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本电子书根据网络流传繁体PDF（革命造反年代）制作，由于文稿百万字之巨，鄙人水平有限，故本电子书错误之处（错别字、错别标点等）在所难免，望海涵！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本电子书制作人：严XX

2023年夏于银川

目录

声明

目录

前言：革命名份的诱惑

思路与方法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份」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份的关系

文革中的政治名份与体制身份之争

第一章：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江青来上海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被毛泽东欣赏的张春桥

「金棍子」姚文元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北京市委的反应

张春桥收集学术界反应

「要害是罢官」

锦江饭店南楼会议

《二月提纲》与上海

姚文元再批《三家村》

小结

第二章：斗鬼风，被转移了的文革方向

上海批判八个专家学者

批判「牛鬼蛇神」高潮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委向全市派工作组

斗鬼风蔓延上海高校

小结

第三章：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

上海的破四旧

红色恐怖

有组织的大抄家

抄家风蔓延

小结

第四章：北京红卫兵冲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

「炮轰上海市委」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上海市委门前的工人造反派

周恩来的三点指示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小结

第五章：造反派红卫兵，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复旦伤风，上海咳嗽」

复旦红卫兵领袖：劳元一

复旦红卫兵领袖：安文江

复旦红卫兵领袖：马立新

最初的造反派红卫兵

复旦：上海三大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发源地

红卫兵造反组织在全市兴起

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

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结语

第六章：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

工厂文革从上海开始

工厂基层干部王洪文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劳动模范王秀珍

团支部书记金祖敏

党龄最长的耿金章

小青工潘国平

五好职工黄金海

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叶昌明

退伍军人陈阿大

临时工戴立清

培养对象谢鹏飞

最初的造反原因

小结

第七章：工总司成立，艰难的公民结社

毛泽东要求工矿企业开展文革

工总司筹备会议

工总司的诞生

抢红布行动

宣言、海报、袖章和大旗

市委的「三不」方针

工总司成立大会

上北京告状

小结

第八章：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上)

安亭拦截火车事件

中央讨论安亭事件

陈伯达电报

张春桥赴安亭

文化广场谈判

毛泽东支持张春桥

张春桥为什么签字

苏州谈判

北上告状的工人全部回沪

第九章：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下)

市委会议上的分歧

安亭事件突破中央规定

市委调查王洪文等人

创建《工人造反报》

工总司总部最初的分工

工人造反派的构成

小结

第十章：工人赤卫队，文革遭到强大阻力

二·七战斗队

市委与上海工人保守派

三个组织合并为赤卫队

工人中的老保：王玉玺、陈阿春

工人中的老保：马骥

工人中的老保：李剑钰

赤卫队迅速发展

洪双寿事件和色织二十四厂事件

小结

第十一章：解放日报事件，工人造反派取代红卫兵

聂元梓以常溪萍为突破口

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

工总司支援红革会

赤卫队与工总司的较量

市委再次妥协

马天水转变立场

占领者撤出报社

小结

第十二章：写作班造反，市委心脏爆炸

写作班的由来

市委机关干部徐景贤

大学讲师朱永嘉

党支部书记郭仁杰

大学教师王知常

朱永嘉宣布「我要造反」

写作班召开全体会议讨论

徐景贤终于下决心

市委机关联络站串联成立

写作班宣布造反

小结

第十三章：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上)

市委转向支持造反派

赤卫队被抛弃

张春桥告戒造反派

耿金章赴现场指挥围攻

上海第一场大规模两派冲突事件

抄张春桥家事件

康平路事件中的工总司

第十四章：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下)

昆山事件

「三停事件」

造反派强行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员转变观点

小结

第十五章：接管《文汇报》，一月夺权的开端

毛泽东生日祝酒辞

陈丕显签字《急告上海人民书》

上海造反派筹备打倒上海市委

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

《文汇报》被接管

《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被接管

张春桥、姚文元与工人造反派见面

造反派宣布罢免陈丕显、曹荻秋

毛泽东高度评价《告全市人民书》

陈丕显希望与造反派合署办公

小结

第十六章：经济主义风潮，革命口号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最初的经济主义要求

全国临时工组织的成立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

回乡职工要求迁回户口

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

小商小贩也造反

市委节节退让

香山路会议

港务局首先补发钞票

体制内职工的经济要求

上海经济生产危急

经济风中的工总司

小结

第十七章：中央贺电，上海为毛泽东的文革找到出路

《紧急通告》的产生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铁路造反派接管调度所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毛泽东要中央向上海发贺电

保守派全面崩溃

造反派取得决定性胜利

小结

第十八章：一月革命，从「接管」到「夺权」

红三司接管公安局

上三司接管上海市委

毛泽东支持群众夺权

张春桥传达毛泽东讲话

造反派酝酿成立「新上海公社」

上三司再夺市委权

红革会夺市委和华东局权

张春桥回顾上海夺权

小结

第十九章：1.28炮打张春桥，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式微

复旦三派红卫兵打派仗

炮司贴出大标语

市红革会犹豫，复旦红革会积极

复旦红革会绑架徐景贤

张春桥被围攻

工总司保张春桥

毛泽东口授中央文革急电

上海红卫兵运动式微

小结

第二十章：「公社」的成立与改名，回归秩序和权威

毛泽东要上海成立公社

毛泽东指示上海「三结合」

耿金章成立第二公社

张春桥化解危机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毛泽东建议公社改名

从公社到市革会

小结

第二十一章：解散「兵团」，王洪文整合工人造反派

迅速发展的二兵团

二兵团、一兵团、工三司和野战兵团

王洪文尝试合并未成功

《第五号通令》风波

兵团被各个击破

范佐栋被关

潘国平被审查

双造司和新工总司

王洪文一统工总司

小结

第二十二章：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名份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市革会支持东方红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解福喜事件

「G号行动」

市革会的态度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会送《公开信》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4砸联司大武斗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小结

第二十三章：4.12炮打，来自军队的警告

张春桥未出席大会引猜测

二军大「红旗」发端

北京传来的消息

文汇报社成立炮打战斗队

4.12炮打

工总司再保张春桥

江青解救张春桥

秋后算账

小结

第二十四章：从大联合到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中央要求学生回学校军训

外地红卫兵撤离上海

毛泽东称赞市六女中大联合

市中学红代会成立

中串会：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异端

《红卫战报》被三次接管

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

大学红代会成立

上山下乡结束红卫兵运动

小结

第二十五章：从工总司到总工会，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体制化

1967年初的上海职工造反派组织状况

贵阳经验和归口联合

「倒旗」联合的困惑

整顿区、县、局联络站

「脱钩」和「归口」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

毛泽东提出以工人造反组织改造工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

工总司总部组室设置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工人造反报》停刊

工总司改名工代会

工代会改名上海市总工会

小结

第二十六章：从干校到「战高温」，科层的「革命化」

从「公社」到市革会的建制

三军座谈会事件

上海解放干部的模式

市革会人员构成

小班子和大班子

五·七干校、战高温和四个面向

陈丕显、曹荻秋专案

被「三结合」的新干部们

市革会与军队的关系

小结

第二十七章：从专题写作组到市委写作组，秘书化的知识分子

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

郭仁杰自杀

王承龙与「11.10事件」

炮轰南京路事件

《红旗》上海组稿小组

「小钢炮」陈冀德

工人作家萧木

王承龙出局市革会

小结

第二十八章：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的实践

公安和司法系统的夺权

从文保会到政法指挥部

任意抓人的开端

造反组织代行公检法职责引出混乱

上海公检法系统被军管

上体司治安组「打击流氓阿飞」

文攻武卫指挥部刮「红色台风」

游雪涛的第二情报机构

小结

第二十九章：十万工宣队员进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28名「工代表」

上海最早的工宣队

市革会派出十万工宣队员

工宣队与市革会部门合署办公

从师院开始的高校大搜查

「三工」的矛盾

工宣队的困境

小结

第三十章：清队、一打三反和清5.16，回归自上而下

从文艺界开始的清队

胡守鬳小集团案与一打三反运动

清查「5.16分子」

三场运动的严重后果

造反派被整肃

小结

第三十一章：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领地

市总工会的碰头会和兼任制度

「工会领导权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在斗争中培养和使用新干部」

「工会要抓大事」

会费、会籍和工会财产

恢复工会传统活动

工人理论队伍

小结

第三十二章：市委写作组，张、姚在上海的舆论总管(上)

市委写作组的成立

因事设组的构架

张春桥、姚文元的忠实追随者

奉命写作是写作组的基本任务

编写大事记，汇编数据集

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依据

标注「大字本」

市委常委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群众歌咏大会以及知青函授教育

第三十三章：市委写作组，张、姚的上海与舆论总管(下)

写作组编辑出版的书籍

写作组的刊物

《摘译》与《教育实践》

《自然辩证法》

《学习与批判》

《朝霞》及其丛刊

小结

第三十四章：批林批孔，身份转换的焦虑

文革始终遭抵制

市总工会带头批判「两个否定」

徐景贤解释一月革命遭批判

造反派「重振军威」

上海「批林批孔」运动急刹车

小结

第三十五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上)

新干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

毛泽东关注王洪文

奉调北京学习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受命王维国专案

毛泽东抛弃王洪文

新干部们：王秀珍

新干部们：金祖敏

新干部们：黄金海

新干部们：叶昌明

新干部们：陈阿大

新干部们：戴立清

第三十六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下)

挡不住的诱惑

186个老头头调查

重新被起用的谢鹏飞

几上几下的潘国平

其他老造反的文革经历

小结

第三十七章：朝霞事件，话语平台的纷争

市总工会与写作组互相看不起

朝霞事件

张春桥和王洪文出面干预

张春桥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接见陈冀德

市总工会办刊物受阻

小结

第三十八章：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执政意识

「东方论坛」反对否定一切的批判

《一切为了九大》以「阶级关系变动论」解读文革

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袭断

许绍吉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质疑唯阶级论

王申酉全面否定文革，批判毛泽东

小结

第三十九章：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武装的尝试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建立

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民兵指挥部

改造民兵之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体」

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警备区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

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

小结

第四十章：毛泽东逝世，最后的捍卫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毛泽东逝世引发上海对局势的担忧

马天水被叫去北京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民兵指挥部、总工会和写作组分头行动

徐景贤和王秀珍被召去北京

总工会和写作组主张起义

工会系统层层吹风

上海庆祝文革结束

尾声

小结

附录一：本书提及的部分干部文革前夕的任职情况

附录二：本书提及的部分文革人物的情况简介

附录三：本书中提及的文革中上海全市性群众组织的情况

学生红卫兵组织

上红总部

上红大专总部

红西南

红东北

红反会

红上司

红中技

中串会

红革会

上三司

红三司

炮司

同济东方红

交大反到底

复旦红革会

新师大公社

二军大红纵

二军大红旗

赤革会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清华井冈山

新北大

北航红旗

西军电

哈军工红色联络站

职工群众组织

赤卫队

工总司

一兵团

二兵团

三兵团

工三司

野战兵团

战到底

铁联

六局联合指挥部

火线指挥部

反经总部

上柴东方红

联司

支联站

红工司

红卫军

电业战士

电业总部

机关联络站

新革会

广革会

上艺司

工司艺

上医司

工司卫

版司

版联

科司

科总

工司科

教革会

中教司

小教司

工司教

上体司

工体司

公革会

人革会

联合兵团

消革会

义革会

司革队

财联

财革会

农司(筹)

支农司

注：

附录四：文革时期上海市革委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妇联名录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名单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名单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委员会名单

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名单

共青团上海市委第六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主任、副主任名单

后记

本书与《大崩溃》的关系

数据源

感谢

附：关于本书引用较多的部分重要历史文献或资料的说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获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我的检查》(陈丕显)，《我的检查》(曹荻秋)：

《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

《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一到之三)：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至之五)：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忠诚于常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前言：革命名份的诱惑

思路与方法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由于官方不开放史料，无法了解上层政治，所以我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底层的群众运动。上海文革是中国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革除了上层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是其最大特点。文革群众运动由两大部分组成：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派运动，以上海为典型。红卫兵运动，到1968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工人造反派运动，到1968年「大联合」也基本结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过组织的体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干队伍，在文革政坛整整活跃十年。除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还有一支其他省份城市都不拥有的文革力量：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股势力左右着上海的舆论，对全国的舆论也起着重大影响。上海的文革就这样与中央文革派紧密相连，从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1976年的未遂武装反抗，始终为毛泽东的文革寻找突破口，忠实地实现毛泽东的心愿。

隐藏在本书整个叙事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我追溯的是历史的初始动机和逻辑。每个章节的叙述背后，都有这样一条主线。许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我希望通过细饰，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历史由细节组成，没有细节的历史有时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黑洞。我试图拼接我所能得到的碎片，重新梳理这段历史。许多细节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有些是为了再现场景，有些是希望能为学者和后人的研究提供关注点。我而且希望能尽量再现文革参与者的轨迹和形象，他们也是历史的组成。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以及我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能和主流的叙述和体例不一样，但这是我对历史的感觉。

忠于史实的根本，在于一切从史料出发。而目前对于文革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不足。这不仅包括档案的不开放，也包括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监控。这使得目前阶段任何人的研究，包括我，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在撰写过程中，非常多的时候我苦于没有数据，尤其苦于看不到当时的文书档案。有些事其实只要查一查有关会议记录或简报，马上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不可能。而等到档案开放，又将等到何年何月？我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回忆那段历史，解释自己当时的动机；我并且查阅文革时期的报刊文件、传单小报，以及文革后的清查、交代；我也关注每一本或每一篇新出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书成稿之后，我请当事人核对史实，尽量在史实方面求得当事人的认可。由于年代久远，数据稀缺，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说法与主流叙述不一，我尽量找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对照，努力爬梳出真相。收集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史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础工作。用著名当代中国史学者沈志华的话来说，就是挖掘历史，发现历史。

所以对上海的文革研究，我的关注点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等重大政治事件，我而且关注文革的其他方面，诸如老保组织、大联合、科层精简、转型后的群众组织、后期造反派、写作组、第二武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的研究无法深入，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扩展，抛砖引玉，引起其他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我也希望能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在研究整个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的同时，我对等级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特别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我的不同在于，将1949年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比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这两个身份体系，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的等级身份的分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能量来源分析。

这两个等级身份体系，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两类身份之闲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成为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到文革前，两个体系日益强化，成为统治中国老百姓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等级身份的第一大类是体制身份，与户口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及编制有关；还有地区差别、城市等级差别，等等。基本属于经济层面，体现的是经济分配关系，是中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统称为「体制身份」。

以下是体制身份等级示意图：

体制身份中的第一种与户口有关，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词。而城市也有等级，依据城市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行政级别：中史直辖市、省辖市，地(专区)级市，专区所辖县级市，以及县城、镇，等等。直辖市等级最高，县以及镇的城市等级最低。此外，全国分为十一个工资区，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区职工工资属于八类地区，基数在全国较高，相比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区只属五类地区。上海郊区十个县，九个县属于五类地区，还有一个崇明县属于四类地区。所以在上海郊县，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要比市区同类低约9%左有。

第二种体制身份与编制有关：即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又分各种等级。机关干部有行政级别，其他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教师、文艺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应的等级。在工厂，技术人员和科层管理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实际身份最高的是党政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干部的等级是最森严的，被定为二十四个行政级别。¹各种级别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级以上属高级干部，单是看病，就可以进只对高干开放的医院。家属看病，只要每月缴纳一定数目的月费，便可以全报销。

工人编制，实际就是第一线干活的工人。工人编制中有各种技术等级：最高八级，视各类不同工种而定。有些技术工种最高八级，有的只有六级、七级，等等；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级别，只被算作辅助工种或简单工种。和干部的级别相比，工人的技术级别只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不像干部级别，不但是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更是权力、权利、待遇的差别。

第三种体制身份与所有制有关。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体制外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终身职业保障，带薪事假、病假、产假，连同家属半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后的退休金以及继续享受的医疗保险，死后还有丧葬补助费，等等。甚至在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远比其他所有制要优越许多。总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集体所有制中，上海还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作为区县政府的工业部门或文教商业等部门管理的大集体所有制企事业，职工的起点工资，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10%左右，退休工资也低许多；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的「小劳保」。不过尽管工资福利较全民企业稍差些，但就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制。而归街道管理的小集体所有制企事业，职工收入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更不是终身制。

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处于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

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与体制的结构性框架有关。本来，在哪个行业工作就是那个职业的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由收入、知识和技术含量等因素决定。但所有制身份将职业身份再分等级，成为职业身份的附加值。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他们有关的少得可怜，劳动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数人生活最苦、收入最低。这样的体制身份，使农民成为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身份。

体制身份后面除了经济权利，还有政治权利。全民所有制工厂的职工被划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国家骨干企业的基本阶级队伍。他们可以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分无此权利。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能参加工会，也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这些体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地区户口，随父母而定。改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是最难的。有些体制身份是后天被分配的，如所有制单位，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决定。这第一次分配几乎定终身，以后若要改变也非常困难。还有编制身份，工人编制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因为干部编制属于非生产人员，尤其在王厂，名额很少，是稀缺资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层，第一个关口，就是变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只有改变了编制，以后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王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单向和封闭的，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靠个人努力改变被分配定了的体制身份非常困难。于是在当时这个大力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却有着最多的宿命、无奈甚至绝望。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等级身份中的第二大类是政治身份，由阶级斗争理论派生。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给每个人派定的政治等级身份，属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领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利。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份，也称本人成份，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第一种政治身份。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并由宪法确定。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以下是政治身份等级示意图（见下页）：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份，也称本人成份，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一种政治身份。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并由宪法确定。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这样的身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个人职业而来，由职业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从业者对生产数据的占有状况而划分，本来应该算作职业身份。但是阶级斗争学说，将各种不同职业，划入各种阶级，职业身份成为政治身份。

在阶级成份中，等级最高的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再加上「革命烈士」，文革中被称为「红五类」。等级最低的是地主、富农，是实际上的贱民。两个对立的等级之间，是「职员」——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上中农等。这些中间等级的地位很暧昧，有时是革命对象，有时是「团结对象」，全由政治运动的指向决定。至于许多1949年前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要职者，虽然成份算作职员，但被划为「历史反革命」．，也是等级最低的贱民。

被阶级分析的还有「家庭出身」，这是个与生俱来的宿命身份。阶级成份主要与本人过去的职业身份有关，加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家庭出身的划分，则完全被父母辈的阶级成份决定，是个由阶级成份派生出来的先天政治等级。同一个性质的，还有「社会关系」，也即家庭成员或亲属的阶级成份。

第二种政治身份，是各类「政治面目」。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党员自然是革命的领头者；团员也是被信任的。群众，则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民主党派是「团结」对象。

第三种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后的名种政治运动划分出来的，名目繁多。例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等。此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字面理解，就是「现在正在行动」的反革命，其实，大多是反共产党者，甚至只不过是有点意见牢骚者。「坏分子」，主要指那些触犯刑律被关押劳改后的刑满释放者；还指虽没触犯刑律但触犯当时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者，例如「流氓阿飞」、「投机倒把」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等。此外，1957年反右时因工人中不划右派，有些单位就将提意见者划成「坏分子」。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坏分子，统称「四类分子」；再加上右派，统称「地富反坏右」，又称「黑五类」，与「红五类」对应。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称为「黑六类」，或者「黑七类」、「黑八类」。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越夹越多。

以上三项内容，都是共产党执政后，各种个人登记表格中的必填项目。而第四种政治身份，则是登记表格上没有的，却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有可能记录在个人档案中。这就是「政治表现」，根据各个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标准或称调而定。总体来说，不外乎「积极分子」、「依靠对象」、「落后分子」，在学校中还有「反动学生」，等等，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政治身份。在这方面，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分配「政治表现」。尤其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各人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这类政治排队，一般都会在运动后期塞进个人档案。以后，事主的提拔、培养等等，都会受到档案的影响。

政治表现与历次政治运动对象一样，是最具弹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级干部掌握。不同处在于，后者是公开的，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前者是不公开的，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的靶子，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晓。

所有被视为敌对和可疑的对象，都由各级党组织掌握，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有选择地抛出。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阶段和红八月抄家批斗阶段，许多人都是被单位党组织抛出个人档案内容，成为批斗或抄家对象的。这样的制定运动对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为批判走资派和夺权而暂时有所改变；但到1968年开展的「清队」，又重新恢复并继续。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以及社会关系，都是被先天派定的；而后三种政治身份：政治面目、运动对象和政治表现，则是按政治态度也即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拥护程度划分的。这为个人选择留下空间。尤其政治表现，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争取，诸妇「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等等；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称号：「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亅，等等。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份」

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共产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将其中最可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隔离在最不确定的等级；将最有活动能力的前政府时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隔离在最低的等级。当政者用隔离各种生存空间和政治倾向的方式，不使各类阶层群体和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纵向联系，以便于分而治之。

从表面上看，政治等级身份不像体制等级身份那样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政治身份体现的是与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而不是经济分配关系。更像是一种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种名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名份，一种由共产党分配的政治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名份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简言之，名份中的「名」，是个体的人在人际和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规范。而名份中的「份」，则是与「名」对应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因此，名份实际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和人际等级关系，核心是「礼」；也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由此构建了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传统社会的名份，以及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名份，实质都是为了治民。与政治名份相似的是：传统社会的名份，大多也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而有了名义上的身份，则可以相应得到或转化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份与传统社会的名份也有不同。主要在于，1949年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是国家强力推行的；各种政治名份，都是共产党通过各项政策和运动，由各级党组织强行分配给每个个人。而传统社会的名份理念，是通过教化施行影响而强化的，并不伴随着完整严密的国家制度。国家虽然也给忠于朝廷者赐予各种名份，但国家并不直接分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名份；各种名份主要不是由各级官员派定，而是礼所规范。

看起来，所有政治名份中，工人阶级的等级是最高的，农民的等级也不低。但真正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也即干部阶层，以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划线。由于基本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光是从工资收入，就能比较出干部和工人的实际等级：工人中工资最高的是八级技术工人，文革时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个行业不同，轻工业和纺织等系统稍低些，重工业系统最高)，只相当于十六至十七级干部的工资。此外，各种文件的传达包括信息的传递，干部总是最先按级别逐级知晓的，工人、农民却总是最后才被告知。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份。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闲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份的关系

所有的政治名份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革命名份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各种体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经济权利和待遇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名份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话语权、信息权，政治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说话的权利、听文件的权利，参加运动的权利，入党入团加入工会的权利。此外还有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等。

本来，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是两个层面或范畴的身份。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由于1949年后，所有的资源——有形和无形的，越来越集中到执政党手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层面的政治名份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态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份，越来越成为被分配各种资源时的考虑。到1960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越来越成为考察和选用人的主要标进，包括大学和重点中学的录取标准。作为权利的「分」，越来越和政治的「名」紧密相联。换言之，现代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名」的等级而酌情给予的。

政治名份可以提高体制身份。光有能力、职业和名声还不够，还要被认为「可靠」。那些政治积极分子，会被看中培养或提拔，工人编制可以转为干部编制，进入科层甚至权力机构；农村户口有可能「吃上公粮」，被安排公职转换为城市户口；学生的毕业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级高的大城市，获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取消城市户口。他们要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只有通过被推荐招工或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必需用政治和劳动表现换取。而劳动表现，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现的具体体现。在工厂，对科层管理人员的提拔也是这样。尤其从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政治表现好」。王洪文文革前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厂保卫科干事，编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就是因为政治表现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被保送进上海的专科学校学习，也是因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现好。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能力、职业、财富、权力、名声、出身等因素组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侧重。其中最能体现个人选择和个人特点的，应该是职业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职业身份被视为政治身份中的阶级成份，1949年后的职业身份又与难以变更的体制身份捆绑；加上个体对从事何种职业越来越没有选择权力，于是到文革前夕，职业身份如果没有体制和政治的优势，已经无法对社会地位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教师，集体所有制民办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无法与全民所有制学校的老师相比。还有政治名份，也越来越成为职业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只有被认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份，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份降低，那么体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对象最后都会被处理。那些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许多是专家、学者、文化人或干部，成为打击对象后，社会地位骤然降低，不但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权，「下放」去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甚至驱逐去农村劳改，被取消城市户口。更多人则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工资降级。文革初期，北京就发生过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出北京、遣送去农村的情况。同样的情况上海也有发生。

所以，政治名份可以提高体制身份，也可以降低体制身份。而在上文所述的两大类身份中，虽然体制身份中的户口最为宿命，编制也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但在政治身份中，还是有着个人选择的正负空间。而政治名份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中最难转换的户口。在这方面，个人的政治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关键。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现，每场政治运动，更都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名份变更机遇。因为这是向共产党表现忠诚的最重要机会。与此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或者政治历史被认为有问题者，则有可能被抛出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从而被贴上各种负面政治名份。背着这样的政治名份，动辄得咎，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还有可能被打入底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放逐农村，甚至判刑、劳教。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和冲击对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价，使得很少有人敢于以自己乃至后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对抗共产党。人们不得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挣得被信任的政治名份。

这是革命名份的诱惑，也是反革命名份的威慑。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之闲的转换关系，就这样成为最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种来源于内心深处恐惧的忠诚，是共产党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能量，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结果。

文革中的政治名份与体制身份之争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份的不断划分。由国家权力体系层层布置，自上而下地鉴别和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重新鉴定政治名份。于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也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份的机会。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份的运动。

文革前，评定政治名份的坐标系，纵向轴是时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年份，参加得越早，等级越高；横向轴的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即是否「听党的话」。文革中，造反派试图实行新的名份规则：时间改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份等级越高；横向轴由听话顺从，改为「敢于造反」，这成为文革中上海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标准。这是文革政治名份与十七年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个不同只是「听话」对象的不同。文革虽然暂时可以不听各级干部的话，但必须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这是文革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自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许多造反者都自认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紧跟党的积极分子。但实际上，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份，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真正被各级党组织认定的「政治表现」相去甚远。当他们给干部们贴大字报时，干部们会抛出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反击。这些内容包括偷偷记下的他们过去的言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例如张伯生平时的玩笑与闲谈，谢鹏飞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各个学校和工厂频发的「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初的对干部暗箱操作划分政治名份的冲击，也是对干部划分群众政治等级身份权力的反抗。「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干部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份，反攻倒算。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士地革命时期，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且针对的是革命对象。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他们的权力。这个挑战共产党严密控制民众制度的造反行动，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为新的革命名份。以往的那些革命名份：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为「运动阻力」的代名词，暂时失去了以往的荣耀。由以上几类人物为骨干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当时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干部斥为「队伍严重不纯」。但是，尽管这几类人员文革初期的政治名份似乎降低了，一时不如造反派；但党员、劳模先进人物等政治名份的含金量还是实际存在。毕竟文革前的入党标准非常严格。能入党者不但政治表现要好，其他方面也必须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说；还必须是道德楷模。群众基本认可这样的标准。劳动模范的评比也是这样，工作必须十分出色。所以，尽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党员及劳模先进人物的「奴隶主义」，也即缺三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党员，却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毕竟入党就是对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筛选。于是，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身为党员的王洪文会当选为负责人；而继续北上告状的二兵团前身「北上大队」，在北上途中推举负责人时，会呼吁「共产党员站出来！」

王洪文虽然是造反派，但他对党员也是更多信任和推崇。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马上要人去基层厂挑选党员造反派。党员——文革前的带头者，造反派一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汇。这曲是王洪文以后被毛泽东看中的最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外两个骨干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这两个革命名份的兼有者。他们两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

此外，由于文革虽然是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分层，但分层标准却仍然延续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思维。所以，政治名份中的出身、成份效应继续存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大规模抄家批斗，都是针对十七年的革命对象。出身不好者甚至连参加文革的资格都没有，否则马上会遭到大字报反击。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谢鹏飞等最初造反时，都被贴大字报，说他们出身不好，意即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干脆将出身简化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前者被封为「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后者被称为「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挨批判斗争的份。此种政治等级观念，即使造反派也未能免俗：加入造反队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出身不好者自己也会觉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谢鹏飞被大字报揭发说他父亲有「政历问题」后，在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主席团成员，推荐了别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份「革命造反派」，甚至超过了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革命名份。过去的积极分子，只有在宣布造反后，他们之前的名份资源优势才能够延续到文革之中。因为过去的积极分子都是原来的干部培养提拔，他们和那些干部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当这些干部被作为文革对象，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自然被视作文革阻力。所以许多过去的劳模先进人物，还有党团员、积极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时，都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表示要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以这样的表态，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自己的革命名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份，而且还提高了体制身份。例如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人物「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纤厂的挡车工人；文革中她当上普陀区委书记，职业身份得到了转换。

政治名份的实际价值，靠体制身份的转换体现。如果一辈子只有积极分子的名份，体制身份没有转变，那么除了有可能在评工资时被评得高些，这个名份几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样，被从工人转为科室干部；像王秀珍那样，被送去专科学校培养，毕业后成为技术人员，政治名份所携带的附加值才得到兑换，才是名至实归。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凭着「领导阶级」的名份，大批过去的普通工人进人各级党政机构，成为党政干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陈阿大等等，也都从普通工人成为市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政治名份就这样为体制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最坚实的条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们最焦虑的就是干部们对他们身份转换的抵制。他们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份进人各级领导位置，从工人变成干部。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

但是，和文革前相比，文革中政治名份对体制身份的转换是不完全的。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们，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工资也由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他们只是被「借调」去担任新的领导工作。即使当了干部甚至市革委会上层干部，职业变了，但编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当他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资仍是他当厂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04元(毛泽东工资以行政干部24级第一级算，应是610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4元)。王洪文去北京后，工资不够开销，只好由上海市革委会每月给他补贴。而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以及被驱赶去干校劳动、去工厂「战高温」的干部，他们的政治名份虽然一时降低，职业一度被改变，但他们的编制始终没有被变更，始终保留着干部编制。许多干部在被批判期间工资「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这样的处理与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干部如果被降职，一般会被相应降级降工资。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编制也会随之转换为干部编制。文革中，被提拔为干部者都不转换编制，工资也不相应增加。所以，他们虽然成为干部，但只要编制不变，他们的身份转换就没有最后完成。这是与文革前干部提拔制度的显著不同。这种状况，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错误，立即被打回原形，说声下去劳动，就被一撸到底，回原工厂重新当工人。而对于干部编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层人员，即使去干校或「四个面向」，保留的干部编制，使他们保留着重回领导岗位和科层的可能。事实上，到文革后期大批干部也确实回到了机关。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名至实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

政治名份在许多时候，需要编制身份的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名份，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名份，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才拥有。到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名义地位上升到顶点。对文革新干部的提拔，有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份是个标准；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层，有没有产业工人所必盄的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也是重要标准。在一次讨论市委革会的女委员人选时，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不上产业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属于最正宗的产业工人基地。尽管王秀珍是干部编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张春桥最后挑选了王秀珍。而许多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名份也十分珍惜。当被调去科室或各级领导职位时，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变成「当权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阶级，从而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对象。

文革又是1949年后，唯一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级干部给群众划定政治名份。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划分政治名份的运动。「造反有理」，就是群众有权评判干部。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各级干部们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此起彼伏在整个文革：最初的批判对象「牛鬼蛇神」之类，是干部们的目标；不久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到清队，干部们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名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1966年下半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实际就是底层群众与干部争夺对政治名份的划分权。从1966年8月《十六条》公布，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这个争夺完成。对政治名份的划分权转移到群众手里，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是叛徒、特务，还有什么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决定权在群众。而且群众还可以决定哪些干部是可以「解放」后被三结合的，哪些干部靠边暂不使用，哪些干部挂起来继续审查。不过，这个时间段不长。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1967年底结束。随着党政一体化的各级革委会建立，政治名份划分权由各级革委会掌握。1967年年底开始的清队，对名份鉴定的权力又重新回收，清队对象重新由革委会也即各级权力系统决定。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革委会尚未建立权威，所以这一鉴定在许多单位，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帮助革委会重构权威。

文革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底层民众自己给自己确定政治名份的唯一时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是新的革命名份标准。对照《十六条》，群众对自己政治名份的认知与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冲突由此而起。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到了1967年初，干部的权威下降到底点，造反派组织无须干部们的承认，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走资派」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频繁的批斗大会更多成为自我身份鉴定的表演仪式。由于没有了鉴定权威，群众只需自我鉴定，或者得到其他组织的认同。于是许多组织都想争夺革命名份鉴定标准的话语权，生怕别人给自己作鉴定。派性，就是对政治名份鉴定权和鉴定规则的争夺战。赤卫队，一、二、三兵团等，就这样被取消革命名份，没有了存在权利，大小武斗纷纷而起。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名份，但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体制身份的要求，这就是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或改变体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操分配大权的干部们，要求他们放松或改变分配体制身份的政策。于是1958年后因「大跃进」造成持续三年严重经济衰退而被辞退或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并恢复工作；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恢复上海户口；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转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大集体所有制。体制外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连工人阶级的名份都没有，于是他们先要求工人阶级的名份，希望正名后再要求享受体制内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实质都是要求体制身份后的那个经济利益分配的「份」。

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虽然反对由掌握实权的干部划分政治名份和体制身份，但这些反对行为，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体制内的工人质疑自己被贴上的政治标签，但对于整个政治等级身份制度却毫不怀疑，地富反坏右始终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范围内。对于经济体制等级身份，他们更是毫不质疑。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体制内职工造反派，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的组织红工司取缔。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而那些体制外工人，在争取体制身份的经济主义风潮中，虽然反对体制等级身份，但却不反对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司在与市委签订要求参加文革的条约时，特地注上「黑六类除外」，对政治贱民们没有丝毫同情，更不说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体制身份，不是体制身份制度。他们反对体制身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挤进体制，享受体制内的经济权益。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身份的造反运动，但是冲击的只是政治身份中的很小一个部分，也即干部对政治身份的评判权。造反派们要求的是评判别人包括评判干部政治身份的权利，不是改变整个体系。对整个政治身份制度，文革不但没有冲击，而且强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经被打击的对象，到文革中几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虽然一部分造反派试图打破家庭出身的隔离，但是打不破阶级成份的隔离。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争得了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名份。有了这个名份，至少可以得到多一点的权利，例如被推荐上大学、入党入团。但「本人成份」这个政治身份原封不动，对本人成份「不好」者的冲击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过之无不及。而对于经济层面的体制身份等级隔离，文革也基本没有触动。

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变境遇，是任何一个形态国家国民都有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蘤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共产党的高度忠诚。所以才会有中国民众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身份以提高其他身份，从而获得被共产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份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造反口号之下，是与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这个最俯首贴耳的卑微行为，却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现。这是文革的特色，更是文革的真谛。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越来越淡化。尤其政治身份，几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职业身份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身份。人们不必再通过争取革命名份去换取利益，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第一章：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江青来上海

1963年2月下旬，农历春节过后的一个月，正是春寒料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上海。²

1949年中共执政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两个普通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但因为是毛泽东夫人，人们对她都十分尊重。上海市委出面接待江青的，通常都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食责人，也都会去看望。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治病或休养，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很保密。这次江青来上海不再深居简出，而是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³

江青是来组织「京剧革命」的。她要上海市文化局组织人员，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并将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现代京剧，参加即将在1964年北京举办的京剧现代戏汇演。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江青的京戏改革非常支持，要什么给什么。江青提出要找几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但江青和他们谈话后，都不满意。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再推荐另一个宣传部长具体协助江青，即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春桥，他不久后接替石西民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为江青记录和整理讲话，向剧团传达和贯彻她的意见，一心一意扑在戏改上，得到江青的欣赏和信任。1964年4月柯庆施患肺癌，手术后身体虚弱，去广州疗养。1965年4月9日，柯庆施逝世。以后江青来上海，由接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接待。1965年初，江青又来上海：一是继续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二是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前一个行动在党内高层公开，后一个行动则十分秘密。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本。剧中的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臣，为政清廉，敢为老百姓讲话，因上书批评皇帝被罢官。还是在1959年初，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因戏中有海瑞，毛将《明史•海瑞传》找来看。1959年4月闲，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毛泽东在4月5日的一次讲话申，提到明朝的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容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⁵

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由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向文艺界作了传达。海瑞戏迅速在全国遍地开花，各个剧种争演海瑞。其中以上海和北京的海瑞最有影响。上海的海瑞戏名为《海瑞上疏》，毛关于海瑞讲话的几天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以及上海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建议他们写海瑞戏。上海京剧院经过讨论，成立了创作组。剧本完成后，上海京剧院调集强大演出阵容，主要角色都由一流京剧演员担当，周信芳任导演并饰演主角海瑞。经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意，1959年9月30日，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作为国庆十周年重点剧目，在上海天蟾舞台首场演出。周信芳还带队去北京上演。

北京的海瑞戏由吴晗撰写。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中共中央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回北京就去找吴晗，希望吴晗根据毛的讲话写文章介绍海瑞，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篇文章。1960年3月又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后改名《海瑞罢官》。1960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中接见海瑞的饰演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马连良当晚就打电话给吴晗，转告毛泽东的话，吴晗听了很高兴。⁶

实际上，就在提倡海瑞精神后没过几个月，毛泽东自己对海瑞的态度又有了改变。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毛泽东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典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⁷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正在撰写海瑞文章的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话，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骨、歪曲海瑞」。但吴晗的补丁没起作用。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戏被停演。过了好长时间，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吉讽今，影射现实。

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江青去找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的部长或副部长，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表示不同意，别的部长也都不赞成。10月，江青又去找北京青年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李希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因批判《红楼梦》研究权威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简论》，引起毛泽东注意，成为文坛新星。江青派专车将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说应该注意《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问题，但李希凡没表态。他后来对人说，他当时觉得，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⁸江青转而将目光投向上海。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柯庆施。柯庆施资格很老，才五十多岁时就被称为「柯老」，连比他大九岁的毛泽东，也如此称呼；而且据说，还是毛泽东首先称呼。1954年10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调往中央，柯被从江苏省委调来上海接任．，后又兼任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重建后，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有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对上海经济建设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部下能与民同甘共苦。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者或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带头，于1959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后改名为东安二村）。那是上海西南地区的一个工人住宅群，居住条件比花园洋房自然差许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大多入住条件较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要求干部搬出高级住宅，显然是希望干部们缩短与老百姓的距离。⁹当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面，有几幢上海本地的中国式砖瓦房，没有煤卫设备，甚至用水都是在屋外接个自来水龙头。这样的房子和整个康平路的花园洋房显得很不协调，市委办公厅几次要拆除，都被柯庆施拦下，一定要保留这些房子。柯庆施说，放在那里，每天看到，就会提醒我，还有老百姓住在这样的房子里。¹⁰

毛泽东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果都满意，这两项成果的取得都与柯分不开。上海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经济发展持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1963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着重写共产党执政后的十三年，得到毛的赞赏。江青也曾对张春桥称赞柯庆施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作为基地。」¹¹柯在党内地位上升很快，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逝世后，又被给子很高荣誉，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于是成为又一个偶像，文革中上海以柯庆施划线，被柯庆施批评过或与柯庆施曾有过节的干部，都作为有问题而遭批判。

姚文元文革初期曾经说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柯老逝世前交下来的，因逝世中断了一下。」¹²也就是说，姚文元是从柯庆施手里接受这个任务的。¹³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这篇文章是针对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1961年为京剧《李慧娘》写的一篇文艺评论。《「有鬼无害」》的发表对文化界震动不小。这篇文章作者署名梁璧辉，实际撰写者是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俞铭璜，张春桥也参加了修改。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取「两支笔挥舞」的谐音。¹⁴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是由俞铭璜具体与姚文元联系的。一场针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就这样首先从上海发起。

但是，俞铭璜不久即因病于1963年去世，接着，柯庆施也于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离开上海，乘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自此以后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¹⁵俞铭璜和柯庆施相继去世，原来由华东局组织、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具体负责的批判《海瑞罢官》之事，就由上海市委接手，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具体负责。

被毛泽东欣赏的张春桥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晋察冀解放区时期，他曾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即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就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违反了共产党组织原则之一：新闻媒体不得擅自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拟将他调离上海，作为接替的原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也已经被调来上海。但柯庆施到任后，立即留下了张春桥。而让张春桥协助江青在上海搞现代京剧修改，也是柯庆施建议的。¹⁶

许多和张春桥长期共事者都不喜欢张春桥。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颜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¹⁷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印象，除了布置工作，他平时与人交流很少，哪怕办公室门对门。当时的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对门，但他从来没和李聊过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¹⁸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管的毛远新，文革中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他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¹⁹

对于张春桥的「阴」，后来给姚文元当助手的朱永嘉有个说法：「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²⁰但张春桥的不爱说话，并不意味不善言辞。他有兴致时，和人聊天谈笑风生；他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起草，思路清楚，生动流畅；每次讲话，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不会是空话套话。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增加副食品供应，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开会时，下面干部还未发表观点，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些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²¹

张春桥生活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过春节，徐景贤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一起，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根据毛的这些语，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半月刊《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张春桥这篇文章与毛的思想合拍，受到毛赞赏，指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²²毛开始注意张。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张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后的第六天，毛泽东下令调一架专机，送张春桥和陈伯达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作准备。²³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

张春桥的主要工作，是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以及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被戏称为「柯庆施的不管部部长」。1963年12月，张春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4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宣传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金棍子」姚文元

姚文元和李希凡，都是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培养的著名青年文艺评论家，当时有「北李南姚」之说。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资格比李希凡老，1948年他还是中学生时，便己加入中共地下党。共产党执政初期，他在上海卢湾区共青团区委担任宣传干事。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半月刊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文革前的姚文元，已经是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发表过许多文章。到1965年12月底，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近四百四十篇文章，出版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杂文集共十三本。他的两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及《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前者刊登在1956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后者刊登在1957年6月10日的《文汇报》上。后者将几张报纸对毛泽东一篇讲语的不同版面安排进行比较：「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意即《文汇报》的办报方向有问题。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在6月14日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并且借姚文元这篇文章为由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撰写了震惊文化界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文化圈内，姚文元的文品口碑不好，被文化人称作「棍子」，认为他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姚文元以捍卫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为己任，只要上面说哪篇文章哪出戏好或不好，姚文元就撰文赞扬或批判。他的很多文章就是这样写就，例如赞扬南京军区的话剧《第二个春天》的文章，批判安徽省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剧《毒手》。据说江青因此称赞姚文元，说他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似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据和他共事过的朱永嘉以及陈冀德等人回忆：姚文元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不抽烟不喝酒，给人印象老实甚至木讷；他独往独来，与周围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人交往，与人谈话只谈正题，正题之外从不谈一句私事；他为人随和，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锃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理财马虎，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废稿纸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帮他清点出来；²⁴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²⁵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直到他去中央后，对过去写作班的那些人，仍是十分随和，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谈任何私事。²⁶给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不谙人情世故。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²⁷而与姚文元熟悉的市委写作班成员陈冀德，在几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干脆说姚文元是个书呆子。²⁸朱永嘉则评论说姚文元「与张春桥还是有差异的。张比姚更有心机，姚毕竟比较单纯些，书生气重些」。²⁹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³⁰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是姚文元的最爱和收藏，甚至曾经为了有人借去他收藏的科普书不还而表示不高兴，这在性格平和的姚文元是很少的。十几年后，当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监狱中写交代之余，他又写出三本着作，都关乎人类科学认识史。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都是献给妻子金英的，他们夫妻俩感情笃深。³¹姚文元一生以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已任，最后的著作却是对「天、地、人」形成的认．识，而非回忆自己生平，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出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浓厚兴趣。

1958年9月11日姚文元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托弗』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地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³²当时，正值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刊登在6月的《解放》杂志上不久，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全国性讨论刚展开。姚文元以不要「两次」稿费的行为，表明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后来，到1964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后，写作班的一帮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费，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样。

江青找李希凡不成，又来上海找到姚文元。据朱永嘉回忆，「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然后通过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将任务交给子姚文元」。³³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曾对人比较自己与李希凡的差别：

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³⁴

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来电话要他马上去，不必向报社打招呼，要保密。姚文元去后才知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蒸》，上面刊登着吴晗的剧本。

江青除了那本《北京文艺》，其他什么数据也没给姚文元。可姚文元对明史不熟，他希望再有个熟悉此段历史者，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朱永嘉，³⁵对明史很熟，正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任组长。历史组当时设在丁香花园的「老虎尾巴」，姚文元去那里，找到朱永嘉，只说要写明史方面的文章，需要了解海瑞的历史，要他给自己当帮手，但没有告诉他写作背景。朱永嘉以为，既然写海瑞，吴晗是明史和海瑞权威。吴晗写《海瑞罢官》剧本后，曾编写过一本数据集，都是有关海瑞的。朱将这本数据集找来，又找了些明史方面文章，一并交给姚文元，告诉姚文元，有关海瑞的主要资料，都在吴晗这本集子中。后来，朱永嘉又给姚文元讲过几次明朝历史，补明史知识。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³⁶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4月底，市委写作班与华东局《未定文稿》「分家」，属市委领导的写作班，从丁香花园搬出，迁入武康路18号(后来又搬入武康路2号)。姚文元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解放日报》社给了他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都不用他看了。

姚文元最初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直到1965年5月左右，朱永嘉才第一次看到稿子，这已经是第四稿。朱永嘉不知文章来头，只觉文章在政治上提得太高，便表示：学术文章不要太多搞到政治上去，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朱永嘉还要历史组的其他人不提意见，不表态。³⁷姚文元给朱看稿子时很谨慎，让朱当场将所要核对的内容摘录下来，从不将稿子留在朱处。毛泽东后来对人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资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诚同幢楼的写作班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明，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在着手准备批判吴晗之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请江青询问毛泽东。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³⁸

对于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毛泽东矢口否认。毛泽东的否认，让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但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³⁹

张春桥请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说明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更说明毛泽东事先便知道此事。而且在此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曾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数据》之一，批转至县团级，但因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没有具体的后续布置，批判末曾实际实行。⁴⁰但是，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却在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巴卢库谈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⁴¹而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江青这个讲话题目为《为人民立新功》，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⁴²批判《海瑞罢官》实际是毛泽东批判北京市委的前奏，但毛泽东似乎不愿对外承认，自己才是这场批判的真正推手与始作俑者。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闲。江青以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她要姚文元再修改，不能就事论事批判。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陈丕显回忆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对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说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⁴³

柯庆施是上海市委领导，江青从一开始没瞒着柯庆施。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马上告诉了继任的陈丕显，显示江青没有想瞒着上海市委。虽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其他领导看，但书记们各司其职，一时不知道也非不正常。而且，从姚文元开始动笔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起，上海市委都知道。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认为，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⁴⁴张春桥是分管宣传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由他具体抓姚文元的写稿顺理成章，何况姚文元本身就是张春桥分管系统的人员。

江青要隐瞒的对象不是上海市委，而是北京市委。不过，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⁴⁵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应该是第七稿。⁴⁶陈丕显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觉得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到北京，他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但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己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解，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⁴⁷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陈守实、谭其骧、周子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都是同事关系。陈守实教授曾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人的家都在复旦校园内，朱永嘉也住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有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子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⁴⁸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尽管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认为太牵强武断。⁴⁹张春桥将这些发言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八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曹荻秋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⁵⁰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查数据的朱永嘉，以及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似乎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⁵¹不过，陈丕显还是为吴晗辩护，说「不一定他主观上同退田联系起来」。⁵²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因为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杨西光又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张春桥也站着，没坐。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大把文章当回事。⁵³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被上海市委通过了。看样子，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的文章至多只是批判北京市委，最高到批判彭真。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六十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他们尤其不知道，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思想是主席的，具体是江青同志搞指导的」。⁵⁴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⁵⁵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上面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⁵⁶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⁵⁷

不过张春桥还是在姚文发表前，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春桥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王作时是理论部主任，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⁵⁸不过据说，张春桥电话打过去，邓拓不在办公室，没有直接联系上。⁵⁹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⁶⁰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第二天，中共上海市委的党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是张春桥的意思，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在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了解知识界态度，便于以后的批判。江青同意了。⁶¹的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亲自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⁶²

北京市委的反应

《文汇报》发表姚文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但北京没有转载。姚文刊登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向郑天翔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是北京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他匆忙看过姚文后，同意转载。但第二天《北京日报》上不见姚文，原来是被市委书记邓拓拦下了。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北京领导层对吴晗印象都很好，如果转载，北京市委等于认同对自己市长的批判。最后北京市委决定，先向上海方面询问背景，如果文章是毛泽东让姚文元写的就转载。但是，北京市委没有得到答案，上海方面托词不答。

北京市委不转载姚文，并不违反共产党的操作规则。1949年以后，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过相关部门批准，这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姚文元文章只是个人署名，而且只是刊登在上海的地方报纸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且还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这个小组成立于1964年7月，是毛泽东对文艺界做了「两个否定」批示后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1965年五人小组曾经发过指示，这个指示毛也同意：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现在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给吴晗戴上一系列大帽子，彭真当然会抵制，尤其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实际都出自毛泽东安排。彭真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彭真的不愉快，还有一个原因，南北两个海瑞戏，上海批判北京的，却不批判自己的。为此，彭真几次说上海市委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却不作检讨。

没有立即转载姚文的，还有陶铸掌控的广东和中南地区，陈丕显很着急。11月20日，陈丕显与正在上海看病的陶铸妻子曾志会面，告诉她姚文背景。曾志第二天就打电话给陶铸，陶铸马上布置发表姚文。⁶³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两天，毛泽东便离开北京，一路巡视，11月17日到上海。以后便一直住在上海和杭州等南方城市。整个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始终不回北京，似乎是为了与北京市委以及在北京的中央决策机构拉开距离，遥观北京动态，又似乎是对整个北京领导层不信任。毛泽东到上海后，得知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不知就里的北京方面，只按一般图书报了订数。

陈丕显等上海的市委书记们很着急。11月25日，陈丕显见到陪同毛泽东到上海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将姚文背景以及毛对北京不转载姚文的不满都告诉了罗，罗马上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要求尽快转载；罗瑞卿也要《解放军报》转载。⁶⁴11月29日，在上海发表姚文十九天后，《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僵持终于结束。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包括张春桥。张春桥后来回忆，北京没登姚文时：

上海新华书店打电话问各地是否定订？各地回电话都要，只北京不回电，完全封锁，一直到后来，我打电话问石西民，他说他不管发行，我说请你管一下嘛。这样局面恐怕和彭真有关。我们不为自己担心倒为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担心，这样恐怕要犯大错误。

后来罗瑞卿和总理去上海，罗投了一次机。罗向主席问姚文元文章的事，主席说，是呀，可以看看。罗未摸到底。我们和罗谈，罗给彭打电话，说彭不反对文章，是想考验范瑾、周扬等的态度。罗说，我告诉总理，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经过罗，彭真已经知道，北京才登。这时我们才稍松了一口气。⁶⁵

可能是凑巧，更可能是有意，就在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发表的同时，上海市委大造声势，宣传纪录片《北京农业大跃进》，规定作为重点片，在市区各大电影院同时放映，郊区所有生产大队轮流放映。于此同时，《解放日报》接连两个版面，刊登整版照片。一时间，「学北京、赶北京、超北京」，成为上海郊区农业口号。文革开始后，上海市委遭批判，此事也是被批内容之一：上海市委放映此片，是为了「吹捧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竭力抵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影响」。⁶⁶

张春桥收集学术界反应

姚文刊登后，张春桥指示，开座谈会或单独访问，收集北京和上海学术界知识分子反应，这显然是毛泽东的要求，因为这些反应汇集后，都报毛泽东。北京学术界情况，由文汇报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负责收集后报上海。艾玲是抗战时期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当时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她丈夫是军队高级干部，在文革的准备时期，她以自己和丈夫的社会关系，收集了大量北京文化界及干部圈内对样板戏以及《海瑞罢官》的反映。这些收集来的反映都是手写的，每天一个邮包，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⁶⁷艾玲后来被认为在批判《海瑞罢官》中立了功。文汇报社本来编有红色刊头的内刊《文汇情况》。收集来的情况，立即刊登在《文汇情况》上，直接送毛泽东、江青。

张春桥要求缩小《文汇情况》发行范围，控制发行数量，连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都不在分发之列。根据张春桥要求，文汇报社另辟保密排字印刷车间，人员都经严格政治审查。196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和杨永直先后偶然看到这个《文汇情况》。江青得知后，立即要张春桥从12月23日起，不再将此类信息登载于《文汇情况》；另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刊头印着「绝密，只供负责同志参考」字样，每期只印十二份。张春桥亲自分发。十份交江青，专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江青昐咐不送周恩来。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班两份；给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发了。⁶⁸毛泽东当时在上海，非常爱看这份刊物，每天都索要。

学术界对姚文反应冷淡。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稨，而且这三篇来稿都不是专业人士文章。张春桥事先已经准备一批文章。11月29日，《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为通栏标题，刊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读者来信。所有文章在对姚文笼统肯定后，接着都以商榷口气，从史实或研究历史方法出发，反驳姚文元观点。这些文章都是事先就组织好的，而且都是联名，没有个人署名文章。⁶⁹《文汇报》为这些文章刊发张春桥撰写的《编者按》：

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⁷⁰

这篇《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但是署名来信还是不多。《文汇报》编辑部在读者来信申，发现一篇署名马捷的反驳文章。马捷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真名马以鑫。⁷¹他读了姚文元文章，认为牵强附会，写信给《文汇报》，表达不同看法。张春桥看到后，决定刊登。报社将马捷找去，要他修改一下。马捷觉得，既然公开刊登，那就将文章改得平和一些，不要太尖锐。但是修改后的文章，张春桥不满意，觉得没了锋芒，不像对立面样子。于是将马捷修改前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加上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1)》，旁边仍配上张春桥写的那篇《编者按》。但没有说明这是中学生来信，给人感觉马捷是个圈内人士化名。

文章刊登后，应者还是寥寥，之后五天的讨论版上，刊登的仍都不是名家来信。为了让业内人士出来说话，张春桥要求召开座谈会，还指示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带头表态，说：我们现在要「放」，如果别人不敢提相反意见，你可以先表个态，就说姚文元文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是小部分正确，大部分不正确，完全可以讨论，不会抓辫子的。「你是宣传部长，你这样一说，人家就敢讲话了」。杨永直有些犹豫。张春桥说：「人家将来有意见，我会替你说明的」。⁷²文革开展后，杨永直为此事多次遭揪斗，张春桥却没为他辩护，更不提他当时的那番话。⁷³12月10日，业内人士讨论会召开。张春桥自己也在会上发言：

《海瑞罢官》提出来的不只是一出戏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原则问题，涉及到海瑞、清官、道德继承、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历史剧、历史人物，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我们同……历史界、戏剧界、哲学界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分歧，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有步骤地搞，首先是要给这出戏是不是毒草定案，然后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搞。⁷⁴

张春桥发言中那一系列题目，是朱永嘉帮助制定的。北京转载姚文后，张春桥曾将朱叫去办公室，要朱列出《海瑞罢官》学术上可以讨论的题目。朱于是列出了上面那几个题目，涉及黎澍的「历史主义」，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冯友兰的「抽象道德继承」，等等，都是1962年以来学术界争论热点。那天张春桥没有提怎样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朱永嘉当时以为，张春桥目的是引起争论，开展学术讨论：

文章发表后，《文汇报》的编者按是张春桥修改的，先后登了六次。当时的目标是放在党内支持学术权威的走资派上。讨论的问题是张春桥布置的，由我写出讨论提纲。讨论什么？当然不可能讨论政治问题，只能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海瑞的清官和贪官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引起争论。讨论的方法是明辩是非，允许不同意见。我自己也写了两篇关于告状问题、投献问题的文章，也是在学术范围。⁷⁵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会间，彭真找张春桥，了解上海批判《海瑞罢官》的打算。彭真找张春桥，据朱永嘉回忆，张春桥是高兴的，他后来告诉朱永嘉说，彭真问上海准备怎样做，张对他说批《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并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朱永嘉对此还回忆说：

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上海制订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在张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划的，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制订的。而这时候的张春桥并不完全清楚这场批判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整个部署和指挥的都是毛泽束，张春桥也不过是毛泽东的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毛泽东这时并未走到合前。前合是彭真与张春桥之间的较量。⁷⁶

彭真看了很满意，对张春桥说：等这些事结束了，你到北京来时，我请你吃烤鸭。⁷⁷彭真和朱永嘉等都以为，这只是一场学术讨论而非政治批判。但是，1966年1月，张春桥为上海市委起草的《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却强调这是一场政治批判：这个讨论不仅是对一出戏的评价问题，而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张春桥强调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都应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大辩论，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最后这向话，被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改掉了。⁷⁸

不过，即使是学术批判，还是没几人响应。学术界经过1957年反右，以及1964年后越来越升级的批判，早成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无人敢完全真正地说心里话。于是，张春桥又要求：《文汇报》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学界学者座谈会。会前宣布是内部讨论，不登报，不发表，畅所欲言。

12月31日座谈会召开，与会者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子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负责人蒋星煜、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谭其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兼总编辑李俊民、华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束世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宽、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魏建猷、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张家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德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陈向平等，都是上海一流知名学者。他们纷纷发言，不同意姚文元对吴晗的指责，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要把讨论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学者们大呼「上当」。⁷⁹李俊民那天被张春桥点名参加会议，会后回到家大呼「老天亡我」！原来他事先准备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稿子，不料正欲发言之际，忽然一阵风将稿子吹走。他只好硬看头皮脱稿发言，其中说了一句：「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⁸⁰李俊民的发言，日后被提炼成「清官精华论」，1966年6月，他作为上海文革最初八个•「黑帮」之一，在报纸上遭到公开批判。

「要害是罢官」

12月，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上面《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一文，引起毛注意：

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侯，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吴晗的自我辩护，指出姚文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吴晗剧本在前，单干风在后；明白地显示，给他的罪名是强加的。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⁸¹毛泽东于是采纳了康生的「罢官」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秘书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五人谈语。毛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加上去的「要害」，就连姚文元之前也不知道。与姚文元很熟悉的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曾经问过姚：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回答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⁸²即使是张春桥，似乎也不知道这个「要害」，不知毛的意图：

当时也没有想到触动社会如此之深，当然也没想到彭真会那样发怒。老实说，那时我们理解也很浅，也未准备大搞，只想发表姚文以后，吴晗会反驳，那我们写几篇文章就完。⁸³

所有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批判吴晗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整理毛12月21日那天谈话时，将「要害是罢官」那段话删去。田家英可能认为，毛只是即兴说说。殊不知整个讲话，只有这段才是要害，是毛真正要表达的。

锦江饭店南楼会议

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这天正值毛泽东生日，彭真做东请几位上海市委领导人吃螃蟹，地点在锦江饭店南楼的14楼。参加者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和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还有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

彭真说，他早就要批判吴晗，叫周扬、范瑾、邓拓写文章，写得不好，你们上海写了好嘛，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彭真还说，对姚文元文章要一分为二。张春桥便说，向阳生也有问题。张春桥所说的「向阳生」，即指邓拓。彭真让邓拓署名「向阳生」，在1966年12月12日的《北京日报》及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文章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讨论。彭真说，那是我叫他写的。彭真说，主席说了要放，政治问题以后再谈，刘仁、邓拓是左派。

一位到会者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对话：彭真又说，中央的方针就是放，不要急于批判。陈丕显说：中央的方针，我们同意，上海的讨论也展不开，很多人不肯说意见，我赞成放。

张春桥说：中央方针是「放」，我们赞成放。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反右斗争的时候，毛主席就是说过我们不收，永远不收，要放。我看如今也是这样。彭真说：那好，你们的意见和中央一致，那就很好。

张春桥又问：我们原来打算发表一篇批判向阳生同志的文章，看来，也为时过早，是吗？彭真说，我看暂时不必发表吧，若是批判得急了，谁发表文章呢？

张春桥说：已经放了好多了嘛。彭真说，再钓几条大鱼。

张春桥对彭真表示，自己和邓拓是老朋友了，你说不批判就不批判吧，不过以后有可能还要发表的。什么时候发表由中央决定，我们服从中央。彭真说，好，就这样定了。你们到北京，我请你们吃烤鸭。

后面的谈话很轻松，话题转人文科教育革命和备战。整个谈话，彭真显得很高兴，张春桥也没表示不同意见，他还建议彭真「抓一下」，「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大家在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达成一致共识，就是要继续「放」，钓出更多的「大鱼」。⁸⁴

《二月提纲》与上海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过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会后，根据彭真指示，中宣部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因为在2月起草，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细》。中心是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和邓小平参加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不提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决定，由彭真向毛泽东汇报。⁸⁵2月7日，《汇报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两次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再一次为吴晗辩护，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于是，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一边的康生听了连忙否定：「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则再一次重复地肯定：「是你康生的发明权！」⁸⁶甚至还表示，吴晗经过批判后，仍然可以当北京的副市长。

许立群平时比较谨慎和敏感，那次汇报谈话后许却显得特别轻松；彭真等更是如释重负，以为几个月的问题都解决了，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他们向毛汇报，毛没有反对，就是认可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大凡毛不表示反对，但又不明确赞成，大都其实是不赞成，甚至反对。

2月10日，彭真从武汉飞到上海，将《汇报提纲》给陈丕显看，让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看后转交江青。陈丕显与曹荻秋、魏文伯传阅后，当天下午，就转给正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青，并转告说，彭真打算晚上同她面商。⁸⁷彭真见大家都没意见，便代中共中央拟了个批语，电传北京，经政治局在京常委同意后，于2月12日将《汇报提纲》发往全国。彭真认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自己的意见。2月12日，他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这话实际对着张春桥。彭真说，你们看文件就行了。张春桥后来说，自己当晚马上同时看两个文件：一个是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另一个就是彭真的《汇报提纲》。晚上，张春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及《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同桌吃饭。田家英与彭真看法一致，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张春桥则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硏究。第二天，彭真让胡绳找张春桥谈话，要胡绳告诉张春桥，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卢山会议，还特地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张春桥说，问题根本没解决：

我说主席曾两次问，吴晗是否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提纲》提到演坏戏的演员不要检讨，是有所指的。因为《文汇报》曾登过谭元寿的文章，批判吴晗说写海瑞不对。这是好事。报上还登过马连良的文章，这是捧吴晗的文章，说吴晗文章有现实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些，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纲》却不让登他们的文章，如按《提纲》办，还有多少人可以参加战斗？⁸⁸

江青也马上觉察出《二月提纲》真实目的。张春桥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许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为缩小影响，张春桥指示，只在小范围传达《二月提纲》；而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不知中央高层纷争的姚文元，甚至己经着手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为《文汇报》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作结束准备。⁸⁹

面对底气十足的彭真，张春桥有点吃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了。为了摸清《二月提纲》底细，3月初，张春桥以上海市委书记处名义，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北京了解情况。让杨永直去，是因为杨与许立群延安时期是同事，说得上话。杨永直到北京后，根据张春桥要求，反复询问许立群「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请示彭真后，在杨永直即将返沪的3月11日，打电话对杨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即向陈丕显和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问杨永直是否听错了，杨说没有听错。张春桥于是断定：

所谓「学阀」恐怕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因为他知道主席说过叫批判吴晗。《提纲》草案里没有「武断」二字，正式文件强加上「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吴晗的政治问题，说主席武断，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势压人。⁹⁰

毛泽东果然对《二月提纲》，非常不满。3月28、29、30日连续三天，毛泽东在杭州与江青、康生等谈话，当他们汇报许立群对杨永直的回话后，毛更是大怒，说：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⁹¹

彭真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撰文批评北京市长，却不向北京方面打招呼；毛泽东硬将其诠释为「姚文元发文章必须向北京打招呼」。毛泽东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毛泽东又说：「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政」，「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革命，反对修正主义」。⁹²毛泽东还点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名，这三人都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毛泽东说：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⁹³

这些讲话，已经不只是针对「罢官要害」，而是针对整个北京市委和整个中央，是随后不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毛泽东这三次讲话后，批判升级，从原来针对吴晗，上升到针对北京市委。毛泽东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彭真只得于3月30日与4月1日，两次打电话给曹荻秋，说：「学阀无所指，打招呼问题是陆定一有意见」。

毛泽东离开上海时，让张春桥把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写出来。张春桥写了。4月4日，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3月28日至30日的那些讲话，并提出，自己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已经同康生说过，但应当以市委名义正式提意见。曹荻秋不赞成，说：「要就是口头谈谈，不正式写。」⁹⁴

张春桥将这份意见交给毛，毛表示：「很好，需要彻底的攻」。毛还让康生告诉张春桥：不要有无穷的忧虑。张春桥对此一语成谶地说：

我们还有顾虑。主席健在时，主席的战友健在时，还有此情况，将来主席不在，又将如何？⁹⁵

姚文元再批《三家村》

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登出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点名批判三家村。

所谓「三家村」就是三个作者：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加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三人虽都身为高官，但都曾是文人，舍不了对文字的爱好，六十年代在《北京晚报》上开关《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了许多杂文。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注销姚文元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是江青让姚文元写的。⁹⁶曾经被陈丕显否决过，认为发表此文会使北京市委被动。但不久，张春桥又将此文送去上海市委，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陈丕显等觉得不妥，曹荻秋也认为文中「控根子」之类提法太激烈，删去了文中一些段落。张春桥坚持要发表，并通过江青将文章直接送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毛看后，亲自将文章标题改为《评三家村》，说「文章看了，很好，题目改短一些，问一下作者有无意见。」并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上海市委只得照办。张春桥将被上海市委删去的段落，又加回文章。⁹⁷

张春桥后来说，《评「三家村」》是他经手的，「最后的稿子市委要去讨论过的，修改的地方、增加的怡好是吴晗的观点，我正好到北京开关于彭真的会议，没有参加讨论。」⁹⁸对这个过程，徐景贤文革中有个讲话曾提及：

「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主席直接关怀、江青同志亲自领导、张春桥同志直接帮助的，但当时不少地方就是不发。陈丕显枪毙了姚文元同志的《评吴晗的政治立场》一文，认为发表会使北京市委被动。

他们还把《评三家村》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玩弄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把戏」，陈、曹(即陈丕显、曹荻秋)怕得要死，坚决砍掉了。

主席在上海看了《评三家村》，将原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改为《评三家村》，并说题目要大一些，并要征得作者同意，要作一些修改，要立即发表。这样文章才发得出来。

但陈丕显在医院打电话，要把姚的名字拿掉，企图归功于上海市委，并对姚一直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后来张春桥同志来，威本禹同志也来了，将姚文元同志文中的被砍掉的一段加进原文，变成五段。这篇文章在上海被陈扣了两个月，后来才在上海修改发表。⁹⁹

《评「三家村」》发表那天，正值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那天的《文汇报》，头版上半版刊登氢弹爆炸消息，下半版刊登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见报的当天上午，姚文元来到办公室，对帮他查找数据的朱永嘉等人说：「今天是个好日子，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一颗是物质原子弹，一颗是精神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比物质原子弹重要。大家辛苦了」。边说边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沱茶和糖果招待大家。¹⁰⁰

面对如潮水而来的批判，彭真不得不匆忙应对。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刊登《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线》、《北京日报》编者按。但彭真的努力为时已晚。《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的当天晚上，中央通知：对北京市委批三家村的文章一律不予转载。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4月19日，彭真被停职。一个月后，邓拓自杀。一场针对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的大批判旋即铺天盖地展开。全国各地紧紧跟上，纷纷揪自己省市的「三家村」、「四家店」。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未出席会议。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都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对彭真进行全面系统批判，并通过由毛泽东亲自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5月2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姚文元等为组员。会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开端的政治批判，就这样上升为一场政治大革命。从上海开始的批判《海瑞罢官》的姚文元文章，就这样拉开了文革序幕。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¹⁰¹

小结

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的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前奏。和过去任何一次运动不同，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是，运动的开始，却与过去许多次运动一样，以批判知名知识分子为开端。虽然在最初，《海瑞罢官》批判背景没有多少人知道，但知识分子们能从姚文元文章的武断和杀气，感觉来者不善。谁都害怕成为又一场批判运动的对象，害怕被划入政治的另类名份，他们大多数只能选择沉默，或小心谨慎地提些委婉的不同看法；一旦局势明朗，更是无人再敢发不同之声。

在文革的准备阶段批判《海瑞罢官》中，毛泽东始终没有对中央决策层阐明自己的意图。因为毛的批判对象，正是除他自己而外的整个中央决策层，毛只能让身置决策层外的妻子，成为这场批判的组织者。整个中央决策层对毛的意图全然不知，蒙在鼓里。毛泽东一方面瞒着北京市委和整个中央，用上海市委打北京市委，一方面又对不知就里的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反应愤怒。毛泽东在上海发文章批判北京的副市长，却不告诉北京市委文章是自己组织的，坐看北京市委表现。他为什么不对彭真明说？是为了考察彭真的忠诚度？是为了等待彭真入彀？还是这样批判北京一个市长，有违「组织原则」，他不便明说，要彭真自己体会？

使毛态度升级的因素，是彭真的一再抵制，北京的抵制让毛愤怒，北京的表现又正入毛之彀。彭真每一个措施，都激起毛下一个更强烈行动。彭真完全不知道这场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其实就是北京市委和他彭真，所以才会如此抵制。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彭真成全了毛泽东的心愿，将对吴晗的批判，演进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引子和开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多时。不过，究竟如何对待刘少奇，是部分削除还是全部解除其权力，毛在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时，可能还没有确定，一切跟着感觉走，相机而定。可以说，敲打对「大跃进」等以往运动心存腹诽的党内外海瑞们，是毛的近期目标，清算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是毛的终极目标。总之，毛泽东要批判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即使彭真不抵制，结果可能以撤换几个北京市委干部暂告结束，但毛肯定还会寻找其他机会，再次出击。

从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作所为看，他俩最初也不明白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最多只感到目标是彭真。他们最初也只是将这次政治批判，看作是一场更大的反右运动。张春桥一再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引蛇出洞」，说明他眼光还是盯着党内外知识分子，想钓出更多大鱼。而且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曾去北京，打电话给康生说想见面。不过后来因康生说没时间而未能见面。据说张春桥想见康生，实际上是想摸底，看样子他当时对毛的真实意图，也不十分清楚。¹⁰²

彭真的态度很矛盾。他最初似乎极力想将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范围，但在南楼会议上，又说要钓大鱼。既然是钓「大鱼」，那就一定不会只在学术范围。让人感觉他的「学术范围」，只是保护吴晗等一部分人的被动策略，无法面向全体知识分子。

两个星期后，陈伯达所主持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显示了党内干部阶层的共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即革命前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以及「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即整个知识精英。没有人会想到这场运动是冲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更没人想到运动最后是冲着自己，冲着整个干部阶层而来。张春桥后来曾经承认，「我也是这样，那时候赫鲁晓夫，我认为是指彭真，很高兴，觉得主席这几句话解决了问题。我就没有想到是指刘少奇」。¹⁰³

整个文革准备阶段，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对决。毛自己一人决策，瞒着整个中央决策层，剥夺他们对文革决策信息的先知权。而不久以后，在文革的发动阶段，毛泽东将进一步颠倒信息的先知权，置整个中共决策层和整个干部阶层于极端被动境地。

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发起，这使上海市委多少有些居功思想。上海的领导干部们以为，自己在这一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站错队，躲过了彭真那样的厄运。但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切只是开始，这场以批判知识分子为开端的运动，将是一次更大的政治分层，尤其以各级领导干部为对象。而且，不久进人文革决策层的张春桥、姚文元，不但没有使上海市委避免厄运，为上海市委解围，相反却起了负面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斗鬼风，被转移了的文革方向

上海批判八个专家学者

上海市委收到中央发来《五•一六通知》正式文本，是在1966年5月21日。5月27日至30日，上海市委召开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五•一六通知》。

从6月起，形势发展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高调激越的批判宣布了文革的开端。「牛鬼蛇神」一名典出佛经，原指下界阴魂鬼卒、牛头马面。文革前，毛泽东曾多次在讲话和批示中以牛鬼蛇神一词，指代他所认为的反动势力；这篇社论更是使之成为文革中被打倒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地富反坏右)，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专用词和总称。当晚，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紧接着，自6月1日起，近十天内，《人民日报》每天都发表惊心动魄的社论和消息。这些文章和消息，篇篇都是重磅炸弹，震撼全国。全国和上海的各学校、机关、工厂、农村生产队纷纷举行集会，欢呼和声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们。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就此开始。

6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会上成立了上海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张春桥，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副组长杨西光，市委分管教育和卫生的候补书记；组员为：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市文化局长孟波、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奇、《解放日报》总编马达、《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为市委起草文件的市委办公厅一室主任吴云溥、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会上，张春桥传达江青的话：「外地对大字报的底细不明，你们上海知道了大字报的底细，你们怎么搞？」张春桥又说，「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准设置障碍。我们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¹⁰⁴但曹荻秋和主管教育的书记杨西光，还是强调要「加强领导」，「掌握政策」，「内部材料要控制」，「大字报不提倡，不反对」，「学生不搞游行」，「内部材料要控制」；并决定全市各部门建立文化革命小组。¹⁰⁵6月10日，在地处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对象是全市十七级以上干部，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被检查出鼻咽癌，正在病休，上海工作暂由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主持。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他在讲话中，列出了上海地区的批判对象：

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著名京剧演员、京剧《海瑞上疏》的海瑞饰演者、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著名文化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著名电影剧作家、理论家、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著名经学史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周子同，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西彦。八个批判对象，除了周谷城，其余七个人，4月中旬市委就已经决定在报刊上批判；¹⁰⁶其中瞿白音、周谷城、周予同等，之前己被报纸公开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李平心、李俊民，是在讨论《海瑞罢官》时被「钓鱼」钓出来的。这八人都是有声望的党内外学术权威和文化人，其中贺绿汀、瞿白音和李俊民，虽然是领导干部，但更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被点名的还有陈其五，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因「利用窃据的领导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¹⁰⁷之前的1965年已被开除中共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这八个批判对象，上海市委在4、5月间便已确定。显示了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们的共识：文革是又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批判名单中加上陈其五，也算是有一个曾经的市级干部。此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五•一六通知》草案刚通过，上海市委显然是以这个行动，表明对毛泽东决策的紧跟。

曹荻秋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干部放手发动群众，用大字报形式参加文革；曹荻秋还提出，要警惕阶级敌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现在已经发现有这种情况」：

对于阶级敌人在这次运动中，搞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必须提高警惕。现在已发现有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隐藏着的牛鬼蛇神从地下冒出来，张贴反动的大字报，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也就是说，当着他们贴出反动的大字报的时候，正好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便于我们发动群众展开反击，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广大群众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小撮牛鬼蛇神想乘机捣乱，是不可怕的；相反，可以使我们撕下这些牛鬼蛇神平时伪装的假面具，把坏事变成好事。¹⁰⁸

第二天，6月11日，曹荻秋讲话的精神被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原来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市委常委讨论时，张春桥嫌太长，改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¹⁰⁹

从上海市委抛出的九个批判对象，以及曹荻秋代表市委所作的讲话，可看出上海市委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市委所认为的「牛鬼蛇神」，显然与1957年的右派一致，而且市委还布置对在运动中「想乘机捣乱者」展开反击。据后来的一份传单说，6月4日，曹荻秋曾让市委副秘书长查阅1957年全国划右派的数字和比例。曹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出一大批右派，比五七年更多。」「接着，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布置排左、中、右队伝，以抓右派为名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¹¹⁰

批判「牛鬼蛇神」高潮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上海各单位大字报迅即铺天盖地，形成第一次大字报高潮。各单位党委抛出本单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按市委对上海文革设想：先发动群众贴大字报，从揭发出的问题中，确定重点批判对象，然后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党内整改，几个月结束运动。这实际就是「四清」模式。

大字报被贴对象都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的革命对象或边缘分子。也有针对党委的：6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1名学生贴党委副书记姚力的大字报，这是文革中华师大第一张针对党委的大字报，也是上海高校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接着，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和数学系的学生以及部分教师，也贴出质疑校党委和市科委的大字报。¹¹¹而在工厂和基层单位，6月11日，国营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王秀珍带头贴厂党委大字报，6月12日，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带头贴副厂长大字报。贴党委大字报较早的还有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年工人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

6月10日市委动员大会后，形成第二次高潮大字报。在此之前的大字报，大多是学校师生或单位职工自发写的。市委动员大会后，各级党委立即讨论，圈定出本单位的运动对象，组织群众写大字报，以加强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这是文革初期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分层，由各级党委研究后，抛出他们所认为的运动对象，发动群众批判。一些单位动员：「上下左右都可揭」，「党内党外一起揭」；还有的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上。¹¹²那些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纷纷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抛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宣传系统：媒体、出版、演艺等，以及大专院校，更是首当其冲。许多人或因为「出身不好」，或因为「政治历史复杂」，或因为「社会关系复杂」，甚至因为是业务拔尖的学科带头人，被党委作为「黑帮」、「学术权威」抛出。而在工厂，一些技术人员和资方人员，也被党委抛出，成为大字报对象。

复旦大学的周予同教授，是市委在4月中旬便已决定要批判的对象之一。市委6月3日常委会议决定公开点名之前，校党委发动全校师生贴大字报。全校6月3日至6月4日，两天共贴出大字报八千多张。6月3日市委常委会上，决定公开点名者中还有周谷城，于是复旦党委又推出周谷城教授，于6月5日至6月10日动员师生集中声讨周谷城。此外，复旦党委还学着上海市委批判「黑帮」，也凑了「反动学术权威」，加上市委点名的历史系二周，共10人，作为重点黑帮。与此同时，每个系起码有一个以上「反动学术权威」，都是复旦校党委抛出的。揭发的所谓问题，除了被批判者平时在学生中的言论外，许多是系党总支透露给学生的「历史问题」。¹¹³复旦校党委在5月底6月初，内部排名单，上名单的有207人，这些人被分成四档：第一档是党内外「黑帮分子」，必须彻底打倒；第二档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者」，需要在「适当场合」批判；第三档是「有错误的」，需要在「小范围内」批评检讨；第四档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需要「扫一扫」。这个己经形成书面文字的内定名单，后来被造反派在抢「黑材料」时查抄出并公布于众。¹¹⁴据说，光是物理系，就「审查了307名党政干部、教职员工材料。事后学校党政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¹¹⁵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程序：排左、中、右名单，或排积极分子、运动批判对象名单，等等。都是给对象划分政治等级。

被横扫的不只是知识分子们。市委多次提出：「每个单位可以有二三人重点批判外，有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要批判」，「大是大非可以贴，小事小非也可以贴」。¹¹⁶于是，普通群众、党员和科室人员，也被贴大字报，据市委办公厅后来统计：「许多单位被贴大字报人数占总人数的30%至80%」。¹¹⁷没有「学术权威」的中小学、医院、工厂等单位，矮子里拔长子，业务和技术骨干也成为批判对象。

不过，从另一些材料看，主持工作的曹荻秋比较谨慎，要求严格掌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尺度。6月10日，曹荻秋在对全市十七级以上干部讲话时说：「在党内外，有些人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写过一些不好的作品，对于这些人，要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市委还规定，各单位重点批判对象，必须事先报有关领导机关审批，凡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必须经市委批准，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高潮的6月15日，曹荻秋在市委统战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程度问题，因此，他们的材料应严加控制，不能随便给要材料的单位。如果算历史账，许多人都可能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这样，打击面可能太宽。」而在批判八个著名人士时，曹荻秋始终不肯撤去贺绿汀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之职。¹¹⁸曹荻秋后来承认，他对大字报有顾虑：

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¹¹⁹

7月上旬，刘少奇去杭州，路过上海，曹荻秋陪同去车站，刘少奇问上海乱不乱，群众听不听市委话，贴不贴市委大字报，曹荻秋一一汇报，告之还没有发现群众贴市委大字报。刘少奇说：「说明上海很稳定，你们市委的威信高，群众听市委的话，这很好」。¹²⁰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3日以后，北京向大中学校派工作队。6月10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17级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曹荻秋宣布，「市委已经决定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派到必要的单位去开展工作。对于凡是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单位，要首先派工作队去领导关展文化大革命，把领导权夺回来……市委各部委、各区委、县委都要抽调一批干部，作为机动力量，必要时组成工作队，到需要夺权的单位去领导文化大革命，开展夺权斗争。

上海市委对上海29所大学派出6个工作组；对全市489所中学派出168个工作队；在文化和科研机构，也派出工作队；¹²¹未派工作组的单位派出联络员。最先被派工作队的是同济大学，6月10日市委工作队进驻。但是，工作队派出不久，就与派驻单位的群众关系越来越紧张。在北京，工作队将持异见学生视作反工作队反党，围攻批判，游斗关押。北京甚至发生被斗学生自杀事件。上海也发生围攻事件。复旦、同济、交大等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针对学校党委大字报后，遭到拥护党委的学生围攻。¹²²虽然上海情况要温和许多，但贴党委或工作队大字报者，同样感到巨大压力。

例如6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1个学生贴出批评校党委书记姚力的大字报后，立即受到校党委组织的大字报反击围攻，党委不但「整理他们的黑材料」，还说这些学生想「一鸣惊人，当第二个聂元梓」。同日在同济大学，贴党委大字报的学生也受到围攻，「他们操纵一些人狂叫保卫校党委，拥护校党委，甚至向革命学生游行示威，非法绑架革命同学。」华师大的大字报贴出不到两小时，便被众名的反击大字报批得没了声音。6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亲自去华师大，要校党委总结「6.3」经验，打算向华东各省推广。¹²³在复旦大学，6月20日，化学系三年级一个学生贴出质疑校党委运动方向的大字报，不到半天，整个校园贴满反驳大字报，说那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战略号召」，说校党委「是绝对正确的，对校党委的任何怀疑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¹²⁴6月19日，哲学系一年级「孙悟空」小组胡守钓，将北京传来的「北京林学院与北京新市委许克敏讲话纪要」抄出贴在校园。校党委立即发出通知，说这个讲话纪要是「反革命纲领」，「否定党的领导」，示意胡守钓贴这张大字报是「反党行动」。¹²⁵8月1日，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孙月珠、劳元一等，贴出大字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校党委书记王零看后对人说：「过去左派不发言，现在你们可以发言了，你们太不敏感了，现在这个情况下，至少可以写它二十个题目。」劳、孙等被说成是「否定党的领导」，遭到大字报围攻。¹²⁶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工厂和单位，以后成为工人造反派骨干的潘国平、黄金海、徐美英等，都因为给党支部或工作队贴大字报，被说成是反党，或被批判或被围攻；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青年工人谢鹏飞等人，更遭到工厂党支部组织的毒打和关押；南市区文建中学教师陈进坤因为贴大字报，甚至被南市区公安分局关押23天，关押期间被毒打。¹²⁷

许多单位还按照「反右」思维，暗中将给党组织提意见者分类。复旦大学校团委、学生会和保卫科，7月中旬按校党委的布置，各自都曾经对所属学生干部进行分类，第五类是「活跃分子，也即需要密切关注严控者。¹²⁸按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被列人名单者运动后期大都会遭到清算，被安上各种政治名份，影响终身。这是学生们最怕最担心的。这就是后来被批判的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各单位领导，以反右斗争思维模式对待向自己提意见的群众，造成文革初期大量冲突。这五十天中，因对本单位党组织或工作组评价不同，产生了最初的多数派、少数派，发展到后来的保守派、造反派。长期以来，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人际矛盾和对党委或工作队的不同评价，以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运动为话语外壳，构成文革初期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

与此同时，学生中的暴力现象也开始出现。从6月下旬起，上海一部分中等学校，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子等情况。据当月统计，全市中学出现这类现象学校的比例达40%；许多中学教师受到凌辱，甚至小学也有发生。¹²⁹给被革命对象戴高帽子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曾经撰文高度评价。但作为革命行为的推广，是1966年在全国上映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电影，其中有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的场面；文革前夕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毛泽东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被学习最多的文章之一，毛泽东对于给士豪劣绅戴高帽和游街，有着详尽的描写和高度的赞扬：「好得很！」这些，都为文革初期的批斗提供了最具象的榜样和导向。

市委向全市派工作组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在工作组不在场时，将四十多名教授和校领导揪上「斗鬼台」，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还对女性有侮辱行为。工作组闻讯立即前往制止，并写成汇报材料。材料由刘少奇批转，以9号简报发向全国：「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¹³⁰上海在6月下旬，收到中共中央转批的9号简报；6月28日，市委布置全市各大专院校，宣读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以图制止上海各学校已经出现和正在蔓延的人身侮辱现象。

刘少奇批发的9号简报，将学生离开工作组自行其是的行为，定为「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尽管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得知后，说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毛泽东让江青往北京打电话，要中央文革到有工作组的单位去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说北大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¹³¹6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撤出工作组决定。毛泽东说：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¹³²7月18日，毛泽东自上海回北京，张春桥将刘少奇转发的9号简报交毛。毛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¹³³毛几次对江青等人说，不要让原来的党政机构控制运动，就是不愿让干部掌握运动话语权，但话语权实际还是牢牢掌握在各级党委领导手里。从7月22日起，毛泽东四次派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前往北京大学与学生和教师见面，转达毛泽东对反工作组行动的支持，一再表示北大「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将过去一贯由党委和工作组掌握的评判革命的标尺，直接交给群众，这使一直处在秋后算账达摩克利特剑威慑之下的学生，有种获得解放之感。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各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迅速传到上海。北京师生将这些「中央首长讲话」抄写后，寄给他们在上海的同学朋友亲戚，在上海造成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工厂工人，与党委或工作组发生冲突。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根据毛泽东意见，宣布撤销派往大中学校工作组。上海市委遵照中央通知，于8月5日召开全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代表大会，各系统十七级以上干部和大中学校师生代表参加。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教育的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代表市委宣布撤走上海大中学校的工作队。大会的另一个内容是播放7月29日北京大会中央负责人讲话录音。大会后，又在全上海大中学校和机关，组织收听北京大会录音，包括江青讲话录音。就这样，中央撤销工作组意见一竿子到底，让干部与师生迅速直接地知晓。

派驻工厂的工作队，撤出时间稍滞后些。因为上海的工厂文革，同文革之前的「四清」一起进行，此时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所以工作队还留在工厂。

斗鬼风蔓延上海高校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丕显因病未能出席会议，曹荻秋参加预备会，列席全会。会议焦点之一就是北京大学6.18斗鬼事件。8月2日，曹荻秋打电话回上海，向陈丕显汇报全会情况。8月3日，陈丕显与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一起召集上海各大学党委领导，传达毛泽东对北大6.18斗鬼事件的支持态度。本来，从6月下旬起，上海有些中等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凌辱批斗对象情况。市委已经正在按照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的批示制止蔓延。但此时市委只能表示，群众如果再要起来批斗牛鬼蛇神，不要积极支持，但也不要再阻拦。

在此之前，为了表示对运动积极投入，各大学党委已经研究讨论出一批本校的批判名单，这批「牛鬼蛇神」按历次政治运动惯例，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毛泽东对北大「斗鬼」行为肯定，一些大学党委便将这些本来就打算抛出的名单，逶露给了给学生。「斗鬼风」旋即在上海各大专院校蔓延。

最先开展斗鬼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从6月开始，华师大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根据历次政治运动习惯，陆续向市委教卫部、组织部等有关单位，上报十八名党政干部和教师「反党反社会主义综合材料」和「反动观点」，以及初步批判打算。各个系或部门也相应进行政治排队。7月4日，华师大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向市委教卫部上报一批拟重点批判和一般批判的对象名单，由党委引导的大批判在校园展开。

8月2日，历史系重点批斗党员主任吴泽教授。吴教授在四清中就被批斗，文革一来，又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继续挨斗。吴教授不服，校「中心战斗组」便贴出大字报，呼吁用各种形式声讨吴教授的反革命嚣张气焰。随即，其他系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响应，说应该给吴教授戴上高帽子。8月4日上午大字报贴出，下午历史系便在系饭厅召开批斗大会。批判会很快失控，四五百个学生涌进会场，强迫吴教授戴上纸糊高帽，吴教授被强迫敲着畚箕，身上贴着「我是牛鬼蛇神」纸条，由几百个学生簇拥着，游斗到学校共青场。见历史系行动，其他各系学生也马上动员，纷纷给本系「牛鬼蛇神」戴高帽，往脸上和身上涂黑墨水，以示他们是黑帮，世强迫他们敲着畚箕，拉到学校大操场领操台上跪下挨斗。领操台和领操台两侧，跪满批斗对象。校党委副书记到现场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各系将这些「牛鬼蛇神」拉回去有重点地逐个批判。于是有些系或部门，认为白天批斗得不够，当晚和第二天继续「补课」。据统计：这一天，华师大全校被揪斗者共194人，占全校教职员工的11%；其中，正副教授63人，党政干部39人。这次行动结果是一人不堪凌辱折磨而死，一对夫妻缢死，二人自杀获救。¹³⁴

华师大的「斗鬼」行动，对全市各高校起了示范作用，消息传出，上海各大学纷纷仿效。第二天，8月5日，复旦大学也刮起斗鬼风，不同的是华师大集中斗，复旦分散斗，而且连斗四天，从8月5日直斗到8日。学校所有乒乓桌都被拾到室外，搭成斗鬼台。第一个被斗者，是经济系萧纯锦教授，他担任过国民政府江西省教育厅长，学校党委原来就打算批判他。同时还有49名学者与干部，也被戴高帽抹黑脸；经济系教师吴若丹，当天就被斗死。下一天，8月6日，各系普遍批斗，历史系周谷城教授首当其冲，和谭其骧教授一起挨斗，被戴高帽，整瓶黑墨水倒在身上，还被迫脱鞋在校园游街。著名数学教授苏步青，被强压着路在乒乓桌上，高举打倒自己的牌子。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一些青年教师也被斗。8月7日晚，江青等讲话录音在全校播放后，数学系马上批斗本系讲师药某等人。化学系七十多岁的赵丹若教授，被学生扣住不让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被罚跪、挨揍、戴高帽、抹黑脸，斗完后游街。学生们用草绳捆住赵丹若教授，从台上往下拉，赵教授被斗得疲惫不堪，当场跌晕厥，送往医院已经气绝。生物系学生批斗谈家桢教授，谈的夫人传曼云在学校托儿所工作，托儿所没有学术权威，就批斗传。8月天热衣单，传的短袖衬衫被扯脱撕掉，胸罩也被故意扯开，以致传上身半裸。传不堪凌辱，回家就自杀。

8月8日上午，复日翻鬼风刚刚稍有平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也开始批斗教授和干部。几个学生上主席台点名，给一批学校干部和教授戴高帽子。各系学生纷纷仿效，临时做起高帽子。来不及做，就以废纸篓、铅桶、痰盂代替。还将这些被批斗者「牵」往操场，逼他们跪下，捆绑、殿打、顶砖头、揪耳朵，逼他们在地上爬。据统计，当时被戴高帽者95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19%。

8月9日上午，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游斗党委书记、副校长和学术权威李国豪等十五人，党委书记身上被贴「反党反社会主义」纸条，强迫戴上西瓜皮、土簸箕、废纸篓；一百多个「牛鬼蛇神」被戴上高帽子游街。¹³⁵

8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批斗15人，其中13人被戴高帽子。8月11日傍晚，上海体育学院揪斗22名教师和2名职工，其中正副教授10人，是该校教授的60%。学生们对他们拳打脚踢，并在食堂前面的大草坪上迭起桌子，强迫他们跪在上面示众，还强迫他们在地上爬，从板凳下钻过，一直折磨到深夜。同日，上海外语学院八十多人被揪斗，除了浇墨汁，糊纸条，还被逼迫在煤屑跑道上爬行。8月12日和13日，上海第一医学院揪斗123人，之后又对他们进行抄家。8月15日，上海科技大学游斗26人，并将其中部分人关入「牛棚」。所谓「牛棚」，即单位自行关押或监禁「牛鬼蛇神」之处。8月25日上午，上海铁道学院运输62（1)班学生，在第一教学楼前空地，焚烧图书馆书籍，并在火堆前下风口，摆上桌椅，将12名学校干部拉到火场，强迫他们站在桌椅上，遭受烟熏火烤。¹³⁶

斗鬼风在上海高校一个学校挨一个学校地转了一圈，就像接力赛。但斗鬼风也遭到一些学生质疑，认为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复日校园内的「南京路」上，当天出现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断定「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复旦校党委连忙让人出面说明：「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校党委书记王零在全校大会上，提出对牛鬼蛇神应该如何斗争更为有利，又被一些学生指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¹³⁷

而在市委，陈丕显和曹荻秋反对斗鬼风中侮辱、折磨和殴打批判对象，虽不敢坚决制止，但还是试图缓和。据市委书记马天水后来造反时的揭发：

去年8月初．各大专院校革命群众刚起来，有的单位戴了些高帽子，他(指陈丕显一笔者注)就怕得要死，直接布置书记、常委、副市长每人联系一个大学。他讲：「学生看到你们去了，就不敢乱搞了」。而且他对谁联系哪个学校的名单都要去亲自进行审查。¹³⁸

斗鬼风高潮时，造反派群体尚未形成，那将是1966年9月中旬以后的事。所以，斗鬼风中的积极分子，并非人们通常认为和指责的造反派们；事实上，他们大多不久后成为保守派。在复旦大学，「斗鬼」积极分子，后来很多都是保守派群众组织「红卫兵大队部」成员。他们大多出身干部或工农家庭，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以及出身的优越感，使他们对那些「牛鬼蛇神」们毫无怜悯之心；为了最大程度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他们出手特别狠。而保守派后来不同于造反派的批判指向，也在斗鬼风这场文革最初的批判中充分展现。还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的坚定性，地对「牛鬼蛇神」下狠手。复旦大学第一个往「黑帮」身上倒墨水的，就是一位父亲是工程师的女学生，当时这算出身职员家庭。¹³⁹而在许多学校，职员出身的学生打老师也不在少数。

市委每一次开会议题，总是离不了下面越来越乱的局面，市委希望遏止这股风，但有毛泽东对北大事件的表态，根本不敢放手布置各校党委出面制止。这股风的目标，很快随着越来越升级的文革，刮向各级党委；各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不久都成为学生的目标，自身难保，更加无法制止混乱局面。

斗鬼风迅速从高校向中学和基层单位蔓延，而且伴随着数十天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更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红色恐怖。据当时另一份统计，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6665人」，其中6月至8月（3个月），为1037人，9月(1个月），为5616人。¹⁴⁰

斗鬼风是上海文革中第一次暴力高潮，这个暴力高潮，与接踵而至的红卫兵运动相连接，开创了上海1949年后非正常死亡高峰。据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704起自杀事件中死亡354人。其中：被挱家后自杀446人；因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不堪凌辱自杀169人；被贴大字报后思想紧张自杀18人。¹⁴¹

1966年8月22日，正是「红色恐怖」走向高潮之时，曹荻秋呼吁不要扩大打击面：

前一阶段，许多学校都门争了4鬼蛇神，我在北京开会时就听到许多学校斗争牛鬼蛇神了。现在看来，绝大多数是斗得对斗得准的。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只是在方法上有些缺点，有的在方法上不符合文斗。少数人属于一般性质的问题，但还不是属于牛鬼蛇神的也被斗了，这是在运动中难免的，但大家要注意，如果不应斗的被斗了就会扩大打击面。把打击面搞宽了就不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¹⁴²

曹荻秋的这番话，显示上海市委对斗鬼风的无奈，既非常不赞成，又不敢反对。

小结

聂元梓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一个月后撤消工作队，十七年形成的上级和党委领导一贯正确的权威接连解构。两次解构的间隔时间姆此之短，给久被党委话语权威压抑的底层群众以巨大的兴奋和解放感，甚至还有对新变化的期待感。而各级干部则感到迷茫困惑和不知所措。

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共产党执政十七年以来，媒体第一次公开刊登文章，自下而上批判中共高级干部，而且是批判首都北京高级干部。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批判，不经允许，不能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底层的群众，只能跟着党的决策，声讨和批判既定的对象。大字报造成的影响是震撼性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与毛泽东的目标一致，不只因为对着北京市委，更因为是下级对上级的公开的反抗。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原由。聂元梓大字报的核心，就是反对党委对运动的「加强领导」及「坚守岗位」。¹⁴³

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没有被各级党委领会。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为锲入点，最初目标对着吴晗、邓拓、廖沫沙，虽然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但也都是党内外著名文化人士。而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趄着导向作用，令各级干部阶层感觉，这场运动如「反右」一样，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政治分层。这是党内共识，运动初期，几乎所有党组织，都抛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党内或党外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大多数是知识精英；也有党内的干部被抛出，但大多是共产党内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或原来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即那些曾经在国民政府时期单独作战的地下党员。各级干部毫不手软地抛出他们，以显示自己对中央决策层的紧跟。这也是出于对自己既有身份的本能保护：与以往一样，每一次政治运动，不但是对运动对象们的又一次政治分层，也是对运动领导者们的又一次政治分层。执行不力者，有可能与运动对象一样，成为批判对象，轻则被调离或降职，重则失去干部身份。

文革的批判对象，经历过几次转换。对「牛鬼蛇神」、「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是文革对政治名份的第一次划分，划分权仍在各级党委手里，自上而下。各级党委选择和抛出他们所认为的运动对象，发动群众批判。

同样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资反路线主要对着学生，围攻与党委或工作组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而上海，虽然围攻不同意见学生的事件也有发生，但大多不是非常严重。这应该源于上海运动相对于北京的时间差：在毛泽东已经对9号文件表示愤怒之后，上海市委不敢再对学生过多管束。不过在工厂，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工厂工人，还是沿用了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所以上海的资反路线更多发生在工厂。不过，无论学校还是工厂，政治排队都依然存在，这是最为群众痛恨和诟病的。许多学生和工人，给党委贴的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就是批判党委抛档案，背地给群众进行政治排队，以图「秋后算账」。这是催生上海造反派队伍形成的重要因素。

北京揪斗「牛鬼蛇神」，许多是党委或工作队控制外行为；由于毛泽东对「9号文件」的震怒，在上海，则成为党委或工作队有意或暗示引导的结果。不久以后，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这场对于知识分子的摧残，却没有被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被平反者，大都是造党委或工作队反而遭压制围攻的学生或工人；即使有些知识分子后来被解除批判，但他们没有像被批判过的学生和工人那样，得到公开道歉或平反。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持续贯穿了十年文革的始终。

第三章：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

上海市委始料不及的是，斗鬼风只是动乱的开端，更大的动乱还在后面。

1966年的6月初，一个不受党团和学生会控制的青少年组织在北京横空出世。他们接连贴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系列大字报，喊出后来风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号「造反」。他们与压制自己组织的学校党支部或工作队辩论，7月28日，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送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信中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个组织就是不久将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红卫兵。这个组织只接受红五类子女，因为他们具有先天的话语权和政治正确性。不过，即使在红五类的子女中也存在着先天的等级：干部子女比普通工农子女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和优越性；而高级干部子女比普通干部子女又有着先天的优势。说是红五类子女，实际核心和灵魂是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所以北京最初的红卫兵组织，价值取向和斗争方向，基本取决于核心层的高干子女，工农子女只是点缀。

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许多犬、中学校的学生也摩拳擦掌，准备成立红卫兵组织。几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又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对这个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即在北京兴起。

上海各校学生也要求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此时上海的学生，还是希望在各级党委的许可下成立组织。但上海市委很谨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又说，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¹⁴⁴第二天，上海组织了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8月18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的倡议。但对于这种体制外组织形式，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讲」。学生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曹荻秋没答应。8月22日晚，市委在江湾体育场及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又有学生要求建立红卫兵，曹荻秋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建立红卫兵」。¹⁴⁵但是，曹荻秋的反对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组织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甚至工厂、机关中蓬勃兴起。3¹⁴⁶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8月11日的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负责人劳元一，他不久将成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负责人之一。8月22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几天之内，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成立了红卫兵。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份，唯出身，非红五类子女包括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为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惯常轨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站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不久，不但学校红卫兵组织，而且城市职工和郊县农民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也由张文豹负责联系。8月底至9月，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并冲击上海市委，社会秩序越来越乱。陈丕显和曹荻秋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加以引导。上海市委对红卫兵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希望组织引导，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决策机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一贯思路：对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事情可以用来起纠察作用」，¹⁴⁷据后来批斗曹荻秋大会的批判材料说，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¹⁴⁸显然，曹荻秋是希望以此对越来越失序的现状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由市委联络筹备成立的。9月上旬，曹荻秋和市委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等，各自召见了一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希望他们尽快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维持社会秩序。¹⁴⁹几十年后当事者回忆，8月底9月初，北京红卫兵来上海造市委反，所以这个组织「是在市委和警备区领导要稳定上海市的情况下开始筹建的。而一些干部子弟(主要是南模的)就发起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¹⁵⁰而另一个当事者也回忆说，上海第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确实是上海市委组织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晓合（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政委李彬山家开会。……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里，记得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干部苏超(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说：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上海也要成立，你们这些人是市委经过选拔的。大家一起开了个会，会后又分开在两个房间组织讨论（中学生一个房间，大学生一个房间）。后来分别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¹⁵¹

在筹备过程中，上海警备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四辆摩托车，还派出不穿军服的军人，为红卫兵们开车，使筹备者得以在十来天时间为，联络了全市十个区的五百多所中学，此外还加上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郊县的中学。

参加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是有条件的。当时，正值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质疑；由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为「保守派」，又叫「老保」），许多学校都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对上海市委的评价成为参加这个组织的条件。据当事人回忆：

当时各个学校都有红卫兵组织，而且不止一个，我们必须一个个谈过来。谈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保不保上海市市委？如果是保上海市市委的红卫兵，就可作为吸纳成为组织成员；不保就剔除。而且每个学校原则上只选一个势力最大的；如果势力相当，且都是「保皇」的，就两个都选。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路线上的分歧，只是「保皇派」和「进反派」之分。¹⁵²

而据不久后对市委的揭发材料，更是说参加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一、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二、必须是红五类出身；

三、要文斗不要武斗。¹⁵³

9月12日下午3时，「上海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党政领导和驻沪三军领导曹荻秋、梁国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杨恺、陶勇、廖政国等，都出席大会；曹荻秋、陶勇、廖政国并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以及上海的学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大会宣布，上红总部决定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为总辅导员，聘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副政委李彬山为辅导员。¹⁵⁴

上红总部的总指挥、南洋模范中学高三学生李爱民，是文革前中学生中少有的共产党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李的父亲是部队中层干部。不过，李的性格不属能干张扬类型，几乎是名义上的司令，实际决策人是韩烽火和廖年，也都是南模高三学生。前者是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的儿子，共产党员，李爱民的同班同学，任上红总部的政委；后者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任上红总部的参谋长。此外，上红总部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干部子女：联络部长是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晓台，后勤部长是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洪才的儿子杨海光，作战部长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办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学院黛委书记张敬人的儿子张小坊，等等。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¹⁵⁵

上红总部号称统领全市红卫兵40万。但其实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上海全市中学生的数字估算的。总部在各区设「区总部」，每区一个总指挥，兼上红总部副政委。总部机关报为《红卫兵》报，铅印四开，创刊于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最初都送市委审查。张春桥女儿张维维曾经是编辑之一。

上红总部办公处，在筹备阶段时，设在原永安公司老关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号近复兴路口的家中。那时抄家之风已经兴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占据，上红总部便暂时在那里办了几天公；正式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广场刚完建的一幢大楼内。这幢1964年开始建造的五层大楼，原准备作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文革骤起，没来得及使用，市委将其分配给上红总部，一、二、三楼办公;四、五楼作宿舍，红卫兵们在那里打地铺过夜睡觉。9月29日，上海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办公处。为了不被指责对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群众组织来申请办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红总部搬出人民广场大楼。据说当时市委希望上红总部能迁往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那里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比较近。但上红总部有些人不愿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红总部搬往徐家汇天主教堂，那里的神职人员已在前不久的「破四旧」中被赶出。¹⁵⁶

「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继中学生的上红总部成立后，于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也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骨干成员主要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复旦大队部」)是主要发起者，总部设在陕西北路500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内；主要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李本荣，当时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上红大专总部机关报也是《红卫兵》，与中学上红总部联合编辑。但是，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除了报纸是联合办的，实际没有什么横向联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过会，¹⁵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红卫兵初期活动，都在校园内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这两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能够对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韩烽火后来回忆说：「他们主要的指示，就是让我们维持好秩序。」¹⁵⁸但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核心的上红总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优越感严重，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只有纯红五类子女有资格加入，将许多其他家庭出身学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现共产党十七年以来的阶级等级身份制，而且更加强化。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另为他们设立了「红外团」、「红战友」之类的组织，以显示政治身份的区别。而且干部子女与干部阶层的先天联系，使他们无法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毛泽东所要打击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天然老保。上红总部曾发过一篇传单《革命的保爹保妈派万岁！》，光是这个标题就很能说明他们的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审稿。¹⁵⁹

不过，市委没有提出过让上红总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为局势的变化，上红总部更是没有也无法组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兴起，这些被称为老保的红卫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红大专总部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从此不复存在。¹⁶⁰中学生的上红总部，由于骨干成员高干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后，为避嫌避砸抄，成员或离开总部，或外出串联，总部实际瘫痪，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后，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破四旧

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作出更惊世骇俗的行动一上街「破四旧」。所谓「四旧」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来的，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通过新华社报道传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配发社论《好得很》，为红卫兵的狂热推波助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8月23日刚发布北京红卫兵的这则新闻，当天，全上海大、中学校红卫兵便涌往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首要目标就是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3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就在破四旧消息见报当天，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1929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发行量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首。此次更名，倒不是红卫兵强迫，而是报社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决定。改成这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显然是想减淡该报的民间色彩。这个决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红卫兵加上成干上万看热闹的路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橱窗贴满大字报，都是五花八门的改名意见：国际饭店被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被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革命饭店；永安公司被建议改名永红、永斗百货南店，淮海路旧货商店被改名为人民委托商店。老字号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店、邵万生南货店，招牌都被取下扔进水里。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满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飞头」；著名的蓝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店里一双双待售皮鞋，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业娱乐场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绳子拉下砸烂；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东方红文化宫、工农兵友谊剧场、革命俱乐部、人民游乐场、东风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红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改名工农兵食品厂，襄阳公园改名向阳公园。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改为红卫区，等等。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复旦大学被建议改名为东方红大学。¹⁶¹

上海的宗教场所和宗教建筑大都遭到毁灭性破坏。百年名剎玉佛寺首当其冲。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区委领导得悉后，抢先派干部前往玉佛寺进行保护性「查封」。在红卫兵到来时，进行说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内佛像以及珍藏的经书大部分方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破四旧浪潮中上海侥幸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塔也险遭劫难，8月25日，一伙红卫兵想用绳索拉倒龙华塔，幸亏庙中人员及周围百姓通宵守护，并悬挂巨幅政治标语于塔身，古塔方幸免于难。上海其他教堂庙宇和人文遗址则基本被砸：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静安寺、龙华寺、上海城隍庙，近代优秀建筑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几乎无一幸免。静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没，庙里十八罗汉塑像统统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萻萨被扔进苏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烂；徐家汇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和顶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庙宇内的神像、经书、法衣全被焚烧。宗教人员遭受侮辱批斗甚至殴打。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七十三位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强迫跪在徐家汇大教堂中，张家树等八人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被打死；杨浦传家宅天主堂内修女被赶走。红卫兵还声称要「接管」庙堂或教堂。南市区的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卢湾区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内涵的建筑也遭到扫荡。黄浦江畔上海海关大楼顶端报时钟，报时音乐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城隍庙豫园内上百年雕花门窗全被捣毁，豫园围墙上瓦片砌成的九条龙被限令一周内拆除；岳阳路上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建于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旧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毁；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门前原汇丰银行留下的两座大铜狮子被移走；上海展览馆¹⁶²门前一对显示中苏友好的人像，其中的苏联人像，脑袋被布包里，身体贴上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名人荟萃的万国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毁，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墓园也不能幸免，骸骨被从墓中挖出暴尸。其他公墓包括地处郊县的公墓也无一幸免，农民们用锄头铁搭刨坟墓，撬棺材，将尸首抛弃于田野；掘坟掘到的金银陪葬物，换成人民币，算作生产队收入。¹⁶³

安闲舒适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咖啡馆、西点馆门口贴着「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著名西餐馆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买来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馆也逃不了被批判：沧浪亭的虾仁面被指「为资产阶级遗老遗少服务」而停售；一些餐馆取消营业员端菜上桌的服务，要顾客自己排队领取所点菜肴。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口红、玻璃丝袜等，与「资产阶级臭美」有关，也都不被允许出售。一个顾客破四旧前在一家旧货店预付款，定制了张雕有龙凤夺珠图案大床，届时商店不让提货，说必须先将龙凤敲掉。一些收入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业者聚居的高档住宅区，公寓或弄堂口贴着大字报，限令雇主二十四小时辞退保姆。

银行门口被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报，前往银行提款的客户统统被要求报成份，若是资本家或小业主，当场便被批斗。红卫兵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剥削」。¹⁶⁴一些胆小的企业主见红卫兵来势汹汹，很长时间不敢再去银行领取，变相放弃。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方人员被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揪出批斗，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还被逼着当场签名同意自愿放弃定息。私营企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红卫兵说「公私岂能合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商店、企业，一夜之间全被摘下招牌。私人业主被强迫歇业。北京西路上有家私营妇科诊所，玻璃窗、红木桌椅、处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玻璃窗、石膏像、画架，全被毁灭性砸烂。

这股风很快刮到郊区，从8月24日到29日，不到几天，郊区的教堂、庙宇、道观、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积的吉物、古建筑，几乎全部被砸，社员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扫而光。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换上时髦的东方红、红卫、红星之类新名字。¹⁶⁵许多学校的学生还焚烧书籍，将自己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毁之一炬。

这场破四旧之狂潮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一场天灾人祸或战乱都要彻底和无微不至。光是数不清的各类几百年牌楼、牌坊、石碑、木匾，就被砸得连一个都不剩，而文革前它们遍布上海周边城镇和乡村。上海郊县的松江、嘉定等古县城都有千年以上历史，多少文物古迹，躲得了千年战乱，却躲不过破四旧，永远消失。

面对海啸般的改名风潮，市人委办公厅于10月5日，召开各区区长及有关单位负贵人会议，讨论群众提出的对区名、县名和路名的更改建议，多数人反对，说再看看，议而不决。上海的路名就这样没有遭受大的反复。¹⁶⁶

红色恐怖

北京破四旧中，对人身的最初侵犯是革「奇装异服」的命。上海也完全照搬：鞋子头不能尖，否则立即责令脱下，用剪刀剪去尖头，让鞋主光脚回家；裤腿不能小于七市寸，否则剪破整条裤腿；头发女不能披肩，男不能包头，否则剪去一络头发或干脆剃成光头。

北京的破四旧很快转入对牛鬼蛇神的人身迫害。6月闲，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7月28日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讲话中，又一次转达毛泽东6月下旬左右说的这段话。¹⁶⁷8月初，北大附中批判北大工作队长张承先，「红旗」战斗小组发起人之一彭小蒙上台发言后，下台走过张承先前，突然解开武装腰带，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打了张承先一下。这个动作，却没有受到在场的江青等人阻止。北京干部子女第一次打人行为，就这样在公关场合下，被中央文革小组默许和纵容。

但是各级党委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放任学生随意打死人，各地政府都有干预学生的动作。于是，在红色暴力高潮开始的8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紧接着，又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¹⁶⁸这种冻结社会治安系统的做法，使1966年的红色暴行有恃无恐，愈演愈烈。而此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没有失去权力和权威，完全可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红色恐怖。但干部们不敢违背毛泽东意志，听任形势恶化。这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干部多年形成的行事方式：宁可对不起老百姓，也不能违背上级意图，更不用说违背毛泽东。文革前，不要说打死人，就是斗殴伤人，公安部门也会出面干涉，严重者会被拘留。但在1966年的破四旧中，本应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局或派出所却不见行动，默许了红色暴力的蔓延。

8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新闻的当天，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的家被十几个红卫兵敲开。「是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和市二女中的十几个红卫兵，都是初中生，干部子女，丽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们打人毫不手软。」¹⁶⁹几个女红卫兵强行将周信芳九岁的孙女剪「阴阳头」，还当着孩子们的面，抡起带着铜扣的军用腰带，将周信芳的妻子和儿媳妇打得昏过去，将周信芳家的狗打死。九岁的女孩子被吓得精神分裂，从此再也没能痊愈。¹⁷⁰

8月初的上海，斗鬼风主要还是侮辱人格，虽有打人现象，但大多还不是往死里打。而在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几乎同时，一些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串联，将北京打人风带到上海。这些北京红卫兵甚至还没到上海，就在火车上寻找殴打的对象：勒令「地富反坏站出来」。若真有胆小者站出来，他们就对这些1949年后的贱民一顿暴打。8月下旬后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站时，经常能看到从车上拾下的被打得奄奄一息者。¹⁷¹一些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们一再指责「上海太手软，让我们打几个牛鬼蛇神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言传身教地向上海红卫兵示范如何将人往死里打。而上海学生中，打人最厉害者是中学红卫兵。他们到街道和派出所索要名单，按图索骥将人抓到私设的公堂殴打。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上海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者，是上海县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一个「地主婆」。8月27日，3个北京红卫兵到那里，「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一个妇女，打伤二人。¹⁷²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向上海的红卫兵展示他们的残暴。以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杨东平，那时是上海中学学生，亲眼目睹了这场惨无人道的拷打，而且打人者都是女学生，是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女红卫兵：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北京女红卫兵是在附近农村的一户「地主」家，她们让「地主婆」跑在一块砖上，用北京话骂，用皮带抽。人要是翻倒了，让她再蹗上去，继续打，就听惨叫声，还看见血淋淋，我们谁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¹⁷³

9月6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第五十一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医院一个副院长家批斗他的八旬老母，说她是地主婆，将其殴打成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9月10日，东南中学红卫兵往黄埔(浦)区沈家弄的一户居民家贴大字报，说她过去有「投机倒把」行为，她不服气，发生争执，红卫兵就将她吊起殴打，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学绑在旗杆上继续殴打，当日晚上10时，这个妇女被活活打死。9月17日，上红总部几名红卫兵通过黄浦区龙门路派出所，找到三个「坏分子」，押到上红总部殴打，其中一人被打了一整个晚上，直至打死。9月17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六个红卫兵用带钉木棍、鞭子和扁担，毒打一名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妇女，说她不老实交待在单位里偷看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之事，将她硬灌大量凉水后踩肚子，当场折磨死，又将其母亲也打至重伤。¹⁷⁴第五十一中学和五十四中学，都是上海干部子女较多的学校，这些打人者中带头的，许多是自恃出身优越的干部子女，也有工人子女。

据统计，从1966年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区被打者达一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¹⁷⁵而同时期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市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八万五千多人，北京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于上海一百六十多倍。¹⁷⁶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上海的许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红卫兵参加，而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打人事件还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都是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的。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之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斗鬼风中的被斗者主要是学术权威，破四旧中的被斗者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得到来自中央决策历的默许。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讲话，更是为红色恐怖推波助澜。他说：「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8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¹⁷⁷谢富治这些讲话，撤去了本应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屏障。

有组织的大抄家

上红总部还在筹备阶段，北京的抄家风已经兴起。但上海市委对整个破四旧，始终持保留态度。8月23日，北京红卫兵 破四旧抄家消息刚经《人民日报》刊登，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便连夜开会，作出规范意见，第一个内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还有不要破坏公物，不要破坏文物，不要去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强迫脱鞋子、脱裤子，不要拦轿车，允许市民乘坐三轮车，不要破坏建筑物，不要烧图书，不要烧档案，保护图书，等等，共有十条，口头通知至各区、县、局党委。¹⁷⁸但没几天，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高度赞扬抄家，抄家成为时代最强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随便」两字：「不要随便抄家」。上海市委这个「十条」以后被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一再指责，说是阻碍运动的「臭十条」。张春桥在北京听说曹荻秋制定十条，也打电话来批评市委，说「不要作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¹⁷⁹

市委对破四旧的态度，还可以从两篇社论在上海的被广播次数看出。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上海播送了33次；而对8月29日的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上海却只广播了7次。¹⁸⁰曹荻秋要求干部们尽可能地维持秩序，「在一天内制止下来」。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抄家，其中有组织连续抄家达三天。当时上红总部还没有成立，一个市一级类似领导小组的机构，领导了这三天的全市性抄家，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为上红总部成员。抄家行动时，他们分管各区；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资，或与被抄家者发生冲突，随时与他们联系，警备区向他们提供了汽车，他们可以迅速前往处理。¹⁸¹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市委从原先的不赞成抄家，到组织和引导抄家行动，显然是想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尽力规范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抄家名单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党组织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在8月下自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¹⁸²直到9月2日，由于打死人大多，中共北京市委才发布《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¹⁸³

上海这次大抄家，市区十个区的抄家名单全部汇总到那个市一级的抄家领导机构。当时的一个参与者回忆，这些抄家名单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这些抄家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众的检举揭发，主要是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的，还有什么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被释放的旧军警和国民党将校以上的高层人员，还有解放后群众举报的私藏武器和电合的特务，等等。「地富反坏石」倒很少，没有著名人士。有资本家，但大都是被认为和敌特势力有联系的资本家。所有这些材料，全是解放后到文革前夕这许多年的举报，由派出所整理的。

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为这些资料全部都是打字机打出来再油印的，没有一张是手写的，而且纸张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刚打印出来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会有打字机。所以，给我当时的感觉，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为配合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统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来的。每份名单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图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绝对没有大量抄资本家的家。至于有没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敌特嫌疑上。而且给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将重点放在敌特嫌疑上。当然，之后的抄家，就开始抄资本家的家。不过，那些抄家就不是我们统一指挥的了。¹⁸⁴

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几十年后也回忆说，抄家名单是政府给的：

我们抄家的名单，大都是街道里委和公安局提供的。徐汇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来找，让我们帮助破案。他们布置我们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夹在里面，关键时出面审问嫌疑人。我记得用这个办法查了两起案子。一起大概属于「特务嫌案」。¹⁸⁵

抄家的对象「主要是解放后由群众揭发、举报的敌特嫌疑对象，还有被捕判刑后释放出来的国民党中高层军人、将领。」¹⁸⁶这一类人的名单都由公安局提供：

抄家名单都是公安局给我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红五类，公安局就是给我们一个名单，怀疑哪个地方有敌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我们就去抄他们的家。公安人员穿着便衣等在下面，我们抄到的东西也都交给公安局，而且是要登记的。¹⁸⁷

各区名单集中后，再按所属区分配下去；同时分下去的还有地图，由警备区提供，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上海地图，很详细，哪个弄堂是死路还是活路，都标得很清楚。¹⁸⁸

这些抄家名单是上海市委要求公安局系统提供，还是公安局系统根据谢富治讲话执行？目前还不得而知。而负责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时，曾经说过「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¹⁸⁹或可间接证明，上海抄家名单至少是在市委默许下提供的。一个当事者还回忆，「上面」对此次抄家作了规定，如必须留出与周边群众同等生活水平的热水瓶、被子、锅碗瓢盆等家用物品；对于现钞、存款、粮票等，也都有很详细的数目规定；如果遇到反抗马上汇报，不许武斗，等等。¹⁹⁰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和红卫兵一起坐着吉普车巡逻，时刻准备哪里出事便马上赶去处理。¹⁹¹

趁红卫兵抄家的机会，有关部门还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据说监测部门过去在上海一些地段，长期发现可疑电波点，有的可疑点在多户居民混杂的房子里，碍于法制不能挨家上门查排。这次抄家，有关部门便要求红卫兵对可疑点的一幢或几幢房子抄家，甚至安排人亲自查抄。据一个当事者回忆，他当年听参加过这类抄家的上红总部纠察队负责人说，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参与抄家。他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戴着袖章，看上去像红卫兵，但有的人年龄明显大了些，便戴着口罩。他们抄家挖地三尺，破墙凿洞，内行得很。¹⁹²上海虹口区北虹中学的一个学生文革后也回忆说，他们学校当时曾几次被要求「抽调一批可靠红卫兵」，以抄家为名：

对公安局内部掌握的敌特嫌疑对象进行搜查⋯…规定了纪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带领抄家的，只能叫公安局带队的人老师，还不准对外人提起被抄的对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东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记造册，由被抄人本人签字和居委干部签字才能带回来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间进行，公安局还为我们的行动配备了卡车。其中一家被抄对象在和平公园附近，公安局怀疑那家有秘密电台，结果什么也没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开首饰店的老关，怀疑他家隐藏黄金等大量贵重物品，结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条金砖甚至夜明珠。¹⁹³

此类有关部门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还有许多。例如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那些日子接待过几个成年人，自称是公安局的，给了他们一份十几人的名单，都是住在徐汇区的；说这些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租有保险箱，存放的可能是敌产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红卫兵小将们去破四旧。但这些保险箱必须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才能开锁，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在箱主手里，「我们不好出面开锁，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红卫兵根据提供的名单去到这些人家，要求交出钥匙，所有人都以种种理由推说钥匙不在或找不到。于是红卫兵将他们带往银行，要求银行强行开锁，并由箱主支付十元开锁钱。结果，开出来的全部都是外币或黄金，没有武器电台之类。这些资产都当场在银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异议。¹⁹⁴

全市性大抄家还真抄出了十几部发报机，有个发报机是从棚户区里抄出的。那些原先测出可疑电波的点，有些挖地三尺也没有抄出发报机，但有些可疑点确实抄出发报机。而且自从这次抄家之后，全市可疑电波全部消失，整个上海的上空安静了好多年。¹⁹⁵

高安路19号是不公开挂牌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小院隔壁是情报研究所，也没挂牌。19号对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国，房子长期空关着，可屋子的阁楼上居然架着一门炮，对着19号，下面箱子里还有两枚炮弹。¹⁹⁶其他地方也有抄出不少武器的：长短枪、机关枪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排出三万多支轻重武器，从迫击炮到手枪，到好几箱黄油都没擦干净的步枪。¹⁹⁷

现在看来，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产党执政后，收缴民间武器时没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发报机，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废弃的商业电台。但是，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说明还真是曾经有过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电台。上红总部成立后，曾打算将抄家花絮登在《红卫兵》报上，市里没同意，说许多事是保密的。上红总部就在自己办公楼下办了个「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会」，展出抄出的枪支弹药和电台，以及黄金等物。¹⁹⁸

曹荻秋9月4日一个讲话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手家」，¹⁹⁹这显示，9月4日之前，上海至少被抄家五千户。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在汇报「文革战果」时，曹荻秋说上海搜出黄金48万两，「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动得比上海厉害，但上海成绩比北京大。」²⁰⁰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将红卫兵抄家作为上海文革战果汇报。后来造反派说，上海市委这是将文革的破四旧成果「据为己有」。²⁰¹

抄家风蔓延

三天大抄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回忆说，最初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中，没有社会知名人士或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基本都是资本家、小业主，还有长期被有关部门怀疑是特务者。市委通过公安系统影响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固然有趁机将他们一直怀疑的对象抄家，但显然更多是希望尽量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控制在各级党委手里。

而事实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范效应，以后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约束，紧接着全市抄家不断，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绝大多数知名人士也还是被本单位职工或本地区红卫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无法阻止。参加这场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学、大学的学生红卫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红卫兵。²⁰²这些成年人的红卫兵组织，在单位党组织的策划或默许下，对本单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结束后，许多工厂、工业局编印的「文革大事记」或「党史大事记」中对此都有记载。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统各单位，就出动五六千名职工红卫兵，冶金局直属单位共有九百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机关53人。²⁰³许多工厂的职工红卫兵组织也对自己厂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组织抄家行动。例如国棉十七厂，8月31日至9月1日二天，全厂出动四百多名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对34名「重点对象」抄家。²⁰⁴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难逃抄家之劫，著名翻译家传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区的房管所职工红卫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红卫兵抄家，不甘凌辱，于9月3日凌晨双双自尽。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对象中，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在其列。当时上海对各级干部的批判还在市委控制之下，批判干部尤其局以上干部，要得到上级党委批准，黄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抛出的市级领导。8月23日晚，市公安局文保处的干部王维章带人去抄了黄赤波的家；王以后成为公安局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公革会」的负责人。²⁰⁵

以维持社会秩序为责任的市公安局的局长，尚且自身难保，普通市民更难逃劫数。不久市委进一步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风更加蔓延。抄家对象开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即「黑六类」，以后很快波及党政领导、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作家演员等著名文化人士、学校教师，等等；几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单位凡带「长」的全部都被抄家。

上海是共产党执政前中国企业家最集中的地方，所以被作为「资本家」抄家的对象也最多。知名人土如刘念智、郭琳琪、荣漱仁（荣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六万多任务商业者统统被抄家，无一幸免。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更是红卫兵抄家集中目标，作家巴金、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以及演员赵丹、白杨、京剧演员童芷苓等家里，上门抄家者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甚至时常发生两群抄家者在同一时间上门的情况。抄家株连名人子孙后代。黎元洪儿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凯孙媳妇等悉数被抄。上门抄家的不仅红卫兵，还有单位造反队。抄家者挖墙洞、砸橱柜，上到房顶，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彻底。更有「毁灭性抄家」，不仅拿走东西，还将未拿走的东西肆意破坏。有的家庭，被抄家后接着又被强占房子，「扫地出门」，失去楼身之地。²⁰⁶在抄家风扫温下，许多人被迫自行破坏珍藏的文物书画。如名画家吴昌硕后人，将许多字画撕毁，当废纸就卖掉一百多斤。著名画家林风眠，将自己留存作品浸人浴缸、倒进马桶。著名书法家沈升默，将毕生积累的一大批明清大书法家真迹，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静时倒进苏州河。²⁰⁷

抄家物资中，金银、存单、现金、外币及贵重物品，当时都交由银行收兑和保管；1970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各单位寄存在银行的金银，由银行按当时收兑牌价折价处理。那时金银兑换价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垄断价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还有许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画、外币等，被无知狂热的抄家者作为四旧，当场烧毁砸烂，损失难以估量。抄家物资集中堆放，没有任何交接手续和账册，情况混乱，被一些人趁机顺手牵羊、中饱私囊，日后也无法查清。还据一份材料显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缴S97架钢琴，后来都没归还原主，由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批准，转送给了中小学。²⁰⁸

伴随着抄家风的，还有驱赶黑六类风。这股风由北京刮来，上海红卫兵向北京红卫兵学习，去街道、里弄驱赶黑六类，勒令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日子迁离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配合红卫兵的「勒令」，驱赶本单位的职工。市商业二局系统从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开出黑六类名单1630余人，其中511人被扫地出门，赶回原籍或农村、小城镇。市财政局系统的一些单位，以反革命、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坏分子等为名，将局机关以及所属分局、建行等机关的21人赶出机关，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楼自杀身亡。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共有职工638人，被大字报点名要驱逐出上海的有133人，占职工总数20.8%。而据当时的统计，到1965年10月10日为止，上海全市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²⁰⁹

1966年整个红八月包括与之相连的9月期间，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据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发生自杀事件704起，死亡354人。²¹⁰

小结

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建立的一个处于中央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一个他自己能够直接领导和支配的中央决策班子，用以对付和对抗他所要打击的中央决策层干部对文革的控制；那么，红卫兵则是毛泽东支持的不受各级党团或学生会等官方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群众组织，用以冲决地方执行层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间如果交往稍微密切，地有可能被指责为「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判刑。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团体存在。所以，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在于其体制外的组织形态，为不久全社会的自由结社开了大门。于是底层群众的意愿，得以用群众组织的形式表达并介入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意愿得以上下呼应。这种结果虽不是毛泽东在给红卫兵写支持信时所完全能预料到，但却是毛所需要的。

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文革最初的发动上起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他们藐视权威与秩序的反叛精神，带动了全国的青少年以及对现状不满者。但是，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只止步于成立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独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份，以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企图以血统论，清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威胁。1964年以后，共产党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强调干部子女「要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召开专门的干部子女会议，向他们灌输「接班」意识，上海当时也曾召开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局以上干部子女。这一切，都强化和扩张了干部子女原本就有的政治优越感，并使这样的优越感落实到舍我其谁的尝然接班人意识。这是文革初期血统论兴起的重要背景。红卫兵运动，以血统论为开端，将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分层推到极致。原有的各种政治名份，被归结为两大类：红五类和黑五类（或黑六类）。原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的政治名份也被固化：「出身不好」者一定天生反动，有「历史问题」者一定永远反革命；而红五类出身，一定是天生的革命者。

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这批红卫兵和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完全一致，区别只在「文斗」还是「武斗」。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暴戾是阶级斗争学说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暴戾不但没有受到阻止和惩罚，反而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使1966年的红八月充满了血腥，而且为不久兴起的造反派树立了榜样。整个文革十年中的武斗和打人行为，都可以溯源到红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当然，更远可以溯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这两个高潮一脉相承，对象全部都是被阶级斗争理念政治分层出来的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只不过斗鬼风是在中央号召下的按照「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标准的又一次政治分层，破四旧则是红卫兵们对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有的革命对象和不信任对象的一网打尽。

与斗鬼风一样，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几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旧。但是，总体来说，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数目要比北京低许多。这与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说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更与上海市委极力控制有关。北京红卫兵自筹备成立始，就完全是体制外产物，不受各级党委控制。而因为运动初期上海与北京的时间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够尽量设法影响运动。从红卫兵筹备成立开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动，上海市委都尽力「加强党的领导」，将运动处于自己影响之下，尽量减少其破坏作用。许多时候，当听说哪里发生严重打人事件，干部们都会立即去现场劝阻和处理。这是上海红卫兵最初的破坏力不及北京的原因之一。

红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红卫兵，他们的批判指向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完全一致；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区别的是，他们有着明确的保卫对象一一中共上海市委，加人他们必须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须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这使他倗被视为保守派组织。红八月的诸多暴行，应该算在此时的红卫兵头上。而随着中央决策层对文革对象态度的明朗和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将很快分化，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到最后，上海红卫兵中最顽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干部子女，加上一些对文革打倒一切思维方式有看法的学生。他们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终与文革格格不入。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除了与造反派的摩擦外，更是很少参与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文革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热情的消退。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运动，只是对北京运动的追随和模仿，没有自己的原创，也没有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和消费城市所应表现出的特点。上海的特点，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才会显现。

第四章：北京红卫兵冲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

上海的红八月破四旧，很快转向对上海市委的批判。这是由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引发的。

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批涌向北京，北京红卫兵则去向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大串联。毛泽东支持大串联，认为有利于将文革推向全国，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²¹¹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又地处北上南下交通枢纽。大串联的学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还有「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和韶山。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受着大串联的超负荷接待压力。仅9月17日一天，就接待1.35万余人。²¹²而10月29日，上海站昼夜上下车的串联师生达1.62万余人。²¹³1966年12月12日统计，上海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万人次。²¹⁴来上海最多的除北京外，更多来自上海附近华东六省，尤其是与上海接坏的江浙两省。不少学校的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整班级地来上海：上海周边城市江苏南通第三中学，学生们几乎全部来过上海；浙江平湖中学一次就来上海二百多人，²¹⁵这相当于四至六个班级。市委接待人员平均每天接待上百人，这批刚走那批又来，一天只能休息二三小时，实在疲惫不堪。市委一再增加接待人员，仍是人手紧张。

一般学生来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学生说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要发动对上海市委的批判。这些学生中以北京的学生对上海局势影响最大。例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966年9月来上海，参与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²¹⁶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北京体育学院等外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上海1967年一月夺权的全过程。1966年8月15日起，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迅速增加。北京红卫兵自称来上海串联为「南下」，共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8月24日，二十多个北京红卫兵乘火车来到上海，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还有一些北京的中学生。他们在火车上认识，起了个共同名字：「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队」。一个上海船舶专科学校的老师正好也在这列车上。他建议说，你们去上海后，可以住在复兴中路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那是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学校里有学生因为反对校党支部被压制，你们去了可以支持他们。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后就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其中，中国科大的几个学生，仍沿用他们在科大时就使用的「齐卫东」战斗小组名称。齐卫东后来参加了上海文革初期的大多数事件，在当时上海的文革运动中有相当影响，核心人物是中科大的学生许小昆和忻鼎亮。

8月26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一百七十多人乘火车向上海进发，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人数比较多的一次。上海市委得知后，派出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郭醒民，前往车站欢迎。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欢迎会情景：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前往迎接的数百名上海红卫兵便敲起锣打起鼓，上前同他们热烈握手，高呼「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向首都革命师生致敬」等口号。在车站候车室，李干成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将文革的好经验传给上海师生」;北京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表示要「同上海革命师生一起夺取文革胜利」。北京红卫兵向上海赠送毛主席石膏像，最后共同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北京红卫兵方面，对于市委组织的这个欢迎会一点也不领情。据北京红卫兵以后散发的传单说，当时是镇江车站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一批北京市委派出的红卫兵正在去往上海，市委于是「匆匆组织」了欢迎会，「根本不是真心」。²¹⁷而上海市委对这些来自北京的天兵天将也心怀防卫。就在欢迎会第二天，8月28日一早，市委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参加者一百多人，都是市委各部委、局负责人以及四清工作团团长和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曹荻秋在会上说：北京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数人有偏激情绪，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上海从市委到基层组织都烂掉了，要罢我曹荻秋的官。市委有缺点错误应该揭发，但就这样下结论不正确」，「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斗，不要文斗」。曹荻秋要求各级领导「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展开辩论」，要「大胆领导，敢于辩论」。²¹⁸曹荻秋的这些话是他对大串联的真宝想法。他在以后讲话中承认，自己始终想早点结束大串联，认为革命靠自己，这样下去文革搞不好，交通运输搞不好，要影响生产。²¹⁹曹荻秋对中央放纵北京红卫兵的暴戾也有看法，曾私下对人埋怨说：「北京红卫兵打死那么多人，中央也不管管！」²²⁰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抵沪。他们一到上海，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负责人当即分几次接见他们。因要求接见的人多，曹荻秋经与陈丕显商量，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8月24日来上海的那批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除不在上海的张春桥外，所有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欢迎会。110名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担任大会纠察。参加大会的北京红卫兵约三千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联；曹荻秋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提问多，曹荻秋建议将意见集中，推派代表与市委座谈，一次不行，可以多次。

从曹荻秋的讲话以及六个市委书记全部出席大会的规格，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对这批小将的重视。但这些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接见的红卫兵，要求的不是接见而是对话，甚至是批评、批判上海市委。许多红卫兵要求上台发言，马天水将他们的条子递给曹荻秋，曹即宣布同学发言。红卫兵上台发言诉说在上海串联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学校的门房间传达室说他们拿不出介绍信不让他们进门，乘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被上海人围住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想见市委领导十分困难，等等。他们质问：「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上海为什么不像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他们指责上海市委「为什么把上海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数，重新开始」，说《十六条》在上海「只剩下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曹荻秋8月22日江湾体育场讲话是大毒草，他们要将其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等等。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觉得是偏离了《十六条》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第二个发言起，红卫兵们蜂拥而上，挤满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赶下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一些人围住曹荻秋等市委负责人，有人要曹荻秋对常溪萍问题表态；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条」，即市委8月24日连夜制定的「不要随便抄家」等十个「不要」;有人要六个市委书记依次报名字和家庭出身；还有人拿着纸，要曹荻秋写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说「让我们北京红卫兵斗几个资本家给你们上海人看看！」最后，红卫兵们宣布五项决议：

一、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宣布取消修正主义的「臭十条」;

二、命令北京来的非「红五类」子弟滚蛋；

三、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许上海「红五类」同学去外地串联；

四、组成大会临时筹委会和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总部；

五、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义万岁」等文章。

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他们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等歌曲，乱哄哄地将六位书记拥出了会场」。²²¹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²²²曹荻秋还布置调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²²³但是，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这些措施以后也遭批判，说市委为逃避红卫兵转入地下，是抗拒文革。²²⁴

「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三十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十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上海市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上海的中心枢纽中共上海市委。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后来被称为「8.31事件」。从市委51个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传单中可以生动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²²⁵

北京红卫兵也撰写了传单，现场描绘稍有不同：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齐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坎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²²⁶

冲击市委办公大楼的北京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刚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岁少年。他们与上海市民辩论的话题是：「真理是否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以及「怀疑一切」口号是否革命，红色恐怖和血统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上海运动最大的不满就是「上海运动冷冷清清」。就在几天前，8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主张再乱他几个月。毛对各省市委无法招架红卫兵的情况不以为然，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8月以后的北京，一片抄家打人之风，一派「炮打」、「火烧」之势，各大中学校领导层基本瘫痪，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也运行艰难，而毛在这个讲话中说：「我看北京还乱得不历害」，「北京太文明了」。²²⁷

尽管都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有看法，但相比中学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学生的观点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他们的目标还在共产党十七年的革命对象上。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齐卫东」，他们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曾去附近学校和工厂串联。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学，都曾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剑事件」，上海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还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都与他们的奔走有关。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上海的各级党委包括市委，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基层党委不敢引火烧身，是因为市委对运动的导向有问题，这使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他们认为，各级当权派都应接受文革考验，所有干部都应接受群众的火烧和炮轰，是真金不怕火烧。一个当初参加冲击上海市委的齐卫东成员二十多年后回忆说，他们那时就是想「炮轰」一下上海市委，看看上海市委的反应，有问题没问题先「炮轰、火烧」一下，「是革命的炮轰不倒，不革命的会炮轰出问题」。²²⁸他们的目标，和毛泽东的文革目标完全一致。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行为的最初了解，大概就是通过上海市委工作人员的那张大字报。9月1日，这张题为《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的大字报，被连夜印刷成传单贴遍上海。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涌往延安西路。许多人是来支持北京红卫兵的，其中既包括陆续来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也包括与北京红卫兵持同一观点的上海学生和工厂工人，如以后成为工人造反派领袖的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更多人则是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的。辩论的核心是：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上海市委对上海文革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时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已经由北京红卫兵传到上海，抄出贴在市委门前。北京红卫兵提出，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只有经过炮打，才能辨出市委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许多上海市民不同意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认为上海市委过去在柯庆施领导下，取得很大成绩；这次姚文元文章又在上海撰写和首发，证明上海市委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提出的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炮打。北京红卫兵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指责上海市委对他们不热情。上海市民反驳说：「我们的副市长亲自去火车站接你们，难道不算热情吗？」延安西路市委大楼门前拥挤着上万人，这条宽敞的马路如今水泄不通，成了上海的政治中心。有单位还在市委门前搭起辩论台，大楼不远处的静安公园，也被辟为辩论场所，贴满了大字报，从早到晚人头攒动。上海市民拉住每一个说普通话穿军装的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把他们认作北京红卫兵，要和他们辩论。以后成为工人造反派的潘国平去看热闹时，曾因为说普通话，被认为是北京学生而遭围攻。

这场辩论实际是上海市委默许甚至引导的。曹荻秋以后承认：

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²²⁹

市委办公大楼附近马路两旁大字报栏上，贴满支持上海市委的巨幅标语：「上海市委挺起腰杆坚强地战斗吧，我们信得过您」;「上海市委是马列主义的」，「上海市委是坚定正确的」;「誓死保卫上海市委」，等等。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与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特乱」的大标语大字报针锋相对。这些保卫上海市委的大字报中，最有影响的是国棉二厂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以及国棉一厂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²³⁰等《给毛主席的急电》。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

过去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炮轰越南兄弟，现在竟然有人要炮轰起上海市委来，他们算是什么人？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干！我们对党有深厚感情；我们坚决不答应。炮轰市委是十足的反动口号。²³¹

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则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

我们上海工人对上海市委最了解、最清楚，上海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黑帮黑线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²³²

两张大字报都用工整的大字抄写，贴在市委大楼门前。为防止被雨水打湿，特地蒙上透明塑料布。大字报还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他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此类「急电」当时很多，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几个老工人也给中央发过电报，抗议学生冲市委。

1966年9月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表面上是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实际上是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的辩论。上海市委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对自己的指责，但又不便正面辩驳，便希望上海市民尤其是工人出面。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8月底至9月初在各种会上曾多次表示：

各级领导，如工作队要大胆领导，敢于领导辩论，要组织力量；

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共产党员要挺身而出，敢于讲话；

要加强领导，把左派力量组织起来。先把好的党员、支部书记、教师组织起来，要形成一股强大的抵抗力量；

不能崩溃下来，要顶住这个浪头，如果市委跨了，你们也不好受。²³³

基层工厂的党委或工作队，组织了许多党员和老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驻厂文化革命工作队先后组织四批共七百多人，由工作队干部带队去延安西路；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去前还关照这些工人，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发去的，不是被组织去的。为防止被问及所在工作单位和职务，有的人连工作证都不带。²³⁴当时的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文革结束后在回忆录中承认，说自己当时曾经「通知沪西几个大厂的工人前往保卫市委」。²³⁵曹荻秋也曾经承认，那些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的工人确实有不少是市委让下面组织去的：

大约有三、四千人及红卫兵，主观上恰恰想防止冲突防止意外，这样做实际上把工人与红卫兵处于对立地位。²³⁶

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²³⁷

9月1日，负责教育口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向市委报告，说复旦大学支持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学生，要组织一万人，包围市委在延安西路33号办公大楼和康平路的办公处。市委闻讯立即从各工厂调来上万工人，守住附近道路，防止学生再次冲入市委办公大楼；甚至还调动了部队和公安人员。不过，后来证实所谓万人包围市委消息纯属误传。²³⁸为此，曹荻秋不久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回上海后也多次在干部会议上或群众中承认错误，曹荻秋说市委当时的这些做法是因为害怕群众。

市委门前反击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组织撰写或暗示撰写。而那两张广为人知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和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更是由市委的一些干部直接出面组织。《我们老工人要讲话》是国棉二厂的党委组织的，由党委秘书起草；²³⁹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工作队向在厂蹲点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请示，张承宗又请示市委书记陈丕显，得到陈同意后组织撰写，经陈丕显同意后发出的。²⁴⁰对此，杨富珍后来揭发说：

我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两个大坏蛋利用我们工人的名义欺骗毛主席的罪行。去年九月底，北京红卫兵小将来上海造旧上海市委的反。陈丕显、曹荻秋等怕得要死，就通过当时在各个工厂里的原市委工作组要我们劳动模范、五好工人打电报给毛主席。电报稿子是工作组起草的，要我们工人签字。²⁴¹

黑市委抓住了我奴隶主义的这个弱点，一手炮制了欺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给北京红卫兵小将们施加政治压力的《急电》。这封《急电》起了保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这封《急电》是黑市委推行刘、邓路线的产物，它流毒全国害人极深！对毛主席、党中央及北京红卫兵小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²⁴²

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的电报，是驻厂工作队的秘书，组织几个老工人撰写。²⁴³笔者前文所引的一张市委51个工作人员写的《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提议，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励敏之和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执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亲笔修改的。²⁴⁴成稿后，立即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并连夜印成传单，第二天由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科送往各部委、各区县局党委以及各大学。²⁴⁵这张传单在当时影响极大，许多大学生和工人们就是看了这份传单后，赶往延安西路保卫市委。这张传单后来被作为市委反对北京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虽没有直接布置下面撰写大字报，但市委领导干部的一些讲话，却有意无意暗示或鼓动下面的干部去组织这类文章。下面干部以为是在支持市委，但不久以后，这些大字报大标语让曹荻秋们检讨了无数遍。

那些最初在市委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是以后上海工人保守派的雏形。

上海市委门前的工人造反派

在上海市委门前的人山人海中，除了去保卫市委的工人们，还有不少同情北京红卫兵的上海工人，这些人中，许多成为以后的工人造反派，最著名的有王洪文、潘国平。不过，他们那时还是旁观旁听者。另一些同情红卫兵的工人们也在市委门前结识。9月4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爱国女中等十几个上海学校的红卫兵，以及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海一家麻纺厂的工人，21个单位共四十多人，在地处上海西区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串联会议」，那里是市委最早安排的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住宿地。会议由复旦大学红卫兵周谷声主持，他向工人们介绍了市委大楼门口的冲突情况。周谷声不久后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三大红卫兵组织之一「炮司」的负责人。这是周谷声第一次组织红卫兵与工人的联席会议，以后他还将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包括推动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第一个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总司」。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邝三腾，在会上提出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联合起来的最初呼声。会议开到中午，突然，一个复旦大学红卫兵带来紧急消息，说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市委大楼门前被打。会议被中断，一部分人回原单位搬援兵，大部分人急忙赶往市委大楼。到了市委大楼门口，只见人山人海，怎么也挤不进去。他们便退到市委附近一幢小洋房里，草拟一份给曹荻秋的最后通牒，提出六条要求。²⁴⁶尽管这份《最后通牒》内容全都围绕着红卫兵，没有一句提到工人造反派，但它是有文字记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学生红卫兵的第一次联合行动。

那几个上海铁路装卸机修厂工人，都是刚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工厂的青年，当时也只20岁左右，除了邝三腾，还有两个青年工人周国庭和陆云龙。他们是在市委门前看热闹时与北京红卫兵熟悉的。北京红卫兵要往市委大楼门里冲，邝三腾说，市委在门口设了六道防线，进不去，自告奋勇要带他们「到一个比市委还要大的机关去」。邝说的是高安路19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处，也不对外挂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邝带领一百五十余名北京红卫兵来到那里，冲破门卫阻拦，进入大院，要求用电话与北京中央文革小组联系。电话接通后，红卫兵与北京足足通了两小时话。晚上9点，有人来告诉北京红卫兵，曹荻秋马上在市委大楼接见，要他们立即赶去，华东局专门准备了三辆汽车送他们。邝又站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不要去！这是欺骗，华东局不可信，进去就出不来了！」²⁴⁷华东局办公厅一个干部对北京红卫兵说：「你们中可能混有不是学生的上海人，有政治扒手。」他可能是从鄜等人普通话中露出的上海口音产生怀疑的。一百五十多个北京红卫兵来自不同学校，相互之间不太熟悉，便马上按各自的学校站队，廊等人于是被剔出来。红卫兵问鄜出身成份，邝说自己是受压制工人，在工厂是反对工作组的。一个华东局干部挤进围观人群大声宣布，他刚才已经打电话去他们工作的工厂党支部了解过了，这三人平时表现就不好，有的还偷过东西。²⁴⁸红卫兵当即从邝身上搜出一份廊自己写的检讨，是关于在中央商场偷尼龙袜子和在41路公共汽车上偷女乘客皮夹子的第四次检讨。这下「扒手」无疑。²⁴⁹邝当场遭殴打，一边围观的机关干部也都一片叫打，为打人的红卫兵助阵。40北京红卫兵将这三人交给了在场的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然后乘车赶去市委大楼见曹荻秋。三人被南模的红卫兵直打到深夜；第二天，又把他们押回厂，继续殴打，接着关押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的三点指示

曹荻秋第一次接见北京红卫兵遭到围攻后，便决定只接见代表。据说，这是陈丕显的主张，他要曹不再出去接见北京红卫兵；让工人来保卫市委也是陈丕显的意思。²⁵⁰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市委书记陈丕显正在病假中，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曹每天都向陈汇报，多时一天汇报几次。而就在9月2日，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毛泽东针对全国各省市都出现的围攻去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现象发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陈丕显和曹荻秋看样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讲话其实就是针对他们这些省市干部的。

9月3日深夜至9月4日凌晨，曹荻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附近的静安区文化馆，与六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见面。代表们提出三项要求：曹荻秋接见在市委门前的所有北京红卫兵；上海市委借给广播器材，提供印刷传单的条件；帮助接通给中央文革的电话。²⁵¹曹荻秋没答应前两条，解释说不开大会但开小会接见；广播印刷器材各单位都想要，给了北京红卫兵不给其他人摆不平；对最后一条；市委马上提供方便，让红卫兵用红色保密直线电话和中央文革通话。

曹荻秋不愿接见所有的北京红卫兵，引起北京红卫兵愤怒，他们一定要曹荻秋接见全体人员。上午，聚集在市委门前的红卫兵增至近千人，其中还有不少上海学生。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设立广播台，几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曹荻秋「滚出来！」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向市委办公大楼冲击，和门口保卫市委的工人们发生冲突。中午，他们踏着人梯，打碎市委大楼临街玻璃，爬进二楼，终于冲上楼顶，插上大旗，欢呼「我们胜利了！」

就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之际，传来消息：中央接到北京红卫兵从上海打去的电话，立即给曹荻秋接连打了两个电话，要他马上接见北京红卫兵。²⁵²9月4日晚上9点半，曹荻秋会见在市委内的全体北京红卫兵，发表讲话，虽然表示欢迎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但实际还是不同意对自己的指责：

市委如果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造它的反。但是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长时间起哄)因此，上海工人、农民、革命师生你们大胆地揭发上海市委的问题，北京的同学你们对上海市委有意见，我们也表示欢迎。北京来的同学来上海后曾经对文化革命产生若干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并产生了辩论，这个不同意见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²⁵³

9月5日凌晨3时20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从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三点指示：

一、同意给广播器材；

二、已告诉曹要他接见北京红卫兵；

三、周总理已给曹打电话，要求他将包围北京红卫兵的工人、学生全部撤走。45

曹荻秋遵照周恩来要求办了。9月5日上午，市委劝说簇拥在市委大楼门口的上海市民退开，让红卫兵们进入大楼。下午近6时，进入市委大楼的红卫兵开会，要曹荻秋到场。曹荻秋到会上讲话，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问题，并呼吁团结。聚集在大楼外的上海市民要求收听会议实况，否则也要强行进入大楼，和北京红卫兵辩论。经学生同意，市委在门外临时架起了几个大喇叭，向外广播会议实况。天上下起了秋雨，越下越大。一个在场者后来回忆：上海市民对市委由衷关切，场面令人震撼：几万市民，大多数都没有带雨具，黑压压一大片人群，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雨中站立着，静静地、关注地听着头顶上喇叭中传出的每句话。²⁵⁴晚上8点，会议结束，市委用二十辆大客车将北京学生送回住地。

9月6日，市委在办公大楼门口张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要求全市干部和群众不要再贴「保卫市委」、「市委是正确的」一类大字报；并要求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工厂、学校、机关中张贴。市委还检讨自己组织工人保卫市委机关大楼的做法，「实际上是使工人介入了学生运动，是错误的」。²⁵⁵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一开始，上海市委还十分有底气，因为周恩来支持上海市委。据陈丕显以后回忆：「此时，周恩来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学生。」曹荻秋也将这话对上海许多干部说过。48曹荻秋还多次对红卫兵们说「总理是打电话给我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但是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升级后，红卫兵传单中说「总理曾明确回答来问此事的北京红卫兵：「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宋季文歪曲我的意思，你们可以驳他』。」周恩来说他当时说的是：「上海过去是革命的，现在也要革命的。」显然，周恩来改了口。²⁵⁶而据张春桥文革中的一次讲话，周恩来甚至对上海市委的做法十分生气：

那天5号早上，我到这里，总理一见到我就对我说，你看上海怎么搞的！总理很不满意。很多北京红卫兵一见总理就问，总理不知解释了多少遍。对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因为运动以前，上海是做了一些成绩，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中央是有一定评价的。总理是因为北京学生不了解情况，给他们讲一讲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要他们调查一下。但是怎么能够吹呢？是革命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既然是革命的，人家红卫兵来了为什么连见一见都怕得要死呢，特别是宋季文讲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我和姚文元听了都气死了！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成绩、有错误与宋季文一点都没有关系，他有什么可吹的？只要沾一点边，好像就和他们关系密切得不得了，就吹起来了。²⁵⁷

上海市委以周恩来的话保自己，结果适得其反，周恩来发火。曹荻秋只能检讨：「总理来了电话，讲了一些话，我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不便讲的，宋季文讲了，是错误的，不对」。²⁵⁸上海市委贴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但这个引火烧身的举动并没有取得主动。更对上海市委乃至全国各地省市委不利的是，9月7日，毛泽东批转文件，明确规定「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²⁵⁹还要报社写社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放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²⁶⁰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转述了这一意思。不过，上海市委显然仍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就在这篇社论出来的前两天，9月9日，市委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五好工人和老工人、青年工人五千人代表大会。曹荻秋在会上还说，北京红卫兵「里面混进了一些坏人，上海一些坏人也混进去了」，「如果承认他们冲进市委是革命的，那他们反过来就讲我们是反革命」。对于上海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在市委门前的辩论，曹荻秋表示：「工人贴保卫市委的大字报，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你们对市委是了解的，你们是最清楚的」，「有的说市委有问题，有的说没有问题，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只许他们这样讲，不许我这样讲，那也不行。」不过，曹荻秋也知道自己这种情绪，会被说成是对文革的抵制，所以他在大会一开始，就要求到会者会上不要做记录，会后不要以市委名义向下传达，但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往下讲」。²⁶¹

市委并希望中央能够出面，将这些搅得上海不宁的红卫兵召回北京。就在贴出欢迎炮轰大字报的同时，曹荻秋以及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一再与国务院副总理陶铸通电话：「现在形势很紧张，再搞下去实在顶不住了」。市委被打倒后，有干部揭发说，陶铸当时回答：「你们再顶五天行不行？至多再顶七天到十天，以后就要转了」。曹荻秋表示：「再顶七天，已经非常吃力了！」曹荻秋后来对一些干部说：

北京传来消息，国庆后运动要转了，要抓整改，抓生产了。国庆以后中央各部的司、局以上干部，一律停止斗争，不然工作和生产就没有人抓了。²⁶²

曹荻秋可能是从陶铸那里听来消息，因为那一时期他与陶铸联系最多，从上下级关系说，他也应该同陶铸联系。而陶铸为什么会这样预测形势，估计是因为中央决定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但是，形势发展并不如陶铸所料。曹荻秋被打倒后，被迫为他对待大串联和北京红卫兵的态度作检讨：

去年8月下旬首都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大串联，当他们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和各种串联活动的时候，我就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反感，认为他们言论偏激，行动粗暴，怀疑他们当中有别有用心的人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整他们……

我对大串联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怀疑大串联究竟有多大好处……错误地认为大串联影响了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影响了交通运输，影响了生产，把上海搞乱了，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联，不断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停止省市之间的大串联。²⁶³

这些话应该是曹荻秋的心里话。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们宣扬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论，尤其引起一向温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样拥护阶级路线的上海的干部子女们，也大多数不赞成他们的极端观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最初的辩论，就是从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而起。他们给上海市民留下的印象是满口「他妈的」，无视规则权威。而对于上海市民的对立情绪，这批红卫兵也很想不通：「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²⁶⁴清华、北大等校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家在上海考去北京的学生，家长怕他们冲击上海市委惹祸，也劝说他们回北京。²⁶⁵

到9月中旬，第一批来沪红卫兵中，大多数已往其他城市串联，留在上海的不多。虽然他们在9月4日后曾经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成立过一个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也选出过负责人，但没多久因人员都去其他城市串联而实际解散。留下者大都态度坚决地反对上海市委，表示要坚持到底，²⁶⁶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齐卫东」，²⁶⁷这个组织参加过9.4对上海市委冲击，以后一直没离开上海，参加了1967年初上海「一月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那些将地富反坏右作为斗争对象的中学红卫兵不同，他们主张「牢牢掌握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将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始终对着各级党内走资派。他们写的系列文章《九评上海市委》，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这批红卫兵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电话给陈丕显的妻子谢志诚说，他们这次去上海，经周总理同意，是有组织的，是保上海市委的。还说她儿子是南下兵团的带队。²⁶⁸这次南下红卫兵的主体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到上海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另有一百名中学生，也一起参加南下。

9月1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司」南下兵团，周总理明确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下兵团正式成立，总指挥章盾之(空军卫生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之子)，副总指挥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吴蒙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南下兵团还带了100名中学生南下，组成16纵，队长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²⁶⁹

文革后，当年参加者回忆，说是周恩来让他们去上海；还说是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周荣鑫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

「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先遣队得到叶帅(叶剑英)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

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²⁷⁰

1966年8月下旬，上海大学生的关注点还在校园而不在市委，上海发生的比较大的事件，是复旦大学学生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的8.25事件。说周恩来因为上海大学生冲击上海市委而派人去上海，可能就是前文所提及的9月1日误传复旦大学一万学生要包围市委的空穴来风；也可能是第一批南下红卫兵将8.30文化广场欢迎会开成对市委的批判会，第二天8.31又冲击上海市委后，市委向北京告急。大批人员出发之前，9月9日下午，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他们的准备情况。²⁷¹第二天，9月10日，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周恩来说：

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是很大一个队伍了，超过两千人了，那么你们就要带着刚才说过的战斗精神、学习精神、宣传精神，又要很谦虚、很谨慎。要看出，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任务。因为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²⁷²

周恩来对上海市委明确肯定，与此同时也为出发者指明革命对象：

当然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并不是说北京不复杂，而上海是另外一种复杂的情形，我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也不是说没有封建的影响。²⁷³

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大规模南下。这次南下受到周恩来关照，或者可以说是周恩来派遣。9月11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乘着铁道部专门为他们调来的列车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进入市中心。上海市委将他们安排在黄陂南路上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住在看台下的屋子里。后来他们自己又在一些区以及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上海第五十一中学等，设立了联络点。市委要求各级党委为北京红卫兵活动提供方便，上海负责接待这批红卫兵的部门，特地为他们安排许多活动，例如与著名全国或上海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座谈，参观象征上海工业成就的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万吨水压机，等等。总之，尽量向这批小将展示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指望这第二批红卫兵多少能对前几批北京红卫兵的偏激行为有所制约。9月19日，曹荻秋在刚被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的原文化广场，向这批红卫兵介绍上海情况。

但事与愿违。第一和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最早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女为多。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中学生。第二批红卫兵虽然以大学生为主，但仍有上百个中学生，组成第十六纵队。这些中学生在北京时就将殴打运动对象或四类分子当乐趣，赴上海又将血腥暴力一起带来，没有丝毫收敛。他们感兴趣的是上海如何破四旧，如何批斗黑六类，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他们还沉醉在北京红八月的功勋中，打算在上海再重演一场红色恐怖。这从他们在座谈会上所提问题可以看出。在国棉二厂，南下先遣队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著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共四十多个工人座谈。他们的问题是：

一、「8.30」及「9.4」事件的经过；

二、上海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报复，如何处理，抄家物资如何保管？

三、上海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如何对待「黑六类」？

四、上海如何「破四旧」？

五、上海的红卫兵如何组织，是否执行阶级路线？

他们特别关心和了解上海街道里弄的黑六类情况，抄了多少家，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遗漏。他们得出的调查结论是：上海市委手太软，对黑六类太讲政策，文斗成了「温斗」，实际文而不斗，「目前上海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文斗武斗的问题，而是斗不斗的问题，是温斗还是狠斗的问题。」他们主张加温，狠斗，「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江山」。他们热衷宣传血统论，到处张贴「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还有此类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老前辈降群魔大砍大杀，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谁敢翻天」，「阶级路线万岁」，等等。他们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还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一律从高级公寓、别墅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待；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等，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对这批南下红卫兵的嗜好，上海市委只能迁就。市委安排「要他们砸徐家汇大教堂和抄一些人的家」。²⁷⁴负责上海政法和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说：「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²⁷⁵而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也确实从上海市委处，拿到过三大本花名册。但这批北京红卫兵的作为却完全不是上海市委所能控制。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三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者达一百人以上。他们抄家，对抄家对象接连几天地肆意殴打侮辱，打成重伤，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还不许送医院。这样情景当时在徐汇、卢湾、南市、静安等区都有发生。在上海音乐学院，9月19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的北京红卫兵，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8.18」红卫兵，用皮带毒打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及妻子，打得贺绿汀在地上翻滚；拳打脚踢之后又剪去其头发;音乐学院钱琦副教授等另外5位教师也遭毒打。在上海外语学院附中，9月15日至17日，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强令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将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或花头，男教师全剃成光头，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稍有不从，就用脚踢，用木棍铁器殴打，连怀孕女教师也不放过。9月17日，在长宁区群联中学，北京第七和第五十七中学红卫兵，开大会批斗学校半数教师共31人，将其中一名教师剃阴阳头，用铅丝系着脖子游街。在徐汇区斜土路第一小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第十五中学二十多名红卫兵将学校党支部书记殴打至重伤，副校长和另7名教师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西藏中路基督教堂沐恩堂，9月14日至18日，南下兵团九纵队二支队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殴打教堂6名神职人员，扬言「打死人国务院不管」，还将9个过路人也抓进来；雨天后，南下兵团十六纵队一百多名红卫兵接着以特地用钢丝制成的鞭子，继续毒打这6个神职人员，打得他们：无法行走，还将他们剃光头，用白漆和墨水涂脸部和衣服，临走又席卷了教堂的资料和物资。在上海最大天主教堂佘山大教堂，9月22日，一百多个北京红卫兵将神父马风祥从市区押去，边斗争边挖地三尺，说是追查藏匿枪支。枪支没找到，马神父被殴打至死。这样的暴行还有许多，数不胜数。

其他地区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红卫兵草菅人命。11月，在漕溪北路，几个山东军队干部子女在3个上海军队干部子女带领下，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见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斌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只是小业主)，便去派出所和里委会要求提供材料，然后上门抄家。²⁷⁶他们砸光所有家具、门窗，打死这家的老太太。为了证明老太是否真死，还拎了壶滚烫开水往躺在地上的老太身上浇。如此残忍的行为引起众怒，死者儿子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照明工，叫来上万居民包围打人者。市委只得赶紧派人疏解。²⁷⁷这个事件，加上红八月抄家时，许多里委和派出所都曾为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引发对里委干部的不满，日后许多居委会或里弄干部被揪斗。

北京红卫兵仍觉得意犹未尽，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血腥批斗：「让我们批斗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该怎样对待那些资本家和黑帮！」他们打电报给周恩来，说要在上海揪一万个资本家游街，被周发电报制止。²⁷⁸如果说，第一批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留下的是自以为是的张狂形象，那么，这第二批北京红卫兵留下的则是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嗜血残忍，引起上海市民的强烈不满。

上海市委疲于处理频频发生的事端，陈丕显让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往中央打电话向陶铸求救，并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大串联；曹荻秋也给周恩来打电话，一面让人收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为向中央报告。²⁷⁹市委办公厅原来编有《文化革命简报》，专门反映上海文革情况，并报中央。9月份的前20天，只编印了4期。陈丕显听说烟台市委每天一份电报，向中央反映情况，便要求，上海的简报，最好也能每天一份报中央。²⁸⁰于是，之后的十天中，一连编印了17期，内容都是反映上海的混乱：《最近武斗又有发展》、《少数人煽动学生捣乱》、《学生冲进××机关的经过》，等等，希望能够引起中央决策层重视。9月，曹荻秋和魏文伯向中央发电报，呼吁为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希望中央能在国庆后停止大串联。9月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又打电话给国务院，要求国庆后停止大串联。

北京红卫兵不但加剧上海混乱，也在全国各地造成混乱。9月下旬，周恩来亲自起草和批发电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及北京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活动，²⁸¹9月25日，上海市委向北京红卫兵传达了中央指示：一、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组织和维持秩序的工作。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遂于28日返回北京。回京后，他们受到周恩来接见。²⁸²

周恩来打电话召回全部北京红卫兵，令上海市委以为这是中央打算停止大串联的信号：

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联，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²⁸³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市委没想到，前面这两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前奏，更大动乱还在后面。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之际，北京红卫兵运动正经历一场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立。「三司」与之前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一司」和「二司」不同，斗争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他们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

第二批南下红卫兵回北京没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市委。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和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上海局势越来越乱，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已经没法正常办公，只能转入地下或游击办公。面对这场真正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干部都心中无底，不知如何应对。过去领导运动只要紧跟中央文件；而此时中央下达的文件根本无法执行，例如中共中央9月2日《关于保护档案及机密数据的通知》，10月15日《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串联的通知》，10月30日《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等等，没有一个能贯彻下去。曹荻秋在1966年9月18日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文化革命问题报告时，道出心中的困惑：

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非常被动……这种被动，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来自何处？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主动权全在中央，我们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有的地方还要严重……看来今后我们还是要被动的。²⁸⁴

张春桥就在北京，而且就在文革运动决策的核心，上海市委认为他完全可以提供些信息和建议，更可以向毛泽东反映上海市委面临的困境。陈丕显认为张春桥是从上海市委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理应给上海市委通点消息。还是在8月25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去上海戏剧学院串联，之后，市委便几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他能回上海。张春桥后来对人说：他们催我同姚文元回去，企图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干。到后来，陈丕显等打电话给他，他干脆不予答复。²⁸⁵

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那几天，陈丕显让秘书打电话给张春桥，说「上海最近情况很紧张，希望张春桥经常给曹荻秋打电话」，「同上海通通气，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但陈丕显几次和张春桥通电话，都很不愉快。陈丕显对人说，「我都懒得和张春桥通电话」，「春桥同志是我们推荐给江青同志的，现在他取得了江青同志的信任，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啦」，「春桥同志不愿回上海，他在北京舒服，只是参加大会，也不解决具体问题，住的地方又什么人都不敢去冲击」。²⁸⁶陈丕显对张春桥的抱怨，显示出上海市委与中央文革的尴尬关系。据说，陈丕显与张春桥的关系原来还可以，而且江青最初对张春桥并不了解，是陈丕显在江青面前说了张春桥很多好话。²⁸⁷但文革开始后，陈丕显和张春桥两人关系逐渐疏远。

就在大串联的红卫兵将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当各地党委最迫切需要了解中央决策层意向的时候，地方与中央的信息交流却越来越梗阻。在开口闭口中央首长如何讲话指示的北京红卫兵面前，上海市委的信息似乎显得那样滞后。市委于是决定派人去北京摸动态，及时了解决策层的真实意图。9月下旬，市委派出三人去北京。一个是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个是解放日报社的实习记者，还有一个是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派朱永嘉，是因为他曾经为姚文元当过助手，关系比较熟悉，如今姚文元进中央文革小组，如果要问什么事，朱应该比别人容易说得上话。市委办公厅主任方扬找朱永嘉谈话，要他去北京后，注意收集北京主要院校的红卫兵大字报，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的讲话，北京文化革命开展情况，等等，及时反映给上海市委。

三人到北京后，住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上海《文汇报》记者，给他们配了记者证，可以去北京各大学采访。朱永嘉的记者证标号276，名字是朱卫东，一个颇有文革色彩的名字。

小结

全国性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是毛泽东文革初期的又一重大举措。用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的话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第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²⁸⁸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让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毛泽东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打破封闭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评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高风险，让一批地方党组织奈何不得的外来力量，去冲击本地区本单位老百姓不敢对抗的顶头上司。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8月底，虽然曾布置人打长途电话往北京，查问闹得厉害的北京红卫兵的情况；但充其量也只能查问而已，无法像对待上海地区的学生那样，通过学校对他们施加影响。上海市委对这帮外来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来、陶铸告急，束手无策。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作为共产党工作机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5月底建立中央文革小组，8月以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决策机构，而江青不久也取代组长陈伯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的第一领导；只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系统还在艰难地运转。于是，中央实际存在两套系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以周恩来和陶铸为首的国务院系统。各省市党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上下级关系，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们应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或国务院汇报下面的工作和情况。书记处名存实亡，他们只能向国务院汇报；但即使是周恩来和陶铸，也无法将下面反映的艰难和混乱状况，再向文革的实际决策中心传递，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想听取下面对文革的种种抱怨。这是下情上陈的梗阻。而且，即使信息能够到达毛泽东处，也影响不了他的决心和决策。

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自己开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抛开常规的严密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各省市党委-各级党委，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书记处制定文件然后层层下达，而是直接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个权威报刊发社论。尤其像《十六条》这样对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过去都是层层传达到基层干部后，最后才让老百姓知晓；这次却是直接见报，「战略部署直接与群众见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几乎天天向学生讲话发号召，通过学生传播到全国，于是红卫兵经常得风气之先。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无形解构了各级党委对中央决策的先知权和解释权。这是上情下达的梗阻。

在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超越于政府、法律、执政党之上时，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评判、每一个决定，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小组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晓者。谁能够揣摩到毛泽东思路，谁就掌握话语主动权。本来，干部阶层长期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就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垄断信息就能垄断真理。而这一次，毛泽东的整肃对象却正是整个中央决策层和干部阶层。干部对形势和中央精神的解释权就这样被剥夺。文革中干部权威的下降，正是从这个剥夺开始，而不是从稍后的挨批判开始。

信息传递过程的颠倒，使以往处于信息被动状况的底层群众，在许多时候能够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决策层的意图，这使群众参与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干部阶层以往靠着袭断信息所形成的强势被改变，他们有时得到的运动信息还没有红卫兵们及时。这是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话语权的转换。而这场话语权的转换，正在为即将于1967年1月开始的权力转换进行铺垫。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促成了文革对象的又一次转换。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批判对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的人和事；即吴晗和北京市委，由各级党委组织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级党委抛出本省市地区或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发动群众贴大字报。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一次转换，不过，转换的权力掌控在各级党委手中。北京红卫兵运动兴起，学校领导和驻校工作队成为运动对象，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二次转换。这次转换，是对共产党政治运动形态的颠覆，标志着文革不但挣脱了各级党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单位党委成为了批判对象。而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和全国串联，又使运动对象发生第三次转换，从各单位领导，上升到各省市领导。两次转换都是颠覆性的，确实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指责非常难毛蒜皮，第一第二批来沪的红卫兵大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批斗共产党执政十七年来一贯打击压制的阶级敌人，所炮轰的内容也是市委「对阶级敌人批斗不力」等。他们来上海时，正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时。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只能划入与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阵营；但到上海，他们炮轰的对象是「包庇阶级敌人」的上海市委，换句话说，他们的话语虽然还是血统论、红色恐怖，但因为上海市委不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他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上海市委，于是他们的斗争方向正与毛泽东所要批判的对象合拍。而真正成为上海造反派的严蒙和先驱的，是其中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上海各级党委必须将自己作为文革运动对象的北京红卫兵们。文革后再看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成为反对文革的主力，这是后话。

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1966年的9月至10月，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不是红卫兵对各省市委提出的罪名，而是各省市委对「炮轰」的反应。在《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不许当政者利用专政工具迫害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后，他们驾轻就熟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路径，便只有发动和组织他们所认为的左派队伍保卫自己。这个本能的反应使他们无一例外，全部入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彀，向红卫兵提供自己坚实的罪名，在毛泽东紧接着10月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倒。有罪推定式的「炮轰」百战百胜，不但上海，全国所有省市委都被这样的炮轰打败。

事实正如曹荻秋所感觉，运动主动权在中央，各级党组织正在一步一步丧失主动权。这是两套话语体系的冲突，即原来各级党领导干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阶级敌人、整政治边缘分子的话语体系，与毛泽东的整走资派的文革话语体系的冲突。虽然核心都是阶级斗争，虽然最终评判权仍归于毛泽东一人，但是斗争指向不同。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促成了这两套话语体系的转换，发生在上海市委门前的辩论，正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北京红卫兵们，向上海市委争夺文革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而待发。这一时期——1966年的6月至8月，虽然在所有校园及工厂内，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原来的那套话语；但是这套话语正在转型，到了9月，在社会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运用的已经是毛泽东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轰省市委」话语，而且很快就将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走资派」的话语。

这也是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争夺。北京红卫兵在「炮轰」上海市委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颠覆共产党执政以来各级干部将人划分政治等级的权力。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划分群众的等级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标准给群众排队，贴上名份标签。而对上海市委的炮轰，是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是否革命。政治分层的评判权，正在开始向群众转移。当然，评判的标尺不能超出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准则。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就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是不久阵线分明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倒」，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

第五章：造反派红卫兵，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复旦伤风，上海咳嗽」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而文革中上海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发源地都在复旦，而且这三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都在复旦。如果说有哪一所大学在上海文革中起着先锋带头作用，那一定首推复旦大学。文革初期复旦因此被称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有「复旦伤风，上海咳嗽」之说。

文革一开始，复旦大学党委便组织师生贴大字报批判历史系教授周予同，此时周已是上海市委内定批判对象。6月4日，历史系贴出经校党委审查的批判周予同大字报，其他各系立即声援，校广播台也马上广播这些大字报，一时形成批判周予同大字报的高潮。复旦党委还学着上海市委批判八个「黑帮」，也凑了八个「反动学术权威」都是知名教授；加上市委点名的历史系二周共十人，作为重点黑帮。一般教师被「火烧」的不计其数，学术上稍有建树者更是首当其冲。校党委组织写作班子，由党委书记王零的秘书挂帅，不定期出版墙报《红缨枪》导向全校舆论。《红缨枪》连出十篇评论，副标题都是「论追穷寇」，要将这些已被打败的权威学者作为穷寇穷追不舍。与此同时，6月17日到6月底，复旦党委断断续续开了十多天党委扩大会议，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参加，会内会外结合，揭发批判三个党内干部。

三个干部中，一人是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传纲。²⁸⁹陈是复旦大学三十年代的学生，很早参加中共，复旦党委书记原来是兼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杨西光，1965年杨西光升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离开复旦。由职务原来比陈传纲低的王零担任校党委书记。用十七年阶级斗争话语评价，陈思想比较「自由化」。受教育程度高的他与工农出身的王零不那么融洽。1965年10月陈也被调出复旦，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6月，不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还要批判党内走资派。陈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又是现任市高等教育局长；更加上陈在延安时期曾因王实味事件受牵连挨过整，共产党执政后又当过彭真秘书，让他来当复旦走资派绰绰有余。在党委布置下，批判陈传纲的大字报形成高潮。²⁹⁰6月18日，陈传纲被通知回校看大字报，在看大字报时被学生认出，遭到几百人围攻。7月，陈传纲服安眠药自杀。文革初期许多被抛出的党内干部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是知识分子干部或1949年前的地下党干部，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这两类干部都是共产党干部内的弱势群体。

另两个被批判的党内「黑帮」，一个是复旦党委宣传部长、中文系总支书记徐震，也是知识分子干部，著名杂文作家，笔名「公今度」，1957年反右时是左派，甚至前不久还是《红樱枪》的真正主编，为党委将文革目标引导到周谷城等知识分子出过大力。另一个是原校党委办公室秘书、哲学系总支书记刘振丰。这两人是造反派学生首先提出批判的。党委认可了学生的批判，将二人抛出，也作为运动对象。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热潮，是复旦大学的第一次大字报高潮，这个高潮，基本在校党委掌控之下。这是按照反右模式制造的高潮。这个模式就是由党委对学校所有成员按运动要求进行政治分层，决定运动对象。

8月5日至8日，复旦大学的大字报高潮又起。这次高潮，虽然仍在党委掌控之下，但已经开始失控。斗鬼风席卷复旦连续四天。斗鬼风的第三天，8月9日《十六条》公布，对照《十六条》，一些学生认为党中央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哪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旦党委却引导批斗学术权威，是转移群众视线，逃脱对自己的批判。他们贴出针对党委和系党总支的大字报。最有影响的是：《踢开绊脚石——中文系党总支》、《历史系党总支必须靠边站》、《火烧物理系》、《火烧生物系》、《化学系为什么冷冷清清》，等等。²⁹¹这是复旦大学第二个大字报高潮。如果说6月初期的大字报高潮，目标主要是校党委引导批判「牛鬼蛇神」的结果，那么这次高潮则是学生对校党委运动导向的质疑。

在对校党委的批判中，一批造反派学生脱颖而出。许多人文革前就是学校的活跃人物，关心政治，不甘平庸。他们在校园叱咤风云，舌战保卫党委的学生。以后随着对上海市委批判的升级，他们又将斗争目标转向市里，许多人后来成为市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复旦红卫兵领袖：劳元一

