。再加上老狐狸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一共五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类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其他人是组员。五个人中，康生能揣摩毛泽东的意思，铁定唯毛泽东之意行事。彭真和陆定一倾向赞同刘少奇的主张。

这个机构一成立，命运就把彭真和江青联系在一起。江青大搞特高的样板戏，理论上也属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管。

在小组没有成立之前，江青就和彭真杠上了，江青找人批判廖沫沙时已经杠上了。廖沫沙和吴晗一样，北京市委的人。主管市委的彭真认为不应该批判。因为彭真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那个物质、技术、人才均匮乏的时代，江青想干点啥必须要彭真帮忙。江青搞样板戏，就离不开彭真。因为京剧那一块需要北京市委协调。

江青的主要战功之一，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就是从北京市委，或者说彭真手上夺去的。《芦荡火种》原本改编为《地下联络员》的，都排练差不多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打电话给彭真，说这出戏排的怎样、怎样不行，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毕竟是第一妇人，彭真决定给个面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找到家里开会，说服他们给观众退票道歉。

然而江青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点面子，是要把这个戏给抓到手。江青要去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又从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还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这个太霸道了。要知道江青当时的身份虽然是第一妇人，但也仅仅是第一妇人而已。法理上讲，第一妇人受人尊重，当并没有法律力量。她这样把京剧团抓到手，相当于从彭真手里夺资源。

彭真不高兴，也没辙，再次让一步，就让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两场演示演示。两场太少了，填不了江青的胃口。江青认为很没面子。女人认为没面子的时候，后果往往很吵闹，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江青就到处吵，和演员吵（演员没有招惹她），和文化局吵，最后吵到彭真家里。据当事人张道一回忆：江青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

很明显，她再一次取得胜利。照例，取得胜利的江青需要进一步扩大战，再一次提出要求：一，把工人俱乐部作为江青的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二，为了把“试验田”搞好，江青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去搞“试验田”。那些演员还有其它戏在身，抽走后别的戏就没法演了。这一举动遭到演员、剧组、文化局的一致抗议。江青再一次去彭真家，找彭真吵架。彭真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了。只好把江青给顶回去。江青没辙，只好气呼呼走了。抛开背景不谈，凭实力，不论是谋略还是手段，没有经过大阵仗的江青和久经考验的彭真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凭职位，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啥都不是。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妇人，和彭真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毛泽东如果不是想要发动更高一级的政治运动，也不会把江青放出来败坏人品。

如果仅仅是和彭真交手也就算了。彭真大不了憋屈一点也就过去了。大风大浪都过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度量彭真还是有的。然而江青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在京剧演员看来，把沪剧团调到北京给京剧团做示范，简直就是胡闹嘛。要知道剧种和军队不一样，调八路军给新四军做示范，或者反过来都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两个剧种根本就是两种风格，两个体系，硬要融为一体，只能是四不像。演员肯定有情绪。再加上江青管太多，怨言是难免的。因为彭真负责时只管政治和组织，艺术上属于剧团自留地，归导演和演员自己协商。而江青要插手艺术，让艺术家们情何以堪？前面提到过的赵燕侠毛衣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江青修理演员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给彭真难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彭真的领导下工作。

江青为啥这么干呢？她就是要打破传统方程式，干点不一样的，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在地。江青能搞出这些名堂，倒不是因为她本人有多么高明，对艺术见解多么深刻。就艺术方面而言，江青是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仅此而已。让她对艺术理论给出贡献，那绝对是难为她。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后的精力并没用在艺术追求上，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最求艺术。她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长期以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的政治斗争方式生搬硬套到艺术上而已。

对于江青在艺术上的高论，彭真当然不赞同，明确表示：“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江青觉得很受伤。不仅如此，北京市委开始对她进行冷处理。市委书记彭真不理她。市委副书记刘仁不理她。一开始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全程陪第一妇人看戏。本来这是一个拉关系的好机会。但邓拓本人是个艺术家，并非善于搞逢迎拍马屁之人，看不惯江青那种气高止扬的作风，就“头疼”了，不陪了。江青表示感到很惆怅。

好吧，此处不留人，只有留人处。北京市委，你们等着。

江青去了上海。上海有一尊大神在等着她。

第七章 思想家和棍子

一尊大神

柯庆施，安徽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和彭真同年。

职业：政治家。性格：沉稳有余。

绰号：毛泽东的好学生。

早年满腔热血，投入爱国斗争，学业中断，继续爱国，受到老一辈的赞赏，得到继续求学机会。一九二二年，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内老资格之一。柯庆施去苏联进修，和伟大的列宁握过手，倾听过他的列宁的教诲。正因如此，党内尊称为“柯老”。毛泽东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如果按照当年情况，柯庆施应该是国际派的。事实上他确实和王明关系不错。延安整风那会，国际派完蛋，柯庆施也跟着遭殃。柯庆施所以遭殃，是因为他没有揭露王明。他本是最有资格揭露王明的人之一。柯庆施因此成了康生盘子里的菜，老婆被逼投井。毛泽东出手相救，终于幸免于难。有感于毛泽东的救命之恩，此后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

建国之后，柯庆施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老大

华东本是饶漱石的天下。可惜饶漱石打错了算盘，身败名裂。此后陈毅短暂主持过华东一段时间。一九五四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往上海，接替陈毅的工作。此后十年，柯庆施坐镇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这位封疆大吏成了毛泽东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开始对毛泽东进行吹捧曰：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程度。此时林彪和康生还没有鼓吹个人崇拜。正因如此，柯庆施成为大跃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当面对反冒进的周恩来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检讨。柯庆施也成了一时风云人物。大会结束后，大跃进的弄潮儿们，如李井泉、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街坊间甚至传闻：柯庆施将取代周恩来当总理。

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两个人运气最好。一个是当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借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苏联人的援助，把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毛泽东让高岗进京和刘少奇与周恩来三足鼎立。另一个就是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了。

大跃进的恶果席卷全国。柯庆施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地盘是上海，属于全国需要重点照顾的地区。全国人民闹饥荒，还要咬牙往京沪地区调粮。如果不是调粮太多，四川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全国都在饥荒死人，北京和上海基本上没有饥荒死人。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伤害闹得最凶的根本原因。文革本质上是对大饥荒的清算。其它地方的官吏的心中都有阴影，都有那种来自大饥荒的罪恶感，北京和伤害没有。他们的主政者没有心理上的负担，可以肆无忌惮的争吵，瞎闹。尽管他们的安稳是建立在其它地方的饥荒之上。

可以说坐镇上海的柯庆施非常走运。庐山会议上张牙舞爪的李井泉等人大饥荒之后，到了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灰溜溜、灰溜溜的；同样张牙舞爪的柯庆施在大饥荒之后依然得意洋洋。因为他的位置好，没有捅娄子。而且在大饥荒之中，上海的工业还有所发展。

七千人大会上，下至县委书记，上至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毛泽东都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柯庆施就不需要。真是太走运了。正因如此，柯庆施在上海地位越来越稳固。

和北京的彭真不一样，盘踞上海的柯庆施是紧紧跟着毛泽东的。所以等到江青去上海时，好吃好喝好玩不说，柯庆施贵为上海一把手，亲自陪同，要让给人，要资源给资源。

江青和柯庆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那时江青刚刚到延安，还没有成为毛泽东妇人，正千方百计恢复组织关系之后进入中央党校；那时柯庆施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党校内任职，算江青老师；那时候延安整风还没有开始，他们关系并不深。

从个人恩怨上讲，柯庆施最大的仇人是康生，但是柯庆施生前没有找到报复康生的机会。从个人感情上讲，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希望看见柯庆施报复康生的样子。同时柯庆施对对延安整风比较风光的刘少奇和彭真则怨恨颇深，而且得到了报复彭真和刘少奇的机会。所以当江青到上海搬兵，柯庆施心中乐开了花。

好吧彭真，你们北京不要的人，我们上海供着。

礼物

一九三七年，江青离开上海时心情很是不爽。唐纳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她的人气跌倒低谷，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明星梦碎，可以说灰溜溜的离开。而且一别就是十几年。人虽然离开了，心还在。和所有爱折腾的女人一样，她一直喜欢大上海的热闹和繁华。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曾经豪情满怀：我会回来的。如果能预知未来，估计江青也会来这么一句。因为她确实回来了。

离开时，步履匆匆；归来时，风风光光。离开时，整个上海滩，没人愿意给她一个角色圆梦；归来时，所有角色都要仰望于她。那些曾经排挤过她的人，那些曾经鄙视过她的人，那些对她视而不见的人，你们都颤抖吧，你们将付出代价。

其实解放之后，江青回过上海。但那时她主要是治病，相对低调。六十年代，江青身份不同了，一次次往返在北京上海之间，行踪却极为隐蔽，仿佛身负特殊使命。并且有一个特殊的代号，叫女客人。隐蔽和低调不同。低调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人鸟你，不低调也不行啊。隐蔽就不同了，虽然行踪不外泄，依然可以风光无限，可以高高在上。

江青隐居在上海时，就住在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之一，内设总统套房，曾经下榻过上百个国家元首。二十多年之前，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蓝萍也只能住公寓。现在她可以在锦江饭店常住，步行数百公尺就到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大花园，是权贵之人放松、休闲、娱乐、养生的好去处。江青对此很满意。

在锦江饭店内部，不仅仅设施周到，还有事业可干。江青的事业是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长袖起舞，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太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所谓太高自己，就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谓打击别人，就是批判揭发。学到一些政治手腕的江青也遵循着两条路：通过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接下来就是要打击别人了，就要写批判文章。

以江青是身份，如果捞点政治资本，没有问题，毕竟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还是要给的。比方说搞样板戏，彭真虽然不爽，也是一让再让。但是搞批判就不同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搞批判相当于砸人家的饭碗。不管你是谁，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就要跟你急。而且以江青的地位和性情，她要砸的还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还是很多人的饭碗，那很多人都不是平头老百姓，都是有靠山、有名气、甚至有权势之人；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彼此盘根错节。一不小心就砸出乱子来。当江青想在北京砸人家饭碗时，就被硬生生给顶了，很没面子。为了能做到精确打击，背后必须有人支持，必须精心策划、保密行动、突然袭击。

背后支持江青同志的，当然就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当江青需要沪剧团进京，给。当江青需要批判文章的行家，给。柯庆施给了江青很多礼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是什么人呢？按照历史定位，他是四人帮主要成员，政治犯。也就是说干了很多坏事，坑了很多人，事实上这个评价基本靠谱。

许多人又根据这个评价认为张春桥同志乃十恶不赦之人。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干坏事和坏人之间不见得就是等号。因为时事会转变，好事可能转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比方说现在看起来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当年看起来绝对是好事。比方说现在被否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当年可是一致肯定的。即使内心不赞同，也举手表决了。即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赞同发动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是一样，抛开那些事的政治立场不谈，就会发现，其实他并非恶人。

张春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立场坚定之人。如果把前面加上一个修饰，那就是书生，或者理论家。张春桥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书生或者理论家。甚至可以说，张春桥是位思想家。日后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全程沉默相对。因为他明白，说或不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忠于左派的理念。

张春桥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有一帮书生或者说理论家。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小眼睛，透过这层表皮就会发现他们非常此热血、坚定。骨子里都是一根筋，认为真理在手，倔。

他们的行事风格：左青龙右白虎真理在心间。认准的事一股脑走到黑。远的一点，像搞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啊，明知断头流血还要断头流血。这倒不是对他们否定。而是对自己选择的负责。近的一点，如早起共产党人，明知革命是断头流血的事情，还要去搞，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真理在手。那时候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他们还是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只因为他们认定真理在手。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此，瞿秋白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首先是立场坚定的书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共产党内左倾事件远远多于右倾事件。比方说历次肃反，比方说历次整风事件，都有一帮立场坚定的书生。比方说清华高材生朱理治同志，去了陕北之后，凭借听说和感觉，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抓起来，等候处决。

把历次左倾事件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肃反→整风→大跃进→文革。

整个这条线就能发现，这一连串左倾事件中，理论鼓吹者都是书生或者说理论家。苏区肃反时代，主要理论者是国际派，代表人物王明身边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清一色的由中国出口苏联再传内销的，比方说那位姓夏的那位。延安整风，主义理论鼓吹者变成国际派演变成的本土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等人。等到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多了，其中张春桥的伯乐，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次，轮到张春桥出场。张春桥继承了左派光辉传统，去斗争、去批判、去取代之前的左派、如今的保守派们。

张春桥，左派承传者。

在这一条直线之内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历次运动中的左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保守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比方说早期的国际派之后就成了保守派。新兴的左派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右派，比方说刘少奇和彭真，从当年积极进取的左派变得更为理性成熟。他们又要面对新兴的左派，那就是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派。这个规律也符合兴衰代谢。但是如此从左到右的转变，左派取代右派的方式是斗争，毕竟是不正常的。

简历

张春桥，男，一九一七年生于山东巨野，六十四年后被判死缓，八十八年后死于癌症。他曾是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第一书记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达官贵人，同时也曾是反革命集团首领、死刑犯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反面人物。可以说张春桥是建国之后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职业：政治家，理论家，或者说思想家也可以。为了全面起见，应该再加两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一个多才的人。当一个有才之人迈入才能之外的领域时，通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比方说康生同志。论才能，在那个年代，罕有堪与匹敌者。然而看一个人，除了看他的成功和失败之外，还应该深入到他的性格中间，从性格之中理顺其兴衰纹路，考察人生之得失。

正因如此，张春桥和康生是不同的：张春桥有原则和节操，康生无原则、无节操。

性格：精明坚定。

这是一组矛盾的性格。一般而言，精明之人很难坚定，如同康生同志，整了那么多人之后，经历那么多人之后，依然在生前高高在上，因为精明过了头，临死之前出卖左派，所以只能是投机倒把之辈；立场坚定之人，缺乏精明手腕，比如说国际派那帮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坦然而死，没死之前却疲惫不堪（参照《多余的话》）。张春桥则是个例外，既精明又立场坚定。现在就来看看张春桥的精明，还有他的坚定。

张春桥这个人，如果要带着颜色去看，能找到很多缺点。

首先，他的出身不好，出生在官宦之家，祖辈是地主，父亲给国民党效命。共产党内，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有一个身份，叫做官僚买办集团。一般而言，拥有这种身份之人，在建国之后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难以幸免的。比方说陆定一同志，就被抄家好几遍。要么早死，如黄敬。张春桥因为身份独特，漏掉了。

年轻时代的张春桥干过龌龊事。一九三二年到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念中学，据说为国民党当局干过事，也就是所谓特务，而且导致几个激进的年轻人被捕丧命。这事成了张春桥人生污点之一。但不能就此认定张春桥就是叛徒。当年国民党属于正统，到处通缉共产党。当年张春桥年龄也就十六七岁，也就是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指望一个十六七岁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年轻人透视未来。认识大是大非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张春桥当时不是共产党，谈不上叛徒之说，也不能认为所谓特务。

当时的张春桥身份是富二代、管二代，是少爷，有吃有穿有玩，认为世道还不错，没必要推翻。在当时的张少爷眼中，所谓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破坏分子，应该举报。非但如此，张春桥还伙同其他认为世道还不错的人士办了份杂志、写文章拥护当局。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分子都是搞破坏。

我们现在人能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年确实重大污点。

后来张春桥去了上海滩，靠笔杆子混日子。日子混得不怎么样，却落下一段公案。这段公案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年轻作家得到文坛领袖提携出名了，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不爽，说风凉话。说风凉话不要紧，问题是匿名的。就好比现在网络世界，为了便于骂人或泼脏水，一个人穿好几个马甲。不敢以真面目发言，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被鄙视的。

年轻作家是萧军。文坛领袖是鲁迅。而这个说风凉话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混得不怎么样的文人张春桥。张春桥为啥要说风凉话呢，理念不同嘛。因为当时年轻的张春桥的思想还在拥护当局。而鲁迅和萧军都是当局的破坏者。所以张春桥自然很不爽。由于当时当局口碑不怎么样，鲁迅鼎鼎大名，所以张春桥选择了懦弱的姿态——用马甲骂人。

解放之后，鲁迅地位非常之高，萧军也被认为左派作家代言人。随着政治运动兴起，鲁迅也有被神化的趋向。那么站在鲁迅对立面的、本就理屈的张春桥当然就是反面角色。又因为张春桥在政治运动中崛起，自然惹得很多人不爽。文革之后，这事也成了张春桥的污点。

什么出身啊、早期有过不当行为啊并不致命。张春桥真正致命的弱点在他老婆身上。

张春桥的夫人叫李淑芳，生于一九一六年，大张春桥一岁。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李淑芳和张春桥一样，李淑芳出身于富贵人家；和张春桥不一样的是，出身富贵人家的李小姐思想比较激进，参加革命很早，张少爷早年思想的倾向于当局的。因为参加革命事业，危险系数比较大，用过很多笔名，好来最有名的一个叫文静。原名李淑芳反而不怎么为人知晓，就想很少有人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一样。等到后来张春桥由保守派转变为革命者时，文静反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抗战时代，文静去了根据地，在那里遇见了张春桥。

一九四三年，二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遇见了二十七岁的文静。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相似、年龄相仿、生活品味相当的年轻人相爱了，以一见钟情的方式。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命运老人接下来戏弄了他们一下：鬼子进村，文静被捕。

日本人都有双重性格：菊与刀，菊的一面和刀的一面。一面礼貌文明，另一面粗暴野蛮。当时的鬼子恰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也蛮的雄性群体之一。一个年轻有素养的女人沦为那帮人的俘虏，只有两个选择：被蹂躏；老实合作，有不被蹂躏的可能。

按照爱国主义剧情，文静应学习赵一曼，宁死不屈。赵一曼固然伟大，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承受那么多磨难。文静选择和鬼子合作，也就是当了叛徒。不仅仅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还进入了日军“宣传班”，担任班长，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写材料骂自家同胞，背叛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些情节，叶群和江青那点老底已经非常健康了。

然而历史再度跟文静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她出卖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什么也没得到，因为鬼子投降了，她还得留在中国土地上当中国人，还得面对那些不管有意无意毕竟辱骂过、诅咒过、出卖过的同胞。她再一次感到孤胆，只能寄希望于曾经的丈夫张春桥。此前他们虽然有过十个月的恋情，却当了两年的敌人。

在文静问题上，张春桥第一次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坚定。

此前的张春桥，从给国民党当局当特务到上海滩文人生涯，更多表现为精明，甚至投机取巧。在和文静结合问题上。张春桥也是相当精明的。要知道当时根据地女性极为匮乏，像文静那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女人就更匮乏了。张春桥当时地位不高，能和文静恋爱，套用一句俗话，那叫前世修来的福分。然而在文静叛变之后，形式逆转了。不论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不受待见的，就算是美女也比臭狗屎强不了多少。如果张春桥不理会文静，没有人会责怪他薄情寡义。如果他把文静交给组织，还能混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然而张春桥重新接纳了文静。为啥这么做？可以解释为贪恋女人等等。更为靠谱的解释应该是，张春桥和文静相恋的那十个月里，文静给张春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那种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张春桥出手搭救文静，冒着前途歇菜的风险。不仅如此，二人还在两年之后结婚了。

如果是张春桥在对待感情上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件事上又是精明的。他平白无故的接纳了当了国家叛徒的老婆，却没有坦白情况，促使文静忏悔，赢得国人原谅；而是试图修改简历，蒙混过关。一九四五年，张春桥帮助文静填简历时，说她的组织问题正在解决中；等到四七年，两人结婚时，把文静的被捕叛变写成被捕出逃；又过两年，全国解放，已经不再提被捕的事了。文静这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甚至被捕变节的经历。这也是每一次运动，总是彻查某人过去的原因。要评价过往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这些细节。那年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中国人。因为确实有人曾经是特务、曾经变节过，出卖过国家民族之后有隐藏起来。

尽管如此，文静的事依然成了张春桥一块心病。特别是他地位越来越高时，心病越来越重。在那个道德大棒飞舞的年代，张春桥面临着事业的抉择。所以他几次三番要离婚。并不是另结新欢，实在是情势所逼。对于精明的张春桥而言，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么。有，当然有。是什么，后面再讲。在对待老婆这事上。看出了张春桥的精明和坚定。这两种性格贯穿他的一生。

转变

张春桥本是富家子弟，立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最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了？还是老话体了，局势使然——日本人来了。有权有钱的公子哥，原本衣食无忧，要吃糖有糖吃、喝蜜有蜜喝，时不时对着贫困交加的同胞炫富啥的。那时候当然要力挺国民党当局。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国人面对困境苦苦挣扎，他张家则很幸福。因此他要力挺当局。可是日本人的凶悍不仅仅敲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根基，同时也砸碎了许多权贵之人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

所谓权贵，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多占点社会资源，并非高人一等。

所谓权贵心中那点自豪感，也就是对多占有一点社会资源的自我陶醉。

能认识到这些的权贵生活比较低调，人品也不错；认识不到这些的，通常就比较跋扈，自以为很了不起。要认识到这些的途径有两种：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年轻人通常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所以各种年轻的二代才比较让人厌烦；另一种方式就是外来因素强势介入。张春桥少爷越到的就是后一种。在鬼子的强势介入下，他发现他爷爷的财富，他爹爹的权利，乃至他终于的国民党当局都是浮云，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和同样出身地主的康生不一样。那时候康生家已经破落了，所以很早就去干革命。和家大业大的黄敬也不一样，黄敬是理想主义者。张春桥的转变是被逼迫的。尽管被逼迫，张春桥的转变却是彻彻底底的，不留余地的，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转回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年轻的张春桥发现，原来人生要靠自己。那就靠自己吧。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二十岁的张春桥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他曾经仇视过的组织的一员。接下来去了延安。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日本进攻中国那一会，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张公子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有，比方说电影明星江青，比方说知识分子叶群，都是被鬼子赶到延安的。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一九一零年到二零年之间，二十岁左右，五四浪潮时还不怎么董事，又没有赶上投身革命的黄金时期，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文革时风生水起，在五十岁左右时成为所谓少壮派。

以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张春桥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干新闻工作。那时候比张春桥级别高、资格老的同志太多太多，他想要辉煌腾达并不容易。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张春桥就做到了。原因有两点：个人素质和客观局势。

个人素质：长久在敌后工作，练就沉稳性格；原本知识分子出身，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就简便，加上他从事宣传工作，有时间并且需要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长期宣传工作，练就了一套说话写文章的本领。在上海新闻界的张春桥有如此优点：性格沉稳；办事干练；说话写文章滔滔不绝，而且怨言流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总之是人才一个。这样的人才，自然要受领导关注。关注他的领导就是柯庆施同志。光有柯庆施的赏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

客观局势：反反冒进和反右派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极左派异常活跃。上海总老大柯庆施一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之后，作为柯庆施跟班马仔的张春桥也写了跟进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然而张春桥依然没有辉煌腾达，但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以柯庆施心腹的身份等待机会。

等待中，大饥荒来了。等待中，上海避过了大饥荒。等待中，张春桥命中第二个贵人出现了。一九六四年，张春桥去了锦江饭店，见到急于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当时的江青虽然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在上海却是宝贝。当时正处于大四清阶段，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扩大之时。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江青无疑是一条捷径，一条潜在的捷径。

通过江青，柯庆施既可以继续当毛泽东的好学生，也可以报复刘少奇和彭真。

通过江青，张春桥也隐约看到一条走向成功的阶梯。

当江青看见张春桥时心理直患嘀咕：这人能帮忙吗？不会帮倒忙吧。

其实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有过见面，是在山东老乡《火炬》主笔崔万秋家中。崔万秋是个很复杂的人，除了当主编，还是半吊子作家，主业则是特务。催家当时宾客很多，还包括大特务沈醉等人。那时候江青还是不得志的电影明星蓝萍，张春桥还是不怎么得志的文人狄克。二人应该没有来往。因为二人在各自行业均不怎么得志。虽是老乡，却无法彼此帮助。而且各自心比天高，当时却是命比纸薄，看不见辉煌腾达的迹象。对两个雄心勃勃之人来讲，这样的关系比较鸡肋。所以常识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温情画面没有出现。因为温情是普通人专属养品。野心家需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当时的江青正想一切办法从小明星变成大明星，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希望崔万秋写点文章捧一捧自己。张春桥正换马甲骂人积累人气，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结交一些人，打发一点时间而已。

十八年过去，江青已经成为第一妇人，张春桥也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去见江青，把张春桥也带着。目的是让张春桥作为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柯庆施虽然把江青看得很高，毕竟是上海地区一把手，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不能扮演跟屁虫的角色；而且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计谋需要算计，有人需要捧、有人需要打压；再则，也是一把年纪了，经不起上楼下楼反复折腾。

一开始江青对张春桥不是很感冒。此时的江青地位非常高了。低头抬头所见都是大人物。任何人见了她都得给三分笑脸。就算把她顶出北京的彭真，见面也得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不是她江青有多牛，而是江青背后的那个身影过于高大。张春桥只是一个秘书。秘书不要紧，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个小眼睛，也不像有战斗力的样子，况且对京剧也不懂。

张春桥很快用事实证明：江青同志，你错了，本人战斗力超强。

张春桥之前没有研究过戏剧，但是他充分发扬了五十年之后大学生应对考试的绝学——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张春桥就找来一大堆京剧方面的书籍，手里拿着馒头也在看，蹲在马桶上也在看，躺在被窝里也在看。短短时间内，张春桥同志凭借其过人的精明和才华，竟然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京剧专家”。虽然和真正的京剧专家尚有距离，但是江青同志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也不高，二人可谓半斤八两。半路出家的张春桥已经可以帮助江青修改样板戏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交流中张春桥展示了自己真正的专业技能：写批判文章，也就是挥舞政治大棒。江青自然欣喜不已：还是柯老的人管用啊！

江青的策略就是一边搞样板戏抬高自己，另一手就是写批判文章打压对手。搞样板戏之类的游戏，还在江青专业范畴之内，勉强能胜任。而且鉴于她的身份，搞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如何，总有人高度赞扬、拼命鼓掌。写批判文章就不一样了。那是向别人挥棍子，把别人搞臭，砸人家饭碗。而且根据江青从政治舞台上搬来的那些斗争经验，还要横扫一大批。

那一大批之中，包括学富五车的正牌教授，包括兼职混过文坛的职业官僚，还包括文痞、混混、二百五等等，喷起口水来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这就远远超出江青的能力范围。而且她的身份摆在那里，也不能直接上战场。因为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江青一个，还有伟大领袖。无论如何，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绝对不能惹上半点尘埃。

怎么办呢，需要枪手。

于是第一妇人在北京寻找枪手。然而北京是彭真地盘。江青寻枪老半天一无所获，郁闷不行。不得已，只好再次去上海请求柯老帮忙。柯庆施本来就对刘少奇和彭真恨得牙痒痒，天赐良机自然要抓住，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当然他还是不能亲自出马，就把他交给自己的心腹、有才的张春桥去办。作为伯乐，柯庆施了解手中这匹千里马的实力。他认为张春桥有实力把一切搞定。身为千里马的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要转折一下。

之前张春桥凡是接到柯庆施的差事，都是面如止水，心中暗喜，因为意味着伯乐的信任啊。欣喜之余则是一声不响把事情给办了，办得合情合理，让柯庆施很放心。然而这一次，张春桥依然是面如止水，心中却是冷飕飕的。多年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次非同小可，牵扯面太广，牵扯人太多，很多人都是树大根深，弄不好是要遭殃、可能还要掉脑袋的。虽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机会同时也是陷阱。

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既抓住机会有避开陷阱呢，这是个问题。

纠结郁闷之时，张春桥精明的脑袋里再次灵光闪现，何不如此这般呢？

在张春桥的头脑里进行了如下计算：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不写，立马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文章一定要写。因为写文章辉煌腾达的概率很高。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章写出来，而不是出自自己的手笔。到时候，成功了自己可以风光，失败了也有替死鬼扛着，一箭双雕。

要办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找一个能写文章的。张春桥手下恰好有一个人能胜任，此人有一个绰号，号称棍子，即战斗力超强，动辄横扫一大片的那种。

此人姓姚，明文元，号称姚棍子。

整个过程中江青相当于业主。柯庆施相当于承包商拿下项目，又把项目交出去。张春桥的角色相当于施工单位，张春桥有找来农民工姚文元负责干活。将来出了事，从上往下推，说这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干成了，张春桥可以说姚文元是我的人，功劳是我的。在这事上，张春桥可以说把精明发挥到极致。

政客姚文元

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号，死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号。

职业，政客、文人。

如果从文革左派中挑出一个政治家，那个人必然是张春桥。如果以张春桥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那么姚文元只能算政客。即使是政客，也不纯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人。大家都称姚文元为棍子，却很少有人承认姚文元首先是个文人。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死在一九九六年，葬在上海。当时姚文元刚刚出狱，葬礼非常低调。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低调下葬之人就是姚文元妻子。墓碑上只有子女留下名字。墓碑背面刻有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叠词用得很棒，意境也不错，一位老人晚年丧妻、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颇有瞿秋白《多余的话》中那种寂寥。单从文学绝度看，这绝对是一首好词，放在所有“蝶恋花”词牌下都堪称优秀。若干年之后，姚文元死。死后和妻子合葬。墓地前依然只有一个墓碑。墓碑上依然只有金英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姚文元也葬在其中。这是效仿武则天立无字碑么？

常常想，如果姚文元不去写那些批判檄文，静下心来好好创作，一辈子应该收获颇丰吧。

自古才子如红颜，自古红颜多命薄。就姚文元来讲，命运待他并不薄，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华。身为才子的王洪文是薄命的，身为政客的王洪文一点都不薄命，而是搏命。

如果说张春桥历史老底不干净，后来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自身精明和运气，姚文元更有趣了。因为他的条件比张春桥更差。后来的四人帮中，按照当时条件，政治成分最好的是王洪文，其次江青，姚文元排最后一名。

姚文元的政治成分差，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姚篷子。

姚篷子，浙江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六九年。姚篷子生于书香之家，又是个作家，并和鲁迅有交往。鲁迅还写诗赠予姚篷子，表示对他很看好。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以姚篷子的身世和身份，自然衣食无忧。然而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当热血，爱国骂政府的本事都一流，而且还敢于实践，即加入激进的共产党。比方说郭沫若等人，还跑去参加南昌起义了。

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姚篷子玩了一把激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的，如果坚持下来，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然而事情又出现了转折，国共分裂，国民党当局四处收捕共产党员。姚篷子东躲西藏，坚持了六年，终于还是在天津被逮住了。如果此时姚篷子能坚持几年，坚持到抗战到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狱，那么姚文元的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四十多岁的姚篷子终于没有通过考验，入狱第二年，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白色恐怕时代共产党脱党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档案。要知道文革时，砸碎的文官系统，理由都是叛徒啊什么的。

解放之后的姚篷子赋闲在家，常常遭受遗传了他热血和激情的儿子鄙视的眼神，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时不时冷眼以对的儿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将会相当难过的。比方说姚蓬子原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篷子老婆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即打电话举报。按照文革中的规矩，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姚篷子的叛徒经历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存款被冻结了。当时姚蓬子正生病，一家人没了开销。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姚蓬子总算不用挨饿。有这样一个叛徒经历老爹，姚文元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疙瘩。

姚文元比老爹更热血。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年仅十七岁的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热血的姚文元还没来得及发挥，全国已经解放了。年轻的姚文元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懂得隐忍，全凭一腔热血，手里提着棍子（一支笔）横扫四方，仿佛要弥补他老爹的遗憾。在他的棍子下，什么丁玲、老舍、巴金都是浮云，一干子全部打到。这样一通乱棍，在江湖上打出了名头，赢得姚棍子之美称。

姚文元的棍子有多猛烈，他在上海写文章，不仅仅赢得张春桥的关注，甚至得到远在北京中南海内毛泽东的表扬。要知道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家还在搞建设。现在要横扫一大批，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再合适不过了。

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就忽悠了一遍，大意也就是老弟啊，现在有一票大买卖，虽然有点风险，但成功概率非常大；成功之后咱们就成为人上人，就看老弟你了。姚文元也不是傻瓜，迅速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干了之后，好处多多。至于风险，自古以来就是富贵险种求嘛。如果不干的话，老爹那点破事被揭批，很可能前途玩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好吧，干！

——当年老爹没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走到黑，留下终生遗憾。现在机会再次降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在打到右派中好好表现，争取二次革命中立功。

于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出炉了，就是传说中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它在上海《文汇报》上之后，闹得天翻地覆。

这篇文章也许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历史批判篇章，因为它是一条强有力的棍子。也许当初康有为横扫天下的《新学伪经考》可以与之相比。历史喜欢记载棍子。它不仅仅拉开文革的大幕，在江、张、姚传奇的一生中，也是标志性事件。

一九六五年，江青五十一岁，正在走向政治前途的前夜；张春桥四十八岁，姚文元三十四岁，都是龙门之前的鲤鱼，即将跳跃。在此之前，三个人也有一点联系，此后便站在同一辆战车上。也就是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契机，一个促成江、张、姚走到一起的契机。从此，中国政坛上新的革命派形成。

把以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称为新革命派，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把思绪的触角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灾难来临之时，左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清朝末年，华夏文明面临生死考验，国家积弱不堪，各路野兽跑过来捞点好处。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应运而生。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路线，然而他的路子很窄，因为他没有重新整合中国，甚至没有完全整合革命党人。军阀叛变从未间断。

蒋介石用务实的手段整合了孙中山留下的烂摊子。通过一系列拉拉扯扯，打打谈谈，搞出来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国家。只可惜那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尖锐，公务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革命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过程。保守无所谓，解决民生问题搞不定，那就必然出现新的革命派。共产党成了革命派代表。加上国外势力的强势介入，蒋介石终于付出惨痛代价。

在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早期的共产党人均依附于共产国际，口号理论喊得震天响，却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崛起，问题才算解决。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努力搞建设，原本不应该再出现新的革命派了。然而灾难又来了。灾难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催生出新的革命派。革命对象则是之前的革命派，现在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然而新的革命派和之前革命派的命运注定不一样。因为当年孙中山面临的是腐朽不堪的清帝国，毛泽东面对的国民党当局已经腐败到骨头里。另外他们都有新的思想。新革命派不一样，没有新思想不说，干工作的能力跟他们要打到的对手差很远。江青不过是依附在毛泽东那颗大树上的蚍蜉。至于张春桥，让他当总理能干出什么名堂？所以说，新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没前途。没有前途的革命派，能给历史留下的，只有破坏。

不仅仅在中国，整个历史一样，极左派总会伴随灾难诞生。所谓极左派，说白了就是更为激进一点。如果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这派人不会有太大市场。因为人嘛，如果日子还能过，宁愿吃过饭去打打牌、爬爬山、遛狗、逛街、约会等等，也不愿意去大喊大叫、喊打喊杀。那样很伤精神的。

现在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借助毛泽东对现实的不满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试图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序幕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几个人包着这样一篇檄文走上政治舞台。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根粗大的棍子，又粗又大。

第八章 棍子是如何炼成的

俗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森林众多，棍子众多。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情形也差不多，也是森林覆盖，棍子众多。这些精神上的棍子质量和持有者脑袋挂钩，杀伤力和持有者脑细胞活跃程度、性格坚韧度成正比的，分为很多层次的。要想在精神上拥有一根通杀四方的棍子，很不容易的。有多么不容易呢，看一看就知道。

精神棍子，是从精神上攻击别人的。从质量上讲，最低档次的棍子就是泼妇骂街，家里丢了一只鸡或者说家庭生活不和谐，到处乱骂，用高音喇叭一般的声音配上污浊的词汇，活脱脱一个精神上的茅坑，臭味足以散发数百米。这种档次的精神攻击，虽然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然而破坏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便烟消云散，涛声依旧。

档次搞一点的，叫文痞。什么叫文痞呢，这些人是写文字的，确实在精神上和泼妇心有灵犀，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只能把那些恶毒的言辞转化为肮脏的文字，高高兴兴的到处乱贴，用以彰显自身高明，借此寻找存在感。心中只有白开水的，直接叫骂。心中有几滴墨水的，写一点露骨下流的讽刺。这种人虽然可恨，也有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当他们的矛头偶尔正确的对准某位贪官或者奸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可爱。只是这种时间很少。

文痞也是分档次的。如果心中墨水多一点，那就是一个高级文痞。文痞所以是文痞，原因在于虽然有知识但缺乏独立的人格，有见识却缺乏品味。

所以说文痞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谩骂，另一个就是拍马屁。

所谓高级文痞就是马屁精。

所谓马屁精，就是那种并不表达自己观点，唯领导意念适从。既可以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领导描述为幽谷里的百合，也可以浓墨重彩，把领导写成怒放的玫瑰。在需要展示平和形象时，领导犹如从诺亚方舟里飞出来的和平鸽；需要力量时，领导就是高飞的雄鹰，而不管领导本质是不是一只绵羊。一旦领导倒台，如果需要他们又可以把曾经的领导变成过街老鼠，或者说一只可恶的蟑螂。

换句话说，高级文痞总是把目光锁定在权位上。能看穿这一点的领导，要么就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留个好名声；实在能力有限，在位时会选择低调一点。而很多领导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以为自己真的玉树临风英勇无敌，以为骄横一点腐败一点也无损自己光辉形象。等到明白时已经晚了。所以说马屁也是一种棍子，打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打出了群众队领导的不满，打出了领导走向覆灭的通道。

比文痞更高端的棍子则是另外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如此。

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全面扫荡其它形式的东西。由于长期宣传关系，后人往往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是那种墙头草，完全是误解。那样也太小看使用他们的毛泽东了。毛泽东看人，很少走眼。从二人简历看，张春桥是日本人进攻中国那会加入共产党的。姚文元则是在全国解放时入党的。张春桥通过战争考验，而姚文元可以算新中国第一代热血年轻人，一贯写批判文章的。二人所以称为棍子，只因为社会大潮转变。

要弄清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要先弄清楚《海瑞罢官》是咋回事。事情还得从海瑞说起，海瑞是一个奇人。奇在哪里呢，就奇在为了遵循所谓道德和法律操守上。这些要从海瑞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GDP什么的全球第一；对外战事不断，辽东塞外的蒙古人不消停，对日战争更是从浙江福建一带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光事件。与之对应的则是明帝国腐败遍地，无官不贪；奸商云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官商勾结，掌控社会财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拜朱元璋所赐，明朝公务员薪水待遇极低，但是极低的薪水却是家有豪宅，出门有轿子，还能取好几个小老婆。闭着眼都知道明朝贪腐是一大奇观。就像现代某些官僚，工资连水电费都不够，却开豪车住豪宅，把后代送到欧美进修，不用调查也知道那些钱都是哪来的。在那个都贪都奸的时代，海瑞同志偏偏要遵纪守法——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拍上司的马屁。就是凭借两百年前朱元璋规定的那些死工资过日子。面对物价飞涨，海瑞只能吃青菜豆腐啥的，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母亲过生日才吃点肉，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活脱脱廉臣楷模啊。

海瑞一辈子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骂皇帝，说精明多疑想成神的嘉靖不务正业、性生活不和谐等等。惹得嘉庆出离愤怒，愤怒到要让海瑞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在海瑞命够硬，嘉庆死了，他还活着。这不是夸奖海瑞多么多么完美，据后来小道消息称，海瑞对待老婆和女儿并不如对待老妈那么好。当时没啥，和现代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了。但是站在一心搞建设的执政者角度上来看，海瑞就是好，因为他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完全符合当年毛泽东对下属的标准。

当时刚刚反右派不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毛泽东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女教授回答：“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话中有话。毛泽东很奇怪，再问“你不问政治？”女教授回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言外之音更明显了。毛泽东又问“柯庆施怎么样？”女教授回答：“更不敢讲。”简直是变相告状了。毛泽东没办法，就问：“我怎么样？”女教授回答：“你英明伟大。”这一系列对答让毛泽东心里直打鼓。不仅仅是一个女教授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问题。

在任何时候，知识界集体沉默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时候声音如乌鸦一般难听，但仍然要给糖吃，让他们继续叫。因为在乌鸦一样的叫声中已然有金玉良言。

执政者需要避过乌鸦的扰乱，辨别其中的金玉良言。

毛泽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同志，学习海瑞敢说话、敢办事、干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的精神。当时大饥荒刚刚有一点苗头，毛泽东嗅到一点危险，跃进不是那么完美。他以为下面的同志懈怠了，要他们端正态度，敢说话办事，搞好大跃进。领袖发话自然非同小可，接下来文化宣传一定要跟上。

胡乔木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说为了伟大事业和伟大的毛主席，吴老你就跟进一下吧。吴晗一想也是好事，鼓励一下大家说话嘛，应该的。吴晗拿出自己的历史文学水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意就是海瑞同志如何如何值得学习等等、咱们应该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习海瑞等等。这还没完，对于一个顶级历史学家而言，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写两篇小文章只是牛刀杀鸡，显然是不过瘾的，特别是这个历史学家又有文学创作才华的时候。况且吴晗本来就是一个激进派，该出头时就会出头。而且吴晗当时的职位是北京副市长，于公于私都要出力的。五十岁的吴晗在自身热情的作用之下，把文学和历史知识融合在一起，写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或许是新中国诞生的最为出名的戏剧。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涉及到政治，并由此引发的争议。为啥会引出如此之多的争议呢。因为它诞生的时间就不对。从时间上推算，它诞生于一九六零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六零年是新中国的灾难年，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年头。那个痛苦的年头怎么会跟一篇历史剧扯到一起去呢，因为一个人，老熟人，赫赫有名的膨大将军。

吴晗，浙江义乌人，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岁考上大学，受到文化界泰斗胡适赏识。一九三零年，经大学者顾颉刚引荐，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在胡适亲自推荐下去清华大学念书，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数十篇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略有名气。毕业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专讲明史。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去了西南联大。正是这段时间对当局现状日益不满，写下许多历史杂文，讽刺国民党当局。

北平解放时，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虽然挂职北京副市长，主要从事文化工作。他先是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之后又主持挖掘明十三陵中定陵（目前唯一一个被挖掘的明皇陵）。

可以说在早期共产党之中，吴晗是少数顶级知识分子之一，其文化学术修养远胜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当然吴晗并不完美。比方说在北京古城问题上，他就以激进的姿态站在梁思成对立面。梁思成主张多保留一些古建筑，吴晗认为没必要。当事人回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梁思成哭，当然不是为他个人，而是因为那些东东的艺术价值远胜所谓的高楼大厦。但是没办法，当年高楼大厦是稀罕货，当年的国人过于激进，连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激进。

一九五七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右派，知识界沉默；那一年大跃进正在走向高潮。随后大跃进的强度越来越大。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个篇章之后的三个月，庐山事件发生了，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批，再次大规模反右派。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过程，恰好和大饥荒平行。之后又是七千人大会，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接下来一系列政治问题就来了。

政治问题怎么和海瑞牵扯到一起呢。因为彭德怀的事和海瑞有几分相似。其实在生活作风上，彭德怀和海瑞确实有相似之处。第一代领导人多半艰苦朴素。彭德怀仍然是艰苦朴素的典型。统兵作战时，生活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一九三九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陈赓驻地。陈赓想“贿赂”一把领导，决定给彭德怀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骨。这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然而身为黄埔三杰之一，足智多谋称著的陈赓却犯难了。因为陈赓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反对搞特殊。如果有人对他搞特殊，不论何人，敢搞特殊的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掀桌子骂人。陈赓很犯难，思考许久才想出对策。

陈赓首先找彭德怀说：“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地方有一种鱖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下河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战士亲手抓的，没有消耗组织资源，彭德怀不反对：“好吧。”中午吃饭上菜，炊事员先上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再上一大盘香喷喷的清蒸鱖鱼。彭德怀边吃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别说是当时条件艰苦的年代，即使今天，这种鱼也是美味啊。

陈赓也很高兴，决定继续实施请客计划。炊事员又端上来一大盘子肉丸子。彭德怀开始警惕了，念叨：“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陈赓心里一凉，心想还是领导精明啊。但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不信你尝尝。”彭德怀夹了一个丸子放进嘴里，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吃饭。

前两个菜都好说，这第三个菜是只鸡，炊事员不敢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事已至此，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只吃蚯蚓、小鱼什么的，你补补身体好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等等等。”按道理说，饭吃都吃一半了，就吃完再批评教育也不迟啊。哪知彭德怀直接开说了，什么现在生活困难啊，一大堆，说完放下碗筷直接出去了。陈赓已经是军内老资格将军了，而且党龄比彭德怀还高，并且和彭德怀有很熟，又老战友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非也！陈赓已经很知足了，并且喜滋滋的对部下宣布：“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生活作风真的和海瑞确有几分相似。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不会来事，甘当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海瑞仅仅是骂皇帝不好好干活，彭德怀在庐山写那封信，分量远胜过海瑞那篇骂人的奏章。而且海瑞仅仅是一个道德君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彭德怀可是横刀立马一辈子啊。可以说彭德怀不是海瑞。如果硬说是，那也是海瑞的加强版。大家都能嗅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说大饥荒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话是为了搞建设，吴晗写的东西顺应了时事。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他发现党内出了很大问题，即右派太多，在搞修正，国家危险了，吴晗写的东西变成了违逆潮流。吴晗对海瑞的颂扬变成了对时局的讽刺。连江青都能看出来。江青在一九六二年就要搞批判。

但那时候时机未到。因为一九六二年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刚刚集中全党的力量扛下大饥荒。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全面升级。毛泽东还想以教育的方式把全党统一团结在三面红旗之下，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那个时候，江青想批判《海瑞罢官》，想批判吴晗，进而批判北京市委，从而赢得政治资本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三年之后，形式不一样了。江青终于得到了机会。

小四清搞了两年，也未见成效。行政系统非但没能再次回到既定政策上来，反而越走越远。六二年六三年，虽然理论上还是三面红旗，实践上已经偏离大跃进轨道，而且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分了一部分地，当然饥荒也结束了。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决定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顺势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认可（详情参照刘少奇篇章）。毛泽东则认为国家出了修正主义，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次性解决问题，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也正是六四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五人小组成立，主管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组长是彭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把江青顶出北京。

江青只能去彭真老对头，盘踞上海的柯庆施那里。江青为啥老抓住吴晗不放呢。据说，毛泽东曾和吴晗煮酒论史，江青插话卖弄聪明时出了漏洞，吴晗纠正了江青的漏洞。从此江青恨上吴晗。许多人就此认为江青是公报私仇。其实不然。江青的目标部署吴晗，而是吴晗背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亲自操刀。很遗憾，柯庆施死了。柯庆施的死很突然，也闹得轰轰烈烈。他若不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期四人帮搞不好弄成五人帮，或者一个教父加四人帮。柯庆施虽然死了，柯庆施留个江青的礼物还在，也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子就落在这二位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重担。要拿几百年之前的一个死人横扫当今世界，谈何容易啊。

尽管海瑞和彭德怀在生活作风和脾性上都有相似点，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之人，生活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呢。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事。考验棍子们功力的时间到了。

一开始，写文章的事在上海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知道。张春桥久经考验，姚文元一腔热血，但两个人都不太懂明史，也不了解海瑞其人。为了写好文章，二人查资料、找证据，发挥毕生的才华，通过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即使手段之后终于把文章给弄出来了。文章署名姚文元，远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功劳。除张春桥之外，还有写作小组里的人才们。所谓写作小组，就是一帮知识分子组合在一起，专门制作棍子。很多当今社会精英当年都在写作小组里混过。据说余秋雨同志也能和文革写作小组扯上关系。他们如同战斗队一样躲在屋子里，干着攻击污蔑的伟大事业。

军人卷入政治是一种悲哀，文人也一样。现在只要想一想那些所谓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当年在黑屋子里干的事，心理就堵得慌。很多人被誉为社会的良知，他们是像良知的样子吗？无语。当然，无语的事还有很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不长，却历时半年多，前后改稿近十次。可见文章问世之艰辛。可惜这样一部艰辛问世的作品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只能感受到一群有文化的流氓那赤裸裸的面孔。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堪称文化流氓的巅峰之作。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寂寞而矗立。

文章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

文章指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把海瑞写的太好了，和真实历史上的海瑞不一致。真实历史上的海瑞没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这出戏有造假嫌疑。

——想想这一层就觉得搞笑。海瑞那时代有阶级、自由、民主概念么？只是戏剧而已。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历史也不符。即使是伟大的《史记》和历史也不完全相符。

——这是艺术，不需要从政治角度去考证。但是作为棍子领域中顶级好手，姚文元偏要去考证。凡事都有目的，姚文元的目的就是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文章指出：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如此把政治观点套到文学上，就不用解释说明了吧。

不禁纳闷，姚文元及其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熬死那么多脑细胞之后，脑袋上的头发有脱落不少之后，终于把一出戏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接下来的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得罪更多的人。

要得罪更多的人，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够的，还要把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于是妙文再一次出现了。

文章指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 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到这些词汇了吗，退田，即为单干；平冤狱，即为翻案；冤，即为黑暗。这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三大风，单干风，黑暗风，冤案风。

看到这里，不禁要佩服姚文元及其战友们的才华，能把一出戏剧引申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而且对领袖的用词把握得极为到位，不容易啊。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既然牵扯到现实，那就要为了现实而战斗了。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一段可以视为战斗宣扬。十八般兵器蕴涵之中，杀气腾腾，波涛汹涌。但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样子：他们是错的，他们很险恶，他们破坏了大好环境，去要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很无辜，很清白却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挑起了战火，他们要进攻我们，我们要自卫，为了保卫自身利益。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批判功力。没有无聊的谩骂，没有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充满杀机，杀意阵阵，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流杀手散发出来的杀意。文章成功的把前后相差数百年的彭德怀和海瑞联在一起，巧妙的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过，锋芒所指，覆盖文艺界和政治界所有人物，不愧为文革大戏的开幕词。

——这是中国式逻辑的胜利，文坛棍子的胜利。

如果棍子水平到了这个境界，要骂人的话，绝对可以问候祖先十八代而不吐脏字，足够许多网路愤青惭愧到泪流满面。如果要拍马屁恭维领导，那绝对会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声不响之际把马屁拍的震天响。他们已经到了人间凶器的境界。现在他们坚定的站在一种意识形态上面，自以为代表真理和道德，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战斗力成倍增长。加上身后站着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旗手，一时间所向无敌，隐隐有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

江青看到文章之后自然非常欣慰。首先数年心愿——批判海瑞罢官——终于满足了：这篇文章太过强悍，足够攻击敌人、太高自己、舒服很多不明内情的人。江青笑了，仿佛看见彭真等人脸上长满苦瓜。但是很快，她又发现自己笑的太早了。因为那篇杀伤力十足的文章刊载在上海《文汇报》上，《文汇报》影响力毕竟有限。加上上海帮大神柯庆施去了马克思那里，张春桥还没有真正上位，文章有货无市，一时甚为尴尬。就算上海有报纸转载，其它地方（主要是华东六省，原柯庆施地盘）转载也有零星转载，毕竟只是星星之火，在形成燎原之势之前，没有几点光辉的。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年的媒体资源有限，都和政治绑在一起。大饥荒之后，政策往右转，地方行政系统都希望政策降一降温，不要过于激烈，对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自然不太感兴趣。因为大跃进那几年，也是这么杀气腾腾干活的，结果捅出天大篓子。这也是当年行政系统偏向刘少奇的原因。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所以有力量继续折腾，就因为大饥荒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挨饿时，京沪一带还能保障基本供粮。说白了，也就是北京上海一带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滋味。所以他们的行政长官还能吃饱了不饿搞论战。其它地区牛叉的人物，如显赫一时的李井泉、吴之圃、曾希圣等人都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轮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较量。出拳的是上海，狠狠的砸向北京。北京使用乌龟神功抵抗。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叫范瑾。范瑾原来是黄敬的妻子。黄敬英年早逝之后改嫁。此时她处在阵地最前沿，正考虑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大作。这样重大的事，她是做不了主的，要请示北京大当家彭真。明知道砸向自己的拳头，还要挺起胸膛去接受，那是傻瓜。彭真不是傻瓜，指示曰，不必转载。

拳头本来是对准北京的，北京竟然关上了大门！几年辛苦，几个月的突击，就这样被彭真当了，江青很惆怅。联想到因为京剧的事被彭真顶出北京，亮相到彭真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组长的位置，江青更惆怅了。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彭真是政治局常委，京城一把手。她只是领袖妇人而已。个人实力上她和彭真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她是领袖妇人，好在这盘棋是领袖下的。她搞不定的事，将由领袖来搞定。她搞不定的人，将由领袖来搞定。那个时代，除了涉及到客观规律，没有领袖搞不定的人、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找彭真聊聊天，再批评两句，谈笑之间事情就解决了。

彭真当时是要保吴晗的。为啥要保吴晗呢，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旦被批判，势必牵扯到北京市委。吴晗的事本来属于文化范畴，如果牵扯到政治，相当于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起，结果将会有很多人遭殃。这事在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彭真是左派，向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国际派发动进攻，之后彭真的地位迅速升高。现在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彭真本人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有主管北京，在他之上的也就那几个人。新左派全力冲击的话，势必要冲击到今日已经大权在握的彭真。抛开是非不谈，就从个人得失角度上看，彭真也得全力保吴晗。

然而很多事是分不清的。以官员的身份写戏剧，究竟搞政治还是搞文艺？既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凭啥就不能批评？副市长搞文艺就高人一等吗？高官写的东西就不能动吗？没这个道理。如果说一般人提这些问题，彭真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问题从领袖那里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领袖再点一下北京市委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彻底撑不住了。

——好吧，转载。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大幕拉开了。

第九章 较量

毫无疑问，炸开了锅。

左派右派围绕文章争吵不休，许多重量级人物纷纷登场，各路专家不顾专家的面子，教授学者们也不再装斯文，一时间板砖、棍子、满天飞，口水汇集成海洋。

其实争吵早就开始了。看看一九六五年的报纸：一月份，《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引申为彭德怀被贬。——批！二月份，《文艺报》则批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毫不

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五月份，批《林家铺子》。如此等等。批《海瑞罢官》不过是高潮而已。其它批判文章没有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只因为批判力度不大，范围不广，双方都可以接受。

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那是要横扫一切的，特别是所谓的右派。所谓右派，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那些高级官员，也包括彭真在内。随着文章转载，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所谓批判有几层含义：正常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不正常情况，比方说私人恩怨，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张三看领导不爽，李四看同事不爽，需要打击报复一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有时候捏造点证据、张开血盆大口喷喷人也是应该的。又比如说某个所谓文化人，渴望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得，积怨于心，愤愤不平，时间一长修行圆满，晋升愤青之行列。现在得到机会去喷人，指望口下留情是不现实的。

但不让那些人说话同样不现实，正如不让乌鸦叫嚷一样。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还在搞运动，都是热的。大四清运动正在高峰。前面说过，大四清运动是一场刘少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级阶段，目的是算大饥荒的账，从上往下算。

大四清本质是把大饥荒责任导向中下层。这样一个运动中，查这个查那个，本来就乱哄哄的，本来就口水一大片、棍子一大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两年了，还没有消停。毛泽东又摆出了更大一个阵势，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调度下，新左派诞生，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激将爆发。可以想象争吵是何等激烈。

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左派，人数多，地位低；右派，人数少，地位高。

左派要求乱起来，要夺权，说你们右派老是欺负俺们老百姓，不行，你们要下岗；右派，为巩固手中权利，主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左派那些人本来就地位低下，能和右派高干们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比赛本来就是一种胜利。右派不一样，已经是高干了，闹出个三差两错，那真的是晚节不保，伤不起啊。

按照级别看，原本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左派那些人和右派相差甚远嘛。但是左派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左派。在毛泽东的身后，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国家的根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避开来自左派的冲击，右派必须要发挥智慧。他们知道左派冲击一旦爆发，将是多么猛烈，那绝对是狂风暴雨似的，要毁灭一切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狂热的左派，在赢得权力之后开始现实起来。从历史上看，权力是革命派最好的镇静剂。掌握权力就要干活，所有要干活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即活该怎么干。所以左派一旦掌权，通常会往右转。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估计不用多久就要现实起来。

双方争吵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之势。曾经的左派，当时的右派人物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主管文化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同志坐不住了。于六六年二月三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之外，还有胡绳、王力等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才。又是一番争吵之后打成共识——弄出来一个纲领性文件，史称《二月提纲》。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纲领，把斗争艺术和和稀泥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了无缝对接。

提纲第一部份开宗明义，就是承认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口水仗是正义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

——彭真当时心中是否愿意如此肯定眼前的口水仗已经不得而知。但事实摆在眼前，否定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从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左派的，谁敢公然反对，毛泽东就会大手一挥，让他灰飞烟灭。第二点，左派数量众多，即使没有毛泽东支持，也必须争取，否则将把自己孤立起来，也是死路一条。最后一点，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相当于告诉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你们不要闹了，咱不追究责任。至于会不会秋后算账，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是一盆稀泥，让大家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精神无处发泄，继续折腾也可以，请注意折腾的方式。这就是提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讲，咱们是民主国家，是让人讲话的、让人辩论的，是民主的。但民主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搞武力斗争。

——说得直白点就是，追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同时，咱们要懂文明讲礼貌。

说穿了，还是一盆稀泥。也就是让大家消消气。如果火气太大，也不要一次性发作，要细水长流，慢慢说。怎么慢下来呢，就是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说，搞辩论时要注意自身队伍。咱们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名义上依靠左派，同时号召左派搞团结、做研究。左派本来很团结，团结起来搞破坏，打到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团结大部分，相当于要求他们压缩斗争目标，少斗一点。而且号召他们搞学术。这就搞笑了。如果都回家搞学术了，那还叫左派吗？而且人家本来就社会地位低，有搞学术的条件吗？让人家消气回家却不直说，转了这么多弯弯。

那么什么样队伍是又红又专的队伍呢，还是第三部份内容。

这部分也没啥新观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说，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

——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无法就是劝大家讲文明、不搞暴力。

说了老半天，浪费那么多口水之后，当前争论怎么办？大家谁也不服谁，怎么办。办法就是提纲第五部分。

这部分中，要求参战的各位选手先冷静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写一点高水平的文章拿出来继续论战，不要现在这般争吵谩骂了。

最后，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通篇都在和稀泥。

提纲看起来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看起来对左派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点左倾，应该说很照顾左派那些思想家、理论家、愤青了。没看出斗争在哪里啊？斗争在哪里呢？

妙就秒在这里。如果和稀泥成功，斗争也就胜利了。因为左派主要来自下层。如果文明了，温顺了，回家做学问去了，那么下层还是下层，上层还是上层。也就是行政大权还在右派手中，各自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地位，斗争也就胜利了。

不能不佩服政治艺术的深邃无边啊。

如果提纲通过了，左派回家了，文革也就没有了。胆敢不回家的，一律按照军阀流氓对待，并美其名曰为“学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问题是能通过吗？能否通过，要党内最高领导人点头的。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七号，五人小组把提纲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一下，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八号，彭真、康生、陆定一带着提纲特地去武汉请示。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要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以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又过四天，二月十二号，政治局把提纲批发给全党，作为批判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如同一票冷水泼向炽热的批判运动中。特别是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在狂热的美梦里淋了一场大雨，从外凉到里。因为文件是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下发的，上海市委也必须向下传达，对刚刚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极为不利，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当时的张春桥级别还是太低了，没啥能量。如果这雨一直下，那么迟早有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要沦为——学阀——被批判的。然而张春桥同志，你不需要惆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在提纲问世之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表态支持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代言人江青正积极活动。江青正和张春桥策划新一轮进攻。由于《二月提纲》降温，江青只好暂别张春桥，寻找新的强有力的帮手。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还有谁是强有力的帮手呢，还有一个，那就是政坛新星，军界掌门人，赫赫有名的林彪同志。当时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臭掉，林彪已经成为军界代名词。

按照江青的话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搞得跟演戏一样，只能说江青入戏太深啊。但却是事实。林彪出马，搞定天下。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号，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对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二人自然要好好合作。林彪一口答应，派叶群去通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让他带人支持江青。二月二号，刘志坚带几个人去了上海。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并宣布了游戏规则：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解释了原因，还是老一套，大意说：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等等。座谈会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

从二月二号到二十号，江青带着大家看电影、聊天、喝茶、看戏。刘志坚等人的日子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山大。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把江青的言行给整理出来，形式还不能采用儒家记录孔子言行那般，要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足以对抗《二月提纲》、战斗力超强的战斗檄文。

——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啊。文章功底啥的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讨伐的对象可是不得了，国家主席啊、政治局常委啊、各地封疆大吏啊啥的，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十几天的时间，刘志坚等人看了十几部电影（在当时奢侈了），听了江青十几次谈话。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们根据会谈精神，整理出一篇大约三千多字的《纪要》。江青一看，立刻打电话给已经回到北京的刘志坚表达不满，说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总政正主任肖华商量后，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纪要主要啥问题呢，主要是没有突出江青的功绩，即样板戏。还是陈伯达聪明，直接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当然非常高兴，曰，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稿子虽然是众人弄出来的，但题目却是《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成为研究文革的重要材料之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经历了毛泽东修改和林彪审阅。一个月后，林彪写信把稿子送给军委各个常委，准确的判定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四月十号，《纪要》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这个口号没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破旧立新。文学本身也是一直破旧立新。比方说伟大的屈原写的那种骚体诗很伟大，现代人再去模仿，很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什么是旧，什么是新；如何破，又如何立。

《纪要》通篇也没啥新观点，基础是毛泽东二十年前搞的文艺规范《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都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说不好听点，叫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从政治立场看，这样干没错。甚至从文学立场上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让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纪要本身出了问题：它强调只搞无产阶级文学，他强调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那就麻烦大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什么文学呢？概念很广泛，选题却很窄，就是工、农、兵。

再细一点，写工人如何可爱、农民如何可爱、士兵如何可爱。确实，工人是可爱的，农民是可爱的，士兵也是可爱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可爱是在集体中才可爱。比方说军队在行动时，比方说一大队工人搞大项目时，那种积极配合，确实是可爱的。如果把单个的农民拿去相亲，把单个的工人捧上舞台，让单个士兵做节目，一点都不可爱，而且笨手笨脚很煞风景。说白了，工、农、兵还是社会基层人群，如何让大家欣赏。搞几个样板戏宣传工农兵，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需要多高点。毕竟他们是社会主体么。

如果全部艺术集中在工、农、兵身上，很遗憾，艺术将死亡。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灵性和自由度。经典作品诞生需要一系列条件。比方说《将进酒》是李白写的，但李白也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写《将进酒》。再比方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代表作。等到晚年，歌德的精神境界已经归于平静，不可能再写出如此激进的作品。对于艺术家而言，不怕忍饥挨饿，就怕被关进笼子。对于这一点，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应该非常明白。毛泽东早年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字，都是大气自由的。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讨厌条条框框。

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么？不能。

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

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那叫棍子，那叫马屁膏药。这点毛泽东也明白。那么为啥还要干。很简单，他只是想通过文学为切入点，过度到政治而已。他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搞政治大革命。文化只是幌子。革命才是目的。

革命对象当然就是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但不能说政治革命。政治大革命听起来杀气太重，容易引起纷乱，乃至分裂。文化大革命听起来就温柔多了。把铁血的革命藏在文化面纱之后，可以麻痹敌人。

所以破旧立新，指的是破坏就的行政体系，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可悲之处在于，旧的行政体系是统统破坏了，但新的行政体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破旧立新变成破而未立，这个过程是十年。黄金般的十年就这么给耽搁了。

另一篇战斗檄文

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回顾起来，因为政策和世界潮流的转变，大家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上是毛泽东错误的相信了江青和林彪两匹饿狼，伤害了一大群善良的绵羊。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一想，在各自单位里，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却想要取代一把手，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表示单位太糟了，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让单位垮台、让领导走人，太可笑了。文革时代，那些被伤害的人可是高干中的高干，封疆大吏、军队统帅、都是千锤百炼的人才。他们并不是绵羊。或许他们善良，但并不软弱。他们只是在同一种思想之下做出两种选择，在冰与火的交锋下暂时处于下风。

毛泽东明知道政治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却依然把两个概念扯到一起，为何？因为行政系统已经脱离他的掌控。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指挥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四清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四清运动的根子在大饥荒，大四清只不过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基础，进而洗清上层系统。说白了就是重官僚系统：上级是英明的，下级要服从，出了事和领导无关。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可以把全国局势给稳定下来，该干活的干活，该当官的当官。换成其它时候也就算了，有官僚系统也没啥不好，至少大家都有事干。

然而这个搞法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都有革命传统。而且军方对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同志占据高位本来就不爽。再加上领袖毛泽东也看不惯那一套，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一套是在搞修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问题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就存在了。

看看彭真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依据，通篇在劝架和稀泥。如果仅仅是一份文件，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如果这个文件要区分政治和学术这般重大问题，就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正是彭真，或者说刘少奇的遗憾。他虽然为了调整经济做了巨大努力，但身为理论家，一直没能在理论上前进一步，经济建设依然没有突破三面红旗那些圈圈。在轰轰烈烈的批判潮流中，《二月提纲》对群众而言是一盆冷水，但是左派高层却是一桶油。很简单：自己在那里搞运动，凭啥让别人回去休息任你摆布？所以才有林彪支援江青，所以才有江青的《纪要》。然而这这是第一步。

张春桥拿到提纲之后惆怅了一阵子，很快就抖擞精神，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永直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敌对双方，太极拳肯定要打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真解决了问题。彭真对扬永直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空气不正常吧。

当杨永直把彭真的话带回上海之后，张春桥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文章的策划人另有其人。张春桥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张春桥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准备动手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笔杆子固然厉害，毕竟吐沫星没法发淹死人，杀伤力有限。毛泽东的手是巨人的手，动一动那是相当要命的。一根小手指就能让很多人的人生出现逆转。

三月中旬，毛泽东开会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三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文化小组长彭真也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两次谈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随后彭真挨批。

批判彭真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彭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经历各个时期的运动，久经考验，理论功底深厚，是会场辩论高手。一般选手很难奈他如何，必须超级选手，必须心狠手辣腹黑嘴功好。这样的超级高手一般难得一见，当时恰好有一位，他就是咱们的老熟人康生同志。林彪批陆定一遇到了麻烦，还是康生解的围。

其实康生早就想批判彭真，早在《二月提纲》下发时，没有给同事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看。康生很不爽，决定利用开会机会批彭真。康生原本想先搞个预备会统一口径，然后再发动进攻，打彭真措手不及，没想到秘书把彭真也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提批斗，相当于康生和彭真一对一，胜算不大。但康生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康生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反对提纲，它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然后又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在场纠正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双方关于看与没看文件纠缠不清。情况跟小孩吵嘴差不多，听起来非常搞笑，想起来非常可疑。双方都是政治局的，为何会为了这般小事纠缠不清。何况康生和彭真也没有深仇大恨，两人均是白区出身，延安整风时，两个人还是同一个战壕里面呢。要说有啥不爽，也就是大饥荒只好彭真跟着刘少奇走，康生一直紧跟毛泽东。康生是那种极端精明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好事自己往前冲，遇到不好的事让别人往前冲，为啥要主动挑出来和彭真对战？原因还是康生太精明了，他已经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彭真要完蛋了。他要抢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表达自己对彭真的厌恶和不满，进而赢得信任。说白了，看过活没看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在政治舞台上，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谈政治理念、求得青史留名，其他人主要就是靠站队讨生活。所以说看似搞笑的闹剧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心机。

等到毛泽东表态之后，康生同志笑了，彭真，你的末日到了，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不要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眼光不够、智慧不足、站队错误吧。

只要给条件，康生可以整到任何人。康生的手段很简单，也不去和彭真搞辩论、喷口水，而是采用了奇袭战术，避实击虚；经过一系列推理联想，把彭真和兵变联系起来。二月兵变的事在贺龙故事里已经说了。就是北京部队被拉出去训练，城防空虚，外边掉了一个团搞防务。彭真是北京市长，找了几间营房。康生为这事说彭真搞兵变。有了兵变为基础，就说《二月提纲》说成一个兵变纲领，为兵变做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彭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彭真满腹才华，落得一个有口说不清的境地。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也没人能帮助彭真洗清了。包括刘少奇在内，都知道彭真保不住了。所以要再一次佩服康生同志，他用才华康生我们，什么叫——腹黑。

可怜的彭真就这样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他手头的关于罗瑞卿“反党”案还没有结束，自己就和罗瑞卿一起“反党”，和他差不多同时跌倒的还有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案的，恰好是老领导刘少奇。

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再加上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了。这个阵容虽然没有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个阵容豪华，已经足够强大，文武齐具，位够高，权够大，拿出来足够震撼。这几个人倒下之后，刘少奇臂膀断了大半，随着贺龙逐渐失势，再次和军方失去联系。

在政治舞台上，拿下一个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消除其影响。如何消除彭真影响呢，《二月提纲》就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猛批就可以了。还要形成一个批判材料，从政治上彻底将其驳倒。那份材料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下发的一个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和姚文元那篇文章一样，这是一篇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里，首先强调五人小组整出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针对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其次强调这个错误的提纲其实就是彭真一个人整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提纲，其他人不知道，不知者无过。

接下来用非常犀利、肯定的言辞提纲批判一通，什么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等等。概况起来就是，彭真同志坏人，混淆阶级是非，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绝不姑息。

比方说第七条表述：“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看看吧，彭真有多坏！

——多么犀利的言辞，多么顽强的决心，多么冷酷的态度。注意最后那个词，大党阀，比学阀给力多了。

如果仅仅是彭真一个人也就算了，直接批判、斗争、写检讨，然后再关进打牢好好教育。要命的是，不仅仅是彭真一个，彭真只是众多代表“党阀”中的一个。打到一个彭真只是开始，还要把其他党阀统统打到拿下，任务繁重啊！

通知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尽管任务如此繁重，革命者依然不畏艰险，把斗争进行到底。

所以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如此气势汹汹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谁顶得住。彭真也顶不住。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彭真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监狱和批斗会。

原本大权在握，原本高高在上，原本前呼后拥；突然之间，就变成刀俎鱼肉，变成时刻写检讨的阶下囚，变得冷冷清清。之后能干的就是多些点检讨，减少点批斗会，保住有用之身，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是高干彭真的生活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他很多高干生活即将转变的写照。有人承受不了这个转变，就自杀了；又有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第十章 刘少奇的对策

彭真的人生陷入低谷，事情没完。彭真虽然是个大人物。仅凭一个彭真，还不需要如此大的动作。因为彭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行政系统内一员。整个行政的核心是刘少奇。批判彭真等人，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

整个文革过程是，从中央大员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打碎整个行政体系重新组合。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那份著名的“虎头蛇尾”报告开始，已经注定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那个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际理论方面的被动。《二月提纲》实际上是整个行政系统，或者说右派的一个理论反击，很快以失败告终。《五一六通知》的诞生，意味着刘少奇为首的右派在理论论战方面的失败。

随着罗瑞卿被打到与贺龙失势，刘少奇和军方的势力再一次完全断裂。当毛泽东林彪通过军方控制着全国，刘少奇的结局已经注定要惨败。毕竟刘少奇背后有一大批人。从大四清开始，他们跟着刘少奇走，希望刘少奇可以成为一把手，大干一番。

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少奇的路本来走得很顺。经济调整有了成效，加上大四清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实力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在和毛泽东矛盾浮出水面之时，依然当选国家主席。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旗鼓相当，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从整个党史看，共产党每一次出现重大挫折，都要更换领导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陈独秀下岗。

井冈山反围剿失败，博古完蛋。

大饥荒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且从当时情况来看，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作为当事人的刘少奇发现，不论他的实力如何增加，和毛泽东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不论是魄力、手腕、还是威望，他始终无法追上毛泽东。他已经足够出色，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或者说谋略家。然而毛泽东是历史巨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的实力和档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那一点，迟尺天涯之间。

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已经是二把手，通过经济调整和大四清运动，在获取整个行政系统之后，在实力大大增强之后，刘少奇依然是二把手。

在刘少奇还在全力以赴指挥大四清运动之际，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从文化界入手开始反击。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从批判罗瑞卿到批判彭真，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反击是那么干净利索，是那么的不可阻挡。

刘少奇痛苦的发现，不论如何提升实力，依然是二把手，只因为一把手是毛泽东。

刘少奇的实力越增加，越是能体会到毛泽东的强大，越是发现心中的离梦想是迟尺天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他个人，跑去跟老战友毛泽东叙叙旧、写个检讨得了，说不定还能继续工作。在他身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他们的身家和前途都系在刘少奇身上。刘少奇倒掉，行政系统势必造成大范围换血，于公，国家动荡；于私，他的支持者讲失去养老保险、住房、配车、厨师等等一系列好处。因此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全力以赴去干。正如九大之后的林彪，无论如何都要干下去。

理论论战失败之后，只剩下行动一种途径了。因为没有军方支持，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他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不要大乱。只要不乱，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大饥荒那么天大的事，不是都解决了么？

在中国，只要不出乱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乱，不仅是刘少奇，也是所有掌权者最怕的局面。然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看穿了他的弱点。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出现了。

面对年轻激进的红卫兵，刘少奇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变数。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应下加入革命的，一辈子都在搞运动，很清楚这种运动的杀伤力，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以他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派遣工作组进学校，希望能把炽热的学生运动给压住，进而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选择了，或许是没用的，只能尽人事、待天命，期待奇迹出现。

所谓工作组

当年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犹如一个个火药桶，继承了二十世纪善于罢课上街的光辉传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放下书本、跑到街头去爱国。碰见文革那种风云激荡的年代，所有火药桶几乎同时被引爆。要想让那些已经引爆、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安静下来，除非四大龙王同时出现在空中降雨。当然四大龙王没有出现，现在刘少奇就要代替龙王们灭火。

刘少奇手中的灭火器就是工作组。

所谓工作组，参照四清运动，就是在各个机关里抽点人开进北大清华等校园，和校方联合，去劝说那些骚动不安的年轻人。说啥呢，大意就是说，骚年们啊，你们还年轻啊，要好好学习啊，听政府和领导的话啊，不要受人蛊惑啊。总之要和谐，和谐啊。

如此等等，就像唐三藏同志念经，一条一条，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却忽视了一点。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在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下，在同样来自中央内部的鼓励下，那里听得进去那些理论家们的罗嗦，该演讲还是演讲、该串联还是串联、该大字报还是大字报、该喊打倒谁照样去喊。

对待学生运动，两种人最合适，狠人和能人。

所谓狠人，就是拿着鞭子，小子敢再闹就抽你屁股，如同八九学潮之后，军队开入校园。

所谓能人，就是来吧小伙子们，咱们一起闹，咱比你花样更多，你们好好学习，如早期共产党人领导学生运动。

而某些工作组的人则是另外一个样，真把自己太当回事：级别不高，派头够大；权力不多，脾气够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世界观只有孙子和爷爷两种概念——领导面前当孙子，离开领导当爷爷，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待高干子弟没辙，对待没背景的学生狠整。如同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工作小组，对有背景的妖怪没辙，只能拿没背景的妖怪出气。

后来造反派领袖，都有过被工作组修理的经历。

某些工作组成员，如北大的工作组长张承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只有一百米，这一百米的距离也得开车上班，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这种态度其实是表明，老子是中央来的，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能怎么样嘛。这一阵势恰好给人右派变质的口实。

这种人唬一唬无知的老农民还行，派去浇灭年轻人的火气，浇下去之后才发现是油。

这种人应该是半官僚主义和半书生的混合体，处在从书生或大兵到官僚的进化阶段，既没有官僚的圆滑也没有书生或大兵的血性，平时装点门面可以，遇到事很可能添乱。

这种人数量不少。

不禁要问，刘少奇老人家为啥要派这种人去呢，能人和狠人他都没有，因为他无人可派了。如果军人支持他，一切好说。他本来是发动学生运动的好手，现在要去熄灭学生运动，能派的人也就是之前搞大四清的那些人，有啥办法呢，手头资源有限啊。

工作组也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辜负领导重托不是。既然一帮热血的愣头青一根筋转不过来，那就好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某些工作组就把某些活跃分子给拉到某个单独的小屋子里批评教育一番：关黑屋子啥的，还有不给饭吃的。

这样一来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刺激了激进派的神经。再加上江青康生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激进派就起来反对这些工作组。

一方要闹事，一方要维稳，自然而然就出现各种批斗会，而且是乱批乱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有权利搞做决定，就把一些问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如六月十八号发生在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闹腾了一下，批评教育或者关起来教育都是可以的，偏偏定性为“反革命”，也太高调了。

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工作组领导们或许不知，这个反革命定性会在中央高层引起怎样的震动，又会给正准备放手大干的江青康生等人提供多少炮弹，更为致命的是加快了毛泽东全面清算的决心。

这种“反革命”定性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做最后的挣扎，在最后时刻行使权力，希望通过这种典型事件扑灭学生运动的决心，也就是拿大帽子压人。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这事就好像两个高手在较量。毛泽东的反击是从文学领域切入到政治领域。刘少奇的防守则从政治领域外扩，把政治延伸到校园。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再反击。说工作组干坏事，影响了运动，应该撤掉。

毛泽东说撤掉，那就撤掉。

工作组撤销，相当于拿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资源。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丧失了任何活动能量，只有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如同待宰的羔羊，等待命运的裁决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低落的时刻。能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种人同时落入低谷，普天之下也只有历史巨人毛泽东有如此的手腕、魄力、威望。

第十一章 决定

第三次决定

当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拿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最后一点可利用资源时，他已经决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心把一切打碎重新来过。

踏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至少做过三次足以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决定。

第一次是抗战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抽了很多烟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下定决心要带领共产党和国民党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使得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

第二次则是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思索很久，抽烟很多之后，很多不眠之夜之后，拍板决定派志愿军入朝。这个决定在二战之后重新界定了亚洲格局，也为新中国赢得安全保障。

这是第三次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八号；地点，湖南韶山滴水洞。

和之前两个决定不一样，这个决定虽然前后只有十一天，酝酿的时间却最长。在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去了南方。批判罗瑞卿，毛泽东在上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在杭州。彭真搞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在武汉。《五一六通知》下发，林彪谈政变，刘邓派工作组，毛泽东在沪杭一带散步。

六月十五号那天，毛泽东觉得局已经布好，应该做决定了，离开杭州，当晚到了南昌。

六月十六号到了长沙，回到韶山，十七号住进滴水洞。那是毛泽东祖坟所在地。

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龙头山，北面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三山环抱。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延伸期间。豁口处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景色宜人。两山陡立处，有一桥，桥下有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阵阵悠扬，韵如琴，那便是滴水洞由来。

滴水洞周围幽荫阵阵，上百种野花漫山遍野的生长在小溪边，又有上百种药材分布在山野间。特别是春夏两季，花朵漫天，绿荫遍野，人间天上。

从风水上说，此处当属龙脉，毛泽东的祖先下葬于此，也是一个好归属。当年蒋介石为了反对共产党，四处掘共产党领导人的祖坟。曾三次派人去挖坟，均因当地百姓保护未能得逞。毛泽东入住滴水洞之后，基本上不出门。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韶山水库就在不远处。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回过滴水洞，曾兴致勃勃的在韶山水库游泳。这一次，他在滴水洞住十几天，竟然没有一次去游泳，而且很少外出。在这里，他又回到决定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那种状态，紧张的工作、静静的思考。对于一般人而言，面临大事常常心慌意乱。对于精英而言，重要时刻往往很冷静。对于巨人级别的毛泽东，遇到重要的事情却是出奇的细心，反复思索，把前前后后的可能性想很多遍，到算无遗策之际再做决定。

高明的政治家如同顶级修行者，心中有一种境界，叫做静。

懂得动的人不见得有多牛；懂得静，才真的了不起。

毛泽东在滴水洞想什么？当然是天下大事。对一般人而言，所谓天下大事是很复杂的。在毛泽东那里很简单，把天下大事简化一下，就集中在——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他要用一个（林彪）废一个（刘少奇）。用林彪，如何使用，需要方法；废刘少奇，如何废，需要方法。

林彪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刘少奇。两个人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亲密无间。

建国之后出现了高岗事件。高岗为了权力去对付刘少奇，毛泽东为了刘少奇判高岗违规。高岗是毛泽东最为忠实的粉丝之一。随后反教条运动中，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让粟裕靠边站，因为他要把刘少奇推向前台，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储备人才。

刘少奇走向前台之际，正是大跃进兴起之际。那个时候灾难还没有到来，虽然有一系列征兆，总体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实际上也有交班准备。如果没有大饥荒到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许真的完成交班，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不会发生，那将是梦幻般的。刘少奇上台之初，出现了彭德怀的事。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拿下彭德怀，扫除了一个对刘少奇不感冒之人。

然而此后一切都变了，大饥荒凶猛的到来了。

毛泽东检查了总路线，没错；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操作上。毛泽东认为那是实践上的错误。当时在前台负责实践工作的恰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他们领导的那个官吏组织。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恼火。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把责任往他头上推。虽然他是领袖，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当时普遍观点是操作失误。他忍了，没有当时发飙。不是因为他喜欢忍让，而是当时情况下，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最佳决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亲手推向前台的刘少奇开始背离他制定的路线，而且把整个行政系统都拉过去了，还想把手伸向军方。

从一九六四年《二十三条》诞生开始，毛泽东决定布局反击。之前，毛泽东还在等待刘少奇回头；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政治对手了。毛泽东要打掉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于是他把江青放出来折腾，于是他把军权集中在林彪手上，于是他倒掉了曾经的心腹罗瑞卿和贺龙，于是他把年轻学生再一次放出学校。

一切布局结束，如今就差最后的决定了。

下决定不难，但他还要想清楚。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打一场战争，而是事关很多人吃肉还是喝汤问题、住别墅还是蹲牛棚的问题、批斗别人还是被别人批斗的问题，必须再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想到六月二十八号，终于把一切想清楚了，再一次离开家乡。

一九二七年，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搞武装斗争，彼时的他不过是一书生。三十九年年后，七十一岁的毛泽东再次从家乡出发，亲手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他已经是革命领袖。决定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离开常识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在武汉徘徊了半个月，游了长江，放松了一下。仰望万里楚天，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他已经成竹在胸。在武汉，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好的透了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那封信主要涉及到林彪，后面再谈吧。

第十二章 史上最特殊的兵种：红卫兵

承传

毛泽东办事，通常都是坚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很硬。

两手，即为文武。文韬武略相互配合，双管齐下，无往不利。

毛泽东的两只手，文的一只手即为中央文革那帮秀才，靠嘴皮和笔杆子攻击别人；武的那只手则是，非常熟悉的三个字，红卫兵。

到今天为止，红卫兵——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破坏性，另一面则是对腐朽制度的冲击。两面特点同样鲜明，争议极大。

就红卫兵本身来讲，就是一帮热血年轻人冲击社会现实而已。他们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各类人，或者是专家，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学者，或者是罪犯，甚至可能成为国家的叛徒。但当时，他们是红卫兵，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冲击社会现实。

在整个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一道风景。

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知识分子指那些脑力劳动者。这些脑力劳动者中，不包括那些一门心思啃老一族、以及一门心思啃异性（如白面先生和第三位女士）一族。主要指那种受过教育，在各个领域中，能够传播科学啊、文化啊什么的，能够自食其力，人格独立，且懂得生活或者说人生。如果把概念延伸一下，可以理解为用自身头脑去改变社会现状之人。按照这个理解，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很久。比方说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人士，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创建了各种观念，并试图用这些观念去影响改造社会，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他们堪称知识分子楷模。——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

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凑，知识分子也在改变，无论如何改变，命运物外三种，要么敢于表露个性被杀掉，这种人很少，比如说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要么敢于隐藏个性，装糊涂保命，如阮籍，如各位隐士；大多数都选择了第三种，当奴才，听领导的话，为领导办事。

在中华文明强势之际，知识分子基本上被政治同化了。得志去当官，杀别人或被杀掉；不得志去隐居，有时写点诗歌留名，如读到——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知那是隐士林和靖写的。

从汉代之后，知识分子冲击现实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就是战乱年代支持一个英明之人改朝换代，如李世民的十八学士；要么就是在和平年代为了某些事跪在皇帝门前请愿，如明朝那些跪在紫禁城外请皇帝上朝的文官。

两种途径只能算常规，算不上深刻，因为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根基——社会制度。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偶尔看见隐藏着的铮铮傲骨，比方说文天祥。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几千年，知识分子们都在细心修补这中华文明。代表性群体就是唐朝之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如宋明理学。一直修补到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才开始思索改变中华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文明入侵东方文明，随着传统的华夏文明没落，东方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试图真正意义上冲击社会现实的根基——政治制度——如同两千年前的前辈，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那般。代表性人物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代表事件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戊戌变法。

尽管变法搞得不伦不类，最后还是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脚步没有停下。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跟着孙中山推广“三民主义”的那帮人，一直推广到国民党离开大陆。

包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只是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多半从国外寻找政治体制，思考层次不及百家诸子的原创性高明。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于书本，时不时跑到街上宣扬各种理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标志性事件当然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它诞生在传统的中华文明最为低谷耻辱的时刻：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要割让主权。

所谓五四运动，从狭义上讲，就是一帮学生不想念书了上街瞎折腾；从广义上讲，则是传统华夏文明孕育的精英，不堪传统文明没落的屈辱，要斩断传统文明走向新生。其意义已经诸多宣传，这里不再累述。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冲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潮流。每当社会动荡，总会有学生跑上街去爱国，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前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年轻人一直运动，运到到新中国诞生，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积弱百年的国家再一次新生。年轻人把精力和热心投入国家建设中去。

共产党搞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忍了。然而随着大饥荒的到来，随着高层之间的矛盾分化，社会再一次出现混乱。混乱的社会状况刺激了潜伏在年轻人血液在的不确定因子。

——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他们决定再一次冲击社会现实。

如果说建国之前的历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卖国、反独裁；建国之后的学生运动目标则是反官僚主义、反修正主义等等，他们反对的正是当年在五四运动精神熏陶出来的人。学生运动还是学生运动，只是学生运动的土壤变了。

客观意义上讲，所谓红卫兵运动，不过是继承了学生们面临社会混乱时便会运动的传统。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砸了曹汝霖等人的家，那是爱国。红卫兵抄了彭真等人的家，那是搞破坏。原因无他，客观现实变了而已。

理解了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的历史，解释红卫兵的行为。迄今为止，红卫兵并不是最后一起学生冲击社会现状的事件。学生最后一次冲击社会现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冲击到中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史称八九学潮。

为啥要勾勒这个呢，因为这是也是一种承传，属于文明范畴内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承传，将会老化、腐朽、衰弱、死去。这个地球上出现过许多文明系统，大绝大多数都衰亡了。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知的衰亡文明中，它们有过辉煌（如古埃及文明）、有过伟大的帝国（如古波斯帝国）、有过先进的创造（如玛雅文化体系），但就是看不见这种承传——即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不断冲击，或许这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看看如今最为强势的欧美文明，恰好是对“知识分子冲击社会现实”容忍度最高的。

——尽管这种承传有时候会表现为反作用。

提起红卫兵运动，有人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呻吟，还可能掉几滴眼泪；更有人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做愤怒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于呻吟者要同情（对他人的人道），对愤怒者要无视（对自己的人道）。在这里不需要别的，只需要的是理解。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困难或者说变故，依然会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深入社会阶层、冲击社会现状的局面。

起源和结构

说起红卫兵起源，资料记载非常简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号那天，清华大学附中的一帮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遗迹聚会，激动玩乐之余，他们决定搞点花样，说咱们成立一个保护毛主席的秘密组织，咱们是红卫兵。

三天之后，他们在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大字报是一种传统，即物质贫乏时代的一种宣传方式。但这张大字报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署名是——红卫兵。

此后——红卫兵——几个字迅速成为一种流行元素。北大附中开始辐射，整个海淀区，整个北京城，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从中学到大学，红卫兵组织迅速涌现，如同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短时间内席卷神州。

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增加速度是爆炸性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群中学生想要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卫兵？是他们自发组织还是有高人指点已经无从考察。但是这事透露一个事实：就是经过建国十几年的广泛宣传，毛主席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符号，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分量已经非常重大。

年轻人容易崇拜偶像，周杰伦的粉丝、刘德华的粉丝、科比的粉丝、梅西的粉丝、乔布斯的粉丝、韩粉、哈日派等等都有一个巨大的群体，有部分人相当狂热。如果把这些粉丝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当然现在没人又这个魅力。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没有什么“天王”“天后”“巨星”去崇拜，只能崇拜伟大领袖，都是毛泽东的粉丝。而且他们在当初革命精神的熏陶下，远比如今的年轻人狂热。

在那个相对单调的年代，在那个如火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去诠释一代人的梦想。一个由狂热的年轻人组成的巨大群体，结构必然是复杂的。红卫兵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派别：血统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红卫兵起于血统派，也就是老红卫兵。说起红卫兵构造，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最早的红卫兵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正统红二代，比如毛泽东的闺女，比如贺龙的儿子，必如刘少奇的孩子，必如叶剑英的女儿，比如等等等。他们号称老红卫兵，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之前诞生的红卫兵。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老红卫兵绝对是衣食住行有保障，看病有医生，不愁找不到对象。

他们为啥这么干呢，是有原因的。人嘛，到了一定年龄段，自我意识就会崛起，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观点和使命。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代人使命就是革命，就是建立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将有自己的定位。

红一代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身经百战而不死。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家庭教育自然是红色的：要学习伟大领袖和你老爸、不要忘记革命传统、防止坏人窃取国家领导权等等。孩子们本身就是诞生于战火中，长于炮火连天的世界，比较懂事早熟，性格比较强悍。

一九六六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要思考一些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价值等等。家庭教育加上年轻人的英雄主义情节，自然而然选择类似于英雄的父辈们走过的路，即搞革命。

恰好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搞革命的理由：经济建设不景气，政坛风起云涌，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两派人各自摆出了自己的建国思路。年轻一代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仿照父辈们走过的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拿出自己的提纲，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宣称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批判学校、领导、老师、基层组织，一句话，就是要“造反”。

这种自发的造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在英雄主义面纱下的青春冲动。他们的造反行为有严重的血统论倾向。当时流行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如果血统论也算数，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人领导呢，那胡亥应该和他老爸一样威武，那林立果应该和他老爸一样牛叉，可能么？所以说这种行为比较幼稚。但这种幼稚的行为揭开了更为广泛的红卫兵运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把这群激进的年轻人消化溶解掉。具体办法就是派遣工作组去校园，首先承认红卫兵的“左派”“革命派”地位，一步一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扶持愿意接受领导的学生为领袖。对个别不听话的顽固派分子则予以打击。说白了就是，各位小爷们，不要闹了，即使要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闹。

工作组颁发了很多共青团委员、文化革命化委员等证书之后，红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愿服从领导听指挥。答案很简单，贺龙林彪的儿子有必要听公安局领导么？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有必要去听校党委的啰嗦么？都是高干子弟，没必要依靠基层组织。相反，基层却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高层是好的，出了问题自然在基层。一方要管，一方不服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僵局并没有持续很久。

七月十八号，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世间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实践自己的决定了。七月二十号，他找到中央负责人谈话：“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谈话之后，工作小组被迫撤出校园。

红卫兵们赢得了“革命”的一个胜利，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抄起笔墨和口水，继续战斗了。很快他们又收获另一个更大的鼓舞。八月一号，建军节，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有了伟大领袖的支持，革命小将们乐颠了。

他们的胜利在十七天后达到巅峰。那一天，七十三岁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亲自接见红卫兵，让他们沸腾起来。然而很快，老红卫兵们就惊奇的发现革命没路了。因为更为疯狂的红卫兵——造反派——出现了。造反派不仅仅要打倒黑五类，还要打倒高干们，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父母，红一代。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二女儿，生于一九四一年，文革爆发时二十五岁，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叶剑英本人对运动非常谨慎。而年轻单纯的叶向真被卷进去了，成了“毛泽东细想战斗团”小头头，可谓热血燃烧、激情澎湃、斗志激昂。当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体刚刚诞生，批斗会还没有开。中央文革一帮人四处宣扬说那几个老家伙是反党的，是牛鬼蛇神，不能让反党的牛鬼蛇神好过。中戏的红卫兵决定响应号召，把四位牛鬼蛇神拉出来一起开批斗会。

在指哪打哪精神作用之下，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两辆卡车驶向彭真大门。红卫兵从卡车跳下来，把一封重要的信交给门卫，趁门卫看信之际冲进去，直接从热被窝里把彭真抓走。同时抓走的还有陆定一和罗瑞卿。因为没有找到杨尚昆的住宅，开批斗会时四个人没凑齐。

为此，江青还把叶向真等人请到中南海吃一顿，表扬一番，大意说：你们干的好，革命后继有人了。周恩来很快知道是叶向真干的。这事肯定瞒不过周恩来，也难不倒他。小丫头片子，眼皮下面长大的嘛，好办。

周恩来就把叶向真交等人过去，笑眯眯的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见了周叔叔，小丫头当然要乖一点，但又不能把到手的“革命成果”送出去，只能半真半假说：“藏在一个安全地方啦。”周恩来对时局和红卫兵的心思了如指掌，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曰：“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就这样，首次出现了“中央一级”批斗大会，轰动全国。

但是很快，叶剑英元帅也深陷二月逆流，遭到冲击。叶向真也受到牵连。她被关押在一个九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开始觉得没事，两三个月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叶向真明白了，并不是要关她，而是要对叶剑英动手。这样叶向真就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弄不倒叶剑英，就不会放叶向真出去，弄倒了叶剑英，更不会放叶向真出去。总之是出不去。她曾想干脆死了算了，活着也没意思。幸好她没死，因为她找到事情干：在牢中钻研起中医，试验针灸。操作过程：趁提审时，在桌子上偷偷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双城记》里那位老医生，在巴士底狱待了二十年之后，出来时人都傻了。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四年之后，叶向真从单人牢房里出来，几乎不会说话了，人也迟钝很多，直到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惹得叶剑英老泪纵横。

叶向真出狱之后，真的成了一名外科医师。若干年后才拾起儿时梦想，干起了导演，改编的曹禺戏剧《原野》成为第一部走进威尼斯电影节的亚洲电影。但是这部片子在香港放映了十年之后才得以在大陆放映。叶向真晚年，吃斋念佛。

八月十八号之前，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天下，之后他们随着父辈们的失势退出历史舞台。工作组退出校园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政府机构的各位大人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他们组织、扶持了自己的红卫兵，也就是保守派红卫兵。

和老红卫兵不一样，保守派只是跟风的墙头草。他们的特色：没有家庭背景，想干革命又不敢拼命去干，就是凑热闹的。大串联时代到处游览观光的是这些人。

这派人要想存活，必须依靠基层组织。需要政府给提供火车、汽车，提供食物。这一派门槛很低，只要爹妈不是反革命分子，都能加入。因此这部分人数量惊人，全国各地都有。

红卫兵运动本来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本质上是搞革命破坏的。如果红卫兵听基层政府的话，也就丧失了造反功能。但是这些红卫兵也不能说就是保守派，本身也会批判一些人，比如说学术界公认的右派啥的，也会冲击一下机关单位，前提是政府和基层部门允许。就好比搞游行，先请示好政府，走在政府划定的路线上。

所谓保守派，就是相对听话的一派。等到造反派兴起，政府组织瘫痪，这群跟风派有成了造反派的跟屁虫，去批斗大会上凑人数；游行时汉口号；屁颠屁颠去跟着人家抄家，偶尔顺手牵羊，塞点黄金在口袋里。据叶向真回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每一次接见之后都能捡到金子。都是红卫兵抄家时塞顺便塞到口袋里，到天安门打坐朝圣时挤掉的。掉了也不敢捡起来，以至于白白丢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负责安全工作的是叶剑英元帅，非常愤怒曰：“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评：保守派不是头头，没有冲锋陷阵，推波助澜而没有承担责任。之后上山下乡，回到城里之后，又下海经商。他们一直隐藏着，等到文革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成了所谓文革受害者，满身伤痕之人，哭哭啼啼，样子很不好看。

真正有破坏力惊人的是造反派。

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老红卫兵是一致的，都是以冲击基层政府为己任，四处煽风点火之人；但出身和保守派一样。要加入这一派没啥门槛，需要胆子大，敢闯敢干。这帮人由于在文革初期积极参与造反事业，却没有家庭背景，经常被领导拉去批评教育。特别是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他们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工作组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管不了高干子弟也就算了，还管不了你们这些瘪三？当然要管。比方说蒯大富同学，曾经在工作组的指挥下，遭受上千人围攻。工作组挖掘出很多右派学生，搞阶级斗争，有人当场被斗昏，有人被迫自杀。工作组撤销之后，这些所谓的右派学生又成了造反派中坚。

他们不仅仅被领导打压，还被老高干子弟们看不起，成为不让革命的对象。然而他们虽然出身低微，血液里却流淌着不安定因子，渴望打破束缚、渴望造反、渴望被认可、渴望功成名就。他们是有才的，突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早期大学生。他们视红一代领导人为奋斗目标，渴望像他们一样，通过自身革命和自身努力走向成功。

一句话，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死。

他们的父母清清白白，不涉及政治和利益，全无后顾之忧。一旦失去法律法规束缚之后，各种打、砸、枪自然不在话下。

开批斗会少不了他们，抄家少不了他们，砸文物少不了他们。战斗力极为强悍。他们是毛泽东真正需要的人。因为毛泽东要借红卫兵之手砸烂行政系统。老红卫们有革命精神，但也有致命缺点，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在行政系统内部，干起事来会有顾虑，而且他们数量有限，集中在北京地区，远远达不到需求。

造反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只需要发动起来，天南地北的官僚机构统统的、统统的别想有好日子过。凡是当官的，别想安稳。别说搞腐败、贪污、包二奶，当孙子不像样也要烧一烧，烧到服气为止。那些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们就出现在这一派中。如蒯大富同学，就是造反派中的杰出代表。

造反派固然牛叉，还有一个更为牛叉的派系，叫做极左派。这个派别的门槛极高，不是一般人能加入的。如果说老红卫兵讲血统，造反派需要胆气，极左派需要另一个词——思想。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旦涉及到思想，门路就会很窄。因为能思想的人历来都是稀有品种。权贵年年有，有思想的人则凤毛麟角。看看代表人物杨曦光同志。

杨曦光，生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号，死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号，享年五十六岁。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杨小凯。

外表：斯文，腼腆。

性格：深思。

人生经历：传奇。

一九九八年，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经济学原理》，作者杨曦光，该书被以于誉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对于该书有一段经典的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该书让杨曦光成为当时最牛的经济学家之一，成为最为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如果多活几年，也许就获奖了。总之，这是一个脑细胞极为活跃之人。

文化大革命之际，杨曦光的身份是红卫兵思想家。

文革开始，腼腆的杨曦光倾听了伟大领袖号召，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为此他付出了精神、思想，还有牺牲。当时两派都在很厉害，经常有军人抓红卫兵。比方说武汉，比方说甘肃，都发生大规模军人镇压红卫兵事件。杨曦光所在的湖南也发生军人镇压红卫兵的情况。当时军队镇压一个叫“湘江风雷”的组织。杨曦光虽然也是造反派，却不是抓捕对象。

此情此景让十九岁的杨曦光愤怒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很混蛋。——有种。

结果很显著：杨曦光也被抓了，平生第一次尝到坐牢的滋味。虽然坐牢，却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两个月后，这个英雄人物出狱了。当时正是运动高潮之际。按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大有可为。然而杨曦光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在思考。

杨曦光把他的思考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该往何处去？》。这本书内容相当大胆出位，到什么程度呢，超出了造反策划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承受极限！

康生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位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竟然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受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江青更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据说后来杨曦光在长沙得知大家的反应，怅然曰：“想不到康生水平竟然这么低！”

周恩来更是亲自批判这本书，说他的毒害程度和蒋介石当年的大作《论中国之命运》相当。这个比较绝对是不公平的。蒋介石的大作涉及很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杨曦光的书绝对是自己写的，而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事表明了一个事实：杨曦光的脑细胞非常发达！

闹出这么大动静，结果已经注定，再次进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之后，三十岁的杨曦光出狱、成了一名技术工人，三十二岁考入社科院，三十三岁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四十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四十二岁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四十五岁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四十六岁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五十岁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五十二岁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曦光，典型的深思型人物，牛。

这就是极左派的门槛，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八日定乾坤

走上革命之后，毛泽东一生有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跟蒋介石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四年之后，共产党一统天下，决定顺利实现。第二个决定抗美援朝，三年之后，决定基本实现。第三个决定，文化大革命，要砸烂行政系统，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你，十年？不是，实际上只有八天！

八天之后，所有要打倒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干部，全部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同待宰羔羊那般，战战兢兢等待命运裁决。然而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解放战争四年打垮了敌人，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抗美援朝三年实现战略目的，敌人退了，退了也就退了。文化大革命八天决定了“敌人”的命运，清扫工作确一直结束不了，整整持续十年！

十年之后，当事人都尘归尘土归土了，问题还悬在哪里！

从六月二号红卫兵诞生开始，他们就和领袖紧紧连在一起。

可以说他们很幸运，诞生在一个领袖需要的年代；也可以说很可悲，因为他们诞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并为此付出代价。说幸运，是因为年轻时代他们狂欢过，毫无节制的狂欢过。史上重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受过如此巨大的狂欢派对。说可悲，是因为狂欢的时间是短暂的，曲终人散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比方说杨曦光。

从八月十八号到十一月二十五号，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量超过千万人次。每次接见，人数从七十万到二百二十万不等。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安排一个人和上百万人见面、互动、喊口号，绝对不是简单的事。百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治安压力多大？吃饭睡觉怎么办？最为关键是要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一旦发生点意外，就可能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难度不低于指挥一场战役。八次接见均有周恩来直接指挥。当时周恩来六十八岁，常常为准备工作熬通晓。毛泽东更为年长，七十三岁。

八月十八号夜，毛泽东整夜未眠，因为天亮时他要去看红卫兵小将们。天亮之前，他决定穿上军装出现在革命群众中，增加会见的象征意义。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第一次穿军装，五五年评评军衔，曾打算给他定制一套大元帅制服，他不要。没有军服，就从一个魁梧劲舞团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服凑合一下。

早晨五点钟，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领袖的出现，广场沸腾起来。在《东方红》乐声中，八十万年轻人手持小红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高呼毛主席万岁。除了挥手汉口号，还有感情互动，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请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亲切”会面。核心部分则是双方讲话，政府方面由林彪讲话，学生方面由红卫兵代表讲话。整个过程犹如一场盛大的“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从第四次开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均在一百万以上。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显得太小了，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比方说第五次接见，也就是十月十八号，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一百五十万万名红卫兵，全程五十里。毛泽东坐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两边的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

十月份之后，北京的深秋很凉。许多外地红卫兵没有衣服，吃住也困难。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城就超载了。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肯定不能和现在比，一下子涌入几百万人口进去，衣食住行肯定是大问题。中央决定疏散他们回原地。但年轻的红卫兵也有种：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宁愿在京城喝西北风也不愿意回家。没办法，接下来又组织三次接见，接见人数超过五百万。

接见这么多人，对毛泽东而言，总共也就用了八天时间。

八天的时间，八场无产阶级狂欢大会。

所谓无产阶级狂欢大会，狂热的氛围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你们好好干吧，不会有人管你们，没有人敢管你们；谁敢管你们，我就去管谁。

八场狂欢大会之后，年轻人回到全国各地，化热情为战斗力，把整个政府基层砸稀巴烂。也就是说，毛泽东用八天时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行政系统中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如此效率可谓空前绝后！

第十三章 红色进行曲

狂欢

这么说吧，放任一个人，不去管，看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按照某些规律，人，首先要吃饱喝足，之后就会追求点其它消遣。

如果市井之辈失去有效约束，如西门庆同志，如当今各种极品二代，找良家妇女调戏一下。因为拥有手中的资源超过脑袋拥有的智慧，饱暖之后脑袋里基本上只能容得下——淫欲——二字了，充其量在加一个——赌——字，个别极品的，还能装得下一个——毒。这种人的功能就是为某些人提供创造的，比方说兰陵笑笑生先生让西门庆名垂千古。可惜笑笑生之后再无笑笑生，以至于当今各种极品成为时代过客，可叹。

如果失去约束的是艺人，那么个别人会怎么办呢，可能会脱光衣服制造新闻，可能会留下各种 “门”给大家欣赏，通过高科技手段记录下来，如照片和摄影。某些人兴致高昂，还会拉其他人垫背。因为他们需要话题、新闻、人气，再用这些玩意兑换金钱。这种人的功能是考验国人道德底线，推动世风下沉。世风下沉就能生产更多二杆子。

商人失去控制，那么诚信将失去，古有仙丹、还魂丹等高档货，今有地沟油、毒胶囊等等低档货。造假走私就会满天飞。当商人造假走私之际，就会拉动官僚搞贪腐，制造低智商二杆子。造假走私足够多之后，还会推艺人进一步考验国人底线。因为商人背离诚信之后只剩下一个字，奸。它是人类心灵中最为恶心、顽强的病毒之一。

在中国这个地方，唯一比商人的——奸——更邪恶的字眼，就是官僚的——贪。

官员失去控制会怎么样，就会疯狂的搞腐败，正如明朝某年的官僚，正如当今某些官僚。腐败二字，相信大家都明白，无需解释。如果是封疆大吏那就更不得了，唐代的安禄山，一念之差把繁华的大唐盛世推入低谷；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把中国人口减少千百万。

如果是相对单纯年轻人失去控制呢？他们会说，小爷告诉你们，当官不能搞腐败，做生意不能奸诈，当艺人不能脱裤子，有牛逼的老爹也不能出来显摆。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确实是这样。然而道德总归是道德，如同一柄锋利的刀子，拿过来切割现实世界，会杀伤一大片。如果手握刀子的人足够强大，会血流成河。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告诉年轻人，单纯的孩子们，用你们的世界观去清理现实世界吧，不用担心保安会拦你们，不要担心警察抓你们。去改造这世界，去清理这世界的垃圾、蛀虫、堕落者，努力干吧，有我在。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人贪污千百万，没人走私千百亿，没有人各种艳照，没有多少二奶或妓女；依然有足够多的问题，比方说谁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谁是美帝的特务？谁是苏修的走狗？谁是恶霸、汉奸、军阀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等等等。

客观上讲，这些人都有。先不说这些人应不应该清理。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大一个辩论课题。但说到清理的手段：如何清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按道理说，说某个将军叛国，必须给出证据。话说回来，即使某位将军叛国，那一定是秘密行事，那些天天在教室里念书，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少爷姑奶奶们如何懂得侦查技巧？同理，说一个政治家搞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需要足够的理由。

找理由，恰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因为他们没有搞过实践，也就不知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所以说，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年轻人思想相对单纯（好事），感情相对冲动（正常），行动相对激烈（可以理解），但是集体行动起来，就显得粗暴而幼稚。正是他们粗暴和幼稚的作风推动了文革最高潮。在那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中，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高潮，许多人的人生迎来了低谷，许多人的人生高潮后又低谷，许多人的人生低谷后又高潮。

高潮低谷，低谷高潮，反反复复，无穷尽也，岁月由此而逝。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年轻人狂欢节之中，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狂欢和灾难交织的过程中，大概有这样几个节目。

第一项目，大串联

用现代的眼睛来看，根本就看不出大串联好在哪儿。大伙儿挤上绿皮车，很多人挤在一起，头靠头，脚靠脚，挤得喘不过气，有人在蜷缩在座位下面或行李架上，有人在靠背上练金鸡独立，比春运还拥挤。而当时恰好是夏天，车厢里没有空调，满身臭汗；更无法供应饮料或茶水，渴半死；甚至连上厕所都困难。那玩意搞不好还要停车熄火，活人可能被尿憋半死。最为困难的是女生，挤在一帮男生中间，极为不便。作家赵长天回忆云：“有个小子，才十三四岁，小巧玲珑地蹿上行李架。准是在家尿床惯了，高高在上好梦一场，竟淅淅沥沥洒下热雨来。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还木然，待弄清水滴的来源，也只好满脸红胀地忍着，真是惨不忍睹。”

算狂欢么？好像是遭罪吧。这只是今天的观点，再过半个世纪回头看今天，大巴或火车也是效率抵的惊人。二十世纪六三年代，建立在满目疮痍土地上的新中国，刚刚从历史最低谷中站起来，除了一股劲啥也没有。可惜的是，那一股劲又憋出了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北京城只是现代北京的一小块，上海也是仅仅是现在上海的一小块，省份城市跟现在县级城市差不多，县级城市当时就是一个个大点的乡镇。市民的生活什么样呢，私家车、电话、空调之类的玩意就不用想了，能看到的也就是一点文件和几分报纸，都是领导非常英明伟大，买点东西还需要各种票票。至于农民，除非了打过仗、逃过荒的，基本上很少外出，一辈子进不了几次城，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但偏偏那个年头民族再一次崛起，国人都很强悍。

如此家庭出来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电子产品是没有的，各种书籍是没有的，各种零食是没有的，各种精神颓废也是没有的，强悍是有的，理想也是有的。即使是高干子弟、享受特供的家庭，物质也是有限。高干子弟毕竟有限。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百姓家。民风还算淳朴、物质匮乏的时代，孩子自然是单纯的，世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奇的。绿皮车也是新奇的，体验一下，如同现代乡村孩子做飞机一般新奇。

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新奇的世界打动。在那新奇的体验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在某些接待站，还能借点零用钱。这样的待遇相当有吸引力。

——不用念那些该死的书了，路上还能逛一逛，看看风景。然而他们不用为此愧疚。因为目的不是看风景的——自身的使命。比方说大字报要批判校长，红卫兵要去校长家乡调查一下，看看校长是不是说的那么坏。校长是福建人，红卫兵是河北人，到了福建之后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方言，也就不了了之。当然，指望眼高手低的年轻人把调查进行彻底也是不现实的。调查不彻底无所谓，玩一玩也不错，有时候还能发生点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不像现在有机会接触性知识和异性。

对当年那些年轻人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当然是北京，当然是伟大领袖。在他们单纯的心理只有两个词，北京，领袖。这两个词浓缩了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忍着酷热跑到北京，喝稀饭、吃馒头、咸菜（待遇已经不错了），一直等到夏天过去才有机会见到领袖。然后是几十万人坐在天安门前远远看领袖一眼。

——所有的冲动、激情、梦想，只为在人海中看望领袖一眼。

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当年轻人来整顿现实世界时，问题就来了。有年轻人认为，女孩子就应该保守一点，非但穿衣服不能露肉，而且不能穿高跟鞋，也不能留长头发。经常有这样的镜头：红卫兵在街头拔掉女孩子的鞋跟，减去她们飘逸的长发，美其名曰减去资产阶级尾巴。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政策宣传，而是不少男孩子在青春期因为性压抑而产生的对女孩子的仇视心理在作祟。当然这些只是小事。

红卫兵的主要工作是写大字报、辩论会、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

按照之前的设想，红卫兵运动是净化现实社会。方式就是通过下级斗争权贵、名流，把那些脑子不太洁净的大官贵人们洗洗脑，身体不太干净的洗洗身体。这些通过当时的法律是办不到的。法律办不到的事，只好由人民去办了。人民之中，活动积极、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年轻人是最佳选择。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牛鬼蛇神。

第一步当然是写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就不说了，遍地都是，内容激烈性、战斗性、犀利性远比网路上最职业的骂人专家牛。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揭盖子。要批判市长，就写大字报宣传，某某领导工资和他拥有的财产数目不对，患了资产阶级病，成了资产阶级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害虫，现在要求他对我们人民群众交心交底。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革命小将要根据毛主席思想，对他进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成了牛鬼蛇神的市长先生重新变回人。

如何救人呢，就让市长先生过来参加批斗会。如果市长先生恰好很忙，不想参加不要紧，红卫兵可以直接去市长先生家里或办公室，把市长先生扭到事先约定的地方，让市长先生交代自己的罪恶。罪恶是啥呢，就是市长先生的言行。通过揭发，很容易在市长先生的言行里找到一些句子，再采取断章取义、引申推理的方式加工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对自己的主子（人民大众）不敬的言词。市长先生当然要自我辩护一番。

能混到市长地位，自身修为自然不低，基本上都是打过仗、办过公，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嘴上功夫自然不差。再好的嘴上功夫也不行。因为市长先生只有一个人一张嘴，红卫兵却是一大堆。一大堆红卫兵中，也不缺能言善辩的，这是第一波；实在辩不过，还有无理取闹的（爱钻牛角尖的年轻人多得是），可以胡搅蛮缠；还有专门捣乱的等等。

市长先生毕竟不是诸葛孔明，不能以一敌百。诸葛孔明在江东遇见的辩论对手，基本上都是斯斯文文，而且当时地位比较高的人物。位高权重的市长先生面对的则是一群儿孙辈分的小屁孩，能不能吃得起馒头都是问题。要不是时事所迫，市长大人才懒得理那帮家伙呢。一想到自己堂堂大市长，被一群小年轻审问，心理就会波动，可能动气、发火，进而火上浇油。革命小将本来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度代表伟大领袖清扫牛鬼蛇神的。牛鬼蛇神竟然敢于不配合，真是岂有此理！那就给点颜色看看，让牛鬼蛇神们知道何为长江后浪推前浪，让他瞧瞧后浪怎么把前浪推到在沙滩上的。

给颜色的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戴高帽。所谓戴高帽，就是用纸篓子当帽子，上面写上标语或画个王八等等，戴在牛鬼蛇神脑袋上。主要功效是精神羞辱。想一想，一个几十岁了，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庭广众之下，立正站好，脑门上套一个有王八的纸篓子，被如此羞辱，情何以堪！

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所有程序中最为轻微的一种惩罚。第二个基本方式是开飞机。所谓开飞机，就是低头、弯腰、撅屁股、双手最大限度往侧后方伸，这是一种体罚加精神惩罚。一般人年轻人而言，保持这个姿势一刻钟，那也是头昏腰酸腿打颤，而年事已高、可能还有三高症状的市长大人可能要被迫站几个小时。而且不得喝水、喊冤，上厕所要请假（不见得得到批准）。因为他成了牛鬼蛇神嘛。这是他应该享受到的革命教育。

进行这两关之后，成为牛鬼蛇神的市长大人就面临着困局：招还是不招？

不招，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批斗，拉出去游街关禁闭都是小事。为了表达无产阶级的愤怒，革命小将们可能做出如下选择：每人拔掉市长先生的一根毫毛，如胡须或头发。一人拔一根头发不算多，如果人数多、次数多呢？结论很明显：市长大人理发钱就省了。

所谓招，就是承认思想有错误，表示要改；就是因为本人不小心，占了公共资源，要改；本人不小心向牛鬼蛇神靠近了，但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些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革命小将需要的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招的不够，也要面对进一步惩罚。

招或者不招，市长大人都要面临下一步教育，即抄家。抄家没啥好说的，相当于老母猪进菜地，但方式有效。凡被抄的，均为显贵之家。黄金钞票古玩字画自然少不了，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证据。不管你是谁，在当时整个国家贫穷，国人革命高涨的情况下，抄到这些玩意就注定完蛋了，注定沦为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批斗会、关牛棚、劳动学习。如果市长不堪忍受，可以选择自杀，背负一个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罪名去死。

这不过是一个个案，还有很多人要抄家，国家主席以下，达官贵人、社会贤达、豪门公子哥均要批判，他们的家也得抄。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到十月份，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小将们战绩如下：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四百多亿元，黄金百万两，古董一千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一万六千多人，破获“反革命”案犯一千七百多宗，从城区赶走 “牛鬼蛇神”数万人。

古董文物中，很多价值连城。比方说四件套宋代钧窑洗子，也就是碗，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一级国宝，当时市场价一百万（如今过亿），可以买八十八辆解放牌大卡车。

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宣武区一个豪门世家，红卫兵抄到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十七大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三卡车。据说其家族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近代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没有进行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彭真罪状之一），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在其家中还抄出三眼顶戴花翎，这玩意就不用介绍了吧。

所有古玩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玩意是一份地图。这本地图本身不值钱，对整个中国却意义非凡。地图标定的中印边界。中印边界上，该死的英国佬弄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西藏领土弄走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中国当然不承认那玩意，但证据难寻，之前有过原始地图，但是不见了。这份地图是原始地图的副本，明显标注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很操蛋。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特地寻找有关中印边境的资料。地图本应由清政府保存的，不知怎样落到那家去了。没想到这次被红卫兵给抄到了，歪打正着。可惜的是，家族族谱被毁灭了，如此豪门世家，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贵族的活样板。

后来根据中央文革和林办指示，红卫兵把抄家成果搞一个展览。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琳琅满目，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熠熠生辉。某位古董专家先后次前往参观，管后感叹曰：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撤展之后，枪支送往公安部门处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

第三项，砸文物

红卫兵抄家无数，在他们单纯幼稚的心理，每一次抄家都和胜利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当时的革命理论，他们的行为无疑是革命的，无疑是对国家有利的，无疑是合乎伟大领袖指导思想的。所以越干越起劲，不仅仅中国的要批，外国也要批，比方说伟大的爱因斯坦同志，因为名气太大了，也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好在爱因斯坦不是中国人。

中在中国的各位名人就悲催了，活着的不能免，死去的也不能免。在红卫兵幼嫩狂躁的心中，红色革命史之外，一律要扫除。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主要针对才子、佳人、将相、帝王，所有的一切都要统统的清除。

佳人代表人物，虞姬。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之一，她对爱情的忠贞感动无数人，她和项羽的故事流传千古。虞姬墓前，每年一度的虞姬花为胜景。千百年来，无数人前去凭吊。千百年来，当地百姓都把虞姬庙和虞姬墓照顾很好。然后红卫兵去把它们砸稀烂。理由，英雄美人是旧社会的大毒草，不能留下来害人。仿佛中国近代积弱是项羽虞姬造成的！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中国男人如项羽那般豪勇，女人如虞姬刚毅，中国人将无所畏惧。

再看看才子这一栏，代表人物，吴承恩、蒲松龄、苏东坡、王羲之。

吴承恩的故居并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没值钱东西。几百年来，曾有无数人来此凭吊。不行，封建毒草，要清理。于是吴承恩故居没了。

蒲松龄是个教书匠，很穷，死后更穷，没有故居，墓地被挖。墓里除了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挖墓人竟然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更为恶劣的是他们竟然将蒲松龄尸体被捣毁。就因为没有挖到金银珠宝么？

大文豪欧阳修在滁州做太守时写下的千古名牌《醉翁亭记》。苏东坡看望欧阳修时，把文章亲手刻成石碑立于滁县琅王牙山，已经存世已进千年，属于书法家至宝。红卫兵不仅将碑砸倒，还本着造反倒地的精神，认真仔细的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估计是凿累了，才把另一半保持下来。如果是抢金银珠宝，也能理解。——如此愚昧的学生，只能说是教育的悲哀。于此相似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也被毁于一旦。王羲之的字啊，在那个时候真是一毛钱不值。和王羲之苏东坡的字相比，什么康生、陈伯达、舒同这些党内书法家恐怕连浮云都算不上。

再来看看将军这一栏。

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大力，帮过共产党大忙，并且因此失去一切，全家被国民党处决。可是在红卫兵眼中，一日国民党终生国民党。依然砸烂扬将军的墓。于此同样待遇的还有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也被毁了。连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肯定的戴安澜将军的墓都没能幸免！可见运动之疯狂。理由：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如果说他们和国民党有关，那么两千年前，成为了汉帝国版图开疆辟土的名将霍去病呢，他的墓地竟然也給破坏了。难道说理由是霍将军扩大了中国地盘？

最难以接受的是，岳飞的墓竟然也被掘了。岳飞一生为国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英雄。宋之后历朝政府，均视岳飞为英雄。他的墓被挖的理由：为了封建帝王服务。人家岳飞也就是血肉之躯，又不能穿越到千年之后看看人民民主专政是啥样。同样待遇的还有明朝最后的支柱，名将袁崇焕的墓地。

名臣这一栏也差不多。

中国最有名的宰相大概要数诸葛亮，号称千古人龙，被膜拜千年。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管理者。正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南阳诸葛庐、汉中定军山都有保存。红卫兵有了发挥空间，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诸葛亮怎么得罪红卫兵小将了？只因为人家没有念书便出将入相？理由是有的：地主分子。

张居正大概是后宰相时代权力最大的大臣，同时也是古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正是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帝国经过荒唐的正德、嘉靖、隆庆三个祖宗折腾半个多世纪之后，得以短暂中兴。所以张居正也成了红卫兵目标。红卫兵砸烂他的墓，毁了他的尸骨。可怜一代名臣，一代人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中国人是一个有清官情结的民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清官便是包拯和海瑞。在人治时代，他们两个老古董就是官吏的楷模，雷锋一样的精神模范。虽然法制社会不应该想念青天大老爷，就从为官节操而言，包拯和海瑞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的墓地也成了红卫兵挖掘对象。他们跑到合肥去毁了包拯衣冠冢，又去海南掘了海瑞的墓地。破坏包拯和海瑞的墓，在民间，尤其是法制思想比较淡薄的时代，影响之坏不次于毁岳飞和袁崇焕墓地。

帝王这一栏最为诡异。

红卫兵虽然革命情绪很高，破坏力很大，但是去破坏巨型帝王陵墓还是不现实的。比方说武则天的乾陵，比方说秦皇陵，他们只能干瞪眼，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表面文章还是可以做的。比方说朱元璋的墓，挖不开他的墓，可以把巨大的墓碑给挖掉。可怜朱元璋，怎么说也重新建立汉人帝国。在他之后，再也没有过汉人开国皇帝。

虽然挖不了帝王陵墓，却可以挖比帝王影响力更大的墓地。比方说炎帝，炎帝陵墓被破坏了，仓颉的墓园被毁被破坏了，山西舜帝陵被破坏了，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破坏了，这些人是谁啊？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却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性符号。炎帝是谁啊，华人始祖，和皇帝并列。仓颉是谁啊，传说中的造字者。这些墓地或许是假的，或许是空的，或许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不应该动。需要原因么，需要理由么，不需要。这世界是个讲理由的世界，凡是还是清晰一点好。但也有一些事不需要理由，比方说挖墓，尤其是文明象征的墓穴，因为那是道德的底线。

红卫兵运动过火了，站在他们立场上看，有过火的理由。但是在挖墓这一项上，可以说是人品败玩，是不可原谅的。批判活人，虽然也过火，但每一个活人都犯过错，也不是不可以批。那些被批判中的呻吟者，本就有各种问题，大饥荒中绝不是清白的婴儿。

但是挖墓，那是自掘坟墓。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更为年轻的初中生，喊着——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口号走向康有为的墓穴，然后把康氏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有人拖着骨头游街，有人鞭挞那骨头，好像康有为的灵魂附着在骨头上。游街结束，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康有为，民族之精英，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者，春秋诸子之后第一个敢于伸手去触碰政治体制之人。

那么多被破坏的墓地中，对时局走势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女人的墓地。

那个女人很平凡。所以重要，只因为她有一个不平凡的儿子，叫蒋介石。上海的一帮大学生领导宁波一帮中学生去浙江奉化县溪口蒋介石旧居破坏了蒋介石生母的墓。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准备进行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金门炮战帮助了蒋介石一把（美国要联合国托管台湾）。同时又派双方老友章士钊传带信给蒋介石致以亲切的问候，把两党关系描述为：我们同你们谁也离不开谁，就像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又拖人给蒋介石带去一首诗词《临江仙?寄友》

柳绿花红莺燕舞，

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

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

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

把手话心扉。

毛泽东诗词里面，这首词水平一般，但意义胜过其它任何一首。

如果国共和谈成功，那么今天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乃至钓鱼岛问题都不是问题。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两岸关系中断了。蒋介石对生母感情极佳。生母墓地被破坏，也破坏了蒋介石对大陆的那一点点信任。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想红卫兵去破坏蒋介石生母的墓地，然而他们都顾及不到。直到今天，还在期盼两岸和谈、拉关系、统一。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是最核心问题，是主干，其它问题是枝叶。

最严重一次破坏

破坏是无止境的。千年的珍惜抵不上一朝冲动。世界佛界至宝，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八岁等身像为佛界三圣像之一，不容易被毁灭，却被糊弄得面目不堪。

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有个千佛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国的无耻之徒盗割，贩卖卖到西方。成为国外博物馆珍品，想来每每义愤填膺。还有一部分壁画仍在，却遭到更为残酷的破坏：造反派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这大概是史上最为恶心、下流、无耻的破坏。

最为严重的破坏发生在山东曲阜。红卫兵砸了孔庙，挖了孔坟。说这事之前，先要介绍一个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

谭厚兰，女，湖南望城人，一九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五八年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同年入党。六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六六年名扬天下时，年仅二十九岁。红卫兵狂潮到来之前，谁也想不到那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带着一副小眼睛、生活简朴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当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贴出第一章名扬天下的大字报时，甚至北师大的谭厚兰立马跟上，矛头直指校领导。也就是说，谭厚兰女士是早期红卫兵之中的出头鸟。出头鸟都要付出代价，谭厚兰也一样，当刘邓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后，向她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暂时的批判斗争没有降低谭厚兰的战斗力。

工作组被领袖撤消之后，谭厚兰来个华丽转身，成为北师大左派代表，成了造反派领袖。随后以弱小女流之身，组建“井冈山战斗团”，又成功联合群众，大大扩展了人员和规模。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剩女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山头，如同大兵团司令一般神奇。地位和名声扩展之快，远胜任何一个革命时代的将帅。

此时的谭厚兰，这个祖祖辈辈都某某无闻的女人飘飘然了，在胜利的光环中，她觉得仿佛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无所畏惧的勇士。正因如此，谭厚兰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内。中央文革那帮人打算利用谭厚兰干一票大的。老奸巨猾的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孔老二的反。 “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自己画的图交给谭厚兰，阴险的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从此，谭厚兰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人生之中，总是机遇和陷阱并存，能否识别就看个人的造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陷入历史罪人的陷阱；谭厚兰却认为是一个机会，一个名扬天下的机会。

于是谭厚兰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带领井冈山战斗团两百人，又经过一番串联游说，在曲阜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号到十二月九号，前后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战绩如下：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在孔林中刨平上三代坟（孔子及儿子孙子），挖掉下三代坟（安葬在孔林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父亲祖父），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鞭尸批判，曝尸示众。

这些还没完，由于从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满了一箱子。它们触动了潜伏在人心中那黑暗的欲望，以致半个月后，引发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把孔林的三千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洗劫一空。其恶劣程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只有拥有军阀、走狗、汉奸三重身份的石友三火焚少林寺堪与之相比。

——这是文革时代，中国中国文物典籍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谭厚兰及其随从的疯狂行为、以及因为疯狂行为引发的更为疯狂的行为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谭厚兰出名了，一时间轰动京城。

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脑袋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与姚文元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荣耀来的太快太突然太猛烈，超过那个来自来自乡旮旯的大龄女青年的心理预期。接下来她能干的也就是顺应形势，在打砸抢道路上一下子走到黑。

然而辉煌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黑夜。然后红卫兵分裂，两派斗争越来越激励，谭厚兰控制不了局面。随着工宣队进驻校园，谭厚兰失去了活动空间，然后被隔离审查，痛苦忏悔。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一九八二年因癌症死去，年仅四十五岁，未婚。五大领袖中，谭厚兰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尽管轰轰烈烈过，历史证明，谭厚兰最终还是个可怜的女人。

再说一说破坏孔子墓造成的影响。

孔子是谁啊，是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甚至可以说那就是整个东方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那个佛号。孔子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不被理解的一生、甚至是失败的一生。许多人说四川漂泊的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主张在华夏走向统一之后开花结果，被推上神坛。

两千年的王朝，数百位皇帝，有雄才大略型的（如秦皇汉武），有风花雪月型的（如李后主宋徽宗），有荒淫无度型的（如陈后主），有满起来没有边际型的（如朱厚照）。但孔子只有一个。孔子之后再无孔子。正因如此，孔子之于传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不仅仅具备简单的“人性”，还有附加的“神性”。中国人没有信仰，视皇帝为天子，那么比天子地位更高的孔子自然有某种“神性”。这玩意孔子自己不知道，是后人加上去的。

孔子给了这世界一种思想行为方式，一种秩序。后人可以拒绝孔子的秩序，可以批判孔子的思想，挖孔子的墓有啥用呢？当然，挖了孔子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除去后人强加在孔子身上的多余的“神性”。然而当时的人们恰好不明白，去除一个人身上不正常的“神性”的最好的办法是批判和教育，而不是去挖墓。

挖了孔子的墓，相当于直接羞辱了孔子，自然不会有人再去尊敬崇拜孔子，大家不会认为孔子身上有超人一等的“神性”。但是大家心中对“神性”的崇敬没有消除。当年传统的国学大师、近代最为坚定的东方主义者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则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是的，国人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对“神性”的依赖也是无形的。

破除了孔子身上的“神性”，却没有破除对是“神性”的依赖，那么“神性”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正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登上神坛。就算他不想上、不愿上也得上。晚年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因为方式不对，必须承担结果。这也是毛泽东如今被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晚年自嘲曰：本人一生不信有什么权威，到头来我自己成了权威。

第十四章 新时代，新天王

王大宾和韩爱晶的业绩

在大饥荒篇章里说道五虎上将，这里又要介绍几个人。他们是千百万红卫兵中最为牛叉的五个人，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覃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有如下共同点：出身不怎么样，但敢闯敢干，都是闲不住的主；都被工作组批判教育过；都曾名扬天下，最后都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在文革初期有共同经历：短时间内闹大事，短时间内出大名，短时间内掌大权。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进步，有一个规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想要脱颖而出很难。想要在一个班级里拿第一名都不容易，想要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就更难了。他们五个人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故事。上面已经说了谭厚兰，接下来说说另外几个。

先从王大宾开始。

王大宾一九四五年出生，四川人，兼具汉族彝族两种血统，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王大宾确实兴趣广泛，能言善辩，而且特别能混，是那种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混的很好的人。

几个人中，王大宾最能混。就结果而言，王大宾混得最好。文革后下海经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快活。

当时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多半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种地。王大宾比较幸运，得到学习的机会。学生时代的王大宾是个好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了大学，成为乡村飞出来的第一只金凤凰。考上大学之后，面临专业问题。常言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那些玩意都在地下，不能用。因为人才奇缺。加上中苏关系破裂，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出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王大宾念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而有趣。

于是王大宾立志搞地质勘探，报考了地质学院。此时的王大宾，热血爱国青年一个。

进地质学院之后，看了刘少奇当年的讲话：“地质工作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你们几十万人吃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幸福。有吃苦的工作时，要敢于说‘首先我去一个’。要做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当时王大宾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第一个报名到野外去工作，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没得分配工作。毕业即失业，和今天广大青年一样。和今天年轻人不一样的是，现在毕业之后可以当啃老族，当时则没啥可以啃。

既然不让工作，那就把精神投入到一项方兴未艾——红卫兵运动——的事业中。情节还是老一套了。王大宾贴大字报批判学院领导，因为没有身世背景，反过来被工作组批判，增加了知名度。工作组被撤销之后，王大宾认为：自己没有工作是修正主义的错，出了问题是修正主义的错，总之，都是修正主义的错。好吧，那就和修正主义斗吧。

下定决心之后，满腔热血的王大宾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口才进行串联、游说工作，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名曰东方红公社，自任政委兼司令员。一时间威风凛凛，身为拉风，开始干起了造反的营生。这里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大宾并不是地质学院一把手，一把手是朱成昭（此人应归于老红卫兵，随后立场转变了，挨了批）。王大宾因为把造反精神发扬光大，成了一把手。既然成了司令，那就要有个司令的样子，干点大买卖，就要冲出地质学院，冲向地质部。地质部曾派过工作组到地质学院修理过王大宾同学。冤有头债有主。现在王大宾成了王司令自然反过头来找地质部领导们算账。

让你当初欺负我，如今我来把你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二十一岁的王大宾司令统帅东方红公社成员一千多人，打着红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去了地质部，要求批斗副部长邹家尤。邹家尤曾经是工作组组长，也是造反派痛恨对象。他们“盛情邀请”邹部长前来地质学院做客：享受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等待遇。邹部长表示，老了，不行了，还是算了吧。

造反派说，交人。地质部说，不给。

双方口水几回合，搞得王司令很没面子。王司令决定发大招，率领一千多人在地质部静坐示威，说地质部不把邹部长叫出来，俺们这些革命小将就不走了，而且不吃饭，饿死在这里。说白了，就是耍无赖。就好比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抢劫，说你不让我抢，我就自杀。

造反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了不得啊。

王司令勇敢的行为引起了轰动，赢得舆论界，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文革小组认为王大宾同学家庭背景都可靠，是个可造之材，就要求地质部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地质部顶不住了，邹部长顶不住了。

邹部长去了地质学院。革命小将们给他提供全套服务：从精神到肉体，一条龙，全程免费，热情周到，诚实无欺。

几番批判之后。王大宾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人生还算可以，就放邹部长回地质部去了。然而眼见其他红卫兵社团红红火火，王司令又感到失落。他认为工作组不仅是邹家尤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人，不仅要打到邹家尤，还应该扩大战果。于是在九月五号那天，王司令率领革命小将再进地质部找茬，说上次批判邹部长很过瘾，咱们需要再次过把瘾。

邹部长很识相，充分发扬舍身喂虎之精神，再次去接受革命小将提供的全套服务。

但是地质部领导们很快发现，邹部长虽然英勇献身了，世界依然没有清净，地质部窗外依然有小将们在那里静坐、耍无赖。他们也不是真的静坐，时不时闯入各个办公室、以宣传“文化大革命”为名、实际上到处乱翻，时不时抢走一些资料，比当今城管还要霸道。原来以王司令为首的小将们要攻占地质部、掌握地质部档案！不能不承认，毕业就失业的王大宾同学胃口大了那么一点点。然而他们能成功么？

他们的野心惹来了另外一群造反派，一个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的组织，当时很牛的一个组织。西纠的人不爽了，大家同为造反的，凭啥你王大宾要把功劳占完？他们决定跟王大宾的战斗队枪战功，就发出警告说，那些货赶快滚，地质部是我们西纠的菜，再不滚我们不客气了。王司令一看来个抢饭碗的，自然很不爽。你们谁啊，凭啥让老子滚？偏不滚。一方让滚蛋。一方不滚蛋。结果当然很明显，要比拳头。一番比划下来，王司令决定当一回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暂时滚蛋。

滚蛋之后的王司令非常不爽，心想自己一帮人马在地质部搞了半个月，竟然一无所获，太没面子了，太伤自尊了。于是重振旗鼓，趁西纠那般龟孙子不在，率人三进地质部。为了师出有名，直接亮出旗号，要打到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深受毛泽东器重，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毛泽东就是派何长工去给朱德传信的。王司令可不管这些，在他眼里，何书记是金灿灿的“战争果实”，要收藏好。

为了防止西纠的前来抢夺战果，王大宾下令，将何长工等人当夜绑架到北京地质学院一处秘密地点关押，慢慢审问批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王司令再次率领小战士们四闯地质部，把地质部领导班子统统打倒在地才鸣金收兵。

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待业青年王大宾同学化身司令官，四闯地质部，打倒砸烂一个部委，战斗力之强悍堪比最先进的坦克车。这样的光辉事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奇迹”不断的年月依然十分耀眼。于是来自四川向下的穷小子出名了，成为红卫兵时代的弄潮儿。

此后王大宾同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抄家、开批斗会、砸文物、毁古迹，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一系列打砸抢表演中，王大宾同学更加赢得了中央文革的好感。最后混得了红卫兵“地派”领袖。

在王大宾的造反事迹中，最为恶劣的就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前夕，彭德怀复出去三线。名义上搞建设，实际在李井泉的监视之下，生活并不如意。尽管如此，只要李井泉在，彭德怀好歹还有一层缓冲区。李井泉紧跟刘少奇走了，而且跟贺龙和邓小平关系非常铁，在文革之中属于出头鸟，躲也躲不掉的。

一九六六年底，江青到地质学院讲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和彭德怀属于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类型。彭德怀风光时，江青还在扮演家庭妇女角色。江青崛起时，彭德怀已经趴下了。但江青为了把文革演得像模像样，不允许彭德怀漏掉的。

听领袖夫人、文革旗手这样一说，王大宾再次热血沸腾了，仿佛有一盏灯照亮他的前程。立马就率东方红公社骨干队员数十人，去成都抓彭德怀了。王司令动作已经很快了。但是他仍然没想到，还有个人比他更快，也把彭德怀视为前进道路上的垫脚石。

那人就是后来的“天派”领袖，号称北航的司令官，韩爱晶韩司令。他们在彭德怀问题上，把阴暗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王大宾想去西南抓彭德怀，炫耀一把，韩爱晶也把目光锁定在韩爱晶身上。那时代让人很纳闷：红卫兵一边为抗美援朝自豪，一边去狠狠批斗彭德怀。。

韩爱晶和王大宾同龄，生于一九四五年，江苏涟水人。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革命烈士，继父是个中层干部，家境尚可，不为衣食住行犯愁。

韩爱晶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用在大美女身上也无不可。其人低调沉默，看起来既不凶也不恶。但沉默的外表下是燃烧的内心，低调的行为里面是强悍的性格。沉默低调有助于抵抗外界的干扰。火热的内心和强悍的个性则是内在动力。这种人天生就是事业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管走上正确轨道还是错误轨道，都比一般人走的远。韩爱晶的一生就遵循这个轨迹。出狱之后的韩爱晶下海经商，孤身闯荡深圳，成了一家负债千万的国企总经理。数年之后，那家国企起死回生，竟然还清债务。

如果这些事业不算稀奇，那么在生活上绝对无可指责。

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说，就是欲望海洋：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欲望海洋就是有钱有权人物的天堂，诱惑无处不在。在这个海洋里，韩爱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天堂一样是生活，如同诸神一般放纵。韩爱晶不同，依然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搞男女关系。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穿着上还是当年那副寒酸样。然而买卖依然照做，大家都知道他叫韩爱晶，标准的老派知识分子。假如中国当今的官商，不说全部，大多数能这么干，中国将无比的强大、富有、和谐。

看到一个如此品格的人成为红卫兵领袖，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不是和印象里的红卫兵不太一致？很显然后期的韩爱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前期的韩爱晶呢？

沉默上劲的韩爱晶念书很好，去了北航，成为高材生，赶上文革。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青年韩爱晶同学出名了。别人出名基本上都是靠闹，而韩爱晶所以出名非常特别，靠一股傻气。

北航隶属于国防科委，文革开始后，大家都造领导的反。北航同学去造国防科委的反。当然国防科委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凭啥要接受你们一帮儿子辈、孙子辈的小家伙批判？没有理由啊。革命小将也有自己的招数，以静坐请愿——耍赖——方式开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老人家要是不出来接受俺们的批判，俺们就坐在这里不走，到时候找毛主席评理去，就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你们怎么交代。

静坐人群中，韩爱晶同学表现最为突出，一口气静坐二十八个昼夜。想一想这是啥概念，二十八天，四个星期。这么说吧，四个星期连续上班，无休息日，看看有多少人能忍受？下班之后还有机会吃吃饭、唠唠嗑、玩玩游戏，甚至还能和发烧友一到发发烧。韩爱晶同学二十八天时间里，没有休闲娱乐、没有上下班，没有加班工资。吃饭估计也就是校友带点盒饭，睡觉也就是随便凑合一下。当时是夏天，夜里蚊虫肯定不断，就算有蚊帐好了。二十八天时间里肯定有天气变化，遇到暴风雨天气，最多也就是跑到走廊下面躲一躲。二十八天不下火线，肯定没机会洗澡换衣服了。就算能借雨水冲一冲，那也免不了满身臭味。可以说这二十八天静坐，艰苦程度堪比当年长征之后流落在南方的游击队员。远比今日普及民主自由的公知们努力。

韩爱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可以说是理想信念，到不如说是傻气。一个沉默寡言却又不屈不饶的书生特有的傻气。俗话说，傻人有傻运。

二十八天之后，满身臭味的韩爱晶同学在同学们惊讶、钦佩、不解的目光中下了火线，立刻成为英雄。这下出名了，彻底出名了，成了名动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司令（总勤务员）。

第一代打天下的将帅们通常都是年轻有为。像林彪同志，二十三四岁就成了军团长。文革更快，韩爱晶同学才二十一岁不到就成了韩司令，手下的人手比林彪刚上任时的红一军团还多。林彪当军团长之前，好歹在黄埔军校里呆过半年（黄埔军校前精英最多的就前几期，在校时间也就三到六个月，学点基本常识），好歹经历过几年残酷的战争考验。韩爱晶同学到好，静坐二十八天之后一步登天。实际上则是拔苗助长。

韩司令为了扩大影响，建立联络站、调查站，开始批斗人。所有的红卫兵领袖中，大概韩爱晶的批斗名单最有分量。在他的名单上，有打到徐向前，有炮轰陈毅，有推倒叶剑英。另外他还联合成立过“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想要批斗刘少奇。然而韩爱晶同学还是太幼嫩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嘀。虽然他已经很卖力了，印制了大批传单，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徐向前曾经是逃兵，说陈毅恶毒反对毛主席，说叶剑英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鼓开道。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陈毅还是陈毅、叶剑英还是叶剑英，一个也没有倒下。即使因为二月逆流挨批了，也和他韩爱晶无关。批判刘少奇，也没有竞争过清华。

折腾半天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表面红红火火，实际事情没干成一件。韩爱晶同学表示很难接受大好环境下一无所获的局面。眼见中央戏剧学院抓走了彭真，清华弄出了刘少奇，北大批判邓小平，甚至连朱成昭和王大宾都跑成都抓彭德怀去了。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走资派”一个个减少。

怎么办呢？那就抢。去成都和王大宾他们抢彭德怀！想干就干，带着大队人马去成都抢人。听了江青的鼓动，王大宾第三天就带着井冈山公社人马去了成都，已经很迅速了。哪知韩爱晶更迅猛，第二天就带着红旗战斗队去了成都，在王大宾之前找到彭德怀，把彭德怀押到成都地质学院。王大宾非常恼火，一边派人探听彭德怀被关押的地点，自己则亲自带领造反派骨干，闯进成都永兴巷七号彭德怀办公室，把彭德怀及其秘书的住处和办公室抄了个底朝天，带走了几大箱历史资料、书籍、照片和笔记本。不仅如此，王大宾还擅自扣留了彭德怀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和文件两百多份。

然后王大宾带着人马赶到成都地质学院，趁韩爱晶的人马和军区警卫吃午饭之时，突然发动进攻，一涌而上，打倒看守，抢走彭德怀，等北航“红旗战斗队”大批人马赶来时，王大宾跑到四川省地质局，会合该局造反派，把四川省地质局的门和窗户全部堵死，手持木棒，严阵以待，摆开了要在成都和韩爱晶决一死战的架式。

想彭德怀一生英雄，遭遇穷凶极恶之辈无数，临了却越到两个克星：二杆子王大宾和一根筋韩爱晶。两人在从北京去成都，上演了争夺彭德怀的闹剧。

正是因为这两排敌对人马竞争，导致回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两伙人迫害。两帮相互看不上眼的二逼青年轮番把怨气发泄到彭德怀身上。戎马一生，落得如此下场，可叹。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大宾就开始对彭德怀进行审问。下面是当年在场的红卫兵记录下来的王大宾和彭德怀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公开反对唱《东方红》?这是反对毛主席!

答：这话不对，我一生最敬佩毛主席，他对中国贡献最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强得多，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喊那么多伟大，唱那么多《东方红》。不好嘛！毛主席也不赞成嘛！这不是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能妄下断语。

问：你要把庐山会议的情况说清楚!

答：那是党的机密，我无权奉告。

问：你历来就反毛主席，早在遵义会议后你就暗中指使人（不知道如果得知是林彪，敢不敢说）写信，逼毛主席交权。

答：不对！你所说的那个写信人已在庐山和军委两个会议上声明过，信是他写的，与我无关。

问：抗美援朝你为什么抢着出兵，贪天之功为己有?

答：混帐话！出不出兵，那是中央、主席决定的。至于我带兵，也是组织决定的。就算我抢着去消灭敌人，有什么不好？难道让他去而他不去的人，比我这抢着去的人还好吗？

问：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

答：你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毛岸英同志是被敌人扔下的汽油弹炸死的，怎么说是被谋杀的呢？谁谋害的?是我，还是你们?岸英牺牲已经十六年了，可一直是我的心病，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什么时候想起我心里就难受，现在你们是在用刀戳我的心！

审问对白是如此滑稽，颠倒是非；和当年红卫兵运动一样滑稽，颠倒是非。

王大宾没问出来啥，感觉很没面子。回到北京之后就采取了野蛮的办法。王大宾让彭德怀写材料。彭德怀被烦得不行，就把自己真实想法写出来。王大宾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打了一拳，打得彭德怀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鲜血流出。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六十九岁，白发老人。当彭德怀向他这般年纪时，已经历经磨难，当兵。

这些只是开始。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彭德怀在北京军区被保护一段时间。后来压力越来越大，被迫交给红卫兵，最丑陋的一面上演了：由地派的韩爱晶和天派的王大宾轮番审问。

江青在天安门广场的声讨大会上嘶喊“打倒彭德怀！”，跟班们赶紧跟上，跟屁虫一样连忙吆喝。以戚本禹最有代表性：“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不得不承认，戚本禹这段话，文字功底甚佳，但没良心。即使放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也是最没良心的话之一。

七月十九号，轮到北航批斗彭德怀。韩爱晶非常积极。鉴于王大宾对彭德怀拳打脚踢，韩爱晶也绝不会落后，上演了更为丑陋的节目。

让彭德怀交代罪行未果，韩爱晶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光荣使命，怒气冲天，决定来点野蛮的。他走到彭德怀跟前，把六十九岁的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把彭德怀被打倒后又再揪起来，再打倒，再揪起来，反反复复，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当时的记录：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经过一番批斗，六十九岁的彭德怀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第二天，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泛肿，起床很疼，也非常困难，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打断彭德怀的肋骨，韩爱晶迎来人生巅峰。

——这仅仅是一次批斗会而已。六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六十九岁、白发苍苍、肋骨被打断几根的彭德怀再次被批斗。这位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统帅百万雄兵的汉子，曾经顶住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敌人，面对十万后生，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脑袋上挂着大牌子，任凭拳打脚踢、鸡蛋白菜。

批斗会之后，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躺在硬床上，什么也干不了。此后两个月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为一种时尚，各个单位你争我夺，以至于两个月时间彭德怀被批斗上百次。各个高校，各种单位，各样的人，争相批判最值得崇敬的英雄。——国人啊，你们在干什么？

彭德怀英雄一生，面对豪杰无数，无人能伤他一根汗毛。到如今，被一群狗崽子羞辱，心痛莫名，悲愤难抑。要知道一辈子战斗，也就是为了眼前年轻人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已。有了安静环境的年轻人竟然对自己拳脚相加，何其讽刺。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美国同行却在北美享受这安静的退休生活。

——彭德怀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想——能想什么呢？都是曾经拼命保卫过国人啊、下一代啊。又或许他庆幸自己没有留下子女生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王大宾和韩爱晶则是悲剧的代表。说他们是悲剧，除了摧残彭德怀这事，还包括他们自身。

王大宾摧毁地质部的勇气，韩爱晶在国防科委前静坐二十八天的恒心，在常人身上极为罕见。如果说王大宾能把这种勇气用在正确地方，比方说他的专业，地址勘探，可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业绩。如果韩爱晶把他的恒心，用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很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凡是真正能干一番事业之人，除了必要的知识和才华，还需要勇气去面对困境，还需要恒心去坚持。王大宾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完全具备这样条件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

评：韩爱晶和王大宾两个人在当时或许年少无知、或许冲动鲁莽。但这些都不是理由。他们的行为是中国人永恒的耻辱。

不能说他们本人十恶不赦，而是他们的行为不可原谅。

和他们同样不可原谅的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和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紫烽，他们以军人的身份，为了私仇和私欲，殴打曾经的统帅，老上级，老军人，老领导，丢尽军人的脸，不配为共和国将军。

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造反派红卫兵领袖中，最特殊的一个叫聂元梓。

五大高人中，聂元梓年龄最大，入党时间最早，斗争经验最为丰富。其他四位领袖均为后生学生，聂元梓不是，只有她过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竟然也成为红卫兵，讽刺。

聂元梓生于一九二一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在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两位杰出的女性，王光美和孙维世。和豪门世家的王光美、以及革命世家的孙维世都不同，聂元梓是另外一类人：虽然生逢乱世，却衣食无忧；虽然衣食无忧，却精神却动荡不安，因为那是乱世。性格上类似江青，家庭环境比江青好一点。

聂元梓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爸爸聂挺俊是一个医生，同时拥有一百多亩田地的小地主。但是身兼中药生和地主两重身份的聂挺俊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保守，闲着没事关心国家大事，几个孩子都送去念书。那恰恰是一个读书人没办法读书的年代，聂家几个孩子无一例外的搞革命去了，把聂家变成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老大聂真去北京上中法大学，总是没办法毕业，老是问家里要钱。后来才发现，原来聂真同学不是不学习，而是过于积极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念书为名向家里要钱支持同志们搞革命。当然中法大学那是有革命传统的，比方说陈毅和张云逸就是杰出的革命派，身为师弟的聂真也不想落后。当局为了逮捕聂真，常常深更半夜去聂家搜查。尽管如此，聂家孩子还是一个又一个革命了。为了革命，被通缉的被通缉（聂元梓大哥），被逮捕的被逮捕（聂元梓四哥）；结婚的闹离婚（聂元梓大哥大姐），要当新娘子的跑掉（聂元梓二姐）。

这些人把聂家变成了革命基地，周边同志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在当局统计榜上）肚子饿了就跑去聂家吃免费晚餐；有伤病就去聂家治病，没钱就免费。聂元梓的三哥成了当地县委领导，就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家。鼎鼎大名的赵紫阳去过聂家活动。革命家庭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比方说当局抓聂元梓的三哥抓不着，就把聂元梓的妈妈抓去和猪关在一起。比方说敌人抓住聂元梓的二哥之后，为了让她二哥招供，就把她侄子给残忍杀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聂元梓，除了干革命就看不见别的出路。

聂元梓天生就是干革命的料。聂元梓生在旧时代却不裹脚，敢于离家出走，年纪轻轻就敢去寻找革命党，寻找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就和她二姐一起在太原城墙下面印情报刊物。那份刊物的读者只有五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由于表现积极，十七岁的聂元梓成了中条山地委副书记。太原陷落之后，聂元梓跟随组织辗转到开封，然后又九死一生到延安。正是在延安，聂元梓对理论工作感兴趣。为了在延安党校学习理论，她甚至放弃了去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机会。因为对理论感兴趣，她回绝了拿枪杆子的追求者，选择了一个笔杆子，也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

延安当时女性比例非常低，聂元梓当时正值青春妙龄，要是选择一个将军的话，级别绝不会低。但是她选择了吴宏毅。吴宏毅知识分子出身，当时是有名的战地记者，身材高大，能说会道。解放后，吴宏毅成了哈尔滨副市长。

客观上说，吴宏毅条件不错，完全配得上聂元梓，只是有一个毛病，生活太超前——乱搞男女关系——像今天某些干部。那种事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忍受的。聂元梓做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选择，离婚。

离婚后聂元梓去了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亲自要求的。六年之后，陆平肠子都后悔青了。单以工作而论，聂元梓在北大还是合格的。虽然她不懂经济，但是长期走江湖闹革命，使得她善于梳理人际关系，对知识分子啥的，该尊重尊重。而她工作比较讲原则，干得还不错。正因为干得不错，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哲学系干党委书记。当年北大哲学系是整个北京大学的核心，成员都是鼎鼎大名之人。

名人总是和高层扯在一起。所以哲学系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聂元梓很快对工作作风不满。她发现陆校长在北大高小圈圈。

在北大，领导核心是党委。党委又有核心，是常委会。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就是以陆平自己为首的几个人。大圈套小圈，圈内有圈圈。其实聂元梓也可以看做是陆平的亲信。毕竟是陆平调进北大的嘛，而且把她放进了哲学系党委书记的位置上。按一般观点，聂元梓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实际情况是聂元梓确实干好了自己的工作，还干了工作之外的事。

从成长经历来看，聂元梓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那种眼睛容不得沙子的人，永远的革命者。而且在聂元梓看来，陆平还有官僚主义作风，理由是不怎么管哲学系的事。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陆平是铁道部进北大的，从铁道部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当助手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陆平对哲学系那一大堆理论争论是否搞得清、是否有能力搞得清楚、以及是否有兴趣搞清楚是值得讨论的。但是聂元梓认为陆平工作不到位，要提意见。

提意见本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容易上纲上线。当时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来四清去，清个没完。聂元梓对工作组提了陆平的意见。陆平认为聂元梓这个人不可靠，反过来对她进行批判教育。一段时期内，聂元梓等提意见的人在北大成了被监视跟踪的对象。聂元梓很来火，甚至给毛泽东写信诉不平。文革开始之际，又给了聂元梓提意见的机会。于是她和几个人一起写了陆平的大字报。

大字报这玩意在当时不算啥，满大街都是。然而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不同，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登上“全国第一张无产阶级大字报”的宝座。

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陆平倒霉了，成为牛鬼蛇神；聂元梓出名了，成为北大一把手。北大一把手的战斗能力是很强大的，成绩单不可能就打倒一个北大校长那么简单。她的战斗力很强，成绩单也是非常优异的。

聂元梓第二个丈夫叫吴溉之。吴溉之，年长聂元梓二十岁，是一位老党员老红军，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跟过贺龙和黄公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高干，当时吴溉之和组织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肖劲光关系不错，几个人常常在一起打麻将。聂元梓嫁给吴溉之之后发现组织部长安子文和一个叫邓觉先的女人关系非常暧昧。通过一系列观察、取证、推理之后，聂元梓认为邓觉先可能是特务。

既然邓觉先可能是特务，那么正部级的安子文也有特务嫌疑。这事本来和聂元梓也没有关系。但聂元梓再一次眼中容不得沙子，为了党和组织的利益，决定揭发。本来她想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揭发，后来在同僚的指点下向康生揭发。结果当然很明显。安子文完蛋了，当然后来也平反了。邓觉先没了下文。由安子文联系到吴溉之。聂元梓没法，只好和吴溉之离婚了，尽管她对吴溉之感觉很好。吴溉之在两年之后病逝。

在聂元梓造反成绩单上，最为鲜亮的一笔应该是关于邓小平的。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认为是走资派后台老板。大家把火力集中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当然是聂元梓同志。于是一份战斗力极强的大字报出炉了，主要内容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险性越大。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二号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却是她签名的。由于聂元梓当时名气很大，就把这份“功绩”算在她身上了。同时揪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功劳也落到北大头上，所以北大也成了当年仅次于清华（揪出刘少奇）的战斗名校。

当时聂元梓是头顶风光的，后来辩护时才说和她没有关系，晚了。

此外，在聂元梓的成绩单上，还包括错误的参与批判朱德（误以为是批判刘白羽），到上海搞串联，参与夺权，相当优异。康生请她吃饭，告诉她有事常来汇报。江青请她吃饭曰：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请她吃饭，探听革命行动新信息。她可以出入中南海，可以去告状，并且获得一个响亮的绰号，北大老佛爷。上一个拥有——老佛爷——绰号的女人，是在中国只手遮天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聂元梓能在北大混得此荣耀，也算是慈禧的山寨版本。

看到这个华丽的成绩单，联想到红卫兵造反，不要以为聂元梓是一个人品极为低劣之人。前面就已经说过，聂元梓经历过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而且放着好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妇人不当，为了所谓组织原则跑去揭发毫不相干的安子文，丢了还算满意的家庭。只能解释为此人是个组织原则很强之人，典型理想主义者。

当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投机倒把，想要掌握权力往上爬。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提供了额外的证明：文革很乱，中宣部把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聂元梓等人负责保护。那些档案都是有问题的。把它们放出去的话，在那个年代不用任何指示，红卫兵就会扒了他们的皮。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然而聂元梓不但没有公开，连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反而是工宣队进校之后，把档案公开。从这点来说，聂元梓人品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人品不坏的聂元梓为何成了红卫兵领袖呢。首先，红卫兵领袖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如果把红卫兵说成坏人，那就大大降低了文革的悲剧性。其次从聂元梓一贯的表现来看，她的人生是一致的，即革命年代对敌人斗争；和平年代继续斗争，把她看不惯的人或事当成敌对势力，借助特殊年代，以特殊方式解决之。

评，聂元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直处于革命状态。如果说聂元梓有什么错，那就是没有理解：这世界不需要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是聂元梓个人悲剧。更为悲剧的是，那个时代，聂元梓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第十五章 蒯大富崛起与刘少奇衰亡

蒯大富同学

当初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五个人，被尊为五大领袖。看看他们的斗争业绩：谭厚兰去挖了孔子墓。王大宾搞垮了地质部。韩爱晶把国防科委折腾得鸡飞狗跳。韩爱晶和王大宾各带一伙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打伤打残。谭厚兰批判朱德，到处张贴邓小平大字报。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猛。

最猛的那个人，叫蒯大富，直接去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

造反派五大领袖中，三男两女，三个男人同龄，都是一九四五年人。

曾经的风云人物，红卫兵天字第一号领袖，蒯大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他的祖先曾经富有过，后来变穷了。到他爷爷那一辈变穷了。他爷爷爱赌钱，很有特点，逢赌必输。把家财和土地输光光之后重抄祖业，贩私盐。当时正在抗战，贩私盐利润很大，但是蒯大富的爷爷走私很不走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当兵也不是去抗日，而是跟新四军打仗。而蒯大富的爷爷当兵也不走运，跟新四军打仗也不成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最后变成新四军。蒯大富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那会入党的，都是给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

蒯大富就成了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国家的人，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典型人物：能吃苦，爱劳动，并且以此为道德准则要求别人。

如果说是农民，能吃苦爱劳动的品德体现在种田上。蒯大富是学生，吃苦劳动的本事就体现在学习上。蒯大富同学学习成绩非常牛叉，在没有报辅导班、请家教的情况下，他的数理化成绩经常考满分，某此不是满分，会拉下脸老半天，做一副懊恼状。不要以为他是天才，这是努力得来的。为了备战高考，蒯大富同学拿出老农民耕地的精神，常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又常常半夜三更起床。老师一般对别的同学都说，人生在此一举，多学点吧，革命需要多投入点；对蒯大富同学则说，你小子悠着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就是这样一番努力，蒯大富修成正果，麻雀便凤凰，成为苏北村旮旯里首位清华大学生，而且是搞核研究，全班清一色男同胞。按道理说，核研究足够蒯大富同学搞一辈子了。然而蒯大富同学是与众不同的，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扬光大。看见别的同学吃饭剩饭，浪费粮食。蒯大富同学就贴大字报，提倡大家节俭。这是好事，理当得到赞扬。为了杜绝大家浪费，蒯大富同学进一步提倡大家吃红薯不要剥皮，向乡下老农民那般，连皮一起吃掉。这就是好事干过头，强人所难，就左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红薯皮的。即使在乡下，红薯平多半为牲口。现在蒯大富同学竟然号召清华那些高干子弟去吃红薯平。别人不吃，他就和人家吵架，说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还是小事。蒯大富同学放着核物理不去研究，给中央写信，反应农村干部腐败情况。虽然读书人要关心天下事吧。如果都去关心天下事了，还谁去读书？核物理谁去搞。这些事情至少展示了蒯大富同学的性格，爱折腾，能折腾。这种人生在文革，就是红卫兵最好的料子。也正是蒯大富同学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战绩和学校名气非常的般配。

红卫兵起来之后，蒯大富写大字报保清华乡长蒋南翔。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反蒋南翔。结果蒯大富和一干同学发现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毛主席的要求不一致，就去贴大字报，和工作组辩论。六月十六号那天，薄一波去清华，看见蒯大富的大字报。当时两人互不相识，一番交谈之后，互补感冒。薄一波问蒯大富属于哪一派。蒯大富说他是革命左派。薄一波说。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

蒯大富所以在清华闹得那么大，主要是因进清华工作组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博学多才漂亮优雅的王光美女士。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一员搞四清的，通过一系列蹲点、调查、取样、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样板，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桃园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次王光美再次化名，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到清华，也是想通过同样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样板，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成为“清华经验”。

由于蒯大富同学积极张贴大字报引起工作组主义。工作组就跟蒯大富说，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座谈会，你也去参加吧。当时王光美确实去了，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发言，大家也不认识她（信息传媒不发达啊）。开完会之后，蒯大富等人以为王光美没到，感觉小心灵受到伤害，又去战斗了：就去贴大字报说工作组骗人，搞得工作组相当狼狈。

工作组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决定修理修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就说蒯大富同学有野心，要夺权，是反党反革命。实际上是想把蒯大富竖立成典型，然后以此为经验推广。然后蒯大富同学的好日子过完了：凡是蒯大富同学上台讲话，总会被喝倒彩；蒯大富同学四处告状说俺受了不公待遇，没有人鸟他。

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消停了，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不对。毕竟对方是政府，对手都是高干，弄不好真的反党反政府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然而蒯大富同学充分发扬能折腾的精神，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天天去贴大字报。

工作组则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终于，蒯大富同学进了黑屋子。

能折腾的蒯大富使出最后一招，绝食。

蒯大富不想死，只想用绝食的方式表达不满。结果没人鸟他。继续绝食吧，肚子抗议；吃饭吧，又拉不下脸。眼看年轻的蒯大富同学即将把自己折腾掉，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就点化了蒯大富同学，闹啥闹嘛，身体是是革命本钱。于是蒯大富有了台阶下，开始吃饭，抖擞精神准备新的征程。

恰好这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工作组给撤了。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蒯大富。毛泽东一生救过很多人，井冈山肃反救过人，刚到延安救过人，延安整风又救过人，这一次撤销工作组再次救了人，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切当然都被中央文革看在眼中。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穿着军装找到蒯大富，说你写材料吧。不仅如此，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同学谈话多次，询问工作组的事，并亲自为他平反。好吧，咸鱼翻身了。

蒯大富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人生从波谷上升到波峰，彻底演活了咸鱼翻身的反转剧。张春桥亲自把他推荐给江青，一时间红得发紫。就连王洪文同志从上海到北京，是蒯大富带着去见中央领导人。

这么多领导人亲切关怀，能折腾的蒯大富当然不能、也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当然，他也不会再一个人战斗，而是搭建文革顺风车，组织了那个年代最后战斗力的组织之一，清华井冈山。作为强有力的战斗组织，除了大串联等基本技能必须纯熟之外，还需要整出自己的特色。它有啥特色呢？主要有两点，第一特色是一副连环漫画。该漫画是以当时“被打到的”党政军领导人为题材，进行一系列丑化，把彭真、薄一波等人丑化到一起，便于大家泼脏水。比方说把刘少奇的下巴拉得老长。比方说邓小平的脸画得很胖且耳朵很大。比方说把彭德怀的鼻子画得很高。看起来更像恶搞。但是敢于如此恶搞的，也只有文革中才会出现。

第二个特色，蒯大富领导他的战斗组织喊出了那一声惊人的口号：打倒刘少奇。不仅如此，还带人进入刘少奇家进行批斗，又把王光美骗出来批斗。如此对待国家元首和元首妇人，翻遍世界通史也找不到第二例。

红卫兵领袖带人闹，无非两个原因，理想（青春年少，热血奔腾，想要大干一番的冲动）和私怨（被工作组修理过）。比方说韩爱晶在国防科委静坐，那是因为理想热情。比方说王大宾冲击地质部找邹部长，基本上是私人恩怨。

能折腾的蒯大富原本也有很大理想成分，所以才被工作小组关入黑屋子。但蒯大富的对手可不一般，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并因此名扬天下，成为文革闹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仅凭蒯大富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除了他的清华井冈山战斗队伍，他还有一个威力无匹的战友，就是鼎鼎大名的江青同志。

当然，江青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也许是历史上出现过最为拉风的文人组织，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文武两手，武的一块由红卫兵来做，那么文的一块由那些人负责呢，具体来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起这个小组，许多人至今都是咬牙切齿的。

中央文革的前身是五人小组。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建立的，功能是引导全国文化方向。五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存在两年时间里，一共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就弄出来一个《二月提纲》。随后遭到批判。

《五一六通知》之后，彭真和陆定一成了反革命，改组势在必行。

于是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诞生了，功能比之前稍微加强了一点：引导文化革命的走势。起初它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组织，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甚至连公务员编制都没有。但是成长速度却极其惊人，很快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可以说是史上掌权最为迅速的组织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

看看这个名单，一共十四人，除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有干实事的本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靠理论（嘴和笔）吃饭的。康生也能干实事，只不过特殊一点，是整人。

随着时间推进，凡是动嘴不积极的，统统抛出去，十四人又开始精简。第一个出局的是穆欣。穆欣，河南人，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七岁加入中共，一直搞宣传，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时，职位是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因态度不够积极、和之前的一些牛鬼蛇神关系扯不清，就从江青那里领到一定帽子，叛徒。

尹达最为怪异。因为尹达是搞考古的，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没理由进中央文革。尹达一辈子都在搞考古，搞学术研究。这种人拉去搞文革斗争，明显是专业不对口啊，出局也是必然。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不会白白用人，辛苦劳累一番，报酬也是有的，也是一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

接下来轮到三位能干事实的人了。在笔杆子和嘴皮子耍宝的中央文革里面，能干事实的必然要被淘汰。因为理论家们可以让牛在天上飞，实干者则是不可能的。王任重和刘志坚两个人实际上也有不错的理论功底，由于要干点事实，肯定不能达标，于是遭到理论家们的火力伺候。于是王任重被迫“离职养病”，靠边站了。

至于刘志坚，本来算林彪的人。林彪曾派他到上海帮助江青。江青那个谈话纪要，刘志坚参与整理过。刘志坚能进入中央文革，也和这层关系有关。无奈他是军人，干事和演戏出身的江青实在不是一个风格。然而中央文革是一个是非之地，进来容易出去难。想要出去，必然要戴帽子的。军人最怕的帽子是啥？答曰，叛徒。

然后陶铸。陶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毛泽东精心安排的。却被中央文革自己给踢出去了。经过一系列策划炮轰之后，陶铸成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出局，中央文革看似胜利，实则干了一件蠢事。左派很少有人意识到，陶铸出局已经暗示了中央文革最后的结局。这一点稍后会仔细讲到这一点。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成了一个纯粹的舌头笔杆派。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靠这些人干事业是没有指望的。正因如此，文革结束才遥遥无期。毛泽东一世英名，被空喊派玷污。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之极，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给扔了。加上陈伯达生病，实权落到江青手中，后来倒向林彪。中央文革实际瘦身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加上后来王洪文异军突起，四人帮便诞生了。中央文革是五人小组的变体，同时是四人帮的母体。

中央文革的改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江青。通过二十几年的折腾，她终于堂而皇之的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舞台。

战斗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宣传角度上说，很简单，坏人。然而好人和坏人的概念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现实世界中，好人和坏人都不是绝对的概念。他们有人人品确实不行，比方说康生同志；有人有过混乱的私生活，比方说早期的江青；所有人都显得很狂热，舌头上堆满棍子和帽子，随时准备横扫一大片，然后戴上某种帽子。简直是贩卖棍子和帽子的专业户。然而从另外一面看，他们虽然各个声名显赫，却很少以权谋私。除了康生善于私藏文物古玩，除了江青收集衣帽装饰品，其他人基本上没有按照惯例中饱私囊，也没有把亲朋好友安排要职。

从人品上说，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还是可靠的。比方说张春桥，一直追随那种思想到最后。如果说张春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那么戚本禹是被毛泽东一手推入深渊的，文革结束时，又因为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被判刑。晚年的戚本禹看见李志绥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污蔑毛泽东时，依然为毛泽东辩解。其实他可以像李志绥一样写东西污蔑毛泽东赚钱，而且可以“爆料更猛烈”，但他没有那么做，表示人品还是可以的。

从政治角度上讲，左派和右派，或许境界有差别，但各有各的追求。正是因为在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又影响到社会生活，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央文革那些人都是玩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他们通过笔杆子和嘴皮子去影响指挥红卫兵打砸抢。殴打彭德怀，侮辱王光美，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试图通过嘴和笔摆平现实世界，却发现敌人众多。因为嘴和笔只能捣鼓出理论。理论那玩意均不是万能的，即便是可惜定律，也和很多社会现实冲突，何况政治理论。

当一群理论家坚持一种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满世界、满大街、满房子的敌人。根据极左派的理论，官吏体系内部修正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遍地都是；根据极左派理论，满世界都是危险的人和事，很多人的行为不仅和资本主义挂钩、而且和特务很相似；根据极左派理论，中央开会时，除了他们几个人，其他人要么右派、要么即将是右派。仿佛这个世界即将完蛋了，只有他们几个在拯救世界，怎么办呢？那就战斗吧。

如果让世界服从于道德，那么自己首先应该是道德的。首先就要把那些认为自己不道德的人和事消灭。这这方面，中央文革的实际领袖江青给大家做了一个模范。在前面说过，江青的性格里面有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因为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使得她在年轻时代有过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交过不少男朋友，在上海滩和同行抢戏。这些本来没啥，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准来看，道德作风上是过不了关的。即使能过关，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旗手。江青要成为旗手，就要修补过去的形象。

当江青高高在上，成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江青是一个爱记仇，或者说爱恨分明之人。有时候她分不清细节和原则之间的轻重。比方说她看毛岸英的遗孀张松林不爽，就在北大接见红卫兵时啰嗦张松林的不是。红卫兵就去批判张松林。搞得张松林姐妹被迫流浪。毛岸英是毛泽东最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对刘松林非常关照的。

刘松林不是重点。重点是修理一些当年知道她老底的那些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要修理那些旧时代的“戏子”简直是太容易了，举手之劳。跟她抢戏的王莹悲剧了。知道她和唐纳结婚的那一大串人悲剧了。除了国外的和死去的，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包括孙维世（知道江青在上海的事）在内，基本上都是死的死、残的残、伤的伤。连当年给她打下手的秦桂珍都没能幸免。

秦桂珍只是一个普通妇女，照顾过江青。江青当年对秦桂珍相当感激。为了旗手的声誉，江青让吴法宪派人把秦桂珍从上海挖到秦城监狱，成了“特务”。可怜的秦桂珍当了一辈子佣人，生于贫苦，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穷水手，没几年就死了，她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的活着，一辈子不知道特务二字怎么写，竟然享受到特务待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原本身体非常好的秦桂珍大病不断。她的头发被拔光了，脑袋上只留下一小撮头发，是用来揪脑袋用的。直到一九七五年，奄奄一息的秦桂珍才走出秦城监狱。

幸好黄敬早死，幸好唐纳在国外，不然不知道又将闹出怎样的风雨。

中中央文革舞台上的江青，第一个角色是复仇者，第二个角色才是斗争者。从女人角度上看，够得上分量的对手也就王光美。其他高干妇人非常低调，比方说邓颖超，比方说卓琳。叶群当时倒是非常高调，但她是跟着江青的。

王光美和江青比起来有很多优势。比学历、比知识，均是王光美胜出。论风头，王光美跟着岁刘少奇出国访问，风头盖过江青。论干事，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整出了样板，桃园经验。论容貌气质，两个人旗鼓相当。江青也有优势，比方说革命资历，入党比王光美早，在戏剧才华上高于王光美。这些优势可以不计，值得计入的优势是毛泽东地位高于刘少奇。更大的优势则是当时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和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政见不合。最大的优势则是，利用中央文革之便，操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是决定性的筹码。能压住红卫兵运动，刘少奇胜。压不住红卫兵，则是毛泽东胜。

实事求是的讲，江青和王光美本来没有关系。但政治把他们扯在一起。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些年，江青和王光美关系甚至可以说还不错。江青时常会拉王光美唠嗑。王光美有时也去江青那里串门。两个人常常唠叨唠叨衣服、看电影什么的，相敬如宾。

然而她们两个终究不是很合拍的女人，差别很大。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比较温和；江青则出身寒微，早早闯荡社会，性格比较倔强。这样两个人，即使最终归于中南海，思考方式和处事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她们可以走在一起，但并不能形成默契的朋友关系。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思路上出现分歧，她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开始晴转多云。

一九六三年开始，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之后，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还会习惯性征询一下意见。王光美将要陪刘少奇到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衣服，给江青打了个电话寻求意见。江青建议王光美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衣服上不要戴别针，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高雅而大度。但是东南亚有些地方很热，穿鹅绒套装简直是找虐。于是王光美改穿了旗袍。在缅甸时，缅甸领导人又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处于礼貌，王光美就穿上旗袍戴着金项链出席晚宴。王光美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兼具知性和美貌；长期出入高层，气质不俗；再配上旗袍和金项链，那叫一个耀眼。要知道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当保守的。

照片传过来之后，同为女人的江青心中有了嫉火。因为王光美俨然成了第一妇人，抢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风头。如果江青像邓颖超或卓琳那般温和性格也就算了。江青偏偏非常要强，从演戏开始，不是她的要争取，是她的更不能让别人拿走。不是第一妇人的王光美抢了她的风头，如果没有嫉火反而不正常了。嫉火不要紧，要紧的是发泄。直到文革开始，江青才有机会，来自蒯大富的机会。

一组队友

其实蒯大富和王光美原本互不相识。仅仅因为王光美是否参加座谈会引起的误会，最后竟然弄出来阶级斗争。咸鱼翻身的蒯大富把这一切都归于刘少奇和王光美。他决定继续折腾，就是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揪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智擒王光美”事件。

所谓智擒，确切说，是骗。当时的王光美还是国家主席妇人，住在中南海，要想把她骗出来批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骗她，必然瞒不过刘少奇。刘少奇除了是国家主席之外，还有几十年地下工作经验，被忽悠的概率应该不高。但是能进清华的人智商都不低。看看那帮清华园学子的智商究竟有多高。

清华井冈山专门有一个小组叫捉鬼队。这个小队就是负责打击各类牛、鬼、蛇、神的。小队成员决定把王光美给偏出来。十一月六号那天，捉鬼队行动了。

捉鬼队首先发挥聪明才智说服了王光美的二女儿刘婷婷，让她和他们一起欺骗自己的妈妈。接下来找到师大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同时扣留了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但那个年代是不会有人追究的。然后有人先冒充西单交通中队的交警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这时候王光美还可能不相信，但这只是第一招。

第二招：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证实说你孩子受伤了。

最绝的一招就是，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又是女儿打电话，这样一个连环套可以忽悠特工了。刘少奇王光美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在对待孩子方面终究还是父亲和母亲，孩子是连心肉，和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上当在所难免。

所以清华园高智商的学子们成功了，成功的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给骗了出来。只是当时局势不明朗。他们没敢对刘少奇怎么样，只是把王光美给抓去批斗一番。这就是第一次批斗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骗斗王光美的事，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笑的非常开心。江青对此很开心。因为王光美是她的敌人。

事后江青特意打电话给蒯大富，表扬了他一番。蒯大富同学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巅峰。

第一次批判王光美，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还算比较文明的，没有人格侮辱。十一月天冷，他们给王光美一个军大衣。还有一个女生把棉袜脱给她穿了。等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份，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定性。作为刘少奇的夫人，必然遭到清算。既然清算，那就比较野蛮了。

批斗王光美之前，江青对蒯大富等红卫兵说：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又有传言，江青说过：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我本不让她戴，她也曾经答应我不戴首饰，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蒯大富觉得应该让王光美穿当初的旗袍去受审。

红卫兵到王光美家之后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不知道。红卫兵就自己打开箱子，把三年前那套衣服给找出来。但是王光美已经变胖了，里面还有毛衣，穿不上。清华天才们就把两边撕开，直接套上去。至于项链，一般项链太小，没啥效果。捉鬼队——又是他们——别出心裁，把一串乒乓球穿成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以示羞辱。王光美那样被压倒清华三十万人面前接受批斗。

——这是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江青对此很满意。因为她看到了对手倒下。又经过一番功夫，整出一个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再一次七整八整，把给王光美整出一个死刑。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免得一死。

王光美当然不能满足刘少奇的胃口。蒯大富的目标是刘少奇。王光美所以挨批，根子还在刘少奇失势上。在刘少奇政治上还有一口气那会，还可以派遣工作组进校园，可以把蒯大富等人修理一顿。王光美被批斗时，意味着刘少奇政治生命结束了。

为了打倒刘少奇，蒯大富带领五千人上街贴大字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一直张贴到天安门，牛。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蒯大富迎来了人生高潮，恍然间拥有呼风唤雨之感觉。

红卫兵五大领袖，各有各的战绩。他们凭借自身战绩在那个诡异的年代，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麻雀变凤凰。他们的获奖感言：首先要感谢国家和伟大领袖提供了机会，其次感谢老师们多年栽培，感谢父母给个好出生；最主要的、也是最需要感谢的则是中央文革的各位首长们。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直接领导指挥下，才尽量少走弯路，指哪打哪。

中央文革操纵红卫兵取得很大成绩，扳倒很多大人物，比方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整人方面，更是数不清。抄家方面，还是数不清。按道理说，战绩如此辉煌，该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一下鸣金收兵、整理一下战果了吧。

不，还要继续战斗。

红卫兵们靠着燃烧的激情在前面打砸抢，中央文革则在后面给红卫兵的打砸抢寻找光鲜的理论依据。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过来刺激红卫兵造反欲望。红卫兵造反又给中央文革壮大声势。没有中央文革理论跟进，红卫兵运动就是粗暴的破坏活动，很难引起多大反响。没有红卫兵运动。中央文革也就是一帮叽叽喳喳的秀才，就是文字功底和战斗力比现在网络世界的喷子高级一点点。

可以说二者相互联系，文武合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国家机器被控制的情况下，二者结合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夺权。

按照当时的理论，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国建建设才会出现那么大篓子。又因为权力掌握在坏人之手，所以把权力夺回来是天经地义。有了权力才能掌控资源、才能继续折腾出更大的动静。运动之前，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王洪文只是一个愣头青，都后期，张春桥差点成为国务院总理，王洪文更牛，差点接班。

在进一步描述之前必须指出：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很能闹、能折腾，仅凭他们还无法扳倒国家主席，也无法造成天下大乱。他们背后的几个人才是支柱。

第十六章 三位大人物的命运

刘少奇的结局

用两个人的遭遇描述文化大革命：就是蒯大富的崛起和刘少奇的死亡。

当刘少奇还可以执行国家主席权力之时，蒯大富不过是一个能折腾的学生。蒯大富的能量越来越大，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权力却渐渐减弱。等到蒯大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却相当脆弱。脆弱到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刘少奇一步步退却，首先从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行，退却。写检讨，毛泽东批了，还是不行，继续退。终于失去了人身自由，为了防止他向高岗同志学习，腰带被强行抽走。王光美被捕入狱，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

刘少奇孤身一人在牢笼里，而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理论上的元首。理论上，他代表的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如政变），只是在搞一下文化大革命而已，听起来很文明的样子。他个人虽然检讨，却不见明确的罪行，没有审判，没有辩护。

失去行动自由的刘少奇遭受如下待遇：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长时间以来，领导人由于工作压力大，睡觉都要服用安眠药。有人不堪忍受，就通过吞安眠药自杀。之前高岗同志不堪羞辱，把每天的安眠药藏起来一部分，然后一口吞下二十颗，试图自杀。之后江青同志因为不习惯秦城监狱里的生活，也试图吞噬安眠药自杀。就连林立衡，都曾自杀。鉴于这些案例，被抽去裤腰带的刘少奇自然就没有足量的安眠药，也就无法入睡，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根据中华民优良传统和那个时代的潮流，自然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落难的刘少奇自然要享受红卫兵的批斗。批斗会自然少不了拳打脚踢。刘少奇战争年代受过伤的胳膊再次被打伤。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原本个人生活就不便利，被打伤之后，更不便了，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好吧，想象一下一个老人家用两个小时穿衣服起床的情形。

如果说穿衣服折腾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对付，反正已经挨批了，不用处理公务，慢慢折腾呗。但是腿脚被打伤，问题就打了。因为要去餐厅吃饭。到餐厅只有三十米的距离，刘少奇要走五十分钟。警卫员看他可怜，也不敢去扶一把。一开始还有工作人员帮他打饭，但是打饭的同志被尊为“保皇兵”，也就不敢再帮。他自己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一次饭，分成若干次吃，相当于吃剩饭，可以少遭点罪。

——三十米的距离啊。想当初干革命，走南闯北，三千里、三万里不在话下。想不到如今成了国家元首，竟然连三十米的距离都难以跨越。

饭菜主要是窝窝头和粗米饭，和乡下老农民的伙食相当。但刘少奇已经七十岁了，嘴里只剩下七颗牙齿，根本就啃不动那样的饭食。而且他有胃病，吃剩饭之后更严重了，身体虚弱，手脚颤抖，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国家元首，满脸都是米饭，和街上的疯子差不多。

当然咯，既然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文明的，有病自然要医疗，究竟如何医疗，那就是很难说了。彭德怀、贺龙、罗瑞卿、许光达，个人的医疗方式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就是身体不会变好只会变差。刘少奇呢，也差不多，大夫护士让职业道德屈服于政治需求，变身为历史滑稽剧的金牌演员。他们的表演如下：看病之前，开一阵批斗会；批斗会一直伴随着看病过程：他们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光骂还觉得不过瘾，有些“演员”表演过于投入，会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某个部位，或者用注射器使劲乱捅一阵子。如此这般折腾一阵子，没有病死，也气死了。当然这些“演员”可能不是职业医生，而是造反派特意找的临时工，没啥职业道德的。

仅仅如此表演是不够的，还要采取一些手段，比方说把刘少奇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后果不用再说了吧。

在那些“演员”们努力表演之下，刘少奇身体一系列恶化。一九六八年七月份，刘少奇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可能死掉。“有关部门”得知后，立即派遣职业医生前来抢救。他们不想刘少奇死掉，理由很简单：九大即将召开，权力即将重组，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气死他。

医生提出住院治疗，被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被拒绝。当时的刘少奇还是国家元首，只能无力的躺在床上，无力起床也无法活动，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

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因为身体被摧残，因为精神手折磨，刘少奇的植物神经也乱了，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即将枯竭的生命。刘少奇自己毫无办法，只能听凭摆布。无法忍受之际，他就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如同落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

此时的刘少奇还活着，实际上还不如死了。和彭德怀一样，他应该死了，却不想去死。他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证明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

如果是，倒也好说。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是刘少奇生日，行将枯朽的刘少奇最后一次爆发。那一天有人告诉他：他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那个决定十月份就做出了，为了折磨刘少奇，特意等到他生日那天告诉他。得知消息之后，刘少奇浑身颤抖，大口吐血。

一九二二年入党，已经四十六个春秋，这些年有过高峰和低估，胜利和失败，我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全部，为组织、为党、为国付出一切，最终却如此结局，情何以堪啊！

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老朽不堪，已经离开人世，只能攥紧干瘪的拳头，睁开愤怒的眼睛表达我的愤怒。我知道无人在意为的看法。好吧，我沉默，让历史来评判吧。我这衰落的身躯已经被摧毁，但是我干过的事业无人能抹杀。

——冤。

另外两位

刘少奇的悲剧是文革的标志，并不是结束的标志，而是巅峰的标志。国家元首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刘少奇案，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这个冤案的制造者是谁？看蒯大富领着红卫兵在折腾，看江青带着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风点火。但是要说蒯大富和江青能扳倒刘少奇，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到死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无非就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组织而已。红卫兵更寒碜，连基本的编制都没有，活动费用更是可怜。江青凭啥去放火烧刘少奇？还不是背后的毛泽东么。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也好，蒯大富也罢，见了刘少奇都要笑脸相迎的。

把责任说成毛泽东一个人的，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毛泽东本就是文革发动者，本就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就如同陈独秀当年推行国共合作，理当承担后果。正如国际派当年推行左倾政策，理当承担后果。但是要说毛泽东一个人搞定全部的事，那也是下策。他制定政策，开启政策，如此而已。政策的执行者是谁？

江青算不算执行者？当然算。在文革设计中，江青就是呆着文革小组煽风点火的。蒯大富和其他红卫兵也算。但是他们加在一起仍然不足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组织也好，中央文革小组也罢，虽然上蹿下跳，坏事干很多，但并不掌控国家机器。掌控国家机器的是另外两个人，林彪和周恩来。

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后面有单独篇章。为了文章结构，这里简单说一说。

国家机器有两部分，文的一块和武的一块。

其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表扬并不多，一直跟在毛泽东后面，奉行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政治原则。但是林彪的地位功能却异常重要，远比江青重要。

林彪的功能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掌控军方力量，红卫兵造反派可以随便折腾，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正因如此，红卫兵批斗国家大员时，才没有任何障碍。如果没有林彪掌控军方力量，王大宾有机会对彭德怀施展拳脚？陷入是不可能的。蒯大富有机会“智擒王光美”？敢去中南海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给他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就算敢，也没有机会。江青有着本事么？给她一个连都搞不定吧。

实质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那个位置，除了毛泽东亲自上阵之外，基本上没人搞的定。军方大权基本上掌控在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手中。朱德淡去，彭德怀倒下，无人能和林彪争锋。其它山头的巨头，刘伯承靠边站，邓小平成了走资派，陈毅挨批。就连同为天才人物的粟裕都没机会接触核心东西。

正是因为林彪的紧跟，手中握有整个系统的刘少奇才败得如此彻底，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罗瑞卿和贺龙统统遭殃，就连和刘少奇没有什么关系的许光达（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军内的大将代表）都丢了性命。

正是因为刘少奇倒台，林彪才得以升迁。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名掉到第八名，林彪则从第六名上升第二名，成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在刘少奇死去自由，挨批，死去的时间里，林彪又成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以接班人身份写进党章。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根据就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气息奄奄，无法动弹，随时可能死亡。光着身子裹在一床棉被里，活着同等于死了。十三天之后的十一月十号，刘少奇四万，离七十一岁的生日只差两周时间。刘少奇孤身一人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他的白头头发有一尺多长，蓬乱异常，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但是林彪并没有辉煌很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葬身异国他乡。而且比刘少奇下场更为惨烈。刘少奇虽然冤死，也就是个人的事。起码妇人和孩子熬过了文革的狂乱。和林彪一起死于大漠的，还有他的妻子叶群，唯一的儿子林立果。这一切究竟怎么一回事？等后面再说吧。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林彪的时候。

关于文化大革命，武的一块，在林彪手中，这个没有异议。文的一块在周恩来手中，为啥这么说？

对于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而言，只有周恩来的作用接近林彪。林彪掌控军队，解除造反派全部障碍。周恩来的功能是灭火，也就是说服教育工作，让大家服从组织、服从大局，放弃个人利益，相忍为党。

某人挨批了，想不通，周恩来就去做工作。某人危险了，周恩来把他保护起来。保护不了，也就算了。比方说贺龙，周恩来让他出去避一避风头。一段时间之后，周恩来保不住了，贺龙完了。贺龙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连连鞠躬，有用么？没有。

刘少奇的事情上也差不多。刘少奇打算找毛泽东辞职之前，给周恩来透过气。刘少奇找到周恩来：“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按照一贯作风对刘少奇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如果国家主席辞职，必然通过人大代表。刘少奇就是人大代表选举上去的。刘少奇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人大代表很难通过。如果周恩来同意，那就在高人大选举，刘少奇赢的概率还是很大。人代会，正是刘少奇在和毛泽东闹僵的情况下当选国家主席的根源所在。因为刘少奇的“修正”，确实是有成绩的，给百姓实惠的。也正因如此，刘少奇案，才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为他的政策是对的，却斗败了。

那么周恩来为何如此选择呢？这个问题将在周恩来篇章里说。不是我喜欢卖关子，而是这里不是说周恩来的时候。

只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江青才能到处煽风点火。红卫兵小将们才能继续自己的“伟大事业”。林彪和周恩来的事先放一放，先把目光集中到中央文革和红卫兵这里，看看他们的精彩演出。

第十七章 风暴与伤害

夺权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号，中央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简称《十六条》。

思想基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思想基础是有道理的。

目的：一，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二，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目的也有道理的。

主力军：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这些革命主力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限，所以造成文革种种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不准女孩子穿高跟鞋。而且那个阶层中，愤青和压抑者众多，允许他们蛮干后果极为严重。

战斗手段：敢字当头，方式发动群众，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

——这个方式非常可疑。因为这种方式中失去最核心的部分，即取证。没有严格的取证程序，这种方式将真假难辨，打击者、报复者、污蔑者、投机者都可以从中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在革命的旗下行偷鸡摸狗之目的。

战斗原则：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归根结底，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不要停下来。

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红卫兵运动正在高峰，工人运动正在兴起。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号，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当时的走势。整个中国近代史，有两个群体最喜欢闹事，就是北京的学生和上海的工人，那是有传统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就是一系列闹事事件中的代表作。当北京学生闹得轰轰烈烈时，上海工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要夺权嘛，首先要让学生和工人闹起来。中央纲领，红卫兵串联，在加上闹事传统，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学红卫兵的样子搞运动。他们成了“工总司”，搞起了批判事业。由于经验丰富，很快就搞起来了，而且是大手笔，要求批判上海市长曹狄秋。上海属于中央直辖市，市长省部级别。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虽然打砸抢正搞得轰轰烈烈，夺权还没有开始，除了被中央划定的右派，还没有大规模揪斗高官。上海要开先例，当然不容易。市委就不同意。工人就闹。

工总司的头头叫潘国平，人称潘司令，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血气方刚并能说会道，处于敢闯敢干敢闹事且的年龄段。潘司令当过几年兵，刚刚在上海滩卖了几天力气，就要批斗上海市长，口气派头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最牛的公知们，有几个敢让上海市长辞职？

市长不让批斗，那就游行喊口号。再不行，那就来点花样。

什么花样呢，带着一批工人兄弟去北京上访。他的部将王洪文带着另外一批工人兄弟跟进。现在大家印象里的上访，都是装孙子，偷偷摸摸，好不容易到北京，能否如愿亦未可知。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不一样，不但大摇大摆，还大声喊出来说老子要去北京告你们。更牛的是，他们直接冲进火车站，强行上车不买票不算，还要火车给他们调时间。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了。

潘司令的工人兄弟在嗷嗷乱叫中挤上一列火车，他本人没能挤上去，在月台等到王洪文的人，就和王洪文上了同一辆车。但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并没有到北京，仅仅到安亭以西几公里的地方停在那里不动了。派人去跑到安亭站询问情况，得到如下答案：“你们留在上海车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本来已经抢占了一列北上的列车，原定在上午十时十分开车。可是我们车站方面接到市委传下来的命令，这趟车不开了。把你们送到安亭的荒郊，也是市委的安排，我们铁路局只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有事去找上海市委，不要怪到我们的头上。”

——原来上当受骗了！太伤自尊了！太可气了！

而且工人内部也出了问题。已经折腾了很久，大家全凭一股热情支持，现在被骗到荒郊野岭，又累又饿又冷，开始骂娘。有人开始骂王洪文。王洪文也不敢吭声。最后还是潘国平比较聪明，勇敢的站出来，想了一招精神胜利法：读毛主席语录。

潘国平就领着大家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此等等，如同和尚念经一般。这一招还真灵。

大家不闹了，再次情绪激昂起来，表示坚决跟着潘司令把伟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集中在一起想到新招：卧轨。他们可不是要自杀，是要扩大影响。安亭是个小站，当时是单线，这样一来整个北京和上海的运输线就断了。没办法，双方展开谈判，淡了老半天没有结果，运输瘫痪，惊动中央。

不但惊动了中央，而且还影响了时局。

周恩来打电话上海市委迅速解决问题，一定要劝工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连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发电报给工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是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铁路交通，希望你们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去了，他站到人生轮盘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赌博。

当时的张春桥，还是中央文革中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即将爬权力的山坡。

当时的张春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错。

张春桥夜里十二点到火车站和工人代表谈话，谈到第二天早餐，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中午，没有结果，继续谈，谈到下午四点钟，谈成了，大家回上海再折腾。

前后十六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喷唾沫星，还要面对对方车轮战。

按照张春桥的回忆：“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

——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换成一帮情况，搞十六小时娱乐也不见得能支持啊。何况战争那里，听粗话，挨骂，不还口不说，还要慢条斯理讲道理！政治，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能在玩政治玩出花样的人，更是不一般啊。张春桥，牛。

那么张春桥如何出招呢？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找过他，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也就是说潘司令及其追随者们卧轨扰乱交通的事不能算革命行为。

中央给张春桥的任务是把工人忽悠回上海。按照保守的选择，张春桥应该把那火药桶扔给上海市委，然后拍拍屁股回北京等着时局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时夺权还没有开始，局势还不明朗，连陈伯达都在走稳妥的路子，跟周恩来一个调。然而张春桥是一个有水平的人，而且想要的更多。

回到上海之后，张春桥参加了市委常委会议。曹市长在会议再次强调中央精神。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人，是靠批判闹事上去的，走的并不是正常的官吏升迁之路。所以曹狄秋对张春桥还是很警惕，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工作，请示之后，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张春桥日后又不认账。当时陶铸还没有被打倒，不仅主持中央工作，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和康生职责一样。

应该说曹狄秋能做的就这些了，而且做的不错，只是错误的估计了张春桥。张春桥对陶铸的指示表示服从，随后又去和潘国平、王洪文谈判。就在谈判过程中，张春桥表态：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一一认可并签字，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是发扬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

张春桥这是干什么？先斩后奏！

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如果中央权力框架不重组，那么张春桥的结局只有一个：坐牢，政治生命结束，还可能做很久。

别的不说，就那第一条：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啥意思？就是承认那个机构可以带领上海所有行业的工人闹事。大革命时代搞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也没有这样一个合法机构。刘少奇和李立三还要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张春桥倒好，私下承认这一切，相当于跟整个政府对着干。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权力那么干。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就是相当于把自家的房子给卖了去卖彩票，相当疯狂，相当脑残。完全是一种搏命似的赌博。但是他很幸运，赌赢了，中了大奖。因为接下来毛泽东认可了工人的行为。张春桥的孤注一掷变成了政治正确。而陶铸随后成了刘邓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中央政治局其他老干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逆流”中回家写检讨。

就这样，张春桥则收获了政治生涯中一桶金灿灿的黄金。应该说张春桥根据自己的思考，准确的判断了未来局势。

事情还没完，既然承认人家工总司是革命的，那对立的上海市政府怎么办？就是反革命咯。即使不说上海市政府是反革命，那工总司要批判的人总该叫出来吧。造反派们在十一月底夺了解放日报的权，造成了解放日报事件；十二月份又纠集一帮人去平康路去高喊打倒曹老头，弄出来平康路事件，通过一场武斗冲垮了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主题：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一九六七年为大革命关键的一年。接着这股势头，上海造反派决定再接再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收拾已经被冲垮的上海市委。一月四号，夺文汇报的权；两天后以工总司的名义开会，宣传打倒上海市委，并发布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 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随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陈丕显、曹荻秋都完了，站到被批判的位置上。

结果，张春桥成为上海市的光辉代表，一把手，老大。

短短时间里，张春桥同志就从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上升为一把手，填补了柯庆施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与他一起获利的还有王洪文。原来闹事的头子是潘国平，成功之后，大家重新派座次。王洪文农民出身，当过兵，又是工人，又是共产党员，根正苗红。潘国平虽然也当过兵，可惜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乎，原来的潘司令让位于王司令，变成了潘副司令。在整个上海，在张春桥、姚文元、许景贤之后，王洪文做第四把交椅。

这就是所谓一月革命，在张春桥眼中，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辉映。问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政权和政治体制。张春桥的“一月革命”算啥？

为了增加权威性，张春桥又把一月夺权冠名为“上海公社”，和巴黎公社对应。巴黎公社改变了历史走势，“上海公社”则徒有虚名。

文革之后，这事作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称为一月夺权。它成了文革的节点。在它之前，只是局部的乱；之后，大乱。

夺权行为、各类伦理文章以及造反派打、砸、抢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系列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延续，用道德大棒横扫现实生活。在这样情况下，没有谁是安全的，连朱老总都受到批判，曰大军阀。因此很多人注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能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都是精英。

牺牲品主要有两类：被迫害致死和被迫害自杀。因为他们的死去，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出现断层。代表事件分别是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和老舍自杀。

张霖之的死，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开始断裂。任何时代，没有一个完整而稳定的行政系统就别想搞社会物质生产。行政系统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停顿。有行政系统的时候，生产出来的食品可能安全系数低一点，有人吃了会拉肚子；生产工业品可能质量差一点。如果没了行政系统，连食品都没有，连次品都没有。

老舍的死是另外一个情况。老舍是文化界精英，他的自杀不仅仅是死了一个创作者那么简单，意味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被截断。因为文化界的精英之中，老舍和人民大众距离非常之近。而且老舍平时生活低调，踏实创造。在整个文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创造思路也是取之人民用之人民，可以说是精英的楷模。如果连老舍都活不下去了，那表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出了问题。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问号：如果连老舍都容不了，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培养出来的创作者能胜过老舍吗？能像老舍一样朴实平静的创造吗？能像老舍一样清白吗？

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生于一九零六年，河南人，师范学历。在早期共产党中，算知识分子了。

一九二九年，二十三岁的张霖之考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之后加入共产党。然后经过一系列战斗，担任过一系列职务。因为有知识，前期在白区当地下党和后期担任文职工作，参与过淮海战役。解放后担任过南京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之后迎来人生高峰，历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正部级。

接下来情节很老套，大跃进，大饥荒，然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路线上发生分歧，张霖之和所有行政官员一样，被夹在中间。和其他行政关于不一样的是，他的煤炭部管理的是资源，而非实实在在的生产。一个普通行政干部受点贿，也就是贪污腐败。煤炭部那可都是大手笔啊，加上管理经验不足，就很容易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放在今天，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意味着酒肉穿肠、香车美女、风光无限。那个时代则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再批斗，形同反党反革命。所以张霖之的处境比其他同僚更为艰辛，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就摇摇欲坠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

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顶撞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完了，张霖之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工作关系上看，毛泽东和张霖之并无交集，也没有矛盾。关于煤炭部、冶金部，毛泽东未必知道多少人，但部长名字还是记得的。当毛泽东认为煤炭部、冶金部存在资本主义当权派时，随口就把张部长的名字说出来。

只能说张霖之真是太倒霉了！

文革刚刚起来，张霖之立马遭殃。和其他人不同，张霖之并没有被绑架到秘密地点，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批斗。矿院的学生、教室、干部把文斗武斗的基本项目——喷气式、侮辱、毒打——一遍又一遍用在张霖之身上。因为他们要夺权，要解决张霖之。

张霖之的女儿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去看望爸爸，看到如下情形：“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之后张霖之的女儿也没能回家，成为被批斗对象。

然而张霖之始终没能屈服，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子虚乌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彭真同党（这个其实可以有，他和彭真其实挺近）。

矿院造反派表示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央文革保证过，要让张霖之“认罪”，要在煤炭部夺权。当时是夺权高潮，各地夺权行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要夺权，必须让张霖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能防止将来张霖之咸鱼翻身。

为了达到目的，造反派决定按照口号行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也就是要张霖之的命。于是乎，斗争升级。

造反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智慧，把斗争进行了创新：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让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不仅仅创新，还有复古：造反派弄了一个重三十公斤——六十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将近六十岁的张霖之，就是年轻人也无法用脑袋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张霖之的头上，把他压倒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昏死过去，造反派是欢呼。这种事只有古代的太监们才干得出来，不愧是读书人啊，果然见多识广。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时代见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号夜，张霖之死，被虐待致死。第二天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号清晨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实际上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死了，只是没人知道而已。

张霖之死前两周，一月八号，张霖之的战友，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堪羞辱，奋而自杀，留下遗书曰：“文革这样搞法，谁高兴？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张霖之死去的同一天，他的老战友、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逮捕。杨勇，生于一九一三年，经历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后期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开国上将，跟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三位元帅，和杨成武与杨得志并称为中共三扬，赫赫威名。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文革需要夺权的人物之一。杨勇还好，九一三事件之后重见天日。陶勇的事成了一桩悬案。

张霖之死去的前一天，一月二十二号下午，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舰队司令部离奇死亡。

陶勇，生于一九一三年，出身红四方面军，之前一直跟随徐向前，直到西路军失败。抗日战争时期，跟着陈毅打；解放战争时期跟着粟裕打。抗美援朝时，陶勇再次走上战场。陶勇在军中一直以悍勇称著。渡江战役之前，英国人的战舰最后一次在中国耀武扬威，遭到打击，下令开火的人正是陶勇。毛泽东说：既然陶勇那么喜欢打军舰，以后将让他当海军吧。

正是因为这个机缘，陶勇成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并非林彪嫡系，东海舰队也成了夺权的对象之一。夺权过程中，陶勇竟然死在司令部的井里。造反派说陶勇投井自杀。海军政委李作鹏通报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老领导陈毅则说，说陶勇自杀，打死我都不信。另一个老领导，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则说，陶勇案不破，死不瞑目。然而正义并未到来，陶勇案未破，她的妻子又被关押迫害身亡。

一月二十八号，张霖之在重庆的老同事、西南局书记于江震死于非命。

一月三十号，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死于造反派囚禁之中。

如此密集的高干死掉，即使在革命斗争中也不曾出现。而且这些人多半五十多岁，完全成熟，正值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而且他们都是实干家，经过艰苦的磨练，非常靠谱。虽然他们的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当官或者为人有这样难以的缺陷，但那些并不构成在暴风雨中死去的理由。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他们的死是整个社会机器的损失，对整个社会现实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只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死去的，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因此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运行出现断裂。

这是以张霖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的死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这个损失只是整个社会损失的一部分。下面看看另一部分损失，精神损失。

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前面一个例子讲到了张霖之的死。张霖之的死并不是一个孤证。他的死意味着文革对现实生产的一种冲击。下面说一说另外一种破坏，即对创作者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号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第二天上吊自杀，成为文革风暴中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难者。邓拓生于一九一二年，福建人，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建国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大饥荒时代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非常毒辣。文革开始后，被戚本禹尊称为叛徒。

邓拓的死仿佛是一个启示，即文化界的精英们如果受不了“牛鬼蛇神待遇”的话，自杀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一，杨朔，一九一三年生，山东蓬莱人。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不堪忍受之下吞服安眠药自杀。

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外语的傅雷，曾经被划为右派，文革之后，被连续抄家四天三夜，与此同时，傅雷夫妇被造反派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高帽子批斗。不堪侮辱之下，夫妻双双绝望，上吊自杀。

最好的历史散文学家之一，翦伯赞，文革中对前途绝望，夫妇二人割腕自杀。

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周瘦鹃跳井自杀。

旧时代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著名学者储安平投河自杀。

在一连串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老舍的死。老舍也是不堪侮辱自杀的，方式是投湖自杀。尸体在北京西北的太平湖漂起来。

老舍，生于一八九九年，满族正红旗人生。

职业，作家。

性格，敏感。

绰号，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曾和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打巷战，战死。老舍诞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灾难和战争，通常会促使两类人登上历史舞台，军人和文人。它让军人战死或成为英雄，同时刺激文人的灵感。

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军人在舞台上表演，文人在纸页上表演，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老舍就是文人之中的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几个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通过几十年辛苦劳作，老舍把他的人生和心血倾注在《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等经典著作中。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把风俗文化、市民形象、人生步履与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后人读到这些作品时，就会知道有一个叫做老舍的男人在世上存在过。

从事业角度上讲，老舍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

感情上讲，老舍也值得称道。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文人另一面常常感情混乱。老舍不同，老舍的夫人也是满族人。老舍给她写的“情书”中列出这么三条：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读起来一点也不像出至文豪手笔，反而像乡下人讨老婆。然而生活就那么回事，二杆子文人是看不透的。从这是上可以看出，老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一生忠于艺术，又拿艺术服务大众生活，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

尽管老舍如此低调，尽管老舍离人民如此之近，依然遭受到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老舍的文艺作品便遭到批判。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老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所有他那个级别的创作者的工作都有内在规律：不可能符合任何政治规范。

如果按照政治规范来，那么所有真正的创作者都将完蛋。——文革中肯定不受待见之处。

一九六五年，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他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未获准发表，老舍由此被迫停笔。

文革开始，江青记起了老舍。那个时代，凡是被江青想起的人，结局通常不太好。

文化大革命是江青的表演舞台。江青扮演的角色就是找茬。人嘛，尤其是文人，通常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要找茬非常容易。但老是清清白白，低调朴实，没啥可抓。

然而江青充分发扬鸡蛋里挑骨头的本领，还是找到老舍的毛病：“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同时康生捎话给老舍，让老舍去红卫兵那里参加运动，感受一下政治斗争的气氛。老舍只有遵从。

江青和康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批判老舍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给文革造势。

一九六六年，老舍六十七岁，到了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八月二十三号那天，按照康生的建议，老舍到文联感受一下政治斗争气氛。他身穿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文联还有萧军等二十几个等待批判的作家。他们都曾名动一时，都有过自己的事业，现在都在等待年轻人的判决。红卫兵把他们押到文庙批斗。老舍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听着“反革命分子的呼声”，然后接受教育——被殴打。批斗会进行到深夜，老舍已经遍体鳞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第二天继续参加批斗会。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号，老舍并没有去参加批斗会。那是老舍生命的最后一天，没人知道他干了什么。又过一天，二十五号凌晨，老舍的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比较靠谱的推测是，二十四号上午，老舍应该去太平湖了。整整一天，他应该在太平湖某个地方思考，然后投水自杀。

为什么？老舍以及老舍之前或后那些文化界精英，他们代表不同流派，不同思维方式，为什么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回答之前，先把目光往前推，推到两千年之前，那个象征中国人风骨的楚国人，三闾大夫屈原。

当年屈原是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屈原为啥投江呢，原因无外乎，一，因为谗言遭受驱逐，个人遭到羞辱；二，他所效忠的楚怀王遭难。归根结底，就是前途漫漫，才华无处施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的结果，自杀。

屈原可以选择在屈辱中苟活，但屈原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二十四号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在想什么呢，一定想到了屈原。

实事求是的讲，老舍虽然遭受打骂和羞辱，和当时其他人比起来，如干部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包括文化界其他精英人士，承受的批判力度远不如党政干部。但是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现象。

他们忍一忍，或许能过，但是他们均选择不忍。

为啥就不能忍一忍呢，是不是太玻璃心了？这个先要从事业角度说一说。当官的，需要的机敏、忍耐，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慢慢等待，要不然就没法在政坛上混，忍过了崎岖坎坷就是光明大道，继续当官。搞创造的恰好是另外一个样子，需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而非埋头忍耐。可以像李白那般在旅途中思考，也可以像曹雪芹那般在穷困潦倒下思考，唯独不能在镣铐下思考。文革恰恰要把他们置于镣铐之下。

太平湖畔的老舍是绝望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遭受到侮辱，不仅仅是身处枷锁之下。更为致命的一点，是那些批斗者的身份。那些红卫兵都是什么人？如果是国家机器内部的人也就罢了，也许还有忍耐的理由。

年轻时代的老舍，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国破家亡之际，他选择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如同战士一般，不可谓不勇猛。怎么到老了，被一群年轻人批判一天就去寻死？似乎不可理解。仔细想想，那群年轻人就是他寻死的理由。

老舍一辈子辛苦勤劳，号称人民艺术家，为人民工作。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现在，那么人民的孩子就是国家的将来。而批判他、殴打他、侮辱他的那些人恰恰就是红卫兵，也就是孩子们，所谓未来的希望。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那也就算了，就当被狗咬驴踢了。

如果是一群，也可以忍一忍，就当遇到黑社会了。

整个年轻人都是这么干，那只能说明，国家出来问题。他只能理解为他为之创造的人民，以及年轻人抛弃了他。就创作者而言，这才是最大的绝望。正如两千年前被抛弃的屈原——被毕生服务的群体抛弃了。

所以在太平湖畔的老舍和汨罗江畔的屈原心思是相通的。

老舍的悲剧犹如当年屈原的悲剧。老舍的悲剧，恰好诠释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即割断了创作者从事创造的梦想。隔断了创作者不说。毕竟老舍的一生已经走完大半。参与文革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创作者，这恰好是文革之后这些年，文化界创造力荒漠的注解。这个结果，或许是老舍自杀时就想到的吧。

一九六八年，老舍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五个提名者之中，老舍得票最高。按常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老舍的了。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瑞典驻华大使多方寻觅老舍无果，认为老舍已死，奖章改颁日本的川端康成。有趣的是，获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川端康成也自杀了，吞煤气自杀。自杀的原因也是绝望。就世界范围内，文学大师的自杀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海明威，比方说茨威格，均对社会绝望而自杀。

第十八章 失败的种子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倚。

祸福成败，皆有因果。个人或者集体，灾难低谷时，暗藏重生的希望。上升阶段，灾难就来了。比方说长征，中共最为低谷的时刻，结束之后便时来运转。中央文革则是另一情况，在一九六七年，满世界找事、闹事、夺权、掌权，急速上升时，灾难的种子便埋下。所谓灾难，不外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

所谓外因，无非是折腾过程中竖敌很多。当然咯，想要夺权，就难免竖敌。权力是一根魔力棒，无论谁拿到，都不会轻易放弃。想要去夺，必然是以敌对的姿态出现。但是竖敌也有不同，数量和质量总有不同。敌人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自身，也就是所谓内因。

一个组织在上升阶段就埋下失败伏笔，必然是内因。

中央文革的失败伏笔，集中表现在陶铸身上。

陶铸，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死于一九六九年。

信仰，共产主义。

性格，讲原则。

从第一代领导人身世看，陶铸还是不错的。他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伟大的辛亥起义，之后还伙同别人一起开过煤矿，集知识分子、革命家、企业家于一身。陶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自然不差。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陶铸结束了文化课程学习，进入黄埔五期，成了群英荟萃大黄埔中的一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武双全。

当时国共合作，很利于年轻人闹革命。然而一年之后风向变了。国共分裂，陶铸选择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武斗事业，参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层身份算是元老级人物之一了。

作为元老级人物的陶铸，战争年代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不是他无能，而是因为他运气很差。广州起义之后，陶铸留在了白区。留在白区就算了，还不幸被捕，做了好几年牢狱。错过了军史上最为艰难的金色年代。

但陶铸还是在战争年代留下脚印的，参加过一系列战斗，干过一系列事实。比方说抗战时期，陶铸曾担任军委秘书长。比方说辽沈战役之后，陶铸成为沈阳市长。能在大战之后成为一个大城市市长的人都不简单，比方说陈毅成为上海市长，比方说聂荣臻成为北京市长，刘伯承成为南京市长。在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傅作义谈判。陶铸就是平津前线全权代表，不仅负责和傅作义谈判，而且负责收编傅作义的军队。

四野南下时，陶铸已经成了政治部主任，四野中的第三号人物。解放之初，代理广西省委书记，负责剿灭西南大山里的土匪。剿匪是件很辛苦的事，高光程度不及指挥战争，力气一点也不少出。特别是西南土匪，那是有历史渊源的，基本上就没有断过，唐朝剿不完宋朝剿，宋朝剿不完明朝剿，明朝剿不玩清朝剿，蒋介石去剿，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依然非常猖獗。历史记载，西南剿匪是一场和攘外的抗美援朝并行的安内战争，非常艰苦，非常重要。

从这些履历来看，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能文能武，文韬武略都没得说。随后陶铸角色一直是封疆大吏。直到一九六五，文革将要兴起之际方才进京，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六六年，权力重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排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二名，林彪之后是周恩来，周恩来之后就是陶铸。也就是说陶铸成了当时中共中共第四号领导人。

与此同时，陶铸的身份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布局，中央文革将是新的权力机构。把陶铸放入中央文革，实际是把他放入权力核心。

陶铸上位，是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文化大革命将要打到一大堆实权派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说他们修正主义也罢、说他们叛徒也罢、说他官僚主义也罢，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干了很多活。当干部本身就是干活的。

干部不干活，国将不国。

打倒的那些老干部，官僚作风是有的，活也是要干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红卫兵冲击一个个老人家，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中央文革那些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夺权，感觉很爽很革命很有成就感。但是那种成就感是建立在干活人被大趴下基础上的。年轻冲动的红卫兵可以不管这些，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可以不管这些，但是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能不管这些。原因很简单，把一帮人打倒了，还得有人干活吧？

看看中央文革那些人，用笔写文章可以，用舌头鼓动宣传也可以，但是笔和舌头的功能是有限的，也就是给人家戴高帽子，也就是鼓动红卫兵。至于维持国家运转，靠的还是脚踏实地干活、认认真真的干活、无怨无悔的干活。

毛泽东把文武双全兼具实干精神的陶铸放入中央文革，放到权力核心中，就是希望他能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之后，多干点活。除了干活之外，陶铸还有两个功能：一，陶铸比较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当时五十八岁，年富力强；二，他是老干部，对老干部起到一种安慰作用；三，陶铸四野出身，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罗荣桓元帅去世之后，陶铸算是四野系统的第二号人物。把陶铸放这么搞的位置，相当于加强林彪的权力。如此这般，陶铸干起活来阻力会小一点。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棋。

然而实际工作和理论吹嘘是两回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中或许失误不少，但能力摆在哪里，换个人也不见得能干的更好。任何一个想干实事的人都要规则办事。

陶铸进入中央之后，和江青陈伯达关系就不怎么样。特别是关于刘邓问题上，陶铸是另外一个调子。江青想让陶铸带头去批判邓小平，陶铸说刚到中央不了解实情。非但拒绝批判，而且连“炮弹”都不提供。不提供炮弹也就罢了，当别人去批斗时，陶铸还去泼冷水。比方说组织部组织人马去中南海高喊打倒刘少奇，陶铸则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同志，不能喊打倒。

对待造反派上，陶铸跟之前的刘邓也是一个调子。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待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赌博性选择之后，陈丕显打电话去北京，陈伯达推卸责任，陶铸明确告诉陈丕显：“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陶铸支持上海市委，从事实角度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一群工人搞革命闹事也就罢了，往北京去闹也就罢了，卧轨拦火车，造成交通堵塞，即使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这么干吧？陶铸这态度是负责，为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负责，却没有为另一层身份——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

所以江青给了陶铸一个评价：“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这个评价很准确，但不够精确。精确的讲，陶铸是干实事的。

陶铸的这个态度，是江青不能容忍的，恰恰是毛泽东需要的。刘邓那么干，毛泽东不能容忍，是因为他们树大根深，拉着整个行政系统去修改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毛泽东那里就是修正主义。陶铸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有可以安抚老干部，一举两得。但是江青无法理解这一层，以为陶铸唱对台戏，要打掉。

实事求是的讲，江青是个出色的女人，比传统思想下那些只懂得持家生孩子的女人出色很多。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虽然远有武则天近有慈禧为榜样，她还不够格。从各种回忆录就能看出，比方说红卫兵造反派的蒯大富，比方说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比方说同为女人的聂元梓。他们对同为四人帮的张春桥评价都比江青高。在这些回忆里，江青最大的弱点就是过于情绪化，打着毛泽东的招牌惹事。最要命的是，她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代表，反对她就是反对毛泽东。现在陶铸反对她，她要打掉陶铸。打掉陶铸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点点头，陶铸也就要休息了。

然而毛泽东选择保陶铸。

然而江青实在无法容忍陶铸。陶铸不仅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她低头哈腰装孙子，而且常常和他吵架，让她下不了台。某次开会，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很蛮很自信：“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之后江青又傲慢地问陶铸：“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这些话让江青非常受伤。因为重来没有人敢怎么跟她说话。当年彭真顶撞过她，已经成为反革命了。没想到现在又来个陶铸，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玩政治的而言，愤怒不怕，怕就怕怒火损伤了理智。

愤愤怒之下，江青竟然命令陶铸去支持左派。当时的江青只是文革副组长，级别和资历上都拿不上台面。陶铸是整个国家第四号人物。她有什么资格命令陶铸，骄傲？蛮横？这些都不是理由。忍无可忍之下，陶铸选择不在忍。陶铸站起来，直视江青，厉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事已至此，从政治角度上讲，江青败给了陶铸。但是江青还有一层身份，女人。

江青选择用女人的方式对付陶铸——大哭大闹。哭闹着啰嗦，陶铸欺负她啊镇压她什么的。说撒娇也可以，说撒泼也可以。然而她不明白：所以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撒”，只因为身后那个巨大身影还在；等到那个身影消失了，她连“撒”的机会都没有了。

陶铸和江青的尖锐对立，使得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认为必须除掉陶铸。大家齐心协力，通过编制谎言、断断章取义、收购材料等一系列方式，终于把陶铸打成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成了刘邓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倒下了，规格更高：百万人批斗大会！节目还是老一套，拳打脚踢什么的。陶铸脑袋上常常长出大号疙瘩。中央文革的人很开心，架起摄像工具，拍下现场留念。然而此时陶铸已经撑不住了，生病了，没人理会，拖了几个月之后，直到非常严重时，医生才开点止疼片。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陶铸的腹部长出一个大大的疙瘩，才得以进医院，犯了囊癌，需要动手术。医院也是很有特色，四周窗子钉死，投不进一丝阳光。手术之后癌细胞扩散，疼痛难忍，鉴于没有更好的医疗措施，只能忍着。其中滋味，非局外人能描述。

一九六九年，由于战争压力，老干部要疏散。陶铸被疏散到合肥，享受特级护理：在小黑屋里，医务人员不得和病人说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四十三天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号，陶铸死去。年仅六十一岁

打倒陶铸和打倒刘邓不一样。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是毛泽东的布局，是自上而下的。打倒陶铸这事上，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等到把陶铸那些“罪名”抛出之后，陶铸立刻就被洪流给冲垮了。连毛泽东也保不住他。正如刘少奇最后时代对王光美说的，运动发动起来之后，主席也没法控制。这话是对的。刘少奇本人就是精于运动的政治家，对政治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只能引导，无法控制。

倒掉陶铸，加上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相当于宣布，把整个老干部全部打倒。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说不可能完成，倒不是因为老干部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有毛泽东在，老干部会退让。问题在另外一面。放在后面说。

陶铸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征兆，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正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陶铸的死，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无法掌控实际的权力，只能煽风点火瞎起哄，最终要完蛋。江青和四人帮的结局，基本注定。

对林彪而言，陶铸的死，意味着四野失去一位可以左右政坛的人物。

陶铸的死，自己影响到毛泽东。

由于运动过于猛烈，造成的长期伤害（中断生产和抹杀文化创造）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体系内外大批精英死去还是过于震撼。毛泽东也要考虑给运动降降温。

文化大革命，说白了也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旗号还是所谓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人给整死了，偌大一个国家是，谁来干活？然而中央文革那帮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干的就是扯着嗓子、挥动笔杆，趋势红卫兵一起往前冲。他们认为，冲的越猛，打倒的人越多，战果越大。

一系列打砸抢运动，一系列自杀事件，让毛泽东认为运动搞得过头了。他决定在大方向不便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下运动方向，也就是给运动降降温。

为了给运动降温，毛泽东采用了两手准备：对中央文革新晋升的首长们，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批评教育一下；对造反派，毛泽东的办法是，以支左的名义让军人消一消年轻人的火气。这两个手段是一个信号，既毛泽东要对文革初期的狂热运动调整一下。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两个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和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先看发生在北京的二月逆流。

第十九章 逆流

文革初期有两条线，一条是在社会上内闹，一条在军内闹。前面说那么多都是社会上闹的。同一时期，军内闹的也很凶：揪斗军内一小撮，带刀的刘邓路线。所败了就是林彪领着四野同志们在军队内部重新洗牌。

社会上闹文革，得利者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军内闹文革，就很乱。彭德怀、黄克诚就不必说了。贺龙成了大土匪。还要批判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红卫兵天天去喊来喊去，喊个没完，惹得几位老师烦的不行。

如果仅仅批判他们几个人也就算了，都是高层，一边凉快一会也不要紧。下面那些非四野系的将领也遭到批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不明不白的死去就是例证。最为有趣的是许世友。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将领，也被逼得东躲西藏，从南京躲到大别山，有跑到北京避难。

上海夺权的风波很快波及到南京。一夜之间，南京掀起打倒许世友的浪潮，满大街都是大字报，曰，打倒徐大马棒。又有人曰，许世友在延安要杀毛主席，打过毛主席，现在又是华东六省一市的头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造反派抄许世友的家，满世界去抓许世友，当然是抓不着的。因为许世友已经带人躲到大别山里了，那是许世友造反闹革命起家的的地方。许世友什么人啊，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将军。这还不算，许世友并不是善茬，绝不是那种乐于被欺负的主。许将军放话，别来大别山惹老子，不然开枪。

毛泽东难寻到上海，明确表态保许世友，并让张春桥乘飞机去南京找许世友去上海，意思是让许世友支持文革。此时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怕张春桥害他。但是不见又不行，就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吃饭之际，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

当然许世友多虑了。凭张春桥还没胆杀许世友。很快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

虽有毛泽东表态，造反派依然不打算放过许世友。一直把许世友追赶到北京。许世友躲进京西宾馆。和他一起躲在哪里的还有韩先楚上将、皮定均中将等二十人。当时北京造反派正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甚为风光。南京来的几百号人也不甘寂寞，决心要把许世友抓回去批斗。他们围住京西宾馆，警卫不让进，他们就不走。

许世友知道，落到那帮小崽子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批。他决定反抗。他把子弹上膛，大喊曰：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将军，身上只有两把手枪。许世友一支，韩先楚一支。大家表示听许世友指挥。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发扬野战本领，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静待造反派。

这是粗的一面，还有细的一面。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出事，立刻派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徐向前是许世友老领导，他的话许世友得听。傅崇碧当时管北京警卫，可以处理安全问题。

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事情才算了结。日后傅崇碧也因此事遭殃，这是后话。

这事并不是一个许世友的问题。许世友作为坐镇一方的大员，竟然被造反派追赶上千里，表示军队也开始乱了。别的地方可以乱，不要紧。但军队是国家支柱，一旦混乱，后果堪忧。于此同时，军内还在大搞特搞。

一月十九号，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为啥请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呢，就是要和他们协调一下文革应该怎么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中央文革的人则不同意：“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搞军队，怎么夺权呢？他们决定搞突然袭击，攻击萧华。江青打头阵：“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陈伯达跟进曰：“萧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帮腔：“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还指着萧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敢去吗？当然不敢去。

萧华，江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

军衔：上将。

萧华是标准的第一代将领，出生贫寒。一九二九年，年仅十三岁的萧华加入了毛泽东开办的干部补习班，十四岁入党。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随后参与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是罗荣桓元帅），参加平型关战斗。一九三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越过津浦线，深入敌后的冀鲁平原，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

整个抗战期间，萧华最为解气之处并非打日本人，而是消灭了汉奸石友三。

石友三，江湖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仗，石友三头靠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蒋介石打仗，石友三头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石友三又头靠李宗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石友三再次成为冯玉祥手下，随后中原大战，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随后日本人来了，石友三投靠日本人。共产党和日本人打仗，又投靠共产党。蒋介石秘密反共，石友三再次头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中国军人弱，皆因石友三这样的人在。如此军人，不如妓女。不仅没有节操，而且罪大恶极。在河南期间，纵火毁坏河南登封少林寺，千年古刹，毁于一旦。恶劣程度堪比谭厚兰带人挖孔墓地、拆孔庙。

萧华消灭了石友三的主力部队，实在是大快人心。损失惨重的石友三想要再次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连结义兄弟兼部下高树勋都看不下去了，把石友三骗到濮阳，活埋在黄河岸边。高树勋这事手法之残忍、态度之绝情让人难以认同，但用在石友三身上正合适。天理昭昭，报应永存。做人是不能没有底线的。

解放战争，萧华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特种部队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辽沈战役之后出任四野十三兵团政委。文革时，任解放军中总政治部主任。总政和总参一样，是军委下面三个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萧华的地位和总参谋长一样高。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因为不合作被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依然是不合作，前景依然是不容乐观呵。

军委散会之后叶剑英立即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萧华。周恩来马上想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毛泽东为啥这个态度呢。因为萧华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跟着毛泽东走。

周恩来电告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又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萧华不能批。但是问题和陶铸一样，中央文革的人煽动造反派去搞萧华。当天夜里，造反派去萧华家抓人、抄家。萧华比较机灵，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到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号，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见萧华迟迟未到，江青挑衅曰：“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恐怕来不了啦！”既得意又失望。得意的是，军委没有保住萧华，失望的是造反派没有抓住萧华。军委的元帅们则非常愤怒。

大家也不说话。一会之后，萧华到了会场。徐向前见萧华来了，问他昨晚跑哪去了?萧华如实回答。徐向前气愤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吗？”徐向前说话时愤怒的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掉了。徐向前生气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觉得萧华应该敢于直面造反派，有军委罩着嘛，怕啥。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对萧华说：“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是谁呀？”

这时叶剑英忍不住了曰：“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藏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火气上涌，愤怒地猛拍桌子，茶杯和碟子都被震落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受伤挂彩。

元帅的盛怒镇住了江青、陈伯达等人，不再纠缠萧华了。其实徐帅叶帅都是老人了，已经很久没动火气。江青和陈伯达能让他们来火也不容易了。

这事在历史上叫大闹京西宾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萧华还要继续挨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莫名其妙的完蛋了。老帅们认为这么下去不行，打电话找管事的林彪，林彪不见。一月二十四号，徐向前直接去毛家湾，见到林彪：“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能夺权。”林彪点头答应：“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下来有请聂荣臻和叶剑英商量了一番，大家都赞成。七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二十八号下午，林彪和徐向前把文稿宋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加上一条：高干要关好自己的子女。一共八条。前七条保证了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加上的第八条也是非同寻常，所谓管好高干子女，即剥夺了老红卫兵造反资格，也就是否决了老红卫兵的功能。

红卫兵四大派系之一，造反派先锋，骨干型人物就此推出历史舞台。——算是给红卫兵运动泼一盆冷水。

军委八条下达的过程中，林彪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不愿意见老帅，是因为他们不想趟浑水。从林彪角度讲，他希望文革，乱一乱可以的，可以烧掉更多对手，扫除障碍。特别是其他有威望的元帅。比方说贺龙就掉了。但他不希望军队下边乱。因为军队是他管的。军队乱了，他也没好处，最后还交不了差。他的人，比方说李作鹏、吴法宪都被批斗过，没办法，控制不了。萧华也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林彪未必想批他。

破坏过猛，军队出乱子，毛泽东决定敲打一下中央文革那帮理论家，给文革适当降温。

军委八条下达一周之后，二月六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吹风：“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这是实话。

毛泽东还对陈伯达和江青做了一番点评，“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可谓一针见血。

接下来毛泽东又苦口婆心教育他们：“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

四天之后，继续开会。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说完陈伯达说江青：“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从审定《军委八条》到敲打陈伯达和江青，短短十来天，毛泽东连续出手，极为不常见。毛泽东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安慰一下老同志，却给老干部们造成一种幻觉：领袖是不是对中央文革不满了？是不是放风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往好的一面想，好像是。

那年代，毛泽东说谁有事不商量时，基本上意味着那人完蛋了。大家想必还记得，打到邓小平之前，毛泽东说你邓小平有事从不找我商量。然后邓小平就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老干部决定反击，理由如下：如果继续文革，很多人将继续遭殃，还有很多人讲开始遭殃，迟早会烧到自己身上；如果领袖决定结束文革，那正好大家用力，把中央文革那帮讨厌的家伙给一锅端了。豁出去了，干！

大闹京西宾馆之后，大闹怀仁堂就此拉开序幕。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光绪年间建仪銮殿，用时三年。建成后慈禧入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亲自在此训政。仪銮殿取代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火灾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

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这里举行过若干重大会议。五四年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处理高岗；一年之后，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怀仁堂加冕而载入历史；五八年反教条，刘伯承在怀仁堂挨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故事。

时间到公元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再次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此次事件之重大，超过建国之后任何一次政治较量。

在这次较量之前，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后，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次较量之前，周恩来召开整治碰头会，中央文革跑过来参加；这次较量之后，周恩来必须去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碰头会。

战斗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双方阵容。按照正统说法分两派：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

正义一方：谭震林和陈毅冲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协助。

非正义一方：张春桥和江青打主力，陈伯达、谢富治、王力等人协助。

愤怒的谭老板

谭震林，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卒于一九八三年。

性格：坚强。

个性：爱放炮。

绰号：谭大炮，谭老板。早期领导人中，绰号千奇百怪。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络腮胡子，得美髯公称号；朱德胡子也颇茂盛，将士称其为胡子军长；罗瑞卿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曰罗长子；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人们喊他“李瞎子”。

大家喊谭震林为老板，其实谭震林一点也不像老板。谭老板身高一米六，面黑，特别是没有老板的大肚皮，怎么看都像干活的。大家偏偏喊他老板，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都这么喊。至于大家为啥这么喊，大概因为谭震林店员出身吧。后来在新四军中冒充过一次老板。

谭老板虽然不像老板，但脾气很大，和彭德怀有几分相似。陈毅对谭震林脾气有过经典评价：“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谭老板批评人时，叫你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建国后，谭老板当了官，大到副总理。

政治上的金科玉律是——沉默是金，如果不得不说，那就和稀泥，不行就当墙头草。谭老板倒好，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曾经有段时间，神秘的“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一天，谭老板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说，“这简直是国民党！”顺便说一下，那时候共产党称国民党为匪。谭老板就这么一路放炮，一直放到怀仁堂。在那里他遇到人生终极考验。

八年前的彭大将军孤身一人在庐山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应该做的事，现在谭老板在在怀仁堂就干了一个老牌共产党应该干的事。

文革一开始，谭老板就很多事看不惯，鉴于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很多事也就忍。等到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须再忍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号，六十五岁的谭老板进了怀仁堂参加政治局碰头会，周恩来主持会议。谭老板原本要和周恩来李先念等人 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在大饥荒时代，谭老板管农业，最后因为牛皮满天飞出了天大问题。虽然是集体灾难，但无论如何谭老板难逃责难。他的左倾蛮干，也是推动因素。对此谭老板非常内疚，决心好好工作，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然而他没想到，以谭老板的身份进入中南海之后，却变身为谭大炮，放出一辈子最大一颗炸弹。

因为在这次碰头会上，谭老板恰好碰上了张春桥。

本来谭老板和张春桥是老熟人。当年谭老板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属于晚辈后生。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张后生。那是谭老板还没有感受到张春桥这位后生的可畏之处。

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书生气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被毛泽东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在谭老板那里，张春桥还是后生，并不怎么可畏。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时，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这是明知故问。因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了，现在正在群众哪里交代“罪行”呢。老干部对此极为不满。谭震林的言外之意，就是小张啊，你要好好说说。

张春桥看了一下谭老板，还是当年那样子。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就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言外之意，不要摆谱了，老家伙。

一听“群众”二字，谭老板就来火。文革初，很多惨案都是借“群众”之名搞的。现在又把“群众”抬出来，真是气死老夫了。张春桥啊张春桥，老子搞群众运动时你还不知道在那儿呢！谭老板忍不住开炮了：“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话当然说给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听的。

文革小组虽然是理论高手，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他们印象中，这些老干部都是绵羊，只要亮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就会任其宰割，这个谭老板怎么就变成饿狼了呢？非常意外，想不通，一时愣住了。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老板继续开火，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又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沉痛的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话揭穿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同时引起老干部的共鸣。说这些话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肢体动作，比如拍桌子啥的，非常有感染力。

当然这些都不致命。张春桥等人虽然红得发紫，终究还是小字辈。在讲究资历的年代，谭震林就是指鼻子骂他一顿也不是啥大不了的。问题是，谭老板把炮筒对准了江青，说：“去年十二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这倒是实话。谭震林一九二六年入党，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干了。可以说是最老牌的井冈山之一。随后一直在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干活。长征之后，谭震林和陈毅一样留在南方打游击。随后一直在新四军干，是新四军元老之一。最为辉煌的时刻，跻身于淮海战役五大前委。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说。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老板大声回应。到此还没事。但是他忽视了中央文革中有康生这样阴险的暗器高手。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阴险的说。言外之意，是说谭震林还是反对毛伟大领袖，替江青敲鼓呐喊。

但老板已经愤怒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什么：“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说什么“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谭老板估计已经气昏了，说这些授人以柄的话。这样“自杀式”的言论，一时口舌之快后，恰好落入中央文革的陷阱，整理成记录交给毛泽东，会有谭老板好果子吃？

当然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冷静下来的谭老板看到自己一方力量有限。几个老帅没有军权，几个副总理没有实权。就算把周恩来拉进来依然没有胜算。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个人有力量有权利，如果他愿意，胜算应该大一点。那个人就算林彪。谭老板给林彪写信：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二月十七号

谭震林这又是一招臭棋。他以为林彪也是老革命，会对中央文革不顺眼。林彪确实是老革命，确实看中央文革不顺眼。在那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林彪如果敢按照谭震林那样子折腾，估计下场比谭震林还要难看。

林彪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还做了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这个批示的言外之意就是，虽然谭震林拉我，但我和他没有关系、也不想有关系。

谭老板也足够硬气，两天之后，毛泽东面前重复了他的三不该：不该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把毛泽东气得愤然离场。

毛泽东自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说严重后果之前，看看谭老板亲密战友，陈毅元帅的表现。

陈毅的表现

谭老板发泄完心中的愤怒，正要转身离开，以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屑。一个声音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那人便是陈毅。

大家或许有些纳闷，这个大闹怀仁堂，为啥陈毅和谭震林搞冲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何没有冲到最前方？当然他们也拍了桌子，也大声呵斥了几句，但是比起谭老板那些自杀式的言论，比起陈毅那种不要命的演说，只能是和风细雨。

回答这些之前，要先理清一些关系。

谭老板参加革命很早，二七年武斗刚开始那会就跟着毛泽东在井冈山工作了，属于毛泽东老部下。但是谭老板那时级别不高，无法跟毛泽东一起搞。反围剿失败之后，谭老板被迫留在南方打游击，成为新四军铁杆，后来成为第三野战军一员。反围剿失败之后，陈毅也留在了南方打游击。皖南事变之后，陈毅一直是新四军和三野形象代言个人。

也就是说，陈毅元帅一直是谭震林直系老领导。而周恩来是陈毅老领导，南昌起义就是，建国之后还是。周恩来和陈毅，一直就乘坐同一辆战车。

中央文革那帮人崛起之后，想要上位就必须搬掉一批人。当年最大的障碍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已经被打到了。还有一个障碍，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前，政治局日常工作落到周恩来身上。只要拿下周恩来，政治局就会落到中央文革手上。然而要打到周恩来并不容易。周恩来势力不见得比刘少奇小，和刘少奇不一样，周恩来没站在毛泽东对立面。但是这不妨碍那个戏子（江青）以及她的理论家施展雄心。

打到刘少奇之前，首先清扫刘少奇的外围，就是扫掉彭真、安子文、薄一波、以及罗瑞卿等人。按照这个经验，打到周恩来，也要先清扫外围，就是清扫陈毅谭震林这些人。

陈毅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和周恩来牢牢绑定在一起。于公于私都要奋起抗争。中共高层中，包括倒没倒的加在一起，唯有周恩来和陈毅历史上曾经让毛泽东下台（以后分析），这场运动无论怎么看，周恩来和陈毅都不能幸免。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争一争。

徐向前和叶剑英还在军方，当时不掌实权，军方有了八条命令之后已经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才有陈毅和谭震林冲锋在前头。

谭老板已经当了一回大炮，火力覆盖了整个中央文革，而其波及到毛泽东。那么陈毅呢？也开了一通大炮，而其火力同样不差：“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这一通火力犯了天大的忌讳。

战场之外，如果说有某位同志给毛泽东的震撼最大，既不是老对手蒋介石，也不是党内对手刘少奇等人，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所以能极大的震动毛泽东，并非他有多大功劳，也不是其他能力，而是其政客之阴险。阴险的在斯大林面前谄媚，阴险的利用朱可夫登上最高领导人地位，随后又阴险的接触了朱可夫一切职务。

然而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做到了极限，经过他的秘密报告，把已死的斯大林攻击的体无完肤。在赫鲁晓夫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变成了人家魔鬼，希特勒第二，相当于鞭尸。客观说，斯大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独裁者。但是在作为斯大林继承者赫鲁晓夫显然缺少政治家的智慧和气度——他期望通过鞭笞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最后，捏日博列夫用同样的办法赶走赫鲁晓夫之后，没人同情他。终其一生，赫鲁晓夫不过是个政客，眼高手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同样担心自己死后的事，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所以每一次运动都在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彭德怀啊、贺龙啊、刘少奇啊、林彪啊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但是毛泽东自己可以讲，陈毅不可以讲。但现在陈毅豁出去了，偏偏就讲了。不但讲了，还讲的很多。一直唠叨到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整过很多人，周恩来陈毅都是被整对象。通过延安整风上去那一批人，刘少奇、邓小平、高岗、安子文这些人已经被毛泽东亲手除掉了，原因各种各样。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伤疤。

当年毛泽东亲手给了刘少奇高岗等人机会，结果倒好。高岗不听话搞串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是明目张胆跟毛泽东对着干。

啰嗦这些之后，陈大元帅还嫌不过瘾。因为延安时代的整人专家，康生同志今天仍然坐在这里，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继续整人。所以陈毅很生气，把矛头指向了康生：“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当然咯，这些话说得很重，换成一般人估计就架不住了，但对康生同志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康生同志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整人事业中，那是久经考验，啥场面没见过？

这还没玩，当晚九点左右，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团，再次拉开大炮，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慷慨陈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

陈毅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前面冲。”

陈毅说：“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陈毅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陈毅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陈毅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陈毅说：“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这么一番话，连现在很多网络喷子都说不出来。当时陈毅以国务院副总理、共和国元帅、外交部长的身份说出来了，冲击力之大可以想象。

说这么多，激情发泄了，愤恨说出来了。后来人把谭老板和陈大元帅的这些话当成正义之声加以转载。正义归正义。很多时候正义解决不了问题。陈毅这一方慷慨激昂的讲话算捅了马蜂窝。没有解决任何实际性问题，相反连中央政治局都断送了。

为啥呢？中央文革这种人，书呆子也好，政客也好，理论家思想家也罢，说到底只有一张嘴。他们的那些嘴加在一起既不能掀起文革，也不能结束文革。不管是江帮主还是其他人，能做的就是高谈轮廓，浑水摸鱼，借机打到一批人自己上位或者演戏而已。让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去搞文革那是抬举他们，离开了毛泽东他们啥都不是。

没有毛泽东，江青只能从事自己老本行，演戏事业，什么共产主义战士，瞎扯。

没有毛泽东，康生估计能成在文化上投机倒把一番，就如现在某些不良“大师”，丧尽天良，坏事做光光。

没有毛泽东，张春桥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思想家，姚文元要乖乖的当文人墨客。

既然根子在毛泽东那里，此时的谭老板和陈大元帅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就在这里乱放炮。等待他们的只有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谭震林的讲话和写给林彪的信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容忍度，陈毅再来这么一篇演讲，再加上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从旁协助，快构成一个小集团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看就乐了，他们还记得十年之前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如此团结；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等人也没有如此团结，但依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彼时的高岗和彭德怀还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苗头。现在好了，谭震林和陈毅竟然不知死活朝领袖叫嚷，太好了，太好了，另一个反革命集团诞生了，你们死定了。

正愁没办法整你们呢，这下倒好，你们自己送上门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管你老帅还是副总理，只要是反党集团，就得完蛋。

接下来文革小组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添油加醋向毛泽东汇报，再想办法把那群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开批斗会，开飞机，殴斗，打翻在地，让他们跟彭德怀贺龙去做伴。最后大获全胜，唯我独尊，哈哈哈。他们很得意。当然他们有得意的理由。特别是江青同志，本来就是主修表演的，现在有了这么大一个舞台，当然要好好表演一番。

当然咯，站在毛泽东角度上看，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些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陈毅同志。想不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陈毅再一次站到对立面，一定要敲打敲打。

毛泽东和陈毅

陈毅，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二年，和朱德邓小平一样，都是四川人。

性格：豪迈，刚毅。

兴趣：领兵打仗，舞文弄墨。

个性：善于放炮。

军衔：元帅，十大元帅排名第六位。

陈家原为地主，清朝前期有很多土地，等到近代，便和清帝国一起衰落。但陈毅接受很好的教育，早早识字，念私塾，新校，后来又去留学。和所有元帅一样，陈毅，血液里流淌着不安的的因子，不甘于现状，不甘于被压迫，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辛亥革命开始之际，年仅十岁的陈毅就剪掉辫子，以示和传统决裂。

评价陈毅一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借用官方评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有像郭沫若那样，说元帅本质上是诗人；或者说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等形容词等等，这些都是大实话，陈毅都当之无愧。

本文的评价是只有两个字：坎坷。

陈毅本是豪迈风流之人，却生活在乱世之中，曾经加入“文学研究会”，和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一路，差点成为文豪。加上陈毅面相还可以，肯定是感情丰富。然而陈毅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感人。法国留学被遣返之后，在重庆靠文字讨生活。不喜爱那个成为报刊主笔。有美女读到陈毅诗文，无限向往。

陈毅第一位知音叫胡桂兰，号称乱世佳人，和陈毅同龄，国民党女少将，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后代。军阀军阀杨森慕胡桂兰姿色，欲讨之为妾，被拒绝。大文豪茅盾听此事后，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原型就是。胡兰畦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二人成为密友，亲密到啥程度，只有传说。后来胡桂兰嫁给了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哥们工作。南昌起义前夕，陈毅辞别胡桂兰，一别十年。二九年，胡桂兰被蒋介石点名驱赶，后留学欧洲，加入德共，和德国共产党领袖谈过恋爱，随后做过监狱，出国后写本书叫《在德国女牢中》，名扬天下。此后又去苏联，深得高尔基喜爱，赞曰，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抬棺，胡兰畦则被斯大林钦定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但是胡桂兰和王明不和，在苏联受到监视，遂回国，任何香凝的秘书。

国共再次合作，胡桂兰又和陈毅相见。二人倾述衷肠，定终身，并得到陈毅父母同意。眼看有情人终成眷属，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胡桂兰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二人只好痛哭分别，并相约：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再婚，胡桂兰还在默默从事地下事业。从此再没和陈毅相见。

一九三零年，胡桂兰出国之后。二十九岁的陈毅结婚了，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岁女学生，叫萧菊英。第二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土匪袭击，马死了，步行绕路回去。然而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陈毅闻讯悲痛异常，写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后陈毅冒险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

萧菊英去世后第二年，三十一岁的陈毅和十八岁女红军赖月明结婚。当时陈毅指挥六个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居然没钱摆酒席，还是赖月明借了二十块钱应付。结婚之后，聚少离多。长征后，陈毅重伤留守。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从此生离死别。抗战之后，陈毅去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陈毅再一次写诗抒悲痛：“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老爹抓回家卖给一个鞋匠，鞋匠死，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一九七二年，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陈毅死讯。而陈毅一直不知道赖月明还活着。

一九四零年，三十九岁的陈毅和十八岁的张茜结婚，感情才算风平浪静。十大元帅之中，陈毅最有文采，感情最为坎坷。

不仅仅是感情，事业上同样坎坷。当然那一代人都很坎坷，然而在这一群坎坷者之中，陈毅是坎坷派代表。其他人的坎坷仅仅来自于敌人，陈毅之坎坷除了敌人还有老领导毛泽东。

五四运动之前的陈毅干两件事，一样念书；另一件和那一代人一样，对现实社会不满。五四之后，成为马克思的粉丝。因为是马克思的粉丝，留法期间被遣返回国。

二七年投入武斗之前，陈毅当过编辑，和学生一起搞过运动，和工人一起搞过运动，成绩和刘少奇和项英等人是没法比的当然。此时陈毅本质是个文人，不安分的文人，左派。

文人永远都是不安分的。不安分也有两种，一是风骚；二是有理想。究竟是风骚还是有理想那是需要考验的。当然如今这年头难得有考验的机会，但陈毅那年头绝对不缺机会。蒋介石的屠刀就是最好的考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风骚的文人就安分了，有理想的文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投笔从戎。

陈毅赶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正式起义，却迎上来败退队伍。然而陈毅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朱德重整部队，随即跟着朱德一起去了井冈山，成了正统派之一。

陈毅在井冈山上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答曰，说不清的关系。按照宣传，毛泽东和陈毅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兼诗友，非常特殊，非常美好迷人。但是在美好迷人的外衣下面，也有结。破析二人之关系，绕开那个节点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面对侃侃而谈的陈毅时，一定会想起一九二九年的陈毅。一九二九年的陈毅同样侃侃而谈，结果让毛泽东栽了一个难堪的跟头。

毛泽东在苏区被人家“夺了几次权”，第一次，一就是一九二九年那次，被陈毅给轰下台的，最为窝囊的一次。窝囊在哪里呢，后来也有被轰下台的经历，比如在宁都会议上，但那是被中央架空，说得过去。陈毅是下属。

被下属轰下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丢面子的时，何况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

朱毛会师于二八年，会师之后，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当政治部主任。当年毛代表对陈主任印象很不错。因为这个陈主任和自己差不多，是个文人。虽说文人多半相轻吧，在数量较少情况下会物以类聚的。当年井冈山能遇到文人相当不容易的。毛泽东的寂寞可向而知，现在陈主任非但能诗善文，字写的也不错，而且说话风趣幽默，知音啊！

二人相见，可谓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非但志趣相投，陈主任也很够意思，处处支持毛代表。

当年朱毛会师之后，可不像现在宣传那样家和万事兴，矛盾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前委的权力分配问题上。

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了指挥的方便，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当时毛泽东是任前委书记。但是建立根据地有很多事要干，什么柴米油盐的，一大堆。这时刘安恭来到四军工作，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刘安恭同志认为：前委只管好行军打仗就行了，其他杂七杂八的的事还是让军委管吧。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朱德表示赞同，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这个刘安恭等于给前委书记毛泽东行动上多了约束。

所以朱毛就有了矛盾。

既然两位领导有了矛盾，下属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应该支持谁。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同志，另一个就是陈毅。林彪和陈毅都是跟着朱军长上井冈山的，现在他们选择支持毛代表。在毛泽东将四军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时，只有林彪和陈毅表示坚决反对。而在朱德和刘安恭倡议成立临时军委时，也是只有林彪和陈毅明确反对。连秋收起义就追随毛泽东的罗荣桓都没有如此明了的表态。

有了矛盾就应该解决。于是开了一个会议，会议表决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于是大家决定再一次开会，看看事情该如何解决。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号，福建龙岩城，苏区开会，大会主持人：陈毅。

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自己，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代表也会和林彪一样，坚决地支持他。

会议之前毛代表特意找到知音陈主任，请他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四军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毛泽东没想到提前打招呼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和最初设想的相反方。陈主任严厉的指责了毛代表。

看看陈代表说了啥。陈主任说毛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研究之后便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陈主任说朱军长：“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

此外陈毅还把刘安恭给骂了。简直是一棍子横扫一大片，把所有人骂了干净。其实不是陈毅喜欢骂人，他就那风格，以为把问题说出来就可以解决。而且他说的也是事实。

最后说到朱毛的矛盾，陈毅又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进退两难，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大会还总结了毛代表的几条问题：英雄主义啦、什么固执己见过分自信啦、什么虚荣性重啦、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啦、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啦等等，从工作到生活一应俱全。

会后朱德表态：“陈毅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从公不从私，我现在不辨。如果是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我会考虑，如果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异常恼火，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当然他是有理由的嘛，诗歌、文章、知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毛泽东脑子里估计只有一个词——背叛。

最后大家投票选举前委书记。结果晋国（毛泽东）和楚国（朱德）都是落选，而小小的郑国（陈毅）当选了。这就是慷慨陈词的力量啊。

据当事人回忆，投票最后关头，毛泽东只是差陈毅的一票就能当选，结果陈毅把这一票投给了他人，毛泽东落选。毛泽东气愤难平，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离开亲手开创和建立的红四军，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最恨以下犯上，这是他的一生中唯一一次败在下属手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上，被知音兼下属的陈毅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权。此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可见刺激之大。最后由陈毅亲自登门道歉，才将毛泽东请回来。

延安整风时期，陈毅这么辩解：“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前面说过，延安整风时，陈毅没少郁闷。竟然被后来者饶漱石给折腾得很惨，体验了一把当年毛泽东的心境。

这事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最大罪状，也是陈毅的历史包袱。每一次整风，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旧事重提，陈毅就要检讨。每一次毛泽东御用理论家们提起这事，陈毅还是要检讨。不停检讨，检讨没完。

陈毅能在不停的检讨中成为共和国元帅，能够在文革中批而不倒，非常不容易。当然这事和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

当然二九年之后，陈毅再没反对过毛泽东。此后峥嵘岁月中，二人大体上合作愉快。陈毅和毛泽东的关系大体上符合官方宣传的轨道——下级、战友、诗友。陈毅无条件服从毛泽东领导，在残酷的战争中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新四军搞得有声有色。

打仗之余，两人时不时诗歌来往。

文革前夜，陈毅还写诗《西行》请毛泽东修改：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以诗歌形式描述了出国感受，写的相当不错。当然不仅仅是诗歌探讨这般简单，主要保持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

然而三十八年之后，直到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陈毅再次反对。不仅仅反对，还把延安整风中的陈芝麻烂西瓜给抖出来。延安整风之于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奠定领袖地位啊！陈毅一番炮轰。毛泽东当然忍不住回忆往事。

毛泽东的反击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第二次革命。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本来想批评一下中央文革的过火举动，聚拢一下人心，没想到遭来这么大的反对声。

为了阻挡这股逆流，毛泽东决定坚决反击。如果不击溃这些人，文革势必难以展开。如果在战争期间，毛泽东想同时反击这些人相当困难。现在不一样了，他有足够的筹码。

大闹怀仁堂的第三天，即二月十八号，毛主席开了一个会，两派人都请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会。

这个会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也不是文革小组碰头会，就是毛泽东请人开会。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亮出了全部筹码。这些筹码是夹杂着雷霆怒火抛出去的。

毛泽东愤怒了：“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第一步，首先亮出态度。

“谭震林、徐向前（有点冤枉）、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指出打击对象，这是第二步。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第三步呢，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言外之意，并非我强人所难无理取闹，是你们这帮人言而无信在先，说过话不算数，逼我如此这般的。告诉你们，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第四步，再一次亮出态度，分析其中的厉害。前面是悬崖，你们再往前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军队在林彪手上，你们有实力吗？苦海无边，还是回头是岸吧，老同志们。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再一次点名要打击对象：做错了事就要惩罚。特别是陈毅同志，历史上反对我也就罢了，现在又反对起我的历史来了，这还了得？一定要惩罚。下一步当然是惩罚方式。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在毛泽东这样愤怒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两点信息：这些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预见到他们翻案复辟的严重后果：改组、抓捕革命者（十年之后来四人帮的命运，虽然没有枪毙和充军，却也是活着等于死了）。

在毛泽东号令下，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时候，周恩来态度就很重要。因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核心。如果此时周恩来振臂一呼，那么这些人将团结在他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右派”，最后就算失败，结果必然天崩地裂。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做。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周恩来再一次顾全大局，选择服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番五次发表讲话，讲“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样毛泽东再一次获得胜利。

批判会上，流程还是老一套：认错，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检查，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云。

三月十八日会议一结束，林彪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

从此江青可以得意洋洋的对周恩来说：“以后你要来我们这边参加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配合：“以后给你们做决定。”

这一次轮到中央文革乐了。特别是善于表演的江青同志，当然少不了表演一番。其他人等自然也跟着庆祝胜利。然而他们庆祝的还是太早了。正如大闹怀仁堂之前，“老右派们”以为自己可能取得胜利一般，“左派”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想要打到“老右派”。毕竟风雨同舟几十年，剩下的也不多了，而大家态度良好，也没有彻底打倒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毛泽东面前虽然俯首贴耳，但是在其它地方都是巨人，就算不掌权，在军方或政界也有巨大影响。如果全部打倒，军队将全部落到林彪一个人手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久经考验，干活能力超强。将来文革搞定之后重新搞建设，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

毛泽东雷霆之怒第三天，发生在青海的血案提醒毛泽东，靠江青那帮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需要“老右派”稳定局势。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觉得批得差不多了，就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等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翻译成通俗用语就是，你们不要闹了，大家都不容易，加把劲把革命工作搞好吧。

“九大”时，除谭震林外，其他六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委员，表现良好的叶剑英、李先念还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名存实亡，成了空架子。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批判你，给你留点希望，转换成军事术语就是——围师必阙（给敌人留下一个逃命缺口，溃散了再打）；批判少数，拉拢多数，军事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大歼灭战。对高岗如此，对彭德怀如此，如今还是如此。很多人会说军事和政治想通，政治能做到毛泽东这般游刃有余者，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真正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这一番折腾，毛泽东成功的摆脱了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取而代之，此后便可以放手干他的人生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局势的进展和毛泽东的期望相反。

二月逆流的本质是毛泽东变相解除几个老干部最后一点决策权。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在退朝后留下功臣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人喝酒作乐。酒至半酣，宋太祖遣散左右对部下掏心窝子：“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众人一听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众人惊慌，痛哭曰：“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人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功臣宿将们称病辞职。宋太祖说，好。

这就是历史上杯酒释兵权。毛泽东不喝酒，但他一打一拉，起到了和宋太祖一样的效果，可谓新时代的杯酒释兵权。方式不同，目的相同，达到目的的方式同样很艺术。从此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列车全速前进，知道坠入深渊。

评：二月逆流，中央文革的威势到了顶峰，也是下坡的开始。

第二十章 七月二十号，武汉

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凡事都有因果。

毛泽东引导文革的方式是两手：批评中央文革和军队支左。

批评中央文革闹出了二月逆流，军队支左则引出了七?二零事件。二月逆流把中央文革送上权力的巅峰。七?二零事件则是中央文革完蛋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签发支左文件：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所谓军队支左，名义上是用军队的力量支援左派，支援有两层含义：增加左派力量，同时降低他们的狂热性。

文革初期的主力军，是由狂热的笔杆子跳动狂热的年轻人搞的，不论如何美化，一通狂热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笔杆子文字犀利，注定缺少实干本领。热血青年能冲敢干但过于幼稚。军人的风格是坚定且高效。用军人弥补工人学生和理论家的不足，看似一步好棋，最后却落入死角。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

红卫兵成分原本就很复杂。运动是由老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他们有着天然的缺陷，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在运动过程中，老红卫兵赖以存在的优势——长辈——均受到冲击，《军委八条》中的最后一条，相当于把老红卫兵送入历史。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一直没有成气候。红卫兵只剩下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那种意志比较坚定、干事比较果敢、行动比较坚决的人，敢于把理想当面包，为了理想把理想变成面包，敢于上天摘星星的那种，代表人物就是五大领袖。保守派没有那么坚定，比较重视现实世界的面包，能吃到嘴的面包，依赖于基层权力机构。

两派亮出的旗号都是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大家旗帜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行为方式都很像，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下面要批斗一个人，造反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要批；保守派从现实角度出发，要保。

即使军队涉入又怎样？

一群军人来到社会上，面对同样的旗号，同样的口号，不同的目的。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帮助谁？谁是左派？那只有自己判断了。

判断之后，则是左派遭殃，原因有几点。

第一，关系问题。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来到社会中难逃社会关系网的影响。行政系统内部的干部，多半都是军人出身，革命时代缺人手，都扛过枪上过战场，是战友。现在造反派去批斗行政系统官员，军人从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曾经是战友，开可能是搭档。比方说阎红彦自杀时，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就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搭档。

第二，原则问题。造反派造反时，那是无所顾忌，倒处横冲直撞，从国防部到地方军区大院，都被他们烦得不行。军人最讲究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以牙还牙。你敢扇老子巴掌，老子就要拿拳头砸你。即使军人比较听话，既往不咎。军委八条之后，仍然有造反派去冲击军人地盘，那军人就无须再忍。

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造反派数量。真正铁了心、不计成本投身造反事业的革命小将其实很少。能做国防科委前面静坐二十八天的，也就韩爱晶一个；带人到地质部横冲直撞的，也就一个王大宾；清华大学那么多造反派，也就蒯大富最有种。后面的都是等而下之。造反派打掉一个就少一个，并无后续兵源。因为学校停止招生了。

因为这几条，军人支左之后不但没有减少纷乱，反而添乱。军队支左之前，纷乱多半是打砸抢闹得太过火。军队支左之后，加剧了红卫兵内部的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造反派力量减弱。因为保守派不会去调训军人，也没有勇气跟军人对着干。只有真正的造反派才会和军人对着干。这样就闹出了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还在批判教育老战友时，青海就闹出了恶劣的二?二三事件。军人向“八?一八”造反派开火，死伤几百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饥荒之后，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因为左倾蛮干下岗了，王昭是后来调去的，任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在青海干得很不错，有些老百姓称之为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的。文革中彭真罗瑞卿都打倒了。造反派认为王昭是罗瑞卿和彭真的死党，应打倒。

这事本来跟军人没有关系。但军人要支左之后，青海省军区内部对是否打倒王昭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应该打倒王昭。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永夫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对决：刘贤权vs赵永夫。

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西宁的“八?一八”也开始夺权《青海日报》的权。刘贤权表态支持。造反派更神气了。但是在省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追随者占多数。赵永夫对造反派不爽，加上和刘贤权不和，决定动手。他利用支左文件含糊不清的空间，仿效“八?一八”组织一个与之对立的组织，号称指挥部。指挥部宣称，省军区之前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的，并且把刘贤权给软禁在家。赵永夫掌控了整个青海武装力量，同时以顾问的命运对指挥部进行实际领导。

“八?一八”不卖赵永夫的账，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曰“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赵永夫的人马以彼之道对之曰，“八?一八”队伍不纯洁。“八?一八”队伍是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和工人，造反可以，政治头脑和手段基本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是自己整风，把“八?一八”战斗队几个成员定位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严惩。

赵永夫控制下的部队立刻采取行动，把“八?一八”交出来的几个人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向“八?一八”示威。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他们认为军队内部存在“小贺龙”、“小罗瑞卿”，一定要揪出来。矛头指向赵永夫。当时青海省委已经瘫痪。只有“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还在出版，继续攻击赵永夫。赵永夫很生气，决定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号，大闹怀仁堂之前，军管小组到报社，遭到抵制。“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本只有二百人，增援到两千人工人守卫报社。一个小小的报社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十一月份的西宁已经相当冷了。但是大家相当有革命精神，很多人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坚守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赵永夫也没有蛮干，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军队许可人员出入，不许运送物资进去。赵永夫是想让“八?一八”知难而退。毕竟人都不是铁打的，不可能在饥寒交迫下坚持多久的。但是赵永夫还是算错了一招，就是中国人的坚韧。想当年赵永夫自己也是在革命道路上爬出来的，应该理解中国人被理想和信念武装之后的强悍。“八?一八”寸步不让。工人和学生家属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由于煤炭送不过去，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强悍程度堪比当年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市民。

这事闹出来之后，肯定是包不住的，青海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领导给赵永夫指示，让部队撤。赵永夫当然知道撤退意味着什么。撤退之后，那就意味着无休止的批斗会，甚至还可能反党反革命，可能是生不如死。赵永夫一边继续封锁报社，一边派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命令。

“八?一八”的人知道兰州军区命令后，更加坚定了保卫报社的决心。又经过一系列折腾，赵永夫决定走绝路，即武力占领报社。二月二十三号之前，青海军区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均无回应。因为当时正在大闹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正在跟中央文革斗法，毛泽东正在反击他们，林彪不表态，周恩来看毛泽东脸色行事。赵永夫对兰州军区的命令又不服。所以悲剧诞生了。

三月二十三号，西宁军区实施全城戒严，通告要求取缔“八?一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赵永夫动员部队：“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悲剧发生在下午两点。枪声响起。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的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场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结果：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人死四人，伤四十六人。四个军人系误伤。怎么说呢，首先这是一场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从四周对手无寸铁的贫民开枪，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屠杀。文革中首次出现的屠杀。

更让人悲痛的是：中国军队屠杀了中国贫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干过很多不可容忍之事，搞了很多破坏。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应该站在那里被屠杀的理由。

其实不难理解赵永夫的决定，就是想自保。刘贤权支持造反派，而他本人反对造反派的情况下，如果退让，那就意味着落入造反派手中，不死也得脱几层皮。所以他才软禁上司刘贤权，软顶上级兰州军区的命令，找中央政策漏洞。不管什么理由，赵永夫必须负责，必须付出代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军人屠杀人民。哪怕人民正在闹事。可以关，可以处理，可以追究责任，但不可以屠杀，这是底线。

赵永夫越过了底线，希望险中求胜。

赵永夫，赵屠夫。

然而诡异的是，赵永夫没有立刻付出代价，还当了一个月的英雄。

二月二十三号当天，赵永夫打电话给叶剑英，按照他自己的调子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占据报社的人开枪挑衅，军队根据《军委八条》精神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云云。不明真相的叶剑英回应：“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有了叶剑英支持相当于有了中央军委撑腰，赵永夫非常高兴，决定再接再厉，在青海继续平叛：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四人。

监狱严重超载。青海本来就没几个城市，没多少人。赵永夫这么搞，相当于把造反派一网打尽。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好事。

三月八号，叶剑英特地把赵永夫等人接到北京，让他们谈谈“评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当然赵永夫成了英雄，开会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他的冒险计划似乎成功了。

赵永夫吹牛吹了三天。三月十一号的时候，北京风云变了。虽然有叶剑英支持，但是叶剑英并不是最后决策者，因为在叶剑英之上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志不是叶剑英能对抗的。

刚开始毛泽东并没打算处理赵永夫。因为他刚刚签发《军委八条》，刚刚同意军队支左，并不想把火烧到军队身上。然而赵永夫在青海一番蛮干抓人，相当于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弄熄火了，好啊，赵永夫，你太过分了。毛泽东动气，后果很严重。三月十一号，张春桥要求重新检查那事。毛泽东轻轻写下一行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 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三月二十号，林彪表态曰：“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毛泽东赞同林彪的讲话。具体过程由周恩来处理。赵永夫的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他曾经担心的劫难还是降临了，一点都没少。借着赵永夫问题，顺便烧一烧叶剑英元帅。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已经请假检讨了，还有叶剑英和徐向前还在工作。

现在他们都支持赵永夫，好了，可以跟随陈毅的步伐，请假检讨了。

不少人认为，赵永夫之所以倒霉，主要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二月逆流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障碍，想要借这事修理徐向前和叶剑英。澄清一下，有这个原因，但只是细节末梢。当时毛泽东要挪动徐向前和叶剑英那是举手之劳，没必要把火引向军队。

赵永夫倒霉的真正原因不是三月二十三号那场屠杀，而是屠杀之后在青海到处抓人。当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全部投入监狱时，意味着在彻底反对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走向毛泽东对立面。他在毛泽东面前算啥？连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资格都没有。螳臂当车，不堪一击。

如果仅仅是那场屠杀，事情也许真的就过了。赵永夫不知道其中的利害么？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赵永夫那场屠杀之后，相当于和造反派为敌，如果不把造反派全部镇压，造反派会不停造他的反，直到他彻底完蛋。他想要冒险取胜，就必须继续镇压造反派。继续镇压造反派，就要走到毛泽东对立面。那是一个死循环。

赵永夫想侥幸过关，侥幸没有得逞，却落下屠夫恶名。

——世间事，因果相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数像赵永夫那样的军官文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死去。他们共同的死去构成了整个文革的死局。

处理赵永夫，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于把文革之火再一次烧到军队，再一次在军队中打开一个文革缺口。这点毛泽东非常清楚。当中央文革要杀赵永夫时，毛泽东把赵永夫给保下来。因为类似的事件并非一类，杀了一个赵永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军队可能乱。

四个月之后，那个缺口最终在武汉导致更为严重七二零事件。

军委十条

《军委八条》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军队过度冲击。毕竟嘛，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没了军队也就没有整个国家机器。毛泽东所以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出于对军队的控制。要不然怎么能轮到红卫兵无法无天？

然而之前《军委八条》之中的第五天给军人留下一点点缝隙：第五条、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这条的原则是防止造反派再次冲击军事机构。之前的规定是，军人面对造反派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军人处境确实不好，泽东的铁杆嫡系许世友都被造反派从南京追到北京，别人更不用说了。现在相当于把军人脑袋上的紧箍咒给松一松，说现在被打可以还手了。不仅可以还手，有军队拉进来支左。军人强大的执行力闹出了青海事件。

通过青海事件，毛泽东看到《军委八条》和军人支左给造反派带来的伤害。因为双方理论完全不对等。造反派冲击军队一百次，军队还是军队。军队反击一次，就可以把造反派连根拔起。不行，要想办法。

为了防止军队把造反派连根拔起，四月六号时，中央军委签发一个《十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

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为啥要搞出来这样一个《十条》？就是要把《八条》中第五条那个小小的缺口堵一堵。

很简单嘛，防止再次出现赵永夫之类的事。每个省出一个赵永夫，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然而即便如此，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的规则。只要军队那个庞然大物依然在文革的剧本中，伤害将不可避免。

这事发生在武汉。

七月二十号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华中地区的心脏，在整个中国地图上，也处于中央南北冲要地带。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经济活跃。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活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智力大爆发之际，楚国人围绕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创造了绮丽多姿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神秘而绚丽的变动。在楚文化千年以来的熏陶下，那一带的人血液里流淌着不安定的因子。经济上的优势，文化里面不安定因素，加上地处冲要地带，造成武汉历来是个多事之地。整个历史上都是多事地带。近代更是如此。

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革命，奔走呼喊，募捐很多钱、起义很多次之后，清政府终于垮台了。然而最后导致清政府垮台的那一下，和孙中山没有关系。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武昌新军哗变，清政府完蛋，史称辛亥革命。武汉，那是有斗争传统的。

随后军阀群起，天下大乱，武汉成了北洋军阀和革命家争夺的最前线。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政府离开从鸡裤裆（广州）迁到鸡心（武汉）。武汉工人也是有闹事传统的，靠工运起家的刘少奇，就成在武汉大显身手。随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武汉一代也是大打特打，没完没了。

有了如此“光辉”传统，如此特别的经济文化地理优势，文革之中，武汉当然不会消停下来。不仅不消停，而且闹出很大动静，大到影响了文革走势。

中共将帅之中，湖北将星闪耀，林彪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当然林彪是唯一的，在林彪之后，王树声和徐海东大将也是大名鼎鼎。这里要说的主角就讲一个湖北将军的故事。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八年入党。

和第一代将领一样，陈再道出身贫寒，别人念书时他给别人放牛。放牛途中常常跑到私塾外面的窗子下面偷听一阵子，然后斗大的字认识了一箩筐。最底层的人，总是备受磨难，陈再道选择抗争。一九二七年，年仅十八岁的小娃娃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侥幸不死升为班长，又侥幸不死仍未排长，升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侥幸下去，破刀换大刀，大刀换破枪，破枪换好枪，最后成为高级将领。陈再道打过百团大战、淮海战争，解放后搞定大别山土匪。

性格：强悍，机智。

陈再道是大别山资格最老的老战士之一，在他升为营长时领全营向敌人冲锋，左臂被子弹打中，鲜血直流。他让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挖出来。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干了一件比兰博还兰博的事：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反身再次冲上了战场。身经百战而不死，足够强悍。

当时生活艰苦，全军经费只有几百银元。那时候保护军费是个大问题。林彪就曾在这事上栽过跟头。军长把保护银元的任务交给陈再道。一旦行军打仗，陈再道就要背着一袋银元屁颠屁颠跑。某日吃了败仗，被敌人追赶。别人腿脚麻利都溜了。陈再道感受到银元压力。眼看就要连人带钱落入敌手。陈再道发挥了放牛娃的机灵，跑到一个水塘边故意摔一跤，顺便把银元丢到水塘里。然后爬起来脚底抹油，一溜烟不见了。晚上又和战友一起回来打捞银元。银元又解决了同志们生活问题，机灵啊。

陈再道就是凭借自身的机灵和强悍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一九五五年赢得一个至高荣誉：解放军上将。他有一个绰号，叫陈大麻子。也可以多少体现一点他的性格。据说风靡一时的《亮剑》男主角的原型之一就是陈再道。

从资历上看，陈再道出身红四方面军，随后后跟着刘伯承统帅的第二野战军。在军方山头之中，不管是之前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后来的第二野战军，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上将，不是嫡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注定要接受考验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躲过了第一波冲击。并不是陈再道多么神通广大。而是第一波冲击主要发生在京沪地带。华中地区其实也冲击到了，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华中地区的头头，王任重，就被冲得头晕眼花黑。第一波冲击之后，海军和空军冲击较大。陆军过于庞大了，不可能辐射到下面每一个地方。但陈再道也是睡不踏实，局势太乱了。

心惊胆颤的陈再道中央等来《军委八条》，刚刚出了一口气。结果青海就发生屠杀事件。中央处理了赵永夫。陈再道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因为西宁的情况，武汉也有。武汉虽然没有屠杀事件。造反派依然分成对立的两派，各派势力和火爆程度过犹不及。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军委又弄一个《军委十条》出来，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啊。

《军委十条》都是堵漏洞的。可是不行啊，军队已经陷入其中，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陈再道同志在心中慢慢祈祷：马克思保佑，千万不要在武汉出事啊。

可以说怕鬼就有鬼。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而且斗得很凶。武汉本是造反派闹得最凶地方之一，惹得很多人不爽。毛泽东让军队支左，作为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执行指示，搞出来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叫百万雄师，和之前的造反派对立。

两边都扛着拥护毛泽东的大旗，行为对立，称自己为左派，视对方为右派，闹得不可开交。 武汉本就是火炉子，两派对立起来，相当于在火炉子上面放一个炸药包。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一旦引爆，威力绝对胜过青海惨剧。

鉴于之前青海发生的惨剧，毛泽东决定解决问题。原本是要让陈再道去北京的，后来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解决一下武汉的矛盾，顺便再游长江，有机会的话写点诗，放松放松。青海惨剧中，最主要的部分表明，必须对军队加以约束。不然的话，军队会很快摆平周围的造反派（如赵永夫把青海造反派投入监狱），让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所以毛泽东的决策是，把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定位保守派，争取他们，但在操作上要讲究策略。在毛泽东看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只要略施手段即可。

七月十三号，周恩来让公安部长谢富治去武汉执行紧急任务。谢富治也不知道去武汉干啥，估计是和文革有关，就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给拉上了。一行人身穿军装，手持毛主席语录上路了。十四号早晨，周恩来到武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东湖宾馆给换一批服务员。因为东湖宾馆是军方背景的百万雄师的人警卫的。既然按照决策，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毛泽东要住东湖宾馆，让百万雄师的人搞警卫工作显然不合适。周恩来把警卫工作交给空军去搞。毛泽东在十四号晚到武汉，入住东湖宾馆。这时谢富治才知道他的紧急任务是参与保卫毛泽东安全。让谢富治来，并非因为他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在军队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因为谢富治也是出身红四方面军，也是成长在第二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曾经在那一带纵横驰骋。武汉军区的人主要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后来第二野战军人员。谢富治曾经指挥过驻守武汉的军队，比较熟。而且之前谢富治干政委的，善于搞人际关系。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周恩来着急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决策，虽然说的比较婉转，意思还是明确的：定军人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现场的陈再道一听就来火了，当场顶撞周恩来曰：“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周恩来在井冈山留有浓密的胡子，大家称他为周大胡子。建国之后就很少称他为周大胡子了。陈再道是个急性子，着急之下就喊出来了，那一声周大胡子，蕴含不满和愤怒。

陈再道为啥不满呢，周恩来传达的决定，意味着军人继续退让。造反派本来就已经很猖狂了，到处瞎折腾。还让军人退让，往哪退？难不成退回文革初期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旮旯里？要知道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不是基督徒。现在军人已经参与了，如果退回去，那么岂不是要面临无休止的冲击、甚至侮辱？不是陈再道不尊重周恩来，实在是这个决策让人难以接受。然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

此外还有更深的背景。武汉军区的班底是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徐向前，因为和张国焘搞过，一直被冷藏。建国之后，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靠边站。文革开始，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又被打成走资派。前不久的二月逆流中，被冷藏的徐向前再次挨批。相当于说，中央和军方高层，武汉军区完全失去了代言人。明里不说，心理就不服。有闹事的机会，自然对着干。

对周恩来不爽也没啥。因为周恩来威望摆在那里。换成别人就不同了。

七月十七号，王力找到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保守。陈再道屈服了。不是王力比周恩来牛叉，而是王力背后那个人。王力告诉陈再道，指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武汉解决问题。陈再道一听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表示立刻接受中央意见，并表示军区将做深刻检讨。像陈再道这种，关键时刻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人，在军队一大把，像许世友，像陈锡联，像韩先楚。这也是毛泽东面临一波波挑战，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原因之所在。十八号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会，把方针宣布一下，大家表示同意。随后军区做了检讨。

剧本到这里还是一帆风顺：伟大领袖再一次展示魅力和意志，把所有不同派系给搞定了。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了。接下来如果没啥事，毛泽东估计要去长江游泳了。然而事情到处发生了逆转，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周恩来回北京之前特意交代过王力和谢富治：局势复杂，不要抛头露面，以免惹得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这两位大爷可没有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以为政策执行了，一切就完事了。

两人闲着无聊到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被认出了。那个年代，政治氛围比较狂热，中央的人到地方上通常会享有两种待遇：要么被骂挨批，如同过街老鼠；要么人人追捧，如同超级明星。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长，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首长，都是继红一时的人物，自然受到热捧。

一种罕见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共同拉着条幅，欢迎中央的人到来，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使者。那场景简直要把王力和谢富治当成钦差大人。王力也有了钦差的感觉，忘记危急关头保存自身的必杀技：和稀泥才是王道。

于是王力和谢富治去了一个造反派的据点，水运学院，发表了一通把他自己推向茅坑的谈话。在介绍王力的谈话之前，先看看王力是个怎么样的人。

王力，一九二一年生于江苏淮安。早早入党，早早干革命。别人干革命扛枪，王力是笔杆子战线的。战争年代还有时间写小说，据说还不错，现在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于是后来江湖人称大笔杆子。在中苏论战那一会，王大笔杆子是出了不少力的，当夸奖。

在中央文革内部，王力出门号称首长，实际角色还是书生、笔杆子、理论家。他熟悉的世界就是以毛泽东或江青的意图写文章，然后给大家讨论，然后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然后大家学习，享受那种幕后参与的快感。至于决策，或者台前执行，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以为顶着中央的名头在下面就可以大杀四方。所谓书生误事，就这意思。

王力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对造反派代表表态：“钢工总的案是要翻的，这是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意见，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点过头的。”在王力看来，自己不过是把中央决策给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是中央决策，大家只有接受。在王力的意识中，连元帅们都不敢对中央决策对着干，下面这群丘八又能如何。他不明白：政策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政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虽然传达中央决策但不是中央决策者，一言九鼎还轮不到他王力；中央决策是要传达但传达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方式可以成事，有的方式只能坏事，遗憾的是哪种能成事哪种会坏事他王力是没有概念的。

此时此刻的王钦差已经忘记了周恩来的交代。在他看来，他的表态没有超过中央决策范畴，说出来也无妨。但是作为理论家、书生、兼笔杆子的王力同志不明白，政治本身没啥秘密，关键在于是一种谋略运作。同一个决策，让军方领导，层层下达，慢慢消化，就能执行。在军区还没有下达命令之前，作为中央大员直接支持一派贬低一派，后果很严重的。

后果是啥呢，后果就是：造反派欣喜若狂，当天即用仅剩下的七八个广播台同时向武汉三镇广播：“中央文革坚决支持我们，‘百万雄师’的末日就要到了！”

这下彻底惹恼了百万雄师：好哇你这个王大胖子，不是打我们的脸么？你也掂量掂量自己。要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如此说也就罢了，你王力哪根葱？打过仗吗？被批斗过吗？知道我们实际情况么？竟然企图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在你骑到老子脖子拉屎之前，老子要把你踩在脚下！

百万雄师发力了，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大小广播台同时播送战斗进行曲和军乐，喊出“炮打谢富治、打倒王力！”；“王力是反革命的两面派”等口号。右派广播才停下，左派广播台又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你来我往，节奏比好莱坞大片还紧凑，好不热闹。

晚上王力和谢富治乘车进入军区司大院。全副武装的警卫营战士持枪肃立，枪刺寒光闪闪。团级以上军官都到了，大家要开会。搞笑的是，直到此时王力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来听自己教诲的，带来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之后，重提给左派翻案，还说军队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全然不知道已经置身狼穴。

司令陈再道咬牙低声对身边的钟汉华政委道：“好一个混蛋，要是在战争年代，老子非宰了你不可。你王力算什么东西，也配到我们军区指手划脚，乱放臭屁。”钟汉华小声回应：“这小子太不知好歹，来武汉不先找军区党委开会商量，反先去找什么造反派，心目中哪有解放军！得给这黑秀才一点厉害尝尝！”

有位牛师长高举起手要求发言。王钦差傲然地挥挥手：“我是在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作指示，不准别人打岔，更不准你们讨价还价。”然后再次强调道歉之类的玩意，就像中学生打架一样，一点不懂得变通。当然王钦差如此强悍，不是因为他本人强悍，而是他代表强悍的毛主席、林副主席。

牛师长也是有备而来，一抬手掀翻桌椅，带头退出会场，副师长、政委等人也愤愤离席。可以想象，王钦差很生气，但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他能做的只是大喝一声：“站住，给我把名字留下来！”

同为将军出身的谢富治理解军人，上前和稀泥。人家根本就不领情，还大叫：“老子就是不服气！告诉你们，这样闹下去，你们一个也逃不出武汉，老子也只有一条命！”一般情况下，地方军官敢在中央大员面前如此叫嚣，就表示要豁出去了。谢富治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脸色变了。王力仍然浑然不觉。

等到王力气派十足的回到招待所，发现住所已经被层层封锁，到处站着端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他们都是“百万雄师”的人！

直到此时王钦差才明白咋回事。此时钦差大人才显露并不强悍的本质。气派没有了，活脱脱换了个人，哭丧着脸说：“怎么办？这是反革命行动，我们跑吧，总不能让这伙暴徒捉住吧。”想跑，已经太晚了。

谢富治还想和稀泥（硬顶只能送命）。军人们和造反派冲进会客室，逼他们走出去，谢富治手握小红宝书，笑眯眯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谢富治，我是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委派来武汉协助王力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头脑冷静，不要发生误会。我们都是湖北老乡么，我也是解放军军人嘛！”

谢富治军衔是上将，和陈再道一个级别；同时还是公安部长，国家大员，江青都得给三分面子。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你他娘的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一名军人冲上前推他一下，差点把他推倒。身为狼狈。

下级军官敢如此对他，表示已经豁出去了。

众人愤怒地高呼口号，声震楼宇，楼下军人、“百万雄师”群众也跟着呼应。

王钦差瘫坐于椅上！他的警卫拔出手枪警告：“不准胡来，再动一动，我们立即开火！”

一名团级军官大步向前：“你们几个人敢开枪，我们就叫你们粉身碎骨，扔进大江喂鱼虾！”又对钦差大人说：“快走，识相点，跟我们上军区礼堂辩论！”

面对众人的怒吼，王力胆战心惊，赶紧抓住救命稻草——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慌忙间又不知读哪一条语录最合适、最具威慑性。

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进入会客室，大家都静下来。陈再道两眼通红，满面怒容，挥挥手：“大家有意见可以向中央首长提，他们走不了的，谁也不准动武，谁违抗我的命令，我就干掉他！”又威严的指指警卫：“你们还不放下枪？嗯！”

陈再道许下安全保证之后。在牛师长示意下，军人一拥而上把王力架出门，拖上小汽车。

第二天，军区大院临时召开对钦差大人的辩论大会。这场辩论大会很有趣。王钦差被七手八脚架上二楼一个阳台。台下黑压压站着几百名军人，一名青年军官冲上前，一把抓住王力的衣襟，扯下他军帽上的五角星：“你这臭秀才也配当军人？你算什么玩艺儿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蛋，挑动群众反对解放军，挑动造反派之间打血战，你亮亮相吧！”

台下一片鼓掌喝彩叫骂声：“打倒王力，王力不能代表党中央！”

钦差大人当然没有啥好说的。他虽然搞理论有一手，代表中央时也是滔滔不绝，似乎能言善辩。但是他面对的是军人，才终于晓得老祖宗留下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接下来的辩论就很俗套了，就像中央文革手段一样，王力同志享受了一番在北京多次强加于别人的待遇。一群“造反派”上阳台，给钦差大人一顿强劲的拳脚；阳台下的人群则在一旁愤怒的配音：“绞死王力，油炸王大胖子！”等等。

王钦差鼻子流血了，眼睛青肿了，头发被揪掉了；他能做的也就是杀猪般叫：“哎呀，不能打我呀，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王力同志，此刻你感受到那些曾经被你批判的人的痛苦了吗？如果把中央文革那帮人都这么批斗几场，或许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为。

这些人干得很解气，却害苦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区司令，中央大员在他的地盘被批斗、被暴打，与暴乱何异？在留守北京那些人眼中，这就是兵变。当然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武汉。一旦真的兵变，那将是西安事变重演。演员由蒋介石和张学良，换成毛泽东和陈再道。

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汉扣押蒋介石。南京乱作一团。一九六七年，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深陷武汉，局势不明，北京同样乱作一团。

中南海紫光阁。

风云人物们正在紧急开会，连向来怕见光、见风、怕声音的林彪都参加了。

会上，那位眼高于顶的江女士放下了一贯的骄傲，眼含泪花，说：“这可怎么是好？陈大麻子当真翻脸搞反革命政变了，向我们反扑了！他扣押住富治、王力事小，倘若他煽动军队扣住主席不放，那可不得了。”怎么办？江女士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她知道怎么办，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落到自杀的结局。就像所有妇人一样，失去主心骨（毛泽东）时扮演一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从这点上看，她还不如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好歹懂得坚持和谈，好歹敢于去西安犯险。

江青手忙脚乱，那么她的助手呢？陈伯达手摇折扇，摇头叹息道：“是呀，我早就预感到七月的中国处于反革命全面复辟的前夜，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我早就向主席说过。我在前几天还接见蒯大富、王大宾、牛辉林、韩爱晶等小将，向他们指出：由于带枪的刘邓路线分子已公开行动，中国已处于大决战的历史关口，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有失败危险。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内蒙古出了个王良太，如今武汉又冒出个陈再道。”啰啰嗦嗦讲半天，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难怪林彪说，陈伯达是一书生。何止陈伯达是书生，那帮人都是书生，事到临头除了啰嗦还是啰嗦。