劳元一²⁹²是上海最大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负责人之一，文革前夕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劳元一出身干部家庭，原在上海读书，后来父亲调任北京，他高中也转学北京，大学考回上海，文革前夕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劳元一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任荣华大队工作队长。在四清中他入了党。²⁹³

劳元一是复旦大学较早造反的学生。文革后，他回忆自己贴大字报的原因是对党委的运动导向有看法，尤其不满党委批判陈传纲：

我造反说有什么原因，也说不上，就是那个大潮，人人都造反了，我也就造反了。要真说有什么个人原因，可能是因为校长陈传纲之死。因为我觉得陈传纲是好人。我回来后，又遇上斗鬼风。那么多教授被斗，让我觉得困惑。第二天就是陈传纲自杀。陈传纲的死，让我觉得党委这样斗，是不是过了头。我对杨西光的印象就一直不好。……

陈传纲形象高大，口才也好；杨西光却矮矮的，一口安徽话，让人听不懂。我觉得陈传纲是好人，对布置斗陈传纲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有了看法。我的那张大字报，就是对着党委的，不满党委对运动的布置。²⁹⁴

劳元一回忆说，自己对陈传纲印象好还有个人原因。因为陈传纲对他一直很器重。还是他刚上复日到学校报到时，他们外地学生比上海学生早到几天，学校让他们先去劳动，给校园除草。劳元一在除草时抓到好多蟋蟀。那天，他贴了张布告，让大家晚上来斗蟋蟀。晚上正准备开斗，系里管学生的指导员看到，说这是封建遗老遗少玩花斗虫闲情逸致，要批判领头的劳元一，吓得别的学生不敢参加了。正在这时，陈传纲经过；看到指导员在狠狠训斥学生，就说你们不要大声叫嚷啊，蟋蟀都要被你们吓跑了。他加入学生，一起斗蟋蟀。一边的指导员只好闭嘴。劳元一就这样认识了陈传纲。陈传纲赏识劳元一，两次把劳元一叫去以学生身份参加接待外宾。陈传纲认为学生要多看书，多接触世界。「他喜欢我，我当然也就对他很好感。」劳元一听说陈传纲被批斗，当天晚上曾想去看他，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出他自杀的消息。²⁹⁵

7月，劳元一回北京探望父母，此时正值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兴起。回校后的8月1日，他和班上六个同学贴出大字报：《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主张学生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开展文革。这是劳元一从他在北京的同学处得知的，当时北京一些学校正在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过，劳元一在大字报中没有说明消息来源；而此时，允许群众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十六条》还未发布，众人都不知道中央对此将有新决策。于是引起辩论，反对者说这是「否定党的领导」。²⁹⁶劳元一他们遭到围攻。8月11日，劳元一和同学孙月珠等贴出对联：「心中想念毛主席，我们上告到中央」，署名「红卫兵战斗小组」。这是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之一。²⁹⁷劳元一、孙月珠被大家推举上北京。孙的路费是相同观点学生凑的。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劳元一上了观礼台，孙月珠上了天安门城楼并与毛泽东握手。这在文革中是莫大荣耀、特大喜讯。²⁹⁸

劳元一对学校运动的观点是「揭」字当头。他后来回忆：

我觉得「保」肯定不合时宜。但是，按「砸」派所说，打倒一切，我也不赞成。我说还是应该揭，通过揭，看是什么问题，就批什么问题。不是「保」字当头，也不是「砸」字当头，而是「揭」当头。这个观点是我提出的。……

我提出这个观点也与陈传纲的死有关。对于文革，我当时是响应的，觉得不批判不符合文革方向。但批判得把人搞得自杀，也太过分。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实事求是地揭发，揭发出来问题，再批判。²⁹⁹

10月，劳元一和马立新³⁰⁰等成立了复旦大学「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复旦红革会筹备的同时。几天后，复旦红革会扩展成为全市性红卫兵组织。

劳元一能说会道，即兴演说非常煽动听众情绪，各种点子又多，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在红革会，他被认为「虽然不是最主要负责人，实际上是最有权威的决策人物和实权者」，³⁰¹「红革会的灵魂」。³⁰²甚至北京的红卫兵领袖，也是对他见面第一眼就印象深刻。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几十年后的回忆还这样形容：那个劳元一非常有领导气质，是个干部子弟，一看就和农村出来的不一样。整个的面目和眼神都不一样，我们和他一比的话就自惭形秽，总觉得这家伙，我们怎么就没出生在这种家庭啊，特羡慕他。他的那个气魄非常大，指挥若定；千军万马不在话下，好像天生就是指挥官似的。³⁰³

复旦红卫兵领袖：安文江

安文江³⁰⁴是文革中上海全市第二大红卫兵组织「红三司」负责人，文革前夕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安文江从小生活在浙江舟山岛，父亲是海员。中学时他来到上海和父母团聚。中学，他作文总被老师作为范文。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他的偏科更成为强项，成绩拔尖。还在二年级时，就已经成为复旦校文艺刊物的第一个学生编委，还在市里的《青年报》上发表过数篇文章，这在当时文科大学生中不多。安文江被大家看作才子。但是，尽管他学习成绩好，参加社会工作积极，但几次申请入团，始终没被接受。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但如此，一年级时，班上同学一致选他担任文艺委员，可是临了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说他不适合担任这个社会职务。他意识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因素。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父亲被查出「政历问题」。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压抑感和失落感，在大学一直跟着安文江，但他心底不服气。1965年，他参加了上海郊县四清，在奉贤，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他努力工作，吃苦耐劳，处处争先，心底始终一个念头：「我不比你们差」。³⁰⁵

文革刚开始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引起他多少重视，只觉得来头不小，倒是聂元梓大字报给他震惊，但更使他震惊的是复旦党委书记陈传纲的死，觉得校党委抛出陈传纲是丢卒保车：「我是被陈传纲鲜血激『醒』的一个。很快，我冲到了革命造反的第一线。」6月25日，安文江和中文系四年级的11个同学贴出《徐震是什么人？》大字报。这是复旦大学第一张矛头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在此之前，所有贴校领导的大字报都是校党委引导的。徐震此时刚被提为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不久，安回忆说他「豁达平易，学识渊博，平时对我们很器重」，但被阶级斗争长期教育的他们早已六亲不认，学着中央对三家村的批判，也抓住徐杂文中片言只语批判，紧接着贴出《二谈徐震是什么人？》、《三谈徐震是什么人？》，安文江准备像中共当年与苏联共产党论战发表「九评|那样，也来个「九谈」，但后来还没写到「五谈」，校党委将徐震抛出作为批判对象。徐震被打倒，安文江和同系十二人的「过河卒战斗小组」在学校出名。

6月至9月的复旦校园内一片对造反派的围剿。校党委组织学生观看反映匈牙利事件的电影《昨天》、《黎明》，以及反映1957年反右的话剧《大学风云》，前者警告学生不要蹈匈牙利事件「闹事反党」覆辙，后者以1957年反右结局威慑学生。都是市委布置的。大字报区贴满了针对贴党委大字报学生的声讨揭发和批判，给这些学生造成非常大压力。他们中有的贴出「退出」、「请罪」声明，有的被逼得吞服安眠药。安文江也被墙上点名的「安文江等一小撮」大字报搞得心理压力巨大，连做梦都梦见红色和黑色大叉。

安文江的造反启蒙者是来复旦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一个北京南下高干子弟小D，只半小时谈话就有醍醐灌顶之效：「你们上海大学生窝囊透了，都到啥时候了，还这么温文尔雅的，还在党委领导下搞革命，你到北京去看看，那才叫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8月24日，新闻系的几个学生贴出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毛对各级党委压制不同意见的指斥，更使安觉得自己造反行为没错。以后，安文江参加过对上海戏剧学院的「8.25」串联，被保守派万人围攻。在一系列冲突中，安文江擅长演说及文字写作的才能得到极大发挥，成为复旦乃至全市造反派红卫兵中的著名人物。

1966年9月初，安去北京串联，正值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安以后回忆，「北京的朝圣使我成了难以自控的向左剧转的陀螺」。³⁰⁶对于自己的造反目标，安文江认为，他那时斗争矛头始终对着复旦校党委，以后又对着上海市委，但从来没有对着学校的教授们：

我们从来没有斗过教授，更没有抄过教授们的家，我想红革会也没有。而且我们造反时，对教授的批判高潮已经过去。……

红三司和红革会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因为教授、黑帮、权威，在1966年的10月以后对我们已经不是兴奋点了。³⁰⁷

但事实上，红三司的一些成员后来参与了游雪涛的情报收集小组。而原市委写作班成员郭仁杰后来被逼死，红三司更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复旦红卫兵领袖：马立新

马立新也是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文革前夕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马立新1941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曾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后来是农会干部。1951年马立新上了小学，以后考上初中、高中。在学校，他担任班干部和团干部，1960年还在读高中时，他便已加入共产党。1962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大学里，他担任了班级团支部书记、哲学系共青团团委委员。1964年后，哲学系学生三次下乡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三次时间加起来近两年，其间只上了一年半的课。给马立新印象深刻的是1965年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个由毛泽东主持指定的文件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文章出来之后，批判气氛升级，令他们觉得「党要变质了，我们怎么办？」马立新以后回忆这段历史说，在这样不断的阶级斗争教育下，「我们就像皮球，不断地被打气，打到一定程度就跳起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6月2日聂元梓大字报发表时，马立新他们还在农村参加四清。他和同学们要求回学校参加运动，6月中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被召回学校。6月下旬，马立新和另外三个同学被学校调去参加复旦二附中的文革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这表明学校对我不是一般的信任」。此时，陈传纲已经被抛出，校园里一片贴陈传纲的大字报。和劳元一同感，马立新也对陈传纲印象颇佳：「他是我接触到的复旦校一级领导中，最有水平的，而且很平易近人。」陈传纲的自杀，给马立新很大震撼。8月5日，马立新被从工作队召回，回了复旦。

这一天，正是复旦斗鬼风开始，学校的邮亭后面，还特地搭了个斗鬼台。这使马立新觉得，这场斗鬼风是校党委布置的。7月底，哲学系成立了「八一铁军」，揭发和批判系党总支，各年级都有学生和教师参加，马立新也参加了。总支书记、指导员和校党委找马立新谈过话，要他不要当右派，对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不久8月9日，《十六条》公布，给马立新以极大鼓舞，尤其「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他感到，「这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马立新在7月就认识了劳元一。劳元一组织成立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同时，8月25日左右，马立新在原来组织的基础上，又串联了其他系的同学，大都是学生干部和党员，成立了「8.18红卫兵筹委会」。10月，又和劳元一一起，成立了学校的红革会。³⁰⁸

最初的造反派红卫兵

7月31日，就在外文系劳元一等贴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同一天，哲学系「孙悟空」战斗组的胡守钧等贴出大字报：《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³⁰⁹几天后，8月11日，新闻系二年级学生谭启泰³¹⁰、国际政治系二年级学生欧阳靖等贴出更具爆炸性的长篇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谭与欧阳是校党委指导文革运动的墙报《红缨枪》的笔杆子，现在反戈一击，还揭出许多内幕：说党委是以斗牛鬼蛇神，保护未揭出的牛鬼蛇神，说复旦斗鬼风是党委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等等。大字报引起轰动，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围绕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³¹¹复旦大学著名先进人物、电光源实验室蔡祖泉³¹²第二天贴出由他牵头的29人大字报：《坚决不同意罢掉复旦党委的官》。许多人前往声援。谭启泰等又贴出《二论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³¹³复旦造反派和保守派阵营就这样在一系列冲突中分垒。

就在复旦校园内围绕劳、谭等的大字报辩论不休之际，劳元一和孙月珠等去了北京。8月20日，劳元一等从北京回校，立即以「红卫兵筹备组」名义，贴出《复旦红卫兵筹备组通知》，发起成立复旦红卫兵组织，为此召开筹备会议。外文系劳元一等的「红卫兵」、新闻系谭启泰等的「杀阎王」、中文系安文江等的「过河卒」物理二系周谷声等的「大造反」、哲学系胡守均等的「孙悟空」，以及其他一些战斗组，都参加筹备会议并申请加入。劳元一提出成立「八·一八红卫兵」，大家都同意。但在讨论成立宣言时发生争执。「杀阎王」潘啸龙等认为复旦党委是保皇派，必须罢官，潘等因此被称为「罢官派」;劳元一等不同意潘的观点，主张「彻底揭露复旦党委，至于党委是什么派，揭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劳等人因此被称为「揭派」;胡守钧等观点则比潘更激进，主张「对一切党委都要轰」，被称为「轰派」，也被称为「砸派」。³¹⁴

与此同时，另一批受到党委支持的学生捷足先登，于8月21日晚发布「红卫兵复旦大队」成立公告，第二天举行成立大会，率先成立了复旦大学第一个全校性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历史系研究生、共产党员王鹤鸣。不过他虽然起着很大作用，但没有担任具体职务；³¹⁵大队长是复旦大学学生会干部、物理系学生会主席许云才。骨干成员许多都是当时的学生干部或积极分子：例如外语系学生会主席、新闻系学生团总支副书记、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等等。³¹⁶办公室设在红旗楼，指挥部设在图书馆。这个组织不久加入全市性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红卫兵复旦大队部成员都是红五类，骨干成员大都是学生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不但排斥「成份不好」和他们所认为「表现不好」的同学，更排斥给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同学。大队部成员中许多人都是不久前门鬼风中的积极分子，成立后仍不改斗鬼风思路，继续将教授学者和老师作为主要批斗对象，在复旦大学教工中留下了很不愉快的记忆。

造反派学生的红卫兵组织晚了半拍，为了与前者区别，他们在「红卫兵」后加上「造反派」三个字。8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召开「造反有理大会」。但是，复旦统一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最终没有成立。劳元一等提出，新闻系造反派学生若要加入「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必须去除「杀阎王」等罢官派。新闻系谭启泰等得悉后，便自己成立了「新闻系八·一八战斗队」，与劳元一等的「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分道扬镳。胡守均他们的「孙悟空」也因被认为观点过于激进，被「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拒之门外。³¹⁷日后复旦三大造反派组织红革会、红三司和「东方红公社」(即炮司在复旦校园内的组织)的雏形已初见端倪，不久将在上海兴起大的波澜。

8月24日下午，经再三交涉，校党委被迫同意在复旦大礼堂欢迎北京归来的劳元一和孙月珠等四人。市委曹荻秋、马天水、梁国斌、王一平等也出席了大会。³¹⁸这是持造反观点的复旦师生首次聚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孙月珠激动哽咽的讲话感染着所有与会者：「同学们，战友们……我真不想洗手……真的，我多想让这双被伟大领袖握过的手被你们都握一握，把我们无限崇拜的红司令的温暖传给你们啊！」劳元一则在讲话前首先引进北京红卫兵的仪式：「请同学们翻开《毛主席语录》××页，让我们齐声诵读三遍……」新闻系的造反派学生宣读了传抄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³¹⁹毛泽东的这篇讨伐刘少奇的檄文，当时虽然没有正式逐级传达，但已经在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并很快流传全国。

集会快结束时，来复旦串联的上海戏剧学院红卫兵上台，控诉他们大学党委压制造反派不准串联的情形。主持大会的安文江当众念了一张条子：「强烈要求主席团作出革命决定，立即到上海戏剧学院进行革命大串联，把毛主席的大字报送到上戏去！」此时已是深夜11点20分。一千四百多人浩浩荡荡从复旦涌向戏剧学院，声援那里的造反派学生。第一辆车的车头前绑着精心裱制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全文，安文江领队。复旦学生在戏校与那里的保守派辩论，直到早上5点方回校。³²⁰这已经是复旦造反派红卫兵第三次去戏剧学院串联，前面两次分别在8月16日及8月18日，但那两次去的人数不多，影响不大。

这次8.25串联，轰动全市，不但催生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而且使处于少数派的上海高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个8.25串联，后来被造反派自称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大联合」。

复旦大学的红卫兵领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口才都极好，颇具演讲天才。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赵基会、谢葆晨，个个能说会道，演说的煽动力很强，能够迅速鼓动听众情绪。复旦造反派声名在一系列事件中壮大，而此时，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派，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倾向造反派，从10月底开始，局势开始转向，保守派成批倒戈，原本处于少数派的造反派学生，开始成为多数派。与此同时，造反派内部分裂也愈演愈烈。

复旦：上海三大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发源地

1966年10月3日，哲学系和政治系十几个战斗组贴出大字报：《对我校当前运动的几点看法》，既不同意罢官派说「校党委是保皇党」的观点，也不同意保守派说「党委是坚定马列主义党委」的观点，主张迅速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边批边斗，揭深揭透」。这个「揭」字当头的观点，与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揭」派观点正吻合。于是，经过多次协商，这些观点相同的造反派学生，决定联合成立校级红卫兵组织。组织起什么名字？有人提出中共在井冈山时期曾经有「革命委员会」的形式，于是决定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前面要不要加「造反」两个字？有人主张加，但也有人提出这两个字不利于争取多数，最后决定不加。此外，「复旦」两字放在前面还是后面？是「复旦大学红卫兵革命委员会」还是「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最后决定后者，突出红卫兵组织的特性。³²¹10月5日上午，「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简称复旦「红革会」)在学校大礼堂誓师，宣布成立。组成被称为「勤务组」的校级领导机构；除外文和哲学系每系二人外，其他每系一人。成立初期，有影响的主要负责人是劳元一、马立新、谢葆晨、孙月珠、施伯鑫、章庆荣等，后来又增添赵基会。³²²办公处设在数学楼后面的「红旗楼」。第一任召集人是马立新，后来在1967年「1.28炮打」期间的召集人是赵基会。

在筹备校红革会同时，劳元一、章庆荣、袁伟生等还到外校串联，成立全市性红革会。10月12日，在位于陕西南路的上海体育馆，召开「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市「红革会」)成立大会。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萧松主持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中共中央华东局文革小组代表杨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张文豹、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周炳坤等，应邀出席了大会；杨恺还在大会上讲了话。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也应邀派代表出席大会。应邀出席大会的还有著名先进人物、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工人工程师蔡祖泉。³²³

红革会冲破上海只有一个上红大专总部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格局，更打破上红大专总部对市委的依附格局。虽然成立那天，上海市委派负责人前往祝贺，但市委心里肯定明白，这个红卫兵组织与自己是对立的。红革会是上海最早的全市性造反组织之一，一度成为参加人数最多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成员除了复旦大学之外，还有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机械学院，这四个大学被称为红革会的「四大解放区」。此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后来也吸收一些中学生参加。人员号称五万，也有说十几万。

红革会常委会由各成员大学推派代表选举产生。共九个常委：复旦大学外语系学生劳元一和哲学系学生马立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李功佐³²⁴和政史系学生缪财生，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郑骏，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关应超，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戴定宪，上海科技大学学生陶正范，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顾正儒。³²⁵负责人最初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萧松。萧是高干子弟，不久因中央提出高干子弟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萧辞去「勤务员」之职，马立新担任了市红革会负责人。³²⁶总部办公处设在复兴中路1367号。总部下设宣传部、作战参谋部(也称「二处」)、对外联络部、驻京联络站、工农学联络站、中学部，等等。³²⁷「二处」负责人劳元一，成员以复旦大学红卫兵为主，还有师院、交大、科大、一医、政法等大学的红卫兵，例如李功佐、贺学军等；主要工作：对外联络、收集动态，编写简报。

红革会机关刊物是《红卫战报》，创办于10月17日，最高发行量80万份。³²⁸这是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在外地都很有影响。在上海造反派小报中，《红卫战报》创刊最早：1966年10月17日创刊。引发事端最多：从1966年11月底的解放日报事件，到1968年的影印版《红卫战报》刊登《一切为了九大》遭批判。办报时间最长：从1966年10月一直办到1969年4月。不过其间几易其主：报纸第一期由红革会单独办，第二期以后，由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简称「红上司」)联合办报；1967年1月28日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后，自1967年2月以后改由红上司单独办。1967年5月被市革会作为中学红代会(筹)机关报；1969年4月25日与大学红代会的机关报《上海红卫兵》合刊为《上海红卫战报》，成为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共同的机关报。

红革会成立后，复旦另两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相继成立。据其中一个组织负责人安文江后来的回忆：

我们原想成立统一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且甘心让出校级组织的领导权。但是，以党团员为核心的红革会筹备组负责人很讲究「阶级路线」和「队伍的纯洁性」。我们和周谷声等对校党委持全面否定态度，被他们称之为「罢官派」，他们害怕激进会丧失群众，会背水一战。于是以「谭××(即谭启泰，笔者注，下同)出身黑帮」、「安××(即安文江，笔者注)父亲有历史问题」、「邱××(即邱励欧—笔者注))出身反动权威」为由把我们拒之门外。³²⁹

红革会核心人物，大多是造反的学生干部或党团员，出身也「硬」，另两派红卫兵对校党委评价的激进观点，是他们犹豫而不肯吸收对方的重要原因。

1966年10月18日，哲学系学生胡守庸等贴出《造反公告》，宣布成立「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最初是「孙悟空」的胡守钧³³⁰等，后来又增添物理二系三年级学生周谷声、物理系五年级学生邱励欧³³¹等。东方红公社是复旦校园内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不久，即串联筹备成立全市性组织。1966年11月3日，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二食堂召开「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成立大会，这个名字取自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负责人是复旦红卫兵周谷声。比起红革会，炮司人数要少得多。

炮司的主要组织成员在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以及上海的一些中学如市东、复兴、上海、继光、复旦附中等。而炮司的骨干，则主要是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不过，东方红公社在复旦校园内不称炮司；而且复旦东方红公社的中坚组织「孙悟空」，主要成员胡守钧更是没有参加过市里炮司的活动。尽管如此，外界还是将复旦的东方红公社及「孙悟空」，看作是炮司成员组织。日后在上海执掌大权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评论炮司：「人数不多，能量却大」。

炮司的刊物，有1967年初创办的《工学运动》，由常委欧阳靖主编；以及小报《炮联快报》，由邱励欧负责。炮司对上海文革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与北京红卫兵一起推动「工总司」的成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以后成为「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典范，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支持。炮司的周谷声³³²，不但参加工总司筹备会议，而且协助工总司参在紧接着发生的安亭事件中，参与了与张春桥的全部谈判，包括安亭谈判和文化广场谈判。

10月21日，复旦又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造反司令部」，贴出《宣言》，正式宣告成立，负责人是安文江。据安文江后来回忆说，他们曾经想和红革会联合成立红卫兵组织，可红革会嫌他们观点太激进，有人还嫌他们出身不好。安文江要求加入红革会，校红革会也曾有将他列进「勤务组」的打算，因为安文江在同学中有号召力。但是安文江所在的中文系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说他父亲有政历问题，这个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被认为是校党委抛出的。有人甚至提出，你们校红革会如果吸收安文江并且将他列进勤务组，我们就退出红革会。复旦红革会成立那天，安文江也去大礼堂参加大会，但是被一帮人强行赶出会场。³³³于是，安文江等自己另外成立造反组织。骨干成员是以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潘啸龙、谭启泰为主的「杀阎王」;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安文江为负责人的「过河卒」;此外还有物理系「新愚公」以及「反复辟」、「换新天」、「烈焰」、「红旗」等小组。「孙悟空」，最初也是「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后来独立出去了。

「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造反司令部」不久加入了1966年11月22日在文化广场成立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当时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三司兴起，这个名字显然是学他们的。市红三司总部负责人是复日大学的安文江、谭启泰，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赵全国等。复旦大学校内的红三司负责人是复旦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潘啸龙。红三司的机关报是《革命造反报》，由谭启泰等负责编辑。不过，红三司成立不到一个月即分裂。同年12月20日，红三司内部在筹备「华东六省一市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等事情上发生矛盾。当时来沪串联的聂元梓召集上海的造反派开会，建议召开几十万人大会，要中央撤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曹荻秋职。谭启泰等认为聂元梓把自己当救世主，于是写大字报号召「走自己的路」，在造反派内引起辩论，一些人认为谭启泰干扰斗争大方向。12月底，红三司分裂成两个组织。复旦大学安文江、谭启泰等仍属于红三司。另一派赵全国等则成立了「红上司」。

红三司的成员组织主要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海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职业外语学校等，号称人数十万。其中大学红卫兵20%左右，其他都是中学、中等专科学校和技术学校的红卫兵。红三司没有如炮司那样参加工总司筹备。1966年11月6日，正在筹备中的工总司潘国平去复旦找到安文江，希望他们利用影响声援工总司，但安文江对工总司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也不喜欢潘国平「言谈举止透出股油头粉脸的流气」，成立大会那天没去。³³⁴红三司也没有参加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换句话说，上海文革初期的「三大事件」，红三司都没有参与。红三司和炮司关系较好，和红革会不相往来。

红革会、炮司和红三司，将要在上海掀起大风波，在1966年11月至12月底的上海文革中，它们都将是最重要角色。这三个组织，红革会成员最多；红三司的负责人能说会道，他们大都来自中文系和新闻系；炮司人少能量却大。因此被称为「红革会的人，红三司的嘴，炮司的腿」的形容。³³⁵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崛起，带动上海其他造反势力崛起。日后成为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班子的「上海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关联络站」)，最初的造反，红革会起了相当大作用；日后成为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典型工总司的成立，炮司起了非常大作用。而在上海1967年的一月夺权中，红三司夺市公安局的权，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到1967年，这三个组织却都因为炮打张春桥而声势大减。不过红三司仍成为不久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而红革会和炮司，则被取消参加公社发起单位资格。

红卫兵造反组织在全市兴起

从红三司分出去的赵全国³³⁶，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生于1940年，家庭出生革命干部，不过从小和在农村的母亲生活。上大学前在部队当兵，在团里做文艺表演方面的工作；曾经得过奖。1965年，所在部队将他作为调干生送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当时赵全国正忙于团里的表演，团政委就让通讯员代赵全国去戏剧学院报名。到那儿才知道，年龄限在24岁，而赵全国那时已经26岁。通讯员就将赵的岁数报小了两岁。所以赵全国比一般19岁左右进大学的学生，年龄要长上好几岁。赵全国通过了考试，成为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和其他大学一样，戏剧学院的「学术权威」以及有「政历问题」的教师员工，首当其冲地被抛出作为批判对象。赵全国却在6月22日贴出学校里第一张针对学院当委的大字报，立即遭到围攻。赵全国与校内观点相同的学生互相串联，一幢名为「灰楼」的灰色办公楼是他们的聚集处。「灰楼」在崇尚红色的革命年代不太好听，造反派学生们给这幢楼起名为「革命楼」，后来，又以「革命楼」为名，成立戏剧学院的造反组织，负责人是舞台美术系的学生侯邦琪³³⁷。赵全国最初也是革命楼成员之一，后来因为观点不一，³³⁸赵全国就又成立了「井冈山」，后来又和其他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成立了红三司。不久，因与安文江的矛盾，赵全国从红三司分了出去，于1966年12月20日另外成立「上三司」，全称还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过在后面加括号：(上三司)。不久，为与红三司区别，在名称前加上「大专院校」：「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还是赵全国。这个从红三司分出去的上三司，虽然名为「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但成员除上海戏剧学院外，以中学生为多，占80%。所作最有影响的行动，是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两次夺权。上三司因此被砸，负责人赵全国被抓。

交大反到底和同济东方红也是上海比较有名气的红卫兵造反组织。1966年8月24日，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严步东为核心，成立「反到底战斗队」，1966年10月18日，严步东³³⁹、余小兵³⁴⁰等人成立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反到底兵团」(简称「交大反到底」)。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成立于1966年10月15日，最初只是各系「公社」的松散组织，有事各系公社派代表开会决定，总部只设一个总负责人和几个核心成员。第一任负责人卞某，第二任负责人王德龙。1966年11月，王因与总部意见不和，离开总部。以后陈敢峰³⁴¹成为第三任负责人。同济东方红参加了上海文革前期的所有活动。在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中，交大反到底和同济东方红都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

其他比较有影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还有：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负责人舞台美术系学生侯邦琪。革命楼后来又分裂，以陆振球为首另成立了「狂妄大队」。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和「井冈山总部」在全市也比较有影响。前者负责人中文系李功佐，后者负责人赫明坚。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新上音红卫兵战斗团」;上海外国语学院红革会和红三司；华东化工学院「红旗」和「新化工」;上海水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战斗兵团」(简称二军大「红旗」)和「红色造反纵队」(简称二军大「红纵」)，等等。

上海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主要以红革会、红三司为主；炮司人数虽少，能量却大。红革会、炮司和红三司，在1967年初发起炮打张春桥，许多负责人后来大都挨整，或不被信任，只有同济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青云直上，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还当上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上海红卫兵中仅存的少数硕果之一，也是九届中央委员中唯一的红卫兵代表。从福建农村出来的陈敢峰比较「听话」，同济东方红因此被称作「投机东方红」，陈敢峰被叫为「陈看风」。不过，到文革后期，陈敢峰因为与上海驻沪空军政委王维国过从甚密，王维国又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陈敢峰因此受到牵连，被关押审查。

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

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影响虽然大，但不是最早成立的造反组织。上海第一个不受上海市委控制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是中学生的。上海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上红总部成立后，加入它有三个条件：1.承认上海市委基本正确，2.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开展运动，3.要文斗不要武斗。³⁴²一些学校红卫兵对第一条尤其不满，认为市委是否正确还要在运动中看。有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最初也想加入上红总部，但希望取消这一条。他们派代表与上红总部谈判，但上红总部坚持认为上海市委正确，谈判没有成功。³⁴³于是，格致中学、上海第五十一中学、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黎明中学等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便串联另外成立组织。1966年9月29日在卢湾体育馆召开「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成立大会。红西南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也是上海红卫兵中第一个造反组织，成员组织主要在上海西南地区的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以及上海县。主要领导成员是上海中学高中学生李晓明、上海第五十一中学高中学生童志芳、上海第六十四中学高中学生叶定海等。自红西南成立以后，各类红卫兵造反组织纷纷成立。

红西南成立后不久，1966年10月13日，又一个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成立。因为有红西南成立在前，这个红卫兵便取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顾名思义，成员以上海东北地区中学红卫兵组织为主。负责人是复旦附中高中学生夏宁等。此外，「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简称「红上司」)，成立于1966年10月11日，主要成员为中学红卫兵，机关刊物是与红革会联合办的《红卫战报》，负责人是交大附中邵企敏。另一个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红反会」)，成立于1966年10月6日，负责人前期主要是上海轻工业学校学生高健武，后来是市一女中高二学生宋爱武(女)、吴淞中学高中学生蒋彪等。宋爱武后来是上海市革委会委员，是市革委会中唯一的原中学生红卫兵。还有一个全市性中等学校的造反组织「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红中技」)，负责人是一所技校的学生顾瑞康。这几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后来都成为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

据文革后上海地方志记载，文革期间上海全市各类红卫兵组织最多时达5430个。³⁴⁴

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

上海的造反派红卫兵们真正在上海掀起风浪，是在1966年10月下旬以后。而在此之前，从8月下旬开始，市委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安排学生分期分批赴北京串联。不过这种官方安排和选派串联人员的方式，很快就被打破。大批学生自行结伴，不买车票强行乘车外出串联。上海所有高校和中学的学生几乎倾巢而出。留在学校的都是「出身不好」没资格串联者。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时，正是上海红卫兵大批外出串联之际。所以，在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冲击行动中，很少看到上海学生对他们的声援或他们与上海学生的联合行动。当然，另一方面原因，也是由于当时上海保守派势力的强大。从10月开始，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回校。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这些经历了大串联的学生，尤其是去过北京的学生，无一不被北京的文革气氛感染。不要说原来持造反观点的学生，就连那些原来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学生，去北京后也大都转变了观点。

10月5日，中央军委的一个文件在全国激起波澜。这份《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个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党委对军队院校的运动领导。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颁发没有多久，复旦大学校团委有人揭发出一份《学生团干部思想动态》。这份由党委指使整理的材料，将团干部按左、中、右，分为五类：

一、左派

在运动中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最高指示办事，坚决轨行党的方针政策、立场坚定，态度分明，大是大非问题分得清，能大胆揭发问题，工作积极主动，能够带动周围同学一起投入运动。这一类干部占大多数，在一百五十七名正副书记和支部书记中有一百零三名是属于这一类，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五。……

二、中间

这一类干部能听党的话，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看得尚清楚，对党的政策一般能领会，但态度不够坚决，工作有点畏难情绪，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发表意见，也不善于团结群众，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因而在支部中所起的作用不大的。……

三、胡涂

对文化大革命认识较差，觉悟较低，有许多胡涂观点，属于这一类干部的有十二人，占百分之七。……

四、动摇

不大听党组织的话，在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情绪变化较大，对党组织有一些怀疑，属于这一类干部有八人，占百分之五。……

五、活跃分子

这类人是站在与党相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有的还在群众中煽动，影响很坏，这类干部五人，占百分之三。³⁴⁵……

这份名单引起学生们的愤怒，认为这是明显准备秋后算账。造反派学生一再要求党委交出「黑名单」。但是他们下通令、谈判，都没有达到要求，党委始终不肯交出排队名单。党委认为自己没有整学生材料，进行排队是任何运动都要做的常规工作。但学生们认为排队就是「整黑材料」。学生对于党委派人抄写他们所贴的大字报也心有「预」悸，认为党委抄这些大字报是为了日后打击报复时有据可查。党委解释说这只是为了保留运动的资料，学生们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说这些大字报抄件也是「黑材料」。

10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陈丕显在北京制定的《市委关于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是比照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的那个紧急指示的。上海市委19日的通知，也宣布停止上海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党委(总支、支部)对文革的领导。³⁴⁶这个通知，被造反派学生认为是党中央对他们造反行动的支持及市委的溃退。10月20日，复旦造反派学生即查封了校团委办公室；10月29日，两名学生贴出绝食声明，并于第二天开始绝食。复旦的红三司、红革会和东方红公社，都积极参与，或静坐，或声援，或在现场与前来劝说的保守派们辩论。11月2日，由于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预，市委同意派出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与复旦造反派达成协议。³⁴⁷但是随后，复旦党委还是没有交出造反派所认为的黑材料。一般来说，被认为是「黑材料」的，不但包括排队分类，而且还包括「积极分子」打的小报告。如若披露，将引起群众之间的猜忌和矛盾，有可能引出更大冲突。这是运动初期，许多学校以及工厂的党委或工作队，不肯交出黑材料的重要原因。

11月4日，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赵全国等强行冲进学校党委档案室抢黑材料，³⁴⁸这是有记载的文革中上海第一起「抢黑材料」事件。接着，11月8日清晨6点，复旦红卫兵也采取行动。红三司和东方红公社率先冲击复旦大学的校档案室；红革会闻讯后，立即召集人员封锁档案室外围的现场，以示声援。前来支持的还有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等红革会的红卫兵。红三司的安文江和潘啸龙带领，从屋顶凿洞进入校档案室，抢出学生排队名单，交由党员学生查看。即使是造反派学生，对党员优于其他人的权利也是接受的，认为只有党员才有资格接触档案。抢黑材料行动轰动全校。³⁴⁹紧接着的11月9日和10日，复旦红革会又两次集合人员去上海机械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帮助抢黑材料；³⁵⁰与此同时，上海的其他大学，也接连发生抢黑材料事件。10月26日，交大学生要求校党委交出黑材料而绝食；11月5日，在交大反到底申志明等的带领下，交大学生冲击他们认为藏有黑材料的校党委政治部和组织部。³⁵¹11月5日和7日，上海师范学院接连发生学校红革会冲击体育系、政史系和中文系党总支的抢黑材料事件；11月7日，师院红革会去市委档案室抢了师院运动的数据。³⁵²这一时期上海发生抢档案的大学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等。对抢黑材料行动，市红革会的机关报《红卫战报》，11月11日特地在第5期第一版配发社论：《抢得对！抢得好！》之后，不但学校，许多工厂也都发生抢黑材料事件。

这一时期各大学造反派红卫兵所抢的黑材料，主要都是对学生的政治排队材料。这样的排队究竟是市委布置的，还是学校当委对政治运动的习惯性行动？据文革后有一所大学所编校史记载：1966年8月中旬「曹荻秋布置，各校在学生中排左、中右、名单」。³⁵³这是当时最令人痛恨也最令人生畏的个人档案制度。党委或工作队列出他们所认为可以依靠的「运动积极分子」，或是运动打击对象，或是必须密切注意甚至监视的「活跃分子」。这样的资料或排队，以后大都被塞进对象的个人文件案，在当事人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左右其一生的命运。文革初期各学校、各工厂屡屡发生的抢黑材料，都与干部们背地对群众进行这样的政治名份分类有关。

校园内的反校党委行动，很快发展为校园外的对上海市委的批判。在复旦大学针对着杨西光。杨西光从1954年起便担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1959年后兼市委教育卫生部长，1965年被任命为市委候补书记。由于长期任复旦领导，加上身兼市委教卫部长，以后又任市委候补书记，所以复旦的红卫兵将他看作市委在复旦的代理人，从1966年10月开始，红三司和红革会连续发起「打杨战役」批判杨西光。而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们将批判矛头对着市委教卫部部长，华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在同济大学，批判矛头对着工作组长、市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陈琳瑚。红卫兵们以批判这些在大学任职的市委干部，作为批判市委的突破口。

10月22日，由市红革会主办，红三司、红上司、红西南等参加，近万红卫兵在文化广场首次隆重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这个大会只是个表态性的大会，还没有明确公开地将市委作为批判对象，所有发言都只是针对「资反路线」，没有具体针对市委。但是很快，红卫兵门的批判矛头将明确指向市委。尤其安亭事件之后，「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成为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的共识。11月下旬，市红三司和市红革会先后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全市性大会。这两个大会，将要在上海掀起继安亭事件之后的又一起大的事件——《解放日报》事件。

结语

相比北京，上海各高校学生的造反成本不是很高。北京的工作队压制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而在上海；由于与北京的时间差，各高校党委根本不敢对学生进行压制。虽然贴大字报的学生也遭到围攻，而且这些围攻大多是党委默许、引导甚至暗地组织的；但像清华大学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对蒯大富那样的批判和关押，在上海的学校基本没有发生。³⁵⁴学生与各级党委的冲突，主要在于「黑材料」。党委以政治排队的方式，为秋后算账背书。这样的政治分类，日后有可能会对毕业分配起着重大影响。背上政治异己名份的学生，有可能会被惩罚性地分配去边远地区，或是比较差的工作，而且因不受信任一辈子升迁无望。政治名份，就将这样影响着今后的职业身份和户口身份。

如果说，文革最初对「牛鬼蛇神」的批判，还只是学生们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表态性行动；那么「抢黑材料」则是学生们对关乎自己一辈子前程和自身利益的务实行动。这是以文革话语，反抗十七年越来越严密的对人的无所不在的监控和威慑，反对少数握有大权的干部决定大多数人的政治身份乃至终身命运。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份。

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殴打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文革前的四清已有端倪，文革初期又被用来对付各级党委划定的对立面；而且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共产党的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而且质疑共产党划分政治名份的操作规程和权力。这个挑战共产党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制度的行动，是之前所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自六十年代后越来越严格的阶级路线，以及对学生越来越政治化的要求，对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造成了压抑感，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不被信任。他们文革初期被排斥在运动外，没有对政治的参与权。换句话说，他们被隔离在主流政治之外。批判资反路线，使他们获得革命和造反的权利。他们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各种讲话为资源，积极投入文革运动，为自己积累和提高政治名份。

从8月至10月，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的活动，主要还是进行串联，壮大组织力量，通过各种大会或行动，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一时期上海的运动，已经渐渐脱离市委导向，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导向逐渐一致。校园内的反校党委斗争，正在与校园外的反市委斗争合流。

第六章：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

工厂文革从上海开始

上海校园中红卫兵造反派兴起的同时，上海工厂中的工人造反派也正在兴起。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上海工厂里的工人造反派连「派」也称不上，他们只是工厂里反对工作组或党委的活跃分子。他们大多数连「战斗小组」之类的组织都未成立，活动还只限于自己所在的工厂。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去过市委门前，但那时他们还只是看热闹的围观者；若帮着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民辩论，也只是单枪匹马。在那一时期的传单中，可以看到一些上海学生造反派组织署名的传单，很少看到以工人造反组织署名的传单或大字报。

上海工厂的文革运动是从1966年7月以后开始的，这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的。他们在6月30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上海已经开展四清的工厂试点，以文革为中心开展运动：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7月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³⁵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是立即颁发336号文件，要求全国的工厂企业结合原来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但是，上海与全国不同，上海是将四清运动转为文革运动，刘少奇想以上海为试点，再酌情推广。

7月中旬，原来被派往上海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员全部被调回市区，与另外调集的干部组成文化革命工作队。7月15日，上海市委在上海展览馆和文化广场，召开全市进驻工厂的一千五百名文化革命工作队员会议，曹荻秋讲话。从曹荻秋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正在全面展开的文革有着某种预感和担忧。他在惯常的形势分析和工作布置之后，特别提出坚决不整群众，说：「这方面要特别小心，否则要犯原则性的错误，因为不是反革命，你反击变成压制革命；若是反革命，你不管也不好，所以要慎重。」³⁵⁶

但是，大多数工作队负责人没有注意到曹荻秋的这些话。与文革中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队一样，工作队实行的仍是老套路，不能心平气和地听听下面的意见，哪怕是与事实不符的意见。工作队仍然坚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他们没有想到，这次毛泽东要破除的，恰恰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十七年运动模式。尽管半个月之后，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一再强调，不要对贴领导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但工作队和各级党组织很难摆脱十七年的惯性思维。因为十七年经验告诉他们，不积极组织反击，他们自己或许将会陷入「右倾」或「包庇」的危境。所以他们整人，也是对自己的保护。上海市委社教办公室后来在8月和10月专门整理了调查材料。这些材料表明，8月调查了「压制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事件93起，其中被处分者190人；10月共搜集了310起「压制民主、打击革命群众」的事例，其中工作队制造的有49起，基层干部制造的262起；发生在《十六条》公布前的272起，《十六条》公布后39起。³⁵⁷这种压制，激化了早已潜伏的干群矛盾，也触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性的爆发。

工厂基层干部王洪文

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无疑首推王洪文。³⁵⁸王洪文是全国第一个被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的跨行业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1966年王洪文正值而立之年，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最大的三家纺织厂之一，当时有八千多名职工。工厂前身是日本人经营的裕丰纱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十七棉纺织厂。1949年后改名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简称「国棉十七厂」)，七十年代又改名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简称「上棉十七厂」)。工厂地处上海东北角杨树浦，也称杨浦工业区，是这个工业区引人瞩目的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王洪文1934年出生于东北吉林长春的一个贫农家庭。他曾经对人回忆过自己小时候家里的穷日子：「可苦啦！两三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其实不是病，那是饿的呀！父亲以为我死啦，就把我丢到了荒郊野外，后来摸摸好像还有点热气，又抱了回来。」³⁵⁹他1950年入伍，1951年随所在的27军80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在部队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师部通信科当通信员，班长级。履历表上显示他在志愿军军乐队吹过小号。徐景贤曾问过王洪文，王洪文说是吹黑管。³⁶⁰而王洪文妻子崔根娣的回忆，说王洪文还会拉手风琴，吹口琴。手风琴虽然拉得不专业，但能拉出个调调。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王洪文随部队调往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同年9月，他以副排级预备役少尉从部队复员，分配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王洪文从一个东北农村的青年，参军，复员，成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大厂工人，完成他身份转换的重要几步。

小时候王洪文家里条件差，只念过三个月私塾，不识几个字。他后来对人回忆说：参军后部队组织学文化，起初他不愿学，有空喜欢上山去打猎。在朝鲜时，有一次家里来了一封信，他请人给他念。旁边的人说：他不肯学文化，不要帮他读。「这句话很刺激我，这样我就开始发奋学习，我托人从国内带来一本词典，就是这样学习了文化。」³⁶¹进国棉十七厂之后，他又坚持读夜校，读到初中。在夜校，他认识了同班的女工崔根娣，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据崔根娣以后回忆说，王洪文的语文特别好，以后又比她多读了几年夜校。³⁶²进厂后，王洪文最初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不久调到二纺车间，成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保全工，后来又担任二纺车间的治保主任。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调到厂保卫科做民兵工作；7月，他被正式调往厂保卫科任保卫员，人事关系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成为工厂的科室人员。³⁶³编制从工人转为干部，身份从工人转为管理人员。转为干部编制，是对他的提拔，也显示他受到信任。王洪文实现了又一次身份转换。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资是64元。³⁶⁴

六十年代初期，因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衰退，上海组织十万人围垦长江口的崇明岛，国棉十七厂也抽调干部赴崇明。王洪文1960年9月被动员去崇明参加围垦两年，期间因为患开尾炎，曾回上海动手术十多天。1962年12月回到厂保卫科。

文革后，对王洪文文革前的经历，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是正面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回忆：说王洪文很喜欢看书读报，而且口袋里老装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空就读。这是当时毛泽东推荐给干部们看的书，工人中绝少有人阅读这类理论书籍，可见王洪文文革前就对政治比较感兴趣，也肯学习。王洪文的人缘也比较好，1958年二纺车间长日班党支部改选，他得票较多。王洪文的同事唐文兰更回忆说：「王洪文这个人过去表现不错的，不能因为他是四人帮就把他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这不符合事实。他以后的表现是以后的事。王洪文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不错。」³⁶⁵

另一种评价则比较负面：说他在朝鲜当通信员时「贪生怕死，不愿在前线，一直闹情绪，吵着要求调后方军乐队。」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时，「闹着要复员」。说他1956年刚进厂时，「吵着要补助，还煽动四五个复员军人一起闹补助」。说他进工厂当揩车工时「吵着要当技术工，当上技术工后，又对师传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而想吃政治饭。」说他那次「因改选得票最多，便想当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到厂保卫科，又想当科长。」说他在1960年国民经济衰退时期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我们工人应该在厂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围垦。」说他因阑尾炎从崇明回上海动手术是「装病」，说他讲过：「天灾？我看是人祸！」而且当「党组织号召党员分挑困难，节约粮食定量，他却说：他妈的，叫老子饿着肚子干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说他收听「敌台」的短波，被人发现，自辩说「我听听台湾在讲什么」。³⁶⁶说1958年那次党支部改选，他满以为自己得票多可以当上脱产的专职党支部书记，但上级决定由原来的支书连任，他只当上不脱产的宣传委员。「王洪文很恼火，经常拒不参加支委会，并事事与支书对立。」³⁶⁷等等。

后一种评价都是文革结束后对王洪文的揭发和批判，有着明显的时代话语特征。但剥去话语的政治外壳，还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脉络：虽然是党员、政工干部，但又不像当时一般党员和政工干部那样「听话」，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知道争取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人生设计或目标；他关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种信息，不但阅读公开发行的报刊，而且收听不被允许的海外信息；他敢说话，也比别人敢出头。但是，王洪文毕竟是共产党员，长期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负面评价，即使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话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骚话。

不过，许多当年同事对王洪文有个共同感觉：想当官。当时和王洪文一个保卫科的同事马骥，文革初期是与王洪文造反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他认为王洪文平时为人不错，随和，讲义气，喜欢出头为别人说公道话，在工人中有威信，³⁶⁸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后对王洪文的评价，则说他「爱管闲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说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帮人调解纠纷、有公共意识。她说：

王洪文为人热心，爱管闲事。里弄里有位80多岁的老人，与子女吵架想不开喝盐卤自杀，王洪文将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为这类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来，他越发起劲了，真是没日没夜了，好像厂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来就闹起了「安亭事件」，吓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劝过，可他那个牛脾气，哪里肯听啊，还骂我死落后。³⁶⁹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1966年6月12日这天，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不久，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剥开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起草并领头签名，后面还有六人签名，其中五人都是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七个人，我们也来个七人」，这七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³⁷⁰

国棉十七厂党委当时没有正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当时厂党委规定「贴大字报要经过组织审阅」，这是厂里第一张未经审阅并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³⁷¹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审时，交待他写这张大字报的原因：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³⁷²

王洪文说的书记就是张鹤鸣。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对上海社会环境和工厂的人事关系以及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他处理事情也比较实际，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生硬和革命。在对管理人员的使用上，他启用和信任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即共产党执政前的工厂科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业务人员。总之，张鹤鸣的阶级斗争之弦不那么紧绷。这是王洪文大字报上所说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的由来。当年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之一唐文兰，三十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写大字报的原因：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八个人，这八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启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³⁷³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作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作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³⁷⁴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鹤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王洪文比较熟悉，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十七厂的上级管理公司——上海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³⁷⁵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这种阶级斗争过敏症，是文革初期点燃群众造反情绪的重要原因。国棉十七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

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³⁷⁶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十七厂。

市委为什么要撤走第一个工作队？应该是和刘少奇6月30日对毛泽东的那个建议有关，当时上海其他工厂也有召回之前派驻的四清工作队，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队的情况。市委统一组织了一批文化革命工作队，但组织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队，总要先集训几天，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厂农村。这批工作队却连集训和学习都没有来得及，人员一配齐，马上就下工厂，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是其中之一。

工作队的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³⁷⁷另外几个副队长的职务也不低，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八千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工「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³⁷⁸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十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³⁷⁹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鸣，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鸣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³⁸⁰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³⁸¹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任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³⁸²

工作队进厂后，从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逐步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动向。但王洪文此时没有公开反对工作队，所以工作队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响，不受干扰，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实最后说话。」³⁸³工作队进驻后，另一派继续贴张元启大字报，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工作队指使。他反对批判张元启，认为他「虽有缺点，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³⁸⁴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民兵连长的王洪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这是基干民兵的年龄，上限是30岁。王洪文当时32岁，被出线。³⁸⁵

8月19日，国棉十七厂按《十六条》要求，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提名王洪文为候选人，但王洪文所在的厂部科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厂部科室不但包括厂保卫科，也包括其他生产、技术、工资、人事和党政等部门；厂部科室一派支持王洪文，一派坚决反对王洪文，结果厂部科室的文革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而要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必须是自己所在部门的文革委员会代表，王洪文于是没有当上厂文革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工作队干扰的结果；工作队则认为这是群众选举的结果。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国棉十七厂工作队也接到电话，让紧急抽调几百名工人赶往市委大楼，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保卫市委大楼。工作队的秘书组副组长找担任民兵连长的王洪文谈话，让他带领民兵去市委门前。工作队此举显示，当时他们并没有将王洪文看作异己。³⁸⁶王洪文带着工人到旧市委门口后，「发现却是围攻红卫兵，马上叫大家撤走」。³⁸⁷

10月7日，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示刚由《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王洪文与唐文兰等六个厂部科室人员便贴出大字报《就目前形势谈看法》，公开打出了反对工作队的旗帜，对全厂震动很大。³⁸⁸不过，工作队没有正面组织对王洪文的反击：

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³⁸⁹

但是，王洪文他们还是感到了来自工作队的压力。工作队通过厂文革委员会组织了四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十七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月10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十七厂职校学生廖祖康³⁹⁰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³⁹¹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聚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厂档案室工作人员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成员共三十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³⁹²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状，他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国棉十七厂大道旁贴出了他们15人署名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顽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有力的靠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为此，我们暂时分别几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³⁹³

去北京的火车票钱是大家共同凑的。1966年的10月，还很少有工人敢于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赴京告状显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气。王洪文回来后，被国棉三十厂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请去介绍北京形势；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派黄金海也专程去十七厂请王洪文介绍北京情况。王秀珍和黄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来受审判时，对他此次北京之行这样回忆：

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3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历害了。……

我对人说，在北京，工作组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组的天下。³⁹⁴

在王洪文们赴京期间，厂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许多「誓死」队员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厂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卫科干事马骥为首，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五千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³⁹⁵国棉十七厂工人已明显分裂成两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厂第二天正是厂休日，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们发现厂里到处贴着大标语，尤其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着针对工作组的对联，每个字都有乒乓桌的桌面那样大：「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挥永忠查封工作队办公室工作队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11月4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永忠向工作队发起了全面进攻。³⁹⁶

王洪文与工作队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是文革对象，究竟如何开展文革。王洪文依据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系列社论，尤其是《十六条》。《十六条》公布时，王洪文在厂部食堂高兴地说：「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们厂的形势。」³⁹⁷在整个造反过程中，王洪文始终努力学习和领会报纸刊登的社论，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³⁹⁸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十七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就和报刊的社论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³⁹⁹

国棉十七厂虽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厂里局势一直没有大乱，应该说与王洪文不无关系，也与这个厂造反派中共产党员较多不无关系。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六名共产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这么多党员这么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厂绝无仅有。国棉十七厂保卫科文革中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⁴⁰⁰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历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⁴⁰¹

后来造反当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对王洪文的评价，认为他虽然造反，但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他身上还是体现：

王洪文长期以来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思想上「听毛主席和党的话」的观念较深，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压制、给领导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想方设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汇报，寻求党的高层领导的支持。上海夺权前夕，他都赶往北京，面见张春桥、姚文元等，目的也是争取中央能够承认自己的行动。⁴⁰²

王洪文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造反，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积极投入运动是必然的，也是党一贯的要求和教导。与王洪文对立的保守派，四十年以后说起王洪文，说他「到底是共产党员，比其他的造反派讲策略。」⁴⁰³「讲策略」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还有「讲道理」之意。王洪文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个完全藐视权威和规则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样肆无忌惮，总体上都在当时许可的规则内。这是许多共产党员造反派的共同特点，也是以后文革在社会秩序撤消阶段时，许多造反派纷纷被整肃，而王洪文仍被接纳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队没有公开组织围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态，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级的不表态支持，实际就是反对；正如下级的沉默，也被上级看作是反对态度。所以王洪文感觉到压力。实际上，对于王洪文的行动，工作队始终密切注视并上报市委社教办公室，前后共写了一万五千多字材料，还写过一份题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简报，报市委社教办公室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纺织局工作团。⁴⁰⁴

劳动模范王秀珍

王秀珍，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⁴⁰⁵王秀珍是东北人，出生于辽宁省一个多子女的城市贫民家庭，六个姐妹中大姐饿死，二妹也早死，她是老三，很小就背着妹妹拣煤渣，11岁后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1950年3月，16岁的她进了辽阳纺织厂。因为工作积极肯干，进厂两年加入青年团，1953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接着，又被评为厂里、市里、省里，乃至东北地区的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这时她才20岁。以后，她又被提为沈阳市人民代表、辽阳省(当时的建制，今辽宁省的一部分)人民代表，还是省级最高立法会议成员。1956年，王秀珍作为调干生被保送进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学制四年。而进校前，她在业余学校里只补习到高小水平。

1960年王秀珍毕业，被分配进上海纺织设计院，干部编制，月工资79元2角。⁴⁰⁶1961年，她怀孕了。王秀珍和丈夫老曹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以他们当时的住宅条件，老人们临时到上海入住连睡觉地方都没有；而设计院没有托儿所，所以王秀珍生了孩子后，孩子的照看将成问题。此时正遇设计院精简，王秀珍便要求下厂，因为大厂一般都有托儿所。⁴⁰⁷就这样，她进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棉三十厂，一家几千人的大厂。王秀珍在厂里担任技术员兼织布车间工长以及厂长室技术秘书，仍是干部编制。1965年七八月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需要「政治上可靠且又懂技术」的人员整理技术档案，为纺织系统工厂迁往「小三线」做准备工作，王秀珍被借调去。1966年5月左右，整理工作结束，王秀珍回厂。此时正值批判三家村。

与王洪文所工作的国棉十七厂一样，王秀珍所工作的国棉三十厂也是老厂大厂，前身是仁德纱厂，1958年公私合营后，原资产所有者仍参与生产管理。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让王秀珍对此看不惯：

为什么这些老吸血鬼还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作威作福？为什么党委对这些家伙开口称「先生」，闭口喊「厂长」，捧得老老高？为什么厂里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资本家，而部队来的转业干部受到打击甚至被排挤出厂？为什么工人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会遭到打击报复？这个厂到底是谁家的天下？这是什么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什么？为什么？⁴⁰⁸

王秀珍向厂党委：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旧党委对王秀珍的革命举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没有多久，就把她从档案室调到车间去当工长。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她了解的情况少了，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但是，王秀珍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⁴⁰⁹

文革初期的国棉三十厂也与其他单位一样，最初上千张大字报除了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外，差不多全都针对厂里原资方人员，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批判。这显然是工厂党委的部署，把这些本已是政治边缘人物的党外「死老虎」抛出作为文革运动对象。

1966年6月11日，厂里出现了一张与众不同的大字报，标题是《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质问党委为什么将厂里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大字报只是质问，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是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十一人签名，领头的第一个名字是王秀珍。王秀珍文革结束后曾说起写大字报的动机：

文革开始，我学了十六条，讲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我对党委有看法，认为他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与资本家勾勾搭搭，就与厂长办公室的党员同志一起写了大字报揭党委问题，「四清」工作队进厂后也支持我的大字报。⁴¹⁰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王秀珍的前瞻。8月，厂里按照《十六条》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王秀珍当选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主任。不久，工作队进厂。开始时，她与工作队合作得不错。但很快形势变化，王秀珍不赞成工作组的许多做法。她认为工作队长批资本家不批党委，是包庇党委，是路线问题。⁴¹¹在大多数人还在把资本家等作为文革对象时，王秀珍已经将批判锋芒指向党内，于是与工作队产生矛盾。工作队打算改选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撤换王秀珍。他们对王秀珍说：「你不要因为改选不上文革而闹。你是一个党员，你还听不听党的话，还要不要党籍？」⁴¹²王秀珍感到了压力。10月28日下午，王秀珍带了一包材料，从杨树浦赶往地处延安西路200号的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上访，反映驻厂工作队情况。在接待站，她遇到在纺织中专读书时的老同学王春晓。王春晓在国棉十七厂劳动工资科工作，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七个党员之一。王春晓向王秀珍介绍在场的同事王洪文。王洪文和王秀珍年龄相同，又都是东北大同乡。他俩一见如故，谈话非常投机。王洪文三天前刚从北京上访回来，

王洪文讲他们到北京告了十七厂工作队的状，中央文革很支持，要他们回来与工作队、市委资反路线斗争。王洪文还要我利用文革主任的合法身份和工作队斗。……

我胆子大了，回来就写了工作队一张大字报。⁴¹³

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到自己厂里去介绍形势。王洪文第二天下午便去了国棉三十厂，参加王秀珍组织的大型座谈会；作关于去北京上访的演讲。接着王秀珍又组织厂里的工人去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串联学习。不久，11月4日，王秀珍又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一对质货——工作队和厂党委》，再一次轰动全厂。当天，王秀珍他们还将工作组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游街，从工厂内的厂区一直游到工厂外的马路上。

王秀珍以后一直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但她也认为真正促使她坚持造反的因素是与王洪文的结识。以后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对国棉三十厂造反派的支持被写进《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大事记》，说王洪文在国棉三十厂斗争最困难时去支持造反派，「使得三十棉纺织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⁴¹⁴

王秀珍的经历在上海最初的工人造反派中绝无仅有：共产党员、省级劳动模范、专科学校的调干生、科室干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有这样经历者文革初期几乎全部都是老保，王秀珍却是例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就造反了。论受教育程度，在以后整个上海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中，王秀珍的学历也是最高的。但因为王秀珍是党员、积极分子，所以她造反后也像王洪文一样，有着党员「听话」的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在工总司体系中，她对王洪文最听从，不像其他造反派，有时会惹出点麻烦。她以后对于上海工人造反派以及工总司的稳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团支部书记金祖敏

金祖敏，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⁴¹⁵金祖敏文革前也是共产党员。他是浙江绍兴人，共产党执政初期，他就参加了土地改革，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才16岁便在中共绍兴县委工作，担任绍兴文教干部学校的政治辅导员；1953年至1954年到上海，在一个会计补习学校学习；以后进上海劳动局第一机械训练班学习，1956年进全民所有制的上海电机厂工作，当车床工人。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电机厂在闵行工业区的厂区扩建，发展成为万人大厂，文革前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市直属大厂之一。1960年金祖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大电机车间(第十车间)团支部书记，1965年四清时，被提拔为第十车间第二金工工段的工段长，不过仍是工人编制。当时上海电机厂的四清工作队长是市委分管工业政治部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他对金祖敏的印象非常好，对金祖敏以后的提拔起了很大作用。

金祖敏并不是厂里最早贴厂党委大字报者。他后来说自己当初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们车间有个搞宣传的，对厂里提意见，厂里就叫他留厂检查，我就贴了张大字报，说厂里和车间这样做不对。」⁴¹⁶8月23日，上海电机厂的上级主管局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的局长，带工作队进驻电机厂，工作队长作报告。金祖敏马上又写大字报，说报告中有的观点是错误的，轰动全厂。副厂长张惠民找金祖敏谈话说，「你这样下去要出问题，党培养你那么多年，你要好好考虑。」另一个局长也找金谈话。金干脆将这两次谈话内容都贴了出去。「我就这样造反了。」⁴¹⁷

但金祖敏毕竟是党员。他文革后回忆说，他看不惯厂里有些非党员造反派，认为这些人文革前不少是落后分子，文革中又搞打砸抢。因此他后来担任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组长时，当这样的人被上报为厂革会常委候选人，他不批准，将一些人降为委员，为此与厂里一些造反派闹得很不愉快。金祖敏认为自己即使在文革中，行事准则绝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规范，「因为我毕竟是共产党员」。⁴¹⁸

金祖敏工作过的上海电机厂，职工们对厂里当上厂级或车间级领导的部分造反派评价不佳；但是，对同是造反派的金祖敏，无论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干部，对他口碑大都不错；甚至文革结束时，厂里一片大字报，都是贴其他造反派们的，但很少贴位置更高、已经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筹)负责人的金祖敏。这或许能反映金祖敏的一个侧面。⁴¹⁹

党龄最长的耿金章

耿金章，上海工人造反派早期重要人物。⁴²⁰和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相比，同是共产党员的耿金章是另一种类型。耿金章是山东宁阳人，生于1926年6月，出身很苦，6岁丧父，7岁丧母，和舅舅生活，但舅舅三次将他卖了换钱。他10岁便给地主当长工，后来还要过饭。1946年他参加国民政府军队，1948年他所在的吴化文部队投向共产党，他也被编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复员到中泥造纸厂当工人。⁴²¹这个工厂专门生产包装水泥用的纸袋，1966年10月改名为国营上海纸浆厂。

比起大多数只有二三十岁的工人造反派，耿金章算年长者。在后来的工总司总部委员中，论党龄，耿金章最长；论年龄也最长，1966年已41岁。他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不识字；半文盲。按一般情况，这样的老党员，即使编制不是干部而是工人，在工厂最起码也是工段长或生产组长。但他长期只是普通工人，不像王洪文、王秀珍他们是工厂基层干部。除了业余的民兵连长外，耿金章一直没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直到1964年，总算被提拔为副工段长。他1952年在部队时就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党纪处分，1963年3月又因与邻居发生纠纷，殴打邻居，第二次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7年和他一个厂的另一派造反派工人散发关于他的传单，说他「粗暴成性，蛮横无理，稍不顺心，开口就是『他妈的』，闭口就是『去他妈的』，骂人不算，在厂里还经常与人打架。」⁴²²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厂工人说他不识字，头脑简单，作风野蛮，动不动就打人骂人，「文革前在厂里打人是经常的」。⁴²³据说他曾经因同事在黑板报上批评他而打对方耳光。在家里，经常与邻居吵架，甚至打人。有两次打坏了人家的家具，闹到长宁区法院。⁴²⁴

文革开始后，耿金章和十几个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向厂领导提意见。他们一起写了十条意见，内容主要关于领导的工作作风，6月15日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

当天下午，厂党支部书记召开支部大会对我和另一个写大字报的人进行了批评。我当即感到不满，我们又贴了大字报。支部于是组织一些人也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四类党员」，我就更火了。我利用自己是民兵连长的职务，发动民兵贴支部的大字报。⁴²⁵

7月，耿金章在厂里组织了战斗队，共三十多人，「主要针对厂党支部」。耿金章就这样造反了。

小青工潘国平

潘国平，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早期重要人物。⁴²⁶潘国平生长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2年初中毕业参军，后因膝盖受伤，1964年10月提前退伍，被分配进全民所有制的上海玻璃机械厂，当模具木工，因为年纪轻，大家叫他「小木匠」。潘国平兴趣广泛，喜欢画画、唱歌，还爱好评弹、话剧。在部队时他就得过美术创作二等奖，退伍回上海后曾经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的评弹演出。进厂不久，他就被借调到厂工会工作，虽然仍是工人编制，但发发戏票，出出黑板报，很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他感到这是厂党委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很感谢党委。他也以努力工作回报，每天提早上班打扫办公室。⁴²⁷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20岁，和大学的红卫兵差不多年龄，当工人才一年多。他后来回忆自己最初的造反经历时说，当初他其实应该算是保守派。因为他最初的造反行为是保自己所在工厂的党委干部。文革前夕工厂开展「四清」，他所在工厂的干部被一网打尽：厂党委书记被说成「贪大求洋」，一个厂长是「叛徒」，另一个厂长是「变节分子」;下面的车间或科室干部，不是「招降纳叛」，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实在找不出什么，就被说是「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潘国平觉得工作队对干部打击面太大，于是，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六月上旬，他也给驻厂四清工作队贴了张大字报：《工作队包庇牛鬼蛇神过关》⁴²⁸，说工作队批判干部是为了包庇真正的牛鬼蛇神。潘的大字报遭到工作组反击。第二天，针对潘国平的大字报便在工作队的组织下，一下子贴满厂区。工作队说他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说「潘国平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就是指向党的领导。」还将潘母亲的个人生活隠私也抛出。8月下旬，厂里工人在党委支持下成立红卫兵，潘国平没资格参加，组织者说他父亲尽管当前职业是工人，但因为「解放前开过戏院」，所以不是纯粹的工人。潘原来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厂党委支持他报考；工作队来后，却说他不安心工作，想当演员是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给他出具报考必须的所在单位介绍信。⁴²⁹潘国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

1965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1966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⁴³⁰

潘国平几次去市委告状，都没有什么结果。而此时，

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⁴³¹

潘国平去市委告状时，正是北京红卫兵刚来上海串联之际。在市委门口，潘国平认识了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文革信息。8月28日，潘国平将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听来的揭发市委不要抄家等十条内情的信息，写成大字报《揭市委「十条」内幕》，在厂里贴出，当即遭到工作队布置的反击。潘国平向北京红卫兵讲起自己受工作队压制之事，北京红卫兵说：「这种工作队，在我们北京早就赶出去了。」8月29日，应潘国平之邀，北京红卫兵到潘国平厂里参加大辩论，被拥护工作队的工人围攻。北京红卫兵差点与他们打起来，但终于不敌人多势众的工厂工人，最后只得撤退。潘国平怕被工作队扣留，也打算跟着他们走，但却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北京红卫兵将他拉上他们来时乘坐的一辆卡车，回到他们借住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几天后，正是9.4事件，即北京红卫兵冲击延安路200号上海市委机关大楼。潘国平也参加了。他年轻，加上普通话讲得好，有几次还被上海市民当作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和他辩论。

几天后这些红卫兵要回北京，潘国平表示也想去北京看看，北京红卫兵们答应了。潘国平就这样去了北京。在科技界的一个辩论大会上，他见到出席大会的周恩来总理。他向周总理控告厂里的工作队，周恩来要他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回上海后，厂里一些和他观点相同的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潘国平担任了战斗队的队委。⁴³²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对采访者分析他当年的造反，其实是以文革话语要求自己的权益：

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后来为了要建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⁴³³

从北京回来后，潘国平干脆以膝盖老伤为由，请长病假不去上班，到处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各种文革信息，串联认识了不少人。他能言善辩，在提篮桥一带很出名。有一次被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请去帮忙辩论，就这样认识了王洪文。

五好职工黄金海

黄金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⁴³⁴黄金海是苦出身，出世没几天，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长期吸毒，养不活儿子，将黄送给镇江胡姓人家。黄七八岁时，养父病故，养母靠替人洗衣度日。13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养母带他到上海见生父，希望得到一些经济资助。不料生父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强行要回儿子，逼养母回乡。生父送黄金海念了几年小学。15岁时，黄金海当了服装店学徒，被老板当佣人使唤，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饭，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小孩子拉屎拉尿、大孩子上学下学，都包在黄金海身上。稍不如意，老板顺手就是一尺子一巴掌，有一次还把一碗浆糊扣在他头上，将他的头都打破，那个伤疤就此跟随了黄金海一生。1955年三反五反时，黄金海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的生意不久停了，黄金海自己也因此失业。但他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五反运动结束，政府在仁德纱厂开会，给各厂老板发定案书，让黄金海在台上颁发手工业行业的定案书。几十年后黄金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心里很激动，有种强烈的翻身感，觉得扬眉吐气。」

黄金海在杨浦区失业工人学习班学习了八个月，速成到初中毕业。1953年1月，他进申新五厂，这个工厂后来与另外几个厂合并为国棉三十一厂，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黄金海被分配学车床，培训一年后，就被评到车工技术四级，厂里留下了他。进厂后，黄金海便写入团申请。他积极工作，每个厂休日义务加班，尽管那时正式工人加班拿双薪，学徒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可参加可不参加，但身为学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积极参加。他技术上进步也很快，三年就被评上五级车工，1957年他车出加工难度很大的特种螺丝，不久评定技术等级，按「应知应会」的技术工标准，他被评为七级车床技工；车床工最高技术八级，他觉得自己升级太快，主动要求减为六级半。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要求减去半级工资，「我应该为国家分挑困难」，所以他的月工资是85.5元。⁴³⁵他在厂里是个活跃分子，担任了厂俱乐部委员；业余时间抄写黑板报，领做广播体操，参加歌咏队、舞蹈队、篮球队。他还坚持每周三天读夜校，一下班就匆匆啃着馒头去上学；读完了夜校，又上夜中专，学习机械专业，直读到毕业。还打算再读夜大学，他的理想是当机械专业的工人工程师。

但父亲给他带来的阴影挥之不去。父亲吸毒积习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贪污公款，事发后被判刑五年。此后，黄金海的入团申请迟迟不被批准，他觉得是受父亲牵连，而他与这个根本不负责任的父亲相处仅仅三年不到。他因此有些消沉：「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业余沉溺在钓鱼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胡子，还买了领带和方头皮鞋，去寄卖商店买了格子呢的西装。」「我比较注意外形，头发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欢显得邋邋遢遢。」黄金海还喜欢跳舞、溜冰，「不过我有底线，跳舞溜冰，我都在厂里，从来不去跳舞厅和溜冰场。那时那种地方都是些当时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黄金海后来这样回忆。⁴³⁶文革结束后，有的批判文章说他文革前流里流气，这显然是一种政治丑化。其实，就连他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厂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李剑钰，文革结束后说起黄金海，也说他「文革前表现不错，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⁴³⁷

1964年提倡「学毛主席著作」，黄金海当选为所在生产小组的工会小组长。他重又回归主流价值取向。他对小组同事进行家访、组织政治学习，组织技术交流，「我们小组的工人那时很融洽，大家学《毛泽东选集》，休息天互相交流学习笔记，到今天我都觉得是美好记忆」，黄金海五十年后这样回忆。⁴³⁸他还进行技术革新，发明车床「双头刀架」，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此外还有多项小改小革。他带的甲班车床组，月月超额生产量都在20%以上，1965年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他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他担任组长的二十多人的生产小组，还有两个工人也被评为市五好工人。小组成员的合影大照片贴在厂部光荣榜上。⁴³⁹文革前夕，1966年4月，黄金海的照片再一次上了厂门口的光荣榜。照片被放到12寸大，照片上，他站在自己工作的车床边，自豪地笑着。与荣誉一起来的还有加入共产党。1966年3月，他被吸收入党，支部大会通过；不过，党委还没批下，文革开始，这次入党也就不作数了。

文革开始后，在党委的号召下，黄金海最初也积极写批判北京三家村的大字报：

平心而论，我最初应该是保党委的，因为党委器重我，提拔我。5月党委要大家批判「三家村」，我们根本不认识邓拓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以为邓拓是作家，《燕山夜话》我也没有读过。但党委布置要我们批判，听党的话总没错，我们「五好小组」、应该带头。⁴⁴⁰

6月，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对「三家村」的批判转向联系本单位实际：

党委要求联系本单位实际，联系什么？厂部情况我又不知道，但我是「五好职工」，应该带头，我就挖空心思写了张给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⁴⁴¹

这张大字报是6月25日贴出的，内容是批评车间党总支一些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间聊天讲大道(沪方言，即「侃大山」)，要这些干部下来与工人一起学习，大字报中用「下来」两字，是因为干部们的办公室在车间的二楼。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黄金海正上中班，只见组里工人们的车床一个一个关了。他是组长，但却没人因此向他请假或打招呼，他心里奇怪，也不好问。后来方知是车间党总支叫他们去开会，但却没有通知他黄金海。晚上10点，中班下班，黄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饭，赫然见一路都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到食堂门口，又是一张大字报：「『下来』就是要党下台！」他这才明白，原来是那张「下来」大字报惹的祸。吃饭时，「本来我们小组像一家人，总是围在一起吃饭，这天大家不敢和我坐在一桌了。」⁴⁴²

黄金海大字报的内容很平常，甚至可以说批评的只是难毛蒜皮的小事，但党总支却抓住「下来」两字，说「下来」两字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党总支立即布置工人写反击大字报，第二天上百张大字报贴出，说黄金海是「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黄金海父亲的吸毒历史也被挖出，作为黄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贯反动」的有力证据；甚至还有大字报揭发说，黄金海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鸦片馆。黄金海的妻子见到这样声势浩大的围攻，吓得在家里掉泪。黄金海很生气，认为这是党委抛出本应保密的职工个人档案。因为他在写自己简历时，曾经老老实实地提到，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他去过一次鸦片馆。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这次经历使他看到吸毒的丑陋而更加痛恨吸毒。这个「向党交心」的自白，现在被作为罪状抛出。这样的围攻惹火了黄金海：

我是「五好工人」，3月发给我奖状，6月就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了面包去市委告状，毫无下文，我有理有怨到何处去申！⁴⁴³

有意思的是，当黄金海遭到大字报围攻时，他的那张12寸大照片仍然贴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

8月初，黄金海与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持相同观点工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因为是党总支的批判对象，领不到写大字报的免费笔墨纸张，他们就自己掏钱买。厂里有人指点他们：不要老是纠缠在「下来」的问题上，应该把目标对着厂党委和工作队。此时社会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黄金海觉得有道理。8月30日，战斗队贴出了针对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就这样造反了」，「完全是被逼上梁山」。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黄金海看到后激动得掉泪，和王洪文一样，他也觉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针对我们厂的情况说的」。10月底，黄金海听说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状回来了，他也想赴京告状，便去国棉十七厂串联。王洪文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北京现在很乱，不要去；他们去北京时，中央接待站的人对他们说，厂里压制工人的问题，中央会逐步解决的。黄金海听从了王洪文的劝告，王洪文的热情和稳重举止给黄金海留下很深印象。⁴⁴⁴

文革结束后，黄金海为自己的造反行为辩护，说自己当初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子？对大字报定名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老实说，工厂工人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的。就连北京有刘少奇的大字报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⁴⁴⁵

确实，作为普通工人，根本不知上层斗争为何事。他们最初只是相应号召参加运动，以这样的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

文革委员会副主任叶昌明

叶昌明，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⁴⁴⁶叶昌明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将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艰难地带大。1960年初中毕业时，叶昌明因为对无线电感兴趣，就报考了江西省新建的邮电学校。刚去一年，正遇上经济大衰退，学校紧缩，他退学回上海。但此时上海户口也紧缩，报不进。他只好将户口放在口袋里，成了「袋待户口」，在里委协助图书馆工作，一年后才将户口报回家里。1963年底，他和另外350名青年一起，被分配进全民所有制的纺织局所属合成纤维研究所，在化验室当学徒工。业余时间，他和同事一起，在研究所自办的夜中专读书，「我们所里绝大部分青年都读夜校的，这是那时的风气」，叶昌明后来回忆说。

叶昌明也认为自己最初并不是造反派，而是紧跟党委的积极分子。他所工作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是上海第一批四清单位，叶昌明紧跟党委投入四清运动。因为表现积极，1965年四清结束后，他加入了共青团。文革开始时，研究所党委号召写大字报，他就根据研究所党委的布置，贴那「反动权威」和「有问题」职工的大字报，还在研究所党委的组织下，戴上团支部发的红纸做的红卫兵袖章，坐上卡车去高桥对一个地主出身的职工进行抄家。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市委附近的静安寺一带，到处都是三三两两辩论的人群。化验室翻三班，他下了中夜班，有时就和车间里另一个工人高根才一起，去离合成纤维所不远的静安寺那里看大字报。巧得很，这两个当初一起去看大字报的青年工人，后来各自成为上海两大派组织的领导层骨干：叶昌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常委，高根才成为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常委。

最初，叶昌明很看不惯那些来上海造反的北京红卫兵：

北京红卫兵将上海搞得乱哄哄的，我认为市委怎么可以随便冲击？我也看不惯北京红卫兵趾高气扬的态度，觉得他们随便打人，破坏社会秩序。杨富珍给毛主席写急电，还有其他老工人的大字报，我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很赞成。我那时的观点几乎倾向于保守派。⁴⁴⁷

但是，随着文革进一步发展，叶昌明觉得研究所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向和中央的指向不一致。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社论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所党委却将运动指向那些工程师即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普通群众。

研究所党委和团委隔段时间就抛出一个人要大家批判。有工程师，也有小青工。还公布成绩，说全所批判了多少人，贴出多少张大字报。其实全是雅毛蒜皮的事情，我也写过许多，可对照十六条，觉得写资本家的大字报还可以，怎么老是揪群众。⁴⁴⁸

使叶昌明真正转变观念的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他在静安寺附近第一次看到传抄的这张毛的大字报。这期间，研究所里有职工失窃，所党委对全所进行了一次抄更衣箱和办公桌抽屉的行动。尽管事出有因，但引起很多职工反感。叶昌明便就此事以及文革的运动方向等，写了张批判研究所党委的大字报：《炮打合纤所的司令部——党委》。此时是1966年的10月，造反之火已经在上海蔓延。叶昌明贴党委大字报，虽然在全所引起轰动，但没有受到围攻打击，所里不久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公布名单中，他是委员。大字报贴出后，其他车间的工人来找他串联，于是，他们成立了所里第一个造反组织「红旗战斗组」。大家决定集中揭发批判研究所党委，有人提出从党委对待红雷青年小组的态度着手。「红雷青年小组」，是文革前夕上海市委树立的四大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另外三个都是个人：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当时上海报纸连篇宣传红雷青年小组，但见报之前，小组所在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职工却不知道自己所里有这样一个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在所里的名称是「6401小组」，是个保密课题的研究组。小组共八名成员，平均年龄25岁。红雷青年小组这个名称，是市委决定将其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典型宣传后，见报时所起的名字。叶昌明文革后回忆：

我当时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先进典型，合织所党委却不宣传，致使所里职工不知道身边有这样一个先进榜样。于是我们写大字报批判党委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毛泽东思想。但是，不久，我们发现，红雷青年小组与所宣传的形象有差距。报纸上文章说，红雷小组成员经常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研究遇到困难时从毛主席著作中找方法和答案。报纸上还刊登了他们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但是，小组成员亲自告诉我们说，没这些事，而且笔记是在树他们为典型后补写的。⁴⁴⁹

叶昌明和战斗组的青年认为，红雷青年小组的真实事迹并不如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先进，而是有许多虚假水份，市委树立这样的假典型，其实是为了树自己。战斗组还因此怀疑其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真实性，为此他们特地去杨富珍所在的国棉一厂了解杨富珍的表现。他和战斗组的工人写了大字报贴到静安公园。叶昌明后来回忆说：「这样就矛头对着市委了。」后来，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上，叶昌明的发言内容正是「批判假标兵红雷青年小组」。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都遭到批判，这些人是共产党为全社会尤其是工人树立的楷模，这些楷模隐含着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和价值取向。他们的优点被放大，缺点被缩小隐蔽，几近完人，甚至有些先进事迹离实际差距很大。楷模与楷模原型的差距，以及被树立为楷模后所受到各种优惠待遇与普通职工的差距，很容易在对榜样最熟悉的周围人中，产生对楷模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以强势推行的教化核心，都是要求人们取消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求超时间和不计报酬的工作精神，而且要求放弃个人思想。这就有可能使被教化者产生压力和反感。

叶昌明最初一直没有受到压制。但是，后来研究所的团委副书记和别人联名贴了他一张大字报，说他出身有问题。这是文革开展以来所里唯一点到叶昌明名字的大字报。叶很恼火，既然说我有问题，我就退出所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他将退出声明贴在这张大字报旁边；⁴⁵⁰还和战斗组的人一起去市委接待站，反映研究所里的情况，但接待站也没给他明确的回答，他们就又去静安公园看大字报。在那里，他们认识了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

退伍军人陈阿大

陈阿大，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⁴⁵¹与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等人不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文革前是积极分子、共产党的依靠和培养对象；而且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文革前都已经是党员。陈阿大却认为自己文革前「表现不好」。

陈阿大造反时24岁。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农家庭，和双胞胎兄弟陈阿二，从小在绍兴乡下长大。1952年，他不慎腿骨折，被接到上海与父亲同住。起初，父子俩在沪西复兴西路太平弄，以每月2元的搭铺费租一个床位。一年后搬出另租小屋，房子是竹片和泥巴搭就的简陋棚子，上海人称这样的地区为「棚户区」。搬家后，新的居住地区有文化补习夜校，家人替陈阿大报了名，但他读不进去。他认识了一群比他年龄大的朋友，喜欢上跳舞厅、溜冰场，喜欢评论女人。这样的人当时被主流话语列为「落后分子」甚至「流氓阿飞」。1958年这帮朋友中许多被送去劳动教养，⁴⁵²从现在来看，对这些人的处理可能过严，但可以看出陈阿大所交往圈子的层次。陈阿大文革中曾说自己「当兵前也有些流氓无产者作风」。⁴⁵³

陈阿大15岁就开始工作养家，在南码头做临时工。1958年8月进中华造船厂，起初当搬运工，后来当钳工。1961年从工厂参军，在福建炮兵部队当过饲养员和炊事员，后来又当上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后来回忆说：部队生活紧张，军训频繁，纪律严格，与他原来散漫的生活不同；而且原来在厂里每月工资有五十多元，当兵津贴只有六元，他就想提前退伍。他还回忆说，为了实现目的，他对部队领导讲自己小时候腿骨折过，至今仍有后遗症。一面写信催母亲将他小时候骨折时拍的X光片子寄来，一面干脆连走路都一拐一拐，经常不出操。部队让他住进师部卫生院，检查下来，骨折早就痊愈。为此领导批评他，说他患的是思想病，没准许他提前退伍。服满三年的兵役后，陈阿大1965年退伍，被分配进全民所有制的大型工厂上海良工阀门厂当锻工，也当过钳工和检修工。⁴⁵⁴

以上这段经历是陈阿大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时的交待，不乏为迎合时政对自己的矮化。而陈阿大所在部队在陈阿大退伍时，对陈阿大的评价尚不错。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评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⁴⁵⁵陈阿大的军衔也能反映他在部队的表现：入伍一年成为上等兵，退役时已经升为上士军衔？而且陈阿大退伍进厂不久，在四清运动中加入了共青团。他所担任的社会工作有：兼职的民兵排长和车间保卫干事。⁴⁵⁶这一切都说明陈阿大是受信任的。

比起其他人，陈阿大的造反原因如今看来有点令人发笑。据文革中一篇材料记载：

陈阿大当初在厂里「杀」出来，不为别的，就因为车间里看不到一张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他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贴了原党总支大字报，以至受到围攻迫害。⁴⁵⁷

显然，陈阿大是想做点什么，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据说，陈阿大想造反，可不会写大字报，便悄悄找个同事，要这人将已经写好的一张大字报送给自己，说：「我请你到国际饭店吃一顿，这张大字报算卖给我好吗？」后来，1967年，工总司要办《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陈阿大特地请人补写了「良工阀门厂第一张大字报」，签上名，送去展出。⁴⁵⁸

文革结束后批判造反派，陈阿大是最遭非议的，被作为文革前个人质量差的造反派典型在报纸刊物上批判。在对他的批判文章中，他被形容成道德较差和缺乏自我约束力的人。陈阿大工作的良工阀门厂工人揭发说，陈文革前「是厂里有名的穿包裤腿、尖头鞋」的，那时穿这类服饰者被看成流氓阿飞。和他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们也看不起他，说他是「草包」，既无文化素养又无工作水平。⁴⁵⁹不过，如今看来，虽然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举止较粗鲁，缺少规范意识，但如果作为普通工人，文革前的陈阿大至多也只能算有些性格缺陷。

临时工戴立清

戴立清，上海工人造反派领导层骨干。⁴⁶⁰戴立清祖籍山东，父母迁至镇江定居，后来又到上海讨生活，将戴立清留在镇江。戴立清先是读私塾，后来又读小学。读四年级时，正逢1949年共产党执政，父母将他接来上海身边。父亲原来是铁路管乐队吹小号的乐手，算是铁路警察，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便辞职了，父母都失业在家。1953年，戴立清以14岁冒充16岁，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白天工作，晚上念夜校，读完高小。1955年，戴立清所在街道的里弄委员会改选，他被选为兼职的福利委员。第二年，区里动员社会闲散劳动力去外地工作，当时正值大西北建设，要求上海派人支持。里委会讨论动员二十多人去外地，让戴立清负责。但动员结果只有十多人肯去。戴立清觉得他作为里委干部动员别人报名去大西北，自己首先应该带头：「我动员别人去，把西北说得样样好，我自己当然应该带头去」，他于是也报了名。父母坚决不同意他离开上海，因为之前他的两个姐姐已经随工作的工厂迁去了河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半夜里偷偷走的。

当时说是去支持西北一个建设项目；去半年，建设好了就可以回来。但他们这些上海工人到了那里，不少人没被分去当工人，而是提拔或送去培养。戴立清被送去干部学校培训二个月后，留在甘肃省建设局教育科工作，负责职工教育。以后，他还在省建设局做过工会工作，当过文化教员、电影放映员，担任过省建设局机电技工学校的工会主席。共产党执政后的工会都是官办工会，主席是党组织选定的，戴立清能当上工会主席，显示他受到信任。其间戴立清在兰州一面工作，一面坚持业余学习，自学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函授教育的二进制计算器语言，还在兰州中俄友好协会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了两年俄文，取得当技校老师的资格。甘肃的项目都是苏联援建的，掌握俄语，在技术上和苏联专家沟通可以容易些。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兰州几个大的苏联援建项目全部陆续下马。戴立清当时正带着学生在其中一个工程工地实习。工程下马，他只好回省里。但省里他原来工作的甘肃省机电安装公司也被撤销，没有工作可安排。1962年父亲病重，他回上海照顾。父亲去世后，他向兰州方面辞职留沪，甘肃原工作单位将他的人事和户口关系转回上海。不过最开始是「袋待户口」，没有被落实到街道。等待落实户口分配工作期间，他以上门修理家电维生，也帮助里委会和派出所做些事情。一年以后，总算被街道接收户口，而且分配了工作。先暂时在上海第十钢铁厂当工人；一年后的1964年，上海市劳动局将他安排进上海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来改名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一个只有百来工人的小厂。戴立清担任电工，负责维修全厂设备的电器部分。不过，不是正式编制，而是临时工。他当教师的妻子没能同时进上海，还在兰州工作。⁴⁶¹戴立清的这个经历和他的临时工身份，使他造反以后一直被人抓「小辫子」，说他去了兰州后又回上海，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怕艰苦从内地「倒流」回来。甚至一起造反出来的工人造反派，也认为王洪文不该重用一个临时工。这种因所有制造成的身份歧视，令戴立清很感困惑和委屈，觉得自己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后来因为有困难回来，为何却处处低人一等。

戴立清刚进厂时，受到厂领导的重视。他有技术，晚上还坚持去技术夜校读书以提高自己；他对政治感兴趣，又喜欢看书，在自己的电工房的墙上，贴上「知识就是力量」等标语激励自己。文革前夕，上海工厂普遍开展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四清转为文革。他被作为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工作队召开的会议。工作队在这些会上，向积极分子们抛出他们决定的运动对象的档案：这个人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二鬼子」，那个人是一贯道的「三才」，还有谁谁是「资本家」，布置积极分子们写大字报。戴立清回忆，那时厂里这类大字报大部分是他写的，被工作队作为积极分子他觉得很光荣，反正妻子不在上海，他就成天泡在厂里。

但是，8月以后，他的观点变了。使他改变观点的是《十六条》。他仔细读了《十六条》后，觉得厂里做法和中央号召不一样。《十六条》说文革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可厂工作队却把普通管理人员当运动对象。戴立清工作的工厂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旁边，华纺是最早安排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的住宿地。戴立清他们经常在工厂附近见到北京红卫兵们，不久相互熟悉。其中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形势，支持他们，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戴立清成立了战斗队，取名「红旗」，8月25日给厂党支部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工作队和党支部如何抛档案，整群众，如何布置他们写大字报。⁴⁶²戴立清文革后说起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总这样认为：「民随王法，草随风动」，老百姓总是上面有什么号召，下面跟着干。一般都这样。我踏上社会已有几十年，从不懂事开始，当过学徒，总的还是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几十年的生活实践，自己有这么个心愿：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从小受了这样的教育，自己也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听党、听政府的话不会错，叫我犯法我没这个胆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总认为思想表现好点，任何单位领导都会对自己有好的看法。平时自己也想积极点。文革中我态度是听党的。⁴⁶³

戴立清显然是希望以自己积极投入运动的行动，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忠诚。这应该是许多人当时共同的真实思想。戴立清又动员厂里一个女工贴出大字报《我的控诉》，说厂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一定要和她谈恋爱，一下轰动全厂。戴立清他们就对厂里提出，这种人怎么能担任党支部领导，应该下去劳动。工厂领导也就于8月23日作出决定，让这个书记下去劳动了。事情汇报到工厂的上级主管单位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局里认为这是政变，几个非党员工人竟然把厂党支部书记赶下台。于是布置反击，甚至还打算抄戴立清的家，人都集合准备上车了，因为有人不同意作罢。面对上级党委组织的反击，戴立清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压力很大，也想到会不会失业，但又想到反正凭技术吃饭。我最担心的，还是怕政治上会被划为另类。⁴⁶⁴

戴立清于是去市第一机电管理局和市委接待站告状，没有什么结果。9月底，戴立清和另一名造反派工人、红旗战斗队队长房有柱，自己掏钱买了车票，背上被子，去北京告状。在北京，他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更认定自己没错。戴立清将厂里情况写成文字，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请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吕英豪等转给他们学校的造反组织北航红旗负责人韩爱晶，希望能通过他转交中央文革。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戴立清他们也参加了，「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培养对象谢鹏飞

谢鹏飞，工总司发起人之一。⁴⁶⁵上海工人造反派重要人物。共产党执政前，谢鹏飞的父亲在银行工作.1949年，那家银行的主任去了香港，父亲没跟去，就这样失业了。母亲于是进了大中华橡胶厂，挑起全家生活重担。1955年，父亲被培训一年后，分配去浦东东昌区的干部学校，当了一名政治教师。所以，谢鹏飞一直认为自己虽然出身在职员家庭，但父亲是党校教师，自己的出身应该算比较好的。谢鹏飞母亲生了六个孩子，父亲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全家生活很拮据。但母亲工作的工厂包下了所有的学费，他们兄弟姐妹上学全部免费。母亲很感谢共产党，工作一直非常积极，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⁴⁶⁶谢鹏飞初中毕业后，进了上海市劳动局第二技校。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在地处江湾的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当锻工，这是家全民所有制的工厂。母亲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工作，争取进步。他自认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努力工作，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组织，进厂就打入团申请报告。他所在的小组被评为铁路局和市里的五好小组。文革前，厂里要建立热处理车间，「厂里让我负责组建，所有的设备都是我经手置办的。厂里还派我去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和上海建筑机械厂学习。」文革结束后谢鹏飞这样回忆，他觉得，这是工厂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发表，谢鹏飞也在几天之后的6月6日贴工厂党支部的大字报。谢鹏飞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对中央的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上海市长是谁，铁路局长是谁，我们厂的厂长是谁；中央的人，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我都不知道，彭真是谁我也不知道。但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后，我看社论和报纸，觉得自己应该跟上报纸。报上的号召在我心里引起共鸣，联想到厂里的事情，于是我在6月6日贴了厂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质问支部几个问题：(1)为什么中央已经这样号召了，厂党支部却不动，这是对运动的态度问题；(2)厂里的组织路线有问题，重用出身不好的人。我当时觉得自己出身职员，算出身好的。这张大字报用词是比较温和的。我是响应党的号召贴大字报的，觉得应该投入运动。

贴大字报的不止谢鹏飞，还有邝三腾、周国庭、陆云龙、万金荣、蒋周法、传世而等，都是和谢鹏飞差不多年龄的青年工人，观点相同。这家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此时已经转为文革工作队。工作队也不示弱，组织人贴反击大字报，说周国庭一贯工作吊儿郎当，邝三腾有偷窃行为，万金荣生活作风有问题；至于谢鹏飞，大字报揭发说他出身有问题。原来，谢鹏飞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自己出钱，捐给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李明祥一百担白糖，送给李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抗日挺进军。谢鹏飞父亲以这样的行动支持抗战，李明阳给他封了个专员，是个无工资又无工作任务的空头衔，纯粹为了表彰他父亲的爱国行为。但这个前政府的「专员」头衔，到共产党执政后，就成了他父亲的政历问题，四清时被审查，此时又被抛出来作为谢鹏飞的问题。谢鹏飞他们7月初干脆在厂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还经常去附近的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大字报上传抄的形形色色的中央首长讲话，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觉得自己「大方向没有错」。每次厂里召开有关文革的大会，发言权几乎都控制在他们几个人手里，工作队的威信受到很大打击。不过，工作队那时除了发动人贴他们的大字报，也没有其他更进一步的行动。

事态的变化在9月4日。本书第四章中曾提及：周国庭、邝三腾、陆云龙那天与北京红卫兵在高安路时，被华东局的干部认出不是学生；从邝三腾身上还搜出他偷东西被抓后写的检查。三个人被交给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毒打整整一夜，还给他们剃了阴阳头，身上写上牛鬼蛇神字样。第二天，他们被押回厂。据说，为这几个人，华东局书记魏文伯：

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了批示，要尽速「处理」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周国庭、邝三腾等人的「公事」，上海市公安局接令后，转告铁路公安处协调处理。分局党委也专门为此事讨论了数次，定案「现行反革命分子」。⁴⁶⁷

厂党支部和驻厂工作队，事先已经接到华东局干部调查这三人的电话。9月5日早晨：

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全厂停工，紧急集合，工作组和党支部召开全厂大会，会上人保主任×××宣布：「周、邝、陆在华东局制造匈牙利事件，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工作队秘书×××说：「现在我们厂的牛鬼蛇神揪得还不够多，再等几天，再揪出一批给你们看看」。

下午四点多钟，周、邝、陆被押回厂，推进食堂，跪在凳子上。⁴⁶⁸

同来的红卫兵再一次用皮带殴打他们。这时有人高叫：「我们厂里还有他们的人」，这是指谢鹏飞以及和他一个战斗队的蒋周法⁴⁶⁹和传世而⁴⁷⁰等人。立即，十几个青年工人被推上台。都跪在凳子上，一字排开。他们被逼着承认是「反革命集团」，开过「黑会」，到外校串联是「反革命串联」，还被逼着交出「同党」。他们脸上被涂上墨水，在衣服上写上「牛鬼蛇神某某某」。木棍、皮带没头没脑打来，还有人用车床车下的弹簧状钢丝抽打他们。⁴⁷¹斗争会开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膝盖都跪出了血，其中一人还被一脚踢出去，脑袋撞在地上。党支部和工作队当场宣布邝三腾、周国庭是「反革命分子」，其余人是「反党小集团成员」。斗争会开完后，共16人全部被关押在厂，当晚，又强迫他们跪了八小时。厂里组织了几十人日夜三班看管。厂里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些青年工人？估计是与华东局打来调查周国定等三人的那个电话有关，甚至很可能是华东局布置审查他们。

谢鹏飞也被关押在厂里。他文革后回忆说：

我妈妈见我晚上没回家，第二天闻讯找到厂里来了。见到我就哭。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救了我们，你怎么可以反党？你读书的钱都是共产党付的。厂党支部书记也找我谈，说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你是我们的培养对象，我们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党支部？这时我思想有过动摇，我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没有反党啊，我对党一贯忠心耿耿，难道是我错了？

厂党总支书记也找被关着的谢鹏飞谈话，说你们技校当时分配进厂二十几个人，厂里让你去筹备热处理车间，这是对你的信任和培养，你为什么还要反党？谢鹏飞辩解说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共产党。不过，他不敢说出自己其实也去过市委门口，反正没人知道。被打得最历害的是邝三腾他们三人，因为他们去过华东局。其间，邝曾经逃出去过，被抓回吊起来再打。这16人从9月5日一直被关到11月初。终于，11月3日这天早晨，谢鹏飞谎称上厕所，趁看守人员不备从厕所翻窗逃了出去，一路狂奔到97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乘到山阴路终点再换车，直逃到炮司所在的巨鹿路691号，被那里的红卫兵收留，不回厂了。

这样毒打和关押贴大字报者，在上海工厂很少见。十多天后，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这些被毒打的工人将举着血衣上台控诉。

最初的造反原因⁴⁷²

从以上一些造反派最初的造反经历来看，王洪文和王秀珍的造反经历是一种类型。工作队没有打击或围攻他们，只是不重用或将他们晾在一边。他们与工作队的矛盾不是受到打击后的反弹，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比照《十六条》和报刊一系列社论，觉得工作队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于是和工作队有了分歧。这样的类型还有金祖敏、叶昌明。另一种类型，则是受压制后的强烈反弹。他们因为贴党委或厂领导的大字报，遭到围攻，被指为反党、向党进攻。这反而使他们的反抗意识更强烈，一定要要求公正的评判。许多老造反都将当初自己的这种反抗看作是最初的造反。潘国平、黄金海、戴立清、耿金章，都可以纳入这种类型。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自述，看到同样的被压制和围攻后的反弹。例如马振龙，⁴⁷³当时是上海搪瓷机修厂车床工人。1966年6月，他因与同厂工人曹德宏，向上级写信反映对工厂厂领导的意见，驻厂四清工作队和工厂领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还发动工人贴他们的大字报。后来这个工作队撤走，文化革命革命工作队进驻。新的工作队长认为马振龙他们的行为够不上反革命，充其量只是群众运动中的缺点错误。⁴⁷⁴马振龙以后成为工总司骨干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关押审讯，当被问及怎样造反时，他详细谈了自己的造反经历。审讯人员要他对自己受压制的过程谈得简单些，他为自己辩护说：

这个要讲，不讲我怎么回答你我怎么造反呢？去掉这个，造反就谈不上了。为什么毛主席后来讲「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呢？揪走资派的。对否？这个事情就来了。要说老实话，要尊重历史，我看就得谈。⁴⁷⁵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成为工总司总部委员的徐美英，⁴⁷⁶最初也是因为给厂党支部贴大字报而受到压制。徐美英是147服装社工人，这个厂是家大集体所有制工厂。徐美英是生产组长和厂工会女工委员，有着这样社会职务的工人，一般都是积极分子和党的依靠对象，所以徐美英始终认为自己文革前是「靠拢党组织」的。徐美英这年33岁，已有四个孩子。据徐美英回忆：文革开始时，厂领导示意她写一个临时工的大字报，徐美英不愿意，说厂领导自己有很多问题：工人做错事例如损坏马达，领导说是破坏生产，而领导自己的亲戚下班用厂里的缝纫机做私活，临走时忘了关掉带动缝纫机马达的电开关，导致马达因空转烧毁，却不了了之，等等，她要贴厂领导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她立即遭到围攻。她很不服气，

我想，我一没贪污盗窃，二没生活腐化，三没历史问题，四没和人吵过架，我没有什么老底或把柄可被揭的。厂里拿我没办法，因为我当时不是党员，他们无法用党纪压我，只好不让我参加厂里组织的工人红卫兵。⁴⁷⁷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成为一兵团负责人的戴祖祥，⁴⁷⁸当时是上海第三钢铁厂第二薄板车间的专职工会工作人员，负责宣传工作。这个车间是军工车间，对工作人员政治上的要求很高，这让戴祖祥认为自己是被信任的，自己是忠于共产党的。戴祖祥文革前夕是四清代表，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组长，打了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入党报告。⁴⁷⁹他在1967年一次演说中宣布自己的造反原因：

我们厂我是第一个贴出党委大字报的。因为他们老是反三家村，不许揭发党委问题。我贴了大字报，党委书记骂我混蛋，说我乱了人民，把我软禁在防空洞两个礼拜。为了找真理我出来的。⁴⁸⁰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以后担任过工总司总部常委的范佐栋，⁴⁸¹当时是上海保温瓶二厂的喷花工。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种，范佐栋是六级工，油漆工的最高技术级别。文革初期，批判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工厂里没有学术权威，技术好的范佐栋被说成是「反动技术权威」，也挨到大字报。范佐栋觉得这是党支部为了躲避群众对他们的意见，有意将斗争矛头转移向他这个普通工人，而他当时既没有给厂领导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队」之类的造反组织。他很气愤，就去离工厂不远的市委门前，看红卫兵的大字报有什么说法，就这样认识了北京红卫兵。⁴⁸²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张伯生，⁴⁸³同样是因为被大字报围攻而造反。他平时喜欢写写文章投在工厂黑板报上，也算是个活跃分子。当时四清刚结束，文革开始，厂里的黑板报好长时间没有出，他就投了篇批评稿给分管此事的厂工会，说黑板报怎么那么长时间开天窗。投稿后的那天是他的轮休日，轮休日后他去厂里上班时，只看见从厂门口到楼顶，上上下下都是针对他一个人的大字报，说他「枪口对准工人」，说他「地主出身」。而实际情况是，身为基干民兵的他，在一次民兵活动的休息时间，开玩笑地拿枪对着同事模仿电影说「不许动」;地主出身的缘由，则是他在闲聊时说的话，说起自己小时候无锡家乡的风俗，过年总要做些米酒和年糕。这些话被大字报质问：「解放前穷人连饭都吃不起，你怎么能吃上年糕？只有地主才吃得上年糕。」平时无心的举止和闲谈，被拿出来指责自己是异己分子，张伯生很气，也写大字报还击。他感到压力很大，直到《十六条》出来，说不许压制群众，他的日子才好过些。他工作的人民电机厂离静安寺不远，他是机修钳工，工作时间比较弹性，他就经常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楼看大字报，认识了北京红卫兵。⁴⁸⁴

还有一类造反，是因为对领导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例如汪湘君⁴⁸⁵的造反，就是因为对厂党支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不满。她是厂工会的女工委员，曾经获得过「三八红旗手」的先进称号。但因为和厂里另一个男工多说了几句话，厂党支部就认为他俩「关系不正常」，将她调去上海停经片厂。她很生气，这不是没来由的乱猜测吗？会影响她的名声和夫妻关系。她就写了大字报，贴回原来工作的工厂。这是厂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司马上派出工作队，原来的工厂和新去的工厂，两个厂围攻她，「那些天厂里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对着我的，我日子难过。」她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告状。可能是市委接待站的干预，厂里撤了对她的大字报。她文革后回忆：「我倒不是什么路线觉悟，什么是路线斗争其实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⁴⁸⁶

王腓利⁴⁸⁷的造反也是对领导有意见，而且是对领导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满。他是退伍军人，在厂里的工作是车间统计员。文革前夕，他因为表现好，受到信任，被调到市委四清工作队当队员，后来又分到市委第八工作队，分管自己工作的工厂和其他几个厂。文革开始后，他并不是厂里第一个贴厂党委大字报的。厂部技术科有人贴党委大字报，他还贴大字报与他们「商榷」，不同意他们对党委的指责。他后来对厂党委有看法，是因为他们对北京红卫兵的态度。当时他们厂里也派了老工人，去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他听到厂党委干部对那些老工人布置说：如果有红卫兵问起，你们就说是自己去的。他觉得这样太不光明磊落，明明组织人去，却又不敢承认。他于是贴出大字报揭露此事，「就这样和厂党委有了隔阁。」⁴⁸⁸

还有施尚英⁴⁸⁹，当时是江南造船厂船体安装车间的工人，共青团员，参加车间四清工作队，也是积极分子，共产党的依靠对象。运动初期，有人给他们车间的车间主任贴大字报，说他是「四清下台干部」。这个车间主任是个南下老干部，人很随和，和工人的关系很好，施尚英打抱不平，施尚英打抱不平，贴了反击大字报，说他不是下台干部。那些贴大字报的人当时是保市委观点的，大多是后来的老保；而施尚英不久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成了造反派。

王明龙也是这种情况。⁴⁹⁰王明龙原是学徒工，1955年参军，在部队入党，1960年退伍。退伍后被分配进上海重型机床厂，担任厂长办公室秘书。他工作的工厂在上海郊区的闵行工业区。

文革开始时，重型机床厂的运动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十六条》公布后，加上那时已经有红卫兵去他们厂串联，王明龙认为厂里的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他后来回忆说：「群众拿小工具回家，食堂管理员揩油饭票，都要交待。所以我觉得工作队的路线有问题，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群众的问题不应是主要问题。」王明龙于是和厂里的一些工人贴大字报，目标对着工作队。就这样造反了。不过，大字报贴出后，没有遭到反击和围攻，党委也没有找他谈。王明龙所以没有感受到大的压力。⁴⁹¹

丁德发，⁴⁹²当时是学徒工。上海红八月的8月23日这天；厂党总支支持下成立的职工红卫兵组织将六十四名职工在厂区游街，接着又抄他们的家。这些人中有「资本家」、「小业主」、「坏分子」、「反动技术权威」，还有四清中被揭出的「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说过「反动话」的党员干部，等等。丁德发觉得打击面太宽，贴大字报提意见，还去市委上访告状。厂党总支没有组织回击，但丁德发在去市委告状的过程中，认识了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⁴⁹³

对领导作风不满的还有张宝林。⁴⁹⁴他是天津人，16岁进当地技校学习电焊，因成绩优秀，1958年大跃进时被提前分配到上海钢窗厂(后改名为上海玻璃机械厂)做电焊工，和潘国平一个厂。1960年参军，1965年退伍，回上海钢窗厂。1966年初，上海要在衡山公园底下造地下建筑，是个保密工程，要挑选一批「政治表现好」，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过硬」的工人，审查非常严格，张宝林被选上，进上海基础公司工程四队当电焊工。提起自己当初的表现，他说：「我工作的公司是承建保密工程的，政审要求很严，百里挑一，我的祖宗三代都被查了一遍。而且我技术好，尤其仰焊，当时很少人能掌握。我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共产党所信任的吗？」他造反，是因为文革初期，队里出了一起安全事故，死了一个工人，队里却没有重视。他当时虽然没有贴大字报，但却对队里的这种漠然很不满。⁴⁹⁵

小结

文革之前，一般来说，批评干部必需十分小心。因为干部代表党，批评某个干部，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六条》允许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了群众批评干部的权利，使得底层群众得以在《十六条》的文革话语下，行使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从本质上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具有这个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而且造反派也不是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去寻找造反的合法依据。他们的行动始终追随中央决策，他们造反的合法性，更多来自毛泽东暂时开放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信息，来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所以造反派们非常注意中央决策层释放的信号，王洪文、黄金海、戴立清等都认真学习《十六条》，从中寻找造反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造反派造反，更多具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⁴⁹⁶

但是，即使是中央释放的信息，在最初也不是很容易辨别。1966年6月以后的中共中央公开出现两个声音，这是1949年以来所从未发生过的，因为过去中央决策层对外始终显示「团结一致」。而自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中央实际形成两个决策中心，即先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为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且后者的话语正在日益取代前者的话语。听哪一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们与工作组矛盾迭起的整个1966年下半年，正是中央两个决策中心并存时期。两个声音通过两个渠道向下传达。工作队和各级党组织所听从的声音，是从中央书记处到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层层会议或文件，正式传达下来的。这个渠道由中共严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程序形成，是一贯的法定程序。党委或工作组没有觉察出中央有两个声音，抑或是不愿意觉察，因为违反程序的任何操作，都是违反组织纪律原则的政治错误，是共产党生活的大忌。

王洪文们听从的，是来自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策层的声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断发布一系列支持群众造反的讲话，使造反派们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但是，从反右等一系列「应召」提意见者的下场来看，还是有着莫测的风险。而且，作为共产党员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选择《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传递的信息，而不选择工作单位党组织通过组织渠道所传递的信息，既需要政治上的敏感，更需要勇气，选择听从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是一种自我选择，一旦出错，是「立场错误」、「政治错误」，没人为选择者承担后果。

中共自从1949年执政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份的又一次划分。而且每一次划分都是由各级干部掌握划分标准和划分权，自上而下地评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又一轮打击对象。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划分，由底层群众评定哪些干部应该被批判。聂元梓大字报，标请着政治名份评定权的转换。只是，1966年6月至8月，各级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转换。于是，1966年的6月至8月，自上而下打击提意见群众和自下而上批评干部，两种现象并存。群众显然处于弱势，直到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公布，文革的话语权和政治名份评定权才逐渐置换。对照《十六条》，造反派对自己政治身份的认知和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冲突由此而起。

在文革中，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成员，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作群众的带头人。所以他们一定都是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投入文革，无论是当造反派，还是当保守派，都是对党所发动的运动的积极参与，都是他们理解文革的行动。他们或者成为造反派的领袖，或者成为保守派的领袖。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群众对他们的推举。这个现象，不但在工人中，而且在学生中也十分显著。例如红卫兵中红革会的马立新，红反会的蒋彪、上红总部的李本荣、韩烽火，等等，都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们以自己的解读投入这场运动。在保守派是「捍卫」，在造反派是「打倒」。无论捍卫还是打倒，都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

以上所提及的工厂中的这些最早的造反派，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文革前就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份，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被各级干部派定的实际名份并不一致。所以一旦他们给党的干部贴大字报，立即会遭到回击。而回击的内容，大多是从档案中抛出的。其中有被偷偷记下的他们自己过去的言论，也有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而从他们的实际表现看，真正违反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只有曾经有过盗窃行为的邝三腾。文革结束后，评价造反派，说他们在文革前便都是「社会渣滓」;或者给造反派贴上另一种标签，说他们都是受共产党政策压抑的受压制者，因而对共产党不满甚至仇恨。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前，有一部分人已经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其他许多人，也都是努力使自己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积极申请入党入团。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是底层工人，但却都不是边缘人物。即使以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许多人也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他们努力争取的，正是「党的依靠对象」或「积极分子」的名份。

所以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给自己工厂和车间的党的领导或驻厂工作队贴大字报提意见，以求得主流政治的认可。而且，他们最初所提意见和十七年斗争方向一致：大多数都是指责基层党组织对政治分层执行不严：「包庇地富反坏右」、「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并不是指责整个干部阶层，更不是批判整个体制。而因为他们大都身为底层普通工人，主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去理解这场运动，所以其中可能也会掺杂着个人恩怨。但昔日主宰工人命运的干部们，一则不甘心自己的政治权威遭到挑战，二则为显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立即起而还击，给他们加上「反党」的罪名；他们或被批判，或被围攻，有的甚至还被殴打关押。

其实，从他们文革前的表现和文革初期的造反经历来看，促使他们造反的，并不是他们的个人质量，也不是他们的个人境遇，而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久被压抑的社会矛盾。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批评机制，更由于整个社会缺乏法制意思，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于是所有的矛盾无法及时宣泄化解，加上封闭的就业环境，一些积怨就这样沉淀发酵，无法通过就业流动淡化或消解，只能靠几年一度的政治运动让群众出气。文革初期，这些矛盾又被当权干部沿袭惯性思维进一步激化。毛泽东成功地将底层群众对干部的这些不满，转化成文革社会动员的能量；而《十六条》，正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赋予底层群众的可资运用的政治和政策资源。使王洪文、黄金海、叶昌明这些造反派觉得特别亲切，「好像就是在指我们厂」。

对比红卫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要艰难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自1966年6月3日停课闹革命，有的是时间；工人必须严守八小时工作制，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更为艰难的是与当权派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们造反再激烈，也最终会因为毕业分配而离开学校，这使他们今后不会再面对那些曾经被他们革过命的领导。而工人造反派则没有这样的缓冲余地。尤其文革前凝滞的劳动人事制度，造成他们与工厂的凝固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将可能长期甚至终身处于那些被自己批判过的干部的掌控之下，造反成本非常高；而且对成年人的处罚从来都比学生严历得多。这使他们对自己的造反行为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且一旦造反，就一定要要求有关领导对自己造反行为的认可，杜绝被「秋后算账」的后顾之忧。因为他们有可能被加上各种政治异己的名份，从此成为边缘人物。他们以后说自己当初是「提着脑袋造反」，虽然言过其实，但也确实有着某种真实。

造反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革前相比其他普通工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比较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和追求。这样对自己人生意义有着明确追求的人物，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当时所有政治和物质资源被执政党高度垄断的中国，他们只能努力使自己符合共产党的要求，积极投入各种政治运动；此外，他们业余时间读夜校，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而这场文革政治运动，又一次为底层提供了通过在运动中的表现，积累政治资源、提高政治名份，从而提高社会身份的可能。这些都更激发了许多人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

但阶级斗争这个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为异类进行打压。造反派中也确实有个人道德质量较差者，在那个将道德泛政治化的年代，这些人尤其被视为社会渣滓。到1967年年初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造反风险大大降低之后，这样的人一哄而起，更是给造反派的形象打上了深深的阴影。

第七章：工总司成立，艰难的公民结社

毛泽东要求工矿企业开展文革

工厂工人造反派的兴起，必然会产生成立全市性组织的意愿。这个意愿和毛泽东的意愿是一致的。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10月9日，毛泽东便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找去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三天，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省市领导对文革的态度基本都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结果一再延长，到10月28日方结束。只有山东省委书记王效禹的态度鲜明，支持造反的学生。他以后成为省委书记中唯二的「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革命派，另一位是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做了关于执行资反路线的检查；陈伯达作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两个月中，不但上海，全国各地都发生驱赶北京红卫兵以及工人围攻学生事件。毛泽东认为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到各省市党委，都还是沿袭老一套思路。于是继批判刘少奇后，毛泽东接着批判他所认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文革初期形势的又一个重大转折。⁴⁹⁷

曹荻秋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等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刚做鼻癌治疗，身体虚弱，正在养病。10月7日叶群打电话给他，说林彪、江青都很关心他；林彪怕他落后形势，特地让她打电话，要他去参加会议，「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陈丕显于是抱病参加会议。⁴⁹⁸10月17日，曹荻秋代表陈丕显、魏文伯在第三小组作联合发言，汇报上海文革情况，也检讨了组织工人保卫市委之事。据当时的传单说，这是张春桥让曹荻秋检讨的。⁴⁹⁹之前曹本来希望张春桥或姚文元能帮忙修改这个检讨，但这两个昔日的下级一口拒绝。张春桥甚至开会时的编组都不和上海的干部在一起，他说自己代表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上海市委。帮忙修改检讨书的是戚本禹。⁵⁰⁰戚本禹从小生活在上海，文革前他每次来上海，曹荻秋都亲自接待。他对曹荻秋的印象非常好，觉得曹为人厚道诚恳。

张春桥会议期间去陈丕显住处，向陈表示对曹荻秋和魏文伯的不满，提出希望陈丕显回上海后出来主持工作。陈丕显听了没吭声。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陈丕显吃饭，这是江青表示亲热的信号。陈丕显以后回忆，席间谈到上海情况，江青表示对曹荻秋和魏文伯不满，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江青亲热问候陈丕显的身体情况，说「我和春桥愿意做你的顾问」;江青还要陈丕显对年轻人「顺着点」。江青强调说，青年学生到工厂去串联，中央过去有限制，今后是限制不住的。但是陈丕显不接茬。后来造反派以此作为陈丕显顽固不化对抗江青的罪状。对此陈丕显文革中解释说：「我耳朵不好，没听见。」⁵⁰¹30年后，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他其实是不愿意，曹荻秋和魏文伯当时工作都事先向自己汇报和商讨过，他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⁵⁰²

江青其实传达了毛泽东的思想。196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几天，毛泽东提出：光是学生不行，工矿企业也要搞文化大革命。⁵⁰³

如何在工厂开展这场运动，中共中央早在文革刚开始的6月便已有考虑，中央将上海作为工厂的文革试点，因为上海是文革策源地，又是全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全国所有工厂都不开展文革，只有上海是例外，第六章已提及。彼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对「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四十万职工的企业，决定用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刘少奇特地强调：「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毛泽东于两天后的7月2日即批「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7月22日，又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要求工厂职工在保证完成生产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⁵⁰⁴刘少奇的苦心可见：以「结合四清开展工厂文革」为名，让工厂企业的文革由工作队领导，实际限制文革浪潮波及工厂。

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刘少奇和邓小平失去权力，新上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于9月7日组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抓革命促生产》。还在9月下达了一系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批转总参、总政『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⁵⁰⁵于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也命名为「红卫兵」的职工组织，全部被先后解散或更名。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工厂文革运动三起三落。刘少奇搞的那个通知和补充通知，将工厂文革纳入四清轨道，还要「分期分批」;陶铸的那篇社论强调工人的职责是搞好生产，呼吁学生不要去干预工厂的文革运动；另几个文件不许工人进行串联，还说工厂的文革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等等，毛都非常不满意。毛认为这样是将工厂的文革压下去了。毛虽然也在那些文件和社论上画了圈，但画圈不等于同意。⁵⁰⁶

王力又回忆说：「安亭事件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光是学生不行，毛主席认为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毛说文革中工人最早也是曾经起来的，可是领导没有很好引导。⁵⁰⁷王力还说：毛泽东认为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后面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搞工矿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就搞不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搞不掉。

11月8日，张春桥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五名红卫兵时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至于怎么样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还是靠你们去闯吧！找几个工人谈谈心。」⁵⁰⁸张春桥不会不知道陶铸等对职工群众组织的反对态度，以他一贯的谨慎，他应该是领会了毛泽东想将文革推进到工厂的想法。

而各省市党委包括上海市委，显然不知道毛的这些最新想法；他们还是一如既往，一厢情愿地希望大串联早日结束，希望至少能将红卫兵挡在工厂大门之外。为此，9月7日，上海市委特地以市委文件形式向下发了一个通知，后面还附了一个电话通知：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通知

沪委〔66〕第91号

市委各部委、各区委、县委、党委：现将中央紧急电话通知即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通知各工厂企业、学校和公社党组织，根据这个通知精神进行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紧急电话通知

中央要搞个指示，决定几条，主席已同意了。指示正在写，陶铸同志先电话通知，要各省市马上通知地(市)、县委和工厂、企业单位。主要内容为：一、农村，县以下不要去串联。二、学生不要去工厂串联。总之，要把县以下和工厂稳住。外地的学生去了，要同他们讲道理，劝他们回来。各省市要找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开会，讲明中央指示不要下农村、工厂串联。有意见，可以派少数代表座谈、送大字报。干部要挺起身来，讲道理，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什么也不能搞。讲这是中央决定，指示马上就要下达。

1966年9月7日下午1时

周恩来正在起草有关文件，文件明令学生不要去农村、工矿企业串联。周恩来并要陶铸打电话向华东局打招呼，听反应。中央的这个文件毛泽东到9月14日方批覆。但上海市委已经等不及了，在9月7日便将这个与陶铸通气的电话，以市委文件发了下去。⁵⁰⁹上海市委的预感完全正确。就在这个市委文件发下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红卫兵，正在去工厂与工人造反派串联，1966年11月6日，就在北京，一个名为「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组织在东单体育馆宣告成立。⁵¹⁰最初有三千人参加。而三天后，上海的工人组织也将成立，上海文革力量的对比，将因此大大改变。

工总司筹备会议

1966年11月5日，上海西面静安区，愚园路311号一幢花园小洋房里。房主已被赶到一个角落，现在的主人是首都三司联络站的北京红卫兵。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联络站，就是前面第四章提到的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大规模南下时在上海成立的组织，负责人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姜涛。首都三司联络站一成立，便在市委延安西路办公大楼门前和不远的静安公园贴出成立布告。许多支持他们观点，或在单位受到压制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看到布告纷纷找上门，和北京红卫兵建立联系。

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中有一个名包炮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原名包常甲，「包炮」这个名字是文革中改的，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意。⁵¹¹他和几个中学红卫兵来到上海串联，同行者到上海后又去其他地方串联，他留在上海。包炮后来回忆，第一个让他震惊的来访者，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这个上海工人告诉他，他们因为支持北京红卫兵，被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毒打，以后又被送回所在工厂继续挨打。这使包炮产生帮助上海工人成立组织的想法。来访的工人都表示要去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告状，他感到不合适。此时，中央刚于几天前的10月30日，向各省市党委转发给安徽省委的回复，要求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包炮觉得工人造反派不必去北京，可以在上海成立自己的组织，向压制他们的领导作斗争。包炮将自己这个想法对姜涛说了，但姜涛不积极，姜当时的着重点在学生运动。包炮于是自己行动。11月5日，他根据来访登记簿上的记录，让联络站的其他红卫兵给来串联过的工人造反派打电话，邀请他们明天下午来联络站参加座谈会，交流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⁵¹²

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是最早与首都三司联络站联系的工人之一。他的弟弟戴祖大是淮海路上新世界服装商店的店员，被作为「坏分子」批判。戴祖祥带了跟着自己学习美术的四个徒弟，在批斗会现场抢出了弟弟。新世界服装商店告状告到戴祖祥工作的上钢三厂，戴祖祥于是也被厂里批判。戴祖祥和戴祖大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有个造反派组织革命楼，就去那里串联，想为自己讨个说法。他们认识了革命楼的负责人侯邦琪，兄弟俩干脆就住在戏剧学院，不回工作单位了。两三天后，通过革命楼的红卫兵，他们又认识了包炮，包炮对他们说：他们可以这样迫害工人，工人难道不可以起来反抗他们吗？包炮让他们来参加座谈会。

822厂的技术员岑麒麟，⁵¹³也是最早与这些北京红卫兵联系的工人之一。他在一所大学观看大字报时，认识了姜涛。11月5日傍晚，岑麒麟去首都三司联络站，姜涛说，现在有很多受压的造反派到首都三司联络站来告状，要求帮他们平反，上海工人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已经联系了一些人，决定明天(6日)下午到首都三司联络站来开筹备会议。姜涛要工人们再去联络一些人来开会。⁵¹⁴第二天，11月6日一早，岑麒麟来到愚园路311号打电话通知他所认识的其他工厂的工人造反派。这时沪光灯具厂工人黄文海找上门来。⁵¹⁵黄文海11月4日在厂里组织了个「硬骨头造反队」，受到厂领导的指责，他到首都三司联络站是来告状的。黄文海并表示，他们一个厂的造反派单独造反很吃力，希望能像红卫兵那样，与其他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红卫兵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欢迎参加。于是，黄文海马上与岑麒麟一起打电话。他俩共通知了几十家工厂的造反派。⁵¹⁶

黄金海是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吕英豪去他厂里串联时，向他邀请的。黄金海想起王洪文，马上让人给国棉十七厂打电话，希望他们也派人去参加。⁵¹⁷所以王洪文是黄金海通知的。陈阿大是自己去的。6日中午，岑麒麟吃过午饭出家门，还想多联系几家工厂的造反派，路过江浦路上的良工阀门厂铸工车间，造反队员小蒋接待了他。岑麒麟告诉小蒋，北京红卫兵下午要开上海工人串联会。陈阿大在一旁听了，下午，就自己赶去愚园路。潘国平这些日子病假在家。厂里另一个工人造反派小王11月6日上午在厂接到邀请开会的电话，正遇上来厂的潘国平，就动员他一起去：我不善说话，你小潘能说会道，一起去吧。潘国平就这样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谢鹏飞和蒋周发。谢鹏飞11月3日逃到巨鹿路691号的炮司后，就住在炮司，不回厂也不回家；身上没有钱，饭还是红卫兵给他打的。11月6日，炮司的红鸥对谢鹏飞说下午在愚园路开工人串联会，让他也去参加。叶昌明、范佐栋、丁德发、徐美英等，也都是上门告状时被邀请的。

被通知的有几十家工厂，11月6日那天实际到了17家工厂共三十多人。首都三司联络站负责人姜涛没有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上的主持者是岑麒麟，实际主持会议的是包炮。参加会议的北京红卫兵有北航红旗的吕英豪、北京体育学院的林波。⁵¹⁸上海的红卫兵大都是炮司的：复旦的周谷声⁵¹⁹、师院的江必雄，交大的许云飞、华纺的林翌、⁵²⁰市东中学的红鸥⁵²¹，还有红反会的方劲戎，等等。⁵²²会议在底层一间狭长的大房间进行，房间中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会议记录者是丁德发和黄文海。丁德发的记录被保留到文革后，为历史存留了更多的真实和细节。

这个工人造反组织的成立，究竟有没有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或是暗示？会议组织者包炮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希望工人组织起来的想法，也没听说张春桥「搞工厂是方向」的讲话。包炮回忆时再三强调，帮助上海工人成立组织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他一个人去行动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虽然有好几个红卫兵协助他作联络工作，但主意是他想出来的。他就是根据毛泽东1939年在两篇文章中的论述：学生运动是革命的先头兵，只有工人运动起来，革命才能真正取得胜利。「这是我的理论基础，是我想帮助工人成立组织的唯一根据！」⁵²³

会议一开始，戴祖祥首先控诉自己被厂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并被关在防空洞的遭遇。岑麒麟、潘国平、叶昌明、徐美英、谢鹏飞等，也纷纷控诉自己厂的党组织或工作队。其中，叶昌明关于红雷青年小组是市委树的假标兵的发言，对大家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了不得，而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激起大家愤慨的还有谢鹏飞的控诉，他拿出了血衣。⁵²⁴而此时，和他一个厂的周国定、邝三腾等还被关在厂里。比起其他人，谢鹏飞他们的遭遇是最让人唏嘘的。别人最多只是受到围攻，谢鹏飞他们却是不但挨打，还被关押了近两个月；而且还是华东局的直接指示。大家认为这是一起将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典型事件。包炮说：「这是炮打上海市委的一张王牌」。⁵²⁵据这次筹备会后不久编的一份大事记载：「有11个工厂的工人被打成反革命」。⁵²⁶王洪文来晚了，他带着廖祖康和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员共三人最后到会，坐在黄金海旁。

包炮介绍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那天他的嗓子都哑了。他主旨鲜明，建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下面是丁德发当时记录的包炮讲话：

上海市的是冷冷清清，是一个反动路线，在五个月以来，少数派被压力，是全国的事外逃援(世外桃源)，工厂的反动路线是一直贯彻着，63(6月3日批判)贺绿汀、周信芳等反党的当权派，(毛主席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可是)816(8月16日曹荻秋)在师范(学院)的讲话，曹荻秋说要整这些学术权威是不容易的，要摆事实，摆道理，(上海市委)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围攻，把农民工人召来，把红卫兵逼回北京，(市委还)设立上海市的「十条」路线(「十条规定」)。市委是贯彻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上海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上红总部」)是在上海市委指导下工作的。

北京市委派工作队来整学生，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出号召，撤出工作队在全国也发生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这个反动路线在上海还是存在，在上海的反动路线相当疯狂，运动一来把在上海运动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我们成立工人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是(符合)宪法的，造反有理，同这个反动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希望革命组织起来革命，把上海反动路线打倒，把上海反动路线打倒，坚决打倒上海反动路线

必须串联少数派，敢于造反派，议程内容

主要通过控诉大会，据目前有些人还不敢站出来，需要激发。发动大都(多)数群众。进行大串联，

必须定名称，让上海每个工人心中有这样一个组织，有利于造反，揪出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保皇势力很大⁵²⁷

值得注意的是，包炮在发言中援引宪法保护的结社权，证明成立工人组织的合法性。这个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人，包括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们，却早已是个越来越遥远甚至陌生的名词。1966年8月22日北京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曾提及这个久已虚设的结社自由权：

不管什么组织，代表着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不同意见的组合，这是结社的自由……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你们有自由，有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宪法的自由和权利。⁵²⁸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在工人中没有引起反响。1949年后制定宪法，其中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写上显然只是不得而已，从来没有对公民大力宣传过。文革中周恩来重提，也只是针对学生的红卫兵组织。至于工人，如前所述，文革初期所有针对工厂的措施，就是不允许工人成立组织。工人曾一度学着学生也成立红卫兵组织，被中央发文禁止；这个9月25日颁发的中央文件，内容是「工人不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不准工人成立组织。

来参加会议的工人造反派大多只是来串联，寻找支持，互通情况，没有想到要成立全市性的组织。文革结束后，从王洪文的交代看，他认为工总司完全是红卫兵串联起来的：「我们这些与会者当时只考虑到自己在本单位受到压制的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上海市委，没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文革结束后，黄金海被审查时在交代中也说，关于成立上海工人造反组织，「这点事先是没有打算的。」⁵²⁹但包炮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算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

岑麒鳞和戴祖祥因为前一天就和包炮联系上，所以知道包炮的这个打算。据参加会议者后来回忆，岑麒麟说关于成立全市性组织的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下，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赤卫队」，图章也刻好了，我们打算盖了章到市委去备案，不怕市委不承认。戴祖祥拿出自己刻的一枚石膏图章，给大家传着看。但大家不赞成他们的做法。因为本来说开会是串联交流情况的，怎么连图章都刻好了？这有点给人真主意假商量的感觉；大家尤其认为私刻图章是违法的。⁵³⁰坐在黄金海身边的王洪文首先表示反对。大家也都对戴祖祥不满，甚至怀疑他是「政治扒手」，轰得戴祖祥很窘，还是红卫兵出来打了圆场，说他们前一天已经一起商量过成立组织的事情。

王洪文向大家说起他去北京告状的经历，众人都感兴趣，要他坐到当中讲。王洪文便坐到长桌子的中间，岑麒麟和戴祖祥被冷落在一边。⁵³¹这时已经是深夜10点，包炮看看时间已晚，估计有些人家里有事，便建议各厂选出代表留下来，吃过夜点再继续讨论筹建组织事宜。17个单位留下了各自的代表，他们不久都将成为上海文革舞台上的活跃分子。⁵³²

工总司的诞生

吃完夜点心后继续开会。首先商量推选成立大会的主席团筹备组负责人。丁德发记录了推选出的五个候选人：

组织研究

有组织、有机构、有统一领导安排

每个工厂都起码一个代表参加，筹备一个领导小组进行系统性调查，干得好的愿为大家服务，就是好的，凡不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罢他的官。这个头就要有彻底的革命性，选顶得住的，斗争中学会斗争的，候选人五人：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玻璃机械厂潘国平、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上钢三厂戴祖祥、良工阀门陈阿大⁵³³

包炮希望这个即将成立的工人组织是由上海工人自己筹备成立的。他要求大家先报身份，包括自己的出身、成份、简历和为什么要造反，然后推举负责人。他还建议，成立大会召开以后，再由参加大会的工厂代表，正式选举负责人。于是大家各作自我介绍。

在所有与会的工人造反派中，王洪文和潘国平给人的印象最深。红卫兵大都趋向选择潘国平，因为潘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能说会道，会上表现比王洪文活跃，红卫兵们认为他造反精神足。但是工人们觉得王洪文更好：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工厂保卫科干部，共产党员，举止也比潘国平稳重。黄金海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对潘国平印象，觉得他不是很「稳」有点「海派」。黄金海提名王洪文。⁵³⁴黄金海以后回忆说，他之前去国棉十七厂串联时，就对王洪文印象很好，觉得王洪文稳重，又是党员；而潘国平这些方面都不及王洪文。王洪文的东北普通话，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1949年以后，大批原籍北方的共产党干部南下掌政上海权力，北方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和真理的符号，在上海这个南方吴方言区，操北方口音者往往会带着些语言强势。总之，王洪文的政治身份无疑是最好的，所以黄金海提议王洪文为负责人，大家都赞成。黄金海后来回忆说：「与会者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和党的干部是一致信任的。」⁵³⁵参加会议的上海炮司红卫兵周谷声等也都提出：「王洪文是党员，建议王洪文多负责点。」其实，这些人中有两个党员：王洪文和岑麒麟。但岑因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农村饿死人有过议论，被视作是「丧失阶级立场的错误言论」四清中暂缓党员登记，岑麒麟没有隐瞒这个情况。而且几个当事人后来都回忆说，岑麒麟因为相貌原因，给人第一印象不好。⁵³⁶

包炮赞成王洪文当筹备组负责人，他也觉得潘国平不如王洪文稳重。他文革后回忆：「我当时特别担心出错，担心『扒手』当选，所以王洪文一报成份，大家都说好，我也觉得好，他不但是贫农，而且还是党员和保卫科干事。尤其是保卫干部，当时一定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担任。王洪文口才也清楚；当时给我的印象也较稳重，又是大厂出来的。当时我很高兴，第一次开会就能选出王洪文这样好政治条件的造反派工人。」⁵³⁷最终王洪文当选。

王洪文就这样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这个领袖地位，王洪文将保持整整十年，这在文革中其他城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是少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的党员身份，既对王洪文起了自我规范和约束作用，也使他比其他造反派容易被保守派和老干部认可和接受，尤其被毛泽东看中从而培养提拔；这又反过来增强了王洪文在造反派中的威信和地位，而且也决定了上海文革在全国的领头地位。对于自己的当选，王洪文后来回忆说：

我同意包炮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江苏、湖北组织得比较早。大家一起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中讲到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开始我不了解那人情况，有些犹豫，但在那种极「左」路线的情况下，采取个人报名，自己说一番个人情况。大家议论要组织起来，我也同意，主要是包炮的主意。组织起来人少怎么办？先筹备推选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还有一个叫岑麒麟(公安部822厂技术员)是暂缓登记的党员。我就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还选了潘国平，后来他变得很坏。⁵³⁸

另外，推选了由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陈阿大与戴祖祥组成的成立大会筹备组。⁵³⁹不过这个名单第二天便有所改动。以后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

在讨论组织名称时，包炮认为，岑麒麟他们起的「赤卫队」名字不新鲜，不像红卫兵那样，让人听了耳目一新。包炮主张叫「造反队」，说现在都叫造反派。但是，黄金海感到叫造反队不妥，有点刺耳，会被人抓住小辫子质问「你们造谁的反」？经过「下来」风波的黄金海在这方面特别当心。当时，造反组织的名称虽然各色各样，但还没有直接起名为「造反」的。黄金海担心「造反队」这样的名字会使老工人产生接受障碍，王洪文等也都赞成黄金海的意见。但红卫兵们坚持要取造反队这个名字，说这个名字给人全新的感觉，而且体现文革精神。红卫兵们还大声诵读毛泽东那条关于造反的语录。一些工人被红卫兵说服了。黄金海于是提出，既然要取名造反队，那么建议在「造反」前再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黄金海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主要考虑，「造反」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下，「造反」，造谁的反？容易被误解。所以我提出将「造反」的含义和性质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二字。⁵⁴⁰

大家都赞成黄金海的建议。另外，也学红卫兵组织叫「司令部」。就这样，决定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黄文海又提出在「司令部」前再加一个「总」字，说北京红卫兵分裂成几个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派不要再分裂，⁵⁴¹大家同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就这样诞生了。⁵⁴²王洪文随即讲话：

我没有经验，因同志们对我信任，选我主任，进一步研究筹备方法时间，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召开控诉大会。

我们这里成立总的，以后各区各块便于联系，据我了解，(国棉)三十厂是我点的火，串联了一下，像这样的单位很多，我的看法，分区分块便于工作，因咱没有经验，因咱人不熟，(如果我干不好)该罢就罢，我要依靠大家，因时间急，发动各单位少数派。⁵⁴³

红卫兵运动在学校兴起以来，成人的文革组织亦步亦趋地仿效着学生们，连组织的名字和形式都跟着称「红卫兵」。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在成人中建立红卫兵，9月25日发文，要求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农村等，停止发展红卫兵。⁵⁴⁴于是成人的文革组织叫什么名称？保守派组织一般都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中寻找资源，取名「赤卫队」、「纠察队」之类，而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响亮的名字。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建立，使成人造反组织有了共同的名称：「革命造反队」，从此与学生的「红卫兵」区别。而且还将派生出一个新的政治名份：「革命造反派」。

红卫兵提出，上海市委正在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部署上海文革的运动，所以一定要抢在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之前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于是会议决定将成立大会时间定在11月9日，「让市委措手不及」：⁵⁴⁵

什么时候开会，一定要在星期三以前……

主要抢时间，三级干部开会。⁵⁴⁶

三级干部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10月28日周恩来作总结讲话后特别布置的，他要求各省市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上海后，即布置召开上海的三级干部会议，时间正是几天前的11月2日。

红卫兵提议，将成立大会会场选在人民广场，但大家觉得人民广场太大，担心到时候来人不多。于是决定放在文化广场。⁵⁴⁷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全部由红卫兵包下。大会海报由炮司和工总司一起起草。会场联系和海报、宣言的印刷和张贴，还有大会会标，红反会红卫兵方劲戎提出都由他们包了。⁵⁴⁸会上还确定叶昌明、蒋周发等11人在大会上发言。⁵⁴⁹大会执行主席由工人担任，大家公推王洪文。但王洪文说，他当筹备组负责人可以，但主持大会不行，因为他讲话不行，尤其在人多场合讲不好话。大家便推选潘国平主持大会，因为潘国平普通话标准，表达能力强，思路清晰。⁵⁵⁰于是，大会主席团负责人是王洪文，大会执行主席是潘国平。就这样，筹备会上实际产生出两个工总司领袖：王洪文和潘国平。

抢红布行动

筹备会上还决定了工总司的袖章样式。会议结束时，有人提出，成立大会上造反队员要戴上袖章。但做袖章的红布哪里来？陈阿大说：「向布店借，不肯借也要硬借。等组织成立后，写个证明，叫他们去向曹老头结账！」江南金属制品厂的王汉清是司机，开了一辆卡车，载着众人驶往八仙桥。途中发现汽油没了，赶快开到延安路附近一个加油站，加完汽油，众人登上卡车刚欲离开，被油站工作人员拦住。当时加油都要汽油票，工作人员向他们索要，他们递上一张纸条：「上海市委加油100公升」，说「向曹荻秋去要！」

戴祖祥的弟弟戴祖大建议去八仙桥的协大祥绸布商店，戴祖大在服装店工作，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协大祥绸布商店是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店，破四旧时被改名为长征绸布商店；但因「长征」之类的店名重复太多；后再改名为北京绸布商店。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商店早已打烊，店大门用木头的门板排上。大家问王洪文怎么办，王洪文说：「这么大的店，一定有后门，到弄堂去找！」他带着人找到后门，值班人员开门出来，领他们上了三楼卧室，叫醒店党支部书记。王洪文说他们因革命造反急需红布二百尺，支部书记要他出示证件。王洪文拿出首都三司联络站的介绍信，支部书记说，红卫兵介绍信不能作凭证，他要王洪文出示工作证，王洪文说没带，范佐栋和另两个人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⁵⁵¹支部书记见了工作证后，告诉他们，店里没有红布，不信可到商场去找。支部书记带他们去二楼货栈查看。果然只找到一百尺红府绸。王洪文说府绸也要，我们借了！值班人员拉着他们让付钱，范佐栋写了张收条。出了门，大家议论说这点红布可能不够。戴祖大说附近有家棉布批发站，肯定有红布。他们又直奔那里，正好有个值班人员开门出来上厕所，大家便一涌而进。知道这些人是来找做袖章的红布的，值班人员将他们带进库房，帮他们找到红布。众人扛走了六、七大捆。⁵⁵²这是工总司成立后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也是文革中上海第一起不付款而强行索要物资事件。不过后来工总司有了活动经费，即派丁德发去结账还了钱。⁵⁵³1970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与王洪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王洪文谈到这次抢红布行动时，毛泽东说：「那有什么办法，人家不承认，不给你们嘛。」⁵⁵⁴毛泽东没有批评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11月7日晚上，蒋周法、谢鹏飞与黄金海等带领几十人，乘着一辆卡车去江湾，直奔蒋周法和谢鹏飞工作的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他们是去抢黑材料，为大会发言作准备的。到达厂办公室后，他们先将电话机的听筒拆下，然后要值班者交出黑材料，遭拒绝后，他们便自己动手翻查，最后抢走了一个铁箱，里面主要是厂里的四清材料，马上贴上封条，也没有来得及细看里面的材料，将箱子带回到愚园路。这是工总司成立后的第二次「革命行动」，也是有案可查的上海工厂第一起「抢黑材料」事件。而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上海戏剧学院刚发生抢「黑材料」的事件；第二天，11月8日，不远的复旦大学也将发生红卫兵抢档案事件。

工总司成立后最初的两个行动，都是反规则而且是抢夺性的，这为工总司带来「打砸抢起家」的名声。工总司反秩序反规则的组织特性，也在这最初的两次「革命行动」中充分展现。

炮司的红卫兵又去与铁路装卸机修厂交涉，说他们关人打人是私设公堂，是非法的；工厂才将仍被关押着的邝三腾等人释放。

宣言、海报、袖章和大旗

11月6日晚上，工总司筹备会议快结束时，王洪文提出，筹备成立工总司大会，要有个办公处，但首都三司联络站地方太小。炮司红卫兵林翌表示，工人造反派可以在他们的司令部办公，那里而且有电话。这样，工总司在愚园路311号只开了一次筹备会议，第二次活动就搬到了巨鹿路691号。这座花园小洋楼也是红卫兵强占的，原是著名中医陈筱宝后人的私宅，客堂里还停着一具毒材。

11月7日清晨，王洪文等抢了红布后，来到巨鹿路691号。上午，徐美英带着一台缝纫机，自费叫了辆三轮车拉到这里，她是用平时积攒的加班时间调休的。王洪文等人在里间开会，包炮和炮司的红卫兵也参加。参加者还有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⁵⁵⁵他是被交大反到底作为联络员派到炮司的。

徐美英在外间将抢来的红布做成袖章和工总司大旗。袖章上的字是戴祖祥用毛笔写的仿毛泽东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写在一块硬板纸上；由国棉三十一厂的陈竹伯和上海轻工业学校的红卫兵将字刻成铠空，再用黄色油漆刷到红布上。戴祖祥还用一个石膏像的底座，以一根缝衣针为工具，刻了个工总司字样的图章。他刻图章是想盖在徐美英做好的袖章上。但只盖了十几个袖章，石膏图章就裂成几块。大家生怕没盖图章的袖章「不合法」，所以开大会那天实际没发下去。⁵⁵⁶大旗上的字需用黄布剪了贴上去。徐美英去附近一家布店想用工作证「借」，却正是昨天被抢红布的那家店。店员不肯，说你们的人昨天半夜已经来抢过了。当时购买纺织品需用布票或纺织品专用券，徐只好用自己的专用券购买。因带的专用券不够，没买足尺寸。所以大旗上的一行小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最后那个「部」字的耳朵偏旁，布不够了，只好用黄漆写了补上。大旗中间是「造反队」三个大字，也是戴祖祥仿毛泽东字体设计的。⁵⁵⁷

里间的人正在讨论大会主席团人选。有人提出，昨天选出的几个人中没有女同志，于是将徐美英叫进去，要她自报出身。徐自报是生产组长、女工委员，又报造反原因。大家就说通过，女的有了。就这样，选举了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戴祖祥、蒋周法和徐美英，组成大会主席团。王洪文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大会执行主席。⁵⁵⁸参加会议的交大反到底杨小兵等提出，大家相互之间不熟悉，各人的情况都是自己报的；建议对主席团成员进行调查，防止混入坏人。包炮同意由首都三司联络站和炮司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调查每个主席团成员的政治情况，介绍信由首都三司联络站开具。

叶昌明与蒋周法在三楼起草大会发言稿。工总司的成立宣言由人民电机厂工人张伯生起草。⁵⁵⁹炮司给了他一些数据，他嫌房间里太吵，躲进厕所去写：

当时我对自己被厂里围攻的遭遇很气愤，所以是带着一股激情写这个宣言，把参加开会的红卫兵们拿来给我的几份传单东抄西摘，东拼西凑，组织成一篇宣言。其中一句「砍掉脑袋不过碗口大的疤」，就是从一篇红卫兵宣言中摘录下来的。⁵⁶⁰

第一稿写出后，张伯生拿给大家看，然后按修改意见修改，前后修改了三次被通过，形成了工总司的第一个文件。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

(草案)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搏斗中宣告成立了！

我们上海工人从来就有革命造反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各单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组」、「工作队」，以及采取其他种种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给运动订下了条条框框。他们抓住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至今尚未揭开，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后于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就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能丢！割掉我们的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口大的疤！过去，我们连国民党的大刀水龙也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小小团攻和恐吓吗？！过去，我们连杀头坐牢都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扣什么「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帽子吗？！

老实告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我们工人造你们的反是造定了！这个反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我们既然起来造反了，这场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么地步，就由不得你们了！反正，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

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小的将、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彻底铲除其流毒，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对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全体队员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皴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⁵⁶¹

这个宣言和当时社会上各种宣言、声明一样，充满了流行的革命语言。其中一句话比较突出：「我们要夺权」。这在造反派的宣言中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也是比较早提出的。「夺权」两字早在两年前中共中央关于四清的文件《二十三条》中就第一次提出。文革开始后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中也有提及，但都是指由上级党组织撤换和委派下面的干部，谁都没有预料到后来一月革命式的夺权。张伯生等显然也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而照抄此话，⁵⁶²他们当时肯定没有理解和想到其真正含义。但文革结束后，宣言中的「我们要夺权」成为工总司造反派的罪名，说他们一开始造反就是为了夺权。

叶昌明去市委接待站与市委交涉，要求印发这个宣言，起初市委不答应，后来答应印二千份。但去印刷厂交印时，印刷厂表示，时间太紧，9日成立大会前交不出。于是决定出海报扩大影响；在海报中，特地加上市委和各级领导不得阻拦参加会议的内容；由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帮忙油印。海报内容如下：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声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⁵⁶³

海报油印了几百份，大家马上分头四处张贴。

市委的「三不」方针

工总司在筹备成立大会时，首先想到要求上海市委领导人参加大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潘国平负责去找曹荻秋参加大会。11月8日上午，他先去交通大学找到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申志明，与申志明一起去市委康平路办公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冠英接待了他们，他们指名要曹荻秋接见。潘国平提出三项要求：1.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2.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下午的大会，接受批判；3.提供宣传和交通工具。⁵⁶⁴潘国平限令市委当天下午2点之前答复。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随即用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曹荻秋的秘书。

曹荻秋这些日子为躲避造反派，改在衡山宾馆办公。听了汇报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马上向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工人组织，并强调这是中央意见。曹荻秋于是决定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方针。他和魏文伯当天晚上去看望在西郊宾馆养病的陈丕显，陈表示支持他们决定。⁵⁶⁵陈丕显还定下原则：「不赞成，也不反对，个人意见也不能发表。」⁵⁶⁶曹荻秋后来对这个三不方针解释说：「建立了工总司这样的组织后，工厂的矛盾不是缩小，而是会把一个厂内部的矛盾扩大为外部矛盾，矛盾就难以解决，局势就难以控制，生产就没有保证。」⁵⁶⁷曹荻秋还对他的秘书说：「工总司的负责人，有些是社会渣滓，要注意。造反派中确有一些不纯的人混在里面。今天这些人上台，明天那些人上台。一个组织成份不纯，影响生产，最后是站不住的。我就不参加大会，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⁵⁶⁸其实，曹荻秋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到会如何表态？他后来说：「当时请我去参加或者市委派别人去参加，我们考虑派人去参加不好表态。」⁵⁶⁹造反派们在交大找到另一位市委书记马天水，请马参加大会，马天水也没答应。

下午，市委将曹荻秋的三不方针通知办公厅副主任刘冠英。为了不激化矛盾，要刘以个人名义，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答复工总司代表。但是，由于电话号码搞错了，刘一直未能与工总司联系上。市委还立即通知基层党组织，要求他们说服职工「不要离开生产岗位去参加大会」。曹荻秋又特地布置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做好接待的准备。张祺后来回忆：「曹荻秋说，工人有工会组织，为什么还要成立什么造反组织？这里有问题。并关照我对受到蒙蔽的工人群众一定要做好工作。」⁵⁷⁰

造反派们一定要曹荻秋参加大会，表明他们对市委权威的仍然认可，也表明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不自信。虽然在筹备会议上包炮曾强调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受宪法保护，他们对宪法的权威仍抱怀疑。黄金海后来对此做过解释，说他们一再要求曹荻秋参加大会的目的：

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⁵⁷¹

曹荻秋认为工人有工会就可以了，显示了中共干部对公民结社权的真实底线，即只允许自己掌握的组织例如工会这样的官办组织存在。然而，此时官办的各类群众组织，恰恰是文革阻力，是毛泽东决心要摒弃的。

工总司成立大会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召开。会场周围布置了许多纠察队员，门开得很小，要使劲才能跟着人流挤进去。参加大会的大都是造反派，也有不少造反派的对立面。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去了八百人。⁵⁷²陈阿大工作的良工阀门厂和岑麒麟工作的八二二厂各去了一百多人。

海报起了广告作用，绝大多数人都是看到海报后去的。戴立清这天正从北京告状回来，一下火车；就在车站出口的广场边上，看到一块单独立着的牌子，上面贴着有两张《解放日报》那么大的红底黑字海报，正是工总司的成立海报。戴立清让和他一起回来的同厂工人帮忙把行李带回去，自己直接去文化广场。他在主席台边第一次见到王洪文。王洪文那天穿着褪了色的军装，举止稳重，让戴立清第一眼就觉得他肯定是个复员军人。戴立清厂里来了许多人，都是参加工总司筹备会议的王汉清用卡车拉来的。他是司机，他开的那辆车在工总司成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成为工总司总部的专用车。王秀珍也是看到海报后去参加大会的，她还组织了同厂的几十个工人，自己带队，用五吨卡车载着开去会场。耿金章厂里的一个同事看到海报后，来约耿金章。耿金章前一天上晚中班，这天正在家休息，于是和同厂六个工人一起去参加大会。⁵⁷³王腓利是厂里别的青年工人当天看到海报，告诉他，他和几个工人相约一起去。但到了厂门口，党支部书记拦着不让他们出厂。王腓利说，那你就算我们旷工吧。⁵⁷⁴施尚英也和王腓利一样，不顾厂领导劝阻而参加大会。他和一些工人看到海报后，因为与上班时间有冲突，就向车间的文革小组要求让他们去参加，车间文革小组不敢擅自答应，层层上报，厂部不同意，施尚英他们说，那我们用加班攒下的调休去参加。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到厂工会去借了锣鼓家什，干脆敲锣打鼓地举着海报在附近的几个车间兜了一圈，以让更多的工人知道这个大会，然后去了会场。⁵⁷⁵还有张宝林，他前一天去愚园路上的首都三司联络站看大字报，正遇上过去曾经和他一个工厂工作过的潘国平。潘国平告诉他，11月9日要开大会，而且打头的王洪文是党员，保卫科干部。张宝林觉得保卫科干部政治上一定可靠，就参加了大会。⁵⁷⁶

据后来不久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与《一月风暴》小报合编的小册子《上海工总司斗争纪实》中说，这天原估计到会一千多人，没想到来了四万余人。而十年后文革结束时的清查材料说，那天实际到会只有一万余人，会场稀稀拉拉。但是，参加大会的当事人都回忆说那天会场坐得满满的：王洪文回忆说会场里坐满了人；徐美英回忆说连过道里也坐满了人；她厂里四百个工人，有半数赶来参加大会。⁵⁷⁷当时的上海文化广场有座位一万二千五百个，从这些回忆来看，会场里挤满人，当在二万人左右。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1975年编写《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中，也说到会者约二万左右。黄金海更是回忆说，那天连文化广场附近的陕西南路、永嘉路和复兴中路上都站满了人。参加大会的工人们大都从厂里直接来会场，穿着各种不同的蓝色或白色的工作服或背带工作裤，许多人工作帽还戴在头上，脸上的机油都没有擦去。

主席团成员的资格审查，刷下了戴祖祥，因为他父亲1949年前曾经做过锦江饭店的大厨，有人说他父亲为资本家服务，是资本家的奴才；⁵⁷⁸还有陈阿大，红卫兵组成的资格审查小组去他居住的居委会调查，居委会说他父亲「有问题」：一个资本家在红卫兵抄家时，将一些黄金藏到陈阿大父亲陈七二家，但不久东窗事发，陈七二被红卫兵以窝藏资本家黄金之罪名揪门游街。戴祖祥和陈阿大就这样都被取消坐主席台的资格。陈阿大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戴祖祥倒是没闹情绪，仍然在主席台前后忙碌，做接待工作。⁵⁷⁹对王洪文的审查是炮司的周谷声和红鸥负责的，他俩去了国棉十七厂。红鸥提出找工作队，因为工作队是王洪文的对立面，王洪文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肯定会告知。接待他们的正是驻厂工作队长施惠珍，施向他们介绍了王洪文反工作队的情况，而在周谷声和红鸥看来，这恰好说明王洪文造反精神足。调查下来很满意：党员、复员军人、保卫干部，当时还很少有造反派工人具有这样过硬的政治身份。⁵⁸⁰

大会海报写着中午12点开会，但因为刚开始时来的人不多，并主持会议的潘国平迟到，所以时间推迟了些。主席台上，王洪文、叶昌明、徐美英和蒋周法等已经入座。范佐栋不在，他上午和几个红卫兵去寻找市委负责干部，想请他们中哪一位参加大会，到大会开始时还没到会场。

2点45分，潘国平宣布大会开始。他首先介绍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还没说几句，刚介绍到自己，一个青年女工跳上台，说这个会议是北京红卫兵操纵的，是个大阴谋，还说主持大会的潘国平不是上海工人，而是北京红卫兵，因为她在北京红卫兵冲市委时，几次在市委延安西路办公大楼前，看到戴着红卫兵袖章的这个人。潘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确实是上海工人。会场秩序顿时混乱，许多人要求潘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有许多人纷纷跳上台抢话筒。潘国平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但接着他所在工厂的一个工人上台，揭发说潘国平在厂里表现一贯吊儿郎当，出身黑五类，根本不能代表工人，会场一阵骚乱。潘国平工厂另一个工人又跳上台，证明潘出身不是黑五类。大会执行秩序的纠察人员将所有自己跳上台的人都赶下台。有人去找来了一块大黑板，将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名字、工作单位、是否掌团员以及家庭出身等情况，抄写在上面，放在主席台前，让大家都能看到。⁵⁸¹

会场这边，待秩序稍平息，潘国平宣布大会继续进行。蒋周法宣读工总司成立宣言，叶昌明代表合成纤维研究所红旗战斗小组发言，批判上海市委宣传红雷青年小组是「大阴谋」。接着蒋周法发言，发言稿是谢鹏飞起草的，内容是控诉他们被殴打和关押经历。蒋周法没有说几句就哭了，哽咽得说不出话。台下听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开始喧哗。于是谢鹏飞上台接过话筒，继续控诉。他出示了血衣、用来殴打他们的铁刨花、医院开具的验伤单，以及工厂派人抄他们家时给的收据。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响彻会场。⁵⁸²后来又有人往台上挤。会场秩序越来越乱，原来准备了七八个人发言，实际上发言的只有三个：叶昌明、谢鹏飞，以及王洪文所在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代表。台上、台下展开瓣论，一片混乱。

在后台维持秩序的上海基础公司的张宝林⁵⁸³，跳上台抢过话筒，身材高大的他将话筒高高举在手里，指挥主席台上的纠察，将冲上台来的人统统赶到台边。黄金海则指挥一些工人手挽手筑成围墙，将王洪文保护在主席台中间。潘国平被人挤到台边，张宝林就将话筒交给王洪文。王洪文接过话筒，没说上几句，又有人冲破纠察线，跳上主席台，一把揪住王洪文。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揭发王洪文是「政治扒手」。还是张宝林，用带领高呼口号的办法，勉强稳住了秩序，宣布了工总司的成立。王洪文以后对此回忆说：「开始宣布工总司成立大会，几句话后就发言。发言还未完，大会就被冲散了。这个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也没有，各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88

上北京告状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下午6时左右，去请市委领导的范佐栋和红鸥等总算来了，他们找不到曹荻秋，只在交大找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张说要请示市委。但他去打了两次电话，回来都说市委不同意。范佐栋等不由分说，将他硬推上吉普车，带到文化广场，再推上主席台。但张文豹不肯表态，范佐栋将话筒塞到他前面：「热烈欢迎市委领导讲话。」与会者都拍手欢迎。张只说「我是被硬拖来的，不能代表市委」，其他一句话都不肯讲。这下，下面响起一片骂声：「滚！」

曹荻秋不出席大会，作为市委干部的张文豹，若能够代表市委讲上几句话，可能会暂时稍微平息大家的情绪，但张文豹始终不肯讲话。这下激怒了参加大会的工人们，更激起大家的担心：市委不肯参加大会，好容易来了个人，又不肯表态。当时工人们还不知道市委的「三不」，但从张文豹的沉默，能让人感觉出市委对这次大会的态度，这使所有的与会者感到不安。台下哄了起来。包炮从后台走到王洪文身边说：「人不能散，到市委请愿去！」王洪文于是宣布：「曹荻秋原来同意参加大会，但到现在还不来。既然市委不肯表态，那么，现在大会主席团决定，全体会议参加者，集体到市委去请愿！大家不要散，到会的造反队员留下来听候命令！」⁵⁸⁴戴祖祥扛着徐美英做的那面工总司大旗，跳上主席台，大声喊道：市委领导不来，我们到市委去，要曹老头接见！

从文化广场里出来的有几千人，一些人从会场出来就回家了。余下的人群跟着王洪文聚集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门前。大楼对面有个平台，红卫兵们立即在平台上拉起电线，身为电工的戴立清爬上去装上扩音喇叭。这时已是晚上9点，工总司要求曹荻秋在10点半前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没回音。有人指挥大家唱起《工人阶级硬骨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歌曲，还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但等到10点40分，市委还是没有人来。⁵⁸⁵王洪文、潘国平和包炮等进入市委大楼找人，大楼内早已人去楼空，昏暗一片，不见一人。有人提出去北京告状，但王洪文提出，还是等市委领导来解决问题。后来终于有一个市委工作人员来了，让大家去离市委不远的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大家以为曹荻秋将在那里接见，便涌向友谊电影院。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型了，连大会主席团的人都互相找不到。

大家沿着延安路，向上海展览馆进发。到了友谊电影院，因剧场小，大部分人只能等在场外。这时，天上下起淅淅沥沥的冬雨。多数工人都是中午直接从工厂去会场的，许多人中饭都没吃，此时又过了晚饭时间。众人在雨中等了整整三小时，又饿又冷，直等到11月10日凌晨2时，等来了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张祺只是反复劝说：「你们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十六条》没允许工人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你们还是早点回家休息，不要影响明天的生产」。张祺的劝说遭到怒气冲天的工人们起哄。到这时候，工人们才知道市委有个「三不」指示。⁵⁸⁶这更激起大家的担心，怕回厂会遭到批判，于是更非要市委表态承认工总司，以杜后患。黄金海后来回忆：「如果市委当时有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不会有后面的安亭事件发生。」⁵⁸⁷

正在混乱之际，一个拿着手提喇叭的红卫兵反复呼叫：「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而另一个喇叭也在反复广播：「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这样的广播对走投无路的人群无疑是提醒，许多人提出，去北京去上访。王洪文等商量后也觉得只有这条出路了，于是决定带领大家北上。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周总理来电话」，当时在场的范佐栋、戴立清和红鸥等，都曾亲耳听见，而叶昌明文革中1966年11月14日的工作笔记，也提到这个广播。范佐栋在安亭事件后，曾经查询过这个「总理来电」是怎么回事，没查出个所以然，王洪文对此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有没有都是一样了。事实上，这个广播的作俑者，是上海自行车三厂工人孙福祥。后来，1967年3月，已经是战到底负责人的孙福祥，在与戴祖祥一起躲避工总司的通缉时，告诉戴祖祥，那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他解释说：「不这样说，当时的气氛调动不起来。」⁵⁸⁸

小结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催生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工总司的成立，打破了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控制。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确定了公民的集会和结社权，但这个权利从来没有兑现。相反，制止民间结社，是1949年以来的一贯宗旨。目的就是隔离各种势力和意愿，不使这些势力和意愿相互联系形成与政府对抗的群体和力量。红卫兵成立初期，受到学校和工作组激烈反对和压制，没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早就会像过去所有自发组织一样，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遭到严历处置。

而从文革初期各种中央文件对职工组织的规定看，只允许工人在工厂或车间成立组织，不准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这样的政策，就是要将各种造反势力置于同级党组织的掌控和监视之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实际就是全市性、全国性组织的代名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都只想将自由成立组织的权利局限在学生中，不想再扩大范围。

陶铸等极力想守住的，归根结底两条：职工不得离开工作，不得像学生那样成立全市性组织。前者是为眼前的国民经济考虑，后者则是为共产党自身考虑：决不允许不受控制的任何体制外社团或组织存在，这是条不可逾越的刚性规定。共产党自己最初就是靠秘密组织起家的，深知有组织群体的巨大能量。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宣布成立自己的组织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冲破共产党十七年所牢牢固守的无形禁令，挑战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只是简单地觉得，既然红卫兵能自由成立组织，那他们成立组织应该也被允许。

其实，即使是红卫兵，也从没能发展成立全国性统一组织，因为这种实际上的政党或准政党，是最被共产党忌讳的。就在工总司要求上海市委承认的同时，学生们正在再三要求，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这个要求被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决策层再三明确否定。中央对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规定，最初的底线是不许成立全市性职工组织，但上海工总司的成立不久将冲破这个规定。于是不准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是最后的底线。以后，曾经有企图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但马上就被禁止，例如全红总，后面章节将会提及。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将工总司成立大会后引出的安亭事件，说成是上海市委逼迫的结果；文革结束后批判造反派，又将造反派的行为说成是无理取闹。两种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是根据宪法赋予的公民结社权利。这个权利意识，周恩来在不久前曾经对红卫兵们强调过，帮助催生工总司的红卫兵们也十分清楚。工总司筹备会议上，丁德发所作的会议记录记下了包炮引用宪法有关条款时的讲话。只是中国的宪法从来没有让人觉得神圣和高于一切，工人造反派对宪法赋予的权利根本不自信。十七年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自己权利的底层工人，一旦与共产党的官员对抗，心底极不踏实。为降低风险，他们成立组织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希望上海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承认他们行动的合法性。这对后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费解而矛盾的举动：要求自己的批判对象、不久升级为打倒对象，承认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要求被自己斥为「对抗革命」的对象，赐予自己革命的名份。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上海市委不出席他们的成立大会，表明了当政者对公民结社权的真正态度。曹荻秋拒绝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映射出宪法在中国的真实地位。曹荻秋不敢擅自做主，根据的是十七年的实际规则，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中共中央文件，比宪法更权威和更具实际效力。

以后张春桥说曹荻秋怕群众，说如果他早点接见群众，事情就不会闹大。事实上，曹荻秋们怕的不是群众，他怕的是比宪法更具实效的真正规则。而且，曹荻秋等各级干部，根本不知该如何对付造反派群众，没有先例，也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则。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与民众平等对话的习惯，平等对话被视为软弱和迁就，尤其群众要求与党政干部对话的聚众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被视作「闹事」，甚至被定为「反革命行为」。各级干部对待「闹事者」的态度，往往事发时不直接接触，事发后惩罚性整治；不可能平等地面对面地听取闹事者的要求，更不可能与他们对话甚至谈判。因为对话或谈判，不但意味着对闹事者的纵容、姑息，更意味着承认闹事者与自己同等地位同等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干部会选择依照无形规则办事，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所谓「政治错误」，其实就是跟着中央或上级指示犯错，即使知道是错的也执行不误。而「组织错误」则是违背中央或上级指示按照自己的感觉处理问题或事件。这是共产党政治生活的大忌，尤其与那些被视为异己的人物或组织对话，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曹荻秋们正是牢牢守住「严格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事」的底线，不敢犯组织错误。但这一次，毛泽东想做的却正是打破中央文件的规定。他以暂时开放久违了的公民结社而且是不受限制的结社，获得了底层最广泛的呼应和支持。

第八章：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上)

安亭拦截火车事件

铁路上海火车站，也称北站，是上海当时最大的客运火车站。11月10日凌晨1时许，满载造反队员的四辆卡车开来；接着，2时以后，近万名造反队员跑步而来，占领了月台和停站的列车。王洪文、潘国平和包炮都在其中。他们找到北站的一个负责干部，要车站增发去北京的列车，限10日早晨4点半前答复。上海铁路局马上请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立即向国务院汇报。

自从红卫兵大串联以来，铁路运输秩序越来越混乱，几乎所有客货列车都严重晚点，围车、拦车、阻车事件不断。十天前，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刚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改变列车运行方向」，「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任何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任务」。⁵⁸⁹这个文件于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前几天刚发出。在这个文件发出的前一天，10月30日，中央还下发了《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⁵⁹⁰这两个文件对上海这批准备北上告状的工人们显然十分不利。

举着工总司第一面大旗的戴祖祥，带着一千多人最先到达车站。上海北火车站挤满人群，一片混乱。当时的情景被一张传单描绘：

他们打碎了窗口玻璃，撞坏了检票口的大门，无理冲进车站。他们一进站，强行登车，纷纷从窗口爬进列车。他们见到停在北区的满载革命师生的一列长大列车—626次将要出发，几百人就站立轨道，并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旗插在火车头上，不让开车。当时车上有几千革命师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样车上车下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整个上海站内外就此大为拥挤和混乱。⁵⁹¹

众人挤上已经满载乘客即将发车开往北京的626次列车，王秀珍也在这批人中间。王洪文和潘国平见这列车厢已挤满，便率一千多人上了发往郑州的756次列车，谢鹏飞等也上了这列车。范佐栋和叶昌明因为会后留在文化广场的会场做善后工作，没去车站；黄金海觉得这么多人涌去车站上北京不太可能，也没去车站，而且他胃疼，就回厂部医务室看病去了；陈阿大虽也去了北站，但没能挤上车；戴立清因为要把厂里司机开去北站的一辆卡车开回厂，也没上车。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这天值班，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在电话中指示：尽量劝说工人，实在劝说不了，不要影响正常发车。⁵⁹²李干成副市长将这一指示转告上海铁路分局，但上海铁路分局根本劝说不了这些工人。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请示铁道部运输局，运输局的王效斌回答说你们执行市委的决定。于是，11月10日早晨5时，戴祖祥、王秀珍他们登上的626次列车被放行。王洪文他们登上的756次列车原来发往郑州，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上了二千五百多人，于上午7点正时发车。其余一些上不了车的人仍滞留在上海站。

被放行的602次列车刚过南翔，邵光华又接到王效斌打来的紧急电话，问车开出没有，说刚才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此事，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么多任务人北上。王效斌要求马上设法将列车停在上海附近的车站，就地解决问题，并说很快会有相关电报发来。邵光华接到紧急电话，立即执行停车命令。此时602次车已过黄渡站，来不及停了，又不能退回去；下一个是安亭站，上海铁路局于是急令火车停在安亭。⁵⁹³这个连大多数上海人都不知道的安亭小站，因为602次列车的停靠，顿时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在文革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火车停下后，被摘下车厢，机车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失去动力的602次车动弹不得，趴在铁轨。这时是1966年11月10日上午8时17分。⁵⁹⁴潘国平等下车打听，方知前面就是上海郊区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车站，他们所乘的列车被停在安亭车站旁的一个卸煤岔道里，轨道边堆着一堆木材和一堆煤，四周一片旷野，既无村庄，更无房子；后来才知道，这里离安亭镇还有好几里。包炮等找到车站站长的小木屋，想打电话给市里或北京，但打不通。他们要求站长放行。站长表示，没有上海铁路局调度室的命令，他不能随便放行。

戴祖祥、王秀珍等人登上的626次列车，也在这天中午接到指令，被停靠在南京车站。

这几趟火车发出后，又有几百名造反队员陆续赶到上海火车站，登上又一列火车，但直到10日下午，火车也没开出。他们听说先行者被拦在安亭，于是，10日下午5点，四五百人在徐美英的带领下徒步北上，张宝林也在队伍中。他们顺着北站旱桥下的铁轨向北进发。经过十小时步行，11日凌晨3点左右到达安亭。

就这样，北上的工人造反派被分割成南京、安亭和上海三截。

正当602次列车从上海火车站开出，11月10日清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送了《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由陶铸主持撰写，毛泽东划了圈。上海市委立即通知上海火车站和安亭站，马上广播这篇社论，并让报社立即加印几万份，派出以上海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为首的大批干部，带着这篇社论赶去安亭，散发报纸并劝说造反派们回沪。市委还组织各厂，往安亭送去大量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和药物。有的工厂将厂里造反派工人的家属，以及与造反派关系较好的工人，也动员去安亭做说服工作。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是最早派人去安亭劝说的，也是最早送去食品、衣物和药品的，⁵⁹⁵当时厂里共有384名造反派工人去了安亭。

但干部们的劝说无济于事。铁了心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们，不但不愿走回头路，而且还几次拦截其他火车，不加载他们就不放行。最先拦下来的是一小列货车，造反队员们要求司机挂上他们的列车，将其拉出岔道，被司机拒绝。工人们围着他不放，司机看脱不了身，假装同意，要求拦车者离开铁轨，说让他向前开出一段距离以便倒回挂车。但他上了车头，却没有倒车，越开越远，一去不返。⁵⁹⁶接着，北上的648次临时客车被拦截。近百人站在铁轨上，挥舞着大旗。火车带着巨大的惯性，拉着汽笛冲过来，放出的蒸汽伴着巨大响声弥漫在列车两边，十分可怕。但总算在拦车者前靠十公尺左右处停下。⁵⁹⁷这趟车被阻滞了两小时，因车上乘客本已超载，只得往车厢里再塞进十几个人后，放行列车。⁵⁹⁸据潘国平后来说是他赶去现场说服后放行的：

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当，工总司刚成立，这样一拦火车会遭到群众反对，对拦火车的人要做点工作。这样我就来到现场做了一些劝说工作。拦车的计有二十多人，经劝说后他们提出要上北京去，火车上的人也答应带一些人。这样十几个人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⁵⁹⁹

而据当时造反派的传单说：

648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602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648次开走后，602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⁶⁰⁰

10日中午12点零2分，造反派们在黄渡车站和安亭车站之间的地方，拦截了从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⁶⁰¹这次他们没有再站在轨道上。刚才参加拦车的谢鹏飞和周国庭都是铁路职工，觉得这样太危险。周国庭建议用红布包住信号灯。于是派人在车站前一公里处，用大旗包住信号灯，迫使14次列车停了下来。据安亭三个工厂的职工当时写的传单描绘：

在「总部」一小撮人策划下，他们用一面大红旗遮住铁路上的信号灯。14次特快车快到安亭时，他们又用两面红旗在铁路上挥舞，几十个人拥到铁路中间，几个人趴在铁轨中，就这样把14次列车拦了下来，使整个铁路线阻塞……

安亭车站的电话，全被他们控制，使车站工作人员无法行使职务，只好临时安装了一个，才勉强解决了业务联系的问题。可煤球厂和煤楼的电话又全被他们占住。⁶⁰²

又据当时上海铁路局的一份传单说：

开始是去北京的648次通过安亭站被拦，后来又把去北京的乘有外宾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整个沪-宁铁路就此开始中断。

在这14次特快列车被拦期间，在整个沪-宁铁路开始中断以后，在场的许多工人和革命师生向他们进行了多次劝告和耐心说服。他们全然不理。他们中有一个小眼睛，满脸疙瘩，矮个子，穿一套黄衣服，自称转业军人，手持一面大红旗，坐在14次机车前头的钢轨上，声嘶力竭地说：「拦住14次，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给我的任务，不管对不对，我的任务就是拦车」。⁶⁰³

这张传单的起草者之一，是上海铁路分局党委秘书陈阿春。他当时曾前往安亭劝说造反派回沪，在现场亲眼看见两面大旗交叉插在铁轨上，四五个人坐在轨道上。⁶⁰⁴文革后，有人说安亭事件不是「卧轨拦车」，而是站在轨道边或坐在轨道上。其实，不管「卧轨」、「坐轨」、还是「站轨」，都是迫使火车停下的拦截火车事件。

造反队员们找到列车长，要他同意将602次列车的车厢挂在14次列车后面。列车长不同意，他请示铁路局，铁路局回答：不能开这个先例。

据记载，从11月10日中午12点零2分始，「14次列车停了21小时，直到11日上午8点23分才开出。但开出没多远，到昆山又被另一伙人拦住，直到11月11日下午4点54分，才又从昆山开出。」⁶⁰⁵整个沪宁线这才开始回复通车。虽然在昆山拦车的不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但当时的传单和后来的数据，大都把昆山被拦时间也算上，将整个安亭事件引发的沪宁全线停车时间，算作31小时34分。⁶⁰⁶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⁶⁰⁷安亭虽是个小站，却是沪宁铁路要道，南来北往必经之地。安亭被塞，引起连锁反应，一系列南来北往列车被迫停开，排队靠在沿线各站：

安亭东面被迫停下来的有12趟，上海站36趟应该开的列车不能出发；安亭西面一直到蚌埠，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铁路在线，往上海来的近百趟客货列车都被迫停在沿线各站。⁶⁰⁸

安亭拦截火车事件究竟是谁组织的？国棉三十一厂工人钱杏根说是他一人干的：「当时我一心想到北京去，看见一部从上海去北京的14次列车，我就手摇红旗，左右猛摇，使这列火车停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上午6时才开车。这次停车、开车都是我一人作主的，没有人布置我。事后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汇报过这次停车事件。」⁶⁰⁹王洪文则说自己当时主张拦车，他在1967年4月工总司委员整风会议上说：

拦火车是我主张的，当时旧市委对我们压力太大，第二次拦火车是我做了工作的，怕拦了时间长对国家造成损失。⁶¹⁰

文革中，市委写作组成员萧木曾问王洪文：你们在安亭事件中拦截列车；我是老铁路了，知道那可是要犯杀头大罪的呀！当时你哪来那么大胆子？

王洪文脱口回答了一句：「那是被逼的呀！」停了一会又说：「你想嘛，到了那一步，什么老婆儿子、身家性命，全都顾不上了，只想到一点：工总司如果不被承认，那么多任务人都成了反革命，那我真是罪该万死啦！」⁶¹¹

不过，文革结束后，王洪文在被审讯时却说自己当时没有拦过火车，也劝别人不要拦车，但没有用，劝不住：「我虽然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⁶¹²

潘国平在文革后谈到安亭事件时，说自己当时不赞成拦车。11月10日早上，

我因从9日中午至今没吃过东西，就和几个人一起去买东西充饥，回来时听说，有一部分人把一列火车拦下了，我觉得这样做法不妥当，工总司刚成立，这样拦火车会遭到群众反对，对拦火车的人要做点工作，这样我就来到现场做了一些劝说工作。拦车的计有20多人，经劝说后，他们提出要上北京去，火车上的人也答应带一些人，这样十几个人上了火车，火车就开走了。我回到岔道上的车厢，想找找筹备时熟悉的人商量一下怎么办，但没找到人，我因太疲劳了，找了个位置睡着了。

他还说：「下午一二点钟，又有人来叫我，讲又有一些人拦下了一列到北京的火车，我赶到现场又劝说了一阵，因列车上把门窗关紧，不让人上去，拦车人又不听劝说，我就回来了。」⁶¹³潘国平所说下午拦的车，应该就是14次列车。

留在上海的造反派纷纷去安亭。黄金海第二天去巨鹿路工总司总部，说自己打算去安亭，守在那里的范佐栋就让他带去两捆刚印刷出来的工总司成立宣言。黄金海自己掏钱叫了辆出租车，和另外两个工人赶去安亭。叶昌明第二天早上骑了辆自行车赶去北站，人群已散，只看到徐美英等人还在北站，说他们要步行去安亭，叶昌明便说，我回去动员人来支援你们。他回到总部，与红鸥等三个女红卫兵在静安寺拦了辆宣传车赶去安亭。到了安亭，只见到处都是一堆堆坐在铁轨或路边的人群，但找不到王洪文。戴立清也是第二天赶去安亭的。陈阿大11月10日下午送食品酱菜等去安亭，他后来回忆说，当他看到造反派拦截的火车停在铁轨上，「我心里害怕了，没有与王洪文等联系，悄悄又回上海。」⁶¹⁴

各路红卫兵也纷纷赶往安亭，11月12日成立了「声援临时指挥小组」。其中，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华东纺织工学院炮司，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的红卫兵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央讨论安亭事件

14次列车被拦截在安亭，铁路运输中断。上海市委即刻便得到消息，马上报中央，中央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据王力回忆，会议由周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陶铸；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都参加。王力认为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而不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处理这个事件。会上一致意见：不承认跨行业职工组织，不认为拦截火车、中断交通的行为是对的。会议决定给上海发两份电报：一份发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一份发给滞留在安亭的工人造反派们。两份电报都由陈伯达起草。发给韩哲一的电报，起草时张春桥也参加，电报内容与上海市委的意见基本一致，张春桥没有表示异议。⁶¹⁵

中央直接发电报给韩哲一，而不是给华东局或上海市委，有着细心的考虑。柯庆施去世后，由谁接替华东局主事未定，暂时以过渡办法，让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韩哲一继续分管华东地区的工业和交通工作。按说，处理安亭事件，应当是上海市委职权范围内之事。但陈丕显住院，曹荻秋被造反派视作主要目标，无法正常工作；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有心脏病，连中央点名要他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未能履职。所以中央认为由华东局分管工交的韩哲一出面处理比较合适。⁶¹⁶给韩哲一的电报先发出，内容如下：

据铁道部报告，上海有几千工人要乘火车来北京，现在安亭停车。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请你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尚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⁶¹⁷

中央要主管工业及交通等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提出意见。李提出派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去安亭解决事态，任务是恢复通车，铁路不能中断。周恩来和陶铸都同意。陈伯达文革后也说，是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事件的。

张带着陈伯达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信去上海。行前王力问张是否要带助手，张说「我不要」，「我上海有班子」。⁶¹⁸与此同时，陶铸打电话给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告诉说中央已派张春桥往上海解决问题，并再次强调不同意成立全国、全市性组织。用张春桥后来的话说：「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⁶¹⁹

韩哲一接到中央给他的电报后，于11月10日傍晚立刻与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赶往安亭车站，同去的还有上海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以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等人。他们赶到安亭，只见周围到处是露宿的工人，但不知道该找谁谈判。经过一番交涉，工总司方面派出6名代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到地处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二楼办公室，这是韩哲一他们落脚的临时谈判处。后来知道，他就是潘国平。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露面，主要是潘国平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

市委方面有8人。李干成的态度比较强硬。韩哲一向工人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精神，要求他们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⁶²⁰韩哲一答应工总司可派少数代表到北京去，但前提必须是铁路畅通。

谈判进行到深夜，没有任何进展。韩哲一表示：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和中央联系。潘国平等因谈判无果不肯放韩哲一等离开，但安亭又没有连接中央的直线电话。潘国平最后只好让步。11日凌晨，韩哲一等返回上海，立即拨通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又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们天不亮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铸告之：中央已经以陈伯达名义起草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中央已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⁶²¹

11日上午10点左右，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等在安亭车站与工人们见面。⁶²²韩哲一答应工人们可以派少数代表去北京，这是李富春副总理的意思。据当时的一份传单说：

11月11日上午11点20分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在安亭车站接见了去北京控告的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工人。……

记者和韩哲一同车回来的路上，韩谈到最近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开会，李富春副总理打电话给我，表示可以让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来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韩哲一还说到如果车挤的话，我们还要安排车皮，让工人平安到达北京，我回去后马上要秘书解决。⁶²³

韩哲一站在塔吊上向工人们讲话。他保证马上调车皮让选出的代表去北京。在场的造反队员们当即选出北上代表。⁶²⁴一些代表要求韩哲一在他们的《毛主席语录》上策名，韩哲一写上「敬祝北上成功」，签了名。⁶²⁵

但车皮最终没有调来。因为中央不同意。⁶²⁶造反派们以为很快会有火车来送代表们去北京，却等来了陈伯达的加急电报。

陈伯达电报

韩哲一11日凌晨向中央汇报后，陈伯达即根据周恩来指示，覆电韩哲一：不能承认拦截火车是革命行动，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同意这些人去北京。同时，陈伯达又给在安亭的造反派发了一份电报。中午12时电报到达上海市委，由两个穿着棉大衣的市委工作人员送到安亭。此时天色已黑，徐美英打着手电，潘国平垫着墙壁签收了电报。电报态度很鲜明，不支持造反派卧轨拦车。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的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尚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搞不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1966年11月11日12时陈伯达

潘国平去找王洪文。之前他一直找不到王洪文，直到陈伯达电报来后，才听说王与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员都在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的车厢内。而据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文革中写的大事记解释，到安亭后，王洪文身体不好，一直在车厢睡觉。肚子饿了，就到附近农村向农民要点东西吃，直到后来厂里送来食物和棉大衣。

王洪文不相信电报真是陈伯达写的，说：「不可能！这份电报是假的！」潘国平问王洪文怎么办？王洪文也拿不出主意。⁶²⁷潘国平急得哭了，⁶²⁸王洪文也急得快掉眼泪，事后他说「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当时真想写一张大字报给陈伯达。」⁶²⁹王洪文与潘国平去找包炮。包炮此时躺在车站后面一间小屋里。他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工人用拖拉机将他送到安亭一家医院，伤口缝了十针，刚回车站。包炮认为这份电报口气像陈伯达写的，不会假。王洪文问包怎么办，包说：「电报上没有承认我们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回去！」⁶³⁰潘国平和包炮都觉得，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

潘国平出了个主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⁶³¹而据国棉十七厂文革中写的大事记说：王洪文「手担着这份电报，当机立断毅然说：『向同志们宣布，这份电报是假的！』」⁶³²潘国平找来各工厂造反派的负责人，宣布说：「我们收到一个电报，说是陈伯达写的，要我们回去，我们不能回去。现在我们的处境，回去和不回去，结果都将一样！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⁶³³就这样，电报下午6时送到潘国平手里，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一直没有向在场的工人们宣读。直到晚上9点，因为有些工人已经知道中央有电报来，要求广播，这才不得不广播。⁶³⁴

张春桥赴安亭

11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张春桥乘坐的军用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到上海后，张春桥给陈伯达打了第一个电话：「是先到上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陈伯达答复：「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⁶³⁵韩哲一、李干成以及杨恺等市领导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曹荻秋照例也应该去的，但当时他为了躲避造反派，东藏西躲，韩哲一等人没有找到他。韩哲一后来回忆，张春桥和他们在机场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情况。张春桥当时也持和他们一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⁶³⁶当时在场的杨恺文革中也对人说，张春桥「下飞机时还说要顶住」。⁶³⁷张春桥请奔波了两天的韩哲一回去休息，并提出要找几个熟悉情况的红卫兵一起去安亭。打电话后，两个北京红卫兵赶来。张春桥在杨恺和北京红卫兵陪同下，直奔安亭。⁶³⁸

半夜12点左右，车到安亭，现场乱糟糟，找不到领头者。张春桥后来对自己妻子文静形容说，在那里指手划脚的都是红卫兵。等了一会儿，原先来安亭做说服工作的市委干部找到了潘国平和包炮。谈判还是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举行，这时已是11月12日零点以后。与张春桥谈判的共九名工人，⁶³⁹包括后来赶到的王洪文。还有拄着拐棍的包炮，以及炮司的周谷声、江必雄等红卫兵。⁶⁴⁰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参加了全程谈判，他以后回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过程说，两个陪张来安亭的北京红卫兵未参加谈判。他印象中，谈判的主要对手就是潘国平和包炮；其他人，包括王洪文在内，说话都不多。而且王洪文当时给他印象不深，他是后来听王洪文自己说那天也参加了安亭谈判的。

参加谈判的共十多个人。张春桥首先说话。在场的谢鹏飞几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他开口就狠狠训斥了造反派们的拦截火车行为：

你们这样离开生产尚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规定，光凭你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上海，叫工人统统回上海，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⁶⁴¹

王洪文被训得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反驳，潘国平当场哭了，王洪文也掉眼泪。⁶⁴²只有红卫兵对张春桥的斥责不买账。包炮说：「春桥同志，你是坚定的左派，在北京，你是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坚决支持我们首都红卫兵，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怎么到了上海就完全变样了？就来压制上海的工人运动了？」包炮还说，这些工人不是自己来安亭的，是上海市委把他们乘的火车停在安亭的，他们拦车是被逼出来的。但张春桥不为包炮的话所动，坚持要王洪文和潘国平答应将工人们带回上海。

事实上，在张春桥到安亭前；火车已经通了。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谈判是在12日凌晨，而此前在韩哲一等的劝说下，11日上午8点造反派已经放行了14次列车。所以，谈判的焦点不是放行列车恢复交通，而是回上海。张要工人们全部先回上海，其他问题回上海再谈。而潘国平坚持要张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潘国平后来回忆，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张承认我们这个组织；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⁶⁴³潘国平情绪激动，几次讲得控制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讲。潘国平说，中央得到的关于安亭停车的报告，是被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歪曲了的片面情况。我们受上海市委资反路线迫害，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同意我们乘车去，但车到安亭就不开了，骗了我们。陈伯达的电报也是一味指责我们，抽象地讲什么大道理、小道理，被上海市委利用，大量印刷，到处广播，对我们压力很大。张春桥表示：中央得到的铁路不通的情况，首先是铁路系统报告的，不是上海市委。我今天一下飞机就到安亭来了，也没有和上海市委联系过，所以没有什么偏听偏信。张春桥坚持要求工人们先回上海，什么事都到上海再谈。整个谈判主要就是包炮与潘国平对张春桥的较量，潘国平等还几次走出会场商量对策。王洪文很少说话。⁶⁴⁴

在谈判现场，还有一个目击者：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一个五十多岁的军队师级干部。⁶⁴⁵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的电话记录说：「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九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有波折。九人中有三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六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⁶⁴⁶从甄文君汇报中可看出安亭事件的处理过程，是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的，周恩来始终在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尽管他没有直接出面。甄文君还汇报了工人的几种态度：

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教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五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1.承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2.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3.此次事件的责任在市委；4.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5.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位。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己注意，不会出问题。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⁶⁴⁷

谈判中王洪文表示可以回去劝说自己厂的工人回沪。⁶⁴⁸王洪文后来工总司整风会议上，解释过自己那时为什么答应回上海：

春桥来之前我主张北上，张春桥来了后，我就想回来，我相信他是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应该相信他能解决问题。

春桥来了后当时我思想是坚决要回上海。⁶⁴⁹

笔者估计甄文君汇报的那三个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的人中，有一人应该就是王洪文。张春桥妻子文静后来回忆说，张春桥安亭谈判后回家对她说，安亭事件中王洪文帮了他大忙：「当时工人谈判首席代表是潘国平」，「小潘一会儿同意回上海，一会儿又变卦」，而王洪文则是密切配合，「给了张春桥一个很好的印象」。⁶⁵⁰王洪文造反性格中的另一面，在安亭事件中最初显现。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时间拖得很长，包炮先行离去。潘国平坚持要张春桥去现场听听工人的声音，张不肯去。正在此时，有人进来报告，说在外面等候谈判结果的一部分工人，已经等得不耐烦，正集合队伍打算步行去北京。张春桥听到这个情况，立即结束谈判，让人去将他们追回来。张春桥说：「既然你们说不通，那我就直接去和大家说！」⁶⁵¹潘国平马上从谈判所在的工厂找了辆大卡车，装上高音喇叭，开到停着列车的煤栈。此时已经是11月12日上午8点不到。

准备步行北上的，是谢鹏飞等一行人。他们刚走出煤栈，就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两边装着两个喇叭，迎面开来，在他们前面停下。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等都在卡车上。潘国平在喇叭中喊道：请大家回到煤栈，中央首长张春桥要和大家讲话。众人于是跟在卡车后面，回到煤栈。⁶⁵²张春桥和潘国平站在后面的车厢上，正好露出头部。天上下着雨，工人淋在雨里，王洪文在张春桥身后替他打伞，张春桥不要，穿着棉军大衣和工人一样淋在雨里。张春桥和大家见面的这第一个举动，一下博得了工人们的好感。

张春桥让王洪文和潘国平动员大家回上海。潘国平刚讲完让大家回去的话，大家就轰起来，说你们这是背叛造反派。张春桥于是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镇住所有人：「工人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前来看望你们！」下面群情激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久久不息。⁶⁵³接着，张春桥从陈伯达的「大道理、小道理」说起，讲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讲到工人阶级在文革中的使命，整整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又回到要大家回上海的主题上。

张春桥的讲话刚停，拄着拐杖的包炮第一个发言，他重覆了刚才与张春桥谈判的那些话。接着，炮司红卫兵江碧雄跳上车头，指责张春桥不支持工人。谢鹏飞紧接着江碧雄发言。他站在汽车的保险顿上，与张春桥面对面，他说：大家不要忘了，张春桥本来也是上海的书记，是当权派。谢鹏飞将自己和厂里的那些工人因贴大字报被厂党支部殴打关押之事，向张春桥控诉了一遍。⁶⁵⁴之后的发言秩序越来越乱，大家抢话筒，争着发言。潘国平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不要乱七八糟抢着说话。接着，有人控诉，有人起哄，有人爬上卡车与张春桥辩论，现场秩序很乱，卡车车头的外壳被踏出邊凹。王洪文想帮张春桥说服众人，但被一些爬上卡车的人轰下去；潘国平动员大家回上海，也被起哄叫他「靠边站」。⁶⁵⁵有人怀疑陈伯达电报的真实性。张春桥从衣袋历拿出陈伯达电报原稿，念了一遍又高举起扬了扬，说：这就是陈伯达同志的电报稿，这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全场再一次被张春桥的话镇住，鸦雀无声。⁶⁵⁶张春桥一直坚持来沪之前中央交待的口径，没有承认拦截火车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这一天张春桥说的话与陈伯达的电报精神相同，就是劝说大家回上海，没有作任何承诺。张春桥自己后来也说：「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⁶⁵⁷

工人向张春桥的控诉，从12日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多。潘国平要求张春桥对大家讲话。此时，张春桥的语气有所改变：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大家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这些情况可以由他负责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⁶⁵⁸显然，在听了那么多任务人的控诉后，张春桥的态度开始转变。他表示，听了大家的控诉很有触动，原来对一些情况不很了解。你们的行动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看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⁶⁵⁹不过，张春桥此时还是没有明确地表示支持安亭事件，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说人先到上海，有事到上海再谈。⁶⁶⁰张春桥讲话后，王洪文、潘国平表示：「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并呼吁大家都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⁶⁶¹

对整个安亭谈判，张春桥后来回忆：

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12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把他们说服了。

就这样连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

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

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⁶⁶²

整整13个小时，大家没有吃中饭，张春桥也和工人一样没有吃饭。经过13小时的艰苦谈判，张春桥眼看再拖下去不会有结果，就要身边的王洪文宣布最后决定。王洪文拿起话筒宣布：工总司决定，全部人员回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接着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派我来上海，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一定要把安亭的事情处理好，解决不好，我决不回北京！⁶⁶³

这是张春桥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张春桥便离开了。张春桥以后回忆说：「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4点钟才回去了。」⁶⁶⁴中午，国棉十七厂派出的车子来到安亭，王洪文带头乘上车，带着厂里四百多名工人首先离开了安亭。潘国平随火车回上海。下午4点，张春桥离开安亭。许多人看看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也都陆续坐上返沪的火车，或者市委派来接他们的十几辆公交大客车。11月12日下午6时，最后一批滞留在安亭的造反派被大客车拉回上海。

文化广场谈判

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当天，11月12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工厂领导干部做好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通知》

本市有些工厂的部分职工集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部分人要求去北京，列车到达安亭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到安亭，说服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同意回来。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

(1)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

(2)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同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3)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中共上海市委11月12日

显然，上海市委对这个文件是经过斟酌的，既不超越自己的底线，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是「革命行动」;又不激化矛盾，保证对参与者「不扣帽子」，而且还「工资照发」。

中央派张春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铁路运输，说服工人回沪。现在铁路已经通畅，造反派也大部分返回上海，张春桥的使命应该完成了。但是，安亭事件并没结束。11月13日清晨，徐景贤，接到北京齐卫东许小昆的电话，说有一部分从安亭回来的工人，集中在文化广场不肯回厂，要市委对他们去安亭的一系列问题给予明确说法。许小昆说他们没法找到张春桥，请徐景贤无论如何设法转告张春桥。

这部分工人是黄金海带领的。黄金海在安亭时就对张春桥说，回去可以，但我们不能回厂，否则会被厂里打成反革命。我们集中在文化广场，等你为我们解决问题后再回厂。张春桥答应了。所以黄金海带着队伍从安亭回上海后，直接全部拉到文化广场，表示：「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过多少次「既往不咎」的承诺，但基本都没兑现。工人们觉得张春桥口说无凭，希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黄金海派出的人找到许小昆，让许小昆通过徐景贤告诉张春桥，他们上千名工人造反派正等在文化广场，等着张春桥接见。徐景贤当即往张春桥家打电话。文革开始后徐景贤和张春桥没有过任何联系和接触。正是许小昆的这个要他找张春桥的电话，使他与张春桥重又联系上。

张春桥刚起床。他在安亭谈判十几个小时，在卡车上接见时淋了一天雨，回到上海又在风雨操场接见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又是四五个小时淋雨，因此感冒发烧。但听徐景贤说了情况后，他还是答应去文化广场见这些工人；他要徐景贤先去找工总司负责人联络会面之事。徐景贤又去找潘国平。找到正在巨鹿路办公处睡觉的潘国平时，已经是中午，他们约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张春桥见面。

曹荻秋得悉张春桥下午将去文化广场与工总司代表进一步谈判，立即决定中午召开市委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谈判方针，张春桥参加。到会的市委书记们都认为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组织工总司，更不能承认工总司阻拦铁路交通是革命行动，说这个口子如果一开，上海的局面将更难收拾。曹荻秋当即给陶铸打电话请示，通话后，不挂断电话，让陶铸再直接对张春桥说。陶铸将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意见，又对张春桥重复一遍。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⁶⁶⁵

上海市委的书记们不承认造反派拦截火车是革命行动，不但依照过去的一贯准则，而且有几天前刚收到的中央10月30日和31日的两个文件为依据，前文已经提及。市委不愿承认工总司还有缘由：上海市委已经以历次运动惯性做法，对王洪文等工总司负责人的个人背景作了调查，认为工总司是乌合之众组成，造反派们都是些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落后分子，光凭这一条，也不能承认工总司。

1966年11月13日，天气很冷，文化广场来来往往人群不断，都是戴着工作帽、穿着蓝色工作服或蓝色棉工作大衣的工人们。⁶⁶⁶黄金海从一早起就布置纠察，守住文化广场的所有八个大门，只留8号门进出。他还派人到处找王洪文和潘国平，但直到张春桥来了都还未找到。下午2时半左右，张春桥带着秘书赶到文化广场8号门，徐景贤已在那儿等候。黄金海安排张春桥、徐景贤和何秀文三人，先在后台第一间的小休息室休息一下。此时交大等几个学校的几个红卫兵也挤进来，他们指责张春桥把工人从安亭骗回来，是镇压工人运动。黄金海觉得「张春桥毕竟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而且连警卫员都没有带就主动来了，这样骂不象话」，让纠察将他们统统赶出房间。下午3时左右，潘国平和红卫兵等十几人陆续来到。炮司周谷声、邱励欧也赶来参加了谈判。王洪文没赶到，他从安亭回上海到了文化广场后，随即便将自己工厂的工人全部动员回厂回家。

北京红卫兵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首先发言，指责张春桥不该把去安亭的工人动员回上海，说应该支持工人北上告状，还说陈伯达电报打击了造反派。红卫兵说了许久后，张春桥讲话。他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片面报告后写的，他自己也是在安亭听了工人控诉后，才了解了真实情况，觉得上海市委是有责任的，工人们到安亭去是迫不得已的，他自己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一边的。他回北京后一定会将这些情况转告陈伯达，相信陈伯达会同意他的看法。⁶⁶⁷张春桥讲话时，越来越多的人涌进谈判的休息室，休息室拥挤不堪，而此时，接到通知的王洪文带着廖祖康赶到。潘国平提议换个大点的房间，黄金海于是将他们安排在后台西面一间大点的化妆室谈判，自己仍然守在外面。⁶⁶⁸

众人都去了大房间，只剩张春桥还在休息室。据留在休息室的北京红卫兵许小昆后来对人说，他当时看到张春桥坐立不安，到另一间房间不断地打电话，每次回来，都很焦躁。从张春桥的脸色看，不是电话没打通，便是没得到什么指示。后来，张春桥干脆不打电话了。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来回走着，从这个墙角踱到另一个墙角，从另一个墙角踱到这个墙角，来来回回地走着对角线。看得出，他心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终于，他像下了决心似地走出房间，来到西边的那间房间。⁶⁶⁹

西面的房间里有一张长桌子，三十多人围着桌子，张春桥在桌子尽头坐下，徐景贤坐在他身后。潘国平说：「我们相信中央文革，相信陈伯达和张春桥同志，但是不相信上海市委，我们回厂后肯定有些人要被打成反革命，有些人要受到围攻、被扣发工资。」潘国平提出希望签署一份书面的东西。张春桥对潘国平的要求当即表示同意。⁶⁷⁰潘国平见张春桥如此爽快，倒有点意外。⁶⁷¹他连忙和红卫兵们商议，将事先由炮司红卫兵、上海师院学生江碧雄起草的要求，作了些许修改，除了将拦截火车说成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外，又加上要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对安亭事件造成的全部后果负完全责任，以及要曹荻秋作检讨两项，然后重抄了一遍，递给张春桥。⁶⁷²张春桥仔细看了一遍，说：「其他几条都可以，就是关于『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动』这一条，我建议后面加上一句，『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你们看如何？」张春桥拿起那张纸，又反复看了几遍。按在场的许小昆的观察，他「还是有些犹豫地，口气有保留地在上面签了字。」⁶⁷³签字后，应潘国平和黄金海要求，张春桥到前台，向等在那里约二千名工人造反队员们，宣读了他所签字的「五条」，台下一片鼓掌和欢呼。

这个五条马上被印发成传单，全文如下：

特急喜讯

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工人同志提出的五点要求。我们热烈欢呼：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坚持斗争的结果。

(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诉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先派少数代表)。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海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印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⁶⁷⁴

张春桥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讲话，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同在工业上一样。⁶⁷⁵

张春桥讲话后，又应黄金海要求，与造反派们在主席台的后台照相留念。包炮生病没参加谈判，待包炮赶到文化广场，张春桥已经在和工人们一起照相了。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在《毛主席语录》上题词「11月9日上海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对工总司的存在起了决定性作用，工总司的造反派们非常感激张春桥。王洪文后来说：

张春桥到底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很有水平魄力，很大胆，敢于支持承认我们工总司，给我们签订五条，如果没有张春桥支持，我们肯定垮台了，老实说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张春桥冒着危险支持我们。⁶⁷⁶

那张有张春桥签字的纸条，王洪文随即作为凭据，让徐美英去长江刻字社刻了工总司的圆章。以后，又作为「文化大革命文物」被收藏，还曾经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上展出过。

毛泽东支持张春桥

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字后，马上回家给陈伯达挂电话，汇报文化广场谈判结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时正在陈伯达那里，张春桥给陈伯达的电话，他也听到。他回忆电话里张春桥说：

我不能不签字，工总司《五项要求》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火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张春桥还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早和群众见面，早到群众中去，就没有这些事情了！⁶⁷⁷

张春桥电话刚挂，陈丕显电话也跟着到了。上海市委的书记们得知张春桥签字后十分吃惊，认为张不与上海市委商量就签字，置上海市委于被动。曹荻秋和魏文伯立即赶往陈丕显住处，三人商量后，马上由陈丕显打电话给陈伯达。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连串质问：「身为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张春桥违背国家法律以及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擅自签约，他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以及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⁶⁷⁸曹荻秋则打电话给陶铸，质问「张春桥个人有什么权力违反中央精神，改变市委决定？有什么资格要我们作公开检查？」当日下午5点半，陶铸给曹荻秋回电：

工厂文化革命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建立机构；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

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要市委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要多做另一方面的工作。……

工厂怎么搞法，中央要开会，你们要准备材料。⁶⁷⁹

听得出，陶铸对张春桥签字有保留，他希望中央对此事再作研究。所有反对者反对的真正核心是工总司的成立。担心这个体制外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在职职工组织必将产生的示范效应。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电话，当日向各单位发了一个口头通知，重申不能建立全市性工人组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⁶⁸⁰

上海市委在这个口头通知中，仍然坚持不允许成立全市性职工组织。他们显然明白自己与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始终坚持的这个底线，正是文革要突破的障碍。他们已经一退再退，这是他们最后的防线。据王力回忆，陈伯达接到陈丕显电话后很为难，因为张春桥已经签字了，而且陈伯达知道张春桥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放下陈丕显的电话，就与王力一起去到钓鱼台11楼找到江青，问江青怎么办。江青态度鲜明，认为陈丕显不对，怎么能这样对待张春桥？！她说：「我看上海市委就是要整！」江青还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⁶⁸¹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4楼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一开始，不待任何人发言，毛泽东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从来不把宪法当回事，1957年曾写信给周恩来等指示取消学校宪法课程，⁶⁸²但当需要反驳不同意见时，他也会想起宪法。上一回是对着刘少奇，在1964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次是第二回。毛泽东念了一段关于公民结社权利和集会自由的条文，说：「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毛泽东接着讲认识论，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⁶⁸³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毛泽东一言九鼎，事情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其他常委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能检讨，陶铸也只好检讨。会后，王力马上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裁决告诉张春桥，张接到电话后马上告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说毛主席支持他的签字。⁶⁸⁴

几年后，毛泽东与王洪文有一次长谈，提到安亭事件。王洪文文革后回忆这个谈话：

1970年9月毛主席在上海，主席和我谈话，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我在工厂贴第一张大字报问起，到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等，主席对我说：市委很蠢，不承认工总司，承认「赤卫队」;中央承认你们工总司，不承认「赤卫队」(笔者注——安亭事件时赤卫队尚未成立，毛这里记忆有差错)，停车的事变成了好事。我问主席「先斩后奏，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是不是主席说的，主席说是。⁶⁸⁵

毛泽东表了态，陶铸还是不愿松口。14日当天，他给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重申工人不能成立全国、全市性组织：

「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昨天(13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张春桥同志在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曾表示同意。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的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国性的、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1966年11月14日⁶⁸⁶

张春桥为什么签字

张春桥从北京出发时，对如何处理安亭事件的意见，从所有史料看，似乎和陶铸一致，没有分歧，为什么后来会有那么大转变？在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之前，张春桥一直不愿意介入上海文革运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上海市委几次向处于决策中心的张春桥求助，他都不置可否。派张春桥去安亭，是中央突然的临时决定。王力回忆录中说张春桥对此没有思想准备；王力而且说，据他了解，张春桥不想去上海，「他愿意在中央文革，因为他自己也是当权派，没有一个当权派有好日子过，他不如将中央文革作为他的避风港，他可以超脱，说说风凉话，做些指示。」王力认为张春桥是没顶住群众包围的压力：「张春桥开始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他是被迫签字的。不签字工人还要闹，他就签了。」⁶⁸⁷

但张签字不是在安亭，而是在文化广场。本来，张春桥经过艰苦说服，终于使绝大部分滞留在安亭的造反派回了上海，铁路也已通车，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时压力应该不大了。谁都没有料到，张春桥会签字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而且张春桥在文化广场谈判时很快答应工人的要求，似乎他到文化广场来前就下了决心。⁶⁸⁸但张春桥后来说，他下这个决心「用了24个小时」。⁶⁸⁹张春桥以后一再说，他是在安亭听了工人的控诉后，转而同情工人的。他说：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⁶⁹⁰

张春桥在安亭终于将工人劝回上海，却没有想到，这批造反派只是挪了个地方，从安亭转移到上海文化广场，不得到对他们组织合法的承认以及对他们拦截火车行为的肯定决不罢休。张春桥自己也说，他是在文化广场谈判时才明确表达对安亭事件的看法的：

13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⁶⁹¹

在另一个讲话中，张春桥说：

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⁶⁹²

张春桥的签字，是个影响全局的重大行动。按共产党的办事规则，这样的行动一定要得到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不能擅自决定。张春桥对此说过，当时这样做他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他还曾对王洪文等人说：对安亭事件如何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榔头(即「脑袋」一笔者注)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同样的话，他对妻子文静也说过多次：「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但想不到主席以后肯定了。」⁶⁹³

张春桥为什么敢于反常规？他签字前，有没有找谁商量过？有些研究材料认为张得到江青的支持。因为在王力的回忆录中说，张临去上海前，找了江青。⁶⁹⁴此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文革后的交代说，张春桥签字，江青的支持是关键。戚本禹说，11月12日张春桥从安亭回来后，「迫不及待地首先挂电话和江青取得了联系，张对江青说陈伯达的电报行不通，表示他要承认工总司，和工总司一起造反，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核心的上海市委，得到了江青的肯定和同意。」⁶⁹⁵张春桥签字前向江青汇报，符合他的政治性格。深知张春桥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文革后说过，如果没有一点把握就贸然违抗中央意见，这不像张春桥一贯的行事方式。可是，王力所说张春桥临行前找过江青，江青说了些什么，张春桥后来从未提及。似乎江青没有和他说什么关键性的话。王力在回忆录中又认为，张春桥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与江青联系过：「张春桥去之前还请示过什么人我不知道。据我所知，张去后中央文革小组没接到任何报告。陈伯达、江青都没接到报告，张自己就处理了。」「张春桥没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也没有请示北京就擅自答应了。」⁶⁹⁶而且，张春桥因签字遭到上海市委书记们的反对和围攻时，从未将江青作为挡箭牌，以后提到安亭事件的所有讲话中，也从未提及江青；倒是提及过毛泽东的表态「主席已经表态你们还这样。」⁶⁹⁷而喜欢自我表功的江青，也从未提及自己在安亭事件中的作用。此外，在一个讲话中，张春桥说他当时从安亭回上海后没来得及向陈伯达汇报，因为已经夜深，而且也找不到陈伯达：

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⁶⁹⁸

这里张春桥也只说他签字后得到江青等的支持，没有说签字前得到江青支持，张春桥不会敢于抹去江青的功劳。在另一个讲话中，张春桥则说自己签字前没有来得及和中央文革小组通电话：

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

从文化广场回到我的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⁶⁹⁹

显然，张春桥是冒着违反共产党组织纪律原则，自行决定签字的。毛支持红卫兵运动，周恩来、陶铸等中央官员们不得不对红卫兵咄咄逼人的要求一再让步。允许红卫兵这个体制外的组织迅速发展，就是最大的让步。深知张春桥的徐景贤，以后对此评论说：

张春桥敢于签字不能说是什么投机，更主要的是他善于省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⁷⁰⁰

文革开始以来，对许多事情的处理已经不按惯常规则，违反共产党的一贯原则，张春桥不是第一个。而且，张春桥完全了解毛泽东希望将文革推进到工厂的迫切心理，他在签字前，肯定想到毛泽东之前多次说过光是学生不行工厂也要开展文革之类的话。毛泽东这些话，陶铸没有听懂或不愿听懂，张春桥完全听懂了。这应该是张春桥敢于冒险的底气，他走出这试探的一步，正是实现毛泽东在工厂开展文革的打算。

苏州谈判

11月13日的文化广场签字后，工人造反派们陆续回厂。但安亭事件仍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两批人，一批在苏州，一批在南京，尚未返沪。

11月12日下午张春桥离开安亭时，大多数工人被劝说回沪，还有许多工人坚持北上。领头的是谢鹏飞以及同厂的周国庭和陆云龙。他们觉得自己曾经被华东局的干部去厂里宣布为反革命，就这样回厂，肯定还会被算账。所以他们坚持要去北京告状。上海第五钢铁厂的孙玉喜举着一面大旗，大声喊道：「谁要继续北上，跟着我们走！」就这样，一千多人，分成三个大队。耿金章、上海第九无线电厂的周宝林和国棉三十一厂的程琳，分别任三个大队的大队长。耿金章参加步行北上，据他自己后来说，是随大流，想去北京看看。⁷⁰¹当晚他们步行到昆山境内的小镇天福庵。休息一夜后，第二天继续步行。但此时，新新机器厂的工人们接到厂里的电话，要他们立即回厂，说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因为新新机器厂是国防工业厂。带队的党员季方井不得不带着厂里的三百多任务人离去。整个队伍于是还剩六百多人。⁷⁰²

天上下着濛濛细雨，13日队伍下午到达昆山。由「尖刀班」打前站，联系了昆山中学，众人在昆山中学休整了一夜。11月14日下午，王洪文赶到昆山，告诉说张春桥已经签字，劝说大家回上海。是张春桥要王洪文去劝说的。耿金章说王洪文「动摇军心」，让尖刀班将他关在音乐教室，王洪文只得逃出回了上海。⁷⁰³

此时，北上大队下面在悄悄议论，说带队的谢鹏飞等三个铁路系统的工人是反革命。因为在安亭时，谢鹏飞向张春桥控诉说华东局和市委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在场的人都听到。中午众人在昆山中学召开全体会议，问他们三人传说是否属实。大家认为既然他们的反革命是华东局和市委定的，那一定是真的反革命；不像别人，都只是大字报上的指摘。大家商议另推领导。有人高呼：「有没有共产党员，站出来！」队伍中的上海纸浆厂工人推举耿金章，说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民兵连长。另外还推举出两个共产党员：建筑工程研究所的陆家宾和宝山县一家工厂的工人俞阿香。就这样，耿金章成为这支队伍的领头。⁷⁰⁴

重选领导人后，队伍继续步行北上。晚上10点，到达苏州，人员分几处住下，耿金章等负责人住在一家浴室。耿金章觉得人员居住太分散，让人去苏州市委要求马上安排住宿，苏州市委将他们安排在苏州铁路中学。11月15日早晨，分散居住的人员被找齐，一路高呼口号，集中到铁路中学。正当他们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时，苏州市委派人来通知他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晚上在市委招待所接见，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耿金章等人推测「中央领导同志」可能就是张春桥，肯定是来劝说他们回沪的。他们于是比照文化广场《五项要求》，由上海无线电九厂的工人周宝林起草，拟定了又一个「五项要求」，推耿金章和周宝林为谈判代表。⁷⁰⁵

往苏州劝说工人回上海的正是张春桥，还有曹荻秋和韩哲一。他们抵达苏州后，联络员汇报说，这批工人准备提出又一个五项要求。曹荻秋与张春桥于是在苏州南园宾馆会客室讨论如何应对，要不要签字同意又一个「五条」，两人激烈争论了整整两个小时。曹荻秋后来说自己抱着不签字的决心来苏州；他说：「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的。」曹荻秋认为来苏州就是动员工人回上海，不是在又一个要求上签字，况且上海市委没有授权于自己。张春桥说，既然来苏州，就是来谈判，来谈判就是要签字。张春桥并逼问：那你对第一个五条是什么态度？曹虽然此时已经从张春桥处知道毛泽东支持第一个五条，仍然回答：「我组织服从，思想不通。」会客室里顿时寂静无声，气氛紧张。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籁字！」⁷⁰⁶韩哲一打圆场：「还是问问家里的意见。」他和曹分别打电话给陈丕显和魏文伯。不久，魏文伯回电转达市委意见：「既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我们就不必再坚持不同意见了。」

15日上午，耿金章与周宝林到苏州市委招待所。前来参加谈判的，除了张春桥、曹荻秋和韩哲一，还有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以及苏州市委的人员。耿和周提出事先拟定的五条。这时参加谈判的人员中，有人要耿金章靠边站，并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张春桥说「你们究竟谁是代表谁是头？一会儿一个人出面提出一些条件，一会儿又一个人出面提出又一些条件，这样说话不算数，没法谈！」张表示拒绝再谈判下去。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还是耿金章作为谈判代表。耿仍坚持原来的五条，张春桥听后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在上海已经签定了个五条，无非是双五条吧。」他当即签字。曹荻秋和韩哲一也签字，这时已经是中午。⁷⁰⁷签字后，张、曹、韩都讲了话。

苏州的这个五条和上海文化广场的五条以后被合称「双五条」。全文如下：

五项要求(1966年11月15日，苏州)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向张春桥同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提出一下五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组织，自十一月九日以来，特别是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领发盖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袖章。

二、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

三、要曹荻秋检查，亲自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共大轿车送回家去。

四、要开动除广播台、报纸以外的其他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不许再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非法之行。

五、对这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签字)

当时在场的黄金海对这个五条很不理解，问张春桥为什么有了文化广场五条，还要再签这个五条，而且这第二个五条以工总司名义提出，但耿金章却不是工总司总部的人。张春桥回答说：反正内容差不多，现在重要的是先把大家动员回上海。⁷⁰⁸

从苏州返沪的工人共有480人左右，⁷⁰⁹于11月18日乘大客车返回上海。耿金章提出，临回上海的那天早晨，要每人发两付大饼油条。市委满足了他的要求。⁷¹⁰

北上告状的工人全部回沪

安亭事件中最后返沪的是11月10日凌晨，先于王洪文他们登上626次列车的那批工人。这趟车当天中午12时50分被停靠在南京，带队的是戴祖祥。在南京，戴祖祥也要求「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站出来」。于是选举了负责人，戴祖祥是负责人之一；几个共产党员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⁷¹¹

南京市委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安排食宿，给他们送去二千斤饼干，劝他们回沪。一部分人回去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北上。他们第二天早上乘船摆渡到长江对岸，又步行到浦口。安亭的造反派拦车的后果此时已经显现，京沪线堵塞，他们被困在浦口。天气很冷，有11人病倒送往医院。王秀珍也在这批坚持北上的人群中。她那天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后，和厂里的一些同去的职工跟着人群涌到延安西路33号的市委办公大楼，又跟着人群涌到友谊电影院，最后跟着人群涌到北站，乘上了626次车。据文革中的一篇文章描写：她当时几天几夜没有东西吃，病倒了，体温高到40多度(原文如此—笔者)，她想到南京有几个亲戚，希望亲戚们能帮助他们北上，但是亲戚们却都不支持她。她向一个亲戚借钱买火车票，这个亲戚说：「你到哪里我都给钱，就是到北京不给。你是党员，你究竟在造谁的反？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王秀珍的另一个亲戚在铁路工作，也不肯为王秀珍买火车票，还劝她：「陈丕显、曹荻秋都是老革命了，你们想把他们拉下马？你们自己不做反革命也就差不多了。」⁷¹²

11月12日凌晨，南京市委安排这批滞留在浦口的上海工人住进南京农机分院。他们等了三天，始终没能乘上火车。11月15日凌晨，大家眼看等车无望，决定步行北上。当天队伍步行至江苏省的六合县，晚上住在六合中学。第二天，一行人举着徐美英缝制的工总司第一面大旗继续步行北上。戴祖祥在大旗上加了一行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用黑色毛笔写在一方白布条上，缝在旗子上，并派了6个人轮流举大旗。⁷¹³

队伍从六合出发半小时后，一辆吉普车追上了他们，穿着棉军大衣的潘国平跳下车，一起的还有戴祖祥工作的上钢三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以及红卫兵。潘国平等人是受张春桥和上海市委之托来劝说他们回上海的。队伍于是回到六合中学，开了个会，由临时党支部的书记主持会议。潘国平告诉大家，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工总司要求，大家的目的达到，应该返沪。⁷¹⁴戴祖祥见潘国平穿着崭新的军大衣——这是潘国平刚向人要来的——说潘国平被当权派收买了，将潘关在六合中学的厕所里。戴祖祥说「要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才回去！」。

潘国平翻墙逃出，遇上也到南京来做说服的王洪文和陈阿大等人。他们于是一起再回去劝说。11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长途电话到南京，要江苏省文革小组负责人转告上海的这批人：中央委托张春桥赴上海解决问题，滞留安亭的工人已经都回上海，张春桥也已经同意工人的要求。戴祖祥终于被说服。11月18日，队伍离开六合回到南京，11月21日凌晨4时半，这批北上告状至南京的工人终于返回上海。他们离开上海前后历时12天。当天上午，在红都剧场，张春桥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曹荻秋、韩哲一等也出席。王洪文见到回来的王秀珍，惊讶而又高兴地说：你也在这个队伍中？

至此，安亭事件中北上的工人造反派们，除少数人外，全部返回上海，安亭事件终于结束。

安亭事件结束了，在事件中所形成的几个群体都看到了造反的威力。耿金章和戴祖祥等人在短短的几天中，通过和张春桥的谈判或被接见，从普通工人成为群体的中心人物。他们不愿轻易放弃自己在安亭事件中形成的政治和人脉资源，决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自拉队伍，另立山头，种下了日后上海工人造反派内讧和分裂的根子。

第九章：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下)

市委会议上的分歧

工总司坚持要上海市委将张春桥的签字，以市委文件形式发到基层。市委虽然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不满，但还是在11月20日发出沪委(66)第116号文件：

通知

现将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三日签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和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同志于十一月十五日签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印发。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务必切实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此件应在各工厂公布。

这是上海市委在1949年后，第一次以市委文件的形式下发一个群众组织的要求，显示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签字虽极度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张春桥完成使命，要回北京去了。返京前一天，11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春桥参加会议。讨论中心围绕着安亭事件，常委们纷纷批评指责张春桥。曹荻秋说：「我思想是不通的。承认这个组织我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把『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也写上去？对一部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对工人说清楚，你们不能支持这批人。如果你们要这么做，对你们政治上不利。」市委书记王一平说：「那次签字(第一个五条)是使得我们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充分认识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要变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主动了，在大量问题上又被动了。那天春桥同志一回来，我就感到突然。」上海市委委员、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说：「多数派实际上是听我们话的，他们对荻秋同志的答复不满意，要找春桥同志，说张春桥怕死，出卖了工人阶级利益。工作队的话，多数派是听的，问题是工作队思想还没有扭过来。」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周璧说，下面的群众「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说群众「还要求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指两个五条的签字)，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要找张春桥辩论」。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说：「工厂企业有它的特点，正在搞四清，职工队伍比较复杂，有地、富、反、坏，肯定会有人翻案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情况，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就上当了。」副市长宋季文说：「我们现在要做最艰苦的准备，乱无非大乱、中乱、小乱，小乱就像眼前这样，影响百分之十，中乱影响就大些，大乱就影响生活，成为瘫痪状态。究竟怕不怕？不怕就不怕，让它乱。」副市长张承宗说：「搞一条、五条，实际上影响了生产。是不是可以这样搞下去，方针究竟怎么样？思想上当然要准备大乱的。」

面对众常委的指责，张春桥态度很强硬。他说：「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没有感情」，「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他，岂不是成了陈独秀？」张春桥事后对人说：「当时市委书记处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那时在市委是孤立的。」⁷¹⁵

对于毛泽东肯定张春桥签字的那段话，曹荻秋没有马上在市委上层干部中传达，更不说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传达。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还质问过曹荻秋为什么不传达。对此，曹荻秋又一次表示「想不通」。⁷¹⁶曹荻秋后来说自己「仅告诉了书记处和常委一部分同志」。⁷¹⁷曹荻秋为什么不及时将毛泽东的裁决传达下去？可能一是因为中央过去对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从来有很严格规定，不允许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公开；二可能是因为曹荻秋不赞同毛泽东的支持。曹后来承认自己「总希望有朝一日把它(工总司—笔者注)取消。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力争将不建立全市性工人组织写进新的文件。」⁷¹⁸因此，许多上海市委的干部甚至包括市委工业书记马天水，都不知道毛的态度。12月初，马天水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才在北京听到毛泽东支持张春桥的签字。而以市委干部之口告诉群众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支持，是在12月12日。杨慧洁那天对一个群众组织承认，说毛主席的确说过关于安亭事件的话。⁷¹⁹那时已经离安亭事件整一个月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保守派工人反对工总司的原因。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站在造反派一边。

安亭事件后，市委成立了工人造反派联络站，专门负责工人造反派组织的袖章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工总司总部于是申请到10辆自行车，一台手摇油印机，还有公交月票、饼干等。

安亭事件突破中央规定

毛支持张在安亭事件中的签字，希望籍此作为突破口，发动工人参加文革。这是毛的决心，谁也无法改变和动摇。但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铸，却没有领会毛的意图。毛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表态支持两天后，11月16日至12月3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工业交通的5个部委及上海等7个工业大城市。会议焦点是要不要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与会者要求在文件中写明，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现在工厂里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民兵、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大家要求对「不准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不要松口。上海和东北更主张将已经建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取消。整个座谈会就是一场大辩论，中央文革派与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干部各持己见，观点对立。反对工人建立组织观点的最大理由，就是这样下去会乱，会影响生产。

会议原定开5天，结果开了20天。会上讨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革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草案。大家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几条：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联，6.一定要搞好生产。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被与会者否定后，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组织草拟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核心就是工厂不开展文革：结合四清，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联，坚持八小时生产。

但是，陶铸的这个十五条被毛否定，要求另写。于是又由中央文革为主，回过头去修改十二条，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草案虽然还是要求工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允许工人成立组织，允许学生去工厂串联，也允许工人在本市相互串联。工交系统分期分批开展文革。⁷²⁰这是中共中央正式承认职工在文革中成立自己组织的权利，也是对工总司合法性的追认。

陶铸就此结怨于毛。因为陶铸参加了毛支持张春桥签字的常委扩大会，明知毛的主张，却态度依旧地反对在工厂开展文革；而且在会上根本不传达毛泽东11月14日的讲话，使得工交政治会议开得偏离毛的意图，最后还是林彪讲话以及周恩来表态才扭转方向。毛对陶铸非常不满。陶铸试图阻止文革向工厂蔓延，结果是自己覆灭，不久，陶铸被打倒。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讲了一席针对陶铸的话：

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⁷²¹

安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安亭事件之前，文革基本在学校进行，文革的主力是大、中学生，尽管闹得天翻地覆，受影响的除了校园，主要是因大串联而超负荷运行的铁路运输系统，以及因红卫兵的炮轰而运转不灵的各省市委。安亭事件之后，文革向经济领域的深层蔓延。张春桥签字的双五条，最核心就是两点：允许离开生产岗位开展文革，允许成立全市性组织。这两点是周恩来和陶铸等极力想守住的两道防线。第一点涉及生产。第二点涉及结社自由。尤其后者，王力回忆说「这本来是中央最反对的」。⁷²²这是共产党执政后，在任何时候都牢牢守住的不可触动的强硬底线。张春桥签字，两条底线冲跨，工厂的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人造反派很快代替红卫兵，成为文革的主力军。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意愿。不久后的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他请江青、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吃晚饭，再一次提到他认为的工人参加文革的意义：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⁷²³

按照毛泽东的这段话，文革发展到工人参加，才算真正进入正规和正题。

安亭事件使张春桥与上海市委乃至整个干部阶层彻底决裂。毛泽东和江青对张春桥的坚决支持，在张春桥与上海市委之间划出鸿沟，从此张春桥只能选择紧跟毛泽东。张春桥以后在一次闲聊时提到鲁迅，说鲁迅讲自己吃药、治病，不只是为了爱他的人，也是为了恨他的人。张春桥说他自己也是这样，接着张春桥表示：「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⁷²⁴这应该是他真心的表达，也是十年文革中他的真实处境。

市委调查王洪文等人

安亭事件对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政治生涯，都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张春桥从此更被毛泽东赏识，倍受重视。王洪文也因此成为文革中的工人领袖。为了纪念安亭事件，后来造反派在安亭现场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上海电影厂制片厂在一年后的1967年5月专门去安亭拍纪录片。王洪文特地带着参加过安亭事件的工总司总部人员，浩浩荡荡开去现场补拍纪念照；让铁路局把火车、汽车和货场的吊车都尽量按原样开动起来。接着，工总司又举办《上海「一月革命」万岁展览会》，通过上海市博物馆征集文物，还做模型，雕塑，以非常大的声势宣传。工人造反派们非常珍惜自己的这段造反历史，这是他们革命的起点。

安亭事件的参加者以后都说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造反的：

以陈、曹(即陈丕显、曹荻秋—笔者注)为首的旧市委和公安局已经把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15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并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同志分别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并已作出决定，打算将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农场劳改。⁷²⁵

另一篇文章甚至说得更具体：

上海旧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九日大会起就一直在收集我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十六位同志的黑材料，并将三名同志判处死刑，三名同志判处无期徒刑，其他根据情节不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分配好劳改地点，准备疯狂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⁷²⁶

对于这个空穴来风的说法，叶昌明曾经相信是真的：「我一直以为在市公安局内保存有当时的这些黑材料。」造反派掌权后，叶昌明一再设法寻找，打听当初是哪个部门派人收集黑材料的，收藏在哪里，想用来展览。但始终没有找到。⁷²⁷对此，张春桥曾对妻子文静说过：「王洪文吹牛说市委要杀他，我看了市委的调查材料，人家根本没有要杀他，是他吹牛。」⁷²⁸

判死刑肯定不曾有，因为即使市委想惩治王洪文，王洪文的行为在当时也够不上杀头；送去劳改，似乎也不可能。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市委已经知道，市委应该不会马上将毛泽东支持的对象送去劳改。但背景调查确实有过。安亭事件结束后，城市社教办公室负责人、市委委员杨慧洁，组织城市社教办的十几个联络员，对工总司11月9日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言的几个代表、以及在安亭与张春桥谈判的一些代表，进行了秘密调查。11月12日，华东局文革办公室也派人到市委工业政治部去，要了解王洪文等6人材料，因工业政治部无此方面材料，又去城市社教办了解。⁷²⁹

这是马天水布置的。他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他听江青说：「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多数、少数……」江青是为处于少数的造反派辩护；而马天水却理解成相反的意思，以为江青「对少数、多数的看法有了转变，对造反派要作阶级分析」，便打电话回上海，要杨慧洁对造反派进行调查。⁷³⁰这种调查以及调查后可能遭到的政治清算，正是安亭事件参与者们最担心的。⁷³¹

创建《工人造反报》

自1949年后，随着出版印刷行业的国有化，到完成公私合营以后，所有的印刷机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民间得不到政府的许可根本无法自行印刷任何对象。甚至中文打字机也被控制，购买键盘式中文打字机需要单位介绍信；个人不被允许拥有。这是当局对出版自由的控制，不允许任何不受控制的民间出版业和印刷业存在。文革中，伴随着结社自由的网开一面，出版自由也在一段时间得到兑现。这体现在文革初期各种小报的兴盛。⁷³²

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一份群众小报，是1966年9月16日出版的上红总部的4开铅印《红卫兵报》;赤卫队同年12月创刊的《革命战斗快报》是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二份群众小报。这两份小报在1966年底都随着这两个组织的消亡而停刊。而在这一时期，造反派组织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最初只是号称全市性的组织编有小报，不久，就连挂在市级组织之下的二级三级组织也出版小报。一般都是造反组织派人找了市委哪个领导，经签字同意，发给经费，由解放日报社或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铅字排印。据上海市革会政宣组1967年7月统计：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铅印发行的报纸五十多种，刊物65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的报纸25种，刊物36种。⁷³³其中，炮司1966年9月创刊的《工学运动》是较早的造反派小报。红革会1966年11月17日创刊的《红卫战报》是上海地区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

而职工造反派组织最有影响的是工总司的报纸。安亭事件后不久，在与保守派组织的较量中，王洪文提出工总司应该办一份自己的报纸，在舆论上压倒反对派。1966年12月解放日报事件发生，整个事件中，工总司都是靠打字油印的传单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传单有许多是送到卢湾区誊印社打字油印的，当时还欠了誊印社的账，后来工总司有了经费才偿还。王洪文再次提出，工总司光靠写传单不行，还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12月6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范佐栋和蒋周法，范佐栋向张春桥汇报工总司打算办报纸的计划，张、姚表示支持。张春桥还引用了宪法：「宪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一切工作舆论在先，这些工作我们需要注意。」⁷³⁴范佐栋回上海向王洪文汇报后，王洪文即召集工总司总部常委和总部各组负责人开会。会上决定以工总司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定名《工人造反报》。1966年12月11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大会结束后，王洪文向到会的曹荻秋提出办报要求，曹荻秋同意，并签署了「同意办工人《工人造反报》」纸条，交王洪文；王洪文交给一旁的王腓利，让他去筹办。王腓利拿着字条，去找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交涉。王洪文就这样为工人造反派争取到办报权利。⁷³⁵

12月12日，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在讲话时传达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评价。王腓利打算将毛泽东的话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报》上。王洪文和范佐栋都赞成，但又强调消息来源一定要可靠。于是，派蒋周法去北京打听毛泽东这段话的真实性。蒋周法对北京不熟悉，当时在工总司总部宣传组协助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李卫民⁷³⁶，毛遂自荐，陪同蒋周法一同去北京。

《工人造反报》的创刊词，由王腓利根据王洪文的指示起草。王洪文说创刊词要写得带号召性，要写出办报宗旨。王腓利写好后，电报发去北京，由在北京的李卫民修改后，又通过聂元梓转交《红旗》杂志社的林杰修改，最后交张春桥和姚文元审定。修改后的稿子回到上海，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文章激烈了许多，增加了许多内容：明确提出《工人造反报》是工总司的机关报；指责中共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这在文革中是很重的罪名；提出「万炮齐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还加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内容。⁷³⁷这个创刊词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报》上。报头是毛体字。之前，王洪文曾派戴祖祥去北京要求张春桥为报纸题字。但张春桥没有答应；⁷³⁸戴祖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几个相应的毛笔字，拼出刊头。

1966年12月28日，作为工总司机关报的《工人造反报》创刊，是份对开的大报纸。第一版上刊登《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签署的关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本来说好每期为50万份，但第一期实际只印了近28万份。

王洪文非常重视这份报纸，张春桥也十分重视《工人造反报》，对办报方针多次讲话。1968年2月，王洪文到《工人造反报》传达了这些讲话：

《工人造反报》火力还可以强点，不然的话，要这样报干什么？有些文章文汇报不能登，《工人造反报》、红卫兵报火力要超过文汇报。……

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要力应该很强，别人不敢讲的《工人造反报》你们要大胆讲。有些文章，大报已经登了，《工人造反报》不要重复登，可以腾出版面登一些新的东西。像那些事火力还可以猛一些。……

工人造反报社论太长，以后可以短一些，太长了，人家没有时间看。⁷³⁹

王洪文在传达张春桥讲话时，引用王少庸的一句话为《工人造反报》定位：「我们的报纸可以说是官报，也可以说是民办。」⁷⁴⁰而从张春桥不久后对《工人造反报》提出的批评，这应该是张春桥的意思，张春桥曾长期当过报纸总编，对报纸的内容和读者群的定位有着丰富经验。1967年1月张春桥回上海时，对王洪文评价说「第一期看过了，方向是对的」，「你们这张对开报纸气派倒很大，今后你们可以通过它发号施令」，「报纸要办得泼辣，敢于讲话」。张春桥还要求：「今后你们每出一份，给我送二十份，我要转给其他中央首长看。」后来报社就通过徐景贤，每期都送张、姚。

最初《工人造反报》由解放日报社承印。不久因为解放日报社实在太忙，而此时《新民晚报》已经停刊多日，正闲着，于是改由新民晚报社印刷。报纸的编辑部最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室，1966年底，经总编马达同意，解放日报社给了工总司两个房间作为编辑部，在解放日报社二楼靠汉口路的一面。⁷⁴¹1967年1月3日左右，报纸改由新民晚报社印刷后，编辑部也从解放日报社搬往香港路上的原新民晚报社仓库楼上的三楼。但因为楼下是仓库，来人要先在楼下大声喊叫，由楼上办公室里的人将钥匙扔下去方能进楼，很不方便。于是不久又搬到圆明园路上原新民晚报编辑部所在地。报纸还是由解放日报社承印。因为新民晚报社的印刷机只能印4开的报纸，而《工人造反报》是对开的大报。后来新民晚报社留下的工人想方设法，用原来的机器印出了对开报纸，以后《工人造反报》就全部由新民晚报社承印。⁷⁴²《新民晚报》停刊后，原工厂部的工人大都留下，划归工人造反报社，一直到终刊。工人造反报社接收了新民晚报社的全部资产。1929年创刊的《新民晚报》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图书和数据，以后全部都散失在工人造反报社工作人员手中，⁷⁴³成为历史的永久遗憾。

《工人造反报》的业务，最初由工总司总部宣传组负责。当时王腓利是宣传组负责人，而作为总部常委的范佐栋也主要负责工总司的宣传工作。因此从筹备办报开始，就是范佐栋和王腓利共同负责。但这时王洪文与范佐栋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很多具体事宜，王洪文直接找王腓利布置；而且第一期出版后，范佐栋分管组织组去了。所以后来由王腓利实际主管，直到第15期。1967年4月王腓利离开，报纸暂由原来的编辑人员王成龙⁷⁴⁴负责，两个月后，由倪淑英主要负责。倪淑英离去后，由童光正负责；童光正后来被调工代会负责宣传组工作，又由王成龙负责，直到停刊。

《工人造反报》初期的大多数社论为王腓利撰写，每期社论起草前他都请示王洪文，有时王洪文也会修改一下。据王腓利回忆，创刊的最初阶段，对《工人造反报》最具影响力的是王洪文和范佐栋两人。王洪文非常重视《工人造反报》，在报纸的初创阶段经常去报社，与编辑人员讨论报纸内容；最初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王洪文布置撰写。

最初的工作人员，许多是总部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丁德法去找来的，包括王成龙。这些工作人员来自各方，其中有两人是中学语文教师，还有几人是《红卫战报》派来帮忙的复旦大学学生，其余编辑大多是工人。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人当过编辑或记者。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仍由所在的工作单位发，工人造反报社不付报酬，红卫兵们更是义务劳动。1967年2月，徐景贤建议，调一些工人作者去充实工人造反报社。共拟调十人，都是文革前上海知名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等。但那天胡万春去报社时，却与王成龙产生不快，当场离去。事后得知这一情况的王腓利，第二天赶去向胡万春道歉，但胡万春等工人作家却再也不愿回去。过了很长时间，王腓利从王洪文处得知，调工人作家去工人造反报社是张春桥的意思，王成龙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不够尊重他们。⁷⁴⁵

1967年6月，为增强业务水平，工总司总部从新民晚报社和原上海市总工会抽调了十多人去工人造反报社，并进行业务分组。设立了采访组、评论组、编辑组、大批判组、通联组和排字印刷组；后来又增加了专门处理来信来访的群众工作组。

随着《工人造反报》名气的扩大，报社人员逐渐增加。许多人是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推荐或派去的，一些人业务能力不强，却以工人造反报社的名义在外随便表态。1968年1月15日，工人造反报社组室全面清理人员。至当年4月，大部分人回厂，只留二三十人。再重新调入人员，包括印刷排字工人。⁷⁴⁶新调入的人员大都是文革前就在工厂从事工会或党委宣传工作的基层工人干部，还有工人文艺创作和时局评论的活跃分子，都有一定的写作和采编能力；又调入一些原来的成人教育教师，受教育程度都是大学。这样的采访编辑班子以后基本稳定，保持到1971年报纸停刊。

刚开始时由于没有办报经验，编辑人员依样画葫芦：版式版面设计参考《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这使《工人造反报》一问世，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小报显著不同。不过张春桥对造反派追求正规报纸风格的办报方针不以为然，他主张群众报纸要有自己的特色。1968年3月他曾对此有过批评：现在《工人造反报》跟在文汇、解放后面转，向正规化发展……如果这样，《工人造反报》不必要了。⁷⁴⁷

《工人造反报》和其他群众小报的不同还在于，它所登的文章基本都是原创，紧贴时事，文风犀利；不刊登「文革动态」、「情况摘编」、「参考消息」之类，这些动态性的信息是当时大多数群众组织小报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你抄我，我转你，未经核实，不知真假。不刊登这类内容是王洪文的意思。刚开始办报时王洪文就要求内容一定要靠得住，不要刊登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虽然当时工总司总部有「动态组」，动态组负责人每次出版手抄复写的「动态」时，总要送《工人造反报》一份，但编辑们始终拒绝刊登。对于所有小报竟相转抄刊登的「首长讲话」，《工人造反报》也从不转载，只刊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的讲话。这反映了工总司的办报自信，不以那些抄来转去的内容吸引眼球。王洪文还要求，《工人造反报》对重大事件，对其他群众组织，尤其是对外地的局势，不要轻易表态。因此《工人造反报》除了对赤卫队，以及一、二、三兵团有过宣传攻势，基本没有再自行对其他组织抨击和批判，即使是对工总司看不惯的机关联络站。而对外地形势，1967年第11期曾经对浙江嘉兴地区局势表态，但下一期就检讨，后来就再不擅自表态。如果有批判其他组织或对外地局势表态的文章，一定是转达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态度。⁷⁴⁸这样的办报特点，使得《工人造反报》给人以其他群众组织小报所没有的正规感；尤其到中后期，俨然主流话语，更是给人以准官方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方面，《工人造反报》也有着群众组织报纸的特点，尤其是在批评和抨击时局方面。市革委会不便于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说的话，往往由《工人造反报》出面说，例如对支农司的批判，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抨击，对青浦事件的表态，其实都是市革委会的态度。此外，《解放日报》等正规报纸，一般不便于刊登地方领导讲话，于是由《工人造反报》刊登。市革委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在一些大会上的讲话，有时原文刊登，有时稍加修改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的形式或名义发表。「工宣东」是《工人造反报》用得比较多的评论员笔名。

这一切使得这张报纸既有官办报纸所没有的灵活性，又有群众小报所没有的权威性。它所刊登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也将上海《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决策层最新精神。当时，《工人造反报》与上海的另三个刊物：《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合称为上海的「三报一刊」此说是对应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显示了《工人造反报》在上海文革中的话语权地位。

在众多的群众性文革小报中，撇开政治倾向不论，《工人造反报》被认为是无论从编辑、版面、印刷、发行等方面都是拔尖的。它创下了上海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小报的多项第一：在上海职工造反派的报刊中创办最早：1966年12月28日。存在时间最长：1966年12月28日至1971年4月15日。出版期数最多：445期。发行量最大：最高单期发行量达64万份。运用出版形式最充分：包括喜报、号外，增刊、特刊、专刊。此外，还同其他较有影响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发行过多期「联合版」。⁷⁴⁹

《工人造反报》最初是非卖品。1967年1月7日出版的第二期上，还特别印上「非卖品」三个字。报纸刚发行时，由工总司下面的区、县、局联络站自己去领取，再发到下面工厂的造反队。但那时工总司下属组织繁多，和总部关系密切的能够及时领到报纸；和总部关系疏远的就不一定领得到报纸。于是许多下属组织或工厂造反队要求自己出钱购买报纸。这样，从1967年2月23日第9期开始，报纸零售，每份3分钱。1967年6月开始，又改为零售4分(如遇六版，售5分)，由解放日报社帮忙结算。尽管收费，9个多月后发现还是累计亏损1.67万余元，只能经市革委会批准，向市财政部门报销了。⁷⁵⁰经市革委会协调，第9第10两期报纸，托邮局代售；从第11期，交邮局征订发行，接受订阅。由于那时出版日期还没有固定，所以收订按期数计算。直到1968年2月开始，才定为每周两期，逢周四、周日出版。

第一期的《工人造反报》，发行数量几近28万份，⁷⁵¹后来因为收费，数量有所下降。改为订阅后，基层单位都将其作为公费必订报刊，全国各地订阅数目也很大，发行量又不断增加：

1967年为16.5万份。1967年8月以后，上海的其他小报被市革委会以整顿名义，全相继停刊，《工人造反报》却在1968年扩大发行，发行量达到27万份，1969年平均每期40万份，最多为64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增刊最多为105万份。⁷⁵²因发行量大，到1971年停刊时，报社积攒了40万元结余。⁷⁵³

《工人造反报》共出报纸445期，喜报、号外13期，增刊、特刊、专刊30期，共计文章5491篇；还有内部印发的《内部参考》100期，《群众反映》320期。⁷⁵⁴

工总司总部最初的分工

在11月5日的工总司筹备会上，曾决定17个发起单位，每单位派一人到总部工作。后因紧接着发生的安亭事件未及实行。安亭事件结束后，11月16日，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的造反派们重又聚在一起开会，以17个发起单位为核心，每个单位派出一个代表，成立工总司的总部。⁷⁵⁵虽然这个17人指挥部后来实际没有真正运行过，但其中大部分人在工总司初期活动中都起着很大作用。

总部还几次讨论过工总司名单和组织分工。根据叶昌明当时的工作笔记记载，11月12日或14日左右，曾进行组织分工：筹委会委员：王洪文、潘国平和黄金海。还有宣传组、总务组、组织保卫组、联络组。不过这个名单几天后，便被另一份名单取代。11月16日或17日，王洪文召开会议，以17个发起单位为基础，成立17人的工总司筹委会：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清。这个筹委会后来没有成为委员会，但筹委会人员，后来实际都成为工总司总部工作人员。⁷⁵⁶同时还进行了总部分工，定下了工总司总部最初的工作班子：秘书材料组，成员有范佐栋、黄文海、叶昌明、张伯生、王汉清；组织保卫组，成员有王洪文、孔繁胤、陈金星；总务组，成员有徐美英、岑麒麟、王酒元；宣传组，成员有潘国平、黄金海、朱泽民、李林、王湘伯；联络组，成员有丁德法、缪南生、蒋财良、谢鹏飞、蒋周法。⁷⁵⁷

1967年年初，工总司总部组织构架又有几次调整。据当时的叶昌明工作笔记记载：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是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范佐栋、陈阿大。这六人被视作工总司总部常委，到1967年12月的造反派代表大会前，总部没有再正式选举过。笔记上还写着耿金章，但又被圈掉了：耿金章曾经一度也被算作常委，不过他从来不去总部开会。秘书材料组，有范佐栋、戴立清、房佩仙、黄文海；宣传组有张伯生、丁德法、王腓利、王延元；总务组，有陈阿大、徐美英；保卫接待组，有耿金章、陈金星；联络组，有叶昌明、蒋周法、蒋明才、缪南生；各区联络组工作组，有王洪文、潘国平。⁷⁵⁸不过，这个构架也没有实行多长事件，到1967年3月，精兵简政，工总司总部机构又有大的变化。

工人造反派的构成

安亭事件结束了，参加过安亭事件的工人造反派，可以说都是工厂中较早造反者。他们后来被称为「老造反」。工人造反派中的核心人物也喜欢自称老造反。对于老造反有两个界定时间，一是以参加筹建工总司和参加安亭事件为限，即1966年11月中旬以前的造反者，这样全上海只有几千人。另一个是以参加过1966年工总司早期活动的「三大事件」，即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为限，也即1966年12月底前的造反者，这样就有几万人。文革中，「老造反」和「老干部」一样，是有着特定含义的称呼，是文革中特有的政治名份，造反派的核心，意味着文革的资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

老造反文革前的表现，可以从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后来被追认为上海第四次工代会)的工总司总部委员名单分析。这份名单中的44名工总司委员，除去杨富珍、周林妹和戚荣繁3位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外，其余41人都是老造反。这41人中，文化革命前受过各种处分者8名；其中4名曾受过厂级或行政处分，还有4名曾受过党纪处分。受处分原因，2人因造成生产事故；2人因婚外性行为，当时称「生活腐化」;1人因邻居纠纷时动手打人；1人1965年时「说错话」，笔者估计是政治牢骚；1人是由于「为妻子不肯赡养生母辩护」;还有1人是由于「拿同学皮夹子」即钱包。⁷⁵⁹

在上海这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被赋予「产业工人」的政治身份。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核心。老造反中，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所在工厂，都是上海的几千人甚至万人大厂，潘国平、陈阿大等所在工厂规模也不小。他们都是产业工人，而且是当时国民的经济支柱产业或骨干产业的工人。他们的产业工人身份，更使他们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象征。

工总司1970年1月，曾经对所属区、县、局及公司、工厂的联络站或造反队负责人的情况做过大规模登记。这些负责人都是老造反。笔者汇总了其中一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工总司：工业交通系统的22个主管局、1个管理处和10个区的工总司联络站，轻工业局所属全部10个公司的工总司联络站，纺织工业局所属全部13个公司的工总司联络站，轻工业局钟表公司所属31家工厂的造反队，第一机电工业局所属18家直属厂或研究所的造反队，第一机电工业局机械制造公司所属72家工厂的造反队。对所谓文革中的「新干部」，统计表格做了说明：「新干部系指厂级造反队队委和结合进厂革会的群众代表」。这些单位共统计1，756名新干部，其中，在1966年11月，也即安亭事件左右或之前造反的有726人；如果以1966年12月底为限，参加过文革初期「三大事件」者，则有1，067人。前者占被统计人数的41.3%，后者占60.8%。这两个比例数字应该是新干部中老造反的大致比例。⁷⁶⁰

此外，又据1970年1月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的《新干部统计表》，312家工厂的造反队及六个主管公司的联络站，职工人数为116，876，参加造反队的工人数66，825，为57.6%;其中1967年1月前，即参加过三大事件的老造反有4，438人，为职工人数的3.8%，为造反队员人数的6.6%。这两个比例数字可以看出老造反在一般职工和一般造反队员中的大致比例。

工人造反派非常珍视自己的老造反身份，努力将自己区别于一般造反派。而在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工人造反派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是造反派的骨干和核心。「老造反」意味着造反时间比一般人更早，对文革的认同比一般人更强。这也意味着文革更应依靠他们。而事实正是如此。老造反中的许多人后来先后进入权力机构，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触犯刑律，暂时下台，但老造反的身份使他们可能有机会东山再起。

工总司总部对老造反特别关注，一次又一次地调查老造反的情况和境遇，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关照这些昔日一起造反的弟兄们。以下是老造反的情况表。⁷⁶¹

表1：老造反的年龄⁷⁶²：

表2：老造反的工龄

表3：老造反文革前的职务

表4：老造反的受教育程度⁷⁶³

表5：老造反中的党团员比例⁷⁶⁴

从表格中看，35岁以下职工中老造反比例最高。这个年龄段本来就是当时上海职工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都是1949年革命以后进厂者，对打倒走资派口号较容易接受。加上他们绝对人数多，一般工龄都在五年以上，既知道厂里的各种情况，也了解工人的思想和情绪，一旦造反，很容易带动周围一批工人。表格还显示，老造反中受过中学教育职工的比例，比只受过小学教育比例高许多。相比1949年之前进厂的工人，这些受过一定教育的工人们自我意识较强，容易对束缚个性的体制产生逆反情绪，也更容易接受毛泽东张扬个性的造反有理口号。

表格中显示出较高的党团员比例，这和当时人们通常认为的「造反派里落后分子多」的习惯说法不一致。表格中1965年上海职工中的党员比例是12.1%，而且这个统计数字包括机关、学校等党员比例较高的单位。而1966年安亭事件前及安亭事件中，以及1967年一月革命后的老造反中，党员比例却高出职工中的党员比例数，团员比例更是高出许多。党团员相加达30%多，相当高。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这说明，上海最早的工人造反派中，虽然有受过处分、有着不良记录的「落后分子」，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1949年革命后入党入团的，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和宣传影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也是为了争取较高的政治名份和社会身份，实现人生目标。1949年以后，作为普通工人，要脱离底层，最现实有效的途径就是当干部。要当干部，就必须入党入团，这是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的必由之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所决定。

但是，与过去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不同，文革刚开始时，对运动有着两种不同理解，于是产生两种不同的积极投入方式。一种理解沿着十七年思维惯性，认为保卫各级党委就是积极投入运动；以这样方式投入运动的是保守派。另一种理解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才是积极投入运动，这部分人即造反派。可以说，党团员都是文革初期的最积极参与者。笔者手里没有保守派中党团员比例。但笔者相信，如果将造反派中的党团员数与保守派中的党团员数相加，一定基本相当于上海工人中的全部党团员数。文革初期不积极投入运动的党团员肯定只占极少数。

小结

工总司成立时，希望上海市委赋予他们「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份，但上海市委就是不予理睬。公民本来应有的结社权利，被共产党干部视作可由他们控制而相机行事的政策。于是为了这个革命的名份，工人造反派们拦截火车，这却是违法的。本来是合法的要求，只有以非理性抗争才能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却要用违法的手段才能兑现。显示在中国，只有赐予的名份，没有天然的权利。安亭事件引发的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地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冲突。11月底，安亭事件刚结束，四川成都的上千工人造反派赴北京告状，中央只得连忙派人将他们堵截在武汉，劝他们回成都。

安亭事件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上海造反派开了拦截火车却被赋以革命行动的先例，此后，全国铁路运输被截被拦事件层出不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毛泽东用久违的宪法，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组织的要求。于是，因为这个要求合法，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的拦截火车的违法行为，也成了革命行动，具有了合法性。毛泽东一贯的只要是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就这样又一次在安亭事件中胜局。毛泽东又一次违反常理，将一场本属破坏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事件，变成突破对手防线的出击，为自己赢得了比红卫兵更具优势的政治资源而且是更顺手的社会力量。

安亭事件催生了工人造反派崛起，这是继红卫兵之后的第二股文革势力，完全改变了文革力量的格局，工人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成为取代红卫兵的文革力量。毛泽东亲自支持工总司，这在全国工人造反组织中是唯一，决定了上海十年文革的基本格局。安亭事件对全国工人造反派，起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纷纷成立组织。这是1949年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下，对公民结社权的唯一的一次让步。但是这个让步的时间非常短暂。四个月后，1967年3月，毛泽东便提出「大联合」。而大联合实际促成了造反派组织的解散。

对比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别：红卫兵成立初期，虽然面临学校方面强大压力，却毫不妥协，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以及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自信。他们给毛泽东写信，递交的不是要求毛泽东出面调停的告状书，而是惊世骇俗的两篇宣言：《一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高干子女在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根本就没有考虑需要得到哪一级机构的承认，他们横空出世，舍我其谁，完全不把学校党团组织和领导放在眼里。工人造反派则缺乏这样的自信，尤其缺乏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自信。他们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自己的批判对象承认自己组织的合法性和行动的革命性，以降低造反的成本和风险。这显示工人造反派在造市委反的同时，实际仍然承认市委的权威和权力。虽然1949年后的工人，有着理论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但所有这一切优势，都是共产党分配的，是一种赐予。这使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有着先天的依附性，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比红卫兵软弱得多，这是以后他们比红卫兵更听话的根本原因。因此，工总司得到毛泽东承认的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支可以取代学生，而且比学生听话的政治力量。而不久后兴起的全国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更成为领头者，成为毛泽东文革的主力。

安亭事件也使本来批判《海瑞罢官》有功的张春桥再立新功，由此更巩固了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脱颖而出。文革就这样在上海选择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以后文革的发展证明，对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两个十分重大的选择，决定了文革十年的格局和走向。

第十章：工人赤卫队，文革遭到强大阻力

二·七战斗队

安亭事件刚发生，一张反对派的传单便贴遍上海大街小巷：《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这是上海街头最早对安亭事件的反应。大字报署名「二·七战斗队」。这是个保守派的组织。

保守派最初被称为「保皇派」。这是从1966年6月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而来。不久，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沿用了这一称谓，将不同意他们反工作组的师生称之为「保皇派」。但是保皇派毕竟是历史名称，有它的本来涵义；而且毛泽东也不赞成使用这个名称。毛在8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⁷⁶⁵周恩来随即在一次讲话中建议改称保皇派为「保守派」。于是，保守派成为文革中和造反派相对应的又一个特定的政治名份。最初，因为保守派人数比造反派多，所以又被称为「多数派」，造反派被称为「少数派」，不过，这个称呼没有被使用多长时间，民众对保守派的称呼始终是「老保」。

安亭事件标志工人造反派诞生，也催生工人保守派结盟。上海最早的全市性保守派组织，是本书第二章中已提及的红卫兵组织：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刚成立时，也像北京红卫兵那样自称为造反派，斗老师，破四旧。但当北京红卫兵南下冲击上海市委时，与党内干部的天然联系，使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保卫市委的立场，从上海学校中最早的造反派，变成了保守派。

上海职工保守派作为工人造反派的对立面，几乎是同时产生的，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大字报后，上海工厂的一些工人也贴工厂党委的大字报，而另一些工人，则起而「保卫」党委。这是工厂中最初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北京红卫兵南下冲击上海市委，是触发上海工人造反派与保守派走向社会的直接原因。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日子里，工人造反派去上海市委门前支持北京红卫兵，工人保守派则去那里保卫上海市委。之前两派都还未形成有组织的行动。在这些活动中，工人保守派开始形成自己的骨干队伍，各厂纷纷成立与造反派对立的赤卫队、纠察队等组织。但是，这一时期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只在工厂，还未走向社会。推动保守派走向社会的是安亭事件。铁路系统有规定：正线中断一小时就算大事故。安亭事件加上火车后来又在昆山被拦截，致使沪宁线中断三十多个小时，那真是非常大的事故。车上大都是串联的红卫兵，没吃没喝。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⁷⁶⁶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们，马上前往安亭，劝说工人放行被拦火车。

安亭事件发生时，最先得到信息的，是上海和华东地区铁路运输中枢神经、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人员。铁路调度所是要害部门，一百多个工作人员从分局四万名职工中百里挑一，不是党团员，也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对造反派的拦车阻断交通行为，大家深感惊讶和愤怒。11月10日下午，调度所职工在一起议论：「干部们去劝说不通，我们发传单向社会呼吁！」正在议论，分局副局长李殿元走进调度所，大家对李局长说：我们要写传单！李殿元来调度所之前，刚参加了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在北站红卫兵运输指挥部召集的会议。会议正是讨论安亭事件的，会上分局党委书记王华生提出，要向全市发呼吁书。所以听到调度所职工要写传单，李殿元马上支持：「你们要写就写吧。」于是调度所值班主任汪培元起草了一份传单。写毕交李殿元过目，李建议由分局的局长办公室秘书陈阿春修改。

陈阿春在造反派拦截火车事发的当天晚上，曾和李殿元连夜开车去安亭。只见现场乱哄哄的，他和李殿元试图说服那些造反派，但没有结果。陈阿春对安亭发生的拦车事件强烈不满，让他修改传单，他觉得义不容辞。但他又觉得由局长办公室出面到社会上散发传单不妥当，他想到了北站红卫兵运输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应对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而建立的临时机构，下面设组织、宣传等若干组，其中宣传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陈阿春想，何不让宣传组去印发传单？于是他打电话给担任宣传组长的邝科长，邝科长一口答应。陈阿春即将传单原稿包封，请通讯员送到在上海站的邝科长手里。邝当即向正在上海站的分局党委书记王华生汇报。此时刚才召集会议的副市长李干成还在，李干成说：「群众要发，就让他们发吧！」陈阿春送走传单底稿，下午7时下班时间过后不久，正要离开办公室回家，接到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的电话，要他留下来修改传单。接着，李殿元、田丹，还有分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傲佐，一同来到局长办公室，共同修改传单，陈阿春执笔。传单的题目定为《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此时是10日晚上的9时30分。⁷⁶⁷

传单以什么名义散发？曾考虑过用「三个革命群众」、「部分革命群众」等。最后李殿元说，铁路工人有「二·七」大罢工的革命传统，建议署名「二·七战斗队」。既能体现作者是铁路工人，而且以当时流行的战斗队名义，还可以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余地。底稿连夜被送往路局印刷厂。第一批印六千份，11月11日凌晨天没亮全部印出。一直等着的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等，马上分东西南北四路火速张贴。11日天亮后，上海满城都张贴着这张传单。

这是上海街头最早对安亭事件的反应。传单贴出去后一再被翻印，反响强烈；四方支持者纷纷到上海铁路分局的接待站打听二·七战斗队情况，甚至还有前往挂钩者，要求将自己的战斗队挂在二·七战斗队名下。人们从署名猜出，传单一定是铁路职工撰写。而事实上，此时的二·七战斗队还只是传单上的署名，尚没有实体的组织。⁷⁶⁸

陈伯达的电报到安亭，批评造反派拦车行为「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调度所职工非常高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支持造反派的行为，决定再写一张传单。因为他们觉得第一张传单对造反派影响铁路交通的后果，写得太笼统。于是由调度所数据员唐兆元起草了第二份传单。这张传单的全部数据，都来自调度所当时的生产记录，即列车运行图，不是事后估计。因此所提供的因造反派拦车造成的铁路全线停车的时间及状况，应该是真实准确的。以后所有提及安亭事件后果的数据资料，全都源自这张传单，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们当时的传单，包括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们的起诉依据。⁷⁶⁹王玉玺将底稿交陈阿春修改，题目定为《非常大的安亭事件》，这是套用陈伯达电报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署名仍是二·七战斗队，印刷八千份，连夜张贴全市。这张传单，本书前面的章节已引部分段落。前一份传单写作过程中，铁路路局和分局党委曾经过问，这份传单则完全由调度所职工自己撰写。陈阿春曾请示分局政治部副主任田丹，说我们打算再写一张传单，田没表态，实际默许了。

这份传单用调度所的数字说话，影响更大，被反对造反派拦截火车的群众组织一再翻印。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繁华地段纷纷出现「坚决支持」的大标语、大字报；许多组织上门表示支持、要求共同行动的人和组织，更是不计其数。李殿元建议他们干脆成立二·七战斗队组织。于是，以调度所职工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二·七战斗队」，推王玉玺为队长，陈阿春为顾问。这是上海第一个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人保守派组织。它的出现显示了上海工人保守派正在组织起来。二·七战斗队诞生于一张传单，可以说是先有其名，后有其实。⁷⁷⁰从二·七战斗队的成立过程看，既是自发的，也有干部们的默许和引导。

市委与上海工人保守派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上海工人中以对上海市委和北京红卫兵的评价为界，分成不同观点。但是那时还只是个人观点，没有形成组织。有组织地到市委门前去「保卫上海市委」的，都是工厂党委组织的，不是工人自发的群体行为。安亭事件后，以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为界，上海工人分成了两大派。张春桥与工总司的签字引发许多上海市民不满。当时毛泽东的裁决尚未传出，一些工厂工人纷纷反对张春桥的签字。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在地处外滩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门口，张贴巨幅大字报《致张春桥的公开信》，还委托二·七战斗队将大字报的复件带去北京，希望向毛泽东控告张春桥。上海玻璃机械厂贴出大幅标语「重炮猛轰张春桥」，每个字两张报纸大，还要铁路职工带去同样的标语贴在北京天安门城墙上。此外，「张春桥拿原则作交易」，「张春桥出卖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的根本利益」等大标语、大字报比比皆是。反对安亭事件者，一定反对造反派，成为老保的中坚。

在许多造反派活跃的工厂，保守派也特别活跃。许多工厂，往往工总司的造反队上午刚成立，下午保守派组织也马上针锋相对地成立。最有意思的是，产生工总司骨干分子的工厂，也产生了以后全市性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骨干分子。比如：

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有马骥；⁷⁷¹

陈阿大所在的良工阀门厂，有金瑞章；⁷⁷²

潘国平所在的上海玻璃机械厂，有潘月法；⁷⁷³

黄金海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有李剑钰；⁷⁷⁴

谢鹏飞、蒋周法等所在的上海铁路分局，有王玉玺⁷⁷⁵、陈阿春⁷⁷⁶;

叶昌明所在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有高根才；⁷⁷⁷

……

而且一些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原来关系不错，例如马骥和王洪文都是厂保卫科的干事，两人原来关系很好，无话不谈；高根才原来和叶昌明关系也不错，当初叶昌明去静安寺附近看大字报，经常和高根才一起去。他们大都成为后来全市性赤卫队组织的发起人。

推动这些人走向社会的正是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二十多家工厂的代表组成了「安亭事件联合调查组」，赴安亭现场进行调查研究。这个调查组的主要成员就是上面提及的金瑞章、潘月法、李剑钰等人，他们与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联合行动，写出传单《拆穿西洋镜》。这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的第一次联合行动，这个联合调查组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最早的难型。

1966年11月18日，上海五十多个单位的四百多位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要求张春桥接见。张春桥同这批工人从早晨9点一直谈到下午5点。工人们质问张春桥为什么要签订双五条，抗议他向造反派让步「出卖原则」。张春桥寸步不让，说自己签字符合宪法。「工总司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是合法的」，「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等于违法」。工人指责工总司的成立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张春桥说：「你们也可以组织起来嘛！」⁷⁷⁸辩论进行了六小时，毫无结果。会后，这些工人酝酿也成立全市性组织，与工总司对抗。

第二天，11月19日，七百名反对双五条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市少年宫，抗议张春桥的双五条，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待曹荻秋赶到少年宫，已是20日凌晨2时左右。国棉三十一厂的李剑钰也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员。他们提问的矛头直指张春桥和工总司。曹荻秋回答：「我只支持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支持造无产阶级的反，如果有人利用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他们迟早会暴露出来，落在人民手掌之中。」曹荻秋还说：「你们都是党员、团员、老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还是要依靠你们的！」工人代表能够听出曹荻秋的弦外之音。他们认为曹荻秋希望他们成立组织与造反派对抗。

曹荻秋确实一直希望反对造反派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他曾说「造反派人数虽少，但活动能力很强，如果多数派也起来就好了」，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对市总工会主任张祺说「多数派没有用，为什么还不起来？」⁷⁷⁹因此，当保守派工人表示也要成立组织时，曹荻秋心里的欣喜是必然的。工人代表要向中央发一份反对双五条的《抗议书》，曹荻秋马上答应；「我一定负责转交中央。」曹荻秋回去后，当即将抗议书交给市委副秘书长，说：「工人要求市委代他们用电报发中央，市委加点说明。」几天后当曹荻秋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与保守派工人再次见面时，他告诉他们：「我已经转拍中央了。」⁷⁸⁰曹荻秋希望中央决策层能听到底层民众的另一种声音，这后来成为曹荻秋的一条罪名。

11月23日，保守派们在杨浦区平凉路526号中共杨浦区委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玻璃机械厂、上海良工阀门厂、国棉三十一厂等23个工厂的工人保守派代表。组织取什么名称，良工阀门厂的金瑞章说，他们厂已经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这个名称符合共产党的历史传统。⁷⁸¹大家都同意他的提议。为了与造反派的「司令部」区别，他们决定不称「司令部」，而称「总部」，定名为「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会上决定起草成立宣言和控告张春桥的电报。赤卫队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张春桥和工总司的对立面。

第二天，11月24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宫与上海市委联系，要求参加处理安亭事件的市委领导张春桥、曹荻秋以及韩哲一接见。张春桥说自己下午马上就要回北京，没空接见。事后他多次对人说：「保守派，我一个也不接见。」⁷⁸²曹荻秋本来事先已经答应参加红革会的一个批判大会，就不去参加那个批判会。11月25日上午，曹荻秋叫上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在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会见赤卫队筹委会的工人代表。⁷⁸³会上，大家向曹荻秋提了三十多个问题，都是针对张春桥签字的双五条，指责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要求市委收回批发双五条的市委116号文件。曹荻秋对成立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表示支持，他说：「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看，你们要成立这个组织，我们也是支持的，你们要成立，我们不反对。」⁷⁸⁴曹荻秋还建议，在「总部」后加上一个「筹」字，「因为搞筹备委员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些决定下来，就是说不建立这些组织，那我还是个筹委会，可以马上主动退却。」曹的这个建议鉴于中央一再要求工人不要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组织。大家都赞同。⁷⁸⁵比起当初对工总司成立时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曹荻秋对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的倾向溢于言表：「你们建立了这样的组织，要什么袖章啊，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承认、支持了你们，当然可以发袖章！」到那个时候，你们建立时，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⁷⁸⁶

杨士法对安亭事件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反对态度，还说「两个五条是有问题的，由于我的职务关系，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⁷⁸⁷最后，杨士法对大家说：「你们应该这样！」他边说边举起了握紧拳头的双手，「这样，才会有力量，一定要组织起来啊！」⁷⁸⁸杨士法又建议：「你们是工人阶级，办公地点还是放在市总工会好。让总工会给你们找房子。这个问题，由市总工会张祺同志负责。」⁷⁸⁹

曹荻秋自己对于这次接见是这样回忆的；

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⁷⁹⁰

会议中途，红革会红卫兵打听到曹荻秋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便赶来要将曹「借去」参加他们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就是即将引出解放日报事件的那个大会。⁷⁹¹曹荻秋被红卫兵「借」走之前，对工人说：「你们有事可找杨士法联系。」第二天，曹荻秋生病；后来直到12月23日赤卫队人民广场大会前，曹荻秋一直没再与赤卫队接触。⁷⁹²

会后，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负责人在市委机关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愚园路邮电支局，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和江青发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报要求上海市委立即宣布张春桥与工总司签订的双五条无效，要求开动除广播台、报刊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肃清上海市委刚签发的关于双五条的116号文件后果，要求责令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立即向上海群众作公开检查。⁷⁹³这份实际对着张春桥的电报，却表面上抗议上海市委，显示工人保守派斗争策略的改变。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他们公开打出保卫上海市委的旗帜，但是当造反的口号已经逐渐为人们接受之后，他们也起来「造上海市委反」，但造反的矛头仍是指向张春桥和工总司。

会后，杨士法指定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与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等)直接联系。张将赤卫队总部办公室安排在市总工会办公大楼103室c

三个组织合并为赤卫队

就在曹荻秋会见赤卫队代表的同一天下午，上海另一个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在徐家汇的徐汇剧场召开成立大会。这个组织得名于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由市内82家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联而成，以上海建筑材料研究所为活动中心。参加成立大会的工人代表近千人。市委仍派杨士法出席大会。杨士法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大会发言，觉得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上午他所参加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很像。他对坐在身边的人说：「上海已经有个工人群众组织，与张春桥开展过大辩论，组织过几千人抗议张春桥的游行，还给党中央发电报控告张春桥。」大家听了很兴奋，马上打听详细情况。杨士法说：「他们的观点跟你们差不多，成员以党团员、老工人、劳动模范为主，你们可与他们联系。」

与会者马上讨论，决定派出10名代表，第二天赶到市总工会，找到刚搬到103室办公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成员。双方交谈后，意见一致，当场决定合并。上海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也加入。于是就在总工会大楼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筹)」。在联合会议上，三个组织各报出身和职务，商定科长以上职务不能担任总部领导。于是确定了赤卫队总部16名委员。⁷⁹⁴推选负责人时，大家认为上海铁路分局二·七战斗队成立早，影响大，拟邀请陈阿春当负责人。陈阿春说自己是分局长办公室的秘书，如果当头头，会使赤卫队被造反派抓把柄。陈阿春表示自己不当头，但会尽力为赤卫队工作，他推荐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副主任王玉玺。王玉玺于是被推为赤卫队总部的负责人。此外，还为国棉十七厂保留了一个委员名额。这是王洪文所在的工厂，也是上海举足轻重的大厂，大家希望这个厂能产生制约王洪文的力量。筹委会还决定在各区、县设二十八个联络站，发展基层队伍。

上海市委指派市委接待站工作人员周某，作为与赤卫队联系的联络员，上海市总工会也派出总工会工作人员徐力作联络员。在徐力等人的帮助下，赤卫队(筹)迅速解决了办公用具，证件公章、袖章红布等用品。这些联络员以后被作为上海市委操纵赤卫队的证据。当时市委为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向所有群众组织都派了联络员。向赤卫队(筹)派的是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向工总司派的是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只是赤卫队将市委派的联络员当作顾问；工总司则不接受，认为是「密探」。

经徐力提议，总部聘请了7名上海著名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当赤卫队顾问以扩大社会影响。他们是：沪光科学仪器厂工人工程师王林鹤、三轮车工人程德旺、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工人工程师蔡祖泉、闸北区果品公司经理劳动模范周信礼、参加过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孙长胜、上海耐酸搪瓷厂技术员劳动模范孟德和、著名共产党烈士李白的夫人裘慧英。⁷⁹⁵列入名单没有请到的是国棉一厂纺织工人杨富珍，她正在日本访问；还有海运客轮服务员杨怀远，他所在的轮船出海了。

赤卫队(筹)刚成立，全市各工厂就闻风而动，滚雪球般迅速建立了自己厂的赤卫队，全市的工人保守派全部聚集到赤卫队(筹)的旗帜之下，迅速汇聚成一股对抗工人造反派的势力。短短几天，1966年12月6日，便达到二十多万人数。⁷⁹⁶这个组织以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生产者为骨干力量，思想倾向符合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看法，所以一树起旗子就得到大多数干部支持，为赤卫队提供种种方便。不少工厂的工会将办公室腾出作为赤卫队的办公室；有的干部在幕后出谋划策，有的干部在台前调度指挥，他们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倾向。至于普通工人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赤卫队，当然其中不少人是随大流的。赤卫队一时在各个工厂占据了绝对优势。

赤卫队迅速发展的同时，正是11月16日至12月3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召开期间，这不是偶然。前已寂，这个会上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极力反对在工厂企业开展文革，上海派去参加会议的主持工交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会上作了尖锐发言，反对支持工总司等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市委支持赤卫队，应该和这样的背景有关。赤卫队的骨干成员都是共产党十七年一贯依靠的对象，市委希望他们能够制约文革和造反派的行为，进而影响中央的决策。

1966年12月6日，赤卫队(筹)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近30万赤卫队员到会，与赤卫队同一观点的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参加大会助阵，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代表市委出席并致贺词。

由上红大专总部红卫兵起草，陈阿春修改定稿的《赤卫队的成立宣言》体现它的宗旨：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最新体现，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和政策。我们要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要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向形形色色违反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我们必须迎头痛击他们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工人阶级深受旧社会的苦，深感新社会的甜。我们最懂得什么是压迫，革谁的命，怎么革命。不管道路多么漫长曲折，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们一定要顽强战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论过去和将来，谁敢动我们社会主义江山一根毫毛，我们就叫他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了。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恶劣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调和」、「折衷」，就是「混淆黑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从思想上、政治上把它挖深挖透，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我们要一手抓革命，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还要一手抓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更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对于一切违反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行为，我们一定要开展不调和的斗争。⁷⁹⁷

「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几乎可以说是1966年保守派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赤卫队的这个宣言既宣布自己的宗旨，又针对着造反派。而宣言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部分，明显是为了争取政治主动不得不加上去的表态，非常空泛。赤卫队成立后的中心活动就是反对和制约造反派，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连续召开了三次反对双五条、控告张春桥的会议，并经上海市委之手向中央发出三份控告张春桥的电报。

与以后多得不可胜数的造反派组织相比，除了观点不同外，上海的保守派组织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在所有的工厂、学校或单位，保守派的组织都始终只有一个。不像造反派，哪怕只有一个人也会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而且组织与组织之间互不服气，你攻我砸地打派仗。例如工总司，刚成立就分裂成总部和一、二、三兵团。保守派组织的骨干成员大都是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积极分子，深受大一统、一元化观念影响，当一旦知道还有别的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组织时，马上会高兴地与之合并。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应疏忽，即上海保守派组织存在时间很短，到1967年年初即被造反派全面击垮，不再被允许存在，没有遇上以后「夺权」、「结合干部」等最容易引发不同观点导致分裂的因素。

赤卫队总部机关报是《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社的编辑丁、贾两人帮助编辑。第一期上刊登《赤卫队总部宣言》。前后只出两期，解放日报事件后停刊；计发行24万份。

工人中的老保：王玉玺、陈阿春

王玉玺和陈阿春都是上海铁路分局职工。王玉玺1951年18岁进上海铁路局南京站，1953年调进上海列车段当车长，同年入党。1954年进调度所当调度员，1960年担任调度所副主任。调度所是铁路要害部门，调进去的人员非绝对可靠者莫属。王玉玺能进入调度所并担任副主任，可见他工作非常负责，也非常被信任。使王玉玺卷进文革漩涡的是安亭事件。他几十年后回忆时还有些激动：

造反派拦截火车，铁路运输停了三十多个小时，一百多辆列车停在铁轨上，这还叫革命吗？我所以反对张春桥的双五条。⁷⁹⁸

王洪文他们强登的602次车被停靠在安亭，正是经王玉玺调度。11月10日上午，铁道部要求将造反派强登的602次车就地停靠。王玉玺接到命令后，马上调度，他先是欲将火车停在黄渡，因为黄渡站有三股道，停了一股，还有两股可交会。可黄渡站说，通过信号已经锁定了，他于是安排火车停在黄渡下一站的安亭，安亭站只有两股道，他就安排火车停在货运装卸线。⁷⁹⁹铁路分局成立二·七战斗队，王玉玺被推为头；上海赤卫队成立后，他又被推为赤卫队的负责人。

陈阿春出身铁路世家，父亲也是铁路工人。陈阿春1951年18岁时考进上海司机养成所读书，毕业后在上海机务段先后当火车司炉、副司机、司机，1954年入团入党。1959年调上海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负责理论教育，其间被送到上海铁道学院政治学习半年。1962年调分局长办公室当秘书。

造反派在安亭拦截火车之后，陈阿春和上海铁路分局副局长李殿元连夜去安亭，半夜2点赶到现场。只见车前车后到处是人，两面大旗十字交叉，插在正线轨道上，铁轨旁信号灯上蒙着红布。天非常冷，陈阿春穿着棉大衣都觉得挡不住寒气；铁轨上坐着的四、五个人，动也不动。他和李局长劝说拦车者整整两个小时，「真是说破嘴皮」。有人被说服了，但有人没被说服。后来才知道，那个最坚决者是潘国平。张春桥和造反派签订的双五条出来后，陈阿春一开始不相信，认为是造反派编的，怎么可能拦截火车反而成了革命行动。待到双五条以上海市委文件名义下发，「我真是大失所望」。陈阿春后来回忆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到去保过谁，「我既不认识陈丕显，也不认识曹荻秋」，「我最初就是反对拦截火车」。二·七战斗队那两张有影响的关于安亭事件的传单都是陈阿春修改的。所以赤卫队成立时许多人推他当头，但他认为自己是「当权派」的秘书；担任头容易使赤卫队被造反派抓把柄，推荐了王玉玺。⁸⁰⁰

工人中的老保：马骥

赤卫队11月26日合并成立时，为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保留了一个总部委员名额，希望这个厂能有制约王洪文的力量。而就在前一天，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保守派已经开始行动。11月25日下午，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在工厂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五千，带头人是马骥，⁸⁰¹与王洪文同一个科室工作，也是厂保卫科干部。马骥17岁当养成工，共产党执政后，在夜校入团，1950年考入国棉十七厂的前身裕丰纱厂，先当加油工，后来当统计员，入党后从车间团总支书记、厂团委委员，一直当到车间党总支书记，1955年被工厂送去干部学校培训，回厂后进保卫科工作。

王洪文比马骥小二岁，原是二纺车间治安保卫主任，已经是厂保卫科干部的马骥负责联系二纺车间的保卫工作，因此和王洪文很熟。后来王洪文也被调到保卫科，两人关系就更密切了。王洪文写第一张大字报时，马骥正好出差去青岛，没有参加签名。马骥以后回忆说，他当时如果在厂里，也会在王洪文大字报上签名的。因为他对厂党委也有意见。他以后这样剖析自己：「我当时的思想比较左，我们这些搞保卫工作的人，工作内容就是抓阶级斗争，所以思想都有些左。我们厂党委对那些过去的资本家、小业主一向比较客气，我们就认为厂党委在包庇他们。」

马骥出差回来后，自己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几个为什么。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马骥也和王洪文一起写过大字报，还和王洪文连夜去国棉十七厂的上级领导机关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告王洪文所反对的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的状。十几年后，马骥感慨地说：「我也是最早的造反派。但我和王洪文他们的造反是两码事！」马骥和王洪文到市纺织局告状后，局里和市里先后派来工作队。马骥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应该相信工作队，帮助工作队。纺织局派来的第一个工作队支持王洪文，没多久撤回去了，又由市里派来了第二个工作队。这个工作队既没有表态支持王洪文，也不批判王洪文所反对的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于是王洪文又反对这个工作队。马骥说：「向领导提意见我不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大家起来提意见。但我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马骥和王洪文的公开分手，是在王洪文成立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后。到安亭事件时，他俩的分歧爆发。马骥觉得：

王洪文的造反队中，受过各种处分的人多，我看不惯；王洪文他们把毛主席用来斗地主的语录去斗干部和党员，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王洪文已经不是在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

几乎在王洪文的永忠队成立的同时，10月24日，马骥也成立了个「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简称「捍卫队」)，和王洪文对着干。永忠队抢工作队的材料，捍卫队就掩护工作队。「我们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不该乱斗。」王洪文写了马骥很多大字报，批判他是保皇派。马骥也写王洪文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厂里的造反派》：

我们厂里有一些造反的勇士们。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实际上常常干出无理的事情。

他们口头上忠于毛泽东思想，而行动上就是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

他们口头上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千方百计，取消党的领导。

他们对待不同观点的同志，动辄勒令、通令，杀气腾腾，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训政，把群众当阿斗，说老工人是「老糊涂」、「保皇派」、「狗崽子」，把自己当诸葛亮。

他们对揭发他们错误缺点的同志，进行逼供信，说这是革命行动。

他们霸占广播站，只许他们讲话，不许别人发言，把广播站变成他们的一言堂，这也算革命行动。

他们存心拆工作队台脚，今天勒令这个回去，明天勒令那个回去，不同意时，竟然以罢工相威胁。⁸⁰²

马骥这张大字报中对造反派的指责，正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主要分歧。大字报一出，便被广泛传抄翻印。但其实，马骥当时的思想很迷茫：

我总在想，中央是否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培养的干部，党的依靠对象，如果我们对党的路线都不理解，都灰心了，党还依靠谁？

最初，马骥主张只在厂里和造反派斗，不主张介入社会上的事件，因为他觉得「社会上情况复杂，我们搞不清」。但是后来王洪文们制造了安亭事件，震动全国，马骥说：「怎么拦截火车破坏生产倒成了革命行动？我们反对」，「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了！」11月25日，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成立，一下子便有四、五千工人参加。而当时，厂里加入王洪文的造反队的工人人数还只有一千多人。⁸⁰³成立大会结束后，马骥提出举行示威游行。此时是下午2点，正好是早班和长日班工人下班时间，许多下了班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数千名工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国棉十七厂门口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出发：「抗议张春桥出卖上海工人阶级利益」，「双五条是大毒草」，「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这条标语是马骥拟的。国棉十七厂所在杨浦区的中共杨浦区委书记高华杰打电话来劝阻，但马骥他们还是出发了。一路上许多市民加入游行队伍，原来只是一个厂的游行，就这样变成上海保守派工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最后来到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门前，要求曹荻秋接见。

我们知道市委领导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但我们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小辫子，说我们是保皇派。我们要求向北京、党中央反映情况，问张春桥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曹荻秋没去。接待他们的市委干部要游行者到友谊电影院去。马骥带领国棉十七厂赤卫队在友谊电影院整整三天。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前往电影院，同意他们派15名代表去北京。国棉十七厂保守派游行的情况很快传到赤卫队总部，总部委员潘月法赶到友谊电影院，代表赤卫队总部向他们表示支持。11月28日，由潘月法带领，马骥和40名工人组成的赴京控告团出发。上海市委提供了赴京的火车票。临行前，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叮嚼他们，到北京后可以通过上海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找到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企业座谈会的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委显然希望通过这些工人，再一次向中央反映上海的情况。但是，马天水此时已经决心造反，拒不与这些保守派工人见面。这些循规蹈矩的工人们上告无门，只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求全总将他们的控告转交党中央和国务院。控告团怏怏而归。

马骥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队，

我们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派。他们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会打人，我们却只会实打实地讲道理。形势也越来越令我们不理解，党中央发的这个或那个文件，越来越使我们搞不懂了。我想，我们的想法中央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形势还是这样发展？！

马骥的迷茫，正是所有赤卫队员们的迷茫。

工人中的老保：李剑钰

李剑钰⁸⁰⁴是赤卫队发起人之一，他和工总司的发起人黄金海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他生于1939年，1956年进国棉三十一厂的前身申新六厂，当时只有17岁，是申新六厂最后一代练习生。练习生是学习当管理人员的，必须受过小学六年级以上教育，李剑钰符合这个条件。学习结束后，他当了印染车间的统计员。与马骥一样，李剑钰也因为工作努力受到培养。1957年他被调华东纺织局第二干部学校进一步学习统计业务。毕业后不久，参军入伍，在部队入党，1963年复员回厂，分配在厂党委组织科任干事。

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李剑钰正被借调在上海第十八毛纺厂四清工作队当队员。虽然人不在国棉三十一厂，但因为住在厂对面的工厂宿舍，每天吃早饭都要进厂区，厂里的大字报都能看到。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对有些大字报很看不惯：

这些人本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对党委左一个质问，右一个勒令，自己屁股不干净，硬说别人整他黑材料，今天围攻这个厂级干部，明天围攻那个党委委员，每天下班后闹得很历害。

当时开展运动都是在下班后。8月初，他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同意造反派贴出的一些大字报的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写的是谁。大字报一贴出，就受到另一派围攻，说他的大字报是党委的「救命稻草」。李剑钰后来回忆：

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我或暗示我写大字报，我是看不惯，打抱不平。我在党委组织部工作，对党委的情况了解，对那些人的情况也了解。我的经历；我所受的教育，决定了我当时的思想方式：认为矛头不应指向党，有意见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把所有的干部都当作运动对象。

李剑钰文革后认为，对造反派中有些人，以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看有问题，而文革结束后再看，不是问题，例如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出身不好」。但是，有些问题至今看来也是问题，例如在厂托儿所管账，克扣婴儿奶粉和经费，四清中被责令退赔；又如诈骗别人钱，事情被戳穿后翻爬外国领事馆围墙避难未遂；还有干活吊儿郎当不负责任，等等，他看不惯：这是道德问题，放到哪个时代都会被指责。

李剑钰向自己所在的工作队提出，他想回厂参加运动。10月，他回到国棉三十一厂。不久，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他很不理解。他原来就对张春桥没好印象，觉得他左，现在又是他签订双五条，将中断铁路交通说成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刚结束的11月15日，李剑钰就去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要求说法。11月19日，他参加了曹荻秋在市少年宫与保守派工人的对话。他向曹荻秋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也能成立全市性组织？曹荻秋表示全市性组织要看中央决定，建议他们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

以后不几天，工厂根据中共中央销毁「黑材料」的通知，要各方派代表参加。国棉三十一厂是工作队为一方，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一方，造反派组织为一方。李剑钰对工作队长说「我也要参加」。工作队长反问他一句：「他们代表组织，你代表什么？」李剑钰说：「那我们也成立个组织！」队长说：「你们要成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两人说话是在下午3点，李剑钰马上去出海报、发通知，到下午5点便召开了赤卫队成立大会。李剑钰后来回忆说：

我们厂赤卫队的成立，是我们自己要成立的，造反派有组织，动不动以组织出面，我们没组织，不能形成力量制约和抗衡他们。我知道，党委、市委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我们成立组织的，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指示我们。虽然有暗示，但确实是我们自己成立组织的。

为了表明这个组织与「当权派」无关，李剑钰他们规定：只有人事编制是工人编制的可以参加，基层干部，只要人事编制是工人，也都可以参加。但是人事编制属于干部编制者不能参加，「大多数干部感情上是倾向我们的，许多干部要求参加，我们全叫他们别参加，以免被造反派抓把柄。」

赤卫队迅速发展

另外一些赤卫队总部常委或委员的情况，也大都和王玉玺、陈阿春、马骥、李剑钰等相似：赤卫队总部常委潘月法，当时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会干事，赤卫队总部委员尹平，当时是上海压缩机厂保卫科干事，赤卫队总部常委徐云生，当时是上海第二机电管理局科室人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在工厂长期信任和培养的对象，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并在工厂的政治部门工作。还有许多赤卫队的积极分子，也都是工厂科层的人员。虽然是工人编制，但又不同于普通工人。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与领导干部的关系更密切，手中还有些普通工人没有的权力，例如保卫或组织干事，有权调查工人的家庭或本人情况。他们因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而得到信任和培养。他们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共产党各种政策的终端执行者；他们是工厂最基层的干部，是共产党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最直接的纽带。这种情况在赤卫队中非常多。只是文革将大多数干部或科层人员当作打击对象，许多工厂的赤卫队都像李剑钰那样，规定干部编制或科以上干部不能参加。这样做一方面是怕被造反派说是保皇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不受当权派操纵，显示组织的独立性。否则，赤卫队中基层干部的比例肯定会更高。

赤卫队一时在人数上压倒了造反派。在国棉三十一厂，安亭事件前，全厂八千多任务人人中，造反派只有108人；被称为「一百零八将」。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对梁山造反者的称呼。而李剑钰的保守派组织，尽管成立在安亭事件后，那时造反派已经得到来自中央的支持，但李剑钰组织的成员还是达到七百多人。⁸⁰⁵在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参加安亭事件的造反派四百人不到，而马骥的赤卫队一成立，便有四、五千工人参加。一些被文革搅乱了工作秩序的系统，赤卫队员的比例更高。例如铁路系统，目睹安亭事件以及大串联造成的混乱，客车车辆段、列车段以及机务段的职工大多参加了赤卫队；而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八十多名职工，更全部是清一色赤卫队员。又如邮电系统，安亭事件过后不久，爆发解放日报事件，因不满造反派硬要邮递员夹送造反派报纸，大多数邮递员加入了赤卫队。

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成为赤卫队员的更是非常多。1968年4月，工总司曾经对上海部分工业、市政、交通系统的劳动模范以及五好工人的情况作过调查：

共调查89个单位，110人(其中党员100人，共青团员2人)：原来参加过赤卫队的有31人，占28.2%;其中担任顾问的9人。⁸⁰⁶

这个调查把1962年至1965年上海评出的五好工人也算了进去。五好工人当时的评比面，占当时工人总人数的10%，条件比较宽；而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评比面只占0.1%。所以如果不算五好工人，则劳模、先进人物中参加赤卫队的比例还会高得多。这些劳模、先进人物是由党政干部千人挑一选出，被作为全社会学习楷模，有着很高荣誉，并在提级提薪以及技术和政治培养等实际利益方面，有着普通工人所没有的优先权。他们必然在感情上倾向于那些党政干部。受这些劳模先进人物影响，他们所在工作部门的同事加入赤卫队的人数也相当多。如纺织行业著名先进人物杨富珍，所在小组的工人绝大多数参加了赤卫队；著名先进人物、三轮车工人程德旺，所在车队的二十多个工人除一人外，全部加入了赤卫队。⁸⁰⁷到1966年12月中旬，赤卫队成员迅速发展到40万人，最多时号称达到80万。而当时上海全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职工人数是271万。⁸⁰⁸

许多人最初组织或参加赤卫队，就像马骥和李剑钰他们一样，是对造反派看不惯，尤其不满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造反派组织成立后一系列的反规则行为，让平时遵守秩序的人们不能接受。他们被造反派称为老保，视为反文革势力。其实他们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就像他们过去拥护每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在1966年6至9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他们中许多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写了许多大字报。但大多数普通工人参加赤卫队，则更多只是出于政治表态，表达自己对党委的忠诚态度。而且当时赤卫队人数比造反派多得多，赤卫队中党团员等一向受共产党重用信任的积极分子又非常多，底层群众当然会觉得，加入赤卫队是最安全的政治选择。著名先进人物程德旺，后来在赤卫队被解散后，曾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这样分析自己当初加入赤卫队的动机，很有代表性：

赤卫队总部成立时，我看到主席台上都是熟悉的五好工人，觉得这个组织的人员不错，就也参加了，并同意当顾问。⁸⁰⁹

可以说，赤卫队中真正占多数的就是这些「随大流」者。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随大流，所以当以后造反派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后，造反派成为大流，人们又转而去随造反派的大流。

赤卫队成立后，市委要求上海市总工会与之联系；并在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大楼腾出一间办公室供赤卫队使用。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对市总工会副主任周炳坤说：是曹荻秋通知决定的，要把赤卫队放在市总工会。⁸¹⁰不过，曹荻秋后来的检查中说，将赤卫队总部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是杨士法决定的，后来因为工总司反映说市委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⁸¹¹赤卫队总部的办公室于12月初，搬往地处闸北区的番瓜弄47号；后来又搬往皋兰路接待站。

市委确实给予赤卫队大量物质支持。不但为其在市总工会安排办公地点，还立即送去笔墨纸张、打字机、油印机等许多办公用品以及自行车。以后又用总工会的吉普车送去红布50匹，还请了6名工人日夜为赤卫队赶制袖章。⁸¹²据造反派后来揭发，曹荻秋一次就批款4万元给赤卫队。⁸¹³市委要市总工会派人联系赤卫队，总工会于1966年11月26日派出工作人员徐力作为联络员。徐曾问张祺，他与赤卫队联系时，可否发表自己的看法，张答：「可以影响他们。」徐请示对赤卫队的经费如何掌握，张答：「工会钱那么多，现在是用脱一点的辰光了。」于是十天内市总工会向赤卫队提供了12.5万个袖章。⁸¹⁴

市委将赤卫队看做「自己的」组织，甚至还曾有让赤卫队代替总工会的设想。⁸¹⁵市委希望即使不能像文革前那样领导，也要在政治路线上施加影响。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打电话给徐力：「你们对赤卫队要加强政治领导，不能光做物资供应站！」杨并要市总工会增派一名处级干部去加强联络员工作，说只有普通干部徐力一人联系，力量太小。于是又派去市总工会的一个副部长施钜康。还叮嘱市总工会副主任周炳坤，必要时周应该亲自「去做赤卫队负责人的工作」。⁸¹⁶就这样，从赤卫队成立后到康平路事件，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上海市委先后派出了5名联络员。帮助赤卫队出谋定计，帮助制定宣言，修改发言稿和一些批判材料。⁸¹⁷曹荻秋以后承认自己对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感情上确实有不同；

认为青年的政治思想没有定型，还在变化过程多数派、少数派中都有左、中、右，不能过早地认定谁是左派。我喜欢多数派的党团员多，基层干部多，成份好，过去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也是我们的依靠力量，这个力量在斗争中可能出现真正的左派，或成为左派的核心。……

认为少数派的成份复雑，不能作为依靠力量。⁸¹⁸

认为少数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讲究斗争策略。多数派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但造反精神差。这说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于革命，而是过多强调善于革命；不是首先肯定斗争的大方向，而是过多的注意枝节问题。……

实际我是偏于多数，喜欢多敷派，更多的支持多数派，并希望在多数派中出现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当中党团员多)。……

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时，总希望他们的旗帜举得高些。对少数派是不喜欢的，当他们取得胜利时，我就不高兴，他们遭到失败时，就高兴。有时，我也说要多做少数派工作，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温和些，基至使他们发生分化。⁸¹⁹

这不但是曹荻秋的感情趋向，也是当时大多数干部的感情趋向。

洪双寿事件和色织二十四厂事件

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双方摩擦越来越频繁。1966年12月1日，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造反队抢「黑材料」，厂里的赤卫队前往制止，双方发生冲突。附近工厂的造反队和赤卫队全都闻讯赶来。赤卫队要打电话给上海市委，造反队割断电话线，又引起冲突。一个名叫洪双寿的赤卫队员，从一辆驶出厂门的造反派的卡车上摔下，当场重伤去世。这是上海两派冲突中发生的第一次死人事件。赤卫队认为，洪双寿摔下来时，手中还紧握着被造反派割断了电话线的电话筒，他是因为抗议造反派的行为，被造反派绑架上车的，卡车急转弯时，他被颠出车子，所以造反派要对他的死负责。造反派则分辩，洪双寿是自己上车的，他大概不知道这辆卡车是造反派的，所以他的死，造反派没有责任。

赤卫队总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报市委。赤卫队总部打算组织抬尸游行，向工总司抗议。上海市委得知后，担心扩大事态，加深两派矛盾，立即要求市总工会派干部赶去劝解。市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和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第二天也前往说服。总部负责人听从了市委的规劝；取消了组织游行的计划，改为12月2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抗议集会。会后，王一平和市总工会主任张祺，与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一起去万国殡仪馆看望死者家属。家属要求将洪双寿追认为「革命烈士」。市委认为不能开此先例，但同意抚恤条件可以比因公死亡优越一些。

赤卫队与工总司另一次冲突，是在1966年12月8日。那天晚上，赤卫队长宁区联络站给总部打电话，说上海色织二十四厂的造反队从外厂调去很多人，与厂文革委员会和厂赤卫队发生冲突，还打伤一个女赤卫队员，现在医院。晚上，总部又接到色织二十四厂赤卫队打来的电话，说造反队与赤卫队发生冲突，情况严重。

色织二十四厂地处长宁区，事情的起因是驻该厂工作队的撤离。12月3日，市委召开派驻全市工厂企业的四清工作团和工作队负责人会议，宣布工作队不再领导工厂企业文革。第二天，12月4日，全市工作队奉市委统一布置，一夜之间全部撤出所驻工厂企业。色织二十四厂工作队在撤出时，遭到厂里造反队阻拦。造反派认为工作队撤出前将「黑材料」移交给了厂党委，要求交出黑材料，拦着工厂大门不让工作队离开；该厂赤卫队前往解围，双方发生冲突。

文革初期，因「黑材料」问题，在许多学校和工厂都发生冲突。后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工作队或各级党组织销毁文革中整群众的材料。但在如何界定「黑材料」时，又发生分歧甚至冲突。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和发动人们相互告密揭发，文革初期也是如此。这些告密的材料如果被当事人看到，肯定会引发矛盾和仇恨。曹荻秋后来解释说：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村，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

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门群众。⁸²⁰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厂造反队员五十多人，赤卫队员则有二百多人，两派冲突，力量悬殊。戴立清接到求援电话后，和自己厂里的一个造反派工人赶去该厂支持，也被保守派包围。戴立清随即打电话向工总司总部和工总司长宁区联络站求援；色织二十四厂赤卫队也向赤卫队总部和赤卫队长宁区联络站求援。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这场冲突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社会上盛传工总司要对所有十七级以上干部抄家，并冲砸全市各级赤卫队组织。事后证实这个消息是假的。但当时赤卫队总部信以为真，当天晚上开会讨论对策。决定：「造反队搞当权派我们不管，如果搞赤卫队决不让步！」⁸²¹接到告急消息后，赤卫队总部立即调集几万人对色织二十四厂进行反包围。戴立清等人被围困在色织厂里整整两天。无法脱身的戴立清，向厂里女工们要来箍发辫的橡皮筋，做成弹皮弓，将求援的纸条弹射至厂边小河对岸。后来，厂外的造反派，调来了工总司一些区联络站的造反队员，终于为造反派们解了围。⁸²²

这场冲突持续一个多星期，造成色织二十四厂停产多天。众多的赤卫队员前往包围色织二十四厂，脱离自己的生产岗位多天。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为己任的赤卫队，终于逐渐偏离自己最初的宗旨。

小结

文革后，许多人将保守派说成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这样的评论似乎过于政治化。保守派反对造反派，确实有对共产党十七年统治的拥护，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肯定。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剥去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话语外壳，人们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文革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反对暴力和无序。赤卫队并没有提出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他们反对的是激进的革命。而敬畏既有权威和秩序，尊重既有价值和现实，这样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会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这些文革最初的反对派称作保守派，是比较确切的。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文革抛弃这些稳定因子，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但是，保守派所反对的只是文革中的过激行为，以及造反派的个人质量，而不是文革本身。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无法逾越的混乱：他们所捍卫的正是文革的对象，他们所反对的却是文革的动力；但是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在反对文革，反而以文革积极参加和拥护者的姿态出现。因此在文革初期与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只要他们被指责是反对文革，便会下意识地检查和纠正自己。这使他们的行动始终充满着矛盾。

保守派捍卫的是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而在事实上，他们捍卫的更是评判革命行动和共产党依靠对象的标准，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以往被共产党赐予的一系列革命名份，以及在政治分层中的地位。因此，1966年底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是对政治名份解释权的争夺，从而也是对政治名份地位的争夺。

对大多数参加保守派的底层群众而言，参加保守派组织，是最安全也是成本最低廉的选择，这是他们从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得出的经验。1966年10月前，中央决策层中的文革派言论，虽然直接和群众见面，但决策层中的反文革势力尚在位，他们的言论也直接与群众见面。而此时，毛泽东对各级干部的态度还不是十分清晰。这使本来应该十分清晰的文革决策信息显得不确定，解读不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跟着原来的权威，即还在台上的那些干部。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只是这一次，这个经验暂时地失效。

与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组织相比，保守派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1966年康平路事件后，造反派将赤卫队说成是上海市委和各级党组织一手扶植的，这种指责不是没有依据。从许多材料看，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对保守派组织确实大力支持：工作队长的暗示，曹荻秋的默许，都传递了这种认同；不像他们对工总司那样，从一开始成立就坚决明确地表态不赞成不认同。而从另外一些材料中，甚至还可以感受到，市委是怎样急切希望保守派能尽快成立组织，以及希望将赤卫队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治需要。

但是，与文革前的群众组织相比，文革中保守派组织的最大不同，又在于组织的自主性。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是共产党执政后唯一允许自由结社的时期。不但造反派组织一哄而起，就连循规蹈矩的保守派，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正因为这些组织是工人自己拉起来的，因此必然比过去被各级党委牢牢控制的所谓群众组织如工会等，有着更多的自发和自主性：领导成员完全由自己推举，参加人员的条件完全由自己决定，不必报党委批准。而且这些保守派组织不像文革前的工会那样完全由市委掌控，市委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市委说不该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赤卫队的行动并不经过市委的同意，也无须经过市委批准。赤卫队所有大的行动都是自己做出决定，市委最多只能施加影响，但无法操纵指挥。这正是赤卫队与文革前工会等「群众组织」的最大区别，也正是文革初期各省市和基层党的权威和权力下降的又一具体体现。

第十一章：解放日报事件，工人造反派取代红卫兵

聂元梓以常溪萍为突破口

11月20日，上海来了两员文革猛将——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还有北大「捍卫团」的孙篷一。孙篷一在北京大学造反派中属强硬派，因为是上海人，所以陪同聂来上海。聂元梓此行的第一目标是常溪萍，来上海的当晚，她便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红卫兵座谈会，说原华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是叛徒，出卖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上海市委包庇常溪萍，心中有鬼。

常溪萍原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64年奉调带领40名从上海各高校抽调的干部参加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任北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长。北大社教工作队一进驻北大，就让校党委书记陆平靠边，并根据「群众的揭发材料」，揪斗校、系两级五十多名负责干部，还一律规定要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常溪萍认为运动打击面过大。1965年2月，他回上海过春节，向上海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张春桥和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谈了自己对北大社教运动的看法，张、杨都同意，认为他的这些意见，可以向北大工作队提出，也可以向直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

但是，常溪萍回去向工作队负责人、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提意见后，张不但拒不接受，反而将常调离西语系。常于是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表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这封信，先由张春桥圈阅，然后由上海市委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常给中央写信。常溪萍于是给分管北大社教的邓小平与彭真写信，信中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把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靠，不同意打击一大片。邓小平对常溪萍的信作了批示，1965年4月，中央撤换张盘石，解散原来的工作队，增派常溪萍与许立群、陆平、彭佩云等人组成九人领导小组，对前阶段运动重新调查核实以及平反。常又提出不要整肃前一阶段过于激进的教工，责任不在他们。常溪萍在北大的表现，令中央对他器重，中央组织部打算提拔他任高教部副部长。但上海市委舍不得放，将他从上海教育卫生部副部长提升为部长。

北大社教运动的轨迹与聂元梓有点关系。当初工作队进北大前，张盘石曾在北大作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据说开头查不出什么「情况」，后来听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建议去看干部档案，发现「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许多坏人混入了党内」，于是根据这个基调揪斗干部。常溪萍给中央的信就是希望制止这样的揪斗。北大社教运动一年后，文革开始，北京市委和彭真、北大党委和陆平，因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被毛泽东赞扬而受到冲击。聂元梓于是将常溪萍与彭真、陆平联系起来，说常溪萍向邓小平和彭真写信反对张盘石，是「出卖北大的社教运动」，所以「是北大社教的叛徒」。⁸²³鼓动北大哲学系一些教师给常溪萍贴大字报。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妻子曹软欧，将他们的大字报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上海市委接信后没有马上讨论。二十多天以后，北大写大字报者见上海方面没有反应，又写了份大字报《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称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刽子手」。这次聂元梓也签名，并于7月26日将大字报交给前往北大召开大会的江青，说一个月前已经送去一篇大字报，未见动静。聂元梓要求中央文革帮助将这篇大字报转上海贴出，江青立即答应。江青将大字报交张春桥，张春桥第二天交给来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曹荻秋请示邓小平，因为当初就是邓处理北大社教问题的。邓小平说，北大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上海市委不打算贴出大字报的消息，江青很快得知。会议中途，江青找到曹荻秋，要上海一定将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如果不在华师大很快贴出来，你们市委要被动！」张春桥也写条子给曹，要他回去后马上和市委讨论，「不然很被动」。⁸²⁴张春桥在上海工作时是文教书记，常溪萍是他的部下，聂元梓批判常溪萍，就是从张春桥曾经负责的系统打开缺口。张春桥要曹荻秋赶紧将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看来是想以这个姿态，撇清常溪萍与自己的干系。当时，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曾经再次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常溪萍之事，张春桥一听是问这事，没有任何回答，咔嚓一下马上就把电话挂了。⁸²⁵

8月13日，曹荻秋不得不让秘书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让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去。还要求对常溪萍做点工作，使他思想上有准备。8月14日，市委将北大送来的两份大字报分别贴在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同时停止常溪萍的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职务。曹荻秋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尽可能地保护常溪萍。甚至在贴出聂元梓大字报后的第三天，8月16日，他从北京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回上海，特地赶到华东师范大学，顶着潮水般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对学生为常说好话：「常溪萍是好同志」，「市委是信任常溪萍的」。⁸²⁶还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⁸²⁷但这一切努力没有成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华东师范大学贴出后，不仅在华师大，而且在全市大专院校引起震动，也陷上海市委于极大被动。前往华师大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大专院校师生涌往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回答与常溪萍的关系。仅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二天，8月15日，就有47批260人去市委质问。激进的师生质问市委：是否知道常溪萍在北大的问题？为什么要提拔常溪萍担任上海教育卫生部长？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7月写的，为什么到8月才贴出？市委说要让常溪萍到北京去接受审查，是不是帮他逃避上海的批判？等等。各校都有学生贴出勒令，要校党委或市教卫部派出的学校工作组，交代与常溪萍的「黑关系」。

8月29日和30日，常溪萍连续在市委教卫部和华师大作检查。获得许多师生的谅解，认为是「好人犯错误」。但还有许多激进的师生不肯放过他，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会没有根据。

此时正值北京红卫兵南下，这些来自首都的钦差大臣，将常溪萍作为炮轰上海市委的重磅炮弹。而当时还在北京的聂元梓，听说常溪萍在上海打而不倒，而且还有不少同情者，便在9月又写了一份长达八千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聂元梓等17人签名。据说，聂元梓自己称这是「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⁸²⁸

聂元梓领头签名的第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肯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文革的偶像，尤其青年学生对她十分崇拜。她写常溪萍的大字报，张张都是对常溪萍的致命打击。聂元梓来上海后对人说，她来上海目的就是揪常溪萍，「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她不但要揪常溪萍，还要通过常溪萍打击上海市委。⁸²⁹

聂元梓到上海后，摆出一副指导上海文革运动的姿态，引起上海一些群众组织的反感。甚至张春桥也对聂元梓很反感，打电话给王力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王力据此认为张春桥不赞成聂元梓在上海的做法。⁸³⁰

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

11月下旬，市「红三司」准备召开成立大会，邀请聂元梓参加。聂元梓建议他们将大会开成批斗常溪萍和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大会。

「资反路线」，全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的，林彪当天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中号召对其彻底批判，肃清影响。不过，真正的提出者是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文革的阻力来自党内干部的抵制，这股抵制力量，经张春桥、陈伯达的讨论修改，经毛泽东同意，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北京的「红三司」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10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工作会议，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文革进入又一高潮。先前囿于「出身」、「成份」的学生或职工，终于被解除了因政治名份而不准革命的枷锁。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了。

11月22日下午，上海红三司在文化广场召开「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参加者据他们自己说有一万五千人。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主持大会。大会将曹荻秋、杨西光、杨永直、常溪萍、以及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姚力揪入会场，聂元梓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聂元梓声讨上海市委对她那两张大字报的抵制，声明他们此行上海目的就是揪出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会后，红三司印发大会特刊，登在11月24日出版的红三司小报《革命造反报》上，套红，与《解放日报》等正式报纸同样大版面。当时的小报都只有四开，这是文革中上海第一张对开的红卫兵小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句话就是这期大会特刊上形容的。红三司向市委要求将这期《革命造反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起投递，市委同意并照办了。这也有先例：之前赤卫队的《革命战斗快报》便是与《解放日报》一起投递的。11月15日，投递人员在每份《解放日报》里都夹送一份《革命造反报》。⁸³¹《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被称为党报，发行量较大，不但机关、工厂公费订阅，还有非常多的个人自费订户，是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多的官方大报，另一份报纸《文汇报》;面向知识界，发行量小些。

不想，11月25日，《革命造反报》随《解放日报》夹送当天，便受到订户抗议。仅报社的编辑部就接到六百多个质问电话，说我们订的是《解放日报》，夹送其他造反派报纸是强迫我们阅读。接着，保守派红卫兵集会，抗议市委夹送造反派报纸。而邮递工人也抱怨说，夹送造反派报纸加重他们的邮包，加大他们的工作量。当时相当一部份邮递员都是背着邮包步行投递邮件，其余也是骑自行车投递。市委此时也意识到夹送口子一开，以后可能会引出更多夹送要求。于是就势当场检讨，邮局也作检讨，并将检讨印成传单随报附送订户。⁸³²

市委没有想到门既已开，再关上就没那么容易。就在市委检讨并表示不再夹送造反小报的当天，11月25日，又一个「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也在文化广场，也号称到会者1.5万人，也将曹荻秋揪到会场，也邀请聂元梓等出席并讲话；不同的是，还请了清华大学的著名红卫兵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这个大会的组织者，为首者是红革会。会后，红革会提出，也要印大会特刊，市委同意了；版面也要套红对开，市委同意了。11月28日，作为大会特刊的《红卫战报》第9期印刷出版。红革会又提出，也要随《解放日报》夹送发行。这下市委没有同意。⁸³³红革会要求一起发行，理由是这期《红卫战报》上有一篇文章《<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所以要「《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

《红卫战报》是红革会的机关报刊，1966年10月12日红革会成立大会上，市委书记陈丕显签字同意《红卫战报》出版。创刊时，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红旗楼，后为了印刷方便，将编辑部设在文汇报社。编辑人员主要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系、中文系的红革会成员组成，还有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华师大和交大也有学生参加。⁸³⁴最初版面是四开，第一期由红革会编辑出版，第二期便与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上司合办。据说这是上海市委的安排，说是大学红卫兵组织与中学红卫兵组织一起办报，可以节约纸张。⁸³⁵原定创刊号只印2万份，最多不超过6万份，但第7期发行量已达到了8万份，第9期特刊，版面扩大到对开，甚至达到65万份，远远超过当时《解放日报》的平均发行量。

特刊出版的前一天，红革会派代表到市邮局的报刊发行处，要求随《解放日报》夹送发行第9期《红卫战报》。报刊发行处连忙请示市委，市委拒绝。曹荻秋对此后来解释：

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⁸³⁶

除了夹送红三司《革命造反报》引出的订户抗议，周恩来的一个讲话，可能也是市委拒绝红革会夹送要求的底气。周恩来11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接见中，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报纸的正常工作。说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中断它们的业务。⁸³⁷

市委不同意夹送，红革会便「采取行动」。11月29日晚上10时许，由劳元一带队，摩托车队开路，三百多人的自行车队随后，涌到苏州河北岸邮电总局的市报刊发行处。他们再次要求夹送，再次遭到拒绝。红卫兵们于是抢去邮车的钥匙，关上邮电总局的大门，不让邮车进出，接着，又有几百名红卫兵赶来，团团围住了邮电总局，但邮电总局顶着不松口。红卫兵们于是换个地方，来到不远的解放日报社；找解放日报社的总编辑马达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文章：《<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

三、把市委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⁸³⁸

马达当然不同意，作为党报总编辑的他，必须与市委保持一致。红革会总部马上召开常委会，决定进驻报社，逼迫报社同意他们的要求。凌晨1时左右，从各学校调来的大批红卫兵，由市红革会常委、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李功佐带队，进入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了楼下的发报间，说如果报社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准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行。天亮以后，涌进报社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和印刷车间到处是红卫兵，已经印刷好的报纸，也被红卫兵扣住不准发行，报社工作被迫停止。

在报社造反派的帮助下，红卫兵们找到了报社大楼里集中张贴职工大字报的地方。其中，报社采访组体育部记者关震民写的大字报《从报社中的问题看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红卫兵们大有收获。⁸³⁹这张八千字的大字报把上海所有传媒：《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青年报》、《党刊》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绝大部分前任和现任总编辑、副总编辑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首要分子」，还说市委控制和扼杀报社运动，通过报纸「对红卫兵进行隐蔽的斗争」，「运用报纸进行反文化革命的宣传」。红卫兵们原来对新闻媒体内情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的信息被他们认为非常丰富而又及时。于是立即转抄、翻印和张贴。当时，所有批判《解放日报》的大字报和传单，论据和事例全部都引自这张大字报，无一例外，再无第二个来源。

经过整整一天活动，红革会宣布：「现在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占领了二楼一间会议室，成立火线指挥部。《解放日报》被勒令停止发行。消息传开，上海几乎所有的造反组织都纷纷前往声援：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⁸⁴⁰，率领一百多人进驻报社；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胡永年⁸⁴¹，带领「尖刀班」以先遣队名义进入报社参加火线指挥部；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赤革会」)，组织了一千多人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口，游行声援红革会；与红革会合办《红卫战报》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上司，更是动员了几千中学生，在解放日报社门前的汉口路上静坐示威。12月2日，新闻界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声援红革会。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组织「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文汇报社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发表声明支持红革会。群众运动需要一个接一个的中心事件，保持和升级对运动的狂热参与，继安亭事件后的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成为全上海造反派共同关注的又一个中心事件，又一场革命的狂欢。

只有红三司没有行动。事情发生后，红三司曾经向红革会要过有关资料，红革会不肯给他们。安文江等觉得对情况不了解，还是不要贸然参加。⁸⁴²最初没有行动的还有工总司。王洪文对红革会封解放日报社的行为不赞成，认为群众组织占领党报不应该；而且，这样大的一个行动，应该事先和各群众组织商量，统一行动。王洪文说，红革会仅仅为了自己报纸的发行，就把报社封了，这样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反感。王洪文表示，工总司不介入。⁸⁴³

工总司支援红革会

12月1日上午，许多没有收到当天报纸的市民来到报社，对红革会的行为提出抗议。报社门口的人群络绎不绝，越来越多。保守派红卫兵和工人更是组织队伍到报社门前向红革会示威，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强烈抗议一小撮暴徒占领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社被保守派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只要看到人群中戴着红革会袖章的学生，就拖住辩论，围着不放。红卫兵们只得全部退守到报社大楼里面。中午，报社大楼外的人群试图往大楼内冲，红卫兵们守着大门不让他们进入。红卫兵在楼里紧闭大门和底层窗户，保守派就用十二磅重的大榔头强攻大门，还开来了架修电线用的急修车，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红革会的广播车则在街上广播：「解放日报社门口，发生群众殴打学生的流血事件，紧急呼吁各界给予支持！」

大楼被围，进出被封锁，红革会被困在报社大楼内。这么多人滞留报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没几天便污物四溢，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地大小便，所有楼道都臭气熏天。吃饭也是大问题，⁸⁴⁴一块榨菜都是好东西，红卫兵们一人咬一口地传下去。

红卫兵们没有料到事态如此扩大。12月2日下午，红革会的李功佐打电话给工总司的潘国平，要求「工人老大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王洪文马上召集工总司头头在复兴中路总部开会。王洪文对红革会的行为本来不赞成，说红革会搞这么大行动，也不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商量，太冒失。但这时认为，《红卫战报》是为造反派说话的，红革会是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应该相互支持，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人家也要求我们工总司支持，我们工总司应该支持，要把红卫兵接出来，不能让他们困在里面；接出来后到外面作宣传工作，争取群众。⁸⁴⁵王洪文后来回忆：

研究的结果觉得还应该支持红革会的行动，认为红革会是革命的行动。会后，就派了几百人进入了解放日报社，支持红革会。⁸⁴⁶

王洪文让潘国平代表工总司去解放日报社。报社大门已被封锁，潘国平他们只得从边门上的一个小窗翻爬进去。红革会向潘国平介绍了情况，潘国平说，不让人家看报总不得人心。他建议红革会撤出报社，撤出去后再与市委谈判。李功佐感到进退两难，说不能出去，出去会被外面包围的人给打死的。最后决定将市委书记找来报社谈判，潘国平和李功佐等人设法出了报社。听说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正在长宁区少年宫接见红革会的红卫兵，他们找到王一平，王一平答应了。下午，王一平从边门小窗爬进报社大楼。⁸⁴⁷潘国平认为王一平进入报社与红革会谈判，没自己事了，当时他又正发烧，便想回家休息。不想被报社外面围观的人群认出。潘国平因此被围攻了整一晚，直到凌晨3点才被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抢出。⁸⁴⁸潘国平的离去，使工总司又一次缺席解放日报社现场。正在报社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李卫民，在深夜包围报社人群最少的时候偷偷跑出报社，赶到工总司总部向王洪文报告，再一次要求工人出面增援。

王洪文于是要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调集工总司各区联络站的造反队员前往解放日报社。同时，他要自己工作的国棉十七厂造反队派出三百多人进入报社，把守住第一道大门。各区联络站的七百多人先在人民广场集合。然后，一部分人进入报社，一部分人则在报社外举行示威游行，内外呼应，以壮声势。后来，又从静安区调了近三千人前往助阵。耿金章的二兵团，也调来几千个造反队员。12月4日，王洪文也进入报社。⁸⁴⁹12月5日，工总司发表《告全市革命同志书》，支持红革会的行动，呼吁「每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革命同志，暂时不看《解放日报》。都看《人民日报》！」，还要求「解放日报社必须彻底改组」。

工总司的介入，使得进入报社的工人人数远超过红革会的红卫兵。原来由红革会挑起的解放日报事件，主角向工人造反派转移。12月3日凌晨3点，占领报社的各派组织经商议，决定由工总司与红革会共同组成火线指挥部，工总司总部负责人王洪文、耿金章、戴立清，以及红革会负责人李功佐、马立新、劳元一，炮司负责人周谷声等，都参加了指挥部，王洪文和劳元一为总指挥。⁸⁵⁰但王洪文在报社没待多久就出去了，实际参加指挥部的工总司人员是戴立清，他在报社里面好几天。

会上，劳元一和马立新说，他们找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要何打电话给张春桥，希望中央文革表态，但没回音。于是，决定派出一个由四人组成的赴京控告小组，由马立新带领，随带一千份《红卫战报》，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告状小组的工人代表是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一名工人。⁸⁵¹但这个告状小组没见到张春桥。报社内的造反派组织「造反联合司令部」打电话给陈伯达寻求支持，陈伯达没表态。聂元梓认为不表态就是支持。12月4日聂元梓特地去解放日报社旁的山东路体育场，对在那里的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造反派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⁸⁵²

火线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决不可发！」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决不后撤半步」！「我们的口号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⁸⁵³

赤卫队与工总司的较量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时，赤卫队正忙于筹备成立大会，总部对解放日报事件没有全力关注。但为了防止安亭事件市委签字双五条情况再现，赤卫队与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等八个保守派组织一起，在12月3日下午散发传单《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重演11月25日的错误做法」，要求上海市委不向红革会让步。所谓11月25日的错误做法，即指对红三司报纸的夹送。传单还要求红革会公开承认错误，主动撤出解放日报社。

整个事件期间，许多组织和市民不断打电话到赤卫队总部(筹)，询问他们对解放日报事件的态度，赤卫队各区联络站也纷纷要求总部拿出明确决策。全市保守派都关注着赤卫队总部(筹)的态度，希望他们出面遏制造反派。许多基层的赤卫队组织和赤卫队员，更是早已主动投入事件。去解放日报社门前示威的人群，大多数是赤卫队员，还有上红总部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12月4日，赤卫队总部(筹)在闸北区番瓜弄办公处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行动。总部会议刚结束，上海市总工会联络员徐力赶来，说市总工会主任张祺要找总部负责人去谈话。王玉玺、金瑞章、尹平三人随即与徐赶到市工人文化宫，在三楼见到张祺。张祺询问了赤卫队总部对正在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的态度，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几个头头从这次会见判断，市委希望赤卫队有所行动。⁸⁵⁴

但事实上，这是个错误判断。在赤卫队开会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处也在开会，研究对解放日报事件的处理意见，决定向工总司与红革会妥协。为了慎重起见，曹荻秋打电话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要他了解保守派组织的态度。⁸⁵⁵于是市委办公厅苏超打电话给市总工会，要张祺出面了解赤卫队的态度。张祺很谨慎，见了赤卫队头头，只问了他们的态度，却没有把市委的打算告诉他们。⁸⁵⁶赤卫队总部不知道市委态度已经起变化，相反却从张祺态度误认为市委希望他们有所动作。当天，赤卫队总部商定了一个「先礼后兵」、「先舆论后行动」方案，决定先由陈阿春起草一份《郑重声明》，表明赤卫队总部立场，如无反应，再采取行动。⁸⁵⁷

在总部发表《郑重声明》之前，许多工厂的基层赤卫队已经开始行动。赤卫队员们高呼着口号，想方设法要冲进报社。有的用汽车跳板冲撞报社铁门，有的抡着几十磅重的榔头砸铁门，有的架起梯子想从窗口爬进去。占领者则将报社大门、后门、边门统统堵死，只留一个小窗口作为进出口。他们用竹竿、木棒和自来水铁管以及砸碎的窗玻璃做守卫武器，驱赶包围在外面的抗议者。他们拆毁报社的办公桌和椅子，将拆下的木板木条朝人群中扔。冲突中，双方都有人被打破脑袋，打伤眼睛鼻子，打得昏迷过去。⁸⁵⁸每天都有数次抢救伤员的救护车，焦急地打着铃，在拥挤的人海中缓慢地爬行；送往附近同仁、同济两所医院的受伤者达71人。⁸⁵⁹4日下午，冲突达到高峰。解放日报社前的几条马路上挤满人。报社外，赤卫队等保守派组织安装了六个高音大喇叭，后来又运来十几个崭新的喇叭，连包装纸都没拆，就装在了报社大楼四周。近二十个高音喇叭对着报社呼喊着口号，震耳欲聋。而红革会只有三个小喇叭，声音全被保守派的宣传盖住。李功佐打电话给自己学校的红革会，让他们将学校的两套广播器材和大喇叭拆下运到南京路。外语学院也运来喇叭。红革会在距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南京路上，每两个电线杆上装一个喇叭；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直排到西藏路附近的华侨饭店。功率最大的500瓦喇叭装在南京西路西藏路口的中百一店楼上，从早上一直播到晚上。⁸⁶⁰

12月6日赤卫队总部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赤卫队员近30万。⁸⁶¹会后十几万赤卫队员排着队，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前示威整整几小时。这是赤卫队与工总司的第一次正面较量。

市委再次妥协

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想方设法寻找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以进行谈判。12月3日早晨，工总司和红革会先后找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蒋文焕被扣二天一夜；李干成患心脏病和高血压，正在家里养病，被揪到报社扣了36个小时，边吃药边挨批斗，后来病情加重，才被允许离开。李干成离开时，还被造反派挟持着去找曹荻秋。曹荻秋也在生病，不知藏在哪家医院，找不到。造反派们在华东医院找到正在发高烧的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将韩揪到解放日报社，不让睡觉，斗了一天一夜。韩哲一高烧升到39度，还是报社职工用担架把他抬往医院抢救。

4日下午，报社门外的赤卫队员用汽车跳板猛力冲撞报社大门。守卫大门的造反队员把一张乒乓桌竖立起来，堵住门口，但是桌面被跳板一端的铁钩撞了个大洞。造反队员将蒋文焕拉到门口，用他的身体去堵那个破洞。直到蒋文焕休克过去，造反派才让报社职工把他送往医院。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与副市长宋季文在报社被扣押的时间最长，白天谈判，晚上被带到一个小屋，蹲在墙角通宵挨批判。⁸⁶²报社工作人员也被骚扰。夜班编辑部七个编辑，三个被斗；文艺部十名记者和编辑被限制行动；占领者还任意翻看报社工作人员的办公桌抽屉。整个报社到处挤满人，走廊也水泄不通，报社的工作停止了好多天。⁸⁶³到12月4日，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已经五天，报社的许多工作人员自己出电报费，纷纷联名致电中央文革，报告目睹状况，希望中央出面制止事态。但是一直得不到回音。

几天前，解放日报事件刚发生时，中共上海市委就立即报告中央，还让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座谈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就近请示陶铸。陶铸此时自己处境困难，毛泽东对他主持制定的工业十五条非常不满意，正在做检讨。陶铸的回答十分强硬：《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⁸⁶⁴解放日报社被红卫兵占领后，印好的报纸一直发不出去，总编兼党委书记马达往华东局与王一平商量，希望再一次向中央文革反映。王随即打电话给陶铸，陶铸在电话中回答：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

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

三、可以分开发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⁸⁶⁵

这个指示精神和上海市委的态度完全吻合。市委对解放日报事件制定的原则是：「坚持原则，尽快解决，防止冲突。」⁸⁶⁶马达匆匆赶回报社，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但未等马达传达陶铸的话，造反派已在传达南京传来的电话，说江苏的《新华日报》报社被红卫兵封了，毛泽东说「新华日报被封门了，有什么了不起」。还传达江青的话：「报纸搞资反路线，就是要冲，要封。」⁸⁶⁷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使红革会的行动更有了依据。12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沉默了几天之后，终于表态：

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

地方报纸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⁸⁶⁸

要上海市委向红革会让步的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也委托陶铸电告上海市委：「红卫兵提出把他们的报纸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可以一起发行嘛。」⁸⁶⁹

在此之前，即12月4日之前，上海市委一直不肯妥协，出面谈判的王一平和宋季文一直没有松口。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电话和周恩来的转告，市委马上决定签字。12月5日，王一平和宋季文按市委指示，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了字。据说签字消息传出，报社职工上下一片哭声，大家心里实在是想不通。⁸⁷⁰

红革会的《三项决定》主要内容是：(1)《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交代。工总司《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⁸⁷¹其中第二条明显是针对赤卫队的。

上海市委再次在造反派的条款上签字，承认错误，并于12月8日作为市委文件下发：《沪委(66)第119号》，12月10日曹荻秋又补充签字下发《沪委(66)第120号》，要求广泛宣读这两个签字条款。后一个文件是工总司对自己《四项要求》的修改，重新又让曹荻秋签字。补充的内容主要为：造反队员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处，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极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由市委负责。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赤卫队总部(筹)只在12月4日发表了一个《郑重声明》，要求造反派撤出报社，要求赤卫队也作为一方参与解放日报事件的谈判。但这份声明开始散发时，王一平与宋季文正在造反派的条款上签字，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中共上海市委代表签字同意造反派文件的消息传开后，赤卫队明白这意味着事件已经结束，他们采取行动为时已晚。赤卫队总部(筹)只得于市委签字后的第二天，12月6日，与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等八个组织联合发了个《严正声明》，谴责市委的签字是「完全放弃了原则，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最坚决的抵制」。

马天水转变立场

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顶了足足八天不签字，但到12月5日却态度大转变地签字了。前已纹，中央文革来电和周恩来让陶铸转告的电话，固然是促使市委转向原因。而从整个大背景看，毛泽东对推进文革的坚定态度，是上海市委转向的根本原因。

上海市委干部中，转向的第一人是马天水。事情还是与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如前所述，会议前期，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谷牧等，坚决反对在工厂开展文革，但后来在毛泽东干预下会议不得不转向。上海派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马天水去北京开会之前，陈丕显打电话向谷牧询问会议宗旨，谷牧说他打算向毛泽东汇报文革存在问题。陈丕显便要马天水多收集一些文革影响上海经济和工业生产的负面信息，以向中央汇报。陈丕显说：「宁可现在犯错误，不要将来犯错误」。⁸⁷²

马天水生于1911年，1931年参加共产党，资格比张春桥老，在共产党内地位也比张春桥高，张春桥还是市委常委时，马天水就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前马天水是负责上海工业生产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被称马老。当年被人尊称为「老」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只有「柯老」柯庆施，「魏老」魏文伯。而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第一负责人；魏是华东局书记。马天水的「马老」是毛泽东叫出来的，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上海见到马天水，半开玩笑地叫他马老，那时他只有四十出头，比周恩来还小好几岁。毛泽东称他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工作非常尽力而且深入。上海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亲自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⁸⁷³是计划经济时期共产党内能从全局领导工业生产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上海干部乃至普通工厂工人中有着很高的威信。直至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当年马天水去过的工厂老工人，仍怀念马天水深入而实际的工作作风，怀念他端着搪瓷饭碗，和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情景。

但是，马天水只抓业务，不关心什么「路线」或「政治」，曾经被柯庆施批评，说他不问政治，政治性不强。据说市委文革前曾经打算另换他人顶替马天水的位置，后来因为文革开始，也就不了了之。

马天水敢讲话，爱提意见，是党内有名的「大炮」。在全国工交座谈会上，他放了不少炮。会议期间还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要求帮忙补充收集工总司成立后工人两派尖锐对立的资料。他告诉上海市委：「关于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他转达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的话：「现在应该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并表示决心要把「官司」打到底。他在北京提了很多意见，这也是受陈丕显、曹荻秋嘱托。会议期间他打电话回来说，已经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同意张春桥签字，二是人身无保障，三是各级党委没有发言权。⁸⁷⁴马天水还在会上发言反对工人成立全市性组织，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不满。他的讲话遭到张春桥驳斥。在会上，他说一句，张春桥就驳斥一句。马天水不理会张春桥的驳斥，坚持讲完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则说马天水糊涂，不代表上海。马天水这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签字表态支持。后来张春桥说曹荻秋对马天水封锁毛主席指示，害马天水犯错误。

工交座谈会在毛泽东干预下转向。12月6日，林彪在会上讲话，话很重。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林彪说，对于文革，「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林彪一语道破文革的目标，说文革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林彪在讲话中还点了马天水的名。林彪的讲话振聋发聩，他在党内的威信使所有与会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文革的态度和立场。会后，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找马天水谈话。中央决策层尤其是林彪、毛泽东对文革的强硬态度，对马天水影响巨大，他不得不考虑如何「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张春桥后来对人说：「马天水直到政治局会议林彪同志讲了话，才跟我说：『我这回死了心了』。」⁸⁷⁵

「不问路线、政治性不强」的马天水，一转向，就是彻底转向。马天水回上海后，立即在市委书记处传达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支持造反派的指示，12月12日，又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交会议精神，并现身说法，剖析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马天水的讲话在市委书记中引起震撼。上海市委不得不考虑如何顺应文革，支持造反派。所以，即使没有中央文革和陶铸的来电，大势所趣，上海市委最终也只能与造反派妥协。

从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市委对造反派态度明显转变，不再硬顶。12月14日，由曹荻秋主持召开工总司等18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会上曹荻秋就市委前一阵对文革的态度和立场作检查。这个检查是和陈丕显讨论过的，陈丕显还建议曹荻秋在市委找一二个有「造反精神」的干部，帮助起草这个检查。但检查没有被通过。造反派一致认为市委这是「假检查，真反扑」。⁸⁷⁶

占领者撤出报社

市委签字，解放日报事件应该结束了。但是，占领者没有马上撤出。复旦和师院的红革会主张撤，劳元一和李功佐等认为，既然市委已经签字，目的已达，那就应该撤出。但华师大的红革会不同意撤，工总司下面工厂进驻报社的一部分造反队也不肯撤。他们的理由是：市委签字还没兑现，要等到报纸送到订户手中才能算数。工人造反派孙福祥，成立了一个名为「战到底」的组织，更是声称要死守大楼，血战到底。

王洪文在解放日报社旁的一座小楼内开了个会，戴立清、耿金章、陈阿大等都参加。王洪文坚决主张撤。他认为造反派还处于少数，进入报社的又都是各厂造反派的骨干力量；这样长期耗在报社，会影响各工厂文革的开展。工总司不能将有限的力量都陷在一个地方。⁸⁷⁷王洪文后来回忆：「我当时认为，不应该围在里面，应该冲出来发动更广泛的群众。」⁸⁷⁸王洪文还说：

红革会搞了那么大个事件，事先没和各个群众组织商量弄得很被动，现在市委签字同意他们的要求，再继续留在报社就没有理由。工人不能被学生左右，他们不撤，我们先撤。⁸⁷⁹

12月6日，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数百名造反队员首先撤出解放日报社。红卫兵们非常不满，说这是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王洪文是张国焘式的人物，不承认王洪文是工总司负责人，提出要王洪文「靠边」。为撤还是不撤，又整整辩论了两天两夜。王洪文说服了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负责人姜涛。终于，在各群众组织代表和火线指挥部的联席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以两票的多数，表决通过王洪文的建议。⁸⁸⁰12月8日上午，王洪文往工总司设在复兴中路的总部，布置调集造反队员前往解放日报社，接应占领者撤退。戴立清调动长宁区联络站的造反派接应。耿金章也调集二兵团一二千人，下午3点来到报社附近。由戴立清和王腓利指挥，几千造反队员，不佩戴造反队袖章，呼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从集结的人民广场，排着方队，跑步至解放日报社。这是戴立清的主意，他担心这些前往报社的应接人员被赤卫队拦截，所以他们不戴袖章而且喊着赤卫队的口号。包围在报社外面的保守派以为是工人赤卫队来了，纷纷让出路来。工人造反派随即包围了报社，将里面的造反派接出报社。⁸⁸¹

但实际上，这次撤出的只是数量不多的造反队员，因为报社的广播室被「战到底」控制，工总司关于撤出报社的决定传达不下去，大多数人不知道。王洪文只得让李卫民再度返回报社去劝说，并以工总司总部名义做出决定，将孙福祥等二人开除出工总司的造反队，写成文字，盖上工总司公章，要李卫民带在身边，随时可以公布。就这样，留在报社的造反派们又展开激烈争论，最后统一意见，同意全部撤出。这时已经是12月9日凌晨。⁸⁸²

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终于结束。红革会在事件中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

但是许多组织对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表现不以为然，认为红革会的头头「根本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他们批判说：红革会当初占领报社，不是为了通过批判报社批判上海市委，而只是为了夹送，就凭这条理由，不作宣传舆论，不同其他造反派商量，就一屁股坐下来。这是典型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保守派大批包围报社时，如果不是工总司出手，红革会已经想打退堂鼓，这是逃跑主义；而在市委签字后，一部分人又想赖着不走，这是山头主义。⁸⁸³

确实，还在事件高潮时，红革会劳元一看到那么多人围着报社，就感到事情搞大了，而且红卫兵在报社吃喝都成问题。劳元一决定赶快收场，只要市委一签字就撤。后来王洪文找他商量，说他们工人造反派要撤出去，因为许多工人有家有小还有老，无法扔下不顾；而且总不去工厂上班要被扣工资。王洪文说他们先出去，学生顶在报社，顶到市委承认占领报社是革命行动时再撤。劳元一答应了。⁸⁸⁴不过事实上，后来红革会是和工总司一起撤的。只有少数「战到底」的人不肯撤出，但三天后工总司还是派人将他们全部接出。

小结

从解放日报事件，可以看出群众运动的投机和随意性。红革会当初只是不甘落后红三司对批判资反路线的表态，也赶紧开了个表态性的全市大会，显示自己对中央决策的紧跟。只是因为夹送要求遭到市委拒绝，行动于是升级。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一模式：群众组织对某一具体事情提出要求，遭到拒绝，于是这成为他们的新理由，引出下一轮抗议行动。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当权者与群众组织的互动。本来，造反组织对各级党委的批判，都只是空洞地重复报纸或文件或中央决策层人员的讲话，并没有抓到坚实具体的罪名。运动中各级党委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才是具体的罪名。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说，他们在抵制群众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各级党组织最初的具体罪名，都是在与群众组织的互动中积累的。

解放日报事件是工人和学生两股造反势力的交汇点。在此之前，虽然工人造反组织是在学生的催生下产生的，但工总司成立后，还只是较多地在工厂活动。从解放日报事件起，工人造反派开始走上社会，介入上海社会上的运动。解放日报事件又是上海文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上海文革一直由红卫兵左右着运动，那么，从解放日报事件起，工人造反派开始取代红卫兵，逐步成为文革的主力。红革会贸然进入报社，陷自己于被动；工总司在关键时刻进入报社，帮了红卫兵大忙。而在整个事件中，工人造反派有进有退，得理便收兵，显示出比红卫兵实际得多的政治策略。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的特点。这个特点以后将始终体现在工总司的文革行动中。

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文革重要转折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上。整个事件的前阶段，市委一直顶着，不肯松口。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的一个电话，市委马上转变态度，显示了狂飙突进的革命，正在摧毁干部们对他们所坚持的原则的自信。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以往的规则全被否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对抗群众就是对抗文革。上海市委将「支持造反派」，等同于答应造反派的一切要求。市委的权威，就这样被彻底解构；而市委的各级干部，也自觉地等待着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个过去评判他人政治名份的操作指挥系统和权力阶层，将迅速沦为被评判对象；各级干部将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给他们判定走资派等各种新的名份的，将是过去被他们评判的底层群众。文革就这样颠倒了政治分层的权力。

市委和各级党委的政治分层权力瓦解，以后造反派不再需要市委和各级单位的干部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否革命，更不需要他们来划定自己的政治名份，只需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的。为了显示自己的组织是符合文革要求的「革命造反组织」，所有造反组织都想方设法寻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机会。如果说，解放日报事件之前，造反派的许多行为是为了反抗来自各级党委的压力；那么，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没有了压力，造反派的行为更多出于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与造反精神，成为一种政治表演。他们的各种批判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表态的表演仪式。一些组织竞相寻找斗争目标，发起事端，极力使自己的组织表现得比其他组织更具有革命性和造反精神。

解放日报事件也是市委对保守派态度的分水岭。从这之后，保守派的地位将急转直下，局势将越来越不再属于保守派，赤卫队将立即面临生存危机。以保卫原有秩序为己任的赤卫队，本应是这次事件中的又一方强劲势力。解放日报事件为赤卫队提供了与造反派正面较量的机会，但赤卫队忙于自己的成立大会，总部没有真正投入这次事件。保守派习惯于服从和接受指示，缺乏主动的进攻性。他们适合在权威的指导下做一名劳动模范或积极分子，而在失去了权威的政治环境中，形势越是复杂，他们的弱点越是明显。在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越来越明显而强硬地支持造反派的形势下，即使他们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有所行动，即使他们可能一时赢得上风，压倒造反派，他们的失败仍是注定的。

第十二章：写作班造反，市委心脏爆炸

写作班的由来

解放日报事件风波平息没几天，又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原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领头的是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⁸⁸⁵文革初期，工厂、学校、机关都有人造反，但全只是个人行为。写作班集体造反，轰动全市。

市委写作班的前身，是华东局《未定文稿》编辑部下的写作小组。1963年，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修批修，中苏第二轮论战又起，中央成立《内部未定稿》编辑部，设在北京钓鱼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负责。上海市委也于1964年初，在华东局编辑内部刊物《未定文稿》。这是中共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向华东各省市组稿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当时称为「内刊」。最初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兼任主编。石西民一般一两个星期去《未定文稿》编辑部一次，或开会传达上面的精神，或讨论选题。石西民调任中央后，张春桥兼任主编，华东局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周原冰任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有时也到场，不过不太说话。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任编辑部主任。此外，还设置兼职编委，编委同时也是各编辑组的组长，主要负责选题和审稿；哲学组长是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沈竹，经济组长是《文汇报》副总编钦本立，历史组长是复旦大学近代史教师金冲及，文学组长是解放日报社文艺部主编姚文元。《未定文稿》没有正式编制，所有人员都是借调。

《未定文稿》刊登的文章都是内部讨论观点。所谓「内部讨论观点」，当时主要涉及「苏联修正主义」。内容有：对中苏边境历史的考证，对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批判，对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批判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后来刊登在公开的报刊上，也有些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不久，为了开展对「国内修正主义倾向」的批判，1964年5月，市委决定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人员从华东六省一市和上海文化单位以及大学借调。被借调人员的条件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政治可靠，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必须「笔头硬扎」，并曾经发表过此类文章。⁸⁸⁶1964年8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最初设在上海西区华山路丁香花园内，本是清末高官李鸿章家族的别墅，因园内多丁香树得名。

写作班下设专题小组，其中成立较早的是历史组，最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写作集体，成员都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朱永嘉、王知常⁸⁸⁷、朱维锋和吴瑞武。历史组的办公室在丁香花园内两幢建筑之间的一个走廊内，被称为「老虎尾巴」。⁸⁸⁸文学组由文爇理论家、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叶以群负责。叶以群从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调来一批研究文学理论的青年，这些青年都是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党员或团员，写作能力强且发表过文章。例如戴厚英、李子云、陈冀德，都是文学研究所的；还有王绍玺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徐缉熙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为打算批判托尔斯泰，又从华师大调来曾经留学苏联者，以阅读和翻译俄文。文学组建立后约一个月，市委宣传部的徐景贤也来到丁香花园，成立了电影组，连他共四人，办公室在东楼西侧一间屋子。徐景贤和文学组的大多数人本来就认识，又和大家年纪差不多，很快就和大家亲密无间。一个月后，电影组的写作计划撤销，人员与文学组合并。徐景贤成为文学组副组长。叶以群当时身兼《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数职，没有时间管文学组，徐景贤成为文学组实际负责人。⁸⁸⁹文学组与电影组合并之前，曾被命题从哲学上批判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但是，文章写成送审后，却一直没有发表。因为周谷城的美学理论与哲学上不承认矛盾是两个不同概念，批判者却将其混为一谈。不久，文学组被布置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以及戏剧《李慧娘》和《谢瑶环》。还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等等。写就的文章陆续刊登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文学组的笔名有丁学雷、方泽生等，其中「丁学雷」影响比较大。当时正提倡学雷锋，丁学雷即丁香花园内学习雷锋之意。⁸⁹⁰后来又成立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组长是沈竹，主要撰写哲学方面的大批判文章，当时哲学界正在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哲学组批判杨献珍，还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一时期成立的，还有经济组。

各组写作内容不允许向外披露，组与组之间也不互相交流。姚文元当时是华东局《未定文稿》编委，在丁香花园办公，但不住在那里。朱永嘉、王知常、戴厚英、陈冀德等，因为家比较远或因没有住房，都住在写作班。所有写作班成员都是借调的。这种「借调」经常是为了上级布置的某个非常规的临时任务，大多是政治运动派生的政治任务，从基层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一个临时的机构或部门。借调来的工作人员工作在借调单位，但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资由原单位发。事情做完，机构解散，人员原则上回原单位。也有被看中，工资和人事关系全部转去，正式留下，从此改变人生轨迹的。而因为写作班成员的工资和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因此单位有事或者运动来了，他们都必须回原单位。以后整个文革十年，这些写作班成员，包括后来调进的新成员，工资和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这也是整个文革时期的人事特点：大量人员被借调到上级或其他部门工作，但人事关系始终还在原来的单位，还是原单位的人，还由原单位发工资。

1964年5月，据毛泽东指斥文化部全部垮了的讲话，文化部党组改组，成立以萧望东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为副书记的新党组。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临行前，内刊召开编辑部大会，当场宣布今后由张春桥负责内刊。张春桥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但张春桥在华东局没有职务，分管华东局所属内刊没有名份，于是《未定文稿》与写作班分家。《未定文稿》搬到宛平路11号，仍属华东局领导；上海市委另成立写作班，由张春桥直接领导，市委宣传部教育处负责具体联系。下设文学和历史组，都搬到武康路18号。同年10月，市委写作班又搬到武康路2号。张春桥接手市委写作班后，成立了写作班党支部，徐景贤任写作班党支部书记。⁸⁹¹张春桥不常去写作班，写作班日常事务由徐景贤处理。由于徐景贤是从市委宣传部借调来，在写作班人员中，他的工作单位市委机关，是级别最高的，所以大家也把徐景贤看成写作班主要负责人。

石西民进京时带走了历史组的金冲及和哲学组的沈竹，历史组就由朱永嘉负责。张春桥经常将徐景贤、朱永嘉连同姚文元，召到他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商讨工作。张春桥与写作班的密切关系，从这时开始。姚文元开始秘密撰写评《海瑞罢官》文章时，张春桥让朱永嘉和王知常等人为姚文元提供和核对明史数据，写作班为批判《海瑞罢官》出了力，后来受到江青表扬。⁸⁹²

沈竹被金冲及带去北京，加上哲学组因没有写出文章，另两个成员回原单位，哲学组无形解散。1965年又重新成立哲学组，调来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主任郭仁杰，市委党校的程绮华、谢宗范等人。后来又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组。郭仁杰担任了写作班的党支部副书记。比较而言，历史组和文学组的人更会写文章，写作也努力，发表的文章较多，受到表扬。

写作班由两类成员构成。一类是原来的机关干部，受过一定教育，大多担任秘书或做文字工作，以徐景贤为典型。另一类是1949年以后培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大学任教或在文科的研究所工作，是中青年教师或研究人员中的活跃分子和佼佼者。以朱永嘉、王知常为典型。

写作班有着特定的写作程序：第一步编资料。将有关资料收集整理成册，有的还摘录出「有问题」的部分，印成大字本。这些数据都上报市委领导，同时供写作班各组内部参考，有时也由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提供给外界特约作者，撰写特定的批判文章。第二步拟出重点批判文章选题。第三步，写出初稿后送市委，由负责宣传工作的市委书记审定选题；最初由石西民审定，他调任北京后，由继任的张春桥和杨西光审定。最后由这些市委领导决定何时在何报刊发表。⁸⁹³

市委机关干部徐景贤

徐景贤是1949年后进机关的青年。他生于1933年，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小学毕业后，徐景贤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在中学，他接近中共地下党，参加过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共产党执政上海后，他参加了学校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高中毕业，他没有按父亲的希望报考大学，而是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当年9月学习结束，上级知道他爱好写作，就将他分配进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从此开始机关干部生涯。那时他还不满18岁。1953年徐景贤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一年后的转正没有被支部大会通过，原因是被认为骄傲自大，其实就是比较自信，在当时被认为是缺点。这是徐景贤生平受到的第一次挫折。⁸⁹⁴后来又因为入党介绍人丁景唐被认为与胡风案有牵连受审查，徐也受影响，一段时间甚至不被分配工作。直到1956年6月，徐景贤的预备党员方被转正。

徐景贤最初分工联系群众文药，以后又联系文学界。他的工作性质实际就是秘书：写情况反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报刊述评，为领导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发言稿，等等。当时许多署名市委领导干部的文章都由徐景贤代笔。他修改的文章文字清新流畅，主旨清晰；他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以扶持他人为己任。⁸⁹⁵机关工作之余，徐景贤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还坚持业余写作。对于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写作这条路，徐景贤文革后曾剖析自己：

我1951年到市委工作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党内的论资排辈和等级思想非常严重，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干部，又是解放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在党的机关里脱颖而出，简直难上加难。我曾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的秘书孙锡钧两人个别议论过：像我们这样有点志气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岁当干事，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处长，五十岁当部长，六十岁当市委书记。两人估量机关的形势后，一致认为：不可能！因为党的领导机关里「老资格」太多了……每次提拔干部，都要「论资排辈」;住什么房子，吃什么灶，甚至连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职务，按级别，不得逾越。所以像我们这样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干部、新党员，即使自认为有能力，有才干，想要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事写作的道路。⁸⁹⁶

徐景贤说，他那时很佩服姚文元，决心像他那样，「始终高举批判的旗帜，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⁸⁹⁷姚文元与徐景贤认识较早。他俩1954年在一次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认识，此后一直有着较多来往，关系始终比较密切，经常一同下班，一路回家。⁸⁹⁸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徐景贤也写了篇文章《破教条主义之戒，开群众文艺之花》，登在当年6月号的《群众文艺》杂志上，对共产党文艺政策中的教条主义提出意见。谁知接着而来的反右派运动，有人撰文批判他，说他有右倾言论。后来幸亏市委宣传部领导出手保护，只让他在文艺处作了党内检查，否则他很可能被划成右派。这段经历向他显示了一条铁的规律：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这是我长期以来的认识」他事后总结经验：

我在反右运动中以挨批评过了关，但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个错觉，即无论如何一定要学姚文元，写文章的姿态要左。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⁸⁹⁹

在文学创作方面，徐景贤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是1960年出版的人物传记《党的儿子穆汉祥》。穆汉祥是国民政府时期交通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国民政府处死刑。徐景贤的父亲在交大任教二十多年，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的历史。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好评，被列为当时上海「红旗读书运动」的推荐书目，还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书的发行量很大，被众多青年人传阅。六十年代初，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了部话剧《年轻的一代》，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正在提倡「大写十三年」，很喜欢这出戏，但又提出对戏中的主要人物还可以提高。柯庆施让派人帮助原作者加工。徐景贤被调去参加了修改，成为作者之一。话剧上演后，在1964年文化部会演中获全国话剧优秀作品奖。接着又改编为电影，已经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张春桥亲自抓改编，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对其中的「读遗书」等部分提出修改意见。电影公映后也是反响强烈，风靡全国。在这一时期，徐景贤还写了一批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生命似火》是关于被柯庆施赞赏的科学家彭加木的长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萌芽》，后来又作为《萌芽丛书》，加上徐景贤的其他文章，汇集出版。这是徐景贤的第二本书。这些作品使徐景贤成为上海当时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徐景贤曾经两次直接在张春桥手下工作。一次是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张春桥是部长，徐景贤是干事。不过因为不是直接领导，所以双方接触不多，只是认识。另一次是话剧《年轻的一代》改编成电影，张春桥亲自过问改编，增进了对徐景贤的了解。张对徐比较欣赏，徐景贤写文章送他审查，总是顺利通过。⁹⁰⁰

作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的徐景贤，给人印象是能干，谨慎，与人为善。他个子瘦瘦高高，微微驼背，说话总是不紧不慢，平和沉静，温和谦虚。⁹⁰¹他有着大机关秘书型干部特有的善于领会对方意图和做事缜密认真负责的特点。他工作不违反上级规定的政策原则，处世不逾越机关部门的人际规则；他能够非常准确地领会上级意图，也总是非常周到地完成上级交办工作。徐景贤文革后曾非常感慨地形容当时的自己：「我那时脑袋长在别人身上，自己没有脑袋。」⁹⁰²与徐景贤有深交的朱永嘉文革后这样评价徐景贤：「他是典型的秘书类型，做事认真负责仔细，但唯上。上面说什么，他便做什么；上面怎样说，他便怎样做，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去想去做的事情不多」。⁹⁰³

另一方面，徐景贤与许多五十年代参加共产党工作的青年一样，也有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理想主义激情。他的激情，不但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还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把早期几篇文章所得稿费全都上交市委作为党费。后来进写作班后，他又主动提出不要稿费，不要市委给写作班成员的伙食补贴，这个补贴相当于伙食费的两倍，而他每月的工资并不高。他的这个建议也得到文学组其他青年的响应，文学组的青年们也都不要稿费，不要伙食津贴。当时在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的萧木，日后这样回忆徐景贤：

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

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所以「轻盈宛若白云」这个意象我在当时就有。⁹⁰⁴

1964年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长杨永直商量，决定从宣传部调徐景贤去写作班。徐景贤后来回忆，当石西民找他和叶以群谈话时，「我的内心是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而且觉得自己这几年走的这一条写作道路走对了。」⁹⁰⁵

1966年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上海文化革命小组，徐景贤是成员之一。小组成员除姚文元、吴云溥和徐景贤，其他人都是身居高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姚文元是批判《海瑞罢官》文章作者，吴云溥是为市委起草文件的干部，徐景贤以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成为市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对徐景贤的重用可见。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张春桥赴北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市委明确由杨西光分管写作班。但不久复旦大学红卫兵运动兴起，杨西光疲于应付批判，无暇顾及写作班，写作班处于无人管状态，甚至连姚文元也一时没什么事干，直到江青将他调去中央文革。时局越来越乱，没人再向写作班布置写作任务。虽然大家还是照常去武康路2号上班，但整天就是为市委搜集情况，接待来访者。留恋业务的，趁机多看书，为自己积累业务知识；关心运动的，四处去看大字报。徐景贤后来回忆说：

1966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待、值班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⁹⁰⁶

这种状况，维持到1966年的8月下旬。此时，北京红卫兵开始来上海串联。市委从市委和市政府各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后来又成立职工接待站，回答和处理各种问题和事件，从华师大借调来写作班文学组的王绍玺，被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徐景贤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他以市委统一布置的口径，用「丁学雷」的名义，回答红卫兵对市委的质疑：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8月底9月初，北京红卫兵几次冲击上海市委时，写作班的人都被叫去，和其他机关干部一起，守在市委大楼门口。他们和前来保卫上海市委的那些工人或红卫兵保守派们观点相同。对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看不惯。漕溪北路那个打死老太太事件，市委就是派徐景贤去处理的。徐景贤因此还让王知常和朱维舒在一个晚上，去南下兵团下榻的黄陂南路体育宫贴大标语：「要文斗不要武斗」。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⁹⁰⁷