至于天才的林副主席，反应一点都不天才，提出“立即派陆海空三军包围武汉三镇，做好镇压准备，同时对武汉军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广大指战员反戈一击、幡然悔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提议比何应钦当年提出处理西安事的方案高明一点点。当年何应钦是决定蛮干，直接轰炸西安。现在林彪的方案里是武力压迫，政治攻心。但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表示支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担心如出兵镇压，特别是出动空军镇反，会危及伟大领袖的人身安全。

最后还是没有失去主心骨的叶群建议：请周总理去武汉给主席解围，而后再采取一切能采取的行动平定“武汉地区反革命暴乱”，众人均表同意。当然咯，如果发生意外，最好连周恩来一起陷进去，那样大局就在林副主席控制下了。

叶群这一招，牛！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到武汉，先见毛泽东，两人作了长谈。周恩来亲自安排车辆，护送毛泽东一行乘车去武汉空军二号机场，一路上车帘封严，遇陆军士兵和“百万雄师”人员盘问，都是周恩来亲自露面调节，一路通行无阻。陈再道、钟汉华闻知周恩来随一车队去了二号机场，并不知他是护送毛泽东安全离开，忙轻车简从赶到机场，欲向总理申诉，却受到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的空军部队官兵们的阻挡。周恩来目送那架军用专机在八架歼击机护航下消失在天边，终于长出一口气。

只从一九五八年之后，毛泽东就不再坐飞机了，这一次破例，可见形势之紧迫。

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着手处理七?二零事件。经过一系列谈判、分析、忽悠、利益转化之后，陈再道同志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一起回到北京，享受一系列批评教育，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再次上岗，九三年离世。

陈再道将军虽然没有行张学良之实，还不如张学良。张学良被软禁，好歹有吃有喝有女人陪着。在中央文革的宣传中，陈再道同志从来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调戏良家妇女无数……总之是打着灯笼找不到亮点。因为这些特点，陈再道同志得以享受和彭德怀在一起接受批斗的高等待遇！

当然，这事中最搞笑的就是王力了。深陷粗暴大兵蹂躏之中的王秀才体验一番中下层军民文革斗争滋味，原本心灰意冷，回到北京之后再次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在机场，王力同志见到了革命战友兼靠山江青女士。她穿着军服，一手握住小红书，一手搀扶王力的手臂，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志们，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啦，这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呀。王力同志，我得知你们被杀人成性的大刽子手陈再道关押后，急得两天不能吃东西，夜夜失眠。”此刻的江青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演她自己，演的不错，只是离一流政治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是王钦差，京城当王英雄。王力同志抚摸自己青肿的脸，发现挨了那些拳脚还是值得的，毕竟自己成了“大英雄”！一时之间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啊。得意之下，不停挥动小红书给江青同志壮势。当然他有得意的理由——人生高潮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王力光荣受伤的大幅照片。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京城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王力、谢富治“胜利归来”。在京城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怕声音的林副主席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

王大英雄拖着伤腿上了天安门城楼，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这是故意安排，和武汉军区大院那个小阳台形成鲜明对照。真是受宠若惊啊！这一刻，王秀才打到了人生光辉顶点。天安门的欢呼让王秀才忘了武汉阳台下战士的咆哮。

古人云，水满则溢，月圆则亏。人生也是一样，定点之后就是下坡。四个月之前，赵永夫在青海屠杀了两百人之后，跑到北京去当了三天英雄。三天之后沦为阶下囚。王力比赵永夫走运一点，多当了几天的英雄。

英雄如同一杯兴奋剂，喝下之后增加当英雄的冲动。赵永夫如是，王力亦如是。

成为英雄的王力，只能在英雄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行，直到撞到南墙。

秀才遇到兵当然是有理说不清，但是秀才成了英雄，那就更无厘头了。王力同志成了英雄之后，脑袋逐渐发烫，烫到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国内已经容纳不了他了，要折腾到国际去——要去管外交。外交是周恩来的地盘，把外交拿下来，就可以送周恩来和陈毅喝西北风了。在中央文革集体智慧指挥下，王力趁自己人气正高，充分利用自己的煽动能力，鼓动红卫兵去外交部夺权。外交部经常被冲击。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摇摇欲坠了。再加把劲，揣一脚或许就倒了。所以造反派很高兴，后果很严重：火烧了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外交事件。

所谓文化大革命，说到底还是内政，跟外人没有关系。

给英国办事处来把火，相当于外事，外事无小事。

王力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他为啥要这么干？或者说，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也绝不会鼓动大家去英国办事处放火。火是意外么？可以理解为意外。因为造反派搞起来，啥意外都可能出现。如果不是意外会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有人故意搞破坏；另一种还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搞破坏的人要趁乱搞点事，那是易如反掌。他们是谁呢，可以理解为敌对势力，比方说敌国特工。如果不是敌对势力，那就是自己人搞的。那么谁会搞这么大的事，动机何在呢？回答这问题需要一点波折。

第二十一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谈谈起火动机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陷入狂欢之中。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眼中看到的全部是胜利。特别是江青同志，她认为自己的演出很成功，成绩很大。因为她看到的，是上海夺权成功，是全国夺权成功，是成功取代中央政治局。高层所有的反对力量，要么已经被打倒，如刘、邓、陶；要么正在被打倒，如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至于地方上的反对力量，赵永夫和陈再道已经在北京开喷气式飞机了，不是么。所以形式一片大好，非常好。当然还没有达到最好。

最好的结果是啥呢，那就是反对者最好全部趴下。虽然很多人都倒了，还有一个人挺立着。只要哪个人还挺立着，就谈不上最后的胜利。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好像没有威胁，他全心全意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央文革的行动相当配合，从不和江青甚至中央文革的人争风头。在中央文革的人到处煽风点火，去抓革命，周恩来只是默默的在搞生产，不动声色。尽管他小心翼翼，周旋于“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在那个狭小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是个庞然大物。

站在政治舞台之外看周恩来也就是一个干活的，每天加班加点的干，没有加班工资。辛辛苦苦不算，还要对各路人马笑脸相迎。中央文革那帮人呢，到处煽风点火，咋咋呼呼，吸引眼球，聚敛人气。实际情况确是另外一个情况。所谓政治舞台，所谓各种表演，说到底都是在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归根结底也就两个字，干活。

假如身在社会底层，可能白费力气，累死累活，功劳都是别人的。然而在政治舞台最中央，干活多，意味着权力大。周恩来恰好就在政治舞台正中央。各级政府，各个部委，所有关于生产运作的事，都由周恩来说了算，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基础都在他手里。

中央文革那帮人到处煽风点火闹夺权闹革命，说到底也就是想上位。他们煽动红卫兵去打去闹去夺去抢，以革命的名义夺权。打倒各个组织的人，从各个地方夺权。

然而夺到权力之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夺权之后，如果稳定下来搞生产建设，那么权力将汇入国家机器，从各级政府开始，一步步向上，最后又汇入周恩来手中。如果继续折腾，那么相当于自己折腾自己，啥时候是个头？看不到尽头。不论怎么搞革命，终究有个尽头。如果革命尽头之后，权力还在周恩来手中，那么相当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白干了。

如果不想自己辛勤劳动成果（夺权）被人摘，只有一个办法，除去周恩来。

要想除去周恩来很难。因为周恩来角色是合作者。和刘少奇邓小平要修正毛泽东路线不同，周恩来从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图，对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笑脸相迎。中央文革四处煽动造反派冲击政府部门，基本上把国务院管辖下的各个部委，上上下下都冲击的七零八落。换成一般人当总理，早就干不下去了。想一下嘛，今天外交部长跑来找你诉苦，明天煤炭部长过来找你理论，后天农业部长说我没法干了，如果你是总理能架得住么？把那个位置上换上江青，估计每天要哭好几遍（详情参照被陶铸说几句就大哭大闹）。

中央文革曾经以为这样就能把周恩来整垮。可是他们太低谷周恩来了，王明时代周恩来就在中央干活了。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那时候张春桥还希望国民党带来光明，那时候中央文革的其他人还穿开裆裤。周恩来历经党内所有领导人更换，历尽所有艰难残酷的日子，走的路都比中央文革那帮人过的桥多，韬略和涵养远非那群理论家能比拟的。在中央文革看起来搞不定的事，周恩来轻而易举的化解掉。中央文革不是要冲击各级政府部门么，让你去冲击。周恩来还配合中央文革，去搞游说工作，让大家跟着毛主席走，听党组织的话等等。如此一番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些被冲击的人，倒了，就躲在周恩来周围，周恩来尽量去保护；没倒的，依然在周恩来周围，因为周恩来在抓生产，搞建设啊。

就是这样，任凭中央文革风吹浪打，周恩来在风浪上闲庭信步，左推右挡，前摇后晃，就是不倒。后人因此说周恩来是政坛不倒翁，说他精明滑头，就说好了。说这些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的前提：周恩来参与过各个时代的中央，党内各个时期的人才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第一代将帅中，所有人都跟周恩来关系都不赖；各级政府之中的官吏，被打倒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保护伞，想干活的，只有周恩来能提供干活机会；另外，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容易吗？敢问如此不倒翁，有几个人能胜任？不信可以试一试，有几个人能让十大元帅中的任何一个改变主意？

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给推倒。周恩来不倒，实权就落不到他们手中。他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夺权。没有权力相当于白干。为了不白干，就要去推周恩来。如何去推周恩来呢，党内干革命、冲击政府的办法是行不通了。要不制造点外交事件试试？你周恩来能摆平党内所有人，不见得能搞定全世界吧，看你如何向英国人解释！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江青和康生找到红得发紫的王大英雄，让他出面搞一搞外交部。他们认为，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在中央文革策划下，组织上千人的“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揪斗陈毅。八月七号，王力会见造反派代表们，发表了一通鼓动演说。

王力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

王力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这些话是对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说的。这些人平时在外交部底层，负责端茶倒水拍马屁等工作。趁文革东风，决定夺权翻身当老大，享受别人端茶来，享受别人来拍马屁。现在王力告诉他们，你们的理想是远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手段是合理的，干吧。

对本来信心不是很足的造反派而言，王力同志本身就是榜样。革命时期没有战功，凭借文革青云直上，成为中央首长。到武汉捅出一个大篓子，回到北京却成了英雄，人气指数还在直线上升中，还有啥好犹豫呢，干吧。

一直闹腾到八月二十二号，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中央文革的目的到达了。在他们看来，冲击外交部，事情闹大之后，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给周恩来出难题；二，冲垮摇摇欲坠，正在家里写检讨的陈毅。陈毅周恩来的屏障，就好像彭真是刘少奇的屏障。彭真垮掉之后，就可以利用彭真的事直接冲击刘少奇。陈毅垮掉之后，可以利用陈毅的事冲击周恩来。第二点比第一点更为重要。

中央文革的人知道，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文革开始之后，陈毅就受到冲击。是周恩来和陈毅机智，利用毛泽东说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给挡了。二月份，陈毅那番高谈论阔彻底激怒了毛泽东。陈毅被迫检讨。中央文革决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机会选择的是不错，结果闹大了。

所以说应该办事处失火案，如果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敌人搞破坏的话，一定是中央文革中的某个人的下的手。放火不见得是王力交代的，但王力鼓励造反派其冲击外交部是事实。如果闹出严重后果，一定得有人负责。王力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中央文革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但是他们忘了，这样的难题是难不倒周恩来的。因为敏感时期，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向来是听从毛泽东的指示，而非自己拿主意。周恩来对眼前的局势，中央文革的良苦用心渴望一清二楚。换成一般人估计要去领导毛泽东那里反应，中央文革的人处处跟我作对，这活没法干了云云。周恩来反击非常艺术：找到杨成武将军，让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材料两条：王力的讲话，和冲击外交部的事实，以及当时因为陈再道再次引发的批斗“军队一小撮”；二，周恩来的个人观点：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去了上海，把材料交给毛泽东。

另一条线

看看周恩来的两个观点，好像是老生常谈，实则不然。

一个中央的领导不动摇，就没人能代替他的位置。中央文革也就折腾不出来啥花样。唯一能让一个中央动摇的前提就是军队动摇。只有军队动摇，政府才会动摇。所以才重复说军队威望不能动摇。谁都知道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威信有动摇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在动摇。

文革开始，军方受到冲击，批判军内一小撮，和地方上没有两样，很多中高层军官叫苦连天，连毛泽东最铁的铁杆许世友都被冲进大别山了。后来为了稳住军队，搞出《军委八条》，算是在军区大院前面竖一堵墙。接下来有搞军队支左。支左在青海除了乱子，又出台《军委十条》，把军区大院门前的那堵墙打一个窟窿。结果惹出武汉的事。

陈再道到北京之后，毫无悬念的享受到批判。林彪发话，全国大军区就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不听话。然后掀起一阵批判热潮，名曰，批判带刀的刘邓路线。周恩来是想把情况稳定下来，然而搞笑的是，批判陈再道的理由是“顶撞总理”。没办法，兵变材料没有找到，只找到陈再道在武汉顶撞周恩来的证据。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中，受益者有两帮。一帮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从没有公务员编制的几个人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另一帮以林彪为首。林彪本人就不说了，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大金刚军衔都不高，竟然都在短时间内成了三军大红人。吴法宪成了空军总司令。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打倒一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的基础上的。打倒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四野之外（比如军委的贺龙元帅，比如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比如地方上的陈再道上将），要么是四野出身却不怎么听话的。打倒这些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造成军内动乱。

周恩来提出解放军威信不能动，实际上也是要一个政府领导不能动。都是一个意思。两条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也就意味着给中央文革降火。

这一列过程中，中央文革的关锋比较活跃。

关锋，山东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三年，十四岁的关锋成为党员，可以算天生的革命者。四年之后，十八岁的关锋成为县委书记。和王力一样，关锋靠笔战斗的，属于革命书生、笔杆子、理论家。如果说他有啥不同，那就是和老乡康生认识比较早，并且得康生赏识。那个时代，关锋那种人最好的位置是中央研究室。

中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下面的智囊机构，和大人物们关系亲密，是笔杆子们镀金的好地方。毛泽东的几个有名的秘书均在那里干过。大名鼎鼎的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等人都曾再那里工作过，并由此走向人生的巅峰或低谷。在康生推荐下，关锋也进入那么一个前途光明、暗礁密布、随时可能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的机构里。当年反右派时代，作为红色笔杆子，关锋就非常活跃，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大作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比方说文革宣言《五?一六通知》，关锋就是起草人之一。

正因如此，关锋才有机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

在关锋的大作中，有一句强有力的战斗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上海风暴刚刚刮起来，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夺权。林彪为了表示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合作，让关锋在军内喉舌刊物《解放军报》上亮出那个响亮的口号，揪斗军内一小撮。由于那个口号过于响亮，关锋作为发明者，也将永载史册。

那个口号杀伤力极大，把光荣的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办到了蒋介石和美国大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关锋不仅仅发明了那个口号，还将其推广。

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和林彪以为领袖这一次肯定要大发雷霆，加大批判力度了，就以陈再道为突破口，批判带刀枪的刘邓路线。为了配合领袖的行动，红色笔杆子、书生、理论家的关锋自然要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很简单嘛，再写一篇大作，再次吹出——批斗军内一小撮——嘹亮的号角。文章在八月一号发表的，是建军节，离八一南昌起义刚好四十周年。在那样一个中大日子弄出那么一篇东西，结果可想而知。各路造反派人马闻风而动，南下北上，倒处串联，冲击军事机构，抢夺弹药，去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区大院再次鸡飞狗跳。比方说南京的许世友，又被赶入大别山了。

然而这一次，江青和林彪都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图。

离开武汉之后的毛泽东直接去了上海，没有回北京。江青和林彪在北京折腾老半天，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人影，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能凭经验和感觉去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结果南辕北辙，弄反了。其实也不能怪江青和林彪，他们在北京城里，对武汉发生的一切不是很清楚。

江青不用说了，让她在旁边也不会明白七?二零事件到底意味着啥。至于林彪，每天只是听半个小时“报告精选”，也不会明白究竟是咋回事。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恩来让杨成武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关锋的新出炉的大作也带上了。

八月二十五号，杨成武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干完了自己该干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成武啊，你也累了，休息休息吧，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你。”

毛泽东再次选择

七月二十一号，事变开始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到武汉见到毛泽东。二人在谈话期间，基本上各种情况都估计到了。最坏的情况就是兵变。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毛泽东才速速离开，留下周恩来处理问题。

毛泽东直接从武汉去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了被愚弄的感觉。如果说真的搞兵变，自己没有理由如此出来啊？陈再道等人实在不行扣押个总理也不错嘛。这种事不但没有发生，陈再道还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北京，听候中央发落。而在接下来的证据取证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再道搞兵变。这样以来就留下一个悬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事？

只从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共产党核心之后，在任何时候，他的意志都将实现。他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都取得预期的效果。建国之后历次运动，毛泽东想要哪个完蛋哪个就得完蛋。即使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反对声一片的情况下，依然展开了。可是这次武汉两帮人闹事，多大事嘛，按惯例一行批示就搞定了，没想到亲自坐镇，加上周恩来布局，弄出来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故来。

——这是毛泽东意志第一次遇到真正障碍。第一次没有得到预期效果情况下狼狈而归。之前大跃进也撞得头破血流，但那是败给了自然规律。这次不一样。

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什么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从他们联手开始，所有敢于挡路者通通靠边站了。

如果真的是陈再道搞兵变，那倒好事。直接镇压也就完了。一个小小陈再道带着武汉军区能玩出多大花样？让他出不了武汉三镇。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就是一场群众闹事，明知道王力代表中央的情况下还要抓过去痛殴，如果不是积怨太深，断不至于如此粗暴。

很明显，从西宁到武汉，以及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的事都之明一个事实：军队支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是反作用。故事陷入了极端，放任军队不管，会扑灭文革之火种。对军队管太多，又会造成军队本身的混乱。七?二零事件，就是军队本身出了乱子。

北京的喧嚣没能影响远在上海的毛泽东。他陷入了沉思，思考文化大革命这盘大棋接下来该如何落子。思考有两点核心思想：一，文革要继续；二，军队不能乱。

北京的事，军内再次揪人，外交部夺权，毛泽东都知道了。看见杨成武之后，他还是想了一个晚上。

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关锋搞的社论旁边留下醒目的批语曰：“大，大毒草！”

又曰：“还我长城！”

要知道之前吴晗那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也才得到——大毒草——的待遇，还少一个“大”字。至于“还我长城”更为悲壮了，好像之前只有悲愤之下的岳武穆手书过“还我河山”可与之相比。有了这样一个批注，关锋的美好生活是到头了。

八月二十六号，毛泽东派人把杨成武喊过来，对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从此号称中央文革“车”“马”“炮”的三大笔杆子、理论家、兼书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拍拍身上的灰尘，抖擞疲惫的精神，眼泪汪汪的走向监狱大门，直到十几年之后才得以重返自由世界享受普通人生活。

关于中央文革的精神和出牌套路，毛泽东看得很明白。他知道中央文革的人想攻下周恩来。但是他也知道，周恩来不能倒。周恩来到了，就没人干活了。聚集在周恩来周围想干活的老干部，在失去周恩来的安慰之后，必然出乱子。而且军队会继续乱下去。那样的话，文革就将变成彻底的武革。

周恩来火了一把

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警告中央文革，安抚一下动乱的军方。中央文革的核心还在，但是手臂断了。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老滑头，才不会去冲锋陷阵哩。真正煽风点火的工作，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干。江青虽然战斗力十足，但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不是她的强项。张春桥非常有能力又肯干，毕竟精力有限。还剩下一个姚文元，还得兼顾上海那样一个烂摊子，斗呀斗呀都的。这样以来，中央文革的功能保住了，制造纷乱的力量减小了。毛泽东如此选择虽然有无奈成分，也不失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一招好棋。

然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结果。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意见带回北京。周恩来开始行动了。周恩来办事可不像中央文革那班人，折腾半天也没有所以然。周恩来表示立刻喊人开会，召开一个小型中央碰头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解决王力和关锋。

为了达到目的，周恩来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步，开会之前，先跟陈伯达打招呼，放点风。因为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生了一场病治好，大权却落到江青手中。陈伯达受不了江青，就倒向了林彪。周恩来选择和陈伯达通气，是免得闹起来形成一个人面对整个中央文革喷口水的局面。虽然中央文革的那帮口水天王不太敢怀疑毛泽东的指示，万事还是有个准备好。削弱中央文革，对林彪那帮人也有好处，加上此次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形式，争取陈伯达并不难。

第二步，安排警卫守在会场门口，一声令下进去抓人就是了。

中央文革的人一听要开会，纷纷把口水制成弹药，准备在会议上继续给周恩来出难题，比方说陈毅的问题怎么处理啊，比方说徐向前是不是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啊，比方说那个外交事件究竟是咋回事啊、伤害了外国友人的感情怎么办啊等等。他们似乎看到了周恩来难以收场的样子，心里正在暗爽。

然而向来隐忍不发的周恩来这次没有给他们机会。会议开始，周恩来就说，今天要宣布一个最高指示，依然是他那不紧不慢的绍兴腔调把杨成武的记录读一遍，做出结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

其实就是隔离审查，怎么变成请假检讨了呢。只因为周恩来善于人际关系，说法委婉一点而已。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位大神踢出舞台。

当然王力、关锋心情立刻从夏日青葱的呼伦贝尔草原急转到秋天的沙哈拉大沙漠，被卫兵带走之后还没反应过来。江青和康生的脸色也从盛夏进入寒冬，心里盘算的是如何推卸责任，和那几位仁兄划清界线。陈伯达也是脊背上冷飕飕的，庆幸被带走的不是自己。他们看着眼前的周恩来，顿觉世界不同了。

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还是那么一团和气，还是那么讲究分寸，还是那么给朋友和对手留足面子。然而这样一个周恩来，之前在中央文革的口水战大师眼中，是那样软弱善良，如同羔羊一般。此刻口水战大师们深刻感觉到，那善良的羊皮之下比狮子还要勇猛。

这是周恩来的高光时刻，在整个文革中间，这样的时刻非常之少，但总算有过。尽管有过这样的高光，周恩来的日子并不好过。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他。当然，王力和关锋被带走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许多。当二人再次自由的享受到风吹日晒，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国人已经慢慢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想办法发财了。

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中央文革的车、马、炮同时失去，损失不小。号称大笔杆子的王力是车，革命急先锋关锋是马，戚本禹就是炮。炮，威力大，火药味浓。戚本禹，脾气大。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在山东，在上海长大，积极分子。十八年之后解放军进入上海，积极的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性格：耿直。

特点：脾气大。

绰号：戚大帅。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戚本禹的人生应该是最为顺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均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江青也经历过上海的是是非非，甚至被捕过。低一级的王力也经历过战场考验。关锋虽然比戚本禹还年轻两岁，人家入党时，战争还在继续。唯有戚本禹，入党时全国正好解放。而别人打仗时，戚本禹学文化。十八岁那年已经有了高中文化水平。当然十八岁高中文化水平放现在不算啥，当时非常稀有，直接去了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这样的就业机会，简直和天山掉下馅饼差不多，而且是很多年才会掉下一个的那种。

中央机要处的戚本禹具备一系列优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常常受到领导表扬。而戚本禹本人也是个人才，写字模仿毛泽东，写文章模仿鲁迅，均小有成就。

毛泽东和鲁迅，是哪个年代最有力的两个符号了。如果一个人能用类似毛泽东的字体写出类似鲁迅的文章，即使山寨版也罢，想不走红都困难。所以戚本禹走红了。

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一连串风波之后，戚本禹也写了一篇文章，写李秀成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支柱，力战之后，兵败被俘，写下自供状依然被杀。当时大家对李秀成的行为褒贬不一，褒的一方认为，李秀成已经为革命尽力了；贬的一方则曰，叛徒，不解释。戚本禹写文章曰，李秀成是叛徒，并且在大作中证明了一番。这事也没啥大不了，言论自由嘛，然而在那个文艺界即将整风的年代，就特别耀眼了。当然和所有时代一样，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会引来一大串板砖和口水。戚本禹面对四面而来的板砖毫无惧色，卷起袖子力战群雄，直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斗力之强悍，连号称大理论家的陈伯达也要让其三分，连康生也对其另眼相看，风头丝毫不让姚文元同志。

正因如此，在中央文革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戚本禹却是相当活跃。田家英自杀之后，戚本禹迅速填补空白，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与此同时，戚本禹还是江青的秘书。在那个年头，身兼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意味着什么？大家（各地党政干部）都明白，所以大家闲着没事都主动和戚本禹同志沟通。

戚本禹同志没有经过真正的革命考验，十八岁便跻身中南海，然后是名扬天下，受到领袖及其粉丝们的夸奖，根本不知道含蓄谦让为何物。所以看起来派头很足、脾气很大。

由于派头大，脾气足，江湖人称，戚大帅。

戚大帅开会时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大员，也是趾高气扬。连江青都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戚大帅当然会充分发扬自身战斗力，干好写文章、扣帽子、喷口水这些基本工作之外，还干了两件附加工作：煽动红卫兵造反和保护文物。从理论上讲，这两件事不冲突，然而那年代，这是两项完全矛盾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分，是全国大夺权的开始，也是运动的最高潮阶段，此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本应非常忙碌。然而他在百忙之中干了一件很多人看不懂却应该鼓掌欢迎之事。一月二十七号下午，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谈论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

当时情况是，许多红卫兵抄家之后就把人家资料文献啥的放把火。许多书籍非常珍贵，然后就飞灰湮灭了。戚本禹决定改变这个那样的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问：“为什么？”答曰：“怕。”

——好一个“怕”字啊！怕啥呢？怕自己和那些玩意沾上关系？

戚本禹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说：“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说：“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这些理由听起来极为不舒服。但在当时，在中央文革中，已经是非常理性的声音了。最重要的是结果。戚本禹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如此等等。

最后来一个总指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些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弄出了几条紧急倡议：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评：那个座谈会才是戚本禹一生的闪光点。

戚本禹虽然保护了一批文物。但他的本质工作还是鼓动红卫兵闹事。

起草《五?一六》通知有他。

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有他。

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有他。

鼓动造反派冲击朱德住宅有他。

如此等等，那是相当活跃，光辉业绩一串串。不仅纳闷，戚本禹同志，就不能安分一下吗？当然不能。如果能安分，他就不是戚本禹，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就不是江青的秘书。因为世事均有因果。戚本禹同志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不安分就是他的因。

一边是保护文物，一边煽动造反派造反，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至少不符合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印象。用时髦的话讲，这不科学。

那是一个人干的吗？当然是一个人。

首先戚本禹作为一个文化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地位重要，对文化至少了解不少。知道秦始皇焚书不稀奇，知道商鞅焚书的就稀奇，知道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已经可以算很有头脑了。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戚本禹当然知道烧书是不对的，要改变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戚本禹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进入中央，接触到的都是革命意识，认识到的全是革命行为。在他们那一代人之中，脑袋里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旧文化导致了中国近代落后（基本上是这样），革命带来了国家浴火重生（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要继续革命，要扬弃旧文化。当他之处秦始皇和商鞅焚书是缺乏批判精神时，也应该看到，他的首长同志们做的更加过分。

然而把这个理论放入实践中时，造成的结果是那样触目惊心，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戚本禹的行为才那么怪异。评价戚本禹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有文化的革命者。

一个有文化的革命者行为看起来如此奇怪，就表示文化大革命本身出了问题。

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待戚本禹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写下“大毒草”几个字。

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王力和关锋的世界当时就步入了黑夜。一开始二人只是被软禁在钓鱼台二号楼，还是在中南海内部。吃好、喝好、睡好，生活待遇啥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只是不能随便出去带领大家汉口号，不能煽动人家去造反，不能买帽子了。

每天都有专人给他们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不需要劳动，只有一项任务，写检讨。日子清闲得让人发狂，但比起街头武斗的广大炮灰要好多了。有一天，他们等来了领导陈伯达和张春桥。领导人当然还是那样春风得意，还是那样的笑容可掬，只是不再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陈伯达和张春桥告诉昔日部下曰，要好好的写检讨，深刻的写检讨，从骨头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那天是十月十六号。

十六号之后，专人打扫卫生的生活没有了，定期检查身体的医生没有了，因为二人离开了中南海钓鱼台，被关押到北京西山，每人一栋别墅。在那里，日子更无聊了，待遇也不一样了。然而比起那些被他们煽动起来红卫兵残酷斗争的老革命，他们还是天堂一样的舒服。他们是任务还是老一套，写检讨，加深检讨。

检讨啥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必须得写。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写得好的话就可以继续出去吃香喝辣，继续当中央首长，继续煽动红卫兵去批斗人家。写得不好，就要完蛋，还可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批判对象，要开喷气式，要戴铁帽子（如张霖之），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要好好写，可是又写不好，那个惆怅啊，那个郁闷啊，那个心有不甘啊，那个无可奈何啊，就不说了。这样写了两个月，终于不用写了，因为他们去了秦城监狱。

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没有了服务人员百般照顾，他们依然活得好好的，既没有生病死掉，也没有上吊撞墙出意外。大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风光，多么不可一世，在秦城监狱的夹板上，他们和墙缝里的被遗忘的蟑螂没啥区别。尽管如此，这个待遇也比被打断肋骨的彭德怀，比被截取腿的罗瑞卿好多了。

其实王力和关锋被忽悠了，在他们住进秦城监狱之前，他们只是供昔日战友们泼脏水的粪坑而已。所谓写检讨，也就是让自己承认错误，替中央文革背黑锅。当然，他们干的很好，把所有的错误自己扛下了，光荣留给了战友们。

戚本禹是另外一个行情。在王力和关锋倒下时，戚本禹还没彻底倒下。在警卫员把王力和关锋带走时，戚本禹还发言了。当然戚本禹也不想倒下。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倒下。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于是他做了一个错误选择：猛烈批判王力和关锋了。

戚本禹直接写材料揭发王力和关锋，所有脏水往昔日战友身上泼。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在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泼脏水。不同的是，那几位战友兼领导不仅把脏水泼向王力和关锋，同时泼向没有倒下的戚本禹，说戚本禹和王力、关锋是一路货色，坏人披了一张好人皮，挂羊头卖狗肉，扮演好人害好人，欺骗俺们这些无产阶级老实人。

一开始，毛泽东对戚本禹是有感情的，是保的，是欣赏的，所以才让周恩来争取一下戚本禹。然而戚本禹表现太差了，出了问题首先是推卸责任、是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泼脏水。这种人如何能重用？成大事者，没有不出错的。出了错而不敢承担，还能干啥？如此一个不敢承担之人，保下来何用？看看周恩来，有了错先自己扛下，然后再寻找要因。那才是老一代领导人的处事风格，也是他们干革命成功的原因。

所以戚本禹很简单，即没有中南海钓鱼台过度，也没有北京西郊别墅软禁，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了。他的待遇和曾经的战友王力和关锋一样：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毛泽东不仅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很失望，同时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也失望，一看就没有一个可以独当一面之人。但是不用他们又能用谁呢？能独当一面的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去了，死的死（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正在死去），贬的贬（如邓小平、陈云），伤的伤（如彭德怀），残的残（如罗瑞卿）。

然而，尽管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在后人看来没少惹事，本质上也就是书生而已，写写文章、煽动一下，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执行者。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起多大作用，那是鬼也不信。但是站在文革立场来看，他们又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程度远胜过绝大多数人。写文章最起劲，搞煽动冲在前，可以说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理论最为坚决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各自在秦城监狱挣得一个单人房间。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还在高峰。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期间，执行文化大革命最为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跌入谷底，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名义上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玩不下去了。

促使王力、关锋、戚本禹走向秦城的因素，不仅仅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失望，还有另外一件事，即武斗。

第二十二章 血

最后一个选择

武汉闹事之后，到上海的毛泽东意识到两件事：不能任凭中央文革无限制闹了，要泼点冷水，于是就有了文革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中南海辛勤劳动到秦城吃免费皇粮的故事；第二，就是军队支左是个错误。如何错的，参照前文。

在中央文革战斗力下降，军队支左不成功，王、关、戚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一个空壳。其中陈伯达是林彪的人。康生是老滑头。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而奋斗。指望他们三人玩出花样，鬼都不信。

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的情况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继续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原本军队支左，目的也是增加红卫兵战斗力的，没想到起到反作用。那么如何挖掘红卫兵的战斗力呢。从文革开始以来，在强大的宣传力度下，基本上所有在校年轻人都发动了。红卫兵也是非常卖力，能冲击的都冲击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战斗力基本上到了极限，还如何增加？

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武器，改善装备。

武汉事件之后，红卫兵有了枪支弹药，一部分是发放的，一部分是抢的。

没想到武器一到手，不仅没有增加红卫兵的能量，更起到反作用，造成彼此自己的更大规模武斗。伟大领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赶快在九月五号号召大家把武器上缴。然而正如红卫兵运动本身一样，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双方都有武器，谁愿意上缴？谁能保证自己缴枪之后对方也缴枪？谁能保证对方不私藏？所以很大一部分武器流落在红卫兵手中，武斗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到红卫兵进入历史。

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文化大革命都是一段惨烈的故事。故事本身浓缩着深深的悲痛。所有被牵涉进去的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所有人付出的代价加在一起促使文革走到尽头。

前面说过，因为文化大革命，许多党政要员付出了代价，社会精英付出代价，军方统帅付出代价，中央文革小组本身也付出代价。最后连江青和张春桥付出了代价，走向监狱。毛泽东也付出了代价，如今被非议。

这一连串的代价之中，现在说一说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付出的代价。

关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红卫兵去干人家，拉着高干开喷气式飞机，去社会精英家里去抄家，去挖墓砸文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对之后社会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就是红卫兵本身。

社会影响暂且不谈，谈谈付出代价吧。代价就是大武斗以及后果。

大武斗

从红卫兵诞生的那天起，不合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大饥荒篇章里，描述了一个走向大饥荒的农民张三。现在描述一个走向大武斗的红卫兵，叫红小鬼。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红小鬼在上学，不管是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身份是一样，都是建国之后，在豪迈、阳刚的红色思想下教育出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要理解红卫兵所作所为，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大背景。红小鬼的童年或少年，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那十个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十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从英国鬼子到俄国长毛到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的磨砺；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的垃圾人物，北洋军阀前后各种各样的垃圾军阀，如热衷于盗墓的孙殿英，如火焚少林寺的石友三；中国人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耻辱，比方说各种租借内的歧视。

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人不一样，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耶稣基督、释迦摩尼、安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财神土地，中国人都相信，但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多数中国人相信。唯一能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叫政治。其它地方常常为宗教打仗，你死我活，看看《圣经》，记载的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史。中国人只会为政治打仗。

在中国分分和和的历史上，凡是和的时代，是以一个政治家为首、其它政客俯首听命的时代；分的时代，就是那种有一大串政客冒充政治家的时代。

远的不说，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失败，就因为他们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各自盘踞一方。共产党胜利，只因为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百年积弱之后，再一次重新聚拢在一起，在同一种思想下，以一个人为首，骄傲的挺起胸膛。特别是抗美援朝之后，民族意志和热情空前高涨，豪迈的英雄主义笼罩华夏大地。

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红小鬼，他爸有权也好、有钱也好、修地球也好，受到的教育统统是一样的：你们是红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红小鬼没有变形金刚看，没有奥特曼可以玩，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各类英雄。那些英雄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他也不会去早恋，在那英雄主义充满天空的世界，没空搞那些儿女情长。各种享乐主义也是没有的，因为没啥乐子可想。在那种情况下生长的红小鬼有两个三个特点：淳朴，刚强，参与社会活动积极性高。

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也就是五九年之后，社会出了大问题，各种矛盾激化。在今天，一点小事可以引来一大堆口水，一个项目就能引来群众事件（如什坊事件）。那个时代可是全国性的饥荒。今天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有麻将可以玩，有比赛可以看，有各种风花雪月场所可以去，有各种奇闻八卦可以唠嗑，依然会为了一个项目走上街头，而这个行为还是遭到政府反对的。当时那些人，啥消遣都没有，整天关心政治，谈论英雄，幻想有一天成为英雄，吃不饱饭饿肚子，要不要去闹？当然要去闹。而且他们还有最高领袖的支持。支持他们的那个领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以来排得上号的政治强人。

有了这个背景，红小鬼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走上街头去闹事。闹事的前半年，当然是很爽的。把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拉到某个地方批评教训，那一瞬间还真有当英雄的幻觉，真有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幻觉，真有拯救天下的幻觉。然后在那强悍且稚嫩的心理就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在咱们中国，凡是都不是孤立的，除了高端科研（很少）和创造（稀有），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都会有一大堆抄袭的、模仿的、跟风的，闹革命也是一样。红小鬼很快就发现，周围出现同样的组织，但是却在干不同的事。红小鬼及其同伴们要打倒的人，其它组织却在保，在对着干。他们也和红小鬼一样有错觉——小爷是代表革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凡是阻挡小爷脚步者，就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

这样一些人碰到一起，就好比火焰和炉子同出一个房间，迟早要擦出火花的。

一开始大家自诩为革命接班人，还是讲点文明的。首先是贴大字报辩论，不过瘾，就约架，搞辩论，搞文斗。换成现在就是，在网络上辩论谩骂，谩骂不过瘾，通过网路相约，出来搞辩论。辩论不成就动手。只不过现代人相对文弱，缺乏血性，即使冲突了，也就是踹几脚，然后回到网上继续骂。那时候的人比较强悍，动起手来是成群结队，菜刀、钢钎、枪炮应有尽有，而且没有警察抓人。如果当年有新浪天涯什么的，口水战肯定相当可观。

军队支左之前，红卫兵也有内斗，还是以竞争为主。大家高喊诸如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投入打砸抢事业。因为夺权刚刚开始，观点不同不要紧，各有各的山头和地盘，各干个的嘛，一方去冲击外交部，另一方可以冲击农业部，共同建功立业，积攒吹牛资本。国家机器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机关部门虽多，却也禁不起造反派连续不停的冲击。一段时间之后，能冲击的地方都冲得差不多了，能夺得权力也夺了，大家又见面了。

红小鬼及其同伴们又看见讨厌的对手。怎么办呢，文斗辩论都搞了，唾沫也吐得差不多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好吧，那就武力见高低吧。

其实红小鬼讨厌的那些人看红小鬼也是一样，讨厌着呢。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场景。

场景之一：红小鬼和某个讨厌的敌人相约于某时某地辩论搞文斗，去了一看，对方呆了一群人，大爷的，是个陷阱。红小鬼一看，要么拔腿就跑装孬种，要么硬着头皮当好汉，结果可能被揍得头青眼肿。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红小鬼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属于某一个战斗集体，他的脸面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整个战斗集体。面子被人家泼了屎尿，怎么办呢，自然要捞回来。于是红小鬼和一帮战友，在某一个角落抓住一个或几个敌人。其实那根本不是敌人，还可能是同学或者老乡，因为站在不同的战斗集体里而成了敌人。对待敌人是要残酷的。个别敌人就丧命了。有人不堪侮辱，会从楼上跳下去，寻找生机，在落地摔成肉饼之前高喊口号，如战斗到底！毛主席万岁！

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楼，或者跳悬崖。当然也可能不是跳，是被扔下去的。当然跳下去或者被扔下去摔成肉饼的不是别人，就是红小鬼。但是为了借用红小鬼的绰号，假设他没死，死的是别人。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二：凡是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必然卷入武斗。红小鬼也一样，要和战友们一起于敌人相约比武，时间是某时某地。原先说好是六对六，或者十对十，而对方不守（也可能是己方）诺言，战场四周设下埋伏。

结果就相当于一群人包围一队人。这个时候，一群人心头充满喜悦，好像要抓住老鼠的矛；一队人心中自然是恐惧，如同看见陷入猫的包围圈之中的老鼠。然而喜悦也好，悲伤也罢，都是前戏，都是铺垫。喜悦者是否能喜悦到最后还要经过残酷的考验。战斗一开始，就没有喜悦或悲伤，只有生和死。在生死之间，人就会变成凶猛的野兽。不管是周围的人，还是被包围的人，都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战斗。

战斗中的野兽是凶猛的，残忍的，没有情义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尽管他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但是在生存本能驱使下，手中的菜刀或者钢钎会毫不犹豫的招呼对方。如果有炸弹，也会毫不犹豫的拉开导火索。

这样的情况下，红小鬼可能拿刀砍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砍死。为了红小鬼这个绰号，现在假设死的是别人，红小鬼依然毫发无损。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三：最为残酷的斗争方式当然是枪战。用刀砍棍打的方式固然热闹，杀伤力毕竟有限。就算一伙人围住一个，也不见得非得把对方打死，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枪就不一样了。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打中要害铁定完蛋，即使打不中要害，医疗跟不上，流血也会死掉的。

枪战一开，必然是大规模的，是一派对另一派。两派人马可能占据一个学校当战场，再看看如何解决对方。也可能从城市混战到郊区。交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场面，比方说可能有人不小心弹腔匹马误入敌阵，然后就会小命不保。

枪战一开，就再也没有朋友之情，再也没有同窗之谊，只有枪支弹药、准星、目标、敌人，只有生和死。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如果是敌人死了，那是最好。如果是战友死了，那就举行一个哀悼会，化悲伤为战斗力，继续战斗。

场景之四：武斗过程中，战友的死亡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哀悼战友也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死人盖着红布，爹娘亲朋都成了过去式，活人戴着黑纱，还要继续战斗；死人平躺，旁边放在陪伴他去另一个世界的红宝书，活人直立，手中拿着这个世界的宝贝——红宝书。然后在墓碑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明月换青天”；或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看这诗歌，多么坚硬。

接下来朗读一段祭文：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某某某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或者，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这个仪式很的功用很简单，一边为死去的战友哀伤，一边聚集怒气继续战斗，去杀伤，去制造更多的死亡。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爹疼娘生天地养，就这样死了，去不去反思死亡，而是追求更多的争斗，可以说是疯了。

大家仿佛都以林副主席的《战歌》为榜样：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多大仇啊。

如果有俘虏，还会把俘虏。俘虏全部光着上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俘虏全身有可能被涂抹已成嘿嘿的锅灰，鲜红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处于一种不死不活，要死要活，不红不黑，又红又黑恐怖状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追悼仪式，可能会散步一种恐怖因子。俘虏起到一种鼓励作用。伤痛的刺激加上俘虏鼓励，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经历这一系列遭遇之后，红小鬼没还活着，那么好吧，到今天已经是个老人，终于可以回忆反思过去。

要想全景式描述红卫兵武斗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太复杂，太乱了。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战例讲一讲武斗对红卫兵走势和结局的影响。

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号，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的三天之前，地处遥远大西南的重庆成立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包括学生、工人、干部等人，他们组织了各种战斗团体。后来为了方便宣传，全部称为“八?一五”派。

这个派别一看就知道先天不足。男女老少一大堆，大杂烩，意见不合在所难免。特别是面对大家共同的事业——打、砸、抢——方面看法不同，偏偏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意见不同怎么办，分裂。最后分裂出一个超强的战斗集体，叫“反到底”派。这个名字就传递出两个信息：一，很唬人，战斗力肯定不弱；二，没前途，何时才能反到底？

等武斗来临时，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八?一五”对决“反到底”。

双方成员组成大致相当，都是学生和工人混编。所以武斗地点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和各个企业，根据业余的军事常识对战。比方说占领战场制高点，就是抢先占领战场上的厂房，学校宿舍大楼什么的。进攻或者反制，就是争夺厂房、宿舍楼什么的。

重庆武斗特点是斗争程度激烈、持续时间长、伤亡大。很大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重庆地处西南腹地，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战争，很多军工企业迁移到大西南。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军工企业在重庆。比方说现在建设摩托生产基地，当时就是军工企业，有一个连的军队守卫。大量的军工企业自造大量武器。大量生产军火的工人卷入武斗。加上中央在武汉事件后允许持枪。大量的武器流落到武斗战场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号，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重庆武斗开始了。夜里，“八?一五”偷偷占领了建设机床厂旁边山顶两栋小楼（占领制高点）。建设机床厂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旁边山顶小楼却被对手“八?一五”占领，“反到底”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决定夺回那个制高点。上午八点，“反到底”的集结人马进攻山顶小楼。一番喊话、谈判、警告、威胁无效之后，进攻！“反到底”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小楼，投掷燃烧瓶。

“八?一五”的人则凭险据守。双方就这样展开攻防拉据战，均有伤亡。两个小时之后，“反到底”的人渐渐失去了耐心，决定来点真格的，于是就出动了他们攻坚力量，一个叫红大刀的战斗小组。红大刀的成员以建厂年轻工人为骨干，各个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牛劲十足。他们常规武器全部自己手工生产：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如果不动用枪支弹药等热兵器，在常规冲突中，那玩意在对战中的杀伤力即使比不上关二哥的青龙偃月刀或张三哥的丈八蛇矛，对付肉体凡胎是绰绰有余了。他们找来梯子，手持武器，在燃烧瓶的掩护下开始攀爬攻坚，上演真人版电影。

与此同时，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发现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兵团。这个兵团也是战斗力很强。在武斗之前，他们在空压厂制造两栖坦克车。现在他们离开空压厂，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口号冲向战场。

援兵赶到，内外夹攻，“反到底”支持不住了，承认暂时失败，开始撤退。“八?一五”则乘胜追击。一个“八?一五”的人看见一个“反到底”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红卫兵同志潜力迸发，硬是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赶者把手中的钢钎当标枪，奋力朝那个红卫兵掷去！幸好那个红卫兵是体育健将，差点入选空军飞行员，凭借矫健的身手躲过一劫，后来还是死在武斗中。另外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小将就没有那般幸运了。

宋正言是一高中生，跟随本方人马撤退过程中，很不行落单，陷入包围圈中。“八?一五”的人一看抓住一个活的，便好好发泄了一把被武斗激发出来的兽性。他们用钢钎招待宋正言，捅了又戳，戳了又通。一群如狼似虎的兽性大发之人把宋正言弄得全身都是窟窿，往往冒血。宋正言不过十几岁，小草一样的年华。

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

战斗结束之后，双方撤离战场，宋正言被战友们抬下来，全身二十多个伤口，于下午一点钟死掉。宋正言是这次武斗中第一个牺牲者，成为烈士。他的死彻底激怒了“反到底”派。他们愤怒了，回到大本营立即布置战场：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在大幕拉开之前，武斗还是冷兵器，杀伤力不大。四天之后，七月二十九号，终于发生了枪战，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是枪战。

武斗立即开始升级，从步枪发展到机枪，从机枪发展到动枪动炮、坦克、军舰。除了原子弹和飞起，中国军工厂生产的兵器搬到中国大地上演示，实景演示。

属于“反到底”势力范围内部的建设厂，主要以生产轻型武器，以枪炮为主。宋言正的死亡加上枪战发生，使得他们立刻做出反应，准备释放大招：发枪！

七月三十号，也就是枪战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隆重的发枪仪式，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示威；再拉开枪机，刺刀撬开一箱箱的子弹，分发下去。各路人马开始汇集，摩拳擦掌，发誓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的情形也差不多，都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图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八月一号，建军节，建军四十周年。那一天，中央文革的关锋在报刊上重提批斗军内一小撮。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副武装“反到底”向“八?一五”发动进攻。他们用自己生产的武器开道，用炸药爆破。一时间“八?一五”占踞的地盘火光冲天。

在冲锋于反冲锋的拉锯中，喊杀声不绝于耳，夹杂着惨叫声、呻吟声，构成一曲恐怖的乐章。在哪恐怖的乐章下面，是绝望挣扎的人们，是兽性大发的人们，是伤痕累累的人们。

狂野的枪炮声昼夜不熄。惨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八月三号早晨，“八?一五”支持不住了，全线溃逃，带着战友们的尸体。“反到底”的人马则在后面追击。一路上枪战连连，打死打伤不少人。

这个回合，“反到底”胜。

八月五号，“八?一五”的人马为了夺取建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的人抬肩扛，将两台大口径四枪管的重机枪推到半山腰上架上。“八?一五”的人携带轻武器仰攻冲锋。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八?一五”死伤惨重，死伤者漫山遍野。八月天，尸体很快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他们都有父母，很多人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不死，他们可能成为各个行业里的精英。

这些只是武斗的一角。武斗中死掉的一部分“八?一五”成员埋葬在重庆沙坪公园小溪亭阁不远的地方，称“八?一五”公墓，依山傍水，鸟鸣清幽，曾是解放军烈士墓。那些生前热血满怀的冲动派，终于在幽静的环境中长眠了。他们曾经有最热的血浇灌纯粹的理想，最终从后人那里得到的只是质疑的目光。现在人看见红卫兵墓，感情总是复杂的；对待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是困惑的。

一方公墓留下一个巨大的课题。

重庆乃至全国的武斗，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夏。武斗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那段时间，中央给了造反派武器，允许武斗，因此斗争极为凶狠，完全超出了预期。九月五号，中央下命令鼓励大家把武器上交。一部分上交，另一部分没有上交。比方说“八?一五”和“反到底”就没有缴枪，或者说缴枪也没用，人家自己生产枪支弹药的，掌控资源。要么文化大革命结束，要么另外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介入。

双方你来我往，明争暗斗，一直斗到一九六八年建军节，来一次决战。这次决战中，“八?一五”依靠人多势众，精心布置，打散了“反到底”。

这一战之后，双方尘归尘、土归土，死的死了，没死的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查干身上的血迹，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乡下，他们荒废了人生之中的黄金岁月。

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开始，文革之火基本上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双方大武斗，直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空架子，直接导致文革在基层的行动中的破产。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多表现在概念和象征意义上。

压垮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恰恰是另一个故事。

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该干的事都干差不多了：该打倒的人打倒了（如刘、邓、贺、彭、罗），该夺的权利也夺了，该裁员的裁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了，军队也出动了，武器发放了，武斗也斗了大半年了，改出的招数都出差不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思考。

高层正在考虑召开九大，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回顾总结，展望一下未来。在普通人身上，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也就是给自己鼓鼓劲之类的。中央不一样，需要权力重新组合。被打倒的那些人形成一个个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在基层，骚乱还在继续，武斗的枪声时不时从不同地方传来。

骚乱过程中，许多红卫兵组织分裂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红卫兵最著名的领袖蒯大富亲手创立的、亲自领导的、一手指挥的，依然没有都过命运的侵袭，走入不可挽回的结局，分裂。

井冈山兵团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在蒯大富领导下，从骗斗王光美一鸣惊人，就没有停止过，时不时把中央大员（如彭真、罗瑞卿等人）拉过来批斗一番。

关于夺权，蒯大富认为：“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蒯大富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由于战绩过于辉煌，北京已经容不下他们，他们称霸清华园，不够；名扬北京城，不够，还要继续。把手伸向全国。在夺权的黄金岁月里，井冈山兵团以联络站、记者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派遣近千号人马，直接干预当地文革斗争，武斗文斗都有，劝方位服务。

蒯大富带着他的井冈山兵团把手伸向军方，甚至把军委文革小组长徐向前的家给抄了，还想绑架徐向前，好在没有得逞，不然又多一冤案。揪斗军中一小撮有他们，武汉七?二零事件背后有他们。他们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乱一点。

然而一切辉煌和风光都是表面的，兵团从诞生那一块起就蕴含着很多不确定成分。

当年清华以内大大小小的派系一大堆。为了寻找存在感，各派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书生嘛，观点话题自然不难找。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下之后，有人渴望继续建功立业，结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有人把贴康生和江青的大字报，还有人想挠一挠毛泽东和林彪的虎威，自然都是不了了之。因为造反工作要靠中央文革的支持。没了中央文革，他们就是秋后蚂蚱——没啥可蹦跶的。

井冈山兵团是靠大棒和帽子起家的。大棒和帽子不仅在高干和社会精英中推销，还在造反派中推销。井冈山兵团要当老大，成为一哥，对于其它红卫兵组织只能分化瓦解，招数如下：一，兵团内部，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意见向左的人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再通过各种帽子压住；二，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归结起来就一条：听话是战友，不听话是对手。

这一系列折腾之下，不满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大，分歧越来越大。大家同样是造反，凭啥一切都是你蒯大富和你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说的算？凭什么你们就是真理？真理是你们表叔二大爷不成！既然权威算不了什么，既然夺权就是一切。那么你蒯大富可以去打倒权威，可以通过打倒权威而成为权威，可以通过夺权而掌权，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倒你蒯权威不是。

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号那天，井冈山兵团分裂了，分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团派归蒯大富领导指挥，四派是他的敌人。

四派发表文章质疑蒯大富的团派：“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过来就是，为啥老是我们清华当出头鸟，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蒯大富同学利用咱们清华的热血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比方说进中央（当时有传言）。

为什么，夺权呗，运动呗。大家都是一个样，只是主张不一样而已。四派要求给老干部平反，说团派干部也有缺点，总之是要另起炉灶和团派对着干。如此这般的结果只能是没结果：在唾沫星为常规兵器的战场上永远不会有胜负。

双方开始用嘴辩论，你来我往，不已乐乎，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弄倒最后，两派人完全对立起来，一派说应该往西，另一派也不管对不对，本质为反对而反对的思路，一定说往东；一派说咱们红卫兵今天应该出门大狗了，另一派则说，不，应该去捉鸡。

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

四派则针锋相对：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给团派那套理论贴上标签，美其名曰“大翻个理论”。

原来战斗力强大的井冈山兵团，就这样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严重影响了造反的宏图大业。开始开会只是喷口水，升级到会场拳头，就像台湾议会那般。紧接着会场拳头升级为会场暴力。解释一下会场拳头和会场暴力的不同：会场拳头，是指与会者双方看对方不爽，亲自上阵挥动手臂、扔破鞋、青菜、臭鸡蛋，详情参照台湾两党开会。会场暴力则是外界力量干扰。比方说团派开会时，四派人马取冲击会场，扔破鞋、青菜、臭鸡蛋之余，还会加上配音：团派龟孙子王八蛋等无休止的口号。

这样以来形式发生了转变：继续造反之前，要摆平内部斗争，攘外必先安内。

既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既然唾沫星无法消灭对手的反对精神，那就用武力消灭对手的身体。

双方在清华园内部拉来战场，好吧，你们占领图书馆，俺们占领科技楼，对战！开火！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二十七号，前后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们用拳头代替舌头战斗、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双方你来我往，交锋无数回合，依然没有分出胜负。斗争方式主要有一下两种。

第一种方式，绑架：这是黑社会流氓团求财的手段么，不错。黑社会绑架勒索，那都是小儿科，和当年红卫兵比起来，他们只是一根冒险。当年的红卫兵，那可是连大元帅和中央大员都敢绑架（参照彭德怀和彭真待遇），绑架了部长给批斗死的案例（张霖之）都有。团派和四派的内斗也不会放弃这么有效的手段。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侦查、追踪、引诱、突袭等方式把对方重要的人物控制起来。这是连锁效应，团派绑架四派的人。四派的人也不甘落后，会报复，反过来绑架团派的人。那种绑架和黑社会不一样。黑社会绑架一个人，只为点钱财。红卫兵则不同，为了所谓理念。绑架一个人，目的是策划对方反水，从敌对阵营投入我方，弃暗投明。如何让对方弃暗投明呢，首先像唐僧一样唠叨，诸如我们代表真理和正义啊等等。当然唐僧咒不管用时，他们会挥动孙悟空的金箍棒，砸丫的，具体就是对待社会精英的那一套，如喷气式。总之是不惜代价让反水，正如黑社会不惜代价要钱。

第二种方式，群殴：每个人想必都见识过群殴场面，某一天放学路上，某个城市角落，都可能会有群殴事件发生：一帮人叽叽喳喳，跟唱戏一样叫个不停。然而大学群殴有几人看见过？休说群殴，斗殴都不多。毕竟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墨水也喝了不少，自尊心、自主意识、是非观基本上都形成了，懂得用脑子解决问题。要说全国第一流的清华大学，还是顶尖的学生群殴，那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了。没办法，大家都要革命，脑袋瓜子都不错，嘴皮子也不错，谁也不服谁却要说服对方，要啥办法呢，只有动拳头了。当然不是赤手空拳，大刀、长矛、弓箭、钢钎啥的应有尽有，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形容书生战斗力差的。然而逼急了，战斗力差也得去战斗。而且只要去战斗，就会打死打伤打残。

如果有人不幸被绑票或被俘，将遭受如下待遇：捆绑，用电线或细绳五花大绑，结果是关节肿胀；被关押在几个一百瓦的灯泡房间里，四周门窗全部钉死，日夜不熄等，墙壁或者房顶上有一个小孔，充当摄像头，有人监视（监视者也辛苦啊）；皮鞭、棍棒、拳头是不可避免的，某些时候还能品尝到别样花招，如罚站，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直到腿脚肿胀、汗流浃背、头昏眼花。当时七八月天，空调电风扇啥的就不要想了，蚊香蚊帐也没有，光蚊虫就够喝一壶的。

第三种方式，武力威慑：眼看前面的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进一步升级，威慑。威慑不等于威胁。个人角度上讲，老子要拿刀砍你，那叫威胁；在人家家门口加上枪炮，叫威慑。从国家角度上讲，不要在占领俺们领土，不然俺们开炮了，那叫威胁；把原子弹放好，那叫威慑。按道理说清华园的高材生们都有发达的脑袋，不会搞武斗的。既然要搞武斗，那也是非常有特色。别的地方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实干。清华园的武斗不同，他们是有清华特色的武斗。他们手中也有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很少摆开战场大干一番，而是在清华园内修筑工事，拉铁丝网等等，建造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威慑对手。四派不敢轻易进攻团派的同时，团派也不敢轻易进攻四派，达到一种无力上的平衡。相当于一个山寨版的冷战格局。各自躲在自己的据点里侮辱攻击对方，也有对战，但基本上不是生死肉搏。

这就是双方在清华大学大战一百天，仅仅只有十一人死亡（被长矛刺死、被毒打致死、跳楼摔死等等，只有四个学生中弹而死），三十余人残废，伤亡率颇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有头脑的不是。所以嘛，把枪弹当成核弹来用，搞武力威慑嘛，挺好。要是想重庆那个武斗方法，估计双方别想离开清华园了。

那场武斗除了时间持续的长，规模并不大（放在当时背景看），残酷程度上讲也不算啥。因为是众人瞩目的清华园，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清华井冈山，所以影响很坏。

所谓影响，不仅仅是社会影响，还影响到高层决策，即毛泽东的决策。闹到最后，四派撑不住了，开始求援。

第二十三章 无奈的结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巨人手腕搞出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巨人的两只手，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

由武汉七二零事件导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岗吃皇粮，导致了中央文革煽动努力大幅度下跌。除了老滑头江青之外，仅仅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其中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上海一个烂摊子要管。中央文革基本上走到了尽头。

武斗事件造成红卫兵内斗，再也没有力量去管社会上是是非非。早期那种强悍的冲击力消失在内斗之中。可以说红卫兵武斗，就是中国内斗传统的山寨版。

其实毛泽东对清华园，乃至全国的武斗非常清楚。七?二零事件之后，也正是他同意给造反派发枪才导致武斗升级的。一年之后，武斗如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进入了一种宿命般的循环，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让红卫兵小将走人历史了。

一九六七七月二十七号清晨。北京市数十家单位的三万多工人打着另一个旗号进入清华园，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大名鼎鼎的的工宣队。这三万人干嘛呢，调节武斗双方，通俗点说也就是劝架的；高雅点说法，维和部队。

当时清华园内对战双方加在一起不到一千人，维和部队来了三万人，斗争双方都傻眼了。尤其是蒯大富同学，一心消灭四派，眼看把四派逼到墙角，一看黑压压的几万人（讹传为十万人），那个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心房差点硬化为玻璃了。

冷静下来一想，部队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中央除了还有什么人如此大的能量呢？如果是中央整出来的，以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那一定会得到通知的。事实上啥消息也没有。蒯大富同学再一次迷茫了。

迷茫之中的蒯大富灵光一现：一定有黑手，对，是黑手。蒯大富跑到北京文革委转了一圈，讨说话，结果啥也没有捞到。这是蒯大富第二次迷茫了。第一次迷茫是两年之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进清华，把蒯大富同学关进黑屋子。

是否有黑手，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阵地不当孬种，等待中央救援。于是团派组织人马抵抗，打伤一部分工人。但是双方差别是在是太大了，人员对比大概五十比一。而且工人天天干活，全身肌肉肯定比满脑子理论的学生发达。毕竟满脑子的马恩列斯毛或者牛顿伽利略不能转化为拳头。

拿五十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对付一个穷酸书生，一点悬念也没有。而且工宣队的领导人还有一些中央警卫部队的军代表，非常善于战斗。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宣队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一边拿着大喇叭喊话，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放下武器、不要反抗等等。行动上一点也不慢，迅速完成分割包围，把一群要肌肉没肌肉、要战斗力没战斗力的学生给团团围住，集中起来宣传教育。实际上和扣押差不多。清华大学那帮秀才，平时也都是喷口水教育别人的主，自以为理论造诣颇高，现在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老实巴交的工人教育，那个憋屈啊，莫提了。但是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

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理名言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团派英勇抵抗过，还打死了几个工人。还是在当天晚上八点钟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达成协议之前，蒯大富和他们的战友们开会，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然而那些高智商的人才们似乎打红了眼，多数人选择留在清华继续打。这个时候，能折腾的蒯大富却展示了难得的冷静，继续分析：“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被王洪文带着工人消灭的）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分析：“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不得不说，蒯大富同学如果早生四十年，说不定是打游击的好手。

随后，蒯大富和一帮人从清华撤到北航，寻找机会反击。暂时脱困的蒯大富发电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七月二十七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十一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封电报明显夸赞，把三万人夸大为十一万，还说幕后有黑手。也许不是蒯大富的真实感受。知识分子嘛，常常被感觉欺骗，对有利或不利的事夸大。蒯大富刚发完电报，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人要接见，他不敢去，担心遭“黑手”暗算，后来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敢去人民大会堂。去了人民大会堂，蒯大富准备告一状的，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等他找到工宣队“幕后黑手”时，只有在那人面前嚎啕大哭的份。因为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或许早在文革之前和工作组对抗时就挂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蒯大富也没有人生中两年多的风光和之后十几年的牢狱之灾。毛泽东不仅仅是蒯大富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精神支柱、以及红卫兵存在还是消失的决定性因素。

武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毛泽东刚刚上床休息，周恩来打电话过来了，说工宣队进入清华过程中留血（死人死亡），毛泽东非常来火，冲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泽东很少发火。发火意味着雷霆之怒。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来过火。清华大学这点事怎么会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毛泽东来火呢？

原因有二：一个是刚刚睡下，被吵了，烦。毛泽东一生，习惯于晚上思考、工作，而且他很难睡着。所以他很不喜欢有人吵醒他，人之常情。

另一个原因才是主要的：恨铁没成钢。

毛泽东搞文革，红卫兵是急先锋。他希望用年轻人的热血和勇气去冲击逐渐固化的官僚制度。为了鼓励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他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去抄家、开批斗会、去修理高干们。那些高干都是他当年的战友。他对他们抱有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把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去冲击千年以来的官僚积习，给社会注入新的元素。然而两年过去了，他失望的发现，红卫兵不仅啥都没干成（除了破坏），而且陷入内斗无法自拔。

把毛泽东看成铁匠，把文革看成铁炉。铁匠希望用铁炉把生铁锻炼成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铁还是铁，终究没有成钢。

后来有人回忆说，毛泽东从决定派遣工宣队到下达任务前后仅十几个小时。好像工宣队的事情非常仓促。实际是瞎扯。毛泽东啥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仓促过？

毛泽东一辈子，要干的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但是在红卫兵这事上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正如当年大跃进。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红卫兵不能成事。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号，枪支发放两个月，就要求缴枪。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放手去造反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一直在拖着，一直拖到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终于压断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华园的井冈山兵团是所有红卫兵组织中最为核心的组织之一，如果连蒯大富的人都陷入内斗无法继续干事。那么意味着红卫兵的使命结束了。如果放任不管，让清华园的武斗继续下去。最终的最终，蒯大富或许可以指挥团派消灭四派，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到时候清华园或许不存在了。又或者，只剩下团派的一帮人。那时候团派还会继续分裂。然后继续一派消灭另一派。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继续分裂。如此循环，无求无尽，最后剩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是蒯大富么，或许是，或许不是。是，或者不是，都不重要，因为都完蛋了。

七月二十八号

那是一个死局，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只有一种办法，用强力把死局推倒打散，彻底送入历史胡同。

毛泽东意识到，应该解决红卫兵问题了。所以在七月二十八号早晨，蒯大富还在想办挽回局势时，毛泽东召集红卫兵五大领袖开会。那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五大领袖开会。那场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红卫兵——整个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命运。

凌晨三点半，周恩来给的电话叫醒毛泽东之后两个小时，除了蒯大富之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几个人到了中南海。对普通人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睡觉的黄金时间。风光无限的红卫兵领袖却因为武斗的事头焦额烂。尽管他们习惯了黑夜工作或者战斗，依然对那一次深更半夜的会议惊讶不已。当然他们渴望中央的指示，如同干裂的大地各位降雨。

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想到，他们将面对当时最为强大的权利阵容：伟大领袖毛泽东，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有中央警卫团的老大汪东兴、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

——当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负责人。

看看如此强大的阵容，深更半夜就为了召见几个毛头小年轻是不是太隆重了？几个人只有聂元梓稍微年长一点，四十四岁，相对召见者也是非常年轻。谭厚兰梳着两条小辫子，加上个头瘦小，像小姑娘。韩爱晶更老土，穿着土布衣服，裤腿卷到膝盖之上，到乡下放牛都不用打扮。而故事的主角蒯大富还没到。然而历史证明，那天的事非常重要。

据韩爱晶回忆，那日凌晨，毛泽东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神圣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不见了之前接到周恩来电话时的火气。他将在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红卫兵的命运。他已经习惯了弹指之间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

毛泽东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首先亮出态度：并非和清华过不去，实在是清华那帮家伙闹得不像话了，逼得我老人家动一动手指头。谈话就这么开始的。

谈话的目的：动员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过程：极为温和的，或者说是家庭式的。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去就嚎啕大哭。韩爱晶回忆，当时的蒯大富如同一个在外面挨打的孩子回家告状。毛泽东看见蒯大富起身迎上两步，在座的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边哭边啰嗦：“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等等等等等”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一边韩爱晶流着眼泪劝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傻眼了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是啊，怎么会，还不是被逼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让谢富治（公安部长）和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立马放人。

韩爱晶如此回忆现场情形：“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江青重复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

过程就是这样，富有感情味。这么说或者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残酷的年代，怎么能说现场有感情味呢，应该是铁血冷酷的命令才对。其实这个不难理解。首先毛泽东的政策都在谈笑间落实的。其次毛泽东当年是全民偶像，粉丝对偶像当然是柔情的。最后，毛泽东对几个年轻人也挺喜欢的，仿佛看见年轻的自己。

谈话从凌晨三点半持续到早上八点半，主要是毛泽东在讲，其他人一旁帮腔。一共讲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状。

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就是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问题，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毛泽东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四派理论家）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

毛泽东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

——啥叫恨铁不成钢，这就是。

林彪则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这些话从正副统帅口中说出来，分量可见一斑。红卫兵运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建设一面，即文斗方面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陷入内乱；破坏一面，即武力打砸抢过头了。这一正一反之间就让文化大革命陷入深渊。不仅如此，派工宣队解救，蒯大富同学反而被战斗欲望冲昏了头脑，和工人开战，白白让另一路人马捡了便宜。想想都是郁闷啊。

但是政治家不能讲郁闷。政治上的事，可以有现实手段，不讲精神感觉。所有的负面情绪，只因为手段失误而已。从武斗这一块来讲，彻底暴露了一个事实，就是红卫兵不足以继续支持文革了，而五大领袖也不是成事的主。也搞了一两年了，连自己手底下那帮人都搞不定还不如去乡下种地呢。除了韩爱晶的北航稍微好点，其他地方乱的不成样子。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临时性方案，即眼前方案。另一个长远性方案。

关于临时性方案。毛泽东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泽东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这是临时性办法，即解决武斗的办法。但是解决武斗只是暂时的。

武斗所以武斗，除了文革初期政策鼓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事干，闲着无聊。该毕业的没地方工作，比如王大宾同学，本来应该去搞野外勘探去了，结果没单位接收，就干革命了。很多人本来应该在学校念书的，但是停课了。那些领导啊、教授啊什么的，都拉出去游街了、搞喷气式了、扫大街去了，精神被摧残成为乞丐了。没有成为乞丐的就自杀了。而且他们的家被抄了，读书馆被砸了，公共资源被封了，自然就没得教。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怎么办呢，那么多年轻人留在城市里，青春热血，都是不安定的主。本来管还不好管呢，看看校园黑社会，看看那些聚众斗殴的少爷小姐们。没有工作去消耗血管里滚烫的热血，没有学习任务去中和不确定的因子，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没有鸡鱼肉蛋，窝窝头和咸菜那点能量就足够他们惹是生非了。

只要文革还在继续，年轻人就没法安排。

那就去农村吧，那里有着广袤的大地，有几亿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柱，都需要帮助。年轻人，去农村吧，那里不仅仅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老人家当初都是从那里冲出来的，现在你们将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范围转移。第一次是大跃进时代，千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去炼钢。刘少奇调整经济时，城市人口直接砍掉千万回农村。第二次，便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可以理解为农民返乡。第二次则是知识青年穿越回原始世界。中间的是非曲直，酸甜苦辣，请参照各种伤痕文学和回忆录。

七月二十六号凌晨，讲到了下乡问题。讲下乡问题之前，谈到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这段话透漏出教育在毛泽东心中的样子。应该说对教育界看的还是很到位。教育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还是：教育时间太长，灌输理论太多，而实践不够，各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差不多。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的话，那些年轻人就没地去，没法和社会接轨。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这就是上山下乡的理论基础，即现在教育不好，无法和社会接轨。要想搞好教育，必须搞好实践。古人的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因为按照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差一点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建国之后的教育也是铺张浪费多。既然如此，那就打散重新来过。

——应该说毛泽东对待教育的思考方式和对待官场是一样的，搞不好就打散重新搞，搞不好再打散，直到搞好为止（如果寿命足够长的话）。

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干事找不到模板可循时，就会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找不到出路时，就想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教育下一代，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因此才有这么一番对话。

毛泽东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帮腔：“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证实：“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谈话过程中，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个人前途：“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泽东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泽东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泽东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泽东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泽东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毛泽东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如果想要证明毛泽东看不起多数人，看不起知识分子，这一幕是最好的证据。他把教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以此为证，似乎又说不过去。因为从另一个立场上讲，又说不过去。因为他只是不赞成学校里庸长而死板的教育体制而已。用比较时髦的话讲，知识和能力是两回事。这些道理并不高深。可是也应该从这些并不高深的道理中看出毛泽东的缺陷。

这么说吧，如果是一般人说这些话，没有任何问题，说不定还能博得一番赞赏。如果是专家教授说这些话，也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开讲座或上电视忽悠人赚钱。但是从一个国家领袖口中说这些话，不妥。

一个强大的社会体系，需要国民讲实干，有实干能力，没错。但是还需要精英。社会实践可以实践出焦裕禄、时传祥那样的模仿人物。但是像钱学森、邓稼先那样的人物，基本上走的都是精英教育路线。毛泽东的缺陷就在于没有看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一股脑把年轻人全部赶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了。

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国似乎也还是不懂如何培养精英。因为在创新这一块，离期望值还很遥远，至少不能和咱们这个民族的智商和坚韧度相匹配。看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在海外取得成功，很多人心中都会冒充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年鼎鼎大名的李约瑟博士，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它衍生出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为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答案，比方说体制问题，比方说拜金主义，比方说教授水平不够，比方说学生吊儿郎当，要几火车皮都有。

也可以没有答案。因为在真正答案出现之前一直没有答案。等到答案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从乐观务实的角度出发，不要钱大家把心思从赚钱中挪开，只要想着赚钱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拉关系、开后门、皮条客那般无耻时，情况或许会稍微好一点。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毛泽东才更像一个“人”。当年那些人，所以会闹出大跃进和文革那些让整个国家疼痛的事，中央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纠正毛泽东的缺陷。毛泽东拥有缺陷的同时，也拥有巨大的有点。比方说对教育的看法，放在今天，即使是最满血愤青也没有他的观点毒辣吧。所以希望后来人，否定文革时，不要患搞文革的人同样的错误——一棍打死。别的不说，就教育这一块，确实问题多多。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现象就是，小孩子（中学生）累死，大孩子（大学生）闲死；带着小孩子受累的那些人饿死，带着大孩子悠闲的那些人撑死。

最痛

红卫兵们去上山下乡了，离开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们可以说是史上最为暴力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自由度超过任何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最活跃的群体。从春秋时代设计社会制度，到之后两千年修补社会制度，再到近代冲击社会制度，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智慧或愚蠢在历史上留下足迹。

站在现代角度上看，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发扬智慧和热心的时代，五四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也不错，不少人也有轰轰烈烈的一生。不论如何，他们拥有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太远的就不说了，也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混口饭吃。即使放眼今天世界，知识分子们也拥有的自由度还是不错的，闲着没事可以骂骂政府，对某项政策不满可以喷喷口水，如果人品不怎么样，还可以搞点谣言什么的。如果生活在欧美，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可以往领导身上扔点鸡蛋或者高跟鞋什么的，也不错。

但也仅此而已。就算知识分子看某位领导再不爽，也没有机会把他抓过来捶一顿。就算对某项政策不满，更改决策的机会也不大。

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像红卫兵一样肆无忌惮的冲击高干，可以对创建国家的功臣宿将们抄家、辱骂、开喷气式、体罚、侮辱。即使伟大的五四运动，也就是一帮年轻人砸了几个老官僚的家（还坐牢了），如此而已。但是在文革之中，身为知识分子的红卫兵们自由度趋向于无限。除了一小部分人不能批斗，一小部分人的家不能抄，一小部分机关单位不能冲击，那是爱咋折腾就咋折腾，想去搞谁就去搞谁。

正是这种趋向于无限的自由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仅仅念过几年书，没有过任何实践经验的愣头青们，以自身那点狭隘的观点去结构现实社会，飞舞道德大棒去解决所谓社会矛盾，杀伤一大片，血流成河，惹得天怒人怨。他们把老一辈将帅名流搞差不多之后，又掉头对准自己的战友们，拉出枪炮，战斗不息。

之前已经描述过不少红卫兵破坏活动。比方说社会搞乱了，很多人搞死了，很多人死的很冤很可惜。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最大的恰好是红卫兵本身。

下面这一段也可能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是从大一点角度讲的。

这么说吧，每一代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自己的人生需要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因为有很多原因阻碍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拥有恒心和勇气、讲立场有原则的人更有机会成为成功者。

每一个成功者都是特殊的。不管是创作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能干一些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在某些指标上超出一般人。文革就摧毁了那样子的一帮人，分成两类：即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精英和没有证明精英。

被红卫兵打倒的那些人，那些政治家啊（如刘少奇、彭真、陶铸）、军人啊（如彭德怀、贺龙）、老一代知识分子（如老舍），这些都是为后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反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要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好像只需要把他们的遭遇摆出来就行了。确实，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并不是文革最主要的牺牲品。为什么呢，还有其他牺牲者比刘少奇地位更高、比彭德怀贺龙战功更大、比老舍在社会上更有名气么，当然不是。他们的悲哀、痛苦后人基本可以理解。理解的前提是基于他们的生命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人生使命已经完成。

以刘少奇为例，文革时，已经六十八岁，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他的理论，他的斗争，他的治国策略都得到了展示。后人已经知道刘少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彭德怀贺龙也是一样，他们绚丽人生在战场上已经充分展示。同理也适用于老舍等人，思想感情已经融入了作品中。如果他们在二十岁遭受创伤，没有人知道他们将会有多少能量。

红卫兵恰好是一群人生没来得及展示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遭难了。而且他们遭难的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个人灾难，而是整整一代人。在每一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骚动不安，会流很多血。不管如何动乱，不管流多少血，只是一部分人，总有另一部分人通过信念与能力去奋斗，在奋斗过程中成功展示自己，成为英雄。革命先烈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红卫兵不一样，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一部分死于武斗，一部分困死在北大荒。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武斗之中，冲在最前面死亡概率最大，叽叽喳喳卖弄嘴皮的懦弱之辈落在后面。是他们不知道危险么？当然不是。他们恰好是思想最为坚定、最为血性的人，为了某一个认定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看起来好像一根筋。换一个思考角度想想：如果他们在其它行业，在跑业务怎么样，肯定不会磨磨唧唧，唧唧歪歪找一大堆借口说不行的人；如果是创业，他们可能也是工作狂人级别，会不辞劳苦的干；如果是科研，会坚定的呆在实验室。一句话，其它行业，他们会成为那种埋头苦干或者拼命硬干的那类人。然而他们没有去跑业务，也没有去创业，更没有呆在实验室里，而是全部跑到大街上武斗。

上山下乡也是一样。那些年头，最为困惑的是谁？还是那些精英。他们在穷乡僻壤对着蓝天白云想啊想，怎么也想不清楚一切是咋回事：怎么革命变成了劳动呢？笨重的体力劳动真的能够磨练心智？工农兵再教育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想不到答案。不仅想不到答案，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需要，要么就苦等海枯石烂、黄瓜变烂菜，要么就随便找一个凑合一下。

那种郁闷、无奈、失落、愤恨实非文字能形容。当然他们有理由郁闷、无奈、失落、愤恨。他们本来应该进入各行各业想各种技术问题的，衣冠楚楚的光鲜形象出现在各个场合，而非蓬头垢面的浪费时光。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且是好几年，而且是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是知识积累，是思想成熟的最佳时候，就在郁结之中度过了。若干年之后，即使钢铁意志也被消磨了，当初的血性稀释为淡淡的冷水。生命虽然还在，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诸如信念、理想、血性等等等都没有了，或者说很淡薄了。

如果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像聂元梓那般讲原则的工作作风，像韩爱晶静坐的恒心，像王大宾数次勇闯地址部的勇气，像蒯大富那股不服输的折腾劲，都会有一番作为。而不是在监狱或者穷乡僻壤浪费时间。他们本来应该成为那一代人中豪杰，也具备成为豪杰的条件，然后就不明不白的掉入历史深渊，还得背上骂名。

等到文革结束，剩下的那部分人从农村出来、山上下来，再分配工作，再稳定下来，已经人到中年。从事科研的话，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黄金的时代（三十岁左右）。搞艺术创作，也错过了原始积累。正因如此，科研还是艺术创造领域，顶尖人物极为匮乏。而且他们的内心和头脑都深深的烙下政治烙印，干什么都政治挂帅。即使是经商，也是政治先行。

不是那一代人不行，而是那一代人浪费了太多青春，接受了那个年龄段不应该接受的东西。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因为自身遭遇而影响下一代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他们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等到他们接过担子，掌控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的把某些不利因素惨杂进来。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文革造成的影响没有结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国家角度上看，红卫兵的遭遇才是最痛。

所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反思透彻。因为谁也说不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革是一场悲剧，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悲剧。对老革命家，对年轻一代都是悲剧。

所以说这个国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既包含革命者建国之前抛头颅洒热血、建国之后各种政治运动，也包含大饥荒中的牺牲者和文革中的受难者。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强行推广三面红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错。第二件错事则是拿红卫兵去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举措相当于压上国家的未来。就伟大政治家而言，是一件极为不智的举动。毛泽东之所以会那么干，就是因为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期吧。正如当年大跃进超出他的预期一样。

后来的从政者应该明白：除了生死存亡之关头（如抗战），都不应该压上年轻一代的前途于一件事上。假如错了，后果很严重。

第二十四章 过渡性一章：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央领导层基本稳定下来。建国之后，也就是高岗闹事之后，才把高岗和饶漱石踢出局。又过五年，庐山事件，彭德怀和张闻天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在文革之前，虽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领导层还是稳固的。文革开始，领导层则出现天崩地裂一样的转变。转变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到九大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文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报告，对之前自己的报告归纳总结：自己承担责任。

在大会进程中，会场之外则是另外一个景象。八月二号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三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到那张大字报，所有人都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已经划出一条线，现的另一边是敌人。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必须站在线的另一边之外，其他人可以暂时选择站在哪一边。半个世纪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件事：做毛泽东的敌人从来就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选择很容易做，所有人都做了当时看似正确选择，日后后悔不已的事。

于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七号，政治局成员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刘少奇的根基从此动摇，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深渊。

批判刘少奇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八号，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有了这个决定，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中央行动。正是有了这个法理依据，此后所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接受教育。

大会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宋任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候补中央委员；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这个名单最大的变化就是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布局完成。

会议结束之后第六天，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倒下。

二月逆流之中，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受冲击。

朱德、陈云、董必武是不是挨批，已经靠边站。本来就靠边站的刘伯承病休。

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了文化大革命铁三角。

毛泽东负责决策，如同大脑。

林彪作为左膀，一边高举小红本紧跟毛泽东，一边扩充实力，不知不觉中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如同当年的刘少奇。最终采取了比刘少奇更为激烈的举动。

周恩来作为右臂，则是一边落实毛泽东的决策一边降低决策损失。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喻成一堆火。毛泽东负责火怎么烧，柴禾怎么放。林彪则是靠着火堆取暖，想着，火堆由我掌控是不是更好呢。周恩来呢，在试着在火堆前构筑一个堤坝，试图不要控制那么多。其他人等，要么努力煽风（中央文革小组），要么被火烧得不行。

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没人了，出来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加周恩来。咋一看，是中央文革控制了实权，其实不然，这些人只是在党政部门折腾，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叫做军。军方的人马以林彪为首，但是林彪不参加，由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级别大致相当于之前中央候补委员。一看这这格局就知道此后政策走向了。

在那个格局中，周恩来虽然孤身一人，确是老干部总代表。所有被批倒的、即将批倒的、不会批倒的老干部都站在周恩来周围。此时江青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就是她的翅膀，陈伯达和康生之外都是她的羽毛。陈伯达原本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在江青同志面前只是空架子，暗中投奔林彪。康生是个精于投机的老狐狸。江青嚣张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帮助江青嚣张。如果形式有所转变，他会毫不犹豫的背叛江青。

列席人物之中的，有两个人比较特殊，就是谢富治和汪东兴，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南海警卫老大。严格意义上讲，谢富治和汪东兴并不是林彪的人。当然他们见了林彪要恭恭敬敬的，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应承话。实际上他们是毛泽东的耳目，就是林彪和江青也得给三分面子的人物。

这些人之所以能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方式取代中央政治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造反。当红卫兵解散，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的社会行动已经破产。没了红卫兵造反，中央文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就成了一出无聊的戏台。接下来怎么办？局势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因为之前那个政府机构被打散了，负责政府机构的老干部也是死的死、伤的伤。未来怎么样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把已经混乱的局势稳一稳，把打乱的权利重新组合一下。

好吧，那就祭出老法宝，开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北京。

正常年头，中共都是五年开一次大会。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距离中共八大已经十三年了。如果不是政治斗争，早就应该召开了。

中共九大一共两个主题：一，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至于如何进行下去，后面再说。二，权力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的权力之中，毛泽东还是毛泽东，还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还是一言九鼎，还是没什么约束。

林彪作为伟大领袖接班人写入了党章。其实林彪的地位也是相当于没变。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成为二把手，九大之后还是二把手。接班人地位没有写入党章之前是二把手，写入党章之后还是二把手。林副主席还是林副主席，并没有把副字去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仿佛看见了天堂，事实上迟尺和天涯之间也就一条鸿沟而已。

关键在于其他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正如延安整风事情的学习小组一样，是怪物。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存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存在。从长久角度打算，要想恢复平静，还是要重新回归中央政治局。于是重新有了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

比起两年前的那份常委名单，精简了很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不见了。这大概是建国之后中政治局精简最程度最严重的一次。

政治局委员，林彪的粉丝（如四大金刚）和江青的粉丝（张春桥、姚文元）统统加入，如同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各归各位。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九大的两大主题是彼此矛盾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兼容的。

江青及其粉丝看来，权力重新分配之后，还要继续革命的。林彪及其林彪的粉丝则另有看法。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权力重新分配之日，也就是林彪及其粉丝和江青及其粉丝死磕之时。不是林彪想要和江青斗，或者江青想和林彪斗，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江青和林彪置身其中，必须遵循游戏规则，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死角

要想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还是先要从红卫兵武斗说起。

红卫兵为啥要武斗呢。前面已经描述了不少，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那就是红卫兵夺权过程中也夺了不少权利，为啥不去好好利用多到手的权柄？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看，很多事是不可思议的。从大规模夺权（一月上旬）开始到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中间至少有半年时间。那段时间是红卫兵夺权的黄金时代。只要是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搞批判之后宣布夺权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半年时间里都夺得不少权力。

那些权力足够把造反派安顿下来。

牛叉一点的造反派头头可以省部级领导，身边战友可以组成领导班子。

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可以成为市委领导，然后组建市委领导班子。以此类推，他们可以去接管大学、工厂、医院、报社等等一大堆机构。小喽罗可以跑到街上当巡警啥的，保证牛鬼蛇神不敢出头。这也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期望的，为什么就没有实现？为什么造反派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大规模的武斗呢。

武斗恰好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穴。

很多人眼中，有权力是很风光的一件事。打印拿在手，嗓子吼一吼，好事自己上，坏事下面上。想要干嘛就干嘛。当年红卫兵差不多就是这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按照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原则，把前辈老人家打倒在地，自己拿到了各种公章，宣传大权拿到手、天下归我有。

把红卫兵夺夺得的公章摆在一起，应该有一车吧。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运转，就是依靠掌权者对公章的使用。

公章使用的好，就能办好事。反之，亦反之。

红卫兵夺得那些公章之后却没有利用。于是，公章就成了一堆废物，就好比摆在博物馆里面那些古代皇帝的玉玺。如此太浪费了，不是么？

浪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能力不行；另一个胆量不够。

权力那玩意需要经营的。啥意思呢，很简单，你是一个厂长，就要保证工厂正确运转；同理，市长、省长、部长也是一样，需要保证自己一亩三分地正常。所谓正常，也就是正常生产、销售、收支平衡、账目清晰啥的一大堆，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看起来不风光，干起来可不容易，得了解很多人，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技术生产，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销售耍嘴皮子，还要了解哪些人适合搞财政，这些都需要知人之明。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都是后天实践的，需要足够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慢慢积累。

夺权的学生或者工人虽然热情不缺，也许能力也不差，但实践经验就跟不上了。因为红卫兵虽然受过教育，有知识，但太年轻，担子挑不起来。工人年龄够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不在行。他们恰好是夺权的主力。权利夺到手之后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于是那一枚一枚象征权力的公章就成了破烂废铁。

能力只是夺权者没有经营权力的一个原因。没有能力可以培养嘛，就算从零开始学习也成啊。文化大革命搞了差不多十年。红卫兵也折腾了两三年，社会怎么就没有回归正常呢。参照新中国建立第一个十年，也是一帮没有掌权经验的人去掌权，从零开始，也搞得不错嘛。怎么在文革十年就不行了？

第二个原因：不敢。也就是说那些夺权者不敢尝试着去经营权利。这么说是不是很搞笑？造反夺权都敢，怎么就不敢去经营权权利？答案很简单：他们夺取的权利，就是从当初权利经营者手中夺取的，如果他们转头经营权利的话，立刻就会成为被夺权的对象。

红卫兵内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夺得权利的使用问题上各有一张嘴。

既然无法经营权力，如果继续夺权的话，何时是个头，那是遥遥无期啊！

红卫兵所以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冲击力不够，也不是因为夺权成果不够，而是因为进入了——权利经营——的死角。那个死角不仅仅困住了红卫兵，也把文化大革命拉入了困局，看不见结束的希望。

正因如此，才会导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江青的粉丝和林彪粉丝对战大戏，才会有是否设国家主席之争，才有接下来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才会有周恩来失声痛哭，才会有毛泽东一夜之间衰老。

劲敌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需要进入另一个章节了，因为事情进行到这里，必须要说林彪。林彪的命运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必须另辟一篇，将林彪的同时，继续讲文革。

细说林彪之前，再回顾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绩。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诞生，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的九大完成使命，战绩相当可观。

中央文革存在的那段时间里，政府系统内部：第一代领导人中三大政治家之一的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合作者邓小平跟着刘少奇坠入深渊，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彭真、簿一波、陆定一等人坠入深渊，另有地方上调中央的陶铸等人坠入深渊，其它省部级高干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军方系统内：共和国元帅贺龙坠入深渊，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许光达坠入深渊，上将中将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这些名单中，有些是中央文革的人干的，有的不是。但是打倒这些人之后，中央文革获利多多。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共和国主要的权力机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虽然解散了，但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经过一番折腾，原本没有职位的第一妇人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原本只是柯庆施秘书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只是文坛愤青的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九年，新中国建国仅仅二十年，绝大多数在战争年代独挡一面的人物还在。比方说十大元帅，只有罗荣桓去世了。比方说十大将军，只有陈赓去世了。除此之外，邓小平、彭真、陈云、薄一波等人还处在政治智慧完全成熟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江青张春桥还是叶群以及林彪的四大金刚资历或能力上都显得难以服人。

尽管中央文革小组不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还在新的和新权利机构——中央政治局——中继续干老本行，也就是继续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为了伟大的文革事业，他们即将结成四人帮继续战斗。

要继续文化大革命，就需要要继续革命的对象。对象是谁呢？

九大之后，老干部基本上都打倒差不多了。虽然还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政治局，但该生病的生病、该靠边的靠边、该检讨的检讨。他们已经离开了权力核心。一个是失去了打倒的意义。第二个是毛泽东也不允许再去动他们。

只从延安整风之后，政坛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铁三角，一个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形成的铁三角。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在江青等人看来，矛头当然要指向周恩来。然而他们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依然没能动得了周恩来。为啥呢？看看周恩来履历就知道了。

周恩来从一九二七年进入中央，中间起起伏伏，从没有淡出前五。即使中间有逼迫毛泽东下野的“历史包袱”，依然稳居中央。即使时不时检讨，依然摇摇晃晃而不倒。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想过推倒周恩来，搞“伍豪事件”，没成功；在外交上制造事端，反而导致王、关、戚倒霉。

周恩来树大根深，远超中央文革那些嘴皮子的想象。周恩来的事，后面会细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中央文革的灵魂人物，整人无数的康生白区时代在上海当特务时，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员。文革期间，康生基本上针对过所有人。对周恩来也有过企图，但是用“伍豪事件”试探一下之后，收起了所有野心，临死之前还特意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自保。当然能让周恩来反复摇晃，证明中央文革还是成功的。

老干部都差不多了，周恩来推不倒。还有谁呢？只剩下一个目标，林彪。

理论家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去和林彪干。但是如果要继续战斗，那只能和权力新贵们作战。权利新贵基本上都是林彪的粉丝。林彪的粉丝主要集中在军方，按道理说双方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井水也好，河水也罢，都在党的地盘，都是党的水。涉及到诸如国家主席这样重要职位时，斗争讲不可避免。

林彪的粉丝都是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爬上来的，比如军委办事组那些本不应该爬到那个位置的将军。四大金刚之中，除了黄永胜上将之外，其它都是中将、少将。在元帅和大将还在喝粥吃馒头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在那位置？凭他们是林彪的粉丝。

在文革之中，林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林彪的角色有多重要？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同学在现实中不爽，觉得领导没有给自己足够冰淇淋吃，就带了一批人去找领导算账。

正常情况下，门前的保安会阻拦。当然保安人手有限。同学可以纠集足够多对现实不满、想吃冰淇淋而不得、对领导不满的同学一起搞定保安。

正常情况下，保安实力不够，可以叫人民警察。警察可以用手中的力量对同学们进行说服教育：领导很忙，想吃冰淇淋自己掏钱买嘛；没钱？回家找爹妈要嘛；什么，爹妈也没钱？那就好好念书，将来赚钱了再吃嘛；什么，不愿意？那么好吧，跟叔叔去局里仔细想想。听话啊，不然别怪叔叔动粗。叔叔这里有盾牌，有辣椒水，还有手铐，你们懂得。

正常情况下，只要人民警察愿意，想找领导要冰淇淋吃是很不容易的。但当时情况是同学不仅要吃冰淇淋，开可以把到手的冰淇淋扔到领导脑门上，搞一个大花脸。为啥会是如此呢？因为人民警察是谢富治管的，支持同学找领导讨要冰激凌。

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责全国公共安全。仅凭谢富治搞不定全国局势。警察只能维护表面治安。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更为强劲的团队上，就是军队。如果谢富治敢胡来，军队可以直接灭了他。看看在七?二零事件中，谢富治在军队面前并不比王力同志强很多嘛。

军方的代言人恰好就是林彪。同学们找各位领导要冰淇淋吃，林彪代言的军队保持了沉默。有时候见同学们比较累了，还让军方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泄气。

领导的家可能就在中南海，也可能在军区大院，没有军方点头，再多的同学们也不可能见到领导的。那么林彪怎么就那么牛，可以代言军方呢。平时生活中，代言一个广告都不容易啊，需要经纪人等一系列人物配合运作。

代言整个军方需要多少资源，需要多牛的人？好吧，就看看林彪凭什么牛。

第四部 雾里看林彪

上卷 军事上的林彪

序言 青史幽灵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恢复了光辉形象，唯有林彪还在尘埃里。如同幽灵一样徘徊不定。不仅如此，林彪还成立史书上的幽灵。不仅如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林彪必然继续为幽灵。林彪，名将。

诗云：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美人可以年轻貌美时死去，如苏小小。美人可以在年轻貌美时悲惨的死去，如貂蝉和杨贵妃。美人可以在战火中消失香消玉损，如褒姒和妲己。美人可以在年轻时远远走天涯，如王昭君。但是，美人不可以老。

美人易老，而不能老。青史黄页，美人不缺，始终未见老去的美人。

名将和美人原本八竿子打不到，却有很多想通之处。名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以战死沙场，如霍去病那般死于盛年，完美。名将可以归隐，如孙武。名将可以在混乱中死于非命，如吴起。这些只是少数，名将很难功成名就，安度晚年，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兔死狗烹，往往是以“叛徒”或“莫须有”的名义死于非命。

白起百战百胜，为秦帝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被杀。韩信纵横天下，帮刘邦打下半壁江山，被杀。岳飞本有光复汉室的希望，被杀。蓝玉刚刚帮朱元璋打完仗，被杀。于谦力挽狂澜于即倒，被杀。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名将，相同的结局。待遇稍微好点的，也就是汉武帝身边的卫青和唐太宗身边的李靖。这些都是宿命。

名将习惯于战场上显性搏杀，却无法适应政治舞台隐性较量，也是宿命。到了近代史，故事依然没有改变。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孙立人，被关几十年。共产党这边，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比方说彭德怀，威武的身躯没能安度晚年，何其遗憾。

历史上的名将蒙冤，史书以还其清白。近代政治斗争牺牲品，也恢复名誉。唯有林彪的故事还在迷雾中。

论军事水平，林彪堪称共军将帅之翘楚，放在历史上纵向评论，也能跻身名将之列。

论战功果实，林彪堪称共军将帅之翘楚，放在历史上纵向评论，也能跻身名将之列。

时光流逝，当所有名将归位，面目逐渐清晰时，林彪却仍然是一个徘徊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幽灵，所不清，看不清，但真实存在。

所有原因只有一个，林彪多走了一程。

林彪是一个很无解的人。如果你在现实中碰见他，他不会和你成为朋友。因为他几乎不去结交朋友，不搞人际关系。当年那些纵横天下的同事中，林彪基本上没有朋友。罗荣桓是他的铁杆搭档，但不是他的朋友。聂荣臻和他能处得来，也不是朋友。朱德一直是他的领导，从来不是朋友。彭德怀和他有惺惺相惜之意，但不是朋友。如果你不幸成为他的敌人，基本上就完了。如果是在战场较量，你的结局会很惨。他会在悄无声息中把你消灭掉。

十大元帅之间纵向对比一下，论宽厚，林彪不如朱老总；论刚毅，林彪不如彭德怀；论理论知识，林彪不如刘伯承；论豪情和血性，林彪不如贺龙；论谈经论道，林彪不如陈毅；论政治能力，林彪和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没法比。

林彪只有林彪的特点：林彪是一位深思型的将军。他的个性低调而敏感，喜静不喜动，喜沉思不喜言谈。就这点性格而言，他和徐向前比较接近。区别在于，徐向前不论跟随张国焘还是毛泽东均未获绝对信任，才华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林彪正是在毛泽东的绝对信任下走向巅峰。然而凡是都有两面性，未获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徐向前元帅安然度过晚年；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林彪却在晚年随着文化大革命沦入深渊。

所谓祸福所依，冥冥中只有定数。

林彪的一生，战略上就输过一次，在最后关头输给了更为强大的毛泽东。所以多走一程。不是林彪无能，而是毛泽东过于强大。

因为那一程，他和所有那个级别的蒙冤者都不一样。当后人为刘伯承粟裕挨批不满时，为彭德怀蒙难愤怒时，对于同样战功赫赫的林彪只有惋惜之情。

因为那一程，林彪成了游走在人与鬼之间的幽灵。

因为那一程，时局走势改变，历史转了一个弯。

第一章 怪事奇人

年轻时代的林彪为战场而生，往返奔波，劳苦辛酸但光辉荣耀，没有生活可言。后半生才算安定下来。生活中的林彪，特别是晚年的林彪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个不高，瘦瘦的，弱不禁风的样子。外出时总是手持小红本，很少吭气，但开口不离毛主席。那个形象很难和赫赫有名的一代统帅联系在一起。

就是那样一个瘦小的身体支撑着林副统帅的大名。那个瘦小的老人，就是威震天下的林将军。走进这个神秘瘦小的老人世界，就能发现一系列怪异的现象。

林彪的生活有两个特点：一，简单；二，怪异。

林彪的房间陈设简单。卧室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西面墙上挂着亲自写的几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同长空雄鹰，孤傲尽显。

客厅是林彪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

林彪的食谱更简单：主食麦片粥、玉米粥、馒头；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一点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对生活要求也就是老农民水平，比清教徒强不了多少。

看到这些你不能不感叹，大名鼎鼎的林副统帅生活竟然如此简单。简单到让人怀疑生活乐趣。简单到让人觉得很怪异。怪异的一部分也有：卧室屏风上贴了许多小字条，纸条上写着吃啥东西哪里会出汗什么的，比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青豆脚底发凉”。

林彪有两个会客室，一大一小，布置也很简单。大会客室的墙上只有一幅满墙大的中国地图，那是总参谋部给副统帅特意绘制的。地图是林彪挚爱，一生的挚爱。小会客室北墙上挂着全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地图下靠墙放着一个长长的条几。林彪经常坐在条几前的沙发上听迷失“讲文件”，每天一次或两次，每次二十分钟。林彪都闭着眼听，不想听了挥挥手，让秘书退下。会客室没有特点么？有，它的温度必须永远是二十一度。

林彪对温度要求很苛刻。他的衣服、被褥永远需要一个特别的温度。每件衣服都要有个度数。这个度数并不是指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林彪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他从不穿毛衣、棉衣，只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子、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到一定温度。

很怪异是吧，这只是个开始呢。

林彪有五怕。一怕光，卧房及走廊窗户的外面，都要挂上两幅遮光窗帘，而每幅遮光窗帘由两层遮光布组成，两层遮光布之间另有一层黑色羽绒内胆，这样，再加上窗内还有一道白纱窗帘，加起来共有七层。窗帘不但能挡住光，还可以挡住风。

林彪也怕风。

三怕声，凡是林彪在的地方都需要安静、安静、再安静，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走路声响减到最低点，地上要铺上一层特制的地毯。房间水龙头都不许有。因为水龙头声音会刺激林彪那弱不禁风的神经。没有水怎么办呢？正常人正常洗脸都需要水的，没了水可怎么活嘛。

林彪不用，他怕水。听到水声就拉肚子。卫生间不用水龙头。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平常人用水洗手、洗脸、洗澡，林彪是擦手、擦脸、擦澡。

第五怕是怕冷。这里冷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寒冷。林彪房间里灌满了温度计，一年四季为此在二十一度。高低相差半摄氏度都不行，低了冷，高了怕出汗。林彪所到之处，接待工作的核心不是衣食住行，而是温度能否达标。

那么林副统帅有啥爱好么？当然也有，很少。比方说玩火柴，他会一个人不停地擦火柴，然后将熄灭的火柴梗放到鼻子前闻一闻，然后几个小时沉思默想。没有人知道他想啥。当然也可能啥也没想。他还喜欢看药书，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他的药方很怪，都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这么看来，林彪是个怪人。林彪原本很正常，只因战场受伤影响了神经，才有这些生活中的怪毛病。早年的林彪怪不怪？更怪

林彪确实是个怪人，不仅仅生活中。战场上的林彪更加怪异，所有和他交过手的敌人都领教过他的怪异。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盘棋局，众人皆不能破。唯有林彪，用他怪异的方式而破之，当然代价很大，超过了他的想象。

林彪一生，就一个字，怪。但是反过来看，林彪并不是怪，二十简单。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所以一切从简的林彪才显得很怪。

往事

这个世界中，最顶尖的人才往往是深思者。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构思着自己的故事。他们会在某一个行业中长袖善舞，离开哪个行业之后则是沉默寡言。身为军人的林彪本身为战争而生，战场上的沉思者，战场之外的沉睡者。

身为统帅的林彪，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不见朱德那样温和的笑容，从他口中听不到彭德怀那种摄人的吼声，从他的笔下读不到刘伯承那种系统的论述，只能看见那种对着地图静静的思考，永无止境的思考。他会思考战场上每一个高地，每一条路，每一个拐角，每一个炮弹或者机枪对战场态势的影响，每一支队伍打破平衡的可能性。

林彪就是那种战场上的神器，只有极个别人物才懂得使用的神器。

林彪生于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五号。十大元帅中其他九人都已经出生了，年龄最大的朱德已经二十一岁。十大将军也全部出生了，和他年龄最为接近的是粟裕将军，大他几个月。林彪出生在湖北黄州中部一个叫回龙山的地方，风水很好。

回龙山下有回龙镇，旁边一个叫林家大（很怪的名字）的村子里，村民全部姓林。林彪爸爸是全村最牛的人物：家族族长（最有权），拥有几百亩良田、几百亩山林、几十间房屋，一个纺织厂（最有钱）。据林彪的妈妈向村里的粉丝们介绍：生林彪之前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按照传统说书先生的逻辑，那叫白虎星下凡，将才诞生的标志。甭管现在有没有人信，反正当时有人信。

虽然和老虎联系在一起，可是林彪一点虎气都没有，硬是眉清目秀、娇里娇气，还时不时生个病，更像一个林黛玉版的男孩子。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像不像老虎不要紧，只要能像猛虎一样行事就是真老虎。

林彪家庭条件不错，教育也不错，很早进了私塾。而且他很走运，碰见一个很不错的老师，叫李卓侯。李老师早年跟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胸襟开阔，境界高远，虽然不太有名，但有他一个鼎鼎大名的儿子，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能够养育李四光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除了养育李四光之外，李老师另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教育过“林氏三兄弟”。有子如李四光，有学生如林氏兄弟，李卓侯的一生是非常成功的一生。

李卓侯如此评价自己的得意门生：“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林彪也没有让李老师失望，破茧而出，飞龙在天。

因为家庭条件和年龄的关系，让很多革命者冲动莫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林彪。他无忧过着无虑的生活。在那个国家贫弱却风云际会的年代，年少的林彪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可以自由自在的孤独或者玩乐。如果换成一个安乐的年代，作为地主家小少爷的林彪，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很可能在吃香喝辣之余，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之下成为浪荡子或者文艺创作者，从性格来看后者可能性大一点。然而时代是不平和的。在他出生时，天下还是大清帝国的天下，懂事时天下已经军阀割据了。

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就是所谓青春期。那是人生中最不稳定的时期，极容易被两样东西影响：新思想和异性。影响林彪思想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堂兄弟，林育南和林玉英。这二位都是老牌的革命者，都是深受近代革命思想影响的人物，资格最老的共产党，都是那种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能说会写的人物。二人在黄冈开办新学校宣传新思想，第一个就把堂弟林彪拉进去。

学校里有一个叫陆若冰的漂亮姑娘，影响了林彪的心理。陆若冰年长林彪一岁，亭亭玉立，清水之上的芙蓉。对于青春期的林彪而言，林姑娘绝对是碧落仙子。更为要命的是，林姑娘对林彪还很照顾，生活上、学习上嘘寒问暖。林彪更是无可救药的恋上她。然而林姑娘对小小的林彪并不感冒，钟情于男子汉气概十足、文思口才俱佳的林育南。因为钟情林育南，所以对林育南的小堂弟比较照顾。林育南对陆若冰也很有好感。但有情人终于没成眷属。因为林育英反对。林育南不想因为儿女私情伤害兄弟感情。后来林育英把陆若冰介绍去安庆女子师范，和林育南分开。时间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十七岁，已经暗恋罗若冰几个年头了。

陆若冰离开后，林彪鼓足勇气给陆若冰写信求爱，被拒绝。当时的林彪只是一个小屁孩，性格是古怪的；另外一点，尚无发育健全的相貌上也不怎么样。和年长十岁的堂哥比起来，生瓜蛋子一个，得不到陆若冰的芳心也正常。但这事大大刺激了林彪。

凡是天才总有独立的世界。他是那个独立世界的构思者。在那个世界里，他是主宰。因此用世俗的眼睛去看，天才总是与众不同。青春期的林彪把全部情感倾注在一个美丽的姑娘身上却遭到拒绝时，就好像一柄利剑刺穿了他自己构建的世界。

林彪愤怒了，更为敏感，更为沉默了。他要干出一番事业，证明自己是对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雄性尊严受到伤害之后的自然反应。反应的结果就是成绩更好了。两个堂兄看着日渐成熟起来的堂弟，颔首而笑，表示欣慰。

一九二五年，罗若冰离开一年之后，林彪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去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黄埔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湖北省有一百五十五个名额。决心干一番事业的林彪决定效法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前辈——投笔从戎。

林育南拉着堂弟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林育南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他和林育英革命搞了好几年，弃儿女私情不顾，笔头磨秃了一大把，口水喷出一大堆，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常常被权贵们鄙视，郁闷不行。若干年之后，林育南死在屠刀之下，成为华龙烈士之一。林育英也是在监狱中备受摧残，英年早逝。唯有枪在手的林彪，纵横天下几近无敌。

林彪和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军校。

黄埔军校，将军摇篮。

黄埔师生，国共争取对象。

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黄埔军校之前，国民党员蒋介石地位不是特高，之后的故事大家都了解了。蒋校长，便是蒋介石一生最享受的称号。

黄埔军校在大陆一共招生二十二届，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间一样长，培养军事人才二十多万，分布于国共军中，特别是国民党，黄埔将军更是其中骨干。陈诚啊、胡中南啊、傅作义啊、杜垏明啊、张灵甫啊、胡琏啊等等等，都毕业于黄埔军校。

中共方面也不差，虽然毛泽东和朱德跟黄埔军校扯不上关系，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都是黄埔官员。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代言人。聂荣臻和叶剑英更是黄埔有名的教官，加上一期的林彪和四期的徐向前，将近占十大元帅一半名额。十大将军之中，有陈赓、王树声、许光达三人。早逝的黄公略、段德昌、刘志丹、曾中生、左权、蒋先云、彭雪枫等人，各个鼎鼎大名，一等人才。中共官方评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将近一半在黄埔军校。

国共内战，很大程度上是黄埔军校内战。然而林彪在黄埔军校中表现并不出色。

林彪投军时心怀凌云之志，然而他的性格腼腆孤傲，表演欲望不强。对比一下号称“黄埔三杰”的三位师兄，各个能说会道，长袖善舞。对比一下后来被蒋介石重用的胡宗南和陈诚，要么时机对头，要么老乡关系。另外林彪在黄埔军校时间很短，也没有时间给他表演。

现在大家在大学通常呆上几年，学几十门功课，考试上百场，然后还有时间谈恋爱、打牌、打游戏、睡大觉，入学时青春年少，出来时头发白都有了。黄埔军校当年不一样，作为已经载入史册的名校，非常讲效率。人才最多的前几期，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前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开始是半年。学校硬件设施非常简陋，但不影响它人才辈出。因为它占据了天时（乱世，将军的舞台）地利（广州，革命故乡）人和（伴随国共两党崛起）。

半年时间里，要学习军人基本礼仪，如立正、稍息、各种转动；要进行各种残酷的低能训练，比方说每天早晨在天微微亮时就饶小岛跑一周，十五公里；另外还要学习各种知识、分析各种战例等等。用现在眼光来看，干这么多事，起码需要好几年。然而当时就半年，没办法，天下大乱，时不我待。

如此残酷的环境里，林彪体质又差，时不时在体能训练中出洋相。各方面来说，他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在黄埔军校中表现。黄埔军校对林彪非常重要，首先身体练出来了，虽没变成肌肉男，但也摆脱了林黛玉版本的男人模型，能应付战场上的突击、转移、奔跑。更为关键的是，他学到了基本军事知识。那些知识虽然不见得多么丰富高深，但是在当时简陋的中国战场上已经够用了，比起各路军阀中那些简陋的军人，已经算是有才能有文化的军人了。

最为关键的是，林彪通过黄埔军校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影响现实世界的方式。这个怎么解释呢。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之人，内心世界都是异常丰富。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此后的人生中，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比方说写作、绘画之类，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把内心世界中的那些能量释放出来，就会成为某个行业中的精英。如果找不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那么可能就是一个疯子。所以有人说，天才和疯子进一线之隔。那一线就是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毫无疑问，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的林彪在那个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战争。通过黄埔军校所学，把内心那丰富斑斓的色彩释放在战场上，如梦如幻。

林彪，只爱战争，只爱和战争有关的事。因为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当战争需要，他可以忍受饥寒交迫、可以忍受痛苦疲倦、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对着地图，沉思默想，如同艺术家在创造。对别人而言，那是痴狂。对林彪而言，那是享受。他不是在搞战争，而是在搞艺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艺术。他做得很棒。

这样一个人，就是战场上巨大筹码。只要给他自主权，他还将变成决定性筹码。谁拥有他，谁得到天下的几率就增大一分。放眼天下，军阀虽多，有资格拥有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还没有出现，一个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第二章 林彪和蒋介石

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命根子。没有黄埔军校，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可能是汪精卫或胡汉民，或者廖仲恺（黄埔军校不成功，廖仲恺可能不会被杀），甚至是邓演达((黄埔军校不成功，蒋介石杀不了邓演达)。蒋介石正是紧握了枪杆子，终于成为最大的那个。

枪杆子就是腰杆子。因此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可谓倾尽全力。只要有机会，他会在熄灯之后去到宿舍去转转。在那里，他发现了陈诚。只要有机会，他会在早起在军校跑步，发现了胡宗南。对哪位同学感兴趣，捎个话，到校长室谈谈人生。黄埔毕业生，蒋介石要亲自审核。

蒋介石很推崇曾国藩，行为举止上处处模仿。曾国藩对传统的面相有研究。蒋介石也从他那里偷师了那一招。蒋介石讨厌那种其貌不扬，没有气场，不爱说话的人。因此错过了相貌一般、口齿不清、不爱说话黄埔一期的一代天骄徐向前。

林彪和徐向前比起来，性格上差不多，相貌上差不多。和徐向前一样，也是惜墨如金，不肯多说一个字。和徐向前直接遭到蒋介石漠视不同，林彪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跟随蒋介石名扬天下的机会。

东征陈炯明，蒋介石亲自指挥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胜了。蒋介石心情大好，就把战例放到黄埔四期课堂上，让大家分析胜利原因。不少同学讲得很好：什么蒋校长英明神武啊、料事如神啊、指挥有方啊，总之是蒋校长很牛。当然黄埔军校中不缺英才，战术分析头头是道。蒋校长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一边享受粉丝们的吹捧一边看着他们成长，同时幻想着带领他们一统天下的模样。

轮到林彪上台，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山川、河流、高地、据点一一标清楚。至此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无声胜有声，他断定眼前这个羞怯的年轻人已经把战例吃透，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其实林彪并没做特别的功课，思维本就如此周密而已。这种人非常可怕，特别是在战场上，精于计算，算无遗策，冷酷无情，活脱脱一代名将胚子。

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理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再次使出法宝：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谈谈人生。那是一次十分有趣的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细节。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看起来纤弱羞怯，却城府森严，惜语如金。

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大家争取在蒋校长面前表现，蒋校长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但林彪不在不同，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说话又极中听。若干年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对待毛泽东也是这样：话不多，吹捧无极限。

蒋介石认为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眼前林彪少年老成，暗藏心机。蒋介石意识到了林彪的与众不同，却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安置这般与众不同的人。在蒋介石的黄埔校长生涯中，已经网罗了不少人才，多半都是那种听话好用的。

蒋先生啊，名将都是深藏不露的，你已经错过了一期的徐向前，如今又错过林彪，惋惜啊！没有徐向前，也许就没有红四方面军。没有林彪，解放战争的战局一定是另外模样。

就在二人亲密交谈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有要事。“娘希匹!”蒋介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就离开了，把林彪冷在那里。林彪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但自尊心极强，觉得校长没有真正看重自己。两个人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数月后，黄埔四期的同学别业。蒋介石又找个别师生交流，包括林彪。蒋介石向林彪许诺：就业问题我帮你解决。林彪听后很激动，赶忙简短回答：“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政治家的话不要当真。蒋介石许下承诺之后就北伐去了，出两湖,战江西，抢夺长三角，赫赫威名。赢得半壁江山之时，意气风发的蒋校长唯独忘了林彪就业问题。林彪等了好几个月，就业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要知道黄埔军校的时光也就几个月，马上五期都毕业了，就业压力更大啊。换成一般人，也许会继续等。但是林彪敏感的，自尊心极强。觉得自己被戏弄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最后经聂荣臻之手去了叶挺独立团。在那里，他将迈出惊天动地一生的第一步。在那里，和他共同迈出那一步的，还有未来的名将粟裕。日后若干年，他们让蒋委员长光辉的形象上出现累累伤痕。

蒋介石和林彪之间的姻缘就这么错过了。实际上当时林彪已经是共产党员。两个堂兄更是铁杆共产党员。如果蒋介石给予他足够的关照，他会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干么？应该说有可能。按照当年局势看，国民党显然比共产党更有前途。东征北伐，蒋介石杨威天下。反观共产党这一边，重要人物都有双重党籍，即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和军事接触较多的共产党高层，也就是周恩来，蒋介石的助手，没有军权。跟共产党人比较近的将领也就是叶挺，一个独立团而已。

假设林彪跟了蒋介石，会有后来的风光么？答案是肯定不会。林彪那种战场上的艺术家，需要足够多的自主权。在蒋介石领导下，恰好没有将领能享受到自主权。不管是在正面抗日战场还是解放战争，蒋介石均过多参与战术指挥，让高级将领成为摆设。国军打得最好的缅甸远征军，除了美国人的装备好，恰好是蒋介石战术参与最少的一支队伍。孙立人在境外和鬼子作战时那是何等英雄，回到中国境内就荒废了。战场上的林彪如果失去了战术设计的权利，即使天纵英才也将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出征，和林彪失之交臂，是林彪之幸、共产党之幸、毛泽东之幸，是国民党之伤、蒋介石之伤。从此之后，那个不爱说话却暗藏心机之人时不时出现在蒋介石脑海中。林彪站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更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等他出现在战场上，更为与众不同了。他那暗藏的心机转化为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诡异的用兵方式。

很多次吃亏之后，蒋介石终于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林彪了：当代韩信。韩信在项羽手下壮志难酬，归刘邦，刘邦胜。林彪在蒋介石身边没法就业，成了毛泽东砍向蒋介石的利器。

等蒋介石从中原大战抽开身，开始围剿共产党时，林彪的形象渐渐高大起来。

第一次围剿红军，张辉瓒在龙岗之战中全军覆没，被活捉。林彪在龙岗之战表现出色。蒋介石打趣曰：“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把红军放在眼里。

经过第二第三次围剿，红军反而越剿越多。在红军发展过程中，林彪也是大踏步高升，成为军长，军团长。当时也就二十四五岁而已。蒋介石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出这样的话：“我要特别提醒在座的诸位，要重视那个林彪，不要以为他在黄埔不显山，不露水的。此人胸有丘壑，是当代韩信，这几年交战，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这话可以理解为出师之前的激将。但也可以看出，林彪影子在蒋介石眼中的影子愈来愈大。

第五次围剿基本上成功了。红军被迫长征。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胜利总结报告时则说：“林匪狡诈无比，爱迂回，善穿插，不作正面硬拼，静如处子，动如脱免。诸位与其作战，切记要多动脑筋。”没能置林彪于死地，蒋介石的遗憾。

——战场上，敌人的痛恨，便是对自己的认可，便是最好的勋章。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归国民党领导。林彪也在名义上成蒋介石的一个师长，赢得抗日战争以来第一个胜仗。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却在军事会议上酸溜溜的说：“从抗战至今，我军连战皆北，丢师失地，许多人都批评我们无能。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在平型关中国军队终于尝到了胜绩，而且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是四期生中的小字辈，凭着落后的武器，战胜了强敌。娘希匹，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这里留下的都是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

林彪从战场归来，被晋军误伤。蒋介石感叹：“可惜，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却折了一员大将。”这话可谓是五味陈杂。既有对死敌共产党失去战将的庆幸，也有为抗日失去大将而惋惜。正如政治舞台上是是非非，如何能撇的情呵。

林彪伤势难以治愈，去苏联疗养，四年之后回国，途径西安转延安。蒋介石亲自指示心腹干将胡宗南和戴笠：“接待林彪总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拉拢林彪的机会。当时国共名义上联合抗日。实际上是死对头。蒋介石借机拉拢林彪，挖共产党墙角。

残棋

为啥是胡宗南和戴笠呢。当时胡宗南位居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平级，管西北，号称西北王，是黄埔精英中混得比较好的。林彪的级别比胡宗南底。蒋介石派胡宗南去见林彪，就是要告诉林彪：小子好好瞧瞧，黄埔精英跟着我蒋某人比那毛某人有前途。身为军人的林彪对身居高位鼎鼎大名的师兄也比较钦佩。

戴笠则是特务头子，任何秘密休想瞒得过他。

用胡宗南在感情上离林彪近，容易唠嗑；有了戴笠，又可以防止胡宗南和林彪搞黑幕交易。胡宗南在明，戴笠在暗。一明一暗既可以掩人耳目又能相互制约。戴笠和胡宗南两人关系也很铁。当年戴笠还在流浪的时候，已经认识胡宗南。后来二人均成蒋介石心腹，关系铁到不分彼此，相互在蒋介石面前吹捧对方。戴笠搞情报，胡宗南带兵在外。戴笠给远离京城的胡宗南提供上层信息。胡宗南给戴笠外出收集情报时提供物质帮助。在拉拢林彪这事上，二人虽有相互制约之实，却不会构成伤害。

蒋介石用人，也是高啊。论政治手腕，蒋介石比得上毛泽东。

胡宗南把林彪接到七贤庄。胡宗南和林彪，师兄师弟，又是军人，且战功赫赫，风云际会之际，军人大展身手的好时机，自然英雄相惜。在那种情况下，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双方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好像忘了之前的你死我活的杀伐（如皖南事变）。

中途戴笠出场。戴笠和林彪的那次会晤极为严密。胡宗南亲自开车把戴笠拉到七贤庄，戴笠下车，胡宗南离开。戴笠和林彪谈了很久。戴笠是早晨离开的，回去之后整理了和林彪的谈话。林彪和戴笠谈话一直是个迷。这个迷是可以分析的。中午时分，胡宗南去找戴笠，发现戴笠还在整理。看戴笠那冲了鸡血的兴奋劲，肯定有所收获。

胡宗南感觉很不爽：都是老头子（蒋介石）的心腹，你戴笠还是俺推荐给老头子的，竟然想吃独食！凭啥这事让戴笠一个人揽下？胡宗南很想八卦一下戴笠那小子和林彪究竟说了啥，但是封疆大吏的自尊心促使他没有那么做。同时他也不着急。如果事情有进展，经过老头子点头之后，还是得由他胡宗南和林彪联系。戴笠只能生活在黑暗中。然而让胡宗南想不通的是，老头子任何指示都没有。在胡宗南看来，自己和林彪相谈甚欢。看戴笠那一股子高兴劲，肯定有所收获，不可能没有行动啊。——不科学。

蒋介石所以没有进一步指示胡宗南，是因为戴笠同志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蒋介石。不是戴笠想隐瞒什么，而是他本人好大喜功，想要给蒋介石一个大大的惊喜。戴笠虽然掌控特务机关，深得蒋介石信任。但蒋介石心腹很多，比如黄埔出身的胡宗南陈诚，得宠程度都不低于他戴笠，还有一大把裙带关系，都是心腹。没办法，心腹太多竞争激烈嘛。

所以戴笠回到南京之后只是敷衍了蒋介石一番。蒋介石以为林彪和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一样，已经被共产党洗脑为茅坑里的臭石头，叹息一声也就罢了。又过几年，抗战胜利了。不巧的是戴笠摔死了。戴笠和林彪之间的谈话也就随风而去。

又过几十年，蒋介石已经在台湾布局蒋经国接班。林彪已经魂归大漠。蒋经国又从某个旮旯里头翻出当年戴笠和林彪的谈话档案。蒋介石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气得面色发青，双手颤抖，悲声曰：“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按照当时的情形，戴笠如果在旁边的话，蒋介石估计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之后，还要赏给戴笠一顿返老还童脚。当然那一脚可以留下来，过几年到另外一个世界再赏。

那么戴笠和林彪究竟说了啥？

鉴于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档案也是戴笠整理过的，且咱们也看不到。但分析一下是可以的。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林彪和戴笠之间的谈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定会说的，可能会说的，不可能说的。

一定会说的有那些呢。戴笠肯定会说，校长一直记挂你，为你的伤势操碎了心，你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云云。林彪则会说，感谢校长的牵挂，无时不忘当年校长的教诲等等。戴笠还会说，看看陈诚胡宗南，多么风光啊。你的才华不在他们之下，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成绩也当不在他们之下。然后在叹息两声做惋惜装。林彪则会说，既然选择当无悔意。为了谈话气氛，适当流露一定伤感也是可能的。听起来都像是废话，没有内容，却是谈话的基础。

一定不会说的有那些呢。肯定也是一些废话。戴笠肯定不会对林彪说，共产党不行，你叛逃吧，跟着国民党混等等。林彪肯定不会说，好吧，回去怎么怎么样。这些话是最有可能被一般人猜测的，但也是最不可能说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一般人，眼界很高。

可能说那些话呢。

这一切要从当时大背景说起。林彪回国是一九四一年冬天。国民党在正面抗战的步伐已经放缓。共产党在敌后实力发展壮大。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美国的参战大大缓解了中国战场的压力。虽然抗战依然艰苦，但是亡国风险已过。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彼此警惕。当然在官方文件里，双方还是合作的，还是大哥国民党带着小弟共产党打鬼子。日后在解放战争中撕破脸皮还是很遥远的事。

两党决策者毛泽东和蒋介石均视对方为心腹之患。只不过鉴于实力因素，蒋介石谋划的是如何把共产党干净彻底的消灭掉，毛泽东谋划的则是如何在后来的新政府中挣得一席之地。作为林彪这个层次的人物而言，他只是个军人，只关心战争。至于日后两党继续打内战，也许他想过，但也不会多想。从军人角度讲，他关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并不需要林彪放弃共产党而投奔国民党，也不会初次见面就急匆匆派戴笠去劝林彪回潜伏当卧底。如果那样，好像把相亲解读为开房一样荒谬。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只需要让林彪相信国民党中央的那些官样文章是有诚意的就可以了。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太过迂腐，怎么理解呢。按照官样文章，抗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共产党边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要服从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按照官样文章，国民党中央对下属的十八集团军是关怀的、爱护的、支持的、配合的。至于之前摩擦，那些都是误会。戴笠可能跟林彪说，蒋委员长对此非常痛心，苦于没有值得信任之人等等。林彪可能跟戴笠表达同感。

戴笠可能跟林彪说，当前方向是打鬼子。为了更好的打鬼子，国共双方应该消除误会，建立消除误会的沟通机制。要建立互信的合作关系，首先需要信得过的人。而林彪本就出身于黄埔大家庭，可以充当此项重任。

如果仅仅是这么着，蒋介石的布局是不是太浅薄了。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官样文章嘛，大家都搞。但有更深层的原因。假如直接和林彪来这么一手，情况就不一样了，结果有三个好处：一，将削减共军对国军的敌意；二，了解共军；三，共军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

共军对国军，那是血海深仇。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了无数。毛泽东的兄弟老婆死在国民党手上，朱德的挚友死在国民党手上，贺龙族人死在国民党手上，彭德怀的祖坟被国民党挖过好几次，太多了。红军将士多半在国民党统治下吃不饱饭才干革命的。而红军长征之后，江西革命根据地被屠杀很多人，他们都是到达陕北那些士兵的亲人。可以说从领袖到大兵，均和国民党有仇。要不是小日本进逼太甚，双方才不会合作哩。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就是靠理想和仇恨支撑着。所以共军和国军打仗相当玩命，往死里打。如果能建立维持一个信任机制，削减共军多国军的敌意，那么相当于削减共军气势，削减共军的战斗力。

至于第二点，了解共军，相当于知己知彼，将来兵戎相见，胜算也大。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派人去共军内部。只是共军生活过于艰苦，特务会严重水土不服。而且共产党内天天开会，隔三差五整风，自己人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敌人更难以生存了。所以说这个布局应该非常老辣，甚至比让林彪投靠国民党带兵打共产党还要凶狠。而如此凶狠的计划竟然隐藏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可见手段之高明。

就当时情况而言。彪可能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么以来确实有理由战场杀敌。国民党是中央军，有同盟国物质援助，顺便争取一点，对自己应该很大帮助。林彪如此行动，是建立在国共不打内战的前提下。既然不打内战，那就要搞好团结合作关系。或许他看到了背后的杀机，也就是想摸摸戴笠的底。

共军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对国民党而言那是百利无一害。参照百团大战，结果直接导致鬼子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力度。鬼子加紧扫荡有几个好处：可以压缩共军发展空间；适当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把军力露出来，还可以增加国民党内对共军的仇视。蒋介石发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清党。清除共产党，恰好是蒋介石的旗帜。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淡化了敌视共产党的情绪，这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如果跟林彪建立合作关系。按照蒋介石及其粉丝的估计，林彪回到延安之后很可能立刻统兵一方。他完全可以独立发起大规模对日作战。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这般。戴笠接下来怎么没有行动呢。原因很简单：林彪回并没有回到军队。毛泽东一直把林彪雪藏，等待一个关键的时候放在关键的地方。等到林彪再次回到军队，戴笠已经翘辫子。事情就这么诡异。即使戴笠不死也不会有进展。因为林彪也不是戴笠能搞定的。所以说，好大喜功者误事。蒋介石身边好大喜功者不仅仅戴笠一个，比如管财政的宋子文大舅子，因为他的好高骛远，把哈佛学的那一套经济伦理照搬到中国，加速了国统区经济崩溃，那可是比淮海战役更大的损失啊。

国共争霸，首争东北。毛泽东认为使用林彪的时机到了。于是林彪去了东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忧心曰：“从此东北无宁日矣！”一语中的。

林彪一开始在东北没站住，一路败北。蒋介石开心了一阵子。林彪在松花江以北休整完毕，剿匪完毕，土改完毕，蒋介石好日子久过完了。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得留在国民党一边的黄埔精英颜面无存。

大决战日子来了，辽沈战役之前，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师长、厅长以上军政会议时这样感慨曰：“还有一个人未到，花名册里是没有这个人的，但这些年来却又分明同大家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林彪。我要表扬他，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一颗心还留在大陆，眼睛时刻关注着大陆。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大陆大红大紫，台湾的蒋介石却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林彪回归大谋之后，两个人掉了眼泪，一个是大陆的周恩来，另一个是台湾的蒋介石。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后面再慢慢分析吧。下面先看看林彪是如何成为天才统帅，以及天才统帅表现出来的能量。

第三章，名将

林彪军事画传

军人的角度看，林彪有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一九二七年进入战场，一九四九年功成名就，前后二十一年，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为一代名将。他的足迹踏遍万水千山，他的队伍纵横关外江南。他曾像韩信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绝决而胜，曾像霍去病一样绕道千里、长途奔袭，曾像李靖、徐达等人一样碾压对手。中间有太多故事，这里只能简洁勾画一遍。

林彪的军事实践可分为两个阶段：“将”的阶段和“帅”的阶段。

为将者，冲锋或狙击，总能把战术推向极限。

为帅者，攻势或守势，总能把战略推向极限。

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到一九三七年平型关大捷，前后十年，为第一阶段。那个阶段的林彪扮演将军角色。南瓜汤、窝窝头、小米饭，吃苦在前，享乐没有。枪林弹雨，风霜雨雪，或埋伏或冲锋，都要置身战场，亲力亲为。

这个阶段的林彪，战略上处于弱势，需要依靠战术生存，主要玩伏击、玩迂回、偶尔玩一玩分割包围，必要的时候，必须冲锋陷阵。

第二阶段则是解放战争。那个阶段的林彪，从将军晋升为统帅，三年半下来，纵横华夏，迈入名将行列。那个阶段的国共双方，攻守移势，林彪着眼点从战术升级为战略，靠量的是造势。功或守，因对手和战局不同，造势不同。

二十年军事生涯中，林彪经历三次蜕变。

三次失败，三次磨练，三次战略转移，三次煎熬，三次升华。林彪的一生实际上经过三次战略转移。众所周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只是一次战略大转移。共军历史上，实际上有四次决定性的战略转移。除长征之外，还有三次。它们虽然不如长征那样有决定意义，但也非同凡响，对整个战局有着推动性作用。每一次推动战略转移的人，都赢得了赫赫地位。

朱毛会师之前，朱德带着南昌起义的残兵在福建、江西、湖南的山区中绕了半年，形成数千里，实际上就是一次小长征。中间艰难险阻，也许比不上日后长征，但是一支孤军千里往返、辗转奔波，残酷性难以形容。凡是经历那段小长征的战士，日后都不同凡响。正因为朱德带来大家走出困境，因此成了红军之父。尽管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并不高。那次战略转移影响了林彪一生：把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锤炼为一名职业军人。

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林彪从一名出色的职业军人往名将迈进。毛泽东带着大家走出困境，硬撑赢得中共领袖地位。

林彪经历最后一次战略转移是在职业生涯第二阶段，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的战略大撤退，向北一口气跑了上千里，撤退到松花江以北。那次撤退，完全是林彪一手导演。撤退之后，共军从原来的守势转向攻势。那次战略转移对林彪本人也有决定性影响。林彪在四平保卫战扮演的还是将军角色。撤退之后的林彪完成土改和练兵，角色转变为统帅。

看林彪一生，要注意这些角色转变。至于林彪晚年，他的角色再一次转变，向领袖转变，结果没成功。不成功就罢了，偏偏多走一程，在历史上落下一个人鬼不分的形象。

关于林彪的风格，前面说过了，稳中求胜。但稳中求胜的前提是决心。如何形容林彪的决心呢？可参照林彪的一段讲话：

完蛋就完蛋，

枪声一响，

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这段话当年鼓舞了东北野战军，更是在塔山阻击战发挥到极限。但是这段话同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典语录，被谱成歌曲，四处传唱。两边武斗时，双方都会把这段话拿出来叨咕一遍，成为催命曲。

顺便说一下，共军第四次战略转移和林彪无关，那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带着残兵从中原向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林彪向北转移的功能相当。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完成了人身蜕变。不同之处在于，林彪战略转移之后，跳出了国军兵锋，修整好南下成为主角。刘邓南下，跳入了国军圈子，损失很大，日后淮海决战反而成了粟裕的配角。

炼狱之路

每一个行都有精英。每个精英都有成长周期。身为军事天才的林彪，也有成长周期。只不过那个周期短了一些。共军高级将领中，林彪和粟裕最相似。二人同龄，从军时间差不多。从身材相貌，到思想行为方式，都差不多。但是在成长周期上，林彪比粟裕要快。粟裕到抗日战争后期，六次负伤之后，才渐渐站稳脚跟，展露出逼人的光芒。而林彪要早熟十年。其中一个原因是，林彪在黄埔军校接受过训练，而粟裕一个人摸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林彪很早就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林彪离开蒋介石时，还是一个刚刚经历半年军事训练的娃娃，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有点，充其量只是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是谁把林彪雕琢成器的？毛泽东。

林彪遇见毛泽东之前，首先遇到另外一个人，朱德。

南昌起义时，朱德和林彪都不是主角。朱德职位挺高，手中无兵。林彪只是一个小连长，属于可有可无。正因如此，南昌起义失败，核心人物如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转移了，朱德才有机会带领一支队伍转战千里。那是共军历史上第一次战略大转移，朱德带着大家，相当于把火种留下，终于成为红军之父。

在那个过程中，林彪却遭受到残酷的锤炼。那是林彪的炼狱之路。所谓炼狱，就是要脱一层皮。对一般人而言，脱一层皮，那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脱一层皮，仍然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一般人而言，痛楚就是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痛楚是腾飞的前奏。

那是一支孤军，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任何援兵，没有领导层，看不见希望和终点。好人生病，病人掉队，队伍减员。孤军之中的林彪看不见希望。

三河坝狙击战，林彪就不怎么乐意。

赣南山区，林彪信任的表弟脚底抹油，带着全连军饷跑了。林彪魅力军饷，差点完蛋。幸好朱德和陈毅替他解围。

形势继续恶化之下，在逃兵成风。 理由五花八门：有人投敌叛变了，有人上山当土匪了收过路费了，有人回家种田养老婆了。到了江西南段的大庾县时，只剩下几百人了。林彪遭遇军人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当逃兵而未果。

据日后陈毅回忆，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找到陈毅，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走。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表态：“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由于陈毅的回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很多人认为不可信。反过来看，很容易理解。绝望嘛，看不见希望嘛，为啥要托陈毅走。这点很有趣。这个应该理解为一种“补偿心理”。和林彪一同去见陈毅的，都是一些黄埔出身的下级军官。他们一起走的结果，既不会回家种地，也不会落草为寇，可能会组团回到校长身边。从感情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从军人角度看，反正要干革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不成，回去跟着校长继续干。从事业角度看，与其跟着一支看不见光明的孤军，还不如回去跟着校长有前途。黄埔毕业生，大多数都跟着校长了嘛。他们也明白，这么一走，肯定被视为逃兵，如果真的回到校长那里，肯定被共产党视为叛徒。把陈毅也拉走，可以增加逃走的合理性。而且陈毅能说会道，能写文章，可以帮他们代言。就算不回校长那里，他日在跟着共产党重新干，也好说啊。

正是在大庾县，朱德和陈毅一起对队伍进行整顿，功能相当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

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时候，林彪和几个动摇者找到一个机会，向梅关方向跑去。正如陈毅预料一样，他们遭到地主组成的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一番折腾下来，林彪成了孤家寡人。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一个人不管有天大的能耐，要生存都很难。路上有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关口被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林彪明白，好汉是当不得的。好吧，走投无路只能原路返回了。就这样，林彪又成了那队伍中的一员。虽然看不见前途，好歹能保命，比什么都重要。他还是比较走运的，那大概是共军历史上唯一可以来去自由的时段。当然，那也是林彪一生中，唯一对军事前途失去信心的时段。

短短一段时间里，林彪把军人生涯中能经历的耻辱和磨难尝了一遍。在很多人心目中，林彪是战无不胜的。如此功勋赫赫之人，不应该有临阵怯弱，不应该丢过军饷，不应该当过逃兵。这些是英雄情结么。可以理解。

刚刚走上战场的林彪，对战争并不熟悉，磨难是必须的历程。对高傲而敏感的林彪而言，中间的酸甜苦辣更胜常人。在那个过程中，林彪参与了战争、了解了战争，体验了战场残酷和人世艰辛，那些都是衣食无忧环境下长大的人必须经历的。

他由此明白了乱世生存的意义：逃避和退让是没有用的。

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开始和现实接轨，方式则是战争。

他那浓浓的眉毛下的眼睛开始闪现犀利逼人的光。

当时林彪只有二十岁，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完成了成长周期。此后二十年，出现在战场上的林彪如同一件神兵利器，面对任何恶劣形势不在回避。强势或弱势，攻势或守势，林彪牢牢掌控一切。即便是失败撤退，林彪也是最棒的。

朱德因为带领共军队伍完成战略转移赢得“红军之父”美誉。那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动作是湘南起义，搞了一个红色政府，吸引了一大批人填充队伍。黄克诚大将，就是那时归队的。因为宣传不到位，暴力没控制住，所以没站住脚。

湘南起义最漂亮的一战为耒阳之战。身为连长的林彪一系列表演：先是巧施计谋，以单刀赴会的方式把骚扰共军的土匪消灭干净；接下来面临优势国军出其不意、以实击虚，结果以少胜多、收获甚大。

经过这一系列的表演，朱德发现沉默寡言的林彪非同一般。这个曾经丢掉军饷、开过小差的年轻人有着过人才华：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而且机警、敏锐，善于思考，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总之，是个干大事的好材料。

朱德决定奖赏林彪：提拔林彪为营长。

可以说他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林彪对朱德的知遇之恩也有感激之情。只不过那种感情没有持续很久。数十天之后，朱毛会师。林彪遇到毛泽东。朱德不能满足林彪的，毛泽东可以满足。林彪的困惑，将由毛泽东来解答。林彪的人生因为毛泽东而改变：因为毛泽东走上巅峰，又因为毛泽东跌入深渊。

名将和雄主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魅力直接体现在两个人身上，林彪和邓小平。

林彪是朱德带出来的，朱德挖掘，朱德提拔，但是最终走向了毛泽东。在朱毛争吵时，坚定的站在毛泽东一边。邓小平可以说是周恩来带出来的，从欧洲开始，就像大哥一样照顾邓小平。最后邓小平成为毛派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这几个人，从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主导中国，直到现在。他们恩怨交织，合作与对抗，直接影响了历史走势。这里先看看林彪是怎么走向毛泽东身边的。

上世纪的中国是乱哄哄的，毛泽东是基点，其他人围绕着基点转。毛泽东无穷无尽的斗争中，有很多朋友，很多敌人，很多人从朋友变成敌人，也有人从敌人变成朋友。毛泽东好比营盘，立在那里；其他人是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铁打营盘流水的兵。

在众多朋友和敌人彼此转化过程中，林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

毛泽东和林彪是啥关系呢。毛泽东对林彪已经超出了一般同志关系，超出上下级关系。要用一个词描述二人之间关系，那就是父子关系。至少在一九六九年之前是那样。

毛泽东对毛岸英抱有很大希望。为了培养毛岸英，毛泽东费了很大劲。然而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远不及林彪。林彪也有自己的父亲，只从走上战场，就很少见面。林彪对父亲的依赖和信任远不及毛泽东。

毛泽东把最好的机会留给林彪。林彪给予毛泽东最大的回报。林彪有错，毛泽东百般解脱。毛泽东需要帮助，林彪从不含糊。从一九二八年二人初次相见，到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前后一共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如一日。不容易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德和毛泽东两只大手握在一起，从此天下变色。握手之后就要分工干活。朱德分工是军长，毛泽东分工为党代表，陈毅分工为政治部主任。林彪也在，只是背景，还没什么存在感。他的机会在六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四号，在砻溪河西的沙滩上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就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林彪。

那是很平凡的一天，天林彪穿了一件干净的半旧军装，得知毛泽东前来视察的消息后马上召集部队集合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

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初次亲密接触。

这是那个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林彪吗？不太像耶！要知道林彪面对蒋介石时都是惜墨如金的。蒋介石比林彪年长二十岁，按年龄上看是可以做林彪父辈的人。蒋校长问一句，林彪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搞得蒋校长自己都不舒服。

作为部下，林彪和朱德交流也不多。朱德是慈祥和宽厚的。怎么见到毛泽东就来劲了？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创建者，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毛泽东创立了井冈山，给他们提供一个落脚点。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实力远不如南昌起义的队伍，虽然也损耗不小，但是找到井冈山那样一个支点。这点就比朱德陈毅领着军队到处跑高明。

军人总是对强者心存好感。

林彪说：“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这种气魄，林彪从未在别人那里见识过。其他都是虚的，只有枪杆子和地盘最实在。军人，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说到这儿，毛泽东与朱德、陈毅来了，恰好听到林彪的话尾巴，立刻就来了情绪，就问：“那个娃娃是谁呀？”陈毅说：“他就是在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

毛泽东最爱能打仗的人。当时最缺能打仗之人。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说：“你的话讲得很好啊！”听到毛委员夸奖，林彪立马行个军礼：“报告毛委员，我叫林彪。”

二人初次印象极佳，毛泽东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上的才华，狠狠的夸奖了林彪，狠狠夸奖了林彪的部队。那在淡定的气势和犀利的言辞给林彪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与林彪单独谈话。询问家庭背景什么的，搞一点人文关怀。一番沟通之后得知林彪原来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他们二人已经是毛泽东老朋友了。有了这层关系更觉十分有缘。

这层关系给林彪带来无穷的好处。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之后遇到磨合问题。在这个问题牵扯到用人。朱德带去的人，主题是职业军人。毛泽东秋收起义的人，多半是临时招募的，还包括改编的袁文才和王佐的人马。比战斗力，毛泽东的人肯定比不上朱德的人。但是根据地是毛泽东开创的，武装割据思想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把井冈山比喻成一个人，相当于是朱德的身体加上毛泽东的头脑。以后人事升迁提拔，同等情况下究竟是毛泽东的老井冈山还是朱德的人，就可能造成不愉快。林彪的出现给予了这样一种选择：林彪是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可以看成朱德的人。林彪给毛泽东的印象良好，也可以算毛泽东的人。一旦有机会，把林彪升上去，两边都可以接受。

两个月之后，王尔琢死于叛徒之手。王尔琢毕业于黄埔一期，军事素质过硬，深受广大官兵尊重。朱德在大庾县整顿时，朱德任军长，陈毅担任党代表，王尔琢则是参谋长，第三号人物。上井冈山之后，王尔琢红二十八团团长，排在陈毅之后，第四位，林彪的顶头上司（彭德怀和黄公略还没有到井冈山）。如果王尔琢一直在，林彪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历史老人写剧本时，为了突出林彪，牺牲了王尔琢。

毛泽东和朱德带着二十八团攻下郴州。大家又可以进城打土豪劣绅，很高兴。高兴没有问题。问题是战场上高兴过头是要掉脑袋的。当时负责全城警戒任务的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叫袁崇全，就高兴过了头，放松警卫。敌人组织反击，红军猝不及防，失败撤退。

袁崇全担心领导追击责任，率部叛逃。如果袁崇全一个人私下跑也就罢了，他还引诱了四个连的人。红军本来就缺人。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人去追，无论如何要把四个连的人给带回来。林彪带人追上袁崇全，把他们包围了。袁崇全也不是省油灯，命令部下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即将上演。王尔琢也赶到了，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高声喊话，劝士兵们不要受袁崇全蒙蔽，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等等。在王尔琢的劝导下，士兵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听领导的话。袁崇全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射击。王尔琢当场牺牲。整个故事就相当于王尔琢用自己的命换回来四个连的士兵。

王尔琢，英雄，一路走好。

英雄死了，英雄的位置还在。继任者必须也是个英雄。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把林彪推上去。几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不坚定的小军官，一转眼就成了红军顶梁柱。人事变迁之快，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了。

王尔琢之死，不仅仅造就林彪升迁，对林彪的性格影响也是难以形容的。接替王尔琢的岗位之后，林彪并没有升迁的喜悦，而是异乎寻常的谨慎。原本沉默寡言的林彪，更为沉默了。原本犀利的眼神更为犀利了。

一九二八年，林彪二十一岁，毛泽东三十五岁。一个锋芒初露，已经投身乱世，准备寻找依靠；一个准备创业，需要人才。两人都准备打出一片大大的江山。从此毛泽东几经起落，终于深深刻进中国千年历史。林彪也以赫赫战功载入史册。

不久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发生分歧。陈毅一番慷慨陈词导致毛泽东第一次下岗。之后各项工作没法展开，大家只好再请毛泽东上岗。毛泽东上岗之后，红军扩编，原来的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和朱德还是最高领导人。此次争论中，林彪旗帜鲜明的支持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推荐下，朱德点头，林彪升为红四军军长，时间是一九三零年，林彪二十三岁。

历史记得毛泽东提拔了林彪。实际上没有朱德点头，林彪不可能上升如此的迅速。二十八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长，都必须朱德点头。因为当时的井冈山，朱德的威望和实力不次于毛泽东。在用人上，朱德也有过大手笔。上井冈山之前，陈毅帮朱德队伍整顿。朱德直接宣布队伍是他和陈毅领导，让陈毅当党代表。当时的陈毅只不过是个书生而已。朱毛会师之后，就很少听见朱德大手笔提拔谁谁了。一方面，谋略的运筹帷幄上，毛泽东确实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跟后来宣传有关系。在林彪这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朱德和毛泽东共同提拔了林彪，但林彪本人却彻底倒向毛泽东。

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是分雨还是彩虹，林彪都坚定不移的站在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争论，林彪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被排挤了，林彪仍然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林彪支持。毛泽东要解决刘少奇，林彪支持。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全力配合。同理，毛泽东对林彪也是无尽的耐心，从红四军开始，到红色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到第四野战军司令，到接班人。能给的，毛泽东都给了。这一且造成了九一三那个死结。

林彪为啥舍弃朱德而追随毛泽东。

客观角度上看，朱德对林彪不错。林彪丢了军饷，朱德解救了他。林彪开小差，转一圈回来了，朱德收留了他。林彪刚刚展露军事才华，朱德提拔他。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林彪感恩。然而林彪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泽东和林彪有啥关系呢。唯一的关系也就是林彪的堂哥和毛泽东有点交情。那么林彪为何要紧跟毛泽东呢？为啥？为什么？

解释之一：林彪炼狱之路上那些龌龊事，朱德都知道。小辫子攥在朱德手里，抬不起头，所以要抛弃朱德跟随毛泽东，另寻出路。——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靠谱。朱德可以原谅他那些事，换成别人就不一定。如果是为了那些事，稳妥选择应该继续跟着朱德。因为未来还会犯错误。犯错之后，在朱德那里得到原谅的机会更大。

解释之二：毛泽东挖朱德墙角，同样不靠谱。林彪当时的分量并不大。而毛泽东给予林彪的恩惠不如朱德多。即使毛泽东想要挖墙脚，也得给予更多的好处才可以。实际上不久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就前委书记问题发生了争吵，多数人站在朱德一边，沉默寡言的林彪坚定站在毛泽东那一边。

那么究竟是为啥呢？原因有两个：林彪性格和毛泽东用人。

前面说过，林彪是那种沉思型的人物，是那种多想多做、敢想敢做之人。那种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找到一种方式把内心世界释放出来，不管在任何行业内都是天才级别。生逢乱世的林彪走上了战场。他能找到的唯一释放内心世界的途径就是战争。但是天才人物之所以是天才，必须有一个平台给予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编制梦想。

有了平台，天才就能创造很多很多。

那个平台并非多少人马，多么强大的武器装备，而是一种自主权。也就是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诸葛孔明隐居南阳，刘备三顾茅庐之后方才出山，为啥那样做？争取主动权而已。比资源，刘备不如操场和孙权。诸葛亮愿意跟着刘备，是因为跟着刘备有主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行事。深思型的人物，多半人中精英，需要的不是多少资源，而是没有羁绊。诸葛亮选择刘备。因为刘备的条条框框最少。跟曹操，也就是一个谋士，搞不好脑袋掉了。跟孙权，还是谋士。只有跟刘备，才是诸葛亮，才能决策三分天下。

诸葛亮是政治家。一个天才的政治家需要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主，如刘备。如张居正时代的小皇帝。军人不同。天才的军人，背后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

彪时代一样，军阀割据，天下混乱。军人不愁没人要。但是军阀们也就是要军人当棋子而已。当时最有夺取天下之气象的是蒋介石。在蒋介石眼中，林彪虽然独特，也就是黄埔精英中的一员而已。所以蒋介石出征之时让林彪在家等着。如果蒋介石真的在意林彪，何不在出征之前喊林彪去上班？也就一句话的事嘛。

朱德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在蒋介石举刀清党时，朱德参与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队伍即将溃散之际，朱德挺身而出。然而纵观天下之势，朱德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才带着残部在福建、江西、湖南到处转悠，春去冬来，转悠了一年，队伍数次濒临险境，最后还是到井冈山才得以落脚。

毛泽东不同，一介书生，参与创建共产党。共产党没办法时，又挺身而出、搞武装割据。为文滔滔不绝，为武翻云覆雨，不论局势多么险恶，他总有办法出牌，总能临危不乱，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他林彪好像有无条件的信任。

最关键的是，毛泽东的信任并非空头支票，而是实实在在的提点和帮助。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毛泽东的用人。毛泽东使用林彪，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为了给林彪搭建平台，毛泽东可谓费尽心思。所谓平台，也就是搭档问题。毛泽东以常人无法察觉的眼光看到林彪的潜力。他要做的就是把林彪的潜力最大化。当初王尔琢意外死在自己人手中，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长。当时的红四军党代表叫何挺颖。

何挺颖陕西人，一九零五年出生，一代英杰。何挺颖大学毕业，而且是学数学的，日后又学习社会学，相当于文理双学士。作为热血青年，他参加过五卅运动，然后加入共青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团指导员（国军中的政委），如果在国军中混，也有不错的前途。但是他为了信仰抛弃了前途，站到当时衰弱不堪的共产党那边。

何挺颖来自秋收起义，一直跟着毛泽东干革命，资历堪比罗荣桓。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把他放在党代表（政委）的位置上。但是团长的林彪和何挺颖合不来。林彪是天才型人物，阴沉沉的，恃才傲物。按照聂荣臻的话讲，就是“专断独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何挺颖也是才华横溢，年轻气盛。两个人搞不到一起，就会出乱子。后来何挺颖在战争中受伤。队伍转移时，军长林彪对受伤的党代表何挺颖不予理睬，导致何挺颖被杀。当然当时都很乱，谁也顾不了谁，这事不见得怨林彪。但是如果要转移党代表还是可以的。

何挺颖之后，毛泽东又给林彪安排搭档，叫谢唯俊。井冈山上，毛泽东下岗失业时，连同下岗的还有四个人，毛、邓、古、谢四个人，被尊为毛泽东的小集团：毛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邓是邓小平，谢就是谢唯俊。毛泽东就把谢唯俊派给林彪。

林彪和谢唯俊依然搞不到一起。林彪左看右看，看谢唯俊不顺眼，经常跑毛泽东那里倒苦水，谢唯俊妨碍工作之类的。毛泽东也很伤脑筋，怎么办呢，看了身边低调踏实的罗荣桓一眼，你去吧。

罗荣桓去了，林彪不再抱怨。罗荣桓和前两任不一样，是多干事、少说话、凡事对林彪比较尊重的那种人。战争年代，林罗合作那么多年，除了东北叶群叨叨出一点裂痕，基本和谐相处。是前面两个不行么，也不至于。这事应该牵扯到政策问题。

共军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有时候政委可以把首长顶死。比方说新四军中，政委项英就把军长叶挺架空。比方说后来的政委饶漱石就把军长陈毅挤走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前两任，说白了比较较真，属于那种不让步。罗荣桓呢，只是默默工作，把一把手位置让给林彪。所以合作愉快。林彪是天才，天才都不喜欢被束缚。毛泽东要做的，就是把林彪的束缚除掉。也就是说在林彪身边，“党指挥抢”原则性功能相对减弱。后来共军统帅中，只有林彪和彭德怀身边的政委相对弱势。因为那二位太特殊了。

总之一句话，毛泽东给林彪描绘一个梦，并且给他平台，让他编制梦想。

所以林彪属于毛泽东的。

尽管从蒋介石和朱德身边经过，但是普天之下，能使用林彪的人只有毛泽东。

如同恋爱一样，就是彼此了。

至古以来，有一个经典模式影响局势走势：名将配雄主。比方说王翦和秦始皇，比方说卫青和汉武帝，比方说李靖和唐太宗。即使没有秦皇汉武那般领导，名将也需要领导的绝对支持，否则，只能完蛋。长平之战，廉颇本想把白起的锐气耗尽。后方领导不同意，觉得廉颇没出息，用赵括代之，以攻代守，结果赵军精锐丢光。安史之乱，高仙芝原本坚守潼关，安绿山没办法。结果后方领导不满意，杀掉高仙芝，用哥舒翰代之，然后以攻代守，结果长安陷落。是廉颇、高仙芝不行么？不，是后面领导不太对路。

评，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名将和雄主的关系，经典模式的延续。

第四章 杀气

走到毛泽东身边的林彪，如同宝剑到了侠客手中，锋芒毕露，杀气逼人。具体表现为历次反围剿。朱毛会师时，蒋介石正在忙着北伐，接下来忙着和各位把兄弟打仗。

中原大战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在告一段落，再也没有军阀敢和蒋介石拍桌子。蒋介石的视线终于从党内战友们身上移开，锁定党外对手——红军——身上，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围剿。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踌躇满志，不把那点红军放在眼里，事情交给何应钦办。何应钦也是大爷做派，命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让他们踏平江西革命根据地，去把红军灭了。

张辉瓒是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军内部算是高学历。军事实践方面，张辉瓒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护法战争，是个老革命党，北伐时已经是师长。　按照张辉瓒的资历，如果是嫡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军长了。由于他不是嫡系，摊到一个前锋的活。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张辉瓒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岗。他打算带人打猎，却一头扎进包围圈，成为猎物。经过一天战斗，张辉瓒的队伍全线溃败。张辉瓒见大势已去，脱下貂皮大衣，换一套下级军官制服，躲进茅草丛中。不是张辉瓒太烂，实在是对手太过优秀，指挥冲锋的那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尤其是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埋伏诱惑、穿插、分割、包围、歼灭一条龙全套服务，而且是强制性的，不接受不行。

张辉瓒隐蔽能力不过关，被林彪的队伍抓住。张辉瓒大叫道：“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原因是怕林彪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张辉瓒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承诺不杀他。国民党也在多方营救。但是后来的事还是超出了所有人意料。张辉瓒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五岁。

张辉瓒当时的军衔是中将师长，是整个反围剿之中活捉的最大的一条鱼。这是林彪军人生涯中第一笔重要战功。

第二次反围剿出风头的是黄公略。

经过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愤怒了，加大了力度。何应钦也没办法继续当大爷，亲自出马担任前敌指挥，蒋介石的嫡系也出动了，陈诚、卫立煌等人带领三十万，杀奔江西。

当时红军主力仅三万人马，装备落后。硬打的话，不用脑子想也知道没胜算。于是红军开始大范围迂回穿插。迂回过程中，林彪指挥红四军跟着部队前后躲闪的过程中，三战三捷，对得起毛泽东的栽培，对得起红军主力称号。

正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的优异表现，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年仅二十五岁的林彪再次升职，成为红一军团总指挥，也就鼎鼎大名的红一军团长，级别上追上了独自起家的彭德怀。整个苏区时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支架。

林彪和彭德怀，号称红军之鹰和红军之狮。鹰，迅捷。狮，彪悍。

级别越高，责任越大。对于一个天才军事家而言，责任越大，越能展现出非凡的价值。天才的林彪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展示了自己。一九三二年六月份，也就是林彪成为红一军团长之后，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已经两年，这个时间中原大战都打完了，损兵折将不说，红军越来越大，蒋介石觉得老脸实在挂不住，亲自挂帅，担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六十多万人杀奔苏区。当时毛泽东正经历人生第二次起落下岗。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朱德和周恩来。具体指挥，还是军团长。

悄无声息之际，林彪带着一军团主力隐蔽集中于黄陂以北，准备中途伏击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林彪不仅仅布置好口袋，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红十一师据守一道山沟，防止敌人逃跑。战斗结果正如剧本写好的：敌五十二师进入共军的伏击圈时，红军冲下去，将敌人分割包围，三小时激战，全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随后，敌五十九师也被共军右翼部队包围，结果还是被全歼。只是写剧本的不是历史老人，而是林彪。

高潮来自陈诚的十一师。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有一派叫土木系。土木系的老大就是陈诚。在国军将领中，陈诚是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军政双全，而且为人相对公正，至少贪污腐败的事情没怎么干，而且试图有一番作为。陈诚起于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之外的新王牌。陈诚的王牌就是十一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陈诚的王牌十一师兔子一样溜到了东坡的草台岗，想吃几口嫩草，却不知嫩草旁边有猎狗。林彪早已带人埋伏好了。

林彪以逸待劳，猛烈冲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在国军增援部队赶上之前，林彪孤注一掷，把预备队给投入战场。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群龙无首，全师被打残。

此战是林彪从军以来打的第一场硬仗，也是整个第四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此战过后，陈诚无心恋战。蒋介石整个战场布局被冲垮。林彪的大名从此飘荡在红军上空，成为善打运动战的代名词。

蒋介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中央苏区的地域扩大到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个省，整个红一方面军发展至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此时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兵强马壮，吃穿不愁。

林彪也成了红一方面军最为闪亮的星星。

这一切说出来或许很容易。还原一下当年场景：对手数量装备占优势的正规军面前，以当地农民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应战，枪支弹药都要通过缴获，要在适当的地方组织起局部优势力量很难。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农民闹革命的例子。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闹得你死我活。但是那建立在武器对等的基础之上，都是冷兵器嘛。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们，最差的情况也就是用锄头对抗大刀，差距远没有土枪和坦克大。而且农民军对官兵时，多数时候是农民群殴官兵。

井冈山反围剿那种情况绝对是个例外。从装备上看：国军虽然跟当时军事强国没法比，但是每个师，特别是进入井冈山围剿的每个师，从杂牌的张辉瓒到王牌陈诚，装备还是齐全的，重武器也有一些；反观共军，基本上要啥没啥，武器来源，一个是土方法，自己高，另一个就是私下里贩卖，从军阀手里买。等到蒋介石实施封锁，贩卖就很困难。

参战人员说量：朱毛会师之时，也没有几个人，即使在井冈山发展的顶峰，能占之兵也就十来万人。井冈山那个地方，山沟里，也养不了多少兵。

实践经验：这一栏最有疑惑性质。国军每一次围剿失败，给大家的印象是国军战斗力不行，总是被伏击，总是被消灭，看起来很蠢的样子；共军很聪明很狡猾，国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队伍，能征善战。然后很容易得出结论，共军作战经验远胜国军。实际上钱好相反，国军战斗经验远胜共军。共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人，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朱德带去那些老兵。南昌起义那些人，特别是叶挺的人，北伐第四军，前锋独立团，那是威名赫赫的。然而在南昌起义之后，死的死，散的散，到达井冈山时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彭德怀和黄公略带去的人也是正规军，是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正规军，而且数量不多。不论是朱毛的红一军团，还是彭德怀创建的红三军团，基本上都是从山沟里增添的农民。二十多年之后，那些农民种的一部分，成了新中国的中层军官。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衔，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取消军衔，从元帅到少将，一共出过一千六百一十四位将军，江西省最多，一共三百二十五人。也就是说第一代将帅之中，差不多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江西人。但是三百二十五个将军中，军衔最高的也就是上将，一共三人，以肖华为代表；中将三十八位，以梁兴初为代表；其余二百八十四位全部是少将，以丁盛为代表。这个事实可以清楚表明共军形成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井冈山时代，共军作战经验并不丰富，基本上是跟着老兵（后来的元帅、大将、上将）有样学样，现学现卖。反观同一时期的国军，北伐结束之后，又是蒋桂战争，又是蒋冯战争，又是中原大战，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实践。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远胜过共军。

在人数、装备、实践经验处于劣势的共军为何可以一次又一次胜利呢？其中的原因到毛泽东篇章里再仔细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线指挥者彭德怀、林彪、黄公略等人非常了不起，可惜了黄公略英年早逝。

尤其是林彪，平时不说话，也不和同事搞关系，总是神神秘秘的。但是只要给他战场指挥权，他总是可以在总体的劣势中找到局部优势。再把一个个局部的优势累积成大的胜利。他的秘诀在哪里？答案是在他脑袋里。能拷贝出来么？拷贝出来的就是那一次次胜仗。除了胜仗之外，还有一个个预备方案，一个个设想，由于没有实施，后人已经无法知晓了。但是在那些备案和设想中，肯定有不少天才杰作，都永远的消失了，任凭后人幻想臆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思维方式。那些实施之后的战例也罢，未能实施的备案也罢，都是根据现实世界产生的，产生于山山水水间，产生于繁杂的地图上，产生于日夜不停的思索。林彪不爱说话，不搞同事关系；但是他也没有浪费之间，吃喝玩乐的事情跟他没关系，甚至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环境紧张的时候，他甚至没时间去捉身上的虱子。他干嘛了？他就是在那些山水中实地考察，在对着地图思索军队的调度或武器的摆放。相比去臆断林彪的天才，去猜测那些没有实施的方案，搞清楚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更为重要。因为所谓天才啥的都是不现实的，行为和思维是现实的。

当我们看见林彪的行为和思维时，不禁又想起那个已经被重复很次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当然咯，可以像天才一样，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即使付出那些汗水，也不见得能成为天才，因为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同样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最后可能沦为方仲永的角色。但是如果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而最终没能成为天才，也不至于挨饿，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充实的人生而不会因为浪费时光而后悔。

就林彪而言，他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也具备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所以他是个天才，写下了伟大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与众不同，能别人所不能。

经过蒋委员长反复准备、精心策划，加上井冈山内部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第五次围剿中央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经历战略性失败，开始了战略性转移，也就是长征。整个长征途中，就整个共产党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就林彪个人而言，继续着军事上的辉煌。血战湘江，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左右配合，把中央从虎口中捞出来。湘江一战损伤很大，但那不是林彪的错，换成别人，损伤也不会减小。

湘江之后行军路上，更是一路前锋。

林彪第一阶段军事实践中，最后一幕演出是闪亮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战斗规模并不大（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干掉鬼子也不多（千余人），为何会有那么重要地位？这个答案并不困难，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因为政治。平型关战斗规模虽然不大，杀掉的鬼子虽然不多，但是因为是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打破了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需要宣传。国共两党都需要宣传。国共分裂之后，双方都想宣传自己的抗战功劳，共军赢得了天下，所以更要宣传平型关战斗。这些都是政治因素，也是事实。

但是在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军事因素。除了那句笼统的打破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外，各位神奇的专家学者们竟然没有进一步的挖掘，咄咄怪事。现代人作战电脑旁边一拍脑袋就能想明白的事，当时在战场上混过那么久的国军就想不到？权谋大师蒋介石就想不到？

断其一指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又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终于暂时把恩怨放在一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好吧，现在不围剿你们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说，行吧，打土豪分田地先停下来，尊你们为老大。

抗日政策制定之后，共产党自己在洛川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之后怎么办。会议讨论了两件事：团结的一件和不团结的一件。团结的一件事：一个稳定的中央军委成立了。

军委虽然稳定下来，观点却发生了分歧。当时红军刚刚改名八路军，正要开赴前线，大家讨论八路军开到前线之后怎么办。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言：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意思很明显，八路军就那么点人，硬拼可能连老本都没了，也起不了作用。军队开出去之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实力，实力强大了再去打鬼子，量力而行。

这个想法固然是好，但是遭到高级将领反对，主要是彭德怀和林彪的反对。两位也是跟国民党打仗最有心得，八路军中最有威望的指挥官。他们从军人视角上看，抗战么，就要打鬼子。打了胜仗，就能提升八路军威望，就能更好发展实力。

彭德怀建议：用我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的建议。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

红军时代，林彪和彭德怀是竞争关系。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想要吃掉毛泽东。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林彪的态度很暧昧。长征结束之后，彭德怀成了林彪的领导，级别高于林彪了。在对于日本人，两人看法非常相似，沉默寡言的林彪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林彪表示：“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很明显，以八路军实力，彭德怀和林彪的观点都不太现实。除非小日本的战斗力和国军一样。但他们都是军人，从军事角度看问题。不能把政治家那些套路往他们身上套。这个就是洛川会议不团结的一面。

会议开了好几天，因为彭德怀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把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什么是有利条件呢？就看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表现了。如果他们能力够强，抓住战机，那就是有利条件。这是毛泽东对高级将领搞妥协。不是毛泽东喜欢妥协。没办法，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一直呆在前线。林彪的一一五师占据八路军一半力量。如果后来政治运动中，毛泽东还有如此胸怀，在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中国情况应该好很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后来林彪搞出平型关战斗，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都是有原因的。

日本针对中国的策略就是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中国的结合，第一步搞定东北，然后向华北推进，然后由北向南。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后，鬼子正飞机掩护、坦克开道、钢盔钢甲洋洋得意且杀气腾腾的奔山西而来。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中国中心，战略重要，既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国民党也知道山西重要性，决定来一个太原会战。太原会战的核心则是忻口战役。忻口是太原的大门。忻口以北有两个重要关隘，雁门关和平型关。

为了配合国军正面作战，贺龙的一二零师开往雁门关，林彪的一一五师开往平型关。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后，破坏敌人交通线。包括一二九师奔袭明阳堡机场在内，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便是平型关战斗。

林彪还是那个林彪，除了开会，整天看地图。在延安看地图，在洛川开会看地图，在山西见国军时还是看地图。一直看地图，谁也搞不清他心理想什么。终于在山西阎锡山招待所里，他那金锁眉头下犀利的目光停留在平型关。

是的，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在平型关和鬼子干一场。

林彪带着他的先头部队三四三旅开往平型关。三四三旅，旅长为陈光。陈光生于一九零五年，年长林彪两岁，参加过北伐，湘南暴动时入队，地位高于林彪，曾救过林彪的命。陈光代理过红一军团长，林彪受伤之后，陈光代理过一一五师师长。在东北时和林彪闹了矛盾，解放后和叶剑英也有了矛盾，解放后自杀，死于高岗之前，英年早逝，多活两年至少是大将军衔。平型关战斗主力就是三四三旅。

林彪做那样一个决定不容易，主要困难有两条。

第一条，负责正面战场的国军情况很不乐观。

八路军上战场的过程中，迎来很多往回跑士兵。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说他们是军人吧，他们并不是上战场，而是从战场上往回跑。说他们是败军吧，还没有真正接触到鬼子，往回跑时还背着很多包裹、老母鸡之类的玩意。上战场是不需要带着包裹或老母鸡的，那些玩意都是抢来的。从哪里枪的？反正不是从鬼子那里抢的，也不是从长官那里抢的，只能从百姓那里抢的。他们不仅仅自己往回跑，还竭力劝上战场的八路军不要去送死。

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也不能称为国军。真正的国军精英也是打鬼子的好汉。他们的真是身份有一个传统的称呼，兵油子。在中国历史上，兵油子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把当兵当成混饭吃的职业。他们存在于乱世之中，却如同官僚一样狡猾，神通各种后退逃跑之诀窍。只要想跑，理由那是现成的。

第二个困难是领导那关不好过。站在毛泽东角度来看，拿共产党那点人去和日军拼命，实在伤不起。这是从战略原则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并不了解前线情况。前线的林彪从战术角度出发，挖出几条理由：

一，敌人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中良好机会。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知良好机会，现在地域为山地，乃求三战役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城市，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之作战。

二，目前军民正指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

三，则不能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四，目前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的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于扩大红军。

五，目前如集中一个师以上的兵力于窄陵区域求战，担任是不妥的，但以一个师一下兵力则是需要的，用得开的。目前第一仗应该集中一个师兵力为好，带今后客观情况上失去一个师兵力运动作战之可能时，再分散做群众工作和游击。

这些理由很充分的。总之一句话，要打。

打就打呗。打仗可不是游戏，就算是游戏也是最刺激的游戏：输了，可能渣都不剩；赢了，对手渣都不剩。上了战场，总有人渣都不剩，只有想办法让对手渣都不剩。

要打胜仗不容易，要打一场意义非凡的胜仗更不容易了，要和一个幻想中国几百年、经营中国几十年、入侵中国若干年而未尝败绩的对手作战更更不容易了。大点角度上讲，战争胜负取决于三个因素：战争性质，也就是所谓精神气，通俗点叫士气；战斗力；指挥官战场因素的算计。

战争性质上讲，八路军也有优势，在自家国土上，大义上卫国，小义是保家。战胜固然光荣，战死亦伟大。

然而战场拼的不光是正义，还有战斗力。就当时双方战力对比上，鬼子在训练上优于八路军；装备上优于八路军；加上那种见鬼的武士道精神，精神上也不弱于八路军。可以说是八路军和林彪遇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

林彪知道，这是一场不能失败战役。大道理就不说了，此战打胜，将开创抗战以来战胜日军之先例，那是无上的荣耀；若失败，之前战争中的英明也都是昨日黄花。但是林彪就是林彪，敌人越强，战意越浓。没走上战场，林彪已经把精神意志提升顶点。

作为前敌指挥官，林彪的任务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因素都在自己这一方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雄鹰般的迅捷撕下猎物，然后迅速隐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冷静，精益求精的算计，残酷无情的部署。面对同样的生命，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可以有仇恨，决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天时：不利也有利。

八路军是九月二十四好晚开赴预定战场埋伏的，为了隐蔽，选择了小路走。天黑，小路肯定不好走。偏偏下起了大雨，更不好走了。一九三七年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晋西北，到阳历九月下旬已经很冷了，物质跟不上，冷雨夜行军，肯定是艰难的。

李天佑回忆：每个人只得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一不小心，就会捧倒。行军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希望名打雷闪，好趁着霎那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而我们却要沿着一条山溪绕过来趟过去。浪涛咆哮，水深齐胸。有几个战士急于趟过去，被水冲走了。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索，向对岸趟去。九月末，这里已经降霜了，河水寒冷透骨。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趟过去趟过来，不下二十多次！许多人的牙齿碰得咯咯响，我也感到两条腿麻木了。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进，我们快赶到目的地时，天亮了，雨也停了。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寒冷和风雨的战士，一个个唇青嘴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滚得象个泥人。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天还是阴沉沉的，冷风腮咫，又不许生火，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

大雨给前去打埋伏的八路军造成困难。对日军肯定也有困难。因为日军汽车啥的多一点，在雨后的山路上行动起来也不方便。战斗一旦开打，对八路军更为有利。当时这场雨应该不在林彪计算范围内，他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没有夜观天象的本领。

地利：山地，主战场是一条十公里的山沟，对八路军有利。

八路军就是在山沟里锻炼出来的，啥环境没见过？鬼子主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离开城市依托和先进装备就玩完。八路军占据高地，俯冲而下。鬼子只能在躲在汽车周围，伺机夺路逃命。

人和：对八路军有利。

这是中国地盘，八路军主场作战。想知道主场作战的优势么，李天佑回忆：一路上（行军途中），有多少事情使人激动不已啊！我们每到一地，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怀抱婴儿的母亲，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就悲喜交集地围拢来，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前线打日本的队伍。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他们便转悲为喜，脸上立刻露出希望的微笑，接着便把大量的食品、香烟塞到我们手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他们一群群，一队队，冒着风雨挤在月台上，彻日彻夜地唱着悲愤的歌曲，欢送我们上前线。每逢火车进站，不等车停稳，他们便拥上车厢，拉住战士的手，哭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这些远离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人，生活本已濒于饥寒交迫，但是他们还要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一条围巾或一副手套送给战士。有的搜尽腰包，尽其所有，买了馒头、烧饼送来，表示自己对杭日战士的一片热忱。目睹国家受辱，同胞流离失所，谁不义愤填膺啊！战士们挥舞着拳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里。”

他们是一群热血之人，也是一群理智之人。并非只会空喊口号。比空喊，那些兵油子比谁喊的都想。他们在高喊至于，还可以在冷雨夜走向预定战场，还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趴在凉风习习的高地上，一动不动等着猎物进入陷阱，然后再扑上去咬着不放。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在战斗中死去，依然毫无怨言。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

八路军经历了艰难行军，惹了一肚子火气，正准备干死鬼子，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在全面抗战的氛围下，只要走上战场，就是影响。打胜了，还可以继续当英雄，当然是豁出去往死里打。战场上就是这样，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敢的军队存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鬼子远道而来，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人在山沟里等着，依然叽里呱啦，洋洋得意。历史上，日本长时间对中国是充满敬意的，长期跟在中国屁股后面学东西，学很多东西，从制度设计、到文化传承、到衣食住行。在鬼子的生活中，从文字书写到穿衣服，处处是中国人的痕迹。然而中国没落之后，鬼子想到的不是知恩图报，而是想把中国征服，去继承伟大东方文化创造者的地位。

从清末抗日援朝失败以来，日本人开始牛气哄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看不起中国。侵占东北的成功，日本把中国设定为征服对象，然后侵蚀华北。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疯狂进攻中国，很快占领平津，出河北，穿过河南，直逼中国心脏地带，书写了日本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失败过。他们也不相信失败就在眼前。

进攻平型关的鬼子，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一共四千余人。板垣是个中国通，基本上参与过鬼子在中国干过的、再干的、将要干的所有坏事。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徒步勘察过进军路线。知道平型关一带重要，但防守薄弱。所以想要在快速枪战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正是因为战前勘察过地形，心里有底，才会搞出几千人冒进。板恒以为他的对手只是晋军，他没有计算到林彪已经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迂回到平型关等着他。

在武器装备极端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克服艰难条件下（冷月夜）行军，并且让部队趴在寒冷的三地整天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这些比战斗本身更困难。

类似的战术，后来国共内战时，共军发挥到极致。之后又在抗美援朝中接受检验。

按照国共双方事前扯皮，平型关一战为国共联合作战。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以陈光的三四三旅担任主攻，以徐海东的三四四旅辅助。国军方面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第八独立旅一步协同作战。现在大家的印象是平型关之战是一一五师伏击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实际上不是那样。按战略计划是，国共双方约三个师伏击板恒第五师团二十一旅的那四千人（三个大队），只是后来出现了偏差。

战斗从共军阵地上打响的。

鬼子的运输大队进入那条山谷中，鬼子们还在哇哇乱叫，完全没有意识到四周阴冷的山坡上有一群潜伏了一天的中国人。所以当枪弹倾泻而下，鬼子洋洋自得的表情僵硬在脸上。原来他们并非不可战胜，并非牛气哄哄，只是没有打到要害而已。只要把他们打痛，他们也会像所有遭受打击的可怜虫一样，哇哇乱叫，仓促应战，在混乱中追求生存。

林彪的战术也就是共军经典伏击套路：拦头、拖尾、斩腰。

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已经习惯了中国军队的溃散。然后他们接受地盘，抢劫、强奸、放火、偷盗展现鬼子本质。他们想不到竟然有人敢于主动伏击他们。

鬼子更想不到，给他们这盘大餐的设计者，林彪将军。这是现在写在史书上的设计，查一查史料就能得到的。平型关之战，原本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把附近四千鬼子全部干掉。

林彪整日整夜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有啥妙用？还是用林彪自己的话作为解答吧。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据他的警卫员回忆：看地形回来，人累得不行，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师长还没有睡，他的眼睛紧盯着地图，锁着眉头在沉思。那一刻，我觉得师长的影子是那么巨大。

是啊，巨人所以是巨人，不是因为高大的躯体，而是强大的精神意志。

战争开打以来，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林彪睡得很少，精神衰弱，需要健脑器辅佐。林彪当时才三十岁，正值壮年，还没有受伤，精力鼎盛之时，可见压力之大。

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这话没错。

战前李天佑去看望林彪之前。林彪刚刚设想好战术的最后一招：用四挺重机枪封锁鬼子退路。林彪把整个战局思考了好几遍，觉得没啥遗失部分了，才放松了一下，在炕上睡着了，健脑器都没来得及从脑袋上摘下。尽管他不喜欢睡北方的火炕。

李天佑看见领导睡着了，打算悄然退出，但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林彪。其实李天佑并无见林彪的必要，战术已经布置停当，无变化。但他就是心绪不宁，想见一见林彪。

林彪醒来，也没有要说的，只是说：“按照原定计划来，有变化我一定会通知你们。”

李天佑觉得心理踏实了，还回。

大战之前压力在所难免。能扛住压力的才是真英雄，被压力压垮的是狗熊。多当几次狗熊就变成了兵油子。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兵油子并非天生就是兵油子，而是被他们的领导、那些平庸无能的军阀给领导成了兵油子。所以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名将更难求了。因此毛泽东才会在林彪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

李天佑走后，林彪没能入睡，又看起了地图。

不错，林彪正对着地图给鬼子烹饪大餐。他像一个烹饪大师那般把大餐当成艺术搞。只不过他的原材料不是财迷油盐，而是战场位置、是战斗力、是武器配备、是进攻时机的选择。烹饪是一门艺术。战争是一门更高的艺术。

在战争这门艺术中，永无止境。林彪把平型关一战搞得很好了，战斗的大致过程和设想的一致。但是过程并不完美。有两点林彪没有想到。一个是鬼子的战斗力。鬼子虽然乱，虽然被包围分割，成为板上鱼肉，却并没人宰割。如果说这个是因为对鬼子了解不多，另外一个疏漏就显得很扎眼了。

战斗打响之后，总体形式对八路军非常有利。李天佑正在谷地里指挥自己的部队向鬼子进攻，突然有个参谋招呼他，说首长让你去见他。李天佑一口气从谷地跑到师指挥部。林彪是要让李天佑派一队人占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为啥呢，很简单，林彪漏算了对面那个高地。因为鬼子如果枪战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最坏的结果，他们也可以退守那里，固守待援。如果他们战局发展到那个形式，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想攻下高地是非常困难。平型关战斗必然成为一场遭遇战，说好听点可以击溃一部分敌人，仅此而已。

幸好鬼子不太懂山地战争，没有离开拼死去占领老爷庙高地。李天佑赶紧派人拿下老爷庙。等到鬼子反应过来，全力进攻老爷庙时，八路军已经在高地上架好了机枪。

整个战术布局，老爷庙是个遗漏，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平型关还有更大的遗憾，就是国军没有出战。如果另一侧的国军出战，鬼子三个大队四千人估计走不掉几个。那样的话就变成国共联合消灭鬼子，可以增加双方的相互信任。可惜国军没有出击。另外，如果两军足够信任，林彪完全可以改变战术设计，用一一五师全部力量歼灭鬼子。

可惜，双方杀伐十年，信任只在口头上和字面上，心里没有。正因为国共双方的不信任，平型关之战才变成如今的样子。

——可惜！可惜啊！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以敢一步步挺近中国腹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不能凝成一股绳。抗战爆发之后，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了，依然不能凝成一股绳。不仅国共两党戒心难消，即使国民党内部也叽叽喳喳争吵不休。不仅国民党内部，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无法统一步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埔学生汤恩伯在黄河以北和板恒师团血战，黄河南岸的黄埔教官蒋鼎文竟然视而不见，等到鬼子绕过来，蒋老师一夜狂奔几百里。汤恩伯和蒋鼎文，都是蒋介石的心腹。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所谓抗战，何须八年

尽管这样那样的遗憾，战斗还是胜利了。国军没有出兵，胜利完全属于共军。平型关之战，也成了抗战之中一次经典战役。

整个平型关战斗，规模并不大，歼敌千余人，不算多；自身损失也不小，七百余人。但是结果相当积极。此次战把一个运输大队的鬼子消灭干净，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如果说在遭遇战中打掉一千鬼子，也许算不了啥，算是伤其十指。但是把一部分鬼子给歼灭是另一回事了，属于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十指有伤，很快能痊愈。一指被断，心中留下阴影。

或许感觉有点遗憾，但是那就是林彪的风格，稳中求胜。赌徒可以选择一时痛苦，战场统帅要为战士生命负责。那是无数次生死之中磨练出来的谨慎。

此战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当时所有中国人，鬼子也他娘的肉体凡胎，可以被歼灭。

正因如此，林彪的大名一夜之间传遍华夏大地。各种恭维，各种慰问信，各种荣耀都来了。然而林彪没有因此而喜悦。他依然不去搞人际关系，依然禁皱眉头，依然在沉思。因为他体会到鬼子的战斗力，预感到接下来战争的艰难性。

——他干什么呢，在写总结报告。

一颗子弹和八年光阴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号之后，林彪名满天下，那时离他三十岁的生日还差好几天。按照当时的势头，林彪本应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民族危机当前，林彪也想尽平生所学，多打点鬼子。然而搞笑的是，此后八年，林彪却离开了战场，再没能打鬼子。直到国共内战兴起，林彪才重新听到那熟悉的枪炮声。

林彪为啥要离开战场呢？只能说是一个误会。误会来自友军的子弹。

事情经过大致如下：二月中旬开始，鬼子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军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林彪带人到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作战，阻止鬼子西进，并动手创建敌后根据地。二月二十六号，鬼子第二十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次日，鬼子的一零九师团西进，威胁陕甘宁黄河河防，陕北、风陵渡、潼关危急。二月二十八号，毛泽东紧急指示林彪：“你率陈旅全部应即改变作战计划，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主力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根据这一指示，一一五师迅速向晋西南挺进。当时是春天，晋西南山区早晚多雾，云烟笼罩。当地流传民谣曰：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

三月二号清晨，大雾来袭。林彪率部驻扎在附近，事先已与驻扎该地的阎锡山的第十九军警戒部队取得联络。诡异的是，阎锡山部第十九军没有及时通知后面阵地哨。战争时期，军队效率如此之低也太扯淡了。

俗话说的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对手。对高手而言，强大的对手可以激发强大的战斗力；窝囊废的队友只能让你吐血。林彪对鬼子还可以应付。但他万万没想到，打鬼子的梦想会葬送在大雾中，葬送在友军手里。

当时共军条件非常艰难，战略物资基本上靠缴获。平型关一战，共军缴获不少。部分人穿着缴获来的鬼子的军大衣，林彪也是其中一个。大雾之中，阎军哨兵隐隐约约看到一支穿着鬼子黄呢军大衣的队伍赶过来，便误以为鬼子来了。愤恨之下，直接开枪。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打中的竟然不是鬼子，而是打鬼子的英雄，林彪。

林彪骑马走在最前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弹落下马来。子弹从右肋进，由左侧背穿出，伤及肺部和脊梁骨，幸未中要害。

林彪受伤的消息惊动了延安的毛泽东，他让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让罗荣桓担任政委，让林彪赶紧回延安治病。蒋介石也写了亲笔慰问信，情真意切，把林彪感动一把。阎锡山是老脸丢完，队伍打鬼子不力不说，行动效率如此低下，可悲空叹。

延安医疗条件不怎么样，中共决定让林彪到苏联疗养。那个伤到神经，到苏联也没能痊愈。林彪在苏联相当于虚度光阴。唯一真实的东西便是追求孙维世不成功。

等到再次回到中国，等待林彪的不是战场。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消极抗战；共产党也没有力量走上正面。没有力量走向正面战场的共产党在延安搞整风运动。不管是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还是积极整风的共产党，都在保存实力，为之后做准备。

所以林彪没有机会走上战场，只能跟胡宗南谈谈，跟戴笠谈谈，代表毛泽东去延安和蒋介石谈谈。都是谈话，无聊，扯皮，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林彪就那样无所事事。当然他又重新找到一个老婆，那就是叶群，一个志大才疏，心比天高的女人。

谈判也好，罗嗦也罢，感情生活也好，对绝大多数而言都是很美好的。对林彪也是美好的，但是林彪有更美好的事去干，那就是上战场。终于林彪再次走上战场，开始军人生涯的第二波光辉耀眼的实践。只不过这波时间对象不再是鬼子，而是之前的上司卫立煌，是黄埔师兄杜聿明，是师弟廖耀湘，是校长蒋介石。

第五章 飞龙在天

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是一块宝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称之为龙兴之地。

传统意义的东北，还包括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有辽东、满洲、关外等多个别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民、黑土地上的农民、深山里的猎户都成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增添了丰富的笔墨。

——那是一个英雄的舞台，许多堪称人中之龙的人物在那舞台上翩翩起舞。他们的舞姿就是抄起马刀往南冲，冲击南方的农耕文明。

远古时代就很多故事，什么匈奴、柔然、鲜卑族的好汉们，经常骑着马、拿着刀敲一敲醉生梦死的中原帝国皇帝的家门。大唐帝国之后，塞外的人杰们愈来愈强悍。

第一个惹得中央帝国不安的同志叫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和他英雄的子孙们走出东北苦寒之地，挺近到黄河流域，建立显赫一时的辽帝国，用自身的蛮勇冲击日益精确完整却渐渐失去活力的华夏文化圈。随后的完颜阿骨打和他的子孙建立了大金帝国，重复了辽帝国的老路，只是更为强悍，消灭了北宋，锋芒逼近长江流域。

唐帝国之后，文官制度日益稳固，中原农耕地带尚武精神日渐式微。来自塞外的那些人，如耶律阿保机和完颜阿骨打的家人，不管他们是在黑土地上耕地，还是在深山里打猎，还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放牧，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冬天零下几十度，喝口水都困难。还要跟各种野兽作战，弄不好被吃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极度匮乏，吃口饭要手抓。骑着马往南去多方便啊，南方气候温和，物质丰富。而且南方的军队战斗力不强，比草原狼群深山里的猛兽温柔多了。打仗相当于出差。所以中国历史大一统，总体上由北向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进入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前，也不是那么强大。呼伦贝尔的水草养肥了蒙古战马之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粉丝们进入了无敌模式，终于搞定了农耕文明。明帝国好不容易再次恢复农耕帝国文明。之前建立金帝国的女真人中，有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同志再次重复了祖先的故事，骑着马，挥舞马刀，向南去。他和他的子孙们比前辈更为英勇，首先搞定了东北，趁机入关，一统天下。

冷兵器时代大概就是这样。东北总是战争最前线。大部分不安定因素都是从那里起来的。在冷兵器之后，日本崛起。他们崛起并不是因为自身创造了文明，而是更换了老师。跟着黄皮肤的中国老师学习了上千年之后，换成了白皮肤的欧洲老师，从那里学到了现代工业。学成之后开始一统东亚。想要一统东亚，首先要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人变身为鬼子，来中国烧杀抢掠。蒙古和满清成了鬼子学习的榜样。

鬼子首先学习满清，第一步搞定东北。从一八九五年开始渗透，潜心经营几十年，通过一九二八年搞死好汉张作霖和一九三一年糊弄张学良之后，终于得手。接下来鬼子学习蒙古征服中国的路线而没成功，最终退回到那狭窄的岛上，抱住美国的大腿至今。

鬼子滚蛋之后，东北成为一个黄灿灿的、香味四溢的大蜜桃，国共两党都想去摘。再此之前，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势力都没有延伸到东北。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东北名义上归国民党。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蒋介石重没有控制过东北。远在西北的毛泽东也盯着东北。

毛泽东明白，只有搞定东北，共产党才可以真正站稳脚跟。关内的根据地虽然多，都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也不好跟国民党争抢。因为关内那些地方，在鬼子进来之前都是国民党实际控制的。鬼子走了，又把它们交给国民党。只有东北，是真空，而且那里有明里不偏不倚，暗地里偏向共产党的苏联红军。

于是毛泽东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把林彪重新放上战场。

一九四五年十月，林彪去了东北，去到那个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等人兴起的地方。但是林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本地闹革命。林彪则是名将出关。历史上，名将出关的故事很多。卫青、霍去病出塞外击匈奴。李静击溃突厥。蓝玉出辽东击溃北元。孙承宗、袁崇焕外出守辽东。林彪和他们还是不一样，林彪出关是闹革命。

日后林彪为何能成为副统帅？为何能控制全军？就是因为在东北黑土地上取得的战果。

出东北的林彪进入人生第二个阶段：统帅。

作为帅的林彪和作为将的林彪有多少不同？看看他的班底就知道了。

林彪的班底

一九四五年八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布七道命令，让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让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让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展开地方工作。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看看这些人，个个文武全才。

彭真，白区工作的标志性人物，刘少奇最信任的人，善于和各种力量沟通，正因如此，东北局第一任一把手就是他。只因战争需要，才换成林彪。

罗荣桓，军内政工标志性人物，有他在，军内思想工作不愁搞不好。林彪只要把本职工作——战争——管好就行。

陈云，根据地经济建设标志性人物，后勤工作好手。

高岗，西北根据地建设标志性人物，全才，能人。

李立三和张闻天，党的早期领袖，能力和威望都没得说。特别是张闻天，本是国际派的人物，有他在，和苏联沟通没有问题。

黄克诚和谭政，也是军内大名鼎鼎。黄克诚红军时代就是红三军团的标志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搞得也不错，权力抵制延安整风。谭政和罗荣桓的功能一样。

刘亚楼，战争能量没的说。

其他人也是能力过硬，风头正劲。这些人物出马，那意味着要大干一场。正因如此，新四军的标志性人物，陈毅对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如果说陈毅是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搞得有点情绪低落，那看看许世友吧。

许世友当时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山东那边的八路军和战略物质都是通过许世友的手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几万部队运完了，许世友本人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乱转。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笑说：“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立马瞪眼睛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说：“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已经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一直等到东北解放，许世友也没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许世友为何如此心急？因为他明白，那里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许世友没有去成，很多人去成了。比方说肖劲光、邓华、李天佑、丁盛、钟伟、黄永胜、李作鹏等四野赫赫有名的战将。那些中央委员，加上这些战将。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些人可以构建一个政府了。可惜那是战争年代，他们只能组成一个戏台，等待主角登场。事实上共和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人的声音都很大。

主角，自然就是自己人眼中的战争天才、敌人眼中的战争魔鬼，离开战场七年的林彪同志。抗战八年，林彪休息了七年。

七年了，终于再次闻到战场的味道，终于再次听到枪炮声，那是最为动人的乐章呵。

林彪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为战争而生的名将。当他们统兵在外独当一面之时，除了排兵布阵，都要操心跟多事，粮草啊，后勤啊什么的。林彪是个例外，他只需要对着地图思索排兵布阵，其它事一概不管。因为有人替他管。

一张流血的谈判桌

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为了面子工程，敷衍一下全国观众，还是举行谈判。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谈判史上的奇观：上面谈判，下面小动作不断。

国共双方非常有意思，双方领导人一边坐在一起，彼此表达尊重，互赠敬意，笑容可掬，为众人羡慕之对象。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谈笑之间决定无数人的生死，乃至一个民族之命运。他们为和平坐在一起。然而在另外地方，军事经验们正用最残酷的方式厮杀。

一个地方是不流血的战争，另一个地方则是流血的政治。在重庆没谈拢的事在东北谈。在重庆没能流的血，在四平流了。四平，流血之地。

最初的东北真的很乱。国民党理论上从苏联人手中接管大城市，共产党人则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许多地方。很多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因此国共双方扯不清楚。既然用口水无法解决，只能用拳头咯。

蒋介石让杜聿明指挥国军从秦皇岛一路往北，去争夺地盘。毛泽东的代言人林彪自然不同意，要好好谈谈。共军去东北比较早，道路更近，而且有苏联人暗中低通方便。实际上地盘大部分在共军手上了。

谈判的最好地方应该在三海关和锦州一代，那里是东北的大门。共军想独占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军挡在大门之外。共军也想那么干，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共军虽然比国军早一点，但主要是靠十一路开过去的，跑到东北两条小腿子已经酸了。而且去东北的人虽多，还没有沟通好，配合不默契。最高统帅林彪已经离开战场好几年了。初来乍到，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林彪想和杜聿明谈谈，也没辙。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战场，把弱肉强食推向极致。其实林彪也努力了，在秀水河子和沙岭，效果不好。

撤离山海关，撤离锦州，一路向北，后撤。

杜聿明一路挺近，从锦州开往沈阳，再从沈阳北上，路过铁岭，再向北，到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腹地，沈阳、长春之间，位于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咽喉要地，为东北平原的核心地带，又是粮食集散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要打仗先要填饱肚子，要填饱肚子就要有粮食。东北平原就是填饱肚子的保障。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东北平原，首先必须控制四平。

不能再撤了，林彪。

党中央和毛泽东三令五申告诉林彪：要在四平好好谈谈。

共军本来要独霸东北，有了东北相当于有了一块永久的根据地。现在国军推进到四平，东北差不多丢了一半。如果再把四平丢了，休说多独霸东北，就是在东北立足都可能成为一场空。所以在四平好好谈谈。如果谈判成功，还能保住北满，然后再图发展。谈判不成功，那只能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了。

四平很重要，重要得要命，要了很多人的命。

从南昌起义开始，共军就在山沟里转悠，红军时代在山沟里转悠，八路军还是在山沟里转悠，绝大部分光辉战例都是借助山地搞的，布口袋阵，藏头露尾，迂回、伏击啥的，基本上不玩正面攻防。不是不想玩，而是没装备、没人、没技术，玩不起。然而四平在平原上，既没有山体密林做掩护，也没有迂回穿插的余地。只能挖战壕、修碉堡，面对面的搞，仿佛之间又回到李德指挥红军的时代。那一次也是这么搞法，结果搞得很惨，险些把身家性命给搞丢了。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城市攻防，拼的不再是机动灵活和智慧，而是武器装备和技术。这些恰好是共军的弱项。国军早已轻车熟路。他们在正面战场，在缅甸，玩熟了。

林彪也不想在四平和学长杜聿明谈判，还发过那封著名的电报：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和毛泽东风风雨雨几十年之中，有过不少次不和，有且仅有这么一次——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但是没办法啊，战略问题不是他说了算。打四平是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由中央和毛泽东说了算。正如第五次反围剿时，林彪也不想那么干，同样说了不算。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号，毛泽东给林彪发电：

（一）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分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使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年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率获大胜，可为借鉴。

（二）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三）上述两战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军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全，且包括云南龙云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这封电报就是战略，要搞一场流血的谈判。十二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八号，谈判开始，一直谈到五月十八号。如果林彪坚持不谈，毛泽东也没办法。四平之所以谈了那么久，流了那么多血，是因为，在十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的东北联军有了大的收获，攻下长春。

长春是北满标志性城市。拿下长春意味着北满的主动权，意味着牺牲是值得的，意味着拿下大城市也是可以的。所以在四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给中央发电报：

（一） 长春攻占意义甚大。

（二）敌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我歼灭两个营，我方伤甚大（开原起义约四千人）。

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一句话，请中央放心，这场谈判我林彪接下了。

尽管如此，谈了几天之后，林彪有发现不对路。因为谈判对手太强大。

对手是谁呢，主要就是鼎鼎大名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如果按照战力排的话，在国民党内部，新一军和新六军绝对前五，而且很可能排进前三。这两支军队就是中国远征军的基础，在缅甸和鬼子谈判时也是不落下风，后期反攻，更是把鬼子踢得屁滚尿流。另外还有七十一军，虽然名气不如新一军和新六军那么大，绝不是善茬，特别是军长陈明仁，简直就是林彪的克星。一年之后，林彪休整完毕进攻四平，在陈明仁手下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谈判开始时，国军先出招，出动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主攻四平，新六军和五十二军攻打本溪。本溪是另外一个战场，在沈阳东偏南一点。但共军主守四平，本溪是次要战场。本溪的作用是，一旦战争打响，如果国军权力攻击四平，共军可以出本溪而威胁沈阳，是四平的策应点。在阵地攻防情况下，保留一个策应点，也算是留点激动灵活的余地。

然而国军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砸向本溪，而且力道惊人。由于四平共军实力较强，又有力林彪亲自坐镇指挥，防守暂时没有问题。本溪则不同。一开始在熊式辉那位政治将军的指挥下还能撑住，真正的将军杜聿明上任之后就不行了。本溪陷落，四平也就失去了策应点。剩下的就是实力说话了。

与此同时，四平也谈开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更猛。首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炮轰，机枪手榴弹啥的，跟老美是一种装备、一个模式。至于效果嘛。由于共军极为顽强，占时还没啥进展。

但是林彪的日子极为不好过。大家没有见过那种阵势。当年鬼子也没有那种阵势。而且作为土八路过来人，也没有任何对付那种阵势的经验，连修碉堡都是按照记忆中鬼子的模样修建的。之前土八路和鬼子干，主要是在华北平原。鬼子为了搞封锁，就把碉堡修得高一点，视野好一点，也不用担心被袭击。因为土八路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大炮。现在土八路修的碉堡也是高高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炮火。

事实无数次证明：模仿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全开，炮弹是一打一个准，很少落空。

林彪一看不对劲，又给中央建议，意思是说敌人很强大，这里谈判对咱们不利，要不咱们不谈了。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做东，约杜聿明好好谈谈。

四月二十七号，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马德里是啥地方？看过中学历史的都明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之一。从三六年到三九年，差不多持续三年，死人车载，流血斗量。

林彪接到电报之后压力可想而知，电报翻译过来就是：林彪同志啊，谈的不错，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谈还是要继续谈，不谈不行。

没有办法，林彪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谈下去。林彪的指挥所就在四平附近一个中学教师家：内外观看与周围民房一致。屋子里最显眼墙上挂在一副地图，那是以四平为中心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挤挤匝匝的红绿色小旗象征着林彪的思维运转。他可以看地图，也可以观察战场情况。

林彪把毕生所学拿出来，制定了如下计划：用主力部队在四平跟郑洞国（孙立人当时不在，郑洞国指挥新一军）和陈明仁死磕；派三纵去布口袋阵，去狙击新六军和五十二军。如果林彪能占优势的话，这个战术就是围点打援。现在被动挨打，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至于是否凑效，那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了。

在四平，国军可以用飞机大炮把共军阵地轰稀烂。但是轮到国军冲锋时，共军又从废墟里钻出来枪战或者肉搏。这一幕就是未来朝鲜战场前期彩排。

战争打成这样，双方都很诧异。

共军：国军啥时候这么猛了？不解！

国军：共军不是喜欢跑着打捉迷藏吗？怎么这一次如此不要命？不解！

不解归不解，谈判还是要继续的。大家在谈判上发挥智慧。啥智慧呢，就是挖战壕。而且双方都在挖战壕。国军挖战壕，是为了迫近共军阵地，渐少冲锋距离。共军挖战壕是为了阻挡国军的坦克。对共军来说，挖了战壕，上面盖上铁板，相当于地堡，还能阻挡国军炮火。国军虽有坦克却没法集团冲锋。

如此拉锯中，双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都是同胞的尸体，都是同胞的血啊！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同胞流血，何苦来哉？然而没办法，那是传统节目，演不完就收不了场。

大戏落幕之前，双方都相信胜利属于自己。国军仿佛是胜券在握，一次次冲锋。共军仿佛是胜券在握，一次次死守。如此情形之下，人命不如狗。都疯了吗？当然不是。双方指挥官都是人杰之士，精着呢！

归根结底，还是四平太重要了，大家都伤不起。共军想依靠四平守住满北，进而在和蒋介石的谈判桌上多争取利益，进而组建联合政府。国军想在四平摧毁共军，进而在和共产党谈判上占据更大的主动，让共产党放弃军队。

更为伤不起的还是共军。因为国军从沈阳伸出两个拳头，四平只是一个，另一个在本溪。廖耀湘的新六军砸碎了本溪之后，杀奔锦州而来。途中需要闯过两关。

如果说第一流的统帅有啥不同，那就是局势不管有利还是不利，都不忘算计。林彪的左半脑拥于在四平死磕，右半脑则在算计新六军。他派一个纵队去打狙击：在新六军前来的路上布置两个口袋阵。确切说应该是个迷魂阵。打狙击的是三纵队，林彪手下王牌。不久的将来，第三纵队将成为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横行天下，罕逢敌手。

林彪让三纵去部署两个口袋阵，实际上非常清楚，单凭一个纵队无法搞定新六军。只能延迟新六军的推进。并且在新六军推进的过程中给予打击。如果有足够的实力，一个口袋就能吃掉新六军。没有那个实力，就是想新六军突破第一个口袋时会掉以轻心，趁机咬它一口，最好把它咬疼，疼到不敢往四平推进。然而他错了，错得很严重。

新六军不但火力超强，兵源素质也是非常高。当年组建远征军时，就有很多大中学生报名参战。新六军的成员文化在高中以上。要知道那个年代遍地是文盲，斗大字能认一箩筐就算秀才了。一个军都是高中文化水平，相当不容易。而他们头头更是一头狮子，廖耀湘。

五月十四号，新六军的六十五团进入林彪的口袋。战斗开始了，试探性冲锋之后。团长李定一开始指挥用优势炮火配合国军冲锋。在炮火的掩护下，端着枪冲向前方，前面的士兵被共军打倒了，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冲，冲不上去时，就伏在战友的尸体后面射击，消灭对方后，再冲。第三纵队没有重型武器，挡不住。

廖耀湘并没有过多得意，马上联想到：按照共军的习惯，林彪在这么有利的地形上只放一个纵队，表示手上拿不出更多的兵。既然一个纵队挡不住一个团，既然拿不出更多的兵，那就表示通往四平的大门敞开了。于是廖耀湘传令全军，向四平全速前进。

五月十八号，新六军攻下四平共军防线右翼的要地——塔子山。

此时林彪明白，继续在四平谈判，除了增加流血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谈久了，把自己的一世英名都葬送了。因为这种谈判方式是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人擅长的，而不是林彪擅长的。林彪擅长另外的谈判方式：野外，而非城市攻防。

此时林彪明白，要扭转不利局势，只有先行撤退，另选一个时间地点，邀请国军的同志们、黄埔军校的老师、学长、学弟们前来谈。

——撤！

撤退之后，林彪给中央发电报，要撤。毛泽东终于改变了策略。

四平谈判一个月，共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的队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部队，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三千人，失去战斗力；万毅的队伍，原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梁兴初队伍，还剩五千人，保持战斗力；邓华队伍伤亡相当严重，失去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伤亡较大尚保持战斗力；还有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队等，都打得疲惫不堪和受到较大损失。而且，损失的绝大多数是参加抗日战争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的共军骨干，是共军基层官兵的精华！

加上同时期进行的本溪保卫战，损失应该在一万以上。

但故事没有就此完结。天才都有极强的自尊心。林彪也一样，自视甚高，咽不下失败。从湘南暴动展露才华，从当初的小连长到红一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基本上是常胜将军，该打赢的战争都赢了，不该赢的也创造条件赢了。中间也有过一些失败，比方说湘江之战，损失也是非常大，但那是保卫中央，必须的，也是有意义的。四平保卫战算怎么说嘛，保卫一座城市，尽管战略地位重要，最终却没有保住，人员却损失惨重，变成了“保地失人，人地皆失。”战略本身不对头。所以林彪不服气。

当初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失败就很不甘心说：我会回来了。林彪估计也在心中念叨：四平，我会回来的。麦克阿瑟孤身一人逃走，所以隔了好几年才重新拿下菲律宾。林彪把队伍基础都带走了，所以回来比较快。

一年之后

一九四六年，林彪仓皇败逃，一溃千里。

一九四七年，林彪又从千里之外回到四平，耀武扬威，想要报仇雪恨，一雪前耻。

攻守互换，共军进攻，国军防守。共军由李天佑纵队，邓华纵队，第六纵队的十七师，还有五个独立的炮兵营，总兵力大约十万人组成四路工程部队，由李天佑（司令）和万毅（政委）统一指挥。防守四平的国军只有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还是刚刚撤回来的。

但是那一战结果并不好，成了林彪职业生涯最沮丧的一战。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是一个狠角色，作战风格和林彪相克。

林彪和陈明仁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而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要问当年林彪跟了蒋介石会是什么样？从陈明仁身上就能找到答案。

陈明仁，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四月三号，念过私塾和新学，中学毕业后当教师混饭吃。当然乱世之中，混饭吃不容易，陈明仁最后选择投笔从戎，去广州年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这段是不是很眼熟？林彪也是这般嘛。有趣的林彪投军之前差点也把教师当成饭碗。在黄埔军校，陈明仁有一个同样当过教员的同学，叫徐向前。遗憾的是，二人没来得及在战场上过招。

陈明仁去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去黄埔稍微晚一点。当林彪还在黄埔军校锻炼身体时，陈明仁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东征中，惠州攻坚战胜利，蒋介石让黄埔四期的学子们讲述胜利的意义。腼腆的林彪跑到黑板上画了惠州地图，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惠州攻坚战的英雄恰好是陈明仁。战后表彰大会，蒋介石亲自发布口令：全体信号枪手鸣枪三响，全体司号员吹号三通，向陈明仁致敬。随后蒋介石率三军将士带头高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呼完口号，蒋介石当场宣布晋升陈明仁为三营少校营长。

可以说陈明仁的起点比林彪好很多。按这个势头，陈明仁本应辉煌腾达，然而没有。

为啥呢？陈明仁虽然很厉害，只是一个勇猛的军人而已。像胡宗南、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和蒋介石套近乎的方式，陈明仁不会，也不想会，他只是一个军人，只想成为一个军人。惠州之役后，宋美龄非常看好陈明仁，决定当一把媒人，把廖仲恺文静美貌贤淑的女儿许配给陈明仁。陈明仁直言相告，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另娶。相比之下陈诚就很会做事，把宋美龄的干女儿娶，成了蒋介石干女婿。

陈明仁还敢和蒋介石对着干。一九四一年，陈明仁率部队驻防云南昆明。当时抗战吃紧，华东华北沦落，国民党税收断水，靠盟军从滇缅公路输血。蒋介石去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修筑工事。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当然是陈明仁的兵。蒋介石将陈明仁叫过去，劈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大喊不服，还要解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幸好云南王龙云出面，才算平息风波。蒋介石没有责怪陈明仁，但陈明仁前途也没有了。一九四一年是中将，等到一九四九年还是中将。或许说陈明仁的顶撞让蒋介石不爽，比起林彪屡次顶撞毛泽东，也不算啥吧。如果林彪跟蒋介石，估计陈明仁第二，最后也就是军级指挥官。

倔强的陈明仁在接下来的中国远征军中表现相当出彩。一九四三年，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七十一军，主攻龙陵，惨烈无比，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陈明仁用比攻坚惠州更英勇无畏的气概歼灭龙陵守敌，打出了远征军战记上荡气回肠的一仗。又过两年，一九四五年，陈明仁率部主攻回龙山，用智慧出其不意的迂回，歼灭鬼子。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了解了回龙山战役之后，非常欣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对陈明仁不可轻敌，应多研究回龙山战例。龙陵和回龙山，一次强攻一次智取，两战显示了陈明仁作为一位将军的勇气和智慧。

在远征军辉煌的历史上，陈明仁写下浓浓一笔，对鬼子作战成绩不亚于任何共军将帅。

看到了吧，这就是陈明仁，从个人冲上惠州城头，到抗战，到远征军，任何时候，陈明仁的风格都是一贯的。他的这个风格和林彪飘忽不定、虚虚实实钱好是相反。当林彪把野战和运动战那一套用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境地，如果还有啥风格能克制，就是陈明仁的这种风格，不变应万变，硬碰硬，硬流血。

都是中国人的血，很残忍，很不应该。

然而天无二日，国共争霸，注定是国共双方宿命般的对决。陈明仁和林彪，这对师出黄埔的师兄弟，纯粹的军人，注定迎来宿命般对抗。该来的总归会来。

四平对决之前，学长陈明仁和学弟林彪都是战功赫赫，长期战争中历练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人碰面了。陈明仁经历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各个时代的战争。林彪经历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各个时代的战争，同是战场上的天之骄子。

六月十六号，两人对决开始，肉搏。

经过一系列计算部署之后，林彪调兵遣将完毕，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指挥部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五百米左右。从国共双方交战历史记录以及战场形势看，陈明仁和他的七十一军已经是瓮中之鳖。

和所有时候一样，林彪部署得很好，他从四平南面迂回而来，不仅七十一军后路被切断，还设计了打援战术。东北战争史上，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就用围点打援让明军苦不堪言。三天之后林彪对陈明仁发起总攻。林彪计算了一切，唯独没有计算到绝境之下的陈明仁身上那股不同于国军将领的狠劲，也就是勇气。

残酷的巷战开始了，包围圈内的陈明仁很不好过，面临覆灭的危险。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当沙袋做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格杀勿论。他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像一头被困的猛兽。此时外围的林彪也在对着地图紧锁眉头，浓眉下的眼睛放着精光。

军部四周，到处埋着地雷，周围有一百多明暗地堡。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抵挡林彪的冲击。傍晚时分，林彪的人迫近军部地保，陈明仁转移到路东的预备指挥所。留下陈明仁的兄弟——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一番苦战，军部陷落，陈明信被俘。

但是陈明仁还在，战斗还在，四平还在。

陈明仁顾不上兄弟的死活，却还能顾上战斗。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全部被林彪的人占领，陈明仁把剩余的部队收缩到道东面继续顽抗，拼死一搏。

此时的四平城内正上演一幕血与火的真人版大片：音乐是无处不在的枪炮声、喊杀声、哭泣声、呻吟声，画面是无处不在的白刃肉搏、枪炮的火焰，背景则是被打废掉的坦克和遍地尸体，进程则是尸体越来越多。

七十一军的直属部队陷阱去了，陈明仁压上最后的本钱，把身边的卫队全部派上去，孤注一掷。他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干这事之前，他给长官杜聿明发电报：“以身殉国，壮志成仁。”以示决死之心。同时他也做了决死的打算，在衣兜里揣着一支上来子弹的二号勃郎宁手枪，准备随时自戕。

然而故事就是这样，生死较量的战场上，上天总是眷顾勇士。就在陈明仁准备随时开枪自杀时，大片结束了：枪炮声稀疏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林彪撤了。

林彪所以选择撤退，是因为两支援军到了，战力超强的郑洞国的五十三军和孙立人的新一军赶来支援。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于是主动撤围而去。林彪手中还有筹码，林彪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之人，但还是撤了。从六月二十号，到三十号，林彪围住陈明仁整整十天，竟然没有拿下陈明仁，信心动摇了。

如果说前一次四平保卫战是因为客观原因和战略失误造成的，此战已经没有借口。因为至始至终林彪都以优势力量占据主动地位。也可以说是没有攻坚战经验。但是国民党在城市中，攻坚战是省不掉的。

评：四平攻坚战是林彪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战。此战影响非常大。此战之后，原本就谨慎的林彪在攻坚战中表现的更为谨慎了，辽沈战役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徘徊不定就是如此。不是林彪犹豫，而是对大城市攻坚战有顾虑。若干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林彪反对出兵，就是对美军猛烈的炮火顾忌。

战后，林彪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而是把责任全部拦下来，检讨曰：“这次四平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城，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要知道林彪是个沉默寡言之人，平时跟部下说话很少，能一下子检讨这么多，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得不承认的是，林彪的检讨非常英明，把低落的士气给扭转过来，不愧为名将。

既然说到这里，就多谈谈陈明仁的遭遇。陈明仁的遭遇是诡异的。

陈明仁的成功给低迷的国军来了一针强心剂。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夫妇，第一句话就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并对手下感慨到：“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还请陈明仁夫妇游玄武湖。此时的陈明仁估计又想起当年惠州城下，蒋介石亲自高呼——向陈明仁看齐——的情形。惠州之后，陈明仁得到的嘉奖和升迁。然而这一次，却是心碎了无痕，为陈明仁后来转投共产党埋下伏笔。

陈明仁成功之后，国军将领把陈明仁捧得神乎其神。国家中还弄出了一个名词，叫陈明仁防线。陈明仁能在四平坚守到最后，不仅仅是勇气，还有许多战术细节。最为著名的一个细节就是传说中的“撒豆成兵”。

怎么回事呢？说书先生说：眼见林彪兵临城下，陈明仁心生一计，用大豆阻挡了林彪。当然，这是胡扯。战火之下的街道坑坑洼洼，撒再多黄豆也没用。而且两军巷战，双方粘在一起，即使滑到也是一起滑到，效果不大。但是在特定的局部却是真的很有用。

林彪动用一个主力团的兵力向市中心水塔发起进攻。水塔是城里的制高点，陈明仁派精兵把守。攻占水塔，必须经过过街天桥。在天桥上的守军预先堆放了黄豆。冲锋的共军接近过街天桥得时，水塔内的国军将黄豆散满街道。共军踩在上面，站不稳。国军开火，杀伤一片。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细节决定成败。

搞笑的是战后陈诚带领参观团到四平阵地视察，参观团的美国顾问（愤青）看到阵地上不少工事是用美国的面粉、大米垒成，抗议。参观团中一些国民党要员（愤青和政客混合体），没本事上战场，却惯于吃香喝辣，靠满嘴喷粪辅助消化之人，眼看美国顾问发飙，也跟着发飙。不仅发飙，还运用中国文人颠倒黑白的本事往陈明仁身上泼脏水。

其中一位是国民党辽北省主席、陈诚的江浙同乡刘翰东，乘机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陈诚与陈明仁不和，逮住机会请求蒋介石查办陈明仁。蒋介石被一帮子嘴皮子闹得没办法，只好把陈明仁免职。陈明仁凉透了心。

又过一年，林彪终于拿下四平，消灭七十一军。但是恶气并没出来。七十一军的俘虏非常不服气，假设曰，如果陈军长还在的话……。当时的陈明仁正在南京赋闲。林彪拿下了四平，消灭了七十一军，但并没有战胜陈明仁。之后陈明仁再次出山去武汉，在白崇禧手下上班。当时的陈明仁已经决心离开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一号，共军诞生的二十一年生日，陈明仁拟定了起义文稿，三天之后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陈明仁谈起自己的选择说出这么一番话：“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脑袋大了一圈，骂了一声娘希匹之后，连忙去找降压药。

让我们目光回到一九四六年。毛泽东撤退命令传到时，林彪已经向北狂奔。战略大撤退，向北一口气跑了上千里，跑到松花江以北，把长春也丢了。蒋介石大喜，以为一期的杜聿明消灭了四期的林彪。

蒋介石没能高兴很久。林彪很快卷土重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个季节攻势，一连串攻势打得蒋介石和他的粉丝们头晕眼花，满脑子星星。

但是蒋介石忽视了一个规律，共军生存能力极强，每一次战略失败撤退之后，都会涅槃重生。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的结果怎么样，还是涅槃重生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怎么样？还是涅槃重生了。如果说南昌起义失败造就了朱德红军之父的地位，长征造就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那么四平战略撤退造就了林彪的地位。

撤到松花江以北的林彪很快卷土重来，而且凤凰涅槃，成为一代天骄，彻底晋升名将行列。那么林彪在松花江以北干了啥呢？那就是林彪的秘密。

第六章 林彪的秘密

一切其实没有啥秘密，说出来很简单，三招：剿匪，分地，练兵。

自古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土匪最猖狂，东北和西南。两个地方，两个模式。西南土匪历史上是有名的，历朝历代都在西南剿匪。结果都是王朝灭亡了，土匪还没剿灭。新中国建立之后，抗美援朝都开打了，还在西南剿匪。西南土匪虽然猖狂，但是从来没有成大气候。东北则是另一个情形。

史书上很少提及东北的土匪，那是因为东北土匪太厉害。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那些人，一开始都是土匪，只不过他们成长过于迅速，长得过于强壮，看起来比一般土匪威武雄壮，成了巨匪而已。史书上，大家只对小角色称为土匪。等土匪发育为巨匪之后，就不叫土匪了，称王称霸。这些就不去纠缠了。抛开这些不谈，谈谈清末和民国时代，东北也是土匪横行，而且迎来高潮，张作霖就是其中的接触代表。

特别是北满，更是土匪天下。清朝没法剿灭，土匪转正的张作霖没办法剿灭，日本鬼子没办法剿灭，国军没去，去了估计也够呛。国军不过松花江，也有把共军交给土匪的意思。

当时的土匪称为“胡子”，是一群占山为王、遵循丛林法则之人。

土匪究竟是干啥的，这个问题不用回答。那就发挥想象吧，想得到的土匪会干，想不到的土匪也会干。这里介绍一下土匪的组织问题。大家或许很好奇，一群无法无天的家伙，究竟是靠怎样的一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呢？其实和正常社会组织一样，土匪头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叫“总炮头”，执法官被尊为“总稽查”，看管、审训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则是“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小喽罗叫“小兄弟”。看到了嘛，也就是一个组织，只不过分工名称不一样。如果说有啥特色，那就是正常社会组织讲究权利和义务。比方说政府组织，向老百姓收税，要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土匪组织不一样，只讲究巧取豪夺，绝不讲义务。正因如此，乱世才是土匪的沃土。北满，则是乱世之中的乱世，天高政府远，土匪的世外桃源。

中华大地上，最可恶的一群人是谁？搞排名的话，军阀很可恶，可以上榜，但是军阀多少承担责任的；流氓混混也很可恶，但是他们只是小打小闹，即使上海滩巨型流氓杜月笙，也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墨客文痞也很可恶，他们常常把狗屎描述成大饼，如此等等。但是那些人和土匪比起来，都是可爱的人。论可恶，没有人比得上土匪。

每个土匪组织都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巢穴），叫“溜子”。每个“溜子”土豪都有字号，字号非常有趣，大概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型：普通型（地名为主题）：“老山东”，“宝山”之类；壮胆（以威猛霸道为主题）型：“飞虎”，“猛龙”等等；想女人（调侃）型：“大闺女”，“绿林女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叫“八路军”，“中央胡子”。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有奶便是娘，自我标榜讲义气。但是有些土匪非常牛叉，装备野战重炮，相当拉风。

土匪不是正规军队，到处流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行动极其隐蔽。因为他们多半都是东北人，对地形极为熟悉，比所有军队对当地地形都熟悉。正因如此，官兵去围剿他们，基本都是得不偿失。因为代价太大，成本太高，而且效率低下。

土匪很多，而且成分极为复杂。有一部分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土匪，但是另有一部分则是投降鬼子的伪军、宪兵，他们害怕被清算，拉一帮人藏匿于土匪中。此外还有小部分遗留的鬼子，满洲复国遗老等等。世界太复杂，就连土匪都是鱼龙混杂。

当时鬼子在的时候，对付土匪的招数是收买。虽然招数下三烂，但是很有效，大多数土匪都卖身了。鬼子投降之后，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当然不能玩收买这招，要换个花样。

国民政府的办法很古老，诏安。比方说让“宋美人”的大柜当某县大队长，诏安令颁布了，人家是否上任则是自由。有的原因接受诏安，有的留恋绿林快活。但是不管是否接受诏安，在政府无法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土匪还是土匪，该抢劫还是抢劫。不解释诏安，为了继续抢劫。接受诏安，只因为抢劫更方便。国民政府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颁发诏安令，反正一纸公文盖一枚印章，成本非常低廉。诏安过来，至少比放养在那里强。

当时东北县城，有三分之二被土匪占据。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诏安令。挂着中央的招牌招摇过市，而且相互指责对方是土匪，要替天行道，代表中央剿灭对方。他们当然不会关心国民党中央怎么样，只是打着中央的名号去抢劫而已。

共军退到松花江以北之后，最大的威胁就是土匪。工作人员常常莫名其妙的失踪，并不是被野兽吃了，而是被土“匪剿”灭了。在土匪眼中，外来的共军就是土匪，应该“剿灭”。国军为了折腾共军，自己不过松花江，却支持松花江北岸的土匪闹腾。一九四六年十月份，土匪袭击依兰县城和萝北县城。他们不仅把县城内的大小商铺洗劫一空，而且血洗县委县政府。在萝北县，包括县长在内的二十人，被土匪集体枪杀。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羞辱之后上吊自杀。

共军想东山再起，需要建立根据地，需要自己的地盘，需要扩大地盘。但是基本上每块地盘里都有土匪出没。

之前，共军都是被国军当成土匪围剿。现在开始要自己剿匪了。共军对土匪并不陌生。当初在延安，就常常和西北土匪打交道，有时候也吃大亏。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就在和西北的马家军作战中吃了大亏。马家军就是西北一股巨匪。

共军一开始用大部队剿匪。但是土匪熟悉地形，又非常精明，到处都有眼线。大部队没到，土匪一溜烟溜了。部队离开，他们又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抄袭了共军的游击战术？这可把贺晋年给急坏了。

贺晋年生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一号，山西人，农民，十四岁才念高小，十八岁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的贺晋年参与暴动，就此走上军人生涯，然后一直在陕北打游击。等到红军抵达延安，贺晋年已经是陕北根据地青年军官了。当时西北土匪也很猖狂，周恩来外出搞统战，半道上遭遇土匪袭击，险些丧命。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很生气，从前线召回一个年轻的军官去对付土匪。那军官带人和土匪兜老半天圈子之后，紧追不放，穷追不舍，终于把那帮土匪一网打尽。那军官就是贺晋年。

到了东北，环境虽然变了，贺晋年没变。贺晋年看着东北土匪嚣张模样，灵感迸发，改进战术。不再使用大部队，组建精干的小分队，如同特种部队（游击战中练出来的特种兵）一样，找到土匪的行踪就咬住不放，如同猎狗追兔子，不管追到深山还是沼泽，一定要把土匪头子给灭了。灭了土匪头子，一群土匪就散了。再把散了的土匪编入军队。

不分春夏秋冬，小分队穿梭在满北，带着大饼和咸菜。贺晋年的策略是有效的。把各路土匪追得哇哇乱叫。为了把土匪赶尽杀绝，贺晋年非常有觉悟，自己带头搞模范。他的坐骑是一批纯白色的日本战马。马累趴下，死了。他又换一批烈性的枣红马，继续追。后来那匹马滚下悬崖摔死了。贺晋年病了，也不修养，依然在深山老林带大饼咸菜追击土匪。为啥这么卖命呢？贺晋年认为，像他这种铁打的汉子都撑不住了，那么土匪肯定也撑不住。双方就差一口气，就看谁能顶得住。

很多战士死在黑土地上，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但他们都是英雄。他们死在和土匪的战斗中，死在沼泽地里，还有葬身野兽肚子里的。他们都应该被铭记。当然，也有人成了英雄，比方说杨子荣同志。

杨子荣，生于一九一七年，典型的山东大汉，高大、健壮、魁梧。因为乱世之中，随着父母追随祖先的足迹闯关东。杨子荣加入共军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已经二十八岁，担任炊事员。那时候，二十八岁在共军基层已经是老家伙了，比连长年纪都大。但是杨子荣无所谓。因为干炊事员有饭吃。但是杨子荣真正的特点却是搞侦查。倒不是杨子荣接受过侦查训练，而是在闯关东的过程中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东北的风俗人情和土匪都相当熟悉。

杨子荣高大敏捷，臂力过人，腿脚飞快，翻山越岭，潜水认路，而且粗中有细，对刚进东北的共军而言，可以说是天然的侦察兵。在杨子荣的侦查下，共军搞定了很多土匪头子。最传奇的一件事：杨子荣一个人劝降四百个土匪，比特种部队还管用。然而在一九四七年追击土匪时，杨子荣战死了，只有三十岁。也就是杨子荣当兵仅仅两年，从炊事员成了“侦查英雄”、“战斗模范”，完成生命绚丽的绽放。他的“智取威虎山”相当经典。经典到引起江青的注意。江青把它搞成样板戏，又在文革中引起一系列风波。

如果说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国家民族的伤痛，那么剿匪，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为民除害。但是也得认清这样一个情况：土匪固然可恶，但是大量的土匪中间，除了凶狠残暴的鬼子，心怀叵测的满族复国主义者，多数土匪的前身还是老百姓。

老百姓当土匪，原因固然有乱世之中人性丑恶的迸发，多半还是被逼的。要么和某人（主要是权贵）有深仇大恨，要么被饥饿威胁。这正是土匪剿而不灭的根源。有一点必须承认：不管土匪多么可恶，但是土匪中的一部分人，非常勇猛彪悍，甚至可以成为英雄，非常有魅力。正常情况下，那些人如果不当土匪而参军的话，战场上也是一条好汉。比方说谢文东和李华堂，原本是东北抗联第八军长和第九军军长，响当当的汉子。后来投靠鬼子当了伪军。鬼子走后当了土匪。

要剿灭土匪，必须首先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军阀时代，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对土匪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贺晋年剿匪固然勇猛，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么根本知道是啥呢？两个字，土地。这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也是林彪在东北大翻身的秘诀。

第二招，分地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生存。

狭义上的生存很简单：衣食住行有着落，生子养老。在这个简单的生活基础上，如果有可能，再追求品味、情调、境界啥的。然而很遗憾，中国的老百姓，很少能够安心生存。其实中国有世界上肥沃的土地，有美丽的山川河流，有辽阔的草原，足够中国人生存。但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好，归根到底，社会资源分配问题。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各种工厂都没有，啥东西都得不能生产。对于穷人而言，想吃顿饺子都得等过年。即使是富人家的小姐，搞点化妆品啥的都得从国外买（那玩意放在今天说不好都是劣等的）。那么中国有啥可分呢？看起来没啥可分的。但是中国人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年，靠的不是别的，而是土地本身。

农民就像野草，落地就能生根，就能生存繁衍。农民可以在土地上种五谷杂粮，那是从神农时代传下来的生存法宝。只要五谷在，中国人就在。只要每个中国人手上有土地，那么中国人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前怎么就没人明白呢？原因很多，在后面的篇章再追述吧。

当时东北啥情况呢，按照传统中国。少数地主拥有多数土地，说得更直接点，就是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财富。这个和现在中国一样，也是少数人拥有多数财富。区别只在于，现在仅仅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还有馒头大米可以吃。之前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只能饿肚子。所以今天有馒头和大米可以吃的多数人只要求改革，减少贫富差距。那个只能饿肚子的时代，多数老百姓想要减少贫富差距，只能把土地抢过来分掉。

东北的情况更为复杂。原本地主就占据多数土地，鬼子占领东北之后大肆移民，建立所谓东北开拓团。实际上就是抢中国人的土地，把中国人赶走，正如当年欧洲人在美洲新大陆抢印第安人土地一样。鬼子在东北搞了那么久，客观上讲，给东北留下相当的工业基础。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可以去农场当雇工，当然前提是以下等人的身份被压榨。

这样一来，东北农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在城市和鬼子农场，被当作下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地主老爷那里，被当成下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土匪眼中，则是羔羊。他们是沉默的，是冷漠的，但是他们是大多数，他们那沉默而冷漠的外表下是怒火和坚韧，因为人类天生尊严被践踏的怒火，因为求得生存而忍辱负重的坚韧。一旦有组织唤醒他们的精神意志，那么他们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国民党以中央的身份开进东北之后干啥呢，基本上啥也没干。有很多军人和乡绅富人结亲。有很多人吃饭拉关系。一开始阶段，多数官兵也算尽职尽责。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没有触及到那个庞大、冷漠而沉默的人群。当然，以熊式辉（东北第一任老大）为首的国民党大员也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什么政府关心大家，什么政府要改善大家的生存环境，什么政府永远和老百姓一条心，如此等等，很甜蜜，也就仅此而已。这样的甜言蜜语大家已经听够了。之前的张作霖时代就说了很多甜言蜜语，结果使得东北越搞越乱。鬼子西来，口号也更动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建立了鬼子的共荣圈和中国人的地狱。即使无恶不作的土匪，旗号也是“劫富济贫，保境安民”。

正是因为这类口号太多，老百姓听得麻木了，沉默了。

共产党呢，共产党也说很多甜言蜜语。但是共产党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的贴告示，而是和老百姓一样甩开膀子，说了就干。不管是中央大员彭真、陈云、高岗、李立三，还是下面的小兵，都是穿着粗布衣服，走街串巷。他们用简单的方式丈量土地，在用简单的方式分给那些沉默的人群。于是人群沸腾了。

大家有了土地，土匪也没有藏身之地。剿匪也就事半功倍。所以横行很多年的东北土匪，经历了清朝末年、张作霖时代、鬼子时代而不灭的土匪彻底成了无水之鱼。

共产党就是通过土地政策赢得了农民。农民占据中国绝大多数人。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组织，只要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能赢得胜利。道理就如此简单。

鬼子撤退以后，共产党光着脚往东北跑，实际上就是想要抢先一步实行土地政策。有了土地政策，就有了东北。有了东北，就有了共产党的立身之地。然而国军也不慢，一路北上。毛泽东让李彪不屑一切代价死守四平，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在四平以北得到喘息之间，实行土地政策，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谈判，另一方面还是想在东北生根。林彪主动放弃四平一路向北跑，跑得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都追不上，实际上也就是跑到北方，落地生根，然后再南下。

毛泽东和林彪，纵然在选择上有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要落地生根。只不过毛泽东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对着地图遥控指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化四平为马德里”；林彪在前线，知道要在东北生根，不见得非要守住四平。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现象：国共争夺天下从争夺东北开始。林彪成了争夺东北的最大筹码。林彪在东北的成功是从满北土改开始。土改成功，土匪没有了，他们成了战士。老百姓活了，有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但是土改中也出现一系列过火行为，比方说出现斩草除根的现象。出现那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不少人思想左倾，宁左无右；公报私仇，找机会整死对手。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有了根。共产党带着从精神到身体武装起来的农民反攻了。

所以一九四六年的林彪从四平一路往北跑，前所未有的狼狈。仅仅一年之后，林彪则雄心壮志的往南进，带着数十万人马。尽管攻坚四平不理想，但是没有关系。东北的天平已经倾斜，林彪继续壮大，不久之后，他将成为百万雄兵的统帅。

东北大地上那些大老爷们，原本饱受军阀、鬼子、地主欺压。共产党来了，大家有了土地。很多人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会拥有土地，半夜醒来都会自己到自家分到的几亩田里走一走，确定一下不是在做梦。当确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之后，他们愿意付出一起代价去守住那些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命，有了土地就有了命根。

守住土地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军，拿起武器把那个不愿意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的国民政府打垮。每个村子抽点年轻小伙子，累加起来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反观此时的国军，还在到处收编伪军、土匪、拉壮丁。抛开信仰不谈，抛开政府组织能力不谈，抛开统帅战术水平不谈，仅仅从兵员上看，国民党已经完败。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收编伪军和土匪是浪费粮食和编制。共军剿匪过程也收编一部分土匪，但那是打散之后安插到各个队伍中。国军则不同，他们把收编的那些杂乱的队伍编制成杂牌军，让他们当炮灰。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保卫乡土的农民是最可靠的士兵。当初戚继光到东南剿倭，拿出全部本事去练兵。练了很久之后，觉得差不多了，上战场和倭寇交战，结果那些大爷们还没交战就往后跑，差点让戚继光成为烈士。不是戚继光无能，而是因为那些人本身就是兵油子，和国军收编的那些人一个德行。后来的戚家军很牛叉，并不是戚继光一夜之间懂得了神奇的魔法，而是找到兵源，义务农民。当时义乌农民也是被逼得不行了，拿起锄头啥的对抗恶棍。戚继光用同样的训练方法，把他们练成戚家军。

由此可见，当农民反身有了土地，在组建为军队，是多么强悍。若干年后，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也就是那帮有了土地的农民，顶住了世界上最为猛烈的炮火。

土地问题解决了，对林彪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林彪的第一阶段军事实践中，也算辉煌。但是指挥人马有限。即使在红军鼎盛时代，红一军团也就几万人马。也就是说去东北之前，林彪从来没有指挥过十万人以上的队伍。两千年前韩信和刘邦的那番对话还在耳边。考验一个统帅，最基本的就是统兵能力。有些人只能带十万人，给他二十万，就会乱。

大练兵

短短时间内，士兵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士兵，搞不好会出乱子的。这些没有难倒林彪，他完成得非常漂亮，比任何一场战役都漂亮。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得更直白一点，应该是一流统帅将兵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善”字何解？

说白了也就是如何把那些士兵组织起来。历史上每一只战斗力超强的队伍，都有自己的组织。比方说岳家军，比方说戚家军。把视野开阔一点，看一看古希腊时代的马其顿方阵和罗马时代的罗马军团。

国共内战时代，林彪训练出来的东北野战军，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但是东北野战军和历史上著名的战斗军团不一样。比方说戚家军或者辽东铁骑，或者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在各种的时代在武器装备方面都是领先对手的。林彪训练东北野战军不一样，按照武器装备上看，和对面从缅甸归国的远征军的美式装备是没得比的。那么林彪通过什么方式，确保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对方呢？

所谓练兵，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把士兵们组织起来，再在组织框架内教授士兵们作战技能。林彪能以文弱之躯赢得对手的畏惧，赢得同事尊重，赢得下层将帅拥护，靠的不是口号，而是那些组织手段。林彪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来往，但是涉及到战术问题，则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婆婆嘴。这个绰号不需要介绍了吧。那么一向惜墨如金的林彪，为何会化身为婆婆嘴呢，下面介绍一下婆婆嘴里吐出来的内容：

三三制：这个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一般人印象中，队伍最小单位是班。实际上大多数队伍，确实是以班为作战单位。但是还可以更细，在班内分得更细，就是三三制。把一个班划分为三个（也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或四个）人，再挑选素养高的担任小组长。小组长作为战斗核心。作战时，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散开或集中，但是要以班长为核心，不得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以外。这样分工更为细致，比班长一个人指挥全班分工更为合理。在行军或作战时更为灵活。所以共军作战时，漫山遍野往前冲，看似乱得杂草一样，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也不损失？门外汉以为那是人海战术，但是同样很多人，国军在战场上就玩不转，归结起来就是最基本的战术问题。三三制保证了共军无论如何冲锋，甚至是败退逃走，可以保证形散而神聚，就像是一片高明的散文。

一点两面：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於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於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於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棹。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追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这个是啥意思呢，分析起来就是重点突破，围歼破敌。进攻的根本要领在于突破，冷兵器时代，最优秀的骑兵将领总是精于寻找突破口。拿破仑使用炮兵，也有一个原则，就是集中火力打破突破口，在从突破口把对手击溃。现代战争中的装甲洪流，实际上也就是钢铁骑兵，主要功能也是打开突破口。纳粹闪电战，就是依赖于钢铁装甲快速切开对手阵地突破口。这些共同点，都是突破。唯有突破才能给对手杀伤。林彪的一点，就是突破。这是所有一流统帅的共同点。所谓两面，就是在突破之后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尽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果人手足够，也可以一点N面。

“三三制”和“一点两面”是最基本的。其中前者属于基本组织，后者是战术进攻，最关键的是那“一点”的突破。突破不了，两面、三面还是十面都没用。那么如何实现重点突破就至关重要。要突破，需要军人的勇气。共军里面，是翻了身拿到土地的农民，他们想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是不缺乏勇气的。如何展现勇气则是另一套战术，三猛战术。

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

所谓猛打，就是把各种武器装备适当配置，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地方猛烈开火。至于啥时候是合适的时间，哪里是合适的地方，那是名将的工作。

所谓猛冲，就是一阵猛打之后，趁敌人魂不守舍之际，突然发起进攻。表现在共军那里，就是拿着手榴弹往上扔，抄起大刀去砍，或者挥舞拳头砸他丫的。

所谓猛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可。

但是只有勇气的队伍是莽夫。战斗力强悍的队伍都是有勇有谋的。三猛战术诠释了队伍的勇气，那么如何才能有勇有谋呢，请看下面。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两军对阵，一阵猛打猛冲之，大致会出现三种情况：如果敌人退了，那就猛追，没啥好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敌人想要退却没有退，即有退却的迹象，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敌人继续坚守，没有被打垮，这种情况下就要重新组织进攻力量，调动火力继续，让他们动摇。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强调一点两面的突破进攻的。那么战斗前后应该怎么行动呢？有另外一套战术，曰，四快一慢。

寻找目标，接近目标，一快。

追上敌人，堪称地形，部署战斗，二快。

扩大战果，三快。

敌人溃逃，拼老命追击，四快。

一慢是啥呢？就是沉住气，准备好了在打仗，选择时机不莽撞。

概括起来，就是四快一慢。

那么在部队运转时，该如何相互支援呢，还有最后一套战术，四组一队。

四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行动时，四组相互支援，故曰一队。这一套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算是对林彪的补充。

这些条令生动活波，形象具体，农民都听得懂，掌握起来容易。如果换成苏军或美军的作战条令，同样的意思，能罗嗦出一大堆抽象的言语。

这些战斗简单明了的言语，构成了林彪的军事系统。

按照一般守则，写某位统帅的军事系统非常复杂，一条，两条，一百条，罗列出来一本书都说不完。林彪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足够高，如果罗列一百条，也可以，也可以单独写一本书，那样就不再是林彪，也不见得能如此有效率。

当林彪沉默的时候，军事方面东西肯定想很多。因为他就是为战争而生，基本上不考虑俗事。甚至对部下都很少说话。对部下做的最过分的事，也无非就是在撤退时心里不爽，掀了李作鹏喝酒的桌子。平常情况下，林彪一直在沉思默想，如同苦行僧一样。当他集中心思思考时，即使有虱子爬过额头，他也不愿意动手抓下来的。他想了很多，多半都是跟军事有关的。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并不多，就那么简单的几条。这就是林彪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通过深思熟虑，把一系列战斗思想化繁为简，简化为每一个士兵都能轻易掌握。

人们常说，战争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在那门艺术里，能够精通一些窍门就可以打仗了。能掌握一个大概，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是统帅需要干的事。

至于林彪的境界，即化繁为简，让所有士兵能够充分掌握战场技巧，那是超一流的境界。在那个境界上，可以套用那句古话，林彪用兵，多多益善。

不论多少士兵，都可以按照三三制去编排，可以按照一点两面去战斗，可以用三猛战术去进攻，可以四快一慢去运作。在那些简单的规则下，人数越多，战斗力越强。

正因如此，一九四六年，林彪带着一帮残部向北逃窜，转眼一年，就可以大兵南下。又过两年，发展为百万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根源在于，土改赢得了兵员，林彪的大练兵，把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训练成战无不胜的军人。

第七章 林彪的对手

不中用的熊式辉

一个人进入一个行业，从优秀到杰出再到巅峰，需要一系列因素。就军人而言，需要强劲的对手配合。林彪在东北走向人生之巅，对手各个人杰。

国军在东北的最高领导一共三任四个人，第一波为熊式辉和杜聿明，第二任为陈诚，第三任为卫立煌。最为辉煌的时代是由熊式辉和杜聿明创造的，他们抓住共军早期的失误，狠狠踢了林彪的屁股。陈诚上台之后基本上是吃瘪。卫立煌呢，就是送死的。陈诚的吃瘪和卫立煌送死又不一样。陈诚完全是自找苦吃。卫立煌有能耐，但已经是大厦将倾之中的独木，除了被折断已经没有其它选择。

四个人中间，杜聿明和卫立煌是将军，熊式辉和陈诚也是将军，政治将军。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将军是搞政工的，和共军内部的政委差不多，实则相差十万八千里。政治将军的标志是从军人转行玩政治：用军人的身份去忽悠政客，转过身又用政客的伎俩忽悠职业军人。熊式辉和陈诚就是这类人中的代表。从东北战场表现来看，熊式辉和陈诚不像林彪的对手，更像林彪的帮手。二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加速国军在东北战场的失败，成就林彪赫赫战功。

熊式辉，江西人，学历比较高，在中国念完军校之后又到日本陆军大学（比士官学校更高级）镀金。乱世，名校出身，很有机会成为名将。然而他的笔名叫雪松主人。堂堂一个军人搞出这样一个笔名，托物言志还是要当军旅作家？这个答案后面将揭晓。

熊式辉仪表堂堂，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换成现在，或许会成为偶像型人物。

作为一个海归军人，熊式辉升官很快，一九二八年成为淞沪警备司令，肥得流油的职位，爽翻天。熊将军没有在战场上表现，反而展示了玩政治的潜能，和蒋介石关系搞得很好。回想起当将军辛苦，玩政治的爽，决定转行玩政治，成了一个跨行业多功能人才。在中国，顶尖的天才经常在领导的制约下郁闷不行，大忽悠常常风生水起，吃香喝辣。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威胁到领导。一九三零年，熊式辉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当然不咋样，一年之后成为江西政府主席，彻底成为一方大员。

井冈山就在江西，红军就在熊式辉的一亩三分里越玩越大，丝毫没影响熊式辉的前途。熊式辉的日子过得很好，一边提倡“清廉政治”，要求下属“简单朴素”，而他自己呢，却在庐山搞了一栋超级豪华别墅。豪华到啥程度呢，让前去做客的宋美龄羡慕不已！蒋介石在庐山开重要会议，都借熊式辉家当会场。人生混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很不简单。非但如此，蒋介石还派蒋经国去江西和熊式辉学习从政经验。不得不佩服，熊式辉转行相当成功啊。

日本投降后，当时外界很大一部分声音要求张学良复出接管东北。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放张学良。想去东北的大有人在，比方说同样转行中的陈诚，怎么轮到熊式辉呢。原来熊式辉以和蒋介石的关系率先发话：以九省二市加外交策略进行接收的建议。所谓九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九个省。所谓两市：哈尔滨和大连。

这个方案且不说可行性，看起来很别致。考虑到熊式辉军人出身、政治可靠，蒋介石拍板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当然咯，蒋介石对熊式辉的军事水平持怀疑态度，让杜聿明掌管军事作战。这个架构和中共初期彭真为东北局书记、林彪为东北联军司令是一样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蒋介石和毛泽东手腕旗鼓相当。这点在淮海战役的班子构建上再一次显示出来。然而随着战争深入，毛泽东把林彪扶正，蒋介石就没有那么多勇气了。所以杜聿明在东北搞的是虎头蛇尾。林彪和彭真不和时，彭真让位。杜聿明一直受到熊式辉牵制。随后的淮海战役，又受到刘峙的牵制。毛泽东为了让粟裕放手去干而挪动陈毅时，杜聿明还要跟刘峙商量战斗问题。杜聿明，悲剧。

那么九省二市的一把手在东北干了啥呢？很难说清干了啥。一开始带着蒋经国去接收地盘，吓得跑回来。这也没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他是蒋介石资深幕僚的身份，在于最高级别的那个头衔。那层身份恰好把他放在杜律明和蒋介石之间。从政治角度上看，领袖把一个还算合格的政客放在将军身边，除了可以监视牵制将军不会瞎搞之外，还能起到沟通调剂作用。一个比较纯粹的将军，在人事沟通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不可能像政客那般面面俱到。一开始，国共双方没有撕破脸皮，用一个玩政治的当一把手忽悠国人可以理解。

如果在和平年代，用政客挟持将军不失为好棋。战争年代，呵呵，只能自食其果。熊式辉最大的伤害不是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损害了杜聿明的功能。

此时的蒋介石还沉浸在熊式辉和杜聿明搭档的甜头中。要知道作为军人的杜聿明，大的战略问题要跟临到熊式辉协商请示，熊式辉本身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只能汇报蒋介石，再请示。蒋介石就算比熊式辉高明，却不在前线，如何能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这样一来二去，战机就耽误了。

熊式辉的另一个功能是贯彻蒋介石的决策。要知道后方的蒋介石并不是所有策略都对。但是玩政治的熊式辉可不管这些，他要和老领导蒋介石保持一致。损害杜聿明的意愿，不过是损害了一个杰出的将军战略效果。损害蒋介石意愿那是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那个是老婆的首饰，孩子的前途，自己的老脸。

战争中铁律：战争期间，就算领袖没有把权力完全放给统帅，也不能在中间安插一个玩政治的。历史反面事例太多了，著名的例子有，宋高宗把他和岳飞之间放一个秦桧，明熹宗把他和孙承宗之间放一个魏忠贤。

第一次四平攻坚，熊式辉几次三番让杜聿明去他身边商量大事。幸好杜聿明坚持下来，成功了。熊式辉倒不是想怎么样，他担心杜聿明出了差错，少几根毫毛，自己到蒋介石那里不好交代，因为杜聿明也是蒋介石的心肝宝贝。

国军初到东北出现一个奇观：沈阳长春大城市的人想找靠山，争相把女儿嫁给军人。特别是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官兵成了抢手货。军官可以找到小老婆，大兵可以找到小媳妇。作为东北总老大的熊式辉没能很好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一来，民心丢尽。所以林彪才能在城市之外的地方来去自如。

政治问题搞不好，军事自然就搞不好。

应该说熊式辉是林彪的好帮手，在共产党全部展示优点时，他把国民党和国军的劣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蒋介石行动表明他是愚蠢的熊式辉的领导：犯下更为愚蠢的错误。蒋介石让杜聿明放弃继续追赶林彪的计划，在松花江南岸就地搞防御。孙立人的坦克硬生生停下来。孙立人的新一军是国军铁拳，一路向北，一路先锋，把林彪追得很烦。孙立人无论如何想不通。当初在敦刻尔克海滩，希特勒让古德里安刹车，造成英法联军撤退成功。孙立人的情形和古德里安相似。为此，孙立人和杜聿明闹翻了。之后孙立人被调走。新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畏首畏尾，辽沈战役之后全军覆没。

孙立人和陈明仁，林彪生涯中遇到的最难缠的两位国军同行，也是林彪在东北没有战而胜之的两个人，均在国军内斗中成为无辜牺牲品。日后陈明仁跟共军走了。孙立人去了台湾，被软禁几十年，罪名，莫须有。蒋介石下令时，连当时在东北监军的白崇禧都搞不明白，表示应该继续北进。白崇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惜他不是东北主将。为此白崇禧特意回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意见。蒋介石依然坚持己见，让国军停在松花江以南，和共军隔岸对持。为此，白崇禧晚年一直耿耿于怀，责怪老蒋不听他的话，否则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当然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理由。当时马歇尔还在调停。他不想马歇尔难做人。但这这是蒋介石一系列愚蠢错误的开始。

面对熊式辉和蒋介石的美意，林彪很快给予回报：撤退松花江之后，剿匪分地的同时，喘口气，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开始进攻，具体表现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当时的杜聿明正在顶峰，他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停在了松花江以南，想要先搞定南满境内的共军，然后过江向北，所谓先南后北战略。没想到林彪立马转过身，伸出巴掌，啪啪几下子，将消灭国军几万人。

林彪终于找到自己熟悉的方式，进入自己的节奏。三个月的时间，休整完毕，战略反攻。林彪开始了所谓夏季攻势，一路向南推进，把国军赶到四平。便有了第二次四平血战。型号陈明仁率领七十一军在四平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战场局势的急转直下，蒋介石终于意识到，熊式辉只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绣花枕头。空有帅气的外表，空有漂亮的学历，空有那么高的头衔，实在是中看不中吃。一番思索之后，蒋介石决定把心爱的干女婿陈诚放到东北。不经意间，又犯下另外一个愚蠢的错误。

如果说熊式辉还没怎么样过分，还见证了国军在东北的辉煌，那么陈诚完全是帮倒忙了。因为陈诚的到来加剧了国军内斗。

帮倒忙的陈诚

国军内部有很多派系，杂牌就不说了，强大的派系就有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在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陈诚就是中央军内一个大派，号称土木派，以原来的十一（土）师和三十八（木）军为基础建立的。

那么陈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人，也是一个悲剧。

比起熊式辉，陈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超越。在国民党内部，陈诚都是一个少有的能人，工作能力出色，生活作风也不错（相比国民党同僚）。熊式辉有的，比如蒋介石信任，比方说资历，比方说政治资源，陈诚都有。熊式辉没有的，陈诚有，比方说在军方的资源。熊式辉要经营东北，得靠杜聿明打仗，陈诚代替熊式辉，顺便把杜聿明也給代替了。

陈诚，生于相当热门的年头，一九九八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均生于那一年。生日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出生地优势就明显了，浙江人，蒋介石老乡。国民党内部派系中都有老乡情节。比方说孔祥熙，就喜欢用陕西老乡搞财政。蒋介石也喜欢他的老乡。

陈诚学历也不错，因为老爸是前清秀才的关系，重视教育，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也念书到师范毕业，又念过军校。最初陈诚跟着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去广东搞革命，时间是一九二三年。一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陈诚成了一个小官佐，和聂荣臻等人成为同事。但是被何应钦为首的士官系压制。娶了宋美龄干女儿之后，事业一帆风顺。

陈诚和蒋介石结缘很有戏剧性。当初蒋介石雄心勃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但他能指望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黄埔军校。所以蒋介石即使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也得好好照顾黄埔军校的学生。天蒙蒙亮就到操场跑步。休息时间过后还要去宿舍查寝，看看有没有捣蛋鬼。某日，陈诚访友归来，没有睡意，深夜找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研读。蒋介石查寝至此，本来很生气，一看三民主义，欣慰异常，当下拷问陈诚。陈诚对答如流。临别时蒋介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二人心理喜滋滋的。蒋介石心想，发现一个人才。陈诚则念叨，前途有望了。所谓缘分就是如此吧。缘分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有时候更为效果非凡。当年毛泽东无意之中发现林彪念叨武装割据，也可理解为缘分使然。

陈诚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除了机缘巧合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陈诚的为人。陈诚虽然出身不怎么样，辉煌腾达之后，并没像其他人那般吃蜜蘸白糖（如熊式辉）、享受腐化生活（如刘峙），而是保持着清廉简朴。在那个精于出入朱门喝酒吃肉的国民党高层，陈诚简直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是那么耀眼招人喜爱，连美国人都对他赞赏有加。由此可见，陈诚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陈诚和蒋介石的缘分还不仅仅是老乡、不仅仅是偶遇、不仅仅是追求一致，还有一层很铁的关系：一起坐过牢。西安事变，陈诚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从此之后，陈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蒋介石和谐成员。常常和蒋介石共商军国大计。

抗战之前，陈诚竟然有机会提出战略性的构想：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这个层次就高于黄埔出身的其他人。淞沪会战之际，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死守昆山一线，表现不俗。此后抗战中，陈诚常常有所进言，并无大的战功。

很显然，陈诚是有才的，然而陈诚的才华既不是冲锋陷阵的将才，如孙立人、陈明仁、张灵甫，也不是帅才，如白崇禧、卫立煌、杜律明，他最好的职位应该是高级参谋，如同叶剑英在共军的角色。他可以突出一些战略构想，但需要其他人把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实际上国共开战之初，白崇禧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就是陈诚。

然而陈诚没有足够的觉悟。他不但没能安安分分干好高级参谋那份有前途的职业，反而脚踏两只船，既要在军界出风头，还要去政界表演一番。抗战之后，和共产党这边一样，国民党那边也是很多研究盯着东北那块肥肉。其中的一双眼睛就是陈诚。

陈诚和共军作战，那是有传统的，如同一个倒霉的赌徒，只见输不见赢，一直输，从井冈山围剿红军时就输，进攻陕北还是输，东北还是输，输到台湾。

一个人身居高位，有权有势，却能做到相对清廉，他想干啥？只有一个目的：建立一番功勋。熊式辉捷足先登之后，陈诚在等待机会。

陈诚和熊式辉本来就不和，在围剿红军时就不和。等到一九四七年年，熊式辉和杜聿明的组合经过一系列辉煌之后，经渐渐力不从心。战略上由攻变守。蒋介石认为，一个政客（熊式辉）带着一个将军（杜聿明）是玩不转了，应该改变一下了。

经过一番口水游说、利益代换之后，陈诚成功去了东北，成为新一任老大。就能力上讲，陈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强于熊式辉。

如果仅仅用陈诚代替熊式辉，局势应该有好转。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国民党在东北的基石是杜聿明。杜聿明和陈诚本来没有啥过节。但是杜聿明和熊式辉绑在一条战车上。陈诚要代替熊式辉。熊式辉当然要反击，却不会一个人反击，而是拉着同一个战车上的杜聿明一起反击。这样杜聿明就成了陈诚的对头。在中央军中，陈诚有自己的派系。杜聿明虽然地位没有陈诚高，却也有一个小派系。陈诚上任，自然要用自己派系的人。这样杜聿明必须靠边站，国军在东北的基础就动摇。

所以说陈诚虽然比熊式辉更有才，但是他去东北之后，国军力量不升反降。

陈诚本是个优秀的参谋，出谋划策还是不错的。在参谋总长位置上可以干得不错。如果拿叶剑英取代林彪，东北肯定不会那么顺利。陈诚去东北，志向是远大的，扬言半年恢复东北局势。也许陈诚不知道。大约四百年前，袁崇焕去东北，扬言五年解决东北问题，结果身败名裂。他会比袁崇焕干得更好吗？要知道袁崇焕的对手只是努尔哈赤的后人，努尔哈赤本人死在袁崇焕手中。陈诚的对手是一个远比游牧民族组织精密的敌人，有自己的信仰，能发动最基层的多少农民。更为要命的是，陈诚和林彪一个交战基本上没有赢过。

陈诚凭啥相信能够半年解决问题？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不应该去东北。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特别是对手是林彪的时候。他没有赢的希望。但是陈诚还是去了东北，成了国民党新一任黑土地之王。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的三把火：整军，治吏，调整战略。

整军：整顿军纪，将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

治吏：就是大力整顿贪官污吏。

所谓整军治吏都是快刀斩乱麻，那些贪官污吏撤的撤，抓的抓，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家觉得陈诚有决心，党国就有希望。

站在参谋总长的角度上看，这么做是对的，而且从理论上可以严肃军纪，增加凝聚力，提升战斗力。而且还可以通过整风整人的方式更换人事，安插自己人。然而那只是理论上，只是自以为。一切都要有个度。本来就在打仗，乱哄哄的，那些条例根本就没用，谁该整谁不该整？那个度在哪里？恰恰是那个度，把陈诚推向深渊。

具体事例就是陈明仁。陈明仁在四平辛辛苦苦打了一个胜仗，给师弟林彪上了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一课。结果怎么样？成了陈诚整风的牺牲品！而加在陈明仁身上的那些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当然陈诚整风迎来了一片喝彩。

然而陈诚不明白，所谓整风啥的只是政治仗。政治仗打再好，再多的喝彩声都不能帮助他抵挡林彪，而陈明仁可以。因为林彪玩的是军事，陈明仁也是玩军事的。这就是参谋总长和统帅的区别。当年同是在辽东，孙承宗拼尽全力把换了大错的袁崇焕保下，最后得到丰厚回报。如果陈诚是一个合格的统帅，就应该把陈明仁给保下，何况陈明仁本没大错。如果喝彩声可以解决问题，蒋委员长可以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去喝彩，也不要他陈诚出马。陈明仁的离职，使得其他将领等着看陈诚的笑话。

陈诚的第三把火是调整战略。如果还是参谋总长，他要进攻，对杜聿明的保守策略不满，但是也就是说说，没有实际权力。现在他成了统帅，说干就干。怎么办呢，彻底整顿杜聿明的防守部署，然后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护海口。”

陈诚一番折腾导致致命的后果：民心未收，军心却丢。相当于把一个巨大的破绽摆在林彪面前，帮了林彪一个大忙。

林彪是那种在战场上明察秋毫，一丝细微缝隙都不会放过，没有缝隙也会制造缝隙的人。面对天赐良机，林彪一扫四平攻坚不利之郁闷，立马抓住机会，发动秋季攻势。此战前后七周，共损耗国军将近七万人，积累了战争经验。林彪的战术得到充分发挥，解放区又扩大了将近四万平方公里，又多两百多万老百姓。不用多久，又可以练出很多精兵。

估计陈诚在内心深处责怪林彪乘人之危，没有等自己摆开架势就开展。

那一拨攻势之中，身为第八纵队司令员的黄永胜（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野战军，黄永胜为第六纵队司令员）作战勇敢，在辽西三战三捷，给陈诚当头一棒。此前陈诚还迷恋于政治治军，收拾民心，对黄永胜还不太了解。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永胜在共军之中崭露头角，日渐受到林彪的重视。正是那个时候，黄永胜和林彪的关系逐渐巩固，为日后的四大金刚地位奠定基石。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国军伤及筋骨，从此被孤立，困守于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二十多座城市，被迫战略防御。陈诚改变战略计划，把兵力集中布置在沈阳和锦州铁路段两侧，在沈阳和铁岭集结重兵，另配置了几个师的机动部队应急。

然而别的不说，那几十万张嘴巴每天吃多少粮食？就算林彪不动，国军也要坐吃山空。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富裕，国军正在全面开战，消耗巨大。正因为消耗巨大，才导致国统区经济失衡，最后崩溃。然而林彪并没有闲着，直接发起新一波进攻，冬季攻势。

一九四七年底，林彪全线出击，集中兵力进攻国军侧翼。十二月十五号，第二纵队与第十纵队包围法库。林彪包围法库同时，让第一、三、六纵队分别向新民、法库、铁岭、沈阳间前进，准备阻击由沈阳出援的国民党军，第四纵队逼近沈阳。林彪这一手让陈诚相当吃惊。法库离沈阳不到两百里，急行军的话，一天就到。拿下法库，就能威胁沈阳。但是林彪的目的并不是拿下法库，而是包围法库，打击援军，就是所谓共军经典战术，围点打援。这个战术也是东北黑土地上的经典战术，当年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战时，就经常用这一招，很管用。陈诚没办法，就让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去法库解围。

新六军战斗力相当强悍，国军王牌，和新一军一样，一度让林彪没办法。但是战场形势变了，林彪抓住机会消灭二十二师一个团，顺带消灭一帮其他相干人等（如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与此同时，第四纵队逼近皇姑屯去引诱国军。但不是很成功。因为国军不动弹。因为共军优势在野战，国军优势在武器。如果国军不动，当共军还没有攻坚水平。几个月之前的的四平攻坚战还历历在目。没办法，只好隐蔽主力，用小股部队穿插奔袭，诱惑国军。国军以为共军主力分散，抽调十五个师出击，时间是是四八年元旦。刚出来就发现上当了。原本光溜溜的地面上隐蔽了大量共军。很快，新编第五军就被共军包围。共军一发狠，歼灭国军两万多人。

共军围困法库。国军沈阳主力被牵制。共军主力趁机向南推进。经过一系列激战，又歼灭国军一部分，策反收编国军一部分，而且打下两个地方：四平和营口。

四平国共双方的光荣和耻辱，浸透鲜血和汗水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号，当四平再次落到共军手中，对经营四平将近两年的国军而言，相当于一记重拳打在心窝上。尽管并不致命，但眼前也黑了几秒钟。更为致命的则是营口。营口是东北最佳登陆港，国军的后防补可以之际从上海水运到营口。营口陷落，意味着国家的后防补给难度大增。国军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压缩。事已至此，陈诚在东北彻底失败，没办法，只好生病了。接替他的卫立煌相当于进入一片死地。

死地中的卫立煌

国军之中，卫立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蒋介石五虎上将中，只有卫立煌名副其实，完全靠战功上去的。

卫立煌生于一八九七年，安徽人，老资格革命党。一九一二年，李烈钧讨伐袁世凯，江西独立之后，安徽也宣布独立。年仅十五岁的卫立煌去当兵。军方见他瘦弱、个头不高、身患疥疮，不要他。他就在赖在军中给别人代班站岗。直到军事失败才回老家。两年之后，卫立煌去武汉投亲，碰见湖南军队在武汉招人，立刻报名参加，学了军事知识，为日后腾飞奠定基石。随后年轻的卫立煌南下广东，在粤军中混日子。

卫立煌有一个老乡，叫吴忠信，和孙中山的关系很好，同时又是蒋介石的义兄。孙中山回到广东搞护法运动，吴忠信把他推荐给孙中山当警卫。因为吴忠信，卫立煌和蒋介石很早就认识。但卫立煌不是黄埔系出身，所以晋升之路不顺。好在他军功盛，特别是对共产党作战，非常突出。当蒋介石嫡系没办法之际，卫立煌带一个师抄小路翻山过去，直扑鄂豫皖行政中心金家寨。一通砍杀，让金家寨血流成河。

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探望慰问卫立煌，送去大笔奖金。为了激励士气，蒋介石把安徽西部的六安、霍山、霍的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县的部分地区专门划出来，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立煌县”。要知道再次之前，国民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只有一个，叫“中山县”，纪念孙中山的。这个“立煌县”，面积比“中山县”还大。

西安事变中，卫立煌和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无疑又加重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即使不及陈诚、胡宗南等人受宠，但是至少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靠的军人。在蒋介石心中，可靠的军人并不多。嫡系将领之外，也就卫立煌、薛岳等寥寥几个。

卫立煌真正的功勋是在抗战后期，以中国远征军统帅的身份赢得一系列胜利：他们强度怒江、血战腾冲、攻克猛拉、围剿松山……消灭了盘踞南亚的日军。那是另外一段故事，可歌可泣。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原本是陈诚，陈诚生病，卫立煌临时取而代之。四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陈诚在东北撑不住了，再次生病，卫立煌再次顶替陈诚。陈诚和卫立煌的关系就这么有趣。然而时局已经变了。国军在东北已经陷入了死地。

蒋介石嫡系将领中，陈诚算是比较出色了，军政两栖。比为官清廉指数，陈诚远胜刘峙和顾祝同。比起对蒋介石的忠诚，陈诚又胜过何应钦和白崇禧。比起政治头脑，陈诚胜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不仅如此，陈诚还和蒋介石亲戚关系。陈诚老婆喊宋美龄为干妈。那么宋美龄也可以算陈诚的干妈。那么蒋介石也可以是陈诚干爹。所以不管何时何地，陈诚总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陈诚在东北干不下去了，她老婆就去找干妈，干妈就去找干爹。干爹就想，不能让忠心耿耿且有才华的陈诚毁掉东北。

卫立煌也不是傻瓜，知道东北局势不容乐观。但是还是去了，原因有三个：一，各路大员游说，这条可以忽略，因为他们没法逼迫卫立煌；二，蒋介石亲自发话，这点很重要。蒋介石是老大。但决定性的原因是第三条：卫立煌自己。

卫立煌是一个杰出的统帅。而他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基层一步步爬上来，没有落下任何一级。

出色的统帅总是想在战场上立功。如果和蒋介石关系好，当然可以优先考虑。比方说，东北情形还好的时候，杜聿明先上。因为杜聿明是蒋校长最忠实的学生。东北情况不是太好时，是陈诚军政一把抓。只有情况实在恶化了，嫡系不愿意去，才能轮到卫立煌。

军人么，本来就是火中取栗。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卫立煌是强悍的。强悍的人物内心总是骄傲的。卫立煌愿意去东北，是因为他认为东北还有所为。他的依据主要是，东北那几十万人，是国军精英，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卫立煌亲自指挥过的部队。另一个依据是国际援助。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时，和美国人关系不错，纯粹的军人，彼此敬重。卫立煌在美国同行那里口碑也不错。卫立煌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援助，凭借东北国军素质，会有一番作为。所以卫立煌跟蒋介石说，要我去可以，给我权柄。蒋介石给了。

蒋介石很快发现，让卫立煌去东北是第三个愚蠢的错误。熊式辉和陈诚纵然这样那样的不对，至少听话。卫立煌有自己的策略——守。

当年努尔哈赤崛起之后，明军在野战中全然不是对手。后来孙承宗走马上任，没有再去进攻，而是依托坚城利炮主防。失去野战优势的努尔哈赤没有办法，彪悍的八旗军也是干瞪眼。后来袁崇焕继承了这样一个思路，八旗军也没办法。直到清军入关，都没能突破锦州。

国共在东北的态势和当年明清有点类似。当时明占据大部分领土，但是内忧外患。外有清，内有饥饿的老百姓。国民政府虽然占据了大部分地盘。但是关内也是各路共军。尤其是粟裕指挥的队伍，破坏力度堪比当年的李自成。只不过当年明的内忧外患是一家，国民政府的全部威胁都来自共产党而已。

小九九

经过熊式辉和陈诚折腾之后，国军已经军心涣散，形式岌岌可危。卫立煌的策略只能成为绝望的坚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已经羽翼丰满，不可阻挡。林彪在最北方的长春包围了郑洞国。同时部署兵力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当卫立煌在沈阳思考如何对付林彪时，真实的林彪已经游弋到锦州去咬住他的喉咙。

在卫立煌的部署中，最弱的一环原本是长春。因为长春地处最北端，四面都是共军。共军甚至不需要攻城，直接把长春围起来，等到郑洞国弹尽粮绝时自然玩完。但是毛泽东直接把目光钉在锦州。

在卫立煌的防守环节中，沈阳固然是核心，锦州并不薄弱。因为沈阳离锦州并不遥远，沈阳大军在必要时可以支援锦州。而且锦州是关内外的咽喉要道。所谓咽喉，就是可以直通嘴巴，也可以直达胃。沈阳可以支援锦州，关内同样可以支援锦州。关内的傅作义集团坐镇华北，几十万人马。对于傅作义那帮人，华北的聂荣臻都没办法，想吃却吃不下。如果卫立煌和傅作义齐心协力保卫锦州的话，林彪想要拿下锦州也没有那么容易。不仅如此，国军还可以通过海空优势进行补给增援。如果打锦州失败，那么共军无论往哪个方向撤退，都将遭受围追堵截，重演刚到东北那一幕。

正因如此，林彪原本没有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逼着林彪下决心。

相比之下，卫立煌就没有林彪幸运。卫立煌却和蒋介石发生了冲突。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就是没战略，或者说是犹豫不定的战略。

国军刚到东北，形式大好时犹豫不定，坐失进攻良机，导致共军翻身做大。

共军反攻时，国军本应战略防守。蒋介石却又让陈诚去东北军政一把抓，调整防守为进攻，结果输到只剩裤衩。

等到东北基本上没救了，又让卫立煌去救命。

其实让找卫立煌时，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东北没救了。但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都没办法承担再次失去东北三省的责任。

当初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刚刚赢得中原大战，基本上搞定了党内新军阀，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逼到走投无路。日本人搞出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仅没能解决掉新军阀，反而把自己逼下野了。当时在蒋介石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挡箭牌，就是张学良。当时张学良是国军海陆空副司令，理论上是国军二号人物。有二号人物当在前面，蒋介石还是被迫下野。这一次，张学良已经没有了。能当在前面的只有卫立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丢失，责任肯定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但是张学良当时比较信任蒋介石，顺着蒋介石的意思（也有张学良自己的意思）撤退到关内。这一次呢，蒋介石想要再次把当初的事情重演一遍，让卫立煌撤向关内。

从战略上看，东北已经守不住了。撤向关内，把关外那几十万精锐和傅作义联合在一起，守住锦州到三海关一线，共军还真不好打。虽然东北丢了，但国军力量还在。到时候把“作战不力”的责任推给卫立煌，就算国民政府内部口水滔天，只要把卫立煌撤职了事即可。

问题是——卫立煌不愿意做张学良第二。不愿意替蒋介石背黑锅。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关系，并不是心腹或嫡系，而是基于军事能力上的合作。蒋介石用卫立煌，那是信任卫立煌的军事能力。卫立煌跟着蒋介石，那是想要建功立业。

——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之人是个天才。

卫立煌绝对不会无条件服从蒋介石。当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就不满意，直接撂挑子跑了。幸好卫立煌老婆多方周旋，让卫立煌去医院呆几天（生病请假，不是故意旷工），才化险为夷。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如顾祝同）都和共军划清界限，唯独卫立煌和共军开诚合作。

林彪对毛泽东不满，也只是在战略中拖延。卫立煌比林彪强悍直接多了，直接给蒋介石顶回去。蒋介石让他从长春和沈阳南撤，然后回到关内背黑锅。卫立煌偏不撤退。

蒋介石飞到锦州着急大家开会：“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其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住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蒋介石又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苦口婆心如此，还能说什么呢。应该说在这事上，蒋介石很有先见之明，许多人确实被共产党抓了去。

但卫立煌软硬不吃。说难听点，就是不想背黑锅嘛。然而是否背黑锅，既不取决于蒋介石也不取决于卫立煌，而是取决于林彪。现在林彪成了东北战场上最大的那一个。

第八章 巅峰决战

国共争锋，重在东北。

国军胜，国民党就能入关，南北夹击共军。共军胜，就能从北向南攻击国军。所以双方都把精华投入东北。正因如此，林彪才有日后的地位。

辽沈战役，彻底解决了东北归宿问题，彻底奠定了林彪的地位。

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卫立煌取代陈诚。共军已经控制了东北绝大多数土地和人口。共军野战部队七十多万，其他各种武装力量加在一起接近百万。几十万国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几个大城市，彼此孤立。战略态势上看，国军败局已定，只是在做困兽之斗。

站在马后炮的立场上看，共军英勇无比，用蚂蚁啃大象的方式把国军啃得干干净净。但是林彪犹豫了，难下最后的决心。共军的优势在于野战，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因为共军在战术上机动灵活，战术纪律和执行能力胜过国军，可以随心所欲的大范围穿插、分割、转移。如果陷入阵地攻坚，那么就要拼炮火装备，这方面是国军强项。国军在东北虽然只有五十多万人了，但都是精锐部队，战斗力是久经考验的。之前在四平两次交手，共军就是吃亏。濒临绝境的野兽往往是最凶猛的。所以兵法上说，围师必阙，就是要给被困者留点念想，不至于下定破釜沉舟之信念。

所以林彪看着东北大地上那几座城市，如鲠在喉，脊梁上冷汗直流。他还是犹豫徘徊，思想不定。不是林彪优柔寡断，而是他明白面临的困境。因为他经历过一切，分析过一切，思考过一切，所以难以决定。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则是非常干脆，把目光锁定在锦州。

打下锦州，共军将切断国军关内外的连线。东北国军将成为孤军。国军的优势是装备，对后勤补给依赖性很高。如果成了孤军，失去后勤补给，成了瓮中之鳖，基本上就完蛋了。东北也就完蛋了。共军打不下锦州，那么还是山东一块，华北一块，东北一块，西北一块，零零碎碎，谈不上战略主动。指望聂荣臻那点人消灭傅作义从关内打通山海关，不现实。

熟读历史，且深具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明白锦州的重要性，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锦州。林彪则在犹豫。后来很多人写东西，以此证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林彪优柔寡断。实际上都是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在战略方面的果断，那是对的。作为统帅，战略方面含含糊糊的，只会葬送大好前景。那是蒋介石的工作。

林彪作为前敌指挥官，必须仔细思考各个方面。想得多了，总比后面准备不足要好。而且就算统帅的战略眼光是对的，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实现。当年红军西征，战略目标就没有实现，保卫四平，战略也没有实现。是西征军统帅徐向前无能么？四平保卫战的林彪很无能么？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战略目标难以落实，甚至不切实际。

所以林彪看起来很犹豫，想打长春下不来决心，去锦州的路上又想回去打长春。尽管事后看起来却是犹豫多了一点，但那就是林彪的风格，必要的风格。正是那种风格保证了林彪的成功。林彪的犹豫和毛泽东的果断造成了一大奇观：电报战争。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打，中间大约半年的时间。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七十多封电报，大意就是打吧，把锦州打下，在东北关门打狗。林彪也给毛泽东恢复了大致相当的电报，大意就是有困难，还有别的办法。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打电报，大战半年。而整个辽沈战役也才打了五十来天。经过一系列扯皮口水之后，总算决定开打了。国共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林彪不想进攻锦州，毛泽东可以说服他进攻。卫立煌不想撤退，蒋介石却没法压他撤退。这些许差别造就了国共两军、甚至国共两党的命运。蒋介石还想要临阵换将，已经晚了。因为林彪已经下定决心。

决战之前，死一般宁静。

强与弱

林彪是沉思型的将军，下决心之前总是想很多。想多了，看起来很犹豫。一旦下定决心，那便是雷霆万钧之势。林彪把大决战分成三步走：第一，前期战略部署，武器擦亮，装备正好，兵马粮草放到位；第二，要害之地攻坚，撕开裂口；第三步及其之后，吃肉。

林彪的第一步是这么部署的，留下部分主力继续围困长春的郑洞国，主力南下，进攻锦州。其中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奔袭锦州；四个纵队在部署在锦州以北监视沈阳卫立煌。

这一切部署好之后，林彪用了一个障眼法，继续高喊：练好兵，打长春！因为从大练兵时代就开始喊那口号了，就一直喊下去。目的有两个：迷惑郑洞国不敢南下接应，把卫立煌的目光吸引到长春，攻坚部队迂回到锦州。第二步，要地攻坚，就是拿下锦州。

按照一般发展，如此大规模调动军队，应该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但是共军极为灵活，而且精于隐蔽。日后朝鲜战场打美军，也是这招，趴在冰天雪地，好几天一动不动。其实国军的飞机还是侦察到共军动向，情报汇集到国军沈阳总部，说共军向南调动大部队了。总部侦查员一瞪眼：共军电台都在原地（长春附近）未动，你们为啥不相信科学？

战场摆开之后，就是林彪对范汉杰，还是黄埔四期学弟对阵黄埔一期师兄。

东北战场上，杜聿明、陈明仁、范汉杰，都是黄埔一期，都是林彪学长，都拿学弟没办法。其中原因有很多，比方说林彪为战争而生啊，民心背向啊，什么的。杜聿明被林彪折腾走了，陈明仁被折腾走了，现在轮到范汉杰。

范汉杰，生于一八九六年，广东人，黄埔一期。

其它黄埔学生不一样，范汉杰理科出身，在广东陆军大学进修过，而且去过德国陆军大学。那个时候，德军在世界上的威望强于日军，所以范汉杰绝对算高学历人才。不仅如此，范汉杰的军事实践也是相当了得，在粤军中也是风生水起，逐级上升。所以当范汉杰加入黄埔军校时，黄埔一期之中唯一有将军衔的学生。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成品军官，实践经验远胜很多教官（如钱大钧、蒋鼎文）。文凭比刘峙、顾祝同还高。

范汉杰所以没成为黄埔教官，不是不够格，而是他的粤军背景。众所周知，蒋介石和粤军不对路。之前好不容易把粤军老大许崇智赶走，随后又被李济深等人闹得鸡犬不宁。但范汉杰表现很不错，成为黄埔学员中第一个达到营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团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师长的人，之后就被胡宗南超越了。原因还是粤军。范汉杰毕业之后，回到粤军系统上班。当初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新政府对抗蒋介石，范汉杰深陷其中。

随后十九路军被卫立煌收编，范汉杰原本光辉的前景就没了。不仅胡宗南超过了他，杜聿明也超过了他，还有不少学弟也超过了他。既然如此，防守锦州如此重要的任务怎么会落到范汉杰头上呢。那是因为在福建事变之后，范汉杰领悟到了中央军将领的绝学：凡事只听蒋介石一个人的话，凡事只向蒋介石一个人负责。

但是坐镇锦州的范汉杰很明白：自己坐在火炉子上面，眼前就是一个火坑。不行，一定要逃离火坑。不能把大好前景葬送在这里。

范汉杰首先找蒋介石辞职，不准。

范汉杰再找老长官顾祝同辞职，不准。

范汉杰又找到卫立煌，想要撂挑子，还是不准。

没办法，只能坐在火炉子上面烤了。

范汉杰手上有十几万人。林彪二十多万。但是在装备上，范汉杰的人占优势，那也是国军优势。林彪的优势也就是共军的优势，机动灵活，纪律性极强，进攻时看似一盘散沙，实际上极有章法。当然咯，那是共军的绝学，也是林彪的绝学。

锦州位于辽西走廊最东边，南邻渤海湾，北依松岭山脉。以共军当时的装备情况，绝对不可能从水面进攻的（有那水平，台湾早解放了）。国军可以利用有利地势修建防御工事依托，和共军拼消耗。而那正是共军的弱项（相对）。国军还有两个优势，就是沈阳的卫立煌和华北的傅作义都可以支援，还有桂永清的海军和王书明的空军。从账面上看，国军还是占优势的。现实中，优势却是劣势。

林彪虽然部署了军队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如果卫立煌决心南进，林彪还真不好办。因为共军野战能力优于国军，前提是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陷于两面作战。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林彪不是傻瓜，所以不会干。如果傅作义真的要下定决心从华北向锦州挺近，共军同样陷入两面作战。卫立煌所以不愿意南进，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内。傅作义一开始不怎么上心，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外。

大家也许搞不明白，既然都是国军，打着同样的旗号（青天白日旗），遵循同一个精神导师（孙中山），听一个领袖的号令（蒋介石），怎么能彼此推诿呢？这个说来话长，就长话短说。卫立煌指挥的那些队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是晋军出身，阎锡山一派系的。

阎锡山和蒋介石是一对老冤家，斗了一辈子。阎锡山表面上尊蒋介石老大，实际上完全迫不得已，中原大战就想取蒋介石而代之，此后对蒋介石非常警惕。蒋介石也一样，恨不得把阎锡山一口吃了。那种情况下，傅作义当然希望卫立煌去摆平锦州。因为那是要死人的。死了卫立煌的人，相当于削弱了蒋介石。如果傅作义全力救援，死人是一回事。如果救援不成功，还要被蒋介石抓住小辫子，搞点舆论说傅作义出工不出力，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双方这般推诿扯皮时，林彪可没功夫等他们。

林彪首先指挥人马迅速歼灭北宁路国军，逼近锦州。北宁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其次，林彪要干两件事，也就是他的绝学，围点打援。

围点，是清楚的，就是围锦州。

打援，还不甚明了，究竟是打北边来的卫立煌还是西边来的傅作义不是特别明朗，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尽管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全。只有准备周全，才能增加取胜的概率。但不论如何，都是一场恶战。

恶战中的恶战则是塔山狙击战.