市委此时对写作班仍非常信任。市委苦于信息不通，要派人去北京收集文革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写作班，派去了历史组的朱永嘉。徐景贤也帮着一些市委领导代笔检讨，曹荻秋给中央的检查和向群众的检查就是徐景贤起草的。曹荻秋还让徐景贤列席市委常委会议，更多了解市委决策，以方便起草。可以说，此时的市委完全将徐景贤当作自己人使用。

北京红卫兵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鲜明的态度，更使上海的造反派队伍在各行各业迅速壮大，每个批判大会都要求市委书记或常委到场。书记和常委们对这类大会能躲则躲，尽量让下面的干部代为出席。徐景贤就曾出席过这样的大会。10月，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徐景贤代表市委接受批判。在台上挨批斗时，他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得自己是代人受过。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

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⁹⁰⁸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由北京红卫兵首先传到上海，他们将之抄写成大字报，贴在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徐景贤最初不相信，觉得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他认为自己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管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去询问市委领导，市委领导没有否认，默认了。但徐景贤此时还是认为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没有将上海市委与张春桥、姚文元分开。「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信息的不畅通，使得徐景贤更希望听到来自中央决策层的消息。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知道他与姚文元较熟悉，要他多与姚文元联系：「多了解一点消息，我们现在很被动。」但徐景贤几次给姚文元打电话，姚文元都不接；唯一的一次接电话，是为于会咏。于会咏在北京帮江青搞现代京剧改革，原单位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要将他揪回上海。姚文元接电话为于会咏说话的同时，表示不方便与上海经常联系。姚文元写文章很冲，但现实人际关系中，却是个很谨慎的人，口风很紧。去北京打探消息的朱永嘉，和姚文元也很熟，但也没有能联系上他。

首先使徐景贤转变对文革态度的，是北京红卫兵「齐卫东」。这个北京科技大学的驻沪红卫兵组织，本书第四章已经做过介绍。主要成员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徐景贤小十多岁，但他们的思想却十分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给徐景贤送各种传单资料，约徐景贤参加辩论，多次与徐景贤谈话。他们是徐景贤的造反启蒙。徐景贤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许小昆目光炯炯的坚定神态，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说明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他们说：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⁹⁰⁹

这是年轻红卫兵对毛泽东文革的理解。徐景贤从内心被他们折服，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他们的话，徐景贤在很多地方有着共鸣。他后来回忆，他原来就对党内的特权不满意。他去外地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党委都在最好的地块建造高级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设施齐备，警卫森严。上海也是如此。陈丕显生病，就住在上海西郊最好的招待所，专门为他进口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最强的医疗班子。这样的特权享受，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徐景贤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也不满意，觉得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分房子按级别给面积，甚至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以级别论处，不得逾越。他觉得，「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历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为，更让徐景贤不满：

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这一切，使得他认为，应该通过文革，「将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徐景贤对文革越来越认同，他的造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久，徐景贤也走上造反道路。他一旦造反并当上领导后，便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与文革绑在一起。而许小昆和欣鼎亮在经历了短暂的狂热参与后，很快被现实的巨大反差激醒，重新思考文革，他们也因此都在1970年对造反派的整肃中遭到关押或审查。这是后话。

大学讲师朱永嘉

与徐景贤不同，朱永嘉原来是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朱永嘉和姚文元同年，也生于1931年。从外表看，朱永嘉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经常穿件中山装或中式衣服，冬天，风吹拂起棉袄罩衫，露出棉絮，他也毫不在意。他讲话作报告，引经据典，娓娓从容，完全是一介书生模样。

其实朱永嘉政治上很活跃。他出身于一个企业主家庭，共产党执政前，他在上海一所教会中学读书，1949年3月他还在中学读高二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边读书，便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学生工作。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是上海中学生中的共产党骨干，曾担任过南市区几个学校联合党支部的书记，还是上海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的执行主席。1950年他高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时录取他的还有北京大学地质系，那是他为投身国家建设而填报的志愿。但他所在的党组织没舍得放他去北京，将他留在上海。他进了复旦大学，担任历史系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奉复旦大学党组织之命参加学生会竞选，当上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1952年，复旦大学党委需要干部，让他提前毕业。他先后担任过数学、新闻等系的党支部书记。1956年以后，因为身体不好，不能胜任繁重的党务工作，他回到历史系。朱永嘉的历史业务从这时真正开始，跟着明史专家陈守实教授学习明史。

朱永嘉喜欢钻研业务，对政治虽敏感但对名利地位却不计较，对级别和职称这些名份身份都无所谓。从做党务工作改行回历史系研究业务后，和他一样资历的在校党委工作的党务工作者，级别工资都比他高，他不在乎，他只求能够研究自己喜欢的历史。没有了对名利地位的争执，也就少了人际关系的矛盾。他文革前在复旦大学和党总支与校党委关系都很好，与同事相处也很和睦。1959年朱永嘉被评为讲师。那时，青年教师能评上讲师的都是业务尖子，非常少。

朱永嘉不但熟悉史料，而且对历史颇有自己看法，文革前曾引起明史专家吴晗注意。当时毛泽东要吴晗绘制出中国历朝地图，吴晗将这个课题交给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朱永嘉也参加了课题组，专攻地图。他带领历史系的大学生查资料，做了大量研究。1963年冬天，学术界在上海召开关于历史地图的讨论会，吴晗作为课题牵头人参加会议，住在锦江饭店。朱永嘉与谭其骧先生也参加了会议。吴晗和朱永嘉都是研究明史的，吴晗研究重点在明朝前半段，元末明初；朱永嘉治学重点在后半段，明末清初。晚上休息时，两人切磋明史。朱永嘉谈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看法，说明后期社会矛盾、阶级关系，两面作战造成财政困难是根本原因；农民起义、赋税、宦官、清军以及南方地区阶级关系等等矛盾积重难返；这些矛盾只有改朝换代才能解决。所以清军入关，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吴晗听了直点头。一二天后，吴晗通过谭其骧转告朱永嘉，说自己有意收朱永嘉作学生。⁹¹⁰吴晗是明史研究权威，他欲纳朱永嘉入门下，显示对朱业务的赞许。但朱永嘉因为自己在复旦已有陈守实教授为导师，出于人际关系考虑，他没有响应。会议结束后，吴晗热情地对朱永嘉说，去北京可以找他。

朱永嘉对历史学业务非常钻研，在学业上很有造诣，是当时青年教师中业务佼佼者。他对浩瀚的明代史料极其熟悉。写作班有年轻人抄史料抄漏了句子，他不用查对原书就能发觉并纠正。但他与埋在古纸堆里的老一代学者不同，他受1949年以后政治环境影响，信奉古为今用原则，同时被鼓励投身现实政治活动。他善于思考问题，也喜欢将现实对照历史。他文革后曾对笔者分析他自己和徐景贤的不同：

徐景贤没有自己的想法。上面怎么说他就这么做；我和他不同。当然，对文革大的方面我也没有自己思想，但在具体事情上我有自己的想法。徐景贤做事较多考虑是上面允许做还是不允许做。我这方面考虑较少。我考虑的是该做还是不该做，我是从道理上而不是从个人得失去考虑该不该做的事情的。⁹¹¹

徐景贤对朱永嘉的评论是「小事不计较，大事清楚」，认为朱永嘉是个可以做大事的将才。徐景贤曾将朱永嘉与写作班另一个骨干王知常比较：「王知常小事清楚，大事不清楚。」⁹¹²徐景贤还认为「朱永嘉思路宽，点子多，笔头虽然不及萧木、王知常，但是个能够出主意的人才，在这方面，我不如他。」⁹¹³据说，张春桥也很欣赏朱永嘉，原市委写作班的一个青年文革后回忆说，他觉得张春桥看得上的人很少，朱永嘉是个例外。⁹¹⁴对此，写作班的另一个成员陈冀德文革后评论：「朱永嘉骨子里是个十足的文人，说他士为知己者死，决错不了。只可惜欣赏他的人偏偏是张春桥、姚文元。」⁹¹⁵

朱永嘉可以说是1949年后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而且是那时提倡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典型。1964年以后，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纲领下，学术界越来越政治化，朱永嘉和复旦历史系的一些青年教师也受到影响。他和王知常等组织了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这个名字也与学雷锋有关，因为雷锋主张做「党的螺丝钉」，罗思鼎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撰写了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批判考证式的治学方法。这个写作集体引起市委注意，1964年夏天，罗思鼎被集体借调到华东局的内刊编辑部，还调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金冲及，只有不是中共党员的朱维铮暂时没去。四人搬去写作班时，从复旦的图书馆和复旦历史系的资料室借了五百本书，用面包车运去丁香花园，一时在写作班传为佳话：历史组的人不来则已，一来就带那么多书，真是孔夫子搬家。他们被布置撰写批判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的文章，因为他曾经提出中国古代疆域是以长城为界的。文章写成后发表在《未定文稿》上。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发表没多久，罗思鼎也写了篇《大节、气节、晚节》，颇有影响。罗思鼎令《未定文稿》领导刮目相看，不放他们回复旦，将他们留下组成市委写作班下的历史组，编辑《未定文稿》历史方面的文章，「罗思鼎」也成为历史组的笔名。⁹¹⁶历史组的负责人是金冲及，金冲及被石西民带去北京后，朱永嘉成为历史组负责人。

1965年5月左右，姚文元来丁香花园的「老虎尾巴」，找历史组的朱永嘉，要他帮自己准备明史方面的资料。朱永嘉原来对姚文元只知其名，未曾谋面。朱被借调到《未定文稿》编辑部后，也没见身为《未定文稿》编委的姚来过。他知道姚文元文章很历害，尤其是批判贺绿汀写的关于德彪西的文章，以及批判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以尖刻闲名。这次帮姚准备明史资料，两人才初次见面。一开始，姚文元没对朱永嘉透露他正在准备批判吴晗。朱永嘉知道到党的机关工作，和相对宽松的学校不一样，不该问的事不问。所以特别小心，只做好自己的数据工作，帮姚文元一条一条核对资料，从不去打听姚文元写什么文章，虽然他能感觉到姚文元正在写的文章有背景。

直到文章发表前，朱永嘉才知道是江青让写的。不过这也不是姚文元告诉他，是他自己猜出来的。因为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江青一直在上海审查样板戏。有一次朱永嘉和写作班一帮人也去看戏，坐在后面，前面一排座位空着。到快开演时，灯光暗了，来了一批人，其中有江青、张春桥。还有一次他到康平路去，听说江青刚刚来过。看见江青如此频繁出入上海，朱永嘉隠约感觉这可能和姚文元文章有关。不过，此时他仍然不知道这一切实际都是毛泽东的布置。姚文元写了七八稿后，大约在1965年的夏天，将稿子给朱永嘉看。朱永嘉看后才知道，原来姚文元在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但朱永嘉还是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来头。他当时对姚文元文章的感觉是帽子太大，不过他没有当面对姚文元说。

知道姚文元在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朱永嘉不敢告诉吴晗一场针对他的风暴正在酝酿。「我和吴晗之间没有个人往来。而且党员的组织观念也不允许我将情况泄漏给当事人」，「我能做的只有落实材料，不出差错，尽量自圆其说。」⁹¹⁷吴晗曾经要收朱永嘉做学生之事，在开展对《海瑞罢官》批判时，引出一点小波折。有人告诉姚文元，说朱永嘉是吴晗看中并打算收作弟子的。姚文元听后吓了一跳：自己在批判吴晗的同时；竟然请吴晗看中的人当助手。经过朱永嘉解释，姚文元也就不再追究。⁹¹⁸

姚文元文章第七稿写出后不久，1965年7月左右，复旦大学师生下乡参加四清。朱永嘉和写作班历史组的王知常、吴瑞武，都被派往宝山县横沙岛新生大队，朱永嘉是新生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三多个月后，11月不到，《文汇报》副总编陆灏打去电话，说姚文元文章快发表了，你们几个赶快回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朱永嘉先被叫回上海，几天后，王知常、吴瑞武也被召回上海。在他们下乡四清期间，写作班与华东局《未定文稿》分家，写作班归上海市委分管，文教书记张春桥是具体分管者；写作班从武康路18号搬入武康路2号。

历史组的全部人员重又聚集在武康路2号：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加上没有去农村四清的朱维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姚文元需要更多数据，于是历史组成员全都为姚文元查找数据。不过，这些帮姚文元查找资料的助手们，都不能过问姚文元的写作内容；而且不准向复旦大学汇报自己在干些什么，尽管他们全都是从复旦大学借调来的，人事关系仍在复旦。姚文元与历史组的四人在二楼朝南的办公室，六张写字台一字排开，其中两张是姚文元的，他喜欢大台子。朱永嘉的写字台紧挨着姚文元的写字台。姚文元另外还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在朝北的一个小间。姚文元不常去武康路2号，如果去，往往下午去，也不和朱永嘉他们说什么，很多时间都在那个小间里埋头写他的文章。⁹¹⁹张春桥说要听听学术界意见召开两次座谈会时，历史组所做工作就是准备讨论会，收集意见，引起讨论。朱永嘉参加了党外专家会议。

这一时期历史组主要工作是配合姚文元，当姚的助手。1966年1、2月，姚文元又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评「三家村」》，也是朱永嘉为他准备材料。姚文元对朱永嘉说要批判北京的邓拓，朱永嘉说那只有批邓拓的《三家村札记》。朱永嘉还陪他去徐家汇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查阅邓拓、吴晗的历史材料和文章，找出后夹上书签。这样陪了姚文元三个下午。⁹²⁰

虽然毛泽东在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但没有马上传达到写作班，写作班此时还是按照学术批判的思路写文章。吴晗说海瑞曾经给农民退田。姚文元的文章说海瑞没有退还农民的田，退的只是中小地主投献的土地。吴晗在1965年12月27日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辩解说，海瑞退的不是投献的土地，是白夺的农民土地。历史组便以罗思鼎笔名又写了《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证「投献」和「白夺」是一回事。朱永嘉说这篇文章是「从学术上帮姚文元堵漏洞，支撑姚文元的文章。」⁹²¹文章由朱永嘉起草，王知常执笔。刊登在1966年2月1日《文汇报》上。还写了《论告状》，也用罗思鼎之名，刊登在1966年4月底《文汇报》上。⁹²²中宣部被毛泽东批判为「阎王殿」后，历史组以「康立」为笔名，在1966年4月的《文汇报》，刊登了《<论「清官」>质疑》。这篇文章完全按照姚文元定下的重点和目标写就，批判目标是中宣部，因为之前中宣部周扬组织的署名文章中，暗示自己早在姚文元之前已经批判吴晗了。历史组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坐而论道，而是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批判了。

姚文元《评「三家村」》发表后不久，《五·一六通知》下达，发动群众运动，写作班便没事可干。张春桥去北京中央文革小组，也顾不了写作班。从1966年6月到10月，朱永嘉他们虽然还在武康路2号上班，但不再处于上海政治中心，基本在运动外围，没什么事要他们干，写作班内部也不搞运动，朱永嘉有时就到复旦去看看大字报。

但朱永嘉的悠闲日子没能过上多久。1966年6月，复旦大学教工中有人提出，大家都在学校参加运动，为什么罗思鼎小组却老在外面，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参加复旦的文革运动？还说朱永嘉是最典型最标准的「三脱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运动」，关在丁香花园写文章，说是去农村四清，可去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还说他没有狠批周予同和周谷城这两个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又说罗思鼎那两篇登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尤其是投献的那篇文章，是对吴晗的假批判，真包庇，是想把政治批判引向学术批判。

历史系党总支对朱永嘉是保护的。6月8日和9日，系总支连开两天扩大会议，批评想批判罗思鼎的教工是打横炮，是将斗争矛头错误地指向左派。朱永嘉也在会上说：「我们在前线作战，你们在后面放冷箭，这算什么？」⁹²³朱永嘉知道，自己的人事关系和党组织关系都仍在复旦，在市委写作班工作只是借调，最终管自己的还是复旦大学。如果真有人和自己过不去，非要批判自己，那自己在市委写作班是待不下去的。所以对党总支保自己，朱永嘉很感激，认为这其实也是复旦大学党委对自己的态度。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在随后6月13日至15日的三天中，给历史系学生和青年教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向大家介绍市里运动情况，身居政治中心市委写作班的他比别人知道得多。他为市委、校党委和历史系党总支讲了许多好话，说上海市委是紧跟中央的，和北京市委不一样；复旦大学是杨西光的点，是紧跟市委的；系党总支是紧跟校党委的。所以大家不要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和系党总支。⁹²⁴朱永嘉这番话，成为他「保复旦党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据。

复旦大学斗鬼风蔓延时，朱永嘉正在学校，他对这样残酷批判那些知名教授很不赞成，认为党委不应该不出面制止，但他也不敢出面反对。他的导师陈守实教授被批斗得实在吃不消。陈教授的儿子找到朱永嘉，希望朱能帮忙向历史系党总支打招呼。朱永嘉要陈的孩子转告陈教授，不管怎样都不要自杀，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但他最终还是没去打招呼。⁹²⁵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第一批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朱永嘉和写作班的人就站在市委大门口拦着，尽量不让红卫兵进大楼；第二批红卫兵到上海时，他又和写作班的人一起写大字报，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强调文斗者，都被视作保守派。朱永嘉对北京红卫兵有看法缘于自身经历，他家这时也被抄。他父亲是资本家，住在武夷路上一幢小洋房内，北京红卫兵一来，父亲住房被抢。父亲肝硬化，腹水，躺在床上起不来。红卫兵却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要他扫街。朱永嘉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每天代爷爷去扫街，将父亲送去姨妈家养病。朱永嘉他们还帮市委处理应急事件。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他们去公安局整理上报材料；哪里有突发事件，他们去解围。直到9月底市委派他去北京收集情况。

朱永嘉去北京时，正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已在北京。据说陈要姚文元帮忙修改自己的检查，姚文元不干。朱永嘉不知张春桥和姚文元住在哪里，没去找他们。到北京后正值毛泽东第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朱永嘉有《文汇报》的记者证，可以走近距天安门城楼很近的金水桥。他在金水桥上看到在天安门上的张春桥，张春桥也看见他。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朱永嘉在北京下榻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北京办事处看望他，估计是在北京开会的陈丕显将朱永嘉在京的住址告诉他们的。他们问朱永嘉在上海的情况，姚文元特地问写作班还写不写文章，朱永嘉回答说不写了，写作班的人都无事可干，反正是市委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朱永嘉那时对局势心中无底，也谈不出什么自己的看法。张、姚问朱到北京来干什么，朱说是陈丕显让来的，任务是搜集首长讲话，还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和传单，给上海市委作形势参考。张春桥说：这有什么意思？中央有什么精神我们会告诉市委的，而且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的，还是回去好。⁹²⁶朱永嘉说，我来北京是陈丕显派我来的，总不能没有组织通知就自己回上海。张春桥也就不再说这个话题。张春桥转入另一个话题，说要到群众中去，要到少数派中去，支持群众，这是中央全会精神。张春桥还说，你们不要在上面机关里闯荡，要到群众里面去，去支持群众的造反，不要做市委安排的那些没意义的事，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心意思就是要写作班到群众中去，要支持造反派。朱永嘉以后回忆，他感觉张春桥要他们不要去为市委做事，虽然张碍于当时和市委关系还未破裂没有说得很明白。⁹²⁷

送走张春桥和姚文元，朱永嘉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告之张、姚的话，还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打电话，要他「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去」。写作班的人本来都比较听市委的。局势的发展，加上朱永嘉转告的张、姚的话，他们思想开始转向。但是，究竟怎么支持造反派，朱永嘉也心中无数。朱永嘉没有马上回上海。在北京事情不多，整天就是到清华、北大、北航等大专院校看大字报；还有就是给上海打电话，寄传单，通过徐景贤三天两头向上海市委汇报。安亭事件时，部分工人造反派到了北京，朱永嘉还曾去劝说他们回上海。在上海的徐景贤等人也一样，不知如何行动。接到朱永嘉传达张春桥谈话的电话后，他们仍然一直没有动静。

党支部书记郭仁杰

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是写作班哲学组的组长。1965年底市委写作班重新成立哲学组，郭仁杰被从华东政法学院调来，写作班党支部成立后，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

郭仁杰出身很苦，山东烟台人，参加革命很早，资格比徐景贤和朱永嘉老得多，年龄也大了好几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参加过八路军。共产党执政前夕曾经上过华东革命大学，在学校编过校刊。1952年大专院校调整，原华东革命大学副校长李正文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将郭仁杰也带了去，任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原是地下党的李正文是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军队转业干部副校长王零关系不融洽，后来李调走了，留下郭仁杰。郭和校党委及系党总支书记也搞不好关系，1959年反右倾时又挨了批判，从此干脆不管事。郭仁杰为人直爽，说话直来直去，讲义气，表里如一，有什么意见就直说，而且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例如他坚持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非常忌讳的命题，因为这意味着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毛泽东思想，也有可以被质疑的一面。⁹²⁸而当时复旦大学党委则认为他是个爱摆老资格，对领导不买账不听话的干部；那时复旦校园内经常可以见郭仁杰背着气枪打麻雀，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1964年8、9月间，郭仁杰调离复旦大学，到华东政法学院任哲学系主任。

与徐景贤、朱永嘉等相比，郭仁杰没有系统地上过学；没有受过完整的专业教育。虽然去过华东革命大学，但这一类的「革命大学」，确切地说只是政治培训班。郭仁杰属于共产党一类干部的类型：长期以外行的水平在专业部门里领导内行们，对业务不甚精通，对政治运动却很敏感。不过他与同是机关干部的徐景贤又不同，他毕竟是在最高学府，即使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也是为教育业务服务，在学校，教学总是第一位的。学校毕竟不是机关，政治上束缚少许多。

哲学组当时的任务是批判杨献珍的物质和意识同一性，也即被称为「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但是，重组后的哲学组成员都不是科班出身，都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程绮华等虽然在市委党校从事哲学教学，但严格说来那只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让他们写哲学批判文章实在是勉为其难。写了好几个月，哲学组始终没写出能够发表的像样文章。让郭仁杰批判赫鲁晓夫的人性论，郭仁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章开头，说赫鲁晓夫「枉披人皮，不吐人言」，石西民看后连说，这怎么是理论文章，瞎搞！⁹²⁹

文革开始后，分管写作班的张春桥去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徐景贤忙着为市委领导们写检讨，写作班没人管。当写作班其他人都在闲荡观望时，郭仁杰却很早就造反了。还是在8月，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杨西光将郭从华东政法学院调回复旦大学，让郭处理复旦学生中的混乱。8月底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市委组织机关工作人员轮流值班，阻止他们冲进市委大楼，郭仁杰也被安排值班。别人值班总有几分紧张，郭仁杰却非常轻松活跃，在红卫兵中穿来穿去，如鱼得水，一点不像是守方。陈冀德值班时，从门外的红卫兵那里听说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不大相信，去问郭仁杰，郭仁杰说，很可能真有这事，有人不信，难道就不存在了？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他相信。⁹³⁰

郭仁杰家就住在复旦大学旁边；他喜欢人际交往，和许多学生的关系很铁。他没事就泡在复旦看大字报，认识了红革会负责人，进而参加了红革会。写作班后来集体造反，他起了很大作用。10月12日市红革会成立那天，郭仁杰也去参加。那天，正值朱永嘉准备去北京。郭仁杰喜欢喝酒，那天老酒喝得醉醺醺地找到朱永嘉，说今天红革会成立大会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还说：你们这帮子人就知道关起门写文章，不关心运动，不关心国家大事。确实，直到1966年10月甚至11月，整个写作班成员对文革运动都还在一边作壁上观，只有郭仁杰积极投入运动，加入了造反派。

大学教师王知常

和郭仁杰一样讲义气的还有王知常。他生于1932年，上海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父亲是世界书局的会计。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的督导下，从小就背诵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国学基础。1949年5月，共产党执政上海，他正在读高中。和那时许多青年一样，他怀着对新政权的美好憧憬和一腔热血，报名参军，旋即随军南下剿匪，因表现出色，获得过嘉奖，从普通士兵一路升到连长，1954年在部队入党。后来，因为有高中学历，他被抽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曾兼任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萧望东的文化教员。离开部队时他已经是中尉军衔。但是，因为对历史的爱好，他放弃了军队升迁机会和优厚的部队待遇，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当一名普通学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留在历史系任助教。⁹³¹

王知常知识面非常广，喜欢谈天说地，评古论今，被写作班同事称为「万宝全书缺只角」，上海俚语「知识渊博」的意思。他熟读中国经典，记性又极好，举凡孔孟老庄韩荀墨，他都十分熟悉，《史记》文革前就通读过三遍，《汉书》、《三国志》通读过两遍。鲁迅是他最佩服的作家，《鲁迅全集》更是读过好几遍。他思路敏捷，文风犀利，笔头很快，点子也多，自诩写文章立马可待。他业务面宽，中国外国、古代近代、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事件人物、宫廷民间，样样来得。还是在大学一年级读书时，他便在1958年的《学术月刊》上发表论文：《评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很早就出过《孙中山小传》等书。他发表过多篇论文，1963年又和朱永嘉一起撰写《评周谷城的<礼乐新解>》，由他定稿，署名罗思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王知常业务能力强，也看不上业务差者。他给人的印象是矮矮身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不修边幅；喜欢喝酒，酒量过人，写文章时大杯黄酒放在一旁，边喝边动笔；兴致来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话不投机时闷声不响，一言不发；他性格透明，说话直率，恃才自傲，不拘礼节，对好感的人掏心相待，对看不惯的人直言相驳，是个性情中人。他严守承诺，做事投入认真。被认为是文化人和底层平民的矛盾结合体。⁹³²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我自幼受各类文艺书籍的熏陶，性情好走极端，极热烈而又极冷静，极疏狂又极精细，极善于处世而又极不会处世，极喜观察社会又往往沉溺于幻想之中，性如烈火又极心软，自尊而自卑，最服忠厚长者而又最爱斗心计。况我见事迟，既经不起捧场，又吃不住激将，一激动，往往闯出大祸。我读书多，阅历广，出手极是狠毒，过后又后悔莫及，此我喜怒无常之性格之由来也。⁹³³

王知常和朱永嘉一起被从复旦调去市委写作班。在写作班，那篇令人刮目相看的文章《大节、气节、晚节》，就是由王知常执笔，曾经得到姚文元好评，说是写作班最好的三篇文章之一。姚文元所说的另外两篇是《评方求<论清官>》、《习惯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对话》，前一篇也是王知常执笔的。⁹³⁴

王知常和朱永嘉风格不同，朱永嘉作风严谨，办事认真；王知常落拓不羁，不拘小节。但王知常与朱永嘉又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对中国历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既「以天下为己任」，又「士为知己者死」，而且王知常经常挂在嘴边。王知常的这个特点，连不爱说话的姚文元都向他指出过。姚文元的办公室就在王知常的历史组隔壁，武康路2号的二楼。他和姚文元原来不熟，成为工作邻居后，渐渐熟了。一次周末，别人都回家了，他们两人在屋里烤火聊天，姚文元谈论起历史组的几个人，他很少这样评论人。他说吴瑞武比较稳扎，做事把细，但过于平稳；说朱维舒不够扎实；说到王知常，评价说「你这个人，最大毛病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王知常认为姚文元说得对，「实际正是这样，我这个人武侠小说看得多，江湖义气第一椿」。⁹³⁵和徐景贤一样，王知常那时对姚文元也十分佩服，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⁹³⁶姚文元在政治上的敏感给王知常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王知常写了一篇批判清官论的文章。姚文元帮他修改，文章起始，劈头就是一句：地主和农民谁养活谁？让王知常吃惊，也让王知常佩服——文章原来可以用这样的大白话作开头。以后，王知常写批判文章，就是向姚文元学习，「他好像是我的引路人」，王知常后来这样回忆说。⁹³⁷

朱永嘉宣布「我要造反」

郭仁杰造反后，想方设法动员整个写作班造反。他首先想到朱永嘉。因为朱永嘉是复旦的教师，郭仁杰与复旦红革会熟悉，让复旦学生逼朱永嘉造反，比较顺理成章，也容易操作。而且朱永嘉又是写作班历史组组长。写作班历史组和他郭仁杰的哲学组两个组如能造反，写作班造反也就成功大半。郭仁杰为红革会出主意：把朱永嘉从北京叫回来，逼他造反。11月23日，两条大标语刷在历史系办公楼门前：「朱永嘉必须回来参加运动」，「朱永嘉必须接受革命群众批判」，都是历史系红革会刷的。复旦党委马上向市委汇报。11月24日，徐景贤打电话给朱永嘉，通知他回上海参加运动。朱永嘉知道参加运动无非就是挨批斗，但还是当天就买了机票飞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朱永嘉便去了学校。

保守派「乘风破浪战斗组」马上抢在造反派前面对朱永嘉进行批判。「乘风破浪」的主要成员是六名教工，大都是学生指导员，此时的形势已经是从中央到市委一边倒地表示支持造反派，「乘风破浪」欲以批判朱永嘉的行动表明自己的组织也造反了。11月26、27日两天内，「乘风破浪」连续在历史系召开三次大会批判朱永嘉，主要内容是说朱永嘉贯彻资反路线，保复旦党委，因为朱永嘉说过「复旦党委是正确的」之类话；说朱永嘉的文章都是根据彭真《二月提纲》写的，朱永嘉为文汇报座谈会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海瑞罢官》讨论的提纲，都是学术问题，是呼应《二月提纲》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到政治问题的旨意。他们说要追根子，「该追到哪一级就追到那一级，绝不手软！」⁹³⁸与此同时，造反派也动员朱永嘉造反，他们对着朱永嘉念毛泽东1949年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要他认清时局。

保守派和造反派，两边都批判朱永嘉，朱不想被两派夹攻，决定造反。这正是郭仁杰希望达到的结局。郭仁杰曾对王知常承认，是他鼓动造反派去揪朱永嘉的，否则朱永嘉不会起来造反。11月28日，朱永嘉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思想：

我想，不表态也不行，而且张、姚在北京时，就曾示意我要到少数派一边去……

一些书上说我回复旦的目的就是要造反，实际上我是被动造反的，实在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造反这条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的，是被逼上梁山。⁹³⁹

但是，红革会却做过了头。在召开批判朱永嘉大会的同时，11月26日晚，复旦大学红革会去抄朱永嘉的家，没抄出什么东西；27日晚，红革会的「前卫兵团」又去武康路抄写作班的办公室。朱永嘉被复旦揪回批斗后，他的写作班历史组组长职务被解除，改由吴瑞武担任组长，所以红革会敢于去抄朱永嘉的办公室。红革会抄了朱永嘉的写字桌，拿走了罗思鼎的资料文稿；顺便又抄了另一张桌子，拿走了所有数据。徐景贤当时在场，劝他们不要拿走这些文字材料，说你们拿走了以后还得原样还回来。红卫兵们根本不买账，将所有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红卫兵们不知道，他们抄的另一张桌子是姚文元的，而且抄走的是批判《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的原始稿件。徐景贤马上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姚文元非常生气，马上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又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张、姚与王力、关锋、戚本禹议论后，决定干预。⁹⁴⁰造反派抄写作班办公室之事，就这样惊动中央文革。

红革会又提出朱永嘉和王知常执笔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为市委涂脂抹粉。这篇以「罗思鼎」名义发表的文章，题目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刊登在1966年8月11日的《解放日报》。红革会认为抓住了朱永嘉保市委的要害，决定乘胜追击。朱永嘉托人给红革会打招呼：「文章是张春桥同意发的，你们要追后台，就追到张春桥头上去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也找到红革会负责人，劝他们再不要在《红卫战报》上将要发表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工具》中，有批判罗思鼎的内容。但是11月28日出版的第9期《红卫战报》还是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点名批判罗思鼎。这第9期《红卫战报》，正是红革会要求和《解放日报》一起夹送，引出解放日报事件的那一期。

保守派那边，11月28日，「乘风破浪」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的中央食堂再一次组织批判朱永嘉。这次批判会规模比前两天更大。朱永嘉写的那张《我要造反》大字报就贴在会场门口，高音喇叭反复广播这张大字报，全校各派红卫兵都来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等，也都被要求到场。正在批斗朱永嘉时，王知常和朱维舒等人来了。他们上台抢了话筒，质问「乘风破浪」矛头对着哪里。接着，红三司的安文江也上台批判「乘风破浪」。批判会开得不了了之。

就在「乘风破浪」批判朱永嘉的第二天，11月29日晚，姚文元和徐景贤通电话。姚文元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要进一步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还说：关锋、戚本禹听到复旦揪斗朱永嘉，都感到很气，准备送大字报到复旦去！⁹⁴¹徐景贤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次通话的内容：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小组，揪朱。张、姚惊讶！关戚愤。

(2)根子是：追根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⁹⁴²

徐景贤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⁹⁴³他当即向写作班郭仁杰等传达。姚文元打一次电话还不放心，过了会儿又一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要他以丁学雷名义，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直接转告复旦两派：罗思鼎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和姚文元合作很好。写作班在前一时期是受张春桥直接领导的。⁹⁴⁴姚文元还要徐景贤传达时「把话讲得硬些」徐景贤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接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姚文元去北京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⁹⁴⁵中央文革小组出面保朱永嘉，写作班的人心里有底了。

「乘风破浪」不甘于前一天的会议结局，12月29日深夜再开批判会。但会上写作班的吴瑞武上台宣读了刚才姚文元电话的记录全文，一下扭转了会议气氛。复旦大学局势也因此大变，造反派声势大振，占了绝对上风；保守派被指斥「批判朱永嘉是为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内部纷纷倒戈，无形解散。朱永嘉也就此解脱。

对张春桥出面保自己，朱永嘉很感激：「因为张、姚的话帮我度过了保守派斗我这一关，所以我对张、姚可以说是感恩戴德的，认为他们能这样保我是很不容易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对我很好。」⁹⁴⁶以后整个文革十年，还发生过几次有人想碰写作班之事，张、姚都迅速回击。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初批判朱永嘉的六个保守派指导员都被复旦大学清查。

朱永嘉造反后，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和红三司，都把朱永嘉的造反，看作是自己的成就，而且都想利用罗思鼎这个能与中央文革直接联系的政治资源。红革会的「前卫」兵团对朱永嘉说：罗思鼎一举一动都要事先征得他们同意；红三司安文江希望朱永嘉去他们那里办公；就连郭仁杰也干预朱永嘉的行动，朱永嘉去动员校党委和系总支领导造反，郭仁杰对他说：「老朱，红卫兵还没讨论决定让哪个干部造反，你怎么就来插手了？」朱永嘉和王知常、吴瑞武讨论后决定，哪派都不参加，离开复旦，回写作班去。

写作班召开全体会议讨论

徐景贤也希望朱永嘉他们回写作班。但是此时朱永嘉感到自己已经宣布造反，回写作班后，怎么和还没造反的徐景贤相处？他们于是商量也动员徐景贤造反，由郭仁杰先去动员。

徐景贤对造反一直很犹豫。毕竟，作为一个长期在执政党高层机构工作的机关干部，要走出这一步很难。此时，虽然毛泽东号召造反，但那是中央的号召，中间还缺了几个层次。干部们要行动，必须得到直接上级的布置。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从来就是这样层层布置，层层行动。而且，徐景贤如果造反，还与朱永嘉不一样，朱永嘉只是造历史系党总支和复旦大学校党委的反；徐景贤却身在上海市委，要造反就是造市委的反。在中央没有对上海市委做出是否打倒的表态之前，作为一个市委干部，很难做出超前的行动决定。尤其处世行事一贯比较谨慎的徐景贤，朱永嘉形容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

动员徐景贤造反最起劲的是郭仁杰。他不是机关干部，机关那些清规戒律对他影响较小；加上原来就对谁都不大买账的性格，没有那么多顾虑。12月12日下午，郭仁杰在写作班敦促徐景贤造反。有刚因解放日报事件名声大振的红革会作后盾，郭仁杰对造反很有信心。在场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陈冀德后来回忆说，郭仁杰那天对徐景贤的讲话「很硬」。但徐景贤还是犹豫。郭仁杰于是邀他第二天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感受一下这所被称为上海文革风向目标大学的造反气氛。

当晚，徐景贤给在北京的姚文元打电话，姚文元问徐景贤：「你们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⁹⁴⁷姚文元虽然没有直接表示要徐景贤造反，但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写作班不要再关门写文章。姚文元当时可能也没有想清楚，作为市委机关干部该如何造反；毕竟，那时只有学生和工人造反，还没有干部造反先例。但姚文元要徐景贤不要再为市委写检讨效力的意思应该是清楚的。姚文元的支持令徐景贤心动。第二天，12月13日早晨，他对陈冀德说，我们去复旦看看吧。陈冀德当时觉得，徐景贤昨天还犹犹豫豫，怎么睡了一个晚上就精神大变，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姚文元的电话。徐景贤与陈冀德同去复旦大学串联，他们称之为「留学」，结识了红革会和红三司的马立新、安文江等。复旦大学贴满大字报，复旦教师郭仁杰和吴中杰等陪同徐景贤等看大字报。郭仁杰、朱永嘉、吴中杰等都鼓动徐景贤造反。徐景贤又去参加一个正在举行的红卫兵会议；会上即兴发言，将郭仁杰比作暴风雨中的海燕，博得了红卫兵的掌声。中午，他们在朱维铮家吃了简单午餐，然后与王知常、郭仁杰以及吴中杰等，一起讨论到底要不要造反。徐景贤表示，此事需与写作班全体成员一起讨论。

在写作班酝酿造反之前，王知常已经提出要造写作班的反，要揪出写作班的走资派。如果真是这样，那徐景贤就成了造反对象。因为吴瑞武的反对，说还是大家一起造市委的反，才使徐景贤免受一次可能的冲击。⁹⁴⁸傍晚，徐景贤等回到武康路2号。当晚，写作班全体成员：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近二十人，在武康路2号楼下开会。这次会议开到深夜，是写作班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徐景贤在工作笔记本上做了详细记录。对照后来其他人回忆，可以大致感受当时气氛，了解写作班各人的造反态度：

郭仁杰：市委某些人玷污这个班子的旗帜……杨(杨永直)来避难，常(常溪萍—笔者注)来避难。有的做消防队员，有的做物务(原文如此—笔者注)……控诉、揭发反动路线的毒害。拿写作班当蔡祖泉、杨富珍，怎么让丁学雷去抵挡造反派。

杨永直叫老徐写检查。(要徐景贤为杨永直写检查—笔者注)

姚文元来电话问还是写文章还是上来第一线，意思很清楚。

「革命才知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曹(曹荻秋—笔者注)、杨死了还是有新的阻力。杨西光或者曹倒了，保的势力和阻力还是存在。要准备有被人砸。

如果因为中间人多，旗帜不鲜明，可以考虑。现在市委机关正需要一个冲出来的旗帜。

朱永嘉：两个阶段，张、姚在，是正确的。姚走，写作班和文革小组基本上在杨西光的控制下。杨要我们的材料具名，在会上点我们的名，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在市委门口受受围攻，挨挨骂，事实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和当权派，和资反路线站在一起。我们对北京同学或造反派的看法，是折中的，是错误的，我们组执行反动路线是最顽固的。杨公开说，对你们这个小组很有兴趣。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资立场，世界观未解决，对党对人民不利。

和资反路线……(原文不清—笔者注)是一个斗争。宣布造反到肃清影响有一个过程。对当权派的感情深，而对造反派有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还是要到群众中间去。还会有各种各样反动路线的影响。过去我们总希望党委不完全垮。

思想准备：来自当权派的阻力。另外，周围的人。

要准备不能做第四司令部，要和革命造反派的大部分在一起，另打旗帜，另搞旗号；就要出问题。

方向：不主张内外结合，但准备内外结合。阻止我们的理由，有一个是党的机密问题。

我看到现在为止，市委书记处还是在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顽固地保走资道路的当权派。

杨(杨西光—笔者注)对孟(孟波—笔者注)、杨学说(原文如此—笔者注)「在敌人面前不要认错」那天：都包在我身上办了。

〔杨的一个材料，艺术档案，关于柜台(文革前的一个戏—笔者注)的一个讲话。

对李青山问题的态度，在敌人面前不要认错。

黎(黎家健—笔者注)等利用多数派，窃取少数文件，拍照。

选举文革代表，谷虹介绍，组织红卫兵要抓领导权。

给杨写检查。杨、孟叫去和少数派谈判，签字，印数】

问我们这里可靠吗？蔡、刘。(支开)

宣传部大字报纷纷藏起。

要我们了解高冀芬的身份(高冀芬是北京来沪串联的红卫兵—笔者注)。(撒谎，说不知道)

抓白毛女(11中以后，在市委会上作了一个很坏的发言)刘贵琴事

思想上个人得失：提拔，市委文革，是城南，没有受压抑

杨永直讲：「我犯了路线错误；人家就是正确，张春桥就是「正确的」

杨永直打电话给张春桥，向红卫兵致敬是毒草(指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笔者注)，精神不一致。⁹⁴⁹

朱永嘉还说，春桥、文元要我们到群众中去，不要关门写作，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再不采取主动，写作班势必成为市委对付造反派的工具，怎么对得起春桥文元呐。⁹⁵⁰

王知常发言：

王知常：

思想消沉，四个原因：1.脱离人民，2.安逸的感觉；3.受感情支配，杨西光很坏，大家去受围攻；4.反右斗争的框框束缚。市委下来总是正确的。奴隶主义。⁹⁵¹

而在几十年后，参加当时会议的陈冀德回忆说，王知常发言最激烈：

会议在王知常对徐景贤一通臭骂中开场。他跺着双脚，直指着徐景贤的鼻子，说道：《海罢》的发表标志着文革的开始。老兄，我们造反比聂元梓还早！结果呢？在市委门前值班，受人围攻。历史组被砸，朱永嘉被绑，市委把丁学雷、罗思鼎拿出来做挡箭牌、灭火机，对得起谁啊？再这样老保下去，对不起，我们一拍两散。到时候，批斗会上见！⁹⁵²

其他所有人发言，都认为写作班在文革开始以来的一个阶段迷失了方向，市委利用写作班对付群众，在市委门口站岗，做御林军、消防队，糟蹋了写作班名誉。革命造反，就要反到底，想走第三条路，想再独树一帜，是不可能的。写作班哲学组全部人员在这次会议前已经跟着郭仁杰造反，历史组组长吴瑞武也赞成造反。哲学组和历史组态度都很明确，主张造反，就看文学组了。文学组的陈冀德比较犹豫，认为郭仁杰、王知常等太激烈。另外两个组员吴立昌和刘景清也不愿意造反，他们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认为市里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没必要进去，还是管自己写文章。

徐景贤终于下决心

十几个写作班成员，全部来自高校、社科院和文化系统的单位，只有徐景贤是市委机关的干部。徐景贤是文学组长，也是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在写作班一向威信比较高。写作班集体造反，最终要由他来拿主意，但他一直不表态。王知常急了，言辞激烈。但即使王知常指着徐景贤鼻子斥责，徐景贤也一声不吭，他后来回忆自己犹豫的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与市委决裂……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来……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后来一次总算账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什么分子。……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这些观点。⁹⁵³

文革后徐景贤曾说，他对写作班造反的事，整整犹豫和考虑了三天。这三天应该就是从1966年12月12日姚文元来电之后。到写作班开会后的第二天早上。写作班开完会已是12月14日凌晨，大家都去睡一会儿。第二天早上，14日早晨，徐景贤碰到朱永嘉，第一句话就是：「想想过去市委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下决心造反了」。⁹⁵⁴

13日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争论的焦点是：究竟造写作班直接上级市委宣传部的反，还是再往上造市委的反？对于造反，大家已经都没有异议，但造反造到哪一级？多数人都主张既然造反，就造到底，造市委反！⁹⁵⁵徐景贤14日早上，以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正式表示同意造反，造市委的反。徐景贤决定了，造反之事就没有异议。12月14日上午接着开会，文学组那两个曾经反对造反者，既然大家决定集体造反，他们也就跟着走了。在人际关系上，写作班始终非常单纯和团结。绝大多数写作班成员更在乎自己业务出成绩，对权力和地位不甚热心。文革前大家融洽相处，相互之间没有人际纠葛，有意见当面提，有时意见提得相当激烈甚至尖刻，但谁也不会往心里去。文革开始，外面世界已经是大字报遍地，写作班内部却始终风平浪静，就像是台风中心的台风眼，没有一张大字报，更没有你来我去的相互揭发或批判。这也是写作班会集体造反的原因：要行动，就大家一起行动。写作班这种团结一致，一直保持到文革结束。

决定造反的1966年12月14日晚上，徐景贤又往北京给姚文元打电话，向姚汇报和请示。姚文元听了徐景贤的汇报后，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当时给徐景贤印象非常深。⁹⁵⁶姚文元在电话中，还要徐景贤把主攻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以批判资反路线打开市委缺口。姚文元认为，造反派在解放日报事件策略上考虑不够，没有舆论准备，要吸取经验教训，加强舆论工作。姚文元还告诉说，马天水在北京经过张春桥做工作，已决心造反，要徐景贤找马天水。徐景贤记下了姚文元的话：

曹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

工业发下了，搞农民(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笔者注)，允许工农起来革命。……

解放日报的大方向，占领，支持革命行动，策略上占领前更多考虑，效果更好。没有舆论准备。……

大方向总是这样。(先搞反动路线)……

为啥要死保杨西光、常溪萍，陈曹讲到这个人就非常好。死保里肯定有问题。……

马在会上表态度，开始不好，林(林彪—笔者注)批评，走以前，春桥找他谈过一次，坚定站到毛主席司令部这边来。愿意改过。(找马天水)⁹⁵⁷

市委机关联络站串联成立

写作班造反酝酿之前，上海市委机关内部一些部门已有造反组织，但影响不大。造反最早的是市委党刊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市委党刊编辑室，是市委办公厅下的一个办公室，与市委秘书室平行。说是「室」，其实编辑有四个刊物：面向基层党支部的《支部生活》杂志、面向上海郊县农村党支部的《农村支部生活》杂志、面向十七级以上党内干部的《党的生活》杂志、还有不定期内刊《未及发表的信稿》。文革开始后，支部生活编辑部人员很早造反，批判党刊编辑室负责人丁柯。丁柯因「生活问题」，文革前夕已被所在党支部内部教育，文革兴起后，更是被贴大字报。1966年9月，除了编委们，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都造反，召集人是编辑部的凌岩等。

写作班决定造反，由哲学组程绮华、谢忠范负责串联工作。他俩原来是党校教师，市委局机关的党员培训都由市委党校管，所以他们对市委机关各部人头熟悉，他们去串联，能够发动更多机关干部。程绮华去党刊编辑室串联，找到凌岩，凌同意加入，随后便在室内宣布了此事。支部生活编辑部编辑王承龙⁹⁵⁸听到后，第二天去了写作班，自我介绍是党刊编辑室派出的联络员，事实上，王承龙是自己去写作班联系的，并不是党刊编辑室派去的。王承龙一进写作班的门就说：「写作班造反好！市委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后两句话后来成为写作班的造反口号。

王承龙生于1931年，原是黄浦区一家五金商店的店员，1952年入团，1954年入党，一直做工会工作，业余时间在上海市总工会业余中学的夜校学习。1955年王承龙以夜校中学学历，报名南京工学院精密机械系，被录取。但因文化基础较差，加上担任班级党团工作占去很多时间，学习颇感吃力。他只得以牺牲休息赶学业，患了神经衰弱，严重失眠，经常头疼，无法继续学习。后经学院领导动员，只好肄业回原工作单位。回上海后，他一度任中心店党支部书记。1959年，市委要各区选送一名人员去解放日报社培训，中心店所在的中共黄浦区委选送了王承龙。王承龙先在解放日报社工业组当实习记者，学业结束后回黄浦区委；1961年，又被黄浦区委推荐至市委党刊编辑室，做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

程绮华还联系了自己工作的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委宣传部是徐景贤的工作单位，由徐景贤自己去串联，联系了「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组」的刘耀宗。不到一天时间，写作班串联到不少造反组织，初具规模。12月15日，串联单位在一起开会，因为是市委各个机关的造反派组织串联，联合而成的，所以决定将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名字定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关联络站」)，并决定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

但是，他们与文化广场联系，得知18日下午的会场已借给华东师范大学的红革会，他们要开批判常溪萍大会，而上海只有这么一个大型室内会场。徐景贤立即派朱维铮去华师大打交道，希望他们让出会场。朱到华师大后才得知，那个大会是由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与华师大的红革会联合筹备的。朱又去找北大捍卫团在沪负责人孙蓬一。孙蓬一听朱说明来意，先不谈会场之事，而是反复盘问，机关干部造反大会是谁召开，哪些人参加，徐景贤是何许人，大会准备揭发什么问题，有否重磅炮弹。盘问了很久，孙蓬一突然表态说同意转借会场，但有个条件，这个大会必须批斗常溪萍，要把常溪萍押上台，大会口号中要加上「砸烂常溪萍」。⁹⁵⁹朱赶回写作班向徐景贤汇报，徐景贤当即答应。他没想到补充后的口号将会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

这一切都瞒着上海市委秘密地进行。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到处找徐景贤，要他去帮曹荻秋起草检讨。徐景贤向写作班的值班人员布置：凡市委找他，就说他外出，不知上哪里去了，找不到。在亮出造反旗帜的前一天，徐景贤还以替市委领导同志写检查工作需要为名，向市委办公厅要求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办公室里，装了一部保密电话。当时向中央打电话，用普通电话打过去很难接通。为区别于黑色的普通电话，保密电话都是红色的，称为「红机子」。徐景贤考虑得非常周到，有了这个红机子，就可以随时直接与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通电话，他和中央决策层的联系就这样架通。他指派陈冀德日夜守着这部红机子，其余什么事情也不要干，有情况直接报告他。

12月16日，机关造反派们在武康路2号召集筹备会议。会上，根据姚文元「先搞反动路线」指示，将大会定名为「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根据郭仁杰建议，将大会口号定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到开大会前，又加上「砸烂常溪萍」，这是对华师大造反派让出会场的承诺。⁹⁶⁰还决定邀请工总司和红革会造反派参加大会，为大会撑腰。机关干部本来人数就不多，郭仁杰和徐景贤等担心到时候参加大会的人太少，声势不足；还担心机关干部造反本来心理负担就比较重，如果保守派来冲击大会会场，造反夭折，再要鼓动大家造反就比较困难，一定要一次成功。

大会筹备在非常保密的状况下进行。准备了共六个发言：支部生活编辑部「革命造反战斗队」、市委宣传部「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小组」，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北京和各地来沪串联的造反派各一篇发言，写作班丁学雷和罗思鼎联合发言，再加上徐景贤个人发言。还决定，大会的摄影、灯光、会场布置等，由天马电影制片厂全包。⁹⁶¹筹备会议之后，徐景贤又与姚文元通电话汇报，姚文元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对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有异议，说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⁹⁶²不过徐景贤没有听从他的这个建议。

大会组织工作由郭仁杰负责，包括发言稿审查；王承龙负责会场、保卫及联络。徐景贤闭门写自己的发言稿，这是整个大会重点。徐景贤发言题目为《造反才知主席亲》。这句话是红卫兵流行语，被徐景贤借用。但徐景贤的发言稿被大家讨论了几次通不过，说他火力不足，没有重磅炸弹，说他还在为市委捂盖子。攻得最历害的是王知常，说「造反表态要坚决；拖泥带水不行，这是背水一战。」

争论最激烈的是「内外有别」，说这个限制不打破，大会发言没法准备。内外有别，是共产党和政府机关一贯的工作纪律，即内部和外部有区别，一些内部讨论或决策过程，出了机关不准随便议论，更不准泄露，其实就是保密原则。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一定要打破内外有别原则，提出「保密要分析是国家机密，还是走资派的机密；是走资派的秘密就不保，就是应该向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市委在文革中制定和执行资反路线的真相」。所以，大家觉得徐景贤发言稿中揭发出来的内部材料还太少。徐景贤是文革小组成员，又因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们写检讨而被准予列席部分市委常委会议，大家认为他知道的情况一定很多，却不肯揭发，是受到内外有别限制。在众人翻来覆去的讨论修改后，徐景贤的发言稿才得以通过。

大会筹备过程中，徐景贤又让王承龙找到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的甄文君，告诉他写作班造反的打算。甄文君马上赶到武康路2号，认真地听取了徐景贤他们对市委的看法和造反大会的筹备工作，表示立即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徐景贤觉得甄文君是直接「通天」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的，他对自己即将的造反行动更感到心里有底了。

写作班宣布造反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正式亮出造反旗帜。大会主席台两边张贴着巨幅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将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也作为主要批斗对象，这显然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红革会提出。四个口号有区别，写作班当时更多是为了避免文字重复，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要区别对待这四个人。这个大会只是亮相，宣布造反，关键是写作班的造反要获得造反派的认可。

在此之前，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大会，都要求市委领导干部到场接受批判。但那都是零星的。哪个系统的造反派召开大会，出席的就只是分管这个系统的市委领导。而且，市委领导尤其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都东躲西藏，很难找到，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因生病，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徐景贤这些市委机关的干部知道市委领导的藏身之处，书记和常委们躲不过他们。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干部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宋季文、李干成等，以及各部、区、县、局领导干部，都被他们勒令到场接受批判。陈丕显文革以来第一次上台挨斗。徐景贤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虽是曹荻秋负责，但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逼他到前台来。⁹⁶³杨西光、常溪萍被宣布为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常溪萍已被红卫兵们折磨多日，连站都站不稳。

工总司派出数百名工人为大会作纠察，这是郭仁杰去联系的。大会筹备期间，王洪文曾经去写作班所在的武康路2号串联，对写作班的造反表示支持。⁹⁶⁴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和工总司关系密切，郭仁杰去一说，工总司立即应允，派出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参加大会。大会的基本群众是华师大和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加上市委机关干部和工总司工人造反派。其中红革会当时最有影响，他们前不久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一炮打响，正在如日中天之时。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全力支持写作班造反大会，派出几千红卫兵为大会助阵。这么多人参加大会，很有声势。聂元梓没有出席大会。

大会由郭仁杰主持。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应邀出席大会并坐上主席台。写作班戴厚英领呼口号。王承龙宣读开幕词。开幕词宣布：第一，我们要戳穿上海市委散布的所谓顾全大局的谬论；第二，我们要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套在我们头上的修正主义的组织性、纪律性；第三，我们坚决反对你们所谓的内外有别，你们害怕里应外合，我们就是要里应外合；第四，我们决不保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机密！徐景贤以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和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身份，作长篇重点发言，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他揭发市委和曹荻秋，说曹荻秋怎样保常溪萍和杨西光，还揭发陈丕显怎样在幕后操纵反对张、姚，怎样反对红卫兵运动尤其是反对北京红卫兵。徐景贤发言时，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出来交代：

我时时不忘记把揭发的重点放在陈丕显、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发市委要在这次运动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我要陈丕显、曹荻秋当场交代，陈、曹两人都推说「不知道」。我紧接着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他当场指证陈、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曹的「说言」。我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接受陈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⁹⁶⁵

徐景贤还用了专门的篇幅，表明自己怎样从想造反但又害怕造反，到最后再也不犹豫动摇，终于起来造市委反的心理转变过程。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从《海瑞罢官》批判开始后，我们在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带领下，为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进行过战斗。这一时期，虽然我们做的工作很少，缺点很多，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⁹⁶⁶

这份声明最显着的特点，就是表示要紧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在当时造反派的宣言声明中还是第一次，当时造反派宣布要紧跟的都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马立新代表红革会，实际上是代表所有造反派发言，坚决支持写作班造反。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校造反派，最后由郭仁杰作总结。大会发言印成会刊，标题是《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前半句就是王承龙去写作班联系时，一进门时说的话。会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印发十万份。

市委各部、委的几乎所有的部门，包括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甚至食堂，都成立了造反队，向机关联络站挂钩。连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组织的名称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本来是保护市委领导的，他们帮助市委领导东躲西藏，群众要找市委领导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警卫员造反，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再也无法逃脱造反派的搜寻。⁹⁶⁷

写作班造反前夕安装的红色保密电话，以后起了很大作用。靠着这部红机子，徐景贤得以直接与张春桥、姚文元联系，随时请示汇报，而张春桥、姚文元也随时向他发布指示。两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上海。姚文元让徐景贤今后就通过这部红色电话机和他与张春桥直接联系，他与张春桥的电话号码只有徐景贤一个人知道，不能外传。靠着这条热线，徐景贤得风气之先，成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实际代言人。机关联络站经常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向他们传达张春桥、姚文元指示。无形中，机关联络站成了上海各造反派组织的核心。就连看不起文人，对机关联络站不以为然的工总司负责人们，也不得不经常屈尊到写作班去打听「上面」的动向。

大会之后，参加大会的各机关造反派组织，马上开会宣布成立机关联络站，推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组成勤务组，除了王承龙，其他三人都是写作班的。王承龙因为是党刊编辑室的联络员，成为负责人之一。这也是文革中的一个现象：许多最初的联络员，后来代表自己单位造反组织，成为市级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机关联络站下设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后勤组；不久张、姚回上海后，又设调查组(又称「材料组」)。调查组对外不公开，主要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传单小报等数据以及上海文革动态，由王知常负责编辑成简报，每期只送张、姚、徐景贤和王承龙。前后共出一百期。机关联络站的办公地点最初设在写作班所在地武康路2号，后来因为前来挂钩的机关造反组织越来越多，武康路2号地方不够，1967年1月搬往淮海中路市委党校。武康路2号只剩陈冀德等几个人留守。

写作班集体造反后一个多星期的12月26日，全体成员为毛泽东73岁生日祝寿吃面条，第二天下午，大家正聚集在武康路2号的草坪上，商量下一步该干什么时，姚文元来电话要徐景贤接听。自从姚文元调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少主动给徐景贤打电话，这次他忽然主动打来。电话中，姚文元一反平常平淡的语调，以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告诉徐景贤：毛主席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毛主席认为大会提出的四句口号提得好，有策略，对干部区别对待。毛主席说：「上海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还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⁹⁶⁸毛泽东高度评价写作班造反，徐景贤非常兴奋，立即召集机关联络站勤务组全体负责人和下属各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传达。徐景贤还特意通知了红革会负责人。写作班虽然已经宣布造反，毛泽东对他们造反的高度评价仍具震撼性。他们毕竟大部都是机关干部，造反不但逾越十七年政治生活准则，也逾越机关工作准则。现在毛泽东支持他们，而且对他们最担心的「内外有别」表态说可以打破，终于彻底解除了他们最后的心理障碍。徐景贤后来回忆：

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⁹⁶⁹

「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们还怕什么？！」这不但是徐景贤的想法，也是文革中所有造反派的共同心声。

小结

写作班造反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和意义，不亚于工总司成立，当时被称之为「上海市委后院起火」。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展快半年，红卫兵由北京走向全国，但各地造反派组织还只在萌芽状态，各省市党政领导人打而不倒，党政机关仍旧运转或半运转。即使有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也只是个别行为。来自干部阶层的抵制仍然十分强烈，他们的态度影响了绝大多数群众，尤其是保守派群众和基层干部。如何使干部阶层接受文革，减少冲突成本，成为文革急需。

上海市委机关「后院起火」，是工总司成立后又一个重大事件。在全国，这是继工总司突破不得成立跨行业组织后的又一个「第一」，即第一个省市级干部的造反组织。这是来自党政科层机关核心的爆炸。虽然，他们造反迟，人数少，但他们长期在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市委内部情况，掌握市委工作机密，他们造反对市委是沉重打击，从根本上突破了市委抵制运动的防线，并且立即造成市委指挥系统实际上的瘫痪，完全改变了力量对比格局，这是人多势众而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做不到的。作为党政机关的各级干部，是整个社会中对文革最抵制的阶层，是保守派的核心。而处于政治中心的写作班，一向是整个机关中最有文化也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一部分人；他们的造反给广大干部带来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冲击，既对上层领导干部造成压力，也给基层干部作出榜样。

写作班在造反大会上宣布反对「顾全大局」，打倒「组织纪律性」和冲破「内外有别」界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打破干部阶层对公共决策信息的垄断优势。文革以来，信息不对称是底层百姓参与运动的最大顾忌，却又是干部们抵制群众冲击的最好保护。写作班造反打破这一规则，与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试图突破的方向一致。毛泽东后来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⁹⁷⁰

如果说，马天水的转向，是市委高层决策干部向文革投诚；那么普通机关干部的造反，则是基层执行政策的干部对文革开始认同；尤其写作班，更是市委领导机关的智囊和政策的解释者。上下干部和智囊都转向，科层的转向完成。

写作班成员文革前，就是知识分子群中最受执政党信任的，他们也为自己的被信任被重用而自豪。即使在文革初期，他们也仍然受到重用，而且直接被市委主要领导重用，例如徐景贤替曹荻秋写检讨，朱永嘉被市委派去北京打探消息。但是，当市委受到冲击后，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再拴在市委那些领导干部身上。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打电话要他们造反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奉命造反，因为张春桥、姚文元过去是他们的直接领导和同事，现在又代表着文革的方向。这有点像他们过去奉命写作一样。他们过去写作是为政治服务，紧跟上面意图，将上面意图化作自己的写作题目；现在造反又是奉命造反，紧跟上面意图，将上面意图化作自己的造反行动。造反其实就是过去写作的延续，都是奉命，都是为了保持和强化自己的政治名份与身份。

但是，他们又和别的受市委重用的干部不同。他们文革前就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和姚文元共事，这使他们彼此在思想和感情上更容易相互接受。尤其张春桥和姚文元文革前所表现出的艰苦朴素作风和敏锐的思路，使写作班成员首先从个人感情和道德上接受张、姚；文革中张、姚又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工作，这更使写作班在政治上有安全感。而张、姚也很了解写作班成员对工作的严谨认真，了解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个人品德。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愿意反复催促写作班造反，写作班也马上将张、姚催促付诸行动的重要因素，也是不久张、姚回上海后，马上将写作班作为自己工作班子的原因。

写作班是继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之后，崛起的又一股造反势力，也可以称为上海第三股造反势力的文人造反派。写作班的优势，在于他们与处在中央决策层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联系，以及张、姚对他们的了解和信任。而这种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渠道的畅通，是上海所有其他群众组织都不具有的，更是外地任何造反派组织所不具有的。尤其从中央书记处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统统被打倒，中央决策层的信息无法按正常程序层层往下传递，而下面的困境又无法让上面及时了解，写作班的信息优势巩固并提升着他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比其他任何组织都要及时得多地知道上面的决策，从而减少在风云突变的乱世可能付出的犯错误成本；另一方面，上面也能及时知道他们遇到的危机，从而出面干涉和保护他们。而当他们作出符合上面意图的决定和行动时，上面又能及时肯定和推广他们的做法，从而提升他们的政治威信。写作班这个优势，后来在一系列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整整持续了十年，贯穿于文革始终。这也是上海与外地相比，在政治资源方面的显着优势。

第十三章：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上)

市委转向支持造反派

赤卫队总部成立不到半个月，队伍发展到80万人。绝大部分工厂和基层单位，都成立了赤卫队，各区和局也相应成立区和局指挥机构。但这只是表面鼎盛。老保们不知道，毛泽东并不支持他们。11月上旬，就在赤卫队人数发展到压倒造反派的绝对多数时，毛对陈伯达说：「认为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⁹⁷¹12月6日，陶铸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自己对工厂开展文革认识不足；而在此前，周恩来态度已经转变。至此，中央决策层支持造反派的态度趋于一致。中央工交座谈会精神很快传达到基层。一系列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件陆续出台：1966年11月15日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1966年11月16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等等。上海市委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强大压力下，也已经开始转向，解放日报事件签字就是转向信号。但保守派没有意识到，还以为市委这次签字，和安亭事件中的签字一样，又是被迫签字。

12月8日，赤卫队召开成立大会后没两天，一个中央文件在上海各工厂引起混乱。这份文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9月发出的：《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通知》。时间已过三个月，市委又要求各基层重新宣读这个文件，解释说是为了制止有些单位以红卫兵组织取代民兵组织引起的混乱。文件中说：「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和赤卫队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文件中提及的「赤卫队」是指全国各地有些单位成立替代民兵组织的赤卫队，并非特指上海的工人赤卫队，而且上海的工人赤卫队与民兵组织毫无关系。但是，这份文件在此时此刻宣读，引出另一种解读。赤卫队员们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作出的某种暗示。各工厂赤卫队纷纷打电话向总部询问，要总部作出解释；有的工厂赤卫队表示服从中央文件精神，要求退出总部。例如上钢三厂有几个车间的总支书记下命令解散赤卫队。各工厂造反派藉此机会占领赤卫队办公室，驱赶赤卫队员离厂。每天都有基层赤卫队员前来赤卫队总部告状求援。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十分恼火：「市委在搞鬼，为什么在总部刚成立时就布置基层读这种文件！」

12月10日，赤卫队总部在番瓜弄47号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稳定下面的情绪。最后决定同市委谈判，要求市委再一次明确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中性革命组织」，而且也像对造反派安亭事件双五条和解放日报事件七条那样，专门为此发文。这样可以稳定下面的情绪。⁹⁷²12月12日上午，赤卫队总部派出代表团，在上海展览馆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谈判，但华东局和市委迟迟没有来人。赤卫队总部于是调动两万人去华东局请愿。中午12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等，接见代表并进行谈判。赤卫队代表拿出前两天总部讨论的「四项要求」，内容主要是：1.市委发文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革命的群众组织，并给予一切日常工作方便；2.上海市委必须向上海人民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承认邮电工人不夹送《红卫战报》是革命行为；4.严格执行11月20日的通告。⁹⁷³此时正值解放日报事件刚结束，第二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就是指市委的签字；而且，尽管市委签了字，以赤卫队员为主的邮电工人，却仍然拒绝夹送《红卫战报》，第三条便是针对这一情况。王一平等不同意第三条。于是，在场的赤卫队顾问陈阿春建议将此条改为：「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群众组织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应该会同一起协商解决。」王一平签字同意。

赤卫队以为取得了市委的签字就是取得了市委的承诺，但等了好几天，迟迟不见市委发文。他们没有感觉出，此一时已非彼一时。文革在毛泽东强势推动下，向各级干部尤其是省市委主要负责人施加了强大压力。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干部支持造反派，上海市委必须转向。12月11日陈丕显主持市委各部委、各区委负责人会议。这是文革开展以来，陈丕显第一次出面主持这样的会议。在此之前，陈因患癌症养病，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会上，陈丕显要干部们转变立场。市委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委书记马天水的表态，本书第十一章已述。马天水的现身说法，比中央文件更有说服力，在上海各级干部中造成震撼性影响。市委将马天水谈自己立场转变的讲话稿，印发到基层各厂，还以播放录音带方式，将马的讲话传达到普通工人。

但是，反对造反派而又与市委和各级干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赤卫队，却正是市委转向的障碍。上海市委对赤卫队态度开始改变。马天水特地到友谊电影院找到王玉玺、尹平等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以及陈阿春，做他们思想工作。马天水表明自己是怎样从看不惯造反派到支持造反派，明确指出「赤卫队大方向错了」。⁹⁷⁴谈话后的12月22日，马天水打电话给张春桥，汇报谈话经过以及赤卫队组织情况。⁹⁷⁵市委还特地向干部们传达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讲话。在此之前，民间虽有传言说毛泽东肯定安亭事件，但都是非正式渠道的「小道消息」。曹荻秋后来对此作过说明。他说，12月初，

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会上，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⁹⁷⁶

曹荻秋所说「逆流」显然就是指赤卫队反对工总司的行动。所以，曹荻秋此举显然一是希望干部们认清时局，二是希望通过干部们将毛泽东的话转达给赤卫队员，让他们转变立场。市委书记处甚至还打算对保守派们反对张春桥的行为，「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⁹⁷⁷

保守派的思想基础，就是他们对干部阶层评判真理权力的高度认同。如今，各级干部们的迷惘，使赤卫队失去思想支柱和上层支持；下面群众的思想混乱，又动摇了赤卫队的根基。赤卫队成立才一个星期，已经感到处境一天不如一天。市总工会主任张祺代表市委与赤卫队联系，原先他一直支持赤卫队。但是此时张祺特地赶去番瓜弄，要赤卫队认清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张祺说：「如果你们还是原来的水平，不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那市委虽然非常同情你们，也无法支持你们了。」⁹⁷⁸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甚至这样评价赤卫队：「赤卫队严重不纯，五多：劳模多、党员多，团员多，先进生产者多，老工人多。」⁹⁷⁹这五类人长期以来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和基本队伍，不久前还在为自己的「纯红五类」和「党的依靠对象」的身份自豪，现在却成了「不纯」分子；而且这话竟然出自市委领导干部之口，不能不使赤卫队员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优势正在失去。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方针。赤卫队的负责人王玉玺等，甚至几次对马天水和张祺等市委干部表示，如果市委不支持赤卫队，希望你们明确表态，我们可以主动解散。但是这些市委干部们都没有接茬。这给赤卫队负责人感觉：「市委对赤卫队表面不敢支持，但内心是欢迎的。」⁹⁸⁰

赤卫队总部当即派出十位代表去华东局，向魏文伯和韩哲一质问杜淑贞的那番话，要求市委收回杜淑贞的话，并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隔天赤卫队又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大会执行主席是徐云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与市委书记王一平参加出席大会。韩哲一和王一平在讲话中都肯定了劳模、老工人、基层党团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作用，并表明这些人「仍将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⁹⁸¹但是，杜淑贞的那个评价，已经深深刺痛了许多赤卫队员，因为这不但是市委负责干部说出的话，更是眼前的事实：他们正在被越来越边缘化，文革看来不再依靠他们。所以，任凭韩哲一和王一平在会上如何解释，仍打消不了他们的疑惑和愤怒。整个大会开得乱糟糟的。会后，赤卫队总部金瑞章等，要求韩哲一和王一平将12月12日签字的那份「四项要求」(后来改为「五项要求」)，作为市委文件发到基层。赤卫队总部急切希望市委能够像对待工总司那样，签字承认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并以市委名义发文到各基层单位，这样就有正式文件保证赤卫队地位。韩哲一答应了。

但实际上，市委事后始终没有付诸于实。

赤卫队被抛弃

12月初，赤卫队总部在铁路文化宫召开各工厂赤卫队队长会议，由陈阿春代王玉玺作「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陈阿春建议的，王玉玺同意了。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市委的资反路线，还提出要和造反队加强团结，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但报告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一则陈阿春对形势也很困惑，无法解释连自己都弄不清的形势；二则下面的队长们转不过对造反派的看法。会场上许多人斥责这是「投降政策」，要陈阿春「靠边站」。

形势的发展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赤卫队总部意识到，再不改变大方向，赤卫队将无法生存。无论如何，赤卫队必须改换角色，顺应潮流，在打击对象上向造反派靠拢，变保卫市委为批判市委。12月23日下午，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大会」。这个大会，与其说是批判大会，不如说更是一个宣布转换立场的表演。曹荻秋、韩哲一、李干成等华东局和市委领导干部，第一次作为批判对象出席赤卫队的会议，而不久前，他们还是赤卫队尽力保卫的对象。所有发言者都批判揭发市委，说自己不久前的行为是受了市委蒙蔽。

为了表示立场的转变，赤卫队向工总司发出和解信号。大会召开的上午，赤卫队总部常委潘月法，在玻璃机械厂工厂食堂遇见工总司总部的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等。潘月法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大会。王洪文推说自己没有时间，潘国平也说去不了。与黄金海同厂的造反派工人娄金宝在场，王洪文对娄说那你代表工总司参加吧。⁹⁸²晚上开大会时，赤卫队总部将娄作为工总司代表，请他坐上主席台。陈阿春还与妻金宝在人民广场二楼主席台后大厅内会谈，讨论今后不要再互相冲突，两大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批判走资派。又约定有事由潘月法与潘国平通过电话直接联系。⁹⁸³潘国平和潘月法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同事。

大会结束后，在后台，赤卫队总部通过大会执行主席李品银，交给曹荻秋一张纸，上面写着赤卫队总部提出的七项要求，要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字。七项要求中有两条明显针对造反派：「有关重大问题，市委必须与有关群众组织协商，单方面签字无效」;「严禁私设公堂，对私自绑架抓人者严肃处理」。这两条要求是王玉玺提出的。他后来说：提出这几条，实际是想缚住造反派手脚，不让市委单方面答应造反派要求；造反派若想向市委提出要求，必须与赤卫队协商，而赤卫队可以用多数派的优势否决。⁹⁸⁴之前，赤卫队希望市委对12月12日那天的「四项要求」发文，迟迟不见动静；这次赤卫队总部下决心，一定要让市委对自己组织的地位有明确的表态。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此时市委已经连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都不愿意了。在赤卫队召开这个大会前，陈丕显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席大会时曹荻秋如何表态。陈丕显表示：市委一定要转变立场，坚决支持造反派，他要曹荻秋向赤卫队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而且告诉保守派们，如果他们不转变立场，市委不再会支持他们。⁹⁸⁵陈丕显的态度表明，他决心紧跟毛泽东，以抛开赤卫队的行为，带领市委取得造反派的认同。

曹荻秋出席大会，一开始坚持不肯签字，一再告诚赤卫队负责人，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着我，对着市委的资反路线」。争执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直拖到半夜12点，会场秩序越来越混乱，台下的人冲上主席台，玻璃门窗被砸坏，照明电源被切断，曹荻秋被挤得几次昏了过去。最后曹荻秋提出再增加一条「彻底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共八条，才签了字。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八项要求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向华东局、上海市委所贯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二、《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市委必须为其抓革命、促生产和日常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

三、上海市委必须深刻地向全市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

四、上海市委所属各级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也必须向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公开检查，并且在接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会议通知时必须准时出席，听取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涉及到各群众性的重大关系问题，市委必须与有关革命组织取得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任何单方面无原则的签字都无效。

六、上海市委十一月廿日所颁布的严禁私设公堂，和私自抓人、绑架、拷打等的重要通告，必须坚决执行，如发现违法者，应立即由司法机关严肃处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和其他革命组织有权对违反党纪国法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行为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七、《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队员参加该组织的一切活动，应按「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尽量少占用生产时间，如有必要的集会、游行等应按假日处理。十一月九日至今扣发的工资必须如数补发，不得刁难。

八、凡属《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所批准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人事调动助勤办理，不得借故刁难。

以上八项要求由上海市委签字，限令在十二月廿四日十八时发至各级党政机关执行，并向广大群众宣读。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意代表市委并发文，下午发文

今天算公假

曹荻秋

十二月廿四日三点三十分

同意

曹荻秋

十二月廿三日十二时

在市委已经决定不支持保守派后，曹荻秋为什么最终还是签字？曹荻秋后来对此曾有解释：

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

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⁹⁸⁶

显然，曹荻秋认为，既然赤卫队宣布要造反，要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至少显示了赤卫队对文革态度的转变；而且，既然以宪法的结社自由承认工总司，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赤卫队。

赤卫队以为争得了市委的签字，就有了生存权，立刻将曹荻秋签字的八条送去印刷厂，赶印八万份。但这些传单还没来得及张贴出去，事态便急转直下。曹荻秋12月23日半夜签字，陈丕显第二天早上听说后很着急，上午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曹荻秋对赤卫队的签字。主持会议的陈丕显说：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曹荻秋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这件事要由曹荻秋个人负责。陈丕显还提出：要同赤卫队商量，让赤卫队主动取消签字；如果商量不通，最好由曹荻秋自己声明作废。他还要曹荻秋为自己的签字作检讨。⁹⁸⁷而在此之前，市委曾打电话去北京，问张春桥如何处理是好？张春桥后来对王洪文回忆自己当时的态度：

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怎么办，我说我没办法。一听到曹荻秋签了字，我就预料到一定会出大事。……

当时我估计他会承认，不久一个接一个电话就来了。⁹⁸⁸

从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到赤卫队要求市委承认是革命组织，张春桥在每一个上海文革运动的关口都袖手旁观，不给建议，冷观过去的上级们一步一步陷入灭顶。

参加市委书记处会议的书记、副市长梁国斌与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一起，也指责曹荻秋：

我和王少庸提出严历批评，这签字不能代表市委，要他公开宣布作废，要开一个常委会作检讨。曹荻秋解释说是昏倒了才签的字。而陈丕显对此不疼不痒地讲了几句。⁹⁸⁹

陈丕显要跟上中央决策层，下决心转弯支持造反派。而横在上海市委和造反派间的最大障碍，就是反对工总司的赤卫队。曹荻秋在这个时候还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仍然给老保组织以生存空间，显然会为造反派攻击上海市委留下口实。陈丕显批评曹荻秋，他不得不批评曹。这个姿态也是做给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看的。之前甄文君接到陈丕显的电话，通知他下午3点去开会，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车来，将甄接去会场，估计这段时间市委已经讨论，作出决定。甄到达会场，只见陈丕显正在会上批评曹荻秋，说曹违背中央关于支持造反派的精神，违背市委决定。这个责任要曹荻秋自己承担。甄文君当时觉得，陈丕显通知自己参加这个市委会议，是想通过自己向中央汇报：上海市委是支持造反派的，上海市委决定改变对文革的态度。过去市委开会从未通知他参加。而据当时在场的陈丕显秘书于宝年回忆：

陈丕显和其他书记在会上提出，曹荻秋的签字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印发，最好由曹荻秋自己发表声明作废。曹荻秋当时除了强调客观原因外，答应发表声明签字无效。⁹⁹⁰

又据市委书记王少庸在文革中揭发：

有人对曹荻秋进行了批评，提出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声明曹荻秋的签字不能代表市委。陈丕显却要曹荻秋本人发表声明签字无效。⁹⁹¹

曹荻秋最初还为赤卫队辩护。但在大家的围攻下，最后答应声明签字无效。12月26日陈丕显去机关联络站，对机关联络站的造反派表示：「如果说这条路线以陈丕显为代表，那大家研究去，是否与我的策划有关系？我的秘书可以证明，我没有策划。开会、报告没有和我商量。有些事同我商量，我还发过脾气。」同时，陈丕显也替曹荻秋解释，说曹荻秋对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人造反派思想不通，是因为曹荻秋认为「多数、少数两派中都有左、中、右，应该一视同仁」。⁹⁹²

上海市委不打算再继续支持赤卫队，造反派们也不给赤卫队生存空间。12月25日下午，工总司等八个造反派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为夺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新胜利誓师大会》。这个大会完全针对12月23日赤卫队的那个大会。会上，曹荻秋对两天前签字同意赤卫队「八项要求」一事，作了检讨，声明签字作废。曹荻秋声明自己之前的签字无效的全文如下：

我的声明

12月23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开了一个大会，我出席了大会。会上主席团提出了八项要求要求叫我签字。在少数人的强迫下，我没有坚持原则，签了字。这件事没经过书记处讨论，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现在我声明这个签字作废。我坚决地站在革命左派一遍，支持革命左派，彻底批判以我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曹荻秋(签字)⁹⁹³

12月25日，赤卫队总部看到了曹荻秋声明。大家全都惊呆了。他们以「保卫党」为己任，虽然两天前他们开始向上海市委「猛烈开火」，但是，「党的支持」仍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现在，党的领导曹荻秋既否定自己，又否定赤卫队，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崩溃。一个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事后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当时思想混乱，信心丧失，彷佛幼儿没了母亲，不知所措了。」⁹⁹⁴更为严峻的是，曹荻秋的声明意味着市委公开表态不支持赤卫队，这更是对赤卫队原本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赤卫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了。为保卫市委而组织起来的赤卫队，现在不得不考虑保卫自己。下午，总部立即在长乐路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对。谁也拿不出主意。最后，大多数人主张赴北京控告。失去了上海市委的支持，他们不能再失去中央的支持，这是他们最后一丝希望。

晚上，赤卫队总部在共舞台剧院召开各工厂赤卫队队长以上负责人紧急会议。到会者1600多人，都是赤卫队基本骨干。他们接到开会通知时，被告诉「多穿点御寒衣服」。会上，人人情绪激动，纷纷主张立即北上赴京。一个火车司机上台宣布：「我们铁路工人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为你们准备好火车，送你们到北京。铁路上司机、检票员、调度员都是赤卫队员！」紧接着另一位上海铁路机务段的赤卫队员上台宣布：「同志们，我是铁路局的，列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司机也在这里，只等总部命令，全部出发！」只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他是江南造船厂赤卫队负责人，上台抢了话筒，大声疾呼：「千万不能派代表去北京！一是不会起任何作用，二是会授人以离开生产岗位的口实。80万赤卫队员会因此被击垮，不仅害自己，还会害家属！」⁹⁹⁵但是。大多数人根本听不进他理智的预见，他的讲话几次被打断。人们纷纷登台，抢话筒，发表己见，主席台上一片混乱，总部负责人王玉玺被人赶到后台。代表市委出席会议的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成为大家对市委不满的出气筒，被按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头上戴的帽子也被掀掉。⁹⁹⁶经过两小时激烈争辩，会议组成1300人的「赴京控告团」，由总部常委金瑞章等带队，马上编组前往火车站。人群潮水般涌出剧场，许多人事先没有准备，连钱和粮票都没带，就跟着队伍走了，丢下上百辆自行车在剧院门前的街道上。杨士法请示市委，经同意，他也随控告团一起赴京。这时是12月26日清晨4点半左右。⁹⁹⁷

而从12月20日起，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冲砸红卫兵保守派组织和工人保守派组织的办公处。12月20日，复旦大学红革会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等组织，率先查封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的办公处及其所属区级组织；接着，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纷纷冲砸学校的老保组织。12月26日，文艺系统和出版系统的赤卫队总部遭冲击。与此同时，不少地区造反派统一行动，以「赤卫队是非法组织」为名，砸抄各厂赤卫队办公室。下面的基层赤卫队纷纷向总部求援，许多赤卫队员为避免伤亡，纷纷离厂出逃，涌到总部避难。

留在上海的王玉玺等人想开会商议，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有随时遭冲砸的可能，最后找到市委的皋兰路接待站，这时已经是12月26日晚上8点。他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谁也拿不出办法。赤卫队杨浦区联络站的负责人陈英烈⁹⁹⁸提出去康平路请愿，要求曹荻秋承认对《八项要求》签字继续有效。王玉玺答应了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总部推陈英烈为首席谈判代表，带着一大批赤卫队员，立即去康平路谈判。陈英烈带人去康平路后，总部不断接到从那里打来的电话，都是报告他们人被打被抓，要求增援。后来，每一次电话都是要求再增派人去。赤卫队各区联络站于是陆续派人前往。对上海市委的失望，以及希望改变以往保守派形象的愿望，去康平路请愿的赤卫队员们打出了「打倒曹老头」，以及「我们也要造反」的标语口号。

王玉玺等总部代表，在27日凌晨2点去延安西路市委接待站，发现那里已经被前往求见市委干部的赤卫队员们占据，唯独找不到市委工作人员。总部代表赶回总部，随即电话通知纺织、公用两个系统，集中赤卫队员去康平路请愿。

张春桥告戒造反派

康平路位于上海西南方向的徐汇区，是一条二里多长的小马路。这条看似幽静的小马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群，就坐落在康平路165号大院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办公处以及华东局干部的住宅，还有上海市委的许多机关，也在这条路或临近的马路上。不过，如同中共其他办公地一样，这里的机关对外也从不挂牌子。自从9月初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这条小马路一下热闹起来，人行道边，不时可见一群群站着、坐着，甚至躺着的人群。人们终于知道，延安西路的市委办公大楼，只不过是执行政策的办公机构，上海真正的决策心脏其实是在这里。当越来越多人知道康平路大院真正地位时，康平路大院已经唱空城计。书记们早就不来这里办公，都转移到不易找到的地方，办公厅一级的干部也都躲了起来，用电话保持联系。守在这里的只是办公厅副主任及一些普通工作人员，文件档案早已转移一空。住在大院内的书记们和家属，也已陆续搬走，只剩下张春桥和柯庆施两家未搬。张春桥在北京，其妻文静带着孩子住在大院；柯庆施已去世，其妻和孩子一直没有搬出大院。

12月27日上午，调集而来的赤卫队员们开始涌入康平路165号大院。28日，王玉玺们终于找到市委接待站负责人、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他们要求杜打电话给张春桥。杜淑贞后来回忆说：

这时，赤卫队几位为首的同志提出，要我带他们去打电话给张春桥，要张春桥下令禁止工总司采取这类极端的行动，否则赤卫队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后果谁来负责？我考虑了一下，当时市委要出面对工总司做工作已经做不通了，如果找张春桥，也许还有点作用，至少明天绝对不能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爆发「三停」这类严重事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⁹⁹⁹

杜带着两名赤卫队员去铜仁路市人委的外事办公室，爬窗进去，找到一部能够接通中央的「红机子」，接通了中央办公厅，要值班人员马上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汇报上海的紧急状况。然后，她又到市委接待站另一个负责人、市妇联主任关建家，按曹荻秋留下的号码与曹通上话，报告当时正在蔓延的经济主义风情况。此时已是12月31日凌晨。¹⁰⁰⁰

在这两天里，越来越多的赤卫队员涌入康平路市委大院，连同大院附近衡山路上的风雨操场内，共聚集了三万多名赤卫队员，后来也有人回忆说是六万人。他们焦急地等待谈判消息，认为以他们这么多人请愿，市委应该会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据目击者回忆，整个大院的路上、广场上、草坪上以及办公室里，到处挤满了人。在康平路大院小礼堂所在的办公大楼里，凡是开着门的房间内，走廊里，楼梯上下，全都坐满了人，连走路都很难插脚。大院里容不下，队伍就等在康平路及附近的马路上。但是，对于凡贴上「机要重地，闲人莫入」纸条的档案室等，赤卫队员「很自觉地不进去」。¹⁰⁰¹

28日那天，杜淑真还交给赤卫队的代表们一张小纸条，让他们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马天水。代表们按纸条，在陕西北路和北京西路交界附近教堂旁的一座花园洋房中找到马天水，将马天水带往康平路谈判。和马天水谈判的不是总部成员，而是个别区和一些基层的赤卫队员。谈判持续将近一天，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曹荻秋也没有出面。总部负责人既忙着调度在康平路人员的运输和吃喝问题，又穷于应付下面赤卫队与造反派的冲突，还加上外地保守派组织向上海的求助。28日下午，在和马天水谈判中，赤卫队代表要求马打电话给张春桥，马便在张春桥家，借用他家的红机子给张打电话。由于身边有赤卫队员，马天水不便将话讲得十分明显，只说赤卫队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也要打倒市委和曹荻秋。

12月28日深夜(或29日凌晨)，张春桥打电话回家，向妻子文静询问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的情况。文静告诉张，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市委重新承认「八条」有效，等等。张对妻子说：赤卫队现在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口号，要提醒上海各造反派组织注意。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造反派应该赶快采取行动。张还要妻子想办法将他的话转告造反派。文静以后回忆说，张春桥是从马天水的电话猜测出康平路大院的情况：

他当时感到马天水说话吞吞吐吐地，他想马天水身边一定是有赤卫队，他就想到如果赤卫队胜利了，胜利果实被赤卫队夺去。他要想办法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但是他无法通知造反派，大概是马天水打电话的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取。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没有办法通知造反派。当时我们家里有两个电话号码，都是在安亭事件时张春桥记下来的，一个是徐景贤的，一个是军报记者的。通过他们可以通知造反派。我对张春桥说，我试试看吧。我就打电话给徐景贤，一下打通了，我把黑指示告诉了他。¹⁰⁰²

文静放下电话，便打电话给徐景贤，向徐转告张春桥的话。徐景贤马上派人去找工总司的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但一个也没有找到。他只好先向机关联络站的负责人们传达张春桥指示：

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队，赶紧动员工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¹⁰⁰³

这个指示的中心，就是不能让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不能让赤卫队再存在下去。在此之前不久，重庆曾发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大武斗。重庆的工人保守派组织「工人纠察队总部」也是宣布摒弃原来的保守路线，转而造市委和省委反，在12月4日召开造反大会，会间与前来冲会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酿成大规模武斗，在全国影响很大。重庆造反派费了很大劲也没能将保守派完全压下去。

从张春桥要妻子转告的话中可以看出，张春桥显然担心市委会抛出曹荻秋、承认赤卫队。这样，曹荻秋被打倒的功劳便会属于反对造反派的赤卫队，而且使赤卫队得以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市委抛出曹荻秋，换个负责人继续工作，市委也得以继续生存。这两种结局显然都是张春桥最担心的。所以张春桥要妻子提醒造反派不能让赤卫队摘桃子。张春桥此举也是对着陈丕显的，陈丕显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批评曹荻秋，张春桥不会不知道。陈丕显所有的举动，都是表示自己决心支持造反派，但张春桥就是不给陈丕显转变的机会。他以后打压陈丕显的态度和做法，不断证实他非打倒陈丕显不可的决心。

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大院后，机关造反派们最初认为是「市委与赤卫队的内证」，只在一旁看热闹，没有当成大事。接到文静电话后，方意识事态严重，不能不佩服张春桥在此关键时刻的提醒。徐景贤马上于29日清晨召集会议，被通知参加的有红卫兵，也有工人造反派，约三十多人，但没有找到王洪文和潘国平。徐景贤主持会议，传达张春桥电话指示，要大家做好宣传攻势，对赤卫队进行分化瓦解。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等人马上起草讲话和大字报，在紧挨康平路大院边上的《支部生活》编辑部楼上和康平路周围马路上，装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耿金章赴现场指挥围攻

12月28日晚上10点多，正在北京的「工总司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回上海。耿金章后来回忆，说是张春桥的秘书打的这个电话：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找我说，张春桥要你马上回上海，上海发生了紧急情况，是王洪文打电话来讲的，我问有什么急事，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回上海你就知道了。¹⁰⁰⁴

耿金章是12月20日去北京的，他打算成立「上海工人造反革命联合委员会」，正在托聂元梓帮忙引见张春桥，想得到张春桥的同意。却接到要自己也回上海的电话。他便马上借钱买了机票，于次日中午12月29日赶回上海。二兵团派车子去机场接耿金章。在车上，耿金章问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情，被告知几万赤卫队员进了康平路大院，而且赤卫队还抄了康平路大院内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车子直接开到二兵团在永福路的办公处。¹⁰⁰⁵耿金章马上召集二兵团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付赤卫队，此时已经是29日下午2时。常委们汇报说，二兵团已经派出二千多人去康平路，耿金章说太少，再调二万人去。

当晚8点左右，耿金章和二兵团的其他人来到康平路现场附近的荣昌路60号，召集二兵团各区联络站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到明天天亮前，赤卫队如果还不撤离康平路大院，我们就冲进去，把赤卫队赶出来。」耿金章说：「有造反队就没有赤卫队，有赤卫队就没有造反队！」¹⁰⁰⁶

越来越多造反队员涌进康平路大院，徐景贤看到这个情景后，担心引起大的冲突甚至武斗，让人赶快去找王洪文、潘国平，希望他们撤人，但是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他们。耿金章也曾经几次打电话找王洪文，没找到。

耿金章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紧挨康平路大院边的荣昌路66号。12月29日晚上，造反派和红卫兵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对付被包围在大院里的赤卫队员。在场的有机关联络站的干部们，有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马立新等，还有来沪串联的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几个签名者。其中李醒尘对讨论作了记录，这份原始记录记下了这样的内容：

孙玉喜(二兵团负责人之一—笔者注)：准备组织力量突击，要很好了解地形，要把道口截断，人多组织好，多处突击，大部分力量要安排好缺口，猛打猛冲，要采取计策，掌握战机，我们还有后备力量待命，淮备出动。

马立新：抓他们的头，冲一下，他们就跨了。

吴国瑞(机关联络站成员—笔者注)：要马上抓，是个好机会，主张今晚就冲，冲之前可以搞些宣传，谈清楚为什么要冲进去，以后冲进去辩论。时间要马上冲进去。¹⁰⁰⁷

和聂元梓一起造反的北京大学孙蓬一，坐在屋子正中间，面对着一张摊开的地图，主张立即向造反派下令往大院里冲。在场的机关干部造反派们都不赞成，说这样势必引起武斗，而且会损坏市委书记处的办公设施和房屋。他们坚持要文斗，要对赤卫队员做说服工作。争论间，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王承龙来了。王承龙是徐景贤派去的。王也不赞成武门，说，张春桥是说对赤卫队采取政治攻势，还是不要打。孙蓬一很生气，指着他们说：「你们机关干部就是右倾，春桥叫调动造反队，干什么？政治解决就是斗争解决，干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搞温良恭俭让！」¹⁰⁰⁸双方争论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10点左右，耿金章带了一帮人到了。大家都说：工人阶级来了，听工人的！耿金章一语定局：「上！」

12月29日，整整一天，造反派队伍源源不断开往康平路，大都是耿金章调来，也有工总司下面的组织前往增援的，还有红革会等其他造反派组织。康平路被层层包围，康平路外围也被层层堵截，除非插着造反派旗帜的机动车辆，其他车子根本进不去。赤卫队外援完全被切断，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场重大冲突迫在眉睫。赤卫队总部派人设法进入康平路大院，通过赤卫队黄浦区联络部的一辆宣传车，召集集结在大院内的赤卫队区、局负责人，劝说他们立即集合人员撤离康平路。这样，到12月29日下午，连同康平路附近地区，李剑钰等说服陆续撤走了二万人(有说是六万)。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还有近二万多赤卫队员滞留在康平路大院和附近的马路上。这二万人中有许多人没接到撤退通知，还有一部分人在等待总部代表与市委谈判的结果。¹⁰⁰⁹等到他们准备撤退，却发现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十几万造反队员团团包围，四面八方都是新架设的高音喇叭，敦促他们投降，他们的手提喇叭发出的声音根本无法听见。不少赤卫队员已经来了两天两夜，又冷又饿。与他们对峙的造反队员近在咫尺，双方只有几步之隔，冲突一触即发。为避免冲突，赤卫队派出两个代表前往与耿金章谈判，要求造反队撤围，让赤卫队员撤出康平路，耿金章拒绝，说撤不撤要取决你们的态度，你们把赤卫队区以上负责人交出来我们才撤。此时下面人来反映说有赤卫队员冲出包围了，耿金章下令压回去。谈判没有结果。¹⁰¹⁰

终于，12月29日傍晚，曹荻秋进入康平路大院办公大楼三楼，与赤卫队谈判。赤卫队谈判代表指责曹荻秋「出卖了我们」，「是你自己拼命把我们培养起来的，现在你又把我们踢开！」¹⁰¹¹曹荻秋无言以答，他只能说：「我并没有全面否定你们的大方向，如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也是肯定你们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¹⁰¹²而据曹荻秋自己回忆：

29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¹⁰¹³

晚上9点，陈丕显从西郊宾馆打电话给曹荻秋的秘书，要他转告曹荻秋：如果赤卫队提出要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群众组织」，可以同意，其他要求给予物资上的方便等等也可以同意。¹⁰¹⁴曹荻秋于是立即和赤卫队谈判代表达成了部分协议。

但这个协议来得太晚了。

上海第一场大规模两派冲突事件

凌晨两点，曹荻秋还没离开，造反派发起行动。身强力壮的工总司钢铁兵团男造反队员，从康平路北大门涌进大院。那里是纺织系统赤卫队员集中的地方，女工多。造反队员很快便冲进了一号楼，要赤卫队员高举双手，交出赤卫队袖章；甚至还强迫赤卫队员低头认罪，匍匐地上，从他们的人墙中挨着拳打脚踢，爬出院子。¹⁰¹⁵而在康平路大院南面，则由红卫兵开路。

造反派们终于蜂拥进入大院。曹荻秋在办公大楼的四楼，看到了康平路大院内两派冲突全景。谈判代表潘月发和陈英烈都亲眼清楚地看到，曹荻秋流下了痛心的眼泪。赤卫队首席谈判代表陈英烈，让人将受伤的赤卫队员抬到曹荻秋面前，曹荻秋向伤员询问了冲突的情况，然后进入四楼楼梯旁的广播室，打开了广播机，一遍又一遍呼吁停止冲突。曹荻秋的呼喊无济于事，没有人理睬他。造反派们冲上四楼，涌进曹荻秋和赤卫队谈判代表所在房间，押走了曹荻秋。¹⁰¹⁶

对康平路大院内赤卫队的驱赶，整整进行了一夜。到12月30日清晨6时，康平路大院全被造反派占领。据目击者后来描绘：

荣昌路的大铁门撞坏了，架门的石柱被撞歪倒了。32号楼的楼梯上的铜的栏杆扶手有两公尺多长的一段被打坏了，扶手的钢管被作为武斗工具而砸扁了，办公大楼的玻璃大门打坏了，小礼堂的楼梯的木质扶手均被打坏作为武斗工具了，其他如椅子、沙发、门窗玻璃打坏的更多。¹⁰¹⁷

到处是狼藉一片，棉鞋、单鞋、帽子、手套满地都是，还有大批搪瓷的杯盘碗碟和吃剩的面包饼干，树木花草全被践踏。一万多名赤卫队员被迫脱下袖章，两手抱着头蹲着，这大概是耿金章想出来的，他当过兵，战场上就是这样对待俘虏。赤卫队员们被迫排成长长的纵队，到指定点自己脱下赤卫队的袖章，剥下的袖章有六大堆，然后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他们被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造反派训话。¹⁰¹⁸矮个子，黑脸膛，满脸胡子茬的耿金章，披着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戴着一顶翻毛皮的帽子，穿着高筒雨靴，俨然胜利者，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向俘虏们训话。

这就是康平路事件，上海文革中第一场大规模两派群众冲突，后来也被列为全国第一场大规模冲突。由于造反派目的只是将赤卫队驱逐出康平路大院，而赤卫队一向反对武斗，也没有激烈抵抗；加上涌入大院的双方都是赤手空拳，所以冲突基本止于推搡拉扯。¹⁰¹⁹尽管如此，双方还是有不少人受伤。据徐景贤当时工作笔记记载：「华东医院、中山、华山，受伤一百多人，重伤两个，一个是大腿骨折，女的××(笔者注：这两字看不清)。」¹⁰²⁰最严重的是大腿骨骨折，估计是被从二楼推下跌伤的。受伤者由康平路大院工作人员，叫来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华山、中山和华东三家大医院。没有死亡记录。

抄张春桥家事件

在康平路事件中，造反派驱赶赤卫队的最大理由，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家。柯庆施的家最初确实有人进去过，据当时在家的柯的女儿回忆；

忽然一位30来岁瘦瘦高高的女子发现了钢琴上的照片，轻声地一叫：「柯老！」人们立即都安静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照片。不知是谁带头摘下头上的棉帽，男子们都随着脱下了帽子。没有人说话，大家自发地向爸爸的照片鞠躬行礼，然后安静地退出小饭厅从阳台走了下去，从小庭院离去。

……第二天早上，发现家门外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这里是柯老的家」。¹⁰²¹

12月28日晚上，有几个赤卫队员曾经进入张春桥的家。当时大院里人挤得满满的，连脚都难插，他们想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会儿。张春桥秘书何秀文那天下午5时左右，他曾去张春桥家看望过，张的妻子文静对他说：「开始，赤卫队有几个人进到家里，是想找地方坐下来的，但看到是住家，有老有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上了，以后再没有进屋。」¹⁰²²文静还告诉何，柯庆施的妻子于文兰曾给她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庆施的遗像，马上就退出，再也没有进去过。张春桥女儿张维维当时在家，她后来也证实：

赤卫队进来以后，秩序比较好，他们住满了大院的原办公室和其他已经搬走的人家里。我家也有一些人进来。晚上，他们坐在走廊里，也有人叫我烧些水喝，这时没有发生过抄家打人的情况。¹⁰²³

而当时造反派方面的传单，虽说赤卫队员们对张春桥家属态度很不好，但也说他们很快退了出去：

为首的带队人，态度极其恶劣，讲了很多无理的话。如扬言「要造张春桥的反」，「控告张春桥」等。此外，还有一部分赤卫队员曾闯入了柯庆施的家，但发现误闯后随即退出。后来，在廿九日，赤卫队又有一些人进入张春桥同志的家，对张春桥同志家里人的态度也很不好。¹⁰²⁴

可是，还是有传说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为了证实传言是否属实，很多人去张春桥家询问，文静都让女儿张维维出面回答「没有」。几个与张维维认识的干部子女干脆将张维维的话刻成油印传单印发。张维维自己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立即被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造谣派破产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是到我家来过的，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他们没有进队室，当他们发现了柯老家，有些人就在柯老像片前静默了三分钟，并写了纸条贴在门口，说明是柯老的家，请大家不要进去。有人(赤卫队员)自动做保护工作。柯老家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很好，请大家放心，革命群众应该团结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力开火！

张维维(签字)

记录者：徐黄平，史美任(上海电器机修厂)

1966年12.31.上午11时

上海冷铸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印。畜户羽兽毛加工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翻印。毛巾十二厂鲁班爆破组翻印。67.1.2.¹⁰²⁵

1月3日，针对张维维的大字报，工总司与炮司、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九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将「抄家」一词改为「闯进」：「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这份传单还揭露说张维维是「铁杆保皇派」;「和她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

就在上海盛传张春桥家被赤卫队抄了的同时，1967年1月3日晚上8点，张春桥在北京接见王洪文等人的那次谈话，也提到抄家事件：

廖祖康：你的女儿的声明，他们到处张贴。

张春桥：我疏忽了，应嘱咐他们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看。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叫抄家？柯老的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为什么进去？还要喊打倒张春桥。家里的人要写声明，我让他们找造反队去商量。

王洪文：里面什么人都有，出出进进敲门捣乱。

张春桥：现在还是这样吗？

王洪文：我派人去保护了。

张春桥：市委有责任，市委的人跑掉了，为什么柯老的家不转移？我的家是我事先告诉不要动的。准备让他们砸烂，砸烂了也好。

王洪文：我们商量，写个声明，既说明他们闯到你家，弄得不像样子，又说明没有抄家，柯老的家也不算抄了，说明是阶级斗争。

张春桥：只你们写不行，回去还要张维维让她出来写。¹⁰²⁶

但是，张维维最终没有写，她当时观点趣向保守派。1月3日，文静只好自己按张春桥意思写了一份支持造反派的声明，改口说：

连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也把赤卫队闯进我家的问题作了简单的说明。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戴袖章的赤卫队员长时期的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在这场尖锐复雑的两条路线的决战中，革命的同志们要谨防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捣乱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救命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的。

最后，希望同志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家属文静六七·一·三¹⁰²⁷

还有一个当事人也可证明文静的改口。还在抄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曾去向文静询问，文静对劳元一回答说「没这回事」。后来文静改口，劳元一又去问她：「你当时不是对我说赤卫队没有抄你家吗？」文静笑笑，没有回答。¹⁰²⁸「抄家」本来就是造反派驱赶赤卫队员的理由。赤卫队员既已经被驱逐出康平路大院，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也就不必再提。12月30日中午，冲突结束不到半小时，张春桥又给徐景贤来电话，询问情况，徐景贤一一汇报。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最后，他又特地关照：「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¹⁰²⁹徐景贤找王洪文没有找到，就以「丁学雷」的名义，让工总司值班人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转告他们：

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现在口号应该提得明确一些，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属为口号，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¹⁰³⁰

康平路事件中的工总司

康平路事件中，张春桥有没有找过王洪文或潘国平？按常理，他要找工人造反派，应该首先找「司令」王洪文或「副司令」潘国平。为什么却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耿金章？据说，张春桥最初先让在上海的秘书找王洪文和潘国平，但秘书打了许多电话没有找到，只好再找耿金章，总算打听到耿在北京的联系电话，找到正在北京的耿金章。¹⁰³¹当时要找王洪文和潘国平很难，连工总司常委们都不知他们的去向。找王洪文得通过廖祖康，廖和王洪文一个厂，是厂技校学生，老跟在王洪文左右，人称王洪文保镖；潘国平更是人不知在哪里，很难找到。康平路事件一开始，徐景贤也曾找过他俩，都没找到。徐景贤只好找到工总司的「钢铁兵团」。所以，最先进入康平路大院与赤卫队对峙的是钢铁兵团。

王洪文和潘国平当时都没有重视发生在康平路大院内的情况。潘国平说，他当时没把赤卫队去康平路请愿当回事，认为是市委和赤卫队内证。潘国平那天晚上看戏去了，不在场。王洪文说自己直到二兵团包围康平路，他才去康平路现场：

我知道康平路事件时，二兵团、工总司徐汇区分部、红卫军等组织已经调人把康平路包围起来了。开头我没有重视，是到事件快结束时，因为双方调人越来越多，我才重视这件事。......

关于康平路事件我不了解全过程，因为开始我不了解康平路是什么地方，没有重视。¹⁰³²

文革中，康平路事件刚过去不久的1967年2月，二兵团散发的一份传单，说王洪文当天晚上到二兵团永福路办公处去过。¹⁰³³

当时赤卫队员一批一批地进入康平路大院，王洪文是去和耿金章分析形势的，同去的有戴立清。戴立清后来回忆：

那天大概在下午4、5点钟，当时还没有打起来，我和王洪文去永福路二兵团办公地点。我们和耿金章一起分析形势，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去打在大院里的赤卫队员，只说要密切注意形势变化。然后又去康平路了解情况，看到了许多赤卫队员进入大院，还看到赤卫队要曹荻秋签字的几个条件，是一个红卫兵给我们的。不过那时还没有说起抄家之事。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张春桥要耿金章回上海的，耿金章没告诉我们。¹⁰³⁴

王洪文去找耿金章时，康平路大院里尚未发生冲突。耿金章29日回上海，30日凌晨驱赶赤卫队。如此推算，王洪文去二兵团开会商量的时间应该是在29日傍晚。当时，二兵团的头头们都去了康平路，只有耿金章和常委方剑华在。王洪文和耿金章讨论如何分工：

怎样对付赤卫队对策会议，就在二兵团组织驻地召开，参加成员：王洪文、戴立清、耿金章、方剑华。会议时间约一个多小时，当时具体讲法记不清了。最后决策：(1)康平路现场归二兵团负责解决，以二兵团为主成立康平路火线指挥部。(2)各区、各基层赤卫队老窝由王洪文、戴立清去指挥，工总司造反队砸掉。经上述分工之后，王洪文、戴立清就回去了，耿金章带了些人去康平路现场指挥。¹⁰³⁵

会议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多小时。会后戴立清即按照会议精神，打电话给工总司闸北区分部负责人曹德宏，要他马上调队伍去康平路，尽量多调。曹领命立即调动三十多辆车，一千二百多人。还在附近高安路口的西湖公寓楼下，也设立了个指挥部。晚上8点左右，王洪文和戴立清、廖祖康等人来到这个指挥部，王洪文将曹德宏叫到他小车里关照，守住从衡山路进入康平路的路口，不要让赤卫队的增援进入。¹⁰³⁶王洪文自己只是去衡山路那里看了一下。马路上全是人，他怕被赤卫队的人认出脱不了身，没有进入康平路便离开回厂去了。

康平路大院冲突开始后，在工总司杭州路总部看家的范佐栋不断接到下属区联络站打来的电话，问康平路那么多人，总部为什么没有负责人坐镇指挥，要不要派人去现场，范佐栋怕引起大冲突，不敢轻易表态。后来下面来的电话越来越多，12月30日下午，范佐栋和王腓利、陈阿大，三人马上赶到国棉十七厂找到王洪文，将康平路的情况告诉王洪文。王洪文这一时期和潘国平的关系出现裂痕，曾经表示：我不管了，让他小潘去管吧。还表示，外面的斗争太复杂，还是回自己厂吧。所以这一阵他很多时间都在国棉十七厂。¹⁰³⁷王腓利等一定要王洪文去康平路现场看看，说那里聚了很多人，可能会出大事。于是，王洪文要范佐栋仍回总部坐镇，自己和王腓利坐了十七厂的皮丽卡轿车去北站。一路只见路上停满卡车，多得不得了，全是赤卫队的。卡车头全都朝着西北方向，车上满载着汽油桶。事后，他们才知道赤卫队要去北京告状，估计汽油是准备路上用的。王洪文对王腓利说，趁现在赤卫队主力全部外出，赶快把他们各区和各厂的联络站敲掉。于是他们马上去工总司闸北区分部和工总司闸北区司令部布置。¹⁰³⁸王洪文然后又去了康平路大院，到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去看了一下：

大约是康平路事件最后一个晚上，我同工总司委员王腓利从国棉十七厂出发去开北区分部，我亲自同马振龙、曹德宏等调人把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包围起来，并收缴了赤卫队的袖章，我到现场去看过。我记得当时是坐厂里的小汽车，是谁开的车子不记得了。康平路事件刚结束我就到康平路柯庆施家和张春桥家去看过。因为事件发生以后听说赤卫队占领了这两家。¹⁰³⁹

在整个康平路事件中，都是耿金章坐镇康平路现场指挥。文革后，耿金章回忆说，进康平路大院驱散赤卫队是他自己决定的，他一直没见到王洪文，「我干我的，他干他的」，¹⁰⁴⁰「解决赤卫队问题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做出决定时没有与王洪文联系上」。¹⁰⁴¹显然耿金章只想单独完成对赤卫队的驱赶，向张春桥显示工人造反派中究竟谁是强手。

王洪文去张春桥家看望的事，王腓利在2009年3月21日与笔者、金大陆、金光耀的访谈中也说到：「12月30日这天，我和王洪文从荣昌路进去，那时人们还不认识王洪文，我们甩了甩工作证。王洪文先去张春桥家，他进去和文静讲话，我到了门口，就没有再进去，在门口等王洪文。我等在张春桥家门口时，看到张春桥家里确实被翻得一塌糊涂，也不知是不是赤卫队干的。从张春桥家出来，王洪文又去柯庆施家弯了弯」。

第十四章：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下)

昆山事件

12月29日，整整一天一夜，赤卫队总部电话铃声不断，滞留在康平路大院内赤卫队员连连告急；各区联络站来电要求总部集中队伍对造反派反包围。一些联络站已经集结队伍准备出发，王玉玺考虑再三，没有同意。他担心大规模正面冲突将造成流血事件。12月30日，终于传来了赤卫队在康平路全军覆没的消息。总部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集会抗议造反派。¹⁰⁴²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希望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也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的行动特点。他们最初的成立宗旨之一，就是反对文革中的武斗行为，他们要求曹荻秋签字、后来又被曹荻秋声明作废了的《八条》中，就有「严禁私设公堂和私自抓人、绑架、拷打」内容。现在他们自己遭到这样的行动了。

十二三万赤卫队员，分四路，集结在外白渡桥、长宁区、西藏路桥和天目路桥。但是，人民广场附近的道路都已被造反派布置堵截。在外白渡桥、北站，不时发生造反队与赤卫队的摩擦。为避免冲突，王玉玺将集合地点改在北火车站。大批赤卫队员在北站广场集中，按区、局集合队伍。总部规定：赤卫队员将毛主席像章佩戴在右胸，而不是通常的左胸，以区别于普通旅客。赤卫队总部决定北上告状，求助于他们一贯忠于和效力的毛主席、党中央。他们北上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在一片激愤、混乱和仓促中，赤卫队总部显然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他们只是觉得：

上万的人进京控告，肯定会引起中央的重视，党中央会派人来解决的，那时我们再和来人谈判，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去那么多人，你市委知道后必然要追我们回来，那时我们可以和市委进行谈判，也有达到我们的八项要求的目的。你市委不来，我想中央知道也会派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如果我们能得到中央的支持，那么我们在上海就能和造反队公开地干了。¹⁰⁴³

上海市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驱车前往，希望找到王玉玺谈判，但车子刚到西藏路，就被在那里造反的华东六省一市来沪人员扣下了。上海市委与赤卫队联系从此中断，赤卫队失去与市委谈判的最后机会。

12月30日下午5时3刻，一万多名赤卫队员在王玉玺带领下，分两路，由一辆宣传车引路，冒着霏霏冬雨，徒步向北进发。12月30日深夜，队伍步行至安亭。他们中的许多人一个多月前曾来过这里，那是在安亭事件中，为了劝阻工总司的造反派北上告状。现在他们自己也北上告状了。上万人沉默地通过安亭，安亭市民用商店全部彻夜营业的特殊行动，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¹⁰⁴⁴12月31日下午2点，两路队伍约一万人¹⁰⁴⁵抵达临近上海的江苏昆山。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已经开始冷静，感觉到这么多人北上，不是明智之举。上海市邮电局的赤卫队与昆山邮电局联系后，在昆山邮电局召开了会议，商议是否还要继续北上。

但是，时间已经不容他们再举棋不定。仅仅一小时后，下午3点，164辆大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追到了昆山，在镇洋桥前下车集结。他们大部分是二兵团的造反队员，是耿金章调集的。此外，还有复员军人造反组织「红卫军」也派出人马。一共二万多人。工总司没有调人去，王洪文不赞成：

二兵团他们调了十万人去追，被我知道后拦住了。结果二兵团就调了四万人追去。我是主张不追，而是抓革命促生产。¹⁰⁴⁶

而据徐景贤当时的工作笔记记载，那是张春桥的意思：

工人造反司令部不拉大队伍去，以免引起武斗，要其它组织去说服进行工作。¹⁰⁴⁷

下午2时至5时，继康平路冲突后，又一场冲突在昆山的镇洋桥上展开。桥这一头赤卫队员们手挽着手，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桥那一头，造反队员们也高呼着口号涌来。昆山地区的几万居民和附近农民，围在河两岸，观看着这场上海两大派工人的冲突。不少昆山市民也加入助战。¹⁰⁴⁸不过，这场冲突也只是推来搡去，所以虽有伤者，都只是轻伤。上海两大派工人的冲突就这样又向昆山蔓延。事态不断扩大，昆山的铁路运输也受到影响，沪宁线部分中断，公路也被堵塞。

不过昆山事件后来没有持续，这与张春桥有关。张春桥说服工人造反派不要再增派人员去昆山，以免冲突延续和扩大。他提出要多派些学生和机关干部去昆山做说服工作。¹⁰⁴⁹1967年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周壁，赶到昆山与赤卫队谈判，劝他们回上海。就这样，劝回了一部分人；最后仍有六千至七千名赤卫队员，自苏州分乘两列火车去了北京。¹⁰⁵⁰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造成上海铁路运输又一次瘫痪。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80多名调度员几乎都是赤卫队员。他们去康平路请愿，然后又北上告状，除几个人留守，绝大部分都离开了调度台。铁路交通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而造反派也有不少人去康平路和昆山。两大派工人大批离站，上海铁路再次全线瘫痪。据文革中的一份数据记载：

调度所80多个人，除留几人看家外，全部离开了调度台。从早上5时起，调度完全停止，机车不出库，列车不开行，货物不装卸，正在路上跑的列车也停下来，沪宁、沪杭线全部瘫痪。到31日早晨，总共26个半小时中运输无人指挥。这期间的损失是：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五万多旅客乘不上车；南京、杭州方面开来的二十八列客车停在沿线各站，5万多旅客撂在路上，沿途小站吃喝都成问题；上海地区停开列车38列，2025车货物堵在车站；南京、杭州开来的22列1119辆货车被迫中途停车；上海地区少装车759辆(应装1128辆，实装369辆)，少装货物25735吨；少卸车1280辆(应卸1608辆，实卸328辆)，少卸货物42880吨。31日后虽然局部复工，但正常生产秩序已被打乱，客车时发时停，绝大部分开不到终点；货车沪宁、沪杭两线加起来只开6、7对，不到平常的12%。各地纷纷来电告急。工厂原料、海港运输等都起连锁反应。西南、西北地区物资部门还来电告急。¹⁰⁵¹

当初造反派北上告状拦截火车，造成沪宁线全线中断，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胜；现在保守派北上告状，虽然没有拦截火车，但也引出沪宁线甚至沪杭线中断的连锁反应。迟到的惩罚终于来临，不过却是落在了赤卫队的头上。

「三停事件」

康平路事件从组织上击垮了保守派，赤卫队的骨干和负责人纷纷被抓。但是，赤卫队真正被从政治上取消存在资格，却是在1967年的1月下旬。1月19日，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刊登《请看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的反革命大阴谋》，文章披露赤卫队总部委员李诗音写的交代，说赤卫队总部「曾经打算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这份交代说赤卫队总部决定「三停」，而且已经布置下去，还说12月30日早上，铁路、吴淞发电厂以及邮电开始停工。

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虽被奉为「领导阶级」，但是他们并没有罢工的权利，所有的闹工潮者最终都受到了严历处分。造反派拦截火车，中央文革其实也反对。陈伯达和张春桥最初都不赞成，一再说服滞留在安亭的造反派回上海。张春桥一到安亭就对王洪文等人表示：「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是要杀头的！」只是由于毛泽东正要寻找学生红卫兵之外的社会力量，才认可工总司的拦截火车行为。但这种认可仍是有保留的，在张春桥与工总司签订的第一个《五项要求》中，只写了「承认『11.9』大会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没有明文承认拦截火车是革命行动。保守派却只看到造反派拦截火车获胜一面。走投无路之际，他们也开始模仿对手。

保守派想对市委施加压力，在康平路事件发生前便已有端倪。那是在解放日报事件刚结束时，市委指示各单位重新宣读中央军委批转的有关「工矿企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成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通知，造成基层厂工人纷纷退出赤卫队。赤卫队负责人十分恼火，在总部会议上发牢骚，说市委是蜡烛，不点不亮，造反派闹一次得逞一次，我们只有把事情闹大，市委才会承认我们；说索性停工、停水、停电，看市委承认不承认我们；说把事情弄大，要中央出来讲话。¹⁰⁵²12月23日，赤卫队逼迫曹荻秋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以停工、停水、停电即「三停」要挟，曹荻秋在后来的检查中提到此事，前文已引。最初以反对工总司拦截火车中断交通而成立的赤卫队，急不择路地打算重复自己曾经批判过的行动，而且还打算将事态搞得比对手的安亭事件更大。

12月27日至28日凌晨，就在大批赤卫队员前往康平路请愿抗议的同时，赤卫队总部连续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一些局和区的赤卫队联络站纷纷指责总部太软弱，说：「你们总部就是软弱无能」，「不停水、停交通对市委没有压力的」当时杨浦区联络站负责人带去康平路的大部是纺织厂的工人，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杨浦区这样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总部应出面，而且还应该再增加一些人，人多了，市委总要解决，最好中央派人来解决。许多人提出：

纺织工人有很多赤卫队去华东局了，如果曹荻秋不出来承认错误的话，财贸也停下来，如果还不出来承认错误，清洁也停下来。……

赤卫队员全部停工到华东局、市委去。交通、商店、水、电一停，用不到几小时，中央就会出面讲话。……

有的提出要停水、停电、停煤气、有的主张块块停，有的主张条条停。(笔者注：「块块」即地区，「条条」即行业)

上海公用事业局的赤卫队负责人说：

公用分部的人大部分是赤卫队，有啥事一句话，水厂如果一停马上就起作用。……

公交不要通知，实际已经停了。车子开不出去。……

如果叫清洁工人，一天不倒马桶，马上就变成一个臭上海。

港务系统的赤卫队负责人说：

如果我们港务一停的话，轮船上货物没有人卸，这时曹荻秋一定要出来公开向全市赤卫队认错，说不定中央文革还会派人来上海接见赤卫队。

上海铁路分局的赤卫队负责人说：

我们铁路已作了准备，我们大多数列车员是赤卫队员。……

铁路已经停了，沿线各站正在通知，现在人已都集中，马上可以拉来。

一些工厂的赤卫队打电话到总部，有纺织厂要关车的，甚至有个厂打电话来要停水。大家希望以这样扩大事态的方式逼迫市委承认赤卫队，逼迫中央像对待安亭事件那样，再一次派人来上海：

如果张春桥同志接见，我们不要，我们要周总理接见或者陈伯达同志接见。后来大家讲：「只要有中央文革的人接见就可以了，我们的组织就是合法的。」

最后，比较统一的意见是：

一方面继续派人支持康平路，并成立指挥部，另一方面决定先停纺织厂，其次停财贸、港务、公交跟上，具体时间由总部打电话通知。

而根据赤卫队闸北区联络站负责总务的一个会议参加者当时作的记录：

第一步骤：

1.从今天夜里开会时起，向华东局、上海市委逐步增加人数。

2.制造舆论、开动宣传广播机器，进行宣传，使得家喻户晓。

3.采取行动前，要得到群众支持。

第二方案：

1.要利用条条和系统结合，抽调人数。

2.应该具体指挥，果断下达命令。

3.要机动、灵活分析形势研究下步工作。

4.具体分工，指挥部分二线或三线绝对不能暴露。

5.以杨浦区纺织厂先停，外港停三、五、九，三个区，这样会有国际影响。

第三决定：

1.停纺织；2.停财贸；3.停交通；4.停外港；5.最后全全部停下来。¹⁰⁵³

会议结束后，12月28日早晨，总部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不久被作为赤卫队总部要挟中央的证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

曹荻秋挑起群众斗群众，赤卫队无法继续生产，遭绑架，揪打，甚至失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群情激愤，有全市性停工危机，总部劝说无效，目前群众又出现系统停工趋势，但鉴于目前情况总部难息群众激情，事关全国影响国际，涉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大问题，总部已处困境，特电呈总理务请速派人员于七点专机抵沪，急办十万火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五点十分于沪王玉玺¹⁰⁵⁴

各区、各局的赤卫队分头打电话通知自己系统的赤卫队前往康平路集中。徐汇区在康平路附近的淮海中学集中了一千多人；纺织系统28日这天去了三四千人，仅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就有近二千八百多人离开车间，全厂40%的机器停转；公用事业局12月29日往康平路调了八千名赤卫队员，其中电车二场约三百余人，造成许多电车因无人驾驶只能抛锚，个别路线更是只有二、三辆车行驶，而原来应行驶二十辆左右。¹⁰⁵⁵

以上这些材料全部来自工总司1968年编的一份内部资料，都是赤卫队的会议记录或赤卫队负责人和骨干事后的交代。事实上，港务系统的停工，也正是在上文所引的上港三、五、九区。而在铁路系统，赤卫队总部当天打电话给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赤卫队负责人，通知他：调度所所有人员全部去北京控告。所以当天晚上下班后调度所的人都走了。¹⁰⁵⁶王玉玺带头北上告状。身为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副主任，他应该知道那么多调度员的离去，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但是对造反派的愤怒，使他没有周全地考虑形势。

铁路和海港最先瘫痪，上海的煤和存粮告急；而煤无法正常供应，更使上海发电厂几乎停电。1967年1月19日《工人造反报》上刊登的那篇李诗音交代，就是内容之一。此外，文革中的一些造反派编的数据，也记载了当时上海的部分情况：自12月31日

早晨5点多，上海的吴淞地区部分工厂开始停工。六点不到，邮电部门开始停工。公交系统也部分停工。¹⁰⁵⁷

但是，文革结束后，对于赤卫队是否曾经策划过三停，许多当年的赤卫队负责人都坚决否认。王玉玺和潘月法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可能策划三停，这是工总司栽赃，那些文革中的交代都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甚至逼供诱供，不足为信。即使个别人有过议论，也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足为据，总部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三停的决定。¹⁰⁵⁸而国棉三十一厂赤卫队负责人李剑钰则认为，赤卫队总部那天开会，即使有人说要停生产，也最多是气话：

三停是肯定没有的。《工人造反报》上那篇揭发赤卫队搞三停的文章影响非常恶劣。当时可能有人讲了些气话，说市委蜡烛，造反派不生产停交通倒是革命的，难道非要我们也将生产停下来。但这最多只是气话，最终没有形成决议。当时的决议是决定游行抗议，如果不能游行，就派先遣队去北京。而在那篇文章中，赤卫队似乎已经通过了决议，并已布置实施。这不符合事实。¹⁰⁵⁹

赤卫队总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气话，也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张春桥在不久的一个讲话中就把「策划三停」作为赤卫队垮台的原因：

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队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三停，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我们拿来促革命。¹⁰⁶⁰

赤卫队负责人中，确有人曾以三停威胁过曹荻秋。而且赤卫队下面一些系统或基层的负责人还在总部办公室打电话要基层三停。但从所有可以查到的当时资料，以及赤卫队负责人事后的交待，都可以看出，那是一些系统或工厂赤卫队负责人在混乱和愤怒中的各行其是，总部负责人王玉玺等，从未做出过三停的决定，更没有向下部署。那天总部讨论的同时，康平路大院即将发生对赤卫队的围剿行动；紧接着，大批赤卫队员不堪批斗，或纷纷出逃，或北上告状。工厂里已经没有赤卫队员。总部无法再指挥下面，因为根本找不到基层赤卫队负责人；而且总部负责人自己也无处藏身，不可能再打电话布置决策。但是，大批赤卫队员离开生产岗位，北上告状或躲避批判，却造成了三停事实。

其实，上海工业生产瘫痪和半瘫痪迹象早就出现。安亭事件中，全市几千造反队员离厂造反，只是因为当时参加造反队的工人数量不多，少数人离厂还未从根本上影响生产。康平路事件中，赤卫队和造反队双方工人都大批离办厂。紧接着，造反派对赤卫队实行全面围剿，所有工厂的赤卫队办公室不是被封，就是被砸，骨干被通缉，普通队员上班遭批斗，大批赤卫队员离厂躲避。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当时共有职工八千多，离厂的赤卫队员就有三千多，「有的准备到北京，有的回家躲避起来，还有一部分聚集在公安局门口抗议」。¹⁰⁶¹工厂无人生产的严重状况陡然显现：

由于大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离开生产岗位，杨浦区的纺织工厂开始部分停工，普陀、长宁等区的部分工厂也跟着陆续停工。革命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如国棉十七厂，由于2900余名赤卫队员被骗离厂，从1966年12月29日到1967年1月9日，十天中，损失棉纱1787.61件，棉布6281公尺，合计产值达156万元。在印刷行业中，也由于大批赤卫队员离厂，单在12月26日到29日4天内，就少印了「老三篇」24万册，毛主席宝像18万万张。¹⁰⁶²

而恰恰在这个时刻，赤卫队总部有人提出三停，即使是没有实施的激愤之言，也给对手送上摧毁自己的最坚实理由，同时也为生产大幅度下降，提供了最现成的责任承担者。

造反派强行解散赤卫队

12月30日早晨，在康平路附近的衡山宾馆，王洪文主持会议，布置「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接着第二天，工总司又印发《特急通令》，下令：

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分部的头子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子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¹⁰⁶³

不过，比起后来外地的一些大派组织对不同意见群众组织的处理，工总司并没有宣布赤卫队是「反革命组织」。

工总司全线出击，赤卫队各级联络站纷纷被砸，赤卫队负责人被抓后，先是游街，然后被送往公安局。许多人还被硬逼着穿上用几十个赤卫队袖章拼缝的马甲背心，在各车间游斗。赤卫队骨干被关押或强迫办「学习班」。据1968年赤卫队项目组的报告：

在市、区二级274名赤卫队骨干分子中，先后依法拘捕8名，经群众扭送公安机关教育释放的80名，被群众批斗的96名，未作处理的63名。¹⁰⁶⁴

而文革结束后，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关于赤卫队平反的请示报告》记载：

被工总司抓去的市区二级负责人23名，关押时间最长达2年零2个月，被造反派扭送公安局拘留的有61名。这个数字，不包括各厂自己设立的刑讯室和隔离室中所关押的赤卫队干部和普通队员。¹⁰⁶⁵

不过这份报告的数字不尽准确，《报告》解释说，当时拘留手续很不完善，从档案上看不出关押、释放的时间。单是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就有二十五名赤卫队员被扭送公安局。¹⁰⁶⁶

13年后，1981年上海市总工会统计：

赤卫队总部负责人王玉玺被判4年徒刑，3名常委被打成坏分子。市、区两级赤卫队的主要成员243人被公安机关拘留关押。许多工厂赤卫队的骨干，被扭送公安分局、派出所，遭受迫害。¹⁰⁶⁷

公安机构关押赤卫队员，最初的指示来自周恩来。据徐景贤回忆，抓王玉玺是周恩来直接给陈丕显打电话下的指示。那天是1967年元旦，凌晨零点10分，张春桥打电话给徐景贤，说：

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负责人，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张、姚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上海铁路分局去对王采取措施。¹⁰⁶⁸

而周恩来在康平路事件刚结束时的一个讲话中，说王玉玺是「坏分子」，并说自己已经布置上海市委逮捕王玉玺：

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所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把调度所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¹⁰⁶⁹

张春桥也打电话指示抓赤卫队员。康平路事件刚结束，张春桥直接从北京给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打电话：「现在造反队受压，公安局不能再按老规矩办事，要介入社会，凡造反派扭送公安局的赤卫队员，公安局要收留审查」。张春桥还说，要逮捕王玉玺，说：「这个人起码要判他五年！」¹⁰⁷⁰王玉玺在12月31日的昆山事件之前，已乘吉普车往苏州。在苏州他没有找到总部的人员，就回了上海。但上海总部已经被砸，他于是买了车票去北京。中央接待站要他们回上海，说上海问题上海解决。他在北京待了三天，告状无果，只好回上海。他还不知道两天前周恩来已经布置上海市委逮捕他。到上海第二天，他就在南站被铁路造反派抓获，先送去南站派出所关押。因为是周恩来下令关押的，所以南站派出所派向北京汇报后，又转送市里关押。¹⁰⁷¹王玉玺后来被判刑四年，1971年1月被释放，回上海铁路分局「劳动」。四年关押中从不放风，双腿几乎萎缩。此外，赤卫队总部负责人潘月法、金瑞章和李诗音，都被在全市大会上宣布「戴坏分子帽子，管制三年」。

对大批普通赤卫队员来说，处境变化不是太大，他们过去是普通工人，现在还是普通工人。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相当一部分赤卫队员受到的经济损失。¹⁰⁷²许多工厂以厂里赤卫队员「站错队」为由，扣发了他们当月或当季的奖金还加上年度奖。康平路事件正值1966年年底，接着便是1967年初各工厂发放1966年的年度奖金。年初正逢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在收入普遍较低的年代，年度奖成为许多家庭的春节购物资金，于是许多赤卫队员因此没钱购买春节年货。而有些被认为态度顽固的赤卫队员和负责人，被扣奖金时间更长达数月。

赤卫队骨干或负责人的处境变化则比较大。他们中许多人过去都是工厂党组织长期依靠和重用对象，现在却被甩到边缘。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通例。对那些运动打击或批判对象，先降政治名份，再降职业身份。如王玉玺、马骥、李剑钰等人，过去都在重要部门工作，康平路事件后，他们被长时间批斗和关押。之后又被发配去干世人认为最低贱的工作。王玉玺刑满释放后，一直在铁路上当普通工人。马骥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多月，释放后被分配去厂里的二纺车间，清理布机垃圾，每天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侮辱性牌子，经常被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巡回游斗。1972年总算「落实政策」，但也只是让他去厂部食堂当管理员，再也不让他回保卫科。李剑钰被关押二个多月，释放回厂后，先是当清洁工，后又被派去车间当辅助工，直到1973年才被「落实政策」，调到厂供销科当计划员。但和马骥一样，再也不让他回工厂权力中心的组织科。还有陈阿春，被市公安局关押十个月，放出来后先下基层「劳动」，1969年又被发配去上海在南京的梅山钢铁基地。以后，在入党、提拔、加工资等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关口，当年的赤卫队负责人或骨干乃至一些普通队员，总会遇到打压。

在赤卫队遭到解散的同时，保守派的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及其各区分部也遭强行解散。其实，解放日报事件之后，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已经很少活动。本来这两个组织就都非常松散，领导成员没有领导经验，也缺乏活力。加上市委自身遭受冲击，根本无暇给予指导；为了避免被说是操纵保守派组织，也不敢给予指导。于是，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不知该干什么，除了8月底的全市性大抄家，上红总部几乎再没有什么有影响的行动；无所事事。造反派兴起后，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的负责人，在自己的学校都被贴大字报。为躲避批判，大部分负责人都外出串联。1966年12月左右，担任上红总部政治部主任的张维维离去。临走，她写了一封信，说她父亲张春桥不赞成她参加上红总部，因为这个组织是保守派，所以她要退出。这封公开信被印成传单。张维维的退出，给上红总部沉重一击，从此大家都不去总部。¹⁰⁷³到康平路事件前，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已经名存实亡。康平路事件之前的12月20日，上红大专总部已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康平路事件后，上红总部更是从此停止活动，无形解散。

赤卫队员转变观点

康平路事件后不久，1967年1月21日，工总司总部召开会议，讨论要不要吸收赤卫队员进造反队。王洪文主张欢迎原来的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王洪文后来回忆这次会议：

从我们工总司来说，如何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个教训我是多次说过了。一是工总司成立不久，对待赤卫队问题，当时总部有两种观点，斗争很激烈，在国棉三十一厂开会，从晚上6时吵第二天早上6时，拍桌子，打板凳，辩论就是要不要吸收参加过赤卫队的人加入造反队。辩论时很多人不同意，有的同志到一月革命以后还不通。¹⁰⁷⁴

反对意见认为，不能让老保加入造反队，要对他们进行长期考察。保守派人数远比造反派多得多，如果现在就吸收他们，弄不好造反队会被他们「吃掉」。王洪文坚持要吸收保守派。他说革命不分先后，现在我们造反也不应该分先后，要团结大多数，把占工人大多数的赤卫队员排斥在造反队外，会使造反派孤立。他还说，一般赤卫队员都是受蒙蔽的，只要他们与过去划清界限，起来造反，就应该吸收。最后，王洪文的意见占上风。这也是张春桥的告识，张春桥几次对王洪文说，不要把广大赤卫队员拒之门外。¹⁰⁷⁵但是，老保不能担任造反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一条潜在的真正规则。

工总司总部立即布置下面的造反队，欢迎赤卫队员回厂生产，对一般的赤卫队员不要批斗。于是在许多工厂，造反队在工厂门口贴出大标语：欢迎赤卫队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有些工厂的造反队，还在门口敲锣打鼓增强欢迎气氛。不过，此时工总司总部威信不是很高，对下面约束力不强，所以在许多工厂还是发生不少对赤卫队员批判侮辱的现象。

虽说对普通赤卫队员不追究，但张春桥要求批判赤卫队的领导人。1967年3月的一次对工总司总部负责人讲话时，张春桥批评工总司：

对赤卫队的问题，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批判大会，只是抓，抓了又没有很好地审讯，审了又没有很好地将材料进行批判。¹⁰⁷⁶

对赤卫队最致命打击，来自几天后中央四个机构的贺电。毛泽东的强权，终于使对造反派看不惯的老保闭嘴。但是，他们心底的抵制，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冒头。像王玉玺、马骥、李剑钰这样的老保，可能一时会在强大的政治宣传下，强迫自己改变看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们不会愿意真正投在造反派门下。他们的行动老是显出与造反派的不合作，令造反派觉得「保守势力依然存在」。如王玉玺，刑满释放后，被派去铁路搬运段当普通工人。造反派十分注意收集他的政治态度，但他始终保持沉默，对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批林批孔、批邓、批天安门事件，全部一言不发，¹⁰⁷⁷以沉默表达自己对文革的抗议。又如马骥，被关押释放后，仍然给张春桥写信，还具上真名，反映自己对王洪文的看法。1969年国棉十七厂恢复党委，全厂有三个党员不投王洪文的票，其中之一就是马骥。为此，他被关在工厂里，专人看管，不准回家，不准与外人接触，受到一个多月的「隔离审查」。马骥以后对自己的思想这样分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觉得，论文化程度，论工作能力，论思想水平，论口才，他都与我差不多，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已经很可以了，怎么还升到了市里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这样的人怎么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总有一天要掉下来的。¹⁰⁷⁸

和马骥一样，李剑钰也因与造反派格格不入而屡遭批判。他回忆：

我心底始终有想法，但只好尽力不去想。有时实在熬不住，私下里讲讲，就被当作典型批判。批右倾翻案风、批邓，还有其他什么运动，我反正都是反面典型。……

1972年厂里要批文革前的《工业70条》，我认为70条没什么不好，不肯批判，于是我又挨批判。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时，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上。¹⁰⁷⁹

许多像王玉玺、马骥、李剑钰这样的赤卫队骨干，文革中都有同样的遭遇。许多人后来虽然被「落实政策」，但那也只是不再惩罚性地让他们「劳动」，而不是恢复他们过去的工作职务。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是政治工作干部，现在只能当行政管理人员。在官本位的中国，政工干部接近权力中心，社会地位比管理干部高得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赤卫队骨干或负责人都被逐出权力中心。那些文革前就有一定名声，康平路事件后又能积极批判自己者，被树为典型，广为宣传。例如杨富珍，虽然不是赤卫队负责人，却是著名保守派人物。她大会小会、逢运动必表态，说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挨判后，她重新获得「毛主席的好工人」的政治名份，政治地位很快回升，甚至超过文革前。文革前她是国棉一厂的工人；文革中她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普陀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区委书记、工总司常委，上海市第五届工代会副主任。又如程德旺，文革前是小集体所有制的三轮车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的革委会委员，上海市第五届工代会委员。他俩的体制身份都得到提高。

老保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革前的劳模和先进人物。他们因「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出名。过去党需要他们在生产建设中带头，文革中党需要他们在对文革的态度上带头。工总司1968年曾对劳模先进人物参加赤卫队和造反队等情况进行调查，共调查工业、交通、市政系统所属八十九个单位的一百十个文革前的五好工人和劳动模范，其中：

原来参加赤卫队的31人，占28.2%，其中担任赤卫队顾问的9人。……

现已参加造反队的101人，占91%，其中当选工代会代表的43人，占39%，担任各级造反队队委委员的21人，占19%。……

担任各级革命委员会委员的50人，占45.5%，其中厂级的19人，公司、局区级的6人。

评选为出席各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50人，占45.5%，其中出席市的34人，占30.9%。

根据厂内反映，现在表现好的50人，占45.5%，一般的44人，占40%，较差的16人，占14.5%。¹⁰⁸⁰

又据工总司1973年对上海文革前历次评出的735名较有影响的劳模先进人物所作调查：

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有561名，占76%，表现差的有29名，占4%。¹⁰⁸¹

报告将「表现差」归结为：「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即对文革有抵触情绪。「表现差」者比例不高，「表现好」和「比较好」，即是对文革有认同。这说明文革已经基本肃清了来自保守派的障碍。

小结

又是一起因要求给予自己「革命群众组织」名份而引发的大事件。上海1966年的三大事件：安亭、康平和解放日报事件，都与要求自己的革命对象承认自己行动是革命的有关。这似乎也是整个中国在这一时期状况的写照。显示出所有的底层群众，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自己行为的不自信，以及对当局决不秋后算账承诺的不相信。

基层的党团员、老工人、先进人物，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资源，这些人也十分清楚自己在运动中应该如何表现，扮演怎样的角色，所以会有《我们老工人要说话》、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党的依靠对象」的名份。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将他们摈于一边，剥夺了他们的这个荣耀，甚至放话说各省市党委依靠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以往积累的政治名份资源，就这样贬值。许多人因为没有符合文革要求，失去以往的名份不算，甚至还因此被降了职业身份。

保守派骨干都是文革前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他们之所以成为积极分子，就是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习惯在党的干部的指令下开展工作。一旦离开了党的指示，他们便无所适从。所以保守派的崩溃是必然的，作为文革的反对派，他们反对的是文革中的过激行为，是造反派的个人质量，而不是文革本身。当毛泽东明确支持造反派，当上海市委为转向而抛弃他们，他们便失去方向；在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同时，他们不知该怎样行动。赤卫队的成立是为了对抗造反派，当中央决策层越来越明显而坚决地支持造反派时，他们便失去了生存空间；赤卫队的行动目标是保卫上海市委，当各级党委都被打倒，他们也失去存在价值。

所谓的「三停」，实质上就是总罢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这是工人手中的天然权利。即使当时赤卫队真的曾经策划过三停，实质也是以总罢工形式，抗议当局的文革决策。但1949年以后的宪法，没有赋予中国工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人所拥有的天然权利。赤卫队试图以三停取得自己组织的存在权利，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最终没有真正全面实施的企图，给赤卫队带来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以后更被工总司作为赤卫队主要罪状，大张旗鼓地挞伐。而且，生产的停顿，还为造反派下一步的接管和夺权提供了理由，这是保守派和干部阶层始料不及的。而赤卫队员们自己，当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当初即使实施过三停，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相反，所有当事人都认为「策划三停」是王洪文们栽赃，「我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策划三停」。体现了这些当年的保守派们一贯的权利意识。

保守派政治性格中，最可贵的是对现实、秩序和权威的尊重，这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稳定因素。作为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上海人对法律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远远超出外省许多城市。康平路事件中，保守派们即使以革命的名义也不愿意流血死人；而造反派方面，在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除了对保守派负责人的批判，对普通群众也没有再穷追猛打。正是双方的节制，使上海避免了更大规模甚至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这是上海文革从初始就与外地的不同。但是当保守派也向造反派学习，文革的破坏性便向深层发展。而这也不失时机地为决策者找到了清除反对派的理由，1966年底文革的瓶颈，正是无法收拾的越来越糟的生产和经济形势。赤卫队的行动，将自己作为替罪羊送上祭坛。而陈丕显逼着曹荻秋取消签字，这个显示自己转向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却造成两派群众的大规模冲突，为陈丕显增添了「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名。

康平路事件开群众组织大规模冲突先例。虽然，这场冲突比起以后全国风起云涌的武斗，包括上海的另一场大武斗8.4砸联司，激烈程度要轻得多，基本只是推来操去，即使个别人使用棍棒，也只是临时拆除的家具或室内物品，更不说动用武器。但是，这场冲突所起的示范效应，却是强烈和恶劣的。这是全国首例一派群众组织调动人员，围剿和取缔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却得到文革决策者的首肯。毛泽东十几天后，让中共中央等最高机构向上海造反派发联名贺电，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康平路事件的态度。康平路事件首开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之风，是日后群众组织之间以武力互相冲砸之源头，而且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从拳头上升到长矛直至升级到枪炮。全国各地的武斗，就这样在决策层的纵容和鼓励下开端。

从康平路事件开始，造反派便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工总司当初成立时，造反派引用宪法的结社权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只两个月不到，他们就对其他组织大打出手，不允许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存在，而且得到中央决策层的支持。这是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真谛。造反派沿袭着当初市委对待他们的思路：凡是反对革命的组织，都没有存在的权利。

王洪文冒着工总司总部大多数人的反对，坚决主张将所有赤卫队员吸收进造反队。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有效地从情绪上和组织上解构了造反派的对立面，大大降低了造反派对付反对势力的阻力，降低了造反派进行社会整合的成本。工总司下面的造反队，在大多数工厂成为多数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因为绝大多数保守派也加入了造反队。而在其他许多省市，造反派组织始终不肯吸收老保，将保守派长期排斥在造反队外。保守派于是换一面旗帜重新整合自己的队伍，作为组织力量长期与造反派对立；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例如四川的产业军。许多城市长期武斗不断，几败俱伤，最后不得不由军队出面收拾残局。而在上海，自从康平路事件以后，大批保守派反戈一击，加入造反队，保守派势力彻底瓦解，造反派从此一统了上海的文革天下。

第十五章：接管《文汇报》，一月夺权的开端

毛泽东生日祝酒辞

康平路事件的前几天，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让江青请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天是毛泽东73岁生日，毛从不过生日，这次以生日名义请文革核心人物聚会，显示聚会的不同寻常。但毛没有请林彪、康生和周恩来。席间毛泽东向大家谈自己的文革思想。毛泽东对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那四句口号非常欣赏，「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认为体现了区别对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上海文革运动：

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¹⁰⁸²

姚文元马上问毛：「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毛泽东回答：

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¹⁰⁸³

毛泽东向大家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¹⁰⁸⁴不过张春桥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传达毛的祝酒词是「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¹⁰⁸⁵毛用了许多时间讲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革的重要性。王力后来回忆毛这些讲话：

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废。他认为如果不搞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就搞不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搞不掉。……

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

学生一定要下厂下乡，把学生革命运动和工人农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合成一体，才有一个几亿人的大军，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¹⁰⁸⁶

王力说，在此之前，工厂和农村开展文革两个文件他都参加起草，但他这个起草人之前也没有认识到文件意义。直到毛生日家宴一席话，他方明白，毛认为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革，是文革中心问题。第二天，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徐景贤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第十五章已述。

此时安亭事件结束没多久，工厂和农村乱局还没有完全显现。毛整个讲话对文革非常自信。不料，几天后，康平路事件爆发，上海一片混乱。大批工人离办厂，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经济生产处于瘫痪或半瘫痪。尤其是铁路运输又一次瘫痪，文革对经济的巨大破坏力终于开始凸现，而且以后更将一波接着一波。

陈丕显签字《急告上海人民书》

1967年元旦凌晨，一个电话将徐景贤从睡梦中叫醒，是张春桥打来的。徐景贤当日工作笔记记录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

中央文革经过讨论，认为现在沪宁、沪杭路交通中断，旅客纷纷打电报给中央，有人在路上生病，情况比较严重。这个情况的造成，原因就在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为了从国家利益考虑，希望转达各个革命左派，及早恢复铁路交通，市委及工人赤卫队的一小撮人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

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是，支持陈丕显，我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丕显的账，以后要算的。¹⁰⁸⁷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负责人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张春桥还说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利用职权，同意调车让大批赤卫队员北上告状：「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¹⁰⁸⁸徐景贤赶紧穿衣起床，赶往离家不远的东湖招待所。

然后，张春桥又给陈丕显打电话，告诉陈丕显中央要他出来工作，首先解决铁路交通问题，并说一会儿周恩来总理会打电话给他。陈丕显自文革以来因患癌症休，上海工作一直由市长曹荻秋主持。现在让患病休养的陈丕显出来收拾乱局，看来中央认为曹荻秋在康平路事件后权威尽失，再继续面对造反派有困难；陈丕显因养病没有公开与造反派发生过冲突，所以让他出来主持工作。听张说总理要自己出面解决铁路问题，陈丕显立即赶往位于北火车站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陈丕显去铁路公安处，是因为周恩来要求处理昆山事件的同时，还要求把王玉玺抓起来。¹⁰⁸⁹陈丕显去铁路公安处，就是处理这事。凌晨2点多，周恩来电话打到铁路公安处。周恩来向陈丕显询问了昆山事件情况后，对陈说中央决定你出来工作，要尽快解决昆山事件，缓和事态，畅通铁路。¹⁰⁹⁰周恩来并要陈丕显「与革命左派商量商量」。¹⁰⁹¹陈丕显接到张春桥和周恩来电话，立即派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副市长李干成和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周璧，赶去昆山劝说赤卫队员回上海。

陈丕显让秘书于宝年去通知造反派来开会：

陈丕显同志对我说：「张春桥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我出来工作，解决铁路瘫痪问题。我当时问他，现在市委和机关都瘫痪了，我出来怎么能工作呢？张春桥说，你找造反组织，他们有办法。」说完之后，陈丕显同志说你现在通知市级各造反组织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请他们晚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研究怎么办。……

当时，我用电话通知了红革会，并请他们代通知市一级各大造反组织。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我电话通知徐景贤的，并约好时间，他在瑞华公寓门口等我一起乘车去东湖招待所。¹⁰⁹²

东湖招待所是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在淮海路上。自从康平路成为群众组织的关注点后，陈丕显就把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办公处。1月1日凌晨3点左右，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东湖招待所餐厅。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机关联络站徐景贤、朱永嘉等人，还有红革会、炮司、交大反到底等上海红卫兵组织，以及北京和外地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都来了。王洪文到得较晚，他穿着一身旧棉军装，戴着棉军帽，满脸病容。王洪文是12月31日半夜接到开会通知的，当时王明龙正在向他汇报工作。王洪文接到通知，便让王明龙和他一起去东湖。最后到的是耿金章，他说自己在昆山围堵赤卫队，刚从那儿回来。等了两个多小时，凌晨3点左右，穿着一身军装的陈丕显从铁路局赶来。陈丕显兼上海警备区政委，有军籍，但过去他很少穿军装，现在特地穿上军装以示受命在身。陈丕显首先向大家传达周恩来和张春桥电话指示，说周恩来让他出来抓工作。他告诉大家上海面临的严重局势，「最严重的，就是上海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他希望造反派能支持他，一起扭转这个局面。陈丕显还说，那个调度所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¹⁰⁹³

红卫兵们不相信中央会让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工作。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联络员杨小兵，把陈丕显的传达记录整理成文，然后跟陈的秘书于宝年一起，用红电话机与远在北京的总理办公室核对，证实准确无误。大家这才相信周恩来确实对陈丕显有指示。¹⁰⁹⁴徐景贤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他的电话，炮司红卫兵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

王洪文整个会上没说一句话，据王明龙后来回忆，王洪文从会议开始到结束，都坐在靠墙座位上睡觉，直到天亮六点散会时，他一觉醒来，向王明龙打听了一下会议情况，说：「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一个名堂！」¹⁰⁹⁵散会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解释说自己感冒发烧，精神不好。

会议实际由造反派主持。徐景贤建议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来抓革命、促生产。大家都赞成他的建议，陈丕显也表示同意。¹⁰⁹⁶于是，由交大反到底兵团的红卫兵杨小兵，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等人，在华山路922号起草传单。¹⁰⁹⁷陈丕显的回忆录说，传单的主要观点是他提出的：

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处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¹⁰⁹⁸

耿金章介绍昆山情况，并提出，还有许多赤卫队员滞留昆山，要大家一起去把他们劝回来。陈丕显提出自己亲自去昆山解决问题，耿金章也主张陈丕显一起去。但是，炮司坚决反对，已经赶往昆山的西军电、哈军工、北航的红卫兵，也在半途打电话回上海说，「坚决制止陈丕显到昆山去」。陈丕显只好给张春桥打电话，要求去昆山，张春桥却同意红卫兵们的意见。陈丕显只得留下，造反派说是让他负责交通和食品供应，但实际上，陈丕显已经指挥不了这些事，只能在一旁等着杨小兵和舒泽池等人起草传单。¹⁰⁹⁹红卫兵们不让陈丕显去昆山，显然是不相信周恩来会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张春桥阻止陈丕显去昆山，显然是不想给陈丕显任何表现的机会。

会议一结束，匆匆吃了几个食堂刚出笼的馒头，耿金章带着王洪文、徐景贤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坐上他弄来的小三轮卡车，马上直奔昆山。¹¹⁰⁰但王洪文始终对中央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心存疑宝，而且也对刚在康平路打了胜仗趾高气扬的耿金章不屑。去昆山途中半道上，他忽然让同行的廖祖康下车，要廖马上去厂里借二百元钱，说准备去北京。到昆山不久，王洪文便离开徐景贤他们。¹¹⁰¹

徐景贤他们在昆山忙了一天，与当天赶去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以及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一起，总算说服滞留在昆山的二千多名赤卫队员，让所在厂各派出车辆将他们接回沪。然后，徐景贤等又赶往苏州。由于铁路停车堵塞，很难调度列车，费尽周折，总算调来一列客车，将滞留在苏州城外一座大庙里的上千赤卫队员，全都拉回上海。

留在上海的起草者们第二天拿出初稿，大家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后定稿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后来简称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沟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陈丕显签字同意付印：

文汇报社：即印二十万份    不得延误    陈丕显

留下来的还有工总司的夏林根，他和潘国平一个工厂。他建议将这份传单刊登在《工人造反报》上。于是杨小兵和他去了上海晚报社，那里现在已经成为《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杨小兵找到正在那里的王腓利。王腓利说《工人造反报》的第二期要后天才能出版，无法及时刊登，但他还是帮忙让新民晚报社排出了传单小样，因为陈丕显的签字是让文汇报社印传单。小样出来后，王腓利忽然想到，干脆将小样送去《解放日报》刊登。杨小兵说找不到王洪文和潘国平，王腓利是否能代表工总司同意传单的内容？王腓利表示同意，对传单稍作修改，署上工总司的名，然后让王成龙陪杨小兵和夏林根去解放日报社。但解放日报社不肯刊登传单。王腓利又建议送文汇报社试试。¹¹⁰²文汇报社刚发生接管事件(下面小结将会详述)，加上有陈丕显签字，接管后负责报纸编辑的邵传烈和周国荣同意刊登。陈丕显也让秘书于宝年马上打电话给文汇报社，请他们立即排印。此时已是1967年的1月4日。

在传单上签名的共十一个群众组织，工总司名列第一。机关联络站没在传单上签名。因为会议结束后，徐景贤他们都去昆山了。徐景贤后来在让人撰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对传单上没有机关联络站的签名解释：「3号晚上，在最后通过并签字时，机关联络站、二兵团、红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四个组织由于未通知而漏掉了。」而实际情况应该是大家都没把这张传单当回事。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传单不久将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王洪文在昆山离开耿金章和徐景贤等人后，第二天，1月2日，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他想通过关系找张春桥，但没找到。后来张春桥知道了，便通过聂元梓通知王洪文，约定1月3日晚上8点半，在解放军报社二楼一个会议室，和姚文元一起接见他们。¹¹⁰³在场的还有炮司和北京的红卫兵，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李卫民，还有中央文革秘书处的王广宇。张春桥询问康平路事件情况，王洪文说赤卫队搞三停。张春桥说：「他们真要搞三停，停上半天，他们就完蛋了。安亭事件，我和你们的被动，就是由于交通问题。」

王洪文一直对中央让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心存疑虑，向张春桥打听：

目前市委普遍唱高调，王少庸找到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行动跟不上；马天水回去就找我……本来陈丕显不出来，现在出来了，比任何人都急。听说总理和你都打过电话给他，他找我们想办法，他们都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他们是要溜，他们现在要什么给什么，我们不要。

张春桥回答：

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虽然说话也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张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姚文元问赤卫队是否与上海市总工会有关系，王洪文说有。张春桥建议工总司搬到总工会办公大楼去。¹¹⁰⁴张春桥此时刚被毛泽东找去谈过话，毛泽东要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指导上海的文革运动。但张春桥没有将此告诉王洪文、陈阿大他们，只说「我们很快就会又见面的。」

上海造反派筹备打倒上海市委

1月2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在武康路2号召开联席会议，主要讨论「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事宜。这个大会是根据张春桥1966年12月28日指示而决定召开的，就是那个让妻子文静向徐景贤转告的电话指示：要造反派注意胜利果实不能让赤卫队摘去。张春桥的话对造反派是重要提醒，即「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不能让赤卫队提出，应该由造反派提出。徐景贤接到文静转达的张春桥话后，马上向机关联络站传达，并且和几个核心人物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认为：「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徐景贤提出：「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过了元旦就开大会，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¹¹⁰⁵上海造反派们就这样在张春桥启发下，决定以召开大会形式宣布打倒上海市委。

1967年1月2日，康平路事件刚结束，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机关联络站。徐景贤还在昆山处理昆山事件没回来，机关联络站朱维铮接的电话。姚文元再一次告诚造反派们，一定要抓住批判市委资反路线的大旗，不要就事论事地批判赤卫队，要把赤卫队问题挂到市委推行的资反路线上。据朱永嘉后来回忆，他们本来虽已决定召开大会，但对这个大会还是没怎么太重视，因为那时这种批判大会很多，喊「打倒」也就是显示造反性和革命性强而已。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再提醒和引导下，上海造反派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大会的重要性，决心将这个大会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当天半夜，机关联络站另一个负责人郭仁杰，马上在武康路2号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上，传达姚文元电话，讨论如何从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参加会议的有：工总司戴立清，机关联络站郭仁杰，红革会马立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姜涛，北京大学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签名者之一李醒尘，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甄文君等，共四十多人。戴立清说他们工人笔头不行，不会写发言稿，郭仁杰于是让王知常去帮他们起草；又打电话给正在昆山的徐景贤和王承龙，要他们马上回上海，商议大会日期和议程。

1月3日清晨徐景贤从昆山赶回上海，第一件事便是研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接着，往机关联络站检查大会准备工作。徐景贤发现，那些造反派组织只知道到处高喊打倒口号，却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徐景贤因此对机关造反派强调：「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宣读通令和给毛主席致敬电的人员，要由各造反派的负责人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¹¹⁰⁶于是又开了几次各路造反组织的协商会，最后定在1月6日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会上还决定，由各群众组织分头负责各项大会筹备事宜：工总司和红革会等负责保卫组和后勤组，同济东方红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等负责宣传组，机关联络站负责秘书组。但是红革会不愿意负责后勤工作，红革会负责人说：「这些工作要我们干，真是岂有此理！」红革会提出由他们负责宣传组，他们认为宣传组是比较重要的工作。1月3日下午，红革会一批人来到宣传组，说他们要负责大会的宣传工作，否则，「你们干你们的，我们不参加大会，我们自己搞个大会。」¹¹⁰⁷他们派出自己的一个负责人，召开宣传组工作人员会议，重新讨论大会宣传事宜；而且将大会海报也重新修改。本来，上午同济东方红等已经起草了大会海报，红革会去掉原来海报上「筹备单位」名单中的炮司、交大反到底和同济东方红等组织的名字，将海报重新送去付印。¹¹⁰⁸红革会从造反派组织最初的合作始，就和其他一些组织不甚融洽。

大会全部秘书工作主要由机关联络站负责：朱永嘉和另一人负责撰写大会全部发言稿，郭仁杰等撰写大会三个通令，程绮华负责大会组织工作。大会九个发言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王洪文关于安亭事件后曹荻秋和市委部、局干部围攻张春桥情况的发言，另一个是批判上海市委的发言。王洪文的这个发言，材料来自市委办公厅档案中的市委常委会议记录。毛泽东支持写作班造反，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保密制度不再成为束缚机关干部造反的障碍。机关联络站负责人郭仁杰建议，利用写作班在市委核心工作的优势，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调出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徐景贤于是写了条子交市委书记马天水批准后，让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摘出有关内容。

后来在1月6日大会上，最具轰动效应的，果然就是王洪文的《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篇发言稿是机关联络站吴瑞武起草的，整篇发言里没有一句话是王洪文自己的，朱永嘉说：「无非是借他的嘴巴，借他的工人身份而已」。¹¹⁰⁹

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

要陈丕显出来工作，并由周恩来直接通知陈丕显本人，这显然是中央的意思。是否毛泽东的意思，待查。但至少是周恩来的安排。而在毛泽东方面，他的安排是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1966年12月26日毛过生日时，还没有提出让张、姚去上海。这个决定是1月2日临时作出的。为什么1月2日突然决定让他们回上海，估计也许与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有关。派他们回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上海看看，掌握上海动态。毛泽东要张春桥直接与王力联系。张春桥有什么事报告中央，毛泽东有什么话要传达给张春桥，都经过王力。为此，特地设立了直线电话，而且还在电话上安装了抗干扰器，别人无法窃听，连总机都听不到。¹¹¹⁰此时，毛还没有要求他们去领导上海的运动：「给张春桥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向中央汇报情况，没说叫他们去掌握上海局面。」「当时不是去改变上海领导班子，是作为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去看看，把上海情况及时地、准确地汇报毛主席。」¹¹¹¹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毛泽东耳目去上海，显示毛泽东此时尚未打算打倒上海市委。他没有明确让张、姚去代替上海市委领导上海文革，他只是希望通过张、姚，了解更直接更生动的上海文革状况。他们俩原来就在上海工作，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张春桥临行前的1月3日下午，特地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问他武康路2号写作班原来的办公处现在干什么用？徐答说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内部办公地点。姚问，张春桥和他想要用这个地方行吗？徐景贤连忙答行。姚文元没有说他们明天就将回上海。但徐景贤很敏感，他和郭仁杰等人分析，得出结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来了。果然，1月4日上午11时，姚文元又来电话，告诉徐景贤说，他和张春桥已经到上海了！姚文元说，他们第一步想找一些机关的左派了解情况，人数不要太多。他还要徐景贤对他们来到上海之事，暂时保密两三天。¹¹¹²

当天下午2点半，张春桥和姚文元稍事休息后，就赶到武康路2号。他们俩虽然在军队没有职务，现在也都穿起了军装。

张春桥、姚文元先与徐景贤单独谈话，了解机关联络站人员情况。虽说他们对机关联络站中原写作班人员大都较熟，但对市委办公厅及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不都熟悉，特别是对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不了解。自从安亭事件文化广场谈判时见到张春桥，徐景贤后来再没和张春桥接触。即使那次在文化广场，因为主要是和工总司的谈判，所以徐景贤和张春桥也没有说上几句话。这次谈话，可以说是徐景贤文革中与张春桥接触的真正开始。张春桥让徐景贤把机关联络站成员郭仁杰、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王承龙、朱玉佩¹¹¹³等十三人找来开个小会。这些人中除了王承龙和朱玉佩，都是原来写作班的人员。张春桥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对他们的造反评价很高：

张说：毛在12月25日夜说，工人起来了，农民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形势很好。对上海的口号(主席)连背了两遍，区别对待。内外有别——春桥说我连问了主席两遍，主席说不是已经打破了吗？到2日常委会上又说，到3日开会时主席说运动向全国发展，次序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内地再让他乱一乱。上海等要产生新的局面。¹¹¹⁴

张春桥提出，他和姚文元就把机关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机构。其实，说是机关联络站，不如说是写作班更准确。张春桥回上海后，第一个召见的就是机关联络站中的原写作班成员，显示他对写作班不是一般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将在十年文革中始终贯穿。在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的最初阶段，写作班是他们的秘书班子和对外的工作班子，通知开会、起草文件等事务性工作，都由写作班打理，甚至开会地点都在写作班。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市革会成立。写作班的武康路2号，成为张春桥经常接见和召开群众组织会议的地点，他和姚文元回上海后住在兴国招待所，有事就去写作班。武康路2号就这样成为上海一月夺权时期各造反组织的碰头处，成为上海一月夺权的中心。¹¹¹⁵

徐景贤和郭仁杰汇报他们正在筹备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之前徐景贤在接到姚文元说他和张春桥已经回到上海电话后，马上就召集朱永嘉等开了个小会，了解各人负责的1月6日大会发言稿的内容和进度，所以他现在汇报得很清楚。当徐景贤汇报到王洪文发言内容是揭发安亭事件后上海市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兴趣，问：「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徐景贤说是从市委常委会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¹¹¹⁶这份发言稿张春桥后来亲自作了修改。最后，张春桥表示：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进行，不必等我们¹¹¹⁷

上海虽然有中央文革特派记者，但遇到情况，由他们讲话或处理不方便；毛派张、姚去上海，给他们身份是「调查员」，既可向中央反映情况，必要时又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份处理问题或讲话表态，可谓进退灵活。面对乱世，毛显然还没有想出下一步怎么走。作为调查员的张、姚非常谨慎，毛只让他们回上海及时掌握情况向中央汇报，没有让他们回上海指导运动，他们也就再三对造反派宣布：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左派，搞搞调查，开开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¹¹¹⁸

张春桥的谨慎，让他后来差点放过几个重大契机。

1月4日傍晚。张春桥与陈丕显见面。这次会面是陈丕显提出的。¹¹¹⁹张春桥文革开始后去了北京，第一次回上海是为了处理安亭事件，这是第二次回上海。两次只相隔一个多月。但是两个人地位关系几乎逆转。第二天，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起与陈丕显见面之事。给徐景贤的印象是：

他把陈丕显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谈过话，因为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站出来工作，但是，张春桥说在谈话时陈丕显表示站出来有困难。张春桥的最后结论是：看来这个人也确实难以工作了。¹¹²⁰

中央让陈丕显出来工作是1月1日的事，张春桥在1月4日就对徐景贤说陈丕显看来不行。张春桥显然就没有打算让陈丕显工作。而在陈丕显方面，周恩来1月1日刚打电话给陈丕显，要他出来工作，三天后陈丕显就对张春桥说出来工作有困难？是陈丕显真的不想出来工作，还是只是向张春桥表示工作有困难，实际是希望张春桥能支持他开展工作，而张春桥却以此作为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的口实？从后来张春桥一定要打倒陈丕显的执着来看，应该是后者。

《文汇报》被接管

1月4日，送到订户手中的《文汇报》让人觉得陌生。这张创办于1938年1月25日的报纸，原来以老书法家谭泽闿题字作报头，沿用近三十年。这一天报头突然改用黑体字。在头版头条位置，套红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那篇著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头版下半版，刊发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¹¹²¹

1月5日，第二份期接管的《文汇报》出版，第二版上，刊登了那份陈丕显签字印发的传单《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张春桥、姚文元在武康路2号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的会议结束以后，徐景贤收到了这份《文汇报》，他马上将报纸送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姚。张春桥翻看着报纸，颇感意外地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连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不打个招呼！徐景贤连忙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们联系。姚文元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匆匆返回兴国路住地。

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早在6月9日，就贴出第一张批判总编辑陈虞孙的大字报。以后成立了各种战斗队，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最出名，主要成员有体育记者朱锡琪¹¹²²、评论组的邵传烈¹¹²³、以及理论部的周国荣¹¹²⁴等人。朱锡琪进文汇报社工作前当过商店职工、夜校老师。1960年柯庆施提出要对上海的报刊「掺沙子」，增加工农成份人员，市委宣传部即举办报刊编辑训练班。朱锡琪被工作单位送去，学习了三个月后被分配进文汇报社，先当夜班编辑，后来当记者。文革前朱锡琪是文艺部的体育记者，批判《海瑞罢官》时期，他被调到报社的海瑞罢官讨论办公室，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应。文革开始后，他们不同意报社文革领导小组的运动方向，反对运动初期对许多职工的批判。他们还认为，《文汇报》许多事情被批判，实际上都来自市委的指示，不应该只批判报社的干部，市委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成立了「星星之火」战斗队，后来参加的人多了，又起名为「星火燎原」。不过，到解放日报事件时，由于星火燎原的几个负责人支持红革会，许多人退出星火燎原，原来一百多人，最少时只剩八人。¹¹²⁵

1966年8月文汇报社总编陈虞孙被打倒，市委将原《解放日报》副总编王景调去替职。但王景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因为当时整个报社，24个中层干部17个被「靠边」，无人领导业务；记者也不知如何写稿。于是每天的版面，只能刊用新华社统发稿。从1966年11月左右至12月底，《文汇报》便基本没有刊登过自己采编的文章。《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内容越来越相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后来有人建议干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联合版。报社许多职工觉得，出联合版实际就是两报合并。整个报社人心惶惶：《文汇报》将成为多余，那么多职工将可能面临工作调动，在这乱世之际，不知会被胡乱塞到哪里去。另一方面，解放日报事件后，文汇报社也被红卫兵搞得不得安宁：12月下旬，一帮什么司令部的红卫兵，载来两辆卡车人占领了文汇报社，还扬言要封《文汇报》。「星火燎原」的造反派商量，外面的造反派天天来闹，上面的领导又要合并报纸，与其被封掉或合并，不如我们自己接管。¹¹²⁶怎么接管，大家提出了三点看法：

第一是「封」……我们一直认为停刊闹革命也很好。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情况，现在是报社那些领导很需要停刊，因为他们欠了一屁股债，还不掉，最好停刊，可以赖胀，拍拍屁股溜走。市委也要《文汇报》停刊，停掉了，他们就没有责任了，可以逃跑。另外，我们还想到，报纸是重要的宣传阵地，造反派的同志还在创办新的报纸，我们有了现成的报纸为什么要把它停掉，而不能把它改造过来呢？

第二是「改」。那就是充实扩大原有的编辑小组(即编委会)，造反派的同志们参加进去。早在初期我们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他们坚决不同意，而在十二月底他们却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派人参加编辑工作小组。事实是，现在他们搞不下去了，是要把我们作替死鬼，把我们造反派推上第一线，而实际还是由他们操纵，把我们作为他们的工具。我们坚决不干。我们认为改良主义是不行的，也许在一、两天内会变一下颜色，但终究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干下去的，这样，我们一进去，就会天天吵架。

第三是「夺」。彻底把报纸的领导权夺到造反派、革命左派的手里来，把他们那批人全部踢开。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但究竟如何干法，心中无数。不过既然革命群众提出了要接管的要求，这是群众对造反派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也是最大的鞭策，我们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在关键时刻不能手软。我们就和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的战友进行研究，他们都支持我们走第三条路：要求把《文汇报》出下去，不准改良，只能革命，要把领导权彻底夺过来。¹¹²⁷

1966年12月23日，文汇报社造反派正式商量接管之事；31日，又进行了一系列紧张具体的筹备工作：撰写宣布接管的《告读者书》，准备四篇社论，研究接管后如何办报。决定于1967年1月1日施行接管。但后来考虑，1月1日中央肯定会有重要的元旦社论发表，而1月2日又逢报社放假休刊惯例，于是决定在1月3日「暴动」。¹¹²⁸

毕竟接管媒体没有先例。他们先去请示陈丕显，陈丕显也不知该怎么处理，让他们去北京请示。1967年1月1日，朱锡琪和周国荣两人去北京，飞机票是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帮他们买的。到了北京，他们先去找姚文元，没找到；几经周折，找到《人民日报》总编办公室主任鲁瑛。当晚，见到唐平铸，唐平铸说：「你们又先走了一步」，他答应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¹¹²⁹两人在北京只待了25个小时，第二天匆匆赶回上海。即使他们不回上海，上海这边也一定要行动了。因为按惯例，每年1月2日休刊不出报，但1967年1月2日这天，《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版了第一份联合版。这让造反派感到紧迫，两报合并在即，再不接管不行了。1月3日下午，邵传烈等召集报社各部、组负责人和各车间骨干开大会。接着又在当晚7点以后，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宣布由「星火燎原」和报社其他的造反组织，联合接管文汇报社。据文汇报社的造反派后来向来访者介绍：

当我们在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时，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由此可见，我们是在报社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坚决支持下进行接管的。¹¹³⁰

说是全报社职工大会，但没有让总编王景和总支书记周天国参加。会议时间不长，9点多结束。决定由邵传烈主要负责《文汇报》的业务工作。晚上11点左右，北京的电话终于来了，是北京日报社办公室的陈听涛打来的，说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主要三条：一，报纸接管，没有这种先例，社会上只有封报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做法；二，不要在报纸上点刘少奇和陈丕显的名字；三，办报要慎重。接电话的邵传烈问是哪位中央领导的意见，陈回答说：你们是聪明人，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朱锡琪与邵传烈等立即讨论这个中央来电。他们觉得，电话似乎不支持他们的接管行动；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没有强烈反对，否则，不会说不要点名，要慎重之类的话。最后决定还是继续行动，不过，这个电话不向大家传达。事后知道，这是周恩来的意思。¹¹³¹

由造反派代行原来报社领导负责的文革运动和报纸新闻业务，这是个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夺权行动。但是，《文汇报》的造反派们没有称自己的行动是「夺权」，而说是「接管」。为什么他们当时只称接管，而不称夺权？朱锡琪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夺权。他们当时的理解，夺权是夺党内走资派的权；而他们是因为原来的领导报纸办不下去了，他们把原来由报社文革领导小组负责的办报工作，接过来管理，所以他们当时认为这是「接管」。¹¹³²

1月4日，被接管的《文汇报》与读者见面。当天晚上，交大反到底的杨小兵，拿着陈丕显签过字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到文汇报社，与刚上任的接管负责人邵传烈商量，能否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报社造反派负责人在文革中回忆说：

我们也觉得这张大字报很重要，但并不十分理解，更不知道是个十分重要的文件。……

我们只知道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发言，是真正造反派的声音，我们的报纸必须让他们发言。……

这个文件我们是4日晚上拿到的，我们立刻决定刊用！但当时的《解放日报》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着的，当权的是马达、王树人。我们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送给他们，直到凌晨4点，他们还不能决定到底用不用。他们对我们说什么这中间牵涉到上海市委啰，还胡说什么要引起群众斗群众啰。我们说，登不登你们自己考虑吧。¹¹³³

尽管《文汇报》不是党报，但只是相对而言，《文汇报》在事实上仍是官方报纸。在公开发行的官办报纸上发表群众组织的传单，尚无先例。谨慎起见，周国荣打电话给机关联络站，想通过他们将传单送给刚刚回到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审阅。机关联络站的朱维铮去问姚文元，姚文元很冷淡地说：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发表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定吧。¹¹³⁴《文汇报》接管者没有想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姚文元也没想到这份传单以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随意地放过了。

接管后的报纸送谁审查？问过张春桥，张春桥表示不看。张春桥很谨慎：看了，他就要承担责任。他不敢对《文汇报》造反派的接管事件有任何评价。毕竟，接管执政党一向控制最严密的新闻媒体是件大事，他不能轻易表态。不过，张春桥对《文汇报》重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却有批评。他1月4日当天下午2点半，在武康路2号接见写作班徐景贤等人时说：

《文汇报》的左派不能丢掉《文汇报》的旗帜。……

不要轻易把上海的旗帜丢掉。重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就是否定了这一点，那就是不懂得抓旗帜。¹¹³⁵

张春桥没有料到几天后，毛泽东会高度评价造反派接管《文汇报》的行动，更没有料到《文汇报》接管事件，将对上海乃至全国文革运动起着巨大的方向性影响。据当事者文革后回忆，张春桥以后对《文汇报》造反这样评价：

对于重新刊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他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五七年反右时写的，那时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同现在都不一样。他针对报社造反派发表的《告读者书》说：「《文汇报》早就造反了，批判海瑞罢官就是造刘、邓的反，现在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资产阶级方向，就是自己否定自己」。他又说，《文汇报》假如要表示替造反派说话，可以写一篇很有份量的社论，题目就叫《永远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¹¹³⁶

《文汇报》的接管，拉开了不久全国夺权的序幕。其实，如果真正追究全国接管开端，《文汇报》不是最早的，上海最早被造反派接管的单位是上海科技大学。1966年8月27日，科大的造反派学生为追查校党委搜集的「黑材料」接管学校，并要求市委派书记前往处理。市委得知，马上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书记们都认为，这是政变，是匈牙利事变，不能支持。¹¹³⁷还有潘国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机械厂，也是较早的接管单位。1966年底康平路事件中，大批赤卫队员离厂北上告状，仅钢窗车间28个小组，四百多名职工就走了一百多，其中包括18个生产组长，及所有调度、材料、技术、工具、数据、计划人员。12月27日，钢窗车间造反派贴出第一张接管大字报，要求成立「工人生产管理委员会」，还与其他车间串联，成立「接管筹备小组」，处理生产问题；12月30日，全厂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¹¹³⁸这是上海第一个代行生产指挥职责的接管机构。

《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被接管

《文汇报》被接管，马上波及《解放日报》。1月5日，接管后的第一期《文汇报》供不应求，加印五万份，但这天的《解放日报》却几乎无法出版，到半夜3点多钟还一个字都没有发排。

1966年12月解放日报事件后，解放日报社内造反派成立了「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1月3日《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消息传来，解放日报社造反派也打算立即接管。但有人提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报，不同于《文汇报》，接管最好请示中央；或者不接管，而由造反派监督出版。最后大家决定，立即派人去北京请示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回到上海了。1月5日下午，派去的人飞到北京，没联系上中央文革小组，只得回沪。与此同时，1月5日下午，上海这边，「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立即接管。上海红革会、同济东方红，北京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都派人参加会议。文汇报社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也到会。红革会马立新主张立即接管；朱锡琪介绍《文汇报》接管经验，主张「敢字当头，先斩后奏」。最后，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决定，不待赴京请示者信息，立即接管。于是，起草了《接管通告》，设计了接管后第一张报纸版面。当晚，造反派向报社全体职工宣布《接管通告》。

《文汇报》改旗易帜，《告读者书》中还只称「接管」;而造反派对《解放日报》接管，《告读者书》中则宣布是「夺权」：「这个阵地，我们是占定了！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这个「夺权」口号不久被毛泽东肯定。

但造反派对《解放日报》的接管，遭到了报社职工尤其是印刷工人的抵制。解放日报社印刷工人中，有许多是老保，排字房工人不肯排字，印刷车间工人不肯印报。一些工人提出要询问中央文革是否同意造反派接管党报，并希望张春桥回答。徐景贤向已经回上海的张春桥转达这些要求，张春桥拒绝接见，其实是不愿或不敢轻易表态。报社保守派工人和造反派僵持了一天一夜，保守派工人还砸坏了造反派已经排好的版子，并追回了送去文汇报社准备开印的纸型。直到1月6日凌晨，《解放日报》还一个字都没有发排。待造反派全部控制报社，已经是1月6日下午。

解放日报社最先造反的是摄影组，但接管后，编辑部的编辑成为主要掌权者。毕竟每天要出报纸，负责人一定要懂业务，没有一定文字水平是不行的。

1月7日，又是一个重要媒体机构被接管。这天凌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广播电视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电」)，宣布接管上海电台与电视台。造反派们认为既然报社可以接管，同是传媒体的广播电台等也可以接管。但是，这次接管很不顺利。上海广播电台的另一个造反派组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广革会」)，以及交通大学的红三司，不承认这个接管，广电于是宣布「撤销接管」。几天后，中共中央等四个机构给上海发贺电，反对接管的广革会觉得接管有了依据，于是转而积极筹备接管，而且要抢在广电之前。1月17日，广革会召开「砸烂电台黑党委」大会，宣布开除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书记王永贤和副台长杨涛等负责人的党籍，旋即派人占领了电台各部门以及播音室。当晚21时，广革会连续四次向全市和全国广播《接管声明》和《向毛主席致敬电》;还在对台湾广播时间，也插播《接管声明》。

对于政权来说，广播电台的重要性远超过报纸。因为广播电台即刻便可将信息传播到千家万户，在通讯不是非常发达的1967年，这样的即刻对政权是可怕的。上海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月7日被造反派接管的同时，全国各地传播媒体接管事件也纷纷而起。1月11日中共中央发文，对被接管的广播电台一律实行军事管制。1月17日上海电台再次被接管的当天晚上，深夜11点半，上海警备区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对上海的电台和电视台实施军管。¹¹³⁹

张春桥、姚文元与工人造反派见面

1月5日下午，张春桥和姚文元召见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地点仍在武康路2号楼下会议室。张春桥一回上海，首先接见以原市委写作班为核心的机关联络站，第二天又马上接见工总司，显示他对二者的重视。这两者，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上层建筑」的掌控思想和舆论的机构，一个是被毛泽东奉为「领导阶级」的底层造反群众。以后在整个文革十年，这两支力量都将是张春桥最大的社会资源。

王洪文、陈阿大、耿金章、范佐栋等工总司负责人，接到电话赶来。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等，红革会马立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姜涛等，还有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自来水厂、上海铁路局、上海港务装卸区、杨浦煤气厂等交通和公用事业的造反队负责人谢鹏飞等，也都闻讯赶来。陈阿大一进门就问：开什么会？徐景贤只是笑笑，没回答。他恪守张春桥要他对他们回上海暂时先保密的要求。当张春桥和姚文元走进会场，王洪文等很惊讶。王洪文和陈阿大两天前还在北京见过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微笑着说，你们到北京来，我们又不好告诉你们说我们马上要回上海了。所以那时我们要你们赶快回上海。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¹¹⁴⁰

张春桥讲话。他首先向大家划清自己与上海市委的关系：

我们这一次来的身份，是中央文革的调查员，同时也和市委划清界线，我们两人都不参加市委工作。……

中心的任务是帮助左派发展。¹¹⁴¹

张春桥说他想听听革命和生产两方面情况。先谈革命。讲到赤卫队，张春桥要求尽量动员他们不要去北京。对工总司到处抓赤卫队负责人，张春桥表示不赞成，你们人抓得太多了」;而正是他几天前还从北京向上海打电话，要上海的公安局收押造反派扭送去的赤卫队员。张春桥又说，他下飞机时，马天水对他说昆山车站有大批赤卫队员要见他，「我一口拒绝了。他们一面要打倒我，一面要见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他们想再搞一个安亭事件，那就让他们搞吧，我才不理呢！」¹¹⁴²张春桥还说，研究怎样批斗陈、曹，光是喊喊「打倒」，「不承认」是不行的。你们工人造反派不要眼睛老盯着黑材料，这不是主要问题了，材料烧了，还是可以搞出来的。不要放掉主要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资派不打倒，过一二年或三四年，他们又要搞你们的，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是把走资派揪出来打倒。张春桥又特地提醒王洪文不要被学生左右：

现在赤卫队跨了，你们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¹¹⁴³

讲到生产，张春桥告诉大家：毛主席派我们来上海；但一到上海，就感到经济形势的严峻，严重到这个地步，中央也没有料到。我们来上海看了后，比原来知道的情况更严重。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三天，到昨天已经有几十条外轮停在长江口外，国家为赔偿外国货轮不能实时装卸，要损失好几万英镑。而铁路运输方面，由于沪宁线中断，沿途积压了许多火车，造成沿线许多工厂停产待料，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这样下去，对深入开展文革造成非常大的困难。¹¹⁴⁴工总司范佐栋等反映，目前有为经济而造反的倾向，一些人要求发钱，补工资，还有抢房子，而市委和各级领导却答应这种要求。范佐栋说：「我们认为这样不好。」张春桥说：「四川已经发了一百万。主席听了这些材料很重视，指出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来说，增加了一条新的罪状。对于左派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¹¹⁴⁵大家反映生产的形势十分严峻，有的部门因大批工人外出，面临停产。

张春桥说：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他再三建议：

希望你们造反队把要害部门巩固起来，使左派占优势。……

你们要考虑一下如何把要害部门工作加强。¹¹⁴⁶

工人造反派们说，现在许多干部都躲起来，找不到了，生产无人管，都是我们造反派顶上去的。张春桥说：他们不管，你们管，先把生产搞上去。¹¹⁴⁷张春桥这次接见工人造反派，就是为了解决上海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所以他在与工总司负责人见面的同时，又请来铁路交通、水电等经济生产要害部门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他希望造反派们能恢复这些部门的正常生产。但具体怎样操作，张春桥显然也拿不出办法。

徐景贤汇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情况。提议由工总司再推一个负责人主持大会，因为王洪文要作重点发言，大家于是推潘国平为主持人。至于会场，徐景贤建议选在室内会场的文化广场，因为天气预报1月6日那天下雪。但陈阿大不赞成，说文化广场太小，只能容两万多人，要开，就要放在能容十几万人的室外会场人民广场。陈阿大的态度非常坚决，说「下刀子也要在人民广场开」，「否则，工总司不参加大会，而且我要带人来冲会场」。徐景贤是第一次见到陈阿大。他解释说自己担心到时候调不来那么多人，陈阿大说：调个十万二十万人小意思，我们能调一百万人来，人民广场站不下，可以站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徐景贤担心室外广场音响效果不好，陈阿大说他会通知电话局在人民广场周边马路上拉线装高音喇叭，「今天连夜搞」。王洪文也支持陈阿大的意见。

张春桥笑眯眯地看着徐景贤和陈阿大争论。身材胖墩墩的陈阿大戴着一顶灰色毛毡罗宋帽，一口绍兴话，解开上衣纽扣，拍着胸脯保证说这两件事都包在他身上。姚文元不认识陈阿大，侧脸轻声问张春桥这人是谁？张春桥答：「工总司负责人陈阿大。」¹¹⁴⁸

大会筹备一波三叠。傍晚，程绮华哭着来到武康路2号，她代表机关联络站在市委党校筹备大会，和工总司戴立清吵起来了。她也建议会址放在文化广场，而戴立清一定要放在人民广场，两人争了起来。戴立清大发脾气，将办公室的桌椅杯瓶一下掀翻，顿时满地狼藉。程绮华是女性，过去一直在机关工作，没见过这样的粗鲁，气得哭着回武康路2号，对郭仁杰说不参加会议了，跟工总司这帮流氓胚子无法合作。接着她哭着回家去了。¹¹⁴⁹

大会会刊由谁署名又生风波，工总司不同意由红革会的《红卫战报》刊登大会专刊，说应该刊登在《工人造反报》上，红革会则认为，大多数发言是红革会和机关联络站起草的，所以必须刊登在《红卫战报》上。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徐景贤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张春桥说，《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和《红卫战报》三家同时刊登。¹¹⁵⁰

接着，为上台发言、上主席台以及谁主持会议又起争执，红革会等说此次大会都是机关干部包办；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组也坚持自己的组织一定要有人上主席台，与徐景贤等争执。工总司王洪文和戴立清等则不同意红革会等组织上主席台，双方辩论到1月6日凌晨。¹¹⁵¹最后，潘国平决定，所有造反组织负责人都上主席台，

工总司坚持大会非开不可，提出三十万工人造反派已经连夜集会，许多远的地区已经出发了，这样闹下去，如果大会开不成，「工人造反队员非砸烂我们狗头不可」。最后多数同志表示赞成，决定立即赶到会场继续完成最后的筹备工作。这时离开会已只有4小时了。¹¹⁵²

马立新、姜涛等驱车赶往人民广场，此时已经是1月6日早晨6点半，而大会通令却还没有起草。徐景贤拉住在场的机关联络站戴厚英和高玉蓉，让她们赶快起草，修改后由徐景贤、郭仁杰定稿。¹¹⁵³

造反派宣布罢免陈丕显、曹荻秋

1967年1月6日，天阴沉沉的。昨晚刚下过雪，灰色的残雪还积在角落和屋顶，地上一片泥泞，这是自上一年入冬后上海最冷的一天。一大早，一列列打着造反队或红卫兵大旗的队伍，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卡车，从上海四面八方涌往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陈阿大说到做到：广场周围主要街道全都安装了新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这些半个夜晚便全部安装到位的大喇叭，使陈阿大给张春桥以在工人中有号召力的印象。张春桥以后欣赏陈阿大，这应该是最初的感觉。前往参加大会的，少说也有20万人。整个广场上人挨着人，密密麻麻，挤得满坑满谷。迟来的队伍没有机会再挤进会场，就分别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胜路、龙门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延伸出去，人头上飘动着各单位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场外的人数比场内要多得多。¹¹⁵⁴

而文革中的一份数据，对大会规模的描述非常详尽：

中心会场设在人民广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其中包括252个大厂，117个工人俱乐部、影院、剧场和大专院校。4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广播，并用电视转播实况。大会由4000名工人造反队员担任纠察。宣传大会的广播车，遍布10个区，海报、标语直贴到闵行、昆山。规模之大，是上海解放以来第一次。……

许多单位自动把本单位的走资派押来陪斗。各个分场里都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活靶子摆在那里。¹¹⁵⁵

陈丕显是耿金章押去会场的。陈丕显自从1月3日起，便被耿金章等抢到华山路922号市委招待所内，由二兵团的人「监护」，没有行动自由。被通知参加大会接受批判的还有上海所有部、委、办、局长以上干部。这是1月4日晚上，戴立清等人根据市委的一份干部名单拟出参加大会对象，由陈丕显签字后，于凌晨交正在值班的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庸夫，让他通知。机关联络站王承龙将所有部、委、办、局长以上干部在东湖招待所集中，1月6日早上用两辆大客车将他们拉到广场，命令这一百多个干部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下一字排开，站着陪斗。原定主持大会的潘国平，直到大会快开时仍找不到人影，事后才知他躲在一处睡觉，睡过头了。¹¹⁵⁶根据王洪文建议，由工总司范佐栋主持大会。

上午10时，在寒风和口号声中，陈丕显、曹荻秋被已经造反的警卫人员押上露天主席台，站在事先搭好的乒乓桌上。其他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市委常委和中共华东局领导：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也被押上台，站在陈、曹两侧。虽说讲好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每人胸前挂着大张硬板纸，纸板上写着他们姓名，打上红叉叉。陈、曹两人站在乒乓桌上，弯腰低头，整整站了四个小时。凛冽的寒风中，所有批斗对象都不许戴帽子。由于事先通知陈丕显不准穿军装，陈丕显这天穿了件灰色棉袄；曹荻秋满头白发，被寒风吹得乱乱的。陈丕显不买账，每当发言人要他回答问题，他总是硬顶；曹荻秋则将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前一时期是我主持上海工作，我应该负责任。」对于站在两边的市委常委或书记们，点到谁的名字，就将这人押上乒乓桌示众。当点到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时，马不同于他人，立即抓紧机会作自我检查：「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请罪，我要交代！」不过徐景贤没让他下去，这次大会不是时机。

王洪文作最后压场发言，他的发言稿经过张春桥修改。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在全市大会上亮相，他先敬个军礼，然后念稿子。王洪文标准的普通话、到位的语气以及对陈、曹的质问取得了很好效果。¹¹⁵⁷

大会高潮是宣读和通过三项通令，摘要如下

第一号通令：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¹¹⁵⁸

这三个「通令」由机关联络站郭仁杰主持，与戴厚英、高玉容一起起草。张春桥后来评价说：「上海三个通令，是全国省市第一个搞的夺权文件。」¹¹⁵⁹不过，此时大会还没有提出夺市委权，只是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造反派们还没有想到夺权，只是希望中央撤换上海的领导干部。

对造反派宣布不承认自己，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以为然。会后，曹荻秋对人说：「一个造反派组织，怎么就可以打倒上海市委，撤销市长的职务？」陈丕显也在会后打电话给曹荻秋：「中央没罢你的官，公开场合你不能工作了，还可以在后面做些事情。」¹¹⁶⁰

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张春桥解释说：「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1月6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¹¹⁶¹但他们在住处，从头到尾观看了全部电视转播。张春桥很谨慎，这样重大的行动，没有毛泽东点头，他不敢轻易介入过多，以毛泽东所要求的调查员的身份，与上海运动保持适当距离是最稳妥的。但是，据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还是忍不住在最关键处点拨他：大会第二天，张春桥问徐景贤：「你们的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徐景贤一下被问住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由他们造反派自己报中央，他还以为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汇报。¹¹⁶²张春桥说：

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是，你们又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中央。¹¹⁶³

徐景贤后来回忆，听张春桥这一说，他当时紧张得脑门上直冒汗。他问用什么名义报，张春桥说：「就用你们几个发起开大会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报」，「一式十五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¹¹⁶⁴徐景贤立即布置照办。实际上，还在开会的前一天，姚文元已经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写道：「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大会的当天晚上，姚文元又在送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汇报大会盛况：

上海开了10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又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¹¹⁶⁵

从张春桥一系列行动看，他处心积虑地要打倒陈丕显：康平路事件中，他一再提醒造反派「胜利果实不要让保守派摘去」，造反派按他的这个提醒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开过后，他又要造反派以民众名义，向中央发报告不承认上海市委；然后，他再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市委完全垮台了」。一环扣一环，相当严密。相比之下，他前两天找陈丕显谈话，似乎只是做给中央看的一个姿态。

其实，就在张春桥让姚文元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市委垮台」时，上海市委的指挥系统还在艰辛地运转。虽然徐景贤们造反的示范效应，已经在各机关一般干部中引起连锁反应，但所有部、局长们仍都听命于上海市委。1967年1月1日，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东湖招待所召开群众组织会议，制定了《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3日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办和各局负责人会议，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以及炮司、同济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也参加，讨论日益严重的全市性停工、停产经济形势，会上部局长们都表态说要支持造反派，¹¹⁶⁶显示市委正在尽一切努力扭转颓势。即使是1月6日的大会，陈丕显一发通知，部局长们都到会。如果让各机关干部造反派们知道中央要陈丕显出来工作的信息，干部们应该都会接受陈丕显。张春桥显然不想让上海市委尤其陈丕显再指挥上海工作，但他自己向中央写报告倾向又太明显。他让徐景贤以上海造反派群众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就是要向中央传递这样的信息：上海市委已经瘫痪，是上海造反派要打倒陈丕显。

但是，毛泽东一直不表态，没有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大会消息或转载大会通令，也没有对上海宣布罢免陈丕显和曹荻秋职务的行动作出响应。¹¹⁶⁷看来，毛泽东对1月6日大会的三个通令有保留。徐景贤直到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对打倒陈丕显确实有保留，毛在12月26日生日这天，赞扬12月18日机关联络站的四个口号时，对最后「火烧陈丕显」那一句评论说：「烧一下可以，但不要烧焦了」。¹¹⁶⁸不过这一句话张春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告诉徐景贤。

毛泽东高度评价《告全市人民书》

张春桥用心支持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毛泽东不表态；但两天后，毛泽东却对《文汇报》的被接管作出强烈反应。1月8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号造反，解放日报6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都看了，转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转载。文汇报5号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革命定要搞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下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天冷，又未发表声明。两张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上海市的问题，是全国性的。

(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让群众监督)。¹¹⁶⁹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了，同时起来掌握了权力，掌握了领导权，全国就有希望。它的影响不但会影响到整个华东，而且会影响到全国各省市。原来的领导人不同群众站在一起的话，他们就离开，没有他们，我就不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要马上广播。¹¹⁷⁰

毛泽东将造反派接管《文汇报》定性为「夺权」，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显然，但又由造反派代行权力，是文汇报造反派给毛泽东的极大启迪。王力后来回忆，虽然过去没有听到毛泽东有过这样主张，但上海发生了这样的事，毛马上抓住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将消极对抗文革的干部和积极对抗造反派的保守派都比作「张屠夫」，提出不要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但怎样夺权？毛泽东似乎还没有完全想好。他只是接着说了些不能让被罢官的干部太舒服了之类的话。毛说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让群众监督。这样的说法，还只是对被罢官干部的安排，而不是夺权后的机构形式。

毛泽东评价《文汇报》1月5日刊登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¹¹⁷¹是「少有的好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电台广播。毛泽东吩咐马上起草一个《人民日报》编者按，代表中央态度。毛对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说：「当天晚上你王力就要到广播电台去，立即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转载《文汇报》1月5日刊登的那篇《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配上《编者按》。这篇《编者按》由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执笔，几乎等于毛泽东口述，王力记录：¹¹⁷²

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¹¹⁷³

《编者按》重点不在第一段，而在第二段，即关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接管那段。这个《编者按》影响是爆炸性的，周恩来和王力当时就认为，其冲击力不亚于聂元梓大字报，甚至影响更大。虽然《人民日报》没有明确说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对报社的接管，《编者按》中也没有使用「夺权」二字，而且《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两个接管声明毛也没让转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传单小报，却立即将《文汇报》的被接管消息传遍全国。发源于上海的接管风很快推向全国，上海局势更是发展迅猛。

陈丕显希望与造反派合署办公

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毛泽东给他们的职务是联络员，不是主持上海的工作。上海的市委书记仍是陈丕显。而且1967年元旦，周恩来给陈丕显的电话，明确显示中央决策层希望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但是，张春桥就是不给陈丕显这个机会。

为了扭转上海的乱局，陈丕显曾经两次试着提出和造反派联合办公。第一次是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之后，1966年的12月26日，陈丕显带着秘书于宝年去武康路2号机关联络站办公处。徐景贤接待了陈丕显。陈丕显说自己是顺道来的。他提出希望和机关联络站合署办公。陈丕显还答应调拨轿车供造反派使用。¹¹⁷⁴据当时在场的朱永嘉回忆：

陈丕显提出希望和机关联络站合署办公。陈这时的态度很好，甚至有点低声下气。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所以对他态度很凶，质问的口气多。问他曹荻秋的做法是你同意的吗？陈丕显答，有些是，有些不是。陈丕显说我不能搞两套工作班子，再搞也搞不起来。各个系统都是你们在联系，市委要运转，要靠你们。我可以给你们两辆车，房子也可以再大些。

我们觉得，联合办公，我们就会又成了陈的工具。但这话没明说，只说这事谈不上，现在首要是批资反路线，资反路线没解决，怎么联合办公？再说！¹¹⁷⁵

陈丕显提出与机关联络站干部造反派合署办公，显然一是希望以机关联络站实际代替市委办公厅的工作，将濒临停摆的市委工作运转起来；他认为上海不能有两个指挥中心，联合办公，便于沟通。二是表示市委向造反派靠拢的决心。但是，陈丕显向造反派发出的这个转向信号，没被造反派接受。徐景贤马上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有什么看法？」陈丕显为曹荻秋辩护说：「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有他的难处。」陈丕显再一次表示：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是否合署办公。他可以提供房子车辆和经费。但被徐景贤一口拒绝。¹¹⁷⁶

陈丕显离开后，郭仁杰第一个跳起来，坚决反对联合办公，认为陈丕显这样做居心叵测，陈冀德和程绮华也认为，陈丕显答应给房子和车子是拉拢造反派，我们起来造反不就是反对特殊化吗？。在场的徐景贤和王承龙也反对合署。¹¹⁷⁷但王承龙认为不应该拒绝陈丕显给的东西，又不是陈丕显拿出来的，公家的东西，他享受，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¹¹⁷⁸

陈丕显第二次提出和造反派联合办公，是在元旦接到周恩来授命电话之后。此时局势更加混乱，各级干部都被揪斗，上海党政机构陷于瘫痪，根本无法开展工作，陈丕显试图与正在成为主流的造反派们，一起解决上海经济生产的困境。除了借用造反派们名义一起撰写传单，他又一次提出和造反派联合办公。他显然是希望和造反派一起工作，至少可能减少些干扰。这是他第二次尝试。这次，他是对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和潘国平提出的。他说周总理要他出来主持工作，问能否给他在哪个厂里找个办公地方，这样可以和造反派在一起。王洪文提出可以去他工作的国棉十七厂。¹¹⁷⁹1月9日，陈丕显被造反派揪到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批斗，陈丕显对王洪文说：「你们这里很好嘛，我搬来和你们一起联合办公，只要给我装两部电话机，一部红的，一部黑的就行了」。¹¹⁸⁰陈丕显觉得有周恩来授命，出来工作应该得到造反派们的支持。不想，张春桥不给他这个机会。几天后一个晚上，王洪文和潘国平正在东湖宾馆，潘国平后来回忆：

不一会儿北京有电话来，是市委在宝馆的工作人员听的。后来叫王洪文去听的，王洪文听了后，叫我去听。我接过话筒，才知是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讲：「你们现在把陈丕显弄在厂里干什么呢？」「这不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吆！」「陈丕显为什么要找你们？」「你们不要上当！」我听完电话问王洪文，王洪文说张春桥也对他说叫他不要上当。后来听说王洪文把陈丕显从厂里赶出了。¹¹⁸¹

在此之前的1月4日，张春桥与陈丕显谈话时，陈丕显表示工作有难度，张春桥就对徐景贤说，看来陈丕显确实难以工作。但当陈丕显真打算依靠造反派的力量开展工作时，张春桥却又处处阻拦。不让陈丕显出来工作，显然是张春桥的真正心愿。

陈丕显自从1月初，一直被耿金章「监护」。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结束后，陈丕显、马天水乘坐的吉普车刚到人民广场的东头，就被嘉兴和松江的农民包围，一二个小时都出不去。耿金章让陈丕显穿上工人的蓝棉工作大衣，佩上袖章，戴上口罩，化装成工人，上了另一辆卡车。再叫上两个工人造反派，穿上陈丕显和马天水的大衣，坐在吉普车里。但四五个小时过去，还是走不了。最后，还是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向耿金章讨了一个造反派的袖章，下车打电话给市委警卫处，请他们来解围，这才回到华山路市委招待所。但陈丕显住在华山路招待所的消息被越来越多人知道；1月8日耿金章又将陈丕显转移至衡山饭店，仍是不许陈丕显自由行动。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觉得这样不行，要摆脱耿金章的控制。他建议陈丕显去工总司。于是，1月9日晚上，陈丕显在杨小兵等的帮助下，趁人不备，溜出衡山饭店，先是到杨浦区的一个码头，那里王洪文正在批斗海运局党委书记李广；然后和王洪文到了国棉十七厂保卫科，住了一夜。1月10日被交通运输局的造反派弄到南市区的一个地方住了一夜。11日，被红革会弄到长乐路一幢房子里住了一夜。12日晚上，陈丕显去兴国路张春桥下榻处谈话，当晚又被王洪文抢去国棉十七厂住了一晚。接着，被红革会弄去上海师范学院「监护」了近一个星期。1月17日被中教司弄到建国西路一幢房子里「监护」。¹¹⁸²

陈丕显他们就这样被造反派组织抢来抢去，直到耿金章在一次批斗会上抢出陈丕显，和曹荻秋、马天水、王少庸、张承宗、李干成、杨西光等市委领导们一起，在永福路二兵团总部关了一夜后，又关到商业二局所属禽蛋公司仓库；几天之后，转移到上海大厦住了一晚，然后送去嘉定县黄渡镇上的上海禽蛋五厂。¹¹⁸³耿金章吩咐手下要绝对保证陈丕显等的安全；其他造反派组织要批斗陈丕显，必须向耿金章「借」;每次借出去批斗，耿金章都要派一二十人保护，不让陈丕显、曹荻秋等受到身体伤害。有许多次耿金章都不肯「借出」，怕出意外。这使陈丕显在那一个多月里避免许多折磨。¹¹⁸⁴耿金章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对陈丕显等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算盘。他认为陈丕显不会被彻底打倒，他希望陈丕显能支持二兵团。2月10日的一次全市性批斗会，耿金章不肯交出陈丕显，徐景贤亲自去说服，才在大会已经召开许久后，将陈丕显等押到。会后，徐景贤向张春桥报告，张春桥下令市委警卫处，将陈丕显送到康平路上的一个空房子，派专人「保护」。¹¹⁸⁵市革委会成立后，陈丕显从此被上海市革委会「隔离审查」关押八年。

类似二兵团这样「监护」领导干部的，还有一兵团的戴祖祥，他曾经将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和韩哲一藏在一个废品仓库，要他们签字发经费。工总司总部得知后，让黄金海将他们转移到和平饭店。¹¹⁸⁶

小结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底生日那天，还对文革有着充分信心，运动完全在他的掌控中。不料一个星期不到，上海就连续发生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不但上海，全国都发生保守派变相罢工，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毛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系统乃至经济秩序瘫痪。文革成本已经越来越上升到将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地步。毛泽东不愧政治高手。上海的一张连造反派自己都没重视的普通传单，到了毛手里，成为扭转乾坤的号召。上海造反派在写这张传单时，只想到解决昆山事件，毛泽东则看到解决全局困境的契机。

毛泽东不但抓住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而且更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接管形式感兴趣。早在四清运动中，「夺权」便已经被提出；文革刚开始时，陈伯达起草的社论也两次提到夺权，但那时所说的夺权是自上而下夺权，是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改组。毛泽东当时虽然有让群众监管部分权力机构的思想，但并没有提出「自下而上全面夺权」口号。

「夺权」口号曾经出现在工总司成立宣言中，但当时只是一句政治口号。人们理解的夺权，是改组北京市委式的夺权，是群众批判干部，中央撤换和委派干部式的夺权，可以称之为「改组式夺权」。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之前，所有的「打倒」口号，内涵其实还是「批判」，而不是罢免，是在承认权力的前提之下对权力的批判。实际还是承认上海市委的权威。「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第一次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提出不承认市委的权力。但是，张春桥虽然想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罢免上海市委权力，但思路仍是「改组」式的，即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改组，改组后由中央委派干部。

而《文汇报》的造反派，虽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就是夺权，只称之为「接管」，但从上到下地替代原有的报社领导系统，行使业务和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力，却是实际意义上的真正夺权行动。这个夺权行动，显出「夺权」在群众运动层面的操作意义。这是置换式的夺权，是让当权派靠边，由造反派群众接替和行使权力。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方式。

毛泽东没有对打倒上海市委大会表态。但毛泽东却对造反派接管《文汇报》高度评价，《文汇报》夺权成为全国夺权高潮的先声。显示了毛泽东的思考：既要批判和惩罚反对文革的干部们，又要保持权力机构的运行。毛泽东一贯对科层官僚体制深恶痛疾，希图建立起他所心仪的群众参与式民主。文汇报社造反派的夺权显然给了毛泽东极大启发，更为毛找到文革新思路：干部阶层反对文革，就让他们离开，由支持文革的群众接替他们的权力。毛泽东用一句俗语表明自己的决心：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¹¹⁸⁷

第十六章：经济主义风潮，革命口号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

最初的经济主义要求

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对上海文革局势高度评价。但他此时却没有料到，一股与他发动文革初衷格格不入的潜流，正在悄悄涌动。从文革全面发动初期的1966年8月始，一些组织所提出的要求，在政治批判的口号下，正越来越向经济要求靠拢。

1966年8、9月间，位于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门前，每天总有好几批人群，敲锣打鼓地向市总工会送大字报。他们都是上海集体所有制的「大集体」工厂或者是民办「小集体」里弄生产组的职工们，向市总工会要求自己的单位有权组建工会，他们要加入工会。他们表示加入了工会，就可以明确他们的阶级身份，就可以更好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否则，他们总被游离于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当时共有二百多个单位提出这样的申请。¹¹⁸⁸

而事实上，他们的真正动机是为了享有工会会员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会全部官办，工人无权自行组织工会，只能申请加入官方工会。能否加入工会，不但是政治待遇，还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为1953年修正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文规定，对于非工会会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与救济费，非因工残废救济费，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养老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只能领取规定额的半数。」¹¹⁸⁹而文革前夕的上海，能够加入工会的，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以及少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上海文革前夕共有272.13万职工，其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为59.76万人。这59.76万集体所有制职工中，能够加入工会的，只有17万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所属部分合作工厂职工。¹¹⁹⁰据当时上海市总工会统计的上海「大集体」和「小集体」的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情况：

全市共有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和民办事业人员共约42万多人，分布面很广：工业(街道工厂、合作工厂、合作社)方面有25万多人；财贸(合作商店、菜场)方面约有11万多人；教卫(民办学校、地段医院)方面约有3万多人；其他(房地产、环境卫生等)方面约有2万多人。这些单位除手工业局所属部分合作工厂外，目前都没有工会组织。¹¹⁹¹

而一些大集体所有制民办单位的职工，还要求转为「公办」的全民所有制，改换体制身份，尤其以民办小学的教职员工最为突出。¹¹⁹²1966年10月6日至8日，长宁、静安、闸北、普陀等区的民办小学教师去市教育局，要求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小学，市教育局没同意。部分人于是去北京告状，造成火车在上海市郊的真如太平桥处被阻停驶。这些民办小学的职工造反派后来在1966年12月12日，成立了「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要求将民办小学转为公办，背后的动机，也是为了享受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与公立学校职工同等待遇。据上海市总工会当时的报告称，到1966年8月30日，

目前，在工业、交通、财贸系统的企业中，还有27万职工未批准享受劳动保险条例的待遇(目前享受比劳动保险条例待遇低的小劳保)。前一时期有200多单位提出了申请，最近也还继续有一些单位要求实施。¹¹⁹³

全国临时工组织的成立

这股要求改善经济地位的潮流，到1966年12月，被江青的一个讲话一下推到了高潮。1966年11月8日，上海工总司成立的前一天，一个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在北京成立，取名「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当日，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八楼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没予理睬。12月18日江青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讲话中明确表示同情临时工、合同工，说临时工、合同工可以被随时解雇是资本主义一套。12月26日晚，她又与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一起接见全红总代表。江青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她又一次批判合同工制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制度」，并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名义，对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发个通知：让他们参加文革；不得解雇他们，工资照发；对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必须马上让他们回原单位工作，工资补发。江青又对被叫来接受批判的国家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两个负责人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¹¹⁹⁴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国家劳动部合署颁发通告，确定文革中不得解雇他们，已解雇的要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实际就是保障他们就业，解除他们的就业不安全感，这是临时工的最大担忧。

联合通告签署后，全红总立即排版付印，但最终却没能张贴出去，因为中央决策层许多人反对。王力后来对此回忆：「上海成立跨行业组织都不行，这个变成全国性组织，怎么得了？大家都到北京来成立全国性组织，代替中央了，这根本不行，后患无穷。」周恩来、王力等都反对，毛泽东也觉得全国性组织不行。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通知，不许成立全国性组织，已经成立的一律取消；2月17日再发通知，说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及国家劳动部的这个联合通知是非法的。全红总寄予极大期望的通告就此夭折。但是，全红总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场文革发动者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被称为「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潮，就这样猛烈地刮了起来。

文革结束后，批判者将经济主义风潮的责任算在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对临时工的讲话只是起了导火线作用。不是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很难理解和想象，以户口和所有制为基础的体制等级身份制度，对人一辈子命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江青讲话看，她显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相关言语。毛泽东无疑同情临时工、合同工，他对分配制度从来有着自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乌托邦。¹¹⁹⁵而江青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角度，对临时工等表示同情，在当时掀起非常大的共鸣和反响。她的讲话立即被印成大字传单发往全国。可以说，她的这个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和震撼，不亚于张春桥同意上海工人成立跨行业造反派组织的签字。她将久已积于人们心中对体制等级身份制的不满猛烈点燃了。

在经济主义风潮中，上海这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首当其冲。各种要求改善或提高经济待遇的组织纷纷成立，最先是体制外的职工要求进入体制内，到后来，就连体制内的集体所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也以各种名义成立要求经济利益的组织。经济主义风潮席卷了上海几乎每一家工厂。

当时这样的经济主义组织有好几类。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正

第一类经济主义组织，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这些体制外工人的造反，几乎和体制内正式工人的造反同步。不过，他们批判的矛头，更多指向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当时在市总工会以及附近市劳动管理局的外墙上，曾贴出许多批判临时工制度和控诉临时工遭遇的大字报。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形式，曾因终身职业制的加强而削弱过。六十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感于铁饭碗用工制度的弊病，建议扩大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等用工形式，增加劳动用工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1964年前后经济好转时期，上海许多工厂陆续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或将一些生产工序外发给社会闲散劳动力加工。虽然，这样的就业形式更符合经济规律，既扩大就业面，又增加用工的灵活性，但这些优点是对于用工企业的；对于被雇佣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来说，这使他们始终被排除在铁饭碗体制的优越之外。

上海街头最初出现临时工游行在1966年10月下旬，游行者不是上海的临时工，而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临时工。他们到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六省一市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接见。华东局办公处地处上海西区康平路，负责人先是不接见，后来又迟迟不给答复，这些临时工便走上南京路游行请愿。这个要求自己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行动，最后无果而终，他们被华东局的干部劝回苏州，但他们的行动却启发和带动了上海的临时工等体制外工人。文革中批判刘少奇，刘少奇所主张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用工制度，更理所当然地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遭到批判。最先批判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正是这些体制外工人。他们的组织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红总。随之在上海，这样的组织也很快成立。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时，不少临时工、合同工也去参加大会。会还没开，一群穿着中式对襟服装的女工，已经在会场里不断高呼口号：「我们要加工资！」「我们要转正！」¹¹⁹⁶安亭事件为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打开了禁区，临时工也成立自己的组织。1966年11月中旬，安亭事件刚结束，上海的临时工们马上于11月19日，在市西的华山中学，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前，他们两次前往工总司总部，希望工总司能派人参加他们的大会。但工总司态度非常冷淡，推说很忙，没有去参加。¹¹⁹⁷这个临时工外包工组织，希望能像工总司一样得到上海市委承认，但他们上千人往返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整整四五天，没有得到回音。他们不撤队伍，绝食、抗议，直到11月22日，中共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市劳动管理局局副局长于永实，终于签字同意他们的《六项要求》¹¹⁹⁸。这个《六项要求》集中体现了临时工外包工们的愿望：

一、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

二、承认我们今天的行动(召集大会)是革命的；

三、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积极支持将群众意见向中央反映，请中央批示);

四、从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黑六类除外);

五、召集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六、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极快复工，安排工作。(黑六类除外)。

附注：里弄集体事业中的一些不合理制度，有关部门应研究改革。¹¹⁹⁹

这些要求中，除了「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外，其他几条都是政治性的，比较务虚，没有指向工资。

临时工们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1966年12月26日江青讲话后更达到高潮。江青在这个讲话中，建议被解雇者马上回原单位业补发工资，消息传出，1966年6月以后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原来被辞退的工厂要求复工。如此造成有的工厂临时工、合同工过多，特别季节性生产的工厂，窝工现象更严重；一些处于生产旺季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工厂，却又怕生产淡季无法辞退工人而不敢招工。¹²⁰⁰与临时工相似的还有家属工，绝大多数是女工。他们是全民所有制工厂职工的家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被安排进配偶所在工厂工作，但不算正式工人，工资很低，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他们要求和厂里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同工同酬。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不久，为避免被看作是为经济造反，改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发展很快，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他们自己说「是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群众组织」。¹²⁰¹红工司曾经参加1966年12月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冲突，声援工总司。他们希望以这个友军行动得到工总司支持。他们几次与王洪文联系，但王洪文和工总司其他负责人都不理睬他们。¹²⁰²这是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们的悲哀。他们本已处于工人的边缘和底层，文革中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本应是「阶级兄弟」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冷漠，既没表现出同情心，更谈不上认同和支持。

红工司在各区、县都设组织。机关报是《红工战报》，但只在1967年的2月6日出了一期。而那时，已是反击经济主义风潮的尾声，红工司早就被作为经济主义组织批判，大势已去。这期小报的内容是表态式地批判经济主义，与红工司成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

红工司后来被确认为是「闹得比较突出」的经济主义组织。而且文革中有材料，说他们有「大小卡车、汽车、吉普车、摩托车5辆，永久牌、苏联两用车6辆，新旧自行车17辆，月票30章，仅一个多月就支用国家经费近9万元」「负责人挪用2000元」。¹²⁰³其实，当时其他造反派组织账目也十分混乱，所用经费不会比红工司少，只是很少被审计。例如「一兵团」，据一份材料说他们「据不完全统计，吃掉国家面包、饼干计近1.5万斤粮票，合人民币1.32万元，轿车费计算到1月20日，花了1170元……装备有4辆各式新轿车、5辆机器两用车、15辆自行车、3辆卡车」。¹²⁰⁴

红工司不认为自己是经济主义组织。上海红工司的一位负责人文革后回忆，他们临时工所求的只是稳定的工作。真正要求补发钞票的，不是他们这些临时工，而是工总司下面的造反队。因为他们临时工连谈判的政策资源都没有，他们甚至无法找到能够支撑自己经济要求的政策条文：

受这股潮流影响，红工司属下的造反队也蠢蠢欲动，有的步工总司造反队后尘，想如法炮制。但是，临时工要学样也难，因为临时工没有工资级别，没有工龄，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较短，长的二、三年，短的几个月，完全没有补发钞票的口实，只能在以工作日计工资上做文章，于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计工资，要求补发星期日休息的工资，这样就使临时工在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也补得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外包工就更可怜了，连这点也做不到。¹²⁰⁵

1967年2月18日，中央发文要求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几天后，红工司自行解散。

回乡职工要求迁回户口

第二类经济主义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1958年大跃进后，连续三年经济衰退，许多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不得不动员家属在农村，或能够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城市职工退职还乡，「为国家分担困难」，许诺待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将优先请他们回厂复职。上海当时共精简职工31.2万人，其中18.3万人回农村，12.9万人回上海城镇街道。大部份被精简者是1958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大多被动员回乡；另一小部份被精简者是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大多为上海市区原来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如职工家属或个体劳动者等，被作为辞退对象。所有回乡职工户口都被改为农村户口。¹²⁰⁶但实际上这些诺言只是权宜之计，许诺者没有认真考虑过兑现的可能。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是适龄就业人口急剧增长，带来愈来愈大的城市居民就业压力，使得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已被动员去农村的当年职工。虽然上海也曾设法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困难，例如将上海郊县回乡职工吸收进厂当临时工，所得收入与所在农村生产队四六分成，称为「四·六工」，也称为「亦工亦农」。1963年以后，上海以这样方式，陆续安排了三万余名回乡职工。¹²⁰⁷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没有恢复他们的城市户口。

这些被动员回乡的前职工，一旦离开城市和工厂，立即丧失了铁饭碗的固定收入，以及作为城市居民的种种利益，更失去了上海城市户口的体制身份。城乡之间以及两种户口制度之间愈来愈大的经济及文化差别，加上回乡后立即遭受到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筐，使得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城市户口及铁饭碗的宝贵。这些当初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回乡职工，发现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不但自己从职工变成了农民，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远变成了地位最低下的乡下人。农村和城市，不但经济政治资源极不平等，就连教育资源都反差极大。他们的子女要通过考大学再回城市，将付出比在城市读书艰辛数倍的努力。他们只能将重返城市和工厂的希望，寄托在当初对他们许下诺言的干部身上，而当初动员他们回乡的干部们也自觉理亏，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说：「欠了精简下放职工的债。」¹²⁰⁸那些当初动员他们回乡的基层干部们，更是怀着亏欠之心，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的批斗。

与其他城市相比，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上海，1958年前参加工作者，原来就占了就业职工比例的大部份，大跃进后动员回乡，只能以他们为主要对象。与此相对照，其他许多城市，原来工业基础薄弱，大跃进时期为发展工业，招收大批农民，经济衰退时期重点辞退对象是1958年后进厂的工人也即原来的农村人员。上海被动员回乡职工因此认为：上海精简人员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一份当时的文件说：「中央原来规定精简城市人口的主要对象是『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改中央指示，把58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也精简回乡(据了解，精简的职工中，工龄在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四级以上的技工多达一万二千余人。目前已有五、六万人回到上海，要求复工)。被动员回乡者提出：当初答应将优先让他们复工的诺言，根本没兑现，「这是言而无信」。¹²⁰⁹

1966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处书记王一平，以及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汪力田，签字同意这些回乡职工「下厂义务劳动」。¹²¹⁰当然，说是「义务劳动」，实在就是这些下放工人希望索回上海户口，改换体制身份的第一步。到1967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十八余万人中，共有超过五六万人回到上海。他们提出：「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¹²¹¹1967年1月初，五千多名回乡职工在南京路上连续几天静坐请愿。1月下旬更是达到10万，1月18日至21日，他们连续三天在人民广场静坐示威，要求恢复上海户口，回上海工作。¹²¹²此外，还有一些当年被辞退的近十三万职工家属，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文革中，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¹²¹³

回乡职工组织，较大的有「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支农司」)，成立于1966年11月底，在各区、县都设有下属组织。1967年1月6日，支农司曾经打算发布一个「十条」，其中有几条的内容显然是支农司的核心要求：一、责令上海市各公安机关迅速将支农工人户口迁回上海；二、支农工人立即回厂复工；三、支农工人按下放日期每月补发原工资30%补助金，等等。后来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没有公布。¹²¹⁴1月5日，支农司1600余人占领了本是内部旅馆的上海大厦4个楼面81间客房，作为返沪工人的落脚处。他们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要求市委有关干部签字同意他们在上海造反期间吃住费用由原工厂解决；他们提出自己回乡以后生活极端困难，要求原单位给予经济补助，等等。许多干部尽管同情他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因为基层干部们没有准予迁移户口的权力，而且上海对迁入户口一向卡得非常严格。

形势对支农司越来越不利。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下颁布了三个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通告，2月20日，在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的朱永嘉，被支农司揪去上海大厦，要求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工作，不解决就不准离开。朱永嘉被扣在上海大厦一连好几天。他只能做说服工作，劝大家先回去，并答应向中央反映大家提出的要求，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是《十六条》上的话，支农司对这样空泛遥远的承诺不满，他们将批判朱永嘉的大字报贴满附近的南京路，「打倒朱永嘉」的大标语，从上海大厦的楼顶挂到楼底；不远处设在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内的火线指挥部办公室也被砸。¹²¹⁵

形势的扭转在2月24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会讲话中，特地对要求回沪的支农职工，以及其他支疆、支内工人讲了一段话，要他们回原地：「我把话说死了，是为了大家都死了心好办事，才能尽快回去。」当晚，谢鹏飞带人去上海大厦，想把朱永嘉接出来，结果所去的28人都被扣押。支农司将十个区的下属组织全部集中到上海大厦附近，封锁了通往上海大厦的外白渡桥，桥两头插着支农司大旗。当时连接杨浦区和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是无轨电车，桥被封锁，无轨电车又因为必须沿铺设电缆的街道行驶而无法改道，通往虹口区和杨浦区的交通因此中断，工人无法上班，酿成「上海大厦事件」。

张春桥要求尽快处理。第二天，同济东方红开了两辆宣传车去喊话，要求支农司放人并离开上海大厦，但广播车刚开到北苏州路口，车子便被支农司砸了，人员被扣。第二天，解放军开了宣传车去，支农司没敢砸。解放军的广播车围着上海大厦喊了整整一天话。第三天，市革委会派出机关干部与解放军，还有公革会的公安人员，一起冲进上海大厦，抢出谢鹏飞和朱永嘉等被扣人员，并在上海大厦内当场谈判。支农司人员控诉他们「为国家分担困难」而回乡，回乡后却再无人问津的悲惨遭遇，说有的家庭宝血度日，有的家庭卖了自己的孩子，还有人因饥饿而死。一些控诉者边说边哭。谢鹏飞和朱永嘉等都很同情他们，但是回上海恢复户口和工作，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不要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就连当初动员这些人回乡的工厂，以及工厂的上级主管局也没有这个权力。他们只能反复重复「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与此同时，26日与27日，《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支农司，说其大方向错了。2月27日半夜，上百名警备区军人及公革会的公安人员包围了上海大厦，首先将支农司的几个负责人从床上抓起，铐上手铐，送去地处市西的上海少年教养所；然后一个一个房间，将其余人员统统叫起到大堂集中，以工总司及其他群众组织名义，宣布解散支农司。与此同时，「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已经调集30辆公交大客车，将他们按所来地区编队，送去码头和车站，连夜遣送回乡；随后，将被关的负责人也强行送回乡下。¹²¹⁶支农司从此不复存在。

支农司占领上海大厦期间，共吃掉5.6万斤粮食，单伙食费一项1.8万元；上海大厦因被支农司抢占住宿，损失租房费5万元；¹²¹⁷还不算被占领人员顺手拆除带走的床单、被单、毛毯和丝绒窗帘等酒店物品。

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

第三类经济主义组织，由文革前的支内职工组成。

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历年派出大量人员支持全国各地工业和文化建设，有些工厂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员、全套设备迁去外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备战，在远离沿海地区的四川、贵州等省，建设了不少工厂，当时称之为「大三线」;在距离上海不远的安徽等省的山区也建造工厂，称之为「小三线」。上海是这些「三线」的人员和设备供应的重要基地。但上海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使向来追求舒适生活的上海人深感不适。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后遗症，内地城市生活和山里的工厂更远比上海艰苦，即使是政府配给的粮食与副食品定量，也经常供应不足；加上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不适应，令所有内迁者后悔。文革中这些被动员内迁的职工，纷纷返回上海，而且许多都是阖家返沪。据载，仅仪表、化工、第一机电这三个局，文革前两年支内2.6万名职工，1967年初返沪已近二万。更有些内迁厂的原上海职工，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全部都回了上海，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1500名职工都是上海电机厂、上海电镀厂迁去，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职工也都是上海迁去的，走得只剩厂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上海江宁电机厂有近百职工原定调往江西，行李和家具已于1966年12月托运寄走，1月初都把寄走物件追了回来，不愿再去江西。¹²¹⁸返沪的支内职工批斗当年动员自己内迁的干部。说当初他们是被强迫动员去的，或是被这些干部说那里怎么好而骗去的。现在他们要求归还上海的户口及上海的工作。

第四类经济主义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青年组成。

六十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失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前后共动员去了约三万人。文革中他们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一万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¹²¹⁹此外1966年上海曾根据新疆要求，将四千多名半工半读学生分配去新疆工作，此刻也大都回了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

小商小贩也造反

第五类经济主义组织，由小商小贩等个体户组成。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个体工商户也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在计划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对个体工商户、行商、经纪人等，统一按行业实行「归口管理」：或者吸收进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按行业组成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干脆动员回乡。到1959年，上海还有小商小贩等个体户7万多人。1959年至1961年经济衰退时期，上海有些被精简职工的安置工作没有被落实，做起小买卖；此外还有部分职工家属生活困难，也私下从事小买卖，上海无证经营者迅速增加，全市达9万余人。1963年上海对个体工商户重新登记，核发营业执照4.5万余份。当时对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采取限制、压缩方针。到1965年底换发营业许可执照时，全市个体工商户共有3.6万人。¹²²⁰

这些小商小贩虽然有上海户口，但他们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福利，和合同工等一样，处于上海市民最底层。他们被视作「资本主义苗子」严格限制，加上货源全部严格控制在政府手里，他们的小买卖只够勉强糊口，没有发展希望。文革中他们也造反，提出1949年后，对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是形左实右，说「小贩头上两座大山—税务局、专业公司」，「现在有三座大山：税务局、工商科、市场管理所」。他们提出：

货源要大民主，不要国家过问……

热门货要优先照顾个体户，后合作(即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笔者注)，再国营(即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店—笔者注)……

国营公司批发部门商品进出要由小商贩派代表监督……

福利金(按营业额提取0.2%的公开积累)不交了，过去交的要分掉……

只交管业税，不交所得税。¹²²¹

他们也提出转换体制身份的要求。说市委对「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个体经济，长期以来不予以彻底解决。从此把我们关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要求「把个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¹²²²他们中比较大的造反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12月19日的「上海市个体户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个劳司」)，在上海十区和四县都设有分部。

安亭事件后，从1966年11月中旬始，以上几类人员成批造反，要求复工，要求转正，要求改换体制身份，要求提高工资及社会福利保障待遇，「来势很凶，不断蔓延扩大，有的两千人集会八天八夜包围负责同志，不达目的不肯罢休」。¹²²³这样为各种实际利益成立的组织，仅在不久后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登记的，便有354个。¹²²⁴此类组织名目繁多。一些组织从名称就可以知其目的：「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要求将配偶调进上海；「常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将临时户口改为正式的常住户口；「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要求户口迁回上海并重新进厂工作；「支疆青年家长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将支边子女调回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要求分配住房；甚至还有一个组织名为「墓属革命造反员会」，要求归还被政府或单位侵占的私人墓地。这些组织都只是为某个目的临时组成，目的达到便解散。

市委节节退让

到1966年底，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席卷整个上海包括上海郊县。人们围着各级干部，不签字就不给吃饭，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夜以继日批斗。面对越来越膨胀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束手无策。他们若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与他们过去一贯坚持的原则不符；但若顶着不签字，又会招致「对抗革命群众」罪名。

1966年11月6日，市委签字同意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市委在《将民办中小学改为公办的决定》上签字。虽然签字时，双方同意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第一次做出的经济上让步。12月19日，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吸收刚转为公办的小学教师入工会。¹²²⁵

11月中旬，市委成立以劳动局长王克为首的工作小组，着手处理「四·六工」中的下放工人问题。经过两次协商，决定从1967年起，工资100%归下放工人，粮食、食油由生产队供应，原定他们必须上交的5%公积金、公益金，改由国家支付。为此，需由上海地方财政每年拨款二百万元。¹²²⁶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据此纷纷要求改变所有制。¹²²⁷11月22日，黄宇齐与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六项要求，¹²²⁸前已提及。11月23日，上市劳动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职工七条要求上签字。¹²²⁹11月26日，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与上海电动工具厂职工签字，承认「五八」类工资不合理。¹²³⁰「五八」类，即1958年大跃进时期进厂的临时工、家属工。

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为首的是分管郊县工作的副市长宋日昌、分管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副市长石英，以及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据说，曹荻秋对石英说「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搞一个全面方案」。因此这个小组曾打算「将全部集体所有制近六十万职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提高劳保福利，报中央文革」。但局势的混乱，使得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成立起，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根本无法开展工作。¹²³¹

12月1日，宋日昌代表上海市委，同意郊县下放工人和临时工万人大会要求，并同意将11月23日王克签字同意的支农回乡职工七条要求，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内容如下：

宋日昌同志代表市委同意下放工人、临时工人万人大会下列要求：

一、由市委王克同志签署同意的「郊县下放工人、临时工人联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点革命要求，由劳动局立即下达郊县各企事业单位。

二、凡目前在市属、县属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下同)工作的下放工人、临时工人在政治待遇上与基本工一律平等。

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单位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刁难、歧视、打击、辞退下放工人和临时工人。

四、企业中下放工人、临时工人(不包括亦工亦农)中一些不合理分配制度立即废除。

五、对目前尚未安排工作的下放工人，临时工人，凡有条件从事工业生产的，今后应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地、优先地予以安排。对丧失劳动力家庭困难的下放工人，应予以妥善安排。

六、关于下放工人、临时工人的转正问题，市委应立即呈报中央，按中央政策办理。

七、同志们提出的其他问题，委托总司令部与市委协商解决，上述问题如有与中央指示不符合的，按中央指示办理。

宋日昌同意

1966年12月1日

对上海市委来说，自工总司成立一个多月来，他们节节败退，在经济上作出部分退让，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努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此时，才是到了真正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层面，才给了他们为自己争取实际利益的可能。但此时，市委的退让仍有底线，即只是在用工等制度方面让步。而这些让步，除了「四·六工」的分配比例，大多数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钞票。即使是集体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也仍将「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

1966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王克就曾直接打电话向他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答复，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当时马天水已经决定转向，他可能认为，在经济上的让步，就是对造反派的支持，马天水后来检讨说：

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交企业座谈会后期，市劳动局王克曾同我通了电话，要求解答工资福利待遇问题。我说：「在不改变根本工资制度和所有制，在不影响大局的原则下，地方可以解决的群众合理要求，可以考虑」。这句话，在当时情沉下起了很坏的作用。我又错误地同意把把街道工业的福利待遇在低于临时工的前提下可以解决，我同意过在不增加工资条件下有些日工资可以改为月工资，并在日工资改月工资过程中对街道工业中少数低于街道工业本身最低工资标准的，可以调整到最低标准。学徒工中简单工种缩短期限的问题，也讲过经过通盘研究后可以考虑。我同意改变下放工人收入上交社队不能少于百分之五。我同意过科学单位外出串联。¹²³²

1966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事件刚结束不久，陈丕显主持市委委员会议，这是陈丕显养病后，第一次主持各部委、区委负责人会议。会上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指示：

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

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必然要冲击到经济问题，看来上海群众运动中经济制度、体制等问题势必冲破，看来是顶不住的。……

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灵活处理。¹²³³

此时，陶铸在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谷牧的《汇报提纲》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的指责批判，只好作检讨。12月下旬，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生活会」批判陶铸；会后，虽然陶铸的职务没有变，但地位已经大大下降。¹²³⁴陶铸显然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政坛，向毛泽东要求「到下面去工作」，¹²³⁵并向下边打招呼。12月10日这天，陶铸给上海市委打来最后一个电话说：「以前对你们帮助不够，我自己也有错误，替你们出了些坏点子，对不住。今后，不要靠中央保，现在靠谁保都保不住。」他还让陈丕显和曹荻秋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了。接到这个几乎是最后告别的电话，曹荻秋非常难受，对人说：「心都凉了」。¹²³⁶

12月10日左右，曹荻秋对市委劳动工资接待组说：「对待红卫兵经济上可以放宽些，争取政治上主动」，「我们以前工作所以被动，主要是经济上卡得太紧」。¹²³⁷13日，市人委在市人委大礼堂召开接待站工作人员会议。宋日昌要求：「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市劳动局局长王克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他传达了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的指示：

经济上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不许愿。只是集体转国营，下放工复工，临时工转正不行，大鸣大放争辩后解决。……

要搞几条杠杠，大的不能解决，但不能对立。问题不能解决，一、二星期后就起变化，堵不住。¹²³⁸

散会后，市劳动局即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劳保福利制定新方案，数日后完成。

12月15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对群众要求最集中、压力最大的一些政策性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市委甚至以书记处名义发电报给中央，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指导处理一系列问题，但等不到回音。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12月25日，在法华镇路一个办公地点，副市长宋日昌、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副局长汪力田等，起草关于将集体所有制改全民所有制和临时工、外包工劳动福利问题的两个方案。¹²³⁹以及《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主要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的病假、产假、工伤、困难补助等劳保福利待遇，可根据本单位经济条件，先制定一些低标准的暂行办法；临时工的劳保福利待遇参照上述办法；外包工人事关系暂由企业代管，劳保福利待遇参照临时工；日工资改月工资；学徒期按中央规定办，过长的可由群众讨论，各局自行决定；精简人员在中央没有相关指示前，企业不能自行安排复工；县属单位人员的交通费补贴可参照市区规定，市区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的交通补贴可根据本单位经济情况，参照国营企业规定。¹²⁴⁰这七条报马天水，马天水同意。

香山路会议

12月底，王克同意将1962年精简的1958年以前老工人，于一个月内安排工作。曹荻秋听说后，认为不妥。但是，12月30日，他见到宋日昌时，宋告诉他，王克已经签了字。曹荻秋要宋转告王克。绝不能这样做。而此时，正值临时工、外包工准备召开全市大会，曹荻秋希望了解外包工制度的来龙去脉。他约了王克。与此同时，前面章节已提及，市委接待站负责人杜淑贞和关键。曾经打电话给曹荻秋，反映说接待工作难于维持，到处逼着她们签字，她们实在不知该如何顶下去。曹荻秋要杜淑贞也参加会议。¹²⁴¹

1966年12月31日深夜12时至1967年1月1日，曹荻秋在香山路中山故居召开会议，参加会议者，除曹荻秋外，还有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副市长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以及劳动局长王克等八人。¹²⁴²曹荻秋说：「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自己先干起来吧！」¹²⁴³会上，王克为自己的签字作解释。王克认为，过去精简这些工人确实有不当之处，而且许多人回乡后，生活一直很困难，按照上海历年安排劳动力情况看，安排六七万人工作还是有潜力的。王克并说为此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认为可以安排。曹荻秋原来反对王克签字，听他们说明理由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这些回乡职工工作，要王克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王克又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如何处理？曹荻秋说，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王克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曹荻秋答复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曹荻秋后来说自己之所以这样答复，是因为：

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¹²⁴⁴

会议的内容被归结为五条：

一、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二、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三、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四、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五、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¹²⁴⁵

这个会，后来被批判是「香山路黑会」，说这个会是贯彻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工总司的岑麒麟以后也提到这个香山会议，1967年1月10日他临去北京参加全国反对经济主义大会时：

当时收到了二本日记本(似应为「笔记本」—笔者注)，据说是宋日昌、宋季文的，是在元旦香山路开会时的记录。内容有关经济主义的。这两本日记是怎样搞到手的，我原来就不清楚，只记得是当时参加会的财政局的人送来的，是谁不清楚，日记内容我也没有看过，只记得里面有「经济上不要克得太紧」。

我们把二本日记交给周总理秘书，他们收下后，没有下文。¹²⁴⁶

香山路会议后的两天，1967年1月2日，市委劳动局根据香山路会议精神召开干部会议，传达曹荻秋指示，制定了两个方案：《关于1961年-1963年精简回乡支农职工和辞退的里弄工、临时工以及社会待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救济问题的初步意见(草案)》，《关于当前若干工资待遇方面问题的初步意见》。并宣布立即付诸执行。¹²⁴⁷1月3日宋季文向市委传达五条，贯彻到外贸、商业二局、市经委、计委等所属单位。¹²⁴⁸而对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分配和积累关系，市人委农业办公室主任对各县农业局说：「今年生产大队不要向生产队提留积累，¹²⁴⁹不要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明年买农业机械可以向银行贷款。」¹²⁵⁰

劳动工资政策，从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委不会不知其中深浅。许多处于第一线的局长书记们，最初一直顶着轮番批斗不肯签字，就是知道一旦开了口子，后果不堪设想。市委推出这个不久为自己添加罪名的下策，显然是乱了方寸。从曹荻秋的检查看，市委干部们很同情那些生活困难的体制外职工，以及已经成为农民的下放职工。造成这些问题，一是因为体制，二是当政者说话不算数，积下许多矛盾。但是，在这样一个非正常的混乱时期，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无疑点燃了危险的炸药包。

港务局首先补发钞票

前文所说的几大类组织，目标主要在体制身份，他们掀起的社会影响巨大。但他们毕竟不是正式职工；或者虽是正式职工，但已支内支边去了外地，没有了上海户口。这些体制外和非上海户口的造反者，所影响的主要是上海的社会秩序。真正使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的，是来自体制内正式职工的经济要求。上海市委在经济政策上节节退让，最初还只是对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以及回乡职工的要求妥协，而且主要是在复工和就业保障方面。但这些体制外工人一旦取得胜利，他们的行为马上被体制内工人们效仿，经济主义风潮很快向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蔓延。文革刚开始时，人们的要求没有直接指向经济。最初的物质要求与造反活动还算有关系：活动经费、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都只是政治要求的附属品。但很快，许多组织提出的要求越来越物质化。

据记载，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务局所属第九装卸区部份学徒工，在抢「黑材料」时，发现一份有关学徒工工资的上级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上级管理局的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一年。¹²⁵¹根据不久上海一些银行职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份特急电报反映，港务局学徒工这次补发工资内容是：「艺徒原学习期三年，现改为二年，普遍补发一年差额，满期后工资业改按新』标准补发」，¹²⁵²第九装卸区为此共发出9.5万元。¹²⁵³九区学徒工的成功马上被港务局其他装卸区的学徒工仿效。其中，第四装卸区一次补发近四万元，每人平均补发三、四百元，最多拿到上千元¹²⁵⁴。当时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正式工起点工资每月39元，对这些工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笔巨大收入。

这是上海经济主义风潮的一个重要升级。在此之前，逼着当权派签字的，主要还是体制外的临时工等，人们的要求还没有直接涉及到补发钞票。海港青年工人成功地迫使当权派同意补发工资，而且一补发就是一年。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各单位在职职工纷纷起而效仿。十几年来只能被动地等着党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职工们，一旦发现自己能有主动争取经济利益的机会，马上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夺来抢去，逼着在写着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上海北方区海港，更是因为工人都离岗去找干部签字，当天便全区停工。¹²⁵⁵

各级领导干部在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前束手无策。许多干部过去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工人运动领袖，有着与企业主和国民政府谈判的丰富经验。但他们自己成为政府或企业领导后，却完全没有了与群众谈判协商的能力。过去，除了几年一度的统一加工资外，即使同情职工，他们也没有随意增加工资或福利的权力。现在，市委松了口，群众又逼得紧，加上或者是对工人处境的同情，或者是希望能以合作的姿态表示自己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支持，许多干部签字同意群众的各种经济要求。

体制内职工的经济要求

在这场经济主义风潮中，如果说体制外的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要求的是体制身份平等；那么体制内的正式职工，要求的则是经济分配平等。从笔者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正式职工的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要求补发工资。许多人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所以要求按当时文件所规定的标准，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1963年该厂平均工资者，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1963年始补发，如此共补发了七万多元。¹²⁵⁶以同样理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1958年招入的家属工，逼着劳动局副局长长汪力田签字同意工资由30元调整为41元；盲哑福利工厂逼着市民政局干部签字同意将平均工资从30元调整为50元，提高70%。¹²⁵⁷

又如钢铁行业，1958年市里曾经招收过一批青年，先让他们修筑上海沿海的海堤，然后转到当时新建的几个大钢铁厂工作。这批工人提出，多年来技术升级评定不合理，12月底，市委有关干部签字，同意这批工人的技术级别，一律从一级半工升到四级工，并补发三年的工资，平均每人补发八百元。¹²⁵⁸

补发工资风潮中，许多是学徒工提出。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技术工三年、熟练工两年，简单工半年。上海有些单位却一律规定为三年。¹²⁵⁹学徒期三年的技术工种的技术级别，最高八级例如机械金加工工种；学徒期两年的熟练工技术级别，最高六级例如油漆工、装卸机械的操作工；半年的简单工种没有技术级别，例如起重指挥工、清洁工。学什么工种是被分配而非自己的选择，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18元津贴，满师后起点工资42元。那些熟练工种的学徒期，被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这使熟练工的学徒感到自己不仅在学技术方面吃亏，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吃亏。于是许多熟练工学徒纷纷要求按国务院规定，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前面所提引发上海在职职工经济主义风潮的港务学徒工造反一事，即起因于此。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初曾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¹²⁶⁰当时上海此类组织较大的有「五八兵团」，由1958年进厂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要求纠正过去三年的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

自1958年以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缓慢，1958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是70.71元人民币；而在以后几年最高，也只升到1964年的70.78元；到1966年，又降到66.53元。¹²⁶¹每次加工资的决定权都在干部手中。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及随即而来的在干部中「拔白旗」，许多干部成了惊弓之鸟，不敢为民众说话，在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掌握上，宁左勿右、宁紧勿松，埋下了许多不满和矛盾。文革中这些干部成了走资派，那些对过去工资评定不满的工人，得以有理由要求「纠正工资评定中的修正主义路线」。

正式职工的要求之二，是改变体制身份：集体所有制要求改成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要求改成大集体所有制，等等。然后根据改变后的身份补发工资。

上海当时共有集体所有制职工60万人。成员以民办小学教师为主的造反组织「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要求将集体所有制的民办小学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公立小学，教师按公立学校标准发放工资和福利费。1966年11月上旬，市委同意民办中小学改为公办；1967年1月6日，张承宗副市长签字同意，民办业余学校教师月工资从22元增加到43元。¹²⁶²和民办小学类似的还有地段医院的从业人员，也要求改公办。¹²⁶³12月中旬，陈丕显签字同意。陈丕显说：「民办中小学已经改了，地段医院也可以改，又不是生产单位，改了没有关系」。¹²⁶⁴还有上海的人力装卸运输工人，要求将他们「统一归口」，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1月10日陈丕显签发同意人力装卸运输工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¹²⁶⁵

正式职工的要求之三，是补发或增发各种劳动福利费用或劳动保护物品。如交通补贴费、早餐费、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有毒有害工种营养费等各类津贴，以及工作服、工作帽、工作棉大衣、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等劳动保护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利的攀比，有些则是企业五十年代曾经实行过，后来被取消或降低了标准的。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工厂紧缩开支，削减工人的劳动保护费用，诸如延长工作服发放周期、缩减或降低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范围或标准、减少夜班工人的夜餐津贴发放对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种工人的营养津贴标准，等等，一直到1966年国民经济好转后仍未恢复。这些劳动保护用品或津贴费用是笔不小的隠性收入。文革伊始，许多工人理直气壮地要求恢复原有的劳保待遇。上海第二商业局便为此补发了9.5万元。¹²⁶⁶

例如根据劳动保护有关条款，有些有毒有害工种，原来每个工作日可有一份价值0.14元的牛奶，作为营养补贴；1959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将1962年以后进厂工人的牛奶取消，代之以每个工作日发0.10元工厂食堂的菜票，作为营养津贴。工人们觉得劳动保护标准被降低，要求恢复牛奶供应。¹²⁶⁷又例如发放劳动保护用品，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以发劳动保护用品为名，给机修工、车床工等有关工种，每人发一双大头皮鞋，作为车工的黄金海也发到一双，但却不是以往车工穿的那种厚底高帮大头皮鞋，而是可以日常穿的黑皮鞋。黄金海后来去问是哪里发的，回答说是根据纺织局的指示发的。¹²⁶⁸还据说，甚至连陈丕显的警卫员，也每人发了价值80元的衣物。¹²⁶⁹

第四是瓜分资金。如年度生产资金，工会基金等。邑庙区扎排组将1963年以来所积累的5万元生产基金全部分光。个别合作企业的职工还抽回入股股金，等等。¹²⁷⁰

第五是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联费、宣传费、袖章费等；或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如扩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等；点心如面包、饼干、月票；还有报销市内交通费、外出用餐费、半夜餐费，会场费、照片费、电话费、外出调查费等等。这方面费用开支非常大，据当时对轻工业、教育、商业、劳动等4个局调查统计：4局共有297个群众组织，从1966年11月上旬到1967年2月底，将近4个月时间花去经费55.6万元。又据市粮食局统计，从1966年11月下旬至1967年2月5日，全市粮食供应共增加300万市斤，大部分是供各群众组织的点心和开会吃掉的面包。其中光是益民食品四厂就欠粮20多万市斤；而市教育局从11月下旬到2月5日共吃掉面包饼干6700多市斤。¹²⁷¹

还可以列出许多内容，但主要是上述几种。

上海经济生产危急

经济主义风潮搅得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上海一片混乱。上海几大港务装卸区，六千多任务人几乎全部停工，据统计，1967年1月初，上海港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达5900人。大家都去找干部签字，还有许多人干脆趁乱不上班，乐得休息。上海港务装卸工大多由临时工和四·六工组成，他们不上班去造经济反，上海港几乎全部瘫痪。自1967年1月1日起，各港口纷纷停止发运货物，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停泊货轮无人装卸，港口物资严重积压。从1967年1月1日至9日的九天中，大批中外运输船只泊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平均每天约有七十余艘中外轮船无人装卸，有一天停了114艘船，上海港几乎瘫痪。大批中外运输船只泊港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为了赔偿这些轮船的非生产损失，这九天中一共亏损几百万英镑。1月4日，有艘希腊船因超过规定时间两个多小时才能解缆开航，船长将中国国旗倒挂以示抗议。一个英国船长大副向中国的驻船员说：「我今年来过三次，一次不如一次。这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落下去」。

铁路运输也严重不畅。自1966年12月31日至1967年1月7日，8天中，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客车都在中途受到阻拦，没有一列开到终点站；而从1967年1月1日至9日：

上海开往南京、杭州方面的客车，按计划是每天21列，实际开出的每天平均只有17列，而且误点、中途停车事故每班都发生；开出货车，按计划应为23列，实际开出平均每日3列。货物装卸方面，装车计划为650辆22，742吨。实际平均只有72辆2，615吨；卸车按计划也只完成11%左右。3日到8日，南京、杭州方面开出的列车，每天平均有52列停在沿途各站，无法进入上海站。¹²⁷²

长江航运局三十一艘大驳轮和六条拖船停工数天；宝山县运输公司全部四十多条船(3600吨位)，从1966年12月28日起停了半个多月。到11日，上海十个郊县运输公司轮驳队更是全部停航。

铁路运输和港口装卸瘫痪，工业原材料和生活数据无法运进上海，上海的生产、生活危在旦夕。电力用煤、生铁、木材等重要物资积压在港口，造成上海工业原材料严重紧缺，生产受到重大影响。许多重要工业部门面临停产，仅轻工业局系统，就有一万名工人被迫停工待料。1月下半月，上海库存生铁只剩12.1万吨，仅够用半个月。炼焦制气的煤精量少质差，甲醇库存只剩150吨，工业盐的库存仅余十天用量。最紧迫的是煤存量。全市七个电厂，存煤平均只够用三天。其中望亭发电厂最为严重，存煤量只够用一天半；原来小山般高的煤堆几乎快要铲完，已经开始在铲底煤了，该厂不得不将十一个炉子停了五个，致使发电量从每天400万度急剧下降到200万度。而杨树浦发电厂到1月9日，也只剩两天的存煤。1月上旬上海正常电力需要量为96.6万千瓦，但实际发电量曾一度降至60万千瓦以下。没电就没水，自来水供应也受到严重影响。受到影响的还有粮食供应，1月上旬的粮食每天到货量只能满足上海日销量的70%。

各区、县、局的干部，为了躲避被批斗和强迫签字，都尽量躲藏起来，上海的生产无人指挥。生产工人纷纷「造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反」，无心工作。上海的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在工业生产领域，工人大批离岗，生产车间一片萧条。1月上旬停工的化工工厂及重要车间有11个。1月计划钢产量24万吨，因大批人员离开生产岗位，焦炭供应不上，上旬生产陷于停顿；上钢三厂因大批化验人员外出串联，六个转炉停了五个。纺织行业1967年初的缺勤率达10%;国棉十七厂，2400工人停工，持续一星期，损失百万元。轻工业局所属562个工厂中，有308个完不成1月份生产任务。上海机械厂6000名职工全部停工，上海第三机床厂也全部停工。

在上海铁路局，「一些机车司机、票务员、扳道员、信号员、装卸工都受了蒙蔽，停工去造经济反。那时北站竟四门大开，无一人验票」。

邮电局和市内电话局40%的职工离岗，仅积压的装拆移工单就有三千余张，九千多具电话被窃被损，电话欠费近40万元无人催缴，市内通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的198艘渔轮平均每天只有五、六对出海。全市鱼及水产品的库存量只有9万担，每天供应市场只有一千多担，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

而在上海郊县农场，因大量人员外出或返沪，直到2月农田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在崇明岛的向阳农场和跃进农场，大批棉花没人收摘，烂在地里，当时估算有17多万斤棉花未收进仓库，40多万斤棉花腐烂变质，1.5万亩水稻没有脱粒，因霉烂或被野鸭吃掉的有11万多斤。

人们提出各种名目的经济要求，逼着干部签字后便马上去银行提现。银行提款越来越大，几乎被提空。在北方区海运局所属上海地区各单位，从1月1日到9日，发出现金148万元；但日装卸量却由9万吨猛降至3.5万吨。

在上海铁路分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全局共签字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高达3050万元；该局1961年技校毕业生每人补发工资1500元。在上海第三钢铁厂，1958年后转入钢厂的青年工资级别一律从一级半升到四级，平均每人补发三年升级工资800元，共补发60余万元。老工人也因青年工人升级而普遍调整级别，又补发了工资近130万元。在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周家渡船厂，仅18个工人的补发工资差额便达2.26万元；有对夫妻，两人共领到补发工资4128元。在上海第二商业局，对16万职工以各种名义发出现金118万元。下面是商业二局1967年所作的支出表格，可以看出当时资金发放内容：¹²⁷³

经济风主要项目

发出金额(元)

占全部发出数%

1.企业职工补发工资

637576

54%

2.外出串联

181990

15.4%

3.补发临时工工资

79803

6.76%

4.艺徒服装费

40600

3.44%

5.支农人员费用

52014

4.4%

6.增发劳保福利费

66767

5.65%

7.补发早点费

28249

2.4%

8.其他

94315

7.95%

合计发出金额

1181314

100%

经济主义风潮很快从市区蔓延到郊县城镇。川沙县补发工资等费用支出136万元，金山县支出100万元，嘉定县支出52万元。川沙县财政收入为此下降30%。「嘉定县有个工人要求从1953年起补发追加工资，总数竟高达万元。」由于市委和华东局领导签字同意农村外出合同工的劳务副业收入由原来的公六私四改为95%归己。农村务农人员与务工人员以及合同工之间的收入立即显出差异：

宝山县刘行公社沈宅大队有个30多人的缝纫组，如按此办理，每人每年平均可分现金1400元，而同等劳动力的社员，全年实做380个劳动日，却只能收入现金285元，相差5倍。同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也严重影响郊区的年终分配。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杜家桥生产队，全部现金3，600元，而退还给外出工上交集体收入需6，000元，社员年终不但分不到现金，还倒欠2，400元。该公社镇南大队每个劳动日值因此从去年的七角二分下降到只有三角七分。……

许多公社及农场人员脱产、停工进县城和市区，成立各式各样的行会组织，如：「初小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某某届农业中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等等，仅川沙县就有一百几十个之多。¹²⁷⁴

1966年上海212.44万名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工资总额1，4100万元。¹²⁷⁵而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4月统计：上海在1967年1月，仅增加、补发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福利费，分掉工会节余经费、集体公积金、股金，以及发放串联费、物资等等，就耗资3，500万元至4，000万元。¹²⁷⁶相当于月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中，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33万，1967年1月5日一天便为所属工厂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相当于该局4个月工资总数。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人群，仅1月3日这天，就有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¹²⁷⁷全市银行1月1日至1月7日，共支出3800万元，¹²⁷⁸最多一天支出现金达2800万元。¹²⁷⁹由于提款人数多、数量大，上海各银行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赶往商店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于是本来就短缺的计划经济市场货源更捉襟见肘。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上海第一百货商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25.1%，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6.3%，尤其是高档商品销售量猛涨。1月8日早上，中百一店一开门，早已等候在店外的人潮一拥而进，

一下子有三百多人冲向地下室购买缝纫机，有一百多人冲向自行车，对于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四千至五千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顾客购买商品普遍有种紧张心理，不怕不合用，不怕价钱贵，就怕买不到。¹²⁸⁰

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抢购囤积煤球甚至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以致郊区及市中心此类商品接连脱销。

由经济风又引出抢房风。文革中最初抢占民房的是红卫兵，占用资本家或黑帮的房子作为司令部、总部办公处。地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因为被造反派组织占作办公室的房子非常多，成天可见成群的造反派头头们进出弄堂。不久抢房风发展为抢占他人住房自己居住。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全市刮起抢房风。房管部门掌握的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全被抢占。此种抢占住房的行动；大都借用单位造反队名义，有些人开着卡车去抢房子，甚至一家三口组成一个造反队，去占领一栋房子。自1966年12月30日自1967年1月3日，除了文革运动对象住房30万平方米被抢占外，5天内全市所有待分配空房也都被抢占一空。长宁区天山房管所原有1，600间空房，可住1，200户人家，一个星期之内全部被抢光；徐汇区天平街道有200多户人家抢占房子，以后始终不肯退还。还有人串联组成一个全市性的「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天天到房管部门去讨要使用证、房票簿和钥匙。有些人怕日后被追究，发明「连环抢」：自己抢了房子搬去，又叫熟人住进自己原来房子，并类推之，试图造成无法退房实际。在这股抢房风的威胁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不保，就让亲友抢住进来，堵住外人来抢房。也有一些危险房屋的业主，抢得好房子后，主动上交原来的危房表示革命。这波抢房风事后核查有19，578户，房屋使用面积361，737平方米。¹²⁸¹

公共交通的月票也被造反，原来限定在市区线路使用的6元一张的月票，1967年1月，二个星期之内，扩大月票使用范围至近郊线路，月票价格仍是6元。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和该局所属公交公司的领导

签署了近郊二十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其中一月份以来，先后开放了近郊十三条路线通用市内月票，促使月票发售量从四十万张猛增到六十万张(除去退票共为五十七万四千张)。……

并且需增加客车二百辆。¹²⁸²

上海周边的嘉定、闵行、吴泾、浦东、川沙、罗店、松江、南汇、周浦，都通了月票。这些地区大多是上海的工业卫星城镇，许多大中型工厂建在那里，工人们平时住在工厂宿舍，配偶和孩子住在市区，周末才能由厂车免费送回市区，同家人团聚一天。如果自己平时要回市区，那就只能自掏腰包买公交车票，但如果天天来回，一个月的车钱相当于半月以上的工资。¹²⁸³在通月票的那一阵子，大家下班后都高兴地天天回市区，享受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场经济主义风潮刮遍全国，但只有在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风蔓延至几乎所有生产企业乃至商业、文教、公交、房管等其他行业，甚至还有继续向上海郊县农村人民公社蔓延趋势：在市郊、城镇及农村生产队，许多郊县企业及社办企业等，和城里一样加工资加福利，发放串联费，许多生产队甚至将第二年的生产资金也分光。外地各行业若向上海看齐，后果将不堪设想。

生产大滑坡，金融失控和商品市场短缺，使本已处境困难的上海市委更陷绝地。上海市委「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打算，给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又一条坚实罪名。¹²⁸⁴

经济风中的工总司

在整个经济主义风潮中，从可以查到的数据来看，工总司总部除了要求文革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而且在后来制止经济风的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1月7日，工总司总部在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召开会议，讨论正在迅速蔓延的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立即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出传单。当夜，由王腓利等起草，经王洪文审定，以工总司名义发出《紧急通令》。¹²⁸⁵传单呼吁职工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斗争方向要对准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走资派。这是到现在为止笔者见到的上海第一张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估计也是全国第一张。全文如下：

紧急通令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大好形势之下，斗争进入愈来愈尖锐复杂阶段。目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地、顽固地坚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耍弄花招，唆使大批工人上北京，大开经济物资方便之门，向中央施加压力。把重大的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极大阴谋！他们妄想使工人群众搞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造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不是首先造「钱」的反，同志们千万提高警惕，千万别上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当！为了牢牢地掌握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更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陈丕显、曹荻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部所属各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下列决定：

1.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不允许大批人员脱离生产尚位上北京(必要时只能派少数代表)。

2.任何人不准私自占用国家房屋，所有空房均由国家有关机构根据群众的具体情况，立即着手进行合理分配。凡已占用者，必须立即退出。

3.工人同志们应以长远的革命利益为重，切不可首先为加工资而造反，这是错误的！我们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如有以工资福利为借口而停止生产或停止营业者，我部造反队各级组织必须立即劝阻。(如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国民经济，我总部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一切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4.再次重申：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针对上海市委、华东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政权一定要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掌握，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否则一切暂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都是空的！

切切此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这张传单登在1967年1月14日的《工人造反报》上。刊登后，王洪文又召集工总司在各区、县、局以及系统的联络站会议，贯彻落实传单精神，要求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将领到的钞票统统退回去。王洪文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退回去，那就不要参加造反队！」¹²⁸⁶黄金海发到那双高帮大头皮鞋后，「我将这双皮鞋退了回去，还说服大家都将皮鞋退了」。¹²⁸⁷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在国棉十七厂托儿所当保育员，是个临时工，于是当时不少人认为王洪文是临时工组织的司令。但许多人都回忆说王洪文当时反对经济主义的态度是坚决的，虽然对临时工们会有同情，但没有成立和参加过临时工组织。¹²⁸⁸工总司总部的戴立清也是临时工，也未参加临时工组织。但身为临时工的他，当时对临时工组织是同情的，与他们的关系也比较近。¹²⁸⁹

工总司当时正在初创阶段，组织体系非常松散，下面的造反组织各行其是，总部的权威还没有建立，对下面的组织没有多少约束力。所以工总司下面所属的一些造反队，或多或少投入了这股经济主义风潮，参加者大多是工厂的普通工人。

小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千百万人参加和投入的运动，人们必然会表达和争取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及经济要求。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门，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源于底层群众对压抑感和不满情绪的宣泄。十七年越来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实权的干部越来越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得以对这些干部进行清算。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体现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干部权力的制约时，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是相互交错而又相互影响的。但是，文革毕竟是上层政治斗争产物，与1949年后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始终只能是对党中央及毛泽东决策的定向响应，很难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意识，一旦对文革目标有所逾越，便会遭到禁止。充分显现文革发动者所关心的，只是政治层面元素，无暇也没有关注民生的真正愿望。

经济主义风潮是文革中最具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群众运动，是在「打倒走资派」的阶级斗争话语下进行的经济和身份要求。如果说，1966年下半年的造反，是对政治等级身份的反抗；那么，经济主义风则是对体制等级身份的反抗，是文革中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只是争取政治名份，更是要求改变被分配的体制身份。而正是由于其完全的自发性，所以不能容于文革。而多年被压抑积累的经济愿望爆发于一时，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因此只存在不到一个月便被禁止。

经济主义风潮，是底层民众对剥夺人的主动性和选择权利的不满体现，是对等级身份制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宣泄，也是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呼唤。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经济风矛头指向计划经济体制，反对以行政手段将人划分等级，反对以行政手段分配经济利益；但是这些反对行为的思维方式，仍未跳出计划经济范畴。没有一个人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由少数握有分配大权的当政者决定大多数人的身份和物质利益的制度。人们反体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进入体制，或更多地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只是要求体制对自己网开一面。人人痛恨体制身份所带来的不平等，人人却又希望自己能挤进体制身份行列。人们反对因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体制等级身份，却不反对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划分的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司在与市委签订的要求中，在「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条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复职等条款后，都特地注明：「黑六类除外」。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临时工等体制外工人的遭遇，得不到体制内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工总司拒不参加上海临时工组织红工司的成立大会，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又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取缔；保守派工人也从未关注过他们。而红卫兵们，对不平等的体制身份也高度认同，参与了对临时工们改变身份要求的镇压。没有人想到这些工人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

人们在这一时期中提出的要求，虽然当时被作为经济主义风潮否定，但其中许多要求以后还是得到关注。如学徒期限，自1968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招收进厂后，便按工种技术程度分为半年、二年、三年不等；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福利待遇及家属劳保方面的差别，1971由上海市劳动局发文取消；与此同时，上海按照国务院1971年1月30日下发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将1966年以前进厂的临时工，分期分批，全部陆续转为正式工。这些政策变化，不能不说与文革初期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经济主义风有关。不过，政府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回到体制中去，让临时工等体制外职工转成正式工；而且文革时期对人的身份控制，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下乡，使得体制身份更是完全被强制分配，没有丝毫个人选择自由。工资差别也被缩小到只有工龄差别，而无技能等个人努力程度差别。

临时工们终于等到了转正，而支农回乡职工则无此幸运。1960年向他们许下以后让他们重返城市的诺言，直到二十年后，即1980年以后才部份兑现：允许他们的子女中，可有一人「顶替」当年父母的户口和编制身份，回上海工作。不过那已是文革结束后。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文革有关的串联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中，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与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扩大福利标准相对照，笔者尚未发现有学生要求提高助学金额或扩大助学金发放范围。此外，在当时大、中学毕业生由所在地区或学校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许多面临毕业的大、中学生和红卫兵领袖们，没有趁机要求为自己分配社会地位高或工资福利待遇好的职业，而是响应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号召，带头去到贫困的农村和边疆。此中固然有长期接受红色正统教育，轻信承诺的愚忠，以及不知柴米油盐稼穑之艰辛的幼稚；但更有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一面。

第十七章：中央贺电，上海为毛泽东的文革找到出路

《紧急通告》的产生

其实，就在经济主义风潮刮起之前，中央许多负责人就已对文革后果提出过警告。1966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谷牧汇报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谷牧在《汇报提纲》中提出大家共同的担忧：一是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二是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提出经济要求：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改为正式工，前几年在经济困难时期精简的职工要求复工，等等，都涉及体制，关乎全局；三是各类组织林立，将会引出派别对立的严重恶果。¹²⁹⁰这三条正是文革的瓶颈，到1967年初文革的走向正在验证前两条，不久还将验证第三条。但是，国务院务实派的担忧和警告，遭到毛泽东和文革派的激烈批判否定。毛泽东显然低估了这场运动必将导致的混乱程度，低估了正在和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后果。到1967年初，局势的混乱几乎不可收拾。

而此时的上海一片混乱：工业交通瘫痪和半瘫痪，银行几乎被挤兑一空。一些造反组织感到了情况的危急，纷纷走上街头试图阻止恶化的时局。1月7日，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和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群众组织的造反派，来到地处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银行员工们一起劝告前来提款的人群。¹²⁹¹1月7日，工总司发出制止经济风的传单，前面章节已提及。几乎就在这张传单印发的同时，另一部份造反派也在行动，他们是耿金章等人。1月8日，耿金章在接到经济形势危急的消息后，与二兵团总部几个负责人商量，决定立即召集造反派组织开会。他们通知各造反组织下午到衡山饭店开联席会议。耿金章先给张春桥打电话，希望张春桥和姚文元能参加会议。秘书何秀文接电话说：张春桥这天下午已经安排了其他会议，分不开身参加。耿金章打电话给王洪文，王洪文也说下午有别的会议。徐景贤派出朱永嘉代表机关联络站参加会议。耿金章又去找陈丕显，希望他能出席会议。陈答应不但自己参加会议，还将把各部、局负责人也叫来。

1月8日下午，全市造反派组织与上海各局负责人联席会议在锦江饭店8楼召开，到会群众组织三十多个。耿金章和陈丕显坐在前排，部局长们坐在后排。陈丕显让朱永嘉坐到自己身边，请他记录到会代表发言。耿金章埋怨和批判部局长们乱签字，翻来覆去地逼着陈丕显宣布撤他们的职。陈丕显不肯，说对部局干部的任免要通过中央，我个人没有权力撤他们职。¹²⁹²

到会的其他组织针对形势议论出多条意见。朱永嘉将众人的发言和提议汇总，归纳为十条。第七条针对抢房风，是朱永嘉自己提出的。他以后回忆：「这条我感触最深，因为我的资本家父亲全家被扫地出门，房子被占，父母都只能居住在亲戚家，而且有病在床，生活上的颠簸弄得我很头疼，所以专门写上这条。」¹²⁹³定稿后，大多数组织都签字。工总司没人来。耿金章代工总司签字，并将自己的二兵团签在工总司下面，第二位。但工总司下面几个组织认为耿金章只能代表二兵团，不能代表工总司总部。于是有人再去总部，范佐栋在，他代表工总司签了字。¹²⁹⁴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织「红工司」的负责人费敏章也到会，但是没有签字。费敏章说这张传单会给临时工、外包工带来压力，提出要增加条文，以示对红工司和外包工有所区别，「耽误了签字」。¹²⁹⁵而据另一份材料记载，当时红工司的代表不肯签字，结果被赶出会场。与红工司一起不肯签字的，还有回乡工人造反组织支农司和农司，也被一并赶出会场。¹²⁹⁶这三个组织，不久都被作为最典型的「经济主义组织」遭到解散和批判。

最后在传单上签字的共23个群众组织。修改定稿后的传单，定名《紧急通告》，朱永嘉让陈丕显最后审定：

在各个群众组织签字的时候，我请陈丕显把文件再看一遍。因为他毕竟是市委的负责人，应该经过他审定，并问他这个文件是否叫《紧急通告》好，他说可以。我还问他开头这段关于形势的分析如此表述是否可以，他看了一下，说可以。前面关于形势的分析是把三停与经济主义的问题都归罪于以他和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并且定性为「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罪责都推在他们身上。这个口径我是根据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来的，反正把一切坏事都往市委头上栽，而好事都是造反派的。¹²⁹⁷

各个群众组织在《紧急通告》上签字后就散会了，陈丕显也离开了。朱永嘉和两个红卫兵留下；对文字作最后整理，所以定稿的笔迹应该是朱永嘉的。¹²⁹⁸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朱永嘉和一起修改《紧急通告》的红卫兵赶回武康路2号，将稿子交徐景贤，并汇报会议过程。徐看后说「可以」，签字后，打电话通知《文汇报》派通讯员来取去，送《文汇报》付印。¹²⁹⁹第二天1月9日，这份传单刊登在《文汇报》上，《文汇报》编辑部并加了《编者按》。《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紧急通告》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联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联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团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

几天前由红卫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名义向全市人民呼吁，希望大家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而这份有写作班成员参加起草的《紧急通告》，虽然仍是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发布，但口气已经不是呼吁，而更像责令，俨然行政命令；而且最后第十条还责令市委和公安局「照此执行」。这是市委的权力和权威已经转移的标志。

1967年1月9日，这一天正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刊登在《文汇报》上的《紧急通告》被安排在第三版，完全被头版头条转载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压住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样，谁也没有料到《紧急通告》将引起毛泽东又一次重视和高度赞扬。

张春桥第二天看到这份报纸。自《文汇报》被接管后，张春桥对《文汇报》所有稿子都一律不预审，说让造反派大胆工作；所以他事先不知道《紧急通告》一事。待他看到后，便不满意地说：怎么搞的，刚发表了个《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又来了个《紧急通告》，现在是执行的问题，总要有人去做事。那么多文告，光发号召怎么行？¹³⁰⁰张春桥还质问徐景贤说你为什么让朱永嘉去参加这个会议？徐景贤听后十分紧张，回到武康路2号把朱永嘉狠狠批了一顿，说他不该擅自代表机关联络站在通告上签字。¹³⁰¹徐景贤说张春桥生气了，弄得朱永嘉也惴惴不安。¹³⁰²张春桥又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陈丕显，问是怎么回事。陈说是自己和造反派一起搞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去《文汇报》给造反派代表讲话，不提这天已经发表的《紧急通告》。

张春桥谨慎地沿着毛泽东的思路开展上海文革，毛高度赞扬《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张便尽快落实这张传单所呼吁之事，所以他不赞成再发其他通告，分散精力。张春桥没有料到，这张在他看来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普通传单，将为毛泽东解决文革的又一个大困境。

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在经济主义风刮得最历害的高潮，上海各银行清晨还没开门营业，门口就挤满了人，直到晚上关门，人群还不散。各单位为种种补发款项大宗提钱，严重影响了市民信心，造成恐慌心理，个人存款户也争先恐后地挤兑提款。

最早站出来反对经济风潮的，除了那些不肯签字的干部，就是银行职工。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银行职工是最先向中央告急的。1967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部分职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特急电报，请求毛泽东采取措施：

这几天，在我们的银行柜面，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一情况发展极快，由于我们面对这一情况不能作出正确判断，特急电向您老人家汇报，请求指示。……

在上海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革命群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对一些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发起猛烈开火，其中主要的有工资和集体积累两方面，有些单位在揭发的同时，采取了行动，于是大量的补发工资和分配积累的情况发生了，造成一股「补发风」。……

这股风目前正在发展，现在这股风影响下，有的单位生产资金被占用，货币大量投放冲击市场，有的人在拿到工资后，出现了挥霍现象。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当前斗争大方向的，而且也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为此，我们现立即向全市革命群众宣布，凡属以上性质的款项，在您老人家没有指示以前，一律暂时停止支付，一律您老人家指示后，立即坚决遵照您老人家指示贯彻执行。¹³⁰³

眼见银行有被提空危险，其他各分理处的银行职工，也像小东门分理处职工一样焦虑不安，纷纷向市分行和市财政局告急，希望上级机关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股风潮。有些银行职工走出柜台，劝导人们不要盲目提款；有的分理处采取拖延办法，宣布现金提完，要提款明天再来；有的干脆暂停现款支付。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根据市人委计划委员会意见，派员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告急。经总行向国务院报告，中央立即拟颁发《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

《文汇报》刊登《紧急通告》的第二天，1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市财政局工作人员的造反组织，以及红革会炮司、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等红卫兵组织，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召开座谈会，还邀请上海内河航运公司、立新造船厂等八个单位的财会人员参加，商讨如何制止日益蔓延的经济主义风潮。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简称「反经总部」)。这是上海工人、干部和红卫兵自发组织的一个反经济主义机构。

反经总部给自己定的主要任务是：一、审批非正常提款，除正常银行业务之外，其他支票一律不支付；二、动员返沪人员回乡或回原地；三、取缔经济主义组织；四、开展反经济主义宣传。¹³⁰⁴反经总部动还员了几万名学生去铁路和上海各港务装卸区，帮助装卸和疏散码头积压物资，¹³⁰⁵又组织五百多名学生往崇明农场抢收农作物；更多是说服退还钱款，动员工人们回厂。这些工作，对恢复经济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反经总部工作人员共七十多名。从名单看，红卫兵占大半：47个学生。此外还有银行职工和大学教师各1名，区劳动局干部25名，市工人文化宫工作人员8名，基层单位职工18名。¹³⁰⁶总部办公室最初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不久迁往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总部下设秘书组、组织组，调查组、接待组、写作组、政策研究组等机构。¹³⁰⁷经费及办公用品，由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提供；车费、餐费和工资，由工作人员的原单位发放；红卫兵除领取车餐费外，没有其他报酬，都是义务工作。

最初的名单中不见工总司的代表。其实，工总司总部的岑麒麟当时参加了成立会议。1月10日他经过外滩，只见一路上各银行分理处门口都挤满人，市分行门前更是人山人海。他挤进去了解情况，表示要跟银行造反派联系。此时正值银行职工和红卫兵等开会商量成立反经总部，岑麒麟参加了会议。但岑麒麟只是参加了这个成立会，后来就没有再去过反经总部。¹³⁰⁸直到1967年1月20日，国务院来电要反经总部派代表去北京，向周恩来当面汇报上海反经济主义情况。岑麒麟听说，便以反经总部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反对经济主义大会。反经总部的工作受到周恩来表扬，张春桥开始重视他们工作，经常要他们汇报情况；工总司和机关联络站派去张福昌、孙海明和朱惠民，主持反经总部工作。¹³⁰⁹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反经总部成为公社下面的一个部门：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而此时，中央关于制止经济主义风的文件已经下达，不少经济主义的组织纷纷往市革会登记解散。于是2月7日，公社成立了上海市财务清理监督小组，下辖13个清理接管小组，对群众组织进行账目和财务清理。此项工作专业性很强，不是红卫兵们能胜任的。2月12日，总部将清理工作全部移交给由市财政局科层人员组成的财务监督小组。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3月初，市革委会调整办公机构，按职能设立各办公室，反经总部的工作内容因与市革会财贸组重复，3月17日撤销，人员全部回原单位。¹³¹⁰

铁路造反派接管调度所

1967年1月1日周恩来要求尽快恢复上海生产交通的电话指示传达后，上海造反派除了去昆山说服赤卫队员们返沪，首先设法恢复铁路运输。1月4日下午，工总司开会讨论如何恢复生产和交通，会后马上派人去火车站恢复通车，准备发出14次特快列车。但上海列车段乘务员大多加入赤卫队，康平路事件后他们大批离岗，乘务员人手严重不足。红卫兵们当起了临时列车乘务员，1月6日由司机张生堂¹³¹¹驾车出发。这是上海铁路瘫痪后第一列全程开往北京的客车。而在此之前，所有火车都是开开停停，到半途就停下，没有一辆开得到终点。火车开到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这趟14次列车，文革中被誉为「第一列红色列车」。

张春桥1月5日接见工人造反派时，要造反派抓要害部门，先把生产抓起来。参加会议的谢鹏飞回去后，就组织造反队到上海铁路的各单位，尤其是运转单位，例如开火车的机务段、客车服务的列车段、列车检修的检验段，还有负责编组转运列车的编组段，恢复生产，疏通运输。从1967年1月的1、2、3日起，火车发车就不正常，从1月4日开始，几乎全线停车，他去北站，看到车站里人山人海，挤满了乘不上车的人；铁路沿线停满车，火车站里也趴满了开不出去的列车。调度所连续几天只有几个人上班工作，而通常往往是二三十人。此时正值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发生不久，调度所的调度员90%是赤卫队员，大都参加了赤卫队的北上告状，还有许多人为躲避批斗而不敢上班。谢鹏飞为负责人的上海铁路工人造反组织，是「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铁联」)，铁联的万金荣原来担任过运转车长，对铁路运输业务比较了解。他找来十几个以前做过调度工作的造反队员，1月9日去调度室顶班。当晚，铁联与同济东方红一起，宣布接管调度室。

革命造反派冲进调度所宣布接管，并立即将赤卫队负责人拉下马，顶上了十二名熟悉业务的工人造反队员。三百名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小将配合控制了整个北站。两小时后，铁路秩序就开始恢复。¹³¹²

1月10日，铁联接管上海铁路分局，1月12日又接管上海铁路局。¹³¹³

之前《文汇报》的接管，是因为报社的造反派担心报纸与《解放日报》合并，或者被外来冲击者封报。铁路系统的接管，则是为了代行几近瘫痪的铁路运输指挥权，恢复铁路运输。而铁路的指挥枢纽在调度室，没有调度室的调度，火车无法运行。所以，铁路系统的接管首先从调度室开始。这是继《文汇报》被接管后，又一重要接管事件。造反派们终于看到生产瘫痪对文革的巨大威胁，而周恩来要求迅速恢复铁路运输，也让造反派们感到身受嘱托，觉得必须挺身而出。接着，9月13日，生产处于严重瘫痪状况的海港，也被工总司海港联合指挥部接管。由《文汇报》开始的接管，在一片混乱的非常时刻，就这样首先从铁路开始，发展成代行生产指挥权的接管行动；不久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更将发展为以后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行动。

造反派行使生产指挥权，到1月12日，铁路恢复每天发出客车21列。这个数字已经是原来的客运发送的计划数。1月13日，上海站发送旅客3.806万人，货运发送6.4938万吨。铁路运输开始恢复正常。¹³¹⁴据文革中小报记载，张春桥对谢鹏飞等说，他们的接管行动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关于接管上海车站的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¹³¹⁵

1月8日下午，在陈丕显和耿金章等在锦江饭店开会撰写《紧急通告》的同时，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也在开会商讨如何解决上海生产和交通困境。张春桥召集市委机关造反派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开会。这个会，就是上午耿金章邀他参加群众组织联席会议时；他说已有会议安排的那个会议。徐景贤和王洪文等都到会。张春桥告诉大家，上海的存煤量已经降到最低点，发电厂等煤，甚至煤球厂也因此开不了工，造成市场煤球紧缺。煤球是上海许多没有煤气设施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有些居民便囤积煤球，张春桥说，有个老太抢购了大量煤球，堆放在家里的阁楼上，结果造成阁楼倒塌。¹³¹⁶张春桥又一次要造反派首先将力量放在要害部门，因为这些部门涉及民生，他后来对此解释说：

在上海，工厂夺权，一开始就明确应夺取哪些单位。有些地方就是要拼命的夺，调动全市力量夺。比如火车站、码头、电报局、电厂、水厂等决定全市的要害部门。这些单位的造反力量薄弱，可以调动外来力量。这样，他们要起来「造反」，交通还是畅通，全市还是有电，人民有饭吃、有照明，人民就不会反对我们。¹³¹⁷

对于其他部门混乱的生产秩序，张春桥认为乱一下没有关系，而且乱一下还可以改革和精简机关科层。他说：

既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准备生产都停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我们精神上要振作，要看清主流和支流，正像北京运动一样，我们要好好开展工作，不要被吓住……我们不要太急，运动有它正常的发展规律，刚刚起来，乱一下没有关系。……

去年三月主席在上海谈话，取消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都做到了。就是部改科，还没有实现。将来不要部好不好。实际上是科长干事，部局长做老爷。我们不要求恢复秩序，因为现在机关破坏得不够。¹³¹⁸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面对经济颓势，中共上海市委非常着急。1967年1月3日，由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主持，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会议。市公安局、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市邮电管理局、交通部上海海管理运局以及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都出席会议，工总司的潘国平、王明龙和黄金海，炮司的周谷声，交大反到底的杨小兵等，也都参加会议。大家反映了上海生产和经济的经济情况。市计委副主任马一行告诉大家：「煤的库存量下降很历害，有的电厂存煤只有一天了。」干部们在会上都表示，要站到造反派一边。杨小兵建议：「成立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造反派为主，协同各局党委组成，主要任务保卫抓革命促生产」。¹³¹⁹但这个建议后来没有实际执行。

火线指挥部的真正成立是在几天后，1月7日晚，在长乐路670号工总司八一革命委员会办公处，工总司总部开会，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等都参加会议。王洪文提出目前上海局势混乱、尤其铁路交通运输堵塞，港口货运物资积压，造反派有责任挺身而出。王洪文建议成立一个抓生产的指挥部，定名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简称「火线指挥部」)。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月8日凌晨，王明龙便临时借用工总司海运联络站在海运局办公大楼二楼的202室，着手组织工作人员的报到。两天后，火线指挥部搬往福州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三楼的两间办公室。¹³²⁰由于火线指挥部成立的最初宗旨是解决交通运输，畅通物资供应，重点在是铁路和码头，因此核心骨干是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的工人造反派组织。¹³²¹其余的工作人员大多由学生组成，共四十余人，主要是红革会、炮司、上三司，以及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此外还有上体司的造反派。而文革中另一份数据显示：「全体工作人员就是7名工人，两名干部和35名红卫兵小将。」¹³²²当时《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篇关于火线指挥部的报道，文中这样评价火线指挥部：

这个崭新的组织，同原来的市人委那一套经济领导机构有根本的区别。它以政治统帅经济，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部门。它也没有什么局、处、科、室等臃肿庞大的机构，全部工作人员还没有原市人委一些局的一个处的人数多。他们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公文、听汇报、打电话，而是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哪里有问题就到那里去解决，同群一起商量着办。¹³²³

这是一个由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共同组成的组织，与之前的各类造反组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不再只是「革命」，而是恢复生产秩序。这样的代行生产指挥权行动，为以后造反派的「夺权」，铺垫了话语准备。

王洪文让潘国平和王明龙代表工总司，负责火线指挥部工作。王明龙没有参加过安亭事件，但他也是老造反，是工总司闵行联络站负责人。1966年12月，他作为闵行联络站代表去工总司总部工作，因为是党员，王洪文将他安排在总部组织组。王明龙工作负责，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强，得到王洪文欣赏和信任。王洪文安排两个负责人，显然有所考虑：让「副司令」潘国平作为主要召集人，显示工总司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但王洪文知道潘国平靠不住，平时坐不住，人不知在哪里，有事找不到，所以又让王明龙也作为召集人，具体负责实际工作。

火线指挥部内设核心组、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共四个组室。此外还有创刊于1967年1月24日的16开刊物：油印的《火线指挥部战报》。核心组由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的六个局，各派一人作为「核心」代表，加上潘国平和王明龙；此外，谢鹏飞也以「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和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铁联」)的代表身份参加。事实上，潘国平在最初露了一下面后，就再没去过火线指挥部；而六局派出的核心代表，也基本是挂名，除参加过一、两次核心组会议外，平时都派代表，自己不常去。日常工作全是王明龙和谢鹏飞在负责。不久，王明龙作为王洪文的全权代表负责筹建全市性夺权机构，日常工作便由谢鹏飞主持。¹³²⁴秘书组的华师大红卫兵霍达每天收集交运各局、尤其海港和铁路两局情况，由谢鹏飞送交机关联络站，由机关联络站的王知常编成简报报送张春桥、姚文元，再由张、姚报北京周恩来总理处。因为张、姚来上海时，周恩来要他们每天汇报上海交通运输情况。¹³²⁵

由于经常要向下发文以及向上汇报情况，但会动笔的人没有；于是1月9日王明龙去机关联络站要求支持。朱永嘉向徐景贤表示想去那里做点具体工作，徐景贤当即同意，第二天朱便前往。他主要协助做些文字工作，如座谈会记录，收集情况，起草文件，帮助谢鹏飞等负责人起草发言讲话稿等；也经常参加核心组会议，参与讨论和决策。张春桥以后曾经几次表扬朱永嘉，说：「老朱不错，原来是拿笔杆子的，现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实际工作，得到了锻炼，精神面目都不同了。你到火线指挥部去工作，对你今后的写作有好处。」¹³²⁶

火线指挥部成立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畅通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以及疏散港口积压的六十万吨物资，恢复码头吞吐。为此动员和组织了几万学生红卫兵去码头帮助装卸。1月9日造反派接管上海铁路分局当天，五列火车载着一万多吨煤炭直达发电厂。¹³²⁷而此时上海最大发电厂的杨树浦发电厂，存煤几乎用完，已经在铲紧贴地面的残存煤屑。当第一车煤运到，发电厂的工人都泪流满面，高呼毛主席万岁。¹³²⁸火线还曾与其他组织发布过制止经济主义的通告，例如关于停止公交车辆近郊路线通用市内月票的紧急通告。¹³²⁹1967年的春节虽然因为被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没有放假，但张春桥还是要求保障春节市场供应。他将这项工作交由火线负责。

当时的上海，虽然生产和经济一片混乱，但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仍在，失去权威的是各级干部而不是政体。因此，虽然市人委所属各部门对下面工作的指导中断，但经济生产有其固有规则，而且基层各工厂的造反派和原来的科层管理人员共同顶替被打倒了的干部，按原来安排和原有规则继续运作。因此，即使在最乱的1967年初，上海的生产和生活还是惯性运转。但也因为原有秩序被打乱，所以许多原来的环节发生脱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火线指挥部起到了对上海生产的救急作用。虽然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全局统盘决策。

虽然火线成立时，张春桥事先不知道，但张春桥后来对火线的工作一直支持，多次表扬。张春桥这是顺着毛的思路，毛泽东对上海港口情况非常关心，再三关照张春桥、姚文元要解决上海港口装卸货物积压的问题。¹³³⁰1967年1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武康路2号，接见火线组长以上人员，王明龙、谢鹏飞、朱永嘉等人参加。会上王明龙向张春桥汇报工作情况，张春桥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王明龙和谢鹏飞，说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他。¹³³¹张春桥始终在为毛泽东的文革寻突破口。他之所以一再建议要造反派抓紧能源、交通和通讯部门等「要害部门」，是因为他曾打算：

1月16日前夺了铁路、电厂、自来水等要害部门的权。当时想把要害部门夺下来再夺市委的权。¹³³²

火线指挥部的成立，使张春桥觉得找到了方向。他认为可以用火线指挥部代替市人委。1月7日火线指挥部刚成立，1月9日张春桥就上报中央；还曾要火线指挥部以及铁路、海港等指挥部向中央写个报告，说今后可能代替原来的市人委等机构。¹³³³1月19日晚上在武康路2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火线指挥部及铁路局、海港、粮食局、商业一局、商业二局造反派代表。听取汇报后，张春桥说：

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你们这个机构把市委对经济工作、工交工作的领导抓了起来，我支持你们的工作。……

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¹³³⁴

类似的话张春桥在另一次接见时也说过。张春桥在听取王明龙等工作汇报后说：

这是个新生事物，火线指挥部班子比较精炼，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你们应该好好总结经验。¹³³⁵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回应。这种以由群众单方面组成的机构，代替整个政府原有职能的做法，似乎不合毛泽东心意，毛泽东还在寻找他认为合适的文革政权形式。

而火线指挥部在张春桥说「可以替代市人委」后，便扩大建制，设立了工业组、交通组、市政组、科研组、财贸组、卫生组、接待组，等等，对应市人委原来的各委员会或办公室，人员也扩展到一百多。各组人员下去既「抓革命、促生产」，又抓夺权问题；而且排斥原来的机关造反派，要各局、公司和工厂向市革会统统向火线指挥部汇报生产情况，摆出准备行使市人委有关部委职能的态势。而在火线指挥部运作的同时，市人委的各部委以及各局及所属公司的科层人员，也在对自己所属领域的生产进行组织指挥和疏通，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机关联络站或各局各公司的造反组织，认为应该听市革会的指挥；而且他们与本单位本系统的关系更直接，指挥生产更得心应手。他们对火线指挥部俨然老大不满，双方矛盾很大。

这实际是机关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的矛盾，在1967年夺权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产生，以后贯穿了文革始终。张春桥让火线指挥部代替市人委的设想就这样遭到事实上的抵制。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王承龙也派人收集王明龙、谢鹏飞等工总司人员数据，通过《简报》、《情况》等报送张春桥、姚文元，告他们的状。

终于，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在讨论公社建制和人员安排时，由张春桥拍板决定，火线指挥部作为公社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火线指挥组」，迁往市人委大楼办公，只负责一些生产方面的应急或突击性工作。由此，火线指挥部的职能权限被大大削弱缩小。接着，学生们被要求「复课闹革命」，原来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红卫兵回校，朱永嘉后期也不常去火线指挥部，实际只剩工总司的几名人员留守火线。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工业组、市政交通组等十几个职能部门，火线指挥部被合并至市革委会新建的工交组。1967年4月5日，火线指挥部撤销。

毛泽东要中央向上海发贺电

张春桥将精力全都投入了贯彻毛泽东肯定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正在蔓延的经济主义风，张春桥没有重视，更视针对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为多余。张春桥以为，自己正在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指导上海文革运动，却不料毛又出了另外一张牌。

1月10日，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以及刊登在1月5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紧急通告》。前者是1月8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两报记者述评。江青不愧毛泽东的妻子和助手，捕捉各地局势变化和发展的信息敏感而又及时，而且非常准确地符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拟定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正准备下发。据说，这个文件被江青推迟了两天下发，她希望造反派有思想准备。¹³³⁶现在毛泽东认为中央不需要发文件了，上海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就很好。毛泽东想以这份群众组织的传单，代替中央文件：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¹³³⁷

毛泽东还决定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他要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造反派们起草贺电，中央文革小组立即照办。快定稿时，毛泽东来了。周恩来问毛还有什么意见，毛提出，最后的署名，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¹³³⁸1月11日中午，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春桥和姚文元打来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名义，给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组织发一个贺电，高度评价《紧急通告》。贺电已送毛泽东处，正由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也已写好。贺电和社论今天晚上广播，明天见报。

这个贺电的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四个中央最高机构联合署名的贺电当日下午发到上海，上海立即赶印红色号外散发全市，整个上海沸腾。张春桥、姚文元马上于当夜11时，在党校召开群众组织代表或负责人会议，工总司等四十多个组织出席。张春桥传达中央贺电，说：

我和姚文元到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的形势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两次肯定了上海的形势。……

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¹³³⁹

张春桥建议第二天立即在人民广场召开盛大庆祝会，会后游行。张春桥原来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主动提出他和姚文元将参加大会并讲话，和上海群众公开见面。张春桥并建议成立一个上海各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

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中央贺电，转载《紧急通告》，并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中特别指出：「毛主席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的两个文件这个大事，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下午，『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市区各工厂不当班的工人们几乎全部赶来，人民广场红旗如海，有线广播和电视的规模似1月6日。大会会场外，还在十个郊区增设了十二个转播站，收听人数达数百万，盛况空前。』」¹³⁴⁰谢鹏飞代表火线指挥部在大会发言。张春桥发表讲话，这是他1月4日回上海后，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露面：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得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读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¹³⁴¹

大会在热烈欢呼声中一致通过《向毛主席致敬电》，还通过了《关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书》。红工司负责人非常后悔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赶紧在一张坚决支持《紧急通告》的声明上签字。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对《紧急通告》的产生起过任何作用。但后来在1969年1月，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却加了一句无中生有的话：「《紧急通告》发表前，张春桥、姚文元审阅。」¹³⁴²那天《文汇报》刊登《紧急通告》后，张春桥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陈丕显，问是怎么回事，陈丕显回答说《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他搞的，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我和几个造反组织及有关各局负责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见，我签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出来的。」¹³⁴³陈丕显告诉张春桥两个传单是自己组织的，是表明自己支持文革的态度，还有可能是希望通过张，让毛泽东知道自己与这两个传单的关系。但张春桥不愿承认陈丕显的功劳。他事后对朱永嘉说：「真是岂有此理，《紧急通告》怎么是他搞的啊！《紧急通告》与他有什么关系？」¹³⁴⁴朱永嘉认为，张春桥这样说显然是为了堵他这个知情者的嘴：

他这个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要堵我的嘴。关于起草《紧急通告》的问题，我在张面前是绝口不提，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张是容不得陈的。说实在的，陈不应该打电话给何秀文向张报告，而应该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才是正道。陈也没能理解他1月8日下午签发的文件的意义，仅把它当作一张普普通通的传单而已，想不到后来会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响。¹³⁴⁵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撰写都与陈丕显有关，作为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张春桥本应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下情上陈，但张春桥似乎没有这样做。不知陈丕显自己有没有想到向毛泽东汇报，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可能没有。或者此时他与中央联系已经很困难，地方向中央反映困境的渠道从文革开初就已经梗阻，这次连功劳信息都被阻断。以后，《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原件曾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万岁」展览会上展出过，但陈丕显的签字，却被折到反面，不让参观者看到。

本来，张春桥来上海之前，中央意见就是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周恩来元旦电话更是具体授命；毛泽东生日那天也亲口告诉张春桥：对陈丕显「不要烧焦」。但张春桥以后的行动，却给人以处处卡住陈丕显的感觉。朱永嘉文革后对此评论说，张春桥没有看到陈丕显不是一个人，陈身后还有一大批中共元老，卡住陈丕显实际上得罪了整个干部层，这是张春桥以后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始终是孤家寡人的原因之一。朱永嘉还认为，张春桥打倒陈丕显和整个上海市委，有以自己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张春桥没有预料到，毛泽东对他的定位将不只是上海，而是中央最高层。这一切，显示出张春桥的狭隘，也显示出他的短视。¹³⁴⁶

保守派全面崩溃

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贺电，而且是向群众组织发贺电，还加上中央文革小组，连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都深感不解。事后，他问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王力后来回忆说：

我的概念中，文革小组是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我还说政治局不能同中央并列，书记处也没有同中央并列，文革小组怎么能同中央并列？毛泽东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¹³⁴⁷

事实上，正是从这次贺电后，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指挥中心。毛泽东就这样不动声色，又一次大大提升了中央文革小组这套最忠于自己的工作班子的地位，更提高了自己妻子江青的地位。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表态支持群众，举国为之震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最权威的地位和姿态，向以工总司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高度评价他们的造反行为，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旗帜鲜明毫无保留地站在造反派一边。

毛泽东的这个动作是对保守派最大最致命的冲击波，彻底打碎保守派心底最后的防线。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使他们不得不否定自己。贺电发到上海第二天，就有赤卫队员在《人民日报》驻吨沪记者站门前贴出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批判说自己过去反对造反派是错误的。而就在几天前，还有不少赤卫队员到《人民日报》驻沪记者站门前示威，抗议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杨浦水厂一个赤卫队负责人，在康平路事件刚结束时还说：「交掉袖章不要紧，交不了我的心！」中央贺电发表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剩余的赤卫队袖章全部交给造反队，表示「要坚决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跑。」中央贺电中名列第一的是工总司，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赤卫队员受震动最大，退出赤卫队的声明贴满大字报走廊。¹³⁴⁸

过去一直坚持自己立场的赤卫队骨干也动摇了。国棉三十一厂赤卫队负责人李剑钰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

我对文革始终是想不通的，大批老干部靠边，受迫害，我对照历史，觉得这是杀功臣。令我转变的是中央给造反派的贺电。中央贺电来时，我正被关着。当时我说，我们是先天不足，毛主席不支持我们。我想，毛主席都支持造反派，我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我应该转变立场。¹³⁴⁹

被赤卫队总部聘为顾问的著名先进人物、文革前夕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三轮车工人程德旺，也说对他震动最大的是中央贺电：

正当我在激烈斗争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向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组织发来了贺电，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革命造反派。一声春雷，使我猛然清醒。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错定了。我站错队，走错路了¹³⁵⁰

过去加入赤卫队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纷纷在报纸上刊文检查自己「受了走资派的蒙蔽」。杨富珍等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种会上和报纸上批判自己，揭发当初暗示或动员他们保卫市委的干部们。1月24日，杨富珍贴出大字报，《揭发旧市委工作队镇压红卫兵运动的罪恶》，爆料说她在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写的《给毛主席的急电》，是她工作的国棉一厂四清工作队组织策划的。¹³⁵¹杨富珍的反戈一击引起轰动。

这些先进人物还带领自己所在工作部门的同事一起加入造反队。杨富珍康平路事件期间正赴日本访问，她一回上海马上打听自己小组情况。当听说同小组绝大多数工人都参加了赤卫队，

她急得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匆匆忙忙赶到厂里找到造反队负责人，表示自己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但回车间第二天，造反派就在大庭广众中批斗她，她不记仇，短短一个月，先后写出近万字的大字报，揭发陈丕显、曹荻秋，还一次又一次参加批斗陈、曹大会，面对面地斗争。不久，杨富珍参加了造反队，还在小组谈体会，发动大家反戈一击。在杨富珍的带动下，她参加造反队后的第三天，全组就有一半人也参加了造反队。¹³⁵²

杨富珍是1967年2月28日参加造反队的，那天：

杨富珍第一次带上了鲜红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的袖章，在全厂「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上讲了话。杨富珍同志沉痛而又激动地说出了自己早想说的心里话：「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前一阶段曾经被黑市委利用，做了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¹³⁵³

和杨富珍一样，程德旺也积极动员同组工人加入造反队，他说：

我想，多增加一个人站起来，就是对革命多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小组有20多人，起初只有一个造反队员。我就和他一起组织小组同志学习，提高认识。不久，多数同志都参加了造反队。还剩一个同志，思想还是转不过来，对造反派看不惯，造反派去帮助他，他却顶牛，发火。我就去他家和他谈心，终于这个同志也加入了造反队。¹³⁵⁴

不但劳模先进人物纷纷转变立场，就连保守派最顽固的核心——干部们，也因毛泽东的贺电而动摇了心中的原则。各级干部不像工人保守派那样与造反派明着对立，但他们是工人保守派的主心骨。而且，许多干部之前固执地与造反派保持着思想和行动距离，又一原因是为了不与时局的前锋靠得太近，给自己留有余地。中央贺电使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向昨天还看不惯的造反派归顺。许多干部都是在这一天才开始真正怀疑，自己过去对文革的抵制是否错了。这些干部们的交代、揭发和批判，比造反派的任何批判都更有力更强烈地冲击着保守派。据姚文元1967年10月给毛泽东的信，提及党员参加造反派数字的变化：

一月革命前，党员参加造反派的很少，一般只有2%至5%。到今年一月以后，一批党员就陆续参加造反派，其数40%至80%不等。¹³⁵⁵

红卫兵早已在青年学生中成为多数派；到这时，工人造反派也开始在工人群众中成为多数派；干部们的多数人开始强迫自己转向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干部和群众中赢得了多数。虽然每一个劳模先进人物、干部、赤卫队员的转向都只是个人表态。但所有个人转向之和，却形成了一股强大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反戈一击」。如果说工人保守派力量在康平路事件中，已经在组织上瓦解，那么，党中央贺电使他们在思想上彻底崩溃。这成为文化革命的转折点。

中央贺电发来之后，为显示批判走资派的决心，1月14日，上海的造反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了一次几百名干部大游街。文化大革命以来，常常有造反派把本单位当权派，或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出来游街示众，这是造反派折磨人方式中最污辱人格的做法。以前只是各自为阵；两周前，1966年12月30日，红革会也曾将杨西光、王零等复旦大学党委领导们挂上黑牌子押上卡车，到市中心南京路等游街。但像这样全市性大规模游街还是第一次。工总司派出造反队员去抓陈丕显和曹荻秋。陈丕显这天上午被炮司揪去，下午在巨鹿路上的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处，游街组织者找不到他，他才幸免这场人身污辱。而全市几百名各级领导干部，上至市委和市人委的部长、局长们，下至厂长，科长和党支部书记们，被悉数押在各种车辆上。他们有的被迫手持稻草，以示「捞稻草」;有的被迫手举算盘，以示「秋后算账」;有的硬被披上用几十块赤卫队袖章拼成的马甲，以示是「赤卫队黑后台」。更多人胸前挂着大牌子、头戴纸糊高帽子，大多被以「喷气式」强架着，甚至强迫跪着受凌辱。凛冽寒风中，满头银发的曹荻秋被押在修理电车天线的红色天车架上，几个粗壮的造反队员架着他手臂，按着他脑袋，强迫他低头跪在高高的天车架上，他的夫人石斌被强迫跪在另一辆天车架上。¹³⁵⁶游街的车队浩浩温还地经过上海主要马路，从南京路游到淮海路，或从淮海路游到南京路。围观的人群站满街道两旁，没有组织也没有人出来呼吁阻止如此侮辱人格的行为。

从1966年8月的斗鬼风和破四旧，到1967年的一月革命，从牛鬼蛇神到走资派，革命就这样完成了对象的转变。

造反派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中央贺电的强大冲击下，保守派组织彻底崩溃。据市革委会后来的一份报告说，1967年一年中，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曾先后十五次组织市、区二级赤卫队骨干500人左右「集中学习」。对264名市、区赤卫队负责人分析统计。其中：

站在造反派一边或参加了造反队的有144名，占54%……认识到错误，但对造反派还有些情绪的104名，占39.5%……与造反派对立的16名，占6%。¹³⁵⁷

而在工厂基层，越来越多任务人加入了造反队。1967年底，工总司曾作过对造反队人员情况的登记和统计，这是笔者看到的最早的工总司统计资料。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有水份，不尽可靠，但毕竟用数字向人们显示，到1967年底，加入工总司造反队的职工人数，已经在上海九成以上的工厂成为多数。例如，在工人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的纺织工业局，其所属十三个公司以及直属单位中，造反派队员人数，占全体职工人数50%至59%的有六个公司，占60%至69%的也有六个公司，另有一个公司占74%，显示工人造反派已经在这些单位占据全体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¹³⁵⁸其中，在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造反队员人数占全厂职工人数73%。¹³⁵⁹又如轻工业局所属十五个公司，造反队员人数占全体职工人数50%至59%的公司有四个，60%至69%的有九个公司，另有一个公司到80%，只有一个公司是36%。¹³⁶⁰再例如：在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工业局——第一机电工业局，所属十家拥有数千甚至上万职工的大型工厂中，造反队员占全厂职工人数60%至69%的有七家工厂，一家工厂占87.6%，一家工厂占92.3%，只有一家工厂不到半数，占48.5%。¹³⁶¹下面是工总司在1967年11月对全市工业系统所作造反队员统计：¹³⁶²

单位

基层单位数

职工总数

造反队员总数

%

公司

厂

冶金系统

2

53

91693

76710

83.7

第一机电局

8

411

第二机电局

16

20000

11282

56.4

化工系统

8

183

75802

46514

61.4

纺织系统

12

497

362701

216265

59.6

轻工系统

15

576

157871

95071

60.2

仪表系统

4

117

67468

49710

73.7

手工系统

5

电业系统

23

17762

12244

68.9

造船系统

15

32881

22765

69.2

国防系统

6

5864

3416

58.3

华东物资局

7

6

3883

2546

65.6

市物资局

8

12

11487

8402

73.1

表格显示，1967年底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全市几乎所有工业系统，人数都已占到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成为多数派。这是文革赢得了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具体体现，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真正标铸。

小结

上海两张普通传单，让毛泽东如此看重，不但要《人民日报》转载，而且还史无前例地让中央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再加上他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这在当时和以后都让许多人费解。

究其原因，正是这两张传单，为毛泽东解决了文革在1967年初陷入的巨大困境。整个文革发动阶段，造反派到处「炮轰」，破坏现有秩序，却无须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一切后果都由「走资派」承担。1967年的1月，文革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应验了谷牧一个月前的警告。一方面，干部们因被逼着在各种要求上签字，尽量四处躲避；科层管理人员因普遍遭受造反派冲击，有意无意消极怠工，造成各级监督管理的缺位。于是大批工人以革命造反名义偷闲甚至离岗；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民众要求改变体制身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刮起经济主义风潮。这是两个无法绕过的瓶颈，因为这两个瓶颈造成严重的生产和经济危机。不解决这两个瓶颈，文革无法继续开展。文革已经脱离毛泽东的驾驭，毛泽东面临必须结束愈演愈烈的无序状况的抉择。这正是干部阶层所期望的，因为要结束群众运动的无序状况，就必须恢复干部的权威和权力，重新严动各级干部的管理职能。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对秩序和革命的两难选择：要么向干部阶层妥协，结束文革；要么坚持逆水行舟，任天下大乱，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显然不会为了秩序而牺牲他的革命，他不会打击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更不会向阻止他继续开展文革的干部阶层妥协：他的文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个阶层，他不能在干部们没有对文革真正认同之前，就重新恢复他们的权威。但恢复正常生产和经济秩序又迫在眉睫，否则革命将无法承担几近极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上海两个传单的倡议和起草者们，加上张春桥和姚文元，谁都没有料到这两张传单解决了这个困扰着毛泽东的大难题。

上海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发布得非常及时，前者呼吁工人返回生产岗位，后者呼吁制止经济主义风潮，正是完全针对两个瓶颈。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呼吁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传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发文提出，这符合毛泽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两张传单将社会和生产的失序责任统统算在走资派账上，既号召恢复生产、打击经济主义风，又开脱造反派的责任，解决了毛既不想打击造反派又必须收拾乱局的困境。原来为经济和生产所困的文革运动，一下峰回路转。

文革的混乱，不但已经引起干部和保守派的不满，甚至引起造反派的担忧。毛泽东必须对这样史无前例的混乱有个交代，必须有人对这场混乱承担责任，这个责任自然不能由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文革的推动者造反派承担。于是，对经济要求网开一面的上海市委，顺理成章地被指为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走资派挑动经济主义风」，成为干部们的新罪名。毛泽东说有人压不了文革就破坏生产，然后再归罪于革命。批判走资派找到了新的理由和动力。而《文汇报》的接管，更为毛泽东在操作层面提供了对付困局的具体方法。那就是让造反派进入权力机构和各指挥系统，替代抵制文革的干部阶层，使社会和经济生活得以继续运转。毛泽东从上海文革中找到了已经陷于困局的文革的出路。毛将这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967年的1月，是文革的一个大转折。当上海造反派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于毛的文革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出路，及时抓住上海造反派的两个传单以及《文汇报》夺权事件，不但一箭双雕地解决了混乱和混乱的责任，而且将此作为进一步解除干部阶层权力的契机，引发随即而来的夺权高潮。这个高潮，以后被上海的造反派命名为「一月革命」。

第十八章：一月革命，从「接管」到「夺权」

红三司接管公安局

《文汇报》接管之后，上海的接管还只限于报社和电台等传媒机构，1月11日中央贺电下达后，上海立即掀起接管热潮，上海所有的区、县、局都纷纷被接管。这种自下而上的接管风，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从1967年1月11日起，整个上海的接管进入高潮。三天之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四十九个被接管：有造反派上下结合、或者是内外结合的，也有外单位造反派前去接管的。¹³⁶³下面是1967年1月初上海部分区和工业、交通管理局的接管日期：

9日，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被铁联接管，当晚铁联又与同济东方红共同接管铁路上海站；

10日，铁联与同济东方红接管上海铁路分局；

12日，铁联与同济东方红又接管上海铁路局；同日，红三司宣布接管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区区委、区人委被本机关的造反派宣布接管；华东电业管理局被本系统造反派接管；

13日，上海港务局被海港指挥部接管；13日工总司徐汇区联络部等造反组织宣布接管徐汇区委、区人委；市交运局被本系统造反派联合接管；

14日，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党政机构被局机关造反派接管。

面对突如其来的接管风，工总司总部最初不是很赞成。据戴立清回忆，这是因为王洪文不太赞成这种乱哄哄的接管风。王洪文认为，这是大事，各群众组织应该坐下来商量，一起决定；如果今天这个去接管，明天那个去接管，不是乱套了吗。所以工总司总部除了派岑麒麟去封银行，没有去接管过什么机构。封银行是为了阻止人们趁经济主义风去银行提钱，当时并没有接管银行。¹³⁶⁴

在一连串接管事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三司对市公安局的接管。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二十年后承认，他当时之所以想到接管市公安局，除了受接管态势推动，更是为了「亮旗子，抢头功，为红三司这个小山头增光添彩」。直接原因则是红三司下面各组织负责人对总部的批评，说总部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及《紧急通告》上都没有签名；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上也没有发言亮相。可红革会在这些重大事件上，都有表现或签名，风头已经明显盖过红三司，红三司必须有足以引起全市注意的大动作。安文江等因此想到了接管市公安局。行动的依据，是江青和主管公安工作的谢富治的多次批判公安工作的讲话。¹³⁶⁵

1月11日下午4时，安文江坐着吉普车，14辆大卡车载着红三司的红卫兵共四五百人驶向人民广场。安文江作简短鼓动报告后，即率众人包围位于福州路的市公安局大楼，在楼顶插上红三司大旗，宣布接管市公安局与所属各公安分局：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

接管上海市公安局临时指挥部

第一号通令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记上海黑司令部陈丕显的御用工具——上海市公安局长期以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市委常委，公安局党组书记，公安局长)、杜蔚然(副局长)的把持下，一贯对抗中央、抵制毛主席有关公安工作的指示，顽固地推行刘少奇、罗瑞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地富反坏，重用牛鬼蛇神，贪污盗窃，生活糜烂，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奸淫女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公安局更是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心塌地地执行刘记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修正主义的上海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工具。罪恶滔天，令人发指，革命群众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上海市公安局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早已堕落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为了彻底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了彻底粉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国民经济、扰乱社会治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砸烂上海市公安局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此，本司令部决定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起接管上海市公安局。

特此通令。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

(联系：交大反修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¹³⁶⁶

市公安局大门口红旗招展，院子里人头攒动，安文江拿着电喇叭站在高处，对着一大批公安局的干部和警察作进驻演讲。市公安局隔壁是上海市高等法院，火线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法院二楼。正在那里办公的朱永嘉听到下面人声鼎沸，便前往询问安文江，这样的行动是否请示过上面，朱的「上面」自然是指张春桥。安答「没有」。朱永嘉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请他去问张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态度。据朱永嘉回忆，张春桥当时没表态。¹³⁶⁷而据安文江的回忆，朱永嘉向他转达张春桥的态度：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¹³⁶⁸又据当时负责火线指挥部的王明龙回忆，张春桥当时曾让朱永嘉向火线传达三点：一，武器不能动，不能接管公安局的武器；二，监狱不能动，不能接管监狱；三，接管主要还是应该依靠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要和公安局造反派联合接管，不能排斥公安局的人员。王明龙就马上去隔壁的市公安局向红三司的红卫兵传达。¹³⁶⁹毕竟，群众组织接管公安局的权力是件大事，张春桥很谨慎，没有轻易表态。

市公安局造反派已经于1967年1月5日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文革前是市公安局文保处干部。红三司事先没有通知公安局的人，公革会也不知红三司会来接管，但既然来了，他们也只能表示支持。红三司接管消息传出，其他组织也不甘落后：交大反到底和复旦的造反组织马上与公安局的其他造反派，到市公安局在建国西路75号和394号的办公大楼宣布接管。几方造反组织与公安局党组签订了条约，明确由公革会为主接管市公安局；在参加接管的群众组织监督下，仍由市公安局领导干部主持工作。红三司很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接管不彻底。

工总司最初要求联合接管。据安文江以后回忆；他们刚到市公安局宣布接管，王洪文便带人赶来。王洪文提出，考虑到专政机关的特殊性，建议联合接管。经十分钟的谈判，一致同意29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接管委员会，由红三司安文江任主任委员。¹³⁷⁰但2个小时不到，晚上6点多，王洪文又带人赶到市公安局，声明退出接管。红三司接管的当晚，王洪文召集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等工总司总部负责人讨论此事。王洪文不赞成红三司对公安局的接管，认为专政机构怎么能由一两家群众组织接管。¹³⁷¹凌晨5点，工总司、交大反到底、炮司、红革会、机关联络站等18个造反组织，在市公安局门口贴出一份《联合紧急通令》，要求红三司等立即撤出，由公革会督管公安局的事务。¹³⁷²全文如下：

按照党中央指示，接管公安机关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认为，除了公安机关内部的革命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群众组织无权接管公安机关，同时为了避免转移当前斗争的重点；红三司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考虑到群众组织接管公安机关是不适宜的。为此我们发布联合紧急通令：目前进入市、县、区各公安机关的各组织、群众必须立即撤出，不得延误，并建议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监督。¹³⁷³

但情况很快又有变。1月13日上午10点半，张春桥接见红三司的安文江等四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接管行动。¹³⁷⁴接着，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到永嘉路上的市公安局政保三处，接见公安局造反派二十多人，了解公革会成员情况。张春桥表示，有些事你们最好不要先问我，你们干了再说，因为有些事我也很难表示态度；张春桥说，接管公安局这件事，中央没有讲过，但是你们已经接管了，话也说出去了，再不支持也不行，希望大家不要对红三司过多指责。张春桥建议，光靠红三司力量不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工人、学生应该抽一些人进入公安局，这有好处。¹³⁷⁵下午，工总司等25个组织代表主动找到安文江，承认对接管公安局「有个认识过程」。并表示将再发一份支持红三司接管行动的声明，以消除1月12日凌晨5点那篇《联合紧急通令》的负面影响。¹³⁷⁶

红三司接管公安局行动得到肯定，于是再接再属，于1月16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打倒陈不显，砸烂上海市公安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安文江主持大会并作演讲。

几十年后，安文江回忆自己当时接管公安局的行为，说他们当时绝对没有取而代之的念头，想的就是先接管，等待上面任命新公安局长。其实，他们对接管以后该干什么，如何开展工作，心中完全无数。他们想的，就是不要在接管大潮中再落后形势。¹³⁷⁷他们对自己行动的意义，根本没有很好考虑过，所有的动作都只是政治表演。

上三司接管上海市委

当所有组织都忙着接管区、局一级党组织时，有人已经想到去接管省市委。1月14日，山西省的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他们已经于1月12日晚上，接管了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这是全国文革中最早的省一级党委被接管。¹³⁷⁸而在上海，这个行动的最早发起者是上三司。

1月15日，上三司宣布接管市委和华东局，参加者主要是二兵团，还有另外几个群众组织。上三司的负责人是赵全国。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起接管市委和市人委？据他自己文革中的交待，说是风头主义。因为他文革前曾经受过处分，总想在文革中有所表现，提高自己的形象。¹³⁷⁹文革后他的回忆又不一样，说他当时看到码头无人装卸，发电厂几乎没有煤，「我心里非常着急。我想，首先必须让那些干部出来，指挥生产回复秩序。而干部出来工作，首先应该是市委领导干部出来。」¹³⁸⁰他还说，他当时曾找过陈丕显、曹荻秋和华东局的魏文伯，但是没有找到。「我想到督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¹³⁸¹他并不知道谢鹏飞他们的火线指挥部已经成立。赵全国去找耿金章，成立了共11个组织的工人、学生联合机构。¹³⁸²赵全国为什么不找王洪文而找耿金章？赵全国以后回忆说是因为「找王洪文找不到。而且当时他认为王洪文的工总司是空架子；而二兵团势力大，当时全上海交运系统都是二兵团的势力范围，所以耿金章有能力指挥交运系统的人立即上班。他们有汽车，这样也能解决上海生产中的运输问题。¹³⁸³

1月14日晚上，赵全国和耿金章召开第二次会议。赵全国主张成立临时督管委员会，「把全市各系统工作立即抓起来」。他想让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主任和副主任，请耿金章问张春桥是否同意。¹³⁸⁴耿金章当场打了个电话给张春桥，张春桥答说「很好，我同意，等我请示中央后再给你答复。」¹³⁸⁵耿金章挂下电话便将张的话告诉了赵。赵说先斩后奏，先接管起来再说。耿金章还有些犹豫，说光我们接管，人家会有看法。赵全国说，那先派人占领外滩，延安路和康平路的办公楼。耿金章问占领这些房子干什么？赵全国解释说，等上面批准了，答应我们了，这些房子就可以用起来了。耿金章以为有理，同意了。¹³⁸⁶这时，二兵团常委张虎根带来一个消息：听说红革会也有进驻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打算。大家觉得形势紧迫，红三司已接管了市公安局，说不定红三司也正准备接管上海市委，要接管早接管，明天就进驻。上三司常委们当即决定立即行动。于是，马上起草《向毛主席致敬电》，又起草了4个《通令》。

这是上海第一个接管市级领导机构的文件，虽然篇幅稍长，还是全文抄录如下：

《接管上海市委第一号通令》

我们革命造反派庄严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12时起正式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

自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同志逝世以后，中共上海市委被以曹荻秋、陈丕显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积极地、认真地推行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干尽了坏事，罪大恶极。文革开展以来，他们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命地坚持反动路线。最近更变本加属，策动「三停」，玩弄经济主义的把戏，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样的黑市委，非砸个稀巴烂不可。

目前，在革命造反派的万炮猛轰下，上海市委已经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完全瘫痪！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确认，上海市委的权非夺不可！我们认为：非砸烂完全瘫痪的旧市委，重建革命的新市委，变革命的大乱为革命的大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二兵团，上海三司和中教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决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三时起正式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

自此，旧上海市委业已不复存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二兵团)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三司)

上海市中教造反总司令部(中教司)

毛泽东思想上海兵团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

《接管上海市委第二号通令》

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已经接管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

旧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自绝于人民。旧上海市委必须彻底砸烂，重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新上海市委。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姚文元同志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未下达之前，暂请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接替中共上海第一书记兼上海市长及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副市长之职。

(签名与日期同上，从略—笔者)

《接管上海市委第三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已定于一月十五日12时起；由我革命造反派接管。临时新市委业已诞生。

为了建立正常的秩序，开展革命的党政工作，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并有利于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特责令原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所属各级干部工作人员，于本通令生效时日起三天内回到原工作岗位，并前来接管委员会报到，听候临时新市委和临时新市人委调动，任何人不得违误，否则，作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签名与日期同上，略—笔者)

《接管上海市委第二号通令》，专门电报拍发中央和毛泽东。还有个《接管上海市委第四号通令》：

《接管上海市委第四号通令》

一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起，我们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市和上海市委。

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彻底粉碎原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我们特向所有外出「串联」的赤卫队员发出紧急通令：希望你们自通令生效时间起二周内全部返回原单位(在本市的三天内)。

我们坚信工人赤卫队的大多数队员是革命的同志，是听毛主席话的，我们相信大多数赤卫队员是会响应本通令的，对于蓄意不服从本通令，蓄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作破坏文化大革命论。

(签名与日期同上；略—笔者)

这四个通令，赵全国说暂时不要发，等中央表态后再发。但下面的人还是马上就发了。1月15日清晨3点半，上三司和二兵团三百多人以及一些其他造反组织的造反派，往康平路市委办公处宣布接管。赵全国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红卫兵，占领了延安西路33号市委办公大楼，插上上三司的大旗，以示接管；接着外滩的市人委办公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又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红喜报，散发传单，宣告接管胜利。耿金章说光这些个组织接管不行，还要再联合一些组织，声势更大一些。于是，又找了23个造反组织，商量如何进一步接管。

耿金章问赵全国，如果张春桥不同意怎么办？赵全国说：他没有理由不同意。但是，耿金章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清晨7点，接管不到四小时，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打来电话，要耿金章立即去兴国路招待所。耿金章赶到后，张春桥问他：你占领这些空房子干什么？张春桥又说：你占领这些空房子根本没有用，市委这些领导照样可以办公。不能占，你马上给我撤！耿金章一听张春桥不支持他们行动，就连忙打电话去占领的三个地方，让把人撤出去。¹³⁸⁷二兵团撤出，赵全国的此次接管行动流产。赵全国不相信张春桥不支持他们接管，当日下午去衡山饭店找耿金章，了解张春桥的意思。耿金章告诉他们说：

张春桥同志听到夺权很恼火，要你们马上撤出去。张春桥还讲「你们十一个组织联合夺权是想把市委的烂摊子压在我身上，使我在上海待不下去，最后将我压出上海」。¹³⁸⁸

用民众接管这样非程序形式的更替，而不是中央任命改组或重组上海市委的正式程序，这样的行动是一件大事，这种权力更替形式是1949年后从未有过的。显然，张春桥此时没有意识到，造反派的接管行动，将引出毛泽东的又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张春桥还是马上向北京汇报这个新动态，「我们立即汇报了主席、中央」。¹³⁸⁹张春桥对造反派提议自己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不接受，说：「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¹³⁹⁰这样的话，张春桥在1月13日下午的会上也讲过，当时红三司提出改组上海市委，张春桥回答：

你们提出改组市委，如认为条件已成熟，我就向中央反映。你们先提出改组方案，由什么人来当书记。(大家说，请中央派人来)中央是没有人的。过早改组没有好处，无论谁来当书记，面对的都是困难，也解决不了。因为下面的机构没有改组，思想也没有改。¹³⁹¹

张春桥此时对接管并不热心，他对徐景贤说：

造反派到处夺权的话，把什么事都压在自己身上，使走资派反而轻松了，不要干这种蠢事，还是应该把担子压在走资派身上，把他们推倒第一线，他们要对烂摊子负责。¹³⁹²

张春桥评价上海的接管风，说：

接管有些成风，有的接管有利，有的接得不一定有利。《文汇报》接管很顺利，《解放日报》就不大顺利，什么事都堆在造反派身上，本来能做的事也不做了。¹³⁹³

张春桥主张，造反派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干，要将干部推到第一线：

部长们、局长们，除了完全烂掉的以外，要不要把他们推到第一线，让他们管工作，看他们究竟能不能过新的关……(与其)在幕后，索性到第一线。¹³⁹⁴

要推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上前线，让他们在工作中改正错误。¹³⁹⁵

机关还是要由原来的机关干部掌握，不要群众直接掌权，工作要有连续性。¹³⁹⁶

显然，张春桥不赞成造反派直接处理大量具体事务，他一再告诚造反派，一定不要把一切矛盾拉到自己身上，而是要边批判上海市委，边让市委干部去抓具体工作。还是在1月3日王洪文等去北京见他时，他就告诚说：

你们一定不要管这些事。要警惕，否则可能会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要抓紧批判。¹³⁹⁷

张春桥的思路就是：造反派不要做具体操作性的管理工作，还是让干部们去解决矛盾，这是干部们本来的责任；造反派的任务是大批判。换句话说就是干部工作，群众监督。

毛泽东支持群众夺权

张春桥的这些想法，正是当时中央决策层中许多人的共识。1月15日，山西造反派宣布接管省委的第二天，陈伯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说：

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¹³⁹⁸

陈伯达所说的「上海的工人同志」就是潘国平，他1月10日左右晚上去北京参加一个造反派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场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

座谈会上要上海代表先发言，我就说了上海情况，我讲说上海目前有股接管风。这时江青就出来打断了我的发言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要夺权、夺权、再夺权！」江青还向参加者发问：你们讲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人都讲不对，就这样把我哄了下来。后来我还要讲，我说好话坏话总要让我讲完。这时总理讲，上海的同志，你的发言我们知道了，这个意见可以考虑。¹³⁹⁹

陈伯达在1月15日的大会上引了潘国平的话。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

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依靠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¹⁴⁰⁰

同一天，周恩来在另一个会上，也表达了这个意思，而且更加具体：

在上海有个接管风，陈伯达在体育场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但新反扑不止经济主义一种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经济主义和矛盾上交是分不开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管，一个单位内部烂透了，内部起来闹革命，外力给予支持，实行接管。现在接管变成一个风气，本单位内部还没有形成革命力量，外边就去接管。……

接管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瘫痪了且腐烂不可救药；二是内部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是外部支持。……

接管是监督的性质，监督的好处是业务可以继续。对领导，严重的像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现在决定采取撤职留用，考察三个月。(有人说三个月不够，财贸方面时间要长一点)三个月不够还可以延长。夺权是夺的监督权，不是管业务，否则你们就陷入业务圈子，影响闹革命。¹⁴⁰¹

周恩来主张监管，保持工作延续性，与张春桥的「干部工作，造反派监督」的思路基本相同。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思路。大会刚结束，毛泽东就马上召开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讨论上海的接管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说，

上海造反派组织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是他们(上海市委)采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把他们的权夺了。¹⁴⁰²

毛泽东还说：

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干部党员，使党团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他们的乌纱帽，他们是做官当老爷。他们拿手的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约束干部、党员的紧箍咒。¹⁴⁰³

就是要夺党权，当然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

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这政权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一定要被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不是要全部打倒他，只是把他不对的地方革掉，那就不行，就是反革命，就要抓你，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自己的鸟纱帽、地位和利益。¹⁴⁰⁴

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和关锋为《红旗》杂诗撰写一篇关于夺权的评论员文章。本来起草社论，都是由陈伯达、王力和关锋共同撰写；或是王力、关锋起草后，由陈伯达修改。这次毛没有让陈伯达参加起草。毛的那一大篇关于夺权讲话的主要内容被写进评论员文章。毛泽东批：「写得很好，照发。」¹⁴⁰⁵文章在当晚就按毛泽东要求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并登在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上，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同一天发表的，还有陈伯达起草的另一篇文章：《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内容主要是号召各级领导不要惧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陈伯达将自己这篇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将王力和关锋起草的号召夺权文章作为《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当时，《红旗》杂志的每篇社论都有着指导性意义，重要性高于评论员文章。但是这次，起巨大影响的却正是号召夺权的文章，震撼全国。人们并不因它只是评论员文章而看轻，北京造反派敲锣打鼓，去《红旗》杂志报喜。

毛泽东觉得只是这篇号召夺权的评论员文章还不够，接着又要《红旗》杂志再写一篇纲领性的关于夺权的社论。2月2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广播。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许多句子是毛泽东的原话，¹⁴⁰⁶例如上面所引的最后一段。¹⁴⁰⁷

在此之前，还是在1月，毛泽东曾经从各省市的接管和夺权行动中，总结出几种夺权形式，

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辨)。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¹⁴⁰⁸

自从《文汇报》被接管后，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权替代形式。上海从铁路系统开始的接管生产指挥权行动，以及和山西的接管省市委行动，给毛泽东以新的思路，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夺权，即撤换干部，上级重新委派；而是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夺权，即由造反派夺权，接替原来的干部们的权力；而且，山西造反派的夺权不是一派组织夺权，而是各派组织的联合夺权。

本来，造反派只是将「接管」作为撤换和罢免干部的过渡性临时举措，只是临时代管权力；待中央或上级另派干部后，便移交权力，所以上三司的「督管」，提出中央任命张春桥、姚文元接任上海市委之职，并没有想到自己取而代之。而在全国的其他省市，也有将此种罢免行动称之为「查封」，即在上级另行委派干部之前，先行终止干部们的权力。徐景贤文革后的回忆，反映了造反派最初对于「夺权」的认识：

我在组织撰写1月6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的口号，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消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任命的。¹⁴⁰⁹

戴立清文革后回忆他当时对夺权的理解：

夺权，我的理解就是罢官，我们厂1966年8月25日那次夺权，让支部书记下来，上去另一个党员，我们的理解这就是夺权。所以，我们理解的夺权就是罢不好的干部的官，就是撤走资派，换上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干部。并不是我们自己上去。到中央号召夺权，公社成立，革委会成立，一切权力归革委会，革委会组成必须军干群三结合，明确造反派参加新的权力机构，这时才觉得夺权与自己有关系了。原来觉得夺权是上面派的，这时才觉得自己可以被结合进去。¹⁴¹⁰

《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一下使造反派过去几个月的造反行为，终于有了最终指向，也使造反派过去的不安全感，有了最终保障，那句政治口号式的「夺权」雨字，现在终于具有了真正与造反派切身关联的实际意义，成为最有效的对底层的社会动员，赢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呼应。所有积极参与夺权的组织，不会不预感到，参与夺权行动愈多愈深，对于提升自己的组织在文革中的革命名份越有利。那些在文革前一阶段对运动介入不深的组织，这次都认准方向，一定要积极投入夺权，再也不能掉队。各造反组织纷纷想方设法参与各种夺权，召开各种大会，尽量为自己的组织在将来的博弈中增加砝码。而且大家都明白，对有些职能部门的接管，被与自己关系好的一派接管，和被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一派接管，大不一样。而当初接管《文汇报》的「星火燎原」，则更是将他们的接管视作一家的成果。当时《文汇报》社连印刷厂上百人，其中属于星火燎原一派的有21人。在毛泽东号召夺权之后，他们宣布，全部权力归他们星火燎原一家：

我们认为，报社的全部权力应该归「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因为报社是总部接管的，主席肯定了我们，鼓舞着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主席的期望。我们总部的人，在接管的当天是十九人，加上长征串联回来的两人，现在一共二十一人。¹⁴¹¹

谁去夺权，权力就归谁。这样对夺权的理解，使得各派组织的纷争不可避免。不过此时，夺权到底怎么具体操作，造反派们还是心中无数。造反派们都是底层民众，没有对上层机构的管理概念。他们的眼里，权力的物化体现就是各种公章，因为只要盖上了公章，许多事便一通百通。文革前夕，有部重点上映的电影叫《夺印》，其中夺公章的画面给人们印象很深。于是许多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就是到夺权单位发个宣言或通令，将图章拿到手，就算夺权了。当时号召夺权的宣传画上，都是画着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和穿着军装的红卫兵一起，手里高举着刚夺过来的办公大印。由于没有夺权程序、夺权资格等操作层面的规则，于是谁都可以夺权，谁都希望将权夺到自己手里。许多单位今天这批造反组织去宣布接管，明天另一拨造反组织又去宣布夺权，经常发生几方争夺的严重冲突。

1月16日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行为后，「夺权」代替了「接管」：

16日，交大反到底联合部分工总司造反派，进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宣布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明确告示，说华东局是中共中央机派出关，不允许夺权，夺权者只得退出华东局。同日，卢湾区人委被原区人委机关造反派夺权；

1月中旬，杨浦区委、区人委被夺权；市轻工业局被局机关造反派联合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交大反到底以及同济东方红夺权；

19日，静安区机关造反派对区委、区人委夺权；

22日，普陀区机关造反派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对区委、区人委夺权；23日，虹口区机关造反派宣布夺权；

23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医学院等大专院校的红革会于半夜12时统一行动，在自己学校宣布夺权；

24日，工总司南市分部等造反组织将区委、区人委领导干部揪到南市公安分局，宣布夺权；

25日，闸北区机关造反派宣布夺区委权。¹⁴¹²

以上只是上海的部分夺权情况，而且许多单位被多次夺权：这次是这个造反派组织，下次是另几个造反派组织。

面对夺权大势，只有少数干部坚持不交权。铁道部副部长兼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即使在1月18日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夺权的大势下，仍拒绝交出印章，坚决不向造反派交权；而且马上贴出《郑重声明》：「我是铁路局长，仍在执行自己的任务！」第二天，他又让人给铁道部长打电话：「就说我邵光华讲的，为了不中断工作，请铁道部迅速派个局长来，或者派军队来接管，否则会造成群众斗群众。」¹⁴¹³邵光华的这个预言，和谷牧在1966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担忧是一致的，而且很快将被证实。但没有人理睬他的预见，他被视作「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遭到批斗。事实上，能够像邵光华这样硬顶的干部并不多，大多数干部在中央贺电的压力之下，已经开始「转弯子」，强迫自己「跟上形势」，「重新站队」。

张春桥传达毛泽东讲话

耿金章撤出没几个钟头，16日凌晨，张春桥又来电话，让他去兴国路招待所。耿金章连忙赶去。机关联络站徐景贤也在。张春桥对耿金章说：现在我告诉你，毛主席看了你们发去的电报，很赞成这种自下而上提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法，还要我和文元考虑一份委员的名单。因为你是这几个夺权组织中最主要的组织，所以我向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希望你去找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谈一下。张春桥拿出一份电话记录给耿金章看，¹⁴¹⁴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刚刚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并要张春桥转告：

今天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要我打电话给张春桥，要春桥告诉第二兵团等群众组织，赞成他们推选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两个人我们知道。还应当有一个更多人的名单。也同意春桥的意见，暂不宣布，做一做工作，多搞几个回合，再宣布。原则上是自己解放自己。告诉第二兵团等接管组织，让他们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

毛主席说：上海这个办法好，群众接管这个办法好，比改组北京市委办法好。

毛主席说：我们过去的革命，是军队打江山、农村包围城市，进城以后，组织原封不动，自下而上派人接管，旧人员包下来，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党员进了城，有些人变了质，主观得很。现在这个办法，群众起来夺权，上海这个办法好。看起来，上海十一月上旬，革命力量小，只有千多人。两个月，有上百万，群众的力量不可抗拒。

毛主席批评一些人不懂道理，骂群众。革了这么久的命，变成了保守派。有些人组织什么非常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等，都是从娘老子学来的。我们的干部要赶快觉悟，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转就靠边站，给你饭吃。他们骂群众是洪水猛兽，对他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压不住的。

军队干部要教育。军队不介入，其实很介入，不沾边，办不到，不站在保守派一边，就站在革命派一边。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群众起来闹革命。¹⁴¹⁵

耿金章听到毛主席支持自己的行动，非常高兴。说是否马上成立联合夺权委员会，让张和姚任主任、副主任。张春桥没有立即回答。等了一会儿才说：时间还早，没成熟，上海的文革运动刚开始，搞得还不深，马上成立这个机构还过早。耿金章不解：中央已经同意了，为啥还要拖？张春桥说：「我已经对你说了，时机不成熟」，「你回去要对赵全国、张虎根做好工作，对他们讲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准备向中央汇报。」「时机不成熟，何时成立，我再对你们讲。」¹⁴¹⁶张春桥又说：

你们这次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提的建议也是好的，但是因为只有几个组织夺权，还有很多组织没有参加，所以我考虑还是要搞联合夺权。你们几个组织是还是从康平路撤出来，再和其他组织商量联合夺权。¹⁴¹⁷

张春桥为什么一再说「时机不成熟」，不支持上三司和二兵团这次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一些会议上做过解释，说当时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造反派队伍分裂：

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现在还有一些阵地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有很多群众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¹⁴¹⁸

这次夺权的二兵团和上三司等；只是上海众多造反派组织中的少数几个组织。而且还都不是当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中最大、最有影响的组织，由他们牵头夺权，既缺少代表性，也会引起争执。二兵团虽然在康平路事件中起了大作用，毕竟只是挂在工总司名下的二级组织。张春桥曾劝说耿金章：「要和其他几个大的组织联合夺权，不然没有这几个组织，夺权是不生效的。」¹⁴¹⁹根据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夺权自然应由工人阶级领头。张春桥已经调看过工总司几个主要负贵人的材料。耿金章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他曾经当过国民党兵，建国后又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政治形象不过硬，而且没有文化，甚至识字不多。相比之下，王洪文条件显然要好得多——党员、大厂工人、基层保卫干部、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造反派中口碑也不错。这应该是张春桥不愿意让耿金章牵头夺权的原因，他这时的意向肯定趋于王洪文。又据马天水回忆，他1967年4月重新恢复工作后，听张春桥说过，他曾对王洪文和耿金章都分别谈过几次话，说他感到王洪文比耿金章好，他就支持工总司。¹⁴²⁰张春桥这些考虑是谨慎和周全的。

造反派酝酿成立「新上海公社」

1月11日，在向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传达中央贺电时，张春桥建议，成立上海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显然，张春桥想以造反派联席会议形式作为造反派的联合体，向市委和市人委夺权。这个倡议在会上通过，登在1月13日的《文汇报》上。但是，各派组织各忙各的接管行动，实际一直未能成立。毛泽东号召夺权后，1月19日晚上，张春桥在余庆路接见火线指挥部以及铁路、海港、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粮食局等系统造反派。他再次提出建立造反派联络站之事。张春桥明确地指出，夺权必须联合，并告诉大家，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张春桥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的话：

上次你去的时候，造反派只有几千人，现在有100万人，上海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上海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大联合，革命大联合就是夺权¹⁴²¹

张春桥讲话当日，各造反派组织即在淮海中路上的市委党校开会。到会的群众组织有：工总司、机关联络站、新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红革会、红三司、上体司、版司、上艺司、上医司、小教司、红东北、红西南、赤卫军、红上司，以及首都三司、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哈军工、西军电、北京电影学院，等等，讨论筹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政治联络总站。会议首先推选召集人。¹⁴²²众造反组织推工总司、机关联络站和「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为召集人。工总司出席会议的是王洪文，后面的会议便由王洪文主持。

接着，对联络总站叫什么名字进行讨论。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联络站」，有的建议叫「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表、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霍达说，「政治联络总站」这类名字不响亮，容易和一般群众组织混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叫巴黎公社，她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叫新师大公社，这个组织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红卫兵又提出再加一个「新」字。于是定名「新上海公社」。¹⁴²³有人提出，应该给目前的形势定个名称，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差不多，可称为「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赞同，把准备起草的宣言名称定为《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¹⁴²⁴会议推举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新革会的周国荣、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的徐险峰、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的薛珍等，每人起草一节，最后由徐景贤统稿。¹⁴²⁵

上三司再夺市委权

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上海公社的同时，上三司再次接管上海市委。二兵团撤出赵全国的那次接管行动雨天后，赵全国组织了一个5人告状团去北京告状。他们1月17日到北京后，正值《人民日报》发社论号召夺权，赵全国于是认为自己夺上海市委权没错，马上回上海，组织第二次夺权。他们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和夺权标语。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宣布自己联合了50个组织，再次接管上海市委。二百多人，据说其中三分之一是市郊农民，分乘十多辆彩车，五六辆轿车，以一辆宣传车开路，沿南京路等主要马路游行。中午一点半，他们进驻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迫使工作人员交出钥匙，接管了市委办公厅机要室，占领了市委印刷厂。

下午3点，赵全国对参加接管群众发表讲话，宣布今天中午他们刚接到上三司驻京联络站电话，说陈伯达接见驻京代表，陈转达说周恩来有夺权的指示。赵全国将其归纳成四点，向大家传达。¹⁴²⁶赵全国对参加接管群众发表讲话，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呼吁立即筹备和建立工农兵学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在选举之前，暂以上三司为主，参加接管组织为核心的「督管委员会——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监督市委日常工作。¹⁴²⁷赵全国还表示了对张春桥不满：「张春桥到了上海，被几个群众组织控制住了，不下来和群众见面，不把上海情况向总理、伯达和江青报告」，「有人说市委内部已经有造反派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接管？我说，不要看他们接管了，要看他们是什么货色：大老爷下台了，小老爷上来了！」

上三司夺权消息传到张春桥处。张正在余庆路接见上海和外地在沪三十多个群众组织，传达1月16日王力电话转达的毛泽东夺权指示。张春桥一面让秘书打电话去北京核实「周总理四点指示」，一面让机关联络站朱维舒打电话找赵全国，告诉他说张春桥正在接见造反派，要他也来开会。赵全国没好气地回答：「不去！你告诉他我们这儿也在商量夺权问题」，「你叫春桥到这儿来！说我们找他十几天了，他现在架子大了，希望他深入基层！」见朱无法说服赵全国，徐景贤亲自和赵通话，劝赵来开会，有话到会上来谈。赵坚持：「你叫他到这儿来，我们等他一小时！」¹⁴²⁸

王力回电很快来了，不仅否认「周总理四点指示」，还转达了毛泽东最新思路：

总理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这样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也觉得值得研究。

昨天主席谈军队，积极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要求部队支持援助，都应支持。不介入是假的。不许当防空洞是一面，还要积极支持左派。干部不要吃老本。陈不显、红小鬼，动员人家保自己，走到彻底垮台。广播电台马上发补充指示。左派下要求，不广播。

江渭清、谭启龙、江华、张平化，是否可以一批二保？你们保，就垮。

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

我们造反有理，有理就不采用这种方法。用整风的方法。左派内战。¹⁴²⁹

看来，毛泽东的夺权思想又有了变化。他本来号召从「走资派」也即干部手里夺权，说「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现在他又讲，夺权后还要一点旧的人，哪怕辛亥革命时期黎元洪式的人也好。这表明，毛泽东考虑要使用原来的干部。他打算留用张屠夫们了。

张春桥马上对众人宣布，赵全国那「四点指示」是伪造的。张春桥说完便和姚文元离开会场，留下的人继续声讨赵全国。工总司潘国平说：「赵全国伪造总理指示，还炮打春桥同志，是个政治扒手，应该马上抓起来！」几十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潘国平带领下，分乘两辆大客车直奔康平路，找到赵全国说是辩论，几句回合之后，不由分说，连推带搡，将赵全国扭送公安局。赵全国就这样被关了三个多月。¹⁴³⁰

这是文革开展以来，上海的群众组织之间，第一次相互抓人。康平路事件后，虽然赤卫队的负责人王玉云被抓，那是周恩来的要求，执行抓人的是公安局；由此示范效应，许多赤卫队负责人也被造反队扭送去公安局，但毕竟还是由公安局收押这些人。赵全国被抓，只是潘国平振臂一呼；而此时公安局已经被夺权，收押赵全国的是群众组织公革会。¹⁴³¹

1月22日，在康平路152弄1号，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议继续召开，讨论新上海公社筹备事宜。王明龙作为王洪文的代表主持会议。会上对公社组成单位的资格进行讨论。事先，王洪文已对王明龙交待公社参加资格原则：公社不能搞成大杂烩，行会帮会类型组织不能参加公社，非全市性组织不能参加公社。王洪文还特地关照：工总司方面，凡挂在工总司名下的组织，一律不作为独立组织，所以都不能参加公社。¹⁴³²王洪文此举主要针对一、二、三兵团及工三司。他叮嘱王明龙干脆不要让耿金章等知道正在成立公社，更不要通知他们到会，免得生出纠纷。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到会组织都同意以下原则：

一、二、三兵团是工总司所属组织，不能作为独立组成单位。红卫军是非法组织，它的一小撮坏头头干了大量坏事，坚决不同意参加。红工司是经济主义组织，不同意吸收。其中真正的造反派可动员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工人造反队。¹⁴³³

争论最激烈的是红卫兵组织的资格。最后一致同意：非全市性组织不能参加，于是刷下好些小组织；但是，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新师大公社和二军大红纵，也都只是一个大学内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如何处理？最后，以这些组织「早已杀向社会，起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同全市性组织一样」为由，允许它们作为公社组成单位。此外，对于外地驻沪学生红卫兵组织，大家基本同意「在上海贡献较大的都可以参加」。¹⁴³⁴有人提到法国巴黎公社是3月27日正式成立的，大家认为，为了与巴黎公社的成立日期吻合，公社成立日期放在1月的27日，在人民广场开成立大会。¹⁴³⁵

第二天，1月23日下午，在淮海路上的市委党校，新上海公社筹备会议继续召开。几天前，在陈佩华建议下，机关联络站刚将办公地点迁来此处；昨天讨论时陈佩华又向大家提出，可以将党校作为公社筹备会议办公地点。共有五十多个组织到会，知道消息的组织全都来了，谁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王明龙反复重申王洪文关于公社成员资格原则，每个组织都被要求作自我介绍，然后由大家评论。最后，共有三十余个组织，被认为有资格作为公社组成单位。

红革会夺市委和华东局权

1月24日下午，会议继续在市委党校进行。到会群众组织六十多个，是公社筹备会议中最多的一次。会上，重新组成公社文件起草小组。为此引出一番争论。会上推举八个组织，作为新上海公社宣言起草小组：工总司、同济东方红、炮司、机关联络站、新革会、红上司、农司筹、以及北航红旗。¹⁴³⁶红革会未被推选进入起草小组，红革会代表对此非常不满，说红革会是红卫兵组织中造反最早的，却不能成为宣言起草小组成员，这是对红革会的排挤。红三司代表不买账，与红革会代表激烈争论起来。最后只好决定，上海学生红卫兵组织全都不参加起草小组；另选出工总司、机关联络站、新革会和一些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等共八个组织，组成起草小组。

红革会认为，自己应该是文件起草小组当然成员，现在被摒于外，是遭故意排挤。红革会代表发言说，公社应该由有影响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组成。红革会和工总司、机关联络站等，是从批判资反路线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造反早，影响大，公社应该由这样的组织组成。他还点了到会三十多个组织的名，说这些组织都是在大局已定之后才造反的，是投机造反，且人数少，影响小，不应成为公社主力。这个发言一下得罪多数，大家纷纷起而反驳，红革会陷于孤立。红革会代表只好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退出会场。大家并不理会红革会代表的退会抗议，讨论仍然继续进行。¹⁴³⁷

当天，红革会总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整整一天的紧急会议。下午的会议上，李功佐谈学习《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体会，李功佐极力主张夺权。会上大家认为，赵全国被抓，是一个警示，意味着不符合张春桥要求的夺权不被允许；今天抓赵全国，明天就可能抓我们。红革会不能屈服，虽然退出新上海公社，但决不放弃夺权权利。李功佐主张夺权，劳元一不热心，认为有赵全国的先例，再要夺权不一定能成功。但会议最后还是决定各高校红革会统一行动，进行全市性夺权。确定夺权对象是上海市委以及十个区的党政机构。至于华东局，大家认为那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不应夺权。夺权由哪些组织参加？李功佐建议，按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模式，以那天参加大会的组织为成员。大家于是分头打电话，但找不到人。后来李功佐总算找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和农司(等)的夏桂伯也被找到并通知前来开会。¹⁴³⁸

傍晚，潘国平第一个赶到展览馆。他刚从北京回来，还不知道上海最新情况。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李功佐等，向潘国平分析了上海夺权形势，说不能让那些没有影响的中小组织夺了权，应由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主宰上海大局。红革会希望工总司领头，潘国平同意，并马上打电话找王洪文商量。王洪文回答：他们要夺权，参加就参加吧。¹⁴³⁹接着，徐景贤和夏桂伯也先后来了。红革会的人告之以联合夺权打算，徐景贤没有表态，但也没有反对。只是问：新革会(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怎么没有来人？¹⁴⁴⁰红革会说电话找不到人。

红革会决定由潘国平和李功佐负责夺市委的权；各高校红革会按学校所在区域，在统一时间分别负责夺各区委和区人委权。1月24日半夜或1月25日凌晨，潘国平与马立新等，坐着小轿车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公厅的两个机关干部说，赵全国已经来过两次宣布夺权。马立新要他们交出公章，说徐景贤同意的，机关联络站也参加了这次夺权。

与赵全国派人占领房间宣布接管的夺权相比；红革会的夺权则是要求交出印章。两个机关干部犹豫了半个多小时后，交出了铜制的图章。¹⁴⁴¹与此同时，红革会总部其他常委们也分头带人坐着吉普车和摩托车。红革会就这样一夜之间跑遍市委、市人委及10个区委和区人委共23个机关，收缴了办公图章。这是上海第三次夺权事件。

徐景贤没有与他们一起行动。红革会的会议一结束，他马上打电话向张春桥、姚文元紧急汇报。张、姚要徐景贤去劝红革会不要单方面夺权。徐景贤按与张春桥商定的口径劝说红革会的红卫兵们，要他们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共同夺权；否则，别的组织不会同意，上海造反派也会因此而分裂。徐业建议，由这四个组织出面，召开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夺权事宜。马立新等坚持要由四个组织先出个声明，而工总司潘国平则坚持夺来的图章要由工总司保管。徐景贤不同意，说这些公章不能流散在外，否则有可能引出严重后果。争论到凌晨3点，没有结果。徐景贤给姚文元打电话，姚文元一直在等消息，接到电话便去与张春桥商量。

十多分钟后，姚文元电话来了，先要潘国平接听。姚文元在电话中说：「这样大的事情你们总该和春桥和我商量一下吧！」姚文元又说「拿了印，就是夺权吗？我看还是不参加的好！你自己考虑。」¹⁴⁴²姚文元明确要求：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跟其他组织一起大联合夺权；姚文元并说这是张春桥和他两人的意见，希望小潘照办。¹⁴⁴³潘国平应诺退出这次夺权。姚文元又要马立新接听，姚在电话中劝红革会顾全大局，和造反派组织一起联合夺权。姚文元给红革会台阶下，说他和张春桥以后会在上海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上说，红革会是主动表示要和其他组织一起联合夺权的。姚文元又要求红革会马上将缴来的图章全部交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机关，不影响上海市和各区的工作。¹⁴⁴⁴徐景贤对马立新等说：「《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其他造反组织也不支持你们」，「没有春桥、文元的同意，权你们夺得了吗？」

潘国平退出夺权，张春桥不支持红革会夺权，这次夺权又不了了之。那些图章，随即被警备区派人来取走了。

张春桥回顾上海夺权

四年后，张春桥在1971年1月召开的上海第四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回顾1967年初上海的夺权。以下是张春桥的回顾，作为引文，稍嫌长了些，但可以看出，上海运动与毛泽东文革部署的互动关系，以及毛泽东是怎样抓住上海运动，又推向全国的：

一月革命，更是在主席指导下进行的。《文汇报》夺权……主席在(1月)8日看到了上海报纸，决定在9日广播。这样一件事，如果不是主席指示，我们能做吗？我们当时感到很苦恼，那时市委瘫痪了，什么事也不干了。我们就想把铁路、码头、电台等要害单位抓起来，当时并没有全面夺权的计划。但主席从《文汇报》夺权中，看到自下而上的夺权，主席讲：红卫兵夺权发生在上海，但对华东对全国都有影响。并指示《人民日报》登上海的文章，广播上海的告全市人民书，这些都是在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

夺权也不是很顺利的，至少夺了三次。一次是二兵团和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突然进驻康平路，还任命我和文元二人做书记，事先也不打招呼。15日他们夺权，我们立即报告了主席、中央。主席十分重视。16日政治局开会，认为上海夺权办法比北京市委改组的办法好，群众提名要谁当书记，这也比自上而下任命好。当时打电话来说，中央支持夺权行动，但2个书记少了，要我们提出个市委名单。这任务到今天我们才完成。

主席总是极其仔细地观察群众运动的每个行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像群众起来夺权，这是主席发现，肯定的。这要比我们关在屋子里想主意好。群众办法好。中央还说，这事不忙，要我们提出个名单来。这中间还有中央贺电。

18日，二兵团联合8个组织第二次夺权。到第三次4个大组织：工总司、红革会、「农司」、机关联络站，机关联络站开始没派人，后来派人参加的，开了汽车，把市、区两级机关的图章都夺到手。那时以为夺大印，就是掌权。我们说图章毫无用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说那么事先不商量好，又没有按照主席要提名单的指示办事，总的说来后来还是商量通了。文元同志又打电话，说还是要联合夺权，否则图章到手，毫无用处，真是形而上学，这说明政权观念糊涂。政权第一是军队。凭图章拿钱也拿不到，那时我们已经命令银行不能随便支付了，所以有图章钱也拿不到。

这个夺权，要靠工人阶级团结一致，靠三结合。后来，20多个、30多个组织，成立了人民公社，来向我们报喜，要我们参加大会。我们一面报告中央，一面去参加大会。中央来电答复：群众夺权支持，但光有他们不行，要三结合，要我和文元同志参加，还要和军队商量。要他们参加。这样到2月初，把班子搭起来，算夺权成功了。

那时一天要打一次到二次电话向中央报告。我们在中央指示下，主席关怀下，大体上夺权胜利，还是比较顺利的。¹⁴⁴⁵

张春桥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上海的一月夺权，「每前进一步都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那时「每天系统地给主席打一次电话，都是我和姚文元打的。我写了他改，他写了我改。我们的工作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着进行的。」¹⁴⁴⁶

在整个接管或夺权高潮中，工总司的态度始终比较冷静。工总司没有利用自己组织的威信，去接管市委或市人委的权力，而当时，工总司已经是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从当时的工总司所发传单看，工总司总部没有参加过任何其他不是张春桥指挥的夺权；除了潘国平被红革会拉去的那次，但也只是潘国平的个人行动，不是总部决定。不过，工总司下面的造反队，许多都参与了对工厂或上级公司、局甚至市里的夺权接管行动，一些造反队还把夺来的公章交到工总司总部。有个轻工业局所属公司下面工厂的造反队，把全公司下面工厂的图章统统收缴，送去工总司总部。甚至有人还把从市委和华东局收来的公章送到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王洪文只好把这些公章暂时锁在厂保卫科。

小结

毛泽东在号召夺权时，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张春桥和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反对造反派将什么事都扛在自己肩上，主张还是由原来的干部们负责各方面工作，造反派的职责是在一边批判他们的错误。其实质，是希望造反派监督干部，而不是替代干部们行使权力，这应该是民众监督权力的方向。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的接管行为，并将此进一步上升为夺权行动，而且一下将之推向全国。看似举重若轻，但如此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不经决策层慎重讨论，更不经局部地区试行，就这样急匆匆轻飘飘地由《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不要说各级干部毫无思想准备，就连造反派也不知该怎样具体操作。权力的置换是这样突然，没有交接，没有过渡，更没有规则，一切都是如此无序：干部们因没有被正式免职，不知是否还应该继续履行职责；夺权者们因没有被正式任命，既无合法性又无权威性；即使想承担些责任，因不掌握必要管理信息，更因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网络，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文革在1967年1月进入转折。全国的干部，从中央到各省市到基层，在一片打倒和夺权声中兵败如山倒。干部们与造反派的关系跟两个月前大不相同。两个月前，造反派要求干部承认自己的革命群众名份，现在他们不再需要干部们承认。相反，干部们将要由造反派来判定，谁是革命干部，谁是走资派。这种颠倒，反映了干部权威与造反派权威的转换，并由此带来话语权转换，以及政治名份评定权的转换。