国共关键在东北。东北关键在锦州。锦州关键在塔山。

血与肉

塔山并不是山，只是一个小农庄而已，一百多户人家，打鱼为生。村子周边地势低洼平坦。东临锦州弯，西边和白台山（两百来米，唯一制高点）相接。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十二公里宽，依次东低西高。每当潮水来了，东北只有一个土包在上面，老百姓在那土包上打鱼，称为钓鱼岛（非台湾钓鱼岛），一点不起眼。

如果不是那场鲜血淋淋的战争，没有人会在意那样一个村子。但是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锦州和锦西之间，距离锦州大约三十公里，锦西十五公里。当国军发现共军打锦州的意图之后决定增援。增援部队从锦西到锦州，必过塔山。

那个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林彪把塔山阻击战的任务交给第四纵队。它的基础是罗荣桓从山东带到东北的人马，底子过硬。纵队司令员是猛将胡奇才。

胡奇才，生于一九一四年，湖北人，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抗战后去了山东，胜利后跟罗荣桓去了东北。他的名字叫奇才，他本人也是奇才，战场上的奇才，十五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逐级上升。接管四纵之后，胡奇才带领四纵在四保临江中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新开岭一战，全歼号称美式装备的二十五师，开创一次作战歼敌整师的记录，扭转了共军在东北的颓势。此战消灭国军八千，俘虏国军六千。不仅如此，胡奇才还带着六千俘虏一路作战，堪称奇观。胡奇才的战场作风：强悍。

塔山狙击战开打之时，胡奇才三十四岁，正奔向中年，精神和身体处于巅峰。林彪命令胡奇才亲临塔山指挥。林彪说：“我只要塔山，不要你的伤亡数字。”

面对猛烈的炮火，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门外汉都知道任务是何等艰巨。但是上了战场就没有回头路，要么是胜，要么是败。如果败了，不仅死亡概率大，而且会牵一发动全身。

多次观察之后，胡奇才改变部署：一开始的部署仅仅防御旁边的那个两百来米的白塔山。胡奇才认为那样不行，又在村落中构筑防御体系，坚守村庄，并且控制村边通道。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动作改变了塔山狙击战，改变了辽沈战役的走向。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号凌晨，塔山之战打响，蒋介石在葫芦岛对国军海陆空三军下令：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蒋介石明白，共军就要进攻锦州了。他绝对不想让张灵甫的在山东悲剧重演。何况锦州的范汉杰远比张灵甫那个队伍重要。张灵甫灭亡，只是张灵甫一支队伍。范汉杰如果有三长两短，整个东北都完了。

话说的虽然好听，实际行动起来却大打折扣。国军进攻之前，对炮火的准备和共军的部署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的火力虽猛，杀伤力并不理想。以至于他们集结冲锋时，共军阵地上还有大量的地堡和铁丝网。共军可以依托防御工事反击。

就在十月十号当天，国军向塔山阵地进行了九次冲锋，没有丝毫进展。每一次冲锋都是血肉横飞，都要血流满地。一次次冲锋，不仅仅是肉体大兵们肉体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因为战场之上，士气非常重要。每一次失败，对士气都是打击。

其实当时国军攻坚水平强于共军。抗战末期的战略反攻中。远征军还是打出了攻坚水平。正因如此，国共在东北初次交手时，国军展现出更高水平的攻坚。特别是两次四平战役。第一次国军攻坚，攻下了。第二次共军攻坚，没攻下。远征军打得好，有一个前提，蒋介石没插手。之前四平打得好，蒋介石也没有插手。

辽沈战役，因为很重要，蒋介石老毛病又犯了，亲自插手。

抗战开始国军就有这么一个规律：蒋介石直接插手的战役中，通常都是悲壮一番之后撤退。不是说蒋介石是白痴。事实上他在东征、北伐、中原大战中表现还是不错的，但那时候军队指挥系统没有形成。一旦形成，领袖直接插手，会打乱一切。下面的将帅也就失去应有的效果。比方说毛泽东可以让林彪必须打锦州，绝不会越俎代庖，代替林彪指挥。

进攻第二天，国军仍然没有太大变动，还是老一套，只是加强了炮火力量。关键时刻，国军拿出了罕见的血性。国军利用夜袭夺取高地。而且四五一团的正副团长带头冲锋上阵，战死在阵前。从早晨打到天黑，除了伤亡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如此这般冲锋，已经是国军的极限了。即使在抗日战场上，正副团长带头冲锋并战死的状况也是非常少见的。

连续两天的冲锋，导致国军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损失惨重。

此时的坚守在塔山的共军也是咬紧牙关。共军虽然在思想纪律方面强于国军，吃苦耐劳方面也强于国军，长时间以来和国军作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但终究也还是血肉之躯。国军那炮火可是实打实的。而且共军阵地也无险可守。当国家不要命冲锋时，共军也很吃力，伤亡逐渐增加。

国共双方的将士们在塔山那不起眼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指对方于死地。他们都是中国人，指挥官中很多人师出同门（黄埔军校），大兵之中很多人甚至是老乡。同胞之义在战火中被践踏。虽然说上了战场就要遵守战场规矩，但是看见国人流血，心中总不是滋味。

第三天双方休整。大家喘口气，为未来的恶战做准备。

高峰在第四天到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再晚的话，拿下塔山也就没有意义了。根据后来共军作战时刻表，从十四号开始全力进攻锦州。所以整个塔山之战，十月十三号是最为血腥的一天。正如黎明前最为黑暗。

战斗照例在拂晓打响。凌晨四点半，炮声响起。国军用最猛烈的炮火轰炸共军阵地。共军借助堡垒抵抗。此战血腥程度，给予共军空前洗礼。但是共军生存了下来。他们必须生存下来。如果他们没有生存下来，就不会有日后的种种。可以说塔山阻击战和稍后的黑山阻击战就是日后抗美援朝的预演。

国军炮火之后又开始冲锋，而且是密集冲锋。如果说战场上存在人海战术，那么密集重复就是典型的人海战术。国军常常埋怨共军使用人海战术。绝命时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用的招数都使用了，时间不等人，那就赶鸭子上架吧。打到你死我活的阶段，便是本能冲撞了。各种武器，只要能杀伤对手的招数统统用上。大家都明白，塔山关系锦州安危，锦州关系东北安危，东北关系全国安危。

但是国军玩人海战术显然不行。因为他们和共军不一样，他们的队伍和战争结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共军打胜仗，大家都有土地分，因此共军可以赢得广大老百姓。国军呢，死了就是死了。就算冲锋时有奖金，但是命没了，啥也没了。大兵如此，那么将呢，国军将领也不错，但总是各种派系斗争。关键的统帅部分，卫立煌也不错，问题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而且和领袖蒋介石不和。共军统帅林彪已经站稳了脚跟，赢得官兵绝对支持，还有领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

林彪有各种战术，可以把看似一盘散沙的战场凝聚起来。国军不行。如果把战场比喻成文章，林彪带领的共军叫散文，形散而神聚。国军那叫杂记，散就散。因此国军搞密集冲锋时，直接是人潮往上冲，而前面是机枪。可以想象那个血肉翻滚的情绪。太阳照在坚硬的大地上，反光都是红色的。

那些死者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是儿子、丈夫、父亲。但是就死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有的人口袋里还有大把的钱财，那是冲锋之前发放的奖金。当然每个生命都要死去，但最合理的死法应该是自然死亡。

残忍的冲锋持续将近三天，在十五号的时候国军消停了。不是他们愿意消停，而是没有继续的意义了。因为共军从十四号十点开始，全力进攻锦州。在炮火掩护下，共军很快突破城防，后续梯队涌入。共军第二纵队和第七纵队通过十八小时的激战攻陷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俘虏包括范汉杰在内的官军九万人。看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国军气数已尽。锦州一共才十多万人，结果九万多人投降，相当于不战而降。这仗还打啥？

锦州沦陷，整个东北也将完蛋了。蒋介石向北方看一眼，黯然离开。在他主导中国局势之后，再一次失去整个东北，而且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去东北有张学良在前面背黑锅，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借口。最精锐的国军以最耻辱的方式战败，挫败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他没有心思去想那些，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粟裕在中原地带神出鬼没、横冲直撞，已经成了他心窝里的尖刀。彭德怀在西北已经狠狠的扇了胡宗南好几个耳光。原本相对稳定的华北，现在因为东北的沦陷也变得岌岌可危。情形比抗战时代还要危险。蒋介石很惆怅。但是他的困局都是自找的。

看看塔山之战，东进兵团的指挥官为侯镜如。侯镜如是黄埔一期，但也是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最后和组织失去联系脱党的。有趣的是，侯镜如原本不愿意去指挥，还是被蒋介石赶鸭子上架的。虽然在塔山之战中，没有发现侯镜如和共产党怎么样，事后看起来却非常诡异。实际指挥官阙汉骞倒是一个猛将，但级别太低，指挥不动其他人。比方说海军的桂永清，抗战之前可是御林军老大，装备很牛的。可惜抗战之中赔光了了老本。尽管他不懂海军，但是当了海军老大，也不会拿师弟阙汉骞（黄埔四期）当盘菜。

所谓海陆空三军作战，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反观共军这一方，罗荣桓主动让参谋长苏静前去协助指挥作战。苏静坐在那里，反复重复中部的意思：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比起范汉杰带着九万人投降，这样战争意志，差别……

最后的战役

拿下锦州，活捉范汉杰，其他人（如刘亚楼）高兴跳起来，林彪只是点点头，嗯一声。

如此巨大的胜利，怎么也该表示一下啊。不然怎么能对得起观众？是他在耍酷么，当然不是。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红军开始，林彪就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平型关大捷之后，举国欢庆，林彪没有露出任何笑容，开始写军事总结。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习惯于他的独特，习惯于他的与众不同。尽管他看起来文弱，说起话也不严厉，但是没有人敢犯他的威严。

点完头后，林彪又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什么，在想那一座座血城？再想连天的炮火？还是在想那些在战火中受难的老百姓？都不是！他在想一个人，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就是一代名将廖耀湘。

廖耀湘何德何能让林彪如此记挂？不是廖耀湘怎么样，而是廖耀湘带领的那支军队，就是新一军和新六军，如果漏掉，他日别处相遇，那支军队绝对可以给共军造成致命的杀伤。

林彪在东北最初的屈辱，多半来自新一军和新六军。当初四平惨败，狼狈不堪。孙立人和廖耀湘更是如影随形。随后孙立人和主帅杜聿明不和被调走，新一军便由廖耀湘指挥。

廖耀湘湖南人，比林彪年长一岁。其家境也和林彪差不多，有点薄产。因此受到的教育也和林彪相当，念过传统的私塾和不传统的现代教育。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去了黄埔军校。林彪十七岁去黄埔。廖耀湘十九岁才去。因此，廖耀湘虽然年长林彪一岁，在黄埔军校却低两届。林彪第四期。廖耀湘为第六期，和戴笠同届。

廖耀湘毕业时，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北伐（第六期学时变长了），想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派遣军官出国进修。一千个年轻军官参加考试，录取四十人。考试成绩，廖耀湘名列第三。但是名列第三的廖耀湘却没有得到留学资格，理由很搞笑，廖耀湘个头不高，长相不帅，而且脸上还有伤疤，担心影响国人形象。廖耀湘很来火，直接去找蒋介石，质问究竟是选拔军官还是选女婿（够胆）。蒋介石一看这情况，非但没有发火，而且表示很欣慰。因为蒋介石当年要去保定军校，因为年龄差几个月被拒绝，也是通过大闹一场才去的。蒋介石看见初生牛犊，仿佛看见了自己，就特批廖耀湘前往法国，理由：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开后门都如此艺术。

廖耀湘在法国一直呆到一九三六年，已经三十岁，还没有怎么接触过战场，回国就面临鬼子进村的问题。此时林彪在战场上磨练了将近十年，已经是红一军团长，号称红军之鹰。那么作为军人的廖耀湘是什么样的呢？标准的军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既不逢迎上级，也不搞人际关系。家中来客人，六菜一汤（国军中很节约了），吃饭时每人斟酒一坏，就一杯。做派和林彪长不多。

廖耀湘经历了国军抗战的初期溃退的耻辱。南京保卫战，丢到国都，窝囊至极。随后又经历一系列溃逃，一直退到大西南。但是廖耀湘比较幸运，经历了国军远征军的辉煌。他跟着杜聿明千万缅甸，野人山惨败之后，杜聿明回到国内。廖耀湘带着二十二师向西退到印度，奠定新六军之基础，取得一系列辉煌。东北决战，廖耀湘曾追赶林彪上千里。一九四八年，廖耀湘升为第九兵团司令，大约十万人，战斗力最强的兵团。

辽沈战役开打之后，蒋介石想让卫立煌背黑锅，卫立煌不干。蒋介石让廖耀湘重新夺回锦州。卫立煌让廖耀湘退回沈阳，静待变化。廖耀湘夹在顶头上司和领袖之间左右为难。廖耀湘思想斗争还没有结束，锦州的范汉杰被生擒了。廖耀湘意识到真正的危机。

廖耀湘的十万人马在塔山遇见梁兴初的第十纵队。双方血战四天。廖耀湘以全美式火力把黑山上的石头轰成松土，山头削低两米，依然难以前进分毫，想要转身退走，从营口悄然撤退。然而一切都晚了。在廖耀湘和梁兴初纠缠那几天，林彪已经悄悄完成了布局。

如果说梁兴初以劣势人马狙击，那么林彪是想把廖耀湘连皮带骨头一口吞下。

十月二十五号晚，廖耀湘以自己的判断，向营口方向撤退。一百多公里路程，正常行军的话，两天时间，偏偏没走到。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景观，国军五大主力：新一军，第五军，新六军，第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编制一个军），战斗力都是极为强悍，抗日战场中，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国共内战，这五大主力都被共军消灭了。但是灭亡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先被灭的是新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绝地，外援不给力，缺水断粮，重武器不能施展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不含打援部队）依然坚守三天三夜，那种情况下已经是部队的极限。败于谋略，而非败于战力。第十八军是陈诚的骨干，胡琏也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淮海战役开始，由黄维指挥。十八军被困在双堆集，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打了十几天，依然没啃动。最后还是三野支援了炮火才拿下。虽不是绝地，孤军支持那么久，也到了极限。第五军是杜聿明的家底，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淮海战役最后阶段，被困在陈官庄四十天，绝境之下灰灰烟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唯有廖耀湘指挥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失败到稀里糊涂。战斗力完全没有展开。论才华和学历，廖耀湘比之于张灵甫、邱清泉、黄维都不差。论战绩，新一军和新六军并不比第五军、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差。论装备，半斤八两。

但是廖耀湘兵团真的很窝囊。窝囊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韩先楚。

东北的韩先楚一开始担任第四纵队副司令，经历过开始的失败和中期的转折，并且参与指挥过新开岭战役。韩先楚的才华真正得到释放，是在走上第三纵队司令员岗位之后。共军的特色就是机动灵活性，行动起来速度很快，常常在对手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达到攻其不备的效果。而这种风格被韩先楚发挥到极致。因此赢得旋风司令之美称。

辽沈战役不仅把共军推向高潮，也把共军骁将将领韩先楚推向人生巅峰。

韩先楚和廖耀湘作为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虽然都是出身都是社会底层，但是经历却是天壤之别。廖耀湘从一九二六年进入黄埔军校，到一九三六年从法国进修完毕回国，整整十年都在军校学习。韩先楚基本上没有念过书，更没念过正规军校，他的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得来，都是经验积累，量变到质变。当廖耀湘在黄埔军校时，韩先楚正在大别山区东躲西藏，打游击。当廖耀湘在法国进修装甲知识，韩先楚正在长征。不同的经历，早就了他们对战场的不同理解。

廖耀湘长处就是国军的长处，拉开阵势，一招一式正规战。这种招数在装备齐全、训练到位、后勤有保障的情况下非常有效，比方说缅甸反攻。韩先楚的长处就是共军的长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方式打击对手，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应对。

如果把两个人的位置对调一下，结果估计非常有趣：韩先楚可能对着油光发亮的坦克茫然，廖耀湘可能对着着装简陋的共军摇头。

辽沈战役最后阶段，两位分别代表国共特色的将领交手了。从态势上共军已经完全占优势。所以韩先楚更加肆无忌惮，充分发挥旋风司令的本色，指挥第三纵队横冲直撞。结果战争刚刚开打三个小时，韩先楚的队伍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的军部。那是韩先楚人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尽管有点运气成分。

廖耀湘兵团群龙无首，一下子全乱了，变成一窝失去巢穴的马蜂到处乱撞。林彪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他下了一道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冲。

国军是玩正规战的，乱了之后就啥也没了。共军乱了，只是队形散了而已，战斗力还在。日后朝鲜战场，美国人也会体验到那种感觉。

很快，廖耀湘兵团被消灭干净，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辽沈战役结束。林彪的军人生涯也接近了尾声。

伤痛

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战争都是一种巨大的伤痛。政治能体现伤痛的，不是双方领袖，不是双方统帅，甚至不是战场上的大兵，而是老百姓。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任何伤害，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决战东北也是一样，受害者也是老百姓，典型便是长春围城，惨痛而残酷。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要。很早就有人类生存繁衍，汉时为国，唐时为府。辽、金、后金时代，长春都是重镇。可以说整个东北历史上，长春都是相当重要。

鬼子进中国之后，更是苦心经营长春。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建都于长春。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鬼子前后经营十四年。十四年的时间里，长春取代沈阳成为东北核心。鬼子把长春当成永久性基地建设。不仅有大量的日本拓荒团，关东军司令部也迁往长春。关东军在长春大规模修筑永久防御工事，意图长治久安。

在鬼子苦心经营下，长春人口从十五万人膨胀到七十万。国军开进长春，又加强了工事。国共开战，长春有数量众多的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就连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与此同时，外围设宽阔的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当时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其坚固程度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卫立煌到东北那会，国军已经岌岌可危。长春依然坚固。林彪一直想打下长春。因为打下长春，就可以把整个中北部全部占领。所以林彪在大练兵时就高喊，练好兵，打长春。

但是林彪在长春城下徘徊很久，直到最后也没能“打”下长春，即使长春成了一座孤城。因为长春确实不好打。打不下，那就不打。即使不打，也有折磨对手的办法。

长春的郑洞国也是一个狠角色，他相貌憨厚，性格耿直且善于机变。他跟随蒋介石参与东征、北伐、抗战历次战争，凭借战功，一步一个脚印成为高级将领。

抗战中郑洞国是第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参与昆仑关大捷，参与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都很不错。因为打得不错，得到机会加入远征军。在远征军中，郑洞国最高光的时刻则是指挥远征军攻占密支那，赢得赫赫荣耀。那一战是远征军标志性一战。那一战奠定了抗日名将的地位。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国军之中，他是和陈明仁类似的人物，作战风格上，郑洞国和诡异的林彪相克。

长春的防御体系加上郑洞国的憨厚顽强，成了横在林彪眼前的障碍。辽沈战役开打之前，林彪就开始围困长春了。辽沈战役开打之际，共军逼近长春，切断城内外来往。现代城市看似功能强大，实际上相当脆弱，一旦被围困，那就啥也没有了。

初国共开战，老百姓也分成两帮。城市人，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基本上跟着国军，跟国军结亲啊、拉关系啊之类的，希望能保住富贵。但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广大农民跟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有土地政策，让农民赢得安身立命之根本。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人，那就是广大市民，很现实，反正都是上班，谁来了都一样。当年鬼子在，给鬼子上班。国民党来了，给国民党上班。共产党如果能来，也可以给共产党上班。

问题是共产党要来，国民党不让来。国民党不让共产党进城，共产党就围城，把城市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国军也不退让。虽然共军围城，但国军自己有战略储备，一时片刻不见得挨饿。这下就苦了那些市民。城市虽然高档，终究没办法生产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啥的，需要城外土地的支持，也就是接地气。隔离之后，就啥也没了。

共军部署了一个圆形，以长春为核心，以周围四五十公里为半径，全面封锁。共军不仅封锁了长春城，还占领了机场。国军赖以生存的空军资源也就没有了。十万大军只能靠空投补给。但是飞机在进入长春上空之后，正好成为共军的靶子，不敢离太近。大多数物质仍不到城里面，白白送给共军。共军心里表示感谢下，手头的枪弹照打不误。

国军后勤补给困难，开始实行粮食管制。为了保证军需，他们制定了一个红头文件，给市民留下三个月的粮食。注意，仅仅是市民，长春城内还有很多难民，他们都没人管，没有粮食，自生自灭。即使是市民，理论上有三个月粮食，执行起来是要打折扣的。仅仅是粮食，蔬菜、水果啥的都没有。

所以从围城开始，城内注定不安全。因为难民不可能等着饿死，挨饿的时候就要去偷去抢，人类本能之需求嘛。而且守军也会在城内抢夺粮食。他们抢夺粮食干嘛呢，说出来很搞笑，有人想要投机倒把，囤积奇货，大赚一笔；有人可以用粮食去换取生理必须品，比如女人。这一幕和淮海战役末期非常相似，都大难临头了，还想着放纵，还想着最后的疯狂。

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市民有粮食也不敢做饭，担心遭来横祸。城内物件飞涨，原有的钞票已经不够买粮食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适应市场需求，印发大面额钱币，几十万元一张，几千万元一张，几亿元一张，几十亿元一张，几百亿元一张，直追冥币。如果那些玩意现在还在，估计能让很多冥币工厂都要破产。

接下来难民变成饥民，市民也变成饥民。成个城市变成饥饿之城。饥民饿得不行了，就抢军队的粮食，结果可想而知。

原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放饥民出城。共军一开始也有放饥民出城。但是很不幸，有一帮龌龊的军人想要浑水摸鱼，溜出去。什么叫龌龊的军人呢。军人上战场，就应该遵循战场规则，要么使出权力和对手干，战死或者当英雄，都是军人本分；或者干脆装孙子投降。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既不愿意跟着国军当英雄，也不愿意投降共军当孙子，而是混在难民中间，企图混出去。共军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再放人。国军呢，也不愿意饥民再回到城市。

于是一大批饥民，老百姓，国人，国军和共军的同胞，困在国军和共军的关卡中间的缓冲地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他们来说，前后左右都是同胞，自己却生活在地狱中，由同胞自造的地狱中。他们饿死，一批一批的饿死，成堆的尸体。

对两边的军人而言，也心痛，但是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对国共双方的军人而言，到了生死时刻，考验意志的时候。从大的角度上看，他们坚持人间正道。共军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军则要捍卫三民主义。小的方面来讲，关系自身的生死存亡。夹在中间的饥民则啥都不算。对共军而言，如果国军混在饥民中逃走，功亏一篑。对于国军而言，饥民回到城里只会制造事端。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概也就是这意思吧。

还能说什么呢。乱世，人命不如狗。别说是狗，连尘埃都不如。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仅包括对手的尸体和自己士兵的尸体，更包括同胞老百姓的尸体。

评，不识战乱，不知和平之珍贵。

第九章，军人与政客

辽沈战役结束，林彪率领百万东北军入关，他那瘦小的身影看起来是那么高大粗壮。当四野虎狼之师闯过山海关，震撼指数堪比三百年前多尔衮带着八旗雄兵来袭。

当是时也，国共双方的天平已经倾斜。昔日马背豪雄南下，第一步就威胁北京城。林彪凶猛入关，也是直接威胁北京城。北京的傅作义并不是蒋介石死忠，绝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当然，就算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死忠，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也不意味着他会放弃。

蒋介石并不是想要傅作义去打，而是让傅作义撤。因为淮海战役已经开打。比起丢失关外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才是致命的。因为淮海战役实际上是一场中原战役。不仅仅因为战场覆盖中原地带，更因为一带淮海战役战败，整个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统统完蛋。不仅如此，国军精锐都在江北，一旦江北陷落，江南也守不住。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一战定天下。

蒋介石想让傅作义撤离华北，把军队投入淮海战场。如果打赢淮海战争，那么讲扭转局势，和已经如关的林彪在华北大打一仗。但是傅作义可不是那么想的。傅作义要为老领导阎锡山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对阎锡山而言，华北丢了，山西老家注定不保，只能当流浪汉去了。对傅作义而言，如果能保住华北，那么他就是一方大员。如果放弃，除了虚位之外，将一无所有。国军再一次像辽沈战役那般，左右徘徊，犹豫不定。傅作义犹如卫立煌。

所以就有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役，看起来不像决战，而是一场谈判。只是傅作义谈判水平太差。

傅作义生于一八九五年，山西人，家庭情况还行，受过全面教育。阎锡山在山西崛起之后，全面启用老乡。傅作义因为是保定军校（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毕业，从此跟着阎锡山混，级别为排长。但是傅作义性格谨慎，治军严格，为人锐意进取。有了这么多优点，想不升迁都难，从排长升为连长、升为营长，一路上升。

阎锡山是个老滑头，周旋于那个时代老滑头之间。傅作义呢，就跟着阎锡山，在各种战争中展示自己。比方说直奉战争，比方说阎冯战争，比方说中原大战，傅作义都表现良好，当然有是一系列升迁。

升迁的最后，就是傅作义成为华北老大，手握五十万重兵。

晋军作战风格就是乌龟战术，善守而不善攻。傅作义就是晋军的杰出代表，把晋军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这一次能行吗？

按道理说，四野善功，傅作义善守，应该说有一番较量。实际情况则是另外一翻模样：只见进攻，不见防守。只见共军传递假情报欺骗国军（蒋介石说林彪至少在三个月后才能入关）。只见共军迅速推进，把傅作义分隔。只见共军包围在张家口、天津、北平。只见共军打下了张家口。只见共军二十九小时拿下天津（林彪让刘亚楼三天拿下，刘亚楼笑笑说，只要三十小时）。国军在干吗？仿佛啥都没干，一直在观望，在犹豫，在徘徊，在等待，在谈判。终于等到天津沦陷，终于等到淮海战役惨败。终于……投降了。

哦，不对，是投诚。

整个平津战役，虽然耗时五十多天，真正的战役只有进攻天津一次。过程如此下：

国军指望守天津半年。

毛泽东让林彪四天拿下天津。

林彪问刘亚楼三天行不行。

刘亚楼告诉林彪：三十小时完成任务。

结果：战斗二十九小时结束。

整个平津战役，共军伤亡不到四万人。国军五十万雄兵，二十多万人成了俘虏，二十多万人接受改编，伤亡极少。如此国军，只能是气数已尽。

——呜呼哀哉。

但必须高度赞扬傅作义将军，他的举动保住了北平，使得千年古都免遭战火。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完整的北京城远比国共双方一场战役的胜负重要。遗憾的是，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在建国后却遭到部分破坏。

还要赞扬傅作义将军，建国后能远离军事政治漩涡，在相对干实事的水电部门工作二十多年，全身而退，也算善终。

作为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的形象更加高大。

赞，当代韩信，名副其实。

转正

平津战役结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份，林彪四十二岁，处于男人最后魅力的时候，干事业的最佳年龄段。然而林彪的行业很特殊，一九四九年的时候，那一行已经接近尾声。一八四零年以来，百年历史上最热门的行业行将结束。林彪决定在夕阳下山之前再干一场。他把目光锁定在白崇禧身上。

桂系，国军中的第二大派系。白崇禧，桂系，甚至整个国军之中最杰出的参谋。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三大战役中灰飞烟灭之际，白崇禧带着桂系精锐，坐镇华中，心中算盘啪啪响。

按照战斗力计算，国军中至少有两拨人堪比蒋介石心腹嫡系，分别是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桂军。西北军因冯玉祥缺乏政治手腕而烟消云散。桂系则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周旋下保持下来。桂军的战斗力都是有目共睹。蒋介石对桂系恨得牙痒，却又必须笑脸相迎。蒋介石一辈子三次下岗，有两次被桂系逼迫。特别是第一次下岗，简直就是被李宗仁和白崇禧踢下去的。第三次稍微好一点，不是被踢下去，而是被挤掉。

淮海战争开打时，白崇禧就带着桂系嫡系人马在武汉两耳不闻淮海事。蒋介石虽然在肚子里大骂娘希匹，还要乖乖的把总统宝座让出来。因为此时国军的支柱就是桂系了。

其实林彪和白崇禧也没有啥仇恨。两人既不是老乡，也不是同学，更没有同事关系。白崇禧名扬天下的时候，林彪还默默无闻。从性格上讲，两人也没有太多共性，林彪沉默、低调、自尊心很强，白崇禧倨傲、自负。

两个人真正相似之处就是军事智慧。战场上的林彪诡异多变。战场上的白崇禧也是狡猾凶猛。但是作为军人，他们又不是同一类人。林彪是通吃型的人物，连长排长可以干，百万大军也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条。白崇禧虽然名声在外，但很少统帅大军，当统帅时也没有赢得辉煌战果。作为统帅的白崇禧甚至不如作为统帅的李宗仁出色。北伐时李宗仁带着第七军那是威风凛凛，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当参谋。抗战时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那叫不动如山。相反蒋桂战争时期，白崇禧带着十万兵马，被蒋介石玩得那叫一个惨。白崇禧更像一个智将，出谋划策是第一流的。所以他的绰号为“小诸葛”、“智多星”、“当代张良”。我猜白崇禧肯定不喜欢这些绰号，他应该更想当“当代韩信”。但那是林彪的桂冠。

其实白崇禧和林彪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手。白崇禧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一辈子。林彪一辈子也在打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崇禧和林彪甚至有某种默契，就是都想对付蒋介石。区别在于，白崇禧想要自己的同事（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林彪要把蒋介石彻底打翻在地，让自己的领导取而代之。

正是这点小小的区别造就了两人战场相见。因为林彪不仅要打翻蒋介石，还要打翻所有和蒋介石相关的人，也包括白崇禧。不仅如此，林彪对白崇禧也一点小怨恨。当初林彪从四平一路向北跑，赔偿协议恰好在东北督战，主张对林彪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 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再进一步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白崇禧甚至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对付林彪。林彪是心高气傲之人，这笔账自然要讨回来。

平津战役结束，李宗仁上台，白崇禧成了国军台柱子，双方谈判，林彪再次出现了。他的身份是共产党第三号人物（位列周恩来和林伯渠之后），军方代表，发表了人生之中杀气排名第二的讲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 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总之一句话，不投降就消灭。霸气外漏。南方的白崇禧则是后背直冒冷汗。

林彪带着四野从华北平原呼啸南下，直取华中。华中原本是白崇禧守的。但攻守已经移势。蒋军不听他的话，桂系嫡系步兵装备不好，甚至还不如四野。白崇禧的打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退，退到大西南，桂系起家地方。也就是说林彪玩起了正规战，白崇禧打算打游击。

湖北的宜沙战役，白崇禧溜了，宋希濂的人马反而被消灭一部分。

白崇禧从湖北退到江西湖南一带，停下来试试运气，于是有了湘赣战役。结果不如意，又溜了。这个情形恰好和当初在东北情形相反。当初白崇禧当督军，林彪一路向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国军，一直跑到松花江以北。这一次呢，白崇禧当主帅，一路向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共军。

当初共军跑，国军追，白崇禧不满足。此时也是一样，林彪的胃口比当初国军还大，要赶尽杀绝。一方跑，另一方追。白崇禧跑到湖南南部，发现不能再跑了，再跑就到老家广西了。他耐心的寻找战机。于是在青树坪，白崇禧发现一个机会：好战分子钟伟带领的四十九军跑的太快，特别一四六师，已成孤军深入之势。

孤军深入历来为兵家之大忌。张灵甫强悍，都完蛋了。白崇禧决定消灭一四六师：调集了两个军，配备飞机大炮，严阵以待。当时一四六师还以为抓住大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双方展开血战。白崇禧指挥人马对一四六师狂攻两天，送给了四野南下之后一场耻辱仗。如果不是国军野战不行，估计一四六师也就没救了。

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光辉一生的最后一缕残阳。退到广西已经无路可退。白崇禧撤退过程中，林彪也改变了战术，在毛泽东的提醒下，从近距离迂回改为远距离包抄。等到白崇禧退到广西，林彪的作战部署已经完毕，把白崇禧逼入绝境。

然后就有衡宝战役，桂系精华遭到重创。身为军人的白崇禧的魂魄也在广西老家消散。纵横天下几十年的白崇禧起于广西，最终又败于广西，正可谓因果轮回，仿佛是冥冥之中只有天意。白崇禧随后去了台湾，再也没能逃出蒋介石手心。

其实退到广西的白崇禧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从西南退入缅甸。

以白崇禧的能力，以桂系的战斗力，控制缅甸没有问题，然后弄个国王、总统什么的玩玩，也不会有日后缅甸军政府啥的。现在缅甸和台湾一样，讨论下和大陆合作的问题。那样的话，白崇禧不仅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而且在世界史上留下一笔，任国共双方如何看他不爽，也拿他没办法，也不能无视他。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飞鸟尽，良弓藏。消灭白崇禧之后，林彪的活也干完了。他原本应该去朝鲜继续工作。然而他不愿意。原因在彭德怀篇章里已经讲过，这里不再累述。

要说政治上的林彪，必然首先说叶群。叶群之于林彪，怎么说呢，难说。

叶群是林彪在政治舞台上的触觉神经。

话说叶群

叶群生于一九一七年，福建福州人。叶群的爸爸叫叶琦，跟着国民党混的，级别不低，少将；名气不大，没啥作为。由于国民党腐败得比较早，所以跟着国民党很大的好处就是基本需求供大于求。籍籍无名的叶少将也娶了三个老婆。叶群的妈妈为三姨太，很受宠爱。叶群从小就聪明可人，为父母心头肉。所以叶群受到很好的教育，去了北师大附中念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彼时的叶群梦想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好男人，以后过小资生活。于是她凭借自身努力（外加一点点关系）赢得一个铁饭碗：进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当然年轻的叶群是不甘寂寞的，时不时和国军军官搞点暧昧，甚至还和中统扯了点关系。如果局势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叶群而定一辈子也就那么交代了。

然而日本进村、抗战来临，小资梦碎的叶群成了爱国青年，和同学薛明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到延安。在延安，薛明成了贺龙妇人，叶群则遇到了林彪。

林彪遇见叶群之前，也经历过几段不算感情的感情。老家有一段父母包办婚姻，叫汪静宜。确切说没有结婚。但是汪静宜把自己视为林彪的人，为林彪守身一辈子。解放后林彪知道汪静宜生活艰难，想要接济。无奈叶群胸襟不够。林彪只好悄悄托人给汪静宜捎点钱。汪静宜分毫没用，一直存起来，死后存起来。汪静宜之于林彪，犹如朱安之于鲁迅。那个时代的女人啊！说什么好呢。

林彪在去黄埔军校之前暗恋罗若冰。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此后十年，林彪东征西讨，休说结婚，女人见不着几个。到陕北之后才有了第一任妻子，号称陕北一枝花的张梅。然而很不幸，两人性格不合。原本战争年代，是没有机会考虑性格问题的。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受伤了，去苏联治病，张梅也去了。张梅是外向型女孩子，大大咧咧的那种，林彪的世界她不懂。或许没有女人可以懂林彪的世界。但林彪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给他关怀的女人。为战争而生的林彪却因伤离开战场，心中充满灰暗。张梅也很有个性，对林彪不怎么妥协。于是两人吵架，闹矛盾。

就那个时候，林彪在苏联遇见孙维世，心动，行动。其中的恩恩怨怨，在文革案例中已经讲过。林彪原本许下承诺要等孙维世，结果回国之后就和叶群结婚了。其实不是林彪拿感情当儿戏，而是他实在等不起了。他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人了，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而且他是一个军人，为战争而生的军人。要命的是战争（抗战）即将结束。国共双方怎么走还是未知数。至少共产党一方还不想决战。所以林彪想赶上抗战末班车，实在没心思在感情上天荒地老。所以林彪和叶群结婚，没有所谓恋爱期，没有适应过程。当时他和张梅还存在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林晓霖。放现在，重婚。

但是不得不说，叶群是最适合林彪的女人。林彪的世界，叶群也不懂。但是叶群愿意围着林彪转，这是她胜过张梅的地方，也是让林彪决定不再等孙维世的原因之一。

林彪和叶群：生活上，叶群是林彪另一半；军事上，多余；政治上，则是林彪的耳目。某种意义上讲，叶群充当林彪的耳目。

遗憾的是，叶群没能让林彪耳聪目明，而是损伤他的神经。当然这不是把林彪的悲剧推给叶群。但叶群在林彪的悲剧中起的是负面作用。

性格上看，叶群并不是特别强悍。她也没有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或许是生活相对顺利的缘故，她的个性展示并不充分。他和江青比起来，有相当大的差距。江青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政治主见是明确的。即使晚年种种不利，也没有妥协。叶群更像一个普通女人，一个依附强大男人而存在的普通女人。如果说她有啥特点，那就是精明。那种精明适合生活，但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

遗憾的是，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因为身体和性格的原因，不适合在政治舞台上的叶群却在舞台上充分表演。

从现在留下的资料看，叶群在林彪的政治生活中很少起正面作用，叶群一直给林彪败坏人品。十大元帅中，林彪和罗荣桓是一对黄金组合。但两人竟然在战争年代有不愉快。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林彪突然去看望前任老搭档聂荣臻。两人客气一番之后进入正题：林彪想让聂荣臻去四野当政委。当时的聂荣臻已经加入军委，兼任平津卫戍司令，根本抽不开身。当然更让聂荣臻诧异的还是林彪为啥会有这样一个主意：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老底子、毛泽东的嫡系班底。司令员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栽培。整个共军高层将领中，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独特有亲密。后来的十大元帅中，论和毛泽东亲密程度，林彪可以排第二位。排第一的，恰好就是罗荣桓。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老领导毛泽东干了。几十年如一日，工作能力和人品没话说。

聂荣臻所以搞不懂，是因为那事不能用常理推断。因为叶群对罗荣桓有意见，在枕头边吹风。原因有两个。一件是房子问题。

东北战争期间，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办一个公益性的学校，帮助孩子们上学，但找不到地方。罗荣桓就把先前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当校舍。那房子原本是分给林彪的。但是林彪住在前线，叶群也不住。当时条件困难，罗荣桓就把拿出来公用了。叶群很不爽，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听了之后也不舒服，但也不好说什么。

叶群真正对罗荣桓不满的原因是第二个，孙维世。

林彪在苏联猛追孙维世，回国后又和叶群揭发。孙维世从苏联回国时已经是四八年，途经东北。孙维世还是那个孙维世，还是才貌双全的女人。叶群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普通家庭妇女。当时两人相比，犹如鲜花之于野草。因此叶群如临大敌，担心自己遭到张梅的命运。特别是有人提议让孙维世留在东北工作，叶群更是心惊胆战。这是原本和罗荣桓扯不上关系。但向来谨小慎微的叶群为了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决定大胆包天一把：不经任何人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孙维世调走。

——这事在战争年代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女人感觉到生存受到威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也是文革爆发之后，叶群和江青置孙维世于死地的动机之一。

罗荣桓得知情况后当然很生气，让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吓得向高岗跪地求饶。因为孙维世最终没有留在东北。如果林彪知道是叶群在背后捣鬼，肯定收拾她。但叶群由此迁怒罗荣桓，开始对林彪吹枕头风曰：林罗不是一条心，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诸如此类。

再好的关系也禁不起枕头风吹。当年鲁迅和周作人也是关系融洽，被日本女人吹吹枕边风，兄弟翻脸。林彪和罗荣桓还会因为工作因素不和谐。当初打锦州，林彪一时难下决心，罗荣桓一直在旁边催逼。这些因素加起来，林彪对罗荣桓开始不爽，有了拜访聂荣臻一幕。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也谈不上败人品，但还有后续。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罗荣桓已经不在人世。林彪如日中天，叶群就有了狐假虎威的资本。但她竟然没有忘记对罗荣桓的不满，

想办法敲打林月琴。典型公报私仇。罗荣桓都不在了，还欺负林月琴，有意思么？高层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在军队的地位，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和罗荣桓问题，只是在私生活陷于不利。再看政治关系：林彪和罗瑞卿的问题，叶群的所作所为给林彪招来更大不利。

解放之后，叶群好像从来不拿罗瑞卿当外人。所以当她有所需要，就会让罗瑞卿办。当初评军衔。林月琴是大校军衔，叶群不服气，也想去争，去找罗瑞卿。林月琴是红四军老革命，领大校军衔当之无愧。叶群的全部资本就是林彪老婆而已，能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已经法外开恩了。但叶群不爽。

叶群是一个精明而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她会把那种属于生活中的精明带到政治中。当她有什么需要，就会想办法找人解决。如果是四大金刚，迎着林彪鼻孔出气，那没问题。但罗瑞卿忠于领袖毛泽东，而不是领导林彪。叶群的意识中，罗瑞卿只是比四大金刚级别高那么一点点而已。她看不惯罗瑞卿。罗瑞卿也看不惯她。

有件事很有趣：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号，中央召开作战会议。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发表讲话。林彪对罗瑞卿讲话的某些部分不赞同，就以领导的身份给罗瑞卿指示。罗瑞卿到家看见林彪的指示，然后又接到叶群电话“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一(林彪代号)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罗瑞卿到毛家湾见到叶群，时间已经不早了。叶群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解释说： “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那姿态仿佛在说男女授受不亲，实在没办法才如此这般。然后她又罗嗦一大堆本来不该由她说的话。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如果叶群以林彪老婆的身份说话，那军委的事跟她就没有关系。如果她以林彪代言人身份讲话，却又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避嫌。真是。

罗瑞卿就很郁闷。老子已经忙碌一天了，很累的，深更半夜还要听你这婆娘罗嗦。如果是林彪也就算了。你只是林彪婆娘而已，不要狐假虎威。但是罗瑞卿又不能发作，毕竟她只是一个婆娘，又是一个林彪的婆娘。罗瑞卿到家便对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是怎么回事！”很多事就让叶群这么搞糟糕的。如果当时是罗瑞卿和林彪面对面，或许可以缓和一下。

最不应该出现的一幕还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拿下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和林彪发动文革的战略布局。但是导火索却是叶群拿着材料跑到杭州毛泽东那里揭发告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号早晨五点，毛泽东在杭州工作一夜，还没睡觉。叶群抱着材料从苏州到杭州，见毛泽东。毛泽东秘书告诉她有两个小时时间。结果叶群一口气讲了四五小时。结果很明显，毛泽东相信了她。

叶群当然可以揭发罗瑞卿，但是得有料才行。假如罗瑞卿叛国通敌了，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揭发的内容：要么就是罗瑞卿对林彪不敬等鸡毛蒜皮的破事，要么就是罗瑞卿和毛泽东思想不合拍等空洞玩意。那些事原本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当时不论如何定论，日后历史总会做出客观评价。如果是别人揭发，日后可以说是搞错了。叶群亲自跑去，只能说那是有预谋的。叶群肯定想不到这些。因为她的精明适合生活。如果她足够精明，这种事就应该躲在一边，免得帮林彪历史形象抹黑。

九天之后的上海会议，毛泽东批判罗瑞卿，依据就是叶群的材料。不仅如此，叶群还作为证人跑去作报告，把那些秘密材料重复一遍。罗瑞卿事件是文革标志性事件。日后文革否定文革，叶群的这些举动就是铁证。叶群的铁证也就是林彪的铁证。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罪名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施行推行反革命。叶群就是提供证据的那个人。

叹，看看吧，叶群就是小丑，以林彪老婆的身份扮演小丑，预示着林彪的政坛风险。

评，从叶群扮演小丑历史看，政治上的林彪并非第一流。

局外人

一九四九年，林彪闲下来，他的身份还是将军。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林彪复出，依然代表军方，却往政治方向发展了。

十年时间，对林彪而言是消失的十年。解甲时还是军人，再复出已经变了模样。

这个转折相当突然。各路专家对身为军人的林彪向来不吝赞美之词，对政治舞台上的林彪则是极尽贬损之能事。当然从做的事情上看，战场上的林彪确实该赞，政治舞台上的林彪确实该骂。问题是，为啥林彪会有如此转变？从该赞，变成该骂。

答案就在那十年中。建国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是黄金般的十年。

十大元帅中都在干事。朱德从国家副主席转变成人大委员长。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之后就主持中央军委。刘伯承在办学校。贺龙搞体育。陈毅当市长。聂荣臻领导军工行业。罗荣桓在军队还是和以前一样。叶剑英去广东干得热火朝天。唯有林彪闲了，不干具体的事，夏天去北戴河住几天，冬天到苏杭一带溜达，或者在北京闲住。

毛泽东的臂膀有两个，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以刘少奇为首的文人。文武两根柱子。

建国之前，战场上的林彪更耀眼，刘少奇埋头于党务。建国之后，刘少奇走上前台，林彪身体不好，基本在养病。两条手臂原本交集不多，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国家全面建设。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各项职能都在健全。当时毛泽东打算把国家主席让出来。继承者要么是朱德，要么是刘少奇。后来朱德谦让了，国家主席便成了刘少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出现了军内反教条运动。刘少奇和粟裕错误的被批（参见第二篇）。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林彪身体好转，准备出山，并且增补为政治家常委。林彪和粟裕，两位共军之中才华横溢、性格相似的天才统帅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走向了两个方向。

如果国家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政策充分执行，那么刘少奇将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也就没有日后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话，新中国历史将温和很多。

同时毛泽东也做了两手准备：好的一手和不好的一手。

好的一手就是一切都好，具体表现就是粟裕。让粟裕靠边站，有两个目的：一，斩断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二，为刘少奇日后留下一个掌控军事大局的人。因为刘少奇在军内威望并不高，和元帅关系并不亲密。粟裕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当初刘少奇整顿新四军，就发现粟裕的军事才华。而且粟裕比较年轻，身体也不像林彪那般虚弱。

不好的一手就是以防万一，具体表现就是林彪。建国之后，林彪的工作就是问题。林彪身体不好，有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不懂政治。由于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威望如日中天，也轮不到林彪掌控日常军事。而他的地位有很特殊，工作比较难。所以林彪就一直闲着，这地修养，那地疗养，闲了将近十年。

当刘少奇走向前台，准备大干一番。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刘少奇背离了自己定的政策怎么办？虽然刘少奇和自己合作了几十年，虽然了解党和国家的一切，但是也要以防万一。

然而意外就来了——大饥荒。

大饥荒是共和国建立之后最深的伤口。因为大饥荒，每一个行政系统内部的官员身上都背负十字架。正因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发生分歧。毛泽东试图通过小四清为基层正名。刘少奇在试图通过大四清把责任导向基层。详情参照刘少奇篇。

林彪错过了那样一个十年，看起来很遗憾，却又很幸运。因为那十年不仅成果累累，也有大跃进这样的灾难。林彪因为没有参加建设，躲过了大跃进。随后的大饥荒基本上和林彪没有关系。因为他根本没有参与。第一代领导集体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不需要为大饥荒承担责任。奋起抗争的彭德怀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参与的林彪了。

第一次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挨批。为了批判彭德怀，毛泽东从山下搬救兵。当时不在庐山上的重量级人物有两个，邓小平和林彪。当时两人都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毛泽东喊林彪上山而没有喊邓小平。要知道当邓小平排在毛、刘、周之后的第四位，地位高于林彪。原因其实就是，大跃进邓小平也有份。林彪是局外人。

要弄清局外人身份，要弄清如下一个事实：日后的政治斗争中，北京和上海是主角。刘少奇借助彭真之手在北京坚守。毛泽东默许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帮忙掀风浪。为何如此？除了这两个城市特别重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它们在全国力保之下，避过了大饥荒。它们的官员没有良知上的耻感或政治上的包袱。

一九五八年还在丰收，到五九年开始饿死人。一切转变太快了，让人难以接受。于是发生了彭德怀庐山罢官的那一幕。

庐山之上的林彪依然表现很努力，依然不像政治家，答案很简单，不是搞政治的料。庐山下来，林彪取代彭德怀。从那个时候开始，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林彪和彭德怀有啥区别呢？战争年代，林彪和彭德怀是共军之中支柱形人物，是毛泽东最为信得过的人。但是二人还是很多不同。从为人处事，到指挥风格，到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上。

彭德怀对毛泽东是尊敬的，信服的，但那得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说得更直白一点，彭德怀首先尊重事实，然后才是领袖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领导水平出神入化，彭德怀信服。所以危难之际，彭德怀总是挺身而出。庐山之上，建国之后，毛泽东出现了失误，彭德怀依然选择尊重是事实。所以才有庐山罢官那一幕。那么林彪呢？

中卷 政治上的林彪

第一章 林彪的选择

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茶壶里的风波。小问题不断，大问题没有。看看几组镜头。

镜头之一：当时井冈山根据地草创，穷乡僻壤，吃喝拉撒的问题难已解决，还要面对国军永无止息的围剿。林彪很纳闷：咱们有前途么？他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红旗还能打多久。毛泽东解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镜头之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掌军权，四渡赤水河之际，林彪说那是浪费时间、领导不行，建议彭德怀到前线指挥。毛泽东很生气，把林彪臭骂一顿，并且给彭德怀记上一笔账。初到陕北之际，林彪又觉得不行，想去陕南打游击，又被毛泽东臭骂一顿。比方说东征时，林彪对兄弟部队支持不太给力，又被毛泽东罗嗦一顿。

镜头之三：第一次四平战役。毛泽东让林彪不惜流血，坚决死守。最后时刻，林彪坚决主张撤退。后来证明林彪是对的。辽沈战役，毛泽东坚决打锦州。林彪徘徊不定。后来证明毛泽东是对的。

这些都是小小的冲突。再看另外几组镜头。

镜头之一：朱毛会师初期，两人因为磨合问题争吵。林彪虽然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惑，还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毛泽东一边。那次争吵中，毛泽东是占据下风的，并且经历人生第一次下岗。

镜头之二：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需要批判彭德怀。尽管林彪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没有恩怨。林彪还是义无反顾的站在毛泽东身边，全力批判彭德怀。原因无他，毛泽东需要批判彭德怀。

看到了吧，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是那都是细节性问题。涉及到原则性相争，林彪总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毛泽东身后。从这些历史旧事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时，林彪也会毫不犹豫的站在毛泽东身边。

七千人大会上，选择开始。

选择

前面说过，没有那三年饥荒，第一代领导集团就没有分裂，就不需要选择。没有人想分裂，没有人想选择。但是在巨大的历史问题前面，个人意愿都是微不足道的。前面已经说过，三年大饥荒主要是政策失误，人祸。

那个政策是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团体制定出来的。刘少奇原本是那个团体中的一个。当饥荒到来时，刘少奇试图调整那个政策，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那种更改。因为刘少奇的更改，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面，就是一种修正。毛泽东对修正路线是无法容忍的。一边骂苏联人搞修正，一边自己家搞修正，说不过去呵。

但是必须承认，刘少奇的策略很有效，以至于整个行政系统都表示刘主席的办法不错。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基本上站在刘少奇那一边。当时的毛泽东相对孤立。还有人（如彭真）在讨论毛泽东是否要检讨问题。

孤立之中的毛泽东发现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林彪讲话时间是一月二十九号。林彪一生中有过若干次报告。按照杀伤力排的话，可排第三位。第一位的是文革初期那篇“政变论”，后面讲到。排第二位的，应该是平津战役之后代表共军发表的那次讲话，前面已经讲过。

林彪讲话的两天之前，也就是一月二十七号，刘少奇讲了他那著名的“虎头蛇尾”的报告。林彪的这份报告，加上名字的话，可叫《挺毛主席到底》。

他的讲话已经在刘少奇篇章里讲了一些，这里再大致说一下。

林彪首先讲了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老一套，就是可能来自北方（苏联）和南方（美国）的危机。

然而经济问题和国内问题才是重点。林彪关于这一块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林彪完全肯定了三面红旗，说总路线是对的、大跃进是对的、人民公社也是对的。并且做了一番论证。这些话从林彪嘴里说也没啥不同。当时环境下，没有人否定三面红旗。

林彪讲话的第二层解释说大饥荒就当交学费了：“ 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这就有些想当然了。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大饥荒作为共和国的伤口已经写入历史。

林彪讲话的第三层分析了大饥荒的原因：“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任何人要站在最高舞台上说话，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对此林彪拿出共产党的法宝对大家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林彪这篇讲话在当时的环境中基本上可以用实事求是形容。当时其他人重量级人物（如刘少奇、周恩来）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同样的话。那么杀气何在？答曰，在林彪本身。林彪的讲话可以概括如下：大家有错误，自己找，领袖是没错的，大家有继续跟着他。反正我是跟着他的，随感反对他，我就不答应。不信可以试试看。就这样，洗洗睡吧。

虽然同样的讲话。刘少奇和林彪完全不同。从林彪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看，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即使了解，也是通过各种资料。详尽的资料也不如实地考察。而当时中央领导人，都有外出实地考察的。毛泽东自己坐车外出巡游，秘书回到各自的家乡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全部亲自外出实地考察。刘少奇讲完之后，决心休整政策，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林彪则转入毛泽东身后。刘少奇要改变，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林彪所在的军方，就是国家核心力量所在。当刘少奇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也就成了林彪的敌人，也就要面对林彪的杀气。选择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林彪，也就在悄无声息中加入政治舞台的博弈。

虽然大家都说政治和军事是向通，但操作起来是两套技术手段。

军事上，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把对手的肉体消灭就行。

政治上，管你用什么办法，是要嘴巴说服嘴巴。最好能把对手说得哑口无言，这对林彪要求太高了。最低限度，要自圆其说，自己说服自己。

林彪半辈子沉迷于战场上，纵横天下，专业技术是消灭对手的肉体。政治上，他不太在行。但是根据战场上锤炼出来的本能，他知道毛泽东是最强大的，按照一贯策略和毛泽东结盟。毛泽东的精髓就在毛泽东思想。

要知道毛泽东思想并非万能药。毛泽东思想在原则上是行得通，具体政策上可能是错的。正如孔子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君臣政策上就可能是错的。正如基督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教会教条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林彪没有认清，或者说故意没有认清这一层，可是吹捧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大力提倡毛泽东思想，就有造神的嫌疑。建国之后，柯庆施等人吹捧过一番。到林彪手上，才吹捧到顶峰。

建国之后，林彪有两次选择影响了历史走势。第二次选择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选择出走，直接造成文革破局。第一次选择就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同样极为重要。要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保证国家完整性。保证国家完整的前提是军队完整性。

正常情况下，正常机关就能保证军队正常。动乱时刻，除了正常机关，还需要强人的威望。共军之中，威望最高的有三个人，朱德，彭德怀，林彪。朱德德高望重，谁都要给三分面子。但是建国之后朱德年事已高，逐渐淡去。彭德怀地位仅次于朱德，且战功卓著，但已经身陷囹圄。朱德和彭德怀之后的平级别统帅中，林彪战功最大，而且在大跃进中政治清白，可以号召全军。后面七位元帅，虽然也都是人中英豪，各有各的辉煌，但很难有谁能在混乱中掌控每个系统的军队。即使贺龙，也未必能做到。

换句话说，如果林彪没有选择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身后，文化大革命未必能搞成。也许毛泽东会用其它办法发动，但绝不是现在历史中的那个样子。

这样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任何选择都有目的，那么林彪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困扰着很多人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回顾历史上的林彪，每一次支持毛泽东，结果获得巨大利益。一九六二年的林彪，已经是实权派人物之一。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理论上还有几个人，但都不如他实际权力大。那他还想要啥呢？

目的

林彪的笔记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段话现在被用来证明林彪是个野心家。林彪是不是野心家暂且不论，但这段话里透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法统。

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继承了他的工作，把《资本论》补全，干得很漂亮，成为马克思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带着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蒋介石无时无刻都在宣传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之间，都有一种联系，就是法统。

所谓法统，也就是继承人的地位。

林彪从他的角度出发，在他的知识范畴和思维方式中得出如此结论，就是要继承老领导毛泽东的事业，为毛林。但是林彪的处境远比恩格斯、斯大林、蒋介石糟糕。

恩格斯续写《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过世，留下第一国际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而恩格斯恰好收摊子的人，而且收拾得很不错，不仅补全了，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事情必须有人完成。恩格斯完成了那些事，所以有了共产主义领袖继承权。

列宁的苏联也是一样，内忧外患，敌人一波接一波，问题一波接一波，危机一波接一波，看起来摇摇欲坠。列宁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说白了也是一个烂摊子。斯大林通过谋略上位，通过铁腕扫除一切。尽管争议颇大。但是在斯大林的铁腕下，苏联迅速完成工业化，然后才有苏德战争赢得胜利，威望达到顶峰。

孙中山就不用说了，去世时的全部地盘也只有广东一偶，还受陈炯明的威胁，也是一个烂摊子。蒋介石带着一般人南征北战，东拉西忽悠，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赢得继承权。并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继承国民党领袖也行。

看看这几个人，需要如下条件：第一个条件，在前一个人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在马克思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斯大林在列宁身边扮演过中原角色，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条件林彪合符。林彪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条件，前面那人不在了。恩格斯当老大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斯大林重整苏联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蒋介石修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个条件林彪不符合。当时毛泽东才六十多岁，身体健康，精神头很好，思维敏捷，看问题尖锐，正准备大干一番。反观林彪身体倒是弱不禁风，给人摇摇欲坠之感。

第三个条件，烂摊子。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都留下一个烂摊子等人收拾。中国当时也可以说是烂摊子，经济建设走向死胡同，大饥荒导致那么多人挨饿。政策继续调整。应该是另一个大人物出现的时候。林彪选择了在那个时候表演，应该说眼光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结果已经很清晰，如果说需要接班人的话，也是强调政策调整的刘少奇，而不是林彪。

从这几个条件来看，林彪想要成为“毛林”，情形不容乐观。因为他只能躲在毛泽东身后，所有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制定，所有的荣耀归毛泽东，所有的过失也归毛泽东。尽管林彪足够出色，足够威武，干过很多事，但是跟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差别依然很大。

林彪决定好好努力，加油干活，缩小差距。条件不成熟那就创造条件。他创造了什么呢？两个字，政治。

林彪的政治

政治无处不在。政治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政治上也不相同。林彪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政治也不相同。

要解释清楚林彪的政治，最好的方式就是回顾一下罗瑞卿的大比武。详情参照前文罗瑞卿篇。这里简述一下。罗瑞卿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大将之一。建国十年，林彪休息时，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秘书长职位是林彪推荐的，其实也是跟随毛泽东的意图。

罗瑞卿上台之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林彪。林彪原本以为罗瑞卿会跟自己走。但罗瑞卿忠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忠于毛泽东。

罗瑞卿上任之后搞了一场大比武，轰轰烈烈的，赢得不少喝彩，一时间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有两个人很不满意：叶剑英和林彪。当时叶剑英管军衔，资历、级别都高于罗瑞卿，而且在大比武中出力不少，却没有赢得应有的掌声。林彪不满，是因为罗瑞卿偏离了林彪，和彭真、贺龙走得近，而且与刘少奇关系不明。

贺龙是军委实际负责人，地位仅次于林彪，但资历比林彪老、实际管事比林彪多。罗瑞卿和贺龙走进。贺龙也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态度不明。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正在走向对立。林彪完全站在毛泽东身边。罗瑞卿的选择和微妙。特别在七千人大会上，罗瑞卿并没有向林彪那般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身后。林彪和罗瑞卿都卷入了政治漩涡。

实际上林彪和罗瑞卿都在玩政治，只是方式不一样。罗瑞卿的方式，通过大比武争取更多的权势和威信，希望在外来的时局中更有作为。所以才会连原本属于叶剑英的功劳一并抓去。林彪的政治和罗瑞卿相反——突出政治，虚的。

当刘少奇、贺龙、罗瑞卿通过实实在在的方式办事，务实。林彪在对面务虚。

林彪的政治，就是在务虚。若干年之后，当他想要务实时，撞倒一堵墙上。

务虚，说白了就是不干实事。

务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作为技术手段，片刻的务虚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长时间的务虚是不可以理解的。

务虚，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论是谁，掉进那个陷阱里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或者说甲乙丙丁等草根。

务虚与务实

历史有这样一条规律：政治舞台上，看看史书上赞扬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务实主义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成就之人；那些被批判的人，基本上都是务虚。

务实之人，看看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魏国吴起，都是通过自身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才华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再看看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样。干了事实，让国家和百姓得到利益，总会被记住的。

务虚之人，看看党派之中的那些阴谋家和书呆子，满口仁义道德，但仅仅停留在嘴上。比方说唐代的朋党之争。比方说明代的阉党和东林党。都是满嘴大道理，却不能把哪怕一点点的道理落实下来的主。用一副对联给他们画皮：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看见务虚和务实两个字，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务实是干活，务虚就是不干活。不是那样，很多人务虚，同样也是忙得噼里啪啦，开会、作报告、走场宛如一台工作机器。详情参照古往今来忙碌一辈子但从没干过任何成绩的“领导们”，他们是聪明的、精明的、英明的。

对于高层而言，务虚和务实的关键在于，说出去的话、制定好的政策能否贯彻实行。林彪想做那种人？当然不想。问题是他在干那种事。

对林彪来说，他的前半生毫无疑问是务实的，因为战绩摆在那里。所以说是务实的，所以能赢得那么大的战绩，皆因班子稳固，军令如山，言出必行。后半生则是务虚的，因为陷入政治斗争中无法自拔。而政治斗争中那些口号是没办法落实执行的。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但他只是一块牌子。因为他没有彭德怀那般精力和身子骨，啥事都能自己动手。林彪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恒温的房子里苦思冥想。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该是他份内的事，却落到贺龙和罗瑞卿身上。贺龙从来就不是给林彪打下手的。至于罗瑞卿，本来对林总客客气气的，时间长了，活都是自己干的，渐渐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军委日常工作是林彪亲自抓，大比武是林彪亲自搞，那么在开会时“突出政治”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干实事的人跟他不在一条船上，他就变成了务虚主义代言人。

但林彪的性格上讲，他从来就不是务虚的人。他甚至懒得因为人际关系讲废话。他制定的那些战术也是实用的。如今转战政治舞台。虽然布景、道具都变了，林彪还是那个林彪依然不是务虚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干务虚的事，这样讲、那样讲，讲了半天还是空话。因为干事的不是自己人。

前面说过，出在他的位置上，必须“突出政治”，操持日常军委事务的两个大人物他无法驾驭。为了突破那个尴尬，为了“突出政治”变得言之有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人。把各个重要部门换成听话的自己人。让整个军委像当年野战军司令部那般有效。

但是贺龙和罗瑞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特别是贺龙，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想动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不可能一步达到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进一步制造麻烦，等待局势变迁之后重新洗牌。如何制作麻烦呢，继续务虚，继续讲政治。

方式就是继续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吹捧更高，把毛泽东思想吹捧得天花乱坠。毛泽东思想原则上行得通，但并非万能，并不能包治百病。搞得农民买鸡蛋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医生治病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小孩子做作业之前念一段毛泽东语录，就很搞笑了。

军方本来就不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因为政治运动风波波及进来，才搞得风浪很大。但不管风浪多大，军内同志们基本上都是实干家。对于说话将理论那一套，有领袖去干就可以了。其他人最好还是个干个事。道理是很明白的，一个队伍内部，有一个诸葛亮那是好事，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大家都是诸葛亮，那就要乱套了。

要讲林彪当时的处境，只需要看看他和罗荣桓关系变化就行。

第二章 林彪元帅和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元帅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特别的那一个。因为他是政治元帅，他的存在体现共军特色。湖南走出的共军三大元帅中，各个特点鲜明。彭德怀和贺龙就不用说了，罗荣桓的特点就是低调，低调到让人以为没有特点。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最为亲密。毛泽东如此重视林彪。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能跨过罗荣桓。毛泽东和罗荣桓共事几十年，连一张公开照片都没有留下。为何？不需要，不需要那种看似亲切的握手，不需要那种看似开心的微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负责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正在回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也是中国原子弹和导弹公关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听到消息之后，让大家起立默哀。

默哀完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零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天夜里，毛泽东的心思都在罗荣桓身上。深了，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还是久久不能入睡。躺下有起来，写诗一首《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辈子写诗不少，大多都是豪迈豁达之作。真正怀念故友的只有两首，除了《吊罗荣桓》，另一首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蝶恋花》也是浪漫豪放之作。唯有这个《吊罗荣桓》情真意切，真情藏于安宁。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首诗里的关系。

十大元帅中，只有罗荣桓是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中走出来的。但是那并不是他和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理由。特殊的罗荣桓元帅首先是一个特殊的人。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之家。因为家境还可以，受到不错的教育，先是念私塾，然后念新式小学，在读中学，最后进入青岛大学，随后又去武昌中山大学念书。两所大学都是理科。他的最初志向是一名建筑师，想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建筑师在那年头能否找到机会先不说。即使找到机会，毕生心血搞出成果，也不够一场战争破坏的。说不定就被某颗炸弹毁了。

太黑了，世界太黑了。想救国，当务之急不是实业，也不是建筑师，而是首先终结掉那恐怖的黑暗，让有志之士和有才之人有一个平台。

——那就只能干革命了。

所以出身乡绅之家——不愁吃穿问题、大学毕业——应该也能找个职位混饭吃的罗荣桓投身革命事业。日后的岁月里，罗荣桓单衣草鞋遮体，小米饭、南瓜汤果腹，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是他不后悔。路是自己选的，信念是自己的，那就不用回头。

不仅自己不后悔，还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解决同志们的困惑，也就是所谓政治工作。他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效果非常之好。

罗荣桓参加井冈山起义，然后队伍转移。队伍转移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减员问题了，逃兵问题了，思想悲观问题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毛泽东在三湾那个地方搞了一次改编。三湾改编在共军历史上非常重要。多重要呢？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创造性建立了富有共军特色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那时起，罗荣桓开始了党代表的职业生涯。他带着一副近视镜在一群大老粗中看起来是那么的另类，工作却是那么有效。

提起政治工作，现在很多人会想到磨嘴皮子，责任心强点的就多搞点人际关系，责任心不强的照本宣科念文件了事，很容易嘛，没啥大不了的。但罗荣桓那个时代，政治工作最难搞。因为队伍是新的——自己招兵；要灌输新思想——什么党指挥抢啊、官兵一律平等啊；没有军饷——就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要落实非常困难。每一条要落实下去都很困难。怎么落实呢？当然是讲道理。一天讲不完两天讲，然后天天讲，月月讲。

讲道理是需要水平的，光能言善辩还不够，还要有耐心。一天把道理说完，让大家遵守，第二天自己跑去睡大觉了，那是不行的，还要当模范，就是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队伍建立之初，大家对“党代表制度”没啥概念的。特别是那些从旧军队出来的兵油子，对党代表的态度，完全是看人。如果党代表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赞叹“兄弟佩服”，尊重之余还会端茶递水；如果没有那打仗本领，一边玩去，不要跟大爷推销那套“狗皮膏药”，大爷健康着呢，没病。

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正好体现在林彪身上。林彪当上红四军军长，政委问题一直难已解决。别人都不行，只有罗荣桓行。日后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和罗荣桓有直接关系。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罗荣桓把各种工作都大理的井井有条，林彪只需要设计战术就行了。第二层含义是罗荣桓本人军事素养也不差。林彪负伤之后离开部队，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带领下发展壮大。罗荣桓建设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很好，在原有的队伍基础上培养大批人才。解放之初抢占东北那批人，基本上都是从山东或苏北过去的，他们日后成了四野大军的班底。这也是一九五五年，罗荣桓能够成为政工元帅的原因所在。

战争年代林彪和罗荣桓也有磕绊，比方说叶群的枕边风，但总体上合作愉快。但是到林彪复出走上政坛，两人却发生了真正的不愉快。原因还是政治问题。先看看罗荣桓是如何搞政治的。

政工元帅的能力

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共产党一次大规模战略整合。那次整合中，误伤一大批。尤其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搞得一堆人被冤枉，怨气很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唯有罗荣桓在山东和黄克诚在苏北进行了积极的抵制。

罗荣桓一直都是干政工。根据地是军事化的，军政一体。当林彪在时，军事都是林彪管。而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去苏联了。一开始陈光管过一段时间军事。陈光指挥作战还行，但是个典型的军人，脾气很大，性情急躁，和同事关系搞得很僵。陈光和朱瑞在山东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罗荣桓去了山东，一切才正常起来。

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当初国军中原大战，鬼子进中国，国共争霸，斗争山东那一带大打特打。鬼子进中国之后，惨烈的徐州会战结束，控制山东全境。山东可以说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落入鬼子手中的省份。

当初八路军搞敌后抗战，就是想华北和山东那边开。在那里既可以开辟根据地，又可以避开蒋委员长的目光，可谓一举两得。等到抗战结束之后，山东发展程度远胜华北，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解放战争中，调往东北的那批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山东去的。那批人在东北成了领导干部，三年之后变成赫赫有名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山东根据地同样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当蒋介石搞重点进攻，两个拳头伸出来，一个伸到共产党大本营延安，另一个就是往山东伸。可见山东搞得多么成功。山东根据地成功，罗荣桓当领第一功。单凭这一点，足以为他赢得元帅地位。

那么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名字就知道了。罗荣桓的早夭的长子，叫罗北屯，是当时红军屯兵陕北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叫罗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时诞生的。罗东进的妹妹叫罗南下，弟弟叫罗北捷，都象征着罗荣桓在山东的行动。

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老本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罗荣桓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

罗荣桓强调：“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捏。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当初朱瑞和陈光闹得不开心。不是军事实力问题，而是大家没有搞到一起。搞不到一起，也就是政治工作搞得不好。共产党所以比其它党派战斗力更强，主要原因就在于，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指握拳力千斤，鲜花需要缘叶扶，英雄也需正气助。

政治搞好了，也就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战斗力也就有了。

搞政治工作，说到天花乱坠都没有用。说话要有威信才行。有威信才有人听。有人听，话才有用。那么威信从哪里来呢？没有窍门，也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要靠自己：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其实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越是简单，反而不容易办。牛顿定律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可是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能发现。爱因斯坦方程也是非常简洁，直到现在还是绝大多数人搞不懂。共产党员的准则也是一样，当模范，可是看看今天那么多共产党员，正面模范反而变少，反面教材倒是数量上升。所以说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不容易干。

罗荣桓常常给大家讲长征时代的故事：行军的时候，官长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自己就是从长征时代过来的，并且把表率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他虽然级别很高，但从来不端架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正面意见他听，反面意见也听。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在他面前，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从来都是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

罗荣桓告诉大家：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

——对应现在某些机关单位，真是先见之明啊。

——看看这种工作风格。如果不太了解，那就进书店看看，看看成堆的人际关系学。里面内容都是千篇一律，讲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讨人喜欢。精华部分就是罗荣桓那一套的现代文表达方式。但罗荣桓是用行动表达的。

正因为罗荣桓工作干得出色，山东根据地才在日军的反复围剿中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

正因为罗荣桓工作干得出色，在那场整风中，山东根据地才得以幸免。因为那里的风气一直很好，一直在自我净化。

政工元帅的作风

其实罗荣桓对整风运动印象深刻。他基本上经历过中央内部历次整风运动，对于各种弊端也是了如指掌。之前整风运动中，他甚至亲手救下了梁兴初的命。没有罗荣桓，后来赫赫有名的四野虎将、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长”就要英年早逝了。

每一次整风，都会整一大批人，冤枉很多人。

那些被冤屈者，一部分是程序执行中出现偏差，另有一部分被公报私仇。反正都是被冤枉。所以说整风那些事，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战争年代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某些人在整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疯狂欲望，如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杀人。

当延安搞抢救运动时，也在推广自己的经验。中央搞了一个特派员去山东推广经验，那人就是舒同，党内书法家之一，后来大饥荒中的山东一把手，新五虎上将之一。

舒同到了山东就说，这里是抗日前线，很重要，要整风和审干，这是大势所趋。

如果罗荣桓跟着“大势”走，一番猛打，拉出来一大帮特务、内奸啥的，即使搞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会指着他什么。大家都那么干么。共产党讲团结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比方说新四军内部，饶漱石把陈毅都整了。大多数时候，随大流都是最保险的方案。

罗荣桓的心思飞到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刚到山东不久，西湖地区就搞过整风，相当残酷。那次整风中，使用了很多刑法，如毒打，如坐老虎凳，如灌辣椒水，如过电（用手摇电话机），如点香烧，如用子弹刮肋骨，残酷程度堪比满清十大酷刑。而且处决数百人，是一起大冤案。发起者只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正是罗荣桓亲自赶到，才结束那场毫无意义的屠杀。

现在又来那一套，那还了得？不行，绝对不行。

但是中央精神又不能不执行，康生大作——抢救失足者——已经寄到山东，舒同特使已经来了。按照延安那一套，接下来就应该“引蛇出洞”了。

引蛇出洞，又称钓鱼，技术含量相当之高。本来大家好好工作干革命，既然一部分人要去整另一部分人，那就要有把柄。把柄怎么来，那便是钓鱼。

根据钓鱼理论，所谓整风运动，也就是假设团队中有恶人。要把恶人给整出来。但是恶人不会自己出来，那就要想办法让他们暴露出来。

根据钓鱼理论，恶人所以为恶人，只因为他们要攻击革命队伍。要想让恶人跳出来攻击，那就给他们制造机会，让他们自己现身。

根据钓鱼理论，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民主。以民主名义下暴露出破绽。根据民主的名义，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内心想法暴露出来。就像某些镜头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秋后算账时，一笔一笔算清楚。

怎么办呢，中央命令又不能违抗。罗荣桓一拍脑门，好吧，这么着：既然整风无法避免，上有政策，我就来个下有对策，来一场富有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

——让舒同先搞几个试点，看看效果如何。

于是民主大会开始了，鼓励大家，各个学校、政府机关、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提意见。

美其名曰：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

美其名曰：这是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

美其名曰：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特务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所以山东也要认真搞。

大家一听，好事啊。本来就应该发扬民主精神嘛。大家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那个一系列缺点，说个没完，说啥的都有。比如《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喜欢吃辣椒，赢得一定帽子“生活特殊化”。光说还不过瘾，还有人用漫画连载形式，说领导同志怎么不行。由于纸张比较匮乏，有人直接把图画涂抹在墙壁上，相当有喜感。

其中最有名的是王若望那些事。

王若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相当特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典型的“清流”，是那种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书生或者说幻想家，如果需要形容词的话，前面加个硬骨头。

王若望年轻的时候是左翼作家，加入中共。后来被国民党抓住，判刑十年。国共合作之后，释放，去了延安。用笔杆子辛辛苦苦的为共产党干事。文革时是右派。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彻底鼓吹自由化的旗手，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党籍。晚年又流亡海外，成为一个彻底的叛国者。可是他在美国组织民运，又被那帮后生小辈出卖、利用，但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反对共产党的心思不动摇。最后义无反顾的客死他乡。

看看王若望的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谁是最有权势的那一个，他就批判谁，反对谁。当年蒋介石是老大，他就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说种种不行，即使冒着坐牢掉脑袋的危险，依然坚持。建国之后，毛泽东成为最大的那一个，他依然拿起批判的笔，即使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又反对，说邓小平搞得不彻底，没有像苏联那般一次性解决问题。等到自己去组织民运吧，又搞不定组织。最后白发苍苍，一事无成，只留下曾经的批判。

应该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呢？首先必须承认他的骨气和勇气，敢言常人不敢言，为常人不敢为。比起那些愤青和墙角阴暗的一群人，他至少敢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哪怕是坐牢，哪怕是流落他乡也在所不惜。

如果给他一顶高帽子，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实际一点，他终究还是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通俗一点说，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现实世界需要他那样的人，但是不需要太多。因为任何政府都是不完美的，需要批判。太多的批判则妨碍干事。但是他晚年的极端表现，认可者甚少。

这样一个人在当初整风运动中，注定是很活跃的。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平时没有机会都要忍不住唠叨两句，有了机会更是不得了。

王若望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事业信心满满。但是也对很多现实现象不满意。他对罗荣桓还是信服的。因为罗荣桓看上去就像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模版。但是对其他人，王若望就不怎么看得上眼。比方说山东分局常委黎玉，就看起来很不爽，官僚主义严重。王若望以清流文人特有的苛刻，给黎玉总结出了“八大盲目性”，走的方针路线都是错的。

大会主持者一看王若望自己跳出来，眼睛只放光——业绩有希望了。因为罗荣桓软磨硬顶，整风审干收成不怎么样。又搬不动罗荣桓，只有抓其他人向中央交差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经过一系列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把王若望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套上一个响亮的名头——山东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搞出来的典型。并且添油加醋说，王若望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他人来反党。舒同把王若望定位特务，上报中央。中央来电，准。

眼看王若望即将遭殃，罗荣桓逆风站出来告诉大家：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这么干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干了。

罗荣桓还专门约王若望谈话，说你这家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

罗荣桓拯救了王若望。既然拯救了王若望，也就拯救了所有人。因为王若望是特使钦定的，中央批准的典型。

罗荣桓的观点非常鲜明：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这么做可以烧一烧那些狂妄自大的人，比方说王若望同志（此君太特殊了）。他不相信身边有所谓特务：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

——这话说得相当朴实却又相当霸气。

这才是罗荣桓的真实想法，利用中央的整风运动，给某些好高骛远之人泼一泼冷水，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干活！

罗荣桓敢于这么干，不是因为胆大妄为，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胶东区是一个试点。中央特使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动用十八般武艺，诸如疲劳战、车轮战啥的全部用上，成功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最后收获颇丰：“特务”们供出的枪支比整个军分区拥有的枪支还多！

——还有天理么？还有法律么？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那笑话恰好证明了罗荣桓的判断。所以他也不客气，要求停止那种毫无意义的钓鱼大会，大家好好干活。当然鬼子也很配合，出来扫荡。八路军再次反扫荡。反扫荡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特务居然没有一个通敌投敌的，岂不怪哉？

赞，罗荣桓，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罗荣桓眼中林彪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心启用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那不是简单一次换人，而是军方人事大变动。那么大的事，毛泽东征询罗荣桓的意见。因为毛泽东信任罗荣桓。因为罗荣桓是政工象征。

毛泽东让彭真和罗荣桓去问话。按道理说罗荣桓和林彪是铁杆，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没有理由反对林彪出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罗荣桓反对。所以反对，并不是他看林彪不爽，也不是替彭德怀抱不平。他的理由很简单：“国防部长外事任务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乎不宜担任这一职务。我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罗荣桓基本上没有和贺龙一起共事过，也不存在私人理由。他挺贺龙，只因为贺龙看起来更合适。

当时国防部长不太可能落到贺龙头上。原因很多，这里不再啰嗦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好了，重新启用林罗那对经典搭档控制军方，不仅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还让罗荣桓当政治部主任。至于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和罗瑞卿。这样以来，军方权力构架完成。这个构架中，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都是毛泽东的铁杆，谁也无法撼动。而贺龙资格足够老，但是从解放战争开始基本离开一线指挥。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军方都会站在自己的身后。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生了变故。

林彪和罗荣桓虽然再一次成为搭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罗荣桓还是那个罗荣桓，还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还是那个实事求是的人。战争年代，二人所以可以成为经典搭档，在于分工明确。林彪管军事，罗荣桓管政治。两人都是务实派。和平年代的林彪已经不再是林彪，已经从之前的务实派转变务虚派。

重新上台的林彪，知道罗荣桓原本推荐贺龙当国防部长，心理更不爽。和罗瑞卿一样，罗荣桓和贺龙关系也非常不错。两人从原来的搭档关系变得不兼容。从林彪角度看，如果军委日常主持者贺龙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走在一起，自己将成为一个花架子。二位虽然战功不让自己显赫。大家都是元帅，平级同事关系。贺龙资格老。罗荣桓搞政治工作，而且和最高领袖关系非同一般。

为了展示自身的独特，林彪把务虚推向极致。刚上任就搞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捷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窍门。”

——这话基本上是对的。之前陈独秀、王明等人已经证明了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搞定中国的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发生实际作用。林彪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自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铁杆粉丝，更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对林彪而言，那个早已死去的欧洲老头太遥远了，而且没啥用处，跟官僚眼中的孔老二差不多，只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毛泽东才是硬道理。

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基调，接下来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林彪拿出总结战术的本事，搞出一个新名词，叫，三八作风。

那个玩意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遥远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事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事成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典范。成为典范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中国这地方，一旦某事成为典范，就会有一系列典范出现。林彪一个人成了典范，就会有很多人模仿那个典范。一个人吹捧另一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跟着那个人去吹捧。如果这一切只有一次，一阵风吹过也就算了。

林彪成了一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吹了一阵又一阵。

三八作风刚刚过去，又来了四个第一。

林彪曾经说过：“什么事都要搞个数目字。”

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听起来像空话。那么好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看看林彪这些做法，是不是很眼熟？想想东北的林彪，三猛战术，三三制啥的战术思想，是不是非常类似？当然。只不过当时是军事，现在是政治。对象不同，差别巨大。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摧毁了国军精锐部队。政治上那一套，则带来巨大的分裂。

林彪这是干嘛？接过刘少奇的旗帜，神话毛泽东。

当初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开始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结果过了头，成为神话毛泽东的源头。好在刘少奇干得并不是太过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相当有道理的。而且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效果非常显著，把原本略显松散的共产党搞的铁板一块，在日后的解放战争效率奇高。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威望依然是太高了，高到有点影响共产党初衷——集体领导。历史早已证明很多次，即使是巨人，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正因如此，当刘少奇等人想要修改经济政策时，分裂了。

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像七千人大会那般，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哪怕是争吵一番也无所谓，只要能解决问题。很遗憾，问题不是在争吵中解决，而是在争吵中扩大。详情参照前面的各种政治运动。

林彪的那些做法相当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表现，那是正面作用多于负面作用。如今林彪的做法，负面作用多于正面作用。因为当初所以经济建设遭到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推广的过于严厉和凌乱。所以严厉，是没得商量。所以凌乱，是在没得商量的条件下失控。

三面红旗推广到那个程度，是整个领导集体的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望过高。因为毛泽东威望高，一切才能搞得下去。林彪复出之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而且是以军人的手法，看起来不仅怪异，而且明显不可行。

更怪异的还在后面，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个啥意思呢？可以说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浪花，又必须找出其中的意义。按照最直观的理解：往好的一方面想，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往不好的一方面想，就是遇到问题要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答案。

一听不错啊，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嘛。但是把目光放远点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按照邓小平的解释，毛泽东思想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原则性的和纲领性的，指导政治行为是有效的，具体到某些实际领域中，不见得有用。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按照中国传统，儒家那些纲领性思想听起来也不错，仁啊、义啊听起来多好。等到整个社会局限于儒家思想内部时，却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后，然后是近代无尽的耻辱。基督那种救世思想听起来也不错，可是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教会中时，迎来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就是这样，当一种思想独霸一切、统治一切时，最终总会是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奥妙无穷的。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决定一切。有人想要用一种思想确定一切，最终只会带来更为不利的结局。林彪继续神话毛泽东，就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死胡同。

这条路上的林彪也许是清醒的，也许是糊涂的，但必将是坎坷的。他的第一道障碍来自党内同志，昔日的战友们。

首先是罗荣桓。

原因很简单，罗荣桓干了一辈子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套搞法。要说对毛泽东思想领悟，十大元帅里，罗荣桓自认第二没人敢任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从罗荣桓人生经历和选择看，他和毛泽东有着天然的默契。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罗荣桓参与了全部过程。所以林彪按照搞军事那一套照搬到政治时，罗荣桓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所谓交锋。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号军委开会，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围坐一圈，讨论闲杂人等接触不到的军事问题。那年头政治压力大，即使是共和国开国将帅开会，也要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一开始大家很和谐。当他们讨论到一个文件，叫《合成部队战斗条例概则》，不和谐了。

林彪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人。战场上善于创造。处理公事也有许多创造。一般公文，在他那里不看，只是用耳朵听，即由秘书先看，然后摘要读给他听。比起现在某些大爷们，弄听一听公文摘要已经很不错了。对那个条例，林彪睁开睡眼首先表态：“这个条例好。大家有什么意见？”

正常情况下，林彪为军委级别最高的那一个，他先说好，其他人也不好再说啥。但是这一次不同，罗荣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

这是交锋么，看起来不像。但这只是开始，大家都是几十年老同志，太了解了，要说啥只要动动指头就可以了。因为“带着问题学毛选”正是林彪的“精华”所在。但是林彪却不打算正式接招。因为他知道那位老搭档的政治功底，所以虚晃一枪，问：“这句话在哪里呀？”

林彪反应非常有趣。一般情况下说一句名言警句，大家也只是说说，要问具体出自哪里，恐怕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如果罗荣桓回答不上来，接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笑话，问题也就过了。但是罗荣桓对林彪也太熟悉了，而且早有准备。罗荣桓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把有关段落读一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大家都知道这话是林彪发明的经典语录。林彪一看这情况，分明是准备好了来砸场的，很生气很愤怒。我一个搞军事的跑到政治舞台上来，好不容易一点点劳动成果，我容易么我！你还来挑刺！

但大家都是老人家了，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搭档，真动气也不太好。林彪强压怒火，盯着罗荣桓反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这句话刚说完估计林彪就后悔了。因为那是罗荣桓的强项。这样一个问题在罗荣桓那里简直就是小儿科。所以罗荣桓很轻松的给出了答案：“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句‘带着问题学’改掉为好。”

接下来出现一段时间冷场，大家谁也不说话，集体沉默。沉默到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都觉得不对劲。其实他很明白，沉默就意味着大家赞同罗荣桓的话。所以他勉强应付一下：“不好，不好就改掉嘛。”

罗荣桓以为林彪听了自己的话，很开心，开始发挥一贯作风：“改掉就对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等等等”唐三藏一般，把林彪说得脑袋大。

林彪本是一个性格敏感、好强、且已经证明自己很强大的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创造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政治真的不是他强项。他在政治舞台上搞出那一点花样，也是呕心沥血、熬死很多脑细胞的。罗荣桓倒好，一番啰嗦不仅否定了林彪那点劳动成果，还蹂躏了他那可怜的“政治自尊心”（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描述）。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粗暴地打断了罗荣桓的发言：“好了。啰嗦什么？散会！”起身拂袖而去，留下众人目瞪口呆。

罗荣桓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一连几天，罗荣桓陷入沉思之中。妻子林月琴偶尔听他咕噜一句：“讨论问题嘛，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不是天才放错了地方。让乔布斯去管理大家吃喝拉撒睡同样不行。

林彪根本没有接受罗荣桓，甚至没法接受罗荣桓，接受了罗荣桓的话，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手中的政治旗帜。那旗帜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他还要效法恩格斯接班马克思，斯大林接班列宁，蒋介石接班孙中山，自己接班毛泽东呢。所以两人吵了一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林彪继续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就打电话给总书记邓小平，报告他与林彪的分歧。邓小平感到问题重要，于是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依然是大多数人赞同罗荣桓的意见。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罗荣桓与林彪在公开争论中占到了上风。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司令和两个政委争论政治问题，获胜的概率能有多少嘛。一时间搞得林彪压力很大，某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也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也不牵连。”

如此一来，林彪看罗荣桓更不爽了，以至于以病号之身抱怨罗荣桓病号。林彪听见罗荣桓到处宣传他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林彪那一套。林彪一看那情况，抱怨曰：“他一个老病号，不注意休息，还到处跑什么？”因为罗荣桓的病情比林彪严重。

当林彪得知罗荣桓讲话内容：“一九六一年全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四抓是抓思想、抓训练、抓作风、抓生活，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更为不爽了，动火曰：“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讲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当时罗瑞卿在场，对林彪的反应很吃惊。罗瑞卿老半天才搞明白，林彪恼火，是因为罗荣桓和他不一路。

林彪和罗荣桓关系就是这样，是志同道合之人，也是铁杆搭档，最后出现了裂痕。所以志同道合，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之际以身许国。所以是铁杆，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之精英，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分工不同，最终又建立赫赫功业。所以出现裂痕，是因为再一次困难之际（国家建设出现问题）选择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个人的裂痕没有进一步加深，原因很简单。罗荣桓早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死，终年六十一岁，十大元帅第一位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罗荣桓的一生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人的楷模。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罗荣桓那般，现在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罗荣桓去了，林彪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

——林彪坚持继续神话毛泽东，在务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是一条死胡同。

林彪想要脱困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的接班成功，迅速转回来。然而那个可能性不大。毛泽东本人身体相当之好，游长江或者北戴河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身边有一大群反对者，他们是跟着刘少奇走的。

大家虽然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但是刘少奇是铁了心要调整经济的。林彪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扛旗“传统”大旗。那面旗帜就是维护之前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如三面红旗。那个位置原本是刘少奇的。刘少奇在那个位置上将近待了二十年，直到大饥荒来了，待不下去了，另起炉灶。林彪要去坐那把刘少奇坐过的椅子，结果必然不容乐观。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好，真的要退下来，林彪也不见得能接班。——除非使用武力。那是不可容忍的。所以林彪只能在那条死胡同里继续摸索。那是林彪想不到、不愿意、却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

第三章 逆风而上

风

林彪那条路上，风很猛。

那阵风，就是文革之风。军内相对安静一些，但依然被吹得厉害。风气之前，罗瑞卿就被吹倒了。风起之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也不能抵挡。风暴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无孔不入，除了野战军等少数角落，大街小巷一扫而过。看看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郭兴福。他因为改进练兵方式，出名了。

按照个人成绩，郭兴福应该出名。因为她的方法是有效的，出名当之无愧。出名之后的郭兴福调换了工作，不再是带着一帮人到处表演，而是去了南京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新岗位比野战军当排长要舒服多了。但是他却因此遭殃。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如果郭兴福还是野战军中当一个小排长，估计就躲过去了。因为当时北有苏联威胁，南边有美国威胁，野战军的任务很明确的，就是跟平常一样，不搞啥文化大革命。但是军校就不一样了，属于文革之风必吹之地。

郭兴福虽然是李德生发现的，但郭兴福教学法是罗瑞卿竖起的标杆。相当于说，罗瑞卿成全了郭兴福大名。郭兴福毫无悬念的成立罗瑞卿的“狗腿子”，惨遭批斗。

一般来说，文革初期那段时间特别猛烈，对郭兴福那种典型人物更为猛烈了，所以他的高帽子比别人更高。批斗郭兴福，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揭发罗瑞卿。但是郭兴福是真正的军人，血性男儿，宁愿自己吃苦，绝不冤枉别人。罗瑞卿对他有知遇之恩，更不会往罗瑞卿身上泼脏水了。所以他成了死硬分子，遭受更多折磨。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夏天时节高温四十度，郭兴福被逼嘴里叼着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个头，嘴里还要大声说我有罪。对一个真正的军人而言，这是致命的羞辱。更为致命的是，那羞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是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上下级，自己的同胞。所以郭兴福绝望了。

绝望中的郭兴福除了坚守自己做人底线，坚决不揭发罗瑞卿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死。不仅自己去死，全家一起去死。他原本是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男人，有着朴实无法的的希望。但是看见大地上如此狂乱，那就最彻底的与之决绝。

他和她夫人商量好，先把孩子掐死（免得在那绝望的世界里被摧残），然后全家通电自杀。事情原本有序实施的，但是邻居发下了，撞门救下了已经过电昏死的郭兴福。郭兴福醒来之后，依然寻死，用菜刀狂砍自己，血流满地，依然没有死掉。三个孩子死了，他和他夫人却在命运的戏弄之下存活，面对更为残酷的命运。

虽然他自己没死成，却被“判”死刑。后来经过许世友和李德生多方面做工作，才从死刑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然而此时的郭兴福虽在人间却已经是鬼魂。每当探监的时候，就是郭兴福最受折磨的时候。他不想听那悲惨的哭泣声。那声音勾起他的噩梦。他更不敢看孩子的眼睛。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己还苟且偷生。他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等待最后时刻来临。

文革之后，郭兴福再一次重见天日。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但是昔日那个生龙活虎的汉子已经不在了，从身体到精神都死在那疯狂骚动的岁月里。

一九八五年，郭兴福死于车祸，年仅五十五岁。

评，郭兴福，朴实无华之人，本应朴实无华死去，却横遭不测，时代之悲。

风中的林彪

当别人都在风暴中走向低谷时，林彪却逆风而上，走上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也就是取代刘少奇站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文官系统出身。林彪纯粹的军方系统。二者差别很大。

接班人位置的特殊性在于：地位高，权力模糊，行为尴尬。

地位高：副统帅、接班人、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含糊。名义上比刘少奇的含金量还要高一点。

权力模糊：林彪是从军队走出来的。他的根系在军方。文革大风吹遍大江南北，只有野战军没有吹到。也就是说当行政系统被摧毁之后，林彪的根系一点没动。而且林彪的地方超出军方，延伸到政坛上。但是林彪行使权力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那一个人就把他压得不能动。林彪的根系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如果林彪要对付其他人，那些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足以打倒所有人。但是林彪一旦和毛泽东发生分歧，那些力量立刻就土崩瓦解。原因无他，林彪的力量都是毛泽东的力量。队伍是毛泽东拉起来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连林彪本人都是毛泽东刻意栽培。所以日后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基本上是重复了当年张国焘的老路，孤身出逃。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军队调动权力基本上在毛泽东手中。没有毛泽东的命令，不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军委副主席林彪或贺龙，很难私下里调动部队。所以林彪的权力相当模糊。

前面两点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行为上。

林彪在接班人地位已经难以行使权力，个人行为更是尴尬了。

不管文革大风怎么刮，大家心里都明白，搞那一系列整人整风是一个得罪人的活。不论如何都要为人处事。不管哪里为人处事，最基本的原则都是不要轻易得罪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把所有人批斗一遍，换句话说就是得罪一遍。那样的事情是不划算的。

如果说最高领袖可以扮演好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弄坏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大家既然选择毛泽东为领袖，那就相当于给予他扮演好人的权力。大家原意相信领袖出发点是好的，下边搞乱了。

林彪做完领袖最重要的助手，接班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一方面要好好干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显示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另一方面呢，他也想着接班问题。不管怎讲，自己是二号人物了。如果一号人物不在，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那样正是他的梦想所在。要想当老大，也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当好人。

国家老大搞不好人际关系，真是太搞笑了。

所以林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能得罪。左思右想之后，再一次用他的脑袋搞创造，就是除了吹捧毛泽东之外，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表态。凡是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画圈他跟着画。一方面显示自己无意出头，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人。说文雅一点，就是继续务虚不务实。通俗一点说，尽量躲在毛泽东那巨大的身影里，不得罪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全部无动于衷。他的全部选择都是要增加权势和影响力，以便将来可以成为最高领导。那是他的最高战略。一切都是为了最高战略服务。如果务虚有利于那个战略，那就无需。如果需要出击，那也是毫不犹豫。

说白了，一切还是那两个字，利益。

林彪在走向最高领导岗位之前，他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接班人的位置，打击哪些可能威胁到那个位置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位置原来是刘少奇的。刘少奇接班不成功，如今换成了林彪。在林彪眼中，至少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是一种相当奇妙的关系。这层关系暂时先放一放，留在邓小平的章节里阐述。

尽管林彪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有这样那样的尴尬。但前提是，林彪对文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起其他人纷纷落入低谷，那么逆风而上的林彪有何过人之处？

传统答案：林彪因为吹捧毛泽东，投机取巧成功。

这个答案如今已经难以服众。

我们看到林彪支持毛泽东，看见林彪吹捧毛泽东，看见林彪想要接班。

我们又看见林彪因为那些动作从一个务实的军队统帅变成一个务虚的玩政治的。

我们还看见因为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牢牢控制军队，放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有这一切过程中，林彪内心如何，他是如何认识的？这些问题其他人没法回答。甚至不好猜测。因为林彪本就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他不愿意说，更愿意想。晚年的林彪常常一个人静坐，坐在那里默想，就好像战争年代对着地图默想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习惯，比方说划火柴。划着了，再灭掉，再划，再灭。啥意思呢？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是借火柴燃烧时那一点点火光和火药味回忆一下当年战场清醒。

林彪更不是一个容易猜测的人。他一辈子面对过很多对手，很多都是杰出之士，已然没有被猜透。如今的我们，几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环境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去猜？

如果要寻找蛛丝马迹，只能从当年他自己的言行中寻找。怎么寻找呢，很幸运。林彪自己留下过那样一篇讲话。林彪有过不少讲话。唯有那篇讲话透漏信息最多。那篇讲话里透漏出很多信息，透露出林彪的内心世界。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是文化大革命决定性月份。标志性的事件有三个，五月十八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那篇讲话，让他成为文革支柱。

林彪讲话两天之前，也就是五月十六号，中央颁发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有了法理上的依据。那时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案定案，刘少奇失势，文革爆发。

林彪讲话三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一号，周恩来发表了另外一篇讲话，基调和林彪相当，但是柔和很多。刘少奇失势之后，周恩来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第一人。他的发言和林彪同样重要。和林彪一样，周恩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之一。

那是林彪一生中杀气最盛的讲话，题目可以叫《谈政变以及政变发生的可能性》。

杀机四溢的演说

林彪讲话第一部分：从现实出发。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 、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大事。”

——开宗明义，奠定了彭真等人的问题基调，而且强调，事情刚刚开始，防止反革命。至于为何这样做。林彪给出解释。

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

——讲述了政权的残酷性：丢掉政权，一切归零。那么林彪如何理解政权呢。

林彪说：“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

——相当于亮出匕首，说这是我们的条件，接受或者被消灭。精神和北平谈判时对国民党说的那番话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含蓄，没有任何隐瞒，杀气逼人。

当然林彪不会忘记，旗帜是毛泽东的，把毛泽东搬出来：“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为了阐述问题的严重性，林彪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论证历史上政变的残酷性。

林彪讲话第二部分：谈政变。

这段讲话大概放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一篇启文。摘录如下：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零年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3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

——看看这些，可谓通俗明白，老少皆宜，搞不清楚的还以为是在搞研究的呢。应该说比大多数搞研究的写的文章更具有可读性，更耐读。而这只是陈述，陈述历史。林彪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现实中来。

林彪讲话第三部分：再论阴谋。

林彪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

林彪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既然形式如此险恶，那该怎么办呢？林彪不失时机的告诉大家，不用怕，我们有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

林彪说：“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同时林彪不忘提醒大家：“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林彪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有毛泽东，所以前途光明。

然而这世界没有谁可以长生不老，如果没有毛泽东怎么办？林彪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来了一个转折，讲党内斗争史。

林彪回顾陈独秀时代的路线，讲陈独秀如何右倾投降，害死大家。

林彪回顾王明路线如何害死大家。

林彪回顾张国焘如何伤害大家。

林彪把历次党内斗争和彭真等人联系起来，并且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向来不善讲话的林彪把各个时期的斗争讲得头头是道。可见是功课做很足。

——林彪讲话到处这样一个信息：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共产党就是在斗争中壮大的，和军阀斗，和国民党斗，和蒋介石斗，和鬼子斗，和联合国军斗，次数最多的还是自己和自己斗。

讲了这些问题之后，林彪才给出答案，同时隐晦的亮出了自己的目的。

林彪讲话第四部分：目的

既然局势如此危险，既然毛泽东不能长生不老，那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林彪给了自己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毛泽东。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的天才与勤奋分不开，但是没有毛泽东作为那颗大树，他也不可能如此成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徐向前。两人师出同门，同样是天才。同样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徐向前一直在养病。身体不好的林彪则一直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既然要斗争。林彪再一次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而且把毛泽东放到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凡是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叛徒。所以林彪继续说。

如果毛泽东活着，那就以毛泽东本人为核心。

林彪说：“我们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为了准确阐述毛泽东地位，林彪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别出心裁的认知，或者说阐述。四年之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击林彪也正是从否定那么几个名词开始的。

林彪开出药方：“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按照官方宣传，林彪庸俗化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投机取巧，因此遭到普遍反对。但是通过这一段论述，透出了林彪的心思。之前和罗荣桓、罗瑞卿的争论，此处有了一个总结。是非对错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概括一点，林彪有自己的想法。

林彪说：“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林彪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看看这些话，说得头头是道，逻辑清晰，结构严整。不禁要问，这是印象中宣传的那个疯狂吹捧毛泽东的林彪吗？当然不是。那么宣传中的林彪在哪里呢？在下面。

做好这些铺垫之后，林彪对毛泽东开始吹捧。天才统帅是如此吹捧领袖的：“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这是第一步，社会实践上，毛泽东优于前面几位。

如果说社会实践还有些靠谱，下边就不着边际了。林彪说：“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按照林彪的那个吹捧法，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曾经得到过那样的吹捧，他们不是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个皇帝，而是西方的耶稣基督，是伊斯兰世界的先知，是东方王朝时代的孔子。他们几个最终还是分别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了。

——毛泽东固然独一无二，但是拔高到那种程度就太危险了。

以上这些就是林彪的那篇讲话，也是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表露，至少很接近。会不会是违心的？那样也太小看林彪了。

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敢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

到达陕北之后敢提出去陕南打游击。

在东北敢让毛泽东脑袋清醒一下。

建国之后，敢不去朝鲜。如果说，虚假的部分，也有，就是后面猛吹毛泽东那部分。林彪不知道那样太过分了么？当然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那么办？答案是为了他自己。

林彪就是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拔高，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从而拔高自己的地位。这一手和当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刘少奇一样。但是负面因素同样变数很大，如此吹捧，不仅让自己继续陷入务虚的死胡同里无法自拔，而且吧毛泽东思想拔高到一个脱离现实的高度。日后林彪出走，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已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才会放心大胆的让林彪成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三个月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挨批，地位下降，林彪反而上升。

那篇讲话，是一种决心，一种态度，一种和毛泽东敌人为敌的态度。不仅是林彪本人的态度，还是整个军方的态度。所以林彪才得以逆风而上。看到了吧，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实力比拼的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谓地位只是一种形式，接班人地位也是一种形式，关键还是看实力和执行力。体现这个的无非两点，组织和人。两者共同组建了林彪的班底。当初东北，林彪有一个班底。那个班子在建立共和国过程中建立大功，正面推动历史前进。如今又有一个班底，又影响历史前进，作用正相反。

第四章 林彪的班底

奇特的组织

维护林彪地位的组织叫军委办事组，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可以说是军队的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的标志是两次组织变更：第一个标志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篇章里说了。第二次组织变更就是中央军委办事组代替中央军委。只不过军委办事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显眼，没有干那么多荒谬的事情而已。毕竟都是军人，异想天开的事情少些，相对靠谱。

一九五四年，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一切转向正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二人组成，就是未来的十大元帅加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天之后，军委设立了秘书长，由黄克诚担任。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挨批，军委改组。新军委扩充为二十一人，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除了南京军区司的许世友上将和廖汉生中将之外，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冲击到军委，只有小的调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军委发生最大的事，就是谭政大将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响之前，作为第一炮，罗瑞卿被拿下。罗瑞卿当时除了是总参谋长，还是国防部副部长，还是军委秘书长。相当于说，是军委经历一次地震。

地震之后，军委再一次调整，一九六六年一月分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五月二十三号，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日后叶剑英也在二月逆流中被批判。

文革闹起来之后，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理由：“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军委秘书长原本是要处理日常事务的，也就是干活的。没有那个职位不要紧，活得有人干吧。

作为军委负责人的林彪就换一个名字，叫军委办事组，代替原来军委秘书处。但是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职务取代。当时文革风暴正猛，军委老帅们挨批的挨批，在家写检讨的写检讨，没有时间、精神、客观条件执行权力和履行义务。

——大权基本上被军委办事组拿去了。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吴法宪负责领导。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

一个月之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和其它几位（相当于群众演员）。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下属分支，接受军委领导。但是军委老帅日子相当不好过。代总长杨成武按规矩办事，该请示老帅们还是去请示，该向老帅们汇报工作还是去汇报。然后——杨成武被打倒。中间涉及到杨、余、傅事件，这个在周恩来篇章里谈。

当时讨论继任者时，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均。林彪没有接话，沉默许久之后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也没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后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示：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样军委办事组就成了林彪团队的天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四月一号，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五天之后，黄永胜在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从此之后，彻底架空了中央军委。正如之前中央文革小组架空中央政治局。而且办事组的几个新兵还写了一篇大作，叫《“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作为整人教科书，去搞臭军委常委。

由于黄永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以至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他老婆项辉芳，曾经给林彪和叶群写信揭发过黄永胜。黄永胜当时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长之后，那些花边新闻传播更广了，甚至传到毛泽东那里。某次开会，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林彪听了吓一跳，赶紧为黄永胜辩解：“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詹才芳和韩先楚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四野扬名立万的猛将。他们和黄永胜之间有竞争关系。林彪是旗帜鲜明的支持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干过两件事，第一，整人，这个前面说过了；第二，准备战争。但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整人是为了抓权，战争也是为了抓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常常擦枪走火，还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当时中央军委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外还有一个小组，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几位老师虽然挨批写检讨，但本性不改，依然对战争和国家前途关心。他们得出的结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苏美争霸，争夺的焦点在欧洲。苏联不可能拿出全力进攻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用外交解决问题。几年之后，中美建交。

但最后还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上风。因为人家有实权嘛。军委办事组落实林彪的要求：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那个要求，就要大规模扩大军工生产。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中国那个时候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心思、没有钱去搞那些。但是搞军工生产，就可以增加人事调动，就可以在调动中增加新的人手，扩展自己的势力。那些老帅们分别被疏散到各个地方。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号，纠结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看看吧，这张名单一共十个人。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没有一个。第二野战军的有两个，李德生和谢富治。其中谢富治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国家机器的重要一员，参与其中理所当然。李德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放进去的，日后自有妙用。其余八个人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其中，李天佑将军去世比较早（一九七零年），温玉成将军又被打倒了。刘贤权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且长期在外任职。

如此以来，军委办事组基本上就是叶群和四大金刚，林彪的肢体。他们和林彪一样，都站在文革之风中，逆风而上，先到人生巅峰，再到人生谷底。

林彪的肢体

文化大革命暴走，灵魂人物当属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江青勉强也算一个。他们分别又有自己的力量和团队。

江青的团队是文革小组里的那些秀才，文革吹鼓手，表面上红红火火，经常没事找事、把左右两派得罪一遍，实际上没有多少实际力量，靠毛泽东的支持方才得以存活。

周恩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老人家，经常被敲打，看起来惨兮兮的，实际上能量极大。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江青一伙收拾了，干脆利索。

林彪也有自己的班底。军委办事组内，林彪就是灵魂。林彪的耳目是叶群。

叶群之外则是肢体。林彪的肢体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这几个人共同特点。

特点之一：四野出身，林彪铁杆。

四大野战军中四野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装备最好。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比比皆是。五五年评军衔，只有四野两位元帅，林彪和罗荣桓，占十大元帅的五分之一。大将有三位，黄克诚、肖劲光、谭政，占十大将军将近三分之一。 上将十九位，占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三分之一。中将五十七位，占开国中将一百七十七位三分之一。这还没算早死的陈光、高岗。还没算转业的那些人，如陶铸。其中很多是跟着林副主席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四大金刚也一样，清一色四野出身，跟着林彪征战沙场。——这就是林彪的实力。

特点之二：级别不高，资格不老。

那些人中，四大金刚处于哪个位置呢，级别最高的是黄永胜，上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也就是中将。即使上将里面，论资格老，肖华当仁不让；论战斗力，李天佑、韩先楚那些人都没得说。也就是说上将里面黄永胜并不是最优秀的。而且黄永胜本人缺点很显著，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拉链。

特点之三：他们家庭条件都不好。都需要闹革命生存。

四个人中间，只有黄永胜是湖北人，跟着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其他三围都是江西人，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扩充的。有趣的是，四个人年龄相当，年纪最大的黄永胜是一九一零年出生，最年轻的吴法宪是一九一五年，另外两个是一九一四年的人。他们参加革命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都是为了要吃饭生存。当初参加革命那会，他们都是一腔热血，谁也没想过将来会成为所谓的金刚。

同时四大金刚又各有特点：论战功，黄永胜排第一；论功能，吴法宪排第一；论心机，李作鹏排第一；论残忍，邱会作排第一。

特点鲜明的黄永胜

黄永胜一辈子有三大特点，打仗、玩女人、整人。

打仗就不用说，从秋收起义开始，到井冈山历次反围剿，到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基本上都有过精彩表现，勇猛凶悍程度不逊许世友。他的开国上将的军衔完全是打仗打出来到的。战场上的黄永胜还有一点和许世友类似，就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悍。当然，那年头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将军都强悍。不强悍也走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但黄永胜是悍将中的悍将。他可以手持双枪打天上飞鸟，所谓百步穿杨不过如此。近身搏斗能单挑好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那会，还在一次部队训练中表演过五十米开外飞刀削树叶的绝学。如果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应该和许世友一样成为“传奇”。

玩女人是黄永胜一辈子的污点。不管战争多么环境多么困难，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黄永胜找女人的习惯。抗战关键时刻，黄永胜还有时间和精神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聂荣臻看不下去，把他好好教育一番。解放战争共军挺近东北。当时的黄永胜已经是热辽纵队司令员，高级将领了，狗改不了吃屎，继续找女人，搞出丑闻。老上级罗荣桓特意把黄永胜拉过去大骂一顿：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

据说那是罗荣桓在东北最大一次动肝火，可见黄永胜的能耐：玩女人和打仗一样在行。咋一看还以为是跟高岗混的，其实他是清教徒林彪的跟班。也许是精力太过旺盛吧，其实可以学学人家许世友嘛，多喝点酒，少造点孽。

黄永胜是四野猛将。但是四野猛将并不是黄永胜一个。能和他匹敌还有好几个。像刘亚楼、李天佑、韩先楚、邓华、洪学智等人都不在他之下。他所以能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关键还是在第三点，政治能力，或者说整人。

共军里面很多将军相当有趣。许多政委出身的人打仗一点都不含糊，粟裕将军就是杰出代表。而有些司令出身的人，搞斗争则是技高一筹，比如黄永胜。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大家都对彭德怀群起攻之。黄永胜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为四野出身的钟伟将军不顾压力替彭德怀辩解疑难时，黄永胜意识到机会来了，出动出击。除了攻击彭德怀之外，还把火力集中在彭德怀“司令部”成员之一，老同事邓华身上。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搞邓华的关于“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问题。

第一次开会时，大家是老同事，黄永胜还留点余地：“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可是搞出的材料没能让领导满意。据说是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对邓华问题的提法表示不满。黄永胜立马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给人家扣帽子当然要有证据。邓华本来就是冤枉的。随便安点其它“罪名”，邓华也可以接受，但是让他去“反党反毛主席”，打死也不干。邓华也是毛泽东思想忠实的捍卫者，也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黄永胜也懂得那个道理，他很快亮出自己的逻辑：“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么，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么，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其他人马上附和：“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

这个逻辑本来就很混蛋。邓华有口难辩，流下了伤心的英雄泪。朝鲜战场上铁打的汉子，竟然在会场上流眼泪，可见斗争之残酷。可见黄永胜整人扣帽子水平之高超。黄永胜当然不会在乎邓华的眼泪。他完成了任务，赢得领导赏识，为日后升迁，整人更多奠定基础。

此外黄永胜还有一个政治表演者的必备素质——会做人。所谓会做人，实际就是站队问题。文革开始之际，黄永胜是广东军区司令员，也少不了被批。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

黄永胜当然很生气，向来都是他去修理别人，没有被别人修理的经验。斗争经验丰富的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低头，而是主动出击：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声向江青喊：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当然没有。为啥要“江青和中央文革听毛主席的话”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让林彪做接班人。江青和中央文革虽然对林彪很尊重，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那也是日后第三次庐山会议导火索，林彪的悲剧因素之一。

黄永胜其实间接向林彪表达忠心——眼中只有林彪。做得如此彻底且不漏痕迹，难得。

不久之后，黄永胜达到人生巅峰，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那可是解放军的核心位置。看看之前的各位前任，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级别分别是元帅和大将。罗瑞卿之后，杨成武代了几天，之后就是黄永胜。也就是说除了没能转正的杨成武，黄永胜是第一个以上将级别的总参谋长。当时十大元帅九个还在世（罗荣桓去世），十大将军九个在世（陈赓去世）。

黄永胜能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林彪。林彪看上黄永胜，是因为黄永胜站队精明。黄永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和江青划清界线。他那是火中取栗。取得荣耀，也将带来灾难。至少从当时看，他是成功的。而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他也不可能想太多。因为一步走错，甚至走慢一点，都可能被造反派搞得很难受。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还是毛泽东心腹呢，依然被一群小年轻从南京追赶到北京。当然黄永胜也是毛泽东的干将。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改的。他跟毛泽东的时间比林彪还要长很多。正因如此，林彪九一三出逃时，黄永胜也基本上不知内情。

黄永胜有多成功呢，看看那个“李必达事件”就知道了。

刚建国那会，人才奇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不像现在这般臭大街，都是香饽饽。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磨破嘴皮子才要了一百多个大学生，分配到机关单位。其中就有李必达。李必达是个文艺青年，擅长诗书绘画。黄永胜虽然是半个大老粗，就有半吊子大老粗的习惯，喜欢附庸风雅，看上李必达，有意提携。李必达虽然是文艺青年，却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特点，狂热崇拜毛泽东。黄永胜和江青划清界线之后，私下里常常议论一番江青。

李必达在旁边，常常听到那些议论。李必达觉得黄永胜如此这般议论伟大领袖的夫人似乎不妥。就写信揭发黄永胜。李必达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然后，李必达就光荣的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那就是黄永胜当年的实力。李必达的行为固然不怎么样。但是一封检举信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可见黄永胜走红到何种程度。原因很简单，林彪需要忠心耿耿的黄永胜作伪他在总参的代言人。正如毛泽东需要林彪在军方代言一样。

李必达还算比较走运的。仅仅在监狱一直呆到九一三事变之后。而且李必达成了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只是他那英雄比较尴尬。因为他揭发黄永胜议论江青的那些事，事后看起来都是事实。所以李必达的英雄也比较尴尬。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尴尬。

那么走上人生巅峰的黄永胜又在干嘛呢，具体说，也没干啥。如果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巨大的阴影里。那么黄永胜则是站在林彪的阴影中。和他一起站在那里的，还有几个人。

多功能的吴法宪

如果说黄永胜是会做人的司令，那么吴法宪就是能打仗的政委。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整体被动情况下红一军团打了几个漂亮仗。吴法宪所在的二团伤亡很重，但他始终冲锋在前，而且没死，很幸运。后来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总是能完成任务。林彪对二团青睐有加，视吴法宪为虎将。另一个例子是飞夺泸定桥。吴法宪和全团一起强行军按照既定时间抵达。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手指被弹片切掉两根，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吴法宪表明，政委也可以很猛。

吴法宪一开始就跟着林彪干，林彪死党。林彪很看好他。虽然四野之中猛将如云，吴法宪并不拔尖，但一直得到林彪的信任。因为林彪的信任，吴法宪才能进入空军系统，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员。实际上吴法宪应该是替补，刘亚楼的替补。四野之中，林彪最看好的人是刘亚楼上将。刘亚楼早逝，肖华没有跟林彪走，吴法宪才得以上位。

陆海空三军，空军是最后成立的兵种。空军历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的。共军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空军。共军闹革命、打江山，主要靠两条腿。所以说共军两条腿能打赢国军绝对是一个奇迹。

共军战争年代没有空军不代表不重视空军。战争一结束立马筹建空军。早在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要建空军。周恩来立刻动手去搞。结果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委。二位都是四野系统。

看看司令和政委的组合就知道空军是四野的菜。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老底子，又在四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算是精锐中的精锐。空军虽然是一个新组建的兵种，战争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激动灵活，反应速度快，效率高。

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意扶植林彪。只不过后来朝鲜战争中打断了那一切。那个路子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再接上。林彪把吴法宪推入空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吴法宪一直以来都很可靠，很听林彪的话，政治上没有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脾气好。

吴法宪在空军的职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肖华去了总政，吴法宪就成了空军政委。刘亚楼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强势，在空军一言九鼎；脾气比较暴躁，爱骂人。吴法宪脾气很好，而且一直是刘亚楼的下级，对刘亚楼比较尊重。刘亚楼也享受那种尊重。所以二人关系挺好，简直是天生一对。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

一九六五年，刘亚楼病逝。吴法宪随即升级为空军司令员。毫无疑问，也是林彪的力量。因为林彪要把空军抓在手里，没有比吴法宪更为可靠且听话的人选了。

林彪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所以吴法宪对林彪有感恩之心。他曾经对自己的老婆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对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是绝对尊重。因为吴法宪本质上还是军人。军人都崇敬战场上的强者。林彪就是那样一种人。吴法宪清楚的记得，井冈山后期，还有长征时代，多少次陷入死地，都是依靠林彪走出绝境。所以吴法宪对林彪的崇拜那是如同滔滔江水啊。正是因为他对林彪的崇拜，才导致对林彪的盲目跟随。

在林彪的班底中，吴法宪功能最多。

林彪让吴法宪干啥，吴法宪就干啥。比方说罗瑞卿问题上。叶群去告状。那些玩意很大一部分是无中生有。但是叶群说，吴法宪可以作证。吴法宪就去作证。不仅作证，还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刘亚楼都死了，还把刘亚楼拉出来搞一个死无对证。

因为吴法宪的功能，空军成了林彪的私家花园。在那个花园里，有一个小主人叫林立果。吴法宪那一套，很难说是帮林彪还是坑林彪。事后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不是林立果那毛头小子瞎折腾，林彪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

第三次会议之后，林彪危机，需要有人扛炸药包，也是吴法宪出来写检讨。

军方官僚

四大金刚很多相同点，却又各不相同。黄永胜原本是将军，日后是在政治斗争中卖力而巧妙的正在表演成为林彪心腹，进而走上总参谋长位置上的。吴法宪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林彪的心肝宝贝。同样是林彪心肝宝贝的，还有李作鹏。

林彪把吴法宪安排到空军时，把李作鹏安排到海军中上班。

李作鹏也是政委出身，但是和吴法宪不同，他更像一个官僚，心机很深。

李作鹏读过几年书，加入红军之后，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向领导提意见，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级别一直是、什么处长、什么科长、参谋长之类，算是在军队机关单位工作的文职人员。李作鹏的经历不像共产党，更像国民党出身的军人。

共产党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在前线摸爬滚打，一边打仗一边摸索经验。很少像李作鹏那般搞教育出身。李作鹏在井冈山加入共军时有一定文化，属于稀缺货，重点培养对象。李作鹏本人也勤于学习，热心干事。经过井冈山和长征考验后，李作鹏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人才。所以到了延安就被调到抗大上班，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当上了基层干部，级别相当于班主任的小队长。要知道能进抗大学习的都是战场上高人。李作鹏能当一帮战场高人的小队长，个人素质当然也不会差。当时林彪是抗大校长，对李作鹏印象不错。日后林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就把李作鹏带在身边，让他当侦查科长。

后来林彪受伤出国，李作鹏跟着部队一起去了山东，一直搞文职工作。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日军的毒气弄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此后李作鹏一直带着黑墨镜。不是耍酷，而是需要保护那只眼睛。

抗战胜利后，李作鹏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又碰见林彪。在林彪手下，他有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随后队伍扩大，李作鹏变成六纵队司令员。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因为练兵能力。因为六纵队大部分是新兵，需要训练。

李作鹏在东北也有不错的战功。由于当时猛人太多了，他并不起眼。但是并不起眼的李作鹏还是进入林彪的视野，在海南岛。李作鹏率四野王牌四十三军抵达雷州半岛，接下来和韩先楚联手，解放海南岛。

当时国军处优势，共军处弱势，因为中间有大海，共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国军有军舰掩护。那种的情况下，共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实在是兵行险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共军成功了，而且消灭大部分国军，迅速解放海南岛，打得非常漂亮，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李作鹏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得到林彪另眼相看。战争结束，林彪让李作鹏干起了老本行，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校长。转来转去都是文职，都是搞教育。情况到一九六二年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方。需要有可靠之人在各个部门。当时海陆空三军中，海军和空军都是新军种，建国之后组建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只是上将。海军稍微好一点，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为大将。当时情况下，海军和空军都比较薄弱。但是也需要人。吴法宪已经在空军中落地生根。那么海军呢，林彪想到李作鹏。

一九六二年，林彪推荐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在海军的功能和吴法宪在空军一样：凡是听林彪的指示。只要林彪有需要，无条件满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满足。比方说同样罗瑞卿问题，叶群让空军的吴法宪作证。同时叶群也打电话给李作鹏，让他从“海军的角度”写点材料证明叶群的论点：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李作鹏也和吴法宪一样，选择了顺从，向叶群表示：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彪的事情。

文革初期，批斗军内一小撮时，李作鹏受到冲击，林彪得知情况后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这个诺言只完成了一半。他活着是没人再批判李作鹏了。但是他死后，李作鹏还是挨批了。

正是在林彪的担保，李作鹏跟随林彪更紧密了，晋级到四大金刚之行列。对林彪和李作鹏而言，遗憾的是李作鹏始终没能当上海军司令。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摇摇晃晃，就是没有倒下。李作鹏用尽全身力气也没用。

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信任肖劲光。

“红小鬼”和“鬼”

邱会作一直是搞政委的。他能干很多事，包括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当初在陕北，邱会作因为善办事，能周旋，会说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均呼之“红小鬼”。

邱会作原本和林彪没啥关系。加入革命队伍之后，因为为人机灵，进入中央领导视野，没像其他人一样去前线，而是留在后勤工作，彻底的文职工作。

直到解放战争，邱会作去东北野战军，由文职转入行伍，才有了和林彪见面的机会。邱会作参加了东北战场上的历次重大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特别是阻击廖耀湘兵团，邱会作把指挥所前线的一条大雨冲刷出来的沟里。炮弹倾泻而来，身边不时有人伤亡，邱会作冒着炮火，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表现堪称英勇。

邱会作和黄永胜一直是搭档，第八纵队是搭档，后来四十五军也是搭档，再后来十五兵团还是搭档。与黄永胜不同，邱会作与林彪的历史渊源要浅得多。直到辽沈战役开打之后，邱会作才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林彪，第一次谈话。

整个战争年代和林彪都没特殊关系。

但是邱会作是那种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早期的放牛娃出生参加革命却可以混到首长眼中的“红小鬼”。多年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对于时局和人事的揣摩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需要在各个部门安插人手。他手下能打仗的人很多，善于搞后勤的却没多少。于是就让关系不是很深的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是精明之人，自然知道谁提拔了他。对林彪也有感激之情。

真正使得邱会作铁心追随林彪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邱会作和黄永胜性格不太一样，属于互补，至少有一点是相似，就是好色。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对那一套还不能容忍。文革之风刮起之后，邱会作自然就惨了。

当时邱会作被造反派抓住，享受经典的疲劳战、车轮战。直接把他在总后礼堂批斗到昏厥过去。危难之际，又是林彪伸出温暖的手。当时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

但是林彪依然没能保住邱会作。三个月之后，邱会作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被迫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迎接更为残忍的批斗。过程：罚跪、坐喷气式都是基本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

邱会作老婆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也觉得邱会作挨批是应该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主要情况还是，邱会作当时还不是林彪的心腹。更好色的黄永胜也没有怎么样嘛。

最后邱会作实在没办法了，给林彪写呼救信：“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据说信写好之后夹在裤子里，最后找到机会送出去的。林彪接信后，立刻与陈伯达共同签署一道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

几天之后，叶群拿着林彪手令到总后大院，将邱会作救出。后来邱会作在日记中写道：“1967年1月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有写道：“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从此之后邱会作将全部政治赌注押到林彪身上。

邱会作那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架。其他的几个老帅更为愤怒，直接去大闹怀仁堂了。正因如此，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那样一封“准备牺牲”的信，希望林彪出面和中央文革斗（详情参照文化大革命篇）。

由此可以看出。四大金刚之中，黄永胜虽然能征惯战，实在是因为自身政治选择投靠林彪；吴法宪和李作鹏是出于对林彪的知遇之恩；邱会作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感激林彪伸出的温暖的手掌。四个人相当于林彪的四肢，分别延伸在陆海空三军内部。

但此事对邱会作影响很大。得到权力之后的邱会作疯狂报复别人。四大金刚都有整人，要说整人之狠，谁也比不上邱会作。

或许是文革初期被折磨太狠了，邱会作心理上有点不正常，得到机会之后变本加厉折磨别人。在邱会作看来：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邱会作在总后规定了总的办案方针，三狠方针。听这名字就够唬人的。哪三狠呢？分别是：狠斗，狠审，狠专。

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

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

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

在三狠方针下，总后进行了很多种审讯创造。仅摧残人身的刑法就达50多种。比方说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不让休息。比方说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比方说吃元宵：集体拳打。还有坐高低凳、打嘴巴、烟斗烧踝骨、头顶大碗、烟头烫嘴、限制喝水、逼喝脏水、电击等等。其惨绝人性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反对邱会作遭到关押。在关押期间，梁部长遭受了二十多种刑罚。在车轮战中，最长的一次连续审讯达十七昼夜（超出人类极限）。残酷折磨下，致使梁冰身体致残，半身不遂。

邱会作在亲自在总后后专案会上指示：“心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戴上”邱会作指示：““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规定要赔命嘛！”

在邱会作的操控下，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直接制造十七个反革命集团（仅仅总后哦），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被迫害致死，如汤平。日后在法庭上。邱会作亲自向汤平妇人下跪认错。很多人落下残疾，如梁冰。

邱会作迫害的人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傅连璋。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人。

即使如此，邱会作也敢动手。不是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而是傅连璋涉及到一段很隐秘的事，就是关于林彪是否有吸毒问题。

傅连璋生于一八九四年，福建人，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汀州城谋生，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且读书学手艺。

一九一一年，读书识字结束，十五岁的傅连璋又借助基督教关系学手艺，加入亚盛顿医馆，那是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教徒亚盛顿捐款兴办的。一开始由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傅连璋在那里学了四年（相当于念大学了，呵呵），毕业之后开始当医生。

傅连璋本是穷人出身，对底层贫穷感同身受。在教会里又接受基督思想。不管基督教会如何有缺点。但基督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普世的爱，就是告诉大家，深爱世人，世人互爱。真正的基督徒应该非常有爱心。那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傅连璋自然不会成为一个庸俗市侩之人。而且他的职业又是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样一些原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结果：傅连璋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也许他并不是热血澎湃的革命者，但对普通人看来比较宽泛的字眼“爱”和“正义”有坚定的信念。

所以他看见鬼佬欺负中国就不爽。他看见权贵欺负百姓就不爽。他看见为富不仁者就不爽。看见世人冷漠也不爽。所以就造成那样一个局面。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搞革命，当共产党轰轰烈烈的领导工人搞文斗，当文斗中出现鬼佬屠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之后，教会背景出身的傅连璋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闹起来，福建那一带不再平静。外国医生相继回国，医院傅连璋主持，摆脱了英国教会的束缚。傅连璋成为革命者。其实他不参加革命也可以好好生活，用他的职业谋生。真正的考验来自国共分裂。傅连璋当时虽然是一个积极革命者，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他跟着国民党走，也有一个不错的前途。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之后，他还是偏向了共产党。因为那个时代，国民党右转，共产党还在左边。

国民党四处捕杀共产党。而傅连璋则暗地里救助红军战士。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傅连璋奇迹般保住了陈赓将军的腿。

原因无他，在傅连璋眼中，共产党红军那些人都不该死。不管是从普通大众视角，还是从基督教义视角，还是从医生视角，所以他要救他们。傅连璋利用自己的身份，救助了三百多人。从傅连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啥国共第一次分裂，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始终拿共产党没办法。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强，逐渐壮大。不是共产党人多么厉害，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一帮支持者。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拿下汀州后，傅连暲开始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党最早一批高级技术人才。四年之后，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然后长征。直到一九三八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傅连璋才加入共产党。

傅连璋加入共产党后，就成了红色根据地王牌，得过一个绰号，叫活扁鹊。

毛泽东是傅连璋的长期病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就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三百多里去给毛泽东治病，三天之内手到病除。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那场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的长征。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像陈毅一样，因为伤病留在南方，历史会怎么样？

长征途中，周恩来病得不行了，傅连璋负责救治。过草地时，他又帮助朱德料理身体。三人组中的王稼祥负伤，也是傅连璋治疗。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傅连璋挽救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正义如此，他成为红色世界的权威。要是比人脉关系，很少有人能比得了他。因为他可以见到所有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对他一直信赖有加。尽管如此，他依然没能躲过文革风暴。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信任他了。而是因为林彪的关系。

傅连璋和林彪之前有过关系。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受伤，傅连璋应该给他查看过。但是之后二人接触不多。因为林彪去了苏联，回来后又去了东北。那场厉害冲突来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原本让粟裕出场。粟裕上退。粟裕之后，毛泽东想到林彪。林彪的理由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列出一大堆病症。

毛泽东为了表示关注林彪身体，就上傅连璋去检查林彪的身体。傅连璋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而且久经考验。检查过程还有一系列勾心斗角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据说检查出来的结果是，林彪上世纪吸食吗啡，也就是吸毒。

问题来了，林彪有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这一切只能是推测。因为九一三之前，林彪的形象是光辉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隐藏起来。九一三之后的林彪是可鄙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无限放大到丑陋地步。比方说在解放战争后期，因为配合问题和陈庚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就有人借题发挥，说林彪打仗不如陈庚。甚至还有人厚颜无耻说林彪不会打仗。

根据现在的资料。第一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虽然行为有点怪异，但生活很正常，不存在吸毒可能性。但是第二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就很难说了。林彪那个伤本来就很诡异。当时看并不严重，过一段时间还是不严重。可是总是无法痊愈。即使到苏联去疗养，依然没有痊愈。说那个是伤到了神经。因为伤到神经，又引起种种副作用，比方说怕这个怕那个。

战场压力又是巨大的。常常几个昼夜不睡觉。平型关战役开打之时，林彪就因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支撑不住，需要戴健脑器了。当时的林彪才三十岁，身体处于顶峰。

林彪去东北之后，将近四十岁了，身体肯定在走先破路。伤一直没好，精神肯定大不如前。而且在东北最初一段时间又不顺利，搞战略大撤退。压力之大可以想象。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的情况下，还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在某些时候，借助吗啡提神是可能的。

吗啡也许伤害身体。但是比起战败的伤害，微不足道。对一个统帅千军万马之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之时，那种压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很多人而言，修说吗啡提神，就是砍下手臂都愿意。

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即林彪吸毒的话，对整个共军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所以绝对不能扩散出来。毒品同样对林彪那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他神经本来就没有治愈，再加上毒品侵袭，肯定更为严重。而林彪后来那些病症，表现形式和吸毒者有几分类似。

这个证据从傅连璋后来的遭遇中得到佐证。

文革开始时，林彪的权威还在军队里。很遗憾，傅连璋也是军人，就在林彪打压范围之内。傅连璋的遭遇很凄惨殴打、游斗、抄家。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邱会作。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傅连璋是条毒蛇，这个人的党籍是长征时捡来的，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

那话估计连邱会作本人都不相信。如果邱会作是毒蛇，那么高层估计会被毒死一半。实际上一个也没用毒死。但是邱会作就是敢说，昧良心黑心去说。不仅去说，还要去做，用对付毒蛇的防守对付傅连璋。

傅连璋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即使是毒蛇，也不可能有啥毒性了。被斗得实在没办法了，傅连璋写信给老领导毛泽东，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几十年来，毛泽东对傅连璋感情是很深的。接到傅连璋的信，毛泽东特意写了一个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保护。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只见周恩来到处灭火救人。毛泽东很少写批示保某人。按道理说，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有啥办不到的么？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是一张大字报的事。举手投足间可以决定无数人前途命运。亲自写批示，那力量不下于之前皇帝圣旨。内容不过是挽救一个自己信得过的老医生而已。但结果偏偏就没有救得了傅连璋。

邱会作决定来一个欺骗：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同时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并继续组织对傅连璋的批斗。傅连璋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

他们那么做究竟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把傅连璋整死，并且钉在耻辱柱上。在邱会作的主持下，成立了“傅连璋专案组”。文革中间，只要成立某人专案组，就表示那人前景堪忧。比方说刘少奇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没结案之前人就挂了。当然也有人熬过来了，比方说罗瑞卿，却也落下残疾。通常情况下，有资格享受专案组待遇的都是大人物。傅连璋只是个医生，手中没有实权，怎么会享受哪个？跟诡异。

专案组成立之后，一系列“罪行材料”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邱会作总结发言：以我看主要批他三点：一，三反言行；二，黑线关；三，斗志衰退。

接下来在康生、江青（注意这两个人）的插手下，傅连璋又有新的罪行：特务。

然后抄家、逮捕、投入秦城监狱。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号，傅连璋七十四岁。

在秦城监狱，他只有一个身份，六八四七囚犯。当时进入秦城监狱的高级干部都是数字代号。专案组让他交代罪行。他当然没啥交代，就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他们当然不敢去问。但是又想收集罪证，只能折磨他的身体。

所谓继续折磨，就是继续疲劳审问，继续打。傅连璋肋骨一共被打断三根，没有医疗。虽然他自己是医生，对自己的伤也无能为力。他七十多岁了，胃不好。监狱只给他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即使是健康的人，那种伙食也能出处胃病。何况原本就有胃病、七十多岁身体衰弱、肋骨被打断几根的老人家。他要求喝点稀饭，监狱不给。

四天之后，眼看没有希望之火，傅连璋失望了。他觉得自己老骨头可能要埋在这里了。开始吃不下饭。最后干脆绝食，拒绝吃药。三月二十八号，入狱两周之后，傅连璋痛苦地呻吟着、难以入睡。也没人管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牢门时，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浑身冰冷，已经冤死去多时。然后是火化，仍然只有一个代号。

这事名义上都是邱会作干的。实际上邱会作应该没有大的胆子。在毛泽东发话担保的情况下，邱会作没有理由一意孤行。即使邱会作想要去干，也不见得能拉动江青和康生。要知道那二位可是毛泽东铁杆中的铁杆。他们愿意暗地里去搞傅连璋只能说明一点，会得到很大利益。能给江青和康生利益的，放眼天下，除了毛泽东之外，也只有林彪了。因为林彪当时是军方代言人，又是法定接班人。能操纵邱会作的，也只能是林彪。

傅连璋只是一个医生，一辈子行医医人，很少得罪人，更不太可能得罪林彪。二人地位悬殊，很少接触嘛。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唯一的解释就是，傅连璋掌握了林彪某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那见不得光的东西，就是吸食吗啡了。也就是说，从现在流传出来的资料分析，林彪有吸食毒品历史的可能性偏真。

第五章 从许光达遭遇看林彪

说道文革的遗患，无非是法纪被践踏，从功勋到小人物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具体表现，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这样的案例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主要发生在社会中。林彪的功能在于稳住军方。这个是职责所在，很难说对或错。

林彪也参与权谋斗争，对贺龙和罗瑞卿冤案有直接责任。这些现在看来很让人痛惜，但是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是竞争对手，敌对关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对对关系就是你死我活。任何一方胜，都会遭受指责。任何一方败，都会得到同情。但是只要内斗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

九一三之后，林彪成了反面象征，五十人都拿着自家狗血往上泼。他们写文章、吐口水说林彪这不好、那不好，气势汹汹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因为那些指责基本上局限于人际关系或政治斗争上，没有抓住重点。政治舞台就是斗争的舞台。任何人站在上面都会有斗争。要指责一个人，要看其职责范畴内部干了哪些不该干的事。林彪上台之后很懂得隐藏自己，站在毛泽东身后，好像没做过任何事。其实不是，军内破坏也很严重。标志性事件是许光达大将的遭遇。

开国功勋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自己的光辉。抛开光环不谈，个人私德方面，有些人让人不敢恭维，比如好色的高岗。但是许光达将军，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公私两方面都是楷模。建国之后，许光达一直干实事，一直避免政治斗争，最后却不明不白的死于政治斗争中。尽管许光达的遭遇不像贺龙或罗瑞卿那般与林彪直接关联，但是却更为真实的反应了文革之风对军方的破坏，以及林彪的缺陷所在。

许光达，原名徐德华，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国将帅中最年轻的一位。十大将军中的六位是湖南人，分别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加上湖北的徐海东和王树声，八位来自两湖。只有四川的罗瑞卿和海南的张云逸例外。当然近代以来，两湖为多事之秋，有盛产军人的传统。

在共军高级将帅之中，许光达算是典型的沉默一族：信仰坚定，目标明确，默默干活，百折不回。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转型，成为中国装甲车领军人物，在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正因如此，他的在文革中的遭遇才让人更为叹息。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光达出身贫寒，沦为放牛娃。许光达非常羡慕那些能念书的孩子，常常跑到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许光达在偷听过程中晕倒。老师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做一个感人的决定：“莫难过，你要读书，就来喽，我不收你钱！”于是许光达有了学习的机会。那位老师就是许光达人生之中的第一盏明灯，邹希鲁先生。

邹希鲁是清末举人，但并不保守，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教过很多大牌学生。其中最大牌的那个就是毛泽东。正是他的无心插柳，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许光达在邹希鲁那里免费读书到十三岁，勤学好问，品学兼优，各方面都出类拔萃。邹希鲁很欣慰，他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寒门出奇才。他把许光达看成寒门奇才。

之后许光达考上长沙师范（熟悉的名字），依然非常出色。当初杨昌嗣看见毛泽东非常出色，就把女儿杨开慧托付给他。邹希鲁做了类似的决定，把女儿邹靖华嫁给许光达。当时许光达十四岁，邹靖华只有九岁，定下娃娃亲。之后邹靖华跟着老爹去长沙女子职业学校。许光达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去了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和邹靖华结婚。二人几经磨难离别，风风雨雨一辈子，不离不弃，成就一段佳话。用现在话说，算是先结婚后来恋爱的典型。

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时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通缉犯。邹靖华依然毫不犹豫的嫁给他。结婚十天之后，许光达因为战争需要和妻子分别。分别两年之后，许光达逐渐成长为贺龙身边的干将。贺龙见许光达总是光棍一人，好意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许光达没有同意。邹靖华这边也在苦等许光达。一九三零年，李立三冒险路线，让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彭德怀找到一个机会攻入长沙。邹靖华冒着风险去找丈夫。结果当然没有找到，失望而归。因为当时许光达正在红二方面军跟着贺龙干。

与此同时贺龙也带着红二方面军去攻打城市，一九三零年底攻克津市，与对手展开巷战。当时许光达担任红二方面军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站着个姑娘，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匆忙中吩咐参谋过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许光达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邹靖华。邹靖华趁机向参谋打听许德华。参谋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一对乱世鸳鸯就这般失之交臂。那是他们十年分别中距离最近的一次。

——如果拍电影，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中国的电影人啊，打着艺术创作的头衔，创作出来的东东还不如历史上发生的精彩，谁的悲哀？

国军知道许光达跟了共产党之后，隔三差五到许家要人。他们找不到许光达，就去折磨邹靖华。他们把她抓起来，在她脖子上挂“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她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好在邹靖华比杨开慧幸运。因为许光达不如毛泽东那般耀眼。所以她活下来了。

此后若干年，他们偶尔有音信往来。所谓音信，就是许光达用别人的名字往家里写一些含糊其辞的信。邹靖华认识许光达的字迹，在那云里雾里的言语中猜测许光达的处境。随后许光达受伤去了苏联，音信中断。抗日战争开打，许光达回国。一九三八年，许光达回到延安，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当时许光达只有三十岁，身材高大，一肚子洋墨水，行为举止均与众不同。所以他的婚事就成了女学生关注的焦点。后来林彪从苏联回来都没许光达受欢迎。可能是许光达更帅气吧。抗大之中的女学生不多，择偶标准很高。但是许光达条件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但许光达婉拒了所有人的好意，告诉他们自己有老婆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音信中断很多年，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永不相见的概率非常大。就有同志开导许光达：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而且生死不定，再娶也说得过去。看看彭老总，苦等那么多年，等来的消息是老婆已经嫁人了。

许光达回答非常感人：“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我怎能辜负她！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抔土。”

一个承诺，一生一世一辈子，大丈夫也。

共军高层将帅对待感情方面，许光达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追求者们也纳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高大帅气的教育长如此苦等。他们很快有了答案。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很多积极分子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抗大学习。邹靖华和妹妹拿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全然没想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在那里等她。姐妹二人刚到延安旅社，刚想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有一个小战士跑过来大声问：“哪位是邹靖华？”

邹靖华很纳闷，自己没啥名气啊，延安应该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不解地问：“是谁找我？”“我们教育长。”“你们教育长是谁？”“许光达!”

话刚落音，邹靖华还没有来得及喜悦，许光达出现了。

结婚十天，一别十年的丈夫出现了。

一切仿佛在梦中。管他呢，即使是梦又怎样？她扑在丈夫宽大的怀里，痛哭一场。

十年的苦等，相见的喜悦，化为一场眼泪。不是梦，是现实。从此之后，重新开始。天地有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人，讲过太多悲欢离合。之前彭德怀苦守十年的感情是一枚苦果。许光达的苦守则成了佳话。为此毛泽东特意把许光达夫妻请过去吃顿饭道喜。

但也有也人不服气。特别是许光达的粉丝们。因为在她们眼中，经过生活磨难的邹靖华早已芳华不再，就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完全配不上帅气威武的教育长。那也是事实。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不仅仅是外在匹配。还有一种东西叫生死与共。

能理解那一层关系的人不多，必须有足够的人生阅历，经历生死，方能看破。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古往今来能实践者有多少？许光达就做到了。

当一切表象散去、繁华落尽，惟愿与君共生死。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我说，今生今世，有君一人，足矣。

此后数十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为夫妻之典范。哪怕风吹雨打，终究生死相随。感人程度甚至胜过周恩来和邓颖超。

将军

长沙师范的许光达变成一个热血青年，读过很多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不仅如此，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其中一个领导就是长沙师范学长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随后转入共产党。当时许光达只有十七岁。在共产党历史上，一九二五年入党还算老资格。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许光达被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

黄埔精英基本上出自前四期。不是因为后来者不行。而是先前那些人抢占了先机。前四期有机会参与蒋介石崛起时一系列战争。第五期的许光达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业时正好面临国共分裂。可以跟国民党，也可以跟共产党。按照当时的形式看，跟着国民党更有利一点。他选择跟共产党走。

当时一幕非常有趣：廖昂拿一张表格，让许光达表明政治身份。许光达填写共产党。廖昂对许光达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实务！”接下来又劝导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统一天下非她莫属。”许光达不理他。廖昂讨了个没趣说：“死顽固，走着瞧！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许德华大笑回敬：“廖昂，奉陪到底！”二十年后西北战场相遇，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廖昂会成为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的俘虏。

许光达毕业后到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担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开打之后，许光达带着六个年轻军官，偷偷溜出武汉去南昌。他们也就是运气好才赶上南昌起义。运气不好的，比方说罗瑞卿，同样是从武汉溜出来的，结果就没有赶上起义队伍，差一点命丧黄泉。

许光达虽然赶上了南昌起义，遭受的磨难一点不比罗瑞卿少。许光达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起义并不顺利，一路南下之际，减员严重。很多人离队了。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拯救了队伍。但是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安排在农家休养。但是许光达干革命心切，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一路辗转终于在安徽寿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想要策划组织武装暴动。很不幸，被国军察觉了行踪。幸好他们足够机警，虎口逃生。随后他们又奉命打入西北军，去冯玉祥部队工作。前往西北途中，许光达请假回家看看。也正是那次回家，和皱靖华结婚。但是很不幸，他的行踪又被发现了，重重逃亡，又和组织失去联系。

逃亡过程中，许光达改了姓名，去投奔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当时还不知道许光达加入共产党，就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在自己的县里当警察局长。许光达一看，这情况也不错啊。好吧，就一边当警察局长，一边联系组织吧，顺便再发展一批武装力量，一举多得，呵呵。然而国军那边也不是吃素的。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查到许光达的下落。许光达只好再次潜逃。可怜的清末举人邹希鲁遂，好不容易熬到县长职位，却被高徒兼宝贝女婿给搅和了，被革职回乡。

逃亡中的许光达找不到组织，四处漂泊，无依无靠。他想去北京找组织，一无所获。最后生活没着落，只好打煤矿上当矿工糊口。挖一阵子煤，又辗转漂泊到上海，终于找到组织。组织推荐他去一个军事训练班学习。那个军事训练班是周恩来主办。许光达之后去了湘鄂西，在那里遇到贺龙。从此以后，许光达成为红二方面军一员战将，跟着贺龙南征北战。日后评军衔。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元帅代表，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大将代表（同时代表第一野战军）。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不可避免的遭殃。因为贺龙和彭德怀都遭殃了。

许光达的军事生涯和林彪有点类似，前后两段，中间受伤。但是林彪受伤是倒霉，错过整个抗战。许光达的受伤很有点幸运，前往苏联疗养，并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幸运之一：避开杀人狂魔夏曦。夏曦红军骨干基本上被杀差不多了。当时比许光达更有前途的段德昌都被杀掉了。按照夏曦当时的杀人状态，许光达留在那里很可能凶多吉少。

幸运之二：许光达在苏联不仅仅是养病。伤愈之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两所学校主要是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其中高材生更可能成为政治家。然而许光达不同，他是个实在的人，对实在的事感兴趣。啥呢？坦克技术。

共军高层将帅里面，刘伯承也在苏联念过军校，而且是纯军事的伏龙之学院。日后刘伯承为共军现代化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时间比较短，一九三零年就回国了。许光达不同，一直在苏联呆到一九三七年。那年头欧洲各国都在备战，都在搞装甲师。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车在战场上作用巨大。许光达出于军人的敏感，对装甲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之后也不成忘怀，时不时写点论证装甲车的文章。

回国之后的许光达再次跟老领导贺龙去战斗。还是默默的干着大家都在干的事，反扫荡啊、开辟根据地啊、扩大队伍啊，没有特别出彩（如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许光达志向在坦克啊，在正规战啊，在装甲师啊，怎么能安心打游击战呢。当然，许光达就是游击战出身的。但是一个心想装甲车的人，却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游击战和对手周旋，至少证明一点，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需要风头，只需要做事。

不喜欢风头的许光达最后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出了风头。

国军重点进攻延安。胡宗南向延安突进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的第三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领导从贺龙变成彭德怀（这也是彭德怀和贺龙的芥蒂之一）。

中央离开延安之后，处境并不乐观。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带的中央机关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军压来。而当时毛泽东身边警卫部队只有一百多人，处境危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派一个得力的将领过来帮忙。彭德怀告诉周恩来，已经让许光达去了。

许光达带人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把指挥所设在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的地方，对大家说：“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那正是中央机关。

从八月十八号开始上午到十九号早晨，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相当于一个军）硬顶了一天一夜。对手则是一个军和三个旅。当时共军还没有展开战略反攻，基本上还是和抗日战争差不多，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很少正面出击。不到万不得已，共军不会以少数兵力和国军死扛。共军高层统帅中，也只有彭德怀敢如此刚猛。

胡宗南进入延安之后，基本上就寻不到共军主力。许光达带的第三纵队，就是西北野战军精锐出现了，国军又吃不下。许光达聚集玩乌龙铺南方的国军，又指挥人们狙击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国军。那是刘戡的二十九军主力。

刘戡，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的同学。刘戡毕业后一直跟在卫立煌，打仗一根筋，围剿红军过程中，眼睛被打瞎一只。抗日战争时代，刘戡担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长，全师为德军装备，战斗力破强，参与过忻口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刘戡跟着胡宗南在西边作战。决定国军命运的宜川战役，因为胡宗南的失误而战死。

此时决战还没有开始，刘戡带领精锐的二十九军向许光达压过来。许光达毫无退路，只得背水一战。战争的结果是刘戡无法前进一步。许光达反冲锋，甚至一度冲到刘戡军部，俘虏了一部分警卫连士兵。许光达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刘戡是西北国军主力。决战尚未开始，国共双方的军队素质高下立判。

许光达那一仗仗打得非常漂亮，不仅保卫中央脱险，而且试探出国军主力水平。许光达在西北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清涧大捷，歼灭胡宗南的王牌七十六师。该师师长正是许光达老同学廖昂。当初国共分裂，廖昂跟着国民党走，嘲笑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光达没眼光。决定命运的宜川之战，许光达干净利索的消灭廖昂，并俘虏之。然而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廖昂一直活到一九九七年，许光达却在文革中惨遭不测。

一九五五年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为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

开国将帅之中，许光达并不以战功显著（能打仗的太多了）。后来有声音认为许光达不应该获大将军衔。上将之中有人比许光达资格更老，比方说肖克；有人比许光达更富有传奇色彩，比方说许世友。我想说，当初评定军衔的那些人比后来局外人更清楚。更清楚许光达的贡献和价值。还有一种声音说，许光达所以能评上大将，是因为他是装甲兵司令。因为当时中国装甲兵一穷二白，需要苏联接济。在和苏联方面接洽过程中，需要军衔平级对等。这个观点可以参照刘亚楼。刘亚楼也在苏联学习过。建国之后就是空军司令。空军也需要和苏联接洽。如果按照那个原则，也应该评大将。事实上刘亚楼只是上将。

巅峰

尽管许光达军事生涯足够辉煌，取得很多荣耀，担任很多职位。但是他的人生在建国之后才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建国之后的许光达事业依然处于上升期。从这方面来讲，只有领导军工建设的聂荣臻元帅有类似经历。

军人人生顶点都在战场上，这事历史常识。和平不是军人的年代。许光达能够继续上升的事业，主要原因就是装甲兵司令角色。

中国军事史上，从来都是陆军为主。主要是骑兵、步兵，再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花样繁多的阵型和战术。这些都是冷兵器作战方式。进入热兵器之后，一切都需要改变。共军能够在残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夺取天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不可复制的机缘。

夺取天下之后，要想保证成功，甚至取得优势，就要建设。不仅要建设国家，还要建设军队。军队其实一直都在搞。比方说刘伯承的理论教育，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之后主持军衔正规化，都是军队建设的尝试。为此各方面还搞出不少矛盾，比方说军队反教条，彭德怀和刘伯承就搞出不少矛盾。但是一切始终绕不过一个坎，那就是坦克。

二次世界大战，装甲部队已经成为尖刀。坦克车就是战场上决定性力量。德国能够横扫欧洲，基础就是无与伦比的装甲部队，后来失败，除了西伯利亚寒流，还有苏联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钢铁洪流。隆美尔在非洲战场所向无敌，靠的就是那些坦克车，后来失败，就是坦克车后勤保障跟不上了。

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法抵挡日军的坦克车。国军后来自己也组建坦克车，但是一直都不怎么样。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缅甸远征军在印度集训之后才像样子。具体就是孙立人新一军和廖耀湘新六军。在反攻中，就可以和日本陆军匹敌了。

国共内战，国军所谓王牌部队，即使几支装甲部队。国军开战之初在东北的胜利，就是仰仗缅甸下来的那几个军。张灵甫覆灭，除了共军强悍和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能力。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张灵甫把装甲部队开到了山区，失去了钢铁洪流的有时，成了没有爪牙的老虎。即使志愿军，胜利依托于山地作战，可以从容分割打狙击（前三次），或者依托航道（上甘岭）死扛。平原上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最后还是拼钢铁洪流。钢铁洪流的基础就是坦克车。

共产党多得天下之后就要为天下负责。天下不仅包括山地，还有大量的平原地带。山地虽然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平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千百年来，国家靠平原存活。

专家部队，必须有装甲部队。只有强大的装甲部队才能守护国家的命脉。

许光达成为装甲兵司令兼政委，完全集权于一人。在共军之中非常罕见的现象。特别是和平年代，都是几个职位相互制约。由此可见国家搞装甲兵的决心。可以说许光达在建国之后干的那些事，相当于古德里安在德军中干得那些事。

成为装甲司令的许光达知道自己的肩上的担子。同时也明白，挑起重担意味着青史留名。所以在他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就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事情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当时中国有哪些家底呢？也有一些坦克车，都是在战场上从国军手中夺来的。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不能开的那些东西都是需要维修。共军没法维修。因为那些东西也不是国军生产的，都是买美国人的，收缴日本人的，售后服务没保障的。转手之后更没有保障了。怎么办？

可以把国军那些玩意拆掉装上，仅此而已。并不能保证已经损坏的坦克变好，也无法保障优质坦克变坏。零件没有，生产零件的工厂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第一，从头做起，没有工厂建设工厂，没有零件就生产零件，没有人才就培养人才。第二，找苏联老大哥帮忙。

当时中苏蜜月期。苏联各种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装甲部队是核心项目之一。但是专家也就是动动嘴，高兴的时候就画点图纸啥的。其他大事小事一大堆，懂行的人又少，都要许光达一个人干。要在各大军区把装甲兵的领导班子搞起来，还要搞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等等，还要选择基地，还要建立修理厂。

还要办学校培养各种人才。问题是还没有缺乏老师。很多时候许光达得亲自动手。看看这些事，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烦，许光达要样样去干。这种人从来不显山露水，从来不做秀，不会说一些无聊的话，但是会干事，干实事，实实在在的干实事。

这种人从来都是国家脊梁，民族精魂。

其它地方可以搞政治，可以搞各种花样，但是在装甲车部队不需要那些。许光达告诉大家：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

正是在许光达亲自操劳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苏交恶的那一年，一九五九年，苏联撤走专家那一年，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坦克，五九坦克，正式诞生。

许光达的人生到达巅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装甲部队已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这一切都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五九坦克诞生，对中国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中国依靠外国钢铁装备的日子结束了。设想一下，如果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坦克车，日军还敢嚣张？苏德战场上，苏军在最初的惨败之后能缓过神，靠的啥，就是后方可以源源不断的制造钢铁洪流。

随后是三年大饥荒。当然，不论怎样的饥荒都饿不到许光达那个级别的人。在局外人看来。许光达的装甲部队相当于一国独立部门。许光达是装甲部队的王国，享有很多特权。却是，许光达有特权。但是有人拿特权为自己，有人不是。

大饥荒开始之后，装甲兵大院住满工作人员的亲属，正常工作难以开展。装甲兵党委规定，凡是探亲来的，只能住三天。许光达的四哥和六弟从湖南老家到北京找当了大官的兄弟吃饭。许光达招待他们，只有一盘盐水黄豆和一盘青菜。搞得两个兄弟很不理解。三天之后，两兄弟又回湖南。六弟在河南安阳时病倒了，再送回北京医疗，就死了。

死因：饿。

漩涡

六弟的死让许光达非常伤心。但那只是他的个人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政治风暴。五九年庐山会议是一道分水岭。不少人跟着彭德怀遭殃了（如邓华、钟伟），又有不少人因为彭德怀遭殃爬上去了（如黄永胜）。许光达身为西北野战军，后来第一野战军在高级将领，处境非常微妙。

因为在政治斗争年代，打到其他人，自己可以飞黄腾达。打到一个彭德怀，就很多人爬上去了。如果打到一个和彭德怀有关的有分量的人物，那自然也能得到机会。看看黄永胜同志，仅仅狠狠修理老同事邓华，就赢得林彪的信任。如果是许光达呢？

许光达地位比邓华高，和彭德怀联系比邓华密切。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简直是一块肥肉，让人两眼放光。但是要打到许光达并不容易，原因有两个。日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还是那两个原因。同样的故事，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因果。

第一个原因，许光达是搞技术的，参与政治运动程度不深。建国之后的十年，基本上沉浸在装甲兵建设上。装甲部队是新兵种，没有太多人事关系纠纷，而且主要是把坦克车搞出来，主要搞技术。而且许光达搞出了成绩，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搞出了五九坦克。五九年国庆阅兵，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向许光达表示热烈祝贺。当年那个时候，五一和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的距离远近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高低。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有了坦克车意味着很多很多。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想动装甲部队的创始人都不容易，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第二个原因，贺龙。

许光达虽然跟着彭德怀一起纵横西边，但是他的根基还是红二方面军。他是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彭德怀虽然挨批了，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去了，贺龙可以保他。

庐山会议上，军方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和贺龙。原因前面都说过了，都是跟随毛泽东。之后林彪上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贺龙是许光达老领导，对他非常信任，自然不会找他麻烦。甚至可以说，许光达的装甲兵可以看成原来红二方面军力量，是贺龙在军委的后盾。许光达本人也在刻意避免麻烦。不管是庐山会议，还是庐山会议之后的各种运动。许光达都在避免参与。他把精力放在那个装甲兵王国里，一心筹划着自己的、也是新生共和国的全新兵种。

但是许光达本人身为中央委员，又是十大将军中最年轻的大将，又是装甲兵司令。位高权重不说，对政治方向是非常了解的。随着政治风暴越来越猛，任何一个高级的、中级的、甚至低级别的党政军干部都难以置身事外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步奏。

有人选择去争，另有人选择让。

比方说罗瑞卿将军，就选择去争。因为他已经处在那个位置，只能进不能退。所以选择去争，在争的过程中走到林彪的对立面。虽然他依然忠于毛泽东，当他走到林彪对立面时，两人相比，毛泽东还是选择林彪。

许光达将军是另外一种选择，让。

他不想参与。从庐山风波时就小心翼翼的避开。之后各种运动中还是小心翼翼的避开。等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取消军衔制时，他还是避开。所以行政划分时，他坚决把行政级别从第四级的大将级别坚决推辞道第五级的上将级别。

现在我们说许光达将军请辞大将军衔，请求行政降级，只是从人品上说徐将军很棒。实际上许光达的人品却是无可挑剔，从对待患难与共的妻子，到和领导同志打交道，到干事业，都很棒。堪称伟男子。

但是也该认识到，在他那个位置，那个级别，那个环境之下，重大决定不可能仅仅从人品出发。如果说许光达当初请辞大将，是处于人品和党性的优点，是一种谦让的话。那么后来请求行政降级，除了谦让之外，应该还有一层含义，避让。避让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他看到那种风暴的猛烈，想要后退一步，把心思用在装甲兵上。因为那个年代装甲兵往往决定着兵团决战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北方冲过来的话，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草原骑兵南下都要严重。

往前争的罗瑞卿落到悲惨的结局。往后避的许光达又将如何呢。

实际上是避无可避。原因还是上面两个。

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后的历次运动，许光达因为专注装甲兵能躲得过。那么风暴再猛烈一点的时候，这个原因恰好促使他跌落深渊。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成功，关键在军方。军方的关键代言人是林彪。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凡是在林彪面前不太听话的人统统要靠边站。正因如此，罗瑞卿遭殃了。

许光达也无法避开。因为许光达的装甲兵虽然是个新兵种，在陆军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林彪要想在军方树立绝对威望，不可能对装甲兵视而不见。看看建国之后成立的几个新军种。空军落入吴法宪手中。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栽培，林彪的铁杆粉丝。空军因为吴法宪而成为林彪的后花园。日后林立果嚣张的平台就是空军。林彪把李作鹏一手提拔、推荐到海军。李作鹏到海军之后把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折腾不轻。

但是许光达和林彪基本上没关系。看看二人的简历。虽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林彪四期，在广东。许光达无期，后来搬迁到武汉。二人基本上没有交集。二人虽然都参与南昌起义。但都是低级别军官。三河坝战斗之后，许光达又受伤，离开了队伍。此后林彪和朱德在湘南转了大半年之后、最后去了井冈山，成为红一方面军骨干人物。许光达一番辗转去了湘西，成为红二方面军一员战将。日后许光达在战争中受伤，去了苏联养病，错过了长征，再回国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许光达回到延安时，林彪领兵在外。接下来林彪也受伤了，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林彪去了东北，许光达在西北。建国之后林彪基本上在养病，许光达埋头搞技术。还是没有交集。如果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把所有人强行卷进去，以二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估计直到最后许光达和林彪都不会有什么来往。

但是政治斗争把两人拉到一起。因为林彪要全面掌控军方，就不可能忽视装甲兵，不可能忽视许光达。许光达从来就不是林彪的人，也不可能是林彪的人。许光达不仅不是林彪的人，还是贺龙红二方面军出来的。

贺龙正是林彪掌控君权必须搬掉的石头。

文革开始时，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一的朱德淡去了，排名第二的彭德怀被斗臭了，刘伯承靠边站，陈毅、聂荣臻转行，徐向前、叶剑英说不上话，罗荣桓去世了。真正还在军方有话语权的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林彪不太管事，军委实际日常事务由贺龙主持。

当林彪搞掉大将罗瑞卿，换上上将黄永胜；当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靠边站，中将李作鹏兴风作浪；当吴法宪把空军摆弄成林家军，贺龙当然很不爽。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爽，不可能视而不见。除非他是林彪铁杆。贺龙不可能成为林彪铁杆。

所以关于海军问题，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如此表态：“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

但这话传出去之后就变成“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就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搞反党集团，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

凡此种种都证明，贺龙不可能屈服于林彪。毛泽东让贺龙找林彪谈谈，结果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林彪绝对对付贺龙。林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同时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他做的永远比说得多。要打到贺龙，必须“剪其羽翼”。所谓羽翼，不见得就是真的羽翼，看起来像的，也要拿下。

贺龙羽翼有哪些呢？有罗瑞卿。罗瑞卿原本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推荐的。但是后来罗瑞卿和贺龙走近了。所以罗瑞卿被打倒了。还有杨勇，也是长时间跟着林彪干革命，也跟贺龙走得近，也被打倒了。

林彪打仗时别具一格，搞斗争同样是别具一格。他总结罗瑞卿、贺龙的诀窍，第一段十六字诀：“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除了林彪，估计再没有第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斗争了。

另一种人就是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比方说廖汉生和王尚荣，也被打倒了。

那些人打到之后，贺龙也就到了。打到贺龙那个级别的人物并不容易。常用的大帽子只能由两个：里通国外，或兵变。

当初高岗和彭德怀都戴了里通国外的帽子。同样的款式不能太泛滥了，那就换一款，兵变吧。于是有了二月兵变。前面说过，所谓二月兵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兵变”。在二月兵变中，贺龙和彭真是总策划，廖汉生、王尚荣等人都是成员。当然根据剧情需要，任何一场兵变都需要一个参谋长。跟贺龙扯上关系、有分量、能服众、需要拔去的高级将军是谁呢？只有许光达了。该来的总是要来。躲是躲不掉的。

屈辱

文革开始那会，许光达正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国时是九月份，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文革风暴突起之时。许光达下了飞机就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看见潮水般的人群。看见年轻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小红皮书，奔走呼喊。几个红卫兵拦住了几个年轻女人，剪短了她们的头发，毁掉她们的高跟鞋。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许光达很困惑。他搞不懂运动究竟要搞到啥时候，搞不懂为啥。但是他必须支持，至少不能反对。没有人敢反对。许光达也不敢。他回到家中也不得清净。依然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滚蛋！

许光达和无奈。他看看生死与共的妻子。她也很无奈。但他们也许想不到，那场风暴将要把他们吞噬。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的报纸给许光达看。内容是二月兵变的事。写作风格跟当今网络上那些造谣大师一个水平：某时某刻贺龙调动军队，调动军队干什么？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一定有密码。某时某刻彭真在北京造房子。彭真造房子干什么？是不是干某些勾当？然后又挖掘出一些秘闻：彭真和贺龙关系很好，从来就很好。再以此为基础展开联想：彭真的行动和贺龙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能干啥呢，肯定有一个惊天阴谋——兵变。兵变目的：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军队。再加一些知情人透漏：贺龙私自调动军队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大概就是这样子；把瞎掰、胡扯、意淫说得有板有眼。在那种情况下，真相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宣传，如何造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光达看到之后怒了。因为那事前前后后许光达都很清楚。那事在宋朝发生过，发生在岳飞身上，那叫莫须有。在明朝也发生过，发生在于谦身上，也是莫须有。

如果许光达知道在不久之后，他自己成了政变的总参谋长，估计更愤怒了。

当时的许光达还是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他的情报来源在哪儿呢，就是红卫兵的大字报。那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奇闻。偏偏就发生了。

许光达意识到，风暴一定会吹到装甲兵内部。啥时候来不知道，但一定回来。红卫兵到处贴大字报，到处辩论，甚至大打出手。装甲兵大院自然也不能幸免。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到装甲兵机关。

一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跑过来找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庄严提出要借装甲兵大院用一用，办重要的事。干嘛呢？开批斗大会。他们批斗当时装甲兵政委黄志勇。黄志勇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中将。黄志勇是文革开始之前调到装甲兵大院的。之前在工程部学院上班。红卫兵说，黄政委之前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要清算。

按照当时社会空气，许光达没办法阻止，只得同意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而且双方（许光达和红卫兵）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都到会参加观摩。相当于说，红卫兵用装甲兵的地方、批判装甲兵的人，而且还要装甲兵领导们在旁边观看。——活脱脱霸王条款。

但是没办法，当年红卫兵就是很牛。牛到啥程度呢？可以不遵守诺言。原本许光达同意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应付一下时局和年轻人。大家最好都文明一点，不要搞人身攻击啥的。到了开会现场就不一样了。红卫兵觉得，批判会就应该是批判会的样子，太文明了还叫批判大会么？就应该挂牌子，就应该戴高帽子。红卫兵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拿出纸糊的高帽子往黄志勇头上戴。

许光达一看红卫兵食言赖账，上去制止。牛气冲天的红卫兵直接把共和国大将一把推开，并且牛气哄哄的高声斥责：“这不关你的事，走开！”堪称天下奇闻。

那是许光达第一次领受到红卫兵的蛮不讲理。愤怒之下，心脏病发作，倒在会场，进了医院。进入医院的许光达依然没能摆脱红卫兵纠缠。红卫兵代表到医院找许光达，要求老将军接见，说向老将军表达歉意。医院护士出于为病人健康考虑，把红卫兵代表挡住了。红卫兵代表真的来道歉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工程兵学院的学生对装甲兵司令还是有尊敬的成分在。毕竟他们毕业之后，一部分人的就业目标就是装甲兵。他们失手让老将军住院，总有点过意不去。说不是，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他们是跑过来讲道理的，也就是解释自己行为的。

因为医院阻止，所以道理也没有讲成。但是他们不甘心，总要把要说的话说清楚。既然医院去不得，那就去许光达的家。许光达离开医院还没进家门就看到红卫兵的解释。红卫兵们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把要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副对联贴在许光达家大门口。

上联：小将造反有理

下联：老将理应支持

横批：造反有理

能用一副对联把意思表达如此清楚，逻辑健全同时，不乏诙谐幽默，不容易啊。如果当时那代人的才华用在干事实上，说不定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但是对许光达而言，危机才刚刚开始。二月兵变的阴影徘徊在京城上空，如同意思盘旋的幽灵，可能附体在每一个将军身上。

那副对联一直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代替了许光达家年底春联。一九六七年春，夺权开始了。从伤害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光达终于没能挨过那场风暴。

一月十六日灾难来了。那天晚上，许光达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由于整体局势不好，许光达心情也不好。共患难几十年的邹靖华一如既往的安慰他。许光达身体不好，正准备回医院修养，同时可以清净一下。医院相对好一点，避开无孔不入的红卫兵。有些事是避不开的。一群红卫兵传进来了，而且态度很嚣张。

许光达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建国之后，共和国大将，装甲兵司令，中央委员，标准的高干。大家平时对他都是相当尊敬，相当客气。特别是装甲兵内部，特别是年轻人，见了许光达都是礼貌加微笑的。大家都想给老将军留下一个好印象，饭碗和前途都和他联系一起呢。

然而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礼貌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只有煞气。原本和善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副脸孔，如同绵羊变身饿狼。

红卫兵嚷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仿佛司令员召集下属。

邹靖华说：“司令员有病，正在住院。病好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对来人说。

红卫兵回答：“不行！必须今晚回答。” 态度极为强硬。

许光达风风雨雨一辈子，枪林弹雨爬出来了，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场面，平静的配合红卫兵。但他们真是的目的并不在这里，而是另有所图。许光达和红卫兵离开之后。另有一伙人进来了。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

原来陈志文已经变身为造反派。但是他和一般造反派不同，不是造反的，而是收集证据的。进门就直奔主题——许光达书房的保险柜而去。把保险柜反复反了好几遍之后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证据，又气呼呼的跑出来。为了消气，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砸完之后，陈志文牛气哄哄的对邹靖华说：“把黑名单交出来！”

邹靖华不解：“什么黑名单？”

陈志文说：“‘二月兵变’的名单。”

邹靖华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无言以对。事情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大家继续翻箱倒柜呗，继续搜呗，继续砸呗，全然不顾及什么法律程序，不顾及对方中央委员的身份。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这些还不算啥，那么看看陈志文的表现。他原本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怎么会跑来造反呢。只有一个理由，他被策反了。谁有那么大的能力让装甲兵司令员的秘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相信装甲兵司令员参加兵变呢？说不清是谁。因为整个大局就在那里。所有人都那么疯狂，不是一个两个。

正是在那种大局下，才能把所谓“二月兵变”编造得活灵活现。正是有了二月兵变才能扯上许光达。在一般人眼中，既然地位崇高如贺龙都可以发动兵变，其它还有啥不可以的。在陈志文和那帮翻箱倒柜的造反派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良分子，恰好相反，自己是在保家卫国，是在为人民服务呢。

一群家伙把许光达家翻底朝天，搜索好几遍，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也没用找到所谓的黑名单。唯一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旗。好的，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就在陈志文灰心丧气之际，一个红卫兵有重大发现：许光达的写字台上有一张照片，是许光达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和恩维尔?霍查的一张合影。他如获至宝：“陈秘书，你看，许光达到现在还保留着同苏联人的合影，这就证明他与苏联勾结，充当苏联的特务。”

——明明定性为兵变的，这么一来变成通敌叛国了，有趣。

一帮人翻箱倒柜一晚上，所有的收获就是以面日本军旗和一张照片。

那场景之滑稽，堪比莫里哀的经典喜剧。但好戏才开始上演。既然在许光达家里找不到搞兵变的证据，那只能从许光达本人那里找了。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机关大院。许多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人群之中，既有原本视许光达为偶像的来自装甲兵所属各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还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还有其他人。虽然剧情很滑稽，但现场庄严肃穆，仿佛大家都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红卫兵小将坐在主席台上，手中拿着他们的《圣经》：红宝书。一个个稚嫩的脸上写着不合时宜的庄严。仿佛他们是法官，仿佛他们是法律，仿佛他们是他人命运的主宰。处于受审位置的那老人，却是为国为民几十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

过程跟审理案件差不多。红卫兵气势汹汹的说：“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就像电影里县太爷：某某某，知罪吗？如果嫌疑人不说话，按照程序，接下来就应该是拍惊堂木：某某某，你犯了什么罪，快从实招来。

红卫兵没有惊堂木，只能摇一摇红宝书：“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一看这情形，滔天脏水扑面而来，觉得有必要辩护一下。他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怎么辩护呢，就是把自己一生回忆一遍呗。彭德怀被冤枉，八万言书，就是一篇自己的回忆录和奋斗史。许光达也一样，把自己一辈子干的事，跟年轻人大概说一说。

有啥好辩护呢，只要了解许光达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问题已经被定性的。既然被定性，怎么辩护都没有。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也有辩护，但有用么？

许光达辩护的结果：“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既然问题定性了，那就用别的办法。会场立马有人高喊：“打倒许光达！”又有人高喊：“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红卫兵有时候很可笑，有时候有很幼稚。看看那情况，说理说不过，构陷缺少证据，就泼皮耍赖。跟孩子吃不到奶就大哭是一个德性。

许光达平静的告诉大家：“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是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谁能不明白呢？就有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所以许光达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人生进入黑夜。

按照一般人理解，要打到一个高级将军，只要按上政变或通敌罪名就可以了，为啥搞那么多花花绕呢。只要交代落实兵变，许光达就完了。还扯生活问题干吗。实际上三个罪名是精心编制，有内在逻辑的。

第一条搞兵变。既然搞兵变，必须有征兆呗，必须对现实不满呗。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反对毛主席呗。那年头谁都不会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是政治领袖呗。林彪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拥护毛主席。把许光达说过的话“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断章取义，就是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么如何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三条呢，都知道许光达的婚姻是共产党人典范，干嘛要瞎编乱造呢。那是为了给第二条设的伏线。人家许光达开国元勋，又是高干，为啥要反对政治、反对毛主席呢？那就是毛主席代表光明正义一面，许光达受不了欲望的诱惑滑入欲望的陷阱、找了好几个老婆、贪得无厌，罪该万死。

看看三条，从人性，到逻辑，可以说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三条是政治运动年代的万能公式，要想打倒某人，必须和那个万能公式拉上关系。比牛顿定律在自然界运用范围还广泛。

由于许光达分量很重，所以三条都要扯上。

为啥一口咬住许光达不放？因为军方要把许光达当成贺龙的突破口。贺龙是刘少奇的陪葬品。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典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法理基础。

结局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逮捕关押，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

邹靖华大声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但无济于事。

许光达自己相当清醒，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那样是生活，就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之后分别十年。只是那时候大家年纪轻轻，对未来的事业坚定不移。如今已经鬓发斑白，还有那精力、那信念耗过十年么？

许光达又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那一刻他心中应该有点歉疚。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保持一种淡淡的隔膜。许光达还是被关押在装甲兵大院。

为了对付许光达，造反派特意找两个人高马大的大个子（许光达个头大）进行武斗。一顿武斗下来，打得六十多岁的老将军几次休克。一边打一边骂：“许光达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二十三天之后的九月八号，“许光达专案组”挂牌成立。

一开始许光达还据理力争，接下来索性不开口，看见嘴脸特别丑恶的就骂人。

那样又耗了三个月，直到十二月份，正牌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火力全开。许光达要经常罚他站立、弯腰，也就是车轮战。最长一次车轮战持续三天三夜。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让许光达“坦白交待”的目的。

既然车轮战不太有用，那就更换招数，降低伙食标准，试着用饥饿来摧垮他的意志。大约相同的时间，傅连璋就是那样死的。但是依然没能让许光达屈服。

吴法宪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他们都是中将或少将，却决定大将许光达的命运，太诡异了。而且打下许光达则是为了搞掉元帅贺龙。元帅和大将搞兵变真的会落到一群中将少将手上，让他们审判？但是没有办法，九大即将召开，权力即将重新组合。

疯了，都疯了。

在“刺刀见红”和“不怕许光达死”的批示下，专案组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血洗许光达”。之前干革命时都没有提出过血洗某人某地的口号，如见对自己人倒是亮出来了。怎么血洗呢，技术手段现成的，比方说邱会作就归纳总结了很多种超级残忍的方法。前面都介绍过，这里不再累述。

专案组组长薛振先是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对许光达不爽。犹如李忠奇对彭德怀不爽。为了解恨，薛振先率先动武，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起模范作用。打手们见领导动手，便纷纷赤膊上阵，把许光达打得昏死过去。当医生将昏死的许光达弄醒，接着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他们是经过职业训练的。打手们见许光达打得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继续打。一个粗壮打手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推倒椅子上，鲜血终被打了出来，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军装。

同时他们还创造性发挥审判战术，把原本精神疲劳的车轮战改为武力车轮战。审判中身高马大的党志壁和都曼林，一左一右地反拧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都曼林便一拳又一拳地猛击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算了!”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便怀恨在心，乘机对许光达大打出手，致使许光达口吐鲜血。因为暴打许光达有功，都曼林被提拔为兰州部队十九军副军长。此人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原本都是小人物，如果不是暴打许光达谁还记得他们？他们的一生是连正常人的一生都不算。因为他们靠为恶而扬名，充其量就是可怜卑微的一生。所有靠为恶而扬名的人都是卑微的，可怜的。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那是要下地狱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也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碌碌无为。

许光达身边本来就不好，连续不断地批斗殴打，致死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专案组决定趁机逼着交待“罪行”，未果。他们就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眼看许光达不行了，材料没搞全，不能让他死了，就把他送进医院，加紧逼供。此后两个月时间，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实在挖不出啥东西，专案组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认毛线罪啊，本来就是莫须有。搞得一本正经，究竟是傻还是天真啊？

但他们没能完成“打掉许光达，给九大献礼”的任务。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中共九大召开，权力重组完毕。那些身陷囹圄之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贺龙，还有许光达。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许光达再次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一周之后，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此时离许光达死还有三天。

许光达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借许延滨探望之际，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时间是六月一日。许延滨连夜写了一封信：请总理能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总理。

六月二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六月三日晚，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又不放许延滨走。两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通知：“许光达在八点半去世了。”

许光达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终年六十一岁。

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九一三事变之后，听说要给许光达平反时，当时负责现场看管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号，惶惶不可终日的罗治芬在家中上吊自杀。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好在死后还算仁慈一点，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那般把骨灰编个号码放在某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又上报给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光达死后第六天，六月九日，贺龙惨死。

二月兵变的统帅和大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以类似的方式死去，是不是太诡异了？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已经陈旧的墨迹却发出耀眼的光芒：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那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绝笔。

许光达的一生，是光明利落的一生，实实在在的一生，早期标准的共产党员的一生。

人生天地间，一时得失或许看不清，但时间终究会还愿一切。正如许光达和许延滨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你告诉你妈妈，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想，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公正地评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许光达死后，邹靖华熬过了那段风暴，离开牛棚，又孤独的活了三十多年。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邹靖华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她最后的遗嘱：“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两万多块钱，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祝愿：你们化为比翼鸟，双飞在天际。

第六章，胜利之时和分裂之时

在许光达死的时候，在贺龙死的时候，在刘少奇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转折点。在基层，红卫兵运动结束，年轻人上山下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高层，九大顺利完成，权力整合完毕。

九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 彪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 彪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看看这阵容，毛泽东还是高高在上。

周恩来还是老干部的保护伞，但是周恩来和老干部们遭到打压，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是林彪的吹鼓手。康生老奸巨猾。在中央委员中，也只有叶剑英和李先念堪称臂膀。朱德和刘伯承太老，而且不问事了。许世友和陈锡联只听毛泽东的话。

林彪羽翼已成，自己副统帅的地位写入党章。常委中，陈伯达是他的吹鼓手。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是中央委员，加上叶群，占据半壁江山。

中央委员中的另外半壁江山是江青的人。江青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比康生和陈伯达有用。加上毛泽东和康生暗中支持，至少在会场上，江青隐隐有和林彪抗衡的势头。

通过权力重组，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挑战他的刘少奇和他的行政系统不见了。大权理论上落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手中。他们是毛泽东发起文革的主要力量。看似文化大革命胜利了，看似胜利的时刻，恰好是分裂的时刻。

江青集团只是一群笔杆子，完全依附在毛泽东身上。如果没有毛泽东，江青和江青集团将烟消云散。毛泽东之外，最有力量的两个人还是林彪和周恩来。鉴于周恩来和周恩来身边的人一直被打压，且周恩来本人无意领位置。林彪就成了一个有威胁的巨头，不可避免的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犹如当初的刘少奇。

一年之后，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和林彪闹分裂。又过一年，林彪葬身大漠。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建国问题，个人权力问题。

评，所谓九大，胜利之时就是分裂之时。

林彪和江青

林彪和毛泽东的裂痕，首先是林彪和江青的裂痕。江青虽然红红火火，终究只是一颗浮萍，一颗飘在毛泽东身边的浮萍。

林彪和江青之间原本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江青的职责只是侍候毛泽东生活，政治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文革开始之后，文革小组诞生之后，江青才有了和林彪对话的资格。

江青能够和林彪对话，不为别的，只因他是毛泽东的妇人。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妇人，所以才能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操控中央文革小组，把原本的组长陈伯达逼得灰头土脸，走投无路投入林彪怀抱。

两人真正合作是在文革初期那段时间。江青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身份到处点火。林彪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掌控军队，确保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因为林彪的存在，江青无论想放火烧谁都不会有阻力。因为江青的存在，林彪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一部分人清理掉。所以二人关系是互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特别是九大之前，合作相当愉快。气候有较大变化，相互请安问好。一方身体感到不舒服，相互请安问好。逢年过节，相互请安问好。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相互请安问好。如此这般，相当融洽。

江青秘书回忆：“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没回毛家湾，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糟糟的，胡须白白的，足有半寸长。我从未见过他那副狼狈相。就是那样一个脏老头，一向讲究干净的江青，一见到林彪就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亲热得几乎要去拥抱，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舍不得撒开，江青歪着头，向林彪热情地问安。”呵呵，别说脏老头，就是满身泥巴，江青也不会介意的。

江青是个眼高于顶的人。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神”一样存在的毛泽东。只有林彪和康生能让江青有点敬畏了。江青级别原本不高，只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已经非常低。后来林彪亲自批示：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高到五级。叶群亲自向江青解释：“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能斗过杨成武他们一伙吗?”（杨成武的事后面再讲）。江青当然很高兴。虽然她不缺那点工资，但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是小鱼小虾级别，行政五级是上将级别，好看多了。

江青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林彪的仰慕。她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从室内到室外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就请人给林彪做一个貂皮围脖，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围上。林彪高兴得拉着江青的手连连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林彪指着叶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叶群赶紧回应：“那是，那是，不但在这方面，在许多方面我都得向江青同志学习。”

来而不往非礼也。林彪怕江青大风天气不能到室外晒太阳，就叫后勤部在江青住处一个房间安上特大玻璃，让江青可以晒紫外线。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叫叶群带上“林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设计师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十号楼，给江青修建一个直接通往楼房的汽车库。从选址到设计，到请江青审查，在邱会作亲自指挥、亲自监工的情况下，五天时间搞定，可谓神速啊。整个施工过程，邱会作全程跟踪。

林彪和叶群两个人之间的桥梁是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管事很多。同时叶群还自称是江青的学生，就和林彪自称为毛泽东的学生一样。叶群是江青的常客，常常去江青那里走动一番，互通信息。信息包括，红卫兵抄谁的家，抄到多少宝贝；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要私下对付某人，如消灭孙维世等等。

这种和谐一直持续到九大。在那次大会上，不管是林彪一帮人也好，江青一帮人也好，权力瓜分完毕。要想继续掌控更大的权力，必须彼此开火了。

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

叶群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小聪明，能看到眼前利益。缺点是仅仅只有小聪明，仅仅能看见眼前利益，缺乏智慧。叶群看见江青地位崇高，能量极大，就想办法跟上去。红卫兵兴起那会，毛泽东因为接见红卫兵时穿了军装，全国上下风风效仿，从上到下，都穿军装。当时刘少奇刚刚倒台，林彪被确认为接班人。林彪刚上台，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给江青送军装。不仅如此，还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军装。有人说那是林彪授意的。实事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同样的东西。

当时林彪对江青还看不顺眼。但叶群却很识时务，她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而且说到做到。江青所到之处必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则有模有样：“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或“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完了之后，叶群经常带头喊两嗓子：“向江青同志学习！”

如果江青不在场，叶群绝对不去出风头，绝对不抢江青的风头。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周恩来带大家去首都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代来访表团。叶群去了，江青没去。来宾都到了，叶群要退出。叶群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周恩来不让退：“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叶群可不管那么多，趁周恩来不注意，悄悄溜了。她的理由：“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出现，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

——看看，这就是叶群的小聪明。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对江青很够意思。当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江青能让她“很够意思”而已。实际上她没有搞明白，她所以可以和江青混到一起，不是因为她很够意思，而是因为她是林彪夫人，仅此而已。

在江青眼里，叶群是什么样子呢。据秘书回忆：“像请安问好之类的事，叶群打电话的时候，大多是直接打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铃声打扰江青休息或办公。江青打电话给林彪是通过秘书打给叶群。”为什么呢？是因为江青看来，叶群档次级别不够。如果类似电话直接打叶群，有失体统。而且江青打给叶群的电话要秘书记录。江青认为：叶群鬼点子多，需要多几个心眼，免得将来出事不清楚。

就造成这样一个画面：江青需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先把要说的话交代秘书写下来。江青审查之后同意。秘书再依照记录好的内容打回去。

——这就是政治，所谓“朋友”之间都是如此小心翼翼。

涉及到自身利益问题时，江青更是不给叶群面子。九大结束之后，叶群和江青两个原本没能力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都进入了。但是名单出来之后，江青大跌眼球。名单是按照姓氏笔法排列的。“江”比“叶”多一画，叶群的名字排到江青前面。江青愤怒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

林彪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江青带着文件急匆匆去找林彪。浙江厅门前，叶群笑脸相迎，手伸到老长准备和江青握手。江青面一点面子也不给，阴沉着脸，手连都没有抬，昂着头进去找林彪。——那一刻，叶群在江青眼中就是尘埃。

在江青看来，她自己和林彪是一个档次的，叶群只是陪衬。此后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叶群和江青之间怎么样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裂痕

林彪和江青之间的裂痕一开始就有。江青和林彪比原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文革之前江青基本上地位，也就是第一夫人身份到处瞎嚷嚷。林彪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但内心是骄傲自负的。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而且他懒得去搞人际关系。江青那种叽叽喳喳到处瞎折腾的人，让林彪去亲近她，绝对是瞎扯。

江青可以带着文革小组到处点火，林彪可以装作看不见，也不想去看。如果那火烧到林彪身上会怎么样呢？江青当然不想把火烧到林彪那里。因为当时的江青还没有力量跟林彪叫板。但江青是个演员，人生舞台上一直很卖力的演出。不知不觉就演到林彪那里。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蔓延到全国。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江青趁机洋洋得意的指挥人马到处放火，烧向军委。大笔杆子关锋和王力在江青的授意下，熬死无数脑细胞之后拼凑出一篇大作：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他们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那里打开缺口。于是江青、陈伯达、叶群攻击肖华。

陈伯达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并且为了攻击在场老帅，把军队顺带上，“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一旁的叶群当然不会让江青一个人战斗，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写好的稿子，按照之前设定好的场景对着肖华念：“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如同和尚做道场。

贺龙倒台之后，叶剑英上去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叶剑英一看叶群那婆娘如此捣乱，很来火，就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当然不买叶剑英的账：“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为了增加感染力，掩饰内心的心虚，站起来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真把现场老人当初红卫兵了。

随后江青让肖华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受审挨批斗。但肖华没去，躲到了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就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事。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但江青干这事惹恼了林彪。王力和关锋的大作，按照“自古以来”的策略，林彪是签名画圈了。林彪那么干，是为了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得罪人，任凭别人斗得热火朝天，他自己闷头增加实力。但是他不会轻易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除非能得到更大利益。江青把火烧到肖华身上，相当于烧到军内，去动林彪的奶酪。

之后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据吴法宪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把毛泽东搬出来吓唬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完全没有往日的嚣张，解释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利制止他的发言。”

——吴法宪这段回忆，有其有道理的一面，也有没道理的一面。

从这段表现看，林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冷静。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的。除了对毛泽东偶尔会多说点，对其他人很少说话，很少长篇大论。再看林彪的性格，只有在严重的挫败感时才会焦虑不安。比方说长征时代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很大，情绪很低落。又比如说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千里大撤退时表现焦虑不安。那么文革初期，林彪需要焦虑么？

初看林彪升为党内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国家二号。那些副主席都是空的，唯有军权是实的。作为军事统帅，看起来很风光。风光需要前提的，就是秩序。没了秩序的统帅是很危险的。秩序，是军队的基石。混乱，只会把军队变成一种危险的存在。

无端打击肖华，扰乱军委，就是在扰乱军方的秩序。扰乱次序时，连已经靠边站很久的徐向前都不能忍受，连领导军工生产的聂荣臻都不能忍受，连当了外交部长的陈毅都不能忍受，全军统帅林彪能忍么？很显然，也不能。这是有道理的一面。

所以林彪不理江青的狡辩，穷追猛打：“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继续狡辩：“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这里不禁又纳闷。江青向来眼高于顶，很少对别人看得顺眼。从年轻时代当演员时就很骄傲，时不时干点大家想不到的事。现在看见的资料都是她如何嚣张跋扈。她会在林彪面前认怂么？也许后期不太可能，文革初期是必须的。

江青嚣张的基础有几个人。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一个林彪和一个康生。没有康生背后出主意，江青很可能像泼妇一般到处吵闹。没有林彪操控国家机器，江青嚣张不起来。

到这里吴法宪的回忆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就出现漏洞。

江青的话彻底惹火了林彪。如果说批判肖华林彪还能勉强忍受的话。那么“清规戒律”多，彻底触怒了林彪。按照吴法宪回忆：林彪掀翻了茶几，气匆匆去抽屉里找枪要毙了江青，多亏身边的人及时劝阻才勉强压住了怒火。

——这些虽然有夸张的成为在，也能理解。军队没有那些严肃的军规，还叫军队么？没有军规哪来战斗力？要打碎那些“清规戒律”，相当于挖林彪的心。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写信给林彪，表示要“牺牲”，也是林彪愤怒的佐证。

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明显漏洞。

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林彪连声高叫警卫：“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段叙述有明显的漏洞，就是时间对不上。

江青攻击肖华是一月十九号，第二天是大闹京西宾馆。叶剑英甚至手掌拍桌子受了伤。当时吴法宪在场。按照吴法宪回忆，叶剑英是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向林彪汇报了情况。

四天之后，在一月二十四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去找林彪，要搞几条保证军队的稳定。后来就搞了七条。毛泽东有家室一条，一共八条。时间是一月二十六号。周恩来又和大家一起商量修改，又在二十八号给毛泽东审阅定稿，签发。

也就是说林彪不可能在一月二十号就对江青发火，说《军委八条》的事。也就是说吴法宪这段回忆有水分。可能是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这是最简单的原因。

但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即吴法宪故意参水。因为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文革之后写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已经落到林彪和江青身上。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以逮捕四人帮结束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想划一条线，造出一种林彪一直反对江青的假象。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因为林彪从来不需要反对江青，不需要。江青级别不够。林彪只是想要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江青试图去抢。

林彪和江青闹崩，并不是因为江青企图搞乱军委。而是一个人，陈伯达。

乱世文人

陈伯达，生于一九零四年，福建人，破落秀才之家走出来的孩子。陈家原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那一代，只是秀才，家庭破落了。

因为书香之家，陈伯达有机会读书写字。并且于十五岁那年，考上了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那学校是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陈伯达打死以教师为职业，谋得一个饭碗。他成功了，又失败了。说成功了，是因为他在十七岁确实找到一个教师职务。说失败，是因为那年头，教师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徐向前之前也是教师，也没法活。特别是偏远山区，相当没有前途。如果大城市，按照陈伯达的年龄应该会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年轻时代的陈伯达，偶像是郭沫若，希望有朝一日向郭沫若那般成为万众瞩目的诗人。然而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写诗的料。只能混社会了。他在厦门当过编辑，锻炼笔杆子。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为三弟。那是国共合作时代，革命党人都很能混。在厦门混的陈伯达接触到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陈伯达人生赢来新的转变——去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除了学习一肚子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还认识一个将来要共事很久的同学，康生。

然后再次到厦门，并且写了人生中唯一一部名叫《寒天》的小说。然后他又经过一系列国共复杂斗争，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当时陈伯达甚至认为共产党没有前途，他还给福建土军阀张贞当秘书，还在何应钦的下面当过政治教官。但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使得陈伯达成了共产党。因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的陈伯达成了通缉犯。

流亡途中，陈伯达加入共产党，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学校差不多算是共产党人的早期培训班。刘少奇就在那里学习过。陈伯达的同学之中就有王明。尽管同龄人，陈伯达和王明关系显然不怎么样。要不然王明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有他。估计是王明看不上陈伯达吧。毕竟当时陈伯达刚刚入党，刚到苏联。

学成归来，本来应该大展拳脚之时，却被捕了，关在北平的草岚子监狱，被判刑两年。应该说他比较走运。北平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对共产党人远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凶狠。如果在南方被捕，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陈伯达出狱出后去了吉鸿昌那里转了一圈。吉鸿昌被杀后，他再次去了北平。在那里撞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陈伯达发挥笔杆子实力，搞宣传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当时另一个笔杆子，柯庆施。

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那一会，陈伯达是他的宣传部长。应该说，陈伯达和刘少奇关系还算不错。日军南下，大家都回到延安。在那里，陈伯达遇到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个人，毛泽东。当时的国际派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善于高谈论阔。毛泽东也没有在意他。但是陈伯达与众不同。闲着没事写了一本书，叫《三民主义概论》，并且托王明把它带到重庆出版。书中以编辑的方式对北伐之前的蒋介石吹捧了一番。当时虽然国共再次合作，虽然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是国共两党间隔很深。毛泽东就告诉陈伯达，书不是那样写的。

理论家为何物

陈伯达抓住机会和毛泽东神侃起中国古代哲学。因为陈伯达之前在北平以哲学老师的身份打过掩护。毛泽东认识到陈伯达和苏联那帮理论家不同。一九三九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在那里，他终于实现了人生腾飞。那一年，他三十三岁。从陈伯达前期简历上看，他是个书生，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战争中的毛泽东要要注意全国局势，都是干实事的。一下子怎么能转变过来的？那是因为毛泽东给他拟定了研究课题，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陈伯达负责收集资料，再把他们理论化。抗战中，陈伯达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批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为了确立中国领袖身份，找枪手代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就负责批判蒋介石那本书，把那本书和蒋介石说得不值几分钱。骂蒋介石的同时，自己也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典型的乱世文人，投机取巧的本领超一流：之前还要吹捧蒋介石，一转眼就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啥意思呢？他有相当的才华，知识面相当广阔，懂得很多套理论。但是没有一套理论属于他自己的。不，应该说他有很多理论，现实需要哪一种理论，他就会拿出哪一种理论。

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橡皮泥，随便捏，随便使用。究竟捏成那种样子，根据他的嗅觉和判断。他的嗅觉很敏锐。因为他跻身于最高层，和所有人都很熟，对内部情况相当了解。正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随便捏成任何样子。所以他在任何时候都在捏造理论。所以他就不可避免的陷入这样一个情况：和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当红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每一个当红人物倒台，他又会留下这样那样的把柄。

中共“七大”上，创造“橡皮泥”理论家的陈伯达已经跻身中央候补委员。当时的陈伯达已经尝到成功的滋味。解放战争结束前，陈伯达已经替补为中央委员。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文人。在武人纵横天下的战场上，陈伯达并不突出。但是和平年代，他开始崭露头角。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五大秘书分配任务。其中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既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十年之后，沧海桑田，五大秘书结局各不相同。胡乔木挨批。叶子龙在“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受到牵连。田家英自杀。除了江青身份特殊之外，只有陈伯达辉煌腾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文革小组组长。

但陈伯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好几车险些翻车。

比方说三面红旗席卷一切的时代，身为党内理论家的陈伯达决定给毛泽东提了一个书面建议。他认为那个建议将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将投机取巧成功。结果在一九五八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提到了陈伯达的建议“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说话时板着脸，搞得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

郑州会议上的经历导致了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一开始赞同彭德怀“反左”，遭到批判后，迅速转变路线，跟随大部队批判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再一次诠释乱世文人投机模样。

如果是这些都不是特别严重，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事就不好说了。当初刘少奇写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火。陈伯达为了赢得刘少奇好感，主动提出帮刘少奇修改。但是刘少奇那本书后来成为毒草。再比方说王光美在大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曾被陈伯达大力吹捧推广。但王光美在文革时也成了反面角色。

那么陈伯达如何化解那些危机呢？他看准时机，去找老同学（上海大学）康生，和老同事江青，一番掏心窝，证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结盟。接下来陈伯达充分发挥笔杆子的威力，呕心沥血之下，与康生一道拿出大作一篇，《五一六通知》，文革纲领性文件。

此文一出，奠定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地位。加上毛泽东多年来的信任，陈伯达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长。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伯达的人生到达顶峰，同时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长，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谁都知道，文革小组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江青。江青鉴于身份太刺眼和资历太浅薄，不好挂帅，才把陈伯达拉出来当旗帜。实际上凭陈伯达，没有可能扛大旗，也不可能扛大旗因为他不具备那根骨头。如果让陈伯达真正指挥中央文革小组干那些事，他也干不了。

陈伯达看起来很凶，批这个，批那个。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相反，他有点胆小怕事，总需要一个主心骨才踏实。他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微妙。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理论家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当时大家都在编写《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召集秀才们开会。陈伯达看见了《语录》，很奇怪。“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陈伯达是中宣部副部长，回去之后，里面组织人马编写。凭借几十年的经验，陈伯达意识到，谁编写《毛主席语录》，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是理论家，当然不能把大旗拱手让人。但是陈伯达的心思很快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了。就是姚文元那篇大作。

由于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对那篇文章不认可，北京各大媒体都没有转载。原本没有陈伯达啥事。但是陈伯达意识到危险。因为文章是在上海发布的。他做为北京“首席”理论家，竟然一点不知道！那就意味着他有被抛弃的危险。

陈伯达马上采取行动，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戚本禹的大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与之呼应。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秀才们开会。那时候正要炮轰罗瑞卿。毛泽东在开会时趁兴而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正想和江青联络，就抓住机会，飞快的把毛泽东的话转告江青。江青非常高兴。她明白，自己多了一位盟友。当时陈伯达的身份是中宣部副部长，喉舌。

此后陈伯达又给江青写了一系列马屁文章，树立江青文革旗手的地位。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两人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学校组织批判会，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反正就是干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勾当。

但是很快，陈伯达就成了多余人。在江青那里，她自己才是文化大革命旗手，多一个陈伯达当组长，简直是碍手碍脚。因为陈伯达虽然能写很多马屁文章，能发明很多理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墙头草，没啥主见，关键时刻帮不上忙。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烧等问题。江青闯进去搅合：“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当时地位还不高，没资格参加中央会议。大家看见江青来了，知道又有好戏看了。江青也没让大家失望，大声尖叫：“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皱眉头说现在不讨论此事。

当时江青担心大家把学生管起来。那样文化大革命大戏也就唱不下去了。江青也就失去表演的舞台。虽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仍然很担心。她就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不理她。

一旁的谭震林看不下去了，呵斥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余怒微笑的谭震林还加上一句：“什么东西？”

会也开不下去了。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大闹。大家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此时，还没有陈伯达什么事。他跑到江青跟前，故作高深的说：“太悲伤要伤身的。制怒，制怒。”这还不算，还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等等啰嗦一大堆。

江青本来被谭震林抢白一阵难受不行，已经很没面子了。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陈伯达不但不敢跟谭震林干，还来自己面前神神叨叨装唐三藏！要如此战友何用？何用？江青爆发了，也不管大庭广众之下，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陈伯达非常意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敢来这么一手，老脸丢完。

不仅如此，江青还高声告诉陈伯达：“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揪完，骂完，转身就走。等陈伯达回过神，会场只有他一个人了。为了挽回面子，陈伯达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

此事之后陈伯达明白，江青是靠不住的。他和江青之间关系逐渐冷淡，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老资格的康生只是顾问，隐居在幕后出谋划策，也能得到江青的尊重。王、关、戚等人是小字辈，惟江青的命令行事。只有陈伯达，资格老，地位在江青之上，干得好，会威胁到江青的利益，干得不好，又会成为江青眼中的障碍。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陈伯达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只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不在钓鱼台开会时，陈伯达就不去，免得面对江青。江青一旦看见陈伯达，就来火。总会无缘无故的把他臭骂一顿。一个常见的理由就是，为啥不开文革碰头会？借机臭骂一顿。其实江青也不在乎陈伯达是否召开小组会议，只是借机会发火而已。毕竟陈伯达还是组长，在那里碍手碍脚，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嘛。

陈伯达本质上是投机文人，需要主心骨。毛泽东当时已经接近七十岁了，搞不好哪天去见马克思了，还需要新的靠山。谁呢，毛泽东之后就是林彪了。他决定和林彪搭上关系。

说干就干，陈伯达给林办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办主任叶群。

陈伯达是搞关系的能手，政治敏感性也还可以。在毛泽东身边，相当于在权力枢纽，和很多人关系都不错。唯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主要是林彪太特殊了，战争年代谁也不鸟。现在级别上来了，身边又都是一群军人。陈伯达想和他搞关系，也搞不到一起去啊。

不过陈伯达和叶群很熟。二人早在延安就认识。当时叶群是有名的大美女，很多人追求。陈伯达偶尔也去找叶群神侃两句，故作高深一番。叶群一听是陈伯达，心中暗喜，知道又要听到某个政敌被打倒了。陈伯达抓住机会，说打倒陆定一。

当时陆定一已经风雨飘摇，但还是宣传部长，陈伯达的上司。陈伯达所以说打倒陆定一。是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彪对陆定一一家没好感。打倒陆定一，至少能让叶群开心。尤其是严慰冰时常发神经写匿名信，让叶群相当不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和叶群一起商量整治陆定一的办法。陈伯达一系列行为，使得叶群颇为开心。得知江青和陈伯达有矛盾之后，叶群就想挖墙角。

陈伯达需要林彪，是因为林彪大腿很粗。林彪同样需要陈伯达。因为林彪身边的那些金刚，说白了都是大老粗，整人还需要秘书写文件。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脱离军方。将来接班成功，还需要一个文人班子。陈伯达是党内王牌笔杆子，又是文革组长，掌控理论大旗的。只要文化大革命还在。陈伯达作用大大滴。

经过一番接触沟通后，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在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备部署前进，为扞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样，陈伯达投靠了林彪，当然是暗地里的。为了避免嫌疑。陈伯达很少去林彪那里。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还没有明显的追随林彪的迹象。大家以为陈伯达就是在江青身边受气而已。陈伯达和林彪之间，主要是靠叶群热线联络。尽管叶群表面上是江青的学生，处处跟随江青吆喝。但是该挖墙脚时一点都不客气，而且是暗地里。

所以说她们之间的友谊？呵呵。

同样是文革小组成员，其他人都在钓鱼台，开会随叫随到。唯独陈伯达要离远点。为了避免江青嫌疑。陈伯达甚至两年时间没有见毛泽东。因为他已经是林彪的人。当江青发现陈伯达投靠林彪，恨得牙痒。

在林彪那边，陈伯达是林彪通向行政系统的钥匙。如同罗瑞卿当初是刘少奇通向军方的钥匙。所以当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摆开，陈伯达注定成为炮灰。正如当初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罗瑞卿成为炮灰一样。

庐山之上，“橡皮泥”理论家陈伯达，善于专营的陈伯达，混过旧社会的陈伯达，在观察摸爬滚打的陈伯达再也没机会左右逢源了。因为他被夹在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扁了。

第七章 庐山，又是庐山

庐山，共和国的政治脉搏。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第二次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逐渐走向毛泽东对立面。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坠落。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有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

三次庐山会议，三个标志性事件。

一九七零年，文化大革命最凶狠的时间已经过去，该打到的都打到了，连红卫兵都已经拍拍身上的灰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该上台的都上台了。特别是江青的人马和林彪的人马，在九大已经瓜分政权完毕。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如果想再次扩大势力，只有攻击对方了。尽管如此，上层的气氛一点都没变。大家还是文革斗争那一套。所以这一次庐山会议，斗争气氛反而是空前的激烈。

大会主题两个，对内：“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级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对外：“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系列的旧话重提，而且没来得及说。剩下的就是斗争了。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按照这个论调，接下来应该首先讨论宪法修改的事。接下来的程序，关于“宪法修改”的报告应该由康生作。然而康生未登台，林彪却上台了。注意这样一个极为不寻常的举动。这个动作和林彪的一贯形象很不相符。

林彪讲话前后半个小时，观点不多，翻来覆去的讲。他已经准备好了，人生走势如何，在此一搏。开场白部分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场白之后，渐渐切入正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主题部分，林彪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所谓国家元首，就是指国家主席。

所谓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这些观点也没啥新鲜，也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老一套。

林彪讲完后，康生紧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表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是否设国家主席——便是庐山会议动乱的根源。这一切究竟是咋回事呢？

国家主席之争

建国后一共有过两个国家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大跃进时，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推下来，刘少奇上去。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但是刘少奇到死都是国家主席。中共九大召开时，刘少奇还没死。现在刘少奇死了，国家主席的椅子空了。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号，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同时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准备修改宪法。当时林彪在苏州，让叶群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陈伯达与张春桥两大理论家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吵起来：陈伯达是林彪代言人，按照林彪的意识，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支撑着，坚决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谁也不服谁，就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林彪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答复，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林彪见毛泽东没有反应，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时间是四月十一日，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此条言不由衷。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可有可无。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受够了各种各样的副主席。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表态不设国家主席。

四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以毛泽东当时地位和威望，凡是也就是蜻蜓点水一下。同一件事情强调三次，不说绝无仅有，至少非常罕见。林彪对毛泽东向来都是跟着画圈，试图站在毛泽东背影里。在国家主席问题上，一反常态。毛泽东三次表态之后，林彪依然故我。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毛泽东以为，自己三令五申强调不要设国家主席，事情应该摆平了。哪想到庐山会议刚刚开始，林彪就半路杀出来，提议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日后说，他们想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突然袭击。林彪精心设计的政治闪击战。

——那么想要干什么？

林彪的念想和资本

其实很简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吴法宪回忆，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前夕，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刘少奇死后，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之间的纷争就开始了。表现形式很独特。

毛泽东不可能再担任国家主席。因为之前他已经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如今七十七岁了，老胳膊老腿，也不好上。再说上去的话，那样同等于说，文革就是夺权。林彪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所以他主张设国家主席，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又不担任，那么只能是林彪了。林彪很想成为国家主席。虽然他的名字写在党章上，是毛泽东的战友和接班人。但是林彪接班人地位有点尴尬。党内一把手是毛泽东。军委主席是毛泽东。那两个头衔，只要毛泽东还在，林彪想都不要想。国务院总理权力很大，但那事周恩来的菜。林彪也吃不下。因为周恩来干活太多了。林彪的身板干不了那么多活。而且干活太多会得罪人。想来想去，只能是国家主席了。

虽然中国的国家主席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好歹也是正职。不像挂着一堆副职，给人感觉千年第二的样子。而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天只知道最后能不能接班。如果还挂着一系列副主席的头衔挂了，太不甘心了。所以要争取国家主席。

那是从个人角度看。政治人物要说全部为公没私心，那不现实；要说全部为自己一己之私，同样不现实。从集体角度看，国家确实需要元首。而文化大革命搞到一九七零年，确实到了改变的时候。如果林彪想接班，想有所作为，必须思考改变的事。

这层意思没有表现出来，甚至没来得及表露。因为在接班人位置上表达原则性主张是很危险的。之前刘少奇主张调整经济，结果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林彪是个聪明人，不太可能重蹈覆辙。如果林彪想搞出点花样，那只能先拿到政权，在谈改变。既然林彪没有表露这层意思，这些都是胡乱猜测么？也不是。后面林立果搞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就有蛛丝马迹，可以相互验证，

不管为私还是为公，任由后人评说了。后人立场不一样，所得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林彪要国家主席也不能说为了自己。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不设国家主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暂时不想要国家主席；二，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原因后面再分析。

这样就造成上面局面：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并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并表示他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却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情形非常有趣。背后透出两点信息：一，毛泽东和林彪有了裂痕，很严重的裂痕；二，林彪政治水平有所长进，玩起来也像模像样了。

林彪虽然想要国家主席，也不至于傻到要和毛泽东对着干。他所以敢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暗自核算过成功率的。当时设国家主席的呼声非常高。一个正常的国家得有国家元首。即使没有国家主席，也得有类似的头衔代替。五大常委中，意见也很鲜明。

周恩来意见：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

——周恩来是干实事的。他的意见代表一大堆老同志的愿望。

康生表态：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康生是文革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意见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文革新贵的想法。

加上陈伯达和林彪。五个常委里面有四个赞同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当这个主席。

林彪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想给毛泽东来个措不及手，生米煮成熟饭。达到自己目的同时，又能抬高自己的威望。为日后正式接班造势。然而林彪虽然政治手腕上有所进步，但是还是很多弯弯绕没明白。等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要搞经济调整，实际上也是突然袭击。后面怎么样？

既然战端已经拉开，剩下的就是战斗了。

所谓天才论

林彪的讲话达到预期效果。接下来是康生讲话，他表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 “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进一步完善：“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看见康生表态，林彪感到一丝喜悦。毛泽东则波澜不惊。当时表态拥护的还有陈毅。陈毅九大时是右派代表，也是周恩来的臂膀。远离政治中心多时，对江青和林彪两帮人大体形式也有点了解。陈毅对江青那帮人不买账，对林彪印象也不怎么好，但相对比较，林彪还是比较靠谱。所以他选择支持林彪。

接下来，林彪忠实的粉丝，空军司令吴法宪跳出来建议：明天全会各小组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建议通过。

接下来是理论家陈伯达表演。表演题目叫“天才论”，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午。

陈伯达讲话还是老一套，首先把毛泽东和林彪狠狠歌颂一番。尽管他那福建话很多人都听不懂，也知道他的意图。接下来他对林彪讲话做总结：“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好、非常重要。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既然毛泽东已经三令五申表态了。陈伯达这是哪一出呢。其实也没啥，为了林彪造势，充分发挥“捏造橡皮泥的绝活”，用林彪的话证明林彪的观点。陈伯达引用林彪的话：“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反正就是说毛泽东是天才。把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吹起来的泡沫继续吹下去，只要那泡沫还在就没有问题。

既然竭力证明毛泽东是天才。那么其它观点就要批判了。陈伯达说：“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其实那评价已经很高了，而且和中肯。干嘛非要无休止的吹嘘呢。

陈伯达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要继续批判：“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理论家都要证据的，说人家居心不良，必须有证据。陈伯达的证据也很简单：“有的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

——穷图匕首现：凡是不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就和反毛主席、反革命扯上关系！看看这大帽子，即使在当时那帽子满天飞的念头也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看看陈伯达论证过程，整个都是不确定的，有人，有人，有人。

但是在场的人很明白。有人，具体指张春桥。

咋回事呢，号称理论家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对毛泽东不敬。他那么干是有原因的。而能让张春桥那么干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本人。连江青都不能。

所谓天才论，说白了也就是对毛泽东新一轮的吹捧。文革开始，林彪为了显示与众不同，对毛泽东搞了一套务虚的吹捧。精华就是林彪为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实际上那个《再版前言》并不是林彪写的，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家搞的。比方说其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张春桥总结出来的，也挂在林彪名下。当然，当时大家都在一个战壕里，往前冲，攫取权力，合作愉快。究竟谁的版权并不重要。

文革初“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几个词就成立林彪对毛泽东的诠释。然而到了九大之后情况变化了。一九七零年，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跟他谈话时就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说真的，它们本来就多余，去掉那些是对的。问题是那些东东都是林副统帅的心血啊。说它们讨厌，不就算等于说林副主席讨厌么。如果把它们都去掉，相当于暂短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正在纽带。所以林彪和陈伯达感觉到什么。

所以修改宪法时，导致了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内容很简单：张春桥想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掉那些副词。因为张春桥也明白，去掉那些副词对江青和他本人有利。既然那些副词是林彪的标志，去掉那些副词相当于打击林彪那帮人。打击林彪，意味着他和江青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利。

正因如此，林彪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所以陈伯达才要跟风，大放厥词，搞天才论。

陈伯达那么办，并不是真的在乎那几个词。而是因为他和林彪站在同一辆战场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路可退了。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之一，又是党内有名理论家，还是中央文革的小组长，看起来相当拉风。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干过很多混蛋事，得罪过不少人，但是他始终都是“争取路线代表”。大家看见他斯斯文文的，一脸正经。没几个人知道他已经委身林彪。

而且很多人对张春桥看不惯。特别是老同志，看见江青那矫揉造作的样子就来火。比方说许世友，私下称张春桥为“眼镜蛇”。

冲锋

陈伯达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头，如同一场战役的先锋部队，干得很好，效果不错。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然是一场闪击战，光有先锋部队是不够的，后续部队还要跟上。后续人马主要是四大金刚。实际上他们已经组织好了。

二十四号早晨，陈伯达发言之前，叶群就交代大家：“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根据形势需要，大家统一步伐，按照以下方式行事：

第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那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牌，基本点，一定要坚持。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嘛，即使迂回一点，也要达到。

第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攻击江青派系的人。虽然不点名，也知道在说陈伯达。

第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第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要看个人表演水平了。

当陈伯达按照既定战略在华北组表演时，中南组也很劲爆。叶群和李作鹏都在那里。他们主要攻击两个人：指名攻击张春桥和不指名攻击周恩来。

攻击张春桥：上海是“反复旧”的根子，张春桥批评湖北省委领导人是错的，湖北的造反派就是按上海《文汇报》的调子反对省委负责同志的。

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有人”，代指张春桥。

不指名攻击周恩来：有的人吃“洋面包”出身，不懂做工，不懂种地，不会打仗，是常败将军，在中央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打败仗。——虽然没有挑明，但大家都知道。因为几个常委中，康生吃过“洋面包”，但没有到过中央苏区，没有指挥过打仗；陈伯达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打过仗；张春桥、江青，他们没有吃过“洋面包”，也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指挥过打仗。其他人都在靠边站，不直到他们浪费口水。

——为啥要攻击周恩来，后面再分析。

西南组表演也是有声有色，因为吴法宪在那里。人家是搞政委出身的，搞起政治也是有声有色：在这次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西北组有李作鹏：“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一天忙碌下来，基本完成任务。而且效果不错。虽然忙碌，却很充实。大家看见胜利的希望。那可不是一般的希望，而是接近最高权力的曙光。那曙光可是整个中国统治权。

二十四号晚上，其他人等都在积蓄力量时，陈伯达又拿出他平生所学干一件事：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精心修改之后下发。

八月二十五号是决定性的一天。那天早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二号简报下发。简报首先拍马屁说：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接下来提出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再次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态说把那种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这样一份简报，实际上是一枚炸弹，威力堪比第一次庐山会议时彭德怀的“万言书”。意味着新的斗争开始。林彪听了陈伯达的简报后表示很满意：“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那情况，心想完了，拥戴林彪的第一功劳被陈大理论家抢了。不行，要弥补。吴法宪赶紧让西南组也出简报。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吴法宪把所有能想到的尖锐性词语加在自己的发言中，什么“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定时炸弹”，什么“罪该万死”，什么“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邱会作：“要加温！要加温！”

巨人手指

看形势，林彪要完胜。但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下。

一看那情况，江青人马架不住了。张春桥还好，还能沉住气。江青本来就是演戏的。别人不说话让她上蹿下跳可以，指望真刀真枪的干，她没有那个决心和韧性。至于姚文元，本来就是一个落魄文人，因为特殊机缘辉煌腾达的。让他和那帮大嗓门的军人对吼，呵呵，即使有那才能也没那胆气。

所以简报刚刚下发不久，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那才是她真实的形象。没有毛泽东，她或许也是一个相对出色兼具个性的女人，但是绝对没实力站在最高舞台上。据说江青一看见毛泽东就尖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那么毛泽东态度如何呢？虽然他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但他对形势走势了如指掌。在别人看来错综复杂的局势，在毛泽东看来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七千人大会过去十八年之后，终于又有一个人站出来试图挑战自己的权威了。

江青没有去告状之前，毛泽东就把许世友喊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那是毛泽东释放出去的第一个信号。毛泽东的话对许世友就是圣旨。毛泽东让许世友上刀山，许世友不会皱眉头。许世友回去一放风，那些不是林彪死党的军人，都谨慎行事。

二十五号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毛泽东临时召开政治局五个常委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分别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要他们正视最新事态发展。

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正式宣布：刚才他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全会各组讨论了不该讨论的问题，这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

毛泽东给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陈伯达那脆弱的心脏哆嗦起来。他隐隐感觉到一出悲剧正在上演。他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昨天，不，今天早晨，一起看起来还是那么的美好。

毛泽东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庐山的政治风向就此转向。

林彪沉默的回到住所，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精心准备的战术被毛泽东瓦解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命运，想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叶群赶紧招呼秘书：“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造成今日之被动局面，很大一部分是她上蹿下跳造成的。

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他的不淡定，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林彪有了这样活宝老婆和宝贝儿子，也是命数。

吴法宪后来回忆：“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总之是败了，一败涂地。

接下来两天，他们也处于这种惊慌之中。因为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说是换换空气，其实一点都不轻松。那两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把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那样林彪那帮人（吴法宪等人）就沉默了。康生（老妖怪，见风使徒快） 张春桥和姚文元活跃起来，到处做工作拉人。

就这样，毛泽东动一动手，局势瞬间逆转。

批判的艺术

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

和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又有一个“军事俱乐部”。毛泽东让陈伯达去和康生和江青那里谈谈。结果康生和江青把陈伯达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他们说陈伯达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等等。陈伯达知道自己完了。他本来胆子就不大。毛泽东一批评，江青等人一骂，更是神经兮兮的。

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打电话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告诉他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话说得非常凄凉。搞得几个军人为他气愤不平。

就在陈伯达被骂得狗血淋头时。周恩来和康生找到吴法宪了解情况。康生对吴法宪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

吴法宪当然不买账。康生来对吴法宪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看看康生那反应速度。当初林彪的观点他又是赞同又是拥护，跟吴法宪有何区别？其实康生在给吴法宪设陷阱。因为二十四号分组讨论时，陈毅在华北组讲话。吴法宪在西南组讲话。如果没有交流，是不会相互知道的。康生向吴法宪询问陈毅的情况，就是等于说它们是串通的。所以说康生是老奸巨猾。

幸好吴法宪也混了很久的政委，对政治斗争很了解。马上反应过来：“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一席话说得康生老脸没地放。

但是吴法宪依然被要求写检讨。周恩来让他写检讨。周恩来的意思让吴法宪写点检讨了事，给“林副统帅”承担点责任。但是林彪很不同意。因为林彪明白，检讨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彭德怀现在还在写检讨呢。所以林彪对吴法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此时的林彪已经领悟到了某些东西。之前他讲话时，所有人都表示拥护。现在风气刚刚转变，那些所谓的拥护者摇身一变都成了批判者。所以林彪感叹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此时的他已经逐渐理解十二年之前那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处境。

当林彪感叹人心难测时，毛泽东也陷入沉思，怎么办？

对陈伯达的底细，毛泽东太清楚了。此人一辈子虽然还算顺畅，建国后长期身居高位。但靠的是在高层之间的钻营，并无主见。这一次跳那么高，肯定是下决心了。陈伯达的决心就是林彪的决心。但是当时不能处理林彪。

林彪和毛泽东一体的，是副统帅，是接班人，写入党章的。大家转不过来弯。但是毛泽东的设想里，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就必须处理陈伯达。并以此敲打整个林彪的那个军人团体。那么如何处理陈伯达呢，那是一个艺术活。直接一巴掌拍下去，很容易。以陈伯达的分量，不够毛泽东一巴掌。但是那么做太粗鲁了，而且没有技术含量。

也可以发动别人把陈伯达批了。比方说毛泽东让陈伯达去找江青和康生，让他们用狗血给陈伯达洗洗头。那样就比较有技术了。因为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嘛，政治局委员嘛，理论上的地位高嘛。让他们骂一骂陈伯达，杀杀陈伯达的锐气。再让其他人一顿乱拳。陈伯达基本上就玩完了。

如果把技术上升一个层次，那便是艺术。

最艺术的办法是让林彪的人去处理陈伯达。让林彪同意处理陈伯达。那样将永世不得翻身。第一步是要稳住林彪。吴法宪回忆：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毛泽东找林彪掏心窝子，实际上是换取林彪的支持。林彪不支持也不行。但是林彪可以不配合。后来林彪还是配合了，让叶群他们去找江青，把所有脏水倒在陈伯达头上。表示毛泽东掏心窝子是成功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进入十二年前的程序。大家或许很纳闷，林彪设计的闪击战里，各位粉丝纷纷亮相。是不是少了一个，黄永胜怎么没有登台亮相呢？因为黄永胜不再台下，留守在北京。他是总参谋长，军方神经中枢。

黄永胜虽然在北京，对庐山的事很清楚。吴法宪一直向他汇报。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

吴法宪回忆：林彪的讲话内容，我打电话告诉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

——虽然不在台上，也没有缺少戏份。由黄永胜急切的心情看。如果他在庐山的话，嗓音也不会小。

十二年前那次庐山会议，总参谋长黄克诚按照原定计划也是留守北京的。也是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才上山的。十二年前的转折点是毛泽东表态。如今也是一样。

十二年前，为了批彭德怀，让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山。黄克诚和彭德怀关系很铁，军委合作伙伴。由黄克诚批彭德怀，既能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只是黄克诚铮铮铁骨，不为所动，自己变成“军事俱乐部”一员。

十二年后，为了批陈伯达，让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山。黄永胜是林彪的人，又是总参谋长，由黄永胜出面表态批陈伯达，既然体现军方的态度，也比较有说服力。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飞到庐山。之前时间，吴法宪他们还能和黄永胜保持联络。二十九号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切由周恩来安排。

吴法宪回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吴法宪回忆：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过表示：“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毛泽东和黄永胜究竟说了啥，已经难以回顾。大意就是，毛泽东说陈伯达那个家伙不安好心，让吴法宪几个大老粗上当了。黄永胜表示认同。经过那一番谈话之后，很明显黄永胜表态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可不想也不愿意当黄克诚第二。因为他不是黄克诚，虽然战场上是响当当的好汉，但就沾花惹草的那档子破事，人品方面就和黄克诚没法比。当然咯，陈伯达也不是彭德怀，也不直到黄永胜拼命。如果当时要批判林彪，黄永胜倒是有可能称为黄克诚第二。陈伯达，他不配。

毛泽东写了几百字《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陈伯达所编《恩克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克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的广大而己。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邦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己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陈伯达的人生就此进入黑暗。但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位高权轻的文人，一辈子依靠“捏橡皮泥”混日子。对他根本无需用这么大阵势。

——陈伯达推开了一扇通向黑暗世界的大门。除他自己，还有许多人将被黑暗笼罩。

第八章 终极目的

毛泽东表态算是判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死刑。但是谁来执行比较合适呢。周恩来可以。但是周恩来身边的人都是靠边站的。江青和康生也可以，但是难以服众。只能是林彪了。

毛泽东又把林彪喊过去，让他出面，让他亲自批判陈伯达。

从现实角度看，对林彪有利也有弊。利益是，可以暂时撇清他和陈伯达的关系，暂时把所有事推给陈伯达，暂时保住他在军方力量。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陈伯达是林彪身边唯一的笔杆子。批判陈伯达，相当于自断一臂。而且有了陈伯达先例，以后和文人政客就不好搞了。相当于断了通向行政系统的门路。

从长远角度看，林彪不应该去批判陈伯达。因为政治斗争既然开始，那就你死我活。没有回旋余地。回旋也没有。日后局势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初刘少奇的例子还在前面。之前刘少奇亲自批判罗瑞卿和彭真，最后自己也没有保住。从林彪最后还是选择批判陈伯达那事看，他还没有决心和毛泽东摊牌。

三十一号下午三点钟，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三点半，陈伯达出场。会议场面是怪怪的。因为几天之前，大家还在同一条船上，雄心勃勃的准备大干一场。一转眼就把口水喷向对方，兵戎相见了。虽然各位都是久经风浪，神经足够粗大，一时还是转不过弯。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陈伯达比较识趣，自己批判自己：“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吴法宪很不好意思：“‘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则悲戚的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吴法宪他们则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

——哪里是批判大会嘛，分明是惜别。大家都是一条船，一件都是一致的，所有谋划都是一起搞的。而且陈伯达还比较能干。前两天还惹得吴法宪和邱会作一阵嫉妒。这事至少说明，林彪的军人班子还是比较够意思的。比起文革小组对方王力、关锋、戚本禹要真实一些。当时在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刚刚表态，康生、江青等人那是一转眼就把屎盆子全部浇上去，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当然目的达到就行：只要让大家知道林彪主持了陈伯达的批斗大会就行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别人去办。当天晚上，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林彪主持的。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主题还是批判陈伯达。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让一贯批判别人的陈伯达充分享受到被批判的滋味。

首先是康生，绝对不会放过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之前那番言论不仅对着张春桥，也连带到康生。如果陈伯达得逞。那么此刻享受批判的，估计也有康生了。所以康生很来火。因为从来都是他打击别人，没有被别人打击过。虽然之前他已经把陈伯达骂过好几遍了，但依然难消心痛之恨。而且，他很享受把别人打翻在地的滋味。所以康生火力很猛。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封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

康生说陈伯达善于搞分裂活动，想要在此次会议上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

康生说陈伯达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这一点最为致命。都知道陈伯达是文人。如今竟然搞军事俱乐部，而且把吴法宪等人也“引诱”了。

这就是康生毒辣之处。名义上批判陈伯达，暗地里把吴法宪等人拉下水，就可以趁机把手伸到林彪那里。他仿佛看见另一场天崩地裂的剧本要上演，就是林彪集团垮台。

康生批判陈伯达，转头就让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之前写过检讨。康生说不过关，不行。吴法宪再写，不行。直到第三稿，在周恩来的说项下才勉强过关。吴法宪把检讨念一遍，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

接下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轮番向姚文元脑袋上扣屎盆子。这几位前几天没有得到表演的机会，憋屈坏了。经过剧情大反转之后，自然要好好表现一把。一番口水唾沫把陈伯达全身喷得漆黑。当然他们的目的也和康生一样，不是陈伯达，而是那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那些人中，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比较地道，只批判陈伯达一个人，没有涉及其他。按道理说，张春桥是前几天被骂得最狠的一个，理应报复。但张春桥选择了克制。这是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的这种品行值得尊重。

从那以后，陈伯达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年之后转入秦城监狱。又过五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环境慢慢好转。晚年还写点回忆录啥的。事实上最难过的还不是陈伯达。毛泽东发话之后，陈伯达已经变成了一只死老虎。多踩两脚也没啥意思。高手眼中，政治斗争绝妙之处和有趣之处，在于把活老虎玩死。怎么玩呢，那就先从犯错误的人开始吧。

既然吴法宪写了检讨，承认有错误，那好，就批斗吧。吴法宪和陈伯达不一样。陈伯达是林彪团队唯一的文人。批来批去也就一个人，目标太小，不过瘾。吴法宪不一样啊，他身边有几个哥们都干同样的事。只要把吴胖子拉下水，那邱会作和李作鹏也难逃干系，可是一网大鱼啊。而且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目标。想想就兴奋。

所以到了九月一号的批判大会上。康生就对陈伯达失去了兴起，去了吴法宪所在的西南组，去监督吴胖子检讨。吴法宪也很郁闷。看见康生那阴郁的双眼，他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即使不是刀山火海，也是荆棘满路。特别是想到那厮今天前还对自己很客气，如今翻脸不认人就非常来火。但也没法。

而且康生还有一个帮手，他夫人曹轶欧也是一个激进者。她直接对吴法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吴法宪一看那女人，眼皮一耷拉，不鸟。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吴法宪赶紧给叶群打电话：“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也没办法，只能安慰吴法宪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周恩来觉得闹下去也不是办法，下午亲自去了西南组，对大家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但是陈伯达就那么点料，也不够批判的。所以毛泽东就提议大家不要再搞了，讨论一点其他问题，然后散会下山。讨论了宪法修改问题、召开人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讨论的。大家忙着搞斗争，忘了，现在拾起来补上。

九月六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陈伯达）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张春桥）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概括总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庐山会议结束了，但是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正是从庐山会议开始，林彪从光辉的副统帅沦为一头困兽。

林彪的失误

八月二十七，毛泽东表态之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话后来被认定为林彪搞政变的依据。其实很扯。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毛泽东还告诉他要他上台呢。当时毛泽东只是批了陈伯达，其他人一个都没有涉及到。要说林彪会为了陈伯达搞政变，鬼都不信。批判陈伯达，也就是堵住林彪的国家主席愿望。

拿下陈伯达也就是敲山震虎，震慑林彪身边那些和陈伯达想法类似的人。毕竟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从延安相见开始，两人就开始有关系了。几十年走过来，当年的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那几十年之中，正是正是共产党由弱变强，兴旺发达的时候。尽管陈伯达至少毛泽东身上的一根羽毛，却也相当耀眼。说句不好听的话，养宠物几十年还有感情呢。如果连陈伯达都毫不犹豫的扔了，其他人也不用心存幻想。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非常被动。尽管有很多理由要当那个国家主席，但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按照林彪的行事风格，至少有几分把握才去干。当林彪设计那场漂亮的闪击战，主要依据就是支持率比较高。现在一看支持率水分比较大，转头了。

当时那个形式下，基本上都赞同林彪的意见。看看康生和周恩来的发言，都表达拥护林彪的意见。然而林彪不明白的是，政治和军事虽然是一个连体怪胎，但是毕竟不一样。军事上，造势成功之后，指挥得当一番冲杀，胜利。政治上造势难得多。因为政治家都是善变的。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可能瞬间就会转变。

当林彪以为他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其实就陷入一个陷阱。

以康生为例。直到毛泽东表态之前，他都是坚定支持林副主席的。对林彪身边那些大老粗也是相当客气。然而一转眼什么样子？死死抓住吴法宪不放。康生难道不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人么？当然知道！就是知道才那么干的。如果吴法宪背后没有林彪，康生恐怕都懒得理会他。冲着吴法宪去，就是冲着林彪去。之前在林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一转眼怎么就变了呢？康生本人敢对林彪如此放肆么，当然不敢。康生所以那么做，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理解，知道事情没完。

康生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可以支持林彪，甚至说一些肉麻的话。前提是林彪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林彪以为他的那点实力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左右毛泽东，太不自量力了。想想之前的刘少奇，政治手腕比林彪强多了，最后怎么样？所以说林彪步入政坛十几年，政治水平依然没有赶上军事水平。

当初刘少奇可是赢得整个行政系统支持的，依然无法和毛泽东对抗。当年的康生等人和刘少奇关系也是刚刚的，至少比现在和林彪强多了，最后还是选择跟随毛泽东。林彪选择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一场闪击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了解政治舞台上那些人的心思。也许是没有能力，也许是不愿意，反正就是没有摸透彻。

为啥会是这样？说林彪笨，那是不现实的。说林彪不善谋略，也是不现实的。毕竟林彪也是白手起家，从军数十年，身经百战，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虽然从性格方面而言，某些时候他却是会忧郁、犹豫，但坚韧性，思维缜密性，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原因还是习惯造成的。从大的方面说，军事和政治虽然是一体的，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

军事上，讲究言出必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上，很多时候玩心眼，讲见风使舵。林彪一辈子，人生精华部分都消耗在战场上了，为党为国立下赫赫战功。至于政治，他一开始并不热衷，后来又不擅长。虽然从五九年之后复出，在政坛上也摸索了几十年，总算捣鼓出一丝心得，玩得还算可以。但是他身边的那些人，呵呵，已经在政坛上纵横驰骋了几十年。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看，都是一流高手。

林彪的班子中几个人也差不多，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小角色，直接拿上来用，说不好听的，摆不上台面。让他们在各自一亩三分地里修理一下低级别的人（如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整人，邱会作在总后整人）还可以，拿到最高舞台搞竞争，和那些靠口水为生的人打口水战，说真的，有点强人所难。看看康生同志，整人一辈子，举重若轻，大师级别。如果在战场上，吴法宪可以秒杀康生。但是开会时，不好意思，有劲使不出来。至于林彪那位福建老婆，情商还是可以的，收拢那些军人够用；但是智商，至少和她的位置以及她周围的人不匹配。

林彪的班底中，能玩笔杆子的只有陈伯达一个。陈伯达能在最上层的圈子里混几十年，自有一套钻营之术。而且刷笔杆子，派高帽子本身都是刚刚的。但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直接出手拿掉了陈伯达。看似没有伤及林彪团队的筋骨，实则非常要命，相当于打蛇打到七寸。下手之犀利、之老辣，古往今来，少人能及。

接下来的事情就看怎么收场了。

按照林彪的设想，败了就是败了，把责任推给陈伯达了事，相当于舍弃个把卒子。战场上为了稳固核心阵地，牺牲外围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政治舞台上，不是那样，任何一个卒子都可能引起溃败。

当吴法宪作检讨时，林彪就不同意，让林立果转告吴法宪：“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后来吴法宪还是做了检讨。果然，批判陈伯达的大会还没有结束，康生就把矛头指向吴法宪了。

因为林彪很明白吴法宪的重要性。吴法宪是林彪的核心成员。一旦吴法宪挨批。火力必然涉及到其他人，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连萝卜带泥，都会一起带出来。如果他们都被批了，那么林彪那病怏怏的身躯也就失去了保护。所以他不想让吴法宪检讨。

但是吴法宪还是检讨了，而且没完没了。那帮文人则欢天喜地的期待着再一次狂欢。

没完没了

会议结束之后，林彪和叶群一起去看望了江青。当时会面非常有意思。两边基本上关系破裂了，却还要去看望。林彪打心眼里看不起江青。江青嫉妒林彪的威望和势力，却还是被迫虚与委蛇。双方都是吃力不讨好，却又必须吃力不讨好。

林彪回去之后，又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几个人去江青那里。这一次江青没有那么客气了，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几个人立马瞪大了眼睛。说真的，他们几个人是否犯错和江青关系不大。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后面，那话基本上可以反过来说。当然咯，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听。

江青越说越得意：“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刺激得几个军人差点就忍不住了。最后江青总结：“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这话相当莫名其妙。因为黄永胜他们几个都是军委的人，完全不在江青控制范围之内，凭啥要多联系她？即使在中央政治局，她也不是常委。但那个时代有很多好笑的事，又能说啥呢。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而已。根据路线斗争经验，这一次又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每一次当年斗争，都会有一个重量级人物罗马。从早期的陈独秀、张国焘，到中期的彭德怀和刘少奇，现在轮到了谁？陈伯达么？他的地位是高，但分量太小。还能有谁呢？

真正的斗争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的。周恩来和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找黄永胜几个人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事。黄永胜和吴法宪他们也不是笨蛋，早已统一口径，步调一致。任凭周恩来循循善诱，任凭康生横眉竖眼，还是没谈出啥子东西。

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几个人当然不承认。如果承认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就做实了。

其实具体情况，周恩来和康生都知道。他们都在政治舞台上沉浮那么多年了，可谓久经风浪，对于政治斗争那些小伎俩早就司空见惯、了然于胸。所以还要问一问，不过上走程序，为下一步做准备而已。

康生想把问题扯到黄永胜身上。因为几个人中，黄永胜的地位最高。把他扯进来，相信会有更大收获的。特别是想到背后那个人，康生就兴奋。因为康生一辈子就是要打击别人的。从上海开始，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延安整风，整人水平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炉火纯青。见过之后更了不得。每一次斗争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如果不去打击别人，那么他活着也少了很多滋味。而且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已经打击一辈子人了。一般人物他还看不上了。即使陈伯达，他也仅仅持续了几天热情而已。他一口气咬住几个人不放，目的很明显，就是背后那个人，也就是林彪。因为康生已经嗅到了其中的不寻常。要知道庐山会议都结束了，毛泽东再追究必然有深意。

康生对黄永胜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相当不客气。黄永胜同样也很不客气：“那就请你们追查嘛！”此时的康生，还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只要林彪还在，他就不能拿黄永胜怎么样。所以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

如果连康生和周恩来都谈不出结果，那么只能如下结果：一，不了了之，放几个人一马；二，毛泽东亲自出马。毛泽东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为大家都明白。庐山会议上那些事，绝对不是几个人自发行为，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

毛泽东的选择

庐山之上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不用林彪说话，庐山之上的其他人就会吃掉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军人都站在林彪这边，不仅包括许世友那样的领兵大将，还包括陈毅那样靠边站的老资格。原因很简单。军人对理论家横竖看不上眼。因为他们得罪人太多。整个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张嘴到处啰嗦不停。

按照会议开始那个形式发展，张春桥很快就会被批斗，然后是姚文元。甚至连康生都可能被拔出来。那样的话，历史必然是另一个走势。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为啥要选择对林彪紧追不舍？说得更直白一点，毛泽东为啥要帮助中央文革小组。从阴暗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私情。那个有两层含义。

第一，江青是毛泽东老婆，关系近。这种说法是很不靠谱的。因为毛泽东的权威根本不需要江青去干啥。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不需要动手。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那群理论家永远不会威胁到毛泽东。军方实权派则可以从跟不上威胁到毛泽东。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已经至高无上了。而且有周恩来在，林彪就不可能掌控行政系统，也很难掌控情报系统。个人威望上，林彪更没办法威胁毛泽东。

还有其它原因么？还有。

回顾一下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第一次拿下高岗，原因在高岗自己身上。第二次军内反教条，是彭德怀和邓小平搞错了。真正第一次斗争，是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

前面篇章里已经说过，彭德怀写那封信，矛头是指向刘少奇去的。但是毛泽东却趁机解决了彭德怀。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固然恩恩怨怨一大堆。但是在庐山会议那当口，并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最佳实际。毛泽东在那时候解决彭德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维护三面红旗那个经济建设政策。

三面红旗的设计师就是毛泽东。虽然执行者是刘少奇。所以当彭德怀想要有所表示，可能会危及到三面红旗哪项政策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拿下他。

建国之后，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一切都在摸索。遗憾的是，经济建设吃了大亏，导致了大饥荒。大饥荒又引起一系列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过于强劲，把整个行政系统全部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怎么办？接下来怎么走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开始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善后工作。那个时候林彪那帮人和江青那帮人对上了。

情形和第一次庐山会议差不多。当时彭德怀写信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赢得不少人的支持。这一次林彪设计的闪击战，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吴法宪等人的发言更是直指核心人物张春桥。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人可能会让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家难看。因为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当时左倾得厉害。作为国家主席，无论如何难逃干系。尽管政策的设计师不是他。

第三次庐山会议，如果毛泽东不表态。那么以林彪为首的军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干掉中央文革那几位口水大师。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也是毛泽东。毛泽东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设计。不论是谁。谁上，谁遭殃。

正如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彭德怀是为了维护三面红旗。这一次也是一样，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必须对林彪动手。当时对付彭德怀是毛泽东亲自出马，而且是在庐山之上。这一次不一样，故事发生在下山之后。因为林彪和毛泽东处于同一辆战车上，很难动手。要动手只能从其他人那里寻找突破口。谁呢？空军司令吴法宪。

庐山之上，只有林彪的团队中，除了已经成了死老虎的陈伯达，就吴法宪写检讨了。既然写检讨，那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既然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要追问。只要努力追问，那就能问出更多。康生已经很努力了。无奈康生分量不够，抓不住吴法宪。那么只有毛泽东亲自出来抓了。

一九七零年国庆节之前，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林彪怎么又转变看法了呢。是因为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对林彪表示了对空军的不满。吴法宪很听话，想去找毛泽东检讨，结果三次都没有找到机会。为此吴法宪心理还有点不舒服，日后回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

——吴法宪同志，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你的那些身份在别人面前可以显摆，在毛泽东那里一文不值。那些东西都是他创造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生产批发那些头衔。

吴法宪没办法，继续写检讨。这一次他是彻底用心了，不用秘书，亲自去写。按照吴法宪自己的回忆：“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看看这一段，说他们搞宗派是绝对错不了的。说他们搞“军事俱乐部”也成。至少比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个“军事俱乐部”正规多了。

这一次，吴法宪等到了回音。而且是毛泽东的亲笔回复。主要四条：第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顶大帽子。

第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把帽子送给林彪的团队。李德生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委办事组唯一不是林彪的人，因此除外。

第三，“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说过“毛主席伟大谦虚”

第四，“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让其他人出来检讨。

吴法宪看到这些，心都凉了。其他人也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领袖如此穷追不舍。说实话，毛泽东这些批语是很到位的。虽然他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之上具体细节。但是从这些批语上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团队动向了如指掌。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毛泽东神通广大，情报工作干得好？更可能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情报，从那些简报上就判断七七八八。毕竟毛泽东年轻时就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度过几十年，啥情况没见过？一帮军人想在他面前耍政治手腕，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班门弄斧而已。

这样，火就烧到了叶群身上。叶群被迫写一个检讨。但是叶群布置得很精明，找一个不知道内幕的秘书帮他写，那样可以避免“机密外泄”。

毛泽东给叶群的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抛开政治斗争不谈，这些确实是叶群的毛病。后面那个“请其他同志研究一下”，请哪些人呢，毫无疑问就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位。就是一直哼哼哈哈拖着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如果把他们几个一起拉出来，在加上已经检讨的叶群，相当于把林彪的团队翻一个底朝天。接下来就是林彪本人了。

双方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一直让那几位检讨，林彪一直不同意，就拖着。所以叶群写检讨时，找一个不知道的内幕的秘书代笔。如果仅仅吴法宪一个人检讨，将来出事了，也就一个人扛着。但毛泽东铁了心要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既然几个人不肯自己检讨，那就出面敲打。

林彪的团队中，核心是黄永胜。他是总参谋长，军方核心人物。黄永胜上庐山，刚下飞机就被毛泽东拉去彻夜长谈。很显然，黄永胜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毛泽东要敲打一下黄永胜。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这么说黄永胜也不冤枉他。因为庐山那场闪击战，黄永胜虽然不在现场，身为林彪团队和新成员，对事情的进展了如指掌。就在毛泽东表态之后，黄永胜还在电话里让吴法宪帮助他表态呢。对此黄永胜也无话可说。其实黄永胜当时也挺为难。一边是林彪，直系领导，甚至说伯乐。当年黄永胜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拉链狼狈去东北的情形历历在目。是林彪使用了他的才华，让他的人生迎来了绽放的机会。可以说林彪对黄永胜有知遇之恩。抛开战争不谈，单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林彪的保护伞。以黄永胜生活作风，落到红卫兵手里要脱皮的。

同时黄永胜对毛泽东也是剪不断的关系。因为黄永胜本来就是秋收起义出来的。可以说一开始就跟毛泽东。后来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最高领导人还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毛泽东如同神明一般存在，黄永胜等人对他可谓敬畏有加。真让他和毛泽东对着干，他也不见得有那份心思胆略。但也不要指望黄永胜跟着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后面。不可能。军人即使走上政治舞台，本质上还是军人，对嘴皮子一般还是看不上的。

敲打过黄永胜之后，毛泽东决定实际行动了，具体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第一斧，甩石头

甩石头，顾名思义，杀伤力很大。对林彪那样力量在军方的人而言，要形成杀伤力，必须震慑军队。那么石头扔到哪里呢，真不好扔。远了，没效果，也涉及不到林彪。近了，不好找理由。因为文化大革命乱只是表面，整人整风，但国家机器还在。军队一直在毛泽东手上，要调兵，必须有毛泽东同意。

惆怅之际，一支队伍自己出现了，就是三十八军。三十八军骨干前身就是井冈山红军。由毛泽东一手调教，林彪一手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骨干，各个阶段的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抗美援朝中，更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

回国之后，三十八军一直在三海关和北京一带游弋，神秘莫测。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武斗。军队武斗的时候，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秀才们表演的时候。比方说王力到武汉一番表演，惹出了七二零事件，不仅他自己完蛋了，把关锋和戚本禹一起连累了。那样一种情况下，陈伯达当然也不会闲着，到处发表演讲。恰好有一次讲话引起了三十八军战士不满。庐山会议之后，大家努力批判陈伯达。大家都要发言，三十八军党委就把陈伯达之前的讲话写进去上报，并说陈伯达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威信。

本来也就是走一个批判流程。毛泽东一看很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石头。三十八军是王牌，有分量有威力，立马把石头扔出去，批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了增加分量，毛泽东把林彪扯出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军委是林彪直接负责的。把负责人拉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下结论：要北京军区“批陈整风”，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

——北京军区也正是林彪的重点所在。把军区各个级别的人都拉出来批判陈伯达，可以想象，那石头的分量和威力。威力增加火力，中央文革小组剩下的那几个人全体出动，负责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军委办事组的人却回避。

大会名义上批判陈伯达，实际上批判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和华北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白区出身，一开始是搞文政工作的，抗日战争之后潜入敌后搞武装斗争，转变为武行。日后的战争中跟随了刘邓大军，和林彪没有亲密接触。郑维山起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人，日后也跟随刘邓大军。历次战争中，从红军到志愿军。郑维山均有所表现，而且很猛。因为很猛，赢得中将军衔。

从战争角度看，李雪峰和郑维山与林彪都没有亲密关系。批评他们的原因有是当初陈伯达打嘴炮时，二位全程陪同，亲切接待。罪名：放任陈伯达乱跑乱说。实际上很冤枉。当初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长，红得发紫，站在潮流前沿，相当于替领袖代言，谁敢怠慢？如果当初不接待陈伯达，李雪峰和郑维山估计前几年就被批斗了。

但是真正让二人遭难的是在芦山会议上。他们和陈伯达同在华北组。李雪峰还是华北组组长。陈伯达那份简报，就是通过李雪峰之手传出来的。

李雪峰是白区出身，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是华北局书记，也算是玩政治的了。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要说他看不到陈伯达那份简报里的含义，那绝对是低估他的智商和情商。也就是说李雪峰和郑维山二人虽然战争年代和林彪没有关系，和平年代有了关系。

第一招的妙处就在二人不是林彪嫡系。批判他们两个，可以敲打林彪的团队，同时不至于惹起过激的反应。通用一句俗话，叫温水煮青蛙。

也就是说，毛泽东扔出的那个石头，分量足够大，但是落点很妙，给下一步行动铺好路。对此，林彪有所警觉，但毫无办法。

第二斧，掺沙子

甩一块石头出去，制造问题，敲山震虎的同时，却没有打草惊蛇。接下来，就可以沿那个路子走下去，怎么办呢，就是改组军委办事组。要知道林彪就是靠军委办事组掌控军方的。如果改组军委办事组，那么对林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谈不上致命。被掺入沙子后，林彪的实力将被大幅度削弱。其实军委办事组里面已经有了一颗沙子，就是李德生。

李德生将军生于一九一六年，河南人，起于鄂豫皖根据地，经历过历次战争，从小兵晋升为将军。左胸曾被子弹打穿，侥幸逃得一命。左手在战场上留下残疾。抗战时在刘伯承的一二九师战斗，表现很不错。解放战争中是刘邓大军一员。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接受过上甘岭的考验。回国后升任军长，五五年评为少将军衔。

此后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李德生基本上没有遇到波折。大比武时代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他发现、总结、推广的。罗瑞卿本人，和郭兴福都遭殃。李德生没事。不仅没事，在文革中还上升了。一八六八年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安徽省第一书记。当军委办事组组建沦为林彪的团队时，毛泽东想在里面放一粒沙子。

放谁呢？必须找一个和林彪没关系，有不显眼的人放在那里。最后的人选是李德生。毛泽东召见了李德生。那是李德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让李德生不要紧张，好好干。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并且告诉李德生：“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李德生博古通今。

这样李德生成了办事组一员。事情由周恩来去办。李德生相当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钉子。尽管他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尽管他是安徽省委书记，尽管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也是孤立的。他起于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元帅已经靠边站很久了。他跟随刘邓大军。但是刘伯承也靠边站十年了。邓小平也被打到。所以他是孤立的沙子。

军委办事组，没有人和他交流。开会时，他没有存在感；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横竖要通过的。有人对他客气一点，拿他当外人。有人对他不太客气，拿他当敌人，总想办法整理他。但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进来的。沙子不好当啊。但是很快，李德生就不再是孤立的沙子。

芦山会议之后，为了瓦解林彪团队，毛泽东选择继续掺沙子。参进去的是李先念和纪登奎。纪登奎一直是搞行政工作的。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功能相当于稀释了军方力量，也就是稀释了林彪团队。李德生和纪登奎只是中层，李先念是元老级别。

李先念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念过书，打过工，参加过运动。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和湖北老乡，大将王树声资历相当，贡献也差不多。日后三大主力陕北会师。徐向前带领红四军西征，因为种种原因遭到失败。只有李先念带领一部分人到了新疆，保存了相当一部分骨干。抗日战争年代，李先念重回鄂豫皖，在那里搞出中原纵队。相当于自己拉出来一直武装队伍，非常厉害。解放战争开打之前，共军为了和谈（也为了缓解国军压力）撤出去。后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当于再一次回到鄂豫皖。

建国之后，李先念是由军转政的典型。如果没有转，按照资历的话，李先念、谭震林都应该是大将级别。建国之后的建设中，李先念虽然不显山露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各个时期都发挥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就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和陈云干活。刘少奇前台工作那一会，李先念和刘少奇合作不错。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初期逃不掉挨批。而且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之一。尽管如此，李先念依然是批而不倒，依然有活干，依然帮助周恩来干活。

把李先念安排到军委办事组，已经不是掺沙子能形容的，而是彻底打破了办事组的结构。因为按照军人资历，李先念压过四大金刚。四个人级别最高的黄永胜也就是上将。李先念可是自己拉过队伍的。按照行政工作经验，李先念在周恩来身边干的事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多。说白了，林彪的军人团队根本就没有行政经验。现在李先念加入，彻底瓦解了那个原来开始铁板一块的军委办事组。

第三斧，挖墙脚

借着陈伯达问题甩石头时，就是用郑维山和李雪峰两个不是林彪嫡系的将军开刀，找到一个突破口，为最后一步挖墙脚做准备的。

掺沙子，相当于瓦解了军委办事组，瓦解了林彪的团队。

接下来呢，再让沙子成为尖兵。李德生就不同了，不仅和林彪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一直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放在军委办事组的。而且在军委办事组一直被冷落。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林彪扯上关系。纪登奎应该是中共后起之秀，即抗战前后加入中共的精英人物，一个小八路。那一批人中间，高层将帅基本没有。因为抗战开始，共军已经从红军变成土八路，经历十年战火洗礼，已经成型。后来之人很难再有机会独当一面。所以那一批人干得比较好的，还是文职。纪登奎就是那样，一直搞文职工作。

建国之后，一路往上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已经是封疆大吏（省级领导人）级别了。

由于纪登奎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不可避免的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比较近。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时，纪登奎并不认可。

尽管如此，纪登奎依然没有躲过那阵风暴。在最狂暴的一月夺权那短时间，纪登奎还是被打倒了，被隔离，“直升飞机”就坐了一百多次，差点丢了老命。那个时代，凡是被打倒的，没有好几年基本上别想起来。但是纪登奎仅仅半年就复出了。至于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复出了。不仅复出，而且得到重用。从中央文革小组到地方造反派都承认纪登奎是“革命干部”。就那样，纪登奎在河南一边搞生产，一边搞革命。中共九大召开时，纪登奎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作了发言。

有这些经历看，纪登奎完全是行政系统干部，跟军方很少关系，跟林彪绝对扯不上关系。正因如此，毛泽东却让他进军委办事组，而且让他当了北京军区的政委，由沙子变成石头。毛泽东就是用李德生和纪登奎重组北京军区，相当于挖了林彪的墙角。

北京军区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要护卫首都的。而且那时候世道很不平静，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边境线大规模陈兵。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纪登奎肯定无法胜任。不仅纪登奎，连李德生都未必能胜任。因为李德生在朝鲜战争中也就是指挥师级别战争，没有大规模军团作战准备。

——怎么可以让政治斗争损害国家安危？其实不用担心。纪登奎也知道他自己不能打仗。所以他就对毛泽东说，要找一个能打仗的过来，谁呢？就是已经靠边站十来年的粟裕将军。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统帅必然是林彪或粟裕，二者必选其一。现在要推倒林彪，自然要让粟裕出来干活。于是粟裕带着几个参谋，开着吉普车到边境上转悠好几个月，拿出一个防御计划，大家出了一口气，继续搞斗争。

不管是李德生也好，纪登奎也罢，实际上都是斗争需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可能和林彪的团队有关系。

三板斧打完了，该消停了吧。外人这么看可以理解。但毛泽东那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仅仅打三板斧，林彪还是那个林彪，相当于没有改变任何事实。毛泽东一辈子从不干没用的事。军委办事组虽然是林彪控制军方的组织。但是林彪的力量可不仅仅在那里。这里先把毛泽东的行动放一放，看看林彪的应对。

第九章 绝地

恩与怨

一九二八年井冈山会师，三十五岁的毛泽东遇见二十一岁的林彪，犹如刘邦遇见韩信，犹如李世民遇见李靖，犹如朱元璋遇见徐达。仿佛如同命中注定的一样，注定要在古老的大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林彪是毛泽东手中最锋利的武器，毛泽东是林彪最大的靠山。如果时间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停止，那么二人的关系无疑是史上佳话。

想当年，林彪从一个底层军官，在毛泽东的提拔栽培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成为一位出色的红军将领。

想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位政治不稳定时，林彪义无反顾的站在毛泽东身边，哪怕和老领导朱德和陈毅争吵也在所不惜。

想当年，林彪对前途感到困惑时，毛泽东耐心的给予解释开导。林彪抱怨毛泽东在四渡赤水走弯路时，毛泽东予以包容。林彪觉得陕北没前途，想去陕南山区打游击。毛泽东也只是把他冷落一点点。

想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在前方突击，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湘江之畔，红军将士损失惨重。硬是林彪的坚守保证了中央的安全。大渡河边，泸定桥上，林彪用神奇的速度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

想当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把红一方面军家底交给林彪。另外又拨红四方面军精兵强将（如韩先楚）增加他的实力。林彪不负重托，在平型关打出共军名片。遗憾的是，林彪意外受伤，错过了大部分抗日战争。

想当年，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林彪已经远离战场很久，久疏战阵，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东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失败之后，林彪还是那个林彪，还是那个天才统帅，并且把战争技术推向极限，一路由北向南，推进到天涯海角。

想当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为了解决彭德怀问题，让林彪上山。林彪就算心有不甘，却也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两人合作关系达到巅峰。毛泽东成功的利益军方势力砸碎了刘少奇的行政系统。林彪也分得红利，晋升为林副统帅，写入党章中的接班人。将近半个世纪的良师益友、类似父子的关系，一朝翻脸为敌，何等遗憾，何等痛惜。难道是宿命么？

既然两人将近半个世纪的交情，既然二人携手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何还要走上对立面。从个人感情上看，他们没有理由争斗的。然而带着感情看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都是身不由己。

毛泽东本身代表一种政策，一种由上而下，轰轰烈烈推翻一切，打倒一切，埋葬一切的政策。那政策古来没有，以后也很难再出现的政策。虽然命名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激烈程度不下于大革命。那政策是毛泽东长时间构思，精心策划，亲自推动实践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休想阻挡他。

林彪上位，可以看成那个政策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彪稳住军方势力。那么即使强如毛泽东也不见得能如此迅速砸烂那个他自己一手建立的行政系统。林彪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林彪一起上去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按照资历、人望、功绩，他们都不应该处在哪个位置上。比方说黄永胜只是一个上将，却成为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是共军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处于神经中枢上的一个位置。抛开黄永胜那糟糕的私生活不谈，虽然战场上表现还不错，但差距还是明显的。当时共和国十大元帅中，九个人还在世。战场上能决胜千里的人物也不是没有，如刘伯承，如徐向前，他们不论是临敌经验，还是人品，还是指挥水平，乃至人生境界，均远胜黄永胜。当时十大将军之中，九个还在人世。其中赫赫有名的粟裕将军各方面都远胜黄永胜很多吧。当时共和国正面临北方苏联的巨大压力，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果中苏大战，总参谋长那个位置上，怎么看都不应该是黄永胜。不是说黄永胜没能力。而是比他能力强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不是写检讨，要么就是靠边站。所以情况相当诡异。

再比方说李作鹏，只是中将军衔，在海军中却可以把肖劲光大将批判得东倒西歪。再比方说邱会作，也只是中将，竟然能在总后呼风唤雨，整人不眨眼。

所谓四大金刚只是几个典型而已。那些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去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打到别人上位。上位之后自然不希望继续被打到。那些人躲藏在林彪的身后。林彪已经是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政策。它需要不同的目标，宣泄那种被政治鼓动起来的旺盛精力。

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前后二十年的时间，经历过高岗事件、经历过反教条，经历过第一次庐山事件，经历过四清运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牵扯到人物如下：陕北根据地标志性人物高岗自杀，第二野战军代表人物刘伯承靠边站，第三野战军的粟裕靠边站，红三军团兼第一野战军的代言人彭德怀被打倒，红四方面军代表人物徐向前靠边站，红二方面军的贺龙被打到，新四军的象征陈毅靠边站。永远的总司令朱德淡去。这些还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出身的干部多半参与行政系统建设，多半被打倒。代表人物如彭真、陆定一、薄一波。邓小平为首的根据地出身的一帮人也被打倒了，如陶铸等人。二十年之后，如果那个政策继续，还需要继续打倒一帮人。很不幸，林彪成为那个政策打击的对象。

也许毛泽东无心对林彪动手，但是他的政策要继续执行。也许林彪根本不想伤害毛泽东，但是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不会无动于衷。那个集团里，也包括林彪的老婆和儿子。正是利益集团的需求，林彪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设计了一场闪击战。正是政策需要执行，毛泽东抓住林彪不放，一招一式，招招致命。

在那种情况下，别说二人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五百年交情，也要走向对立。因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基本规律：政策和利益集团的追求不一致时，必然出现大动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存在妥协。究竟谁压倒谁，就看掌舵者的水平了。

征兆

其实从毛泽东抓林彪不放开始，双方矛盾就浮出水面了。当然除了高层心中有数之外，其它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如此，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国家才华如此惊恐。其实二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号已经有征兆了。

在那个强调劳动光荣的年代，五一劳动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逢重要节日，国家领导人都要等上天安门亮相。根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形成的固定节目。毛泽东身边总会有林彪。照例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林彪落后一个身位表示尊重。那样一切还正常。按照惯例，晚上要有盛会，领导人会在一起表示团结，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样重要的时刻，就会出现很多重要的人。那天也不例外，也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陈毅。当时陈毅身体不好，刚刚动完手术，依然大大咧咧的出现了。

按照陈毅的级别和资历，出现在那种场合很正常。问题是当时局势很不正常。过往的立场运动中，陈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当初延安整风运动，陈毅就被冷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得了，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批斗会没少参加，检讨没少些。而且一直处于被批斗写检讨的状态中。

但是到了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又出现了，发言了。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其实所谓二月逆流，原本是新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把那些老帅、老同志敲打一番，靠边站。然后让新兴势力放手搞文革。所谓新兴势力，也就是林彪一军人和江青一帮文人。陈毅他们原本是作为障碍放在一边的。

更奇怪的是庐山会议上。陈毅是个直脾气，爱放炮。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发扬热爱放炮的优良传统，发言表态支持林彪。然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陈伯达表态支持林彪，被批斗了。吴法宪他们表态，也必须不断写检讨。陈毅当然也被批了，但是火力很小，基本上就是触碰一下。那个情况很不正常。

而且还在重大节日中出现，跟在周恩来后面相当显眼，然后和毛泽东又是握手、又是亲切交谈，仿佛从未发生什么不愉快。那个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陈毅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要给林彪制造麻烦。

解释这个信号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十大元帅之中，林彪因为军功排名第三位。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去。彭德怀已经万劫不复。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人可以和林彪比影响力。加上林彪当时的地位，军内已经无人可以牵制他。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也隐退了。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即使他在，论资历，论战功，也无法对抗林彪。三野的粟裕有战功没有资历。陈毅虽然战功并不大，但是陈毅是老资格。当年以书生身份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在队伍转战湘南的过程中，朱德是第一号领导人，陈毅就是第二号领导人。也就是说陈毅是林彪的老领导。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划为对立派。陈毅的复出，会对林彪产生心理压力。如果贺龙当时还在，应该更为合适。换句话说，陈毅的复出，是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一场心理战。

当时陪在毛泽东身边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迟迟不见出场。属于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应该说毛泽东的那个心理战很见效。

当时周恩来非常着急，不停看表、让秘书打听林彪的下落。几次三番之后，林彪终于缓缓出现。对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没有说话。

然后，很快就不辞而别。从头到尾基本上没说话。再然后，就是毛泽东南巡。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林彪也在静静的思考着对策。在那个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干另外一件影响世界走势的大事——和美国和解。

下卷 绝境中的林彪

第一章 林彪最后的武器

逆境，林彪并不陌生。从军二十多年，从井冈山到陕北，再到东北，大部分时间一直身处逆境。在那个过程中，林彪从弱变强，从小到大，一步步迈入历史名将行列。他的对手也是当时国军中的人杰。不论在有利还是不利情况下，林彪总是能生存，总是能发展壮大，总是能走出困境，反败为胜。等到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林彪在理论上掌控着一生最丰富的资源，最后却输得一无所有。原因无他，只因为他的对手是毛泽东。

按照林彪的想法，上位的最好办法是正常途径，也就是从党内正规渠道上升。也许他本人不想和毛泽东对着干，但是身后的那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推着他往前走，走到毛泽东对立面。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了那样一幕闪击战。

从旁观者角度看，那一幕设计得很漂亮，不愧是林彪的手笔。但是毛泽东的威望还是太高了。当毛泽东表示不同观点时，那些曾经给林彪喝彩、表示支持林副主席的人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转向对立面。从那之后，林彪正常升迁之路堵死了。接下来，就是传说中另立中央。因为林彪没有行动，那就成了一个传说。但是毛泽东一路南巡给那个观点提供了佐证。

不是林彪不想行动。而是他失去行动资本。最终林彪发现，带兵几十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副统帅，却落如绝境——无人可以的境地。他手中只有一张王牌值得信赖，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虽然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只有父子可以上阵，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可怕的悲哀。

林立果生于一九四五年，那一年，那个在跟在中国后面学习了两千年、脱欧入亚、自称香蕉民族的东瀛岛国，骑在中国头上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再一次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一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一年。国共之间是合作还是战争，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

最终蒋介石先生选择了战争。林彪成了战争的筹码。但是对林彪而言，战争中一系列胜利的喜悦比不上林立果的诞生。林彪说，林立果是他的眼珠子。

在林立果出生时，林彪已经赫赫有名。从记事起，他就记得他是他那了不起老爹唯一的儿子，被众人捧在手心里。他去最好的学校，可以干别人想而无法干成的事情。等到他成年，又是林彪得势的时候。他二十一岁那年进入北大物理系，第二年就在空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几乎从没有遇到过挫折，不，应该说只有一次挫折，然后就是万劫不复。

林立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很容易概括，就是一个二代。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权二代之流的，在林立果面前就是浮云。建国之后，林立果大概是最牛的二代。实在想不到有谁能和他比。但也正是那些牛气的资本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林立果有多牛，从他找老婆的事情上看出来。以林立果的条件，要找老婆的话，绝对有姑娘排队送上门。空军内部就有许世友的女儿对林立果的印象不错。但事情就是这样，往往越容易办的事情上就会闹出很多不可思议的结果。林立果找老婆，原本只是人生中正常的一件事，结果变成了沸沸扬扬的“选妃”，搞得满城风雨。

其实林彪本人对孩子找对象没有特殊的要求，主张“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林立果本人也没有非要怎么样。但是到了叶群那个有小聪明爱折腾的女人那里，一切都不一样了。叶群想要在选择“最好的”，就告诉林彪，就以孩子害羞为由，请老朋友们帮忙物色一下。林彪一想也对，表示同意。叶群很高兴，决定大干一番。

叶群就把林彪的粉丝的老婆们召集起来，请大家帮忙，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婆。他们虽然都是女人，但是她们的男人分别坐镇陆海空三军要害部门。一张网下去，基本上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力度堪比古代皇帝选老婆。

如此大力度有什么标准呢？当然，第一关是美貌。美貌不同人眼中又不一样。大家各自出动选美女，分别把照片和资料送到叶群和林立果那里。他们看得上的才行。

第二个标准则是健康。按照一般人看法，应该是名门闺秀。林立果不是。林家当时已经是中国排名第二位了，不论和谁联姻都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林家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挣得，完全不必要那个，所以他们选择健康。也就是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凡是身体有问题的，一律淘汰。

根据游戏规则，各位妇人自然要好好表现。因为按照正常情况，林彪日后成为一把手，林家媳妇媒人的身份就很重要。所以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从老家西安市找到一位干部女儿，号称“杨贵妃第二”。听那绰号，就没啥希望的。纵观中国历史，也只有唐朝以丰腴为美。而姑娘到北京之后，胃口很好，很短时间从丰腴升级为肥胖，被淘汰了。吴法宪老婆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找到一个扬州姑娘，号称“西施现世”。能配得上西施二字的，自然也不错。但是很遗憾，依然没能进入林立果的法眼。

当然天下美女之多，只要用心挑选，总能找到合适的。胡敏的“杨贵妃第二”被淘汰之后，充分发扬不畏艰苦的作风，亲自去南京挑衅。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她终于找到一个钟意的女孩子，就是张宁。好吧，就是她了。

从现在的照片看，张宁文化程度不高，但堪称美人，美而健康。她的照片让叶群满意，她的人让林立果和林彪满意。但是她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当初她有心上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她的个人意愿不算啥，她的那个心上人更是微不足道。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因为林立果对张宁满意，叶群又从满意变成不满意。因为叶群的处境就像太后给皇太子选妃子，可以通过妃子控制皇太子。慈禧在同治和光绪皇帝身上都用过此招。叶群担心小两口太过甜蜜，会削弱她在林家地位。但叶群终究不是慈禧太后，因为林彪还在。

从这事情上看，选美的事情完全是叶群搞起来的。看似和林彪没有关系。然而那才是问题所在。前面说过，叶群是一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女人，她的理想归属应该是中产之家的家庭主妇。她所以可以兴风作浪，无非是因为她那个怕风、怕水、怕光的丈夫而已。她的一番折腾，风浪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可见势头之盛。

至于林立果本人，和林彪的个性一样，很少说话，但是折腾事的本领远胜叶群。从后来的事情上看，九一三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叶群和林立果太能折腾了。叶群折腾，不过是女人式闹腾，风声大，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林立。

致命的林立果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岁的林立果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应该是大学二年级开始就业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空军成立时间较晚，但是因为它的机动性，受到很多领导人重视。按照吴法宪的说法：“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毛新远）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毛新远是毛泽东的侄子。除此之外，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都有亲属在空军上岗就业。但是他们也就是上岗就业，林立果却走得太远。

林立果进北大时，文革已经拉开大幕。以林彪的头脑，自然不会把独生子放在红卫兵中瞎胡闹，就把他放在机动性最强的空军。空军司令吴法宪又是林彪的铁杆粉丝，自然想办法把林立果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也就是党委办公室。吴法宪当时觉得给林家办了件事很正常，若干年后才感叹：“我万万想不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麽严重的后果！”

当时的吴法宪只想给林立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他给找一个年轻人帮助他。那人就是周宇驰。周宇驰生于一九三五年，比林立果年长十岁，为人机敏。曾经担任过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某次因为没有把参考消息送到刘亚楼手上，惹刘亚楼恼火，下放地方一年。吴法宪上任后，见周宇驰写作功底不错，又把他喊回来。

林立果当秘书，自然要写作的。林立果写作水平怎么样不清楚。但是吴法宪为了让林立果秘书干得不太孤单，就把能写作的周宇驰接受给林立果。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时林立果二十二岁，离开林家大院，没啥朋友。周宇驰只有三十岁出头，却是从最基层爬上来的，久经世故，高人际关系那是一流。而且见到林立果，他仿佛看见一个希望：一切皆有可能的希望。从那以后，周宇驰就成了林立果的狗头军师，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尽管他干得很失败。

吴法宪对林立果的照顾是多方面的的，比方说介绍林立果入党。这些事当然都是讨领导开心的马屁文章，但是很成功。比方说叶群就喜滋滋的对吴法宪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正确的。”又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叶群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林立果是林彪放在空间里的钉子。所以吴法宪有时候也很烦：“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尽管他是空军司令，但并不能控制空军的一切，尤其是林立果。

林立果在空军办公室当了两年的秘书。两年之后，就通过王飞和周宇驰向吴法宪提出要求：外出调研。吴法宪自然不反对，特意让王飞和周宇驰、林立果组成“调研小组”。那个小组究竟干了啥，吴法宪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几年之后，“调研小组”的成员成了“联合舰队”的成员，搞得吴法宪肠子悔青。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号开始，九大半年之后，林立果成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当时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员主要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刘世英。他们形成一个小团体，吴法宪都无法掌控。

这个可以说成是林彪的布局么？可以说不是。因为当时林彪地位稳如泰山，而吴法宪又是他的忠实粉丝，对林家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林立果升职不久，吴法宪当着王飞和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个一切：指挥一切和调动一切。

然后这个成了吴法宪的罪证。老实说有点冤枉。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谁能想到后来的事情。吴法宪当时那么说，无非就是通过领导儿子拍领导的马屁而已。如果不是林彪，以林立果资历，要见吴司令一面估计都要排队好几天。后拉吴法宪回忆：“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但结果不可否认，就是因为吴法宪的纵容，林立果才能在空军中搞出那么多花样。

但是也可以说是林彪在布局。因为林彪一辈子都在搞斗争，武斗和文斗。建国之前武斗，建国之后文斗。他的副统帅地位就是斗争得到的。如果没有刘少奇倒台，那么就没有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斗倒刘少奇的那个政策还在。因此他自己也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所以他要一个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力量也可以理解。

吴法宪不是很忠于他么。吴法宪却是很忠于他，但有个前提，就是他忠于毛泽东。林彪所以能成为副统帅，是因为他选择站在毛泽东身后。但是对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人，他不能保证任何人百分百忠于林彪自己。第一次庐山会议就是一个例子，红一军团兼红一方面军出身，一直跟着林彪干的邓华为彭德怀辩护，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一员。钟伟将军也是林彪看好的人，当众为彭德怀鸣冤。那还是在彭德怀被批斗的情况下。

罗嗦了这么多，林立果在空军搞独立王国究竟是不是林彪布局，依然还是个迷。

林立果和林彪性格类似，也是沉默寡言，不同的是他很高调，至少干事情上很高调。一九七零年七月三十一号，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的二十三天，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干啥呢？听报告，听林立果的报告。

林立果虽然是林彪的儿子，但是要功劳没功劳，要资历没资历，年纪轻轻就去给空军司令部的人讲报告，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更为非同寻常的是报告内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每讲一段，就要来一个实例增加说服力。那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说讲到政治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正确，刘少奇不对。举例说：“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某工厂有个生产发电机垫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率又低，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看看这内容，还以为大跃进还在继续呢。

讲到毛泽东思想神奇部分，林立果举例子：空军某医院最近三年治好了六十名精神病人。医院治病救人没错，问题是救人方式。因为六十名精神病人“没打针，没吃药，就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金钥匙！’”并且引用这所医院医生的话：“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仿佛毛泽东思想比巫术还有用。

——看看那时代，何其荒谬。那些话林立果会相信么？当然不信。如果他相信，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下面鼓掌的那些人相信么？当然不信。谁信谁傻蛋。傻蛋是没有资格在那里鼓掌的。

林立果又说道中国必然强盛的部分：文明从东方开始，转到西方，再转到北美，必将“螺旋式”以更高级的形式转回亚洲社会主义中国。号召大家“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努力，和大家一起干！”并表态曰：“我来空军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说真的，文明强大与否，中国强盛与否，离林立果有点远。那些都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他有能力考虑的问题。

看那标题看那内容，还以为是林彪在作报告呢。实际上那本来就应该是林彪干的活，结果被林彪的儿子干了。在政治上，林彪和林彪儿子差别是很大的。

诡异的是，林立果不仅作了那报告，而且大张旗鼓的宣传。许多人带头鼓掌较好。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虽然没有在现场听报告，却也对叶群说，林立果讲得好，相当于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只从大跃进之后，卫星，两个字就特别敏感。当然，仍然可以把吴法宪的行为理解为阿谀奉承拍马屁。但是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和他身边那几个货要来真的。

接下来，在几位死党的策划下，林立果的讲话迅速在空军迅速传播。林立果也从“人才”变成“天才”，再变成“超天才”。如果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天知道会不会变成“咸蛋超人”。当年他爹在那个年龄段已经统帅千军万马，也没有那么多名头。成为超天才的林立果什么都没干过，就如此干如此嚣张狂妄。以至于毛泽东在南巡时对林立果念念不忘：二十几岁的孩子就捧那么高，是害了他。

很难想象那一切究竟是林立果身边那几个脑残的精心策划，还是有其他人幕后推手。因为当时林彪还没有上位。如果林彪已经接班，宣传一下，看看能不能子承父业还可以理解。而当时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已经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那样的时候，应该是避免嫌疑，而非到处张扬。给人那感觉好像不是林彪要上位，而是林立果要接班。

吴法宪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试图挽回，但是好像没有作用。因为那颗卫星不久就飞出空军，飞向全军，飞向全国。吴法宪不准空军印刷林立果的报告。但是下有对策。当时文化大革命嘛，手抄的东西很流行的。那颗卫星越升越高，然后就破了。

因为那股宣传之风，一直吹到庐山。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已经表态的情况下，陈伯达已经完蛋的情况下，吴法宪被牵扯到的情况下，那股风还在吹。

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了，找到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周恩来是出名的和气。不是很过分，他绝对不会点林立果的事的。搞得吴法宪也很委屈。因为吴法宪也没办法。如果是周恩来说话还没啥。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跟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搞得吴法宪压力很大，就找到叶群说：“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倒也聪明：“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部收回烧掉。磁带也全部收回洗掉。并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但是效果不大。直到一九七零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还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很高，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

吴法宪回忆：“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吴法宪这些话，有帮他和林彪洗地嫌疑。同时也暴露一个信息：就是吴法宪无法完全控制空军，至少控制不了林立果那帮人。至少从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完全独立，也许连林彪都不知道他干了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去了广东。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话是很有问题的。庐山会议之后那种大环境下，所林立果还有心思搞调研？连吴法宪都不相信：“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吴法宪只好表示同意。为什么要去广州？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还想通过党内正常途径转正的话，那么在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已经不存在了。庐山会议林彪之前心里有想法，也许不会实施。庐山会议之后，在那场闪击战失败的情况下，他必须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前面说过，广州军区原本是黄永胜地盘，下面主要领导人也都是林彪的粉丝。如果有想法，在广州军区更容易实现。

林立果去了广州军区之后干了两件事，第一，开飞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练习开飞机。吴法宪坚决不同意：“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叶群也同意吴法宪的意见。

在吴法宪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有学开飞机。但是周宇驰偷偷学了。周宇驰学会开飞机之后，就驾驶飞机到处晃悠，晃悠到南昌。程世清恰好从周宇驰的到处晃悠中，突然灵感爆发，联想到“林彪可能逃跑”。正是程世清的灵感，导致毛泽东南巡时突然改变计划。

这一切是是非非，谁又能完全理清楚呢。

林立果干的第二件事，玩失踪。

只从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给吴法宪安排了新工作，陪江青。江青到处转悠，总有吴法宪相陪等人陪伴。他们几个虽然看江青横竖不顺眼，却也没辙。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吴法宪陪江青转悠到广州，想到林立果那小少爷也在那里，决定去看看他。按照吴法宪得到的信息，林立果应该在空军第九师蹲点调查。但是他不在那里，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却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一番周折之后，通过空军副参谋长才找到。那是林立果在广州的私人据点。让吴法宪想不到的是，林立果还有很多据点，他都不知道。等他知道时，已经是九一三之后了。

也就是说，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林立果，完全是独立自主的。

完全独立自主的林立果是致命的。

第二章 谈谈《五七一工程纪要》

吴法宪虽然找到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在干吗。日后吴法宪以此为依据，试图把他自己和林彪置身事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空军司令员管不了空军小卒子，只因为小卒子他爹是司令员的偶像。事情闹出来以后，小卒子他爹和司令员又如何能逃脱关系?

应该说林立果的做派林彪是知道的，至少知道一部分。

林立果加入空军，虽然是叶群出面，必然经过林彪同意。林立果成为作战部副部长，也是林彪的意思。吴法宪到处给林立果开绿灯，不是因为他看林立果多么顺眼，而是要拍林彪的马屁。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说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就不是林彪了。林彪从出道开始，从不干没把握的事。

毛泽东四处批判林彪，林彪看似没动。但林彪的武器（林立果）在动，就够了。

那么林立果神神秘秘的干了啥呢？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具体说，就是和他的那几个心腹写一份文件，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份文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放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也只有初期的《五一六通知》等少数文件才能与之相比。它对时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一份经典，一份诋毁毛泽东的经典之作。现在各大论坛中看到的对非议毛泽东的言论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赶得上那份文件的一半。

文章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捣鼓出来的。这里提前所以说，九一三之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都死了，只有李伟信还活着。很多证据来自李伟信，有些地方存疑。即使《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也存在疑点。这里先说说文件本身。

文件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的是当前局势背景：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政局不稳导致以下结果：

一，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总纲，因为不稳定产生危机。

二，夺权正在进行。 ——因为危机导致权力重新分配，也就是夺权。

三，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说白了，就是夺林彪的权。

四，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夺权方式：和平演变。

五，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六，他们“故计（伎）重演”。

七，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和平演变的后果。而他们都处于枪杆子范畴，不利地位。

八，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所以要反抗。而且给反抗找光明正大的理由：防止很多人头落地，还是拯救中国，反正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

九，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为未来干的事做一番展望。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自我打气一番，准备开工。

这份文件开始部分写得还是像模像样，很有总纲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处境很不好，我们要反抗，我们是被逼的。同时我们有反抗的资本。

一句话：反抗利益极大，不反抗危害极大。

夺权本身一种高风险作业，要去干，就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当然，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一，夺取全国政权。这事一个假设，最为理想的假设。没有人能保证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二，割据局面。就是只夺得部分权力之后的选择。至于第三种可能性，失败了怎么办？文件里没提。但是他们应该心中有数的。参照之前的历史，只有两个结果，一，死；二，跑。

尽管这样那样的风险，但还是要去做。文件接下来论证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B—52（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道义在我们这边，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已。

所有搞政治的，不管阴谋还是阳谋，都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要强占话语权，不然的话，就站不住脚。林立果他们虽然没经历过各种挫折，长时间泡在权力中枢，对这一切还是懂的。这一段甚至能看成“讨毛泽东檄文”。

既然决定夺权，光靠口水是没有用的，必须有行动。论口水，当年戊戌变法那帮知识分子靠论战能力就应该成功。所以失败，就是没有行动能力。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枪杆子里出政权。林立果他们深以为然。

行动之前要考虑一下双方的基本条件。

对夺权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文件具体罗列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国内方面：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满，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应该说文件把当时的国内矛盾概括的非常好。如果在举例论证一番，来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话，就是一篇水平很不错的文章，至少比网络上流传大多数“稀泥”文章要好很多。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优点摆完之后，自然要摆困难了。

困难第一条：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这是致命的一点，准备不足。凡事就怕准备不足。准备不足，是要害死人的。但是真正致命的一点他们还没有说出来，就是无法准备充足。

准备不足不可怕。可怕的是难以准备充足。因为林彪虽然是二号人物，但是一号对军队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林彪必须小心翼翼的避免任何动作。所以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在北戴河疗养，基本上没动。不仅如此，林彪甚至连身边的小团队都不敢绝对信任。事后证明，所谓四大金刚，均没有参与九月十三号的具体行动。说明林彪也不敢百分之百的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于林副主席的同时，也忠于毛主席。

既然林彪都要小心翼翼的避嫌，都没有行动的把握。那么林立果如何“准备充分”。他所以有活动能量，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如果他准备过于“充分”，那他也就暴露了。于新野开直升机到处转悠一圈，就激发了程世清的“灵感”。那种情况下如何准备充分？

所以困难的第二条才是致命的：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

——这个不用说了，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接近“神”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对毛泽东的不敬，甚至不满，都将粉身碎骨。

毛泽东有那么高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拜林彪所赐。如果不是林彪接过刘少奇造神运动的大旗，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挥舞，毛泽东也不会那么神的。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尊神像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有着超一流的手腕，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当毛泽东决心要干一件事时，唯一能让他罢手的就是他自己。当毛泽东把他的手腕施展出来时，唯一能战胜他的人还是他自己。对此林立果没有多少感触，林彪应该有切身体会的。

所以第三条难点：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这条本来就多余。如果能掌控军方统一的力量，也就掌握全部权力了，何必去夺权？而在毛泽东还在的情况下，任何人想掌控军方统一力量都是痴心妄想。

其实真正夺权，就是要从毛泽东手上夺权。要夺权，必须能触及毛泽东本人。问题是林立果他们无法触及到毛泽东本人。

所以第四点困难：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

说了这么多，就是行动很困难。所以需要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对自己这方有利的时机。但是不会等待太久的。文件指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在如此情况下，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

平衡打破之日，就是时机到来之时。时机到来的时候，无法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说真的，这种可能性不大。详情如上。

可能性之二：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此后局势验证了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二者虽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

接下来就应该考虑行动的技术手段了。要达到战略目的必须有足够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之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

可选择方法之一：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可现在方法之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这两个手段都是非常乐观的幻想。

想要掌控毛泽东，需要突破以上罗列的种种困难。林立果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突破那些困难。除非异常走运的情况下，比方说用两块钱博五百万的概率。那样子的馅饼，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的。

就算走了大运，掌控了毛泽东，也休想把上层一网打尽。因为即使掌控毛泽东，也不敢公布出来。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想调动军队很难。别的不说，就吴法宪和黄永胜都未必同意。至于斩局部爪牙更可笑了。毛泽东的局部爪牙那些人？江青中央文革几个人，其他人如各方领兵大员，如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斩掉几个喷口水的，于大局无补。至于要斩许世友他们，呵呵，林立果也得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反过来被斩的可能性到很大。

所以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属于心理上自我安慰的。

那么转向技术手段之二：逼宫形式 。

在历史上，类似的节目都是用武力威胁最高领袖。林立果他们也是有模有样。《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处：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达到目的。

——说白了也就是不对称战争，俗称恐怖袭击。

只不过林立果他们隐藏更深。因为他是副统帅的儿子，可以调动很多资源。谁也想不到他会对伟大领袖动手。那是他们的优点。如果不顾一切去干，成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是那几位大爷都是没有经历过考验的货，有机会也未必能抓住。

具体下来可以借助哪些力量呢？纪要给出了答案，分为基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这些是联合舰队可以使用的力量。但是真正可以为他们所用的，也就是江腾蛟他们那些空军力量。实际上也未必可靠。因为在中国，凡是牵扯到反对毛泽东的，任何军人都不能保证可靠。这也是他们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可以借助其他力量，纪要中分别罗列出来：二十军 ，三十八军，黄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

这些基本上都是不靠谱了。就算里面有部分林彪的人马，也不可能听林立果指挥。特别是毛泽东南巡之后，他们反而是林立果的羁绊。话说回来，林立果也正是天真的以为那些力量会为他所用，才敢在开头部分写出，夺取全国政权或部分武装割据。

当然，任何时候搞政变都不能忽略外国因素。在那个时代，真正能影响到中国内部决策的两个超级大国是苏联和美国。所以纪要记载：要和苏联秘密谈判，利用中苏矛盾。

其实中国当时跟苏联很僵，正在跟美国接触。 要借助苏联力量并不容易。

既然要政变，要夺权，最后都要面对现实的。所谓现实，就是国内老百姓，就是国外的各种力量。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就算阴谋成功也难以稳定持久。纪要里面，这一段是最搞笑滑稽的。对内的口号和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听到这些口号是不是很纳闷，因为一直就是这些口号啊。之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这些口号，建国之后，也是这些口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说的最多的那个词还是团结。林立果在喊这个口号有意思么？凭什么让人信服，凭啥让人认为他能比毛泽东喊得更为响亮呢？

下面还有转折：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真的，这些口号跟小孩子过家家差不多。因为中间有一个明显的悖论。

《五七一工程纪要》前面部分已经说了，毛泽东威望无与伦比，难以撼动。现在到后面又要把毛泽东塑造成当代秦始皇，号召大家去打到。那么好吧，就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独裁专权，那也是半个世纪以来慢慢形成的，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形成的。如果通过几个口号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只能说国人的智商和意志力堪忧，国家要完蛋了。

在看那“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封建王朝的定义就不要去摆了。就算林立果说的是真的，那么林家也只是“封建王朝”的权贵而已，国人凭啥支持那些遗老？如果国人智商真的如此低下，那么我只想说，国家早已万劫不复了，根本就不会有新中国诞生。

至于“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这个我想已经超出了林立果他们几个的理解范畴之外。

所以单看这些对内的口号，就能明白，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是靠不住的。最后的结局也验证了那一点。

对外口号上虽然有也有荒谬的部分，但还是有点弦外之音的。

先看荒谬的部分：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空洞口号，不提。力度还不如天安门上毛泽东手书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呢。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这点也挺搞笑，前面还要利用集会把高层一网打尽。这些外交工作原本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搞的。难道说要把周恩来和陈毅留下来搞外交？能如愿么。周恩来在，林彪能稳么。

有玄武知音的是下面这几条：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毛泽东）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如何办到，林立果等人应该也不清楚。但是接下来的部分透露部分信息。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如果这几条能够实现，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结局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前面那一切都是计划、设想、评估，都是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那样的不确定句式。要把不确定变成确定，必须付诸行动。没有行动的计划都是幻想。所谓的计划，也就是把前面部分浓缩一下。他们把行动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又分成若干部分。

1，计划设计。——参照上文，不同时候，不同准备方式。

2，力量准备。——这个最难，也最重要。难，是因为保密性不好做，可靠的人不好找。而且还要有人指挥。他们建立的指挥班子一共三个人，江腾蛟，陈励耘，王伟国。

江腾蛟生于一九一九年，湖北黄安人，一九三零年参加革命，担任儿童团大队长，但是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抗日战争爆发，随新四军干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的级别为三十八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文革之前，担任空军第四军政委。江腾蛟和会来事，通过吴法宪赢得叶群的好感。叶群认为江腾蛟“政治突出”。同时江腾蛟和林立果关系很不错。

林立果初入空军时，江腾蛟常常带着林立果参加各种会议，结识长三角一带空军部队的负责人。付出就有回报，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可以说，江腾蛟是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心腹之一。

陈励耘是四川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地下党。一九三八年去延安。整个战争年代，陈励耘在华东野战军干，跟林彪没有交集。不仅战争年代没有交集，建国之后，陈励耘和林彪私下只见过一次面，前后不到一分钟。当时陈励耘但任空军第五军政委，和江腾蛟关系不错。一九六九年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九大之后，因为一个空军工程建设问题去北京向林彪汇报。当时他看见沙发上的林彪，敬了一个军礼，问好：“问林副主席好”林彪回答三个字：

“好，好，好”。然后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就领着陈励耘到看电影去了。表面上看，陈励耘甚至不是林彪的人，但他一直为林彪办事。林彪在杭州的别墅，就是他负责搞的。

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表现过于积极。据陈励耘自己回忆，庐山会议之前，江腾蛟带口信给他：“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张春桥是反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上庐山之后，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林立果又用打电话给他：“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 陈励耘说：“没有。”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林彪讲话之后的第二天，陈励耘就在华东组开火了“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等等。”说了一大堆，慷慨激昂，自以为得计。没想到后来就遭了秧。

至于王伟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整个战争年代属于半文半武的状态中。当时的王伟国是七四三一部队政委。

接下来就是基本力量：警卫处。

公开的力量，李松亭。

李松亭是解放战争参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然后进入空军，在王维国的手下担任警卫处长。他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曾经阻拦过王洪文；也担任过林立果的警卫。王维国指示李松亭，林立果来上海，要拿出最大热情、给予最周到的招待。李松亭表示认可。林立果喜欢吃螃蟹，上海螃蟹不好吃，李松亭就想办法去苏北搞螃蟹。这本是拍马屁的行为，没想到林公子吃了很开心，觉得李警卫人不错，能干可靠，当成自己人。可见拍马屁也害人吶。

秘密力量，上海小组。

再有一些其它杂七杂八的力量，属于安慰性质。

3，物质准备，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武器装备和通讯器材。

对林立果他们而言，要取得武器并不是难事。以他们的处的位置，有很多办法得到武器。具体情况就不描述了。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改装了一批武器。通讯器材，有一个传说中的01工程，林立果自己主持设计的。

4，情报系统。

这一点最重要，也是最危险。只有充分的情报系统，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收集情报的可靠性非常重要。要实现情报可靠性，必须有可靠的人。可靠的人，恰好是他们的短板。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是崇拜毛泽东的。想要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收集情报而不暴露，难度不下于敌后工作。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实施。

在《纪要》中写着，奇袭。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具体方式罗列了，就是一种类似恐怖袭击的不对称战争。只不过恐怖分子袭击之后要表态承担责任云云。林立果他们成功了，会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充当正义之师，为“伟大领袖报仇”。就好比清朝入关那会，打出的旗号是“为大明皇帝报仇”。

这里他们又把之前那些归纳总结如下三种办法：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基本是幻想。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想在上层联络大家反对毛泽东，基本上不可能。上面能串联好，庐山会议上林彪已经上岗就业了，不至于沦落到现在由林立果来筹划这些玩意。

一个先斩后联。——可行性不高，关键是后面的“联”，难度很大。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 介于前两天之间。

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用张春桥当替罪羊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中央文革那帮人中，灵魂人物就是张春桥。张春桥能思考，办事有原则。江青只是地位独特，有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少实际的才华。康生有才华，但是老滑头一个，没有立场。姚文元只是一个文人，跑到中央纯粹是一个误会。只有张春桥既有立场又有才华。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场闪击战，矛头就是对着张春桥去的。有那么多人赞同，也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而已。彻底批判张春桥，也就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所以林立果虽然鲁莽，头脑还算清晰。

而且在《纪要》里明确指出：奇袭一旦进行开始，就要坚持到底。

所谓坚持到底，就是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要做到这点，必须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看来大家都钟爱上海呵，文化大革命从上海搞起来的。林立果也看中了上海。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担心许世友。 许世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听林立果的话。因为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

固守浙江、江西。——把程世清看成自己人。却不知半年之后，毛泽东仅仅在南昌见程世清两次面，程世清就把一切交代了。不仅把所见所闻交代了，还把自己的“灵感”交代了。如此战略吨位差别告诉别人，林立果的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也就是上层串联，参照前面。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如果军事接管成功，这个可以有。如果仅仅是占领一个部分，这一招未必灵验。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这招就是由点到面，迅速扩大组织，壮大力量，达到全面夺权的目的。

最后一块要做的就是善后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打江山容易（夺权）坐江山难（守成）。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夺权之后的事情，和夺权一样重要。对此林立果他们在《纪要》写到：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每当看到这一点时，都有点怪怪的。可以肯定，这个主意绝不是林立果他们几个的原创。以林立果他们几个那点人生资历，创作出如此有效的政治策略，说真的，有点难。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林彪谈政变）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 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和“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是异曲同工。而文革时代发生的武斗，两派斗争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林立果把那一招写下来，并且写在策略第一条，表示他对那一切很熟悉、很认可。接下来有抄袭了一系列口号：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一小撮

——看看这些口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说白了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奉行的那一套。

为此，林立果他们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为自己的这种抄袭行为辩护：“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接下来：“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相当于“讨毛檄文”第二部分。

那么同样是“打击一小撮”，自己又有啥不同呢，《纪要》写到：“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五七一工程纪要》初看起来，写的头头是道。仔细看一看，矛盾众多，可行性不高。基本上是一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揭示了当时很多社会问题，如此而已。

这个文章是于新野执笔的。但是李伟信也罢，周宇驰也好，于新野也罢，真正的核心人物还是林立果。没有林立果就不会有这个文章。而文章本身就有很多疑点。

首先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文章是不是伪造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除了林彪一家外逃之外，还有一架飞机起飞。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几个都是林立果的心腹死党。后因逃跑失败，三人相约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则放了空枪，随后被捕。所有关于《纪要》的证据均来自李伟信的供述，孤证。孤证总是让人难以信服。

李伟信生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人，父母都是新四军老干部。所以于新野十六岁参军，擅长美术。估计连同自己都没想到，美术功底把他送上高峰又把他推向低估。文化大革命时代，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李伟信在空军大院到处画毛泽东的巨幅像。林立果去上海收集“毛泽东像章”。李伟信帮忙。此后两个人走到一起，形影不离。李伟信成了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小舰队成员之一。

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生活秘书”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李伟信被捕之后，供出了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九月十三号那天，李伟信负责烧文件，而且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李伟信烧掉很多东西，据说连避孕套都烧了，怎么会遗漏了如此重要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要知道烧掉的那些文章价值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比得上这个文件犀利给力。因此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

那个东西确实很值得怀疑。既然要烧文件为啥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答案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

所复杂，就是因为大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纠缠不清。这里面有很多问号。所有问号无外乎两个字，真或假。

根据主流意见，是真的。因为它的当事人还在，经过法院确认，供认不讳。所以有人怀疑，除了只有李伟信孤证之外，还有政治因素。因为九一三事件疑点重重，很多谜题难以解开，所以中间让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怀疑者的依据之一就是，李伟信可能受到政治压力。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空枪的事实看，他是想活命的。在那个年代，活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配合。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信的。比方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比方说周恩来身上所谓“伍豪事件”。还有一大堆冤假案件。不怀疑，才不正常了。

其实那个东西的真假，和之前那个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李伟信没有把它烧掉？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很简单的动机，反过来问，李伟信为什么要把它烧掉？

林彪需要出走时，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按照搞阴谋的流程规范，应该把文件啥的全部清理掉，也就是掩埋证据。最好把蛛丝马迹一扫而光。但是这样一个流程规范有一个前提，掩护自己不要暴露。当时他们都已经走了，也就没有掩护的必要。但是他们依然要把能烧掉的东西全烧了。目的也很简单，走后肯定要被人家泼脏水。见不得阳光的证据少点，就少点泼脏水的机会。

但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不同。它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阴谋，讲各种计划；另一方面也是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就是揭露当时社会不足，并且攻击毛泽东的。那么留下来，让别人看，也是一种宣传作用。即使去了苏联，还要继续斗嘛。留下来，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辩护和宣传。

另一方面，计划暴露了，那么他们的同志如江腾蛟岂不是也暴露了？干吗要把自己的战友暴露出来。答案，恨。

因为江腾蛟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才失败。要说林立果他们不恨才怪，应该恨得牙痒。而且根据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看，林立果肯定会怀疑，有人是内奸。所以他们要借刀杀人，把内奸除掉。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完全合情合理，甚至是刻意为之。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李伟信没有说。就算实事真是这样，李伟信也不会说。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对他很不利。

上面解释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与否的可能性之后，再说说另一个谜题：林彪是否知道这份纪要。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但是必须用要说。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林立果。

一九七一年，林立果只有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如果放到现在，也就是刚刚走上社会品尝酸甜苦辣，开始慢慢成熟的时候。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内心还是头脑都没有达到人生巅峰。实际上从林立果进入空军算起，他进入社会才四年的时间。而他将要面对的那些人，却是纵横天下四十年之上的精英，在整个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精英。一个没有达到人生巅峰的年轻人去承担了他所不能承担的重量。

按照正常情况推算，人只有经过足够的挫折之后才会真正成长。即使是林彪，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之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林立果经历过什么挫折？他小时候可以有最好的玩具，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所有人把他捧在手心，没有人敢欺负他，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最好的学校，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单位，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可以在单位中干任何他想干的事，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他经历过最复杂的事情，就是选老婆。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讲，他的肩膀还是幼嫩的，不足以和他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对抗。

但是他自己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的人生中，一切太顺了，还没有挫折的概念。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态。从好处讲，敢干，初生牛犊不怕虎。从不好处讲，鲁莽。

从性格上来讲，他并不是特别张扬。很多回忆录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甚至沉默寡言，很像林彪的个性。但也仅仅是很像而已。个人经验上，人生境界上差太远了。二十六岁的林彪已经身经百战，踏上名将征途了。

当然，林家处于权力核心，林立果接触到的事情不能用通常人的立场衡量。他很小就接触到权力斗争。对上层发生的那些事了如指掌，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林立果所作所为，林彪是否得知？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结果，无法就两个，知道或不知道。

知道的可能性：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情形急转直下，林彪看似任何动作都没有，但不代表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三板斧打出来之后，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林彪自己看似没有动作，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动。他的身份太惹眼了，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波动。而且他身体也不好，动不了。让他来一次类似毛泽东的南巡，会要了他的命。

但是不代表他不想动。他自己不动，可以找人代替他自己行动。找谁呢？那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他的核心团队成员也很惹眼，而且正在挨批写检讨。另外林彪也无法保证那些跟随自己的将军就能因为忠于自己而背叛毛泽东。他唯一能信任的就是林立果。

不知道的可能性：连谋略超人、手腕出神入化的毛泽东都无法知道每一件事。各方面都逊一筹，而且身体状态非常不好，甚至行动不便的林彪要知道每一件事也是不现实的。比方说叶群的一言一行，林彪就掌控不了。林立果在外面干啥，林彪也可能掌控不了。

林立果毕竟是少壮派，初生牛犊不怕虎，顺风顺水不知道挫折为何物。那种人应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那种人的世界观中，不干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不足以展示自身的价值。所以他私下里搞那份《纪要》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吴法宪等人就认为林彪是无辜的。

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知道一个大概。如若不然，林立果也无法在空军之中搞出一个独立的派系。吴法宪纵容林立果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同时也要指出一点，拍马屁也需要水平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能揣摩对方的心思。如果吴法宪揣摩不到林彪的心思，也就不不会纵容林立果。

但是林立果行动细节林彪是否知道，知道得早还是晚，这些先放一放，后面再讲，再回到林立果的事情上。因为林立果同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就是把《纪要》从理论变成现实，从唯一的一条巷子里走到天黑。

第三章 毛泽东的杀招

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抛开深层次的东西不谈，可以简化为两次政治斗争。第一次毛泽东借助军方力量战胜了行政系统的刘少奇。第二次，就是毛泽东借助行政系统的力量战胜了军方的林彪。两次都是伤筋动骨。第一次因为打到刘少奇，把政界打碎重来。九一三事变之后，整个军方系统重新清洗。

当初为了打到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从军方的罗瑞卿入手。因为罗瑞卿是刘少奇在军方潜在的依靠。拿下罗瑞卿，基本上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

这一次为了打击林彪的军方力量，从政界的陈伯达入手。因为陈伯达相当于林彪在政界唯一的依靠。达到陈伯达，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和政界的联系。

当初为了打到刘少奇，和罗瑞卿同时达到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此次为了打到林彪，和陈伯达同时批斗的还有吴法宪等人。因为他们是林彪的左膀右臂。

当初刘少奇的优势在政治局。文革一段时间之后，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政治局委员，要么靠边站，要么写检讨。此次林彪的优势在军委办事组。三板斧之后，军委办事组土崩瓦解，四大金刚的日子都不好过。几乎相同的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仿佛是另一个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但是康生是个老狐狸，他不想步当年陈伯达的后尘（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长，却夹在江青那里受气）。所以康生就一直在生病。权力就在江青和张春桥手上。几年之后，康生翘辫子，临死之前去周恩来那里告状，说江青和张春桥历史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中不满。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

对比刘少奇在政界几十年，林彪在军方的实力毫不逊色。从红二十八团长开始，到红一军军长，到红一军团长，再到日后第四野战军。林彪在任何一阶段都是实打实的干出来的。他才华是卓越的。他的战绩是优异的。他的声望是坚实的。再加上副统帅位置上宣传了好几年。说真的，要不是毛泽东神话的存在，没有人能动林彪分好。如果不是毛泽东神话般的存在，任何人想上台都必须看林彪脸色。

和刘少奇的政界力量不同。军人作风还是相当的靠谱。政治舞台上那些人，基本见风使舵。一场政治风吹过，该转向的都转向了。军人不一样，军人认理，不会轻易变更。所以文革初期杂碎行政系统时，一帮红卫兵就可以了。但是要动林彪，三板斧过去了，还是没有底。毛泽东决定亲自南巡吹风。

毛泽东一辈子南巡很多次。那些那些南巡中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重要的决定之前都会南巡。高岗闹事那会，毛泽东南巡去了。南巡回来之后，高岗已经身陷囹圄。第一次庐山会议，事出突然。下山之后，彭德怀已经臭了。无需在做决定。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南巡，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打击林彪，需要另一次南巡。

真的要动手了。

南巡第一站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七十八岁的毛泽东南巡。毛泽东经历过很多次南巡。但是这一次尤其不同。他带领中央警卫团一百多人，每人手枪、自动步枪配齐，全团还配置轻机枪。可以冲锋、可以狙击、可以近身肉搏。工作人员很少，一切由汪东兴负责。保密规格极高。每一次南巡，行踪都是保密的。这一次尤其保密。北京的各位大人物中间，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具体情况。林彪那些人，尤其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周恩来让他陪江青去青岛“视察”。因为以往历次行动，需要传送文件啥的，都需要空军，瞒不了吴法宪的。这一次，啥都省了，可以说全面封锁消息。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的列车到达第一站——武汉。毛泽东立刻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原国民党军人，后转为共产党，一直跟着刘伯承干革命）谈话。

毛泽东告诉刘丰：“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困难在哪里呢？毛泽东对刘丰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说这些啥意思呢，平白无故的不会提这些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所以说这些人，是因为他要把他们后面再加上一个。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毛泽东把刘丰他们和庐山会议撇开：“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穷图匕首现。林彪，你完了。

毛泽东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并且拿出信心：“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说中了林彪的死穴。就是林彪虽然是军方代言人。但是军方并不会跟着林彪走。因为林彪上面还有毛泽东的存在。

武汉是毛泽东的第一站。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武汉军区那些人和庐山会议区别对待。因为在庐山会议，地方军区一大批人，包括南京的许世友在内，一开始都是支持林彪观的那个观点的。为了消除那些人的顾虑，毛泽东举了汪东兴的例子：“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那意思，你们也不要怕。

为了说服大家相信林彪的动机不纯：“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毛泽东批判了林彪的观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如此这般一番，把林彪批判一番，同时完成对武汉军区的说服教育工作。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放出风声，引蛇出洞。刘丰等人主动找毛泽东检讨，并且表示坚决跟随主席的脚步。但有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给林彪的人。

再看林彪

只从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之后，林彪就盼着上位。最理想的办法是常规途径，通过传统的方式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那也正是林彪希望的。

庐山会议之后，那条路基本上就堵死了。特别是把陈伯达批到批臭之后，断绝了林彪和行政系统的关系，想要上位基本上不可能。而且毛泽东抓住林彪团队不放，打算翻脸。

那么林彪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等待倒下，要么通过非常规途径上位。

九一三事变之后留下很多谜团。其中的一个就是，林彪逃跑之前，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林立果甚至把它写入《五七一工程纪要》总所周知，林彪并没有南下。为什么？

在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的情况下，另立中央也是一种图存的办法。但是另立中央和北京对抗，首先需要的是硬实力，也就是武力。林彪带兵几十年，纵横天下，力量很大。只因为毛泽东的存在，那些力量打了很大的折扣。四大野战军中，一二三野战军不可能追随林彪。林彪信得过的，只是四野中的一部分。因为四野也不是全部听林彪的话，比方说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就有钟伟当着林彪的面为彭德怀喊冤。

如果林彪想要另立中央，必须依托一个让他放心的军区。东北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二野名将。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武汉军区基本上也是二野的势力范围。只有广州军区，纯粹的四野力量。黄永胜在那里经营多年，现任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西元也是四野老人，被信任。而且广州在孙中山闹革命那会有另立中央的传统。

如果林彪要另立中央，只能去广州。那是一种可能。林彪所以没有去广州，就因为毛泽东南巡。毛泽东一路南下，去了中原，去了两湖，去了江浙，都不是真正的目的。他的真正目标在广州。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就是瓦解林彪在广州军区中的势力。武汉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待到二十七号。前后十多天时间，都在给武汉军区高级将领吹风，把戏演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武汉军区地理位置特别重要，控制长江流域。近代史，从洪秀全进入武汉开始，那一代就非常热闹。控制住武汉，基本上控制住长江中上游。另一个原因是，武汉军区骨干基本上都是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人马，文革时吃过不少苦头。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做文章，可以威慑林彪。

毛泽东在武汉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章是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谈到接班人问题：“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已经六十四岁，身体还不好，显然不在那个范畴之列。那种话都说出来，相当于和林彪对上了。

毛泽东不仅说，而且有行动，把华国锋叫过来和大家见面。华国锋也是候选人之一，和王洪文处于同一个位置。在接班人问题上，华国锋出现比较晚的。比起王洪文，华国锋办事非常踏实。所以才有日后毛泽东的那句经典评价：你办事，我放心。

更致命的一招，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的政委。实际上是第二次致命一击。对于林彪而言，他的力量原本应该在北京军区。但是毛泽东一套组合拳之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瓦解了北京军区的力量。那么他另一个基点应该在广州军区。广州军区一直是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是林彪的心肝。把华国锋放在广州军区，相当于在林彪的心肝上放一颗钉子。实际上毛泽东整个南巡过程，主要的目的之一：把华国锋锲入广州军区。

丁盛

毛泽东在武汉只是布局，杀手锏在长沙使出。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去长沙。在长沙时间并不长久，前后只有五天时间，但是非常重要。在那里，他找了很多人谈话，两广的人，两湖的人，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中南地区的精英人物，负责那一带的权力和安稳。其实那些人多数都是烟雾弹。

主角只有两个，丁盛和刘兴元，广州军区的司令和政委。

毛泽东和那些人谈了很多话，大致内容和武汉差不多，让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然后把那一系列阶级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暗示一切没完。那些话都是说给丁盛和刘兴元听的。华国锋要在广州军区扎根，必须有丁盛的支持。

共军为啥能打败国军？最经典的解释是民心所向。还有别的解释方式，高层将帅特别厉害。实际上和高层将帅同样重要的，是中层指挥官，比方说少将级别。开国少将里面，很多人打仗非常有名。比方说钟伟将军，也是少将，性如烈火，打仗如其人。比方说肖全夫将军，有一个称号叫老虎。辽沈战役之中开打之处，奔袭北宁线，当时共军指挥官就是东北野战军肖全夫。珍宝岛战役，指挥者还是肖全夫。丁盛将军也是那样一个人，战场上特别能折腾。

丁盛是个老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反击战。丁盛的特点就是勇猛，绰号“丁大胆”。遵义会议之后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抗日战争中，丁盛表现并不突出，所以解放战争，他的起点只是师长。丁盛在东北参加过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等所有重大战役。接下来随四野入关参加平静战役。随后南下，追击白崇禧到天涯海角。在衡宝一战中，丁盛痛击了白崇禧桂系第七军。

一九五三年，他丁盛担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参加过金城战役。丁盛回国后还在打仗。一九五八年占压过甘肃回民骚动。一九五九年，丁盛平定西藏叛乱。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中，丁盛亲自指挥一三零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那是印军王牌，号称在二战中击败过隆美尔的军团（天知道咋回事）。结果印度人如今记得丁盛和他的五十四军。可以说丁盛一战击溃了印度人那膨胀的自信心，对共军惊恐到如今。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问题倒台，丁盛估计还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就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战争，成为一朵奇葩。

丁盛和黄永胜关系不错。两人在延安时代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黄永胜成了丁盛的直系领导。丁盛的军事生涯也就从解放战争开始大放光彩的。中印战争之后，丁盛离开五十四军，罗瑞卿安排他到新疆军区当副司令。丁盛一百个不愿意去。

一九六七年春节，丁盛回到北京汇报工作。恰好碰见黄永胜的妻子在说军区同志给林彪拜年，丁盛也跟着去了。丁盛的心思黄永胜是知道的。黄永胜自己要调离广州军区，要选择自己人，就在林彪面前替丁盛说话。春节之后，丁盛由新疆军区副司令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黄永胜调到北京之后，丁盛成了广州军区司令员。

从这层关系看，丁盛和黄永胜之间非同寻常。所以毛泽东把丁盛叫到长沙去说：“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办？”丁盛当时啥反应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林彪倒台之后，军方大洗牌，身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安然无恙。毛泽东到达湖南长沙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一开始跟他们拉家常，让他们放松，然后切入正题：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强调斗争的残酷性。

然后再把党内斗争和现实联系起来：“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这是在告诉他们，斗争还在继续，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想好了才站队。因为提起党内斗争，谁也没有毛泽东丰富。毛泽东败过，被别人批斗过，沉浮过。但是最终，他打败了所有对手。林彪和他比起来，根本就没法比。

毛泽东继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办法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但是要让丁盛和刘兴元转过脑筋，光指出纲领是不对的，还要批判那个纲领，也就是所谓“天才论”。毛泽东说：“（丁盛和刘兴元）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泽东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虽然跟庐山会议关系不大，对于早期生活经历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比任何传记作家写的都可靠。

毛泽东问丁盛：“你打过些什么仗？”丁盛说：“打过锦州。”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毛泽东当然不是要和丁盛回顾战争史的。他的目的是教育丁盛。所以毛泽东对丁盛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绕了一圈，又回到当前问题上来。但是一圈还是不够的，还是要继续绕。

再绕回“天才论”。毛泽东告诉他们：“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告诉丁盛和刘兴元，要注意大局，大局，不要瞎折腾。

丁盛讲述自身战斗史。毛泽东提醒他：“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也不忘旁边的刘兴元：“你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昏了头。

这事理论教育，接下来是具体例子：“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都能听出来其中的味道。但是从毛泽东角度而言，他对丁盛和刘兴元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做一个结论。八月三十号，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再一次找到几个人谈话，还是针对丁盛和刘兴元。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泽东说这话并不是唠家常的，他是要提醒丁盛他们：“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

接下来再次谈到党内斗争，再一次把斗争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再一次绕一圈，再一次强调团结问题：“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

事情做差不多了，毛泽东向丁盛他们亮出半张底牌：“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这话可以说是烟雾弹，也可以看成是麻醉剂。

此次南巡，虽然保密系数很高，但是到处找人谈话，想要保密是不可能的。而且军方原本就关系复杂。想要完全保密根本就不可能的。实际上刘丰就把毛泽东的行踪泄露了。

毛泽东就是知道他的谈话会泄露出去，会传递到李彪耳朵里，所以他才说这一次斗争和前九次不同，要保护林彪。究竟有几分真假，随着林彪葬身大漠，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成功的阻挡了林彪南下广州的计划。因为林彪太了解毛泽东做思想工作的魔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抵挡毛泽东那种魔力。所以林彪对广州产生了怀疑。

答案在程世清身上

为什么林彪得到毛泽东召见丁盛和刘兴元的事之后就对广州军区产生了怀疑？是林彪胆小怕事没有信心？不，恰好是林彪太明白了。那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但是答案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出来了，那人就是程世清。

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之后，还需要做一些善后工作，具体说，就是在南昌召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几个人。来一次再教育。

程世清，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八年，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被编入一一五师，此后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参与过四野历次战斗。一九五五年，评为少将。从这层履历来开，程世清没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战斗过。由于工作关系，程世清对林彪比较“景仰”，可以看做林彪的人。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程世清担任福州军区（负责解放台湾的，后来并入南京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

武斗时代，程世清亲自带着坦克去解决双方“纠纷”，很暴力，但也很有效。所以南昌没有斗起来。当然咯，程世清所以可以那么干，因为他和林彪关系密切，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会去找他麻烦。武汉的陈再道不是林彪的人，就没那么幸运。

文革之前，毛泽东重回井冈山。军队武斗那会，林彪也重回井冈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林彪到了黄洋界。陪伴者就是程世清。林彪到达之前，程世清让人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文是朱德手书。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让人搬走。

建国之后，朱德逐渐淡去，很多历史遭到串改。比方说“朱毛会师”改成“毛林会师”。程世清干啥呢？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如果拍马屁到此，也不算太过分。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福建婆娘，让她舞文弄墨，绝对是难为人。叶群没办法，直接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此后“界石”，一面刻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把叶群抄的半阙词刻上。应该是程世清这一手很不地道。同时也看出，程世清和林彪关系不错。甚至可以说林彪是程世清的依靠。

庐山开会时，作为江西地方大员，程世清负责接待工作。他做了如下安排：“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要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四十五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二十多公里，定了三百五十个哨位，布上四百零六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一百个哨位，两百名战士。”

程世清亲自设计的一张安全网。但是在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视察时却发现一个巨大的漏洞。汪东兴看到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在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咋回事。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纳闷：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到杭州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追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不知道。

汪东兴说：“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就有意思了。”

周恩来虽然不知道，但他知道有人肯定知道，就给黄永胜打电话。黄永胜说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会议上，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时，程世清非常活跃。等到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局势逆转。当时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吴法宪的人）批判张春桥很来劲，被迫作检讨。结果检讨还没有念完，张春桥就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帮腔：“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搞得陈励耘相当狼狈。

在那火药味十足的地方，程世清竟然勇敢的站起来替陈励耘辩护：“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这番话把江青和张春桥得罪干净。程世清对林彪奉承拍马屁。要说得罪人的本事，程世清绝对第一流的。作为林彪身边的人，得罪江青和张春桥可以理解。但是程世清同时得罪了邓小平和陈云。当时为了备战，邓小平和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实际上就在程世清的看管之下。程世清对两位大人物不太热络。日有邓小平和陈云主宰了国家命运，程世清日子不好过。

既然程世清和林彪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毛泽东南巡自然不能忘了他。毛泽东在谈话，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一切接受教育。毛泽东再次把武汉和长沙说得那些观点重复一遍：一，回顾党内历次斗争，总结经验教训；二，把斗争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又数落一番林彪身边人的不是，暗示根子在林彪身上；三，讲团结。

在谈话时，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心理一震，赶忙表态：“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表态充耳不闻。程世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据他自己回忆：当晚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

所谓讲清自己的问题，无非就是表态自己干革命做工作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伟大领袖，而非为了林彪个人。说白了就是要和林彪划清界限。

就在那个时候，程世清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林彪可能要逃跑。

当时是八月三十一号，那个时候的林彪还看起来还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好像没有任何动作。就连林立果还没有下决心铤而走险。也许那个时候的林彪，还在有某种期盼和某种等待，还在期望一丝生机。

也就是说，程世清大概是第一个想到林彪可能逃跑的人。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林彪还是接班人。庐山会议之后批了陈伯达，吴法宪和叶群也写了检讨，但是离林彪还很远。毛泽东也只是暗示一下林彪有问题。周恩来见了林彪还是林副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江青康生等人也不敢在林彪面前嚣张。

程世清是如何想到那一点的？难以用常理推断，或许是灵感爆发？

听起来有点像小说。但事实却是是真的，比小说更真实。因为第二天程世清决定冒死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他首先见到了汪东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

汪东兴地位是很重要的。一般问题由他向毛泽东转达就可以了。但是当汪东兴听了程世清的话之后，再也不敢代为转达。他明白，那种事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妙。就算知道，最好也不要参合。因为那意味着很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的命运将由此改变。如果参与过多，前途丢了不要紧，搞不好老命不保。所以汪东兴对程世清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程世清见了毛泽东之后，摆出了如下条件：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一九七零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出了他的结论：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听完程世清的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其实毛泽东内心已经波澜起伏。程世清离开之后，毛泽东突然“生病”一天，不见任何人。可以肯定，毛泽东绝对不是生病了。

程世清一语惊醒梦中人。每逢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毛泽东总需要静一静。解放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独自思考了很久。朝鲜战争要不要打，毛泽东思考了很久。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发起来，毛泽东依然思考了很久。

对于林彪问题，他同样思考很久。但是之前他所有的谋划和部署都是要瓦解林彪的团队。甩石头啊、掺沙子啊、挖墙脚啊，搞垮林彪的领导班子。南巡拉拢地方大员，防止林彪搞分裂。毛泽东看来，这两手完成之后，林彪将成为温水里的青蛙，除坐以待毙之外别无他途。然而林彪不是刘少奇。林彪本人就是一个军事奇才，一辈子什么样的情况没见过？如果不是毛泽东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肯定的说，不论何人上台，都要敬畏五分，再给五分薄面。

程世清的话，惊醒了毛泽东。他之前的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林彪铤而走险的可能。

毛泽东“病休”一天之后，匆匆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之后，突然北反。看看毛泽东南巡，武汉时间最长，长篇大论，喋喋不休。长沙为了教育丁盛和刘兴元，也浪费了很多唾沫和口水。唯独在南昌，启程非常突然。九月三号午饭过后，工作人员刚刚躺下睡午觉，毛泽东突然决定走人。此后行踪就是飘渺不定。

应该说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程世清那个突然迸发的灵感非常关键。按道理说，程世清的命运应该往上生。很遗憾，程世清的命运往下走。答案很简单，他的嘴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绝对不会让他好过。

文化大革命之后，程世清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答案还是一样，得罪人太多了。其实也不难怪程世清。那个时代环境中，让程世清在江西“巴结”邓小平和陈云也不现实。正如让丁盛在广东“巴结”叶剑英不现实一样。因为“巴结”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自身不保。

日后程世清在秦城监狱中写材料时回忆：“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林彪为何不去广州？答案就在程世清这里。

如果说以程世清对林彪那种奉承，从不曾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军人，都能在毛泽东的教育之下和林彪划清界限。那么林彪也有理由对任何人、任何事产生怀疑。所以林彪的选择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铤而走险。正如当年的张国焘。

丁盛回到广州军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上下吹风，彻底断了林彪南下的念头。那么程世清和丁盛为何如此听话？仅仅因为毛泽东是领袖魅力大么？当然不是。除了魅力，还有手段，非同一般和极为凌厉的手段。

另外两人

毛泽东在南昌实际上要见三个人，除了程世清之外，另外两个分别是韩先楚和许世友。在毛泽东之前的设想中，许世友和韩先楚比程世清重要。

两位都是硬骨头。一九七六年，邓小平再次下台之际，江青号召大家批判邓小平，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就是不动。江青气得不行，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牙说，军中有两霸，一是韩先楚，二是许世友。

毛泽东刚到湖南长沙时计划就安排好了，让许世友和韩先楚南昌见。毛泽东南巡，主要就是防止林彪带着地方大员闹。所以他先到武汉打个招呼，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到南昌敲打广州军区的丁盛和刘兴元。到江西南昌，主要目标就是许世友和韩先楚。

当时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两个地方非常重要。南京就不用说了，长江流域的核心，南中国的心脏。整个近代史上相当热闹。地位仅次于北京。所以建国之后，军区变来变去，唯有南京军区永远不变。原因无他，太重要了。所以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散会不久，军衔刚刚评定，毛泽东就把许世友放在南京，一直放在那里，放了将近二十年。

因为许世友勇敢；战场过硬。更因为许世友“忠心”。只从被毛泽东收服之后，基本上只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所以许世友在南京，毛泽东放心。毛泽东南巡所以找许世友吹风，并不是因为林彪问题，而是要他继续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真正重要的是韩先楚。

一九五七年，韩先楚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并且落地生根。其实在中国地图上，福州的战略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一直十分突出。清朝末年，福州那里就搞了一支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覆灭），所以如此，是因为福建和台湾毗邻。福州所以有个军区，只为照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因为国共之间内部成见太深了，深到一代人都无法解决。所以福州军区就因为台湾而存在。

日后中国搞改革开放，从原来社会主义向欧美那边靠拢。台湾那边蒋经国上台，两边关系缓和，福州军区便进入历史。

福州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是叶飞将军。叶飞一生极为传奇，以后有机会说说他。但是叶飞传奇的军事生涯最后一笔却非常糟糕，就是在金门惨遭失败。那一场败仗大概是解放战争以来共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场失败。朝鲜战争之后，台海危机再现，叶飞在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就呆不下去了。

换人，换谁呢？韩先楚。当时开国将帅都在。能征惯战之人很多，为啥是韩先楚呢。因为韩先楚虽然不是唯一选项，却是最佳选项。从当时上将经历看，代替叶飞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只能是韩先楚。

共军史上，韩先楚是一个模范。打仗那是没得说。韩先楚只是上将，当年评军衔如果纯粹是军事能力评的话，韩先楚应该是大将。正如如果按照纯粹的军事能力，粟裕将军应该是元帅一样。甚至可以说，韩先楚是上将里面的粟裕。

韩先楚和多数共军开国将帅一样，没上过军校，战场上泡出来的。

韩先楚和许世友等人一样，也是起于红四方面军，出身于放牛娃，从小兵、班长、连长一路上去的。作战甚为勇敢。韩先楚当了团长仍在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赞曰：“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突击冲锋的是林彪和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就是韩先楚。当然红四方面军面对的压力不如中央红军大。但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损失也小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中央在红四方面军，那么韩先楚的地位必然更高。

抗日战争韩先楚表现尚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没有特别出彩。东北的韩先楚迎来了一生的巅峰。当时林彪带着大队人马一路向北撤退到松花江以北。扭转战局的一战是韩先楚指挥四纵打的。后来韩先楚带领三纵，更是把它打造成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

杜聿明在东北夏季攻势指挥黯然离职，感叹：“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代替杜聿明的是陈诚，对韩先楚的评价：“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

卫立煌绝境中上任，对韩先楚的评价：“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东北战场上，国军最后的精英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廖耀湘手上。在辽沈战役决战之际，韩先楚一番快打，阴差阳错之际，端了廖耀湘的司令部。廖耀湘成为俘虏。日后廖耀湘表达了对韩先楚的敬意：“韩先生，我很钦佩你的指挥！我来东北后，多次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小心你的‘旋风部队’。”

朝鲜战场上，韩先楚指挥几个军一路冲杀到汉城。这些是韩先楚光荣的履历。为什么说接任叶飞将军的人非韩先楚莫属呢，归根结底来自一场魔术。那便是解放海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大吼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当时解放军还在秋风一样向南推进。第三野战军占领福建之后，没啥准备直接进攻金门。当时金门离厦门也没多远。因为后勤没有跟上，结果共军全军覆没。

半年之后，第四野战军消灭桂系主力之后推进到海口。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向海南岛挺近。林彪一时难下决心。整个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好的是三野和四野。林彪和粟裕是共军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耀眼的统帅。粟裕指挥的三野在金门吃亏，林彪是看在眼里。

海南岛离大陆的距离比金门岛离大陆更远。岛上国军最高指挥官是薛岳将军。薛岳是国军名将，抗战中表现最出色的国军统帅之一。他的作战特点就是防守。他在长沙保卫战中展现出来的军事素养让鬼子头痛不已。

所以要登陆海南岛难度不小，至少不会比金门小。但是海南岛作战有一个优势。就是海南岛很大，利于共军施展陆军作战的优势。金门岛太小，基本上无处闪躲穿插。国军海空军一通扫射，基本上就玩完了。从指挥风格上看，林彪比粟裕更为谨慎。所以难以下决心。但是时间不等人。因为雨季很快就要来了。共军那些小帆船很难在雨季渡海作战。

此时的韩先楚意识到机会就在眼前，同时也明白危机就在眼前。如果海南岛登陆再次战败，那么对共军气势影响是很严重的。反过来说，如果成功，荣耀也是很大的。对于一个战争将要结束的将军而言，那种诱惑是致命的。

所以在林彪一时难以下决心的情况下，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却执意要在雨季来临之前强攻，而且直接把自己的意见捅到中央。中央当然也想拿下海南岛，就让邓华前来核实韩先楚的作战计划，准。

此时只有五天的时间了。如果五天内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韩先楚极有可能重演叶飞在金门的那一幕。那么韩先楚的一世英名也将归于尘土。韩先楚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六号傍晚，韩先楚亲率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度海战中。没有空军掩护，没有海军支援，只有帆船。第二天凌晨，先头部队抢滩成功。韩先楚随部队一起上。强悍程度非同一般。当时薛岳已经在海南岛经营一年多。但是三天之后，薛岳就撑不住了。主要不是薛岳无能，而是国军战力和士气相差甚远。

攻下海南岛之后，韩先楚一个人面对大海静坐一夜。韩先楚冒险打下海南岛的意义是啥呢？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两个多月之后，金日成入侵韩国。又过将近两个月，联合国军入朝。又过两个月，志愿军入朝。然后美军封锁南海。如果不是韩先楚那么几天南下海南，那么海南岛很可能成为台湾第二。一个台湾已经够折腾了，再加上一个，那就更难了。

所以等到金门炮战之际，叶飞离开福州军区，接任者必然是韩先楚。日后文化大革命中，韩先楚和黄永胜关系不怎么样。两人彼此不爽。有人到毛泽东那里说黄永胜生活作风有问题。林彪就说是韩先楚在搞鬼。从韩先楚冒险把强攻海南作战计划直接捅到中央时，林彪就有点不痛快。福州军区因为台湾而存在。当台湾问题不是很严重时，那么福州军区对广州军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牵制。

就算丁盛想铁血跟随林彪，也要顾虑到福州的韩先楚和南京的许世友，计算一下成功的可能性。毛泽东教育丁盛之后，就找韩先楚谈话。所以一切就那么巧合。就是那么巧，在那一切巧合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精心安排和设计。

毛泽东对韩先楚：“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把张国焘拉出来：“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直接把林彪和张国焘相提并论了。

就在那次会面后，程世清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毛泽东，丁盛回到广州按照毛泽东意图布局一切。就在毛泽东布局时，暗处的林立果在悄然行动，试图力挽狂澜。危机在涌动。

第四章 步步惊心

一次诡异的会议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之后就要落实。林立果组织《纪要》指挥班子开会，号称三国四方会议，也是一次极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三月三十一日。

三国四方，是林立果使用的一个隐藏的暗语。当时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国家要开会解决问题，地点在中国。当时越南分为南北两方。三个国家，变成四个代表，故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会议真正主题是推进中美和解问题。林彪问题出现时，同时推进的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美和解。那事是毛泽东亲自决策，周恩来亲自执行，前后忙活好几年，耗费很大精力。那事和林彪事件并无直接关系，是一条潜在的暗线，后再细说。

林立果口中的“三国”代指上海、南京、杭州，长时间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其中王维国代表上海，陈砺耘代表杭州，周建平代表南京。再加上北京的江腾蛟，一共“四方”。

从九一三事件之前的走势上看，这个会议是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落实的一个关键性动作。但是它的诡异性就在于，《纪要》里明确记载的指挥班子成员，王维国、周建平、陈励耘，甚至包括江腾蛟在内，均不知道林立果的目的。

前面介绍过江腾蛟和陈励耘，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王维国和周建平。

王维国生于一九一九年，河北人，家庭条件还行，高中文化，日后受到共产党影响，二十一岁那年加入八路军。解放战争年代跟着中原野战军干革命，战争结束之前升到团长，长时间在秦基伟的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加入空军，一九六九年接替江腾蛟担任空四军政委。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是园丁。任何空军高层干部，都和林彪与吴法宪又扯不清的关系。但是真正把王维国推向林彪的还是中央文革那帮文人。空四军在上海。上海是文革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龙兴之地。他们和林彪的军方力量是对立的。而王维国作为军方人物，不可避免的要站到林彪那边。按照王维国辩护，他是“把林副主席看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

周建平也是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八年入党，一种在新四军干革命。建国之前也是团长级别。建国之后进入空军。周建平和江腾蛟是搭档。江腾蛟在空四军当然政委时，周建平是军长。一九六九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时，周建平升任副司令。按道理说，两个人关系应该不错才是，其实不然，复杂着呢。

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关系，有关系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总是复杂的。林立果在《纪要》里构建的指挥班子，成员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江腾蛟原来在空四军当政委，因为善于拍马屁搞关系，对林家表现很好，比方说之前叶群买东西啥的，都是空四军出钱。因此赢得好感和信任。继任者王维国就是另一个风格，就卡了一部分。江腾蛟很不爽，有机会就为难一下王维国。日后周建平到了南京军区当空军副司令，江腾蛟对周建平也有意见。

陈励耘和王维国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竟然也产生了矛盾。原因是陈励耘在杭州生病，请上海专家会诊，需要十支白蛋白。那玩意当时是贵重药物，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江腾蛟和周建平的矛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江腾蛟属于激进派，要造许世友的反，搞得许世友很烦。周建平则比较平和。因此江腾蛟告诉空四军和空五军，不要让周建平插手。同时调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

三月十九号，也就是《纪要》起草前夕，林立果让江腾蛟去上海联络关系，化解一下各方面的矛盾。林立果让江腾蛟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给王维国投了信任票：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江腾蛟给周建平投不信任票：周建平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关于陈励耘，江腾蛟说：他与我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别人的船。

从这方面看，江腾蛟很会做人。不回避私交和矛盾，也不忘夹带私货。

林立果对江腾蛟的回答很满意。江腾蛟去上海做王维国的工作。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建平。

江腾蛟到上海之后和王维国拉扯一番关系，做通了王维国的思想工作。起草完《纪要》然后林立果让于新野代表自己去杭州找陈励耘，让他去上海。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当时陈励耘正在医院疗养。于新野说：“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陈励耘当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看见王维国。于新野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 陈励耘“嗯”“啊”“哦”一阵子，拖到三月三十一日。于新野再次出现：“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 这样陈励耘去了上海。当然他没有觉得难受。因为王维国笑脸相迎。就是那天夜里，开了那场诡异的会议。时间是晚上十一点。

据陈励耘回忆说，大家一开始东拉西扯，将到陈励耘帮助林彪建别墅的问题和武器改装问题。然后大家又是一番吹牛，王维国说空四军多么厉害，陈励耘说空五军备战了得等等。

之后扯到庐山会议。陈励耘在大会上放炮挨了批，表示：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安抚：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

陈励耘表态：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表态：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耘接过林立果的话：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

这正是林立果要的效果：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林立果的话刺激了在场的将军们。因为他们都是战场上出来的，都是军方的人，看那些笔杆子不顺眼。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撒野，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江腾蛟直接拍大腿：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则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按照陈励耘的回忆，林立果突然冒出来这样的话让在场的将军暗自吃惊不小。不敢再往下接话。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正常情况大家应该洗洗睡了。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因为江腾蛟论断周建平政治上靠不住，所以才没能参加会议。此时又突然提出让周建平前来开会，究竟是何用意？

根据周建平自己的回忆。因为路线问题，他和江腾蛟与王维国都不怎么对路，离开空四军后“人走茶凉”，经常挨点批斗啥的。三月二十六日，周建平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做手术；二是把家搬到南京。三月二十日晚上，于新野去看望他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立果）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过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周建平判断：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三月二十八日，王维国拉着周建平去看林立果，老对头江腾蛟也在。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则说：“我打成五一六，你周建平也不好过。”总之一句话，要团结。

三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周建平赶到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又是一番东拉西扯，几个小时过去，已经是六点多，吃早饭，各回各家。临别之前，林立果告诉大家，周副司令（周建平）负责南京，王政委（王维国）负责上海。陈政委（陈励耘）就负责杭州。中间的协调工作找老政委（江腾蛟）。江腾蛟则谦虚一下说，他只能当参谋。

林立果的意思，那是要几个人执行《纪要》，进行指挥作战的。从九一三事件审查结果显示，几个将军根本就不知道《纪要》的存在。甚至江腾蛟都可能不知道。他们把林立果的话理解为对付张春桥为首的秀才们。

这就是那个会议诡异之所在。确切说，都不能算是会议，更像大家在一起侃大仙。但是又明确的是一场会议。而且在九一三事件发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此次会议（尽管并不成功），那么《纪要》将是一个空中楼阁。林立果接下来的各种举动就毫无意义。

此次会议透漏如下几条信息：

信息之一，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真的要大干一番。

信息之二，林立果所以没有对几个将军交心，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他们几个并非绝对忠诚。尽管如此，他还必须把它们拉进来，因为他们几个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可靠的人。比方说周建平就和许世友搞得不错，为此惹起江腾蛟的不满。只要毛泽东还在，许世友绝对不可能为林家所用。

由此可见林彪位置非常微妙。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果对手是毛泽东之外的人，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偏偏对手就是毛泽东。所有可靠的人都变得不可靠。所以林彪的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终的决策。林彪唯一能信任的人是林立果。林立果能信任的人也就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指望的几个将军却不可靠。

正因如此，日后毛泽东突然北返，大出林立果意料。林立果的反应之一：估计就是出内奸了。那也是《纪要》出现的原因之一。

林立果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好先把几个勉强能用的人拉上自己的战车，至于日后怎么样，那是边走边看了。很遗憾，那一招并不理想。从那时看，九一三的结局就注定了。

手令

林立果炮制《纪要》，拉人开会时，毛泽东在打“三板斧”。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是明争，林彪借助林立果进行暗斗。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处于自高无上的地位，明争最为有利。林彪位置尴尬，只能暗斗。从第三次庐山会议到林立果炮制《纪要》，前后五个月时间。那五个月时间，恰好是毛泽东对林彪步步紧逼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没有把林彪逼入死角。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容易，二是不能。

说不容易，因为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写入党章国法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毛泽东是一体的。要割开不容易。之前的刘少奇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为了拿下刘少奇和他背后的行政集团，毛泽东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费了很大的功夫。

说不能，是因为林彪和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的支持者是行政系统。林彪的力量来自军方。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打碎行政系统，却不能用那一套对付军队。如果军方乱了，国家也就乱了。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林立果在《纪要》里写的那些东西，毛泽东想得更为明白。可以说毛泽东不担心政治上的林彪。

毛泽东担心的是军事上的林彪。林彪的军事天才并非只有战场上那些对手才明白，发现、提拔、塑造了林彪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了解林彪。如果真把林彪逼急了，结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把林彪逼入墙角之前，必须消除林彪的威胁。所以毛泽东选择南巡。南巡的路线也是精心选定的，先去武汉，然后南下长沙，转而去南昌，最后沿江东下进入长三角。

这些地方中，武汉军区负责人多半出自原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毛泽东给他们吹吹风，提醒他们不要站错队伍。同时武汉军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腹地，控制中原。自古以来中原安，则天下安。近代中国混乱源头就在武汉。搞定武汉军区，相当于保障了北方中国的安全。毛泽东在长沙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林彪在广东军区的根系。主要手段，安插华国锋担任广州军区当政委。华国锋绝对忠于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给广东军区主要领导丁盛和刘兴元上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一手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并不能保证掌控广州军区。因为黄永胜在那里经营多年。

所以毛泽东在南昌时召见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和福建军区的韩先楚。这两个人毛泽东完全放心。如果林彪真的决定在广州孤注一掷。那么必然要开启战火。韩先楚和许世友两个人将是出于最前沿的位置上。按照毛泽东设想，如此部署，基本上斩断了林彪动武的可能。而林立果在《纪要》里那些构思，基本上化为泡影。所以这就是差距。林立果只是畅想一下，组建指挥班子都不敢说明。毛泽东已经把他的路全部堵死了。

毛泽东部署的时候，一边行动诡秘，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一边又不断的让大家吹风放空气，实际上就是把消息传播出去，传到林彪耳朵里。当时的林彪正在北戴河度假。据记载，那时段的林彪喜欢擦火柴，燃烧了，闻一闻硫磺味，然后就坐在那里默想。毛泽东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他下一步的默想的依据。

两个相识、相交、相知数十年的男人就通过那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隔空过招。如果没有程世清那个灵感爆发，毛泽东应该在南昌多住几天，一切部署完毕才东下。

如此一来造成如下结果：

九月五号，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谈话内容传给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人随后告之林立果。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把类似的话告诉李作鹏。李作鹏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告诉了叶群。

这样林彪就从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的言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给林彪准备了第三个信息通道，更为隐蔽、更有杀伤性。

当林彪得到毛泽东讲话内容思考对策时，毛泽东已经在两天前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杭州找三个人，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军区司令员熊应堂任省，另一个就是被林立果写进《纪要》的陈励耘。他们三个是浙江老大。除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还是杭州警备司令，直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如果他决心鱼死网破的话，毛泽东还真的很危险。

当时驻防杭州的是二十军，原华野一纵，王牌，司令熊应堂、政委南萍。熊应堂红四方面军出身，日后在第三野战军战斗，五五年被评为少将。南萍是政工干部出身。杭州本来就是是非之地，各派复杂。南萍和熊应堂也挺能折腾，在文革期间风头很足，对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不感冒。许世友看他们也不爽。双方闹得很僵。毛泽东在中间调节了很多次，效果不大。

毛泽东南巡有一个模式：先讲党内历次斗争，再联系到现实问题，再讲团结。

在杭州完全改变了说话态势，单刀直入：“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问得南几个将军心跳加快。特别是陈励耘，庐山会议上放炮，后悔不已。

毛泽东盯着陈励耘问：“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正常情况下，领袖形象都是和蔼可亲的，亲自追究某件事，表示已经很严重了。按照陈励耘的档次，原本不够资格领袖亲自过问的。问题是庐山上那一炮太响了。陈励耘顿时很紧张，赶紧辩解：“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然后又补充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已经很自觉的划清界限了。把所有事往领导吴法宪身上推，有点不地道。如果林立果看到这一幕，估计会气得脸色铁青吧。毛泽东也不满意：“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回答不了，看着毛泽东发怔。

随后毛泽东的谈话才进入正常轨道，什么党内斗争啊，庐山问题不简单啊，要团结大多数啊，还是之前老一套。只不过力度更大一点。毛泽东说：“那份简报（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反革命都出来了。实际上接近摊牌了。因为到杭州时，南巡基本结束，基本部署完毕，剩下的就是扫尾工作。这应该是毛泽东改变谈话方式的原因之一吧。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这话直接指向林彪。“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庐山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同时又有意把林彪区别出来，“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会议之前，林彪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

毛泽东再次告诉陈励耘：“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这就有意思了。毛泽东为何抓着陈励耘不放？原因有三个。第一，他知道空军是吴法宪经营多年的地方。空军主要领导都是林彪带出来的。空军之中，林彪的力量相当强大。林立果捣鼓出来的《纪要》，也是以空军为主。指挥班子成员全部来自于空军。

第二，毛泽东知道陈励耘和林彪那帮人的关系，他需要依靠陈励耘给林彪传递信息。告诉林彪，一切没完。陈励耘会传递消息么？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林立果、于新野他们都挂了，已经难以对证。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到杭州时，毛泽东的行踪已经不再是秘密，召见哪些人也不是秘密。陈励耘自己的回忆：“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　萍、熊应堂谈 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 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

陈励耘这话并不全对。身为林立果信任的人之一，庐山会议参与者，中央委员之一，经过那么多事之后要是连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都看不出来，这个也太愚钝了吧。如果这种愚钝是真，那么他就不会对林立果等人设防。如果他的愚钝是假，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应该有办法从陈励耘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因为他应该明白，不管愿意与否，他和林立果都站在同一条船上。事实上，陈励耘在八号晚上把毛泽东的讲话告诉了于新野。

——不论哪一种情况，林彪都可以从陈励耘那里得到信息。这样他就从三个方面得到了毛泽东要动手的信息，都是与他不利的信息。

毛泽东转车九月三号到杭州，九月八号转移到绍兴，九月十号才去上海，中间在杭州附近整整呆了一个星期。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三号和几个将军谈话，四号、五号两天让汪东兴找到几个人，要他们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又传达了毛泽东在南巡时的讲话精神。接下来的四天，毛泽东好像啥都没干。汪东兴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行动。而七月六号到十号中间，毛泽东仿佛在等待什么。

说实话，南萍和熊应堂也就是地方军区级别的，根本不够资格领袖如此关心。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里走走。杭州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跟武汉、南京根本没法比。毛泽东在等待什么呢？

日后陈励耘回忆：“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 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

毛泽东想从陈励耘那里得到啥呢？可以参照南昌的程世清。毛泽东一番教育之后，程世清把知道的所有事都倒出来了，而且加上假设和猜想。毛泽东对陈励耘应该寄予同样的希望。如果陈励耘把一切倒出来，那么日后政治斗争，相当于多了很多证据。然而陈励耘没有那样的觉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敢。陈励耘的想法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一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而在相同的时间里，各种消息汇集起来之后，林彪无法继续镇静，终于有了反应。于是在九月八号，林彪写了那张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唯一反应，留下的唯一活动证据。

——就这么短短一行字，而且中间没有标点符号，成了九一三事件中另一个幽灵。

这个手令又引起一系列疑问。因为它有好几个版本。

九一三那天，周宇驰和于新野驾驶飞机逃走未遂。自杀之前把林彪手令撕成碎片。抓捕人员把那些碎片拼接起来，就是日后法庭上出现的那份，为林彪的“反革命”和“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直接证据。但是那份手令是“竖”着排列的。

于运深是林办秘书，也是第一个看到手令的人。他看到的是“竖”体。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这个版本。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日后江腾蛟在法庭上公开表示，他见到的手令写得很整齐，与拼接起来的那份（有些潦草）不一样。另外的当事人，如林班老秘书关光烈从林立果那里看到的就是“横”体。专机师副参谋长胡萍是另外一个看到手令的人，是林立果拿出来的手令，也是“横”体。胡萍后来从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知道那个“竖”体版本，很奇怪。但是“横”体那个，在林立果手上，跟随林立果一起完蛋了。

更直白的说吧，林立果手上那份是“横”体，周宇驰手上那份是“竖”体。

这就很奇怪，林彪即使写手令，不至于写出横竖两个版本吧。以林彪的性格，能精简的绝不会繁杂。也就是说，两个手令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也就是说有人冒充林彪签名。关于这个，当事人提供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胡萍见过于新野专门模仿林彪签名。

证据之二，叶群在毛家湾让秘书模仿林彪签名。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林彪当时拿笔就会着凉出汗（衰弱得可以）。叶群让秘书练习代笔，首先找到张云生。他觉得事关重大，假装练习很久练不成，同时和其他几个秘书串通，假装练不成。最后叶群找到年轻、有点文化的保密员李根清。李老实能干活，没有那么多心眼，就练习了。李根清是个实在人，把每一次代批的文件都做了记录。那个著名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的。据张云生回忆，叶群和林立果也模仿过林彪的字。

那么问题就来了，手令是不是被模仿的呢？是与否，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手令不是林彪写的，那么有回到问题的原点上，林彪对林立果的行为是否知晓？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周宇驰撕碎被粘结好的、法庭上公布的那份手令，应该是真的。笔迹的问题即使能难倒后世观众，绝对难不倒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对林彪的熟悉程度远在林彪团队成员之上。别忘了，还有康大专家，虽然为人狠毒，鉴别水平是大师级的。想要模仿几天就瞒过他们，很难。

此外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手令的内容：盼，希望的意思，舒缓的祈使句；手令内容本身是一项命令，需要执行的。也就是句式和内容之间有矛盾。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手令”书写者并非权威，更像出自一个中间人手笔。进而怀疑，手令有造假的成分。

这点基本也可以排除。周宇驰拿的“手令”是林彪笔迹，那也就不存在内容上造假的可能性。而句式和内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客观上说，那种小小的矛盾，可以舒缓双方的距离感。毛泽东签发的电令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林彪也是。另一个原因，那个矛盾恰好反映了当时的林彪的处境。如果林立果拿着林彪的绝对命令到处招摇，那么很显然，绝对引起很多人的警惕。如果那样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反而失去隐蔽性，大大不利的。尽管如此谨小慎微，杭州的毛泽东还是探测到了细微的波动。

警觉

从毛泽东对陈励耘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毛泽东已经知道点什么。九月八号晚上，林彪有所反应不久，毛泽东探测到两条信息。

信息之一：空五军军长白崇善给毛泽东暗示：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实际上就是在说陈励耘。陈励耘改装过一批飞机和武器。尽管事后证实他并不是林立果忠实追随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相当敏感的。

信息之二：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走路。汪东兴回忆：“这种事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泽东找到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

于是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绍兴，时间那恰好是林彪下达“手令”之后，仅仅只是巧合？如果仅仅只是巧合的话，那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陈励耘本人。改装飞机和武器啥的，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官，根据现实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毛泽东要移动列车时竟然找不到陈励耘本人。要知道陈励耘可是负责杭州警备工作的，直接负责领袖的人身安全。一般情况下，对领导都是鞍前马后，跟领袖玩失踪？而且在那种非常微妙的境况下。

当时陈励耘在干吗？和于新野聊天。于新野和陈励耘关系不错，但他们可不是唠家常的。林彪“手令”传递出来之后，于新野是到杭州给陈励耘布置任务的。直到那时，于新野向陈励耘亮出底牌：即行刺毛泽东。于新野对陈励耘说：“林副部长考虑，可以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陈励耘之前就算能隐隐约约的猜想到林立果的疯狂，但是没想到疯狂到如此地步。就算陈励耘认同林立果的疯狂，他也绝对不会自己去执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刺杀最高领袖毛泽东，成功或失败，结局只有一个，死。

荆轲刺秦王，失败，死。专诸刺王僚成功，死。

当时毛泽东的威望无与伦比，任何对他不敬的言论都可能遭殃，何况动手。如果不能一击得手，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毛泽东身边警卫力量相当强大，一般武装力量难以突破。陈励耘贸然出击，即使侥幸成功，结果也只有一个，被格杀。即使不是被军队格杀，更可能被林立果格杀。那样就死无对证。林立果就可以做文章。

去干，必死。不干，可活。陈励耘只要不傻，就不会听于新野的鬼话。所以陈励耘对于新野说：“这里没有可靠的飞行员，干这件事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就行动。”于新野早有准备：“这个你不要发愁，准备给你派人来。”准备派谁呢？鲁珉。鲁珉在朝鲜战场上打掉五架美军F-86战斗机，立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嘴上说：“那就好！那就干！”心理估计在想，去你大爷的，老子才不去当炮灰呢。

陈励耘看着于新野，如同看着催命阎王。好在于新野的重点并不在杭州的陈励耘，而是上海的王维国。据说那个房间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陈励耘看见画像就发愁。

毛泽东在绍兴又呆了一天半的时间。十号中午，毛泽东把汪东兴喊过去：“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根据一系列分析判断，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陈励耘。但是陈励耘是杭州警备司令，又不能绕过他。如果绕过他，万一发生意外，岂不是正好给了他推脱责任的借口？如果单独接见，可能给予陈励耘提供某种机会。于是毛泽东和汪东兴又想到“掺沙子”的计谋：让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一同前来。因为空军和陆军并非铁板一块，如果搞阴谋，也不可能跨界搞。而毛泽东特意交代：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

毛泽东南巡，原本目的是要瓦解林彪在地方军区的力量。程世清在南昌的猜想改变了毛泽东的行程。在杭州，白崇善是起到另一个作用。正是白崇善提供的信息引起了毛泽东对陈励耘的警觉。林彪出逃之后，原空五军领导班子只剩下两个人，军长白崇善和副军长王海。白崇善是飞行员出身，原本应该去空四军的，当时江腾蛟死活不愿意，后来去了空五军。虽然是军长，地位和陈励耘没法比。从九月八号的表现看，他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毛泽东要白崇善也过来。那样即使陈励耘要搞花样也不容易。毛泽东见到白崇善时，亲切的握住他的手说：“（九月三号那天）你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崇善自己没说话，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在值班。”领袖问军长问题，政委却在一旁辩解，答案很明显，陈励耘在说谎。在陈政委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白军长这个人。

临别之时，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几位将军：“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啥意思？

金蝉脱壳

九月八号晚，林彪“手令”下达之后，北京西郊机场附近秘密据点，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四人在一起捣鼓出三个办法：一，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专车；二，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毛泽东专车；三，趁毛泽东接见时，王维国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看看这行动方式，只用一个字形容，乱。相同的时间，毛泽东把列车从杭州转移到绍兴。如果这个原因不是几位冒险家能控制的，那么看看于新野去杭州找陈励耘说的那些话，表示林立果的统一行动方案还没拿出来。那样做太冒险。万一陈励耘不靠谱，反水怎么办？

于新野告别陈励耘之后去上海找王维国。王维国是关键的一环。之前林立果让江腾蛟对陈励耘等人的看法时，江腾蛟就说，王维国唯一的靠山就是你们。实际上在林立果的计划中，押宝于上海。当初江腾蛟让王维国好好照顾林立果，王维国超额完成任务。他从空四军抽调一百零六名战士，建立了一支教导队，训练非常好。相当于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使用得当可以干很多事。正如江腾蛟所说，王维国的靠山只有林家。八月七号，毛泽东南巡前夕，林立果让李伟信去见王维国，送了灵芝草。林立果仿佛很喜欢给人家灵芝草。江腾蛟去上海时，林立果也给了一颗林芝。用意很明显：好自为之。王维国表达自己的忠心：部队形势不错，请副部长放心，将要进行骨干整风。

于新野离开杭州之后去了上海，见到王维国。他们的主要希望就在王维国身上。于新野在后唐招待所和王维国密谈。于新野告诉王维国，陈励耘已经决定在杭州大干一场，同时也指出：不管陈励耘在杭州干得怎么样，首长的意思，还是准备以你这里为主来搞。上海是毛泽东回北京的必经之路。

之前王维国还不知道林立果的计划。王维国建立教导队的目的绝不是单纯的为了保卫林立果，而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候解决上海的笔杆子。因为当时上海局势非常复杂，既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派大佬，也有林彪的军方嫡系。两派尖锐对立。

但是林立果却想用其执行暗杀计划。

王维国的反应和陈励耘差不多。大家都不是傻瓜，都不愿意当炮灰。毕竟在“必死”和“可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所以王维国脸色乌云密布：“这事难办啊！”

于新野给王维国打气：“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上海这边有飞机、有高射机枪连、有‘教导队’，条件比杭州好。”

王维国是不会轻易上当的，开始摆出实际困难，“要是主席不在专列上，而是住在宾馆，四周都是上海警卫营该怎么办？”

于新野已经已经准备好了说辞：“那就在路上搞。”

王维国继续摆困难：“主席坐的是保险车吧？”相当于说路上也不容易搞。

于新野沉默片刻，支招，“‘教导队’事先隐蔽在西郊公园。布置好高射机枪，到时一阵扫射，‘教导队’冲击，可大功告成！”看看这水平，赶上街头说评书了。凭什么确定毛泽东毛泽东要在西郊公园逗留？机枪能搞定保险车么？教导队能解决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力量？于新野没能确定任何一条。王维国是明白的，所以他没有吭声，用沉默表达不赞同。

最后于新野发狠说：“不干也是死，只能拼了，还能拼出点生的希望。”

王维国看出了于新野的外强中干，心想，“傻瓜，对你不拼等死，对我拼了才是死。”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王维国并没有任何行动。于是九一三事变之后，王维国出现两张脸孔。

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到达上海，林立果还在北京西郊研究行动方案。

八号晚上研究的那三条并不能保证成功。一击不中的话，后果相当严重，所以要继续研究补全。周宇驰又想到新的一招：炸铁路。一番讨论之后，否决。周宇驰又提出眨油库。江腾蛟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油库爆炸之后，会有大火，制造混乱，就有机会。于是江腾蛟搞出来一个地图，捣鼓一番，也没有定论。很有书生造反的味道。

果说这些还很不够搞笑，那么看另外一点。九月九号下午开会时，有新增加一个人，关光烈。他是东北参军，随四野南下。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出山，他担任林彪秘书。然后下部队，为一二八师政委。九一三事变之前，他即将升职。

林班秘书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叶群毁了林彪。关光烈就是典型。据他说：“林彪喜怒不行于色，叶群爱出风头。叶群虽然表面上顺从林彪，但因为地位独特，对付林彪很有办法。因为林彪身体很差，林办具体事都由叶群打理。关光烈给林彪当秘书期间，见过林彪两次推迟国防部长。一次是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让关光烈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身体差不宜当国防部长。叶群当时没说话，跟着关光烈出去，让他暂时不要打电话，她去商量一下。结果电话没打。第二次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份（七千人大会之后），林彪让关光烈代他写信给毛泽东，迟去国防部长。结果信被叶群压下。”

关光烈到部队之后还算顺利，回林家的次数也不多，偏偏被林立果惦记上了。林立果把关他光烈喊过来，给他看了林彪的“手令”，提出两个要求，一，让关光烈把火焰喷射器送到上海；二，调一个营的人去北京。

——要人和武器。行动都开始了，才要这些，相当于饭桌摆开之后才想起柴没有劈、米还没淘、菜还没有洗。不禁要问，林大少爷，你这是哪一出？如果你爹当年就这水平，估计都死很多次了。

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准备差不多了，林立果宣布：“就在上海搞：一，如果‘B-52’住在机场，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掉他；二，住在市里，就找几个人用手枪干掉他；三，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掉他。”——比于新野水平稍微高点，也没高多少。如果在场人有反对，估计林立果也会硬着头皮说出和于新野差不多的话。

当时林立果身边的人，真正经历战场考验，具备指挥能力的，只有江腾蛟少将。江腾蛟原则上同意林立果的方案，但是到具体设计时，江腾蛟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否决了第三个方案。具体原因不详，无非是行动困难。如果在车站强攻毛泽东列车，“教导队”那帮人未必能拿毛泽东身边警卫怎么样。最关键的是，那相当于光明正大动手，拖时间长了，必输无疑，而且无处隐藏。

诡异的是，毛泽东在上海，恰恰是没有下列车。当林立果意识到行动失败时，肯定会想到江腾蛟否决的那个方案，恨他入骨。

九月十一号的时候，林立果还在研究行动方案。这一次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制造另一场“皇姑屯事件”，然后宣称有人搞破坏。一旦成功，林彪可以以副统帅的名义接管所有事。不会像强攻列车，或者市里动手那样惹出巨大风波。

行动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地点：一，容易安放炸药；二，相对偏僻，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经过一番勘察之后，林立果把地点选择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从地形上来看，非常理想。林立果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那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开就僵化了，因为一个电话传来，毛泽东已经改变行程，离开上海北返，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林立果的眼前一阵漆黑，仿佛看见末日来临。

一贯的印象中，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可是从九一三事变之前那几天反应看，办事拖拖拉拉，前后不搭调。毛泽东已经回北京了，他的行动方案才最后定稿，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误判。林立果判断，毛泽东至少在九月二十五号之前不会回北京，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从九月八号把专列转移到绍兴开始，毛泽东仿佛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列车刚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周围换上中央警卫团的人，以防不测。离列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油库。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可以炸掉油库，趁乱施行计谋。汪东兴看到了油库的危险，特地派人在那里守卫。

毛泽东在上海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巡视，而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这一招分解成如下几步。

第一步，放空气球：由汪东兴通知王洪文，并且让王洪文把许世友叫到上海来。

总所周知，王洪文是文革派，毛泽东文革中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许世友是毛泽东最忠实的铁杆。但王洪文和许世友不是一路人，虽然能一起喝喝酒，却常常找许世友的麻烦。许世友呢，看不起王洪文那种直升机往上窜的家伙。毛泽东让王洪文去喊许世友，相当于放出一个空气球：要好好教育自己的文武两派，搞好团结关系。

毛泽东的列车停留在靠近虹桥机场的支线上（上海虹桥车站和虹桥机场相距很近），却没有下车。按照林立果的策划，属于可行动（在机场）和不可行动（没下车，不容易搞）之间。没有行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原因，毛泽东那个空气球放的好；另一个原因，王维国一直在犹豫（不想当炮灰）。

这步棋走得很妙，但是也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王洪文准时到了，而许世友却没出现。王洪文往南京打电话喊许世友。南京说许世友下乡去了。

毛泽东没法，让汪东兴喊许世友，只好在列车上等待。尽管心理很急，但毛泽东必须等许世友。因为许世友是当时整个长三角最重要的人，又是毛泽东的心腹。如果空气球放出去了，没见许世友就离开，可能会适得其反。

许世友下乡是很微妙的一幕。要知道许世友对毛泽东的忠诚堪比李逵之于宋江，无需任何怀疑。晓得伟大领袖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巡视，许世友没有理由跑到乡下视察。一月份的大地光秃秃的，有啥好看？

许世友那么做的原因有三个：一，许世友看不上王洪文，不想理他，闲着无聊打鸟，也故意说不在；二，许世友不想再听伟大领袖唠叨什么和上海帮的笔杆子团结之类的，听得比较烦。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许世友根本就不是调查，而是部署。如果说毛泽东窥视到林彪的动向，在长三角一带，最能信赖的人还是许世友。从十一号各路人马反应来看，许世友和王洪文都应该知道点内情的，要不然也不可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十一号上午十点，许世友才到毛泽东列车上。毛泽东十号下午四点到上海，九点钟见到王洪文，然后一直等许世友，等了将近十五个小时。能让毛泽东等十五个小时，绝对是非比寻常。接下来，毛泽东实施金蝉脱壳的第二步，虚晃一枪。

许世友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自己去看农场了。毛泽东半真半假的批评了许世友：“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许世友赶紧承认错误。然后又说庄稼长得很好，要大丰收之类的。

——满嘴跑火车。一月份的小麦才刚刚出土，其它农作物还没有下地，哪来丰收？是徐大老粗故意忽悠领袖？应该不是。

实际上是接着第一步来的。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团结问题，又说了许世友犯的错，没啥新意。如果有人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传到林立果耳朵里。林家大少爷估计会微微一笑，认为一切尽在掌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伟大梦想即将实现。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谈话很少，时间也很短暂。而且一部分谈话内容永远消失了。在场的汪东兴虽然写了回忆录。但是汪东兴不可能把所见所闻全部记载下来。他不敢，也没有必要。从接下来的进展看。毛泽东和许世友之间，必然有不为人知的联系桥梁。

接下来就是金蝉脱壳第三步，逃出生天。

临别之际，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让他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许世友要求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推掉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周建平、王维国、郑长应等人。

毛泽东得知他们离开之后，决定立刻离开。汪东兴问是否通知去锦江饭店的那群吃货。毛泽东说得很明确：“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十一号中午一点二十分，毛泽东从上海动身。从许世友在上海现身到毛泽东离开，前后只有两个小时。而此前毛泽东为了等许世友，十五个小时没吭声。如此诡异异常的行动，太出人意料了。此时的林公子还在北京修正暗杀方案，还在确定火焰喷射器的问题，还在思索如何对付中南海那些人。他还没有明白，虽然他自己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头脑还是脚步都跟不上对面那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家。

王洪文最先得知毛泽东离开的消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酒桌上通过咬耳朵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许世友。要知道王洪文和许世友是政敌。如果没有某种默契，王洪文才不会把自己的独家消息和许世友分享。毛泽东对王洪文是信得过的。许世友出现之前，毛泽东和王洪文有充足的时间讨论那些七七八八的事。王洪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日后四人帮垮台，就王洪文反应最大。如果王洪文不知道一些信息，不会表现得那么淡定。应该说毛泽东把一部分信息告诉王洪文。

许世友吃完饭立刻乘飞机回南京，在南京车站等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列车在南京站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毛泽东也没有再接见许世友。时间是六点三十五。三个小时之后到蚌埠，停车五分钟。再过三个小时到徐州，停车十五分钟。十二号凌晨五点到济南，中午一点十分到北京丰台车站，停车布置。

听到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林立果心中估计要把陈励耘、江腾蛟、王维国诅咒好几遍。杭州的陈励耘不靠谱。江腾蛟敲定的政策不靠谱。关键的关键是，王维国竟然也不靠谱。如果王维国不靠谱，那么就没靠谱的人了。

林立果出逃之时，焚烧了大量文件，唯有《纪要》原封不动呆在桌子上。它的功能除了揭示那个时代种种问题之外，就是把指挥班子几个人暴露出来。为啥要暴露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林立果的期望，导致林家覆灭。

那种恨，可比天高，可比海深。

第五章 间谍问题

疑问

王洪文跟许世友咬耳朵之后，饭后许世友大张旗鼓的飞回南京见毛泽东。相当于说公开了毛泽东的行踪。如果是连王洪文都知道咬耳朵，那么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许世友更有理由警惕了。许世友如此选择，到并不是因为许世友大老粗。许世友人粗，但是粗中有细。许世友的举动恰好证明，他和毛泽东之间有某种联系：之前那些套路都是策划好的。王洪文和许世友咬耳朵，那是毛泽东刚刚离开。许世友大张旗鼓回南京，毛泽东已经离开两小时之后，已经出了上海，差不多到达无锡了。

按照林立果的计划中，关键人物之一就是王维国。按照汪东兴日后总结，林立果策划了八种办法暗杀毛泽东，好几种行动方案里提到了王维国。其中第五种办法专门为王维国设计的：利用接见的机会，开枪刺杀毛泽东。

其实十号下午，毛泽东接见王洪文的时候，也接见了王维国。如果王维国要动手，那是最好的机会。有人以此推断，王维国几个人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有人又进一步推断，甚至林彪也不知道林立果的事。所有事都是林立果一个人捣鼓出来的。从后来的结果看，王维国和陈励耘“很可能”不知道林立果的谋划。——也仅仅是“很可能”而已。

王维国的选择值得玩味。他没有立刻向林立果汇报毛泽东的动向，而是回家大睡一觉，一口气睡到晚上十点才给北京打电话，说毛泽东走了。那时毛泽东已经快到徐州。王维国这个举动引起后人争议。有人据此认定王维国不知道林立果的阴谋。这么解释可以说得通。但是并不能构成定论。更靠谱的解释：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理由是一样的，干，必死；不干，可不死。死与不死之间，并不难选择。话说回来，就算王维国想要去干，那也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干。从毛泽东放出的空气球看，没有理由着急下手的。接下来就没有机会了。不仅仅是王维国，很多人都没想到毛泽东动作如此之快。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对王维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既躲掉了当炮灰的命运，又不得罪林立果。所以等十个小时，就是给毛泽东离开的时间。到了南京，那就是周建平的事了。

只是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南京停留，快马加鞭向北去了。

王维国虽然留下不少疑点，但他的种种反应都是可以解释的。

真正的疑惑在毛泽东本人。九月八号是一个节点。林彪在那天写了“手令”。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毛泽东仿佛姜子牙附体，处处棋高一着、领先一步。

一个人真的可以神奇到如此地步吗？还是有人给他传递信息，也就是传说中埋伏在林家的间谍？好吧，先看看间谍问题。

谁是间谍

要说双方对立之际，没有刺探信息的间谍，那是谁也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时代，原本就是各种刺探、各种报告。在毛泽东身边，至少有两个人是绝对可信的，就是周恩来和康生。那二位在收集请报上都是宗师级别的。对于这点，国共两党都是公认的。如果不是周恩来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共产党家底都被顾顺章卖了。康生虽然不如周恩来那样显赫，但是主管党内审查工作几十年，大小事别想瞒过他。尽管周恩来和康生情报工作出神入化，也不是说无所不能。比方说在孙维世案件中，周恩来使出全身招数也无能为力。毕竟林彪战场上纵横天下二十年，没一身金钟罩铁布衫（自我保护能力）的功夫，早就挂了。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也许是某个神秘的人物给毛泽东收集情报，正躲藏在档案馆里，等待资料解禁那天。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间谍。但是如果非要把间谍拿出来说事，那么现在能追查到蛛丝马迹的人只要有三个，程洪珍、李伟信，还有李文普。按照当初剧情，这三位都应该死去的，偏偏都因为神奇的因素活了下来，而且提供了其他人无法提供的证据。

程洪珍一九四四年出生，山东人，比林立果年长一岁，他的工作是替林立果保管文件和负责对外联络。两人关系很不错。林立果心情不爽时就会骂程洪珍，骂到神清气爽为止。对于高层人物而言，若非信得过的人，是不会暴露情绪的。林立果对程洪珍真的很不错，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仅仅在上海就介绍过十二个。程洪珍竟然一个也没有看上，而且振振有词：“我找对象不好，不是给林立果丢脸么。”也只有关系亲密的人才会如此吧。最后林立果没办法了，把选美所得的“种子”选手之一介绍给程洪珍，才让他满意恋爱。

九月十三号凌晨，身为林立果的心腹之一，程洪珍的任务是在山海关机场守电话机。然后按照原定计划，程洪珍将带着两个女兵和林家一起出走。因为北京方面行动迅速，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林彪一家到机场时已经乱糟糟的。当时程洪珍联系不上林立果，打电话给周宇驰。周宇驰告诉他大事不妙，让他赶紧跟着林立果跑。程洪珍从调度室出来，正好看见林彪、叶群、林立果上飞机。按照常理，程洪珍也应该跑过去跟上。

然而就在那一刻，程洪珍犹豫了一下，鬼使神差般停下来，为啥呢？害怕。他可不是有了不祥预感啥的，而是害怕林立果骂他。这就有点狗血：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在担心是否挨骂的事，极为不正常。如果说那一刻想起了漂亮的对象，舍不得她还说得过去。

后有人根据程洪珍的不正常反应推断他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间谍。

就在那一念之间，程洪珍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虽然活下来，日子也不好过。首先要进监狱，面对无休止的审查。好不容易出狱，精神却失常了。回老家后住在哥哥家中，给人家看大门维持生活。一九九六年喝农药自杀，五十二岁，未婚。

比起程洪珍，李伟信知道更多。李伟信见证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最后一个负责烧材料的人，和周宇驰、于新野一起逃跑，没跑掉，一同陷入绝境。三人相约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急中生智，太有才了）。不仅如此，还主动坦白交代一切。

那两人死了，李伟信却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出狱之后虽然和夫人离婚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投身于建筑事业，干得相当不错。后人怀疑李伟信是间谍有两个原因：一，他是林立果骨干成员中唯一活下来的；二，他提供了很多信息。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九月十三号那天晚上被捕，李伟信主动向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吴忠生于一九二一年，最年轻的的开国少将，战场上走出来的大老粗一枚。当时就发扬大老粗精神，拍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幸好吴忠跟林彪扯不上关系，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人，要不然遭殃了。

李伟信被捕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高喊要见汪东兴。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红人，也是当时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很多人忍不住猜想：是不是二人之间存在秘密？

李伟信提供的消息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呈堂证供。由于程洪珍精神失常，李伟信的证据支撑起林立果活动的骨架。按照阴谋论者观点，李伟信比程洪珍更有条件当间谍。毕竟混到程洪珍那样，实在有损间谍的光辉形象。

按照阴谋论者的方式，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间谍，就是陈士印。在陈修文身边。按照周宇驰的暴怒程度，陈士印应该也是难以逃脱的。但是他很精明，装死，躲过一劫。其实陈士印冷静、低调、不漏声色，非常有当间谍的条件。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可疑的，就是江腾蛟。按照参与程度，江腾蛟比李伟信知道的还要多。当林家葬身大漠，周宇驰和于新野开枪自杀。留下的人物之中，也就是江腾蛟责任最大。按照当时那个政治环境，江腾蛟竟然神奇的存活下来，而且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比起李文普，他们几个惹出的风波不算啥。

林彪丰富多彩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特别的人物，有领导、有同事、有对手，各个都是人中豪杰。李文普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以微不足道之身，引起巨大争议。

李文普是黑龙江人，大字不识几个，解放战争末期加入四野警卫团。他算是大老粗，却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老粗，沉默寡言，办事沉稳，粗中有细。因此在一九五四年时到林彪身边当警卫，调进调出好几次。最后林彪在生活上依赖李文普，离不开。

所有权势家庭都是是非之地，林家也一样，各种复杂。李文普却进进出出，应付的很好。除了粗中有细之外，就是不去参与各种是非，辛辛苦苦的干活，不管其它。因此林彪非常欣赏他。即使叶群对他不满，想让他走人，林彪保他。即使李文普去了中央警卫局上班，林彪也把他要回来：“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

林彪对生活要求不多，对奢华那一套不感兴趣；但是很苛刻，风声、水声都听不得，睡觉需要恒温；没法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体等等。这些事都是由李文普干。此外他还要负责林彪的安全警卫，可以说一个人干了很多活。

可以说李文普和林彪接触的时间比叶群或林立果还多。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自然会成为各方面的焦点。正因如此，日后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把他当成“林家大总管”去描述；更有甚者，认为他可以“监控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有人再进一步，认为他是中央警卫团安插在林彪身边的卧底。从已有的资料看，这些描述夸大了李文普的能量，他充其量只是林彪的副官。至于监控，呵呵，如果林彪轻易被人监控，就不再是林彪了。

但世间事就是这样，总有他的根源。原本低调的李文普突然出现在风浪尖上，只因为他在九月十三号那天成了关键人物。李文普原本只是低调的干活，不涉及林家是非。然而很遗憾，是非还是找上他。找上李文普的，是林立衡。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找到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表示很惊讶。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但也就是惊讶而已。因为林彪让他收拾行李准备去大连，并没有去别处。李文普问林立衡索要证据。林立衡没有证据。李文普认为林家兄妹之间又发生矛盾了。

九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多，李文普在值班。林立衡又把他叫到小厕所里说了类似的话。李文普的反应还是一样：“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林立衡没有再说什么，之后就去了八四三一部队报告。

李文普没有认同林立衡的话，心中也起了波澜。十一点多，叶群带着李文普去林彪卧室。按照往常习惯，林彪应该在睡觉。此时李文普发现，林彪已经穿戴好了，并且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去大连）。”李文普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则说会有吴法宪的飞机过来。按照李文普自己的说法，起了疑心。因为他对林彪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正常情况下，林彪不愿意被打扰，会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大连？

随后叶群让李文普赶紧调车：“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调来一辆大红旗防弹车。车子一共三排，林彪和叶群坐在后排，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前排，李文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时间是深夜。

直到此刻还没有李文普的戏份。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车子经过五十六号楼时，李文普听到林彪问林立果一句话：“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

——这个跟李文普也没有关系。但是经过接下来一系列惊魂动魄的场面之后，其它人都死了，只有李文普活下来。李文普的供词中，林家父子一问一答成了呈堂证供。

这些也没啥，关键的是这个问答之中，看起来有弱智成分在里面。

伊尔库茨克地处西伯利亚心脏，南邻贝尔加湖，苏俄远东第二大城市（第一为海参崴），是苏俄远东的中转站。中苏友好时代，领导人访问，货物互换都要经过伊尔库茨克。当初毛泽东访问苏联，那里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仪式。中苏对峙时代，苏联远东司令部就在伊尔库茨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小常有规模冲突不断。林彪本人是就是天才统帅，特征之一：地图痴。林彪带兵几十年，身经百战，空余时间就在看地图；上台十年都在注视苏军动向，随时准备和苏联战争，会不知道苏军远东统帅部所在的位置？这剧情太狗血了。林彪当年去苏联，也是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的。

当然这个疑点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方说林彪此次外出做的是三叉戟喷气式飞机，和之前的螺旋桨飞机不一样，所以询问一下。也可以解释为，就是出门时随口一说。林彪的一切还是由他的行为判定。如果他没有出走，随便问什么地方多远，都没人拿他怎么样。关键是李文普转述的那句话成了林彪出逃的证据。而那句话听起来疑点如此之多。所以就把原本微不足道的李文普推到舞台中央。

按照李文普和林彪的特殊关系，原本的结局应该是和林彪一切出逃，再随那架飞机坠落。然而李文普干了比林家父子对话更为不可思议的事：听到那莫名其妙的对白之后，他竟然判断林彪要叛国逃跑！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那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驾驶员）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五十八号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这段异常在哪里呢？

这么说吧，后人根据评价林彪的功过是非，是根据林彪的行为为依据。当时林彪是二号人物，虽然和一号人物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较量过程李文普并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警卫凭什么根据一组对白判定二号人物要叛国投敌？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当然，前面有那么多铺垫，比方说林立衡的表现，还有其他一些反常现象。但是这些都超出了一个警卫的自责、甚至思维范畴。要解释李文普的那种现象，只能用灵感爆发来形容。就像程世清根据一些细节推断出林彪要逃跑一样。但是人家程世清好歹推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向领袖汇报的。而李文普的判断，基本上电火石花之间。从五十六号楼听见林家父子对话，到五十八号楼下车挨抢，时间用秒计。

因此有人怀疑李文普知道一点其他内情，怀疑他是毛泽东的间谍，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表现就很反常嘛。退一步说，就算李文普是间谍，他也很难接触到核心部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变，林彪基本上没有动。所有的动作就是那个手令，还有给黄永胜写了一个纸条。其它的事情都是林立果在外面折腾。李文普没办法接触到林立果，也无法钻进林彪的脑子里。换句话说，李文普即使是间谍，作用也有限。毛泽东那出神入化的动作，绝对不可能来自李文普的信息。那么毛泽东又是根据什么做判断的呢？

如果把八号到十二号那几天单独拿出来看，确实匪夷所思。如果把整个事情连起来看，就自然而然。有人用一个杠杆就能撬动地球，有人手捧金饭碗还会饿死。

什么级别的人干什么级别的事。要判断一个人的行动，首先要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毛泽东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就谋略那一块讲，放在整个历史范畴看，也是名列前茅。从一介书生到成为国家领袖，纵然有时代大潮所趋、这样那样的巧合与机缘，就个人而言，必须拥有超一流的思想境界和谋略为基础。

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从领袖迈上神坛，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是非对错姑且不论，通过谋略战胜了所有对手。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已经把矛头指向林彪，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下林彪。毛泽东的策略中，首先拿下陈伯达，斩断林彪和政界的联系，然后三板斧，瓦解林彪的团队。一系列决策中，决定意义动作是南巡。南巡目标很简单，就是斩断林彪和地方上的联系，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整个一系列组合拳，可谓算无遗策。

南巡原本就是冲林彪去的。程世清在南昌的一席话，足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九月八号，白崇善的提示和陈励耘的反常，对毛泽东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从毛泽东的部署看，林彪也好，林立果也好，选择余地极为有限。那有限的余地中，最有杀伤力的一条，也就是铤而走险。阳谋（正常途径上位）玩不过，阴谋（政治闪击战）也玩不过，那就没法玩对称战争。铤而走险，也就是不对称战争，是最后一条路。

已经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会对灾难丧失警觉么？当然不会。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一年，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相谈甚欢。然后谈到死亡问题，毛泽东侃侃而谈曰：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而死；四是游泳时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已经准备了。”

看看日后林立果暗杀的技术手段，基本上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毛泽东处处占据先机也就容易理解了。两点：一，毛泽东在超控大局，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嘛；二，毛泽东洞若观火，因为拥有那个实力。离开了这两个大前提，其它都是扯。

单凭几个小小的间谍就能让一号人物对二号人物动手，那样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小说中。所以说，在毛泽东的行动中，特别是九月八号之后，间谍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间谍很可能是存在的，可能是上面分析的那几个人，也可能是别人。甚至可能是林立果看中的江腾蛟。但是主题还是毛泽东本人。因为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当他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开，不仅仅林家鸡飞狗跳，连周恩来都有些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整个行动中，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踪迹的。而上海启程之后，毛泽东的行动超过了周恩来的预想。毛泽东在丰台车站的一番部署，周恩来也没有任何参与。

布置

毛泽东没有急着回中南海，专列停在了丰台车站。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安定大局。所谓安定大局，就是要保证任何人都玩不出花样。具体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强力压住一切可能出现的动荡不安。所谓快刀，就是军队。所谓强力，也是军队。

毛泽东在天津车站让警卫团长张耀祠打电话喊人到丰台车站听候指示。他们是谁呢？既不是唯一知道毛泽东行踪的周恩来，也不是他信得过的张春桥等人，更不是林彪的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上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中将，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少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日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时，也发挥了作用）。

换句话说，他们几位控制着北京的命脉。李德生和吴忠是战火里滚出来的将军，陈先瑞、纪登奎和吴德则是文官。李德生就不用说了，原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入军委办事组的。毛泽东“三板斧”之后才把他放上去的。

吴忠是接替温玉成上任的。陈先瑞一直在北京军区，政治一贯正确。相比于李德生，吴忠的上位更为复杂。因为温玉成原本是林彪的人。但是温玉成得罪了江青，也没有讨得林彪和叶群的欢心，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降级去成都军区了。

毛泽东找到他们几个做一番交代。对几个政委，还是老师对学生，上思想教育课，和之前的谈话内容差不多：“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此等等。

但是这次却有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吴德回忆：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这是干什么？如果他掌控切实情报，就应该快马加鞭去抓人。搞得大家以为他要为后面的三中全会做准备。事实上，毛泽东对政委也就是吹吹风。因为他不仅要引蛇出洞。还要让蛇动。毛泽东和几个政委的谈话，其实还是烟雾弹：问题没完，接着算账。

玩政治嘛，需要证据。实际上就是逼迫林彪有动作。有动作，才有破绽。

毛泽东最后的筹码并不在政委们那里，而是在外围。谈完之后，毛泽东单独交代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是北京西北屏障，向北是张家口，可以抵挡北方的力量；同时可以直接威慑北京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每当北京有大事发生，三十八军就会悄然出现在北京外围。三十八军布置到位，相当于一柄利剑悬在京城上空。任何人休想再有大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林彪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就是调动三十八军入关，然后对北京各大部门军事接管。刘少奇束手无策。几年过去了，威慑对象从刘少奇变成林彪。

这就是所谓九一三事变中的另一个谜团：毛泽东认为北京不安全。实际上称不上谜团，根据之前的反应，如此部署，在正常不过了。部署好那一切之后，大局已定。毛泽东才进入中南海。此时林家已经知道毛泽东返回北京的消息，慌乱一团。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还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所谓细节问题，就是可能引起的某些极端行为。九月十二号晚上，汪东兴指示中南海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部队拉出来，增加岗哨是最基本的；设置路障、挖共事是升级版的；中央警卫团成立机炮大队，加强版的。如果说京城外围部署军队是防止林彪乱动。那么中南海进入一级戒备，就是给林立果准备的，防止他狗急跳墙。

从事后看林家少爷如此反应，不禁觉得一切索然无味。差距太大了。

好比一场体育比赛。年近八十的毛泽东把所有动作都做完，二十多岁的林立果还在热身。林立果听到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时，正和周宇驰几个人在一起开会，场面相当有特色。之前历次开会，都是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仿佛天下已入我手。这一次则是凄凄惨惨戚戚。骄傲的林立果流下眼泪：“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一句话戳到大家的心窝子。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狂妄的周宇驰抓起酒瓶摔掉，发狠说：“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如果不是半个世纪之后的拉登拿飞机撞五角大楼。估计后人对这些话一笑置之。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可行性怎么样呢？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国庆节还有将近二十天的时间。不论可行性如何，周宇驰都没有机会了。以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效率，二十天的时间都能组织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了。

从中南海警卫布置看，仿佛毛泽东再次得到内幕，仿佛又有间谍身影。那么猜测也可以。其实根本没必要猜测，局面已经很明晰，在毛泽东掌控大局的情况下，所有的行动只能是非对称的局部战争。说得光辉一点，特种战争。老土一点说，城市游击战。毛泽东就是那种战术的宗师级人物。毛泽东之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老同志都很了解那一套。不用毛泽东动手指。汪东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与其费心思猜测隐隐浮现的间谍，还不如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操控全局的。

第六章 你死我活

阴谋与阳谋的差别

现在巨大多数史料都在描述林彪如何有野心、想上位，如何放任儿子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仿佛毛泽东无奈之下，被动反击。——都是误导，是“烂好人”的史观，一种害人的历史观。因为它不仅仅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也同时向毛泽东和林彪泼脏水。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一生是主动出击的一生，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被动等待。他可以接受某时某刻的失败，也会观望等待，但绝对不会“被动”。如果他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就不会上井冈山，不会抗美援朝，不会发动文革，也不会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抓住林彪不放。

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一直都是毛泽东再主动掌控大局，林彪被动应对。如果说之前那些有很多偶然，那就看另外一个问题：林家如何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

毛泽东原本可以秘密潜回北京，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搞定一切：控制局势，抓捕所有嫌疑人。然而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在丰台车站停下来，大摇大摆的接待一批人，再大摇大摆的进北京。按照惯例，毛泽东很少白天会北京的。

毛泽东那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回来了，好戏开场。

——为啥？按照林豆豆的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也就是说那些还觉得不够，还要特意通报。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要理解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解释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体制诞生那刻起，就注定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缺陷。

一个缺陷：生存艰难。列宁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就很弱小，签订了一系列类似晚清那些“卖国条约”。如果当时的中国情况稍微好点，完全可以趁机把外东北收回来。那个基本事实导致了一个缺陷，就是干部终身制。要么死在战场，要么一直干下去。

然而任何组织都需要正常生存代谢：领导人变更。

领导变更需要自己人。如何清楚不同政见者呢，第二个自命缺陷出现了，大清洗。当时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权威进行血腥的大清洗，基本上把苏联从上到下屠一遍。中共诞生之初，也有类似的现象。比方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用那一套。

建国之后就不能再用那一套了。那毕竟是阴谋。适用于特殊时刻，无法推广。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搞起了政治运动，把阴谋变成阳谋。

毛泽东要解决林彪和林彪背后的那帮人，直接暗中抓住审判，那相当于倒退。如果那种方式可行。之前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早就不在了。所以必须是阳谋。

所谓阳谋，也就是搞证据呗。

搞证据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对手动起来。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直不动，就是不给领袖机会。没办法了，才让林立果行动。毛泽东三板斧、南巡都是逼迫林彪。他成功了。因为林立果本人行动了。接下来毛泽东再一反常态，高调回京。把阴谋玩成阳谋，林彪想不动都不行了。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林立果叫喊一通，乘飞机返回北戴河。叶群的反应：“一○一（林彪），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事实远比想象中猛烈。九月十三号，大概是共和国诞生之后最特殊的一天。

——证据不仅仅全部爆发出来，而且多到无法想象，甚至超出了伟大领袖的承受能力。

——毛泽东大病一场，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一下子衰老下去。

林立衡的爱情

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名扬天下。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再创佳绩的好机会，不想被阎锡山的晋军误伤。因为伤及神经，当时医疗条件跟不上，毛泽东让林彪去苏联治病。同去的还有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当时已经怀孕，最终因为性格不合分裂。林彪在苏联恋上孙维世，无果。回国后和叶群结婚。一九四四年，林立衡出生。

因为林彪非常喜欢嚼黄豆，所以起名为林豆豆。

林立衡是个早产儿。母女二人仿佛天生关系就不好。叶群对林立衡不怎么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林立衡怀疑经常自己是不是叶群亲生的。要说叶群不爱孩子，那也是瞎扯。天下不爱孩子的父母也有，只是极少数变态。但是父母的爱能否被孩子接受则是一个未知数。叶群和林立衡生长的环境从家庭到社会都是两个概念。叶群生于旧时代，母亲是姨太太，男尊女卑，养成了她的小聪明、有点自卑，控制欲望极强。林立衡恰好生长在建国之后，崇拜英雄，追求自由，朝气勃发的一代。母女二人相当于两个世界的人，对立是必然。

控制孩子关键的办法就是控制孩子的婚姻。控制孩子的婚姻是家天下时代家族的核心法规之一。当时林立果选美，叶群就很纠结。林立果看中的，叶群看不中。叶群看中的，林立果不愿意要。林立衡的问题更复杂了。林立衡自己谈过对象。叶群先是把林立衡大骂一顿，然后让吴法宪下令把那同志叫过来一番审查、写保证书、远调新疆。粗暴之极。

叶群原本想与黄永胜攀亲，想要林立衡嫁给黄永胜大儿子黄春光。黄春光表态：本意不愿意，如果你们（爹妈）要这样做，我服从。理由：我在自家娇生惯养，高攀林家就不一样了。黄永说，不会幸福的，算了。

黄永胜老婆项辉方不敢得罪叶群，就使劲给林立衡介绍对象，先是介绍了一个搞美术的，人挺不错，叶群满意，也见了林彪。然而很遗憾，那年头搞艺术的还是太过朴实，写情书都需要叶群亲自指导。林立衡发现真相之后，果断与之断交：“主任”不是给我找对象，是给她自己找对象。项辉方再次忙碌起来，又介绍几个，依然没成。

叶群决定两个孩子的婚姻一起解决。“选妃”同时，也在选“驸马”。要求男方条件：基本条件：政治过关（不能和“黑五类”扯上关系）；身体硬件：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软件：英俊有气质；学历：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

叶群无法忍受所谓自由恋爱。叶群宠爱林立果，对他的挑剔还能忍；看林立衡原本就不爽，自然毫不客气，把她狠揍一顿。愤怒的叶群把林立衡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发根还带着血丝。之后把她关在黑屋子里三天，而且不给吃的。——对待犯人也不过如此吧。所以林立衡无法忍受了，愤而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

林立衡对叶群的行为不满，就去林彪那里打小报告。叶群擦洗之后，又是拳头和脚，并且限制她和林彪见面。林立衡不喊叶群叫妈妈，而是“主任”；叶群更个性，叫林立衡“豆老爷”。就在叶群对林立衡彼此对立之际，项辉方再一次出手，介绍了张清林。

张清林年长林立衡两岁，老爸是铁匠（政治过关），相貌也不错，医学院毕业之后去广东野战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林立衡呢，也在爱情拉锯战中疲劳，也就同意了。如此一来，终于各方面达成妥协。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号，在叶群亲自主持下，吴法宪等人见证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如果剧情仅仅如此，仅仅是儿女爱情，也没啥好说的。很遗憾牵扯到政治。林立衡和张清林两个人经历风波之后，患难与共，也算是一段佳话。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政治。但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卷入了政治风波，很不幸的成了那段迷雾般政治风暴的点缀。

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的玩阳谋，林彪只能悄无声息的玩阴谋。玩阳谋的毛泽东可以遍地设局，占尽主动。玩阴谋的林彪只能处处掩饰：看似消极无为，没有任何动静。掩饰的巅峰就是林立衡的订婚仪式。

九月六号，林彪写下“手令”的两天之前，叶群打电话让林立衡和张清林去北戴河。林立衡原本对叶群不爽，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去。叶群拿出绝招：你爸快要病死了。

林立衡和叶群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仇恨，对林彪只有尊重、敬爱。一听林彪生病，立马拉着张清林去北戴河了，世间是九月七号，也就是林彪写下“手令”的前一天。其实林彪还是之前的那样子，“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把林立衡叫去北戴河，实际上整个林家的决定。九月六号，林彪通过两个渠道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他已经明白，到事情到了那个时候，要么甘心沦为刀俎上的鱼肉，要么必须行动。既然行动，决不能把宝贝女儿放在外边。林立衡到北戴河之后，林立果拉着她做思想工作：“首长（林彪）身体那么弱，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并表示，“情况很紧，主任昨晚（九月六号）提出要到国外。”林立衡表态哪儿也不去。她还和张清林说，如果他回不来，就去报告。但叶群却在办公室里面哭着对张清林说：“豆豆过去受了很大的刺激，经常精神不正常，你在她身边你多关心她。”

接下来的几天，林立果去了北京西郊那个秘密根据的里，前后搞出来好几个方案，没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到北京收网了。与此同时林立衡和张清林研究对策。

当林家得知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最后时刻来了。留下来，绝对没有好果子吃。走，往哪儿走，也是问题。那个问题直到最后时刻才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需要把核心人物召集到一起，且不被关注。以林家的显赫，要做到那一点不容易。所以必须有一颗漂亮的烟雾弹。不管是战场还是谈判桌，烟雾弹都是必备的把戏。林家的烟雾弹就是林立衡订婚。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林立衡订婚，林立果可以名正言顺的参加订婚仪式。

尽管林立衡本人不认可，把整个事件联起来看，订婚仪式应该是先前就谋划好的，就是一颗准备在关键时刻使用的烟雾弹。

从这方面看，林彪一生很悲哀，最后时刻用儿子当棋子，用女儿作掩护。只是他却没有想到，那颗烟雾弹里装的是真火药，没有迷惑到对手，却炸到了自己。谈那颗炸弹之前，先说说叶群和林彪的密谋。

密谋

密室之中，就是悬案频发的地方。千年之前，雄才大略的赵氏兄弟在密室之中上演了一场千古悬案，“烛光斧影”之谜困扰着至今的观众。九一三前夜，林家密室的一席谈话，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吸引力的谜团之一。

一九四三年，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忘记了等待孙维世的承诺，和叶群结为夫妻。第二年有了林立衡。又过一年，有了林立果。四口之家，看起来很不错。此后二十八年，夫妻二人像平常人家夫妻关系一样，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日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对叶群的依赖越来越强，大事小事都要叶群办。

二十八年时间里，他们有过无数次的谋划，从来没有哪一次如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号晚上那般致命。晚饭之前，林彪和叶群为林立衡和张清林举办婚礼。叶群牵着两个年轻人的手对林彪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又把李文普叫到客厅去，给四个人照一张全家福（林立果当时还没有回到北戴河）。然后又让林立衡和张清林接吻，拍照，和工作人员一起拍照。然后吃饭，放电影，其乐融融的样子。

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还整那些干嘛？答曰那是整个烟雾弹的核心部分。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毛泽东能制造烟雾弹，林彪也能搞。毛泽东在上海“金蝉脱壳”就玩得很漂亮嘛。林彪当然也可以使用那个招式。订婚过程越是顺利，成功的概率越大。

因为会有人把这些事传递到中央。间谍么？八四三一警卫部队就可以代劳。

八点钟以后，叶群把林彪内勤人员出去看电影，自己和林彪密谈。九点左右，林立衡到达北戴河，进入林彪卧室。那天，叶群、林立果和林彪说了啥？具体内容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世间事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时刻，越是没有秘密。因为那样的时间段，不用亲身经历都可以猜测一个八九不离十。

那天晚上，叶群肯定不会和林彪唠家常。那些琐事是无法让林彪牺牲睡眠时间的。她也许会顺带关心一下林彪的身体。接下来就是要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答案有三层意思。不同时刻，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思可以延伸到中共九大，那时候林彪刚刚写入党章，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如何上位。一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他都在想办法依靠正常的途径上位，一直到庐山会议上拿出漂亮的闪击战。从批判陈伯达开始，那种途径就不成了。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精神，正常途径不行，那就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政变，争取夺权全国政权、或者武装割据。林立果折腾了半年时间，到九月十二号，毛泽东低调离开南方、高调返回北京城完结。九月六号，当丁盛在广州召开两千人大会时，就意味着《纪要》里的一切落空。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它是林家三人组谈话的主题。

剥开这世界的纷繁面纱之后，繁华落尽，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生存问题。

毛泽东南巡，跑了半个中国，到处去讲党内历次阶级斗争。声音由暗变明，指向林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林彪想法也是一样，也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那是要把林彪挪位，让林彪靠边。林彪也谈阶级斗争，是讲生存。

毛泽东讲，王明、张国焘不安好心，又讲彭德怀、刘少奇路线走错了，这次说林彪犯了错误，准备让他步各位先行者的后尘。

林彪看来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既然已经斗争失败，那就要承担结局。结局有两种，王明和张国焘那样的失败者，去了国外；或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失败者，留在国内。

一九七一年的王明还在莫斯科不遗余力的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九七一年的张国焘正在加拿大写书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两个人日子过得均不怎么样，日子紧巴巴的，至少还活着。一九七一年的刘少奇已经秘密的死去，骨灰盒上面是另外一个名字。一九七一年的彭德怀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生不如死。

所以从生存的角度讲，并不难选择。正如杭州的陈励耘和上海的王维国不愿意行动一样，都是生存问题，很简单。人性嘛，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九月十二号晚上，林家三口在林彪卧室里讨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走出去，先求生。或者留下来承受无休止的批判。以林彪当时那种小身板，别说参加批斗大会，拉到外面嗮几天太阳基本上就歇菜了。

既然政治斗争中失败，为了保留性命出走，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目的地却是如此的致命。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性命，还要报复那个人，那个给他提供历史性的机遇、让他顶天立地又让他一无所有之人，那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选择是如此残酷

既然要走，总该有目的地。

当时是两级世界，苏美两家超级大国各自霸占一大片地方斗牛。苏联的华约集团控制着欧亚大陆。美国的北约集团控制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处东亚大陆的共和国跟两家巨头关系都很僵，国际生存环境极为糟糕，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整个一圈都是敌人。

只要走出中国大陆，都有人可以接纳林副统帅。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南亚一大堆小国家，都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北方则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印度则是苏美共同扶持对象。要走，要么去苏联势力范围，要么去美国势力范围。

很显然林彪放弃了美国。从当时世界大格局看，中苏对抗无法挽回，中美正在和解。

一九六九年，尼克斯担任美国总统，为了化解苏联巨大压力，决心和中国和解。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林彪成为接班人。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第三次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国内正在批判陈伯达。尼克松让即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带信：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做出回应：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的照片上多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斯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一个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四月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以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七月八号，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抵达北京。中美关系解冻。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南巡。

尽管如此，林彪依然可以去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只是在中美和解的大潮之下，他的身份地位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林彪仅仅为了活下去，到美国势力范围内部隐居下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林彪总归是林彪，即使外表沉默寡言，内心依然孤傲；即使身体已经很差，内心依然有决绝的意志。原因无他，那是一个纵横天下几十年的英豪应有的品质。当然，美国势力范围内还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林彪，就是台湾。台湾有风烛残年的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国共双方哥还对峙。有点和解的念头，只要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和解可能性不大。台湾的蒋介石和大陆上的毛泽东都要代表中国。虽然毛泽东赢得了大陆。蒋介石并不服气，想尽一切办法赢得筹码，他还在为了很多黄埔学生在战场上投降共产党耿耿于怀。如果林彪去台湾，蒋介石必然精神气一震，会敞开怀抱欢迎的，长出一口气：总算赢了毛泽东一把。

海峡两岸虽然敌视，却很难打起来。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没有办法渡过台湾海峡，也没有心思打过去。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当了十几年的司令，也没得机会。台湾想反攻大陆，没有那个实力。美国寻求和大陆和解的过程中，更不会支持台湾了。

如果林彪去台湾，对大陆伤害并不大。但是林彪根本没有考虑过台湾，原因有两个：一，基辛格芳华，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周二来和基辛格东拉西扯两天之后达成共识：台湾属于中国，美国不再和中国为敌，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所谓人往高处走，那种情况下去台湾，相当于往低处走。

第二个原因是潜在的，或许更为重要，就是林彪对蒋校长的追随者在战场上表现过于深刻了吧。往哪里去，相当于曾经战场上的胜利者寻求失败者的庇护。普通人都难以拉下面子，何况孤傲的林彪。如果那一幕真的发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如杜聿明等人在大陆这边。毛泽东曾经最信赖的统帅却跑到对面蒋介石那边，也太喜庆了。

在林彪的一生中，毛泽东曾经扮演过多种角色，领导、父兄、知音。

领导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刻意提拔、重点培养，给林彪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让林彪的天才得以充分发挥。

父兄的一面：毛泽东年长林彪十几岁，对林彪曾经儿子一样关怀和包容。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付出的心血，多于任何一个孩子。在林彪提出不同意见时，又可以如兄长一般循循善诱。即使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建议刚刚出山的毛泽东放弃枪杆子，毛泽东也只是说，你个娃娃懂啥哟。

知音的一面：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可以让他的军事天才最大程度的发挥。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那些策略根本无法逃过毛泽东的眼睛。正因如此，文革之前，毛泽东对林彪的政治意图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写给江青的信中流露出那样的心思。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明白了林彪的意图，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林彪穷追猛打。

因为彼时彼刻，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异，从当初的伙伴、盟友、战友转变为政敌。毛泽东想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继续扫除所谓既得利益阶层。林彪必须为新兴利益集团牟利。双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既然是敌人，那就你死我活。你要逼我去上绝路，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就这样两个曾经在绝路上徘徊无数次的男人对决，只能由一方胜利。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同样的戏码之前已经上演过好几次。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失败的一方。这一次轮到林彪再一次进入绝地。绝地反击的机会在北方，也就是苏联那边。

中苏之间的恩怨情仇，足够拍摄一部长长的连续剧。早在苏联诞生之前，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就纠缠不清。苏联原本是共产国际所在地，领导所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原本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苏共就是共产国际实际意义上的老大。中共跟着苏共后面混，得到过不少帮助，也遭受过不少委屈。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之后，中共慢慢独立。建国之后，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给过中国很多帮助。特别是建国前十年，苏联在支持中国建设力度是罕见的。然而那种蜜月期是短暂的，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论战和对抗，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中苏对峙的那段时间，双方在边境以及外蒙古周围大规模驻兵，中间小规模摩擦从未间断，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如果那种级别的战争爆发，将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结合体。规模上类似抗日战争。强度上和抗美援朝一个当量。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将是亚欧大陆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必然打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必然是黑云压日。而且当时双方都有了原子弹。很可能爆发核战。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国家和民族将会面临生死考验。谁都不想那样的战争，但是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老人是慈祥的，没有让那种不幸的情况发生。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这边统帅就是林彪。如果战争爆发，统帅只能是林彪。抗美援朝时代还有不少选择。九一三之前，军队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那种情况换成别人（如粟裕）恐怕也不好办。

林彪担任副统帅期间，虽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上，但坐在二把手位置上，中国军队和中国的一切对林彪都没有秘密。如果林彪去了苏联，那么原本在中苏对抗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军队将成为白纸一张。

很显然，如果林彪要伤害曾经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代表的共和国，去苏联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去苏联，才能让他的能量和利益最大化。

林彪和当时隐居在苏联的王明不一样。王明一介书生，从来就是打嘴炮的。中苏论战或许还能用得上，实际用途不大。林彪则不同，战场上出来的，可以有很大的作用。

三十多年前，林彪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爆发。酒会上，斯大林询问他的高级将领们，让他们判断德军的前途。苏军高层判断：德军会在马其诺防线之前被拖住。——那是一个合符常理的判断。因为法军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精英马其诺防线多年，看起来很靠谱。不仅苏军，英法主流看法也是如此。

当时林彪也在场。斯大林请林彪发表看法。林彪按照中国人的特色谦虚一番，表示不清楚希特勒真实想法。斯大林决定进一步试探：“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林彪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很高明。但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正面攻击，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会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

当时苏军同行对林彪的看法不以为然。几个月之后，德军装甲部队从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插入法国腹地，法国很快完蛋。斯大林和苏军统帅对林彪印象深刻。

如果林彪去苏联，就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苏联为了摸清楚中国这边的底细，必然给他高规格待遇，至少比王明要强。他可以选择和苏联人合作，也可以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糊弄，如当年李凌在匈奴。不论如何，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威慑中国那位伟大的战友。

评，如果林彪到苏联，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可能难以估量。也正因如此，他才往北去，才能伤害到曾经的导师、兄长的毛泽东。

第七章 别了

历史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重要的人物有时候也可以影响局势进展。比方说九月十二号晚上的林立衡，就做出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选择。如果没有她的通风报信，或许林彪可以更从容一些。比方说飞机加满油再走。历史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林立衡为啥去报信呢？凭什么就认定叶群和林立果劫持林彪呢？

由于林家关系错综复杂，造就了复杂的林立衡。林立衡对叶群很冷漠，对林彪却感情极深，而且很复杂。叶群虐待林立衡，林彪拿她当宝贝。林立衡怀疑是否为叶群亲生，对林彪却从无半点怨言。林彪死后几十年，林立衡不辞劳苦，一直试图给他恢复名誉。

林立衡除了一般女孩对父亲的感情之外，对林彪至少还有更复杂的感情。

第一，对英雄的崇拜。这点毋庸置疑：林彪是个英雄。从井冈山开始，到抗战，到解放战争，林彪的身影都是光鲜亮丽的。赫赫功绩摆在那里。当年在苏联，一帮留学生对林彪的好感就来自于英雄的传说。加上后期的宣传，更是了不得。林立衡生于解放前，成长于解放后，正是林彪声望日隆的年代。对英雄的父亲崇拜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母性情节。女人的天性中就有伟大善良的部分，那就是照顾父母和养育子女。照顾父母，回报养育之恩。照顾子女，对生命延续的期望。当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照顾下去是天经地义的。林彪日常生活有困难，林立衡却没法照顾他。因为林彪的日常生活控制在叶群手里。偏偏林立衡和叶群之间长时间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特别是九一三之前一段时间，叶群剥夺了林立衡看望林彪的权力。在林立衡心中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英雄的父亲落在恶魔的母亲手中，无力挣扎，无力逃脱。恶魔一样的母亲正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毁掉英雄的父亲。那么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阻止政治上演的悲剧。

那么林立衡为啥不相信林彪是清醒的呢。原因从理智和感情两方面理解。

理智方面：建国之后教育出来的那一代人，爱国主义精神极浓厚。不论是谁，只要扯上到“里通外国”，立马臭狗屎。哪怕那人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她不相信林彪是那样的人。

感情方面：林彪是自己的父亲，有谁会相信自己的父亲逃到外国去呢？特别是父亲又是个大英雄，身居高位的时候。普通人叛国，可以解释为卑微的灵魂受到诱惑。英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而且林立衡和林立果不一样，终究是个女孩子，对于幻想更多一点，对于政治的残酷性理解更少。林立果的计划和林彪的手令，林立衡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事发突然，林立衡只想阻止悲剧发生而已。从后来事情进程上看，林立衡的反应未免过于“天真”。林立衡虽然没有参与事情的核心机会，却感到五十六号楼（林家北戴河住所）反常。下面是两个当事人：李文普和张宁提供的两个版本。

李文普版本：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衡在阳台上找到警卫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很惊诧，但也惊诧而已。因为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畴。

李文普认为，只要林立衡向林彪说明情况，林彪一句话，一切都是浮云。

晚上就是订婚，放电影。林彪和叶群在卧室密谈。林立衡跑去偷听。结果当然是很严重。当时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把他叫到小厕所里，次讲了同样的话。李文普还是同样的反应：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之后林立衡带着杨森去八四三一部队报告。然后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

张宁版本：

林立衡在九月十二号下午找林办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保护林彪。人员包括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李文普），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大家疑惑地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找出谁是说谎者。

林立衡当时向四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两个版本有差别，但都是细节上的差别。但整体上一致：就是林立衡向八四三一部队报告。张耀祠回忆：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八十三一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

飞机和电话

林立衡向警卫团报告的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十点二十分，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重复了林立衡的话。张耀祠交代：“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同时把情况反映给汪东兴。同时张耀祠又给张宏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汪东兴立刻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

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接下来张宏报告：“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听到情况之后，仿佛意识到什么，立刻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专门处理此事。周恩来首先打电话给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没有。”周恩来追问：“究竟有没有？”吴法宪：“绝对没有。”

根据情报，林立果去了山海关。空军司令吴法宪竟然不知道。对吴法宪的回答，周恩来当然不满意，但也没有挑明，交代吴法宪：“再查查。”当时周恩来也不能确定吴法宪是否参与其中。因为吴法宪本身就是林彪死党。说太多可能打草惊蛇。

吴法宪自然从周恩来的电话里听到了反常。立刻打电话核实，得到的答案：“胡萍副参谋长调三叉戟专机去了山海关。”吴法宪觉得事情不对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告诉他：“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这个解释平时估计能过关，当时绝对忽悠不了吴法宪。如果仅仅是一次改装试飞，根本不会惊动周恩来。所以吴法宪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回答。吴法宪命令：“飞机立马返回北京。”

五分钟之后，胡萍打电话给吴法宪：“飞机在维修。”

——很显然，胡萍在撒谎。

胡萍生于一九二三年，山东人。他家是民国暴发户，生活条件很不错，受过不错的教育。后来鬼子进村，家道中落。全家转而支持革命党，成为革命据点。

空军建立之后，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员。二十七岁的胡萍加入空军。胡萍头脑活跃，行动能力强，很快出人头地，成为首长专机飞行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参加万隆会议，飞行员就是胡萍。他的资历和信誉相当之好。一九五七年，胡萍成为毛泽东的专机飞行员。毛泽东基本不坐飞机，那架飞机就成了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第三次庐山会议时，已经是副参谋长。但是那个级别还是太小了，够不着高层内幕，又如何敢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撒谎呢？因为林立果。林立果进入空军时，吴法宪拍马屁放炮说林立果可以行动自由。

庐山会议之后，吴法宪挨批。空军内部非常两派，反对派和支持派。林立果则让周宇驰在空军内部散播消息，说吴法宪表现不怎么样，有鬼。当时一边是伟大领袖亲密战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边是正在写检讨、可能“有鬼”的吴法宪。胡萍毫不犹豫的选择林立果。

九月十二号下午，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手令”找胡萍要林副主席的专机，没有任何障碍。林立果一定想不到，一家人最后葬送在专机上。

当胡萍撒谎时，吴法宪并不了解情况，只说飞机修好了飞回北京。吴法宪把情况回馈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

当时的周恩已经不相信吴法宪的话，他直接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和叶群究竟说了啥，已经是个谜。要揭开那个谜团已经很难。这里先从侧面描述一下。

根据另一个重要人物汪东兴回忆如下：

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看似平常的对话，其实一点都不正常。论地位，当时林彪地位比周恩来高，国家二把手，做事自然无需向周恩来汇报。论工作关系，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主持军方工作；周恩来国务院总理，主要管政府的。军内的林彪调用专机无需周恩来过问。既然过问了，那就意味着问题严重了。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是在暗示什么吗？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

——这应该是暗示了吧。

接下来周总理又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注：这些对话并不是汪东兴亲耳听见，是周恩来后来告诉汪东兴的。周恩来该告诉汪东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按照汪东兴的结论：叶群听说周恩来要去北戴河，慌了，因为周恩来去北戴，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所以连夜出走。

——但这个结论是汪东兴的结论，并非定论。

林彪是否南下广东跟周恩来是否去北戴河关系不大。周恩来又不是超人，单枪匹马搞定所有事。事实上在政治上，输赢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如何造势。林彪没有南下广东，关键还在于毛泽东南巡把广东军区基本上重新洗牌了一遍。如果广东军区百分百支持林彪，那周恩来孤身去北戴河能起什么用？当初武汉五二零事件，毛泽东还在呢，还是闹起来了嘛。

在吴法宪的记忆里是另外一个模样。

吴法宪把胡萍的话转告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接下来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看到没有，说电话是叶群打来的。

那么究竟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还是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这个问题现在不难回答。当时情况看，叶群没有理由打电话给周恩来找事。当时林家放出的空气球是女儿办事。叶群怎么会半夜三更给周恩来打电话？现在关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都记载是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吴法宪的回忆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吴法宪记错了？这种可能性有，不大。因为吴法宪写回忆录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他自己和林彪辩解，那么重要的事，出错的概率不大。

那就是第二个可能性，周恩来出错了。出错的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随口说说，口误；另一个可能就是故意的。

如果是故意的，那又是为了啥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吴法宪。

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林彪的各种行为和可能性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吴法宪和林彪的关系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的。当林彪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时，没有谁能保证吴法宪就没有涉及到。

面对突发情况，周恩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努力稳住局面。之前关于飞机的对话中，吴法宪的说法和周恩来了解到的情况不一样。那种情况下，周恩来更不可能相信吴法宪。为了稳住吴法宪。周恩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如果说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那么必然引起吴法宪的疑心。因为林家当晚在给女儿办喜事。周恩来要祝贺也是之前的事，没有理由深更半夜打电话。

周恩来电话之后，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吴法宪告诉叶群：“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完毕，吴法宪立刻把通话内容报告周恩来。

——此时的吴法宪完全倒向周恩来。林彪的顾虑是对的：能信任的人只有林立果一个。

离别伤

九月十二号十一点四十分，大红旗轿车匆忙驶出五十六号楼。车上没有林立衡和张清林。按照原计划，要带着他们一起出走的。但是林立衡打完报告之后不敢回去。周恩来的电话打乱了叶群的节奏。

车子刚开不久，李文普找借口下场。随后车子孤零零的驶向三海关。北戴河，别了。

建国之后，北戴河就是林彪经常疗养度假的地方之一，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曾经多次住过的小楼，还有那些花花草草，应该有感情了吧。

但是他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李文普在那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大叫一声“停车”。司机并没有停车。李文普（坐在副驾驶上）趁车子放慢一瞬间跳车而下。刚刚出发就遭遇“背叛”，不祥之兆啊。

对林彪而言，李文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很多年了，林彪杂七杂八的事都归李文普办。感情不必多言。当他想着“叛逃”的出走给毛泽东影响时，首先体验到“叛逃”的滋味。车上的林彪会不会也在叹息：由他去吧。

八四三一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看见李文普跳车而出，决定跟上去。但是林彪大红旗轿车性能极佳，一溜烟奔向三海关机场。

北戴河离秦皇岛市将近二十公里。穿过秦皇岛到山海关机场，三十公里左右。一共五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现在的路况，正常情况下开车半小时。当时路况差很多，考虑到林彪等人行路心切，也就半小时的样子。

九月十四凌晨二十二分，大红旗轿车进入山海关机场，直奔二五六号专机而去。

山海关，万里长城的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帝国时代，在牧民和农民南北千年对抗的时候，山海关以南归农民，北面任由马背上的牧民纵马奔腾。

三海关对林彪也有独特的记忆。想当年之前偷偷出关黑土地修炼，数年磨剑归来，带着四野百万雄师入关，进华北，过华中，压中南，止步于天涯海角，气吞万里如虎。林帅威名由白山黑水之间传到海南热带雨林。

三十年之后，弹指一挥间，竟然孤身携全家（不全）仓皇出逃，没有辞别家乡父老，没有和朋友告别，茫茫前路，天涯孤旅。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离开时带病之身。

然而他仍然没心思体会那一切。他身边那个关于自作聪明的婆娘已经跳下车，正高声嚷嚷：“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他那曾经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仿佛也失去了分寸，挥舞手枪高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一个自作聪明的婆娘，一个鲁莽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一个天子冲动的女儿，神奇的一家子啊，毁掉了一个天才的统帅。

林彪跟在叶群身后爬上飞机，匆匆而去，甚至没时间站在旋梯上回望一眼故土。

九月十三号凌晨三十二分，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飞机上一共九个人，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外，还有当时空军司令部办个事副处长刘沛丰、机长兼驾驶员潘景寅、专职司机杨振刚、机组空勤特设师邰起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

飞机开始向西飞一段转弯向北，经过东北黑土地上空，往中蒙边境飞秋。曾几何时，那里是马背民族发源地。无数草原雄豪表演的地方。南方农民每一次深入到哪里，都牵扯到巨大的历史变更。那里曾经被称为龙兴之地。不仅仅对当年的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对共产党也是一样。中共拿下东北，才真正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林彪就是那些东北的诸多将士中关键的一位。那里也是林彪的“龙兴之地”。

当年东北黑土地，他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苦涩的记忆，头挺了过去。然后他让黑土地成了国军将帅们集体的“滑铁卢”。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他们都有个各自的辉煌和历史定位，但是都栽在东北。还有廖耀湘、范汉杰他们，也都是一时之雄杰，栽了。好吧，还漏掉两个，孙立人与陈明仁。他们因为国军派系斗争躲过了在东北跌倒的命运。

想到这些，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有什么办法呢，历史造就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枯掉的万骨之中，不仅仅是因为“主义”和“理念”不同的国军同胞，还有数以万计的共军同志。他们当年为了胜利埋葬在黑土地上，特别是四平周围，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们亡命他乡。

嘴角之外的其它地方，在那一丝隐隐笑意的别处，则是无尽的悲凉。那战死的同胞还能葬送故国。失败者如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不论如何尚能在故国生存，而胜利者的自己却要从此亡命天涯，再也难以无法在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呼吸。

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太明白。

他的思维再次往前延伸到，延伸到平型关，对付日本人，在那里他看到鬼子的顽强。

再往前，那是长征之中惨痛的记忆。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凤凰涅槃。但是在林彪的记忆中却灰暗很多。一开始的磨磨唧唧。湘江岸边，血流成河。尽管在大渡河畔赢得胜利，终于逃出包围圈；但是到陕北时，他的红一军团损失殆尽。那些同志，那些手中，那些兄弟因为不同的“主义”和“理念”死在国军同胞之手。在他那沉默的内心中，常常为此叹息。但现在释然了。他们不管活着还是死了，尚能在古国，而他自己要远走他乡。

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生存。我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付出所有。我曾经负伤，曾经流血，但没有退缩。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看着兄弟们倒下，血流在大地之上。我没有畏惧。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让对手身败名裂、甚至先出生命。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可以让土地上的人活得更好。最后，我自己却被迫离开。我不会流眼泪。因为我看清过太多的鲜血和白骨。我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很悲伤，因为我要离开，离开故土，从此亡命天涯。

别了，昔日的一幕幕。纵然千般不舍，也必然撒手而去。因为他是林彪。因为林彪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性格与行为

在那一幕幕之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那人就是毛泽东，曾经的领导、知音、导师、父兄一样的人，如今如同天外陨石一般横在前方，逼迫他离开故土故国。

想到毛泽东就五味陈杂。

往日的一切因为他：上井冈山，因为他在那里；被迫长征，因为他不在；绝处逢生，因为他又出现了。和他曾经是战友，如今又成了对手。

孙悟空耍了一个跟斗云，狂飞十万八千里，看尽天上地下的颜色，走到路的尽头，发现仍然在如来手掌中转圈圈。虽然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但输在如来手中，不丢人。因为如来从没败过。打败如来的只能是时间。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如同如来一样的存在。他战胜了所有对手。特别是建国之后，所有失败者或者未曾失败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文如刘少奇，武如彭德怀，没人能幸免。只有两个人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一个是自杀的高岗。另一个就是出走的林彪。

高岗自杀，建国之后第一次政治斗争，误以为没出路了，一死了之。林彪自杀，是看了太多政治斗争之后，看不见苟活（他不愿意）之希望，选择破土而出。

纵观林彪的行为和性格，其实出走也不意外。

性格上看，林彪倔强、谨慎、敏感、多疑。

林彪沉默寡言，但性格中最基本的成分还是倔强。从军几十年，光荣时刻很多，灰暗时刻也多。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憋屈，在比方说初到东北的惨败。那样的时候，压力是巨大的。林彪有犹豫过，但从没动摇。虽然上面有领导，解决问题却要靠他自己。

林彪非常谨慎，战场上，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会冒险出击。政治上也是最稳妥的方式，紧跟在毛泽东身后，攫取最大利益。

很少有人主义到林彪的敏感。沉默寡言之人，多半内心世界丰富，多半是敏感的。林彪也一样。其实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比方说当年叶群生孩子，让林彪去弄点奶粉，林彪就是不去弄，不想拉关系。

最后一点是，多疑。正是这一点害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消极抵抗的策略是对的。因为他已经和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如果他就那样不声不响的呆着，毛泽东很难拿他怎么样。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断了他正常升迁的道路。毛泽东改组了军委办事组和南巡，瓦解了他在军方的势力。然后怎么办？很难怎么办。因为毛泽东如果继续文革，军方招牌还需要用林彪。

性格决定行为：林彪的那些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林彪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

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从黄埔军校对蒋介石开始，蒋介石让他等一等。林彪没有等，直接去共军那里了。战场上，更没有一个对手能摸到林彪的套路。不仅对手不能。甚至连领袖都不能。比方说平型关战役，林彪并不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办事。至于四平撤退，更是先斩后奏。那些时候，林彪面对的仅仅是困境而已。

九一三事变之前，因为林立果太嫩，林彪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困境中的林彪尚且惊人之举，绝境中的林彪会束手待毙么？当然不会。所以他用一种毛泽东也想不到的方式给予毛泽东回击。

历次政治运动中，里通外国的帽子卖了一大堆。高岗、彭德怀等人都是消费者。大家都明白，都是莫须有。没有谁会闲着没事往苏联那边跑。建国之后那么久，有个别人“跑”去台湾，但是从没有人跑到苏联去。

苏联那边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吃喝拉撒睡完全不对路，还要身败名裂，顶着叛国者的头衔遗臭万年，谁愿意啊。毛泽东完全没想到林彪会跑，更没想到会往北方跑。

评，林彪的一生，就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一生。

第八章 终点和起点

一笔帐：叛国还是逃亡

现在看来，革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称，听起来有点扯。但是长期以来，反革命，一直是一个重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予以废除。

要说革命战争年代，正与反事关生死，反革命重罪，可以理解。建国之后一段时间，为了政权稳固，反革命罪，也可以延伸一段时间。

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反革命就不适用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之中，头顶反革命罪的太多了，一大批老干部被错误的打成反革命，最后都被平反了。关于林彪，战争年代赫赫战功是不容置疑的。建国前十年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也就是从五九年开始转向前台。要说错，主要的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紧紧追随毛泽东而已，最后又和毛泽东决裂了。

反革命，反谁的革命？要说和毛泽东决裂就是反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被否定了。如果说之前跟随毛泽东走就是反革命，也说不过去。因为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人的旗帜都是毛泽东。

所以现在能讲得通的，也就是叛国。

从法理上讲，某人叛国，他（她）的行为对祖国不忠，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祖国，或怂恿外国对祖国宣战。从行为上讲，应该有损害祖国的行为举止。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可以容忍叛徒。当今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叛国，也是少有可以坐上电椅的几种行为之一。

但是理论归理论，不同时期不一样的。不同时期完全不一样。在家天下的时代，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行刺最高领导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虽然名义上进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只是意识觉醒，国人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才会搞出巨大的个人崇拜，才会有“毛主席万岁”漫天响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林立果行刺毛泽东未遂，行为并不比叛国轻。

这里看看林彪的行为。林彪中国军方统帅，知晓全部军事秘密。苏联是敌国，他的举动自然有损国家利益。但是因为温都尔汗坠机，后来的事情没法判断。

如果没有坠机事件，那么很简单，看他之后的选择是否有损国家利益就行了。如果他干了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叛国者。如果他没有干有损国家利益的事，那么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可略去叛国者，而用逃亡者代替。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前车之鉴。

第一个大叛徒是周佛海。此人生于一八九七年和蒋介石同龄，湖南人，曾国藩“私淑弟子”，早年留学日本，非常积极，一九二零年参加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周佛海为代理书记，地位相当之高。这样一位中共元老，最后竟然觉得共产党没希望，叛党，跟着国民党混了。如果仅仅是叛党，也就算了，日后竟然跟着汪精卫去当汉奸，标准的叛国者。

第二个就是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犯下战略性错误之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由于看不见胜利的希望，一咬牙跟着国民党去了。张国焘虽然日子过得不如意，但是比起周佛海，他终究只是个叛党者，和叛国者还有一道鸿沟。

第三个应该算王明。王明也是政治斗争失败者。一九五六年去了苏联之后，不再归来。因为按照王明的历史，如果回到国内，在日后的阶级斗争中之后死得很难看。王明留在莫斯科，用笔给毛泽东和新中国添乱。但是后人对王明并无太多责难。因为他只是个逃亡者。

以林彪的地位，如果他到了苏联，既可以如周佛海那样，为敌国积极谋划，干有损祖国的事，甘当一个下贱的叛国者。也可以如王明那般，做一个逃亡者。王明所以是一个逃亡者，那是因为他没有能耐为苏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林彪不同，了解全部军事机密。那么林彪如何选择呢？因为温都尔汗事件，成为一个千古谜案。

要解释这个谜团并不容易，因为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周恩来。在整个九一三事件前后，周恩来的作用远远不止打电话这么简单，他几乎和毛泽东同样重要。

反响

当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宣布林彪出走消息之后，张春桥意味深长的对旁边的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那是政治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戏弄。

姚文元更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看不下去了，斥责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悻悻作罢。江青表现更逗，和张春桥一起拉着吴法宪和李作鹏玩扑克。

那么毛泽东呢？

得知林彪飞机上天之后，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汪东兴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然而二人到了毛泽东那里。很多事周恩来都能拍板。很显然，那事超出了周恩来拍板的范畴。遇到原则性的事，都需要毛泽东决策。

很显然，毛泽东也没有料到林彪会决然出走，而且往苏联跑。

四十三年前，两人在井冈山相遇。那时候，毛泽东的人生迈向中年，林彪还是二十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从林彪身上看见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此对林彪信任有加。即使林彪犹豫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开导他。毛泽东作风严厉、性格霸道，对林彪却相当纵容、甚至溺爱。

三十六年之前，毛泽东把林彪放在东北。那个时候，林彪人生迈向中年，终于在东北到达人生巅峰，如同出鞘的倚天剑，刺得蒋介石寒意阵阵。

十二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出山，主持军委。

六年之前，毛泽东让林彪成为亲密战友，站在同一个战车里，一同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年之前，林彪在庐山发动一场正在闪击战，失败。毛泽东穷追猛打。直到一周之前，毛泽东经过二十九天的南巡，彻底瓦解了林彪想在国内有所动作的可能性。

毛泽东了解林彪，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如同父亲了解儿子。但是他始终没想到，最终的最终，林彪会来这么一手。当程世清在江西陈述那个大胆的猜想时，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那种可能性。但是临了，还是难以解释。

毛泽东在心中念叨。数十年的情谊，就这么分手么。你就忍心离我而去么。

林彪在飞机上默想。数十年的情谊，我不想离你而去，只因情非得已。

彼时彼刻，中南海沙发上的毛泽东和三叉戟上的林彪心境差相识吧。

飞机即将离开边境，吴法宪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在赤峰拦截林彪飞机，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该怎么办。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靠在靠背上，沉思片刻。

如果用霹雳手段还来得及。但是向来果断的毛泽东由于了：“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要是把副统帅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毛泽东的犹豫正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死结：宣传太好，现实太烂。林彪和毛泽东连成一体。毛泽东想动林彪也不容易。这事从日后逮捕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叶剑英当时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对江青他们就不满，只因为毛泽东在，投鼠忌器。

一个林彪（党的副主席）尚且让毛泽东如此纠结。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时，那就更没有其他人能反对了。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几多感情，几多理性，谁有说得清呢。

好吧，既然你要走，请便。

起点

事实上，温都尔汗事件不仅仅是林彪生命的终点，也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点。从生理上看，仿佛一夜苍老很多，身体垮掉了。

所以身体垮掉，是因为精神倍受打击。

所以精神受打击，是因为思想上遇到巨大难题。

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失败。正如大饥荒意味着经济建设失败一样。人嘛，一旦思想上遇到难题，就会影响到精神，就会延伸到身体。如果思想遇到绕不过去的砍，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当初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提意见，涉及到经济建设问题是，毛泽东绕过去了。当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升级，毛泽东绕过去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毛泽东再也没办法绕。说起林彪的影响，就要说起彭德怀。

从三线回北京之后，彭德怀遭到了残酷的批判。但是彭德怀是硬气之人。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人都没能熬过去，彭德怀依然活着。其实他活着不如死了，让人心酸。他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他想死前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落得清白之身。

其实他还是不明白，有些事不必自己弄清楚，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时间会还愿一切。正如岳飞死时不明不白，于谦死时不明不白，袁崇焕死时也是不明不白，但现在这一切都很明白。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吧。

林彪出走四个月之后，监禁中的彭德怀就听到了林彪反党的信息。按照当时彭德怀的处境，如果不想让他知道，绝不可能知道的。陈伯达就一直出狱之后才得知消息的。其实专案组让彭德怀写材料揭发林彪。彭德怀想不通，表示不理解，不写。

彭德怀已经与世隔绝好几年。在他的记忆中，不相信林彪会叛逃。正如他自己不可能“里通外国”一样。如果发生林彪叛逃事件，那意味着国家发生巨大变故，所以变得焦虑不安。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一九七一年八月八号，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号，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彭德怀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所以哭，无非是生命逼近尽头，小的方面讲，冤屈无法洗刷；大的方面讲，国家处于不正常状态中。

当时要批判林彪，需要有分量的人写有分量的东西。毫无疑问，彭德怀足够有分量。而且也有写材料的理由。毕竟第一次庐山会议，林彪是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之一嘛。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号，专案组向彭德怀传达《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然后让他写揭发材料。

但是彭德怀就是彭德怀，那根硬骨头永远不会软化。在他的记忆中，他认定林彪不会反革命，那就坚决不会因为听别人的话改变。所以他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董必武），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如果批判给力，那么彭德怀的人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详情参照邓小平。江西的邓小平比彭德怀得到消息早一段时间，反应则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接下来，邓小平技击揭发林彪的材料，并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表达外出工作的意愿。彭德怀就没有那种政治觉悟。或许那才是彭德怀吧。

还有一个人反应也很有趣，就是远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他得知林彪死后，特地喊蒋纬国一起吃晚饭，感叹说：“毛泽东去一臂矣！林彪死了。”蒋纬国第二天在报告上写到：“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据蒋介石私人透漏，蒋介石还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蒋介石为啥掉眼泪？是在为林彪悲伤？蒋介石对林彪虽然有理论上的师生之谊，并无深厚感情。相反，林彪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则很大。或许蒋介石在后悔吧，后悔当年为啥要失去林彪那种人才？追究这个原因仿佛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晚年也落泪。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话：林彪死，毛泽东去掉一臂膀；那里另外一个臂膀是谁？像江青、张春桥那种人根本就不够看。

答案只能是周恩来。

文革两只手，一只是林彪，一只是周恩来。

反应最奇特的一个人是周恩来。九一三前后的事，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处理。事件处理完毕，一切恢复往日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的离开。纪登奎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去看望周恩来，见周恩来在临时办公室里发呆，心事重重。两人不知道向来积极乐观的周恩来为啥闷闷不乐，便好言劝慰。周恩来沉默不语。

当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开始默默地流泪，渐渐哭出声来，继而嚎啕大哭。

在两人的记忆中，周恩来永远是乐观的，镇定的，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周恩来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也哭。当初父亲过世时，他在重庆大哭一场。叶挺等人的飞机失事，周恩来哭过。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哭过。

两人也不知道周恩来为啥哭，在旁边陪着。周恩来平静下来之后才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事情还没完，还没完。”

周恩来的眼泪代表什么？

林彪虽然选择不明，但必须是叛国，又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说复杂，是因为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释清楚周恩来。周恩来的一生及其精彩。

第五部 周恩来谜题

序言 神奇的周恩来

站在一九七六年向前看，中共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经历历届中共中央，和所有正式的、代理的、有名无实的一把手、二把手合作过。

那人就是周恩来。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掌握实权的大人物，加在一起接近两位数。其中陈独秀、瞿秋白是大知识分子。周恩来可以与之相处愉快。向忠发是工人，周恩来能与之合作。李立三搞运动起家、博古和王明是国际派、刘少奇属于自学成才、林彪为纯粹的军人、毛泽东是天然的领袖……可以说这些人，脾气和品味各不相同，周恩来都可以合作愉快。

——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这还不够神奇的话，那么请看下面这个事实：这些中共一把手二把手，除了毛泽东之外，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倒台遭殃时，和他们所有人都有合作的周恩来还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身材帅气，姿势优美，风度翩翩。

如果这个还不够神奇，那么请看另外一个事实：除了毛泽东之外，那些一把手和二把手倒台遭殃之后，负责善后之人都是周恩来。

神奇的周恩来仿佛是永远的胜利者。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地方，周恩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但领导过所有的军人。看看周恩来和军方的历史渊源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共在黄埔的象征。凡是黄埔出身的将帅都要买他的账。共军方面的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还是黄埔学生徐向前、林彪、陈赓他们，都对周恩来尊重有加。国军方面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面对周主任也是相当客气。他是南昌起义的实际策划者，理论上调度过所有参与南昌起义的军人，包括贺龙和朱德。他和朱德合作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并且赢得了胜利，理论上全面指挥过井冈山反围剿斗争。他曾经是红军总政委，也曾是共军总参谋长。

周恩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但基本上领导过所有从政的人物。他长期在中央工作，一把手换了又换，从右倾路线到左倾路线摇摆转变中，人事起起伏伏，但基本上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即使一把手，下台之后也要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比方说重庆统战的博古，比方说建国之后的王明和张闻天。只有少数人能逃过这个规律，比方说郁郁而终的陈独秀，比方说牺牲的瞿秋白。特别是建国之后，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没有被他“领导”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党务活动者，但是能影响基本上所有党员。生前就不用说了。即使身后如今，绝大多数党员提起周恩来都会竖起大拇指。

周恩来不是纯粹的特务活动者，但是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他领导中央特科避过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都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司令部：淮海战役中，郭汝瑰可以把国军的战略意图传递给共军；他把间谍安插到国军巨头身边：胡中南进攻延安，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周恩来的间谍。

周恩来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切说，是“合作者”，或“中间人”。

所谓合作者，可以和所有己方实力派人物合作，处于领导或被领导地位都可以，但永远不会走上领袖位置。比方说和中共各个时期的领袖或接近领袖位置的人合作无间，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登上领袖位置、甚至接近领袖位置。

所谓中间人，可以周旋于敌友双方各种力量之间，适应各种势力在敌友之间来回转变。国共双方分分合合，恩怨情仇说不尽。但在每一段恩怨之中，周恩来都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次国共分裂，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重庆统战；第二次国共战争，周恩来又是忙里忙外；建国之后，外交事件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拍板。

从历史角度上看，周恩来集权臣、能臣、干臣的特点于一身。他可以如权臣那般集大权于一身，却没有他们的嚣张跋扈；他可以如能臣那般，在各个位置上恪尽职守；也可以如干臣那般精明强干，行肱骨之功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找到管仲、李斯、张良那些谋略家的影子。但他和他们又不一样。他比他们任何一个干的事都多。

从现实角度上看，周恩来是一个标准的实干家。不论在那个位置上，工作起来总是加班加点，很少休假。必要时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不用加班工资。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凡是经他手干的事，不见得完美，甚至不见得能干成，但是换成别人，却很难干得比他更好。

周恩来有点像诸葛亮。凡事亲力亲为，为人处世皆为楷模。诸葛亮是古人模范，凡事到他手中，仿佛掐指一算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周恩来是今人模范，凡事到他手中，即便不能掐指一算，却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诸葛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老板，摆平有几分善良的刘备就行，周恩来的经历则复杂太多。

第一篇 往事追踪

从绍兴师爷说起

一方水土一方物。

西北兰州，拉面天下闻名。淮南八公山，豆腐冠绝天下。

一方文化一方人。

湖南人性格刚直，有勇武精神。近代天下大乱，曾国藩崛起之后，湖南军人遍布全国，有谚语：无湘不成军。

徽商，诞生于皖南密林之中，人口多、资源少、文化底蕴厚、罕见战火。为了寻找出路，外出经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商业文化。鼎盛时期，徽商足迹遍天下，仿佛无处不在，遂有谚语：无徽不成镇。

在绍兴是另外一则谚语：无绍不成衙。讲绍兴师爷非常有名，所有衙门里都有绍兴师爷。那么绍兴师爷怎么回事呢？

现在的绍兴县是民国之后的事。师爷盛行的年头，还称为绍兴府，指杭州湾以南，以会稽山为中心，包括现在的会稽、诸暨、萧山、余姚等八个县。那一带是古越国腹地，文化教育事业搞得比较好。读书人多，能出人头地者很少。雍正年间，因为文字狱影响，浙江各个阶层的科举考试停了七年。原本就供大于求的读书人如同阴雨天的水果，无价无市，命运凄惨可怜。大量读了书却无法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为了讨生活或者实现报复也想参与政务，于是就兴起了职业——师爷。

所谓师爷，是清朝独有的称谓。清朝之前，称幕宾、幕友、幕客。其并非官吏，没有政府编制，靠服务于权贵讨生活，但和官员可以平礼相见。从政府角度说，师爷是临时工，但能量很大。

明朝末年的徐文长被尊为绍兴师爷第一人。现实世界中的徐文长是一个地方口音浓厚、说话口齿不清、没有任何功名的狂妄书生。但是他有第一流的艺术才华：其诗歌被尊为明代第一；其绘画，让齐白石“恨不能早生三百年”；其戏剧，被明代最好的戏剧家汤显祖极力推崇；鼎鼎大名的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就是这样一个有才的人，没能有功名。最后胡宗宪（戚继光的领导）去东南抗倭，聘请徐文长为私人顾问（师爷）。没想到，徐文长竟然极为出色的完成任务，不仅赶走了倭寇，还把海上大盗消灭掉。遗憾的是生于世家的徐文长没摆脱艺术家自古以来的命数：晚年穷苦聊到，精神失常，不得善终。

由于徐文长过于有才，干的事业过于漂亮，就成了绍兴那一带所有未能在科举上求得功名而又想干一番事业之人的偶像。那种人数量越来越庞大，就形成一个区域性职业群体向全国辐射。清朝末年，鬼佬入侵中国开辟通商口岸，那一带接近宁波和上海，不得志文人又有了参与商业的机会，大大拓宽了师爷的吃饭门路。

他们具备以下特点：念过书，且有一技之长：可以胜任法律、财务、或文案工作。他们思维缜密，办事周到，待人接物灵活到位。

仔细对照一下就发现，绍兴师爷所有的优点在周恩来身上都能找到，而且全部都是放大版的。读书和学问，周恩来留学过日本和法国。至于能胜任的工作，师爷能干的，周恩来都能干，师爷不能干的，周恩来也能干。为人处世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近代少有人能和周恩来比肩。这些和周恩来有啥关系呢？关系很大。

咸丰年间有位绍兴人外出到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当师爷。那人就是周恩来的曾祖父。于是周家就从浙江绍兴人变成江苏淮安人。周恩来的爷爷叫周起魁，也是师爷，并且更进一步，官至知县。清末的官僚腐败技术很高，所以周家原本还是不错的，生了不少孩子。周恩来的爸爸叫周贻能，在周家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

但是周起魁早死，周家开始衰落。周贻能又是忠厚老实型的读书人：懂得一些诗词歌赋等技巧，学业不错，国学生（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有官阶，主事（正六品）；却没有任何职务，也就没有工资养家糊口。为啥呢，因为清末任何职位，都需要拿钱买。

同一个行业差别很大。比方说教师那一行，爱因斯坦是教授。三流大学混饭吃的那些人也是教授。师爷干得好，可以像徐文长那样名扬天下；干得不好，就是周恩来爸爸那个类型。

周贻能过于老实，干不来那一套，只能当一个简单的师爷：收发文件啥的。收入微薄不说，还经常下岗失业——人和人的差别是很大滴。

也就是说，周恩来生长于师爷世家，他的家风，他的家教，都和师爷文化息息相关。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童年接受的教育都将深深影响一生的思维。虽然他的行为、他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师爷范畴，但是师爷的行事风格在周恩来身上均有遗留。

要评价周恩来和师爷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套用艺术创造和生活之间的经典评价：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周恩来生长于师爷文化之中，又远高于那种文化对师爷的要求。

知与行

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进行最后一次自我救赎：年轻而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支持狂人康有为变法改革，结果一百零三天之后，就被年老而有实权的慈禧太后摧毁。从那之后，有志之士都明白，大清帝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们从原来主张改良慢慢变成了支持革命。原本处于“非主流”位置的孙中山慢慢向“主流”靠近。

但孙中山的革命，是精英人物的革命，小人物（如阿Q）是没有机会革命的。等到孙中山死去，蒋介石更为保守了，直接摧毁了国民党左派。日后的共产党，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战胜了国民党。

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自我救赎失败的时候，出生了几个男孩。比方说湖南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前面都介绍过了。现在介绍另外一个，三月五号出生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

周贻能事业不顺，经济困难。周恩来的妈妈出生于官宦之家，颇有才华。但是很不幸，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她倍受打击，对生活丧失了热情。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周贻淦死了，周恩来由叔母陈氏抚育。陈氏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性格好，才学出众，倾注了全部心血来抚养周恩来。

在陈氏教育下，周恩来四岁开始认字、背唐诗，五岁读各种经书，六岁进私塾，七八岁开始读古典名著。陈氏在空闲时间，还会给周恩来讲各种故事。童年的周恩来虽然家境不怎么样，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可以说生周恩来者万氏，教养周恩来者陈氏也。

九岁那年生母病逝，十岁那年嗣母去世，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开始料理家事，然后又到一个表舅家的私塾寄读了一阵子。十二岁那年去了另一位伯父周贻谦家寄居。不多久，又转去下一位伯父，远在奉天的周贻赓家。

周恩来这段经历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早期共产党人，要么很倔（如毛泽东，如贺龙），要么很苦（如陈云），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如彭德怀）。周恩来并不倔强，甚至很听话、温顺，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也不允许他倔强。尽管辗转于各位叔伯之家，但是从不缺吃少穿，所以那个时代肆虐世间的各种苦楚和他无关。

要说苦，也有，是内心世界的。孩子的内心世界总是敏感脆弱的，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才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失去至亲之人那种切肤之痛就不说了，如周恩来那般，各家到处转，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尽管是叔伯。但人和人的性情终究不一样，这个叔叔喜欢静，那个叔叔喜欢动，都需要周恩来去适应。

那种看似永无休止的适应，给年少的周恩来内心带来不安定感。那种缺失，在日后坚定的组织生活中得到补全。这也是日后周恩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定不移的维护组织威信的原因之一。因为个人是脆弱的，组织是强力的。脆弱的个人处于强力的组织中才会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比其他任何人的体会都深刻。

东北的周恩来开始去学校念书，十二岁才开始念小学，听起来太晚了，实际上不是。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对传统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放在今天，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见得能了解得那么全面。而且那时候学堂非常稀有，能去学新知识已经非常难得。自小就历经辗转之苦的周恩来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很不错。此外还有时间读一系列课外书籍，如邹容那本比较时髦（今天老古董）的《革命军》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岁的周恩来有了反应，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剪掉脑门后面那根丑陋的辫子，并且在课堂上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表现。当时老师问：大家为啥读书啊？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说出各种答案，什么养老娘啊、娶媳妇啊、建功立业啊之类的，周恩来则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即使在教科书上也找不到如此标准的答案。如果现在教科书上这么写，估计很多人会愤怒曰，那是摧残年轻人花朵一样的心灵，不人性。周恩来说那句话时，脸色非常平静，神色非常严肃，不存在嘻哈吹牛的可能，也并非有感而发，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按照周恩来当时的年龄和生活状态，国家大事啥的离他很遥远。就算早熟一点，考虑一下自己的生存问题才是王道。至于为何如此那般，要刨根究底的话，只能说大人物总要与众不同吧。

十五岁那年，周贻赓调动工作，周恩来随之来到天津，进入南开中学。他在南开呆了四年，精神和身体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那里，他读了很多书，包括西方各种学说和东方的宋明理学。

在那里，他学会了演说，练就一手好文章，行书也练得不错。

在那里，他组织学生运动，锻炼了组织能力。

哦，对了，他还男扮女装表演话剧《一元钱》，演出很成功，吸引了两个女孩子的注意。她们是周恩来一生中动过心的两个女人，分别是张若名和邓颖超。日后又依靠这项技能多次化险为夷。

那时候他已经足够优秀，远胜同时代同龄人太多。但越是优秀，困惑越大。知识越多，思想触及到的层面越深，越是能感受到中华之苦难和危机。如果说十三岁的周恩来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十九岁的周恩来已经逐渐体会到：中华之崛起，何其难。

其实那个问题已经困扰着很多人。一八四零年以来，好几代人杰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着：李鸿章等人洋务运动，失败了；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失败了；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暂时看不见成功的希望；即使军阀中，也有很多人杰在寻找救国之策。但局势仍然一团黑。

困惑之下的周恩来决定出国，去哪儿呢？日本。他看见中华之困境源于日本。日本原是华夏文明孕育出来的子文明。但日本人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和西方文明接轨，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而且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不仅如此，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损害中华。那么一切是怎么回事呢？答案是周恩来想去日本探索救国之道，并在个体上自我完善。

临行前写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也许我也将无能为力，但我会努力求索，不辜负大好头颅和满腔热情。

内与外

前往日本的周恩来血是热的，但在日本呆了两年，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救国之道，甚至连日语都学得不怎么样。

要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也不对。他在日记中写到：“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说起来都很容易，问题是如何去做。之前在国内，受各种学说影响，脑袋里朦朦胧胧的有点结论，就是“贤人政治”和“军国主义”两块。这两块其实没啥新鲜的，所谓“贤人政治”还是传统那一套衍化过来；所谓“军国主义”，则是受到德意志崛起的启发。

到日本之后，站在中华大地之外仔细思考，问题就不同了。周恩来看到，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衰败了。要搞“军国主义”就更搞笑了，中国已经在外战中寒碜成那样了，怎么搞？能搞军国主义的话，还轮到小日本嚣张？

所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它必定是以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这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主义’、‘贤人政治’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补充一下，当时德国正在一战中气喘吁吁地走向失败。

思想如此转变，恰好为日后接受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搞成功了。周恩来那些残缺不全的想法和列宁的那一套完整的理论惊人地一致。周恩来和当时千千万万热血年轻人一样，对列宁同志的钦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一九一九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因为北洋军阀先天积弱，口头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一场理论上的胜利，赢得一个象征性战胜国的地位。国人刚想虚荣一下，政府就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强扇了耳光：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连一条裤衩也没给北洋政府留。国人愤怒了。

在政府软弱、军人不行的情况下，只能是年轻人上街了。于是学生放下书本到大街上去发传单、喊口号去了。其实从民国诞生以来，那样的事经常发生。诞生于一九一九年那次闹得特别大，而且是因为国际事件闹开的，于是便有了一个伟大的称呼——五四爱国运动。

日后国人给那次事件披上很多神圣的外衣。日后凡是和那次事件有关系的人，人生都有过出彩的时刻。周恩来恰好赶上了那件事，并且参与组织了天津学生运动，再一次锻炼了组织能力。客观说，周恩来功能并不大，也不算特别突出，至少和张国焘没法比。

搞了一段时间学生运动，唯一的收获就是蹲了半年监狱。出狱之后的周恩来再次出国寻求救国之道，去了法国。法国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很多中国留学生去那里，比如邓小平。有人想去而不得，比方说刘少奇。还有人临行前改了主意没去，比如说毛泽东。

在法国，周恩来遇到了一个怪人——张申府，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张申府生于一八九三年，念过私塾（旧学）和学校（新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北大预科班，学数学。第二年正式考入北大时，因为预科没毕业，没法学数学，转而进了哲学系，拜冯友兰门下。冯友兰得知张申府同学兴趣在数学后，就拖人找关系把他转到数学系。没想到去了数学系之后，张申府又对哲学感兴趣了，从此成了一个跨文理两科的综合型人才。毕业之后，张申府留在北大当助教，认识了李大钊，两人天天闲扯。张申府有时代替李大钊管理北大图书馆，当几天毛泽东的领导，把毛泽东填写的不规范表格打回去重写，以至于建国后，毛泽东每次看见那张呆板的脸还感到不舒服。

对张申府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作为周恩来的伯乐，把他推上政治舞台。

张申府在和李大钊的闲扯中，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无限神往。张申府还作为中间人，穿梭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中间。一九二零年，三人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接下来就是发展党员。张申府一开始要发展刘清扬入党。刘清扬一看接下来要入党的是张国焘，拒绝。张国焘在追求她，而她对张国焘不感冒。但刘清扬还是入党了，因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去欧洲发展共产党员，刘清扬和张申府一道，去欧洲勤工俭学，避开了张国焘，当了一段张申府夫人，一九二七年脱党，抗战时期加入民盟。

张申府和刘清扬在欧洲见到周恩来，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三人在欧洲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社会主义共青团。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等人都曾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周恩来的左右手。欧洲时代的周恩来，处于人生的蛰伏期，龙飞九天的前夜。也正是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从一个女人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定下来。

周恩来的爱情

论社会地位和成就，周恩来无需多言，政治、军事、外交都行，而且都是第一流，各方面都足以吸引很多女性的注意。

论才华和素质，周恩来学过传统文化，能写诗词，并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文字和文章，跳舞技术也不错。如果他愿意，可以用它们赢得很多女性的芳心。

论相貌，周恩来的帅气是众所周知的，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另外两位是张学良和汪精卫，第四位有争议）。当初黄埔军校评校草，周恩来也是位列前三甲。加上永远衣冠整洁，加上儒雅的气质和幽默风趣的谈吐，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杀伤力可以想象。

如此条件，放眼那个时代，也只有沦为汉奸之前的汪精卫可以比一比。

如此男人，在整体上还处于男尊女卑、可以一夫多妻的时代，周围开满花花草草才是正常现象。如果周恩来愿意，他可以采摘各种颜色的花朵。然而溺水三千，周恩来只取一瓢饮。守着邓颖超，数十年如一日，哪怕无子无后。当初黄埔军校同事中，只有何应钦（妻管严）一人可以在个人生活方面和周恩来相提并论。相貌如刘峙者，尚有好几房老婆。

在邓颖超之前，周恩来有过一个女朋友，叫张若名，比周恩来年轻两岁，出生于河北一个官僚地主之家，五四运动时冲在最前面，和周恩来一起战斗，一起坐牢，惹得她爹登报和她脱离父女关系，出狱后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从这些经历看，她和周恩来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但是张若名在旅欧共产党人之中，因为“出身问题”遭受不公待遇，愤而脱党，专心学问。当时的周恩来已经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两人分手。遗憾的是建国之后，张若名沦为右派，因不堪侮辱，投水自杀。此时周恩来心静如何？应该和后来林彪看见孙维世之死而无能为力的感觉差不多吧。

周恩来回国之后，和邓颖超走在一起。

邓颖超生于一九零四年，幼年丧父，生活清贫。她的妈妈靠行医赚钱，让她接受教育，培养她成材。一九一九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相识之时，邓颖超也在旁边，只不过那时的邓颖超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不到谈情说爱的年纪。周恩来留学之后，两人有书信来往，便在书信中确立了恋爱关系。

周恩来凭什么就认为邓颖超更合适呢？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诸葛亮。想当初，诸葛亮的才华和相貌闻名天下，最后却找黄阿丑做老婆，不搞绯闻、不花心，模范。大家都搞不懂，诸葛亮为啥看上黄阿丑。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有人看待异性需要色相，有人则需要异性为知音。

诸葛亮就需要一个那样的知音：可以理解他的梦想，支持他的事业和追求。黄阿丑就是那样一个完美人选，不仅如此，据说她的才华还能和诸葛亮媲美。周恩来和诸葛亮两人虽然前后相差一千八百年，所处的时代不同，然而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才华横溢但做事谨小慎微，自我约束非常强，处处都要当楷模。

那么邓颖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虽然相貌上谈不上漂亮，但也不丑。最重要的，她对周恩来的支持和理解不亚于黄阿丑对诸葛亮。

一九二五年，邓颖超以革命爱人的身份去广东找周恩来。两人已经分别五年，而且第一次以爱人的身份相见。姑娘万里迢迢南下寻爱人，不论怎么样，总该去码头接下吧。

邓颖超也以为周恩来一定会去码头接自己，但是在码头不仅没见到周恩来，连一个接待的人都没看到，换成现在的姑娘，估计哭鼻子抹眼泪一番之后，直接调头走人。但是邓颖超没有掉头走人，而是按照周恩来在信中的地址，自己去了。

周恩来在干吗呢？忙。当时省港工人大罢工，走不开。

周恩来让陈赓拿着一张照片去码头接邓颖超。陈赓号称黄埔三杰之一，军事过硬，搞特务工作也是一把好手，却硬是没接到邓颖超，沮丧地回到周恩来的蜗居，发现小女子已经在了。邓颖超让陈赓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想给周恩来一个惊喜。没想到当时正在开会，周恩来正全心全意地记录。陈赓去他耳边叨咕两句，周恩来抬起头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继续开会。就算周恩来笑容很迷人吧。邓颖超也觉得特委屈。

如此这般，两人分别五年，第一次以爱人身份相见，第一天竟然没说上一句话。放在一般女孩身上，估计要委屈到哭鼻子了。邓颖超当然很不一般，周恩来选择她是因为需要“革命伴侣”。邓颖超也是一样，也是革命者，也需要“革命伴侣”。第二天就以革命者的身份投入到工作中。周恩来好不容易下班回家，却不见小超同志，因为为她还没有下班！

周恩来对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邓颖超刚好进门，接话：“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

接下来他们去外面吃顿饭，庆贺重逢和结婚。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是结婚。

没有聘礼，没有仪式，没有媒人，第二天两人就照常工作上班。

——何为革命伴侣？这就是！一般凡俗男女是没有这个境界的。

婚房就是周恩来的蜗居：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

是不是太简单了？好像有点，即使在那个时代，作为婚房，也太寒酸了一点呢。然而正如《陋室铭》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有他就好。我不在意是否简陋寒酸，只因为这里有你。我相信我的眼睛和选择，在我的眼中和心中，你就是一切。有你，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周恩来绝非一般人物。第二天，同事们得知周主任结婚了，一定要见一见新娘子。没办法，就再摆两桌吧。前来的客人都是哪些人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邓中夏、恽代英、陈赓、李富春等人。

看看这份名单，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名人，何应钦是黄埔军校总教头，张治中和钱大钧也是蒋介石的心腹，李富春和陈赓是日后中共元老，半个黄埔军校都来了。这仅仅是第二天听到风声自愿前来的部分同志。如果发请帖，肯定了不得。如此多的知名人物前来贺喜，简陋的蜗居胜过高档大酒店，陋室又如何？

当时大家也没啥可乐呵的，就让邓颖超把两人的恋爱经过说一遍。邓颖超也不含糊，直接拿出演讲时的派头，让众位未来的大人物见识一下五四女闯将的风采，众人齐齐鼓掌。

那天晚上，周恩来喝了很多酒，醉了。周恩来的酒量很好，自制力更好，一生少有喝醉。但是那天晚上，他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就会放松警惕和戒备，才会喝醉。这么多年的漂泊，我孤独的内心终于有了归属。我的身体属于组织，我的心属于你。从今往后，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一般人谈恋爱，总要在月上柳梢头之后、相依相偎、卿卿我我。革命伴侣不一样，那是要牺牲很多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牺牲现实，成全理想。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是成功的，但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邓颖超一生两次怀孕，都没保住。

刚刚结婚不久，邓颖超怀孕了。但周恩来随蒋介石东征，身边没人照应，加上邓颖超刚到广东工作，没时间和精神带孩子，就偷偷到街上黑店去买药打胎。日后周恩来得知了，罕见地发脾气：“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

一九二七年三月份，邓颖超怀孕临产。那是蒋介石清党前夕，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纠察队，又不在身边。当时婴儿过大，难产，三天三夜都没生出来。当时没办法（还没有剖腹产），医生用产钳把婴儿夹出来，伤到婴儿头部，夭折。

之后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波及到广东，邓颖超去香港，再辗转到上海，一路颠簸，过度劳累，子宫没有收缩好，无法再次怀孕。但那个遗憾没有影响二人的感情。

邓颖超是一个要强的人，不喜欢人家称她“周夫人”，一直试图工作。但是嫁给周恩来那样的男人，邓颖超在事业上依然牺牲很多。

在对待夫人的问题上，周恩来比毛泽东、林彪、刘少奇谨慎许多。江青在文革中耀武扬威，日后看，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叶群到处耍小聪明，实际上是给林彪添乱；刘少奇用一个桃园经验，把王光美拉到政治行列中，实际上是开夫人参政之先河。当然，对比那几位的遭遇和结局，邓颖超也是最好的。

邓颖超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五四运动先驱，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甩了半路插队的王光美、江青、叶群好几条街。当初国共合作之时，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颖超就可以列席参加了。建国之后担任高级职称无可厚非。但是周恩来刻意降低邓颖超的待遇。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有个君子协定：二人不再同一个部门工作。建国之前无所谓，周恩来到处奔波，建国之后就不同了，周恩来当了总理，总理管辖之外的“地方”就少得可怜了，呵呵。定工资时，按规定，邓颖超应该是五级，周恩来把她将为六级。建国十周年上天安门庆祝，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把她删掉。陪周恩来去外地工作，邓颖超要自己负责自己的出差费用。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批示，让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了。

可以说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牺牲了很多。原因无他，只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妻子。她心中是否有委屈不得而知，但是她很好地处理那一切，而且把家庭关系梳理地很好，从不打扰周恩来的工作，尽量在生活上照顾周恩来。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有妻如此，夫复何求。那些换了一个又一个老婆的男人，那些私生活混乱的男人，在感情生活中有谁敢说比周恩来更成功？

从邓颖超角度看，埋没才华，确有遗憾。也许周恩来对邓颖超并无那种燃烧的爱，看起来更像一种细水长流的亲情。但是有一个如此出色相知且体贴的丈夫，人生也该知足。

从夫妻关系上看，半个世纪的纯净婚姻，堪称楷模。因为他们虽然处在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却守着一份纯净的爱，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可贵。

既然如此，彼此的牺牲和承担，值。

第二篇 周恩来和陈独秀

第一章 周主任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张申府回国，担任蒋介石德文秘书，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张申府的工作是负责黄埔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阅卷，可以说是黄埔一期所有学生的共同老师。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共另一位元老，蒋介石的好哥们，怕老婆的戴季陶。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军校草创，人少事多，太忙。廖仲恺和戴季陶让张申府推荐人才，张申府推荐的第一个人才，就是周恩来，并且给周恩来邮寄了回国路费。

一九二四年八月，周恩来回国。戴季陶随孙中山北上，和段祺瑞谈判。周恩来走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开启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与此同时，张申府和蒋介石搞不来，离开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张申府因为反对和国民党搞太近与其他同事发生争吵，负气退党。周恩来原本是支持张申府的，但后来屈服多数人的意见。张申府对此评价：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知千里马莫若伯乐，张申府对周恩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弯而不折。

不弯曲又能怎样呢？党内斗争原本就很激烈。如张申府，不弯，退党，不难，难在不折。此后数十年，周恩来历尽艰辛，委曲求全，但从未失去自我。就算有时候看起来像孙子，但我还是我。如此而已。

周恩来回到广东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那时候中共虽然人数不多，元老啥的却有不少，没有多少人在意年仅二十六岁的周恩来。没人理解不要紧，彼时的周恩来已经完全成熟，从身体到头脑，逐渐逼近巅峰。

学贯中西，他的知识层面不是特别深，相当健全。

游历东西方，他的视野相当开阔。

多年思考实践之后选择共产主义，他的信念前所未有的简单。

期待干出一番事业，他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

他心思缜密，心细如发；同时敢想敢干，可以勇往直前。坚持原则而又能屈能伸。如此一个人物，放眼天下，即便是那个风云际会、豪杰遍地的年代，能与之匹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很快，便没有人能忽略黄埔军校的周主任了，因为周恩来短时间内完成了魔法。

周恩来的魔法很简单，就两条，军事和政治。

国民党搞革命，原本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很多起义都是浅尝辄止。所以民国建立十几年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也就广东那一点地盘。所以孙中山晚年才要建立军校，从头再来。共产党建党，或多或少地参照国民党，同时极力避免国民党的缺点。刚开始虽然依靠卢布过日子，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但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政治建设。

黄埔军校初期，实际政治工作非常薄弱。戴季陶跟随孙中山北上，连辞职报告都没写。廖仲恺虽然名义上是党代表，拿蒋介石却没什么办法。周恩来上任之后对政治部领导班子一番整顿，制定详细规则，明确每个人的责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周恩来重新修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改进政治教学内容。把原本空洞的政治口号变成切实的政治教育内容。比方说创办政治刊物，推广革命歌曲等等。如此一来，政治从原本的夸夸其谈，变得和每个人日常生活切实相关，接地气。

政治部算是找到了自身定位，每个人有活可干，有规则可依。而且周恩来把政治宣传搞到老百姓那里，大大提升了政治成绩。

对共产党而言，周恩来聘请了一部分共产党人当教官，如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增加了共产党人的力量，日后林彪去黄埔军校就是奔着恽代英和萧楚女去的。所以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时，周恩来获得开会资格。

再看军事部分。

众所周知，共军建军于一九二七年，但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那部分军人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黄埔军校，特别是下级军官，比方说周四第的人马。黄埔三杰之中，陈赓和蒋先云都是共产党的人。其中缘由何在呢？答案，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挂名政治部主任，实际上非常明白军事的重要性。他利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甚至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力量成为日后共军的骨干。不仅如此，蒋介石两次东征，周恩来均随行，表现不俗。

所有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位大人物，陈独秀。周恩来早期的一切和他息息相关。

第二章 超巨星——陈独秀

若问谁对周恩来一生影响最大，排第一位的是毛泽东，排第二位的是蒋介石，第三位就是陈独秀了。陈独秀和周恩来直接接触不多，对周恩来的影响却是无与伦比的。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先放一放，这里先说说排名第三的陈独秀。

能制造轰动效应，那叫明星。

能把轰动效应延续下去，那叫巨星。

能把轰动效应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影响时代走势，那叫超巨星。

毫无疑问，陈独秀就是一颗超巨星。整个近现代史上，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三场飓风：第一场飓风的名字叫“变法”，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吹起来的，从十九世纪末吹到二十世纪初；第二场飓风的名字叫“民主”和“科学”，吹出了五四运动，旗手就是陈独秀；第三场飓风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旗手为毛泽东。三场飓风，都影响了中国的走势，尽管方式各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思想界的飓风。任何一场飓风的旗手，都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陈独秀不仅影响了周恩来，而且影响了那样一个时代。周恩来只是那时的一份子而已。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一八七九年，安徽怀宁人，幼年丧父，跟随爷爷学习四书五经。一八九六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而随后的戊戌变法却断了他进一步升学的机会，遂改学西学，因发表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论被开除。那时候，周恩来才刚刚出生。

被开除之后的陈独秀从发表反清言论上升到反清活动，光荣成为通缉犯，平生第一次流亡日本（此后还有很多次流亡日本的机会）。他在日本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念书，一边跟改良派的各位理论家（如章士钊）混，又觉得没前途，逐渐激进，成为革命派。

应该说陈独秀混得还不错，辛亥革命之后，得到安徽省督政府秘书长——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他本想大干一番，奈何碰见袁世凯战胜孙中山，革命派落败，被迫逃亡，非常郁闷。跑到芜湖时，他想到军阀龚振鹏见死不救的卑劣行为，书生意气一把，直接跑到龚振鹏的司令部去骂人，相当于自投罗网。

龚振鹏眼见秀才敢如此嚣张，怒了，好吧你个陈独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进来，来人，绑了，日后杀掉祭旗。好在陈独秀人缘还不错，有人前来说情，才没有因为一时冲动丢了命。这是陈独秀一辈子第一次坐牢，也是一系列坐牢的开始。

搞革命坐牢很正常。但是陈独秀坐牢不同。每一次坐牢总能闹出一系列动静，而且动静越来越大。第三次坐牢时，就惊动了孙中山。等到一九三二年第五次坐牢时，竟然惊轰动了海内外。胡适、蔡元培、林语堂等人轮番拖人找关系，把蒋介石烦的不行。连欧洲的杜威和罗素都惊动了，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此外，竟然引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关注：不应该抓陈独秀。

更为搞笑的是，陈独秀把坐牢演变成一出话剧。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二号人物，传讯陈独秀结束，竟然向陈独秀索要题词，以示仰慕。陈独秀给了何部长面子，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唬得何部长晕头转向。其他人等，索要签名者络绎不绝。犯人做到那个程度，非常有面子。

陈独秀为啥变得那么牛呢？因为一直在变通。原本生是清王朝的人，看见清王朝无望了，反清。跟着改良派混，看他们不爽，转而革命。他和年长几岁的梁启超比较类似：学问、为人方式、文笔，都有类似之处。梁启超也是一直求变，变成孙中山的死敌之后，变不动了。陈独秀则比梁启超更激进。

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又怀疑了，再次转变。抄起笔当武器，亲自冲锋陷阵。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写稿、审稿、编辑一人包办，相当于一个人搞一份报刊，牛！更牛的是，一个人能让一份报刊压倒那个年代所有报刊！最牛的还是，把那份报刊搞成历史的坐标！

《新青年》大概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为无数迷茫之中的年轻人点亮了方向，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身边就带着那份杂志，苦闷时拿出来看一看，如同享受一顿精神大餐，神清气爽，气息畅通。

那个杂志有啥魔力呢？就两个词：科学和民主。它们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天天说，听厌了。但是当时报刊还很少，科学和民主又被当成救国良药，受追捧程度远超当今所谓天皇巨星。所以陈独秀的风头，杠杠滴。

从这些经历看，陈独秀是一个热血、叛逆、有才、精于变通的人。这些特征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也导致了他悲催的结局。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获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北大没有副校长的职位，而且只有三个科目：文科，理科，法科，其中文科是最重要的科目，陈独秀的地位相当于北大二把手。陈独秀去北大，可谓《新青年》和北大珠联璧合。杂志一直是陈独秀一个人搞。其它教授（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阵容空前豪华）可以加入编辑部，写文章发表高见。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

按照经典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最先听到炮声的两个人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都是理论功底深厚，名望巨大之人，很快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新偶像，学术界的巨星。

五四运动大潮中，所有明星在陈独秀面前都黯然失色，因为他号称五四运动总司令，巨星级别。因为过于闪亮了，惹起北洋军阀不满，抓起坐牢。

一九二零年，陈独秀出狱后南下上海，在那里会见了孙中山，并且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和李大钊二人可以说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开山鼻祖，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缔造者，堪称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共产党之父。

一九二一年嘉兴游船上召开的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到场，依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总书记，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任。毛泽东之前，陈独秀是中共担任最高领导人时间最长、威望最高、名声最大、付出最多的领袖。

这段时期的周恩来看着陈独秀的书成长，仰望陈独秀，视其为偶像。当初周恩来初次见到陈独秀时，如同粉丝见到偶像一般兴奋，对陈独秀的学识、思想、才思叹服不已，思量着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大干一番。但是等到周恩来进入中央，有机会和偶像兼领袖的陈独秀近距离接触之后，却是苦涩多于甜蜜，最后走向分裂。

怎么会如此这般呢？那些分歧按照后来的官方说法，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这一切要从孙中山说起。

第三章 陈独秀与孙中山

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先驱，国民党之父。陈独秀可以说是共产革命先驱，共产党之父。然而两人结局却大不相同：孙中山死后形象越来越高大，被海峡两岸共同接受，如今大幅画像挂在天安门对面，和毛泽东隔着马路对望；陈独秀原本起点也很好，身前身败名裂，身后印象模糊。为啥呢？原因很有趣。

孙中山喜欢革命者。陈独秀也是一个敢闯、敢拼、敢造反的人，而且能写文章，名气很大，能量很大，正是孙中山钟爱的类型。当初孙中山为了拉拢梁启超，下了巨大的本钱，最后还是只能以宿敌结束。陈独秀不同，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都算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于陈独秀编写的《新青年》，孙中山也表示很重视。

五四运动，陈独秀第三次坐牢，面临危险。广东的孙中山表示：我和我的同伴表示震惊了。当时孙中山正和南方军阀缠斗，忙得不亦乐乎，仍然抽空接见北洋军阀代表徐世英，很霸气地表态：“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

因为孙中山的巨大影响，陈独秀安然出狱。其实陈独秀也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只是对孙中山屡次失败不满意，才转而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十月革命的炮声是响亮的，不仅震动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还震动了孙中山。

孙中山一辈子搞革命，好不容易把清王朝搞死了，怎奈民国一盘散沙，就是搞不起来。今天新军阀去攻打旧军阀，明天新军阀内战，你来我往，无穷无尽，搞得孙中山相当头大。因为孙中山的目的并非打仗，而是建设一个新国家，怎奈军阀觉悟低，时不时向孙中山射几枚大炮玩玩。孙中山对军阀恨得牙痒痒，却还要好言相劝，笑脸相迎，忽悠军阀北伐。

就在孙中山惆怅迷茫之际，苏联的列宁给孙中山上了一课。孙中山和列宁是同一代人，生日相差不远，祭日相差不远，寿命也差不多。两人干的事业也是大差不差，都是推翻了旧帝国，建立新国家。而且就连成功的过程都很类似。当初孙中山为了推翻大清帝国满世界流浪，列宁也一样，为了推翻沙俄帝国满世界流浪。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根本就不在现场，后来才接受领袖宝座。十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也不在现场，也是后来才接受领袖宝座。

但是后续故事却不一样：列宁领导的苏联日渐壮大，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却陷入军阀混战。孙中山看着列宁，羡慕啊。

一九二零年三月，出狱后的陈独秀南下，和孙中山首次见面，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当时孙中山正改组国民党，陈独秀将要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一辈子可以分为两段，创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前，完全是知识分子生活，名声巨大；之后则完全是政治家的生活。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推广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更直白一点，如何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党，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人。陈独秀想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外联合，平等基础上对话，孙中山当然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党内联合，说白了，就是把共产党兼并了。陈独秀当然不乐意。怎么办呢？很好办。

不管孙中山还是陈独秀，都绕不过苏联那道坎。苏联虽然日渐壮大，生存环境依然艰难，西方列强不承认，东方面临日本扩张。苏联希望中国能稍微硬气一点，牵制日本，帮苏联分担一部分压力。苏联的念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二，帮助孙中山建军，筹建黄埔军校。

当时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归第三国际管辖。第三国际和第一、第二国际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搞的共产国际，都是比较理想化的，想要全世界一起搞共产主义革命。列宁主义诞生之后，说共产革命可以从一个国家（苏联）开始搞。列宁成功之后，就在莫斯科搞第三国际。因为共产主义世界只有苏联一家，结果第三国际基本上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结合体。

斯大林上台之后，苏联更为现实，第三国际沦为苏联附庸。

中共一大召开得过于匆忙，当时中共过于弱小，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生存艰难，连存在的法理都不足，更别说扩大发展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号到二十三号，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支部都必须执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代表”。

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便正式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共产国际为了苏联利益，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又不同意和共产党党外联合。没办法，陈独秀挖空心思帮助共产党搞了一个创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如此总算保全了共产党组织独立完整性。

如此，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变成了国民党员。

可以说是双赢，也可以说是双输。双赢：从国民党看，好像兼并了共产党，一统天下；从共产党看，搭上孙中山牌革命顺风车，可以发展壮大自己。

双输：国民党和共产党立场差异很大。国民党本质上还是精英革命，从上而下。共产党是基层革命，从下而上。组织方式上看，国民党相对松散，内部斗争激烈，难以统一。共产党虽然也斗争，但是一旦形成决策，就统一执行。如此差异，为日后分裂埋下伏笔。孙中山在时，巨大的个人威望可以维持合作局面，继续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孙中山去世，就没人能压得住了。国民党右派又回到老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里去了。

对陈独秀而言，成为共产党领袖之后，闹出来最大的动作就是国共合作。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从一个小党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大党。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遭遇第一次黑暗低谷，党员从六万变成一万。

正所谓成也国共合作，败也国共合作。或者说成也孙中山（活着），败也孙中山（死了）。

第四章 黑锅

蒋介石眼看共产党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国民党那边一盘散沙，决定通过清理共产党的方式重整国民党。当时蒋介石并不是国民党老大，也没有冠绝群雄的实力，所以投石问路，搞了一个“中山舰事件”试探一下，结果共产党退让，没反应。共产党退让，其实也就是陈独秀退让。因为陈独秀是当时中共的“大家长”，一言九鼎。

陈独秀退让，周恩来不愿意退让，在黄埔军校呆不下去了，转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浙江军区军委书记。听起来很唬人，实际上是空架子。当时的中共有党无军，所谓军委书记，竟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仅仅负责一些安保工作。

职位如何，要因人而异。有人能把皇帝当成傀儡，也有人能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个脚印干出一番业绩。就好比同为家庭主妇，有人把大鱼大肉做成黑浆糊，惹得丈夫忍不住自己下厨；又有人可以用萝卜白菜做成四菜一汤，让全家欢乐。周恩来就有一双巧手，之前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没啥实际内容，被他整的有声有色，那还是在国民党地盘里做事。如今当了共产党军委书记，好歹有了自家茅草屋，自然要大展身手。

周恩来干了两件事：第一，把陈赓和顾顺章送到苏联学保卫工作，二人日后成为中央特科的核心；第二，跟国民党竞争。第一条先放一放，后面再说。这里说说第二条。

周恩来因为在黄埔军校干得不错，一九二五年赢得参加中共四大的资格，并且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中共四大选出来的领导班子，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都是知识分子，开会喷口水那是第一流；项英等人是领导工运的，也就是接触到工人纠察队而已。面对行伍出身、军权掌握、步步紧逼的蒋介石，大家大眼瞪小眼，如同良家女子面对流氓恶棍，除了表示严重抗议、十分轻蔑、百分鄙视、再次严重抗议之外，毫无办法。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到兵，只能是退让再退让。唯一有军事经验的只有周恩来一人，跟着蒋介石搞过东征。

离开黄埔军校的周恩来想干点事，和国民党竞争一番，和蒋介石斗一斗，把共产党家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除了工人，还是工人。

好吧，那就工人了。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虽然有第四军那样的左派，归根结底都是国军，共军还不存在。其他人都是搞政治、搞辩论、搞工人运动，但是在黄埔军校干过几年，并且参与领导东征的周恩来明白，如此下去，天下都是国民党的了。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以中国天无二日的传统，国民党难以容忍共产党。因为之前“中山舰事件”就是征兆。国军内部已经开始清洗共产党人。

怎么办呢？只能自救，靠自己。周书记决定带着共产党仅有的家底——工人——干一场。确切说，就是带着工人在上海搞起义。

上海工人之前搞过两次起义，都失败了。周恩来借着国军北伐之机，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由于大局有利、准备充分、组织有方，最后成功了，解放了大上海。而且搞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工人纠察队。

筹划起义过程中，陈独秀和周恩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算是并肩战斗。但陈独秀没有军事经验，过程主要是周恩来直接指挥。比方说和军阀对战时，陈独秀曾下令撤退。周恩来没听，最后胜利。

以共产党的实力是守不住上海的，而且国共合作，也没有理由拒绝国军，那么就欢迎北伐军吧。这样一来，相当于共产党人贡献了大上海，国军想动手也没有借口，总要顾忌一下舆论吧。然而共产党低估了国民党右翼清党的决心，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白崇禧。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赞成的，白崇禧必然反对，但是在反共上，两人走到了一起。

国军并没有因为共产党拿下上海而不好意思，依然决心消灭共产党。首先要工人纠察队缴械，明摆着要动手了。如此情况下，轮到共产党大当家陈独秀发话：缴械。

清党前夕，当时国民党名义上的老大汪精卫去上海，质问陈独秀：听说共产党传言要对付国民党，咋回事？

陈独秀首先表达了歉意，立马表示没那回事，并且和汪精卫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说国共两党一家亲、继续完成革命、拯救中国啥的。话说汪精卫能靠住，母猪都能上树。国民党内部，汪精卫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特别是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搞臭之后，资历上已经没人能和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是一个软骨头的政客，所以每一次，汪精卫都被蒋介石耍得团团转。陈独秀相信了汪精卫，相当于把共产党推向深渊，自己也跟着沉沦。

随后白崇禧的人进入上海。四月十二号，屠杀开始，大批共产党人死于非命。

四月十六号，周恩来指责那个《宣言》害了大家。并且起草电文给中央：“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就是要武力讨伐蒋介石。

这是第一个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事对决的电文。

——现在终于明白为啥一把手倒台时，周恩来总能安然无恙的原因了吧。因为他总能在一把手们犯下大错时迅速做出应对，而且有效。

陈独秀太右，周恩来在左。瞿秋白和李立三太左，周恩来在右。之后类似的事情还会出现很多次，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还在想着推卸责任时，周恩来已经转而支持毛泽东了。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太前，周恩来在后。

周恩来的这种能力和处事方式，比起毛泽东那种凡事敢为天下先的个性和巨人般的魄力是差一点，但是留下的弹性足够大，足够周恩来“弯而不折”。

陈独秀接到周恩来的电文时，犹豫不决。他发指令：“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的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对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呢？陈独秀的办法：“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可不需要共产党拯救，直接把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抓了，还要把中共一网打尽。其实陈独秀还有时间做决断，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十五天之后，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有机会做出反击的。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没有拿出新的决断，没能提出拯救时局的方针，而是为过去的政策辩护，比方说“中山舰事件”之后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反正婆婆妈妈一大堆：过去我是领导，过去的政策没错。既没有找到对策，也没有把能背黑锅的同志拉出来。要知道，如此巨大的黑锅，总得有人背上。陈独秀找不到背黑锅的人，那么只能留在自己身上。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声音显得既懦弱，又没有说服力，关键是没有解决问题。老蒋还在杀同志们呢，哪有功夫听你啰嗦。按照陈独秀的意思：以后大家继续听从俺老人家的领导，继续被蒋介石宰杀。——凭什么呀？

不禁要问陈独秀这是怎么了？从成长经历看，他绝不是孬种。想当年还是学生时，就敢反对大清，何等热血。想当年，护法运动失败，以逃犯之身跑到军阀司令部骂人，何等勇敢。想当年，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点亮天下年轻人心扉，何等光辉。想当年，指挥五四运动，又是何等豪迈。

坐牢或流亡，都没能让他屈服，而面对国民党右派，怎么就唯唯诺诺了？答案无非两个，外因和内因。

外因：陈独秀虽然在国内威望巨大，在共产国际那里，也就是小小的支部书记而已。共产国际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所以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就算他本人不想和国民党搞在一起，也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

话说回来，陈独秀就算反抗，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就他本人而言，也不想和国民党决裂。国共合作多爽啊，发展又快。以刘少奇为例，一九二二年从苏联回国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通过领导一系列罢工，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如果那么一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时谈国共合作之际，陈独秀希望和国民党搞党外联合，实现和国民党平起平坐。陈独秀的梦想也就是带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陈独秀有热血，有行动的决心，但本质上终究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守诚信，容易幻想，但不是政治家，缺乏一流政治家的谋略和果敢。

对比一下陈独秀和蒋介石的作为，就能看出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区别。

陈独秀守诚信，记得当年和孙中山的盟约；蒋介石嘴上继承孙总理遗愿，手上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完全抛弃。

陈独秀还幻想继续和汪精卫合作；蒋介石连汪精卫都要收拾。

陈独秀前怕狼后怕虎；蒋介石干完再说。

那么身为大知识分子的陈独秀的犹豫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从陈独秀个人角度上看：七月四号，陈延年在监狱中被乱刀砍死。陈延年和周恩来同龄，也是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和周恩来一样，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周恩来一样，也是旅欧支部负责人。和周恩来一样，一九二四年回国，在广州工作，而且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人。更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陈延年原本可以不死的，但是被世家好友吴稚晖（一辈子三次给别人下跪，其中一次是向汪精卫下跪，求他和蒋介石一起反共。当时胡适请求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结果可想而知）出卖。第二年，同样出色的陈乔年被杀。陈独秀长女陈筱秀到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哥哥的惨状，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于上海医院。

从共产党角度看，很多和陈独秀儿子同样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杀。比方说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被杀。比方说被毛泽东称为“杰出妇女领袖”的向警予，被杀。比方说毛泽东的挚友，向警予的丈夫蔡和森，被杀。比方说工运领袖王荷波，被杀。

七月十五号，汪精卫用屠刀砍碎了陈独秀的一切幻想。不仅在武汉清党，而且还亲自下令通缉陈独秀，表示清共之决心。

汪精卫在武汉清党之后，陈独秀的政策已经全面破产。他的信用也全面破产，共产党内首先清算陈独秀的政策。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号，中共召开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让陈独秀负全责，相当于把黑锅放在陈独秀身上。日后陈独秀成为国共双方共同的敌人。

从此以后，陈独秀的人生陷入黑夜。黑夜中的陈独秀，再一次恢复了本色。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革命

让陈独秀背黑锅，绝对没有冤枉他。当时那个情况，作为领袖的陈独秀要负全责。曾经的功劳是他，错误也归他。他是领袖，黑锅当然得由他背。说他是右倾，绝对没错。正如日后博古要为井冈山失败负责。正如日后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负责。

前不久还风光无限的中共一把手，转眼间就要面对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之局面。许多过去的同志反过来指责领导，纷纷划清界限。孤身一人的陈独秀为了躲避汪精卫的通缉，四处闪躲漂泊，一时间甚为狼狈。

周恩来因为主张对蒋介石强硬，并且做出一点成绩，进入中央政治局。那一年他二十九岁，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央政治局中，永远都有一个名字，叫周恩来。

周恩来是与众不同的。他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没落而落井下石，相反，他对昔日偶像和领导人伸出温暖之手，把他藏起来，并用私人的钱开支陈独秀的生活费，很够意思。陈独秀感慨曰：世无朋友更凄凉。

党内同志批判还可以理解，毕竟那一套政策是陈独秀搞出来的，毕竟很多人因此送命，连李大钊都葬送了。真正让陈独秀愤愤不平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让他去莫斯科检讨。

国共合作的策略是共产国际定下的，是为了维护苏联人的利益。现在同志们牺牲了，陈独秀一家人牺牲的比别人更多，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难道陈独秀愿意这样么？当然不愿意。共产国际竟然把陈独秀给抛出来顶罪，而非检讨自己的政策。

——不服。

于是陈独秀拿出早期对抗清帝国和北洋政府的倔强，拒绝前往莫斯科检讨。不仅如此，还迷上了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传说中的“托派”。他的对抗受到了惩罚：一九二九年被中共开除党籍。但陈独秀没有消沉，而是奇迹般地回到国共合作之前的战斗状态。

托洛茨基主义是啥呢？就是“理想派革命主义”。

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搞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理想派的革命主义，整天盼望着全世界一起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盼望着、盼望着，几十年过去，黄花菜都凉了，也没结果。日后列宁比较现实：先从一个国家搞吧。于是苏联成功了。

列宁身上理想主义色彩依然很浓厚，“国家”为“主义”服务。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完全变成了“主义”为“国家”服务，第三国际完全服务于苏联的利益。列宁之后呢，托洛茨基继承了理想派的一面，和斯大林搞对立。日后斯大林大清洗，就是清洗“托派”。日后红军内部搞清洗，比方说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搞清洗，也清洗“托派”。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之后，并没有因此消沉。想让他消沉是不可能的，当初全国性政权的大清帝国和接近全国性政权的北洋军阀都没能让陈独秀消沉，何况当时还是东躲西藏的共产党。于是陈独秀以“托派”的名义重新编写报刊杂字、重新组建“小组”、重新搞“中央”。相当于把五四运动到国共合作之前的路子重新走一遍。

国民党一开始对“托派”是镇压的，后来发现他们是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捣乱派”，就默许了一阵子。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托派”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特别是蒋介石下野那阵子，一边跟中共中央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一边把国民党当成新军阀加以鞭挞攻击，相当活跃。于是国民党再次打击“托派”。与此同时，共产党中央对“托派”也不客气，该打击就打击。

一时间形成这样的奇观：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竟然因为陈独秀的“托派”找到合作契机！

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被曾经的同志出卖给国民党。但陈独秀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在监狱中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没办法，知识分子革命者嘛，原本就是战斗力很强滴，只要脑袋还能思考，只要笔还能写，就不会消停。能让他消停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所有敌人联合起来对抗更大的敌人。一旦国共合作抗日，陈独秀的生存空间就没有了。

“托派”活跃的时候，旗号也是“爱国”。对国危害最大的当然是日本人。国共双方都去抗日，那么陈独秀就没有攻击国民党的借口，也没有和共产党竞争的借口。而且因为国共抗日，陈独秀还走出了监狱。昔日托派战友已经凋零，中共在延安站住了脚跟。即使倔强如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落伍了。正如辛亥革命之后的康有为，在滚滚洪流中，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正如辛亥革命之后不甘落伍的康有为一样，陈独秀也还有念想。

能帮助他实现念想的，就是昔日的粉丝兼下属周恩来同志。

陈独秀坐牢时，周恩来并没忘记他，和叶剑英一起去探望过他。周恩来对陈独秀依然相当尊重，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把陈独秀感动得老泪纵横。当时陈独秀是“托派”领袖，和周恩来相当于政敌。周恩来不仅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而且赞扬陈独秀在狱中坚持写书、精力过人。

出狱之后，陈独秀拖人转告延安，说已经脱离“托派”，想重回党组织干点事。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转给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释放出来的信号，周恩来表示赞同，写文章：“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他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但在当时的延安，周恩来并没有最后的决策权。有两个人对陈独秀不感冒：毛泽东和王明。

王明和毛泽东是天然的对立者，如今却因为陈独秀暂时走到同一条战壕。所以说陈独秀一生就是传奇。纵观那个时代，传奇人物虽多，一辈子能让大清政府通缉，让北洋政府提供监狱，让国民政府提供皇粮，让党内政见对立者协调一致，陈独秀之外还能找到其他人么？

当时延安也是乱糟糟的。实力最强的是毛泽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是张闻天，另外又有王明那颗明星。如果陈独秀再去了，那叫一个热闹。当时毛泽东刚到陕北，立足虽稳，但并无后来的威势，而且还不是党内一把手。

从王明的角度看，自己从苏联回来，是共产主义理论大师，可以唬人。但是和陈独秀比起来，不论是名望、资历，还是理论水平，均不占优势。而且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从苏联回国，就是想抓住这点。陈独秀人家之前就领导过国共第一次合作，所以王明坚决反对陈独秀去延安。

王明给陈独秀准备了一系列大帽子，政治大帽子：“托匪”；个人节操大帽子：“杀人犯”；民族气节大帽子：“汉奸”。前两个子虚乌有，好说。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牵扯到汉奸，那是要死翘翘的。周恩来当然不认可陈独秀是汉奸，和王明争起来。王明拿出王牌：“斯大林正在反‘托派’（大清洗），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王明指出，“对‘托派’不能仁慈，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王明刚从苏联回来，风头还比较劲，号称“活马列”，连毛泽东都要适当的拍点马屁。加上斯大林在苏联大规模清洗“托派”。于是陈独秀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也无能为力，只能跟着中共一起往陈独秀身上泼脏水。

但王明是无法封死陈独秀去延安之路的，真正的决策权还在毛泽东手里。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有一个“前领导”王明已经够让人烦了，再加上一个“前领导兼前偶像”（毛泽东也曾是陈独秀的粉丝）陈独秀，更烦了。但陈独秀毕竟是中共领袖，放在外面“胡说八道”不如接到延安“养”起来。于是毛泽东开出让陈独秀回延安的条件：“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如果那样，陈独秀相当于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陈独秀当然不干，谁愿意被养起来呀？如果愿意被养，就不是那个敢和所有组织对抗的陈独秀了。不管如何，陈独秀身上那根硬骨头还在。日后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就拖病不去开会。比起王明，陈独秀要硬气多了，所以陈独秀拒绝去延安，一个人孤独终老，寂寞而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陈独秀身上有硬骨头，为啥想去延安？原因很简单，当时共产党在延安站稳了脚跟，确实比他领导时东躲西藏的好。陈独秀是知识分子革命者，自己没找到出路，在延安那里看到了希望，当然想过去继续革命。但是当延安想把他养起来，他就不干了。所以陈独秀还是陈独秀，硬骨头，还是硬骨头。

一九三九年，陈独秀在重庆医院被赶走，隐居江津，生活聊倒不堪。周恩来去看望他，在一个荒凉破败的民房里找到陈独秀，一阵心酸。周恩来告诉陈独秀，写一个公开声明认个错，然后回延安。那时候王明在延安好日子也过到头了，如果陈独秀回去，也行。但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养起来。

陈独秀对周恩来说出一番伤感的话：“恩来，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周恩来知道陈独秀决心已定，不便强求。眼见陈独秀生活潦倒，让侍卫长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说：“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陈独秀很感激周恩来，但陈独秀还是陈独秀，硬骨头还在：“‘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

周恩来没有强求陈独秀。没有人可以强求陈独秀。

周恩来辞别陈独秀，有点不舍，又有点伤感。

别了，我曾经的偶像，年轻时代的精神导师。我不会忘记你的。没有你，我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你没走完的路，我帮你走。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郁郁而终。一代思想家，一个时代的旗手，一颗巨星沉入历史长河。他比胡适更现实，比李大钊行动能力更强，但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生积极活动，却落得右派下场。如同康有为积极改革，最后却落得保皇派，悲呼？

第三篇 周恩来和蒋介石

第一章 蒋介石之于中共

看看陈独秀，前半生光芒万丈，思想界旗手，一代人之偶像，即使坐牢流亡，那也是轰轰烈烈；后半生凄凉无边，凄凄惨惨。不禁要问为啥？要找答案，那有很多，党内斗争，苏俄压迫啥的。其实直接一点，很简单，三个字，蒋介石。

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之前，中共领袖地位是党内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撼动的，具备世界性的声望。即使共产国际，也没有理由去动他。因此他被捕时，才会惊动远在欧美的罗素和爱因斯坦等人。但陈独秀还是完了，因为改变他命运的人叫蒋介石。

不仅陈独秀如此，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为啥才华横溢的瞿秋白会死于非命？为啥王明同志可以上位？为啥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李立三会有一个左倾路线？为啥毛泽东会起起伏伏？为啥会有井冈山？为啥会有长征？为啥抗日战争会是那个样子？为啥会有解放战争？为啥周恩来没有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如此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改变历史走势。而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指向那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名字——蒋介石。

看看吧，这一切问题之中，包含了周恩来一生的主体：和党内所有一把手合作过，但是在毛泽东之前，所有一把手均没有善终。他们一会右倾（陈独秀），一会左倾（瞿秋白、博古），基本上都是结局凄凉。周恩来虽然每一次都能躲过党内变故，但每一次都费尽心思。这一切都是因为蒋介石。

周恩来留给后人一个最大的谜团：从始至终，周恩来仿佛都没有想过走向领袖位置，即使最接近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想往前迈一步。在很多时候，周恩来甚至不愿意成为党内二把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人：建国之后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之前因为蒋介石。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后面再说。这里先看一看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那些曲折。

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奇妙的关系，解读起来相当有趣。有战友关系，如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和朱德。有党内政敌关系，如蒋介石和汪精卫。有战友转变成政敌的关系，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与林彪。还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就是敌友之间反复转变的关系，最经典的一对，就是蒋介石和周恩来。

在以往的宣传中，周恩来是三好学生，先进典型；蒋介石精于吃喝玩乐，后进典型。周恩来为人重情重义，从不抛弃任何人；蒋介石阴险毒辣，变化无常。周恩来办事机智无双；蒋介石则是被愚弄的对象。仅仅如此么？

第一节 相同与不同

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籍贯上看，都是浙江人，奉化和绍兴，相距不远。两人都算单亲家庭长大，蒋介石的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长大，周恩来刚出生就过继给叔父，但叔父早亡，由叔母养育成人。

教育方式上，两人惊人地一致。学前教育，都是由私塾开始，念四书五经啥的，然后进入学堂学西学。两人都有不错的旧学底子，同时涉猎新学，也就是说知识结构相当健全。两人受传统文化影响都非常深。蒋介石视曾国藩为偶像，行为处处模仿之，晚年又喜欢上王阳明，把自己住的地方改为阳明山。周恩来曾对外国记者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九一三事变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都是有道理的。

日常生活习惯上，两人均注重自我反省。蒋介石几十年日记不断，为后人留下大量史料。周恩来虽不写日记，但有工作台历，和日记功能相当。

在着装上，两人基本上都是一身中山装。

两人均在年轻时代出国留学，而且都是去日本。都对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坚韧一面有深刻了解，并且影响了行为习惯。蒋介石在日本用雪洗澡，锻炼意志。周恩来也是坚持锻炼。在对日本关系上，两人心态相差不多。日后海峡对立，两人为了统战，代表海峡两岸，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表示对日本示好。

再说不同。

周恩来年少时是个乖孩子，勤奋好学，模范少年。蒋介石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很早就开始和别人烧香结义拜把子。所以如此，和早期家庭教育有关。周恩来的叔母文化程度更高，诗书礼仪教育更全面。蒋介石的妈妈也很注重教育，却不能亲自教蒋介石知识。

这个差异导致了日后的性格差异。比方说在表达爱国方式上，青年周恩来会严肃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蒋介石则是另外一种表达，在课堂上见日本老师拿着一块泥巴说：这里面有四万万细菌，和你们中国人一样多。把中国人比喻为细菌，蒋介石气坏了，上去把泥巴砸成八块，拿出一块说：现在每块泥巴有五千万细菌，和你们日本人一样多。

周恩来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之外透着一团和气。蒋介石果敢的内心隐藏在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外表下。比方说他扣押胡汉民，行为就很流氓。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去给胡汉民道歉讲和，同样很流氓。那流氓的事，周恩来就干不来。

两人更大的差别在于影响时局的方式不同。

蒋介石本质上是政治家，却起于军事。在日本就学军事，回国之后跟着大哥陈其美刺杀、起义、领兵打仗。周恩来也是政治家，但从五四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到欧洲组织旅欧支部，很晚才接触军事。独立策划军事行动时，已经是八一南昌起义了。

蒋介石比周恩来年长十一岁。因为年龄差距，两个人相当于两代人。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玩的是暴力，蒋介石从辛亥革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那年头都是暴力、暴力、暴力。八年之后的五四运动玩的是组织和宣传。辛亥革命上台的蒋介石搭上孙中山的革命班车，最后以孙中山继承者的身份赢得国民党大量资源。五四运动爆发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等周恩来有机会策划军事活动时，蒋介石已经是巨无霸了。所以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长期落于下风，一败再败，很多时候甚为狼狈。

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啥呢？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被忽略了。答案是历史定位。

蒋介石的历史定位，领袖。周恩来则是领袖身边的执行者，是谋士和组织者的结合体。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领袖会引领时事，创造时事；执行者则能把握、掌控时事潮流。

比方说袁世凯称帝，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比方说蒋介石清党，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比方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历史进程。身为执行者的周恩来，不管是蒋介石清党之后，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都能以无与伦比的动作穿透重重迷雾、把握问题实质、做出最有利的反应。区别在于，周恩来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蒋介石的对立面而已。

他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恩怨交织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有时候恨对方到牙痒，见面时依然是笑容满面，依然是风度翩翩，恭维奉承一样都不少。

第二节 曾经的战友

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决定黄埔建军时，蒋介石已经三十七岁，人生接近不惑。之前一段时间，蒋介石的人生之中充满困惑和迷茫。从辛亥革命回国干，前后十几年了，军队里面混过，被粤军排挤；上海滩的江湖混过，没搞出名堂；青楼妓院也混过，还得过性病，仍然没能辉煌腾达。特别是大哥陈其美死后，虽然又拜把子无数，看起来依旧毫无起色。

孙中山黄埔建军，实际上是人生最后一次创业。蒋介石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历史机缘，通过各种谋划，甚至连装病和撒娇的手段都用上，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决定大干一番。当时蒋介石羽翼未丰，雄心万丈，到处寻找英雄豪杰，打算大干一番。

蒋介石比较钟情两个地方的人才，保定陆军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

一九四九年之前，要问中国哪所军校影响力最大，很多人可能回答黄埔军校。而实际上至少还有一个军校影响力绝不在黄埔军校之下，那就是保定军校。限于篇幅，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总所周知，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黄埔军校。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大部分军阀出自保定军校，比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白崇禧等等；黄埔军校的教官，比如顾祝同，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中，有三虎出自保定军校。对了，蒋介石本人也在那个学校念过书。

日本士官学校信誉很高，只有留日精英才有资格进去学习。蒋介石留日的梦想就是去士官学校学习，却没能实现。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文凭，回国后那就是高素质人才，直接去各路军阀上班。至于混成什么样，那就要看个人修行了。蒋介石走马上任，自然想要士官学校的人才，于是有了何应钦、汤恩伯等人。

班子刚组建，蒋介石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埔教官多半来自同一所学校，将来拉帮结派搞到一起，可能对自己不利（详情参照蒋介石和何应钦斗法），遂计划从欧洲引入一批人才，搞平衡。当时蒋介石就让秘书张申府推荐欧洲人才，张申府就给他推荐了周恩来等人。蒋介石没有意识到，他被张申府“坑”了，因为周恩来太有才了！

人就是这样，都想要人才，但也得能驾驭才行。正如韩王没办法真正使用张良，张良归汉；项英没法使用韩信，韩信归刘邦。周恩来各方面的才华都超出蒋介石预料之外，而且他们的信仰不一样。

尽管如此，两位注定要影响时代的人物还是当了战友。

毕竟都想干一番大事嘛，虽然道不合，但志同，暂时并肩作战也是可以的。

黄埔时代的周主任，行事风格虽然不如蒋校长那么高调，却也不像建国之后那般谨慎，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尽情挥洒才情。

周恩来多才多艺，除了本职工作（抓政治）之外，搞宣传也是一把好手，还能讲政治经济学。最酷的是，还能编写戏剧节目（早年就靠这个赢得张若名和邓颖超芳心的）。现如今又得到蒋校长的认可，蒋校长夸奖曰：“周主任是个导演人才”。可惜当时没有各种电影奖，要不然周恩来应该能拿不少奖吧。而且以他的相貌，可以随时客串一把演员啥的。

起初蒋校长和周主任配合得很好，相似的知识结构和革命热情，让他们在一起工作愉快。但二人终究信仰不同，蒋介石一心继承孙中山衣钵，周恩来已经信仰共产主义。

——世界就是这样，其它分歧都容易协调，唯有信仰不易。志不同道不合，就算站在一起，也是暂时的。士官学校系统或保定军校系统，就算拉帮结派，也是内部分帮派。比如何应钦派和陈诚派。

周恩来不同，在黄埔军校内部发展共产党，吸走的都是最优秀的人。鼎鼎大名的“黄埔三杰”之中，就有蒋先云（从入学到毕业，均为黄埔一期第一名，战争中早死，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看重之人）和陈赓两个共产党员。蒋介石对此怨恨交加。但是又不能公开翻脸。因为共产党人确实能给他很大的帮助。

看看陈赓的作用吧。陈赓一生传奇指数极高，他救过蒋介石的命，也救过周恩来的命，是近代两个对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有恩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后面说他。

如果说毛泽东兴起于井冈山反围剿，那蒋介石就兴起于东征。东征，蒋介石的龙兴之路，在那条路上，蒋介石终于羽翼丰满，一飞冲天。

一九二五年十月，蒋介石担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队打到陈炯明老巢惠州城却久攻不下，陈赓在担任攻城任务的第四团当连长，随部队攻上城头。右脚受伤了，忍着伤痛继续冲杀。将士浴血奋战两天，终于搞定陈炯明的守城部队，给孙中山报了陈炯明叛变之仇。

蒋介石见陈赓作战勇敢，调他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

但是接下来进军华阳时，国军第三师遇到对手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对手钳形攻势所困。第三师是一支刚刚收编的旧军队，都是兵油子，没啥战斗力，遇到优势火力，争当不吃眼前亏的好汉，纷纷逃走。

蒋介石知道局势不好，赶紧去督战，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英明神武扭转局势。但是他看见的是潮水般溃退的队伍，蒋介石铁青着脸、咬着牙对身边的陈赓说：“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前几天还是小连长，半个月就是代理师长，快啊。

陈赓也想好好表现，高喊：“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师长”！兵油子一边跑，一边给他一个鄙视的眼神：“赶快逃吧，小子，还当什么师长”！陈赓反应机灵，知道局势已不可为，转身对蒋介石说：“校长，我们已经落到环形包围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其实也就是逃命。没等蒋介石反应，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

跑到山下的蒋介石郁闷到极点。颜面扫地之际拔出短剑决定自杀：“我在黄埔一直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陈赓当然不会让他自杀，夺过短剑劝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发生影响，这里没有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内心旁白：都啥时候了，还矫情。

蒋介石对陈赓说：“我实在走不动了”！陈赓说：“我背你走”！二话不说，不顾之前的腿伤，背着蒋介石就跑，跑几里路到河边，过河，暂时安全。蒋介石当然不想自杀、也不是自杀的人。蒋介石真的走不动了么？这倒不至于，他行伍出身，坚持锻炼，向来身体不错。日本军校用雪洗澡，黄埔军校时代，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跑步。此举有矫情的成分，但不是矫情，也不是在作秀。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考验一下陈赓是否可靠。这就是蒋介石与众不同之处。证据是，过河之后，蒋介石迈开大步就走，比陈庚还快，一点儿也不像走不动的人。

过河之后并不安全。因为部队溃散，蒋介石实际上仍然处于孤立的境地，就说他要和周主任联系，要人去送信，环顾左右，无人应声。因为当时蒋介石离周恩来大约一百多里，都是山路不好走，而且是敌占区，搞不好要挨枪子的。就算没碰到敌人，还有土匪，被绑票了啥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蒋介石叹息之际，陈赓挺身而出，拖着伤腿冒险找周恩来，一路上机警地躲过土匪和敌军，联系上周恩来，周恩来再派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

日后延安审干，康生对陈赓感慨：当初把老蒋干掉，现在多省事。陈赓笑着回应：当初干掉老蒋，他就成了烈士，如廖仲恺一般，我成了反革命，不干。

可以说是周恩来和陈赓救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将领，均是在东征中形成的，比方说三炮成名的陈诚。通过患难与共，蒋介石喜欢上了陈赓。陈赓如果跟着蒋介石，也会有一个很棒的前途（详情参照杜聿明）。随后时间里，蒋介石住在总指挥部一楼，让周恩来和陈赓住在二楼，便于沟通。日后国民党召开二大，蒋介石特意安排陈赓为湖南学生代表列席参加。

那时间，陈赓相当于蒋介石的心头肉。

但蒋介石的心思还是要拉拢周恩来，一次次试探，均不成功。东征结束的庆功宴上，蒋介石借酒意向周恩来索要东征军中和黄埔学生里的共产党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就是让周恩来缴纳投名状。周恩来也借酒意拒绝，不交。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元老转向国民党的不少，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投靠了国民党，戴季陶原本也是共产党元老，成了蒋介石兄弟。但周恩来不仅不吃蒋介石那一套，还把蒋介石心爱的陈赓拉走了。

既然都是干革命，既然都是打天下，为啥不能并肩作战，非要你死我活？

对第一流的政治家而言，个体不重要，都是按“主义”划线。蒋介石的“主义”和周恩来的“主义”不一样，注定走向对立。越是有才华，对立起来就越严重。酒桌上觥筹交错，屋外已经炮火连天。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为了自己的“主义”投石问路，搞出“中山舰事件”，同时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造币厂，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打电话向蒋介石讨说法，蒋介石说是一场误会。实际上那是清党前兆，试探一下共产党的反应，然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周恩来却闻到了火药味，想要反击蒋介石，却得不到共产党高层的支持。当时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之人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有限几人，那是毛周二人第一次对蒋介石采取同一立场，那个立场贯穿二人余生。

虽然名义上国共继续合作，但周恩来非常有远见，离开黄埔军校，从蒋介石身边走开，由并肩作战之战友，渐渐转变成你死我活之对手。

周恩来离开之后，蒋介石北伐，再次需要人才，让推荐。心腹张治中建议：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合适。蒋介石也明白周恩来合适，他了解周恩来的能力：就组织才华而言，在国民党内部，无人能出其右。但是因为“主义”不同，蒋介石只能回绝：“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吧”。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意图，摇头。

蒋介石又问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负责军事训练，蒋介石曾视之如臂膀，后因不肯为所用，杀之）。邓演达对蒋介石说：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北伐有他，将如虎添翼！

好吧，蒋介石决定屈尊，宴请周恩来，陪宴者还有浙江籍共产党人恽代英。蒋介石对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如此客套，二人表示赞同。以“主义”划线的人，也都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一时之豪杰，不会轻易丢失风度和礼数。

酒热之际，蒋介石慢悠悠地切入正题：“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其实当时国共还在合作，周恩来完全可以随蒋介石北伐。但周恩来了解这位浙江老乡是不会在“主义”上让步的。所以周恩来拿出经典太极推手：“此事由中央裁定，个人难做主”。

蒋介石表示很失望，为了风度，笑说：“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又豪情陡升：“好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虽然是笑着吃饭喝酒，但内心深处却是复杂的，有惺惺相惜之意，却又明白对方是敌手。

既然携手不成，那就是敌人了。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从那之后，二人战友的阶段结束，开始全方位的较量。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前后二十年的时间，两个人大概过招四个回合，蒋介石三胜一负。

第二章 第一回合

周恩来没有子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介石。第一次邓颖超怀孕，周恩来陪蒋介石东征，二人还是战友。邓颖超私下把孩子打掉。第二次怀孕，正赶上蒋介石翻脸，一番辗转之后不能再生。之后二人便是仇敌。

如果说东征为蒋介石的兴起，那么北伐就是蒋介石腾飞之战。蒋介石所以腾飞，是因为他通过一次战争打败三派人。

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带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军阀。确切地说就是打败了吴佩孚与孙传芳。然后蒋介石的军队增加了几十倍，一下子变成了新军阀老大。

实际上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同时打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是的，你没有看错，同时战胜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而且是通过战胜共产党的方式战胜了国民党。

如果有疑问，可以对照一下，一九二四年刚刚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没有建立任何功名，屌丝，或者说高级屌丝一枚。一九二六年，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军校时，蒋介石已经掌握一个军的精锐人马。一九二八年，北伐理论上结束，张学良改旗易帜时，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境内最威武雄壮的军事巨头，名义上的领袖。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依靠打败北洋军阀就能得到的，那么蒋介石是怎么办到的呢？

北伐分成前后两段。以清党为界限，清党之前为第一段，之后为第二段。第一次北伐西线攻占两湖和江西，攻坚力量为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蒋介石也带了两个师的人马，主要在后面收编军队，扩充力量。蒋介石指挥西线人马拿下南昌，刚刚有了南昌，蒋介石就要国民政府迁都到那里，以便挟中央以令诸侯，并且用上种种流氓手段。凡正常人都知道南昌不适合建都，国民政府中央从广东前往武汉，汪精卫是老大。蒋介石用尽种种办法也没能翻版曹操当年的计谋，失望之下和李宗仁一起向东，分别挺近安徽和江苏，同时让何应钦穿过福建北上进入浙江。

清党之前，蒋系和桂系人马基本上拿下长三角。周恩来指挥上海工人纠察队第三次起义时，蒋桂两系人马也在往上海挺进。

蒋介石进入江苏，拿下南京，另立中央和武汉对抗。实际上两方面力量差不多，那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如何在短时间内赢得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呢？

关键之际，蒋介石清党，赢得江浙财阀支持，一举扭转乾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搞工人运动，损害了财阀利益。蒋介石清党，相当于为财阀消灾。

替人消灾，拿人钱财，古训。

汪精卫在武汉原本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继续推行国共合作，捍卫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也偏向于和汪精卫合作，武汉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如果那种情况能波及到全国范围，毫无疑问，汪精卫就是孙中山之后的领袖。但是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样，需要财阀的支持。而控制两湖经济命脉的，也是江浙财阀。当蒋介石清共为财阀消灾，汪精卫却继续国共合作，得不到财阀支持。财阀撤资，武汉周围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汪精卫被迫跟着蒋介石走，清共。

从四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五号，前后三个月的时间，蒋介石战胜汪精卫，不是政治和军事，而是经济。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宋霭龄的运作下，蒋介石和宋家三小姐结婚。宋子文从武汉政府转到南京政府，蒋宋联合。当然，中间还穿插了李宗仁和白崇禧趁机反水、逼迫蒋介石下野，还有蒋介石借机修理何应钦等一系列插曲，暂且不表。等蒋介石在上海滩和宋美龄举办那场中国二十世纪最盛大的婚礼之后，意味着蒋介石成为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带着宋美龄去南京，看着昔日的政敌俯首称臣，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所谓打败共产党，也就是清党，让共产党员损失了一大半，从六万缩水为一万多，中共惨遭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员。蒋介石手段一共三招：第一招，屠杀，尽量把那些立场坚定、拒不妥协的共产党骨干力量杀掉，比方说陈延年，比方说瞿秋白。

但是不可能把共产党人全部杀光，于是有了第二招：通过威逼，让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党员脱党，比方说姚文元他爹，就是那个时候脱党的。减员的共产党员，多半是脱党的，就是写一个骂共产党的声明啥的。日后困扰着刘少奇的“六十一人”案，就是那么来的。刘少奇日后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证据也是白区时代有“变节”行为。

至于第三招，则是诱惑，把一部分高级共产党员俘获过来树成榜样，看看吧，这就是共产党员，投降啦。领军人物就是周佛海和陈公博啦。

但这三招并不能包打天下，对付周恩来就没用。

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都有一个信条：凡不能为我所用的人才，杀之。

蒋介石想抓周恩来，并且把周恩来的人头明码标价，八万块，在当时是天价。蒋介石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他错了。周恩来的人头一直好好长在项上，天下无人能取。不仅周恩来，还有一些人，比方说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的人头，比方说鄂豫皖内徐向前的人头，蒋介石也明码标价，买卖也没做成。日后周恩来还将用他的大好头颅在蒋校长面前晃悠。

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还有一个信条：凡不能为我所用又杀不得的人才，毁之。

当年皇太极的一封信，毁了袁崇焕，大明亡。蒋介石深通此理，特意为周恩来准备了毒辣的一招，差点要了周恩来的命。那一招，叫毁谤。

乱世之中，职业革命家如同江湖大侠一般，行踪飘忽不定，而且多个身份。当年周恩来最有名的化名叫“伍豪”，蒋介石就针对这个做手脚，让上海滩主要报刊登报：伍豪等声明脱离共产党启事。

这事看起来不是大事，就是污蔑，当时的大气候就是共产党脱党成风。而共产党最在意名节，日后凡是脱党的同志，都遭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最典型的就是刘少奇，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殃。当时蒋介石那一招没怎么管用，因为当时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实权在握。反而是四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因此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套用一句流行语：蒋介石那盘棋下得大啊，呵呵。

第一节 不正常的世界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常，关键要看那个社会各个阶层是否可以人尽其责。如果武人横行（军阀暴乱），文人想着耍横（干革命），那表示社会正处于病态之中，需要剧烈变革，需要英雄横空出世。一八四零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之前，前后一百多年时间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极为病态的时代。

本来应该好好念书考功名的洪秀全却转身变成上帝的儿子；号称大儒的曾国藩成了湘军领袖；大知识分子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官商两栖，下海经商；大学问家康有为和梁启超去变法。之后更是没谱，知识分子是成群结队的搞革命，看看孙中山身边，书生遍地都是。到了共产党开闹，更是了不得，早期队伍里，清一色的读书人。没有念过新旧两门学问，没有出过几个国家，都不好意思参加革命。

看看陈独秀，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名气传遍海内外。陈独秀从中共领袖的位置上下岗之后，继任的瞿秋白还是同一个模式，书生干革命。

瞿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江苏常州人，爷爷是清朝举人，家境还行，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而衰落。但是瞿秋白受到很不错的教育，学习成绩很棒。十六岁那年，去北京继续深造，原本想上北大，因为交不起学费转而考入北洋军阀外交部举办的俄文专修馆。从此以后，瞿秋白成为中国最好的俄文专家之一。

如何评价瞿秋白呢？两个字：温和。很难把革命者和“温和”二字联系在一起。世人印象中，革命者要么大义凛然，要么金刚怒目，但瞿秋白是温和的。性格上，瞿秋白是温和的；长相上，是温和的；待人接物上，也是温和的；甚至文风上，都是温和的。

如此温和的瞿秋白却成为激烈的革命者，相当于绵羊转化为饿狼，那是怎样的社会？说不清楚，但是很清楚的是，在那种社会中，温和的绵羊要么转变成饿狼，要么被吃掉。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温和的瞿秋白成为活跃的学生，又因为活跃而坐牢，出狱后以记者的身份去苏联，数次倾听列宁的教诲。一九二一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中国学习班，瞿秋白因为自身俄文功底任教。那个班里有很多日后名气很大的同学，比方说刘少奇、柯庆施、肖劲光。一九二二年陈独秀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翻译，两人从此结为战友至交。

国共合作之际，瞿秋白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中共“文斗”时代，瞿秋白一直是核心人物之一，李立三和刘少奇那种罢工牛人看见他都要喊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瞿秋白是重要的参与者。蒋介石清党之后，共产党由文斗转向武斗，瞿秋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所以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才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一把手。

瞿秋白和陈独秀完全是两种人。尽管都是知识分子，但陈独秀刚强、自信、甚至孤傲，典型的领袖派头；瞿秋白就是一个温和的人，说话轻声细语的，仿佛怕得罪人一样。如此一个人在混乱时期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只能说是一种悲哀。

陈独秀领导中共，那是“家长”作风，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大家给陈独秀一个响亮的绰号——老头子。瞿秋白则完全是另一种作风，让大家放手去干，他自己不干预。他和陈独秀唯一相似之处，就是面对死亡面不改色，都是硬骨头，配得上知识分子的名头。

瞿秋白担任中共一把手之后，第二年五月份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结束之后留在莫斯科当中共代表。那段时间内，中共发动了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内的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如果要评价历史功绩，那么瞿秋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功勋卓著，领导有方。但实际上，他更像一个甩手掌柜。那么那些武装起义的实际策划人是谁呢？周恩来。

周恩来比瞿秋白年长一岁，两人有类似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差不多，都是那种外表儒雅、内心丰富、勇于担当之人。当时周恩来是军委最高领导人，虽然是一个空壳，但是有周恩来在，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周恩来有一双巧手，善于变魔术，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瞿秋白走上领导岗位之际，就是周恩来大显身手之际。当初陈独秀在位时，共产党搞文斗，周恩来并不耀眼。转向武斗，周恩来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下来。

武斗的标志——南昌起义。

第二节 周恩来的反击

从“中山舰事件”开始，周恩来就被蒋介石搞得很被动，处处防御，处处挨打，处处落后，搞得好像司马懿面对诸葛亮一般。特别是“四?一二”之后，项上人头被蒋介石明码标价，那感觉很不好受。他老蒋有诸葛亮英明么？不见得。我周恩来比司马懿差么？不见得。既然如此，何必再躲躲藏藏，就跟他大干一番吧。

南昌起义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是瞿秋白。如果瞿秋白最后没有倒台，一直是一把手，那么如今历史教科书上介绍南昌起义时，必然说，伟大的南昌起义是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由周恩来亲自策划的，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瞿秋白仅仅是参与。实际上，瞿秋白确实只是参与，主要组织策划人都是周恩来。

看看南昌起义的那些参与者就行了。

南昌起义中，叶剑英和聂荣臻是黄埔教官，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助手。但他们两人当时手中无人，并非核心人物。陈毅是半路赶上。真正的核心人物有四个，分别是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这四个人之中，贺龙还是国民党军长，朱德和刘伯承均出身旧军队彼此当过朋友和敌人，叶挺是从孙中山身边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四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是周恩来把他们黏合在一起。

朱德就不用说了，打了一辈子仗，累了，想加入共产党而不得，最后还是跑到欧洲，是周恩来帮助他了却心愿。朱德对周恩来一直是支持的。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刘伯承和朱德是老乡。朱德早期在滇军干，刘伯承在川军，当初军阀奋战，两人还曾在战场上交手。刘伯承所在的川军把朱德所在的滇军赶出了四川。

想当初刘伯承为了国民革命弄瞎了眼，差点丧命，不可谓不拼命，虽然打出了“川军名将”的头衔，却是越打越乱。刘伯承和朱德一样，也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混战。一九二六年，刘伯承决定再做一次人生抉择——加入共产党，这样朱德和刘伯承这对老冤家终于聚首。

刘伯承入党不久，在广州遇见年轻六岁的周恩来。共产党当时没有军队，只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一起动作，参与过军事行动。从那之后，刘伯承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刘伯承对周恩来非常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相当尊重，解放后，总是亲切地称刘伯承为“刘老”（不是“老刘”哦）。

中共决定南昌起义时，组织前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周恩来担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看看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搞文斗的，没有军事经验。即便是周恩来，也只是协助过蒋介石东征。周恩来想到事关重大，必须找一个能力出众的人参赞军机，他想到了刘伯承。当时共产党内，只有刘伯承有过“名将”头衔。刘伯承成为参谋长，姑且算是共军一系列参谋长的源头。刘伯承之后，参谋长位置上有过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如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粟裕等等。

真正核心的人物是叶挺和贺龙，因为他们二位手中有抢，实打实的抢。所以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那么周恩来和叶挺关系如何？很深。

叶挺，生于一八九六年，广东客家人，农民出身，在村子里念过几年书。近代历史上的广东历来动荡不安。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就很不和谐。特别是经过孙中山一系列折腾，那简直是东风西风交错吹。所以从辛亥革命开始，叶挺就进入了军校，从广东陆军小学升到湖北陆军预备学校，最后从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毕业，走到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一系列战争之后，二十岁的叶挺成为孙中山身边的警卫营营长。陈炯明叛乱之际，率卫队拼死抵抗，掩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为孙中山所器重。国共合作之后，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考察，并且加入共产党。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政策逐渐右转，叶挺还留在左边。

正因如此，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培养共军力量的时候，就和叶挺有了密切合作。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此周恩来找到叶挺。那支队伍就是共产党军队的雏形，副队长周士第在日后八一南昌起义中相当重要。朱德带上井冈山那帮人马，主要就是周士第带去的人。只是周士第日后跟组织脱节，所以最后才是上将。如果是周士第一起上井冈山，日后保底是个大将，甚至可能成为元帅。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拉拢周恩来未果，开始北伐。周恩来却单独约见叶挺两次，促膝长谈，随后又在叶挺家召开连以上党员会议。那是共产党唯一的力量，当然要紧紧抓在手里。叶挺带着那支队伍成为第四军独立团，任开路先锋，一路上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坚定泗桥，血战贺胜桥，挺进武汉，赢得铁军美誉，叶挺本人也赢得“北伐名将”之美称。当时叶挺和周恩来的关系：知己。

南昌起义之前，叶挺从军人角度看，不乐观。但既然国共已经撕破脸皮，自己又在共产党这边，也没得选择。所以当周恩来找到他时，他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当时的叶挺对刘伯承和朱德并不熟悉。刘伯承熬死很多脑细胞之后把作战方案起草完毕，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又拿给贺龙和叶挺看。叶挺看过之后，不发表任何意见，把原件直接退回去。刘伯承很纳闷，心想自己这个方案已经很周详了呀，叶挺啥意思？

刘伯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南昌起义，实际上是几个过去的或未来的名将第一次合作，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放眼共产党内，也只有周恩来能把他们串联起来。如果说联合党内同志难度不算大，那么对待贺龙，则是谋略家周恩来的绝妙手笔。

朱德和刘伯承是因为长期军阀混战厌倦了，贺龙也是一样，但是贺龙的情况又很不相同。因为一九二七年的朱德和刘伯承手中没有几个人，混得一般，而贺龙是军长，手中有人有枪，吃香喝辣，啥都不缺。那么周恩来是如何找到贺龙的呢？

当初彭德怀也是旧军队，很迷茫，后来碰见黄埔四期的段德昌，视为知音，加入共产党。贺龙也一样，他遇见了另一个人，黄埔二期毕业的周逸群。

周逸群生于一八九六年，和贺龙同年，贵州人。周家为富裕之家，家境殷实，所以周逸群受的教育相当不错。周逸群本人聪明好学，成绩不错，后去日本留学。那年头凡是去日本留学的年轻人，日后基本上都去革命了。周逸群也一样，回国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办报刊，小有名气，但是效果不大。于是他去了黄埔军校，在那里结识了鼎鼎大名的周主任。周逸群有点像黄埔一期的蒋先云，能说会写，相当活跃。周恩来对他很看好。

周恩来写的入党誓词，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

硝烟弥漫中华，有斑斑血泪，遍体鳞伤；

军阀横行，列强争乱，九州魔怪猖狂。

近日宏愿酬，一生交给党，斗志昂扬；

愿为工农革命，洒热血一腔。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一就是播种：把倾向于共产党的毕业生分出去，一部分分到叶挺独立团，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另一部分分到各地军阀队伍，改造军阀组织，宣传共产党的道理。其中干得最成功的就是周逸群。

一九二六年北伐，周逸群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随军到长沙，去第九军第一师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北伐，一开始只有七个军。蒋系人马为第一军，桂系为第七军。后来唐生智反戈一击，成为第八军。第九军则是原来吴佩孚手下于学忠的人马，后投降蒋介石，之后又北上投靠张作霖，归了东北军。贺龙原本是自己拉队伍的，一九二五年的时候自己想北伐，没闹多大动静，通电归湘。一九二六年时，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北伐前夕，队伍编入第九军第一师。

那么周逸群帮贺龙做了啥，让贺龙倾向于共产党呢？要知道，贺龙十六七岁就出道了，江湖经验极为丰富，要忽悠他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周逸群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干革命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贺龙是一个血性之人，为干革命失去了不少亲人。两人比较有共同话题。

贺龙出道虽早，打打杀杀的事也没少搞，终究还是军阀那一套，没啥前途。周逸群告诉贺龙，队伍不是这么搞的。怎么办呢？周逸群告诉贺龙，要加强组织纪律，聚拢军心。操作方式：从下层提拔军官，或者招收年轻学生进行训练。这样既可以排除兵油子，又可以增加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如此一套下来，贺龙认为非常有成效。最关键的是，周逸群对贺龙宣传一整套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相当有诱惑力。而且有苏联做实例，相当于理论联系实际，说服工作相当有成效。贺龙原本就是两把菜刀起家，胆大包天，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因此贺龙对周逸群就更为信赖了。

一九二七年，第九军远走前夕，贺龙脱离第九军，改编为独立师，又因为队伍表现得很不错，扩展为第二十军。如此证明共产党那一套是相当有成效的。蒋介石清党前夕，已经在军中清洗左派力量，当时右派军人要行刺贺龙，被粉碎。蒋介石清党之后，军队选择站队，绝大多数军方将领选择跟着国民党。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贺龙躲入武汉英租界，避开说客。

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贺龙的第二十军就是骨干力量。七月二十八号，南昌起义三天前，在周逸群的陪伴下，周恩来去见贺龙。那是两人第一次相见。

周恩来和贺龙谈了很多，谈了共产党的理想，谈了实现理想的方式。贺龙也是见多识广之人，能看出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其他人一样，他对周恩来表示很信服。站在功利角度上看，所谓理想只是画饼充饥，得来点实在的才行。周恩来给贺龙开出的条件也是相当诱人，让贺龙担任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相当于把最高军权交给贺龙。不仅如此，起义通电也是以贺龙的名义传达，意味着领袖职责。一句话，能给的都给了。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这么做一点也不亏。虽然理论上给了贺龙很多。但实际上是，贺龙的一个军跟着共产党走了，那股力量相当于把共产党整体实力扩充了一倍。即使日后起义失败，贺龙孤身潜入湘西，还带出整个红二方面军。要不是夏曦杀人太狠，红二方面军实力将更强大。

——看到了吧，如此高超的手腕，除了周恩来，还有谁能玩得出？九年之后，周恩来又用类似的手段说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得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得到喘息之机和立锥之地。

有谁能把互不相识的刘伯承和叶挺黏合起来搞起义？又有谁能把不是共产党人的贺龙拉入起义队伍中来？只有周恩来。

南昌起义失败了，但影响极为深远。周恩来日后为啥可以不倒？因为他是南昌起义策划人。啥意思呢？看看日后军内力量分布。

日后苏区丢尽，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博古和李德遭到清算，而周恩来安然无恙。因为博古只是知识分子，李德是外来户。军方的核心力量还是原来南昌起义的人，朱德还是红军总司令，刘伯承还是参谋长，威信很高。如果动周恩来，就要牵扯到朱德和刘伯承。想要同时动他们几个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周恩来还是红军总政委（后让给张国焘），最后拍板决策，毛泽东出山只是辅助周恩来，长征之后，角色对调。

日后延安整风运动，所有的国际派统统完蛋，周恩来虽然也被批判，却安然无恙，因为当时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中威望巨大，不能触碰。刘伯承是一二九师师长，贺龙是一二零师师长。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力量。国际派其他人，谁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军方背景。所以周恩来虽然检讨，还是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拉开大幕之际，聂荣臻管军工，陈毅管外交，叶剑英管军训，贺龙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基本上还是南昌起义的人马掌握军权。即使林彪成为接班人，对周恩来也是尊重有加。中央文革那帮人，即使能让行政系统出身的刘少奇死得很难看，始终推不倒周恩来。林彪出走之后，更推不倒周恩来了。文革之后上台的人，都是被周恩来庇护之人。所以直到今天，周恩来依然是完人。

实际上，正如没必要神话毛泽东一样，也没必要把周恩来说成是圣人，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唯有正视他们的缺点，方能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第三章 第二回合：严防死守

现在看宣传，都是正面的。事实上南昌起义失败对周恩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周恩来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差点送命。生病嘛，好像没啥，但周恩来的病，不一样。

周恩来年轻时，身体相当不错，很少生病。有两次最严重。一次是南昌起义失败，另外一次则是井冈山苏区失败的长征途中。两次生病都有心理因素。两次失败，都是战略性失败，均大病一场。像周恩来那个级别的人，都是才智过人之人，人中龙凤，不管外在表现如何，内心都是极为自负的。每一次战略失败，对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是一次摧残。举个例子说，林彪出走之后，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倍受打击的毛泽东一夜之间老去很多。再举个例子说，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因为坚持多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哼哼唧唧，低落了好一阵子。蒋介石第二次如此低落，还是在退守台湾之后。

南昌起义，周恩来原本想给蒋介石来一次犀利的反击，没想到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本钱几乎赔光。独立团基本被打散，贺龙的二十军也没了，叶挺和刘伯承被迫流亡苏联。贺龙不甘心，潜回湘西拉队伍，重新开始。朱德和陈毅带领残存人马上井冈山，原本在周恩来计划之外。在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时，毛泽东还没有展现出大略雄才。

南昌起义失败，是周恩来人生第一次遭遇重大创伤。从孩童时，他就是优秀少年，念书时是好学生，社会实践中是出色的组织者。之前他做事，基本上都能成功。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在而立之年遭遇如此惨败。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不确定因素。陈独秀贵为领袖，因为大革命失败，都混不下去了。周恩来还不是领袖，把事情搞砸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那种情况下，内心的痛苦和煎熬非外人能知晓。

但周恩来就是周恩来，短暂的挫折之后，他迅速恢复过来，重整旗鼓。

当贺龙辗转到上海，对周恩来说，队伍散了，很难过。周恩来哈哈一笑，贺龙同志你的脑袋很值钱嘛，蒋介石给你标价十万大洋。

首先，组织上只是给他们记过处分，其它就没有了。因为组织也是一个烂摊子，需要有人干活。比干活，没人能比得过周恩来。其次，也就是一次失败而已自古以来，有哪位人杰不曾失败呢？

重整旗鼓的周恩来改变之前的策略，不再想办法反击蒋介石，不再与蒋介石争锋，而是严防死守加无声渗透。

所谓严防死守，确切地说，就是转入白区地下工作，当一名地下党。当然，周恩来和一般地下党不同，是地下党中的巨无霸。

所谓无声渗透，就是创建并领导中央特科，四处安插间谍。

第一节 搞特科需要哪些素质

共产党诞生那会儿，基本上都是书生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是有的，手无缚鸡之力也是现实。搞演讲、写文章是可以的，组织工人罢工也行，但本身也很脆弱。蒋介石清党时，满腔热血却又手无缚鸡之力的共产党人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被杀的眼冒金星。

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处境更为艰难。国民党把有影响的共产党人的人头标价通缉。对共产党内的叛徒许以权柄、金钱和美女。于是出现各种奇观。

奇观之一：某某立场不坚定的党员想要升官发财，直接把领导卖了，换点银子改善生活。

奇观之二：某某立场不坚定的党员没钱花了，找到级别高的党员，给我钱，如果不给钱，我就举报你，把你卖给国民党。这叫敲诈勒索。

但是有了中央特科就不同了。凡是靠出卖领导发财的叛徒，基本上都被陈赓带人消灭了。敲诈勒索的事业没人敢干了，红色锄奸队，威震上海滩。共产党员才算有了点安全感。

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先保住共产党老本，小心行事。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一个机构，可以消灭党内叛徒，同时向国民党全面渗透。于是中央特科诞生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最重要、最高效的特务机构，相比之下，陈家兄弟的中统和戴老板的军统黯然失色。

那么中央特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很神秘也很简单。它好像如今的“有关部门”一样，神秘兮兮，却又真实存在。

说简单点，它就是搞特务活动的，比方说间谍就是其中之一。间谍是一个悠久古老的职业，之前的“探子”就是间谍的前身。近代以来，间谍更是层出不穷，比方说川岛芳子。特务机构也一样，比方说明朝锦衣卫和东西两厂，都是名声（恶名）在外。

说神秘，是因为在它进入历史之前，一般人很难知道它的组织结构，很难知道它的负责人，很难知道它的行动目的。即使是高干，对它也得敬而远之。

特务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因此对特工的素质要求极高。

影视中出场的特工，男人无不英俊潇洒，女人无不性感迷人，不管是端起酒杯还是拿起枪，都是魅力四射那种。看看詹姆斯?邦德，出场总是有那么多惊艳。

对于一个创建特工组织的人，又该需要哪些素质呢？

从外表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个人魅力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知识结构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组织能力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从思虑严谨性上看，周恩来可以和任何特工媲美。

——也就是说，仅仅从个人素质上看，周恩来具备一流特工的全部素质。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参照一个实例。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局势非常紧迫，紧迫到什么程度呢？贺龙有时候一天需要换八个地方。当时的中央委员分批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和邓颖超同行，他们的身份是古玩夫妇。他们坐日本的轮船，从上海到大连。周恩来是长须长袍，那个时代的富翁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半旧旗袍，家庭主妇模样。他们坐在头等舱中，引起了怀疑。首先因为邓颖超的打扮不像阔太太。其次，头等舱中的客人都是爱显摆的主，每天至少换一身行头，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就一身衣服。

临行之前，特科同志前来通知说，他们的住处已经不安全。周恩来和邓颖超销毁文件就上路了。原本邓颖超准备的衣物没有来得及拿。船路过青岛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买了些衣服，又买了些报纸，再次引起怀疑。因为革命党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从报纸上收集时事消息。当时蒋介石二次北伐，日本人出兵济南阻扰，搞出来济南惨案。周恩来关心时事，就买了一些报纸。

更要命的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都是公开活动，资料和照片并不难找，所以日本人怀疑他是周恩来。幸运的是，黄埔时代的周恩来是一身戎装的年轻军官，此时的周恩来是身穿长袍的大胡子。那个时代又没有各种电子数据分析，所以不能确定。

船刚到大连，日本水警直接上前盘问周恩来：“干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心智的时候。周恩来平静地回答：“做古玩生意的”。

水警问：“为啥买那么多报纸”？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日本人就敢这么干。可见国家“衰”成什么样，连卖报纸都要受盘问。

周恩来依然很平静：“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邓颖超插话：“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需要留意”。

按说这么说是天衣无缝的，但日本水警坚持胡搅蛮缠，硬是凶巴巴地把周恩来带走审问，邓颖超顿时很紧张。换成一般人，心中一紧张，估计就露馅了。但是周恩来不同，表现出十足的富翁派头。对水警说：“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安排她先住下。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水警原本很凶，见周恩来颐指气使的派头，以为可能真的弄错了，反而更换一张脸，点头哈腰：“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大大的好，太太一定满意”。

他们把周恩来带到水警厅，周恩来依然很平静。有警察再次详细询问各种资料，比方说学历、职业等等。那些当然都是假的，如果在回答过程中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周恩来估计就完了。但是周恩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些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小儿科。

最后日本警察实在没辙，就把底牌亮出来：“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如果说此前是考验心智和记忆力，到此就是考验应变能力了。当底细被拆穿，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呢？周恩来很有风度地伸出他那修长的手指，很有风度地说：“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当然不像，更像艺术家的手。

那警察左看右看找不到破绽，只好把周恩来的照片拿出来比对。虽然是同一个人，军装和长衫差别很大，无胡须和有胡须差别很大。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的表演很到位，影帝级别的，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保持着古董商的派头不动摇。

最后那警察实在没办法了，睁开那杀气腾腾的眼睛，把心中戾气提升到嗓子眼，大吼一声：“你是周恩来”！仿佛想依靠气势压倒眼前人。

周恩来十几岁去日本，二十多岁闯荡欧洲，念书时就敢和北洋政府对着干，已经历经血雨腥风，自然不会把眼前小丑放在眼中。周恩来迎着他那可怜的充满杀气的目光，很坦然地反问：“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

那警察没辙了，换成一副点头哈腰的表情：“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请回吧，你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决定把大款进行到底，从钱包里掏钱说：“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就这样，节省了买火车票的时间和力气。

整个过程中，周恩来面如止水，心如止水。短短时间内，把心智、记忆力、应变能力、勇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詹姆斯?邦德，不动粗的话，也不过如此吧。

第二节 人

即使能力如周恩来，想要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筹建一个高效的特务组织也不容易。要知道当年朱元璋筹建锦衣卫，可是花费很多精力。戴笠组建军统，也投入不少。中共当时可没有那么多资源，在国民党的全面追捕下，就算有资源，也不见得能利用。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用他的一双巧手玩魔术。

第一步，人是一切的基础，首先得有人。

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合格的人，也就是要有优秀的特工。在我们看来，一个出色的特工需要种种技巧。但是还有比技巧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价值观。技巧可以训练，价值观的认同是一切的保障。要创建特务组织，必须有价值观的认同。

这世界干啥最难，找人，找对人。要找到价值观雷同之人，如同人海之中寻找知音，难。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不难。因为周恩来本身有足够的亲和力和识人本领，而且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有很多人可以供他挑选。周恩来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人，陈赓。

陈赓生于一九零三年，湖南人。

性格，机警果敢。

人生经历，传奇色彩浓厚。陈赓十四岁加入湘军混饭吃，眼见没混头，十八岁脱离湘军，转当基层公务员，发现又没前途，又见国家前途黯淡，哪一行仿佛都很黑暗，于是就加入了“改变黑暗”的那一行中，搞革命。哥们党派之中，又数共产党最激进。于是十九岁的陈赓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之际，大多数共产党人去搞工运，年轻的陈赓去了黄埔军校。

十大将军里面，陈赓排名第四位。按照陈赓的名头，这个排名仿佛低了。黄埔军校出身的骄子之中，名头最响的就是黄埔三杰了。其中名气最大的蒋先云战死，贺衷寒在国民党那里当了一辈子特务，只有陈赓最后去了军界。陈赓所以排名低了，是因为他一九三一年才去苏区当团长，错过了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红军发展的黄金时光。而且陈赓去的是鄂豫皖，不是井冈山。日后红四方面军经过西征惨败之后，发展为第二野战军。元帅代表是刘伯承。陈赓最多只能是大将了。

现代人熟悉的陈赓将军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知道他救过蒋介石和周恩来的趣闻，实际上他的人生起点是特工。从黄埔军校开始，陈赓就一直跟随周恩来。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陈赓是主要助手之一。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由陈赓向周恩来报告。比方说顾顺章叛变之事，就是由陈赓报告给周恩来。在中央特科里面，陈赓是周恩来的屏障。

那么陈赓具备哪些素质呢？首先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如果陈赓不坚定，那就跟着蒋介石走了。凭借他对蒋介石的救命之恩，躺在那里不动，也能吃香喝辣，待遇远比跟着周恩来强很多。其次，陈赓当过兵，干过基层公务员，为人机警，随机应变能力一流。再其次，陈赓扛过枪，上过战场，流过血，心理素质一流。有了这些素质，基本上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了。但是陈赓还有一项一般人不具备的本领，那就是伪装。

想想周恩来和陈赓，在黄埔军校都是名人，很多人认识他们，要在上海隐藏潜伏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就是能潜伏下来，不仅潜伏，还能活动，能量极大。红色锄奸队威震上海滩那会，特工界有谁不知道陈赓的大名？

周恩来被日本人盘问，面不改色，心不跳，伪装水平超一流。陈赓也不差。周恩来演戏的本领高。陈赓演戏本领更高，连周恩来看了都佩服。只能说，陈赓将军是干特工的料。当然咯，特工只是陈赓的一项技能，战场上的陈赓虽不能像林彪粟裕那般超凡脱俗，也算一流。他创建的哈工大也是呱呱叫。

陈赓只是党内人士，热血青年。要说周恩来找人的本事，还看看另外两个人。

第一个是杨度。杨度是近现代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有两个特色，学问很大，很能折腾。清末立宪派之中，大多数一肚子墨水。就算在那些人中，杨度的学问也可以和康梁相提并论，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立宪派大佬多半跑到日本。孙中山欲招纳，杨度告诉孙中山：“你主张民主革命，我主张君主立宪，哪方成功了，我们就支持哪方”。日后袁世凯称帝，杨度支持。理由是，中国需要皇帝。袁世凯失败，杨度转向革命派，向孙中山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孙中山勉励之。孙中山死后，杨度反对过蒋介石。如果这些还不算稀奇，那么请看另外一件事：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最为低谷的时候，杨度被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如此一个人，横跨所有时代，人脉关系极广。周恩来让杨度收集情报，那是无往而不利。至于周恩来如何说服杨度当特工的，那是永远的秘密，呵呵。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分析揣测了。但是从杨度身上，可以看出乱世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

周恩来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发展党外特工，双面间谍。那人就是鲍君甫，传奇指数极高。

鲍君甫广东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家庭条件很不错，所以念书留学，而且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如指掌，日本通。那年头，日本强中国弱，日本的中国通很多，中国的日本通很少。

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基本上都能混得风生水起。鲍君甫这种，更能混了。毕业之后进入上海滩，当了一名记者。那年头，记者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鲍君甫凭借混功，接触到从青帮大佬到流氓瘪三各个层次的各色人等。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骨子里却非常激进。国民党之中，他是标准的左派，同情工人。国民党清党之后，鲍君甫因为同情左派被逮捕过，随后开始同情共产党，厌恶蒋介石。他有一个朋友叫杨剑虹，和陈立夫很熟。陈立夫建立特务机关时，让杨剑虹负责组建上海特务机关。杨剑虹就找到鲍君甫，拉着他一起搞特务工作。鲍君甫就成了国民党特工。后来杨剑虹犯事自杀，鲍君甫就成了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当初周逸群游说贺龙的时候曾说过，只要你条件够了，共产党自然会上门找你。以鲍君甫的身份（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负责人）和政治立场（同情共产党），显然条件够了，所以共产党人找到了他。首先是一个王牌特工陈养三找到他，一番青梅煮酒，基本上搞定。随后周恩来让陈赓出马，搞定。

处于工作需要，共产党这边给他配备了一辆轿车和一个漂亮的女秘书。就这样，国民党特工中的王牌人物成了中共特工，成了陈赓的王牌。鲍君甫和陈赓关系极好，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情报提供给中央特科。共产党员被俘，鲍君甫会参与营救，比方说营救任弼时和关向应，鲍君甫就出了大力气。

当时谍报争夺非常复杂，共产党挖国民党墙角，国民党也在挖共产党墙角，而且成绩斐然。如此情况下，鲍君甫就显得非常重要。当中共某人被捕了，鲍君甫会告诉陈赓，那人关在哪里，有没有暴露身份，通过合法手段营救还是找人在路上营救。如果中央特科需要惩罚叛徒，那么好吧，问问鲍君甫，叛徒是谁就可以了。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实例之一：黄弟洪，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共产党员，从苏联学习归来参加工作，被分配到苏区。但是黄弟洪觉得苏区工作环境危险，待遇又不高，连找老婆都困难，不如回到蒋校长身边实在，于是写信给蒋介石：愿意回到校长身边，并有中共机密为投名状。蒋介石把信批给徐恩曾，但鲍君甫知道了消息，通知中央特科，结果黄弟洪没回到委员长身边就去阎王那里签名报到了。

实力之二：中共有位组织领导叫陈慰年缺钱了，又觉得跟着共产党混没意思，就想把共产党卖了，赚点外快花。但他深知出卖组织的下场，就通过帮会人物找到鲍君甫，说有共产党机密文件批发价出售，鲍君甫就给陈慰年两根金条。结果陈慰年的金条还没用完，就收到了中央特科的子弹。

实例之三：中共工运领袖之一罗亦农被捕，营救未果，被杀。鲍君甫查出叛徒是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二人也是海外留学归来，担任中央秘书。级别虽然很高，工资却很少。他们打算利用工作之便利，出售一部分共产党员上层领导人给国民党，换一大笔生活费去欧洲享受生活。为了向国民党表示信用，先把罗亦农卖了。然而他们想不到，鲍君甫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在他们梦想着收钱之后去欧洲享受高品质生活之际，锄奸队到了，在他们门前放了一串鞭炮，冲入房间开枪灭人。如果不是鲍君甫，将有更多高级共产党人被杀。

实例之四：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军委负责人杨殷被捕，军委秘书白鑫也被抓。时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也差点被抓了，幸亏临时有事没有感到现场，躲过一劫。

鉴于几个人非常重要，周恩来决定劫囚车。鲍君甫通过隐蔽的渠道把消息传给几个人。没想到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周恩来的计划功败垂成。随后澎湃和杨殷被处死，白鑫被释放。蒋介石给出的解释：白鑫是黄埔学生，误入歧途，现已悔过，允许回南京戴罪立功。

鲍君甫查明，澎湃等人所以被俘，实际上是白鑫告密。白鑫不仅没有回南京，而且就在上海。白鑫是黄埔四期学生，共产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他的目标原本是周恩来，白鑫的叛变是中央特科史上的丑闻之一。出现如此叛徒，学长陈赓出离愤怒了，决心亲自出马除掉师弟。陈赓让鲍君甫去和白鑫打麻将沟通聊天，白鑫怎么也想不到鲍君甫是双面间谍，就告诉他将秘密前往意大利。然后陈赓带人在路上设置埋伏，把白鑫干净利索地消灭掉。

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这个并不稀奇，但是法医判断，是由三颗子弹造成四个弹孔。啥意思呢？就是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但结果从同一个部位穿出！——多么恐怖的枪法！从那之后，叛徒都得悠着点。

看看国民党挖墙脚的能力，从归国留学生挖到共军军委秘书长，一点也不比共产党差。好在共产党这边有陈赓鲍君甫的王牌组合，把各种危机一一化解于无形。终于知道白色恐怖时代，中共中央为啥能在上海生存了吧？因为负责上海特务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是共产党的人，双面间谍。这就是周恩来的找人本领，换成其他人行吗？至少没见哪个人行过。

但是历史早就告诉过我们，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没有哪一套组合可以包打天下。陈赓和鲍君甫最后还是栽了，栽在了自己人手上。国民党最终通过强大的资源，抓住中共一条大鱼。那条鱼不仅让陈赓和鲍君甫进了监狱，还差点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间接造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俘被处决。

即使入狱，鲍君甫依然能量很大，通过旧关系给陈赓照顾不少。陈赓大为感动地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日后陈赓因为和蒋介石的旧关系出狱。鲍君甫被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捞出来，在南京担任国民党“反省院”（很奇葩的一个机关）副院长。南京解放时，他在街头摆地摊，日后果然得到陈赓的照顾。陈赓死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鲍君甫遭受迫害，一九六九年死，六十八岁。

因为那人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中央苏区。在那里闹出了毛泽东下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长征。那个人就是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第三节 纪律

人是基础。一个组织若想高效运作，必须有行之有效的纪律。

特务组织历来名声不怎么好。朱元璋搞的锦衣卫在明朝时就声名狼藉，东西两厂，更不用说了。苏联特工组织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工具，贝利亚竟然在斯大林后期成了二号人物，还想争夺斯大林的继承权。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国统区内，让人为之色变。当时国民党大员身边的警卫都有蒋介石的侦探，连副总统李宗仁都不能幸免。白崇禧在南京时，他家对面既有中统的人也有军统的人，还是邻居，惊得一身冷汗。

所以如此，是因为特务组织可以越过正常司法途径，如同黑白无常一样，随便抓人捕人，搞得大家很没有安全感。好不容易熬到权贵位置，不能不清不楚地丧失卿卿性命对吧。

周恩来搞的中央特科有何不同呢？看看中央特科的人。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是国务院总理，长时间处于二号或三号人物的位置上。负责过中央特科的陈云，从来没有掉到中央政治局之外。陈赓在军界一直响当当。在特科干过一段时间的聂荣臻，声名也不错。这些人名声都不错，唯一名声不好的是康生。其实康生生前极为尊容显贵，没人敢惹。死后所以臭了，是因为建国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中，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周恩来等人则是离开特科时间比较早的。那么早期的中央特科有何不同呢？

中央特科一共有四个科室：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

总务科的任务有两个：一，秘书，以秘书的身份处理中央杂务；二，保镖，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把秘书和保镖结合起来，就是总务科的责任，这是保镖的基本责任。科长，洪扬生（曾经在上海滩活跃一时，长征时被捕，成为国民党特工，建国后被审查）。

情报科，为中央特科核心，负责收集情报和发展内线。科长，陈赓。

行动科，又称打狗队或锄奸队，主要职能是消灭叛徒。科长，顾顺章。

交通科，负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的联络通讯。科长，李强（能人，创造了很多第一）。

这些科室都由周恩来亲手创建。比方说把陈赓和顾顺章送到苏联培训，比方说和李强一起编写密码。共产党破译国民党密码无数，国民党始终难以抓住共产党的密码。这些只是基础建设，关键还是规章制度。

周恩来把特科的规章制度归纳为一句话：三大任务和一不准。

所谓一不准，就是严谨党内相互侦查。这个规定影响深远。

影响之一：它使得中共特务工作避开了明朝锦衣卫和两厂之间的明争暗斗，避开了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相互倾轧，成功地让共产党集中有限资源办重要的事。

影响之二：避开了苏联那种秘密逮捕、秘密处决的模式。尽管中央特科在一九三五年就没了，但是各项规则还在发生作用。日后中共搞斗争时采取政治运动，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比起秘密逮捕和处决好多了。如果按照苏联那种模式，邓小平绝对活不到改革开放。

所谓三大任务：一，搞情报；二，惩罚叛徒；三，执行特殊任务。

搞情报，是特务组织的基本任务，不搞情报的特务组织不叫特务组织。那么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搞得如何呢？一流。

中央特科核心人物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竟然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因为中统特务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国民党那边还没有动手，周恩来就已经得知信息，采取行动，转移同志了。

胡中南号称西北王，当年中原大战之后，带着第一军（蒋军嫡系）驻扎西北，比共产党去那一带的时间还早。解放战争初期，带大军进攻延安，看似占尽优势，却处处被牵着鼻子走，直到最后彻底败亡。因为被他视为心腹之人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周恩来的人。

周恩来用钱壮飞的情报保卫了上海中央，用熊向晖的情报保卫了延安中央。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给他提供情报的女特工是沈安娜。她是国民党的书记员，就是蒋介石召开党政军会议时做记录的人。她有一个称号：摸得蒋介石脉搏之人，她也是中央特科培养的人。

最绝的是韩练成，和陈赓一样，救过蒋介石的命，深得蒋介石信任，最后也跟了周恩来。不同的是，陈赓明里拒绝了蒋介石，韩练成却在蒋介石身边呆了十几年，直到解放战争末尾才回到共产党，是在蒋介石身边隐蔽时间最长，隐藏最深的一个人。

信息工作搞到周恩来这个水平，表达佩服之前，要加一声感叹。

至于惩罚叛徒，也是基本的活。任何一个特务组织都不允许叛徒存在，上面已经说过不少例子。但中央特科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只对内处决叛徒，不对外搞暗杀，更不搞恐怖活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现代拍摄的大多数间谍剧否定掉。如今的影视作品中，杀人放火，权色交易，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中央特科也搞那一套，结果很明显，很快完蛋。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战斗力所以强悍，是因为坚定的信仰和几近完美的政治策略。

搞一次恐怖活动，就会在政治上失分，对于弱小的共产党而言，政治失分意味着啥不用再解释了吧。看看现在那些极端组织，搞恐怖活动一辈子，到头来得到啥？对于这点，一代政治家的周恩来看得很明白。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中央特科历史上最危险的顾顺章案。

第三项职能是执行特殊任务，啥叫特殊任务呢？举例说，保镖。顾顺章送张国焘和程浩昌去苏区，就是特殊任务，估计那是中央特科史上最特殊的任务。并非任务本身特殊，特殊在于其引发了一系列惨案，顾顺章叛变引起的系列惨案。

第四节 最神秘的特工

顾顺章，生于一九零四年，上海宝山人，熟悉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人精。

顾顺章早年当工人，因机警过人，很快成为工头。当工人期间加入青帮混黑社会，好勇斗狠，在江湖中小有名气。上海滩帮会林立，流氓横行，顾顺章凭借自身的精明和蛮横在工人和黑帮中均小有名气。

顾顺章的特点：为人精明过人，做事精明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有狠劲。

当年名动上海滩的五卅运动，顾顺章积极活跃，尝到甜头之后加入共产党。日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指挥，为周恩来左右手。日后周恩来对顾顺章多有栽培，曾送他去苏联学保卫工作。

按个人能力来看，身为中央特科行动科一把手，顾顺章的业务水平是一流的。他精于化妆和魔术表演，自我隐蔽能力第一流。他可以轻松操作维修作各种械具，比方说枪支。他可以双手开枪，枪法一流。他精于爆破，手法一流。据说他可以在室内开枪杀人而声音不传到室外，徒手杀人而不留下任何痕迹。顾顺章手段之高明，连国民党同行都非常佩服。中统精锐万亚刚到台湾后无所事事，写起回忆录，写到顾顺章时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顾顺章是特工行业中的大师：“在他（顾顺章）以后，无人能望其背项”。可见顾顺章技术水平之高超。

因为自身素质过硬，加上周恩来的提携，顾顺章在中共内部快速上升。八七会议之后，顾顺章被选为中央委员。要知道陈赓一辈子都没有达到中央委员的位置，同时期的康生也只是江苏省审查委员会委员。如果顾顺章不出事，康生的人生估计是另一番模样。

中央特科内，如果陈赓是周恩来的左手，顾顺章就是右臂。每次要锄奸，基本上都是顾顺章策划。没办法，人家业务水平摆在那儿。

但后来顾顺章和陈赓完全走了两条路。陈赓还在正常的路上，顾顺章却迷失了。

所谓共产党，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梦想共同奋斗的一群人。但奋斗过程太残酷了，断头流血，亲友死亡，杀人或被杀。如果精神力量不是很强大，信仰不是很坚定，那么在那个过程中很容易迷失。

所谓信仰强大，就是相信，为了那个美好的梦想，承担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比方说贺龙，为了跟国民党搞革命，族人被杀几十口子。为了跟共产党搞革命，族人又被杀了几十口子。陈赓为了跟共产党干革命，放弃了蒋介石那里荣华富贵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干革命是值得的。顾顺章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混工人，也混青帮，越混地位越高，却离共产党人的宗旨越远。很简单，他开始腐化了。腐化这个词，今天看起来相当熟悉。

今天的权贵人士，有相当一部分都腐化了，以共产党人的名义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腐化。实际上共产党人腐化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看看中央特科出现的叛徒，有组织领导，有军委秘书长，有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变节的原因都是同样的：腐化，要钱。只是战争年代淘汰率很高，来不及腐化就被淘汰了。战争年代有残酷的战争进行淘汰，和平年代呢？毛泽东那个时代采取政治运动，后来证明失败了。那么现在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顾顺章腐化相当严重，说白了和如今的腐败分子差不多，吃喝嫖赌玩女人。顾顺章叛变之后，特科成员去他家，发现他的住宅相当阔气，营养品啥的不需说了，还有高档货，鸦片。另外还在上海郊区用党费买地契，写着他岳母的名字。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共都穷得叮当响，顾顺章可以如此奢侈，那是破天荒的。

为啥叛变之后才去顾顺章家呢？顾顺章位高（中央委员）权重（行动科科长），平时顾顺章骄横跋扈，只有周恩来发话，他才硬着头皮听几句。特务工作需要保密，他的个人行为也需要保密。加上他行为比较凶悍，同志们看见他都躲着走，要是不小心惹上他，被他当叛徒除掉了也不是没可能。他家除了情报科长陈赓和交通科长李强之外，无人能去。陈赓去他家，看见花天酒地的模样，对李强感叹曰，如果我不死，一定能看到顾顺章叛变。

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无非是精神和物质两块，如果没有精神追求，那必然为物质所困，最后无法自拔。顾顺章从头到尾，都没有经历过精神考验，完全是物质诉求。

如果是个人问题还好说。因为心态失衡和个人生活失衡，顾顺章的组织行为也开始失衡。他逐渐变得喜欢暴力，嗜杀。其实按照顾顺章所处的位置，杀人计划多多。但是暗地里杀人不过瘾，还要来点儿大动作。

上海滩因为特务行业发达，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包打听，说白了就是一些消息灵通的地头蛇。他们可以提供各种消息，是特务组织比较喜欢的菜。国民党实力比较强大，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上海滩的地头蛇们请到一起吃顿饭，索要消息，吃饭地点通常在一品香饭店。顾顺章对此非常不满意，决定来点特殊手段除掉国民党特务的爪牙。他准备了好几箱子炸药，打算趁他们吃饭之机把一品香炸个稀巴烂。那样一来，不仅整个饭店完蛋，连饭店周围的居民都跟着遭遇，这将演变成公共事件，赤裸裸的恐怖行为。

搞特务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恐怖行为。说白了特务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因为见不得光，才隐藏于暗处。如果搞成恐怖行为，那相当于给政治减分。蒋介石当初政治丢分太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管好中统和军统的恐怖行为。比方说李公朴和闻一多事件，绝对得不偿失。周恩来搞政治工作，就很在意这个，坚决杜绝恐怖行为。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了，再走极端的话，只会死得更难看。而且共产党当时虽然弱小，却志在夺取天下，宁可自身损失，也不会在政治上丢分。顾顺章无法理解这一层，渐渐失控。

第五节 一次特殊任务引起的惨案

顾顺章腐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央名义上的老大向忠发也在腐化。掌控实权的李立三一心想着搞暴动，根本无心理会生活作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到目前为止的中共一把手，如果要评价最没存在感的一位，向忠发将以微弱的优势战胜瞿秋白当选。在那个位置上，向忠发就是个摆设。其实瞿秋白也是不抓权，但人家好歹还能写一手好文章。被抓了，也不当孬种。向忠发倒好，被抓之后立马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变节的一把手。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上呢？只能说，冤孽。

向忠发原籍湖北人，一八八零年出生于上海，没怎么念过书，童年时随父母回湖北，十几岁出来当工人，后来进入一家大轮船公司，受东家赏识升为大副。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那会儿，向忠发已经奔四十去了，从年龄上讲，已经过了干革命的热情。但是他见工人运动有搞头，还是加入进来。国共合作是工人运动的黄金年代，武汉那边冒出来好几个工运领袖，向忠发排不上号。武汉清党，那些比较有名的都被清理了，向忠发剩了下来。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了中共一把手，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讨论中共失败时，斯大林认为知识分子当领袖不行，需要工人领袖上台。这样，向忠发，大字不识几箩筐的老工人成了中共一把手，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的工人领袖。

向忠因为发变节，被后人说得一文不值。其实一个一文不值的人又如何能走上中共一把手的位置呢？向忠发虽然没能掌控实权，至少在看人上很有眼光。

向忠发在一把手位置上至少干过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间接救了毛泽东。

事实上毛泽东和向忠发基本上没见过面，但是张国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张国焘北大才子，五四风云人物，从建党开始就是重量级人物。六大之后，做为中央代表留在莫斯科。一九三一年，张国焘回国。此时的井冈山刚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打算让张国焘过去当老大，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张国焘是一个相当霸气的人物，按照他的性格脾气，到井冈山的话，首先要把大权抓在手里。参照张国焘在鄂豫皖的手腕，如果他的地位高过毛泽东，估计会把毛泽东整得很惨。

当时作为一把手的向忠发就认定：不能让张国焘去井冈山。向忠发认为，井冈山形式不错，没必要让张国焘去和毛泽东内耗，于是张国焘去了鄂豫皖，同行的还有陈浩昌。

张国焘是共产党要员，去鄂豫皖，需要重量级的人物护送。中央特科内，身手最好的特工之一，业务能力最强的特工之一，江湖经验最丰富的特工之一，地位最高的特工之一就是顾顺章，能力呱呱叫。好吧，那就顾顺章。

此前周恩来对顾顺章做了一番评估，认为顾顺章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工作，想把他调走，让另外一位同志取而代之。当然那位同志日后的名气比顾顺章还大，他叫康生。

不出意外的话，顾顺章完成任务之后就会面临人事调动。

顾顺章能力一流，圆满完成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之后的顾顺章自己却出事了。

回程路过武汉时，顾顺章就在火车站旁边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表演魔术。话说顾顺章只是地下党，应该好好隐蔽，去表演魔术，分明是自我暴露嘛。难道说活得不耐烦了？当然不是。

原因有两个：一，艺高人胆大，对自己的伪装技术过于自信。另一个原因，心病。

调离那个行业，很难维持过去那种爽歪歪的生活了，同时对他的自信心也是一个打击。顾顺章的专业就是特工，他的能力和天赋都在那里。顾顺章很郁闷，决定缓解一下心情。而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世间事原本就是如此奇怪，很多意想不到。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像周恩来那种永远衣冠楚楚之人毕竟少之又少。

就在顾顺章以为不会有人认出他时，恰好有一个想要改善生活的特工同志投降国民党，他叫尤崇新（接替康生担任沪中区委书记，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时和顾顺章一起共事过，对顾顺章了解极深）。国民党让他交纳投名状：到街上找共产党出来。尤崇新如同疯狗一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眼看交纳投名状的时间就要到了，终于被他撞见一条大鱼——表演魔术的顾顺章。随后顾顺章被捕。

顾顺章被捕之后，迅速计算了一下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不投降，将会遭受各种严酷的刑罚，有可能会死掉；就算不死掉，也要脱几层皮；最后就算不被处决，也要把牢底坐穿；最好的结果是被共产党救出来，然后继续郁闷的日子。

第二种情况，投降，把共产党中央机关出卖给国民党，最理想的情况是把共产党高层一网打尽，那样自己就是国民党的恩人。最差的情况也可以保证荣华富贵。

如此一盘算，果断投降，时间是四月二十五号。

抓住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叫蔡孟坚，当时二十五岁，徐恩曾的学生。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抓住了传说中的中共大特务顾顺章，看见顾顺章，蔡孟坚如同饿狼看见肥羊，那可是金灿灿的前途啊，黄金屋、颜如玉有木有啊。

为了把事情做绝，顾顺章向蔡孟坚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机密情报要亲自向蒋介石汇报；第二，国民党内部有奸细，在他见到蒋介石之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如果按照顾顺章的计策走，那么结果很明显，共产党中央真的很危险，很可能被一锅端了。因为顾顺章知道中共的全部秘密。

第一条容易满足。因为顾顺章是大鱼，蔡孟坚不论清蒸、红烧、还是水煮都吃不下。但为了前途着想，蔡孟坚想先报功，直接给南京的徐恩曾发电报了。

四月二十五号周末，身为高级公务员、喜好风花雪月的的徐恩曾早已下班去享受周末了，留守特务机构大本营的是钱壮飞。

第六节 龙潭三杰

钱壮飞生于一八九五年，浙江湖州人，中共历史上最为传奇的间谍之一。传奇到什么程度呢？钱壮飞死的时候，周恩来对着那个大致的方向下跪感谢。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于人，唯有对钱壮飞，大恩难报，下跪感谢。

他的家庭条件很好，商人之家，衣食无忧。他的学历很高，国立北京医专（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他当过医生，教过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是一个多功能复合型人才。如此条件，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过得很好，怎么就成了间谍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早期共产党人趋向于两个极端，要么是贫困有血性之人，要么是有才的热血之士。即便现在，这两种人也是那种敢闯敢拼敢干，容易成就一番事业之人。在那个国家贫弱的时代，要干事业，最后都会归于干革命。而共产党就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组织，所以有才热血的钱壮飞加入共产党，到冯玉祥军中行医。中原大战冯军战败，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钱壮飞进入特务行业有些偶然性。一九二八年，钱壮飞孤身到上海，看见无线电培训班招生。无线电当时还是稀罕货，正好也没事，就去考吧，轻松过关，考上第一名。

考上之后才发现，不得了，进入龙潭虎穴。正是那个偶然的决定，把三位文艺青年变成三个可怕的特工，他们又一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招生之人叫徐恩曾，大资本家背景，留学美国，是电气工程师。徐恩曾本人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但他的实际身份却是中统缔造者。他原本和特务没关系，但是他有一个留美同学叫陈立夫，陈立夫有一个叔叔叫陈其美，陈其美是蒋介石出道时的靠山，结义兄弟。蒋介石一生结义兄弟无数，只有对陈其美大哥有真感情。陈其美死时，蒋介石非常痛苦，所以蒋介石对陈家极有好感。对素质还算不错的陈家兄弟，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把党务大权交给他们，一时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声威。陈家因此得以跻身于四大家族行列，显赫一时。

陈家兄弟主管党务之后，就想搞一个特务组织，监控各个派系。通讯是特务的基础之一，学通讯出身的陈立夫就找到同样通讯出身的徐恩曾，徐恩曾扭捏客套一番之后上位了。徐恩曾发现湖州老乡钱壮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意提拔。

光凭才华和老乡关系是无法得到徐恩曾的信任的，钱壮飞干了两件事。第一，那年头国民党流行收费，钱壮飞也会收费，但收费之后都转交给徐恩曾。徐恩曾有点小贪婪，觉得孺子可教；第二，徐恩曾养小三，因为怕老婆打上门又不敢带在身边，钱壮飞就把徐恩曾的小三放在自家老婆房子旁边。钱壮飞租了房子，自家老婆住在后厅，徐恩曾小三住在前厅。如此一来徐恩曾就能以谈工作的名义和小三幽会了。

于是有才又会办事的钱壮飞成了徐恩曾的心腹，才子变成特工。

钱壮飞原本和组织脱节了，又是怎么联系上组织的呢？他有个朋友叫胡底。

胡底生于一九零五年，安徽舒城人，生于地主之家，多才多艺，学习很棒。前龙潭三杰都有一个共同点，多才多艺，能演、能唱、能写、能算，放在现在可以在很多行业发光发热那一种。三人之中，胡底年龄最小，但文笔最好，写作水平最高，活的时间最短，而且死在自己人手中：长征会师之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对这位顶尖的间谍很忌惮，找个理由说胡底是国民党间谍，杀之。

一九二四年的时候，胡底在北京经同学介绍认识钱壮飞。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之辈，话题比较多，结为知音。二人有才到啥程度呢？他们合伙创办一家影视公司，自己亲自上阵当主演，然后把片子拿到日本去放映。那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哦。

钱壮飞进入特务机关之后，胡底也明白了情况。胡底有位老乡，叫李克农。

李克农生于一八九九年，安徽巢湖人，上将。近代安徽出过不少军人，比方说清末的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刘铭传；比方说军阀之中的冯玉祥；蒋系之中的卫立煌、孙立人、戴安澜等人皆赫赫有名。唯有到了共军这边，最高军衔就是上将李克农了。

开国五十二名上将之中，有五十一人是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唯有李克农例外，从没指挥过战争。之所以能评上将，皆因特务工作。如果说特工也分山头的话，那么聂荣臻是中央特科在元帅里的代表，陈赓是大将代表，李克农是上将代表。特工之中，叶剑英和陈赓本质上还是军人，特工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真正一直在特工战线上，并且修成正果的，当以李克农为典型代表。毛泽东说过，李克农是个大特务，共产党的大特务。得知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宣布休假三天，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

那么身为大特务的李克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答案可能出人意料，才子。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教育程度也不错，早年立志当文学家，经常给刊物写小说和剧本。他有一手演戏本领：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令人叹服。

——特工必杀技，周恩来和陈赓都有这一手哦。

当然，接下来的故事有点俗套，时代乱，年少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年后参加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当地学生领袖。后来闹运动不如意，李克农很窝火，思想越来越激进，加入共产党。因为种种不如意，闯荡上海滩。

由于李克农也是才子，对电影事业也感兴趣，就在摄影棚里遇见了胡底。他们是老乡，之前在安徽共过事。胡底又在电影棚里介绍李克农和钱壮飞认识，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如此一来，钱壮飞联系上组织。后人评价，如果不是遇见钱壮飞，李克农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红军长征时，李克农是唯一背着相机的人。当然咯，联系到铁杆搭档钱壮飞和胡底，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人以群分嘛，呵呵。

李克农把钱壮飞的情况往上反应，周恩来表示高度重视，让李克农和胡底锲入中统内部，和钱壮飞配合。在钱壮飞的帮助下，借特务扩张的机会，成功达到目的，并且赢得徐恩曾的信任。李克农成为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胡底成为中统天津负责人。

这样一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个人就成了中央特科在中统内部的铁三角。南京和天津方面的情报转给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和陈赓单线联系。中统有风吹草动，周恩来立马就知道。周恩来曾感叹：没有他们几个，我们这些人早就完了。完全属实。

第七节 惊魂

顾顺章知道这几个人的底细，但是他在武汉没有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那么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他想亲自爆料重量级消息；二，徐恩曾也是大特务，心腹是共产党的人，毕竟是很丢脸的事，得给他留点面子，以后还要做同事的。一念之差，导致了故事的逆转。

顾顺章为何敢如此嚣张呢，因为他手中的消息太重要了了，有整个中共中央，而且有最重要的那个人，蒋介石的冤家兼死敌——周恩来。如果能抓住周恩来，蒋介石会给顾顺章想要的任何荣华富贵。但是顾顺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蔡孟坚的贪心。

在武汉时，顾顺章为了打消蔡孟坚的疑虑，给蔡孟坚写了一张纸条，以示诚意。蔡孟坚拿着纸条抓人，一个晚上把共党在武汉的特务机构破坏殆尽。那天晚上，武汉腥风血雨，但无人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

但是贪婪的蔡孟坚还是给南京发了电报，注明：绝密级，主任亲启！而且已经连发了六封！

如果是一般电报，钱壮飞也不见得全部看。

在那种情况下，钱壮飞无论如何也要看了。电报是用密码写的，那种密码理论上只有徐恩曾亲自动手才能破译，因为唯一的密码本在他自己身上。但钱壮飞还是完整地把电报破译出来，因为他身上有一本复制的密码本。

徐恩曾不是傻瓜，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把密码本给钱壮飞的。但是呢，会不知不觉地给。为啥呢？因为李克农和钱壮飞合作演了一场戏，把徐恩曾给糊弄了。

按照影视作品里的剧情，要搞敌人的密码，都要美女出面，来一场危险的亲密接触，再施展神秘绝学之类的；要对自己人呢，那就一番吹牛扯皮，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睡意中睁开眼睛，搞定。然而李克农不是如此。现实中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并不容易，特别是特工领域，更不容易了。即使赢得领导信任，也不见得能得到核心机密。得到核心机密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领导的弱点。而要利用领导的弱点，必须赢得领导信任之后才有机会。

徐恩曾有啥弱点呢？弱点很明显，他有资本家背景，又出国留学，自诩风流倜傥。当然咯，搞特工需要翩翩风度，周恩来的风度就能倾倒众生嘛。但周恩来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从不和女性搞暧昧关系。然而徐恩曾不同，对风花雪月那档子事儿很是热衷，见了美女就控制不住雄性荷尔蒙，很好色。其实好色也无所谓，戴笠也好色，但从没因为好色误过事。因为戴笠是上海滩混出来的，精通三教九流。徐恩曾不一样，明明生长在中国，却心醉于传统世界的才子和西方世界的骑士角色，这不符合国情嘛。因此他的风流就成了弱点。

也正因为徐恩曾自我感觉良好，才能和才子型的钱壮飞、李克农等人打得火热。毕竟嘛，那哥几个都是既可以和鲁智深喝酒又能与李师师吟诗，三教九流都混得开的人物。徐恩曾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就好比古代才子们一起去青楼喝花酒，投机。

李克农要做的，就是利用徐恩曾的弱点。鉴于徐恩曾的地位和身份，不可能自己出去找女人。基本上都是信得过的人帮忙。一个周末，徐恩曾到上海找女人，李克农为了对领导表示关心，半真诚半神秘地对徐恩曾说：那个领导啊，那个地方又来美女咯，要不咱们光顾一下。徐恩曾表示这个可以有，并且对小李同志明白领导的心思表示满意。

眼见徐恩曾放松警惕，李克农再一次表示对领导的关心，非常真诚地说：我也知道领导身上带着那个宝贝（密码本），领导可千万小心，万一丢了，领导也难过啊。

徐恩曾狐疑地看了李克农一眼。只见李克农满脸真诚，没有丝毫破绽，不觉心中一动，打算再试探一下这位得力干将，就说：既然你担心，要不密码本就先交你保管？

如此大好机会，换成一般人估计难掩心中喜悦。但李克农表示很淡定，没有要接的意思，依旧满脸真诚地说：这不能给我，您另找信得过的人，本子里是什么也不要说，交给他保管一晚上就行！

徐恩曾对李克农的表现很满意，就让李克农一边玩儿去了。那么徐恩曾信得过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钱壮飞咯。徐恩曾就这样把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你替我保存它，回来你给我。

钱壮飞淡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接下来就是老一套：照相复制。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钱壮飞是间谍，在他印象中，钱壮飞是他的老乡，和他一样是文化人，自己待他不薄。钱壮飞的家人都在南京，看起来极为可靠啊。

——看看整个过程，没有金钱，没有美女，没有紧张的情节，一切都是悄然进行，但却是有效的方式，需要才华和智慧的方式。

钱壮飞翻译出蔡孟坚的电报之后，脊梁冷飕飕的。但他很快平静下来，做了如下部署：第一步，他让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农；第二步，第二天上午他又很淡定地把电报转交给徐恩曾，自己才去上海。为啥不是自己连夜走呢，还有一些事没有搞定。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家人都在南京，短时间内不可能转移，他需要为他们谋划后路。第三步，把谋划的结果写在纸条上，那张纸条救了很多人的命。

当天夜里刘杞夫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作了报告。饶是李克农很镇定，也是两眼发黑，满天星星，因为所有人都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李克农反应过来才对刘杞夫说：“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那话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

要想避免危机，必须找到陈赓。陈赓是李克农的顶头上司，单线联系。但是当时不是碰头的日子，所以李克农必须通过其它关系找到陈赓。陈赓当时也是中共最神秘的特工之一，行踪飘忽不定，要找他并不容易。李克农通过“江苏省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终于找到陈赓。

陈赓也是大吃一惊，赶紧带着李克农一起找到周恩来，时间已经是二十七号凌晨，离顾顺章叛变已经过了一天半。此时的顾顺章正在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即将到达目的地。如果押解顾顺章的是飞机，那么周恩来就来不及反应了。但武汉那边偏偏是轮船，从武汉到南京走了将近一天半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李克农寻找陈赓和周恩来的时间。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第八节 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也没想到顾顺章会出事，但他已经没有时间表示震惊了，必须展示他的高效。他了解顾顺章，知道顾顺章要干啥，和陈赓、陈云、李强、李克农赶紧行动。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他们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步，斩断顾顺章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具体办法，火速转移中央主要领导人，把顾顺章熟悉或能侦察到的领导秘书全部调换成新人。

——这些容易办。因为主要领导人不多，关键是次要人物。

第二步：把上海有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快速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这个有些难办。人数很多，关系错综复杂，保不准又有人叛变了，甚至某些人根本就是国民党的人。怎么办呢？周恩来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发表讲话：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第三步：清理顾顺章的爪牙。

顾顺章原本是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行踪诡异莫测，他用的人也都是自家人。关于对顾顺章家人的处理上，显示了周恩来的另一面，铁血无情的一面。

顾顺章叛变之后，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岳父岳母、保姆就成了不安全因子。因为他们因为顾顺章的关系接触到很多人和事，那些人和事又可能涉及到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全部杀掉，灭门。

究竟杀掉多少人，不同资料记载不同，个人回忆也不一样。后来顾顺章悬赏通缉周恩来：“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杀人在十口以上。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有条件，可以选择关押，然而没有那个时间，那么好吧，生死存亡的时刻，对和错都要靠边。如果要找一丝人性亮点，那就是周恩来指示总务科长洪扬生杀掉顾顺章的老婆之后，放走了他七岁的孩子和十二岁的小舅子。

毫无疑问，手段非常残忍。当然在两党你死我活的交锋中，可以理解。换成其他人放在周恩来那个位置上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但这终究和印象中和宣传中的周恩来不相符。

现代所有涉及到周恩来的题材，基本上都是谦谦君子、待人和善、爱护一切能爱护之人。史料中的周恩来为人处世确实一团和气，但那些和气和善意都是有界限的。他的善意，是对战友、对同志。战友有难，他会尽量伸手搭救，比方说对叶挺；同志的后代，他会出手抚养，比方说孙维世。但是对待敌人和叛徒，则是铁血的、冰冷的。

共产党本就有铁的纪律。即使蒙上温情的面纱，依然是铁的纪律。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就是纪律的化身，纪律的执行者。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一团和气的外表下，对战友和同志是无尽的善意，对敌人和叛徒则是铁面无情。但是周恩来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日后文化大革命之中，就复杂多变。这个后面再说。

相比之下，国民党那边却是另一种做派。钱壮飞孤身逃走，来不及转移家属，就给徐恩曾留下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我们因为政见不同各为其主，但祸不及家人，如果你伤害了我的家人，我将把你的丑事公诸于众等等。

事实上钱壮飞的家人就参与了行动，要不是刘杞夫送信，消息也传不了那么快，刘杞夫回到南京就被徐恩曾抓住了。但是徐恩曾有所顾忌，不敢把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人的事上报蒋介石。陈立夫也担心降低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力保徐恩曾过关。当然，徐恩曾也没敢把钱壮飞家人怎么样，关了几个月放了。而且更为搞笑的是，因为徐恩曾担心自己的前途，国民党机要密码本也没有更换。共军长征期间，还能用那套密码接收国军机密，使共军在局势微弱的情况下，总是能找到国军的缝隙，见缝插针。

只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失踪了，死得不明不白。关于他的死一直是个谜团，有说法是死于空袭，有说法是死于民团手中，还有其它说法。反正是死了，结束了传奇的一生。这样也符合他的身份：连死都是那么的神秘。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把钱壮飞的老婆叫过去，告诉他说钱壮飞已死，钱夫人哭了。周恩来当着她的面，向钱壮飞牺牲的方向（贵州）跪拜，痛哭。

周恩来一生救人无数，欠钱壮飞一条命是实实在在的。

最搞笑的是徐恩曾，因为他自己不谨慎导致国民党遭受巨大损失，致使共军整个长征途中都在窃取国军机密情报。而且红军长征结束时，徐恩曾还升官了，贪污更方便了，找女人也更方便了。直到抗战后期，徐恩曾才倒霉，栽在了戴老板手里。

看看国共两党的差别，一个铁板一块，另一个一盘散沙，连特务部门都表现得如此明显。周恩来杀掉顾顺章全家，看似凶狠，却消除了共产党面前的威胁；陈立夫为徐恩曾开脱，看似很够朋友，却让国民党处处被动，影响统一大业。

第四步，彻底改变所有顾顺章知道的密码和接头暗号，相关部门立刻撤。

顾顺章二十七号到南京，牛气哄哄地对蔡孟坚说，那个谁，把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了。蔡孟坚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因为他刚刚从徐恩曾那里得知钱壮飞已经逃走。顾顺章得知钱壮飞逃走的消息之后，气得直跺脚：“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

从那一刻开始，顾顺章隐隐看到自己的结局，很惨。

七月二十八号，国民党大搜捕，把顾顺章提供的地址都找了一遍，基本上全部扑空。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仿佛在嘲笑国民党特务的无能。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得到答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

南京的蒋介石眼见抓获周恩来的计划落空，老毛病复发，连骂：“娘希匹”！

但是骂归骂，此时蒋介石在和周恩来的较量中，还占据绝对优势。周恩来只是勉强自保，最后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去了乡下苏区。

第九节 顾顺章之死

向忠发叛变，要说对国民党一点用也没有，那是瞎扯，首先他出卖了恽代英。

恽代英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被捕之后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经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被顾顺章暴露。恽代英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和林彪堂哥林育南，是林彪进入黄埔军校的引路人。恽代英和毛泽东关系非常好，两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就认识。毛泽东对挥代英的人品非常欣赏，毛泽东说：“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当然恽代英也是蒋介石痛恨之人，被尊为“黄埔四凶”之一。

其次顾顺章带人抓捕了蔡和森。蔡和森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两人都是有名的才子，才华相当。杨昌济（杨开慧的爸爸）曾对名士章士钊评价毛泽东和蔡和森：“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之后，毛泽东搞农民运动，蔡和森搞工人运动，两人关系极好。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且提出一系列原则和方式。他给毛泽东通信曾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不是很眼熟？蔡和森被捕之后，受尽酷刑（四肢被钉在墙上，刽子手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而不屈。蔡和森的死，让毛泽东非常悲痛。

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名义签发通缉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齐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总之一句话，格杀勿论。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最为特殊的通缉令之一。