毛泽东肯定了在一个强权国家，处于弱势的底层民众监督和撤换权力强势集团的合理性，但却没有从操作层面，使之制度化尤其是规则化和法律化。毛泽东出于对权力机构的监督设想，在文革初期支持对干部冲击；但是夺权却使那些冲击干部的造反派进入权力机构，成为干部权力的接替者。毛泽东用红卫兵、造反派这些体制外力量，去冲击他所认为的体制内痼疾。但是，他用的方法仍然是体制内的。毛泽东引进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作改革，但在过程中又将体制外力量转化为体制内成份。就这样，权力的监督者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于是对造反派们来说，他们前一阶段所努力争取的各种革命名份，到这时才真正名至实归：从普通工人或学生转换为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甚至领导人员。但是，毛泽东希望让底层民众监督权力的初衷，却最终降低成为一场权力置换，一场权力再分配。

夺权是毛泽东最失败的文革举措，文革开始脱离毛泽东的掌控，发展到不可收拾。夺权使得国家从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到工厂企业的管理阶层，全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更引发群众组织之间的恶性内战。于是，自从一月夺权开始，文革已经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较量，而是造反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较量，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的全面内战。

第十九章：1.28炮打张春桥，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式微

复旦三派红卫兵打派仗

正当新上海公社在紧张筹备中，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发难者是上海三个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目标是张春桥。

对张春桥的不满，最初公开表现在对蔡祖泉的评价上。蔡祖泉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工程师，文革前夕上海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复旦大学文革刚开始时，蔡祖泉曾经贴大字报反对学生罢免复旦大学党委。1966年12月朱永嘉造反时，动员蔡祖泉也造反，蔡便在12月3日复旦大学「批判反革命分子杨西光大会」上发言，表态造反。蔡祖泉造反，马上被写成简报汇报中央，毛泽东看到简报后，说蔡祖泉这样的人造反，代表了一个阶层，因为他是工人中的标兵，这样的人起来了，说明上海市委原来的基础动摇了。毛泽东评价蔡祖泉的话，由张春桥在1966年12月23日接见造反派时传达。

但是，12月6日，赤卫队成立大会上，刚造反三天的蔡祖泉又去出席并发言祝贺，还受聘当了赤卫队的顾问。红三司认为蔡祖泉造反没几天，又去加入老保，是假造反。1967年1月10日，复旦红三司所属「反复辟」贴出大字报《复旦大学必须第二次大乱》，暗示蔡是假标兵，假造反。红三司大字报矛头实际对着红革会，因为是红革会去动员蔡祖泉造反的，而且之前蔡祖泉还加入了红革会。¹⁴⁴⁷1月14日，红革会传达张春桥对蔡祖泉的评价。红三司的「反复辟」当日马上贴出一个声明，说有人利用蔡祖泉的问题，在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还署名「内战小组」贴出由安文江等撰写的大字报《向红革会某些人大喝一声》。红三司借蔡作文章，指责红革会，红革会也不示弱，立即贴出反击大字报，署名「打就打」，意即「你们要打内战那就打吧」。1月17日，复旦红三司的「红画笔」贴出海报，说当日晚上举行「打内战自由辩论大会」，希望各组织的负责人统统到场。晚上，红革会的劳元一、红三司的安文江、「孙悟空」的胡守钧都到会。但这个辩论会最终开得不欢而散。1月18日，在复旦礼堂，又举行第二次辩论会。红三司将《复旦大学必须第二次大乱》重抄贴出，还贴出另一张大字报《再论复旦必须第二次大乱》。1月25日，红三司的「杀阎王」战斗组又贴出大字报《分歧从何而来》，指责红革会「一贯右倾」，红革会则在《红卫战报》上发文，说红三司是「托派」。

红革会看不起红三司。一则红革会人数远比红三司多得多。二则红革会参加了上海除安亭事件之外的一系列大事件：解放日报事件由红革会发起；写作班集体造反大会，由红革会和机关联络站共同组织；「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有红革会发言；《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红革会名字排在第二和第三名。而红三司与这些大事全部无关。红三司则认为，自己没能在「两个文件」上署名，是红革会排挤所致。

红革会能得风气之先，与市委写作班郭仁杰的密切关系是重要原因。郭仁杰是红革会顾问，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郭在红革会和写作班之间起了牵线作用。后来他成为机关联络站负责人，机关联络站但凡组织什么活动，他大都会让红革会知道。

在红三司与红革会唇枪舌战之际，炮司在复旦的组织「东方红」也卷了进来。「东方红」从造反初期，就与红革会在「揭揭看」上不一致，以后两个组织之间的往来很少。而炮司与红三司的关系一直比较好，两个组织对红革会的态度也十分一致。1月20日，「东方红」下面的「孙悟空」贴出大字报《我们的观点》，说「红革会头头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月25日「东方红」在复旦大学贴出大量传单：「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作用必须重新评价！」

复旦校园内，风云突起，红三司、炮司、红革会，三派组织内战打得难解难分。¹⁴⁴⁸

炮司贴出大标语

打内战的同时，炮打张春桥的准备已经在悄悄进行。复旦的「孙悟空」是最早行动的。「孙悟空」是复旦「东方红公社」下面的组织。「东方红」在市里加入了炮司，但在复旦仍称东方红公社而不称炮司。1月14日和15日，「孙悟空」战斗队两次开会分析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他们认为三十年代与鲁迅笔战的「狄克」是张春桥的化名。鲁迅1949年后越来越被神化的地位，使得红卫兵们以为这是张春桥的七寸；此外，张春桥妻子文静曾经被做过结论有「自首变节」行为，红卫兵们认为这也是张春桥的软肋。而且，红卫兵们认为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之一，也是领导干部，既然其他干部文革中全部都可以怀疑，为什么张春桥就怀疑不得？几天前赵全国被抓，更引起红卫兵不满，「孙悟空」负责人胡守均当时在场，他觉得张春桥镇压不同意见的红卫兵，急欲取代上海市委。他文革后多次回忆说，他最初炮打张春桥的念头，就是在看到赵全国被抓那一刻产生的。1月中旬，炮司整理出一份近二十页的关于张春桥的材料。这个油印资料绝对保密，只印了20份，但还是被红革会的「二处」搞到手；这对红革会后来也投入反张春桥，起了很大作用。

就在「孙悟空」悄悄准备反对张春桥之时，红三司也将矛头对着张春桥。红三司对张春桥也没有好感，认为蔡祖泉造反之事，是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树蔡祖泉其实是为了树他张春桥自己。他们不知中央决策层对上海情况，除了张、姚这条信息渠道，还有另外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蔡祖泉造反时张不在上海，他造反的情况，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汇报上去的。¹⁴⁴⁹

在对待张春桥的态度上，「孙悟空」和红三司观点一致，共同携手。1月21日，复旦「孙悟空」和复旦红三司的「反复辟」等战斗组，在江湾体育场联合召开「批判蔡祖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贴着「直追后台老板」、「揪出蔡祖泉，直追黑后台」等大幅标语。矛头既对着红革会，又暗指张春桥。第二天，「孙悟空」和「反复辟」又在复旦校园刷出大标语：「在蔡祖泉问题上欺骗毛主席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打在蔡祖泉身上，痛在谁的心上？」但是，炮司几次开会讨论是否要炮打张春桥时，意见总是不一致，有人同意有人反对，也有人认为怀疑可以，要付诸行动则最好再看看。「孙悟空」负责人胡守钧决心要炮打，说既然你们意见无法统一，那我们就自己干，用我们「孙悟空」的名义行动。¹⁴⁵⁰1月23日晚上，「孙悟空」开会讨论形势。胡守钧提出，1月25日，全市造反派要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会，听说会上将有人提出成立新市委，并要求中央让张春桥来当上海市委书记。必须抢在此前制造反对张春桥的舆论。于是他们连夜兵分两路，到南京东路、西藏路和淮海中路等闹市区以及复旦校园，张贴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统一署名「孙悟空」，没有用炮司的名义或炮司在复旦的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名义。

1月24日清晨，南京路、西藏路、外滩等上海闹市地区，一大批大标语映入上海市民眼帘：「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谁在蔡祖泉问题上欺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一场炮打张春桥的序幕，就这样首先由复旦「孙悟空」拉开。

1月24日凌晨3时，三大组织的头头胡守均、周谷声、安文江、劳元一等四人去机关联络站，要求张春桥接见，说要向张春桥请示一些问题。徐景贤出面接待，质问他们说：你们已经在外滩和南京路等地方贴出炮打张春桥的标语了，还谈什么「请示」？徐景贤问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理由，胡守均答：「中国的语言是最丰富、最精确的，我们的标语充分表达了我们的观点。」红革会的劳元一一言不发；红三司的安文江则模棱两可地说：「脑子里怀疑是可以的，但不同意孙悟空把口号贴到街上去」。¹⁴⁵¹1月25日，「孙悟空」又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直接点名张春桥。红三司的「反复辟」贴出大标语：「决不让上海文化大革命走过场」、怀疑一切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当日晚上，复旦红三司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研究对张春桥的态度。一致意见「我们不保」。同日，上三司也以赵全国被抓为由，在全市贴出标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揪出围攻上三司的后台老板！」

市红革会犹豫，复旦红革会积极

「孙悟空」和「反复辟」公开亮出炮打张春桥的旗帜，红革会坐不住了。红革会最早知道炮打张春桥，是在1月17日晚上的那个「打内战自由辩论大会」上。当时数学系的一个红革会红卫兵在台下，听见两个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议论：「张春桥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把张春桥揪出来，红革会就完蛋了，要把红革会的后台揪出来」。此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刚被打倒不久。辩论会散后，这个学生将这话告诉了劳元一。劳元一立即感到眼前红革会与红三司和炮司的这场内战「非同小可，有些人搞红革会是项庄舞剑」。他当晚便将此事告诉复旦红革会勤务组。以后的几天，他去康平路找过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要张春桥单独接见。他文革后回忆：「我那时要弄清的，就是毛泽东到底是不是支持张春桥。我去康平路找张春桥的事，马立新他们不知道」。¹⁴⁵²

接着的几天，「孙悟空」和红三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指向越来越明确。1月24日上午10时接见三个组织的那个会上，徐景贤对「孙悟空」提出警告。炮司负责人马上针锋相对地发言：「徐景贤，我警告你，你刚刚的发言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心你自己！」一旁的劳元一这才明白「孙悟空」和炮司的组织关系。但他没有发言，保持了沉默。他后来回忆说，因为这一方面他觉得他们复旦红革会和「孙悟空」关系一直不好，还是少说为妙；另一方面，「又觉得孙悟空的闯劲很足，他们如果有材料，那就让他们去怀疑，这也未尝不可。我不知内情，不必多发言。张春桥是当权派，他如果有问题有人要揭发他，大方向还是对头的。」¹⁴⁵³徐景贤会后责怪劳元一不表态，说你们红革会只在旁边看，这种态度不对。徐景贤的观察很敏锐，「在旁边看看再说」，确实是市红革会总部一部分负责人最初的态度。

这个会后来被打断：当天上海柴油机厂发生的「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严重冲突，各组织闻讯都立即赶往上柴厂。

市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当时也不赞成炮打，他还责怪劳元一在1月24日上午的那次会上不该不表态。马立新是从对文革的评价，考虑是否要炮打张春桥的，他曾经为此与劳元一讨论过好几次：

谈及上海运动的状况说如果张春桥也可以怀疑，那么安亭事件、两个重要文件(即《告上海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笔者注)、夺权斗争、反对经济主义斗争以及八十万赤卫队员要翻案怎么处理等等。¹⁴⁵⁴

1月25日，徐景贤出面召集各大学红卫兵负责人在上海大厦开会。徐景贤说：「在新上海公社即将诞生之际，社会上刮起一股针对春桥同志的阴风，很值得同志们深思。」他点名要复旦红卫兵的几个负责人表态。炮司负责人周谷声说：「如果张春桥是左派，一万张大字报也贴不倒」;「孙悟空」负责人胡守钧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虚晃一枪：「假如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以攻为守：「希望机关联络站的秀才们认清形势，擦亮眼睛。」¹⁴⁵⁵徐景贤召开的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与市红革会总部的犹豫不同，复旦红革会对炮打却比较积极。1月25日晚上，市红革会总部在市里夺权的第二天，复旦红革会勤务组的赵基会、谢葆晨，还有复旦「大队部」的金应忠等人，在复旦红革会成员周向东的宿舍里讨论形势。大家认为：市委写作班对陈丕显的问题揭得很少，是假造反；上海之所以没有彻底乱，和写作班、张春桥有关。¹⁴⁵⁶大家还认为：张春桥来上海，依靠的是市委写作班，而市委写作班是假造反；张春桥依靠公革会，但公革会也是名为造反组织，实为老保组织；专门镇压造反派组织；尤其在对待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与东方红冲突的1月24日事件中，公革会抓了大批联司的造反派。所以，对付张春桥要采取「一文一武」的两手战术，文搞写作班，武搞公革会，「抓住这两点，上海可以乱起来|。¹⁴⁵⁷而且，张春桥过去负责分管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错误肯定不少。最后决定，先写一篇大字报《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其中对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十个问题。赵基会说：「孙悟空」已经点了张春桥的名，红革会要抓紧时间。

大家还决定，马上派人，去公安局与联合兵团挂钩。「联合兵团」(全称「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兵团」)，是公安系统的又一造反组织，与公革会关系紧张。说张春桥与公革会关系密切，就是联合兵团提供的。

复旦红革会决定炮打张春桥，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得到了证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的「重磅炮弹」。那是1月23日，市红革会总部派师院红革会负责人池东明去北京，要求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揪来上海批判，以此提高红革会的革命地位。¹⁴⁵⁸池东明去北京没揪到人，和同学又去了西安，在西安交通大学的「牛棚」里，他找到被造反派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据说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¹⁴⁵⁹26日凌晨，复旦红革会一干人正在准备撰写大字报之际，又接到贺学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贺学军是师院红革会成员，1月20日被派驻市红革会总部在北京的联络站。她电话中说，北京街头出现大标语：「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没有张春桥的名字。这一系列消息，更让大家觉得张春桥肯定有麻烦了。晚上，《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大字报贴出。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宣言书」。同时贴出的大字报，还有署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市委写作班是什么货色》。

与此同时，市红革会总部也于26日晚，在复兴中路1367号总部办公处召开常委会。会上大家都同意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并拟出《三十个为什么》。但是，对究竟要不要立即行动，未达成统一意见。劳元一提出先不针对张春桥，而是针对写作班，「火力侦察」，看张春桥如何反应，再定下一个步骤。劳元一认为，徐景贤和张春桥关系很近，揪住他，就是揪到了张春桥的材料袋，这样也可留有回旋余地。马立新不同意行动，持保留意见。最后决定，后天上午召开全市各校红革会负责人会议，再讨论决定是否行动。

但是接着而来的新信息，又打乱了市红革会头头的炮打决心。1月26日晚上8点多，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给市红革会打电话，要他们派人去交流情况，劳元一等人前往。出席会议的还有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以及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的代表。到会的北京红卫兵都不支持炮打。会议开到半夜1点多才结束，最后共同拟定了几条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¹⁴⁶⁰

劳元一此时还是举棋不定，既怕失去表现革命的机会，又怕如果失败引出的后果。他后来回忆说：

此时我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机会主义完全占了上风，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非常害怕成为保守派，害怕别人的批评，同时也害怕万一这些人是对的，那今后自己怎么办？红革会怎么办？……

同时我也考虑到这一步如走错，就要身败名裂的，觉得这是一个大事情，不能随便决定。¹⁴⁶¹

市红革会总部的劳元一、马立新等负责人还在犹豫不决，复旦红革会的谢葆晨、赵基会等负责人，却已经铁了心要炮打。一批针对红革会的大标语，也促进了红革会下决心。1月26日，马路上出现一批新的标语：「红革会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彻底批判红革会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都是与红革会曾有过节的红三司等组织贴出的。27日下午，复日红革会的赵基会去市红革会总部，正式通知市红革会总部负责人马立新：「我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我们就要干了」。「不干就要被人家弄去了。我们干，弄错了是复旦的问题，弄对了，也有市红革会的一份功劳。」¹⁴⁶²复旦红革会已经等不及市红革会总部的决定了。不管市红革会是什么态度，复旦红革会都要行动。

1月28日凌晨2点，劳元一刚回复旦，马立新告诉他，复旦红革会的已经派人去机关联络站抓徐景贤去了。马立新要求立即将人追回来。马立新告诉劳元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张春桥。劳元一后来回忆：

马立新又拿出驻京联络站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说蒯大富问过中央文革了，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保护。我一听很高兴，心想这下保对了。¹⁴⁶³

这个电话应该是师院红革会的池东明打来的。前两天池东明还传回「张春桥是叛徒」的消息。但他到北京后，贺学军安排他住在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宿舍。蒯大富坚决反对炮打张春桥。池东明给总部打来电话的记录如下：

春桥紧跟主席，是坚定左派。蒯已命清华井冈山联络站痛击反张逆流。¹⁴⁶⁴

「蒯」即蒯大富。蒯大富还打电话给「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希望能阻止红革会的炮打行动。而就在池东明打来电话的前一小时，红革会驻北京的贺学军也打来电话：

1月28日凌晨一时许；红革会驻京联络站贺学军同志来长途电话，对反对张春桥同志的这股歪风必须坚决回击，毛主席的指示就是直接传给张春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春桥就是跟主席跟得很紧的。¹⁴⁶⁵

劳元一暗自庆幸，自己此前与北京驻沪红卫兵组织拟定的保张春桥标语，是「保对了」。但他还是有点犹豫：

劳元一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说什么「这个消息真实不真实？1.18抢黑材料之前，听了陈丕显的一句话，结果上了当，现在他们(红三司、炮司)大反我们右倾，搞得我们好苦。」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这一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你们主张保，就保他吧！」¹⁴⁶⁶

劳元一担心，如果因为消息不准确而停止行动，那红革会以后更会被红三司和炮司说成右倾。而马立新则立即打电话找已经带队出发去抓徐景贤的谢葆晨，希望告诉他们，如果还没有行动，就马上撤回复旦，停止行动，但是电话没有打通。正在此时，金应忠从机关联络站所在党校打电话来，说没有找到徐景贤。马立新当即想劝说赵基会他们立即停止行动。但没等马立新说上话，那头电话已挂断。几分钟后，机关联络站的电话来了，找马立新，说你们红革会的人绑架了徐景贤。¹⁴⁶⁷

复旦红革会绑架徐景贤

绑架徐景贤的行动是复旦红革会在1月27日晚决定的。当晚11时左右，复旦红革会的谢葆晨、赵基会，以及复旦大队部造反派金应忠等，在复旦大学开会。大家提出，红革会如果再不行动，红三司和炮司的「孙悟空」等都可能行动。红革会必须占据领先地位。复旦中文系红卫兵提出，他们已经准备好50人，可以马上行动。¹⁴⁶⁸1月28日凌晨1时，谢葆晨、金应忠等，分别带领三路人马，同时向市区进发：一路去机关联络站所在的淮海路市委党校，一路去武康路2号原市委写作班所在地，一路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每路队伍都专门配有认识徐景贤的人。

去市委党校的四十余名红卫兵由金应忠带队，骑着摩托车来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他们首先控制了电话，七八个人挨屋搜索，找到了机关联络站另一负责人郭仁杰，说是要找徐景贤讨论上海形势。郭仁杰将他们带到楼上，找到正在与人谈话的徐景贤。徐景贤和他们刚说了没几句话，另外三十多人涌入，将徐景贤和郭仁杰团团围住，说请两人去复旦大学解答问题。徐景贤拒绝，他们不由分说架着徐就往楼下拖。徐一面大声抗议一面挣扎。闻讯赶来的王知常拦腰死死抱住徐景贤不松手，想把徐夺回来。然终寡不敌众，被从四楼拖到一楼，眼镜也掉落在地。一辆吉普车早已在党校后门等候，红卫兵们敲打着不断挣扎的徐景贤的脑袋，把他塞进了汽车，不肯放手的王知常也被一并塞入。王承龙上去和他们理论，也遭围攻，被推得倒在水泥地，摔昏过去，不过还好并无大碍。¹⁴⁶⁹程绮华等堵住党校大门，试图拦截，但是在后门的吉普车已经开往复旦大学。朱维铮立即打电话向张春桥报告。张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市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以及市红革会勤务员、上海师院的缪财生，要他们立即释放徐景贤。马立新刚才接到的，正是这个电话。他马上与在场的劳元一等简单商量后，决定放人。马立新和劳元一立即赶往事发现场党校。

机关联络站造反派又给上海警备区打电话，说有身份不明者绑架徐景贤，还打人，要求警备区保护徐景贤人身安全。警备区作战处立即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如何处理，张春桥说要「派兵追查」。作战处又问：「是全副武装还是徒手？就是部队要不要带武器？」，张春桥说：「这还用问，没有武器还算什么军队？如果不带武器，我就不会同意派兵了，当然要全副武装！」电话挂断后，他对在一边的姚文元说：「军队老是『不介入』，现在成了什么状态！」「一旦真的发生战争，像这样怎么能打仗！」¹⁴⁷⁰张春桥师出有名。几天前，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文件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警备区紧急调动驻扎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由师政委徐海涛带领，全副武装赶到市委党校，但红革会人已离去，只遇到赶来的劳元一等人。此时已经是清晨5点多。劳元一见部队出动，立即质问是谁派部队来的？为什么把枪口对着学生？要部队当场承认错误。劳元一这是先发制人。其实，要求军队保护，在上海张春桥不是第一人，反倒是红革会，红革会是上海文革中第一个群众组织要求军队派兵保护的。那是1月26日晚上，市红革会总部在复兴中路1367弄开常委会，李功佐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说有人要冲击他们，要求派兵保护。警备区建议他们转移地点，但李功佐说「这里有档案，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经研究，警备区派出23人，相当于一个排，由一个师副参谋长带队，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离开。¹⁴⁷¹所以红革会自己也曾要求部队出过兵。

本来，谢葆晨绑架徐景贤之前，劳元一和马立新已经得到蒯大富转告中央文革小组对张春桥的态度，所以劳元一和马立新当即决定停止行动。但从行动现场打电话给马立新的金应忠，没等马立新发出中断行动的指令，便挂断了电话。估计金应忠挂断电话，是因为正当他和马立新通话时，徐景贤被找到了，于是他匆匆挂断电话去徐景贤处。面对既成的事实，已经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态度的马立新和劳元一，心里一定很矛盾，下一步该如何走？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

张春桥调动部队，为红革会提供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红革会立即抓住部队出兵一事，将此上升到「动用军队镇压红卫兵小将」。带队的徐海涛刚进校门，就被红卫兵们堵住质问：「你们把枪口对准谁？」「谁派你们来的？」徐海涛谨慎地避而不答。天已经亮了，复旦校门口人越来越多。徐海涛只得打电话给张春桥，请示如何回答。张的秘书何秀文接电话。徐问：「是否可以把谁下的命令告诉红卫兵？」「部队是否可以撤回？」张春桥听了秘书汇报，不高兴地说：「岂有此理，这个问题我不回答，随他们怎么办。」

红卫兵们带着徐海涛，去看被看守着的徐景贤。徐被单独关在文科阅览室内，徐海涛见徐景贤还算安全，便决定撤离。红卫兵只放走了当兵的，将徐海涛和另一位参谋留下。他们想了解军队是谁派的，但徐海涛就是不肯说出是张春桥派他带兵来的。不过，到最后，他含糊地不点名地承认，是张春桥派的。1月28日下午4时，徐海涛才被放回警备区。¹⁴⁷²

徐景贤被揪到复旦大学后，知道来者不善，趁他们不备，撕掉随身带着的笔记本和电话簿。1月28日凌晨，劳元一、马立新、谢葆晨等十多个红革会负责人，来到徐景贤被关的阅览室内。十几个人坐在一圈折椅上，将徐景贤团团围住。徐景贤与红卫兵们虚与委蛇，避重就轻，不正面回答他们提的问题。看问不出结果，红卫兵们丢下徐景贤，另外商量对策去了。

在将徐景贤揪到复旦的同一天，红革会另一路红卫兵去地处外滩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将朱永嘉也揪到复旦校园。朱永嘉那天正好生病，看守朱永嘉的，是和他一起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红卫兵，见他不舒服，就把他送去校卫生室，让他一直睡觉，没有为难他。

市红革会的部分负责人，本来对要不要行动犹豫甚至反对。但部队的出动，反而使他们抓住了行动理由。1月28日上午，市红革会总部在全市散发传单《1.28事件真相》。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遍布闹市区及复旦校园，上海的许多大学和中学校园，也贴满炮打张春桥的标语。「谁派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揪出调动军队镇压复旦红革会的后台老板」，「打倒罪魁祸首张春桥」。红卫兵们扬言，「要把这一全国性大事件上告到中央军委」。¹⁴⁷³与此同时，针对市委写作班的传单；也贴满上海：

这样的「写作班」，这样的修正主义黑窝，披上了革命造反派的外衣，到处指手划脚，以运动的指导者自居。开会，要他们主持，发言，要他们批准，文件，要他们审查，抓人，要他们点头。他们实际上成了左右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机构。他们有什么资格？是谁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这样的「写作班」，这样的修正主义黑窝，现在已经成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黑窝不端，国无宁日，现在不砸，更待何时？¹⁴⁷⁴

红革会又打电话要求张春桥、姚文元立即接见。张春桥说接见可以，但要先放人。

张春桥被围攻

下午1点半，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市红革会召集各校负责人开会，市红革会的主力：复旦大学、铁道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机械学院等，学校的红革会代表都来了。¹⁴⁷⁵公安系统的造反组织「联合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会议由劳元一主持。劳元一首先抓住出兵之事，提出张春桥这是用军队镇压红卫兵小将。本来被驻京联络站反对炮打的电话搀得有点失去底气的红卫兵们，又抓住了新的理由。众人情绪十分高昂，说再不炮打，炮司他们要行动了。正在劳元一发言之际，一个电话打来。接电话者回来告诉劳元一，是张春桥打来的，说要和姚文元一起来与红革会成员见面。¹⁴⁷⁶

晚上7点左右，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上海展览馆咖啡厅。他们一来，便被红卫兵包围。刚进会场，相机马上对准了他俩。刚坐下，两台录音机就放在了他们前面：有人甚至还写了「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牌子，要给张春桥挂上，被劳元一制止。那些给张、姚拍下的照片，将寄给他们，几天后他俩都将收到。¹⁴⁷⁷这些照片和录音带，后来清算红革会炮打时，被作为重点搜查内容。

在场的红卫兵有一二百人。大家抓住「为什么派军队镇压学生」不放，高呼口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复旦红革会宣读「十问张春桥」的传单：为何在打倒陈丕显的口号声中，一些造反的市委知情人没有揭出什么东西，只放了几个空炮？为何现在有人鬼鬼祟祟，提出要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市委？这风从何而来？文艺界盖子为何没有揭开？为何市委大保皇机构突然起来造反？造反后又揭了什么？写作班的罗思鼎，连对复旦历史系党总支都没揭发出什么，更没有揭发复旦党委杨西光，而他们却成了左右上海革命的决策机构，很多大会都由市委写作班控制。为何上三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组织？到处都在砸上三司？张春桥为什么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支持，对上三司接管市委却不支持？等等。¹⁴⁷⁸红卫兵们质问最多的是写作班和徐景贤的关系，以及张春桥和写作班的关系。他们指责徐景贤是假造反，说张春桥是徐景贤的黑后台。他们提出要砸烂写作班，打倒徐景贤。他们说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当权派，当权派都可以揪。他们说张春桥「你们在北京只会发号施令，现在到上海尝尝我们的味道。」¹⁴⁷⁹参加会议的公安系统的联合兵团，也趁机反映他们认为的公革会的问题。

张春桥一再解释，说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抓徐景贤，虽然也有人报告说是红革会，但他想红革会与徐景贤关系不是一向很好吗？而且他和姚文元在北京时，北京高干子弟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经常半夜抓人，所以他以为是其他什么组织抓人，就同意了出动军队。后来了解到真是红革会干的，就和姚文元商量让部队撤走。¹⁴⁸⁰

红卫兵们一个劲地追问：「狄克是谁」，「你屁股上有屎，你三十年代做了些什么」。¹⁴⁸¹在围攻中，张春桥有时沉默不回答，有时慢条斯理，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神态自若；不过后来也被弄得脸色发白。姚文元从头到尾不说话，靠在张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两眼定定地望着天花板，这是姚文元的习惯姿势。那天姚正好没刮胡须，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一脸疲惫。¹⁴⁸²红卫兵们整整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围攻了6个小时。张春桥之前一直要求干部们不要怕群众的批判，现在自己也面临这样百口莫辩的批判。凌晨一时，他俩才得脱身。劳元一、赵基会等回到复兴中路1367号，高兴地议论：这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可算是失败了。

张春桥的强硬态度激起红革会的炮打决心。29日晚，市红革会召集各校红革会负责人，在复旦大学登辉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播放他们在咖啡厅对张春桥的录音。晚上，复旦大学红革会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复旦红三司、东方红公社包括「孙悟空」、红教工、复旦大队部造反派、赤卫军等，也都赶来参加。会上，复旦大学红革会勤务组谢葆晨，首先介绍复旦形势。复旦大队部造反派、红革会勤务组成员金应忠介绍1.28事件，即绑架徐景贤以及军队出动事件。¹⁴⁸³大家竞相发言，对张春桥提出一个又一个疑问。「孙悟空」的胡守钧提出「张春桥为个人夺权」，「张春桥挑动群众斗群众」。¹⁴⁸⁴安文江一口气提出了向张春桥质疑的「24个问题」，还表示：「我过去是两面派，现在要做一面派了」。被取缔的上三司负责人也赶来了，赵全国被抓后，他们就打算反张春桥。最早掀起炮打的「孙悟空」更是义不容辞地加入。一些原来还在犹豫观望的学生，也加入了炮打行列。表示要「将炮打进行到底」。¹⁴⁸⁵

复旦大学的红革会、红三司和东方红公社，几天前还在打派仗，互相指责；尽管都反对张春桥，但各自为战，各打各的。现在迅速结成了反张同盟，走到一起了。特别当他们听到上三司负责人赵全国被抓消息后，更是同仇敌忾，许多人拍着桌子叫：「干！」原来争吵不休的各组织头头，现在感到大家观点很一致，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与几天前还睚眦相对的红革会负责人紧紧握手。大家决定马上实行联合，成立「新复旦公社」。¹⁴⁸⁶誓师大会会场气氛越来越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第二天即1月30日就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徐景贤，控诉张春桥「调兵镇压学生」，会后举行炮打大游行，将徐景贤游街，去张春桥、姚文元住处示威。红卫兵们希图造成张春桥不得民心的既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这在文革中不乏先例。

而参加了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的公安局联合兵团，散会后，马上于1月29日凌晨，在虹口公安分局刷出「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¹⁴⁸⁷

徐景贤28日被从阅览室转移至学生宿舍。他刚到那里，郭仁杰也来了。郭仁杰觉得红革会去淮海路寻找徐景贤时，是自己领着他们去找到徐景贤的，谁知红革会接着就将徐景贤绑架而去。他赶到复旦，找到徐景贤说：「老徐，我对不起你，我来陪你一块儿关紧闭」。郭仁杰与红革会红卫兵关系很熟，这天晚上看守徐景贤的，又正是郭原来任教的哲学系学生。郭仁杰说服了这个学生，放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徐景贤已经从广播喇叭中听到了誓师大会内容。他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拨通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报告：复旦正在开炮打誓师大会，明天他们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大会把我拉去批斗，会后还打算到兴国路一带示威游行。¹⁴⁸⁸

工总司保张春桥

王洪文已得知炮打消息。1月27日，炮司在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炮司试图说服王洪文参与炮打，王洪文不肯。29日中午，王洪文得到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消息，马上赶往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要秘书将耿金章也叫来。

此刻，工总司与二兵团正在互相冲砸。1月27日，二兵团认为自己的常委方剑华等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绑架；耿金章调动上万人当晚便将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砸了。工总司马上派人于第二天也砸了二兵团南市区联络站。29日这天，秘书打电话找耿金章，始终找不到。耿金章此时正在南市区斜桥布置反击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直到晚上耿金章才得到转告，匆匆赶往兴国路。张春桥正与王洪文谈话，见耿金章进客厅，便问：「你们在干什么，都在打内战，是不是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¹⁴⁸⁹此时，红卫兵的宣传车已经开到兴国路附近，正在一遍又一遍地高喊口号。耿金章后来回忆：

张春桥起身打开窗口说：「你们听，外面还在炮打我呢！」…

张春桥关上窗户，坐在沙发上，要王洪文和我各坐一边。张春桥说：「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工总司中最早造反的共产党员就你们两个人。你们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你们这样是让人看笑话！」¹⁴⁹⁰

张春桥将28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当即表态：「我们不打内战了！」他马上给二兵团总部打电话，让他们立即将队伍调到兴国路招待所附近的淮海路和高安路一带，保护张春桥住处。王洪文也表示要一致对外，他通知工总司总部立即将陈阿大、等人召到张春桥住处来。一会儿，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等人赶来了，同来的还有包炮。张春桥把刚才对王洪文、耿金章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陈阿大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态度：

我马上看出张春桥要我们去为他镇压红卫兵的意图，我想机会来了，为了得到他对我进一步赏识的机会，不能错过。我就对张春桥讲：复旦大学红卫兵哪来这样大的胆，敢炮打你？贴大字报攻击你，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我们工总司，我要把支持红卫兵的后台揪出来。现在我就要调造反队跟红卫兵干，用队伍冲红卫兵，把负责人抓起来，把大字报撕掉。¹⁴⁹¹

黄金海有些犹豫，他后来说：

我听出会议目的是煽动我们去冲击红革会……

我对红革会感情上是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对我们支持很大，要砸他们我思想上不大同意。¹⁴⁹²

但是，黄金海也不敢在张春桥面前公开表示自己同情红革会。据黄金海后来的回忆，事先王洪文和他交换了看法，都觉得不知炮打背景，工总司还是不要参与，看看再说。所以，当陈阿大表示支持张春桥时，王洪文没有作声。¹⁴⁹³

包炮支持炮打，就在29日这天上午，他打电话给劳元一，表示支持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下午2时，他又特地去复旦大学，找马立新和劳元一，说派军队就是镇压学生运动。此时包炮在会上当场表态说：「我反对冲红革会，我想不通。即使红卫兵犯错误，为什么用枪口对付他们？」¹⁴⁹⁴张春桥马上解释：「我没有意思叫大家砸红革会。我只是同大家谈谈。」黄金海后来回忆，他觉得张春桥那天希望工总司去冲砸红革会，因包炮反对而未能成功。

出了张春桥的住处，王洪文要大家跟他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到那儿已是半夜，一行人转了个圈子，没看到什么动静。不料回到校门外，却发现他们停着的面包车车身上，也被贴上了打倒张春桥标语。¹⁴⁹⁵

毛泽东口授中央文革急电

从1月27日至29日，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与王力通电话，王力要他们用机关联络站名义，写个报告给中央文革小组，好让中央表态。张春桥让机关联络站王承龙办理此事。王即组织人起草电报，而且马上让机关联络站派人往南京路和淮海路等处，抄写街头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密切跟跳炮打动向，随时上报。

向北京拍电报之事一波三折。张春桥提出，由市红革会总部和机关联络站各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自己观点，但红革会负责人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拒绝了。机关联络站于29日晚，将给中央文革小组报告的电报稿交市委办公厅。但正当他们准备拍发时，被正在市委办公厅的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以及机关另一派造反派「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看到。他们认为电报不符合事实，扣押了电报稿。王承龙等人急得和他们吵了一架，但电报还是没能发出去。他们只得急忙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虽然焦急，但也无可奈何。¹⁴⁹⁶

北京那头，给上海的电报却已经起草好了，这是毛泽东的布置。毛泽东一向白天睡觉，得知上海情况后，29日那天白天没睡觉，坐镇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随时等着上海机关联络站传来的信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钓鱼台等着不离开；周恩来也不断去中央文革了解上海动态。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毛泽东要王力起草给上海的电报：

他亲自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发什么样的电报。电报调子是他定的，不能说口授，也差不多……

这个过程是非常紧张的。毛主席在北京厅坐镇，不断等汇报。给上海的电报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定的调子，当面对我讲的，我记下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组讨论通过，江青送给毛上席，告诉主席这是王力根据主席意思起草的。毛主席说很好，有革命气魄(不是说有造反派气魄)，还说了很多好话，毛主席很得意。¹⁴⁹⁷

但是，王力始终没有等到上海发去的电报。王力很着急，因为这样他向上海发电报便师出无名。王力向江青、康生和陈伯达请示后，于29日深夜打电话给张春桥，将准备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的电报，逐字逐句告诉了张春桥，让张春桥记录下来。王力对张春桥说，这份电报发不发，何时发，授权张春桥决定。

张春桥再一次催促王承龙：「中央文革的来电稿已到我手，你们的电报怎么还没有发出？要去催促，快发！」¹⁴⁹⁸于是王承龙他们又重新起草了一份电报，由驻沪空军用明码发出。¹⁴⁹⁹此时已经是1月30日。时间紧迫，红革会30日上午就要召开全市大会，还要游行，刻不容缓。张春桥听完电话，将中央文革来电的收报时间改为1月29日，让人腾清，批「印八开，二十万份」，让妻子文静交秘书何秀文联紧印刷。还让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马上通知红革会，制止大会召开。¹⁵⁰⁰与此同时，张春桥打电话给谢鹏飞要他「准备些车辆」。谢鹏飞当即从汽车一场调了30辆加长型巨龙客车，停在人民广场主席台的后面。此外，张春桥还让警备区的部队调人，也守在主席台后面。对这样的布置，张春桥以后曾说：「那一天，红革会他们的会没有开成；但如果真开成了，我是要抓人的。」¹⁵⁰¹

张春桥又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机关联络站，让王承龙立即去市电报局等候王力电报；此时已经是1月30日早晨6点左右，但一直等到8点，才拿到明码电报。由于明码电报收到日期是30日上午8点，而上海印刷日期是29日；而且张春桥在收到电报前，以王力的来电记录代替电报收文；那份张春桥签署印刷的「电报」，拿不出电报收文记录稿。于是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是张春桥自己伪造的。

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文革小组唯一给红卫兵的一份特急电报。红革会在1月30日早晨得到消息，立即决定：一、停止行动，包括大会、游行；二、撕下一切反对张、姚的大字报、大标语；三、释放徐景贤、朱永嘉和郭仁杰。¹⁵⁰²

而在中央文革急电到达之前，劳元一已经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的电话口信：

蒯大富在上海的代表包某来找我，转告老蒯的话：

一、中央文革要发给上海一个电报，康生看过，语气很重，对上海会有震动，要劳元一有准备。

二、文革总会有牺牲，要想得开。

三、以后不联系了。¹⁵⁰³

劳元一接到口信，立即打电话去北京。他要求蒯大富帮忙将上海红革会的情况转告中央文革小组，蒯大富没答应，并要红革会慎重考虑。蒯大富告诉劳元一说，特急电报是真的，中央文革已经给他蒯大富打过招呼，叫他不要卷入。蒯大富还说：「当初我在监狱中，张春桥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你们这样，我从感情上是不通的」。¹⁵⁰⁴

1月30日上午8点，上海各造反组织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开会，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急电。市红革会总部负责人马立新表示：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但保留意见。

红革会不愿认输。2月1日下午，市红革会常委在上海师范学院开会，马立新和李功佐在会上再一次表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¹⁵⁰⁵各校红革会按照市总部布置，贴出大标语：「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红革会战士要听毛主席的声音」，「谁欺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话外有音地表示不服。2月2日凌晨，以李功佐、池东明为首，带领师院红革会约二千人，一路高呼「打倒张春桥」口号，游行至上海交通大学。¹⁵⁰⁶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试图以这样的行动，向中央决策者们传递对张春桥强烈不满的民意信息。他们刚用这样的方式打倒了上海市委，以为还能用同样的方式挽回自己的颓势。他们没有料到，特急电报的定调者正是毛泽东本人。炮打的组织和参与者们始终不愿相信中央文革小组的急电，总觉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对待红卫兵小将。¹⁵⁰⁷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给在北京的贺学军打电话，要她调查了解这个电报的背景是否真实。贺学军回答：据我了解是真的，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问了。

但是炮打的组织者们还是不死心。1月30日，复日大学红革会的劳元一、赵基会，复旦红三司的安文江、潘啸龙，以及复旦东方红公社的胡守钧，还有复旦大队部的金应忠等，二十多人组成北上告状团去北京。他们怕在上海火车站被拦截，先坐上公安干警的组织「联合兵团」提供的公安吉普，潜行出上海，再从无锡上火车。他们2月1日到达北京，先去北京大学找聂元梓，聂避而不见。他们又去清华大学找蒯大富，蒯告诉他们电报不会假。还说：「你们想想，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是大联合大夺权，上海开了个好头。这个时候，上海能乱吗？他张春桥能倒吗？」¹⁵⁰⁸告状者不得不面对残酷事实：中央文革不支持他们。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归根结底，是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张春桥。有人提议再去中央告状，立即被大多数人否决。大势已去，只有回沪挨斗。2月3日，一行人回到上海，一出北站，就看到三条醒目的大标语：「绞死劳元一！油炸安文江！砸烂周谷声」，「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¹⁵⁰⁹

上海红卫兵运动式微

1.28炮打终于平息。徐景贤被复旦放出。张春桥立即派车将他接去自己住处，了解复旦炮打详情。¹⁵¹⁰反击的大标语覆盖了炮打标语。中央文革小组表态，工总司立刻行动。王洪文布置工总司各区、局联络站立即组织人员，上街刷写大标语和大字报，覆盖炮打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炮打事件之后不久，中央号召学生回学校，王洪文就此机会清理红卫兵对工总司的影响。工总司当初是由北京红卫兵以及上海的炮司等红卫兵组织帮助筹建的，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炮司仍协助工总司总部工作。工总司最初办公地址就借在炮司内。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总部负责人身边都有炮司红卫兵，或对外联络，或记录会议，或起草发言，实际起着秘书作用，工总司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们参与起草。华东纺织工学院的陈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曾跟着王洪文；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林翌曾跟着潘国平，还有复旦的周谷声、邱丽鸥等，都曾经为工总司成立和初期活动出了大力。工总司各区联络站也有许多炮司红卫兵。红革会与工总司的关系也很密切。解放日报事件中，工总司进入解放日报社，有力地支持了红革会。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也是工总司与红革会、机关联络站为主，共同主办的。但政治情谊最容易被政治变幻击破。1.28炮打后，王洪文对叶昌明说：「工总司是坚决跟张春桥的，不能让红卫兵来控制，利用工总司反对张春桥。」叶昌明贯彻王洪文指示，动员在工总司总部的红卫兵们「回校闹革命」;工总司的各联络站也进行了同样的清理。¹⁵¹¹对工总司成立起作用最大的北京红卫兵包炮，几年后被审查，他所工作的单位向工总司发函，了解他文革初期表现，工总司总部如实反映，说他曾经参与过炮打：

对包炮的问题，我们认为此人在运动初期，在筹建工总司时，他是做过一些工作的，但后来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同志时，他积极参加，错误严重。他的思想是极「左」的。¹⁵¹²

机关联络站对红革会也毫不留情，从此不再来往。虽然当初写作班集体造反，是由红革会促成的。在「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原则和政治情谊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

红革会下属组织纷纷倒戈造总部反。2月2日凌晨，复日大学红革会举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击退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宣布接管勤务组。交通大学红革会所属「遵义纵队」宣布接管总部；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成立「造反联络站」，宣布「彻底清算总部负责人的罪行」。全市许多大学都成立了反击炮打的「反逆流」组织，还在全市成立了「反逆流联合指挥部」。红革会四面楚歌。市红革会勤务组不得不以总部勤务组名义发出《向毛主席请罪》文。各大学和部分中学的红革会马上步调一致，也纷纷请罪。复旦红革会的谢葆晨和赵基会，还分别去朱永嘉家道歉。¹⁵¹³2月2日晚，市红革会总部负责人在上海师院开会，「向毛主席请罪」;去北京控告的赵基会等，也从北京发来电报「请罪」。¹⁵¹⁴复旦大学的红三司和「东方红」，也发表声明认错。

张春桥不放过积极炮打他的学生领袖。2月3日，他应部分红革会红卫兵要求，发表三点意见：

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

二、对于一般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负责人，责任在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大方向的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负责人对这次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¹⁵¹⁵

2月3日，「市红革会接管委员会」成立，¹⁵¹⁶并于第二天2月4日，在文化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大会组织者是市红革会所属38个组织。大会勒令红革会总部负责人「交代罪行」。参加炮打的市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马立新、李功佐等，市红三司的安文江，炮司的周谷声等，站在昔日他们批判别人的台上接受批判。不过此时对他们还算讲政策，允许他们坐着，点名时再站起来。大会由郭仁杰主持，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陈敢峰等都出席了大会。以后，这些红革会负责人又被勒令去各所大学巡回批斗，如同当初他们批判走资派。¹⁵¹⁷

由徐景贤建议，2月15日，复旦大学成立了由原红革会所属的27个组织组成的「红革会造反联络站」，由未曾卷入炮打者担任负责人。3月3日，劳元一被宣布「解除红卫兵兵籍」。3月4日，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大会」，徐景贤代表市革委会宣布，派郭仁杰往复旦主持工作。¹⁵¹⁸会上还将陈丕显和曹荻秋揪上台示众，说他们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罪魁祸首」。因为炮打之前，陈丕显曾经被红革会看守在上海师院近一周；¹⁵¹⁹之后又被红革会关在长乐路红革会总部。¹⁵²⁰劳元一等红革会头头与陈丕显有过多次交谈。张春桥和徐景贤因此欲将陈丕显与炮打挂上钩，说炮打是「走资派幕后操纵」。但以后查了许久，实在查不出什么，只得不了了之。

3月15日，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批斗红革会负责人。劳元一被宣布开除出红革会；市红革会总部被宣告解散。炮打事件中被红革会扣押的徐景贤、郭仁杰，作为机关联络站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他们马上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非常关心整个炮打过程。3月间，机关联络站的郭仁杰和朱永嘉，特地组织人编写了一本关于1.28炮打事件的详细大事记：《以红革会某些头头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张春桥看后评价：「你们收集了很多材料，红革会炮打的大体眉目出来了。」¹⁵²¹

张春桥的强硬态度来自毛泽东。3月21日，徐景贤和郭仁杰去兴国路向张春桥汇报「反逆流」情况时，张春桥向他们转告毛泽东对这次炮打的态度。徐景贤在工作笔记上记下了张春桥的话：「毛说过，炮打张、姚就是反革命。」¹⁵²²这是2月间张在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上海运动时，毛对张说的：

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红革会搞游行、扣部队、围攻张，就是反革命！¹⁵²³

张春桥还要求郭仁杰抓紧反逆流。他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但我总怀疑红革会有背景。比如说，他们红革会究竟与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人在幕后指使他们？又比如说，中央文革来了特急电报后，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居然跑到东海舰队机关里去，用舰队的红色保密机向中央文革打电话，究竟是什么人给他们提供这种条件的？有一些头头又赶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么人表态同情他们？我总怀疑还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查清楚。」¹⁵²⁴

炮司的头头们也被批斗，炮司在巨鹿路上的那个办公处被「没收」。「司令部」没有了，炮司活动能力大受影响。

上海最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炮司、红三司，负责人全军覆没，组织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锐气。就连《红卫战报》，原来以红革会为主，与红上司合办；1.28炮打后，也被红上司宣布接管，从此由红上司单独主办。

炮打事件中拒绝向北京拍发电报的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被内部造反「改组」，几个负责人都被揪斗。参加炮打的公安干警造反组织「联合兵团」，原想通过与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结盟，壮大自己的组织，这下全军覆没，负责人宋春生被关押。

同济东方红最初蠢蠢欲动。1月28日晚上，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打电话，向红三司负责人安文江摸情况；并说：「我正式通知你，也请转报红革会头头。我们将参加你们的革命行动，若有声明宣言请签上我们的名。」但还没来得及行动，形势便急转直下，第二天早晨中央文革急电到达，陈敢峰又打电话给安文江：「你们的行动与我们无关。」¹⁵²⁵同济东方红还赶紧并于1月29日发出《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发言人声明——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声明「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在关键时刻是紧跟毛主席的，他是一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等等。同济东方红转向快，就此被其他红卫兵组织讥称为「投机东方红」，陈敢峰也被讥称为「陈看风」。交大反到底有部分负责人没有卷进炮打，经过改组，也保全了组织。日后，同济东方红和交大反到底，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超过了红革会、红三司以及炮司。

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到沪后，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也纷纷表态。一时「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左派」等大字报、大标语贴遍全上海。炮打导致上海文革中对造反派的第一次重新划线。凡在炮打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者，以后绝不允许重用，即使是当初一起出来的「老造反」也不例外。在工总司也是这样，用黄金海的话说，「这几乎成了一条『原则』」。¹⁵²⁶

但是，对张春桥的反感仍然普遍存在。一年以后，上海又将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浪潮。

小结

在炮打之初，复旦「孙悟空」最先发难，是出于对张春桥的看不惯。但红革会负责人却始终摇摆不定。摇摆的原因，不是他们自己对张春桥的评价和认识，而是因为不确定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态度；换句话说，一些人的炮打动机更多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政治。红革会的犹豫，显示文革初期造反派行动的投机性，他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决定所要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而是揣摩中央决策层的好恶。这是文革群众运动的真谛。

红革会后来虽然还是投入了炮打，但推动他们投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怕落后于其他组织，怕失去革命造反组织的名份。文革中许多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行动与其说是批判、参与，不如说更多具有表态成份，唯恐落后，唯恐被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淘汰。在这种争夺「最革命」名份的心理驱使下，一场原本由「孙悟空」发起的炮打张春桥行动，就这样被红革会跑到了最前头。显示这场炮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表现自己组织革命造反精神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以后将还会有许多，例如各种誓师大会、批判大会、讲用大会、标语传单，等等，甚至成为一种必要的政治仪式，贯穿文革始终。都是为了强化自己组织的革命名份。

对信息了解的多少，体现了政治地位。1949年后，各种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之间的经济差别，在城市一般来说不是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对信息了解的权利。对一个干部的惩罚，首先就是剥夺其看文件的资格，也即知晓政策和真实信息的优先权。这一模式被造反派组织有意无意模仿，为了提高自己组织的政治地位，一些群众组织多方搜集信息，体现自己这一组织的消息灵通，从而显示自己组织的「政治背景」。在「炮打」时期，体现在炮司和红革会的情报收集上；而在不久的将来，更将体现在机关联络站的原写作班成员，与工总司成员相互的关系上。

上海1.28炮打，又一次向造反派们揭示群众运动的铁律：造反派「炮打」干部的权利只是毛泽东的给予，不是无限，更不是天然所有。一旦毛泽东不认可，就失去革命的名义，无法继续运动下去。1.28炮打是分水岭，从此，上海的造反派队伍分裂：工人造反派与当初扶植他们的红卫兵决裂；上海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因炮打重新整合。由于参加炮打者都是造反派的中坚，这些骨干因炮打遭批判而被边缘化，上海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不再叱咤风云，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而工人造反派，被认为立场坚定，地位更加上升。从此，上海局势基本由忠于张春桥的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控制。所以，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1.28炮打在文革史上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是决定文革成败的大事，决定方向的大事，决定革命目标的大事，决定究竟是谁应该批判，是哪条路线应该批判的大事」。王力还认为，炮打使「毛泽东做了重大决定」：第一，在给红革会的急电中，将陈丕显、曹荻秋作为上海的走资派点名抛出；第二，让张春桥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留在上海领导运动，以促使更多的干部转换立场；第三，必须建立临时性的权力机构，不能让群众造反组织一个一个地去夺权。¹⁵²⁷这些分析很有道理。1.28炮打使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抛弃陈丕显。

1.28炮打结果，显示张春桥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毛不容许任何人碰张春桥，即使是他称护过的红卫兵小将。所以，针对张春桥的1.28炮打，反而巩固和提升了张春桥的地位。以后张春桥成为上海的禁区，任何对张春桥的怀疑都不容许。这种情况在怀疑和打倒一切的文革时代是罕见的，在全国更绝无仅有。这样的信任，文革中毛泽东除了对自己的妻子江青，只有张春桥。这大大提升张春桥在上海的威信。上海最高权力机构只有张春桥一个中心，一个权威。张春桥在上海地位至高无上，上海各派一旦有权力争斗或意见分歧，张春桥的裁决马上可以平定风波。这使得上海在两派或数派争斗方面的消耗成本远低于其他许多省市，上海在整个文革中，远比其他许多省市稳定。上海的稳定，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张春桥更加欣赏和倚重，巩固和提高张春桥的权威及地位。

上海完全用不着以其他势力来平衡各方造反派的关系，有张春桥在上海足矣。上海甚至不用像外地那样，需要动用军队权威实行军事管制。当绝大多数省市都是军队当家、军人当政时，唯独上海，是由在军队没有渊源的张春桥当家。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外地是革委会听命于军代表，上海是军代表听命于市革会。即使是驻各级单位的军队支左干部，也不像外地那样听命于军队，而是听命于地方。少了军队表态，又有张春桥压阵，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矛盾也就减少许多。张春桥的威信，使得群众组织之间但凡有不同意见，只要张春桥一句话，反对者不敢多言，分歧马上摆平。这使得上海能相对稳定地度过对全国其他省市来说最混乱的两年：1967至1968年。

以后，还曾发生过几次对张春桥的攻击，例如1967年「二月逆流」，例如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都给以闪电般还击，甚至不惜得罪与自己浴血打江山的老帅叶剑英等，不惜将自己的副手林彪逼上绝路。

第二十章：「公社」的成立与改名，回归秩序和权威

毛泽东要上海成立公社

2月2日，被炮打中断六天的夺权筹备事宜恢复进行。但此时，毛泽东思路又变了。根据王力回忆，炮打事件平定后，毛泽东意见，要上海建立临时权力机构，说不能将群众组织或机关造反派组织作为上海临时权力机构。新建立的权力机构名称，就叫「上海公社」。王力回忆说：「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决定的，是毛主席决定的。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参加权力机构」。¹⁵²⁸毛泽东特地在一次会后将王力留下，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转达毛的这个意思。《红旗》1月30日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提及毛泽东对新权力机构设想：「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篇社论发表第二天，王力曾做过解释：「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58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这要经过一个过渡，可能再要经过一个筹委会，才能达到彻底的完全的形式。」¹⁵²⁹社论未发表前，陈伯达便在电话里将内容逐字逐句告诉张春桥，又告诉他，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¹⁵³⁰毛泽东要成立北京公社，拟名单后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电话是王力打的。¹⁵³¹张春桥接电话后，即向造反派建议，将「新上海公社」名称改成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大家都同意，认为成立公社，是实现毛主席的多年理想。

毛泽东在文革一开始，就评价说对聂元梓大字报是当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接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又一次提及巴黎公社，说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一切，体现毛泽东的巴黎公社情结，也在热情参与投入文革的群众中，掀起巴黎公社热。

2月2日上午9点左右，造反派们在上体司三楼会议室继续新政权的筹备会议。期间有人来报告说，耿金章可能带人来冲会场。大家于是马上决定，所有与会者转移至上海展览馆对面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继续开会。¹⁵³²这个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参加的有41个组织：上海本市28个，军队所属单位1个¹⁵³³，外地驻沪红卫兵组织12个。¹⁵³⁴会议仍然由王明龙主持。新革会起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第一号通令、宣言、夺权通令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由徐景贤负责的公社筹委会文件起草小组修改。会上审议了公社组成单位；因1.28炮打，又重新确定上海人民公社组成单位的资格：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经济主义、实现革命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厮杀大搏斗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贡献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有以下情况的组织不准参加：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分裂革命群众运动、破坏革命大联合的山头主义组织，违背中央规定成立的非法组织，炮打中央文革反动逆流中证明已走向反面的组织，「假造反，真保皇」的组织。¹⁵³⁵

掀起1.28炮打的红革会，虽然是上海最大红卫兵组织，但理所当然地不再被允许加入。许多人还提出，炮司是炮打张春桥的始作俑者，必须向上海的群众组织认错。但炮司代表周谷声和红鸥拒绝认错，红鸥发言说，参加炮打的是复旦的「孙悟空」，而孙悟空只是炮司下属组织，不代表市炮司本部，现在会上这样质疑炮司，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她还为红革会说话，说红革会是最早的造反组织，为上海的文革作出过贡献，公社的筹备不应将红革会排除在外。据当时在场的谢鹏飞回忆：

我们大家对炮司的感情还是较深的，特别是炮司对工总司的成立曾作出很大贡献。大家意见，让炮司作个检查，还是同意让炮司参加筹备会的。但是周谷声和红鸥不肯作检查，并且红鸥发表了三点看法，认为张春桥是可以怀疑的。这样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怒，一致批判他们的态度，周谷声和红鸥就退出会场。¹⁵³⁶

他俩退出会场，「激起各群众代表义愤，多数通过决定不同意炮司为组成单位」，¹⁵³⁷就这样，炮司与红革会一样，被摒于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之外。炮司总部对红鸥退出会场的举动很恼火，后来特地在自己的刊物《工学运动》上发文「开除红鸥」。¹⁵³⁸

会议最后决定，上海人民公社由40个单位组成。第二天，因为由于驻沪三军作为三结合一方参加，减为38个。¹⁵³⁹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

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农司筹)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为主的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

上海新闻革命造反委员会(新革会)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

新师大公社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红中技)

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

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

上海市科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科司)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体司)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医司)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

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教革会)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

上海市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革命造反兵团

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财联)

上海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同红工司对立的临时工组织)

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纵)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沪联络站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¹⁵⁴⁰

这是成立上海文革新政权的筹备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内容据文革中的记载如下：

各单位代表一致认为，经过了一月革命风暴的伟大斗争，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建立代替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时机已经完成成熟。会议决定：一、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利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二、发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定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三、发表上海人民公社第一号通令，宣布剥夺旧市委、旧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宣判旧市委、旧人委的死刑，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四、定于二月三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¹⁵⁴¹

会议决定，由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人民广场的会场布置。火线指挥部的代表霍达和新师大公社的代表，还在会上强烈要求，公社委员一定要有女性代表，大家都同意。¹⁵⁴²

与会者都非常兴奋，拍了许多照片，有人提出，新政权越快建立越好，只争朝夕！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提出，他们马上去承制公社的牌子。大家决定马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并决定当晚就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喜。谢鹏飞说他有张春桥的电话号码，于是谢鹏飞拨通了号码，何秀文接电话后，请示张春桥，张同意。此时已是晚上，会议代表一起前往武康路报喜。¹⁵⁴³张春桥告诉大家，新上海公社宣言草稿已送去中央文革讨论，中央文革支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中创造革命的新生事物。¹⁵⁴⁴大家提出，2月3日即明天，就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要求马上报告中央，请求立即批准公社成立。

毛泽东指示上海「三结合」

就在上海人民公社紧锣密鼓筹备成立的同时，毛泽东的思路又变了。这次，毛是从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文革政权受到的启发。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的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黑龙江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黑龙江省造反派联合夺权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的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2月1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夺权给予高度评价。社论说：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全国上下对各级干部一片打倒和夺权声中，这篇社论用了相当篇幅讲述干部问题，肯定黑龙江省建立的三结合夺权机构。「三结合」的三方是：群众、干部、军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进入政权机构。而在此之前，山东的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宣布夺权，报上发消息时，《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所配社论的重点，都是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以及要求干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人民日报》为黑龙江省夺权所配社论，则不只要求干部支持造反派，而且要求夺权机构中必须有原来的干部参加。黑龙江省是全国省级夺权中，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干部参加的省份，让一些在群众中仍有威信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毛泽东抓住了黑龙江的做法。

1月31日这天，还有一篇重要社论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红旗》杂志社论由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据王力回忆，其中一段话是毛泽东加进去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¹⁵⁴⁵

几天前，1月22日王力给张春桥的电话记录中，毛泽东已经提出「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毛泽东从要求造反派联合夺权，进而要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一定要有干部参加。这是否是毛泽东对干部们的让步？看来毛泽东并不想打倒所有干部，否则政权将失去持续性；但如果让干部们毫无约束地重新上台，又会使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受到打击。他支持从上海发起的群众性接管，是对那些「张屠夫」们的严正警告：不支持文革，就交出权力。但真的全部让造反派接管权力，毛也不放心，他在以后多次讲过类似的话。黑龙江的「三结合」式夺权，既制约干部权力，又让干部继续工作。鉴于干部被批斗后权威大大下降，毛支持了黑龙江结合军人进入新权力机构以增强新机构威信的做法。随着以后造反派弱点逐步显现，毛泽东更将三结合确定为夺权的基本形式。

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是张春桥等所没有跟上的。张春桥的夺权思想，应该就是他以后曾经多次说过的「改朝换代」。张春桥后来承认，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过三结合：

三结合的经验是黑龙江创造的。大联合我想过，我想团结得越多越好。三结合当时我没有想到。一月革命大多数是单方面夺的权，后来学了黑龙江才解决的。¹⁵⁴⁶

毛泽东提出三结合思想，上海夺权不得不推迟。2月2日晚，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北京的电话来了，回答他刚才报告的关于上海造反派组织明天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张春桥后来回忆那天的情况说：

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38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里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作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嘛，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来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¹⁵⁴⁷

陈不显、曹荻秋，以及一大批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干部，就这样被张春桥以「市里没有人站出来」为由被排除；而「革命干部」一方，则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代表了。

张春桥立即将王洪文、王明龙和廖政国叫到住处兴国路招待所，向他们传达了中央要他和姚文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决定。张春桥要廖政国表态，廖政国说按毛主席指示办。张春桥要求将公社成立时间推迟几天，因为宣言等还要修改，大会发言稿起草也需要时间。王洪文说，成立大会之事已经布置下去；不能拖延太久，否则会影响群众情绪。张春桥于是拍板决定，推迟两天，改在2月5日召开成立大会。张春桥还说，既然他和姚文元参加公社，就应该为公社做点事，他和姚文元可以负责修改公社宣言和一号通令。¹⁵⁴⁸

上海军队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十分密切，而陈不显是张春桥一心要打倒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都是陈不显的好友。比起不爱人际交往的张春桥，陈丕显从中央到地方的人脉是张春桥所不可比的。陈不显和曹荻秋遭到造反派四处围堵揪斗，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警备区和东海舰队多次为他们提供秘密开会和藏身之地，廖政国还一再打电话给陈不显，要他多保重。陶勇甚至和廖政国商量过，打算派个警卫排把被造反派关押着的陈不显和曹荻秋抢出来，然后秘密保护起来，尽管此时陶和廖自己也在遭受批斗。1月11日中央贺电发来的当天晚上，廖政国的家就被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抄了，十天后，1月21日下午，陶勇又离奇地死去。¹⁵⁴⁹廖政国心底不会认同文革。徐景贤后来对人介绍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时，特地讲到与军队的关系：

特别说一下军队的作用，陈丕显是上海部队的第一政委，如部队支持陈丕显，我们将要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坚持对陈丕显的批判，提供了大量材料，使军队同志看到陈丕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资派。¹⁵⁵⁰

军队对文革的态度一直是毛泽东的心病。几天前的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决定，就是根据毛泽东要求制定的。那天下午，张春桥便找驻沪三军负责人，要军队支持造反派。最先表态的是驻沪空军。毛泽东的这个「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下达的当天下午，驻沪空四军7341部队立即派出联络员，去工总司和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访问」¹⁵⁵¹，「接洽支持革命左派的问题」。接着，第二天1月24日下午，驻沪空军部队又举行武装游行，几十辆卡车从驻地开向市区，通过南京路等主要马路，沿途高呼支持造反派的口号。

1月25日，驻沪海、陆、空三军游行。1月26日；驻沪空军出动安二型飞机两架，由空四军参谋长指挥，在上海市区上空散发《给上海全市人民的决心书》等传单十万多份。在驻沪三军中，空军第四军态度最鲜明。

耿金章成立第二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即，不料，平地又起风波，事情又是由耿金章引起。还是在1月17日，耿金章在上海展览馆召集另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开会，成立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14个成员组织。¹⁵⁵²

耿金章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估计是因为他和上三司联合夺权，被张春桥说不是大联合的夺权而劝止。所以在1月16日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第二天，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联合体，以示自己也是联合行动的。尽管他将工总司放在第一个，但只是名义上的，每次开会从不通知工总司参加。有一次开会，因一人被是怀疑工总司的，就马上用摩托车将此人追回来。其余十三个组织都是工总司的反对派。其中，除了二兵团外，其他组织大都人数少，影响小，有的甚至根本没人知道。

王洪文始终瞒着耿金章，不让耿金章知道正在进行的夺权筹备。1.28炮打事件后，耿金章想起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不要闹分裂的谈话，准备找王洪文谈判，有人告诉他王洪文在市委党校开会。2月1日，他和二兵团的几个人去党校找王洪文。楼上楼下找了一遍，不见王洪文人影，却在门口碰上一兵团、三兵团和工三司等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告诉耿金章说，工总司等组织正在偷偷摸摸地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你知道吗？耿金章立即打电话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接电话：

我问：「你和春桥同志是否知道王洪文成立人民公社的事？」何秀文答：「知道的」。我说：「你为啥不告诉我？还把那么多组织排斥在外？」何秀文解释说：「我们事先找过你，但没找到你，所以没跟你商量」。我说：「好！你们成立人民公社，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权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气呼呼地扔下了话筒。¹⁵⁵³

耿金章与张春桥在1967年1月至2月间来往很密切，何秀文说耿金章那时是兴国路招待所的常客，张春桥有事就打电话给耿金章。1月28日的深夜，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的工人翻墙进入兴国路招待所，说是要向张春桥反映厂里情况。此时正值1.28炮打，有人跳进自己住所的围墙，张春桥吓了一大跳。张说门口站岗的解放军靠不住，让秘书马上打电话给耿金章，耿金章很快派了二三十个工人赶去。所以何秀文回答耿金章说找不到他，显然只是托词。

耿金章转身将电话内容告诉一旁等候着的其他组织负责人，大家都非常气愤。工三司和挺进军负责人提出，王洪文他们成立人民公社夺权，我们也成立联合夺权机构，和他们对着干！于是众人马上在市党校开会，决定将他们这个夺权机构名称定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凑了32个群众组织，后来又有一些组织找上来，共36个单位，召集人是耿金章。¹⁵⁵⁴

第二天，2月2日那天，在新华社会议的同时，这些被排斥的组织也正在上海大厦继续通宵开会，也起草宣言和通令，也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也宣布夺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也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当负责人。他们还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控告工总司单方面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搞分裂，排斥老造反。有人提出「如果上海人民公社明天见报，这个紧急电报一定要和它一起刊登，不然就不让《解放日报》出版。」¹⁵⁵⁵

其实，这些人也知道，自己这32个组织中，除了二兵团比较有些实力和名气，其他组织不是没多少组织成员，就是名不见经传，毫无名气。这些组织在上海文革中的影响和作用，根本不能和工总司及机关联络站等相提并论；他们对自己另立夺权机构的权威根本没有自信，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能以此作为谈判资本，说「他们夺权，我们也夺权，夺了权后，大家坐下来谈判。」¹⁵⁵⁶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1967年1月，上海全市性的稍具规模的组织即有一百多个，¹⁵⁵⁷至于那些帽子很大，实际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的组织，更多得不计其数。那些不能参加公社筹备的组织当然不肯善罢罢休。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公社筹备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带着人员冲击会场或强行要求参加会议。筹备会则千方百计地甩掉他们，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有一次，被追得没法，甚至躲到一辆大客车上去开会，一边开会一边让客车在市内兜圈子，直到开完会，车子才停下来。以后曾有文章回忆这次客车会议，不知底里者会以为是防止保守派冲击。¹⁵⁵⁸

2月3日，张春桥得到耿金章另立公社的消息，立即派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到上海大厦找耿金章，要他来兴国路招待所面谈。对于这次面谈，耿金章以后回忆说：

张春桥说：耿金章你为啥这样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说：谁叫你们成立人民公社不告诉我们呀！

张春桥说：这不是我搞的，成立人民公社是中央同意的，毛主席批准的，你们的做法是向中央施加压力，与中央唱对台戏。

听说是毛主席批准的，我就软下来了。

我说，既然是毛主席同意的，我只好服从。¹⁵⁵⁹

张春桥又说：「我和文元已经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们再另外搞一个什么大联委，只能跟上海人民公社对立，就可能在关键时刻犯大错误！」张春桥要求：「你马上回去做工作，公社成立以后，你们都是公社里的人嘛，你快叫大家各自回去。」张春桥还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时，让你也上主席台，将来担任公社的常委。」谈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耿金章终于答应回去解散大联委，不另立公社。¹⁵⁶⁰

2月3日下午，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工作会议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上主要讨论公社体制，张春桥亲自主持会议。这个会也通知耿金章参加。张春桥在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决定他和姚文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领导工作。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又在武康路2号召开会议，仔细讨论公社成立宣言、夺权通令和《向毛主席致敬电》。张春桥说，「宣言要始终突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自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思想，这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I张春桥还指出要突出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¹⁵⁶¹

在原来徐景贤起草的「公社宣言」中，根据大家意见，把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中所提出的1871年3月法国「巴黎公社原则」写进上海夺权宣言：「彻底砸烂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等等。¹⁵⁶²张春桥将这些全都删去，只留下公社委员的选举产生经过；并将原来的题目《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蒇——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将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回徐景贤，并让在后面署上38个公社组成单位名字，送《文汇报》排印。

公社成立在即，却不料又传来消息：大联委非但没有解散，而且还改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原来，那份署名38个公社组成单位的宣言底稿送到《文汇报》社印刷后，原来被严格保密的信息马上传出。许多榜上无名的组织纷纷赶到南京路市体委大厦，因为那里是公社筹备组的办公室。体委大度里外挤满了人，一片吵闹。全市一下冒出六百多个组织，都说自己是市一级群众组织，都要求成为公社组成单位。而已经进入公社发起单位的组织，有些认为自己组织排名次序被靠后了，吵着要求排到前面去。大联委成员们更是愤怒，认为被耿金章出卖，不顾耿金章传达的张春桥要他们解散的话，索性将大联委改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对台戏唱到底。一时，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马路上，刷满大标语：「热列欢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这些标语与这些天刚刚刷出去的庆祝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的标语一模一样，只是前面多了个「新」字。参加大联委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织「红卫军」，更是派出人员彻夜守候在《文汇报》排字房里，扬言公社宣言如果不署上自己组织的名字，就不但砸报社，还要带领队伍冲砸筹备会的会场。¹⁵⁶³

《文汇报》朱锡琪打电话向徐景贤反映这一紧急情况，徐景贤觉得十分棘手，当即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2月4日晚，耿金章再次被张春桥找去谈话。张春桥要耿金章立刻解散大联委。张春桥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你们执意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那我和姚文元、驻沪三军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看大家拥护哪个公社。」张春桥又说，「你们搞第二人民公社，我和姚文元预先声明，我们不参加，我们不支持，我想，你那个第二人民公社毛主席也是不会支持不会承认的。」耿金章终于答应不再对抗，并答应去说服其他组织；但他要求公社成立那天，让二兵团单独打着大旗参加成立大会。张春桥答应了。¹⁵⁶⁴张春桥又告诉耿金章，他正在考虑将公社的「组成单位」改为「发起组织」，这样，以后其他群众组织也可以逐步加入公社。

耿金章在上海大厦召开会议，宣布二兵团退出大联委。¹⁵⁶⁵二兵团是大联委中最有实力的组织，二兵团退出，大联委群龙无首，无形解散。事后，张春桥曾多次对人说过：

那次找耿金章，我们也是最后一着了，因为名单已经上报，5号就要开大会了，一下乱起来开不成会，这个影响有多大？那将来你就毫无办法，不可收拾。所以我和文元商量后，找耿金章来跟他当面直接谈，能听就听，不能听也没有办法。开始我们和他左说右说，但总是不行，说不通。最后，我们只有借着毛主席的名义，凭着毛主席的威望，把他说服了。¹⁵⁶⁶

张春桥化解危机

2月4日晚上10点，张春桥和姚文元通知徐景贤，要他立即将公社的38个发起组织负责人集中，然后转送至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开会，但先不要宣布开会地点。徐景贤马上通知正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和王承龙。他们立即让各组织负责人分批乘上大客车，在市区转了几个地方，确定没有人跟跳，再秘密地开往咖啡厅。¹⁵⁶⁷徐景贤后来回忆，他和张春桥、姚文元在深夜11点来到咖啡厅，只见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记者都在，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驻沪三军领导们也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位置上。这是公社最后一次筹备会议，由张春桥主持。大家鼓掌通过宣言。

《文汇报》的朱锡琪反映说，红卫军扬言公社组成名单如果不署上他们组织的名字，他们将砸报社。王洪文当即表示：红卫军敢砸，他就马上带人去砸红卫军在华山路的总部。正说着，警卫人员进来报告说，门外有好几个造反组织，一定要进来参加会议。¹⁵⁶⁸本来，这种以一部分造反组织取代全市党政权力的做法，就有违文革自称的代表性和人民性，如果采取强硬方式打压反对组织，会引出更大矛盾。众人对这样的混乱，除了以「砸」相对，一筹莫展。

在这个混乱时刻，还是张春桥有政治经验和应变能力。他提出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核心就是他和耿金章的那次谈话：一是将38个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使其他组织今后也逐步加入公社，避免他们因被排斥在外而与公社对立；二是发起组织一律不登报、不署名，避免排名次争座位闹纠纷；三是开公社成立大会时，不是发起组织的代表也可以上主席台。张春桥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徐景贤带头鼓掌。这样棘手的难题被张春桥化解，一场看来无法调解的危机就这样避免，让所有人深感佩服。张春桥在上海造反派中的威信就是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

张春桥的建议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分裂，上海的权力总算基本平稳地从原来的干部手中转移到造反派手中。但张春桥的建议以后没有兑现，公社成立后，只在一开始实行过极短时间的集体委员制，但很快就回复到原来的委派制；而且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就要求群众组织大联合，所谓其他组织逐步加入公社，也就失去实际意义。

大联委被解散了，但还是有人不买账。就在张春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议时，市体委大楼遭到冲击，那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筹备处所在地。工三司、红卫军、战到底等造反组织认为他们被耿金章出卖了，耿金章挤进了公社，捞到了席位，他们这些组织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些负责人表示：「不准我们参加公社，我们也不让你们太平！」扬言要调动十万人冲会场。但事实上，大联委中，除了二兵团人数较多外，其他都是小组织。二兵团退出，剩下的造反派组织根本调动不了多少人。他们听说公社筹备处设在体委大楼，就带着一群人去冲击，但扑了个空。深夜，这群人又赶到人民广场，占据了靠主席台最近的位置，打算开大会时起哄。但不一会儿，他们就被黄金海事先调去布置在会场的工总司造反队赶走。¹⁵⁶⁹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朝气蓬勃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从半夜就一队队奔赴会场。意气风发的贫下中农、革命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天没亮就一群一群汇集在人民广场。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列一列地警卫着会场四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人民广场已成为语录和红旗组成的红色海洋。扩音器下，电视机旁，数百万革命群众在收听大会实况。驻沪三军严阵以待，游行路线雨旁大楼上架起了机枪，黄浦江中心巡逻着炮艇，空军部队严密警戒天空，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捣乱的内外阶级敌人。¹⁵⁷⁰

就如张春桥应允耿金章的，参加大会的每个组织，都打着自己的大旗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像是上海画院的几名画师用两天两夜时间赶画出来，当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礼炮齐鸣，鸽子飞翔，五颜六色的气球升上天空。这些都是谢鹏飞组织人员布置的。¹⁵⁷¹驻沪空军出动两架飞机，撒下彩色传单。

大会执行主席是工总司的潘国平。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会上讲话。大会发言还有代表驻沪三军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工人的工总司王洪文，代表农民的农司筹夏桂伯，代表红卫兵的同济东方红陈敢峰以及外地驻沪红卫兵组织。大会在热烈欢呼声中，宣读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正式宣判旧上海市委、旧上海市人委的死刑，剥夺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切职权。」通令包括九条规定：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军队支左，监督和保护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抓革命促生产，镇压反革命，正确处理干部问题，正确处理各群众组织关系，等等，即日生效。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全体成员，带领群众，伴送着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的彩车，举行盛大庆祝游行。从人民广场经南京路到外滩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沿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在外滩原市人委大楼前，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牌子被摘下，换上白底红字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原来的牌子被众人用斧头劈碎，点火烧掉。

文革夺权后的上海造反派的权力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这是造反派的「盛大节日」，是毛泽东文革的胜利狂欢。

毛泽东建议公社改名

但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北京方面却迟迟不表态。文革以来，毛泽东对上海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立即反应，高度评价。但这一次，如此重大的行动，而且事先经过毛泽东认可，却不见毛泽东响应。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和新华社新闻，只有上海见报，始终不见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刊登。上海自己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天天刊登公社新闻，但这些新闻却始终上不了《人民日报》。而就在几天前的1月31日，黑龙江省成立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马上刊登消息，还配发社论。于是各种猜测纷纷而起。有人怀疑，是因为上海夺权机构中没有原来的市委一级领导干部参加；有人怀疑，是因为毛泽东不同意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上海领导，等等。上海街头甚至出现针对上海人民公社的质疑大字报。

毛泽东确实对上海人民公社有保留。炮打事件后，毛泽东虽然要上海建立夺权机构，而且公社这个名字也是毛泽东定的，张春桥完全按照毛泽东意愿，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就如毛泽东一贯主意多变一样，这次他又改变主张。王力回忆：「主席虽然叫上海筹备成立公社，但究竟什么时候成立，怎样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没有改？他的思想过程经常反复，也许他正在考虑，上海就那么做了。毛对上海这次行动有保留。所以，当主管宣传的王力请示毛泽东，是否要在《人民日报》刊登宣言和新闻，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不刊登，新华社不广播。」¹⁵⁷²

王力还回忆说，毛泽东不是对张春桥不满，他是对陈伯达不满。张春桥在接到毛要他成立上海夺权机构后，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宣言、形式、以及成立时间，所有具体事宜，都直接向陈伯达汇报请示。王力认为，可能张春桥以为，既然是毛泽东让成立的，就不用再直接请示了。但如此大事，陈伯达却没有再向毛泽东请示，而就在这几天，毛泽东对公社想法又改变了。可上海的公社却成立了。毛泽东因此对陈伯达非常不满，说他不请示汇报，对江青也有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说话随便，要陈伯达写检讨。毛泽东通知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给陈伯达和江青开民主生活会。¹⁵⁷³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下了飞机就直奔毛泽东处。毛泽东穿着睡衣等着他俩。毛和他们商量，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够改名，和别的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还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张春桥、姚文元当场做检讨，说自己考虑欠周到妥当，还是主席高瞻远瞩。

就在毛召见张、姚前一天，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还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叶剑英的质问，显示了中央高层反对将国家政体改为公社。究竟是高层对公社体制的不认同，令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还是毛泽东自己觉察出公社后面一系列问题，抑或两者都有？

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秘密去北京的，除了徐景贤，没有一人知道。为了不让任何人包括机关联络站的人觉察张姚不在上海，徐景贤每天都去张春桥住处，通过加密电话，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情况，然后又在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姚指示，彷佛他俩还在上海。直到一个星期左右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

2月24日下午，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会议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指示。张春桥说，他和姚文元去北京后，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谈话中心就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问题：

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

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¹⁵⁷⁴

徐景贤宣读一项决议，是关于当前上海任务和形势的。这个决议不再以上海人民公社名义发布，而是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就这样，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改名，但事实改名。会后，一辆彩车开到外滩，将「上海人民公社」牌子换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块牌子是前一天晚上去找来的。由于时间急，来不及定做牌子，只好派人到手工业管理局下面专做牌子的工厂，将一家单位定做的大牌子先借用了。造反派们一个多星期前满街贴的大标语「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现在文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万岁」覆盖。

但是，也有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的红卫兵们，于深夜悄悄出动，在未来得及覆盖的大标语上，用「一」字覆盖了「万」字，「上海人民公社一岁！」。¹⁵⁷⁵

1967年3月14日，文革中上海郊县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川沙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到1968年3月下旬，全市10个县、197个公社、34个镇、14个农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¹⁵⁷⁶上海的夺权至此基本完成。

从公社到市革会

上海夺权后，分三处办公。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和王承龙都在原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地点康平路大院办公。王洪文在康平路大院也有一间办公室，但他很少去。康平路大院内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机关干部和机关造反派。另一个办公处在原来市委的延安西路33号，从华山路370号门进去。这是原上海市委各部委的办公处。机关造反后，这里变成市委的斗批改大楼。外滩的原市人委办公大楼是第三个办公地点，各个职能组室都在那里办公。张春桥和姚文元基本在兴国路招待所办公，只有开会才去康平路。

公社刚成立时，外滩办公大楼的事，主要由三王负责。「三王」即工总司的王洪文和王明龙，以及机关联络站的王承龙。王明龙是公社组织组负责人，王承龙是公社办公室负责人。王洪文不大去外滩，王承龙也不太去外滩。于是主要由王明龙、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和朱维铮抓那里的工作。

在筹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各造反派组织给公社的定位是「临时过渡性权力机构」：即先由一些造反派组织组织起公社，等以后再由全体上海市民正式选举。这个思想，曾经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宣言中有所表述：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¹⁵⁷⁷

但是，说是过渡性临时委员会，待「条件成熟」就将选举产生正式委员会，却再也未见下文，以后从未进行过任何选举。虽然最初的公社委员位置都不是给予个人的，而是给予组成公社的群众组织的，由各组织自己派出代表担任；但不久群众组织「大联合」，「委员」们也就失去了群众组织代表的意义。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后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革中，在上海被简称为上海「市革会」)，除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其他委员以及领导成员始终没有固定人选

1月15日，上三司与二兵团宣布接管市委时，发布通令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副市长。毛对这件事的答复是「赞成上海群众推选市委书记市长的做法。这两个人我是知道的，但总不能只有这两个人，总得有个名单，酝酿一下，报告中央，我也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这个名单暂时不要宣布，做一段工作，搞几个回合，再宣布。」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三结合概念。这个新市委的名单应包括哪几个方面尚未明确。¹⁵⁷⁸

一直到1968年9、10月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单才正式报中央：

在这一年多时间，谁是领导成员，谁由于某方面不适宜而从领导成员的地位退下去，都是张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毛同意张的主张——这个名单暂不公布，做一段工作，搞几个回合再宣布——的结果。也是全国其他各省市夺权过程中没有的现象，换一句话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完全由张春桥一个人说了算，成了张春桥的一言堂了。¹⁵⁷⁹

每次讨论市革会委员名单，都是内部协商，而不是选举。王洪文曾对此有过解释：

名单产生根据协商推荐上来，不采取大民主选举的办法，用大民主造反派不可能选上的。名单是按发起组织：工总司、财革会、红代会、红东北、公安机关只一个，此外照顾先进人物，原来的影响，如炮司虽然犯过错误还是有个名额。要考虑代表性、权威性。¹⁵⁸⁰

而张春桥，对选举也不热衷。他多次对人说过：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重要的不是选举，而是及时撤换。¹⁵⁸¹

一直到1968年9、10月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单才正式报中央。虽然对外没有名单，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没有正式公布的名单，除了军代表之外，由七人组成。这个名单虽然没有正式向中央报批，但实际行使着上海市革会的全部权力。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老干部的代表王少庸和马天水，这两人1967年3、4月间被三结合进市革会；群众组织的代表，即机关联络站的代表徐景贤和王承龙，以及工总司的代表王洪文。这七人的排名顺序是：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这个顺序，是从当时市革会发文件的传阅顺序而来，「这个办法是跟中央学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有一个文件传阅顺序，这个顺序是毛定的。那个时候，市革会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七个人的小圈子内议论，最后由张春桥一锤定音。」¹⁵⁸²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被结合进市革会所属各组的不多。不过有交大反到底的余小兵，他在市革会专案组。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至1968年间经常不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使他们经常要回北京，或去其他省份处理问题。张春桥指定，他和姚文元不在上海时，由王少庸主持会议。但实际上，王少庸和马天水虽然名次在张、姚之后，但他俩此时刚被「解放」没多久，权威尚未完全恢复，还不敢放手工作。而且，王少庸年纪大耳朵不好，接张春桥电话听不清。许多时候都是徐景贤接听。加上徐景贤原来就是张春桥的部下，对张的思维和处事方式熟悉，张春桥指挥徐景贤比王少庸更顺手。徐景贤于是成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实际代言人。所以，徐景贤当时被称为「徐老三」，就是指他的实际地位排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后，第三位。而底层上来的王洪文，权威尚未建立，工总司的造反派说王洪文是「王小七」，因为他的实际地位排在第七位。¹⁵⁸³此时的王洪文对自己的定位比较自知，承认徐景贤的地位。他在1967年三四月份对工总司总部成员的讲话，曾特地说服那些对徐景贤心怀不满的造反派：「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我们要听徐景贤的。」¹⁵⁸⁴

小结

在整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过程中，张春桥都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趣地紧跟毛泽东，不敢越雷池一步。公社命名并非上海自行其是，只是一时信息不灵，没来得及跟上毛泽东的思路转换。

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看起来，似乎只是名称改变，而且当时大家也都觉得只是名称改变。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概念的改变。上海造反派们肯定没有好好思考过，他们即将成立的公社，与以往的政权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有一点他们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社官员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民众的选举。这是以巴黎公社的外壳，争取民众的民主权利，兑现民众对政府官员的选择权和监督权。在当时的情形下，造反派们能够利用的政治资源，只有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的这一原则，在文革刚开始时的《十六条》中就有表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而由徐景贤起草的宣言中提出，「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等等。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公社原则吻合：权力机构由民选产生并实行监督，政府官员的薪金不超过平均工资，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这些内容被张春桥在修改时统统删去，只说公社的临时委员会是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实际上，所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的选举，根本没有实行过。文革前，民众推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委员会再任命官员的做法，虽然只是走形式，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甚至连这样的形式也没有了，有的只是那么几个、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推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公社。虽然参加公社的各派组织随时可以撤换自己派出的代表，但这只是十几个参加公社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势力平衡。这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既非民众推举，而且在民众中也只是极少数；大批公民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被剥夺对这个政权的选择权。同时，公社的主要领导张春桥和姚文元也不是上海市民选出，他们的权威和合法性只来自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代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三方力量：干部、军队再加上民众的代表。军方完全由上面委派，民众毫无选择余地；干部一方，最初由群众「解放」，但后来还是由上面指派；即使民众代表；也不是从选举产生。民众从来没有资格对三结合成员进行投票，更不要说直接选举。

而毛泽东，一再梦想建立公社，他理想的公社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他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来看，那应该就是他的理想国。但就是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也没有提到民众对政权的选择权利。巴黎公社是以民众自治为模式的，上海的造反派联席会议，虽然有自治共同体的难形，但也只是十几个「发起组织」组成，这样片面狭窄的成员构成，无法组成代表全体上海市民的政权机构。

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谈话，除了对改国号觉得不妥外，最关心的还是「党放在哪里」？而所有的群众组织，此时最关心最起劲的就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代替市委，根本没有想到再给市委一席之地。但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政权形式，实际摒弃了市委。那么今后党放在哪里？在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之上，还必须有个党。「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

造反派们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利，并不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只是毛主席恩施的临时权利，他们的造反对象只能被毛泽东圈定。文革中可以对除毛泽东本人(一度还加上林彪)而外的任何干部造反，但不能对共产党袭断一切的权力造反。毛泽东号召群众自下而上地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群众所能拥有的权利也止于此，止于造反权。一月革命之后，造反派曾经有过为期不长的选择干部的权力，那是在各级革委会初建的三结合时期，他们可以对「解放」或「结合」干部发表自己的主张，可以选择自己认为「革命」的干部。当然，这只是几个造反派组织有选择权力，不是全体民众。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个时期也不长，随着秩序的恢复，对干部的选择权被回收，任命制重新恢复，重新一如既往地自上而下掌握在党手里。造反派不能代替党，公社也不能代替党，党的权力和利益，始终高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于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让民众参与国事，最终却没有从操作层面，从体制上落实民众对执政党的选择和监督权利。

「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这一巴黎公社原则，一月革命后非但再也不被提起，而且遭到批判。1968年2月，《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甚至否定全面选举，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公社的梦想就这样被悄悄置换。

一月革命，文革政权成立，秩序重建。整个文革话语开始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向「大联合」、「批判派性」、「反对山头主义」、「马蜂窝就是要捅」等口号转换，即要求造反派进行自身的整顿。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正在结束。¹⁵⁸⁵以后，整个1967年和1968年，都是试图将1966年释放出来的能量，重新塞回专政秩序和常规轨道的瓶内。造反派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所挣得的政治名份，又将被后面的一系列运动再被重新鉴定。

第二十一章：解散「兵团」，王洪文整合工人造反派

迅速发展的二兵团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一波三折，几次差点分裂，幸亏张春桥及时化解危机，公社终于成立。但是，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上海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中，由于三个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在1.28炮打中失利，矛盾暂时有所缓解，但工人造反派各组织之间的矛盾却没有缓解。公社成立后，原来自称属于工总司的一、二、三兵团，全都打出独立旗帜；此外，工三司也蠢蠢欲动，准备脱离工总司。这些「兵团」中，发展最快的是耿金章的二兵团。在三个兵团中，二兵团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还是1966年安亭事件时，张春桥在苏州与耿金章等签订了第二个「五条」，11月18日，绝大多数人都乘大客车返回上海，驻扎红都剧院，此时他们的组织名称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苏州大队」。黄金海和他们同车回来。他是工总司派去劝说苏州人员回上海的，他建议大家回厂。但耿金章不同意，要大家留下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说是方便以后联系。黄金海觉得耿金章是想自己拉组织，于是马上将自己工厂的同事都拉回国棉三十一厂，并立即向王洪文汇报，说耿金章有拉山头搞分裂的野心。果然，耿金章他们在红都剧院门口贴出一大张纸，上面写着「工总司第一联络站，欢迎大家前来挂钩」。

三天后的11月21日，戴祖祥那批北上去南京的工人，与前往劝说的王洪文、潘国平等一起回到上海。他们的队伍到江苏六合时，打出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的旗号。回沪后也在红都剧场安营扎寨，将那面徐美英做的大旗插在剧场门口。几天后，从苏州回来的人和南京回来的人合在一起，成立了「联合兵团」。又过了几天，耿金章占领了徐汇区五原路上一幢房子，将那里作为联合兵团的办公处。但一星期后，戴祖祥搬出了五原路，组织南京回来的那批人成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即一兵团。于是耿金章干脆也成立了二兵团。自任负责人，副手孙玉喜；三名常委：陆家宾、方剑华和张虎根。从苏州回上海后，上海市委曾派干部劝他们回厂生产，但他们不肯解散，要自立门户。理由一是工总司总部刚成立不久，很混乱，他们怕并入总部会遭工总司的反对派冲砸；二是工总司总部对他们不重视，去领物品有时领不到，如果解散以后地位就更没有保障；三是怕解甲归田，回到单位去生产，会被打成反革命。¹⁵⁸⁶

王洪文等一直担心二兵团日益坐大，多次向张春桥反映，希望他能出面解决，但张春桥始终不置可否。1967年1月3日，王洪文带着陈阿大和廖祖康去北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除了告陈丕显和赤卫队的状，就是汇报耿金章的问题。王洪文说，耿金章成立二兵团拉山头，野心很大，要砸工总司总部，还几次扬言要抓潘国平。张春桥听了只说：「我是不大赞成分。这个问题有时不能随人意志而转移，能够不分最好，实在要分，你也没办法强迫。」¹⁵⁸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回上海后的1月30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在兴国宾馆接见工总司部分负责人，又有人向张春桥告耿金章的状，说耿金章到处拉队伍，大力发展二兵团势力，连名字都改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把前面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去掉了。张春桥没有评论，只说：上海工人内部不要分裂；造反派不要自己内部打来打去。¹⁵⁸⁸

黄金海认为二兵团势力壮大，完全是张春桥纵容的结果；张春桥实际上对耿金章私下支持，目的是为了制约王洪文，这是张春桥的手腕。¹⁵⁸⁹张春桥确实没有在公开场合规劝过耿金章。所以耿金章始终认为张春桥是支持自己的。他说，张春桥几次要他和王洪文团结起来。安亭事件结束后，张春桥临回北京时，还特地将他和王洪文叫到住处，说：工总司里就你们两人是党员；担子很重；「你们分分工，王洪文抓重点和工交口，你抓抓面上的工作。」¹⁵⁹⁰

安亭事件后，耿金章的队伍迅速发展。北上告状时，到达苏州那批人有一千余名，但从苏州回上海时，只剩下480人。¹⁵⁹¹耿金章回沪后马上发展人马，到11月下旬正式打出二兵团旗号时，已经有2000多人。以后来挂钩者越来越多。耿金章自己说：「至1967年2月，已有号称80万，实际60多万人的一支队伍。」¹⁵⁹²不过黄金海认为，耿金章说二兵团有60万人，其实只是号称，最多不到10万人，真正积极分子能够上万就算不错了。耿金章自己对二兵团的实力有过介绍：

市区十个市区，闵行、吴淞都有区分部，安亭有个兵团，昆山总部是我们派三个同志去帮助他们搞的，吴泾、彭浦都有区分部，市内还有造纸总部、仪表兵团、物资兵团、外贸分部、煤炭公司、建筑公司这些是较大的。整个二兵团有50多万靠60万人。

几个饭店也是我们的。南京饭店、浦江饭店、上海大厦、衡山宾馆、国际饭店、和平饭店、新亚饭店、上海展览馆等都是属于我们的；工交公司有公交二场、三场是我们的。一场不是的。¹⁵⁹³

二兵团最初是在公交三场发展人员的。当时一个女工因为受到场里领导的压制，去耿金章那里控告。耿金章第二天就带人去公交三场找领导谈判，迫使领导当场做了检讨。二兵团就这样有了名气。通过公交三场的介绍，许多工厂和公交车队前来挂钩，所以二兵团在公共交通公司颇有势力。此外，耿金章工作的上海纸浆厂归市轻工业局领导。市轻工业局属下的禽蛋公司的造反组织也挂钩二兵团。禽蛋公司货物运输量大，卡车和其他机动车多。于是耿金章手中能调动的卡车多，发生冲突时能迅速拉出队伍。在康平路事件尤其是昆山事件中，他们就是这样调动大卡车集结队伍的。耿金章还和轻工业局的食品公司所属工厂的造反派挂上关系。食品公司下面生产饼干、面包的工厂，都成为二兵团势力范围；加之上海主要大饭店的造反派也和二兵团关系不错，使得二兵团后勤供给不成问题，面包、饼干不断。黄金海有一次去二兵团设在五原路的总部，打开厨房间，只见满满一房间面包饼干。黄金海向耿金章要了很多面包，运去去工总司总部，这些压扁的面包他们吃了好几天。¹⁵⁹⁴在那个物质匮乏、食物凭票供应的年代，面包和饼干都是普通百姓平时难得吃得到的好东西。耿金章出行也很气派，二兵团有个「尖刀班」，专门保护耿金章；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两边车门外都带踏脚板的汽车。踏脚板上可以站人，每次乘车外出，车上一边各站一个保镖，有时一边各站两个，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威风得很。¹⁵⁹⁵

二兵团势力发展很快，到1967年1月已经自成系统，虽然前面还冠着工总司名字：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但几乎已经是一个独立组织了。耿金章与王洪文表面上还算客气，没有翻过脸，有时候还有来往。王洪文也到二兵团总部去过，王洪文知道张春桥对耿金章的态度。而耿金章最初也承认工总司的老大地位。所以他在《紧急通告》上代签名时，把工总司名字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二兵团放在工总司之后。他知道张春桥对王洪文比较称赞，但心里并不服气，常在背后说：王洪文所以拉二兵团，是因为他手里没有兵；我们二兵团有实力，几次硬仗都是我们打的。耿金章有过自立门户的打算。1966年12月底，在一次二兵团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他提出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独立出来，有人说干脆改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并马上去印了几百个袖章。后来，因为下面有人反对，而且这个名字已经被别的组织用了，只得作罢。¹⁵⁹⁶

二兵团、一兵团、工三司和野战兵团

一兵团负责人是戴祖祥，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安亭事件后，南京回来的那批人第一个打出「兵团」旗子，给自己的组织起名「一兵团」。最初的组织者是张景泰，但许多人还是推戴祖祥为头。后来一兵团参加过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人员发展到号称十万人。尽管一兵团名字前面仍冠着工总司的名号：「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但工总司总部不承认它，总部活动从不通知他们。至于三兵团，是安亭事件中步行去安亭那批人中的一部分人拉起来的。人数不多，没什么活动能量，几乎是个空架子。它出名只是靠着二兵团和一兵团，因为它排在这两个兵团之后。负责人杨光恒、童菊龙。

一兵团与二兵团关系比较好。二兵团的人反对潘国平，认为他是花花公子，只知道到处白相；一兵团的人反对王洪文，认为他没魄力，遇事不敢负责任，有事也找不到他。确实，工总司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至少到1967年1月初左右，王洪文很少在工总司总部露面，就连工总司总部常委们也不知他的踪迹。要找王洪文，必须通过他的秘书廖祖康，只有廖祖康才知道王洪文的确切去向。

此外，像一、二、三兵团那样，名义上挂在工总司名下的还有「钢铁兵团」。钢铁兵团前身自称「工总司直属总队」，负责人是上海第十五无线电厂工人陈鸿康和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沈阿友。不过据说工总司总部从来没有承认过它。钢铁兵团参加过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随着人员扩张，不再满足于做工总司附庸。据他们自己在一份材料中说，作为一个下属组织，申请活动经费等都要先由工总司签字，才能去向市委领取，「几乎所有的经济命脉都被卡住了。」¹⁵⁹⁷这样的理由一兵团也说过。有一次为了要经费，戴祖祥等甚至将工总司总部的黄金海挟持到一个仓库，一定要黄代表工总司在一张向市委要经费的申请单上签字，但黄金海还是以签字必须经王洪文同意为由而拒绝。经费上受制于工总司，是这些兵团想自立门户的又一原因。钢铁兵团原想在1967年1月2日独立，后来因为昆山事件推迟。1967年1月7日，钢铁兵团改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工三司」)，海报贴满全市。工三司这个名字是学红卫兵的红三司，上海其实并没有「工二司」。工三司张贴海报，就算正式成立，连成立大会都没有开。就这样，工三司从此独立，不再挂在工总司名下。¹⁵⁹⁸他们号称有60万人，其实成员不会比一兵团多，真正的积极分子大概也只有一二百。¹⁵⁹⁹

野战兵团的成立又是一种情况。据说成立初期，成员不发袖章，只发卡片，自称他们的成立得到王洪文点头同意，是「不带袖章的工总司，是帮工总司讲话的」。野战兵团的负责人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人事干部陶国正，与戴立清一个工厂；还有上海绢纺厂工人姜延良。成立目的，据说是因为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上海各派组织林立，造反派组织开联席会，经常为许多问题争吵不休达不成共识。工总司虽然是大组织，但也只有一票的表决权。戴立清提出，多成立几个和工总司观点相同的组织，在表决时可增加票数，王洪文同意。野战兵团于是成立。¹⁶⁰⁰有人因此指责说王洪文这是给自己留后路。对此，王洪文曾对王腓利说：人家说我拉其他组织，我已经是上海最大组织工总司的司令了，有必要再拉其他组织吗？¹⁶⁰¹

野战兵团是个空架子，下面没有什么造反队，有事时拉上一些工厂的临时工。所以野战兵团是挂在工总司名下最没有实力的兵团，被讥称为「野鸡兵团」。由于野战兵团是在戴立清支持下成立的，负责人姜延良是临时工，参加者也多为临时工，戴立清自己又是临时工，所以戴立清被指「拉临时工组织」，大概源出于此。工总司总部的头头范佐栋、黄文海、徐美英等，对戴立清拉野战兵团很有意见，说这是另立山头。到1967年初，野战兵团也发表宣言，称自己和工总司是「兄弟关系」。

至于那个在解放日报事件后拉起队伍的「战到底」，负责人是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孙福祥¹⁶⁰²，后来还有孔繁胤。孔是有色金属压延厂工人，参加过1966年11月6日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属于元老级造反派。这个组织成立后，常常与工总司唱反调，工总司总部根本不知它在干什么。

到1967年1月底，反对派与工总司冲突激化。1月29日南市斜桥武斗便是一次爆发。武斗的起因，是耿金章听说自己的常委方剑华被工总司南市区指挥部抓起来了。耿金章说工总司欺人太甚，像对待赤卫队那样对待我们。他与几个兵团联合，先是派出五六百人去砸工总司南市区指挥部，结果被反包围；接着再派出五六千人，野战兵团调来一批娘子军——都是拉劳动车的妇女，堵住路口，最后抓住了潘国平、陈阿大，还有包炮，都关在附近肇家浜路上的利群旅馆。这场武斗因1.28炮打暂时中止，放人、撤包围，人员全部拉到兴国路张春桥住处附近「保卫春桥同志」。耿金章被张春桥叫去他在兴国宾馆的住处，但戴祖祥没被叫去。¹⁶⁰³武斗结束后，才发现方剑华根本没被抓。不过，下面的人还是在2月1日凌晨，袭击了工总司南市区指挥部，抓走负责人袁根林。直到晚上耿金章从张春桥处回来后，下令一定要释放袁，这场冲突才中止。不过，武斗虽然平息，反对派组织却在这次武斗中联合起来了。

王洪文尝试合并未成功

黄金海是工总司内主张取消兵团态度最坚决的，他认为，工总司当初成立时，原来取名「工人造反司令部」，后来又加上个「总」字，就是为了希望上海只有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不要像红卫兵那样派系林立。现在那么多杂牌军各自为政，一定要及时解决，再不能让他们坐大。范佐栋和徐美英也都坚决反对兵团，认为兵团挂着工总司牌子，借工总司的威信发展自己势力，却又处处与工总司作对，不能姑息。但王洪文一直犹豫。范佐栋他们都说「老王对一、二、三兵团处理手软」。¹⁶⁰⁴1966年12月22日晚上，工总司总部在潘国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机械厂的会议室，又一次开会讨论兵团问题，王洪文表示：

下令解散兵团是容易的，但要对革命事业负责。轻易解散，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冲突。……

我同意马上解散第一兵团，其他暂时保留。¹⁶⁰⁵

会上，黄金海与王洪文发生争执，黄金海见王洪文不听自己意见，气得拂袖而去。回了自己工作的工厂。还是戴立清去劝了好几次，两个多星期后的1966年12月下旬，才把他劝回来。

王洪文不是一直对二兵团不断发展实力不安吗？为什么又不同意下令解散兵团？对此，戴立清文革后回忆，王洪文曾对他说过，康平路事件前，赤卫队人数占绝对优势，工总司力量还小，人数也不多，那时取缔兵团，岂不是削弱自己的势力。而且最初几个兵团都挂在工总司名下，名义上还是承认工总司。所以王洪文最初不赞成对各兵团采取强制手段。¹⁶⁰⁶从王洪文后来的做法看，他原先是希望以合并办法解决兵团问题。野战兵团因为原来与戴立清关系比较好，接受了建议，于1967年2月15日宣布与工总司合并。

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合并却没有成功。还是在安亭事件刚结束后的1966年11月21日，工总司总部开会，将耿金章增补为工总司总部常委，¹⁶⁰⁷加上原来的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蒋周法六个常委，工总司就有了七个常委。所以，早期提起工总司常委，都说是「七常委」。这样做，显然是希望将人数众多的二兵团留在工总司内。王洪文还多次找耿金章谈判。1967年1月下旬，王洪文提出撤销兵团，二兵团搬到工总司总部一起办公，说：「既然总部决定你们解散，你们不同意，那么索性就合并吧。」王洪文还提出具体方案：二兵团作为工总司总部的直属兵团，将来主要担任全市纠察事宜，让二兵团常委孙玉喜担任纠察大队长，还为耿金章在已经被工总司搬入的原总工会大楼里留了间办公室。¹⁶⁰⁸在一次工总司总部会议上，潘国平甚至提出，将自己「副司令」位置让出，让耿金章当工总司的第二负责人。¹⁶⁰⁹

但是二兵团的常委们不领情。他们说工总司是坐享其成，康平路事件、《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全是二兵团的功劳，老耿为了顾全大局才把工总司放在前面。孙玉喜甚至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康平路事件时你们在哪里？」于是，谈了几次都没结果。耿金章后来说，其实当时他心里已经基本同意了，他还和孙等几个手下随戴立清去了外滩总工会大楼，看了为他准备的那间办公室。但手下们说：「要搬你耿金章搬去，我们宁愿住板草房。」耿金章说自己与他们争辩了半天，他们不同意，他就没再坚持，「其实我和王洪文两人谈起来还是很对头的。」¹⁶¹⁰

还有一次，王洪文找各兵团负责人开会讨论合并事宜，会开到一半，耿金章接到电话，被告知说工总司下面的区级组织砸了二兵团的闸北区和长宁区分部，谈判就此中断。此外，耿金章等二兵团的头头一再说：「我们看不惯工总司的一帮家伙」，他们点了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人的名字。耿金章后来承认，他生怕与工总司合并后自己的势力被吃掉。而且，公社成立时，张春桥答应他，以后让二兵团加入公社，他觉得手中有组织才有参加的实力。¹⁶¹¹

王洪对耿金章「太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张春桥的态度。张春桥起初一直不赞成以对付赤卫队的方式对付二兵团，反对工总司分裂。他曾对王洪文说过：和二兵团不要分裂，分裂只有陈、曹高兴。¹⁶¹²还说：

听说工总司要分裂，我反对。我不赞成分裂，但也不怕。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面旗帜要举起来，我总希望不要把这面总部的旗帜扔掉。这个组织是在反对市委的反动路线中成长的，这个番号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威信，我担心再换一面旗帜就不响了。我还有点私心，因为这个字是我签的，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也支持我。¹⁶¹³

还有潘国平，也坚决主张取缔兵团，为此张春桥曾几次对他谈起兵团之事。在一次谈话中张春桥说：现在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上海市委，要把力量放在这个大目标上。如果你们去取缔兵团，就会分散自己的力量。¹⁶¹⁴此时夺权刚开始，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还没有被充分引发，大敌当前，张春桥显然希望造反派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上海市委。1967年1月，黄金海曾经要调两卡车工总司闸北区的造反派，去砸二兵团在五原路上的总部，但王洪文派人对黄金海说张春桥不同意，黄金海只好把人撤了。¹⁶¹⁵

不过，张春桥虽然不赞成用硬压的办法强迫对方解散，但也不赞成工人造反组织中派系林立。他曾在一次讲话中说：

一、二兵团的划分是没有基础的。因为它既不是生产中组成的，又不是战斗中组成的，而是铁道部给你们搞的。我认为这样的组织形成不利于战斗，我认为按照地区和产业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件事也得民主，总不得强迫你们解散。¹⁶¹⁶

《第五号通令》风波

耿金章自认康平路事件有功，而且觉得张春桥支持自己，不把工总司放在眼里。工总司总部不断有人向张春桥告耿金章的状。范佐栋、黄金海、徐美英等人反对兵团最激烈。1967年2月5日左右，张春桥接见工总司总部成员，范佐栋以及黄金海等人又向张春桥反映，说耿金章拥兵自重，反对工总司；说耿金章到处吹嘘讲春桥同志如何看重他。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说，我以后再不接见耿金章了。听张春桥这样表态，范佐栋等很高兴：「我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要敲耿金章了。」¹⁶¹⁷

范佐栋马上让人以工总司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份传单《第五号通令》，内容大意如下：一、二、三兵团，以及工总司的卢湾区总联络站，主要负责人一贯不服从总部决定，违反组织发展原则，招兵买马，跨区发展，并以此为资本对抗总部。所以总部决定从即日起解散这四个组织。至于工三司，因其早已宣布独立，所以和工总司没有任何关系。今后，绝不允许以上五个组织以工总司名义在外招摇撞骗，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¹⁶¹⁸范佐栋怕王洪文变卦，要总部常委开会讨论，还要每个常委在通令的草稿后签名，才送去文汇报社付印。类似这种逼着王洪文签名的事，范佐栋有过好多次。他觉得王洪文耳朵软，主意多变，今天商定或答应的事，明天被人一说又会改变，所以非要王洪文签名立此存照。¹⁶¹⁹

这份通令本打算刊登在2月10日的《工人造反报》上。但是，还没等这期《工人造反报》大样拼版，通令的小样就被二兵团得到了。耿金章听秘书念了这份通令后很生气：「工总司是大国沙文主义，逼我们投降！」第二天下午，在人民广场开大会时，耿金章碰到王洪文。他拿出通令小样，质问王洪文是

怎么回事。《第五号通令》小样被二兵团的人偷走后不久，工总司总部的范佐栋发现五份小样少了两份，但不知是谁拿走的，马上报告王洪文。现在通令小样出现在耿金章手里，王洪文回答说：「不知道，恐怕没有出过这样的通令吧！」¹⁶²⁰

耿金章见工总司要出传单不承认他们二兵团，便马上布置在全市贴大标语，开展批判《五号通令》的攻势。范佐栋知道耿金章拿到小样后，就主张暂时不出这个通令。建议再起草一份其他内容的五号通令登在《工人造反报》上。于是，2月10日，《工人造反报》头版刊登了《五号通令》，不过内容却是号召造反派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偷梁换柱的手法一下把耿金章们弄懵了。¹⁶²¹2月11日，工总司又发出《关于「第五号通令」的严正声明》，说「除本报本期所发的第五号通令之外，从没有发过其他的五号通令，其他所谓第五号通令都是非法的。」¹⁶²²同日，工总司又出《通告》，宣布：

原我部所属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因某些领导人闹分裂，搞宗派，长期与总部相对抗，已不适合组织原则。今后以上三个兵团和本部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系分裂出去的独立组织与我部无任何关系。¹⁶²³

当天晚上，二兵团常委们开会商量对策。耿金章说，《第五号通令》他们不出，我们替他们出。耿金章要人写文章对原《第五号通令》逐条驳斥，将原《第五号通令》附在后面，用传单形式发了出去。二兵团和工总司双方开足宣传机器，展开口水战。二兵团发传单指责工总司以势压人，声称自己「在烈火中诞生」，得到张春桥支持。工总司则在《工人造反报》上发文说张春桥根本没有支持过二兵团；说二兵团所散发的那张《五号通令》是伪造的，还发文《剖视耿金章再看「北上返沪二兵团」》的传单，说耿金章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山头主义野心家」。这篇文章又印成传单散发。

耿金章召开二兵团常委会，有人提出先下手为强，砸了工总司，但最后没有达成一致。2月中旬，耿金章在上海制药二厂，召开二兵团各区联络站和各纵队负责人共三百人的会议，决定「和王洪文血战到底」。2月11日，二兵团又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在永嘉路600号开会商量对策，当场派出孙玉喜等去北京告状。

2月12日，由一兵团发起，组织反工总司汽车游行，工三司、战到底、工革会、红卫军等参加。原计划有350辆卡车参加。游行前一天，他们打电话问耿金章，耿金章回答说不参加，不出车。耿金章事后说自己是不屑参加：「我不愿意与他们靠拢」。¹⁶²⁴二兵团不参加，结果那天出动的车只有一百多辆，声势大减。这个游行对外宣称是「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游行的车身上都贴着大标语：「打倒王洪文！」「打倒潘国平！」打倒黄金海！」车队在闹市区游行，先在外滩上海人民公社大楼门口停留，喊了几句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热烈庆祝公社成立的口号之后，便高呼.：打倒流氓无产者作风！打倒山头主义！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是上海工人大联合的分裂主义者！王洪文、潘国平从工总司滚出去！随后，游行者沿途高呼打倒王洪文等口号，车队开到旁边工总司所在的总工会大楼前，又是一阵口号；最后，长长的车队又开到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和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找不到王洪文，只得呼了好一阵子口号，才离开。

耿金章打电话找张春桥，但是没有找到。2月20日晚，耿金章召开二兵团常委扩大会议。二兵团常委方剑华说，工总司控制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公安机关随便抓人，还切断我们的经济来源，停止纸张供应。耿金章最后发言：

工司的通令说「二兵团和工司没有任何联系」，既然如此，那么工司无权解散我们的二兵团。我们和工司的关系是密切的，从苏州回来后，我们就在工司领导下工作的。……

要注意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采取主动，不许砸任何组织，他们要砸我们，我们要和他讲道理，要采取相互支持。今后不能再跟过去那样了，但是我们不应该采取砸他们的行动，这样做我们有道理，有理由，说明我们掌握了斗争大方向。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志回去把这工作做深，做透，做好。¹⁶²⁵

耿金章记着张春桥的告诚，希望不以采取互砸办法解决与工总司的矛盾。但是，王洪文此时终于下决心解决兵团问题。他与黄金海等商量，决定对耿金章采取措施。

兵团被各个击破

2月24日，张春桥从北京回上海，召开第一次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讲话里，张春桥提到了前几天一、二、三兵团的游行，说他们在北京时，有人去国务院接待站告他和王洪文的状——

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三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和我。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¹⁶²⁶

张春桥在讲话中表露对兵团的不满，当晚王洪文便找到黄金海，说：

春桥已同意解散兵团，现在是时候了，先把耿金章抓起来，弄到杨浦公安分局，我已经联系好了。工三司问题不大，基层是只承认工总司的。只要设法挑起他们基层内部造反就可以解决了。战到底情况不透，没公开亮出来……到时候也只要把负责人解决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二兵团的问题大一些。这个我想过了，你把耿金章骗到31棉去，说我在那儿等他辩论的事，把他扭送去。接着我叫造反报发几篇揭他老底的文章，再对二兵团基层发个通告，使他们受压力，做些工作还是可以的。¹⁶²⁷

黄金海当即派人找到耿金章。耿金章曾在全市刷大标语，说要与王洪文电视辩论，黄金海就对耿金章说：王洪文在国棉三十一厂等他去辩论。第二天，2月25日，耿金章带了人如约前往，他不知道和他一起去的两个二兵团常委已经投向工总司。当他们的汽车刚开进国棉三十一厂，工厂的大门马上关闭，早已埋伏的人群一拥而上，连推带架将耿金章等塞上汽车，送进杨浦区公安分局。王洪文亲笔给杨浦公安分局人革会的造反派写了张纸条，要他们收审耿金章和二兵团的另一个常委孙玉喜：

杨浦公安分局人革会：

李士贵同志：北上返沪二兵团的队员为了维护造反派大联合，回到工总司怀抱，故于今天早上造了负责人的反，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孙玉喜系挑动群众反张春桥同志，反工总司的罪魁祸首。因为种种原因，我建议暂关杨浦公安分局。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放出，材料来源，一方面见原来传单，我们再继续整理。

工总司        王洪文67.2.25¹⁶²⁸

耿金章和孙玉喜被抓，二兵团失去领袖，内部又有人造反，偌大的兵团一下瓦解了。黄金海又按照王洪文的吩咐，到工三司人员最多的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找到造反队负责人秦爱芝，劝说她造工三司的反，挂钩工总司。当晚，秦带人砸了工三司总部，声明只承认工总司，不承认工三司。工总司总部马上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下就把工三司搞垮了。工三司负责人陈鸿康见大势已去，潜逃在外。几个月后，被工总司的岑麒麟发现，也关进杨浦公安分局。

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只得东躲西藏。战到底负责人孙福祥告诉他说，广州有很多人偷越香港，两人便打算一起南下广州，寻找逃港机会。孙福祥还特地卖了手表作路费。¹⁶²⁹但是，他们俩的逃港计划没能实现。3月4日，戴祖祥躲到一兵团的一个造反队员家里，这人报告了工总司总部。3月15日，戴祖祥去厂里拿工资，被几个人架走，送去第一看守所，不过只关了一晚便被放了。孙福祥自知无法逃脱，怀着一线希望给王洪文和潘国平写了一封信：

根据春桥同志的指示，各革命组织按行业归口，我们坚决响应。我部全体战士应作如何归口并入，望协商解决，今派我部王扣舆同志前来你处联系，望予以接洽。敬礼孙福祥¹⁶³⁰

王洪文没有理睬孙福祥的白旗。他早已通过黄金海，派人打入战到底内部，得知那天战到底将召开负责人会议。于是，派丁德发等，将战到底负责人除孙福祥外一网打尽，训斥了一顿，勒令他们马上解散，然后将他们都放了。¹⁶³¹不久，孙福祥被抓，送进杨浦公安分局，罪名是「企图越境叛国」。

对各兵团下面的造反队，王洪文表示欢迎他们参加工总司所属造反队。就像当初对待赤卫队一样，通过吸收对手；王洪文又一次消解了反对势力。

王洪文抓耿金章，张春桥表示他不知道。后来他曾经对王秀珍说：「我要是当时知道，一定不同意抓的」。¹⁶³²张春桥对抓耿金章不赞成。对王洪文不久后关押工总司另一个常委范佐栋也不赞成。他对王洪文等人说，你们工总司常委之间不要抓来抓去。他还举了共产党历史上张国焘的例子，说张国焘在党内搞肃反，结果使得共产党丧失大批骨干。3月10日，张春桥在与工总司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说起工总司和其他组织的矛盾，讲到耿金章：

二兵团的错误就是在那里死抱兵团不放，但是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没错误，只是抓、砸，不大会做思想工作。……

你们对耿金章，内部造反，把他送到杨浦分局，当时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可没人听，所以你们处理内部和外部都不妥当。如果你们一直这样做下去，工总司一定要垮台。¹⁶³³

耿金章被关了两个多月。期间张春桥要王洪文放他，但王洪文说：「经过审查，耿金章问题不少，有男女关系，有贪污抄家物资等许多问题。」¹⁶³⁴五一劳动节期间，在北京的张春桥又对赴京参加五一观礼的王秀珍提起耿金章，再一次说「耿金章要放出来」。王秀珍马上打电话回上海。¹⁶³⁵王洪文立即办理，亲笔写了张纸条：

杨浦公安分局：

根据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经我们找耿金章谈话情况，我们认为耿金章尚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有一定悔改表现。我们意见拟以教育释放回厂。请你们研究决定。

工总司        王洪文67.5.2¹⁶³⁶

5月3日，黄金海拿着王洪文的字条去杨浦公安分局。¹⁶³⁷第二天，耿金章被释放回家，王洪文让他先在家休息。5月底，王洪文连续四次去耿金章所在的工厂，将耿金章从家里叫去谈话，说安排他去工总司总部工作，还说这是张春桥的意见。6月1日，耿金章去工总司总部报到。那天正好张春桥从北京回来，接见工总司负责人。张春桥对耿金章说：

你出来了，你受委屈了！我对你讲过多少次，不要拉山头，你那个山头越拉越大，最后搞分裂。我讲的话你都听不进。这次把你保护起来，是形势的需要，否则上海要大乱，不把你关起来，上海的新生政权有被摧毁的危险。你们各搞各的，成了一盘散沙；怎么能管得住呀！这次允许你出来活动，是我的意见，你准备怎么活动？¹⁶³⁸

耿金章回答：「我什么都不搞了，回工总司后，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张春桥说：「那好，你不拉山头了，上海就会更太平了，以后就看你们的了。你看，王洪文做事就比你稳。我希望你们要团结起来。」¹⁶³⁹张春桥以后多次提到耿金章。他对耿金章的评价是：

你们不要看不起「耿司令」，「耿司令」的二兵团还是有实力的。安亭事件以后，我单独找他谈过多次，我了解他，他是很有造反精神的人。他能带队伍，能指挥打仗。安亭事件以后，工总司是靠二兵团撑市面，没有二兵团，工总司存在也很危险。耿金章是很不错的造反派负责人，耿司令还是很听我的话。¹⁶⁴⁰

耿金章还是做了好事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我们找他谈话，他总算听了。如果当时不听，就以他为头，几十个小组织的人一下闹起来，你又有什么办法？那还不是一直打内战，能有这样的形势？还不是和外地一样？这总算是耿金章的一功嘛！¹⁶⁴¹

耿金章当时没有闹起来，就是对上海工人运动的贡献。¹⁶⁴²

张春桥对耿金章始终没有忘记。张春桥在接见工总司成员时，称呼耿金章为「耿司令」，有时还特地热烈握手，显得特别亲热。1968年夏天，张春桥去上海染化八厂。这个厂原来参加二兵团的人很多，开座谈会时，有人向张春桥反映说，耿金章被抓，让他们觉得脸上无光。张春桥回来后专门强调，耿金章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一大批人，要正确对待原来二兵团的人。1969年和1973年，几次有人说耿金章的生活和经济有问题。王洪文说：「没有张春桥点头，谁也不能动耿」，「张春桥一直保他，不要搞了，算了」。¹⁶⁴³1972年，张春桥提名耿金章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耿金章最初被分配在工总司的工业组，组长是陈阿大。不久，又转到市革会三办戴立清手下，负责过工宣队的培训；后来又当过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的副组长。耿金章的生活也得到关照：所住房子原来15平方米，1974年由黄涛和陈阿大批准，搬进50平方米的房子；经济上也不断受到补助，每次发给的补助起码相当于他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他妻子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小集体编制；耿金章写信给王洪文，要求重新安排妻子的工作。1969年3月，妻子被分进全民所有制的上海轮胎一厂。¹⁶⁴⁴

张春桥对耿金章评价：

耿金章这个人年纪大了，水平比较低，没有培养前途，只能到此为止了，不可能再负什么重大责任了，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只好让他在实际生活中随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消失。这一类人不是耿金章一个。¹⁶⁴⁵

耿金章被释放后，不再与王洪文作对。以后他始终很好地配合工总司总部的工作。王洪文也几次向张春桥反映说：耿金章现在比较老实，没有什么活动，安排他做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去完成。¹⁶⁴⁶

其他几个「兵团」负责人的下场都不好。工三司负责人陈鸿康被关一个多月，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虽然只关一天就被释放，但后来又被关进杨浦公安分局十个月；战到底负责人孙福祥被关时间最长，从1967年3月9日关到1968年8月6日才释放，而且王洪文还在杨浦公安分局负责人宋桂生询问他如何处理的条子上批写：「如果问题搞清楚，可狠狠教育一下，然后同本单位造反派联系，暂时监督劳动一个时期(这可以不正式宣布)，今后看孙的行动再说。」¹⁶⁴⁷不过，王洪文也没将事情做绝，他提出要团结大多数，除了戴祖祥，其他人：二兵团的耿金章、卞强明，野战兵团的姜延良，工三司的沈阿友，等等，都曾经被安排进工总司总部工作，担任副组长。不过后来姜延良和沈阿友因其他事情，被清除出总部机关。1967年底，上海造反派召开代表大会，二兵团的耿金章和卞强明都被安排为工总司委员。

范佐栋被关

就在兵团们闹独立的同时，工总司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派，有的打算另拉队伍，有的打算改组工总司总部，清除王洪文。

当时王洪文经常在外，他身兼市革会负责人的工作，所以不常去工总司总部。总部日常工作由潘国平和范佐栋负责。但潘国平也整天在外，不常去总部，总部的事务由范佐栋掌管，是实际上的「第三把手」。

范佐栋原先负责工总司秘书组，《工人造反报》创刊后又负责报纸。1967年1月中旬始负责总部组织组。主管组织组后，他极力主张整顿工总司区级组织。他认为工总司组织体系太乱，有的区既有工总司联络站，又有工总司分部，还有工总司指挥部。哪个常委点头承认，那个常委就把此组织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区几派并存，都说唯自己才是工总司在这个区的正宗，互相攻击，你砸我冲。总部经常为了解决这些纠纷疲于奔波。范佐栋主张：工总司在各区只能有一个组织；如有两个以上，必须合并。范佐栋在常委会上提出自己的整顿方案，要工总司所属各区县局一级的组织，全部重新登记，由总部审查这些组织负责人的政治情况，确定合并后的负责人选。但是，范的主张遭到反对。一些区、县、局的造反组织负责人不肯合饼，而且不愿意范佐栋调查他们。他们向总部告状，说范佐栋在整他们的黑材料。

范佐栋对王洪文和潘国平老不来总部办公有意见，认为他们身为总部负责人，就应该坐镇总部，及时解决问题；还有其他各组负责人，也是猴子屁股坐不定，整天不知人在哪里，有事找不到，却又在外面以总部名义乱表态，不知真假，出了纠纷都要总部去擦屁股。范佐栋有取王洪文而代之的想法。他对总部其他人员说，这两人老不来总部，再这样下去，要把他们开除出总部。范佐栋还曾对陈阿大表示：「只要你们支持我，我愿意撑大旗，出来干一场。干得好干下去，干不好，回厂劳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陈阿大事后将范佐栋的话告诉了王洪文。

2月中旬，范佐栋和徐美英等商量后，在一次总部工作人员会议上宣布：所有工总司常委和负责人都必须回总部机关坐班，三天内不回来者除名。这个决定以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名义作出，贴在办公大楼三楼的走廊上。戴立清和叶昌明认为这个决定明显针对王洪文和潘国平。他们连夜赶到警备区常德路大院支左办公室，找到王洪文并向他汇报。王洪文很恼火，说范佐栋这是在搞宫廷政变。第二天，王洪文通知总部各组负责人开整风会议。2月25日整风会议在乌鲁木齐北路456号静安区文化馆底楼举行。以往整风会议都由范佐栋主持，这天还是范主持。会前，王洪文若无其事地给范佐栋递了支烟。¹⁶⁴⁸开会了，王洪文发言。他说范三天前的那个决定，是分裂工总司的宫廷政变。王洪文已经派人在外面包围了会场。他说完话，一帮人一拥而上，将范佐栋抓起来，送进杨浦公安分局，就关在耿金章隔壁一间。

抓范佐栋的当天晚上，传来张春桥的意见：工总司常委之间不要抓来抓去。张国熹当初曾经要抓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得势后也没有抓他，还给他安排了个中央委员。范佐栋被关24天后，王洪文让人去杨浦分局将范佐栋领了出来。¹⁶⁴⁹范佐栋出来后，王洪文通过黄金海请范到家吃饭。范佐栋问王洪文；你把我关起来审查，现在事情搞清楚了没有？王洪文回答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你回总部来工作吧。¹⁶⁵⁰1967年5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时，王洪文特地邀请范佐栋出席。王洪文对王腓利说，范佐栋毕竟是工总司的老人马，考虑还是要发挥他的作用。但是没过多久，全市支联站兴起，一些支联站头头与范佐栋有联系，加上后来又发生「新工总司」事件，王洪文怀疑范佐栋与之有干系。范佐栋回工总司总部工作之事于是搁浅。他就这样淡出工总司。

潘国平被审查

潘国平文革初期被人称为工总司的「潘司令」。这大概是因为工总司成立大会上，他是大会的执行主席；后来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的两次谈判，他都是工总司方面代表。

工总司早期，潘国平名声比较大，甚至许多人只知工总司头头是潘国平，不知还有王洪文。潘表达能力强，讲起话来，不打草稿可以说上半个小时。他善于和人打交道，喜欢交际，而且也善于展现自己。所以他认识的人多，别人认识他的也多。但是，潘国平的名声只是在外面，工总司总部的人大多对他有看法。认为他不耐烦做具体事情，黄牛肩胛靠勿牢，猴子屁股坐不定。整天人不知在哪里，很少能看到他，有事也找不到。好几次张春桥要找工总司总部的人谈话，就是通知不到潘国平，经常到最后一刻才找到他。黄金海在一次工总司整风会议上对潘国平的批评，很形象地刻画出潘国平的形象：

在复兴中路他召开各区会议，结果不掌握会议，会开到一半跑到楼上，睡在床上。还有一次会议开了一半，见到人家区里开来的两用车，就开车跑了。小潘在游行时，几十万人的队伍，可以扔下不管，自己跑了，不知干什么去了。¹⁶⁵¹

工总司总部的许多人，文革结束多年后，回忆起潘国平，仍说他少不更事，好出风头，自由散漫，责任心不强；说他很少去工总司总部，在外又经常以总部名义表态，造成许多矛盾；下面基层造反队也经常向总部告状，说不知听谁的好。金祖敏对潘国平和王洪文曾有过比较：

王洪文与潘国平比要谨慎许多。1967年7、8月份，工总司开扩大会议，原来决定潘国平不上主席台，为了争上主席台，潘与其他委员争了整整两个钟头。这次会上王洪文不在，我刚去工总司工作。第一次参加工总司的会议。我说潘国平实在不像样，为了上主席台，两张戏票的事情，吵两个钟头，工作不研究。潘国平说我，你算老几？这种事，王洪文少。而潘国平，弄毛主席像章，弄戏票，成天就忙这些事。¹⁶⁵²

王腓利对潘国平的评论是：「潘国平这个人脑子非常好，跟他谈话，你会觉得他说话很有逻辑，比王洪文会说话」。王腓利还认为，潘国平不是个喜欢抓实权的人，对权抓得并不紧。他毕竟年纪太年轻，加上没结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谈恋爱，不大来总部。但他也有虚荣心，喜欢人家叫他「潘司令」，喜欢出头露面。相比之下，王洪文倒是不喜欢出头露面。¹⁶⁵³

工总司早期，潘国平在红卫兵中知名度比王洪文高，到处表工总司出头露面，讲话表态。那时工总司也比较乱，王洪文一度有些灰心，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回厂去了。他对人说：「我不搞了，让他潘国平去搞吧。」不过，王洪文认为潘国平这个人阴谋是不搞的。¹⁶⁵⁴造反初期，王洪文与潘国平关系不错，潘国平谈恋爱，王洪文认为女方「出身不好」，曾自告奋勇要另外为潘国平介绍女朋友。¹⁶⁵⁵

潘国平的知名度，主要在红卫兵。红卫兵们认为潘国平造反精神足，连张春桥都敢顶；认为王洪文太软，右倾。但是，12.8炮打后，炮司和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都一蹶不振，潘国平的影响去了大半。潘国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正在失去。他始终认为，在工人造反派中，自己比王洪文有号召力。他想重拉队伍反王洪文，对人说：「各个局都有我的人」，「我一喊，他们都听我的，拉三十万人没问题」但终于也没拉起来。据潘国平后来说，是张春桥打电话劝他不要这样做的。张春桥说：「小潘，我希望你不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¹⁶⁵⁶所以他没行动。1968年8月，潘国平让自己厂里的一个工人帮忙整理了王洪文的材料，请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转交给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王大宾。潘国平希望通过他将材料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但事后没有回音。

潘国平最被人诟病的是性关系随便，让很多人看不惯。当时他尚未成家，以谈恋爱为名猥亵、奸污女性，工总司总部多次接到受害女性告状信。被他猥亵的女性，包括工总司总部办公大楼的工人，甚至还包括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押在工总司办公大楼的审查对象，潘国平不知怎的搭上，几次在关押的小房间内苟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告到王洪文那里，廖祖康找潘国平谈话，潘国平都承认了。

1968年10月，市革会正式决定潘国平回厂劳动。接着，1968年12月11日，工总司总部正式审查潘国平利用工总司负责人身份玩弄女性问题。整个审查都是叶昌明经手，王洪文没有过问。¹⁶⁵⁷审查结束后，没有再让潘国平回总部；但也没有对外和对内宣布让潘国平回厂劳动的真正原因，只说潘国平年纪轻，需要锻炼。叶昌明觉得这样的事情讲出去太难听，家丑不可外扬。潘国平工总司常委的职务还保留着，工总司开全会时仍然通知他，张春桥接见也通知他参加。

除潘国平、范佐栋之外，1967至1968年间，因各种原因淡出工总司总部者还有好几位，都是筹备成立工总司的老造反：徐美英、岑麒麟、蒋周法、丁德发，等等。有的因为工作能力不强，有的因为自己长时间不去总部。

双造司和新工总司

1967年年初，工总司还面临过几次内部分裂。一次是1月中旬，工总司秘书组的黄文海¹⁶⁵⁸，成立了一个「双造司」，被认为是要夺总部的权。还有一次是稍后的5月中旬，据说有人组织了一个「新工总司」，还发了宣言。不过这些内部造反后来都没成功。

双造司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名字又长又拗口。因为名字中有两个「造反司令部」，所以当时被称为「双造司」，是黄文海在1967年初拉起来的。黄文海是工总司筹备时期的元老，工总司成立后，曾经是秘书组负责人之一，秘书组的公章最初是他管的。后来据说因为他给一个红卫兵开空白介绍信，王洪文不让他再管公章，几天后改由给戴立清管。黄文海因此和王洪文不开心，对戴立清也有意见。

黄文海对王洪文的另一个意见，认为王洪文纵容兵团发展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1966年12月21日左右，黄文海拉了工总司所属普陀区、黄浦区以及手工业局、轻工业局等联络站的十几个人，在复兴路近长城电影院附近一个弄堂内里开会，逼着戴立清交出公章。戴立清不肯，相持不下之际，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及工总司八一革命委员会(简称「八革会」，成员都是上海保密工厂的造反队)出来解了围，拥着戴立清离开会场。¹⁶⁵⁹时值深夜，公交车停运。戴立清等人连夜步行去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汇报。当时，工总司总部设在复兴中路的一个弄堂内。王洪文担心黄文海带人来砸总部，连夜将放在复兴中路办公处的工总司办公文件，以及白报纸、油印机等设备和对象，全部搬去国棉十七厂。¹⁶⁶⁰

逼宫事件之后，黄文海和工总司下面几个区级组织的头头：张婉卿、张振学、曹德宏等，商量另立组织。1967年1月10日和1月14日，他们在永嘉路开了两次会议，会上推出七名常委。讨论组织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工总司联合司令部」，因为参加者都是工总司下面的组织。黄文海嫌这个名称造反精神不足，他建议叫「工总司造反司令部」，大家都认为好。于是全名就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黄文海为司令。对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黄文海的解释很让人费解，

宗旨是为了保护工总司大旗，开门整风(目的是搞戴立清)，坚决解散二兵团。这个组织本来还想叫王洪文当政委的，王洪文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就立即开门整风，保王洪文过关。¹⁶⁶¹

黄文海去国棉十七厂邀请王洪文当政委，¹⁶⁶²遭到王洪文批评，要他立即解散。但黄文海没有照办，还发了成立宣言，说工总司成立以来：

主要负责同志对于阶级敌人猖狂地掀起「经济风」、「三停风」，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批判，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子的斗争，对于最近发生的「接管」夺权，都是关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重大问题，成天累月不但漠不关心，而且拒绝检查改正，对兄弟造反派召开的对刘邓反动路线和华东局魏文伯、韩哲一的批判斗争大会亦竟拒绝参加，以至「总司」搬家也是几人一摊，各自专权，已经为工人造反斗争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伤害。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出现上述情况，我们是极为痛心的，但是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对于我们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此我们决定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认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旗举得更高，更加有力，鲜明！¹⁶⁶³

宣言的署名，称双造司是由5个区、11个局，再加上2个事业单位的造反组织组成。这个宣言被工总司总部的王腓利拿到，王腓利立即交王洪文。王洪文说，这是分裂行为，必须立即制止。¹⁶⁶⁴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载文，说双造司是黄文海拉的分裂主义组织；名字起得这么拗口，其实意思就是「造工总司反的造反司令部」。黄文海被抓，关了一阵子后，虽被放出，但从此离开工总司总部。

黄文海组织双造司，范佐栋也知道，因为黄文海在邀请王洪文当政委的同时，也曾经邀请过他。黄文海对范佐栋解释说，头头自己都在外面拉组织，所以他也要拉个组织。范佐栋当场拒绝了。几天后，在一次工总司总部的会议上，范佐栋汇报了此事。范佐栋认为，黄文海拉这个组织，不是为了反工总司，只是为了自己发展势力，不过，「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这个名字起得不好，给人以造「工总司」反的感觉。¹⁶⁶⁵

工总司内部斗争中，最扑朔迷离的是「新工总司」事件。那是1967年5月，工总司半周年大会开过没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份「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草案)」，矛头直接指向工总司负责人。还有署名「新工总司」的大标语，说要重新聚集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的成员，在几天里拉出队伍实现反工总司的宫廷政变。¹⁶⁶⁶署名新工总司的传单同时出现在六个地方，工总司的办公大楼里也有张贴。传单指责工总司「唯我独革」、「唯我天下」，说工总司「破坏大联合，大团结」，「大搞山头主义，大搞宗派」，「挑起内战，公开搞分裂」;传单的矛头直指王洪文和潘国平，说他们「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老虎屁股摸不得」。¹⁶⁶⁷于是有人怀疑，是否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工总司老造反写的。有人怀疑是耿金章，有人怀疑是戴祖祥，有人怀疑是范佐栋，凡是下台的都被怀疑到了，这些人只得赶紧发传单或登报声明自己与新工总司无关。王洪文让丁德发去了解范佐栋，范佐栋坚决否认。¹⁶⁶⁸

6月3日，张春桥在一个讲话中，提到这个组织：「现在还有人又搞出一些新组织，搞了个什么新工总司。有了一个工总司了，你再搞一个新的干什么胺？你以为新的就一定好，旧的就不好啊？那才不见得嘞！中国共产党就比你这个新工总司老得多，但她是个最革命的党！」张春桥并明确表示：「我们在这里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原来中央所批准过的、支持过的工总司，反对这个什么新工总司！」¹⁶⁶⁹

张春桥明确表态反对新工总司。一些造反组织马上趁机打击对立面。7月底，武汉7.20事件爆发，上海造反派组织纷纷集会，声讨武汉的百万雄师。闵行工业地区一些小派组织也召开「批百匪大会」。这个大会不久被指为是「新工总司成立大会」。9月1日下午，在闵行工业区的上海汽轮机厂大操场上，工总司机电一局联络站与该厂造反队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新工总司誓师大会」，176个单位的三万余人参加了大会。陈阿大代表工总司到会并讲话。会上，两个显然是被屈打成招者在台上当场交代自己，揭发别人。接着，闵行地区到处捉拿新工总司成员，许多工厂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¹⁶⁷⁰因此案被关者有好几人，其中有人被关了半年多。

实际上，除了那六张传单，新工总司始终没有露过面。但是，受这个神秘组织牵连的人却很多，所有被认为是成员的组织都被砸。范佐栋当时因不在上海，一时躲过。但后来还是被关在厂里隔离两年，罪名是「分裂工总司」。为了洗刷罪名，范佐栋曾多次自己找人调查，但没有任何线索。范佐栋坚持说，他始终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连闵行地区这些人他也根本不认识。¹⁶⁷¹而王洪文则对人表示，他本来想让范佐栋回工总司总部工作，但新工总司事件既出，他不再安排范回总部了。

王洪文一统工总司

工总司刚成立时，办公地点不固定，许多时候都在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或黄金海工作的国棉三十一厂开会。当时局势比较乱，总部几个负责人甚至将公章随身带着。最初，总部暂借在巨鹿路691号炮司总部，工总司在外面的房间办公，里面是炮司的地方。不久搬到陕西南路25弄8号。几天后，约在解放日报事件前，又搬到复兴中路1350弄5号和6号两幢连着的房子内。后因黄文海逼公章事件，王洪文怕被砸；加上张春桥曾经讲过，「你们怕人家砸，搬到工厂集中的杨浦区去，那里有工人保护」，¹⁶⁷²于是在12月22日这天，¹⁶⁷³搬到王洪文所工作的国棉十七厂。但大家觉得，总部设在工厂里一不方便，二也不太妥当。一二天后马振龙安排，将总部搬去杨浦区杭州路690号的纺织技校。但工总司总部对这个搬迁事先没有开会商量，结果，只有马振龙等一部分人员搬去了那里。几天后，张春桥对总部负责人说，你们工总司要找个地方办公，装上电话，有事好找得到，也方便联系；不要夹个包袱到处流浪。张春桥建议两个地方：一是位于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大楼，二是位于南京路上的市政治协商会议办公楼。张春桥建议之后，工总司连夜派黄金海去市总工会大楼，但那里早被形形色色的组织占领，不肯让出。陈阿大、徐美英等另一部分人员，将一部分打字机、油印机和纸张等，搬去了市政协礼堂的两个大房间。这样，工总司总部实际分两处办公。1967年1月初，工总司终于将占据总工会大楼的人逐步清出，原总工会的机关干部全部压缩到四楼和五楼。到1967年1月3日左右，工总司总部搬往总工会大楼，以后再没有迁移；与此同时，《工人造反报》的编辑部也应张春桥的建议，从暂借的解放日报社迁往新民晚报社。¹⁶⁷⁴

还是在安亭事件结束不久，王洪文召集一些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的人员开会，宣布以工总司筹建成立大会时的主席团人员为常委：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蒋周法。¹⁶⁷⁵不久又将耿金章也列为常委。总部后来没再正式选举过。这七个人被视作总部常委。但耿金章从未去总部开过会，后来被抓；以后范佐栋也被抓；再后来潘国平因生活问题被回厂劳动，常委位置尽管没有被取消，但在总部失去地位；蒋周法因在总部不起实际作用，后来又因一起匿名信事件被审查。到1967年底，原来被视为常委者，实际只剩王洪文、陈阿大和叶昌明。叶昌明康平路事件前后不常在总部，因为他与范佐栋、黄文海合不来，所以更多时间在自己工作的合成纤维研究所，直到1967年2月才回到工总司总部。

1967年1月下旬，王洪文和范佐栋、陈阿大、王腓利等人商量，想扩大常委班子，拟了个11人常委名单。除了上述人员，还有黄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王明龙等人。但因事先没和潘国平商量，被潘国平和炮司否决。于是1967年夏天，6月10日；总部又定了16委员，除了5个常委，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张宝林、王腓利、岑麒麟等都在其中。¹⁶⁷⁶不过，这个委员会作用不大，因为总部讨论决策，基本都是召集各组负责人参加，很少专门召开委员开会。以至于若干年后，许多人甚至不记得工总司总部曾经在1967年6月设立过委员会。

工总司总部刚搬进总工会大楼后，王洪文就着手调共产党员充实总部。他要组织组负责人丁德法，去大厂调一些共产党员中的造反派，充实工总司总部。丁德法印发了表格，发去一些大厂。王明龙就是他工作的工厂，根据总部发去的表格推荐上来的。¹⁶⁷⁷1967年1月底或2月初，王洪文亲自将共产党员王秀珍调来总部。¹⁶⁷⁸王秀珍到总部后，王洪文又一次要求选调共产党员，王洪文要王秀珍去一些大厂或重点厂，物色和抽调政治表现一贯可靠的造反派，尤其是党员造反派。这是王秀珍到总部后做的第一件事。王秀珍特别注意被选调者的个人质量，而且文革前不能有被认为的劣迹。1967年初夏，王秀珍两次去工厂，挑选了近十个造反派，这批人中一半是共产党员。金祖敏就是这时被选上的，是王秀珍和王明龙6月初，一起去上海电机厂借调的。王洪文重视党员，而且还重视党员的「产业工人」身份，他几次调人，都要求去大厂物色。因为那是被认为的产业工人基地。徐景贤文革后，对王洪文重视挑选共产党员，评价说：

王洪文的班底基本上可以分成雨大类，一类是以王秀珍、金祖敏、唐文兰等人为代表的党员工人造反派，还有一类是以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等人为代表的非党工人「老造反」。虽然两类人都受到王洪文的重用，但比较起来王洪文更重用和信任第一类人。这是因为王洪文自己在文革前就是一名共产党员。¹⁶⁷⁹

1967年3月底，为贯彻贵阳大联合经验。总部多次开会决定，对总部机关进行精简，决定了留用人员名单。工总司总部人员近三百人只留十几个人：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戴立请、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王腓利、蒋周法等；再加上《工人造反报》编辑部人员。这次精简，减少了90%的人员；办公机构只剩办公室。以后再往总部调人，必须先经总部审查；王洪文从自己原来工作的国棉十七厂，调来原在厂党委组织科工作的党员王春晓等人，负责审查调入人员。¹⁶⁸⁰经过这一系列重新整合，到1968年底，工总司总部形成实际领导核心：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陈阿大、戴立清、张宝林、王明龙、金祖敏。而作为「副司令」的潘国平，因为自身的问题，于1968年12月被第一次审查，审查结束后回厂劳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回总部。

戴立清和黄金海都是王洪文的忠实助手，他们对王洪文很佩服甚至崇拜¹⁶⁸¹，在工总司每一次面临分裂时，都坚决站在王洪文一边。陈阿大在几次反王洪文风波时，也都坚决维护王洪文。王秀珍调到工总司总部工作后，即进入领导核心，成为王洪文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在工总司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王明龙在二兵团等与工总司分庭抗礼时，始终坚决站在王洪文一边，还分别去做黄文海、耿金章以及三兵团负责人的工作，受到王洪文信任。此外，还有马振龙，也是老造反，工总司最初几大事件他都参加过。他原来是工总司闸北区联络站人员。1966年12月底黄文海逼戴立清交出公章的会上，马振龙站出来坚决反对，受到戴立清信任。不久他被调进工总司总部；总部精简时，马振龙是被留者之一。¹⁶⁸²

1967初至1968年，是工总司总部整顿机构，逐步走向正轨的时期。工总司总部的骨干队伍，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王洪文的威信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小结

自从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反对文革势力在上海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上海造反派组织面对的，不再是保守派势力，而是造反派自己内部的反对势力。这是上海文革的又一特点。

但是，如果说这些被取缔了的兵团，之前都是些与工总司观点不同的势力，似乎又有点勉强。因为纵观这些组织的活动轨迹，实在找不出它们与工总司有什么观点上的不同：既没有为「保」谁或「打倒」谁而产生的分歧，也没有对某个政策的理解执行产生的争论。他们提出的唯一理由是「看不惯」有些人例如潘国平等。不过耿金章后来还是承认，他觉得手中有组织才有参加文革新机构的实力。而其他几个兵团，从工总司独立出去，其实也都是怕自己的势力被工总司「吃掉」。这种占山为王以提高谈判资本的心态，是许多组织头头内心的真正写照。也显示许多时候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并不一定是意见或政策分歧，并没有那么多他们自己标榜的正义性。更多的是名份和名次之争。

清除内部反对力量，是王洪文继击败赤卫队之后，整合造反派力量的又一件大事。在解决了来自外部的保守派反对势力之后，王洪文面临解决造反派内部的纠纷与争斗。工总司本身比较强大，唯一能与之较量的只有二兵团。王洪文在这些组织的对抗能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挑战和抗衡工总司之前，便不失时机地抓了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使这些组织群龙无首，只能解散，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内耗成本。在这方面张春桥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平衡作用。一方面他不赞成王洪文以对待赤卫队的方式强行解散二兵团，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耿金章另树旗帜。当王洪文将耿金章送进看守所后，张春桥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王洪文释放耿金章；耿金章被放出来后，张春桥又要王洪文安排耿金章的工作，打一打再拉一拉，耿金章从此不再作对。就这样，王洪文重新整合了工人造反派的力量，他在工人造反派中的权威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如果说，击垮赤卫队，使造反派一统了上海的文革；那么，击垮二兵团这些造反派内部的山头，则使工总司一统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清除潘国平和范佐栋等人，更使王洪文一统了工总司。从此，工总司在上海造反派组织中的地位，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抗衡；王洪文在上海职工造反派组织中的领袖地位，没有其他人可以抗衡。

不过，这样以剥夺对立派组织存在权利，来稳定自己组织存在基础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工总司当初引用宪法要求市委承认自己的初衷。从康平路事件开始，他们也如市委当初不准他们成立组织一样，只要给对方加一个负面政治名份，就可以剥夺对方组织的存在权利，甚至可以随意关押对方的人员；几个月后，更是将调动十数万人以暴力打垮对手「联司」。工总司就这样成为上海文革中群众组织的龙头老大，也这样走向自己最初要求结社自由的反面。

第二十二章：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从一月夺权以后，全国文革趋势已经不再是「走资派」与造反派的较量，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而且由于支左军队的介入，许多矛盾升级，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达到高潮。许多地方的两派矛盾发展成为武斗。但这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¹⁶⁸³毛泽东这话是针对一些部队支持保守派，明里暗里给保守派发武器的现状。毛泽东7月18日的讲话精神，几天后在武汉7.20事件后的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团时以「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并马上被各造反派组织竞相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那些本已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许多省市都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些武斗更是使用各种武器，伤亡极大。

这一时期，上海也发生许多起武斗事件。据当时市革会办公室和市革会政法指挥部等编写的材料记载，仅1967年4月下半个月，全市就有95个单位发生武斗156起。5月1日至8日，八天之内全市武斗140多起。而8月的上半个月，全市共发生武斗150起，受伤者4500余人，其中死亡12人，重伤173人。¹⁶⁸⁴又据当时工总司叶昌明的工作笔记：1967年4月间，87个单位发生武斗；1967年5月间，174个单位发生武斗，894人受伤；1967年6月1日至6日，36个单位发生武斗，542人受伤。¹⁶⁸⁵

1967年上海较有规模及影响的武斗有：

1月27日至28日，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与二兵团的南市区斜桥武斗；

5月8日和5月12日，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和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版联)武斗，死亡4人；

5月30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与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工体司)武斗，伤54人，重伤11人；

7月9日，工总司交通运输局联络站与上体司武斗；

7月26日至27日，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与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员会(消革会)、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义革会)武斗；

8月4日，工总司调集几万人员，在上海柴油机厂发动砸联司武斗；

6月3日及8月6日，101厂武斗，死亡2人；重伤29人；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与电业战士在南车站路纠集1800余人武斗；死亡3人，160余人受伤

8月19日，国棉十四厂两派武斗，打死1人；

8月26日，铁路南站两派武斗，死亡3人，重伤100人；

此外还有国棉九厂、国棉二十二厂、纺织专件厂、华丰钢铁厂、冶金局机修总厂，等等，都发生过武斗。其中，国棉二十二厂的武斗发生在1969年，死亡1人。

而在大学和中学，也是武斗不断。全市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发生过武斗；中学武斗也不少，如杨浦区共有五十九所中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学校发生过武斗。¹⁶⁸⁶

大学武斗比较出名的有：

1967年2月3日和7月14至15日，铁道学院红三司和红革会两派连续武斗，共受伤近70人，其中重伤6人；

1967年4月至8月，上海师范学院「井冈山」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7年8月6日，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与「新化工」两派武斗，死1人；

1967年12月22日至23日，上海科技大学红三司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8年1月10日，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师筹」与「东方红武斗」；

1968年5月15日，第二军医大学「红旗」与「红纵」武斗，「红旗」一方动用手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上海地区少有的使用武器的武斗，死亡3人，重伤10人。¹⁶⁸⁷另一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也发生在军队院校，即位于大八寺的原南京军区卫校，也死了人。除了这两起武斗事件外，上海地区其他使用武器的武斗，就只有1967年8月25日的铁路南站武斗。但只是一方的领头人周国庭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以壮声势，没有向人开枪。

发生武斗的中学、技术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有：上海中学、第五十四中学、青浦中学、宝山行知中学、江湾中学、行知中学、航空工业学校、轻工业学校，等等；以及上体司与红卫兵汽车学校的武斗。

在上海郊县，青浦、南汇、松江都曾发生大规模武斗。最严重的是青浦县，自1967年1月开始，延续至1968年7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死亡23人，受伤近千人，其中重伤近百人。¹⁶⁸⁸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上海文革中最大规模武斗，首推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这是以工总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取缔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的行动。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的直属大厂，有六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雨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尖锐，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引发出全市性的两大派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原上柴厂厂长朱文斌的评价，而此时，他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朱文斌早年参加共产党，但后来曾两次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朱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时，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曾专门对此调查，结论认为朱没有叛变行为。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书记中有人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应该批判。

朱文斌管生产，平时住在厂里，成天泡在车间。他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不但工人，干部也多对他好感。所以，许多人不赞成批判朱，认为朱的历史四清时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和「保朱」两派，这是上柴厂两大派别最初的形成起因。反朱派大多是政治工作系统的干部，即「政工干部」，多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即「业务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需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从驻东北的海军部队转业的誉、团级干部，原来在军队里都是干部编制。这么多转业军人一起进厂，没有专业技能；却又因是干部编制，不能将他们分配去当工人。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将他们安排为干部编制的政工干部，大多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也有在厂部当政工干部的；厂里甚至还将一些原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们调去管生产，腾出政工干部的位置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政治工作系统的政工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转业军人干部；而生产和行政系统的业务干部，则以上海地方干部为多。

这些转业军人，大多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了，进上柴厂后，因自己在军队的级别担任相应级别的车间干部，干部编制；而不是由厂级干部培养提拔。加上进厂时间不长文革就开始，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大都是从同一部队集体转业而来，有着共同经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多年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工作作风简单，加上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业务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既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¹⁶⁸⁹

上柴厂党政工作系统的政工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干部，就这样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隠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

1949前国民政府时期，因为工厂的宋子文背景，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些职工在1949年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文革前夕四清运动政治分层，一些职工被「清政治」。四清由政工系统的干部们负责，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们工作作风简单，在审查一些「有历史问题」职工时，曾打人逼供。对那些没有历史问题的青年工人，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也有得罪，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传单，内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还说「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¹⁶⁹⁰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们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标新立异地在自己裤子的皮带头刻上英文字母「KO」。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说揪出了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结果：「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首恶分子1名，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接着再抓「KO集团发展对象」，被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有30名。¹⁶⁹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以及「KO集团」的「发展对象」，不但在四清中受到批判或审查；并在紧接着而来的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高潮中继续被批，不少挨打或被抄家。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反朱者贴朱文斌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跟着成为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反朱派。此外，文革前夕，上柴厂还从无锡和东北佳木斯等地的中等专科学校，招来150多个毕业生，而且是整个班级地招来。他们也因此容易抱团并相互影响。负责招工的厂党委干部，自己是从东北调来上海的，也是反朱派。前已提及，那些转业军人也大都是从东北海军转业而来。受地域人际关系的影响，那些东北地区分来上海的工人，绝大多数也都成了反朱派。

如果再深入了解，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反朱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到上海不久，还没有完全融入上海地域文化的新上海人，他们中许多人不习惯上海人的处事待人习俗；而保朱派则大多由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工人和干部组成，他们也不习惯这批外地人的作风。这种地域文化差别造成的人际关系亲疏，也是文革中派别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6年9月间，上海市委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说朱的历史在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反朱派坚决要求朱回上海，市委实在顶不住，只好让朱回来，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加入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分管农业机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机械工业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阶级关系特别复杂」。¹⁶⁹²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成员一千人左右。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厂里的技术员杨仲池。1962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

就这样，以政工系统干部为核心的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行列，然而，东方红偏偏是造反派组织。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十七年受压制者」，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联司于是被东方红指为是「老保」。¹⁶⁹³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为老保，完全颠覆1966年下半年文革刚开始时，上海造反派组织「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不同于同一时期上海其他厂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名份

1966年12月2日，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¹⁶⁹⁴而由几个组织联合成立的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当初曾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¹⁶⁹⁵虽然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即已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他们是老保组织。其实，1966年12月底，联司也曾经加入过工总司。联司与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其直属大队。但工总司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贵发不久因轧进双造司事件被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总部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的组织重叠状况，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此时潘国平也已失势，杨浦区分部一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断了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陈宪珍，¹⁶⁹⁶她是技术员，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80%在柴革会(即联司一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¹⁶⁹⁷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而且：

一、干部多：基层干部多、总支委员多(名义上已退出)、厂党委委员多(占全部委员三分之二)，

二、党员多、团员多，

三、五好工人多，四、积极分子多。¹⁶⁹⁸

据当时的统计，「东方红战斗总部」由以下三部分人员组成：

一、党团员(他们占全部人数70-80%)，

二、工组长以上干部，

三、干部的家属。¹⁶⁹⁹

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还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¹⁷⁰⁰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¹⁷⁰¹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表1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群众组织统计表¹⁷⁰²

分类

表2领导干部基本群众百分比的对照

联司又公布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

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¹⁷⁰³

而在另一份传单中，联司更是以《比一比上海柴油机厂到底谁是保皇派》为题目，列出自己组织和东方红的党团员、干部等差别。说自己组织「基本群众多，中层干部及党团员占20%」，而且「被打成右派者1200名」。¹⁷⁰⁴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二则他们是「十七年受压制者|，而这些长期受压制者才是文革的真正主力。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¹⁷⁰⁵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只是一家大厂内的两派摩擦。

在两派的形成过程中，驻厂军代表起着很大作用。1967年初，上柴厂最初的「支左」军人，不是另外派来的，而是原来驻厂海军的军代表。上柴厂因为生产海军用柴油机，所以文革前厂里就驻有海军的军代表。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公布后，驻上柴厂的军代表成为支左军人。他们文革前就与东方红的政工干部工作接触较多，而政工干部中又以海军转业军人居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海军部队经历。他们成为支左代表后倾向东方红。他们对东方红的鲜明支持，引起联司的强烈不满。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也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¹⁷⁰⁶因为东方红反对上海市委，而且成员中党团员多。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

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¹⁷⁰⁷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¹⁷⁰⁸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持，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二百人被打，向文保会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人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不许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告急，闻讯赶去调停的二百名警察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警察帽徽和领章。¹⁷⁰⁹工总司派去调查的杨浦区联络站的沈克祥被关押在地下室，他从下水道爬出，赶回联络站汇报。杨浦区联络站的人非常气愤，随即调去几千人，包围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关紧工厂大门，一面召开全厂大会，控诉进厂抓人的警察；一面爬上房顶反准。事发当晚，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招待所，要王洪文出面调停，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开着摩托车赶去上柴厂。王洪文到了现场，说服了包围者撤人。这场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

对联司扣押警察，工总司总部有人主张干脆对联司采取行动，敲掉「联司」。王洪文告诉他们，张春桥说「再让他们表演表演」，不同意。¹⁷¹⁰武斗后来虽然暂时平息。但是上柴厂两派从此结怨。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说自己方面人被绑架；东方红方面者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东方红说联司扣押和殴打进厂执法的文保会警察；联司则强调说这些警察都是公革会的，公革会是群众组织，他们抓的是公革会人员。第二天，1500多名联司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¹⁷¹¹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几次被打得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¹⁷¹²

市革会和工总司总部最初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促进两派联合。叶昌明等人认为，两派都是造反派，应该促进它们联合。但联合的努力没成功。徐景贤说，「联司是茅屎坑的石头，又硬又臭」。

市革会支持东方红

市革会多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1967年3月，张春桥建议派解放军的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心思：

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¹⁷¹³

原来的军代表是海军的，支持东方红，再派海军去会被联司认为有倾向性；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派陆军是由上海警备区派出的，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而区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领导，所以也不妥；于是干脆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绝无仅有。但是实际上，这支三军宣传队成员，还是以原来驻厂的海军军代表为主，负责人就是原来的海军驻厂军代表。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¹⁷¹⁴这个表态是经市革会讨论的，

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¹⁷¹⁵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一气之下在4月22日砸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¹⁷¹⁶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革会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广山和卢伯兴两人。市革会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理由是此二人「目无法纪、私设公堂、非法拘留、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卢；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市中心：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

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任务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¹⁷¹⁷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两派矛盾成为全市性的矛盾，从全向东和陈卜昌的加入始。¹⁷¹⁸全向东真名汤福坤，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他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两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¹⁷¹⁹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老造反，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虹口区革委会(筹)委员。¹⁷²⁰他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那时，正是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前抗议示威整整十五天。6月4日，上海市革会出通告谴责联司：「一些负责人，组织一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应该立即返回本厂的生产岗位上去。」而在前一天，张春桥在讲话中说，「那些坐在公安局门口等着的人啊！你们要当心一点啊！你们要的人究竟是要对了还是要错了？你们要动动脑筋哪！不要以为都是抓错了，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¹⁷²¹

张春桥最后一句话「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是针对陈卜昌的。陈卜昌曾领着人在虹口区公安分局门口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两个因抢黑材料被关的工人。5月20日，这两人被放，陈卜昌让那两个被释放者戴着大红花在虹口主要街道游行以示庆祝。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就是学陈卜昌的。¹⁷²²陈卜昌被张春桥不点名批评，心里不服。6月4日那天的半夜，他去市公安局门口，只见杨仲池和全向东等人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撤人。杨仲池觉得张春桥表态了，不撤会被动；全向东则主张坚决不撤。有人把陈卜昌介绍给杨仲池和全向东，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卜昌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错了没有？错了，就缩回去；没错，就坚持下去。但是，这里公安局门口不待了，把人统统拉到人民广场去。我明天就动员我们厂的工人来支持你们。旁边的一位人民无线电厂的工程师补充说，这叫「告天状」，古时候，告官状不得公正，就向老天告状呼吁。我们去人民广场呼额，让全上海的老百姓来评评理。这个工程师还说，我明天就让厂里来装广播喇叭。¹⁷²³

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据当时一份对立派的小报记载，说他们提出：

要把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受过「压制」的组织，把至今还被「排斥」在市革会门外的那些行会组织、把凡是与「名牌」组织对立的组织作为发展、争取对象等组织网领。他们还提出了原×、×、×兵团(即一、二、三兵团——笔者注)作为反工总司的力量，××会(即红革会——笔者注)作为反徐景贤、红三司的力量，红卫军、战到底……等组织统统都要。支联站的头头陈卜昌提出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于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支联站就出笼了。¹⁷²⁴

就这样，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从厂里转移到市公安局门口，又从市公安局门口转移到人民广场。联司和东方红的矛盾，因为市革会和工总司对东方红的支持，扩展为联司与市革会与工总司的矛盾。6月14日下午4时，支持联司者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四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接着联司的支持者们相继上台发言。这些支持者成立了许多支持联司的联络站，简称「支联站」。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支持联司观点的群众组织，纷纷去人民广场发言表态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持。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发展到627个。¹⁷²⁵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的组织和个人，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大大小小的支联站纷纷成立。

支联站是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被打准的保守派，那些当初被没挤进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团等组织的成员，那些因炮打被批判的红革会、炮司等组织的红卫兵，那些挨整受排挤的造反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们，还有许多对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不满的人们，都集合到支联站的旄下，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阵营。

联司被砸后，《工人造反报》上曾刊登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随戴祖祥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和早期活动，后来又随戴祖祥反对过工总司。虽然这篇交代是他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但反映出参加支联站者的心态。戴祖大说，他哥哥戴祖祥因为成立反工总司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3月被关押，所以他很恨工总司，

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¹⁷²⁶

又如解放日报社的支联站，后来被揭发说就是当初《解放日报》被夺权时，拒绝印刷「第一张新生的《解放日报》」的老保们。¹⁷²⁷而在一些反对联司的小报上，更不时可以看到文章揭露哪个支联者过去曾经是老保、赤卫队，或什么兵团的分子。

联司开来二十多辆大卡车，在福州路口人民广场排开，又从厂里运来了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辆卡车都装上大喇叭，只要车上的人一演讲，全人民广场都能听见；晚上柴油发电机将广场照得通亮。过了几天，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又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人民广场不是支联会，就是辩论会，或者是声讨会。讲演、辩论、撒传单，看热闹的，起哄的，人民广场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广场集会每天到下半夜才散。联司甚至拉起了个「小支联站」，主要成员有三四十个，都是些七八岁至十几岁的孩子，给他们些零花钱或给他们买些吃的东西，让他们为联司看管汽车，散发传单，起哄会场，放掉对立派汽车轮胎的气。人民广场附近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百货公司中百一店，自六楼楼顶向下，刷出每个字足有二平方米的两条巨幅标语：「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群众中的种种不满在这里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受到鼓励，并传染放大扩散。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联司原来反对的只是自己厂里的对立面组织东方红；自从全向东等加入，支联站兴起，联司的对立面扩展到市革会、工总司以及张春桥；还有公革会、财革会等，因为这些组织都坚决反对联司，而且市革会政法指挥部抓联司的警察都是由公革会成员；还有驻沪海军，因为联司认为驻上柴厂的三军宣传队中，海军最坚决支持东方红。下面是全向东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其矛头指向：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份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¹⁷²⁸

上海市在1967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¹⁷²⁹

在三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¹⁷³⁰

全向东反对工总司独霸造反派天下。他称工总司为「某些大牌组织」。他尤其对王洪文不以为然，认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讨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他认为市革会必须改组，把王洪文、徐景贤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¹⁷³¹

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

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¹⁷³²

几乎就在全向东说这些话的同时，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写出《论新思潮》，提出「权力再分配」论，立即遭到主流话语批判。上海的《文汇报》也马上在7月24发表批判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后来联司被砸之后，全向东的这些讲话被与「权力财产再分配论」挂上钩，也被批判。

全向东说「市革会里除了张、姚，都不是好人」，将张、姚与上海市革会撇清，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张春桥。但其实，全向东们目标的最终指向就是张春桥。6月14日那天下午的支联站成立大会上，全向东在发言中说：我已经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春桥，看来他是个叛徒。此话一出，下面鸦雀无声。旁边的陈卜昌见状，赶紧打圆场，淡化全向东的这几句话。会后，几个主要负责人讨论，都认为没必要这样明显地反对张春桥；陈卜昌也认为不能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劲敌，虽然他对张春桥一直非常反感，认为他是「政客」。于是，当大会的会刊印出来时，全向东的这个讲话没被刊登。¹⁷³³

联司和支联站还几次在开会时提出要绑架王洪文等人：「时候已经到了，该行动了，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他们先动手抓我们，我们怎么不可动手抓他们呢？我们初步计划先绑架以下几个人：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陈阿大、宋有福等。」¹⁷³⁴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联司和支联站还提出：「揪出陈曹黑秀才」，这是针对徐景贤；「打倒陈再道，揪出军大走资派」，这是指东海舰队海军司令员高志荣；「徐景贤和王少庸挑动群众斗群众，王洪文是为所欲为的山大王」。据后来有人披露，全向东甚至有过抢军队武器库的打算，「像武汉造反派那样武装自己」，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¹⁷³⁵

解福喜事件

在整个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中，上海市革会及工总司都态度鲜明地站在东方红一边。王洪文多次召开工总司总部会议，商量如何对付联司，要求以工总司的名义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声明谴责联司。王洪文还让叶昌明去工总司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联系，要他们也公开支持东方红，谴责联司。¹⁷³⁶工总司的负责人都认为应当对联司采取措施。武汉7.20事件的爆发，以及越来越乱的上海形势，大家都认为再不对联司采取行动不行了。但是，王洪文不同意，他认为如果硬打，后果会很严重，毕竟联司是上柴厂的多数派。¹⁷³⁷

上柴厂冲突持续升级，武斗不断。东方红一派几次被打出厂，联司一派也无心生产。据当时一份小报报道统计，在这个六千名职工的工厂中，仅联司方面：

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联司成员旷工人数达6143人次。平均每天旷工人数达409人，而且还不包括每天报到后又外出的，和不作统计的非生产的科室人员。铸工车间6月1日至5日的旷工人数也没计算在内。¹⁷³⁸

这个统计没有将东方红方面的旷工人数计算进去，否则人数还要多。

从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厂又连续发生武斗事件，被打伤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伤。¹⁷³⁹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会领导人身份，与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的军代表刘政委等，联合慰问东方红被打伤者。以这个行动作为不是表态的表态。7月1日，市革会在人民广场组织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挑起的武斗」。

7月18日，上柴厂局势进一步恶化，再一次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派的解福喜被打死。解福喜是车间的工段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武斗的起因是7月18日上午，联司认为东方红提前覆盖了他们刷的大标语。两派发生争执，4个东方红工人被20多个联司工人围住。解福喜见状，上前劝阻，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东方红指责联司打死了解福喜，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派认为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从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厂先后发生几十起武斗，上柴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支联站的兴起，又将上柴厂的矛盾推向社会。联司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置于上海市革会的对立面，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激化；武斗升级着仇恨，直至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王洪文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市革会政法指挥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¹⁷⁴⁰会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游行。

解福喜被打死之际，正是武汉7.20事件发生之时，武汉的「百万雄师」已遭到解散。7月23日，市革会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会后游行。工总司的造反派早已经摩拳擦掌，打算像武汉造反派砸百万雄师那样，也对联司采取行动。如果不是张春桥反对，冲突早已发生。但联司却没有察觉局势变化，仍没有降温或改变策略，不但继续反对以市革会及工总司为首的主流造反派，继续在闹市区和人民广场制造反对舆论；而且还进一步筹划更大的行动，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支联总站。

只有全向东，已经敏感地从武汉事件觉察出异样，加上他听有人放话说要抓他，7月18日，他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托付给陈卜昌，让陈卜昌为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自己于7月29日之后不再露面。¹⁷⁴¹陈卜昌也从武汉事件中觉察出不祥：

我觉得事情激化了，搞大了：你要是对的，就一直对到底；错的就错到底了。所以我们不能让对方说我们是错的，因为结果是要么上天，要么下地狱。

我还将自己这派与武汉比，我们到底像哪一派，但没法比。因为百万雄师是保军区的，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反市革会的。所以比不出所以然。¹⁷⁴²

陈卜昌虽然感觉到危机，但他已经没法停止了，在这种莫测时刻，他更加必须证明自己过去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结果对自己将愈发不利。

「G号行动」

就在联司积极筹备全市性支联总站的同时，工总司也在行动。王洪文派陶国正打入支联站卧底。陶国正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但从未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他对联司负责人说自己受王洪文排挤，要加入支联站反对工总司。支联站的人开始不相信，多次考验他，有一次还突然将他抓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点审问拷打，问他是不是工总司派来的探子，都被陶顶住了。陶终于取得支联站的信任。王洪文让陶国正与自己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单线联系。7月底的一天，陶国正送来消息：全市各支联站正在联合筹备成立「支联总部」;7月31日晚上，7月31日晚上，各支联站将在泰安路一栋房子里开会，支联总部以及支联站所属各区的头头包括全向东近25人将到会，讨论成立大会的各项事宜；第二天8月1日将召开成立大会。得到消息，王洪文当即于7月30日下午在888召集工总司总部负责人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将联司和支联站头头一网打尽。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设在地处华山路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一个办公地点。当时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与工总司的矛盾，而且，卧底的陶国正曾送出消息，说支联站几次开会都有人提出要绑架三王一陈，即市革会的王承龙，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以及陈阿大，因为这几个人都坚决反对联司。王洪文担心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888」。工总司总部负责人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等就住在支左办的对面，旁边是部队食堂，生活很方便。此外，还准备了二线和三线办公点，以作备用。¹⁷⁴³王洪文布置陈阿大和戴立清两人为现场指挥，由陈阿大向上海硅钢片厂、上海耐火材料厂等冶金系统工厂的造反队调一百人，负责包围现场外围；请上体司胡永年调50人，负责入室抓人；还要王明龙负责调两辆冷藏车。因为冷藏车密封，外面看不到车里的情况，保密性能好。为防止被抓者反抗引起冲突，王洪文要陶国正在开会前，将房间里凡是能抵抗的工具全部清除；¹⁷⁴⁴为防止混战，王洪文要行动人员都在左臂扎白布带作为记号。¹⁷⁴⁵王洪文还规定，上体司的人只负责抓屋里的人，若有人从窗口或阳台跳下，则由外围人员抓。王洪文称这个行动为「G号行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了会议内容：

王洪文：

最近社会上有几件事

发现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主要是攻击样板戏问题，攻击江青的生活。

攻击市革会的大字报也不断出现。支联站不断拉队伍，好多已联合的也被拉开，反说是工总司拉的。同时大反解放军，要大肆抓人(据知在八月初几天要对头头下手)。

这几天敌人已经达到猖狂的地步，我们一些人的地址他们都摸熟了。

张宝林：专政机关决定在8月1日上午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传讯杨仲池。

G号行动计划

今天支联站(上海联司)开会(经常开的)有三十多人，要抓几个人。

昨天他们写了一份宣言，矛头直指市革会，里面有一批亡命之徒的。

这几天他们要动手捉我们几个人了，所以我们也要动手捉(泰安路120弄31号)

进去的地点：华山路、泰安路，把弄堂堵塞就走不掉。

方案：1.埋伏捉人。2.袭准、围攻捉人。

人员：1.体司抽五十人。2.抽一百人袭击。

时间：晚上七点。

记号：左手绑白布。

指挥部：戴立清、王洪文。¹⁷⁴⁶

王洪文对大家解释说，他这样秘密行动是为了不引起冲突

他们淮备8月1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如果在他们召开成立大会时，我派人去冲会场，这样会造成流血事件的，所以趁他们头头在今天开会时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¹⁷⁴⁷

7月31日下午，所有行动人员在泰安路附近的05单位集中，王洪文对人员、车辆、标志等逐一检查，并配备了简单的药物。¹⁷⁴⁸胡永年向王洪文报到，王洪文告诉他，这次行动陈阿大也参加。上体司因5月30日与工总司所属工体司的武斗积下怨，许多队员不服陈阿大。胡永年担心陈阿大指挥不动上体司的人，亲自去现场指挥。

晚上，各方支联头头果然如期而至，负责人基本到齐。7时，正准备开会，50个身强力壮的上体司运动员一拥而入。与会者中有人跳上阳台企图跳楼，仍没逃脱。26个与会者全被抓获，开会者准备的「上海支联总部」的牌子和旗子也被当场砸烂撕毁。原来打算装被抓者的冷藏车来晚了，被抓者全被塞进一辆大客车。车子先在路上不断兜圈子，确定无人跟跳后，开往杨浦公安分局。叶昌明特地赶往杨浦分局，逐个清点，发现只漏了一个支联总部的常委。王洪文吩咐绝对保密，决不能让联司知道；甚至也没有报告市革会，说反正胡永年会告诉徐景贤的。被抓者中，除两名过路人数天后被释，9人被关押一个月，14人被移至第一看守所，关押七到八年。¹⁷⁴⁹这次行动，全市支联站的负责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不过，没有抓到联司负责人杨仲池以及支联站的全向东和陈卜昌。全向东前一天已经躲藏，陈卜昌不赞成建立全市性支联组织，和这些人没有来往。陈卜昌认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正式，成立全市性支联组织，还选出常委，等于给对手送上骨干名单，一旦失败将被一锅端。事实证明了陈卜昌的预见。

砸了支联总部，联司的支持和同情者群龙失首，联司失去支联站的庞大社会支持力量。

尽管整个行动十分保密，但人员失跳，还是使联司和支联站马上察觉，决定以牙还牙。8月1日支联站在江湾附近的大柏树开会。陈卜昌说，根据各区汇报，我们的人已失跳48人，其中确定被抓的有30多人。

市革会的态度

张春桥最初不同意黄金海等提出的敲掉联司主张。王洪文最初也不主张硬行解决联司问题。虽然工总司总部的其他人例如黄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一直主张干脆砸了联司，但王洪文不赞成，他认为如果武斗就会有伤亡，他作为负责人要承担责任：

王洪文不是很强硬的人，他耳朵根子软，不同意打联司。他认为打了联司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他作为我们的一把手要担当责任。另外他认为矛盾还没有激化，他也对市革会政法指挥部抱有希望，还想通过政法指挥部解决问题。¹⁷⁵⁰

后来随着支联站势力的扩大，王洪文的态度改变：

(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历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附和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革命生产都搞不好。¹⁷⁵¹