或许恽代英和蔡和森并不是毛泽东签发这份通缉令的主要原因。他们二人的损失对中共固然重要，但都不如向忠发，因为向忠发是当时的中共一把手。

向忠发在中共中央的处境很尴尬，周围都是知识分子，都有海外背景，如王明、周恩来、李立三。那情形好像一个农民工和一群高学历的海归一起工作，咋看都别捏。实际上也没有实权，就是摆设。如今向忠发给人留下的唯一印象都和毛泽东有关。向忠发一生帮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送张国焘去鄂豫皖，避免他去井冈山压毛泽东；另一次，毛泽东一生两个主席头衔之一，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就是向忠发签发的。因此尽管向忠发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但在毛泽东心中还是不错的。

无所事事的向忠发就去找点儿事干。干啥呢？领导干和工作无关的事，基本上就是去腐败，无非就是找女人啥的。向忠发去嫖妓，风险比较大。李立三觉得那样不行，就用党费给他买了一个妓女，让这位老工人过一把金屋藏娇的瘾。向忠发被捕之后，国民党特务找到那个妓女：“你知不知道那老头（向忠发）是什么人”？妓女说：“他（向）是银行老板，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作妾的”。特务说：“什么银行老板，他是个共产党头子”！又把那女人放回妓院了。

顾顺章叛变之后向陈立夫夸下海口：能抓住向忠发、周恩来等人。

三周之后，向忠发被捕，被捕之前还在中央开会。周恩来原本把他安排和自己同住，但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情妇，于是夜里前去看望。第二天早上租车回去时，在车行被特务抓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向忠发一个手指早年被砍断一节，看起来就像九根手指，正是那根断指出卖了他。特务们让向忠发享受了电椅，向忠发撑不住了，背叛。

但仅仅两天之后向忠发就被处决了。向忠发好歹也是中共一把手，那么快杀掉干嘛？这其中有很多版本，答案归结起来有两个：关于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比向忠发多。顾顺章叛变之后，基本上把能出卖的全部出卖了，到了向忠发这里，也没啥好卖的。共产党情报渗透功夫了得，向忠发刚被捕，周恩来就知道了，马上转移。等顾顺章再带人去抓周恩来时，已经人去楼空。也就是说向忠发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是第一。

第二，向忠发是中共老大，杀之，可提气，可立威。蒋介石崇拜曾国藩，就是想如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一样消灭共产党。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赶尽杀绝，蒋介石对共产党也是要赶尽杀绝的。杀掉向忠发，表明态度，日后瞿秋白也是这样被杀掉。陈独秀没有被杀，是因为陈独秀影响力太大，总要顾及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问题嘛。

可以说向忠发不是顾顺章杀的，却因为顾顺章叛变而死。他的被捕、被处决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伤痛，他的变节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但顾顺章在国民党那边过得并不好。全家被屠杀，顾顺章非常地悲痛。他在南京又找了个老婆，重新安家。结婚那天，徐恩曾带着大小特务头子出席，蒋介石也给了一千块贺礼。然而顾顺章的日子过得很压抑，国民党常常送一些特殊的人关在他家测试他，比方说女作家丁玲，就关押在顾顺章家中。全家都被共产党这边杀了，国民党仍然不信任他。

首先蒋介石就不信任他，认为他反复无常，可用不可信。实际上共产党这边所有的叛变者，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都不好。前有周佛海和陈公博，后有张国焘。可见叛徒不受待见啊。

徐恩曾和顾顺章很暧昧。他们从不争吵，但是也尿不到一个罐子里。顾顺章对徐恩曾的命令爱理不理。顾顺章家里的佣人是中统的人（中央特科的叛徒），但彼此心照不宣。他看徐恩曾如同花花公子，徐恩曾看他是土鳖，但同为土鳖的戴笠倒是对顾顺章很欣赏。

蒋介石是政治高手，精于用人之术，他喜欢看着下面各派斗争。当陈家兄弟在党内搞特务组织时，蒋介石又让戴笠在军内进行特务活动。中统和军统的明争暗斗，很早就开始了。

戴笠和徐恩曾完全是两类人，戴笠在上海滩混过世面，和顾顺章有类似的经历，对顾顺章的能力非常佩服，经常把顾顺章“借过去用用”，到他自己的特务组织里进行技术指导。顾顺章也想搞两面派，戴笠抛媚眼，他回赠秋波。

即使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之间也无法容忍叛徒行为。所以徐恩曾对顾顺章非常不爽，加强对他的监视。顾顺章原本就是一头野兽，在中共里面除了周恩来有时说他两句，基本上是无法无天。到国民党了，反而整天受鸟气。时间久了，顾顺章打算另立山头，组建第三党。他的行为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找死。当初邓演达组建第三党反对蒋介石，拉了一帮人，结果还是难逃一死。顾顺章何德何能组建第三党，还是所谓新共产党？

实际上顾顺章也就是说说，工人出身，大老粗一个，有小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精明，根本就没有搞政治的能力。政治是老虎，非常时期，不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接触到政治，基本上都会死得很难看。顾顺章就是典型。

在他还是共产党天字第一号特工的时候，就写了一封“投诚信”给亲人保管，准备有朝一日归顺国民党。那封信，成为他全家被杀的导火索之一。他想两面下棋，却不知在政治上，节操比精明重要。没有精明，可能就是爬得慢一点。而失去节操，早晚遭殃。到了国民党那边，顾顺章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在徐恩曾和戴笠两边搞暧昧。

如果仅仅是徐恩曾和戴笠也就罢了，种种迹象证明，他和共产党还有瓜葛。徐恩曾的手下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些国民党特务内部文件，“证实”是顾顺章传出去的。徐恩曾这些手段，有栽赃嫁祸之嫌。

据顾顺章第二任老婆张永琴回忆，陈赓还去拜访过他：“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拜访顾顺章，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这是顾顺章留下的一个谜团，其实也不能算是谜团，因为共产党的谍报水平无孔不入。

徐恩曾终于忍无可忍，安排顾顺章到日本去休假几个月。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干了啥，没人知道。但是他刚从日本回来不到两周，就被徐恩曾抓了。现在很多人纠结顾顺章在日本干了什么，其实那是一个盲区。据顾顺章老婆回忆：他在日本难得享受了几个月的假期。实际上，徐恩曾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假，就是要除掉他。徐恩曾想除掉顾顺章，又不敢贸然动手。毕竟顾顺章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特工。所以他把顾顺章调走，清空他的老底再动手。

顾顺章死的很惨。他被关在苏州反省院，传说顾顺章会变魔术，懂得催眠，人们担心他逃走，就用铁链穿过他的琵琶骨，锁起来，比对野兽都残忍。

徐恩曾写报告给蒋介石：顾顺章有“反骨”，并且罗列种种反叛迹象。

蒋介石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蒋介石为啥要杀顾顺章？很简单，顾顺章已经成了一个麻烦，而蒋介石不喜欢麻烦。

——这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乱世，你可以认为他很精彩，也可以认为他很残忍。

第十节 再一次失败

顾顺章叛变这件事，表面看，是特工斗法。而穿过精彩纷呈的乱象，就能清楚地看到两个人——周恩来和蒋介石。所谓中央特科，不过是周恩来意志的延伸。

一九二七年之后的国民党政府，基石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一系列攻击性的政策基本上都是蒋介石制定的，也都是围绕蒋介石转。所谓国民党特务，不过是蒋介石意志的延伸。所谓陈立夫、徐恩曾这些人，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一颗棋子而已，命运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当蒋介石要抛弃他们的时候，显赫一时的陈家也就完蛋了，徐恩曾的晚年如同一条老狗。

同一时段的中共中央，尽管要听命于共产国际，尽管更换了领导人，但是核心人物只有一个——周恩来。不管是瞿秋白、还是向忠发、或者王明，基本上都是空壳。策划南昌起义，武力反抗国民党的是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还是周恩来。

历史中的蒋介石，一心想铲除共产党。历史中的周恩来，一心要把共产党守护住。所谓顾顺章，不过是两人过招的载体而已。蒋介石凭借国民党强大的资源，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周恩来步步设防，必要时兵行险招。到最后，周恩来还是输了，就输在顾顺章身上。

顾顺章事件中，共产党在武汉和上海的特务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周恩来临机应变，转移了重要人物，但基层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周恩来灭了顾顺章全家，只留下了两个孩子。当顾顺章回到乡下找到十二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询问其余亲属的下落时，张长庚回答说不知道。顾顺章于是教他每天在熟悉的街口等候熟人，那样就能找到“姐姐”。九月份的一个傍晚，张长庚等到一个认识的人，立刻上前去询问姐姐的下落。那人就是王世德，中央特科的特工，顾顺章在行动科的助手，灭顾家的人之一。隐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工立马上去把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被捕之后，叛变。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抓，多半表现得悍不畏死，比方说蔡和森被钉在墙上也没有屈服；比方说陈独秀虽然被共产党抛弃，也没叛变；比方说瞿秋白，有委屈也没有出卖同志。而特工一旦被捕，立马投降。出卖顾顺章的尤崇新如此，顾顺章本人如此，因为顾顺章叛变杀害顾顺章家人的王世德也是如此，怪不？

王世德随后带着国民党特务和租界的人去挖尸。顾家被杀之后，尸体被就地深埋。曝光之后，轰动全国。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更难立足了。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祸不及家人。就算顾顺章的亲戚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特务工作，也罪不至死。灭顾顺章全家，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是情非得已，站在中立者的角度上看，还是太残忍了，与恐怖主义何异？

如此一来，相当于共产党在主流社会的政治信用破产。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主流社会都不会接受恐怖主义行为。就像现在中亚，如此混乱，恐怖主义也只能私底下活动。当年的上海滩，黑帮大亨在人前都装得一本正经，尽力洗白。

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原则之一，就是禁止恐怖活动。正是因为顾顺章的暴力倾向，周恩来才考虑让康生接替他的位置，才导致顾顺章心里不爽。没想到最终的最终，还是栽在政治上，栽得如此之惨重。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共产党军事行动破产。军事破产，没有关系，还能继续玩政治。政治破产，基本上就没法玩了。所以中共中央转入苏区，周恩来也从城市转入乡下。

黄埔一别，周恩来和蒋介石，两位身上有很多类似特点的人由战友变成仇敌。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军事上输给了蒋介石，基本上把共产党的家底输光。转攻为守，这次又在政治上输了。

在蒋介石看来，周恩来仿佛有九条命，总能化险为夷。每一次脱险之后，周恩来总能以新的方式，在新的位置上给蒋介石制造新的难题。

在周恩来看来，蒋介石阴险毒辣，太可怕了。蒋介石身边看似有很多漏洞，可当你顺着漏洞进攻的时候，最后失败的往往是自己。

恩来兄，看你接下来如何出招吧。

蒋介石啊，蒋介石，事情还没完。

第十一节 不幸与幸运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三十三岁，身体和精神处于巅峰状态。

周恩来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出道十几年，求学日本和欧洲，见识过人。不同之处在于，求学期间还能干革命事业，聚集一批人。那批人日后成为精英，如邓小平。接触到各类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干过各种事业，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南昌起义总指挥，到红色特工之父。一路走来，多么与众不同。但是他自己干过最重要的两件事却都失败了，何其不幸啊。然而即使是失败，都败得与众不同。

南昌起义失败，因为朱德和陈毅的坚持，一部分人马保留了下来，成为日后共军的基石。在那些基石上，周恩来高高挺立，以后各种狂风恶浪，周恩来都能岿然不倒。

中央特科失败，同样有一干人马保留了下来。聂荣臻和陈赓就不用说了，比方说沉默的陈毅，实际上在党内分量一直很重；再比方说已经臭了的康生，一辈子整人无数，从来没有整周恩来的念头。因为周恩来想揭康生的老底，比康生揭周恩来的老底更容易。文革整人满天飞，康生也只是把“伍豪事件”拿出来试探一下。康生临死时，倒是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

是不是很与众不同？如果这些还不算，那么看看责任问题。这个讲究因果：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成功了，享受成功；失败了，就要追究责任，就好比欠债还钱一个道理。

共产党讲究铁血纪律，每一次失败，都要有人承担责任。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责任；井冈山失败了，王明博古承担责任；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承担责任。

唯有周恩来，失败次数不少，好像从来不需要承担责任。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破产，要追究责任的话，必然是周恩来承担。然而最终竟然没有追究到周恩来身上，最后变成周恩来在为陈独秀失败的政策救赎。

如果说陈独秀之前是领袖，理应为失败负责，那么南昌起义之后几年，共产党在城市活不下去了，应该由谁负责呢？让瞿秋白负责？拜托，人家中共六大之后就在莫斯科当共产国际代表，远在万里之外。让向忠发负责？人家去的地方更远，在马克思那里开会呢。应该承担责任的好像是周恩来。那段时间内，级别比他高的人几乎没有了。中央特科是周恩来领导，各种组织也由周恩来领导。顾顺章叛变，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因为周恩来是他的直系领导。他带来的各种损失，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党组织遭到各种破坏，周恩来也逃不掉干系。但是周恩来毫发未伤，到苏区之后还取代了创建井冈山的毛泽东。

——是不是很与众不同？

这是因为有个人代替周恩来扛起了炸药包。他叫李立三，一个很好玩又很能折腾的人。

李立三生于一八九九年，湖南人，他的爸爸是秀才，爷爷是秀才，爷爷的爸爸也是秀才。如果清政府不倒闭，李立三再次考上秀才毫无压力。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李立三有过很多名字，结过好几次婚。此外，李立三还很有自己的特色，开过好几次追悼会。要知道，能享受追悼会的人都不一般。能享受好几次追悼会的人又该如何呢。

五四运动之后，李立三去法国勤工俭学，一边当工人，一边组织罢工。由于太能闹，被当局遣送回国。当时小道消息说，李立三同志因为革命牺牲了大好头颅。大家大为惋惜，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大会。结果悲伤还没完毕，就听说李立三同志在中国领导工运，周恩来等人微微一笑。

一九二七年之前，中共一直在模仿苏联，试图通过工人运动得到点儿什么。那段时间的猛人都是靠工运往上爬，包括叛变的顾顺章和向忠发，都是。然而所有搞工运的人之中，最猛的那位当数李立三。有多猛呢？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因为搞工运出名的，但是为刘少奇赢得名声的每一场工运，李立三都是刘少奇的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如此，五卅运动也是如此。李立三也从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升级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

蒋介石清党之后，李立三是第一个提出搞起义的，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就有李立三。起义过程中，李立三跑错了路，总部又给他准备追悼会，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回来了，周恩来再次付之一笑。第三次追悼会，那是半个世纪之后、文革之后的一九八零年，那时李立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自杀十几年了，再也不会活过来。当时的情况很是凄凉，连骨灰都找不到，只有一副眼镜，代替遗体告别。

直到中共六大之前，周恩来和李立三的关系都还相当不错。在会议上，鉴于之前各种暴动并不顺利，政策转向温和。随后张国焘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代表。中国境内只有四名中央委员，分别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和蔡和森。向忠发和项英当时只是挂名，管事的是周恩来和蔡和森。二人在黄埔军校合作得很好，如今依然。

中共六大结束不久，主导大会的苏共理论家布哈林遭到斯大林的攻击，政策又开始左转。向来比较能折腾的李立三代替蔡和森主管中央政治局，如此一来，中共中央成了周恩来和李立三的二人转。周恩来因为南昌起义失败，决定对国民党采取守，向右转。李立三认为，共产党之所以如此被动，是因为进攻力度不够，要全力冲刺、打出一片天才行。

两人开始争吵，开会时吵，吵不完的话，开完会继续吵，唾沫口水满天飞。

向忠发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也难为向书记了，他怎么可能说服李立三呢？小老婆还是李立三帮忙买的呢。要说顾顺章腐化没人管，谁管呢？两个掌实权的人正忙着斗争，都想顾顺章站在自己一边哩。

吵到一九三零年，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越吵越激烈。随着理论家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斗争失败，周恩来在和李立三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没办法了，周恩来去共产国际报告去，实际上也就是避李立三的锋芒，躲了。

一九三零年四月份到九月份，前后五个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那段时间里，他整出了鼎鼎大名（日后臭名昭著）的“立三路线”。那是一个怎样的路线呢？确切地说，就是山寨结合体。

军事上，李立三动员红军攻打大城市：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实际上是想山寨复制辛亥革命的模式，有点儿妄想。辛亥革命能成功，那是很多机缘巧合加在一起。很遗憾，李立三没有那样的运气，任凭使出全部力气，也不能在武汉赢得落脚之地。

政治上，李立三搞出来一份报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看这题目就知道了，要山寨列宁。所谓列宁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革命——基础上，说共产主义革命也可以在一个国家搞，于是苏联诞生了。李立三这个报告，是要中国革命首先在一个地方成立，并且他还要搞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如果说列宁的工作是富有世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那么李立三的工作相当于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这一切其实都无所谓，问题是，李立三的胃口很大，让蒙古暴动，承认自己是中华苏维埃的联邦，并出兵支持。如果这个还不算，李立三还想让苏联在西伯利亚武装二十万中国工人帮助中国搞革命，并积极准备和日本作战。

——看这异想天开的，竟然想动苏联人的奶酪。要知道，苏联是指望中共以苏联利益为利益的，会为了中共革命和日本开战？脑子秀逗了。

所以李立三败了，成了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位战略失败的替罪羊。

本着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李立三并不能算失败，虽然城市组织遭到破坏，红军却一直在发展壮大。一九二九年六月份之前，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多人，半年之后发展到五万人。李立三下岗时，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的队伍从一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毛泽东的队伍也从三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徐向前的队伍从三千人发展到九千人；就连邓小平都有了三千人马。

日后中央从上海搬到苏区，跟那段时间红军的发展分不开。

说李立三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不为过，只不过是因为动了苏联人的奶酪而已。那就是当时共产党的处境：一个受气小媳妇，处处受老婆婆的制约。

因为李立三搞了一个“错误路线”，顾顺章叛变造成的损失反而不那么碍眼。正如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之后，南昌起义的失败也不那么碍眼。

这就是周恩来的幸运：每次失败，总有一个头顶错误路线的人走在前面。

这就是周恩来的精明：虽然身处核心，却总能和那些所谓的错误路线保持距离。当陈独秀右倾时，周恩来在左边；当李立三左倾时，周恩来又在右边。

——左右都是他有理。即使日后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所有政策，但如今批判文革时，总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对周恩来则寄予无限同情。如此人物，翻遍二十四史能找到几个？

第四章 第四个回合

第一节 恩怨纠缠

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后，和蒋介石的较量还在继续。周恩来再一次切换了战略模式，从地下战场转移到真实战场，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第三个回合。

前面说过，蒋介石和周恩来身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因为信仰的“主义”不同，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从一九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内战中优势丧尽，前后二十年时间中，特别是一九四五年之前，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蒋介石用各种方式主动进攻，周恩来用各种方法被动防守。

周恩来试图反击，策划过八一南昌起义，输了军事。随后周恩来改变策略转入地下，进入秘密工作，若干年交锋之后，周恩来又因为顾顺章输掉了政治。

然而较量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模式：短暂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过后，再一次遭遇战略性失败，共军被迫长征。这就是第三个回合。这个回合失败之后，周恩来没有切换战略模式。因为第三个回合和前两个不同。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这可不是卖关子。因为第三个回合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二，周恩来是否有当领袖的机缘和雄心。这两个问题将在后面再说，这里直接跳到第四个回合。

看看周恩来和蒋介石较量的过程，前三个回合周恩来都失败了：一败南昌起义；二败城市争夺；三败苏区较量。前后将近十年时间，周恩来都没有占得先机。难道就这样一直失败下去么？当然不是。如果周恩来一直失败，如今统治中国大陆的还是国民党呢。

经过艰难的长征之后，红军到陕北。周恩来又有了和蒋介石继续较量的机会。

这一次善于防守、并且一直处于防守位置的周恩来终于抢占一次先机。

时间，一九三六年。地点，西安。

之所以能抢占先机，是因为一个人，张学良，分别有恩于国共双方之人。

第二节 第二位贵人

建国之前，周恩来一共策划过两次大事：一九二七年策划南昌起义，共产党建军；一九三六年策划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刚到陕北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

两次大事都影响了全局走势。两次大事，周恩来遇见了两位贵人。南昌起义的贵人是贺龙——以非党员的身份指挥共军起义，并且付出重大牺牲。这个在贺龙的篇章里已经说了。

西安事变的贵人就是张学良——以非党员的身份促成国共合作，并且付出重大牺牲。只不过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加入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依然留在国民党阵营中。

张学良生于一九零一年。那一年，二十六岁的张作霖从黑道转向白道。一九一七年，十六岁的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服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正酣，张学良进入军校，之后级别火速上升。张学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生活上看，四个字就能概括：花花太岁。

有个笑话：林彪不抽烟不喝酒，只活了多六十岁；周恩来只喝酒不抽烟，七十多岁；毛泽东抽烟不喝酒，活了八十多岁；邓小平既抽烟又喝酒，活了九十多岁；张学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活了一百多岁。

张学良是个放纵之人。用现在的观点看，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而且档次也比一般人要高。吃喝就不用说了，东北张大帅最钟爱的儿子，日后的少帅，美酒大肉任他享用。玩棋牌更了不得，是那种连饭都忘了吃的主。

最能反应性格的是他和各种女朋友的关系。

东北好汉张作霖通吃黑白两道，同时精通玩女人之门道，通过各种方式娶了一大堆老婆，生了不少孩子，还要沾花惹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把一生对待女人的秘密提炼成一句要诀传给张学良：玩女人可以，不要被女人玩了。张学良深以为然，并且运用到炉火纯青之境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年轻时代的张学良长相帅气，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单凭这个称号，就知道不会寂寞。更为致命的是，张学良还是“三有”阶级：有权、有钱、有时间。所以绿林霸王出身的张作霖找女人还需要动粗，张学良就不用，各种招蜂引蝶，各类女朋友送上门。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强迫女人怎么样，都是自愿。女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

他自己回忆说，自己原本也是一个优良少年，只从十六岁时被风骚的表嫂勾引之后，就有点瞧不起女人，放纵了。从那之后，他对女人就不太看重。他不强迫女人，但也不会因为女人而迷失自我。如同浪子一般，游刃有余。

他自己回忆说，他有中外各种女朋友，而且都是——用现在的话说——白富美。有些女朋友是有丈夫的，她们的丈夫也是有权有势之人，而且知道她们和张学良的关系，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假装看不见。

张学良是一个纨绔子弟么？只能说他具备纨绔子弟的所有特质。但是纨绔子弟概括不了张学良的一生。比方说吸毒吧，张学良有过吸毒史，比纨绔子弟更纨绔。但是他凭借自身的毅力，硬生生把毒瘾给戒了，了不起。要知道对一般人而言，戒烟戒酒都有点儿难。

张学良还具备如下特征：他懂得从开摩托车到开飞机的各种技巧。他常常夜里自己骑摩托车从北京去天津兜风，有时间还开飞机到处耍耍。领兵打仗也行，十六岁进入奉军，戎马生涯几十年，直到九一八稀里糊涂撤退之前，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耽误过事。

——张学良是一个自我放纵的生命体。

张学良一辈子干过两件影响全局走势的大事：东北易帜和发动西安事变。

东北易帜，听了蒋介石的忽悠，促成了国民政府表面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并且在日后的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击败各位兄弟，一时风头无两。

西安事变，听了周恩来的忽悠，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并且缓解了初到延安的中共的压力，有大恩于共产党，所以才有了日后教科书上的正面形象。

叹曰，张学良的一生，仿佛就是蒋介石和周恩来恩怨的缩影。

第三节 张学良和蒋介石

蒋介石年长张学良十四岁，在他们关系亲密的时候，张学良视蒋介石如父兄；在他们仇视的时候，恨不能让对方灰飞烟灭。

蒋介石死时，张学良送去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话说蒋介石通过清党赢得江浙财阀，同时战胜（吞并）了武汉中央政府，一时意气风发，雄纠纠、气昂昂地进行第二波北伐，带着冯玉祥和李宗仁等众位兄弟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去消灭袁世凯旗下最后一位巨头——从东北入关的张作霖。战争还是比较顺利的，各种勾心斗角之后，顺利地突破到北京附近。老奸巨猾的张作霖眼看胜算不大，打算退回关外等待时机。

在中国各位大佬还在搞内战的时候，工业化进程迅速的日本人正对中华大地虎视眈眈。两百五十年前，丰臣秀吉捣鼓出那个镜花水月的“大陆政策”之后，一根筋的日本人前赴后继去努力。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往东北渗透，前仆后继，已经好几十年了。当初张作霖崛起之际，日本是给过援助的。日本人的想法是把张作霖变成日本的傀儡，再通过张作霖控制、并逐步吞并东北。但张作霖一代枭雄，不屑当走狗，想借助日本的力量从东北出发，效法当年的爱新觉罗家族一统天下。这是日本人无法接受的。

于是关东军一群二杆子决定搞出点儿动静，私下制造了那场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搞掉了张作霖。可怜一代枭雄，争夺天下不成，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张学良秘密继承张作霖的事业，由情场浪子和战场英雄升级为东北少帅；从各路风骚女子眼中的猎物升级为各方政治军事首脑，特别是日本、苏联、国民党眼中的赤裸羔羊。单个人拿出来，张学良比张作霖更受欢迎，特别是在女人眼中。而就综合素质而言，张学良和张作霖则相差甚远。

日本要视东北为自家未来的菜园子，要在那里推行大陆政策，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俄国人。

沙俄是一个视土地如命的国家，从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小国，短短几百年时间里依靠吞噬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沙俄一开始在西边扩张，遇阻，转而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趁大清衰弱之际夺得黑龙江流域出海口。俄国人的目光和日本人一样，想要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并且和日本人干了一仗，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俄解体，苏联崛起，慢慢复苏，实力再一次扩张到远东。斯大林上位之后，苏联又开始扩张。

张作霖对日本不感冒，对苏联更不感冒，跟日本只是利益纷争，和苏联除了利益纷争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纷争。张作霖是绿林出身，又有那么多小老婆，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是要被狠狠批斗滴。早在蒋介石清党之前，张作霖就把李大钊逮捕杀掉。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的娇贵身姿同时面对日本和苏联的虎狼之躯，感觉很不安全。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张学良不会选择苏联。如果非要选择，要么是日本，要么是国民政府。说真的，那不好选。

张作霖虽然是日本人干掉的，但跟蒋介石也有关系。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入关占据华北，梦想一统天下。好梦还没成，就被蒋介石带着一帮兄弟破坏，才退出关外，遭到日军毒手。可以说蒋介石也是张学良的仇人。

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之一，莫过于必须在两个仇人之间选择一个当靠山。选日本，那意味着当孙子，永无出头之日，新时代的石敬瑭。日本人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威逼利诱，杀爸爸，招降儿子，这种事也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选国民政府，支持国家统一，民族英雄之举措。蒋介石呢，自然也不会错过机会，代表派过去，条件开出来，并且请英美人士斡旋。

此外，蒋介石还有软实力，那就是宋家，特别是蒋夫人。

一九二五年张学良见到宋美龄时也是一见倾心的，认为她独一无二、才貌双绝，说：“若不是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宋美龄择偶标准之一，就是不给人家当姨太太。蒋介石也有老婆，但是为了宋美龄，蒋介石下决心休掉妻妾。如果张学良当时有决心休老婆，是不是也有机会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呢？毕竟一九二五年的蒋介石在年龄、体态相貌、前途上都不占优势。这事也反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个性的不同。

宋美龄年长张学良四岁，和张学良的良好关系一直维持到二十一世纪。日后张学良被软禁，得宋美龄力保而不死。张学良死后，在五百多封私人信件中，一百多封记录了他和宋美龄之间的姐弟情深。

虽然两边都是仇人，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软硬双方实力作用下，张学良选择当民族英雄，倒向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自然也是投桃报李：东三省成立政法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法分会主席；所有军队由原任统率，并把热河并入东北，成为东四省。

赞：张学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不畏境外的强权压力，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军阀，成为最独特的一个。

张学良有功于社稷，有功于蒋介石，蒋介石非常感激。

从那之后，蒋介石成为中国形式上的领袖，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得以巩固。尽管当时蒋介石能控制的实际地盘也就是当初孙传芳的东南五省，政令并不通畅，但好歹也成了一把手。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时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客套，实际情况如何呢？张学良真的可以放下对蒋介石的“仇恨”、对蒋介石心悦诚服么，真的认为蒋介石是能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么。

至少从中原大战的表现看：这一切都是真的。

中原大战：实际上是蒋介石和众位兄弟的一场内部血拼，在山东河南一带刀光剑影，血流成河，难分难舍。关外的张学良成了香饽饽。帮蒋介石，蒋介石胜；反蒋介石，蒋介石败。

如果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有成见，那么此时是报仇的最佳时机。

如果张学良还想争天下，那此时也是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张作霖在世，估计会趁乱南下抢地盘。要想抢地盘，必须让蒋介石战败，才能浑水摸鱼。只是那样的话，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还要继续打，不知道要打到啥时候，继续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于是张学良选择支持蒋介石，蒋介石胜。局面是“南蒋北张”，暂时安定，有利于国家社稷。当张学良那么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放下了一切，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再一次非常感激张学良的支持，并且把华北交给张学良打理，加封张学良为海陆空三军副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张家控制的地盘再一次达到历史峰值。

张学良去南京，蒋介石以平级身份招待之。同时宋美龄和于凤至义结金兰，结拜为异姓姐妹，并把她引到自家，拜宋老太太为干妈，跻身为“宋家四小姐”。按照当时的排场看，大有江山共同坐的气势。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如同姐姐对弟弟一般关照，称之为“小家伙”。宋美龄知道北方气候干燥，常常派人给张学良空运南方的时令水果；知道张学良有收藏古字画的爱好，她不惜重金从古董商手中购买明清书画真迹，送到北平张学良手中。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健康。张学良因为有了蒋介石，成功成为民族英雄。蒋介石因为有了张学良，成为领袖人物。彼此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如果故事一直这么发展，也是喜剧结局。然而在那样一个悲剧的时代，是不允许喜剧上演的。所以张学良的命运注定是悲剧。

张学良有纨绔子弟的特征，也有东北人的勇武豪迈。比起张作霖，他少了几分机警和狡诈，但缺乏政治手腕。如此性格的人物，做朋友那是没话说，做派系领袖，只能很遗憾地说：不合格。如果面临独自担待的历史时刻，只能悲剧了。

纵观蒋、张二人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三次交往。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三次交往，两甜一苦。两次甜头，就是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至于苦头嘛，就是西安事变咯。

西安事变改变了共产党的生存环境，侮辱了蒋介石，却成就了周恩来的辉煌。那也是周恩来在和蒋介石的交手中，首次变被动为主动。张学良原本视蒋介石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怎么会把蒋介石给抓了呢？答曰，被逼的。

第四节 不抵抗将军

要说张学良和周恩来的关系，原本是没有关系，因为蒋介石才有了关系。即使有了关系，密切程度和蒋介石也没法比。周恩来怎么在和蒋介石的较量中，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逆转呢？根子还是在日本人那里。

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之后，理论上天下太平了。然而面对日本人，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上演了一出世纪丑闻。

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号开始，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铁路，却污蔑是北大营东北军干的，挑衅进攻。这相当于扇了张学良一个打耳光，张学良，忍。

九月十九号，日军有计划地进攻从安东到沈阳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镇。特别是占领营口，利于海军登陆。沈阳则是东北的中心地带。如此有序的进攻，证明日军是有预谋的。这相当于在张学良的屁股上踢了好几脚。张学良，忍。

九月二十号，日军攻占长春，九月二十一号占领吉林，相当于脱光了张学良的衣服，要强行非礼。张学良再忍之余眼巴巴地看了一眼蒋介石：当家的，怎么办？

蒋介石给出三条意见：一，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维持东方和平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看看这三条，要维护领土完整没错，可是人家打进来了，他却要求和平，是不是很矛盾？我们看起来很矛盾，蒋介石却看不见，还要通过第三条把列强拉进来，重复当年李鸿章的老路。天知道列强啥时候能扯进来，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忍。

忍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具体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蒋介石和张学良强调一忍再忍的时候，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非礼张学良到底没理由。张学良忍着羞辱南望：当家的，怎么办？发现蒋介石不在了，下野了！政府老大变成了绣花枕头孙科。蒋介石这一招狠吶，名义上是被党内竞争对手逼下野，实际上是借下野之名避开棘手的问题。张学良败退到锦州，全身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

孙科手中无钱无枪，只知道让张学良出战。那种情况下，东北军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却如同孤儿，爹不疼，娘不爱。

张学良明知打不过，心一横，从锦州撤退，裤衩也扔了，赤身露体退入关内。

日军在短短三个月内攻占东三省全境。

接下来又用很短的时间攻占热河，随后建立伪满洲国，为日本附庸。它的总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相当于日本本土加上朝鲜半岛面积的两倍。那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的风水宝地之一，有丰富的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有了东北，日本可以直接威胁中华民族根系命脉之所在地——华北平原。整个中华民国在日本的笼罩之下。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中央政府如果不能控制东北，将遗患无穷。比方说当年的宋朝，比方说后期的明朝，都是因为无法控制东北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看，谁丢失了那个地方，谁将是历史罪人。毫无疑问，罪人有两个，蒋介石和张学良。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府领袖，于法理上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负责东北、甚至整个北方，是东北丢失的罪魁祸首。

晚清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北洋政府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到了民国，东北竟然“独立”了出去。所以九月十八号就成了民国国耻纪念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成了耻辱的背景帝。他们都不想那样，却又没办法。那么他们都在干啥呢？概括：蒋介石很忙，张学良很无助。

蒋介石永远都很忙，自从登上领导岗位之后，一直很忙，忙着和党内同志较量，忙着消灭共产党。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赢党内竞争对手，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消灭共产党，要搞定一切的样子；却又好像永远无法结束这纷乱的局面。他把党内所有对手反反复复赢了好几遍，还是没解决问题。把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合并了，胡汉民在广东又拉开了场子；杀了很多共产党之后，共产党反而更多了，还有了苏区根据地，占山为王。

当时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经难以立足，前往苏区。周恩来也去了井冈山，在那里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蒋介石较量。九月十八号那天夜里，蒋介石正在前往江西部署围剿共产党的事宜。井冈山上，那个蒋介石命中的克星已经展露锋芒。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翻版出“攘外先安内”的招数。

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东北出问题。所以在一个月前的八月十六号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翻译过来：老弟，我没空理你，你不要惹事。

张学良天性豪爽，生活放纵，有军事才华，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当时那个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应对能力之外。在需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却双手一摊，当了甩手掌柜，所以张学良很无助。

张学良之所以倒向蒋介石，是希望可以借助蒋介石的力量对抗日本，同时缓解苏联的压力。

东北易帜之初，张学良还是以蒋介石的指挥棒为准。蒋介石为了反共，亲英美远苏联，张学良在东北顺势而为，要收回苏俄时代建的铁路，并且和苏联发生武力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结果战败，赔了夫人又折兵，国民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如果东北军可以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对付苏联或日本，干吗要改旗易帜？

虽然有蒋介石的密令。但东北军归根结底还是由张学良直接指挥。张学良可以边打边撤，观察动静。但张学良没有那份政治头脑，哗啦一下子全撤了。

评，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民族英雄；东北撤退的张学良，民族罪人。

想当初张学良顶住压力搞东北易帜，也是承担了巨大风险。三年之后，张学良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军，势力范围延伸到华北，成为国民政府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怎么就当了孬种呢？说不通啊。其实很简单，一九三一年的张学良明白了一九二八年没能明白的事实：尽管有了盟兄蒋介石，一切还是只能靠自己。

蒋介石为啥要选择下野，抛弃张学良呢？这个道理有点隐晦。实际上蒋介石看着来势汹汹的日本，喜忧参半。忧的是日本来得太早了，他老蒋还没有搞定中国，日本就来了。

喜的是，看见一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借日本人，削弱、甚至摧毁关东军。

蒋介石对张学良各种友好，但是在他眼中，东北军始终是一个祸患。东北虽然易帜了，但东北军依然是独立的系统，可以听中央的话，也可以不听中央的话。说不好听点儿，就是割据状态。一九三一年的蒋介石如果要彻底统一中国，头等大患不是已经残破的西北军；不是龟缩回西南的桂军；甚至不是井冈山红军；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那可是盘踞北方，不受中央控制、且隐隐有和中央抗衡之势的独立军系啊。

张学良隐隐约约看到蒋介石的心思，果断从锦州撤退，裤衩也扔了，裸奔入关。

尽管历史不需要假设，但此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硬气一点儿会怎么样？

真打起来，在张学良和苏联撕破脸皮的情况下，日本肯定增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战中基本上没尝过胜利的甜头，不能指望东北军创造奇迹。不过就算东北军最后不是对手，结局也必然是另一番模样。

如果当时蒋介石全力支持张学良抵抗，结局会怎么样呢？无非就是抗战早日开打，日本必然增兵，东北大城市也守不住。但战争进程不会是日后抗战的模样。

最好的可能是守住锦州关口。那样的话，配合爱国宣传，共产党将不用围剿，也不会发展壮大。因为共产党最终的发展，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大的主体。如果革命党以国家名义抗日，那么这个主体就会倒向国民党。看看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间谍，很大一部分就是学生，比方说熊向晖。日后共军发展的主体在敌占区，如果守住锦州，那就没有敌占区。共军也就没法大规模发展，留在江西那一块是没啥出路的。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锦州也守不住，但淞沪会战不会开打。因为当时阿道夫?希特勒还在为了权力而奋斗，列强在西方没有压力，日本海空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列强，那样的话日本还是会在日后“满洲国”的地界停下来。

其实不需要太多，只要拿围剿红军的本钱支援张学良即可。然而他没有那个魄力，成了悲催的背景帝。张学良撤退了，赢得一个和他那帅气外表不相称的绰号：不抵抗将军，软蛋。男人就怕被骂软蛋。

第五节 教堂里的美男子

张学良撤入关内之后非常郁闷。他始终搞不懂国民政府为啥对东北视而不见，不明白盟兄蒋介石为什么不出手相救。偌大东三省，稀里糊涂就没有了。那可是老爹亲手打下的地盘啊，张家的家底啊。

接下来几年，张学良眼巴巴地指望着那边的盟兄。为此张学良再次自我牺牲：“满洲国”建立之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介石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下野，你在船上。张学良下野后去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打红军。两次交手，损失两个师。

蒋介石在干嘛呢？还是去井冈山那里和毛泽东亲切会晤。毛泽东倒台，蒋介石又去和周恩来亲切会晤。等到一九三四年，终于把共军请出井冈山，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围追堵截，把他们送到陕北。直到此时，原本没有关系的张学良和周恩来扯上关系了。

张学良原本指望着在“注定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光荣领导下光复东北，没想到却让他去和红军死磕。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张学良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心思，那么此刻他终于明白盟兄的良苦用心：盟兄蒋介石眼看自己丢了东北故土，不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还想让自己的东北军兄弟和红军拼到鱼死网破。更让张学良气愤的是，蒋介石还派人到陕北，私下和共产党接触。蒋介石当然不会和共产党和解，只是私下扯皮而已，但这间接刺激到张学良。这一幕在日后抗战中重演，蒋介石又私下和日本扯皮，间接刺激了汪精卫投降当汉奸。

想当初就是支持你中原大战，我才调东北军入关，给日本可乘之机。如今你又让我和共军拼死作战。看来你的“攘外先安内”不仅要“安”共军，连兄弟也要一并“安”啊。好吧，你可以不仁，我也能不义。

张学良没有政治家的手腕，但有军人的性格。平时政治上反应也许迟钝一些，但是关键时刻又敢破釜沉舟，放手一搏。正如一九二八年一样，再一次到了生死时刻。一九二八年的张学良顶住日本压力，改旗易帜。八年之后，他的压力来自蒋介石。

共军丢失根据地，原本陷入绝境之中，却又迎来一线生机，那就是抗日。国军不抗日，共军要求抗日。东北军的老家都被日军抄了，再让他们去和打着抗日旗号的共军作战，军心士气可想而知。当初韩信和项羽对垒垓下，韩信让汉军唱楚歌，导致楚军气势瓦解败亡，一代英雄如项羽也兵败自杀。所谓唱楚歌，无非是攻心之计。张学良勇猛不如项羽，东北军气势比楚军低落，但共军攻心能力强于汉军。共军没有唱歌，而是优待被俘的东北军，并且把他们放回去，让他们回东北军内宣传共军主张。这种攻心之术，只有共军能玩。

东北军与共军交手，吃亏不少。张学良很郁闷，因为消灭共军，对他们自己也没好处。他们家在东北，死在西北的话，不值。恰在那时，共产党派王一哲和李克农前往张学良地盘谈判：互不侵犯，联合抗日。

联合抗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旦联合，不仅东北军兄弟不用在西北损失生命，同时有机会打回老家。即使机会很渺茫，活着，就是机会嘛。

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的试探之后，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只有联合共产党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将会很悲催。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可能也很悲催，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再一次成为民族英雄。

张学良那个个性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张学良的目标有两个：通过和红军谈判，保存东北军实力，这是近期目标。远期目标：通过共产党缓解和苏联的关系。这层一直被忽略了。张学良的动机很明显：如果国民党靠不住，在东北能真正威胁到日本的，只有苏联。唯有借助苏联的力量，才有可能恢复东北。

经过一系列忽悠扯皮之后，张学良耐不住了，传递信息：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相见，共商抗日大计。

原本谈判扯皮的事就是周恩来负责的。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就说，你去吧。

十月七号，周恩来从瓦窑堡去延安（肤施），由超级特工李克农带着二十多个骑兵警卫陪同，于八号下午到延安东二十里的川口，由张学良派人接入城。九号，张学良乘飞机去延安。当天夜里，两人在一座教堂里谈判，天空有些灰暗，教堂里点燃五支蜡烛，每人面前一杯热茶。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两个当世排名前四的美男子平生第一次见面，见面就谈化干戈为玉帛之事。日后证明，他们的那次会面影响了天下的走势。世人不记得他们的帅气，只知道他们都是强劲有力的男人。

在张学良一生中，有两个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女人宋美龄，男人周恩来。倾心于宋美龄的才貌，倾心于周恩来的魅力。周恩来见张学良也是仪表堂堂、为人豪爽，和传说中一样，感觉也是相当良好。

两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都是鼎鼎大名，彼此并不陌生。一番客套恭维是少不了的。然后就进入正题：抗日合作问题。

日后张学良回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那么周恩来施展了什么魔法呢？

周恩来没有魔法。如果有魔法，就不会从上海跑到江西，又从江西跑到陕北了。周恩来征服张学良的方式不是魔法，而是利益。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张学良做领导，牵头组织各方面抗日联军。

谈判，有时候就跟做买卖差不多，多半时候斤斤计较，少数时候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像周恩来这种上来就慷慨许诺者，少有。这也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之处。历史早已证明：非常时刻，也只有非常之人用非常之手段，才能办非常之事。

对此张学良受宠若惊。因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根本目的还是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东北地盘丢了，不能把东北军家底也丢了。周恩来如此豪爽地开出条件，远远超出张学良的预期，所以瞬间征服了张学良。也许大家觉得周恩来是客套，其实不然。

对周恩来而言，这一招已经玩了第二遍了。当初南昌起义时，对贺龙就是这一招，最后把贺龙吸收入党。南昌起义之后，贺龙潜回湘西，拉出红二方面军。如果张学良和共军结盟，组建抗日联军，自任总司令的话，结局只有一个：张学良与他的东北军必然和南京政府分离。国民政府绝对不允许有人抢走抗日大旗，之前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悲惨下场就在眼前。吉鸿昌上刑场之前写在路边那首诗（恨未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如今还在流传。

对国民政府而言，抗日大旗，比剿共还重要。剿共不成功，无非就是多一个祸患，抗日大旗则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最后张学良将和当初的贺龙一样被吸入共产党，东北军被共军彻底融化入共军。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过人之处。如果那种情况发生，那时共产党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实力将暴增。

但张学良不是贺龙。当时的贺龙只是一心干革命，和国军高层基本上没啥联系，跟共产党就跟共产党了。张学良不同，他和蒋介石虽然有了分歧，但依然很铁。而且在张学良看来，抗日最好还是指望蒋介石，共军没有力量担当抗日职责，东北军也没有那个实力。但周恩来的慷慨赢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所以接下来的谈判就很顺利。

周恩来问张学良：张先生看中国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出一段话，道出了内心的曲折。那段话的大意：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国民党的路；一条共产党的路。国民党的路，主要是蒋介石的路，他是要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去了。共产党的路，追求民主联合。他张学良之前主张中国应该向希特勒之于德国那般，由强人强力统一，所以才支持蒋介石。现在看是走不通了，所以转而寻求和共产党合作。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话表示赞同，同时调动才能把国共恩怨诉说了一遍，说国民党如何对不起共产党，说蒋介石如何背叛孙中山。同时指出共产党的政策：反蒋抗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话表示赞同，但是他不同意“反蒋抗日”。理由：既然集中全部力量对抗日本人，那蒋介石也是国之一部分，而且是中国境内最强有力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割开舍弃。如果强行割开，蒋介石会用中央的名义对付联军，正如之前对付冯玉祥那般。所以张学良建议两步走：第一步联蒋抗日，行不通再走第二步：逼蒋抗日。

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达成如下几条协议：

第一，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建抗日联军。

——合作的基础，避免双方在内斗中各自损耗实力。

第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先出绥远。

——做好抗日准备，同时不给蒋介石让张学良进剿的口实。

第三，中共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以联络盛世才。

——修复和苏联的关系，寻找外援。

第四，争取和蒋介石合作，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则离开。蒋介石公开抗日之前，不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命令。会谈顺利结束。

周恩来对张学良表示：张先生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不容易，能放下那一切为国家和民族考虑更不容易，共产党人对他的景仰如同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张学良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能在紧要关头放弃和国民党的恩怨，重新国共合作，高尚情操让人钦佩，张学良必然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如此重要的决策，两个美男子在教堂搞定，前后过程仅两小时，说好听，叫效率高；不好听，那叫草率。同一个议题，如果在国共两党之间谈判扯皮的话，两个月都不会有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的教堂中，周恩来和张学良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改变了历史走势，何其畅快！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机会，所以半个世纪之后，周恩来已经去世多年，风烛残年的张学良追忆起那个晚上的时候依然兴致高昂。

是啊，人生有如此经历，有改变天下之机遇，也无憾了。

大丈夫生当如此。

第六节 张学良的技术手段

十月二十二号，蒋介石飞往西安，让张学良进攻红军。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停止内战，抗日。蒋介石很生气，教训张学良，张学良反驳。两人大吵一架，无果。

七天之后的二十九号，张学良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蒋介石生日是三十一号，提前两天去，有机会说话），趁机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张学良消停了一段时间。十一月二十七号，张学良上书，请缨抗战，蒋介石不同意。

俗话说，事不过三。张学良觉得，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搞下去也不是办法。按照计划的第一步——劝蒋抗日——走不通，那只好两步连起来走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方式。十二月二号的时候，张学良又去洛阳找蒋介石，说部队军心不稳，自己罩不住了，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哥前去训话，蒋介石同意了。

两天之后（四号），蒋介石到西安，驻华清池。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去提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被他们搞得很不耐烦，向二人表态：要么去剿共，要么就去福建安徽那边呆着去。会面又一次不欢而散。

三天之后（七号），张学良又去华清池见蒋介石，要求抗日，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已经成了即将点燃的火药桶。十二月九号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导火索。

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九号，中共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在北平闹得很大。正是那次运动，驱使不少年轻人奔向延安寻找光明，其中两个女学生就是叶群和薛明。那件事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意见很大。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九号，共产党再次举行学生运动，规模不大。但是某位脑残的特务军警打伤一位小学生，引起公愤。一群学生奔向临潼，找蒋介石请愿（讲道理）。蒋介石正烦着呢，就让张学良前往制止，必要时可以开枪。

张学良看见请愿学生，劝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学生中有很多东北人，对张学良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张学良触景生情，瞬间爆棚，豁出去了！妈的。

张学良告诉大家：稍安勿躁，三天给答案。学生呢，还原了当年垓下汉军唱楚歌的场景，来了一曲《松花江上》，把东北军唱得眼泪汪汪。

当天晚上，张学良再次去找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又把张学良教训了一顿，张学良不服气，两人再次大吵一架。吵完之后，张学良下定决心走第二步，逼蒋抗日！但张学良没有立刻动手，还在犹豫，估计是幻想转机吧。

张学良的异常举动，使蒋介石有所察觉，决定调蒋鼎文和卫立煌前来取而代之。十二月十一号晚上，蒋介石请大家吃饭，宣布人事调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心彻底凉透了，蒋介石不仅没有联合抗日的意思，还要自己靠边站！他们决定动手。

蒋介石十一号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汉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此殆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今日已闻余训黎天才（张学良的人）之言而不安欤”？张学良何止不快，简直快要爆炸了。事实上蒋介石在西安还是安排了不少内线的，有不少特务，号称五虎上将之一的钱大钧跟张学良的关系极为密切，就在西安办事。但是蒋介石的人，关键时刻，你懂的。

蒋介石没有机会解释这些疑问了。因为当天晚上，他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一生的奇耻大辱。实际上更像一个笑话。中国历史上领袖被兵谏，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最有名的就是杨广。翻遍史书，与此类同者，也就是冯玉祥关押曹锟，使曹锟最后成了一个笑话。张学良反而成就了蒋介石。

第七节 西安，一九三六

西安，中国魂魄所在。

时间在现在停止，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一半浓缩在西安。其中最辉煌的秦汉和隋唐均停留在西安大地上，有秦皇、汉武、隋祖、唐宗的墓地为证。

西安，从宋王朝开始衰落。原因有两个：一，经济中心南移，从原来的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二，东北少数民族崛起，北京一带的争夺空前激烈，政治军事中心转移到北京。

红军完成长征之后，西北再一次走上历史前沿。蒋介石认为：本人一统天下，红军和军阀为心腹之患，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九一八事变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退让，却终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现如今很多人感叹蒋介石生不逢时，赶上好一点的年月，也许就能消灭共产党，也许就是开国领袖了。实际上历史老人待蒋介石并不薄，已经给了他不少时间。别的不说，从一九二八年理论上统一全国，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八年时间内，蒋介石既没有搞定军阀，也没有搞定共军。对比一下，刘邦从公元前二零六年进入西安城，到公元前二零二年建立西汉帝国，前后四年。杨坚从建立隋朝开始，到一统天下，也就八年时间。朱元璋从南京出发，仅仅数年功夫，就削平了北方。蒋介石如果是真命天子，八年时间也够了。

上天给了他八年时间，已经待他不薄。

然而八年的时间，蒋介石都干嘛了？他在东征西讨、南进北上，只是效果不大。一九二八年，朱德和毛泽东刚刚在井冈山会师，只有几千人。八年过后的一九三六年，共军经历长征溃散，还有数万人，而且都是久战之兵，干部比例相当之高。一九二八年的桂系，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的阎锡山，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四川军阀混战，一九三六年继续打。如果说有啥改变，那么好吧，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散了，散在蒋介石和日军手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基本上散了，散在日军手上。

那么蒋介石不去抗战，一心打内战，究竟追求啥？有很多原因，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一个政府，国民政府。当初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时，也是一个政府，也可以合作不错。那时候共产党只有人，没有军队。但是在一个政党的诉求下，就要清党，所以就有了国共内战。但是国民党内部也不太平，各位大佬彼此不服气。所以蒋介石追求一个领袖，就是让其他人臣服于他，于是有了内部各种军阀战争。

那些条条框框加在一起变成一句话：攘外先安内。

一九三六年之前，蒋介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一个地方，安内。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突然明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在和还是战两方面，还可以慢慢折腾，摆在面前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形式很明显，张学良敢如此对他，肯定是跟共产党那边沟通好了。落在张学良手里，相当于间接落在共产党手里。十年来，杀共产党人无数，关共产党人无数。即使活着的共产党人，如朱德、毛泽东等人，都在蒋介石的通缉令上，人头还是明码标价。落到共产党手上，有生命之忧，前途很不乐观啊。

所以西安城里的蒋介石很郁闷（戎马半生，历险无数，成为国家老大时反而当了阶下囚），很伤心（自我感觉和张学良关系不错，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自己养的那群特务啥的，根本就没起任何作用），很悲愤（坚持那么久的攘外先安内策略到头了）。

反正就是各种难受，时不时在心中感叹，难道天要亡我？

然而很快，蒋介石就再次振作起来。因为他发现，他信奉的耶稣基督并没有抛弃他。

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之后，各方乱成一团。这个世界上，中国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如何切，如何分，关系着很多人的前途、家族兴衰、国家利益。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老大，结局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蛋糕的切分。蒋介石在，可以压住各派军阀，维护一个表面上不太强势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不在，将天下大乱。

日本对中国有直接的领土诉求，当然希望中国乱。中国打内战，日本的入侵难度将降低。所以日本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决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不理”。日本不仅说，还要干，他们挑动亲日派的何应钦使用武力。蒋军系统中，何应钦是二号人物。如果蒋介石死掉，蒋系上台的必然是何应钦。何应钦安排大军，威慑西安，并且准备空袭。

英美想在中国赚钱，而稳定的中国才好赚钱，蒋介石又是亲英美的，为了拉近关系，还改信了基督教。所以英美主张，只要把蒋介石拉出来，不妨和共产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英美在国民政府中也有自己的势力，就是宋家。宋家坚决主张和谈，捞回蒋介石。开会时，何应钦和宋美龄争吵不休。暴怒之下，向来表现得老实巴交的何应钦骂了宋美龄，搞得宋美龄娇媚的面孔上梨花带雨。

最有趣的是苏联。孙中山晚年是亲苏的，蒋介石上台后清党，实际上削弱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以斯拉夫人好战的本性，中国乱了，他们也可以乘机扩张。但是苏联指责张学良坏事。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九三六年的苏联面临来自东西方的压力，希特勒的德国已经亮出獠牙。苏联不愿意腹背受敌，只能指望中国拖住日本。如果蒋介石完蛋，中国将再次陷入内战，一旦日本占领了华北，实力将再次壮大，对苏联的威胁会更大。

共产党这边反应最复杂。从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算起，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间已经将近十年。这段时间里，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人头落地已经难以说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凡是到陕北的共产党人之中，均有朋友或亲人因为蒋介石死掉。如此巨大的仇恨，是难以磨灭的，那种仇恨一直延续到如今。听见蒋介石被抓住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终于可以报仇雪恨：杀掉蒋介石，或公审后再杀掉。

会议上也有争吵，但是危机关头共产党一贯高效：很快就打成共识，和平解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是苏联的意见：蒋介石不能死。另一个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共产党辛辛苦苦跑到延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杀了蒋介石，必然引起各种报复。如果和平解决了，则可以安心谋发展。

国内各派民主人士，亲国民党的舒适写公开信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反对张学良。平时对蒋介石不太上心的那些人，比方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这时候也坐不住了，纷纷谴责张学良：借抗日之美名，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见也不一致，都在不同程度地摇摆，而且东北军内部也不统一。特别是少壮派，要干掉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恨蒋介石，蒋介石又是他们抓的。蒋介石不死，他们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事态再一次超出了张学良的控制范畴。

张学良又想起豁达大度的周恩来，于是十二月十七号，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一起去了西安，展示他出神入化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去了西安之后，首先协调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步伐，加强了他们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就是军事部署和政治部署。

军事部署：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带；红军在延安一带布防；三方面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署：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法保障。拿出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

接下来就是和蒋介石较量了。

第八节 赢家

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谈。

宋美龄二十二号飞到西安，随行的有宋子文、戴笠等人。西安事变对宋美龄个人而言，不失为一件美事。正是她的千里救夫，打动了蒋介石的心。她自己评价说：西安事变之前，蒋中正和宋美龄之间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西安事变之后，有了爱情。

宋美龄回忆：“余入吾夫室，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我来视君耳’”。相当煽情。也只有那个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宋家三小姐是与众不同的，不仅背后有庞大的宋氏家族，个人也与众不同。她在西安事变中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从最初的惊慌之中平静下来之后，开始搞非暴力不合作：不签任何文件，不作任何承诺。对张学良不理不睬，软硬不吃，外界压力又大，搞得张学良很被动。宋美龄到来后改变了这个情况。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南京水很深。蒋介石马上明白过来，赶紧写手令给何应钦：我很安全，老弟你悠着点。

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介石终于答应谈判，提出两个要求：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以后分条地逐步地实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

十二月二十三号，周恩来和宋美龄交谈，参与谈判的还有宋子文和张学良。

第一回合，试探。

宋美龄：“这次委员长不幸蒙难西安，据说是贵党背后策划的”。宋美龄如此说法已经很委婉了，在她心中，“小家伙”是单纯的，是不会突然扣押大哥的。她甚至还会认为，这件事就是周恩来策划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周恩来：“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事情非常明白，这次西安事变完全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这不愉快的事情能发生吗？至于说是我党背后策划的，有什么根据呢？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口头上说得义正言辞，心里正在笑她幼稚。只有他老蒋可以对付俺老周，不准俺老周对付他老蒋啊，搞笑！

第二回合，摆筹码。

宋美龄：“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有点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难道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卵击石，除自取灭亡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任何谈判，摆实力都能增加自己的底气。

周恩来采取迂回策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你又大吵大闹，制止出兵。这些做法，究竟是谁真心救蒋先生呢”？巧妙点出南京内部矛盾重重。

宋美龄谈判方面也算专家。到美国争取美援，表现不是一般拉风。但是她和周恩来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除了才华和见识之外，还有请报上的差距。周恩来对南京内部了如指掌，宋美龄对延安内部则一无所知。

第三回合，谈条件。

宋美龄：“不过还有一事不明，不知当问不当问”？

周恩来：“请讲”！

宋美龄：“贵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公然宣称，像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是你们的死对头。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我把夫人的话，不妨挑破了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党想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宋美龄：“我敬佩阁下的坦率”。

周恩来笑了，接下来又是一番慷慨陈词：“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改变。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什么是我们求同的基础呢？那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着日寇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只求一致对外。

——实际上，已经有所求了。一致对外，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承认共产党。对共产党而言，国民党不围剿，那就可以放手发展。这就是周恩来比宋美龄高明的地方：不要什么的时候，就把想要的一切全要了。

谈判的基础是周恩来和张学良之前协商的那些，联合抗日啊，释放政治犯什么的。国共双方十年恩怨厮杀，短短几个回合只能告一段落。这就是政治，所谓谈判，所谓扯皮，就要看双方需求如何。有需求，十年恩怨一朝清；没需求，鸡毛蒜皮扯十年。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宋美龄。

宋美龄表示说服蒋介石。她把谈判内容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夫人，你对周恩来的印象如何”？

宋美龄表示她的钦佩：“难得的治国之才”！

蒋介石感叹：“这正是他的危险之处”！可谓一针见血。论对周恩来了解，在周恩来的一生中，蒋介石可以排第二。排第一的是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号，蒋介石和周恩来见面了。蒋介石原本不愿意和周恩来见面，但是宋美龄的到来改变了蒋介石的想法。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十年之前，蒋介石北伐摆酒席拉拢周恩来。

南昌起义之前，因太忙，周恩来好几天都没有剃胡子，长得老长。同志提醒之，周恩来豪气干云曰：不打倒蒋介石，决不剃胡子。没想到一败再败，胡子越长越长，最后成了现代版的美髯公。西安事变，虽然没有彻底赢蒋介石，好歹扳回一局，找到了剃胡子的借口，恢复了英俊潇洒的外表。蒋介石呢，为了支持宋美龄提出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自己以身作则，直接剃了个光头。日后半个世纪，都是光头。

十年过去，两人再度握手，彼此注视。当年黄埔军校的两大校草，一位风华依旧，另一位则有些憔悴，仿佛青春已逝。

光头的蒋介石看着周恩来：我追捕这个人十年，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打败，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竟然是阶下囚。娘希匹!

恢复潇洒身姿的周恩来看着蒋介石：我被这个人追捕十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今他是阶下囚，我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要和他合作。这世道啊，呵呵。

周恩来：“蒋先生，十年没见，你显得苍老多了”。周恩来还是那个周恩来，尽管十年来经历了很多挫折，依然潇洒依旧，态度从容，乐观豁达。

相比之下，因为近来种种不如意，蒋介石看起来有些憔悴。再加上十二月十二号那天晚上伤到了老腰，没事要躺在床上才行，坐直身体都难。尽管如此，依然霸气不减，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这种阵势当然难不倒周恩来：“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第一个回合结束。两人都是话里有话。其实他们是老朋友了，该坐下来叙叙旧，喝两杯的，然而他们没有那个可能。因为志不同、道不合，必须针锋相对。

第二回合，周恩来先出招。周恩来质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言外之意，这下爽了吧，不停也得停。

蒋介石的回答有点莫名其妙：“我等你们到西北来”。这话局外人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其实意思很明确——要在西北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为啥会冒出这样一句话，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层：死鸭子，嘴硬。明明共军逃出了包围圈，蒋介石还假装看不见，偏偏要消灭共产党。第二层，确实有战略部署。因为蒋介石要安内，不仅要安共产党，还要安各派军阀。蒋介石驱使嫡系跟在红军后面，趁机进入军阀地盘，比如云贵川。

但周恩来的反击同样犀利：“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你来呀，不过也就是如今这局面嘛。

两人都是高手，话里藏刀，绵里藏针，互不相让。虽然彼此客气，虽然知根知底，但是一开口，寥寥数语就能看出死敌立场。

眼看气氛尴尬，宋美龄赶紧用女人的智慧和稀泥：“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宋美龄的一席话，化解了对立情绪，气氛似乎缓和下来。两人进入第三招比划。这是很巧妙的一招，通过这一招，周恩来打到蒋介石的软肋，使得蒋介石不再倔强。

周恩来以拉家常的方式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好些年没有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苏联的经国接回来”。当初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表达亲苏意愿，把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产党。蒋介石清党反苏时，蒋经国在苏联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当然那是情非得已，正如文革时期，很多孩子批判父母是一个样子，情有可原。

然后蒋经国滞留在苏联，屈指数来，十几年了。

蒋介石只有两个儿子，蒋纬国还不是亲生的。所以一提到蒋经国，蒋介石就受不了了，差点落下眼泪。毕竟父子连心啊。其实大局已经明朗，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必须抗日，再不抗日，局势将没法收拾。但凡领袖级别的人物，要拉下脸认错是很难的。特别是向老对手拉下脸面，而向一个被自己追捕十年的老对手拉下脸面，自然更难。

但是涉及到心头肉，所有面子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周恩来这么一说，蒋介石明白，停止内战的话，又能缓和中苏关系，还倔强什么呢？蒋介石尽力压抑感情：“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谈”。哗啦一下，所有面子放下。能转身如此干脆，说明蒋介石无愧是领袖人物。

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三点：第一，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蒋介石指挥。

——再次回到一九二八年，理论上统一中国。

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只是理论上的领袖，政令无法畅通全国。冯玉祥、张学良等人表面上尊蒋介石为老大，实际上各干各的。一九三六年国共合作，也是一样。共军和各路军阀表面上尊蒋介石为老大，实际上也是各干各的。特别是共军开往敌后之后，蒋介石指挥不了，也没能力指挥，因为他自己在敌后的人马基本上成了伪军。八年时间，消灭了西北军，东北军也基本上残废了，却没能消灭共军。只能说，历史老人赏赐蒋介石的光阴被他自己浪费了。

第二，蒋介石回南京之前，由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讨一切。

——废话。

只要蒋介石还在西安，张学良和周恩来联合的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至于宋家姐弟，蒋介石还能找到比他们二人更可信之人么？

第三，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这一条再次把周恩来推向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周恩来要感谢蒋介石么，暂时如此。但是若干年之后，蒋介石将再次把周恩来推向低谷，使他必须在延安整风中向毛泽东彻底低头。这些是后话。

第九节 再次高峰与再次低谷

十二月二十五号，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张学良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不是说他死了，他的人还在，一直吃喝拉撒睡到二十一世纪，但他的历史身份终结了，彻底退出了历史演出。二十五号那天，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忧虑，私下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此后被“养”了起来。如同宠物一样衣食无忧，却无自由。

关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的种种，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种种，在其它篇章另说。

从东北易帜当了英雄、九一八事变当了懦夫之后，张学良再一次成为英雄。尽管身陷囹圄，却依然是英雄。张学良的一生，是过山车的一生，惊险刺激，在英雄和懦夫之间徘徊。多数人一辈子无法在历史舞台上露脸，张学良却把历史舞台当成娱乐玩，值了。

四十四年后，蒋家父子先后去世，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说：“周恩来反对我那么做，但我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后，立刻赶往机场，想把张学良追回，怎奈飞机已经升空。周恩来叹息：“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多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之后，周恩来和张学良二人天各一方，再未能相见。

周恩来从未忘记张学良。每次国共谈判，周恩来都提出释放张学良，每次都没结果。最有希望的一次是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期间，曾答应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怎奈蒋介石已经下手杀掉了杨虎城，把张学良送到了台湾，继续当宠物“养”起来。直到弥留之际，周恩来依然交代：“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台湾老朋友，值得周恩来牵挂的，唯有张学良而已。寥寥数次见面，便已生死不忘。二十一世纪的张学良，对周恩来依然充满感激。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从共产党角度看，张学良配得上这八个字，因为张学良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共军刚到延安时的困局。要知道当时共产党在陕北并不顺利，西征和东征均没有取得战略性成果，其中徐向前统帅的西征军甚至全军覆没。说张学良是共产党的大恩人，绝不为过。放在整个党史上看，其恩惠也只有南昌起义时的贺龙可与之相比。但是贺龙归了共产党，尽管结局不好，但纵横天下几十年，功成名就。张学良却在战争年代失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三十五岁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周恩来本人来讲，张学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重要性也只有贺龙能与之相比。南昌起义，贺龙是旗帜，不仅拉开了共军建军的大幕，而且奠定了日后周恩来在各派势力中的基础。一九七五年，贺龙骨灰安放八宝山之际，周恩来抱病出席，他在贺龙的遗像前没有按惯例鞠躬，而是打破常规，深深鞠躬七次。周恩来握住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罢泪落如雨。

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对周恩来同样极为重要。苏区失败，周恩来是三位最高负责人之一，因为一系列原因（后面说）没有被清算。周恩来的神奇之一，就是在每一次战略性失误之后，总能找到战略性补偿。

落脚延安之后，周恩来的处境相当微妙。但是经过操控西安事变，周恩来再一次安然无恙，具体表现就是五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西安，国共双方为周恩来和顾祝同（刚刚因为西安事变蹿红，何应钦让他负责进攻西安，他躲在后方）。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八号。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提出：红军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四个军编成一路军，朱德担任总司令，彭德怀担任副总司令；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八十至一百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这叫漫天要价。如果蒋介石会答应这样的条件，当初就不会去围剿共军。

顾祝同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这是杀价的前奏，只说了一个笼统的说法。杀价的事，是由另外一个叫张冲的人干的，张冲是顾祝同的副手。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民党版的庐山会议），开完会，张冲返回西安和周恩来继续谈。蒋介石给张冲亮出底牌：共产党搞特区不行（出手还不如大陆对台湾阔绰），且不能参加国民党政府，只能参加国防机构；红军只能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这杀价太狠了，相当于驱赶共军当炮灰。

蒋介石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逼共产党翻脸。价码太低了，周恩来也不好办。但是经过周恩来一番忽悠之后，张冲竟然同意共产党改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另外改编两个徒手工兵师，一共六万人。只能说这个谈判太奇葩，张冲竟然私下提价，相当于自作主张。不仅如此，张冲还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这张冲，分明就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嘛。其实不是张冲想帮共产党，是周恩来太厉害了。

蒋介石也是老狐狸，抱着自己的底牌不放手。共产党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苏区取消，共军改编为三个师，共计六个旅十二个团。蒋介石又把贺衷寒（黄埔三杰之一）插进来，继续杀价：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个师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相当于说共军的政委和副长官都是国军的人。如此一来，谈判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周恩来告诉张冲，他要和蒋介石谈。蒋介石同意。

第二次谈判，杭州，蒋介石和周恩来。

双方都是老熟人了，既是老朋友，也是老冤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向蒋介石阐述共产党的立场：国共合作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这些玩意。具体要求如下：一，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简而言之，共产党和共军可以尊国军为老大，但必须独立自主，怎么尊，尊到什么程度由共产党自己定，不要蒋介石和国民党做主。

此时蒋介石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知道共产党对他的威胁，但是他也明白，眼前是一个机会。既然共产党能够放下恩怨，尊自己为领袖，接受自己的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与其用蛮力把共产党消灭（未必能达到目的），还不如杀人不见血，看看能不能把共产党溶解掉，或者用其他办法干掉。

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其实他倒是希望中共是一帮流寇，没有民族意识，那样消灭掉还容易点。

蒋介石以领袖的派头说：“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接着，他又指出，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至于具体问题，蒋介石非常爽快：“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

蒋介石同意：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这是蒋介石那种斤斤计较的风格么？当然不是。其实蒋介石很聪明，就是给了一个模糊的承诺，具体条款都没有。他是在拖延和观望，看看接下来形式会怎样发展。

周恩来赶紧回到延安，中共按照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其间中共又和苏联交涉，让蒋经国回国。周恩来兴冲冲地带着共同纲领找蒋介石，继续谈。

第三次谈判，六月四号，庐山，周恩来和蒋介石。

上次谈判的良好氛围还在记忆中，但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又换了另一副脸孔。

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荐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这一招并不新鲜，就是把国共第一次合作那一套搬出来，想共产党像当初尊崇孙中山那般尊崇他。但是现在的共产党和之前已经不同了。之前的共产党都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现在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帮久经考验的枪杆子。

那么如何对待共军的枪杆子呢？蒋介石提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可以，但是上面不要再设司令部了，改为政治训练处。也就是说蒋介石推翻了之前在杭州的允诺。按照蒋介石这一套，不仅打乱共军指挥系统，同时改变共军结构。共军基本上名存实亡。

蒋介石还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这个可以参考国民党内战，凡战败者，均出国考察。一般情况下，考察之后就回不来了。比方说中原大战失败的冯玉祥。

这个方案，共产党是不可能接受的。周恩来表示，这事先停一停，回去请示中央。

蒋介石这么一变，如果双方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周恩来在共产党那边的信用就岌岌可危了。如果那样，正合蒋介石之意，最好共产党不合作。很遗憾，周恩来在共产党内部树大根深，不至于因此倒掉。

蒋介石心想，自己如此反复无常，共产党应该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如果禁不住刺激，必然一怒翻脸。好嘛，那就继续打。正愁没借口呢。

然而经过十年血与火的磨砺，共产党人早已不是当初的那帮笔杆子了。毛泽东虽然有浪漫色彩，但是论现实手腕和权谋，绝不在蒋介石之下。几个领导人研究一番之后，决定以柔克刚：其它的事，都可以谈，只要枪杆子在自己手中就行。

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其他事情都好办，但朱德必须是改变后的共军领导人，不能出国。因为朱德的去留对军队影响极大。

其实共军就是朱德和毛泽东搞起来的，他们是军队的核心和灵魂。他们在，军队就在。这点蒋介石也明白，所以双方都希望通过谈判把对方绕进去。

第四轮谈判，还是在庐山，时间是七月十三号。

六天之前的七月七号，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国民党决定抗战，共产党也决定抗战。蒋介石明白，不抗战不行了。按道理说，双方应该没有继续扯皮的时间和心情了。但是作为一个小心眼但第一流的政治家，蒋介石还是决定再搏一把，坚持第三次谈判的观点。

周恩来被老对手搞得哭笑不得，心想，啥时候了，还整这些。

延安的毛泽东更直接，打电报给周恩来：“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暂时不鸟蒋介石，自己搞。

鬼子可没心思和蒋介石闲扯，直接杀入华北平原，占据平津，迅速南下。蒋介石知道，生死时刻到了。共军虽然是心腹之患，但还很弱小，鬼子却很强大，是来索命的。

那就谈吧。第五次谈判非常顺利。

写一个文件，表示国共合作，当了十年地下党的共产党人从地下转入地上，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进行各种活动了。

共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设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红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还有一项尤其重要，就是准许八路军扩充游击队。日后共军在敌后遍地开花，都是通过游击队的形式搞出来的。

通过这个谈判，连同西安事变，周恩来的威望再一次达到顶峰。

西安事变，经过周恩来一系列周旋，让刚到延安的共产党喘了口气。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帮助共产党赢得合法地位，绝对意义非凡。

尽管谈判决策是毛泽东策划的，但整个谈判过程由周恩来一手操控，换成别人未必能搞定。看看蒋介石那反复无常的手段，如果是军人谈判，估计早就拔枪了，但是周恩来以无比的耐心把事情办成了。如果说毛泽东在长征中把队伍带出绝境，那么周恩来则通过一系列手腕，让共产党摆脱困境。

然而好景不长，共军的发展速度超乎蒋介石的预料。中日双方刚刚陷入战略对峙，蒋介石再次发扬斤斤计较的个性，抽空给了新四军一巴掌。虽然把新四军搞得元气大伤，却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使得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进展。

周恩来再次从波峰跌落，回到延安之后，除了检讨，还是检讨。

纵观周恩来的前半生，可谓放光因为蒋介石，遭殃也是因为蒋介石。因为对抗蒋介石而风光，因为对抗蒋介石不力而遭殃。

第四篇 周恩来和毛泽东

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与毛

描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之前，再回顾一下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较量历史。

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回合较量：蒋介石清党，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咄咄逼人。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打算武力反击，因实力悬殊，失败。

失败之后的周恩来改变了战略，随中央转入地下。两人随即进入第二回合的较量。三年之后，因为顾顺章那事，丢了政治分数，失败。

失败后的周恩来再次改变战略，进入苏区，领导红军和蒋介石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对抗，进入第三回合较量。虽然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但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遭失败。整体上说，和前两次交手一样，又是在整体实力处于绝对下风的时候失败了。但是和前两次还不太一样，第三次失败之后，周恩来没有改变战略，依然和蒋介石在战场上对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容易到被各类专家教授忽略了。

因为前两次的力量是由周恩来亲手组建的。比方说南昌起义，叶挺独立团成立，就有周恩来很大的功劳。比方说贺龙的队伍，就是周恩来通过周逸群同学拉过来的。朱德和刘伯承也买周恩来的账。至于其他黄埔师生，更要听周恩来的话。再看中央特科，周恩来一手创建，亲自领导，直接指挥，日后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上将（李克农）一应俱全。这些都是周恩来自己搞出来的力量。第三次较量就不一样了。

周恩来和蒋介石第三个回合较量的主力是苏区红军，主要是毛泽东搞出来的。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因为一系列因素（后话）取代毛泽东，利用毛泽东创建的力量和蒋介石对抗。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周恩来也是无计可施。就在那个时候，被周恩来取代的毛泽东复出了，用一系列看似简单的动作带着同志们逃出生天。所以红军到达延安之后，周恩来又有机会和蒋介石较量，并且在西安事变中赢得先手。

从此之后，周恩来终于不用单独面对蒋介石，而是站在毛泽东身边，以副手的身份帮助毛泽东和蒋介石过招。

毛泽东之前，周恩来上面也有过各种领导，从陈独秀到博古，但无人可以给周恩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既没法提供战略性的思想指导，也没法给予战术性的帮助，搞得周恩来必须自己制定战略战术，自己执行。周恩来是出色的执行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执行力。同时周恩来也是很不错的战略决策者，但是离顶尖的战略家，如毛泽东和蒋介石，还有点差距。正因如此，周恩来和蒋介石斗法时，屡次处于下风，处于守势。

有了毛泽东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是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决策者之一，共产党里面，也只有他可以在战略决策上高过蒋介石。当长征结束，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史上最出色执行者之一的周恩来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

按照正统宣传，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铁的同志关系，最亲密的战友，合作无间，纵横无敌。毛泽东负责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战略执行，天衣无缝。总体上来看确实如此，二人基本上决定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走势。

但一切光辉的背后，还有另一面，一种不被熟知但切实存在的一面。

先看一条规律：凡是领导过周恩来的人，除毛泽东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凡是领导过毛泽东的人，除了周恩来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

再看一条规律：中共历史上，经历过战争而没有被淘汰，经历政治运动而没有被淘汰，且没有猛人提携、完全靠自己奋斗之人一共只有两个半，毛泽东和周恩来外加半个朱德。

朱德在建国之后逐渐淡去，因此只能算半个。

周恩来和蒋介石斗法十几年，败而不倒；日后政治运动中，周恩来依然败而不倒。所有那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经营得来，没有人罩他。他的伯乐张申府没能提携他，偶像陈独秀没能提携他，战友瞿秋白也没能提携他，而且全部被淘汰。

毛泽东更是如此，他甚至连伯乐都没有，岳父杨济昌勉强算一个，但对他在共产党这边没有任何影响。毛泽东早年崇拜过曾国藩，但仅此而已。他的一切都是与众不同的。尽管战争年代有过沉浮，但是他很幸运，没有被淘汰。等到他的所有对手都被淘汰了，他还在。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成了共产党内最特殊的关系。

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林彪在军方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毛泽东创造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林彪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刘少奇在党政中的一切力量，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东创造出来的。没有毛泽东，刘少奇也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仅林彪和刘少奇，建国之后所有的风云人物，基本上都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只有周恩来不同。毛泽东从未想过增加周恩来的威望，时不时让他检讨一番，降低他的威信。周恩来检讨过不少次，最后还在那里。那些逼他检讨的人一个个倒下了，他还在那里。

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先啰嗦几句吧。

第一节 人际关系的境界

这世界是人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说到底也就两个字，斗争或合作。

斗争是分层次的。最低档次的斗争，比如悍妇在大街上抓住小三的头发扭打一番，看起来固然热闹，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那只是参与者在情感冲动条件下的下意识动作而已，理性指数嘛，比零高点。

中档次的人际斗争无处不在，却又没必要全身心投入。例如职场中的某人对同事或领导不爽，时常在心中来几句国骂，幻想一下对方遭厄运，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给对方制造一点小小的障碍，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这需要一定的智商，却又不必太高。

高档次的斗争总是发生在游荡在商海或官场的各种“巨型动物”身上。他们数量不多，但胃口很大，心思缜密却又行动果敢，常常在一次又一次的算计中赚得衣钵满盈。但是呈现给大众的却是一副微笑和气人畜无害的面孔：看起来好像慈善家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活雷锋的样子。

更高档次的斗争，则要牵扯到政治信念，生死相搏，你死我活。能参与这种斗争的人都是人中豪杰，比方说周恩来和蒋介石，都具备倾倒众生的魅力，都有操控全局的眼光和手段，都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即使曾经并肩作战、合作无间、把酒言欢，即使性格和生活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为了不同的政治信念，必然竭尽全力要对方的命，不惜一切代价置对方于死地。由于他们都有超高的生存技巧，都有巨大的活动能量，所以谁也无法拿谁怎么样，斗争数十年，胜败各有定数。

最高档次的斗争是什么？在描述那个现象之前，要谈谈另一种人际关系——合作。

和斗争一样，合作也有不同的档次。成群结队的古惑仔上街砍人，也是合作。在电影里看着蛮拉风，现实中那种层次就太低了，相当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把自己和他人置身于一种简单粗暴的环境中，低级趣味，如同跳进粪坑里洗澡。

生意上的合伙人，彼此配合，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最后还是共同得利，可以视为中档次的合作。

高档次的合作应该如战场上生死相随的兄弟那般，永远掩护对方的背后，可以生命相托，有难同当，也可以有福同享。更高档次的合作，除了彼此可以患难与共之外，还可以精神交流，彼此交心，了解彼此内心的节奏。

最高档次的合作是什么？和上面那个问题紧密相连。答案如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

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彼此交心，舍命相护。并且在彼此的合作中，龙飞九天，赢得生前身后之盛名，把自己的姓名和事业深深刻入青史，直到书页泛黄，字迹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彼此之间又不完全依赖对方，是为和而不同。

——纵观近代史，能做到和而不同者，也只有孙中山和黄兴，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勉强算上李宗仁和白崇禧（档次不够），也就寥寥数人而已。

为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发动最残酷的斗争。尽管彼此不认同，但并不撕破脸皮，依然彼此配合，同时紧紧守护自己的阵地。不论如何风吹浪打，我的船依然可以安然无恙。要做到这点太难了。孙中山和黄兴斗过，黄兴郁郁而终，破。毛泽东和朱德有过小纷争，但朱德隐退，谈不上斗。蒋介石和汪精卫斗，汪精卫出走当汉奸，破。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完美地诠释了最高档次的斗争和最高档次的合作。

因为二人的合作，把国民党那帮大佬巨头折腾得奄奄一息，加速共产党夺取天下的进程。尽管合作了一辈子，但两人各有不同。

因为二人的斗争，直接影响了建国之后的走势。斗争的结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身上。尽管斗争了一辈子，但两人的关系却从未破裂。

第二节 性格决定选择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从啥时候开始有交集的？从公开资料看，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泽东去广东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的周恩来正准备随蒋介石东征。两人初次见面，客套一番，都很忙，并无深交。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也有过接触的机会。（准确一点）按照恩公杨济昌的意思，毛泽东也应该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毛泽东临行之前放弃了。如果成行，二人应相识于欧洲。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上岗时，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那段时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得很好，事业稳步上升，成功晋升到中央。毛泽东就不怎么顺利，连政治局委员都丢了，在湖南搞农民运动。

如果要找交集，那就是三月二十号晚上，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国民党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去找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商议对策，恰好李富春的湖南老乡毛泽东也在。正是那天晚上，毛泽东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了各军中共产党的力量，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两位立场坚定的主战派拉近了距离。之前他们彼此不了解，之后彼此另眼相看。毛泽东邀请周恩来去农所讲课，周恩来邀请毛泽东去黄埔军校演讲。相互捧场，必要时再彼此吹捧一番。

当时二人既没有利益交集（合作），也没有恩怨纠纷（斗争）。彼此留下良好印象，仅此而已，并无深交，也没有时间深交。

国民党清党之后，两人却走了不同的路子。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失败，隐蔽在城市之中搞地下工作，呕心沥血之下仍未能取得想要的结果；毛泽东策划秋收起义失败，带着队伍去了偏远山区，看似占山为王，实则开辟新天地。

既然他们都是主战派，为啥不一起干，反而选择两条路呢。

那是二人性格的第一次完整展现：周恩来是战略执行者，所以只能跟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白区战线熬资历、磨时间、发展人脉关系；毛泽东是战略创造者，所以自作主张把部队拉到山大王待的地方，去品味与天、地、人奋斗的乐趣了。

从执行者周恩来的角度看，搞革命，最好还是按照苏联的路子走。那是最标准的模板，可以少走弯路。跑到荒山野岭，成何体统？只是给翩翩风度上增添一层飞尘而已。

在毛泽东看来，搞暴动失败，就意味着苏联那一套在中国搞不通，跑到城市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扮演猫还可以玩玩，扮演老鼠？不干。本身就是猫，怎么伪装也不像老鼠。既然如此，那就要另一种方式走，不妨走一走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暴动路线。

第三节 观望和试探

那条路更合适呢？站在马后炮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路对了。但当时不是这样。

从共产党主流看：很少有人愿意跑到穷乡僻壤里去发展，马列主义从来没有强调过农村的重要性。从个人角度看，截止到长征之前，毛泽东并不比周恩来发展得更好。

从年龄上看，毛泽东比周恩来年长五岁。

从党龄上看，毛泽东比周恩来长，而且参与共产党创建工作。

从资历上看，毛泽东也高于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前，二人的人生走势恰好相反：毛泽东地位逐渐降低，周恩来逐渐上升。（如何体现资历高？）

一九二三年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为中央五人组一员，担任陈独秀的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周恩来那时候还在欧洲修炼道行。两年之后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已经出席，并且在大会上作报告。毛泽东因为与陈独秀闹不合，远在湖南老家搞运动，中央委员的职位没了。

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五大，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共同参加党代会。会议上两人配合还算默契，都站在陈独秀的对立面。但很遗憾，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接下来的八七会议上，因为陈独秀倒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成了瞿秋白临时中央的候补委员，地位平齐。

然后两人分别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失败了。失败后的周恩来受了一些批评，仅此而已；而毛泽东的中央候补委员却没了。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秘密召开中共六大时，周恩来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主管军事和特科，在向忠发不管事的情况下，周恩来就是中共实权最大的那个人。同一时间的毛泽东则带着少部分人去井冈山，忙着说服教育袁文才和王佐，直接被忽视了。此后七年时间，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理论上和实际意义上的领导。

遵义会议之后又过半年，毛泽东的实际地位才慢慢超过周恩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才是理论上的最高领导人。

那段时间二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还是合作和斗争。

先看合作，六大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慢慢壮大，周恩来的特科工作也是有声有色。毛泽东指挥反围剿战争，就利用过周恩来获取的情报。可以说彼此促进，合作愉快。

周恩来理论上是领导，虽然人在上海，但对苏区也有相当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实例，毛泽东和朱德因为前委和军委的问题发生争吵，和周恩来就有很大关系，喝过洋墨水的刘安恭就是周恩来派去的。

陈毅的一番和稀泥导致毛泽东失业。事后陈毅干啥去了呢，立刻跑到上海向军委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汇报。看见周恩来的能量了吧？

周恩来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前委离开毛泽东根本就玩不转，又让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把前委书记还给毛泽东。那是毛泽东第一次下岗，很伤心，也很无奈。

周恩来希望苏区发展壮大。毛泽东呢，打土豪分得钱财，也会拿出一部分支援中央，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顺便搞好和中央的关系。但是那种和谐的日子注定不会长久。顾顺章出事之后，中央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进入中央苏区，问题就来了。

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搞起来的那一块地方。经过反围剿胜利之后，人气正旺盛。

一九三一年一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后迁到瑞金，周恩来任书记。当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中央在上海还行，周恩来一直在上海。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正是那段时间，原本没有关系的项英和毛泽东才有了一系列矛盾，最后也没能解决。

当时的中共一把手还是老工人向忠发，他支持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九个月之后（十一月二十七号），毛泽东顺利当选，有了日后载入史册的头衔：毛主席，当时的向忠发已经被蒋介石处决四个多月了。项英和张国焘（没到任）为副主席。同时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朱德为军委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为副主席。

当时的毛泽东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因为除了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头衔——红一方面军政委兼前委书记。政委是按照苏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在重大事情上有最后的拍板权。红一方面军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又是毛泽东一手拉出来的。所以毛泽东可以说把军队牢牢掌控在手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差“党”了。

但毛泽东没能高兴几天，因为“党”来了。

顾顺章叛变引起一系列政治裂变，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生存。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一个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抵达，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的周恩来正处于人生低谷，离开熟悉的都市进入不太熟悉的山区，试图重整旗鼓，和蒋介石再战。在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王明去莫斯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未到苏区的情况下，周恩来就是中央负责人。

理论上讲，中央是权威，拥有绝对领导权。现实意义上，苏区功劳最大的那个人是毛泽东，最有实权的人也是毛泽东。中央虽然是权威，却是外来的，对苏区不了解。毛泽东虽然搞出来苏区，但是在中央的地位有限，并且不被信任，连委员都不是。因为毛泽东从没出过国，跟国际派沾不上关系，标准的土鳖。

领导层不懂基层，基层实力派不了解领导层，势必引起纷争。翻开历史看看，实例成把抓。远一点的看看王朝末年，地方实力派军阀把中央政府抓在手中随意玩弄，比方说董卓和曹操连续蹂躏汉室；近点的，看看太平天国，杨秀清刚刚搞出点成绩，就想取代洪秀全。如果说这些太老，看看最有参考价值的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还是屌丝一枚，通过东征北伐羽翼刚刚丰满，自己就另立中央，吃掉了原来的中央。

共产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有崭新的纪律，所以斗争方式也是新的。

中共中央已经混得很落魄了，但是到了苏区还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都是理论家，都有国际背景，而苏区游击战的方式和他们学的理论背道而驰，和苏联革命模式也背道而驰。毛泽东的土鳖理论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怎么办呢？苏联有现成的模板——杀。

第四节 知识分子和大腿

所谓国际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派别，而是泛指那些有国际背景的知识分子，那种中国出口国外又转为内销的海归们，他们主导了近代革命的话语权。

知识分子主导话语权是对的，但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控在拥有国际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中就是不正常的。但那就是近代中国的模样：无老外，不时髦。

何为国际派？所谓的国际派，也就是抱大腿派。其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抱大腿的，找一个大人物（如耶稣、孔子、牛顿）放在怀里反复研究。

传统的中华帝国，也是知识分子掌控话语权。传统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主修孔孟之道，兼修百家所长，百分百的国产货。他们是大儒，也有大和尚、大道士、大侠客。他们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掌控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表现还好，只是到了近代一两百年堕落了，经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挣扎一番之后，完蛋。

中华民国开始，国产原装的知识分子如同怪物一般，比方说跟在张勋屁股后面、抱着小皇帝复辟的康有为，学问天大，但怎么看都像老妖怪；再比方说北京大学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学问天大，看起来更像是从博物馆跑出来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再谈传统国学，能得到的也就是一系列的鄙视眼光和不友善的言辞。只有言必称美、英、苏、日才行，也就是抱传统大师们的大腿不行了，必须换一条粗壮时髦的大腿才更踏实。

根据抱大腿者说，国内的那些大腿抱了两年之后，已经靠不住了，要想救中国，大腿在国外。怎么办尼？

有人说，比方说胡适先生，主张中国抱英美大腿，说中国应该像美国佬或英国佬那般搞法，搞成英美那个样子才可以，否则必死。国民政府内部，例如宋家就深以为然，典型的亲英美派，宋美龄甚至成功地让蒋介石成为基督徒。

又有人说，比方说汪精卫，认为中国要抱日本大腿，说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通过各种办法改革进化，从小日本进化为大日本帝国，否则必死。国民政府内部，比方说何应钦就是赤裸裸的亲日派。国军内部，中高级军官有留日背景的比例很大，亲日派很有市场。

又有人说，比方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张抱苏联大腿，说中国必须向苏联那般，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新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凤凰涅槃，否则必死。这一派也很有市场，包括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蒋介石清党，实际上就是说，不准抱苏联大腿。哪怕国父孙中山晚年抱苏联大腿，以后也不可以跟着学。国民党对孙中山晚年，就如共产党对毛泽东晚年一样，是否定的。

共产党都是坚定的革命派，要走彻底革命路线的。

共产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自从陈独秀被否决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言九鼎。共产党的成分很复杂，主要有欧派和苏派。每次开会都争吵不休，唾沫口水满天飞，解决的问题却很少。所以莫斯科六大之后，斯大林才指示，要有工人领袖，于是向忠发、项英等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尽管中央在城市混不下去了，但争吵并没有结束。不仅是争吵，而且来了一场政治斗争。正是那场斗争，让王明和他的朋友们得利，造成日后苏区种种。

第五节 国际派的内斗

王明生于一九零四年，安徽人，和陈独秀是老乡。家世渊源、成长环境和陈独秀也类似：聪明肯学，有很不错的旧学功底，新学也不错，也是一腔热血，敢想敢干。虽然不如陈独秀那般耀眼，但也有自己的光辉。

当初五卅运动爆发之时，王明相当积极活跃，表现出色，因此加入共产党，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以王明的资历，在党内只是小字辈。之所以最后能混到共产党一把手的位置上，成为错误路线代表，被批判几十年，只能说命运那玩意儿让人琢磨不透。

因为才华过人，加入共产党之后就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那所学校是中共大人物的摇篮，刘少奇等人就是前辈师兄。

王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精通了俄语，对各种理论那是如饥似渴。王明的聪明和积极打动了同学们。当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王明顺利当选主席。要知道，那些同学很多都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当时支持王明的有二十八个，日后被尊为王明的“二十八星宿”。他们也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来源。

那些人是谁呢？有日后苏区一把手博古，有张闻天、王稼祥这样的元老，也有跟着张国焘沦陷的陈浩昌，还有把红二方面军杀得七七八八的夏曦，还有指责毛泽东只会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凯丰。

夏曦为啥能去湘西杀人？博古为啥能成为中共一把手？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王明突然成为老大。王明能成为老大，是因为他遇见了一位伯乐。中共历任一把手，多半都是凭实力上台。后期的毛泽东就不用说了，陈独秀上台那是众望所归，瞿秋白凭借资历上台，向忠发也是工人领袖。唯有王明，实力没有，资历没有，声望也不够，完全借助外力。

话说王明在中山大学表现很耀眼，赢得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马列主义教员米夫的认可。当时的米夫二十四岁，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喜欢夸夸其谈。王明比米夫年轻两岁，同样喜欢夸夸其谈。要说两人只会喷口水，那也不客观，人家搞斗争也是有一手的。随后斯大林上台整人，中山大学分裂为“党务派”和“教务派”。王明给米夫老师献上锦囊妙计，让米夫联合“党务派”斗垮“教务派”，赢得中山大学校长的位置，并且控制了共产国际东方部。

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国，米夫特意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让王明到基层实习了几个月之后，立马调到宣传部，担任《红旗》编辑。王明本就是理论高手，当即发挥平生所学，写出一大堆水平很高，但实际作用不大的文章，赢得名声。

当李立三搞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暴动时，王明不同意。当然王明也不是故意和李立三过不去，而是他认为李立三搞的那一套不合革命规矩。

王明脑子里的革命规矩，就是书本上写的那些。王明索性把马列主义全部搬出来，引经据典，一条两条三条，把李立三搞得很狼狈。没办法，王明就是吃这碗饭的，号称活马列。搞辩论的话，连毛泽东都不是对手。

李立三虽然学问也不错，也算能言善辩，会场吵架也算好手，和周恩来能吵几天几夜的主，但多数时间在搞工人运动，当然不是活在书本世界的王明的对手。看见王明唧唧歪歪，耽误自己“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伟大战略，李立三烦了，直接送他一顶右倾大帽子，让他一边呆着去。留党察看六个月。

王明很郁闷，自己脑子里那些条条框框还没有讲完呢，怎么就不玩了。李立三，不带这么玩的，不能这么欺负人嘛。当然咯，要让王明把理论讲完，估计六个月都不够用。

然而王明很走运，李立三的那一套半年没玩到头就破产了，于是王明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要说反李立三，周恩来跑到莫斯科告状，力度可比李立三大多了。但是周恩来注定没法上位，因为周恩来之前和布哈林有关系，没遭到清算就不错了。看看瞿秋白同志，多么凄惨，不允许跟着队伍长征，被丢在井冈山，最后被国军捡去，杀掉。

共产国际特意委派米夫来华处理问题。米夫是理论家，对中共的事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际问题上，米夫只知道王明是他的好学生，理论功底深厚，可以代替他管理中共。

所以米夫只干了一件事：把王明扶到中共一把手的位置上。

理论家上台又不会干实事，只能用其他理论家代理，于是有了夏曦去湘西杀人等等。

第二章 几毫米的距离

周恩来是典型的实干家。在一般人意识中，实干就是埋头干活，干到腰酸背疼，累死累活；在知识分子眼中，也差不多，都推崇那种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

其实实干分为好几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实干，就是数千年以来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牛一样的实干。还有现在农民工，为了几个钱，累死累活；稍微高点层次，就是所谓有理想的基层干部和想往上爬的中产白领；再高点层次，就是那种在人际关系中八面玲珑，不辞劳苦，左右逢源之人。

最高层次是哪一种呢，就是周恩来这种，可以从上到下一人干完。如果需要，他可以脱稻谷；如果需要，也可操控很多人的生死。

研究一下周恩来和蒋介石过招过程中的那些失败案例。失败之后，前面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都遭到清算，唯有周恩来不动。周恩来有啥秘诀呢？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实干。

南昌暴动失败，但是那些力量可以说都是周恩来培养出来的，比方说叶挺独立团；或者是周恩来拉拢的，如贺龙的队伍。最后虽然败了，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依然相信周恩来。看看之前的孙中山，每一次起义失败，身边都吵得一团糟。看看蒋介石，时不时有人出来造反。

——队伍散了，高层竟然没有分裂斗殴，可以说是奇观。这或许是搞关系的最高境界了吧。难怪蒋介石对宋美龄感叹：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再看中央特科那些事，最后虽然也失败了，但周恩来还是安然无恙。原因很简单，中央特科就是他一手打造的。之后的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人对他还是信任有加，就连康生也是很客气。

但是在苏区就完全不一样。周恩来刚到苏区时处于人生低谷。因为共产国际人事变更， 米夫把王明扶上一把手岗位之后，清算了瞿秋白和李立三两位理论家，把周恩来这位实干家留下来干活。理论家拿下了，没关系，国际派中有的是理论家。但实干家是稀罕货，所以他们必须把周恩来放在自己的阵营中。

周恩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局书记，但是苏区的一切和他关系不大。苏区能搞得红红火火，主要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功劳。

周恩来是一个干实事的人。干实事的另一面，就是把事情都抓在手里。说直接一点，就是抓权柄。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实干家，首先都是权臣。看看诸葛亮，大事小事一把抓，其他人只有听命行事的份。看看张居正，也是一样。周恩来也没啥不同。即使如今的中国，想干点事，也依然要和权力挂钩。如果要大干一番，必须和权力挂钩。如果那事业足够大，必须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手中没有实权的实干家，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没有实权的周恩来也就不再是周恩来。

后人评价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典型的创作者和执行者的关系。这话是对的，但忽视了一部分：创作者级别不够的时候会怎么样？答案就是二人在井冈山时的样子。

井冈山的一切和周恩来之前的人生经验完全不一致。军事上，和黄埔军校的经验差别很大；战术上，完全不同于蒋介石东征或南昌起义的样子；至于政治上，更是土得掉渣。

周恩来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取得干实事的资格，也就是如何参与苏区事务，干脆直接说，如何抓权。对一般人而言，抓权，就是把公章拿在手里，有一个名头。在周恩来看来，公章是死的，要抓权首先要抓人事。既要抓人，也要抓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苏区最重要的人，朱德和毛泽东。

苏区最重要的事，行军打仗。

该怎么抓呢？

第一节 周恩来的选择

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无须重复了吧。如果不是周恩来，朱德在入党之路上肯定要多走几步。宽厚的朱德对稳重的周恩来一直赞赏有加。所以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朱德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

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只是一个转投共产党的旧军官。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成为共军之父。二人的关系一直很不错。当初朱德和毛泽东闹别扭，下岗的是毛泽东。虽然和毛泽东工作风格霸道有关，但是如果毛泽东和中央关系近点，就不会下岗。中央管军事的，恰好是周恩来。也就是说从个人关系上，周恩来和朱德的关系比毛泽东更近。

那么现实意义上呢？朱德虽然号称总司令，但在政治上并无诉求，和周恩来可以很好地合作，却不会造成威胁。无需抓。

毛泽东不同，在党龄和资历上都强过周恩来。当周恩来还在苦闷时，毛泽东已经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了。政治上的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工作风格霸道，有时候盛气凌人，一看就非池中之物。

周恩来并非心胸狭窄之人，有能力和所有人和谐相处。但是毛泽东那一套，在当时实在是过于另类了，刚到苏区的周恩来不可能认可那一套。

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三十三岁，自欧洲入党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十年时间，他认定了共产主义，认定国家需要彻底改造，认准了共产党，并为此付出全部努力，尽管成果并不十分明显。这些都没啥好争论的，不论结果如何，周恩来的选择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和过去的中国决裂，让国家浴火重生。这就是一九三一年之前周恩来的世界观。

不仅周恩来如此，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也是如此，哪怕是政见不合者如李立三。被他们视为楷模的红色苏联就是这么成功的，被他们视为经典的马列主义书籍也是这么写的，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那么毛泽东那一套是啥呢，就是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

这些东西在后人看来如此经典，如此强悍有力，如此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一九三一年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它既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没有穷乡僻壤的农民和农民战争的篇章）不同，也和苏联成功经验（工人和城市暴动）不一样。怎么看都像是在农民起义的外衣上套一层马列主义的皮，就好像穿西装而没穿衬衣一样别扭。

农民起义这东西是中国历史上的萝卜白菜，太稀松平常了。就之前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阵势也没闹出个所以然，凭什么在乡旮旯里就能闹出大动静？即使国民党搞革命，也不买农民的账，共产党之前的风光，也是靠工人运动。

打心眼儿里讲，周恩来不认同苏区那一套。不认同归不认同，但现实还要面对。现实是，中央在城市站不住了，苏区却生机勃勃。不需要什么智慧就能看到，逐渐壮大的苏区是对抗国民党的一张王牌。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让刚刚经历失败的周恩来大受鼓舞，卷起袖子，再次准备大干一场。周恩来抵达苏区时，正好赶上第三次反围剿的末尾，看到一场大戏的高潮部分。

周恩来认为，既然马列主义的外套搭配农民战争可以取得如此成绩，如果把二者好好改造一番，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周恩来是自信的。从加入黄埔军校开始，周恩来就不比任何人差。进入中央之后，大事小事一肩挑。尽管和蒋介石交手失败，客观说，那是因为蒋介石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周恩来有理由自信。

需要抓权和不认同毛泽东那一套促使周恩来选择和朱德合作，通过《宁都会议》取代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后史已经给予各种辩解。但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找到很多线索，看到很多事。

第二节 一场奇怪的会议

时间，一九三二年十月五号到八号。

地点，宁都小源村旁的山翁祠。

背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刚刚赢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值意气风发之际。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即将拉开大幕。

结果，毛泽东下岗，周恩来取而代之。

开会之前，中央给过一封长信，要点如下：进攻路线（作战原则），夺取中心城市（目的），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思路）。

——还是李立三那一套嘛。大差不差，基本上就是李立三的东西。既然王明上台，既然和李立三不对路，既然都让李立三滚蛋了，为啥还要盗版人家的战略战术呢。答案很简单，这是李立三路线的阉割版，李立三想动苏联的奶酪，这里没有。

其实宁都会议的本质和之前的龙岩会议一样，当时因为刘安恭要改造军队，造成朱德和毛泽东的争吵，导致毛泽东第一次下岗。只是这一次，对手代表中共中央而已。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还是前委负责，相机行事。但是后边的同志不干了，要求按照要求和命令搞，还要去进攻大城市。前方的军事负责人要改变作战计划，后边不批。后边下命令去攻打赣州，前方不干。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一起开会解决问题。

所谓开会，还是吵架。参加会议的一共八个人，分成前方派（前方打仗）和后方派（坐办公室搞后勤），对立起来。

前方派四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这几个人都比较熟悉。王稼祥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原本位列王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到苏区后转而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毛泽东正是以王稼祥为契机翻盘成功，又通过王稼祥赢得国际派的支持。可以说王稼祥也是关键人物之一，后面再说他。

后方派四人：任弼时，邓发，顾作霖，项英。这四个人不如前几位分量大，但是级别是一样的，开会时具备同样的表决权。宁都会议上，正是他们几个人的坚持，才使得毛泽东下岗，把毛泽东气得生病吐血。

前方和后方之所以会吵起来，主要还是对战场的认识问题。前方在指挥战争，当然认为自身战略战术没有问题。在后方看来，前方不听命令，脱离指挥，成果不足，后果严重。究竟谁对谁错，那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当时通讯落后，沟通起来极为困难。即使有少数几部电台，传递的信息也有限。前后差距非常大，比方说前方原本说好的经过某处，下一封电报又说战术改变了。所以问题很多，才要开会吵架，也就是斗争。

内容比较啰嗦，就以赣州为例，再现一下当时吵架的情形吧。赣州是江西南部的大城市，也是江西第二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它的地理位置连接福建、广东、湖南三省，是连接珠三角和内陆的纽带，非常重要，日后红军长征就是从赣州出发。赣州下面的兴国县就是鼎鼎大名的“将军县”，诞生过两名上将，五名中将，四十七名少将。

打下赣州，理论上非常重要，但也异常困难。因为当时赣州的国军力量很强大。共军围城了一段时间，眼见没啥希望，撤了。

前方看来：共军虽然赢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那是在大山里和国军兜圈子，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因为共军多半是大山里的农民，爬山涉水腿脚异常麻利。如果拉出去硬碰硬，不好意思，那些衣衫褴褛、武器装备有限的农民革命军是自找苦吃。

后方看不到实际情况，认为两军交战，胜者恒胜，败者恒败。其实胜和败，是受诸多因素限制的。比方说当初张灵甫和粟裕对决，如果战场在平原上，粟裕将很难消灭张灵甫。这就是理论家的天真可爱之处，也是误事的缘由所在。

后方：为啥没有坚决打赣州，打下来好处多多。

前方：知道，但不能打。因为打不动，硬打会损失多多。

后方：你们抗拒命令。

前方：攻打赣州，战略就是错的。

后方：攻打赣州原本有破城的可能，只是因为对敌方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没有加强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导致未能克城而撤围。

前方：实在打不动。

后方：没有坚决打，怎么知道打不动？

如此争论扯皮，自然不会有结果。而且赣州只是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如此扯皮，当然也是扯不清。越扯，火药味越浓。毛泽东“生病”了，必须“请假”去“治病”。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呢？因为被各种款式的大帽子（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待观念的错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压得扛不住了。

开会吵架，那种原则性强，作风霸道之人必然成为主角。毛泽东就成了吵架主力。前方的四个人中，朱德和王稼祥原本就不是吵架高手，周恩来的风格是和稀泥，毛泽东就成了前方吵架的“主力选手”。后方的几个人，个个都是理论家，项英虽然是工运起家，也在中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具备一定的吵架功底，且与毛泽东不和。而且他们有临时中央的支持。

前方和后方，名义上四对四，实际上是四对一，后方四人围攻毛泽东一人。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周恩来。

按照教材上的主流宣传：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是一个阵营的，共同对抗任弼时、邓发、顾作霖、项英几个人。如果真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根本就不会有毛泽东生病下岗的结局。要知道他们在开会时有同等的表决权，也就是四对四。而朱德和毛泽东掌控军队实际指挥权，周恩来理论上有军委领导权，王稼祥更是从国际派转变立场的。

按照非主流的阴谋论：就是周恩来处心积虑地争夺毛泽东的实际指挥权。这种观点也有漏洞。实际上，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场（按照阴谋论，这是避嫌疑），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周恩来到场之后，变成大会主持人，可以看出他的威望和实力。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选择的呢？其实结论很明显，周恩来无论如何都洗脱不了阴谋论的嫌疑，也无法避开取代毛泽东的事实。为这事，日后的四十多年，周恩来一直在检讨。但是如果把周恩来看成一个阴谋家，估计没几个人相信。就算周恩来搞阴谋，那么阴谋技术也是他人生诸多技术手段之一而已。

如果周恩来想通过纯粹搞阴谋来取代毛泽东，可以直接加入后方阵营，让毛泽东直接出局。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也绝不会那么做。周恩来表态支持毛泽东，换成别人，就可以洗脱嫌疑了。但周恩来不行，因为周恩来的做事风格如此。只要看看四位反对者和周恩来的关系就行了。

第三节 四位反对者和周恩来的关系

任弼时生于一九零四年，湖南人，生于教师之家，接受过各个层次的教育，五四运动之后成为一名爱国青年。和刘少奇一样，曾经因为经济问题想去欧洲勤工俭学不成，两人转而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同学，同时加入共产党。刘少奇一九二二年回国，成为工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任弼时一九二四年才回国，学得更多的理论知识。一九五零年任弼时去世时，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扶灵。

任弼时是典型的书生，兼具理想化（愿意为革命献身）和教条化（相信马列书本）于一身，刚回国就用理论知识把“大家长”陈独秀气得撕文件。陈独秀倒台之后，任弼时成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到死都是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之后，任弼时一直在白区工作，和周恩来成为铁杆。白区时代他曾两次被捕，膝盖跪过铁链，坐过老虎凳，背上曾被电刑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而不曾屈服，骨头硬，战斗力强，堪比硬汉兰博。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希望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大干一番，却缺少军事经验，结果很明显：左倾严重。

其实任弼时去苏联之前还和毛泽东有过工作关系。但是等任弼时去苏区之后，发现毛老乡的游击战术东躲西藏，很不给力，和想象中的一切很不一样。

本着爱老乡、但更爱理论的原则，任弼时坚定地反对毛泽东。若干年之后，任弼时又成为坚定的挺毛派，后来的五大书记之一。不妨假设一番，如果反掉毛泽东，一介书生兼理论家的任弼时本人没有机会和实力取而代之，他能接受的人，只能是周恩来。

顾作霖生于一九零八年，上海人，本土知识分子。同时顾作霖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人，踏实肯干，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按照传统说法，应该算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类型。但是呢，本质上还是热血书生。早年勤奋好学，各门科目优秀，大学毕业。写文章、参加工运，样样不曾落下，而且相当激进。当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顾作霖积极参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没有国际背景，能够进入表决层，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可以把他看成周恩来的人。当他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成是周恩来的意愿。

邓发生于一九零六年，广东人，文化程度不高，靠工运起家，省港大罢工时显赫一时。他的性格鲜明，有点像顾顺章。只不过顾顺章起于上海，邓发活跃于广州而已。而且邓发参加过广州起义，冲锋在前，幸运不死。按道理说，如此经历的人应该和毛泽东有共同语言吧，怎么会支持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呢？

邓发在省港大罢工时就可能接触过周恩来。广州起义之后，邓发成了一名地下党，然后被捕。出狱之后痛定思痛，在香港秘密建立自己的“特科”，成为中央特科之外，中共的王牌特工之一，在蒋介石那里，人头价值五万大洋。一九三零年进入中央苏区，负责保卫工作，他手下的人马基本上都是“中央特科”出身，比如钱壮飞、李克农、潘汉年等等。那种情况下，他和周恩来自然有更多共同语言。

项英也是工运起家。早期共产党人之中，如果说向忠发和顾顺章被捕即叛变，丢了工人阶层脸面的话，那么项英可以说给工人阶层长了不少脸。项英搞工运相当出色，出色到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成了中央委员。至于中共六大选举工人领袖，为啥不选项英当一把手，倒是很值得研究。因为项英的工运成绩比向忠发好，如果向忠发那个位置上是项英，毛泽东的日子绝不会好过。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毛泽东是毛主席，项英是项副主席。项英是铁杆的反毛派，立场与国际派一致。张国焘未到任的时，项英负责和毛泽东唱对台戏。长征前夕，已经确认留下收拾烂摊子的项英特意提醒博古：防止毛泽东纠结旧部上位。如果项英跟着长征，那么召开遵义会议的难度必然加大。当时的项英也不具备取代毛泽东的条件，能支持的人，只能是周恩来。

看到了吗？周恩来是这四个反对者的主心骨。他们反对毛泽东只能是一个结果：毛泽东下岗，周恩来上。

这么说或许不准确，毕竟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比毛泽东高。但考虑到井冈山是毛泽东拉扯出来的，而周恩来是孤身一人前往的话，确实可以说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

第四节 领袖之心

周恩来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如果坚定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边的话，那么反对者们不论如何都要好好思量一番的。周恩来至少可以影响顾作霖，那么前后双方力量对比就成了五比三，毛泽东也就不用那么快生病了。

那么周恩来表现如何呢？典型的周恩来风格：试图和稀泥。

具体表现就是，尽管表态支持毛泽东，但也进行温和的批判，同时又提醒后方那些人，不要搞得太过分。回顾一下两年之前的龙岩会议，陈毅取代毛泽东，情形相差不多。陈毅当时也是和稀泥不成功，结果取代了毛泽东。周恩来采取的方式和陈毅的手法一样。

如果说当初陈毅那么干，还有些想不到；那么周恩来就完全不一样。站在周恩来的位置上，他完全明白：搞调和的话，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政委的位置肯定保不住了。

如果毛泽东下岗，有能力取代毛泽东并且为各方面接受的人有且仅有一个：周恩来。

对中央苏区将士而言，中央高层那些理论家们都是喝洋墨水的，但也仅此而已，对苏区的战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但周恩来是例外，他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系统的师生都要买他的账。他策划了南昌起义，理论上领导过苏区大部分职业军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和他关系密切。

要说周恩来和稀泥是一种阴谋，也可以。但也不全是阴谋。原因有三个。

原因之一：周恩来不愿意和国际派闹崩。不是因为他对王明那帮理论家多么有好感。他已经见识过很多理论家，他本人理论功底也不错。王明就算能说会道，终究还是打嘴炮，王明身边的帮手也一样。但国际派背后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最终决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遭遇已经反复验证一个结论：和共产国际闹矛盾，后果很严重。周恩来自己也尝过共产国际的甜头和苦头。

原因之二：周恩来想亲自动手，带着苏区共军大干一番。朱德参与政治很少，更偏向于职业军人。如果周恩来想要抓实权，只能取代毛泽东，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那一套并不完全赞同。把毛泽东轰走，对周恩来有实实在在的益处。前面已经分析过，周恩来之所以可以历经多次失败而不倒，皆因干活太多（实权在握）。如果在苏区仅仅是高位虚衔，那么日后就危险了。那些占据高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一旦挨批便彻底倒下，永无翻身的可能。

原因之三，周恩来不愿意失去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呢？

宁都会议后期，在周恩来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之下，后方派占据上风，要把毛泽东挪动工作岗位，到后方简陋的办公室里发光发热，当好空壳的苏维埃主席算了。周恩来则坚持为毛泽东辩护：毛泽东积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将会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但是后方的各位同志认定：毛泽东承认错误的程度不够，再让他在前面，可能旧病复发（不听指挥），还是让他回后方为妙。

对此周恩来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由周恩来主持战争，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说明周恩来很识货，即使暂时不认同毛泽东那一套主张，也承认毛泽东摆弄战争有一手。仅凭这一点，就比那些理论家强很多。当时生存排一位，靠的就是军事。毛泽东恰好是军事天才。物以稀为贵嘛。

后方同志原本要让毛泽东回后方当空头主席。鉴于周恩来的坚持，打算同意周恩来的第一套方案。结果还是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但同意毛泽东留在前线给周恩来当助手。

毛泽东一看那情况，当然无法忍受。因为他天生就是领袖，不是干助手的料，让他坐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摆弄无聊的资料是强人所难。气愤之下，甩手走人，理由是生病了。

后方同志一看那情况：哎呀，润之生病了，好啊，赶紧养病去吧，注意身体啊，多养一段时间，慢走，不送，小心跌倒。

会议结束之后第三天（十月十一号），中央军委解除毛泽东的职务，由周恩来取而代之。对周恩来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还要争取毛泽东。十月十四号，红一方面军的战役计划上，周恩来签名如下：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以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之后周恩来特意去看望“生病”的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类似的话，日后周恩来还将说很多遍。只不过不再是让毛泽东服从别人的“大局”，而是让别人服从毛泽东的“大局”。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然而此后的岁月里，周恩来没有来电报，毛泽东也没能回。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做？首先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对卸任大员，基本上都是怀柔。比方说陈独秀，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他；比方说博古，倒台后一直跟着周恩来搞统战。从做人的角度看，很够意思。毕竟也是前领导。从政治角度看，这是在留后路。世事变化无常，万一前领导东山再起呢？对吧。不论如何，棋盘要摆好。

当然陈独秀、博古等人没能东山再起，但是周恩来的投入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回报。如果不是宁都会议之后的一系列怀柔政策，日后周恩来的检讨次数估计会更多。但是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提出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拜访毛泽东的真正目的并非是想在政治上留后手，而是想让毛泽东为自己打下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要大干一番，就要有力量。蒋介石的力量，周恩来是清楚的，所以他必须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标志。

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上层基本上没有反对，白区来的人不会反对，国际派知识分子不会反对，苏区上层如朱德、陈毅不会反对，甚至黄埔出身的林彪都未必会反对。真正可能有抵触的是中下层，他们才是红军的骨干主体，才是苏区的基本力量所在。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一手拉出来的，相信毛泽东的那一套。至于马列主义那些漂亮的外衣，在他们眼中如同皇帝的外衣，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华而不实，既不能打土豪、分田地，又不能代替南瓜汤和窝窝头填饱肚子。也就是说毛泽东真正的威望在中下层。

当初陈毅取代毛泽东，所以搞不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下层反对。周恩来的境界和手腕高于陈毅，他不会也不想犯类似的错误，所以他一心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当自己的助手。如果毛泽东在，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分裂。

如果这么说不够明显，看看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周恩来做的那一切：一边纵容其他人批判周恩来，一边自己却和周恩来保持关系，让周恩来服从自己，团结一致去战斗。——对比一下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做的事，是不是很类似？

区别只在于，宁都会议上的周恩来必须顾及国际派，因为国际派背后是共产国际，所以扭扭捏捏，不敢大展拳脚。延安整风的毛泽东比较幸运，共产国际解散了，可以放开手脚把国际派一块修理了。

如此一来就清晰了：周恩来打算抓权，所以他不介意取代毛泽东。但是为了大展宏图，必须团结毛泽东。

——这就是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动机所在。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指向一个结果：周恩来在向领袖位置逼近。

其实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周恩来就处于类似的位置：逼近领袖而又不是领袖的位置。在陈独秀倒台之后，毛泽东扶正之前，前后六年时间里，中共领袖都处于一种“虚君”状态，瞿秋白、王明、博古都是理论家、花架子，向忠发连理论家都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掌实权，说不好听点儿，类似傀儡。周恩来至少是中央实际掌权者之一，竞争对手只有李立三。用阴谋论观点看：周恩来是中共内部现代版的曹操，可以挟中央以令诸侯。只是中共当时很弱小，上面有共产国际，下面也没多少“诸侯”。

但是周恩来总是差那么一点儿，无法跨上领袖地位。原因很简单，缺少资历和成绩。

资历上看，周恩来在欧洲呆了几年，在欧洲入党，直到中共四大才去中央开会，没有苏联背景。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袖，除了土鳖向忠发之外，都和苏联关系密切。

成绩上看，周恩来的工运成绩有限，策划的武装起义又失败了，中央特科里又出了大叛徒。如今的宣传都说周恩来取得多少成绩，但当时的共产党想要以苏联的模式取得胜利。按照那个标准，周恩来不仅未能在城市赢得战略性胜利，相反，都是战略性失败。

祸福相依，正因为周恩来不是领袖，所以每一次战略性失败时，总有各位“虚君”承担责任。但这并不代表周恩来从没有走向领袖地位的意愿。

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之后，周恩来曾多次明确表示：我不是帅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世人因此称赞曰，周总理最明白自己的位置。

找准自身定位并且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固然值到称赞。但是这世界上没有谁一生下来就知道一辈子该干啥，就能定位准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恩来是啥时候找到自身定位的？

这个问题不会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但是可以推测一下。

黄埔军校时代的周主任在工运那一块建树不大，反而一心想着如何拉拢黄埔毕业生，储备武装力量。当时中共领袖是陈独秀，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陈独秀指示周恩来那么干。但周恩来就是以战略性的眼光那么干了，这也就为日后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周恩来地位不如陈独秀高，名声不如陈独秀大，但战略眼光超过了陈独秀。

陈独秀之后的各位“虚君”，更不用说了。没有哪位有资格、有实力给周恩来切实可行的战略指示。他们除了开会吵架喷口水胜过周恩来之外，别的没了。陈独秀也是理论家兼大知识分子，但好歹共产党创始人的资历摆在那里，曾是周恩来的偶像。后面几位不提也罢。要说周恩来在他们身边会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呵呵，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一九三一年的周恩来左看右看，没发现谁的能力在自己之上。要干一番，必须自己上。

一九三一年的毛泽东固然独特，但是他那一套过于另类，周恩来一时还难以接受。如果连干实事的周恩来都难以接受，那么想让其他知识分子认可，那是难于上青天。看看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那些人，来自各个阶层，和毛泽东并无深仇大恨，却都齐刷刷地反对毛泽东。这些并不能解释为他们看毛泽东不爽。

如果要追寻周恩来认清自身定位的时间，肯定在长征之后。刚到苏区的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走向领袖地位大干一番，所以他才想把所有人都团结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允许后方同志批判毛泽东，却又坚决主张把毛泽东留在前线。

如果成功，那么很明显，他将是苏区新领袖。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毛泽东并没有成为他的助手。尽管如此，他依然看到成为领袖的希望：他和朱德合作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赢得了短暂的辉煌。

第五节 军事才华

周恩来一生中指挥过共军所有将帅，位列中共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但是他的军事才华看起来并不鲜明。中共各个阶段的战争中，他担任过总政委、总参谋长，站在谋划者的位置上。那么他的军事才华如何呢？

毛泽东能在井冈山玩得转，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国军内部军阀林立，内战不休。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回过头围剿毛泽东，又犯下轻敌的错误。红军越发展越多，蒋介石加大围剿力度。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又下岗折腾了一阵子。等到一九三二年，日本那档子事摆平了，蒋介石再次上岗，开始全力围剿红军。上天仿佛帮了蒋介石一个忙：最难缠的毛泽东下岗了。重担落在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新上任的周恩来身上。

此次围剿，国军再次展现了自身特色：实际指挥官是何应钦，中路攻坚主力部队是陈诚的人马，两翼分别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余汉谋的粤军。

看看这个阵容：何应钦和陈诚不和，那是人尽皆知。指望二位协调作战，那是瞎扯。这还是小问题。蔡廷锴也是粤军系统出身，是不可能真心帮助蒋介石的，原因后面分析。

余汉谋的任务是到湖南剿共。当初南天王陈济棠在广东反蒋，余汉谋就是参谋长兼第一军团长。而粤军和共产党关系比较近，叶挺独立团就是脱胎于粤军。让余汉谋去打共军，也很不靠谱。如此一来，两翼基本上指望不上。只有干女婿陈诚是去找共军拼命了。

看看蒋介石这个安排，分明是不想赢嘛。当然陈诚的中路军实力也足够强悍，分三个纵队，十六万人，蒋军嫡系。此次战役，更像黄埔内战。黄埔总教官何应钦和小教官陈诚，对决政治部周主任和四期天才林彪。

毛泽东下岗了，中央局制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如敌情有变，不便强袭，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

——实际就是周恩来制定的作战计划。因为周恩来就是中央局书记，而且周恩来的特长就是谋划。后方其他人不懂战争。

南丰是连接福建和江西的通道。占领南丰，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还是那句话，论硬拼，共军是拼不过国军的。共军能看到南丰重要，国军也可以。所以陈诚一边把共军吸引到南丰城下，一边调兵遣将，试图吸引共军决战。

面对陈诚如此简单的诱敌之策，共军当然不会上当，在林彪的建议下，朱德和周恩来改变作战计划，决定佯攻南丰，主力部队伪装向黎川方向转移，秘密转移到宁都境内的东韶和洛口一带布置好陷阱等待国军。何应钦上当，以为共军转移去了黎川和广昌，让陈诚的中路军推进。

陈诚的队伍推进到黄陂、东陂时，遇到一位老熟人，一生的苦主，黄埔四期学弟林彪。林彪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当然也不会客气，一番雷霆之威，把陈诚揍得满脸青肿、满眼星星。特别是十一师，那是陈诚的起家本钱，被打伤打残，险些全军覆没。此战之后，陈诚恨上了何应钦和林彪，在国民党内部一有机会就与何应钦作对。解放战争时，陈诚去东北战场找林彪报仇雪恨。结果又被林彪揍了一顿，依然是满脸青肿、满眼星星。

第四次反围剿，共军战术上有所创新：运用大兵团伏击作战。这些主要归功于朱德、彭德怀、林彪。从整个战略上看，运用的还是朱毛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周恩来的作用是制定作战计划，和朱德一起统筹全局，干得很成功。由此可见，周恩来的军事素养还是可以的。尽管让他直接上战场指挥战役不见得能比得上那些天才，但绝对配得上军事家的名头。

对周恩来而言，此战胜利，更关键的还是政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是红军时代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直接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四十门，新式机枪三百挺，战果空前。红军学校专门开办“机关枪训练班”，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展到八万人，中央苏区的面积增大（从五万平方公里发展到八点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多（从两百五十万增加到四百五十万）。

对周恩来而言，他的威望和实力都大大增加。如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之前，还有人对周恩来取代毛泽东有所疑虑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异议。周恩来原本就是军委最高领导，共军创始人之一。由他上战场指挥，又有指挥才能的话，那是天经地义。就连毛泽东本人，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果都要竖起大拇指。所以毛泽东再也没能返回前线主持军事，因为前线看起来并不需要他。

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如日中天，春风得意，数年来被蒋介石压制的抑郁一扫而光。或许在某个时候，某个僻静的地方，周恩来要仰天长啸吧。那个时候，他就是苏区的实际领袖：各方面都买他的账，没有人能挑战他的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这次胜利引来了两拨人，博古的人和蒋介石的人，两拨人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再次把周恩来推向深渊。周恩来也因祸得福，彻底找准人生定位。

第六节 博古的人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零七年。

秦家在无锡算得上是望族，但博古的成长环境并不好，九岁丧父，家境清寒，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只是教育没有落下。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自取别名博古。

沉静的外表下有一腔热血，经常写文章评论时政。五卅运动爆发时，年轻的博古又是写文章又是上街游行又是搞募捐，相当活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在共产党内部，他的资历相当浅，因为有知识，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见年长三岁、早去一年的学长王明。

博古和王明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都是才子型的人物。在中山大学里，他们学到了同样多的理论知识，一起背了很多教条。而且他们都对理论很痴迷，所以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多，成了好哥们儿，搞革命的要走到一起，好哥们儿就升级为战友。博古和王明的战友之情通过两件事升级。

第一件事，在王明支持米夫的过程中，博古支持王明，成为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并且是核心人物。

第二件事，回国之后共同反对李立三。王明开会时挑战李立三，博古跟着王明干了同样的事。李立三让王明留党察看半年，同时严厉警告博古，小心点。

李立三完蛋之后，王明和博古都成了反李立三的英雄。米夫把王明扶到一把手的位置上。王明取代瞿秋白成为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也得有人看门对吧，就想到了好兄弟博古。一九三一年九月份，博古成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一把手。

当时的博古创造了两项记录：第一，当上临时中央负责人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是直接跳上去的。第二，当时还没过二十四岁生日，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被尊称为“中央的小伙子”。——如此记录，前无古人，估计后也不会有来者了。

一九三三年，博古带着临时中央迁往瑞金，成为中央苏区名义上的一把手，年仅二十六岁，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组织经验、战争经验，甚至连领导经验都没有。有的只是满脑子的理论教条。

理论教条没问题，写写文件啥的也可以。问题是坐到最高领导位置上发号施令，就有点困难了。当时的博古，那是压力山大。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根据头脑中的理论，首先要塑造一个反面典型给大家批判。选谁呢？只能是很另类的毛泽东了。

毛泽东那一套，连久经磨练的老乡任弼时都看不惯，何况八竿子都扯不上的博古。可怜的毛泽东，下岗之后不仅没有再上岗的机会，反而遭到更猛烈的批判。同志们纷纷与之划清界限，“两年时间里，鬼都不上门”，甚为凄凉。

那种情况下，不仅毛泽东臭了，连毛泽东的路线都臭了。当然博古也不是笨蛋，他知道自己不懂战争，特意带了一个高水平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德国人，早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被德国政府逮捕，随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刘伯承是校友。毕业之后进入莫斯科东方部工作，和王明很熟。如果说博古仅仅是教条主义理论家，那么李德就是教条主义军事家。按照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博古认定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比国内土鳖高明，所以很仰仗李德。当然仅凭两个人是搞不定所有事的，于是博古就把能干出名的周恩来吸纳入决策层，形成最高三人决策小组。

每逢大事，博古和李德一个腔调，周恩来只有赞同。所以周恩来表示很惆怅。

第四次反围剿，临时中央还在远方。作战计划由苏区中央局搞，也就是周恩来自己搞。他可以选择继承毛泽东之前的战略战术。临时中央进来，毛泽东臭了之后，周恩来也不再是最高负责人，也就失去了采用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自由。通过之前的战争，周恩来已经逐渐认识到，毛泽东那一套虽然另类，但确实管用。

但周恩来是一个调和主义者，他不可能去对抗临时中央。

但仅仅只有博古和李德，仍然不能拿周恩来怎么样。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周恩来的配合，估计没人拿“中央的小伙子”当回事。如果事情发展顺利，耐心周旋，再拖几年，共产国际解体了，博古就会像汉末汉献帝、楚汉时期的楚怀王、或元末明初的小明王那样，是无法阻碍周恩来走向领袖地位的。但是老冤家蒋介石来了，再一次彻底打碎了周恩来成为领袖的美梦。

第七节 蒋介石的人

自从担任黄埔军校老大以来，蒋介石也算身经百战，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每一次都赢了。放眼九州之内，无人是敌手，颇有一统天下之气概。但是面对共军时，战事一直不如意。如果说前三次围剿有些许拖沓，那第四次已经用了很大力气了，结果还是惨败。蒋介石非常伤心，给陈诚的手谕中说到：“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是啊，出道以来何曾受过如此窝囊气。

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挂帅，带着国军和共军拼命。但蒋介石是一流的政治家，绝不是莽夫，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谓粮草，就是钱。蒋介石虽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但仍感到手头拮据，于是向欧美列强贷款购买武器装备。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蒋介石一边开会，一边培训军官，统一战线，协调指挥，并且提出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一边靠军事打击共军，一边靠政治宣传瓦解共产党和百姓的关系。

为了保证成功，蒋介石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围剿战术。前几次的战略战术试图以精锐部队抓住共军主力，一举消灭——取巧；第五次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藏拙。

蒋介石联合了当时所有能用得上的力量，集中百万人马，从四面进攻。百万人中，一半是军阀，一半是蒋系精锐。

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带领十一个师，阻挡红军向南进入两广；桂系叛军何健为西路军总司令，带领九个师，防止共军进入两湖；东路军总司令还是蔡廷锴（共军出路就在蔡廷锴这里，可惜被一帮头脑僵硬的家伙错过了时机），只有六个师两个旅。他们基本上是观众，出工不出力，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

真正的进攻拳头在北路，北路军总司令为顾祝同（五虎上将之一，国军高级将领中最善于揣摩蒋介石心思的人）。北路军分为三路：第一路军陈兵永丰、宜黄一线；第二路军陈兵于金溪、崇仁；这两路军的任务有两个，一边修筑堡垒、防止共军向北突；一边策应第三路军进攻、向广昌推进，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第三路军还是陈诚的十八路军，加强版的。

另有空军作为机动部队部署在南昌。

如此本钱，蒋介石可谓拿出了全部家底，下了最大的决心，施展平生所学，用了全部手腕，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面对来势汹汹的蒋介石，共军这边却乱了套。

博古是书生，不懂军事，依靠共产国际专家李德。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样板出身，只懂得苏联那一套，硬碰硬，比谁的肌肉结实、拳头大。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堡垒对堡垒。

对李德同志而言，不要说游击战术，连中国话都说不了几句。但是却要制定作战计划，要下命令，要挑起千钧重担。与此同时，共军的中下层将领根本就不知道所谓正规战为何物，游击战那一套已经融入血液。

兵不懂帅，帅不懂兵，仗怎么打？

之前都是国军乱成一团糟，共军铁板一块。这次恰好相反，国军相对完整，共军乱成一团糟。鉴于双方力量对比，结局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如果还有一丝变数，那就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选择将决定一切。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号，国军进攻黎川，宁都东北重镇，进入闽北的要道。三天后，国军攻克临川，切断进入闽北通道。共军全力阻挡国军向宁都方向挺进，但仅此而已。共军强攻拥有堡垒依托的国军，装备和战略战术劣势明显，损耗很大，失去了往日的魔力。蒋介石则趁机扩大堡垒战术的威力。两个月时间内，共军没有任何进展，有生力量消耗巨大，如同落入陷阱的野兽，处处被动。

按道理说，仗打成这个模样，应该求变，改变战略战术了。没有，也没法改变。因为李德的战略战术都是根据苏联模板，在房间里对着并不规则的地图设计出来的。战场对不懂中文、中国农民和士兵的李德而言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好吧，继续。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国军发动第二轮攻势。共军却破天荒地进行决战，用简陋的装备和并不熟悉的战术硬碰国军精锐，结果很明显，失败南撤。

三个月之后，国军又以优势兵力进攻广昌，接下来就是宁都，然后可以直接进攻瑞金。共军又是一再失利，内部还在争吵不休。比方说李德指责总参谋长刘伯承：水平连一个普通参谋都不如，丢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脸。

接下来三个月，国军又是一系列进攻，共军又是一系列失利。中央三人团为了最后一搏，竟然命令共军六路出击迎战，再败。等到八月份，共军已经被压缩在瑞金、宁都、会昌一线狭窄的小地方，丝毫看不见反败为胜的可能性。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国军将发起最后进攻。长征！再不走，只有等死了。

如此这般，中央苏区没有了。那一系列失败，是共产党史上、军史上永久的污点。如果要寻找失败的原因，无外乎李德瞎指挥，毛泽东下岗失业挨整。其实胜败与否的关键在周恩来身上，就在周恩来的一念之间。

第八节 一念之间

虽然国军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四面压过来，共军也不是必败无疑。共军最大的优势在于流动性，动起来才有希望。那么国军四面压境，共军的希望在哪里呢？在东边，那里有蔡廷锴。

蔡廷锴生于一八九二年，广东人，粤军将领，早年从军，在孙中山身边由连长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往上升，稳步升为十九路军军长。蒋介石崛起那会，跟粤军就摩擦很多。从李济深到陈济棠，蒋介石到撤离大陆也没能真正收服粤军势力。蔡廷锴就是蒋介石想收服而不能的广东老派军人。

蔡廷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热血爱国军人，和吉鸿昌、张自忠一样，当然，他也爱孙中山，一生都在围绕孙中山转圈。

当初蒋介石和汪精卫决裂，蔡廷锴是倾向于蒋介石的。因为蔡廷锴觉得，蒋介石比汪精卫对革命更有利，因为蒋介石北伐扫平了半个中国。但是蒋介石清党之后，蔡廷锴又觉得蒋介石太过分了，背离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于是开始同情共产党，和叶挺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后又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粉丝，和共产党信仰不同，和平分手。

中原大战中，蔡廷锴又帮了蒋介石一把，带领十九路军驻扎上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短时间内占领东北，深深刺激了一帮军人。那时候中国纵然贫弱，却仍有一帮有血性的军人，蔡廷锴就是其中之一。日军在上海搞事，蔡廷锴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大意是，鬼子欺人太甚，我下决心迎战，战死也光荣，不愧对列祖列宗。——大有葛云飞、左宝贵、邓世昌灵魂附体的感觉。

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态度让蒋介石很不安，遂让何应钦去游说蔡廷锴：要适当忍耐。蔡廷锴觉得既然已经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张学良忍了那么多，也就落得骂名而已。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号，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和日军在上海干上了，史称一二八事变。

尽管在中国领土上，十九路军却是孤军作战，以劣势装备抵抗日军立体进攻三十二个日夜，直到三月一号才撤退二线。蒋介石一边给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一边把蔡廷锴骂得狗血淋头。

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蔡廷锴就和一九三六年的张学良一样，心眼里一百个想不通。其实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拿不听话的军队和共军进行鹬蚌之争，他自己好在后面扮演得利的渔翁。然而大家都不傻。一九三六年的张学良看到蒋介石的用心之后，毅然决然发动兵谏；一九三三年的蔡廷锴也一样，决定反蒋抗日。

就在第五次围剿前夕，蔡廷锴和蒋光鼎派人前往苏区，找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表示愿意和共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并且在十一月三十号，国军进攻苏区的五天之后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抗日反蒋政府。

对共军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只要脑袋稍微正常一点都知道，和占优势的国军硬打硬拼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能通过运动战转移到福建，再向北进入江浙地区，那么把江西让给蒋介石又如何？他的军队不可能常驻那里。

周恩来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提意见说，可以集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力量，通过隐蔽运动战的方式碰陈诚的拳头，消灭一两个师。战略战术和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陂战役类似。听起来虽然大胆，却是共军拿手的运动战，成功概率大于阵地攻防。如果成功，那么将和十九路军彼此配合，甚至可能打破国军的堡垒战术，赢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接下来蒋介石还能拿出更大的力量围剿么？不容易。如果那样，那么历史必然改写。

但是以大胆示人的博古和李德又觉得这个战术很冒险，不批。

——历史到了拐点。

——考验一个人魄力的时候到了。一个人是否有决心成为领袖，就看是否有决心在历史的拐点拿出有效行动。远的就不说了，看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吧。

蒋介石敢于清党，从而战胜汪精卫成为国民党领袖，纵横天下数十年。

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敢于把队伍拉上山，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周恩来要做决定的话，阻力就小得多，只需要把书生博古架空，让李德一边呆着去，就可以全权指挥共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打拼。办法有很多的：可以说博古同志生病了，在某个地方养病，一个警卫排就可以把他侍候得很好。甚至可以腹黑一点……

至于结果，只要能赢得战争，所有的结果都不是问题。还可以说博古同志病好了嘛，接回来养起来也可以嘛。正如日后延安的王明同志。

但是周恩来犹豫了。原因无非两点：一，担心国际派背后的共产国际；二，对胜利没有十足把握，失败之后，可以让王明和博古当挡箭牌，正如之前的陈独秀和李立三一样。不论哪一个原因，都说明一点，周恩来没有那种魄力和决心，缺乏领袖人物的狠劲。所以周恩来错过了历史赋予他那一瞬间的机会，永远失去成为领袖的可能。

第三章 归位

眼看着中央苏区的地盘逐渐缩小，军队日渐减员，周恩来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焦虑之下，又病倒了，很严重。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也病倒了。南昌起义失败，经营多年的军事力量毁于一旦，精神世界遭到打击。但他很快恢复过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干。

但这一次不同。那么大一块地方，那么多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他又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对自身要求又很高。如此精神摧残，是常人无法想想的。中央苏区是那种局势下，周恩来能抓到的最好的牌面，但是却输了。以后哪里找到更好的牌？他不知道。

从信仰角度看，周恩来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身的一切交给组织。同时他也坚信共产主义革命能胜利，就如同苏联那般。

从一九二四年回国算起，已经十年了。十年时间里，他从事过各种工作，军队建设，特工建设，主持中央，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领袖，能尝试的都尝试了。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出类拔萃的，干得比大多数人都强。但最后的结局都是失败，而且每一次都败在蒋介石手上。

站在一九三四年往前看，蒋介石仿佛是周恩来命中注定的克星。

第五次反围剿败得太惨，战略转移，就是转移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干。通常情况下，战略转移需要充分动员。但当时太仓促，就是三人团开了一个会，还保密，开始连林彪那个级别都搞不清动向，各种混乱。

看看三人团里面的决策者：博古的谋略和战略眼光比不上蒋介石；李德的军事水平也不比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高明；周恩来只是执行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这样一个团体开会做决策，基本上逃不出蒋介石的预判。蒋介石清晰地看到红军的目的，并且做了针对性的部署。结果可想而知，红军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减少到三万人。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别想心安。据说李德经常拿枪在自己的脑袋上比划。博古颓废沮丧，也想一死了之。周恩来对两位同事彻底失去了信心。当然喽，他已经习惯了领导人的无能，从陈独秀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一任不如一任。接下来该怎么办？周恩来必须考虑。周恩来自己心中也没底。

前途渺茫，生死未卜，不知将归于何处。历史上，经过惨败后离开根据地的队伍基本上都完了。看看黄巢，离开长安城之后完了；看看李自成，离开北京城之后完了；看看太平天国，南京被攻陷之后完了。离开瑞金的共产党还没有他们当初闹腾的动静大，面对的环境却更为艰险，占绝对优势的国军就在周围。

怎么办呢？需要改变。

十年时间里，他与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合作过。共产党内也有各个类型的人物，但周恩来始终是佼佼者。就综合素质而言，好像没有人比他周恩来更强。如果连周恩来都一而再地败在蒋介石手上，那么之前合作过的那些人中，他想不到有谁能赢蒋介石。

真的就没有了么？如果要挑，那就还有一个，就是下岗的毛泽东。

直到长征之前，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触都不算特别多。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就是宁都会议上那些：喜欢摆弄军事，有能力摆弄军事。行事风格另类，常常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中央进入苏区之后，毛泽东才被整得七荤八素，晾在一边好几年了。

如果说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那套不甚满意，认为通过自己的手段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么通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基本明白了，他自己很难胜过蒋介石。特别是在蒋介石占据优势资源，占领强势地位，又代表全国政府的情况下，周恩来自己不仅无法带领共产党取而代之，连前途在哪儿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恍然大悟：毛润之，只有毛润之行事可以超出蒋介石预判！

毛润之，共产党最后的希望！

——很难判断周恩来何时想明白这一点。但可以判断的是，如果周恩来没有想明白这一点，遵义会议就开不成，毛泽东也别想那么容易就上台。

还可以判断，也正是那个时候，周恩来找到了人生定位：领袖身边的执行者。

——那是周恩来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思想转变。

有三个明白无误的证据。

第一节 证据之一：主动让贤

如果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就开不成。当然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后果非常严重。

按照之前历史书上的说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不可能一下子把领导层全部更换，何况上面还有共产国际。所以还是现在的说法比较靠谱：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之所以如此，皆因周恩来的主动退让。

遵义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是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第一次不在莫斯科直接干扰下的权力再分配。会议主要有如下重要结果：

第一，毛泽东当选为常委。

——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再次进入核心领导班子。之前那次之后很憋屈地度过两年，这一次就不再离开了。

第二，张闻天取代博古。

——张闻天也是国际派，也是所谓王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通过一番实践之后，张闻天变成毛泽东的支持者。用张闻天取代博古，莫斯科那边也没有意见。

第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这个格局和宁都会议之前一样：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最后拍板。但是此时的周恩来已经不同了，宁都会议之前的周恩来还想大干一番；遵义会议之后的周恩来则刻意隐身。

表现之一：遵义会议之后，成立了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有最后决策权，但是从没有使用过，实际指挥权一直由毛泽东行使。

表现之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想要攫取权力。张国焘想要当军委主席，而当时那个位置上的人是朱德，不能换。张闻天想把总书记让给他，毛泽东认为不妥。最后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了张国焘。

表现之三：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周恩来生病，病情很重，连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生死难料，根本不可能管事。邓颖超后来回忆：她从周恩来脱下的红色羊毛背心中挤虱子，一口气找到一百七十多个。在那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半年。这事有点欺负人，但是周恩来顺水推舟，把毛泽东推到最高位。

表现之四：红军到陕北之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这个相当于说要让周恩来离开军队。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宁都会议上的毛泽东差不多，只不过角色互换了。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成了毛泽东的副手。

周恩来虽然是副主席，实际上很少再插手军事，转而搞统战外交。一手策划西安事变，又负责重庆谈判，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帮助共产党立下大功。

——这也是周恩来与众不同之处。他可以失败，但是每一次失败之后总能找到新位置。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创建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遭受巨创之后，他去了苏区；苏区失败之后，又去搞统战事业。

第二节 证据之二：和古人对话

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工作变成在国统区搞统战。具体说，就是深入到国民党那里，凭借高超的手腕和倾城的魅力为共产党争取各种好处，比方说各种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啥的。

尽管看起来风流潇洒，倾倒众生，实际上周恩来已经让出了实际地位，从核心到了外围。这种转变，一般人未必能接受。看看蒋介石，大家惹他不高兴，下野不干；毛泽东也是，宁都会议之后，宁愿一旁闲着，也不愿意在前方给周恩来打下手。周恩来的地位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却能欣然接受，干得井井有条，颇有甘之如饴之态势。这种转变，主要还是内心的变化。

内心变化，才会从实际行动中流露出来。

国共合作并不融洽，一直磕磕绊绊，国军一直用各种办法敲打共军。一九四零年，国军竟然去进攻陕甘宁边区。朱德和彭德怀抗议之后，周恩来亲自到西安找蒋鼎文（蒋介石五虎将之一，过早腐化堕落，在西北被胡中南架空）抗议，完了之后又去重庆搞统战，一路上走了十天。十天之中，除了走路之外，周恩来还会见了一些地方实力派，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些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周恩来还去看望了两个死人。

在中国，看死人，实际上就是看风景。历朝历代，延绵不绝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权贵名人，如果运气好的话，死后都可以留下一堆黄土，作为景点供后人写诗拍照。

从西安到成都风景遍地，各种皇帝墓，各种祠堂，各种风景，要看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周恩来只去看了两个人。

周恩来带着警卫秘书等人去了张良庙。张良庙地处庙台子，秦岭南边的山沟里，离汉中还有一百多公里，一点也不顺路。当时交通不怎么样，不好走。而周恩来又很忙，百忙之中，为啥还要跑去张良庙呢？不仅现在人有些纳闷，当时他身边的警卫和秘书也纳闷。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大老粗，甚至连张良是谁都不太了解。

周恩来却是满怀深情地望着眼前的青山，陷入了沉思，自语说：“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带兵横扫天下，帮刘邦打下大汉半壁江山；萧何兢兢业业，负责后方各种筹备工作；张良则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谋略出神入化。

张良原本并不是刘邦的人，之前跟过韩王。他把心中的韬略说给其他人听，他们基本上是云里雾里。唯有看似大老粗的刘邦，一拨就明，一点就通，一通就透。于是张良跟着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不辞劳苦，竭尽全力。因为张良不是帅才，只是军师，超级军师，需要依附于一个第一流的领袖人物。

周恩来的前期经历和张良有些类似。他辅助过陈独秀，合作过瞿秋白，帮助过向忠发，效力过博古。但是很遗，这些人皆不明白周恩来。他们只知道滔滔不绝地说各种大道理，把实际工作推给周恩来，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周恩来去干。他们不明白周恩来的价值，也无法给周恩来提供一个发挥自身价值的平台。所以周恩来最后离开了他们。因为周恩来也不是领袖，需要依附于领袖。当周恩来特意去拜访张良庙的时候，就意味着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吧。

毕竟在给毛泽东让位之前，他有十年的时间寻找自己，在荣辱交替之中，方才明白自身的价值。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周恩来不是领袖。

这是一个思维误区，仿佛位高权重之人才是最牛的。其实仔细想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皇帝也有几百位，真正赫赫有名之人，人生价值和社会功绩能与手中权力相匹配之人，手指头或许不够用，加上脚趾头就多了。与之对应的是，名臣、能臣的贡献比多数皇帝都大。管仲、商鞅、张良、张居正他们，都是顶尖的人物。

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之一，就是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且严格遵守之。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许多人盲目地去争夺最高权柄，结果头破血流，甚至丢了性命。许多人想成为超级富豪，结果折腾半生还是屌丝。但是有些人虽然处境不好，却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比方说阿炳先生，虽然遭遇坎坷，甚至沦为乞丐，但是一曲《二泉映月》冠绝二十世纪乐坛，不枉此生。

周恩来特意去拜访张良庙，就是经过反思蜕变之后的自我定位。

刘邦出生于社会底层，毛泽东也是。刘邦学历不高，毛泽东也就是师范学校毕业，比起各位出口转内销的海归们，土鳖范儿十足。出身社会底层学历不高的刘邦，胸中只有韩韬。毛泽东也是一样，脑中只有天下。张良最后归附刘邦，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两对组合相隔两千年，却惊人地相似。相似却又不同。

刘邦论文才武略或许逊于毛泽东，因此走上不同的道路。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北击匈奴失败，之后国策趋于柔和，国家修生养息，培养了汉帝国的元气。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达到战略目标之后，却举起三面红旗，最终导致大饥荒，同时也打下了中国工业的基础。

张良在刘邦身边只是参赞军机，类似于超级师爷或总参谋长的位置，汉帝国建立之后选择功成身退。战争年代的周恩来，和张良的角色类似。但是在建国之后，周恩来没有选择功成身退，反而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逆流而上。因为时局不允许他退让，他自己也不想退，在总理的位置上一直到最后。化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不再是张良，而是另外一个人，诸葛亮。

周恩来在成都旅馆住了三天，见了很多人，还忙里偷闲去拜访武侯祠。

周恩来和诸葛亮身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二人皆性格谨慎，心思缜密，行为做事滴水不漏；甚至在爱情观上，各自守着发妻，有条件也不去搞绯闻。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动作很有诸葛亮联孙权抗曹操的意味。

近代中国比较复杂，各种境外势力都有渗入。但在西安事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华大地上彼此纠缠的只有三方：凶猛的日本，比当初的曹操集团还要强悍；国民党实力次之，好比孙权集团；共产党最弱小，好比刘备集团。当初刘备被曹操追赶得无处落脚，诸葛亮去江东，众横捭阖，终于组成孙刘联合抗曹。共军千辛万苦结束长征之后，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行为，功能有点类似于诸葛亮干过的事。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也一样，累死在工作岗位上。

诸葛亮长期掌权，死后家族清贫，没啥私产。周恩来也一样，清清白白，骨灰也没留下。

诸葛亮死后，限于当时礼制，不得立庙，百姓就在街巷家中祭奠。周恩来死后，鉴于当时政治空气，也是不准纪念，于是百姓自发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纪念他，甚至整出了四五运动。

评价周恩来的方式之一：张良和诸葛亮的结合体，前半生张良多于诸葛亮，后半生诸葛亮多于张良。

第三节 证据之三：延安整风

周恩来的统战工作原本干得很出色，为中共争得不少援助。但是统战到最后，又被蒋介石耍了。那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被蒋介石算计。

国共合作之后，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摩擦，但大局上还是合作的。然而正面战场上国军消耗巨大，敌后战场上共军却在蓬勃发展。所以正面战场进入僵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就斜眼共产党这边，瞅准机会就是一拳，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消灭了，史称皖南事变，撕碎了周恩来最后一丝自由的生存空间。

其实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名义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组一员，并无最高指挥权，能直接控制的军队也就是红一方面军那些人。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斗败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能控制的主要人马就是改编的那三个师。南方还有一系列人马，后被整编为新四军；还有一系列组织，白区地下组织，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控制之下。

长江局的总书记是王明，成员是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等人，显然就是前中央，也可以看成是另一个中央，影响力不比延安逊色多少。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重复了当年陈独秀的思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王明挨批，长江局解散，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成员有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等人，负责国统区的统战工作。项英成为东南局书记，掌控新四军。

蒋介石消灭了新四军主力，导致项英被叛徒杀掉，相当于说国共第二次翻脸。不仅如此，南方局下面的支柱，不受毛泽东掌控的新四军重组。周恩来、博古、邓发等人必须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感觉有点不通顺）从此之后，国际派灰飞烟灭，共产党完全归于毛泽东掌控。

皖南事变之后，意味着周恩来的统战工作遭受重创。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回到延安。也正是在那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决心重新整合共产党。

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有两只手，康生和刘少奇。刘少奇从理论上完善了毛泽东思想，康生负责从实际上清理各类“牛鬼蛇神”。

康生原本也是知识分子，工作努力，曾经得到周恩来的赏识，周恩来曾打算以康生代替顾顺章。顾顺章叛变过程中，康生活动最积极，后占据顾顺章的位置，随后跟着王明混饭吃。到延安之后，康生很果断地抛弃王明追随毛泽东。

经过康生同志尽心尽责的努力，挖掘出形形色色的“特务”。这些前面都说过，不复再提。但是有一个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矛头指向谁？

所谓整风，肯定不是单独整某个人。但是不论任何一股风气，都有重点。重点是谁？国际派知识分子，彭德怀和陈毅等统帅，都以不同形式挨整，并且写了检讨。但他们都不是重点，重点只能是周恩来。

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之前，在中央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个恰好是周恩来。中央苏区时代，也是周恩来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取代了毛泽东，导致毛泽东下岗失业两年之久，导致了共军的全面溃败。要确立毛泽东的地位，必须打压周恩来。

延安整风的解释方式之一，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二次斗法。

第一次周恩来赢了毛泽东，手段也还算高明。但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那是排山倒海的力度，周恩来无处可躲。

周恩来的反应超出所有人预料。他没有像王明那般软磨硬顶：生病了，没法开会；也没有像彭德怀那般，板着脸拍桌子；也没有如陈毅那般，通过喝酒下棋的方式表示想不通，不痛快。周恩来干脆利索，直接检讨，没有任何抗拒和犹豫。

毛泽东演讲，他坐在第一排，认真做笔记，一副毛主席好学生的样子。除此之外，他在延安高级干部培训班，写了五万字的学习笔记；为了自我剖析，又写了两万多字的笔记。学习会上，前后五次发言，每一次都是自我检讨时间最长、最仔细的一个。态度之诚恳，用心之良苦，堪比《出师表》中的诸葛亮。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周恩来真的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今生今世，为毛泽东助手，正如张良追随刘邦。看看之后想要从接班人转正的那两位，就没有心思做如此深刻的检讨。毛泽东也因此明白了周恩来的心思。

既然如此，过关。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斗而不破的经典案例。

第四节 毛泽东的脑袋和周恩来的手

周恩来找准自己的位置之后，中共走向另一个层次，更为犀利。中共之前的历史：不是领袖的周恩来间接行使领袖的职能。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前面几位领导人的能力一般，难以在特殊时期承担领袖角色。中共之后的历史，便是毛泽东的脑袋和周恩来的手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对，周恩来对。毛泽东错，周恩来错。

毛泽东的脑别有一番天地，想别人所不想，注定影响历史走势。

周恩来的手精巧世间无双，能别人所不能，注定影响历史走势。

没有毛泽东的头脑，周恩来的巧手受限。没有周恩来的手，毛泽东的天才也将减色。在他们没有合作之时，各自面对对手（蒋介石）挣扎。当他们合作指挥，他们的对手开始挣扎。

毛泽东和朱德合作，从二八年开始，主要在军内。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从延安整风开始，主要在党政内，后又因为政见不同而分手。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从延安整风结束开始，分为内事和外事两块，有和有不和。

延安整风运动完毕之后，毛周组合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叱咤风云，显赫一时。此后三十年，外事统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再次谈判。周恩来的才能再次得到发挥的机会：全部围绕着毛泽东传。毛泽东在重庆，周恩来就做一件事，保障毛泽东的安全。重庆之于毛泽东，可谓龙潭虎穴，因为重庆各位大人物都曾想方设法要毛泽东的命。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多如牛毛，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周恩来虽然是中共特工之父，却也耗尽心血。

毛泽东睡了，周恩来还要主管各种安全。毛泽东醒时，周恩来也不能睡，他需要把毛泽东的各种想法变成现实。毛泽东是夜猫子，精力充沛少有人能比，所以周恩来基本上很少睡。最难过的莫过于各种应酬，比方说喝酒。

既然是和谈，国民党高干对毛泽东的恨意或敬意就都化为酒水了。毛泽东本人基本上不喝酒，碰到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前半个身位替领导挡下：哎呀，主席酒量有限，代劳了，代劳。挡完酒，周恩来又后撤半个身位，不抢领导风头。与此同时，还要担心有人起歹心。

虽然那些酒都是珍品佳酿吧，虽然周恩来很能喝吧，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啊。而且国民党这边，虽然战场英雄不多，但酒桌英雄绝对不缺，能说能侃能忽悠且懂得劝酒之人比比皆是，敬完毛先生、再敬恩来兄，一次就是两杯。周恩来自然疲于应对。

据说周恩来喝酒之后，面色微微泛红，再喝两眼发亮，再喝神采飞扬。

睡眠不足，加上猛喝一通，铁人也撑不住啊。撑不住归撑不住，但他是周恩来，绝不会轻易倒下，哪怕在酒桌上。他自己设计战术，主动进攻。周恩来“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先干为敬”。每人三杯。然后还有他自己再敬大家三杯，每人六杯。接下来为了友谊，又三杯，每人九杯。这阵势，挺能唬人。

如此生活，一般人能坚持三天么？很难讲。但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周恩来竟然完全挺了下来。只能说，非常之人有非常之能啊。

其实毛泽东也能喝一点，但周恩来坚决不让毛泽东喝酒，因为他担心有人在酒中放毒。

对领导如此心思，试问毛泽东又如何不感动？

重庆谈判，原则毛泽东定，细节都是周恩来在谈。毛泽东离开了，周恩来继续谈。毛泽东的脑袋里决定了啥呢？无非就是军队国家化，组建联合政府。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双方不过是在演戏给其他人看。外面正打得热火朝天，双方正全力向东北挺近呢。这些将在后面的篇章谈到。

尽管是假戏真唱，却也要唱啊。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彼此配合，唱得有声有色。戏台的另一方是蒋介石，他也充分发挥演戏天赋，很是给力。

建国之后，中苏建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苏联，原本打算：先要点好看的（签《中苏友好条约》），再要点好吃的（要贷款）。

那是毛泽东第一次见斯大林，原本以为会受到热情款待，没想到斯大林对毛泽东摇摇手指，谈判的事，让周恩来过来谈。

周恩来一到，毛泽东就没事干了，看看书，到处逛逛，倒也自在。他脑子想要的“好看的”和“好吃的”，就通过周恩来的巧手，一样一样都拿了过来。彼时的周恩来还不是周总理，但斯大林认为，新中国的总理非周恩来莫属。

总理者，大管家是也。

毛泽东的脑袋里有很多东西，有的能实现，有的无法实现。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能否实现先不管，但都会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就需要一双手把他的思想转变成行动。那个人需要如下素质。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和毛泽东具备同样的意识形态，如此方能想到一起去。看看周恩来和蒋介石，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最后成了一辈子的敌人。这方面不用说，两人不管行事风格如何，都是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

从个人能力看：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充沛的精力、缜密的心思，具备非凡的判断力和无与伦比的观察能力。周恩来一生中在各个时期都是最顶尖的，可以说久经考验，不论单项素质还是综合素质，皆为顶尖。

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党内党外，各个角落的人都要买他的账。一九二七年，共产党手中还没有几个兵时，就能说服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刚风尘仆仆地来到陕北，立足未稳就能说服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甚至不是经过后天锻炼就能得到的。

要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请看一个实例：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七十三岁的毛泽东顺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 舟，舟行洲不行”。动静相对，意境悠远，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啊，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沉思一阵，对曰：“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绝配。

唯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和毛泽东一直合作到最后，才能历经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而不倒。所以他的巧手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变成行动。如果连周恩来都无法付诸行动的思想，换成别人也别想搞下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种关系导致如下结果：如果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经过周恩来的手执行之后，成功会成倍放大；如果毛泽东脑袋里的想法是不对的，经过周恩来的手执行之后，恶果也将成倍放大。

第五节 外交上的周恩来

一个国家，归根到底有两部分事务，内政和外交。内政为主，外交为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内政和外交两块。前面说过建国之前的事，后面说说建国之后。内政上极为复杂，牵扯到很多人、很多事，先放一放。这里先谈一谈两人在外交上的合作。

有一句经典名言，弱国无外交。当一个国家把命运寄托在外交上时，就意味着要遭殃。比方说甲午战争时的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比方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国家又离不开外交，清帝国早已用行动告诉后人，不搞外交的下场更惨。强国可以通过外交绑架世界，比方说如今的美国，依靠经济手段到处剪羊毛。

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诞生的新国家，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赢得生存空间。那时候外交就显得很重要。新中国的外交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亲苏联、交恶美国，前后共计十三年时间（十年左右的蜜月期，三年争吵）；第二阶段，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一年，同时交恶苏联和美国，前后十年时间不到（共和国历史上生存条件最为艰险的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之后，和美国和解、继续交恶苏联，直到苏联解体。中间有很多险恶、很多纷争，待留到毛泽东篇章里细说。这里谈谈周恩来的作用。

那段时间里，真正决定外交走势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用他的脑袋思索着一切。

那段时间里，真正用实际行动影响外交走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大局。先看下面几个段子。

段子一：一位美国记者提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这个问题有点坏：把中国人和马联系起来。周恩来巧妙回答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记者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恩来决定讽刺一把美国：“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了；而我们中国人 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眼见在这种有点坏的问题上占不到便宜，就改变策略，继续提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但周恩来依然很轻松地回答：“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段子二：一位欧洲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非常刺耳，让很多人不舒服。大家都关注周恩来的答案，周恩来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补充说：“中国的妓女都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记者给周恩来设计了一个圈套：如果周恩来回答没有，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

段子三：中苏关系紧张时，周恩来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晤，火药味很浓。赫鲁晓夫决定用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我出身无产阶级，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顿了顿，看看赫鲁晓夫，回击：“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讽刺赫鲁晓夫搞修正。

段子四：一老外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周恩来虽然风度翩翩，但一直洁身自好。老外想用这个问题幽默一把。周恩来回答：“见过”。“是谁”？“我夫人”。邓颖超并不算特别漂亮，老外不解。周恩来解释：“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这些都是即兴应对，非思维敏捷者难以做到。对一般人来说，哦，好神奇。对周恩来而言，小儿科。他那个层次的人，主要考虑的还是战略层次，小聪明、小把戏只是偶尔玩玩。

周恩来在外交上最大的贡献有两方面：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

先看理论方面。

二战之后，五百年来被列强占领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相当于奴隶大翻身。翻身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在世间摆姿态，就说咱们开会吧。于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缅甸、斯里兰卡五个总理联合发英雄帖：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号，二十九个国家到印尼的万隆召开会议。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亚非会议。

这样一个会议当然会让列强很不爽。因为就在二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是列强的殖民地，那些土地上的资源可以随便攫取，那些土地上的女人可以随便侮辱，如今它们竟然要开会。就说美国人吧，这原本是和他没有关系的一次会议，偏偏派遣了一个大规模记者团。万隆会议，各国代表总数才三百四十人，美国记者团的代表就有七十多人，到处煽风点火，搞分化。

中国在当时非常醒目。因为中国刚刚在朝鲜战争和美国打完仗，挡住了世界头号强国，证明了第三世界也是有能力滴。同时中国代表团也是危险的，因为海峡对岸的那位老朋友并不友好，头号强国美国也不友好。可以说离开中国大陆，相当于进入丛林，处处是危险。而且开会又不是打游击，必须现身，必须发表讲话。

中国当时穷得叮当响，租用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这就给台湾和美国方面提供了施展手脚的机会。飞机半路上爆炸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计十一人罹难。事故原因容易查明：美国和台湾当局策划的炸机。幸运的是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这班飞机。但是他没有退缩，仍然率领中国代表团按时抵达万隆赴会。他是亚非最大国家的总理兼外长，飞机爆炸事件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

参加会议的各国实际上差异很大，加上美国在中间分化瓦解，吵吵嚷嚷。比方说有的国家认为：当前的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自然要反对中国。如果这样吵下去，结果必然不欢而散。这些情况都不是开会之前能预料到的，需要临时应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的讲话很简单：“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一开口就把各种目光吸引过来，同时亮出立场。你们爱吵架自己一边吵去，我们不奉陪。声音虽然很柔和，立场却很坚定。

接下来又解释了这一立场，最后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赢得一系列掌声。

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核心内容是一年前由中国和印度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就是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外交基础。

再看实践方面。

中国的外交实践其实很简单，主线有两条，对苏联一条，对美国一条。决定两条线的，还是毛泽东的头脑和周恩来的手。

刚建国那会儿，中国在两大阵营中倒向苏联。第一代领导集团中，周恩来是和苏联打交道最多的人。周恩来没有去苏联留学，但从一九二八年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开始，周恩来就开始以中共核心的身份和苏联打交道了。日后各个时期，周恩来均和苏联有往来。中苏之间的各次重大会谈，都是周恩来搞的。苏联的各种援助，都是周恩来谈下来的。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是周恩来在谈判。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建国第一个十年，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工业建设。这些后面再说。如果当初周恩来在某次运动中倒下，罪名之一必然和苏联有关。

中苏交恶时，负责论战的是邓小平，周恩来基本上没有出面。但是和苏联交恶之后，代价是巨大的，那就是中国夹在苏美双方的威胁之中。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同时和美苏对抗。形势最危险的时候，中苏之间在北方陈兵百万，在南方帮助越南对抗美国，与此同时，还在和台湾隔着海峡翻白眼，在西南跟印度干了一仗。

如此恶劣的国际形势，不说绝后，肯定是空前的。即使清王朝末期，大清帝国还有几个朋友。即使民国，也还有一些朋友。那种情况，如果不是毛泽东强势，是扛不住的。即使毛泽东强势，那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必须和一方和解。既然和苏联没法和解（原因后面谈），只能和美国和解了。

中美和解这一块牵扯到内政。这么说吧，看一看当时的时间。一九六九年，尼克松上台决定和中国沟通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最强暴力的时间段已经过去，权力已经重组，红卫兵已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和江青，或者说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已经浮出水面。

一九七零年十月份，尼克松对即将访问巴基斯坦的基辛格说，可以让巴基斯坦给中国传递消息，便于两国沟通。当时中国正在召开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和林彪走向对立。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号，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正式给美国一份照会：“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二十八号，尼克松交给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任务。当时的中国境内，林立果正在带着一帮兄弟写《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号，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七零七飞机飞抵北京，和周恩来会谈。会谈结果：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七月十六号，中美双方发布会谈公告：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

八月十四号，毛泽东南巡，其间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又于九月十二号突然返回北京。

九月十三号，林彪葬身大漠。

五个月之后的一九七二年二月份，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接下来邓小平复出，又跌倒，再复出。随后改革开放。

看这一系列过程，太简单又太复杂。

太简单，是因为几行就说完。太复杂，是因为牵扯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牵扯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在刘少奇身上，展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和而不同。在林彪身上，展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斗而不破。邓小平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结合点。

好吧，就从刘少奇开始说起。

第五篇 周恩来和刘少奇

周恩来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他们仿佛有过斗争，又仿佛有过合作。不论斗争还是合作，仿佛都隐藏在迷雾中。

他们之间的事——说不清。

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同龄人，均生于一八九八年。

一九一九年之前，二人接触到的知识差不多，但方式完全不一样。周恩来的知识，很大一部来自养母的言传身教；刘少奇的知识来自于自己涉猎。五四运动之后，周恩来去了欧洲，刘少奇去了苏联，两人走了相对不同的路。

刘少奇回国之后，全力搞工运。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正想方设法给共产党拼凑家业。工运时代的刘少奇比周恩来的名气更大，所以一九二七年中央五大时，刘少奇就是中央委员；周恩来是在稍后的八七会议上，因为陈独秀倒台才成为候补委员的。随后进入武斗时代，周恩来因为军方背景成为中央负责人之一；刘少奇相对平凡，成了一位高级地下党。

整个白区时代，周恩来的地位都高于刘少奇。原因很简单，刘少奇和武斗无关。当周恩策划南昌起义、和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一直都是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刘少奇正在小巷子里挣扎，幸运地保住了命。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的地位有所下降，到延安时沦为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则和毛泽东确立了战友关系，人生再一次跃迁，周恩来则相对下降，两人的地位对等起来。当武汉长江局解散，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时，刘少奇是中原局书记。随后周恩来在外边搞统战，刘少奇在内部搞党务。尽管如此，二人应该没有因为延安整风闹别扭。延安整风时，刘少奇主要负责理论工作，审查批判的事由康生搞。以二人的政治修为，即使有点不爽，也不好流露出来。康生在整风时攻击过周恩来，周恩来不是也和他合作得很好么？

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个人关系怎么样呢？还是不好说。

从公开的资料看，二人工作交集不多，但似乎又有某些联系。刘少奇一生有六位老婆，其中有两个是邓颖超介绍的。第一位老婆和鲁迅身边的朱安一样，有名无实。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典型的湖南烈女。一九三二年刘少奇由白区进入苏区，何宝珍被捕，一九三四年牺牲。随后刘少奇在苏区认识了谢飞（琼香），彼此有点好感。周恩来看刘少奇孤单，就让邓颖超给刘少奇介绍一位革命伴侣。邓颖超找到谢飞，当了红娘。这样谢飞便在一九三五年成了刘少奇的第三任老婆，地点是陕北瓦窑堡。只是谢飞是革命型女人，不甘心在刘少奇身边收发文件，两人和平分手。之后刘少奇又经历了两次短暂且不成功的婚姻，于建国之前成了一位单身大叔，还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相当不便利。大家见刘少奇没有安慰的大后方（家），决定帮他一把，于是邓颖超和康克清就撮合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婚姻。这一次，刘少奇的婚姻终于没有像前五次那般波动。遗憾的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两人还是未能相扶到最后。

从这方面看，二人私下关系应该还是可以的。一九五二年刘少奇在苏联生病，周恩来亲自过问。这就是周恩来，大小事均不放过。如果说生病这样的小事太琐碎了，那么看看下面的大事。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一九六三年访问南亚四国，王光美的才貌得到一次完美的展现。也正是因为那次出访过于风光，惹起了江青的嫉妒，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王光美挂着一串乒乓球挨批，受尽屈辱。

那一次访问并不顺利，因为当时海峡两岸对立，刘少奇的南亚行，增加大陆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打压台湾的影响力。鉴于当时中苏、中美敌对，中印战争刚过，国际生存环境很不好，宝岛上年迈的蒋委员长决定活动一下拳脚。大陆国安部截获一份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将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具体行动方案不定。联想到八年之前，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时飞机爆炸，蒋介石对大陆老朋友很关照呵。

一看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动了，周恩来也动了。他亲自组建安全领导小组，选择杨尚昆为组长。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周恩来秘密派人把消息传递给陪同刘少奇的外交部部长陈毅。陈毅虽然在某些事情上动不动爱放炮，看起来很豪爽的样子，但经过南方游击战的三年，残酷历练不亚于特种兵，同时又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元帅，侦查反侦察能力一流。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派中国最神秘部门（有关部门）的最神秘人员（有关人员）前往柬埔寨，协助友人进行案件侦破。

在周恩来的策划领导关怀之下，中国和柬埔寨彼此配合取得如下成果：抓获台湾特工四十六人，查获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一大堆。同时也查到了他们的作案计划：他们准备在金边波士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挖掘暗道埋藏炸药，等刘少奇到达金边时引爆，万一不成功，再扔手榴弹。

这些事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做事风格，以及两人关系。对他们那个级别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还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和纠缠。

周恩来一生最大的谜团之一：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周恩来为何抛弃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很多阐述，但答案依然不够清晰。这里也不见得会有清晰的答案，只能按照本人的理解作一个大致的描述。

第一章 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建国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掌控实权；刘少奇是党内二把手，接班人位置，难分高下。二人一起草建各个部门，一切都是起始阶段，正是人事安排的黄金时代，可以在紧要部门安排自己的人。恰巧在那个时候，刘少奇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周恩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毛泽东对二人不满，调以高岗为代表的地方大员进京。详情参照第一篇。

高岗得到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默许和鼓励，代表军方闹腾，矛头指向刘少奇的时候，把周恩来也顺便带上。高岗同志以鲁莽无畏的精神，一边拿走了周恩来政务院下面的大部分权力，一边进行“批薄伐刘”的伟大事业。如此一来，原本没有机会并肩作战的刘周二人当了一把战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岗推下深渊。

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周恩来从政务院总理变成国务院总理，拿回被高岗夺走的那些部门；刘少奇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大家一起搞建设。

之前大家都是搞革命的，没有建设经验，认为革命搞成功了，天下在手，搞建设应该不算啥。其实不对，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而当时的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挫折不可避免。但是当时大家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头脑中的温度逐渐升高，再升高。

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和内部剿匪基本结束，共产党从“党指挥枪”过度到“党指挥政府”，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听起来很稳妥的样子，实际不然。制定计划还挺像那么回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总体上看起来还是可行的。但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感觉太慢了。

原本就是农业国的中国经历百年战争蹂躏之后，当时是一穷二白，这个也缺，那个也缺。共产党刚刚夺得天下，阻击世界头号帝国成功，心气正旺，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如果是战争年代要一城一地，那还好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拿出来让对手滚蛋就是了。但是共产党要的是工业建设。自古以来，中国啥都不缺，就缺工业。

如果中国的工业强点，就不会有说起来满眼是泪的近代史了。如果工业强点，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任由英国佬那点人长驱直入、割地赔款，就不会输掉甲午战争，不会有八国鬼子进北京，不会有日本鬼子进中国。当然，也不会有共产党的江山，搞不好现在还是君主立宪制。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比任何时代任何统治集团都知道工业的重要性，都需要工业。只有工业强大之后，才能有先进的装备，战场上才能不用因为装备劣势损失太多。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人比任何人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的工业建设，必须亲自动手。但是却没有任何工业建设的经验，不仅共产党，整个中国，都没有经验。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残酷洗礼，共产党人比任何时代的任何统治集团都敢想敢冲敢干，没有经验也敢冲。正如当初几个人就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敢制定夺取天下的纲领，还要解放全人类。

所以计划刚刚执行就出现这个问题：时不时有人问，能不能快一点？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事情就特别多，特别繁琐。幸好周恩来有诸葛亮那种慎密的心思，又有诸葛亮那种对琐事的兴趣，同时又和诸葛亮一样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喜爱摆弄琐事，但绝不会陷入琐事之中无法自拔。

如果别人问，没有任何问题，周恩来能搞定。如果毛泽东时不时询问，能不能快点？问题就来了。周恩来能搞定所有人，就是无法搞定毛泽东。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通常不会去违背的。但是周恩来还是觉得事情有点失控，五三年的五年计划，到五五年就开始冒进了。

人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每一次加速，就意味着一次改变。重新调整计划不是难事，但人力和资源是硬东西，不会凭空冒出来。所以周恩来试图改变，慢声细语地试图“反冒进”。

——和而不同嘛。

结果很明显，被毛泽东“反反冒进”。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很近了，周恩来一身冷汗，赶紧检讨，再检讨，检讨三次才过关。不检讨，就无法过关。

——斗而不破嘛。

同时期的刘少奇还没有在高岗事件中回过神，又回到紧跟毛泽东的老路子上。刘少奇明白，高岗敢跳出来捣乱，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所以他对毛泽东的心情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在八大之前表示：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毛泽东表态：“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内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毛泽东表态：“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表态：“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正因如此，为大跃进奠定了基调。详情参照大饥荒篇。

经过一系列挫折之后，周恩来表示自己脱离了领导的节奏，一番反省之后跟上领导脚步：“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刘少奇因为紧跟毛泽东，地位进一步上升，从国家副主席转变为国家主席。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大饥荒来临之前。然而那一切终究都是幻觉。

第一节 面对大饥荒

三面红旗在神州飞扬，最终导致三年大饥荒，造成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创伤。

如此巨大的历史灾难，毛泽东要负领袖之责，前面已经说过。但是也不能忘记，那三年时间，负责一线工作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遍地放卫星，牛皮满天飞的时代，要说他们会被蒙蔽，那是低估他们的智商和情商，也是低估自己的智商和情商。

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参与并指导了大跃进，而且参观过各种“卫星”。要说他们相信亩产万斤粮食，那也绝对是瞎扯。事实上身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全国的情况非常清楚。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给地方官员们交实底、算细账：“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三千六百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四百多斤原粮。一九六一年粮食总产量两千八百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三百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三百斤以下”。粮食为何会减产，参照大饥荒篇。

周恩来还告诉大家：粮食减产的同时，城镇人口却在飞速扩张，大饥荒期间，城镇人口增加了三千万，粮食销量增加一百亿斤。一九六一年精简城镇人口一千万。一九六二年，城镇人口的粮食还差一百亿斤没着落（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一年底到一九六二年初召开）。

——既然如此，周恩来为啥还要参与宣传大跃进，跟着大伙把牛皮吹上天？答案很简单也很复杂。说简单，政治。说复杂，还是政治。

大饥荒是整个领导集体出现的策略性失误。往简单了说，就是吹牛过头，蛮干不科学，造成了巨大伤害。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底子太薄。看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人均只有四百斤原粮，人均一天也就一斤多点。在当今完全没有问题，而在那个各类点心、零食基本没有，农副食品相当匮乏的年代，想活下来相当不容易。所以只要大跃进出现一点点偏差，整个国家就扛不住了。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过程中，周恩来和大家一样吹过牛。和大家一样，吹牛的时间只是一个画面宣传。那周恩来大多数时间在干吗呢？有很多事情要干，大事小事一把抓，周恩来永远有干不完的事。最主要一件事就是调粮。

《大饥荒篇》描述过，朱德和邓小平回老家四川催粮，李井泉因为打肿脸充胖子导致四川大面积缺粮食，饥荒特别严重，成为历史罪人。实际上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在各地催粮食，如同要账一样。大家都缺粮，都喊缺粮。当时情况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搞不好就要乱。在向地方大员要粮食之前，首先得摸清底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能要账成功。仅仅这些还不够，还要在适当的时候加量加价，各种招数都用上，尽量多要，相当霸道。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号，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带着一帮人到南昌视察，这是周恩来南昌起义之后第一次回南昌。名义上是视察，实际上是抠粮食来了。江西书记处书记、负责农业的刘俊秀等热情接待。刘俊秀是老江西，当初在江西参加红军打天下，打完天下又回到江西工作，看见周恩来，自然很热乎，嗦啰南昌城的光辉历史，到了晚上热情招待，茅台酒拿出来。

周恩来也没心思听他那些话，琢磨着如何开口要东西。

知道周恩来酒量好，能有机会陪总理喝酒，刘俊秀很高兴，端起酒杯：“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三十四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端起酒杯，不谈南昌起义、解放军诞生那些虚的，转而拍起江西地方负责人的马屁：“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整得刘俊秀云里雾里：自己有这么优秀么，能让周总理如此看重？

周恩来没有让刘俊秀迷惑太久，说：“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而且是亲自给自己的酒杯倒满。

刘俊秀心中暗暗叫苦。领导向下属要条件，铁定没好事。小心翼翼地问：“啥条件”？

周恩来就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刘俊秀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看见了天黑。现在看来，一个省拿出一亿斤粮食那是毛毛细雨，但是当时那个环境，难。而且中央分配给江西省的任务是十二亿斤，已经很吃力了，还要增加三亿斤，纯粹是霸王条款。而且是以喝酒的形式增加，江湖大佬也没这么狠吧。如果调粮太多，出现河南那种情况，自己也要成为历史罪人了。按照周恩来的酒量，再多喝几杯，自己就要跌入历史深渊里了。刘俊秀的手在颤抖。

好在周恩来也不是无理取闹，只干三杯。

眼见刘俊秀为难，和周恩来一起来的农业部部长谭震林说话了：“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谭震林是刘俊秀的直系领导，面子还是要给的。

旁边的罗瑞卿也劝道：“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刘俊秀看着眼前的酒杯，仿佛成了胯下的老虎，骑上，就下不来。

那就三杯，三亿斤粮食。史上最贵的酒由此诞生。

第二节 反思

前文说过，大饥荒是整个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农业基础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轻敌冒进犯下的战略性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是整个领导集体团结一致扛下历史责任。但是在那场大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做了不同的选择。

刘少奇作了那份载入史册、却“虎头蛇尾”的报告，慢慢滑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他的主要助手彭真还在要求毛泽东检讨。和刘少奇逐渐走到一起的邓小平则对“三面红旗”避而不谈，也就不去维护所谓权威。

那天周恩来干了啥呢，周恩来也发言了。他的发言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和所有人一样，周恩来首先强调原则：“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一番演讲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林彪那种“交学费论”比起来又平和很多。

接下来周恩来根据一贯作风，作了自我批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为了增加自我批评的真实性，他还列举出若干实例证明自己干得不好、不到位。

——身为国务院总理，战略性失误，周恩来无论如何不能逃避。但周恩来和刘少奇不同，刘少奇那份报告太有攻击性，扫荡一大批。周恩来相当于把责任自己揽下，其他人，特别是最上面的毛泽东的压力就相对减轻。

如果说林彪的行为相当于给毛泽东吃下定心丸，那么周恩来的行为相当于说，主席啊，我还是那个我啊，兢兢业业做事。周恩来的表现有点像晚期的诸葛亮。当时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执意远征孙权惨遭失败，诸葛亮还是任劳任怨，主动收拾残局。正亦如此，毛泽东看着逐渐远去的刘少奇，才表示很淡定。

对周恩来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解决问题。粮食啊、煤炭啊、木材啊，反正都是衣食住行有关的，一系列数字，一系列问题，有点枯燥，有兴趣者，可以自己找材料看一看。

此后的周恩来还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上至中央决策，下到针头线脑，统统一把抓，兢兢业业。但是在四清运动上，周恩来的身影好像很淡。不管是毛泽东的小四清，还是刘少奇搞的大四清，需要周恩来配合的就配合。其他时候，他只是闷声干事情，仿佛刻意回避着政治表态。

以周恩来的政治经验和对局势的理解，他应该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逐渐扩大的矛盾。但是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同时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但是另一方面，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依然很好，重要的事情请示之，能帮助的事情一定完成，对日渐嚣张的江青完全包容。对刘少奇那边也一样，王光美蹲点搞四清时，周恩来就提供种种便利。

但不论如何，周恩来都是政府内部、党内、国内的一颗参天大树，无论什么样的风，都能吹到他。所谓树欲动而风不止，就是这道理。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罢，无论谁想突破，都无法绕过周恩来。党史已经证明：不论哪一方最后胜利，都需要周恩来的配合。原因很简单，哪一派都需要有人干活，周恩来是干活的最佳人选。

那么周恩来选择谁呢？

第二章 周恩来的选择

文革之风刮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受到冲击，甚至连淡去多年的朱德都挨了批。周恩来本人在总理的位置上，自然无处躲避。他亲自批捕了亲弟弟周恩寿和最疼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孙维世最后还惨死在狱中。

按照文革之后的说法，周恩来是被动跟上，没办法的事。实际上不是那样，那样是小看了周恩来。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每逢党内重大决策转变时，周恩来始终站在“正确”的一方。当初陈独秀和汪精卫合作，周恩来看到苗头不对，转向搞武装起义。长征路上，周恩来看到苗头不对，转向了。文革风暴之前，周恩来心知肚明。

文革之前，周恩来就做了决定，跟着老领导毛泽东走。

周恩来跟着毛泽东的征兆有两个，外部一个，内部一个。先看外部征兆。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号，那个年代给中国援助最多却名声最臭的赫鲁晓夫以非正常的原因（政变）下岗失业。两天之后的十月十六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对中国的核威慑没了，中苏两国迎来一个和解的机会，中国想去摸底。但毕竟同时和美苏双方对立，压力太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周恩来，副团长是贺龙。

周恩来到苏联之后，也受到热烈欢迎，勃列日涅夫亲自去迎接。但这些热烈反应，仅限于礼节性的欢迎，没有实质内容。因为正打算搞一套新主义，那套主义比赫鲁晓夫的还过分，这个在毛泽东篇章里再谈。正因如此，苏联人挑衅中国代表团。

当时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是指挥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的家伙，算是对中国有功之人。正是他，在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放了一通炮。借祝酒之机，马林诺夫斯基冲周恩来说：“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看来苏联人也知道中国政治的博大精深呵）

周恩来感到对方来者不善，又是在酒会上，也不好说，就装着没听见想绕过去。然而马林诺夫斯基不肯罢休：“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这种情况就不能再装作听不见了，但毕竟不是正式场合，周恩来只好说：“我不懂你的话”。结果马林诺夫斯基又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依旧不理他。

马林诺夫斯基找到副团长贺龙：“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直接反驳：“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

周恩来装作没听见，不代表不会发飙。要知道这事儿传到中国之后，后果是很严重的。第二天，周恩来直接找勃列日涅夫抗议。道歉，说那是“酒后失言”。周恩来表示，那是“酒后吐真言”。周恩来表示：中苏原则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下能损害他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虽然一再道歉，但并无实质性内容。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毛泽东亲自去迎接。

这件事的结果证明，周恩来对毛泽东依然绝对尊重。与此同时，刘少奇正在国内升级四清运动，宣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内部征兆就是在彭真问题上的表态。

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论上是从文艺界入手，实践上则是从拿下罗瑞卿开始的。拿下罗瑞卿，相当于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彭真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当初七千人大会上，彭真一番慷慨陈词，说毛泽东也需要检讨，火了一把。

当江青连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放了把火，北京的彭真愣是压住不转载，火就没烧起来。毛泽东很不满意，指责北京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刘少奇和彭真不买账。周恩来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说服彭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转载姚文元的大作。同时周恩来也不认同姚文元的文章，就把它安排在《人民日报》的“学术讨论”专栏，意图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彭真又搞出《二月提纲》。毛泽东原本想尽快拿下彭真，但是中央常委里面，陈云和林彪在养病，朱德年事已高，只剩下毛、刘、周、邓几个人，暂时难以实现。

接下来，刘少奇出访南亚，邓小平到西北考察，北京留守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只剩下周恩来。康生看准时间去毛泽东那里告状：彭真前不久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没党性。当然康生是与众不同的，由此得出结论：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毛泽东当然更厉害，以此为契机，揭开彭真的盖子。毛泽东表示彭真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表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当时北京城内，中央文革小组占据绝对优势，包括康生、张春桥都是得理不饶人之辈，还有以女老板自居的江青。彭真的好日子到头了。

周恩来当然不可能因为彭真和毛泽东死磕。事实上从历史看，周恩来和彭真并无深交。彭真是刘少奇的臂膀，也是兴起于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是那次运动的受害者。但是周恩来很明白，彭真并不是终极目标，彭真背后还有刘少奇。

毛泽东对彭真动手，就意味着必须选择了。考虑两天之后，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时间是四月二号。

这个报告就意味着周恩来完全走向毛泽东。彭真没办法，只好检讨，遭殃。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扩大，落到江青和康生手中。刘少奇回国之后，批判彭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只好加入到批判大军中。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雷声阵阵。林彪发表那份杀气腾腾的《政变经》之后，周恩来表态了。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领导和群众问题；保持晚节问题。

关于反革命政变问题，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同时又把批判彭、罗、陆、杨的话拿出来重复一遍，说他们几位如何罪大恶极，想要搞复辟、颠覆可爱美丽的社会主义祖国等等。

周恩来说：“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

“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恩来的答案：“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是不是和林彪的调子一个样？是不是和中央文革的调子一个样？尽管这些东西不是他发明的，但是他在重复，在大声地说，在用实际行动表达认可。

关于领导和群众的问题，周恩来没有新花样。

关键的是第三部分是比较新鲜：晚节不保。

关于晚节问题，周恩来攻击了不少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李秀成有点远。瞿秋白是周恩来曾经的亲密战友，他主持中共期间，没有明显的错。他被捕之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临死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现在看来更像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没啥好指责的。周恩来如此指责瞿秋白，一方面是跟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关（周恩来此前宣传过瞿秋白），另一方面则是站在组织的角度看问题。

如何对待死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来的立场给活人造成巨大影响。具体说，给刘少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如此一番话，包括支持林彪的发言，包括把彭真等人看成恶人，无疑是在宣传他自己赞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冲刘少奇和行政系统去的。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原本向军方渗透，赢得贺龙和罗瑞卿的表面认可。但是文革从罗瑞卿开刀，一下子斩断了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刘少奇就只剩下行政系统。

如果行政系统铁板一块对抗文革，或许还能起作用。周恩来转身支持文革，意味着行政系统失去半壁江山，刘少奇再也无力挣扎。

如果要问刘少奇为啥会败得那么干脆利落，主要原因就是周恩来的转向。周恩来不是刘少奇的人，但是周恩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有致命的打击。

开始周恩来还想保住刘少奇，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有人能保住刘少奇了。因为周恩来需要“顾全大局”，需要“相忍为党”，只能牺牲掉刘少奇。

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的处境极为艰难。从之前的大字报到失去人身自由，到王光美挨批，到他自己被打伤，逐渐陷入深潭。这些过程周恩来都是明白的，也是赞同的。尽管周恩来给刘少奇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和照顾，但总体上他是支持的。最后时刻，刘少奇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试探。在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之前，刘少奇找到周恩来。

刘少奇对周恩来说：“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则对刘少奇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根据其他材料，都认为周恩来是在安慰刘少奇，实际恰好相反。安慰只是表面，实际上是周恩来抛弃了刘少奇。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表示刘少奇的工作得到了行政系统的认可。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碎行政系统，方式则是非常规：以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推动文化大革命。解决刘少奇国家主席的地方在人民代表大会，是常规方式。如果按照常规方式可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何必要非常规方式？所以周恩来才感叹，不行啊，有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如果周恩来想帮助刘少奇一把，那就应该出力把常规机构搞起来。如果人大选举，刘少奇胜利的概率依然最大。换句话说，最坏的结果，人大起来把刘少奇选掉，那还是常规方式，非常规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失去了意义。

周恩来拒绝刘少奇时，实际上已经在跟着毛泽东走，刘少奇的命运就此注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开会批判刘少奇。与会干部见“文化大革命”动向不明朗，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冷冷清清。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并且周恩来亲自与会，以示重视。周恩来在与会过程中，赞扬造反派头头们的揭发，掀起批刘高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号，周恩来执笔起草了关于刘少奇的“罪行材料”，联合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送给林彪和毛泽东审阅。报告写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这是昧着良心说谎，恶劣程度远胜当初刘少奇闭着眼批判彭德怀。

不禁要问，周恩来这是怎么了？不仅如此，还有更恶劣的。周恩来本人在报告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回应江青：“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当时的江青不过是刚刚嚣张了几年，何德何能，值得周恩来如此这般？周恩来这是在向毛泽东表态：继续跟着领导搞文化大革命，风雨不回头。

第一节 理由

“晚节”表白这一套，听起来极为刺耳。再加上一些“顺守”之道，怎么好像又回到了旧世界的感觉？有人因此指责说：周恩来是一个没原则的人，只懂得趋利避害。又有人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惟命是从，如同封建时代的臣子对君主。必须承认，类似的说法有时候听起来蛮有吸引力，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不错的。但实际上都是瞎扯。

如果周恩来只懂得趋利避害，当初就不会干革命。如果只想找一条大腿抱一抱，当初跟着蒋介石干也不错啊，风险还小得多。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意志的选择。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而不是愚忠。

正是因为遵守这种选择，他才从早期独自面对蒋介石的屡战屡败中扭转乾坤，把蒋介石赶出大陆，成为新中国的总理，最有权势的几个人之一。如此，周恩来更为坚信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充分的理由。

理由之一：内心愧疚。这个因素一直被忽视。其实任何一种选择，首先必然是内心的波动，然后才是现实问题。面对大饥荒，周恩来心中充满愧疚。

周恩来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人生几十年，除了偶尔喝点酒，没有任何不良（如抽烟、打牌之类，绯闻更谈不上）嗜好。他看起来很和气，内心自视甚高。这种人一旦遭遇重大挫折，内心痛苦远胜常人。

看看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看看苏区沦陷之后，周恩来都病得不轻，都是心病。大饥荒是共产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集体性失败，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内心痛苦程度不见得比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苏区沦陷的那段时间低。

如果是领袖型人物，遭遇失败之后，典型做法是把不利因素转嫁出去。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裂，于公是要不要修正战略决策，于私则是都不愿意背大饥荒的黑锅而已。所以刘少奇才能通过为中上层行政系统减负（大四清）赢得支持。所以尽管他们信仰相同，选择却不同，所以各奔东西。但是周恩来是执行者，他只能通过“他人”的决策来选择执行路径。所以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出现原则性分歧的时候，周恩来只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不谈其他。

理由之二：如何弥补那种愧疚呢？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的战略选择右转，依靠中央特科严防死守。苏区沦陷之后，他甘愿隐退，把毛泽东从原来的助手推到领导的位置上。所以这一次，他也必须重新选择。

但这一次和之前不同，之前每一次选择之后，都有战略性改变。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的斗争战略从文斗转到武斗；苏区沦陷之后，共产党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本土化进程，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正式确立；大饥荒之后，确实也需要改变。但是刘少奇没能从理论上突破，只能躲在三面红旗下面搞修正。

如此这般，即使周恩来想要进行战略转变也没有空间。

理由之三：周恩来的行为和处事方式，就是执行者。遵义会议之前，鉴于各种领导人各种不给力，以至于周恩来必须自己做决策。尽管他的决策水平也是一流吧，但总是无法战胜蒋介石。毛泽东的地位确立之后，周恩来就找准自己的定位，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执行者之一。同一个决策，如果周恩来执行不了，其他人执行，成功的概率也不大。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周恩来必须跟上，因为他的身份就是执行者。只有在出现问题时，他才会想办法纠正。纠正不了，那也没办法，为了组织团结，不能搞分裂。文化大革命也一样，他首先必须执行，然后才是问题。毛泽东是党主席，一把手，周恩来必须执行他的策略。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是现实主义的选择。

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立场问题。

第二节 立场问题

共产党内也有这样那样的派系，本土派与国际派，旅欧派和留苏派，纵横交错，根本就割舍不清。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的概括：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众多千奇百怪的派别中，又有各种利益和人事交织，但表面看来，绝大多数派系都是以政治观划分的。比方说留苏派，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国际理论为政治观。

刘少奇也一样，也是以政治观为出发点。

刘少奇的一生只有两种身份：政客和政治家。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刘少奇就是政客；大饥荒之后的刘少奇就是政治家。

不管是政客还是政治家，都是捍卫自己的观点，全力干掉不同的观点。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对的，但是矛头指向刘少奇，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和彭德怀干。直到七千人大会，他自己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试图修正三面红旗时，依然在强调彭德怀不能平反。如果仅仅是政客，所有的观点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而政治家，要利益的同时还要坚持自身理念。

刘少奇的政治观原本是紧紧跟随毛泽东。从延安整风那一刻开始，刘少奇就跟随毛泽东。他创造性地搞出了毛泽东思想，在共产党的本土化进程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为毛泽东，武斗时代没有功劳的他才能成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毛泽东，没有战功的他才能成为国家主席。对此刘少奇很明白。如果不是大饥荒那种巨大的灾难，刘少奇估计会一直紧跟到最后。即使刘少奇打着三面红旗反三面红旗，想要站在三面红旗下搞适当的修正，依然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看之前的故事。周恩来的事很特殊。

当初陈独秀在位，他合作；陈独秀坚定地信任汪精卫，他反对，但不坚决，陈独秀倒台；而陈独秀倒台后，他也没敌意，时不时去看望一下曾经的偶像，还想留点大洋改善老领导的经济状况。

当初李立三掌权，他合作；李立三一根筋猛搞，他也反对，但不坚决；建国之后，李立三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也没有排斥或者歧视他。

当初博古在位，他合作；博古信任李德，他还是反对，但不坚决；博古被批斗之后，一直就跟着周恩来。周恩来去重庆统战，博古跟着；周恩来是南方局书记，博古是委员，对博古还是挺照顾的。

当初井冈山上，和毛泽东有悄无声息的斗争。当毛泽东复出力挽狂澜于即到，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身上巨大的威力，又悄无声息地合作，并且心甘情愿退下当助手。

看看这些事实，周恩来的政治观是啥？可以说啥都是，也可以说啥都不是。周恩来和各种派系、各种政治观点、各个利益集团的人都能扯上关系，换句话说，周恩来立身于世的核心出发点并非政治观，而是组织。

周恩来首先维持组织的利益。所谓组织利益，就是维护组织的团结和力量。

这有两层意思。

组织内部的人，不论何种派别，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把他们融合在一起，而非挑事端和分裂。因为他要融合所有的人，那就要和所有人合作。所以中共历次这样那样的斗争都和周恩来有关系，他都有参与。因此夸他很容易，因为他和所有的正确路线都有关；贬他也很容易，因为他和所有不正确的路线也有关。这就造成这样一个情况：当周恩来自我检讨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如果形势需要检讨三天，他可以说三天；需要十天，可以说十天。这是第一层。再看第二层。

任何组织斗争，最后总有失败者。周恩来想团结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各方面能力再强十倍，也做不到，所以他必须有所舍弃。从维护组织的角度看，他必须舍弃斗争的失败者。所以尽管他对陈独秀有某些不舍，但还是舍弃了陈独秀；尽管和瞿秋白有这样那样的对路，文革时还是往瞿秋白身上泼脏水。

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势必二选一时，意味着周恩来必须放弃一个。

先看看周恩来人生的主要历史。当初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周恩来放弃了当时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认为陈独秀的那一套已经走入死胡同。长征之后周恩来又放弃了博古，因为他认为博古的那一套也走入了死胡同，要完蛋。大饥荒的阵痛同样是一场战略性的失败。共产党历史上，每一次战略性的失败，意味着必须有人要背黑锅。那么黑锅由谁背呢？要么一把手毛泽东，要么二把手刘少奇，因为两人已经对立起来。

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对而言，周恩来比较认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那一套确实很有效，缓解了大饥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走，不去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有政治运动（如大四清），国家也会少走不少弯路。对这些，周恩来都了解。所以在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刘少奇依然高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如果周恩来站在刘少奇身边，无疑将增加刘少奇的胜算。但是呢？仅此而已。就算给毛泽东制造更大的阻力，也无法阻挡毛泽东，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组织分裂而已。那恰恰是周恩来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周恩来站在毛泽东身边，无疑会直接把刘少奇推向深渊，牺牲掉。刘少奇虽然很冤，但保存了组织的完整性。所以在给刘少奇罗织罪名时，用上了三十年代在奉天被捕时的材料。一听就很搞笑，如果刘少奇三十年代怎么样，还能混入组织三十多年，并且混到国家主席、党内二把手的位置上，组织是不是太无能了？事实上那是子虚乌有，所以，冤。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就是为了组织把刘少奇牺牲掉了。

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弱者之间要相互联合对抗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比方说孙刘联盟对抗曹操，再比方说国共合作对抗日本。但是组织内部不同，要维持团结和谐，就必须维持强者的权威性。

少奇同志啊，为了组织，我不得不如此。你懂的。

这么看来，周恩来是不是太圆滑，太不分是非立场了？初看起来确实如此，这样解释也省力气。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邓小平复出之后肯定了刘少奇，在某种意义重拾刘少奇的政策。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就是要修正三面红旗。而当时中国正在和苏联决裂，中国正在骂苏联为“苏修”。要批斗某人时，其中的一顶帽子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搞修正之意。

另一方面，对共产党而言，组织团结才是生命。没了组织团结，啥都免谈。某人冤枉了无所谓，少了某人也无所谓，只要组织还能高效运转，那就无所畏惧。如果组织乱了，神仙都救不活。对此，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明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就是组织的化身，愿意为组织奉献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刘少奇或任何人。比方说第一次庐山会议牺牲了彭德怀；第二次庐山会议果断没有站在林彪一边，依据就是共产党的信条：组织比个人重要。

说他顾全大局也行，说他不敢反对毛泽东也罢，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组织，如此而已。

文革初期，周恩来曾对好友兼臂膀李富春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所谓地狱也好，虎穴也罢，都是以组织利益为准绳。

文革结束，有一批老干部想在党内“扬周贬毛”，邓颖超对他们如是说：“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然也！

——知夫莫若妻，邓颖超无愧周恩来的妻子和知音。

所谓路线问题，就是组织选择问题。组织如何选择，周恩来就如何走。

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想要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实力上强过毛泽东，让周恩来认为帮助自己才能维护组织的团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很遗憾，他没做到。

第三节 和的一面

那么文革之中的周恩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很简单，也很复杂。

简单到他一直跟在毛泽东身后。复杂到他虽然跟着毛泽东，角色却在不停变换。通过刘少奇的事，我们知道了周恩来的立场：一切从组织出发。

文革前期和文革后期的周恩来完全不同。文革前期的周恩来，主要表现在对刘少奇的立场上，和毛泽东表现可以称为和而不同。

先看和的一面。到陕北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贯立场就一个字：和。

文革之初也是一样。前面说的那些，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再看看周恩来一系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号，刘邓工作组被撤销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最大化的时候，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号到十二号，刘少奇降，林彪升）前的两天，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前六天，周恩来给文革师生发表讲话。

周恩来讲了文革形式：“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

——这是在赞扬毛泽东的伟大。

那么之前运动为啥没有搞好呢？周恩来给出解释：“依我看，我们做领导工作，不论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里的，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是估计不足。第二点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

既然是如此严重的问题，总该有原因吧。周恩来解释了原因：“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工作组是从另外的机关另外的地方调来，仓促上阵的，他们没有经验，特别是从政府各行政部门调来的工作组更是习惯于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像我们报纸上号召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工作，这样，新的工作组去了，开始同学们不论大学、中学都是热情欢迎，但不久情况就变了，从隔阂走到对立”。

工作组是谁派遣的？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有份。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前夕，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即将开始。那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如此讲话，自我否定的同时，也否定了刘少奇之前的策略。周恩来自我否定没啥，也就是检讨一下而已。他的自我定位是执行者，又是最好的执行者。刘少奇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对立，属于决策者。决策者一旦挨批，后果相当严重。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除了表达他跟着领导毛泽东走，执行毛泽东的政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相当于营造了一个接下来批判刘少奇的氛围。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八号，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盛大狂欢的海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式来临。周恩来再次发表讲话，篇幅不长，但堪称经典。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

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了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乡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起，开庆祝大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武器，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伟大的纲领学好用好，贯彻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

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要斗好，二要批好，三要改好。这个任务很光荣，很艰巨。你们一定要敢于自己挑起这个担子来，我们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若非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好，周恩来的这个演讲堪称大师级别，可以精选到各个版本的“演讲录”当中。其实那个火热的年代诞生过不少东西，抛开政治立场和时代背景，有一些还是很不错的。四天之后的八月二十二号，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周恩来冒雨演说，有同学上去给周恩来打伞，周恩来推开，赢得掌声一片。

演说也没啥新意，大概就是说你们革命很好，我支持你们，中央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为了拉近双方关系，周恩来称自己是“老红卫兵”（指五四运动那会），并且羡慕他们生活在如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干革命不用承担风险。结尾时再喊一些口号给大家加油打气。大概就是这样。在其它类似的场合，周恩来也发表过一些类似的言论。

单看这些，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男女老少好像没啥不同：就是支持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路线嘛，煽动性非常强。但是，此处应该转折一下，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只能干这些事。而这些事对周恩来来说，只是其中的一面，与毛泽东“和”的一面。

周恩来的立场就是要维护组织的团结。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象征，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就是中央的政策，周恩来必须维护之、执行之。

周恩来的这些口号和演讲有两个效果：一，表明自己的立场；二，保护了自己。正因如此，才有接下来的“不同”。

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和而不同，并非是说他要和毛泽东对着干，而是指执行者和决策者在行为思路上必然有差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红卫兵，靠的是威望，或者说是精神力量。但是数百万红卫兵的吃喝拉撒怎么办？而且他们上京城也不是为了吃喝拉撒，是干革命的，闹不好要出大乱子的。红卫兵捣乱，没问题，他们本就是捣乱的。如果红卫兵被伤害，那问题就大了，必然有人追究责任，必然牵连一大帮人。

周恩来必须让红卫兵遵守点秩序和规范，具体办法就是建立联络站。红卫兵进京闹革命，原本是打破各种规范和秩序。要反过来建立秩序约束他们，实在是不好办。但周恩来有办法，他把红卫兵代表叫到文化宫开会。周恩来对各位代表说：“红卫兵同志们，我们非常欢迎红卫兵的代表，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你们没有这么个地方到一起（？），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

周恩来告诉大家：“你们红卫兵有权使用这个宫。全市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假如一天每个学校来两三个代表，一天就得接见几千个，一个大殿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这是个联络站，不是领导机关。但要有个过渡组织，一下子要把几十个单位联合在一起不大可能，不要急。各个学校中有红卫兵组织，你们有建立自己组织的自由。你们要互相见面，互相联系，互相帮助。可以互相比赛嘛！你们应当在斗争中考验嘛！看谁革命搞得好，群众是会给你们作鉴定的。但联系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宪法规定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决不是限制你们”。

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周恩来又给他们戴了顶高帽子：“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你们提了很多建议，我都看了，一定把意见转达给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是说服从解放军指挥的吗？就得听话哟！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

如此言辞，自然能打动初出茅庐的小将们代表们。就这么连哄带忽悠，把他们集中在文化宫。如此一来，相当于建立一个组织，使得红卫兵有一个规范。如果任由他们散乱分布在京城，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出乱子才怪了。如此也可以看到周恩来的组织水平，用最简单的言语，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解决了。

当然，结束时不忘喊一下口号：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万岁！

第四节 不同之一

到今天为止，说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为，多半说他有种种无奈。确实，有很多无奈的成分，因为周恩来首先要为组织考虑。和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导人的合作可以证明，周恩来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追随者。文革后期的周恩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文革初期的周恩来为何要全力参与呢？除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必须参与之外，有没有内心深处的认同？

现在各类传记都会说，文革初期的很多老干部觉得自己有点儿跟不上毛泽东，稀里糊涂地搭上文化大革命的高速列车。这么说并不确切。正如当初大跃进通过中央表决一样，文化大革命也通过了这一层。如果说所有人都反对，就毛泽东一个人搞出来的，真把毛泽东当成神了。事实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开始对文革都有某种认同感，甚至认为来一场如此的运动是必要的。文革的主题就是防修正。新中国在建设中出现巨大的纰漏，要从政治上找原因，而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下能找到的最佳答案，就是修正主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号，周恩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的“恶人”。在场的都是高干领导，没必要藏着掖着。

周恩来如此描述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得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

——看到了吧，能把问题说得如此透彻，要说稀里糊涂地参与，正如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老糊涂一样，估计没人相信。

还是邓颖超说得好：路线对，周恩来就对；路线不对，周恩来就不对。

那么周恩来说的更高的要求是啥呢？周恩来说：“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却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归根结底一句话：新中国有变质的可能。

——这些很难说有多少违心的成分，又有多少真实的感受，恐怕已经没人说得清。

周恩来在认清自己的定位之前遭受过一系列挫折，之后才认可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其他人。如果他认定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最好的路线，那么偏离毛泽东路线之人就是修正主义。那他的言行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文革初期，周恩来的内心深处是认可文革的。

为了解决修正路线，周恩来的思路再一次回到文化大革命中：“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像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如此有水平的话，远胜当今左派或右派的理论家们。

好吧，内心认同与否已经难以确认。能试图确认的，也只有行为了。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造反派全方位夺权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从上海开始的。周恩来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间上正是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全面夺权的前夜。造反派敢于夺权，就是因为得到军政两方面的支持。

军界的林彪，政界的周恩来。

按照一般观点，周恩来在文革之中是反对破坏，提倡秩序的。那么怎么会在夺权前夜发表这样一系列言论呢？答案除了返回上面对文革的认可之外，就是如何看待文革的行为，或者说暴乱行为。暴乱的主体是红卫兵，那就是如何看待红卫兵。

周恩来给红卫兵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给他们提供联络站，试图让红卫兵规范化。周恩来的思想也在此次会议上流露出来，周恩来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疏通，而非封堵。

当然，周恩来也没有能力去封堵。这就是周恩来的一贯风格，因势利导。因为这个风格，他没能走上领袖的位置。又因为这个风格，他可以长盛不衰。在红卫兵这件事上，他既表明了拥护毛泽东的立场，又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依然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

如此看来，周恩来可以说是老奸巨猾，完全是权臣自保的招数。这么说也行。周恩来长期居高位，经历党内各种路线斗争而不倒，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精通权臣自保的各种路数。要说周恩来仅仅是文革应声虫，那也不对。从周恩来对红卫兵的各种演讲看，他还有自己的目的，就是把红卫兵限制在“文斗”中。

文化大革命破坏与否，关键看中心点事落在前面的“文化”上，还是落在后面的“革命”上。如果是前者，给广大老百姓检举、揭发、监督权贵之人的权力有何不可？让即将走上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提前接受锤炼有何不可？后者就完全不一样了。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破坏、暴动，让自己人对自己人革命，相当于自我破坏，自己扇自己耳光，拿脑袋去撞墙。

毛泽东之于文化大革命，那是要放火。

刘邓之于文化大革命，那是要浇水。

周恩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抛弃了刘少奇。但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他不是放火、也不是浇水，而是试图建立一段防火墙，不要烧太多。

但周恩来无法掌控红卫兵，所以防火墙一直不太有效。红卫兵的动作超出了周恩来的预设条件，该烧还是烧。

这在王光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九六七年九月份，正是红卫兵癫狂的时候，各种武斗层出不穷。周恩来在七机部接见武斗双方的红卫兵代表（七机部主管航空航天，导弹技术，是国家最核心的单位之一，能斗到那里，可见乱成什么样），谈到批斗王光美的事。

周恩来说：“本来斗王光美我们都赞成，因为她在清华压制民主，打击群众。但是斗争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如背靠背的，面对面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清华左派同志谈了，他们赞成。政治局都支持主席的意见。但是清华几个同学说不过瘾，打电话给王光美，说是王光美女儿的腿压断了，要父母签字才能开刀。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同学把他们请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呵，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周恩来讲这话时，王光美专案组已经成立，刘少奇的结局已定，已经无法挽救。但是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如果仅仅是自保，那么完全没必要说这样一番话。这些话相当于给自己留下破绽，让极左派攻击的破绽。

这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一面高喊支持伟大领袖、支持林副主席，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但是因为周恩来不是领袖，处于执行者的位置，没有拍板权，防火墙设置得不怎么样。他自己也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层面上。

第五节 不同之二

现在的资料都说，周恩来保护了多少人，他们对敬爱的周总理如何怀念。听起来很感人，实际上则反映了周恩来的尴尬处境。周恩来保护这些人，前体是他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当然，如果不执行，他自己也保不住。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牛、鬼、蛇、神是很多滴。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从国民党过来，而且身份复杂的老人家。在红卫兵天真的内心中，搞他们是不会错的。然而他们想不到，很多看起来可行的事，实际不可行。正如文化大革命本身，看似很美，最后却失败了。

八月十二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前夕，红卫兵小将们在北京抄了一位老人的家。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抄家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老人不同寻常。因为他叫章士钊。

章士钊生于一八八一年，湖南人，和陈独秀一样，年纪轻轻就反清，和老乡黄兴关系很不错。留学过日本和英国，参加过同盟会，到北大当过教授，和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很熟。辛亥革命之后积极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宣言》就出自此君手笔。

章士钊成分非常复杂，此后还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上过班，和青帮大佬杜月笙有过交往，期间反对过新文学运动和反对白话，引得骂声一片，但章士钊依然我行我素。因此被伟大的鲁迅先生尊称为“落水狗”，名声不太好。国民政府中，章士钊担任过这样那样的公务员，和很多高层颇为熟悉。如此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是一定要好好教育的。

然而红卫兵小将们失算了。章士钊的关系网中还有一个红卫兵顶礼膜拜的人物，毛泽东。一九二零年，毛泽东和蔡和森想去法国勤工俭学，持杨昌济的信去上海找章士钊，希望得到他的资助，章士钊当时就把在上海募捐的两万块巨款赠予当时不算特别出名的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万块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自己拿一万块去湖南搞革命了，随后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初毛泽东在北大当读书管理员时，北大教授没人鸟他。章士钊对他如此信任，毛泽东自然感激不尽。二十五年之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章士钊还是社会名人，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问计于章士钊，章士钊在手心写了一个字——走——给毛泽东看，然后又轻轻地在毛泽东耳边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五十年代搞统战，中共这边过去放消息的人，就是章士钊。文化大革命之初，无人敢表示反对，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认为这么搞不好。毛泽东竟然耐心给章士钊回信：“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甚为客气。

家被抄之后，章士钊气坏了。纵横江湖几十年，经历过大清帝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之后，人生阅历已经足够丰富。没想到临了被抄家，只好再次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信之后，直接批给周恩来：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很快搞定了一切，把抄走的东西送回去，派警卫员到章家站岗，把章士钊本人送到医院去。这些只是基本动作。通过章士钊这件事，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毛泽东的心思：文革搞归搞，但是涉及到统战颜面的人，一定要保护起来。

周恩来以超高的效率，当天就拟定了一份需要保护者的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子力、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一共十三位老人家，分量都不在章士钊之下，然后找毛泽东批示。这就是周恩来的效率。换成别人，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次，可以把毛泽东烦死。这也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原因。

列名单容易，执行起来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大人物，还会到处走动。红卫兵则无孔不入。周恩来除了说服各位老人去医院疗养，就是派卫兵去站岗。但是有些人离得很远，比方说住在上海的宋庆龄。

宋庆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她很特殊，一直是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不合作，对共产党持友好态度，帮了中共不少忙，而且她还是孙中山的夫人。中共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但是宋庆龄却得罪了以文革旗手自居的江青。

早期的宋庆龄和江青性格上有些类似，敢做敢当，行为上总能超出一般人预料。区别是宋美龄早早走到“老男人”孙中山身边，江青自己还在上海滩折腾而已。两人在建国之前并无深交。当初开国大典完毕，毛泽东让江青送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去车站，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衣着朴素的领导夫人。五十年代，两人也见过一次面，宋副主席对江青印象也不错。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见面就不同了，江青已经成为风头浪尖上的弄潮儿，代表毛泽东去和宋庆龄通气，阐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江青特意穿上军装，架上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成功者的微笑，以第一夫人兼文革旗手的身份和宋庆龄见面。之前她看宋庆龄都是仰视的，这一次至少可以平视了。

穿军装的江青对宋庆龄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阐述一番，把红卫兵的伟大意义阐述一番，顺便把她自己也吹捧一番，归根结底概括为一句弦外之音：请你配合。配合，好处多多；不配合，坏处多多。

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江青，最后却表示：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当然很不爽，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让江青同志不爽，后果很严重。总理干女儿孙维世，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都遭殃了。江青决定修理一下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宋庆龄自然而然地成为上海红卫兵的目标。红卫兵那时候有一个有趣的手段，就是剪资产阶级的尾巴。宋庆龄一直都是长头发，红卫兵小将们就勒令她把头发剪成齐耳短发。要知道她可是孙中山的夫人，可是国家副主席。不仅如此，宋庆龄双亲的墓地也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宋庆龄得知后，哭得不行，悲痛之余修改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与父母葬在一起。

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关系历来很好。宋庆龄在大陆这边是一张统战王牌，所以周恩来无论如何都要让宋庆龄满意。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能得罪江青。但是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周恩来说话不算。怎么办呢？考验的时刻又到了。周恩来再次发挥他的才智：劝说宋到北京，用自己的警卫人员保卫宋庆龄。好几次，周恩来亲自出面说服红卫兵：不要到宋庆龄家去贴大字报。理由如下：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是肯定的。宋庆龄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作对。所以不要去打倒她。——这理由挺好玩吧，竟然没提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提也没用，国家主席都打倒了，呵呵。

不管怎么样，总算保住了宋庆龄，并且把她爸妈的墓地修好如初，成就一段佳话。

每个要保护的民主派人士都有各自的问题，都需要周恩来熬死很多脑细胞。他们都是共产党需要的人物，统战用的；还要在一党专政多党联合执政的时候，起充数作用。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比方说号称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周恩来就没保住。涉及到共产党内就不同了，斗争激烈，残酷无比。而且需要保护的人的数量非常庞大。与此同时，还要熬死另外一堆脑细胞跟上伟大领袖的步伐，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很尴尬？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党内。党外民主派，并不涉及到直观的权力分配。党内就不同了，那是你死我亡的较量，一点都不留情。

周恩来除了才思敏捷、行动迅速、心细如发，还有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甚为了解。在政治上，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比江青还要了解。对于江青，毛泽东几次三番明示、暗示江青，要和大多数人搞好关系，江青依然我行我素。对于周恩来，毛泽东只需要一个眼神，周恩来就知道该怎么办。

最直观的例子体现在保陈毅。

从当初陈毅无意间让毛泽东失业起，就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密切。长征时，陈毅代表周恩来留在南方。新四军一直不受毛泽东掌控，皖南事变之后，陈毅成为新四军军长，也可以看成是周恩来在军方力量的象征。一九五五年评军衔，按照惯例，陈毅已经转行，却依然是元帅，原因之一就是周恩来的坚持。

文革开始时，陈毅就是挨批对象之一，特别是“二月逆流”之后，陈毅的日子更难过，天天没完没了的检讨。陈毅所以摇摇晃晃，歪而不倒，就因为周恩来在。随着文革的风暴越刮越盛，文革小组的那些秀才们越发不知道天高地厚，王力在武汉惹出“七?二零事件”（见文革篇），惊得毛泽东多年后再次坐飞机。王力和关锋还不过瘾，想去折腾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不说，还要揪斗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当然不同意，一个人和一群造反派辩论了十八个钟头，没用。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撕下一团和气的外表表态：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的反应超出了造反派的预料。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一贯和蔼可亲、凡事配合的周恩来怎么会变得如此坚决。当然，他们不了解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善于和稀泥，虽然一团和气，但是需要表态时从不会犹豫。

最后陈毅没有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遭到灭顶之灾，就是所谓王、关、戚事件。周恩来能保住陈毅，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陈毅已经转行为外交部部长，不像贺龙那般掌控实权，如果不能臣服林彪，必然被清除。

周恩来这是怎么了？其实不难理解，周恩来一切都是从组织利益出发。从当初红卫兵批斗民主人士开始，为了统战工作和组织利益，周恩来快速行动保护了一批民主派人士。如今的外交事件，再一次影响了组织利益，所以周恩来奋不顾身地阻挡。与此同时，他还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还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这个总理是不是很尴尬？当然。《西厢记》里有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是周恩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刘少奇死去之后，亲自抄写的。

第三章 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从历史角度看，周恩来曾经接近过一把手的位置，却从没有走上去。他是一个历史的执行者，但是比起一般意义上的执行者，周恩来的能量大很多，大到领袖的合作者。曾几何时，中共内部已经无人可以给周恩来指示。比方说八一南昌起义那会儿，比方说顾顺章叛变那会儿，基本上都是周恩来在领导大家。周恩来出道之后，中共历史上所有的领袖，除了早期的陈独秀之外，都需要他的合作。那是非常巨大的一股能量，大到让领袖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而且他的能量并不是来自于某人的提拔或恩赐，全部是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的。看看周恩来，被各个时期的一把手敲打，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把手倒了，他还在。

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后就算刘少奇或林彪取代了毛泽东，仍然需要周恩来的合作。然而毛泽东的气质、手腕、思想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存在，不是任何人能撼动的。刘少奇从政界入手没能撼动；林彪从军界入手，也没能撼动。刘少奇和林彪都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旦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最后的结果都很悲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一个从“和”到“斗”的过程，但是却没有如刘少奇或林彪那般轰然倒下。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整体关系看：和的一面，体现在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上；斗的一面，则体现在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上。

上面说过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关系，下面转入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中。鉴于周恩来对待刘少奇和林彪的态度不同，也就是说周恩来的思想和策略在文革中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转变却被各路专家、学者、教授们忽略了。

不论是把周恩来装裱得完美无缺的各类“家”，还是把周恩来丑化得一文不值的各类“家”，尽管他们观点迥异、立场对立、彼此指责，却不约而同地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周恩来的历史贡献问题。当然了，他们也说了很多，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历史人物之所以能留在历史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把历史看成一条长河，那么历史人物就犹如长河岸边的巨石，影响着河流的走势。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如何，就看他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势，也就是说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啥。如果一个人耸立在历史河畔，而后人却说不清他最大的贡献在什么，是不是有点很扯的味道？

共和国历史上的开国精英们，都有各自的贡献。比方说将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打下共和国的江山，代表人物如林彪。比方说刘少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总结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思想”；大饥荒之后的经济调整。比方说邓小平和陈云的贡献，主导了改革开放。那么周恩来呢？

关于周恩来的事，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要说贡献，也可以罗列出来一大堆。比方说策划南昌起义，共军诞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面。事实上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在为共军筹备火种了，叶挺独立团就是周恩来搞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就是共军的源头。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上海地下党时代，是周恩来创建的中央特科，保卫了摇摇欲坠的中央。如果不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在上海必然会遭受更大更惨重的损失，也许就被一锅端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周恩来保住了早期中央。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长征之后的各种统战，正是周恩来策动张学良搞的西安事变，让刚刚经历了长征的共产党的疲惫之师得以立足喘气。接下来的国共合作，又是周恩来在和蒋介石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正是国共合作的成功，让共产党有了发展空间。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建国之后，又是周恩来在大管家（总理）的位置上日夜操劳，事无巨细。上至国家政策，下到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都由周恩来一手包办。不论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刘少奇的意见，又或者林彪的意见，或其他人的意见，都需要周恩来执行。这个贡献大不大？很大。

这些行为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各类“家”们热衷于论证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周恩来的最大贡献并不在此，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抛弃了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无力阻挡文革的到来，选择积极参与。

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周恩来处处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到处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

如果但看后两点，分明是支持文化大革命么。尽管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保护了一批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被否定，不要说贡献，被人家批判还来不及呢。然而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凡事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出发点都是那两个字——组织。周恩来一生，都在为组织考虑，都在考虑组织利益。

所谓组织利益，其实很简单，就是越来越壮大，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从物质到精神。共产党闹革命，从一九二一年一个几十人的组织到如今全球最大的政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火、有血、也有泪。

组织其实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针对实际对象时又很具体。组织也有自己的生命线。理论上讲，任何事生命的理想状态都是稳步发展，组织也一样。然而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内部有不同的成员、不同的诉求，所以常常争吵（历次开会）、闹矛盾（山头和派系之争）、甚至分裂（另立中央）。处于组织上层的成员，通常拥有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们渴望稳定。对于组织内部想要获取更大利益的人，就希望改变。于是就有了矛盾，有了派别。

长时间以来，共产党组织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发展壮大。但是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处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已经站在金字塔尖。按照一般观念，他应该追求稳定。但是他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当然不能说毛泽东不追求稳定，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毛泽东推动文革之后，社会出现剧烈变动，无情的淘汰和清洗拉开大幕。组织陷入混乱。

如果是在革命阶段，混乱状况有利于组织的扩大，那么是合符组织利益的。但是在和平建设阶段，组织利益表现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只有搞好了这两条，才能得民心。而这一切的前提需要组织的稳定。

组织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旗帜稳定。除非巨大的战略转变，否则不会轻易抛弃旗帜。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就算遇到巨大的战略问题，当时转变的态势也并不明朗。刘少奇和邓小平含糊其辞，试图暗度陈仓。周恩来从组织角度考虑，必须维持毛泽东。但毛泽东又挑起动荡，损害了当时的组织利益。所以周恩来必须取舍。

现在谈文化大革命，就说冤枉了老干部，损害了生产建设。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只是打到一批人，更换一批人，就算有人蒙冤，过了也就过了，平反伸冤，了事。这点已经说太多了。

如果仅仅从人事关系考虑，周恩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得利了。刘少奇下台之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实际决策权增多了。就算在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权力核心，实际工作依然由周恩来干，只是多了江青在身边比较烦而已。

鉴于周恩来的特殊地位，鉴于周恩来处处紧跟毛泽东，鉴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周恩来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在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之中，都有周恩来的身影。那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呢？

后人在追溯文革时，多半就事论事，忘记了文革的起因，大饥荒。

建国之后，基本上所有最严重的政治斗争都和大饥荒有关。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殃，就是大饥荒的起点。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有了毛泽东的小四清运动，试图再一次教育党员干部，让他们承担历史责任。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有了刘少奇的大四清运动，试图把历史责任导向基层。

正是因为大饥荒，才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

一言蔽之，才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一。

第二，文化大革命那种动荡，很有可能导致第二次大饥荒。

大饥荒是咋回事？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大跃进搞得太狂热，影响了农业生产。

提到生产就必须澄清一个概念：当时的生产和现在不是一回事。现在说影响生产，无非是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当时可不是这样，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土地收成有限。当时大家脑袋发热，造成一部分土地荒芜，造成一部分庄稼没人收割，粮食就不够吃，于是就有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挨饿、浮肿、挨饿、浮肿、死去的死亡方程式。

所以要弄清一个事实：不是大跃进直接导致大饥荒，而是大跃进惹起了混乱，导致了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热程度绝不亚于大跃进。以当时的耕种水平和人口比例，一年不收成，来年必有饥荒。那种狂热程度一旦波及到基层，后果将难以想象。

大跃进的狂热，好歹还是搞生产建设。文革纯粹是政治运动，破坏力度远胜大跃进。因为建设问题和经验不足造成一场大饥荒，历史上勉强可以说得通。尽管如此，已经惹出如此之多的是非。如果因为政治运动整出另一场饥荒，那么好吧，不说为历史交代，看看如何为自己的良心交代吧。

但是狂热的文革终究没有引起另一场大饥荒，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周恩来还在。

说真的，如果仅仅冲击上层部委，那还没啥，也就是抓点高干去批斗，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都属于可控范围。但是如果冲击到基层，一切全部砸烂，那就危险了。那时候正是秋收时节，而当时红卫兵串联已经开始向基层蔓延。

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上升，刘少奇下降）召开的时间是秋天。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秋天。

红卫兵暴走，秋天。

各种抄家、打砸抢，秋天。

看到了吧，如果情况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冲击到基层，影响秋收，破坏力必然波及到秋收。结局如何不用设想就明白。

如此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周恩来，任何人都要考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陶铸，标准的毛泽东的人，进入核心领域没多久就成了刘邓的“保皇派”，最后惨死。陶铸所以倒霉，就因为只顾抓实际工作，和江青对着干，让她抓狂。

陶铸那一套相当于飞蛾扑火。周恩来比陶铸要高明很多，他搞了两手，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所谓抓革命，就是处处紧跟。抓生产又如何呢？

周恩来召集部委开了一个会，修改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文件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文件对工矿企业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

这个文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看似平淡无奇。这些规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历史老人早就教导我们：大浪淘沙方得金，繁华落尽见真纯。

所有的虚幻过后，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留下来。当狂热的红卫兵远去，当乌托邦一样的梦想破碎，坚硬的基石方才展现，如同那阿房宫的地基对抗着千年风霜。

周恩来搞的那一套其实很简单：吃饭是第一位的。

周恩来的行动保证了一九六六年那个狂乱的秋天，没有因为狂乱影响收成，从而消除了因为动乱而产生的危机。

当然周恩来的举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完全不相符：不准到基层去搞，还搞什么革命嘛。所谓革命都是要代表大多数的。还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简直在唱对台戏。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周恩来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从红卫兵到江青都不爽。周恩来明白，想让他们满意是不可能的，想征得他们的同意也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说服一个人就可以了，就是毛泽东。只要从毛泽东那里拿到尚方宝剑，其他人不爽也就不爽了吧。

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依赖周恩来，但并不完全放心，对周恩来那种到处和稀泥的方式也不满意，时不时敲打一番。周恩来也很配合，时不时检讨。那么对于一个如此和文革相悖的决策，周恩来是如何征得毛泽东同意的呢？其实动作很简单，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

毛泽东当时正在考虑如何搞运动，但是周恩来的文件和信还是引起了他的重视。思考两天之后，直接给周恩来指示：文件可以印发，不要讨论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江青和她的伙伴们惊呆了。其实她无须惊讶，要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还是清算大饥荒的“债务”，绝不会允许另一场大饥荒发生。要知道，当年大饥荒的时候，毛泽东名义上在“二线”。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可是在“一线”。如果在伟大领袖领导下搞出了另一场饥荒，那绝对是无法交代的。在井冈山喝过南瓜汤、在延安吃过小米饭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

运动固然拉风，固然吸引眼球，但是比起吃饭问题，毫毛之于泰山。而秋天，是收成吃饭的时节。吃饭问题大如天，所以从某些方面看，江青虽然和毛泽东做了几十年夫妻，却不如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深刻。

也正因如此，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合作到最后。

如此一来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表。

文化大革命是从一九六六年秋天鼓动起来的，但是真正夺权的时间是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也就是秋收、播种之后开始的。那段时间运动全部局限在城市。

等到蔓延到基层，则是在大闹怀仁堂之后，以赵永夫在青海制造的事端为标志。再扩散时，春耕已经结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号，武汉事件之后慢慢降温，只剩下红卫兵在武斗。随后便上山下乡去了。为何？又到了秋天，又到了吃饭和播种的时节。

好吧，闹归闹，底线还是要遵守。

当然咯，周恩来的工作很不顺利，也就是勉强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已。这就是周恩来不倒的原因，也是他在文革之中威望越来越高的原因。

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有很多话要说，总体来说只有两个，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根支柱之一，这个算是过。另一条，就是被各路专家忽视或遗忘的地方：以当时的国力，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没有再次发生饥荒。

评，周恩来没有能力阻挡文革。但是周恩来避免了第二场大饥荒，拯救了国家。

赞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举对周恩来本人，甚至对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至关重要，堪称周恩来一生最大的贡献，胜过策划南昌起义的贡献，胜过创建中央特科，胜过各种外交成果，没有之一。

第六篇 周恩来和林彪

文化大革命之中，周恩来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三个人转圈，分别是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其中毛泽东是核心，刘少奇和林彪算另一层选择。当最后的时刻来临，周恩来为了毛泽东，先后抛弃了刘少奇和林彪。

但周恩来对林彪和刘少奇各有不同。刘少奇的冤案，周恩来基本上全程参与。林彪的案子，周恩来基本上也是全程参与。但是参与的方式不同。周恩来参与刘少奇的案子，是在刘少奇生前。在必须做出选择时，周恩来转身支持毛泽东，刘少奇的行政系统土崩瓦解。

周恩来参与林彪的案子，大体上是在林彪死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基本上都是周恩来一个人在处理。

得知林彪葬身大漠之后，周恩来失声痛哭。

周恩来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他的自制力很强，一生落泪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面临巨大悲痛时，才会哭泣。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返回延安前夕，父亲亡故，失声痛哭。因信念和理想，为国为民却没能尽孝，身为人子，用哭声表达内心的悲伤和遗憾，人之常情。

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谈判，周恩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叶挺将军从国民党监狱里捞出来。不管对共产党还是周恩来本人，叶挺的重要性都不亚于贺龙。如果以战友友谊论，共产党这边，周恩来的战友首推叶挺。可以说没有叶挺，就不会有南昌起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种下的鱼苗，全部由叶挺养大。叶挺若是活到一九五五年，可以轻轻松松拿下元帅军衔。

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一直想方设法营救叶挺。忙碌了五年，终于把叶挺捞了出来。没想到从重庆到延安的路上，在山西出事坠毁，同时牺牲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周恩来本人也差点随那架飞机去了，可以说同死神擦肩而过。得知消息后，周恩来悲愤难抑。当事人回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战栗了一下。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的，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他想抑制住泪水，独自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蹦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想到啊。叶将军啊，一路走好。老友啊，你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究竟是天意难测？还是造化弄人？

比起叶挺的意外牺牲，国共开战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周恩来没想到的是，危急关头，一部分向来和共产党关系很好的民主派人士为了所谓的和平而头脑发烧，在背后搞了一个对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的好友，竟然没有和周恩来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大意是为了和平不得不如此。周恩来质问梁漱溟：“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梁漱溟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等等”。周恩来的反应很奇怪，啰嗦起梁漱溟不够朋友。说了很多，说到最后竟然迸出泪水。仿佛是受到伤害的中学生，全然没有往日的翩翩风度。这是为何？

道理其实很简单，两层意思。国共开战，意味着双方再一次撕破脸皮。从整体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又有美国作为铁后台。共产党这边，苏联名义上无法支持共产党。开战对组织不利。周恩来视组织为生命，眼见组织利益受损，无法淡定了。从个人角度看，一九三七年以来，周恩来在国共双方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已经树起绝对权威。周恩来的生存空间有限。

这就是周恩来在建国之前的哭声。这些哭泣的理由都很充分。但是在林彪事件上，周恩来迸发出来的那种哭泣，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复杂。不仅在场的纪登奎搞不懂，就连之后的很多人都搞不懂。注意一下周恩来哭泣的时间，是在拿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电报之后。那么周恩来的哭声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猜测。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派别。

欣慰派：此派认为，周恩来看见电报之后感到很欣慰。因为林彪的事比较突然。鉴于林彪的地位，那事可能造成局势的巨大变动。就大局而言，当时非常微妙。因为对抗了二十年的中美两国开始接近，基辛格即将访华。林彪那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出乱子的。根据当时的情况，站在国家立场看，林彪坠机是最好的结果。当时周恩来独力掌控局面，压力山大，看见结局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喜极而泣。

痛苦派：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破产。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之一，反映在上层人事变动上，就是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打倒了一系列老干部，甚至连贺龙都牺牲了。现在林彪一走，那些做法都成了笑柄。在那个过程中，周恩来本人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说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话，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现在该如何向全国解释？周恩来感到很痛苦，很难受，需要发泄。

恐惧派：中共历史上一直充斥着各种政治斗争，向来都很残酷。建国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一次比一次猛烈，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顶峰。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周恩来本人虽然绝顶聪明，成功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真正有分量的巨头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如果继续淘汰，还有谁呢？很可能就是周恩来。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政军内的实际位置已经坐二望一。如果要搞政治运动，将是绝佳人选。

阴谋派：这一派比较偏门，认为林彪的死，实际上是周恩来的阴谋。他们认为，周恩来一直在和毛泽东斗争，用尽各种办法斩断毛泽东的臂膀，林彪就是毛泽东的臂膀。只有斩断毛泽东的臂膀，才能把毛泽东架空。按照阴谋论分析，确实可以写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也许标准的答案永远不会有。但是历史本身有自身的规律：越是重要的事，越没有秘密可言。耐心梳理，总能慢慢接近真相。

逼近真相之前，先要理清楚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

第一章 老师和学生

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是一个特例：开始得很早，结束得很荒凉。

当初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将其视为自家菜园子，视自己为园丁，视黄埔学子为自己的人。当时的共产党虽然满腔热血，但还比较冲动。蒋介石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主任名义上帮助蒋校长经营菜园子，实际上经常去偷菜，以各种办法把最好的秧苗移植到共产党的园子里。手段变幻莫测，让蒋校长很烦。林彪就是菜园子里最好的秧苗之一。

林彪加入黄埔军校，堂兄林育南拜托湖北老乡恽代英和肖楚女照顾他。恽、肖二人也是老资格，在黄埔军校挺有名气，号称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和周恩来关系也不错。

实际上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表现并不特殊，沉默寡言，不爱表现；身体素质一般，各项科目并不突出。黄埔军校有名气的都是那种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之人，比方说黄埔三杰。从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好像没怎么在意林彪。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在意陈赓、周逸群那种政治水平突出的同学。林彪给周恩来的印象不如蒋介石深刻。

林彪毕业之后，一番曲折去了叶挺独立团，是经聂荣臻之手分配的。聂荣臻在黄埔军校是周恩来的助手，日后又跟着周恩来在中央特科干过一段时间。叶挺独立团的骨干，都是周恩来从黄埔菜园子里挖掘的秧苗，成活率很低，一部分在战争中阵亡，另一部分在中央苏区肃反时被干掉了。林彪比较走运，去独立团时，第一期北伐已经结束。蒋介石第一期北伐，第四军打头阵。叶挺独立团为第四军开路先锋，虽然赢得一系列荣耀，但伤亡颇高。如果林彪早一点去独立团，也许北伐时就牺牲了。

八一南昌起义，林彪又因为职位太低没资格和周恩来交流。等到周恩来在上海中央活动了几年，林彪已经跟着毛泽东，从麻雀蜕变为雄鹰。碰见毛泽东，也是林彪人生中的另一种幸运。换成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林彪的才华都不可能得到如此彻底的发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时，当年沉默寡言的林彪同学已经是红一军团长，苏区支柱之一。

如果非得拉上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那就是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人生中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那次战争之所以能胜利，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林彪在黄陂把陈诚揍得鼻青眼肿。那个时候，要说拉关系，便是最好的机会。

即便那个时候，在公开资料中，周恩来和林彪好像也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周恩来的谨慎所致。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林彪是跟着朱德上的井冈山，但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争吵时，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对于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周恩来的策略是敬而远之。当时中央苏区的处境并不好，周恩来暂时不想招惹毛泽东，既不打击，也没走近。周恩来大部分精力都被俗事缠绕，没有时间和职业军人拉关系。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周恩来还是林彪的领导，但是共军在战略中左右摇摆，最后惨遭失败。惨痛的记忆，不提也罢。长征途中，周恩来转变立场，走到毛泽东身边，林彪则是气鼓鼓的，还闹出让彭德怀取代毛泽东指挥的事，被毛泽东批判教育一番。

虽然周恩来本人和林彪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周恩来对林彪没有拉拢的心思。红一军团的政委就是聂荣臻，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到中央特科到中央苏区到建国之后，一直都是周恩来的臂膀。

到延安之后，周恩来基本上负责外交统战，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去了苏联，两人更无往来。聂荣臻曾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去晋察冀另起山头，一一五师由罗荣桓打理。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干了，从那时候开始，周恩来和苏区“双一”班底的联系越来越弱，但依然千丝万缕。比方说邱会作，就是周恩来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出来的。

抗战后期，林彪回国，跟着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以及诸位黄埔同门又有些许接触。

解放战争中，林彪带着原来的“双一”班底在东北摧毁了国军的根基。这个阶段，周恩来就算名义上比林彪地位高，实际功能已经不如林彪重要。由于林彪拒绝去朝鲜，失去了最后一次建立盖世功勋的机会。建国之后第一个十年，主流搞建设，扬文抑武，加上林彪身体不好，宝剑入鞘，基本不作为。周恩来在总理的位置上，有功有过。

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成为军中象征，但又因为天下苍生说话轰然倒地。林彪终于再一次出鞘，取代彭德怀掌控国家强力机器。此时的周恩来还在政界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复出之后的林彪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政治阶段，开始第二轮造神运动（第一轮是刘少奇掀起的），由原来军事上的务实变成政治上的务虚。

正是因为林彪的存在，使得毛泽东的实力压倒刘少奇。刘少奇虽然在政界占优势，但是中共政权来自枪杆子，林彪就是最强的枪杆子。

正是因为林彪的存在，使得从组织角度考虑问题的周恩来在毛刘之争中转向毛泽东，违心地把刘少奇推入深渊。不如此，他自己也得跟着刘少奇沉入深渊。

第二章 周恩来的非常之举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林彪的地位从没高过周恩来。就算解放战争中，林彪战功赫赫，依然不如周恩来的地位高。建国之后就更不用提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一个新的铁三角：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这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最后一个铁三角。

周恩来一生中，多次参与铁三角建设。当初在上海中央，就有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的三角。这个三角关系中，向忠发是虚的，主要是李立三和周恩来唱戏。李立三唱戏过于激烈，被局势淘汰，周恩来生存了下来。

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铁三角，周恩来是其中一角。其中李德是外国人，基本上是虚的。主要是博古和周恩来在唱戏。但是博古是书生，因唱戏水平太低被局势淘汰，周恩来生存了下来。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形成另外一个铁三角。张闻天也是书生，没啥唱戏水平，很快被淘汰。毛泽东过于强悍，从各个角度挤压了周恩来的生存空间。

延安整风之后到文革之间，中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间的铁三角。这一次不同，毛泽东不用说了，刘少奇也是个性强势的角色，而且起于工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存在，再一次挤压了周恩来的生存空间。以至于解放战争中，作为共军缔造者的周恩来基本上没得到表演的机会。而且刘少奇主管党务，牢牢占据二把手的位置。

如果不是经济建设出现战略性失误，导致大饥荒的出现，刘少奇将顺利接班。正因如此，性格强势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毛泽东用自身的实力，在林彪的帮助下拿下刘少奇。周恩来因为无心领袖地位，安于执行者的角色，再一次生存下来。如此一来，林彪取代了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强人时代”的最后一个铁三角。

和历次组建铁三角都有周恩来的参与一样，林彪上位，周恩来也出了很大力气。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场接班人变更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林彪在大连借养病的名义观望。毛泽东把周恩来喊过去，把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对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这一切周恩来都很明白，要不然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了。

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处于接班人的位置已经有些年头了，邓小平也是接班人的备胎。既然两个人都不行了，那么就要有新的接班人。当时政治局常委一共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

毛泽东问周恩来：“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可做接班人）”？

周恩来当时相当紧张。明朝初年，号称大明第一功臣的李善长（朱元璋的萧何）从宰相位置上退下，朱元璋问第一谋士刘伯温（朱元璋的张良），谁可以走上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刘伯温聪明一世，却在那一刻流露出破绽：朱元璋（想用胡惟庸）表示要他上位时，他表示：“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这个破绽，直接导致刘伯温的结局。

此时的周恩来就处在当初刘伯温的位置上。七大常委之中，除去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只剩下四个。朱德年事已高，已经淡出，前不久刚刚被敲打过，不可能接班。陈云一直养病，不怎么说话。而且陈云那一套和刘邓比较接近，也不可能接班。剩下周恩来自己和林彪。毛泽东当然想用林彪，但却想测试一下周恩来。如果周恩来有半点非分之想，或者说有片刻犹豫，此后的日子肯定更难过。于是周恩来赶紧表态：把林彪叫回来吧。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吩咐周恩来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就这样林彪成为了接班人。接下来中央领导层改组，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常委由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时间是八月六号晚。增补的四人为康生、陈伯达、陶铸、李富春。其中康生和陈伯达是帮助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陶铸和李富春是帮助周恩来干活的。会议规定，林彪为唯一副主席，也就是接班人。

从此林彪的地位超过周恩来，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

曾经的学生、长期以来的下级变成自己的上级会不会心里有不爽？别人可能会有，但周恩来绝不会有。当初王明二十七岁成为中共一把手、博古二十四岁成为中共一把手，周恩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爽，反而能配合得很好。即使中央苏区沦陷的前夜，周恩来依然对博古尊敬有加。即使博古倒台，周恩来依然带着他工作。

对于林彪，周恩来也有办法处理。言语上足够尊敬：每一次演讲之后，毛泽东之后都是林副主席；行动上主动配合林彪：重要报告送过去，一份也不少。周恩来曾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态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这些只是常规途径，还有非常规途径。

在整理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时，有一个非常醒目、异于寻常、却又常常被忽略的线索：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周恩来总是在想办法增加林彪的实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每一次人事变动，林彪都是受益者，力量都在飞速增加。

一直到九大，林彪的势力都在一直增加。甚至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每一次大规模的权力变迁，林彪都是受益人。

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杨、余、傅事件，把林彪的力量推向巅峰。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号晚到二十四号凌晨，周恩来主持了一场会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

那次会议上，军内神经中枢——总参谋长换人，从能够平衡各派系的人物杨成武换成绝对忠于林彪的黄永胜，标志着林彪对军方的实际控制权达到顶峰。

那次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然后谈了杨成武一大堆其它的问题。

——林彪讲话依然是慢声细语，没有表情，但一定心情愉快。

——多少空话、套话、面子工程都不如实际权力实在。今夜他实现了对军方的实际控制，他相信黄永胜会百分百地按他的指示办事。

当然按照若干年之后的说法，那是冤假错案，是林彪集团搞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是了解详细情况的。

林彪讲话完毕，周恩来按照惯例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周恩来做事永远滴水不漏，同时要求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与此同时，周恩来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

就连一贯嚣张的江青，也要表态：“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林彪增长的实力只能暗地里羡慕嫉妒恨。

林彪的御用文人，大笔杆子陈伯达自然发表了一大堆演讲。把中间的废话刨除，竟然还讲出了新意：从文革开始，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的较量：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

——不得不佩服理论家的功底，脉络异常清晰。

第三章 五个回合

第一回合整理“彭、罗、陆、杨”，文革开幕式，相当于削减刘少奇的羽翼，在军方内部扫除了和林彪渐行渐远的罗瑞卿，从而边缘化可能威胁到林彪的贺龙。对林彪有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利，但主要还是对林彪有利。

此次事件中，周恩来全程参与，参与批判了所有人。当然周恩来不参与也没办法。那几个人中，至少杨尚昆和周恩来非常密切。当初杨尚昆从白区到苏区上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委是周恩来。杨尚昆开始很不适应，周恩来手把手地教，杨尚昆写个训令文件，都先送给周恩来看。那情形如同毛泽东手把手教罗瑞卿。日后很多年，杨尚昆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批斗杨尚昆，周恩来本人也不好受。

第二回合是文革主菜，直接打倒“刘、邓、陶”，扫除所谓资产阶级路线，为林彪上位直接扫清了障碍，对林彪大大的有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利。

刘少奇就不用说了，不倒的话，林彪是没法上位的，中央文革那帮人也很难火起来。但是打倒了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干活的，只剩下周恩来了。刘少奇在，吹到行政系统的风可以由刘少奇挡一部分；刘少奇不在，所有的风都吹到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不想推倒刘少奇，却也没有办法。再看邓小平，曾经是接班人的备胎。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没有考虑林彪做接班人的时候就考虑邓小平了。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打倒，可以说是帮林彪消除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竞争者。要知道历史上的邓小平不仅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还是周恩来的小弟。

再看第三个回合，所谓二月逆流，针对各位老干部，他们虽然负责不同的行业领域，终究还是军内各个派系的标杆性人物。叶剑英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也是深得毛泽东信任之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红军时代最大的山头；陈毅和谭震林是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标志，也是周恩来的臂膀。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头头已经靠边站了。

把他们全部打下去，中央政治局也就名存实亡，周恩来也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办事组慢慢取代中央军委。很显然，对林彪和江青双方都有利。

如果说前三个回合的较量对双方都有利的话，那么因为“七?二零事件”导致的第四个回合：“王、关、戚”落马则相当于剪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羽翼，消减了他们的威势。这个回合实际上是由于其它派系的反抗导致的。武汉军区的班底是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人马，不堪文革冲击。尽管林彪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他的势力却再一次增长。因为之后武汉军区重组，继任的曾思玉中将是老井冈山；政委刘丰更是林彪的人，九一三事变前夕，正是他把毛泽东的行踪透露给林彪。

王、关、戚落马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名存实亡，只剩下日后的四人帮成员。中央文革碰头会，大部分都是林彪的人。如此一来，林彪的威势渐渐逼近巅峰。

至于第五个回合，周恩来更是赤裸裸地帮助林彪掌控军方。

第四章 第五回合

第一节 杨成武将军

一九五五年评军衔时，一共五十五位开国上将，其中三位姓杨的赫赫有名，杨成武、杨得志、杨勇，均参加过共军各个时期（从红军到抗美援朝）的战争，并称“三杨”。杨得志解放战争时期和林彪脱离了关系，又被毛泽东信任，没怎么受到冲击。其中杨勇因为红三军团的背景，解放战争时期又在第二野战军，文革时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就遭了秧。杨成武呢，在不适合的时间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

杨成武生于一九一四年，福建人，祖先据说可以追溯到北宋名将杨业（杨家将）。他是农村出身，但念书不少，在共军之中算是异数。因为现实日子不好过，和小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杨成武十五岁那年参加革命暴动，后被编入朱毛红军第四军。之后杨成武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建立战功，步步上升，成为红四团政委。

长征途中，杨成武指挥红四团突破乌江封锁，为红军赢得生机；大渡河畔，凭借两条腿，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公里，飞夺泸定桥成功，再一次为红军赢得生机；腊子口突破，又是杨成武的红四团。杨成武红四团在长征中的作用，堪比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所以长征结束，在队伍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杨成武得以升职，由红四团政委变为红一师政委。杨成武的给力，保证了林彪带领红一军团顺利突进。也就是说，杨成武是在林彪手下发光的。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同样风头强劲，先是带着独立团帮助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完成狙击任务，接下来又在黄土岭战斗中，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干掉日军高级将领阿部规秀。所以抗日战争末尾，杨成武升级为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期间，杨成武又和杨得志、罗瑞卿一起带着晋察冀野战军纵横华北，在朱德的指挥下，攻克石家庄，开创共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抗美援朝时，杨成武为二十军团司令，并且在文登川之战中重创美军第七师，赢得声誉。

杨成武的历史，就是共军的成长史。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从公安部长转到总参谋长的位置，副手就是杨成武，也是林彪推荐的。文革开始，罗瑞卿倒台，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元中枢，非常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时代因为竞争压力大，那个位置上的人，基本能反映军内走势。当初粟裕挨批，是因为和彭德怀不对路，彭德怀当时在军内非常强势，所以粟裕被黄克诚取代。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因为罗瑞卿和林彪一样，都是毛泽东的心腹。日后毛刘纷争，罗瑞卿偏离林彪，和刘少奇、彭真有点暧昧，且与贺龙关系良好，所以文革时被拿下。

杨成武虽然只是上将，却是相当不错的人选。因为他地位不是特别高、资历不是特别老，不会自成一派。尽管如此，杨成武的战功没的说。看一看他在各个阶段的战争历史：曾经是林彪的心腹战将，可以被林彪认可；也曾是聂荣臻（周恩来的臂膀）的战将，可以平衡各派争端。如果是和平年代，杨成武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选。

然而文化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有“文化”二字，斗争的残酷程度却不亚于战争。

共军内部山头林立。虽然大家遵循同样的主义，打同一面旗子，在同一个领袖之下，归根到底，不同地方、不同人拉出来的队伍是不同的，总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建国之初，军内相对平衡，不同位置上有不同野战军的人马。等到九一三事变之前，军内基本上都是四野人马的天下。

十年文化大革命催生出两个奇特的组织，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前者在文革中负责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后者是林彪上台后，控制军方的一个平台。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号，军委办事组成立时，组长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杨成武是一个综合派。之前是谁的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之后是谁的人。

以杨成武和林彪的关系，如果死心塌地追随林彪，至少可以多干一段时间，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黄永胜。一开始林彪对杨成武很不错，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去空军上班，就是叶群亲自安排的，极为罕见。据吴法宪回忆，空军众多关系户中，由叶群亲自出马安排的，仅此一例。

总参谋长的位置是个火炉子。火炉子上的杨成武面临如下格局：之前的老领导，成为二把手的林彪；林彪之外的统帅们。林彪要完全掌控军方，必然要动其他统帅的奶酪。如果说这些还不算啥，那么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谁？）在军内也建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杨成武为副组长。如果仅仅是军内，也好说，大家都是战场出来的，都要实事求是。

如果实事求是，就没法搞。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剑走偏锋，目标就是从文化领域入手砸碎行政系统，类似于超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既然军人没啥经验，那就引入一个顾问。那个顾问绝不是省油的灯，就是江青。自从在文化领域有了些许成绩之后，江青同志不甘心当文化领域的旗手，还要把手伸入一个她没实力、摸不清、不该伸手的地方——军内。

杨成武走向前台之后，和江青的关系还不错。毕竟江青地位特殊，又是大红人，得罪她没好果子吃。彭真和江青上演对手戏，遭殃了。罗瑞卿不给江青发帽徽，遭殃了。彭真和罗瑞卿远比杨成武根基深厚。

虽然地位升高了，但江青的性格还是没有变，还是骄傲任性，嚣张跋扈，对杨成武也不客气，该发脾气就发脾气。据吴法宪回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江青让杨成武派人去上海取材料。材料取回来之后放在京西宾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等着杨成武，当场发飙：“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赶紧解释：“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反问：“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很郁闷：“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表态：“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材料烧掉了。

江青向来喜欢收集材料，这次为啥急着烧掉呢？因为那些材料是关于江青本人在上海滩的破事，如果流传出去，有损形象滴。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动如此大的肝火吧。

按照一般的解释，江青这是无理取闹。这么理解也可以，江青本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即使到后期，也常常闹情绪，矫情。江青这么干，无疑是想显摆测试一下：自己在解放军总参谋长眼中的分量有多重。

结果当然很满意。

所以此次发飙不久，在另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议由杨成武组织人马写一个党史：两个路线斗争。并且先写一个提纲给大家看看。江青当时正是大红人，周恩来康生等人均表示同意。写好以后，大家一看，揉揉眼睛，重新看，再揉揉眼睛，再看。因为提纲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范畴之外：一部中共党史提纲只写了三个人：毛泽东，林彪，江青。

把面前陈独秀、王明等人删去还能理解，毕竟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竟然连周恩来、朱德也没有，太神奇了。连一心吹捧林彪的吴法宪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杨成武：这样能行么？杨成武摊开手掌：江青的主意。没办法，江青是大红人，杨成武惹不起。

这事也反映出江青的幼稚。她的这一套幼稚行为，相当于把杨成武推到火炉上。杨成武之前和之后的总参谋长都不拿她江青当根葱，要不容易有一个买账的，理当好好珍惜。江青倒好，直接让人家昧着良心做事。

毛泽东看了提纲之后直接摔到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也像江青那般感情用事，注定无法成为毛泽东。

那件事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杨成武那事干得极不靠谱，作为总参谋长，对一个毫无军衔的女人如此丧失原则地奉承迎合，不论如何都难以服众。任何一个领袖对他也难以放心。

从林彪的角度看，江青是林彪的潜在竞争对手。杨成武对江青如此奉承，也就不可能完全忠于自己。在那个年代，如果毛泽东和林彪任何一个人对某位将军不满，那人基本上就完蛋了，何况两人同时不满。而那个位置又是总参谋长，不得有任何马虎眼，必须找一个百分百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

事实上杨成武经历过各个阶段的战争考验，井冈山如此艰苦，熬过了；朝鲜战场也不失为军人气概。断不至于如此无节操。应该说他不适合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他上台原本就有各派平衡的因素。二月逆流之后，其他老帅都靠边站了，真正支持杨成武的人也就没有了。杨成武急病乱投医，想报江青的佛脚，肯定是不行的。在毛泽东眼中，江青只是一个棋子。在林彪那里，江青只是一个戏子。江青无法决定杨成武的命运。战场上的杨成武将军是个好汉，但好汉不代表能玩政治。

江青只是杨成武下台的一个引子，真正的因素还是周恩来。

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已经在储备军事力量了。那时候毛泽东还在搞农民运动呢。周恩来在军内根基很深，十大元帅，周恩来都曾指挥过。虽然每一次出了问题周恩来都要检讨，但是周恩来在军内的力量从未动摇。即使延安整风，也只是陈毅在华东被饶漱石折腾了一阵子。文化大革命不同，那些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将帅被拿下之后，周恩来和军内的关系越来越远。

周恩来那些左膀右臂纷纷回家写检讨之后，杨成武可以说是周恩来和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军内最粗的根系。拿下杨成武，相当于斩断了他们（周恩来和老帅们）和军方高层的直接联系。所以说，林彪的上升，伴随着周恩来和其他老帅们的退让。

要拿下杨成武，当然要找理由——整别人（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人）。明明被整，硬要说整别人。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世事就是如此搞笑。

其实周恩来完全明白其中的内情，但是他没有选择为杨成武说话，而是选择参与批判杨成武。那么周恩来为何违心地批判杨成武呢？杨成武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和周恩来配合得还是不错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正是杨成武戴着周恩来的材料到上海找毛泽东，成功打掉了王、关、戚。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做，除了一贯做法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目的——故意退让，增加林彪的力量。如果这点在杨成武身上还不算明显，那么请看另外两个人。

第二节 余立金和傅崇碧

从粟裕开始，总参谋长的位子变得易上不易退，下来时总会“犯错误”，粟裕本人就是被批斗之后下岗的。看看黄克诚，彭黄军事俱乐部的人；看看罗瑞卿，彭、罗、陆、扬反革命集团。杨成武身处文化大革命最癫狂的时候，自然也不能平静地推下，好吧，再找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找谁呢？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如果说拿下杨成武是清扫总参，那么拿下余立金则是清扫空军，拿下傅崇碧就是清扫北京军区。

余立金生于一九一三年，湖北人，十六岁开始闹革命，起于红四方面军，后又留在南方打游击，数次负伤，因战功赫赫被评为开国中将。从山头派系的角度看，属于标准的旁支。

空军诞生之时，各野战军都有自己的力量。余立金为华东空军政委，后来肖华上调中央，吴法宪为政委，余立金为副政委。一九六五年，刘亚楼死，吴法宪成为空军司令，余立金为空军政委。据吴法宪说，拿下余立金的起因是杨成武的女儿杨毅。这事说起来特别滑稽可笑，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当初杨成武组织写作班子吹捧江青，住在京西宾馆，成员就有杨毅。余立金下面有个秘书叫单世充，长相很不错，能说会写，算是才子兼帅哥，没事就跑去和杨毅唠嗑，还时不时带点吃的啥的。次数多了，被单世充的老婆发现了，认为二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跑到组织那里去告状。证据呢，就是单世充夹在日记里的两张和杨毅的合照。照片上还有单世充题写的诗歌，第一张上面有句诗“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张上面的诗句变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反正就是这些材料，看起来相当狗血。

空军里面的花花太岁王飞和周宇驰一看这情况，直接私下把单世充扣押。据吴法宪回忆：他很生气，因为那事涉及到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代总长杨成武，弄不好自己也会有麻烦；同时更生气的还有王飞和周宇驰，二位大爷仗着和林立果的关系，不把空军司令放在眼里，担心他们借机搞事对自己不利。吴法宪找到周宇驰，大发脾气，并且放出狠话：“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周宇驰跑到叶群那里去告状，叶群又把吴法宪骂得狗血淋头：“单世充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零一’都说，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于是吴法宪屈服。

吴法宪刚刚把单世充抓起来，杨成武夫人又打电话把吴法宪喊过去：“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吴法宪想见杨成武，也没见到。

按照吴法宪的回忆：第二天余立金夫妇到林彪家，带了一桌福建菜（讨好叶群）。余立金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同时余立金承认了他和吴法宪的矛盾：“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

余立金走后，叶群向林彪汇报。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吴法宪当然要感谢领导的关心和栽培，并且向林彪报告：“杨成武已经让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当天下午吴法宪带着老婆和秘书一起去看望杨成武。两人谈话不多，杨成武对吴法宪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不要整余立金和单世充之类。

——看看这些破事，可以理解为一段男女关系引发的血案。实际上没啥，后来也证明单世充和杨毅确实没啥关系。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只是上层斗争的一个引子而已。

从这些事情上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不和，代总长杨成武和林彪不在一条船上。余立金站在杨成武那边，吴法宪是林彪的心肝。

但其实问题的根子很早就存在了。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搞过一次秘密南巡。周恩来组建了一个随行班子，包括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毛泽东到各地讲话，不录音，不用电话，所有的材料都是由余立金坐飞机到北京送给周恩来。

空军大院内，吴法宪和余立金家门挨门。吴司令见余政委在主席和总理之间往返穿梭，甚为忙碌，心中很不是滋味。每一次余政委回家，吴司令也跟去，询问主席有啥指示，实际上就是想探听小秘密。余政委每次都说，只是给总理送信，别的不知道。一次也就罢了，多次如此的话，吴司令就不高兴了。在那个年代，谁和最高领袖近，就意味着辉煌，否则后果难测。

吴法宪自己没办法，就把叶群拉出来，说叶主任想听听主席的指示。谁都知道叶群的地位特殊。其实毛泽东的讲话，还有李作鹏那条线。他们一直纠缠余立金，不过是让余立金表态：是否愿意和我们同舟共济。一起渡河，大家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但是余立金回答：我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我不能说，这有组织纪律，气得吴法宪摔电话。余立金敢如此强硬，坚守组织纪律，背后的身影就是周恩来。只要为总理负责就行了，干吗要为叶群那婆娘负责呢？

余立金不知道叶群的背后是林彪么，当然知道。事实上他对林彪也不怎么买账。当初罗瑞卿推行大比武时，余立金也在空军内部迎合：“有技术就有铁饭碗”；“打靶好就能评四好”；“政治是第一位，看起来不错，但真正要过硬时，还得靠自己的本事”。看看这些，都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完全相反。

再往前推几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余立金对刘少奇的讲话表示拥护：“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心服口服。这样一来，可以不被‘一比九’限制了”。

所以那次会议上，林彪才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如果要追根溯源，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老问题。

如果说余立金的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看傅崇碧，就更为简单直接明了。杨、余、傅事件中，如果杨成武的问题算隐性，余立金是中性，那傅崇碧就是显性。

傅崇碧生于一九一六年，四川人，曾经家境还行，后来没落，沦为放牛娃。一九三二年，十六岁的傅崇碧加入红军并入党，参与过井冈山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三十五岁的傅崇碧率领第六十三军在铁原设伏，和美韩联军血战四个昼夜。当时志愿军处境不妙，铁原一战关联全局。傅崇碧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兵行险招——以攻代守——击退美韩联军，六十三军也伤亡惨重，他本人也重伤昏迷，醒来后看见彭德怀的第一句话：“我要兵”。名副其实的硬汉子。

傅崇碧在建国之后担任过一系列职位，文化大革命爆发，担任北京卫戍司令，就是管京城防卫的，地位重要性无需多说了吧，相当于御林军掌门人。如果放在平时，这个位置是相当拉风，众人巴结的对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一个得罪人的位置。因为他要管京城治安，而文革要闹，这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斗争双方涉及到最高层的时候。

如何在那种混乱中维持秩序？如何维持不重要，因为必须去维持。但结果很明显：一旦维持，就要得罪一方。请看几个实例。

实例之一：文革初期，邓小平和叶剑英挨批，他们的孩子也遭殃。邓朴方在文革中断了腿，留下残疾。这事怎么牵扯到傅崇碧了呢？因为叶剑英有两个孩子、邓小平有一个孩子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当兵。中央文革小组让谢富治抓人，但谢富治是个老滑头，不愿意干得罪人的活，就让傅崇碧去。谢富治是公安部长，除了军衔级别高点，并无命令傅崇碧的权力。所以傅崇碧表示，这事要先请示叶帅。谢富治不同意，傅崇碧于是表示：你不同意，我不去。谢富治没法，只好表示，不去可以，但是不要走漏风声。结果谢富治派人去抓人，没抓着。

不用说，是傅崇碧放的风。

谢富治当时是公安部部长，非常红，连骄傲的江青都要给他面子。江青敢在杨成武面前大喊大叫，但从不会那样对待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掌控全国公安力量，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文革要闹事，必须由谢富治配合。傅崇碧这么干，相当于得罪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各位大神。其实傅崇碧和杨成武一样，也是晋察冀出来的，聂荣臻带出来的人，靠周恩来的。

实例之二：周恩来和毛泽东“和而不同”，具体表现就是保护一帮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包括党内、军内高层，都是江青或林彪的菜。周恩来把他们秘密安置在京西宾馆，由北京卫戍区的人负责，一般人不知道。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故意把消息散布出去，各路红卫兵如同苍蝇见到臭鸡蛋一般，嗡嗡飞过来。他们非常勇猛地冲破警卫，进去抓素不相识的老人家。其中来自东北的造反派最卖力，直接抓住东北局第一书记，五十九岁的宋任穷上将，打算用绳子把他从阳台上吊下去，抓走批斗。对于这种事，公安部长谢富治是不管的。

周恩来得到消息之后，立刻指示傅崇碧，夺人。傅崇碧也不客气，直接指挥人马把宋任穷将军从造反派手中夺下。傅崇碧此举虽然是奉周恩来之命行事，却相当于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奶酪，影响了他们的伟大事业。

其实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危险的。不仅宋任穷一个，还有许世友，正领着其他几位老将军，准备和造反派小将开战。许世友是江青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许世友不买她的账。江青曾经说过：军中有两霸，一霸许世友，一霸韩先楚。当时韩先楚就在许世友身边，如果能同时抓住许世友和韩先楚，对江青而言，一定值得大大庆祝一番。

事后周恩来和傅崇碧商量：“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领命，把所有人秘密转移。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夺权，中央文革小组最火的时候。各位理论家没想到还有人敢和自己作对，中央文革小组眼见人都没了，影响造反事业的发展，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傅崇碧。各位大侠当着周恩来的面，轮流对傅崇碧拍桌子。

林彪的狗头军师陈伯达在江青面前向来装可怜不吱声，这次也逮着机会发飙：“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傅崇碧看了一眼精神支柱周恩来，回敬：“我怎么知道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

姚文元是跟着江青走的，向来不怎么理会陈伯达，这回竟然帮腔：“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傅崇碧再顶：“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一言我一语，搞得傅崇碧相当烦。关键时刻，毛泽东打电话找傅崇碧。他虽然不出门，但对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既然伟大领袖有请，各位大侠只能暂时放了傅崇碧。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傅崇碧见过毛泽东之后，直接回家了，竟然无视各位大侠，太气人了，太伤自尊了。不行，打电话把傅崇碧叫过来。

江青发话：“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盟主，一般来说都要给面子的。没想到傅崇碧牛气地回答：“没有叫我回来嘛”！江青很纳闷，再问：“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赶快交待”。傅崇碧根本不鸟她，只是喝茶抽烟。搞得康生也看不下去了，习惯性站起来拿出搞审判的架势对傅崇碧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傅崇碧一看康生那德性，很来火，甩出一句：“你们去问毛主席”。

——完了，故事到此为止。江青和康生即使不爽，也得对傅崇碧换上一副笑脸。他们是没有胆量去问毛泽东的，因为他们都是伟大领袖身上的毛发。即使损失了一部分革命业绩，也只好算了。

傅崇碧如此牛，是因为毛泽东召见他时表示：傅崇碧同志，干得好，我支持你。

但傅崇碧牛过头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傅崇碧转移那批人，是因为韩先楚、许世友他们是他的心肝宝贝，绝对忠实于他。毛泽东是绝不会把他们交给红卫兵的，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无条件支持傅崇碧。因为毛泽东一直支持江青和康生，还指望他们搞文化大革命呢。傅崇碧认为靠在周恩来身上就没事，实际上周恩来另有一盘棋，不会因为傅崇碧而改变落子思路。

所以傅崇碧遭殃了。

第三节 搞笑一幕

如果说搞掉杨成武还有些严肃性，搞掉余立金有些随意，那么搞掉傅崇碧则充满娱乐。

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是一个品质不错的人。虽然鼓动各种造反活动，但同时也保护了一大批文物资料。戚本禹倒霉之后，有一批资料找不到了，其中有一箱鲁迅的手稿。其它资料无所谓，但鲁迅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有一段时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就只能看到鲁迅的书了。

鲁迅的手稿不见了，许广平写信给中央，惊动了毛泽东。于是周恩来主持查找。周恩来让杨成武和傅崇碧去找，傅崇碧到秦城监狱去询问戚本禹，戚本禹告诉傅崇碧，稿子具体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因为是江青让他去取的。杨成武和傅崇碧很纳闷：之前江青是说不知道的，现在戚本禹却说在江青那里。

他们决定先向周恩来汇报情况，让周恩来拿主意。他们没有直说是戚本禹的话，就说有个叫韩书信的人知道手稿的下落。凡是涉及到江青的事，都不好办，搞不好就要遭殃了。万一戚本禹对江青怀恨在心（戚本禹倒霉时，江青泼过脏水），自己就被下套了。

江青让傅崇碧把远在四川休假的韩书信叫回来。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让韩书信连夜乘飞机回北京。韩书信的小心脏砰砰乱跳，以为自己闯祸了。没想到只是问他鲁迅手稿的问题，于是舒了一口气说：“手稿交给了何先伦”。

何先伦在西苑旅社，周恩来的联络组。傅崇碧找到他之后询问了手稿的事，何先伦告诉傅崇碧：“这事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是他具体承办的”。卜信荣就在中南海钓鱼台，江青身边工作。事情到此还算正常，傅崇碧办得还不错，接下来就非常有娱乐性了。

傅崇碧带着几个人去了钓鱼台，经过请示之后，几个警卫员也跟着进去了。途中碰见姚文元，一起进入会议室，见到江青。江青一看傅崇碧身边跟着几个高大威猛的军人，立刻发飙：“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傅崇碧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捂住耳朵叫喊：“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再次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不依不饶：“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傅崇碧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我们刚刚把鲁迅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江青这才正眼看傅崇碧：“手稿在哪里”？

傅崇碧说：“就在中央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江青把保密员喊来对质，果真如此。

——江青彻底愤怒了。如此多的人浪费了如此多的精神和时间，手稿竟然在自己身边，相当于搞了一个大乌龙。没面子，太没面子了。

愤怒的火焰喷向了保密员，江青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叫：“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保密员倒霉了，丢了饭碗不说，还要接受审查。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不用面对江青喜怒无常的脾气了吧。

江青转过头对傅崇碧说：“你的事没有完，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号。

江青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若干年之后，真有士兵逮捕江青的时候，她的反应也不过如此。无非以下几个原因：一，大家顺着她惯了，矫情；二，更年期综合症，无需理由。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第三个：她对傅崇碧早就不爽，一直压在心里寻找机会。如今终于逮到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设了一个局，把傅崇碧绕了进去。

第二天晚上，江青开会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进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江青给傅崇碧安了个“武装冲击钓鱼台”的罪名。

三月二十二号，林彪和江青接连召开一系列会议，说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了形象一点，还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里最起码有一挺机枪。

——就这样，傅崇碧倒霉了。此后七年，傅崇碧名义上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实际上过着失去自由的生活。接替傅崇碧的是温玉成将军，林彪的亲信。

这样一来，北京卫戍力量落到了林彪手中。

第四节 推手

傅崇碧的事，当初很多人可以作证，陈伯达、康生、姚文元都能作证。就算他们不出面，周恩来也可以作证，但是周恩来没有出面。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了很多人。但是周恩来保人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不过线，不承担政治风险。事实上，为傅崇碧说句话，无需承担什么风险。但周恩来不仅没有替傅崇碧说话，也没有替杨成武和余立金说话。

能说话，却不说话，是不是很奇怪？不像周恩来的风格，也不符合大众对周恩来的印象。事实上，周恩来不仅没有替三人说话，还亲自处理了善后工作。

三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决定用黄永胜取代杨成武，把余立金收押。随后毛泽东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根据现场的吴法宪回忆，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周恩来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吴法宪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黄永胜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

吴法宪问周恩来：“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待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让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周恩来布置完毕，就让吴法宪回空军大院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同时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吴法宪让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吴法宪家，说吴法宪有事情要同他商量。余立金刚走进吴法宪的院子，杨德中就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捕了”！整个过程没有惊动任何人。此后吴法宪又对余立金家进行了搜查和监视。

——这样余立金倒霉了。他是吴法宪和林彪在空军内部的最后一个反对者。他的被捕，意味着空军成为林彪的后花园。

对吴法宪而言，余立金虽然被除去了，却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无法无天的林立果将会更加无法无天。九一三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吴法宪无法约束林立果。所以说世事因果循环，祸福相依，谁又能说得清呢？

就在相同的时间，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着部队到杨成武家，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和周恩来带着一帮人找杨成武谈话。林彪对杨成武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一大堆空话，套话。

杨成武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林彪又对杨成武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就这样，杨成武从代总参谋长的位置下来了，黄永胜取而代之。黄永胜虽然对林彪不能百分百贴心贴肺，但不会如杨成武那般和各方面都有联系。

如此一来，林彪相当于控制了军委神经中枢：负责军事指挥的军委办事组中，只有李德生一个人非林彪嫡系。每次开会，林彪嫡系人马视李德生为空气。李德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放进去的，一直静候在那里，如同钉子一般，到一九七一年终于发挥作用。

如此一来，林彪控制了整个空军。

如此一来，控制了北京卫戍区。

完成这个动作之后，林彪基本上控制了军方。接下来九大，林彪接班人的位置被写入党章。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配合林彪发动“一号作战命令”。正是这个命令惹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不久之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破裂。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力量全面收缩。支持他的老帅死的死（贺龙），挨批的挨批（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他的力量基本上退出了军方。

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相当配合（有被迫成分，也有主动退让），把军方地盘完全让给了林彪。周恩来为啥这么干？其实并不神秘，类似的事情周恩来已经干过一次。

第五章 阳谋

十年之前，毛泽东要退居二线时，曾经想让刘少奇接班。当时刘少奇从毛泽东身边走向前台，逐渐控制行政系统。周恩来主动配合，把行政系统的主导权让给刘少奇。周恩来如此做，从组织角度出发，有利于团结稳定。

但也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拥有了整个行政系统的刘少奇最终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不是刘少奇愿意和毛泽东斗。当时的局面是，三面红旗战略性失败，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政局走势必须改变。大家都希望改变，最迫切希望改变的，便是拥有行政系统之后，试图大展宏图的刘少奇。如此一来，整个行政系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刘少奇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

刘少奇倒台之后，林彪成为接班人。接班的结果必然是从毛泽东身边走向前台。只是林彪和刘少奇不同。林彪的力量基本上都在军内，从维护组织的团结稳定出发，必须把军方主导权完全让给林彪。

但这样必然造成一个结果：拥有整个军方系统的林彪也将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不是林彪愿意和毛泽东斗。九大之后，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入党章，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抓人、抄家、批斗会的招数都玩了一遍，基本上都很失败。不仅如此，红卫兵本身也在斗争中分裂，双方武斗，你死我活。最后毛泽东挥了挥手，让他们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这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的标志。

如此一来，必然需要再一次的战略性转变。转变的领头人是谁呢？必然是渴望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林彪。就算林彪不想动，文化大革命中新形成的军人利益集团也会推着他往前走，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正如当初行政系统把刘少奇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

当然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

一九五八年刘少奇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确实存在上位的可能性。而且他已经是国家元首，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只是在中国党领导国家的体制中没有毛泽东的地位高而已。所以周恩来的退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在历史上，不论是拼资历、拼能力，还是拼功劳，周恩来都不输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林彪只是处于接班人的位置上，能否接班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件（被看成不让林彪接班的证据），周恩来就看过。以周恩来的心细如发，如何看不懂那封信的用意？但是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增加林彪的实力，把林彪推到前面。

那么周恩来一系列的作为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阴谋。包括林彪九一三叛逃，包括林彪必须是叛国罪，都是周恩来一手策划的？如此解释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而且看起来相当诱人。但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前提：周恩来也不是神，无法预测未来。如果他是无所不能的，就不至于在当初和蒋介石的较量中一败再败，不至于几十年在毛泽东身边反复检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砸碎刘少奇身后的行政系统。完成那一步的关键就是周恩来。如果周恩来站在刘少奇一边，那么文革必然剧烈得多，甚至可能会发生武斗，甚至可能发生饥荒。如果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那么刘少奇将没有还手之力，因为周恩来本人在行政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结果周恩来转身，刘少奇残缺。

如果说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高调支持，行动上走在前头。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超出所有人预料，也超出周恩来的预料。那种破坏力度是极其罕见的，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尤其不可思议。作为国务院总理，政策的执行者，周恩来必须求变。

纵观周恩来一生，从来都不是制定战略决策的那个人，制定决策的是陈独秀、是王明、是毛泽东。周恩来是执行者。但是周恩来一直都在求变，每一次战略失败的时候，周恩来都在变。比方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时候，周恩来转向了；比方说王明的政策破产时，周恩来转向了；建国之后也是如此。三面红旗那会儿，周恩来也有过一点努力，但是没法转，因为毛泽东太强势了。直到大饥荒那几年，周恩来在和刘少奇一起转向，转向的结果就是刘少奇转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

文化大革命风暴太猛，损失太大，中央战略决策再一次失误，周恩来只能再一次转向。但是周恩来自己没法转，因为他不是领袖，也无领袖之心。这一次，他决定依靠林彪。也只有林彪一个人看起来能改变局势。

周恩来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只要增加林彪的实力即可。林彪的实力越强，形成的新利益集团力量越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摧毁利益集团的风暴，当林彪的力量逐渐强大时，就变成对抗风暴的一堵墙。

有人说周恩来在林彪身上玩阴谋。这话不对，实际上是百分百的阳谋。说阳谋，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把林彪拉下水。还记得二月逆流么，谭震林绝望之下发飙，完毕之后给林彪写信，说自己准备牺牲之类的。为啥是林彪呢？原因很简单，林彪有实力。然而林彪没有理会谭震林，把他的信直接转给毛泽东。军方的老帅们，一直想把林彪争取过来，但没有成功。

第二层：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就是依靠军方支持发动文革的。而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一旦把林彪推到毛泽东的对立面，相当于双重性质削弱毛泽东的力量，相当于动摇文革的根基。但这不代表是阴谋。阴谋无法搞定这种事，只能是阳谋。

所谓阴谋，见不得光。

所谓阳谋，就是把事情引向必然的轨道上，但是其他人未必看得见。

周恩来这一手，相当于把借力打力的功夫玩到极限。如此手段，只有历史上最顶尖的权谋大师才能玩。从这个角度上说，周恩来是相当了不起。当然，周恩来一直都很了不起，要不然，早就被历史淘汰了。陈独秀、王明、博古、刘少奇、林彪都被淘汰了，周恩来还在，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一种证明。也许这么说有损周恩来一贯伟大、正确、光辉的形象，然而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任何高大形象的背后必然有强悍的实力作为支撑。所谓实力，第一要诀就是生存。如果生存问题都搞不定，莫谈其他。

那种一尘不染的高、大、全的原型，一般都是书呆子感情淹没理智时想象出来的，而且只存在于传说中，比方说三皇五帝那般人物。

各路专家清理文革关系时，只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闹僵了。少数人更深一步，看到九大之后林彪和江青开始有矛盾。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延伸一下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根子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是由周恩来亲手埋下的。

如果这事不够明显，那么看看贺龙的事。

第一节 对贺龙

整个文化大革命，贺龙的事都很有代表性。

贺龙很会搞关系。在整个中共高层将帅之中，贺龙搞关系的水平是数一数二的。贺龙很早就闯荡江湖，和各种人都能搞到一起，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息。罗荣桓的人品在党内有口皆碑，号称“圣人”，毛泽东欣赏他，高岗佩服他。和天才的林彪搭档并不容易，但是罗荣桓干得很好。罗荣桓和林彪搭档那么久，二人却无私人情谊。一方面是林彪私下不交朋友，另一方面，罗荣桓为人讲原则，大公无私。但是贺龙就能把罗荣桓融化。

贺龙和罗荣桓接触很晚，但很快称兄道弟，亲兄弟一般。罗荣桓私下称贺龙为“龙头大哥”，听起来仿佛黑社会一般。罗荣桓形容贺龙：“贺龙性格开朗，豁达豪放，为人坦荡，你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心，有一股强烈吸引人的魅力”。如果罗荣桓没有早逝，以他和毛泽东的亲密程度，文革时期林彪未必能在军内一统天下。

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左膀右臂。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过程中，贺龙出了大力气。所以贺龙和毛泽东关系很好。

贺龙和刘少奇的关系也很不错。

文化大革命之前，贺龙基本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支持。即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对刘少奇态度暧昧，毛泽东还是想保下贺龙，防止林彪一人独大。所以贺龙一直是林彪切实的威胁。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原因之一，就是罗瑞卿和贺龙关系亲密。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一大批人，其中最想保的就是贺龙。贺龙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两大贵人之一，周恩来在贺龙身上用的心思最多，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

周恩来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替贺龙辩护，而且冒着风险，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安排贺龙和毛泽东乘坐同一辆车。为这事，江青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围着周恩来嗡嗡乱叫了很久。

开始时毛泽东也是要保贺龙的，但是后来态度变了。毛泽东要依赖林彪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要上位，军内最大的障碍就是贺龙。毛泽东让贺龙和林彪谈话，谈崩了。林彪虽然没有力量打倒贺龙，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为了林彪舍弃贺龙。

那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办法。因为周恩来保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殃及到自己，否则就是得不偿失。周恩来是不是太自私了？可以理解。问题是，如果周恩来想要斗争，那么当初就和刘少奇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那样胜利的概率还大一点，至少可以斗得轰轰烈烈。

失去保护伞的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无处藏身。周恩来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新六所躲一阵子。但是有人把消息放了出去，造反派尾随而至。贺龙没办法，路过中南海，到周恩来家中探望。周恩来指示秘书把走投无路的贺龙安顿在自己家。

周恩来此举当然也冒风险。一九六七年一月九号的军委碰头会上，林彪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贺龙住在周恩来家的那段时间，周恩来在生活上很照顾，但从不和贺龙敞开心扉地谈一谈，贺龙很憋屈。

最后周恩来选择屈服压力，和李富春一起代表组织和贺龙谈话。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号下午四点。周恩来对贺龙说：“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洪湖肃反，贺龙有责任不错，但其他都是子虚乌有。对此周恩来也明白。贺龙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要辩解。周恩来没有让他说话，只是告诉他：“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听了周恩来的话，贺龙很伤心：“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贺龙的厄运由此开始，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周恩来，直到死了也没等到周恩来。和贺龙大概相同时间被迫害致死的，还有红二方面军兼第一野战军在大将行列的代表，中国装甲兵创始人许光达将军。

实际上周恩来并没有尽全力去保贺龙。详情参照陈毅。如果周恩来下决心保贺龙，是可能保住的。毛泽东后来改变态度，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内心深处是想留下贺龙牵制林彪，如果周恩来出面力保贺龙，林彪应该也不会为此和周恩来翻脸，毛泽东应该也乐意看到周恩来和林彪“有摩擦”。

对此周恩来应该很明白。从时间顺序看，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的恶果已经开始出现，周恩来的心思已经出现微妙变化。应该说周恩来之所以选择牺牲贺龙，除了他本人不想和林彪正面对抗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林彪的力量。

第二节 因和果

不禁要问：为什么？周恩来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增加林彪的实力，把林彪推向毛泽东的对立面？答案很简单，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周恩来一开始是全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文革的风和他的预期相差太远。如果一直这么刮下去，迟早要摧毁所有的人。于公于私，周恩来都要想办法扭转那种状况。

从私人角度看，周恩来自己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累得半死，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干了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很多事注定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比方说在刘少奇那事上，那是千般理由、万般解释都洗不掉的污点。

比起周恩来的个人遭遇，孙维世的死，对周恩来触动非常大。周恩来非常疼爱孙维世，将其视为掌上明珠，亲生女儿一般珍视。文化大革命本该和孙维世没有关系的，但孙维世还是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了和林彪拉关系，与叶群合谋害了孙维世。当初正是江青拿着从孙维世家抄出来的“材料”到周恩来面前，逼迫周恩来签逮捕令。彼时的江青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眼高于顶的。

日后的岁月，周恩来不仅无法给孙维世伸冤，而且还要对江青和叶群笑脸相迎。不论心胸多么宽广，都会有隐痛吧。周恩来在谋划（什么）时，就一点私人感情都没有？

从组织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损害了组织利益。周恩来就是组织的化身，凡是对组织有利的，周恩来都会去做，哪怕是错误，哪怕是牺牲，在所不惜；凡是对组织不利的，周恩来都会本能地抵制，哪怕是错误，哪怕是牺牲，在所不惜。就算周恩来能放下个人感情，也不可能视组织利益于不顾。因为那是他毕生梦想之所在，毕生奋斗意义之所在。

要描述这一层，首先得描述周恩来和江青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于公于私，给周恩来造成伤害的事都和江青有直接关系。

第三节 周恩来和江青

周恩来和江青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周恩来厌恶江青，觉得江青碍手碍脚。江青敌视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阻碍她实现野心的障碍。

版本之二，周恩来讨好江青，希望借此赢得毛泽东的好感。江青在周恩来面前作威作福，以此显示自己多么牛。

版本之三，周恩来很欣赏江青，欣赏江青的革命热情。江青很尊重周恩来。即使江青发脾气，也是江青和周恩来关系良好的表现。

还有其他版本。不同派别的人守着不同的版本，滔天的口水形成不同的大帽子扣在不同意见者的头上。究竟哪一个版本是对的，无需深究。因为所有版本都是对的。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延伸。

江青和周恩来相识很晚。尽管两人都在上海滩呆过，但地位相差甚远。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江青还是一个女愤青。等到江青入党，在上海滩小有名气时，周恩来已经到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竞争去了。

一九三七年江青进入延安之前，途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人中就有邓颖超。邓颖超看到她演戏的剧照，还曾惊叹说：哦，是位电影明星。到延安之后，江青才知道，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那时候，周恩来在延安的地位介于二号人物和三号人物之间。那时候，江青眼中的周恩来英俊潇洒、且文质彬彬，属于有才有地位的典型。嫁给毛泽东之后，江青曾经试图在某些习惯上向周恩来看齐，惹得毛泽东相当不快。