但是，市革会始终下不了硬行解决的决心。6月29日，上柴厂又一次发生武斗。晚上，主持市革会工作的王少庸在外滩的市革会大楼底层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专门讨论联司问题。到会者有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以及军队的廖政国、李彬山、张宜爱等：

王洪文态度激烈，讲早该砸联司，主张立即动手不能再拖延，批评市革会一直没有措施。三军领导人都主张用武力取缔。王少庸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我支持王少庸，也反对用武力。朱玉佩也是。徐景贤开始不同意用武力，后来看到会议上多数主张用武力，他又把原来的意见缩回去了，含糊起来了。并在中途要退会回康平路去，想回避尖锐矛盾。我不让徐景贤走，我讲你走我也走，这样才留下。¹⁷⁵²

见会上两种意见无法统一，王少庸说，立即请示张春桥。他让王承龙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王少庸征询张春桥意见，张春桥说：「不要急，乱透了，群众会起来的。」于是，会议决定暂不采取武力行动，先展开舆论攻势。¹⁷⁵³

张春桥对联司问题始终不赞成以武力解决。7月13日，他又一次电话指示，希望大家冷静：

春桥指示，文元来电：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面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¹⁷⁵⁴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市革会努力化解联司矛盾：在上海所有报纸上开展攻势，试图彻底孤立联司；让两派代表都到市革会来谈判。¹⁷⁵⁵解福喜被打死之后，市革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曾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谈判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会要他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事态继续扩大

联司不服市革会的表态，两派对立的局面没有缓和；相反，事态还在继续扩大。从6月底到7月底，仅人民广场及周边地区，就连续发生多起武斗事件：

6月29日晚上12点，人民广场旁边西藏路上的市青年宫被冲砸，玻璃被打碎，一人重伤。起因是青年宫的人要在自己楼外悬反对联司的标语，支联站的人便以「有人从青年宫楼上往下洒杀虫剂666粉」为由，冲砸青年宫，砸碎了青年宫的玻璃窗，还将值班人员拉出来殴打。¹⁷⁵⁶7月3、4、5日晚上，吴淞路海宁路上的市北区邮电局被连续冲砸，一人被打伤。起因是那里有个广播喇叭播放《工人造反报》上批判联司的文章。¹⁷⁵⁷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饮食公司大楼被冲砸，所有广播器材被砸毁，两人重伤。起因是财革会在那里设了一个广播站，播放批判联司的文章。¹⁷⁵⁸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学被冲砸，校门被捣毁，门口所有的玻璃都被砸碎，学校的门房也被纵火烧毁。起因是该校红上司的红卫兵在校外散发反联司传单，在校门口悬挂反联司大标语。¹⁷⁵⁹联司和支联站的人还要冲进光明中学去抓人，后来工总司派人增援，才解了围。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手工业局)办公大楼被连续冲砸。起因是一辆卡车上的红卫兵对着另一辆卡车上的人员高呼「联司必败」口号。红卫兵的卡车当即被对方拦下，卡车上的人员被殴打，其中一个女中学生被侮辱。事发附近的手工业局值班人员见状出面制止，与打人者发生口角，也遭殴打，累及所在的手工业局大楼遭冲砸。大楼的大部分玻璃门窗计大小玻璃共147块被砸碎，而当时一块大玻璃就值500元；21间办公室被砸，打字机、速印机等办公用品被毁；底层产品陈列室被抢，手工业局机关的文件被烧；局机关内6人被打伤，其中两人被打至重伤。还累及手工业局对门以及附近的和平饭店、春雷童装店和益众商店也遭毁坏。¹⁷⁶⁰那个被侮辱的女中学生，是工总司物资局联络站一个头头的女儿，下身被塞进碎玻璃片，就是打碎的窗子洒在地上的碎片。女孩被路人抢出送进医院，阴道缝了近20针。做父亲的在工总司总部说起女儿遭遇，忍不住失声痛哭。¹⁷⁶¹

市手工业局门前这场骚乱连续三天，到8月3日半夜，更达到高潮：一辆卡车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会召开的声讨联司大会，行至手工业局门口被拦下，车上人员被拖下殴打，多人被打伤；一辆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车在手工业局旁边的和平饭店门口被拦，骑车者被打成重伤，摩托车被烧毁。¹⁷⁶²

闹事和看热闹的人群整天拥堵在马路上，途经人民广场的49路公共汽车只得改道，光明中学附近西藏路上，17路公共无轨电车无法通行。与此同时，在上柴厂内，从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武斗就有30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冲突中被打死的。¹⁷⁶³

市革会送《公开信》

面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日益壮大，工总司以《工人造反报》开展猛烈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联司。同时，总部多次开会讨论如何在一个适当机会采取强行措施。王洪文说，联司和支联站企图以第二工人组织取代工总司，上海将因此分成两大派，形势刻不容缓。但王洪文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专门开会讨论布置。因为市革会不赞成。

7月29日和7月31日，市革会政法指挥部为解福喜事件传讯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负责人，联司拒绝听命，还围攻前往执行的政法指挥部人员。¹⁷⁶⁴

8月1日晚，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门口，又发生流血冲突，起因是为一辆公交车。王洪文在888召集陈阿大、张宝林、戴立清等，说有一辆公共汽车被联司抢去作宣传车，要去将其夺回来。于是当即决定由戴立清、张宝林等人连夜调集队伍，将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附近从云南路到龙门路一段马路封锁，以抢回车子。为避免与支联站发生冲突，定于早晨5点统一行动。但是，行动中还是出了乱子。本来，讨论时决定，为避免混战，工总司人员全部以左臂扎毛巾为记号。但前往的队伍大多没有这样做，结果现场一片混乱，都以为对方是支联队伍，乃至自家人冲突。冶金局队伍中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被打死；带领冶金局队伍去大世界的陈阿大，乘坐的小汽车窗玻璃被砸碎，司机在慌乱中当场压死南昌中学的学生潘国盖。

8月2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这封信是王承龙等人极力主张写的，王承龙主张「先礼后兵」，先以市革会和政法指挥部名义发公开信；而王洪文则主张快刀斩乱麻，不赞成发什么信。¹⁷⁶⁵最后，市革会同意王承龙意见，向联司送公开信。

8月3日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和扣留，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据联司后来说，扣押他们是打算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将这些人作为人质，提出交换条件。下午5时左右，送《公开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传到市革会，引起愤怒。联司连市革会代表都敢殴打甚至扣留：显然是对上海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公然挑战。市革会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¹⁷⁶⁶

晚上，王承龙和朱玉佩去888，商量当夜大会筹备事宜。为车辆调度问题，王承龙与工总司的人吵了起来。王承龙说车辆调度必须由市革会负责，他指责正忙着调度车辆的王明龙，说车辆怎么都归工总司统一调度，工总司的权力怎么比市革会还大？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你王承龙去管吧。在场的张宝林、戴立清、叶昌明、陈阿大和王腓利，本来就看不惯王承龙企图独揽市革会大权，也和王承龙吵起来。王明龙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工总司的其他人见王明龙气走，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紧跟而来的市革会军代表潘又安劝回。¹⁷⁶⁷王明龙和王腓利从交运局和工交二场调了近五百辆卡车和公交车，接送半夜去人民广场开会的群众。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月4日凌晨1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大会是市革会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会派去的代表，所以连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据说也是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并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说，对联司是应该采取行动了。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虽然在会前通知时，只说是控诉大会，没有说要去砸联司，会上也没有动员大家去砸联司，但大会放在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及第二天，事实上起了激化和煽动情绪的效果。¹⁷⁶⁸大会结束，一些参加大会的工厂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

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¹⁷⁶⁹

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头破血流，被撞成重伤。¹⁷⁷⁰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都认为卡车是联司或支联站的，这是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三天前，在大世界武斗冲突中，被打死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就是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的；冶金局造反队负责人曹可祥早就恨死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他当即决定，队伍开往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他带领冶金系统的造反队立即开往军工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¹⁷⁷¹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

上柴厂被包围的消息，很快传到888。8月4日清晨5点左右，睡在888的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从梦中叫醒，说以冶金系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包围了上柴厂。戴立清和王腓利等立即赶往康平路，睡在那里的王洪文已被人叫起。接着，市革会其他负责人王少庸等也都陆续赶到。大家商量了半天，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市革会该怎么办。王少庸坚持要王洪文等待张春桥的回音。但是，电话打了半天，没有找到张春桥。张春桥其实就在上海，据张春桥的秘书回忆，8月4日那天：

主席此时在上海，我知道张春桥在主席那里。但我不能随便打电话去，我不能透露主席的行跳。我只能说张春桥不在上海，我无法联系到张春桥。直到晚上张春桥回到兴国路，我才向张春桥汇报了王少庸他们的担忧。张春桥没有说什么。¹⁷⁷²

而张春桥自己在砸联司行动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也说那天他没有和市革会联系过：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8月4号那天我在上海。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¹⁷⁷³

王少庸担心武斗将造成大规模伤亡，着急地催促众人赶快去现场，他要王洪文去说服冶金局联络站撤包围。最后决定，所有人一起去上柴厂现场。据戴立清回忆：

8月4日一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大约5点不到，我还在睡觉，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打来电话，说上柴厂门前人山人海。我立即和我的秘书交大的红卫兵胡斌赶往康平路汇报，那里好多人，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等都在，他们已经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说市革会的人这样在康平路不行，要马上去现场。于是，几十辆汽车，好像是41辆，开往上柴厂。¹⁷⁷⁴

40辆左右的轿车赶往上柴厂，长长的车队见头不见尾。王洪文和廖祖康乘一辆车，同车的还有王腓利。¹⁷⁷⁵他们听说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包围了上柴厂后，担心冶金局联络站人少吃亏，所以尽快赶去。刚进军工路，车就无法再往里开。从军工路口到上柴厂，数不清的车辆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大都是冶金局所属工厂的造反队。王洪文只能下车，和王腓利、廖祖康一起，在车辆间穿来穿去，步行到上柴厂大门口。

联司早已有准备。在整个厂区，几天前就派人每日24小时轮流值班。虽然支联站的陈卜昌对联司死守大楼的准备不赞成，认为不可能顶住众多人的进攻，但杨仲池没有听他的。联司制造了长矛、盾牌、钢盔等武斗工具；将玻璃瓶灌满汽油制成土燃烧弹，甚至还将盐酸装进小玻璃瓶做成「炸弹」。他们将这些东西搬上厂内各建筑物的楼顶，在厂办公大楼和一些车间的屋顶上堆满石头、铁块和铁螺帽，筑起防御工事；为了应对被长期围困的可能，还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并给每幢大楼都配备了小型发电机。8月4日凌晨，联司不断接到报告：大批人马正在逼近。联司立即紧急集合，人员上房顶准备应战，还将工厂大门用装箱机器堵塞；让妇女们撤走，但一些女工还是选择了留下。上柴厂内，办公大楼和车间厂房的楼顶上，到处是联司的人群。此时已经是早上8点左右。

王洪文和王腓利等人步行到上柴厂门口，看见这阵势。王洪文像是对旁边人、又像是对自己说：「看这个架势，劝他们是劝不回去了。今天这次要死人啊，争取不能够死十个人啊。」¹⁷⁷⁶王腓利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感觉，王洪文很担心因武斗死人。¹⁷⁷⁷

在此之前，虽然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主张敲掉联司，而且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曾对上柴厂的情况议论过许多次，戴立清、黄金海、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说不能任由联司这样闹，但王洪文一直没有下决心，而且市革会王少庸、徐景贤等都始终不同意用武力解决。¹⁷⁷⁸现在，冶金局联络站的人已经将上柴厂包围，事态严重了。王洪文立即动身赶往现场。众人从另外一条路，绕到上柴厂北面军工路上的2856号一幢平房内，那里是铁路殷行洗罐站班道房，8点左右，众人在道班平房内开会，商量如何解决处理这样的局面。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班子，最初是为了解决两派对垒的局面，不久实际成为砸联司的指挥部。¹⁷⁷⁹戴立清拿了张纸条，一一记下在场者名字，第一个是王承龙，第二个是王洪文，还有工总司的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以及工总司的一些区指挥部或联络站。指挥名单内中还有潘国平，不过他开完会就马上找地方睡觉去了，以后再没见他身影。¹⁷⁸⁰闻讯赶来的还有耿金章。因为没有上柴厂的平面图，他们对上柴厂的建筑物分布不了解，后来还是赶来的消革会人员给他们一张上柴厂的消防地图，王腓利照着这张图，简单临摹了两张，自己一张，另一张给了张宝林。¹⁷⁸¹消革会的人还拿来对讲机，这是工总司的人第一次看到对讲机。

大家都认为，尽量不要强攻。先采取宣传攻势，劝联司的人从房顶上下来，尽可能不激化矛盾。王洪文分析现场形势，提出若强攻硬打，会造成大的伤亡。他建议围而不打，以切断厂区水源电源的办法使联司自己瓦解，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冲突，避免伤亡。这个建议指挥部的人都同意。市革会的王少庸、徐景贤，以及驻沪三军领导人，近中午时也都赶到现场。他们都担心强攻造成伤亡，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减少伤亡。于是，调来了宣传车，还找来了手提喇叭，先向屋顶上的联司作宣传。¹⁷⁸²

上午，开往上柴厂的车辆越来越多，都是闻讯赶来或被电话调来的工厂造反队，事后估计有约十一万人。整个上午，两军对垒，剑拔弩张。解放军战士拿着手提喇叭，对守候在房顶上的联司人员喊话，联司也以安在厂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反宣传。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联司用强力弹弓发射的螺丝帽击伤，王洪文当即布置将厂门口的大喇叭拆下来。人群一拥而上，向紧闭着的工厂大门逼近；房顶上，联司成员射下流星雨般的铁螺帽。强力弹弓的皮筋以医疗橡胶管做成，¹⁷⁸³弹性十足，弓架是直接焊在楼顶墙沿的铁条，用铁螺帽作子弹，射程可达几十米，杀伤力不小，不少人受伤：戴立清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被射断，墨水染兰了衣服前襟；王腓利左腹和耿金章锁骨也被射伤。宣传车更是只要一喊话，立即招来雨点般的螺帽，车上的喇叭被打瘪。戴立清后来回忆说：「我们因为是仓促上阵，连『武器』和安全帽都没有，还是上柴厂的人拿来了柳条编的安全帽。」后来闻讯赶去者，很多都被吩咐带上铁榔头、铁棍或木棍，还有安全帽。¹⁷⁸⁴

8.4砸联司大武斗

双方对峙到中午。谢鹏飞回忆，当时王洪文对他们铁路局造反派的交代是：

可以助威，但不要参与。所以后来我们铁路局的100辆卡车的人在外面兜了一圈，但没参与打。我们铁路在殷行有个车队和洗油罐车的殷行洗罐站，就挨着上柴厂。王洪文叫我们铁路不要参与，因为周总理有指示：铁路和地方运动必须脱钩。我就通知这家厂不要参与砸联司。这说明王洪文一开始不是想搞大的。¹⁷⁸⁵

王腓利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没有狠下心要强打，王洪文也再三关照要尽量避免伤亡；后来，因为联司的人不断在房顶射螺帽，许多人被打伤，甚至把解放军都弹伤了，激起大家愤怒。来上柴厂参加的都是下面的造反队，那么多人，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到中午11点左右，一些人开始强攻。王洪文也认为再不强攻，拖到晚上天黑会很麻烦。¹⁷⁸⁶

这样的两军对峙，僵持到中午，参加包围上柴厂的造反队有的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王洪文此时也认为，再这样下去，拖到天黑，黑暗中如果发生冲突，可能造成大伤亡，还是在白天解决问题较妥。¹⁷⁸⁷王洪文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会出面行动：

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¹⁷⁸⁸

城市建筑公司的造反队调来一辆推土机，将大门旁的围墙推倒；冶金系统的造反派从上钢一厂调来25吨履带式起重吊车，吊走堵在大门口的装箱机器；另一些人则拆毁厂区南面的围墙。众人借着推土机的掩护冲进厂区，一个个车间大楼被包围。人们用木板顶在头上当盾牌，挡住射来的螺帽，冲上了屋顶。与此同时，耿金章带人攻入厂区，首先占领了食堂等处。联司成员们眼见自己被分割在几座孤立的楼顶上，无法相互联系，又被8月的烈日暴晒，一整天没水没食物，只得纷纷下楼投降。到下午2时左右，三分之二的厂区被攻下。

攻打的难点是原东方红总部大楼和联司总部大楼。王洪文要求在天黑之前务必攻下。联司人员从屋顶上射出密集的螺帽；扔下石头、铁块，还有土燃烧弹、盐酸瓶。大楼外墙本有铁扶梯可攀上屋顶，但联司在武斗前已将靠近地面的下半截切割，攻方无法攀登。下午2时，王洪文要消革会调消防车攻打联司总部大楼。最初只开来两辆，廖祖康忍不住发牢骚：你们消革会与公革会武斗时，将全市的消防车都调去了，今天支持我们却只来两辆。¹⁷⁸⁹后来又调来了八辆消防车。消防人员在高耸的云梯上，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枪射向楼顶的联司成员，但因水压不高，作用不大。后来还是使用消防云梯以及绳梯才攻上大楼。另一些人则在王腓利带领下，爬上车间里侧高处的起重行车轨道，翻出天窗，与外面爬上楼顶的进攻者两路汇合。虽然联司用长矛猛戳攻上屋顶的人员，但顶不住人多势众，大楼终于被攻下。大楼旁边的水塔顶上尚有七人，看到大楼被攻克，他们便自己下来了。至此，联司的全部制高点都被攻克。

由于联司有准备的拼命抵抗，在强攻大楼时期，受伤者大部是攻方人员，有些人受伤非常严重。¹⁷⁹⁰王腓利亲眼看到好几个人血肉模糊地从他面前被抬过去，由闻讯赶来的上医司的医护人员和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学员包扎。

整个武斗，工总司的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张宝林、耿金章、曹可祥等人，都在现场指挥；还有赶去的各路造反组织负责人，以及市革会的王承龙，也都实际参加武斗指挥。陈阿大、叶昌明、王明龙、王秀珍，则在888值班接电话，以及组织向上柴厂运送面包等食物。但他们没有调派增援人员去现场。去上柴厂的大部分造反队，都是在武斗发生后，被已经在上柴厂现场的人员调去的，或是自己闻讯赶去的。

进上柴厂的道路早被封锁，堵住了联司的逃跑路线。黄浦江水面上，游弋着巡逻的船只，是王腓利布置的。傍晚，他接到电话，说黄浦江面上好像不太平，联司看样子要从水路逃走。他于是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的造反队，要他们派一些船只在黄浦江上巡逻。¹⁷⁹¹

阻击增援的最激烈冲突，在上柴厂与几百米外的上柴职工宿舍之间。那里有一条一百多米长的铁路专用线，直通上柴厂内。联司方增援人员几次试图突破这个铁路隘口进入上柴厂，但砸联司指挥部已紧急调动上海金属材料加工厂造反大队封锁道口。增援者一再发起进攻，阻准者则将带铁钉的铁板铺在路上，设置成长二十多米的障碍，阻止了据说是「满装硫酸、灭火器等化学毒剂」的车辆进厂增援。¹⁷⁹²

上柴厂刚被包围，在厂内的杨仲池就给陈卜昌打电话，要各支联站急速调人增援。此时，王洪文的「G号行动」作用显现：陈卜昌打了二十多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只好让人开着宣传车去人民广场紧急呼吁。结果去的都是零星队伍或人员，起不了大作用。¹⁷⁹³

联司一千多人被俘。为了辨别谁是联司成员，男俘虏们一律被强迫脱光上衣，赤膊；女俘虞们则一律被撕下所穿衣服的一只袖子，有些女俘虏衣服被撕裂得露出身体。他们都被强迫高举双手作投降状，还被迫不断念着：「联司必败；联司必败」;许多人被打得浑身是血。整个武斗中，在强攻各个大楼时，被打伤者攻方占多数。但到武斗结束，联司成员从占据的各大楼下来后，受伤者就都是他们。一些人用棍子、长矛殴打这些已经投降的俘虏们，在场的同济、交大的红卫兵们，手挽手组成人墙，拦着不让打，但还是拦不住，许多联司成员都是这时候被打伤。¹⁷⁹⁴据王承龙回忆：「联司的许多人被打伤都是在投降之后，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被打的，有的流血。我和朱玉佩去劝，不听，照样打。许多联司的人不敢出来，女的在屋里哭，怕被打。」113俘虏们被分别送往公安局，以及附近的上海体育学院和同济大学；一些轻伤者被送往离得较近的第二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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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砸联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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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仲池躲藏在地下室，当场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王腓利怕打出人命，只好将他藏在消防车后的储物箱里，冲出包围人群。¹⁷⁹⁵

工厂对面就是工农新村，上柴厂职工的住宅区。道路两旁和房顶上聚满人群，除了看热闹的，许多是联司成员的家属，他们惊恐地目睹了这场大武斗的全过程。而在工厂大门口，聚集着更多担惊受怕的家属们，眼见自己的亲人被打，有人甚至跪下求情。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天马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¹⁷⁹⁶

下午5时，联司被彻底准垮；到下午6点3刻，武斗全部结束。王洪文马上要人检查有没有死人。王腓利在全厂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死人。他四十年多后还记得，当他通过对讲机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几乎是欢呼般地叫起来：「没死人，太好了！」¹⁷⁹⁷王洪文离开上柴厂之前，要戴立清和黄金海留下，和公安系统的人一起护厂。

第二天，8月5日，陈卜昌在自己所工作的上海汽车配件厂内被抓。全向东在砸联司前已经不露面。联司被砸之后，另外有六人找到他一起出逃。他们乘着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黑色吉普车，就是8月3日市革会派去上柴厂宣传时扣下的那辆，一路向东开。8月6日，市公安局公革会组成十余人小分队，跟踪追击到九江，但没有抓到他们。为了「在他们之前赶到武汉，不使他们与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系上」，上海警备区和市革会政法指挥部立即通过上海民航局，经在北京的民航总局批准，调去一架双引擎飞机，最后在武汉抓到全向东；上海方面派出专门交通工具去武汉接应。8月18日，全向东被押回上海。¹⁷⁹⁸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比起康平路事件，砸联司武斗的双方真正是杀红了眼，守方和攻方受伤情况都十分惨重。文革中的宣传，和当事人文革后的回忆，都没有提到8.4砸联司时曾打死人。¹⁷⁹⁹武斗中被打受伤者一千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武斗结束后，被作为联司或支联站各级头头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的。不少人从此落下残疾。

武斗后，被绑架关押者八百多人。¹⁸⁰⁰杨仲池、全向东以及陈卜昌等11人被关押8年以上，直到1975年才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杨仲池被判刑3年缓刑3年，实际关押8年，刑满后又被工厂「监督劳动」3年；全向东被判刑2年缓刑2年，实际关押多年；陈卜昌刑期最长，被判20年，据说是因为他主张成立全市性的支联组织，将上柴厂内的两派矛盾推向了全市。¹⁸⁰¹还有陈宪珍，尽管早在1966年底左右，她就已经退出联司，但仍被关押8年以上。

上柴厂两派长期武斗不断，给上柴厂造成极大损失。据中共上柴厂党委文革结束后的数据显示：整个文革中，上柴厂非正常死亡共18人。¹⁸⁰²8.4武斗后，工人们一个多月都无法回厂，工厂二三个月无法生产，甚至半年也没能恢复正常生产；8.4前后两个月中，因停工停产，减少产值500万元，减少利润175万元；武斗后经全厂性盘点，损失350万元。两派的长期对立与武斗，使工厂受到重大破坏，为修理被损坏的设备和厂房，用去修理费14.8万元；由于武斗中大批职工受伤，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上柴厂医药费用开支11.86万元；文革后，为复查和落实政策，用去14.31万元。¹⁸⁰³无法统计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创伤，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这些后遗症在上柴厂多年都没有能愈合。最初引起两派分歧的原厂长朱文斌被反朱派打断了一条腿，从此伤瘸，落下残疾；不过所幸活到文革之后。

8.4砸联司之后，许多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以砸支联站的名义冲砸对立面。为制止这样的状况，工总司于8月7日和8月8日连续两天发出通告：《关于处理支联站的通告》，《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要求所属组织「不得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对联司和支联站的群众「不要轻易扭送专政机关，不要拉出来游街，也不要进行人身侮辱」。

但是，还是有不少组织借口砸支联站攻打对立面，造成严重后果。上海8月4日以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武斗或冲突，理由大都是「砸支联站」：

8月6日，工总司普陀区分部以砸支联站为名，帮助101厂的造反队攻打另一派造反组织。101厂的两派纷争已有好几个月。一派为联合造反纵队(简称「联纵」)，成员一千多人，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分部；另一派「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成员七百左右，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联纵在3月份夺了厂党委的权，成为掌权派。总部不服联纵一派掌权，于6月3日，在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的支持下，集结外厂9个组织约1500人，冲砸联纵，将其打出工厂。武斗中，联纵被打伤64人，总部也有20人受伤。联纵誓言「杀回厂去」，「血债要用血来换」，宣布总部是「支联站」。8月6日，在工总司普陀区分部支持下，组织八十多个工厂近万人，调来消防车、大卡车和大型公交车，使用长矛、铁锤、铁棒，甚至氨水、硫酸等，于凌晨2时向总部发起攻准，5时攻入厂内，武斗到上午10时方才结束。打死2人，打伤对方382人，自己这派也有160人受伤。101厂因此停产49天，经济损失60多万元。¹⁸⁰⁴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以砸支联站为名，攻打电力修造总厂另一派造反组织电业战士。造成3人死亡，160余人受伤，全厂停产20多天，经济损失53万元。¹⁸⁰⁵电业总部攻打理由之一，是说中百公司大楼上那两幅巨幅标语是电业战士刷的。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砸联司行动时，毛泽东就在上海。毛泽东7月21日因武汉7.20事件被迫离开武汉，乘飞机到上海，张春桥为此特地从北京赶回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直到国庆节前夕坐火车离开上海。¹⁸⁰⁶但为毛泽东的安全保密起见，除了张春桥的秘书，上海方面的其他人包括徐景贤，都不知道张春桥这一时期在上海陪毛泽东，以为他在北京。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西郊花园代号为「414」的招待所。8.4当天深夜，毛泽东坐了装甲保险轿车，由张春桥陪同，到外滩巡视。¹⁸⁰⁷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说：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电影制片厂人员拍摄的砸联司记录片，电视台随即转播。毛泽东在414看得津津有味。¹⁸⁰⁸

9月8日，张春桥和马天水等接见了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戴立清、王秀珍等人。张春桥那天情绪非常好，称赞打联司的行动：

你们打联司打得好，一天时间就把上柴联司打掉了。你们工总司打联司打得对，打得得人心，受到了上海人民群众支持拥护。

联司破坏上海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再不能让联司他们这样闹下去了。¹⁸⁰⁹

张春桥情绪好，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景贤在电视台的频道中多安排些节目。徐景贤遵嘱，除了播放砸联司现场纪录片，还专门组织了几场批斗上海市委负责人电视实况转播，批斗现场设在上海杂技场和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招待所陪毛泽东观看。在一个批斗会上，王洪文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在一边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的情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虽然是在电视屏幕上。这个指挥十几万人踏平上柴联司的工人造反派领袖，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¹⁸¹⁰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非常满意，甚至因此想在上海过10月1日的国庆节。他问张春桥「国庆节我在上海过好不好？」但是当时正值上海附近的苏南武斗非常激烈，而且部分武器已经流入上海，中央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工作难度很大，毛泽东最后还是于国庆节前回了北京。¹⁸¹¹

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后多次讲的，在上海时又几次讲起。毛泽东终于看到群众两派对立的恶果。

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一天晚上，市革会通知工总司总部的王洪文等开会，张春桥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原来打算接见工总司的部分负责人，但他当时对毛主席说，他们工人造反派守不住这个秘密，接见他们的话，主席住在上海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利。现在主席已经回北京去了。¹⁸¹²张春桥还告诉他们，8月4日砸联司的那天晚上，他陪毛泽东坐小轿车去人民广场转了一圈，陈阿大后来回忆张春桥的这段讲话：¹⁸¹³

你们8月4日打联司，我在上海，你们可不知道呀，这天晚上，我坐了车出来转了一圈，在延安西路和淮海路上，看到载满人的一辆辆卡车打好联司胜利归来，好多过路群众在马路上乘风凉，群众和在楼上的居民，群众大人和小孩都从窗口伸出头来，拍手鼓掌表示欢迎拥护攻打联司，说明联司非打掉不可，我看到这个情况很高兴。¹⁸¹⁴

1970年，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再一次谈起砸联司之事，毛泽东对当年这场势不两立的大武斗是肯定的。毛泽东说：

看了你们的电影，实际是电视片，你们打了个胜仗，稳定了上海的形式(应为「局势」—笔者注)。¹⁸¹⁵

在另一个场合谈到武斗时，毛泽东甚至对各地报上去的死亡人数不以为然，一次会议上：

附带又讲到武斗问题，主席讲：各地报上武斗的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¹⁸¹⁶

毛泽东反对武斗，但当他的文革主张和支持者受到威胁时，他也不反对冲击一下对手。

小结

从联司和东方红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梳理出派别意识。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对立。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实际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

除了对干部的评价，联司和东方红争论不休的，是谁才算真正的造反派；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个革命名份，才能够具有在文革新政权中参政的资格。这是中国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不断进行谁是打天下者的鉴别。对文革来说，打天下的是「老造反」。不过，对于究竟如何区分造反派和老保，各方标准不一。在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执中，联司一方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理由是东方红成员中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居多，这是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东方红抨击联司是老保的理由，是因为联司中有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这是以文革初期的政治表现划分「保」与「造」。而全向东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的理由则又不同，他认为工总司和市革会已经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东方红与他们关系密切，所以是老保。这是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

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身份转换的要求。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和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身份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文革对造反派的要求，已经从1966年文革动员时期的「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的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秩序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文革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争夺谁是名份最正宗的革命派，但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为「造反派」名份而纠缠不休，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的标准已经变化。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造反观念，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

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跨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的秩序的态度。

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伤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武斗当场没有发现死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枝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两派冲突，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最多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谨慎小心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也避免了武器流入民间的可能。

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武斗，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在支联派还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统一派别时，便抓了主要头头，继而砸了上柴联司。砸联司武斗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和极个别工厂、学校，上海的两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穏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得。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的大量伤亡，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的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造反派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仅从当局的舆论导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他们最初的造反，实际上就是争取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是，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的本义。当时的体制不容对立派存在，造反派不可能摆脱那样的政治环境；这些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也如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那样坚决反准。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早有倪端。从对待赤卫队、红工司、二兵团，一直到对待联司，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辄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粗暴激烈。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也是动辄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资反路线」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反思和醒悟。

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每一方都必须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这也是文革前阶级斗争理论长期教育的结果，只讲如何「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讲如何妥协。在这种文化教育下，只知斗争，不知妥协，不知如何谈判。没有了上级权威的调停，双方根本不知如何互相退让一步。只要有分歧，一定都是真理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联司和支联站拒绝任何谈判和妥协，本来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矛盾，就这样成为死结，除了武力相砸，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也是文革武斗不断的又一原因。

第二十三章：4.12炮打，来自军队的警告

张春桥未出席大会引猜测

1967年砸联司后，到1968年初，上海的文革新秩序逐步恢复和巩固。却不料平地又起风雷，4月12日，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以后被称为4.12炮打事件。

1967年1月28日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压下去。当时人们不知那份电报是毛泽东亲自所为，还以为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自保措施。慑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威信，这场炮打很快平息。但对张春桥的怀疑和反感始终在地下潜行。张春桥阴郁的个性，让许多人不喜欢。1.28炮打后，他一面说不予追究，一面却是许多人被批斗关押，郭仁杰自杀。这些都加深着人们对张春桥的反感。尤其红革会、炮司和红三司，总部虽然都被整得一蹶不振，但各校负责人的内心从来没有真正服气过，任何对张春桥不利的传言都会令他们高兴。炮司和师院红革会都曾派人北上搜集张春桥的材料。此外，军队内部许多人也对张春桥和江青不满，1967年的「二月逆流」，主要就是针对他们俩，后来虽被毛泽东压下去，但反感情绪始终存在。

而此时，曾经是真理化身的中央文革小组出现了裂痕。1967年7月，王力赴武汉处理7.20事件后，英雄般地回北京，周恩来和江青等一大批决策层领导人亲自赴机场迎接，接着又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也是对王力的支持。但仅仅四十天后，王力就被隔离审查，接着被关押。随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个成员关锋也被「请假检讨」。戚本禹关得晚些，然也在四个月之后，1968年1月，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此前尽管已经有陶铸、王任重等好几人出局中央文革，但那都是不被江青信任的老干部；而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是坚定的文革派，是深受江青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核心人物。短短几个月，三人相继被打倒，解构了人们对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地位牢不可破的印象。1967年1.28炮打后始终潜伏不散的对张春桥的怀疑情绪，重又汇拢聚集。

种种不利于张春桥的传言，又在悄悄蔓延。传得最沸沸扬扬的，还是1.28炮打时的那两个：「狄克」就是张春桥；霍士廉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甚至还有其他：「中央两报一刊的记者在复旦开座谈会，说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已经撤职了」，「张春桥找主席承认了自己有变节行为，主席听了很生气，已决定撤销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等等。¹⁸¹⁷「叛徒」的传闻也传到张春桥耳传。一天晚上康平路小礼堂开会时，张春桥问前来参加会议的同济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陈敢峰直言：「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十分恼火，说：「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他又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再听到谁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¹⁸¹⁸

无独有偶，1968年3月间，张春桥连续缺席北京的两个重要会议，又为怀疑增加了左证。1968年3月24日，军队万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干部紧急大会。林彪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决定：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三人的职务。会上周恩来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包括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讲了话。散会前，凌晨1时左右，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接见全体与会者，彰显会议的重要性。但张春桥没有出席这个会议。此时他正在南方：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春桥前去这两个省祝贺并讲话。但新华社的新闻统发稿上，只提张春桥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身份，却不提他的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身份以及更高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这是张春桥自己在新闻稿送样时，将这两个身份删去的。张春桥后来对徐景贤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全国各省成立革委会，都没有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去人参加，如果他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份参加，以后其他省市也都会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¹⁸¹⁹张春桥还说：「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

更让人起疑的，是3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宣布毛泽东对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的撤职决定。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除张春桥外的全体成员，以及军队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全部出席。姚文元也参加了，张春桥却没有参加。¹⁸²⁰尤其让人觉得蹊跷的是，这个大会的内容，张春桥居然还是通过上海的徐景贤了解的。3月27日大会上，周恩来、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都作了关于批判杨、余、傅的讲话。张春桥没参加这个会议，上海无从得知中央动向，徐景贤非常着急，马上通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无论如何要去会场记录下大会讲话，用飞机送回上海。第二天，徐景贤在上海展览馆召开市革会扩大会议，只等大会资料一到，就传达大会精神。等在机场的秘书随时与徐景贤通电话，但北京航班迟到。后来终于等到，秘书拿到艾玲手写的大会记录，直奔展览馆，徐景贤向大家传达后，马上将大会记录送张春桥。这件事立即引起猜测：北京的大会信息，竟然要徐景贤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去弄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大会，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却不去？媒体的封闭，使老百姓只能以报纸的露脸率猜测政治变化，对张春桥的猜测传言四起。

以往对张春桥的不满，被种种猜测汇集、加强和放大。这股情绪，被游雪涛捕捉到，他写了个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借用一部曾经放映过的东德拍摄的反映德国法西斯复活的电影纪录片名字，提请注意第二次炮打正在酝酿。

二军大「红旗」发端

第二次炮打，最初由第二军医大学发端；不久，上海的文汇报社也加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地处上海东端杨浦区的翔殷路，是军队院校，属军委的总后勤部管辖，不属上海地方管辖。二军大文革中形成两派组织。一派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简称「红纵」)，是全国军队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组织之一。初期核心人物之一是陶铸的女儿、二军大学生陶斯亮，后来是钱信莎。他们可以直接与江青通电话，据邱会作回忆，钱信莎找江青的电话，甚至可以打到毛泽东的休息处。他们上揪军队总后勤及其他军队领导，将解放军总后勤部闹得天翻地覆。曾经连续四十天批斗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将邱会作两根肋骨打断，两臂的筋扭断，头部打得多处开裂。他们在上海也参与对上海市委的冲击，是一月夺权时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1967年7月武汉事件之后，红纵在上海刷出大标语「揪出上海的陈再道」，矛头直指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另一派是「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简称「红旗」)，在军内属于被视为老保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在上海也与众造反派组织的关系比较疏远，而且对张春桥非常反感。红纵贴出「揪出上海的陈再道」大标语，红旗便在康平路大院门前一夜静坐，要求张春桥回答：「揪军内一小撮」是否算反革命，既对着红纵，又对着张春桥。最后还是王洪文出面劝说，红旗的人第二天才渐渐散去。红纵和红旗两派矛盾很深，曾经有过武斗。上海地区武斗虽不少，但都没有动武器，但二军大的武斗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两个开枪武斗的单位之一。

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被撤职后不几天，1968年3月底；二军大红旗在市革会门前、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长征医院门前，贴出大幅标语：「打倒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后面的署名是「三军无革派」。大标语虽然没有指明「黑后台」是谁，但弦外有音。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上海贴这样的口号，实际就是针对张春桥。而红纵则在这些大标语的下面写上小字：「凡是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二军大红纵」。

4月3日，市革会召开全市群众组织大会，马天水、王承龙在会上点名批评二军大红旗。会后，文汇报社的邵传烈根据市革会精神，连夜组织质疑这些口号的「群众来信」《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逆流》，并亲自撰写「编者按」，发表在4月5日的《文汇报》上，不点名地批判二军大红旗：「近日来，发现在某些阴暗的角落传，又在积聚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在制造这个那个『为什么』之类的政治谣言，刷标语，开黑会，以『揪黑后台』为名，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分裂中央文革」。

《文汇报》的「群众来信」和「编者按」刊登之后，立即引起冲突，许多组织前往第二军医大学，要强行进入冲砸红旗。事情惊动远在北京的周恩来，4月6日晚上，他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询问冲击二军大是怎么回事情。第二天，在康平路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市革会常委会议上，张春桥一进门就坐在廖政国对面，却对着朱锡琪说：「文汇报不要保我，你们(指参加会议的常委)都不要保我，保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曹荻秋！」接着，他又说：《文汇报》写了编者按，有些组织就去冲击二军大，要劝他们不要去。昨晚总理打电话给他询问此事。张春桥要廖政国去做做二军大红纵的工作，要二军大两派尽快实现无条件大联合。张春桥说：红纵到处冲冲杀杀，有冲对的，也有冲错的；红旗到处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你们警备区要做做工作，促使两派坐下来谈。廖政国当场反问他：红纵哪些是冲对的？问得张春桥不回答。¹⁸²¹

就在红旗刷出标语之际，另一股反张春桥的势力也在悄悄行动。为首的是文汇报社的朱锡琪。朱锡琪原是《文汇报》的体育记者，1967年初的夺《文汇报》权行动时，他是关键人物。市革会成立后，他担任市革会政宣组长，同时又是市革会领导成员。那时市革会领导成员除了张、姚，主要是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他们可以说是上海市革会的核心人员。当时张春桥经常在兴国路招待所召集他们开会，用张春桥的话说是「开小会」。¹⁸²²很多时候，朱锡琪也被通知参加，因此可以说，朱锡琪当时的地位排在他们之后，算是比较高的。这些「小会」王承龙让朱玉佩也参加，但她是做记录的，不参与讨论。朱锡琪几十年后，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说，他原来对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很信任，认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正是参加了这些小会，和张春桥近距离接触，「我慢慢地识得庐山真面目了」。

朱锡琪对张春桥的看法，最初起于张春桥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态度。1967年初，全国冲击军队之风盛起，尤其7月武汉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席卷全国。但不久，因毛泽东反对而中止。廖政国要求对卷入揪军内一小撮的二军大红纵人员拘留审查，遭到张春桥反对。¹⁸²³张春桥当时已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有否决权。在一次三军领导都不在场的市革会会议上，朱锡琪曾亲耳听到张春桥说：廖政国打报告给我，说要给红纵办学习班，我没有同意，因为他廖政国自己也有错误嘛。¹⁸²⁴朱锡琪认为，张春桥这是包庇红纵冲击军队的行为。

1968年春节，市革会在市革会礼堂举行拥军爱民活动，会议结束时，朱锡琪见张春桥握着身边廖政国的手，一起举起来高呼军民团结的口号。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在兴国招待所，宴请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少庸、朱锡琪等，喝茅台酒。张春桥在这个都是「自己人」的小会上，说的话不一样了：「拥军爱民大会是开了，我们的头脑冷静些，人家是不是支持我们？！」王洪文立即跟着揭发廖政国，说他曾经将陈丕显藏在青浦县的军营里，说他在公、检、法系统支左时，支的都是老保。张春桥说：「相信党中央，他(廖政国)的问题终将解决，但我们不能公开提『揪军内一小撮』。王、关、戚的错误就在于此，只能以自下而上『端出来』的办法解决」。朱锡琪当时觉得，张春桥昨天还和廖政国手拉手，今天却在廖政国背后说要把他『端出来』，这不是两面派吗？他看不惯。¹⁸²⁵另外一次，是红旗那次在康平路静坐后没几天，在一次康平路小礼堂召开的全市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张春桥讲话时突然站起来，铁青着脸，用手敲着桌子说：「有人不承认我这个政委，但你得承认我这个！」他指指自己军装上的领章帽徽，「你不要以为你的后台硬，我还有毛主席呐！」朱锡琪当时在场，他觉得，张春桥显然是指廖政国。¹⁸²⁶

朱锡琪原来对二军大红纵印象比较好，认为他们是造反派组织，所以多次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他们的文章。1967年冬，二军大红纵在上海组织三军演出，要《解放日报》报道演出消息。但事先朱锡琪已经得到上海警备区军代表徐光辉的告知，说红纵在北京到处冲击部队，抓「一小撮」.，而且北京的三军文艺会演，引发军队艺术团体两大派武斗，所以上海三军不支持这样的演出。朱锡琪于是布置不报道这个演出，红纵便在解放日报社门口接连几天抗议，还批斗报社负责人。虽然红纵最后没有遂愿，但朱锡琪对他们的印象就此不好，觉得他们无理取闹。这也是朱锡琪后来能够接受二军大红旗观点的原因。

北京传来的消息

朱锡琪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来自他认为上海和北京形势的差距，这是他对照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称「北办」)送来信息得出的判断。

北办的负责人仍然是艾玲，她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革准备时期领导北办，为毛泽东等搜集了大量北京文化界动态，艾玲因此被认为对文革有功，得到江青和张春桥的护赏。文革初期，艾玲也被揪斗批判，张春桥保了她。1967年初，市革会在展览馆咖啡厅，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我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咏和艾玲，他们是对革命样板戏和批判《海瑞罢官》作出过贡献的」。艾玲于是马上被「解放」，并作为老干部代表，成为《文汇报》领导人之一。但因为全家在北京，所以她选择继续留在北京办事处工作。

1967年下半年，正是各种思潮在全国泛起之时，到1968年初，全部被以「极左」名义遭到批判。上海各报包括群众组织的报纸《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也批判上海地区中学生串联组织「中串会」的文章《一切为了九大》。但北办对这样的批判有意见，认为批极左是整了老造反，说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右，上海的报纸却老是在「反派性」，反「山头主义」，是打击老造反。¹⁸²⁷1968年3月24日，北京军队的那个紧急大会当夜，邵传烈根据北办传来的林彪讲话精神，为《文汇报》写了一篇反右倾的社论。但社论送张春桥审查后，张不同意刊登，邵传烈很不满，当晚在康平路的会议上提意见，说上海市革会太右，跟中央跟得不紧。¹⁸²⁸

之后的一个「小会」上，徐景贤批评说，文汇报社的一些人，最近怎么与北办打得火热，张春桥接着说，《文汇报》有成绩，但要当心摔跟头。说得参加小会的朱锡琪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隔手直接给北办的周俊全打电话，但是向来心直口快被称为「周大炮」的周俊全，电话中的语气却是欲言又止，除了反复强调要上海方面「反右倾」，「听党中央的话不会错」，不肯再说什么。朱锡琪很恼火，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周俊全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康生那里有个专案组」，「老朱，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就要犯错误了」。朱锡琪不满意周俊全的回答，就让他叫艾玲听电话。他没有对艾玲说上海二军大贴针对张春桥大标语的事情，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她：张春桥究竟有什么问题。艾玲的回答很策略：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张春桥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¹⁸²⁹艾玲还告诉说，康生在会上讲「杨余傅有后台」，不知是指谁。

前文提及的3月27日北京撤销杨、余、傅职务大会，大会结束后，艾玲又打电话去上海，对《文汇报》的周国荣说，现在要揪杨成武后台，各种传说很多，有些事情涉及张春桥，有些学生正在整理张春桥的材料。¹⁸³⁰艾玲的这个电话更是使他们对张春桥，从原来的不满，上升为怀疑。本来，张春桥没有参加北京3月24日以及3月27日大会，就已经使朱锡琪心生疑宝，并认为张春桥在出席江苏、浙江省革委会时，没有使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不正常」;而且，「听徐景贤同志说，对宣传报道春桥同志要向姚文元同志请示，姚文元又两天不接电话」。种种蛛丝马迹，朱锡琪觉得张春桥的疑点越来越多。甚至上海召开二十万人打倒杨余傅大会，他也有怀疑：为什么大会人数比北京多一倍，这不正常。¹⁸³¹

朱锡琪以试探性口气，与邵传烈谈论对张春桥的看法，邵传烈态度明确，说他保张春桥是保定了。朱锡琪于是担心邵传烈会去向徐景贤汇报。而不久后，在兴国路招待所的一次「小会」上，听徐景贤、王承龙口气，邵传烈似乎已经汇报了他对张春桥的怀疑态度，张春桥也说要当心不要栽跟斗。这令朱锡琪觉得张春桥是对自己施加压力。

4月7日那次会上，张春桥说起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询问冲击二军大红旗之事，朱锡琪听了觉得，一定是有人向周反映了。他回报社就让记者郑重去调查二军大红旗的背景，郑重回来说，听说周恩来有个养女是二军大红旗的。这个消息让朱锡琪觉得，周恩来是站在红旗一边的。¹⁸³²

4月7日还有一条消息似乎证实朱锡琪的怀疑。他看到一份小报(据他后来回忆，好像是《新北大》)，刊登周恩来对群众组织的一个讲话：「北京有北京的长处，上海不是一切都带头。前不久，上海提出『围剿派性』，『围剿』两字不恰当」。这份小报同时还刊登了江青的一个讲话：「上海不是一切都带头，要有科学分析，不然会盲从。大联合是上海提倡的，但强调无条件大联合。而主席最近指示：『在革命原则上实现大联合』」。小报上的江青讲话还说：「王、关、戚是什么东西？是『小爬虫』，我看还是『变色龙」」。朱锡琪后来回忆说，他看了这个总理和江青讲话，直觉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已经表态了，并且点出了上海的主要问题；尤其是江青的讲话，「小爬虫」、「变色龙」是谁？当然是张春桥了。¹⁸³³

朱锡琪的怀疑还有一条他认为很过硬的依据。196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时，曾经对上海的大学大联合有段讲话，文汇报9月25日，以《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指示》为题，刊登了这段讲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10月8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刊登毛的这段讲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重新刊登的讲话与上海刊登的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去掉了「无条件」三个字。朱锡琪认为上海刊登的那段毛泽东讲话，是在宣扬右倾的无条件大联合，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毛主席审查就私自注销来，造成了原则性错误」。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当时「反张春桥的一条重要依据」。¹⁸³⁴

4月10日，朱锡琪又接到艾玲打来的电话。艾玲这些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听说了霍士廉以党籍保证张春桥是叛徒那个传说。晚上，她用上海专门为她申请安装的红色保密电话，告诉朱锡琪这条传闻，而且说，自己的丈夫在北京看到一些中央的绝密文件，文件后的收件人，中央文革的其他人都有，唯独缺张春桥。艾玲还告诉朱锡琪，驻北京办事处的周俊全也认为张春桥有问题。这下朱锡琪的怀疑更坚定了：

我想艾玲是张春桥同志保出来的，又在北京，情况了解多，能够掌握中央精神……而周俊全在一月革命中是铁杆报张春桥同志的，现在对春桥同志提出怀疑，大概他们一定有什么来头的。……

不久北京又有关总理批评上海和大胆谨慎、大胆怀疑思想传来，自以为找到了理论依据，就到处散布怀疑一切的种种反动观点，还以为是紧跟中央精神。¹⁸³⁵

文汇报社成立炮打战斗队

4月10日晚上，朱锡琪和观点相同的同事，成立了战斗队，取名「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朱锡琪起的：「毛主席不是说过，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吗？我们只是提出问题就可以了，答案让看传单的人自己去找。¹⁸³⁶战斗队共九人，都是文汇报社的职工。邵传烈本来不赞成反张，此时在种种信息和其他人的决心前，也改变了看法。

当晚，朱锡琪在报社召开紧急会议。朱锡琪在会上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新华社不转载？为什么《人民日报》几个月不转载上海报刊的社论？为什么张春桥没参加北京3月27日的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浙两省革委会成立大会时，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他在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职务？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社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邱会作』？《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朱锡琪还提出，张春桥蓄意要打倒廖政国，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在上海的具体表现，是张春桥的首要罪行。

朱锡琪先拟了七个为什么，周国荣修改后，增加为十个为什么，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作为《宣言》散发。这是1967年初他们夺文汇报社权时所用名字，以示对自己以往造反精神的传承。宣言最后以口号结束：「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此时的上海，这是个暧昧的口号。以往此类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传暗示性地去掉了张、姚。这些口号原来打算4月11日贴在报社内部，但朱锡琪觉得光靠传单不够，要在报纸上表态。第二天，4月11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社论：《坚决打击右倾翻案的妖风》。社论提出：「现在，有人竟认为『上海的情况特殊』，认为『我们这传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翻案』，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段话是朱锡琪特地加进去的，暗示张春桥在上海有问题。

4月11日晚，正在印传单时，北办的周俊全又来电话，推荐《北京日报》4月7日的一篇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其中有这样的话：「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了许多坏事的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爪牙、『小爬虫』垮下去了！现在，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搞反革命复辟的几个『变色龙』也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朱锡琪认为，这段话和前几天他看到的那份小报上周恩来、江青的讲话一致，都是针对上海的。本来，朱锡琪就感到「仅仅散发一张传单，份量不够，既然要反张就得反到底，一定要以报纸扩大影响」。¹⁸³⁷于是，他决定将这篇社论转载在第二天的《文汇报》上。朱锡琪通知了徐景贤，徐景贤没有反对。但挂断电话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等，要他们马上讨论。朱永嘉等一致反对转载。于是徐景贤又给朱锡琪打去电话表示反对。¹⁸³⁸徐景贤后来说，这是因为他当时觉得，从中央几个领导讲话中看不出有揪杨、余、傅后台的动向。¹⁸³⁹但如此反而更让朱锡琪觉得：这是心虚的表现。

朱锡琪下决心炮打张春桥。他当即和报社的周国荣、邵传烈，在办公室最后一次商量炮打之事。邵传烈有些担心，因为1967年的1.28炮打结果很惨，红革会、炮司和红三司，三大红卫兵组织全军覆没；郭仁杰后来也因为与红革会剪不断的关系而自杀。但朱锡琪和周国荣决心已定，表示：「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像这样的叛徒在毛主席身边行吗？」邵传烈也就不再反对。然后，由邵传烈拟出五条口号，准备也刊登在第二天的《文汇报》上。为了怕走漏消息，报纸大样出来后，他们让印刷厂长杨瑞根将大样锁起来。¹⁸⁴⁰在出报纸的同时，《十个为什么？》也印成大张传单。不过这一切，朱锡琪等都没有告诉北办的艾玲他们。

此时已经是4月12日凌晨。朱锡琪、周国荣、邵传烈，还有记者郑重等，带着传单，坐了两辆车去二军大。朱锡琪他们原来就和红旗关系比较好，曾经为市革会冷淡红旗抱不平，还几次在市革会会议上提议吸收红旗参加市革会会议和工作。但这次，二军大红旗的红卫兵们没让他们进门。出来接待他们的一个女学生说：「部队不参与地方的运动，对不起，我们也不收你们的传单。」她对这些前来结盟者不表态，很冷淡。对于她的话朱锡琪等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前几天《文汇报》上还有编者按批评二军大红旗，今天忽然来支持他们，人家不得不提高警惕。他们猜测，这个女学生可能就是总理的养女。¹⁸⁴¹

之前在去二军大的路上，他们经过同济大学，往同济大学也散了些传单，还贴到南京路。后来据说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看到传单后，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报告，在这次炮打中又一次立功。

4.12炮打

4月12日一早，还没到上班时间，许多人已经围在外滩市革会大楼前。那传贴着二军大红旗等刷出的大标语：

打倒彭、罗、陆、杨，揪出杨成武黑后台！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揪出四·六镇压二军大红旗黑后台！¹⁸⁴²

大标语后的署名，都与军队有关：「二军大红旗」、「空军二机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东海舰队文工团无产阶级革命派」、「海军体工队无产阶级革命派」、「空军政治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海字166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等。还有好些个组织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研究所，例如708研究所、711研究所。¹⁸⁴³外滩附近的《文汇报》门口，以及附近的南京路上，也是人头济济，那里贴着文汇报社「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还有大标语：「揪出杨、余、傅黑后台」，「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打倒恶毒攻击鲁迅的狄克」，等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4月12日这天的《文汇报》，第三版以超过三分之一版面，在一个题为《无题》的标题下，只刊登了五条大号黑体字口号：

无题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以口号作为几乎半个版面的内容，是1949年后任何正规大报纸从未发生过的事。这五条口号没有点明名字，不提张春桥，让人们自己体会。在五条口号的下方，转载了《北京日报》4月7日的那篇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对张春桥的第二次炮打就这样开始。文汇报社的「为什么战斗队」和二军大的红旗，成为这次炮打的两个中心。不过，和一年前红革会的1.28炮打不同，这次行动，两个中心始终打哑谜，不指名道姓。许多人去文汇报社询问所指何人，朱锡琪他们一概不答，只说你们自己去独立思考。

与此同时，南京路、人民广场，还有复旦大学校园内，出现许多化名大字报大标语，措辞激烈，指名道姓。特别是南京路，不但墙上，连商店橱窗上都贴着被贴满，张春桥的名字被倒写，还打上红色的叉叉：

打倒张春桥！

揪出钻进市革会的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

打倒上海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

打倒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野心家！

打倒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伪君子张春桥！

在上海搞独立王国的人决无好下场！

坚决支持二军大红旗揪杨成武黑后台的革命行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誓与杨成武黑后台血战到底！

全市革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坚决打倒张春桥，誓死保卫毛主席！¹⁸⁴⁴

人民广场上刷着大幅标语「霍士廉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而在南京路，一份披露张春桥妻子文静是叛徒的大字报前，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张大字报还揭发说，张春桥的父亲是恶霸地主，曾经在汪伪时期的警察局任过职，以后又在国民政府任过职，是汉奸、反动官僚。所有大字报都只署战斗队名字，不署属于哪个群众组织。但事实上，一些「战斗队」，就是一年前掀起1.28炮打的红革会或红三司或炮司的。例如一篇题为《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的大字报，署名「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立新功」其实就是复旦大学红革会的核心组织。

复旦大学去年的那些炮打活跃分子，这次大都没有公开行动。全市各高校的红革会头头们，1.28炮打后的挨整还没结束，这次只作壁上观，不敢贸然行动。红三司的安文江事先已被告诚不要轻举妄动，他自己也不愿卷入；二军大红旗派人找过他，他避而不见。炮司的核心人物胡守鬳等，因1.28炮打之事，或正在挨整，或正躲避在外，一时来不及做出反应。不过，炮司的周谷声在4月2日已经感觉到正在酝酿的炮打，用暗语写信给出逃在福州的胡守鬳，要他尽快赶回上海。¹⁸⁴⁵至于中学生反对派中串会的骨干们，因为《一切为了九大》之事，此时基本都被集中在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内办封闭式的「学习班」，与外界隔离，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工总司再保张春桥

这股炮打之风来势凶猛，而且是军队和报社冲在前面，让许多人觉得肯定有来头。甚至对张春桥一向跟得最紧的工总司总部，也有人觉得这次炮打事出有因。

工总司办公处的外滩总工会大楼，大楼外墙正在维修，搭着脚手架。早上，一群穿着军装者来到大楼外，爬上脚手架，往上面挂大标语：「誓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署名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¹⁸⁴⁶

上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总部组长以上负责人紧急会议。王洪文首先讲话，说对这场突然发生的炮打事件，每个人都要明确表态。

王洪文自己先表了态，说张春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坚决反对炮打张春桥的。还讲，要不是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支持了工总司，怎么会有今天的工总司，我们也早被打成反革命了。我们对张春桥是有感情的。要坚决保张春桥的。¹⁸⁴⁷

王洪文表示他不相信张春桥是叛徒。陈阿大在一边悄悄问王洪文：「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王洪文马上回答：「怎么你对张春桥也不相信，有怀疑了？提出疑问本身就是动摇怀疑！」金祖敏和《工人造反报》的王成龙揭发说，潘国平一早到《工人造反报》社去，讲文汇报转载了《北京日报》的文章，造反报也要转载，正好金祖敏也到了那里，不同意转载。金祖敏发言后，又质问到会的潘国平，是否想利用造反报支持炮打？叶昌明接着追问潘国平是否到《文汇报》串联过？¹⁸⁴⁸潘国平坚决否认。此时的潘国平已经失势，在总部会议上，他只好跟着大家反对炮打。但事实上，潘国平确实找过朱锡琪。他还对《文汇报》记者倪说，张春桥可以怀疑。¹⁸⁴⁹王腓利晚到了。会前，他碰到黄金海和张宝林等，他们都表示「吃不准」。王腓利在会上表示：「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们都清楚，但是对他在历史上的表现，我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再看看吧。」王洪文马上反驳：「照你这样的说法，我们还要成立一个调查组，去专门调查一下张春桥同志喽？！」王洪文接着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态度很明确——死保！」¹⁸⁵⁰

叶昌明等主张工总司要公开表态。王洪文说，他会前已同马天水商量过，先不急于表态，静观情况发展。但要向工总司下面各联络站打招呼，关照他们千万不能卷进炮打。王洪文说：「现在其他各组织都在看工总司的态度，只要工总司能稳住不动就好办了，他们搞得再历害也不怕。」¹⁸⁵¹总部作出决定：「不支持(炮打)、不表态、不反击。」¹⁸⁵²王洪文还布置以工总司名义，给毛泽东等打电报。电报汇报了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形势，表示「我们万份焦急，特向您老人家报告，盼望您老人家指示」。¹⁸⁵³有人说，二军大那条「誓与工总司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的大标语，用意很坏，让人以为工总司是支持炮打的。总部会议一结束，叶昌明立即布置人，把二军大那条大标语取下，翻过来在反面写上：「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再挂上去。叶昌明又布置加强总工会大楼的警卫，防止有人来冲击。整整一天，总工会大楼大门照样洞开，但大楼里面戒备森严。叶昌明还马上召开工总司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紧急会议，贯彻落实王洪文的指示。同时又布置派人去复旦大学、南京路、外滩等地，搜集炮打情况，抄写炮打标语和大字报。¹⁸⁵⁴整个工总司总部内紧外松，密切注视炮打动向。

江青解救张春桥

4月12日清晨，还在睡觉的徐景贤，被写作组的朱维铮从床上叫醒，朱交给他一张传单，是刚从外面马路的墙上揭下来的。徐景贤看后，立即打电话向住在兴国路的张春桥汇报。张春桥还未起床，徐景贤要张的秘书赶快过来取传单。接着王洪文来电话，说工总司大楼那里，有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在贴标语，但是这些军人不肯回答他们是哪个部队来的。

早上，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康平路紧急召集市革会领导成员开会。因为听说文汇报社是这次炮打的主力，王少庸还要徐景贤马上将朱锡琪找来。王少庸给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刚起床，王少庸说有紧急事情要汇报，并立即与王承龙赶往张春桥处。徐景贤去找朱锡琪，让他来自己的办公室。朱锡琪进来后，徐景贤拿出「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那份传单，问怎么回事。朱锡琪回答：「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¹⁸⁵⁵

徐景贤与马天水赶往兴国路。王少庸和王承龙已经在那里。张春桥给人印象是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心中有底。众人向张春桥汇报炮打动向，王少庸说：「别的都好办，就是有穿军装的刷炮打的大标语，很麻烦」。张春桥问是哪里的，王答：「估计是二军大的，还有国防科委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王少庸要王承龙给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并关照要强调这次炮打有军队背景。姚文元接到电话显得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一刻钟后，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张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谈这件事」。江青还说对张春桥要保。众人听说江青出面保张春桥，都定心了。但徐景贤觉得只是江青和姚文元出面，力度似乎还嫌不够，他知道，此事由张春桥自己出面不太方便，于是建议，是否向毛泽东和中央正式报告上海情况。张春桥没反对，徐景贤当即起草电报。王少庸再一次关照电报中也要突出这次炮打有军队背景。¹⁸⁵⁶

张春桥明确关照大家：不要组织搞反击，一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¹⁸⁵⁷王洪文匆匆赶来。徐景贤将张春桥关照不要组织反击的话告诉了他。徐景贤向王洪文建议，赶快在总工会大楼悬挂大标语，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徐景贤说，这样上海全市人民都可以看到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搞标语战，不搞反击」。¹⁸⁵⁸

北京方面的反馈很快就到了。驻沪空四军副政委姬应伍打电话给张春桥说，空军司令吴法宪从北京打电话给他，作三点表态：军队不上街；不贴大字报，不支持炮打。张春桥感叹说：「空四军行动真快」。江青也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张春桥：「不要怕，事情很快会平息的，但无论如何不要组织反击。」¹⁸⁵⁹下午，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已准备好专机，明天上午接张春桥去北京。事后知道，是毛泽东让将张春桥接去北京。

傍晚近下班时间，驻上海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打来电话，说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下达了三点电话指示：

一、上海有人炮打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卷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

三、不要搞反击。

这三点指示与姬应伍所说内容相同。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再传给上海市革会。紧接着，驻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也来电话，说接到空军的通知，他们已向学生传达。接着，警备区和驻沪空军表态，布置下面部队不要参与炮打。王少庸说：这比我们自己表态还管用。¹⁸⁶⁰中央军委表态，徐景贤等心里有了底。徐景贤当即布置，晚上在外滩市革会大楼底楼，召开宣传文化系统的辩论会，让朱锡琪参加。

晚上的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也挤满了人。朱锡琪带着星火燎原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徐景贤主持会议。除了徐景贤等市革会领导成员外，众人都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表态。星火燎原的人首先发言，提出各种质疑。接着朱锡琪发言，他再次质疑张春桥没有出席3.24大会等事情，并表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徐景贤驳斥朱锡琪的话，然后，让高志荣宣读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高志荣一字一句，连念两遍，然后表态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据徐景贤后来回忆，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只有唰唰唰的钢笔记录声音¹⁸⁶¹;朱锡琪不服气，说要去北京上告，但随即就被到场的工总司人员当场关进厕所，宣布代表市革会，对他和周国荣进行隔离审查。不过，邵传烈可以继续工作。

4月13日，张春桥乘上专机去北京。¹⁸⁶²

4月14日和4月15日，市革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分别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以及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徐景贤在会上说：这一次是「4.12」事件，41年前的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也搞过一次「4.12」事件，两次都是反革命事件。马天水说，那些家伙在南京路刷大标语说春桥是叛徒，别的情况我不知道，春桥的历史我知道，他根本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王少庸说，市革会下达指示，要大家不要组织回击，这样做是为了维护上海的大好形势，把矛头始终对着刘少奇和陈丕显、曹荻秋。4月18日，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洪文、王承龙等市革会领导人，以及在市革会担任领导职务的驻沪三军领导，在复旦大学召开大型座谈会，各年级红卫兵代表二百多人出席。徐景贤、王洪文等市革会领导人轮番讲话，还让这次炮打中表现坚定的同济大学的陈敢峰和市六女中的高静慧在会上发言，舆论导向，把复旦的不服情绪压下去。王少庸说，复旦大学在1967年的「1.28」和1968年的「4.12」，雨次卷入炮打，是上海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总是有人要跳出来和我们较量的，没什么了不起。形势急转直下，炮打就此一下刹车。

整个4.12炮打过程，除了文汇报社的行动，其他似乎都与军方有关。江青接到姚文元的汇报后，马上就去找李作鹏，表明江青知道这次炮打的背景。江青这样做也是逼军队表态，张春桥后来回忆：

4.12炮打是林彪集圈的人搞的，当时(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江青知道有部队的背景，就立即找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来，逼他们表态。¹⁸⁶³

而文革后披露的史实，也印证了4.12炮打由军队发起的猜测。据当时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以后回忆：

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就布置秘书郭连凯替她把半年前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话找出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张云生还回忆了叶群当时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电话：「有人反对你。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那个人，我不说名字，你也会知道他是谁。对，对，我对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又过了一天，叶群在毛家湾接见了从上海来的江腾蛟。在长时间密谈之后，又在一起吃了饭。江腾蛟后来派人送到毛家湾一份揭发张春桥问题的材料。叶群看过之后，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又退回江腾蛟重抄了一式两份。这两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都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了毛泽东，另一份给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后边的这一份，没通过林办保密员发出，而由叶群亲自送到了钓鱼台。

这以后，我从文件中看到，上海正在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浪潮。尽管叶群在掩掩盖盖，我看出这场闹剧的真正导演在北京。¹⁸⁶⁴

但是这个「真正导演」，究竟如何具体导演此次炮打，张云生的回忆还是没有说清楚。4.12炮打来无影，去无跳，二军大红旗不和地方上的文汇报社发生关系，一点也不透露自己的底牌，事后也无人再提此事，更增加了这次炮打的神秘性。文革后，邱会作、李作鹏等的回忆录中，根本不提这个事件，是忘记提及此事，还是这次炮打与他们根本无关？¹⁸⁶⁵

4月14日，文汇报社开会批斗朱锡琪和周国荣，不久，两人被宣布「靠边」。邵传烈被认为认识态度较好，受到留用。还有艾玲，也作了随时回上海接受批判的准备。王洪文还打算清查4.12那天在街上贴出大标语的国防科委708研究所和711研究所。徐景贤每天都向张春桥汇报。游雪涛小组则收集了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编印了一本炮打情况汇集。

正当徐景贤等人在上海追查时，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问起朱锡琪的情况，徐景贤回答说，他正在做检查。张春桥说，朱锡琪肯做检查，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张春桥又说：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传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徐景贤一下转不过来，说，有些问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还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张春桥说：不要再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艾玲也不用让她回上海检查了。¹⁸⁶⁶徐景贤虽然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对张春桥的话，「我总是坚决执行的」。对朱锡琪的批判匆匆结束，徐景贤去文汇报社宣布「只要改了，还是好同志」，恢复了他的记者职务。朱锡琪当场感动得掉泪。¹⁸⁶⁷

张春桥的态度，实际是毛泽东的态度。不久，张春桥回上海，对徐景贤、王少庸、马天水和王洪文等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接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传非常不安。

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¹⁸⁶⁸

说是「无事」，但从后来的情况看，4.12炮打始终被作为大案审查，参与者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

秋后算账

4.12炮打的直接后果，是市革会组织组被改组。当时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市革会组织组的负责人朱俊以及组织组的几个工作人员，便私下从档案柜传拿出张春桥的档案翻看。但张春桥、姚文元的档案已被中央调走，留在上海的只是档案的简本。他们从张春桥的简本档案中看不出内容，就又去看张春桥妻子文静的档案，文静的档案全部由上海方面管理。他们看到档案中文静的历史问题后，私下议论。本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此事，没想到形势逆转，有人将此事揭发。

组织组的干部，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私看档案尤其是上级领导人的档案，属于严重违反档案管理规定事件。徐景贤等十分生气。王洪文提出：「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他提出派一个工人去负责市革会组织组，他推荐了金祖敏。¹⁸⁶⁹市革会组织组是归王承龙管辖的，徐景贤本来就对王承龙难以相处合作的作风不满，便欣然同意。而王少庸在四清时，就是驻金祖敏工作的上海电机厂工作队负责人，对金祖敏印象不错；马天水也同意。就这样，金祖敏担任了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组织组是考察、推荐和委派干部的重要部门。本来工人造反派在干部的任免方面没有多少话语权。金祖敏当了组织组负责人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更多一份上层资源，对市革会具有了更实质性影响。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王洪文提出将1.28炮打和4.12炮打列为上海文革以来必须清查的十件大事中的重点大事，报张春桥，张春桥批准。¹⁸⁷⁰于是，与1.28炮打有关的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等红革会负责人，虽然大学毕业分配去外地，而且已经工作了两年，但都被揪回隔离审查，给他们定下「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刻上政治红字，再发配回外地。

朱锡琪被恢复记者职务后，只工作了半年不到，到11月，被「下放劳动」。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中，因4.12炮打被重新审查，「隔离」了近十个月，查不出新问题，12月被解除隔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3月又被隔离审查，还是查不出新问题，1972年办案人员打算解除隔离；但张春桥说了句「朱锡琪倒有点像5.16，不要解除隔离」于是继续再关，直到1973年8月才被解除隔离。每次审查的内容，都是追查「黑后台」朱锡琪心里非常明白，其实要追查的核心，就是4.12炮打的军队背景。他前后被审查五次，共关押了三年零五个月。邵传烈当时虽然继续工作，但两年后的清查5.16运动中，被作为5.16分子揪出。而文汇报整个报社的职工，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牵连。

艾玲当初的那个电话促使朱锡琪下定炮打决心，尽管她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朱锡琪他们的行动打算。4.12后她知道自己躲不过，就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查，陈伯达看后说很好。于是艾玲没有挨整，继续在北办工作。后来艾玲被调回上海，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文汇报社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中共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张春桥亲自点名艾玲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出席九大，艾玲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后来艾玲和空四军王维国走得较近，1971年春，张春桥布置说毛泽东指示要将她关起来；¹⁸⁷¹3月，艾玲被关押，直到1975年7月才被放出。在她被关押期间，1974年3月28日，她的丈夫也被关押。此外，《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共十三人，1968年11月7日全部被召回上海。先是被关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地下室，办学习班揭发艾玲，以后全被下放到上海柴油机厂劳动。

考证出狄克即张春桥的葛正慧，被关押五年多。和他共事的另一个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袁嘉锡，因为在炮打时期讲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证据」，也被关押三年，以致精神失常，但仍不被放过，释放时还被定了个「敌性内处」，即「敌我矛盾内部处理」。

参与炮打的国防科委708和711研究所，1968年8月7日被《工人造反报》点名：「这些积极炮手到目前为止，还逍遥法外，老实告诉你们，过去炮打这笔账是要算的。」当晚，造反派们即查抄这两个研究所，并抓走708所所长李志侠等12人。李志侠后来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黑炮手」，关押六年。这两个所的其他许多职工和干部，也被反复批判和审查。

不但参与炮打者被审查迫害，就连在炮打时流露过些许怀疑态度者，也被视为立场不坚定而不再被重用。例如王腓利，工总司早期重要成员，为工总司出过大力，与王洪文私人关系也一直很好。但他在4.12时曾表示对张春桥是否叛徒之事「吃不准」，工总司便开会要他检查，批判他「吃不准实际是吃得准，是吃准了要炮打」。还有张宝林，在4.12那天曾经向建工局的一派头头打过招呼，准备去贴大字报，要不是炮打结束得快，也会卷进去，被认为立场动摇。对于这些老造反，王洪文、叶昌明等虽然欣赏他们的能力，但因为炮打之事，始终没有真正信任他们。¹⁸⁷²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他们后来都被下去「劳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维铮，文革前曾是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成员，文革中随机关联络站一起造反，1967年专题写作组时期被派往北京搜集信息；回上海后，又为张春桥和徐景贤搜集提供了大量文革动态和情况，包括中串会的情况，是写作组的中坚成员。但在4.12时，他对张春桥有过几句议论，尽管当时就受到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等的反驳，他本人也在4月18日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检讨，但徐景贤不放过他。朱永嘉事后为他说情，但徐景贤不同意。朱维铮后来被清除出写作组，放到文汇报社去；在审查艾玲时，他也被同时审查，后来被遣回复旦大学。徐景贤文革后对此回忆说：

我认为，写作班人员是张、姚的嫡系部队。在嫡系部队内部是绝对不能容忍心怀异志背叛张、姚的人物的。

这是我搞的杀一儆百的实例，让其他人看到对抗张、姚的下场！¹⁸⁷³

张春桥对这次炮打的军界背景看得很清楚，他和部队干部关系始终搞不好，深知军中反自己势力的强大。林彪出逃事件后，驻上海的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被认定是「林彪死党」，遭关押审查。「王维国项目祖」将4.12炮打也作为审查内容，试图找出王维国与那次炮打的关系，但始终找不到相关材料。于是，他们强迫当时空四军驻复旦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方耀华交代，将4.12炮打说成是「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为后台，由王维国组织策划的」，编进《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罪证材料》。¹⁸⁷⁴

1970年至1971年，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起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分子运动；1971年4月，上海市革会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各种「防扩散案件」。1968年的4.12炮打与1967年的1.28炮打，被列为十大项目之一的「炮打联合项目」，受牵连者上千。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两次炮打事件后，仅在复旦、师院、师大、上音、一医、上外、科大等七所大学，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856人；其中关押拘禁368人，迫害致死12人，逼疯12人。¹⁸⁷⁵在两次炮打的基地复旦大学，据文革结束后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1977年9月3日统计：

复旦大学纯属反对「四人帮」案共293人，其中(据不完全统计)：隔离审查98人，逮捕1人，拘留4人，办学习班95人，留校检查95人，被迫害致死5人，逼疯2人。¹⁸⁷⁶

至于二军大，1969年10月，因中央军委安排，与四军大、七军大调防，有军籍的人员全部迁往西安，躲过了上海方面的追杀。

小结

文革打倒干部，最强有力的罪名就是「叛徒」。张春桥蓄意要打倒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和曹荻秋，给他们制造的罪名就是「叛徒」。而两次民间的炮打，都是首先质疑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给张春桥按上叛徒的罪名，试图以此首先剥夺张春桥的革命左派名份，再将他驱逐出中央决策中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从1967年的1.28炮打，到1968年的4.12炮打，两次炮打都来势凶猛，但两次炮打最后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毛泽东的直接干预，第二次是军队出面。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数据显示毛泽东对第二次炮打的直接干预，但4.12炮打刚一发生，江青就立即找林彪属下，焉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待查。而毛泽东特地将张春桥接去中南海，并守在门口等候张春桥，显示毛泽东关心张春桥的急切心情，更显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爱护和重视。

看起来，4.12炮打未遂，是对张春桥地位的又一次提升，但在张春桥内心，应该能够感觉到，这是来自军队的又一次袭击和警告。4.12炮打对张春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1.28炮打更沉重的打击。张春桥1966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使得他在中央文革以及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此时的张春桥蒸蒸日上。他这个时期的讲话大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显示出他的志得意满；尤其1967年「二月逆流」时，他对那些抵制文革的军队老帅们，寸步不让，针锋相对。4.12炮打，让张春桥领教了军队的厉害。这股炮打风，来无影去无跳。如果不是江青出面，他很可能就会像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几个成员一样，瞬间便被抛弃。据有心者观察，张春桥后来变得非常谨慎，正是从4.12炮打开始的。¹⁸⁷⁷许多事情张春桥不再希望上海先出头，包括他要徐景贤将辛辛苦苦写出的六万多字的《一月革命大事记》全部销毁，包括后来1974年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急刹车」，都是张春桥的指示。

第二十四章：从大联合到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中央要求学生回学校军训

从1967年一月夺权文革政权建立后，文革的目标开始转向秩序的恢复，整顿群众组织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出台。首先被取消的文革举措是大串联。还是在一月夺权之前的1966年11月，正是大串联方兴未艾之时，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轮船、汽车，全都人满为患；就连公路到乡间小道，也到处可以看见举着大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留在家里不外出的学生少之又少。就在此时，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突然发出通知，「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联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接着，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补充通知，说11月25日和26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了二百五十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并再次规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在12月20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而且「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这两个文件将停止大串联说成是暂时的，给人感觉似乎第二年春天还会再恢复。但第二年还未开春，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一次发通知，停止步行串联。大串联实际被永久停止。¹⁸⁷⁸「一月革命」后，中央进一步要求学生回学校。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两份报告上批示，并要求转发全国。这两份报告是关于在北京部分大学和中学进行军训的：「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不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相应减少四小时。」¹⁸⁷⁹中共中央立即于2月19日发通知要求中学生回校，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包括1966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政训练。」¹⁸⁸⁰

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开始，现在毛又首先从北京开始，要求学生回学校接受军训。军训，就是要让这些在社会上闯荡了近十个月的学生，体验一下军队的严明纪律，蕴含意义不言自明。3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文，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联(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¹⁸⁸¹接着，3月8日，毛泽东又要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延安中学经验，要求学生「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再一次批示，要求军队对大、中学校和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¹⁸⁸²

要红卫兵们回学校接受军训，其实就是希望学生回学校。这应该是毛泽东试图结束文革的最初尝试，将这股被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重新塞回潘多拉之盒。不过，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以后的1967年和1968年，整整两年，中央和各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希望脱缰已久的学生们重新坐回课堂，但收效甚微。最后不得不将所有在校的大、中学生，统统「毕业」了事，将他们「上山下乡」，彻底结束红卫兵运动。

外地红卫兵撤离上海

自1966年9月上海市委遭受冲击始，外地许多红卫兵组织纷纷先后在上海设立「驻沪联络站」。比较出名的有：成立于1966年10月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简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1966年10月25日挂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简称「北航红旗」)，成立于1966年11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联络站」(简称「哈军工红色联络站」)，成立于1966年12月的「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新北大」)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简称「清华井冈山」)，成立于1967年1月的「西安军事电讯军事工程学院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驻沪联络站」(简称「西军电」)，等等。其中，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和北航红旗，催生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而在上海1966年11月至12月底的安亭、解放日报、康平路三大事件中，总能看到这些组织的红卫兵身影。1967年初一月夺权，这几个组织都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此外，还有成立于1966年8月的中国科技大学「齐卫东」。

中央要求学生回校以后，从1967年2月中旬始，外地红卫兵驻沪组织纷纷撤离。2月17日，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首先发表《通告》，宣布自18日起撤销联络站；接着，2月28日，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声明「奉总部命令，即将全部离沪返校」;同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自3月5日起撤销联络站；3月6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发表《通告》，宣告《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停刊，自3月8日起撤销联络站；3月9日，新北大文革委、西军电文革临委会等13个驻沪联络站，在《文汇报》发表文章，集体「向英雄的上海人民告别」。¹⁸⁸³

但也有外地红卫兵回去不久后又来上海。一些北京红卫兵，直到1967年9月还在上海对局势评头论足，尤其非议上海8月4日的砸联司行动，认为张春桥「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下旬，以北京的红卫兵为主，一些在上海的外地红卫兵组织了游行，抗议8.4砸联司行动，其中就有曾经在1966年9月炮轰上海市委中起过大作用的中科大齐卫东。¹⁸⁸⁴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上海市革会也不再为外地红卫兵提供和安排住处，釜底抽薪。至此，外地红卫兵全部撤离上海，基本不再影响上海局势。

毛泽东称赞市六女中大联合

1967年2月22日，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召开，紧接着，3月2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之后，天津、南宁、贵州等许多省市的红代会纷纷成立。但是，以「一月革命」领文革之先的上海，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却滞后整整十个月。中共中央1967年2月19日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下达后，上海的中学生并没有雷历风行地执行。尽管报纸上一遍又遍地呼吁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但这些久离课本和考试，在社会上随心所欲地晃荡了将近大半年的青少年，已经不太习惯重新收紧骨头再捧课本。

市革会只能加强引导。约两个星期后，3月2日，「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万师生参加大会。3月3日，《文汇报》发表《上海回民中学实行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报道说「在斗争中，全校十多个革命组织，已经联合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3月13日《文汇报》发表《陆行中学各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报道上海市陆行中学统一成立红卫兵指挥部，「宣布各学生革命派组织自3月1日起一律撤销。全校学生根据需要，以班级或班级中的战斗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以后除了革命委员会所属工作机构之外，不再成立其他任何组织」。3月17日《文汇报》发表《开展军政训练按班级实现大联合》，报道控江中学「按原来班级，组成班、排、连，统一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军政训练团」。4月9日《文汇报》又发表《市六女中红卫兵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报道市六女中「全校红卫兵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大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并专门配了社论。所有这些报道，都是一种舆论导向，希图将学生们唤回学校。

在这几所中学的大联合经验中，毛泽东抓住了市六女中。1967年4月12日，毛泽东对市六女中大联合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向全国广播《文汇报》4月9日的报道。¹⁸⁸⁵翌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并配社论。4月14日，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十万师生，被组织在人民广场集会，听取市六女中介绍大联合经验。市六女中前身，是创办于1871年的教会学校，原名晓明女子中学，1953年改名为上海市第六女子中学。学校地处黄浦区四川南路，离外滩不远。这所本来并不出名的学校一下成名。

市六女中大联合，最初是该校学生自己发起的，带头者高静慧¹⁸⁸⁶。她是高一的学生，学校造反组织「海燕战斗队」负责人。当时学校里的学生有参加红上司的，有参加中学红三司的，有参加红反会的，都是市里的组织，都在社会上活动，在本校影响不大。海燕战斗队人不多，只有二十多人，主要在学校及黄浦区「批判资反路线」，对上海社会上的事件也积极关注。后来在「海燕」基础上，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学校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参加，高静慧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高静慧文革前是班干部，共青团员，属于「听党的话」的学生。「听党的话」也是高静慧文革后回忆这段往事时，给当时自己的定位。她那时和一些同学觉得，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既然要复课，就应该以班级为基础才能上课。她们于是建议红卫兵组织以班级为基础，建立班级的红卫兵核心。在她们的推动下，各班级都建立了班级红卫兵组织的领导核心或小组，年级也建立相应机构。

以班级为单位建立组织，而不是以学校为单位建立跨班级组织，回到文革前的以年级和教学班分班的状况，红卫兵组织回到共青团以班级为基础的组织形态。这与中央一再催促的实行以班级为基础联合的导向是一致的。高静慧她们的行动立即受到关注。4月12日下午1点左右，学校接到市革会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重大事情要到学校宣布，赶快将学生统统召集到学校。于是众人马上分头通知同学们在大操场集中。会是下午开的，徐景贤、王承龙等都来了，这些女学生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市革会领导们。徐景贤一到就马上开会。他宣布：今天我来，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对你们学校有个批示：革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联合。¹⁸⁸⁷

毛主席肯定了自己学校的大联合，而且还有批示，全校师生都非常兴奋激动，会议一结束，大家立即上街游行庆祝。4月14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师生十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冒雨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大会，徐景贤讲话，号召在全市掀起学习市六女中的热潮。

5月，毛泽东在北京说：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5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市六女中，首先宣布了毛的这句话。张、姚事先没有通知学校方面，所以几个红卫兵负责人都不在。张、姚一进校门就被学生们认出，围了上来。他俩干脆在学校操场上席地而坐，打着拍子，和学生们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还和学生们聊了近半个小时。谈话中心是教育革命，张春桥主张学校还是要办，学制要缩短；他问：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张说：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他还说：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像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¹⁸⁸⁸师生们簇拥着张、姚进学校礼堂，姚文元简短讲话后，张、姚又召集部分教师和学生交谈。张春桥在回答关于「三结合」机构问题时说：

选举文革要多协商几次，要反复酝酿，酝酿得大家都满意了。但也不是非要全校选举不可，投票只是一种形式。巴黎公社的选举不是表现在大家都投一票，巴黎公社好在可以撤换不称职的代表。¹⁸⁸⁹

市六女中成为上海的中学文革运动样板。张春桥和徐景贤都特别关注市六女中，但凡有什么政治运动，媒体一定会让市六女中表态。1967年7月，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出席阿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高静慧被指名参加。和她一起出访的另一个上海代表，是同济东方红的负责人陈敢峰。¹⁸⁹⁰除了市六女中，大联合实行较早的还有杨浦区的控江中学等，后来也一直是上海中等学校文革中的样板。

市中学红代会成立

自己的学校大联合后，市六女中的学生又去联络所在黄浦区的其他中学，成立了「黄浦区中学生联络站」办公地点最初在江西路，原来是区教育局的房子。每个学校都派代表参加，最初的成立动机是加强联系，参加黄浦区的批判走资派运动。在各校派代表一事上，大多数学校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大的争执。反倒是格致、光明这样的重点中学，因为各派势均力敌，摆不平，派不出代表。

整个黄浦区中学生联络站的成立全是中学生们自己筹建。黄浦区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没有成立，毛泽东将市六女中的大联合作为样板后，正在筹备中的黄浦区革会便通过区中学生联络站，加紧推动全区的红卫兵大联合，筹备成立全市第一个以教学班为基础自下而上大联合的统一红卫兵组织。全区43所中学，有25所学校成立了以班级为基础的红卫兵团。8月18日，「黄浦区第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黄浦剧场召开。高静慧致开幕词，徐景贤等市革会领导出席大会。21日闭幕式上，姚文元发来祝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黄浦区红卫兵的大联合机构，大家给这个机构取名为「黄浦区红卫兵军区」，并制定了《红卫兵条例》(试行草案初稿)，其中关于《红卫兵的组织编制》节，完全符合以教学班为红卫兵的基本组织的原则，也成为以后上海地区中学红卫兵大联合的模式：

红卫兵的基层组织是在每一个学校建立以教学班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红卫兵的统一组织——红卫兵团。

各校红卫兵团下面每个年级设立红卫兵连(或红卫兵纵队)，每个班级设立红卫兵排(或红卫兵支队)，每个班中十个红衡兵左右设立红衡兵班(或红卫兵小队)。¹⁸⁹¹

黄浦区红卫兵军区成立的整个过程，与黄浦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同步进行。1967年3月20日黄浦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上海十个区、十个县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高静慧成为区革会常委。区革会教卫组始终关心着红卫兵军区的整个成立过程，不过具体指导不是很多。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黄浦军区」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等出席大会，徐景贤在会上讲话。这是上海第一个区级的红卫兵大联合机构，也是上海第一个跨学校的红卫兵大联合机构。《文汇报》为此特地发消息。军区设常委和委员，高静慧为负责人。

红卫兵黄浦军区的成立，为其他区、县的中学大联合树立示范榜样，以后各区、县红卫兵机构，都沿用「军区」称呼，中等专科学校和技术学校亦如此。上海当时有几百所高中程度的中专和初中程度的技校，有工厂办的，也有局或局所属行业公司办的，均按所属局成立红卫兵某某局军区。

在筹建成立「黄浦军区」的同时，市革会又推动成立全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黄浦军区的曹翻¹⁸⁹²和红西南的童志芳为召集人。当时，上海除黄浦区，其他各区的中学红卫兵还没有成立「军区」。而市级中学红卫兵「司令部」较有影响的有：红上司、红西南、红东北、红反会、红中技，当时称「中学生红卫兵五大司令部」，都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此外还有红革会、红三司以及炮司的「中学部」。于是，为红代会代表是直接由学校产生，还是由市级红卫兵组织产生，争执不休；此外还有位子的安排也是争执焦点。争执了一两个月，开了几次会，都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几个月后，市革会再一次提出筹备全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事宜。市革会派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军人协助筹备，以在几方争吵不休时有个劝解调停者。市革会指定高静慧任召集人，副组长是红上司负责人、交大附中高中学生邵企敏。筹建地点最初在陕西路上的教育工会，后搬到文革前共青团团市委在陕西路上的办公处。

此时，已有几个区实现跨学校的中学红卫兵大联合，如徐汇、杨浦、南市、普陀、卢湾以与门北，都以黄浦区为模式称「军区」。但如何协调「军区」和「司令部」的位子比例，却是棘手难题。「司令部」代表们认为，既然成立市红代会，就应该以他们这些市级组织为主；因为他们是老造反，造市委反和一月革命有功，且大多数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他们看不起从「军区」上来的代表；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上海文化大革命都是我们这些组织撑市面的，我们造反时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当时都在学校里，只知道造老师的反。

「军区」代表们对这些「司令部」也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些组织虽然在社会上影响大，但真正回到学校，能辖几个数得出的兵？你们不是实体性组织，松散得很。毛主席号召学校大联合，是按教学班级实行大联合，就是要解散市级组织，回到学校去。所以你们这些司令，都已经只是光杆司令。而且我们这些从军区上来的代表，有些本身也是「司令部」的负责人，例如徐汇军区的负责人、第五十一中学的屠伯森就是红西南负责人之一。论实力，他们不但不比你们差，而且比你们更有群众基础；何况比市中学红代会成立在先的市大学红代会，也不是以市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而是由各学校派代表组成。中学红代会应该借鉴大学红代会。

「司令部」和「军区」，以红上司为一方，黄浦区军区为另一方，各不相让。几个司令部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有两次还吵得打起来。上海的大学红代会在1967年11月17日成立。但是，中学红代会却一再延期，迟迟成立不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协商，决定由「军区」和「司令部」共同组成常委班子。原先想少设些名额，但实在摆不平，最终定为13人。「司令部」5个名额：五大司令部各1人；军区4个名额：黄浦、杨浦、徐汇以及闸北；此外，还有3个名额给中专技校的「军区」：「轻工业局军区」、「冶金工业局军区」以及「仪表局军区」。高静慧和红西南的叶定海任市红代会正、副负责人。没有常委名额的「军区」，安排1名委员名额。各县以及技校中专，凡已经成立军区的，都安排1名委员。五大司令部除1名常委，也再各安排1名委员；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以及「中串会」等，也各安排1名委员。¹⁸⁹³

张春桥在年初3月的一次讲话中曾希望，上海的工代会最好在5月1日召开，红代会最好在5月4日或5日召开。¹⁸⁹⁴结果都拖到年底，而且看起来似乎应该最没有问题的中学红代会，波折最多，一拖再拖，直拖到12月底，大专院校红代会和工代会都已召开。市革会要求中等学校红代会无论如何务必在1967年召开，不要再拖到1968年。1967年的最后第二天，12月30日，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开幕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

中学红代会最初设在陕西北路原团市委办公处，不久搬往淮海路上的教育学院，最后搬往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内，与工总司共一个大楼。

中串会：上海红卫兵运动的异端

「中串会」全称「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形成于1967年7月左右，但他们最早的活动，可以上溯到1967年的2月左右。「中串会作为一个交换意见的串联会议，正式开始于2月」，¹⁸⁹⁵当时正是一月夺权不久，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经常互相串联，开会碰头讨论局势。

1967年3、4月左右，由市革会办公室、教卫组和政法指挥部领导，市公安局「反逆小组」具体指导，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红上司、红三司、红反会等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筹办「联动罪行展览会」;这个展览7月12日在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开幕，展出时的正式名称是《上海市揭发批判刘、邓毒害青少年罪行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联动。7月19日，市西中学、复兴中学、第五十四中学等学校，又在劳动剧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发批判刘邓毒害青少年大会」，批判「联动」。¹⁸⁹⁶

「联动」即「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本是1967年初北京干部子女红卫兵组织的串联性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上海没有类似的全市性干部子女串联组织，但上海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中学内，干部子女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对立也十分严重。他们大多曾经是保市委的上红总部成员，上红总部垮台后，他们不愿加入造反派的红卫兵组织，自己另起炉灶，改换组织名称与造反派对立。这样的干部子女组织在许多学校都有。如南洋模范中学的「0827」，上海中学的「十红」，第五十四中学的「三红」复旦附中的「铁血团」、市西中学的「红联站」，以及第五十一中学、师院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同类组织。这些组织，被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也称为联动，或者干脆叫「土联动」;成员被认为是血统论在上海的推动者。

筹办批判血统论的展览，将持反对血统论观点的中学生组织串联到一起了。徐汇区和卢湾区是干部子女较集中的区，1967年5月10日，这两个区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在市二女中召开「打联动大会」，批判上红总部。会上由向明中学高三学生王毅捷宣读《通令》，会后避行。这些学校的红卫兵，不久与交大附中等学校观点相同的学生串联，于7月中旬又在市二女中开会，筹备成立全市性联络网，北京「四三派」也有人参加。但会议开到一半，来了个电话说交大附中学生与同济东方红打起来了，与会者立即中断会议去同济大学抗议，会议虽然没有结果，但持反「联动」相同观点的学校组织走到一起了。¹⁸⁹⁷

7月下旬，一些学校又在交大附中两次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并决定演出大型歌舞剧，以扩大影响，即后来的《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7月底，上海一百多个中学在文化广场开会，批判上红总部执行的血统论，并宣布中串会已经成立。¹⁸⁹⁸中串会的主要骨干学校及骨干组织有：向明中学的「东方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西中学的红上司、光明中学的红上司、徐汇中学的「新徐汇公社」、市二女中的「市二兵团」、上海中学的「红上中」和「28团」、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红革会、复兴中学红革会、比乐中学「28团」、第五十四中学的「新五十四公社」、南洋模范中学「东方红公社」，等等。¹⁸⁹⁹而且其中属于什么市级组织的成员都有：红革会、红西南、红东北、红反会，等等，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个跨组织的串联性组织。中串会的组织形式十分松散：没有固定办公地点，要开会时临时选个中学作会址；而且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负责人或领导班子，每区由一、二个学校负责联络，直到1968年1月27日，才在市西中学开会选举出王毅捷等七人，作为常设性的联络员。¹⁹⁰⁰

红上司是中串会中起作用较大的组织。红上司批判联动和血统论最坚决，而且手里有《红卫战报》，这是上海红卫兵组织尤其是中学红卫兵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67年的《红卫战报》上，批判联动或血统论的文章有五六篇。

中串会活跃的学校大多是重点中学。这些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都是上海的中学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是普通市民家庭的子女，许多人文革初期被血统论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甚至文革前就因阶级路线被长期压抑。文革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激发了他们对政治等级身份的反抗意识。而反联动展览会以及中串会的形成，也使平民子女对干部子女的对立，有了集体意识和对抗意识。他们张贴批判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组织人员袭击干部子女的组织。中串会当时曾经有一份声明，表达其宗旨：

中学运动串联会是我们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促进学校的大批判、大联合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斗争的基础上，在与联动为代表的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一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动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反动势力斗争的基础上，在与妄图从根本来否定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联动分子斗争的基础上，串联而成的。……

一年来中串会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他们无愧是一小撮走资派、联动分子和牛鬼蛇神感到最害怕、最棘手和最恼火的革命势力。他们是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¹⁹⁰¹

干部子女的组织也不示弱，频频出手反击。于是在一些干部子女较多的学校，尤其在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和第五十四中学，双方冲突不断，甚至发生多起武斗。1967年6月初，南洋模范中学一个华东局领导干部的儿子被打伤，引发第二天全市干部子女大游行。参加者上千人，都穿着褪色的军装，扎着腰带，许多男生还上身穿着蓝白横条海魂衫，下身穿着蓝色的空军裤；脚上穿着黑色灯芯绒面咖啡色塑料鞋底的「松紧鞋」，这是北京出产的，而不是上海出产的白色鞋底那种。当时，绿色的陆军军装已经大众化，几乎人人都穿，不再像红卫兵运动初期那样只是干部子女特有。为了存心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子女，上海的干部子女又流行起这样的服装，而且军装必须是褪色得发白的，而不是军绿的，连鞋子也存心与众不同。他们从淮海路出发，沿着衡山路游行。张春桥的女儿、复旦附中的学生张维维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她穿得非常普通而且平民化，在一片褪色的军装中，只有她是白衬衫黑裤子。¹⁹⁰²这次游行被中串会认为是向他们乃至向文革的示威。

7月13日，《红卫战报》的红1号(总第42期)上，刊登《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由17个组织联合署名，这17个组织来自17所中学。这个声明，可以看作是中串会的正式公开宣言。文章认为，运动初期以血统论伤害了广大教师和同学的保守派组织，有些又利用当前的大联合，已经混入或正在千方百计混入大联合机构，「打出造反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和革命派对抗」，而「目前有些学校搞合二而一，搞调和折衷，搞两全一散(全民选举、全民联合，解散一切左派组织)，大权没有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呼吁「革命造反派组织决不能和保守派组织平起平坐搞大合并。大联合就是要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权就是要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7月中旬，中串会与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学等学校，在市党校为这七点声明进行过两次辩论。中串会方面的主辩者是上海中学的高三学生毛兵以及向明中学的高三学生王毅捷；对方的主辩者是控江中学的高二学生梅子涵。辩论的中心是「大联合」应该是怎样的联合。

中串会的串联活动正与市中学红代会的筹建同期，他们对正在筹备的市红代会非常不满，认为市红代会(筹)在各个中学推动的大联合，只是为联合而联合，却不去肃清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或反动思潮，尤其北京联动鼓吹得最起劲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上海也有不小影响，必须着力批判：「反动血统论直接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直接抵制了我们铲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斗争，直接破坏了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¹⁹⁰³中串会认为，许多中学之所以「联而不合」，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肃清血统论流毒，那些曾经以血统论伤害过同学的干部子女，对自己的过错既无认识，也无检讨，更无道歉；而且有些人现在又成为学校大联合后的负责人，让那些曾经被伤害的学生不能接受，不愿与他们联合。¹⁹⁰⁴中串会的这些观点，是广大市民阶层的子女，以批判血统论为锲入，对文革前便已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政治等级身份制的曲线批判。

中串会对市革会把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学的大联合作为样板尤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大联合强调「团结大多数」，是不分左派和右派，不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是「和稀泥」式的大联合，实际上是放弃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右倾行为。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重大事件的市六女中代表，却担任了市中学红代会(筹)主要召集人，造反最早的几个市级组织，地位反不如市六女中，这是排斥老造反。他们认为市六都是女生，女生比较听话，徐景贤等市革会领导，就喜欢这种听话类型的人；他们指责市六女中是「市革会的御用工具」，是「坐享文革其成」。¹⁹⁰⁵中串会认为自己是老造反，参与了从安亭事件到「一月夺权」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现在却遭到围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为捍卫一月革命的成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联动」进行了持久的斗争；我们和极「左」思潮的代表——「联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我们顶住了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的极左思潮的攻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策略派」却始终态度暧昧，甚至伙同保守势力来反对我们。

我们始终不渝地认为，我们和所谓策略派的政治分歧，是要不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¹⁹⁰⁶

中串会所说的「策略派」，明显是指市中学红代会(筹)中的核心：市六女中以及控江中学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上海的安亭、解放日报、康平路等重大事件。在另一篇文章中，中串会的这个抨击指向更加明确：

就在中学红代会已经召开几个星期后的今天，他们竟拒不承认已选出的九个常委，死抱住中学红代会筹备组不放，妄图在空间强行成立这样一个奇妙的恒等式：市六、控江某些人=当然领导。……历史将嘲笑你们，市六、控江的某些人。¹⁹⁰⁷

其实，中串会的这些指责都是对着市革会的。一个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回忆：

我们除了反对「血统论」，反对以市六、控江主持中学红代会的筹建，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反对目标，就是张春桥。我们对市六、控江的不满，实际归根到底是对张春桥的。我们认为市六和控江都是张春桥控制的。张春桥位子坐稳了，就不要当初为他造反出力的人了，而是培植听他话的人。我们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变了，他要巩固文革秩序，我们已经不适合毛泽东的需要了。¹⁹⁰⁸

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大多是中学生中的老造反，能言善辩会写，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都非常强，让市中学红代会(筹)头疼，觉得他们难弄。中串会还提出，市中学红代会等建中也要有中串会的代表参加，遭市中学红代会(等)拒绝，说他们是中央已经号召大联合之后再冒出来的组织，本身就违反了中央关于大联合的要求；而且他们不能算是一个市级组织，只是个松散的串联会。事实上，市中学红代会(筹)还有个没有说出的理由，就是觉得他们「专门搞对立，不是好组织」。¹⁹⁰⁹但是中串会坚持说自己是全市性的大组织，老造反，一定要作为一方组织参加红代会，炮司中学部在红代会(筹)的代表红鸥也一再帮中串会说话。12月下旬，张春桥表态，说就让中串会参加吧。¹⁹¹⁰于是中串会在市红代会(筹)也有了席位。最初由已经担任向明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毅捷作为代表，因为大家认为他善于言辞，可以帮中串会说话。但王毅捷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反到底」中学部，认为他不是该组织负责人，说派往红代会者必须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要求换人。于是换了「反到底」中学部的另一个负责人。

中串会的鼎盛时期不长。市中学红代会成立两个月以后，1968年2月，中串会因文章《一切为了九大》遭到批判。骨干成员全部被办学习班，中串会从此不复存在。

《红卫战报》被三次接管

1966年底至1967年底，上海造反派组织的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一是工人造反派办的《工人造反报》，二是红卫兵办的《红卫战报》。

群众组织小报的兴起在1966年底。上海文革中最早的群众组织小报，是老保红卫兵上红总部及上红大专总部合办的《红卫兵》;1966年9月16日创刊。这是文革中上海第一份由群众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编辑的报纸，尽管因为这两个组织与市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办报内容上难免不受市委影响，但毕竟在上海地区开创了久违的应受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1966年底，这两个保守派组织瓦解，报纸也停刊。但其他造反组织的小报随即遍地开花，不但市级造反组织纷纷办报，而且许多挂在市级组织之下的区级组织也自己办报。

《红卫战报》是上海第一家红卫兵造反组织的报纸，由红革会在1966年10月17日创办。第一期由红革会单独办；从第二期开始，由红革会与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红上司联合办。据说红上司向市委申请办报时，市委让其与红革会合办，说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也是大学生组织和中学生组织合在一起办报的。当时保守派和造反派还处于拉锯状态，市委这样的安排，显然一是为了抑制群众组织正在膨胀的办报冲动，二是为了节约经费和纸张；当然，可能也有让大学生引导中学生的意思。红革会和红上司接受了这个安排。红上司往《红卫战报》派去了自己的办报人员。

解放日报事件后，《红卫战报》声名大振，成为上海地区最有影响的红卫兵报纸。报纸的编辑部设在文汇报社的二楼，两个大房间。报纸最初是四开的小报，解放日报事件后，从第9期开始，改为对开大报(期间也有少数几期是四开版面)。第13期上的主办单位没有红上司的名字。红上司认为红革会想踢开他们，质问红革会，红革会回答说是忘记写上去了。下一期，又恢复了红上司的名字。

不过红上司在办报方针上确实没有多少话语权。这份报纸，

名义上是两家合办的报纸，实际成了红革会一家的宣传机器。报纸的宣传中心都由红革会常委决定，并不通过红上司；而红上司提出的内容却一定要由红革会常委来审查。

名义上是两家合办的报纸，却只有红革会一家当编辑，红上司的人只能搞采访、搞调查，而且搞来的材料也经常因为「质量不高」、「和目前形势配合不紧」而被打入冷宫。红上司的同志外出探访要证件，红革会某些头头说要「考验考验」、「得通过常委」，百般刁难。¹⁹¹¹

1967年1月底，红革会带头发起的对张春桥的1.28炮打，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制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发来后的1月30日上午，各派组织都接到紧急通知，让派人去机关联络站所在的淮海路社科院开会，听取对急电的宣读。散会后，红上司在《红卫战报》的几个编辑人员立即讨论报纸的命运，担心红革会有可能被砸或被解散，而这将会影响《红卫战报》的生存。于是，当晚红上司便连夜派人接管《红卫战报》，要求红革会方面的编辑人员退出编辑部。红革会在场人员没有表示异议，他们知道在一片楚歌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将《红卫战报》移交红上司，是保全这张报纸最有效的选择。他们交出了公章和刊头。就这样，从1967年1月31日的第21期起，《红卫战报》由红上司一家独办。这期报纸的第4版还刊登了红上司的一份声明，宣布「鉴于目前上海的形势」，《红卫战报》自21期起由红上司主办。在后面的第22期报纸上，又刊登了一组批判红革会的文章。红上司用这一系列行动，撇清自己组织与红革会炮打的干系。

这是《红卫战报》第一次被接管。这次接管，对红上司也是一个转折。过去，红上司的中学生们只是大学生的追随者；从接管《红卫战报》后，红上司独立办报，开始有了自主意识。¹⁹¹²红上司和红革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初解放日报事件中，最支持红革会的群众组织就是红上司，在解放日报社外静坐支持红革会的，许多都是红上司下面的组织，这是上海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次连手。所以，红上司接管《红卫战报》，红革会虽无奈也情愿。一个当年参加《红卫战报》编辑的红革会成员，后来回忆说，我们心甘情愿地被接管，毕竟这可以使《红卫战报》继续生存。

和《工人造反报》一样，《红卫战报》在版面编排风格上也尽量向《文汇报》靠拢。《红卫战报》编辑部在文汇报社的二楼，四楼就是文汇报社的排版组，红卫兵编辑们经常去四楼向文汇报的排版编辑们学习。也和《工人造反报》一样，《红卫战报》基本不刊登那些道听途说的「动态」之类，也不转载一般小报都热衷刊登的「首长讲话」;绝大部分稿件都是原创；对外组稿和编辑部自撰稿相结合，重头文章一般都由编辑部自己撰写。

1967年4月，上海市革会政宣组以纸张不足为由，压缩整顿群众组织报刊，4月20日在《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工人群众组织的报纸只留《工人造反报》;其他职工组织由版司、上艺司和上体司合办一张报纸，海运和铁路各保留《海运战报》和《铁路工人造反报》但「内部发行」;中学和大学的红代会(筹)可各出一份报纸。5月9日，市革会政宣组再次提出《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明确批准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4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4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五天一期，小报4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4版，8至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4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并表示：「其他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¹⁹¹³

市革会并决定，将《红卫战报》作为市中学红代会(筹)机关报，7月，市中学红代会(筹)派人接管《红卫战报》。7月13日出版的第42期，主办者由原来的「红卫兵上海司令部」，改为「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筹)」，期号也改为「红1号」，后面加了个括号：「(总第42期)」。不过，原来红上司的编辑班子，包括主编和主管，全部保留，市中学红代会(筹)只派去了两个联络员，实际后来常去的只有一人；日常工作仍由原来的编辑人员负责。这是《红卫战报》的第二次被接管，接管过程仍是十分平和。

但是这样的和谐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原《红卫战报》编辑部的人员，主要来自交大附中及光明中学，他们仍然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编辑报纸。这两个学校是中串会的大本营，他们刊登的文章，好几篇都是中串会观点的。于是，《红卫战报》的主办者和刊号换了，但办报方向却没有换。第一期标明由市中学红代会(筹)主办的红1号(总第42期)上，刊登了两篇文章：《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以及《必须正确对待红革会》。前一篇文章话中有话，批判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大联合方针；后一篇文章以「红卫兵评论员」名义撰写，为红革会抱不平：

我们一贯认为红革会是一个左派组织，尽管她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同她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功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们不同意某些团体、某些同志出于自己狭隘小团体的私利，全盘否定红革会的错误意见，红革会被你踏平了，上海高校的运动也就叫你糟蹋光了。

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遭到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反对，不同意刊登。但编辑部不听红代会的。7月11日，市中学红代会(筹)又以全体委员名义签署决议，不准刊登这篇文章。但编辑部还是不肯听从，7月13日下午，得知红代会已作出不准这期报纸上机印刷的决定，编辑部赶在红代会来电话之前，加快速度印出报纸并马上装车发送。市中学红代会(筹)很恼火，7月19日通知承接印刷《红卫战报》的文汇报社，停止印刷《红卫战报》，¹⁹¹⁴在此之前，市中学红代会(筹)还以不供应纸张的办法，试图制约这个不听话的编辑部。但是为时已晚，文章还是注销了；¹⁹¹⁵8月4日出版的红2号(总第43期)和9月4日出版的红4号(总第45期)，经过一番周折后也都出版了。¹⁹¹⁶这两期的针对性更强：总第43期上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大型歌舞剧《万岁》;总第45期上刊登长文《大反特反实用主义》，批判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大联合「敌我不分」，是「实用主义」。就这样，《红卫战报》名为市中学红代会(筹)机关报，实与市中学红代会(筹)公开唱反调。

市中学红代会(筹)无法管辖这个不听话的编辑部，加上当时各红卫兵军区正在相继成立，作为市中学红代会(筹)的机关报，只由红上司一家编辑也缺乏代表性。市中学红代会(筹)于是从各军区抽调人员，另外成立编辑部。先是换出入证，原来的编辑人员均不发给新出入证；后来干脆将借用的房间退还文汇报社，编辑部全部迁离，搬去文革前的《青年报》报社。从1967年9月15日的红5号(总第46期)起，《红卫战报》完全由市中学红代会(筹)掌管。在这一期上，第一个版面就是通版的《毛主席论反对「左」右倾》，全是毛泽东的有关语录；第三版刊登署名「红匕首」的评论《千万不能再搞派性斗争》：「『响当当，硬梆梆』的老造反从来不是可以自封的」。显然，这些内容都是针对中串会的。这是《红卫战报》的第三次被接管。从此《红卫战报》从办报人员到办报方针，完全归市中学红代会领导。

1968年初，市革会再一次收缩群众组织小报，4月25日，《红卫战报》与市大学红代会机关报《上海红卫兵》合刊，改名为《上海红卫战报》，作为市大学红代会和市中学红代会共同的机关报。编辑人员更换，期号从「忠」字第一号起。1969年5月，《上海红卫战报》和一直作为校刊发行的《新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都被停刊。¹⁹¹⁷上海群众组织报刊只剩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

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

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等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文革新秩序要求，与市革会关系较密切。由于他们在各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红卫兵团」中都是负责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兵团派」。他们正在成为上海红卫兵的主流派。一派是反主流派，在中学以中串会为代表，大学以红革会和炮司为代表。还有一派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些老保红卫兵，更准确地说，是一批干部子女，他们原来是上红总部的骨干或核心。上红总部被解散后，不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在学校另立组织，长期与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中串会提出的打联动和批判血统论，正是针对他们的。他们因此与中串会十分对立，与持中串会观点的组织时有冲突。

1967年夏，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红卫兵兴起大型歌舞热潮，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自己创作排演大型歌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不少节目。这些节目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体着力赞扬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集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于一体。在上海，当时受市革会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艺节目，还有大型歌舞剧《一月风暴》，演出人员共120人，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工总司下面造反组织的文艺小分队队员。

上海的三大派系红卫兵也分别排出了三台戏。以文艺表演张扬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的存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三派红卫兵各自排练出歌舞剧或大合唱：兵团派红卫兵排练了大型歌舞剧《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当时被简称为《万岁》;中串会排练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大型歌舞剧，被简称为《前进》;干部子女红卫兵排练的是大合唱《红卫兵组歌》，被简称为《组歌》。

兵团派的《万岁》，是在市革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练的大型原创歌舞剧。参加演出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都是艺术院校或艺术团体，加上复旦大学。参加演出的成员，除了儿童艺术剧院，都是红卫兵。《万岁》于6月16日和6月25日正式演出；7月1日又在文化广场演出，¹⁹¹⁸徐景贤等市革会领导观看演出并上台祝贺，电视台转播。《文汇报》报道了《万岁》的演出，说它「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战斗豪情，演员们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¹⁹¹⁹

但《万岁》演出没几场，就遭到反主流派红卫兵的批判，说它「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的斗争」，¹⁹²⁰尤其中串会，认为《万岁》「把红卫兵紧跟毛主席批判走资派的历史」，「歪曲成了破四旧与大串联史」。7月1日那天演出刚结束，就有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跳上舞台当场批判。中串会态度更是激烈，在8月4日的红2号《红卫战报》上，以四分之三个版面，刊登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万岁》。

中串会的《前进》，也是原创大型歌舞剧。剧本执笔者主要是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学、徐汇中学等五所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编写组，从1967年6月开始编写，一个多月后完成。中串会决心编排出超越《万岁》的节目，在编写的歌舞剧本中，专门添加了上海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两场戏：「战《解放》」和「一月革命」。

《前进》最初演出时，没有明确主办方。有人提出以中串会名义，但有人不同意，觉得中串会本身在当下中学运动中有争议，别惹麻烦。最后决定署名「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而实际上，参加演出学校的组织者们绝大多数是中串会观点的，一共有40多所中学。交大附中人数最多，有40多人，其次是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比乐中学、向明中学、复旦附中以及徐汇中学。《前进》的演出阵营庞大：光是乐队就有80人，此外，舞蹈120人，合唱120人。虽然演出内容表现红卫兵，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不需要服装费，而且演员演出也全部是义务，最初既不发夜餐费，也无交通津贴，但其他方面多少总还是需要一些经费，例如舞台布景等。于是大家去卖废纸，把学校和街上的过期大字报撕下卖，还割草卖过，甚至曾有卖血的打算。不过，后来卖门票有了些收入，解决了成本费用以及演员的夜餐和交通费。

市革会对《前进》不支持。《前进》排练后，组织者们在市革会文艺组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给予演出场地。徐景贤批示：「给他们演三场，然后复课闹革命」。一次，徐景贤去上海交通大学作报告，中串会的许锦根特地等在交大外面；待徐景贤做完报告出来时，许锦根上前邀请他去看《前进》。但徐景贤说：我不会去看，你们的任务是复课闹革命，这种跨地区跨学校的演出，我不赞成。¹⁹²¹

为了寻求支持，《前进》剧组设法请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戴立清、陈阿大和耿金章等观看演出。公开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记者邢文举，以及《红旗》杂志记者王某，也曾在《前进》排练时被请去观看过。《前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这些通天记者和已经跨身主流的工总司头头之口赞扬演出，从而获得合法资源。工总司总部不久果然在《文汇报》上表态。但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总部常委去观看了为树立一派旗帜而排演的戏，并表示这个戏是好的。结果，这一派就大造舆论，说工总司支持他们的演出。领导成员之间就开展了思想交锋。这个常委开始想不通，认为只是支持他们的戏，而不是支持他们的派。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即使这个戏是好的，但也是为树立派性旗帜而演出的，你从跨进剧场的第一步，就是支持了他们的派性。这个常委认识了自己的不对，坚决改正。¹⁹²²

徐景贤和工总司的态度，全都来自张春桥，张春桥对这个演出不支持。1967年12月30日，上海中学红代会成立时，《前进》剧组的许锦根在后台，给出席红代会的张春桥递纸条，邀请张观看《前进》。张断然拒绝，说：《前进》在上海演一百年，我也不会去看！¹⁹²³

对这个演出，最反对的是筹建中的中学红代会，认为这是为中串会树旗帜，是「派戏」。为此，《前进》演出时，有几次差点被冲砸。

《前进》自1967年9月26日，至1968年2月28日；共演出76场。1968年2月，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进》的演出随之停止。

如果说，《万岁》是一群文艺爱好者，借演出实现自己的文艺表演欲望；那么《前进》更多是中串会对自己组织形象的有意识张扬；而《红卫兵组歌》，则是一帮干部子女不甘被文革边缘化的行动。这帮康平路事件后，被沉寂了大半年的老保红卫兵，在1967年7、8月又以排练《组歌》，显示自己的存在。参演者都是原来老保红卫兵的核心——干部子女。他们的《组歌》不是原创，是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学生改编自《长征组歌》的大合唱。将文革前夕萧华上将撰词的大合唱《长征组歌》，重新填词，音乐旋律还是原来的。《红卫兵组歌》1967年5月在北京的干部子女中上演后，传到上海。

整个组歌最为自豪和强调的，就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破四旧以及大串联。这三个阶段，正是干部子女最辉煌时期。为了更贴近上海的文革，有些歌词被修改，和北京略有不同。例如，在「串联」一节中，原歌词中有「九四上海雨夜寒，松花江畔英姿豪」句，前一句唱的就是1966年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事件。但上海干部子女当时大多保上海市委，反对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还和他们辩论过。于是这两句歌词在上海就被改为「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组歌的中心是歌颂早期红卫兵也即「老红卫兵」的造反经历，是失势的干部子女对失去的辉煌的怀念，歌词反映出他们固执的批判指向：

惊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惊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八月革命风雷激，红卫兵英勇破四旧，

条条大街战鼓响，破旧立新反帝修，

横扫一切害人虫，镇压地富反坏右，

小将血战红八月，红卫兵万代美名留！

尤其当唱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时，指挥者总要特地指挥全体合唱人员，三呼口号：「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这是上海的演出者特地加上去的。¹⁹²⁴

《组歌》参演者主要来自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第五十四中学、第五十一中学以及松江二中等学校，都是干部子女较多的中学。1967年8月左右，《组歌》曾经在南洋模范中学和位于普陀区的101厂大礼堂演出过。由于演出场次少，在当时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红革会的《红卫战歌》，参演单位主要是复旦、师大、师院、交大等大学的红革会，到1967年11月左右共演出过十几场。

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

上海各大学的大联合也不少波折。不少大学一波三折，很不顺利。

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的发源地复旦大学，是上海高校中第一个实现大联合的。1967年3月22日，复旦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全市大专院校中第一个以教学班为基础的红卫兵大联合组织：「红卫兵新复旦师」。成立大会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校六千多人参加，原红革会的夏三弟担任负责人。徐景贤到会讲话，并被聘为「顾问」。上海两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为此都发了消息。原红革会的马立新、谢葆晨、赵基会、金应忠，都先后成为「新复旦」的师部勤务组、作战组、干部组的成员；红三司的潘啸龙与东方红公社的胡守鬳，都是副师长。

但是，复旦的大联合是联而不合，没有多久就出现裂痕。起因是反对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所推行的反逆流。「反逆流」实际就是批判参加过1.28炮打的头头们，而复旦三大组织当时都积极参加过炮打。4月13日，红三司的谭启泰、潘啸龙等成立了「8.18串联会」;4月25日，东方红公社的胡守均，又联合红三司的一些战斗组，成立了「8.25串联会」。8月3日，红三司的安文江、潘啸龙、谭启泰等贴出大字报，宣布退出「红卫兵新复旦师」;8月5日，由「8.18串联会」发展而成的「8.18兵团」，宣告另外成立「红卫兵红复旦8.18总部」，打出反对郭仁杰的旗子，负责人潘啸龙、谭启泰、安文江、蔡祖泉、吴中杰等。几天之内，就从五十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3月初大联合的复旦，重新又分裂成三派组织：「红卫兵新复旦师」(「新复旦」)、「红卫兵红复旦8.18总部」(「红复旦」)、「8.25串联会」(「8.25」)。

一直到1967年的9月，在市革会的一再催促下，复旦的三派组织才重新实行大联合，成立「8.18红卫兵师」，原红三司的潘啸龙担任师长，红革会的赵基会为副师长，红三司的安文江、潘啸龙、谭启泰等进入勤务组。但是，在这个大联合组织中，三大派红卫兵组织仍然貌合神离。筹建校革委会时，为了谁当「第一把手」，闹得不可开交。原「8.25串联会」欲推胡守鬳为校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遭到其他派别的反对；胡守鬳又提出，校革委会不设第一负责人，不排名次，由校革委会召集人们轮流「值班」。这个建议上报到市革会，未获批准。就这样，复旦大学的几派红卫兵组织合了分，分了又合，直到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委会终于成立。红革会的赵基会为第一召集人，红三司的潘啸龙为第二召集人，东方红的胡守均为第三召集人。常委有：红革会的谢葆晨、红三司的谭启泰、炮司的周谷声，等等；委员有红革会的劳元一、红三司的安文江、炮司的邱励鸥，等等。¹⁹²⁵

相比之下，同济大学的大联合比较顺利。同济东方红，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在市里比较有影响，校园里的其他造反组织没有一个能够与之匹敌。据说刚成立时的一千多人，后来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70%左右。¹⁹²⁶1967年6月1日，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上海高校成立的第一个校革委会，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城建系三年级学生陈敢峰。姚文元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有师生六千多人的华东师范大学，大联合曲曲折折。华师大最大的造反组织是红革会，此外，还有红三司、「造反大队」等组织。1967年1月23日，红革会联合另外四个组织成立「新师大公社」。这个组织在不久的一月夺权中，成为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

但是，新师大公社成立时，因为将另一些被认为「右倾」的组织排斥在外，被排斥的组织誓言「不砸烂伪公社死不瞑目」，甚至早上晨练跑步时，也边跑步，边高喊口号：「砸烂伪公社！砸烂伪公社！」新师大公社则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市革会。双方的大标语贴遍全市，宣传车四处活动，还举行游行示威，集会声讨，直至武斗。¹⁹²⁷就这样，华师大的两派内战，从1967年1月底打到3月，两个月的派仗，用去笔墨纸张等费用共一万多元，¹⁹²⁸这在当时是很大数字。4月18日，华师大两派终于联合，成立「红卫兵新师大师」。虽然师大的红革会也曾卷入1.28炮打，原来的负责人葛焱被批判，但红革会是大派，所以由红革会的刘浩德任负责人。徐景贤到会并讲话。6月17日，华师大校革委会成立。市革会将华师大的大联合作为经验，又去推动其他大学的大联合。

在上海交通大学，最初的大派组织是交大反到底。反到底组织的等级很严密：核心是「反到底红卫兵」，外围是「反到底战士」，再外围是「反到底预备战士」，划分的依据是参加者的家庭出身。其他组织有交大红三司、交大红革会，以及革命造反团等。其中红三司，本来势力很雄厚，但因1.28炮打张春桥而式微。而在整个文革中，交大反到底始终只是交大校园内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像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和红三司那样发展成为全市性组织。

反到底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反到底的负责人之一余小兵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建，另一个主要负责人严步东后来也是市革会的成员；所以反到底在交大一家独大，不把其他组织放在眼里。反到底认为自己是老造反，上海文革重大事件都参加过，对工总司成立出过大力；而红三司和红革会则参加过对张春桥的炮打，是「犯错误组织」。所以，要大联合，必须以反到底为核心。但交大的红革会和红三司等并不买反到底的账；尤其红三司，文革初期在交大所起作用不逊于反到底。4月12日，交大的红革会、红三司和革命造反兵团等，联合成立「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师(筹)」(简称「红师筹」)。由于是几个组织的联合，所以人数一下子超过了反到底。红师筹成为大派，反到底成了小派。但反到底认为红师筹是「大杂烩」，「没有群众基础，必须立即解散」;¹⁹²⁹反到底总部在红师筹成立的前一天，4月11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上海形势的声明》，态度强硬地强调大联合要「以左派为核心，为领导力量」：

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它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而决不是乌七八糟的大杂烩；革命的大联合，必须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领导力量，而决不能搞「全民党」，政权平分，最后导致右派掌权；必须大树左派和左派组织的权威，大长左派的志气，而决不准抓住左派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左派的功勋；应该欢迎保守派的同志，犯错误的干部起来造反，但绝不许歪曲「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的正确口号，来混淆左中右的阶级阵线；欢迎对左派提意见，帮助开门整风，但绝不允许借此把左派打下去，把保守派抬起来，颠倒历史！一句话，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成就；谁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必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整顿、巩固、发展、强化左派组织，而不是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踢开总部」，解散左派组织，瓦解左派队伍。大联合也只能是为达此目的，否则就是适应阶级敌人的需要，就是迎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需要，就会使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大联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把联合当作最高目的去追求，那不是胡涂虫，就是骗人的假动作。那种解散一切组织搞「全民党」的做法，那种迎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势力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前面，强迫左派组织，特别是左派力量比较弱的单位的左派组织解散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¹⁹³⁰

这个声明完全针对正在筹备的红师筹大联合，同时也是对压倒一切的「大联合」强烈不满的表达。声明一出，立即在校园内引起争论，说这个声明的核心就是「以我为核心」。几天后的4月18日，反到底又举行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马天水和驻沪三军代表到会并讲话。反到底以这一连串的行动表达对大联合的反抗。

5月10日晚上，为了促进交大的大联合，市革会教卫组邀请反到底和红师筹代表开座谈会，建议红师筹吸收反到底代表参加，由红师筹6名、反到底4名代表，组成核心小组。但是反到底代表不同意，认为这样就成为以红师筹为核心，让反到底去加入，这是瓦解左派队伍。红师筹也不同意6比4的名额比例，而且坚持名单要按巴黎公社原则让群众讨论。市革会撮合的这次联合于是没有成功。几天后，5月19日晚，市革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香港英国当局大会，会后游行。红师筹等主张打着上海交通大学的旗帜参加大会，反到底坚持要打「交大反到底」的旗帜。最后，反到底单独游行。

交大的大联合就这样始终无法实现。一次，张春桥向毛泽东谈到交大的大联合情况。张春桥说反到底不肯大联合，是因为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¹⁹³¹张春桥即在9月11日的市革会会议上传达了毛的这个讲话。9月19日，反到底和红师筹终于联合，成立了「交大红卫兵师」。¹⁹³²

在上海高校，大联合比较曲折的学校还有：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中医医学院、上海铁道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水产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其中师院、铁道、科大、华东化工、华纺，还曾发生多起武斗，华东化工学院甚至因武斗打死1人。

到5月4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海运学院等，实现了全校红卫兵大联合。而到9月20日，又有21所大学实行大联合，至此，上海绝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实现大联合。

大学红代会成立

1967年初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后，上海最有影响的三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三司、炮司，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市革会派往复旦的郭仁杰，在复旦组织「反逆流」，整肃参与炮打的各派负责人，三派组织更是从此一蹶不振。而另一个在全市有影响的组织交大反到底，只有部分负责人参加1.28炮打，连忙撤换负责人，避免了全军覆没。这样，有全市性影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只剩同济东方红，再加半个交大反到底。

一部分红革会总部成员不甘被排挤出主流造反派，于1967年4月发起「重振红革会军威」，在一些大学成立了红革会联络站。这个试图东山再起的行动，马上遭到同济东方红等组织的斥责，宣布要「撕碎红革会的破旗」，还砸了一些学校的红革会联络站。此时的大势已经是大联合，红革会重振军威，既不合时宜，又遭其他组织打压，市革会徐景贤也表示不赞成，最后不了了之。至于红三司，自炮打后，总部负责人安文江等都遭批判，交大的红三司接管了市总部，负责人虽仍然是安文江，但此时他对总部的事务已经了无热情，不管不问；而交大红三司，在交大校园内敌不过反到底，在市里更是没有什么名气，撑不起市面。1968年3月15日，红三司在大专院校红代会(筹)主办的《上海红卫兵》上发表声明，撤销市总部。¹⁹³³至于炮司，本来人数就少，再因炮打受到批判，活动目标转向外地，不再对上海局势起影响。1967年9月下旬，炮司宣布解散总部。

三大组织一蹶不振，大学红代会的筹建便少了争执。虽然，许多学校大联合实际是貌合神离，联而不合，但是毕竟以大联合的要求，强制那些打内战的学生坐到一起，就是恢复学校秩序的第一步。有了大联合，才能恢复建立学校的权力机构。虽然波折不少，但比起中学，难驾驭的大学生的大联合似乎要顺利些。这也是因为全市中等学校有近519所，中学生64万，市红代会委员、常委的位置不易平衡。上海大专院校数目相对少得多，只有37所(其中24所全日制大专院校、13所半工半读大专院校)。只要学校联合了，市级红代会的委员、常委位置，也就容易协商得多。对此，张春桥在1967年的一次市革会扩大会议上评论：「有一些主要的大学联合得比较好，中学差些。」¹⁹³⁴

不过，尽管红革会因炮打而元气大伤，但毕竟是大学中人数最多的组织，在大多数学校都是大派。所以各校大联合后的「勤务组」，红革会仍然占了多数。以下是当时上海红卫兵小报刊登的1967年上海部分高校大联合情况。从表格可以看出，在许多大学，大联合后的「勤务组」中，红革会仍占了优势：

《上海高校大联合概况》¹⁹³⁵

1967年10月28日下午，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市革会文教组会议室召开。筹备会提议：由九所高等院校各派一名红卫兵代表，组成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备小组，负责大学红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委托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政法学院，分别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决议》以及《红卫兵组织条例》。筹备会还提议：由全市37所上海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主要负责人，组成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委员会；筹备会「根据革命性代表性适当照顾地区性的原则」，推荐同济大学的陈敢峰、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浩德¹⁹³⁶、上海交大的严步东，上海戏剧学院的陆振球、复旦大学的赵基会、上海师范学院的缪财生¹⁹³⁷、上海水产学院的庞尊思，以及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师或团的主要负责人，加上三所半工半读大专院校红卫兵主要负责人，组成13人的常委会。常委会的人数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¹⁹³⁸11月17日，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在文化广场成立，会议开了两天，19日的闭幕式上，张春桥到会并讲话。

1973年2月12日至17日，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石开。上海团市委重建，团市委书记陈新发、汪明章、郑均培、万桂红，上海的共青团组织恢复活动。但上海的中学没有建团，红卫兵组织取代了文革前设在中学的共青团组织；直至文革结束，是全国的唯一。在全国所有的省市，中学里的红卫兵与共青团组织并存，表现好的红卫兵可以入团。但上海认为红卫兵是文革产物，红卫兵表现好才能入团，意味着共青团的要求和地位比红卫兵高，这是对文革的否定。所以上海的中学不设共青团。但毕业前，红卫兵可以转为共青团员。¹⁹³⁹至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由于文革中的所有的大学生全部毕业，以后又有好几年大学停止招生，所以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只运作了一年不到，便不再存在。到「工农兵学员」进校后，重建共青团，但大学生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再恢复。

上山下乡结束红卫兵运动

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68年，两年多时间里，本应毕业的1966、1967、1968三届学生全部滞留在学校，中央一再提倡的「复课闹革命」又未能真正实现。于是，让这些学生统统毕业，是最好也是最现成的办法。

还是在1967年9月，中央已经考虑将66届大学生毕业分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提出：「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¹⁹⁴⁰文件中三个「面向」，后来的报刊上又加上一个「面向边疆」，成为文革中毕业生分配去向的原则，简称「四个面向」。

196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上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¹⁹⁴¹文件随即在4月初转发全国。全国各地大、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展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毕业的学生全部由国家包分配。

1967年9月26日，上海市革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规定「可以有少数骨干留校」，对于「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行，以及道德质量严重败坏或犯有严重的贪污盗窃而又屡教不改的个别毕业生，经群众讨论，报经市革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审查批准，暂不毕业，生活上仍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¹⁹⁴²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开始。

一些被认为表现好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在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负责人陈敢峰，被分配至上海第五钢铁厂，1970年3月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过这个职务是象征性的，不脱产，工作还在上钢五厂。交大反到底负责人严步东，被分配进上海沪东造船厂。交大反到底的另一负责人余小兵，被分配进上海5703厂。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交大反到底杨小兵，被分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后来担任市革会常委、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师范大学红革会负责人刘浩德，被分配至安徽属于上海管辖的黄山茶林场，后来担任上海市革会常委，黄山茶林场负责人等等。

那些参加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则无此幸运。据说市里有指示，这些人一律不留在上海。¹⁹⁴³红革会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马立新，被分配至南京734工厂工作。红革会负责人、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李功佐，被分配至广西省的一所学校当老师。红三司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安文江，被分配至江西省瑞昌县武山铜矿当井下矿工，整整十年。在矿区下井的其他大学生1972年后都陆续调到地面做技术工作，文科生基本调任教师，只有他因为参加过1.28炮打，始终是井下运矿工人，加工资自然没他的份。后来总算有个队领导照顾他，让他当测量工和信号工，但也还是井下工作。¹⁹⁴⁴红革会负责人，复旦大学劳元一，1968年12月被分配至安徽农场，后来他自己设法调往北京工作。1971年6又被从北京抓回上海，关在复旦大学，重新调查他的1.28炮打之事。家里人来看他，不被允许见面，他于是绝食，还给徐景贤写信。1974年被放出，在复旦大学挖防空洞，「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¹⁹⁴⁵

也有参与炮打而始终不被分配工作的学生。如复旦大学孙悟空的胡守肤，因炮打张春桥，被判刑十年，关押八年。和胡守钧一起的周谷声，因参与4.12炮打，被「戴反革命帽子」，在复旦的机修厂「劳动」。所有这些人，都直到文革结束后，方获平反。还有因为其他问题不被分配的。例如上三司负责人，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1967年一月夺权时被抓，关在第一看守所，直到当年5月才放出。以后一直在戏剧学院挖防空洞，直至文革结束。¹⁹⁴⁶

中学生人数远比大学生多得多。三届的初、高中学生挤在一年分配，而且这三届的中学生正是1949年前后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据统计，光是上海1966届的初中毕业生就近15万人，高中毕业生近3.1万人。而1966年和1967年两届中学生人数更达44.5万多人。¹⁹⁴⁷上海城市无法消化如此巨大的新增劳动力，所以「四个面向」政策中能够「面向工厂和基层」者不多，大批毕业生只能「面向农村」1968年7月8日，上海市革会成立「上山下乡办公室」，各中学都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的毕业分配。主要是两类去向：一类是去农场，包括上海郊县农场、上海设在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农场、茶林场，还有外省市的农场和云南省、黑龙江省等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农场都是国营农场，有较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保障，还有探亲假。另一类是插队落户，去上海郊县以及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省的农村，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按农业收成到年底分红，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障。还有少数知青去投靠在农村的亲友，到亲友所在地「投亲插队」。

1968年6月下旬，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由市中学红代会常委王建华带队出发；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省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省务农的中学毕业生出发，等等。加上赴上海郊县和上海所属安徽茶林场、江苏农场的学生，共动员下乡22万余人。¹⁹⁴⁸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三年积压的几十万中学毕业生。决定1968、1969两届中学毕业生的全部，以及1966、1967两届尚未分配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统统动员上山下乡，实行「一片红」政策。¹⁹⁴⁹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许多红卫兵负责人带头去艰苦的农村，去遥远的边疆。尤其是第一届中学红代会的常委们，除了两个技校毕业的常委一人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厂、还有一人参军外；其他常委全部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常委屠伯森¹⁹⁵⁰是第一个下乡的，去了上海郊县的崇明农场。高静慧后来去了内蒙农村。还有蒋彪¹⁹⁵¹、叶定海¹⁹⁵²、王建华¹⁹⁵³、王福祥¹⁹⁵⁴、夏宁¹⁹⁵⁵等，全部带头上山下乡。¹⁹⁵⁶后来几届的红代会常委们也争先去农村，牺牲在黑龙江的金训华，就是市红代会的第二届常委。

中串会的骨干人物，也都报名上山下乡。王毅捷、魏威、文贯中分别去了安徽茶林场、上海郊县农场和吉林农村。红鸥和几个中串会成员张水荣、管宇春等，认为上述那些省份的农村还不够艰苦，另外也想摆脱上海方面的控制，于是自行联系，去了河南兰考农村，那是文革前树立的「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些年轻人，在关乎自己大半辈子生活和前途的重大抉择面前，义无反顾地主动选择艰苦的农村，既有他们对空洞许诺美好未来的盲目信任，更有他们纯真的理想主义一面。

小结

比起外地的许多省市，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其间最困难的是区分谁是「左派」。因为大联合最初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也即只有具有左派名份的组织，才有成为「核心」的资格，于是为了这个名份争吵不休。而1967年的各级革委会，尚未建立新的权威；而对于怎样才算是左派组织，也无一定之规。没有了权威机构的裁决，又没有衡量左派的明细规则，谁都自封左派，谁都希望以我为核心，大联合始终无法实现。于是到了1967年底，干脆不管什么派，也不讲什么核心，都一定要联合。总之，一定要回到文革前以班级为基础的状况。自1966年8月开始的结社自由，就这样行使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断然结束。

比起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上海高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大联合是平淡的。在大学，由于1967年初的1.28炮打，红革会、炮司、红三司，三大红卫兵组织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大联合的阻力相对少了许多。于是，上海的大学红卫兵运动，除了校园里的武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成为焦点的事件。倒是中串会，因一篇《一切为了九大》出名，为文革的另类思索，留下上海的身影。

上山下乡无疑釜底抽薪，结束骚动了将近两年半的红卫兵运动。以后，自1969年至1976年10月，虽然毛泽东和他信任的文革派，依然掌控着中国政局，依然不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但那都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作为广大群众参与的文革运动，随着结社权的实际被取消而彻底结束。虽然，在中学里还保留了红卫兵组织，但这已经不是文革初期那种自由结社式的组织了。

上山下乡运动中，虽然许多学生是自愿报名，坚决要求去农村和边疆，但在那个所有资源都被政府掌控的年代，留在城里的生存之路几乎完全被封死，热情悲壮的「自愿」背后，更多是无奈的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十年后，这些「自愿」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掀起了大规模的返城风潮。那才是一场真正自愿的群众运动，而且是1949年后的三十年内，唯一的一场成功达到目的，却没有被「秋后算账」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是后话。

上海文革初期共有三股文革势力：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写作组。红卫兵催生了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又相互支持。但这样的蜜月很短，1967年初的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从此分道扬听。而后来大联合成立的市中学红代会与大学红代会，与工总司的关系也始终不密切。上山下乡更是结束红卫兵运动，上海的文革舞台从此只剩工人造反派和写作组，但这两股文革势力始终貌合神离，直到文革的最后一刻，两股势力才真心挡手，而那时大势已去，文革失败已成定局。这也是后话。

第二十五章：从工总司到总工会，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体制化

1967年初的上海职工造反派组织状况

自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签字同意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各行业的职工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仅据1967年2月26日到28日对轻工业、教育、商业、劳动4局统计，已有297个群众组织。¹⁹⁵⁷这4个系统的职工人数，在当时上海职工总数中不到五分之一，尤其人数最多的纺织工业管理局和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没被统计进去。如果统计当时整个上海市的职工群众组织，数字将大得多。

工总司始终是上海最大的群众组织，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这不但因为工总司是全国唯一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贺电支持的组织，是毛泽东关注和支持的组织，而且也因为上海工人在上海职工人数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当时被认为的「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行业是工业、基本建设、运输邮电、城市公用、农林水渔(农场、林场、水产和渔业)。据统计，据统计，1966年上海共有212.44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其中以上行业的职工有153.01万人；再加上近60万集体所有制工厂的职工，共270多万。而不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其他行业职工则不到60万：其中商业、饮食服务、供销，职工27.64万；科研、文教、卫生系统职工24.76万，机关团体职工5.85万。¹⁹⁵⁸工人阶级首先从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所以，1967年后的上海，没有任何一个群众他组织的地位能够与工总司相比。二兵团等组织曾经企图自立山头，都被以取缔和解散告终。其他工人组织，人数少，影响小，不是根本成不了气候，就是后来被工总司或其下属组织冲砸或解散，例如前文提到的红工司、五八兵团，又例如企图发展成全市性组织的支联站。

由于工总司的强大影响和地位，全市各职工组织成立后，纷纷挂靠工总司，成为其下属组织。最早成立的是工总司的一批区级组织，都在1966年的11月或12月。当时安亭事件刚结束，跨行业、跨地区组织禁忌被打破，许多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与同区其他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互相串联，成立跨行业的区一级造反派组织，挂在工总司名下，成为工总司最早的下属二级或三级组织。最早成立的是卢湾区工总司的区级组织，在11月中旬。接着，在杨浦、普陀、闸北，这些工厂集中的行政区，区级组织也相继成立，不久，上海十个行政区都有了工总司的区级组织。造反派的早期活动主要对着保守派，发生冲突时需要其他工厂造反派马上派人前往支持。同处一个行政区内的工厂，尽管不一定同属一个行业系统，但相距较近，有情况可以就近呼应，及时相助。不过最初，工总司总部并不清楚自己的实力。成立初期，那些刚造反的普通工人没有组织经验，更没有规则意识。凡来挂钩者，只要和总部的哪个人打个招呼，就算是挂靠在工总司下面了；既无专人管理，也不登记备案或造册存档。于是有的区级组织与总部这个领导挂钩，有的区级组织经总部那个头头承认。结果形成大多数区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区级组织并存在的状况。而且因为没有登记备案，工总司总部负责人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组织，更不清楚有多少组织前面冠着工总司的名字。

1967年一月夺权后，市委被打倒大局已定，更多群众起来：造反。行业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一些造反派成立产业管理局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也挂在工总司下面，其中机电一局、轻工业局、手工业局等的工总司局级组织成立得较早，都在1966年12月左右，其他局的工总司局级组织，成立时间大多比工总司区级组织稍晚，一般都在1967年1、2、3月。

除了工总司体系，其他行业也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其中造反较早、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有九个「司令部」，都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但因为在影响和规模上远不如工总司，所以当时被称为「九小司」。它们是：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上海市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科司)、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体司)、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医司)、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上海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教革会)、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财联)、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

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更多的组织纷纷成立。因为没有登记制度，1966年至1968年上海到底有多少群众组织，谁也说不清。光是1967年上海人民公社筹备时期，全市就一下冒出六百多个组织，都说自己是市一级群众组织，以求成为公社组成单位。甚至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安局系统，也是山头林立，有着不下十几个组织。而在各基层单位，也是组织繁多。例如不到二千名职工的上海直流电机厂，文革中先后成立过21个群众组织。¹⁹⁵⁹

贵阳经验和归口联合

在呼吁学生回学校的同时，对职工群众组织的整顿也在进行。1967年2月23日，上海的一月革命刚告一段落，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时，市革会公布的第一个决议，内容之一就是要求整顿群众组织，这个决议是张春桥主持起草的。决议要求：

我们建议按产业、按系统、按单位、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工人的革命组织，不要跨行跨业跨地区，不要发展学校师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等成员，已挂钩的要重新归口。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发展工人和贫下中农参加。凡是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所谓国际性、全国性的组织，以及以经济主义要求为目的成立的各种组织，都是违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精神的，应该自动解散。这些组织的所属成员，可分别申请参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¹⁹⁶⁰

这是毛泽东的意思，至少得到毛泽东的首肯。2月28日的《文汇报》发文《毛主席最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说「毛主席亲自批准全文广播和发表《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第二天，在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张春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联合：

我们建议，能够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有些群众性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取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取了别的。这样搞不好，还是按照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来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来坏人也不知道。如果在本单位组织，比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特别是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批判、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¹⁹⁶¹

在社会上，行业混杂，容易「混进坏人」;回到各自的工厂，相互知根知底，便于同级权力机构控制。文革初期发展出的基于结社自由的由地缘政治形成的组织与活动，被以这样的理由要求结束，回到文革前以工作单位为中心的熟人社会中去。上海的这一系列动作，反映了中央决策层对群众组织状况的新要求，核心就是「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联合。这一要求，不几天便以贵阳一家工厂大联合的经验形式见之于报纸。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贵阳棉纺厂的大联合经验。这个经验是中央文革记者站驻贵阳记者撰写，毛泽东亲自批发的。¹⁹⁶²《人民日报》并为此配发社论，社论强调：

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组织革命队伍呢？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贵阳棉纺厂的经验好得很，值得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和研究。……

他们提出并且实行「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的原则，把一切革命群众、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经验。¹⁹⁶³

「大联合」的口号，在一月革命前后就已提出。但「大联合」的含义，有个变化过程：稍前，还只是针对走资派，要求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与「走资派」作斗争；接着，是针对「夺权」，不能由某一个或几个造反派组织单方面夺权，必须由多个主要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夺权，否则中央不予承认和批准。总之，这一时期的大联合，是与走资派斗争的话语，是要求造反派组织联合，形成统一阵营，共同对敌，共同夺权。这一模式最早是青岛的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在1967年1月30日发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号召「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大联合为基础的革命造反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成为统一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上海的夺权也是这一模式，而且《红旗》杂志在1967年1月16日，为此还专门发了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只是因为1.28炮打，加上耿金章等造反派组织节外生枝，青岛夺权比上海早了几天。此时提出的大联合，更多是为了防止少数造反派组织单方面夺权引出的纷争；而且，「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烟」。¹⁹⁶⁴

但是「贵阳经验」的大联合，内涵却有非常大的变化，核心就是要求造反派们「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而且还要「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按行政系统「归口」联合。群众更形象和直截了当地将这样的「大联合」称之为「倒旗联合」。上海市革会第一个决议的内容之一，就是体现这个要求的。

舆论对不愿大联合，或者只想以自己为中心进行大联合的行为，展开了一系列批判，称为「反对派性」、「围剿派性」。这是文革正在被结束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一月革命后对秩序的重建。而重建的障碍，正是这些造反派们。这也又一次反映了毛泽东试图结束文革的打算。毛泽东在要求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的同时，也希望职工回归秩序。他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¹⁹⁶⁵如同红卫兵们回学校一样，让职工造反派们回工厂，也是个艰难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实际上的抵制，「未得奏效」。

「倒旗」联合的困惑

王洪文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半导体小收音机听到对贵阳经验报道的。华东医院是上海的高级干部医院，有着当时其他医院所没有的两人一间的带厕所的宾馆式病房，还有其他医院没有的两个特别大的花园。能进华东医院看病，是十二级以上干部的特权。自王洪文成为市革会副主任后，就开始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听到广播，王洪文马上将王秀珍、叶昌明、戴立请、王腓利、陈阿大等叫去，在医院开了个会。

贵阳经验核心是倒旗联合，工总司要不要「倒旗」解散？工总司的头头们都十分困惑。据陈阿大回忆，王洪文在医院时甚至丧气地对大家说：「这个经验对我们，对工总司不利，压力很大，看来我们要解散了，只好散伙了，你们要有准备。」¹⁹⁶⁶

种种舆论对工总司确实很有压力：「工总司是最大的跨系统组织」，「为什么要我们的组织解散，工总司却不解散」，「你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好解散了」。夺权中被排斥在外的造反派组织更是议论纷纷，认为上海工人造反派是工总司一家独大，没有实行毛主席所说的大联合，要求「解散工总司，归口闹革命」。在外造反的造反派头头们成天被催促解散组织回厂，也感到灰溜溜的。甚至工总司内部也有人提出工总司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解散；而且写成文章，准备登在《工人造反报》上，不过最终没有刊登。¹⁹⁶⁷

3月10日，张春桥接见工总司总部的部分负责人，在场的有陈阿大、戴立请、黄金海、王秀珍、王成龙、叶昌明、岑麒麟等。众人向张春桥提出心中疑问，张春桥回答说：

工总司解散不解散的问题，如果你们按大方向办事，群众不会感到是妨碍，反之，势必会解散……目前工总司没人敢反是因为毛主席支持，但不能滥用毛主席的支持。全国第一个红卫兵，本来也是毛主席支持的吗，可后来方向不对又怎么办呢？¹⁹⁶⁸

张春桥还说，「我们根本没有要解散」。张春桥要工总司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百万产业工人上，搞一些经验比如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好的大联合榜样，「如果是按这个方向工作，我认为工总司不致会成为障碍」。¹⁹⁶⁹工总司是当时上海举足轻重的群众组织，全国的群众组织也都以上海的工总司为榜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始终非常关心工总司的动向。张春桥不会贸然表态解散它。张春桥没有直接回答工总司解散不解散的问题。显然，张春桥希望工总司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大联合之路。

在贵阳经验发表之时，二兵团等稍有规模的工人造反组织刚被王洪文解散；其他工人组织不是人数太少，就是毫无名气，根本不能与工总司相提并论。1967年初的上海，最主要的工人群众组织只有工总司，所以王洪文认为对于工总司体系，不存在倒旗去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的问题。在一片质疑和困惑声中，王洪文多次在工总司的会议上强调：上海与贵阳情况不同，上海只有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工总司，不存在再搞大联合的问题。¹⁹⁷⁰王洪文还说，不管造反先后、不管组织大小，一律实行倒旗大联合，「这样做不是搞大联合，而是造反派和保守派搞大杂烟」。王洪文并且布置《工人造反报》尽快作出「不倒旗联合的经验」。¹⁹⁷¹「不倒旗联合」就是上面不解散工总司总部以及工总司在各区、县、局以及公司的联络站；基层不解散工总司所属的造反队。

工总司总部经商量决定，总部从三个方面推动大联合。一是总部实行精兵简政；二是对下属的各区级组织进行整顿，实行归口联合；三是归并区级组织。实际就是在工总司系统的内部进行整合。3月22日，工总司发出《关于响应毛主席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决定》，号召贯彻贵阳和青岛经验，「实行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并且决定：「我总部和所属各区、县分部、各系统联络站，除少数必须工作人员处理非常必要的工作外，其余全部同志都要回到原基层单位」，去帮助和推动自己工作所在单位的造反队大联合。在这个通知中，工总司总部还表示，工总司也是跨系统组织，是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打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的界限」建立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是「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跨单位跨部门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于当前的斗争需要」。为了表明工总司总部实行归口大联合的决心，通知最后写道：

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我们工人革命派目前最为重要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一旦上海的工人革命派实现了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作为跨单位、跨系统的组织，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¹⁹⁷²

但是一个月后，工总司又在《工人造反报》上发文，说工总司和下面的造反队都不解散：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解散不解散？基层工人造反队解散不解散？

不解散。

总部不解散，基层工人造反队也不解散。不但不解散，而且还要巩固、提高、发展、壮大。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者司令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旧上海市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上海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它是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核心。所以，上海工人革命的造反司令部这样一个左派组织根本不存在解散问题，基层的工人造反队也根本不存在解散的问题。¹⁹⁷³

工总司实际存在到1972年10月，是全国造反派组织中，存在时间最长的。

整顿区、县、局联络站

市革会对大联合的要求是「归口」，要各造反派组织按所属系统或地区，按「条条」和「块块」实行归口联合，¹⁹⁷⁴将造反队的归属关系按人事工资关系「归口」，恢复到过去与与党政的人事管理平行的状况。¹⁹⁷⁵工总司总部提出，凡不属地区管辖的工厂内的造反队，一律归口回到所属产业管理局去联合。还根据张春桥要工总司将医务、文艺、教育、出版等行业的造反队划出工总司的指示，¹⁹⁷⁶要求凡挂在工总司下的这些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尽快与工总司脱钩，回自己系统去大联合。前面所提到的上海九个「小司令部」，除了公安局系统，当时其他行业都有造反派组织挂在工总司下：工总司直属文艺指挥部(工司艺)、工总司卫生系统联络站(工司卫)、工总司科技系统联络站(工司科)、工总司教工市联络站(工教司)、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版联)、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工体司)，以及挂在工总司各区级组织下面的财贸系统的造反队。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以当时的阶级分类，不属工人阶级，所以不能挂在工总司名下。所以除了工体司，这些「非工人阶级」组织必须与工总司脱钩，回自己系统去大联合。

虽然上海工人只有工总司一个造反派组织，对于工总司总部来说无需「倒旗联合」，但是，对于工总司下的各级机构组织，合并、归口就是「倒旗」。所以，大联合初期一直阻力很大。金祖敏对此曾经回忆说：

各区、局的几派联合问题，一直是个烦人的问题。许多任务总司委员在区里都有势力，谁都想以自己为主，保留亲自己的那个势力。区级组织和局级组织相比，局级组织要好些，因为局级组织是空的，各工厂造反队的势力主要在区里，区比局复杂，我们就先解决局的问题，局解决了再解决区。¹⁹⁷⁷

工总司总部对区、县、局，以及公司级这些二三级组织的整顿很费了一番工夫。困难首先在于将存在于同一区或县的这类组织合并。还是在1967年初的1月4日，在范佐栋的极力主张下，工总司总部就曾经发文，规定下属各区组织一律改名为「工总司某某区联络站」，原来名目不一的「区司令部」、「区指挥部」之类，一律取消。¹⁹⁷⁸但是这个通知发下去后，却遭到抵制，大多数区内山头依然故我地对峙；而且名字依然不统一：既有联络站、联络总站、指挥部，又有分部、司令部、兵团，等等。下面工厂内的造反派组织，也是几派林立，有的挂在这个联络站下，有的挂在那个指挥部下，互不买账。这次王洪文下了决心，一定要整顿。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各级山头，总部要求：各区县，凡有两个以上工总司下属组织的，必须合并。

工总司区级组织鼎盛时期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激烈的1966年底，以及后来造反派自己激烈内斗的1967年上半年。当时区级组织起了很大作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许多都是通过区级组织就近调人的。因为区级组织是由相邻或相近的工厂的造反派组织组成，当时个人拥有家庭电话的极少，更没有几十年后出现的手机；就连工厂的座机电话也很少，一些中小型厂只有厂长室和门房间有电话，找人很不方便。但因为距离近，有事骑个自行车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联系上。所以工总司的区联络站或指挥部、分部之类，对应付各种武斗和冲突起了很大作用。而到1967年3月以后，系统联络站兴起，砸联司时调队伍，已经主要靠系统的局或公司联络站，例如8月4日凌晨，最先就是工总司冶金联络站去包围上柴厂的。9月以后，武斗被制止，冲突渐渐少了，大规模调集队伍不再成为需要。这是区级组织被整顿的客观背景。

但是区级组织的整顿贯彻得很艰难。因为工总司的区级组织大部分都是1966年安亭事件之后11月或12月左右成立的，有的区里并列的几个组织，成立时间只差几天甚至一天，谁也不服谁。而且，说是行业归口，但究竟是统一归往所属市局，即归属条条；还是将挂在区级组织下的同行业组织归并，即归属块块；最初也没个定规。一些区级组织趁此机会发展势力；在「块块」里拉「条条」。例如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和工总司南市区联络总站，1967年5月左右还在区里发展系统大队，前者拉的是铁路系统的「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上海铁路南站造反大队」(卢联南站大队)。在区里拉铁路系统大队的，还有杨浦区和闸北区等工总司区级组织。

这种在「块块」里发展「条条」势力的做法，引起系统造反派组织的强烈不满。尤其铁路系统的工总司上海铁路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铁联)，更是决心敲掉这些挖墙脚的组织。8月，趁着砸联司和支联站高潮，铁联连续发起武斗，8月7日砸了工总司闸北区分部下的铁路造反派组织，8月12日又砸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下的铁路造反派组织。两次武斗得手，于是又在8月25日去砸卢联南站大队。而在此前的8月20日，两派已经发生过冲突，那次铁联下面的卢湾区指挥部的人被打出铁路南站，这次是去报复的。卢联南站大队早有准备，封锁了南站大门。铁联卢湾区指挥部则从上海铁路的各基层单位调集二三千人，用火车将人员运进南站；打头的周国庭拔出刚从苏南武斗地区弄来的手枪，¹⁹⁷⁹向天连开三响，高喊「冲啊」，带领人员冲向卢联南站大队占领的大楼，还调来消防车，将对方逼上了楼顶。上面的人往下砸石块、弹石子，下面的人用包着棉花的台子顶在头上作屏蔽、以消防龙头冲着水作掩护往上冲。武斗当场只有一些轻伤，但武斗快结束时，当上面的人举着双手投降下来时，下面有人竟然用大刀和长矛向俘虏砍戳，有人当场被扯出肠子。正在市革会开会的谢鹏飞闻讯赶去时，一条厚厚的血路已横互在南站，空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周国庭见事情闹大，早已人不知去向。谢鹏飞连忙向上医司求助，联系了最好的医生尽力抢救，但结果仍是五百多人受伤，重伤一百人左右，三人重伤抢救无效，相继死去；整个南站因此停产许多天。¹⁹⁸⁰

不但在上面，就是在下面的基层工厂，也是造反派组织林立，工厂内的众多造反队，各自挂在工总司的区级组织或系统组织或其他什么组织下，占山为王，互不服气。所以在很多工厂，即使上面的区级或系统组织联合了，下面工厂里的众多组织仍不愿联合。

整顿区级组织的难处还在于，各区组织的实力，原来都是靠挂钩的工厂造反队支撑，负责人也基本都是工厂造反队的工人。这些造反队一旦归口，回所属系统，工总司的区级组织便不剩几个人了。因为按照「条条」、「块块」的归属，但凡有点规模的工厂，都属系统的产业局管理，是产业工人的集中地。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归口回所属局或公司后，区联络站手下可以起点作用且属于「块块」管辖的，就只有财贸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但财贸系统的造反组织不久又都归口大联合到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财革会」)的「条条」去了；再剩下的就只有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成员大多是些原来的家庭妇女，政治文化素质不高，又都不算作产业工人。工总司各区联络站于是成了空架子，甚至连稍有能力的负责人都无法产生。此外，本来工总司区级组织的许多负责人，夺权后以区里群众组织的代表身份被「三结合」，进入所在区的革委会工作，有的甚至已经被「结合」进区领导班子。如果撤消区级联络站，所有造反组织全部归口回「条条」，工总司在各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资格也将失去，等于放弃在各区的权力和影响力。经过反复权衡和商量，最后工总司总部决定，保留区级联络站，留下部分原来的负责人，继续在区联络站工作，即使人事关系不属于所在区。这样的情况，在县也存在。

联合后位子的分配也比较难处理。谁当「第一把手」，争夺之激烈自不必说；而且分工负责，谁都想抓组织和宣传(或称政宣)，因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两个最有权力的位子。工总司总部于是定出原则：一般由大派任主要负责人，常委人数一般为奇数，大派只比小派多一人。¹⁹⁸¹

最先合并的是普陀区。普陀区内的几个工总司区级组织闹得最厉害，相互不服气，成天冲来砸去。工总司总部决定先从这个硬核桃着手。正好这个区的大派负责人巩贵棠和张婉卿，前不久因为轧进黄文海的「双造司」事件，一个被抓，一个躲起来，少了障碍。3月21日工总司普陀区联络站、工总司普陀区分部及工总司普陀区兵团实行大联合，三派组织合并成立了工总司普陀区总联络站。¹⁹⁸²接着，3月27日，虹口区的工总司虹口区指挥部与工总司虹口区司令部合并为工总司虹口区总联络站。

联司被砸后，9月中旬，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讲话，由张春桥在8月首先传达给工总司总部负责人们。王洪文说，毛主席都讲话了，再搞下去不象话。如果再不联合，几个头头都搬掉。¹⁹⁸³还规定，凡本人所在工厂派性严重且处理不好者，不能当头头。终于，9月16日，最后一个区——静安区的工总司区级组织实行大联合。静安区的合并最困难，反反复复谈判了好多次，总算要开联合大会，却又发生波折，临上主席台，一派又翻矛枪想反悔，被总部的王腓利硬压着，总算开成了大会。

「脱钩」和「归口」

在「行业归口中」，工总司总部要求：凡挂在区、县，但行政关系却属行业系统的造反队，尽快与所挂钩的区、县级组织「脱钩」，归口所属行业系统。

最先整顿的是财贸系统。财贸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财联)，成立于1967年1月初，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成员都是商店的职工，负责人是南市区土产公司大众竹器店经理宋有福。但当时还有一些商店的造反队没有加入财联，而是加入了所在区的工总司组织。工总司总部要求这些造反队与工总司脱钩，归口加入财贸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负责人之一是黄浦区一家商店的职工王志品。宋有福认为自己是大派，是正宗；王志品认为自己造反早，是老造反，刚开始怎么都不愿意归口到财联去。下面基层商店的工总司所属造反队，也生怕自己组织势单力薄，被对方「吃掉」。经说服和多次谈判，3月24日，工总司和财联发出联合通告，宣布：「目前工总司内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根据系统重新归口的精神，同上海财联联合起来，定名为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财革会)。」¹⁹⁸⁴财贸系统的「脱钩归口」，虽然有曲折，总体还算顺利。而别的系统的归口就没有那么顺利。有些原来挂在工总司区级组织之下的造反队，脱钩后不愿「倒旗」归口。因为一般说来，工总司的区级组织成立时间都比系统组织早，而且实力也更强。要让这些在区里实力强的造反派组织，回系统去和那些后成立的组织联合，他们很不情愿，觉得吃亏。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版联和电业总部，都是原先参加工总司区联络站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归口后不肯与系统原有组织联合，自己重拉组织，乃至酿成与对立派武斗事件。

上海出版系统原有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是「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成立于1966年12月11日。成员以出版系统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为主，也有部分印刷厂工人，与机关联络站关系密切，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而在出版系统的印刷厂，有许多工人造反队加入了工厂所在区的工总司组织。此外，轻工业局系统所属文教用品公司也有印刷工业包装及广告制品的印刷厂。这些厂里的许多工人造反队，加入的也是工总司的区级组织。贵阳经验发表后，这些组织从工总司各区级组织中脱钩出来，但又不愿归口到版司去。他们商量后，决定联合起来成立行业造反组织，还是挂在工总司名下。而此时市革会要求归口联合的决议已经出来，按理工总司总部不应当同意，但这些人找到的是总部当时负责宣传和《工人造反报》的王腓利。《工人造反报》此时由文革初期被停刊的新民晚报社负责印刷，可《新民晚报》是张只有四开的报纸，印刷机开面小，不能印大纸张。见有印刷厂造反队愿意挂在工总司下面，王腓利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厂的大印刷机器，想到以后印刷大开面宣传品可以不用到处求人。他马上签字同意。¹⁹⁸⁵

就这样，「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版联)在3月7日成立。但一成立就遭到版司指责，说这违反按系统归口原则；版联则宣称，「张春桥批准，出版系统造反派组织要归口，归入工总司的轻工系统」。¹⁹⁸⁶版司和版联各有背景：版司后面是徐景贤的机关联络站，版联后面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双方对出版印刷公司所属造反队的归属争执不下，版司宣称：出版印刷公司行政管理属于出版局，应该归口到出版系统；版联强调：出版印刷公司人员以印刷工人为主体，应该归口工人阶级的组织工总司。两派谁也不服谁，双方的冲突从3月至8月，持续五个多月，其间多次发生武斗。武斗中当场打死2人，被打至重伤者抢救无效又死2人。¹⁹⁸⁷在市革会和工总司的一再调停下，9月13日，两派才终于言和。之后，轻工业局下属印刷厂的造反队归口轻工业局，出版局下属印刷厂的造反队归口出版局。

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版系统，其他系统也都有发生。为了防止从区级组织「脱钩」出来的造反队另行成立行业性组织，工总司总部于3月25日又专门发布《紧急通告》，声明：「为了保证组织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即日起停止各级组织的挂钩和队员发展工作，本通告发布后建立的组织和吸收的队员，本部一概不予承认。」¹⁹⁸⁸

但是王洪文自己却违反这个规定，而且那时已经是1967年的6月。当时电业系统新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电业总部」，到工总司总部挂钩。电业总部负责人是杨树浦发电厂的职工，该厂就在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隔壁，两人比较熟悉。王洪文耳朵根软，经不住熟人再三要求，同意了。电业系统原来有个造反派组织「电业战士」，领导成员主要来自电业系统的局、公司机关和研究所。但这个电业战士下面的造反队，在各工厂里都是小派。而新成立的电业总部下面的造反队，主要来自上海电业系统举足轻重的大厂如杨树浦发电厂、吴泾热电厂，而且在这些大厂里本来就是大派。这些电业大厂的造反队，原先挂钩于工总司的区级或地区组织，脱离区级组织后，不愿归到电业战士门下，就以归口联合为理由，拉起了「条条」，成立系统组织。于是在电业系统，后成立的电业总部成了大派，先成立的电业战士成了小派。电业战士对王洪文非常不满，说王洪文身为工总司负责人，却违反自己定出的规矩；说这些大厂的组织本应归口到系统组织电业战士名下，却另外成立系统组织电业总部，所以是个违背大联合的产物。电业总部也不示弱，仗着人多，8月8日，以砸支联站为名，纠集近二千人，在南车站路发起对电业战士的武斗，造成3死160伤，前面的砸联司章节已述。王洪文自知承认电业总部理亏，所以特地关照去促进华东电业管理局造反派大联合的王腓利，无论如何也要把两派控起来，哪怕被人说成是和稀泥。最后，两派总算联合，由电业总部的负责人张国富担任工总司华东电业管理局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原因之一不但在于张是大派，还因为张是党员。

大联合中，不但有「脱钩」后不愿归口之事，还有不肯解散组织，一定要归口到不是自己单位所属的「条条」之事。1967年5月底，上体司与工体司之间的武斗，就属于这种情况。上体司成员大都是职业运动员。工体司成员最初以分配进工厂的退役运动员为主体，挂在工总司名下，1967年初成立，负责人葛海珊。那些退役运动员，虽然人事关系被分配到工厂，在工厂拿工资，编制是工人，但仍然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此外，还有部分工体司成员是工厂里有体育特长或热爱体育的工人。工体司在上海文革中名不见经传，它的出名，完全是因了与上体司的一场大武斗。1967年5月，体育系统大联合，筹备成立体育革命委员会，工体司要求参加。但是上体司不同意，说他们是业余运动员，人事关系在工厂，应该回自己工作的工厂去。工体司认为自己的成员同是运动员，而且许多人文革前经常参加各类体育比赛，除了人事关系在工厂，与专业运动员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能参加体革会。工体司不甘心解散组织回工作单位，希望以参加体革会的方式，保留自己的组织，其实更是为了保留自己运动员的社会身份。5月26日晚，正值体革会成立前夕，工体司负责人让人潜入上体司，了解体革会的筹备成立情况；还有人去偷上体司的宣传车，被上体司的人发现抓住暴打，第二天经工体司派人交涉方获释。但挨打者不服气，又去市体委大楼贴标语，被发现又引起冲突。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工体司认为上体司阻碍自己加入体革会，决定向上体司示威抗议。5月30日上午8点，工体司在杨浦区工人俱乐部，调集杨浦、虹口、黄浦等区所属组织人员近万名，出动22辆卡车，于当晚包围上体司所在的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双方冲突越来越激烈，上体司虽然调来了「静体司」(静安区体司)、「黄体司」(黄浦区体司)人员，还是抵挡不住，一部分人被逼至墙角，还有一部分人退到二楼。一场大武斗直打到傍晚。工总司陈阿大闻讯赶去劝阻，也被打耳光。南京路被武斗参与者和看热闹者围得水泄不通。整个武斗中，双方被打伤者共54人，其中重伤11人；市体委大楼85%以上的大玻璃被砸碎，仅玻璃损失就达五千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字。¹⁹⁸⁹

1967年1月至8月，是上海武斗最频繁的时期。这些武斗，除了年初造反派对保守派的冲砸外，都是造反派之间的互斗。究其原因，都是为了在行业或地区造反派组织中，争夺自己的老大身份。

在大联合过程中，争论的焦点是联合后以谁为主。造反派组织互不服气，都想以我为主；说是「倒旗」都希望自己这派大旗不倒，要对方倒旗并入自己。贵阳经验发表后，一些头子活络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马上转而成立系统组织，这些新成立的系统组织，和原有的系统组织互不服气。例如上文所说的电业总部。又如冶金系统，2月左右已有人成立工总司联络站冶金联络总站；而冶金系统的几个万人大厂，如上海第一、第三、第五钢铁厂的造反派组织，原来都挂在区里。归口脱钩时，这些大厂造反队联合起来，推原来是工总司南市区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曹可祥为头，成立工总司冶金联络站，组织成员都是上海几个大钢铁厂中最正宗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成了大派；在他们之前成立的冶金联络总站，因为负责人所在工作单位是钢铁研究所，不是工厂，还又是小单位，号召力远远敌不过这些大厂，成了小派，虽然心中不服，却也无可奈何。最后，由大派的曹可祥担任大联合后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主要负责人；不过小派的常委名额只比大派少一人，总算摆平。

工总司原先的势力主要在区级组织，经过这样的整合，形成统一的工总司组织架构：在各产业管理局设立工总司的局级联络站，局所属行业公司设公司级联络分站；公司下的基层厂根据工厂规模，设造反大队或造反队；如果是设造反大队的大工厂，下面的车间再设造反队。由于作为工总司主要力量的产业工人都属于各产业管理局的下属工厂，因此经过大联合的整合，工总司的势力完全转移至产业系统，不再在区和县。就这样，工总司的组织架构，回到文革前工会的组织架构状况，与党政组织的架构完全平行。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

虽然，工总司总部始终在促进基层的大联合，但实际上，各级造反派组织，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工总司总部成员，在进行归口整顿的同时，还是充满困惑和失落感。一方面，大联合的要求来自毛泽东不容质疑的权威，出于对毛泽东的绝对信任和崇拜，工总司总部和所属绝大多数造反组织马上贯彻执行。但另一方面，造反派们感到很大压力。因为毕竟贵阳经验提倡的是解散组织，回到工作单位去。尽管工人造反派当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这是取消自由结社的第一步，但他们能感觉到，可以随便成立组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整个4月、5月和6月，是工总司组织结构大调整时期，那些区和县里被解散了队伍的许多造反派想不通，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这是仿毛泽东早期一篇文章的提问。王腓利后来回忆：「经过这次机构大调整，加上当时老是强调大联合，不要闹派性，还有『二月逆流』对造反派形成的压抑感，等等，造反派的气势比当初削弱了很多，我们也觉得造反队萎了。」¹⁹⁹⁰许多工人造反派去工总司总部询问，说大联合搞得造反队的威势都没有了，有人说着说着甚至激动得哭了。¹⁹⁹¹

这种压抑和失落感，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机会，那就是「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这个主意是在工总司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李卫民建议的。在此之前不久，几个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召开过这样的大会：4月15日，同济东方红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市革会领导陈琳瑚、王少庸，以及警备区副司令等，应邀出席；4月18日，交大反到底也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市革会马天水、朱锡琪等应邀出席。所以李为民建议一出，大家都说好。工总司是1966年11月9日成立的，到1967年5月9日，正好半年。造反派们正被大联合弄得有点灰头土脑，对纪念半周年建议「都一致赞成。传达下去，真像打了一支强心针，大家都非常兴奋和起劲」，要乘这个大会，「重树造反派军威」，「重振工总司雄风」。¹⁹⁹²总部马上召集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在南京路国际饭店旁的一家剧场开会，王洪文到会。与会者情绪都很激动，问「我们这些联络站到底解散不解散？」王洪文等明确表示「不解散！」归口照归口，造反派组织还是存在」，「下面的组织归口合并，但是上面工总司不会解散」。¹⁹⁹³

5月9日，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和驻沪三军领导都被邀请参加大会；炮司、交大反到底、红反会、红西南，这些从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起一直站在工总司一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大会。工总司已经好久没有召开全市性大会了。叶昌明会前特地关照，参加大会的各厂造反队一定要戴上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袖章，打出工总司某某厂的造反队大旗。整个大会场面，比「一月革命」时的大会还壮观，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各式旗帜标语，将人民广场四周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参加大会的人数据说有六十到八十万。据王腓利回忆：王洪文是大会总指挥，工总司总部负责人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一队又一队造反派们打着造反队大旗进入会场，将人民广场挤得满满。到后来，人实在太多，晚到的队伍进不去，只能站在人民广场外围；再后来，许多队伍更是堵在外滩无法进入：西藏路上的队伍直排到泥城桥，福州路上的队伍直排到外滩。主席台上放眼望去，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除了房子，就是造反队的红旗。「不得了多的队伍」。¹⁹⁹⁴

大会由潘国平主持，王洪文讲话。王秀珍在会上发言。她五一节去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发言内容便是当时的「幸福情景」。这是王秀珍第一次在全市大会上露面。交大反到底和同济东方红在会上祝贺词，市革会和驻沪部队也都有代表发言。工总司的催生者包炮，被特邀来上海。包炮没能赶上大会，不过会后，工总司总部特地赠送他一个编号为001的工总司袖章，显示了上海工人造反派对这位工总司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感谢。¹⁹⁹⁵已经离开工总司总部的范佐栋，也被王洪文邀请出席。¹⁹⁹⁶

工总司召开半周年纪念大会，其他组织也纷纷仿效，有些比工总司成立早的组织，还特地补开大会。

徐景贤虽然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对工人造反派的这种做法非常不以为然，打电话向正在外地的张春桥汇报。张春桥说「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本身就是山头主义」。¹⁹⁹⁷第二天，5月10日，在市革会召开的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徐景贤在讲话中批评了「半周年纪念风」，说这么多任务人出来开会，影响生产；而且开这样的大会要会议经费，造成浪费，还说：「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徐的这个讲话当天被电视转播，尽管那时家庭电视机不普及，但许多人还是在工作单位看到了。

第二天，《文汇报》又在第三版回答一封群众来信。这个「答读者问」的标题很长：《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大搞「半周年」庆祝活动——如果离开革命的大联合去「重振」某一个组织的「军威」就会助长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据说，有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了搞庆祝活动，竟把工作和生产停顿下来；有的还大搞请客看戏等活动；有的打算层层搞庆祝；在有些已经初步实现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大联合的单位中，有的组织甚至重拉队伍来搞这种庆祝活动。这些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要节约闹革命等指示精神的，也是不利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支部生活》也发表徐景贤在文化广场大会上讲话的整理稿。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这是在批评工总司。

工人造反派非常光火。工总司总部一些负责人，以及一些工厂基层造反队的造反派，一起去文汇报社要求公开辩论。光是黄金海就动员了一卡车自己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工人，打出「到文汇报辩论去」的标语，开到文汇报社。¹⁹⁹⁸戴立清等还去徐景贤办公的康平路办公处找徐景贤。他不知道徐在哪间办公室，就一间一间敲：「徐老三，出来，和我辩论！」王秀珍则带着叶昌明、王腓利、张宝林，加上工总司的军代表康宁一，一起去南京找张春桥告状。叶昌明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下了准备汇报的要点：1.形势大好(与全国相比)，但阶级斗争复杂，最近武斗风日益严重；2.工总司的情况；3.我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和机联站的分歧);4.我们的意见和建议。¹⁹⁹⁹但张春桥避而不见。事后张春桥说，我知道你们来找过我，但那时你们那种情绪，我怎么能见你们。²⁰⁰⁰

事实上，工总司筹备「半周年大会」，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情绪：那就是对着以徐景贤为首的原机关干部。戴立清后来回忆：

大联合提出后，我们有着很大失落感：文革中造反是我们早，安亭事件、色织廿四厂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都是我们工人造反派冲在前面，那时机关造反派这些人在哪里？1967年市革会成立后，不批判老保了，而是开始反起派性，要求大联合，都是针对造反派的。

我们那段时间日子难过，憋了一肚子气。再加上按系统归口闹革命，他们就以此为借口，说「你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好解散了」。有人公开提出「解散工总司，归口闹革命」。而让我们解散这类话，机关那派人讲得最多。²⁰⁰¹

所以，徐景贤再出面公开反对他们的大会，他们更有气。接着，令徐景贤没有料到的是，王洪文等工总司负责人，都像罢工似的，接连许多天拒绝参加市革会会议，请他们也不去。徐景贤急了，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张春桥说：「那有什么办法，只好你们自己出马，到他的国棉十七厂去，请他出山。」²⁰⁰²徐景贤只好约马天水同去国棉十七厂。马天水支吾着不肯去，不想陷进矛盾，徐景贤说你是老干部，一定要去。他们给国棉十七厂打电话，说晚上去看王洪文。王洪文称病，让人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不过当晚，王洪文还是在国棉十七厂会议室接待了徐景贤和马天水。一开始，王洪文态度冷淡。后来说到工总司半周年大会，王洪文表示对徐景贤讲话不满，说这样会使原来赤卫队的老保高兴。徐景贤表示「我在大会上这样说，也许会造成一些影响」，虽然没有直接道歉，但有承认当时讲话可能有不妥之处意思。见徐景贤这样说，王洪文口气缓和下来。马天水先走了。徐景贤和王洪文两人又谈了会儿话，交换意见。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我发现他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经不起别人挑。」²⁰⁰³王洪文耳朵软，不仅是许多与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工人的感觉，看来徐景贤也有这个感觉。