说江青欣赏周恩来，那是有根据的。

周恩来在为人处世方面滴水不漏。特别是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后，其他高层人物不拿江青当回事时，周恩来对她可是百般照顾。江青对周恩来有时候很感激，延安两人骑马行路时，江青心血来潮，导致周恩来落马摔伤了胳膊。

建国之后，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周恩来提议的。江青对周恩来也有感激的成分。但随着江青地位的升高，周恩来逐渐成为江青的障碍也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中共内部最奇特、最复杂的关系，没有之一。江青不会在刘少奇面前表露个人情绪，因为刘少奇不鸟他。江青从不会在林彪面前表露个人情绪，因为林彪也不怎么理她。但江青从来不在周恩来面前隐藏自己，因为周恩来从不会对江青发脾气。即使江青发脾气，哪怕无理取闹，周恩来也总是忍让。

周恩来说：“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

周恩来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份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从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它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谁？）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如此肉麻的吹捧，还是周恩来么？还有更肉麻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号，全国两万多名文艺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对江青再一次吹捧：“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江青也就是一个三流演员，让她出面搞艺术，样板戏已经是极限。但是在政治上，屁股决定脑袋。为了吹捧江青，周恩来甚至当众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周恩来甚至把江青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

在生活上，周恩来对江青更是无微不至。根据邱会作回忆：某日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就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吴法宪回忆了一件更搞笑的事：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重要议题，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啥事呢？江青说她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就不能去见主席。周恩来会也不开了，带着他们几个到江青那，手托着下巴对着马桶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最后周恩来对江青说，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江青同意，周恩来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江青那里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神。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

这些侧面和周恩来的正面形象不符合，但是非常重要。正面说周恩来，都是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主持大局，却从来不说如何忍辱负重。我们知道韩信能忍，是因为忍受了胯下之辱，终于成为一代名将。我们都知道勾践能忍，是因为对夫差的种种低声下气，最后东山再起。我们知道孙膑能忍，是因为知道孙膑装疯卖傻得以逃命。周恩来和他们不一样。周恩来忍受这些，并非为了得到最高权力，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复，而是为了一个简单到卑微的目的：干活。

只有把那群热血冲动的革命派哄好了，才能继续干活。所谓干活，也就是最低限度上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最大限度上为组织争取利益。

周恩来的迁就忍让换来了啥呢？应该说换来很多。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权力核心。昔日的政治局会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那么谁当会议的主持人就很重要，意味着站在权力的中枢核心。昔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是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基本上都是文革新贵。按道理轮不到周恩来主持。但是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一帮理论家和军人，能管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就不错了，如何能掌管国家大事。所以还是由周恩来搞，周恩来还是那个掌控实际权柄的人。适当的时候，周恩来抓住一个机会，王、关、戚就完蛋了。毛泽东南巡修理林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了解行踪。

毫无疑问，周恩来的日子更难过了。

第四节 江青对周恩来

身为慈禧太后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女人。如何评价江青呢？很简单，演员。

江青的一生是演员的一生。江青的前半生在上海滩演戏，三流小角色，很不成功。江青的后半生在北京演戏，本色演出，很成功。上海滩演戏，需要依靠技术进入角色，不是江青的强项。北京演戏，在政治舞台上本性流露，是江青的强项。

江青本质上是一个执着而任性的女人。一辈子总是在试图抓住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管是演戏，谈恋爱，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她好像从来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她演戏总是不成功，谈恋爱也是不成功。她的这种狂躁不安的性格直到遇见毛泽东之后才安静下来。按照常规，这种性格在政治舞台上更不会成功。只见她上蹿下跳，打倒这个，批斗那个，从来不懂策略，不懂得方式。之所以能够一直表演，只是因为她背后那个强大到逆天的男人而已。要不然，她早就完蛋了。

江青一直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说话做事写文章处处模仿毛泽东。然而最终却是只见其形、不见其神，画虎不成反类犬。毛泽东的大气磅礴，到了江青那往往变成了撒泼。原因很简单：两人从学思到思想，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江青又因为是毛泽东的夫人，处处冲锋在前，煽风点火，其他人都得避让三分。

在江青充分表演的过程中，周恩来以超强的实力配合她，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的过程中依然风度翩翩。江青对周恩来完全是毫无顾忌，根据各种形势需求转换各种脸谱。

整体上说，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还算不错。周恩来对江青很尊重，每次到江青那里之前都先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江青同志行不行”？秘书把周恩来的话转告江青，江青的回答总是：“总理来，可以，欢迎”。从未拒绝。江青干点事（如样板戏），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

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年代，也有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北京大街上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则对身边的秘书（阎长贵）表态：“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秘书就把江青的这种表态释放出去。

要说江青和周恩来和谐，那绝对是瞎扯。因为从办事风格到个人追求方面，两个人完全是南辕北辙。周恩来能应付各种场面，归根结底还是要干实事。江青只能搞各种表面文章，看似轰轰烈烈，其实啥都没有。两人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

比方说在宋庆龄的问题上，江青对周恩来就很不爽。但是也没办法。比方说周恩来开会搞生产，和江青搞革命完全相反。江青完全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经常对周恩来吹胡子瞪眼，给周恩来制造各种难题，有时候甚至到恶作剧的程度。比方说江青自己哪里不爽，很小的问题，非要周恩来亲自出面解决。

“二月逆流”之后，周恩来虽然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实际上日子却相当不好过。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江青的地盘，江青名义上是副组长，实际上是女霸王。陈伯达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康生也要给她三分颜面。周恩来孤零零一个人，自然要看江青的脸色。吴法宪回忆：“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当然这是狐假虎威。没有毛泽东点头，谁也别想打倒周恩来。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需要对江青低声下气？别逗了。

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表态：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如果仅仅那样，周恩来忍一忍也就算了。就个人而言，周恩来能忍。如果仅仅是个人忍耐层面，相信江青往周恩来脸上吐唾沫都没有关系。但是周恩来也有底线，那就是组织利益。周恩来就是为组织而生，不论是谁，一旦威胁到组织利益，周恩来就会想办法斗争，不管逆取还是顺守。

前面说过，为了组织利益，周恩来在文革之初制定了两条规则，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正是因为抓生产，在动乱之中才防止了饥荒第二次到来。江青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如同演戏那样，才有成就感。所以她对周恩来抓生产那一套很不感冒。生产那东西，在江青眼中太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如果大家都去抓生产，那么革命的热度必然降低。

周恩来制定策略：基层不搞文化大革命，矿业、企业生产第一。江青很不开心，于是决定反击。一九七一年从上海兴起的夺权运动，王洪文带着一帮工人开始参与到文化大革命，就把周恩来的策略冲垮了一半。所谓“生产第一”成了一句空话。稍后一点时间，又因为肖华的事，叶剑英和徐向前在京西宾馆拍桌子，结果连同林彪一起搞出了一个《军委八条》。那个文件除了拉开了军人参与文革之外，还在很多地方实行军管。军管的结果，总算没有耽误一九六七年的春耕。叶剑英和徐向前身后，就是周恩来。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军人渗入力度过大，出现了军人让文革熄火的苗头。于是又开始在军内批斗带刀的刘邓路线。如此一来，全乱了套，大规模武斗开始。不要说生产，生存都遇到威胁。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要是还能忍，说真的，他就不再是周恩来。为了更直观地看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冲击，请看一个实例。

第六章 科学家的悲剧

政治家和将军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可以理解，毕竟大家都是江湖中人。然而科学家受到冲击就说不过去了。科学家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当一个时代无法容纳科学家时，不论说得多么好听，都是不正常的。回想起中世纪，人们不会记得宗教裁判所牧师们的花言巧语，只记得罗马鲜花广场上命丧烈火中的布鲁诺。

文化大革命狂热之时，破坏力度绝不亚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那股风吹到科学界，吹走了真正的精英。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现代科学诞生得很晚。没有科技就没有一切。尽管很晚，近代科学也终于诞生了。其中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叶企孙和熊庆来。

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主要贡献有两条：一条是学术贡献；另一条是教书育人。华罗庚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华罗庚是数学天才，但是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种人放到现在都未必有机会念大学。但熊庆来见到华罗庚之后，视如珍宝，破格提拔，并推荐到英国进修。日后华罗庚又用同样的方式成全了陈景润。但就是这样一个熊庆来，文革时期竟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死于非命。

近代科学史上，叶企孙可谓一朵奇葩。他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领域，带出来很多第一流的学生。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其中有十三位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另外钱学森、杨振宁等人，和他也有这样那样的交集。甚至可以说，两弹一星工程，根源在于叶企孙。如此成功的老师，理应被天下人敬重。然而很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只能被卷入漩涡。他之所以卷入漩涡，是因为另外一个学生，熊大缜。

说起熊大缜，都是泪。抗战前夕，华北的东北军中有一个团长不愿意撤离，带领一支队伍留在华北打游击，后来加入共产党，建立了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团长就是吕正操，日后的开国上将。与此同时，北平各个大学南迁，叶企孙和他的那些才华过人的学生一起前往昆明，那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日后的两弹一星的元勋。但是有一个人不愿意走，就是二十四岁的熊大缜。他年轻、单纯、绝顶聪明，血气方刚。他要留下来打鬼子。

现在看老电影，类似《地道战》或《地雷战》这样的影片，感觉恍如隔世。不禁要问，日军当年在华北疯狂封锁扫荡，共军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自制的。确切地说，都是熊大缜和他的伙伴们制的。按照那个剧情发展下去，一个传奇英雄就诞生了。日后熊大缜和他的两弹一星的同学聚会，该是多么喜人的场景。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之后，双方都在清理自身队伍。吕正操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人，相关人等都是清理重点。熊大缜和伙伴们又活跃于灰色地带，成了怀疑重点，三下五除二就被“锄奸队”认定为汉奸，受到残酷的对待，成为囚犯。犯人转移过程中，最荒谬的事发生了。熊大缜和“锄奸队”押解战士史建勋发生矛盾，史建勋大怒之下擅自决定要处死熊大缜！简直是天下奇闻。熊大缜是制造子弹打鬼子的，深知环境艰苦，弹药来之不易。他郑重建议，不如省下子弹打鬼子，要处死他，用石头就行了。史建勋竟然真的用石头砸死了熊大缜，英豪就此殒命。如果熊大缜去西南联大继续深造，再去欧美留学，或许两弹一星的元勋就变成二十四个人了。

因为熊大缜的事，从不参与政治的叶企孙卷入文革漩涡，成为反革命分子，工资停发，家也被抄了，他本人还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无休止地逼供写检查，让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统安插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想想都好笑，以叶企孙的级别，不要说特务，表达一下意愿，当初就可以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但那个年代不管这些。叶企孙勉强熬过文革，生命便油尽灯枯了。原本应该被尊重的教师，竟得如此下场。

然而真正让叶企孙伤心的还不是他本人的际遇，而是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的遭遇。如果说熊大缜的事是因为战争年代，敌我矛盾交织，难以扯清楚。那么赵九章的事，就是布鲁诺的故事在文革的再现。

赵九章生于一九零七年，浙江人，中医世家。赵九章的一生，注定坎坷，因为他是戴季陶的外甥。戴季陶早期追随过孙中山，和蒋介石是铁哥们儿。更致命的是，戴季陶还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起草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但后来又脱党了。日后跟随蒋介石一起反共。共产党最恨叛徒。这些都注定了秋后算账时，凡是和戴季陶有关的人都不可能全身而退。赵九章不仅喊戴季陶舅舅，还当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如此条件，赵九章如果决定玩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然而赵九章看到国民党官场腐败，失望至极，也经常和戴季陶闹矛盾，随后离开，依靠自己的能力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走上了科学之路。

清华毕业后，赵九章去德国留学。原本可以留在国外，待遇也不错，但是他选择回国做贡献。归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并且在竺可桢身边搞气象工作，成为该领域的新生骨干。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中央气象研究所曾奉命前往台湾。赵九章选择留在大陆。共和国诞生之后，赵九章成了一颗种子，在气象领域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培养了一批人才。

赵九章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制造人造卫星上。一九五八年，赵九章负责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二部开始为制造人造卫星做准备。当时大饥荒正扑面而来，局势很不乐观。赵九章用有限的资源把工作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终于在一九六五年推动卫星项目上马。赵九章在卫星项目的功能类似于核项目中的钱三强或导弹项目中的钱学森。然而文革爆发了。虽然卫星在文革中升空，但是赵九章非常不幸，未能看见卫星上天的那一刻。

文革刚刚兴起，鉴于政治身份，赵九章就受到了冲击，靠边站。科学和政治之间，他在三十年前就做了选择。他没有理会骇人的政治风暴，一心关注卫星。造反派叫他反省，他反省人造卫星。造反派叫他汇报思想，他汇报人造卫星。造反派让他写检查，他还是写人造卫星。总之，都是人造卫星，其他东西他好像根本就不管。当然咯，这种态度是无法让造反派满意的。特别是“夺权”之后，他们决定改造赵九章这位“反动学术权威”。

至于“学术权威”和“反动”之间的关系，不仅我们今天弄不懂，当年的造反派也说不清。但是这并不耽误他们改造赵九章。改造方式当然还是老一套，野蛮的斗争和疯狂的批判，日日夜夜，没完没了。赵九章是学者，不怎么喜欢上街。但是夺权之后，他每天都要上街。而且还有很多造反派陪他一起。他们押着他，让他低头弯腰游街。年龄大了，弯腰不方便，动作不标准，他们就拿烟头烫他。对了，还有喷气式飞机，也少不了。

赵九章想不通，一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罪人，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他搞不懂，和平年代怎么会有如此局面，很多人也都想不通。他开始焦虑，因为那样的环境，他显然没法继续搞卫星了。他的身份还是卫星设计院院长，但不能参加任何科技活动。是不是很怪？当时是见怪不怪。因为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呢，遭遇比赵九章还惨。他试图改变，但无能为力。局势一天天恶化。

一九六八年春，赵九章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他们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加上他年老体衰，走动极为不便，摔倒、爬起、摔倒、爬起……折磨得他苦不堪言。大队的生活非常辛苦，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写检讨。尽管如此，他依然挂虑着人造卫星，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造卫星搞成了，我的生命就有了意义，即使死了，国人会永远铭记我，也就死得其所。

然而在造反派眼中，痴迷于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是死不悔改，要对他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造。这意味着赵九章要遭受更大的痛苦。其实痛苦早已经超出了赵九章的承受极限。他之所以选择熬下去，就是想看到人造卫星搞成，就如同之前的原子弹爆炸和导弹升空那般。就如同伟大的铸剑师，为了铸造绝世宝剑，可以放弃一切。尽管卫星还没有升空，但赵九章不打算再忍受煎熬了。因为一九六八年六月份发生一件事让他彻底绝望：和他同一等级的科学家，姚同斌惨死。

第一节 悲剧

姚同斌是江苏人，生于一九二二年。他的父亲是小商人，生活条件很一般。尽管他成绩非常好，还是在中学时辍学，摆摊卖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并兼做收发员、教师等职务维持生计，有点积蓄后继续求学。两弹一星元勋中，就姚同斌早的期生活最为艰难。按照他那个情况，应该成为革命者，但他却咬紧牙关走上了科学家之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辗转奔波于上海江西等地，念完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大学奖学金。大学毕业之后，又经过一番辗转去了英国深造，主攻冶金，拿到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上岗，成长为一流专家。

中国要搞航空航天，需要材料和工艺方面的顶级人才。一九五七年，在周恩来的周旋下，三十三岁的姚同斌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参加建设，在国防部第五院负责航空工艺和材料技术，很快成为该领域的权威骨干，对导弹项目贡献很大。

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理论和实践，赵九章是因为戴季陶的关系背景注定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姚同斌可谓根正苗红，纯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理应受到热捧才对。就算有海外留学经历，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除了毛泽东，哪个没有海外留学背景？

尽管如此，姚同斌依然没能躲开风暴。文革开始后，姚同斌所在的第七机械部分成两派，一派叫九一五，另一派叫九一六。先是争吵，后是武斗，然后升级为大规模武斗。斗争到什么程度呢？周恩来让粟裕想办法排解。粟裕乘坐直升飞球在南苑转了几圈，毫无办法。周恩来还说，粟裕啥时候变成害羞的花姑娘了。想当年粟裕将军在战场上何等威风，消灭国军精兵强将不在话下，竟然对红卫兵武斗无能为力。如果是敌我双方，肯定难不倒粟裕。然而两派都是自己人，背后都有领导支持，都认为自己是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代表。这就难办了。

这就是文革的悲哀：自己人斗自己人。连伟大的将军都束手无策。

很多人不敢上班，能躲就躲。姚同斌当时是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依然坚持上班，并且打算协调两派。只能说姚同斌太单纯了。左右两派可不仅仅是所里的两帮人，而是牵扯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外，没有人能真正调节两派矛盾。当然姚同斌也不能。六月八号那天，斗争升级，开始大规模武斗。

有同事劝姚同斌暂时在办公室避一避。但他家附近局势紧张，由于挂虑几岁的小女儿，还是回家了。正在吃午饭之际，九一五的几个人闯入他家，架着他就往外拖。随即有人上来抽他耳光，并以深仇大恨的口吻说：“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同斌一介书生，自然非常狼狈。造反派连打带拖，把他拉到九一五总部，干嘛呢，继续打。反正也不讲道理，就是打。一直打到他两眼发直，瘫在地上说不出话。又把他拖回去，扔在他家门前的人行道上。邻居见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院给出的答案是，不救。下午三点钟，姚同斌停止呼吸，年仅四十六岁。

看看这个局面，姚同斌在自己家中被拖走殴打致死。重伤之下，原本应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院竟然见死不救。他的致命伤在头部，遭到铁棍重击。对他下狠手的人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电工，纯粹的无产阶级，和他既无利益纠葛也无工作关系，甚至压根就不认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用再追究派系问题，不用再追究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下的手，也不用再追究姚同斌倾向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遭遇不测。

姚同斌的死惊动了上层，惊动了国防部，惊动了国务院。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听到姚同斌的死讯时茶杯掉在了地上。姚同斌是周恩来亲自从德国交涉回国的人才，现实意义上的国家骨干。

得知姚同斌惨遭横祸，赵九章不言不语，头发白了很多。孤独、困惑、彷徨这些词都无法描述他的内心世界。包围着他的是另外一个词——绝望。绝望之下的赵九章继续写着检讨。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他已经六十一岁，就算是特务也该退休了。国民党再不济，也不至于用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当特务吧。赵九章本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要当特务，也要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干吧。如果当年他真的选择当特务，以戴季陶和中统的关系，也会一帆风顺，而且他可能就去台湾了。

十月十号，姚同斌死后的第三天，赵九章吞下安眠药，静静地走了。

他不是一直念念不忘人造卫星么？即使遭受毒打也在所不惜；即使蒙冤受屈也在所不惜；即使在乡下劳动也在所不惜，怎么听到姚同斌的遭遇就自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版本。

容易的版本：人死。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年轻时代就迈入了精英行列，从事最顶尖的工作，见过世面，悲欢离合都已看透，既然现实不容我活，那就走吧。另一个世界没有暴力，没有这么多不可思议。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

困难的版本：心死。

人死和心死是两个概念。尽管每个人都要死，但并不是每个人死的时候，心都会死去。荆轲慷慨悲歌之际，心肯定没死；文天祥从容赴死，心肯定也没死；谭嗣同走上菜市口时，心也没有死。还有无数革命烈士，人死之际，心都是鲜活的。

然而还有一种人，人死之前心就死了。比方说屈原，投水之前心已死；比方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水之前心就死了，因为他钟爱的那个世界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再比方说老舍，也是这个样子。赵九章也属于这一类。

想当初赵九章放弃政治选择科学，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选择回国，最后成为人造卫星的设计者。从个人角度看，他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机会，并且证明了自己。但是从更大的层面上讲，是在为整个国家和民族造剑铸魂。对中国人而言，之所以能五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那种强大的向心力。即使在兵荒马乱之际，国人依然希望国家统一强盛。这种文化基因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

赵九章一直念念不忘人造卫星，除了那是他的心血所在，还有就是他明白项目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因为他经历过战乱，知道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滋味。他也了解熊大缜的选择，但是姚同斌的死让他对这个信念发生了动摇。

如果仅仅是赵九章自己遭难，他可以理解为是一时误会。毕竟任何时代都有这样那样的误会，过段时间自然会水落石出。如此情况下，自己吃点亏、遭点罪也不算啥。毕竟衡量一个人一生的历史标尺不是吃亏和遭罪，而是做了多少贡献。把人造卫星搞出来，一辈子对自己对国家对民族都有交代，别的就无所谓了。

但姚同斌不同。在赵九章看来，姚同斌来自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出身问题。从阶级属性上看，姚同斌完全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姚同斌最不应该遇难，但偏偏就是最不应该遇难的姚同斌遇难了，而且是死在“无产阶级”手中。如果连最应该活着的姚同斌都死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吃人。

既然是一个吃人的世道，有必要再去留恋么？没必要。那么既然没必要留恋，还有必要再想人造卫星么？自然也没必要。人造卫星原本就是给国家和民族造剑铸魂，然而民族的灵魂却如此混乱荒唐，也就没有必要再坚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号那个夜里的赵九章，犹如罗马鲜花广场上的布鲁诺。布鲁诺的人丧命于火海，赵九章的心消失于火海。

所以心死。

造反派当然不会在意赵九章的死活。活着的时候折磨他的身体和精神，死后依然给他戴上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当然这一切和赵九章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死之前，心已死。心死之人，即使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是一团死灰。

然而赵九章和姚同斌的死触动了周恩来。和他们一样，周恩来一辈子也是为国为民为组织费尽心力。路虽不同，但目标一致，他们的心是想通的。赵九章的绝望，周恩来完全能感受得到。不同的是，感到绝望的赵九章撒手离开，周恩来还有选择的余地。

第二节 治标与治本

此后周恩来做了两件事。他让军管会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周恩来表态：“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都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由此保护了一批顶级科学家。日后钱学森回忆：“‘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但这只是治标。毕竟保护的人有限，就算保护了一批顶级科学家，其他那些科技工作者又该如何呢？当时有很多人都被打成特务。当时的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就很让人纳闷，苏美会派特务过来帮助中国搞两弹一星？那是活雷锋啊！大大滴好。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下的文化大革命可不管这些，就要文革，就要斗争。政治斗争有时候犹如吸毒，一旦沾上，就停不下来。没有批斗对象，手痒，内心难受。至于批斗对象嘛，自然是名气越大越好，地位越高越有乐趣，工作单位越神秘越有挑战性。邓稼先他们虽然位不高、权不大，但是人家是搞核武器的，相当有吸引力。所以斗争就很残酷。

当时有个爆破专家叫钱晋，浙江海盐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搞原子弹那会儿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研究起爆元件的设计、爆轰波传播规律和高压状态方程。在钱晋等人的努力下，研制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压雷管。就这样一个人，埋头干活，既不争权也不争名夺利，竟然成了斗争对象。施暴者要钱晋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法律何在？天理何在？好在十五年之后，北京法院判处施暴者赵登程有期徒刑十五年，正义才算姗姗来迟。

就算是顶级科学家也没能保护好。比方说邓稼先就险遭不测。

许鹿希回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二二一基地’搞，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邓稼先，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有部分造反派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的关键数据“交”出来。邓稼先很明白，数据属于国家机密，是绝对不可以交的。这样邓稼先处境就非常危险。如果事情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紧急关头，邓稼先迎来一位救星——老乡杨振宁。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人是老乡，比邓稼先年长两岁，两人很早就认识，兴趣爱好相投，成长经历和求学经历相当。两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杨振宁选择留在美国继续搞科研，邓稼先选择回国参加建设。留在美国的杨振宁拿到了诺贝尔奖，回国的邓稼先成为两颗蛋蛋的奠基人。

当初中美关系解冻，作为国际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是一件备受关注的事件。杨振宁回国之后指名要见邓稼先，周恩来趁势把邓稼先从青海接回来，才算解脱。同时解脱的，还有和邓稼先一起挨批的一些人。许鹿希回忆：“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邓稼先进了门，她几乎无法认出他来。他穿着一身旧灰制服和一双绿色军便鞋，疲惫不堪，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看上去心事重重。往日炯炯有神的双眼和意气风发的神情消失不见。那一刻，她的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国家搞成那个样子，连掌控最核心机密的人都保不住，要说能让人满意，鬼都不信。民族英雄，国之栋梁，理应受到国人之尊崇。搞笑的是，文革之中他们竟然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指示，国防科研单位（特别是涉及到核武器的单位）不能冲击，但很快就失效了。

既然治标不成，那就治本。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如果连科学家都无法容忍，不说国家有问题，不说人种有问题，至少应该说国家的政策有问题。当时的政策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虽然过去了，结局却遥遥无期。

周恩来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且他自己也没有走上一把手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除了毛泽东，没人能坐上领袖地位。领袖位置上的毛泽东铁了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原因后面毛泽东篇章里分析），周恩来能做的事，就是借力打力，把文革的力量中和掉。

只有理解这一切，才能理顺周恩来对林彪所做的那一切。

第七章 从九大到九一三

中共九大是一场迟来的会议，也是权力重新组合的会议。所谓权力重组，无非就是通过前几年的大干特干，终于把之前那些条条框框砸碎了，打倒了一大批人，留下权力真空。文革新贵们在权力真空中重新排座次。政治局重新开张，新一届政治局的排位就成了权力象征。

当然咯，受益人就是林彪和他的伙伴，以及江青和她的伙伴。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板上钉钉的事。江青就不好办了。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敢打敢冲敢折腾，所有煽风点火的事都有她，打倒所有重量级人物都有她。如果肯定文革，那么江青的功劳很大。然而大家都知道，江青能够如此出风头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毛泽东的老婆。

正因如此才麻烦。毕竟她是毛泽东老婆。毛泽东已经高高在上了，神一样的存在，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再把江青拉进政治局当常委，恐怕不太好。那样的话，政治局会议是不是要变成家庭会议？毕竟共和国宪法上写着“民主专政”呢。如果看起来不够民主，那不是给伟大领袖抹黑么。

然而按照当时的局面，江青是必须进去的。江青本人就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局委员，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权力和周恩来差不多。当然权力的概念对江青来说，就是热热闹闹地去演戏吧，所谓责任和义务啥的，她都不太清楚。所以当时一个江青的安排就费了一番周折，各种心态也不一样。

林彪在九大之前就对毛泽东说：“从政治上来说，一个干部应当先锻炼，后提拨，对他们的成长有利。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对那些刚露出头角的人，锻炼时间应当放长一点。有些女同志过去被耽误了，现在也不好突然长上去”。林彪这话当然是影射江青去的。其中的滋味，似乎是不想江青升太快、爬太高。那样的话，对刚刚走上接班人位置的林彪是一个新的威胁。毕竟江青和林彪是以同样的方式爬上去的。

毛泽东对此的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的原则是：德才为主，照顾到历史情况；男女干部，应当一视同仁。模棱两可。江青能否成为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本人而言特别重要。当然毛泽东的地位不会因为江青怎样而有所改变，但这对其他人的态度却是一次试验：是否支持文革的试验。毕竟江青是文革的弄潮儿。

提名政治局名单，黄永胜表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后来批评黄永胜：“你太不懂了”！是啊，黄永胜一个大老粗，刚进中央一会儿，就敢放炮。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放炮，而是在揣摩到林彪的意思之后才放炮的。

九大结束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老干部代言人）、康生（毛泽东代言人）、黄永胜（林彪代言人）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里有叶群，也有江青。林彪看到名单之后，把叶群的名字划掉了；毛泽东看过，把江青的名字也划掉了。

深谙各种关系的周恩来说：“单纯从名单本身来看，她们可以不放进去。但是从现实来考虑就一定要上了。我们应当从大局着想，要再向主席提出我们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带领大家再次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放在名单上，毛泽东又再次把江青的名字划掉。按照林彪的意思，叶群无论如何也不该进去。站在当时的局势上看，江青进入政治局，可以说得过去。叶群肯定没戏，就算挤进去，也是在政敌面前落下把柄。

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向主席真诚地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政治影响，但不列入也会产生影响，会产生更多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人名单”。周恩来这不是迂腐么？不是，其实他是在试探毛泽东的想法。如果毛泽东坚持把江青划掉，那就意味着九大之后，政策可能趋向平和，不会再政治斗争了。所以说，政治就是如此微妙。

毛泽东则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我应当完全负责”。啥责任呢，也无非就是说江青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等于同意江青进政治局。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一再坚持，是看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按照邱会作的说法：“毛泽东有难处，周恩来知道毛的难处。在毛口头反对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这事该咋办。周恩来审时度势，揣摩毛的心理，把这件事办得让毛主席满意，只有周恩来有这个本事，除了他，谁也办不到”。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没显示出周恩来真正的过人之处。接下来周恩来又带着黄永胜去找到林彪，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林彪还是不同意。此时黄永胜告诉林彪：“如果叶群不进入政治局，江青也不便列入，那么就是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沉思良久，表示同意。黄永胜的这番动作，自然也赢得了叶群的好感。但是对林彪而言，却埋下隐患。因为叶群只有小聪明，没有政治智慧，当家庭主妇可以，玩政治就两说了。

周恩来的此番动作，相当于再一次增加了林彪的力量。结果就是，权力刚刚重组完毕，新的矛盾就诞生了——林彪和江青有了矛盾，文革之初两方携手的那种局面不复存在了。原因很简单，两派都想接班上位。林彪想从接班人的位置上转正。江青眼高于顶，自以为天下第二。周恩来呢，和两边小心翼翼地周旋，然后安心干点实际的事。

不论周恩来如何小心，都不可避免地和林彪走得更近。原因也很简单，江青只是一个演员，只想把现实世界搞得热热闹闹，至于民生啥的，她不想管，也没能力管。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是周恩来一生最难过的时间之一。因为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倒周的声音，江青叽叽喳喳，给周恩来制造了无穷多的麻烦。

林彪是民族主义者，战场上出来的，非常现实的人。就算吹捧毛泽东造神，陷入了“务虚”的死胡同，有了权势之后也会慢慢地转回来。江青对周恩来嚣张跋扈的同时，林彪对周恩来则表现得相当尊重。至于四大金刚那些人，除了惟林彪马首是瞻，本身也是军人，讲究论资排辈，在周恩来面前只能算后生的后生。比方说周恩来对邱会作就有救命之恩。康生知道吴法宪是大炮筒子，曾经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来反周恩来，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就是周恩来批发的，张春桥也装模作样地帮腔。林彪知道后，立即托人传话给吴法宪，让他不要上当：“我们党内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不行”。林彪的话讲得很严厉，警告吴法宪说，如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

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照。比方说军委办事组搞的那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让毛泽东很不爽，看见报告后直接烧掉。周恩来从汪东兴那里得知情况后，悄悄转告了林彪。

当然咯，从吨位上看，江青和林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是江青背后有一个吨位更大的男人。林彪和江青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利益冲突。

这样，局势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文革之前，刘少奇和毛泽东矛盾激化，周恩来小心翼翼地游走在缝隙之中。九大之后，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出现，周恩来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游走在缝隙之中。周恩来的地位再一次重要起来。但此时周恩来的心态和文革之前已经不同。

文革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和而不同。那个时候，周恩来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模样以及产生的后果。所以他选择跟随毛泽东，抛弃了刘少奇。

九大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斗而不破。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领教了文化大革命那种粗狂的破坏性，他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了。此时他依然不会和毛泽东唱对台戏，也没有那本钱。但是他可以选择把林彪推向前台。不论结果如何，把林彪推出来，周恩来就算成功了。

林彪的力量增大之后，自然就会想办法安定下来，享受成功的果实。然而毛泽东是不会停下来的。既然如此，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国家主席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为何在国家主席的较量上，毛泽东要和林彪翻脸？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题目，只能放在后面再谈了。这里只要明白，是否设国家主席，关系到文革的命运就可以了。

当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策划那场漂亮的政治闪击战，不顾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时，周恩来是表态支持的。当然当时会议上，林彪全方位占据主动，反对者也就是张春桥等寥寥数人而已。但是必须认识到一点，除毛泽东之外，对毛泽东本人了解最清楚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其中的全部暗流，但是他仍然选择支持林彪。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话，称赞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听后很激动。并非是他从心理上完全倒向林彪，而是他实在不想继续“文革”下去了。继续搞，迟早有一天会搞到他自己头上。那次会议上，军方老人家支持林彪的声音最响亮的是陈毅。

当陈伯达念完大作之后，陈毅表态：“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这种人利用了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宽大，是不能容忍的”。

陈毅一席话，现在听起来很过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属于正常言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的话和陈伯达一个调子，变成了对陈伯达发言的补充。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在全会印发，内容包括，大家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党内有人否定毛泽东是天才。并且注明，陈毅也发了言。

从红军时代开始，陈毅就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建国之后，陈毅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二月逆流之后，陈毅眼看就要被打倒，是周恩来拼命保住了他。第三次庐山会议时，陈毅的环境稍微改善一点。按常理，他应该低调才是。事实上，陈毅的声调就是周恩来的声调。

所以说周恩来对林彪的支持已经很用力了。如果周恩来当初对刘少奇的支持有这个力度，文革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当毛泽东反戈一击，决定拿下陈伯达时，周恩来对林彪也是各种帮助。这些在四大金刚的回忆录中清晰可见。直到最后时刻，直到九月十二号，周恩来还在想办法调和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

按照阴谋论：林彪所以仓皇外逃，是因为上了周恩来的当，特别是叶群被周恩来忽悠了。这是第一。第二，林彪的飞机实际上被人做了手脚，那个人正是周恩来。更有甚者认为，飞机是不是周恩来让人打下来的。开会时还有人写纸条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非常激动，自我辩护：“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只能说阴谋论者太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人可以用阴谋搞定林彪。周恩来对林彪，完全是阳谋。不论胜败，只要林彪站出来，文革基本上就搞不下去了。

既然周恩来在林彪身上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为何真正到了摊牌的时候，周恩来依然选择站在毛泽东一方？原因很简单，站在毛泽东那边，于个人和组织更为有利。

周恩来很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样很了解周恩来。所以毛泽东南巡吹风时，北京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行踪。因为毛泽东看准了周恩来不会站在林彪那边。

第一节 忙碌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前后的周恩来，处在人生最为忙碌的时间段。周恩来的基本工作有三块：第一，主持日常基本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大堆，加班加点都干不完；第二，要和一帮只会动嘴动笔不会动手的文革新贵周旋，特别是江青女士，尤其不好侍候；第三，改善中美关系。这些本应该是很多人才能干完的事，都要周恩来一个人干。那个时候，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比起处理林彪突然出走的问题，那些事看起来已经非常、相当、十分轻松了。事后周恩来整整五十个小时没有合眼。当时的周恩来已经七十三岁，身体机能已经严重下降。

林彪出走，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即使今天来看，林彪出走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出走事件，影响远远超过当年张国焘离开延安投奔国民党。当年张国焘虽然是红四方面军一把手，但张国焘之外，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还在，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在。

当时中苏关系对抗严重，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在推动中美和解，联美抗苏，局势更为敏感。林彪身为当时的三军实际负责人，突然离开，形成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鉴于其他元帅都在家写检讨，或是在外地劳动改造，一旦局势变动，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第一层危险。

第二层危险，林彪去的地方正是敌对国家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三军负责人投奔头号敌国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林彪知道中国的全部秘密，对共军各种优点、缺点了如指掌，对各个集团军负责人的性格、行为方式了如指掌。

这些已经很危险了对不对，还有更危险的，经过文革的折腾，整个军方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谁都无法预知海陆空三军内，搞不好就有人跟着林彪一条道走到黑。或许林彪到境外之后还能遥控指挥他们，或许他们会狗急跳墙。

如此一来，危险迫在眉睫。

所以九月十二号，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听到林彪有动作的情报之后，脸都变了。他想到了全部的危机，立马停止开会。与会者莫名其妙，惊惶不安。连向来喜欢闹事的江青也发现气氛诡异，没有再找茬，直接回家洗洗睡了。

危急关头，能管事的人只有周恩来。毛泽东当时基本上是甩手掌柜。江青身边的那几个人，平时叫得欢，关键时刻都没用。好在周恩来非比寻常，早在四十年前就处理过顾顺章叛逃事件，成功保住了当时摇摇欲坠的中共中央。

周恩来当即决定：相关人等留在人民大会堂，不准动，不要和外界联系。这样做的目的：防止林彪的人传递消息。为了以身作则，周恩来本人也抱着自己的被褥（周恩来有个奇特的习惯：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被褥，不论出国访问还是国内考察）住进人民大会堂。此前八年，周恩来都没有住过人民大会堂。

据周恩来的警卫回忆：周恩来一边盯着飞机的位置，一边忙着打各种电话；叶剑英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踱步，思考对策；张春桥阴沉着脸，在角落沙发上抽烟，他是想帮忙也帮不上；黄永胜一动不动地站在周恩来旁边，懵了。如此等等，神情各异。如果能画成一幅油画，叫九月十三号凌晨的中南海，效果肯定不错。

当飞机逼近蒙古边境时，需要决策，周恩来去找毛泽东。那也是整个林彪事件中，周恩来唯一需要请示的地方。毛泽东惆怅片刻，一番伤心之后，说出了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周恩来明白，考验的时刻到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出走的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林彪走了，要划清界限。当然这些是不够的。周恩来把他们召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同时又规定：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新疆厅。因为政治局委员中，很多都是林彪的人，比方说军委办事组那一拨。动机：切断林彪和国内高级干部的联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五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那几位不是林彪的人么？是的，但他们同时也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更重要的是，周恩来那样做还隐含着如下意思：林彪是林彪，你们是你们，一码归一码。换句话说，稳住几个和林彪关系最近的人，给他们留下希望，防止他们下决心来个鱼死网破。如此一来，给林彪其他党羽以震慑（看看这几位金刚都乖乖听话了，你们还要跳出来么）；同时暗示林彪势力之外的人，大局在掌控之中，安抚人心。

第三步：周恩来命令：一，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二，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令。空军是林彪的后花园，重点防御对象。林彪都走了，还防着啥呢？实际上是防止林彪的追随者狗急跳墙。有那种情况么？至少表面上有，周宇驰和于新野就劫持了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周恩来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出动八架战斗机拦截，因天黑没有完成任务，最后还是驾驶员陈修文的政治觉悟高，牺牲了自己，才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境内。于新野和周宇驰自杀，李伟信被捕。由此，后人质疑李伟信是间谍。当然从北京往外跑的飞机还好说，最怕外地往北京去的飞机。那种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第四步：周恩来亲自用保密电话给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电话：“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说得可谓既含蓄又清晰。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开幕式作报告。没有参加会议的人是不知道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位高权重之人，警惕性都很高。这样一来，就不会让消息传播出去，造成民众恐慌。

第五步：周恩来把北京市、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找来安排如下：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第六步：重新部署武装力量。因为林彪对北京的一切了如指掌，林彪奔向敌国，自然要最大限度地变更防卫系统。周恩来命令三十八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另加上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一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把北京卫戍区的兵力由原有的四个师增加到十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林彪的几位金刚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处于领导位置。如果他们暗中和林彪沟通，结果很严重。于是周恩来作了如下防备：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但不往上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的指示部署应变措施。如此力量，如此部署，除非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否则足够镇压一切有非分之想的人。

布置好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去了毛泽东那里，两人再次交谈一番。随后周恩来的部署就见效了。南京军区的大嗓门许世友报告：“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广州军区的丁盛打电话：“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谁反对主席，我就打倒谁”。

许世友的表态不足为奇，他本就只忠于毛泽东一个。丁盛的表态则非同寻常。要知道广州军区乃是林彪的根系和希望所在，而当时丁盛还不知道林彪已经坠亡的消息。丁盛如此表态，表示大局已定，周恩来的工作相当到位。对此周恩来表示很欣慰，嘴角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很多人因此质疑：周恩来当时只是管政府工作的，怎么会如此摆弄军方势力？这些质疑看似有道理。林彪上升过程中，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周恩来的臂膀基本上都脱离了军方。周恩来本人基本上不插手军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政府部门。从法理上看，似乎不适合处理军方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总理，他是周恩来，共和国还没有诞生之前，就指挥过军队；共军诞生之前，他就策划武装起义了。军方那些大大小小的将领面对周恩来，哪个不得恭恭敬敬？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么？如果还需要，那么好吧，当时中国的象征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基本上不管具体事物。全国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到外交工作、国防建设，小到领导人的安全、包括江青的生活状况，都是周恩来在管，这是怎样的一种权力？

这种权势平时看不见，危急关头就显出来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林彪还是三军实际负责人。从他登上三叉机之后，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周恩来完成这么几个动作，基本上就控制了局面：切断了林彪和国内的联系，把林彪从中国境内排除出去。

为什么周恩来可以躲过中共历次人员更迭？为什么周恩来永远不会倒下？为什么周恩来每一次被打压之后很快又能复原？仅仅是因为周恩来人缘好，能干活么？笑话。看看当初顾顺章叛变，看看处理林彪事件，就能找到端倪。

——太厉害了。

黄永胜晚年，他儿子问如何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搞外交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嘛，就是一个八级泥瓦匠”。黄永胜说，“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看到黄永胜这个评价，只能说，粗人就是粗人。黄永胜自己被江青骂得如同狗一样，也就是瞪瞪眼而已。周恩来种种逆来顺受，但只要抓住一个机会，就让文革小组的王、关、戚落马。康生临死之前，还要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老底。周恩来政治上受气，也只是受毛泽东一个人的气而已。毛泽东身边，有谁可以不受气的么？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还有谁能让周恩来受气？

周恩来的这些动作，都是针对林彪能成功到苏联而部署的。林彪死后，一切就都不那么重要了。但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办，就是清洗林彪的党羽，尤其是四大金刚。那么他们的结果如何呢？

第二节 九月十三号之前的四大金刚

九月十二号那天是星期天，高层人士会选择在那天放松一下。

四大金刚中，邱会作攀上林彪的时间最晚，整人最积极，实际上却最不重要。除非林彪成功，否则很难用上邱会作。九月十二号那天，邱家在庆祝孙女出生十天，所以很热闹。邱会作是个工作狂，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他原本想趁下午开会之际约吴法宪见个面的。因为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唯独没跟吴胖子通气。好歹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不能因为怕人家嘴大就无视吧。后来因为事多，就没见着。

晚上邱会作多喝了点酒，又吃了安眠药，睡了。他完全没想到亲爱的林副主席会在那个时候飞向北方的敌国。因为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在他睡前，喜欢自作聪明的林夫人还打电话给他，祝贺邱家有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很好听，还说林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打个电话给豆豆表示祝贺。所以脑袋昏昏沉沉的邱会作比其他人更为震惊。

李作鹏是比较沉稳的一个人，思考比较周全，看问题比较远。当初庐山会议，让吴法宪检讨，李作鹏就看到结局：以后会没完没了。当他自己必须检讨时，就预测到以后要被打倒。正是李作鹏向林彪汇报了毛泽东南巡的消息。但是他同样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出事。九月十二号那天，李作鹏干嘛呢？在种地，在海军大院的自留地上消磨了一天的时光。然而四大金刚之中，唯有李作鹏“帮助”了林彪。

九月十二号夜，飞机起飞之前两小时，周恩来打电话通知李作鹏：林彪的飞机要起飞，必须通过周恩来、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和李作鹏（副参谋长和海军第一政委）的同意。但是李作鹏改了周恩来的命令：四人中一个下命令就能起飞。

林彪强行起飞时，李作鹏没有任何阻止。李作鹏当时是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的负责人，如果严格执行周恩来的命令，那么林彪的飞机可能就起飞不了。是因为李作鹏知道林彪的最后举动么？当然不是，如果李作鹏知道林彪会跑，断不至于那般。因为林彪跑了，李作鹏留在国内，必然没有好果子吃。那李作鹏为啥要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呢？动机很简单，就是紧跟林彪。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比周恩来高，李作鹏是林彪的人，在不知道林彪最后逃亡敌国的情况下，李作鹏当然不会听周恩来的指示对付林彪，没有那道理，也没有那必要。

周恩来给李作鹏的理由是天黑飞行不安全。而经验和知识告诉李作鹏，天黑飞行很安全。李作鹏就没想到最坏的结果么？按照李作鹏的说法：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林彪。如果必须阻止，应该是中央警卫团的事。李作鹏是自作聪明，想在林彪那里捞资本。

真正能给林彪实质性帮助的应该是吴法宪。因为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理论上掌控着很大的权柄，能提供很多方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吴法宪最早倒向周恩来。以林彪当时的地位，在没有逃出国境线之前，即使林立衡举报，也不能证明啥。毕竟林彪是全国二号人物，坐专机在国内晃悠两圈，也没必要向所有人解释报告，即使是周恩来。

当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飞机时，吴法宪给出的理由：他要请示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时，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

所谓拦截，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打下来。

实际上从九月十二号晚上，吴法宪就在配合周恩来工作。要不是吴法宪级别太高，要不是吴法宪之前跟随林彪太紧，要不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检讨太多，要不是日后关的时间长，很可能有人怀疑吴法宪是“间谍”。九月十二号那天晚上的表现，吴法宪怎么看都像是周恩来的人，跟林彪上演对手戏的。有一个猜测，如果林彪不走，将来开批斗会的话，四大金刚之中，最可能批斗林彪的就是吴法宪。

林彪团队之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是黄永胜。黄永胜级别最高，战功最大，地位很重要。总参谋长是共军的神经中枢，黄总长也是林彪团队的神经中枢，陆军之象征。黄永胜对林彪的忠心自不必说。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打造培养的，那黄永胜就是林彪一手打造培养的。黄永胜爬得如此之快，爬得如此之高，皆因林彪的栽培。

林彪在未能看到登顶的希望之前对毛泽东忠心不二。当时黄永胜还处于“修炼”阶段，自然要紧跟林彪。在贺龙、罗瑞卿、许光达案件中，黄永胜都非常配合，出了很大力气。他的配合赢得了回报，九大时晋级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和林家关系很好，是林家心腹。叶群也拼命拉拢黄永胜，甚至要和黄永胜结为儿女亲家。以至于日后有传言，叶群和黄永胜关系不正常。九一三之后，叶群的卡片盒中留下黄大老粗的酱油诗一首：“缠绵五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月，黄叶热恋时”。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黄总长自然要备战。但军人出身的黄永胜抓备战的宗旨是：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头头们一起研究战备工作时，黄永胜就说：“什么计划不计划、平衡不平衡，一切为了打仗，打仗第一，打仗就不管平衡。”

按照那一套搞法，就不用搞建设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黄永胜搞出来一个“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日后这个命令成了林彪要搞政变的阴谋和预演。因为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那样一个指示，要知道那个年代，调动一个排都需要毛泽东批准。全军紧急指示布置完毕，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毛泽东在和林彪上演对手戏时，一只眼睛就盯着黄永胜，因为林彪的意图必然要通过黄永胜来实现。所以庐山会议上，后来上山的黄永胜立刻被毛泽东拉去谈话，就是希望他能够反戈一击。然而黄永胜装傻。庐山会议之后的黄永胜，毛泽东一直让他检讨，他都应付了事。毛泽东南巡，教育丁盛和刘兴元时就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林彪离开中南之后，整个南方基本上都交给了黄永胜。

毛泽东已经到丰台车站接见了李德生他们，三十八军部署到位。就在那次会面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不在场的黄永胜：“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那个时候，大家意识到要对林彪动手了。大家还记得，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也只说了这个分量的话。

按照《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要搞割据，必然是在南方。

九月八号，林彪写下那张“手令”时，同时写了另外一封信，给黄永胜的：“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王飞是山东人，抗战之初加入八路军，在战场上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后加入空军。按照他的资历，原本没有机会和林家扯上关系。一九六五年大四清运动，王光美凭借桃园经验大出风头。叶群不甘寂寞，也跑出去蹲点，王飞就是工作组的一个。王飞反应机警、能干事，是个人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口才好；最关键的一点，听话、会为人。叶群觉得王飞还不错，网罗之。也就是说王飞取得林家信任的时间比周宇驰早。当初林立果前往空军办公室当秘书，主任就是王飞，此后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就是通过王飞和周宇驰活动。按照林立果的设计，王飞是“北线总指挥”，在必要的时候，负责把毛泽东“保护”起来。

顺便说一下，九一三事变之后，王飞被定为林彪事件的主犯。他知道林立果的全部活动轨迹，远比李伟信和程洪珍知道得多。但是很遗憾，也很奇怪，王飞患了精神病，没法继续受审，就把江腾蛟拉出来代替他。但是江腾蛟的角色远不如王飞重要。如果是王飞受审，那么许多谜团就会清晰起来。林彪那封信并没有直接交给黄永胜，而是让王飞交给黄永胜（结果没有送到）。为何会如此这般呢？按照日后分析家的解释，此举是为了突显王飞的作用。既然林彪如此看重黄永胜，那么黄永胜究竟卷入到何种程度呢？

其实和其他几个人一样。通过王飞送信那事，就能从侧面证明黄永胜没有参与林立果的活动。要不然，以黄永胜的级别，林彪断然不会让他和王飞联络。

有一个关键的证人叫费四金。他是黄永胜的贴身警卫。

九一三事件之后，黄永胜被隔离审查。根据一贯作风，要搞材料。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搞清黄永胜和林立果的关系。如果黄永胜在九月十二号那天见过林立果，那么黄永胜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事的关键证人就是费四金。如果费四金想要污蔑黄永胜，只需要点点头即可。当时林立果已死，死无对证。那么费四金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那是极其关键的时刻，考验人品和良知的时刻。

人品良知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很多人而言，一辈子也没有证明人品和良知的机会。很多大人物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它们出卖了，而许多小人物身上却完美地存留了下来。费四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利益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良知。

面对咄咄逼人的专案组，费四金表示：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黄永胜没有接见林立果。那么黄永胜干啥了呢？去了理发店，然后和儿子一起散步，又去看了孙子。

其实按照那时候专案组的一贯作风，各种资料都做好了。记录（京西宾馆的值班日志），人证（部分软骨头的人），都有了，哪怕费四金不表态就行。费四金当时指出：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是一个人抄的。

尽管黄永胜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费四金的行为让人钦佩。他是小人物，也是英雄，顶天立地的汉子。

第三节 九一三之后的四大金刚

尽管现在看来，四大金刚并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干系。不仅无法逃脱干系，而且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存在。因为他们确实是林彪的人，是林彪的四大金刚。他们的行为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从九月十三号到二十三号前后十天的时间内，局势相当诡异：国家二号人物，军方实际负责人，开国元勋，那个时代的天才统帅之一私下跑去敌国未遂，竟然没有人事变动。是不是太过不同寻常？而且林彪已经身亡，理当清洗。

为啥要等十天呢？在等待，等切入点。

当时林彪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所有共产党员都知道、都认同。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毛泽东和林彪是亲密战友、一体的。全国人民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都会习惯性地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突然说林副主席要杀毛主席，是说不过去的。

正因如此，毛泽东虽然对林彪不满，却无法公开批判，只能通过一系列动作逼林彪自己检讨。即使林彪已经死了，仍然不好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由林彪的亲信坦白交代，自己揭发，撕开突破口。但是整整十天，四大金刚毫无动静。他们基本上就干一件事，烧资料。

其实这个也容易理解。林立果的那个计划，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位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让他们去刺杀毛泽东，说真的，比较扯。就算他们跟着林彪走，在那个视毛泽东为神明的年代，特别是战场上走出来的将军，特别是高级将领，纵使这样那样的派系，也不会去刺杀毛泽东的。四大金刚基本上都是井冈山时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成长起来的人。根据实际进程看，就连被林立果寄予厚望的几位空军将领也没有实际行动。

在那种情况下该如何交代？当然没法交代。没有参与，如何交代嘛。所以他们就一边装死，一边烧资料，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凡是和林彪有关的人，一个都别想置身事外。

当然那十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依然很忙。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从外交上把林彪坠机外蒙的事降低到最低限度。过程虽然很繁琐，但也很精彩。只是属于另外一个章节。

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询问黄永胜等人的状况。周恩来说：“他们在烧资料”。毛泽东说：“他们在毁灭证据，看来要顽抗到底了”。周恩来立刻表态：“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不要以为这个事很轻松。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李作鹏是掌握实权的海军副司令，邱会作管后勤。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表态，一天之内搞定他们，相当于把三军负责人一网打尽，按照一般情况，难度不下于搞一场政变。一般人就是想搞也未必能搞定，就是能搞定也未必敢搞，而周恩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办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答曰，翻云覆雨的能力。

西汉初年，张良为何要消极避世？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何始终不放心刘伯温？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为何一直住在寺庙中？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谋略家，都有颠覆天下的能力。从谋略上讲，周恩来不次于他们任何一人。尽管建国之后，周恩来试图转型，转变成诸葛亮的样子。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决不手软。

周恩来的手法很简单：通知他们二十四号上午九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九月二十三号夜里，周恩来没有睡觉，计算着各种可能性，进行各种部署。九月二十四号，邱会作首先到达福建厅，立刻被隔离。周恩来带着叶剑英、纪登奎几个人等待剩下那几个人。九点钟，黄永胜和李作鹏出现，被隔离。但吴法宪却迟迟未到。向来稳健的叶剑英元帅坐不住了，想要动用北京卫戍区的力量到别处去抓人。

不是叶剑英沉不住气，而是局势紧张。要知道他们几个人虽然名气不大，地位却异常重要，随便搞点啥事都是乱子，方式可能还是意想不到的。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大老粗，但都是战场上磨练出来的，腥风血雨几十年，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专业技能就是通过非常手段达到目的。如果真心要搞乱子，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局面。

好在十几分钟之后，吴法宪出现了。四个人看见戒备森严的警卫力量，明白了结果，相互望了望，低下头。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日后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相当于把周恩来这一手重复一遍，只是难度要降低很多。因为四人帮那几个人都是打嘴仗的。

周恩来给出解释：“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四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周恩来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接下来各种波动又持续了很久。但那些都是余波，别人也能应对。

事情到这里又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上：既然周恩来成功施展阳谋，把林彪推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成功动摇了文革根基；林彪死后，文革已经难以为继；那么当初得知林彪死亡时，周恩来为何嚎啕大哭？纪登奎询问原因时，周恩来只是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完。

究竟什么事还没完？

第八章 周恩来和一个影子

第一节 胜利

周恩来的一生是搞关系的一生。他的存在，最大的功能就是把各种内部力量融合起来，同时改变党和国家的外部生存处境。内部的事，说了很多。这里说说外部的事。

所谓外部的事，就是统战和外交。建国之前是统战，建国之后是外交。如果说周恩来的内部工作还有这样那样的纷争，那么外部工作可以说毫无争议。就连大老粗黄永胜在讽刺周恩来是“八级泥瓦匠”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

周恩来不是领袖，但也具备一流的决策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超一流的执行能力、超一流的应变能力，他的亲和力，他的冷静，他丰富的阅历，他的人脉关系，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顶级统战家或外交家。

当初统战时，蒋介石的嫡系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包括非黄埔出身的各路大员，跟周恩来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就连张学良那种素昧平生之人，第一次见面就相信了周恩来，协商西安事变的事。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力量。每次和国民党那边的人交流，不管谈判是否成功，对方都对周恩来保持相当的敬意。宋美龄、顾祝同、胡宗南、张治中、王若飞等人，个性不同、派系不同、立场不同，谈判之后，对周恩来的评价都相当高。

建国之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在国内遭遇过若干次危机，被毛泽东敲打若干次，写过若干次检讨，权力有时候大一点有时候小一点；但是在外交上，从来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从当初完全倒向苏联，到中苏破裂，到日后中美破冰，虽然决策者是毛泽东，但具体过程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

当然在漫长的数十年统战外交生涯中，周恩来的运气相当不错。当初他差点就上了叶挺那架飞机；万隆会议时，他也差点上了被台湾引爆的那架飞机。而且他自己乘飞机也有若干次遇险，幸运地避过了而已。

周恩来的外交史上有过很多光辉时刻，比方说当初中苏谈判，搞到很多工业援助项目。再比方说万隆会议上，很是风光无限。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打开中美外交的新局面。

当时为了共同应对苏联，两个昔日战场上的死敌暂时忘却曾经的伤痛，开始彼此观望。一直观望了好几年，经过一系列试探之后，开始实质性接触。

还是和往常一样，整个事件由毛泽东拍板，周恩来执行。如此重大的事，对经过大风大浪的周恩来也是挑战。因为中国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反美政策，一时不好扭转。特别是军方，一时片刻更不好扭转。

再看外部情况：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扮演反强权的斗士。把美国尊为美帝，把苏联尊为苏修，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大打出手在所不惜。中国指责苏联，理由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结，背离共产主义初衷。如果中国和美国和解，如何解释？别的不说，此后的中越战争就是结果之一。这些事牵扯到毛泽东，牵扯到当时的国际关系，暂时放一放，毛泽东篇章里再详细解释。

这些事情很难是不是？这还不是最难。中美之间的实质性接触，和九一三事件基本上同步进行。还记得林立果版本的“三国四方”会议么？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一九七一年七月九号，林彪和毛泽东矛盾爆发前夕，毛泽东南巡前夕，周恩来和基辛格见面，会谈三天达成共识，一周后宣布结果，并且公开邀请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访华。

七个月之后，尼克松的“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尼克松夫妇走下旋梯向周恩来伸出了手。接下来一个星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历史记载，中美和解之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年之后，中国将开始转变，把主要力量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这原本是周恩来外交上的新辉煌。但是周恩来没有时间享受成果，因为基辛格刚刚离开中国，毛泽东就南下了，意味着和林彪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九一三意外到来，把周恩来忙得够呛。从周恩来的角度看，他乐意那样的忙碌。因为林彪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实践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就应该转向了。尽管这个过程中，林彪很可惜。

转向，对周恩来本人有好处，对整个组织有好处，对整个国家也有好处。

放在历史大局中看，中美和解固然重要，相当于打开了国际生存空间。但是自身的转变更为重要，与其在阶级斗争的死胡同里苦苦挣扎，不如把力量用在建设上。

第二节 作为

周恩来的人生线条上有一个规律：一旦党内出现重大人事变动，他总是可以成为受益人。但是之后又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挤压。就从建国之后开始说吧，高岗闹腾那会，周恩来被挤压到只剩下外交部了；之后高岗倒下，周恩来拿回了国务院所有的权力。接下来大跃进，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检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殃，周恩来成为潜在受益人。大饥荒爆发，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无论如何都逃不了干系；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倒，周恩来全面主持政府工作，成为高层之中唯一掌控国家实际运转的人。但是好日子基本上没有，因为中央文革那帮人实在太烦了。

随着文革的深入，各种缺陷集体爆发，终于导致林彪和毛泽东对立。林彪决然出走，周恩来负责全面善后工作。此时的周恩来，不仅全面主持政府工作，而且军方也发生了变化。

林彪出走，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的身体有不少小毛病，毕竟快八十的人了。由于体质不错，保养得当，精神还不错，所以小毛病只是小毛病。而林彪出走导致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巨大挫折，小毛病集体爆发，转化为大毛病，爆发了两次重病，甚至出现了昏迷，差点提前去马克思那里报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所有宣传中，林彪和毛泽东都是一体的。毛泽东的形象是伟大、光明、正确，林彪也是接近完美无瑕。所以林彪出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玩不转了，必须改变。怎么改变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让林彪上位，基本上所有的元帅都被批斗，都向右派靠近，或者沦为右派，或者干脆成了站在“革命对立面的敌人”。

林彪一走，军队需要新的掌舵者。朱德年事已高；彭德怀万劫不复；刘伯承已经远去，离开军队很久了；最信任的罗荣桓已死；比较信任的贺龙也死了；陈毅危在旦夕；徐向前从未被信任过。能挑的人，只有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左膀右臂。这个结果真是讽刺。

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新领袖，地位高过周恩来之后，一直有意无意地挤压周恩来在军队的空间。从那时候开始，周恩来就没有了在军事上表现的机会。连刘少奇都得到重整新四军的机会，周恩来仅仅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前干过两年参谋长。建国之后，周恩来更是和军队扯不上关系。想不到最后还是要周恩来整顿军方。对毛泽东而言，三十多年转了一个圈。

相比之下，聂荣臻在上海跟着周恩来工作，叶剑英的情况稍微好点。当初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出了力气，而且叶剑英一直没有离开军方。所以林彪之后，军委负责人就是叶剑英了。尽管如此，毛泽东死后，文革派还是葬送在叶剑英手上。这是后话。

既然启用叶剑英，也就要为一批老同志翻案。因为工作还需要有人干嘛。江青那些人表现得过于低能：还是只会动嘴不会动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号，林彪事件两个月之后，身体不好的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负责人时，指着叶剑英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些话，“解放”了一些人。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恢复自由。他们都是战争史上和贺龙有关系的人。又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赶紧去转告陈毅。

一九六七年，陈毅一通发飙之后，周恩来拼命保下他。一直到庐山会议，才勉强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出现，结果发言支持林彪。后来批判陈伯达，把陈毅也批了一顿。实际上那时候陈毅已经身患直肠癌，绝症。林彪事件之后，陈毅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等到叶剑英匆忙来到陈毅的病床前，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一月六号。

第三节 一次例外

和所有人一样，陈毅最后时刻最想要一个清白的政治身份。革命斗争一辈子，临了不能还戴着帽子。迟到的好消息不知道听到没有。不管怎么说，比起彭德怀和贺龙，陈毅还是幸运一点。陈毅的死讯传开之后，许多人自发聚集在医院门口，要求遗体告别。

出于政治原因，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协商：治丧程序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级别低两级，与上将和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相同，但规格略高。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五百人。主持人为李德生。

中国传统，人死盖棺，盖棺有定论。于是陈毅的悼词就很重要。在当时情况下，不仅关系陈毅的一生，还可能暗示政治走向。周恩来小心谨慎地写到：“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然后实写功，虚写过。把写好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功过部分勾去：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是毛泽东又要发飙么？不是的，因为他决定亲自参加追悼会。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个历史人物身后，总会有一部分人极力吹捧，同时又有一部分人竭力贬损。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个情况越明显。对毛泽东尤其如此。吹捧者，总是无限拔高，视之为神明。贬损者相反，无所不用其极。

贬损者攻击毛泽东的理由很多，其中很搞笑的一条就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各位同志们的追悼会。特别是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被攻击的口实。建国之前，毛泽东为林育英抬过棺。建国之后，毛泽东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追悼会。当初任弼时死，毛泽东参与过。罗荣桓死，毛泽东参与过遗体告别。毛泽东从头到尾参加的追悼会，只有陈毅一次。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一次恶化，再也没有恢复，中间还有一次昏厥，差点死掉。

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并非仅仅为了悼念陈毅，更重要的是要释放政治信号。周恩来明白其中的含义，立刻指示中央办公厅：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人数不限。

主持人也由李德生换成周恩来。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做了啥呢？必备程序是要走的。哭一哭，流几滴眼泪，和同志们说一些温馨的话，等等。更重要的，还在其他地方。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的一生盖棺定论。

毛泽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这话是一个风向标。陈毅是“二月逆流”的主角。否定林彪，相当于否定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的那段文革历史。相当于说，之前那些挨批的人有机会翻身了。

在陈毅追悼会上，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邓小平身上。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同时和刘少奇区别开。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一年之后，邓小平出山。

出山后的邓小平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新焦点。日后的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再起再落，落了又起，终于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起点就在陈毅的追悼会。当时邓小平在江西农场里闲着，静静地等待机会。原本一团漆黑，林彪的死相当于太阳从乌云背后出现，给了他机会。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新阶段，斗而不破的结果。

第四节 成果

根据历史记载，邓小平复出之后，大力整顿，很快恢复了运输系统和生产系统。这个记载使人感觉邓小平很神奇的样子，一出现就把啥都搞好了，表演魔术一样轻松。必须指出，这样说是很不合理的。邓小平固然能力超群，但是上升到国家层面，把任何一个人拔高过头都是自欺欺人。

国家大事，从来不是一个两个人就可以搞定的。文革那些年，老干部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新上任的革命派，想搞生产的，基本上也被打倒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生产意味着干事情，干事情意味着出问题，出问题意味着被打倒。所以国家才会变成一个烂摊子。邓小平出山整顿，是因为在邓小平之前，已经有一帮老干部出山了，站在各个岗位上支持邓小平。邓小平有了那个平台，才能整顿。

平台的布局者，周恩来。

陈毅追悼会之后，对周恩来而言，首要任务是接待尼克松访华，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内政上。所谓内政，也就是把一帮人放出来，该检查身体去检查身体，该上岗去上岗，该干活去干活。周恩来解放的都是谁呢？有几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确实应该赶紧恢复名誉和工作。比如朱德、陈云、叶剑英、叶飞等人。让这些人在家写检讨或者下放到某个农场劳动绝对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了，最大的作用是利用经验、智慧、影响力为国家继续发光发热。再让他们顶着各种帽子，不仅不正常，而且不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国家才会变成烂摊子。

第二个类型，政治上特别敏感。比方说谭震林和徐向前，“二月逆流”的主要代表。虽然林彪倒台了，毛泽东说他们是为了对付林彪。但实际情况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大闹京西宾馆和二月份大闹怀仁堂，都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去的，当时谭震林还向林彪写信求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日后简化为四人帮，核心的江青和张春桥还在。

第三种类型，值得商榷。比方说曾希圣和李井泉，他们都是大跃进时代的地方干将，是主要执行者之一。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清算大饥荒。现在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了，不代表之前导致大饥荒的大跃进就是对的。如果因为想要扭转文革，就把大饥荒那一摊子事刻意忘记，不智。但当时的周恩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放老同志出山就行。

周恩来做归做，收拾烂摊子可以，但是有一个禁区是绝对不可以跨越的：无论如何不能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否则后果严重。之后的邓小平就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这个度，再次被打倒的。好在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意识到，需要启用一批人来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

周恩来只剩下一条路，搞调和。周恩来精心准备了一篇关于干部政策的社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文革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打嘴炮的多。因为不能否定文革，所以必须肯定他们。与此同时，又因为肯定他们，给工作带来极大难度。整个过程非常奇特。

让某个高干出来工作，首先需要高层讨论。当时的高层，基本上是周恩来带着几个老干部（如叶剑英）和江青带着一帮口水大师在讨论。周恩来把名单亮出来，江青就带人在旁边挑毛病，找茬。

会场争论非常激烈。晚上七点半开会，到凌晨三四点钟，七八个小时，也就能解决三四个人的问题。任何一个人，头顶上都有各种型号的帽子。双方把帽子的型号弄清楚就要很长时间；再讨论帽子的款式是否过时了，又需要很长时间。如此这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非常折腾。周恩来当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但他必须耐心地听江青唠叨，而且他还要遵循一个原则：不和江青正面冲突，因为他要回避江青背后的那个高大的身躯。

向来目空一切的江青，为啥愿意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对干部的组织关系如此关心呢？原因很简单，那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江青带人搞下去的。任何一个人复出，都不可能和江青坐在同一条船上。所以事情进展得奇慢无比。等到邓小平复出时，已经一九七三年了。消耗同样多的精力，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都搞定了。

所以说中国的政治，烦。

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解放”了一批老干部。老干部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改善了生存环境，又可以和亲人在一起，自然很感激总理，在总理的带领下全心全意地工作，为国家发光发热的同时，还要和江青那婆娘斗一斗。

对周恩来而言，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目的是要干一件大事。

第五节 终极目的

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前期和而不同，后期斗而不破。在林彪的问题上，周恩来支持林彪就是在斗争，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和毛泽东的关系，事后又主动完成善后工作。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为尖锐。

从国家角度看，从周恩来个人角度看，从组织利益角度看，文化大革命都应该消停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文革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建设基本上没的说，破坏基本上说不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看，文革的实践基本上失败了。文革的主力军，知识分子都上山下乡去了；文革的核心人物，林彪都无法生存了。周恩来也是一肚子窝囊气，很不爽。

不爽归不爽，又不能说出来，而且不能触碰文革。怎么办呢？只有一种办法，暗度陈仓。也就是在文革的旗帜下，进行一系列调整。

此招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无需从战略高度伤筋动骨，悄无声息地把生米做成熟饭；缺点：师出无名，被强劲的对手反击之后，将陷入战略被动，非常危险。

此招数并不新鲜，中国历史上经常有人玩，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仅仅在建国之后，至少有两个人试过这一招。

大饥荒之后的刘少奇，站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无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的理论限制，又想要寻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惊世骇俗却虎头蛇尾的演说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矛盾摊开，刘少奇无法从理论上真正突破，战略制高点还是在毛泽东手上。所以毛泽东能利用文化大革命轻易达到目的。

九大之后的林彪想要巩固文革中获得的地位，希望政局稳定下来。所以他希望恢复国家主席，并且在庐山策划了一场漂亮的政治闪击战。结果闪击不成功，搞成了阴谋。为啥呢？林彪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上台的，他本人无法在理论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想要巩固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暗度陈仓。但是理论制高点依然在毛泽东手上。林彪比刘少奇还窝囊。

周恩来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理论制高点在毛泽东手上，周恩来对现实不满意，试图扭转局面，但不能明搞。刘少奇试图经济调整，林彪试图重设国家主席，那么周恩来的方式是啥呢？答案很古怪：批判极左。

当时刘少奇调整经济，发动大四清运动，基本上和毛泽东撕破脸。林彪不顾毛泽东三令五申地不同意，依然主张设国家主席，让两个人的矛盾浮出水面。周恩来这个题目，相当隐蔽。

林彪出事之后，按照游戏规则，应该批判，批倒批臭。问题是怎么批判呢？

大家都知道，林彪是领袖的亲密战友，以领袖学生自居；只要公开开口，言必称领袖如何英明伟大正确，而且手中拿着红本本乱摇。什么情况？很左。但是当时那个年代，林彪那一套很正常，大家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表达对领袖的忠心，才能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

如此一个人，竟然私自坐飞机往敌国跑，把领袖和全国人民都骗了。如此行为很可耻，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不能学林彪那种可耻的行为，所以要批判他，批判他的极左行为。顺便说一下，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没啥好感。当初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派，就被周恩来批判过。杨曦光那本《中国该往何处去》就被周恩来将其与蒋介石的大作《中国之命运》并列为毒草。

这么一来，批判极左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周恩来去干了。那年头，都是宁左勿右。批左，相当于逆潮流而动。所以周恩来要做的事，首先是要把左和极左分开。如何解释极左呢？按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而且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行事。

周恩来这么搞，和扭转文革趋势有何关系？答曰，这就是暗度陈仓的精髓所在。

左的那一套其实很脆弱，需要有强大力量的鼎力支持。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支左，名义上帮助红卫兵闹革命，结果怎么样？因为红卫兵闹得太凶，反而走到了军队的对立面。从青海事件到武汉事件，结果都一样，基本上都成了文革的阻碍。为啥会如此这般呢？不是军队不听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而是闹得最凶的那部分人让人忍无可忍，压制了闹得比较凶的那些人，而且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

批判极左，就是批判文革的浪头。

周恩来批判林彪的“精神万能论”，批判“空头政治论”，就是批判文革的一些基本东西。因为文革中普遍强调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空头政治。

不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否认，如此下去将要扭转文革进程的事实。如果周恩来的目的实现了，日后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的名字将黯淡许多。

尽管文革实践已经失败了，但毛泽东暂时还不允许它结束。原因么，后面再说。这里先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六节 斗争

当初毛泽东反击刘少奇和林彪的时候，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他们确实让自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尽管也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但是周恩来不同，隐蔽很多，他批判林彪，得到毛泽东的允许。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初反对刘少奇，背后有林彪和周恩来；当初反对林彪，背后有周恩来，还有一系列地方军人。林彪之后，要反对周恩来，毛泽东能用的人也就是那帮口水大师而已。又到了江青的表演时间。

说起江青，很多人对她咬牙切齿。其实一九七一年之后的江青满腹委屈。江青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候，文革之前搞样板戏，那是旗手；文革初期，借助中央文革小组呼风唤雨，很有要成气候的样子。

正因为那段时间春风得意，江青从一个家庭主妇升级为政治局委员。但是那些好事，基本上是伴随着刘少奇的倒下而来的。在林彪倒下的过程中，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忙碌半天之后，江青基本上没捞到好处，级别没有上升，权力没有变大。而且老干部复出，又多了许多潜在对手，好处都被周恩来占了。她和她的伙伴们惊呆了。

老娘种下的果子竟然被别人摘了，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好你周恩来，走着瞧，我会报仇的。

机会很快来了。毛泽东对江青和张春桥表示，周恩来如此搞下去，会走到邪路上。江青意识到表演的机会来了。一九七二年元旦，双方就国情社论展开了一场非常规较量。

周恩来为了隐蔽的目的，自然还要继续推行批极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大棍子，仰仗着知道毛泽东的意图，在周恩来对面搭起戏台，公开要反右，唱起了对台戏。

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文革新贵，平时见到周恩来，基本的尊重还是有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江青的特别目的，对周恩来的话还是能听进去的。张春桥有思想没行动能力，姚文元等而下之（？）。如此和周恩来对着干，极为罕见。周恩来立刻明白：背后必有文章。

当时那个情况下，能对周恩来做文章的人只有一个，毛泽东。怎么办呢？如果换成刘少奇，估计会装作没看见，实在不行，找毛泽东寻求支持，正如七千人大会之后做的那样。如果是林彪，眼一闭，一口气走到黑。周恩来不同。他奉行的策略是斗而不破。斗归斗，但是绝不会斗到最后。他要迂回、迂回、再迂回，绝不死磕。如果要死磕，当初就跟刘少奇或林彪站在一起了，那样胜率还大点。

周恩来立刻转向，表示不再坚持“批判极左”，提倡“又红又专”，想要息事宁人。

但事情已经出现了，息，并不容易。因为事情并非涉及到周恩来一个人。全国大事小事都是周恩来在主持，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很多波折（？）。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很多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很多单位。他前段时间批判极左，影响很大，那些影响并不会由于他个人表面上改变态度而消失。影响主要有两个人：科学家周培源和政论家王若水。

周培源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为人正直无私，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文革中有很多搞笑的事，比方说一帮笔杆子搞“科学革命”。当时陈伯达找到周培源，让他写文章“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给了陈伯达一个冷眼。那段时间，整个科学界的“基础研究”基本上都瘫痪了，周培源就写了一篇论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写信给周恩来，寻求支持。这事就是科学的事，但是却和文革之风不符。张春桥和姚文元布置人手，一方面对周培源进行围攻，另一方面宣扬：“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把火引向了周恩来。——这就是当时周恩来的处境，支持一下科技工作者都能惹出如此多的麻烦。

王若水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文革时期，王若水也是一把理论好手，大笔杆子，写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认证。一九七二年的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担任编辑，他根据周恩来之前的讲话精神，找人写了一篇很犀利的文章。毫无疑问，文章对周恩来有利。王若水帮忙的结果：帮倒忙。江青火了，抓住此文说是大毒草，上纲上线说背后有人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口气极为刁蛮，行为极其蛮横，搞得周恩来很来火又没办法。

既然不能批极左，又要批林彪，怎么办呢？江青和张春桥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右’的本质暴露出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让林彪隐藏下来，那对党和人民将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批林彪为右派。

周恩来之前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过林彪形“左”实“右”。但那是对毛泽东说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毛泽东批判极左，达到暗度陈仓的目的。江青和张春桥要批林彪为右派，估计鬼都不信。无论如何，林彪无法扯到右派。如果林彪都是右派，那所有人都是右派，打击面太广，不现实，再纠缠下去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虽然很卖力，给周恩来制造了很多麻烦，但仅此而已，效果不大。

眼看争论就要结束了，周恩来息事宁人的目的即将实现，又有一个人跳出来帮忙，还是王若水。王大笔杆子直接写信给毛泽东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有点像当初批《海瑞罢官》”。

王若水写信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仗着毛泽东曾经赞赏过自己，试图为周恩来摇旗呐喊。如果说之前写文章仅仅是触犯了江青的话，那这一次就是彻底捅了马蜂窝。反对批判极左，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只是前台小卒，真正的策划者是毛泽东。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意在暗度陈仓，才把江青他们放出来的。如此一来，正好给毛泽东留下把柄。

毛泽东决定反击。周恩来暗度陈仓的计策很隐蔽很巧妙，毛泽东的反击更妙。毛泽东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叫过来，让两路人在自己的面前讨论解决王若水信中的问题。

乍一看，毛泽东好像没怎么样啊。其实不然。周恩来试图静悄悄地扭转文革走势，关键旗帜上，还是支持文革的。正如当初刘少奇试图扭转经济，旗帜上还要支持三面红旗一样。如果拿出来公开讨论，周恩来必然不能继续主张批判极左，因为之前周恩来表面上已经放弃了批判极左的做法。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立刻表态降低姿态，放弃自己的观点，战略退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倒是想和周恩来搞一场真正的较量，最好就如同之前对付刘少奇和林彪那样，把周打倒在地，踏上几脚。然而周恩来不给她那样的机会，避而不出。

由于周恩来不应战，最后毛泽东只好拿出自己的权威：批极左，还是反右。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接下来就是江青和她的伙伴们表演了一阵子：可怜的林彪后半辈子都在务虚、搞左的那一套，最后还是和极右联系在一起。只是那些批判，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服力。毕竟大家都不是傻瓜，逐渐明白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

周恩来的退让避开了和毛泽东关系的破裂，但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周恩来依然试图扭转文革走势，继续“解放”老干部。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继续表演，却越来越孤立。

毛泽东看似轻松击败了周恩来，瓦解了周恩来的努力，但也很无奈。即使他对周恩来不爽，暂时也不能拿周恩来怎么样。原因很简单：国家已经是烂摊子了，能干活的人只有周恩来一个。如果把周恩来也拿走，那真的要天下大乱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扭转文革走势的做法又很不满。这样就有了矛盾。

毛泽东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来一场对周恩来的批判。批判周恩来之前，必须找一个人解决干活的问题。一番思索之后，终于找到那样一个人。那人也是周恩来一直要谋划复出的人选，那人在历史上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焦点。他的复出，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

他就是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很暴烈，许多人无辜遭殃，各个级别的干部就不用说了，作家老舍，科学家邓稼先都没能逃离困境，许多墓地被砸了，就连爱因斯坦都牵扯到了。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二号反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能安然度过文革，是什么原因？

看看文化大革命的一号反派人物刘少奇，比邓小平年长地位高，没能挺住。

看看文化大革命的三号反派人物陶铸，比邓小平年轻地位低，没能挺住。

当刘少奇在开封悲惨死去的时候，当陶铸在安徽黑屋子里悲惨死去的时候，邓小平和亲人在江西过着还算正常的普通生活。

好吧，就不兜圈子了。邓小平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有保护伞。撑伞的人有两个：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的对手只有林彪一个。林彪死后，邓小平复出除了时间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期望不一样。邓小平的选择也将影响时局走势。

第七节 批判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几十年，彼此理解，默契程度远超一般人想象。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毛泽东想要干某些事，需要向江青明说，往往还不起作用。到周恩来那里，只需要暗示一下就行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夫妻。周恩来有些事不会和邓颖超说，却会向毛泽东说。

就算彼此斗争的时候，也是相互理解的。周恩来暗度陈仓的手段，无法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刚有些想法，周恩来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是因为这种理解和默契，才会有那种和而不同，才会有那种斗而不破，堪称史上奇观。翻遍史书，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另外一对如毛泽东和周恩来这般，格局如此之高，个人如此有才，分分合合如此纠缠不休的搭档。

那么现在看一个问题，毛泽东为啥要批判周恩来？这个问题历来比较敏感，基本上分为极端的两派：粉饰派和污蔑派。

粉饰派：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体的，从没分开过。他们是伟大的战友关系，他们彼此理解、关照、扶持，即使有时候显得若即若离，但关键时刻从来都是不离不弃。所谓的不和、所谓的斗争都是别有用心的无耻小人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而已，为的是搞乱人心。就算在个别问题上态度不一样，那也是组织内部的问题。组织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恰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特点。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判，那只是决策者对执行者的纠正而已，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比方说林肯也纠正过他的统帅。

污蔑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正常，彼此斗争残酷。毛泽东只会用各种阴谋诡计整人，周恩来只会各种虚伪。所谓友谊，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毛泽东一直想把周恩来斗垮。周恩来得以保全，一方面是因为根基太深，另一方面则是人臣侍奉皇帝的各种卑躬屈膝。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无条件顺从忍让，而且对毛泽东的老婆也是顺从忍让，还对毛泽东的秘书各种笑脸逢迎。实例可以举出一大堆。总之一句话，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暂且抛开两派观点不看，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过很多合作，也有过很多不同。由于他们站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上层，不管合作还是不同，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时局走势。由于两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肯定会涉及到权力的分配和运用，也就是权谋斗争。从历史定位上看，处于领袖地位并掌控决策权的毛泽东肯定是占据主动。

领袖要巩固领袖地位，必然要和下面的执行者适当拉开距离。如果执行者威望过高，权力过大，就会影响领袖权威。周恩来因为自身能力超群，在组织内部树大根深，一不小心就会离领袖很近。特别是每次有人倒下的时候。特别是林彪出走之后，组织内部的元老，只剩下周恩来一个在主持一线工作。

周恩来把林彪的事情处理完，把中美关系处理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亿多人口之中，只有一个人的威望和权势在他之上。

林彪出走，换掉一大批人，军内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毛泽东虽然还是威望最高的那一个，但他不去管具体的事。负责填补真空的人是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具体的事当然要听周恩来的。再加上周恩来基本上一手操办了中美和谈，西方世界对周恩来感觉良好，各种媒体赞誉扑面而来，一时间风头很是无两。

周恩来本身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管国家机器，再加上军方，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看看当初的刘少奇，虽然是接班人，在军方根基一般。再看看林彪，也是接班人，在行政系统内根基一般。再看看此时的周恩来，如同行政系统的刘少奇和军内林彪的结合体。周恩来虽然没有像刘少奇和林彪那样公然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却干着同样的事，试图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毛泽东绝对不会允许周恩来把那些事干成，必须再一次敲打周恩来。如何敲打呢？除了让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用力闹腾之外，毛泽东还有一招绝学，让周恩来自己检讨。

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六月，毛泽东的身体稍微好转，就林彪的事“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找周恩来谈话，让周恩来出来说点啥。江青正对周恩来不满，抓住机会，直接让周恩来联系个人实际讲。党内历次斗争，周恩来都做过检讨，要讲，肯定又是检讨。

当时周恩来正在“解放”老干部，正在想办法策划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非常明白，自己现在成了二号人物，掌控大权，离领袖很近，会给人一种——好像周恩来成为当家人——的错觉。好吧，那就检讨呗，反正从没想过要当领袖。

周恩来一开始写了一个大纲，本想应付一下了事，但是江青在旁边不依不饶。因为江青很不爽，她是演员，要把不爽表演出来。她一定要周恩来“联系实际”，使劲揭自己的伤疤。所谓伤疤，无非是历史上反对过伟大领袖。

在江青的纠缠下，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十天，翻箱倒柜地查资料，把历史老账翻出来，写出一个自我批评的发言稿。写完之后把提纲送给毛泽东，同时附上一封信：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随后的批判林彪的会议上，周恩来专门发言，谈了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各种错误。周恩来告诉大家，自揭老底的目的：“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会场所有人都知道周恩来这么说的真正目的：再一次突出伟大领袖才是国家真正的当家人和决策者。正是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策略下，他才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最后再次强调他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总之一句话，这个国家领袖最大，谁都不要和领袖抢风头，你们也不要把我往风头上推，切记。

如此一番之后，暂时过关。周恩来又可以继续“解放”老干部，策划邓小平的复出。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权谋斗争，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很小的一个原因，也是被关注最多的一个原因。周恩来从未想过要取代毛泽东，就算没有这个检讨，他也不会去想。他已经风烛残年，没有那个精力了。历史上有过更好的机会，他都没有出手，如今更不可能动手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也只会悄悄地去办。

实际上周恩来虽然检讨，但这对他干的事情没有影响。尽管他肯定领袖的权威，但他还干着同样的事，还是试图暗度陈仓，试图扭转文革走势。

批判周恩来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另外两个原因都比权谋斗争重要。

第八节 第二个原因

林彪出事之后，被批判最多的就是周恩来。批判周恩来又分为两个阶段，以中共十大为节点。十大之前是第一个阶段，十大之后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完全不同。

为啥呢？中共十大，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接班人。

毛泽东敲打周恩来那是有历史的。

看看周恩来被敲打的历史，除了在党内和毛泽东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暗线，几乎被忽略的暗线——接班人问题。周恩来是执行者，从来成不了接班人。但是他的能量又很大，所以必须为接班人让路。能敲打他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个。

自从长征结束，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核心地位，敲打周恩来就成了常态。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就被批斗了一阵子。正是从延安整风开始，刘少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走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延安整风，按照两人在党内的历史贡献，刘少奇很难在战争年代超过周恩来。刘少奇在军内是空白，周恩来则是树大根深。

整个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阶段，周恩来的身影是很模糊的，特别是国共撕破脸，已经不需要统战的情况下。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挤压。因为毛泽东把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控在手心，周恩来是执行者，手中却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队伍。由工运斗争起家的刘少奇，却得到了整顿新四军的机会，安插了一个饶漱石，把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给折腾得不轻，同时推荐了粟裕将军。饶漱石和粟裕配合得相当不错。

建国之后高岗闹事，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不太满意，才把高岗调入京城、委以重任，把周恩来政务院的权力拿走很大一部分。客观上就是对周恩来进行敲打。高岗倒台，主要是因为对刘少奇太过分。

大跃进之前，周恩来刚表示一点儿不满，毛泽东就说他离右派很近了。此时的刘少奇却高歌猛进，毛泽东对外放风说自己要退居二线，在苏联时又对赫鲁晓夫说刘少奇可以成为接班人。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敲打，成功地让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然而刘少奇最终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那会儿，周恩来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因为周恩来站在执行者的位置上，从不争夺决策权，而是试图调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连同整个行政系统遭殃。周恩来暂时获得了独自主持中央的权力。那段时间很短。因为刘少奇倒下之后，毛泽东要把继承人换成林彪。

要让林彪上位，周恩来必须往后撤。所以文革初期，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基本上都被批斗，这种批斗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时达到顶峰。周恩来本人也是各种检讨，前前后后检讨了很多次，终于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扶到了接班人的位置。

然而林彪又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周恩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安静的日子。最后林彪倒下，周恩来再次忙碌了一阵子，成为名符其实的二号人物。

林彪事件处理完毕，召开十大，又要面临接班人问题。看到了吧，这就是周恩来的处境。

如果二人还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以合作共创一番大业。然而一九七二年，两人已经风烛残年，即将拜访马克思了。所以要培养接班人，必须打击周恩来的威望。不然的话，两人百年之后，如果继承人威望不够，在集权体制内，绝对是灾难。

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之后，刘少奇走上接班人的位置。当时毛泽东六十三岁，身体很好。刘少奇和周恩来，五十八岁，正当盛年。邓小平刚过五十，当时正在雄心勃勃地搞建设。刘少奇确实是文官之中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人之一，是一个合格的继承者。在那个时候确立领导人秩序，算是未雨绸缪。

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把林彪的继承人位置写入党章。此时毛泽东已经七十六岁，周恩来也七十一岁了。当时林彪六十二岁，身体不好，不太适合当继承人。林彪武将出身，按照文人治国的传统，本来轮不到他上位。只是因为特殊情况，必须依靠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才把他推出来。但他是开国元勋，有深厚的威望，当继承人也无可厚非。

一九七三年召开十大，毛泽东已经八十岁，身体非常不好，开幕式和闭幕式都需要搀扶。周恩来已经七十五，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在那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继承人。那个时候，反而没有继承人。是不是很怪异？

文官如刘少奇，倒了。连带倒下去的还有一大批文官。

武官如林彪，倒了。连带倒下去的还有一大批武官。

时间不等人，毛泽东眼中有几个人选。排在第一位的是王洪文。

第九节 王洪文同志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十届十一中全会，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当时周恩来已经非常衰弱，实际上就是说王洪文是接班人。王洪文是谁？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他，认识他的人也不怎么拿他当回事。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不认识他的人开始认识他，不拿他当回事的人开始重视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葬身大漠两周年，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陪同者就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人民日报刊登大幅照片：毛泽东和蓬皮杜居中，周恩来和王洪文分居两侧。接下来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十天之后的九月二十三号，毛泽东接见阿拉伯副总统侯赛因?莎菲，作陪的人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又过了二十天，十月十三号，毛泽东接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除周恩来和王洪文参加陪同接见之外，现场的周恩来被安排在角落里，王洪文在特鲁多旁边。类似的情景在一九七三年之后的几十天又出现过三次，分别是接见澳大利亚总理、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尼泊尔国王。

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王洪文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六国首脑，范围包括各大洲。这还不算完。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十次带着王洪文会见外国首脑，每次都有周恩来作陪。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不怎么样，很少出来见人。如此频繁地接见各国领导人，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把王洪文推出来。每次都有周恩来陪同，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发挥老人家传、帮、带的作用。在外交那一块，没有比周恩来更好的老师。

当时的王洪文，可以很方便地进出毛泽东的书房，可以不断地得到毛泽东的指点。

如此用心，可谓良苦。

短时间内，王洪文的大名传遍世界。

一位英国记者写到：“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一切如在梦中。然而那如梦如幻的时间很短。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王洪文就没有机会再跟着毛泽东在外国首脑面前露脸了，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变成了邓小平。一切又是为啥呢？有人说是王洪文不成气候，在会见外宾时开始翘起二郎腿。又有人说，王洪文到北京之后，生活开始变了样子，变回崇明岛上的那个王洪文。然而这些都不是真相。

王洪文，生于一九三五年，长春人，农民，十岁丧父，并未过人之处。谁也没想到他差点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然咯，解放初期，农民身份是光荣的。

一九五一年，年仅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志愿军去朝鲜，完全是热血青年一个，但是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幸运的是没有壮烈牺牲。第二年随部队调回国，算是扛过枪。那年月，军人身份也是光荣的。

一九五六年转业，去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那年代的工人，地位是很高的。然而王洪文工人当得并不好，技术没有学好，也不想学好。因为王洪文的目标不是当工人，而是出人头地。至于如何出人头地，王洪文就不知道了。他想当领导，当干部，可惜也不尽如人意。没办法，只能混日子先。

当工人时还发生了一件很郁闷的事。大跃进时，上海市抽调一批工人去崇明岛围堤造田，想当领导不成功的王洪文竟然被要求去种地！好吧，他很生气，很愤怒，吵闹一番无济于事，只好去了。崇明岛上的王洪文，种地不怎么积极，打鸟、钓鱼、抓螃蟹倒是很来劲，生活真是绿色又养生。打牌、下棋、喝酒也让他无限神往，消遣无限。而且他特别“爱生病”，一生病就跑回上海修养，仿佛娇滴滴的大小姐一般。

总之一句话，文革之前的王洪文对现实很不满意，想要改变现状也没有办法，一肚子郁闷，一肚子不爽，却无处发泄。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王洪文三十一岁，人生简历是十六年农民、五年士兵、十年工人，种过地、扛过枪、做过工。一系列劣势加在一起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文革流行工、农、兵，王洪文三样占全，根正苗红，正是造反的好料子。恰好王洪文对现实很不满意，就爆发了。由于上海工业发达，工人闹革命的传统浓厚，闹起来格外有声势。

一九六六年，文革五大将之一的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动一时。一肚子不爽的王洪文灵机一动，决定山寨聂元梓的创意，搞了一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内容相当给力：“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就这样，王洪文开始了造反生涯，在工友之中小有名气。那一瞬间，王洪文看到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于是一改以往混日子的习惯，开始读书、看报、写文章，变成了积极上进的典范。当然那条路是不好走的。要批斗的那些人都是一肚子墨水，王洪文本人半路出家，战斗力一般。有几十张、上百张的大字报对王洪文炮轰反击，搞得王洪文很狼狈，但是他很高兴。常言道，不被人嫉是庸才。在那个年代，不被人攻击才是笨蛋。

王洪文抖擞精神继续战斗，赢得一系列成果。比方说他在上海的蜗居变成了茶馆，人来人往，相当热闹。不知不觉中，王洪文在上海工人战斗组织中小有名气。处于人群之中的王洪文相当陶醉，决定扩大战果，在红卫兵大串联的影响下，也搞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然而当时有个文件，三十岁以下才能参加红卫兵。王洪文恰好三十一岁，没法参加，郁闷，只好退而求其次，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就这样，王洪文和北京扯上了关系：成了北京革命小将的战友。

北京的红卫兵点燃了上海的工人。上海工人的强悍那是有传统的。当初共产党靠工运起家，工运的核心就在上海。当初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是工人运动而已。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在上海指挥工人纠察队武装斗争。

被点燃后的上海工人组成一个非常强悍的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号，当时的北京，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它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它是全国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造反派组织，它控制上海的时间达十年之久。

工总司非常具备攻击性，他们坚定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看看他们的一系列口号：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思想。

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洪文就是这个组织走出来的领袖。可以想象日后的进程。

上海市委面对如此庞然大物，采取“三不”态度：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工总司偏要让上海市委承认，不仅如此，还指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相当于说一帮工人要搞定市委市政府，当然不可能得到认可了。无奈之余，工总司领袖王洪文和潘国带领一帮活跃分子到北京去告状，强行上车。后来列车被截留在安亭和南京，王洪文带着一帮人在安亭卧轨，导致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南北运输中断，造成所谓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安亭事件之前，文化大革命的程度只是红卫兵抄家级别；之后就是全面夺权了。安亭事件中，张春桥搞了一次赌博，赌赢了，从此飞黄腾达。王洪文也找到了人生起点。

一九七一年夺权高潮中，王洪文带着一帮工人出尽了风头。在那无尽的风头中，王洪文赢来一次做梦都没想到的机遇。

武汉七二零事件闹得毛泽东很不愉快，被迫破例乘飞机离开。到了上海之后，毛泽东又愉快起来。因为上海工人造反情况比武汉乐观得多：工总司一家独大，到处消灭反对派。当时王洪文调动十万工人，头戴安全帽，手持棍棒去攻打另一个组织。当时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那一幕，觉得上海的情况大有可为。

毛泽东告诉张春桥：武装十万工人，重建上海民兵，每人发条棍子。张春桥投毛泽东所好，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类似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非常欣赏。据说那一刻，毛泽东仿佛从王洪文身上看见自己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影子。事实上从那一刻开始，王洪文成了毛泽东的宝贝。

人生机缘，说不尽。

听到王洪文的履历之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初他培养毛岸英，就是按照工、农、兵的程序，可惜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就这样王洪文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一九六八年国庆节，王洪文以上海代表团的身份到北京。

在那里，王洪文经历了一系列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住进中南海。第二个想不到：周恩来深夜看望他。最大的想不到：毛泽东单独接见他。全国那么多代表，王洪文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自己也搞不懂怎么会受到如此青睐。

和毛泽东的一席对话决定了王洪文的命运。其实对话很简单：毛泽东问，王洪文答。问：哪里人？答：长春市郊人。问：家里干啥的？答：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十六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如此这般，相当于把履历重复一遍。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使王洪文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

王洪文回答：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

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对王洪文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是啥意思呢？很简单。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行政系统，目的之一就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力。工人的最大作用就是劳动嘛，脱离了劳动，啥都免谈。如果王洪文回答呆在革委会看报纸或在工总司喝茶，那相当于官老爷。而每星期参加工厂劳动，打动了毛泽东，让他觉得自己发现的宝贝非常不错。

此后上海代表团返回上海，王洪文则留在北京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当众表扬他。此后上海帮重新排座次，王洪文越过徐景贤等人，紧随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名列第三，人称王老三。中共九大，毛泽东三次表扬王洪文，并让他代表上海工人讲话。第三次庐山会议，王洪文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

九一三事变之后，毛泽东更加信任王洪文，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因为前两个接班人都是毛泽东打江山的战友，一文（刘少奇）一武（林彪），都失败了。刘少奇和林彪的失败，让毛泽东觉得寻找接班人必须另辟道路。

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就表示要寻找年轻干部。毛泽东要解决林彪，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号，王洪文被调往中央。毛泽东决定近距离接近、观察、提点、栽培他。毛泽东一开始对王洪文抱有很大希望，亲自指点，耳提面命，循循善诱。无奈王洪文身上只有毛泽东敢打敢拼的影子而已；文学才华，没有；军事能力，没有；政治手段，没有；至于思想，更不用提了。

毛泽东让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毛泽东喜欢让他的接班人读书，当初曾经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左膀右臂，能谋善断，曹操起兵初期，曾设计擒吕布、破袁绍。只是郭嘉英年早逝。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彪读《郭嘉传》，一来欣赏林彪的谋断（特别是在战场上），二来担心林彪身体虚弱。

刘盆子是放牛娃，十五岁那年，某日放牛回家，光着脚丫子，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眼泪直流。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为了师出有名，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刘盆子中标。王洪文早年也放过牛，和刘盆子经历有点类似。刘盆子之所以有机会当王，是因为他姓刘。王洪文之所以接班，是因为他的出身。其实就是要告诉王洪文，要认清实际情况。

客观讲，把一个三十几岁，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提到中央当接班人，也不公平。毕竟人都是通过历练才能成长，毛泽东本人也不是一步登天，不能指望王洪文一下子开窍。看王洪文的人生经历、资历，即使好好培养，充分锻炼，也就是高岗那水平。但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了，明知拔苗助长，也要去做了。

周恩来当然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对王洪文尽力照顾。不仅如此，还要为这样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让路、挨批评、写检讨。明白这一层之后，很多人会为周恩来鸣不平。当时就有很多人为周恩来打抱不平。周恩来自己怎么选择呢？

当初为刘少奇让路，虽然挨批，也没啥。毕竟刘少奇党龄足够长，资格足够老，能力足够出色。当初为林彪让路，虽然林彪资历啥的不如自己，好歹也是开国元勋，战功赫赫。这王洪文算什么东西？

放在整个历史上看，如此年轻的政治玩偶，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秦末大乱时期，项家拥立的楚怀王，挂了；元朝末年，义军尊奉的小明王韩林儿，挂了；即使刘盆子本人，最后还是被废除了，好在光武帝刘秀仁慈，才得以保全性命。

放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斯大林要的工人阶级领袖向忠发，最后因为养小老婆被捕，投降叛变，年轻的王明和博古也未能掌控局势。毛泽东选择年轻出身好的王洪文，能成功么？难，至少在周恩来眼中很难。而且王洪文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不是那块料。

王洪文到北京之后，一开始表现得还像那么回事。时间一长就变味了，崇明岛上那个混日子的家伙仿佛又灵魂附体。

这一切，周恩来都忍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全力帮助王洪文。生活上，周恩来把王洪文安排在钓鱼台九号楼，和上海帮的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不至于太寂寞。从结果看，这个安排是考验也是陷阱。因为政治水平不高的王洪文最终陷入上海帮，难以自拔，让毛泽东很失望。

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不管是处理派系争斗，还是七机部高技术问题，甚至战略机密，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算是尽职尽责。王洪文呢，真的有点吃不消。周恩来管的事太多了，国务院一堆事，军委一堆事，大会小会没完没了，如同唐僧一样唠唠叨叨。开完会又有各种文件，看都看不完。

此外，王洪文还要参加政治局和中央的各种会议。

此外，王洪文还要面对大部头的马恩列斯毛。那些东西足够让很多研究者头大，对没怎么读书，也不习惯读书的王洪文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王洪文还要讨好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学外语，王洪文也跟着学外语。

如此情况，休说王洪文，估计绝大部分人都吃不消。看来接班人真的不好当啊。

王洪文最喜欢的任务是以特派员的身份去地方当和事老。中央下去的人嘛，相当于钦差大臣，只要不惹乱子，地方都会好好接待。王洪文到地方，基本上都是处理武斗冲突。这是毛泽东在考察他的动手能力。这方面，王洪文表现很不错，至少比王力强多了。王洪文本人造反出身，对造反派的心理和行为比较了解，干起来得心应手。

所到之处，王洪文首先把两派召集到一起开会，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让双方都感到温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提出希望。第三步：让两派自我批评，了事。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容易。至少王洪文能做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对此毛泽东很满意，准备按计划进行。一九七三年五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让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这些之前都是刘少奇的工作。

毛泽东把王洪文推上去，阻力很大。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按照惯例，周恩来提议，一般都会得到热烈的掌声。集体沉默，就是集体抗议。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相当尴尬。政府部门还好说，玩政治的，懂得见风使舵。军方内部就不同了，有不满那是要说出来的。

许世友是毛泽东的心腹，按道理应该无条件支持毛泽东选的人，但是许世友却说，王洪文太年轻了。许世友这样说已经很客气了，军方有谁承认王洪文？日后在秦城监狱里，吴法宪曾经对王洪文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一时间局面相当尴尬。最后还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站出来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叶剑英举例：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孙策小霸王十七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三十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二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叶剑英的一席话扭转了局势。

姜还是老的辣呀。

此时的王洪文对叶剑英是感激的。但他想不到，数年之后，逮捕他的人正是叶剑英。那么问题来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知王洪文不行，为啥还想方设法帮助王洪文上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王洪文这个人，而是王洪文背后的毛泽东。以他们的能力，像王洪文这种人，不论放在任何位置上都构不成威胁。

日后叶剑英逮捕王洪文时，根本就没正眼看他。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目的是一致的：执行毛泽东的意志，绝不再违拗。文革以来已经证明，违背毛泽东意志的后果很严重。他们配合毛泽东，同时换取毛泽东的配合。配合的结果：解放老干部，尤其是邓小平的复出。

邓小平的复出，和王洪文的崛起，基本上是一条平行线。周恩来想了却心愿，扭转文革，就要“解放”老干部，需要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也在布局，也需要邓小平复出。

在双方共同需求之下，邓小平顺理成章的地在十大复出。

如果说林彪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站得时间短，那王洪文更短，前后不到一年就被否决了。接下来陪毛泽东接见外国元首的人就变成了邓小平。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参与到批判周恩来的浪潮中。十大之后，周恩来继续被批判，为什么呢？主要涉及到第三个原因。

不久之后，邓小平又被批判，原因是和周恩来走到一起。

这是不是太复杂了？确实。要把这一切弄清楚，先要说说邓小平。

第七篇 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一章 历史上的邓小平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一个领袖级别的人物，首先应该放在宏观历史上看。领袖级别的人物历来就很稀少，因为改革而成为领袖的人物，更少了。邓小平，就是因为改革而成为领袖的人，也因为改革而影响了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上，因为改革而名垂青史的不多，秦国的商鞅算一个，宋朝的王安石算一个，明朝的张居正算一个。商鞅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是本人未得善终。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人亡政息。而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三人均非领袖，只能主导时局一时，却不能长久。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基本思路延续了下来，并且还将延续下去。

事实上，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几个人的事业和邓小平不具备可比性。因为他们只是改革，没有开放的内容。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只是想让内部更公平一点，引进一些人才就行。王安石所在的宋朝和张居正所在的明朝，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相比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相当贫穷。因此邓小平必须主导国家开放，吸引外资。

真正和邓小平的事业具有可比性的，反而是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改革开放。对内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各种工厂，购买各种设备；对外引进外资。现在改革开放的基本手段，洋务运动那时候都用上了。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是一代人杰，呕心沥血半辈子，结果遇上甲午战争，一战回到解放前，输得干干净净。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却让中国逐渐富强。原因何在？

晚清国际环境纵然不好，但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三十多年的时间，外战只有中法战争，还打了个平局，也就是说那段时间并无新的耻辱。列强在中国投资做生意，钱赚了不少。邓小平时代，也打过对越反击战，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好，和苏联是死对头。好不容易把苏联耗散了，欧美又开始对中国技术封锁。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有两条。第一，是主权问题。

晚清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主权的改革开放。主权已经差不多都卖给列强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不说，国内租界林立，列强把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垃圾往中国倾倒。邓小平时代，纵然苏联和美国强势，也不敢对中国的主权存有任何幻想。除非中国容忍，否则想在中国搞特殊化也是幻想。其实晚清也不想那么丢脸，但是没办法，军队战败，刀架在脖子上。列强今天要东西，晚给几天就直接开枪开炮了。邓小平时代，各国对中国军队避之唯恐不及，而且中国还有核武器、导弹、卫星，装备齐全。

第二条是经济问题。洋务运动之时，晚清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一穷二白。抛开主权问题不谈，晚清也没得选择。即使列强让选，晚清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就算落后了、破败了，但基础还在。有了那个基础，中国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就算欧美封锁技术，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比方说自主研发。

为何会有如此差别？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够出色么？其实不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的肩膀上，而邓小平是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慈禧太后的三寸金莲连自己走路都不方便，如何托得起曾国藩和李鸿章？而毛泽东却有一双改变历史走势的大手，他留下的基础，足以保证邓小平可以走自己的路。

共和国历史上，刘少奇想改革而不得。邓小平继承了刘少奇的某些政策，推而广之，成功地扭转了困局。

按照官方评价，邓小平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一员，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这个评价总体上很准确，但是忽略了很多信息。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既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也不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是在幕后掌控着国家的命运，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好吧，看看邓小平的故事。

第一节 小传

中共历史上，有很明显的地域色彩，人员变迁是很有趣的。早期知识分子折腾的时代，安徽和江苏占主体。陈独秀和王明是安徽人，瞿秋白、博古是江苏人。苏、皖文人也是相当活跃。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主体变成四川人和湖南人。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多半来自四川和湖南。除了将帅之外，还有几个领袖级别的人物，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四川的邓小平。

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一旦失败，万劫不复。领袖如陈独秀，一旦下台，尝尽世间炎凉。刘少奇和林彪，一旦失势，身死魂灭。中共高层人物中，能经得起政治斗争起伏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能一直在政治斗争中摇而不倒的只有周恩来。

毛泽东定乾坤。

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乾坤。

邓小平之所以能改变毛泽东的乾坤，是因为周恩来。

评：邓小平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双重气质。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大手笔，也不会像周恩来那样谨小慎微。

邓小平生于一九零四年，四川人。邓小平的家庭还过得去，说是农民之家，实际上是小地主，有几百亩地，每年可收成一两万斤粮食。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正因如此，在那个时代才有机会早早上学读书。五岁念私塾，六岁念小学，十一岁念高级小学，十四岁念中学，十五岁参加五四运动。

邓小平在学校表现如何，如今少有记载，据说天性活波，善于和同学交往，学东西很快。一九二零年，十六岁的邓小平去欧洲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当过工人，干过不少工作（轧过钢、摆弄过橡胶、当过钳工、干过编辑），但是工资酬劳很低。

在那里，邓小平遇见了周恩来。正是在周恩来（还有赵世炎）的影响下，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搞革命。

周恩来年长邓小平六岁，去欧洲时，已经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思维缜密、办事谨慎靠谱、精力旺盛而充满热情，对政治思想有独特的看法。邓小平当时的性格还没有成型，说不好听点儿，二十岁之前还是叛逆阶段。而且邓小平的生活相对稳定，没有经过大的波折，没有经历过重大事件的洗礼。即使五四运动，年轻的邓小平也只是站在边缘看两眼，和周恩来、刘少奇深入其中不是一个概念，和毛泽东那种有意旁观也不是一个概念。

周恩来对邓小平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具体说不准。但是根据常理推测，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那段时间，有一个杰出的哥哥在身边是非常幸运的。周恩来之于邓小平就是如此角色。二人经常在一起工作到深夜，需要休息时就在一起打地铺凑合。

若干年之后，地铺上的兄弟主导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六十年之后，邓小平成为二代核心之后，回忆起周恩来时，仍然尊之为兄长。

周恩来回国后，邓小平在旅欧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逐渐重要。当时国共合作，工运搞得红红火火，欧洲那边也经常组织游行争取权益。然而法国的情况很糟糕，对华工很差。邓小平因为活动积极，被秘密警察监视，形势越来越不好。于是一九二六年，邓小平去了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如果早去几年，就可以和刘少奇成为校友。同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还有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很有才的王明。只是王明一九二六年底才到莫斯科，而邓小平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就离开了。如果邓小平在莫斯科多待一段时间，说不定会成为王明的战友，那样的话历史又将是另外一个走向。

邓小平回国之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内工作。冯玉祥在军阀中的声望还不错。当时蒋介石已经有了清洗共产党的苗头，共产党希望借助冯玉祥增加自己的力量，就派了一批人到西北军内。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邓小平几经辗转到了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又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以邓小平的资历和经历，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信任，很难得到那样一个职位。

上海中央的日子也不好过，邓小平的工作琐碎又繁重，满眼的白色和红色，东躲西藏，看不见胜利的希望。当时出现另外一个变化，朱毛会师之后，各地起义热火朝天。一九二九年，广西又出现了一次机会。邓小平得到一个机会：大大的机遇，也是大大的危险。

第二节 起伏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部分人转移到广西，潜伏下来。

广西是桂系的地盘。蒋桂战争中，李明瑞和俞作柏对李宗仁重用湖北籍将士不满，被蒋介石重金收买，临阵倒戈，桂系战败，桂系三巨头暂时避走他乡。战后李明瑞和俞作柏主持广西军政。蒋介石步步紧逼，李明瑞没办法，要和共产党合作。当时中共处境也不好。双方都反蒋，一拍即合。共产党派了一些人去广西谋发展，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和张云逸。

邓小平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到了广西，和反蒋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沟通，搞了百色起义，创建了左右江根据地。当时的邓小平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实际上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和进入红二方面军的夏曦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一样，只是没搞清洗就是了。具体起义工作靠陈豪人（前委书记）、张云逸（老革命）搞，再加上李明瑞。

起义的结果还算不错，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为军长，邓小平担任政委，地盘最大的时候有十一个县。就在邓小平稍微搞出点成绩时，李立三上台了，搞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按照那个计划，邓小平要占领广西，挺近广东。简直是异想天开。就邓小平手上那点儿家底，休说占领，维持两广治安都不够。

邓小平气得跳起来也没用。一番折腾之后，不仅没能实现战略目的，反而连辛辛苦苦打下的根据地也守不住了。李立三下岗之后，邓小平的人马被迫转移到井冈山。

这件事充分证明：根据地建设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的。中央根据地牛，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朱德的职业军人。红四方面军牛，那是因为有徐向前等一帮天才将帅。邓小平搞的根据地，缺少各种条件。红七军和红八军出身的人中，日后军衔最高的是张云逸，大将，且不以军事见长。军事素养最高的，反而是军阀出身的李明瑞。一九三一年八月份，邓小平的队伍，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到了井冈山。邓小平本人却迎来人生的挫折。

看看时间点，一九三一年，恰好顾顺章事件爆发，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开始进入苏区，洋派和土派内部斗争开始，从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一直斗争到长征结束。邓小平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待了将近一年，但基本上没留下足迹，还是旅欧份子中的一员。旅欧派领袖是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之后也是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还没有到）的领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兄弟关系，邓小平理当是周恩来的追随者、理当被重用。

然而邓小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要知道邓小平去广西之前就是中央秘书长了，外派两年，搞了一个根据地，拉出一支队伍，怎么着也不至于只是一个县委书记吧。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邓小平变成了毛泽东的追随者，毛派，从周恩来身边走到了毛泽东身边。正如当初林彪从朱德身边走到毛泽东身边。

从那时起，邓小平和林彪，就成了毛泽东人生中的两大法宝。

林彪所以从朱德转向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行。南昌起义之后的湘南小长征，对林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当他发现毛泽东能在井冈山站住脚，就认可了毛泽东。邓小平也一样。他自己在广西搞根据地，费尽千辛万苦依然没能立足，对痛苦和压力感触颇深，看见毛泽东从无到有，说不佩服，那是瞎扯。

仅仅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不会是衰落的原因。正如林彪倒向毛泽东没有受到朱德的打击一样，邓小平也没有受到周恩来的打击。但是和林彪玩军事不同，邓小平本质上是搞政治的，从政治上支持毛泽东。中央苏区的军事组织，临时中央那帮理论家是门外汉，自己不能上前线打仗。所以林彪尽管支持毛泽东，还是能够安生。政治就不同了，所有理论家都会玩政治，开会喷口水，那是他们的强项。

邓小平支持毛泽东，相当于明着和理论家们过不去。邓小平本人没有太大的实力，他的靠山是周恩来，但周恩来不愿和临时中央理论家翻脸。所以邓小平就遭殃了。

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邓小平的日子更难过了。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复出的日子看似遥遥无期，反而成了一帮理论家的活靶子。毛泽东的支持者就惨了。还是在宁都，一年前毛泽东下岗的地方，如今轮到邓小平他们。由于邓小平被尊为毛派四大金刚（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古柏）之头目，成了挨批的好材料。

大会上，理论家们群起攻之，四大金刚成了错误路线代表，没有申辩机会。如果胆敢抗议，就会引来更猛烈的批判。检讨不过关，批判越来越猛。连续七天时间，不停地批呀批，吃饭睡觉都不得空闲，搞得邓小平很烦。最后干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再检讨，爱咋咋地，请便，本大爷不在乎。

建国之前第一代领导人之中，邓小平在四川老乡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之中并不是特别突出。论写文章，邓小平不如陈毅；论地位，邓小平和朱德相差甚远；论军事才华，邓小平不如刘伯承；论根据地建设，邓小平不如聂荣臻。但邓小平有自己的绝学，就是政治生存哲学。他每一次总能看准方向，押对法宝。井冈山押宝毛泽东，落了，押对了，再起。搞建设押宝刘少奇，落了，押对了，后面再起，最后终于成为核心。

国际派的理论家们化口水为火炉铁锤，想要把毛派四大金刚砸成想要的形状，奈何几个人太过坚硬，哐当一阵子之后。毛派几个人还是毛派，当了一次硬汉。

但硬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代价呢？四个人理所当然地头顶各种帽子下岗失业，这还是小事。邓小平的第二任（第一任夫人一九二八年结婚，一九三零年病死，第三任夫人才是卓琳）夫人离开了他，人情冷暖，何等现实。

但是参照另外三位，邓小平的遭遇还算好的。另外三位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毛泽覃和古柏没能参加长征，死在了根据地。

和邓小平一起遭殃的还有战友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明瑞，直接被肃反杀掉了。李明瑞虽然出身军阀，实力和能力还是有的。当时共军出身军阀的很多，朱德、贺龙、彭德怀、刘伯承都是旧军阀队伍出身，只是他们比较幸运。朱德和彭德怀是中央苏区的支柱，没人敢动；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脊梁骨，没人敢动；刘伯承去苏联学习军事，被洋派认为是自己人。李明瑞就比较惨了，跟着邓小平跑到井冈山，邓小平又得罪了洋派，洋派自然不会对邓小平的人客气，所以李明瑞成了反面教材。如果李明瑞活着，到建国之后，至少是上将军衔。对比同时期的张云逸，大将都有可能。

所以说，人的命运，说不尽。

奇怪的是邓小平并没有下岗失业很久，三个月后就去了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怎么回事？还有周恩来大哥嘛。长征之后，红军越走路越窄，领导班子换届势在必行。就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再一次恢复到历史地位的最高水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作为毛派标志性人物，邓小平的上台，暗示着毛泽东的复出。两个月之后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终于第三次上台，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

毛泽东看着邓小平，小兄弟，够意思。

存活下来的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绝对信任，抗战爆发后担任一二九师政委。要知道按照资历，那个位置轮不到邓小平。一二九师是在红四方面军基础上筹建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也只是一二九师副师长。

评：不怕落，就怕落而不起。蒋介石三次下岗，每次都能赢得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三次下岗，每次都能赢得更大的权力。邓小平也一样，三落三起之后再也不会落了。

第三节 风格

邓小平一生中有两位铁杆搭档，军事上刘伯承，政治上刘少奇。

那么如何评价邓小平的军事才华呢，可以说很有趣。

往好了说：从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开始，一介书生开始了辉煌的军事生涯，经过井冈山起伏之后成为一二九师政委。当时共军只有三个师，师长、政委日后基本上都是元帅级别。邓小平在政委位置上参与指挥了一二九师的全部军事行动，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解放战争开打之后，东渡黄河，争取发展空间。最有诗意的一笔，自然是千里挺近大别山。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是前委书记，最高指挥官，统一调度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

往不好说：从没有单独指挥过军事行动。百色起义时，实际军事指挥官是那些职业军人，邓小平只是个书生。在根据地呆不下去，说明他还不够成熟。不管是抗日战争时代还是解放战争时代，实际指挥官都是刘伯承，邓小平只能算是参与战略战术的决策。至于淮海战役最高指挥官，也很虚。因为淮海战役中，第一重要的是粟裕，第二重要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的作用甚至不如陈毅大。如果对应起来，邓小平的作用和国军那边的刘峙一样，挂职不管事，纯属政治需要。

和稀泥的办法：这两个极端都不正确。

建国之初，各种运动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周恩来和薄一波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周恩来问薄一波，如何看待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工作方法。薄一波不好回答，把皮球踢给周恩来：这话还是领导说吧。

周恩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薄一波：“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

周恩来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人身上、怎么干，最终要看结果能否落实。如果无法落实结果，所谓举重若轻，可能变成吹牛放空炮；所谓举轻若重，就是婆婆妈妈、拖拖拉拉，唧唧歪歪。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国家的大管家。如果去举重若轻，那相当于甩手掌柜，结局只能是走人。刘伯承掌控野战军，一个细节就可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也去举重若轻，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评价，恰好说明邓小平的才华所在：在政治，而不在军事。广义上说，虽然军事和政治不分家，但狭义区别还是很大。看看两人在刘邓大军的分工就知道了。

该如何评价当年纵横天下的刘邓大军呢？它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西征失败，张国焘叛变，红四方面军被怀疑过、整顿过。用谁统领那支军队是一个技术问题。用井冈山系统的人肯定不是问题。毛泽东起用了有国际背景的组合刘伯承和林育英（林彪堂哥，共产国际使者）。林育英身体垮了，由邓小平接任，形成经典的刘邓组合。

邓小平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心腹，用他当政委，可以增加刘邓大军的政治筹码。

分析一支军队如同分析一个人一样，要看决定性作用。刘邓大军的战史上有很多光辉的时刻，各个阶段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部分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是一次战略性的转移。在那个过程中，刘伯承和邓小平谁的作用更大些？

关于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的评价很有趣。从事后看，共军胜利了，赢得了全国政权。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国军，并且给淮海战役创造了空间。当时看，不是。

现在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洗礼，播种火种，保留骨干。实际上，凡事都有主动和被动之分，长征完全是被动的。若非情非得已，闲着不饿才去干。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也是一样，战略上完全是被动选择，效果却非常好。

当时毛泽东为了改变内战局势，让刘邓东渡黄河，逐鹿中原。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策略是好的，现实是险恶的。当时共军不具备那个实力，军队过河之后站不住脚。那时候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以失败的姿态退回黄河西边，要么开拓新的战略空间。在国军威胁进攻的情况下，即使退回陕北，依然面临炮火。还不如把抗战时代的绝学——开往敌后——再玩一遍，到国军后面去，在敌方地盘打敌后游击战呗。

如果没有那次千里跃进，日后的第二野战军要黯淡许多。那个策略是以刘伯承为主导还是以邓小平为主导？肯定是集体研究之后的结果。

首先是毛泽东。国共争霸之初，国军在战略地位上占据主动位置，共军地盘遭到很大破坏。比方说庄稼成熟时，国军进攻，共军即使挡住国军，也会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毛泽东就发展战略，说：“到敌人那里吃酒席，也去砸砸蒋介石的坛坛罐罐”。

但是毛泽东制定战略决策时，很多时候都是以战场实际形势的发展作为判断依据。就像淮海战役之前，毛泽东还想让粟裕去江南打游击。如果刘邓能在中原立足，断不至于那么快南下大别山。那么最初设想南下战略是刘还是邓？这个问题恐怕难以纠缠清楚。从两个人的做事风格看，刘伯承做事更为谨慎；邓小平的风格则是大捭大阖，概率更大。但是涉及到具体战术问题，还是刘伯承来干。

邓小平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邓小平具体的军事才华没有表现得多么明显，但政治能力和战略眼光还是可以的。

说刘邓是经典搭档，就经典在，邓小平受到毛泽东信任，可以给刘伯承提供稳定的政治诉求，绝不会如项英对叶挺那样钳制，或饶漱石对陈毅那般拖后腿。

第二章 邓小平和刘少奇

从井冈山开始，邓小平的形象就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到陕北之后，毛泽东政治上的粉丝基本上损耗殆尽，邓小平成了苏区毛派的唯一代表（林彪和彭德怀等人是军人），所以才有机会担任一二九师政委。按照正常情况，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政治粉丝团首席代表的资格应该会一直保持下去。然而很遗憾，刘少奇超越了邓小平。

前面章节里说过，刘少奇虽然和毛泽东是老乡，但除了安源路矿罢工那段时间有过交流，直到陕北之前，二人接触并不多。刘少奇在文斗时代是明星级别的人物。但是从一九二七年之后，文斗明星基本上都熄灭了。刘少奇能存活下来，也算万幸。

毛泽东最大的特点之一：所到之处，只要停下来，就能吸引一大批追随者。

到陕北之后，毛泽东的粉丝团里又多了两拨人。一拨是以高岗为首的陕北根据地的人，另一波是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地下党。按照粉丝的资历和历史划分，两拨人都不应该超越邓小平。但是刘少奇的战斗力太强了。其他人靠近毛泽东，都是希望借助毛泽东的力量上升。刘少奇借助毛泽东上升的同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归纳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的位置拔高。所以刘少奇虽然成为毛泽东粉丝的时间比较晚，却后来居上，超越了邓小平。

建国之后刘少奇走向前台。邓小平作为“地方诸侯”进京，当时风头最强劲的是另一派粉丝代表——高岗同志。此君由于头脑发热，把手同时伸向周恩来和刘少奇未果后自己完蛋。高岗虽然失败了，其行为却揭开了和平年代党内斗争的先河。

高岗事件中，促成毛泽东决定放弃高岗的关键性人物就是邓小平。高岗私下拉关系，封官许愿引起很多人不爽，去毛泽东那里反映情况的人应该不少。但邓小平的态度极为关键，因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心腹。高岗私下里的小动作，某种程度上有毛泽东的默许，这些邓小平应该心知肚明。长期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是言听计从的。按照游戏规则，邓小平应该支持高岗。如果连邓小平都无法容忍高岗，跑去毛泽东那里报告，那只能说明高岗干得太过分了。

高岗倒台，受益人有三个，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两个，第三个就是邓小平。毛泽东让高岗入京，原本打算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中间搞平衡。高岗完蛋之后，留下的空白由邓小平填补。

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大家在北京揭发高岗，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五五年三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修改了《党章》，随后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从那以后，邓小平成为左右政坛走势的一个筹码。文化大革命之前，当邓小平选择和刘少奇合作时，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毛泽东通过常规途径解决刘少奇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

第一节 政治上的邓小平

政治是复杂的。所有玩政治的人也都是复杂的，都有很多种脸孔。但是政治千变万化，终归离不开两种色彩，理想和现实。

只讲现实的人，那叫投机者，政客。

只讲理想的人，那叫理论家，书生。

所有政治家必然兼具理想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但是理想和现实的成分在不同的政治家身上又不一样。比方说毛泽东，现实手腕上，权谋运用上，登峰造极。但是他的现实权谋都指向一个理想中的目标，有时候取得伟大成就，有时候带来巨大阵痛。比方说周恩来，也有坚定的理念。但是他和毛泽东不同，他对现实世界更重视。

邓小平呢，又不同。他受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双重影响。

邓小平在思维方式上像毛泽东，很多问题拿得起放得下，就是周恩来说的举重若轻。但是邓小平没有毛泽东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毛泽东是那种天然的领袖，因为毛泽东的一切都是他本人一手搞出来的。邓小平不一样，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他身后一直有一个依托。战场上，他身后有一个运筹帷幄的刘伯承；政治上，他身后有刘少奇和周恩来。

邓小平在行为上又有点像周恩来，有时候也可以干很多琐事，从三次担任中央秘书长就可以看出来。但邓小平不会像周恩来那样，一切原则都是从维护组织团结出发，有时候甚至无条件忍让。邓小平身上一直有种棱角，那种棱角让他在某些时候可以不顾一切。比方说在井冈山支持毛泽东，就是那种棱角的体现。再比方说和刘少奇合作，也是那种棱角的体现。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落，因为棱角；起，也是因为棱角。

如果要评价政治上的邓小平，就应该是那个听起来怪怪的字眼：棱。

——棱角的棱。

邓小平进入中央核心之后，依然按照惯性跟着毛泽东走。大跃进之前，只有周恩来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小声说了句“反冒进”，刘少奇和邓小平是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和毛泽东一样，他们没想到问题会那么大。

当年大饥荒，邓小平也是前台执行者之一，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

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邓小平没有参加，幸运地避过了一场尴尬。他和彭德怀没有太多交集，谈不上过节。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运动，实际上是彭德怀和邓小平两个人联手搞的，算是一次“合作”。但是在彭德怀的《万言书》中，批评对象除了刘少奇之外，也涉及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辅助刘少奇在一线工作。如果邓小平当时在庐山上，按他的个性，肯定要发表尖锐的言辞。如果和彭德怀站在一起，那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否则只能像刘少奇一样化身政客。如果是那样，日后邓小平给彭德怀平反，一定非常别扭吧。

邓小平没上庐山的原因有好几个，直观原因，身体不太舒服，留守北京。神秘原因，有好事者认为，邓小平神机妙算，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知道要发生风暴。

当时确实有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细节：彭德怀发飙之后，为了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让林彪上山，而没有让邓小平也上山。邓小平当时生病，林彪一直生病。当时邓小平和林彪都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毛泽东为何让林彪上山而忽略了邓小平？

这个问题还是要绕一绕。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主要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有所谓私人恩怨，也有所谓的形势使然。因为按照彭德怀那个调子去搞，相当于说要对刘少奇动手。刘少奇刚刚成为国家主席不久，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搞刘少奇，必然党内动荡。共产党的秘密法宝是团结一致战胜问题，动荡了，只能添乱。

那么毛泽东如何对待邓小平呢？看看毛泽东之前对邓小平的评价。

一九五六年九月份，邓小平进入核心领导层之后，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看看一连串的“比较”：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这个评价相当之高，毛泽东很少如此评价党内其他人。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平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当时中苏关系还处于蜜月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自己要退居二线，赫鲁晓夫就问接班人是谁。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下来毛泽东分别评价了四个人。

毛泽东评价刘少奇：“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并且对赫鲁晓夫说，“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毛泽东又说朱德年事已高，还说周恩来心肠太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七年的毛泽东眼中，邓小平排在刘少奇之后，是接班人的备胎。事实上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过：“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从这个角度看，结论就很明显了，既然毛泽东可以为了保接班人刘少奇拿下彭德怀，那么也没必要将接班人备胎邓小平拉入政治风暴的中央。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虽然复出取代了彭德怀，但离接班人的位置还远着呢。如果不是后来刘邓走在一起，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林彪是万万不会走上接班人位置的。那样对林彪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大饥荒震撼了每一个人的神经。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参与者，还是领导者。当初大跃进之际，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现场观摩过、称赞过有中国特色的“人造卫星”的。当灾难降临，太快、太猛烈了。

当刘少奇回湖南老家一番调查时，邓小平也在调查，看到的、听到的结论都差不多。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种子，就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埋下。那次会议上搞出来的《工业十七条》和之前的《农业十六条》都是导火索，而那两份文件都是邓小平起草的。

邓小平还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讲话，言辞比两年前的彭德怀还要尖锐：三年来毛病出得很大，问题相当多，究竟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讲过，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

没有办法，灾难出来了，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剩下的就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场所在北京，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上。那次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并不出彩，却非常独特。

当时刘少奇作了那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周恩来主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涉及毛泽东，林彪说了“交学费”的问题，彭真主张毛泽东也得检讨，邓小平则是另外一个风格，上来就是摆出一些“好”，一共有五个“好”。

第一好，指导思想好，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好。然后是解释论证。

第二好，党中央好，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好。然后又解释论证。

——前两条相当于定下基调，建设思想和领导班子不会发生变化。同志们不要有别的想法，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

第三好，有大批好的骨干分子，就是广大有理想的党员干部了。

——相当于说大家都是好样的，给大家吃定心丸，此次大会不会搞清算。七千人大会，是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而非追究责任。因为责任太大，谁也承担不起。

第四好，共产党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

——这是精神按摩。

第五好，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好”，而且说两遍。这个语调和当时的环境不对路，和邓小平的——棱角——不协调。——很不科学啊。

实际上不是，看某个人说话，要对照身份。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要给一个交代，自然要把问题抖出来。林彪代表军方，要对党和领袖绝对支持，自然要维护毛泽东。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大管家，自然要讲团结，不能也不愿意去刺激领袖威信。邓小平是总书记，负责党内工作，首先还是要安抚人心。

如果邓小平仅仅说这些好，那么就是一篇无聊的马屁文章，应该出自康生或陈伯达的手笔。当邓小平说到第五好时，来了一个转折：“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会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看看邓小平这些讲话，没有冒犯毛泽东的威信，甚至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的权威，最后怎么和刘少奇一起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了？

那是因为他接下来的立场。

邓小平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之后的失误，是因为党内的一些优良传统被削弱。主要有两条：一是忽视调查研究，空口号多，有许多是不切实际的；二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那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邓小平开出的药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四点不动摇：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四是学习的问题。压根儿没提三面红旗大道理。

按照邓小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大饥荒一笔带过，压下，不提。正如三十年后改革开放，把左右两派全压下，什么意识形态都要靠边站，专心搞建设。邓小平说：“今后不准搞整人运动，只有增产节约和学习两个运动。这样好处太多了，不会整错干部，不会耽误生产，还可改造省市书记的懒汉思想”。

然而三十年之后可行的事，三十年之前却行不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环境不一样，六十年代，周围都是敌国，面对苏美双重压力；八十年代，跟美国已经和解；另一个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理想主义色彩都比较浓。他们二人都不打算忘记大饥荒，都想对那段灾难来一番清算。所以两人先后搞了四清运动。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吨位都比邓小平大。相比之下，刘少奇想要有所突破。所以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说，邓小平工作从来不找我。当时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了，想要从实践中突破三面红旗，也就是搞修正。

按照当时的情况，刘邓结为一体，基本控制了行政系统。周恩来从组织角度出发，在局势不明朗之前不会表态。那么毛泽东想要解决行政系统，只能靠军方的林彪。如此一来，邓小平陷入了不利境地。

第二节 邓小平的选择

邓小平为啥选择跟着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要回答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历史上并无渊源。如果从权谋角度看，刘少奇后来居上，取代了邓小平“毛派政治粉丝团首席粉丝”的地位，邓小平理当嫉恨刘少奇才是。按照毛泽东当时放出的信号，刘少奇是第一接班人，邓小平是第二接班人。只要把第一接班人搞掉，第二接班人就变成了第一接班人，这么说的话邓小平应该和刘少奇斗得头破血流才对。

刘少奇赢得行政系统，是因为邓小平的帮助。如果邓小平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时，不用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如果省去文化大革命那一幕，那么历史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答案之一：邓小平务实，不搞那些假大空的理论。

稍微推敲一下就明白，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写的各种理论性的文章可不少。别的不说，就政治课本上那些东西，有多少实际功能？可以问问那些学生嘛。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开始，邓小平就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搞意识形态。

当初中苏关系破裂时，双方就社会主义正统问题论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领导一帮秀才先是“一论”“再论”到后来“一评”“二评”……“九评”，都是代表作，可谓是口水化成白浪，滚滚滔天，毛泽东对邓小平非常满意。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建议中苏双方停战，邓小平带着一帮人去苏联，又是一番口水战，一直打了两个星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此后双方陈兵边境线，对峙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邓小平回国时，毛泽东带着一大帮人亲自到机场去接。

但是回到国内，邓小平选择跟着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经济上搞修正，又是右边那一套，实际动作比赫鲁晓夫离斯大林还远。如此一来，邓小平好像是两个极端，怎么回事？

答案之二：权力争夺。

不论是政客还是政治家，都是围绕权力角力。一介贫民吃饱不饿没人理你，如果手中有权，你不理别人，别人也会来理会你。无权闹市无人问，有权深山天下知。邓小平也是建国之后经过各种复杂的权力纷争之后才上去的。

邓小平当时的选择余地很宽。他可以选择留在毛泽东身边，那样就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用把林彪推出来。那么刘少奇离开之后，邓小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接班人，二号人物。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能得到啥呢？即使刘少奇成功接班，成为第一号人物，邓小平也就是二号人物而已。刘少奇的助手里，还有彭真、陈云等人。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勉强可以算前辈；刘少奇仅比邓小平年长六岁，大哥哥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应该留在毛泽东身边才对。

答案之三：意识形态之争。

这个就更不靠谱了。即使理论水平如刘少奇也没能突破“三面红旗”，邓小平就更无法突破了。不管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旗号还是尊毛泽东。

看这三条，都不太让人信服。还有么，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观点，可以参照罗瑞卿的选择。当初罗瑞卿也没必要搞模糊路线，完全有机会跟着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既安全又保险。但罗瑞卿还是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忠于毛泽东。

仔细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能发现邓小平当时的位置和罗瑞卿比较类似。罗瑞卿当时在军界的地位是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人，和贺龙关系较好。邓小平当时在政界，是刘少奇、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人，和周恩来关系较好。

罗瑞卿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损失一条腿。邓小平也遭到迫害，儿子邓朴方损失腿。文革之后，罗瑞卿对毛泽东没有丝毫怨言。文革之后，掌控实权之后的邓小平也没有否定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教科书上，毛泽东永远是第一位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否定了对自己有恩的斯大林。邓小平也有机会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般否定毛泽东，但他没有那么做。尽管他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但那条路实在是走不下去了。即使毛泽东本人还活着，最后也要改。

那么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走，究竟为了啥？

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党内斗争上。邓小平也是党内老资格，也经历过各个时期的领导层更迭，也知道中共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大的战略失误之后，就会发生领导层更迭。每一次更迭下岗的领袖，结局都不太好，陈独秀郁郁而终，王明落魄苏联。大饥荒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领袖需要下台，那结局会怎么样呢？

面对这个问题，罗瑞卿采取了自己的方式。邓小平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考虑？就是说，万一毛泽东下台，自己作为新政府的二把手，不至于让他晚景太凄凉？

历史上看，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邓小平只有恩。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当政委，是毛泽东的决定。

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说高岗越轨了，毛泽东舍弃了高岗，把邓小平放在刘少奇和周恩来之后的位置上。

邓小平和彭德怀一起搞军内反教条，毛泽东批准。那场反教条，邓小平就是受益者之一。因为刘伯承挨批之后，邓小平就成了刘邓大军的象征性人物。

文革之前，毛泽东抱怨邓小平不去找他汇报工作，和林彪抱怨罗瑞卿不通气何其相似。不和林彪通气的罗瑞卿和贺龙、彭真关系暧昧。彭真是刘少奇的手臂，贺龙对政治运动变得谨慎，成了刘少奇渗入军方的希望。不去找毛泽东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一直在和刘少奇一起工作。刘少奇已经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希望通过修正经济政策改变局势。

说到这里，仿佛还是一团乱麻。但政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那些把政治关系说得头头是道的嘴巴，很多时候都是在忽悠人。

邓小平不去找毛泽东汇报工作，过于不近情理，即使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刘少奇也没有这么干。答案只能是：邓小平是在刻意回避。没有理由回避，却一直回避着。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毛泽东对他只有恩，没有怨。他在回避和毛泽东的那种不寻常的关系。

好吧，只能说这种问题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只有蛛丝马迹，只是猜测。

第三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林彪

要进一步讲述邓小平的故事，就会涉及到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一辈子和领导们的关系很不错，比方说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起伏若干次，是因为他有敌人，其中一个就是林彪。邓小平和林彪是毛泽东亲手栽培的两根顶梁柱，二人却斗得你死我活。

九一三事件之后，最开心的就是邓小平，说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二话不说，摆酒庆祝。林彪和邓小平有何深仇大恨呢？邓小平和林彪完全是两种人。

生活方式上，差别更大了。邓小平因为交际，抽烟喝酒打牌样样精通。特别是打牌，非常精明，胜多败少。特别是打麻将，极少“下火线”。林彪的爱好只有一个，作战地图。哦，对了，还有炒黄豆。给他一张地图和一盘炒黄豆，他可以半天不动，苦行僧一个。

邓小平是政治型人物，虽然身上有很明显的棱角，终究还是搞政治的，官场上、会议桌上那一套非常熟悉，搞关系的能手，和各种人都能搞到一起。林彪完全是军事型人物，身上的棱角更为分明。他的人际关系圈子很简单，一种是他服气的人，毛泽东一个；另一种是服气他的人，下面的一大堆将军，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从年龄上看，邓小平年长林彪三岁。两人早期接受的教育相当，都是私塾、小学、中学那一块。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邓小平在十六岁时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林彪十七岁去了黄埔军校。邓小平在法国认识了年长几岁的周恩来，接近并加入共产党。

整个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的文斗时代，二人基本上都没啥表现。林彪在爱情和军事中打发时间，邓小平呢，从欧洲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此时，二人基本上还没啥接触。把二人弄到一起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挥舞屠刀，考验所有共产党人。假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脱党了。真的共产党人，要么死了，要么活了（还有半死不活的？）。死的就死了，活下来的，都是经过烈火考验的真金。邓小平和林彪都是那样的人，最后殊途同归，去了井冈山，并且成了毛泽东的粉丝。

虽然都是毛泽东的粉丝，但是人生境遇并不一样。邓小平因为强于政治，所以那段时间经常跟着毛泽东倒霉。林彪虽然也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是做人比较低调，手握重兵，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强，所有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不管国际派那帮人怎么折腾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以拉拢为主。毕竟嘛，不管开会如何炮火连天，战场上还是需要天才。

井冈山的邓小平和林彪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比较弱小，还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中过日子。邓小平还没有发挥特长的机会。林彪自从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之后，一路都是军方核心人物。而且林彪本人不喜欢搞关系，对谁都爱理不理。哪怕是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不高兴也不怎么说话。至于邓小平，林彪更不会放在眼里了。

邓小平善于搞政治，人缘很不错。比方说后来的十大元帅，邓小平和其中的九个关系都还行，包括宽厚的朱德，包括豪迈的陈毅，包括刚烈的彭德怀，也包括和林彪同样沉默寡言、师出同门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唯独和林彪关系不怎么样，好像预示着未来的不平静。

两人一起长征，依然是林彪的作用大于邓小平。然后是抗日战争，林彪受伤后去了苏联。邓小平一直在国内，但在战场上也没有突出的表现。整个解放战争，二人基本上也没有交集。林彪去了东北，在那里扭转乾坤，邓小平则和刘伯承一起驰骋于中原大地。

战场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是没法比的。不是邓小平不行，而是林彪太行。毕竟能在战场上和林彪相比之人，共产党内部，也只有寥寥数人。

离开战场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情形。邓小平一路走到二号接班人的位置，林彪一直被冷藏十年。政治上的邓小平和军事上的林彪一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凡是邓小平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坚定地去干。比方说初到井冈山，毛泽东在和国际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对的，就毫不犹豫地去挺毛泽东，不管结果如何。等到经济建设出现问题，邓小平又认定刘少奇是对的，决定跟着刘少奇干，不管结果如何。当年挺毛泽东的结果，邓小平成为“毛派”小集团中的一员。挺刘少奇的结果，沦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

从人生经历上看，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两人交集并不多。如果一定要找恩怨，那就是高岗事件上，林彪和邓小平有点瓜葛。但是对立的种子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埋下了。看看林彪和邓小平两人的表态，就知道难以合作。七千人大会之后，身为政治家且会搞关系的邓小平成了务实主义者，身为军事家且不搞人际关系的林彪反而接过之前刘少奇造神的大旗、成为务虚主义者。从此之后，两人尖锐对立。当毛泽东想要再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只能使用林彪。那种情况下，两人已经无法共存，但毛泽东却想让他们共存。

文革初期，毛泽东让贺龙去和林彪搞好关系，贺龙去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到：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具体谈了啥内容现在不知道，很可能是一个谜。

但是说了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如何表态。

参照林彪和贺龙的谈话。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支持谁和反对谁的问题。贺龙回答，支持毛泽东。答案不正确。如果贺龙表态支持林彪，局势就不同。

邓小平的问题也是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邓小平的地位在林彪之上，之后林彪成为接班人。邓小平要想继续干，就必须表示对林副统帅的支持。估计邓小平的表态应该和贺龙类似，支持毛泽东，而不是林副统帅。所以谈崩。

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身边那些人，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不论战功还是资历，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没有资格或者能力取代他。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是谁呢，很可能在被打倒的那些人中间。因为在文革风暴之中，绝大多数实力派都成了“走资派”、“造反派”等等各个新门派中的人物。

从林彪的位置上假设，政治风暴如果突然转向的话，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对他很不利。即使不能把他怎么样，至少接班人位置肯定是没有了。

从此以后，文革初期，林彪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刘少奇已经完蛋了，再把邓小平搞臭，就没人能威胁到他的接班人位置了。开会时林彪批判邓小平：“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当时吴晗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吴晗打政治扑克，相当于说是敌我矛盾。当时一起批邓小平的还有肖华和杨成武，两人按照林彪的指示啰嗦一通。日后邓小平复出，肖华因为保邓小平出山没事；杨成武就没那么幸运了，只能去“吓唬台湾人”了。

被副统帅一阵狂批，工作自然没法干了。邓小平就对在场的康生说：“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康生对邓小平也不客气。

失去工作，只是一系列批判的开始而已。一九六六年十月份，毛泽东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林彪和谢富治又把邓小平一番狂批。谢富治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文革之后原本搞经济建设，很多活人都不再追究了。但是两个死人，康生和谢富治却被拉出来搞臭。康生的原因是得罪人太多，谢富治的原因主要是帮林彪批判邓小平。现在说起邓小平，都是正面形象。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有小心眼的一面，人之常情嘛。这是小的一面，还有大的一面：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人，要么抓起来，要么搞臭，死的活的都不放过。这是中国式斗争的游戏规则。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办法了，只剩下一招：检讨。不写不行么，当然不行。而且此前刘少奇都已经检讨了，邓小平一个人死扛也失去了意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号，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突起，无可挽回的情况下，邓小平作了检讨。检讨书开篇写到：“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号的讲话”。

接下来就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扔泥巴：“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扔泥巴也需要技术含量：“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把所有责任承担下来，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后面还有很多，大概意思都差不多，把自己的“错误”摆出来：“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的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最后一段比较耐人寻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像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之前和林彪谈崩了，现在又来向林彪同志学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而且特意注明：“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不深刻么？已经很深刻了。而且强调这些检讨是“初步”的，如果需要，还可以继续写，写到你们满意为止。

最后把口号喊出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归根到底也就三个字：我错了。

看看这文章水平，简洁流畅，逻辑清晰，态度诚恳。毛泽东看到这个检讨很满意，阅读之后帮助邓小平修改了一番，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毛泽东还把最后那段中的“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

——过了，在毛泽东那里。

——但是邓小平还是没过，林彪不让他过。

邓小平转变得太快、太彻底了。如果邓小平过关，那么他还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还是可以威胁到林彪。林彪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第四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江青

贵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可能只有一个敌人。他还有一个天然的敌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伟大的女演员，江青女士。邓小平和江青原本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之后，和常住延安的周恩来等人经常见面，邓小平在外面和老战友刘伯承东奔西跑。然而人间事，仿佛自有定数，该来的终究会来。随着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越走越远，随着江青的地位越来越高，冲突就来了。文革揭幕，江青闪闪发光，邓小平则黯淡无比。重新洗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除了林彪取代刘少奇之外，江青也大出风头。

江青一般对落魄的人不太感兴趣，她的爱好在于把大人物打翻在地，比方说陶铸。但是怎么会和已经成为死老虎的邓小平结下梁子呢？因为一份政治局名单。

八届十一中全会非常有趣。原来的政治局七常委排名顺序，刘少奇排在第二位，邓小平排在第七位（干第四位的工作）。新的政治局常委新增四人，分别是康生、陈伯达、陶铸、李富春。身为文革二号反派，邓小平的排名从原来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是不是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名单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拟定的。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毛泽东还有自己的安排，这个稍后再说。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其他人也没意见。

如果事情就这么定下，邓小平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点。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跳出来指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排名上升，不科学。

江青认为邓小平应该往后排，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后。但她又担心，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小平。同时她向毛泽东建议，把陶铸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她认为，陶铸为人厉害，可以压住邓小平。当然陶铸并没有因此买江青的帐。

江青虽然和毛泽东做了几十年夫妻，和周恩来相识几十年，但是很显然，她不了解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用心。二人想保邓小平，实际上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就没法玩了。

就这样，周恩来把原来第十位的陶铸放到第四位，代替刘邓干活。然而江青没想到，很厉害的陶铸上台之后成了“刘邓的保皇派”，随即成了文革第三号反派。陶铸被打倒之后，文革走向最大限度的混乱，灾难的种子就此种下。

随后江青就把邓小平给忘了。直到十大之后，邓小平再一次站在她和她的伙伴面前。邓小平可没有忘记江青，邓小平很明白，眼前的婆娘是大展拳脚的障碍。

文革中，凡是得罪林彪或江青一人，下场都很惨。邓小平同时得罪了两个，却活得好好的，而且成了日后二位的判官。什么情况？因为邓小平有保护伞，两把强大的保护伞。

第五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夺权开始，人民日报元旦宣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范围内掀起夺权高潮，对“牛鬼蛇神”全面攻击。

红卫兵进行疯狂夺权时，刘少奇逐渐失去了自由。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一样。但是邓小平的处境比刘少奇好很多，关键因素就在毛泽东。

四月一号，戚本禹发表那篇批判刘少奇的大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中，年轻的“戚大帅”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顺便给邓小平也取了一个名字：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算把两人放在一起公开批判。按照当时那个情况，除非毛泽东出手，否则邓小平的命运仿佛已经注定。

邓小平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邓小平对汪东兴表示：外面大字报中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到邓小平家，说主席要找他谈话。邓小平赶紧起身，跟着徐业夫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才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家中。

两人说了啥呢？主要是毛泽东询问邓小平上井冈山之前，离开红七军去上海的事。当时各种款式的大帽子满天飞，但是要批判某人，只有两款帽子最具备杀伤力，一个是里通外国（对彭德怀），另一个是当过叛徒（对刘少奇）。邓小平没有条件里通外国，那只能往叛徒上扯了。要证明某人是叛徒，最佳的途径就是被捕过或消失过一段时间。邓小平没有被捕过，于是就往消失的那段时间上扯。当时邓小平去上海办了两件事，一是向上海中央（可以说是周恩来）汇报情况，二是去看望生病住院的第一任老婆。

对比一下毛泽东对待刘少奇的态度就明白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仅仅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询问邓小平那个情况，就是说对邓小平还抱有希望。不然被定性为叛徒，邓小平只有死路一条。

此外还谈了两件事也很有趣。毛泽东还批评邓小平说，派工作组进高校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告诉邓小平，你该批。邓小平表示接受批评。毛泽东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邓小平没有表态。那个情况下，邓小平说林彪好话，显然是假的，估计要遭殃；说林彪的坏话，相当于说毛泽东看人不准。只能沉默。

最后毛泽东告诉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

毛泽东当时替不少人说过话，但有时候说话不见得管用。比方说他的保健医生傅连璋就没有保住，比方说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之前，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关键还是要看行动。毛泽东把邓小平交给汪东兴监管，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大总管，自然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所以一九六七年夏天，各种残酷的批判大会轮番上演，邓小平那里却相对平静。其中的一个原因，刘少奇是最大的那一个，在前面吸引了全部火力。另有陶铸作为保皇派，在后面吸引了部分火力。毛泽东仍然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别对待。

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毛泽东又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么做有何目的呢？根据当时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大笔杆子王力回忆，毛泽东在七月十六号，也就是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前三天和他说过一次话：“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按照一般理解，是要把邓小平当成后备干活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层原因。

另一层原因，毛泽东从来就不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国共争霸之初，共军处于劣势，中央五大书记分开。毛泽东留在陕北，朱德东渡黄河。文革进行到一九六七年夏天，军内反对派全部没了，只有林彪一人独大。毛泽东本想保住贺龙，牵制一下林彪，但是贺龙没有保住。能文能武，能对林彪有所威胁的，也只有邓小平了。邓小平在军内的影响力和地位没法和林彪比，但邓小平搞政治的能力不是林彪能比拟的。

既然被打倒，专案组是必须成立的。邓小平专案组成立了，在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高手的运作下，邓小平自然是全身一团漆黑，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亮点。林彪批判邓小平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条是二野和四野争功。依据倒是很明显，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那个时代，毛选就是“最客观”的一种存在，至高无上的依据。拿这个来指责邓小平，谁也不能说啥。这是小事，并不致命。致命的是第二点：红七军临阵脱逃。红七军是邓小平拉出来的队伍，如果说红七军临阵脱逃，那邓小平的问题就大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刘少奇因为个人一点小原因就完蛋了，如果说毛泽东要是下决心修理邓小平，这个罪名足够邓小平去见马克思了。

林彪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然而毛泽东说邓小平没有历史。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慎重一点”。

第六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周恩来

周恩来和处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不同，无法站在最高点帮助邓小平，只能在执行者的位置上给予悄悄的关怀，同时也是很实际的关怀。那种关怀，从欧洲就开始了，在邓小平成为毛派代表之后依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巅峰。

文革反派中，一号刘少奇和三号陶铸都没能挺过去，而邓小平存活了下来，除毛泽东有意保护之外，就是周恩来的暗中呵护。翻开文革那些浩如烟海的材料，就会发现邓小平遭受的批判要小很多。尽管他的日子不好过，但比起同时期的那些老干部要好多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基本上全部来自林彪。

九大之后，完全处于林彪掌控之下的军委办事组搞了一个惹毛泽东不快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紧急备战，各位老干部被疏散到外地。在毛泽东的亲自要求下，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江西是程世清的地盘，程世清是林彪的人。按照一般情况，头顶二号走资派大帽子的邓小平到江西的日子不会好过，然而邓小平的日子虽然不好，却还算平静。

周恩来亲自给程世清打电话，要照顾好邓小平。为了增加分量，周恩来还把毛泽东搬出来：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

从日后毛泽东南巡时看得出，程世清是个聪明人，很懂得站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安排，自然非同小可。程世清马上表态：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房间装暖气，出行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

这些条件在当时已经算优待了。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他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周恩来指出：应该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附近。生活待遇上，周恩来提出：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如此具体的指示，非常罕见。

第一节 小平小道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邓小平一家被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将军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两者之间相距一公里半。此后三年，邓小平就在那段小路上往返上下班。日后那条路成为“小平小道”。当时邓小平六十四岁。

那条小路本身没啥稀奇，稀奇的是那条路上的邓小平。每个人，特别是影响历史走势的人物，终究有那样一个时段完成人生的升华，之后为常人不能为之事。比方说写万言书之前的彭德怀，比方说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刘少奇，都有明显的迹象。

那么邓小平的人生升华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在那条小路上。

之前的邓小平足够优秀，棱角分明，但还不是日后那个后毛泽东时代扭转乾坤的巨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支持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支持刘少奇，都很果断。这是他和周恩来不同的地方。中央苏区时代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价值，却不敢明显表态支持。大饥荒之后的周恩来，也知道刘少奇的价值，最后还是上了文革的列车。

邓小平的棱角，邓小平的果敢，让他做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决定。但是反过来看也很明显，那种不管不顾的做派，如果没有背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很可能早就凋零了。这些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当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最后成熟。他跟着毛泽东走，跟着刘少奇走，还没有想到要自己走。他终究是一个需要自己走的人，他的能量，必须要在自己走之后才能完全释放。

那么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想到了啥呢？先看看邓小平的工作。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号之后，邓小平换上工作服到工厂上班。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工厂方面最初给邓小平安排了最轻松的活：洗零件。但是那个活需要蹲下、站起、蹲下、站起，如同一套单循环的广播操，对邓小平并不轻松。因为邓小平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老腰受不了那样的折腾。工厂方面又让邓小平去绘图，邓小平也不适应，因为绘图需要长时间使用眼睛。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了。最后邓小平操起老本行，当钳工。当初在欧洲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钳工，很熟悉。邓小平的工作内容：把直径二十毫米的螺丝，按图纸的定位点要求，用钢锯锯掉四分之一，再用锉刀锉平。

如此活计，邓小平干了三年，相当敬业。工厂条件并不好，夏天热冬天冷。邓小平是冷天也要出汗，热天也要出汗。但是邓小平从来不增添额外的麻烦，冬天不要求火盆，夏天不要求风扇。出汗了，就自己扇扇。

从某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也挺有趣，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被打倒之后，变成了职业工人，蓝领。更有趣的是，邓小平不仅当工人，还兼职农民。

和邓小平住在一起的，还有继母，年纪大了。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邓小平在小院子里开荒种菜，改善一下餐桌；而且还养了几只鸡，可以下蛋，改善营养。

上班当工人，下班当农民。

晚饭后，邓小平会听新闻广播，看看报纸。日子过得平凡、平淡、平稳。

但这些只是表象，邓小平的内心，肯定掀起过很多波澜。

客观角度看，邓小平的生活水平很一般。用现在的眼光看，很差。即使普通农民或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好过这个。他是邓小平啊，高层数得着的几个人，即使被打倒了，也是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关照的，生活上理当不是问题。要知道，在秦城监狱的那些人也不用为生活担心的。实际上邓小平的生活水平比当时的普通农民工人要好很多，可见当时全国生活是什么样子。

如果换成一个得过且过之人，当然没意见，但他是邓小平，是想要东山再起，想要大干一番的，他就不能不思考。

思考啥呢？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总体上看，无外是个人追求和国家前途。

个人追求方面：年纪轻轻远渡重洋寻求救国之道；回国后出生入死几十年，一直在为一个目标奋斗；坎坷辗转之后，又落回基层。想当初要救国，建国之后却发现一切并不简单。落到基层又发现，辛苦依旧。几十年了，相当于一个轮回。

国家前途方面：一九四九年建国，二十多年了，除了第一个十年还算顺利之外，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不平静，如果大饥荒还是政策失误，没有经验；那文化大革命算啥？把所有人都打倒，结果怎么样？自己六十多岁了，回到了解放前，又变成农民和工人，依然辛苦。

在邓小平那个层次上，个人追求和国家前途是连成一体的。两者均不顺利，情何以堪？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其实答案很清楚，当初邓小平出国、干革命，都是因为国家贫弱，多灾多难，任人欺凌。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缺乏很多东西，缺吃的，缺住的，缺各种机械，缺各种武器。建国二十年，虽然国家不再受气，国人不再受欺负，但还是缺衣食住行等很多东西。虽然比以前好一点，但依然很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方式中，依然看不见解决问题的希望。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搞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毛泽东更好。如果连毛泽东都搞不好的政治问题，其他人也不用再搞了。

——怎么办呢？只能转变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改革。

如果说刘少奇调整经济的思想诞生于湖南四十四天考察，那么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就是诞生在江西那条小平小道上。

按照邓小平当时的处境，想多少都是白搭。因为他是戴罪之身，只能干工人和农民的活计而已。他的对手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一世的样子。邓小平走啊走，相当苦闷。

然而世事如棋局，机遇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突然之间，晴天霹雳，文革之中最震撼的事件，高高在上的林副统帅远走他乡，葬身异域，整个权力系统必须再一次洗牌。邓小平的机会来了。

第二节 机遇

九月十四号，邓朴方通过短波收听到一个外国电台，说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当时蒙古是苏联小弟，中国飞机在蒙古出事，很可能是中国内部出事的余波。邓朴方就把这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久经风浪，没说啥。十八天之后的国庆节，没见林彪的身影，也没听到林彪的声音。于是又有人推测，出事的可能是林彪。邓小平也没有表态。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林彪党羽了，四大金刚都已经被隔离审查。只是周恩来的保密工作搞得太好，外界不知道而已。直到十月中旬，地方党支部才得到消息。十月底，林彪出走的信息全部公开。

十一月六号，邓小平去工厂听中央文件，关于林彪的事。直到那时，邓小平才确信林彪死了。当天邓小平在厂里没怎么说话，回到家中才放下坚硬的外壳，兴奋地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不容。而且摆酒庆祝。

这话啥意思呢？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要不是林彪，邓小平不会如此惨。这是第一层，但没有到天理不容的级别。第二层意思：邓小平思维成熟之后，和林彪那一套更远了。当时想要搞改革，难上加难，林彪就是最大的绊脚石。林彪的死，意味着邓小平的机会，复出的机会，实现政治主张的机会。

所谓天理，是邓小平深思熟虑之后形成的治国之策略。

第三层含义：政治表态。文革开始，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头号心腹。为了林彪，毛泽东基本上让所有林彪不爽的人都靠边站了。然而林彪竟然如此决绝，毛泽东很伤心。邓小平是了解毛泽东的，所以他决定在毛泽东需要人的时候表态，希望东山再起，撼动天下。

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两天之后的十一月八号，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从四年半之前，毛泽东深夜找邓小平谈话之后，邓小平一直没有和毛泽东联系过。邓小平的事，写信和汪东兴联系。这一次事关重大，邓小平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那封信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这应该是邓小平的真实感受。

态度要亮出来：“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不论如何，都跟着伟大领袖走。

顺便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俺在江西安分守己，好好劳动改造，没有任何多余动作。林彪那厮野心大，想陷害伟大领袖。俺可是忠心耿耿的。

写这些的目的很简单：“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衷心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

这还是那个棱角分明的邓小平么？显然不是。但这是邓小平复出的起点。

毛泽东看到信后，心中动了一下，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

第三节 复出之路

之后就是在陈毅的葬礼上，毛泽东说话，周恩来造势。尽管如此，邓小平复出并不容易，一直拖了一年多。整个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都在“解放老干部”，试图扭转文革走势；毛泽东不认同周恩来的做法，两人分歧越来越大。那种情况加速了邓小平的复出。

毛泽东需要一个可以帮助分担或者说可以制衡周恩来的人。

周恩来需要一个人做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

但是邓小平的问题不好解决。文革大戏中，他出演二号反派。在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时候，让二号反派复出干活，光理论工作就不好弄。再说还有江青和她的伙伴们坚决反对。即使毛泽东也不好做文章。他还要等待，等待啥呢？邓小平知道应该怎么办。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号，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另外一封信。信的内容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的那封没啥区别，写的大部分都是揭发林彪的问题。

揭发林彪的第一个问题：“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揭发林彪的第二个问题：“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揭发林彪的第三个问题：“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与罗的关系很坏”。

揭发林彪的第四个问题：“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时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揭发林彪的第五个问题：“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第二点呢？）

这几条，把林彪身上能罗列的错误都涵盖进去了，而且还掺合了邓小平的自我辩护。接下来又揭发了陈伯达。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些东西整个社会都在说，基本都说烂了。

重点是中间那一段，邓小平的自我剖析：“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确切说就四个字：永不翻案。

毛泽东打倒刘邓，就是因为不同意刘邓那一套。启用邓小平，法理上最难的一点就在于，邓小平本就是文革反派，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反派上台，本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如果这个反派再搞一番手脚，那么文革就彻底完蛋了。

林彪出走，也无非是文革实践的失败。

邓小平再翻案，那文革连理论都要破产。

从毛泽东的角度上说，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都要被认同。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这个没得商量。只要他活着，绝对不允许有人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即使不满也得放在心里。如果心里实在放不住，那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言自语。想要说给别人听，不好意思，能得到的只有口水和拳头。

邓小平正是深深地理解这一层，才“庄严”承诺：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想法和周恩来一样，文革到了这个程度，应该转变了。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即使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已经决定行动，也不能说出来。

政治第一要诀：妥协。

不懂妥协，啥都没有。邓小平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必须想办法取得权力。取得权力的前提就是妥协，必须消除毛泽东的顾虑。

不仅如此，邓小平再次自我批评：“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重点在建国后，邓小平说：“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看看吧，检讨得如此彻底。身为一流政治家，除气度、眼界、魄力之外，同时要兼具政客的生存伎俩。即使邓小平的反对派，除胡搅蛮缠之外，也很难找出更多的错误。

毛泽东一看，差不多了。十一天之后的八月十四号，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个批示，相当于毛泽东亲自为邓小平说话了：毛派头子，政治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历史上没有投降过敌人，不存在变节问题（刘少奇的罪名就是“叛徒”）；没有屈服苏修，就不可能里通外国。

——在这些条件下，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这几条前面那句话：“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句话又被江青和她的伙伴们抓住，做文章。八月十四号当天，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中央政治局。

第四节 重上井冈山

这世界上嗅觉最敏锐的群落是谁？如果回答记者，你就错了，至少在中国，绝对是官员。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中央政治局后，邓小平的处境明显好转，江西省各路大小官员以各种名义前来探望。回想前三年门可罗雀的情形，真是衰在闹市无人问，兴在荒山天下知啊。当然邓小平见惯了风霜，很淡定。

前面说过，邓小平的思想成熟在那条小路上。现在活动自由了，邓小平要怎么办呢？出去转一转。十一月十二号，邓小平离开“将军楼”，前往井冈山，名义上是走一圈，看一看；实际远非如此。他是想大干一番。

井冈山在共和国、共产党、共军历史上有着极为独特的地位。没有井冈山朱毛会师，共军走势怎么样是一个未知数，共产党的命运也将改变。建国之后的半个世纪，都是井冈山出来的人主导共和国走势。井冈山是共产党事业的起点，是共和国事业的起点，也是邓小平事业的起点。文化大革命，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井冈山内部的人思维不统一而已。看看几个最重要的符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井冈山出身。而且在他们重新选择之际，基本上都要回井冈山转一圈。

一九六五年一月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刘少奇在走到毛泽东对立面的情况下依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七十二岁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三月份从北京到武汉，在两湖停留了四十四天之后，于五月二十一号重上井冈山，沿着秋收起义的路再走一遍，一番回忆、一番观察、一番说笑之后回来。接下来就是批判罗瑞卿，拉开文革大幕。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的第二次战略性选择。

四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文革高潮过后，权力重组，收获甚大的林彪重上井冈山。林彪的阵势非常可观，包括四大金刚在内，一共一百多人。林彪心情不错，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地”。这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林彪么？不太像耶。要知道林彪对领导通常都惜墨如金，怎么会对警卫员说这么多。

要知道林彪已经六十二岁，身体不怎么样，平时出门都不怎么方便，理应去苏杭那种宜人之地疗养，而不是去山沟里颠簸。林彪不仅参观了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还触景生情，几度要流泪。不仅如此，林彪还诗兴大发，填了首很蹩脚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这是干嘛，是在庆祝九大胜利么？也许吧。不过要庆祝胜利，也不应该跑到荒山野岭吧。再说他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位置上，他还没到要庆祝胜利的时候。那么他在干嘛呢？几个月之后，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精心策划了那场政治闪击战。其实很明显：林彪想大干一番。

看看毛泽东和林彪的动作就知道，凡是重上井冈山的老人家，都不简单。接下来的动作更不简单。那么邓小平呢？他和毛泽东、林彪都不同。井冈山是他们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们第二次选择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想要再一次革命，如果说林彪想要争取更多权力，那么邓小平考虑的重点则是传承。

第五节 传承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已经完全成熟。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所谓怎么走，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改革。邓小平确实是那么做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绕不过：如何对待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活着，没人敢说什么。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八十，身体状况很不好。那么毛泽东死后呢？换句话说也就是毛泽东死后，那面旗帜该如何利用。

那是一个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动荡。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得一文不值。赫鲁晓夫希望用否定前任的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历史证明，那种方式并不好。因为赫鲁晓夫本人被勃列日涅夫用非正常手段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死后，戈尔巴乔夫直接让苏联解体。实际上集权体制中，否定前任的做法是一副毒药，迟早要自我崩溃。当然，一九七三年的苏联处于鼎盛时代，丝毫看不出解体的迹象。但邓小平已经在思考，如何继承毛泽东遗产的问题。

如何证明邓小平重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有关呢？看看他行走的路线即可。

一九七二年的邓小平六十八岁。他在井冈山都干了啥呢？也没啥花样，也就是到处走走、看看，也想大干一番。十一月十三号，邓小平到永新县，看了“三湾改编”旧地，感慨：“‘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

创举，即党指挥枪，奠定了党和军的基础。

毛泽东重走秋收起义路线，实际上是想再干一番。邓小平第一站是“三湾改编”之处，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仅仅想大干一番，可以直奔当年他自己战斗过的地方，他当县委书记的地方。然而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自己战斗过的那些地方，对共产党和共军没有决定性意义。他这次复出，是要去中枢神经掌控大权的。他要继往开来。

邓小平的第一个选择就暗示：他要继承毛泽东，而非否定毛泽东。

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可能：邓小平向毛泽东示好，在变相拍马屁。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放在实际情况中分析，如果邓小平要拍马屁，他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宁都。一九三二年，毛泽东在宁都挨批，丢了军权。一九三三年，邓小平作为“毛派头子”，也在宁都挨批。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两人一同落过难。宁都是他们共同落难的地方，最能引起毛泽东共鸣。

邓小平去的第二个地方叫茅坪坝，朱毛会师之处。那地方和邓小平也没关系。但朱毛会师之后，共军千回百折之后，终于浴火重生。邓小平还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邓小平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挥，传统丢不得”。邓小平又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当然邓小平去那里不是发表感叹的，而是实地考察。考察结果非常不妙，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这话一般人看来，就是套话，当然大多时候从大多数嘴里说出来都是套话。而联系到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能发现，非常沉重。

毛主席闹革命，那是三十年代的事，很穷，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乱世，人命不如狗的乱世。邓小平再去，已经是七十年代了，还是很穷，就很悲凉。毕竟建国二十多年了，一代人的时间了，而且是和平年代。联系到他在那条小道上思考的三年就知道——以后会好的——包含很多。当时没人知道包含多少，甚至没人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才慢慢浮出水面。遗憾的是，当答案慢慢浮出水面时，众人对邓小平只有无休止的恭维，而忘却了当初在茅坪坝（朱毛会师之处）（共产党龙兴之地）说的简单朴实的言语。

好吧，当年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路，带着大家从这里奔向一个有希望的新方向，如今陷入了死胡同。我将从新开始，从头再来，我将带领大家奔向另一个有希望的新方向。

邓小平在井冈山一共呆了五天，随后又去了不少地方，接见了一些人。所见所闻都指向一个目标：小平小道上思考的结果是对的。

要说邓小平在井冈山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也不见得。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那块，邓小平对一位刚刚被“解放”的老战友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说到林彪则是：“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看看这些话，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几个人的评价大体是真实的。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有那么几个书生胡闹”这种话，估计他自己都不信。几个书生，绝对翻不了天。这事说明，邓小平在回避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话题，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由邓小平的刻意回避可以看出，前方并不太平。

第六节 难题

关于邓小平复出这样一个课题，周恩来文章的最后一节是谭震林。陈毅死后，谭震林就是二月逆流的头号反派。当初毛泽东就是听见谭震林的大放厥词才忍不住怒火。如果让谭震林复出，邓小平的事就好办了，相当于有了台阶。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号，周恩周恩来写信给汪东兴和纪登奎：“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信的重点还是关于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如此这般反复折腾了几次，到了一九七三年。过完春节之后，邓小平离开“将军楼”，回到北京。时间是二月二十号。汪东兴负责安排邓小平在北京的生活。周恩来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职位问题。所谓讨论，也就是与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继续扯皮。扯了半个月终于有了结果：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号，中央发出一份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复出了，暂定为国务院副总理。

林彪死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到陈毅葬礼上毛泽东放出风声，再到邓小平写信，再到周恩来一手推动，前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是不是效率太低了？答案，恰恰相反，不是太低，而是效率太高了。要知道，在政局大环境不便的情况下，一年半的时间让一个“国家敌人”变成国务院副总理，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些只是开始而已。

就在邓小平复出当天，周恩来向政治局请“病假”，休息两周。周恩来当时身体很差，长时间以来都是硬撑着干活，病情在迅速蔓延。周恩来请假期间，中央政治局由叶剑英主持。实际上是一个过渡，从叶剑英过渡到邓小平，由叶剑英帮助邓小平进入角色。这是政。

再看党：周恩来休假完毕，开始筹备中共十大。筹备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随后的十大，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集权制国家，腰杆子有多硬，要看在军方有多少发言权。十大之后，叶剑英提议让已经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军内兼职，毛泽东同意，随后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决心撑邓小平到底，在政治局宣布：“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并且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那情形仿佛又回到十六年前，毛泽东最后一次访问苏联，面对赫鲁晓夫评价接班人的情形。十六年过去了，仿佛邓小平还是邓小平，毛泽东还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变过。

此时最开心的人是周恩来。尽管他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尽管他的处境非常艰辛，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能干活的人，相当开心。周恩来写下邓小平的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如此一来，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然而邓小平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庆祝，前途漫漫，压力巨大。

压力之一：邓小平只是复出而已，并没有彻底平反，各个款式的帽子还在头上。因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还在进行，帽子不能摘。如果连邓小平头上的帽子都能摘下，相当于说替绝大多数人平反。好在中国的政治很神奇，男权时代可以出现女皇帝，皇帝也可以是傀儡，关键不在于头上是皇冠还是纸篓，而在于手中是否有权。只要手中有权，头上的帽子款式差一点，大家也会装作看不见。对此邓小平相当有心得。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一把手，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均在幕后掌舵。

压力之二：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复杂。从一九六七年算起，邓小平失去自由已经六年了，又老了六岁。好在六年时间里一直在适当地进行体力劳动，身体没怎么衰退。六年之前的那个行政系统已经基本上被打碎了，熟悉的机构已经无法运作，熟悉的人早已面目全非。尽管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但他们和邓小平一样，失去自由很久，离开岗位很久，又老了好几岁，一时半会儿难以进入角色。文革上来的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依然相当神气，到处煽风点火，却不能干活，惹人心烦。他们不仅不会帮忙，还会到处添乱。

对这些，邓小平早已有心理准备。虽然足不出户，对天下大事还是有所了解。毕竟他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报纸。以他的政治阅历，根据些许资料就能判断大局走势。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他的行动就基本上自由了。但是有一件事，他非常难办。

第七节 邓小平批判周恩来

邓小平复出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批判周恩来。

前面说过，批判周恩来以十大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十大之前是一段，十大之后是另外一段。十大之前那一段，主要原因有两个，有权谋相争的部分，关键还是为接班人让路。十大之后这一段就不同了。接班人位置已经有人了，邓小平复出，有人干活了，周恩来不再像十大之前那般不可或缺。此时再批判周恩来，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邓小平。

从毛泽东角度看，邓小平复出是一件好事。毕竟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或取代）周恩来干活的人，或者说牵制周恩来的人，或者说分散周恩来权力的人。实际上从一九五四年之后，邓小平扮演的都是那个角色。只是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经历核心决策层的磨练，政治上还不成熟，不足以取代周恩来。

从周恩来角度看，邓小平复出也是一件好事。由于角色定位不同，周恩来的位置很尴尬，每一个接班人倒台，周恩来的实际权力（干活）就会瞬间增多。新接班人上台，周恩来又要检讨、挨批，威望丧失。可笑可悲，但也没办法。毕竟周恩来不是领袖，也不会走上领袖岗位。如果他威望太高，就会削弱领袖的威信。如果领袖是毛泽东还好，换成其他人，就会提前进入“第二代领导核心”时代。但当时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接近油灯燃尽的时候，生命之火正在慢慢熄灭。从替代者的角度看，没有人比邓小平更合适了。

邓小平的复出，相当于在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充当缓冲区。这是其一。其二，避免了周恩来死后，没人能干活的尴尬。毕竟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的教训历历在目。周恩来的后半生很像诸葛亮，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好有邓小平。周恩来表示很欣慰。

从邓小平的角度看，更是一件好事。那意味着他拿到了更大的权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壮志雄心。毕竟周恩来已老，毛泽东已老，能够接过巨人担子的，也只有他一个了。如果把权力抓到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死后，不管谁上台（自己上更好），都要听邓小平的话。但是在这以前，他还要配合毛泽东，批判周恩来。

十一月十号，基辛格再次访华，和周恩来商谈中美合作的基础，内容包括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等。会谈中，周恩来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做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周恩来讲的是当时中国的战略底线。

关于军事技术合作。基辛格提出建立中美之间的热线联络，基辛格提议：“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此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就是这个事，导致了毛泽东大发雷霆。其实美国人提出的条件也不算过于苛刻，但毛泽东却认为周恩来说错了话，向美国人服软。于是一系列批斗会兴起了。

从十七号开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判周恩来。也就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毛泽东给批判大会定下的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毛泽东对会议参与者强调：“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谁。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江青和她的小伙伴们一如既往地活跃，摩拳擦掌，填火药、装炮弹，想要终结周恩来的政治寿命。现在看他们上蹿下跳的样子或许会感到可笑，但是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江青有理由得意忘形。毕竟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没了，林彪也没了。尽管决定刘少奇和林彪命运的不是江青，但以她演员的本质，有理由把“成绩”归功于自己出色的演技。重量级的人物就剩下周恩来了，再折腾掉周恩来，仿佛天下就是她的了。

江青首先提出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眼见来势汹汹，周恩来做了一些自我检讨，想过关。然而批斗会不仅没有过关，反而温度越来越高。江青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指责周恩来“蒙骗主席”，指责周恩来“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反正所有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以街头大妈的方式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而且不给周恩来申辩机会。即使周恩来大师级的忍耐能力也受不了了，当场拍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早在邓小平重返核心阶层之前，江青和她的小伙伴们就想把周恩来轰掉。那样的话，她就是真正的红都女皇，要蜜有蜜，要糖有糖。全然没有意识到，没有周恩来，她连西北风都喝不到，只能自己折腾自己。

如果江青足够聪明，就应该意识到，她之所以能在刘少奇和林彪倒台之后继续威风，就是因为有周恩来在那里撑着。如果江青足够聪明，她应该想办法让周恩来多活几年。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在世，江青断不至于去秦城监狱颐养天年。

然而江青看到的只是周恩来挡路。她和她的伙伴们感觉唠叨那些难听的话还不够，就依葫芦画瓢，按照斗争原则提出一个口号：十一次路线斗争。林彪的事，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明摆着冲着周恩来去了。林彪的路线斗争，那是建立在林彪已经葬身大漠的事实根据上。周恩来还在拖着病体兢兢业业地上下班、加班。

江青给周恩来编帽子的手段也很拙劣：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从句式上看，就很主观。要知道，玩政治不是写文章，是需要联系实际的。然而江青不管那些，调子越来越高，高出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再次给江青泼冷水：“就是有人（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下及待”。这倒是实话，江青的目标也是继承毛泽东的位置。

如此情况下，邓小平就扮演着一个很难演的角色。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江青的指控，毛泽东否定了江青的指控，但批斗会还是要继续。是不是很奇怪？确实。怪就怪在邓小平那里。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核心部分其实很少。批判周恩来的核心，并非江青精彩的表演，而在于邓小平的表态。

邓小平对此心知肚明。周恩来的威信已经很高了，如果邓小平不表态，相当于继承周恩来的一切，那样对未来的接班人依然不利。但是邓小平又不能如江青那般，大喊大叫地批判周恩来。那样既不理智，也显得很没水平。怎么办呢？邓小平把他的政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邓小平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办法，以“忠告”的形式告诉周恩来：“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而且是点到为止，说完即转移话题，谈论国际战略去了。

邓小平的话相当重，大概有两次意思。一是毛泽东的担忧。一把手对二把手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放心。考虑到两人都是风烛残年，已经没有力气继续折腾了。第二则是提醒周恩来，二把手的位置，一直都是其他人窥视的对象。江青一个劲地折腾周恩来，就是想到那个位置上。但这只是明里话，还有另一半的暗语。

暗语就是，周恩来的地位已经威胁到接班人。这话没有说出来，却是事实。只要周恩来在，任何一个除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都不可能驾驭周恩来。之前五十年的党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没有点出来，也没法点出来。一年之后，邓小平自己就栽在这个暗语上。因为邓小平放手整顿，触及了文革底线。

周恩来听到邓小平的话之后自然非常伤心。因为五十年以来，他只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而已。他辅助过所有领导人，却从没走向最高领袖的位置。从毛泽东的角度看，邓小平做得非常好。通过批判周恩来的方式代替周恩来，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政治局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当众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第三个原因

看看批判周恩来的时间点。尼克松访华之后是第一波，蜻蜓点水，并不严重。那个时候，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要敲打一下周恩来。当然咯，那是毛泽东的惯例。每一次周恩来权力大增时，毛泽东都会及时让周恩来检讨。

第二波是在十大之后，逐渐升温。当时周恩来正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按道理说不是批判周恩来的好时机。但批斗会还是如期到来。主要是确立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问题有两条，毛泽东的接班人，不论是王洪文还是后来的华国锋，都是威望不足。如果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必然是虚的。所以为了接班人谋划，必须批判周恩来。批判周恩来也为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布局里面，邓小平算是周恩来的接班人。为了邓小平的顺利接班，也必须批判周恩来。

同样是接班人，为何都要批判周恩来。应该是领袖和执行者的差别。领袖的威望可以无限高，缺点可以无限少。他的接班人也必须尽可能的接近领袖。周恩来处于执行者的位置。执行者威望太高，就会影响领袖接班人。同理，如果执行者的接班人继承执行者的一切，那么接班人位置就会拔高，所以邓小平接班周恩来，也要批判周恩来。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对周恩来的批判并没有结束。一九七四年再起波澜。当时的主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判林彪，可以理解，毕竟林彪出逃属实，而且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据。那种情况下，当然要批判林彪。

批孔子，也可以理解。毕竟从五四运动以来，孔子就被认为是反面典型。他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奴才思想，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源之一。共和国诞生于血与火的革命之中，和孔子那一套也是相去甚远。

批周公什么意思？而且和孔子与林彪放在一起。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仅仅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两人一同演绎着和而不同与斗而不破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一生战友无数，若论相知之深，当属周恩来。毛泽东一生对手无数，如论相知之深，当属周恩来。之前那些和或斗，已经说得很多了。周恩来一辈子，没少被毛泽东敲打，油灯燃尽的周恩来还要面对来自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就那般无情么？事实上，就在最后时刻，毛泽东写给周恩来一首《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这首小诗也就是刘邦《大风歌》的现代版。那是毛泽东的绝笔诗。仔细看一下，就发现其中的无奈和辛酸。

那个时候，开国第一代创业者基本凋零。所剩者，也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几人而已。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不久于人世。邓小平也七十多岁了。既然所剩无几，就应该好好休息啊，就应该培养接班人啊，干嘛还要批判周恩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又非常容易的答案。

迄今为止，凡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们，要么避而不谈，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要么蜻蜓点水，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一笔带过；要么就是拼命掩饰，好像没有那回事；要么就纯粹的权谋分析。只要稍加分析，就发现这些答案均站不住脚。要说权谋，那是有，但时间是在尼克斯访华前后。掩饰根本没必要，掩饰一时，掩饰不了一世。蜻蜓点水解读也不可取，糊弄中学生都未必有用。

其实问题的答案非常容易：毛泽东需要在国人头脑中植入一种意识形态。

但是要解决这个看似容易的答案又很不容易，必须站在毛泽东角度上解释文革。这一切的前提是，首先弄清楚毛泽东。他一生中遇到很多难题。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解题高手。但是在文革这道题上卡了壳。

好吧，再看看毛泽东的故事。

第六部 毛泽东篇:巨人的难题

序言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沁园春·雪》

这段词之霸气，冠绝青史。

从文学和修辞角度看，《沁园春·雪》并无惊世骇俗之处。它的厚重之处在于融入这么几个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曾经是人质、曾经是纨绔子弟、曾经是官二代，最后以不同的方式走上领导岗位。上下五千年，领导多了，为啥要把这四位拿出来呢？因为他们四位是漂浮在历史海洋的四座大山。山下那海水并非自然界的水，是口水。

口水怎么能形成海洋呢？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口水，而是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口水的集合。水滴能穿石头，口水也可以形成海洋。

那口水形成的海洋有鲜明特征：一半是红色，为赞誉；一半是黑色，为诋毁。

赞誉者眼中，他们都是历史巨人、赫赫威武、难以企及，他们都曾经面临巨大的困境，又以巨大的毅力和魄力解决了问题，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诋毁者眼中，他们都是独裁者、穷兵黩武者、杀兄逼父的篡位者、中华民族的阉割者，是他们强化中国古代人治时代，间接导致了近代的落后挨打。

赞誉和诋毁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历史静静流淌，他们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纵坐标，继续任人诋毁或称赞。毛泽东用一段小诗把他们连成一条线。但是那条线却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到国共合作与对峙的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争雄的年代，也是历史转折的年代。

一九四五年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毛泽东把《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轰动一时。如今的一般学生眼中，它读起来还算上口，背起来挺容易，考试容易得分。文人眼中又有不同，为艺术而艺术者看，一首还算可以的诗词。对历史和现实稍有了解，就能感受到霸气袭人。在政治家和军事家看来，那是一种魅力，雄主的魅力。

但是身在蒋介石那个位置，却又别有一番滋味。蒋介石找到“文胆”陈布雷：“布雷先生，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陈布雷回答：“气度不凡，真有气吞山河如虎之感，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蒋介石又问：“难道就没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说音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陈布雷再次表态说没有。蒋介石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且吩咐：“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蒋介石当时正在人生巅峰，为何会对一首词如此在意？

毛泽东在诗词中评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几个人，并没有说他们的功勋。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说。但是说他们“文采”稍逊（也是事实），就有意思了。如果说他们几个不行，绝对是找骂。那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纵观毛泽东一生，答案却又很明显。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十三岁的嬴政登基为秦王。他有一个梦想：把天下诸国纳入自己的手掌中，消灭战争，结束数百年战乱流血，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完成划时代的壮举，完成全无古人之伟业。梦想固然宏大，但现实困难重重。当时东周中央王室衰微，华夏大地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个时代有两个鲜明特征，具体表现在思想和现实两个地方。

思想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智力爆炸，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人类文明史上一系列大师级人物诞生。正是那段时间那些人的思考，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史上地位，奠定了整个东方文明的结构。

现实中：诸侯崛起，群雄争霸，你争我抢，流血牺牲，无所不用其极。如此局面，前后持续五百年。战争所向，战场所在，无不白骨累累、血流成河。如今中国腹地，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古城遗址，每一个古城遗址都被鲜血浸透。

如此经过五百年思考辩论、战争冲突将近五百年了。五百年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但没有人能解决问题。这一次轮到嬴政。他的方式就是以暴夷暴。

公元前二百三十九年，登基八年之后的嬴政拿到大权，放开手脚直奔梦想而去。接下来七年，嬴政远交近攻，把周边的魏国、韩国、赵国三国折腾到奄奄一息，拉开秦国与诸国的优势。此后十年便是秋风扫落叶：公元前两百三十年，灭韩；一年之后，灭赵；又过两年，灭燕；又过两年，灭魏；又过三年，灭楚； 再过一年，灭齐。

前后十年，搞定。嬴政站在历史最高峰，俯视天下，称始皇帝，赢得千古一帝之尊。

秦始皇是孤独的。他靠自己的实力赢得权力，征服天下，开创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新局面，建立崭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接下来却无人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此后的一切都要靠他自己。他仰望苍天，希望得到启示。苍天并没有任何明示。于是他代替苍天做了选择：修长城御外敌；置郡县，辅以严刑峻法；让全国人写一种文字，用一种货币。凡不服者，杀之。

评，秦始皇之后，历史潮流转向，他的那一套很失败，也很成功。

很失败：嬴政身后骨肉相残，百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二世而亡。嬴政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此后中华帝国两千年沦为家天下，再也没有出现另一场智力爆炸。论过，比海深。

很成功，之后两千年，所有皇帝基本上继承了嬴政那一套，中央帝国成型，奠定大一统格局，保证中华民族延续。当其它古文明相继熄灭，中华文明依然亮着灯。论功，比天高。

秦始皇之后，很多人骂他，骂他残暴不仁，骂他逆天行事；也有很多人赞他，赞他赫赫雄风，赞他霹雳手之下的菩萨心肠。时至今日，依然能在兵马俑冰冷的面孔上、在万里长城斑驳的墙壁上依稀看到两千年之前那个铁血男人的意志和心性。

这是秦皇的大概故事。任何中国人要纵论历史，都无法绕开秦皇。任何人要纵论社会体制，都无法绕开秦皇开创的制度。毛泽东时代，也是旧体制崩溃的时代，他的处境和秦皇类似，要设计开创新体制新国家。再看汉武。

秦帝国崩溃之后，天下大乱，楚汉纷争。刘邦用一种和秦始皇风格相反的方式赢得最后的胜利，建立大汉帝国。然而汉帝国建立之后就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对北方草原上的邻居无能为力。刘邦本想亮肌肉，差点连命都丢了。汉帝国的领导们决定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同时低头装孙子，向匈奴送钱纳贡、送女人和亲。然而匈奴并不消停。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嬴政死后六十九年，汉帝国建立六十一年之后，十六岁的刘彻登基。按照常规态势，他可以选择像曾祖父刘邦、祖父刘恒、父亲刘景那般继续向匈奴送钱纳贡、送女人和亲。然而刘彻受够了，决定改变。

从刘彻登基那年开始，汉帝国开始对西南用兵，前后二十五年时间，先后把包括如今越南在内南方诸地征服，稳定帝国后方。再次征服百越只是次要动作。刘彻的主要动作在西北。他面临的巨大困境就是北方的匈奴，强悍、贫穷、贪得无厌的恶霸，让刘家祖孙三代装孙子的强大的匈奴帝国。

公元前一百二十九年，刘彻登基十二年之后，对匈奴开始强硬。卫青在龙城赢得大胜。接下来三年，汉帝国收复河套地区、重修长城。接下来五年，汉帝国把匈奴势力赶到漠北，把蒙古、甘肃大片土地纳入帝国版图。之后汉帝国在刘彻的操控下，继续开疆扩土，对西域诸国又拉又打，并且让霍去病深入漠北追击匈奴，兵锋一度到达如今的贝尔加湖，帝国威势达到鼎盛。向北、向西、向南用兵的同时。刘彻也没有忘记东方，大手一挥，顺便把朝鲜半岛收入囊中，东临大海，春暖花开。

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拓宽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基本上奠定了东亚格局。这些武功让刘彻成为汉武帝。汉武大帝，赫赫声威。秦始皇之后，终于出现一个比秦始皇走得更远的汉武帝。历史巅峰的汉武帝是孤独的，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仰望苍天，思索现状，开疆扩土的同时干了另外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整顿国家意识形态。

刘彻扭转了汉帝国开国以来盛行的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的策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当于给铁血帝国披上一层温柔的外衣。此后的王朝模式正是确定：外儒内法。法是骨架。儒是意识形态。之后两千年，帝国如果只有法，必然残酷苛政；只有儒，必然懦弱挨打。后人评价汉武帝，多半把目光放在开疆扩土上，却忘了意识形态这一层。相比秦皇，汉武在国家内部成功的置入儒家意识形态。尽管刘彻武功很盛，是汉朝的“武帝”，但是放在中华帝国史上，凭借植入意识形态这一项，称其“文帝”也行。

如果说秦始皇奠定了中华帝国的框架。那么汉武帝之后，汉文化走向成熟。这功，比天高。此后，儒家一统天下，占据国人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年，国人没有从思想上再次突破，作茧自缚。这过，比海深。

国共两党为啥要不死不休？意识形态不同而已。蒋介石和毛泽东并无个人过节，只是代表了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已。

秦皇汉武，前后相差一个世纪，他们的心性，他们的做派，一脉相承。此后另一个和他们匹敌的人物则是六百年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成功的把帝国体制推向极致。汉武帝之后，雄劲的大汉帝国存活了三百年，亡于内忧。之后又是三百年乱世，隋文帝杨坚横空出世，再一次带来和平。然而杨坚的儿子杨广一心向秦始皇看齐，取得一番成绩，同时把天下搞得很乱。天下再一次洗牌，唐帝国建立。

秦皇汉武的功勋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祖祖辈辈留下的丰厚家底。唐太宗没有这个优势，他要自己参与创业。秦皇汉武年纪轻轻就是皇帝，拿到实际权力就是领袖，无需亲自上战场拼杀。唐太宗首先是一个将军，在起兵初期要冲锋陷阵、视死如归，所以他满身伤痕。打下根据地之后，他还要当统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时，唐的地盘只有黄河两岸那一片。此后五年，唐进行六次大规模统一战争，李世民为绝对主角。他的威势已经非常高。但李渊打算推太子李建成继位，啥原因呢？因为杨广。杨广在隋朝统一过程中战功很大，太子杨勇软弱，最后杨广用阴谋诡计上位之后不顾国力与民生狂折腾，最终导致隋朝灭亡。李渊担心李世民上位之后无法无天，重走杨广的老路。在双方势成水火的情况下，李世民先发制人，在宣武门杀掉大哥李建成，之后逼迫李渊退位。可以说李世民使用比杨广更为直接的手腕拿下最高权力，同时也给个人私德沾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但李世民没有成为杨广第二。杨广除了大搞超级工程忽视民生之外，三次远征高丽，用钱无数，没有结果。李世民继位时处境比杨广糟糕。隋朝并无突厥威胁。突厥之于隋唐，犹如匈奴之于秦汉。李世民面前的突厥，犹如汉武帝眼前的匈奴。但汉武帝面对匈奴，汉朝已经非常富足。李世民上台那会，唐朝刚刚完成统一。

李世民有自己的优势，他是从战争中出来的，军事政治水平超一流。所以当突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没有惊慌，用疑兵之计退之。站稳脚跟之后的李世民重复了当年刘彻的故事，力度更甚。刘彻在领袖的位置上攻击匈奴，胜利很多，但没有杜绝后患。李世民操控唐帝国彻底击溃了突厥，使之一部分向西逃窜到西亚，一部分归顺臣服。

帝国军队在李世民的操控下四处出击，兵锋抵达中亚和漠北，除了在远征高丽没有达到战略目的之外，其余的故事两个字就够了——胜利。

武功如此，文治也不差。贞观之治，已经被历史学家反复称赞，这里不再累述。如果说汉武帝统治下雄劲一时的大汉帝国的西边，还有同样强大的罗马帝国。那么唐太宗开创的大唐帝国完全是一枝独秀。体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领先，优势胜过美国之于当今，在泛黄的青史中，依然是绿色的。

在李世民的掌控下，超一流的文臣武将，均能人尽其才，充分展示自己，避免鸟尽弓藏的历史悲剧。这些都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要说功，比天高。要说过，这是一个问号，他的过在私德，牵动人伦，浮动很大。可以说无伤大雅，也可以说伤天害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分别是四个王朝的象征。秦朝、汉朝、唐朝都有自己的钢筋铁骨，宋朝从未强势过。赵匡胤本人素质并不差，一人之力缔造一个国家，比起刘邦和李渊并不逊色。但是和前面几位相比，威势弱了很多。和后面的朱元璋比，也无优势。和前面的杨坚比起来更无优势。

更要命的是宋太祖之后，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宋王朝只能占据中原，没能真正意义上完成统一，从未拿下幽燕大地。而且地盘原来越少，南宋竟然连中原都丢了。

宋王朝有很多优点，富裕发达，生活很好，对文官前所未有的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缺陷，武力欠缺。对北方马背民族，想攻，力量不够，开始尚能招架，最后只能逃跑。纵观宋王朝，开始和汉朝很像，但缺少一位汉武帝那样的人，最后把自己变成肥美的大绵羊。宋王朝用三百年时间证明：国富而不强，悲剧。

要论宋祖之功，开创文官治国之实践，中国再没出现南北朝那样的长期乱世，比天高。

要论宋祖之过，阉割国家尚武之精神，中央帝国应对马背民族日渐有心无力，比海深。

毛泽东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他唤醒了国人的尚武精神，并且把他们团结起来。他领导下的共军不再像清末的八旗大烟鬼，不再像各路国军那般各自为战。即使冤枉了彭德怀，共军依然是共军。即使错误批判刘伯承，共军依然是共军。即使林彪出走，共军依然是共军。

毛泽东一生所作所为，跨越历史时空，他和四位的关系概括如下：

如同秦皇一样，在乱世之中结束战争，构建一个强力中央政府，创造一种全新的体制。秦皇扫六合，体制变更之下的春秋乱世归于一统。

如同汉武一样，在国家内置入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汉武“独尊儒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奉为国家正统。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都为意识形态服务。

如同唐宗一样，把国家推向巅峰。但是就当是世界局势而言，只能是念想。念想何时能实现，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只要道路正确，终究有一天会实现。用官话说，叫民族复兴。

不要向宋祖那样，留下一个能文不能武的国度，纵然这样那样优点，丢了尚武精神，最后必然归零。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功绩便是中华民族之功绩。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过失也是中华民族之过失。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后，又加上一个人，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的毛泽东还没能完成上述任何一项业绩。《沁园春·雪》也就是一首词而已。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却是一种压迫和威胁。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也想效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继承中华道统，而且做得更露骨。抗日战争事情，天下未定之际已经着手准备。《中国之命运》一书（别人代写的）就是证明。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处于优势地位，看起来更有气象。这就是蒋介石恼火的原因所在。因为那首词道破了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的心思。蒋介石暗地里组织文人墨客围剿，费尽心思之后无奈放弃，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一生的缩影。

日后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尼克松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正统传承。

所谓中华正统，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服中华大地上的老百姓接受自己的主张。具体方式也就两样东西：枪和笔。枪为武，笔为文。

鸦片战争之后，外患不断，列强轮番蹂躏，屈辱条约一个接一个。外患催生内忧，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起义，一波接一波。内忧再次诱发外患。到了什么程度呢？出现一系列奇观：日本要求清政府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要割让他国，德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还有英国明目张胆的去西藏，恶果赤裸裸的精英东北。英俄两国都在新疆扶持代理人。这个过程的程序是这样的：派遣军队直接占领。

大国强国手中有枪炮，力量强大，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跑过来欺负清帝国也就罢了，巴掌大小的小国也跑来耀武扬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写道：“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

如此内忧外患，不仅曾经显赫一时的清帝国摇摇欲坠，而且秦始皇之后已经执行了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逐渐崩溃。自古以来繁衍在华夏大地、有着光辉历史和伟大传承、曾经高贵骄傲的中华民族跌入深渊，匍匐在僵硬的土地上流血流泪流汗。

此情此景，又到历史节点——需要巨人出现，完成历史使命。

历史巨人要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般终结乱世，再造神州。

历史巨人需要一只手握枪，把所有侵略者拒之门外，再把把国内各种军阀盗匪连根拔起，还中华民族能够自由和平的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存环境。

历史巨人需要另一只手拿笔，唤醒已经在各种灾难和屈辱中冷漠的百姓，把他们的心思集中在一个方向，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一个方向。

历史巨人要有一流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组织能力，可以驾驭各行各业的强人、猛人、能人、狠人，把他们放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中发挥能量。

毛泽东写《沁园春·雪》的时候，有可能带领中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只有两个，毛泽东和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可能性看起来更大一点。但毛泽东本人显然认为，他本人才是完成历史任务的合适人选。但是这还不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难题。

评价毛泽东一生，就一个字，难。遇见难题，解决困难。

还有比一统天下更大的难题么？之前不曾有过，毛泽东时代有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面临的历史困难都超过历史上的那些前辈。中华民族早熟，并且一直延续，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八百年，中华帝国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

历史上的中国，只要评定内战，再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盛世，就能崛起。

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即使在乱世，经济、文化上也是输出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面落后，这些还是次要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列强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因为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工业化进程被打断。

论乱，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华夏堪比春秋战国。

论外界压力，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华夏面临外敌远胜汉代匈奴帝国，唐代突厥帝国，宋代的契丹和大金帝国。

不论是谁，想要力挽将倾神州于即倒，想要再造中华，要有秦皇征伐乱世之铁血，要有汉武对抗外敌之压力，要有唐宗不惜身背恶名的决心，还要面对宋祖那般潜在不测。即使克服这一系列难题，还要面临一个更大难题，把传承了两千年的庞大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个比一统中国还要难。但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在哪里？先卖关子，后面再说。

要解决任何一个难题，都要付出代价。难题越大，荣耀越大，代价越大。特别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权谋运转，历来艰辛无比，代价颇大。

嬴政上位之后，为了拿下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梦想，他铲除仲父吕不韦。没有吕不韦，嬴政不见得能登基。但嬴政登基之后，吕不韦成了他的障碍。他的妈妈犯忌，和小三私通，照样被囚禁至死。刘彻为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国家战乱不堪，民生凋敝，晚年连皇太子刘据“被谋反”而死，骨肉相残。李世民上位之前那些事，已经成为终身抹不去的污点。赵匡胤本人文武双全，自己却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悬案，皇位归弟弟赵光义。直到南宋赵构之后，赵匡胤的后人方才拿回政权，已是烂泥扶不上墙。

那么毛泽东面临比他们更大的困难，要继承他们的事业，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毛泽东一九二一年参与创建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策划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十年苦战、八年抗战、三年半内战、两年半抗美援朝，每个时期都有家人丧命。六位亲人直接死在敌对势力手中。

毛家第一位烈士，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一九二三年入党，文斗时代相当活跃。蒋介石清党之后，她曾经自己组建过游击队，参与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当年夏天在作战时负伤被俘，第二年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毛泽建死后一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牺牲。她是毛泽东老师、大知识分子杨昌济的女儿，一九二零年和毛泽东结婚，生有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儿子。一九二一年杨开慧入党，比周恩来和刘少奇入党时间都早，干过一系列工作。一九三零年十月被叛徒出卖入狱，因不肯和毛泽东划清界死于军阀何健之手，年仅二十九岁。

小弟毛泽覃早期学习经历和毛泽东差不多，每一步都受毛泽东影响。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覃参加工运，组建过党支部，搞过土地运动。当毛泽东筹划秋收起义时，毛泽覃恰好赶上南昌起义，之后随朱德在山区里转悠几千里。当朱德打听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让毛泽覃前往联络。然而井冈山上的毛泽覃因为毛泽东衰落而遭殃。红军主力长征之后，毛泽覃留在瑞金，牺牲，年仅三十岁。

抗战时期理论上国共合作，毛泽东已经是党内实际领袖，依然损失了一位亲人，大弟毛泽民。毛家烈士中，毛泽民死得最冤枉。毛泽民早期经历和毛泽覃相当，但是没有参加武装起义，一直在白区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才进入中央。他卷入政治漩涡不深，主管经济工作（经历、资历均与陈云相当），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到新疆搞统战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牺牲，年仅四十七岁，是毛家烈士中牺牲时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全国抗战，但碰到了盛世才狼子野心，原本卖身苏联，想要转投蒋介石，就杀了一批共产党人作投名状。

毛家最年轻的一位烈士叫毛楚雄，毛泽覃之子，毛泽东的侄子，一九二七年出生，牺牲时只有十九岁。他原本在家乡韶山冲读书，皖南事变之后失学务农，随后参加革命，在王震部上班。解放战争开始期间，随中原解放军突围，后代表中原解放军和胡宗南谈判，路上被国军无端扣押。蒋介石授意胡宗南，秘密处决。

毛家烈士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毛岸英。当初杨开慧被捕，毛家兄弟连带入狱。杨开慧牺牲之后，他们流浪街头，尝尽人世辛酸。后在地下党帮助下，他们去了苏联，回国后干了一系列工作。抗美援朝之中，他第一位报名参加志愿军，入朝后牺牲，当时年仅二十八岁。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毛岸英活着，新中国政治走势将是另外一个情况。实际上另一个假设更为有趣，毛岸英和蒋经国都在苏联学习成长，谁的素质更高一点？

评，中共历史上，第一代革命者基本上都有亲人为革命流血牺牲。像毛泽东这样，每个时期都有亲人直接牺牲，却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

难题之一：人生选择

小序 一首小诗

独坐池塘为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咏蛙》内容很简单，描绘春日池塘里的青蛙形象，内容很小。但口气却又很大。特别是后两句，霸气侧漏，让人忘记诗歌本身格律不太协调。换成一般人，很可能引来一番嘲弄。因为它和毛泽东连在一起，就显得浑然天成。确切说，这首诗并非毛泽东本人写的，而是把明代张璁的诗化过来。很少有人在意张璁的诗，因为他只是一个老官僚，历史的过客而已。毛泽东则是历史巨人，静静矗立。年轻的毛泽东写下这首诗时刚刚离开家乡。

肉体凡胎来到世界上，都有原本有无限种可能性。数十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留下足迹又很不同。有人默默无闻，有人名垂青史。有人碌碌无为，有人轰轰烈烈。有人早早名扬天下，有人大器晚成。有人踌躇满志，有人郁郁而终。追根溯源的话，答案五花八门，或曰命数，或曰机遇，或曰个人努力，如此等等。其实可以化繁为简：就是一辈子想干什么、又干了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和时代背景与历史机遇紧密相连。

年轻时的陈胜给地主打工，厌烦之际就坐在田埂上对旁边小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回答是各种调侃嘲弄。陈胜叹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邦年轻时去咸阳，看见秦始皇出巡的豪华车队，羡慕说：“夫乃真英雄也，大丈夫当如是也。”年轻时的黄巢考试，没有考上，愤而写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年轻时的洪秀全屡考不第，表示将来自己要开科招生。

影响历史的人物，终究是与众不同的。毛泽东写《咏蛙》的时间是一九一零年，大清帝国最后一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拐点。接下来将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灰飞烟灭，实践了两千年的帝国制度土崩瓦解。那一年也是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离开韶山，离开那古板严厉的父亲，决心做一只翱翔天际的雄鹰。那一年毛泽东十七岁，到东乡小学念书，成为一名大龄小学生。谁也想不到他将改变中国之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英豪辈出，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历史走势，其中以毛泽东为最。湖南韶山，据说因舜帝出行到湘江让人演奏“韶乐”引来凤凰而得名。韶山冲，穷乡僻壤，风光无限好，聚气数千年，方有毛泽东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号横空出世。

一八九三年的中华大地，充满贫瘠、愚昧、腐朽、堕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强汉、盛唐那样的伟大帝国，有过秦皇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有过百家诸子的争鸣，有过延绵不断的精英人物……曾经的光荣只能在青史黄页中找到一些歪歪斜斜的字样。即使康乾盛世，那也是昔日黄花。秦皇之后的千年雄风，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惨败中损耗殆尽。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华大地上的精英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拯救垂死的帝国，收效甚微。

一八九三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要求改良，从广州到天津、拜托无数关系想见李鸿章一面儿不得，转身愤而搞革命。此后三十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一八九三年，新崛起的日本亮出獠牙，将要给千年老大哥、古老的中华帝国致命一击，翻身成为亚洲代言人。此后五十年，日本的实力扩展到极限之后再次退回原点。欧洲列强的矛盾逐渐增加。美国正在美洲大陆上发展工业、强身健体。

一八九三年，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六十大寿。五十大寿时中法战争，没心思过。四十大寿时，陕甘回民暴乱，没时间过。三十大寿时，太平天国未灭，没条件过。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庆祝，把规模和场面都搞上去，结果日本人来了。

随后甲午战争惨败，清帝国风雨飘摇中度过六年，中间有康梁变法企图自救但失败。一九零零年，世纪交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千年古国陷入历史深渊。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都是血和泪。本土精英们在迷茫中彼此杀戮，相互攻讦。亿兆同胞成为匍匐在世间的贱民，平均寿命三十来岁。这段时间内，美丽偏僻的韶山冲相对安静，山里娃毛泽东静悄悄的成长。

第一章 性格和对手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古代文明进化到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地位极为独特。要理解世界史，就要理解中国史。要理解中国历史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农村。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农村。

农村，一个压抑且有诗意的地方。如果内心世界不够强大，那么就会被黄土压住，变成一个普通农民，性情可能变得冷漠而灰暗。如果内心世界足够强大，那么会被它那原始而神秘的意境催化，感情将更加丰富，思想将更加深邃，意志将更加坚定，最终会走出农村，成为精英。历史上的农民或精英都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历史故事，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故事。中国的农民是世界史最为坚韧的群体，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而不灭。他们如同最顽强的野草，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会有根系保持活力。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沉重的、悲壮的、伟大的、光辉的。如果灾难来临，人类只有一个群落可以存活，那必然是中国农民。证据？那延绵不绝的历史就是证据。

中国农民的故事同样非常精彩。翻开历史看看，农民出身的刘邦，摆脱农民身份之后走上黑（流氓混混）白（基层公务员）两路，最后走到金銮殿上，当了皇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和尚，最后也走上了金銮殿，当了皇帝。还有那个被视为千年偶像的诸葛亮，一边种地，心里却琢磨天下事。如此等等，每一个奇特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奇特故事。毛泽东是农民之中另外一个特例，有更为奇特的故事。

毛泽东的家境和一山之隔炭子冲的刘少奇类似，祖上均由外地迁入，均小有薄产，均在近代衰败，均有一个能干的父亲再置一点产业。毛泽东的爸爸叫毛顺生，是一个精明固执的小地主，农民中的精英，属于那种被黄土压抑的人。他眼中的儿子，将来就是要好好干活，继承自己小地主的事业。毛泽东五岁时就要锻炼山里娃基本功，比方说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等，也是农民的基本功。毛顺生的控制欲望很强，想要控制毛泽东的一切，时不时在外人面前打击毛泽东，说他很没用之类的话。由于毛顺生是农民的精英，需要各种记账，就把毛泽东送去私塾念书认字。

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毛泽东，性格特征之一，就是淳朴。

这种性格可以让人吃得苦中苦。农民都是这样子。正常情况下，毛泽东也会变成一个农民。但当时情况恰好不正常：大环境动荡不安，想要安稳生活而不得。私塾中的毛泽东悄悄的发生了蜕变：他在私塾中学到很多条条框框（四书五经之类），又学到很多条条框框之外的东西，比方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关于英雄主义的书。那些书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娱乐消遣，或者寻找一些谋略运用，在年少淳朴的毛泽东眼中，那些英雄好汉，那些侠义故事都是真实的，和眼前拔草、放牛、打算盘的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让他神往不已。

例证之一：饥荒年代，农民们到毛家吃大户（强吃强拿，白条都没一张），毛顺生气得跺脚。毛泽东认为天经地义，一点也不同情老爸。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一生理想主义的源头。年少时就能以损失父亲财富的方式同情饥民，日后搞土地政策时也不会手软。区别在于，土地政策来自于理想信念，年轻时的同情心源于侠义冲动。

例证之二：现实中的毛泽东是个性格温和的大个子，除了酷爱读书之外没有其他特殊。他在东乡小学念书一年。在那里，他刚刚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死好几年，台上那位还没断奶。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看到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在那里，他翻开《世界豪杰传》，思维开始延伸。但中间有有件事非常有趣：东乡小学的大龄小学生的毛泽东和同学干过一架。原因是同学说《三国演义》等书描述的内容是假的，英雄的世界并不存在。

毛泽东性格特征之二，倔强。

毫无疑问，毛泽东非常倔强。他读书兴趣很浓：干活间隙读书，在黑夜的油灯下读书，只要有时间就读书。他的个人兴趣和毛顺生那古板的期望（希望毛泽东称为精明的农民）相冲突。毛泽东并没有服从毛顺生的权威，而是据理力争，有时候甚至当面顶撞。为了管教倔强的毛泽东，毛顺生想到一个绝招：给毛泽东娶一个年长四岁的女人当老婆。毛泽东吓坏了，拒绝和她圆房。毛顺生能做的，就是把她写入毛氏家谱。最后毛泽东实在受不了了，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去东山小学念书。离家之前，他写下一首《赠父亲》，夹在毛顺生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将要到更广阔的世界里振翅高飞。我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会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没有人可以站在我前面。

离开毛顺生之后，毛泽东依然倔强如故。虽然他看起来温和，但总是坚持自我，凡是他认准的事，原则上都会坚持到底。毛泽东反对过各路军阀和知识分子。把他们一脚踢开之后，共和国诞生了。身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毛泽东还是那个毛泽东，依然坚持自我。他搞各种经济建设，也搞各种政治运动。当他认为政策正确时，他可以乾纲独断拍板志愿军入朝。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他认为政策正确。

朴实之人多多，倔强之人多多，不足为奇。为何毛泽东可以成为历史巨人？这就涉及到毛泽东第三层性格，务实。这层个性表现在具体执行上。和那些空头理论家不同，毛泽东认准的原则会一条路走下去，但走路方式灵活多变。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他一生干过两件事，赶走蒋介石创建共和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创建共和国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实际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是两回事。包括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均脑袋很大，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差错。毛泽东则灵活多变，一开始就坚持到深山老林发展壮大自身，向农村延伸，再从农村到城市，先易后难，奋斗二十年终于成功。天下精英，无不竖起大拇指。

再看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现在已经被否定。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是通过中央认同的。政策虽然造成巨大破坏，但是站在当时立场看，合理合法。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更像一个空洞的口号，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反过来想，一个空洞的口号如何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原因很简单，在执行过程中非常实在。

看到了吧，这就是毛泽东务实的性格。毛泽东经典语录：战略上藐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倔强一面），战术上重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务实的一面）。

有了这样三层性格，不论何时何地，各行各业，正常情况下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领军人物，甚至领袖。然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拥有这些优点的人还有不少。比方说周恩来，信仰（马列主义）同样坚定，实际办事能力超一流。但是长征途中迷茫无助之际，周恩来想起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出来挽救时局。这是为何？

答案就是毛泽东性格中的第四个特征，想象力异常丰富。这些在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中得以印证。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擅长诗文艺术的领导者水平多半不怎么样，比方说李煜、赵佶，比方说玩木匠的朱由校。但在毛泽东身上是例外。诗词文章只是毛泽东想象力的一个角落。他的想象力反应在行为上。

他去井冈山拉队伍，给绝境中的共产党创造了生机。游击战的套路并非来自于兵书，首先来自想象力。四渡赤水战役，超出了号称军事天才的林彪的想象，同时也超出了蒋介石的想象，所以共军得意逃出生天。同样文化大革命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没有任何模板可循，同样也是源于想象力。

当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倔强的人，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最终必然走上领袖地位，就是雄才大略的另一种说法。看看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对立统一，简直就是辩证法的压缩版。

一生的对手

一九一零年，毛泽东告别农民身份写下《咏蛙》相同的时间。一生冤家，年长六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军校修炼，边学习军事知识、边锻炼体魄，准备回国大干一番。

据各路专家考证，在正式出版的十五种毛泽东著作中，涉及人物三百零五人。涉及最多的是蒋介石，一千零四十四次，比马克思还多一百多次。而台湾出版的蒋介石四十多种著作中，毛泽东被提到次数仅次于孙中山。

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彼此视对方为仇敌，彼此以“匪”尊之。第一次国共内战。毛泽东为蒋介石为扣上“新军阀”“反革命头子”“美帝走狗”“买办代表”等各种款式大帽子。蒋介石则回馈毛泽东“毛匪”“赤匪”“共匪”。第二次国共内战，蒋介石给毛泽东下通缉令：“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毛泽东则针锋相对：“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口号震天响，口水满天飞。

事实上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抛开胜败不谈，谁也离不开谁。少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历史形象都是不完整的。就好比刘邦和项羽，就好比孙中山和袁世凯，历史形象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问毛泽东：“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为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历史围绕着两对冤家展开，袁世凯和孙中山是一对，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另外一对。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前，那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以及袁世凯的粉丝（旧军阀）和孙中山的粉丝（新军阀）全方位较量。之后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较量，边打边和，边和边打，直到全部败于时光老人的长袍之下。

一八八七年，蒋介石出生于富人之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爷爷和爸爸相继去世之后，蒋家衰落。妈妈把蒋介石拉扯大。蒋介石也去私塾念书，也学到一堆条条框框，也对那些课本和老师不感冒，也反抗。同样是反抗，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

从出生背景上看，湖南省是中国腹地，受楚文化影响，民风淳朴彪悍。浙江省从宋朝开始，就有商业传统。越往近代，商业气息越浓厚。商业文化重利益而缺魄力。所以浙江历史上纵有各种各样的名人，但缺乏领袖级别的人，直到蒋介石出现。

蒋介石的成长方式和毛泽东完全不同，尽管家道中落，蒋介石的妈妈依然全力培养蒋介石，让他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包括私塾、小学、中学、军校、出国留学。十七岁的毛泽东刚刚摆脱父亲的控制去东乡当小学生。十七岁的蒋介石已经接受非常全面的教育。十七岁的毛泽东还是山里娃。十七岁的蒋介石已经到现实世界中搞关系了，开始结拜各种兄弟。

按照素质教育的观点，早期的蒋介石综合素质相当不错，远胜大山里走出的毛泽东。然而人生如何，并不在十七岁见分晓。要成为领袖级别的人物的条件非常苛刻。特别是要当中国的领袖，要求条件更为苛刻。

蒋介石一生都在东拉西扯，试图把所有势力拉在手中。年轻时的蒋介石和家乡“英雄豪杰”结拜。年长后的蒋介石和全国“英雄豪杰”结拜。毛泽东签好相反，以“我”中心指定各种政策，整合天下。

国际事务中的蒋介石依赖英美却无法摆脱英美制约。毛泽东依赖苏联最终摆脱了苏联。蒋介石拿着“三民主义”找不到落实的办法。毛泽东却可以对“马列主义”进行改良。

蒋介石一生没能脱离以乱制乱的怪圈。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创建国家。

第二章 乱世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当了一年小学生，跟着一位老师去长沙求学，暂时住在湘湖中学。

那是辛亥起义前夕，毛泽东十八岁，接受过一年小学教育。但他知识储备已经相当丰富，全部是兴趣驱使下，通过独立自主的方式自学得来，和被学校灌输出来的学子有天壤之别。

长沙，康梁变法时就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新时代来临之前，辩论日益激烈，革命派和改良派争论不休，出现过许多人杰，如宋教仁。这一切对穷乡僻壤里走出的毛泽东而言，如此新颖诱人。他努力倾听，兴奋之余，稀里糊涂的发表了自己的高论：“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新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全然不知道两派之间完全是死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刚刚接触到报纸。在他眼中，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英雄，很天真的认为他们理当抱成一团，如同梁山好汉那般。

为了表示反清，他减去辫子，决定走在时代前头。数十天之后，毛泽东就离开湘湖中学，因为辛亥革命爆发了。一位革命者化身“业务员”到湘湖中学推销革命，承诺大家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相信了，投笔从戎，成为湖南新兵的一员，每月可以领七块银元薪水。毛泽东如此规划人生第一笔工资：两银元为生活成本，其余部分买书报。报刊上，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词：社会主义。

当兵半年，满腔热情化为尘土。幻想中一切光荣、伟大的事情均没有发生，连战场都没去过。因为经过一番交易之后，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反而变成袁世凯。毛泽东推崇的孙中山只是铁道部长，康有为在海外晃悠，梁启超还是卖文为生。毛泽东意识到两件事：第一，他自己还很幼稚；第二，他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先锋。

两件事加在一起促使他重返学校，读书充电。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毛泽东去了湖南师范读书。此后四年半对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要：入学时，他想毕业后能够当一名老师，有口饭吃；出来之后，则想要改造天下了。他从一个幻想侠义的莽撞少年转变成一个有理想并且愿意为理性而奋斗的热心青年。

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改变？答案是，一种习惯，一个人，一件事，一次选择。

所谓习惯，就是读书。

对毛泽东来说，私塾也好，东山小学也好，湖南师范也罢，年龄增长了，环境变化了，唯一不变的是读书热情。区别在于，私塾中，他能读到的东西也就是除了必须接触的经、史、子、集，就是《三国演义》等书。东乡小学，又可以读到一些名人故事。师范学校，则可以读到更多古今中外书籍、接触更多各个派别的思想、看更多报刊了解时事。这些东西，形式虽然变了，但毛泽东的热情不变。所以他的头脑日渐丰富。按照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则：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看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更犀利，更深刻。随着而来的是人生境界提升，以及行动上的力量。

同样一本书，有热情和没有热情差别是很大的。每本书都有独特的价值。特别是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从遥远世界流传过来的书。它们由不同时代不同人物英魄铸就，认真去了解、去认知会有非同寻常的收获。比如《三国演义》，努尔哈赤曾参照它打仗，毛泽东也参照它打过仗。当然过度沉迷于书中，知识窒息心灵，可能会成为读死书、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毛泽东没有成为书呆子，因为他很幸运，遇到一些高水平的引导者，比如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甚大。

杨昌济生于一八七一年，书香世家，考举人失败后在乡下教书，推崇宋明理学（日本维新改革者和戊戌变法推动者均推崇宋明理学），一八九八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听过谭嗣同的课，赞同谭嗣同的主张，钦佩谭嗣同的风骨。谭嗣同影响杨昌济。杨昌济影响毛泽东。毛泽东的硬气和谭嗣同的硬气，一脉相承。八国联军进中国洗劫，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杨昌济痛苦异常，留学日本三年，后又留学欧洲三年，回国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埋头搞教育，渐有成效。杨昌济是那个时代少数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兼具实干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人生中能遇见杨昌济那样的老师，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都会少走很多弯路。

那些挤压在毛泽东心头的条条框框被杨老师妙手拨开，转变为“属于毛泽东的力量”。毛泽东进入杨昌济视野时仅仅念过一年小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大龄青年。千万学子之中，杨昌济一眼看中了毛泽东，视为“异才”重点培养。毛泽东有何不同之处呢？可以参考一九一七年写的一篇文章，叫《心之力》。

开篇写道：“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立足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同时糅合了西方心理学和生物学。

对中华大地的认识：“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优雅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历代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之挥洒自如，何等之英杰伟伦。”

对现实的认知：“然天妒神州，外侵内乱，泱泱华夏，愚昧业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神圣使命渐渐失忆，煌煌中华民众却败于众生甘愿自卑、沉沦、散弱之积弊。五千年中央神州屹立环宇，慈润天道，德化昆仑，逐忘除魔灭盗之大道使命。待魔鬼而好生，如东郭之饲狼，渐失土于广袤，魔盗全球侵杀，血罪滔天，贪婪残暴，伪善阴险，愚克己隐忍，憨良感化，以善招恶，如鱼肉怂恿魔盗之刀俎。”

——那是中国历史最低谷，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时代。

——那是一九一七年，五四运动的前夜。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在悲愤爱国或赶时髦的心态下，都忙着往国外跑，以搬运各种理论自轻自贱为时髦，对传统的一切都是轻松、蔑视、甚至仇恨的，言必称欧美日苏。顽固派则想着回去写八股文考试。

——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读了古今中外的典籍之后，用白话文的方式描写古中国实在难能可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既没有成为守旧的老古董，也没有迷茫的激进派，能够正确认知历史和现实，实在难能可贵。

文章感情充沛，文采丰茂，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转载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看。内容一言蔽之：立足自我。所谓“自我”有两层意思：个人的自我和民族的自我。

个人自我：自强不息。民族自我：团结。这些见解现在说出来不算啥，联系到当时环境就不同了。当时中国人虽多，拥有自我意识的很少。老百姓朴实麻木愚昧。精英迷茫无助。遍地都是软骨头的人。讲团结，更是瞎扯。军阀遍地。想团结，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当时中国看，要做到这一层，难于上青天。也是在湖南师，大致相同的毛泽东在日记中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湖南师范里面的毛泽东摆脱了农民的拘谨，除了读书之外，最喜欢体育锻炼，尤其喜欢游泳，坚持一辈子，七十多岁了还要去游长江。他对体育的认知概括为两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话在当今依然适用。

为人行事方面，毛泽东写道：“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从他一生轨迹看，很实在的一句话，没有任何水分。他交朋友的格调很高，朋友均非等闲。比方说蔡和森，去欧洲留学，和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少共组织，若非早死，必将是共和国元勋。再看萧子升、罗章龙，均为一时之俊杰。

写《心之力》的时候，毛泽东就同时干一件奇事：当时军阀奋战，桂系军阀入湖南作战，两千残兵在败退过程中涌向长沙。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兵油子，打算到长沙干一票。长沙城面临浩劫。大家惊慌失措之际，一介书生毛泽东经过一番观察思考之后挺身而出。他说服大家战斗，组织两百学生和五十警察，在学校和附近的山上布置疑兵，不仅成功挽救了长沙面，而且缴了两千散兵的械。

——这是一次奇迹，有些人天生就是创造奇迹的。

——毛泽东创造的第一个奇迹。他那仿佛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组织能力，无与伦比的勇气得到完美的展现。这种事听起来很神奇，但只是偶然。

真正影响毛泽东命运、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还是一次选择：根据杨昌济的想法，毛泽东应该和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毛泽东也应该去欧洲留学。在那里，他将碰到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临行之前，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那是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满世界跑飞年代，看看孙中山，家人都在檀香山。看看蒋介石，日本也去了几趟。再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到处跑。唯有毛泽东，基本没出国。

孙中山一生推销三民主义而未能如愿。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却茫然四顾。刘、周、邓等人也不是终结乱世人选。历史选择毛泽东，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有一个长长的答案。答案要从毛泽东为何放弃出国说起。

原因是啥呢？简单说，就是舍不得离开杨昌济老师年轻漂亮的女儿杨开慧。当时毛泽东也是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谈恋爱，舍不得啊。然而毛泽东并非那种会被儿女私情左右的人。归根结底，当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杨昌济等人想法有一点不同。他们想去欧洲求学，充实自己，寻找救国良策。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

要理解毛泽东的想法，首先要理解那个时代的节点，死结。

死结

毛泽东锋芒初露之际，看似综合素质更高的蒋介石却陷入迷茫。蒋介石回国之后跟大哥陈其美干事业。他们多次策划起义、参加起义，结果都是失败、失败、失败，唯一的成功却是刺杀革命元老陶成章，自己人。

孙中山的同盟会主要有三拨人，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系，黄兴和宋教仁为首的湘系，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为首的浙系。三派联合尊孙中山为领导，矛盾多多。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很大。两个人除了地域差异，个人生活差别很大。陶成章是墨子一样的人，性情刚烈、无谓出生入死、但生活相当简朴，看不惯孙中山的某些做派，比方说大手大脚用钱，比方说男女关系上不检点。两人根本矛盾在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长三角一带是陶成章的浙江派光复的，孙中山回国之后一屁股坐在临时大总统位置上。陈其美虽然是浙江人，和陶成章同龄、且老家相隔不远，却死心塌地追随孙中山。孙中山让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得陇望蜀，还想要浙江都督，最大的障碍就是陶成章。陈其美发现陶成章和孙中山和矛盾很深，决定干掉他，为孙中山分忧，为自己谋利。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心腹，甘为马前卒，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杀掉陶成章，开中华民国刺杀之先河，打开潘多拉魔盒。

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是一个整体，孙中山的革命派在内部仇杀。所以袁世凯顺利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袁世凯名义上是总统，骨子里就想改朝换代。一番利益纠葛，导致了宋教仁的悲剧。

中华民国实际上一张图纸，上面写着咱们要搞民主和宪政，却从没实现。原因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和保守派的袁世凯因为于宋教仁被刺杀而没能有效合作。那个时代，宋教仁是革命派中最具备政治活动天赋和宪政意识。他的死，意味着战争。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和袁世凯再次开战，失败后带着革命派精英再次流亡日本。

日本孤悬海外，千百年以来就是亚洲大陆的盲肠，时不时发炎一下，但问题不大。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蹂躏大清帝国之后顺便修理一下日本。日本遭受创痛之后，决心脱亚入欧，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改革。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基本上同时进行，目的都是要向工业化过渡。双方并行三十年，分别取得一系列成绩。因为一系列原因，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战败。清帝国割地赔款，工业化进程被打断。日本拿到战争赔款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把清帝国踩在身后，成为亚洲领头羊。

甲午战争战败后的清政府开始政治改革，准备三年，折腾一百零三天，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失败。接下来激起民粹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慈禧太后死后，清政府终于在武昌起义中倒闭。

孙中山在搞革命期间，为了获得日本帮助，允诺日本种种好处。但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继承了。孙中山允诺的好处就成了镜花水月。日本人表示很失落。如果袁世凯好好干，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人物。但袁世凯不是那块料，只晓得帝国种种，不知民国为何物。日本人看到了袁世凯的野心和愚昧，笑眯眯的找到袁世凯，表示愿意帮助他荣登九五，条件是把中国一系列主权让给日本。袁世凯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但经不住诱惑。一番交易策划，袁世凯脱下大总统制服换上龙袍去上班。

然而袁世凯没有想到，屁股刚刚坐上龙椅便众叛亲离。不仅低谷中的革命党纷纷冒出来，连段祺瑞、徐世昌等心腹肱骨都生病的生病、钓鱼的钓鱼。孙中山抓住机会，联合众多真真假假的革命者一番南拳北腿，把袁世凯踢进历史垃圾桶。绝望之中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但袁世凯死之前，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完成一个宿命轮回。

在那个轮回中，毛泽东从一个相当教师的大龄青年蜕变为干一番事业的革命者。

在那个轮回中，蒋介石失去全部靠山，郁闷彷徨，同时也开始思考人生。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终于找到突破口。

要总结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写的——乱——字。中国很乱了是不是？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很乱，世界大战，大乱，比中国还乱。

一九零零年，世界八大流氓洗劫清帝国之后，中国本质上变成半殖民地。中华民国诞生，政府基本上继承了所有不平等条约，还是半殖民地。对各位大流氓而言，中国分裂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大流氓怎么能坐看袁世凯胡闹、坐看日本在中国独大呢？答案是，他们很忙。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极端动荡不安，各大流氓依靠坚船利炮抢劫世界几百年之后突然发现，只有彼此抢劫才能维持幸福的流氓生活。就在清帝国衰落之际，欧洲中部的德国强势崛起，东砍西杀半世纪日渐强壮，惹起东方沙俄和西方法国的高度警惕。于是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各位大流氓大打出手，在马恩河流血，在索姆河流血，在凡尔登开启绞肉机，残酷惨烈程度世界罕见。那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没空搜刮中国。

袁世凯就是瞅准那一丝空隙，希望借日本之力实现改朝换代。日本也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然而袁世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搭进去了。袁世凯之后，中国更混乱。实际掌握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中国虽然是战胜国，基本上没有动一兵一卒，只有虚名。想靠虚名捞实惠，从来就不容易。当然，虚名也是名，捞不到实惠也不能再丢脸。

不幸的事发生了。分割战利品的巴黎和会上，德国在中国的种种利益转让给日本，头顶虚名的中国丢脸了。所以中国继续乱，乱上加乱。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被羞辱；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走上社会，有了自己的梦想。

乱世曙光

之前中国已经是军阀大战，打得天翻地覆，已经够乱了，怎么还能继续乱呢？那就是学生出场表达国人的愤怒，于是有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天下大事，乱中有序，序中有乱。大乱之中，必有曙光。

五四运动是啥呢？确切说，就是读书人不满政客，不读书了，去接上揭露政客的卖国行为。任何时代，当年轻人放下书本走上社会之际，就意味着要出大事了。甲午战争之后，类似的事件经常发生。其中有三次最特殊：规模特大、持续时间长、影响特别大，为空前的知识分子盛会。

甲午战争惨败，康梁变法，开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影响社会走向之先河，上接春秋时代知识分子设计体制之遗风，下启政改之先河。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算是一次失败的实践。中间这一次，就是被世人广泛称赞的五四运动。他们本着都一样，都是知识分子试图改造社会政体。前两次所以成功，是因为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被淘汰了。

五四运动席卷了那个时代所有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领导者们，基本上都参与了，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等等。作为未来领袖的毛泽东，参与度却不高，只是在长沙那边发出一点声音，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怎么回事？

五四运动中有三大明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分别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三人均仰慕已久且有某种程度联系。当年周恩来东去日本求学，行李中就有陈独秀的《新青年》，作为精神粮食，苦闷时拿出来读一读。同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师范，也是《新青年》忠实粉丝，对陈独秀钦佩不已。陈独秀去北大之后，《新青年》上经常出现胡适和李大钊的文章，很合毛泽东胃口。

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之后考虑留学的事情，去北京大学找杨昌济（一九一八年去北京大学教书）老师商讨相关事宜。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很不好，虽然心中装有天下，实际上身无分文，面临生存问题。他去北京的路费都是借的，到北京之后和七个湖南年轻人挤在一个炕上。毛泽东回忆：“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如果有人打呼噜，其他人都要遭殃。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哥们担待一下，我要翻身啦。当时北京很冷，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知识分子如此处境，难怪他们要搞革命改变天下。

毛泽东找杨昌济帮忙找份工作。杨昌济把毛泽东推荐给李大钊。

李大钊生于一八八九年，河北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理想且内心坚强之人。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陈独秀初次去李大钊家做客，一个又老又丑貌似村妇的女人给他端茶，态度很棒。陈独秀说，守常兄真会选佣人啊。李大钊告诉陈独秀，这是我妻子。李大钊十一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一个十九岁的村妇。李大钊到北京当教授那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风头正盛，对妻子依然不离不弃。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多半和元配妻子分道扬镳，李大钊如此对待糟糠妻子，堪称楷模。时至今日，依然是开模。

赞，李大钊身上延续了古燕赵之士的气节、超守、情义。

当时李大钊是名满天下的思想界明星，北大图书馆馆长。通过李大钊的关系，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月薪十七银元，相当于北大教授工资（三百多块）的十七分之一，北大最低层。尽管薪水微薄，解决生存问题之余，还能读更多的书籍，接触到更多精英，了解更多思想，挺好。

当时毛泽东还是初出茅庐的大龄青年。和杨昌济一样，李大钊一眼看出毛泽东身上非凡的气质。两人接触日渐增多，了解加深。认识李大钊之前，毛泽东是一个民主革命主义者，写文章要求改善民主和教育。认识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开始了解马列主义。李大钊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学习俄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从李大钊身上学到很多。日后毛泽东走上领袖地位，批判陈独秀和胡适，唯独对李大钊保持好感。

第三章 毛泽东的选择

毛泽东为留学的事去北京，为何态度转变了。除了杨开慧，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北大图书馆的经历，让他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温和的，一心想要探求真理。北大图书馆有各种好处，但有一个现象让毛泽东非常心寒，就是知识分子特别虚伪。教授们各个鼎鼎大名，但似乎只在意名利，对于身份低微、没啥名声的毛泽东视而不见。即使毛泽东本人想要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人家也没空理他。按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教授们的工作是啥呢？其实很简单，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主要干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和权贵们搞关系谋利；另一件事就是围绕各种“主义”转圈圈，争名。当时有很多主义：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仅社会主义一项又分为：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义，没有主义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但每个主义好像又不管用。是不是很烦？当然很烦。不仅毛泽东很烦。连大明星胡适都很烦。胡适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安徽绩溪人；家庭生活上，缺失父爱；教育经历，念过私塾，上过各种学校，十五岁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在美国一住就是十一年，学过农学、文学、哲学。他读书很多，兴趣爱好广泛，十三岁开始写文章，因一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名扬天下，此后写过很多文章，涉及很多领域。他的名气很大，赢得无数博士头衔和教授桂冠。从这些经历看，胡适是一个知识分子，行为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对那个圈子之外的了解仅限于文字。胡适本身就是摆弄文字的，常常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面对主义泛滥的情况，胡适告诫大家：多研究世界问题，少谈点主义。

所谓那些主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口水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开口就出来了，以拯救中国的名义。那种情况下，跑出去留学，基本上还是学一大堆主义回来，有什么用？毛泽东很困惑。他曾经就是否出国留学的事情上和胡适沟通过。胡适的答案，留在国内多研究一下实际问题为好。

胡适的观点触动了毛泽东。当时的胡适也是名满天下之人，潇洒、帅气、风度翩翩。而且他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日后两人成为敌人。原因是胡适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政治军事上的白痴，对马列主义的战斗性避而远之。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想枪杆子的问题，想用笔杆子干一番事业。所谓笔杆子干事业，极限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那个段位。如果想走胡适的路，按道理应该像胡适一样留学一段时间，出口转内销。

然而毛泽东和胡适很大的不同。胡适的圈子就是知识分子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美国，了解各种知识但不了解中国。毛泽东正儿八经的农民出身，底层上来，了解世界上的大多数。在中国，不了解农村，干不了实事。之前的革命者或现当代实业家，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真正促使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他自己。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留在国内探索问题有很多好处。

好处之一：看各种译文书籍，很快就能获取更多知识，没必要万里迢迢跑去海外学。

好处之二：在国内各异研究自己国家古今的知识和制度。可以和西方东西做个对比。

这两个观点已经与众不同。因为那年月，大家对中国传统东西是不屑一顾的。所谓五四运动，主要目的就是要和传统一切决裂。毛泽东能有如此认识，说明已经非同凡响。更为非同凡响的还在后面。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做事，离不开中国这地方。离开了这地方，反而不熟悉这里的人事，本末倒置。

两千年前，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的条条框框。孔子意味深长地回答子路：“未能事人，焉知事鬼？”翻译过来，连你熟悉的眼前世界都搞不清楚，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干什么呀。要问毛泽东为何不出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直白说，对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跑到国外搬一大堆条条框框回来有啥用？

日后的历史终于证明。中华大地上，任何外来的思想系统想要发生影响，首先落地生根，首先和中华文明兼容，并且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从古文明进化而来，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

那个时代，毛泽东比其他革命者更早更深刻的看到这一点。比方说周恩来，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方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方才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可解释毛泽东为何放弃去欧洲留学

从这个角度，可解释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的观望心态。

从这个角度还能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工运时代毛泽东的表现。工人运动是早期共产党主要特征。毛泽东原本有机会大展身手，最后却寂静无声。这个过程常常被忽略，但却异常重要。因为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两个问题。

毛泽东认知之一，枪杆子很重要。

毛泽东认知之二，比枪杆子更重要的认知——中国力量在农村。

但是一九二零年的毛泽东还是温和的，既没有完全明白笔杆子重要，对枪杆子还没有啥认识。帮他认清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张敬尧、陈独秀、蒋介石。

从幻想家到梦想家

毛泽东当初进入湖南师范，就想将来当教师吃饭。

毕业之后虽然成了革命派。尽管通过一系列冷静思索，冷静的选择了放弃出国进修，但依然是个温和的大个子。当时的毛泽东带着一种书生意气设计理想的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农村学生半工半读；再让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联合在一起组成模范村；那里有公共学校、图书馆、公园、工厂、农场等等。那些模范村会组成一个模范国家。总之，融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摩尔的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

彼时的毛泽东算什么呢？应该说在幻想家的前面再加两个字，革命幻想家。他的视野还不够宽广，思想还没有定型。具体表现在政治诉求上。当时毛泽东虽然接触了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想去实践之。他还在追求“湖南的事，应该由湖南人解决，一省一省解决问题”。这个是不是很眼熟？不错，就是联省自治。为这事，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开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搞得孙中山狼狈逃走。蒋介石前往救驾，赢得孙中山信任，这是后话。

毛泽东那一套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实现的可能性为零。行动还没有开始，迎面就是一盆冷水。泼水人，湖南督军、段祺瑞的大将、皖系军阀张敬尧。他身上有军阀全部特点：生性贪婪，作风野蛮，行动无能。

还没能真正认识笔杆子作用的毛泽东，当时试图耍笔杆子，希望如陈独秀那般呼风唤雨。为了鼓吹个人观点，毛泽东搞了一份周刊，叫《湘湖评论》，宣传自己的一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注意这个词）的力量最强”，顺便追求自由民主什么的。野蛮的张敬尧对此非常反感，担心毛泽东的笔影响自己贪污受贿，以大兵对秀才的方式，封了毛泽东的报刊。

毛泽东当时身无分文，胸中韬略全靠一支笔表达。张敬尧封了毛泽东的报刊，相当于封了他的笔。毛泽东愤怒了，带领学生罢课，声称张敬尧一天不滚蛋，学生一天不上课。

按说知识分子一张嘴，对枪在手的军阀软弱无力的。但是张敬尧不同，除了贪婪和野蛮之外，还很无能。因为贪婪和野蛮得罪一大帮湖南人，却无能力摆平那帮人，所以滚蛋了。但毛泽东没得到任何好处。新来的督军叫谭延闿（蒋介石把兄弟，当时蒋介石还不得志），表面上开明，实际还是一个样。这事对毛泽东触动很大：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幻想余地。他心中那种幻觉逐渐褪去色彩。但他依然有一个梦：希望用笔杆子改变现状。

成就那个梦想的是陈独秀，打破那个梦想的则是蒋介石。

陈独秀让毛泽东从一个“革命幻想家”蜕变成“革命梦想家”。

所谓革命幻想家，就是想法和现实不不搭调。张敬尧一盆冷水泼醒毛泽东，年轻人，不要幻想。毛泽东冷静之后，丢掉幻想。

所谓革命梦想家，就是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陈独秀告诉毛泽东，只要去奋斗，梦想终究能实现。毛泽东跟随陈独秀奋斗一段时间，却没能实现梦想。

五四运动三颗巨星中，毛泽东很钦佩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但和他“志不同、道不合，无谋可言”，接触有限。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主要得益于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二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又不同：如果说李大钊把毛泽东带入马列主义世界，那么陈独秀把毛泽东从马列主义世界带到现实中来。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相当奇特。当初湖南师范的毛泽东捧着《新青年》对朋友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五四运动，陈独秀深陷牢狱，毛泽东专门写《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一文：“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结尾处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即使到抗战，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情况下，仍然对斯诺宣称“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报刊被查封之后，毛泽东逐渐明白，光靠笔宣传“吃饭问题”是不行的，一个人战斗是不行的，一盘散沙式的战斗也是不行的，郁闷、彷徨，想要呐喊。就在那个时候，陈独秀写信给毛泽东，鼓励并委托他在湖南搞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间是一九二零年十一月，毛泽东二十七岁。五个月之前，陈独秀已经在上海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之前在李大钊影响下，毛泽东读过一些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已经有相当了解，但还没有和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没有付诸实践。陈独秀的信是一个契机，促使毛泽东把共产主义和中国现状联系起来思考。

思考结果，干。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跻身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在去欧洲的路上。刘少奇想去欧洲而不得，转而寻求去苏联。朱德深陷军阀战争。彭德怀不满军队黑暗而加入秘密组织。林彪还在暗恋陆若冰。

当时的欧洲，正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验证而欢呼，但政治军事并不稳定，列强正在谋求绞杀新生的苏联，列宁正带着大家为了生存而奋斗。

当时中国境内，控制北京政府的窒息军阀正在和奉系军阀开战。孙中山正面对无休止的军阀奋战烦恼不已。蒋介石还在为了前途问题苦恼。日本趁苏俄内乱之际在加紧在东北扩充实力。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秘密组织。

原因之一，理想太丰满：解放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原因之二，现实太残酷：要实现那个理想，要消灭世间不平等，换句话说要和当时世界权贵为敌。

第四章 梦和梦想家们

世俗世界的终极梦想

梦，总是迷人的。

迷人的梦，总是难以实现。越是迷人的梦，越是难以实现。

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陶渊明梦想的桃花源在哪里？没人知道。摩尔看见的乌托邦有其他人看到么？没有人。因为那些都是梦。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又出现一个更美的梦，共产主义。如果说理想国只是柏拉图站在局外人角度上描述一番，桃花源只是陶渊明到此一游，乌托邦是空中楼阁，那么共产主义看起来适合所有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具备现实基础，可操作性很强。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无数人为之奋斗。

卡尔·马克思，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哲学家之一、社会活动家之一，最聪明的犹太人之一。他发明了共产主义理论。柏拉图从来没有为他的理想国奋斗过。陶渊明也没有带人去游览桃花源。摩尔没有推销乌托邦。但马克思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因为他相信，这个理想一定能实现。

犹太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最顽强的种群之一。他们在宗教（如基督）、政治（马克思）、科学（如爱因斯坦）等方面对人类历史走势影响巨大。

整个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可以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崛起，诞生了红色苏联和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挑战基督世界；后五十年的世界主流为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因此有人说，二十世纪的战争，不管是前五十年的热战还是后五十年的冷战，都是犹太人内战。

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希腊，罗马人继承并发扬了希腊文明。但正是罗马帝国中后期，基督教飞速发展，控制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日后文艺复兴，实际就是一场理性回归运动，逐渐摆脱教会对现实世界的控制。欧洲由此爆发第二次智力大爆炸，完成科技飞跃。东方缺少这样一次智力大爆炸，因此落后。

所以文艺之后便是新的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方面，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开路先锋，满世界探险、抢劫、贸易。英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一步引发了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进程。所谓工业革命，除了生产之外，还催生出一种崭新的理论，也就是资本主义。它把经济和政治名正言顺的结合在一起，理论上形成政治经济学，以英国人为代表。如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从没有变成现实，对现实世界的杀戮和抢劫毫无办法。因为它仅仅是一种理论。

任何社会动荡，总会催生出哲学演变。德国人在这方面走到了最前面。康德开创了古典哲学。黑格尔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哲学解决的只是思辨问题，对社会变革中的杀戮和抢劫问题毫无办法。因为它仅仅是一种理论。

法国人浪漫且容易幻想。表现在社会领域也是一样，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翻新版本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诞生比乌托邦前进一步，开始有一系列口号和主张，比方说消灭剥削和私有制，并且有人为之实践。但缺乏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无法赢得更多人赞同，因此也就是一场梦。

马克思用几十年的时间，读书破万卷之后，把三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梦想融会贯通、整合在一起，得出共产主义理论。一个看起来绚丽无比、实践性质很强的理论，一个伟大的梦想。

什么是共产主义？没有人能确切回答。因为没有人见过那个世界。马克思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样子。但马克思本人按照逻辑推理，它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社会形态。

在那个社会中，不会为任何物质发愁，关于衣食住行问题，不需要考虑。

在那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压迫，公平和正义如同阳光一样布满天空。

在那个社会中，公民精神境界都很高，远离忧愁和烦恼。

总之一句话，不是天堂，胜似天堂，除了长生不老，那里有人类幻想的一切。要知道基督教只是允诺了一个天堂，只讲信仰，没有给出任何逻辑依据。

马克思生于一八一四年，那是欧洲历史上最乱的年代之一，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法兰西帝国崩溃。接下来一个世纪，欧洲人虽然可以满世界抢劫，却也是战乱连连。多数人的生活困难重重。可以想象这个理论诱惑力。

要实现共产主义，要解决很多问题，确切说就是整个地球的权贵，欧洲的王室、资本家、政府、军阀、大盗、土匪、地痞流氓等等。应该说那个太难了，难如登天。但是人类可贵之处就在于，总有人为了理想而奋斗。

马克思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的第一人。按照马克思的学历、知识、能力，甚至社会地位，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饥寒交迫。他漂亮的老婆因为贫困提前衰老。他的孩子饿死了好几个。幸好他有个善于经商、且乐于为理想而奋斗的朋友叫恩格斯。要不然，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都未必能问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奋斗了一辈子，没能看见共产主义的影子。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马克思的理论在东方列宁领导的俄国开花结果。列宁原本也没有机会成功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原本矛盾重重的俄国崩溃。

一九一七年，苏联共产党取得领导权，苏联诞生、成长、壮大，成为一股新生的力量。这个过程刺激了两个中国人，陈独秀和孙中山。两人都是理想派革命家，但目的却不同。陈独秀决定献身共产主义那样一个梦想，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崭新的国家。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靠拢，借助新生力量重新一统中国。两人又以不同的方式把毛泽东从笔杆子引向枪杆子。

梦想家会议

苏联的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凋零刺激了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们。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诞生。分散在各地的秘密小组面临如下情况：理想很远大，现实很残酷，形式很被动。

要想实现理想，第一步就要改变一盘散沙、孤立被动的局面，需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团结个体力量变为集体力量。其实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才五十多人，代表一共十二名，分别来自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都有机会成为历史的明星。除了毛泽东和董必武修成正果之外，四人当了烈士，两人叛党，两人叛党又叛国，一人脱党又入党，一人劳累中病逝。先看看各位代表。

上海代表两人，李达和李汉俊，协助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是湖南人，留学日本，一大之后分管宣传工作，干得不错。接下来就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和陈独秀发生了矛盾，脱党，相当个性。李汉俊湖北人，同样知识分子，同样很有个性，同样和陈独秀不和，但是没有脱党，在国共分裂后被捕牺牲。

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日后两人成了叛党派代表。张国焘因为败给毛泽东选择叛党。刘仁静叛党很有意思。他当时只有十九岁，年龄最小，挺有前途。一大之后，多次往返苏联，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很感兴趣。陈独秀下台之后转变成托派。刘仁静是追随者之一，但是后来他又和陈独秀闹矛盾，成为托派个体户。他跟国民党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写文章反对毛泽东，但又留在大陆。文革中被关押，却又熬过了文革，活到将近九十岁。如果不是意外车祸，可以长命百岁。

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董必武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学问很好，后转变为革命家，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的全部事业，同时又是共产党创始人，经历过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在分裂，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运动，而善终。陈潭秋很不幸，熬过了国共分裂，却和毛泽民一起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反苏投蒋）手中，烈士。

最能显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是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二人都是硬骨头。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邓恩铭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领导同志们与敌斗争，两次组织越狱，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过重没能逃脱，被杀，年仅三十岁。

广东代表陈公博旧学功底很好，但为人没有骨头，是个投机者。北大毕业后跟孙中山干一段时间革命，感觉没啥前途。脑袋发热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干了一段时间又发现没啥前途，投靠军阀陈炯明。蒋介石灭了陈炯明，陈公博又回到共产党。国共分裂，他又跟了汪精卫。日本鬼子进中国，他发现当中国人没啥前途，跟着汪精卫当汉奸。一九二一年开会那会，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东旅社，对开会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仿佛借开会之机搞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

旅日代表周海佛，和陈公博差不多，一个全身软骨的投机者，不说了。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组建的共产党上，而是在上海与商界老乡的女儿闹恋爱。他家里有老婆。老乡找上门讨说法。

但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在一九二一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满腹经纶，充满理想、且热衷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的理想都是要改变天下：打破一切不平等，追求人间真理和正义。在共产党历史上，那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一刻。

从那之后，中华大地上，五湖四海的人们可以因为共产主义梦想走到一起。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权谋斗争。对于中华帝国破碎之后的国人而言，终于又有了浴火重生的契机。

会议原本在李汉俊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成）家的会客厅秘密召开，时间是七月二十三号。开到第六天傍晚，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闯入，贼溜溜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地方了。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历史就要改写了。经李达夫人提议，七月三十一号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内容之一：建立中共共产党，且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

——这条没啥好说的。如果这个性质变了，中共也就完蛋了。

会议内容之二：建党目的是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在当时仅有几十党员的小党立场看，好像天方夜谈。当时很难有人相信，二十八年之后，这个小党会发展为世界性大党，并且取得中共统治权。但直到今天看来，想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依然是遥遥无期，类似天方夜谭。

会议内容之三：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党指挥枪的理论之一；建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一。

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风雨之中开启了艰难行程。在那个过程中，就有很多流血的斗争和不流血的斗争，很多人会在斗争中掉队。

十二人之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十四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

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可用一个词形容——异类。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他穿着长袍。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的倾听，全神贯注的倾听。

会议之外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求学生涯中，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事实就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共产党走向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是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队伍前途暗淡的时候。

当毛泽东改变共产党队伍前行方向，很多人因此落单掉队。其中就有陈独秀。

中共一大召开之际，陈独秀正在广东和孙中山交流，讨论国共合作的事。鉴于巨大威望，陈独秀依然被推选为中共领袖。此后六年，陈独秀就是中共大家长。毛泽东之前的领导人之中，陈独秀名声最大、威望最高，对共产党的影响最大。对毛泽东本人，陈独秀影响也是最大，对毛泽东一直很赏识。但是当毛泽东崛起时，陈独秀却掉队了。

第五章 孤独者和先行者

那么毛泽东究竟干了啥呢？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回湖南办了一所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认为，要改造社会，首先要需要培养合适的人，要搞好新教育。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需让我们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况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意研究几个学期？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看看这个，完全是一副社会改良者的姿态。效果如何呢？第一期招到一个学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夏明翰。如果不知道夏明翰是谁，那么就看看他就义前写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何等决绝。两年之后，毛泽东的大学就有两百多人。毛泽东一直注重教育。日后在井冈山和延安，人到哪，大学办到哪。

根据中共一大纲领，党员的主要任务还是搞运动，办教育还在其次。毛泽东是一个很执着的人，骨子里就很倔，自然也不会落后。早期工运，毛泽东干得很好。鼎鼎大名的安源大罢工，就是毛泽东策划的。风云一时的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工作。事实上也正是安源大罢工成就了李立三和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操控下，湖南工运也搞得有声有色。

对于毛泽东取得的成绩，陈独秀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没看错人。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把北京（京汉铁路大罢工没搞好）、上海（工运还没搞起来）、武汉（工运同样不理想）狠批一顿，惟独表要了毛泽东的湖南。正因如此，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排名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同时兼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工作。

按照当时的势头，毛泽东继续搞工运的话，应该比刘少奇成绩更大。相比刘少奇，毛泽东更成熟，资历更老，起点更高，人脉更广。但是从安源罢工以后，毛泽东仿佛从工人运动中消失了，反而不如刘少奇在工运中耀眼。原因是毛泽东和陈独秀从合作走向分裂。一九二五年一月份，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时，毛泽东虽然在上海却没有参加。大会的结果没有悬念，毛泽东被赶出中央委员会，连候补委员头衔都没捞到。两年半之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批判者在发言。

既然毛泽东崇拜陈独秀，既然陈独秀看好毛泽东，二人理当通力合作，怎么会分裂呢？原因大概有三个。

先看个人原因：陈独秀虽然是知识分子，身在领袖位置上，风格行为相当独断霸道，完全是家长做派，和后期的毛泽东有点像，党内人称老头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就因为受不了陈独秀做派脱党。毛泽东本人性格也是卓尔不群，天生的领袖，给别人打下手不是长久之计。就算那时候毛泽东羽翼未丰，为人处世还比较低调，对陈独秀颇有微词。日后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重大的决定。”

再看组织上的原因：国共合作之处，有莫斯科的压迫。陈独秀本人对国共合作并不是特别热心。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合作是一场革命大联合的机会，工作相当卖力。正因如此，毛泽东成为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孙中山北上时，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汪精卫陪同。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块大洋薪水，步入成功人士行列。当然国民党中央有时候缺钱，会拖欠工资。国共翻脸那会，国民党中央还欠毛泽东半年工资，七百二十块大洋，一直没发。到现在，连本带利算，也是很大一笔钱哈。当然咯，国民党把台湾之外的地盘丢了，足够还那笔钱了。

当时毛泽东想充当国共双方的桥梁。由于他热情过了头，让党内对他有看法。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时共产党人都在策划工人运动。而毛泽东却一门心思为国民党工作，确实很另类。凡事都有因果。毛泽东为何如此呢？答案很简单，两个字，农民。这就是陈独秀和毛泽东分裂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一心效仿苏联搞工人运动。但是工人集中在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而且数量有限，力量相当薄弱。国民党那边搞出一个农民部，吸引了毛泽东。孙中山在新版三民主义中提倡“扶助农工”时，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农民的力量。

千百年来，中华帝国虽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但是精英阶层却一直奉行愚民政策，依靠农民养活却不把农民当人看。官员时时刻刻摆出“父母官”的嘴脸，如同给自己立牌坊的妓女一般丑陋。到了近代，农民成了愚昧的代名词。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反而成了野蛮的象征。康梁改革，没有农民啥事。孙中山虽然提到农民，却也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国民党的农民部，实际上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澎湃——在搞。

但是毛泽东不同，他是来自农村、扎根传统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他明白中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而非城市。他知道中国的主力在农民，而非工人。他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改朝换代最多的国家，每次改朝换代的主力都是农民。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人数量有限，除了几次工运，没折腾出啥动静。

毛泽东的头脑里这样一个公式：如果共产主义要把人间变成天堂，那么在中国，这个人间就是农村。如果共产主义要解放大多数，那么在中国，就要解放农民。

在中国，要变天，首先要靠农民。所以他开始研究农民，借助农民的力量实现理想。陈独秀是知识分子，也算经多见广，经验丰富。但是必须指出，他身上知识分子的毛病同样明显。除了个人作风专横独断之外，还一个致命的缺陷：陷入理论条条框框中，他不了解中国实际状况，看不到中国真正的力量。当陈独秀决定献身共产主义，潜意识中就是献身共产主义那些条条框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农民，列宁的苏联也不是靠农民成功。陈独秀对农民没啥兴趣。这便是两人根本矛盾。

陈独秀看毛泽东，离经叛道，孺子不可教也。

毛泽东看陈独秀，顽固不化，落伍的老怪物。

当蒋介石清党时，毛泽东走向武力抗争之路，最终成就了自己，陈独秀一心想维持国共合作的那个局面，最终葬送了自己。原因也很简单。毛泽东认知农民的力量，所以走到农民之中。陈独秀看似霸道，实际上是个两面受气的小媳妇。他既没能力反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没有办法影响国民党走势。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姿态。陈独秀把共产党身家性命压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本人对蒋介石也是手忙脚乱。

毛泽东因为对农民的认知走出马列主义的藩篱，同时又扩大了马列主义的疆域。陈独秀却被禁锢在原地，郁郁而终。历史如此残酷。

历史证明，毛泽东找到农民，他的事业有了着落，他的人生就有了最终定位。那是一九二五年，毛泽东三十二岁。一九一零年，十七岁的毛泽东离开农村，幻想《三国演义》的世界。一九一一年，十八岁的毛泽东到长沙，分不清孙中山和康有为的区别。一九一七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写下《心之力》，成长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九二零年，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终于再次折回中华大地，找到这片土地上力量的源泉。

叹，当毛泽东和农民结合，天下在无人能与之匹敌。从此他将面临人生第二个难题。

难题之二：枪杆子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五年底，毛泽东从广州会长沙，路过湘江中心的橘子洲，眺望远去的江水，胸中波涛澎湃，写下《沁园春·长沙》，清新而不失大气，豪情之中略有惆怅。它虽不如十年后的《春》那般霸气逼人，却也道出了毛泽东生命中的一个节点。

一九二五年三月份，孙中山死于北京。国民党内部暗流涌动，四大巨头为了孙中山衣钵尔虞我诈。与此同时，名义上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一心搞工人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州省港工人大罢工玩得热火朝天。

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蒋介石正在东征。跟随蒋介石东征的周恩来逐渐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刘少奇在五卅运动之中赢得了声望。然而在那样一个关头，作为双重党员的毛泽东既没有留在上海和共产党一起罢工，也没有在广州帮国民党做事，而是从当时的革命中心城市广州回长沙，领导相对冷门的农民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洪秀全试图建立太平天国，在中国推动“上帝主义中国化”。结果弄成不伦不类的政教合一体系。失败。

洋务运动一帮人，试图通过“工商业主义中国化”，结果弄成买办。失败。

维新变法一般人，试图通过“郡主立宪中国化”，结果不伦不类。失败。

孙中山带领一般人，试图“精英革命”。失败。

早期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工人闹革命。失败。

好吧，毛泽东转过身，从共产党领导核心中退出，从革命中心地段退出，他并无心灰意冷，而是豪气干云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你们玩你们的革命，我玩我的革命。你们去玩笔杆子，我来农村玩泥巴。你们在城市中领导少数工人玩，我来农村带领多少农民玩。看谁玩得过谁。

一九二五年的毛泽东，还没有组建枪杆子的想法。所以他指导的农民运动还没能成为改变历史的支点。蜕变的标准：把农民组织起来，构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去战斗。单靠毛泽东一个人无法完成蜕变，必须另外一个人配合。那人就是蒋介石。他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所有人。

甲午战争之后，清帝国的脊梁骨被打断。此后只有三个半中国人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外加半个孙中山。要理解这一层，先了解一些背景。

第一章 枪

谈点背景

世界意义上的近代，源于英国人发起的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冲击下，一系列帝国的解体。标志就是三个超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沙俄帝国、清帝国）灰飞烟灭。直白点说，促使这些帝国毁灭的，都是枪杆子。其中土耳其帝国亡于列强蚕食，经过两三百年时间，被彻底肢解，再无恢复的可能。

沙俄帝国和清帝国主要亡于内部革命。沙俄基本上亡于列宁之手。清帝国基本上亡于孙中山之手。列宁和孙中山基本上同一代人，革命手法差不多，历史地位相似，有很大的可比性。但是列宁身后的苏联和孙中山身后的中华民国完全不同。

沙俄所以灭亡，是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力竭而亡，再也无力对付内部问题。十月革命一声枪响，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在实践上赢得初步胜利。列宁能够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沙俄帝国内没有袁世凯。

清帝国灭亡，是因为自身武力不济。中后期腐败，八旗子弟战力衰落，汉人军事集团崛起。洪秀全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从正反两方面动摇了帝国根基。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实际上是武汉新军哗变。武汉新军是清末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一手组建。张之洞为清帝国呕心沥血，所以创建军队保护大清帝国。他死后，军队反而成了清帝国的催命符。

孙中山也是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时代是个愤青，有过一系列美妙空洞的理想。这些和早期的毛泽东比较类似。袁世凯依靠枪杆子起家，朝鲜练兵十年，回国后练兵十年，牢牢掌控时局命脉。武昌起义那会，袁世凯有能力摧毁武昌革命军。他反而停下来和革命党人谈判，逼迫皇室退位。清帝国名义上亡于孙中山，实际上亡于袁世凯的枪杆子。所以袁世凯才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如果没有后来当皇帝那些事。袁世凯的光芒将照耀千古。

当袁世凯拿起推翻清帝国的枪杆子对准孙中山时，孙中山毫不犹豫的反击。好不容易等袁世凯挂了，枪杆子还在。孙中山面对袁世凯的粉丝（各路旧军阀）的枪杆子，依然无能为力。直到袁世凯死后十年，袁世凯留下的枪杆子还在控制着中国。孙中山很惆怅。让孙中山更为惆怅的是，不仅搞不定袁世凯的粉丝，连自己的粉丝（各路新军阀）都没法搞定。

孙中山前半生搞革命，策划很多次武装起义，遗憾的是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起义失败，枪杆子在旧军阀手中。起义成功，枪杆子在新军阀手中。前半生和旧军阀斗。后半生和新军阀斗。玩枪一辈子，到头来自己手中没抢。

孙中山比列宁早成功六年，但始终未能摆平军阀，中华民国经过若干次总统选举之后依然四分五裂。一九一七年，列宁的苏联也是羸弱不堪。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列宁领导苏联逐渐强壮，孙中山依然未能摆平军阀，中华民国依然四分五裂。孙中幡然醒悟，原来应该如此这般，好吧，那就改变。

孙中山把目光转向苏联，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为了合作，日渐老去的孙中调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民主义），把老版本（民族、民权、民生）更新升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个转变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也是苏联扩大在中国影响力的象征，也为日后国共决裂埋下伏笔。在新政策指导下，孙中山实施人生第二次创业，建军，抓自己的枪杆子。好吧，活到老学到老，那就再来一次吧。

建军，首先要军官。要军官，首先需要军校。

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军校（之一），黄埔军校诞生。它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它把一大批男子汉推到历史大舞台上，让他们翩翩起舞，让他们慷慨流血。他们舞姿优美，赢得阵阵掌声。他们血如泉涌，别人的血，自己的血；敌人的血，同胞的血。不论正面还是反面形象，他们都被写入历史，被人骂，或被人赞。他们之中，最大受益人是蒋介石。

因为孙中山创建了枪杆子还没来得及使用，就去世了。黄埔军校最终落到蒋介石手中。

要想继承领袖的枪杆子，必须有特殊的机缘才行。因为枪杆子和革命法统联系在一起。继承枪杆子之前，就要有机会和革命法统连在一起。拿到枪杆子之后，还要足够强大，把革命法统抓在自己手中。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首先得到孙中山本人的认可。

孙中山革命生涯前后三十年，前二十七年见识过很多能人、猛人、狠人，蒋介石并不耀眼。孙中山是领袖级人物，革命者中的泰山北斗。蒋介石出道比较晚，资历比较浅，辈分比较低，只是一个相对出色的追随者，二人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又结拜了一帮兄弟，但事业一直没啥进展，苦闷异常。人生几十年，要么压抑，要么爆发。眼看人生逐渐暗淡之际，幸运星出现，扭转了蒋介石的命运。

每个风云人物的一生都有那么一丝运气。在人生节点上，会有幸运星出现。蒋介主导中国局势二十年，也曾风光无限。那么蒋介石的幸运星是谁呢？答案是陈炯明。

一位有理想的军阀

陈炯明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什么样呢？军阀，一个与众不同的军阀。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自己的理想，是一个有理想的军阀。他和蒋介石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却阴差阳错成就了蒋介石。原因就在于他有理想。

陈炯明，广东人，孙中山老乡，生于一八七八年，和陈其美同年。陈炯明小时候顽皮异常，少年后性情转变，发奋读书，曾经考中秀才，但没有继续走下去，转了行。和其他老牌革命党人不同，陈炯明学法律的，一直学到一九零八年，已经三十岁了，三十而立，世界观已经形成。也许正是对法学的理解，导致了他和孙中山最后决裂。

陈炯明搞革命时间比较晚，直到一九零九年才加入同盟会。但是来的晚却不少干活，投身革命之后表现积极：暗杀、策划起义忙得不亦乐乎。辛亥革命后任广东代都督。广东是孙中山老家，革命大后方。由老乡陈炯明坐镇，孙中山明显比较放心。

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以及护法运动，陈炯明始终伴随左右，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并且在福建漳州地区占了一块地盘，一共二十六个县，开始了军阀生活。此时陈炯明已经四十岁，不惑之年。也正是不惑之年开始，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特质。陈炯明虽然和孙中山比较铁，但并不盲从，和陈其美那种无条件跟随不一样。陈炯明有自己的主张。

陈炯明在闽南二十六各县干啥了？按照后来国民党对陈大叛徒的描述，应该是看见漂亮女人就去霸占，看见谁家住房好就去征用，看见谁家有钱就去收保护费。实际正好相反，根据《国家历史》记载：陈炯明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他甚至还想招揽人才办大学！是不是很奇怪？在他的努力下，闽南二十六个县成了一个“模范小中国”！正是他干得很成功，成了政治明星，受到百姓支持，才能以弱胜强，搞定广东全境。正是他搞定了广东全境，孙中山在广东拥有根据地，西征军阀陆廷荣胜利。

陈炯明在广东又干了啥呢，还是老一套，建公元、图书馆、游乐场、商会等等。与此同时，陈炯明还干了一件非常牛的事：禁赌成功。中国人的赌瘾世界一流。陈炯明就硬是在同一时间内强力封掉了所有赌馆，雷厉风行程度堪比林则徐当年禁烟。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广东成了当时全中国最为开放的身份，同时生活作风相当健康。

不禁要问，身为地方小军阀的陈炯明不去干好军阀那项有前途的工作，却像政治家来回折腾究竟要干嘛？其实他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地方自治、联省、联邦。说白了就是大家把各自地盘管好，小地盘凑成大地盘，大地盘凑成全中国，也就是所谓联省自治。管理好的全中国应该美国联邦那样。那一套在当时相当有市场，曾经吸引过毛泽东。

评：陈炯明虽然起于军事，但本质上是个政治家。

陈炯明主张把广东省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无需武力统一，因此反对孙中山北伐。

不管陈炯明有没有私心，这一套看起来很美。但也就是看起来很美而已，美的像现代乌托邦。如果乌托邦可以实现，那么早在古代就实现了，用不到现代人来推广。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如韩国），或者在海岛上（如台湾），陈炯明的美梦或许可以成真。可惜广东是中国的一部分。按照陈炯明那个搞法，中国将四分五裂，变成很多小国家。如果上天是公平的，陈炯明应该生活在和平时代，当一个小国首领（参照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或者特区首脑（如今的香港或澳门）。

不管陈炯明如何想，孙中山认定必须武力统一全国。如果两个人只是利益纠纷，让一让就可以了，都是大人物，拿得起放得下。然而理念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要北伐，北伐需要很多钱，需要增加税收。陈炯明要推广乌托邦。两人矛盾不可调和。既然矛盾不可调和，那就用矛与盾解决。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号，陈炯明向孙中山开火。

孙中山虽然号称革命领袖，虽然是革命党人的心脏，却相当脆弱。因为伟大的革命领袖没有肢体。当陈炯明反叛时，孙中山相当狼狈。孙中山革命几十年，就落下广东那点地盘，那点地盘还被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当陈炯明的部将叶举控制广州时，孙中山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跑路。

当然陈炯明知道孙中山的重要性，只想让他滚蛋，不想要他命，开炮之前把消息透露给孙中山的人，让孙大总统赶紧跑。陈炯明本质上是个政治家，他很清楚孙中山是革命党人的旗帜，无论他有怎样的理由杀孙中山，都会有人要他的命。最好的局面是，孙中山离开广东，到别的地方搞革命，把广东留给我陈炯明。我会把广东经营好，并且在精神上支持孙大总统你革命的，某些时候，我会适当在物质上支持一下的。

大概所有军阀都是这个心思吧。不管是孙中山当领导，还是后来的蒋介石当领导，军阀的目的有且经有一个：守护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炕头热。陈炯明虽然与众不同，虽然本质上是个政治家，但坐在军阀的位置上，就脱不了军阀的本性。因此与众不同的军阀也是军阀，本质上是政治家的军阀也还是军阀。

第二章 法统

孙中山在少数卫士的保卫下冒着枪弹威胁到达海军司令部，在六月十七号，登上永丰舰（日后的中山舰），相当狼狈。陈炯明的行为彻底伤害了孙中山的心。孙中山一辈子有过各种狼狈，面对袁世凯狼狈过，面对各路军阀狼狈过。但是被同志、手下、老乡整得如此狼狈，平生有且仅有这么一回。孙中山不是不知道陈炯明的意思。但是绝对不能让陈炯明得逞。他的目的是统一中国。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广东都搞不定，还革命什么啊！还北伐什么啊！好你个陈炯明，我跟你拼了。

孙中山有难，需要支援。但是孙中山身边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嘴炮高手，平时笔下有千言，遇到问题胸中无一策。危难之际，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挺身而出。

一九二二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四岁了，前途并不明朗。比较一下孙中山身边比较出色的几个人。宋教仁三十一岁就死了，已经风风光光、名垂青史了。被蒋介石杀掉的陶成章，也就活了三十四年，却也风光一时。大哥陈其美多活了几年，也成为革命党人的台柱型人物。看看和陈大哥同龄的陈炯明，只比他虚长几岁，不但独霸一方，还敢跟孙中山上演对手戏。唯蒋介石，还依然是前途渺茫啊。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或东奔西走、或埋头沉思已经六年有余。那六年的时间在各类传记中所载不多，也没有专家学者挖掘。实际上那六年对蒋介石极为重要。

一九一六年之前，跟着陈其美身边的那个蒋介石虽然城府极深，但并不成熟，未见过人之处，有时候表现反而像愣头青。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行走在灯红酒绿和枪林弹雨之间，兼具职业革命者和花花太岁的双重行为。一九二二年的蒋介石已经和陈洁如结婚，生活作风上日渐严谨。最大的改变是，他已经有了“领袖之心”，想当领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蜕变。至于如何完成这个蜕变，已经难以考证。

就当是形式而言，蒋介石要当领袖，只能是接过孙中山的领袖衣钵。然而从一九二二年看，接班孙中山为领袖的可能性无限趋向零。因为在他和孙中山之间，还隔着很多人。然而陈炯明对孙中山开炮，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和领袖交心的机会。普通人都讲患难见真情，如果是跟领袖共患难，那是一辈子难得一遇的事啊。

蒋介石告别娇妻陈洁如，决心到千里之外和领袖共生死。临别之前，蒋介石写信给大财阀兼把兄弟张静江，托付后事：如果兄弟不幸遇难，请照顾家母云云。

六月二十五号，蒋介石南下，四天之后的二十九号抵达广东。然后通过一系列潜行伪装，终于登上永丰舰。此后几十天时间，危机重重，蒋介石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把孙中山感动得一塌糊涂。有了孙中山的认可，就有了接过革命法统的可能。

人说蒋介石起于黄埔军校，实则起于永丰舰。

永丰舰上，蒋介石不是自己出现在孙中山面前，而是把自己的心拿给孙中山看。领袖看到了吧，心是红的、是热的，配得上你的信任。

永丰舰上，蒋介石征服了孙中山，才有机会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如果不是陈炯明叛乱，孙中山未必去建设黄埔军校，蒋介石未必能成为孙中山的心腹、也就失去对革命法统的继承权。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的命运必然是另一个模样。所以说陈炯明是蒋介石的幸运星。蒋介石应该给陈炯明写一个大大的——谢——字。

事情还没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陈炯明算账。黄埔一期刚刚毕业，蒋介石就带着他们东征。打垮陈炯明，继承孙中山正统，是成为领袖的必备条件。

评，有理想的陈炯明最终成了蒋介石的历史垫脚石。

所谓法统

日后蒋介石辉煌腾达，是打着革命法统，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说直白一点也就是挟“法统”以令军阀。在国民党内斗的那些年月，蒋介石不论胜败都是中央军，为何？法统也。

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打得天昏地暗，都自称孙中山继承者，至今海峡两岸都挂孙中山巨幅画像，就是争夺法统。蒋介石抓住老版三民主义不放，毛泽东则号称继承新三民主义。

法统是啥玩意呢？法统不是啥玩意，说不清出，但确实存在。

类比一下，中国之前有道统之说，那玩意是由孟子最先说的：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下启千秋百代，第一代就是他孟子。后来儒学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继承那个系统。唐代的韩愈再一次论证：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简单点说，就是承传儒家的核心，仁义道德。宋代的朱熹就直接说，这是道统。看起来跟家谱有点像。家谱是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你是皇帝，按照血缘关系，如果你没有被干掉的话，你的后代也会有一个皇帝。道统那玩意呢，承传的是仁义道德。当然千百年来，有过无数自诩为承传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的人大有人在。有点扯远了哈。如果愿意，可以把道统看成一种牛人的家谱。

革命是近代一个新名词，也有自己的法统（道统），承传核心就是革命。具体说，就是孙中山搞出来的那三个代表。古人有了道统，就可以自以为代表仁义道德，然后站在仁义道德的角度上对别人指手划脚。革命也一样，有了革命法统，就可以站在革命立场上对别人指手划脚。当年蒋介石去刺杀陶成章，美其名曰维护革命法统么。

那么如何继承革命法统呢？简单的讲，基础三民主义。说的更直接点，也就是模仿孙中山干事。孙中山干了啥事？革命。如何革命？拉队伍去打别人，抢地盘，给国人画饼曰，我带你们过好日子。说白了，就是暴力打倒那些需要达到的人。孙中山打倒过很多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打倒。需要有人继承他的法统，继续打倒别人。

所谓革命法统，也就是政治资本，功能和古代的天子相当。后来蒋介石传记，无不对永丰舰浓墨重彩，用意就是寓意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接过革命法统。其实当时孙中山身边还有一帮人。但是看到的只有蒋介石。仿佛永丰舰上只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人，连宋庆龄都隐藏了。蒋介石所到之处，必然高县孙中山画像。南京守不住了，也得把孙中山的衣冠冢给带走。为何？革命法统也。就凭这一点，蒋介石就高出孙中山其他追随者一节。国民党内其他人玩不过蒋介石也是正常。

当然在一九二二年谈革命法统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枪杆子。孙中山被陈炯明伤透了心，第二次创业，枪杆子自然要交到信得过的人手中。孙中山选择两个人：廖仲恺和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事交给他们。廖仲恺第一，蒋介石第二。廖仲恺被刺杀之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基本上一手遮天（因为周恩来牵制，留下一丝缝隙，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从那缝隙中出来的）。

蒋介石到苏联考察一番，得出结论是苏联不可信。但为了配合孙中山、取信于苏联，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留学，示以信任。从这事可以看出蒋介石手腕之老辣。日后蒋介石和苏联翻脸，蒋经国被阻隔在苏联，直到国共再次合作方才回国。

黄埔军校是一个制造枪杆子的场所。有了枪，就可以掌控话语权，就可以争夺革命法统，就可以名扬天下、纵横四海，如果能得到人民的认可，还可以青史留名在。

法统和枪杆子，硬币两面，彼此依存共生。法统是外衣，枪杆子是骨架。

第三章 蒋介石的枪

如果说各路专家忽略了蒋介石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蜕变，那么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就说得太多了。

一九二四年，刚刚去黄埔军校上班的蒋介石并不显眼。那时候全国有不少军校，黄埔军校并没有显示太多高人一等的地方。那时候的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全部地盘也就是广州巴掌大一块。广东省大部分地区还掌控在陈炯明手上。

四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国民党理论上统一全国。蒋介石也在理论上成为全国领袖。此后二十年，蒋介石一直主导大陆走势。直到三大战役结束，毛泽东才取代蒋介石主导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国民党最后失败，蒋介石人生中的这四年，必定在历史上大书特书。那么蒋介石是怎么做到的？答曰，枪杆子。蒋介石一辈子都在摆弄枪杆子，前期小打小闹不提，从黄埔军校算起，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东征讨伐陈炯明，枪杆子从无到有，安身立命。那个过程中，蒋介石带着黄埔师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顾生死，勇往直前，干得非常漂亮。摧毁了陈炯明，国民政府有了广东那样一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地位迅速提升。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已经在国民党中央排名第五位。在他上面还有四大天王：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

当时廖仲恺是黄埔军校一把手，管党政，国民党左派代言人，蒋介石的上级兼同事。在廖仲恺那里，寄托着共产党人继续国共合作下去的希望。胡汉民是右派，保守派，同时代表广东本土势力。汪精卫往左不如廖仲恺，往右不如胡汉民，做了中间派，随时准备往两边倒。许崇智这个人，大家不怎么熟悉，他是当时粤军支柱，也是军方代表性人物；是胡汉民的战略盟友，也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当时的蒋介石还看不到破土而出的希望。但是接下来一件事把蒋介石推向舞台中央：廖仲恺被刺杀了，在国民党党部门前被刺杀。

按照当时的局势走向，如果国民党执行孙中山新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共合作继续下去，继承人就是廖仲恺。究竟是谁杀了廖仲恺？这是一个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国民党内部政治暗杀——国民党历史上最大丑闻。因为按照政坛上的游戏规则，最重要的那个人被杀，往往不了了之。参照美国那些被行刺的总统，最后总是找一两个小角色定罪。廖仲恺事件也是一样，不了了之。

廖仲恺的死对蒋介石影响：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人，成为新兴军事力量的象征。

蒋介石对策：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表演二人转，把祸患引向胡汉民和许崇智。因为他们是右派，是廖仲恺的政敌。汪精卫对胡汉民下手，想要暗地里逮捕胡汉民。结果胡汉民直接躲到汪精卫家里，得陈碧君保护。消息传出后，闹得满城风雨。胡汉民被迫出国考察。蒋介石往许崇智大哥背后插一刀，逼迫许崇智出国考察。

结果：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理论上的老大。但枪杆子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汪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较量。每一次都是蒋介石占上风，却无法拿汪精卫怎么样。最后汪精卫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压制，却成了日本人走狗，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偷鸡不成蚀把米。

经过华丽转身之后，蒋介石立马联合一批新军阀，外出抢地盘，也就是摆弄枪杆子的第二阶段：北伐。

抛开那一系列意义不谈，一句话概括之，孙中山的粉丝去打袁世凯的粉丝。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孙中山的粉丝基本上赢了袁世凯的粉丝。蒋介石再一次展现自己的狠辣。

狠辣表现之一：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赢得北伐总司令职位。这个职位让蒋介石的人永远成为中央军，成为正统。让枪杆子和革命法统联系在一起。

狠辣表现之二：北伐路上，硬骨头留给别人。第一次北伐，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力最大。蒋介石的第一军在后面手边军队，扩充人马。把黄埔毕业生和旧军阀的散兵游勇结合起来，迅速壮大。然而在瞅准机会，让何应钦穿过福建插入浙江，再忽悠白崇禧配合，一举拿下长三角。从此东南最富有之地落入蒋介石手中，成为蒋介石的钱袋子、奠定此后二十年主导大陆的根基。

蒋介石在北伐中虽然表现出色，却犯下两个错误。

错误之一，因为太爱占便宜，放弃自己人攻打武汉的机会。结果武汉被唐生智拿下，成了国民政府新首都，认汪精卫为领袖。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蒋介石擅自建都南京，导致国民政府分裂。双方抄起笔杆子对骂对方分裂政府，口水满天飞，增加了长江的流量，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换成枪杆子，一番厮杀，染红了江水。蒋介石本人也是下岗再上岗。汪精卫机关算尽，最终还是以委身蒋介石而告终。但是比起另外一个错误，这个根本就不算啥。

错误之二，逼迫毛泽东拿起枪杆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的蒋介石脑海里还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或许在蒋介石眼中，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也和其他笔杆子一样，就是写点文章混口饭吃而已，谁给的利益多跟谁走。然而毛泽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笔杆子玩得虽然很好，但是那只是他的次要力量。他的主要能力还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中，军事和政治才是他的强项。

聪明与愚蠢

蒋介石一生中有两段辉煌。第一段就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用四年时间完成从凡夫俗子到领袖的过度。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上岗的蒋介石，还是一个有理想但也有困惑的匹夫。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已经是全国名义上的领袖。

即使放在中国历史上看，对比那些领袖人物，蒋介石生命中这四年也是相当耀眼。即使毛泽东，也只有解放战争那几年创造的事业堪与之相比。

蒋介石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前面说了两个，东征和北伐。现在说说第三个因素，屠杀共产党，也就是清共。在历史书上，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具体就是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伙同桂系攻占长三角之后，建都南京，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峙。四月十二号那天，蒋介石撕去伪装，抽出屠刀，对共产党人一番砍杀。那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杀戮。所以说最残忍，并非专指杀戮共产党。

——那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影响深远，超出东征、北伐、抗战等任何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中，蒋介石把自身优点和缺点充分曝光。他的聪明和愚蠢，一览无余。

国共双方天然敌对关系。虽然都是闹革命，但方式完全相反。国民党主张自上而下的精英革命。也就是商人出钱，文人出口水，革命者买武器，组织人马。至于社会基层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一边呆着不要动，围观看戏即可。共产党闹革命，主张从下而上闹开。把基层拉进来，对精英不利。天然的敌对关系。

共产党闹得越凶，精英损失越大。比方说工人运动，说白了就是和资本家捣乱，向资本家要钱。闹的过程中又能团结大多数，积攒人气。

蒋介石看准那一点，想要通过帮助资本家赢得资金。毕竟搞革命打仗向来很烧钱，需要很多资金。要压制工人，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解决共产党，一劳永逸的向资本家收钱。这是目的之一，为利。

另一个目的，通过解决共产党而解决汪精卫。汪精卫那个人，早期也曾英雄过，但是在孙中山死后，标准的墙头草，想在做派和右派中间捞好处。共产党原本和国民党左派关系最好。廖仲恺死后，原本处于中间派的汪精卫拉拢陈独秀，试图扛起左派大旗。而且国民党内部，汪精卫资历更老，人气更高。蒋介石要想成为国民党领袖，必须跨过汪精卫。为名。

在那个过程中，关键的一部是通过宋霭龄的谋划，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宋庆龄、宋子文、孔样熙、孙科原本都站在汪精卫那边。蒋宋结合之后，他们都站在蒋介石这边，在加上张静江等人，蒋介石完全赢得了资本家的认可。

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斗，武力上并没占多大优势。政治力量上看，汪精卫有共产党力挺，声势很大。最后汪精卫的武汉合并到蒋介石的南京，根源在于，江浙财阀搞垮了两湖的经济。汪精卫一看物价飞涨，撑不住了，立马效仿蒋介石，抽出屠刀对共产党人砍杀。这么一番折腾，汪精卫的左派旗帜没有了，只能到南京跟着蒋介石混，从此在蒋介石面前抬不起头，最后干脆做了汉奸。

这就是蒋介石的精明之处，不仅名利双收，而且抱得美人归。一时之间，世间好事仿佛被他一个人占完。那一年，蒋介石四十岁，不惑之年，到达人生巅峰，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世事如硬币，有正反两面，祸福相依，利弊共存。得意就会忘形。忘形之下的蒋介石失去控制，连同国民党左派一起杀戮，妄图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然而因为做太绝，导致如下一个结局：摧毁了国民党根基。

——这是蒋介石一生做过最蠢的事。

清共，最大的难题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陈立夫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斗，从中判断共产党。是不是很儿戏？这还算比较文明的。看看野蛮的部分：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老百姓，均被怀疑为共产党，清理掉。要知道那是革命年代，都是很激进的。

广州清党：军警将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装的，一律当共产党逮捕，什么情况？更过分的是，凡是头发向后梳的（当时比较潮的发型），一律当共产党逮捕。

上海清党：清党委员会由不相干的人负责，如同屠户杀鸡，看哪个不顺眼，干掉再说。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杀戮。

当时国民党正在夺权全国政权，士气正旺，基层党员大多数思想左倾。各地土豪劣绅借机报复。越是忠实的党员，遭遇越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要么被杀戮，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害，要么心灰意冷。一九二八年，清党一年之后，江苏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登记党员的情况：只有两成党员重新登记。广东省（革命故乡）：百分三十五的党员重新登记。广州市（国民革命核心之地）：只有一成党员重新登记。汉口（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情况：六分之一的党员重新登记。长沙，基本没剩下。

清党之前，国民党全国党员在百万以上，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份，只剩下六十五万。这个数字还包括清党开始之后乘机加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投机倒把分子。比方说四川，清党那个时候的党员反而变多了，因为各种投机分子来了。

看到了吧，在清党中损失的国民党远远多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精英骨干保存完整。国民党有气节之士损失殆尽。国民党基层组织毁于一旦。

清党，摧毁了国民党的魂魄。数十年以来，国民党培养的中下层精英毁于一旦。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定然眼睛睁得很大。如果说中共历次肃反、整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都有整人，都有破坏自己人。但是所有破坏对共产党影响加在一起，也不如蒋介石清党对国民党损害大。

蒋介石为何剿共总是失败？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摧毁了自己的基层组织，相当于把基层全部让给了共产党。蒋介石动则数十万大军，看似威风凛凛，却拿毛泽东几万人没办法。因为蒋介石失去了基层。基层之中的毛泽东，如同蛟龙在大海中。

更致命的是，国民党从此断了一条腿。任何一个党派都需要讲平衡。简单说，就是左派相对激进，右派相对保守。两派综合，方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如果没有右派，左派会成为一团火，把一切烧成灰烬。比方说共产党搞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绝对左派名义下进行的。破坏力前面已经说了。同样，如果只有右派，不好意思，政党就会腐朽堕落，失去生命力。

蒋介石清党把国民党左派摧毁，造成国民党活力丧失殆尽，一九二八年之后的国民党为何腐朽堕落？根源就在于左派被摧毁了。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积极组织都将和共产党挂钩。在那个民族意志崛起的时代，各种抗争与运动层出不穷，他们成了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国民党原本可以和共产党争夺左派。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斩断国民党根系，让共产党有了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

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到蒋介石想明白这一层，人已经在台湾孤岛上，遥望天涯，归期无期。

第四章 毛泽东的枪

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力量源泉，但还需要一个领袖把力量聚集起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东西夹攻之下，共产党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很多人也是那么干的，脱党。地位高、名气大的人还可以转到国民党阵营当花瓶摆设。

措施之一：用笔杆子摆事实讲道理，说你为啥杀我们？为啥违背伟大领袖孙中山的意愿？这不民主，也不科学，更不公平。我们谴责！我们抗议！党内一堆理论家，能玩笔杆子的多了，可以把各种不满和愤怒表达得逻辑清晰且感人至深。不仅如此，国民党内还有一批左派用笔杆子支持共产党，包括孙中山的妇人宋庆龄。然而暴力会把笔杆子折断。邓演达是廖仲恺之后的左派标志性人物，被杀了。

措施之二：妥协退让，就说求求你不要杀我们了，我们不会威胁你们。不要杀了，要啥就说嘛，只要我们有，就给。干嘛呀杀人呢，多么不文明不礼貌啊。鼎鼎大名的陈独秀把该做的都做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坐牢，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于非命，最好的朋友李大钊死于非命。全部共产党人成为猎物。

措施之三：暴力决不是济世良药，相反暴力是如同一头盲目的野兽。当生存问题面临野兽威胁，唯一的选择就是绵羊变身饿狼，以暴制暴。但是绵羊变身并不容易，需要从思想大筋骨，全方位转变。

当时党内主战派主要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掌控中共主要武力，精心策划之下搞出南昌起义，拉开绵羊变身的序幕。但是必须指出，南昌起义并不彻底，至少政治上并不彻底。它的旗帜是国民党左派，而非共产党旗帜。它是周恩来为了挽救时局的无奈之举。过程和结果，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败给了优势敌人，但打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但南昌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周恩来的思维进入一条死胡同：采用和蒋介石相同的方式同蒋介石较量。军队编制，作战方式，和国军相同。除了士气高一点，没有任何优势。在方式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力量大的一方取胜。蒋介石力量大。周恩来力量小。所以失败是必然。能成功才是奇迹。当然不是说周恩来能力不行。在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做得很好了。用相同的方式，换成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未必比周恩来做得更好。

日后的广州起义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也失败了。其他大大小小的起义，大同小异，结果也是大同小异。众多起义中，只有秋收起义是例外。按照中共中央的设计方案，秋收起义也没啥不同。因为是毛泽东领导，所以有了不同。毛泽东带领大家走出死胡同，为共产党找到一条出路，从此打开了局面。

南昌起义之后的第六天，中共在汉口开了一个会，叫八七会议。那次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之后同样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因为和陈独秀之前闹别扭失去了中央委员资格，八七会议上候补回来。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是坚决的主战派，发言不多，但是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枪杆子出政权。

很多时候，这个论调一直是毁誉参半。毁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推崇暴力。誉者认为，这个确实很有效。两者各有道理却都偏离了核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论点。伟大之处在于，重拾尚武精神，给武者（枪杆子）应有的认知和尊重。近代中国所以如此狼狈，除了体制腐朽、政治经济落后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武精神的缺失。要论落后，彼得大帝时代的沙俄更落后，远比康熙时代的清帝国落后。但是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一直在扩张。康熙之后的清帝国逐渐腐化。原因很在？清帝国阉割了尚武精神而已。

宋朝之前，中国的尚武之风也是很强劲。要不然，就不会有如今的地盘。但是宋朝开始全力推广科举制，文人治国，对尚武精神进行制度性阉割。文人高高在上，高谈论阔，唧唧歪歪。武者开疆守土，却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马背上的元和清，一旦全盘接受文官系统那一套，战斗力急剧下降。

国家一旦遭遇挫折，特别是外战失败，文人要么到祖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乞求祖先显灵；要么找地方自杀，显示刚烈；要么跻身风月场所或书房阁楼中消极避世，装出一份清高嘴脸；又或者直接以为天要变，直接卖身敌人，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一腔热血救世，常常悲壮有余而效果不足。比方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何其壮烈，何其不值！早期的共产党人也一样，不畏砍头流血，但大好的头颅却白白被砍，何其壮烈，何其不值！

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不论多么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主张，没有执行力都是镜花水月。鲜花不会从镜子中走出。水中永远捞不出月亮。古今中外，任何伟大帝国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有了武力才能谈生存。历史上最富裕繁荣的宋朝，因为没有武力，成为马背民族蹂躏对象。

所以要想救世，必须重拾尚武精神。那种精神已经被阉割千年，要拾起来谈何容易。毛泽东非比寻常之处在于，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论断把道出武力的重要性。正因为尚武精神的回归，共军无论任何阶段都具备强悍的战斗力。

勇者未必无敌，但必须无畏。无畏，即尚武精神。

孙中山搞革命三十年才想通这个道理，临死之前创建黄埔军校。校门前对联：嘉宾戾止，我武维扬。之后改为：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共产党人虽然和孙中山合作，但是真正认清孙中山一生的，毛泽东应该是第一人。在其他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毛泽东指出问题的实质，而且比周恩来走得更远更彻底。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想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工作。毕竟毛泽东中共三大时就是中央秘书长，排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李大钊死了，陈独秀靠边站了，新中央战略转型，需要新人。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为何要这样？此后将见分晓。相当于说，新上任一把手让他回办公室参与领导不愿意，甘心跑到一线当业务员，而且是在没有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单独吃苦受累打江山。

毛泽东这么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他还是革命梦想家时明白的道理：吃饭问题，自己吃饭问题和天下人吃饭问题。以毛泽东当年的处境，可以在国共双方游走，个人吃饭问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天下人吃饭问题。

毛泽东自己需要吃饭，但也关心天下人吃饭。当毛泽东还在韶山冲当小农民时，饥民到他家强吃强拿。他爸爸气得半死。他非但不同情他爸爸，而是站在多说饥民那一边。因为在他看来，既然都是人，那么占据大多数的饥民没理由挨饿，也应该吃饭。当时的毛泽东，不过念过几年私塾，又因为读过《三国演义》等书而已。

若干年之后，当大龄青年毛泽东走进湖南师范，读遍古今中外之后，他不但没有成为一个迂腐的学者，反而找到一个答案：世间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吃饭问题。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一个温和的年轻人，并不主张暴力革命。

走上社会，遇见人世百态，看透各种口号空虚无力，看知识分子各种虚伪，一番辨析之后，毛泽东放弃去欧洲进修的机会，参与创建共产党。

他因为自己能力得到领袖陈独秀的信任，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但是他发现，中国的根基在农民，依然搞起了农民运动，为此不惜和陈独秀决裂。

当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那些曾经指责他和国民党靠近的大人物束手无策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脱党的时候，又有很多共产党人跟着国民党走的时候，毛泽东奋起抗争，捍卫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此奋斗。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一九二七年的毛泽东已经三十四岁，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三十四年时间，他幻想过、梦想过、挣扎过、失望过，如今终于面对现实，以书生身份走向战场。他要消灭各种各样的军阀、土匪、强盗、二杆子，解决天下人吃饭问题。

书生上战场虽然少见，却也不稀奇。南宋虞允文，书生上战场，照样抵挡如狼似虎的金国铁骑，奠定宋金对峙的局面。明末的孙承宗，也是书生出关，强横的努尔哈赤照样拿他没辙。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书生上战场。但毛泽东和他们都不同，虞允文、孙承宗手里有优于对手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占优势。曾国藩和左宗棠背后也有政府的支持。毛泽东一无所有，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粮草和军饷。所谓中央也是一个空壳，行动还要听从远在万里之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示。但是没有关系，我将解决这一切。

我将背负天下、勇往直前。

我的思想将穿过时空。

我的脚印将停留在史书之上。

我无所畏惧。

书生上阵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充分准备。为何要秋收之后？很简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呗。白手起家打天下，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当时土地收成有限。秋收之后，粮食比较丰富，容易筹集，农民也比较闲（和平年代都是打麻将哈），有时间搞运动。

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者，通常都是大手一挥，振臂高呼，同志们，同胞们，干。那种煽情看起来挺感人，但那是表演。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搞调研，研究局势和各种可能性。当时问题很多，时间很短，争议很大，压力非常大。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

问题之一：旗帜问题。很多人认为应该仿效南昌起义。毛泽东坚决主张亮出“共产党旗帜”。师出有名嘛。按照南昌起义的旗帜，还是国民党内斗。

问题之二：党内一群书生认为，起义应该依靠农工武装，职业军队起次要作用。打仗不要军队是哪门子道理？原因还是南昌起义失败南下，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意味着职业军人暴动并不理想。其中蔡廷锴原本也是参加起义的，中途退出了，给人印象：军队不靠谱。共产党只能把宝压在农民暴动上。毛泽东再次告诉大家：要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问题之三：利益问题。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归根到底都是利益分配问题。不论是国家、党派、还是阶级，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时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所有事都在地下进行。毛泽东虽然是中央特派员，身边连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都没有，能信任的人也就是两个弟弟和一些骨干分子，而且意见不统一，常常争吵不休。

南昌起义之后，两湖地区对共产党搜捕更为严厉。要知道辛亥革命就是从两湖闹起来的。国军北伐，占领武汉之后那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因此国民党对两湖相当看重。因此毛泽东本人活动冒着巨大风险——甚至在起义前夕被捕。当时毛泽东去安源部署，化妆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被民团抓住。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描述了当时情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险。

不仅如此，整个组织也不靠谱。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在九月九号（中秋节）举行。但湖南省委下达的起义密令竟然被国军截获。湖南当时是唐生智的地盘。唐生智是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军事支柱。幸好唐生智的主力和南京政府国军在东线作战，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长沙依然宣布从九月六号开始戒严，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满大街。

起义还是如期进行，九月九号开始破坏铁路，组织援军。起义队伍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共五千人，目的是攻下长沙。

至于毛泽东的心情，可参照十号晚上写下的那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并非能否攻下长沙，而是十一号爆发的各县起义。按照原来的设想，起义旗帜亮出来之后，农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很快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达到以点带面全省暴动的目的。然而很遗憾，农民并没有动员起来。按照夏明翰的说法：“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农民不参加，起义军处于劣势，且没有作战经验，三个团战果如下：第一团被国军植入木马病毒，行动途中遭遇叛变，失败。第二团攻占一些地方，一不小心陷入重围，被打散，失败。第三团撤退快，差点被包围。

那种情况下再去攻打长沙，无异于拿脑袋撞墙。但攻打长沙是中央原定计划。当时中央刚刚从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转向左倾，不执行计划相当于逃跑。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就算逃跑，关键是往哪里逃？国民党正在满世界抓人呢。离开了军队除非隐姓埋名回家种田。队伍二号指战员，师长余洒度就坚持攻打长沙，打死算了，牺牲了事。

南昌起义生死攸关之际，朱德站出来和大家说，跟我走。

秋收起义本就是毛泽东搞出来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告诉大家，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去打长沙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九月二十号，起义十一天之后，队伍只剩下一千五百人，毛泽东带领他们南撤。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三天之后在江西地界遭遇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卢德铭生于一九零五年，四川人，黄埔二期，跟随叶挺独立团北伐，秋收起义的二号人物兼战场第一号指挥员。他所以牺牲，是因为队伍纪律不行，包括二号指战员余洒度在内，已经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不守纪律，且侦查不力。如此情况发展下去，毛泽东迟早要变成光杆司令。此时毛泽东已经光荣的走上国民党通缉榜，脑袋标价为五千大洋。这个价格已经不少，对毛泽东还是太低了。当然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上涨。二十一年之后，蒋介石付出了全部大陆也没能拿下毛泽东的项上人头。

共军魂魄

卢德铭牺牲之后，队伍继续减员。毛泽东又带着残余人马继续往前走，六天之后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穷乡僻壤，安全了。

在那里，毛泽东做了人生第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决定——就地整编。当时队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人数不足千人，二十天的时间，队伍减员百分八十以上，而且继续减员。当时流行用语：“走不走？”和“往哪儿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就在那样的时刻、就在那样一支队伍上铸就共军魂魄。

三湾整编之前，虽然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编制上还是国民党队伍。

三湾整编之后，队伍脱胎换骨，迅速壮大，经过苏区反围剿，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成长为百万大军；武器装备也从当初几百支枪，到如今的坦克、大炮、飞机、导弹、航母、卫星。

那么毛泽东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究竟干了啥？两件事：第一，把他的个人魂魄融入到那支军队中。第二，建立一种制度。

国家的脊梁在于军队。军队的战力和作风和领导者密切相关。东方人认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西方人认为：一头狮子统帅一群绵羊能战胜一头绵羊统帅的狮子。历史反复证明，东方和西方人的观点都是对的。

中国历史很长，多次出现过强悍的帝国和强悍的军队。每支强悍的军队有一个强悍的统帅。每一个强悍的统帅都有普遍的特点，如胆识、魄力、韧性、想象力。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强悍的人。当农民时就强悍，反抗他那刻薄的爸爸。读书时就强悍，敢于组织学生对抗军阀，敢于在华夏低落之时写文章坚守本土文化实为可贵。走上社会更强悍。信仰共产主义，参与创建共产党，需要的是理想。乱世之中的理想主义者就需要强悍的本质。面对优势敌人举起屠刀敢于奋起反抗，更是强者中的强者。这样强者组织起来的军队，战斗力永远不会差。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开头就对情绪低落的战士们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战士可以当敌人百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口气，大。

这风格，强。

然而口气大、作风强不新鲜。关键在制度。纵观中国历史，人治贯穿始末。政策执行，总是和某些强人相关。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军队也不例外。岳飞之后再无岳家军。戚继光之后再无戚家军。历朝历代，名将雄主之后，军队战斗力总是直线下滑，跟着王朝走向轮回。归根到底，制度问题。

军事制度建设上，一直是缺陷。两千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起兵引入农业帝国。此后帝国名将多半都是使用骑兵的高手，如霍去病、李靖、徐达等人。但是没有解决军队对强人的依赖。到了近代，即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依然没能解决人和制度的问题。

再看国军那边，蒋介石从来无法指挥桂系。在蒋介石的嫡系中，何应钦从来指挥不了陈诚或胡宗南。再往下看小派系，新一军的战斗力可谓一流，但是在孙立人手中和其他人手中完全是两支军队。孙立人本人还相对独立，不属于任何派系呢。都说国军内部不团结，其实谁不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有效制度让他们团结。

再看国军六十军在东北集体投降，改编为共军第五十军。同样一支军队，五十军在抗美援朝的汉江阻击战上，英勇顽强程度不比任何共军老牌部队差。原因何在？制度问题。

制度根源就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的三湾村建立的。毛泽东施展什么魔法了？没有，其实很简单，就三招。

第一招，实事求是。

军事上常见的现象就是虚张声势。两千人号称万人。万人号称十万人。十几万人就敢号称百万大军。毛泽东的队伍编制是一个师，但损失严重。其实他还可以继续号称一个师，至少可以让屁股后面的追兵有所顾忌。而且对中央也容易交代一点。毕竟给你五千人丢了百分八十，并不是多么光彩的事。

然而毛泽东没有那样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原本的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二营空缺），另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不搞假大空。

不仅如此，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宣布，去留自由，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相当于说，对将士们开诚布公。湘南丛林里的朱德，也是靠整顿军纪中掏心窝子，才被整支队伍接受的。

——实事求是，自信的表现。毛泽东自信可以把队伍带到理想状态。

第二招，确立一个原则，党指挥枪。

毛泽东决定：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如此一来，不仅把松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的力量，而且可以让组织起来的党员带动非党员，把整个队伍凝聚起来。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号之后，这个原则从未动摇。每一次党代会，就要确认一下这个原则。军报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发出声音，确认这一原则。这个原则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现在大家对这个原则比较习惯，但是在当时，是创举。

历史上看，家天下，军队要么是皇帝家，要么是军阀家。党派拥有军队始于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对军队控制力不足，稀里糊涂的，所以孙中山临死之前革命没搞成功。所以国民党没能解决军阀问题。毛泽东这个决定，相当于说，把军队制度化，彻底摆脱了对强人的依赖，有了可延续性。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张国焘斗争失败了，红四方面军改编之后，刘伯承指挥。林彪拉出来的第四野战军，到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也能指挥。所以建国之后历次运动，彭德怀蒙冤了，林彪出走了，共军还是共军。看看国军那边，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战胜利冯玉祥，却不能收编战斗力超强的西北军为己所用。高下立判。

从共产党内看也是创举。因为之前共产党名义上没有军队。周恩来储备的军事人才，也都是从黄埔军校中拉过来的苗子，还有一小部分摇摆不定的军队。三湾改编之后，共产党不仅名正言顺的拥有了军队，而且有了自己的建军制度。

当毛泽东在山沟里确立这一原则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还在东躲西藏，考虑生存问题。至于名义上最高领导，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本就毫不知情。所以确切说，建军节应该是九月二十九号。正是那一天，毛泽东确定了自己在共军之中的地位。

从此以后，“党指挥枪”和“枪杆子出政权”有机结合在一起，共产党的基本战力形成。

第三招，很特别，民主。

都知道军队等级森严，最讲秩序。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讲什么民主？之前从没有人在军队讲民主。军队有民主可讲？有。至少毛泽东讲了。

其实民主并不高深，任何组织都能用。要知道军队虽然讲秩序。但秩序只是级别高低，职能不同而已，并非人本身高下之分、贵贱之分。这些道理说出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些。认识到未必能遵守。特别是中国，几千年了，讲尊卑有序。军队中官大一级压死人。打骂士兵，普遍。虐待士兵，常见。不拿士兵当人看的情况也有。

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规定，官兵平等，待遇一样，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这些听起来像官话，关键在执行。

如何执行呢？具体措施：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权限包括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长官要受它的监督。

而且毛泽东本人以身作则，起榜样作用。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特别是失败之后的行军，更为艰苦。不仅衣食无着落，还要躲避敌人的追踪。毛泽东本人虽然是队伍一把手，但是不搞特权，和士兵一样穿草鞋行军，脚被草鞋绳擦破，忍痛前行。将士们觉得领导太辛苦，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他告诉大家：“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不仅如此，他还要一边走一边和大家聊天，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带领他们达到战略目标。

——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爱戴，是所有一流统帅共同特征。

——好吧，我们走，我们将发展壮大，我们将战无不胜。我将带你们勇往直前，我将带你们开天辟地。如此便把他的魂魄融入队伍。

有一个例子可解释这种力量。战国名将吴起，与最下层士兵吃饭穿衣同一标准。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全军统帅的吴起，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士兵的母亲得知那个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士兵，你儿子能得到将军这样的厚爱你为什么哭呢？”母亲哭诉道：“当初吴老将军也曾为我孩子的父亲吸脓血，结果打仗时，他的父亲格外拼命，战死沙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要为国家视死如归了！”母亲说的是对的。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

三招完毕，共军诞生。这就是为何说毛泽东是共军的缔造者的原因。

赞，毛泽东解决了困扰中国军事家千年难题：让军队从依靠强人变成依靠制度。

策划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没有做到。堪称共军之父的朱德没有做到。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周恩来策划多少次起义都无济于事。朱德就算把共军重新集合起来，也无法改变强人军队的本质。

卫青霍去病之后，汉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李靖李绩之后，唐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朱棣之后，明朝战斗力衰退。

离开曾国藩，湘军就是渣。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变成军阀。

国军那边，新一军离开孙立人就不灵，桂系只认李宗仁和白崇禧。

共军这边，彭德怀虽然蒙冤，共军还是共军；林彪出走，共军还是共军；毛泽东死后，共军还是共军。因为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军事发展史。

第五章 龙行于野

完成体制建设之后，毛泽东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要在那里叫日月换新天。哪儿呢？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首先看到江西东部和湖南西部那片山林，风光秀丽，生活艰辛，原始落后，那便是罗霄山脉。

山脉中段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层峦迭峰，地势险峻，名曰井冈山。其中部为崇山峻岭，两侧为丘陵，要上山必须经过五大关隘。从山下往上看，如一座巨大的城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古时候占山为王的理想场所。毛泽东带人去了那里，干嘛？藏起来先。

这一招超出了所有人预料。国军也是连年混战，各路军阀都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败，这里跑到那里，但没有谁钻进深山老林当大王的。他们以为毛泽东的共军已经散了。连中共中央都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

很多人搞不懂，咱是信仰共产主义搞革命的，咱有凌云之志，咱要消灭敌人，跑到深山老林藏起来算啥本事，不就成了山大王了么？毛泽东告诉大家，咱们就是先去藏起来，让国军够不着、打不着，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咱就是要从山大王开始干起，爬山涉水，锻炼胳膊腿，等肌肉长出来，再出去秀。刘邦从小混混干起，朱元璋从叫花子干起，比起他们，山大王的起点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毛泽东信心满满的对大家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用《易经》里话说，这叫“潜龙勿用”。

这是一个战略性改变。周恩来那样搞法，不论多么轰轰烈烈，终究还是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丧失战略主动权。毛泽东这个搞法，以“我”为主，藏巧于拙，掌握主动权。这一切并不稀奇。因为从毛泽东那篇《心之力》就能看出来，从毛泽东选择不去留学就能看出来，从毛泽东在工运高潮时研究农民运动就能看出来。

大家这么干吧。

中国这地方，说大也大，毕竟这么大地盘；说小也小，这多人，很拥挤，各行各业竞争激烈。这不，井冈山这样天然的山寨，已经有人占据了。袁文才和王佐，带着一百多号人、几十支枪称王称霸。如何面对他们，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按照双方实力对比，要消灭他们不难。毛泽东身边也有人主张这么干。问题是后果，如此一来，就演变成晁盖梁山伯消灭王伦的翻版。晁盖可以那么干，因为他只要当那块地和兄弟们喝酒快活就行。毛泽东是要征服天下的。如果连小小的一支土匪都征服不了，何谈天下大事。毛泽东告诉大家：“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

因为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一大批人流血牺牲。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增加获胜概率。毛泽东了解到，袁文才很看重枪。因为他有一百多号人，枪不够用。毛泽东提议：送袁文才一百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马武装起来。

这个意见过于大胆，遭到不少人反对。因为袁文才对刚诞生的共军不了解，并没有表现出善意。如果袁文才拿到枪翻脸，局势大大不利。而共军武器弹药也不充足。但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绿林好汉讲义气。不跟他们抢地盘的情况下，给他们那么多东西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之后再把他们整编入自己的队伍，一百条枪还是自己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的事业如何，取决于胸襟如何。结果跟毛泽东预测的一样，袁文才和王佐被毛泽东征服。就这样，白手起家的毛泽东带着残存的人马找到立足之地。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带着残部在湘南东奔西走。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的一场误会，往左和袁文才二人命丧彭德怀手中。为此埋下毛泽东和彭德怀一生中第一颗分裂的种子。

技术手段

贫瘠的山野，历来是绿林好汉的乐园，山大王的乐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让人目不暇给。仅仅二十四史，就有很大一部分的背景是绿林。但是那些多如牛毛的绿林好汉们，最后都在绿林中消失了，能走出来的寥寥无几。毛泽东这种以山野为起点，经历如此多的传奇，最后横扫天下属于特例。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有自己的方式。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如同小学教师一样细心说教，又如传教士一样喋喋不休。精神好的时候就写文章，见人就宣传自己的见解。那些见解并不神秘，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搞了几条根据地建设的纪律，称三大纪律。

三大纪律之一：行动听指挥。

——党指挥枪的通俗解释。听谁指挥？当然要听各级党组织指挥啦。

三大纪律之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

——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在重要的位置。用古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用现代话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大纪律之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不扰民，方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那么这几条就是中国法律的雏形和原始精神。事到如今，前两条且不说，第三条已经千疮百孔。贪污腐败盛行，已经超出扰民范畴，在吸百姓的血汗和骨髓。各种为了商业利益强拆，已经超出扰民范畴，侵犯百姓的基本权益。

如果队伍仅仅龟缩在井冈山那块小地方，行为相当于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去美洲进行社会实践。搞得好，完全可以建成一个现代版本的世外桃源。搞得不好，也可以当山大王，当好汉。问题是毛泽东要征服天下，那就要出去。还要继续唠叨。

队伍攻克遂川县城，开始打土豪。定眼一看，外表服装上都像土豪，太多了，打。难道发财了？其实不是。他们只是小商人而已，只是打扮得和土豪差不多。毛泽东一看，这下捅娄子了。小商人也就是城市农民而已，得罪了他们，宣传上肯定失败。城市里就没法立足。

而毛泽东的理想是最终是要走向城市的。就把队伍集中起来，宣传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后面四条都很明确，怎么解释上门板、捆铺草？军队夜宿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和草铺，清晨起来，要把门板上好，铺草要捆好。

行军途中发生了损坏庄稼现象，加了一条，不损坏庄稼。

打仗抓了俘虏，有士兵愤恨之下打骂之，再加一条，不虐待俘虏。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始版本，日后加以完善。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筹款要归公。

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此以后，根据地建设，军民关系，都建立在这些简单但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上。建国后谱成歌曲，到处传唱。

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南巡瓦解林彪的威信，所到之处除了各种明示和暗示之外，一个必备节目就是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何要唱这首歌？原因很简单，这首歌中蕴含了共军的起源、促进了共军的强大。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精神也蕴藏在这首歌中。事实上，不仅是毛泽东或共军，任何人、任何军队能做到这一切，都将强大无比。

为何说毛泽东成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秘密就在这里。

第六章 力量和机遇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完全按照的自己的意志组建共军。共军从无到有走到今天，毛泽东是关键。那么共军战力如何？

共军战史有很多精彩篇章：反围剿，长征，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每一个阶段都很精彩，要阐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要诠释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可以参考基本指标：基本功，创造力，执行力。

基本功：也就是训练程度，对环境适应能力。

这个方面共军是顶尖的。共军有先天优势——来源主要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看起来并不强壮，有时候甚至很碍眼。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群落。高温或苦寒，爬山涉水，中国农民都行。这么说吧，现在的特种兵，经过严酷的训练之后才能具备这些基本功。对农民来说，只要组织起来，吃饱饭，就具备这些素质，就可以跑得比别人快，耐力比别人强，就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任务。这些已经无须说明。共军的看家本领是野战。因为共军在每一个阶段的战争，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要赢得辉煌，必须野战，通过穿插迂回等灵活的战术弥补装备上的差距。就需要在相同的时间内比对方跑更多的路，比对方更能爬山涉水，更能隐蔽自己。比方说长征途中攻打腊子口，命悬一线，需要攀越现代只有专业攀岩队员才能攀过的山，共军轻轻松松完成任务。

所谓创造力，简单说就是面对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无到有，一切都需要亲自动手。为了形象一点，结合一个实例看看。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在空中占据绝对优势，志愿军吃亏很大，尤其是后勤供应。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呢？一个普通战士想到了办法：从前线到后方的山头上设置防空哨，前方看见美军战机触动，立马就打枪，一个接一个，枪声传到后方，沿途运输的车辆马上隐蔽。飞机那么快，汽车如何隐蔽呢？办法是沿途挖防空洞。汽车可以隐蔽在防空洞中。从而大大降低后勤补给困难。

执行能力吧，也就不用说了，黄继光、龙世昌、邱少云等人的故事已经说明了一切。比方说飞夺泸定桥，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无人掉队。为了形象一点说明问题，引入一个美军精英做参考。

埃文斯·卡尔逊，生于一八九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跟随当时美军特级上将（美军中最高军衔）潘兴将军（潘兴是马歇尔的伯乐。二战后马歇尔拒绝接受元帅头衔，就是向潘兴表达敬意——不想级别超过老领导。美军至今没有元帅军衔）到欧洲接受战火锤炼。一九二二年加入海军陆战，蒋介石清党那会在驻中国美军服役，同情中共遭遇。一九三五年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卫队营长。两年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罗斯福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就让卡尔逊以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充当军事观察员角色收集情报。当时卡尔逊十四岁，美军精英，可以直接写信给罗斯福表达所见所闻所想。

卡尔逊没有辜负罗斯福的重托，穿越中日前线。不仅如此，和斯诺交换意见后，他还穿过重重险阻去了延安，成了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美国军官。他用五十一天的时间行程三千里，走遍共军开创的所有根据地，见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

卡尔逊评价共军：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

朱德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朱德的评价：罗伯特·李的仁慈，亚伯拉罕·林肯的谦让，还有格兰特的坚强。夜里，卡尔逊和朱德一起坐在总部大院吹口琴。史沫特莱相信他对朱德有一种类似父亲的感情。

真正让卡尔逊震惊的还是共军普通士兵。卡尔逊考察共军根据地考察时，可不是走马观花，他是直接参加共军行动的。一次六百人组成分队，强行军到九十公里以外袭击日军。当时是寒冷的冬夜，山路崎岖难行。他们还要背着武器弹药。完成任务以后，卡尔逊已经筋疲力尽，但是让他震惊的是，那种强度下竟然没有一个士兵掉队。要知道卡尔逊不是一般人，十六岁加入美军，去欧洲参战了，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总统卫队的指挥官，身体素质绝对是一流的。四十岁的年纪在军官中正值壮年。当他感觉到吃不消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士兵都不行了。而共军战士没有掉队。

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卡尔逊问一个战士：“你如何能做到不掉队？”得到一个永生难忘的答案：战士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有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我知道这次行动对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听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台词，但却是出自普通战士之口。那战士不过是农民中的一员而已。对比国军，正规军大规模的溃败，沦落在敌后的国军竟然没法生存。天差地别啊。

正因如此，卡尔逊总结：“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严于律己的一支军队。我所见到的是料想不到的事实，是我终生难忘的阅历。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卡尔逊考察完毕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建议给共军装备，搞得蒋介石眉头紧锁，心中暗骂娘希匹。他把所见所闻到处宣传，但是大家并不认同，甚至认为他被共产党人收买了。为此，卡尔逊甚至丢掉职位。他写书宣传共军，如《中国陆军》，是最早的共军宣传作品之一。卡尔逊并非嘴皮子或笔杆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卡尔逊以八路军为模板建立一支独立的突击队，战斗力非常强悍，在奇袭日军重兵把守的金马岛时立下赫赫战功。卡尔逊由此成为美军中的一个异类——最早了解共军战斗力的美国军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的美国同行终于理解了他。然而他已经一九四七年过世，死前对中国内战预言：处于优势的国军必败。

好吧，对共军战斗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当卡尔逊对蒋介石说共军如何了得时，蒋介石很不耐烦。如果卡尔逊机灵一点，说点场面话。以他的身份应该可以捞到不少好处吧。

很显然，蒋介石是没有卡尔逊的军事洞察力的。所以他无法在军事上进行正确评估，对毛泽东一而再的进攻，最后攻不动了，自己转进到台湾。

事实上毛泽东应该感谢蒋介石。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时间去落实。在打的能力也需要空间施展。毛泽东有机会在井冈山上从容不迫的建制度，是因为蒋介石给了他两年时间。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蒋介石很忙。

忙碌的蒋介石

按道理说，国共两党为天敌，既然已经撕破脸皮，拿起枪杆子对抗，号称正统的国民党自然要全力追缴，不然后患无穷。看看楚汉时代的刘邦，带着几个人跑到巴蜀躲一阵子，出来就能和项羽争夺天下，最终战而胜之。看看成吉思汗，最惨的时候喝脏水，随后东山再起。看看李自成，曾几何时，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共军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内有英明伟大的统帅，外有共产国际支持。

最应该追缴共产党的，就是一心继承孙中山法统，以领袖自居，要一统天下的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偏偏很忙。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忙着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残存的共军得以保存火种。一九二八年带着一帮兄弟再次北伐，清扫袁世凯粉丝。但是之后呢？应该追剿共军了吧。

不，蒋介石依然很忙。

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了，蒋介石理论上一统中国，成了全国领袖，完成了孙中山未能完成之事业。彼时的他风光满面，看起来已经有再造中华之气象，应该很忙。全国百废待兴，很多事，比方说搞教育、搞建设啥的。但蒋介石忙的不是这些，而是看他那帮结义兄弟不顺眼。特别是李宗仁和冯玉祥。

蒋介石的北伐分成前后两段，第一次北伐，出力最大的李宗仁老弟。李宗仁带着第七军横扫江西和安徽，保证了蒋介石的第一军拿下长三角，功劳大大的。第二次北伐，出力最大的是冯玉祥老哥。冯玉祥带着西北军出关中、入河北，逼近京津。张作霖被迫往关外撤退。正因为二位兄弟功劳很大，蒋介石看他们很不顺眼。尤其是李宗仁老弟。蒋介石第一次下岗失业，就是被李宗仁和白崇禧逼的，确切说，是被两位桂系领袖踹下去的。

蒋介石对此难以释怀，不去搞建设，也不去剿共，铁了心对桂系下手。一番部署准备，拳打脚踢，搞得李宗仁和白崇禧疲于招架，狼狈窜逃。就在蒋介石想一鼓作气消灭李宗仁老弟之际，冯玉祥老哥那边也闹开了。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心思，消灭了桂系，接下来就轮到自己，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各路兄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合计一下，共同推出阎锡山为老大，和蒋介石对抗。双方拿出各自家底，组织百万雄兵在中原一带血拼，白骨如山，血流成河。这便是中原大战，最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也是蒋介石军事生涯的第三阶段。

最后还是张学良老弟够意思，入关帮助蒋介石老哥一把，这才结束无休止的流血。时间已经是一九三零年夏天。蒋介石才稍微清闲一点，把目光转向两年半之前就应该追缴的共军。正是两年半的时间，毛泽东把根据地搞得有模有样，将要飞龙在天。

如果蒋介石在张学良改旗易帜之后，搞一个合理的组织，把各位盟兄盟弟整合起来，集中力量搞建设，那么国力将大大增加。和平年代，共军也不见得能闹出太大动静。没有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不会入关。日本关东军中的那个几个愣头青也未必敢冒险。当时离日本侵华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发展得好，抗日战争必然是另外一个模样。

也就是说上天给了蒋介石一个照耀中华大地的机会，就像十五年之前的袁世凯。但是蒋介石做了和袁世凯相似的选择，浪费了那样一个机会。因为他很忙，乱忙。

共产党能夺天下，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蒋介石。如果不是蒋介石铁了心清党。中共按照陈独秀路线走下去，会玩笔杆子到天黑。如果不是蒋介石铁心发搞军阀混战，初期的共军很难站住脚。

几个瞬间

蒋介石忙碌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忙，有条不紊的忙。制定政策，创建根据地，这些都是基本工作。关键还要扩充实力。得知朱德带着南昌起义余部还存在，赶紧让何长工下山和朱德联络。朱德队伍里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在奉命联系毛泽东。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四十二岁的朱德和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在宁冈小城的龙江书院握手，从此风云突变，天翻地覆。当时毛泽东的武装割据思想逐渐成熟。朱德队伍在湘南小长征中已经百炼成钢。朱毛会师，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和朱德的职业军人汇合。相当于强悍的脑袋和强健的躯体结合。会师后的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双星照耀井冈山。

自古以来，伟大的统帅和优秀的职业军人结合，都将擦出耀眼的火花。比如刘邦遇见韩信，刘彻找到卫青，李世民和李靖相遇。但是朱毛的队伍和历史上的组合又不同。尽管人群中站着林彪、粟裕那样的绝世天才，但统帅是两个人，朱德和毛泽东。中国历史的传统是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看看蒋介石，天下还没搞定就急着和兄弟们翻脸。战争年代，朱毛并存于世。某些时候，朱德的声望高过毛泽东。两人初期也有争吵。磨合期过后，相当和谐融洽。原因何在？除两人的信仰和胸襟之外，根源还在政策问题。两个原则：党指挥枪这条，明确了两者之间的秩序；枪杆子出政权，确立军人的尊严和地位。

朱毛会师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本属于朱德队伍中的林彪走到毛泽东身边，给予毛泽东最坚决的支持，形成名将和雄主的关系。从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中间的选择看，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军事谋略胜过红军总司令朱德，尽管毛泽东没有上过军校，之前也没有参加过战争。这正是毛泽东军事魅力所在。正是毛泽东的魅力折服了林彪，在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都是无条件的，不论是对待彭德怀问题上、千人大会上，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遗憾的是，正因为林彪对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才造成了九一三悲剧。

朱毛会师八个月之后，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历尽千辛到达井冈山。两年后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即整个中央根据地的支柱。抗日战争，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解放战争，一一五师发展为四野。为何抗美援朝中，四野那些骄兵悍将对彭德怀服服帖帖？他是老领导嘛。所以彭德怀才有底气说出那句霸气侧漏的话：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两年之后，因为顾顺章事件，中央在上海的日子逐渐艰难，周恩来到达井冈山（中央苏区）。随后邓小平也去井冈山。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欧洲就认识，对周恩来非常尊敬。邓小平回国后去中央工作，周恩来多有照顾。邓小平很快变成一个“毛派”。那段时间，恰好是毛泽东被排挤，周恩来占据毛泽东地位的时间。如同林彪从朱德身边走向毛泽东身边一样，邓小平从周恩来身边走向毛泽东。从邓小平的选择看，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大于周恩来，尽管毛泽东没有喝过洋墨水。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魅力所在。

从此以后，荒山野岭，小小山岗之中，成立中华民族动力所在。这里有了领袖、有了统帅、有了将军，还有各种人才。

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彼岸。一路上有光荣和耻辱，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一直向前、向前、向前，从不停步，绝不回头。他们起步于原始的山岗，披荆斩棘，走向坦途；长风破浪，走向沧海，走向那遥远的未知。

朱毛会师之后的六年，井冈山发展为中央苏区，人数扩大几十倍，地盘扩大几十倍，建立了各级政府，有过荣耀，有过失败，有过各种争吵，还有不堪回首的内斗，最后把一切丢光。很多人取得赫赫名声，又有很多人丢了性命。他们走上一条炼狱之路，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陕北找到立足点。

此后八年抗战，他们从陕北走向全国，在敌后凤凰涅槃，强健筋骨、增长肌肉，走向强大，有了和国军正面较量的体魄。又过四年，终于赢得古老的中华大地统治权。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走出国门，在朝鲜战场上最终证明了自己。

从那之后，又是一系列风风雨雨，几多风雨阳光到如今。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政治斗争也好，经济建设也罢，中国的命运源自于井冈山。那地方很土，但是没有关系，任何新生事物都土。重要的是如何去干。

正应了毛泽东那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要换新天，必然要过蒋介石那关。较量，从一九三零年开始。

第七章 高手过招

蒋介石忙完兄弟几个的事，终于回过头对付共军。毛泽东和朱德也利用蒋介石和兄弟们内战实际完成战略升级，红四军升级为红一军团，再升级为红一方面军。

一九三零年，豪华办公室里的蒋介石刚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调兵遣将十万，决心一举消灭共军，如同湘军消灭太平军，自己成为中华大地上新一代主宰。然而山野之中的毛泽东也准备给蒋介石一个大大的惊喜。毕竟共产党要成功，蒋介石是最大的障碍。三年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无数。

十二月二十五号，面对咄咄逼人的蒋介石，毛泽东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当然穷乡僻壤，环境也不好，会议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毛泽东就在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给大家讲课。领袖么，第一次面对强敌，要好好表现一下的。

两边的柱子上挂对联：右边写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写着：“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幅对联已经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毛泽东还是强调了几条：

第一，军民团结一致。——人民是水，军人是鱼，鱼离不开水。

第二，选择有利阵地。——保证第一条基础上，才能发挥主场优势。

第三，集中优势兵力。——保证前两条基础上，更容易建立局部优势。

第四，先打弱敌。——保证前三条基础上，先挑软柿子捏，建立信心和作战经验。

第五，要跑起来，钻空子。——为前四条服务。

看到了吧，这样就是共军战术的全部秘密。正是这些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战术，实际上环环相扣，紧密如一，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天才。近代能把政治和军事如此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之外，还没见其他人能做到。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黄公略带兵阻击张辉瓒，彭德怀带领队伍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围剿张辉瓒。林彪抓住机会，抓住了张辉瓒。大家齐心协力捉住了张辉瓒，赢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的策略完全成功。

这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第一次过招，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完败。对此蒋介石有些意外，并不是很在意。一九三零年的蒋介石，经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过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狼狈，最终都成了胜利者。

围剿共军，小负一局，输得起。而且从大局上看，蒋介石还在胜利。李立三当时在中央冒险，共产党在城市中疯狂搞运动，组织损失惨重。所以蒋介石还是很淡定。

三个月之后，一九三一年二月份，蒋介石改变了部署，动用多一倍的兵力，采用稳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干掉共军。

毛泽东故伎重演：诱敌深入，逐个击破。

第二次反围剿中，出彩的是黄公略。黄公略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彭德怀在军中出了名的简朴，黄公略也一样，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做的鞋子，脚上龟裂。裤子破了，就把裤腿撕下来补上去。但作为黄埔三期精英，黄公略打仗向来不含糊。当初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在本地打游击。上井冈山之后先出任红六军副军长，随后担任红三军军长。当时对手给黄公略的标价：“若有捉拿共军头子黄公略者，赏大洋五万元；若有击毙黄公略拿头来见者赏大洋两万元。”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黄公略的人头价格暴涨到十万。何健（杀掉杨开慧的家伙）赶紧派人去挖黄家祖坟，连续挖两次，并且扣了他的妈妈和老婆。黄公略不为所动。第二次反围剿开打，毛泽东让黄公略带红三军担任主攻，在白云山设伏，静候国军。毛泽东亲自到红三军军部，和黄公略一起实地考察。他们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一条通往白云山的捷径。

第二天拂晓，红三军人马沿着小道占领制高点，以逸待劳。上午十点，国军三十八师到达预设阵地。红三军从山头冲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三十八师，狼入羊群，毫无悬念。三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伪装技术过关（比张辉瓒强），冒充炊事员，逃命去也。此战打得干净利索，相当漂亮。缴获战利品中有一部电台。毛泽东再次和中央取得联系。

此后共军连续五战，五战五捷，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毛泽东非常高兴，提笔填词《渔家傲》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飞将军何人？黄公略是也。遗憾的是，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阵亡。毛泽东上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此战之后，蒋介石动了肝火。如果说第一次围剿失败是因为轻敌，那么第二次准备已经相当充分，再失败，只能说明对手力量非同一般。他非常明白：抛开理想大义不谈，国共双方的仇恨不共戴天。国民党内部也是口水满天飞，必要时刺刀见红，但扣押老母、杀害老婆、挖祖坟这类事很少见，之后亲兄弟一番结拜，和好如初。国民党对共产党，基本上无所不用其极，株连的手段都用上了。

什么节奏？不死不休。

所以第三次交手，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

毛泽东和蒋介石斗了一辈子，战场上直接交手的机会并不多。解放战争中，两人都是在领袖位置上遥控指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来飞去，但毛泽东从没亲临战场，两人并无面对面直接交手的机会。一九二七年之后，国共十年内战，双方打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更是你死我活。第一次和第二次蒋介石没有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毛泽东没有参加。只有第三次算是两人直接交手，也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在战场上直接较量。

一生一次

之前的蒋介石人生相当辉煌。东征陈炯明，蒋介石亲自出马，胜。北伐若干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间尽管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狼狈，结果总是他蒋介石赢得胜利。对共产党这边，也是辉煌无比。堪称共产党缔造者的陈独秀是他的阶下囚。党内英杰如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都在他的压力下安然下台。堪称一代天骄的周恩来对他也是屡战屡败，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他甚至还抓住另一位共产党一把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就地正法。再此之前，蒋介石战胜了所有共产党共产党精英。

这一次轮到毛泽东，又该如何呢？毫无疑问，蒋介石依然处于绝对强势。毛泽东处于弱势。但弱势的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精英完全不同。其他人处于弱势，却想方设法挑战强势中的蒋介石，结果不论是武装起义还是工人运动，到处碰壁，形如以卵击石。弱势中的毛泽东则选择于己有利的生存环境等待蒋介石，以逸待劳，反客为主。

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感受到毛泽东的不同，调动三十万人马，亲自挂帅，想要毕其功于一役。队伍军管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军事顾问来自于英、德、日等亚欧诸强。蒋介石的反应相当迅速。第二次围剿刚刚失败，立刻组织第三次围剿，前后仅一个月时间。

毛泽东虽然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但手中只有三万多人马，远离根据地，还没来得急休整。相当一部分队伍分散在新地盘打土豪、分田地。

但战争的结果却相当意外：九比一的兵力对比，竟然在两个月之后以失败告终。

战争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和朱德冷静的指挥部队集结、收缩，利用纵深空间抵消国军部分优势。他们原本想在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打一仗，消灭一部分国军。但发现国军实力强劲，难以达到目的，当机立断，绕道千里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内，打算利用主场优势寻战机。然而国军也很快，可以走直线，特别是陈诚的队伍，于七月十三号占领广昌。

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再绕一圈，到国军背后去。七月酷暑，共军沿着武夷山脉向南，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后，又是千里跋涉，经于都县向西、抵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军成了山中野兽，到处追杀共军，却找不着。高温之下千里行军，对起于苦寒之中的共军而言是正常生活，国军哪里享受过如此待遇，肥变瘦，瘦掉队，士气由高变低。幸好国军占据绝对优势，不然杖没法打了。当国军发现共军主力有转到背后，立刻组织九个师的人马杀奔而来，想要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以东。共军再次面临危机。

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重申游击战理念：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根据情报，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两人决定选择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突破富田，就可以向北行军，拖着国军寻找机会。但是现场观察一番才发现陈诚和罗卓英两个精锐师已经先于红军赶到，打不得，掉头折回高兴圩，白白浪费一番力气。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挥各路国军纷纷向高兴圩压来。共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犯下一点错误，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朱德冷静下来，观察一番之后瞄准了上官云相的人马（非蒋介石嫡系，战斗力较弱）。

蒋介石把南北两翼放置队伍较强，把上官云相放在中间。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观察到共军作战规律：善于从两侧迂回奔袭。中间只有二十公里左右的缝隙，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想要悄无声息的穿过，难度很大。

毛泽东和朱德一番计较之后将计就计：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假装向赣江方向运动，主力部队则翻山越岭，用一夜加半天的急行军，从缝隙中溜出，跳出包围圈。时间是八月五号。国军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蒋介石大骂娘希匹。他有理由愤怒。开战一个多月，耗费粮草无数，连毛泽东身影都没见到，相当于领着几十万人在江西中南部免费观光，相当郁闷。

就在蒋介石郁闷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却转到一个叫莲塘的地方，轻松吃掉国军一个旅，揉揉肚子，又顺便消灭上官云相的一个营。他们乘胜北进，在良村包围国军第五十四师，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而且他们没有要走的打算。毛泽东 “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

八月十一号，毛泽东指挥共军冒大雨进攻，一个小时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打胜仗，缴获大批战略物质：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前后四天时间，毛泽东和朱德抓住战机，三战三捷，消灭国军一万多人。蒋介石还在南边寻找共军主力，赶紧调部队到黄陂消灭毛泽东。

如此以来，共军主力再次陷入国军包围圈，再次危机。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告诉大家，咱们还是老一套。所谓老一套，就是用一部分队伍伪装成主力向东，真正的主力迎着国军向西，再一次用一夜急行军从缝隙中溜掉。

至于如何做到的？好吧，那是艺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学习的艺术。

蒋介石指挥国军向东追剿，起初还能听到一点声音，随后就啥也没有了。根据习惯，蒋介石再次骂人。骂完人，大军掉头向西，继续追剿。但国军在东西南北的千里大游行中，人数进一步减少，士气进一步衰落。队伍内部的裂痕在扩大。

毛泽东已经在前方休整半个月，寻找机会了。眼见国军进一步衰弱，抓住机会在兴国县向蔡廷锴进攻。蔡廷锴军队战斗力挺强，且占据有利位置。双方打成对峙，很辛苦。毛泽东再次转移，于九月十五号抓住战机，咬住了韩德勤，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但韩德强逃脱技术超一流，竟然伪装成炊事员逃脱（十年之后，此人又在苏北被粟裕击溃擒获，再一次逃脱，多年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郁郁而终）。

按照官方说法，蒋介石亲自挂帅的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前后忙活两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灭了黄公略，省去十万大洋。但浪费的弹药何止百万。

这次战争也成了两个人一生的缩影：蒋介石一手好牌，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了结果。毛泽东以弱击强，笑到最后。

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空叹息。

世界的蒋介石和中国的蒋介石

世人皆以为周瑜不敌诸葛亮，是因为诸葛亮过于高明，其实只说对一半，另一半原因在周瑜本人身上。蒋介石不敌毛泽东，道理也一样。

毛泽东拿起枪杆子，就是被蒋介石逼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得到两年发展时间，也是蒋介石忙着消灭兄弟们留下的。

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实际上双方绝对实力摆在那里，如有一直硬碰硬，毛泽东也好，共军也罢，日子绝对不好过。要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和朱德把指挥艺术发挥到极限，把各种有利因素发挥到极限，依然有黄公略牺牲。当时黄公略的地位可是和仅次于朱德与毛泽东，和彭德怀持平，略高于林彪。

毛泽东费尽心思，机关算尽，也就消灭蒋介石三万非嫡系人马。蒋介石嫡系还在，骨干力量还在，还可以一战。但是一心消灭共军的蒋介石却突然返回南京。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和当初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少壮派的阴谋，具备很大的偶然性。那个偶然性，是中国内政决定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出来的经济危机很快覆盖全世界。

何为经济危机呢，理论一大堆，反应在现实中就是：世界上的食物理论上足够世界人吃，但很多食物却没有吃到人肚子里、被倒进垃圾堆，很多肚子里没吃到食物的人饿死或正在饿死。面对这个情况，各国政府不同选择。美国人选择罗斯福新政。日本没有美国的条件，一心推进大陆政策，从朝鲜推向大陆的目的日趋明显。但武力侵占东北并非迫切性选择。

世界大势如此不妙，中国又如何呢？答案更为不妙。别的国家只是一部分人没得吃，挨饿。中国不仅要挨饿，还要挨炮火。这一切的主因就是蒋介石。他主导中国局势，以乱制乱，看不见乱局结束的希望。

蒋介石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消灭大量军阀，大功一件。如果战乱就此平息，那他将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新领袖。但是他又和兄弟们打起中原大战。

如果说中原大战必须打，好吧，中原大战打赢了，总该消停了吧。当然共军在江西闹事。但江西的共军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乱，不是乱在毛泽东的共军身上。而是乱在国民党本身。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再次上岗，拉拢胡汉民对付众人。所以在军阀战争中赢得优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胡汉民用崇高的威望稳住国民党局面。

但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之后想把胡汉民变成跟屁虫。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之后最有威望的巨头之一。虽然在廖仲恺被杀之后狼狈一段时间，依然实力雄厚。其人有知识分子的傲骨，陈独秀一类的人物，自然不会任凭蒋介石摆布。蒋介石倒好，敬酒一杯之后，立刻罚酒一瓶——把胡汉民直接扣押！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号。

什么情况？党内耍流氓。蒋介石的行为相当于在国民党内部丢下一颗大炸弹。

——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愚蠢的决定。

当时的局面是，国民党内部，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虽然战败，却并没有被消灭。毛泽东在江西建设根据地，抓住张辉瓒。脑筋稍微正常一点，都应该先把大军阀整合完毕，再去打共军。就算党内耍流氓，也应该一切尘埃落定。所以很难推测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或许是赢得中原大战之后太得意了吧。

得意忘形的后果很严重。

胡汉民被囚之后，国民党内一片哗然。如果连胡汉民都可以无端被抓，那么还有谁是安全的？没有人。于是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实力派，迅速结成一个反蒋大联盟。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对抗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表态加入。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再次蠢蠢欲动，打算叛变。国民党啊，怎一个乱字了得。

就在一片混乱中，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共军。国民党的乱，不仅给共军提供生存空间和壮大机会，而且刺激了关东军内两个中层军官，板恒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十八年之后，板恒征四郎上了绞刑架，石原莞尔想上绞刑架而不得。他们在一九三一年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趁国民党一片混乱，东北军主力在关内的机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回南京。回到南京的蒋介石面对冒险出击的日军束手无策，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暂时拍拍屁股走人——第二次隐退。

——这就是蒋介石的风格。看到原因了吧，都在蒋介石身上。不是蒋介石败给了毛泽东，而是败给了他自己。

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打击很大。国民政府原本就是表面上统一。伪满洲国建立，连这样一个表面统一的颜面都没有了，不仅伤了尊严，也伤了元气。

国民党内部混乱，大大缓解了共军压力。按照正常情况，毛泽东本应该利用有利形势大干一番。实际上毛泽东碰到比蒋介石更大的难题——腰杆子问题。

从国民党角度看，虽然受到日本重创，依然主导中国。自己的事，自己能做主

从共产党角度看，虽然赢得一些战争，但依然处于配角，而且要听共产国际的指导。

国共对比上，当时国民党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那里是直不起腰的。

从蒋介石角度看，虽然暂时下野，但还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那个。只要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随时复出，可以操控国民党中央政府干很多事。

从毛泽东角度看，虽然开辟根据地，缔造共军枪杆子，赢得暂时胜利，但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才二十四岁，书生一个，视共产国际为权威。蒋介石和毛泽东对比，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是直不起要的。

毛泽东要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行，首先必须直起腰。

直起腰含义之一：个人成为共产党核心，如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那般。

直起腰含义之二：带领中共独立自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

难题之三：腰杆子

小序：再看一首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在毛泽东的作品里名气并非最大，但气势之雄浑、情感之浓烈、意志之坚决均名列前茅，在毛泽东作品里非常罕见，放在整个诗词史上，亦堪称千古绝唱。原因很简单，它写于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

看看毛泽东的诗词都写在一生的节点上。外出求学时写下《咏蛙》，写的是莽莽撞撞，那时他还是一只刚刚想飞却不怎么会飞的雏鹰。回长沙搞农民运动，最终找到人生定位，所以写下精致却不失大气的《沁园春·长沙》。这首《娄山关》也一样。

共产党的转折点在长征。

长征之前，毛泽东靠边站，共产党遭遇溃败，中共精英整体性溃败。长征之后，毛泽东成为核心，共产党开始赢得战略性胜利。

长征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那一套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反驳。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那一套称为行动指南。

遵义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号到十七号。一周之后，毛泽东拿到指挥枪。经过土城战役试探之后，毛泽东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四渡赤水之战。二渡赤水之际，在娄山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共军一扫之前连战连败之阴霾，再一次掌握战场主动权。此战之后，毛泽东开始在共产党内部挺直腰杆子。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领导共产党挺直腰杆子，故写下这首堪称绝唱的诗词。

娄山关，川黔要道，悬崖峭壁，兵家必争之地。

娄山关，毛泽东的新起点。

第一章 文化和主义

为何毛泽东可以带领共产党走向成功？按照官方说法，他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富有中国特殊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成功了。事实上这个答案已经相当具体。大多数人对此相当满意。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为何马列主义没能和世界所有国家结合成功？就文章来讲，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属于题外话。不谈这个，有些问题又说不明白。

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的要求极为苛刻，比方说老百姓素质极高，比方说社会物质极为丰富，然后实行按需求分配。老百姓素质高到什么程度？社会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才能实现按需分配？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列宁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看到实现的希望。好吧，这是最高层次的理想，暂时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看看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理想——为保证多数人生存建立公有制体系——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如何实现。

按照当年马克思的设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很差，某年某月某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无法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奋起反抗，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束纷乱不公的私有制，建立尽然有序公平公正公开的公有制社会。这个设想同样很不靠谱。全世界怎么可能步调一致呢？连信息都不畅通嘛。而且马克思口中的无产阶级主要指工人。很多国家工人少得可怜，比方说中国，全部当干部都不够。所以马克思没有看到那一刻。

马克思之后，列宁把马克思的设想具体化，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先搞社会主义，并且带领苏联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演变成马列主义。列宁用实践证明：有些地方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有些地方没条件搞社会主义。国情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个是一党（共产党）执政；另一个是中央集权。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到达一个高峰，从最西边的民主德国到最东边的中国和朝鲜，横跨欧亚大陆，占据半壁江山。那么不禁要问，为啥别的地方（古巴除外）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呢？富裕的西欧没有，不富裕的南美没有，贫瘠的非洲也没有。

所谓的国情不同，具体说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不同。

从经济方面讲，无产阶级闹革命，名义上为理想，实际上为生存。只有生存条件面临严峻威胁，才有可能起来闹。毫无疑问，二十世纪欧亚大陆，特别是东欧向东（除日本）生存条件都很差。所以才希望通过公有制改变生存状况。所以欧美日最终没有大闹社会主义。

从政治方面讲，很乱。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盆盆罐罐砸了一大堆。巴尔干半岛的火药桶并没有因为一战结束而结束。东方的中国正在军阀奋战。反正都很乱，需要中央集权保证社会问题。但是没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很难在乱世中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所以非洲也穷也乱，也难以大闹社会主义。南亚的印度，历史虽长，中央集权时间有限。所以没能大闹社会主义，加上宗教文化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些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仔细分析一下，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属于两个文化生态圈。东亚这边，属于华夏文化生态圈。东欧那边属于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文化生态圈。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世俗的制度，信仰共产主义那样一个世俗的理想，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差别。华夏文化圈也是一个俗事文化圈，各种类型的宗教都要服务于国家和政治，这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天然的契合。东正教信仰上帝，但是和天主教与信教不同，把信仰和世俗世界分开，视沙俄皇帝为宗教领袖，和社会主义观点没有根本上的冲突。而东正教文化圈的国家，从东罗马帝国到沙俄帝国，无一例外的中央集权。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宗教至上的伊斯兰文化圈内虽然也贫穷混乱，却没有诞生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解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圈中也没能诞生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日后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也可以从文化圈中找到蛛丝马迹。有兴趣者可以试一试。

有些跑题了，言归正传。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和华夏文化中的帝国制度还是冲突很大，比方说体制上的差异。而且国民党那边更是以中华正统自居。

最后胜利的为何是共产党呢？

国民党看起来确实比共产党更接近传统条条框框，蒋介石看起来确实比毛泽东更在乎传统那些条条框框，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论表面，袁世凯看起来比蒋介石更再发传统那些条条框框，知道把大总统的制服换成龙袍，败了。北洋军阀看起来比国民党更在乎传统那些条条框框，败了。清政府又比白有军阀更在乎那些条条框框，也败了。

为何？很简单，华夏文化也好、中华正统也罢，精髓并非那些条条框框，首先是站起来，直起脊梁，挺起胸膛。做不到这点，条条框框都是垃圾。类似皇帝的尿盆做工多么艺术或“茴香豆”的“茴”有多少种写法这些，在民族尊严面前都是渣。

论尊严，当时国民党好歹是独立自主的政党，虽然被受英美日影响比较大，比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更有尊严。这是事实。但毛泽东改变了这个事实，带领中共走向独立自主，比国民党更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

精神和物质

先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各个时期入党誓词有所不同。

红军时期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战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党的十二大以后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虽然文字不同，内容不同，精神风貌是一致的：忠诚，团结，牺牲。

中华帝国时代，外表披着儒家仁慈的外衣，内部遵循法家的游戏规则。但儒家不讲团结，法家不讲牺牲。国民党就是这样，讲团结时不能坚固牺牲。讲牺牲时又忽视团结。所以国民党和国军的战斗力从没达到应有的水平。

百家诸子中，真正讲忠诚、团结、牺牲的只有墨家。

墨子出身农民。他有第一流的头脑，也有第一流的身体素质，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过上等生活。但他本人身披麻衣、脚穿草鞋行走在世间，他决定为天下谋福利。他主张“兼爱”，君臣、父子、兄弟在平等的基础上“爱人若爱其身”。他吸引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纪律严密的团体，为了自己的理想赴汤蹈火，并准备在必要时牺牲自己。

——共产主义也强调为了理想而奋斗，必要时不惜自我牺牲。共产主义也强调严密的组织。共产党员也强调为了理想自我牺牲。毛泽东一家在各个时期都有牺牲。贺龙族人更是牺牲得惨烈无比。

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在华夏扎根，都必须和传统文化兼容。毛泽东虽然开口不离马列，实际上毛泽东的早期行为和墨子非常类似。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在实践中成为哲学家，为了各自的理想放弃更好的生活，都看重组织的力量，都具备救世精神。区别在于，毛泽东比墨子更有战斗力。

然而春秋战国时代显赫一时的墨家，到了帝国时代却被主流社会抛弃了。但墨家的精神传统沉淀在华夏文化的基因中。当爱惜自身羽毛的儒家和不懂牺牲的法家面对分崩离析的局势无奈叹息时，墨家再一次焕发光彩。抛开纲领不谈，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像墨家那些人。

墨家所以被主流社会抛弃，原因是啥呢？可以说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不具备操性。但真实的原因很现实，物质因素。

墨家为下层人谋福利。但是那个社会基础做不到这一点。当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实行愚民政策而维护利益集团时，墨家存在的土壤就消失了。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利益集团被列强炮火和农民运动摧毁。不管康有为，还是孙中山，甚至陈独秀，都没有想过中国大多数——农民。就算口头上说说，也不愿意真的为农民谋福利。他们制定的各种看似雄才大略的规划中，农民的位置充其量就算税收对象和拉壮丁对象。

历史关头，毛泽东出来解决农民问题。通过解决农民问题，不仅挺直了自身的腰杆子，而且带领中共挺直了腰杆子。

——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毛泽东如何赢得历史选着？利益问题。

关于社会学的一切学说，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这个思想或那个思想，披着这样那样的华丽外衣，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分配问题。抓住这个实质，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此相当了解：早年写文章说，天下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吃饭问题。

何为利益？按照今天眼光看，有很多，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上长的、地下埋的都是资源，都有利可图。按照这个观点，井冈山上的木材、矿产啥的挺值钱。但那个时候不同，矿产木材都没法开采，没那个技术。即使有技术开采，也运不出去。即使能运出去，国民党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也没有企业可以收税，也没有工厂可以生产，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点土地上种点粮食。粮食的收成也不高，而且农民也没多少。总之是穷乡僻壤，一无所有，想要自力更生，极为困难。

但毛泽东自信满满，决心再次开辟根据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再把它推而广之。他的招数啥呢？还是老一套，公平和民主。

公平这个词，在不同模式里有不同的解释。

政治上的公平：需要共同话语权。

法律上的公平：相同的行为承担相同的责任。

那经济上的公平该如何呢？数千年以来，不同地方，总有贫富差距，那是历史形成的。站在历史角度看经济，那是公平的。地主就是地主，贫农就是贫农。但是站在现实上看，又是另外一回事。地主把少数地掌控在自己手里，相当于少数人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多数人掌握小部分社会资源。这个模式是历史常态。如果尊重历史，就应该尊重这个常态。国民党那边就是如此。就连理想主义最为浓厚的孙中山，摆弄三民主义几十年，从未实践三民主义之中的“平均地权”。奉行实用主义的蒋介石，抱着孙中山法统不放，还不如孙中山走得远。

这个历史常态是否值得尊重？那要看现实如何。如果现实中的多数人可以活得不错，最低限度生存条件有保证，那么好吧，日子还能过。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多数人活不下去。不仅如此，正是那个历史常态导致了国家落后挨打、列强入侵、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个局面啥时候是个头？从一九二七年看，似乎没有尽头。

——那就要改。

现实憋屈就算了，连希望都看不见，不如死了算了。如果还活着，那就要改。这就是那年代革命者诞生的原因。怎么改呢？方法很简单，把历史归零，重新开始，从头再来，把大家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表现在政策上，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打土豪，所得财物归公，可充当军费。

——如此，组织和军队就有了活动能力，不去骚扰一般百姓也可生存。

分田地，把土地资源均分给所有人。

——如此，分得土地的多数人可以生存下去，融入根据地，提供兵源和粮草。

这个政策相当于牺牲少数人，成全多数人，再带着多数人奔向那个看似可行的未来。因此所谓公平都是相对的。对多数人公平，就是对少数人的不公平。

有了相对公平的前提，才能谈所谓的民主。和公平一样，也没有所谓绝对民主。根据地的百姓可以参与根据地管理和建设。比起之前只知道交租交息、做牛做马的日子，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热情空前高涨。

自古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了实际利益和政策相结合，根据地虽小，但凝固成一个整体，不愁不会扩大；人数虽少，去组织统一起来，不愁不会增加。

这一招太狠了。翻翻中国历史，所谓改朝换代，秘密就在于新的统治集团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让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明朝末年，李自成一句大吼一声“均田免粮”，就把明朝推翻了。

再看世界现实。马克思提出那个诱人的社会模型之后，即使奋斗一辈子，也未能成功。归根到底，没有找到利益重新分配的方式。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建立苏联，利用苏联工人赢得一个国家的统治权。中国的工人只有极少数。毛泽东改变了马列主义，让它适合农民利益。毛泽东和列宁干了同一件事：先在敌对势力薄弱的地方发展。

共产党为何赢得了统治权？是因为军队战斗力强？政治工作搞得好？或者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太过诱人？这些都是因素，但都不是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按照主流说法是赢得民心所以赢得天下。

那么请问民心为何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千百年来都一直在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多数人的需求，首先是生存上的需求。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把大多数的财富分给多数人，就是利益重新分配而已。这就是共产党的动力所在。

毛泽东土改，利益重新分配。

邓小平改革，利益从新分配。

今天深化改革，还是利益冲突分配。

毛泽东就是通过利益重新分配解决农民问题，所以有了井冈山根据地。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时，却落马了，自己成为别人的解决对象。

第二章 雄鹰折翅

再谈知识分子和大腿

在《周恩来篇》里已经说过，知识分子需要大腿。传统知识分子抱孔孟大腿，两千年之后，中华帝国崩溃，转而抱洋人的大腿。比方说自由派知识分子，抱英美大腿。早期共产党理论家们，都在抱苏联大腿。抱了一圈，发现都没法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早期也羡慕过各种派别，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反复研究，抱过别人的大腿，很快发现都不行。虽然他一直宣称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在共产党危难关头毅然决然以书生身份上阵。但是只从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农民结合起来之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之后，他自己成了一条大腿，供知识分子去抱。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世界那些大腿破产。知识分子抱洋人的大腿已经习惯，没想过中国境内还有可靠的大腿可以抱。毛泽东的出现，造成知识分子的分裂。尤其是共产党内，分裂成两派，务实的一派和理论的一派。

务实的一派认为，毛泽东的搞法虽然不符合马列主义，但是确实有用。根据地发展得很好，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理论嘛，有了成绩，总会有理论的。

理论的一派，特别是中央的理论家们看到的只是叛逆，是修正主义，好吧，就算有成绩最多就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我们要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

从蒋介石清党开始，中共中央干了啥呢？搞了几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之后在上海东躲西藏，遭遇顾顺章叛变之后，难以在城市立足。与其说进入苏区根据他，不如说逃入更好些。尽管如此，进来之后竟然觉得认为毛泽东不行，认为苏区不行，要改造。

所谓改造，也就是斗争。知识分子看起来文质彬彬，斗争起来冷酷无情。知识分子可能经常面对现实问题一筹莫展，斗争起来冷酷无情。特别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传统。岳飞、于谦、袁崇焕等特级冤假错案，虽有领导幕后推动，但过程都是知识分子炮制的。但这里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不好。而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当鲜明。

优点，大部分认理，有骨气；大部分时间可以坚持自身的看法，甚至勇于牺牲。

缺点，知道的道理太多，实践的道理太少。

优点和缺点加在一起，常常造成一种狭隘偏执的世界观，认死理，一根筋，决策时就造成这样那样的伤害。

正常情况下，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在领导者位置上决断。然而一九三零年，经过李立三“疯狂的路线”折腾之后，老工人向忠发牺牲后，王明上台。当时的王明年仅二十七岁，所有实践经历仅仅是在机关单位写文章。一个人年轻点没有问题，一群人年轻就不行了。

王明的支持者同样是二十几个年轻人，就是传说中鼎鼎大名的“二十八个半”共产党员。只有他们二十几个人够得上共产党员资格，其他人都看不上眼。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也是一种嚣张狂妄的称谓。他们的依据很简单：在莫斯科读书很多。说白了就是二十几个书生。脑筋一热，啥事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去了红二方面军的夏曦，差点连自己都杀了。

王明当了一把手之后并没有在国内了解实际情况，增加实践经验，而是跑到莫斯科担任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也就是继续理论深造学习。接替王明的中共一把手是二十四岁的博古，比王明经验更少，还有点孩子气。博古有两个特点，爱抽烟，爱大笑，为人直爽。

博古身边是二十七岁的张闻天，二十七岁的王稼祥，二十六岁的杨尚昆等人，都没啥实践经验，至少对中国农民很不了解。与此同时，同一阵营的陈昌浩等人去了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配合还不错。正因如此，陈昌浩政治生命结束最早，结局也很凄凉。

那么知识分子斗争水平如何呢？还是很有一套的。

要改造当然要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是苏区缔造者么，也是旗帜性人物。要改造苏区，首先要把毛泽东拿下。应该说年轻的博古还是很聪明的，自己进入苏区之前，就让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周恩来也想大干一番，顺势而上。毛泽东灰溜溜的下岗。

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中央在城市中无法生存，跑到根据地，就瞎折腾。按照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博古和周恩来等人扮演了“坏人”角色。但政治不能用好坏简单划分。再说博古和周恩来都有自己的追求。他们这么干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正统，毛泽东只是山沟里的山寨版。既然毛泽东的山寨版都有如此战斗力，那么换上原版，战斗力肯定会大幅度提升的。

——他们也想好，想自己好，也想共产党好，也想中国好。

——这就是悲剧所在。日后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

其实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知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经得起考验。所谓苏区斗争，所谓正版马列主义和山寨马列主义之争，不过是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而已。只是这么碰撞一下，就有很多人脑袋落地，很多人蒙冤遭殃。

博古的斗争水平

要把山寨版的马列主义苏区改装成原版马列主义苏区，拿下一个毛泽东是不够的。因为苏区是毛泽东一手缔造，从上到下充斥毛泽东的精神。系统要升级，格式化不可避免。所以需要一个切入点。

其实博古斗争水平还是不错的。在王明靠山米夫的指点下，博古把周恩来留在中央承担各种繁杂琐事。即使中央往苏区转移，也是让周恩来当开路先锋。取代毛泽东之后，中央才跟着进去。如何完成系统升级呢，按照经典套路，首先要树立一个典型，再向四周辐射。年轻的博古把目光锁定在福建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广东客家人，出身贫寒，但为人勇敢，通过自己的努力学到不少知识。一九二五年入党，相当积极。得知朱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罗明在福建效仿，后归顺毛泽东的队伍。这样一个人，本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在博古看来，正好是山寨马列主义的典型。

李立三脑袋发热之际，罗明就不感冒，把李立三气得不行。如果他倒向国际派，也行。但他是毛泽东铁杆粉丝，热衷于游击战。罗明是毛泽东早期粉丝团成员之一，也是最早认识毛泽东重要性的人之一，把毛泽东和列为“最好的领袖”，如同斯大林之于苏联。他没有外出留学经历，他的认知来自实践。

毛泽东下台之后去养病，门前冷落车马稀，但罗明经常到毛泽东房里坐坐，聊聊天。他们经常谈很久，谈很多。谈谈过去胜利的经验，谈谈对时局走势的看法。毛泽东的很多想法都会和罗明讲。听到入神处，罗明会拿出纸笔，把毛泽东的观点记下来，回去宣传。

博古对罗明的行为自然很恼火，把罗明喊去谈话。罗明态度上对博古毕恭毕敬，但是满嘴都是毛泽东那一套。对于博古传达的中央“新精神”，罗明却稀里糊涂。博古火更大，赏给罗明一定大帽子——退却主义。博古利用自己的知识水平设计出一个专业术语，罗明落线，也就是逃跑主义落线。

博古对自己的发明创造解释如下：“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这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退却路线。可以说，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罗明路线。省委要在组织上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如此情况下，舆论火力全开，对罗明而去。罗明脑袋嗡一下大了，搞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罗明试图解释，但越描越黑。无奈之下，罗明搬出列宁语录给自己辩护。博古火气更大了，土包子竟然也想用伟大导师洗白自己，找到罗明说：“你犯了路线错误，不深刻检讨，还引用列宁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你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读过多少列宁的书？”

很盛气凌人是不是，还有更盛气凌人的，“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能在大城市无产阶级队伍中诞生。农村，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如此还不解气，继续说：“你为什么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怎么能比呢？作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一点常识也没有！”后来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指桑骂槐：“那正是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

批斗会调走越来越高，甚至要把罗明拉出去枪毙。其实一个小小的罗明用不着如此大动干戈。虽然指名道姓是罗明路线。但罗明一直信奉游击战十六字要诀，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罗明，而在毛泽东那里。玄机从张闻天找罗明谈话中可知。张闻天对罗明说：“中央提出进攻路线，你却唱反调，搞退却逃跑。”罗明反驳：“我到最艰苦的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么是退却逃跑呢？”张闻天则说：“从路线上来说，就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搞游击战争就是错误的了，是地地道道的逃跑主义了。”

看到了么，不是针对逃跑路线，而是针对游击战路线。所以世界就是这么神奇：游击战十六字要诀原本是金玉良言，一转眼就变成逃跑主义代表。批判谭震林时如是说：“谭震林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的急剧发展，阻碍了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我们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给以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

罗明自然被打倒，和他崇拜的毛泽东一样，失业下岗。但毛泽东魅力不仅仅吸引了一个罗明，而是一批人。所以罗明下岗只是开始。博古号召：“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取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要更加坚决地更加积 极地为着党的路线而战。”

如此情况下，“罗明路线”只是导火线，博古把它衍生出“江西的罗明落线”。对此罗明表示不理解，找到张闻天说：“我根本就没到过江西，怎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我的‘流毒’怎么从福建跑到了江西了？”张闻天回答很干脆：“江西省委的错误与你的错误一样，都是搞退却逃跑，和中央唱反调，所以叫江西的罗明路线，也要痛加批判。”虽然仅仅多了一个定语，批斗范围扩大一圈，要知道苏区的核心就在江西。把批斗范围扩大，就是要清洗毛泽东粉丝。最有名的四个人，毛派四大金刚，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看看这四个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谢唯俊和古柏与罗明一样，都是本土派，最早发现毛泽东价值的人之一。邓小平是旅欧派，周恩来一手带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人挨批，相当于把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势力连根拔起。除了邓小平之外，其他三个人没能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跟当时环境艰险有关。但毛泽覃和古柏如果跟随队伍长征，不见得就会牺牲。红军长征之后，留下了的政治失意的人物中，包括瞿秋白在内，基本上很少存活。可见斗争之残酷。

——可见毛泽东被整之惨。

实际上毛泽东真正的实力并不在政治上的某几个人，而是在军事行动中。可以说从进入井冈山那一刻起，毛泽东的精神魂魄融入共军之中。共军的战斗方式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运作，坚韧无比却又诡异莫测，总能绝处逢生，仿佛透露出一种魔力。

博古要改变逃跑主义（游击战）为进攻主义（正规战），必须清除毛泽东的思维痕迹。博古的主要依靠还是莫斯科。在博古的书生脑袋中，既然共产国际名义上最高，那么共产国际的人肯定最厉害。既然马列主义都是外国人的理论，那么老外军事家也很厉害。所以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李德来自马克思的故乡，又在共产主义国军工作，顶着军事专家的头衔，看起来很厉害。尽管李德汉语说得不怎么样，战场上也没有表现。但博古就信任他，信任他。这个情况很像如今网络上的一部分青年，看见外国东西都是好的，都比中国高档。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使用的还是前三次的战术，所以胜利。李德真正掌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当时蒋介石带领大军四面压缩进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依托堡垒前进。那种情况下，李德亮出杀招，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说白了就是硬碰硬，拳头碰拳头。之前共军和国军打仗，兜圈子，找到合适的机会再下手，四两拨千斤。现在要针尖对麦芒，拼命、拼装备、拼消耗。听起来豪气干云的样子。实际效果和脑袋撞墙差不多。

李德只管战术战略设计。战术执行问题，博古把目光转向那些有苏联背景的将军。比方说刘伯承，就是在那种压力下表态支持博古和李德。以至于日后反教条运动中，刘伯承还为此检讨。其实不怪刘伯承，他是参谋长，政治压力很大。

休说刘伯承，连林彪都扛不住压力，请李德到红一军团讲战术。李德努力讲了一整天。干部对林彪表态，听不懂。林彪表示：“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之后还写了一篇文章支持李德。

当时军方高层，朱德没有表态。真正明确表示反对的只有彭德怀一个，对博古和李德说：崽卖爷田心不痛。如果日后博古一直掌权，估计找机会和彭德怀算账。但彭德怀当时威望高，统帅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红三军团，威风凛凛。

彭德怀地位特殊没关系，下边那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凡是反对者，很多人被抓，很多人被杀，最特殊的例子是肖劲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全面接管军委，把四大金刚派到海陆空三军和后勤总部。黄永胜在总参一言九鼎，吴法宪把空军变成林家花园，邱会作在总后呼风唤雨。心机最深的李作鹏去了海军，但他无论如何折腾都无法掌控海军。因为海军司令是肖劲光。因为是大将军之中，肖劲光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如同元帅中信任罗荣桓。

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十年，为世界之最。

一九四九年，战事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把肖劲光从前线召回：“解放全国的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怎么样？”

肖劲光风尘仆仆的从前线回来，知道必然有任务，但没想到要当什么海军司令，脑袋里一片空白，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这么多年，我就坐过五六次海船，还晕得不行。海军司令还是让别人做吧！”

毛泽东表示：“我就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我们搞海军的基础很差，现在除了起义人员带来的舰船、装备，一无所有。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也了解我们部队的传统。还有，我们搞海军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联部队情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肖劲光生于一九零三年，湖南六大将之一。他的人生也是相当丰富多彩。一九二零年，肖劲光和刘少奇一起去苏联进修。他想学军事，结果被陈独秀批评一顿（陈独秀告诉肖劲光：不要想着当军阀），和刘少奇一起进中山大学，和刘少奇一起入党，听过列宁教诲，回国后参加安源路况罢工，认识毛泽东。但肖劲光并没有向刘少奇一样继续搞工运，而是转入军方，参与国军北伐。国共破裂之后，再次去苏联进修，这次学的是军事。在那里他又碰到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同学，滞留苏联的蒋经国。两人都表示想当军事家。

毛泽东看重肖劲光身上的有利条件。博古当初也非常重视。实际上毛泽东重视肖劲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博古。博古指望苏联喝过洋墨水的肖劲光支持李德。但是肖劲光在实际行动中还是毛泽东那一套。

第五次反围剿中，国共硬碰硬，蒋介石和博古在地处瑞金北大门的黎川较量。肖劲光是黎川军事负责人。肖劲光想按照毛泽东之前的办法打运动战，找机会消灭敌人，但接到命令——死守黎川。更好笑的是，战争开打之前，肖劲光的主力部队被博古调走。

肖劲光知道，死守黎川的结果只有死。为了不死，肖劲光只有撤退。黎川丢失。肖劲光没有被问责。由于黎川很重要，必须收回。于是肖劲光却接到一项任务：带领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攻打黎川之外围据点。然而当时的共军装备落后，攻坚能力一般。肖劲光在攻坚过程中又吃了败仗。这个过程就让人看不懂。

毕竟黎川很重要，既然要死守，为啥要把肖劲光的主力部队抽空？可以解释为博古是书生不懂战争。也可以解释为，要政治斗争。接下来肖劲光就享受到罗明的待遇，被塑造成黎川失守的替罪羊，成为众人喷口水对象。

肖劲光不理解，各种辩驳，得到的答案：“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和全军。”就这样被关押了。

大家都知道肖劲光是冤枉的。彭德怀直接说不是肖劲光的错。和肖劲光同时遭遇不公待遇的还有罗荣桓和滕代远，他们也是毛泽东的粉丝。博古要拿肖劲光开刀。因为他很郁闷：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肖劲光，怎么就不热衷于正规战，而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别人可以跟着毛泽东混。你肖劲光不可以。因为你是苏联军校培养的。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对不起了，要把你作为反面典型，拿你开刀。

肖劲光关押后照例赢得一系列帽子，如“右倾机会主义者”，如“蒋介石的走狗”，被公开审理。当时场面非常状况，各种标语，堪比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公审张辉瓒。

在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下，公审结果：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但这个结果却惹来各方面不满。

毛泽东得知结果后非常生气：“打击肖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但也就是生气而已。他能做的也就是让贺子珍看望肖劲光：“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撤出黎川，做得对。”

李德也不满意，对博古说：“判五年刑，太轻了，要杀一儆百，要枪毙肖劲光。”实际上当时已经杀很多人了，也不在乎多杀几个。如果博古和李德要杀肖劲光，靠边站的毛泽东是保不住的。但当时毛泽东粉丝团里又多了一个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国际派的王稼祥。他已经逐渐相信毛泽东，拒绝在处决肖劲光的文件上签字。肖劲光捡回一命，遵义会议之后复出工作。肖劲光是毛泽东早期坚定的追随者之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之中摇而不倒的原因所在。

魅力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失去了权力。两年多的时间，黯淡无光。国际派排挤毛泽东之后，如果能把事情搞定，那毛泽东彻底没前途了。问题是能搞定么？如果能搞定，当初就不会跑到毛泽东建造的苏区了。他们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依然比不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有最大的帮手，蒋介石。

蒋介石多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是真正的领袖。要成为领袖，自然需要证明领袖的魅力，需要艰难的局势。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创造那种局势。在蒋介石的配合下，毛泽东一步步走向领袖地位。博古为首的书生们，自以为有莫斯科的支持，有周恩来等人的配合就能高枕无忧，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有毛泽东。

毛泽东征服罗明那种土派，没有关系，博古能顶住。

毛泽东征服邓小平那种旅欧派，也没有关系，博古也能顶住。

毛泽东征服肖劲光和林彪那种军人，还是没有关系，博古还是能顶住。

当毛泽东开始征服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派，博古就顶不住了。从王稼祥开始，国际派瓦解，无法招架，也不能招架，最后终于一败涂地。

王稼祥生于一九零六年，安徽人，王明老乡，比王明年轻两岁。和王明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入党比较晚。和王明一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小圈子里的“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共产党员之一。王明和李立三斗争时，王稼祥和博古一样，旗帜鲜明的支持同乡兼同学的王明。

王明去共产国际当代表。王稼祥自己申请去苏区锻炼。当时毛泽东正在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王稼祥看到马列主义书本之外的东西：毛泽东的风格和艺术。他对毛泽东非常钦佩，开始主动接近。一番交流之后，彼此印象良好。

经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王稼祥认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已经创造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所以他选择支持毛泽东。宁都会议上，众人长枪短炮围攻毛泽东，解除毛泽东兵权。

就在毛泽东孤立无援之际，王稼祥站出来：“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这样一番雪中送炭的言论让毛泽东本人都感到意外。因为无论从那个方面看，王稼祥都应该站在毛泽东对立面。但是王稼祥蜕变了，从一个书生变成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知识在书生脑海中只是教条，在实事求是的人那里才能发挥力量。毛泽东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

面对众人惊讶的场面，王稼祥解释：“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故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书生当如王稼祥这样。如果书生都能如此，那么之前和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就不会如此惨烈。毛泽东不会被整的如此惨。日后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如此巨大的伤害。

王稼祥倒向毛泽东，实际上是国际派分裂的开始。但一个王稼祥不足以挽救毛泽东的命运。所以毛泽东还是下岗了。关键性的人物是张闻天。

在苏区洋派和土派斗争过程中，张闻天都是坚定的站在博古一边。从批判罗明到批判肖劲光，张闻天都有份。张闻天最后所以抛弃博古，是因为血流的太多了。

黎川丢失以后，共军就一直败，连战连败。国军集结南下，仍然以堡垒的方式向前推进。在博古和李德眼中，广昌就成必争之地。但广昌并不是有利于共军的战场，他是交通冲要，地理位置还算平坦。向广昌推进的国军有十一个师，共军已经很疲劳，而且缺乏重武器，守不住。但博古和李德决定发起“广昌决战”，调动九个共军主力师，硬扛。如果说夏曦在湘西杀人红了眼，那博古也红了眼，血腥的战争中红了眼。毫不犹豫的把共军置于险境。从现实行为上看，正应了彭德怀那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痛。

这是一场只有博古和李德赞成的战争。高层将领均反对如此蛮干。但博古的书生脑袋里，如果改变战术，那就意味着认可毛泽东那一套，那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他完全无法想明白，当时情况下，即使用毛泽东那一套，他仍然是最高领导人；如果失败了，那才叫一无所有。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博古和李德决定亲自去前线指挥这样一场决战。

这么有种？其实不是，他们躲在距离前线六七公里外的坑道里指挥，怂。

国军精锐师团在堡垒的依托下，借助重武器稳步推进。博古和李德让没有重武器的共军集中在狭窄的地带“短促突击”。在一定范围之外，国军可以打到共军，共军打不到国军。必须等国军到一定距离，共军才能给国军杀伤。国军看穿了共军的战术。共军进攻猛。国军暂时停止前进，其他部队掩护。刘伯承看到战场情况后痛心疾首：不叫打仗，叫“滚仗”。

如此拉锯十八天，双方经历惨重损失之后，博古被迫同意撤出广昌。之后共军在江西处境日益艰难，渐渐失去立足之地。

鲜血蒙蔽了博古的眼睛，却让张闻天醒悟过来。

张闻天生于一九零零年，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之前，张闻天接受过各个层次的教育，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眼界和知识面都不错。入党之后和王明、博古等人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时期，他们的脑瓜子都差不多。只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相对踏实稳重一些。回国之后，张闻天一直搞宣传。去苏区之后，主要还是搞宣传。

苏区时代，张闻天和博古一直穿一条裤子，直到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才认识到，让博古那么搞下去，休说穿裤子，裤衩都没有了。

张闻天对博古说：“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这样打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博古在讥讽张闻天机：“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得有点儿主意。”博古则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怎么会不正确呢？”

就这样，国际派最重要的两个人产生了裂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他排挤出中央。如此以来，张闻天接触到了毛泽东，接触到大量的基础生活和现实问题，渐渐完成了从书生到实事求是之人的转变，如同两年之前的王稼祥。

青史一瞬

经过博古和李德另一番表演，共军全面溃败，被迫战略转移，或者说逃跑。

毛泽东再次成了博古的心病。

战场失利，意味着自己的失败，就意味着毛泽东的正确。这些都让他痛苦。更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失败意味着正版马列主义没有山寨马列主义有用。相当于说马克思和列宁的大腿并不是万能，最后还得中国人自己解决，抱中国自己的大腿。

长征的事很少知道。一切决策来自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年轻的博古负责政治决策，李德负责军事决策，周恩来负责执行。

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达到井冈山七年之后，苏区发展到巅峰之后，损失惨重的共军被迫离开江西。目的：去和向西的贺龙会师。

作为苏区的创始人，毛泽东的去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博古考虑过让毛泽东留下。和毛泽东相关的人，如他的弟弟毛泽覃，支持者古柏，老乡何叔衡等人，都被留在苏区。但关键时刻，博古收到一封信，一封来自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当时被排挤，对高层决策并不知晓。当时他从瑞金到于都考察，从报纸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个话听起来不像博古推行的风格。毛泽东判断，战略转移的时间来了。

毛泽东给博古写一封信：要求把他自己留在苏区，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跟他一起上井冈山）也留下。并且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

博古看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按道理说，博古考虑把毛泽东留下，这不是刚好是借口么？其实不然。中央苏区原本就是毛泽东亲手缔造。毛泽东在井冈山起家时，也就几百号人而已。博古一直都认为自己代表的马列主义比毛泽东的山寨版马列主义更有优势。他本人在大城市呆不下了，所以可以跑到苏区耀武扬威，都是在吃毛泽东的家底。如果把毛泽东留下，毛泽东在井冈山东山再起的话，那恰好证明他自己在井冈山的失败。他对战略转移心里也没底。

博古犹豫了，就把信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后就跟博古说一句话：“我去找他谈。”也许博古不明白周恩来的价值。但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价值几许，四个月之后，周恩来会告诉博古。

当天晚上，周恩来冒大雨从瑞金骑马去于都，见到毛泽东。两人关上门谈话。第二天早晨，周恩来离开时，毛泽东同意参加长征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那天晚上的谈话改变了历史进程。有毛泽东参加的长征和没有毛泽东参加的长征结果将完全不同，共产党的命运也将不同。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以博古和李德那一套，共军主力很难到达湘西，很可能半路完蛋。如果毛泽东留在南方，就算东山再起，也很难在敌后发展。历史进程也将改变。

那天晚上谈了什么呢？应该看看毛泽东写信的动机。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信任博古和李德的能力。按照他们那一套，连苏区都搞不定的情况下，离开苏区去转移只有一个“死”。如果在队伍中被排挤，搞不好死得不明不白。与其那般，还不如留下来，很可能有不死的机会。那封信只是投石问路。很显然，毛泽东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正是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默契。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日后剧情进展，其实不难猜测。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十月十八号，毛泽东和张闻天与王稼祥一起从于都参加长征。

长征之前，项英警告博古和李德，路上小心毛泽东纠集旧部推翻他们。项英的担心是对的。只是毛泽东推翻他们并非纠集旧部开始，而是从分化瓦解国际派开始。

长征途中，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情绪低落，面对茫茫前程，脑袋里一片空白。另外一个三人组中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却是另外一番模样。毛泽东再次拿出化身为老婆婆对二人反复说教。

内容很简单：就是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咱们要走中国特色的路子——农村包围城市。

换成几年之前，毛泽东对二位说这些，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搬出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反驳。但苏区的惨败，让他们失去了反驳的勇气。他们看到马列主义条条框框中没有中国的位置，沮丧无比。毛泽东比张闻天大十三岁，比王稼祥大十七岁，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如同长辈教训后辈，彻底征服了两位年轻的国际派。

毛泽东为何要对他们两位如此用心，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谋划。

毛泽东要想复出，应该征求军方同意。按照一般人的选择，估计会去找彭德怀和林彪等人掏心窝子。实际上真正实力很大的周恩来，毛泽东却没有去找他沟通。毛泽东明白，要想复出必须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同样明白，直接说服周恩来的可能性不大。周恩来虽然对现实不满，虽然很迷茫，并且和毛泽东取得某种程度的默契，但不见得有决心绕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支持博古。但要说服博古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找人取代博古。

共产国际所以支持博古，是因为博古是莫斯科回来的，得到信任。那么必须找到同样从莫斯科回来被共产国际信任的人才行。毛泽东选中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直是搞宣传的，为人正派踏实，政治雄心不大，和王明关系也不错，上台之后，处于一种理论上的“虚君”。只要共产国际没意见，周恩来也就没意见。高级将领更没意见。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虽然他在军事干部中占据优势，但仍然决定先解决政治。政治是一支队伍的灵魂。

一路上三人形影不离。李德感觉有些不对头，对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然而他们已经厌倦了博古和李德。因为他们看到，只要博古和李德还在领导岗位，共军就会不停的流血。最新证据就是湘江之战，共军八万人马折损大半。

第三章 血

共军长征之初，还算顺利，连续攻克国军三道封锁线，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让蒋介石知道了红军想去湘西。对蒋介石来说，剩下的就是调动全国资源围追堵截。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湘江的阻隔把共军就地消灭掉。中央军八万五千人主力部队，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损失大约两万人，加上沿途补充，到湘江之畔时，大约有七万人。残酷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共军长征，历时一年，大小百战，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建军，大小战争无数，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但中央领导人显然没意识到危机。在博古书生脑袋中，所谓战略转移，相当于搬家。他们把盆盆罐罐全部家当搬走。大到印刷机，小到尿盆，统统搬走。有些笨重的机器需要几十人台，还要更多的人马前后保护。中央成立中央纵队负责搬家，第一梯队三千人，搬运各种机械设备。第二梯队六千人，负责搬运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如此以来，一万能征善战的精兵变成了无用的轿夫。

在这个庞大拖沓的中央纵队周围：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负责开路；新组建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负责两翼；红五军团殿后。这是什么节奏？送死的节奏。共军主力在根据地中都无法生存，离开根据地之后处境更为艰难却行动更为僵化缓慢，每天走二三十公里。所以彭德怀才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如果不是国军内部有矛盾，共军估计就交代了。

蒋介石的计策：让桂军在湘江边阻击共军，其他部队压迫共军由龙虎关进入广西。到时候广西兵力不足，难以应对共军，蒋系中央军顺势进入广西，顺便解决桂系。

这个计策一石二鸟。但桂军指挥官白崇禧号称小诸葛，跟蒋介石斗法多年，识破蒋介石的毒计，改变策略，对共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使共军早日远离广西再作打算。

十一月二十七号夜，林彪的红一军团抓住机会，迅速渡过湘江，控制界首和觉山铺之间三十多公里渡河点，并在渡河点由工兵架设浮桥，让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但中央纵队行动极慢，没有抓住机会。

蒋介石见白崇禧猜中自己心思，满腔怒火给白崇禧发电报：“共匪势单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相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白崇禧没办法，只好从让桂军全线出击。恶战从二十八号开打。

论单兵作战能力，国军之中数桂军最强，与共军相当。因为桂军的来源和共军差不多，也是老农民，军官也是逐级提升，相当有威信。在白崇禧精明的指挥下，桂军相当灵活多变。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共军将帅对桂军评价很高。

林彪和彭德怀的队伍虽然战斗力很强，那也是运动起来。在湘江两岸，基本上动不了。因为他们动一动，湘江渡口就会失守，共军主力就会覆灭，中共中央也会被困死在那一带。一旦定下来，最大的优势就丧失了。国军有飞机，还有重型武器，相当于打固定靶。

血战两昼夜之后，一军团损失很大，但只是开始。湘军绕到红一军团背后，两面夹击。林彪非常被动。危险之际，林彪和聂荣臻都拔出枪。高级将领杨成武都负了伤。三十号夜里，林彪和聂荣臻给军委发电报：各位大爷，求求你们，走快点吧，再晚就撑不住了。

另一边的红三军团面对桂军主力，损失同样参照，仅第十团团长就牺牲两个，十八团则全军覆没。战斗从未有过的惨烈。但却不能动。

湘江之战是彭德怀和林彪军事生涯中最憋屈的一战。两个最精锐的军团不停流血牺牲，却迟迟等不到中央纵队。所谓书生误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天、两天、三天……直到十二月七号，中央纵队才算渡过湘江。

从十一月二十七号到十二月七号，前后十天时间，干嘛去了？慢慢走呗。中央纵队走得很慢。但共军血流得很快。

湘江之战结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损失过半，殿后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红八军团只剩下一千人，红九军团只剩下三千人。红军总人数只剩下三万多，战损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前所未有，后所未有。

如此情况下，不要说张闻天和王稼祥，就是博古本人脑袋里都有问号：马克思和列宁是不是太遥远了？刚愎自用的李德几近崩溃，时不时拿枪在自己脑门上比划几下。

长征，共产党史上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的结果难以预测，可能是伟大的战略转移，浴火重生；也可能演变成凄凄惨惨的逃亡。按照湘江惨败的那个情况，极有可能是后者。最后所以演变成前者，关键就是毛泽东。

党内各路英雄豪杰们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的心思如何呢？不知道。但是他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做了如下描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纯粹的惊涛骇浪。毛泽东诗词中，要么大气磅礴，要么气定神闲。这种东西极为罕见。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队伍的处境就是如此，凶险，难以预测。

第四章 英雄

最英雄

何为英雄？

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所谓胸怀大志——敢于发出自己的济世之言。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为之战斗，并且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立誓扫除世间不平，可谓大志。

所谓腹有良谋——能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毛泽东放弃城市走向农村，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提倡农村包围城市之策略，可谓良谋。

所谓包藏宇宙之机——能在任何时候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共军渡过湘江之后，士气低落异常。就连久经战阵的林彪都阴郁到极点。队伍何去何从？三人团无法解决问题了。高层在一起开会讨论前途。按照博古和李德的意思，还是往前走吧，按照原定计划去和贺龙汇合，反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对不。但蒋介石已经摆开战场，微笑着等候共军。就算冲过去，贺龙那边的实力比中央苏区差远了。中央苏区都守不住，凭啥认为湘西能守住？那种情况下，再往前冲，傻。

但蒋介石的微笑很快凝固了。因为毛泽东的意见又有用了。

共军高层，每一个人都久经考验，经历过各种失败。比方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脱颖而出。毛泽东的地位，与其说来自遵义会议，不如说来自湘江战败。就在众人面对蒋介石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再次站起来告诉大家，不要去湘西了，那是送死，咱们不能走死路，要走生路。不要死，要生。

其实毛泽东从未闭嘴。当初刚到井冈山，毛泽东就说不停。即使下岗了，时时关注局势，不停的说。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提过不少策略。只是那时候没有人听而已。博古看见他就烦，听到他说话就头痛。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生死存亡之际，众人茫然无助之时，终于有人听了。

没有人要走死路。问题是生路在哪里？毛泽东把手指向贵州。那里国军力量薄弱，是生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十二月十八号，共军西进贵州，变被动为主动。关键时刻，共军的缔造者出现，共军再次动起来。

动起来的共军，魂魄又回来了，重新犀利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九号，湘江惨败的一个月之后，毛泽东意见起作用十二天之后，共军攻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城，得到喘息之机。

看到了吗，这就是差别。黎川惨败之后，将近一年，共军基本上没打过胜仗，根据地丢完，队伍折损大半，最后落得仓皇逃窜，前途渺茫。在广昌流血，在湘江流血，始终得不到补充。毛泽东的意见刚刚有用，十二天的时间，就从死地转向生地。

——世间最好的英雄主义剧本也不过如此。

遵义，地处西南腹地，秦汉置县，称夜郎，唐时称遵义，现在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以酒文化扬名于世。汉朝以来，延绵不绝的酒香飘荡在历史的天空，曾让许多英雄豪杰流连。但其历史顶点还是那场决定中共命运的会议。

湘江惨败后，王稼祥看到博古和李德还是那样一副德行，认为他们没救了，找到毛泽东，表示要到遵义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张闻天表态：“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王稼祥去苏区较早，和军方高层将领都有联系。他又利用这层关系去找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谈话，赢得他们的支持。张闻天去和周恩来谈话，赢得周恩来的支持。张闻天在国际派中是理论家。当他表示要开会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博古完蛋了。

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首先是一种党内串联，私下约定。从法理上讲，这种行为相当不可取，而且应该是禁止的。日后毛泽东就很介意这一套。建国后高岗再私下里卖弄这一手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把他舍弃。这种方式只能在特殊时刻使用。就好比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特殊时候干一次才行，如果变成常态，就乱套了。

但生死存亡关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对组织而言，生存就是最大的法理。串联好之后，决定遵义开会。但开会必须经过博古同意。博古本人当然不愿意开会，但必须给个交代。他就对周恩来说，咱们到遵义开会，总结湘江战斗。

如果仅仅总结湘江战斗，相当于总结一场局部战争得失，局限在军事层面，搞不到政治上，也就搞不到领导身上。博古认为总结湘江战斗不仅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王稼祥也不会同意。那样就可以不用开会了。但周恩来沉默应对，没有吭声。

一月十五号，遵义城内原国民党师长的小洋楼里，会议开始，周恩来为主持人。会议室中间挂着马克思画像，中间放一个大火盆。此时的博古还不知道，他已经输了。会议开始，主持人周恩来突然转变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坐在正中央的博古对此并无心理准备。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当然博古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国军强大。他主张总结湘江惨败，目的也就是说国军强大，共军失败非战之罪。反正就是把原来准备的说辞拿出来应付一下，赖账。

接下来是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就是在检讨，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揽下。他是三人团领导人之一，他承担责任，相当于说三人团有责任。如此以来，博古和李德也就难逃干系，想赖账也不可能了。

毛泽东是会议的主角。他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愚蠢，把整个好端端的苏区葬送了。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其实还是他之前反复说的那些东西。只是之前大家跟着博古走，不在意毛泽东的意见。如今已经完全失败。博古和李德已经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大家终于认识到，还是山寨版的马列主义实用。

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投下关键一票。

当晚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把军队的领导人也扩大进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同意。一月十六号，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人加入。如此以来，博古更没有胜算。会议由博古主持，但主题不变，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博古相当于自己带人批判自己，以一把手之尊在会上挨骂。博古的支持者中只有邓发和凯丰两个人，势单力薄，无济于事。会议开了三天，毛泽东的意见被大家接受。博古和李德彻底被否定。博古当然很郁闷。自己明明都是照马列书本来的。重用李德也是有马列依据。怎么就错了呢？怎会呢？想不通啊。

好吧，博古同志，慢慢想吧。

召开遵义会议并不容易。因为条件限制是很明显的。指导思想不能批，马列主义的旗帜不能丢。这是第一难。谁敢动一下马列旗帜，谁就会死很难看。共产国际那一块也不能碰，人家是领导，是权威，指导全世界。除了苏联共产党，共产党都要听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这个原则，博古是国际派知识分子，李德是国际派军人，都是不能碰的。

要批斗，也只能批斗博古和李德的个人错误。所以大家就串联起来，集中火力批判博古和李德。毛泽东胜利了么？没有。恰恰相反，考验才刚刚开始。

那种情况下，开会骂人不难，把博古和李德搞臭不难，难题是博古和李德的权力该如何分配？按照一般思维方式。既然大家认为本人正确，那本人就不客气了，取代他们。事实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毛泽东上来就一屁股坐上去，很可能沦为孤家寡人。权力原本就很迷人，生死时刻，大家更不想放弃权力了。放弃，就可能是灾难。看看被留在苏区的瞿秋白，那可是前任一把手，还是被留在苏区。经过苏区两年斗争，毛泽东的支持者已经被清洗差不多了。所谓毛派四大金刚，最后只有邓小平存活。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被共产国际认可。所以只能还是国际派。所以接替博古的是张闻天。

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那么毛泽东在周恩来心中的地位如何？从他对博古的一席谈话中可知答案。

会议之后，博古不爽，凯丰更不爽，先是很嚣张的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啰嗦一通（说毛泽东之后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然后他又对博古说，你是共产国际制定的人选，凭啥被他们说一顿就下台啊。博古磨磨蹭蹭二十多天，也没有动静。二月五号，周恩来找博古一席长谈。

周恩来开导博古：“我们的对象是国民党，具体的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给他处理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他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周恩来对博古说：“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他说自从我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搞成。”

周恩来没有对博古隐瞒毛泽东的弱点：“毛泽东非常自信，有时候目空一切、骄横武断。正因为这些弱点，让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下台。”但周恩来同样指出：“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毛泽东深入了解农民的愿望，能抓住土地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发动农民起来干革命，同时他又善於利用中国几千年封建习俗和道德文化，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周恩来得出结论：“人无完人么，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才是最重要的。”

周恩来对博古推心置腹：“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我有自知之明，我不适合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历史注定要扶持一个真正的统帅上台，在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会让贤的。”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分析利害，展示未来。博古表示心悦诚服。

二月六号，博古表示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让人把象征权力的大印和中央文件转移到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成。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周恩来对博古也不错。数年之后，王明证明了自己绣花枕头的本色，毛泽东在延安站稳脚跟，博古和凯丰终于意识到原本马列主义不如山寨马列主义可靠实用，所以延安整风运动，博古和凯丰低头检讨。一九四六年博古空难身亡，错过解放战争中复仇国民党的光辉，也错过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有悲也有喜。世间事，不过如此嘛。

时间回到四个月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和毛泽东达成默契。那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说了啥？基本上就应该是上面那番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恩来承认了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基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毛泽东那一套。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达到陕北之后，两人位置对调。周恩来变成毛泽东的助手。从此以后，周恩来基本上退出军方决策，转向统战和外交。当周恩来再次参与军方工作，已经是建国之后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之后，军方掌控者一直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彭德怀和林彪）。等到周恩来动手整顿军方，已经是九一三事变之后。

那么遵义会议之于毛泽东又如何呢？

教科书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部分专家说，这不对，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张闻天代替博古，周恩来代替李德，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

从形式上看，部分专家说得到。从实质上看，教科书是对的。

大家都很实际：其他人不变，周恩来理论上不变，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共军还魂。然后就看结果，干得好，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恢复井冈山前期的领导模式。干得不好，啥都没了，退出历史舞台，也不用分主次轻重了。

毛润之，看你的了。

神来之笔

回头看遵义会议，王稼祥是提倡者，张闻天的态度极为重要，但真正关键人物还是周恩来。只从长征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和毛泽东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默契。每到关键的时候，周恩来总是出现。

虽然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权力的核心并非有名无实的一把手，而是军事指挥权。博古和李德倒台之后，军方最有权的两个人是朱德和周恩来。朱德党内资历不高，地位也不高，但军内地位不可撼动。南昌起义之后，朱德成了红军之父。苏区根据地建设，朱德和毛泽东地位相当。如果说李德和博古的路线是错的。那么老井冈山路线，朱德也是代表。所以不需要动朱德。

真正尴尬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一直是中央实权派，和陈独秀之后所有领导人合作，是一个任何人上台都无法忽视的角色。但是在苏区根据地，他是外来者，取代的正是毛泽东。而且他是中央的人，三人组成员之一。按照一般思维，周恩来肯定难逃干系。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容易。因为博古只是书生。李德是外来和尚，根基浅。但是周恩来动不得。如果动了周恩来，那么整个权力构架要伤筋动骨。原本风雨飘摇的队伍估计更不行了。更为关键的，当时毛泽东实力不见得比得上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和毛泽东达成默契。接下来行动中，周恩来也有意退让。但前提是毛泽东取得让人信服的战绩。在遵义的共军本质上是一支孤军，失去根据地依托，四面都是敌人，东边是湘军，西边是滇军，南边是桂军，北边是川军，另有蒋系中央军狠命追剿。

该往哪儿去呢？就地生根是不可能的，没有时间，贵州也不具备建设根据地条件。南边不用想了，没有战略价值，且桂军凶狠异常。东边有蒋系追来的重兵。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北入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自古以来就极其特殊。

每当中央帝国出现混乱，四川必然军阀割据，从无例外。即使和平年代，也是各种乱象。与此同时，四川又是国家战略大后方。当初安史之乱，唐玄宗就入川避难。国民政府抗战初期压力大，以重庆为陪都，依托四川延续生命。中苏敌对时期，重工业迁入三线，也就是那一带。一九三四年的四川，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巅峰，大大小小且种类繁多的军阀堪比如今超市里玲琅满目的商品。蒋介石还没有控制那里。如果进入四川，游走在各个军阀中间，将会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而且四川人口密集，地势复杂，很适合建根据地。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已经游走在川北。到那里和红四方面军回合，将大大增加共军的实力。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向北渡过长江。

一月十九号，遵义会议结束两天之后，压力之下的共军被迫离开遵义向西北挺进。重新拿到指挥权的毛泽东想要表现一下，攻打土城，结果由于情报不准确搞成两败俱伤。博古讥讽曰，山寨马列主义不过如此。

毛泽东随即兵向西渡赤水河。那是一条流经云南、贵州、四川的一条普通内陆河，却成了共军的生命之河。共军的战斗力在赤水河流两岸复苏。

如果事情顺利，共军再向北渡过长江，可进入四川。

如此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所以他要全力阻止共军入川。入川犹如纵虎归山。比蒋介石更不想共军入川的是四川军阀。因为如果共军入川，那么蒋介石必然跟着入川，他们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川军优势兵力向长江渡口集结。那种情况下，渡江损失太大。毛泽东当即决定，挥师东进，并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河。之后再次占领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城，俘敌三千，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赢得长征之后第一个大胜仗。时间是二月二十九号。

二次占领遵义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豪气干云，写下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

再次回到遵义城，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战略态势仿佛并没改变，还在敌军包围圈中，表面看相当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原点，有什么好高兴的？要填词抒情。纵观毛泽东一生，他也不会把那种级别的小小胜利放在眼中。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把西边的滇军调出来，引诱到包围圈中，那么共军就可以借云南方向空虚之际，西进再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相当于绕一个圈。

共军要渡江向北。蒋介石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军阀们也知道共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按照绝对实力，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共军还是渡江向北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差点就破产。因为它欺骗性太强，骗过了所有人，不仅骗过蒋介石和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甚至把共产党高层那些人都绕迷糊了。

客观说，前两次渡赤水是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虽然再次回到遵义城。毛泽东要主动出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飞机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希望把共军消灭在长江南岸。薛岳已经指挥大军从北面压上。另一边，则是黔系军阀，实力较弱。

就在此刻，发生另外一件事。红一军团截获蒋介石发给黔军的电报。林彪和聂荣臻发一个“急电”给中央，建议攻打金沙县（打鼓新场）的黔军。金沙县是贵州北部的交通要道。黔军战斗力一般。打下来之后有很多选择。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所有人都同意打金沙县。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因为他的目标是调动滇军，而非去咬黔军。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拿到军事指挥权，但并无决策权。军事行动依然由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商讨决策。也就是说，行军打仗，二十多人在一起讨论。那种情况下肯定是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吵吵嚷嚷，且效率低下。

此战关系到全党和全军的前途，自然还要开会讨论。时间是三月十号。当时毛泽东的职位是前敌总政委，朱德是前敌总司令，相当于恢复井冈山时代的经典二人组。但朱德和所有人一样，也赞他去打金沙县。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又要撂挑子，但得到的答案：“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他一怒之下离开会议室。

随后张闻天主持民主表决。结果毛泽东的前敌总政委就丢了。

此刻毛泽东没时间郁闷，他在意的并不是什么头衔，而是队伍的前途。怎么办呢？毛泽东又想到周恩来。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周恩来房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虽然打下金沙县有种种好处，但是就算打下金沙县也没用，战略态势上还是死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北过江入川。要过江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西面的滇军调出来，隐蔽西进，再向北渡江入川。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两人一起去说服朱德。三月十一号早晨再次开会，三人一起说服政治局其他成员。毛泽东的意见才得以通过。毛泽东认为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影响效率和决断，向周恩来提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行驶军事指挥权。

三月十二号，军事三人组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王稼祥代表国际派。周恩来是最高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辅佐周恩来。这是周恩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模式。当初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一心想把毛泽东留下来帮自己没成功。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只是局势已经变了：名义上是周恩来最高负责人。实际上周恩来基本上不发话，战略战术由毛泽东说了算。周恩来成了一个军事过渡时期的选择，如同张闻天在政治上过渡一样。只不过周恩来的过渡期比张闻天要快很多。

接下来毛泽东指挥共军佯攻金沙县，吸引国军前来，再主动撤离，并于三月十七号第三次渡过赤水向四川方向挺进，一副急于向北渡江的模样。蒋介石嘿嘿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集结队伍准备消灭共军。

但四天之后，毛泽东让共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转移，摆出一副强攻贵阳。

贵阳是贵州第一大城市，被攻陷影响很大。蒋介石大惊，赶紧亲自飞到贵阳指挥作战，并且把滇军调过来增援。

毛泽东就等这样一个机会，留下小股部队伪装，带领主力渡过乌江（三月三十号）向西赶路去也。接下来进入预定计划：途径云南，绕了一大圈之后进入四川。国军还在贵阳以北准备消灭共军。

眼见计划失败，蒋介石气得直跺脚，重新考虑把共军消灭在大渡河畔，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带着共军强度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从此蛟龙入海。蒋介石只能望着老对手的背影兴叹。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调侃：“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漂亮。

——那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在生死时刻之际迸发出来的智慧之光。

——那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在生死时刻创造的奇迹。

四渡赤水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找不到先例。后世观众则是对着往事感叹历史巨人的神奇。从此之后，共产党由死路走向生路，共军由死路走向生路。

党内异议没有了。国际派都服气了。周恩来要做的就是把军事指挥权过渡给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知识分子意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腿”。区别在于，抱远方的大腿，如孔子、耶稣、马克思等人，是静态的，可以坐在上面吃喝拉撒睡，摆出各种造型和姿态。毛泽东这条“大腿”不停走动，经常有人因为保不住摔下来。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在党内取得了类似于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地位。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毛泽东挟中央以令中国共产党。曹操所以没有自己上位，是因为还不是上位的时候，硬上会成为出头鸟，被枪打。毛泽东暂时没上位，原因也是一样，时机不到。曹操到死都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不久之后，毛泽东亲手创造了时机。这就是毛泽东比曹操高明之处。毛泽东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曹氏家族几代人没能完成的业绩。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自己挺直腰杆子，并且带领共产党挺直腰杆子。

那么毛泽东就无敌了么？远远谈不上。蒋介石还是他暂时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可以慢慢解决。前方还有一个比蒋介石更棘手的人物等着他，同样强势生猛的张国焘。

第五章 两虎相争

一九二七年那波共产党起义，一时间遍地开花。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被视为三个标志。邓小平的百色起义，彭德怀的左右江起义，也被宣传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的黄安和麻城起义不太有名。其实这是宣传上的误区。所以如此，是因为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后来并不显赫。按照实力排序，黄麻起义之后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仅次于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最初两年，鄂豫皖发展势头比井冈山还猛。一九三零年，周恩来主持中央下，专门建立鄂豫皖特区。

鄂豫皖根据地诞生的红四方面军，战斗力不次于（或仅次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徐向前。他是黄埔一期的天才。一九二九年到鄂豫皖，随后展示军事才华，取得一系列军事成绩。在蒋介石的通缉榜上，他的人头很贵。

第二个人是陈昌浩，生于一九零六年，湖北人，王明的“二十八半共产党”之一。王明得势之后，他们分别去了各个根据地。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王稼祥去了红一方面军，夏曦去了红二方面军，陈昌浩去了红四方面军。王稼祥在江西对毛泽东很佩服的时候，陈昌浩在鄂豫皖被张国焘征服。

张国焘，红四方面军领袖。

一八九七年张国焘生于江西官绅世家，家境显赫而富有。张国焘三兄弟全部加入共产党。二弟张国庶在国共分裂时被抓，沉尸江底，成烈士。三弟张国杰在国共分裂时脱党，当一辈子平民。张国焘为人豪迈而刚烈，聪慧好学，年纪轻轻考上北大，深得陈独秀赏识。五四运动之际，张国焘为学生领袖，相当风光。随后加入共产党，为最早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召开，张国焘为十二颗明星之一，并且当选为第一届政治局成员，为中共领袖之一。

随后张国焘去苏联进修，领导工运，也关注过农运，发展相当全面。政治主张上，中间派。当初国共合作，张国焘并不热心。国共分裂，共产党要搞武装起义，张国焘也不怎么上心。看似稳健，关键时候总是差一点点。这个差距，最后断送了他自己。

一九三一年，上海中央处境越来越不好，井冈山和鄂豫皖发展挺好。张国焘决定去苏区。原本打算去井冈山。总书记向忠发考虑到张国焘和毛泽东个性都很顽强，一山不容二虎，拍板决定张国焘去鄂豫皖。由于张国焘地位重要，中央安排天字第一号特工顾顺章亲自护送。顾顺章完成任务之后被捕叛变。中央生存日益艰难。

陈昌浩在鄂豫皖为何没有整风呢？原因很简单。张国焘已经整风完毕，杀掉一批人，连徐向前的老婆都秘密处决了。但张国焘和夏曦不同，并没有滥杀无辜，依然重用徐向前，王树声和许世友等人也得到发挥机会。鄂豫皖在张国焘整顿之后取得更大的发展。就连王明的粉丝陈昌浩都对他佩服五体投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刚刚复出就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首先带领三十万大军围剿鄂豫皖。当时鄂豫皖有将近十万人，可以一战。但张国焘选择战略性转移，带领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向西转移，后在陕川站稳脚跟。蒋介石转身再去围剿江西。

如果张国焘在鄂豫皖赢得第四次反围剿，那么中央有可能前往那里，第一个苏维埃就可能诞生在鄂豫皖，那样整个中央都会落到张主席地盘里，那样毛泽东的队伍日后就成了偏师，就不好办了。当然战略转移保存实力也没有啥不对。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向西到陕川边境立足，建立一个根据地，队伍又发展到十万人。

从这方面来看，张国焘已经完全成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判断，以及还不错的战略构思。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领袖级别的人物，隐隐可以毛泽东分庭抗礼。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号，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三十八岁的张国焘和四十二岁的毛泽东在两河口相会。张国焘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略有胡须，一身戎装，看起来威风凛凛。毛泽东则是一身长衫，文质彬彬，略有书生气。两人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当初中共一大上的十二颗星，暗淡的暗淡，陨落的陨落，只剩下他们两个光明耀眼，并将继续耀眼下去。

两人首先一个大大的拥抱，如同久别重逢的兄弟一般，接下来只剩两个字——斗争。

长征之初，原本目标是西进湘西。因为困难很大而无法实现。毛泽东复出之后，在云贵一带绕一个大圈子，目的就是去陕川。毕竟红四方面军在那里发展得很不错。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一个叫小金的小城会师。

从毛泽东角度看，这是第二次和自身等量级的人物融合。第一次是井冈山朱毛会师，后面一系列磕磕绊绊，总算融洽。从张国焘角度看，这是第一次。朱毛日后相处融洽，很大程度上是朱德并无领袖欲望，党内资历也无法和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不同，五四运动中就比毛泽东有名，中共一大上就比毛泽东地位高。除了中共三大前后，党内地位一直比毛泽东高。

缔造根据地方面，张国焘不像毛泽东那般亲手堆积出井冈山一砖一瓦。但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推动了根据地壮大。而陕川根据地更是张国焘主要搞起来的。建军方面，张国焘也没有三大纪律八项，但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手上不断壮大。

最现实的问题是，一九三五年夏天，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经历层层艰难险阻之后不到两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也就两万多点；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更多。这个力量从林彪当时的反应中就看出来。遵义会议之后，林彪和毛泽东步调不太一致。毛泽东自认为四渡赤水是平生杰作。林彪却认为走了很多冤枉路，并且写信让彭德怀出来指挥军事。毛泽东把林彪教育一番。会师之后，张国焘找机会动手脚。聂荣臻告诫林彪，提防张国焘。林彪不仅没有听，反而说聂荣臻搞宗派。

聂荣臻对林彪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那种情况下，宗派也罢，路线也罢，都可以扔一边去，不被同化才是王道，姑且算防人之心不可无吧。这道理林彪应该懂。但林彪反应却很意外，竟然拍桌子对聂荣臻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两万多，他有八万多。”林彪的反应很让聂荣臻意外。聂荣臻只好跟着拍桌子：“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这个小插曲表明两点。林彪当时和郁闷。林彪是一个敏感而自负之人，一路走来队伍减员严重，肯定非常不好受。这是第一。第二，张国焘太强大了，兵强马壮，人员整齐。对比之下差别太大了。其实聂荣臻和林彪看到的都是一件事。聂荣臻因为张国焘的强大而担忧。林彪因为张国焘的强大而（对中央领导层）失望。

在国际派威信丧失之后，只能靠本土派知识分子上。按照当时情况看，要么是张国焘，要么是毛泽东。从当时态势上看，张国焘完全有实力和毛泽东争夺“挟中央以令天下”的本钱，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主宰共产党命运的那个人。但张国焘的下场却是两年之后当了叛徒，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拉走，晚年死于异国他乡，可谓输得一无所有，犹如曹操老对头袁绍。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一九三五年夏天犯下两个大错。

张国焘错误之一：心太急。

两军相会，弱势一方必然小心翼翼。聂荣臻的担忧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央领导层还在弱势一方中，问题更复杂了。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弱势的领导层，结局都不太好。即使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彻底掌控大局之前，领导人的结局都不太好。

张国焘可能选择之一：要么选择快刀斩乱麻，把领导层收拾了，自立为王。但张国焘显然不敢那么做。因为共产党除了对面有敌对的国民党，上面还有共产国际。如果张国焘敢那么干，就算能干成，结局必然很惨。张国焘的梦想是当领袖，而非杀人。就像他在鄂豫皖根据地，也杀人整人，但该用还是用，当上领袖就行。

张国焘可能选择之二：既然不能用强，最好拿出诚意，消除中央领导层的疑虑，融入其中再慢慢斗争。这方面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干得就不错，团结大多数，不去搞清算，所以脱离险境。张国焘也可以如此选择。

但张国焘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咄咄逼人。他不承认遵义会议。从张国焘角度看，如果能推翻遵义会议决议，那么就能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就消除了最大竞争对手。但问题在于，遵义会议之前的领导人是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找博古谈心。特别陈昌浩和博古是同学，在张国焘身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和博古还是由很多共同话题的。如果博古和张国焘站在一起，以博古是地位，形势将完全不同。但博古不为所动。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博古也是知识分子，和王稼祥、张闻天一样，虽然这样那样缺陷很多，但为人有原则，内心有气节。在他自己把中央红军葬送，毛泽东在生死关头把队伍拉回来，他是服气了。

博古拒绝张国焘，本应引起张国焘警惕。因为博古是国际派代表，是中共和共产国际沟通的桥梁。如果连失势的博古都不愿意和张国焘合作。那么张国焘应该好好反省。因为张国焘即使得势，也需要一道桥梁和共产国际沟通。但张国焘变本加厉。

两河口会议之前，张国焘和周恩来有这么一段对话。张国焘向周恩来探听虚实。

张国焘说：“四方面军现在有十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五万吧？”

周恩来应对：“也就三万人吧。”随后周恩来补充说，“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但张国焘不以为然。事实上张国焘和周恩来都夸大了队伍，都是在打心理战。开会的时候，张国焘锋芒逼人，要清算政治路线。政治路线必然涉及到国际派。所以不用毛泽东动嘴，博古、张闻天等人就让张国焘疲于招架。张国焘就算有八万雄兵，终究只有一张嘴。国际派知识分子各个能言善辩。张国焘要清算政治路线，博古必然遭殃。所以博古和张国焘对上了。眼见博古滔滔不绝，张国焘非常郁闷，决定给博古一个下马威。

张国焘抓住博古言辞中的漏洞，拿出威严的姿态讥讽，“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十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辞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当然博古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张国焘又吐出三个字，“你配吗？”

——是的，博古不配。但是如果张国焘连博古都容不下，再加上不承认遵义会议，那么张国焘的目的很明显，想把众人踩在脚下。想法是好的，问题是有可行性么？要知道中央那些人，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中豪杰，还是博古等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连蒋介石那么强的实力都踩他们不住，张国焘凭啥？

张国焘认为：“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来只剩下万把人，主要原因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当前只不过是最直接地反映到军事的失败上。现在要挽救党，挽救红军，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政治路线，否则就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错误的根源清算政治路线完全有。”张国焘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是并不符合斗争态势。当时并不是清算政治路线的时候。何时能清算政治路线？毛泽东给了答案：共产党本土化第一阶段进程完毕之后。

张国焘的这个态度相当于把所有国际派得罪完，也就是相当于斩断他自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博古就算还有点其它想法，一看张国焘如此霸道，顿时觉得还是毛泽东温柔一点。在毛泽东身边，看起来好歹还有条活路。落在张国焘手上，看不到一丝希望。张国焘的处境好比当年站到汉室对立面的袁绍，一心另起炉灶。日后张国焘的失败，很大原因就是和共产国际联系不上。

得罪完国际派，又要和毛泽东争斗，打击面太广了。胜利的唯一希望就是接下来战略路线中占优势。但这恰恰是张国焘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战略低一筹。

两军会师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前途。

中央原本有到陕川一带立足的计划，很快发现行不通。那里地广人稀，根本就没法建设根据地。而且地理位置偏僻，在那里落地生根，很难影响到大局走势。更关键的是，那是张国焘的地盘。看看张国焘那嚣张模样，中央落到他手里，日子不会好过。

两河口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共产党的前途。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阐述观点，共军要北上。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队伍。毛泽东说咱们应该去陕甘一带，占据有利地势，同时背靠外蒙，有利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并强调：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咱要听从。

张国焘不知情，很惊讶。这就是中央的好处，张国焘完全享受不到。

这不是毛泽东真实的想法。他只是拿共产国际压张国焘。如果张国焘不听，那就意味着要走向对立面，再无和解可能。

想要另立山头的张国焘当然不会屈服于毛泽东。他摆出来自己的理由：第一，以西康为后方，向南发展，指出“想要北伐必先南征”，并且搬出诸葛亮当年的策略为证。第二，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上”，优点是机动余地大。第三，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发展，以新疆为后方，即“西进”，优点是可以利用新疆当局亲苏的立场，缺点是距离中国内地太远。

张国焘的态度：最好执行第一个计划。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看看张国焘的选择，南征可能性不大，四川那些军阀暂时都难以搞定。就算搞定了四川，偏安西南，也就是当初诸葛亮那个层次，和共产党全局策略不符。西进新疆更不靠谱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到达，而是到了能否出来。日后徐向前西征惨败证明，那是难以实现的战略计划。张国焘的计划——实际上更像偏安一隅。

北上，是一个大战略。南下，偏安之道。

张国焘这个人，足够精明，心够狠，手够辣，有自己的主意，敢于坚持，也就是有领袖范儿。但是在战略决策时总是差那么一点。这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当初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很有利，张国焘不热心。南昌起义，到了决绝关头，张国焘在犹豫。事关生死的北上和南下上，张国焘再次犹豫退缩。这种个性注定禁不起起落。

战略不对头，还想强迫中央跟着他走。连蒋介石都办不到的事，张国焘能行？难。

看到了吧，这就是张国焘的两个错误。两者相加构成这样一个尴尬：想当袁绍而不得。因为袁绍人家好歹是东汉末年实力最强大的军阀。张国焘充其量就在共产党内实力最强大。当时的共产党全部实力加在一起在蒋介石那里都不够看。

毛泽东的策略

两河口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张国焘也举手表示服从中央北上。中央这边也明白，张国焘会有动作。毕竟人家手上有将近十万雄兵，不可能无条件交出来。那样做不仅不符合张国焘的性格，同时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开完会就出现如下情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轮番找张国焘谈心。苦口婆心，希望说服张国焘北上。张国焘还是我行我素的派头，如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般，论战到最后依然坚持认为应该清算政治路线。特别是和朱德的一番谈话，心思表露无遗。所有人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安抚张国焘，中央给他安排了军委副主席，把徐向前和陈昌浩纳入军委。按照实力对比，四方面军就三个人，少了点。问题是，如果四方面军的人占据多数，相当于话语权落到张国焘手中。毛泽东是不会同意的。

张国焘的目标不仅是抓军权。他认为军事路线是皮毛，政治才是根本。会议刚结束，他就在内部宣传说北上是逃跑主义，要南下。他对自己的粉丝说，遵义会议不合理，两河口会议是针对红四方面军的阴谋。他号召大家：“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张国焘的话赢得了粉丝们一致认可。

既然中央路线是错的，那就之后另外搞一条正确落线了。所谓正确路线，就是要自己搞一个正确的中央，清算之前错误的东西。

如此以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央想把张国焘的力量融合掉。张国焘想把中央玩弄在自己的鼓掌之中。接下来三个月就进行了拉锯战。

张国焘最初的打算还是通过正常的方式达到目的。七月十八号，张国焘的头号粉丝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

陈昌浩原本是王明的粉丝，原本应该和张闻天与博古站在同一阵线。但是陈昌浩在张国焘身边完成蜕变。陈昌浩在张国焘身边很能打仗。要论军事素养，陈昌浩高于国际派任何一人。当时陈昌浩的身份是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之后的二号人物。在那个敏感的时候那么写信，很有点逼宫的味道。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不妥协已经不可能。张闻天表示：“既然他要权，我把总书记让给他。”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

毛泽东理由：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

毛泽东策略：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张国焘相当于身兼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两个职务，已经可以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抗衡。

与此同时，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要知道，那年月前委的权力非常大。而且陈昌浩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如此以来，军委内部，红四方面军虽然人数少，但各个手握实权。

为了显示诚意，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时间是八月四号。

随后把两个方面军混编。红四方面军加上五千红一方面军改为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领导，实际上是张国焘一个人说了算。红一方面军主力和部分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右路军，由毛泽东领导，但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

如果张国焘就此消停，完全可以在党内和毛泽东争夺“曹操”的位置。但这种短暂的和谐只是新一轮斗争的导火索而已。表面上是增加彼此了解，实际上暗流涌动。看看这个安排，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与张国焘同行。如果张国焘能说服二人，那么筹码将大增。徐向前和陈昌浩和毛泽东同行，如果毛泽东能说服二人，将可以削弱张国焘的实力。就在那个时候，原本应该在双方起调节作用的周恩来病得很严重，险些丢了命。

八月份，红军翻过大雪山，面临草地。随后右路军通过草地。到八月底，陈昌浩控制的队伍为主赢得包座战役，为左路军北上奠定基础。这样就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张国焘北上，可以选择和毛泽东争夺“曹操”地位。但张国焘还是要当“袁绍”。

张国焘并没有过草地。任凭朱德和刘伯承怎么劝也没用。他和中央打起了电报战。

——所有矛盾在九月九号夜里爆发。那是影响中共命运的夜晚之一。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毛泽东和中央随红三军团一起，连夜北上，走得时候设置了警戒哨，敌意甚浓。所有这一切是都是因为一封神秘的电报。

根据《毛泽东传》记载：“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

根据这个说法，九月九号那天，张国焘发两封电报。一封给徐向前和陈昌浩，让他们南下。另一封密电给陈昌浩，让他“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电报，报告毛泽东。但当事人陈昌浩从未承认那样一封“密电”存在。电报原文也找不到。

一九八二年叶剑英谈“密电”：“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他（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很紧张，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我赶忙跑回去，‘把电报交回给他’（陈昌浩），没有出漏子。”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为解决林彪问题南巡时谈到叶剑英：“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得知密电之后，毛泽东找到徐向前和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公开电报）那里商谈行动方针。毛泽东建议开会讨论问题。并以周恩来和王稼祥生病行动不便为由，要求两位去红三军团团部开会。当时红一军团在前方。毛泽东唯一的依靠只有红三军团。其实当时红一军团剩下的人更多，战斗力更强。毛泽东所以选择依靠彭德怀而不是林彪，是因为彭德怀对张国焘警惕更高。

长征途中，彭德怀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但两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对彭德怀殷勤过了头，又是送牛肉，又是送大洋。引起彭德怀的警惕。毛泽东得到叶剑英汇报之后，立刻告知了彭德怀。开会时，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拿走地图。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们不拥护张国焘南进的方针，现在林彪和聂荣臻离我有两天路，就剩三军团，陈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他还向毛泽东请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毛泽东表示不可。

毛泽东想争取徐向前，行动之前去见他。徐向前回忆：“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彭德怀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不利，秘密的把一个团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当天深夜和次日凌晨，毛泽东与中央单独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北上，叶剑英还偷走了右路军唯一一张西北（甘肃）的军用地图。

徐向前得知情况后很紧张：“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尽管如此，当不明真相的人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听了徐向前的意见。其实陈昌浩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以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真打起来，中央真的可能成为俘虏。但徐向前和陈昌浩终于跟着张国焘南下。

南下的张国焘念念不忘清算政治路线。特别是毛泽东秘密离开之后，给了张国焘借口。九月十五号，张国焘公开批判中央逃跑主义。并且公开组织人逼迫朱德表态。

毛泽东和张国焘继续在中央的名义下通过电报打口水杖。如此又过半个月。十月五号的时候，张国焘跨出最后一步——成立第二中央——向他梦寐以求的“正确政治路线”狂奔。他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各种班子，宣布开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好吧，毛泽东这辈子唯一一次被“开除党籍”。

如果张国焘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毛泽东的下场必然比张国焘更凄凉。周恩来也不要想有日后的辉煌。博古和张闻天必然早早被清算。朱德和刘伯承必然黯然失色。林彪和彭德怀不会有那么打的成绩。陈昌浩将光芒四射。

就在张国焘耀武扬威之际，毛泽东正在忙碌。在后世的印象中，毛泽东大略雄才，但经常乾纲独断，有时候表现得像独裁者。他一生战胜了所有对手。通常情况下都是他整人。当然他也有被整过，但是被张国焘如此羞辱而且不还手，绝对是绝无仅有。博古只是在内部整了毛泽东，好歹没动他苏维埃主席头衔。张国焘是赤裸裸的威胁。八万人对两万人的威胁。毛泽东一辈子最灰暗的时候，或许是井冈山空闲那段时间。但是最危险的时候是一九三五年秋和一九七一年秋。即使蒋介石都不曾给毛泽东那般威胁。

毛泽东带领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汇合，迅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通往陕甘通道。他们路过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邱会作给毛泽东搞来一些过期的旧报纸。上面有国民党宣传自己战绩：在陕北战胜刘志丹。毛泽东很高兴。正愁无处落脚呢。好吧，到陕北找刘志丹去。

大家都很高兴，在六盘山和对手打了一仗，一鼓作气翻山而过，心情大好，填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疲惫旅人看见灯火之后的欣喜。但欣喜之余不忘仰天长啸，壮志凌云自然流露。略微休息之后又对一年来的长途跋涉做总结，写下七律《长征》：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年来，形成两万里，大小数百战，枪林弹雨，烽烟炮火，同志死伤失散大半。大家原本为了那绚丽的理想走在一起。如今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掉队了。但是理想还没有实现，梦还在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并不畏惧。

我将有更多的新同志。我将和他们一起去追寻人间正义，奔向梦想。唯有如此，方才是对死去的同志最好的祭奠，方才是对失散同志的最好安慰。所以我并不悲伤。

我将从这里开始，继续战斗。

第六章 贵人相助

到陕北的共产党浴火重生，红军浴火重生。毛泽东则是其中的关键。当时的陕北还在搞党内斗争。高岗和习仲勋等人朝不保夕，连刘志丹本人都受到威胁。毛泽东及时赶到，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解救一批人。他们加入毛泽东粉丝团。其中的高岗同志要不是头脑发热，日后应该大有作为。习仲勋作为彭德怀的助手，在解放大西北时立下功勋。

陕北同志显然比张国焘厚道，对中央感激涕零。此时周恩来已经把军权过渡给毛泽东。通过长征表现，国际派对毛泽东已经认可。但是这只是党内状态。要知道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陕北只剩八千人。这点人要立足很难的。当然还有红四方面军，但不归毛泽东管。红二方面军，毛泽东暂时也管不着。还要面对国军围剿和各路军阀袭扰。

总之一句话，要在陕北立足很难。

对任何人来说，想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都不容易。但是毛泽东不同，他能解决。历史巨人嘛，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的。比方说周恩来，南昌起义时得贺龙相助，陕北又得到张学良相助。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赢来两个贵人。第一个叫林育英，林彪堂哥。

林育英生于一八九七年，和蒋介石同岁。林家三兄弟中，林育英最稳重，如同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稳重。入党后一直在白区工作，两次被捕，两次去苏联。一九三三年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回到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份，正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很起劲的时候。就在三个月之前，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那会，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的决议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命运。

长征很乱，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林育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联络人。林育英的意见就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林育英和毛泽东并不是很熟。但他和张闻天等人很熟，见面就是各种亲切。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是支持中央路线，就是张闻天等人支持的毛泽东路线。张国焘光荣的成为反对派。

得知共产国际意见之后，张国焘从头冷到脚，只好匆匆收起草创的班子，仓惶北上。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回到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上。正因如此，从未上过战场的林育英成为一二九师政委。毛泽东对林育英说，白区那一块需要一个得力的人重新整顿。鉴于林育英工运经历和当时的地位，正常情况下，很可能就是日后刘少奇的那个位置。如果是那种情况，林家兄弟命运如何，将会非常有趣。然而林育英身体非常不好。在一二九师政委的位置上没多久就无法工作了。他的继任者是邓小平。随后林育英一直未能痊愈，一九四二年病逝。

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朱德等人表示同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等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那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建国之后，毛泽东很少出席葬礼。

当时正是延安整风高潮之际。也就是那时候，刘少奇成为“白区问题上一针见血的医生”。

林育英对毛泽东固然有恩，但比起蒋介石，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生，虽然是你死我活，不死不休。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蒋介石更像帮手而非对手。因为每当毛泽东遇到难题时，蒋介石总是送来解决方案。

想当年毛泽东只想用笔杆子战斗。结果蒋介石逼着毛泽东那枪杆子。

想当初毛泽东刚刚拿着枪杆子上井冈山，荒山野岭一无所有，蒋介石和各位兄弟们打仗，对毛泽东不管不问，给了毛泽东两年发展机会。

毛泽东被排挤的时候，又是蒋介石亲自出面，拿出全部家当，倾尽全力把排挤毛泽东的人逼入绝境。在蒋介石的威胁帮助下，毛泽东被迫复出。

现如今，毛泽东又遇到难题。蒋介石再次出面解决。蒋介石首先帮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最大的对手。张国焘要想成功，必须强行进入成都平原。四川军阀刘湘拼死不从。蒋介石让薛岳联合川军出战。张国焘虽然有八万雄兵，在共产党内是庞然大物。但是在蒋介石面前，还是一盘小菜。薛岳在江西和共军作战多时，经验丰富。川军就有八十个团。两军鏖战六十天，非常惨烈。损失惨重。仅百川一战，七天七夜鏖战，四方面军就损失近万人。

更要命的是后勤问题。国军利用装备优势守住平原和城市，四方面军只能依靠偏僻的山地掩护，如此以来大队人马的给养出现困难。隆冬时节，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

如此几个月，八万雄兵减员一半。可怜四万将士就这样葬送在张国焘的“正确落线”中。此时张国焘的中央机关还没有完全建立呢。蒋介石没有吸收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教训，没有应对之策，放任红四方面军北上增加共军实力。加上此前北上的红二方面军。蒋介石相当于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本着帮人帮到底的精神，蒋介石不仅挫败张国焘分裂企图，而且直接摧毁了张国焘的本钱。

南下不成，到陕北的张国焘依然受到毛泽东礼遇。因为红四方面军虽然损失了一半，尚有近四万精兵强将，仍比红一方面军强大。双方客客气气，好像很亲密的战友，好像之前不曾有过分裂。实际上天无二日。毛泽东选择“曹操”的策略。张国焘选择“袁绍”的策略。

经过一番博弈，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西征，惨败。

共军战史上，有过各种战略失败。比方说长征，就是战略失败。比方说林彪守四平，也是战略失败。但这些失败都是防御性失败。而且失败之后迅速反弹。但徐向前西征，是战略攻击性失败，败得很惨很窝囊。以至于徐向前和李先念晚年都不愿意回想那些事。

南下是一步死棋。西征也是一部死棋。

南下，动川军奶酪，所以刘湘拼死抵抗。西征，要动马家的奶酪，马家军自然也会拼死抵抗。八万红四方面军南下尚不能建功。两万西征将士又能如何？

西北马家军是当时最老的军阀。早在一八六二年，英法火烧圆明园之后，太平天和湘军在南京一带绞杀之际，西北回民暴乱，白彦虎在陕西屠杀汉人，甘薯的马占鳌起兵响应。之后左宗棠西北平乱，马占鳌投降，保存了实力，成为一方军阀。马占鳌有个学生叫马海晏，很有军事才华，曾经到北京参与抵抗八国联军。马海晏死后，他的儿子马麟撑起马家。马麟又生了几个英雄的儿子，分别是马步芳和马步青。马家盘踞西北将近百年，枝繁叶茂，树大根深，战斗力强悍异常。他们反对过清朝归顺过清朝，反对过北洋军阀归顺过北洋军阀，反对过蒋介石又归顺蒋介石。直到一九四九年，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连根拔起。一九三六年的时候，马家正在跟着蒋介石混吃喝。

张国焘南下，攻入成都平原还有达到目的的机会。但是西北地广人稀，共军没法理论宣传，缺乏后勤支援，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难以抵挡西北马家军骑兵无休止的袭扰。共军的优势是运动战。但是步兵对骑兵的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马家军有优势兵力，重组的弹药，战斗力强悍。那种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

西征的结果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两万将士遭遇悲惨命运。只有李先念带少部分人到新疆——不过是溃逃。还有秦基伟九死一生逃出来，日后在上甘岭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徐向前孤身回到延安，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毛泽东的安抚，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旗帜保存下来。但身体原因加上政治原因，基本被冷藏。一带元帅没有光辉谢幕。陈昌浩突围之后在以为湖北老乡家躲避半年，回到延安后被批判，后去苏联，建国后回国，文革遭批判，惨死。

——西征溃败的因素有两个：客观原因和人祸。

所谓客观原因，没料到青海马家军（马步芳）那么强，毕竟宁夏马家军（马鸿逵）战力一般。所谓人祸就是张国焘和毛泽东的博弈。张国焘的计划原本就是向南偏安或向西偏安。在张国焘和国际派翻脸的情况下，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在西面做文章。但这并不是说要把责任推给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在军委并无决策权。毛泽东能看到南下的凶险，也当能看见西征的凶险。但只要张国焘威望还在，毛泽东无法随心所欲调度红四方面军，不如顺水推舟让张国焘再碰钉子。然而谁也没料到结局如此那般。

西征惨败，张国焘终于明白，此生斗不过毛泽东。随即在延安惨遭批判。在那个过程中，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作用尤其突出。眼看前途无望，张国焘踏上不归路，投奔蒋介石而去。

没办法，谁让人家有蒋介石帮忙呢！

要不是蒋介石，南下可能成功了。要不是蒋介石，西北马家军未必敢如此嚣张。都是蒋介石惹的祸啊。张国焘无限郁闷中。在张国焘和毛泽东斗法中，蒋介石相当于把张国焘打残之后交给毛泽东。张国焘同志，不必伤心，敌人固然强大。但是利用得好，就能为你所用。搞不定，那是个人实力问题，认输吧。

毛泽东掌握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手上又有了三万多精兵，而且干部比例非常高。如此局面固然可喜，但仍然不足以在陕北立足。毕竟国军系统中，胡宗南手上就有几十万，而且是嫡系。如果无法在陕北立足，那么毛泽东的战略就无法实现。怎么办呢？

蒋介石来帮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全世界。美国在北美大陆大干工程，苦练内功，闷声发大财。欧洲大陆上的德国开始重新武装。东亚的日本开始扩张。之后的五六年，相对平和。因为日本得到了比自身大几倍的满洲，需要消化一段时间。希特勒正在整合德国。斯大林在苏联一边清洗一边建设。英法两国忙着满世界摆造型。

国民政府内部依然争吵不休，口水唾沫满天飞，好歹大规模的军阀内战没有了。蒋介石通过高超的手腕把各方面的矛头引向共产党和共军，大规模剿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毛泽东被排挤）之后，把共军从南方赶到北方。

那个过程中，蒋介石摧毁共军的几块主要根据地，消灭了大部分共军，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他的特点就是——乱——终结旧混乱和制造新混乱。

东征和北伐，原本是赫赫战功，最后却导致了新军阀大战。

赢得新军阀大战，最后却又导致国民党分裂。

清党，却把国民党基层连根拔起。

这就是蒋介石。他很能搞关系，手腕也是第一流，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总是这样，每当将要成功的时候就会制造新乱子。因为那个时候，他就会得意忘形。看看中原大战刚结束那会，最该做的事是下狠手，把李宗仁和阎锡山连根拔起。蒋介石干嘛，转身把胡汉民给抓了，导致一个反蒋大联盟诞生，两个老对头又死灰复燃。日后辽沈战役，要不是晋军出身的傅作义不肯增援锦州，战局可能会另外一个走势。再看淮海战役，要不是白崇禧在武汉坐看蒋介石嫡系覆灭，战局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走势。

对共产党取得大胜之后，蒋介石又做了一件很暧昧的事——逼张学良太甚，逼出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少有人探究。

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此后美国打败日本，横行太平洋至今。后来很多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是罗斯福精心安排的苦肉计，意在给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制造合理的口实。

那么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有没有苦肉计的成分？先看一下，蒋介石的动向。

九一八事变那会，蒋介石趁机下岗，表面上置身事外。组阁的孙科毫无办法，只好把蒋介石请回来。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出招：对内维稳，对外让利。确切说是攘外先安内。

很多年以来，各路学者对蒋介石这一招狠狠批判。对与否先不论。必须指出一点，这招并非蒋介石原创。它的版权归慈禧太后。

一八六零年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气死，二十八岁的慈祥政变上台，改变大清帝国开国以来对外政策，对外各国义和，内部用铁腕镇压太平天国成功，换来清帝国最后半个世纪的寿命。蒋介石借鉴了此战略，版税都没交。

慈禧太后内部维稳的支柱是曾国藩。蒋介石很崇拜曾国藩，各种模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穷乡僻壤的共军和太平军形式上相似。再考虑到土地政策，更像了。蒋介石对付共军的策略，很多策略就是采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历史无数次证明，虎狼在门前，是不会自己走的。清帝国让利列强相当于割肉喂虎，血流尽也无济于事。而且清末局势稍微好点，列强只要白银，或者各块地，没有强占中国的打算。蒋介石时代，日本国家战略就是占领整个中国。占领满洲之后，蒋介石全力剿共那两年，日本也没有闲着，全力向华北渗透。

一九三三年的时候，日军就向华北挺近了，当时北方军阀，特别是冯玉祥残部（如吉鸿昌）打出抗日救亡的旗帜，让蒋介石很被动。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方效仿曾国藩，就以中央名义和日本签停战条约《塘沽停战协定》，确定长城为满中国界。

一九三五年，何应钦又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国民党取消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放弃华北的节奏啊。丢了东北可勉强过关。华北中华之根基，谁也丢不起啊。

蒋介石对日退让，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

首先毛泽东坚决北上，并且打出联合抗日的旗帜。既赢得舆论优势、博得同情，更关键的是隐蔽了战略图谋。抗日战争开打，共军开往敌后肆无忌惮的发展，就是战略的最终体现。因为国民政府太过软弱，大批年轻人奔赴延安，大大增加了共产党的魅力。还有一个决定性筹码，张学良。

东北军退出东北之后盘踞在平津，尚有一丝打回东北的气息。要让他们撤离平津，不仅断了他们那一丝希望，而且断了他们的钱粮，相当于要把他们连根拔起。那种情况下，蒋介石如果加以安抚，或许能平静一阵子。但蒋介石逼着张学良和共军打仗，明摆着往死路上推。即使张学良愿意为蒋介石去死。东北兄弟们未必愿意跟着张学良为蒋介石去死。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就顺理成章。

看看蒋介石如此帮忙，毛泽东能不成功么？心里头对蒋介石很感激吧。但嘴上一定要表示对蒋介石这样“中华败家子”的愤慨。

话题回到刚才，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有没有演戏的成分？答案无非有两个。

答案之一：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太愚蠢：只知道吸收了慈祥和曾国藩的经验，却没有总结他们的教训。长期以来大家都如此理解的。

然而蒋介石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看不到慈禧太后和曾国藩的缺陷？连我们都能看出来，蒋介石没有理由看不出来。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交往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应该是很了解的。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种种反常举动，以蒋介石的精明不会看不出来。这些疑点指向第二个答案：演戏。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驱赶张学良对付共军，实际上让双方相互厮杀。蒋介石不容共军，同样不容东北军。共军蒋介石的敌人。东北军是另外一个系统，在共军之前就是蒋介石敌人了。蒋介石北伐的终极对象就是消灭东北军。张作霖退出关外。蒋介石没有实现目的。

看看西安事变的结果：东北军被解散。共军名义上成了蒋介石的人。

回顾一下蒋介石第二次下岗，主要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何梅协定》虽然没有说丢掉华北，但也只剩下空洞的主权而已。那种情况下，抗日的旗帜被共产党拿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把共产党“收编”，那正好是一个由内向外转变的契机，一举多得。毕竟“不攘外”不会有好结果。慈禧太后的例子摆在那里。她就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太差，引起了义和团运动，又想利用义和团对付老外，结果引来八国联军。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外失去的地盘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之后失去的还要多。

这些只是事后猜测而已。或许蒋介石根本就是得意忘形，忽略了张学良的感受。或者就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卖国求荣。但是前后联系起来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演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中演戏的可能性存在一样。

或许蒋介石唯一的错误：低谷了共军的生存能力，完全没有想到共军可以在敌后野草一样的生存发展。但不论如何，西安事变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从张学良角度看，虽然失去了一切，但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筹码，影响历史进程，又当了一次英雄。这个很符合他的个性。

从周恩来角度看，他一手促进了西安事变，再次为共产党立下大功，井冈山上的失利总算完成了自我救赎。

从毛泽东角度看，终于带领共产党站住脚，成为中共实际领袖。他的战略目的即将有计划的展开。他将开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从蒋介石立场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成为领袖。党内政敌，各路军阀，每一个党派，都要听从蒋介石的领导。所有敌对者都没了和蒋介石作对的理由。理论上实现“攘外先安内”的目的。正如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蒋介石实现理论上统一全国是一个道理。应该说蒋介石两次成为理论上的最高领袖都是拜张学良所赐。

甚至从日本人角度看都有好处——找到继续入侵中国的借口。

评，西安事变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蒋介石原本可以成为最大受益人，最后一不小心把好处全部给了毛泽东。

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脱颖而出，超越那和时代所有的战友和对手，走向历史巅峰。他干了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让共产党腰杆子挺起来。

第七章 共产党的腰杆子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党内挺起了腰杆子。长征结束之后，党内再也无人可以挑衅他。他自己站起来了，当共产党还没有站起来。原因很简单，共产党还要听命于共产国际，共产党内部也是一盘散沙。

陈独秀之后，毛泽东之前，共产党所有领袖都是摆设。陈独秀本人还好，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有自己的权威。但是只从一九二二年同意共产国际决议之后，陈独秀就失去了一个领袖应有的自主权，迷失在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各种命令中。陈独秀挣扎过，但无济于事，最后终于被黑锅压垮。

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就个人能力讲，都不是领袖的料，更不是承担历史重任的合适人选。张国焘都比他们强。然而他们都是共产国际直接培养，扶上台。中间还有个向忠发，工人出身，但也是莫斯科要求一个工人领袖的结果。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这是耻辱。如果不明白这种耻辱程度，可以做一些类比。古代的藩属国，新任领导继位之前要向宗主国请示。比方说朝鲜和越南，国王上位需要中国的皇帝盖玉玺认可。中国的皇帝通常比较厚道，一般不会指定继承人。蒙古征服朝鲜之后，朝鲜的国王要在适应蒙古的生活方式才行。共产党初期那些领导人，地位还不如藩属国的领导人。比方说王明所以上台，只因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得势。所以说那种耻辱尤甚。如果那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共产党要想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之前也有人试图改变。比方说李立三，他的那些主张虽然激进，一旦成功，就可以帮助中共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至少可以增加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分量。所以李立三前后加在一起就折腾几个月。所以李立三失败之后在莫斯科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因为他试图让中共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张国焘也有一点类似的想法，但不敢坚决行动。

周恩来很有才华。但是在成为毛泽东的助手之前，他的全部行为可以概括为，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终究没有形成气候。为什么？那时候的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的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在城市里成不了气候。除了中国工人力量薄弱，主因就是没有自主权。共产党想要胜利，惟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本土化，把共产国际的支部变成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服务，而不是为了遥远的莫斯科服务。

为什么其他人不行，毛泽东行。因为毛泽东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听命于共产国际，拿中国的事服务于共产国际（莫斯科）的利益。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拿共产国际的旗帜为自己办事。这是差别。

要在党内明目张胆的推行本土化肯定不行，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毛泽东一开始就那么搞。所谓武装割据，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之后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列主义。但是在当时看，就是两耳不闻共产国际事，一心只想手中活。所以国际派知识分子怎么看毛泽东都不爽。他们不能理解、无法忍受毛泽东公然修改马列主义。然而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毛泽东关键时刻带领大家转危为安证明了谁是谁非。

当然毛泽东那里不叫共产党本土化，叫延安整风运动。任何时候，整风都必然整人。通过整人而整风。没有人，就没有风。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话还要加一句，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风。

对此不禁要问，整风的目的究竟是啥？从大的方面看，是实现共产党本土化。从党内看呢？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整人；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整人塑造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实现强人政治，也就是把个人力量推向巅峰。

《刘少奇篇》已经说过这个问题。这里在简要回顾一下。延安整风运动整了很多人，干了很多看似荒唐的事。整人一共有三波。

第一波是国际派的知识分子。之前他们是共产国际代理人，名义上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造成这样那样的损失，并且为此前的损失负责。他们基本上都被敲打了。结果除了王明没有当面认错，其他人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道歉认错。认错的结果就是，从此和毛泽东拉开距离，从抱马列主义的“大腿”，改为抱毛泽东的“大腿”。其中柯庆施差点被整死。

第二波是军人，对军队而言，延安整风和此前肃反有本质区别，并无大开杀戒，而是选择代表性人物。八路军是彭德怀，新四军是陈毅。两人当然不服气。彭德怀直接顶撞四十天。陈毅直到二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还耿耿于怀。

第三波是实权派的周恩来。当初周恩来没有进苏区之前，对毛泽东听心思。长征之前的那个雨夜，周恩来已经认可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后，已经接受毛泽东。长征结束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但是必须敲打周恩来。不仅因为进入苏区之后取代毛泽东，让他坐两年冷板凳。最关键的是，敲打毛泽东可以威慑其他人。叶剑英一直跟周恩工作，他的夫人被整得神经出了问题。陈毅和周恩来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看看这些人，都是之前的实力派。他们原本是毛泽东的上级，是毛泽东的同事，是毛泽东的战友，通过延安整风都成了毛泽东的下级或下级的下级。毛泽东开始成为领袖，逐渐走向神坛，供他人崇拜。

一言蔽之，他们一起把毛泽东推向共产党核心中的核心位置，用另一个不动听的词形容，就是独裁者的位置。

之前描述了这些。不禁要问，如果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毛泽东无论如何搞不起来。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没有反对呢？即使这些人挨整了。之后除了陈毅发点牢骚，基本上没有人持否定态度。原因很简单，他们认可延安整风。因为它是共产党本土化的关键。没有它，就不会有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前面描述了现象，没有说原因。这里说到毛泽东，就应该说原因。

追根求源，可以找到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历史根由

要本土化很难么？当然。难在哪里？先看看鸦片战争以来的故事。

因为近代工业崛起，所有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王朝都将被摧毁。欧洲如此，亚洲也如此。从最西边的英格兰，到欧洲大陆上的法兰西，再到欧亚大陆上的曼土耳其和沙俄，还有东方的大清帝国，甚至包括朝鲜李氏王朝和日本的将军幕府，无一例外的都被摧毁。这些国家，优点彻底消失了，有的更新换代成功。

清朝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延续。作为工业革命之前，历史上实践最成功的政治体制，要更新换代非常艰难。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百年时间，各路精英尝试过各种方式。

一八五零年洪秀全闹太平天国。和之前的农民起义不同。洪秀全自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下凡，拯救东方老百姓。魄力之大，千古含有。现在看起来，洪秀全神神叨叨的那一套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实际上可以反过来理解——洪秀全奉行拿来主义，试图把西方的“上帝主义”拿到中国来，并且试图本土化，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督世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人用外来思想重组中华大地。当然，洪秀全闹了十几年，动静很大，最后败了。

消灭洪秀全的精英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战胜洪秀全的过程中看到帝国的腐朽和衰弱。他们想要拯救日渐没落的帝国，搞出了洋务运动。这个东西可以理解为——工商业主义中国化。这是第二次有人试图用拿来主义改变中国，旨在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业体系。曾国藩组建湘军，李鸿章活跃于外交几十年，他们能力毋庸置疑。前后二十几年时间，动静也很大，最后在甲午年间随着北洋舰队的崩溃而崩溃。

第三次有人使用拿来主义改造中国，是康梁戊戌变法，想要君主立宪中国化。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可谓楷模。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精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们认识到帝国体制已经落伍，必须改变。否则将难逃灭亡的厄运。他们唠叨不停，说啊说，写啊写，呕心沥血，消耗无数脑细胞，最后在老佛爷的弹指一挥间中失败。

孙中山闹了一辈子，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宪政中国化。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五年，前后三十年时间，世界各大洲跑了好几遍。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一切规划得很美。但直到最后却留下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身后，同志们倒是很努力，结果还是离宪政越来越远。

这一系列的不成功，带来的只是混乱和屈辱。

太平天国失败，江南人口锐减，民不聊生。举个例子说，蒋介石爷爷的事业就差点被太平天国运动折腾破产。太平天国所以失败，直接原因就是内部分裂，损失严重。洪秀全名为领袖，实际上没能完全掌控杨秀清和石达开，没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完成个人独裁。这种事共产党早期也有，各种分裂。

洋务运动失败，导致第一波工业化被打断，中国直接被笼罩在日本的阴影下半个世纪，直到今天都没能完成工业化，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李鸿章没有最高权力。甲午战争变成李鸿章对日本而不是整个清帝国对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断送了，日后无数人为了革命流血、流血、再流血。原因不用说了，慈溪太后动下手指，一帮书生就受不了了。

孙中山宪政不成，流血规模更大，从之前的血流成河变成血流成海。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枪杆子。等到意识到枪杆子重要时，却已经到生命的晚期。

那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又如何？教科书上告诉大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教科书所以能这么写，是因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成功了，共和国诞生起来了。然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果。所谓必然选择，也无非是正确的时间出现正确的人，他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已。

十月革命固然成功，马列主义装备的苏联固然成功。这世界并非苏联一家。基督世界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君主立宪制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宪政体制下也有成功的国度。凭什么马列主义在中国必然成功？

早期的共产党人，虽然打着马列主义旗帜，行动上更为激进。坦白讲，他们并不比前辈（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更优秀。按照他们那些搞法，马列主义在中国就很难成功。除了毛泽东之外，共产党内，论魄力，无人比得上洪秀全；论建军能力，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这些人并不比曾国藩更强；论交际能力，也就周恩来可以和李鸿章相比；论知识面，陈独秀勉强可以和康有为比一比；论理想，也孙中山一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倒是不少。只有毛泽东，兼具洪秀全的魄力、曾国藩的军事水平、李鸿章的交际能力、康有为的知识面和孙中山的理想。

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井冈山。日后中央在城市呆不下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到张国焘的地盘里，跟着张国焘走。按照张国焘的能力，拼得过蒋介石么？当然不可能。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张国焘估计不会和国际派闹翻。大家齐心协力，有可能闯入成都平原，偏安西南。或者说到西进新疆成功，也是偏安。

马列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人物是毛泽东。从走向农村的那一刻，他就是不二人选。开创性的一步是组建一支军队。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延安整风，就是通过一种平和的方式把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

如果洪秀全可以把太平天国内部全部力量，而不是血腥清洗，那么太平天国将会有不同的结局。李鸿章如果能够团结洋务派的力量，那么在甲午战争中，张之洞手中的南洋舰队就不会作壁上观。孙中山能把追随者用和平的手段整合在一起，中华民国早就一统天下了。

原因之二：党内需要

让我们把目标再回到张国焘身上，两军会师谈不拢就敢另立中央，是不是胆大包天？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在当时环境下并不稀奇。就张国焘本人而言，一九三五年之前，他就想那么干。一九二八年，瞿秋白取代陈独秀之后，政策从右边转向左边，各种起义层出不穷，有些乱。张国焘很不满，找到瞿秋白“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看看这口气，牛。

只有张国焘一个人这么干么？当然不是。中共历史上有三大分裂中央的“叛徒”。张国焘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在失势之后，改信托洛茨基，和中央竞争，给中央造成过很多麻烦。

第三个人叫罗章龙。他的名字现在不太响亮，但在当年可是名噪一时。罗章龙生于一八九六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的至交好友，两人有“管鲍之交”的美誉。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最老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来，上位。很多人不满意。王明为了上位，借开会机会抓了一些人。罗章龙是本土派知识分子之一，非常不满，当即组织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分裂党。当然，他的实力有限，很快被开除党籍。

这些只是比较明显的事件。隐藏的事还有很多。国共抗战之后，毛泽东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但是又出现了波折——王明从苏联回来了，立刻成为另外一个核心。

王明的理论水平非常高，号称活马列。开会时可以不拿草稿讲几个小时。所以讲道理的话，基本上没有对手，很快就赢得一大批粉丝。当时王明按照莫斯科的立场，主张中共对国民党妥协，一致抗日。毛泽东主张在独立自主的抗日。双方分歧很大。

一九三你七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中共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书记是王明。他有几位同事：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博古（负责组织）、项英（指挥江南新四军）、叶剑英（帮助周恩来搞军事）、董必武（负责民运）、林伯渠（老革命）。看看这阵容，是不是很眼熟？很接近一九三一年王明上台时的情形。当然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等粉丝不在了，但第一粉丝博古还在身边，加上凯丰和邓发等人，还不错。周恩来原本就是王明的扶持者，当然此刻内心已经发生变化。项英是王明的铁杆支持者，东南分局的领导，手中握有新四军。

长江局的管辖范围包括陕北以南的所有地区，理论上辐射范围比中央还大。它的职能是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确切说，就是执行莫斯科路线，也就是贯彻王明的主张。

——俨然就是第二中央，赤裸裸挑战毛泽东权威。情况是不是很尴尬？当然尴尬。但这些还不算啥。真正问题在军事。

早期的中央很寒酸，要钱没有，要枪没有，甚至连实际领袖都没有，只有一帮理论家撰写各种文章。下面的那些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各路英豪以农民起义的方式拉出来的。毛泽东在井冈山，要不得经费，打土豪之余还要为中央财政做贡献。彭德怀在平江搞起义，用的是国民党的兵。邓小平在白色搞起义，连指挥官都是国民党的人。长征途中，中央竟然不知道刘志丹的队伍在陕北。看看这些情况，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这些情况如果不整顿，等哥哥山头壮大起来，必然和国民党一样，派系林立。大派系套小派系，中等派系八面摇摆，成为解不开的死结。看看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何等风光，然而很快就被各路军阀架空。再看蒋介石，因为重来没有把各派系整顿好，所以关键时候总被自己人捅刀子。共产党要想避免那些情况发生，必须推行“枪杆子出政权”的同时，彻底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

根源之三：大势

通过整风整人塑造个人权威这样的事，很不民主，也很不法制，看起来也很不舒服，但是却非常有效。现在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强人的个人权威，需要众人齐心协力；不需要法制，不需要人治。那是因为现在太平日子，凡事快一点或慢一点也就是效率分头，大家心情舒畅就好。但必须指出，太平盛世是如今的社会常态，并非是历史的常态。大家都喜欢和谐社会。但这个社会从来就不是和谐的，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和谐。

翻开史书看一看，最醒目的那两个字是战争，而非太平。

在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段时间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看看当时社会生态吧，看看所谓大国和强国是怎样一个环境。

生性严谨的德国人癫狂了，为了洗刷一战的耻辱，通过选举把权力完全给了阿道夫·希特勒，跟随他走向毁灭的边缘。

天性浪漫的意大利人竟然忍受墨索里尼的独裁，愿意和疯狂的希特勒结盟，到处战争，挑战全世界，仿佛穿越回到罗马帝国时代。

最东方的日本，号称继承亚洲文化精髓，却心甘情愿跟着军部走。

这是轴心国一边。再看同盟国这边。

大英帝国把铁腕的丘吉尔推上台，把大事小事交给他，就是让他让他变相独裁。

斯大林完成了大清洗，一人独大，高高在上，怎么看都是一个独裁者。

美国号称自由民主。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位总统的任期超过两届，就是身残志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期四届，死在任上。所以如此，是因为战争需要，首脑换届只会带来无秩序的混乱。当时的罗斯福，威望和权力不输于任何一位独裁者，实质上也是独裁者。

看到了吧，列强体制不同，遵循的原则不同，国家意志也不同。但是面临腥风血雨的时代，面临生存危机时，做了相同的选择，本能的把权力其中在强人手中。原因很简单，这样决策效率更高，执行能力更强，更为有效的应对危机。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国家、民族、组织的胜利概率。

当时的蒋介石也在做同样的决策，在宣传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实际上蒋介石一直都如此准备，打中原大战，囚禁胡汉民，都是往个人独裁的路上走。只是有时候做得不成功（中原大战之后没有抓住机会清洗军阀，转身囚禁胡汉民）而沦为笑柄，并且增添新的混乱而已。

蒋介石要独裁，必须去消灭（至少削弱）共产党。共产党这边自然要全力对抗。十年内战已经证明，共产党内可以抗衡蒋介石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找一个人独裁的话，必然是毛泽东。

当时要独裁并不容易。手腕如蒋介石，资源如蒋介石，尚且完不成党内独裁。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要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最好途径就是创造更大的利益，赢得胜利，让所有人感受到希望。毛泽东就是一边整风，一边扩大共产党力量。

——看看三个根系，三条线索。每一条线索都有很多很多难题。

——任何一个难题都足以让众多英雄豪杰折腰。

——任何人能解决任何中的一个，都足以称雄一方或扬名一时。

——毛泽东要在短短数年内全部解决。

第八章 契机

说与做

有些事可以说不可以做。有些事可以做不可以说。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之后，中共中央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嗓门震天响，实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原因很简单，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如何保卫苏联？再看毛泽东推动共产党本土化，则是静悄悄的做。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共产国际支持，至少要获得共产国际认可。事实上毛泽东一直都在做那样的事，从井冈山实践开始，从提倡农村包围城市开始，都是在干马列主义之外的事，都是在干共产国际指示之外的事。至于遵义会议之后的决策，和共产国际没有一点关系。

延安整风理论上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前后三年，实际上从一九三八年就准备了，前后七年。因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毛泽东的独特作用已近显现。

这个世界说到底是凭实力说话的。有了实力，才能改变世界的看法。

显赫一时的中央长江局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十月份解散了，仅仅存在一年的时间。此后王明灰溜溜的回到延安，成为笼中鸟。取代长江局的是以周恩来为首中央南方局，地点在重庆，仅仅负责统战工作。怎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两个。

原因之一：共产党内，蒋介石只配合毛泽东演戏，给别人全是打击。陈独秀早就证明，国民党靠不住，处处配合只能处处被动。王明还要走这条路，肯定也是行不通。陈独秀是被国民党砍了。王明有心和国民党合作，但正面战场扛不住，一退再退，一败再败。

原因之二：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其实王明并没有经历过考验，却是一回国就能很威风。因为他受共产国际的信任，确切说是米夫的信任。一九三八年的时候他被清洗，年仅三十六岁。在米夫落难时，王明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认为毛泽东才是中国领袖，并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应该说季米特洛夫的眼光比米夫强。所以说王明小心脏倍受打击，此后就完蛋了。

就这样，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证。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凭实力赢得认可，不是共产国际扶持上位的领导人。党内没有人可以反对他。毛泽东该怎么办呢？如果换成别人，估计会先把领导大印拿过来。张闻天主动提出要把总书记位置让出来。面对唾手可得的一把手位置，没有几个人能经得起诱惑。

出生入死闹革命，损失很多亲朋好友之后为了什么？从大的角度看，为了天下，明月换新天，实现壮志理想。从小的角度看，则是个人意愿能够实现，不浪费大好头颅和满腔热血。从自私的角度看，抓住权力在手，很痛快。现实意义上，三个角度是分不开的。而毛泽东在每一个方面都很强势。但毛泽东还是忍住了，没有坐上去。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因为他知道，成为一把手之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清算政治路线。

成为一把手不难。难在把之前的问题理清楚。

如果仓促上位，相当于继承前任的位置，条条框框不好清理，扯不清。也就是说上位之前要把坐位周围障碍铲除，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途一片光明。

之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如同青春期的年轻人，忽左忽右，一点也不成熟。张国焘另立中央，就是要清算政治路线。但是按照张国焘的那个搞法，肯定会更乱。相当于心急去吃热豆腐，张国焘不明白，所谓清算政治路线，必须保证组织力量增强。如果削弱组织力量，那还不如不搞。这方面有血淋淋的教训。夏曦在红二方面军沦为杀人魔，就不说了。就说和毛泽东有关的事。“AB 团”和苏区肃反那些事还历历在目呢。

毛泽东并不急着上位，也没有说服大家接受他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一个观点——马列主义必须具体化。通俗说，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左派也好，右派也罢，都是不顾及现实问题，所以造成伤害。这个要求很合理，经过长征，大家都认可这一点。

为此毛泽东特地成了一个学习班，亲自当老师（终于满足了当初进长沙师范的愿望）。

学习内容：如何把马列主义具体化。

中间大有玄机。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没有先例的。不同的人讲，教材版本完全不同。让王明讲，用的教材肯定是他自己收集的，结果还是肯定之前苏区肃反时那一套，毛泽东的行为是离经叛道。毛泽东讲，教材以自己的文章和报告为主，结果当然是自己正确，其他人错误。当然毛泽东的办法确实比其他人的办法可行。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写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有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主题思想——毛泽东思想——诞生。

从此以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精神武器。任何组织都需要精神武器。没有精神武器的组织犹如没有灵魂的巨人。中华帝国时代的精神武器是孔孟之道。国民党的精神武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从此以后，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新“大腿”。

这是理论，还需要实践。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标准，每个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就是那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个举动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自我反省的精神契合。

——这个举动在思想上与现代意义释放个性的精神矛盾。

实践也好，理论也罢，都有巨大的困难，需要助手。毛泽东的助手有三个，两明一暗。

又是蒋介石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毛泽东有两大助手，刘少奇和康生。理论工作是刘少奇完成的。毛泽东抛出一个题目，刘少奇给出了答案。但过程并不轻松，除了要写书，要说服众人之外，还要得罪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书生纵然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通常都是很有骨气的，一根筋，认死理。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是很难的。

特别是搞革命的知识分子，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战斗力更强。所以他们常常彼此攻击。人家原本按照马列主义行事，现在让家人改道按照毛泽东思想为准。就算人家已经认识到毛泽东能力非凡，也没必要一下子转变过来啊。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精神偶像和现实领袖分开。两千年来，大家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帜效忠不同性别的皇帝。国民党那边，扛着三民主义大旗向孙中山开枪的大有人在。即使放眼前世界，精神偶像和现实领袖合而为一的也只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中国搞这一套难度很大。要不是共产国际认证了毛泽东，早就有人站起来闹了。

延安整风之前，共产党这边也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帜各自搞。在国际派知识分子眼中，理想状况应该是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为精神偶像，以毛泽东为现实领袖。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办。而且刘少奇虽然理论强悍，但也不是万能。

毛泽东也没有急于求成，一直拖着，等待时机。

时机来自一九四零年。蒋介石在皖南对新四军下手。新四军一直掌控在项英手上，而且在南方发展也不错。项英是王明的支持者，不买毛泽东的帐。毛泽东也没办法。只要项英的新四军还在，就算毛泽东已经得到共产国际认证，也不可能大权独揽。国际派还有回旋余地。那样情况下，整风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在历史剧本上，关键时刻蒋介石总会帮毛泽东一把，为毛泽东暗中推手。和毛泽东作对的张国焘被蒋介石打残了。项英的命运也一样。

正面战场经过两年的流血绞杀之后，日本战略地盘增多，已经扩展到极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看到共军发展迅捷，心中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见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展示出来的实力，更是窝火。但八路军在日军后面。蒋介石心中有想法也够不着。新四军不同了，基本上在国统区发展，在国军包围中。新四军要发展，就会和国军冲突。一九四零年十月份，陈毅和粟裕在黄桥和国军打了一仗。国军吃了大亏，要报复。在蒋介石的认可下，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国军军委的名义让新四军北撤。共军是下级，自然要服从命令。

然而项英除了和毛泽东不和，和叶挺也不和。两人的分歧是全方位的。项英出身工运，百分百信仰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不感冒。叶挺的作风，当时情况下怎么看都不像共产主义者。叶挺到部队视察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一大帮。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的项英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平时不是穿将军服、皮夹克、西装等便衣。项英则剃光头，终年新四军制式军装。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酷爱摄影，喜欢交际。项英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而且项英对叶挺不信任。因为叶挺曾经因为对李立三和王明不爽而脱党。所以项英一手包办了新四军的一切，不让叶挺独立指挥军事行动。叶挺的命令，必须项英批准才能实行。叶挺很气愤，也很无奈。

项英如此对待叶挺，其实也不是没有私心。叶挺是周恩来的至交好友。没有叶挺，南昌起义必然是另外一个模样。周恩来之前支持王明，和项英立场一致。但是长征途中，周恩来变成支持毛泽东。项英肯定对周恩来也有不满。在毛泽东得势之后，项英明白，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手中的新四军。所以当蒋介石命令下来之后，项英一直在犹豫磨蹭。他知道，到了北方之后，他可能失去一切，而且没有反身希望。说白了，他和毛泽东的芥蒂比博古还深。这才是皖南事变的根源。

因为项英的犹豫失去最后突围机会，共军走的也不是国军规定的路线，给国军留下口实。一九四一年一月六号，两军交火。七号，顾祝同集中八万兵力向新四军围攻。项英数次发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要求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泽东没有反应。两天之后的一月九号，江北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发电报问项英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表示一无所知。

阴谋论者由此认为毛泽东这是借刀杀人。据解释，毛泽东所以没接到电报是因为通讯出了问题。那个年代通讯出问题是正常现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和中央失去联系。长征途中，共军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不能就此排除毛泽东借刀杀人的嫌疑。不过理性看，就算毛泽东要除掉项英，也没必要牺牲七千新四军精锐。但是不论如何，新四军在最初几天失去了生机，陷入绝境。只要项英到北方，可以直接批判。

一月十号，毛泽东收到叶挺和饶漱石的求救电报，同时收到项英电报，表示突围不成功，又回到部队。中共开始和国民党交涉。然而一切都晚了。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新四军弹尽粮绝。和国军谈判的叶挺被扣押。项英和袁国平（政治部主任）遇难。饶漱石逃得一命。

蒋介石消灭项英选择一个很好的时机。当时日军北上还是南下不确定，苏联指望中国拖住日本，必须给蒋介石笑脸。蒋介石预测到，没有苏联支持，共产党不敢彻底撕破脸皮。共产党本身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拥护者，可不可能在关键时刻打内战。但蒋介石实际上是干了一件蠢事。真正和国军摩擦的苏南陈毅和粟裕的队伍。

项英队伍在江南还是比较本分的，和国军可以和谐相处。因为项英信王明，执行共产国际的决策。而且项英必须留在南方才安全。但是在共军内部，项英是毛泽东的政敌。有项英在，王明就不会彻底夸下。王明主张和国民党合作。王明不夸，毛泽东就无法整合共产党全部力量对付国民党。留下项英，对国民党利大于弊。

但蒋介石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对陈毅和粟裕没办法却消灭了项英，再一次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日后新四军完全落在陈毅和粟裕手中，在国民党心脏地带摧毁国军。

就在顾祝同向新四军全面经过的那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局势按照毛泽东预想的方向发展。延安整风也拉开序幕。刘少奇逐渐和国际派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刘少奇因此成了毛泽东粉丝团首席代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人之一，他的地位逐渐超过周恩来，成为二把手。建国之后又成为接班人。

然而刘少奇的这项工作不可避免的带来两个负面因素。刘少奇本人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一个就是柯庆施。此人建国之后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坐镇上海十年，是刘少奇的铁杆反对者。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死去，但是他留下了张春桥等上海帮兴风作浪，成为文革摧毁刘少奇的主要风浪。

刘少奇造成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就是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开启了对毛泽东的无限吹捧。柯庆施就是在刘少奇开启的神化毛泽东道路上狂奔，并博得毛泽东信任的。刘少奇本人就牺牲在他自己造的神像下。

刘少奇仅仅完成了理论工作。实践部分由康生完成。

所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听起来好听，但谁要是承认自己“需要救治”才是真的有病。又“救治”人家，首先得让人家承认自己“有病”。要知道早期搞革命的那些人，都有极强的个性，让他们承认自己“有病”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不让他们承认自己“有病”的话，就无法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既然单凭理论工作不行，那必须来点实际的，用实际行动让他们“有病”。

毛泽东本人是要维持领袖的光辉，对所有人公平公正，会给别人“治病”。让人“生病”的事，由康生去做。毛泽东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最特殊的那一位就是康生。

刘少奇起于白区，成绩基本上集中在文斗时代的工运上。武斗时代远离权力核心，基本上没有参与权力斗争。所以把他提拔上来可以平衡各方实力派。康生是另外一个情况。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斗争开始，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清算顾顺章的过程中，他出了大力气，成为中央特科的核心骨干。中共中央在上海生存日渐艰难，周恩来去苏区，康生去了苏联，成了王明的副手。他在苏联干了两件事：吹捧王明和进修业务。

康生回延安之后，依然是王明的吹鼓手，时不时喊两嗓子“王明万岁”，和毛泽东没有交集。等到一九三八年，共产国际认证毛泽东之后，康生意识到风向变了。他从王明身边转向毛泽东，在毛泽东和王明的较量中投上关键的一票。也就是说康生依靠王明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问题上出力不少，赢得毛泽东好感。

毛泽东独到之处在用人。毛泽东用林彪，是当神兵利器使用，刺向敌人，大杀四方。毛泽东用刘少奇，当卫士用，守护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卫士。康生，毛泽东的匕首。

一九三九年二月份，毛泽东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功能相当于汉武帝身边的张汤，或者说斯大林身边的贝利亚，并不十分显赫，却异常重要。理论上讲，康生可以对党内所有人进行审查，也可以把所有人得罪完。那个位置上的康生政治上必须依附毛泽东。康生也很明白，毛泽东之外，除了对当年中央特科的领导周恩来和同事陈云有所顾忌外，基本上肆无忌惮。

从专业角度看，必须佩服康生。他的业绩干得很好。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这些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延安整风过程中，康生想让哪位同志“生病”都行。基本上都能得手。由于业务技术过硬，取得成果远远大于预期。以至于必须大规模“抢救失足者”。如果让康生那么搞下去，他完全可以重复夏曦的故事。

毛泽东对康生使用恰到好处，眼看事态严重，马上把匕首藏起来，出来脱帽“赔不是”。实际上毛泽东对康生真正使用只有两次，延安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都造成严重伤害，也都达到目的。

终点和起点

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延安整风运动总算达到了目的。

共产党完成了内部整合。效果如何？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在整风之前，中共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分裂，这些前面都说过。各种叛徒层出不穷，中共一大十二个人，就有四人当了叛徒。四人之中，又有陈公博和周海佛当了汉奸。延安整风之后，尽管又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除了王明滞留苏联不归和林彪出走之外，基本上杜绝了重量级人物叛逃。

通过内部整合，彻底实现本土化。因为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体了。共产国际理论上为世界共产党服务。实际上依附苏联，以苏联利益为前提。至少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指导，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前提。中共早期政策忽左忽右，忽冷忽热，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需求。就以王明为例，曾经左倾，又曾经右倾，并非他自己怎么样，而是苏联需要他怎么样。

共产国际所以解体，也是苏联的需求。因为苏德战争中，苏联也需要外部资源，确切说是英美战略物质的支援。英美的东西从来就不好拿。美英和苏联之间的斗争全方位的。如果没有法西斯国家出现，双方很难合作。二战之前，英法对德国妥协，默许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就希望他向东对付苏联。斯大林看到英法的计谋，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转身收拾西欧。

英美苏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彼此放弃一些攻击性政策。对苏联而言，共产国际就是向外输出革命的工具而已。共产国际接替，教科书上说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实际上是苏联和英美妥协的结果。但是共产国际解体对中共有百利无一害。因为那个压在自己头上二十多年的婆婆终于寿终正寝了。

如果此时掌控实权的还是国际派书生，凡事依靠共产国际指示办，将不可避免的惊慌失措。对毛泽东而言正好相反，没了共产国际的指手画脚。共产党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高高兴兴打江山去。完成最基本的本土化进程，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终于挺起了腰杆子。

他不是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中国人，他不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在建党前十年他都不是党内核心人物，建党二十年他还不是最高领导人，但是他让共产党挺直了腰。所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并不为过。

对共产党而言，对毛泽东而言，这不是重点，恰好是起点。挺起腰杆子的毛泽东带领挺起腰杆子的共产党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

难题之四：重整河山

解析一首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若想成就一番盖世功业，必须有盖世的能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那种拥有盖世能力成就盖世功业的人。那种能力除了体现在追求梦想的勇气，克服困难的决心，更表现在能折服一帮英雄豪杰，把他们容纳在一个组织之中，带领他们走向历史的巅峰。

毛泽东有很多才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总能变不利为有利。

当初共产党在危急关头，众人茫然无头绪，毛泽东走向井冈山。

湘江战役之后，队伍生死存亡，毛泽东再一次挺身而出。

——那是一种神奇的魔力。毫无疑问，那种魔力并非天生的。因为在拥有那种魔力之前，他相信过《三国演义》是真实世界，他幻想过孙、康、梁一起组织政府，他甚至鼓吹过湖南独立建国。这些都是不入流的主张。

但必须承认，正是那种能力让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份的时候写下上面这首诗。就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和老搭档朱德一起下命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他指挥的百万共军突破国军的长江防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二十八年的奋斗即将成为现实。被战火蹂躏百年的中华大地即将归于和平。千年以来的华夏文明转了一个弯。

第一章 谋略与布局

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为何决决意北上陕甘？他的真实意图仅仅是背靠外蒙寻求苏联援助么。如果仅仅如此，他将无法干成后来那些事。其实这些并不神秘，都在史书上。

中国历史虽然很长，但是主体脉络相当清晰：日月换新天的机会在北方。

不论王朝更替还是农民战争，基本上都是由北向南。只有朱元璋是个例外，由南向北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尽管如此，朱棣在靖难之中又从北向南把明朝重新打一遍。

中国的政权更替，要么从西安附近开始，要么从北京附近开始。宋朝之前，基本从西安开始。宋朝之后，基本从北京开始。当时的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范围内，北京附近对手强大，想要去那里不现实。

只有陕甘，西风吹过千年的大地上，在生硬的秦腔中，在僵硬的马蹄声中，从秦人强势崛起，再到唐人无上辉煌。那里有华夏文化种最强硬的基因图谱，有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代码。这些东西听起来空洞乏味，但只有最出色的战略家才能洞察其价值。

从地理环境上看，从西北向东可以威胁中原腹地，那是争霸的本钱。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伪满洲国已经建立，日本人的手掌已经伸到华北，再进一步就要对平津动手了。到陕甘去，相当于站在侧面。如果日军进一步南下进攻。那么陕甘的地理位置相当于在日军侧后方。日军会向西北进攻么？至少在拿下中国核心地段之前不会。等到日军往前走，共军就可以到敌后去发展。

共军在国统区发展，如果还有“搞分裂割据”等不利言论，那么到敌后这些言论将变成有利的“抗日救国”。这个变化极为有利。

纵观日后战局走势，各方面实力对比，对共产党而言，没有比陕甘更好的出发点。这是超一流战略家才具备的战略性思维。这个思维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有三个时间点。其一是和张国焘会师之后，发现陕川不具备建设根据地条件。这个不太靠谱。因为陕甘边区和陕川边区一样人口稀少。北边的蒙古，人烟更稀少，还不如南边成都平原有优势。张国焘也不是傻子，不至于看不到那一层。其二是湘江惨败之后，毛泽东建议去贵州。从四渡赤水战役走势看，毛泽东就是要绕道北上。如果是那是形成的战略思维，有一个人的行为说不通，就是周恩来。长征路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一贯的。看看四渡赤水之时，毛泽东夜里挑灯找周恩来寻求支持。周恩来眼睛都没眨一下。

从二人关系上看，他们应该在长征之前，周恩来去找毛泽东的那个雨夜，达成共识。他们的共识应该包括战略转移的一部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眼光，应该能看见去湘西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原因很简单：博古和李德指挥下的共军在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法生存，拖家带口赶路能行？肯定不行。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构想应该是在长征之前形成。除了周恩来之外，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应该流露出一部分想法，但不会是全部。因为他不会让任何人摸到他的想法。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也是如此。领袖嘛，要显得高人一等。后人说这些，无非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表露心思，因为一个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能压张国焘，也能糊弄国际派。

共军到陕北，特别是周恩来妙手策划西安事变之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陕北夜以继日的工作，干了很多事，归纳起来两件。一件是延安整风，重塑共产党。这个前面说了。另一件事则是开辟敌后战场——在战场上修生养息。

第二章 汪精卫的困惑和选择

国共双方，仇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双方从意识形态和建党宗旨到党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均不相同。国民党剿共十年，杀人不眨眼。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不惜对自身党员手起刀落，不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执意剿共，不惜在抗日联合期间消灭皖南新四军。共产党为了打击国民党，不惜依赖苏联而自存，不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所以双方共存大陆的二十八年中，合作十一年，对抗十四年，只有前三年相安无事。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年，双方均取得很大胜利。国民党从广州出发，赢得半壁江山。共产党从一个地下秘密组织发展成全国第二大党。双方第一次分裂十年，已经是血海深仇，不死不休。共产党这边，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或同志死在国民党刀下。国民党那边，大部分人都有同志因为清党死在自己人刀下。所以再一次合作，完全是外力压迫所致。

英美和苏联原本也是敌对国家，但是在德国的压力之下抱团取暖。国共两党在日本压力下，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拼命。共产党走向敌后战场生存。国共仇恨，说到底也就是争夺统治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仇恨，说到底也就是争夺领袖地位。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华存在的基础上。中华亡了，啥也没了。八年之后，日本回家，双方继续打。要想诠释那种压力，必须了解那个时代最特殊的那个人，汪精卫。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是中华民族的最低谷，面临最野蛮的威胁。千年文化传承面临断代风险。在那个时代所有国人处境蕴含在那样一首歌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中华大地上传唱最广的一首歌。那个时代只剩下血肉。

一九三五年，二十三岁的聂耳为此作曲，此后不久便在日本溺水而亡。聂耳只是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的人之一——特殊的音乐家。那个时代有很多特殊的人，特殊的政治家，特殊是将军，特殊的文人，特殊的刺客，特殊的妓女。一系列特殊人之中，汪精卫最特殊。他有很多面孔，每一张都很精致。

汪精卫面孔之一：精英。

汪精卫生于一八八三年，广东客家人，商人之家。那一年他的爸爸已经六十二岁，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六个姐姐。少年时代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一起生活。他天生读书的料，四五岁就能朗诵诗词，八九岁就可以做文章，十七岁就在私塾教书，十八岁第一次参加科技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第二名是他二哥，第三名是他侄子）。因为成绩优异，汪精卫被清政府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送去日本进修。两年后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和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公开论战，赢得孙中山赏识。彼时的汪精卫年仅二十三岁，年轻、帅气、阳光的外表下有一丝忧郁气质，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穿越到如今足以让很多偶像明星黯然失色。另外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大才子，可谓才貌双全。

汪精卫面孔之二：勇士。

一九一零年，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决心献身革命，伙同他人刺杀王室最重要的成员，光绪皇帝的弟弟、溥仪皇帝的爸爸、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被判处死刑。他在狱中写诗：“慷慨燕歌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轰动一时，名满天下。

汪精卫面孔之三：生活楷模。

国民党高层之中，腐化堕落者不知凡几。汪精卫却是楷模。他风度翩翩却不好色。他位高权重却不贪污。他不抽烟、不赌博，堪称好男人。

汪精卫面孔之四：领袖。

孙中山在世，汪精卫已经跻身核心决策层。孙中山死后，他是国民党四大巨头之一。廖仲恺被刺杀后，汪精卫离国民党领袖位置只有半步之遥。

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张面孔都足以使他功成名就。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时代，汪精卫可以成为天之骄子。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却成了汉奸，而且是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青史上堪比秦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答案是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已经二十八岁，理当成熟的年龄却依然如此热情奔放。同志们不赞成他如此选择，但他依然前往。他以为，只要解决掉载沣，就会扭转乾坤。从这层性格来说，他更适合当文人，而不适合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少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狡猾和坚韧。

在汪精卫和蒋介石斗法过程中，汪精卫原本占先机，最后却活在蒋介石阴影下。因为情况一旦不利，汪精卫就溜。当初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原本可以发挥影响，制衡蒋介石，但是他去国外“出差”了。清党时，汪精卫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野，汪精卫没有乘机发挥影响，反而“生病”进了医院。完全是一副懦夫形象。

勇士的汪精卫和懦夫的汪精卫是不是同一个人？是。

所有对汪精卫的评价中，以他的追随者、同为大汉奸陈公博最为贴切：“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血气上涌之际，两眼一抹黑，啥都敢干。

——汪精卫，一个具备血气之勇而不具备血性且不敢担当的人。

理解了这层，才能理解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为何要以国民党二号人物的身份组建伪政府？要知道有头有脸有气节的人物，宁死也不会当汉奸的。比方说老军阀吴佩孚，在北平落在日军手上，宁死不合作。以汪精卫的身份，他完全没必要投降。国民政府战还是和，他个人都有保障。他投降的原因无非两个：表层因素和根本因素。

所谓表层因素，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和。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虽然比蒋介石年长，比蒋介石地位高，比蒋介石长得帅，比蒋介石名气大，但却被蒋介石玩弄于鼓掌之中，被牵着鼻子走，最后终于落在蒋介石的阴影中。但他从来不敢真的反对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做出的决定，汪精卫即使挣扎一番，最后都是妥协退让。因为他力不如蒋介石，技不如蒋介石。

对待蒋介石尚且一再退让。对待比蒋介石更为凶猛的日本人，必然是退让更多。当初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是汪精卫批准的。那是赤裸裸的卖国协定，何应钦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汪精卫都批了，原因无他，日本人太猛了，能退就退，能让就让。汪精卫的行为让革命党出身的超级刺客王亚樵（比燕子李三、大刀王五之类的传奇人物更猛，黄金荣和杜月笙听了都要绕道的人物，他刺杀过蒋介石未遂，刺杀早期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得手，被后被把兄戴笠刺杀）都看不下去了，派人刺杀之。结果子弹射入汪精卫的脊椎无法取出，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十年。由此可见，汪精卫对日本人的恐惧远胜对蒋介石的恐惧。

所谓深层因素就是悲观绝望。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就很悲观，认为打不过，不如认栽吃亏，苟活图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号，卢沟桥事变二十二天之后，日军正向平津进攻，身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精卫竟然在广播讲话中宣称：“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等等。”悲观之情溢于言表。

汪精卫询问冯玉祥，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冯玉祥告诉他，日本无条件投降。汪精卫反应：丘八狂妄无知。历史证明，并非丘八狂妄，而是秀才太无知。

随着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广州沦陷，汪精卫的眼前再一次黑暗。汪精卫看到，所谓抗战不过是更多土地沦陷，更多人遭殃，最后还是要失败。时光仿佛回到一九一零年。那时的汪精卫认为，要在黑暗中存活，只有舍身刺杀摄政王载沣。此时的汪精卫认为，要想在黑暗中存活，只有和谈，也就是卖国当汉奸。

当然以汪精卫之才华和品味，即使当汉奸也是与众不同的，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汪精卫最初的要游说蒋介石和谈。幻想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态势。

但是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份，中日武汉会战之际，重庆遭受日军战略轰炸。汪精卫的幻想消失了，妄图故伎重演——组建新政府对抗蒋介石。汪精卫之前多次干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不同，他要组建新政府和日本和谈。和日本沟通一番之后商定：“让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到前台主持政府工作。”经过一番游说，汪精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方说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的原因之一）。比方说陈立夫兄弟（正是从那时开始，蒋介石让戴笠组建军统，削弱陈家兄弟的功能）。

汪精卫的如意盘算是把新政府建立在云南。那样看起来不像真的汉奸。如果成功的话，那样他将再一次胜过蒋介石，而且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但是汪精卫太天真了。当他转到越南河内表态之后，不仅被蒋介石追杀，支持者们纷纷表示不认识他。如此以来，超级大帅哥只能去沦陷区当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如何评价汪精卫的行为呢？四个字，书生意气。

他以为他是救国救民，他是舍身喂虎，是有功之人。正如他妻子陈碧君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那般：“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真是如此么？那是自以为。

汪精卫被蒋介石骗，被龙云等人骗，很受伤。但骗他最惨的是日本人。他到南京之后就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玩偶，上演一系列历史小丑才会上演的闹剧。如果说蒋介石丢地盘，那么好吧，地盘丢了还可以拿回来。暂时技不如人、力不如人，可以苦练技术，增加力量，没啥大不了。汪精卫在南京是丢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凡是丢了灵魂的民族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

可以设想如果是汪精卫成功将是什么情况：中华大地上东部地区会落入日本手中。中部会不间断的抵抗。西北会分裂独立。日本占领区内，会对满洲和满洲之外的地方分而治之，让彼此斗争不断。如此以来，中国相当于被肢解。那样的话，五千年历史将被终结。中华文明将成为传说。中国将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

要说汪精卫需要同情，那就是被骗得很惨。落下秦桧那样的骂名却没干成秦桧那样的事业（好歹杀掉岳飞，和谈成功）。可恨又可怜。但问题的根源在他自己。

汪精卫这样那样的优点，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只能当可怜的花瓶。正如国际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应该负责写文章搞宣传，而不是站在领袖位置上或试图站在领袖位置上。让他当领袖是悲剧（参见廖仲恺死后短暂的领袖日子）。不自量力往领袖位置上去，更大的悲剧。

中国需要领袖型的人物，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算是惨败、惨败、在惨败也绝不能低头屈膝，那怕是为个人的野心和利益站立着，哪怕是个人小节上有污点。也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人。汪精卫的困惑将由毛泽东和蒋介石解开。当然，蒋介石的方式和毛泽东的方式差别很大。

第三章 蒋介石的方式

汪精卫恐惧日本人，蒋介石同样恐惧日本人。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习好几年，远比汪精卫了解日本人的可怕。蒋介石和汪精卫想法一样，能拖就拖，能退就退。所以从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一直避免和日本冲突。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尽量不去招惹日本人。连《何梅协定》那样的条约都容忍了。但蒋介石和汪精卫不同的是，蒋介石以领袖自居，退让是有底线的。蒋介石的底线就是平津。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尽管承诺抗日，并且为此做准备，但还在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精心策划的，套路都一模一样。区别在于，九一八事变是石原莞尔搞的，卢沟桥事变由东条英机包办。石原莞尔是野心家，但是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人。所以他主张日本消化满洲，不要陷入战争泥潭。东条英机是一个纯粹的野心家。

卢沟桥事变之后一个月，日军开足马力前进。他们的梦想就是拿下中国。只有拿下中国，他们才能离开那个封闭压抑的岛屿，走上广阔的大陆，实现千百年以来的夙愿。从唐朝时代，他们就渴望走上大陆，失败后退缩回去，苦练八百年内功。到明朝再次尝试，又失败，再次缩回去，又苦练三百年内功。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战略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大陆。在登上大陆之前，拿下琉球，并制定持之以恒的大陆政策。终于在一八九五年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一九三一年，占领满洲。如果日本就此停步，消化吸收，那么之后的局势就不好说。但上天与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疯狂起来的日本要吃掉中国。时间表是三个月。

三个月时间，是不是太狂妄了？事实是这样的。日本人的战略主要参考蒙古灭宋和满清灭明。他们的设想：占领主要大城市之后，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所以他们从平津开始，南下战略华中，西进四川，把抵抗力量压缩到东南。同时登陆上海，占领长三角经济中心，再南进扫荡就行。他们以为那样就可以完成任务。实际上他们低估了一个人，蒋介石。

蒋介石一辈子，混蛋的事没少干，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混蛋的人。他非常狡猾，非常冷酷，非常贪婪，有时候非常让人讨厌，但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绝不会低头。恐惧之中的汪精卫会低头，蒋介石不会。卢沟桥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直退让。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再退让。原因很简单，丢了平津，中华将不再是中华。就算委曲求全，也只能偏安南方。中国历史上，偏安南方的政府从没有好的结局。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开打了。所以他在七月十七好的庐山讲话中强调他的底线：“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当时日军还没有进攻平津，还有一丝希望。所以他没有把话说死，但底线亮出来了。

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把希望放在列强调停上，结果失望。抗战之前，蒋介石也把希望放在列强调停上。结果还是一样。号称主持正义的国联，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但蒋介石比李鸿章坚韧。他决定在上海和日军大打出手。淞沪会战爆发。时间是八月十三号。

上海并不是理想的战场。长三角地势平坦，有利于日军机械部队穿插。无险可守，无法抵消日军优势炮火。入海口靠近江海，有利于日本海军运送兵源和战略物资。在加上日本空中优势。相当于战斗力较弱的陆军对敌海陆空三军的立体进攻，能打赢才是奇迹。

蒋介石把战场选在上海，源于两个战略上的因素。

战略之一：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人的上海，也是列强的上海。列强在上海有租借地，有很大的经济利益。日本进攻上海，必然触及到列强利益。蒋介石希望把列强拉下水，制约日本。按照力量对比，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从当时态势看，短期内结束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列强出面干预。

战略之二：日本要效法蒙满，想要由北向南灭掉中国，必须从战略上予以破坏。如果在上海开打，那么日本只能沿着长江由东向西进攻。由北向南，南方是大海，绝路。当初宋朝残余势力就是在南方被赶尽杀绝。由东向西，西边是崇山峻岭，是中华腹地，有兵源和粮草，可以无限抵消日军优势装备。

日本人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高层也判断，只要在上海坚持三个月，就会引起列强干涉。战争就能迅速结束。然而他们想错了。欧洲的英法正对着希特勒发愁。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盟约，出兵莱茵区。法国没反应。淞沪会战之际，希特勒正要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在一九三八年如愿以偿。英法美默认之。它们为何如此反应懦弱？要知道，希特勒占领莱茵区的部队只有三个师。法国可以轻松拿出十个师对应。希特勒东扩时，英法可以强力挫败之。它们的想法很简单，让希特勒向东和斯大林拼命，上演一部史诗剧。然而希特勒上演史诗剧之前，安排了一部剧情大反转，转身向西，噼里啪啦给英法两国一顿拳头耳光。他们对德国尚且如此，遏制日本的代价更大。而且他们同样期望日本从远东西进，连同德国一起夹攻苏联。

蒋介石最大的期望是美国。他和宋美龄的结婚照上就写着“中美合作”。而他自己也改信基督教以示接近欧美。但美国人显然没把蒋介石当盘菜。因为日本人发动战争的钢铁和石油很大一部分都是从美国人那里买的。一九三七年，美国对日本仅军事输出就有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那时美国的GDP不到一千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说：“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可能被制止。”九月十四号，罗斯福宣布同时放弃向中日两国输出军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煤油为最”，但被拒绝。给蒋介石最大帮助的反而是希特勒和斯大林。

因为列强各怀鬼胎，所以战略之一没有实现。战略之二基本实现，但代价太大。蒋介石嫡系基本上全部走上战场，伤亡惨重。战争打破了日军那个所谓三个月时间表，把日军主力吸引到长江入海口。战争泥潭，隐隐浮现在日军眼前。

考虑到当时国力，能实现改变日军战略目标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接下来蒋介石又干了两件蠢事。其一是只知道打仗，没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预备撤退准备，以至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数十万士兵成了大溃逃。其实当时士兵士气非常高，战意很浓。所以溃逃，是因为缺乏组织。如果这些士兵能够有序组织起来，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层层防御，可以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延迟日军进攻。这个蠢事的结果就是，国军十一月十二号从上海撤退。十八天之后，日军便到达南京。第二件蠢事，在明知南京守不住的情况下，没有疏散市民。结果导致日军在十二月十二号攻陷南京，十三号实施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希望用疯狂的屠杀瓦解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但是日本人想错了。如果依靠屠杀可以征服中国。那么中华文明早已灭绝。日本人看见蒙古人成功，看见满清取代明朝成功，看见蒙满成功时的血腥杀戮，也跟着学习。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宋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国。在鼎盛年代也没能控制平津一带，实际上就是第二次南北朝。没有北方汉人相助，蒙古无法消灭南宋。明朝亡于内乱，而非亡于满清。中国从没有被纯粹的外敌征服，更没有被野蛮的武力征服。特别是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后，蛮力更不可能征服中国。所以南京大屠杀没有换来国民政府投降。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开始，中日又在徐州大打出手。按照日本原定计划，徐州会战应该是南下道路上关键性一战；但是因为已经攻下南京，沿长江向西追击蒋介石，徐州会战已经成了次重点。徐州会战中，国军最后虽然失败了，却已经熟练很多，不再像淞沪会战那般笨拙，不再像南京那样仓惶而逃。并且在李宗仁的指挥下赢得一场台儿庄大捷，看见一丝希望。

然而此时蒋介石又做了一件争议很大的事：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西取中原，结果却造成千里水灾，中原大地上的千万百姓损失惨重。

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用非常手段行非常之事也可以理解。但是蒋介石行事过程中，既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也不去约束手下高级将领，导致军民关系完全脱节。以蒋介石的心腹战将汤恩伯为例，跟日本打仗不含糊，但因为军队扰民严重而成了河南百姓眼中一大灾星。国民党的队伍常常被老百姓解除武装，沦为千古笑谈！

虽然干了这么多蠢事，有这么多失误，但蒋介石还活着，还在抗战。南京沦陷之后，他把临时首都迁到武汉，随后又迁到重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同打不死的蟑螂。只要抗战，民族精气还在，希望还在。不论复出多大代价，终究还保留着翻盘的希望。

攻陷南京之后，日军沿长江而上，一九三八年六月份到武汉。武汉会战打响。那是八年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场遍及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省）、持续时间最长（四个半月）的一场会战。国军投入兵力达百万。日军前后投入兵力三十五万。会战的结果虽然是国军撤离武汉。但这一次是有序撤离，核心战斗力还在。日军虽然占领武汉，却无力继续进攻，彻底陷入战争泥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就在那个时候，汪帅哥选择当汉奸。

迷茫的汪精卫看到是中国失城失地，却没有看到战略局势的悄悄转变。当时能为汪精卫解惑的人在延安。如果他和毛泽东谈一谈，或许就不会当汉奸了。因为就在汪精卫决定当汉奸的时候，毛泽东完成了大作《论持久战》。中间有汪精卫想要的全部答案。

第四章 毛泽东的选择

汪精卫恐惧日本，选择了屈服。蒋介石也恐惧日本，但选择了抵抗。毛泽东则从中看到大展宏图的机遇。如果说毛泽东有何与众不同，那就是总能在绝境之中找到机遇。

当蒋介石在恐惧中抗战，当蒋介石忘却政治宣传，当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敌后从容部署。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毛泽东赢得了共产国际的认证，着手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的策略很简单也很复杂。说简单，就是让共军渡过黄河向东，一开始配合国军抗战，比方说林彪取得平型关大捷，刘伯承奔袭阳明堡机场。国军败退以后，共军就在日占区落地生根，星罗布棋，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诞生。贺龙在晋西北生根，聂荣臻在五台山搞建设，陈毅在苏北立足，罗荣桓在山东布局，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小根据地。

说复杂，是因为敌占区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退路，没有后勤、没有支援、没有友军，要得到一定保障，需要先把某一地区的日军和汉奸消灭，抢他们的地盘，枪他们的武器。所以《游击队歌》曰：“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日军不是省油灯，他们借助城市和交通线部署封锁网，修建岗楼，设置据点。岗楼之间的距离是步枪射程，可以相互支援。日军的敌后扫荡相当频繁。

一九三八年晋察冀秋季反扫荡，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

一九三九年冀南春季反扫荡，两个月时间，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战。同年北岳区冬季反扫荡四十多天，共军和日军交战百余次。

一九四零年晋西北反扫荡两个多月，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两百多次。

一九四一年苏北夏季反扫荡，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多次。

如此等等。敌后反扫荡这些，规模不大，但数量频繁，牵制日军数量越来越多，自身军力越来越强，控制地盘越来越大，达到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以战养战。

正面战场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之后，生存难度反而增加。以国军为例，一开始落在敌后的国军数量远多于共军。蒋介石也希望他们可以像共军那样在敌后生存，建立根据地。但是不行，条件太艰苦了。最后要么当了可耻的协皇军，要么散了。

为何共军可以在敌后发展壮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共军有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创建共军之时，就是白手起家，没有军饷、没有武器、没有人。毛泽东带出来的队伍，不发工资、不搞个人团体，可谓是奇迹。所以敌后虽然艰苦，那是对其他人。对毛泽东和共军而言，正常生存。因为他们原本就在一无所有中诞生，一无所有中壮大。他们从来都是面对炮火，面对穷山恶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人区。敌后并不算特别艰难。所以其他人无法生存时，他们不但生存，还能壮大。

整个抗日战争，毛泽东没有在前线指挥过任何具体战役。共军初期东进，甚至在和国军配合上，以朱德为主。前线具体指挥，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这些人。毛泽东甚至不太赞同林彪的平型关战斗和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但这些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战略设计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也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会，毛泽东写下两篇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们名义上在谈论哲学，实际上奠定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也为共军在敌后生存提供理论依据，从脑袋里打通共产党人的奇经八脉。

所谓实践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这个有点类似于古人推崇的“行知合一”。通俗一点说，先干，再想，再干，在想。干多了，想多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在具体事物上，到天上摘月亮或许不可能；敌后生存，实则可能。事实上共军就是这么实践的，而且很成功。

所谓矛盾论：事物本质上一分为二，对立的。但是在彼此交替作用时又合而为一，统一的。归纳起来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这些是政治教材上的东西。不禁要问，这个东西对敌后生存有何现实意义？答案是意义很大。

按照这个思想，胜败也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彼此共存，相反转化。今日失败，来日总结经验教训再战，那就可以成功。一时失败没啥，只要能换来最后的成功，那么失败也是一种胜利。一时的牺牲，只要能换来最后的胜利，那么牺牲就是有价值的。项羽百战胜九十九，垓下一战而亡，所有胜利果实化为乌有。项羽胜或刘邦胜，中国还是中国。抗日战争这种事，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是必须达到的目的，不能只讲一时成败得失。如果达不到那个目的，亡国灭种，啥也不要谈了。所以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干。

毛泽东干事情，显然不是喜欢赔本。他要带领共产党和共军完成开创一番事业，而不是要让追随者无谓的牺牲。所以他认为，尽管敌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但确实可行，而且一定可行。详细论证写在《论持久战》中间。

这本书全面系统论证了中日战争的走向和结局：中国大而弱，日本小且强。在日本的强势进攻下，中国应该采取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战术。

根据这个标准。蒋介石在战略上是对的，且战且退，并且迫使日本沿长江向上游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犯了若干错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系统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 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 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 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这就是共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精髓所在。不仅敌后抗战如此，日后解放战争也是如此，抗美援朝还是如此。日后重庆谈判，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毛泽东让人琢磨不定。其实这话不对。毛泽东已经把他的思想精华写在文章里了。还要琢磨什么？不愿正视而已。

看到了么，《实践论》是一种决策，《矛盾论》是一种认知，《论持久战》是一种战略战术分析。三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三部曲。共军就是在这三部曲指导下完成全部事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术走向都验证这些观点。

——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干的第二件事：从思想上给国人指出一条路。

——这件事完成，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战友们。

其实汪精卫投降之前应该有机会看到毛泽东这几篇文章。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国民党高层都会看。《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赠给白崇禧一册。白崇禧看后表示钦佩，转给蒋介石。而且文章不长，一会就看完。

那么汪精卫为啥在战局明朗的情况下去当汉奸呢？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联日反共，和日本人一起消灭共产党。汪精卫当汉奸的那些年头，都是在帮助日本打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作战。其实汪精卫和共产党原本是同盟关系，并没有深仇大恨。甚至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汪精卫曾经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后跟随蒋介石清党，实在是斗不过蒋介石。纵观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关系，是汪精卫辜负共产党，而非共产党辜负汪精卫。就算汪精卫和共产党有仇，一九三八年也不是报仇的时候。看看蒋介石，对共产党比汪精卫狠，却也能在那个时候顾全大局。所以说汪精卫是那个时代最特殊的人，或者说是时代的搅屎棍。

如果在当今，汪精卫仅凭那张脸就能成为偶像明星。如果太平盛世中，汪精卫可以在任何行业出头，即使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进入政治领域，汪精卫也能活的不错。但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汪精卫成了汉奸。因为那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时代。只有毛泽东和蒋介石才能在领袖位置上生存下去。

第五章 有缺陷的果实

抗日战争是否伟大？当然伟大。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全部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中法战争，败。甲午战争，败。抗日战争的规模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大。抗日战争的时间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长。抗日战争的残酷远胜于之前历次对外战争。但结果却胜利了。

伟大意义之一：在于唤醒了国人民族意识，国家浴火重生。

伟大意义之二：避免了中华文明在历史转变中断裂。

虽然结果胜利，但代价太大了。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八年抗日战争，那就是“熬”。

八年煎熬，拖住日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最低谷之际给这个世界作的贡献。因此在战后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否决权。因为通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证明，即使在历史低谷中，这个世界必须倾听中国的意见。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

八年煎熬，中国军民损失两千两百万以上，国统区损失一千二百万以上，解放区损失八百万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受害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陷入历史低谷的惨痛代价和永远应该铭记的血的教训。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现实比这个残酷的多：落后就要牺牲。历史更残酷：落后就要灭亡。史书上那些只有名字的民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

八年煎熬，军人损失三百五十万以上。军民损失接近六比一。

——所以战争永远是老百姓遭殃。军人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还可以留下无上荣耀。但是老百姓，可能连姓名都无法留下。有谁记得那荒野中的白骨姓甚名谁？

八年煎熬，国军损失三百二十万以上，共军损失五十五万以上。

——这个比例很好的反应了抗战态势。国军在正面战场，是抗战主力。共军在敌后战场，处于辅助作用。国军在抗战之前就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理所当然。根据战场走势看，国军高开低走，共军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民党收获：抗战之前内部战争不断，对外唯唯诺诺，不敢说不。抗战之后，因正面战场出力巨大成为世界主要政党之一，拥有世界性影响。国民政府代表中共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亚洲代言人。国军抗战前不到两百五，抗战后四百万以上。

共产党收获：以数万人为基础，在敌占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军队发展到百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人。虽然影响力不如国民党，但政策切实可行，千百年来第一次解决中华大地上的主题群落——农民——生存问题。

蒋介石的收获：以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尽管中间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最后的结果为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以来的耻辱。因此他成了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之一。正是因为他的成绩，中国的疆域（失去外蒙）和领海（南海九段线）有了基础法理依据。

毛泽东的收获：推行中国共产党本土化成功，建立一个严密的中央组织。他的思维在党内延伸，在中华大地上舒展。他的理想和梦境正在变成现实。数千年以来，他成了第一次把希望带给底层大多数的那个人。

不禁要问，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拥有蒋介石的那些资源，或蒋介石拥有毛泽东的思维，结果会怎么样？好吧，这个答案是不存在的。如果非要追问答案，就是如果是那种情况，那么日本人就没有机会侵略中国。抗日这个话题也就不存在。

正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即使日本人走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历史宿命

青史黄页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已经成为对立统一体，如同刘邦和项羽，如同孙中山和袁世凯。谁也离不开谁。刘邦没有项羽，很难凭自己的力量推翻秦帝国。孙中山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也不会在一九一一年成功。毛泽东没有蒋介石正面抗战，很难在一九四五年看到胜利希望。反过来，项羽虽然推翻秦帝国，但并不具备建立伟大汉帝国的素质。袁世凯虽然让清帝退位，却无心建设中华民国。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无力在战后给予中国的主体——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农民——新的希望。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生态都是一元化，讲究天无二日，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中央政府。脱离这个范畴，就要天下大乱，就要民不聊生，就要血流成河，就要白骨如山。有没有人尝试改变？有过。孙中山为此忙碌一辈子，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那段时间内，搞过选举。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每张选票明码标价。如果哪位代表不同意出卖选票，就有妓女、土匪、军警、刺客轮番伺候，直到出卖选票为止。

那段时间内，有过总统和总理相互制衡。结果就是政府机关分成两派，军阀分成两派，彼此斗争不休。有时候总理斗败总统，有时候总统斗败总理。但不论哪一方胜利，还是军阀割据，还是民不聊生。没有任何改变。也看不见改变的希望。

对此毛泽东和蒋介石心如明镜。其实真正改变那种历史生态走势的机会也有，就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所以有了重庆谈判。

双方已经明争暗斗二十年，彼此不信任。所以要谈判并不容易。首先需要占据主动权的蒋介石伸出橄榄枝。正如当初项羽要求刘邦“共商天下事”。项羽和刘邦是异性兄弟，曾经联手拒敌。国共两党的恩怨可以说纠缠不清。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恩怨也纠缠不清。曾几何时，毛泽东一直在蒋介石的通缉名单上，人头价格常常变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号、二十号、二十三号，蒋介石接连发三份电报去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中国有句老话，叫事不过三。刘备请诸葛亮也才三次。蒋介石连续三封电报，已经给足面子。毛泽东再不做决定，就要为内战承担责任了。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苏美两过都出面作担保。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自去延安陪同毛泽东去重庆。

国民党的谈判条件：军令政令统一，不得改变现政府模式。

共产党的谈判条件：和平，民主，团结。

国民党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抗战贡献较大，抗战后占据主要大中城市。蒋介石追求军政统一，实际上是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因为军政统一的话，肯定以国民党为核心，以蒋介石为领袖。共产党处于弱势，和平和团结是必须的。能做文章的地方就在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组成正真联合政府，实现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有生存空间。这个要求符合二战之后的潮流。如果真的组成联合政府，中国历史必然改写。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八月二十八号，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的陪同下抵达重庆。国民党之外的媒体对毛泽东此行的评价很高。纵然有美苏两个的口头保证，风险也是相当大。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美国总统也有被刺杀的么。沙皇也有被刺杀的么。在中国，即使老百姓都知道天无二日。毛泽东去重庆，相当于刘邦去鸿门。当时刘邦弱，项羽强，项羽让刘邦去商谈和平。最后终于破裂。刘邦在鸿门仅吃了一顿饭，就出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毛泽东临走之前交代一番：刘少奇代理他的职位，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书记，保证即使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在，组织也能有效运转。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两人已经将近二十年没见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北伐之前，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时候两人还不是两党领袖。那时候的蒋介石正在准备清洗共产党。那时候的毛泽东正在走向农民。此后二十年，蒋介石在城市里算计着一统天下，毛泽东在山沟里改写历史。

他们彼此不曾相见，但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知道，彼此都是命中注定的对手，命中注定名扬天下，命中注定写入历史，命中注定有一个失败，成功的那一个将成为历史的节点刻在史书的最深处。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战胜另外一人。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危及华夏根基，他们会一直纠缠斗争。即使日本人入侵，他们依然是暂时合作，从来不曾忘记对方。

但是此刻，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号晚，当他们彼此相见的时候，是温文尔雅的微笑，是风度翩翩的举止，是甘醇的美酒，是最热烈的祝福和恭维。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场景或许虚伪。但更可能是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流露。

——他们都是世界的精英，拥有一等一的智商和情商，超一流的谋略和手腕。

——他们都是孤独的。世界就是这样，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孤独。越是孤独越可能彼此欣赏。也许他们应该成为知音。

——但他们却要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用尽平生智慧去消灭对方。这也是命中注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利用短暂的相聚，表达一下彼此的欣赏和尊重又有何妨？

最高层次的角力

从八月二十八号到十月十一号，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和蒋介石前后十次会谈。其中前三次是彼此摸底试探，后面七次真刀真枪。试探也好，真谈也罢，都是谈笑间进行。但却是最高水平的较量。因为无论任何一方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就可能造成很多损失，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蒋介石的底线：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所谓召集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为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蒋介石的筹码：一、召开国民大会；二、让共产党部分参与政府；三、释放政治犯。

蒋介石谈判方式，他自己在八月二十八号的日记中记载：“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同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心态：“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预示很多。

——按照蒋介石的这个办法，国共双方的地位又回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之前的状态。也就是通过忽悠的办法让中共回到二十年前的状态。二十年前的中共主体还是陈独秀领导下的一群左派知识分子。二十年后的中共已经是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已经拥有百万军队，已经拥有大片根据地，已经拥有上亿人口。别说是毛泽东当领导。就是让陈独秀、王明出来也不会同意蒋介石这一套。

毛泽东的底线，保证共产党控制一部分军队，对华北的控制权。失去军队，那就意味着一切完蛋。失去对根据地的控制权，同样完蛋。

毛泽东的筹码：一、拥护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把南方的部分根据地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的谈判方式，在逼近底线前慢慢退让。

双方谈判的焦点就在于军队和政府的形势。九月二号，也就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那天，国共谈判进行到实质性阶段。

蒋介石开价：共军整编十二个师，政府内部给共产党一个省主席名额。

——太吝啬了。当然这是初步意见。

毛泽东要价：共军整编为四十八个师。政府方面，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

——军队要价有些高，也是初步意见。政府方面要求还算合理。但不管怎么说，亲手打下来的地盘不能轻易拱手让人。

双方差距如此巨大，接下来的谈判艰难无比。共产党觉得国民党欺人太甚。国民党觉得共产党不可理喻。

九月四号到十二号。蒋介石又约谈毛泽东三次。双方都有了让步。毛泽东答应把共军的要求将为二十八个师。九月二十一号，蒋介石也答应把放松口风，允许共军整编为二十个师。如果谈判顺利，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应该共军整编为二十四个师。但就是没有谈拢。国共代表通过八轮谈判没有结果。九月二十二号，谈判中断。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长江以南各重要城市接收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隐患已除其半矣。”

也就是说国军完成了对长江流域大城市的接收工作。蒋介石重新掌握战略要地和经济核心地带，觉得无需再做让步。实际上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他又犯了一个巨大错误。接收工作虽然迅速，但没有做好政治工作。国民党各个派系在接受过程中大肆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把“接收”变成“劫收”，丧尽民心。当然这样的错是一贯的，从淞沪会战撤退工作，到南京市民转移，到抗战期间部队约束不力，一脉相承。

蒋介石就是这样，聪明到极点，混蛋到极点。

九月二十七号，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去西昌度假。实际上他只是转变一下策略，想逼毛泽东就范。毛泽东也转变了策略，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之前在蒋介石面前示弱。现在展示一下肌肉。

蒋介石到西昌之后一个人在房间沉思默想，设计种种计划。其中有一个计划就是扣押或审判毛泽东，并且在日记中给毛泽东罗列了十一条罪状。如果当时蒋介石孤注一掷那么干，没人能拦得住他。但是他必须考虑苏联和美国的反应。美国大使赫尔利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安全。美国是蒋介石得罪不起的。苏联威胁更直接。苏军还在东北。苏联还可以直接威胁新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前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看似决心已定，很快又犹豫了。十月六号的日记中写到：“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除了不想惹美苏之外，还有就是他当时正在人生巅峰，春风得意之际，相当有自信。他认为他有四百万大兵在手，可以横行无忌。所以他在日记中评价毛泽东：“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十月九号，蒋介石第七次和毛泽东谈话：“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历史证明，他自信过头。

十月十号，签订《双十协定》，就是把国共双方的诉求写在上面，根本问题并没解决。十月十一号，毛泽东回延安。两天后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这个手令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标志。但其中透露的信息量巨大——民族复兴。大家都在谈民族复兴。毛泽东再谈民族复兴。其实蒋介石也在谈民族复兴。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蒋介石的办法没法解决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农民问题。

所以国共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军队多寡的问题，不是一两个省主席问题，甚至超越国共两党自身利益，而是对中华民族前途设计问题。那个斗争，既有个人利益，又超越个人利益。既有组织利益，又超越组织利益。既有阶级较量，又超越阶级较量。既有意识形态对抗，又不全是意识形态对抗。表现在现实上，就是必须有一方倒下。因此战争无法避免。

纠结中上路

看看蒋介石，想动毛泽东却又不敢动。鸿门宴上，项羽没有动刘邦，还是自身在犹豫。刘邦回去之后通过四年战争，把项羽赶到绝路，开创大汉帝国。毛泽东回延安也是一样，通过不到四年的战争，把蒋介石赶出大陆。蒋介石犹豫，完全因为外部压力。

但是必须承认，八年煎熬，代价巨大，但中国抗战胜利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是有缺陷的。犹如红彤彤苹果上的一个烂斑。

原因之一：中国没能完成工业化，依然是农业国，军火生产能力有限。日本是当时世界上排名前六的工业强国。双方国力和战力差距巨大。

原因之二：中国军阀混乱。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不要说共军，连军阀都难以指挥。中央军内部都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原因之三：外部力量介入过多。

抗战之处。欧美打算把日本武力引向苏联，对蒋介石的困难视而不见。对蒋介石伸手的人反而是德国和苏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德国给蒋介石训练将近三十万军队，基本上都是德国装备。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六千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德国一开始对中国的好感多余日本。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东方给日本捅刀子。苏联援助蒋介石一千二百三十五架飞机，大炮一千六百门，并有五千空军志愿军和军事顾问团来华参战。当时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压力，希望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

由于国军抗战初期表现过于糟糕。德国在中国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开始转而接触日本。一九三九年，中日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打苏联主意，操纵“满洲”进攻“蒙古”，从东方进攻苏联，苏日军队以“蒙满”名义在诺门坎打了一仗。整个战争历时一百三十五天，规模十万人次，但极为惨烈，最后以日军的惨败告终。此战之后，日本再也不想进攻苏联。双方签了一个《中立条约》。苏联结束了对蒋介石的援助。日本南下东南亚进攻英美，并于一九十一年一月七号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发现支持中国抗战的必要性，大规模援助。

但美国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先欧后亚。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队伍援助五百亿美元，中国仅得到十六亿，占百分之四。蒋介石因为是中国抗战领袖，得以在一九四三年参加开罗会议，成为三巨头之一，相当风光。

但也因为蒋介石在抗战中表现一般，一九四四年还出现了豫湘桂千里大溃败。美国需要苏联在欧洲战事平息后对日参战，在雅尔塔会议中把中国利益出卖给苏联。其中包括外蒙独立和苏联在大连和旅顺驻兵。当然，如果蒋介石够强势，那些都可以重新谈判，拿回来。然而蒋介石当时没有强势的筹码。因为他要消灭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拥有百万军队，占据华北大部分地区。而且全力向东北挺近。

从欧洲战场上下来的苏联钢铁洪流冲垮了日本关东军，停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地球在流血。美国和苏联在流血中基因突变为北美野牛和北极熊。它们虽然是中国的盟友，但是对中国都有想法。

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温和的大块头国家，国共两党搞竞争，中国成为一个美国的山寨版，对美国非常有利。如果搞成功，将来中国大选，两党争相讨好美国，对美国太好了。蒋介石就是美国的天然的合作者。所以美国偏向蒋介石。麦克阿瑟以远东最高统帅的身份向下令：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美国人原因用飞机和军舰把国军从西南运到东北。但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独裁失控，美国人支持中共进入联合政府，牵制蒋介石。

早在重庆谈判之初，蒋介石得知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心里对北极熊和北美野牛分别骂了好几句娘希匹，脸上还要对两只野兽笑脸相迎。因为他希望北极熊能睡一会，希望从野牛那里多要点钱和装备。而且蒋介石要喊北美野牛为大哥。

北极熊不希望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从抗战时期支持蒋介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支持国民党，可以拖住日本。现在支持中共，可以防止中国独立统一。

在斯大林看来，一个独立统一的国民政府的中国对苏联非常不利。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没有机会统一中国，所以他选择支持中共，耍蒋介石。斯大林支持中共，只想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分裂的中国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共也是暗地里，因为他在外蒙和东北拿了蒋介石的好处。

蒋介石这么干的目的：中共即便不和苏联闹僵，苏联也受到掣肘，他尽可以放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之后再干别的。倘若苏联不守规矩，老大哥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看来，美国就是保障。然而蒋介石又错了，苏联从来不想和美国闹僵，也从来没想过和他蒋某人决裂。他们只打算暗地里偷偷的帮助中共而已。他们那样做，美国也没辙。因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一路货色，都是那种可以为了利益不擦屁股的货色。

纠结之中的蒋介石选择开战。十月十三号“剿匪密令”下达时，他自己也就踏上了毁灭之路。因为毛泽东已经飞龙在天。

第六章 大师级手笔

当初楚汉相争，四年的时间解决了领导权问题，奠定大汉帝国的根基。国共内战也是用了同样长的时间解决国家主导权问题。但愿天佑中华，共和国可以像当初的大汉帝国那般荣耀辉煌：对内改善人民生存条件，对外傲骨嶙嶙，最终为文明世界增加色彩。

国共全面内战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实际上从大大小小的摩擦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谈判桌上热火朝天，宴会上觥筹交错。外面可是一点都不平静。蒋介石指挥国民党接收各处战略要的。毛泽东指挥共产党开赴前线，特别是抢占东北中占得先机。

就在蒋介石宴请毛泽东的时候，共军和阎锡山的队伍在上党地区为争夺日军留下的军备而大打出手。共军消灭阎军十个师。

双十协定签字完毕两周后，国共双方围绕平汉铁路大打出手。共军消灭国军七个师。

平汉战役尚未结束，共军围攻绥远和包头两个城市，一个半月没能攻克而撤退。

真正引爆点在东北。当时苏军还在那里。按照条约，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国军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占领东北。但是满船的国民党大兵只能在秦皇岛登陆。

摊开地图看看，往东北运兵的最佳落脚点是营口。从营口登陆，直接切入东北腹地，很快就能开到沈阳。其次是大连，从大连上岸要多走点路。如果营口和大连没法走，第三个选择是葫芦岛。葫芦岛已经关内外的咽喉之地锦州以南了。要从葫芦岛切入东北腹地，必须经过锦州。秦皇岛还在葫芦岛南边，已经在关内了。可以说是最烂的一条道。从秦皇岛出发，要经过葫芦岛，过了锦州，才能进入东北大地。难道美国人和国军将领看不出来？当然不是。因为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是一群惹不起的人，刚刚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苏联红军。

蒋介石派遣以熊式辉接收东北地盘，结果地盘没接到，只接收到墙壁，碰得满鼻子灰。因为中共已经渗透到东北，迅速建立不少地方政权。苏军暗中给了很多方便。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那些刚建立的政权。按道理说大家已经是盟国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咱也忍辱接受了，应该帮点忙吧。苏军举起道德大旗：“这些政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内政，苏军不便于预。”蒋经国提出派人到吉林、沈阳、哈尔滨视察，请苏军协助。苏军说去吉林可以，去沈阳和哈尔滨无法保证安全。然而蒋经国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发现，给他们站岗的警察，竟是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的八路军！惊骇之下赶紧脚底抹油。

文人如此，军人又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号，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苏军老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回顾了战争情义，客套一番之后干正事。马琳诺夫斯基的蓝眼睛里笑语盈盈，说的比唱的好听：“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趁机提出，请苏军在营口（东北最佳登陆点）掩护国军登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不仅如此，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军登陆要旨，送给杜聿明。临别时分，马琳诺夫斯基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生活。氛围好到不能再好。

作为国家高级将领，杜聿明常常和美军打交道，美军将领的骄横跛扈深有体会，没想到这位苏联元帅如此和蔼可亲，简直是原版的山姆大叔啊。杜聿明感慨良多：“都说对苏外交棘手，扯谈！”然而六天之后，杜聿明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络图”，乘坐美军战舰驶进营口港时，却发现苏军已不知去向，共军已经接管营口，准备用枪炮欢迎他。杜聿明发现被耍了，咬牙切齿说：“个姓马的俄国佬！”呵呵，杜律明先生，马琳诺夫斯基并不姓马。

营口不行还有大连。国军曾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军企图在葫芦岛登陆，也同样受阻，而共军就可以从那里进入东北。最后可怜的国军去东北，营口不能走，葫芦岛不能走，大连不能走，只能走通往关东最远的一条路，秦黄岛。秦皇岛向北，一路向北，枪炮开道。那个郁闷啊，莫提了。

还有更郁闷的呢。军队还没有运完。南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甚至是：“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蒋介石认为苏联人一定想方设法赖在东北不走，本想借此给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哪知道斯大林老奸巨猾，顺势突然下令苏军撤退，把国民党闪了个倒憋气。共军一口气填补苏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又被斯大林闪了一下腰，早饭差点喷出来，只好再骂娘希匹。

杜律明和国军将领们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捣鬼反而成就了他们在战争初期的风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指挥精锐部队从秦皇岛出发，一路北上，把林彪逼到墙角。特别是第一次四平争夺战中，久经考验的缅甸远征军把立足未稳的林彪搞得很狼狈。

谋划

经过八个月的摩擦布局。蒋介石把兵力从西南调到东北和华北，准备好了。抗战之前，日军的口号是三个月灭掉中国。内战之前陈诚则说：“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陈诚在国军里面已经是相当严谨，相当靠谱了。他的依据主要有两个：第一，国军在第一次四平战争的表现；第二，国军绝对硬实力。

蒋介石指出：“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政府向东进攻，他们就向西流窜，政府向南进攻，他们就向北流窜。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

根据这个思想，蒋介石给国军制定的战术：占点延线，让共军不能持久抵抗。

——翻版日军扫荡战术，没交版权费。蒋介石没想：共军在日军扫荡下都能生存。此时国军正规军装备已经不输日军。但战力堪忧。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号，国军全面进攻。一百八十万国军正规军分别在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湖北、河南、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全面进攻，拉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最为血腥残酷的内战。一时间，长江以北的大地上，除了偏远的西部地区意外，全部笼罩在战火中。因为它不同于王朝更迭，不仅仅是利益集团较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战争，还包括中国告别农业世界之后的抉择。

一切在燃烧，一切在毁灭，一切又在重生。

好吧，如果国家和民族必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重生，那就更猛烈些吧。

那么蒋介石面对毛泽东的战绩如何呢？四个月之后，国军从共军手上张家口。那是共军从日军手上多得的最大城市。时间是十月十一号，《双十协定》签订一周年又一天。四个月的时间，国军攻占了大量地盘，把江苏的共军赶到山东，把中原的共军赶走，从共军手中夺得一百零五座城市。

蒋介石对此很欣慰，于十一月十五号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开会没问题，制定宪法没问题。问题是，对拥有全国十分之一人口的共产党视而不见。其他小党派，无视的无视，解散的解散。手段和当初囚禁胡汉民如出一辙，蛮不讲理。

蒋介石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绝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战略家，战术上有缺陷。面对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总是能战而胜之。面对共产党内如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陈独秀，也能战而胜之。甚至是面对日本人，他也可以扭转日军侵华战略。但是面对毛泽东，他的最大缺陷反而是战略失误。他围剿红军，帮助毛泽东上台。他打残了张国焘，帮助毛泽东站稳脚跟。他消灭了项英，消除毛泽东党内异己。这样的事太多了。他主动撕掉《双十协定》又把毛泽东推到道德制高点上。

毛泽东的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口号虽然是震天响，决策非常困难。毛泽东一生做过很多看似艰难的决定。秋收起义之后去井冈山，很难。长征途中改变路线，很难。和张国焘斗争，很难。还有各种整风和运动，都很难下决心。但真正的难题只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和蒋介石内战。

毛泽东固然心高气傲，固然无所畏惧。但他首先是一个现实的人，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一流的战略大师。他必须考虑成本，核算风险。他需要为上百万共军负责，需要为根据地上亿老百姓负责。双方绝对实力摆在那里。一旦失败，很多共产党人讲流血牺牲。他个人将在历史上将成为反面教材，历史地位恐怕连李自成都不如。

但毛泽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向困难低头。逆境之中总能找到出路。正因如此，他才能一路走来，从乡巴佬变成共产党领袖。通过一系列思考。他确定应对之策：把《论持久战》对日作战的三段论——战略防御、相持、反攻——删减为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省去中间战略相持。毛泽东的谋划出于对敌我双方的了解，出于他对蒋介石的了解。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很简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他的目的是消灭国军有生力量。抗战时，毛泽东就主张用这招。无奈当时共产党太弱小，只能游击战，小规模的前进和撤退。蒋介石手中有人，却没有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现在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大踏步后退

所谓战略防御，就是大踏步后退。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首要难题：必须把国军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消除掉。如何办到？按照一般人看法，最好直接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更新自己的装备和增加自己的人数。

更新装备的途径无非两个：常规途径和非常规途径。常规途径无非自己生产或购买。

共军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偏僻的农村，主体部分是农民，工业力量一片空白，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要搞生产，也应该等到战争结束。外部购买，同样不靠谱。当时的世界能往中国提供军火的无非美国和苏联。美国虽然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但真正内战开打，还是站在国民党那边，至少不会支援共产党。苏联从蒋介石手上拿到外蒙之后，法理上要支持国民政府，即使有心支持共产党，也只能偷偷摸摸给点装备。比方说苏联在东北接受的日本装备，其中一部分给了共产党。但数量有限，杯水车薪。

既然常规途径行不通，只能走非常规途径。非常规途径中，最理想的一条路就是缴获国军装备。共军一直那么干。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缴获国军装备是一个技术活。猛打猛冲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办法是，让国军自己停下来。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扔包袱给国军。

所谓扔包袱，就是针对蒋介石战略设计的。所谓保护，就是那些城市。国军要城市，给他城市。东北战场上，林彪从四平跑到松花江以北。几十万精锐国军分散到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在中原地带，六万中原解放军在华中牵制国军四十万人，最后虽然损失惨重，最后却在李先念和王震的指挥下突围向北而去。

国军拿到城市后，要分兵把守。兵力分散，进攻力量自然减弱。而且国军得到城市之后，因为兵力分散，容易被攻击。如此国军，相当于北上大大小小，轻重不一的包袱。

第二步，找机会消灭国军。

战斗开始前四个月，共军实现内线作战消灭国军三十二个旅，接近三十万人。这些人中间，一部分人阵亡和受伤，一部分“投诚”、被俘、起义。伤亡比仅占一半。投诚的国军变成共军，还带着装备，比共军损失还多。被俘的国军被改造成共军。如此以来，国军力量削弱的时候，共军力量大大增加。

接下来的四个月，共军继续内线作战，消灭了大致相同的国军。加上非正规军，数目要翻一翻。被消灭的国军的中，更大部分国家投诚，装备和人员变成共军。前四个月中，国家损失中，伤亡人数和前四个月相比，从二分之一，下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国军前四个月损失中，一半变成了共军，后四个月则有三分之二变成共军。更致命的是，这个比例还在扩大中。共军本身也在发展，战争的天平正在倾斜。

毛泽东大踏步后退八个月，蒋介石发现再也无力全面进攻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所谓全面进攻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于是蒋介石把力量凝结成两个拳头，分别打向山东和陕北。

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象征意义很大。蒋介石把天字号门生胡宗南放在西北，就是准备对付延安用的。这一次终于找到机会。一九四七年三月份，胡宗南带领二十万精锐进攻西北，要消灭中共中央核心机构。当时西北共军主力只有两万人。很难阻挡胡宗南，形式非常危险。毛泽东惟一的选择就是继续退却，在陕北转悠，把延安让给胡中南。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得了一座空城，却没能消灭中共中央。于是胡宗南的精锐大军开始在陕北山区里追剿共军。结果是，共军没找到，败仗一个接一个。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一个半月之内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给胡宗南一串南拳，后又在沙家店给胡宗南一套北腿，打得胡宗南两眼发黑，再也不敢随便去山里晃悠。

彭德怀比胡宗南年长两岁，军事生涯远比胡宗南出彩。但要说两人差距如此之大，也不现实。所以如此，是因为中间有个人起到关键作用，他就是胡宗南的秘书，中共王牌间谍，周恩来的得意手笔，熊向晖。

中共内部有个有趣的现象，将帅大部分来自湖南和四川。安徽是另外一个情形，贡献了另外两类人：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王明、任弼时；特工如强壮飞、李克农、胡底，还有熊向晖。熊向晖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年纪轻轻考上清华大学，是那种看起来不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但他偏偏就成了共产党，而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把他放在国民党内部。他很快以自身的素质赢得胡宗南的信任。胡宗南看熊向晖怎么看都顺眼，把他纳为机要秘书。共产国际解散那会，蒋介石秘密让胡宗南闪击延安。结果胡宗南还没行动，消息就传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那里。胡宗南进攻延安，各种部署同样以各种方式传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制定战略战术时参考之。毛泽东曾经如此评价熊向晖：一人能顶几个师。

国军受困于陕北，损失还不算大，好歹把毛泽东赶走了，面子上过得去。真正让蒋介石疼痛的地方在山东。实际上重点进攻的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在陕北投入二十万军队，在山东投入四十五万人，包括五大王牌中的新编七十四师、新编十一师、新五军。

相对于人烟稀少的陕北，山东人口稠密，而且地处南北冲要，又有出海口，容易筹集物质。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当初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就是实力就最雄厚。毛泽东让他最信任的罗荣桓带着一一五师主力在山东发展，早就有所图谋。挺近东北的共军，大部分从山东出发。刚开始蒋介石通过全面进攻把江苏境内的新四军压迫到山东境内。如果能把山东境内的共军击溃，将对共军人员调动，战略物质筹集和周转影响极大。

蒋介石亲自飞到徐州制定作战计划。陈诚亲自坐镇指挥：“党国成败，系此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外，国军统帅级别的人物如汤恩伯、薛岳各自就位。猛将如张灵甫，智将如胡琏，都参加了。杂牌军中精锐如黄百韬也上了。他们稳扎稳打，希望复制第五次围剿红军时的战略战术。

但是山东南部和中部的共军并没有撤退，在粟裕的具体指挥下神出鬼没，在刀口上辗转挪腾，穿插迂回，试图运用共军经典战术调动国军，寻求战机。从二月份打倒五月份，国军整体推进，基本上保持了队形。双方都是神经紧绷，较量意志。五月中旬，国军觉得如此打法效率太低，汤恩伯的第一兵团改变策略，以张灵甫的新编七十四师为先导，北进。

结果却令人大跌眼球：粟裕抓住一线机会，虎口拔牙，击毙张灵甫。蒋介石得知张灵甫战败自杀的消息，心在滴血。

毛泽东大踏步后退一年。蒋介石发现，自己已经无力进攻，一年前的那些优势荡然无存。蒋介石很纳闷：“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自信的笑容从蒋介石脸上消失，在毛泽东嘴角浮现。

毛泽东决定改变战术，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守转变成战略进攻。

大踏步前进

一九四七年的毛泽东有各种狼狈，在陕北山沟里东躲西藏。但是身体的颠簸，不影响思维的高速运转。他的脑子里装满各种信息情报，他迅速的思考、总结、决策。眼看蒋介石身上的包袱越来越多，他准备给这位二十年的老对手准备一点惊喜。

七月二十一号，就躲避国军追踪的过程中，毛泽东抽空在一个叫小河村的地方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公布了给蒋介石准备的三件礼物。

第一件礼物，让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在一二九师基础上发展起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强渡黄河，争夺中原。各个根据地被国军压着打一年，实际上相当困难。一九四七年太行山大旱，根据地压力很大。刘邓大军出击，既有战略转移，也有给根据地减压的目的。

要想战胜蒋介石，必须正面较量。自古以来历史演变中，逐鹿中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但是很遗憾，刘邓十二万大军到外线之后面对优势国军站不住，损失不小。怎么办呢？再回去肯定不行。就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让他们向南挺近，到大别山去。

大别山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向东可以直接威胁皖南和南京。向西可以牵制华中。向北可以俯视中原。南下大别山，从战略上讲，非常富有想象力，只有诗人的头脑才能诞生如此战略。从现实上讲，非常有效，当蒋介石深处两只拳头在陕西和山东打毛泽东时，相当于毛泽东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一招超出所有人预料，搞得蒋介石非常被动。

为了配合刘邓南下，毛泽东拿出给蒋介石准备的第二个礼物——让陈赓和谢富治带领的太岳兵团挺近河南西部，给刘邓大军减轻压力。第三件礼物——毛泽东打算让粟裕南下。

按照毛泽东的设计，三路大军大踏步向南，反击国军。从战略设计上讲，堪称大师级手笔，天才杰作。但是并不完美。因为刘邓大军经过千里跃进以后，兵力锐减，重装备丢差不多，战斗力严重下降。大别山原是红四方面军兴起的地方，但是在一九三二年张国焘西去之后，已经被国民政府统治十五个年头了。要想恢复，颇为不易。加上白崇禧带领桂系主力坐镇武汉，刘邓大军一时难有作为。陈谢兵团即使南下，也不足以撼动华中。如此情况下，粟裕即使过江，也是一支孤军，连根据地都没有。

看见如此战略设计，并不足以扭转乾坤。不禁要问，毛泽东的目的干什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去砸一砸蒋介石的盆盆罐罐。

真的如此简单？当然不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即使国军已经难以施展高强度大规模进攻，但是相比共军，依然占据很大优势。毛泽东不至于认为刘邓十多万人就能从中原地带打开缺口，更换天地。加上陈谢兵团，也就二十万人。

毛泽东的心思在遥远的东北。共军的王牌在东北。国共开战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东北布局。当时向东北挺近的十万共军都是精华。所有野战军中，以东北野战军班底配备最强大。

一九四七年的林彪，经过仓皇败逃之后已经修正完毕，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正发起夏季攻势。就在毛泽东给蒋介石准备礼物时，林彪已经大踏步向南，带着东野迂回到四平，沿着一年前的溃逃路线回来了。国军这边，好在悍将陈明仁玩命死守，才暂时保住四平不失。林彪虽然没能拿下四平，却在东北大地上横行无忌，把国家生存空间逐步压缩。

毛泽东的设想就是，等林彪解决东北，再率领大军出关，由北向南一统天下，还是上演历史经典节目。三路大军南下，实际上就是松动国民党在山东河南的力量，为以后东北军南下减少障碍。按照那个设想，林彪入关一路南下，内战时间要延长。所以毛泽东当时的估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左右。

之后的造神运动中，把毛泽东宣传得神乎其神。应该是毛泽东的战略设计非常了不起。大踏步后退，干得很漂亮。从后退到前进，转变很迅速、很犀利、很漂亮。但毛泽东并不是神，他是思路并非不看寻找，符合中国历史宏观规律。

在毛泽东大踏步前进时，蒋介石锐气全无。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茫然了：“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耻辱？是的，耻辱。但耻辱尚未结束。因为毛泽东的脚步没有结束。

赢得中国大陆这样一块地盘的统治权，五年预算不算长，甚至可以说很有魄力了。国共内战所以没有打五年，是因为中间出现了变数，粟裕。

毛泽东部署刘邓大军渡黄河。粟裕在江苏中部打了一个漂亮仗——七战七捷，干净利索，堪称典范，拉开共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毛泽东让粟裕渡江。粟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江北消灭国军主力。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的看法。

于是粟裕开始了人生中最精彩的表演，边打边实践，终于完成淮海战役。战役尚未结束，蒋介石再一次隐退。蒋介石一生三次隐退：“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第一次隐退战胜了汪精卫。第二次隐退化解了九一八事变的危机。第三次隐退，希望化解共产党的压力，但是未能如愿。因为毛泽东还在前进。

林彪打完辽沈战役，率领东北军入关时，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因为淮海战役基本上击溃了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的嫡系。所以平津战役变成了和平谈判。入关没有淮海战役，平津一带肯定要大打特打。打完之后，还要在中原地带大打一仗。这样一路打向南，五年时间都未必能完成。淮海战役，相当于一次“中原战役”。

淮海战役结束，第二野战军从西线推进到长江以北，第三野战军从总东线推进到长三角以北。四月二十三号，第三野战军攻占南京，四月二十四号，占领总统府。国民政府再一次丢掉自己的首都。民国建国三十八年，首都迁移次数以两位数计。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号，是最后一次首都迁移。因为民国已经走向历史。

随后第二野战军向西，插入西南，一直到西藏。第三野战军向东，解决长三角之后一路南下，抵达福建，和台湾隔海对峙。平津战役之后，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直取华中白崇禧，并一路追击到天涯海角。至于西北广大地区，都是彭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的盘中餐。

——天下定也。

从整个过程看，毛泽东并非算无遗策。他完成了战略决策，但每个人将帅都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均完成历史使命，甚至超额完成历史使命。

把历史贡献归功一个人，本身就很反常。

几个问题

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份开打，基本上没人想到毛泽东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胜利。原因？蒋介石自己没想到，很多人都没想到。

最直接的原因很好笑：投降。

国军那个规模，那些装备，经过抗战八年考验，如果众志成城，共军不要说消灭他们，甚至很难赢得胜利。将帅对比，杜聿明和林彪相差十万八千里么？没有吧。白崇禧比刘伯承差很多么？不见得吧。胡琏的机智和狡猾远逊粟裕么？不一定吧。在看陈明仁勇猛，再看张灵甫强悍，这些都不需要说。

结果三年多过去，一半的国军成了战俘，四分之一的国军投降，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军在战场上伤亡。日后共军千军万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军。抗美援朝，有整个军级编制都是国军改编的。这样的问题从抗日战争就存在，只是抗战熬到最后，赢了。

要找原因，可以说蒋介石不行，也可以说国军将士不行。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循环问题，可以简化为一个字——钱。打仗是一个很烧钱的游戏。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都要钱。军队装备都要钱。武器弹药都要钱。所有这一切都要钱。按照蒋介石那种玩法（好比中产之家砸锅卖铁买辆豪车充土豪），别说是经过抗战创伤的国民政府，就是发达国家也承受不了。而且蒋介石的问题比发动国家更严重：工业生产有限，搞那么多装备却不能批量生产，就需要更多的钱去买。还有更难的，就是后勤保障。装备越好，对后勤要求越多。蒋介石的世界，后勤这块根本就是模糊的。看看淞沪会战大撤退的混乱模样。看看豫湘桂战役溃败的狼狈模样。再看淮海战役溃败的狼狈模样。后勤在哪里？没看见。

这些问题叠加的结果，就是士兵的吃喝问题就难已解决，就会士气低落，就会崩溃，就会被俘、投降。这是一个战场内循环，钱的问题。所以再多的猛将也没有用。把林彪和粟裕给他也没用。

蒋介石当时控制中国大部分城市、资源、人口，就整不出钱么？真就不行。

说到钱，国军困难，国统区更困难。工业力量不行，却搞了那么多高级装备。金融方面更要命了。中国是农业国，却把美国的金融系统照搬进来。宋子文哈佛高材生，实际上也就是书呆子，政治上的王明博古。和平时代让他折腾，估计可以弄一大堆条条框框，战争年代，让他去搞，就和博古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效果一样。更何况，蒋介石还没有放开手让他去搞。所以结果非常明显——法币崩溃。

法币崩溃的结果：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法币贬值的时段有两个：抗战时期，法币贬值百分九十。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胜利，这些可以理解，甚至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国共内战开始，老百姓才发现，抗战时代的货币贬值，简直小儿科。

贬值到什么速度呢？印钞机日夜不停的印钱，都不行。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印195万亿钞票。国内只能印58万亿。其余137万亿请美国帮忙印刷。结果美国人把法币空运过来之后，发现它们的价值还不够运费，一声叹息。一九四七年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一口袋法币好歹还能买几斤米。

一九四七年之后，印钱厂都会亏损。

那种情况下除了政府更迭，想不出还有别的结果了。那时候比较幸运，中国是农业国。农民不依赖金融系统。如果是工业国的话，结果将是万劫不复。谁能想象一袋人民币买几斤大米的情形？没有人能想，没有人敢想。

大兵在前线困难就算了，吃喝拉撒问题解决不了，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仗没法打了对不对。更要命的是，大兵的亲戚朋友在国统区更困难。让人家打仗，总得给一个理由先。前线拼死拼活，后方啥都没有，打什么呀？还不如投降共产党，好歹可能有条活路。

如何评价蒋介石以乱制乱的方式呢？他给了国人百年尊严，也给了国人百年痛苦。历史给了他两次机会，他都放弃了。

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指向了历史书页最深处的那两个字——民心。

何伟民心？看看毛泽东在延安干的第三件事。

第七章 重整河山

重整河山——这几个字太厚重了。

一般意义上讲，一统天下，号令众人，声威赫赫。王朝更迭时期，英雄豪杰出来重建社会秩序，还多数人一个安定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

也有一些特殊的时刻，比方说抵抗外敌入侵，也有特殊的含义。岳飞手书那几个字——还我河山——何其悲壮。类似的事，在抗战中有很多。

如果只看这两层，蒋介石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在军阀混战中实现了大致的统一，又以领袖的身份赢得抗日战争，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这份事业已经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开国帝王。

但这里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重整山河，是谁的山河？这山是谁的山？这河是谁的河？中华帝国时代，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皇帝代替上天治理这地方。所以这山河是天子的。尔等草民得以在山河上吃喝拉撒睡，要叩谢天恩。

这一套虽然愚民。但是那时候，中央帝国日子看起来还行，比起周围强多了。老百姓虽然艰难，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实在过不下去了，起来反抗。改朝换代，还是那一套。但是从一八四零年之后，那一套明显行不通了。

一九一一年之后，天子就不在了。所谓军阀混战，无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搞不懂是谁的山河。袁世凯想回去当天子，被众人扔到垃圾桶里。蒋介石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提倡延续中华文明，却没有看到中华文明已经转向。旧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国人对领袖和国家的道德认同感——没了。

蒋介石想让国人尊他为领袖。这个没有问题。当时共产党也尊蒋介石为领袖。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喊毛泽东“润之”。毛泽东喊蒋介石“蒋委员长”。重庆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喊了好几次。当时国人都视蒋介石为领袖。

问题是作为领袖的蒋介石不知道如何尊国人。这是一个从没有过的新课题。当年皇帝视万民为子民，虽然很愚昧，但在那种历史坐标下也是合情合理。

通过近代百年屈辱，八年抗战的浴血奋战，曾经习惯于匍匐在天子脚下当子民的国人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他们需要新的答案。蒋介石没有答案。或者说他的答案就是视而不见。

在蒋介石的世界里，他不知道拿农民怎么办。只知道不让他们闹事。只知道他们和共产党关系近。只知道对他们防范和镇压。全然不知道已经全面觉醒的他们需要领袖尊重，哪怕是最简单的理念认证都没有。全然不知道皇帝还懂得宣传“天下皆为朕的子民呢。”全然不知道，他们才是这片山河的主宰。全然不知道，他们才是华夏文明的载体。

毛泽东给出了答案：你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本应拥有这片土地的话语权和财富。

所以毛泽东把共产党从道德角度上定义为：官员是人民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尽管很多“公仆”（包括各种叛国投敌者，贪污受贿者，官僚主义者，养情人者）骑到“主人”的头上，根本就是“让人民为自己服务”。但这块牌子赢得了国人的精神认可。就好像中华帝国时代，国人认可自己是“皇帝子民”一样。

但仅仅是道德认同是不够的。否则中华帝国就不会灭亡。这个世界的本质还是利益分配。蒋介石不认同农民诉求，因为他需要保证中上层的利益。但当时的中国，中上层利益阶层力量本就很弱小，又经过战争的摧残，出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毛泽东并非光说不做，而是把全国最大的一笔财富——土地——分掉。这样就赢得了这片山河的主体——农民——从行动上的认可。就算土地国有化，各个地区的人，都能以相对公平的方式分得一块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共军可以在敌后生存，可以建立根据地，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兵源。

所以共军可以经历各种失败，总是可以东山再起，而且更为强大。

——看到了吧，所谓重整河山，就是收拾民心。

——没有民心，就没有山河。

——民心包括道德上的认同和现实利益的分配。

因为赢得农民的认同。在国共内战过程中，尽管共军没有优势装备，尽管工业生产能力基本是空白，但根据地用非常老土的办法解决了军事循环问题。

共军主力是农民，装备虽然简单，但纪律严明，行动听指挥。同是中国人，为何在国军那边起义投降、到共军这边就变了脸孔？除了纪律不同之外，还有就是大家懂得守护的什么。国军那边，农民啥都没有，法币崩溃摧毁了中层。根据地中，农民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分到一份土地财富。所以就有了遵守纪律的原动力。否则，多么严苛的纪律也是白搭。当年秦朝法律严苛，但是因为没有利益匹配，所以灭亡。

再看军人素质。共军行动靠双腿，爬山涉水都没问题。又是依靠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熟悉地形环境。至于后勤问题，国军卡车不够用。共军虽然没有卡车，却又老农民的平板独轮运输车。淮海战役中，上百万的农民参与到后勤运输。仅仅平板车就有四十多万辆。军需品就地解决。当时有一首歌：“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战争史上，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后勤供应的部队打不过不需要后勤供应的部队。国共内战就是其中的经典。全面战争胜利的根本，取决于民心背向的基础平台。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等人才能尽情的发挥。平台的设计者，正是毛泽东。

此后的共产党面临的全部问题就是走那样两条路：精神之路和现实之路。

精神之路：如何守护那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尽管这旗帜已经因为越来越多的“公仆”翻身骑到“主人”的头上而残篇，但只要旗帜还在，还有希望。所以反腐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建国之初的“三反”到今天抓各种贪官，都是在努力擦拭这面旗帜上的尘埃。如果哪天这面旗帜不在了，历史将出现新的转折点。

现实之路：就是让利益分配相对公平。今天的改革，之前的各种改革，一而再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尽管这个分配达不到绝对的公平，还能让一部分人获利，就值。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国共内战时代是现实的，如今依然。如果不能让主体人群获利，给予他们希望，那么现实世界就需要改变。否则，谈多少和谐稳定都是瞎扯。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道理。失去山河的蒋介石到台湾之后有所领悟。他和他的儿子干得还不错，趁大陆出错之际，把台湾带上高位。

站在历史高度看。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所有的历史失败者，都曾胜利过。战争年代，毛泽东通过一系列高潮的手腕赢得民心。那么到了和平年代，毛泽东又面对新的难题：该把民心引向何处去？

难题之五：历史设计师

小序：后半阙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是《水调歌头·游泳》下阕。这首词一如既往的毛泽东风格——豪气凌人。但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它没有早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迷惘，没有艰难时刻那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也没有晚年那种“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的戾气。

通篇舒缓大气，自信从容。

这首词作于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夕。那是毛泽东一生中心情最为明朗的时间点。之前抗美援朝一战赢得外表安定环境，内部消除了各种隐患。虽然闹出了高岗那档子事，随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家体制基本确定下来，各级政府机构基本建立。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全面展开。

前景看似一片光明。毛泽东心情前所未有的明净。

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让出国家主席的念头，名义上退居二线，搞各种理论研究。刘少奇逐渐走向前台。几个月之后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两年之后，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

就是那个时间点上，赫鲁晓夫在苏联通过否决斯大林的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

就在那个时候，大跃进兴起，三面红旗随风飘扬。终究导致了以“人祸”为主要原因的大饥荒，共和国命运出现转折。毛泽东的心境也随之转变，开始了他人生第二轮的斗争，试图一劳永逸的解决内部问题。

第一章 历史惊雷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五十六岁的毛泽东用他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嗓子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如此一声，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成为回荡在历史长河中的经典回声。

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政府的诞生，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翻开长长的中国历史，政府有很多，真正称得上辉煌的却不多。如果这些太远，那么看看中华民国。孙中山从南京宣誓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然而就因为孙中山和袁世凯不和，民国一半时间在新旧军阀战争中渡过。

一个新政府的诞生，关键的部分并非在台前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说，而是在幕后浴血奋战、精心策划准备。

为了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奋斗二十八年，无数英豪死于非命。

为了那句话，毛泽东本人苦苦追求三十七年（从一九一二年当大兵算起），思索三十一年（从放弃留学法国算起），战斗二十二年（从一九二七年算起）。中间损失过夫人、兄弟、孩子，他自己若干次身临险境，和死神擦肩而过。

然而这个声音并非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发出的最强音。毛泽东一生中很多次重要讲话，最重要的一篇开国大典十天之前是九月二十一号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名为《开国盛典》的讲话。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背景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国共明争暗斗一年有余，和平协议签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最后还是撕破脸皮、试图拳脚解决对方。所以叫新政治协商会议。此次会议有何重要之处呢？

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看到了吧，各种基本制度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确立的。如果有一天，国家背离这个原点，那么国家根基就不存在了。正是在那基础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尤其重要。

——还有什么比宣布新中国诞生更重要的话么？有。

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就是这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国为民之集合。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伟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人站立起来，中国这个名称也只是懦弱的代称。

在毛泽东口中——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逻辑。用毛泽东的话解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对比这段话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毛泽东这个思维和一九一七年在湖南长沙师范写的那篇《心之力》非常神似。

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大龄青年，对现实世界不甚了解，还有些莽莽撞撞的样子，人际关系中还有些笨拙。三十二年过去，他已经在最残酷的环境中通过考验：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消灭敌人无数，他的思维纵横捭阖。三十二年过去，他带领一个伟大的组织推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但是剥开层层光环之后，他还是他。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如水东流。时光拿走了我的青春，时光衰老了我的躯干，但我还是我。我的鬓角斑白，老气呈现，但我的魂魄在时光之河中静静矗立。

叹：时光老去英雄，太匆匆。但英雄也因此长存。

对毛泽东而言，他的事业才完成一半，总结过去只为走向未来。他是一个诗人，但又不是纯粹的诗人。纯粹的诗人面对时光流逝时是哀伤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务实之人。他很明白未来的困难：“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同时毛泽东表达了未来的展望：“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毛泽东展望：“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对于未来的困境和美好前景。毛泽东再一次展示他的自信：“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谓霸气侧漏。

设计师

当毛泽东发出那些声音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一个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本人把那个角色成为历史设计师。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帝国体制为君主专政，奠定帝国两千年之基础。

汉武帝称雄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弘扬儒家意识形态。此后两千年，儒生为帝国之主流。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之后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给大唐帝国带来滚滚雄风。它如今依然在国人思想深处在吹。

宋太祖创建宋帝国之后也扮演过那个角色。他回顾过去、面对未来，决定杯酒释兵权，建文官治国之制度。

他们都曾是历史设计师。这份名单还可以延长，比方说推动牧民汉化的忽必烈和皇太极，某种程度上都曾扮演过设计师的角色。然而他们都过去了。他们的辉煌，他们的缺陷，都存留在史书中。

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面对不同的情况。他既需要秦始皇那样设计国家体制，又需要如汉武帝那般确定意识形态，还需要如同唐太宗那样建设国家，更需要如宋太祖那样处理文物之间的平衡关系。

那么该如何设计政体呢？

一九四九年看世界，各种体制都有。总统制、总书记制、内阁制、君宪制、君主制等等，应有尽有。一一介绍的话，需要很大的力气。陷于篇幅，这里省去。但必须指出：任何政体设计，都不是凭空想象。像康有为那般改革，设计空中楼阁可以，真正实践，难。秦皇汉武那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他们所以成功，是因为遵循历史，面对现实。那么历史如何，现实又如何呢。

秦皇汉武他们是历史，都是集权历史。但他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还有无法集权的历史，就是传说中的乱世。那些乱世，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之中的血流成河，还有制度变更时的各种乱象。

帝制不用说了，曾经辉煌过，近代都是泪。

君宪制也不用说了，康有为折腾一阵子，也没成功。袁世凯想吃回头草，失败。

内阁制也搞过一段时间。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超控时事，结果一团糟。

中国实践过总统制，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内，都当过正式总统、过度总统、临时总统，但干得都不怎么好。

这些都被淘汰，至少被证明不适用，均未能实现集权。

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看世界，集权似乎并非必不可少。最强大的美国，总统制之下的三权分立。次强大的苏联，苏维埃联盟。英国君主立宪。德国和日本则是枪口下实行民主选举。然而这些只是表象。

所谓集权的本质是政令畅通。任何体制，如果政令不通同行，都是白搭。政令必然建立在载体之三。世俗世界的载体有三。

载体之一：资本操控一切。代表国家为英美。要这么搞，除了武力，还需要财富，还需要商业技能和经商氛围。

载体之二：军事操控一切。代表国家为德国和日本。武力很强大，但是战败了。

载体之三：政治超控一切。代表国家苏联。有一个世俗化但很遥远的政治信仰。

（好吧，这些很复杂，后面我会专门写一个系列解读他们。这里现有一个概况）

了解了这一切，政治设计变得很简单。因为玩资本主义，中国是农业国，抑商数千年，短时间内根本玩不转。玩军事，更搞笑了，那点家当能做到不被欺负就不错了。

只能走政治路线：组织国人走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富国强军。

要做到这些，很难。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尝试过，都失败了。

现在轮到毛泽东。很难，但必须去做。

那么毛泽东怎么做的呢？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朝鲜战争

一九四九年的毛泽东雄心勃勃，要把新中国带回应有的位置上。那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历史，有时候很复杂，因为它有说不清的往事；有时候很简单，因为主体脉络相当明显。

世界历史上，文明诞生之初，华夏文明从来就是世界一级。其它古文明覆灭时，只有华夏文明一直延续下来。因为华夏文明孕育出的国家，正常情况下就是世界核心之一或者核心。近代世界巨变，中国落伍。

所谓亚洲近代史，归根结底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华帝国衰落，由此引起一系列内外战争。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将再一次复兴，由此引起一系列内部矛盾（建国落线之争）和外部纷争（领土争端）。

然而现实中的困难比毛泽东估算的要大。

开国大典之时，战争尚未结束，整个大西南、两广、福建、海南还在国军手中。共军用了七个月才解决大陆问题。直到一九五零年四月三十号，韩先楚方才控制海南。而两个月之后，金日成决定不再和李承晚小打小闹，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年轻力壮的金日成很快把年老体衰的李承晚打得两眼冒金星。美国人很快介入，把金日成打得满眼星星。

斯大林看起来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渡江战役之前，斯大林倾向于国共划江而治。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一个南北对立的中国比统一的中国对苏联更有利。如果中国是分裂的，北方可能成为苏联附庸。如果中国是统一的，就可能强盛之后给苏联带来战略性威胁。那么他为何又支持金日成呢？如果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必然亲苏联。那样苏联不仅势力大增，还可以在朝鲜半岛牵制中国。正因为利益关系驱使，怂恿金日成南下的斯大林却不愿意出动苏军去朝鲜和美军死磕。斯大林的意思是把中国拉下水，对抗美国。

所谓大国关系就是如此，只有利益。苏联如此，中国和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人为何卷入朝鲜半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为何会有朝鲜战争。按照正常解读，朝鲜战争名义上是朝鲜内战，金日成和李承晚彼此想要吞没对方，金日成得到斯大林认可后招惹李承晚。那么为何把中美牵扯进来？

按照正常看法，中美并无世仇，中国极弱时，美国在列强中还算比较克制的，而且给中国不少帮忙，双方没必要在朝鲜和对方拼命。按照广义解释，当时意识形态比较浓厚，为了虚无缥缈的“主义”而战。其实任何看似美好的旗帜、理想、主义，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利益上。中美两国领导阶层都是久经考验，都是现实而务实的人。

美国人的利益有两点。第一，权力棒交接。二战之后，美国的绝对实力已经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是在二战之前，世界老大是英（法）国。拥有绝对实力之后，美国需要一次行动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朝鲜半岛恰到好处的点燃战火。美国首次以欧美盟主的身份，兴高采烈的召集小伙伴们去干涉，找到当老大的感觉。

第二个因素是实际利益。朝鲜半岛是当时美国在东亚大陆唯一的立足点。在铁幕落下、冷战开启，世界意识形态两级对抗的条件下，柏林以东的广袤大地，基本上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美国如果从东亚大陆上撤离，战略损失不可弥补。因为世界历史主流就是亚欧大陆。东亚一直是亚欧大陆的核心之一。中共当时并没有完全和美国决裂。美国人当然希望中共外交上亲美。虽然中共更可能亲苏。但是美国有理由期待。因为国民党已经给出先例。当初孙中山调整战略亲苏。蒋介石从亲苏转为亲美。如果争取到中国大陆，可以东西夹击苏联，对美国非常有利。如果美国从朝鲜半岛退出，那么争取中国的筹码减少。所以美国不能退让。

如此以来，朝鲜半岛成了摆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一个难以预测，没有备案的课题。其实就是一个选择题：倒向苏联还是倒向美国。

事实上倒向哪边不是问题。问题是倒向哪边的利益大。按照现在的外交环境，最理想的办法是游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边取利。这是现代高中生都明白的观点。毛泽东从农民变成知识分子，再从知识分子蜕变成领袖，每一步可以说都艰难异常，甚至腥风血雨，会不懂这个观点？别逗了。但是毛泽东苦思冥想一个月之后，决定出兵朝鲜，完全倒向苏联。抛开意识形态不谈，现实意义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地缘政治。这个之前已经说过了。（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就是中国东北门户。明末和清末都知道必须守护朝鲜。明朝因为抗日援朝，忽略了经营东北，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强壮起来，后灭亡。清朝更因为朝鲜战争而引起甲午战争，后灭亡。

摆在毛泽东面前有两条路：出兵或不出兵。不出兵，朝鲜半岛将落到美国手上。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入侵中国的战略计划。但是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入侵中国的计划。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确定美国当时没有入侵中国的计划，如果避让，也未必就能保证美国人没有进一步的形同。历史教训是，九一八事变之时，日本也没想占领全中国。

如果美国占领朝鲜，而新中国又选择亲苏联的话，那么在当时环境下相当于和美国为敌。美国人扼守东北，将极大牵制中国力量。中国当时一穷二白，全力搞建设尚且力量不足，哪有功夫和美国干耗。

如果亲美呢？美国手中一张王牌，台湾的蒋介石。如果中国能提供足够的价码，美国有可能牺牲台湾，让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甚至可能把琉球交还给中国。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就不会重新武装日本，不会塑造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资本主义的样板。那样似乎有一个足够诱人的前景。如今的亚洲格局将会不同。然而问题是，毛泽东能拿出多少筹码呢？

亲美要分两层，浅层和深层。

浅层亲美，和美国建立政治外交关系，参照印度模式。美国能给中国的回报可能是名义上不支持台湾，但暗中支持，就像今天这样。以当时新中国海军力量，很难收复台湾。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深层亲美呢？答案是做不到。当时历史条件下，新中国的成立的根基之一，就是反帝国主义。美国当时是帝国主义的源头，还在入侵社会主义的朝鲜。如果当时就和美国合作，相当于国家还没开始建设就根基动摇。最后必然一系列混乱。日后中国和苏联翻脸，也就是涉及到一点主权问题而已。

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是因为直观看，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困难都是帝国主义造成。列强强加给国人各种不平等条约。

从《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犹如一条条邪恶的锁链，喝中华民族之血，吸中华民族之髓。清朝崩溃之后，历届政府为增加自身威望，都会想尽办法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废约。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也在废约。当然蒋介石也在废约。一看好事啊。大家都在为国家民族争利益嘛。再一看，就不是那回事了。因为他们扔掉就枷锁，又戴上新锁链。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也在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比方说北洋军阀，袁世凯时代和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巨头们，不仅没能力废除条约，而且想方设法找日本借钱，给予日本更大利益。再看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趁战争之机，驱逐英美在日占区各种特权。同时汪精卫又给日本更多利益。那么蒋介石呢，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也废除了很大一部分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也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而且是抗战胜利之后签订的。蒋介石和苏联签约，把外蒙卖了。对美国，蒋介石给了更多利益。大致可分为航空，航海，经济。

先看航空方面。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号，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应美军要求驻上海美军参谋长要求，允许美军在中国内地各省及台湾等地从事空中摄影，蒋介石同意。一九四六年八月，全面内战开打，美国航空公司拿到中国的飞行合同。十二月份，蒋介石召开国大前后，《中美航空协定》签订，内容进一步增加，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自由飞行。

——相当于拿到中国的领空主权。中国领空是美国的领空。美国领空不是中国领空。

再看航海。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国得到在中国各个港口航船权力，期限是三十年。一九四七年一月份，国军全面进攻失败，蒋介石同意把青岛用作中美两国海军基地。一九四七夏，国军重点进攻失败。十二月八号签订《中美海军协定》：一、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二、由美国帮助中国培养训练干部，包括控制监督；三、由中国供给美国以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被占领的日本也不过如此吧。中国领海是美国领海。美国领海不是中国领海。

再看《国际关税和贸易协定》：中国应允许美国“最为重要”的一百一十项物品（比如军火）减免进口关税，美国则答应对中国军用原料如钨矿等物品作某些关税“让步”。

再看《中美救济协定》：蒋介石必须同意美国“监督”援蒋基金与物资使用，并控制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行政部门。此全项由美国一个享受大使馆相同待遇的“专使”使团执行，自由来往，收集情报材不受中国司法与行政管辖。如此以来，专使团还可以培养蒋介石的对头，如桂系、晋军、西北马家军等。

——实际对中国分而治之，即使共产党被消灭，蒋介石也无法真正中央集权。蒋介石为何能容忍这些？因为当时重点进攻失败，必须紧抱美国老大哥的大腿。

?最狠的一个条约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概括如下几条：

一、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任便从事各种活动。

二、美国在中国活动的法人及团体，在经济利益上完会无异于中国法人及团体。凡在美国组织的法人及团体，在中国均应认为合法。

三、美国国民、法人及团体，在中国可以取得动产及不动产权。

四、美国货输入中国关税按最惠国征收；内地税及运输销售等待遇，比照中国货征收。

五、美国可在中国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六、美国坚船可以在中国境内（包括不开放的口岸、地方和水域）自由航行停泊。

看看这些条款，“友好”在哪里？仿佛是日本强加给袁世凯《二十一条》之新版，而且是升级版本，一下子升了好几级。

如果是双向的，也好，可以大量移民中国人去美国，吃喝美国人的。问题是美国限制中国人的“移民律”仍然有效。内容用一年之后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演讲的话讲：“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当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当美国人。

美国人太幸福了，是不是。但那份幸福是蒋介石给的。毛泽东有办法胜过蒋介石，让美国人更幸福么？答案，可能有，但可能有。

毛泽东会接受蒋介石的那一套，让美国人更幸福么？当然不会。如果会，当年就是教书先生了，闹什么革命嘛。但是美国得到东西绝不会轻易放弃。

那就打一仗，表示那一切都不算数。这是什么行为？个人角度看，赖账，应坚决打击并否定之。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看，光荣而伟大，应肯定。

深层亲美，除了继承那些新锁链之外，还要充当美国对抗苏联的桥头堡。但那种情况显然是不现实的。和苏联全方位对抗的话，代价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美国占领朝鲜，也不过是威胁东北。北方和苏联对抗，从东北到新疆，威胁全方位的。十年之后，中苏对抗已经充分证明。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已经在苏联的帮助下初步打下工业基础。

那么为何不选择在苏美之间游走呢？这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

强国两步曲

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强国在成为强国之前必须经过建国和立国两个部分。所谓建国，就是结束内部战乱，有一个大致和平的建设环境，把国人力量引向建设中。没有这个基本平台，其余一切都免谈。看看民国时代，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竟然没有增长，还不如清朝。人均寿命竟然还是三十几岁。为何？战乱使然。

所谓立国，必须在外部赢得强强较量。刘邦统一天下后，对匈奴作战失败。此后几十年，老刘家都要给匈奴送钱讨平安。李世民在唐朝初年灭了突厥，大唐帝国空前壮大。刘邦还比较幸运，后代子孙中有刘彻，搞定了匈奴。看看宋朝老赵家，从头到尾没能战胜北方强敌，从契丹帝国到金帝国到蒙古帝国，那叫一个耻辱。

看看近代崛起的世界级强国：大英帝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而强；美国战胜英国而立，又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战胜英国而强；德国战胜了法国而崛起；日本战胜沙俄之后，方才成为列强；至于沙俄和日后的苏联，完全都是战火中泡出来的。

毛泽东想把新中国带回强国行列，同样必须在战场上证明。当时能当磨刀石的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苏联。以新中国实力，没法主动挑战。但是机会送上门就应该仔细思考。

根据宏观历史走势看，在朝鲜不和美国打，在越南就可能打。如果中国军队没有在朝鲜半岛展示实力，日后中苏很可能大打出手。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因为刚建国那时候，军队经过几十年内战磨练，战斗力在巅峰。

既然要打，和苏联打不如和美国打。因为美国离中国很远，苏联离中国很近。和美国打，战争在国境之外，无论多么残酷，不用担心砸烂自家盆盆罐罐。如果和苏联打，北方数千里的边境线上可能永无宁日。

不打行不行？当时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参考，印度。甘地通过几十年的非暴力运动，趁二战重新划分秩序之机，印度独立了，和平独立。之后印度游走在大国之间取利。然而直到今天，印度还是那个印度，没能完成工业建设，为何？

这就是毛泽东思考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说，打，利益极大。利益在哪里，在建设。

第三个原因：历史难题

先看看中国历史。凡是大一统的时代，基本上修生养息几十年就行。看看汉朝初年，文景之治之后，不到一百年时间，国家已经富得流油。看看唐朝初年，经过贞观之治之后，国军已经逐渐富强。明清时代也是一样。只要内部没有大动荡，国家很快就会积累一大笔财富，文化繁荣昌盛。这个已经是历史定律。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也流露出这一点。但是必须指出，它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适用了。

为何那样一个延续两千年的历史定律就失效了。原因很简单：世道变了。

把历史镜头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看看当时的列强，欧美诸强加上日本。在把镜头拉到今天，看看发达国家有哪些？还是那些地方，也就多出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地区。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江湖还是那个江湖。是否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为何如此？答案可以写很多书，精简之后只有两个字，工业。

二战之前工业力量最强的列强，如今还是发达国家，依然是工业实力最强。中国所以要复兴，就是要提升工业实力，实现工业化。唯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成为强国，和强国竞争。所谓中国梦，说白了就是回到中国自古以来拥有的那个位置。

之前王朝时代，整个世界都建立在农业之上。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中国又成熟的社会体制，高度发达的文明。只要统治者于民修生养息，而又没有大的天灾情况下，中国基本上都相当强势和富有。

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是因为欧美列强先一步进入工业时代，创造财富和武器的能力远胜于农业帝国。马刀永远干不过坚船利炮是历史定律。

中国没变，世界变了。外战一系列失败。中国精英也曾试图搞工业。洋务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实践三十年，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在甲午战争中回到解放前。中国第二波工业发展是民国时代。抗战之前的十年，民国虽然有各种军阀战争。但总体上还在发展，工业建设也不错。但是日本人又来了，把国民政府好不容易发展一点家底砸稀烂。

在经过抗战几年打砸，基本上破坏殆尽。又经过几年内战，破坏更大。基本上只剩下农业。而现实世界由工业主导。

所以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修生养息的概念。毛泽东没法像刘邦一样修生养息，没法像李世民一样战胜外部强敌。刘邦时代，中国经济、文化、政体全方位领先。所以刘邦只要修生养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行。数十年之后国家就能富强。李世民时代，外部强敌就是突厥，并无武器代差，训练精兵，战而胜之。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再修生养息，只会更加落后。因为农业社会无力怎么修养，还是农业社会。毛泽东时代的强敌是苏联和美国，其国力优势远胜突厥之于唐朝。主动出击，歼灭对方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能守住一方领土就已经很不容易。在朝鲜打成那个样子，已经是战争极限。

所以毛泽东时代，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业建设。但这世界没有免费午餐。想要工业建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苏之间选择一个，全面移植工业基础。苏联还是美国？

既然当时情况下和美国合作有动摇建国根基之风险，那就只能全面亲苏。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奉行利益至上的帝国主义，贪婪嗜血程度和之前沙俄一个德性。为了苏联利益，中共曾经被迫左倾，被迫右倾。斯大林还想中国南北分治。要想得到苏联全面援助，必须显示自己的分量。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体量因素，斯大林也想把中国拉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中国亲美，对苏联将大大不利。所以美国介入朝鲜，斯大林让金日成到中国求援。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在朝鲜和美国打一仗，不仅摆脱所有不平等条约，还能赢得苏联全面认可和全面支援的机会。

战，还是为和。

再把目光回到印度。它选择游走在苏美之间谋取利益。两个超级帝国名义上给印度很多东西，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它大规模工业建设。

朝鲜战争走势和毛泽东预测一致。志愿军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稳定了局势。从毛泽东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在国际上第一个战略性决策。

从内部看，朝鲜战争把民族意识推向顶点。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在外战中从来就是一败再败，一系列耻辱。即使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前后八年时间，国军在正面没有赢得一次战略性胜利。共军在背后也只是零星敲打。没有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抗美援朝中，志愿军面对“联合国”十六国联军。当初两万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历史耻辱，国人记忆犹新。半个世纪之后，除了国家数量增加一辈之外，兵力增加十倍，武力增加十倍。朝鲜战场上，双方在狭窄的地段上先后投入上百万兵力，拉锯绞杀三年，前后五次大规模野战较量，志愿军把战线从鸭绿江推进到三八线。相持阶段之后，双方在上甘岭战役中把战争意志、国家意志、民族意志、人种意志推向极限。

如果说延安整风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挺起腰杆子；如果说抗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起赢得最后的胜利，使得国人摆脱了危机；如果说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赢得统治权；那么抗美援朝彻底释放了近代挤压在中国人心头的那块巨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建国。但真正精神上战例起来，是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曾经走在世界前头两千年的民族回来了，曾经趴在地下一百年的民族再一次起身上路，参与到历史竞争中。正是毛泽东的乾纲独断，才赢得如此结果，奠定毛泽东走向神坛的基础。

从外部看，对中国影响有三：第一，战后，中国的力量再一次延伸到朝鲜半岛。尽管只是一半，但以中国当时的国力而论，能在美国面前守住半个朝鲜已经是奇迹。第二，中国证明了自己是强国，可以和强国对抗，实现立国之梦。一八四零年以来，再也不会有国家试图用武力挑战中国主权。第三，此战影响极大。对整个世界而言，东亚局势泾渭分明，世界格局泾渭分明。大国之间不再有直接冲突。一方即使需要出去练练手，也是捏软柿子；另一方最多暗中支持。对中国而言，赢得一半世界，丢掉另一半世界。

赢得成果：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工业援助，战争前后，特别是战后，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工业领域。那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最大规模的工业援助。具体概括为一百五十六项目，也就是工业三大标志，开矿，建厂，工程。

要搞工业，必须有资源。老牌工业国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偷去抢。中国已经落后了，显然要靠自己。好在中国很大，资源丰富。但是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把资源挖出来。苏联来帮忙，帮助中国开采资源。

工业的标志就是工厂。苏联帮助中国建很多厂。工业的血脉，电厂和石油化工厂。工业的骨骼，钢厂。还有轴承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等等。

至于工程，从修桥造到造水库到两弹一星工程，这些都要感谢苏联早期援助。

正是苏联人援助，中国工业迅速有个雏形。这种力度远远胜过当初美国重新五张日本。正如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从历史中来（因为工业落伍），回到历史大潮中（工业化建设），很有趣。

是啊，那是蜜月期。只可惜蜜月总是很短暂。十年，人生中也只是弹指一挥间。

付出带价：世间事总是如此，有甜头就有苦头。两级世界中，尝到苏联甜头，必然要吃美国的苦头。美国打造第一岛链，开始了对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封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扶植若干样板，如日本、韩国、台湾。

除此之外，朝鲜战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因素，拉开中美两国民族全方位较量的大幕，两个伟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明争暗斗的历史剧上演。

于美国而言，全世界优秀人才融合而成的新民族，起步晚，但起点极高，机遇极好。

对中国而言，对曾经行走在世界前沿两千年的中国人而言，对经受了一百年耻辱的中国人而言，朝鲜战争真正释放了挤压在民族心头的积郁。什么“东亚病夫”、“下等人”，统统见鬼去吧。老子的祖先已经昂首挺胸两千年，老子如今依旧。

古老的中华民族再一次焕发青春，浴火重生，从农业世界向工业世界冲刺。

直到今天，中美较量一直以各种方式展现。如今的美国依然占据优势，但是比起六十年之前，优势已经削弱很多。六十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壮汉，中国是一个刚刚酒醒想要找回自我的破落子弟。六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壮汉，中国正往上赶。

事实上，中美竞争是中国内政的一个指标。六十年前，中国要追赶美国，就是追赶美国的工业实力。只有工业强大，才能让国家挺直腰杆子。如今三八线已成往事，新的争夺前线沿着第一岛链展开。

所以历史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正因如此，中国掀起全面建设的狂潮，那是一条伟大的炼狱之路。

第三章 炼狱之路

传说中，有一种神鸟美丽异常，雄为凤，雌为凰。它们五百年经历一次轮回，在大火中而死，又在大火中而生，视为涅槃。涅槃之后更美。自古以来，凤凰便是中华民族的形象之一。中华民族也像凤凰一样经历风风雨雨，涅槃重生。

所谓炼狱之路，也就是煎熬之路，也就是涅槃之路。

炼狱的前提是地狱。那么何为地狱？答曰不知，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在地狱中，肯定是各种煎熬，身体的煎熬，精神的煎熬。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直到共和国诞生之前，基本上都在经历各种煎熬。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耻辱一次又一次。内部更为糟糕，各种军阀割据，各种战争。祖先用数千年的时间耕作过的土地被列强分割，各种丑陋在这片土地上集体爆发。

当时的情形是，个别人寿命能长达百岁，人均寿命三十岁多一点。很多婴儿死去。很多年轻人死在战场上。很多农民饿死。很多女人被卖掉，被强奸。没有建设，没有生产，只有破坏，只有灾难，只有死亡。

亡国灭种的浩劫近在咫尺。人类最后一个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可能熄灭。

稍有良知的人都能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所以才出现，上至豪门少爷，下至寒门子弟，前赴后继，断头流血的场景。

有一种活，比死还难受。那种活，就是山河破碎，国破家亡。兔死，狐尚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看到同类非正常死去而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叫生不如死。

民国有各种精彩，各种牛人、能人、狠人、有趣的人，但是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为史上最乱年头之一，实为人间地狱。

唯有了解这一切，方才明白，炼狱之路不论何其艰苦，国人都会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因为他们是从地狱里走过来的。炼狱虽苦，尚有希望，地狱中看不见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有各种人，有官僚、流氓、特务、妓女，绝大多数的农民。国家如何，要看国家的人民如何。

农民可以生产哪些东西呢，可以种种五谷杂粮。为了种地，农民可以煅造一些简单的农业工具，如锄头、土犁、铁锹、砍刀。耕地一般用牛。没有牛的人家用人力。至于机械，可以忽略不计。生产的粮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食品。农民可以种棉花，搞点纺织。

宪法上写的是中国以工人为主导，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人，也就几百万人，还集中在国统区内。工人能干的事极为有限。一九四一年之前，中国工业最高水平，还是洋务运动时代的成果，比方说马尾造船厂，比方说汉阳兵工厂。

现在要实现工业化，而且实现人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对一个在农业世界徘徊数千年的大国，要进入工业世界，难度可想而知。

把种地的老农民训练成工人，即使在如今也不容易。

要把妓女和流氓等三教九流的人改变成劳动者，任何时候都不容易。

要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建立城市，任何时代，任何种族都不容易。

最基本的一件事，培养人才，至少需要十年周期。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字。认字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能写文章的都是精英。文章写得好的，都是大师。

虽有苏联人全面援助，初步建立一个基础框架，但是那些项目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能起到一个范例就不错了。要推广，就要自己人，自己的人才，自己的工厂生产设备。需求量之大，即使苏联援助加倍也不行。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要资本积累。所有国家的资本积累都有一个杀手锏：对内掠夺，对外通过战争掠夺。

看看英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农民（圈地运动），对外掠夺全世界。

看看法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基层，对外掠夺全世界。

看看美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黑人奴隶的精神和肉体，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土地，对外掠夺整个美洲大陆，时不时到东亚晃悠一圈，顺手牵羊或趁火打劫。

看看俄国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农奴和农民，对外掠夺欧亚大陆。

看看日本工业化进程，对内掠夺所有下层，对外掠夺中国。

德国因为崛起较晚，掠夺难度增大，而且胃口很大，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主要工业国家诞生的秘密，也是如今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秘密。当列强走上工业化道路时，中国正沉睡在帝国的末日余晖中，所以成为被掠夺对象。好在中华民族足够坚韧，被掠夺上百年而不死，再一次涅槃重生。

即使重生，也要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工业和科技上欠的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国人在近代史上欠账太多，这些都必须还。国人可以通过军事政治手腕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欠历史的帐和时代的帐，一分也不能少。否则，这个伟大的民族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最终将被淘汰。就像历史上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伟大民族一样。

还账的方式：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已经错过工业化建设的黄金时期，不但没法通过掠夺别人完成资本积累，还要面对半个世界的强力封锁。要想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自力更生。再次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建设。

国人需要创造一个奇迹。那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干。

——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

——当然，不可避免的夹杂逞能蛮干。

一辈人吃数辈人的苦，干出数辈人的成绩。唯有如此，国人、种族才有可能尽快掌握工业力量，才能彻底避免被动的局面。工业时代的农业帝国，想要存活很难，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复生，也很难生存。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的所有对农业世界的战争都达到战略目的。鸦片战争之后，对工业世界的战争再没有赢过。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掌握工业力量，让国家再一次回到“自古以来”应该存在的位置上。

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要修路，要建水库，要造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潜艇、军舰。好吧，天生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都要有。即使没有人才，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也要全面开工。因为咱们需要。而且咱们是社会主义，比人家资本主义更为高端大气上档次，当然要有，一定有，必须有。

——所以要干。至于结果怎么样，干了再说先。累死也要干。如果不干，依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不会因为共产党人执政就改变，也不会因为领导人从慈禧太后变成毛泽东就改变。即使累死，也比任人宰割强。

理解了这一切，才能明白冒进、反冒进、大跃进这些问题的根源，就一个字，干。

之前的篇章里。已经描述了所有负面东西。但世间事都有两面性。没有任何政策有利无害，也没有任何政策有害无利。导致那些人祸的基石都是那个字，干，狠狠的干。苦干、硬干、实干，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被视为优秀品质。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那个度，好事变成坏事。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这个世界所有的爱，都可能成为包袱。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仅毛泽一个人这么认为，所有领导层（或许陈云有所保留）均是这个调调。整个共产党人都是这个调调。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都因为这个字——干——而起。

最能反映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莫过于超级工程了。

第四章 超级工程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每一次统一都要干超级工程。比方说秦修长城，隋开凿大运河，那些工程损害了国力民力，但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看，那是利在千秋的超级工程。共和国诞生之后，也走上了超级工程之路。

大跃进时代，弄潮儿们除了放卫星之外，基本上都在大干工程。河南的吴芝圃和甘薯的张仲良，都干了不少大工程。尤其是张忠良的那个烂尾工程，堪称宏大。但是那个年代真正的超级工程并不在地方，而在中央，确切说就是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工程。和长城大运河一样，也是一代人吃苦，后代人享受的伟大项目。

若干年之后，后人写世界史，二十世纪必然浓墨重彩。数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让二十世纪的世界史精彩异常。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的标志就是推动各种科技进程。科技集中展现在伟大的工程中。曼哈顿工程就是美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保密指数最高的项目。结果就是捣鼓出了原子弹，开启了人类利用核能的大门，进而改变历史走向。

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果把超级工程比成一场奢侈游戏，也只有美国玩得起。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力量，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拥有除德国和苏联之外最顶尖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奥本海默、费米、波尔、费曼、冯纽曼等科学史上大师级人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不轻松。

朝鲜战争之后的中国有啥？只有四个字，百废待兴。以通俗的眼光看，最现实的办法是多搞生产，玩不起两弹一星那种超级项目。毕竟中国一穷二白，人才、技术、设备、资金一样没有。好好种地，多收点粮食填饱肚皮才是王道。当时中国和苏联还在蜜月期。苏联也同意把手中的核保护伞借中国用。

那种情况下，要玩超级工程，首先需要非凡的领袖，以超越常人的魄力和穿越历史时空的眼光做历史性的决断。那恰好是毛泽东最擅长的事。毛泽东对核武器有清醒的认识：要想正真挺直腰杆子，绝对不可以求别人保护。首先苏联的保护伞未必百分百安全。其次一旦站在苏联的保护伞下面，就要被苏联挟持。

领袖决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号，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数日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会议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一年之后，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起原子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看看这情况，说好听点，叫战略上藐视敌人，说难听点，不知天高地厚。看看说话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份，重庆谈判前夕，当然不能向蒋介石示弱。一年之后，内战已经开打，更不能示弱了。毛泽东真的不在乎原子弹么。当然不是，他很在乎，做梦都想拥有核武器，特别是朝鲜战争中面临美国核讹诈时。嘴上越是不在乎，心里越是在乎。

那个领袖不想要原子弹？当初罗斯福从科学家联名书信中得知纳粹德国搞原子弹时，急的自己差点从轮椅上跳起来，立刻以最大的决心搞原子弹。斯大林原本对原子弹信心不足，时不时把科学家们拉去上思想政治课，但是看到美国人仍在日本的两颗蛋蛋之后，立刻让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组织项目。当初北京刚刚解放，国家还没建立，叶剑英就找到在人群中庆祝的钱三强，让他借去法国开会的机会买各种资料和设备。不要说这是叶剑英的个人主张。

一九五四年朝鲜战争刚刚打完，新上任的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试探说，我们也要搞核武器，想请苏联帮忙。赫鲁晓夫敷衍一番了事。但中国人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一九五四年中国找到了铀矿。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号下午，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铀矿石去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一月十五号，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参加会议。毛泽东特地让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汇报原子能相关的事。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结果很明确，中国要搞自己的核武器，勒紧裤腰带要搞。实在不行，脱了裤子卖了也要搞。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毛泽东决策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中国人而言，赫鲁晓夫是一个让人尊敬又让人痛恨的角色。

让人恨，当年完全是政治因素。

所以让人尊敬，苏联对中国的大部分援助都来自赫鲁晓夫。他出身卑微，十月革命之后入党，列宁死后结识斯大林，从此之后紧紧抱住斯大林的大腿不放，一路高升。尽管战争年代没什么战功，战后确成了斯大林领导班子之一。斯大林死后，他在军方的支持下接班，然后清除政敌。和斯大林比起来，赫鲁晓夫鲁莽有余，精明不足。

斯大林时代对中国也有援助，但力度有限。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急需树立自身威望，希望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赢得中国支持。中国当然很乐意。但核技术是苏联的压箱法宝，不会轻易拿出来给人。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栽了跟头，他在匈牙利动粗，搞得很被动。为了塑造个人权威，他在苏共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得罪了不少人。那样的情况下，他更需要中国的支持。毛泽东再次表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那是迄今为止，中国签署过的最有利的文件。协定明确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唯一模糊之处就是时间，规定模型和资料在一九六一年之前交货。然而中国最终没有拿到那些东西。因为赫鲁晓夫并不是慈善家。这是后话。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拍板：“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原子弹项目正式确定下来。六年之后，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毛泽东为该项目奠定基调：“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两弹中的另一弹是导弹，而非很多人印象里的氢弹。有原子弹而没有导弹，相当于有弹无枪，毫无意义。事实上导弹项目开始得更早，一九五五年开始搞了。

卫星比较晚。因为苏联一九五七年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的卫星，实际上是大跃进时代各地官僚开始放的亩产多少斤的牛皮卫星。中国确定卫星项目是在一九六五年确定的。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问题。文革打断了很多事，却没有打断卫星上天。

这是毛泽东决策过程，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之一）。不禁要问，毛泽东当时为何坚持勒紧裤腰带这么搞。要知道嬴政修长城，虽然利在千秋，但因此掏空了秦帝国，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杨广开凿京杭大运河，虽然利在千秋，但因此掏空了隋帝国，民怨沸腾，自己未得善终。建国之初搞两弹一星，虽然工程量未必比得上修长城和挖运河，但难度更高。

当然咯，按照习惯性思维，两弹一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有了它们，可以不受外人欺负，可以安享和平，安心搞建设，是一种国家战略，所以国人支持。正如日后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大家对此基本认同。但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嬴政修长城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在农耕民族内心筑起一道屏障，其功用不下于两弹一星。杨广挖运河，利国利民，本应该千古传诵。为何未得好结果？原因大概有两个。

修长城也好，挖运河也罢，都是农业时代的超级工程，属于一次性消费。两弹一星则是工业时代超级工程，可以延续。两弹一星之后，后续航空航天，当今的高铁工程，都可以看成延续。两弹一星工程相当于给国家竖立一个榜样，一系列超级工程的榜样。农业时代是静态的。工业世界永无止境。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或许更为重要。毛泽东有一个伟大的团队。修长城和挖运河，强征民工无数，造成无数怨气。两弹一星工程，体力活基本上是用军人干。一九五八年，美国人发现驻扎朝鲜的最后一支志愿军，金城战役中表现出色的第二十兵团神秘消失，神经紧张起来：莫不是要搞阴谋？其实他们回国了。但国人不知道他们回国了。

之前所有志愿军回国，都有鲜花和掌声。二十兵团驻扎朝鲜时间最长，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戈壁滩上强劲的风沙。他们只知道重新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却不知道内容。从此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有人死在戈壁滩上。有人守着戈壁滩老去。

他们从伟大的兵团变成沉默的工兵。但他们做了伟大的贡献。他们还是他们，嘴里的那首歌依然没变：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他们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十五年的工程量：中国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实验基地。

这样一方面利于保密，另一方面避免造成民怨。尽管大跃进也造成民怨，但那只是一阵风，吹过就停。两弹一星需要长时间投入，用民夫的话，处理不好可能造成长期民怨。要说没有农民也不对。河南有上万人蒸发了。他们去了西北。但他们不是干工程的。他们的工作是做酱油、做粉条、磨豆腐、掌鞋、修车、养牛羊猪、种菜等等。

伟大的团队

两弹一星的团队恰好诠释那个时代办事的经典风格：毛泽东用他的脑袋决定的事，周恩来会用他天下无双的巧手实施。在两弹一星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黄金组合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团队成员两部分，军人和科技人员。军人负责管理，科技人员负责技术。

先看军人这一块。周恩来要干的事很多，不可能亲自去抓。周恩来需要一个具体的项目负责人。那人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足够高的威望去调动各级军人。那是一个将星如云的年代，符合条件的只能是十大元帅。但朱德年事已高，不可能亲自出马。彭德怀国防部长，主持军事，不可能亲自上阵。林彪泡病号，没可能上岗。这样只剩下七个人选。

其次，必须有过独当一面（有独立拉队伍或指挥过方面军或集团军）的经历。叶剑英元帅一直在担任参谋和统战工作，不符合此条件。

第三，性格必须谨慎、低调、心细如发。豪爽的贺龙元帅和豪迈的陈毅元帅也就排除。

还剩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四个人选。还有第四个条件，就是必须和周恩来之间非常有默契。除了信任之外，还可以增加工作效率。四个人中，和这一条最接近的就是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开始，聂荣臻就是周恩来的臂膀，非常熟悉。

从履历看，聂荣臻参加过学生运动、学过工程、当过教官、干过特工、当过政委、拉过队伍、当过市长，堪称完美人选。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聂荣臻非常正确。十大元帅之中，也只有聂荣臻（或许还要加上彭德怀）建国之后的贡献大于建国之前的贡献。原因无他，他是两弹一星的统帅。这项荣誉大于那身元帅制服。聂荣臻本人对负责军工建设非常看重，所以死后，一半骨灰葬在东风烈士陵园。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

大将里面参与程度最高的是陈赓。当初钱学森回国，就是陈赓首先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反问，为啥不可以？陈赓很高兴。陈赓去过朝鲜战场，见识过美帝武器装备的威力。他创办的哈军工，就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项目，集海陆空多兵种为一体的军事院校，世所罕见。两弹一星项目中，哈军工贡献了大批科技人才。

聂荣臻的臂膀是几位上将：宋任穷，陈士榘，陈锡联，张爱萍，万毅。这几位在战场上都是响当当的好汉。需要达到什么目标，绝对保证完成任务，不会打马虎眼。看看这阵容，足够组织一起大规模战役了。要知道抗美援朝也就是一个元帅带着一批上将在打而已。万毅上将因为在庐山会议中牵涉到彭德怀的事情里，退出比较早。陈锡联当时是炮兵司令，原本负责建设核弹试验基地，后转给工程兵做了。

张爱萍到一线的时间晚一点，但做得事比较多。一九五九年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之后，负责两弹一星协调工作，多次担任现场总指挥。第一枚导弹发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第一次原子弹塔爆，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第一次原子弹空爆，现场总指挥还是张爱萍。日后在中国第二炮兵和战略核力量建设上，依然出力不少。

但是就两弹一星项目建设本身，叶剑英的肱骨重臣是陈士榘和宋任穷两位上将。这两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戈壁滩，为同一个目的，干不同的事，都可谓轰轰烈烈。

陈士榘生于一九零九年，湖北人，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政治可靠。他经历过共军各个时期的战争，久经考验。八路军时代，最高级别达到一一五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转到新四军发展，最高级别达到（三野）代政委兼兵团司令，淮海战役时出过风头。

建国之后，陈士榘的职称是工程部司令员，通俗说，就是军方总包工头。这个职位在现在人看，绝对肥的流油。但陈士榘在那个位置上，流的只有汗。整天穿一套很旧的军装，整天和部队奋斗在工地第一线，从来没有去过夜总会啥的。

一九五年四月，总参谋部大楼，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让钱学森讲讲导弹的事。元帅将军们眼睛放出了光，他们知道导弹对军方的重要性。钱学森讲完之后，陈士榘就问：“在发展两弹方面，我们工程兵能做些什么？”钱学森回答：“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陈士榘听后非常振奋。他和万毅、孙继先等人多次考察罗布泊，遭遇各种艰难险阻之后终于选定地址，报告中央，带队伍开建导弹基地，和第二十兵团一起消失的还有陈士榘。他们消失在“死亡之地”。

罗布泊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传说中的楼兰古国就在那里。但是最晚从唐朝开始，那里就成了生命的禁区。人在那里，可能被风沙埋掉，可能渴死，可能被蚊虫咬死。为了生存，他们可以追逐一只沙漠动物几百里。最奇特的生存方式是喝一种水，叫蚊子水。

啥叫蚊子水呢？按照陈士榘的回忆：“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水源枯竭，就是生命的枯竭。罗布泊这地方空气含水量只有百分之三十，别说肚子里的存水，就是泉水都被蒸干了。所以广大指战员特别珍惜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想办法收藏了部分雨雪水，尽管水里蚊子很多，大家仍然食用它。开始我不摸底，端起杯子就喝，水到口中，总觉得有松乎乎的东西，别有滋味。仔细一看，原来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因为已经煮熟都沉到水底，但又不好把它捞出来，主要是蚊子太多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珍惜水，还是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里灌。蚊子也是一种昆虫，反正已经煮熟了，说不定还有些营养呢！”

千年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楼兰已经是历史中的干尸，这块土地则再一次赢来生机。沉默的大军隐入罗布泊，在极其浩瀚、极其荒凉的戈壁滩上享受与天奋斗的乐趣，在死神的地盘播种生机，让日月换新天。随后中国人的导弹讲在那里升起，核弹爆炸，脊梁骨坚硬无比。

他们在干活，但并不是蛮干。最显著的一个实例就是张蕴钰将军。在共军里面，张蕴钰算后生晚辈，一九五五年只是大校军衔，一九六一年时晋升为少将。他的贡献并不是战场上，而是在核试验基地选择上。

中国第一块核试验基地是苏联专家在地图上选择的，在敦煌。李蕴钰看后主张坚决否决。苏联人选择的试验场，离敦煌莫高窟仅仅六十公里。李蕴钰虽然是将军，对艺术颇为敏感。他专门跑到莫高窟看一遍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把那些东西毁了，就是千古罪人。

按照苏联人的设计，试验爆炸当量仅为两万吨。当时美国人已经试验一千五百万吨当量，苏联人也在研制千万吨级核武器。苏联实际上还是打算对中国留一手，正如他们在资料和关键数据上做手脚一样。李蕴钰大吼：两万吨的核武支撑不了六万万人的民族。李蕴钰坚持给中央汇报，要求重选。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带人勘探，选在新疆马兰。

聂荣臻的另一条臂膀是宋任穷上将。和陈士榘奔波在荒野不同。宋任穷坐镇北京干另外一项工作：调动人力资源、组织脑力攻关。他的职位的二机部长。

中国第二机械部，听起来普普通通，稍微了解一下就明白它非比寻常。它是管原子能的，国家核心中的核心。如此核心机密必须交给特殊的人，宋任穷上将，首任二机部长。

宋任穷是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有两大特色。

宋部长特色之一：政治过硬。他是参与秋收起义的，跟着毛泽东去井冈山，标准的老红军。长征结束之后分配到一二九师工作，随后一直是刘邓大军的一员。也就是说他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渊源都很深。解放后曾担任西南局副书记（书记是邓小平）和云南省委书记。随后进入中央担任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四十七岁的宋任穷任第三机械部长，随后改为第二机械部长。当时的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班人的备胎。

宋部长特色之二：能力强。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参加过各种运动。参军之后更是一路政委。共军中政委除了有最后决定权之外，还要组织。对宋任穷而言，还很能打仗。强渡金沙江时，宋政委就表现英勇。把他放在二机部，就是要发挥他的两大特色。

宋部长毕竟只是领兵出身，只负责掌舵，技术的事他干不来，也不可能事事亲为。因此他有两条臂膀，一条臂膀管组织，他叫刘杰，抗战之前入党，属于中共第二波发展高峰中的精英人物。他在战争中没有怎么表现，建国之后帮助李四光搞地质勘探，在寻找铀矿中发挥作用。当初就是他带着铀矿石去中南海汇报。日后接替宋任穷担任二机部长。

宋部长的另一条手臂名气比宋部长更大，历史地位比宋部长更高。他就是中国科学界元老之一的钱三强。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

第五章 共和国的星空

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他们是共和国上空的二十三颗星星，也是二十三樽守护神。尽管他们的命运和结局各有不同，但青史之上，他们的名字都是使用一种永不褪色的颜色写上去的。不论政治如何走，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他们将永远受到尊重。

历史书上，他们高高在上。现实世界，他们有血有肉。高高在上的部分先放一放，现在先看看有血有肉的那部分。他们都在战乱年代求学，都感受过国破家亡时的那种痛苦。但他们个性和经历又各不相同。二十三颗星星大概分成两块，一块围着钱三强赚，另一块围绕钱学森转。先看看钱三强核物理这一块。

钱三强生于一九一三年，浙江湖州人，书香世家。少年时代就跟着爸爸在北京生活，受到很好的教育。好到什么程度呢？十九岁那年从北京大学预科班毕业，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二十岁那年，他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谋得一个职位。抗战开始那一年，钱三强没有像热血青年那样拿枪上战场，而是考取了欧洲公费留学生，并且在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玛丽·居里和里奥·居里。读完博士之后，钱三强给居里夫妇当助手，继续深造学习。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钱三强虽然生在乱世，但学业异乎寻常的顺利。

法国留学期间，钱三强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和夫人何泽慧一起，在研究核裂变中发现新的核分裂方式，被居里夫妇推荐给科学界，赢得一定声望。一九四八年夏天，留学十一年的钱三强放弃法国的一切，带着妻女回国，到母校当了一名物理教授。为何要回国呢？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那时候三大战役正在打。随后林彪带领东北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

科学界有句话：“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其实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科学家不仅有祖国，还有政治立场。”钱三强的立场就应该偏向共产党的。当钱三强在人群中庆祝北平解放时，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共产党代表团去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时中共还是一群大山里出来的泥腿子，全国尚未解放，却表现出惊人的远见：拿出五万美元给钱三强，让他从法国购买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历史证明，那五万美元花的相当值得。钱三强针对性的购买了很多东西。如果再晚一点，再多钱也买不到那些东西。

钱三强非常激动。因为他从共产党的举动中看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赤子报效祖国的可能性，英雄赢得用武之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其实国民党时代也有很多人才。但是因为战争和组织乏力的因素，一直没能在建设中发挥出来。钱三强也很幸运，他有好导师，居里夫妇。当初他决定回国时，导师告别。玛丽·居里将放射性材料和多年研究获得的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夫妇，让他们带回国从事研究。正是那块放射源为中国之后的核物理研究奠定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核讹诈。里奥·居里非常愤慨，对实验室另一位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杨承宗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杨承宗回国之后，通过钱三强把里奥·居里的话传给毛泽东。那是毛泽东正因此而焦心。

钱三强虽然是科学家，但组织观念非常强。比方说里奥·居里让杨承宗捎带的那几句话，两人保密几十年，连何泽慧都没告知。

两弹一星的顶级科学家之中，钱三强的功能类似技术大元帅。一九四九年，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负责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当时苏美已经有了原子弹，美国的氢弹即将爆炸。中国和苏美的距离之大，让人窒息。

钱三强的那个研究所就成了中国核司令部。两弹一星元勋一共二十三人，其中有七人来自钱三强的研究所。再加上钱三强举荐的邓稼先和周光召，基本上就是整个原子弹研究的骨架。说他是核物理的领头人一点没错。正如王淦昌评价：“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其实钱三强身边那些人，大部分来自叶企孙门下。钱三强的作用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说实话，像王淦昌、彭桓武这些人，即使没有钱三强组织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钱三强真正的得意之作是把邓稼先放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负责人。

一个特殊的人

原子弹项目中有很多关键部分，关键的关键就是理论部。理论搞不通，模型设计不出来，一切都是白搭。中国要搞原子弹，相当于一切重新来过。理论部的负责人就非常关键。当初原子弹项目上马时，二机部负责人都在为理论负责人惆怅。钱三强却告诉大家，我已经有了人选。我相信他可以完成使命。

邓稼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全部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特点。对于一般人而言，没有任何特点意味着碌碌无为。对邓稼先而言，没有特点反而是最大的特点。一个字，纯。

杨振宁说，就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邓稼先是最有农民气息的一个。中国的根系在农民身上。中国延绵不绝的历史就是农民的历史。中国现在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气息，就是最纯粹的民族性。邓稼先身上的纯，就是这种民族性。

仔细观察对于伟大民族伟大项目的关键部位负责人，通常都具有民族性。对比一下美国的奥本海默，身上散发出美国式的机智和幽默。那是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奥本海默用典型的美国人性格把团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后破关而出。邓稼先用中国人的性格把团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后破关而出。如果让邓稼先领导奥本海默的团队，那么毫无疑问，他将被视为软弱无主见，很可能靠边站。反过来，让奥本海默领导邓稼先的团队，将被视为夸夸其谈的花架子，搞不好就要上思想政治课了。为何？个人性格和民族性不符，将事倍功半。

为了解邓稼先其人，先看看他的结局：一九七九年邓稼先最后一次主持核试验，空投氢弹，失败了。飞机把氢弹放到预定目标会后没有爆炸。当时大家很紧张，不知道出了啥问题。邓稼先决定亲自看个究竟。氢弹辐射很严重。进去，九死一生。

当时大家都不同意他进去。但谁也拉不住他。邓稼先还是亲自去了。找到了那枚氢弹。所以没成功，是因为降落伞出现问题，没打开。邓稼先的肝脏受损，骨髓里有了放射物质。此后一直到逝世，备受挨整折磨，但他没有任何抱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自己去装雷管，并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最后时刻，当着许鹿希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面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是啊，时光如流水，朝夕即逝。

现如今不少人说邓稼先傻。那只能说人生观不一样。有人就愿意当树枝上的麻雀，一生为蝇头小利叽叽喳喳，自以为很了不起。有人就愿意为国家和民族干一番大事业，名扬千古，纵然生前落寞、身后寂寞也在所不惜。

邓稼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安徽人，书香门第，爸爸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清华园有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日后鬼子进中国，快乐中断，在西南联合大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完成本科学业。抗战胜利后，在北大物理系当助教。一九四七年公费留学美国，在普渡大学念研究生，两年搞定学分。接下来又用更短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得“娃娃博士”头衔。

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两国交战，美国给理工科知识分子设置障碍。邓稼先当时不如钱学森出名，却也费了不少周折。还有一些人干脆就放弃回国，比如说邓稼先的朋友、老乡兼学长的杨振宁。其实邓稼先留在美国，也能过得不错。

邓稼先回国后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成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九五三年和一生的挚爱许鹿希女士结婚，一九五六年入党。生活中的邓稼先非常单纯。和别人一起吃饭，别人劝酒，他也不知道推辞，就喝。人家劝多少，他就喝多少，不知不觉就醉了。当然，他喝酒的次数很少。他下面条非常有特色，面条放在冷水里，和水一起烧开煮熟，结果很喜人，面条变成粥。如果没有忘记放盐的话，那就是一锅咸饭。至于味道嘛，吃过才知道，呵呵。

一九五八年，邓稼先的命运发生转折。当时全国在大跃进，遍地放卫星吹牛。但也正是那时候，中国决定搞两弹。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搞一个“大炮仗”，要调他参见。

邓稼先朴实的眼睛里放出了光。那天晚上，下班之后的邓稼先一反常态，一个劲带着孩子玩耍，而不是一头扎进书房搞学术。许鹿希感到奇怪，就问他咋回事。邓稼先也不说。许鹿希问他要一个通讯地址。邓稼先说，也不可以。最后邓稼先告诉她，他要干一件事，这件事干成，这辈子就值了，死而无憾。

要干大事，先要决心，心够决。

就这样，邓稼先成为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从此以后，邓稼先的名字消失了。不再发表科学论文，不再参加学术会议，不再和同行交流；带领一帮刚出校园的年轻人，用最原始的方式设计原子弹模型，承载整个核事业的希望。核武器研究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设计部。理论部的龙头就是邓稼先。

那或许是中国迄今为止难度最大、挑战性最强、担子最终，工作强度超大，但待遇非常一般的一个岗位。当然咯，附加值很高，干得好，青史留名。

中国已经足够古老，历史上有过许多超级工程，那些工程需要的是人力。两弹一星除了人力，还需要脑力。邓稼先的工作，是中华民族脑力活动中的第一项超级工程。

当初赫鲁晓夫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勉强答应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然而合同里原子弹模型和关键的技术资料一直没有兑现。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也没见得那些关键性东西。苏联人处处设防。因为他们自己设计原子弹时，就从美国窃取不少机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上就是“胖子”的复制品。

苏联人的防备手段非常高明。第一招，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经验，就弄来大批资料让邓稼先和他的伙伴们去阅读翻译。世人都知道唐三藏取经，却不知取经之后，唐三藏到死都没能把经书翻译完毕。苏联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用资料困住中国人。资料非常多，如果全力去干，估计邓稼先他们就不用设计原子弹了，翻译一辈子。但邓稼先原本就是读书天才，最大的本事就是在海量的信息中抓核心。所以邓稼先没有上当。

苏联人的第二招：篡改关键数据。

一九五八年，苏联有三位专家给中国人讲原子弹的原理和结构，随口说一些数据。包括宋任穷和钱三强在内的听众都视如珍宝。讲完结束，苏联人还要把笔记收上去，准备烧掉。最后还是宋任穷以上将名义担保，才勉强保住。邓稼先上任之后，立刻翻阅了笔记。其中核爆大气压数据和自己计算结果不相符。邓稼先带着大伙反复演算，一遍、两遍、三遍……一直到九遍，前后历时一年多，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屋顶，陷入僵局。最后是周光召通过“最大值原理”否决了苏联人的数据。华罗庚对此次运算的评价：“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在当时中国最困难的岗位上，邓稼先是如何带领大伙克服困难的呢？两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邓稼先把理论部分的人分成三组，分别公关。一日三班，计算日夜不停。他们仅仅依靠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纸笔、计算难以想象的数据。算完的草稿纸，都是用麻袋装，堆在一起。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但每一个数值都要不同人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就有上万网点。每个网点牵扯出若干方程。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只不过愚公移眼前大山。邓稼先移的是脑海里的大山。

第二个法宝：无与伦比的才华。许鹿希回忆：“这段时间（接到任务之后）他非常沉默。即使家里说了有趣的事让他开怀大笑，也会突然停下来。”许鹿希感觉到，邓稼先的人分成两半。属于工作的那部分永远运转。杰出人物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愿意为某件事付出一切，将生命托付之。

邓稼先在思考切入点。思考的结果，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物质三个方向作为主攻方向。这三个方向，就是原子弹的喉咙。攻破这三块，就扼住原子弹的喉咙。

这是战略把握。关于战术细节又如何呢？许鹿希回忆：“某日清晨，理论部一帮人把计算一夜的结果告诉邓稼先。邓稼先听说后就说错了。重算以后，确实错了。”许鹿希很奇怪，人家计算一夜，你怎么知道错了。邓稼先告诉她，他的方式叫‘粗估’。每一个关键值计算，邓稼先都会对结果有一个大致预测。如果计算结果在预测范围之外，就是错的。至于邓稼先如何进行“粗估”，只能说他是天才，只有天才的计算方式和直觉。许多天才都是其貌不扬。但是他们的直觉却非比寻常。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成功迈入核时代。当时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回报时，周恩来没有欢呼。他第一句话是：“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张爱萍报告说，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这才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祝贺。这就是周恩来遇事时的沉着冷静。周恩来又把消息向毛泽东汇报。喜欢大阵仗的毛泽东反应比周恩来更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再发表。”

当然调查这种事就不用了。因为美国人会提供帮助。美国人不仅公布了中国试验核武器的消息，约翰逊总统亲自发表讲话，说中国制造的原子弹水平很一般，而且污染了空气。当时美国已经上百次核试验怎么不考虑污染空气？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另外一层意思，美国佬就歇歇吧，不要对我们核讹诈了。

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向前推进一大步。

任何一个项目完成都会有奖金。邓稼先和他杰出的同事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奖励：十万元奖金。看似一笔不小的钱，但是参与原子弹工程设计者人人有份，单位追加十几万之后才奖励如下：最高奖金十元，中级奖金五元，低级降级三元。邓稼先是高级人才，拿到十块钱奖金。

当然十块钱不是全部，日后氢弹爆炸，邓稼先又得到十块钱奖金。这事给日后小品相声演员提供了创造素材：搞原子弹不如卖鸡蛋。

好吧，不管怎么样，两颗蛋蛋搞出来才是硬道理。

按照鲁迅的说法，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人，都是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评，也许人类不需要核武器，但中国不能没有邓稼先。邓稼先给国家贡献了一切。国家对邓稼先的回报只有把他的名字写在历史。古往今来，权贵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或张扬，或显赫，但是在历史上的价值同等于粪土。

邓稼先的故事和钱三强联系在一起。关于钱三强的用人方式，用彭桓武的话说：“知人善用，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要知道中国当时人才有限。让有限的人才各归其位，最大限度发挥作用，考验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组织能力。钱三强做得很好，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钱三强的组织能力显得尤其可贵。当然，钱三强的组织能力建立在众多顶级科学家团结和牺牲的崇高人品上的。

第六章 壮志与牺牲

钱三强的组织能力固然很棒。但是那种能力建立在众多顶级科学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彼此团结、甘愿自我牺牲的基础之上。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功成名就之人，是各自行业领头羊。参与到一个伟大的项目中，不可避免的更改研究方向，将半生功名卸下，从零开始。

王承书生于一九一二年，湖北人，二十世纪中国最出色的女性之一。说起出色的女性，大家眼中可能会想起各种明星。她们光鲜亮丽，不少人才貌双全。但是和王承书比起来，她们和“出色”相差甚远。说起二十世纪的女人，大家想起宋家三姐妹，她们在风云际会之际出尽风头。大家还会想起本质上是演员的江青，会想起默默支持周恩来的邓颖超，会想起知性的王光美。和她们比起来，王承书是另外一种美，智慧型的美。她是中国的居里夫人。

青少年时代的王承书追求妇女解放，那时候这件事很时髦。二十二岁那年，年轻美貌的她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毕业成绩却是第一名。她选择继续深造，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赢得一些名气。新中国建立之初，她打算回国，被阻扰，一直折腾到一九五六年才得意实现愿望。

回国之后，他在钱三强的研究所上班，同时兼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统计物理学，取得一系列成就。按照那个路走下去，她将取得更大成绩。然而中苏决裂之后，原子弹关键一环——同位素分离——缺人。那是一项神秘莫测的技术。当时只有美苏等几个有限的国家掌握，捂得很严实。苏联人走后，项目就悬在那里。

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征求她的意见，意思让她主管同位素分离。同位素分离和物理学统计两块风马牛不相及。王承书如果接受那项工作，就意味着中断统计物理学，跨入一个陌生领域。当时她已经五十岁了，从科研工作者角度看，已经过了巅峰。那个时候再转行，是非常冒险的一个行为。而且搞同位素分离保密要求非常高。接受那项工作，不仅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结束，家庭生活同样受到影响。因为同位素分离设施在西北，离北京很远。

对任何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名利和生活。但王承书给钱三强一个正面回答，毅然决然走向陌生的岗位，成为共和国最特殊的人才。在她和她的同事努力下，中国客服了苏联毁约的困境。此后她隐姓埋名三十年，直到逝世之前，世人才明白她的事业。

从国家的角度看，她是一个伟大的公民。从家庭和个人角度看，她牺牲了太多。但她因此实现了人生价值，也算无憾。从社会学角度看，她证明女性也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在科研战线上取得骄人成绩。

赞，王承书，一个洋溢着书香的名字，填补了中国女性智慧之美的空缺。

在那个伟大的项目中，王承书并不是唯一为集体牺牲个人学术生涯的科学家。再看另外一个典型：程开甲生于一九一八年，祖籍安徽，生于江苏，在浙江念书。他的人生中充满曲折和遗憾。浙江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他写过一篇论文，预测了新的基本粒子（重介子）。文章由李约瑟亲自送给当时量子物理权威保尔·狄拉克。狄拉克则表示：“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论文没有发表。然而一九七九年，美国科学家格拉肖、温伯格和巴基斯坦科学家萨拉姆因用类似的论文赢得诺贝尔奖章。错失诺贝尔奖章，是否遗憾？当然遗憾。当然遗憾并不是程开甲一人。王淦昌甚至更遗憾，两次错过诺贝尔奖章。

渡江战役前夕，陶勇在长江炮击英国军舰。消息传到英国，程开甲决定回国。因为他从炮声中看到了新政权的不同。一九五零年，程开甲回到浙大物理学，两年后调到南大物理系。此后十年，他在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一九六零年，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但不知道干什么。到北京之后才发现，要搞原子弹，那就放下手头一切，干吧。

此后二十年，那个学术界大名鼎鼎的程开甲不见了，中国多了两弹一星的元勋。为何那个时代的定价科学家愿意牺牲个人成就集体。是因为政治压力么？如果是政治压力，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待遇更好。答案应该从郭永怀身上找。

郭永怀生于一九零九年，山东人，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但工作起来，精力超人，典型的学者，工作作风非常踏实。他非常简朴，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用到牺牲。他的留学之路比较曲折，先到多伦多大学，很快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转投冯·卡门，成了钱学森师弟。

异国他乡，师兄师弟，除了一起吃饭聊天游玩，经常切磋一下各自功夫。武林高手通常切磋拳脚。顶级科学家之间切磋的则是思维能力。思维可以切磋么，当然可以，就某个众人难以理解的领域交流思想，那种感觉非一般人能体验。切磋到某个时段，还可以合写论文，共享声誉，也算是快意江湖。当然江湖并非一直那么痛快。喜剧有时候会演变成悲剧。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友谊，从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幸好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友谊一直是喜剧。他们最终在一起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一九四六年，三十七岁的郭永怀去了康内尔大学，历任航空航天副教授和教授，并且成为骨干。钱学森回国历尽波折，归国后赶紧写信给郭永怀：

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高兴。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看这信写的，多么亲切，多么迫切。概括起来：兄弟快回来，多买书，多带人，咱们一起干。还有隐含的意思：一起名垂青史，快意恩仇。

郭永怀回国之后，和钱学森一样，成为力学所骨干，搞导弹设计。他在康内尔大学，就是主持航空航天工作那一块。工作作风上看，钱学森大刀阔斧，郭永怀细腻许多。

一九五七年，原子弹项目中缺少一位爆炸力学专家，钱学森推荐郭永怀。郭永怀转到原子弹项目，虽然还在力学范畴，却也算小小的一个转行。当然郭永怀不负众望，成功解决了所有困难，并由此成为国家核技术骨干成员之一。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倒是一个喜剧。遗憾的是郭永怀在核领域献出了生命。两弹一星元勋的结局，除了死于文革迫害的姚桐斌和不堪屈辱愤而自杀的赵九章，就郭永怀最可惜。其实邓稼先也算在核领域牺牲了自己，只是他的那种牺牲值得。郭永怀的牺牲，完全是一种意外。但本质上和邓稼先一样，原本可以避免的。

当时中国的飞机非常不靠谱，经常间歇性羊癫疯。中共高层中，就有不少人死于飞机失事。若非万不得已，毛泽东本人不坐飞机。周恩来本人差点在飞机上送命，曾特意叮嘱科学家们不要坐飞机。但是两弹一星工程在西北，机关首脑在北京。两者距离很远。那个时代铁路系统也就是绿皮车水平，颠簸不说，还浪费时间。郭永怀因工作因素，往返比较多。如果每次都坐车，时间都浪费在路上，绝对不可接受。所以他基本上还是选择坐飞机。

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初，郭永怀在青海基地采集到重要的实验数据，连夜回北京研究，就在十二月五号凌晨乘飞机回北京。然而在接近北京机场，距离地面仅四百米的地方，飞机羊癫疯发作，偏离跑到，扎向苞米地，变成火球。

就在看见死神面孔的最后那一瞬间，郭永怀和警卫员一起用身体夹住了那个公文包。两个身体烧焦了，实验数据完好无损。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是想办法做最重要的事。郭永怀和警卫员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按照现代人观点，他们应该想办法自救。就算不成功，也可以试一试。经常坐飞机嘛，安全常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他最后的行为却选择牺牲个人。

那是一种现代人不太理解的精神和选择。但郭永怀理解。一九三七年，北京大学物理学的郭永怀被迫跟随学校搬迁到大西南，因为北京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必须逃亡。那种被人拿枪赶走的滋味绝对不好受。要杜绝那种情况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手中有更好的武器。两弹一星就是大杀器。这也是他和那一代人放弃欧美舒适的生活，回国喝戈壁滩西北风的根本原因。

结语：这个世界上每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看法。对郭永怀最后时刻的选择，我们可以不认同，但必须尊重。因为他的选择伟大和悲壮。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伟大和悲壮。即使有了机会，我们也未必去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尊重那种情怀。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情怀。那是个体或集体力量的原动力所在。有了那种情怀的个人，不会碌碌无为。有了那种情怀的民族，总会冲向巅峰。

郭永怀最后时刻的选择，就是那代人，那个群体牺牲精神的定格。同样的话，也适合那个警卫员，尽管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人格同样伟大。

听到郭永怀牺牲的消息，钱学森伤感不已。作为学长、同志、知己，钱学森为郭永怀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

要说牺牲，不能只看顶级科学家。还有很多中层即使人员，清华大学毕业生丁建飞和张洁在核试验基地建设中产生了爱情。遗憾的是，丁建飞因劳累过度而失去。张洁在丁建飞的墓碑前献上马兰花，后终生未嫁，在核基地人称“核大姐”。

两弹一星是一项超级工程。牵涉到项目团队的，很多人都做出自我牺牲。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连长的新婚第二天清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是他的一位老首长打来，要他立即赶到西北某地，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不许告诉任何人。连新婚燕尔的妻子也不能说，否则按按泄漏军事机密处理。连长轻轻吻了熟睡的妻子就走了。妻子醒来时，发现丈夫不在了，一天、两天、三天……始终不见踪影，问公公婆婆，问同事邻里，问当地政府，没有答案。她挺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到处寻找丈夫，哭得象孟姜女一样凄惨。直到六个月以后才接到丈夫来自罗布泊的音信。医生说，如果信再晚几天，也许她就会完全疯了。

有一位副教授叫王汝芝，她接到二机部的秘密调令，按规定瞒着丈夫，借口出差，去了遥远的罗布泊，担任工程研究所所长。某日，她在罗布泊散步时，远远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很象丈夫，走近一看，果然是。丈夫和她一样，也接到秘密调令到了罗布泊。

很多人在那里丢了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地质队的一位女技术员在帐篷门口看报纸，风把报纸跑了。她提着裙子去追，竟一去不复返，自己也被风吹走了。一个战士到孔雀河边割芦苇盖神秘地失踪，部队派上千人寻找好几天无果。一年后，尸体竟然就在附近的芦苇丛中出现，已经干枯，手枪水壶还挎在身上。

如此这般的故事还有很多。东风航天城有两处“圣地”，一处是载人航天发射场，那是许多科学家和军人心血汗水所在，另外一处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院内埋葬着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七百多名航天精英、将军与士兵。色的墓碑与白色的墓穴排列整齐，如同威武雄壮的军阵列队在茫茫戈壁上，壮观而威严。他们如同地面上的兵马俑，日夜守望着航天发射场。

第七章 伟大的竞争

两弹一星工程是一种竞争，首先是国家军事竞争。核阴云时代，核武器如同一把利剑，没有它就要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有了它，就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往深了说，还是种族竞争。中国之前掌握核技术的国家，都是白人。中国搞核技术，不仅是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同样也说打破白人世界核垄断。内心世界里，白人世界能做的事，有色人种也能做到。这个从根本上打破了当时或明或暗流行的人种优势论。对曾经走在世界前头的中国人而言，两弹一星是一针强心剂，意味着中华民族复起的开始。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民族想要崛起或复兴，都要和世界霸主以各种方式竞争。两弹一星工程，则是竞争的开始。伟大工程的竞争，从人才开始。最能体现这种竞争的，莫过于号称中国航天第一人的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温和的人。全身上下都透露着温和。眼睛中总是泛着温和的光，深邃而睿智。各种影片中，钱学森的扮演者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眼睛中缺乏那种温和的光。

钱学森生于一九一一年，祖籍浙江，生于上海。二十三岁那年从交通大学毕业，随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学生。一九三五年，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继续深造，一年后获得航空硕士学位。随后转入加州理工航空系，师从冯·卡门，获博士学位。

冯·卡门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年轻时聪明过人，成熟后智慧过人，犹太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服过兵役。三十年代移居美国之后，迅速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工程学家。他在世界航空航天史上有独特地位。因为他的存在，加州理工实验室后来成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他一生未婚，他的生命在他杰出的学生身上得以延续。中国的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的好哥们，没有回国，参与设计过B29轰炸机，为轰炸日本做出贡献）都是他的嫡系传人。

钱学森是冯·卡门最看重的学生之一。师徒二人曾经通力合作，得出卡门·钱学森公式。他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人给他一个头衔：美国陆军航空兵上校。此后钱学森跟随冯·卡门加入加州理工火箭研制组（美国家项目）。随后五年，钱学森的研究项目涉及到火箭各个领域。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前夕，美国得知德国正在建设火箭发射基地，迅速拨款建设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下设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是美国航天骨干型人才，能自由出入华盛顿战时高层秘密指挥中心。

但钱学森的故事还完。一九四五年四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美苏两国为了瓜分德国遗产而明争暗斗。苏联人的重点在设备和资料。美国的重心在科学家。美国防部派出以冯·卡门为首的调查组，到德国寻找科学家。钱学森也是调查组中的一员。两人到德国干了什么呢？他们询问（审问）了很多德国科学家。其中包括德国力学奠基人普朗特尔——冯·卡门的导师。相当于徒弟和徒弟的徒弟一起审问老师，堪称科学史奇观。

钱学森在德国询问最重要的一个人叫冯·布劳恩。如果搞一个二十世纪科技排行榜，美国毫无疑问第一。但是如果仅仅排到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王冠属于德国人。即使一九四五年，德国的航空技术依然胜过美国。现在日本人叫嚷说中国是山寨国。三十年前，美国人叫嚷日本是山寨国。六十年前，美国自己也是山寨国，山寨德国。当时德国V1和V2导弹远远领先美国。它们就是由冯·布劳恩和他的伙伴们设计的。

冯·布劳恩对钱学森说：“我知道我们（纳粹德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按照钱学森的要求，冯·布劳恩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得到到美国军方重视。于是美国人把冯·布劳恩弄到美国去。日后阿波罗登月项目中，冯·布劳恩做出巨大贡献。热衷于争抢设备和资料的苏联，输掉了和美国的太空竞争。

这个过程中，钱学森接触到大量前沿而绝密的信息。就在冯·布劳恩在美国安家落户，准备大干一番时，询问他、帮助他的钱学森陷入尴尬境地。因为钱学森要回国。无论如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宝贵了。

二战之后，钱学森在美国的日子相当不错。他是加州理工教授，生活待遇不用说，前途一片光明。一九四七年，他和魅力四射的蒋英女士结婚，个人问题圆满了。以他的才华，在某个领域选择一个项目，很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赢得诺贝尔奖章，功德圆满。然而还有一些小小的缺陷，就是他不是美国人。钱学森之前出入美国机要部门，凭借一张安全特许证。

冷战铁幕拉开之后，以自由开放著称的美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保守主义浪潮——麦卡锡主义，美国版本的文化大革命。那场运动伴随朝鲜战争，从一九五零年开始，一九五六年结束，加上前期酝酿时间就更长了。过程就不描述了，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到上千万美国和非美国公民。

乔治·马歇尔是美国二战元勋，美国少数几个五星级上将，二战期间相当于罗斯福身边的周恩来。二战之后，他制定扶持欧洲的计划，不仅迅速恢复了欧洲秩序，而且让欧洲推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老大。他对美国的贡献，胜过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总统。如此德高望重一个人，竟然被麦卡锡攻击为“叛徒”：在开罗会议上蒙蔽罗斯福，出卖中国国民党。在一系列指责和谩骂声中，马歇尔黯然辞职下岗。

卓别林是伟大的电影演员，被怀疑为共产党而列为黑名单，不得已离开美国。最疯狂的时候，马克·吐温的书都是禁书。

科学界最猛。罗森堡夫妇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被送上电椅执行死刑，他们的孩子流落街头。事实证明，那是一场冤案。更奇特的是，爱因斯坦都受到了牵连。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贴爱因斯坦大字报，感觉很奇怪。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伟大的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建立档案，成为被构陷对象。爱因斯坦不过是凭借伟大智者的本能坚持社会正义而已。

最奇怪的事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他是原版的“原子弹之父”。当他看见原子弹的杀伤力时，出于科学家的良知，他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并且反对制造氢弹。当然这个看法在冷战期间有些天真。天真的科学家在政治上就成了被迫害对象。

艾森豪威尔上台时，也是麦卡锡主义主义巅峰之时，美国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证，开始对他调查，怀疑他是苏联代理人，并且在听证会上以其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起诉他。如此一番折腾，连美国人自己都凌乱了。

好在美国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并无安全隐忧。麦卡锡主义没有造成过度的伤害。如果当时苏联实力大于美国。研究文化大革命时，就要专门讲美国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钱学森想要回坚持共产主义中国，难如登天。

话说中共虽土，目光却很远大。要网络顶尖人才，绝不会漏掉钱学森。周恩来的特使和钱学森也有接触，希望他回国。现在宣传上，钱学森是伟大的科学家，一身正气，听到新中国诞生，立刻决定回国。这样的宣传虽然感人，但并不真实。如果没有麦卡锡主义，钱学森不一定坚持回国。他还有过加入美国国籍的动作（当时中国还认可双国籍，钱学森加入美国国籍，并不影响返回中国，同时可以在美国赢得一些方便），被拒绝。

优秀的人通常心高气傲。钱学森用自己的知识为美国服务十年，做出巨大贡献，竟然被无端猜疑和提防，而且不被接纳。人都需要一种归属感。既然这儿不要我，那我就到另外的地方。何况那儿还是我的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那儿有我的父老乡亲，是祖先生存过的土地。那儿有伟大的文明，只不过暂时落后而已。

回去，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钱学森的苹果

其实美国人也挺搞笑。他们怀疑钱学森时，移民局骄傲的表示要把他驱逐出境。那当然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收拾行李准备上路。然而军方了解钱学森的价值。时任海军部次长的金波尔是钱学森的朋友，因此更了解钱学森：“钱学森抵上五个师，宁可枪毙也不能放走。”军方表态，无论如何不能放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移民局立马换一张脸：不能走。

被驱逐，却不能离开，那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了，就是监狱。钱学森在监狱呆了两周，体重下降三十斤，可见压力和焦虑。还好加州理工学院比较够意思，送去一万五千美金保释金，把钱学森捞出来。但钱学森的资料和笔记全部被没收，家里被窃听，门前有监视。钱学森过着半软禁的生活。一晃就是五年。当然钱学森也没有闲着，他写了本《工程控制论》，成为类似书籍中的经典。

中国要搞超级工程，当然需要一流人才。中国刚刚建国，大学生还没培养多少。一流人才必须从国外引进。钱学森就是重点。但是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已经撕破脸皮。加上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两国直接交流非常困难。好在中国有美国想要的东西，战俘。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那战俘换留学生。美国人也喜欢玩阴谋，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想回中国。

钱学森虽然是科学家，和军方共事多年，也有一些手段。他抓住给比利时亲戚寄书的机会，避过监视，写了一封信夹在中间，把消息传出去。几经周转，信转到周恩来手上。王炳南又带着钱学森的信和美国人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战，中国终于争夺钱学森成功。朝鲜战争也没打这么多时间，可见人才争夺的难度啊。一九五五年二十月八号，钱学森到北京。

当钱学森表示要回国，美国很多同行表示不解。特别是冯·卡门问他回到落后的中国干什么。钱学森告诉他，种苹果。冯·卡门当然明白，钱学森同学绝对不会种苹果的。

但是钱学森确实种了苹果，只不过有些特殊而已。他的苹果不能吃，但是可以飞。虽然他的苹果不能吃，却可以保护同胞们安心种各种水果和粮食。

钱学森回国的作用立竿见影。一九五六年，钱学森有两个身份：航空委员会委员和力学所所长。他给国务院写一个材料《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所谓航空工业，就是研究导弹。稍后他赢来了第一个现实意义上的使命——组建火箭、导弹研究班底。

四年之后的一九六零年，也是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中国导弹实现零突破，东风一号试验成功，也是钱学森种的“第一颗苹果”。

说起导弹项目，自然要感谢苏联人的援助。比起原子弹，导弹方面，苏联人要慷慨许多。他们很早就弄来一枚模型P-1供模仿，相当稀罕。锁在那里，不让摸、不让碰，即使是军人，也难得看一眼。以至于当时有传言：导弹有翅膀。中国导弹就是从模仿中起步。

东风一号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导弹，确切说是一枚山寨货，山寨苏联的P-2型近距离导弹。但是从无到有，意义重大。当时中国海军和空军也是白手起家，都很弱，但生存环境却很差。先是个美国对抗，后和苏美同时对抗。那种情况下，发展发展导弹除了陆地功能，还能应对来自空中和水里的威胁，算是一条捷径。钱学森用自己的能力推动中国在那条捷径上狂奔。

一九六六年，文革兴起那年，第一种中程导弹，东风三号发射成功，一九七一年服役，一九七五年战略核导弹定型生产，一九八五年研制完成，射程达到三千五百公里。

一九七零年，东风四号试验成功，射程四千公里，后增加到五千公里，部署在东边，可覆盖美军在关岛的轰炸机基地，部署在西北，可以覆盖苏联莫斯科。

一九八零年，东风五号试验成功，射程一万两千公里，可触及美国本土。东风四号和五号都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研制。均由钱学森一手策划。此后的东风系列性能更加精良。完全摆脱早期山寨印记，形成中国系统，再无国家试图用蛮力挑战中国。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苹果都没有斑点。有成功也有失败，东风二号短程导弹试验就失败了。搞得钱学森当时压力很大。

第八章 从邓稼先的肚子到钱学森的文章

两弹一星项目跨度时间非常大，横跨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恰好跨越新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两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国家非常贫穷落后，那个时代的国人生活非常辛苦但干活热情却直达云霄。

被压抑百年的伟大种族终于再一次挺起腰杆子，终于再一次掌控自己的命运。那种力量如同喷发的火山，掀起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狂潮。那是伟大民族千年尊严和百年耻辱叠加而成的惊涛骇浪。

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千万万的皮肤黝黑、穿着朴实的人穿行在山川河流沙漠田野中，他们如同蚂蚁一样配合，又如同雄狮一样斗志昂扬，而且面带微笑。他们在修桥，他们在修路，他们在建水库，他们在解析各种方程。但是他们得到的却很少。地位如邓稼先，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也才二十块钱。但是上天对他们却很不公：如此巨大的热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说，还赢来了大饥荒，很多人进入死亡方程式。

邓稼先上任之时，正是大饥荒迎面扑来之时，全国粮食一律定量供给。所谓定量给过，实际上没法吃饱。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能吃饱的人寥寥无几。刘少奇的姐夫饿死。许光达的兄弟饿死。李纳都饿得浮肿。那种情况下，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但科研人员没有人埋怨。他们每天走出食堂都说没吃饱，但很快都能进入工作状态。如果太饿了，就拿酱油冲一杯汤；或挖一勺糖，冲一杯糖水，算是加餐。大家曾经有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一群可爱的科学家们。

邓稼先的情况稍微好点，他岳父许德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时可以支援他一点粮票。但邓稼先舍不得自己吃。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哪位小伙伴工作干得好，他奖励哪位几两粮票。这点东西现在看来不算啥。但在当时却至高无上。得到奖励的人高兴了。得不到粮票年轻人则半撒娇半玩笑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就会回家把孩子们的饼干拿过来，每人分两片填肚子。

邓稼先的理论设计机关单位在北京尚且如此，远在戈壁滩上修建基地的那些人还要付出大量体力劳动，处境更为艰难。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子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吃光了，但工作没有停止。很多人出现浮肿和色盲，难以正常工作。

聂荣臻非常焦急，以自己的名义在各大军区“募捐”。他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结果还算不错，各大军区勒紧裤腰带，除粮食，还送来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等副食品，解了燃眉之急。

聂荣臻规定：鱼、肉等副食品全部分给一线科技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

因为科技人员需要脑力劳动。东西分完，他还派人下去检查。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表示，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

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如今看来非常感人。当时不少科技人员感动得满眼热泪。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何会出现这个情况？两弹一星工程固然庞大，但主要劳动力来自军方。科学家队伍并没有庞大到国家无法供养食物的地步。特别是核试验基地的一线科技人员，竟然饿到没法工作，不合常理。

大饥荒固然形式严酷。但是以中国这么庞大的体积，政府要供养一批科学家正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何况他们还是国家重点项目的核心人员。怎么也轮不到聂荣臻元帅以“个人”和“革命”的名义向军方的战友们募捐。所以如此，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饥荒那几年，两弹一星项目并没有得到国家全力扶持。

原子弹项目虽然是聂荣臻直接领导，但他直接向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大管家，怎么可能不管不问？实际上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而且得知导弹试验基地的情况后，曾经调一批副食品过去，但没送到，路上被劫了。

周恩来的命令是导弹发射基地继续坚持。实际情况却是在减员，一批施工队伍和警卫团正在遣散。一批知识分子也在卷铺盖走人。聂荣臻得知情况，亲自下令：“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减员到什么程度呢？聂荣臻最得力的臂膀，二机部长宋任穷上将都被调走了。要知道，无论如何裁剪，也不会裁剪到宋任穷头上。宋任穷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来继续干。聂荣臻和宋任穷一起找邓小平，得到的答案：“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实在没办法了，聂荣臻去找周恩来反应情况。周恩来建议他在军方募捐。

很显然，事情已经超出了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掌控范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央就“两弹”（当时卫星还没有立项）问题分为两半，关于项目是否下马激烈争吵。尽管在一九六零年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但仍然一部分人认为“两弹”应该下马，意见非常尖锐。

很显然，事情已经超出了周恩来的掌控。周恩来当时是国家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

一场争吵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类似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大家都在寻找文革的起点，抱着好意或恶意的心态，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并试图让他人接受。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在大饥荒。但是大饥荒又过于笼统，可以细化一下。

文化大革命之前是大四清运动，刘少奇试图把大饥荒责任导向基层。

大四清之前是小四清运动，毛泽东试图帮基层洗刷责任。

小四清之前是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出现分歧。

七千人大会之前是第二次庐山会议，刘少奇决心调整经济。根源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么？可以说是。其实是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一九六一年七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那次会议上，中央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搞经济的同志主张“两弹”项目下马，下马派。军方则坚持搞下去，继续派。日后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军方砸烂行政系统，根子可以追溯到那次会议。

下马派：苏联翻脸，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考虑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压力很大。第三，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国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形象比喻：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结论：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

继续派：情况虽然困难，但可以克服。“两弹”项目虽然投入钱比较多，但是战略意义重大。值得长期投入。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停下来，相当于前期投入打水漂，也是浪费。而科研队伍一旦解散，就难以聚集。日后搞，浪费时间和金钱。面临美国人的核讹诈，想要搞建设也难以安心。结论：卧薪尝胆，把两弹搞出来。

经典对白：“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陈毅这句话被理解为豪情四溢的名言。但陈毅当时听到的回音：“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不禁要问，反对派是那些人？现在资料没有解禁。但是反过来看。

继续派是军方的人，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几个元帅。

聂荣臻是项目实际负责人，当时压力很大。大到啥程度呢？他的秘书建议他不要再撑了，身体不好，不如修养算了。聂荣臻却表示，导弹、原子弹是主席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主席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聂荣臻态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反对派。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反对，项目已经下马，没必要讨论了。周恩来通常善于和稀泥，跟着多数意见走。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总是和毛泽东一致。

聂荣臻的观点：“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周恩来表达了对聂荣臻的支持：“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叶剑英表态支持项目继续：“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赞同叶剑英的话：“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当时聂荣臻在军方的直系领导是国防部长林彪。林彪的态度：“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贺龙、罗瑞卿等人也是继续派。

好吧，看了这些支持者就可以得出结论，反对派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位分别是二号人物和四号人物，主持国家前台工作，是行政系统的首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邓联系在一起。除了毛泽东，只有刘邓能让周恩来束手无策，只有刘邓能把宋任穷调走，只有刘邓可以让军方元帅们集体表态。

党内争吵原本就是中共特色之一，遇到复杂问题，大家在一起大吵一架，形成统一意见，也没有啥不好。集体领导么，怎么可能不吵架。但这件事显然不同。一九六一年可不是和谐稳定的年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面对巨大的困境，行政系统的刘邓和军方意见不同也很正常。每一派都有各自道理。

但是“两弹”项目涉及到国家根本。如此庞大的工程，继续下去困难，停下来同样困难。项目如同一辆向前飞奔的列车，本身就有一种惯性，不是说停就停，说启动就启动。即使一九六一年把项目停下来，对大饥荒本身，也是于事无补。这点大家都明白。

所以争吵，牵涉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治国方式。

“两弹”项目固然消耗多，但基本上带动整个工业体系，是工业化建设中的火车头。停下来，必然影响整个工业化进程。刘邓经济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这样一个项目，而是要否定前十年那种疯狂的工业化进程，把一部分资源转头民生上来。

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建设模式完全是苏联模式，完全围绕重工业展开。民生那部分忽视得很严重。大饥荒和这种模式很大关系。

站在一九六一年往后看，在苏联人完全翻脸的情况下，单凭中国的实力，行政系统内的刘邓对“两弹”项目持保留态度。毕竟中国太弱了。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去搞两弹，相当于一场赌博。赌赢了还好。如果赌输了，耽误民生建设。

但是从当时生存环境看，和美苏同时翻脸的情况下，没有两弹，时不时就要被核讹诈，腰杆子也就挺不直。从朝鲜战争开始，美苏两国几次三番对中国核威胁。那个时代不比今天这样，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走钢丝，被讹诈太正常了。

归根结底，没有核武器，也不见得被核平。有了核武器，被核平的概率大大降低。刘邓当然也想有核武器。当初核武器立项过程中，刘邓都是投赞成票的。特别是邓小平，紧紧跟在偶像（毛泽东）身后，相当积极。

但是在大饥荒到来的情况下，站在前台管理国家的刘邓角度看，与其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重工业不见得一定搞成，不如先搞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就先让军方一部分重大项目（如“运十”大飞机，如核潜艇）给民生让路，但那时候已经有了两弹一星，立于不败之地。

按照刘邓的设想，应该怎么走呢，无非就是改革。就是刘少奇试图走的路，以及邓小平成为核心之后走的路。能否开放，要看政府倒向英美的决心。一看，好事啊，相当于提前二十年走邓小平的路线。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搞改革开放不一定能成功。这个不用说，李鸿章等人在晚清已经做过试验。从当时立场看，走刘邓路线过早风险同样很大，所以军方坚决反对。

所以才有那一番争吵。聂荣臻争辩：“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争吵的结果是，聂荣臻亲自签发文件《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由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送中央，相当于立下军令状。内容大致：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幸好在伟大团队的努力下，“两弹”如期完成，也算天佑中华。否则将不堪设想。

事实上，一九六一年夏天，“两弹”进程相当不错。正如聂荣臻所说，东风一号已经成功。原子弹理论难关已经攻克，设计方案已经成型。放弃确实可惜。身在中央决策层的刘邓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还会有争吵。说白了，还是治国理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刘少奇上台，基本上走在毛泽东设定的路线上。那时候，邓小平还是毛泽东的粉丝。为何出现了如此争执？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大饥荒实在是太猛烈了。

“两弹”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但争端并没有结束。双方的较量还在延续着，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一个顶峰。日后改革开放，也是争端的延续。这些是后话。

饥饿的年代

之前描述过大饥荒，描述过那个死亡方程式，描述过死亡方程中的农民。但是没有描述过城市。城市没有死亡方程式，但城市情况很不乐观。

商店柜台空空如洗，糠萝卜、烂白菜都见不着。大家凭票买东西，但常常买不着。每天下午六点钟，北京市的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因为大家都饿着肚子，没精神逛街。每一个市民都在饿肚子。为多吃一口饭，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大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繁殖快，只吃草）。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

大伙聊天，多半对付饥饿的办法。比方说多喝水。比方说少拉屎。比方说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比方说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或烧饼大。有人因为丢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但是得佩服那时候的市民。街头上看不见乞丐，也看不见饿殍，社会秩序好到不可思议。说真的，也只有建国初期那会的城市面对如此饥饿还能保持正常秩序。

按照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消耗肉食八两半，一年不到一斤肉，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一年。

学生不上体育课，为保存体力，也不做作业，为保存体力，下午之上一节课，也为保存体力。大家想什么呢？就想把一天定量的饭食如何分着吃比较合理，比方说早晨多吃点比较好，还是中午多吃点比较好呢？

好吧，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饥饿如同死神那讨厌的脸孔威胁着所有人。也正是那种情况下，才有刘邓决心调整政策，主张“两弹”项目下马，哪怕之前投资打水漂在所不惜。尽管他们也渴望拥有原子弹，造原子弹时也投赞成票。

大饥荒怎么来的？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当时毛泽东是领袖，但是做决策之前也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做事向来大手笔。特别是建国之后，个人威望组建升高，逐渐迈向神坛的同时，好大喜功的趋向日渐明显。所实话，对于任何一个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人，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好大喜功的漩涡。毛泽东也不例外。能制约领袖滑向深渊的因素有三。

因素之一：智慧高度发达的老百姓可以越是领袖。当时那个情况是，广大老百姓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热情有余，干劲有余，勇敢有余；但是民智尚为完全开启，冷静不足，思考能力不足，需要权威和领袖指导意见，容易跟风和盲从。领袖说话如同圣旨。组织命令至高无上。即使现在，民智依然没有完全开启。

因素之二：成熟的官吏机制也可以约束领袖。但当时的各级官员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喜欢追求各种指标，总是一丝不苟的完成上级任务。上级高指标，下级浮夸风。他们都是听着毛泽东教导走过来的。而且政权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渡过来，集权相当严重。

因素之三：强大的知识阶层可以对领袖起到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然而很遗憾，那时候的知识阶层很弱。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乌鸦连同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反对意见基本没有。剩下的知识分子要么盲目乐观、要么是职业马屁精。

知识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科学界。当时中国摊开的项目虽然多，但是科学届的力量非常薄弱。由于人员本就稀缺，基本上都趴在项目上忙得不行。要说科学家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也是瞎扯。毕竟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科学论证。大跃进那种事本来没法论证，但还算把科学家牵扯进去了。比方说钱学森，就写文章论证亩产可以达到万斤。

现代人谈论钱学森的文章，都说那是钱学森光辉一生中的污点。实际情况是钱学森兴趣非常广泛。早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导弹项目还没有上马之前，钱学森就兴趣就农业联系到一起。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接受的太阳能有多少。假设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百分之一太阳能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每亩地每年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亩产也就在万斤以上。”很显然，这是一种假设，一种展望，或者说是一种空想，也是科技工作者的基本权利。当时钱学森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一九五年，毛泽东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钱学森又写了一篇展望性的文章，说未来十年，展望人工控制气候，如同控制工业那样控制农业生产，那样的话，农业将可以大规模的增产。——很显然，钱学森把他的工程控制思维搬到农业生产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说十年能实现，那绝对是吹牛，百年内都未必能实现。

文章中，钱学森又吹了一个更大的牛，把一九五六年的思想再一次阐述：“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五八年刚开始放卫星，还不是很大），而是这个数量的二十多倍。当然，这还是展望。搞科学么，需要展望。

事实上钱学森不懂农业，他只是按照定量分析的方式计算，说利用太阳能多少，就能种出多少小麦。然而当文章发表时，《中国青年报》编辑把“展望”部分直接去掉，变成肯定陈述。鉴于钱学森当时的威望，他的文章就成了“科学依据”，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日后大饥荒爆发。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后来毛泽东检讨：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但这事也不能怪在钱学森头上。钱学森本人始终认为，他的计算方式没有问题。直到临终之前，他依然认为亩产万斤是可以的，当然前提还是多少比例的太阳能转化为淀粉。

第九章 大饥荒前后的毛泽东

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都漏掉一个题目：大饥荒时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如何。

个人认为，大饥荒到来初期，毛泽东的内心有种不为人知的情绪——恐惧——在。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世界丰富多彩，即使身处逆境，豪情不减。从他的一生中可以找到很多情愫。他曾经有些迷茫压抑，所以才会在湘江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人生中的主旋律一直是豪迈从容。

毛泽东一生无数次面对逆境，基本都没有恐惧心态。秋收起义之前，差点被抓住。但他机智从容，淡定脱身，潇洒而去，没有任何恐惧流露。井冈山上起起落落，依然从容应对，不曾恐惧。长征生死关头显英雄本色，也没有恐惧流露，转头写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陕北辗转腾挪，数次遇险，不曾恐惧。有的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建国之后，统治权在手，怎么会生出恐惧之心？

原因很简单，任何人都会对未知的灾难恐惧，人性使然，毛泽东也不例外。

之前毛泽东面对的敌人，要么流氓恶霸，要么文痞，要么政客，要么武装到牙齿的军人。这些人在一般人看起来很厉害。在毛泽东眼中都不是问题。看得见、摸得着，拿起枪杆子消灭，了事。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时，除台湾以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毛泽东的敌人走入历史。

大饥荒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它是敌人，但手中没抢没笔，但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但来势汹汹。它来自客观世界，是一种客观规律。它自古以来就存在，不曾因为秦皇汉武的变更代谢改变分毫。它是天命，顺之则昌，逆之则伤。

毛泽东了解很多事，了解军事、了解政治、了解哲学思想，但是对客观世界、特别科技那一块了解有限。所以当他制定“三面红旗”政策，自以为找到快速通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自信满满的把国家主席位置让给刘少奇，名义上退居二线之后，大饥荒迎面而来，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那是巨大的灾难。那灾难是在国家和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到来的。那种冲击威力不下于海滩上的行人突然看见海啸。心中泛起莫名的惊恐。

毛泽东的心态应该和苏德战争初期的斯大林相识。由于斯大林的判断失误和前期清洗，造成苏军空虚。德军闪电般穿插进来，苏军被迫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斯大林有些惊恐不安，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伟大的政治家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惊恐之下就会慌乱，政治家不仅不会慌乱，还会坚决反击。初期惊恐之后，斯大林对外迅速和丘吉尔、罗斯福结盟，并且伙同丘吉尔战略波斯湾、断希特勒石油；对内则重新部署苏军领导层，终于抵挡了德军锋芒，直到苏军拿下柏林。毛泽东也一样，也要反击。

秘诀在哪里？两个字：团结。团结的方式无非两块：对内和对外。斯大林成功的把国人的怒火引向希特勒。毛泽东面对的情形要复杂很多，敌人是客观世界。

对外

从志愿军入朝那一刻，就决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倒向苏联。好处就是，建国第一个十年，苏联对中国进行空前的工业援助。但是代价同样巨大，欧美世界封锁中国倒是其次。主要是苏联本身就是帝国，挂着社会主义头衔的帝国。帝国主义最显著的标志——对他国主权的控制欲——在苏联那里彰显无遗。

苏联从来不是慈善家，给中国大规模工业援助有自身企图。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经过一系列反复纠缠，几乎给了中国想要的一切，但中苏两国还是决裂了。

决裂大背景：苏美试图和解。志大才疏的赫鲁晓夫试图和艾森豪威尔讲和。按道理说，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也不失为一招好棋。但他们都不是慈善家。他们真实的想法是联手瓜分世界。那种情况对中国大为不利。美国希望托管台湾，或者干脆让台湾独立，犹如英国制造印度和巴基斯坦对立。赫鲁晓夫希望中国不要发展核武器，站在苏联核保护伞下面。如此以来，台湾连同南海上的那些岛屿将永久性分裂出去，中国将被困在大陆上，出海口基本上被封死。站在苏联核保护伞下面，相当于回到低人一等的旧时代。

幸好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人中豪杰，既抗战之后，两人再一次达成默契。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的做法。毛泽东更为直接，直接炮击金门。用大炮宣布战争还在继续。但并不是真打，最初炮击之后，炮弹多半落到海滩上，最后演变成战争史上的奇观：单日打，双日不打。把战争玩成了不流血的政治。

不仅如此，毛泽东亲自起草《搞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蒋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杜勒斯说蒋介石‘反攻大陆’不现实），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写一次不过瘾，还有《在告台湾同胞书》：“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

——这是打仗么？不，是谈判，用大炮谈判。如此一来，美苏双方就无法在中国实现各自的愿望。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和第六舰队到台湾海峡游弋，保卫台湾，再度扬言考虑核武器。中国又有了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口实。

决裂的直接原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

当时潜艇发展很快，中苏双方都需要长波电台。苏联提议双方在中国华南地区联合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因为电台建在中国，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主张自己搞，让苏联提供装备。苏联坚持双方共同拥有。联合舰队的事大体也差不多，就是苏联想在中国捞点好处。考虑到当时中苏同盟关系，换成新毛泽东之前的任何一届政府，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号，赫鲁晓夫亲自跑到中国，都没谈拢。毛泽东告诉他，主权问题，半个指头都不要想，没门。双方关系破裂。

很多人看来，为了那么小一点事，就和主要盟国闹蹦，似乎不值得。但在毛泽东眼中并非如此。一八四零年以来，地缘政治上看，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就是苏俄和日本。二战之后，日本被阉割。苏联成了中国北方巨大威胁。鉴于苏联在东欧那个德行，主权问题上，留下一丝缝隙都会后患无穷。共产党立国之本就是主权完全独立。

按照现代人理解，当时正是苏联援助的关键时刻，再忽悠一段时间也好么。至少可以再弄点装备回来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很现实的人。毛泽东怎么就不去忽悠赫鲁晓夫呢。其实毛泽东也想去忽悠。如果去忽悠，多半也可以成功。但毛泽东没有去忽悠。如果换成别人，毛泽东或许就去忽悠了。因为他是赫鲁晓夫，就没有去忽悠。

赫鲁晓夫做了啥事得罪毛泽东？表面上没做任何事。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做派，让毛泽东无法接受。一九五六年之前，斯大林的形象还是很好的。即使敌对的西方国家，对他也抱有崇高敬意。比方说丘吉尔，就非常尊敬他。但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上搞了一份秘密报告，专门讲斯大林的缺陷，把斯大林描述成一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斯大林身上有很多骂点。历史上所有政治家身上都有很多骂点。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如果仅仅是骂，毫无疑问，很不地道。赫鲁晓夫原本依靠拍斯大林马屁起家，如此抹黑斯大林，无非是树立个人权威。玩政治，某种程度上就是玩个人威望。赫鲁晓夫那么搞，手段虽然卑劣一点，原则上可以理解。说不好听，那是人家苏联内政，别人管不着。

然而到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扶到国家主席位置上。正常情况下，刘少奇将是新中国第二位领袖。如此情况下，就牵扯到一个传承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但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影响着大国政治走势。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否定自己，身后给自己抹黑。毛泽东也一样，他绝对不希望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一样的人。但这只是狭义上的理解。广义上的理解，政治传承。就是下一任如何对待上一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传统中，都是继承肯定。哪怕对上一任很不满意，面子上的恭维都是必须的。但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否定。下一任通过否定上一任赢得自身权威。苏联就是这个模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随后又被日涅勃列夫否定。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政治精英的迷失。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精英迷失。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搞“休克疗法”，现在仍然是超级大国苏联的领袖。

毛泽东必须给领导人之间的传承树立一个标尺。他选择否定赫鲁晓夫。日后政治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小赫鲁晓夫，山寨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徒子徒孙。颇为壮观。即便如此，也没必要和赫鲁晓夫立刻翻脸。毫无疑问，和苏联决裂，加剧困难。为何？

外交，总是为内政服务。看一看时间就知道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初，正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如火如荼的时候。

世人都知道，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批判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树立一个靶子，把大家的注意力暂时从饥荒问题上引开。也就是通过批判彭德怀的方式促进团结。有异议者都成了“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

所以如此，是因为饥荒已经很严重了。严重到必须全党团结一致才能过关。毛泽东原本打算用“怀柔”的手段团结大家。所以大饥荒到来之际，毛泽东有过一系列“纠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心思还在策划金门炮战，周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抽空搞点谈话，不要太左。

一九五九年三月份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饥荒已经有了苗头。毛泽东作了长篇大论的奸猾。毛泽东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并且给出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一个月之后的上海会议上，再次谈到“纠左”。甚至庐山会议上，前半段还谈“纠左”，试图开一个“神仙会”。然而必须澄清，这一系列“纠左”都是局部性质，和风细雨，并没有“三面红旗”本身。

——都是怀柔，但是很不成功。因为彭德怀那封信还是写出来了。

对大政治家而言，总是可以见微知著。彭德怀的信，意味着党内暗潮涌动。经过几天思考之后，毛泽东决定改变策略：既然怀柔不成，那就采取高压政策。

中国人的个性就是如此，闲来无事要内斗。只有面对巨大压力时才能团结一致。

此时和苏联决裂，虽然损失很多，但是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增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渡过大饥荒难关。如果在大饥荒时代内部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对内

毛泽东对内政策很多，但是直到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的策略都是按照正常的治国策略：国家建立之初，遵循“扬文抑武”的基本路线，大力扶植文官集团。这个模式可以简化为扶植刘少奇。

大规模的建设中，刘少奇威望一路上升，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从国家副主席转为主席。那个过程中，刘少奇参与制定（或者说主导）所有的国家战略决策。同时参与政治斗争和整风运动。事实上除了那些政策之外，刘少奇上台之前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高岗试图挑战刘少奇，被毛泽东舍弃。

另一件事，就是庐山事件。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参考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实际上要问责，矛头对着前台主政的刘少奇去的的。批判彭德怀，就是在政治上强撑刘少奇。鉴于当时恶劣的环境。彭德怀的信让他自己和刘少奇对立起来。抛开为民“鼓与呼”的立场和道义不谈，彭德怀的行为可视为当初高岗代表军方向刘少奇发难的延续。所以日后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总是把彭德怀和高岗联系起来。

既然毛泽东放弃怀柔求团结，公布彭德怀的信，那就要做一道选择题：刘少奇和彭德怀二选一。如果选择彭德怀，对刘少奇不利。但毛泽东不能选择彭德怀，原因如下：

事实上让刘少奇接班，也是之前定下的策略。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时，就和赫鲁晓夫沟通过类似的问题。

刘少奇刚刚走上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负责行政系统，领导国家建设。刚刚扶上去就拿下来，对政策不利。刘少奇执行的政策，就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否定刘少奇，相当于自我否定。毛泽东不相信自己制定的政策有误，也绝不能容忍有人挑战他的政策。即使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材料也是解放前的那些。

即使没有政策因素，毛泽东也不能选择彭德怀。原因很简单。从来没有哪一个正常国家和平年代会重武轻文。统帅的风光在乱世。太平年代是政治家的天下。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的林彪，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策略——杨文抑武——不同表达方式而已。这是一个老黄历了，刘邦选择杀掉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驱逐运筹帷幄的张良，留下老实巴交的萧何掌控大权。赵匡胤干脆请大家喝一杯。朱元璋选择做了和刘邦类似的选择。只有李世民这个问题处理得相对得体。

更何况，毛泽东和彭德怀本人也有一本纠缠不清的帐。特别是毛岸英那档子事，要说一点芥蒂都没有，很不现实。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就是为了强撑刘少奇，也是强撑当时的政策，需要达到一个团结稳定的目的。这些在《彭德怀篇》已经分析过。

为了强撑刘少奇到底，庐山会议之后，蒙哥马利访华，数次和毛泽东会面，气氛很好，两位老人家都很开心。一九六一年中秋节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但是毛泽东的话没能实现。刘少奇不仅没能接班，还因为毛泽东跌入历史深渊。看看那时间，一九六一年中秋，最困难的时刻尚未过去。毛泽东远没有他在谈话中那么从容。

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再次在北戴河开会，强调实事求是，研究建设规律。

一九零六年秋天，毛泽东颁发文件，纠正把老百姓推入死亡方程的五种风气：共产风（吃大锅饭）、浮夸风（欺下媚上）、命令风（官僚主义）、干部特殊风（特权，当大爷）、瞎指挥风（不懂装懂）。看看这些，充分辩证了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僚主义和站着茅坑尽拉屎的官僚主义的危害。随后高层下去调查，救济灾民，寻求解决之道。随后，供给制取消。随后，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接下来一年，国家慢慢恢复元气，广大农民慢慢远离死亡方程，可以喘口气。

一九六一年春天，各位大人物分分下去调查。刘少奇回老家四十四天决心改变。毛泽东同样亲自下去调查，把身边警卫员、秘书都派出去了。

一九六一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有了分裂迹象。但矛盾还没有公开。所以毛泽东依然强撑刘少奇。但是年底的“七千人大会”，大家齐心协力扛下大饥荒黑锅，总算抚平了新中国历史上巨大的伤口。然而在党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风暴再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刮起。

它的名字叫阶级斗争。

难题之六：阶级与斗争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历，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诗词中，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最犀利，战役最浓。其它诗词，豪情之中伴随几分惆怅，几分浪漫，几分霸道。唯独这首，如同出鞘剑锋，锋利逼人，锐不可当。因为它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一九六三年元旦，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填一首《满江红》。郭沫若是一个才华很全面的人，早年非常有血性，参加南昌起义那会，相当有种。那首《凤凰涅槃》改过迄今为止所有汉语写成的现代诗。但是那首《满江红》好听点说是吹捧领袖，实际上就是马屁诗。毛泽东看到之后，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诠释当初心境。

一九六三年的外部环境，中苏和中美同时对抗。

一九六三年的内部环境，大饥荒刚刚过去，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毛泽东倡导的小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一个新的纲领——阶级斗争——即将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一直是一个强劲的音符。新中国诞生，理论上来说已经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局面，理论上讲，阶级斗争不应该是主旋律。应该讲和谐、讲稳定。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大家更应该风风火火搞建设。有两种情况需要讲阶级斗争。

第一个情况是，政策大规模转变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实际上是大跃进的前奏。大跃进，就是政策巨大转变。所以在第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种情况并不意外着阶级斗争是主旋律，相当于给所有反对大跃进的人划了一条底线。通过哪种方式减少阻力。提阶级斗争是为了建设。

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危险：面对巨大困境，难以找到出路。

阶级斗争，原本是极端环境下才能使用的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原本以为极端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很不幸，大饥荒来了，极端环境来了。虽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集体承担责任。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讲得很明白，没有一点含糊。

毛泽东顺便解释了犯错误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上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到省部级高干，下到基层书记们，没人都道歉、承担责任，总算把建国之后最大的历史黑锅扛下来。

但谁都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

实际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就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毛泽东再次重提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一九六三年，刚刚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不久，毛泽东在推行小四清运动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阶级斗争已经成为纲领，超越了经济建设，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

要谈阶级斗争，先要从一场战争谈起。

第一章 一场奇怪的战争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不同

作为两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人，毛泽东和蒋介石有很多交际。他们有跟多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内容已经被反复比较。但是还有一点从没有被说过：两人最大不同点：蒋介石做事，总是一只手。毛泽东总是两只手一起上。

蒋介石安内时，会忘记攘外。抗战之前，对日本一直退让，不知道斗争，导致大片国土丢失，结果安内不成，又因为对外吃亏太多导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内战，为了换取苏联支持，竟然答应外蒙独立；为了换取美国支持，从海陆空出卖主权，结果内战还是失败了，带着伙伴们终老台湾岛，左思右想不明白。

蒋介石攘外，同样忘记安内。抗战期间，所有人尊他为领袖，原本是一举奠定历史地位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忘记了安内。为了占点小便宜，容不下共产党，造成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同时也不约束自己嫡系部队，民心丧失。特别是日本投降之际，接收地盘变成抢劫。

观察蒋介石一生，头冷不顾脚，脚冷不顾头，乱。

毛泽东恰好相反，总是内外同时出击。建国之前，毛泽东利用国民党的压力，把共产党整合成铁板一块。建国之后更突出了，抗美援朝和国内剿匪同时进行，内外一把抓。大饥荒时代，为了稳住局面过难关，对外摆脱苏联，对内挺刘少奇到底。

一九六三年的蒋介石嘴里还在反攻大陆，行动上已经没有希望。而毛泽东对他也没有太大兴趣，转而解决国内问题了。蒋介石，曾经的对手，终身敌人，只能充当“统战对象”了。

然而问题终究要解决。大饥荒虽然结束了，必须清理大饥荒的根源。毛泽东的办法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让一部分人斗去另一部分人。比方说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就是大多数人去斗彭德怀。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要掀起阶级斗争，按照一贯策略，必须有强大的外部因素配合。所谓强大的外部因素，最好就是战争。看看建国之后的历次战争，基本上都和政策走向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倒向共产主义世界，全力进行工业建设。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和欧美和解，开始改革开放。

中印战争

战争史上，还有一次奇怪的战争，一九六二年对印度反击战。

战争背景：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但历史轨迹截然不同。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统一，分裂的时间很短。印度恰好相反，分裂是主旋律，统一时间很短。华夏文明从古至今，延绵不绝。印度文明若干次中断，近代更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征服印度之后，对西藏垂涎三尺，发扬强盗本色，私下炮制一条麦克马洪线，把藏南一部分领土划给印度。

印度独立之后，充当第三世界领袖，自我感觉良好。不仅想按照麦克马洪线占地盘，而且还想要更多的土地。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叛乱，到印度避难。加上中国大饥荒来临，印度良好的自我感觉达到历史最高点，认为抢地盘的机会来了，逐渐向中国领土深入，又是建立哨岗，又是开枪，又是杀人，忙得不亦说乎。等到一九六二年，已经占领中国不少地盘。中国一再忍让，印度得寸进尺，认为中国虚弱，有机可乘。

客观上说，当时大环境对印度有利。朝鲜战争，中国把西方世界得罪一遍。美英两国一看印度挑衅中国，大声叫好，拍手鼓掌，给钱给装备。中国和苏联正在闹矛盾。苏联也支持印度对抗中国。相当于整个世界都站在印度后面。印度人飘飘然了，仿佛已经赢得了胜利。他们全然不记得，中国建国，腥风血雨几十年。印度独立主要依靠甘地领着一帮人“不吃不喝”磨蹭成功，不知战火的残酷。

战争过程：军事角度看，没啥好说的。印度两万多“精锐”部队（二战时英属陆军，到非洲和欧洲作战，号称打遍世界的劲旅），拿着苏美英的装备扑过来。西藏边防军司令员张国华中将指挥一万多人，用共军最基本的战术（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短短几天时间把印军打得鼻青眼肿，击毙、俘虏印军七千人，成为印度人眼中的“战神”。一战把印度打回解放前。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从历史最高点跌入低谷。自信满满的尼赫鲁一夜之间苍老许多。完全就是大人打小孩。

战争结果：就在整个世界惊讶莫名时，更为震惊的事发生了。中国不仅没有入侵印度，甚至没有趁机扩大战果，而是直接撤军，把俘虏的印度军人放回去，把战利品还给他们。搞得印度云里雾里。

大家不禁纳闷，贫困潦倒的中国啥时候变得如此慷慨大度，到嘴边的肉不吃？不是不吃，是吃不下。中国去藏南打仗，补给线极为困难。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大雪封山，后勤断裂，孤军难以坚守。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重心是防美苏两个大流氓。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蒙古开进来的话，一直到北京城下，都无险可守。中国所以反击印度，也是利用美苏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的间隙，抽空给印度一巴掌。台湾还有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根本就没有精力和印度在大山里耗。

最主要的还是第三个因素：阶级斗争的大幕即将拉开，需要未定边疆，同时又保持适当的外部压力。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法，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奥妙无边。等后人想通时，已经成为历史很多年。此战之后，中苏关系更为紧张。双方陈兵边境，大战一触即发。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大幕悄然拉开。

了解阶级之前，首先要了解另外一个话题，革命。

第二章 谈革命

革命是一把刀。

它属于整个民族。它是一把非常特殊的刀。

它的功能是砍向自身。当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涅槃重生。

懂得使用它的民族才能称得上伟大。不懂得使用它的民族，基本上都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使用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具备。

与其问何为天时，不如问，对伟大民族而言，什么时候需要拿刀砍向自己。什么时候呢？生死存亡的时候。对于个人而言，生死存亡关口，需要更有力，更敏捷，方才有机会逃出生天。对伟大的民族来说，走到生死存亡之际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身腐朽的东西太多，需要割去那些腐肉，方有机会赢得新生。

对伟大的中华民族而言，五千年辉煌或低谷比比皆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时有时无。但是论低谷，绝对是清朝末年，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落后。整个民族在那时候面临一道选择题：灭亡或重生。

与其问地利表现在哪方面，不如问，对伟大民族而言，用什么样的方式砍向自己。

需要选择灭亡或重生之际，没有人选择灭亡，但重生之路艰难曲折。就以清朝而论，不同的精英选择了不同的模式。洪秀全试图用暴力改朝换代，不成功。曾国藩、李鸿章试图给清朝续命，不成功。袁世凯试图和平过渡，不成功。孙中山试图推广三民主义，依然不成功。这一系列不成功，都付出巨大代价。每一次都是断头流血，白骨如山，血流成河。

到了共产党这里，用最彻底、最剧烈的方式和之前一刀两断。共产党改变了之前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否定了之前的文化。共产党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如此彻底而剧烈的转变，代价当然更大。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建立，此后的二十八年中，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一把手都未能在生前得到足够的荣耀。有人被处决（向忠发、瞿秋白），有人坐牢（陈独秀），有人被迫远在他乡（王明）。可见斗争之激烈。

与其问人和体现在那里，不如问，伟大民族挥刀砍向自身时，那个决定意义的人是谁。

以中华民族近代这个情况，不论是谁，只要能带领大家找到出路，必将名扬青史，被一部分人骂，被另外一部分人赞。事实上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的那些人，不论扮演什么角色，均一时之人杰，才华、气度、谋略、手腕均是上等。

当其他人最后感叹“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时候，唯有毛泽东挥笔写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的句子。他做到了。带领中共奋斗二十多年，挥动笔杆子、指挥枪杆子，经历建党、建军、建国这样一个过程，终于涅槃重生。在那个过程中，他的个性融入他的队伍。他是思维方式影响千万人。

毛泽东比之前的豪杰强在哪里？单论个体而论，洪秀全、袁世凯的政治主张落伍，曾国藩、李鸿章没有政治诉求，孙中山没有力量摆弄枪杆子。毛泽东没有明显缺陷。当然咯，诗词写得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强。但是如果说才华全面就是毛泽东胜利的秘密，忽悠中学生都未必管用。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

蒋介石、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这些人，他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态圈，都有某种程度的“革命”，在政治、军事、经济中大刀阔斧的“革命”。为何没有一个最后成功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动刀的范围很小，仅仅在精英阶层转来转去。即使推销“三民主义”一辈子的孙中山，一辈子都是在上层精英中浪费口水，认为他所讲的一切，下场老百姓听不懂、应该靠边站。也只有生命最后几个年头，实在没法，才想起联合农民和工人。搞了几年，效果还不错，结果又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拉回去了。

他们完全没有弄不明白，中国近代所以衰落，直接原因就是精英阶层衰落。

精英阶层衰落标志之一：和世界主流脱节。当世界大潮进入工业化时代，全球抢劫掠夺时，中国的精英们还在研究诗、书、礼、仪、易、春秋，还在专研琴棋书画，还在练习拍马屁的技巧和下轨的姿势，还认为女人裹小脚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别人抗战枪炮上门打劫，自己还幻想刀剑无敌。

精英阶层衰落标志之二：精英阶层所以和世界主流脱节，根源在于和下层人脱节。帝国建立之后，精英阶层一直奉行愚民政策。把老百姓当成绵羊，只想剪羊毛、吃羊肉、穿羊皮。当然他们很成功，两千年的时间，中国老百姓从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到清朝末年麻木的看着列强虐待精英阶层。造成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局面。

经过长时间的愚民政策之后，特别是明清两代长达五百年的僵硬的科举摧残之后，中国虽然是名义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华民族早期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已经抹灭，血性已经被压抑，实际上进入被抑制的状态。老百姓浑浑噩噩的活着，浑浑噩噩的死掉。精英阶层醉生梦死的活着，醉生梦死的死去，酒池肉林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还需要鸦片寻找刺激。

如此情况下，仅仅指望精英阶层梦醒，奋发图强，带领整个民族凤凰涅槃是不现实的。因为精英阶层的衰落的根源在于和基层失去联系。所以任何人局限于精英阶层内部闹革命都是瞎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茶壶里的风波，看着热闹，难以发挥决定性影响。想要带领整个民族重生，简直是天荒夜谈。

所以看到湘军、淮军在成功之后迅速腐化。曾国藩还算比较明智，急流勇退。李鸿章试图依靠淮军强撑大清帝国，结果在甲午战争之后沦为卖国贼，可悲可叹。袁世凯虽然屡屡挫败孙中山，但他的新建陆军更是到最后沦为各路军阀，祸害苍生，贻害无穷。孙中山努力一辈子，最终竟然被深为器重的陈炯明搞得很狼狈。根源就是紧靠精英阶层是不行的。

民族的力量在哪？在老百姓。就是那些衣衫褴褛、面部黝黑的路人甲。和平年代，他们是农民工、是工人，干着粗犷的劳力活，不被重视，一点也不显眼。有时候还因为衣衫不整，行为粗俗受到挪揄、调侃、甚至嘲弄。但不论是谁都不能否认，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基础。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依靠的不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所谓权贵，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粗人”。他们可以组成最强大的军队，可以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可以赢得最伟大的战役。他们或许形象不好看，但是他们足够坚韧，坚如磐石，韧性如野草。但是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精英阶层必须告诉他们真相：你们是这片大地的主人，你们是国家的主题，家园需要你们去保护。

传统世界的精英把他们当牛马，当贱民，蹂躏他们，愚弄他们，自然不要指望激化他们的力量。甚至连伟大的孙中山都不敢直接面对他们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他们真相，并且用实际行动实践几十年。

毛泽东的秘密只有两个字，阶级。他的革命策略就是围绕阶级展开。

毛泽东超越了精英阶层，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精英团队——和老百姓紧密相连的精英团队。所以他超越了之前的革命精英，取得最终的成功。

政治也好，军事也罢，到要看阶级力量。所谓革命，也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而已。所谓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谈阶级斗争之前，再回顾一点历史。

流血的往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断头流血。

头可能断在敌人手上，也可能断在自己人手上。血可能因为敌人而流，也可能因为自己人而流。因为敌人断头流血，这些都容易分析。因为自己人断头流血，常常比较隐晦。

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第四号人物，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就死在叛徒手中。可以想象当时那个环境下，清洗自身的队伍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说起。当初蒋介石决定反共、反苏，创建一个组织，叫反布尔什维克，中文书写为“AB团”。毛泽东创建根据地那会，AB团就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周围。蒋介石清党中的杀戮传染到根据地。

为了反渗透，根据地必须自我净化，也就是肃反。因为当时环境艰辛，各种方式既原始又粗野。肃反一样，很多人同志被自己人杀害。根据地内部派系复杂。有江西本土派，国际高端派，还有毛派，各有主张，相互看不顺眼。

反“AB团”，只是党内自我净化的一种方式而已。

出色的人物总是深谋远虑。谋略用在合适的地方，将取得巨大成功，用错地方，就会造成巨大失败。毛泽东在建设根据地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的战略眼光高于常人，忧患意识也高于常人。在他紧绷的神经中，总是考虑各种危机。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就忧患过了头。典型事件就是“富田事变”。红二十军反对毛泽东固然不对。但毛泽东的反应更激烈。他认为红二十军已经变质，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全部逮捕，大部分遭殃。之后红二十军番号取消，造成一个天大的冤案。好在他及时醒悟过来，没有制造更多的杀戮。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在党内算是温和派。国际派肃反更狠，排挤所能排挤的一切，反对所能反对的一切。夏曦在湘西就是典型代表。如果不是中央及时达到陕北，高岗、习仲勋等人就完了。这就是中共第一期自我净化。这些动作相当残酷。萧克回忆：“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如此这般，抓、打、枪毙。有时候，肃反就肃到自己头上。比方说李文林，原本是肃反领导，最后成了特务，相当于把自己杀了。

但是战争年代，组织自我净化是必须的。否则就等着被敌人渗透、被肢解吧。极端困境情况下，各种程序都没有，只有原始的方式。

党内净化有一个特点，从血型野蛮开始，逐渐相对温和。第二阶段就是整风运动。确切说，就是毛泽东主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现在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颇多。很多人蒙受不白之冤。从当时环境中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了。比起第一阶段肃反，要好很多，温和很多。至少以讲道理为主，不再那么野蛮了。

建国之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之后，建立了基本的条条框框，自我净化进入第三个阶段，更为温和。三反五反运动，比起之前的整风运动，讲道理更多。反右派扩大化，也不过是劳动改造一下，人身攻击的事情少了。如果国家就此走上正轨，法制逐渐健全。但是很不幸，大饥荒摧毁了一切。

日后的四清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本质上都是“组织自我净化”。

共产党起于危难之际，靠运动起家。一旦遇到难题或遭遇挫折，就要来一场自身净化。苏区时代如此，延安时代如此，建国之后也如此。毛泽东经历过党内所有阶段的“自我净化”，知晓那种伤害。为何还要发动阶级斗争？

革命也流血牺牲，主要是流敌人的血。阶级斗争也需要流血，把自己人当敌人，留的是自己人的血。为什么？

第三章 阶级斗争

阶级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按照传统标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按照近代标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按照生产链划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如此等等。

但是不管如何划分，都是把少数人和多数人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就要加剧社会斗争的激烈复杂程度。某种程度上说，阶级的划分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在非常时刻，非常有用。

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就是把国家多数人组织起来，推翻少数人，消灭一部分、改造一部分。所谓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翻身当家作主，就是这个意思。通俗直白一点说，你们那些锦衣玉食的精英已经不行了，靠边站，让我们这些大老粗来改造这个世界。

毛泽东的理论并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

毛泽东行为并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

毛泽东道出了真相，而且通过努力，建立起通往精英阶层和广大老百姓之间的桥梁。结果就是把精英阶层从醉生梦死的状态中拉出来，把处于朦朦胧胧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两者结合催生出巨大的能量。唯有如此，民族方能涅槃重生。所以毛泽东的革命成功了。

其过程非常残酷：各种战争延绵不绝，流血不断。

其结果非常明显：一八四零年以来，横行在中华大地上的外国士兵不见了。各种地主收租收粮的情况不见了。李鸿章那般的买办家族不见了。四大家族那样的买办家族不见了。新中国建立了，各种改造完成了，实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呢？就是个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双方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为了胜利，为了消灭对方，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你死我活嘛，大家都能理解。阶级斗争那一套非常有用。

然而建国之后，老外回家了。蒋介石和他的亲朋好友们去台湾了。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大家都成了新国家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力。需要考虑三件大事。

大事之一：大家肚子问题。毕竟大家都是活不下去了才去闹革命的。革命闹完，当然要搞生产了。所以大规模建设。建设需要分工，有人用身体，必须有人用头脑。按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又将有新的阶级出现。

大事之二：脑子问题。老百姓所以被愚弄几千年，归根结底是没有文化，脑子不够用。改变这一切，必须大力推广教育，让老百姓脑瓜子充实起来。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一系列权威，一系列大家。按照阶级斗争观点，他们也将遭殃。

大事之三：嘴巴问题。这个问题可大可小。从小的方面说，老百姓有说话权利，发牢骚的权力，骂政府的权力。大的方面说，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诉求如何解决。不同的嘴巴说出不同的问题。就会出现所谓左派、右派，甚至极端一点的“反动派”。按照阶级斗争观点，必须狠狠的去斗。

这些事都不是靠阶级斗争能解决的。如果这些问题都用阶级斗争的模式去解决，肯定是乱得厉害。也就是说，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在和平年代过时、或者说至少部分过时了。

因为阶级划体系里，只有阶级划分，如同刀切豆腐，非常僵硬。它缺少一块理论。缺少这一块，后面在分析。这里先看看阶级斗争本身。

试探

毛泽东是否清楚阶级斗争中蕴藏的巨大危险？非常清楚。因为他在阶级斗争中奋斗了一辈子，而且取得巨大成就。遗憾的是，遇到困难，他没有找到阶级斗争之外的办法解决。所以一开始，他试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

小四清名义上是找问题，实际过程免不了追究责任。这些前面已经描述过。按照毛泽东的那个搞法，相当于给基层洗刷责任。基层洗刷洗白了，中上层就黑了，中上层当然不愿意。所谓阶级斗争，注定要得罪一批人。

小四清运动，相当于一场官场内部的斗争，或者说党内斗争。规模不大，但相当激烈。不禁要问，既然大家合力扛下大饥荒的责任，那么干脆翻过一页，继续建设，搞什么局部阶级斗争嘛。何必要得罪自己带出来的同志们？反正毛泽东本人一把手，地位暂时不会动。

毛泽东对此很明白。所以才要去做。

大饥荒到来，意味着团队出了问题。若不是官吏团队出问题，“五风”根本就刮不起来，局面也就不会失控。如此情况下，即使要搞建设，也得先把问题查清。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三面红旗理论找不到明显漏洞的情况下，只能从干部身上找问题。即使掀起一场局部的阶级斗争也在所不惜。所以毛泽东明知道“小四清运动”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甩开袖子上阵，干了。反正他也不怕得罪人。他一辈子得罪很多人，国民党那边那么多，全得罪了，又怎么样？何况党内这些人还是他带出来的。既然出了问题，那就好好教育一番。谁不服？那就教育到他服气为止。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非常隐蔽，就是组织代谢问题。

每个人都需要吃喝拉撒，需要生存代谢，否则就会挂掉。组织也一样，也需要新人新血液，需要保持活力，否则就会慢慢僵化。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环境险恶，淘汰率很高，而且组织处于发展中，一直在壮大，新血液不断。

然而建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组织各个部分都固定下来，没有代谢，没有淘汰。当然建国之始，毛泽东也就五十多岁，绝大多数中高级领导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正值壮年成熟的时候，没必要考虑轮换退休的事。然而不论如何，组织都需要新陈代谢。

按照当时的组织模式，也没有退休概念，要新陈代谢，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党内斗争进行淘汰。比方说高岗被淘汰了，彭德怀被淘汰了，这样子。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组织的活力。实际上党内斗争一直就是传统，保证组织新陈代谢的传统。如果哪天没有斗争了，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实现共产主义了，要么就是共产党失去活力了。

别人不用考虑组织是否僵化的事，但毛泽东必须考虑，因为他是领袖，一把手。但是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说出来会伤很多人的心，会挫伤很多人的积极性。

处于这样的理由，毛泽东开始搞初级版本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自认为能成功。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成功。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没有人愿意当他的对手。当蒋介石和他的小伙伴们去台湾之后，毛泽东已经没有对手。如今教育一下党内同志有何难？

然而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不仅没能成功，而且撞上了铜墙铁壁，自己给反弹回来。

毛泽东定神一看，那堵墙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一睹人墙。他们正是他想要教育的同志们。站在正中央的就是自己曾经的头号粉丝、战友、同志、接班人刘少奇。

当刘少奇打着调整经济的旗号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刘少奇把毛泽东初级版本的阶级斗争（小四清运动）升级为终极版本（大四清运动，相当于把大饥荒责任导向基层，给官吏阶层洗刷责任）之后，行政系统的同志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团结在刘少奇的周围。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摆脱核威胁之后，外部压力变小，内部政治斗争温度迅速升高。

这是什么情况？毛泽东打了一个寒颤。毛泽东愤怒了，他认为刘少奇在搞修正主义，正在中国重复赫鲁晓夫的故事。邓小平让毛泽东开会不要去了，毛泽东拿着宪法闯入会场。某次开会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铜墙铁壁

各种记载中，毛泽东都是一言九鼎。当他迈向神坛时，据说一句话顶一万句话。怎么会遇到铜墙铁壁？还有解决不了的关系网？听起来不可思议，确实如此。

历史根源：任何官场的存在，都有历史根源。特别是中国这样拥有绵长历史的国度。传统世界，理论上地位最高的那个人是皇帝，理论上有着无尽的权柄。然而皇帝和官僚的斗争从没停止过。皇帝一方面需要官吏帮助他们管理国家，但皇帝也需要管理官吏。皇帝管理官吏的手法各不相同，结果也是各不相同。以明朝为例，朱元璋为治理腐败问题，从不吝啬屠刀。在他的龙椅下面，有着所以万计的官吏脑袋。崇祯杀人虽然比不上朱元璋，但也从不吝啬，从魏忠贤杀到袁崇焕。然而朱元璋杀人，很好的控制了官场。崇祯杀人，到最后留下一句“文人皆该杀”而上吊了。朱元璋杀人，并没能阻挡官场贪污腐败。明朝虽然忘了，官场尚在，不过是由明朝变成清朝，贪污腐败，涛声依旧。

其实帝国官场上每一个人都是读圣贤书出身，都曾满腔热血为天下苍生干点事。然而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进去了，别想清白。皇帝一任接一任，皇帝没了，官场还在。官场上那些事，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更改。君不见如今的贪污腐败么。他们是一道无形的网，阻挡着每一位最高领导前进的脚步。对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实根源：大饥荒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整个集团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不追究，就变成每个人都没有责任。如果试图追究，那么谁也不愿意轻易承担责任。因为承担那个不仅意味着个人前途，还可能臭名远扬，一直臭到青史上。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推行小四清运动，相当于告诉这世界，某个阶层要为大饥荒负责。谁愿意去负责？没人。即使是毛泽东，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军方主要缔造者，即使是国家主要缔造者和负责人，也不能让官吏阶层心服。所以当刘少奇发动大四清运动，把责任引向基层，大家理所当然的支持刘少奇。甚至不需要考虑什么。

大家不知道站在领袖对立面的下场么？当然知道。因为他们就是跟着领袖打江山的。那么为何如此这般选择？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埋藏在党内。

党内根源：共产党诞生于乱世。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充满各种斗争，激烈异常。共产党斗争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每一次出现政策失败，就要更换领导班子，领袖就要下岗。陈独秀可以说是中共缔造者。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陈独秀应对不力，共产党损失惨重，陈独秀灰溜溜的下岗，晚景凄凉。瞿秋白上任后左倾，很快下岗失业，并且因为没有参加长征而死于非命。博古因为左倾葬送了根据地，下岗失业。王明因为追随莫斯科太紧，最后被迫远在他乡。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大饥荒是建国之后最大的失误，是不是也要有人下岗？当时的领袖是毛泽东。要毛泽东为大饥荒负责，要他下岗失业？他干么？当然不干。

这些问题没有人分析过。但是从邓小平和罗瑞卿的选择中，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一九六五年一月四号，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公开的情况下，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人气直追毛泽东。当时甚至流行，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如果当时开会选党内一把手，刘少奇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在红旗下面搞修正路线，比赫鲁晓夫还可恶。赫鲁晓夫虽然向斯大林泼脏水，却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制定的基本政策。刘少奇明目张胆搞修正了。

毛泽东从愤怒而冷静。他已经决定把阶级斗争升级到最高层次。

但是在全面部署之前，毛泽东还需要活动一下筋骨，大干一场。于是他去了一个地方，一个他本人战斗过的地方，堪称他的龙兴之地，堪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龙兴之地，堪称整个新国家的龙兴之地，就是井冈山。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份，毛泽东七十三岁。三十八年之前，整个共产党迷茫之际，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三十五岁的毛泽东带着一批残兵败将去了那里，从荒山野岭起步，打下一片大好江山。

感慨之余，填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典型的毛泽东风格。从整个词的气质看，他已经准备好了，下定决心。一草一木都如此熟悉，一切仿佛在昨天。而我已经老了。人老心不老。我鬓虽白，我心未死。我依然可以再次启航，再一次和风浪博斗。对不起了，昔日战友们，我们如今是敌人。

就在相同的时间，江青正在北京和彭真纠缠，占不到优势的情况下到上海找救兵。彭真的老对头，上海一把手柯庆施热情的招待江青，并且把张春桥介绍给她。张春桥又把姚文元牵扯进来。如此一来，柯庆施虽然早早离世，江青的班底就此建立。他们一起炮制出一篇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杀伤力最强的文章。

就在相同的时间，刘少奇也在干活，忙着去东南亚访问，险些遇险；国内忙着负责国内各项建设：告诫各部门基本建设战线不要过长，要抓批发机构，解决能源问题等等。

站在一九六五年看，局势对刘少奇很有利。周恩来配合他的工作。邓小平紧紧跟随他。整个行政系统基本上站在他周围，展开各种各样的工作。军方虽然林彪还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但并不过问具体的事。军委的活实际上由贺龙和罗瑞卿在干，他们至少不会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此外，宣传部长陆定一，立场倾向于刘少奇。彭真不仅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兼任北京市长，而且以“文化革命无人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掌控文化领域。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正因如此，姚文元的大作没法发表。即使勉强发表，也没人转载，险些夭折。

然而很快，看似占据优势的刘少奇全面失败，没过多久，整个行政系统全面瓦解，所有和刘少奇有关的人遭遇非常狼狈。因为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全面升级。

升级

小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只是想整顿干部问题。通过大四清运动之后，毛泽东明白现在已经不是干部问题，而是路线问题了。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用路线的方式解决。

所谓路线问题，也要通过斗争解决。所谓斗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武的一手，前面已经说了，拿下罗瑞卿，斩断刘少奇和军方的连线，把刘少奇的力量完全限制在行政系统。毛泽东就立于不败之地。

文的一手：从文艺界入手，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联手制造的那根棍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放出来，横扫文艺界。刘少奇的应对策略，一开始是各大报纸不转载，试图让它自生自灭。后来压力大，没办法，各大媒体只好转载。刘少奇的第二步，让彭真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制造一个纲领文件，史称《二月提纲》，试图把风暴限制在学术研讨领域。但是这一招失败了。因为江青在上海的部队召开座谈会：她表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同时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江青何德何能，可以到军队大放阙词？因为林彪支持她。林彪虽然平时不管事，但他还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更致命的是，他的威望摆在那里。

是否要打倒彭真，决策权还在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针表态：“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同时指出：“阶级斗争是‘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彭真就此倒下。

宣传部自然也不能幸免。它成了毛泽东眼中的“阎王殿”。既然如此，那就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就此倒下。加上稍后被批判的罗瑞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反革命团体”四位主角（杨尚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全部到齐。

四个人之中，杨尚昆最早被免职，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之后的第一个牺牲品。

杨尚昆，生于一九零七年，四川人。按照纯粹的左派思维，杨尚昆的身上有太多需要批判的东西。年轻时，他在莫斯科留学，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铁杆粉丝，进入苏区之后的身份是毛泽东政敌，通过一番磨练才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杨尚昆和彭德怀关系很铁，担任过红三军团政委，和彭德怀一起筹划过百团大战。庐山会议时，杨尚昆随大流批判过彭德怀，但并不洗清他和彭德怀的关系。

当然这些并不是杨尚昆挨批的理由。成为文革第一个牺牲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他和刘少奇走很近。抗战期间，杨尚昆就和刘少奇接触了，建国之后，越来越密切。不仅如此，还明里暗里说过不少对毛泽东不太客气的话。根据日后批判资料记载：一九五九年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评价毛泽东“请他出个政策可以，要请他造个計算机那就不行了”。一九六零年的另一次会议上，杨尚昆更直白：“有人讲一个毛泽东，一个赫魯晓夫，他两个人不下台，事情是搞不好的，总而言之，下台了，可能搞好。”林彪在军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杨尚昆表示：“現在他们军队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馬列主义的頂峯。我正在考虑，不恰当，讲顶峰就沒有发展了。”这些材料不一定全部真实，但只是可以旁证，杨尚昆和刘少奇一路。

第二个原因跟致命：位置。和刘少奇一路的多了，为何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就因为他的位置。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看看所谓反革命集团，彭真是刘少奇主要臂膀之一、负责文化领域，陆定一管宣传，罗瑞卿是参谋长，枪杆子和笔杆子都配齐了。然而这些并不够，除了枪和笔，还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就是情报。杨尚昆，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情报中枢之一。

那个位置有多重要呢？只要知道接替杨尚昆的那个人叫汪东兴就行了。

评：文化大革命从汪东兴取代杨尚昆开始，阶级斗争也从原来的党内较量全面升级。

第四章 梦想和缺陷

巅峰

“彭、罗、陆、扬反革命集团”尘埃落定，刘少奇和邓小平如同跳到岸上的鱼，只能沦为鱼肉的份。他们失去了最得力的臂膀、失去了军方支援的可能、失去了文艺界、失去了宣传部、失去了情报系统。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工作组能平息各大高校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当然，那是幻想。

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后的一年，中央政治局印发了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随后林彪念了他亲自撰写的《政变经》。那是一篇奇文，除了文采有所欠缺之外，如果出自古人之手，必然是一篇经典。同时它的杀气也极为罕见，让习惯大手笔的毛泽东都倒抽一口气。林彪的表态，意味着军方整合完毕，完全站在毛泽东身后。接下来，周恩来谈“晚节”问题，半边行政系统倒向毛泽东。

刘少奇只能等待最后时刻到来。连他自己都想不通，失败怎么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就在前不久，他还占据有利地位。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不是刘少奇不出声。论组织能力，政治谋略，刘少奇也是响当当的角色。然而很遗憾，他的对手是毛泽东，历史上政治、军事手腕排得上号的大家，一个不论顺境或逆境都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人。

胜利在握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刻动手。毛泽东所以的毛泽东，与众不同的特质之一，就是遇到重大的事非常冷静，越是大事越冷静。解放战争，他冷静思索了很久。抗美援朝，冷静思索了很久。两弹项目上马，他冷静思索了很久。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五年五月份下定决心，也算是筹划很久，但是他还是要仔细想一想。

六月十八号，毛泽东回到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那个少年时代幻想外部世界的地方，仔细思考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整整十一天时间，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在静静思考。虽然布局已经完毕，箭在弦上，但他还是要仔细想一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他在想什么呢？答案是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刘少奇，而是林彪。这是后话。

六月二十八号，毛泽东离开滴水洞，去了武汉。毛泽东再一次游长江，接待各个方面的人，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七月下旬回到北京，一系列组合拳。

组合拳第一招：把刘少奇狠批一顿，说他派遣工作小组去高校是阻碍革命。刘少奇认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了。

组合拳第二招：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大会原计划时间是八月一号到五号。但是开到四号，毛泽东亮出了他的主张，措辞相当激烈。五号那天，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毛泽东亮出了他的匕首。

组合拳第三招：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政治局，刘少奇从接班人位置下来，林彪走上去。

组合拳致命一招：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中共历史上杀伤力最大的一张大字报诞生。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就是一张战书。是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作对？是谁行左实右？答案不言自明，只能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炮打刘少奇和邓小平。如果从狭隘的权谋斗争了解，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当时毛泽东已经布局完毕，刘少奇和邓小平不过是死老虎。在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尚不能威胁到毛泽东。如今已经是板上鱼肉，还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如果仅仅需要解决两个人，有很多种方式。没必要，套上“资产阶级”。事实上，从日后给刘少奇定制的帽子看，完全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这张大字报，真实目的是要清算一种路线，一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回过头看，只是笼统说文革破坏很大。然后一系列具体事例。至于原因，分析得很少。原因无非两点：理论缺陷和实践缺陷。

先看理论缺陷

文化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所谓理论缺陷，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缺陷。前面说过，阶级斗争理论过于僵化，一刀切。用这个方式指导革命战争是有效的，指导经济建设就不够。

这世界存在的万事万物，虽然未必全部合理，但都有自己的道理。所有一刀切，都是强力所为，于事无补。看看经典的阶级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按照阶级斗争的原则，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需要被改造、被专政、最后被消灭。按照马列主义，站在宏观大历史的角度看，如此说法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落实到现实中，资本家应该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改造？被专政？被消灭？没有答案。

但是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实现时，资本家就没了。在此之前呢？有哪个社会形态不需要资本家？没有。当然咯，当时一切都想创新，别国没有成功，不代表中国不能成功。制度是新的嘛。实践证明，那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所谓共产主义，第一步必须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建设，谈不上物质极大丰富。做实体企业的资本家，他们是工业化浪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不要打击，还应该扶持。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政府的不足。任何社会都是如此。

但也不要认定所有资本家都需要支持，比方说那些投机者，那些金融蛀虫，就需要去打压。对他们个别人的仁慈，就是对多数人的残忍。从他们的行为看，即使拉出去批斗，也没有啥不可以。但这些只是局部因素，并不是资本家整体。

既然要工业化建设，就要资本积累，必然有一部分人转变为资本家。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原本就力量薄弱。而且在战争年代，大多数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和新政权不仅存在敌对关系，还有历史旧账。关系异常复杂。遗憾的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有缺陷。

缺陷之一：毛泽东思想中，有打倒资本家部分，却没有培养自己资本家的部分。想要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还没有那个社会模式能证明，没有资本家可以搞成功。苏联那一套完全计划经济，到最后还是僵化了。中国完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起步晚，成绩和苏联没法比。因为大跃进的因素，撞墙时间却比苏联早。

缺陷之二：毛泽东思想中，有打倒权威部分，没有培养自己权威部分。动乱年代，所谓权威水分很大。而且每一个权威身上都有这样那样见不得光的部分。要清算，美国人都跑不掉。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清算一部分人立威，是可以理解的。关键的问题，要培养自己各个领域内的权威。要发展么，总需要领头羊。然而很遗憾，就算自己人，政治斗争中也逃不掉被批斗的命运。

缺陷之三：毛泽东思想中，有均分财富的部分，缺少个人致富的部分。土地改革，固然保障了每个人的生存。但是大锅饭和人性是违背的。在社会财富没能满足所有人欲望之前，必须给私人致富留下一条缝隙。

因为这些缺陷没能解决，所以造成很大问题。这一块直到后来邓小平理论中方才补全。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权威，允许新的资产阶级诞生。

然而遗憾的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又矫枉过正，对资本家和各类大大小小的权威过于纵容，造成如今很多负面因素，造成贫富差距。时至今日，精英阶层和广大百姓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各类“专家”为各种利益，以各种方式拼命忽悠老百姓，没有底线，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愚民”。这是一种倒退。问题不解决，会进一步加剧精英阶层和老百姓的裂痕，社会活力丧失。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度”。事实上不论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应该增加一个属于资本家的篇章，把责任和义务划分明白就行。既然社会发展需要工业化，既然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既然至少部分资本积累需要资本家，那么为何还要藏着掖着呢？把一切讲明白，就可以扶持对工业化进程有利的资本家，也可以名正言顺打击对工业化进程不利的资本家（如金融蛀虫）。

再看实践缺陷

文化大革命名义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何破坏多、建设少？理论缺陷固然是根源。然而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理论。实践上的缺陷才是直接破坏。

实践缺陷在何处？仅仅是红卫兵打、砸、抢么？仅仅是无休止的批斗会么？仅仅是文革名义下的武斗么？当然不是。

为何学生和工人可以去批斗元帅、市长、国企高官、甚至是顶级科学家？没人管呗。换成别的时代，不要说批斗，就是想见一面都困难。如今工人有多少机会见到市长？连看一眼企业大领导都不容易吧。仔细想一想，这些表面暴力原本是可以禁止的。如果警察出动，那些事都不会发生。如果警察不够用，还有军队。学生也好，工人也罢，投机倒把者也罢，都不可能和国军机器对抗。

然而国家机器掌控在林彪名下。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林彪选择不作为。对国家机器而言，面对混乱不作为，实际上就是另一种破坏。换句话说，毛泽东利用林彪控制国家机器，再发动群众砸碎整个行政系统。当群众实践不力时，军人直接参与。直接说，就是以军方为后盾，砸碎新政系统。通俗说，用武打文。

世界主流进程是文官治国。任何成熟的国度，都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集团。所以一旦战争停止，军人总是受到抑制。这个道理毛泽东懂，所以建国之后第一个十年，他选择强撑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强撑文官治国。因为高层里面，只有刘少奇基本没有军方背景。所以他舍弃了高岗和彭德怀，并且雪藏林彪。直到彭德怀被批判，才把林彪放出来取而代之。林彪复出之初，基本上也是挂职不干事，类似闲人。

当然咯，行政集团内潜伏着各种站着茅坑拉屎不停的腐化分子和各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僚分子。这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考虑不够。如果考虑足够，就应该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制定制度约束之。直到大饥荒之后，毛泽东才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想通过局部阶级斗争（小四清）解决问题。失败之后，才升级为文化大革命。

但是这样一来，从政治格局上说，相当于拿林彪顶替刘少奇。刘少奇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至少可以完成本职工作。林彪在战场上那是从不含糊，但是政治才能，别的不说，就身体能支持各种会议么？而且林彪的团队里清一色的军方将领。让一个军事班子去治国，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先例。

这就是文革实践缺陷：用军人解决政治家，造成乱象不可收拾。

评：军方力量砸碎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难题之七：最后的难题

小序：一首不合规矩的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既不优美、也不犀利，甚至连毛泽东诗词中最基本的特性，豪情和气魄，都失去了；却堪称史上最奇特的诗词（之一）。从来没有另外一首诗词如此这般把“大雅”和“大俗”结合在一起。

最前面两小段，寥寥二十几个字，就勾勒出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大雅。

中间两小段，用更少的文字，描述出人世间的俗。

然后又是雅，又是俗。最后一段，戾气太盛。自古以来，把“不须放屁”这类句子写入诗词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一首词能承载的范畴。为了内容，连韵律都不太在乎了。

这首词作于一九六五年秋天，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之后。十年之后，油灯燃尽的毛泽东如此自我评价：“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两件事：战胜了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一章 两件事

在细化一下，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代表无产阶级。毛泽东战胜蒋介石，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弄明白，毛泽东为何可以战胜蒋介石。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可谓汗牛充栋。区分一下，大概如下几个版本。

初级版本：毛泽东英明神武，蒋介石烂泥扶不上墙。驳，如果蒋介石如此之烂，那毛泽东赢了这样一个对手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中级版本：毛泽东军事水平出神入化，毛泽东政治手腕无人能敌。蒋介石虽然也很不错，但是各方面比不上毛泽东。驳，蒋介石东征北伐那会也是英明神武。

高级版本：毛泽东的团队胜过蒋介石的团队。毛泽东在军事上有一批战斗力超强的将帅。蒋介石始终没能完成军事上统一。毛泽东在党内有刘少奇为助手。蒋介石在党内绊脚石很多。毛泽东有周恩来为执行者。蒋介石缺少一个周恩来这样的人。驳，国军内部，不缺能征善战之将，步伐谋略超群之人。蒋介石为何没能组建一个高效团队？

精简版：得民心者得天下。驳：何为民心？如何得到民心？

所有这些答案很简单，一个字，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毛泽东胜过蒋介石，就是因为他比蒋介石给大多数人更大的利益。蒋介石给精英利益。毛泽东给多数人利益。一穷二白之际，毛泽东把全国土地分给老百姓，那是全国所有的利益。因为有了老百姓，就有了民心。有了民心也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兵源，有了战斗力的队伍。有了优质兵员，也就磨练出战斗力超强的统帅。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给多数人带来了利益。

那么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如何解释？它纵然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就是它的爆发曾经得到举国上下一致认可，上至中央政治局，下到平头老百姓，包括绝大多数官吏和科学家在内都曾认可过，相信过，参与过。

论不同层次不同难题

人生而平等，但出生之后就要面对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每个人的一生，都要面对这样那样的难题。不同的人，难题不同。同一个人的不同层次，难题不同。

这世界有许多人，浑浑噩噩一辈子就过去了，或者说有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也不知道干些什么。直到人生终了也不知道要干啥或在干啥，找不到人生定位。毛泽东不同，他很小就立志干一番事业。从诗词文章中间，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能找到人生目标，终究是少数派。少数人之中，能为目标奋斗到底的是少数中的少数。毕竟要长时间坚持干一件事并不容易。单凭勇气和恒心这两项，就足以难倒很多人。毛泽东重来不含糊。他的言行一致。一九二零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工人运动高峰之际转而研究农民问题。一九二七年，共产党低谷之际拉开大旗上井冈山。即使身临险境，即使亲朋遭难，即使遭遇排挤，也从不妥协，从不气馁。

少数派中的少数人为理想奋斗到底，也不见得能成功。大家都想成功，但真正的成功者非常少。想一想现实生活，各个层面都有竞争。政治斗争更为残酷。因为政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走上统治者地位。想要从激烈的竞争中生出，除了实力，还需要运气。毛泽东的实力自然不需多说，幸运也不错，多少次面临险境，终于转危为安。

经过数十年的博斗，终于成为领袖人物。他很幸运，找到人生奋斗方向，不断胜利；但是又很不幸，解决一个难题，总会面临更大的难题。他孤身一人，奋起搏斗，为了理想。起初阻力来自党内，国际派各位理论家如王明、博古等人，本土派精英如张国焘，毛泽东费劲心思，终于战而胜之，确立党内地位。

更大挑战当然是党外，来自蒋介石和蒋介石的伙伴们。经过二十八年的反复纠缠，除了无尽的战场厮杀、谈判桌勾心斗角，还夹杂苏美日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尽千辛完苦终于赢得胜利。面临更大的挑战，工业化挑战。

由于近代落后太多，基础太弱，和国外差距又大，想要独自完成工业化进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毛泽东依然没有退缩。在他自以为创造奇迹的时候，历史老人一盆冷水泼来，大饥荒出现。毛泽东震惊了。他发现原原本直到信任的队伍不再值得信任。他想整顿队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然而整顿没结束，他又发现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那个难题，已经超出了个人能力掌控的极限。

——意识形态，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个难题。

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一段是阶级斗争的延续，后一段是意识形态置入。分界点，就是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之前，文化大革命按照阶级斗争的轨道进行；之后就变成意识形态的置入（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

分析这个之前，先看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第二章 论民主

抗战胜利之后，历史按钮再一次出现在国人眼前。除国共两党之外，各民主党派也有自己的主张，其睿智之士也在思考国家前途问题。一九四五年七月四号，重庆谈判前夕。国统区的民主党派精英们组团去延安参观，实际上也就是摸摸共产党的想法，拉拉关系。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了他们。黄培炎就是其中之一。

黄培炎生于清末，中过举人，曾因言获罪，开办过各种学校，终于成为一个有名的教育家。他有一个学生叫徐特立。毛泽东有一位老师，也是徐特立。安江湖辈分。毛泽东应该称呼黄培炎一声师祖。当然黄培炎可不是卖弄老资格的。他关心的是未来。为何要关心未来呢？因为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一生中，看见过甲午战争，见识过戊戌变法，追随过孙中山，经历各届北洋政府，但均看不见未来。在人生最后关头，似乎看见未来曙光。

六十八岁的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王朝周期律，历史的死角。黄培炎拿这个问题考验毛泽东，也就是探寻中国未来。

五十三岁的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是啊，民主，这是一个兼具霸气和时尚的词。论霸气：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它。论时尚，所有人都会把它挂在嘴边。翻遍词典，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如此这般的词。

——它如此高贵，智者难以参透，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如同仙女下凡。

——它如此低贱，阿猫阿狗都能对它指手画脚，蹂躏它，不如卖身妓女。

高贵也好，低贱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世界的作用。现实意义无非三层。

那么何为民主？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老百姓做主。

如果老百姓只有一个人，那很简单，一切围绕那个人转就可以了。给他最好的房子、给他最好的美味。那人可以忘乎所以，可以随心所欲。

如果有两个人，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对另一个人视而不见。为了所谓民主，每个人都要牺牲一部分。如果是十个人，牺牲更多。

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通常非常复杂，有农民，有工人，有商人，有学生，有士兵，还有三教九流等各个阶层。每个人都想当主人。那么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这么多人，谁做主？也就是说，谁的民主。

按照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多数人就是工人和农民。这一条在建国时就写在《宪法》里：中国是以工人主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宪法》同时规定，国家性质是民主专政。说穿了，也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这些都写在教科书上的。与此同时，还有诸如，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些写的都非常好，让国人可以理解一些本质问题，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出来。

民主专政听起来不错。然而任何听起来不错的政策都需要人执行。当初基督的天国听起来也很有魅力。然而经过教会折腾一通，就不合时宜。儒家总结出的家天下那一套听起来也很有魅力，最后还是陷入死角。民主专政也有死角，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名义上集体领导，实际上一把手负责。集权导致两个结果，腐败和责任。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责任。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事情干不好，可以从上到下找到一把手负责人。有利于把有限资源集中到关键地方。也就是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方式在战争年代非常有用。正是依靠这一招，山沟里出来的共产党，战胜了看似强大的国民党。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在于：掌控大权的一把手也因为失去下层监督而导致腐败。所谓腐败，不仅仅指拉关系或谈钱。这些只是大家直观上理解的狭义腐败。概括总结为两大类。

站着茅坑不拉屎：消极不办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原本一次能办成的事，偏要让主人跑好多趟，也未必能办成。为了表达自己为主人服务之辛苦，常常拉下一张老脸，上面写满雨雪风霜，博得主人同情，私下里给点红包啥的。

站着茅坑尽拉屎：爱折腾类型。本着为主人服务的原则，没事也要找事。找不出事，就鸡蛋里挑骨头。狠命的挑。如果实在挑不出骨头，那就把骨头放进鸡蛋里，再重新挑出来。或者干脆鸡蛋壳打碎，让鸡蛋流到沙土中，想挑啥就挑啥。

拉屎和不拉屎的交替中，产生了物理化学反应。结果就是，捣鼓出五阵风，共产风、浮夸风等等。它们轻轻一吹，带来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进入死亡方程式。

如今历届政府的各种反腐败，实际上都是努力消除这个负面效应。就毛泽东而言，他必须竭尽全力维持这个基础。只要这个基础还在，一切就不是问题。如果这个政策偏离这个基础，才是问题。

谈谈分权

既然集权带来如此灾难，为何不采用分权？

原因如下。集权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战争年代，就是靠集权赢得一切。不可能因为夺权成功就改变成功模式。这是党内历史因素。放在大历史角度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集权国家。凡是无法集权时代，那都是民不聊生，战火连绵的时代。

尝试分权的也不是没有，孙中山试图把美国那一套照搬过来，结果当然是非常不理想。国民党闹腾几十年，一直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活生生反面典型。共产党不可能选择被国民党证明的不成功的模式。

站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看，分权最成功的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嘛。谁也不能忽视它。毛泽东当然也不会。一九四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多次表态要民主，并作为重庆谈判的目的。

如果没有后来的国共内战，中国应该是联合政府，多党执政。然而双方还是打了起来。一旦打起来，不论何方胜利，只能是一党执政。共产党胜利了，好歹还搞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开国大，关门自己开。话说回来，当时的美国虽然强大，民主程度和如今相差甚远。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美国还在执行民主隔离政策，就是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分开，种族歧视相当严重。这些有啥好学的？没有。六十年代，毛泽东决定发动阶级斗争那会，美国人除了苏美竞争，世俗生活中流行性解放。玛丽莲·梦露的短裙被风吹起来的照片成了潮流。嬉皮士，毒品，枪支充斥大街小巷。怎么看，都不值得借鉴推崇。

然而这个世界上，号称民主的国家并非美国一家。比方说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地理位置很好，土地也够肥，人口基数也够。然而印度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强大起来，反而一直是各种混乱，腐败程度比中国严重。

再看一下其他民主国家，如果不是美国的盟国，就没有好日子过，花样百出的“民主革命”一阵接一阵。政令不通，老百姓要忍受各种纷乱，各种创伤。即使民选政府，也常常成为被革命对象。何解？答案是民主也需要前提：国家统一，政令畅通。

——要保证政令畅通，仅仅靠政治分权无法达到目的。

——不论任何地方，纯粹为了分权而分权的结果只能说动乱。就国家而言，没了政令畅通的前提，也就没了民主的基础。

那么美国为何可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简单：美国只是表面政治分权，事实上集权。它的集权是资本集权。通过资本操控政治的方式集权。

纵观人类历史，所有强大国家都靠集权。要么军事集权（军国主义），要么政治集权（社会主义），要么资本集权（资本主义）。这个已经不需要论证。任何一部公正的史书都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论点。

——所有强国兴起的过程，都是在集权下兴起。

——所有富国富裕的过程，都是在集权下富裕。

——任何无法实现集权的国家，要么混乱，要么寄人篱下。

那么回到中国。军是集权显然行不通。因为它需要向往扩张掠夺。苏美夹缝中，中国没有那么干的资本。资本集权更是瞎扯。资本家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江。指望他们操控政治，那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操控政治，就不会有那数十年的战争。

中国要集权，只能靠政治。一八四零年之后，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实现政治集权，奠定中国再次复兴之根基。这个正式毛泽东的历史价值所在。然而这个模式中必须解决腐败问题。那么剩下的唯一招数就是共产党起家本钱，政治运动了。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民主，要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必须在政令统一的前提之下（否则就失去了民主的基础），结合政治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为何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只干两件事？因为他确实只干两件事。战胜蒋介石，实际上不是战胜蒋介石，而是把利益分给国人。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把官吏的行政权分给农民、工人、学生，把各种专家、学者、权威的威信分给农民、工人、学生。除了军方系统，能分的东西都分了。

然而权力这东西，不是什么人都能用。拿到权力的工人和学生并没有珍惜，反过来挥霍浪费。他们竟然相信刘少奇是叛徒，竟然相信彭德怀里通外国，竟然相信赵九章等人是反动权威，竟然要把老舍改造得更接地气。对当代人抄家、批斗也就算了，他们还要批判死去的那些人，挖墓穴，砸文物，破坏程度难以描述。

那些事，毛泽东知不知道？知道。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说为啥不让运动早一点结束？

第三章 属于毛泽东的文革

谈一个实事

公认的看法，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决定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毛泽东在井冈山想什么？不需要猜测。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这些话听起来相当空洞。只要回忆一下，就知道其分量。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共产党一把手中，就有向忠发、瞿秋白。中高级干部死伤比例相当高，如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广州起义的张太雷、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新四军政委项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等。基层干部士兵更多了，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人。再看团队，湘江之战八万红军将士，只剩下不到三万人；塔山狙击战中的东北野战军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二十多人；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三十八军，上甘岭战役上的十二军，均是血肉铸就钢铁长城。仅仅毛泽东一家，就有六位烈士。

这些还只是和毛泽东切身经历相关的。如果延伸一下，看看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种族再一次崛起死掉的那些人，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死定海的葛云飞，比如甲午战争中沉入海底的邓世昌，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些人都是英雄。

这些人这些事和普通人或许很远，但是和毛泽东很近。因为毛泽东是历史的焦点。所有历史事件都将反射到他身上，留下印记。若非如此，他就不再是毛泽东。

那么看看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周恩来亲自撰写。正面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些东西的厚重程度，别人或许感觉不到。但是在毛泽东那个位置上，他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党和国家的象征，守护者。所以他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毛泽东当时已经七十三岁，已经是高龄老人。为何还要压上一世英名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回答：“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些并不是空话。毛泽东一生一贯如此。韶山冲当农民时，就是如此。当初国共合作，毛泽东的级别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如果只想过日子，跟着国民党走，一个月也有一百多块大洋。加上写得一手好文章，再混几个专家、学者头衔，收入更多，日子可以很滋润。但是他选择了扎根农村、选择秋收起义。为了那理想，出生入死几十年，奋斗一辈子，亲友损失很多，依然不动摇。因为所有顶级政治家、领袖级人物，都是要代表大多数人。他们都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为多数人奋斗。

再联系实际看一看，以医疗为例。医疗关系到每个人，看看实际情况。

新中国之前，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除了战乱，就是没有医疗。缺乏医疗基础，伤风感冒都可能丧命。但医疗体系不是一朝一夕能搞起来的。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很大。建国之后，人口飞速增长，加上权力工业建设，医疗更难跟上。

有限的医疗资源，城市都无法覆盖，农村更苦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号，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去上海开了一次会。并不是党政会议，而是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就是上海的一些医院派医生到农村巡视，传授一些简单的医疗方法，回到上海之后做总结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毛泽东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这些话说得既霸道又现实。

说现实，那是因为中国当时情况就是如此。虽然建国十多年，但农村依然贫穷。农民为工业化建设牺牲太多。医疗啥的，根本就无法覆盖到农村。说霸道，那是把有限的资源强力打散，试图扩大覆盖面。客观说，如此做法对农民有好处，但是限制了医生的发展。毕竟在城市前途大于农村。那便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开端。

其实毛泽东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井冈山情结。那时候大家一起吃苦，一起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一起为了伟大的理想而奋斗。红军医院最初设在茅坪，后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当时药比较少，几片阿司匹林都是宝贝。当时在同等条件下，老百姓可以先看病，其次是战士，最后才是干部。战士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好比朝鲜战争航道里谦让苹果，感人至深。那样才是理想状况，党员干部才够得上“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才像公仆的样子。

那个小地方，作为一个影响历史的巨人龙兴之地，作为一个改变历史政党的龙兴之地，自然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和象征。所以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人在重大行动决策之前，基本上都回去转一圈。对毛泽东来说，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一旦遇到阻力（如迫使中央政治局放权的“二月逆流”时，表态考虑回井冈山打游击，所有反对者都不吭声了）。

随着地盘扩大，情况越来越复杂，逐渐脱离了掌控范围。到了延安，各种类型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多了起来。建国之后，那就不用说了，政治上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本都是在国民党那边混饭吃，转过头向共产党要吃的了。上百万的军队再次离开蒋介石，投奔到共产党队伍中来。要解决这些并不容易。

看看这样一个变化：井冈山时代，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同志们亲切的喊着“老毛”。延安时代，男女老少都能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同志们大多数改口喊“主席”。建国之后的毛泽东，老百姓非但难以见到毛泽东，就连中级官员也难得一见，已经没有人再敢“老毛”。越到后期，毛泽东显得越神秘，大家开口闭口都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

——这个过程通常被解读为毛泽东登上神坛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权力固化。

所谓权力固化，通俗意义上讲，就是权力一直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上，久而久之，形成官僚作风。这样组织新陈代谢就出了麻烦。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权力固化过程，就是组织僵化过程。这是毛泽东拉开阶级斗争大幕的出发点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分权的出发点之一。

魔力

事到如今，领导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都更换好几代。然而已经结束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存在，让很多人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骂了又骂。这样的情况，未来还要持续很久。因为那十年出现很多悲剧、很多荒唐事。

前面已经描述很多悲剧，比如刘少奇、贺龙、陶铸、许光达等党政军精英含冤而死，比如老舍、赵九章等真正的社会精英含冤自杀，比如姚桐斌、张霖之等人被打死，还有陶勇等人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些都是悲剧。

更大的悲剧，各种文物古迹被破坏，那些都是老祖先的遗产，理应保护好。大批社会精英被迫放下专业东西，去挨批斗、住牛棚、扫大街。很多人在那个过程中遭到各种不公平待遇，甚至是精神和身体双重虐待。

最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闹革命而大学不再招生，红卫兵本人上山下乡，造成人才断层。物质生产倒退，白白错过发展的黄金时机。

还有一些荒唐事。看看下面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早请示和晚汇报：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祝领袖万寿无疆，祝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讲一天要干什么事。睡觉前，先重复一遍早晨请示过的话，接着汇报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做得好，什么没做好，今后怎么办。还有更极端的，一日三餐之前都要配套到位。

镜头之二：被语录：有个照相的段子：甲：为人民服务——同志，问点事。乙：要斗私批修——你说吧！甲：灭资兴无——我照张像。乙：破私立公——照几寸？甲：革命无罪——三寸的。乙：造反有理——你拿钱。甲：突出政治——多少钱？乙：立竿见影——一块三甲：批判反动权威——给你钱！乙：反对金钱挂帅——给你票。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乙：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甲：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乙：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镜头之三：军宣队从上级领来了中央首长的一个“重要指示”。政委当晚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宣布总导演焦菊隐还有反革命罪行没有交待，必须马上突击审讯。至于是什么罪行，政委为了防止扩散，秘而不宣。审讯到第二天早晨，焦菊隐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待。大家用尽威逼利诱的招数也无济于事。政委无奈，让人把焦菊隐押下去，又极为机密地透露出笔记本上的天机：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焦菊隐这个老王八蛋！”

如此这般的镜头很多。随便收集一下，堆积如山。如果是一两个这样的镜头，可以看成是特例，是笑料。如果很多，就能看出很多端倪，那个世界的面貌。然而不论如何解释文革、描述文革、批判文革，都必须面对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何工人和学生权力投入文化大革命中间？不要说，仅仅是因为最高领导的召唤。古往今来，最高领导人多了，也不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人，然而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哪个人做过如此感召力的事。

不论如何，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工人、农民从中得到两样东西，精神上的快感和现实上的好处。

所谓精神上的快感：原本想都不敢想、想而不敢干、想干却干不成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变成现实。对中国基层那些人而言，数千年的文化沉淀让他们的血液里有这样一种意识，当官的高高在上，读书人高高在上。现在来一场运动，可以去批判他们、审讯他们、甚至是羞辱他们，相当于把原本压在心头那些看似可望不可即的东西打翻在地，有一种再次翻身当主人的感觉，心理上还有一种“邪恶”的快感。

所谓现实上的好处：原本没有机会参加各级领导各种决策，现在通过夺权运动，不仅有机会参与进去，而且还有决策权。尽管没有施政经验，好歹也成了“领导”，总算过了一把瘾。然而毛泽东希望的基层大团结局面没有到来。

但是这种好处太少。因为“领导”太多，专政对象太少，那些领导人、专家学者，平时看似风风光光，总人数有限，打翻在地，也就是一个肉体。要说有啥区别，可能就是体重偏胖一点吧，呵呵。毕竟嘛，领导和普通人生活还是有差别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水平有限，没有知识技能、当不了专家，没有管理经验、当不了领导。让他们改造各位官老爷和专家大人，他们的手段除了文斗和武斗之外，也就是让各位老人家去田野里劳动、工厂里干活、厕所掏大粪、马路扫大街等等。时间长了，也就没啥乐趣。和理想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差距是很大的。如果继续为了理想而斗争，那只能是内斗了。所以红卫兵之间很快就分裂，彼此之间从文斗升级为武斗。所以工人内部也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水火不相容。

为何发展到如此局面？答案前面已经说过：民族意识已经觉醒，而民智未开。

所谓民族意识觉醒：就是老百姓已经从千年的愚民政策中恢复过来，对国家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愿意跟随精英人物为了共同的理想自我牺牲。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最低谷反弹，浴血百年，浴火重生。奠定再一次走向复兴的基础。

所谓民智未开：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因为知识欠缺，导致世界狭窄，导致辨别是非能力不高。容易形成盲从。盲从各级官吏。盲从各种所谓专家。甚至对各种谣言都没啥免疫力。若非如此，决不至于出现大饥荒。换成现在，某位个报社再吹捧亩产万斤，是自砸招牌。某位领导在吹捧亩产万斤，是自砸饭碗。

民族意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排山倒海，无孔不入，既拥有伟大的善，也隐藏巨大的恶。

拥有这种力量的民众可以应对各种困难，正如近代国人所做的那样，历史最低谷强力反弹，浴火重生。然而拥有这种力量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实现伟大的目标，也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力量副作用的体现。

消灭这种副作用的根本力量是开启民智。民智未开之前，降低这种力量副作用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合理的官吏团队。然而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中央政治局代表整个官吏系统举手投赞成票。这又何解？答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

文革和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一般人理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贪污腐败。

前面也描述了一部分内容，什么占位置不做事，或占位置瞎折腾，都是官僚主义象征。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在官僚主义面前，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等等一系列“主义”都是晚辈后生。它存在年代之久远，生命力之旺盛，让人叹为观止。虚无缥缈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官僚主义都会一直存在。

有官吏的存在，就会伴随着官僚。有官僚，就会有官僚主义。人类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接触的头脑设计出精妙绝伦的方案，试图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然而都没有成功。

看看当今世界：民主实践无法解决官僚主义，法制实践无法解决官僚主义，高福利社会保障依然无法解决官僚主义。

看看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采用不同方式对待官吏阶层，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最后都没能解决官僚主义泛滥。后来的朱元璋更狠，直接就是杀！杀！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把官吏阶层屠杀好几遍。砍头、扒皮、点天灯，何种杀。结果还是一样，没用。建国之后，轮到毛泽东面对这个问题。

官僚主义一直都存在，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官僚主义程度不一样。同一个国家，不同地方，官僚主义程度也不一样。

现在谈大饥荒，主要原因是不是人祸？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样一场人祸？官僚主义。

或许不少人想不通，建国初期，各级党政干部总体上“为人民服务”，怎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官僚主义，怎么又因为官僚主义而导致大饥荒？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那时候的官吏团队确实干事情很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绝大多数确实知道和平珍贵，确实要“为人民服务”。要说他们不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那是扯。要说他们自顾自己利益，那是诛心之论。但有时候，爱是一种包袱，爱的方式可以很残忍。

大家都知道，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都本着那个目标去。放在宏观历史大潮上看，很正确。但当时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感觉确实不好受。当时的官吏阶层如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奔向一个宏大的目标，不知不觉中，就超出当时国人承受极限，导致大饥荒。那是不是官僚主义？不仅是，而且是集体官僚主义的集中爆发。不，应该是喷发。

官僚主义的本质：团队实践伤害百姓利益。

官僚主义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根源，就是前面说的，民智未开。人性都是自私的，任何失去约束的阶层都将极度膨胀。官僚也是人，失去约束之后，自我膨胀。官僚阶层，就是一群失去约束的人组成团体，不作为或胡作非为。

建国之前，没有人会讨论官僚主义，因为社会精英都想在进入官僚阶层中鱼肉百姓，实现当大爷的感觉。建国之后，有了民主专政的结构设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招牌，才会去想官僚的问题。然而民智未开，官僚就难以约束。

另一个根源，在于疯狂建设时期。我们现在可以问，既然民智未开，智者可以设计合理的法规约束精英。毛泽东一心比肩历史上最重要的人，为何没有去干？答案很简单，没法干。从一个农业世界转变为工业世界，中间要干很多事，需要很长时间，有很多意外，很多想不到。别说是人，就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机关算尽，步步预测。

所有的事都需要有人干，所有的意外都需要有人处理。那些人通常抢占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特权。那些人的作风，换个角度看，就是官僚主义。比方说要发展经济，那些处于核心行业的人，必然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利益，成为第一批受益者。看看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受益人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但是没有人可以预设法律解决其中的问题。如果站在阶级斗争立场看，发改委就是官僚主义阶层，房地产商就是资本家，因为他们手中掌控巨大的资源和财富而未能惠及百姓。如果按照文化大革命套路，他们都要被批斗、都要蹲牛棚、都要扫大街、都要写检讨。如果真的那么干，打倒全部房地产行业的官员和商人，结果必然是房子盖不起来，城市化进程被打断，想买房子而不得。我们都知道，正确的政策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是争取的，要看政策执行之后。

如此原因，普通人看不明白，官吏本身也不明白。普通人希望花常好、月长圆，官吏也一样。说白了当官也就是一个职业，抛开名垂青史大方向不谈，也需要老婆孩子炕头热。民众希望纠正过去的责任，官吏也一样。官吏心中，错误总是别人失误造成的嘛。共产党本身就有整风——自我反省——传统。

而且毛泽东本人在策划文化大革命之时，已经通过林彪把军方整合完毕，官吏阶层中，即使想不通，也必须同意，否则，直接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所以官吏系统举手同意文化大革命。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触及到每个人，他们开始反感、开始反对，在各地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对抗，推动武斗。

第四章 核心力量

纵然千般理由，没有毛泽东坚决推动，文化大革命也发展不起来。毫无疑问，建国之后，毛泽东是国家体制、政策、制度的主要设计者。要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结合文化大革命了解几个要素，军事、经济、政治、文化。

作为国家的暴力工具，官僚主义一旦侵入军队，那么军队战斗力将严重下降。唐朝之后就是例子。即使是起于尚武精神的蒙古和满清，也未能例外。毛泽东提倡枪杆子出政权之后，尚武精神才有所恢复。毛泽东时代，军队战斗力相当可靠。文革十年，军队有卷入，总体上没有混乱。就算经历林彪上台后的整理和倒台之后的清洗，军队基本面貌还在。

再看经济层面。土地改革算是让利于民。然而文化大革命那会，资源分配已经倾斜严重。前面毛泽东搞医疗改革就是一个例子。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只有少量赤脚医生。但经济这个事情只是结果。在中国，政治主导经济。经济不公平，是因为政治出了问题。

国人意识中，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层面的一穷二白，很少有人想过政治方面同样是从无到有。经济方面要搞大规模建设，要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需要把亿万农民变成工人，这个过程自然非同寻常，艰辛异常。大家都能理解。然而把军队将士变成行政干部，难度同样很大。军事和政治，大的位面上看是同一件事。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天差地别。军事讲一击致命，政治是各方妥协和稀泥。看看军事天才的林彪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就能知晓。建国之后，整个官吏团队从无到有。要说这个过程可以一蹴而就，那绝对是瞎扯。

建设官吏团队，不可避免的面对另外一个词，官僚。

——官吏是干活的，为了理想而前进，讲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官僚是拖后腿的，常常为了个人利益而贪污腐败。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时，是最好的情况（官吏干出成绩，升官发财）。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违背时，便是官吏和官僚的分水岭。实际情况是，官吏和官僚，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官吏可以借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为自己服务。

按照组织原则，既然权力集中，那么一把手必须对腐败问题负责。层层一把手向上，就到毛泽东那里。事实证明，一把手要管很多事，根本就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细节。历史千百次证明，指望至上而下的消灭官僚主义，根本行不通。历史和现实同时证明，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社会形态可以消灭官僚主义，但民主形态下的官僚主义要轻一些。

所谓民主，就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当初毛泽东和黄培炎谈话，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实行民主专政，也是为了这个。但是要实践起来相当困难。

实现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领袖说得多么动听，也不是宪法和法律写得多么漂亮，而是老百姓的综合素质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民智。民主执行程度，取决于民智开启的程度。

——民主问题，就是民智问题。

要民主，必先开民智。因为民主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民族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看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凡是把民主当成一锤子买卖的地方，结果无一例外的是另外两个字——动乱。

民智不开，民族将没有希望。中国近代所以落后，是长时间愚民政策的结果。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分裂到两个世界。如此以来，处于被压抑的老百姓成了一群恍恍惚惚的绵羊，功能至上提供羊毛、羊皮、羊肉。精英阶层的任务就是剪羊毛、扒羊皮、吃羊肉。百姓摆脱绵羊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精英，反过来剪羊毛、扒羊皮、吃羊肉，但可能性很小。

精英和百姓对立起来，百姓被宰割，精英失去前进动力。如此民族不落后，天理不容。如此国家不崩溃，天理不容。

这是中国历史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死循环，会因为新中国建立而改变么？可能会，可能不会。如果因为近代革命战争而觉醒的民族意识再一次被僵化的官僚主义压制，那必然是倒退回死循环中。如果能前进一步，开启民智，那么民族的未来将一片光明。

先看第一种可能：建国之初，有没有官僚主义压到民族意识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相当一部分人，闹革命的动机都是填饱肚子，吃饱饭。这些没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填饱肚子是第一位嘛。随着战争的胜利，另一种和填肚子同样现实的问题出现了：打江山为了坐江山。这个观点也谈不上错，毕竟大家枪林弹雨那些年，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坐江山么。

如此以来，必然造成另外一个结果：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结果必然是，权力固化，组织僵化。必然造成各种矛盾。最直接的一个是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当时有部分声音就说，共产党是土鳖，只能打天下，不能管理天下。管理天下的事，交给我们这些谈吐文雅、穿衣时髦、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去干。共产党当然不愿意。刘邓领导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下子抓五十多万右派出来。反对的声音倒是没有了。国家在大跃进之路滑向深渊。

这样又回到之前的悖论：如果权力固化。那么必然形成少数特权阶层。广大老百姓必然被压制。倒退回去是有可能的。看看大饥荒，如果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和智慧，就不会爆发。当时社会有没有官僚主义的征兆？有。不用论证，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批红卫兵，就是按照血统论划分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的延续（从老子延续到儿子身上）。

那么如何开启民智呢？按照现在看，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是办好教育。大力推广教育几十年，把国人头脑充实了，提高辨别是非能力。然而文化大革命之时，原本应该进入各个单位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学停办。为何？原因如下：第一，教育需要周期长。时间上已经来不及。第二个要素，仅仅书本教育是不够的。因为书本上写得再漂亮也没用，无法提供实践机会。这牵扯到第三个要素。

第五章 民族性和周期性

古往今来，多少民族在来了又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一个民族从诞生到消失，大致要历经三个部分：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

所谓成长，从磨牙吮血转向文明理性。内部激烈斗争，外部急剧扩张。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智力体系逐渐形成，生存空间逐渐变大。所有古文明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很多少数民族，只知道对外扩充领土，民族智力体系没有形成，一旦出现变故，强悍一时的帝国轰然倒下，民族也消失无踪。看看北方草原那些消失的英雄豪杰（如匈奴，如突厥，如契丹）。欧亚大陆也是一样，波斯、亚述等帝国，都是突然倒下。

所谓成熟，内部融合完毕，外部扩张到顶峰。对内，体现在智力世界的构建。对外，生存地盘扩充。以中国为例，春秋时代完成智力构建。汉朝到唐朝这样一个过程。有些文明体系，内部智力世界构建一流，但始终未能完成领土扩张，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古埃及，如希腊。

所谓衰落，内部再次斗争，对外无能为。唐朝之后，中央帝国一直在收缩。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重文轻武，官僚集团把持一切。内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帝国控制范围，只剩下中原以南。明朝时，也就是长城以南。元朝固然庞大，极端野蛮。清朝也很庞大，闭关锁国，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奴隶。

清末，华夏民族落到历史之低谷。每当提起那段历史，一页一页都是鲜血和眼泪。其实换个角度想一下，所有到达文明世界的种族中，只有中华民族熬过了衰落期，重新崛起。

每个走向文明的民族，都有各自光辉顶点，表现在制度、文化、思维能力上，全面领先。中华民族的那个点，就在春秋战国之后。

按照这个思路，西方后期的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斯拉夫人，兴起于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站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肩膀上，起点较高，经过一系列融合斗争之后，在近代完成智力构建。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之后走向顶峰，玩起了工业革命，更新了社会制度，因此也成了近代世界的弄潮儿，占尽先机。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仍然是发达国家，处于第一世界。

农业世界的中国足够辉煌。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太老了。老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近代中国，所有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如何摆脱那层腐朽的躯干？精英们均在思考、行动，象征性动作有三次。

第一次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推动变法。他们试图通过新法重振帝国，老树逢春。然而他们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精英世界，尽管唤醒了一部分精英，但辐射力度有限，失败。

精英集团只是极少数人物。就算他们觉醒，也改变不了整个民族的衰老和腐朽。所以康梁二人虽然是一时弄潮儿，终究没能决定历史走向。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旗号是“民族”“科学”。比起康梁变法，五四运动更为激进，要和传统断裂。论影响力，五四运动辐射更广，形成一个大潮，席卷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的革命中坚，比如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等人。

然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是一小撮，所占比例很小。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还是按照之前的惯性生活，被愚弄到麻木。正因如此，领导五四运动陈独秀，没能唤醒中国。刘少奇一心搞工人运动，最后不敌蒋介石的屠刀。周恩来才华过人，和蒋介石过招，虽有一时之胜利，终于还是屡战屡败。张国焘有领袖的雄心，手腕和才华也不错，但战略眼光不够。最后还是毛泽东，用实际利益——分土地——点燃了农民。

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何停下正在推进的工业化运动而实践文化大革命？答案，人类社会到如今，只有两个模式，工业模式和农业模式。

农业模式内向型。工业模式外向型。两者有着本质的矛盾对立。农业模式中的一切条条框框对工业模式都是一种制约。从社会体制、政治模式、乃至文化生活，都是制约。

——农业模式中，中华民族原创文明，并长时间走在世界前面。

——工业模式中，中华民族从历史最低谷崛起，一切都是模仿照搬他人。想要重新回去，必须打破所有条条框框，国人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唯有如此，方可以谈重新崛起。

要真正摆脱腐朽和衰老，必须整个民族的大多数重新站起来。这个任务在共和国诞生之时已经完成。中国革命虽然成功，民族意识虽然觉醒，但是腐朽的外衣还在身上，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完全从精神上走向心思。要让民族大多数在心理上走出来，甩掉那种视官吏为“父母官”的积淀，必须点燃一把火，让他们觉醒，让他们脱胎换骨。只有把一切所谓条条框框全部砸碎，从新开始，从新上路。

正如康梁变法让精英觉醒，正如五四运动让知识分子觉醒，毛泽东试图让文化大革命让基层大多数觉醒。他能做的，就是把各种权力分给更多人，让他们明白所谓权力、所谓头衔不过如此。

毛泽东为何说他一辈子只干两件事？原因就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得知各种破坏也是在所不惜，即使知道各种冤假错案也是在所不惜。所以从红卫兵开始，演变成夺权风暴。然后毛泽东又让军方参与。

如果要让毛泽东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会说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国家建设出现大问题，而且没有分裂的情况下，需要战略性选择，需要意识形态斗争，用一个比较熟悉的词汇，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要淘汰这样一批人。然而风暴来袭，不仅仅吹向恶人，也吹向善人。

一生善于搞运动的毛泽东对此也了解，所以他留了后手，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第六章 后手

善与恶

从每个人内心讲，都在追求善、试图避免恶。然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善恶并存，反复交替，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的行为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很多人组成的组织团体也一样，善恶并存。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善恶并存。只不过，有时候善的成分大一点，比方说推广民主，比方说建设民生事业；有时候恶的成分大一点，比方说军国主义的种族屠杀，比方说邪教运动。

文化大革命，站在宏观理论上看，让基层大多数觉醒。比起让精英阶层觉醒的康梁变法，比起让知识分子觉醒的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雄心壮志堪称史无前例。

人类历史上，敢于把基层大多数拉到政治运动中的实例，寥寥可数。纵观人类发展史，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下放，相当于把政治火焰烧向基层，极为罕见。精英们都忙着制定规则，各种各样的限制。精英们总是试图制造各种条条框框让大多数人去遵守，从而保证少数人的利益。要找具体例证，只能从近代民主革命中找。比方说资本主义革命，同样很暴力，反反复复，持续时间很长，流血更多。

这是一种逆向解放，有伟大的一面，但破坏力同样惊人。

每一个阶层觉醒，另一面都是动荡和破坏。奴隶大起义，摧毁了分封制，社会体制发生变化。农民大起义，推动王朝轮回。

事实上每一次所谓的更新，都意味着巨大的破坏。康梁变法，唤醒精英阶层，实际上就破坏了原本的统治阶级，对就有的权力构架是一场灾难。只是日后王朝灭亡，没有人在意灾难而已。五四运动，破坏了当时的知识界，只是那个世界被淘汰了，没人在意。文化大革命是整个社会性质，多数人参与，直接批判、甚至淘汰整个精英阶层。由于文斗变成武斗，相当于精神和肉体双管齐下，力度空前，混乱也是空前。

混乱程度，前面都说了，这里不再重复。

文革的真正悲哀在于，火烧太猛，没能保护真正精英。

真正的精英阶层可以被批斗一时，不可能被淘汰。他们和当初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与旧知识界完全不同，他们是干实事的。他们身上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和特征，但他们主要还是干实事的。干实事的人，永远不会被淘汰。

事情总要有人干。乱得了一时，不可能永远乱。即使乱世，也需要秩序。这点毛泽东非常明白。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文革是一把火，淘汰一批人，敲打一批人，然后稳定下来。——这些还在阶级斗争范畴之内。

他的设想是，三年的时间，把权力重新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在一九六九年之后，政策需要转变。中共九大原本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是文革转向的转折点。

如何转变呢？按照毛泽东的手法，还是两手推进，内外两招，同时进行。早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已经布下棋子。

陈云的功能

文革之风如此猛烈，邓小平可以安然而过，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多厉害，而是毛泽东选择留下他。按照林彪的提议，邓小平开除党籍，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按照江青的做派，失去保护的邓小平就会成为红卫兵的盘中餐。仅凭周恩来，无论如何保不住“二号走资派”。留下邓小平，就是留下伏笔。

这些前面说过了。这里说说陈云。要说搞经济，陈云在党内首屈一指。建国之后，那么多狂热运动中，如果要在中央领导层中找一个置身事外之人，就是陈云。大跃进时代，邓小平等人站在“卫星”前合影的照片至今犹在。陈云在疗养。

陈云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毛泽东评价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不糊涂”，就是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实际上这话同样适合陈云，甚至过犹不及。尽管叶剑英一直在军方，陈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但二人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后抓捕四人帮，正是陈云和叶剑英。当时摆在二人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合法途径，即提前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而是非法途径，即武力解决。陈云盘算一下，开会的话，没啥胜算，拍板决定武力解决。叶剑英同意，当即去找华国锋商量对策，亲自出马，把四人控制起来。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改革开放，陈云是仅次于邓小平的二把手。叶剑英也成为军方首屈一指的人物。

两人都是相当有眼光，国共分裂时，均坚定站在共产党这边，二十二年之后，他们的选择得到回报，成为开国功勋。早期的叶剑英跟随周恩来工作，由此奠定人生基调。陈云也一样，从上海跟随周恩来搭档之后，慢慢起来的。因为不是国际派，他们都有一段不得志的时候。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他们同样也过得下去。他们建功立业，都因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叶剑英所以赢得毛泽东的信任，除了上井冈山比较早，更因为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帮了大忙。陈云在政治上即像周恩来又不像周恩来。

像周恩来之处，陈云可以跟所有人合作，早期参与五四运动，参加工人斗争，不是国际派却能和国际派合作，文斗时代还算出色。还能胜任中央特科工作，一辈子和周恩来关系很不错。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此后又用自身能力赢得毛泽东信任。此外陈云和刘邓关系一直都很不错。看看吧，和所有人都能走到一起，是不是有点像周恩来。

不像周恩来之处，政治上是无法和周恩来相提并论，经济上过犹不及。周恩来参与了党内所有政策制定和执行，因此常常自我检讨。陈云正相反，基本上避开了所有“犯错误”的机会。建国之前那些就不说了，大家都是光芒很盛。

看看建国之后的陈云，就知道多独特。当初高岗向刘少奇发难，涉及了很多人，对陈云却另眼相看，要拉拢陈云。林彪和彭德怀都被高岗鼓动了。陈云和邓小平就去毛泽东那里揭了高岗老底。日后大跃进、第一次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矛盾斗争，陈云分别一一避过。他的招数是，生病。

大跃进之前，陈云和周恩来观点一致，反冒进。接下来毛泽东反对，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陈云生病住进医院，躲开了。大跃进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唯有陈云当时沉默。因为他发现自己左右不了政局走势，又不愿意相信那一套，就继续生病。大跃进搞不下去了，毛泽东开始“家贫思贤妻”，陈云的病好了，全力投入工作。当毛泽东再次搞政治运动，陈云又生病了，避过去。

生病让陈云避开了第一次庐山会议。当时林彪也在生病，但还是抱病上山，批判彭德怀。没有参加批斗会的两个人，分别是邓小平和陈云。二十年后，两人联手搞改革开放之际，共同为彭德怀平反，借此为突破口，突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又生病了。因此在彭真、罗瑞卿等人问题上，陈云避免举手表决。在刘少奇问题上，陈云同样避免举手表决。

看到了吗，陈云总是生病。当然在那个时代，他也没办法依靠生病逃避一切。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出席了。陈云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滩收拾物价，搞定了蒋家父子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就是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整个过程中，陈云没说一句话。毛泽东想让陈云讲话。陈云拒绝：“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陈云拒绝发言的真实理由是，不想让毛泽东难看。因为七千人大会的之后的西楼会议，陈云发言了，而且很尖锐。七千人大会，面对全党骨干。西楼会议，只是上层一些人。陈云的发言，和刘少奇的经济调整是一个路子。然而陈云没有像邓小平一样，和刘少奇手拉手、肩并肩往前走，而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眼看情况不对，再次生病。

陈云的病，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因为他身体确实不好，时不时去疗养也说得过去。另一方面，他只想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能量，不愿涉足政治过深。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或者其他人，陈云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状态，不结盟运动的个人版本。

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风暴，陈云相对安全。按照文革力度，按照陈云一贯作风，无论如何难以避免。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贴出大字报，接班人由刘少奇变成林彪，所有和刘少奇有瓜葛之人都没好日子过。当别人去抓元帅大将时，康生别出心裁，把矛头对准看似不起眼的陈云：“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一九六二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经过康生一番点拨，红卫兵自然要跟上。于是震天口号喊起来：“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按照既定步骤，口号之后就是抄家，就是批斗会。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番车轮战，就交代了。诚惶诚恐之际的陈云忽然发现头上出现一把伞，来自周恩来的伞。周恩来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中，有陈云的名字。当然咯，周恩来的保护伞并不保险。陈云的家，还是被抄了。周恩来把他转移到西郊。红卫兵并不罢休，要批斗陈云。参见贺龙遭遇，周恩来难以保证陈云安全。要安全，必须要毛泽东点头。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让陈云陪同，明确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陈云的角色和邓小平一样，都是毛泽东留下的后手。文革之处最猛的那段时间，陈云遭遇批判有限。判词以谢富治的话最有代表性：“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好吧，谢富治不愧政委出身，说话相当准确。这些事可大可小。大了，要丢命。小了，意思意思。

中共九大，陈云仅仅保留中央委员虚名。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三四年，陈云已经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了。当然咯，比起邓小平，他还算幸运，好歹还是中央委员。和邓小平一样，陈云也是被下放到江西，到工厂继续发光发热。

江西是程世清的地盘。程世清是林彪的人。所以程世清对陈云很不客气。不仅生活条件上没有优待，还指责陈云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速度太慢，并且吹牛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每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陈云一肚子气，也不好辩驳。日后程世清的日子很不好过。怎么说呢，一个同时让邓小平和陈云受气之人，没有被清算已经很不错了。不仅如此，还有王震等人，在江西过得也不太满意。

至于生活条件，和邓小平一样，也是周恩来亲自过问之后，方才解决。比起邓小平，陈云的生活条件还要好一点，好歹不用亲自当钳工，后期还有一辆小车。和邓小平一样，陈云的日子还算平静。平静的上下班，平静的得知第二次庐山会议爆发，平静的得知九一三事变。

和邓小平不一样的是，陈云不是井冈山出身，心中没有井冈山情结。和邓小平不一样，他重来不是接班人选，肩头没有改变改变历史潮流的重任，也没有那样的机会。陈云的历史定位非常简单，就是搞经济。

这是内部。再看看外部。

难题之八 现实和梦想

第一章 变局

一九六九年苏美争霸愈演愈烈。美国的势力遍及欧美（北约）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苏联则控制亚欧大陆腹地（华约）。整个世界分成泾渭分明的敌对双方。双方力量对力量，全方位较量，从天空、海洋、陆地全方位较量，堪称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顽强的博斗。除了枪炮弹药之外，所有台面上的微笑都笑了，所有背后的刀子都捅了。整个世界夹在两大流氓之间，战战兢兢，担心一不小心擦枪走火，核武器满天飞，大家完全尘归尘、土归土了。

此时的中国在干嘛呢？和美苏同时对抗！有种。

日涅勃列夫上台之后，帝国力量达到顶峰。然而中苏关系破裂之后，逐渐走向对抗。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中国趁苏美在古巴闹矛盾之际给印度一顿老拳，让苏联非常恼火。中苏边境对抗日渐升级，漫长的边境线上，上百万的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擦枪走火，必然天崩地裂。最后虽然没有大打出手，却火星四射。

当时的美国正在越南耍流氓，试图占领越南。越南曾经是中国地盘，后独立，一直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之后，中国战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结束，越共在中国支持下，把法国人狠揍一顿。法国撑不住了，美国人取而代之，战略越南南部。美国为何对越南那么上心呢？答案是地缘。战略越南，可以直接威胁中国中南，虽然比不上朝鲜半岛那么直接，但战略地位也很重要。

中国当然知道美国人意图，直接警告美国，不能跨过十七度线，否则后果自负。美国担心中国参战，政治上束手束脚，陷入站在泥潭，打成一场烂仗，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美苏争霸的天平慢慢倾斜。为何好莱坞希望派越战的电影（如《第一滴血》），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越战只是政治上失败，有噱头。

美国担心中国时，中国也在担心美国不顾一切扩大战争。毕竟美国的实力强中国太多了。再来一次抗美援越，要把中国掏空的。但中国必须做准备。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太不给力，不仅没能占领越南，连越南南部都放弃了。越南统一，随后倒向苏联，和中国对抗，为中越战争埋下伏笔。如果美国给力点，占领越南一半，那么北越必然像北朝鲜一样依靠中国。中越战争也就省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生存环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帝国，看起来铮铮铁骨，实际相当吃力。要知道中国很穷，工业刚刚有基础，不可能和超级帝国拼消耗。而且中国很大，当时交通环境也不好。南北两个地方差别相差很远。如果两方同时起战火，必然首尾不能相顾。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时就很直率的承认：“中国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美国人从南方进来，苏联人从北方进来。”放眼整个世界，也只有朝鲜和巴基斯坦还买中国帐。尽管如此，巴基斯坦和美国也在眉来眼去。朝鲜的金日成也在清洗亲华派。

好吧，最后美苏都没有动手。因为美苏之间是死敌。问题是，军事压力如此之大，想要搞建设很吃力。更要命的是，国内也没有什么人搞生产，都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个年头。该打倒的人全部打倒了，刘少奇含冤而死，陶铸、贺龙等人含冤而死，邓小平下方到工厂拧螺丝钉，彭真罗瑞卿等人还在煎熬。该夺的权力全部夺了，所有部门都到左派手中。九大召开之后，权力蛋糕划分完毕：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入党章，江青则成了政治舞台上最红的演员。从权谋角度看，一切似乎很完美。然而低头看一眼现实世界，正应了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那段话：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炮灰连天，弹痕遍地。

幸好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苏矛盾，中国只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如此情况下，毛泽东自然需要改变。如何改变呢？还是经典手腕，对外一手和对内一手，两手同时出击。对外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和美苏两大流氓之一和解。抗美援朝那会，中国和苏联站在同一战壕中。然而中苏撕破脸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就变成了苏修。

毛泽东选择了美帝。这是抗美援朝之后，毛泽东做出的第二个影响世界走势的决定。虽然不如抗美援朝那样震撼，但同样难下决心。抗美援朝是忌惮美国强大。和美国搞关系，是心理层面和意识形态的困境。

共产党诞生之时起，一直以“反帝反封建”的招牌行走江湖。中苏决裂，政治论战那会，中国就是集中力量攻击苏联搞修正。文革以来，毛泽东在世界的形象就是无产阶级领袖。欧洲、日本、甚至美国本土都有很多毛泽东的粉丝。和美国人和解，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把当初骂苏联的那些话骂自己一遍，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不好交代。而且中美当时可以说仇雠敌战之国，包括毛岸英在内的数十万志愿军精英和美军作战中伤亡。当然这些都是虚名，和国家利益比起来也没啥。当初抗日战争，共产党就尊国民党为老大，尊蒋介石为领袖，为自身争取发展空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更多。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五位死在国民党手中。这些比起组织利益，都是小事。

正如那句经典名言：国家（组织）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和美国和解，共同对抗苏联，相当于一场“升级版的国共合作”。当初国民党也不愿意和共产党合作，欲灭之而后快，但是面对日本的压力没办法。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十几万大兵伤亡，留下一个“纸老虎”形象，对中国也是咬牙切齿，竭力封锁。但是越南战争让美国陷入泥潭，美苏争霸的天平正在往苏联倾斜。没办法，必须找新朋友增加力量。当是世界上，唯一能帮美国减轻压力的，只有中国。所以一九六八年，尼克松精选总统时就向中国释放出和解的信号。毛泽东原本没有下定决心。但是珍宝岛战役改变了一切。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和苏联大战的结果，所以表面上虽然强硬，处理实际问题非常灵活。周恩来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不要扩大。”并多次强调：“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指示：“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苏联当然也不想和中国大打出手，也有和解意图。苏联部长议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三朝元老柯西金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进行一个亲口的谈话，试探一下中国态度。外交史上搞笑的一幕出现了：中南海值班的一个女话务员，一听柯西金，立马发飙：你是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谈话。柯西金表示要和周恩来谈话。她再次发飙：敬爱的周总理没空搭理你。好吧，那一刻她不是话务员，是被文革精神武装起来庇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超人。

珍宝岛战役之后，中苏对抗再度升级。苏联强硬起来，军方把美国、中国、西德作为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大规模军事演习，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苏联就这个问题和美国沟通（免得造成美国误判）。美国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日涅勃列夫大骂美国佬背信弃义。

既然有了共同敌人，那就好吧，和解。按照中国模式，毛泽东脑袋决定的事，都由周恩来的巧手完成。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刻行动，首先找到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二月逆流中挨批的元帅，让他们研究一下国际关系。四人研究的结果是，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周恩来指示华沙大使和美国方面沟通经过一系列忽悠、试探、迂回之后，双方正式在华沙大使级谈判。谈啥呢？还是一系列忽悠试探。经过一百多轮谈判之后，终于有了结果，一九七一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比赛。现在看来没啥，一支乒乓球队么。放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他们是建国之后第一批应邀而来的美国人。这就是中美外交史上所谓“乒乓球外交”，拉开中美和解序幕。时间是四月十号。两天之后，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发出邀请：欢迎美国政府首脑访华。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去亚洲进行一系列奇怪的访问。七月一号，基辛格离开美国，两天后达到越南的西贡（当时南越南首都），在那里见到大批记者。整个世界还以为基辛格要处理美越战争。但是第二天，基辛格就去了曼谷。记者纳闷，去泰国干嘛？两天之后，他又去了新德里。记者猜想，难道是拉拢印度？七月八号，基辛格到了伊斯兰堡。记者有些郁闷，难道调节印巴纠纷？按照日程表，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呆两天。那时候，他身边的记者只剩下寥寥几位女记者。这是基辛格的惯用手法。当他需要隐秘行动时，就会绕一大圈，只留下两三个女记者在旁边，掩护行踪。

记者们不清楚，基辛格在南亚转一圈只是演戏而已。戏份到巴基斯坦达到高潮。基辛格去拜访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当天宴会上，基辛格突然双手捂住肚子，大叫不爽。叶海亚让基辛格到北部山区避暑。基辛格迟疑不决，最后派一名特工前往观察。特工回话说，那里不易居住。按照伊斯兰习俗，特工的行为算是对主人的“冒犯”。基辛格请求巴基斯坦把那名特工扣留在山中。如此以来，目光都交集在那间小事上。基辛格本人消失了。

七月九号早晨，基辛格秘密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悄悄飞向中国。当时机场有一位英国记者认出了基辛格，得知消息后赶紧给报社发简讯。然而伦敦的报社接到信息后表示，记者老兄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笑话。

然而很快，编辑部的同志们意识到自己变成笑话。九号中午十二点，基辛格在北京坐上大红旗轿车，旁边是叶剑英。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

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周恩来和基辛格举行六次会谈。会谈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台湾问题。当时台湾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在联合国担任常任理事国。蒋介石还炒作反攻大陆、收复失地。然而他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的结果：第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第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第三，美国准备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台湾被美国卖了。

可怜的蒋介石，也算英雄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变成了别人的筹码。悲乎？不悲！在这个丛林世界上，实力决定一切。没有实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被人交易。这不过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写照。

打开了西方世界，中国不再孤立。最直接的成果：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整个世界震惊了。谁也没想到世界上两个敌意甚浓的国家突然走到一起。美国的小伙伴们惊讶之余表示愤慨：好哇，美国佬，不让我们和中国佬建交，你自己偷偷跑去了，顾及一下兄弟们的感受好不好。这事在联合国投票上有清晰的显示。

最后一次国共斗争

联合国号称世界上最广泛的组织。新中国却被长期排斥在外二十多年。中国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所以被排斥，就因为美国从中作梗。美国所以如此，是因为新毛泽东否定了蒋介石通过条约给美国人的所有糖果，而且和美国人在朝鲜死磕三年。

美国给中国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每次有国家提案要求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人都说这是大事，时机不成熟。这个也可以理解，毕竟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就那几个，美国也不想拉一个又臭又硬的死对头。

第二道防线：玩数字游戏。一九六一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态，中国重返联合国，必须赢得三分之二的会员国支持。美国所以松口，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已经在越南行动，担心中国介入。美国划一个馅饼，诱惑中国。第二个原因，一九六一年的美国正处于顶峰状态，牢牢掌握欧美世界，中国要想赢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必须贿赂美国，大出血。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世界发生了变化，超过了美国的掌控。

变化之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独立了，他们需要发言权。中国一直和他们搞好关系。即使在大饥荒那年头，也没忘记援助他们。如果新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对他们有更大的好处。他们选择挺中国。

变化之二：二十二年时间，中国有很多失误，但是基本工业有了，勒紧裤腰带搞出两弹一星，人穷拳头硬，敢和超级帝国叫板。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号，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提案之一：阿尔巴尼亚等国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

提案之二：美国和日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为普通成员国。

十月二十五号，经过长达八天的激烈辩论，七十多个国家代表发言之后，投票表决。一共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参与投票，结果如下：非洲二十六国、欧洲二十三国、亚洲十九国、美洲八国，共七十六国赞成提案之一。十七国弃权。三十五国反对。提案通过。从此以后，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台湾地区。

五大洲中，欧洲国家支持率最高，除马其他反对票之外，不管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还是资本主义阵营英法，都是赞成票。所以如此，是因为从苏联反面看，既然挡不住，顺水推舟捞人情。从英法角度看，正在推动欧洲共同体，要开辟新的外交空间。同时也对美国私下和中国接触不爽。

反对者中，以美国为主，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就是这些美国欧洲之外的盟友，也是如今看中国不顺眼的几个国家。接下来对美国和日本的提案进行投票。如果提案通过，将间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投票结果六十一票反对，提案失败。美国再次感觉很受伤。

美国的表现很反常。按照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美国的情报系统能力，应该能大致判断投票走向。既然要和中国交好，为何投反对票？这不科学。按照美国人一贯奉行“便宜占尽”的策略，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美国人的选择很简单，台湾。

——美国设置的第三条防线：制造台湾独立。

按照英美的一贯作风，喜欢在别的大国制造分裂，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此一来，大国就会形成内斗，难以形成合力威胁到世界霸主。美国一直谋图台湾独立。那样台湾和大陆将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威胁到美国世界霸主的概率讲降低。其实抗美援朝之后，美国就意识到，武力无法威胁中国大陆。美国人一直策划台湾独立。从五十年代开始搞，一直搞到七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亲自去台湾试探。一直没搞成。因为蒋介石死活不同意。如果在联合国保住台湾，相当于间接制造两个中国。蒋介石死后，操作空间变大。

反应最奇特的是台湾代表，按照蒋介石指示，他们在表决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所以退出，主要原因还是知晓了一个投票走势。然而美日提案还是有希望的。台湾代表的退出，对美日提案起到反面作用。蒋介石所以如此选择，也有自身用意。

尽管遭遇重大挫折，蒋介石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般谋求独立。

一九七四年，中国和越南争夺西沙群岛。当时蒋介石掌握台湾海峡控制权。之前毛泽东的海军要往西边去，都要绕道很远。但这一次，毛泽东让舰队取道台湾海峡西进。很多将领不理解。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了解蒋中正委员长，没事。”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接到情报“共军舰队企图穿越台湾海峡。”蒋介石说了一句：“西沙战事紧啊。”

实际上美国人看低蒋介石了。蒋介石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他的心气很高。蒋介石和毛泽东，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但二人心气和目标完全一致。他们是要继承中华道统，延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命脉。蒋介石虽然做得并不好，但一直往那个方向努力。让他做一个偏安一隅的“台湾国”首领，不好意思，看不上。

国共双方合作、杀戮、再合作、再杀戮，都是争夺中华道统而已。说白了，国民党依靠精英，共产党依靠基层。双方你死我活，都是国内的事。一旦涉及到外，就会团结一致。国共合作抗日到西沙海战，都是一个道理。

中国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常常在内斗耗去很多力气。但是纵观历史数千年，凡是想要分裂民族和国家的人，都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外国人不会懂的。但毛泽东懂，蒋介石也懂。同时他们二人彼此理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号，蒋介石逝世于台北。得知这个消息，大陆这边很多人欢呼燕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高兴，只是阴沉着脸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事实上毛泽东和蒋介石还在谋求和谈。蒋介石逝世，和谈中断。蒋经国基本上继承了蒋介石的策略。遗憾的是蒋经国突然逝世，台湾离心。直到今日，大陆和台湾方才有再次和解的迹象。

第二章 伟大的谈判

中国重返联合国未满四个月。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半，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降落，中美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刻到来。尽管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尽管机场欢迎仪式上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礼炮，仅仅悬挂中美两国国旗。但是在世界上产生的冲击波，堪比原子弹爆炸。

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或许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总统。他一九六八年上台之后，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他因为打开了中美外交上关系而赢得荣誉。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大陆的在任总统。尼克松之后，美国总统基本上都会到中国转一圈。然而尼克松又以丑闻“水门事件”而下课，声名狼藉。

尼克松知道此次行动的影响，下飞机前做了一番部署：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其他人等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他甚至临时派遣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他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尼克松虽然没有看见喧响的欢迎仪式，但他并不遗憾。因为周恩来带着一帮人在机场迎接他。尼克松走下一半旋梯时，周恩来鼓掌欢迎。尼克松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快步下行，还没完全走下舷梯，老远伸手向周恩来。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尼克松表示：“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陪伴尼克松和基辛格去了毛泽东简陋的小书房。这世界有各种奢华。特别是权贵之人，经常用各种奢华展现规格。但这个世界上，真正有权势的人，往往是返璞归真。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他的书房却是“陋室”。到了毛泽东那个层次，不要说陋室，就是在山野，同样与众不同。

日后基辛格的描述：“毛泽东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去见他的话，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毛泽东的住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对毛泽东的印象：“他（毛泽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日后基辛格描述：“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按照尼克松的描述：“毛泽东是一位健壮、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尼克松描述：“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他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反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二月二十一号下午连点五十分，几位大人物在那间简陋的书屋里相聚了。他们谈了什么呢？可以理解为谈了很多，也可以说没谈啥。或者干脆就是一番说笑。当然，没有人会把那些说笑当笑话。怎么说呢？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人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谈判。

谈判题目：哲学问题。

两个素昧平生的世界领导人相见，一番客套是少不了的。随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这就是毛泽东的幽默，把改变世界进程的会面描述为吹牛。

基辛格奉承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接过话：“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这是美国式的奉承。

毛泽东继续幽默：“我没能力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谈话时，他一边抽烟，适时把话题扯到蒋介石身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好奇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周恩来代为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继续玩幽默：“其实我们跟他（蒋介石）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要长。”

——双方会谈的第一个题目，看似说笑，实际上是核心问题。中美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时片刻能解决。毛泽东轻轻触碰。尼克松表示同意，但立刻幽默的岔开话题：“毛主席，我只和你讨论哲学问题。”

好吧，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

基辛格说：“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说：“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乐了。毛泽东说：“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继续玩幽默：“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

基辛格辩解：“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尼克松说：“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笑说：“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尼克松继续幽默：“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恩来笑说：“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所以可以用姑娘作掩护）。”

基辛格被周恩来逗乐了：“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表示认可：“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玩笑，好像是闲散聊天的样子。接下来节奏突然转变。

毛泽东说：“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并表示：“你上次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

尼克松再次玩起美式幽默：“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则说出一番惊人的言辞：“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尼克松表态，右派做事，左派只会动嘴。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概中后期。中国一直在批判右派。上至中央大员，下至普通老百姓，和右派沾上边，都吃不了兜着走。其实也容易理解，当时正在解放老干部，邓小平即将复出。毛泽东这么说，名义上和尼克松说，世界上对旁边周恩来说。

——当然咯，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哲学范畴。毛泽东和尼克松表态，咱们继续谈哲学。

哲学不过是个幌子，绕到哪里说哪里，遇到阻力再回到哲学问题上，进行下一个问题。这不，说着又跑题了。尼克松谈到印巴危机，说他因为挺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批评。巴基斯坦一直在中美之间摇摆，总体上亲中。尼克松谈这个问题，实际上表示美国插手巴基斯坦，给中国添堵。当然还想增添筹码。毛泽东不想接这个话题，表示咱们继续谈哲学问题。

好吧，继续哲学问题。

尼克松再次跑题：“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看似漫无边际的会谈，线条非常清晰。毛泽东一开始就把问题引向核心，台湾问题。尼克松岔开了，表示要谈哲学。然后从哲学问题引向一系列看似重要，其实无关紧要的话题。什么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朝鲜，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

尼克松估计看毛泽东年纪大了，想把他绕糊涂。

毛泽东并不糊涂：“这些问题比较麻烦，由总理陪你谈，咱们还是谈谈哲学。”整个谈判如同一片优质散文，形散神聚。

眼看毛泽东没有上当，尼克松抛出第二个核心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

苏联问题，切实的压力。也是中美和解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着谈哲学：“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么表态，相当于说美国撤出越南过程中，中国不会给美国增加麻烦。

尼克松表示：“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算是给尼克松解围。

尼克松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毛泽东接过话：“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尼克松说：“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

话已至此，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简明扼要，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哲学问题也不用再谈了。接下来又到了彼此奉承时间。

毛泽东重新抄起了幽默：“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分别之际，尼克松说了这样一段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这段话应该是发自肺腑的。毕竟人性是想通的。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会对一个从一无所有到改变历史进程的巨人保持应有的尊重。因为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情结：类似救世主的情结。

结束：三点五十五分。

疑问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主要内容。

第一条，大家彼此尊重，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交流沟通。

——套话。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这是核心问题，但留下一个尾巴，导致日后美国各种小动作不断，如卖武器。

第三，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相互认可对方势力范围。任何其他国家，针对苏联。

还有其他部分，如文化、科学交流，贸易往来等等，都是辅助性条约。

从此以后，中美两个敌对二十多年的国家成了“战友”。不是朋友，是战友，东西方钳制苏联的战友。因为中美虽然都是现实意义的国家，但意识形态、体制上存在根本的差别，不可能喝酒掏心窝子。朋友会在一起话旧，但不一定能上阵杀敌。战友可以共同对敌，但不会把酒言情。苏联存在时，是战友。苏联倒下之后，战友再次明争暗斗。这些都是国际惯例。比方说二战之前，英国和苏联是敌人，但因为纳粹德国的存在，英苏成为战友。二战刚刚结束，丘吉尔就急匆匆的发表“铁幕演说”，推动冷战到来。

疑问在国内。按道理说，联合国进去了，和美国和解了。按照那个势头发展，中国应该尽快融入世界，尽快改革，尽快开放，尽快搞生产。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相当于早发展五年。五年什么概念？按照改革开放发展速度，五年财富增长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没有到来，内斗在继续。毛泽东随后发起了一系列动作批判周恩来。邓小平上台之后又被打下去。

直到一九七九年，中美破冰七年之后，双方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那时候，尼克松已经因为丑闻下台。美国总统变成卡特。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死去三年，四人帮已经覆灭，邓小平已经成为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路子步伐已经迈开。这是为何？答案只有两个字，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号，林彪出走，打乱了那一切。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过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线索，就是和中美和解几乎平行进行。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林彪的继承人地位写入党章。也就是那时候，毛泽东决定和美国人接近，双方在华沙进行上百次大使级会谈。这一年的九月份，林彪重上井冈山。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政治，就是井冈山政治。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大动作之前，均去井冈山转一圈。林彪刚刚走上接班人位置，为何如此急切？

林彪从井冈山下来之后，就开始策划那场政治战争。一九七零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拿出全部手段，在国家主席上做文章。眼看林彪占据上风，毛泽东逆向而动，抓住陈伯达不放，扭转局势。从此之后，毛泽东对林彪挖墙脚、甩石头、参沙子，搞得林彪处处被动。局势逐渐对林彪不利。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当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推行“乒乓外交”时，林立果正在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撰写《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和毛泽东渐行渐远。七月八号，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林彪和毛泽东已经形同陌路。基辛格刚刚离开，毛泽东开始南巡，对林彪全面出击。

就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林彪不甘坐以待毙，决心铤而走险，于是有了九一三事件。一个月之后，中国重返联合国。四个月之后，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和尼克松见面时提到，林彪因为反对中美接近，坐飞机跑去国外。这个事，在历史上很不起眼。但这话出于毛泽东之口，又显得非比寻常。背后隐藏着什么？

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林彪反对中美接近。但是还有一个诡异的线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到和解过程中。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作为国家理论上的二把手，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林彪，竟然没有参与到国家最重要的政策决策中。周恩来虽然时不时被毛泽东敲打，却全权负责中美和解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怪。

——这一切表面信息背后是一个残酷的决定。

第三章 残酷的决定

再谈那封信

时间回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中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滴水洞，最后一次思考文化大革命。当时文革已经布局完毕。当时刘少奇基本上成了死老虎。但毛泽东还在思考。很显然，他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搞到什么程度？打到谁？依靠谁？很显然，他不是在想刘少奇。很显然，当时值得思考的只有即将取代刘少奇的那个人。对了，就是林彪。

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接班人，还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还不是副统帅。为何要思考林彪呢？因为他即将成为接班人。对一般人而言，干一件事就一件事。对一流政治家而言，干一件事之前，想清楚前因后果。好比下棋，一般选手走一步算一步。高手而言，走一步，想好几步。毛泽东既然想林彪接班，那就要仔细想清楚，如何安置林彪？

思考的结果就是七月八号写给江青的那封信。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林彪的《政变经》），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

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

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这封信写完之后，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所以给周恩来看，是因为毛泽东凡是重大决定之后，都会给周恩来一个暗示。比方说与美国和解，比方说秘密南巡。给王任重看，是因为他当时是华中一把手，党内少壮派，毛泽东非常器重并信任之人。周恩来回北京之后，把信给林彪看。林彪看后，原件销毁。只有手抄本存在。九一三之后，手抄本散发出来，作为党内文献批判林彪。

正因如此，有人怀疑信是伪造的。当然历史上很多事都无法切实考证真伪。比方说“烛影斧声”是怎么回事？比方说叶剑英当时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封电报原始内容写的是什么？这个事也有争论，很正常。但是从文风上看，确实就是毛泽东的手笔。要说张春桥和姚文元能模仿毛泽东的文章，正如怀疑《沁园春·雪》出自田家英手笔一样可笑。文章反应一个人的品格、见识、阅历、胸襟。再退一步说，这封信的内容并不十分有利于四人帮。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没有“高尚”到如此地步。他们也不敢说毛泽东身上有“猴气”。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历史大潮中检验一下，看看它是否合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越是重要的事，越没用秘密可言。

这封信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篇章里已经提过这封信，分析了几个原因。从个人角度看，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和亲人掏掏心窝子。当时的江青不仅是他妻子，也是同志和战友。写这封信，提醒她重点，莫冲动。第二个原因，所谓自我剖析。敢说毛泽东身上有“虎气”和“猴气”的人只有他自己。正如只有朱元璋自己敢说自己“我本淮右布衣”一样。第三个原因，暗示一下周恩来。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彪。

后来分析家们都说，毛泽东英明神武，洞察一切，早知林彪心怀不轨。——基本上是瞎扯，要么拍马屁，要么盲目崇拜。毛泽东又不是神。正如秘书张玉凤回忆：“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张玉凤的话，被看出信是伪造的另一个证据。实际上，张玉凤是一九七零年方才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她在九一三之后听到的那些对白，可以从另一个方向理解。

毛泽东无法洞察一切，也无法防患一切。但是他可以掌控大方向。纵观一生，他对大方向把握相当不错。但是在建国之后，有两件事在大方向上超出他的掌控。第一件事，刘少奇走向他的对立面。第二件事，林彪走向他的对立面。

从刘少奇到林彪

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都从接班人位置上走到领袖对立面。过程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方式，是把他限制在行政系统内部，让他好好搞建设。如果干好了，刘少奇自然而然转正。即使没有转正，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依然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刘少奇原本没必要走到毛泽东对立面。然而大饥荒改变了一切。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锅。没有人愿意去扛。而且从刘少奇角度上看，想要避免再一次灾难，必须调整政策，也就是修正。

毛泽东认为政策没有错，是官吏系统错了，所以掀起小规模阶级斗争。刘少奇看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会触及到他的上层领导班子。不知不觉中，两人自然而又必然的走向对立面。林彪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走上接班人位置。

和刘少奇不同的是，林彪的力量全部在军方。林彪的领导班子是什么？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是一个上将（黄永胜），三个中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战场上都不错，拿到政治舞台上，也就四个大老粗。放炮可以，其它就不行了。

毛泽东刻意把刘少奇限制在行政系统，对林彪则是刻意限制在军方。和平年代，行政系统内部的刘少奇，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军方的林彪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毛泽东那封信，给林彪看过之后，相当于一盆冷水。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种话，就是赤裸裸的警告林彪，手不要伸太长。

如果一九六六年林彪还能接受那些话，那么到一九六九年，走上接班人位置之后，就不同了。从林彪角度看，既然要走上接班人位置，那就要干接班人的事，那就要全方位参与到党、政、军中。若不然，怎么接班？

摆在林彪眼前的现实很残酷：如果没法参与到行政系统，那就没有接班的可能性。

当时行政系统内部，有什么事值得参与呢？无非就是对内和对外么。对内，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江青的菜。林彪身边虽然有陈伯达，但是没有话语权。鉴于江青特殊身份，林彪也不好采取什么动作。那么对外就不同了。

建国之后，对外实际上就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抗美援朝，全面倒向苏联；第二个动作就是和美国和解。如此重要的步奏，作为接班人，无论如何也要参与其中。事实上，对美和解是周恩来一手操办。毛泽东决策，周恩来实施。整个过程没有林彪啥事。如果不让林彪参与，那就只能说明一点，毛泽东还是想把林彪隔离在军方。

把林彪彻底隔离在军方只说明一点：毛泽东根本不想林彪接班。

——是不是很残酷？当然。

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这几个人中间，毛泽东在林彪身上倾注心血最多，给林彪提供的平台最广阔；但是，对林彪最残忍。其他人都有接班的可能性，唯独林彪没有。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在党章中，但从没有接班的可能。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下定的决心。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毛泽东心中一直装着两个人：刘少奇和林彪。一直在想，如何砸碎刘少奇的行政系统，重新来过；如何限制林彪，让他接班不成。

林彪明白其中原委。所以一九六九年，刚刚把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就往井冈山跑，其实就是下决心。林彪的决心是什么呢？试探毛泽东真实意图。

所以才有第二次庐山会议那一幕。毛泽东三番五次强调不要国家主席。林彪三番五次要设国家主席。原委实际很简单：要不要我参与行政系统嘛？

让林彪加入行政系统，那意味着让林彪全面掌控党政军，接班人就是货真价实。如果否决，那表示毛泽东只是忽悠他而已，从没有让林彪接班打算。

为何林彪不能在等一等呢？答案是没有时间了。这里没有时间，不是说林彪身体不好，大限将至。林彪身体确实不好，但还没有不好到不能等一等地步。如果真差到那个地步，当了一把手也没有意思，也就没必要去争了。

所以要在那个时候去争，是因为当时中美在和解。之后国家政策必然转变。无法参与其中，意味着被掏掏。历史证明，被淘汰的接班人不会有好结果。刘少奇就是例子。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更致命。

文化大革命伤害那么多人，那么大破坏，责任（黑锅）谁承担？当初大饥荒也是一个大黑锅，但伤害的主要是农村农民。就是历史上不光彩。按照时局情况，农民没有能力搞清算，不会有现实意义的威胁。尽管如此，还是惹起了大规模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上层，局势一旦平静，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起来秋后算账。这是一个无比现实的威胁。那么文革的责任有谁承担？毛泽东虽然是决策者。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谁敢去找他算账。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闹得欢，终究只是小角色，承担不了那样的历史责任。能承担责任的只有两个，周恩来或林彪。

但是周恩来从来不想，也没有机会走向最高领导人位置，而且周恩来人员相当之好，谁上台都离不了他办事，承担责任的概率不大。很可能就是林彪，成为刘少奇第二。林彪当然不愿意。所以他要争取。

即使政策没有改变，林彪日子同样不好过。林彪身边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如果继续文化大革命，风必然吹到林彪的利益集团。即使林彪不愿意出来争，利益集团也会把他推出来。看看第二次庐山会议，林彪仅仅在开幕词上说一段，就闹成那个样子。

毛泽东为何不给林彪机会

从一九二八年井冈山相见开始，毛泽东就给林彪创造机会。林彪性格不好，毛泽东千方百计给他选择搭档。党内最会处事的聂荣臻和罗荣桓先后与林彪合作。毛泽东性格霸道，但对林彪的顶撞一味纵容。抗日战争中，林彪带领共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解放战争之初，林彪已经好几年没上战场，毛泽东依然把他放在东北。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让林彪取而代之，掌控军方。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只是试探一下。没想到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全面反击。首先抓住陈伯达不放，彻底斩断林彪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根系，接下来又对林彪穷追不舍，大有赶尽杀绝的势头。所以林彪才有很多想不通：毛泽东为何如此对自己。

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何帮助了林彪一辈子的毛泽东，临了要给林彪致命一击。既然把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之后，为何就不给林彪一丝机会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原因如下：

从林彪本人看，他不是治国那块料。别的不说，就那样一副小身板，能主持各种会议么？难。在加上怕声、怕光、怕水，更难以应对各种繁琐的事务了。看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其他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不论立场如何，工作态度没话说，加班加点到深夜都是正常现象。时不时来个通宵达旦。林彪显然应付不了如此强度的工作。

林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长处在军事。武将治国，不仅中共历史上没有这个传统。成熟的国度也是鲜有实力。二战期间，名将如云，只有艾森豪威尔一个登上总统宝座。

军人也可以玩政治。然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林彪在政治舞台上有十年的表演时间。他干了啥？对毛泽东各种吹捧。当然，那个年代讲个人权威，要吹捧刘少奇也吹捧毛泽东。但刘少奇吹捧的同时，好歹在干实事。可是林彪只有吹捧，不干实事。涉及到实际问题，就知道“主席画圈我画圈”。不做任何表态。这样看似不得罪人，看似稳健。

其实在毛泽东眼中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干不了实事，要么不知道托付。当然这一切，也和毛泽东刻意把他限制在军方有关。毛泽东越是限制林彪。林彪越是谨慎。毛泽东越是防备。林彪越是不干实事。如此以来陷入恶性死循环。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曾送了《郭嘉传》和《范晔传》两本书给林彪。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操曾多次表示自己死后把儿子托付给郭嘉。范晔是辅佐太子的谋士，却因谋反被杀。毛泽东送这两本书给林彪，无非暗示林彪做郭嘉。也就是说，不想林彪接班。那么让谁接班？林彪也不知道。当时毛泽东也不知道。这种事当然不是暗示一下就解决得了的。毛泽东打破从不看望下属的先例，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

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又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这个问题让林彪很狼狈。因为林彪思考的是如何接班。没想过接班以后的问题。一时答不上来。见林彪不说话，毛泽东追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更加回答不了。

——毛泽东此举，实际上是试探。

当时张春桥很红，对毛泽东理解胜过江青，堪称毛泽东知音。但毛泽东从没想过让张春桥接班。原因很简单：张春桥只是一个笔杆子。

毛泽东所以拿张春桥试探林彪。原因之一，毛泽东也没有敲定其他接班人。原因之二，张春桥是文革派。毛泽东当时和欧美和解，有扭转文革的设想。如果林彪赞同张春桥，那意味着林彪倾向于文革继续搞。如果林彪不赞同，意味着林彪也想改变，或者干脆不喜欢张春桥。林彪选择沉默。因为林彪很谨慎，害怕出问题。但毛泽东和失望：林彪不愿意和他交心。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如果林彪上台，毛泽东自己位置不好摆放。

按照当时对欧美世界和解思路走，林彪上台，无非两种选择。选择之一，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然而从当时的实践结果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不下去了。从林立果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也没想打算继续搞下去。那只能转变。

如果林彪扭转当时文革局势。那么文革造成的各种破坏，责任可能推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当然不愿意。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毛泽东都不可能让林彪上位。

第四章 大人物的悲哀

漫无边际的历史材料中不乏悲剧喜剧，在那些剧目中间，有一出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独幕剧，就是历史巨人的继承人问题。

中共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祖、明祖基本上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继承人问题。横向比较世界历史，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基本上也是没有合格的继承人。即使是二十世纪，罗斯福之后没有罗斯福，斯大林之后没有斯大林，丘吉尔之后没有丘吉尔，甘地之后也没有甘地。这种涵盖了古今中外大人物的节目都在述说一个道理，那就是历史巨人总是单个出现，继承人问题上，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集权专制时代，领袖自己指定接班人，基本都是不成功。即使现代英美体制下，投票选举，历史巨人身后仍然是空白。要分析原因，无非是时势在变。没有风云际会，神龙也难以升天。另一个愿意，就是历史巨人本身的意志、品格、胸襟、眼光都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处于中国历史焦点上，影响历史走势。因此他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接班人是谁？

建国之后，毛泽东搞建设也好，政治运动也罢，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中，即所有决策都和接班人有关。有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几个人，邓小平也在考察之列。

毛泽东真正想过要刘少奇接班，所以建国十年，一直强撑刘少奇。所以刘少奇的力量才能迅速增长。所以要摧毁刘少奇的行政系统，才花了那么大力气。

王洪文和华国锋是后期的选择题。王洪文也是备选，因综合素质不够，很快淡出。选择华国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所以妥协，是因为邓小平。邓小平从头到尾都是备选，但从未转正。之前邓小平是刘少奇的备胎。刘少奇落线被否决，邓小平也就丧失了资格。邓小平复出之后，依然是备胎。然而邓小平不愿意承担文化大革命责任，所以还是备胎。

林彪的接班人位置写进党章，但林彪从未有接班可能。这个现实或许很残酷，但确实没办法。从林彪的身份、身体都不适合当国家元首。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林彪也不能当国家元首。文化大革命得罪那么多人，站在对立面的话，要出乱子的。

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林彪最好能像建国之后的朱德那样选择慢慢淡去，是最好的结果。然而林彪并不是朱德。他选择反过来试探毛泽东。正在为林彪问题发愁的毛泽东借力打力，选择雷霆一击，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让林彪靠边站。因为毛泽东也老了，没有时间继续等。但毛泽东没想到林彪会铤而走险。

概括一下林彪铤而走险的理由：身为二号人物，国家政策转向（对欧美和解）时，他却没有参与其中，意味着没前途。这是第一。第二，邓小平和陈云安然无恙，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是棋子。联想到和欧美和解需要搞经济，想一想就不寒而栗。第三，毛泽东的心思要找年轻力壮的人接班。更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理论，从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后正变成现实。

在江西听到程世清的推测之后，毛泽东有了警觉，但仍不确定林彪会出逃。即使在最后关头，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只是怆然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身体垮了，精神也垮了。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闹得欢，关键只有两个人，林彪和周恩来。林彪稳住军方。周恩来消除行政系统内的负面情绪。如果事情顺利，林彪不太较真，或政治觉悟高一点，主动淡出，接下来就是和欧美和解，找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华国锋那般）上位，各方面都能接受。老干部头顶各种帽子发挥一点余热，度过晚年，组织完成新旧交替，也算一个和谐的结局。然而毛泽东仍然没能打破历史的宿命。林彪出走造成如下结果。

结果之一：阶级斗争理论破产。

结果之二：文化大革命实践破产。

结果之三：老部下不可靠。如果说刘少奇的行为证明行政系统靠不住。那么林彪的行为证明，军方也不如毛泽东所想。如此只能证明，那个政策确实错了。

疑问

既然毛泽东已经留下后手，既然毛泽东准备扭转政策，那么为何没有借助林彪出走之机扭转乾坤，彻底转过来？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嘛。

第一层答案：政治很复杂、很残酷，有时候还很肮脏，但是政治却又最讲究表面功夫。贸然刹车，除了混乱之外，啥也得不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理由也是白区时代的陈芝麻烂谷子，并没有触及到三面红旗本身。谁都知道，大跃进是人祸的根源，但没人说。因为政策大方针是一种战略，不能轻易否定。看看井冈山时代的左倾，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才清理。没办法的事，政治讲师出有名。没了名，一败涂地。自我否定，相当于自扇耳光，相当于认输。绝对不行。否定文革，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第二层答案：经过数年文革，国家机器基本上都掌握在新人手上，老干部基本都打倒了。政策转变太大。新干部无所适从，会造成新的混乱。老干部还在工厂牛棚中，一时难以接手，只会乱上加乱。毛泽东也不可能把所有权利交给老干部。他们之前已经被毛泽东否定，全部翻过来，会有新一轮清算。详情参见改革之后的清算。

第三层答案：群众问题。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极端的群众路线。要说民主，便是极端的民主。要说分权，便是极端的分权。出发点都是要让国人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让大家明白所谓权力究竟是怎么回事。直白说，就是用政治运动开启民智。如果贸然转向，那将是灾难性倒退。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这种事发生。但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试图暗度陈仓之际，毛泽东手中的牌已经很少了。算来算去，也就是四人帮。

四人帮

一九七四年，对周恩来批判上升到第三个层次。同年七月十七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诞生。

后人解读这些话，说毛泽东批评敲打四人帮，实际上恰好相反，是在保护提醒他们。

四人帮实际上就是上海帮，又三个半上海人组成。半个上海人是江青。她忘不了上海。当演员时，表演生涯起于上海。日后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仍然起于上海。四人帮的招牌是江青，然而很不幸，江青的本质是演员。搞样板戏开始，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上已经十年了，应该成熟了。可是江青的路却是越走越窄，最后只剩下上海那几位，让毛泽东很失望。毛泽东一直让她去团结大多数，她总是站在大多数对面。而且她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一副胜利在手、天下我有的样子。

分量最轻的是姚文元。他就是文坛一棍子，本身文字功底尚可，如果安心写文章，应该能小有成绩。然而他在特殊的时代抓住一个特殊的机遇，风光十年，终于一事落入低谷。

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从当初的中央文革小组，到后来四人帮，张春桥一直都是核心人物。当初在上海，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推荐给江青。江青为人嚣张跋扈，对周恩来有嚣张，对姚文元有嚣张，对张春桥没有嚣张。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很看重张春桥。毛泽东评价张春桥：“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这大概是毛泽东一辈子给别人的最高评价。毛泽东评彭德怀，横刀立马；朱德，心宽意志坚；叶剑英，大事不糊涂。追随毛泽东一辈子，综合才艺堪称党内第一人的康生，在毛泽东眼中也只是理论家。古往今来，将军有之，理论家有之，思想家极为稀少。张春桥何德何能？成了毛泽东眼中的思想家。

论才艺，张春桥不如康生。但康生节操有亏。特别是死之前向周恩来揭发张春桥和江青那事，投机嘴脸彰显无遗，不仅辜负毛泽东的信任，而且背叛了他口口声声说了一辈子的信仰。张春桥从头到尾跟随毛泽东。他的跟随，不仅仅是身体上跟随，更是头脑跟随。

事实上，他是毛泽东的知音。文化革命中，如果毛泽东只有一个知音，那便是张春桥。一手培养出来的林彪叛变了，合作了一辈子的周恩来试图暗度陈仓，其他老帅半路反对。只有张春桥一个人跟着毛泽东走到最后。他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堪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精华样板。

毛泽东所以看重张春桥，除了他的笔杆子，还因为他的行动能力。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赌上自己的全部政治前途，拉开夺权大幕。如果从文革角度看，张春桥的举动是决定性的。所以接下来“二月逆流”中，谭震林和陈毅的火力全部冲张春桥去。毛泽东对谭震林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当初毛泽东试图林彪，就是拿张春桥做筹码。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沦为阶下囚，张春桥在法庭上不说一句话。不是他没话说，而是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都是枉然。毛泽东不在了，文革结束了，失败了，张春桥承担的使命也结束了，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是他并不打算见风使舵。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他的信仰，就是的思想所在。对于这种人，可以斗争，可以处罚，但必须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坚持了自己的信仰。

张春桥，或许够不上思想家资格，但是一个纯粹的左派，一个值得尊重的左派。当然他也有左派的缺陷，动嘴多，动手少。

事实上，四人帮成败的关键，既不在江青身上，也不张春桥身上，而是王洪文。如果王洪文能接班成功，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王洪文没能接班。

当初毛泽东见到王洪文时确实眼前一亮。很快就此普通工人变成九大上的中央常委，十大时的中央副主席，上升速度堪与早期的王明博古相比。十大之后，毛泽东拖着病体接见外宾。每一次接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毛泽东不喜欢接见外宾，但是为了培养王洪文，还是强撑下去。然而王洪文还是拿不上台面。

王洪文跟着毛泽东会见外宾，一开始还好，正襟危坐。次数多了，渐渐把持不住，就翘起了二郎腿，很随心的样子。毛泽东本人也是随性之人，但他是例外，经过天下认可的。王洪文算老几，也那样摆谱？分明就是吊儿郎当嘛。这是第一。

王洪文本人喜欢打猎，时不时出去练手过瘾。对于接班人而言，那叫玩物丧志。这第二条比吊儿郎当更严重。

更严重的是第三条，王洪文是个大老粗，虽然有过工农兵经历，依然是大老粗。他不喜欢看书，理论水平非常一般。从陈独秀开始的共产党领导人，除向忠发之外，能写能说是最基本的素质。向忠发也是工人出身，最后却被压垮了，忍不住找情人，丢了命。

这些都不是王洪文失去接班人地位的主因。中国历史看，最高领导不见得需要多才多艺，但一定要多数人认可。王洪文恰好掉进了四人帮泥潭。

——这就是毛泽东手中的牌。

王洪文的劫难

林彪事件之后，军方大换血。毛泽东已经没法掌控局势。比较稳妥的做法，应该是恢复一部分老干部起来干事情。所以才有毛泽东到陈毅追悼会上放风，才有一批老干部复出。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单纯的工作上讲，还是陈云更有代表性。复出之后的陈云是国务院副总理，帮助周恩来管外贸。鉴于中苏已经翻脸，外贸基本上和欧美打交道，赢得大帽子的好机会。但陈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因为他已经老了，没时间耽误了。

陈云把央行行长陈希愈和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叫过来，感叹一番岁月催人之类，最后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是在当时，非常另类。

当时政治狂热，贸易也很搞笑。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消灭资本主义尾巴”嘛。贸易也要服从革命。比方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只有左派商人，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老外遵守也吃这一套，左派商人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老外来到中国，好话在口，利润在手，心理默念中国人真是傻叉。陈云决心改变这个情况，按照商业原则收集情报、分析行情：“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

一九七三年一年，陈云筹措十亿美元外汇。然后又用这些钱买从买设备、建工厂、拉项目。相当于招商引资。陈云的工作相当喜人，又建立不少工厂，又可以生产了；另一方面，又让左派不爽。左派的观点是自力更生。这当然没错。自力更生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能搞出来。搞不出来，那就是闭门造车，搞严重了会造成闭关锁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号，毛泽东提醒“四人帮”之时，实际上善意警告他们，团结大多数。同时毛泽东告诉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当时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说：“当众说的！”江青答：“说了算！”不仅如此，毛泽东亲自做了部署，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大为吃惊。把消息传给伙伴们。江青听了更来火：“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毛泽东的安排不仅没能平衡两派，反而让江青和邓小平斗得不亦乐乎。到啥程度呢？什么事都可以拿出来当武器。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首“风庆轮”号远洋轮船，自主产权，但是质量一般。交通部当然不乐意，挑毛病。要远航嘛，半路抛锚怎么办。但是船又是上海搞出来的，四人帮大本营的产品。江青非常不乐意，就要闹，说是崇洋媚外。并对此定性为洋奴哲学：“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

交通部上面是国务院。邓小平复出之后，周恩来逐渐靠边。江青闹，实际上就是闹邓小平和陈云。她再次扮演演员角色，带领小伙伴们赠送大帽子给陈云，款式诸如“投降卖国”、“洋奴”等等，相当丰富。当然，陈云只是管经济，邓小平才是重点。

十月十七号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邓小平很纳闷，心想多大事嘛，就是一首轮船，有必要这样嘛。如果换成别人，过了就过了。但是对江青，他就很来火。复出之后，江青一直不断挑麻烦。邓小平一直沉默让步。这次他决定不再让步：“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见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竟然敢顶撞自己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相当来火，自然还要闹一番。邓小平自然不理会，最后实在受不了，退场走人。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掉。当时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要选举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周恩来身患绝症、很少工作的情况下，搞掉邓小平就可以大权在握。

邓小平是国务副总理，要动他必须毛泽东点头。当时毛泽东在长沙。如何向毛泽东告状呢？江青和伙伴们商量一番之后，决定派王洪文出马。王洪文当时大红大紫，是毛泽东手里的宝贝疙瘩。江青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拼命把王洪文拉在身边，试图攥在手心。

江青和伙伴们认为，由王洪文出面，邓小平就完了。他们完全没想到，如此以来，不仅没有扳倒邓小平，反而把王洪文搞臭了。看看王洪文是如何把一切搞砸的。

十月十八号，王洪文秘密到长沙，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这个等于承认自己是秘密告状。换成别人也就无所谓了。王洪文当时是中央副主席，理论上的二把手，在北京主持工作。这相当于说，二把手向一把手告密。国家还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二把手控制不了大局，那就没有资格升级为一把手。对此王洪文完全没有意识到，反而添油加醋说：“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看看这情况，搞得跟地下党一样。关键他们不是地下党，是中央委员，大权在握的。

王洪文的表演还在继续：“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是什么情况？完全要和老干部对立起来。从几十年不倒的周恩来到刚复出的老干部。

当然重点还是邓小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接着借题发挥：“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毛泽东当时心中非常失落。眼前的王洪文也算一表人才，实际烂泥扶不上墙。什么事都搞不定，把权力交给他，相当于拿脑袋撞墙。

王洪文没有得期待的结果。毛泽东把他教训一顿。毛泽东告诉他，有意见当面谈，不要这么搞；让他回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离江青运点；和邓小平搞好团结关系。两周之后邓小平去长沙，毛泽东完全是和颜悦色，表示邓小平和江青对抗完全正确。

接下来，毛泽东又让邓小平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于一身。

怎么所有期望都是相反的？王洪文傻眼了，江青傻眼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傻眼了。或许他们心里抱怨毛泽东。实际上他们伤透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不想帮助他们几位么？当然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毛泽东就把陶铸给他们。因为毛泽东知道他们几个实际工作不行。结果怎么样？陶铸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被他们轰走了。现在毛泽东人之将死，又把邓小平放出来，也是希望有人能干实际工作，三番五次让他们和邓小平高团结。结果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一番心思付诸东流。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号，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的情况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此时王洪文出局，四人帮也没了前途。

如果江青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和王洪文保持距离，而不是把王洪文赚在手心。

如果张春桥政治头脑足够，就应该让王洪文洗掉上海帮的印记。

如果王洪文有政治头脑，和各派搞好关系。如果王洪文上台，四人帮结局不至于如此。

如果把政治看成牌局，毛泽东应该是赌神级别。但是很遗憾，到最后手中这剩下这么几张烂牌。但是他不会立刻输掉，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自己。

毛泽东所以是毛泽东，只要他还在，就不会输。他可以把自己压上去，该如何使用最后一张王牌呢？

第五章 最后一张牌

阶级斗争，相当残酷。身在其中，没有人可以幸免。从刘少奇到林彪到四人帮，甚至毛泽东本人。林彪的死，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破产。然而批斗会没有结束。

必须批判林彪。问题是如何批判林彪呢？周恩来的办法是批判“极左”，试图用这个办法暗度陈仓，扭转文革大局。毛泽东察觉到周恩来的意图，进行制止，并且掀起一连串批判周恩来的风波。江青和伙伴们费尽心思把林彪说成右派，但是没什么说服力。毕竟嘛，把林彪当成右派的话，那么被林彪打击的那些人是什么派？

如何批判林彪又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呢？这是一个难题，但难不倒毛泽东。当初批判刘少奇又没有触碰三面红旗，对策在节操问题上。当初批判彭德怀，扣留一个里通外国的大帽子。林彪已经叛逃外国，葬身异国他乡，这些大帽子都没用了。批判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批判林彪本人，而是通过批判林彪警醒国人。

毛泽东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抛出一个题目：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份，林彪出逃已经两年了。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尼克松已经访华结束。

江青和伙伴们马上借题发挥，整理出一个行动纲领：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

有了题目之后，剩下的只是寻找素材了。这个容易办到，他们从林彪的言行中寻找片言只语。比方说林彪赠给林立果的字：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比方说林彪赠给叶群是字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比方说林彪卧室挂有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比方说林彪在办公室有过批语：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

这些都是可以批判的题材。那就批呗。文章也写了，叫《林彪与孔孟之道》。然而很遗憾，就算写出文章，全国那些文化低的人也难以理解那些神神叨叨的短语。其实那个年代，要批判林彪很简单，直接对下层人说林彪要害毛主席就行了。批林批孔，下层人中有几个知道孔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闹出笑话一大片。某领导大老粗，庸俗二字分不清，把批判“中庸之道”念成批判“中俗之道”。台下大老粗路人甲把“中俗之道”听成“种树之道”，就很纳闷：“都说孔老二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原来他还会种树哩！而且还有一套种树旳办法，种树也是体力劳动嘛，怎么还要批判他呢？”大老粗路人乙解释：“当然要批判啦，毛主席说要以粮为纲，而他孔老二却偏偏讲种树，而且还搞出什么种树之道，这分明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嘛。所以，非批判不可！”看看这些，没文化啊。

其实林彪和孔子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从不吝啬对领导人的吹捧。

然而在毛泽东本人看，并非如此简单。孔子是儒家象征。汉武帝之后，一直是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近代衰落和儒家有直接关系。五四运动之后，精英们就在和儒家决裂。中华民族重生，就是建立在去儒化基础上。毛泽东作为那个时代的焦点，对儒家不感冒是正常的。儒家推行的精英政治和人治立场，基本上就是官僚主义的温床。

谈谈传统

传统的东西是啥呢？答案要从两个方面解释。

实物方面：包括各种文物，各种陵墓，各种古建筑，总之是一切不是现代人创造又被现代人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碍着现代人了？可以说碍着，也可以说没有。

说没有碍着，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就存在了。可以让他们躺在地下陵墓或者地上博物馆，想看就看，不想看拉到，干自己的活就是了。然而中国人是一个注重历史传承的民族。对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当感兴趣。任何历史实物都承载着某种精神，或多或少的影响后世。所以传统的东西不仅仅是实物。

精神方面：传统文化是啥呢？按照经典的说法：博大精深无边际，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博大精深是很含糊的概念，反正就是耗尽脑细胞也未必能参悟，这些就不去追究了。关键的问题在后面：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这个问题看似清晰，实际上依然含糊不清。举个例子说，陈后主写的《玉树后庭花》从文学角度看，唯美而婉约，可以算精华。但考虑到他的需要承担的责任，就变成了靡靡之音，算是糟粕。

从另一个方面看，精华和糟粕虽然因为立场不同而不同，但是已经可以具体分析。传统世界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层次。看看糟粕是什么。

层次之一：中国化。这个概念太大了，凡是和中国有关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马背文明的盆盆罐罐都在其中了。外来的各种宗教、主义也都在其中，经过中国化之后，盆盆罐罐，各有特色。精华也好，糟粕也罢，都在熔炼中间。但是华夏文明能经久不衰，必然是精华多于糟粕。如何排除糟粕呢？

层次之二：汉化。华夏文明的主体是中国，中国的主体是汉族。中国化的主要部分就是汉化。所谓汉化，大概就是把少数民族融入到汉族中。自古以来，这个程序一直在运转。一直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所以汉族才会不断壮大。尽管汉族越来越大，但汉化不见得全是好事。比方说北方马背民族，原本充满干劲豪迈，但是汉化之后，这些优点逐渐丧失。这么说来，汉文化中有糟粕，是什么呢？

层次之三：儒化。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体思想，一贯光荣、伟大、正确两千年，曾经取得过伟大曾就。中国近代所以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儒家那一套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儒家思想。虽然它偏向保守，缺乏开拓进取之精神，但核心价值观“仁”“义”“理”“智”“信”没有任何问题。任何时代都有推广价值。但是最后怎么走进死胡同？糟粕何在？

层次之四：儒生化。毫无疑问，任何思想体现都需要有人执行。儒生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执行者，官僚的主要来源。特别是科举制推广后，儒生可以批量生产，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王朝变更、社会兴衰和他们有直接关系。儒生世界的精英很了不起。论气节，有文天祥那样的人。论才会和人品，有于谦那样的人。论思想境界，有王明阳那样的人。但是儒生里面有很大一块是百分之百的糟粕，腐儒和犬儒。

层次之五：腐儒化。我相信这世界最难的事之一，就是从腐儒身上寻找“价值”。他们不讲理想和追求，精神世界还停留在动物时代，难以找到半点人性的光辉。当然放在现在看，他们可以吃喝拉，创造GDP。放在以前，他们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有幸当官，要么站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一直拉屎不停。他们就是官僚主义的主力军，饭菜里的老鼠屎。

层次之五（续）：犬儒化。所谓犬儒，就是从精神上藐视一切，就是那种只会说、不会做的嘴皮子，张口子曰，闭口诗云，和妻妾行房事都要想一想“圣人”如何，可算是儒生中的清流。他们念书考试。考不上，就是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的孔乙己。考中之后，大概就是范进那副德行。书生误国，空谈误国，嘴皮子误国，就是这类人。

他们身上没有英雄的血腥，只有懦夫的毒素；没有学者的风骨，只有文痞的奸猾；没有思想家的智慧，却善于包装无知。给他们笑脸，他们会在回赠一个恶心的苍蝇。拿鞭子抽，他们就会乖巧而温顺。太平盛世之际，他们各种滑稽的表演。民族危亡之时，他们会争相当汉奸，并且能找到一大堆理论为自己开脱。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他们善于使用各种理论卖弄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他们如同蟑螂一样适应力超强。他们人数达到一定比例之后，组织会解体，帝国会崩溃。

帝国体制灭亡了，腐儒和犬儒们并没有灭亡。因为他们只是文化基因变异的癌细胞，只是寄生在帝国内部而已。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乏职业操守。

他们当了记者，会毫无底线的卖弄各种恶，当作家就用笔散布内心那股臭豆腐的味道。

他们经商，会把奸字刻在心头。他们当官，会牢记贪腐。

如果有幸当了妓女，那么好吧，内心和职业就匹配了。

正常社会提倡包容、和谐、稳定，这类人可以衣冠楚楚行走在各行各业。非正常情况就不同了。比方说乱世，会有侠义之士刺杀汉奸，或者干脆组织出马锄奸。如王亚樵刺杀汪精卫，如上海滩红色锄奸队。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终极清洗，目的是要清洗儒家中的糟粕部分，实际上连精华部分同时清洗了。

毛泽东不喜欢儒家，从小时候反抗家长，前半生都在和“代表中华传统”的讲解对抗。蒋介石讲传统，毛泽东讲革命。然而毛泽东一辈子仅去过两次苏联。年轻时候没出过国门。要说他不受传统影响，那是瞎扯。实际上他吸收的东西，以传统为主。从年轻时代的文章，到中年的军事指挥，晚年的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

如果非要在传统世界找毛泽东思想的源泉，那就是法家。毛泽东认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这话说到了要害部分，包括孔子在内，儒家那帮人开口不离上古时代的领导人如何英明伟大，听起来让人厌烦。毛泽东要“数风流人物，换看今朝”，自然最烦儒家那一套。批林批孔刚抛出来，毛泽东就写诗给郭沫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纰糠。

——祖龙之魂，便是帝国之魂。孔丘之名，便是圣贤之名。

被文人士大夫骂了几千年的秦始皇终于迎来重量级知音。如此给秦始皇翻案，毛泽东堪称第一人。为何如此呢，纵观历史大势，秦始皇和毛泽东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依靠铁血手腕结束一个时代并开创一个时代。他们的故事只属于他们个人。秦始皇的事业，在那个时代只有秦始皇能完成。毛泽东的事业，同样只有毛泽东能完成。

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但是法家并不完美，有一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凌驾法律之上，确实推动历史进步。换成喜欢享受的胡亥，大秦帝国转瞬崩溃。晚年的毛泽东和秦始皇差不多，俯视天下，跨越历史，顶着专制的头衔接受世界的欢呼。

晚年的毛泽东是孤独的，但他享受那种孤独。然而他面临和秦始皇同样的难题，事业无人继承。王洪文不堪大用，邓小平另起炉灶，只能选择老实巴交的华国锋。

批周公

时间回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号，周恩来得知林彪死讯后放声大哭。当时纪登奎不明所以。直到如今，依然有无数人追寻答案。事实上问题的答案已经给出大半，这里总结一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如果说把林彪和孔子巧妙结合，达到既批判林彪又推动文革的目的。那么批判周公啥意思呢？周公，名义上指周文王四子、武王胞弟姬旦。姬旦多才多艺，精通军事、政治。周武王死后，姬旦摄政，干了很多事，且不贪最高权力。如此一个人，自然被儒家奉为楷模。他的声誉在历史上相当之好。为何要批判这样一个人呢？因为他和周恩来很相似。才艺上，声望上，对最高领导人态度上，惊人的相似。不仅如此，连称呼都一样。姬旦被尊为周公。周恩来也被尊为周公。含沙射影，批判起来相当方便。

前面篇章里已经说过，林彪之后批判周恩来一共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原因是例行公事。每一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能巧妙避过，实力大增。然后毛泽东就会对他一番敲打。林彪事件也一样。周恩来全权负责，清洗林彪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清洗毛泽东的人。解放老干部，又收拾一批人心。加上外交上和美国和解，一时间风头很足。所以毛泽东要敲打一下周恩来。但属于蜻蜓点水。时间是尼克松访华前后。

这一层可以理解为权谋斗争。领袖不允许执行者威望胜过自己。

第二层原因是为接班人让路。按照当时局势，除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就是天。无论哪位接班人上位，都必须在周恩来的羽翼下存活。毛泽东重点考察的王洪文和华国锋要资历没资历，要实力没实力，年龄甚至都不够。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批判周恩来，狠狠的批判，让他自己检讨，让他的威望下降，而且要让他让出全力。时间是中共十大前后。

为了掏空周恩来的权力，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复出。一方面是周恩来身体不好，另一方面是抑制周恩来。最明显的一点体现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与会者要么是国家元首，要么政府首脑。按照对等原则，中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政府首脑，中国实际意义上的第二号人物。建国之后，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管。中美和解，周恩来付出的努力最多。

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中共十大之后，该接班的接班，该复出的复出。周恩来事实上已经靠边站。叶剑英掌握军权，邓小平接受政府工作。周恩来的个人意愿，就是在有生之年代表中共去一趟联合国，为纵横捭阖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对于一个为组织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一带豪杰，当世最出色的谋略家、纵横家之一，周恩来理当到纵横家最高舞台——联合国——一试身手。那也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毛泽东打破了周恩来的夙愿，提议邓小平当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这样就有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阐述并推销毛泽东三个世界的主张。周恩来不仅未能实现去一趟联合国的意愿，而且要留在国内继续挨批。

幸好江青是个演员，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相当不爽，大闹特闹。因为前一段时间，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一直撤退周恩来，就为了把周恩来折腾倒下，拿权力。忙碌一场，没想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得到了去联合国表演的机会，那个不甘心啊。江青的本色演出，让毛泽东很来火。其实毛泽东乐意派四人帮中的某人前往，问题是他们不是那块料啊。要知道毛泽东年仅也不小了，没多少精力陪她折腾，干脆让她闭嘴。此后毛泽东对江青日渐生厌，有意疏远她。如此以来，周恩来抓住机会，从中斡旋，压力减小不少。

这就是周恩来的悲哀。他原本应该在联合国中部发挥才华。如今只能把才华用在毛泽东和江青的琐事上。然而对周恩来的批判并没有停止。

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已经时日无多，权力也让了，为何还要继续批判？

把自己押上

毛泽东手里的牌，除了四人帮，只剩下他自己。四人帮那副德行已经没有指望了。如何定性文化大革命，只能看毛泽东自己了。林彪之后，虽然文化大革命实践已经破产，但是不能贸然结束。正如打饥荒证明三面红旗实践破产，但不能贸然结束。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不管是从老百姓角度，还是官吏角度，还是毛泽东本人意愿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看，都不能贸然结束。

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群众路线、极端的民族运动、极端的分权运动，目标只有一个，把基层引入政治运动中，增加老百姓的参政意识，开启民智。林彪之前，毛泽东有信心赢得文化大革命。林彪之后，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性。那么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把他自己和文化大革命融合在一起，在民众中置入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就是群众运动的化身。

意识形态这玩意，在一般人看来有些虚，但是在历史大势上却清晰可见。回顾一下历史上主要的宗教意识形态。古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儒家思想光荣、正确、伟大。这个今天已经被批判好多遍。但是在历史上，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然而儒家思想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之中，可谓坎坷曲折。从孔子创立儒家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前后好几百年。汉武帝之后，又过几百年，知道科举制推广，儒家才真的成为天下至尊。

再看欧洲，基督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样曲折。基督思想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要依靠上帝洗清罪孽。然而从耶稣基督传教、被钉死在十字架，再到各个门徒惨遭各种不幸。等到基督思想统治西方，已经是百年之后的事。伊斯兰教，同样非常不顺利。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纷争不休，再也没能形成一致意见。其它宗教，意识形态植入依然不行。

再看看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欧洲的应该资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为主导，也没有少折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干掉了国王，结果引来领先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独裁者死后，又是国王复辟。法国更乱了，法兰西共和国与法兰西帝国交替出现，甚是热闹。如此反复重复，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算完成意识形态的洗礼。

中国告别帝国之后，儒家那一套也就没用了。中国人大概用了一百年时间，重新归于一统，寻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挂在马列主义旗下的毛泽东思想。内容就是公有制主题，群众当家，群众做主，走群众路线。非常世俗，非常直白，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难以实现。根据历史规律，要实现那些简单明了直白的内容，将会非常困难。

人类历史几千年，归根结底，也就这么几种思潮。这些东东，看起来生涩难懂，以至于很少有人愿意面对它们。不禁要问，儒家思想、基督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厉害之处能成为世界脉络？其实很简单。

儒家思想诞生在农历制度崩溃时代。什么叫奴隶制度，就是少数人把锁链套到多数人脖子上，拿起鞭子随便抽。儒家思想告诉天下，那样是不对的。少数人应该把多数人放到地上，让他们种庄家、搞生产，自己收租就行，没必要搞那么极端。天下人觉得有道理。精英阶层认为孔子太伟大了，就把他捧上神坛。知识分子也认为孔子太伟大了，让他们有了成为精英阶层的机会。

基督思想诞生于奴隶主年代。但基督告诉众人，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大家相信上帝，国王和民众，奴隶主和奴隶都一样。这个想法造成了很大冲击波，统治者觉得耶稣太可恶了，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基层大众认为耶稣太伟大了，就把他捧上神坛。但耶稣思想并不容易执行，最后进行了中庸调和，捣鼓出来一套教会系统，帮助精英控制老百姓，终于得到统治者认可。

再看资产阶级思想，诞生于封建制崩溃时代。启蒙者们告诉世人，不要去相信教会了，不要去效忠国王了，去寻找自我吧，去赚钱发财吧。寻找自我，你就是自己的上帝，人生就有了意义。有了钱财，就有锦衣玉食，就有美女相伴。如此以来，自然有多数人拥护。

——看看这些人，它们的成功之道在于，赢得大多数。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代表大多数。为了赢得大多数。他可以干任何事。他告诉被愚弄千年的老百姓，你们是主人。他把土地分给所有人。所有反对他的人，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被当初敌人消灭了。

这些东西看似很通，大家都在说嘛。领导人在说，老百姓也在说，一致在说，一直在说，就很不对劲。为啥呢？因为很难办，其实是办不到，所以只能说。说得多了，听起来像是空洞，麻木了。只有一个人试图把他变成现实，就是毛泽东。他也没办到，但努力去办了。特别是经济建设遭遇挫折的时候，他马上想到，是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他就在西楼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随后小四清运动，没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企图一次性解决问题。或许他的手段是错的，但他的目的很明显，如果出现问题，首先是个人问题。如果不是个人问题，那就是路线问题。如果路线出现问题，首先是意识形态出现问题。

毛泽东试图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在民众之中置入意识形态，难度同等于赤手空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林彪出走之前，毛泽东有信心解决问题。之后，毛泽东只能把自己压上。就如同耶稣基督宁愿死在十字架上，也要守护自己的信仰。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十字架，已经不再是理念，而是信仰。他试图把自己的信仰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中。当年张春桥在法庭上没说话。据说在审判之前，审判人事先问张春桥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没什么好说的。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段话不论真伪，都说出了毛泽东的心思。

唯有了解这一层，才能理顺毛泽东晚年那些行为。

这样和周恩来有何关系？看起来没关系，实际上关系很大。

因为群众运动需要明确的目标。乡村运动，需要乡村级别的目标。县级运动，需要县级目标。省级运动，需要省级目标。文化革命是全国性运动，自然需要全国性的目标。发动全国性运动去批判孔乙己或范进，牛刀杀苍蝇，自己都感激没意思。当时能作为全国性批斗目标的人，只有周恩来一个。

——老友啊，批判你，实在情非得已。

——这个选择和残酷。但也没有办法。也许你有委屈，但随让你是周恩来呢。

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继续检讨，继续做事。事实上周恩来本人也和文化大革命仅仅联系在一起。文革的每一步，周恩来都是签名盖章按手印。

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表演双簧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说是，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似是而非中间，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也。有嫌疑上演双簧的，还有邓小平。

第六章 毛泽东的试题

毛泽东把自己和文化大革命捆绑一起，形成一种象征。毛泽东看到，如果继承者打着他的旗号，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否定群众路线。如果继承者推翻他，正如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那么国家也就变质了，那么即使再一次天下大乱也不可惜。因为离开了群众的国家将不再是国家。

如此以来，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巨大难题：继承者必须继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否则被视为背叛；然而继承者又没法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是毛泽东才能推行的策略，而且已经失败了。如果继承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没有资格驾驭中国。如果强行驾驭中国，那么结果必然是混乱。

这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共和国历史上最难的一道考题。历史借毛泽东之手出了这道题，不同的考生给了不同的答案。

第一个考生是王洪文。此人看似敢闯敢干，实际则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一头扎进上海帮里，迷失了自己。四人帮的政治诉求很简单，就是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他们继续风风光光，高高在上，吃香喝辣。他们的如意盘算是，毛泽东死后，江青成为党的主席，王洪文为国家主席，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其他人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毛泽东所以玩得起文化大革命，并非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而是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共军和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是站在历史焦点上的巨人。这种人即使放在整个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只有毛泽东才玩得起，其他人去玩，就是一个字——死。

毛泽东不断提醒、惊醒、告诫他们，要搞好关系，要团结大多数，他们假装听不见。其实他们听见了，只是不想去执行。因为团结多数人，既浪会时间有消耗精神，解决各种无聊的琐事，调节各种无所谓的纷争，需要如同周恩来那般没日没夜的干事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当然咯，即使他们愿意去，也未必能行。因为他们能力有限。证据就是，他们从来都不能理解团结多数人是多么重要。

王洪文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他用行动给出了答案：立足四人帮，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所以王洪文被淘汰了。

第二位考生是邓小平

邓小平本质上和毛泽东是同一种人，认准的事，义无反顾干下去。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一直在领袖位置上，邓小平一直在选择跟随正确的人。当初井冈山内争，邓小平选择毛泽东，成为毛派头子。日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分歧，邓小平选择刘少奇，成为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个性里面，就有各种棱角。

十大之后，邓小平走马上任，放手整顿。毛泽东让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同时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就是从军队入手。这个也是先易后难。军队文革中混乱较少，需要力气较小。真正的难题在行政系统。行政系统已经完全烂了，到处都是“革命派”，嗡嗡叫，乱得很。

要整顿，首先需要恢复秩序。要恢复秩序，首先需要恢复交通。邓小平就从抓铁路运输入手，打通铁路系统之后，又把手伸向公共交通系统，接下来又去整顿运输的物质，包括工厂、矿山等等。许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板斧下，迎刃而解。这样一年干下来，效果显著。周恩来很高兴，毛泽东也很满意。然而江青和她的伙伴们不满意。

现代人或许不明白，江青怎么就那么烦，到处和别人作对。刘少奇掌权她不满意，林彪掌权她不满意，周恩来掌权她不满意，如今换成邓小平她还是不满意。怎么回事嘛。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她的角色决定要和所有掌权干实事的不满。因为文革左派就是闹革命。革谁的命？自然就是掌权的命。让她去革孔乙己的命，她还记得掉价呢。

——角色决定命运。

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曾想过和江青和平相处。然而看邓小平这一系列组合拳，就注定不能和江青和谐相处。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全面夺权开始。所谓夺权，就是从安亭事件开始。安亭事件，也是铁路运输瘫痪的根源。随后蔓延到工厂、矿山、大街小巷。邓小平这一套，相当于把文革逆过来。如此情况，即使江青和邓小平两人彼此愿意和平相处也不可能。原因无他，利益集团不一样。所以两派在政治局上死磕。

让江青更难忍受的是，毛泽东似乎对邓小平很信任，总是有意无意之间表示支持邓小平。特别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邓小平去国际上大出风头。江青非常不爽。在那之后，两人斗得更厉害。王洪文去长沙高密，就是那个情况下的产物。当然咯，毛泽东抬邓小平主要是打压周恩来，而非江青。只是江青政治涵养太低，才让毛泽东很烦。

江青当然不会别人抢走风头，她决心夺回主动权。于是她和伙伴们去批判周恩来。前面说过，毛泽东必须批判周恩来，而且抛出一个新题目，叫批判经验主义。江青明白，批判周恩来总不会错的。而且周恩来又是邓小平的上级。批判周恩来，也可以打击邓小平的气焰。但江青弄错一点。邓小平不会像周恩来那般隐忍退让。

邓小平明白毛泽东的“抬邓挤周”的意图，所以在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表态。然而邓小平很快明白周恩来的好处和难处。所谓好处：周恩来处处帮助邓小平站稳脚跟。所谓难处，实事不好干。同时邓小平也明白，江青批周恩来，也是在和自己吹鼻子瞪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问题通到毛泽东那里，既打击一下江青，也给周恩来解围。

毛泽东再次对江青表示很烦，决定管管江青。四月二十三号，王洪文当长沙告状之后，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中不指名敲打江青：“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邓小平和叶剑英也看这个情况，立马在政治局组织人马反击江青和她的伙伴们，罗列了江青一系列是非，搞得她很狼狈。那情形仿佛回到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江青表示，自己“发烧”了，敷衍一下。会议之后，江青找毛泽东诉苦，希望等到支持。

毛泽东本来不想理会江青。但是王洪文会后想毛泽东汇报，说江青在会上遭到“围攻”。毛泽东又怒了。并不是因为江青受到围攻而愤怒，而是江青被围攻的理由。理由之一，江青批判“经验主义”是苓膏以他。理由之二，江青之前对周恩来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对。理由之三，政治局内搞宗教活动。

毛泽东看了这三个理由，前两个理由勉强可以接受，第三条明显不对路。看到这个情形，是不是很眼熟，对，就是“二月逆流”之前的情形。当时也是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个老帅以为毛泽东要扭转局势，对中央文革小组拍桌子。毛泽东一开始也是不介意，但是听到陈毅对延安整风运动不满时，愤怒了；听到谭震林那些话，更是火上浇油。这次情况也差不多。邓小平和叶剑英也是看见毛泽东对江青不满之后发飙。

按道理说，邓小平没有参与“二月逆流”，不知局势，情有可原。叶剑英可是当年的主角，检讨可没有没少写。批判江青搞宗派活动，明显要把左派除掉嘛。叶剑英怎么会没有警觉呢，和邓小平一起往前冲。邓小平也好，叶剑英也罢，都已经是老人家，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两人这么干，其实是压毛泽东准备压毛泽东的心思——准备结束文革。

毕竟文革那么多年，除了打倒一大批人，除了破坏，也没有太多建设。就算是要防止政权变色吧，干了那么多年，目的也达到了。而邓小平复出之后，成绩显著。他们认为，毛泽东也想结束文革，理由并非是批判江青，而是让邓小平等人复出，并且赋予巨大的权力。这些都是铁证，是鱼一九六七年完全不同的证据。邓小平是什么人？之前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现在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这是第一点。

第二条就是，毛泽东已经很老了，随时可能去见马克思。大家都站在毛泽东旗下的。如果毛泽东表态转折，那更好，直接把左派清理掉，免得以后麻烦。政治局上对江青开炮，也就是一个试探。试探错了，大不了回去写检讨了事。反正军方一大堆事需要叶剑英干，政府的事离不开邓小平。然而他们把问题想简单了。

成熟的邓小平和叶剑英看到了中国的局势必须改变，但是没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的心思。所以他们打错了盘算。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出双簧。

愤怒的毛泽东没有像一九六七年那样，采用铁腕手段打压，让各位回去检讨。因为时代变了。一九六七年的毛泽东身边有林彪，周恩来还没有铁心扭转文革局面。三人联手，足以面对任何难题。一九七五年的毛泽东只剩下自己和四人帮。

毛泽东选择逐个击破。他把大家找来开会，承担一部分责任，让江青自我检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继续批判周恩来：揭井冈山时代周恩来走王明路线的老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李德，反对邓、毛、谢、古。”好吧，也没啥新鲜，就是继续抬邓小平批周恩来。

在邓小平眼中，毛泽东是否敲打周恩来不重要，是否支持整顿才是重要的。继续整顿，就是要扭转文革局势。否则就是空谈。毛泽东支持自己，那就表示毛泽东要改变。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举动中有反铲之处。但是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多次提醒邓小平不要操之过急，冷静一下。批判江青时，周恩来亲自出马，拿捏分寸，走个过场了事。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并非真的批判江青。

江青想不通，但还是要走过场。王洪文想不通，采用当初林彪四大金刚挨批时的手腕，拖。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来火，直接让王洪文一边去，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越发感到苗头不对。邓小平依然一股劲往前冲，对江青不依不饶，试图打掉江青的嚣张气焰。

批判江青的效果不理想，只有叶剑英呼应他。大家都不是傻子。看到周恩来如此谨小慎微，没必要自己当出头鸟。江青再一次找毛泽东诉苦，说邓小平和叶剑英对她突然袭击、反攻倒算。毛泽东再一次没有理会江青，让她写检讨。

邓小平仿佛再一次赢得胜利。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让他好好干。邓小平继续表演。周恩来再次提醒邓小平小心谨慎。其实邓小平搞得那一套，还是文革之前的那一套。毛泽东放手让他去搞，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信号。既然王洪文被否决了，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转变。

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的才华。邓小平大力整顿，毛泽东也很欣赏。邓小平的个性，毛泽东也很欣赏。然而所有的路都有尽头。邓小平的整顿之路也有尽头。在那路的尽头，就是毛泽东的考题：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干了很多事，也得罪了很多人，想要继续整顿下去并不容易。在左倾大环境下，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文革受益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头上还有一系列帽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即将死去的时候，也是双方矛盾最大的时候。毛泽东本人也需要邓小平表态。

像毛泽东那个层次的人，做什么事之前，都要首先布局造势。毛泽东让毛远新找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一系列质疑。毛远新和邓小平在会议上争吵起来，不欢而散。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王洪文召回北京。这是什么情况？邓小平感到不妙。十大之后，毛泽东一直是支持邓小平的，给他党政军大权，让周恩来让位，把王洪文下放到上海。这系列动作无非向邓小平表示，小平同志啊，知道你有大志向，知道你有大能力，我可以给你机会和平台。

还有更不妙的，毛泽东又召开扩大会议，把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拉进来，他们都是文革受益人。特别是张春桥，绝对不会放过打击邓小平的机会。如此情况下，邓小平在会议上处于绝对劣势。之前和邓小平捣乱的主要是江青，这一次不同了，有老干部，有新人，有接班人。一副批判邓小平的架势。邓小平处境更坏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小平同志啊，我给你的东西，也可以拿回来。

局势布好之后，考试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的反应：“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表面意识：我被打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际就是不愿意表态。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毛泽东让邓小平下台，于是有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于是邓小平有了三落三起人生中最后一落。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这事后来一直被描述为：晚年的毛泽东多么糊涂，邓小平多么坚持原则。这话对了一半。邓小平坚持原则不错，但毛泽东并不糊涂。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只能把自己和文革融为一体。尽管他明白文革实践失败了，但他不认为文革的目标有错。所以毛泽东的底线，政策可以改变，但精神不能变。精神变了，国家也就变了，党也就变了。再回到那种精英和民众分裂的模式，再回到那种特权阶层统治大多数民众的模式，是无法容忍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文革初期保护邓小平，才会在文革后期让邓小平复出、并重用。

其实让邓小平定性文革三七开，已经相当宽松了。之前都是一个指头（缺点）和九个指头（成绩）的关系。而且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毛泽东并非要邓小平定性文革。大家都知道，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永远掌控未来，没有人可以实现所有诺言。局势永远比人强。如果诺言有用，邓小平之前已经允诺：永不翻案。何必再要一个报告？

毛泽东可以不要报告，左派那些人需要。在左派看来，邓小平那一套搞下去，将摧毁自己的政治生存空间。说白了也就是面子工程。面子做了之后，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让邓小平做个定性，相当于缓和左派对邓小平的怨言，也有利于他展开工作。从这个方面讲，对邓小平是一种保护。当初刘少奇经济调整，也还是站在红旗下面。周恩来不满文革，也还是试图暗度陈仓。然而邓小平很干脆，直截了当的拒绝。邓小平如此选择，相当于自己和文化大革命撇清关系，相当于左右两派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毛泽东不在了，甚至可能大打出手。没有任何领导人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邓小平的答案和王洪文正相反：否决文革。

——不过关。

华国锋的使命

人生最后岁月，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局势做了预测，对可能主导局势的人物分别作评价。

毛泽东评价四人帮：“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既惋惜又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毛泽东在，四人帮掌控话语权，但是根基太差。军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叶剑英。十大元帅中，叶剑英排名最末，但办事低调沉稳，关键时从不会出错。黄埔军校起，叶剑英跟着周恩来办事，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长征途中又博得毛泽东的信任。论人缘和军方资历，能和叶剑英比的没几个。论选择，叶剑英更是数一数二。

毛泽东评价叶剑英：“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段话道出了叶剑英的处境。

叶剑英的选择永远是对的。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叶剑英选周恩来。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叶剑英选择毛泽东。四人帮和邓小平之间，叶剑英选择邓小平。当时的邓小平已经被打倒，正在家里因为写检讨的事烦躁呢。

能诏安叶剑英的邓小平自然非同凡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感情最复杂。毛泽东评价邓小平：“小平看不起那些人（左派），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期待和认知：“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棉花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邓小平，让毛泽东又爱又恨。毛泽东了解邓小平。邓小平同样了解毛泽东。

邓小平所以拒绝毛泽东，就是看到毛泽东身后的局势已经不再是左派和右派的关系，而是必须改变政治挂帅的局面。所以他才猛追猛打，揪住江青不放，看似愣头青。他的目的很简单，试图利用毛泽东解决四人帮，问题就简单很多。此外将麻烦很多。

关于局势问题，毛泽东说：“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话其实很好解释，就是政策要变了。然而他持悲观态度“我死了以后，是和平交班？是腥风血雨交班？只有天知道！”因为左右两派各执一词，不肯和解。怎么办呢？只能采取历史常规手段：这种调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均面临接班人问题。其中三个非常失败。只有李世民的选择相对靠谱。李世民晚年，李成乾和李泰斗得头破血流。李世民没法，选择了一个中立的李治。毛泽东的思路也一样，他选择了华国锋。

毛泽东评价华国锋：“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

华国锋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山西人的一个工人之家。十七岁加入中共，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活跃分子，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算是经多见广，年轻有为。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随军南下，担任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此后在湖南扎下根，呆了二十年。由于工作积极，成绩不错，随后升为湘潭地委书记。又由于成绩不错，升为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很多工作。大跃进开始那会，他已经是湖南省副省长。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接见华国锋，对他的人和他的工作很满意，提拔他为湖南省委书记。当时的华国锋，年仅三十八岁。

和平年代，十年时间，从一个外乡人到封疆大吏，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华国锋一路升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自己踏实肯干能干，二是得到领导赏识。文革之初，华国锋遭到批斗，被周恩来保护下来。中共九大，四十八岁的华国锋成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中央委员的还有王洪文。

华国锋比王洪文年长十四岁。王洪文敢闯敢造反，乘坐文革顺风车，走了捷径，林彪之后得到第一次考试的机会；但又因为升的太快，迷失也太快。华国锋一直踏踏实实干事情。在林彪事件中，华国锋出力远胜王洪文。毛泽东南巡，主要目的就是重组广州军区。那是林彪的地盘。重组广州军区，除了给丁盛上一堂思想政治课之外，关键的一步就是让华国锋当然广州军区政委。从这一步来看，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信任是无条件的。

当王洪文在十大上出风头时，华国锋不声不响的成为中央委员兼公安部长。他不像四人帮那样出风头，所以可以被老干部接受，毕竟他是干实事的。他像邓小平那样唯我独尊，所以可以为左派接受。他身上没有特别惊人的亮点，但是可以踏踏实实把事情办好。他没有专项技能，可以胜任多部门工作。左右互搏，两败俱伤之际，华国锋是各派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

总之一句话，他是各派妥协的结果。

周恩来死后，国务院总理位置出现空缺。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国家枢纽。二十七年来，周恩来在总理位置上纵横起舞。按右派心思，按能力，副总理邓小平是那个位置不二人选。按左派心思，按人气，张春桥是那个位置不二人选。然而因为两派斗争，两人还是副总理。毛泽东让华国锋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加上代字，也就是实习。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官场爆发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左派乘机发难，说邓小平在背后搞鬼。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四月七号，华国锋正式担任国务院总理。就在同一天，华国锋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五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双方进行残酷的交锋。在老干部的支持下，华国锋好不容易战胜四人帮，企图拉扯毛泽东的大旗过关。然而他没想到，却因此输给了邓小平。因为华国锋的行为，给邓小平制造一次补考的机会。

生死时速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再次一无所有。他很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等待机会。说真的，他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东山再起。如果华国锋干得好，那么他只能养老了。

比邓小平更郁闷的是四人帮。毛泽东在世，一呼百应，多么威风。毛泽东死后，表面风光还是有的，但极为不踏实。环顾四周，掌握实权的人基本上都是敌人。华国锋自不必说，国务院总理，同时处于第一接班人的位置上，四人帮打倒对象。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掌握军权的叶剑英，中南海的汪东兴，北京市的吴德都是跟华国锋的。当然，叶剑英也是达到对象。邓小平虽然再次下台，陈云等人还好好的。也许直到此时江青才明白，毛泽东那堵墙是多么的高大厚实。没了毛泽东，四周都是寒风，危机重重。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有一条，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把敌人统统清理掉，那时候就能过上蜂蜜加白糖的日子。

但是要过上那种日子并不容易。看看那些需要达到的名单，除非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当然没有那个本事，但如此派头搞得人心惶惶。刘志坚回忆：“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看到了吧，得罪多数人啊。他们就在如此态势下向最高权力冲刺。他们用行动证明，一帮眼高手低之人是多么幼稚可笑。九月十号，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在治丧大会上大哭，说毛主席是邓小平气死的。她的目的无非希望大家化悲伤为怒火，干掉邓小平。

——完全是想当然。看看这情况，那有一点政治味道，好一派泼妇骂街的风采。靠骂街决定政治？古今未见。当初慈禧太后搞辛酉政变，也是借着哭老公的机会成功。但是慈禧后面有保守派（右派）支持啊。

四人帮的主要希望在哪儿呢？不是找联络志同道合之人，而是寄托在五卷《毛选》的编辑出版上。原因是，毛泽东手稿里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攻击别人。毛泽东在文革里的言行，对老干部相当不利。看看这招数，当毛泽东还活着呢。

毛泽东活着，压住所有人，这些招数或许有用。毛泽东不在了，再如此出招，只能得罪更多人。当然咯，四人帮也不是没有准备，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大批民兵，下发不少武器。这个和北京有什么关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咯。

当然咯，四人帮也联络了几个人。比方说毛远新，挂头衔是沈阳军区政委，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对外联络员，虽然不是中央委员，在毛泽东面前比任何中央委员都有用。毛远新倾向于四人帮，和邓小平不对路。问题是，毛泽东不在了。这个联络员也没用了。华国锋让毛远新回沈阳。江青死活不同意。双方又是一番吵闹。

当然咯，他们还有各种美好的愿望。比方说王洪文，把标准相都拍好了，准备取代华国锋。他们准备在接下来的三中全会上大干一场。如此纠缠之下，一九七六年九月份过去了。然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们的对手正相反，行动永远先于言行。

九月十号，就在江青哭喊邓小平气死毛泽东的时候，华国锋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去和叶剑英沟通思想。李先念成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联络人。九月十三号，李先念借着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去西山，和叶剑英交换意见。

相同的时间，聂荣臻找到老部下杨成武，让他传话给叶剑英：“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那就麻烦了。他们几个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王震找到陈云交流看法，撑开大手，狠狠一握。陈云表示，那样很简单，但不合法。王震建议陈云去叶剑英、邓小平那里串门。九月十九号，陈云到叶剑英那里：“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叶剑英则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陈云同意：“是啊，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同时指出：“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并表示，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这段时间，四人帮还在纠结《毛选》问题。王洪文还在忙着照相。

九月二十一号，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和吴德，表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已近下定决心，用“隔离审”的方式解决四人帮，准备在国庆十天之后的十月十号动手，并让李先念转告叶剑英。随后张耀祠等人拟定行动方案。

十月二号，叶剑英找到汪东兴表示：“四人帮不除，国家没有出路。”汪东兴表态听叶帅的。两人同时认为，行动应该提前到十月六号。

十月五号，行动前一天，华国锋去叶剑英那里交换意见，认为必须行动了。叶剑英孤立华国锋：“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同他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主席不在了，你是第一副主席，只要你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大家都会拥护的。”华国锋回应：“我早就想好了，只要叶帅给我撑腰，军队支持我，我就不怕。”

此时，江青还在和华国锋纠结毛远新去留，全然不晓得危机临近。其实江青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完全可以选择和华国锋合作。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干？答曰，她是演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号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下午三点钟，叶剑英动手去中南海，为晚上开会做准备。会议讨论《毛选》清扬问题。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提前到场部署，准备迎接张春桥和王洪文。会议八点开始。张春桥先到，预想中的会议没有，听到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张春桥没有反抗。七点五十五分，王洪文到了，很快被埋伏的队员制服。王洪文很不服气，拼命挣扎，高声叫喊，但无济于事。华国锋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总算清醒过来，把押走之前丢下一句话：“想不到你们这么快。”

抓捕的核心是江青。对此有很多夸张的版本。实际上相当简单。身穿便装的张耀祠带着几个人去了江青住处，对江青说了汪东兴交代的话：“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江青听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随后拿出牛皮信封，把钥匙装在信封里，给华国锋。

抓捕王洪文更为简单。直接带走。

之后大家开了一个会，宣布四人帮种种不是。然后经叶剑英提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从那以后，华国锋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兼国务院总理，理论上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物。然而那些头衔没能保住他。

对华国锋而言，真正的难题不是抓捕本身，而是之后。

虽然毛泽东不在了，虽然华国锋接班成功，但他必须面对毛泽东的试题，文化大革命是否继续进行？华国锋尽量回避，不去触碰那样一个话题。华国锋本人是没有能力驾驭文化革命。如果试图继续推行，必然粉身碎骨。如果试图改变，必然遭遇强大阻力。无论怎么选择，都是死角。没办法之际，华国锋搞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补考

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调和。如果毛泽东活着，那种调子可以。毛泽东都不在了，四人帮都关起来了，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转折的关口，再搞折中调和，不仅不能得到认可，而且在政治上授人以柄。然而华国锋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绝不能放弃毛泽东的旗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华国锋下台。

既然转变政策，邓小平复出水到渠成。在叶剑英、王震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复出了，相当于得到一次补考的机会。十月七号，邓小平就向华国锋提议：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十二月份，邓小平开始解冻。一九七七年一月份，为天安门事件翻案，之后几个月，老干部不同场合发出不同声音，给邓小平复出造势。七月十七号，邓小平复出，职位和之前一样。好吧，这是第三次复出，情形同等于遵义会议复出的毛泽东，天下再也无人可与之匹敌。毛泽东复出之后，逐渐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邓小平一直在背后“垂帘听政”。

邓小平是怎么做到的呢？手腕和毛泽东如出一辙。分别对内两步走和对外两步走。

对内第一步：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黄永胜等人很不服气，他们原本和江青斗争的，怎么和江青一起审判，为文革背黑锅？原因很简单。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把因为文革上来的人全部清除。尚且活着的如四大金刚，如四人帮，如红卫兵领袖们，统统审判。死了的也不放过，如康生，如谢富治。只有这样，才能把文革清除。

对内第二步：翻案。把文革中打倒的那些人，统统翻案。这个和第一步一样，都有否定文革含义。但是这第二步更具有现实含义。就是以翻案为口实，突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进而让华国锋走人。华国锋虽然是实干派，毕竟也是毛泽东制定的接班人，毕竟维护毛泽东的旗帜。要否定文革，必须否定一切有关的人。

这两步走完，毛泽东只剩下一面旗帜。但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大家都是站在那面旗帜下。如果放弃毛泽东那面旗帜，相当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他自己日后必然也会想赫鲁晓夫一样被否定。长此以往必然乱象丛生。这就是邓小平独到之处、犀利之处。

——这就是改革。

所谓改革，一句话说完，把国人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要经济建设，必须有设备和市场。原有的计划经济过于僵化。市场被压缩到最小范畴。中国搞了十几年政治斗争，重来不会搞市场。中国缺少的，外国都有。这就涉及到对外。

对外第一步，继续推动和欧美和解。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和欧美和解，可以联合对付苏联。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五年前打下的基础。和欧美和解，可以得到市场和装备。中国可以从欧美引进设备，发展生产，再出口到欧美。如此以来，就解决了很多事。

对外第二步，对越战争。毕竟当时世界是两极，黑白分明。从社会主义阵营跳槽到资本主义阵营，并非说一说就行，需要表态的。如何表态呢？最好是一场战争。正如朝鲜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打一遍，中国变成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要变成资本主义阵营中一员，最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干一仗。苏联玩玩是惹不起的。苏联支持下的越南比较嚣张，时不时骚扰中国边境。而且美国对越南比较恨。好吧，那就越南了。从此以后，中美进入蜜月期。中美联手在阿富汗战争中坑了苏联一把。

——这就是开放。

所谓开放，就是为了经济建设不惜一切代价。

美国当然欢迎中国开放。除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开放，就可以通过经济影响中国。然而美国没想到，美国影响了中国，中国同样影响了美国。直到今天，中美两国从朝鲜战争开始的竞争一直延续，差距正逐渐缩小。

改革开放——邓小平补考给出的答案。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成绩，告别了贫困。副作用也是相当明显：拜金主义泛滥，贫富分化明显，国人信仰丧失。

一句话说完，毛泽东的头像（人民币）取代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违背这个目标的人都将被清除，比方说文革派，比方说八九学潮。

第七章 巨星陨落

如何评价邓小平呢？应该说他是新中国历史上，或者说中共历史上目前为止，包括可以预见的将来，最后一位政治强人。邓小平成为政治强人有一个时间点，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之前的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但并不具备决定性。比他更具备决定性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在死去。

周恩来晚年的心情非常压抑。因为局势发展并不是他期望的。对周恩来个人而言，他的身体一直饱受癌症折磨，痛楚侵袭他的神经。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耗干了他的身体。最后体重下降到六十斤，皮包骨头。

最大的苦闷还是精神世界。少年时代，他就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辗转漂泊之后，周恩来认定，他的梦想可以借助组织实现。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他就视组织为生命，视组织利益为一切利益。为了组织利益，有时候违背理想和信念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他和组织内部所有人合作。不论是打嘴炮的王明，还是老工人向忠发，或者巨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尽心辅佐。因为在周恩来的世界里，所有的理想和信念都要通过现实途径实现。所谓的现实途径，就是组织决策。

好不容易耗到建国之后，组织掌控国家，大干特干。然而过程之艰险，远超周恩来所预料。对周恩来而言，建国之后的辛苦胜过建国之前。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除了应付繁重的国务，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派系冲突、政治运动。毛泽东是一个心比天高之人，手腕出神入化，精力充沛异常。周恩来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周恩来想要维护组织利益，就必须维护毛泽东利益；想要维护组织权威，就必须维护毛泽东权威。但毛泽东常常走很远，比方说大跃进，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均举手赞同，但内心并不情愿。所以二人才有“和而不同”与“斗而不破”的故事。

和也好，斗也罢，到文革末期达到高峰。

站在毛泽东角度上，即使文革实践失败，依然要继续批判周恩来。因为他要把他的信仰和理念置入国人意识形态中。就好比孔子之于儒家文化圈，好比基督之于欧美文化圈。周恩来一心为组织，为国家，还要挨批判，心情当然很沉重。考虑到人之将死，一旦挨批判，一辈子革命可能白干了，很不甘心。

站在周恩来角度上，既然文革失败了，那就要布局，让那种失败软着陆，损失小一点。周恩来原本试图自己动手，但是遭到毛泽东的狙击。最后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十大之后，周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邓小平捧起来。

一九七五年八月份，周恩来自知时日无多，躺在病床上让侍卫代写（他自己已经没法写字）一封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代替他当总理。九月七号，周恩来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强行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表示支持邓小平。当时的周恩来，膀胱内已经长满肿瘤，向各个器官扩散，处于失控的状态，连走几步路都很费劲。

周恩来那样力挺邓小平，相当于玩命。为何如此呢？因为当时政治局势非常不乐观。批判周恩来的各种风还在刮。更猛烈的风已经隐约出现，而且是吹向邓小平。批邓，当然是毛泽东发起。周恩来为何明知如此，还要力挺邓小平，好像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嘛。建国之后，周恩来的一贯原则就是服从毛泽东，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次公然违背毛泽东意愿。原因好几个。

原因之一：一旦批判邓小平，那么很可能牵连周恩来一生的政治清誉。邓小平和周恩来理念非常相识。如果邓小平被批判，周恩来还在世的话，或许可以化解，如果逝世之后，绝对会被四人帮抹黑。周恩来明白，四人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原因之二：邓小平复出一年，工作成绩有目共睹。本应再接再厉，没想到一切又要中断，组织再一次蒙受损失。这对视组织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周恩来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原因之三：警示毛泽东。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的心思，明白毛泽东批判他自己，他理解、尊重、并愿意配合。为何这一次对邓小平，周恩来选择抗争呢。实际上周恩来的心思和毛泽东是想通的。毛泽东担心身后事。周恩来也在担心毛泽东的身后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局势，左派成不了大器，任由折腾下去除了混乱，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十年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些。毛泽东在世，如此折腾还行。毛泽东去世之后，再折腾就不行了。折腾狠了，必然爆发冲突。一旦爆发冲突，那些嘴皮子和笔杆子必然被清算。他们的旗帜确是毛泽东的旗帜。如果毛泽东的旗帜丢了，毛泽东本人可能像斯大林一样被否定。那样损失更大。如果毛泽东被否定，周恩来没有幸免可能。从政治关系上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联系远比和邓小平紧密。周恩来只是帮助邓小平往上走，他本人却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如果毛泽东被否定，组织也将蒙羞。

在周恩来看来，唯一能处理那种复杂微妙关系的人就是邓小平。所以周恩来力挺邓小平。所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怎么看都像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他们的表演功夫远胜周瑜和黄盖，放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杰出的表演双簧者（之一），堪称奇绝。

作为表演伴奏人，邓小平也有参与演出的嫌疑。十大之后，邓小平一股脑往前冲，很有政治愣头青的范。周恩来提示他慢一点，他不听。事实上邓小平也明白毛泽东的身后事。他的目标就是趁毛泽东在世时解决左派，那样以后省去很多蛮烦。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号，周恩来带着深深的忧虑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周恩来呢？之前用了一个——和——字。

在他身上，看见各种“和”。这种和，不仅仅是善于把各种人捏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善于把各种力量融合在一起。更明显的特征在于，总是把各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完美结合在一起。

传统和现代完美统一：如果按照传统观点看，周恩来堪称忠臣良臣的典范。他有机会接近最高领导岗位，但没有卖出那一步。不论最高领导人是谁，他都尽心辅佐，绝无二心，堪比周公姬旦。但是他又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交代丧事：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走得干净彻底，没有一丝犹豫。

谋略和忠诚完美统一：论谋略，周恩来堪比张良、刘基等大师级的人物。纵横之术被他发挥到淋漓尽致，相比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传说中的奇人也不逊色。拥有如此杰出头脑的人物，一生只忠于邓颖超一人，即使不留后代也是在所不惜。

个人和组织完美统一：不论是站在还是和平，不论逆境还是顺境，周恩来总能找到机会展示自我，施展才华，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但是不论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施展才华，他都能让组织获得益处。比方说他反抗杀戮时创建了共军。

这些品质能融合在一个人身上么？是的。它们完美的体现在那个漂泊异乡的少年，那个英俊的军官，那谍报大师，那个军事统帅，那个伟大的政治家身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号，叫周恩来。他的名字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毛泽东之死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号，周恩来和朱德在北戴河最后一次碰面，两人相互致意。得知周恩来死讯后，朱德沉默许久，老泪横流。一生的战友啊。一月十一号，衰老的朱德拄着拐杖到周恩来灵前，低声呼喊战友的名字，行了一个军礼，一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周恩来追悼会上，朱德想参加，可惜走路困难。

周恩来死后六个月差两天，七月六号，朱德逝世。七月六号，共军另一位巨人，堪称共军之父的朱德逝世，享年九十岁。朱德的一生是朴实宽厚的一生，是德高望重的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一生。因为他的朴实，面对问题从不退缩。他起于军阀，终于脱离军阀。他曾寄希望于国军，终于又失望。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因为他的宽厚，总是能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对下属总是全力支持。他和毛泽东有争吵，最终认可毛泽东。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建国之后，他淡泊名利，甘心淡出。

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权柄不贪心，自古少有。

毛泽东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状态。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死讯，只是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然后一直沉默。秘书张玉凤问毛泽东要不要参加追悼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六天之后，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搞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失声痛哭，悲伤不已。为什么？他是为战友悲伤，还是因为失去亦友亦敌的知音而落寞？当初蒋介石死时，毛泽东也很落寞。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经历最残酷考验的风云人物，能彼此了解的人本来就很少。

周恩来死后，毛泽东抱病接见几批外宾。其实他身体非常不好，基本上难以行动。他需要为华国锋造势。每一次接见，都有华国锋单独陪伴。华国锋资历不老、经验不足，为人太实在。四月三十号，毛泽东的情况已经非常差。他对华国锋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所谓大局已定，也就是和西方世界和解已成定局。国内事应该注意什么呢？按照他的习惯，应该有不少话要交代华国锋。可是他已经难以说话了。无奈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几行字：“慢慢来，不要急。”这话道出了政治精髓：不要急，稳字为先。如何求稳呢？他写道：“照过去方针办。”最后一行：“你办事，我放心。”这就是传说中的政治遗嘱。

五月份开始，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待马克思召唤。尽管已经油灯燃尽，他钢铁般的意志却没有模糊。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坚持看文件。

六月份接见华国锋，毛泽东写下人生中最后一行字：“国内问题要注意。”

朱德死的时候，毛泽东在病床上挣扎，得知消息之后用沙哑微弱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无限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确实，他也差不多了。

最后时刻的毛泽东经常流泪。周恩来死时流眼泪，好吧，这是战友情。唐山地震时流眼泪，好吧，这是悲伤。看电影都会流眼泪。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影片，看雷锋的影片，都会流眼泪。这些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

一贯印象中，毛泽东是超级强人，和眼泪不相干。事实上“毛泽东”和“眼泪”并不矛盾。青壮年的毛泽东自信满满、雄心勃勃，欲与天公试比高，享受与天、地、人奋斗的乐趣。带枪的军人难奈他何。拿笔的文人难奈他何。党内竞争对手难奈他何。

奋力攀越大山，从容穿越草地，五更鸡鸣时指挥千军万马行走于艰险之中。即使遭遇挫折打击也是能顽强克制。然而到了晚年，情况已经变了。他顽强的体魄已经崩溃，坚强的意志已经无法继续行动，只剩下细腻的感情。只有晚年的毛泽东，方才卸下坚硬的外壳，露出普通人的一面。

身体垮了，感情流露出来，但意志还在，一直持续到最后。九月八号的毛泽东只有十几小时的生命，上下肢均插有输液管，胸部有心电导线，鼻子里插有鼻饲管，但他坚持看书、看文件，次数达十一次，总时长达一百七十分钟。八号下午四点半，他离马克思只有八个多小时了，还在看文件。两小时之后，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电图微弱，已经不能说话。

夜，政治局成员分配探望领袖，做最后告别。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依然没有完全丧失神智。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他艰难的移动手臂，握住叶剑英的手，盯着叶剑英，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他很明白，此后政局走向的关键就在叶剑英身上。

一九三六年，四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沁园春·雪》的结尾处写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四十年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号凌晨十分，毛泽东停止呼吸，成为往事中的风流人物，享年八十三岁。

多余的话

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呢？从历史的纵向剖析。

两千一百八十六年之前，秦始皇去世，留下的是一个崭新的政体，结束四分五裂的战斗，帝国诞生。毛泽东身后也是如此，结束体制转变的阵痛，留下崭新的共和国。秦始皇身后的秦帝国危机四伏，毛泽东身后的共和国也一样。然而毛泽东比秦始皇幸运，他的继承人解决了潜伏的危机。

一千九百八十九年之前，汉武帝去世，留下一个意识形态形成的帝国。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帝国主流。毛泽东也是一样，他让马列主义的集体概念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千三百二十一年之前，唐太宗去世，留下一个慢慢壮大的大唐帝国。毛泽东也一样，他已经为共和国打下工业基础，骨骼筋脉具备，虽有政治混乱，只要后来者能拨乱反正。中国将会慢慢回归到自古以来就应该具备的位置上。

一千年之前，宋太祖去世，留下一个重文轻武、且没能真正统一的宋帝国。从此以后，国人尚武精神日渐丧失。毛泽东与乱世之中重提枪杆子，再造中华。

再来横向剖析。

二十世纪的地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多事的世纪，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前所未有的碰撞融合。处于不同时段、文明程度不同个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定位。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三大类。

德国和日本属于列强之中的后起之秀，他们想要赢得世界霸权，必须通过强硬的军事路线重建世界格局，所以选择了军国主义。然而这世界虽然是丛林法则，但也在进化中，绝对的暴力最终要出局。所以德国和日本二战失败。不是希特勒等人不出色，不是东条英机等人不够优秀，而是他们的路错了，所以在历史上扮演了反面角色。

英法（美）占优势地位，试图维护世界原有秩序，通过资本控制全球。方式虽然比军国主义柔和很多、隐蔽很多，但是同样残酷。因为他们妄图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那是不平等的。所以最后也要被淘汰。

因为种种原因在近代落后的欧亚大陆，经济拼不过欧美，军事不如日德强劲，加上历史传统，只能选择政治，通过统一政治而立足。毛泽东的历史价值，就在于通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把原本因为制度更迭而一盘散沙的国人重新融合起来。

他来自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等先天优势。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自己。但他并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也没有特殊的个人机缘。他曾设想过各种职业，不得已踏上革命之路。

他通过自己的双手赢得属于他自己的一切。他征服了那个时代，战胜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对手和朋友。他倔强的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均来自最坚实的大地。

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但他不是战士——他是战士的缔造者。

三大法宝

毛泽东的一生有三大法宝，笔杆子、枪杆子、腰杆子。

毛泽东一辈子都在用笔。

当他是学生时，在写文章，畅想人生。

当他梦幻之色没有退去时，在写文章，针砭时弊。

当他在战场上穿梭时，在写文章，指挥枪。

当他成为领袖之后，在写文章，操控天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不曾忘记描写自己的心境，以古体诗词的方式。当他带着略微的惆怅步入农村时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井冈山战斗是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遵义复出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长征到陕北写下：“欲与天公试比高。”解放战争时写下：“人间正道是沧桑。”大建设时代：“女神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重提阶级斗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强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他一生都在用笔，但共产党根基和共和国根基还是枪。

他一生很少碰枪。尽管早年当过大兵，但从没上战场。革命战争几十年，真正拿枪上阵杀敌只有一次，那是一九二九年初，朱毛会师之后遭遇一系列失败，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捕杀。绝境之下，共军在大柏地设伏。朱德亲自带人冲锋在前，僵局之下，他带着警卫排不上去。那是他一生中仅有一次冲锋陷阵。

他不用抢，但是他带出一帮用枪的人。共产党用枪杆子夺权天下。他就是枪杆子的灵魂。没了灵魂的枪杆子什么都不是。有了灵魂的枪杆子战斗力非凡。正是在他的指挥下，那群拿枪的人才取得非凡的成绩。

枪和笔，是他的两只手。世人看来，枪和笔之间是泾渭分明。在他那里，其实是一回事。有时候他拿笔当枪，写下犀利的文章，和无数人战斗，取得非凡战果。有时候他又拿枪当笔，指挥千军万马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如同写诗一样潇洒，又如同写杂文一样犀利。

事实上，枪杆子也好，笔杆子也罢，都是为了腰杆子服务。

身在乱世挺身而出，面对困境不低头，为英雄豪杰之行为。说白了也就是挺直腰杆子。他不论何时何地，总是腰杆子挺直。所以他选择革命，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他个人腰杆子。

共产党之际，他总是会出现，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他又通过整风运动，推动共产党本土化，摆脱共产国际代理人角色，终于让共产党挺直腰杆子。

建国之后，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和自力更生的对内政策，绝不对任何国家妥协，如此以来，让国家挺直了腰杆子。

他的一生，就是用笔杆子和枪杆子为腰杆子战斗的一生。他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必要时拿起枪。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话，只有腰杆子挺直才能说出来。他的一生就是腰杆子挺直的一生。

他的一生有过很多成绩。总结概括起来看，就是打破了千年以来形成的——少数精英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巨大鸿沟，解决了精英阶层行为上的腐朽和精神上的迷惘，释放了被愚弄千年的老百姓的身体和头脑。

他的一生有过很大的缺陷。他的思想有缺陷，缺乏一些必不可少的章节。他的行为上更有缺陷，矫枉过正，试图消灭精英阶层和老百姓的差别。正因如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似波澜壮阔，实际上更像拿着破枪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妄图以有限的力量完无限的事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回到一九一七年，苏联诞生的那一年，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写下残章：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做到了。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 陷入大饥荒

第一篇 高岗

引子：最后的精神晚餐

第一章，实力和运气

第二章，活，怎么干

第三章，高岗的资本

第四章，行动

第五章 高岗的失误

第二篇 反教条中刘伯承和粟裕的遭遇

第一章 过渡

第二章，伤痛

第三章，纷争

第四章 略微比较一下刘伯承和粟裕的指挥风格

第五章 从天才到名将

第六章 巅峰之作——淮海战役

第七章 三位元帅的火力

第八章 粟裕的伯乐们

第九章 最后的话

第三篇 彭德怀

第一章 从抗美援朝说起

第二章 战争概况

第三章 彭德怀

第四章 庐山，丑闻

第五章，三步走

第六章 领袖和统帅的恩与怨

第七章 功高震谁

第八章 批判者与受益者

第九章 是谁逼迫了毛泽东

第十章 结局与开始

第四篇 大饥荒

第一章 三个法宝

第二章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第三章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第四章 新五虎上将

第五章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第六章 责任

第二部 刘少奇之伤

第一章 成为大人物之前

一种现象

刘少奇其人

奇才是如何炼成的

第二章 文斗明星

牛刀初试

安源路矿，第一笔政治资本

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第三章 艰难时刻

刘少奇和蒋介石

白区时代的隐患

第二个隐患，六十一人案

第四章 最强政治同盟

毛刘同盟之前期酝酿

毛刘同盟之整风运动

第五章 延安整风中的康生和刘少奇

康生的身手

刘少奇在造神

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第六章 陈毅的困局

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陈毅

第七章 毛泽东思想诞生

第八章 裂痕

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建国模式

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第九章 大饥荒的冲击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第十章 非凡的四十四天

第十一章 争锋

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政治谋略

第十二章 七千人大会

准备工作

报告暗藏的机锋

第一波高潮

大人物的态度

第十三章 舞台上的刘少奇

伤

第十四章 林彪，一九六二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反击

第一招：理论制高点

第二招，赢得基层

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第十六章 三股风气

战火起西楼

庐山遗恨

第三股风气，单干

第十七章 阶级斗争

北戴河的暗流

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第十八章 毛泽东的小四清

乱上加乱

第十九章 刘少奇的大四清

桃源经验

刘少奇的手段

大四清为何物

官吏的心

第二十章 刀光剑影

毛泽东的选择

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

第二十一章 触手伸向军方

彭德怀复起的背后

第二十二章 罗瑞卿将军

罗瑞卿的选择

罗瑞卿和毛泽东

罗瑞卿和林彪

林彪和刘少奇

罗瑞卿和刘少奇

第二十三章 悲伤

罗瑞卿的动作

林彪的动作

批判罗瑞卿

第三次游览鬼门关

第二十四章 从罗瑞卿到贺龙

从罗瑞卿入手

跳楼之后

林彪为何对付罗瑞卿

贺龙和罗瑞卿

第二十五章 贺龙传奇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壮年巅峰

第二十六章 道义

选择

奴性和血性

怪胎

第二十七章 从毛泽东到刘少奇

贺龙和毛泽东

第二次选择

第二十八章 英雄的结局

贺龙和林彪

风波

事关生死的一瞬间

布局和代价

第三部 文革密码

序言 神曲

第一章 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争斗

第二章 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天真

悲催的结局

第三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上）

红军之父

两双大手

伟大的争吵

伟大的合作

政治遭遇

第四章 案例之三：批判朱德（下）

巅峰

怪异的一幕。

隐晦的角落

第五章 女演员

从江青说起

生活和舞台

在毛泽东身边

江青的魅力

约法三章

第六章 江青的武器和对手

样板戏

历史上的彭真

彭真

第七章 思想家和棍子

一尊大神

礼物

简历

转变

政客姚文元

第八章 棍子是如何炼成的

第九章 较量

另一篇战斗檄文

第十章 刘少奇的对策

所谓工作组

第十一章 决定

第三次决定

第十二章 史上最特殊的兵种：红卫兵

承传

起源和结构

八日定乾坤

第十三章 红色进行曲

狂欢

第一项目，大串联

第二个项目，抓牛鬼蛇神

第三项，砸文物

最严重一次破坏

第十四章 新时代，新天王

王大宾和韩爱晶的业绩

聂元梓是怎么炼成的

第十五章 蒯大富崛起与刘少奇衰亡

蒯大富同学

中央文革小组

战斗

一组队友

第十六章 三位大人物的命运

刘少奇的结局

另外两位

第十七章 风暴与伤害

夺权

伤害之一，张霖之之死

伤害之二，老舍之死

第十八章 失败的种子

第十九章 逆流

愤怒的谭老板

陈毅的表现

毛泽东和陈毅

毛泽东的反击

第二十章 七月二十号，武汉

从青海流血事件说起

军委十条

七月二十号

第二十一章 冬天里的一把火

谈谈起火动机

另一条线

毛泽东再次选择

周恩来火了一把

从戚大帅的行为看文革

从车、马、炮的结局看文革

第二十二章 血

最后一个选择

战例之一：重庆战例

案例之二：清华百日大武斗

第二十三章 无奈的结局

七月二十八号

最痛

第二十四章 过渡性一章：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

死角

劲敌

第四部 雾里看林彪

上卷 军事上的林彪

序言 青史幽灵

第一章 怪事奇人

第二章 林彪和蒋介石

第三章，名将

第四章 杀气

第五章 飞龙在天

第六章 林彪的秘密

第七章 林彪的对手

第八章 巅峰决战

第九章，军人与政客

中卷 政治上的林彪

第一章 林彪的选择

第二章 林彪元帅和罗荣桓元帅

第三章 逆风而上

第四章 林彪的班底

第五章 从许光达遭遇看林彪

第六章，胜利之时和分裂之时

第七章 庐山，又是庐山

第八章 终极目的

第九章 绝地

下卷 绝境中的林彪

第一章 林彪最后的武器

第二章 谈谈《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三章 毛泽东的杀招

第四章 步步惊心

第五章 间谍问题

第六章 你死我活

第七章 别了

第八章 终点和起点

第五部 周恩来谜题

序言 神奇的周恩来

第一篇 往事追踪

从绍兴师爷说起

知与行

内与外

周恩来的爱情

第二篇 周恩来和陈独秀

第一章 周主任

第二章 超巨星——陈独秀

第三章 陈独秀与孙中山

第四章 黑锅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革命

第三篇 周恩来和蒋介石

第一章 蒋介石之于中共

第二章 第一回合

第三章 第二回合：严防死守

第四章 第四个回合

第四篇 周恩来和毛泽东

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与毛

第二章 几毫米的距离

第三章 归位

第五篇 周恩来和刘少奇

第一章 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第二章 周恩来的选择

第三章 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历史贡献

第六篇 周恩来和林彪

第一章 老师和学生

第二章 周恩来的非常之举

第三章 五个回合

第四章 第五回合

第五章 阳谋

第六章 科学家的悲剧

第七章 从九大到九一三

第八章 周恩来和一个影子

第七篇 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一章 历史上的邓小平

第二章 邓小平和刘少奇

第三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林彪

第四章 邓小平的敌人之江青

第五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毛泽东

第六章 邓小平的保护伞之周恩来

第六部 毛泽东篇:巨人的难题

序言

难题之一：人生选择

小序 一首小诗

第一章 性格和对手

第二章 乱世

第三章 毛泽东的选择

第四章 梦和梦想家们

第五章 孤独者和先行者

难题之二：枪杆子

第一章 枪

第二章 法统

第三章 蒋介石的枪

第四章 毛泽东的枪

第五章 龙行于野

第六章 力量和机遇

第七章 高手过招

难题之三：腰杆子

小序：再看一首词

第一章 文化和主义

第二章 雄鹰折翅

第三章 血

第四章 英雄

第五章 两虎相争

第六章 贵人相助

第七章 共产党的腰杆子

第八章 契机

难题之四：重整河山

解析一首诗

第一章 谋略与布局

第二章 汪精卫的困惑和选择

第三章 蒋介石的方式

第四章 毛泽东的选择

第五章 有缺陷的果实

第六章 大师级手笔

第七章 重整河山

难题之五：历史设计师

小序：后半阙

第一章 历史惊雷声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朝鲜战争

第三章 炼狱之路

第四章 超级工程

第五章 共和国的星空

第六章 壮志与牺牲

第七章 伟大的竞争

第八章 从邓稼先的肚子到钱学森的文章

第九章 大饥荒前后的毛泽东

难题之六：阶级与斗争

第一章 一场奇怪的战争

第二章 谈革命

第三章 阶级斗争

第四章 梦想和缺陷

难题之七：最后的难题

小序：一首不合规矩的词

第一章 两件事

第二章 论民主

第三章 属于毛泽东的文革

第四章 核心力量

第五章 民族性和周期性

第六章 后手

难题之八 现实和梦想

第一章 变局

第二章 伟大的谈判

第三章 残酷的决定

第四章 大人物的悲哀

第五章 最后一张牌

第六章 毛泽东的试题

第七章 巨星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