张春桥回上海后，徐景贤向他汇报整个「半周年」事件经过。张春桥说：「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内部议论的东西，与在外面大会上公开讲的，有的是很不一样的，这点你要注意。」徐景贤后来回忆说，他领会张春桥的意思：

我跟他不一样。他对工总司是有恩之人，工总司的人对他五体投地。我跟工总司的人属于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对自己有点估计不足，认为他可以批评的，我也可以批评。张春桥一直要我注意处理这方面的关系。经过这段曲折，我就注意这个问题了。

从此我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关系处得非常谨慎。²⁰⁰⁴

5月20日，张春桥在一个会上提到「半周年大会」，对工人造反派的做法表示理解，也有批评：

那天大会，你们要么不给我打招呼，打了招呼总要说几句，你们心情我知道，总是有些困难了，才开了大会。

上海的反复不大，比外地好，我总感到保守势力猖狂些好，因为我感到上海的一月革命，夺权太顺利了，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大反复。

总理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上海的一点好形势都很珍惜。你们考虑局部多了些，考虑全面的少了。

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我对《文汇报》的做法也不满，跟他们谈了。上海这个局势，让保守势力再猖狂一些没有什么。我对上海的造反派是有信心的。²⁰⁰⁵

张春桥讲话后，5月22日，王洪文在工总司的内部会议上，检讨了半周年大会之事。王洪文说：

有几种思想：

一、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

二、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

三、眼下无人，自己高于一切。

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²⁰⁰⁶

徐景贤也在5月26日的一个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工总司「5.9「大会问题，正因为和工总司一些同志接触少，事先没有很早和他们商量，只在6日晚上提了一下不要会开得太大，没有提出会议的要求，对大会的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我注意不够。

跟春桥同志汇报了说，原来没有要开这么大的会就不要开这么大，已经开了就要去。但是对这次会要坚决支持。9日后听到了一些反映(如打架、停工、各组织连续提出要开半周年会，各基层也在不断开)，认为这样下去会对宣传主席思想起冲击作用，因此在10日会上讲话时对9日大会作了答复。现在想来，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讲的，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只有另一方面考虑。后来在党校我也讲了否认这个会是不对的，是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那次讲话是没有稿子的，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我对讲话助长了文汇报答读者问的出来。

文汇报出文章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是不好的，但要看到这文章还是好的，不是把矛头提到打倒的程度。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现象。²⁰⁰⁷

张春桥虽然批评徐景贤，但当年的年底，工总司召开工代会，张春桥在闭幕会上，又批评「半周年」之事，说：

有些单位，他为了搞派性，搞个一周年纪念，半周年纪念，十三个月、十四个月纪念，那个带劲儿，有个机会就要纪念，摆老资格，我希望工总司从这个会开始，把这个风真正地刹下来。²⁰⁰⁸

半周年事件虽然平息，但对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们，这是一次重要的情绪和意愿表达：他们不愿被解散，他们要在恢复秩序的新形势下，继续力争和凸显自己组织的存在。而在此之前，迫于大联合及倒旗的舆论压力，工总司下面的联络站和造反队一片迷茫，不知自己的组织还能存在多久。半周年大会激起了他们对自己造反派身份的强烈认同，更激起他们将工总司作为自己组织的强烈认同。半周年大会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工总司下面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几乎偃旗息鼓，半周年大会后，许多造反队又重振旗鼓，重新神气起来。²⁰⁰⁹

毛泽东提出以工人造反组织改造工会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3月25日，北京市工代会召开。马天水想到上海的工总司总部工作人员都是工厂工人，长期脱产不回厂，总归名不正言不顺，是否也能通过工代会形式规范化。他找来原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机关造反派施钜康，让他派人去北京取经。但是，派出的两人去北京后发现，北京三大派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虽然参加了会议，却一个也没有进工代会领导班子；进领导班子的是文革前的一些工会干部，以及老工人、劳模先进人物。两人回来后向施汇报，施觉得难办，这样的人员构成，在工总司那里肯定通不过，于是没敢向工总司汇报，就此不提。²⁰¹⁰

4月12日，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对上海的大联合提出要求：

市一级造反派组织，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特别是现在基层中，(只)有一派的容易解决，有两派的也好解决，有各派的到底怎样联合，没很好解决。要工司一份材料，究竟全市八千个工厂，哪一个工厂联合了，哪一个厂保守势力占优势，要有典型(区、县、局)。这是工总司的正业，要务正业，由总工会的造反派协助工总司做好大联合工作，工代会的等备工作。团市委要帮助红代会筹备，特别有些中学造反派不占优势，团市委的造反干部应该下去。原来提二月三月四月是关键，现在主席加了一个字：二——五月是关键。工代会、红代会能在五月开最好，不要赶时间，可先开区的、产业的工代会红代会。工人组织还是把教育、医务、文艺、出版等划出工司。另外一些组织不要采取吃进去的办法，要鼓励下面实行联合。²⁰¹¹

1967年上半年，上海职工尤其是工人的造反派组织，大联合进行得缓慢而艰难。一方面是前文所述，许多当惯了头头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尤其是小派组织负责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不愿联合后屈居人下。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全市性支联站的兴起。支联站在各工厂，大部分都是些受压或不得志的小派，全市支联站的兴起，使他们在与工厂其他派别冲突或谈判时有了资源和资本。上海的大联合是1967年3月开始推行的，但到6月以后，全市性支联站兴起以后，派别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工总司在7月31日抓支联站负责人，8月4日砸联司，在全市一举消灭了对立面，许多对立组织也因此失去背景。8.4砸联司之后不久，毛泽东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段话公布，工总司总部连夜开会布置大联合。整个9月，上海各大中学校一个又一个地实行大联合；而在各工业和基建、交通系统，工总司总部也是尽力促进自己下面组织的联合，即使被说成是「和稀泥」、「联而不合」，先联合了再说。总之，组织上一定要实现统一的归口联合，一个系统不能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上海的9月，也被称为「9月联合高潮」，不但是学校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潮，也是工厂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潮。以至于上海几家做招牌的商店，那些天日夜加班，都还来不及做承接的牌子。

非产业工人的系统：财贸、卫生、教育、文化、公安等行业，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基本都在9月前后完成。比起工总司，这些行业的大联合真正是倒旗联合：大联合后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群众组织全都取消，不再挂牌。

在实行区、县、局造反派组织联合的同时，召开工代会的筹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自1967年3月始，全国各省市相继召开工代会，也即「革命职工代表大会」。第一个成立工代会的是北京。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北京市革会的成立建立在「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成立的基础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北京市工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都在市革会成立之前便已召开成立。而上海，不是成立这些机构后，再由这些机构派代表组成市革会；相反，上海市革会成立时，这一系列代表大会都没有召开，张春桥因此说，

上海有个特点：先戴帽子，后穿衣。市革会先成立了，再来成立工代会、红代会，产生代表参加市革会，市革会里最多的成员应该是工人。²⁰¹²

张春桥建议市革会委托工总司召开上海的工代会。市革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关于以工总司为主召开上海市工代会事宜，确定工代会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此时上海其他有产业工人加入的造反派组织，如一、二、三兵团，工三司等，都已经被解散，产业工人只有工总司一个组织。²⁰¹³本来希望上海的工代会能够在1967年5月1日五一劳动节召开，但工总司各级联络站的大联合进展很慢，时至5月尚未全部实现。工总司拟先在纺织系统召开纺织局的工代会作为试点。9月以后，大联合的进度加快，工代会的筹备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

而对群众组织的转型，毛泽东有让工人造反派组织改造工会的想法：

主席讲过：用工人的造反派组织来改造工会。²⁰¹⁴

毛泽东7月至9月在上海时，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十分关心，要上海早点开工代会。²⁰¹⁵王洪文在工总司总部的一次会议上传达说：

毛主席去年在上海时，我们好多同志，参加了斗陈曹的电视大会，毛主席在看电视时，一个一个地问张春桥同志，这是谁，叫什么名字，怎么样？主席还说：「他们现在年纪都很轻」。我们工作中有了一点好的东西，就肯定我们，支持我们，在报上介绍我们的经验。²⁰¹⁶

毛泽东还说：

上海地方大，班子可以增加到100多些人，机构不要太大，包括烧饭烧水在内。²⁰¹⁷

这个会议叫什么名称？北京叫「工代会」。上海市革会委托工总司，明确说要召开工代会。但是，工总司的造反派们不愿意叫这个名字，从工总司总部，到下面的造反队，一片反对声，说这个大会是文革的胜利大会，应该是造反派的大会，如果叫「工代会」那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就会成为全体工人的大会。如此不区分对文革的态度和观点，会把老保也选上来。一开始，工总司10月8日给市革会的一份关于筹备工代会的请示报告中，曾经将会议名称定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大会」，实际意思就是工总司内部的代表大会。这个方案，将参会名额分成两类：一类是「工总司代表」;另一类是「列席代表」也即不是造反队员的代表，不作为正式代表，只能列席。²⁰¹⁸市革会没有通过这个方案。

10月14日，工总司发文，设立筹备会议的办公室，王洪文总负责。10月27日，工总司总部再一次打报告给市革会，还是没有和全国一样称「工代会」，而且也不称「大会」，而是称「会议」：「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由这个会议选出工总司的常委和委员。²⁰¹⁹对这个名称和建议，市革会同意了。叶昌明文革后承认，他们当初不称「工代会」的原因，是觉得工代会实际就是工会在文革中的称呼，全体工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担心这样会将老保选上来。所以他们起了这样一个名称，防止那些对文革有看法的工人被选上。这个想法，和张春桥的思路是一致的：

大联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红代会、工代会是革命组织的代表会，不是全体工人学生的代表会，不能由全体工人学生来选举。²⁰²⁰

张春桥又一次提出不相信选举，说：

这个会，不要搞繁琐哲学，不要迷信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套，又是投票选举，又是什么那么选代表争得一塌糊涂啊？我们不要学那一套，开得活泼一些。也可以多一些做代表的人。²⁰²¹

对于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问题，决定参加对象基本以工业、交通、公用、基本建设等行业的产业工人为主，也包括手工业系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文化、教育、医务等非工人行业一律不参加，这是张春桥的意思。11月10日，在友谊电影院咖啡厅召开大会筹备会议，参加的有市革会主要组室、办公室负责人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及财贸、出版等系统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市革会领导成员也全都参加会议。这次会是为了解决工总司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主要是关于出席工代会的范围问题：工代会是以工总司的组织队伍为基础开的，由工总司单独筹备；财革会和版司等组织所属的财贸系统职工和印刷工人能否参加成为争论焦点。²⁰²²财贸系统的财革会是1967年3月24日成立的。当时财贸系统不仅包括商业一局、商业二局这两个商业和服务行业，还包括渔业公司。此外税务、海关、银行等财政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大联合后也都归到财革会下。财革会认为，自己系统的职工文革前都是工会会员，既然工代会是工会的替代，财贸职工也应该有资格参加。工总司则认为，财贸系统的商店和服务行业职工，以及渔业的渔业工人，可以参加工代会；而税务、海关、银行等行业的职工，是坐办公室的，应该属于知识分子，所以不能参加。但是，财革会负责人宋有福，不愿在自己系统对职工实行两套政策。为此，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还有出版系统，出版局革命委员会认为，自己下面印刷工厂的工人，都是正宗产业工人，也应该有资格参加这个工人阶级的会议。但如果编辑等人员不能参加，也实际是在出版系统实行两套政策。最后还是由张春桥决定：这些系统的工人，都可以派代表列席成立大会，但群众组织的所属关系不动，以后财贸系统和出版系统可各自召开代表大会。²⁰²³

「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只有造反派能够参加，参加资格的狭隘性太明显。张春桥提出代表中要有保守派代表人物，他对叶昌明说：你们要考虑保守派，赤卫队员号称八十万人，队伍虽然没有了，影响还有，还是要团结他们，也要有代表。张春桥提名杨富珍当工总司委员。张春桥后来解释：

我们要树一个标兵，就是杨富珍。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老工人，但站错了队，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作检讨，站起来揭发陈丕显，揭陈丕显如何利用她，这样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卫队员安心下来，就和造反派不那么对立了。²⁰²⁴

叶昌明遵嘱，将杨富珍作为工总司总部委员候选人布置下去，但下面区、县、局联络站一片反对声，工总司总部只好去做工作，说明这是张春桥的意思，一定要保证杨富珍被选上。²⁰²⁵杨富珍后来当选了。她的当选，对瓦解工人中的保守派对文革的抵抗，起了很大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

1967年12月3日至12月5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在文化革命广场(即被改名的原「文化广场」)召开。这天新闻的标题还是称这次大会是「工代会」，或者虽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但后面马上紧跟着一个括号说明：「(工代会)」。大会召开期间，全市电视及有线实况转播。当时上海有120多万产业工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分配名额为正式代表9931名，分配列席代表为2393名。但是有144个单位内部派性斗争激烈，无法产生代表，所以实际产生的正式代表只有9280名。²⁰²⁶大会于12月3日下午正式开幕，张春桥以及市革会领导成员、解放军驻沪三军负责人，还有上海各群众组织代表，都出席了大会。潘国平代表工总司致开幕词，张春桥宣读中央文革小组的贺电，王洪文作工作报告。12月5日下午举行闭幕式，张春桥作长篇讲话，王洪文致闭幕词。会议代表近万人，基本上都是从工总司所属各区、县、局联络站产生，所以连黄金海都认为这「实质上也是一个大的山头会议」。²⁰²⁷

大会通过了工总司的委员名单。工总司原来一直以1966年11月9日成立大会时的主席团成员为常委，没有建立过委员制，直到筹备这次造反派代表会议，才正式建立了工总司的委员会，共设44个委员，这份名单是工总司自成立后，第一份正式的委员名单。

这44个委员中，除了杨富珍、周林妹、戚荣繁三人，是作为文革前的劳动模范或先进人物代表，另外还有3人作为文革中先进工厂的代表，其余38人全部都是工人造反派。本书前面章节提到过的许多人：王秀珍、金祖敏、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成龙、王明龙、马振龙、徐美英、耿金章、岑麒麟、王腓利、张宝林、潘国平、蒋周法、张伯生，等等，都是这一届工总司委员。最后一名委员张伯生，是1966年11月5日和6日工总司筹备会参加者之一，而且是工总司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原来他只被作为大会列席代表，但最后公布的工总司委员名单中有他。这是张春桥提名的，张春桥看了预审名单后问：写工总司成立宣言的人哪里去了？我建议放上他。²⁰²⁸

工总司在安亭事件后，除了很短时间有过六至七个常委，1967年初，耿金章、范佐栋被抓，常委还剩五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造反派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工总司总部讨论过是否要调整工总司常委班子。但讨论过程中，大家觉得工总司的老造反老头头很多，都是一起造反出来的，放谁不放谁进常委，容易引出矛盾。最后王洪文决定，还是维持原来的五人常委格局。但是此时，这五人中，潘国平已被边缘，蒋周法因作用不大，王洪文又更多在市革会工作，剩下能够发挥作用的常委实际只有叶昌明和陈阿大。所以事实上，还是以在总部工作的委员作为核心商量工作，常委等于虚设。在不是常委的委员中，最重要的是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金祖敏、王明龙、王成龙和张宝林。他们与王洪文、叶昌明和陈阿大一起，形成了工总司总部的实际核心。但是这样的「核心」不够正式，缺乏权威性。1968年年底，工总司总部决定扩大常委班子。12月25日，总部正式向市革会打报告，请示增加常委之事：

工总司的核心领导机构是常委会，并由常委会主持总部日常工作。总部常委原有五人组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淘汰了一人，现有常委四人。(其中潘国平同志因犯严重错误，而下放边劳动边检查)，实际只有三人负责总部的领导工作(即王洪文、陈阿大、叶昌明)，因此领导力量感到薄弱。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的要求，以及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指导思想，我们注意了从总部原有委员中培养一批骨干力量充实常委会班子。为了加强工总司的核心领导力量，健全常委会班子，使之更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和政治任务之需要，我们感到很有必要提升一批委员充实常委班子。

经工总司党支部和总部现常委协商，一致建议常委名额暂定为十一人(增加七人)，提名王秀珍、金祖敏、黄金海、戴立清、王成龙、王明龙、张宝林等7位同志为候选人，召开一次工总司委员扩大会议(请各联络站负责人出席)，讨论扩大常委问题。²⁰²⁹

对这个报告，市革会同意了。名单中，范佐栋的常委名额被取消，潘国平、蒋周法没有明文取消。加上原来就是常委的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这个常委会一直保持到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但实际上，工总司总部平时开会，还是以核心人物为主，常委会不大被提起。以至于许多人后来记不起那时曾经有过常委会。

到1968年底，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相继被大联合名义解散，统一的工代会替代了文革初期特有的职工结社组织，唯独上海的工总司，仍然保留着最初的组织名称。工代会召开后，工总司总部规定：市级机构仍称工总司，区县局和公司仍称「工总司某某联络站」，²⁰³⁰基层工厂或单位仍统称「工总司某某厂造反队」。就这样，工总司通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召开，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甚至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这是文革群众结社在全国的唯一留存。

工总司总部组室设置

工总司总部的办公机构一直变化不定，尤其是初期阶段。1966年底，工总司总部的机构设置是：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内勤组、宣传组、联络接待组。²⁰³¹以后又有所变化。康平路事件后的一月革命期间，组室设置为：组织组、宣传组、秘书组、后勤组、联络组、接待站。各组负责人由工总司筹备时期的发起组织派人担任。组织组负责人最初是王明龙，「一月革命」时，王明龙作为王洪文的代表，去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由范佐栋和丁德法任负责人；宣传组最初由范佐栋负责，范佐栋负责组织组后，由王腓利负责宣传组；秘书组负责人是戴立清和黄文海，后来黄文海因双造司事件出局；后勤组由陈阿大负责；联络组负责人是缪南生和岑麒麟；接待站最初由陈金星负责，不久由张宝林负责；办公室负责人为黄金海。

「一月革命」以后，工总司总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总部搬入市总工会大楼后，人员更是飞速增长，光是组织组就有近二百人。大多数都是通过熟人进来的，然后又介绍自己的熟人进来。所有人的人事工资关系都在原来的工厂。乱世之际，厂里没有人管职工的出勤，许多人于是乐得在外革命不去工厂上班。工总司总部也没有人事管理制度，反正不需为这些人发工资，愿来愿走自便。有人最初是来总部告状，告了几天，和总部的哪几个人混熟了，就干脆留下来，也当起接待告状的工作人员。甚至市委书记陈丕显的丈人也一度在总部看守大门。²⁰³²总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办公大楼里成天闹哄哄的。3月，适逢贯彻贵阳大联合经验。王洪文提出，总部那么多人，不知他们怎么来的，也不知他们的个人情况和过去表现，趁着贯彻贵阳经验，对总部实行精兵简政，让大部分人回厂去进行大联合。经总部多次开会协商，确定只留少数骨干，总共十几人。这次精简在前面章节已经寂述。被精简人员临回厂之前，总部请大家在南京路上的展覧馆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智取威虎山》。

1967年5月31日，工总司又一次调整总部机构。为了对应下面的归口大联合，按照市革会的组室建制，工总司总部也相应设置了工业组、交运组、市政组和郊区组。工业组由叶昌明和陈阿大等负责；市政组由张宝林等负责；交运组由蒋周法和王明龙等负责；郊区组由黄金海等负责。还设立群运组，由王秀珍负责；《工人造反报》由王成龙²⁰³³等负责；办公室主要对内处理机关事务。精简之前的总部，各组头头大都是老造反，自恃有功，各行其是，各组工作内容交叉重复，职责不明，对外也不统一。叶昌明向王洪文提出，要设立工作流程和规范，明确各组职责，今后总部日常工作需要处理的问题，要经各组负责人开会商量决定。王洪文非常支持。就这样，工总司总部各组的职责以及对外权限逐步理顺，叶昌明也成为工总司总部主要负责人。由于常委人数太少，因此总部讨论工作，经常召集各组负责人参加，各组负责人是事实上的核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第五次工代会。

工总司总部组室调整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了配合市革会的工业、交通、市政，以及区县工业企业系统的相应工作。应市革会要求，工总司总部向市革会的相应组室派出人员，协助促进下面工厂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大联合，整顿秩序，阻止武斗。工总司总部向市革会的工业组派去陈阿大，向市政交通组派去蒋周法，向郊区组派去王明龙、张宝林，等等。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工总司，只有陈阿大最后被留在了市革会工交组。

1968年4月15日，总部组室又一次调整，从原来的五组一室精简为三组一室：常委秘书组，组长潘国平，副组长叶昌明、戴立清；政治宣传组，组长王秀珍，副组长徐妙林；组织组，组长金祖敏，副组长王明龙；办公室，组长黄金海，副组长蔡云龙。此外，还有《工人造反报》，负责人倪淑英、王成龙。²⁰³⁴以后，又有所变更。到五届工代会，只设一室两组：办公室、组织组、宣教组。

总之，从1967年3月到1968年9月，工总司总部共进行了四次精兵简政。第一次是1967年3月，近300人，精简了90%。但不久总部人员又逐步增加，到1967年月以后，增至200人，其中包括从原总工会机关被抽调至总部工作的40多机关干部；12月造反派代表会议之后，因「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分工过细，相互扯皮」，于是1968年2月初，总部实行第二次精兵简政，人员减少到130多人，四分之三的原总工会干部回原总工会，机构从五组一室精简为三组一室。1968年9月7日的报载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要精简机构，²⁰³⁵总部于是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人员从130人减少到72人，机构从三组一室调整到一组一室。1968年10月第四次精兵简政，精简为40多人，不久因一些人去工宣队，总部只剩20多人。²⁰³⁶这以后，由于秩序的恢复，工人必须回厂，总部人员膨胀的冲动才被遏制。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1967年一月夺权后，各级革委会建立，在建立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造反派组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造反派组织既代表「革命群众」，对将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评头论足，发表肯定或否定意见；又代表「革命群众组织」，推出自己一方的代表参加革委会工作；在干部和科层人员普遍被批判打倒、无人指挥生产的最混乱阶段，还负起了指挥生产的责任。但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各项工作日趋正常，造反派组织作用逐渐减少。从合法性以及工作经验工作效率，造反组织远不能与新建立的革委会相比。工总司总部对此评论：

目前，一些局(公司)、区县联络站，虽然已经撤消了和同级革委会重叠的机构，(如组织、政宣等)，但仍有一个工作班子，一般是区、县、局十余人，公司三五人。我们感到这些组织抓中心工作，既与革委会重复，单靠联络站又抓不起来，具体工作中则常产生矛盾。²⁰³⁷

各级革委会建立后，能够以群众组织代表身份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无政府的混乱时期已经过去，日常工作已经归各级革委会领导或管理。没有被「结合」的造反派头头，除了造反派组织的内部事务外，所能参与的事情和活动越来越少，精简造反派组织和脱产人员将成为必然。那些没有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面临着回厂回车间重新当工人的可能，一月革命时期的叱咤风云不再。这使许多造反派负责人感到失落。因政治运动而生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面临着身份和作用的重新定位。

如何使造反组织对重新科层化后的各级党政继续发挥影响，工总司总部试图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打通路径。所谓「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就是革委会和同级工总司组织机构，对外挂两块牌子，对内一套班子合署办公。这个做法，首先由市城市建设局和黄浦区创建。1968年4月，工总司城建局联络站与城建局革委会合署办公，1968年11月20日，王洪文提出要在工交系统各局推行；1968年12月31日，工总司总部打报告给市革会要求批准实行。报告中阐述这样做的理由：

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在大部分基层单位中，造反队的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并分别在革委会的有关组室工作，造反队一般不再设专职人员。通常情况下，以召开「两委会」的形式，即队委参加革委会议一起讨论，决定全厂的工作和重大问题，革委会作出决定后，需要群众组织出面抓的工作，由群众组织出面，需要联合出面的就联合出面。这种形式，大家称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²⁰³⁸

但是市革会迟迟没有给予回复。工总司总部不待市革会批准，就急着推行下去，在工交系统十三个局实行。各局在推行过程中做法不一，总的来说有两种类型。在机电一局、邮电、化工、轻工、公用、仪表、冶金七个局，工总司的局联络站保留了一个办公室，留二三个专职脱产人员处理造反队的日常事务，其余人员均参加局革委会的工作。在电业、手工和城建三个局，不另设工总司局联络站的办公室，但也有专人负责分管造反队的工作；其余的工作，「内部一把抓，外部看需要」，²⁰³⁹也即对内不分革委会和造反队，对外按需要亮革委会或是造反队的牌子。

这个建议的背后，体现了工人造反派在一月夺权后，对于自己身份转换的焦虑。他们担心科层重建，造反队的作用不再，造反队将有可能被取消。他们希望凭借「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名份，进入重建后的科层管理体系，转换自己的身份。革委会建立后，科层人员重回各职能科室，而工人中进入科层者却不多。如果能够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大批造反派工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革委会的各个组室，成为科层管理人员甚至领导人员。工总司总部在一份报告中说，这样做的好处是：

局革委会的工作班子得到更新，增加了工人成份。城建、邮电、电业、化工、一机、轻工、冶金、仪表8个局联络站，共有63名工作人员进入局委会的各组室；同时，经局革会审查同意，联络站又从基层抽调了一批优秀工人造反派战士和联络站同志一起充实进去。原来局革会的各组室，特别是组织和生产业务部门，工人很少，有的全部是原机关干部，现在，各组室的工人代表已达50%左右。²⁰⁴⁰

但是，工人造反派的这个愿望最后没有实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批准同意这个做法。工人造反派希望自己的革命名份能够名至实归的措施，没有得到推行。

《工人造反报》停刊

从1967年12月开始，《工人造反报》的新闻业务全部归市革会主管。每期报纸出版前大样都必需送审，由市革会分管新闻报纸审阅的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开机印刷。虽然报纸的负责人仍是工总司的王成龙，但王成龙必须向市革会负责。于是，虽然《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人事仍由工总司负责管理，各组室主要负责人仍由工总司派遣，报纸的内容也仍以反映工人和工厂的新闻为主，但报纸的业务实际不归工总司总部领导。工总司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随时随意地对这张报纸施加影响了。包括负责工代会日常工作的叶昌明，也无法对这张报纸施加直接影响。即使王洪文，也是以其市革会领导的身份对报纸起影响。

自从1949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只在文革的群众发动时期，即1966年至1968年间，部分得到兑现。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相继停刊，传单也被实际禁止。

1967年至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工代会，唯独上海工总司，还挂着自己的牌子；唯独上海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各地革委会对上海意见非常大。张春桥对工人造反派讲过许多次，说全国只有上海的工总司和《工人造反报》还保留；工总司要改名，《工人造反报》要停刊，否则外地意见太大。但王洪文一拖再拖，始终没有照办，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毕竟这是全国唯一留存的工人造反派的报纸。直到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后，张春桥再一次要求《工人造反报》停刊：「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还挂《工人造反报》的牌子，外地有看法，再办下去不好。同时我们也领导不了这张报纸。一会儿复辟，一会儿复旧，随便说一通，一会儿又鼓吹『天才论』」，「我同姚文元商量，还是集中力量搞好两张报纸，《工人造反报》停了，《支部生活》也停了」。张春桥这回是一定要《工人造反报》停刊，为此，他让《支部生活》也陪着停刊。

张春桥所说的「复旧」、「复辟」、「天才论」，起于《工人造反报》出的「事故」。1968年夏天批判「复旧」，市革会要《工人造反报》批判上海打捞局的复旧现象。王成龙派人去该局调查后，布置以评论员名义写了篇社论《复旧就是复辟》，刊登在1968年9月25日的报纸上。文章一出，马上遭来各方批评，张春桥也讲这种说法不妥。王成龙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紧张得脸色都变了，只好又赶紧布置，再写文章论复旧，但不再提复辟。但又引来各方批评，说你们上海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才论」事故发生在1970年。当时正值卢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刚结束，9月21日，《工人造反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每当无产阶级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的时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作为他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助手」，这显然是形容林彪的。文章是徐景贤布置的。因为即将提交四届人大的宪法草案，已明文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徐景贤临去参加庐山会议前，布置写些文章，以迎接四届人大。却不料毛泽东在庐山借批判天才论批判林彪。王成龙等不知形势有变，刊登了这篇完全不合时宜的文章。²⁰⁴¹

姚文元要徐景贤以市革会的名义，起草关于《工人造反报》和《支部生活》停刊的决定，还要《工人造反报》写一个《停刊词》。王洪文只得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但又建议《工人造反报》的停刊时间再往后挪些，说一些群众接受不了。王洪文其实还是希望能拖就拖，并不真正打算停刊；而且工人造反报社此时仍在扩建印刷车间，还新装了两台自动轮转机。但张春桥这次决心已下。1971年1月，他又一次催问《工人造反报》停刊之事。4月，徐景贤在康平路办公室二楼会议室召开《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以及《支部生活》「三报一刊」负责人会议。徐景贤宣布上海市委决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两报，停办《工人造反报》和《支部生活》。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的决定》：「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²⁰⁴²

主编王成龙打算在终刊号上发表《终刊告读者书》，他布置撰写《终刊词》。但《终刊词》和终刊号的版面送张春桥、王洪文等审定时，张春桥4月8日批示：「在反骄破满的时候，发表歌颂自己的文章好不好？是否只发市委决定就行了？请酌。」王洪文只好在9日也批示：「请造反报研究，坚决按春桥同志批示办，不需要说那么多的好话。」4月12日王洪文又在终刊号的版面清样上批示：「希望把最后一期报的工作做好。」王秀珍说：「他们在北京，日子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给他们惹麻烦。」²⁰⁴³终于，1971年4月15日的第445期《工人造反报》上，刊登了上海市委的《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以及《工人造反报》的《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²⁰⁴⁴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编辑部的编辑人员去向没有立即安排。据说，这是因为当时主管宣传口的徐景贤想从这批人员中挑选一部分去充实《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但是王洪文没同意，说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笔杆子队伍，不能就此散了，要市工代会安排使用。三四个月后，大部分人都被分配进市工代会工作。²⁰⁴⁵主编王成龙被调《文汇报》，任第二负责人。

工总司改名工代会

工总司的改名，和《工人造反报》的停刊几乎同步。从1971年初开始，工总司就开始筹备召开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但直到1973年4月才正式召开，筹备时间长达两年多。如此长的筹备时间，是因为其间发生林彪出逃事件，全部工作围绕批判林彪，召开工代会之事被拖延了下来。

1967年至1968年，全国各省市和地方都已召开工代会，取消了职工造反派组织；只有上海的工总司提出：「广大革命群众对『工总司』这个名称有感情」²⁰⁴⁶，没有召开工代会，而将本应是全市所有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代会」，开成了只代表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上海于是一直没有工代会，在大一统的全国显得十分突兀。而且，还造成财贸、教卫、文化等文革前一直有工会的行业，无法组建文革中的工会。张春桥为此几次说工总司牌子还挂着不行。于是1971年年初，工总司给上海市革会打报告要求召开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经市革会同意后，成立了工代会筹备小组，各区、县、局也相应成立工代会筹备小组。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展开工作。1971年1月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决议中有一句：「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工代会(工总司)、红代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经过多次整顿，成了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得力助手。」于是1972年1月12日，工总司打报告给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会，说由于批陈整风的深入开展及其他一些原因，工人代表大会推迟了，

考虑到市、区工人代表大会暂时还不能召开，我们根据第四次党代会决议上关于「工代会即工总司」的提法，建议把公司以上的工人群众组织先予改名：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区、县、局联络站、公司分站改名为区、县、局、公司工代会；领导班子待以后开工人代表大会时再进行改选，目前可根据需要作适当调整。²⁰⁴⁷

工总司将市四次党代会决议中的那句话，解释成是「工代会就是工总司」，市革会没有反对。工总司遂向各级联络站发文，要求自上而下全部更名。1972年10月以后，各工厂基层的造反队全部改名为工代会。在改名过程中，已经先行改名为工代会的工总司总部一再强调工总司就是工代会：

根据市委5号文件精神，工交、财贸基层单位可通过召开基层工人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把造反队改名为工代会，因此，很明确，原来的造反队就是现在的工代会，不是要重新建立工人群众组织。所以工人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筹备工作，应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造反队负责等备。其他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不要另行建立一个新的等备班子。²⁰⁴⁸

工总司从上到下改名为工代会。看起来，上海的工代会与外地统一了，实际上两者有根本区别。外地的工代会是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后产生的机构，上海却是由工总司改名而来，从市一级的工代会到区、县、局、公司工代会，到基层单位的工代会，负责人基本都是工总司体系的原班人员。工总司组织体系就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但市、区、县、局的工代会，甚至连基层工厂的工代会，基本都是工总司所属造反队的整套原班人员。

工代会改名上海市总工会

但是，工代会这个名称也还是临时性的，随着秩序的重建，恢复文革前的工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市总工会是1967年初被夺权的。1967年1月6日，市总工会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十个造反队，在上海工人疗养院联合召开批判上海市总工会党组资反路线大会。大会之后，「市总工会机关革命造反队」宣布夺总工会党组的权。但是，由于是一个部门造反队的单方面夺权，遭到其他部门造反队的反对。后经协商达成协议，决定建立上海工会系统的造反派联合组织「市总工会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合总部」)，承认夺权事实，由联合总部掌权。但联合总部仍觉得这样的夺权不踏实，认为要和工总司联合夺权才有保证。于是与王洪文联系，又在1月19日由工总司和联合总部共同签署夺权通告，对上海市总工会夺权。2月1日，工总司和联合总部又与各区工会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会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一起，发出《联合通告》，宣布市总工会和各区工会办事处、各产业工会停止对各级工会的领导，即日起暂停发展会员和收取会费；原当权派无权下达通知、文件和决定任何问题；积存的工会经费，除必要的日常开支及文革经费外，一律冻结，等等。从此，上海各级工会的业务停顿。²⁰⁴⁹

与此同时，1967年1月初，工总司总部搬入市总工会办公大楼，原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全部挤到大楼的五楼，而且与工总司和后来的工代会没有关系。到1968年，文革前的上海市总工会一百多名干部中，被「隔离审查」者30人，「靠边审查」者60人。1968年12月2日，除十多名后勤人员和门卫等因工总司总部需要，留在机关大楼，绝大多数原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包括打字员等，加上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的「大班子」人员，全都去了上海市总工会直属干校。²⁰⁵⁰上海市总工会不复存在。

1972年中央提出恢复工会建制。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久违了的「工会」、「共青团」名称重新出现，社论提出要「整顿和健全」工会和共青团。恢复这两个文革前的群众组织势在必行，中共上海市委于是要求，由市工代会筹备，为恢复上海市总工会作准备。

但是，如同当初不愿放弃工总司的名称一样，这次，工人造反派也不愿再一次更改组织名称。许多人认为，文革前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是全民工会，所以文革中的工人组织名称要「区别于旧工会」，因此届次也不能与文革前的工会衔接：「文革是新生事物，不好衔接，应该从1967年造反派代表会议算」，「与十七年划清」。据调查，提出这类建议的「大多是老造反，担心抹杀文革」。²⁰⁵¹也有人主张可以与文革前的工会衔接，但是，要把1966年11月9日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也算一届，加上1967年12月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这样，文革前三届，文革中两届，再开就是第六届。至于1967年12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是否算作一届，也是争论焦点。有人认为应该算，因为组织手续齐全，领导成员都是市革会批准的，而且中央文革小组还发来了贺电。反对者认为：当时的那个会是「代表会议」而非「代表大会」;而且代表只限于造反派；何况财贸和其他系统的职工没有参加。总之，1967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不是上海全体职工的代表大会，所以不能算一届。尤其老工人，认为「造反派代表会议」有派性，反对将其算作一届。²⁰⁵²

对于这些争论，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写了报告。1973年3月9日，马天水代表市委召开区县局关于筹备工代会的会议，明确：正在筹备召开的上海市工代会算第五届。为了表明即将召开的工代会仍是当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传承，主持常务工作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在这个会上讲话中特地强调，第五届工代会虽然称「工会」，但只是改名，是「工代会」的改名。²⁰⁵³

明确了届次和名称，还有参加对象的争论。对于财贸系统职工的参加，意见比较一致，因为外地的财贸职工早就参加工代会。而对于医院、学校、科研系统的职工，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多，不能参加」，但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些系统文革前都有工会，还是应该给予参加。

在讨论更名后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和委员会名单时，王秀珍特别传达了王洪文从北京发来的意见，王洪文此时已经去中央工作。王洪文要求：对原工总司44个委员的安排，「除少数人外，尽可能放进去，而且还要考虑找一些老头头的代表人物放进去。」于是，除了「已经揭露出来有明显严重问题」者，以及被认为是「不起作用」者共13人，其中包括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的蒋周法和工总司宣言起草人张伯生，其他绝大多数原工总司委员都成为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委员。不但如此，王洪文还要求，已经不在工代会系统工作的原工总司委员，尤其是在市革会组、办和各区县局担任领导者，都要放进总工会的常委会中，王洪文说，常委班子可以大一些。²⁰⁵⁴

工会负责人称「主任」而不称「主席」。工会负责人原来一直称「主席」，1949年前也是这样称呼。但到文革前夕，为规避毛泽东的「主席」称呼之讳，1966年8月3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并经上海市总工会讨论，各级工会主席一律改称「主任」。五届工代会沿袭了这一称呼。

恢复工会后，工会会员的会籍怎么处理？被算作四届工代会的那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是造反派的代表会议，那么多没有参加造反队的原工会会员，那时算不算退出了工会？现在要不要重新入会？而那些原来不是工会会员的造反队员，是不是因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被算作一届工会，就也算工会会员了？尤其是临时工，文革前不能参加工会，但许多临时工文革中都参加造反队，他们现在是否也算工会会员？²⁰⁵⁵这些问题，后来都没有明确规定，反正工会会员会龄的长短，与会员的实际利益本来就没有关联。于是，文革前是工会会员者，都继续是工会会员；而上海的临时工已经于1971年全部转为正式工，也就都算作工会会员。

即将成立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上海市总工会，是否有传承关系？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叶昌明强调，我们和文革前的总工会没有关系，原上海市总工会已经变修而被砸烂了，

我们对原总工会不是搞接管，而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新组织。现在的总工会和各级工会是从工总司和造反队改名而来的，不是恢复总工会。²⁰⁵⁶

197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同意北京和上海召开工会代表大会。4月16日至21日，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市委、市革会领导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出席大会，王洪文做工作报告。整个大会由金祖敏、王秀珍、杨富珍、戴立清和陈阿大轮流主持会议；由陈阿大宣布「上海市工代会正式改名为上海市总工会，各区、县、局和基层单位的工代会也统一改名为各级工会」。参加大会代表1598人，特邀代表148人；产生上海市第五届工会委员158名，²⁰⁵⁷工总司发起人岑麒麟、徐美英、黄文海等，还有老造反耿金章、王腓利，以及财贸系统的宋有福等，都是委员。还增加了程德旺、王林鹤、顾和林、倪海宝、方静等十多人作为委员，都是文革前上海的著名劳模先进人物。

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主任王洪文，副主任：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陈阿大、叶昌明和沈涵。这七人中，沈涵是文革前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老干部，杨富珍文革前是先进人物，其余五人都是原工总司骨干。常委会27人(包括主任副主任)，有潘国平(1974年增补)、黄金海、马振龙、王成龙、王明龙、戴立清、张宝林、史桂昌等。27人中，原工总司造反派18人，占三分之二；沈涵和史桂昌两人都是文革前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而区、县、局、公司和基层单位的工会，也都基本由原造反队头头担任负责人。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体系就这样通过工代会改名总工会，又一次被完整地保存和延续。

不过，四届工代会被保留下来的区、县、局、公司和基层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很多在后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如一打三反、清5.16遭到整肃；此外，工总司以及后来的工代会、总工会，也一再整顿和调整自己的干部队伍。到1974年，文革初期的老造反甚至骨干，大多被整肃下去，担任原职者很少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主流人物顺应政治和秩序需要的所为；同时也是通过清理和纯洁队伍，实行自我保护，不使那些质量不佳者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小结

从被要求大联合开始，造反派的狂欢结束了。对于造反派来说，大联合首先意味着削藩，意味着结社权结束。

跨地区、跨单位、跨系统职工群众组织的兴起，始于张春桥1966年11月13日在上海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泽东对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加支持，引用宪法说「公民有结社权」。但仅仅三个月后，上海文革新政权刚建立，又由毛泽东批示、张春桥在新政权上宣布：群众组织要按系统、按单位归口联合。上海文革新政权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文件，内容之一就是整顿群众组织。

「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的组织形式，实际就是文革前的政府、党、团、工会、学生会等所有社会机构和产业的组织形式。所谓归口，其实就是回归文革前群众组织与党组织的架构完全平行，被同级党组织严密监控的状况。虽然在1967年和1968年，共产党基层组织尚未恢复活动，但此时党组织的功能由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代行。于是，一切回归文革前的秩序。职工群众组织都被归纳到先是工代会后是工会系统中，不再允许体制外群众组织存在。作为群众组织的工总司，就这样被科层化，回归文革前官办工会的构架。实际就是收回1966年11月安亭事件时，对工人成立全市性组织的许可。跨地区、跨行业的全市性群众组织，被以大联合名义取消。公民的结社权兜了一个圈子，在大联合的口号下重归名存实亡，又回到当初陶铸们极力想守住的状况。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圆圈。

大联合还意味着对许多造反派头头们苦心经营半年多的政治资源的剥夺。各个山头，各个组织，都是一些造反派头头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资源和人脉，一些造反派头头正是靠着扩张和提升自己组织的实力与级别，提高了在三结合权力机构中的谈判资本。但大联合几乎消解了大多数造反派们的这些资源，也几乎使他们曾经拥有的对秩序和权威的挑战的能力重新归零。虽然少数人因曾经是一派组织的头头，被「结合」进革委会当了负责人，或者进入管理层当了科层人员；但其他大多数人的工人身份没有改变，各级革委会建立后，他们只能回厂重当工人。革命秩序恢复后，干部的职业身份资源有限，只有少数人因革命名份的提高改换了身份。而对大多数造反派来说，革命名份的提高，没有为他们带来实质利益。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9年以后，各级党组织的权威重又恢复，全国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以大联合的名义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被解构。但上海有所不同。对于上海最大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来说，大联合成为重新整合工人造反派力量的契机。虽然工人造反派们不可能抵制大联合，但他们还是通过种种办法，抵制大联合对他们组织力量和组织体系的削藩；甚至利用大联合，加强了各路造反派组织对工总司的认同。在两次工代会的召开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先是极力想保持工总司的名称，名称守不住，就尽力保留人员；最后终于借着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整地将全部骨干力量基本保留在工会体系。就这样，重建后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工会，有名称上的延续，却没有组织和人事上的关系。在外地，工代会的召开意味着群众组织的彻底解散；但在上海，工总司却利用四次和五次工代会成功转型，将文革初的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获得秩序恢复后活动的合法资源，守住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一意义上，虽然1967年的大联合终结了公民结社权，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却利用转型后的工会，部分地守住了自己的组织的独立性。而这种不受政府或执政党干涉的独立性，正是结社权的重要内涵。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们凭着本能试图守住这种独立。这是全国的唯一，也是上海文革不同于外地的又一重要特征。

毛泽东曾经想以造反派组织代替工会，虽然只是由几派工人组织替代文革前的官办工会，但这种由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合，成立工会，应该是工会的本相。工会本来就应该是工人自由结成的体制外组织，用以保护自己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设想，应该有着还原工会本来地位的成份。但是，毛泽东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样的念头在他脑里大概只是一闪而过。最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被以大联合的名义取消。这显示毛泽东的文革，仍然是试图用帝王的霸权话语，解决当代社会的民众权利以及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监督。这当然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且，在1949年后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政治环境下，即使工人造反派组织一时替代了工会，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回归官办。

第二十六章：从干校到「战高温」，科层的「革命化」

从「公社」到市革会的建制

「公社」筹备成立时，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召开的公社筹备会议上，讨论过公社的体制：「决定各个组织派一名、二名代表作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员，其中主要几个组织的成员任常委，各组织有权撤换自己派出的代表或更换代表。」²⁰⁵⁸会上决定建立公社临时委员会，实行各群众组织委派代表制：

遵照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教导，在公社临时委员会下设七组一室，打破旧市委、旧市人委那套重叠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临时委员会及各组核心都采取集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个人名义参加。临时委员会初步协商出十九名代表：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负责人，工总司三名，农民二名，学生一名，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名，七个组的负责人各一名。²⁰⁵⁹

这个建制是2月3日讨论的，当时公社由38个群众组织组成。这19个名额由38个组织协商而来，所以会有工总司3名，机关联络站1名等内容。不过事实上，这个19名公社代表的建制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就在第二天，张春桥为缓和那些没能参加公社筹备会议的群众组织的不满，建议将「公社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于是，更多的群众组织将参加公社，19个分给特定38个组织的名额便失去意义。不过，19名最初进入公社(不久改称市革会)的代表，大多数都实际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后来有所变化；尤其到1968年以后，随着文革前的干部和科层人员被重新启用，加上大、中学学生全部毕业分配，市革会各部门负责人由推选又逐渐回到委任制。

公社刚成立时，王明龙负责组织组工作，登记前来申请加入公社的群众组织名单，审核其资格。王明龙回忆：「其实这个审查也没有什么具体标准，主要就是看是不是造反组织。是造反组织，就可以加入公社。」²⁰⁶⁰公社成立初期，组织组的工作就是忙着登记。而公社成员资格审查工作，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进行。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逐渐回复到文革前的政府建制，群众组织加入不再具有实质意义，登记和审查也就失去意义。最初公社的临时委员会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由有关组的「召集人」去参加会议。公社和以后的市革会从来没有召开过临时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因为根本没有实行过定期选举，也从未明确过谁是委员。再后来，号召大联合，群众组织推选代表更失去意义。

公社和之后的市革会，分三个办公地点。一处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大院。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和王承龙在那里办公。王洪文在那里也有一间办公室，但他很少去。张春桥和姚文元只有开会才去康平路，平时基本在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办公。市委康平路大院内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机关干部和机关造反派。另一处在延安西路33号大楼，从华山路370号门进去。这是原上海市委各部委的办公处。机关造反后，这里成为市委的「斗批改」大楼。外滩的原市人委办公

大楼是第三处办公地点。各个组室都在那里办公，主要由「三王」负责，三王即工总司的王洪文和王明龙，加上机关联络站的王承龙。这是张春桥在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定的。但事实上，王洪文和王承龙并不经常去外滩，那里的工作主要由王明龙和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朱维铮具体负责。

为了与文革前的市委和市人委的办公机构相区别，公社临时委员会所有的办公机构，不称「部」而称为「组」或「室」，负责人不称「组长」而称「召集人」。公社筹备会议时期共设七组一室，公社成立后增为八组一室。最初的组室职能在2月3日「公社」筹备会上规定如下：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负责工交战线生产领导，由原来的火线指挥部继续担任；

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及群众组织登记审查工作，以工总司为主；

政治宣传组，负责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领导，以新革会为主；

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系及调查，以同济东方红为主；

调查组，负责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主；

保卫组，负责领导公安、司法等工作，由公革会及警备区为主；

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联人员问题，由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机关造反派为主；

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日常事务，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到六日正式办公时，又成立了后勤组，变成八组一室。每个组室，都由参加公社的组成单位分别抽调人员担任工作人员。²⁰⁶¹

最初的八组一室召集人是：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谢鹏飞；组织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王明龙；政治宣传组召集人为新革会的朱锡琪；联络组召集人为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调查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吴瑞武；保卫组召集人为公革会的王维章；接待组召集人为交大大反到底的余小兵；²⁰⁶²办公室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王成龙；后勤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杨幼根。²⁰⁶³不过，这只是最初的讨论名单。实际上，公社和市革会领导成员，在1967年1至2月最初没有明确负责人。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三王」再加上文汇报的朱锡琪相对固定；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都变更频繁。市里开会，只能开什么方面的会，找什么组室的召集人去。这些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既非民众选举，也非公社任命，既没有权威性，也缺少责任感。而且最初只是作为各组织派出的代表，随时可以撤换，人员频繁上去下来，无法持续有效开展工作。徐景贤回忆当时乱糟糟的情景说，「上海市革会一开始就是大杂烩，各个造反派组织都往里面派人」，派进去后，都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权争利益：要活动经费，要办小报和传单纸张，要摩托车、运输汽车，等等。²⁰⁶⁴

公社只存在19天。公社和改名后的市革会八组一室设置，看似革命而精简，但除了谢鹏飞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生产及生活有关，其他组室的设立，都只是为了适应文革的政治运动，解决群众组织的需求；而不是为管理一个大城市的生活和生产而设置。而且，即使是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因工作人员大都是红卫兵，没有生产指挥经验，虽然曾经解决不少应急事情，然大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全局和系统的管理调度，充其量只是个临时性的应急机构，无法有效地发挥管理超大型城市所必须的功能。

于是，这个八组一室办公建制，只运行了近一个多月，3月底便改组，当时称之为「调整」。改名后的市革会最初设想成立12个组和办公室：市革会办公室、经济计划组、工业组、农村组、市政交通组、财贸组、文教卫生组、地区工作组、政法组、科技组、外事组、劳动工资组。与此同时，公社时期设立的联络组、调查组、政宣组、接待组，因为与城市管理无关，都被取消；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被工业组取代。这个调整设想，回到原来市政府的机构设置：「组」的职能，就是原来市政府和市委的相应机构的职能。不同的是党政合为一体，一元化。

这个设想在讨论时遭到一片反对声，谁不愿意撤销自己管的那个机构，都说自己的机构特别重要。最后只好折衷，保留了一些机构：公社原来的接待组和联络组合并，成立群运组，负责人谢宗范和原写作班朱维舒；政宣组保留，负责人仍是《文汇报》社的朱锡琪；原来以机关联络站为主的调查组撤销；办公室保留，由机关联络站王承龙负责；农村组由警备区张宜爱和老干部张辑五负责；文教组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组织组负责人是工总司的王明龙。以后，又经过一系列增减调整，至1967年底，市革委会设有办公室、组织组、政宣组、政治组、材料组、工业组、市政交通组、教育卫生组、财贸组、科技组、经济计划组、劳动工资组、地区组、外事组、接待组、农村组、群运组、调查组、联络组、保卫组、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政法指挥部、三秋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文攻武卫指挥部、查抄物资组、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共28个机构。²⁰⁶⁵

1968年，市革会先后撤销政法指挥部、调查组、联络组、保卫组、查抄物资组、火线指挥部、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撤销农村组、群运组、接待组、三秋指挥部，成立郊区组；撤销劳动工资组，其工作并入劳动局；撤销工业组、经济计划组、市政交通组，成立工业交通组；撤销政宣组、教育卫生组，成立文教组；将高教局并入教育局。同年市革会成立工宣队一、二、三、五、六办公室，1969年1月，这些工宣队办公室与市革会有关办公室合署办公：文教组又称第一办公室，地区组又称第二办公室，科技组又称第三办公室，郊区组又称第五办公室，财贸组又称第六办公室。材料组改为项目办公室。1969年，市革会成立综合计划统计组、审批办公室、防空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清文件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消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后来成立了写作组；撤销原第三办公室、市环境卫生局。²⁰⁶⁶

这些组室建立后，以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也吸收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徐景贤征得张春桥同意，建立以群众组织负责人担任各个组「核心」、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的组合。²⁰⁶⁷这些原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大都是普通科层人员，但他们有着管理经验，驾轻就熟，很快使几近瘫痪的上海生产和生活的管理系统重新运转，上海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加上随着一些领导干部的「解放」与「结合」，上海的经济、生产和生活管理，终于逐步恢复正常运转。

三军座谈会事件

但是，工人造反派对科层人员的回归很不满意。王洪文说：「夺权以后，怎么职权都到机关干部手里去了？」²⁰⁶⁸公社成立前，上海的运动基本在工总司的掌控之下，一些大的事情都一定有工总司参加。但公社成立之后，工作归口，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地回归管理，公社的工作逐步被机关干部掌控。工人造反派感到被渐渐架空，觉得权都被徐景贤的这些机关联络站干部们抓过去了，因为那些机关干部大都加入徐景贤的机关联络站。谢鹏飞所负责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公社成立后很快没事可干，各局的工作都不再向他们汇报。他们感到失落。其他造反组织也因为在市革会中所居席位不多而有牢骚。1967年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不多久，工总司和其他公社发起组织市革会底层大厅召开了一个会议。大家对大权旁落发了许多牢骚。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认为，现在市革会大权都是机关造反派一派掌权，排挤工总司和其他在上海一月夺权中做出贡献的组织，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三月初的一天下午，王洪文和王明龙，在上海警备区常德路礼堂与驻沪三军领导开会，参加者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驻沪空军副政委姬应伍，共六七人。王洪文后来在工总司的一次会议上说，是因为工总司的一帮人对机关联络站的人有意见，「马上要干，我不同意，为此找三军开会商量」。

参加会议的李彬山觉出工总司的矛头指向，会后，他马上往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听后，第二天就将王洪文找去批评。王洪文下午回到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只对王明龙说了两个字：「右倾」，就闷头睡觉。搞得王明龙摸不着头脑，始终不理解王洪文这个「右倾」是什么意思。²⁰⁶⁹

当晚，张春桥又将公社负责人中的七人都叫去：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王承龙、朱永嘉和朱玉佩四人，工总司的潘国平、王明龙和谢鹏飞三人。还有三军派驻公社的军代表。王洪文没参加，住进了医院。张春桥在兴国路招待所整整开了两天整风会议。²⁰⁷⁰过去张春桥对工总司的人，都是有事说几句话或讲一通话就散会。这次花两天时间整肃工总司，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会上，张春桥的态度非常严历。潘国平后来回忆说，张春桥平时说话喜怒不形于色，这次如此震怒，他还是第一次看到。²⁰⁷¹会议一开始，张春桥就说：「王明龙，你有那么大权力？！你要调动三军干什么？你要搞的话，我和姚文元回北京，上海你去搞好了！」王明龙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被张春桥训得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张春桥为什么说自己调动三军。²⁰⁷²张春桥训完王明龙，又转向谢鹏飞：「谢鹏飞，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讲吗？今天怎么不说了？」「你说说，你们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三军会议？」谢鹏飞与朱永嘉关系比较好。朱的妻子和谢在一个厂工作，朱又曾在谢负责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事先，朱已经告诉谢，晚上张春桥开会，批评你，你就低头认错，不要辩护，这事与你不搭界。谢鹏飞本来就怕张春桥，看到张春桥发怒，而且有朱永嘉的招呼在前，更不敢多言，支吾了几句，说自己对老徐有点意见。张春桥狠狠训斥谢鹏飞，谢被训得边哭边做自我检讨。²⁰⁷³只有潘国平与张春桥强辩，说公社都快变成机关联络站的公社了，样样事情都要通过徐景贤。张春桥说：小潘，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跳，王洪文自己都承认错误了。张春桥还给潘国平看了王洪文写的检讨。²⁰⁷⁴张春桥要在一旁的海军军代表苏某发言，三军座谈会时苏在场。他说：「有件事不是很正常，王洪文和王明龙找我们开了次会，讲了些与徐景贤等机关干部的矛盾，以及对徐景贤工作方面的意见。」说着，他拿出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念了一遍。张春桥又转向王明龙：「你，王明龙，你在部队干过，你懂得我们部队的这一套，你们是想去争取三军的支持！你们这是别有用心！」²⁰⁷⁵张春桥批评得很重，但王明龙始终没有说出是王洪文让他召开三军座谈会的。

王洪文被张春桥严历批评后，住在华东医院一直不出院。张春桥要徐景贤去医院看他。张春桥给徐景贤看了工总司徐美英给他的信。信中说王洪文在工总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张春桥说：

看来，王洪文这个人毛病不少。但我们也要考虑到，要稳定上海200多万工人的大局，对工总司的这几个工人领袖，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看样子到此为止了。我已经把他们所有的头头都召来谈过话，现在王洪文在医院生病，你还是去看看他吧。²⁰⁷⁶

徐景贤去医院探望了王洪文，王洪文出院。工总司与机关联络站实际与写作班的这次纷争，就这样被张春桥平息。

王明龙始终认为他召开的那次会议是正常的工作汇报，不是针对徐景贤他们，而是针对原来的那批机关干部，王明龙始终不明白张春桥为何如此震怒：

我向王洪文汇报，说红卫兵小将对机关干部的这种工作作风有意见。王洪文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解决。他对我说，那下午开会向三军汇报。为什么要向三军汇报，是因为之前张春桥曾经说过，公社工作主要由三王主持，如有重大事情，可向三军汇报。三王，即王洪文、王承龙和我。驻沪三军在公社有联络组，有事联络组的联络员会向各自的司令员汇报。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很正常，只是一个工作汇报会，根本不是告状会，不是对着徐景贤和机关联络站的。我在会上也只谈了红卫兵对机关干部的看法，根本没提到徐景贤和机关联络站。²⁰⁷⁷²⁰⁷⁸

其实，即使王明龙不是对着徐景贤等，即使他在会上没有提到徐景贤，工人造反派对徐景贤他们的不满确实存在。这种不满，既因文化差异引起，更因争谁是正宗革命造反派的名份而引出。张春桥不过是找个机会，借题发挥。他不容许任何人碰写作班，哪怕是他信得过的工人造反派。从事情后来的发展看，张春桥最不能原谅的是王明龙。据叶昌明回忆说，这是因为王洪文马上作检讨，还写了检查交上去，王明龙却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还一再为自己开这个会的行为解释。²⁰⁷⁹

张春桥恼火的原因，应该不只是工人造反派反对机关干部，更是因为他们越过他去找军队，他担忧他们试图与军队结盟生出的麻烦。张春桥的这个担忧有先见之明。文革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凡有军队介入的地方，两派乃至几派纷争不断，直至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上海则没有这样的麻烦，实时有，主要也在郊县。例如青浦，属于上海警备区管辖的县武装部介入文革，造成持久不断的大规模武斗。

三军座谈会事件，以及前面章节所提及的「徐老三」、「王小七」的戏称，显示了徐景贤与王洪文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只是两个人的位置高低权力多少之争，更是夺权后的党政工作机构，是以文革初期推动了运动发展的造反派为主，还是以原来的科层人员为主之争。这个争夺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全国都非常激烈。

上海解放干部的模式

「解放干部」、「结合干部」，都是文革中创造的新名词，意即解脱被批判的干部，恢复他们的工作，或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革委会。是毛泽东的要求。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结合」即是由「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军队代表，三方组成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局以下单位一般不派军代表，「三结合」对象实际只有两方：原来的干部，以及群众代表。最初的群众代表，大多数是造反派组织推派的头头。

干部要被「解放」，必须「深刻检讨」，「取得群众谅解」。主要是检讨文革前的「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文革中的「执行资反路线」，以及以往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检查被称为「亮相」，这是对京剧行话的借用。而在上海，干部亮相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必须揭发和批判同僚尤其是顶头上司，而且要「敢于刺刀见红」，即能够揭发出置批判对象于绝地的「关键性」材料。这个模式首创于黄浦区。黄浦区委和区人委1967年初被夺权后，2月28日至3月初，区机关的造反派连续召开批判黄浦区委大会，要区里的部局级以上干部同区委书记作「面对面的斗争」，「火线亮相」。张春桥对这样的形式非常读赏，说：这是「从斗争中考验干部」，「是创造条件让当权派表现」的「重要经验」。1967年2月下旬，市革会以黄浦区和川沙县为试点，建立区和县级革委会。以后的二十天中，张春桥、姚文元又四次亲临黄浦区听取情况汇报。²⁰⁸⁰

1967年一月夺权后的市属机关，几乎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都被靠边，好多单位连科级干部也靠边，整个权力机构无法有序运行，尤其是生产指挥系统，都是靠着以往的惯性运作。「解放」和使用有经验干部成为必须。尽管大批原来处于底层的造反派进入各级机构，但张春桥对他们也并不是十分放心。毕竟，日常业务工作还是需要有经验者。还是在一月夺权时，张春桥就表示，机关还是要由原来的机关干部掌握，不要群众直接掌权，工作要有连续性。²⁰⁸¹3月的一天，张春桥将徐景贤、王洪文、潘国平、朱锡琪等造反派找去展览馆的咖啡厅，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及时把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解放出来，并给予工作出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看，上海市有哪些领导干部，要市一级的，可以考虑解放。当然了，毛主席说的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他说：「像陈丕显、曹荻秋这样的，到现在还在对抗群众批判的人，能解放吗？」显然张春桥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要大家讨论哪些市级干部可以「解放」。王洪文认为马天水还可以，因为每次开批斗会他总是抢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有时还能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对王少庸，王洪文和潘国平认为他是两面派，「当面检讨，背后赖掉」。张春桥解释：「他在山东挨过整，被关过好几年」，「王少庸的作风是叫人不舒服的，但是他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一条在线的。」²⁰⁸²经讨论，大家都同意市委干部中先解放马天水和王少庸。

马天水曾经对文革严重影响生产不满，在1966年全国工交会议上提了很多意见，被林彪和张春桥狠批，从此对文革的态度转变，表示要向毛主席支持的造反派靠拢。1967年1月6日；造反派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他不躲避批判，总是随叫随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他主动去报到，表示愿意在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下工作；他从2月以后就明确表示要和陈、曹划清界限，并写出了几份被造反派认为「较有份量」的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材料。²⁰⁸³王少庸生于1908年，受教育程度大学，1932年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执政后他曾任青岛市委书记，后来因一起冤案被关八年，1962年被甄别平反，1964年柯庆施将他调来上海，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市委工业政治部。被关了多年的王少庸弄不清党内斗争的新形式，出来工作的两年中，处处小心谨慎，但文革一开始还是被打倒。

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先后找马天水和王少庸谈话，说张春桥、姚文元对他们还是寄予希望的，要他们既批判自己，更揭发陈、曹，越具体越好；还专门派人帮马天水和王少庸写检讨，称为「马王小组」。²⁰⁸⁴怎样为马天水和王少庸创造亮相机会？徐景贤和机关联络站的造反派商量，决定让他们俩在批判陈不显、曹荻秋中亮相，「通过电视转播，让全市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检查、揭发、交待得比较好，群众就谅解他们」。²⁰⁸⁵

以电视大会批判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并且以电视媒体传播，自1967年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始。在上海的市级干部中，马天水第一个在电视大会上面对面地揭发批判陈、曹。²⁰⁸⁶1967年3月16日，在批判陈丕显和曹荻秋大会上，马天水和王少庸面对面地揭发批判两位昔日的上级：²⁰⁸⁷表现最突出的是马天水，他对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咬牙切齿，手指着他们的脸，慷慨激昂地发言。被徐景贤等称读，认为态度好。²⁰⁸⁸3月24日及4月4日，市革会两次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大会」，马天水和王少庸作进一步检讨，然后，由市委机关造反派发言，对他们的检讨予以肯定。²⁰⁸⁹张春桥马上将这个方式推而广之，提出可以在电视批斗大会上，让市里的部、局、区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

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²⁰⁹⁰

马天水和王少庸随即被「解放」，5月13日，又被结合进上海市革会领导班子。

如果说1966年年底之前，毛泽东的文革主张是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的个人名义讲话转达，让习惯了中央文件层层下达的干部阶层心存疑虑，而且那时毛泽东对于文革的依靠对象也还没有表达得十分明确；那么到1967年初，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中共中央等四个机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明确表达了毛泽东依靠造反派开展文革的决心。毛泽东是整个干部阶层的灵魂；紧跟毛主席，不被革命淘汰，是所有干部的不二选择。毛泽东鲜明的态度成为干部转向的最重要因素。而一向受上海干部们敬重的马老的榜样作用，带动了上海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原先对文革有看法的人们。以后，在电视批斗大会上，干部们纷纷亮相，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有的部局级干部甚至声泪俱下地声讨陈丕显。赤卫队总部的一些负责人也被组织「面对面」批判陈、曹。1967年12月24日下午，市革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炮制御用工具赤卫队，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大会」，王玉玺作为「赤卫队黑头头」，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站在台上被批判，一些原赤卫队员上台揭发批判。²⁰⁹¹这个做法也推广到基层，基层干部们也必须批判揭发他们的领导这种必须当面揭发，「刺刀见红」才能被「解放」的做法，成为上海解放干部的模式。既使被批判揭发者众叛亲离，而且也断了揭发者的退路，今后只能义无反顾地「继续革命」。

上海较早「解放」的市级干部中，还曾经有陈琳瑚。他文革前是市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1967年4月左右和马天水与王少庸一起被解放，担任市革会领导成员、教卫组负责人。但没多久，他带队去北京祝贺北京市革会的成立，五一节晚上，因为离队去看老战友，错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回上海后，同去的王秀珍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说陈琳瑚在北京到处拜访老干部，发文革牢骚，因为喝酒耽误了见毛主席的重大活动；「而且在北京红卫兵参加的座谈会上，有人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满，陈琳瑚非但不批判，反而附和。」张春桥听后，当着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的面，狠批了陈琳瑚。陈琳瑚平时私下对张春桥的非议也被揭发。他被作为对文革有意见的「不见得派」，关押审查，从此离开市革会。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7年中，上海电视台就转播了51场批斗大会；当时，上海电视台每月都要转播四至六场批斗大会，有时一天转播两场。层层通知，组织观看，会后收集反映，尤其收集「靠边」的干部的反应。不但批判陈、曹，还批判许多社会和文化名流，例如著名演员电影赵丹、白杨等。每一次电视批判斗争会后都出有大会专刊。²⁰⁹²

196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时，对这样的电视批斗会看得津津有味。通过电视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主持批斗会的王洪文：

毛主席去年在上海时，我们好多同志参加了斗陈、曹的电视大会。毛主席在看电视时，一个一个地问着春桥同志，这是谁，叫什么名字，怎么样？主席还说：「他们现在年纪都很轻」。²⁰⁹³

对于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荻秋低头弯腰，毛泽东看了说：「这算不了什么嘛！」²⁰⁹⁴

以陈丕显和曹荻秋为主要批斗对象的电视转播有三十多场次。虽然给毛泽东看的批斗场面，允许陈、曹坐在椅子上，到要他们回答质问时，再站起来说话；但实际上，不被毛泽东看到的许多次批斗会上，陈、曹被强迫低头弯腰，胸前挂上大牌子，写上名字打上叉叉。徐景贤文革后认为，上海电视批判陈、曹大会实际上违反中央规定，因为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不准在公开的报刊上点名，而电视斗争会完全是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外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和商务机构，也可以从电视里看到实况。²⁰⁹⁵1967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文件开出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的一系列可以公点名开批判的名单。其中，上海是陈丕显和曹荻秋。10月17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文章，首次在正规报纸上公开批判陈丕显和曹荻秋，对陈丕显、曹荻秋的批判进一步升级。

市革会人员构成

为了体现市革会的群众性，组成市革会委员名单中的群众尤其是工人比例非常高，据叶昌明1968年3月20日在工总司总部全委会上宣布的市革会各类人员比例：

去年二月份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各组织变化，人员变化，应当调整充实，确定159名革命干部、三军代表、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

比例：干部15%(24人)，三军15%(24人);

群众70%：工人27%(43人);农9%;财11%;机关5%。

常委45人：领导干部25%，群众组织20%(9人)。：

基本照顾到群众组织，先进单位，在文化革命中影响大的。这个代表是初步的，最后报请中央决定。

工总司总部

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张宝林、戴立清、康正勤、缪南生、叶昌明、耿金章、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黄金海、徐美英。²⁰⁹⁶

王洪文对这份名单的由来解释说：

这个名单不是现在搞的，革委会建立之后就考虑了。我们曾报了三次。以后等工代会、财代会、红代会开过后决定。今年一月份春桥同志又催过。直到昨天才讨论。

这次名单根据协商推举上来，不采取大民主选举办法，用大民主造反派不可能选上的。名单是按发起单位：工总司、财革会、红代会、红东北、公安机关只一个；此外照顾先进人物，原来的影响，如炮司虽然犯过错误还是有个名额。要考虑代表的权威性。大会几次讨论，小会也讨论过。²⁰⁹⁷

这个名单后来也没有正式宣布，不过名单上的人员后来确实都成为市革会委员或常委。1968年9、10月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上海才正式向中央报送市革会委员的名单。不过，名单还是没有对外宣布。1970年，中央正式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定员编制：委员名额159名，其中正副主14名(保留1名)，常委30名(保留4名)，委员106名(保留4名)。²⁰⁹⁸1970年1月1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市革会委员名单：市革会主任张春桥，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副主任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马天水、王维国、陈敢峰、王少庸等12人；²⁰⁹⁹朱永嘉、叶昌明、陈阿大、黄涛、陈敢峰、金祖敏²¹⁰⁰、张宝林等30名常委；还有106名委员。3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在市革会委员名单中，本书前面提到的许多人物都在列：工人造反派黄金海、王成龙、汪湘君²¹⁰¹、潘国平、谢鹏飞、耿金章、徐美英、传世而、唐文兰、梁飞、缪南生、马振龙；还有其他系统的造反派头头胡永年、陈广煊、宋有福、刘贵琴，造反派红卫兵杨小兵、叶定海、缪财生。

1972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革会又增补四位副主任：文革前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文革前的市人委外事办公室主任冯国柱、空四军政委武占魁、以及工人造反派金祖敏。1975年9月和11月再增补文革前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1975年10月调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²¹⁰²这些市革会委员的构成情况，据徐景贤1970年的一次讲话：

现市革会有150名委员，30岁以下40名(26.7%)，40岁以上30名(20%);军干群，军队代表24名(16%)，干部21名(14%)，群众105名(70%)。

工人代表占大多数，43名，农民21名，红卫兵8名；其他劳动人民14名(财贸等)，知识分子16名，一般机关干部3名。

上海市一级局长、处长以上干部，现已解放76.5%，基层如工厂一级的干部90%以上解放；干部解放后，不一定恢复原来的职务。²¹⁰³

作为文革新政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工人代表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而这些工人代表中，工人造反派占了相当比例。这决定了上海文革的力量对比，也决定了上海文革的走向和特点。

在政府和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上海和全国所有的革委会一样，市革会以及下面的各级革委会都实行党政合一。直到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才恢复各级党委会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市革会中的一部分机构划归市委，但市委办公室和市革会办公室仍合署办公。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为书记。市委的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1973年5月王洪文调离上海，由马天水主持市委日常工作。²¹⁰⁴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文革初期被停止活动后，整个文革期间，上海未选举产生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未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或开展过活动。

小班子和大班子

自1967年初的夺权后，各级革委会陆续成立。上海全市当时共有54个局级单位、六个相当于局级的单位，加上10个区、10个县，共80个局级单位。但是，到1967年10月15日，这80局级单位，「已经建立三结合班子的」，只有35个。²¹⁰⁵

市革会机构设置「改部为组」，这是毛泽东的主张。²¹⁰⁶下面各级革委会也参照市革会的建制设立革委会的各组室。如何处理原来的干部和科层人员，成为很大难题。那些原来带「长」字的领导干部，可以用「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名义打倒；但对普通科层人员就没有理由全部打倒。有的革委会将原来的党政科层人员一律靠边，然后再挑选其中被认为可靠者，与下面调上来的群众代表组成新的工作机构；也有的革委会，原来的科层人员除了被审查或打倒者之外，全部成为新机构科层的工作人员，与下面新上来的群众代表一起工作。如此，文革前的机关科层人员，再加上文革中新进入的群众代表，革委会机关的人员越来越多。据姚文元1967年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

这几个月中，市革委会人员大量增加。目前，有20个工作部门，3229人，办公室下面就有763人。这还不包括各革命群众组织脱产人员。无论如何，这个机构是太庞大了。²¹⁰⁷

姚文元在这封信中还说，他同张春桥商量后，提出「至少要砍了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1968年2月23日，张春桥提出他的设想：

一年多来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要搞大班子，要搞小班子，小的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机构要与原来的机构分开。原来的旧人委要搞斗批改，但有的业务还可以让他们去搞，过早的把机关用起来就会有问题，但也可以从原来的机构里选一部分人，可以从群众组织里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越少越好。……主席在上海对我说：「你们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搞20吧」。「当然工务员打字员不算」。²¹⁰⁸

张春桥提出「小班子」和「大班子」。小班子是新的领导成员，人员要少；大班子是被摒于革委会之外的没有被「解放」的干部，以及没有被使用的原科层人员。196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发表了毛泽东的新语录：「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4月2日，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毛泽东指示。会上张春桥提出各级革委会的精兵简政的问题，要求公司以上机关一律分成大小两个班子，张春桥提出，小班子人员应占原机关干部人数不到三分之一以下，其余人员可以另外组织起来进行斗批改。²¹⁰⁹精简区、县、局机关的结果，进小班子的不到10%。能进小班子的人员基本上是造反较早的科层人员，或者是必需留用的业务骨干人员。90%的干部和原科层人员被编进大班子。大班子的人没事干，就被要求开展斗批改。²¹¹⁰

在市革会，由于那时党的职能没有恢复，原市委、市人委的工作被合而为一，两个机关的干部，再加上夺权后来机关工作的群众组织代表，挤在一起。其中许多人由于没有「解放」或不被造反派信任，不能参与市革会的日常工作。于是，没有资格参加日常工作的干部们，被留在延安西路33号原市委办公大楼，让他们「对旧市委进行大批判」，这是大班子；市革会的工作班子设在外滩的原市人委办公大楼，这是小班子。

选拔造反派也即文革中的积极分子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层和革委会的工作机构，是毛泽东的要求，也是对文革的态度。小班子体现一月夺权成果，其中有多少留用人员，多少文革中的「新鲜血液」，始终被造反派们关注，防止「走资派的班底复辟」尤其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工人集中的系统，小班子的人员构成更是工人造反派们的关注对象。以下是1968年下半年，工总司对几个局的小班子的调查统计：

上海轻工业局文革前局机关共有科室20个，各级科层人员307人。1968年11月时，小班子109人，是原局科层人员人数的35.5%。其中，原局级领导干部3名；原处级干部3名，原科级干部31名，一般科层人员52名，一月夺权后从下面上来的工人20名。负责全面工作的局革委会负责人2名，1人是原副局长，另1人是工人即马振龙。这109人组成了轻工业局的6个组室共28名「核心」人员。其中原干部16名，工人12名。6个组室的具体情况是：办公室4人，负责人是文革前的工厂技术员；原局机关科长1人，一般干部1人，工人1人。组织组6人，负责人是原局机关的一个副处长，还有2人也是原副处长；3人为原工厂干部；政宣组7人，负责人为原副科长，另一个负责人为工人，3人为原处、科级干部，1人为原工厂党委秘书，1人为工人；生产组5人，负责人为原局长兼党委书记，2人为原科长，2人为工人。后勤组4人，3人为原处、科级干部，1人为工人；支内组2人，都是原处、科级干部。此外，还有不属于小班子编制的专案组、清档组、援外组、工宣队办公室。共有37人，其中干部11名，工人26名。

轻工业局的大班子共有218人，都在下面的工厂「边劳动，边学习，边清队」。从这些人中「已揪出23名阶级敌人，其中局级3人，处级7人，科级5人，一般干部8人」。²¹¹¹

轻工业局结合进了许多群众代表，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工人造反派马振龙担任了局革会负责人。而没有造反派担任局革会负责人的上海市仪表工业管理局，情况则很不一样。仪表局的革委会，起初没有群众代表。文革前仪表局的局机关共有15个科室，加上所属的4个专业公司和一个设计室，共有各级科层人员599人。文革中局革委会成立后，于1967年11月进行机构改革，4个专业公司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机构」，没有存在必要，于是与局机关合并，原有人员全部转入革委会工作。对局革委会这样的构成，仪表局的造反派非常不满，写报告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恢复旧班子、旧法统。原仪表局的一套人员原封不动，各个处室，仅名称变动一下(处改名为组，处长成组长)，五百多名机关干部，都变成局革委会工作人员。局革会4名正副主任，2名是局级干部(其中1名已揪出是叛徒)，1名是机关造反派代表，1名是解放军代表，唯独没有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局革会常委会，也不吸收总联络站(即工总司仪表局总联络站一笔者注)。」工总司仪表局总联络站的造反派提出，局革委会必须有造反派参加。到1967年10月，两名工人造反派补充进局革委会。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之后的1968年4月，仪表局局革会划定了小班子与大班子。小班子设4组1室，人员共121名，其中：组织组9人，政宣组13人，生产组36人，后勤组25人，办公室31人，重点建设室7人。造反派再三要求进小班子，这个要求开始没被理睬。直到1968年5月3日，马天水到仪表局检查工作，责成局革委会必须吸收群众代表进小班子，工人造反派才进入了小班子。²¹¹²大班子409人，无事可干，就让他们进行「斗批改」。²¹¹³

而在冶金局，1968年6月时，小班子80人，其余400余名科层人员被划入大班子，分别下放劳动。²¹¹⁴

196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回答姚文元的询问时答话：「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²¹¹⁵但是，那些摈扩于小班子之外的大班子原科层人员，再加上被审查被打倒的一大批干部，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如何安置这批人，困扰着各级革委会。

五·七干校、战高温和四个面向

黑龙江又一次为毛泽东提供了解决文革难题的方式。前一次是1967年2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次是将干部送往「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地区办五·七干校的经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精简下来的干部集中安排到农场，保留工资待遇，他们将这个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这个名字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封信中的理念是毛的乌托邦。五·七干校不但解决被文革淘汰的多余干部的去向，而且与毛泽东的理念正好合拍。毛泽东看到黑龙江的材料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所谓「保留工资待遇」，实际就是保留干部工资级别和干部编制身份。

1968年10月5日，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接着，10月9日，市革会决定在上海远郊的奉贤海边，建立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市革会和各区、县、局以及文化系统等机关，也纷纷往市郊各县包括上海在江苏省的飞地大丰县选址，创建五·七干校。那些没有进小班子的干部，都被动员送去干校。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无论有什么个人或家庭或健康方面的困难，一律必须去。1968年10月15日，首批机关干部赴奉贤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据统计，到1969年6月中旬，上海全市共办五·七干校19所，在校人员1.5万人，其中处以上干部1700多人；²¹¹⁶还有文化局、出版局、电影局报社以及作家协会等等文化艺术系统所属的药术家、作家和文化人。后来学员陆续增加到2万。各区、县、局也将所管辖的一些集体所有制人员下放去干校。

干校普遍建立了「牛棚」，专门关押「隔离审查」的对象，有干部有文化人，被关者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还规定：被隔离审查者必须佩戴白袖章等标志，而且每人有编号，只叫编号，不呼姓名，与监狱犯人一样。国棉十七厂文革初期的工作队长施惠珍，被关在奉贤五·七干校的隔离室，隔离室七人一间房间，施惠珍是78号，编号编到一百零几号。他们出去劳动要排队，专人看押，被称为「牛鬼蛇神大队」。每次出去，小孩围观，叫「牛鬼蛇神来了！」还拿泥巴扔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中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等，过去都是地下党，被作为「叛徒、特务」审查，不能出「牛棚」，连排队出去劳动的资格都没有。²¹¹⁷除了「牛棚」，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等还有「羊棚」，是「靠边审查」对象集中居住的地方，他们处境比关在「牛棚」者稍好些，但也分等次：被「隔离审查」者，因为不是领导干部或知名人士，没有资格进牛棚，就被「隔离」在「羊棚」里审查，完全没有行动自由；「半隔离审查」者，不能离开干校，节假日也不能回家，来往信件要被查阅;「靠边审查」者，进出必须汇报，早晚要向毛主席像「低头请罪」;没被宣布「解放」但编入连队参加劳动的「回班人员」，必须经常「汇报思想」，接受批判；还有虽被宣布「解放」但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者(即党籍没被激活)。通常对干部的审查，要到被宣布「恢复组织生活」，才算基本结束。²¹¹⁸

干校选址都在郊区，许多人去干校后无法照顾家里老人、病人或未成年孩子。1968年底，马天水向张春桥反映了许多干校学员的具体困难以及轮换要求，张春桥没同意。不过，张春桥提出：「实在不行，以后下工厂劳动也可以」。一些工业局如轻工业局、手工业局在市区办五、七工厂，作为大班子人员的劳动场所。还有一些工业局，以及交通、财贸系统等29个单位，借基层单位场地，办「学习班」，让大班子人员进行斗批改以及劳动。以上这些留在市区的大班子人员共1.09万多人，其中处以上干部900多人。²¹¹⁹

五·七干校毕竟只是临时安置地。既然称为「干部学校」，总有「毕业」的时候。但「毕业」后去哪里工作？原来的工作单位，早被一月夺权后进来的群众代表占去了许多位置，回不去；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允许解雇他们。于是，仿效对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对这些干部也实行「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教单位。1969年7月27日，市革会召开大会，进行「四个面向」动员，8月起又向各系统下派指针。具体去向大致如下：

一是回原机关，或者重新分配去其他机关；被分配对象一般是业务人员或者处级以上干部。

二是参加赴云南、贵州安徽等地的「知青慰问团」。上海市革会先后共派出2000多名干部，分赴黑龙江、云南和贵州等上海知青的安置地；后来，这批干部以后都回了上海。

三是作为带队干部，与知青一起插队落户；全市约有1700多名干部将户口转去了黑龙江，还有少数去了吉林、内蒙古。这些干部们的户口一旦转出上海，上海市革会就不想让他们再回上海，专门派人去黑龙江要求将这批人「就地消化」，但黑龙江方面不同意；这批回不了上海的干部，后来只得转去离上海相对近一些的地方：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煤矿和张家洼煤矿，都是上海的原料基地。直到文革结束后，这批人才陆续返回上海。

四是下工厂，1970年以及1971年，市革会几次集中动员，要市和区、县、局(以及局所属公司和直属单位)的原机关科层人员2万多人下工业、交通、基建等基层劳动。当时正是夏季，工厂高温季节缺勤多，需要劳动力，所以去时说他们是去「战高温」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仍在原机关，只去三个月，过了夏天就分配工作。但实际后来这批人员大都被留下继续「战高温」;1971年12月24日，市革会发文将他们的工资和人事、党团关系全部转往所劳动的单位。从此，他们的编制不再是机关干部，而是企业干部。

五是去南京梅山铁矿，当时称「9424工程」。梅山铁矿1969年开始兴建，作为上海的钢铁工业基地，正需要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当时有4800多名干部去了梅山，以及江苏大屯等上海在江苏、山东、安徽的原料基地。六是去上海的中、小学当教职员工，共有约3000人。²¹²⁰

至于那些五·七干校，1970年以后；由于绝大多数干部已被「四个面向」安置，所以都逐步转变为在职干部和知识分子轮换下放劳动的场所。²¹²¹

陈丕显、曹荻秋专案

对于陈丕显和曹荻秋，张春桥找尽种种理由，不肯「解放」。尤其像陈丕显这类的干部，没有任何「政历问题」，在外地大多早就排职务和工作了。但在上海，始终不被解放。1967年6月，市革会成立材料组，后改名为市革会项目办公室(简称「项目办」)，负责人王少庸。对陈丕显、曹荻秋的审查，各属于项目办下的两个专案组。张春桥对这两个项目组的进程非常关心，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张春桥蓄意要打倒陈、曹，示意专案组将他俩都定为叛徒。张春桥对王少庸说：

按陈、曹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一些，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²¹²²

一般来说，干部审查若属于「路线问题」，只要检讨，有「深刻认识」，仍有出来工作的可能。因为「走资派」这个文革中的政治名份，只是执行了「错误路线」，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属「政治历史问题」就严重了。而叛徒，则是文革中干部的最大罪名，只要被定为叛徒，那一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张春桥一定要将陈、曹打成叛徒，做成铁案。王少庸之后在传达张春桥的这个讲话时说：「他一讲，我就领会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项目组甚至伪造证据，硬说陈丕显和曹荻秋曾经叛变过。他们将陈丕显和曹荻秋整整关押八年，拖着不结案。张春桥非置陈丕显于死地的狭隘，连造反派内部的许多人都看不下去，上海对这方面的议论很多。陈丕显一直在部队，从来没有被捕过。专案组硬是给陈丕显定了个「黑小鬼」的罪名。说陈丕显14岁时，在闽西长汀县因病随部队伤员转移途中，曾经被地方民团扣留，叛变成为「黑小鬼」。而事实上，民团根本没有认出陈丕显是红军，陈丕显在被扣留二十天后，伺机逃了出来。项目组到处外调，搜罗他们想要的材料，但都无法定性。

身患癌症的陈丕显自1967年2月被隔离审查后，一直关押，陈丕显多次要求家属探望不获准。他儿子陈小津只好几次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1972年下半年，父子才终于见面，1974年9月9日，陈丕显在被关押了八年几近绝望之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毛泽东「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9月17日，毛泽东批示要政治局讨论，还在批示后又加了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²¹²³毛泽东对陈丕显的信作出批示，上海方面不得不办，但又不甘心。尤其是张春桥，更是想方设法抵消陈丕显出来工作将造成的影响。当年10月，张春桥将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黄涛叫去。张春桥告诉黄涛，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批示「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春桥说：「似可作」，可以理解为性质严重，处理时考虑作为内部问题。于是1974年对陈丕显的审查结论，对明明没有疑点的问题，存心在文字上模棱两可，以留下尾巴和悬案：「经反复调查，无法查清」「有的已经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马天水文革后交代说，他当时认为有些问题例如所谓对毛泽东「侦控」案，已经弄清楚了，但张春桥仍不肯放过，说：

你说弄清楚了，是否一点疑问也没有了？我就还有点疑问。就算弄清楚了，且已经和陈丕显说过，但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有关系！现在又没有时间继续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主动。²¹²⁴

而且，那些所谓证实陈丕显是「黑小鬼」的莫须有材料，也仍被塞进向中央组织部报送的陈丕显材料中。马天水说：「这样一来，他被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悬案了」。²¹²⁵

陈丕显终于被释放。为治疗鼻咽癌，他住进医院。11月10日下午，市革会项目办的人员向住在华东医院的陈丕显，宣布了那个留尾巴的审查报告。1975年9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丕显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陈丕显不想再留在这个处处卡他的地方。他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信，要求调离上海。在邓小平的安排下，经毛泽东同意，10月，陈丕显调离上海去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临行前，上海市革会将已经调离另行分配工作的原陈丕显项目组人员再召集到一起，连续对陈丕显召开了两次批判会。

而对曹荻秋，张春桥、王洪文等非要给他定下叛徒的结论。王洪文说：「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²¹²⁶但是项目组跑遍全国，逼供诱供，最终还是拿不出任何「铁证」。1973年3月29日，对曹荻秋的长期「隔离」终于撤销；5月，曹荻秋被发配往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同年9月18日，上海市委将《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央，中央没有批覆。因为中央项目办公室有人始终认为曹荻秋根本定不上叛徒。但上海市委却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四届六次市委会议上以及区、县、局负责干部大会上宣读了那个报告。曹荻秋一直不服，两次上书，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申诉。1975年秋上海又一次向中央要求对曹荻秋定性，并说上海市委的倾向是定叛徒。²¹²⁷曹荻秋的案子就这样一拖再拖。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去世，没有等到还他清白的那一天。

1967年至1968年间，大批干部被打倒。在上海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中，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的20人，除了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走资派、假党员。副市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被逼去世，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各机关九百多名干部遭到各种批判。市委教卫部长常溪萍、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赵明新等46人非正常死亡；全市局以上干部1019人中，被立案审查者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中，被立案审查者5868人，其中3617人被作为死不改悔走资派。²¹²⁸直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及1971年中共上海第四次党代会之后，「解放」干部的步骤才加快，一些干部方得到解脱，不过其中不少人的结论中，还是被留下这样那样的「尾巴」。

被「三结合」的新干部们

「新干部」在文革中是个特指的名词，即文革中被提拔担任各级革委会或党委领导的原底层民众。而在上海的许多语境中，新干部更多被认为是造反派或对文革认同者。1967和1968年间大批各级干部被打倒，形成权力空缺，「夺权」的号召更使造反派们认为，进入各级机构非我莫属，义不容辞。

新干部最早进入各级领导机构的，是在1967年至1969年各级革委会建立和充实时期。他们代表一方群众组织，被「三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这些人大多是老造反。在工厂或基层单位中，他们或者是工厂基层的造反队负责人或队委；或者是工总司的公司或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大都是老造反。但那时市革会组室的功能，大多是应对文革政治运动，人员由各群众组织推派而不是被委派，而且都是临时性不是长期正式的。到1968年，市革会组室经过几次调整，逐步恢复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的管理功能，陈阿大可以说是工总司第一个被正式调入市革会组室工作的。据陈阿大文革后回忆说，王洪文通知他去任职时告诉他：

叫你去工业组是我和张春桥决定叫你去的，去当二把手，代表工总司去掌权的。这是组织的决定，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去的，不去不对的。你是第一个到市革会组办去掌权的。你到工业组去，去工作去战斗的。那里都是一些旧机关工作人员，情况很复杂的，对造反派有看法，想排斥工人去领导，你去了要跟他们去斗争的，有什么情况和问题，你可以向我反映嘛。²¹²⁹

与陈阿大差不多时期去市革会工作的，还有蒋周法等人，但以后都因个人质量或能力问题，离开了市革会，只有陈阿大一直待到文革结束。

在上海全市局和区一级的革委会中，新干部占了很大比例。据统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涌现出了大批新干部。目前，参加工交、财贸各局和各区党组织、革委会和工代会的领导班子，共有新干部596人，其中工交各局332人，财贸各局89人，各区175人。²¹³⁰

工厂和基层的新干部比例更高：

在基层单位领导班子中，据工交系统调查，厂革会中的新干部一般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党委(总支、支部)中的新干部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左右。²¹³¹

又据上海市轻工业局1972年对所属基层工厂的统计：

在基层单位中，涌现了新干部5830人，其中厂级党组织和革委会以上新干部三千八百八十余人，占干部总数百分之六十八左右；输送到局、公司两级领导机关325人，到市区62人，其中担任主要负责人12人；局党委17人中新干部有6人，占35%;局革会35名干部中新干部19人，占54%;局各组室核心中新干部有14人，占38%;公司党委正、副书记中新干部有6人，占30%。²¹³²

而在上海商业储运公司，1972年——

我公司目前共有各级干部220名，其中新干部197名(党员121名，团员13名)，占现有干部总敷的81.4%，这些新干部，除了有57人过去曾担任过股、组长外，其余都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²¹³³

又据1973年1月对上海最大的三个钢铁厂——上海第一、第三、第五钢铁厂——统计，三个厂共有职工近五万人，

这三个厂，在厂、车间两级党、政、工三个班子中，就有新干部1115名，占干部总数的81%。这批新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出来的(即「老造反」——笔者注)占34%，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中涌现出来的占66%。有党员688名(其中新党员167名)，占新干部数的62%。有女干部120人，占11%。从年龄看，多数是中年人，其中31岁至40岁的占57%。从文化程度看，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63%。²¹³⁴

从1968年清队以后，尤其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对新干部的能力和道德要求提高，老造反们被淘汰许多。但上海对干部的提拔还是有底线，即必须对文革认同。一大批对文革高度认同的底层工人进入各级领导机关，无疑更加强化了上海文革的政治基调。上海文革初期以稳定的局势成为全国的样板；以后又以对文革的坚定支持和响应；以及文革前便已奠定的其他城市无可替代的经济生产强势地位，成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依赖的政治基地。

市革会与军队的关系

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军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当家的情况相比，军队对上海文革介入是最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使得上海的运动直接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局势的相对稳定。在外地最容易引起冲突的工人群众组织，在上海由于工人造反派对张春桥的完全臣服，没有大的动荡，不需要军队维持秩序。

1967年1月日，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都派出了支左人员，益各自设立自己的支左办公室，分管自己军种派往各单位的支左人员。不过，三军在市革会没有设统一的支左办公室，只设了一个「三军联络组」，负责向三军传递市革会组室的要求。3月，驻沪三军——主要是上海警备区及东海舰队、空军第四军，先后派出1.9万名万官兵进驻全市1800多个单位「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²¹³⁵三军分别支左上海的各局：警备区主要进驻教卫系统，以及铁路、建工、邮电、房地、轻工业、手工业等系统的管理局。海军主要进驻科技系统，以及第一机电、纺织、仪表、港务、海运等管理局。空军进驻第二机电管理局，还有上海红卫兵最不听话的复旦大学等。1968年公检法系统实行军管，也由空军负责。至于上海十个区和十个郊县所属的单位，因为都有警备区派驻的人民武装部，所以一般都由武装部负责支左。

不过，上海地区，支左军人只派驻到区、县、局和市属大厂及大学，行业公司大多不派。至于基层工厂，如果不涉及军工生产，一般也不进驻。除非闹得比较乱，会派支左人员去处理，但处理完后就撤出。上海是工业生产基地，工厂非常多，如果每个工厂都要派支左人员，不但派不过来，也会影响军队自己的日常工作。有些工厂因为生产军用物资，例如上海柴油机厂和江南造船厂，生产军用柴油机和军用船只，文革前就有军代表常驻，负责处理相关车间的生产事宜，文革中支左人员就是文革前的军代表。上海由于军人派得较少，军队起的作用不大。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²¹³⁶根据这一指示，至1975年3月，上海三支两军人员大多撤出所驻单位。但在市革会还留有一些支左人员。

比起外地，1967年以后绝大多数原省市负责人都被打倒，大部分的省市都是军人当政，不是军人任主要负责人的省市只有四分之一；上海却是少数不是军人当政的省市之一。在大多数局里，军代表只是作为「三结合」中的军队一方，而且大部分只担任副职，不像外省市那样是担任正职的实权派。比起全国各地，外地是军人当家，上海是张、姚当家；外地是革委会听命于军代表，上海是军代表听命于市革会，军队在上海市革会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外地是军管，革委会听命于军代表，军人当政；上海是军队派出干部支持地方工作，听命于各级革委会。上海只有市革会一个指挥系统，不存在市革会之外的另一个由军队指挥的中心。而上海市革会又只有张春桥一个权威。张春桥对军队本来就有戒心，也不想让军队多介入上海运动。张春桥在上海具有着决定性权威，他的讲话在上海是终裁，是最高最后决定。这是上海与全国所有省市非常不同的特殊之处。上海警备区所属区或县的武装部，文革初期许多都与造反派关系不融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装部的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对文革的态度，文革前按有关规定都是区委、县委的副书记或常委，与本区本县的负责干部熟悉。文革中各区、县负责干部大多被打倒，令武装部干部首先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自然在支左工作中有倾向。一些区或县发生的事件，许多与武装部有关。例如青浦武斗、南汇武斗。又例如普陀区的「廖、马、唐事件」、宝山县的「黄子金事件」、卢湾区的王保全事件，等等。大都是武装部批准的对造反派处理不当或过严案例，引起工人造反派的不满，再去反审查益翻案。

在市里，军队与造反派的关系也始终不融洽。文革前的上海驻沪三军，警备区和东海舰队的领导与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的关系非常亲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都是新四军的，本来就熟悉。文革初期，上海市委被造反派追得东躲西藏，陶勇让陈丕显等人在东海舰队开会，以避开造反派；陈丕显被造反派关禁失去自由时，陶勇对廖政国说想带一个警卫排去将陈丕显抢出来。1967年1月31日，陶勇被发现死在一口枯井，事后调查结果是自杀。1967年底，原来设在上海的东海舰队司令部，奉命迁往浙江沿海。海军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从此更疏远了。

廖政国与陈丕显关系也很好。1967年初，上海警备区召开四届党代会，廖政国一定要请陈丕显出席，而且让他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他认为南京军区没有撤陈丕显的职。陈丕显还是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这惹得造反派们非常不高兴。上海市革会成立后，军队方面的代表最初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响应毛泽东军队要介入文革支持左派的号召，在「一月革命」时支持上海的文革。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廖政国作为驻沪三军代表参加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公社成立大会上，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讲话，祝贺公社成立，坚决支持左派。但事实上，廖政国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始终不融洽。首先因为廖政国不支持上海警备区内的造反派，不赞成在军队内开展文革，压制警备区军内的造反派。

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包括警备区机关的部分干部和警备区文工团和军乐队的战士，还有两所警备区所属医院的军人。他们要求在军内也开展文革。他们贴大字报，开大会，对干部罚跪、涂黑脸、戴高帽，司令员廖政国和副政委刘文学等也被戴高帽子。尤其廖政国，他战争年代数次身负重伤，失去右臂，腰间也必须以钢丝背心支撑。被斗得旧伤复发，行走困难。机关造反派所提意见主要是警备区对地方造反派的态度及对文革的态度，也有关于领导作风的。至于文工团和军乐队，都是和红卫兵差不多年龄的小青年，希望能和红卫兵一样开展运动。罚跪等侮辱人格之事，基本都是这些小青年干的。

正当警备区的文革越来越激烈，1967年1月27日，叶剑英传达毛泽东指示，军队的运动要和地方运动错开，不要同时开展。机关造反派得知后，立即自己宣布解散机关造反组织，并将贴出的大字报全部撕下，以这样的行动表示对叶剑英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响应。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下达。警备区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廖政国讲话，表示：前一阶段大家对警备区领导提意见，是对领导的爱护，我虚心接受，决不搞打击报复。机关同志在叶帅指示下来后就主动撕下大字报，说明大家是听中央和军委的话的。警备区的运动就这样平息。接着，许多人被派到地方支左，其中不少人是当初贴大字报的机关干部。

但这批军内造反派不久还是遭到整肃。1967年3月9日，警备区在天马山办学习班，宣布之前警备区一月的批斗领导干部是反革命事件，将当初参加造反的机关以及文工团、军乐队的军人们关进山洞多天，宣布开除军籍和党籍。关了40多天后，又分别转移至少年教养所、提篮桥监狱以及警备区看守所。4月6日，军委10条下达，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对军队造过反的人不要追究。所有被关人员于是都被放出，警备区成立由副政委李彬山担任组长的平反小组。11月，宣布了对被关押过的军人平反决定。李彬山对军内造反派一直很同情，还有副司令员张宜爱，也是同情造反派的。

但到1968年，局势又翻转。那是因为南京军区的意见。这些军内造反派被作为乱军派办学习班，8月，司令部机关、文工团、军乐队、医院等警备区所属单位的造反派300多人，全部被南京军区叫去办学习班，内容是批判「倒许乱军」。但9月，军委办事组将全部学习班对象都叫去北京，局势重又翻转。廖政国成为批判对象。上海的军队造反派尤其是机关造反派，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反过许世友，与南京军区的运动毫无关系，他们说自己只是在1967年1月贴过大字报，叶剑英讲话后就停止了，可警备区老是不放过他们。他们所以对廖政国有意见，廖政国被整整批判了八个月，身体状况直线下降，170斤的体重掉到130多斤。后来还是周恩来发话说：「不要把蚂蚁当大象，有病就应当治疗！」廖政国才得到解脱。但学习班后没有再回上海，而是调到南京军区任炮兵司令员。

尽管廖政国被整走，但南京军区仍不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上海市革会接纳了这批造反派，让他们在市革会担任支左工作。张宜爱、李彬山都担任了上海市革会的常委、市委委员。李彬山负责民兵工作，张宜爱负责郊区各县的武装部。徐海涛后来担任上海市革会文教组负责人，此后又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的领导。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在警备区得不到重用者，也都被警备区派去地方支左。如王日初，康宁一等等。他们是1972年中央通知撤离支左人员后，仍留在市革会者。这些人中，许多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升不上去，他们对警备区有怨气。而到了地方，他们中许多人担任的职务都比在部队时要高。例如王日初，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但因为「成份高」，始终不受重用，只是干事。到地方支左，担任了市革会组织组副组长，相当于局级干部，在部队就是师级干部。许多在各局担任革委会或党委负责人的支左人员，在部队都只是团级干部，只相当于地方的处级干部。所以他们认同上海市革会，觉得自己的前途只有在地方上才有希望。上海警备区也乐得将这些造反派们派出去：一方面他们与上海地方上的造反派关系好，省去警备区与上海造反派的周旋；另一方面他们人长期在外面，也省得他们在警备区内造反生事。据朱永嘉回忆：

原来警备区机关中那些造反的干部在警备区站不住了；就出来了，由市革会接纳了，参加「支左」。所以，在市革会领导下参加「支左」的警备区的人，都是军队的造反派，实际上都是给廖政国赶出来的人。包括在铁路系统「支左」的警备区的人，也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跟铁路系统造反派谢鹏飞、万金荣这批人的关系很好。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警备区本身倒脱身了，不管上海的事情了。相反，市革会与警备区双方的矛盾很尖锐。²¹³⁷

1969年军委将大军区以下的文工团、体工队等全部解散，只保留大军区的歌舞团。警备区文工团和军乐队的成员大部退伍，上海籍的战士被分配进上海工厂。因此以后警备区的风波中不再有他们。

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由于在处理上几经反复，而且最后没有给结论，于是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又起来揭发警备区，说警备区实行了没有廖政国的廖政国路线。他们要求彻底平反，给书面结论。在李彬山、张宜爱的支持下，他们召开「军人揭批大会」;会后，起草了几份大字报，大都是针对许世友和廖政国文革初期的事情：《致南京军区党委的一封信》、《许司令、廖政国是怎样镇压上海造反派的》、《许司令、廖政国在上海「四·一二」炮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而上海市革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借题发挥，鼓动他们将这些大字报送南京军区大字报。在上海向南军军区送大字报的同时，1974年8月中旬，军队高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最初，会议气氛很紧张，与会的军队干部都做了挨整准备。毛泽东听说后，说：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又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还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眼。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王洪文传达了这些话。²¹³⁸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²¹³⁹军队的「批林批孔」随即转向。

张春桥是1967年5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兼上海警备区政委的。但他对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都没有实际控制权。军队干部本来就对文革有看法，加上张春桥从来没有打过仗，在军队毫无威信。以至于一次，张春桥在市革会开会时发牢骚，指着脖子上的红领章说：他们不承认我张春桥，但不能不承认这个。警备区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即使廖政国被调走，后来调来的司令员也始终不能使市革会满意。张春桥也多次向徐景贤等打听周纯麟等警备区领导对文革的态度。军队始终是他的心病。

在驻沪三军中，驻沪的空军是首先态度鲜明支持造反派的。还是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期间，驻沪陆、海空三军中，空军第一个表态支持造反派。1与24日，驻沪空军首先举行游行，几十辆卡车从驻地开向市区，通过南京路等主要马路，沿途高呼支持造反派的口号。1月25日，驻沪海、陆、空三军游行。1月26日，驻沪空军出动飞机，在上海市区上空散发《给上海全市人民的决心书》等传单十万多份，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时，又是空军，出动两架飞机撒传单。廖政国遭批判后，空军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超过了警备区。尤其体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军管上。1967年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时，由驻沪三军共同负责：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以及驻沪空四军的副政委姬应伍。但是，1968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关于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却只由空四军一家组成，政委王维国任军管会主任。这是张春桥费了些心思决定的。按一般规律，军管公检法的部队都是陆军，但上海却是空军。这是张春桥的意思，因为张春桥不信任警备区，不愿将这样重要的部门交由警备区军管。²¹⁴⁰同年6月，军管会改为党委，设常委会，成员均为空四军军管人员。此外，市委书记处的警卫工作也是空四军负责的，就连张春桥、姚文元在兴国路招待所的警卫也是空四军派遣的。而在过去，这个工作一直是警备区负责的。对此金祖敏回忆说：「工总司与空四军的关系，一开始就比警备区好，相当好。与廖政国谈不拢，王维国会拉拢人，上海的支左部队，空四军的人很多。」²¹⁴¹

但是，上海市委与空四军的关系，到1971年9.13林彪出逃事件前已经产生裂痕。空四军在项目与审查中，抓了不少人，其中不少人是造反派，也有亲造反派的老干部，工总司对此有看法。²¹⁴²尤其是1970年8月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王维国跟着林彪反张春桥，上海的文革派对空四军有了警惕。林彪出逃后，王维国被抓送北京，其他被抓人员关在警备区大场的营房。原来由空四军军管的上海公、检、法系统也被清查，1971年10月由警备区和市革会派人员接管。市革会的警卫部队也全部换人；重新由警备区担任。

小结

「小班子」是科层被压缩后的扁平机构。革委会建立初期，不问实际需要地合并科室，革委会的机关人员似乎比文革前大大精简。但各种业务的客观需要，加上对底层工人和文革积极分子的提拔，各机关小班子人数很快膨胀。小班子、大班子总人数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机关科室人数。科层自我膨胀的惯性，即使是毛泽东的文革也无法抑制。

文革试图建立精简的扁平化机构；但革命又要求置换科层人员，让大批认同和支持文革的新人员进入各级科层，如何处理多余人员成为难题。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每次机构精简面临的难题。由于没有任期制，对各级领导干部，无法通过任期轮换。于是只能通过寻找他们的各种问题，降低他们的政治名份，将他们赶下台。而对大量的机关科层人员，也由于就业的封闭性和终身制，无法流动和疏散；尤其向下级机关或基层单位的流动，如果不是去担任负责干部，往往被视作「犯错误」而降低名份，具有惩罚意味。于是每当科层被压缩或调整、取消时，只能通过「下基层」之类的号召，以革命的光荣名份遣散这些人员。文革更是同样如此，通过批判、审查、清理，去五·七干校和四个面向，终于完成置换的全过程。

不过，这些被置换的干部和科层人员，尽管战高温、下基层，名份降低了，但他们的编制身份没有被转换，他们的干部编制身份仍然被保留。与此相对照的是，工人干部虽然被提拔，名份提高了，但编制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不被转换为干部编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文革打倒干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黑帮，三反分子；第二阶段，资反路线；第三阶段：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是一场对干部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毛泽东开展文革的本意之一，是批判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但是，底层群众对干部作风和官僚体制的批判没有持续多久，运动很快被文革决策层导入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即是干部们1966年6月至年底对文革的抵制。所谓「走资派」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就这样从可能的体制批判成为纯粹的政治批判。对于批判「走资派」，从干部的政治历史中寻找问题，以「历史问题」抹黑他们，是最简便直接的办法，例如陈丕显的「黑小鬼」问题、曹荻秋的「叛徒」问题，等等，无一不是试图从干部的政治历史中，寻找出打倒他们的理由。而文革的中坚张春桥也曾经被以同样的理由炮打。「走资派」的概念更是混乱模糊，只以对毛泽东的忠实程度划线。对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权以及和脱离群众作风的批判，也即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反而成为次要。而造反派们一旦掌权，同样容不得批评。文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体制改革失之交臂。

第二十七章：从专题写作组到市委写作组，秘书化的知识分子

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

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以写作班为骨干的机关联络站成为张、姚的临时办事机构。一个月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机关联络站主要负责市革会调查组的工作，研究政策和起草文件。3月，市革会调整办公室，原来以机关联络站为主的调查组撤消。机关联络站的原写作班人员，许多进入市革会各组室成为工作人员，还有些则闻在机关联络站没事干。但是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忘记他们。市革会成立后，张春桥多次要求已经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花功夫写好市革会的文件和决议」。姚文元也要求「还是需要组织一些人专门写文章」。²¹⁴³

1967年4月1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荣昌路60号，文革前是市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处。吴瑞武被指定为为组长，党小组长王绍玺；成员王知常、吴瑞武、朱永嘉、陈冀德，这些原写作班的人是骨干。还加上原市委党刊编辑室的萧木，原财贸系统机关干部朱惠民、原工业系统的机关干部吴文虎，原社科院哲学所纪树立，等等。后来又陆续增加不少人。朱永嘉因为「出身不好」，加上此前不久刚被复旦批判，所以此时只是组员。²¹⁴⁴吴瑞武和朱永嘉同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文革前也是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成员，生性谨慎，做事小心，不似王知常那样张扬，也不像朱永嘉那样有雄心。

专题写作组实际起着市革会办文和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为市革会起草文件，起草给中央的各种报告以及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时发去的贺电，等等。此外，还为市革会收集信息和做些调查研究。徐景贤在1967年初就已经让人收集上海各方动态，由王知常负责，编写打印成简报，共出一百期，每天直报张春桥、姚文元。²¹⁴⁵专题写作组成立后，收集情况仍然是重要工作内容。报告都是手抄复写，所以每期数量很少，只有四五份；没有刊头，不编期号，只有具体的题目，不写上报单位，直接送徐景贤，由他转送张春桥、姚文元。²¹⁴⁶徐景贤还派出朱维铮等二人以《文汇报》记者名义，常驻文汇报社北京办事处，专门搜集各类信息传给上海，由陈冀德整理后交徐景贤；徐景贤再选报张春桥、姚文元阅。就这样，徐景贤随时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群众运动动态，在市革会核心成员中消息最为灵通。很多时候，市革会开会，虽然是王少庸主持会议，但听徐景贤讲北京情况也是会议内容之一。不过，去北京的人后来都在11月被张春桥要求撤回。

这个听命于徐景贤的写作组引起王承龙的不满。他也成立了市革会办公室文件起草组和调查组。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将写作组的两大主要工作内容全部揽走，架空写作组。没有了替市革会办文的日常工作，写作组的工作只剩下为报社写批判文章，以及为徐景贤看稿子。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夏末。

1967年9月，张春桥又让秘书何秀文带话给专题写作组，说北京组织了个一百多人的班子，专门写大批判文章，上海也应将写作力量集中，组织二百人撰写重点文章。徐景贤将此话传达后，大家觉得还是二三十人的班子为好，少而精。8月28日，经市革会讨论，通过朱永嘉起草的《关于建立大批判写作组的打算》，9月4日经与张春桥通电话同意，9月20日，市革会正式成立「大批判写作组」，属专题写作组领导。朱永嘉任组长；成员约二十多人，主要来自原市委写作班、华东局内刊编辑室，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大学。还有中学红卫兵，例如市六女中的姚真，《红卫战报》成为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后，她是编辑。大批判写作组办公地点在宛平路11号。²¹⁴⁷就这样，原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又回到了新成立的写作组。

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具体工作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过问，名义上是市革会的下属机构，实际由徐景贤负责。两个写作组的工作内容，最重要的是为市革会起草文件和决议，为上海的报刊以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刊物撰写大批判文章。

郭仁杰自杀

1967年初，以原市委写作班为核心的机关联络站，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其中一个方面是自己内部事件不断。首先是郭仁杰的死亡。郭仁杰是机关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由于他是当初市委写作班造反的极力促成者，因此他在机关联络站的地位仅次于徐景贤。公社改名市革会后不久，建立文教组，郭仁杰任负责人。另一个负责人是原市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陈琳瑚。

3月15日批斗红革会负责人大会召开不久，3月21日，张春桥将徐景贤和郭仁杰找去，讨论大学的红卫兵运动。张春桥要郭仁杰回复旦大学，主持「复课闹革命」的工作，张春桥说，复旦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是红革会，回复旦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红革会，清算红革会头头的炮打责任。²¹⁴⁸在此之前，张春桥曾经找过朱永嘉，希望朱担任文教组负责人，主要负责整顿大学红卫兵。朱推辞了，说自己对付不了这些年轻人。朱永嘉不受请，张春桥再找郭仁杰。郭仁杰很犹豫，不太愿意去，因为他和红革会的关系很好，还曾经是红革会的顾问。郭仁杰动员吴瑞武当自己的助手一起回复旦，但吴觉得复旦是多事之地，也不受请。郭仁杰迟迟不去复旦报到，直到吴瑞武答应当联络员。

郭仁杰回复旦后，反复传达张春桥指示：「目前，复旦的工作重心是开展反逆流斗争，关键是重新组织队伍。」3月24日，他又在文化广场再次召开对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反逆流」大会，到会的所有红革会红卫兵集体下跪「向毛主席请罪」。

但是，刚过一星期，风向变了。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军委十条》，其中提到：「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局势似乎变得有利于正在挨整的红革会。劳元一等人于4月中旬被宣布「解放」;4月14日，红革会「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成立，郭仁杰任顾问。

不过，红革会没有忘记前些日子的批判和高压。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学校出现大标语：「红革会的大旗是广大红革会战士用鲜血染红的！」「红革会是左派组织，其历史功勋不许任何人抹煞！」「历史不容颠倒，老保不许翻案，不许往革命小将脸上抹黑！」4月25日，红革会在复旦举行「纪念8.25大串联」集会。²¹⁴⁹这是对着同济东方红和交大反倒底的，因为此时上海正在筹备成立中学和大学的红代会，上海的大学红代会有可能主要由这两个组织负责筹备；红革会此举同时也是对郭仁杰「反逆流」的不满。

不但红卫兵对郭仁杰不满，张春桥也对郭仁杰不满。因为郭仁杰在「反逆流」时，曾将毛泽东说红革会炮打就是反革命的话传了出去，还说这是张春桥告诉他的。郭仁杰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言出有据。但张春桥不承认自己曾对郭仁杰说过这番话。据安文江回忆：

红卫兵当面问张春桥，张春桥说「毛主席没有过这样的指示，我没听说有过这样的指示，也就不可能有这种传达」。然而，郭仁杰的笔记本上确实记着：「春桥同志传达：毛主席说……」²¹⁵⁰

张春桥当时透露这些话给郭仁杰，显然是向郭显示，整红革会不是自己量小，而是毛主席的意思。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话，可能只是一时兴之所至的随口之言，所以张从未正式传达过，只个别告诉了徐景贤和郭仁杰。真要让张春桥对质毛泽东是否讲过，必须毛泽东本人出面证明，这不太可能。张春桥只能矢口否认。当时徐景贤的工作笔记上也记下了同样的内容。但徐景贤没有出来为郭仁杰证明。

红革会不愿相信毛泽东会说这样的话，张春桥不承认，红革会更对郭仁杰盯住不放。郭仁杰陷自己于极大被动，既得罪红革会，又得罪张春桥，还背上「伪造毛主席指示」罪名。而且，张春桥要求郭仁杰「反逆流」整红革会，但郭仁杰批判红革会没多久，就又转而扶持红革会，毕竟他与红革会关系一向较好。后来在大联合时，郭仁杰说红革会是老造反，在上海大多数高校都是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要各校以红革会为基础建立红卫兵师：复旦红卫兵师的负责人由红革会负责人赵基会担任，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负责人是红革会的缪财生，华师大是红革会的刘浩德。郭仁杰还要求其他大学也这样做，引起张春桥不满，也引起红三司和炮司及其他组织不满。红三司的谭启泰等人都是游雪涛小组成员，他们写情报反映说郭仁杰四出活动，与红革会关系密切。

还有与郭仁杰始终是对头的王承龙，他所掌握的市革会办公室联络组，出内部「简讯」说郭仁杰企图重振红革会，而且还准备重振市一级的红革会。徐景贤看到了这份「简讯」，很为郭仁杰担忧，因为「简讯」稿子是由张春桥妻子文静审定的。果然，张春桥看到这期「简讯」后说：「这简直不可容忍。机关内部竟有这么一个人！」²¹⁵¹

形势已经对郭仁杰十分不利，郭却在6、7月间，又与支联站来往密切。市革会的组室负责人中，唯一公开表态支持联司的只有郭仁杰。他对支联站的人说自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徐景贤有一天问他「虎」指谁，他直截了当地说是张春桥。徐景贤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他已经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徐景贤再三劝他不要卷入矛盾，说「作为机关联络站负责人只能促进双方联合，不能单方面支持任何一派」。但郭仁杰没听进去。²¹⁵²

8月5日，联司被砸第二天，全上海四处砸支联站。晚上，复旦红三司的红卫兵以郭仁杰是「复旦最大支联分子」为名，突袭他在复旦教师宿舍的住宅；然后说发现了他的「流氓证据」，即婚外性行为。将他关进物理二系原子实验大楼严历拷打；两天后，又将他转到闸北区公安局关押。²¹⁵³8月10日，在复旦礼堂东侧大草坪召开批斗郭仁杰大会，前一阶段因参与炮打被批判的安文江，担任大会主席。复旦大学贴出《还郭仁杰庐山真面目》大字报，机关联络站也贴出《十问郭仁杰》，追查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勾结联司坏头头」。²¹⁵⁴市革会立案追查「红革会—联司—郭仁杰」。郭仁杰被揪到各造反组织批斗。9月底，郭被释放，但仍由机关联络站批斗。过去与他一起的写作班成员，除了王知常为他辩护，其他人都保持沉默。12月间，张春桥又在一份材料上批：「郭仁杰问题搞不清，对不起上海一千万人民。」²¹⁵⁵市革会办公室的负责人王承龙非置他于死地，将郭仁杰的案子列为市革会办公室「102项目」。郭仁杰被秘密审查，在审查中被严刑拷打。徐景贤多次为他向张春桥说情未果。²¹⁵⁶1968年1月，郭仁贾森病，逃出被关押处，找到和他过去同为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成员的程绮华。程绮华帮他化名住进医院。王承龙得知，让红三司红卫兵去抓郭，以「流氓罪」拷打他。²¹⁵⁷1月5日将郭送至卢湾区公安局。第二天，郭仁杰跳楼自杀。

郭仁杰的整个文革生涯都和红革会紧紧联在一起。他与红革会一起造反，最后又因试图重振红革会得罪张春桥。王承龙挟私报复；还有红三司，因与红革会不合，将气出在郭仁杰身上，对郭仁杰严刑逼供，下手非常狠辣。这些都是促使郭仁杰死亡的因素。

王承龙与「11.10事件」

郭仁杰死后不久，机关联络站另一个负责人程绮华也遭整，整她的人又是王承龙。

机关联络站的核心是原市委写作班。负责人除了王承龙不是写作组成员，另外三人：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都是市委写作班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徐景贤和王承龙作为机关联络站代表进了市革会，徐景贤是市革会副主任，王承龙是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后来郭仁杰也被张春桥点名去市革会文教组，担任负责人之一。只剩程绮华，负责机关联络站日常事务。

王承龙与徐景贤，虽然都是市革会主要领导成员，但传阅文件，徐景贤名字排在王承龙之前，实际地位更在王承龙之上。这是王承龙的心病。²¹⁵⁸他私下对人说「出道是我早，运道是他好」;「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要扶老携幼」。²¹⁵⁹「老」指老干部王少庸，市革会七个负责人之一；「小」指徐景贤，年龄比王承龙小两岁，造反比王承龙晚三个月。王承龙说「我造反时，他还不知在哪里」。王承龙没有看到，徐景贤与张春桥姚文元多年近距离的工作接触，使得张、姚对徐比较了解，这是他王承龙没有的优势。王承龙也没有明白，他作为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能成为市革会负责人实在是沾了写作班的光。张、姚把写作班看作自己的工作班子，所以机关联络站能在市革会七人领导班子中占二人。王承龙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他对徐景贤位置在自己之上始终耿耿于怀；而且还把另两个机关联络站负责人郭仁杰和程绮华，都看作是徐景贤的人，必欲除之。

徐景贤文革前是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精明能干，表达能力强，笔头又快，为人和善，在写作班中有威信。他代表机关联络站当上市革会负责人，因自身能力得到许多机关干部的认可。王承龙则不同。他文革前虽在《支部生活》编辑部，但连编辑都不是，只是处理群众来访。他笔头很差，知识面窄，说话没有水平。机关联络站很多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能力不大脾气大，道理不多训斥多，专横粗暴跋扈；而且一朝掌权，也是小汽车进出，与走资派没有两样。机关联络站的凌岩，召开市委机关联络站勤务组会议，曾写过一份对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进行监督的条例。凌岩是《支部生活》编辑部的，和王承龙是同事。他的条例要求领导干部应该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不能特殊化，不能有特权；要接受群众组织的监督；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每个月要听取一次市委机关联络站各部门的意见。这是份征求意见稿，不过看得出很多地方是针对王承龙的。王承龙暴跳如雷，到王少庸那里去告状：「群众组织居然爬到市革命委员会头上来了。」²¹⁶⁰

王承龙与程绮华的矛盾，爆发在1967年的11.10事件。此时，市革会虽已建立，但原来的机关科层人员被看作留用人员，虽然有部分原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市革会各部门工作，但更多无事可干。这些人不愿被精简，希望王承龙为他们说话。此时，负责机关联络站日常事务的程绮华，正在工厂参加短期劳动，机关联络站工作由凌岩主持。大家让凌岩打电话约王承龙11月10日来党校听意见。王承龙答应来参加会议。10日这天，一百多人如约等候在淮海路党校的机关联络站，但王承龙却没露面。凌岩再打电话去，方知他在上海展览馆参加市革会的一个会议。众人很生气，说王承龙不来参加会议也不打个招呼。他不来，那我们去。凌岩和参加会议的程绮华也跟着去了。众人指责王承龙，与在场的王少庸和工总司的王秀珍发生争轨，王少庸拒绝听意见，王秀珍则指责众人，最后不欢而散。²¹⁶¹由于向王承龙提意见的那些人后来没有什么行动，事件也就暂时中止。但是王承龙对程绮华的不满更加深了。

炮轰南京路事件

11.10事件没几天，11月14日，黄浦区百货公司革委会有人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一张「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

南京路是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最密集的商业街。「炮轰南京路」，事情要从黄浦区商业部门的斗、批、改说起。「斗、批、改」是毛泽东文革初期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在《十六条》中的表述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后毛又多次提及。1967年8月，上海市革会讨论斗、批、改，要求各行业贯彻和开展。1967年11月13日，黄浦区百货公司革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斗、批、改，有人提出「炮轰南京路」，实现南京路的斗、批、改。于是，以《炮轰南京路》为题，具名「区百货公司革委会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就这样产生，益马上贴在最热闹的南京路红卫商店(即原来的丽华公司)的大橱窗上。11月16日，这些人又在红卫商店门口装上扩音机，设立「征询站」，贴出征询意见大字报。一时行人围观，交通为之阻塞。11月7日，一些人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等处贴出响应大字报：《热烈欢呼「炮轰南京路」的革命大字报》、《评「炮轰南京路」大字报》、《建议撤销四大商店——给中百一店、食品一店、服装商店、东方红百货商店革委会、革命职工、造反派的一封公开信》，有的大字报署名「炮轰南京路战斗组」，号召「砸烂旧商店，彻底闹革命」。还有的大字报主张取消一切橱窗布置，在橱窗内都放上毛主席画像和语录，将南京路「布置成红彤彤的世界」。有人在南京路上散发传单，有人组织「炮轰南京路」大游行，还有人打算去封第一百货商店等大店名店。《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市财贸战报》、《红旗》杂志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都先后派人到现场采访。²¹⁶²但是，炮轰南京路行动没持续多久。张春桥知道后，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制止。这场风波方平息。

炮轰南京路事件在张春桥的干预下结束。但是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没有结束。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程绮华首先挨整。她的丈夫张六吉，当时是黄浦区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财贸。11月19日，《文汇报》以群众来信方式，对炮轰南京路提出质疑；11月20日和25日，《文汇报》又刊登文章，提出「炮轰」事件是「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捣乱，到处煽风点火，妄图制造混乱」。²¹⁶³接着马上追查事情来由，追查到黄浦区革委会，张六吉受审查。负责项目的王少庸和王承龙将对张六吉的审查定名为「11.10项目组」。「11.10」，就是凌岩带人冲击会场的那天的日期。²¹⁶⁴王承龙对那天众人质问自己的情景始终怀恨在心。

张六吉文革前就是黄浦区副区长。1966年文革初期，是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工作队的副队长。「炮轰」事件只是张六吉被审查的起因，而后就转入对他的历史审查。这是一贯做法，立案内容和审查内容完全不一样。张六吉的家被抄，人被隔离审查。身为张六吉妻子的程绮华，也马上受到牵连。抄家者在程绮华家，抄出一张程绮华与他人的合影照片，硬说照片上坐在中间者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工福会负责人陆京士。照片马上送到张春桥处，张春桥将徐景贤叫去，谈程绮华的「问题」，给他看这张照片，徐景贤不敢为程绮华辩护。12月19日，上海市革会对程绮华夫妇同时采取措施：张六吉隔离审查，程绮华被机关联络站批判斗争。当天，机关联络站开大会批斗程绮华，说她是坏头头，是机关保守势力代表，要她交代与陆京士的关系。结果却发现照片上写着名字，那人虽也姓陆却根本不是陆京士。批斗会开不下去，但机关联络站还是受到冲击。机关外事口的造反派，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宣布罢免程绮华等人的职务，并改组机关联络站的「勤务组」。会后，对程绮华的批斗继续。程绮华被关在机关办公室，不让回家，实际也是隔离审查。²¹⁶⁵

1967年12月，张六吉被押到中华造船厂的防空洞，被那里的造反派和交大反到底的打手审讯，打得他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据说连王洪文都看不下去，但那时他的地位没有王承龙和王少庸高，也管不了市革会专案组。张六吉给张春桥写信，但张春桥根本不回应。²¹⁶⁶他最后死在漕河泾附近的一条小河里，王少庸和王承龙的专案组说他畏罪自杀。但他口袋里的笔记本还是干的。

程绮华被整得家破人亡，自己也一夜间从造反队负责人变成革命对象。王承龙又乘胜改组机关联络站领导层，将负责人全部换了一批，原来写作班的人一个都不留。

程绮华挨整，还涉及张春桥妻子文静。文静当时是市革会材料组负责人之一。市革会材料组最初由市委党校的刘儆章负责，是后来市革会项目组的前身。文静去后取而代之。材料组是审查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审查叛徒」。一次一个原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去市革会办公室，见文静主持材料组工作，便对程绮华说：文静自己的历史有证据确凿的变节行为，怎么能主持材料工作？程绮华将此事向徐景贤汇报，徐景贤即向张春桥汇报。之后，虽然文静很快被从市革会材料组撤下，但程绮华明显感到，张春桥对她的态度变了，甚至在大庭广界之下，含沙射影地说她是红皮白心的坏头头。²¹⁶⁷

文静离开市革会材料组，王承龙马上邀文静去他那里工作，负责市革会办公室下面的联络组工作，分管内部「简报」和「简讯」;而且让她参加市革会领导成员的会议，还为她配备轿车。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发觉阻止。²¹⁶⁸王承龙如此取悦文静，显然是想为自己增加砝码。他对徐景贤不服气，但无奈徐景贤和张春桥的关系比他近而且早得多，他和张春桥的关系只是在市革会成立后才建立。所以他想方设法让文静和自己共事，希望靠着与张春桥妻子的接近，可以压过徐景贤。

1968年6、7月间，王承龙又把目标对着专题写作组的吴瑞武。他让人出面贴专题写作组的大字报，说朱永嘉等人在对待郭仁杰和程绮华的问题上态度暧昧。他还让人审查专题写作组负责人吴瑞武，说吴有历史问题，因为吴瑞武1949年前，曾在学校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对此，徐景贤心里十分清楚，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冲着自己来的。由程绮华为负责人的机关联络站和以吴瑞武为组长的专题写作组，是徐景贤的左右臂。郭仁杰与程绮华被整倒，徐景贤少了一个胳膊。专题写作组若再挨整，另一胳臂也将失去。²¹⁶⁹徐景贤不愿意自己手下挨整，但他也不愿与王承龙正面冲突。1968年7月，上海向各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工宣队。徐景贤以退为进，8月，以去工宣队锻炼的名义，将专题写作组分散去各工宣队：

67年底和68年初，我和王承龙的内部矛盾激化。他搞了一次机关联络站内部「心脏爆炸」(即11.10事件-笔者注)，接着，借所谓「炮轰南京路事件」郭仁杰事件多次将我的军，业借口吴瑞武的历史问题等，准备向专题写作组开刀，我就避开他的锋芒，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专题写作组所有成员分散到各大学去参加工宣队，以在工宣队中受锻炼为名，把这支队伍保护了下来。²¹⁷⁰

朱永嘉去了驻华东师范大学工宣队，王知常去了驻上海交通大学大工宣队，萧木等去了驻复旦大学工宣队，陈冀德等去了驻华东纺织工学院工宣队，吴瑞武去了驻上海外语学院工宣队。大批判写作组也解散，人员回原单位。徐景贤后来对人说，他将大家分去工宣队，只是个权宜之计，避一避王承龙的锋芒。²¹⁷¹

不想王承龙却把事情做到底，从建制上彻底抹去专题写作组。王承龙利用自己作为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掌握发文件权力之便，在写作组人员去工宣队的第二天，就立即以市革会名义发文，正式宣布撤销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王承龙的算盘是，既然由市革会发文取消，以后徐景贤若想再建写作组，就必须经由市革会讨论，那时他王承龙就能以自己市革会负责人的身份进行干预。王承龙特地当着朱永嘉、陈冀德等人的面，将写作组的图章一劈两半，销毁。那个红色保密电话，陈冀德刚离去，王承龙马上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管。

《红旗》上海组稿小组

但是，两个写作组撤销仅一个月，1968年9月下旬，姚文元指示徐景贤，在上海专门为他成立一个写作小组。事情源于姚文元掌管《红旗》杂志。1967年8月和1968年1月，负责《红旗》的三个副总编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撤职并关押，连累整个1968年上半年《红旗》杂志未出刊；直到1968年7月方恢复出刊。复刊后名义上由陈伯达和姚文元共同负责，实际由姚文元主管。但是此时，三个副总编都被关押，姚文元手下没有了写稿和组稿人员。生性不喜交际的姚文元，只有在工作过的上海还有些人脉资源。他想将朱永嘉、王知常、萧木调去北京，毛泽东圈了。²¹⁷²可这三人写作能力都较强，调去北京，便削弱了上海的力量，徐景贤舍不得放。姚文元同意让三人仍留在上海，成立「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为《红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仍由徐景贤负责。²¹⁷³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从工宣队召回，成立写作小组，由朱永嘉具体负责。小组最初被称为「朱永嘉小组」，以「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名义，为《红旗》杂志写文章以及组织稿源。这样为《红旗》组稿的专门小组，是全国的唯一。组稿小组的组织关系挂在市革会办公室联络组党支部之下，在联络组有一间办公室，但其实不受市革会办公室管辖，核心仍是原来写作组的成员。小组最初由徐景贤直接领导，稿件由徐景贤修改审阅。1969年以后，逐渐由朱永嘉直接向张春桥、姚文元写信送稿。1970年姚文元以中央名义发下文件，正式任命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三人为《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员。

《红旗》组稿小组最初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为了避开王承龙以及其他人的注意，组稿小组下的写作组被分散在各处，这是徐景贤建议的。王知常后来回忆说：

徐下令各有关单位提供各种方便。徐还规定写作组的人对外进行组稿、调查、开座谈会等活动时，要以报社记者身份，或以市革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身份或以工宣队员身份，不准亮出写作组的牌子。²¹⁷⁴

《红旗》组稿小组存在三年，发展迅速，初具规模。不但抓写作，对新闻出版文艺教育各界也有着影响，左右了上海的思想界。而且靠着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密切关系，尤其通过张春桥、姚文元布置写稿的题目和调查内容，得中央决策层风气之先。1971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立。之后，给《红旗》杂志写文章的任务，实际都由市委写作组完成。不过，《红旗》组稿小组名义上没有被撤销，一直存在到文革结束。

「小钢炮」陈冀德

《红旗》组稿小组时期，除朱永嘉、王知常、萧木，另一个重要成员是陈冀德。

陈冀德²¹⁷⁵生于1936年，1949年12月加入青年团。1954年高中毕业，在报考高校体检时，被查出患肺结核，不能考大学。她于是边治病边工作，当了小学教师。两年后的1956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的「反右」，她是班级里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她觉得班级里那些所谓的右派言论，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说的，「拿着人家鸣放时说的话作为反党的证据，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她觉得这些话只是具体针对某件事、某个党员。于是，别的班级都至少有一个右派，而她所在班级却是整个师范学院唯一的没有揪出一个右派的。不久，她因此被作为右倾，由年级党支部重点「帮助」，不过还好，没有给她任何处分。她为此自责：「一个共产党员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

1960年，还是学生的陈冀德，被挑选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接见全体与会者。多年后陈冀德的回忆中，还记得当年的激动：「我……站在队伍的中间，脸上因激动而泪流满面，嘴里不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北京回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会赠送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扉页上写下我的终身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陈冀德遵从自己的誓言，积极投入六十年代初期对文艺领域的批判。她与另一位女青年戴厚英，当时同被称为「文艺思想战线上的小钢炮」。

1961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会后，对文艺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由叶以群布置，对当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清查，看有没有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过头做法。参加作协文艺思想批判会议的陈冀德，被分配检查姚文元的文章。陈冀德将收集到的八十多篇文章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只觉得姚文元的文章一旦立论，不把对方驳倒不罢休。她认为这是姚文元的文风，不是问题。作协反左的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后，大学毕业的陈冀德，正式被分配进文学研究所。很巧，她进文学研究所后，作协党组给她安排的文艺理论指导老师，就是姚文元。不过，姚文元只辅导她写了一篇小杂文，以后再不照面，连见面都不打招呼。

1964年，华东局内刊组织「批判文艺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思潮」，上海作协领导孔罗蒜被召去丁香花园，撰写批判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孔带去文学研究所的陈冀德以及另外一人作助手。4月，孔罗荪文章写毕，陈冀德任务结束，领导安排她去参加第一期四清工作队。而此时，正值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筹备成立，写作班的文艺组正从各大学调人。陈冀德去的是个化工厂，空气污染严重，她因此患上急性肺炎，不得不退出工作组回文学所。担任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徐景贤知道后，将她要回写作班，让她管理数据和文件，负责文书和秘书工作。「从此，我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写作班。不管它叫专题写作组，还是《红旗》组稿小组，或是现在的市委写作组。」²¹⁷⁶

虽然被称为「小钢炮」，陈冀德却只愿在纸上作不谋面的批判，对于面对面的批判，她始终硬不下心肠。她后来回忆说：「我讨厌人斗人」。文革初期，批判文学研究所领导叶以群，指名要陈冀德发言。陈冀德后来回忆，她心中很矛盾：「思来想去，说什么呢？我去揭发批判他不同意发表我的文章，还叫我去看『别、车、杜』的书？这不是拿着好心当驴肝肺吗？……只有布置我们去检查『左』的错误这一点还可以一说。但这能全怪他吗，是市委布置下来的任务呀。」²¹⁷⁷说叶以群不同意发陈冀德的文章，是指陈冀德的文艺评论文章。叶以群当时还劝她多读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例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都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说批判文艺界左的错误，即是指1961年作协的那次四十九天反左会议，以及对报刊文章的全面检查包括对姚文元文章的检查。文革中姚文元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次检查便成为「整姚文元」事件。陈冀德在批判叶以群的会上讲了这件事。没过多久，传来叶以群自杀消息。陈冀德非常自责：

我想到了我那次该死的发言。我认为上不了网上不了线的事情，自然有人会认为必须拎到网、线的高度上来大肆发挥一番的。……

从此以后，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我不愿参加任何批判会。²¹⁷⁸

1966年底，写作班造反，陈冀德跟着写作班造反，也成为机关联络站的一员。不过此时，陈冀德的造反是被动的；甚至那天晚上的会上，写作班全体成员讨论要不要造反，陈冀德的态度明显不积极。陈冀德对张春桥安亭事件签字，最初也颇为反感：「我觉得他完全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顶不住了，投降了。」²¹⁷⁹写作班集体造反后，人员都去淮海路上的市委党校，那里是机关联络站的对外办公处。陈冀德以及徐景贤的秘书王刚则仍然留在武康路2号，整理收到的传单小报，送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此外，陈冀德还为徐景贤保管文件，负责徐景贤与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程绮华的联系。在武康路2号留守一段时间后，徐景贤又让陈冀德去淮海路党校机关联络站处理群众来信。市革会专题写作组成立后，搬往荣昌路60号，陈冀德专门负责接收去北京的朱维舒他们寄来的信件，她后来说自己那时是写作组的管家婆。她的工作内容没有变，还是守着那台红色电话，记录北京打来的电话，拆收朱维铮他们从北京寄来的各类传单小报，以及各种手写动态。此时的陈冀德，虽然似乎只是普通收发内勤，但她的作用已初步显现，如徐景贤所说，她「实际上早已成为写作组的总管家，是一个不是核心的核心，连朱永嘉都要让她三分」。²¹⁸⁰

1967年夏天，姚文元来上海撰写批判陶铸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要陈冀德为他的文章做资料校对。陈冀德去上海图书馆查找数据，为姚文元校出不少错误，受到姚文元表扬。

陈冀德在政治方面完全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作党的小钢炮。但她的经历和她所受过的人文教育，却又在她内心孕育了正直和同情，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她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写作班，写作班宽容融洽的人际关系，使她保留了自己的这些特点。在一片假话的年代，她显得有个性，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张春桥以后看重她的原因。

工人作家萧木

写作组核心成员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只有萧木本人成份是工人。但恰恰萧木最像知识分子。比起朱永嘉的不修边幅和王知常的口无遮拦；个头不高，绍兴口音的萧木，始终衣冠整洁，讲话斯文，一介白脸书生形象。

萧木生于1933年，少年时就喜欢写作，文章曾经刊登在《开明少年》上。1949年共产党执政，正值他初中毕业。他向往穿军装，想报考华东军政大学，但遭家长反对，于是他转而报考嘉兴农业大学，因为免学费。刚进学校不到一个月，又遇铁路招聘，他又去应聘。上万人中取二十多人，他考上了。进铁路后，先在金华和上饶当了一年多机务段工人；不久便被抽调去做宣传工作；背着背包跑遍华东各省。在铁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他不改写作爱好，发表许多文章。1954年，他被调到《上海铁道报》当编辑，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爱好终于与职业高度吻合，他更是抓紧业余时间写作。在写作方面；萧木很感谢茹志娟。这位当时已经成名的女作家看了萧木的小说后，特地找到他本人，鼓励他写作。他的努力也有了收获，他以铁路为题材，写出多篇小说，出版了小说集《宽广的世界》，受到文学界注意，成为上海知名工人作家之一。著名文学家茅盾，曾特地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权威报纸《文艺报》上撰文，称读萧木的作品，认为他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1960年，萧木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当编辑。当时党刊《党的工作》和《支部生活》，虽然只面向党员干部，但地位却在发行量比它高得多的《解放日报》之上，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刊物都是「内部发行」。知情权的多少是衡量政治身份的标尺之一，知情权越大，话语权越多，政治身份越高。进入这样的工作单位，意味着被信任。但不久，萧木就感到某些不适应。他喜欢文学创作，尤其被茹志娟和茅盾鼓励之后，他希望自己能更上一层楼。但是每天工作十分紧张，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天天如此，基本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是我最大的苦闷」。他太喜欢写作，文艺创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另一半。他只能利用每天午饭后的一点休息时间，别人午睡或下棋，他写作。平时上下班的乘车时间也被利用，在拥挤摇晃的公共汽车上，记下自己的点滴思絮和灵感。

党刊的成员，一半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一半是从基层抽调上来的青年，革命性都很强。萧木喜欢写作，与那个革命化年代的环境总有点不太协调。反右和文革初期；他都被批评：你的笔是党给的，要为党写作，不要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左右。萧木讲话轻声轻气，喜欢练毛笔字，喜欢篆刻，这在当时也都被视为「闻情逸致」。他有着文人的敏感气质，外界的变化很容易在他心中引起涟漪。花开花落，细雨秋风，他都会不由自主站在窗前，用心灵去品味。于是旁边的同事会善意地调侃：「又来了！又来了！」不过好在大家对萧木的「小资情调」只是温和批评，并没有粗暴批判。萧木毫无怨言地接受大家批评，每天在日记上检查自己。党刊编辑室的领导也没有因此将他看作另类，相反，文革前夕，他被提拔为党刊编委，成为当时党刊最年轻的编委。可他却不愿接受这个提拔，当党刊负责人丁柯向他宣布任命时，他不但没有表示兴奋，相反却哭了。他说他喜欢做实际工作，不想当官。他那时除了党刊的工作，满脑子就是文学创作。而且觉得有了职务，就要「管」别人，以他敏感的性格，恰恰是他不擅长的。后来还是党刊的领导、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找他谈话，他才接受了党刊编委职务。²¹⁸¹

萧木与徐景贤早就认识。共同的文学及写作爱好，以及共同的内敛谨慎的性格，使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莫逆之交。他俩同年，但徐景贤在政治上比文人气质的萧木更成熟，相比之下，萧木要拘谨内向得多。萧木后来自己也说：

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²¹⁸²

1962年，萧木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探索》，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却被一些人在作协的一次学习班上批判，说是「给大跃进抹黑」。萧木得知后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他开会也不敢去。不想，过了一二个月，《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给予热情赞扬和肯定，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文革开始后，萧木「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²¹⁸³。但是很快，文革之火烧到萧木身上。事情是因他组织的一篇文章引起。1966年7月以后，上海结合四清开展工厂的文革运动，党刊编委会选了一批工厂作经验介绍，分工让萧木抓报道。文章写成后，刊登在《支部生活》和《党的工作》上。其中一篇是关于国棉一厂的。文中提到一个「某车间搞技术的人」，贴了厂党委书记大字报，工作队组织反击。党刊的态度是支持工作队的，文章发表之后工作队更是大会小会批判这个技术员；技术员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也被学校的孩子们打断了腿。10月底，国棉一厂的造反派工人要萧木去参加厂里的大会。会上，那个腿上绑着石膏的十岁男孩被抬上台。萧木震惊了：「我的心在裂痛，在颤抖。因为很显然，我也是这椿惨案的制造者之一，我用的是笔」。²¹⁸⁴后来，萧木又被另外几个工厂批判，都是他曾经在党刊上报道过的工厂，那些报道，使最初给党领导提意见的工人，遭受到更多打击。

正是在被「请」到多个工厂去「游斗」的过程中，一方面，亲眼看到了工人造反派刚起来时，受到迫害的种种实例；另一方面，因有了较多的接触，还发现他们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粗鲁、不讲理，其中不少人还有好些正是我所缺乏的好品格，譬如率直、敢于担当，有比较多的个人独立自主意识等等，这使我心目中曾经是那样崇高的既存秩序开始渐渐动摇以至崩坍，感情上也渐渐有保留地向工人造反派倾斜了过去。²¹⁸⁵

其间，市委党刊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萧木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成为党刊内部两派焦点。他的办公桌被抄，日记被抢走。这些日记，是他自上小学后就开始写的，完全无保留地自我展现，是他的私地。第二天，「批判萧木日记」战斗小组成立，一张张「剥去萧木画皮」的大字报贴出。本来性格就十分敏感的萧木，更感到自己就像被剥得一丝不挂，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接着，批判萧木文学作品的小组也成立，又是成批的大字报。12月25日晚上，机关造反派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负责党刊的李家齐、方扬和丁柯等人。萧木害怕了，担心自己被拉上台去陪斗。以他的敏感性格，「这样的屈辱，已经超出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他逃了出去。²¹⁸⁶

但他并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彷徨了大半夜，他稀里糊涂地躲进了静安公园。公园面对市委延安西路办公大楼，市委在那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大字报前人群如潮，萧木感受到人群的沸腾。他萌发了写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念头，益为自己的念头陶醉。他躲在静安公园三天三夜，没地方睡觉，也不敢回家。寒冷的冬天，总这样露宿在室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想起已经造反的徐景贤。

徐景贤看到萧木就说：「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徐景贤为走投无路的萧木在康平路2号找了个隐蔽地方。那是1966年的12月底，写作班刚宣布造反。

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²¹⁸⁷

1966年的年终，上海一片大乱。徐景贤风风火火，日夜奔忙，萧木却躲在徐景贤为他安排的小屋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徐景贤暗中保护着萧木，党刊有人上门抓萧木，都被他挡掉。就这样，萧木也算是机关联络站的成员了。他想投入运动，向徐景贤要求干些杂事，徐景贤说你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这样的安排对萧木真是得其所哉，他索性把铺盖搬进党校内的机关联络站，白天利用各种机会收集传单小报，晚上整理造册，不到两个月，他的收集就装了满满三大柜子。

市革会专题写作组成立，徐景贤向朱永嘉推荐了萧木，之后，萧木又成为《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成员。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能有过的充实和快乐。」²¹⁸⁸工作之余，萧木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写作爱好；以小说形式写出了他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初春的早晨》。也正是由于对写作的爱好，萧木在写作组也不忘争取文学创作的空间。由他提议并坚持，上海市委写作组后来办起文学刊物《朝霞》。

萧木在写作上，政治、文艺，评论、创作，样样来得。徐景贤对萧木十分欣赏，称读萧木是多面手，号召写作组的青年不但要学姚文元，也要学萧木。²¹⁸⁹

萧木身上的文人气质，始终与铁血的革命冲突。对萧木来说，革命与文学的选择，几乎困扰了他半生。对于文革的血腥、暴力和文化专制，萧木虽然有感受，但他始终小心地不去激活心中的直接感受，他将自己的感受完全服从于党的宣传教育。他认为，大跃进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民众也是不满甚多，但党当时的教育一直说形势大好，说那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而且后来到1964年经济形势也确实好转。现在文革中群众有怨言，但文革的负面也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成绩远远大于失误，他坚信党有能力纠正而且正在纠正这些不足之处。²¹⁹⁰

王承龙出局市革会

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被撤销后，一年多时间内，王承龙还是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徐景贤成立《红旗》杂志组稿小组，一直瞒着王承龙。王承龙认为专题写作组既已撤销，开会便不再通知朱永嘉。1968年年底一次市革会扩大会议上，正在上海的张春桥看到出席名单中没有朱永嘉，便问负责市革会会议通知的王承龙，为什么朱永嘉没到会？王承龙回答说：专题写作组已经撤销，朱永嘉参加会议没有名份和代表性。张春桥听了大为光火，说：你要名份吗？朱永嘉是《红旗》杂志记者，上海的什么会议他都可以参加！还反问王承龙「你有什么代表性？」王承龙不得不立即通知朱永嘉参加会议，以后再不敢有会不通知。²¹⁹¹

一年多后，王承龙被清出市革会，而且从此再没回到政坛。他下去的原因与张春桥有关。事情的直接起因，其一是1968年4.12炮打私自阅档之事。王承龙管辖的市革会组织组，几个工作人员私下翻阅张春桥档案。组织组是王承龙管辖的，这些人又都是王承龙信任的。尽管王承龙不一定知道此事，但要为此事负领导责。其二是「整理江青黑材料」之事。有一天，下面有人上交给王承龙一张照片，是江青三十年代当演员时摄的。王承龙将照片上交张春桥，但张春桥拒绝收下。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在文革中是非常敏感的对象。她文革初期提出「侦控」问题，说公安系统对她侦查控制，搜集她的黑材料；所谓「黑材料」，实际都是关于她三十年代当演员时媒体的报道、评论和照片。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因之被审查甚至关押。王承龙既没有写明照片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写上交哪个单位。²¹⁹²张春桥不愿接手惹祸上身。在这方面张春桥十分谨慎。曾有人上交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生母的材料，张春桥原封不动地退回，而且还特地在原件信封上写明：「我没有看过」。²¹⁹³

又据说，王承龙下去的真正原因是拥权自重，不按规则行事。例如，毛泽东到上海，住在虹桥的宾馆。王承龙得知，不经任何请示手续，自己闯宫要求见毛。警卫不让进，王承龙亮出市革会负责人身份，还是被挡住。事后上面查问是谁如此不懂规矩，硬闯主席住处。又例如，他不经引荐或介绍，直接跳过张春桥，打电话去北京找康生汇报什么事情，而康生之前根本不认识他。康生一口回绝，说春桥就在上海，你找我干嘛？康生而且隔手就打电话给张春桥，问王承龙是什么人。张春桥后来对此事有回顾：

当然，认识王承龙这个人也不那么容易，1967年我才认识王承龙这个人，觉得他有点不正派，但也觉得他还做过一些好事。1968年就不行了，中央同志也讲了他不正常。我在上海；他却背着我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被康生、江青发觉批了：「春桥在上海，为何不报告春桥？」不答复他，并把电话稿抄给了我。我不怕，我找他谈了，我对他说：「你是不是想夺权？」这话已经上网上线了。我说，我负责市革会，你想夺权，你要告状，可以超过我；是工作问题，你向中央文革报告，打电话，为什么超过我？我不是在中央文革吗？

找他谈了，他还耍赖，以后我把电话记录稿给他看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又观察了他一段，看看实在不行了，才开会。²¹⁹⁴

王承龙从一个小科员，一下成为权倾一时的市革会负责人之一，便以为官衔就是能力和通行证，自大而无自知之明；却又不懂官场规则，屡犯越规行为。加上王承龙对深得张春桥信任的徐景贤、朱永嘉等始终打击挤兑，也触犯疏不间亲的官场惯例。此外，王承龙自恃造反有功，拥权自重，飞扬跋扈，忘乎所以。他动不动就训人，不但新干部，就连上海警备区的军队领导干部廖政国、刘文学等，都挨过他的训斥；市革会的老干部马天水、王少庸、黄涛等更不必说。就这样，他在市革会得罪甚多，口碑非常差。金祖敏评论说：「似乎对王承龙印象好的人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没被王承龙训过，都挨过他的训。」²¹⁹⁵

王承龙也得罪王洪文。在市革会，他的位置在王洪文之上；他连马天水等资历比他老得多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更不必说新出道的王洪文。1968年为恢复中共党组织生活，开展整党建党。王承龙带着工作队，去王洪文工作的国棉十七厂试点。作为中共党员的王洪文带头造反，得到毛泽东支持。厂里大多数党员和基层干部看到毛主席支持王洪文，所以后来也都跟着加入了造反队。因此，各级干部「靠边」者很少，到1968年下半年，大部分被「解放」担任职务。王承龙说这是复旧，在1968年10月的《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三篇文章，说整党建党中要警惕复旧，似乎是批判社会倾向，实际对着国棉十七厂，弄得王洪文非常不高兴。²¹⁹⁶

王承龙越过市革会直接找中央其他领导，导致自己下台之事，给许多文革中新上台的干部以震撼。以后，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好长一段时间，黄金海、叶昌明等人不敢越过上海市委给王洪文写信：「有王承龙教训，上海有市委不汇报，直接写信给北京，弄不好又说不清。」²¹⁹⁷

1970年2月17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向市委写了《关于揭发王承龙、朱玉佩问题的报告》。王承龙虽然还挂着市革会常委的职务，但实际上被「下放」，去上海第二机床厂当工人。马天水说王承龙的问题由张春桥处理，别人不要过问。²¹⁹⁸此时王承龙身体非常不好，但他在台上得罪太多，下了台没人想到去看望他，更没人为他说话。他自己说「我家门可罗雀」;妻子也受牵连被整。很长时间里，他连工作证都没有，只有一张「临时劳动证」。直到1976年3月，他被革职七年后，徐景贤才第一次接见他，谈了十分钟话，说以后有困难可以找他。之后，他被分到上海锻压机床厂，担任党委副书记，总算有了工作证。王承龙以为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一次他去外单位为本厂联系协作加工业务，前脚刚走，王秀珍后脚就派人去调查。²¹⁹⁹他还是不被上面放心。

王承龙下去了，老是和徐景贤及写作组过不去的对立面消除。不过，新的矛盾正在形成，那是来自工人造反派对写作组的不满。

小结

从专题写作组，到红旗组稿小组，到市委写作组，名称变了，但写作组的核心任务没有变，依然是奉命写作，诠释和宣传文革。张春桥、姚文元虽然不过问写作组的具体工作，但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大都是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培养的文化人。1949年后的文科大学，教材越来越狭隘，历史只以阶级斗争为唯一解释；政治经济学替代了经济学；哲学被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文科学科都被视为西方的伪科学；文艺理论除了马、列、毛，只读俄国的杜、别、车；文学创作除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其他都是歪门邪道，等等。如此单一的知识信息来源，以及扼杀思考和想象力的灌输洗脑式的教育，只能教育出一帮驯服工具，培养不出思想家。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出于「党的需要」，是政治宣传，而不是学术研究。更准确地说，他们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只能算是党的秘书。这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们关闭自己的直觉，听任政治催眠。党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事业，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奉命写作，奉命批判；没有学术思想，满足于做诠释，解释和普及被执政党称为真理的理念，为执政党的理念和政策做「正面解释」。

写作组的核心人物：朱永嘉、王知常、萧木、陈冀德，有着那一代人的特点：热情、献身、忠诚，理想主义。他们中真正懂点政治的，大概只有朱永嘉。纵观整个文革，工人造反派因为「生活问题」也即男女关系，或者「经济问题」也即多拿多占，被整肃者很多。许多人虽然一时当上各级领导，但后来被淘汰。而写作组的成员则基本没有这些问题。他们人格中传统教育的价值观还没有被革命完全取代，直觉没有被革命麻木，个性没有被革命淹没。所以直觉个性时时会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但每次冲突的结果，都是压抑和克服自己的良心和直觉，强迫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思考和行事，并以党的话语教化民众。他们政治上民粹主义，知识上和道德上却又对工人造反派不以为然；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善恶判断，却又在现实中关闭自己的良知。这是中国从50年代起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是虚幻理想的殉道者。他们明知民众对文革的巨大不满，但却以为这一切不满都是短见；他们看到文革造成的巨大破坏，但却认为这些都是为长远目标必须付出的短暂牺牲。

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道德自省，但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只是做幕僚，为政策和思想做诠释。他们不想当官，虽然与政治近距离，但又不愿成为直接从事政治的官员。这是他们保持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最后底线，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为了表示，他们所作的一切，包括为现实唱赞歌，不是谄媚，而是为了维护和追求心中的理想。这使他们的行动显出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霸占着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话语权，是上海主流政治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愿意从事核心政治；他们为权力服务，但自己业不追求权力，甚至刻意与权力保持距离。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想摆脱政治，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等专业，但始终身不由己。他们只能经常处于既怀念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又必须为远大理想舍弃自己的纠结中。少了对权力的追求，使写作组内部少了纷争，人际关系和谐，这在到处派性四伏、势不两立的文革中少有。

第二十八章：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的实践

公安和司法系统的夺权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成立，打破职工不得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形形色色的职工造反组织一哄而起。不但工厂工人成立各种组织，连政府机关的科层人员也纷纷成立组织。甚至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法系统，也是各派组织林立，一片混乱。

政法系统中，最举足轻重的无疑是作为执法部门的公安系统。公安系统最初的造反组织是市公安局的「战斗组联络站」，成立于1966年11月12日。²²⁰⁰后来市局的文保处、消防处、政保五处、政保六处等部门的造反派，经过串联筹划，²²⁰¹于1967年1月5日成立了公安系统的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上海公安局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负责人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干部王维章，成员最初大多是市局的科层人员，后来也在各区县的公安分局发展成员，以交通警察为多。

1967年1月11日，公革会与红三司等十五个造反组织宣布夺公安局的权。1月21日，公革会在建国西路75号大院召开「彻底砸烂市委、市局党组、建立革命新秩序誓师大会」。四十余名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被上台批斗。会上宣布公革会第一号通令，宣布全面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在此前后，上海各区和县的公安分局也被先后宣布夺权。²²⁰²不久，公革会成为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之一。

公革会夺权之后，公安系统其他造反组织也纷纷成立。主要有成立于1967年1月的「上海市各区(县)公安警察革命造反联合兵团」，以派出所户籍警为主要成员，没几天后改为「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简称「联合兵团」);成立于1月15日的「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人革会」)，以交通警为主要成员；成立于1月的「上海市公安局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成员最初主要是市局的科层人员，挂在徐景贤、王承龙他们的市委机关联络站下面；成立于1967年1月9日的「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公联司」)，等等。公安系统另一个有影响的组织是成立于1月27日的「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消革会」)。这个组织成员并不多，与动不动就几万十几万人的工人或学生组织相比，只能算是个小组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1967年7月的一场武斗。还有「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义革会」)，也是因那场武斗而出名，成员也是消防队的造反派组成；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消防员是义务兵役制。

1967年1月11日，红三司接管市公安局，1月13日，张春桥接见公革会的王维章等人，虽然没有明确支持接管，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让王维章他们「不要问我，先干了再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对红卫兵夺公安系统权表态支持，而且传达了毛泽东的支持态度：「大致上，全国大城市的公安机关都被接管了。他们做得对。这件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支持的。昨天，毛主席讲过，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他支持接管。」²²⁰³

公革会的负责人认为自己得到张春桥的支持，公安局的权应该由他们行使。但公安系统其他几个组织不服气，认为这是一家夺权，老保夺权。因为公革会中机关干部多，他们称公革会为「公安局的赤卫队」，认为公革会「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想独揽公安局大权。1月28日，联合兵团和公联司提出，公革会1月11日对市公安局的接管和夺权，实际是「接权」，「大方向错了」。他们召开会议，宣布要调动人去市局砸公革会。公革会闻讯先下手为强，组织上百人砸了公联司总部及其所属分部，抢走他们的印章、袖章和活动经费，还抓了他们的负责人和骨干。2月3日，公革会又出动两卡车人，以联合兵团负责人宋春生参与1.28炮打为由，砸了设在长宁区公安分局的联合兵团总部，并抓了宋春生，关押了一阵子。²²⁰⁴

公革会几乎和所有的公安系统造反组织的关系都不好。和联合兵团、机联站都有过摩擦；和消革会、义革会更是在1967年7月26日及27日，有过一场全市瞩目的大武斗。这场出动二十多辆消防云梯车的武斗，当时轰动上海。公革会与工总司也一直不和。王洪文们认为公革会是「假造反」，「假夺权」。他们称公革会是「阿公老保」。戴立清在一次会上的讲话，反映了工人造反派对公革会的看法：公革会是老保，我们把赤卫队头头送公安局时，他们前门收进后门放出，可抓我们造反派时，却当他们是现行反革命那样用手铐；公革会是几个小司令部中最坏的一个，因为他们有权抓人，专门与我们作对。²²⁰⁵

与工总司关系比较好的是机联站、联合兵团以及消革会，都是和公革会关系不好的组织。杨浦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宋桂生是机联站的，与王洪文很熟悉。王洪文文革前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与公安局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国棉十七厂地处杨浦区，所以王洪文文革前便与杨浦区公安分局的一些人很熟悉。1966年夏，王洪文在厂里造反时，曾得到杨浦分局副局长和一些干警的支持。安亭事件后，杨浦分局响应毛泽东号召支持造反派，对王洪文和工总司大力支持，1966年12月下旬，杨浦分局曾派出警察和干部，去担任工总司总部的联络员和门卫；还指令眉州路和隆昌路的两个派出所，派人在工总司总部的外围巡逻，保卫工总司总部。而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宋春生，五十年代就与戴立清熟悉，戴立清去兰州前曾经是里委干事，经常和长宁公安分局和下面的派出所打交道，和那里的户籍警也很熟悉。至于消革会，1967年初，工总司刚搬去总工会大楼办公时，整个工总司总部的保卫工作都由消革会包下，消防车驾驶员们还为工总司的负责人开车，黄金海的驾驶员最初就是消革会的。

红三司接管市公安局权的那天，市公安局大楼旁边的市中、高级人民法院下午也被宣布接管。接管者是成立于1966年12月26日的「上海市司法战线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简称「司革队」)，成员主要是中、高级法院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个接管被华东政法学院的红三司认为是「老保接管」，因司革队中有人是法院原来的文革小组成员。1月21日凌晨3时，华东政法学院的红三司砸了司革队的办公室，宣布由他们接管中、高级法院。司革队向华东政法学院的红革会求援。几小时后，上午10时，华东政法学院红革会一百多人冲进法院，撕去红三司贴上的封条，与华东政法学院的红三司发生冲突。双方当晚在法院大楼的五楼开辩论会，直辩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上午9时多，政法学院的红革会与红三司又为占领秘书室等房间发生冲突，红革会被红三司赶出大楼。晚上10时，红革会请来了五六百个工人以及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再一次与司革队一起反红三司接管。1月25日凌晨，造反派以「上海市红革会、公安学校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接管高、中级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对法院的接管。这是法院的第三次被接管。接管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号通令》支持司革队，说它是「坚定的左派」。不过一天后，接管委员会又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再发出《特急通令》，说司革队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并收缴了司革队「接管」来的7个法院大印。1月27日，形势又翻转。凌晨，红三司联合法院内的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反夺权。4时，红革会冲进大楼赶走了红三司；5时，红三司大批人员再一次回到法院大楼，再一次宣布接管。

就这样，上海中、高级法院的权，反反复复，拉锯式地被夺了六七次。直至1月28日，上海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夺权联合委员会成立，第八次宣布夺权。法院的反复夺权是一个缩影，反映出各群众组织之间是如何不买账，你方夺权我再夺的乱哄哄局面。也反映出没有规则的权力置换是如何随意。

1967年6月中旬，「上海司法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司革会」)成立。此时的司法工作已经完全停顿。这个组织的成立不是为了恢复司法工作，而只是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参加全市性的造反派活动。同年10月14日司革会撤销。

市人民检察院于1月11日被接管，接管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11月20日的市检察院的「东方红战斗队」。第二天，东方红战斗队又召开各区、县人民检察院造反派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革命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宣布检察院的三个领导干部「靠边审查」。²²⁰⁶

从文保会到政法指挥部

1967年1月红三司夺公安局权的第三天，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永嘉路上的公安局政保三处，接见公革会的王维章、聂松岩和韩成义等人。会后，张春桥要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通知一些群众组织开会。下午，张春桥又在在锦江饭店十楼召集公革会、工总司、二兵团、红革会、红三司等15个造反派组织开座谈会，谈关于接管市公安局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张春桥对红三司夺公安局权表示支持。但他又提出，只是红三司一家力量不够，也应该有工人参加。他建议成立一个工人、学生和公安局造反派的联合机构，而且「可以考虑公、检、法一道搞，最好连在一起」。²²⁰⁷

康平路事件后，各派组织都要求公安局关押老保或自己的对立派，公安局感到难处理。所以开会之前，公革会负责人聂松岩事先已与王洪文商量，打算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此类事情的机构。会议快结束时，聂松岩递给张春桥一张纸条：「春桥同志：我们拟成立一个由专政机关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处理文革中的问题。」张春桥看后，当即表示同意。张春桥说：「你们要行动就行动，不一定要找我们谈了再行动。公安局的问题，不一定都参加，部分革命组织参加也可以，搞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宣言。」²²⁰⁸

1月16日，各造反组织在建国西路75号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开会，王洪文参加。会上确定以公革会为主，工总司、二兵团、红三司和红革会，5个造反派组织抽调人员担任常委，组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文保会」)。1月20日文保会成立，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宣言》，10个造反组织在上面簧名。文保会由公革会派代表3人，其中2名是负责人名额；工总司代表1人；红三司代表1人，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造反派代表各1人，共7人组成核心。工作人员二百多名，其中一半是公安人员，一半是工人造反派和学生红卫兵。²²⁰⁹二兵团派出的工作人员最多，有上百人。²²¹⁰文保会设常委制：公革会是文保会的召集人，由公革会派出聂松岩和韩成义作为召集人主持工作。²²¹¹工总司派出的代表是王洪文。²²¹²不过王洪文自己只去过一次，他派别人去参加会议。机关联络站派人协同公革会起草宣言和通告。

文保会处理过的比较大的事情有：1967年2月初，取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并拘留其中的几个负责人；1967年1月24日，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武斗，文保会派出人员前往调停，并抓了联司方面的打人者。此外，还有《新民晚报》事件、上海邮局事件、锦江饭店电梯事件、漕溪北路事件，等等，大都是调停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和摩擦。²²¹³

1966年6月开始的一浪接一浪的批判，实际都是对整个国家机器严密控制民众的权力的质疑。除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政府和共产党的各级机构都被否定。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也因为领导人的被批判，失去应有权威。文保会的成立，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替代性的执法和维持秩序的权威机构。这个替代性机构，由群众组织和公安人员共同组成。但是，这种让群众直接参与执法的做法，很快陷入困境，关键是拘捕和关押的审批权。这个权力，只有在文保会工作的原公安人员而且必须是文保会的负责人才有，其他人签字无效。²²¹⁴应该说，文保会在这个问题上是谨慎的，不想使这一核心权力泛滥。所以，当一些群众组织送人来要求关押时——例如工总司的陈阿大就曾经抓了人强行要文保会关押——他们顶了回去。

但文保会的成员都是群众造反组织人员，而且大都是公革会的人员。他们的执法人员和造反派组织成员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执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于是但凡文保会抓了某个群众组织的人，这个组织一定会去文保会抗议示威，要求放人。人们不把文保会看作是执法机构，只看作是群众组织的联席机构。文保会没有执法机构应该具有的权威。因此，文保会成立后，身份一直很难定位，无法行使原来公安局的职能，日常所做的最多工作，只是原来公安局的接待和调解工作，加上全市性集会的治安保卫。²²¹⁵

文保会与上海第一大群众组织工总司的关系不好。王洪文与二兵团的耿金章闹矛盾，又与公革会不和，他认为文保会被二兵团和公革会控制。²²¹⁶王洪文与二兵团不和，公革会的王维章等，便不敢再留二兵团的人在文保会工作。2月下旬耿金章被王洪文关进杨浦公安分局。文保会的工人代表原来以二兵团人员为主体，二兵团垮了，文保会也就没了势力。而王洪文因为对公革会和二兵团有意见，不去文保会，工总司的人于是也不去文保会。加上1967年3月以后，号召学校「复课闹革命」，一些学生回学校去了，文保会实际只剩公革会一家。²²¹⁷

上海市革会成立后，于1967年3月1日，建立了市政法指挥部，统一领导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日常业务，主要负责人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以及驻沪空四军的副政委姬应伍。工作人员由军代表以及原来的干警组成，不再有群众组织参加。文保会名存实亡。1967年7月，文保会向市革会写报告要求撤销，停止活动。

任意抓人的开端

本应该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安系统，也卷入文革运动，干部被斗被靠边，警察们纷纷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忙于打派仗，一片混乱。而北京下达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一系列讲话，又都要求公安人员支持造反派，更使1966年底至1967年上半年的上海公安系统陷入无序。

首先是拘留受审制度。文革前的拘留、逮捕制度虽然不健全，但至少不是一个领导说了算，单位要将人送去公安局关押，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并由单位保卫部门向公安部门打报告；如果是小单位，没有保卫部门，则由街道的派出所出面打报告，由公安局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方能执行。单位不能随便将人送去公安局，凭个人意志将人送去公安局关押受到很大制约。但这种制约在1967年初被打破。康平路事件后，周恩来说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这样的人应该抓起来，²²¹⁸张春桥直接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要求公安局收押造反派扭送去的赤卫队员。此时公安系统还未被夺权，于是，杨浦分局配合工总司，收押和审讯工总司抓获送去的赤卫队负责人。从1966年12月29日至1967年3月止，杨浦公安分局共关押赤卫队员113名。²²¹⁹大批赤卫队员，在没有任何收押手续的情况下被送审关押，只要造反队送去，公安局就收押。这样先收押、再立案甚至根本不立案的做法，成为上海文革中随意抓人关人的开端。赵全国被抓，更是群众组织之间随意相互抓人的开端。

1967年初成立的文保会，曾经为防止群众组织乱抓人送去关押，规定必须由负责人签字才能收押；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实行多久，就随着文保会的名存实亡而被冲垮。一些造反组织一个头头签字，就非要公安局收押人，甚至不提供送押时所必须的当事者材料。例如1967年2月，工总司所属徐汇区的一个造反组织，将徐汇区税务局造反队的一个负责人扭送进徐汇公安分局，说此人是反革命，一定要徐汇分局拘留。徐汇分局的文保会认为送人方面没有同时送来此人的案件材料，不能收押。送人方面说「不是拘留，是收留」，并保证两天后送材料。但后来一直没送，也不许徐汇分局放人。最后，在文保会一再催促下，他们匆忙让徐汇税务局的「红旗战斗队」送了一份材料。这个人就这样从2月4日一直关到2月24日。²²²⁰

市革会成立后，规定抓人必需市革会负责人簧字。几个市革会负责人都有簧字权。但比起文革前抓人须讨论、上报、再批准立案的手续，1967初期的抓人关人，还是没有程序。只需一个人说了算，一张条子便关人。马天水只抓生产，基本不审批这方面的事，徐景贤也不审批抓人；审批最多的是王少庸和王承龙，他们管项目，经他们批准关押的人非常多。不过，与公安局关押不同的是，项目组的关押是「隔离审查」，属于政治隔离；公安局的关押是「拘留」，属于刑事关押。

王洪文担任市革会领导后也有审批权，被他一张条子送去关押的，大多是工总司对立面组织的成员。王洪文与杨浦公安分局的造反派关系比较密切，1967年1月11日红三司接管市公安局时，工总司总部马上讨论如何应对。王洪文认为，公安局是专政机关，不应该由一家群众组织接管，应该主要由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接管。王洪文要大家去各区公安分局，支持各公安分局内的造反派接管。王洪文并关照黄金海带人去杨浦区公安分局。他对黄金海说，那里有个干警宋桂生是造反派，他要黄金海支持宋这一派。黄金海于是代表工总司支持宋。王洪文支持与自己关系好的一派接管，这一派以后坚决支持和配合王洪文。王洪文将那些要打击的对手都送进杨浦区公安分局：工总司总部的范佐栋、二兵团的耿金章、战到底的孙福祥，还有联司和支联站的负责人，等等，其中单是联司和支联站成员就有601人。杨浦分局的警察还参加审讯被关者。²²²¹1967年10月，杨浦分局在南大楼201室专设了一个机构，名为201项目组，由8名警察组成，直接处理工总司送来的「案子」。三个月就办了29个案子，拘留关押36人。²²²²

造反组织代行公检法职责引出混乱

公安系统的混乱还因警察造反引起。作为执法人员的警察，也造反成立群众组织，大大降低了公安执法机构的权威和公正性，而执法人员和造反派组织成员的双重身份，也使被抓人方面有借口冲击抓人的组织。1967年1月24日，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与联司两派冲突，前往调停的警察们也挨打。东方红方面宣称联司打了公安执法人员，联司则强调自己打的是公革会人员。双方都散发传单，互相指责。1967年初至1968年底，普陀、静安、长宁、虹口和青浦、南汇、宝山等区、县的公安分局或派出所，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公安局事件。带头冲击者许多都是工总司下面的区级组织头头。只要公安局抓了造反派组织的人，造反派就去围攻，直到放人才了事。造反派们认为公安局已经瘫痪，具体办事的都是些公安局里的造反组织；这些公安人员以群众组织的情绪参与派性，却又以执法机构的身份处理派性。戴立清、陈阿大等提出，公安局抓工总司区、县、局一级组织的头头，要事先与工总司总部通气。1967年的上半年，因为抓人关人，不断闹出许多事件。有造反派组织抓了人要求关押被公安局拒绝，前往抗议的；更多的是公安局关了人，造反派不买账，聚众围攻和冲击公安局。

例如1967年2月，工总司静安区分部将对立面组织5人送去静安公安分局，说他们是反革命，一定要静安分局关押。静安分局认为这是两派组织闹矛盾，于是前门进，后门就把人放了。工总司静安区分部常委姜达柱说这是公革会包庇反革命，动手扯警员的公革会袖章，与警员发生冲突，被静安公安分局以于扰警务名义关押。²²²³工总司静安区分部另一常委刘政明不服，于2月28日与3月7日，先后两次调集几千人冲击静安区公安分局，静安分局所在的常德路一带，接连许多天人群拥挤，车辆不通，秩序混乱。刘政明说你们不放人，那我们也抓人。他带队抓了静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静安区公革会头头等5人，都关在上海货车制造厂。几天后，王洪文打电话给他，要他放人：「这事你不要管了！你记住，公安局总是公安局，姜达柱由上面处理，我们会让他们放的。」²²²⁴接着刘政明因冲击公安局也被抓关押。工总司的戴立清、陈阿大、王腓利等得知后，半夜开车往建国西路75号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将正在睡觉的市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从被窝里拖出来，带到工总司静安区分部，逼他让静安分局放人。5月，姜达柱、刘政明被先后释放。²²²⁵

冲击公安局的事也发生在普陀区。1967年2月23日晚12时，工总司普陀区联络站联合上体司长宁区分部共80多人，与陕北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发生纠纷，打伤36人，其中5人重伤。普陀公安分局经区武装部同意，拘留了8个主要肇事者。工总司普陀区联络站不满自己的人员被抓，3月7日，组织18个造反组织的数千人冲击普陀公安分局。5月下旬，再一次包围普陀公安分局，酿成7天7夜的武宁路桥事件。又如上海柴油机厂联司1967年5月20日，组织上千人在福州路市公安局门口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文保会抓去的人员，也属此类事件，等等。还有宝山公安分局，1967年5月29日至30日，被红东北等组织一千余人连日在门口静坐，「勒令」释放被拘留人员。²²²⁶造反派不但冲击公安局，还冲击拘留所。1967年2月16日，虹口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不满自己一派人员被拘留。在虹口分局一派警员的支持下，于当日凌晨2时冲击虹口公安分局拘留所，砸开大门，冲进拘留所。由于没能抢下钥匙，开不了监房门，他们便向被居留者的监房塞传单，闹了好一阵。²²²⁷

工总司下面的区级组织以及其他造反组织频繁冲击公安分局，以至于1967年2月28日，正在筹建的市革会政法指挥部不得不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凡涉及各群众组织的案件，必需征求市一级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意见。²²²⁸

作为执法部门的公安局、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文革前在阶级斗争观念指导下，扩大打击面，积怨甚多，文革中政府权威扫地，也使以往与公安局有积怨者，以批判资反路线为由，冲击公安机构。批判执法机构对他们的「资反路线」，要求公安局或派出所，交出搜集或整理的「黑材料」。1月30日，南市区周家渡街道的「闹天宫战斗队」包围周家渡派出所，查封档案室，收缴公安业务档案和民警工作手册30多份。1月31日，南市区「只争朝夕革命造反兵团」200余人冲击董家渡派出所，殴伤民警多人。2月1日，虹口区长春街道的造反队一百多人，将长春路派出所20余名民警揪到总部，批斗7个多小时，其中一名民警被指是「打人凶手」，剥掉警衣示众，并遭毒打至休克。²²²⁹

上海公检法系统被军管

公革会夺权后，俨然代行公安局的职责。1967年2月，公革会及其区、县分会，以镇压反动组织的名义，连续行动，取缔近十个群众组织，并拘留多人。法院的造反组织也代行法院权力。1967年2月14日下午，公革会闵行分会等11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公审大会。会上，徐汇区法院「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队」的代表，宣读徐汇区司法机关造反派的「联合公告」，不经起诉程序，便给4名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者，分别判处徒刑20年、18年、15年、7年。如此以群众组织身份行使司法机构的职责，其权力和权威不但遭到其他组织的反对，也遭到本系统人员的批评。公革会政治部造反队的一些成员，就曾对公革会代行公安局权力的做法质疑：

以群众组织代替专政机关，对外的通令、通告均用公革会的名义，取缔反动组织也用公革会。难道公安局就是公革会，公革会代替公安局了吗？应该承认，公革会是临时的夺权组织，但它毕竟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它绝不可能代替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也不可能代替法定的专政机关。特别是张春桥同志批评了这种做法以后，依然明知故犯，在第四期《公安战报》「公安简讯栏内仍然刊出公革会取缔反动组织和捕人的消息达八条之多。²²³⁰

公、检、法系统的造反派，身兼群众组织和政法机构两种角色身份，造成严重混乱。如此混乱状况也在全国其他地区持续了整整一年。1967年3月1日，市革会成立政法指挥部，统一领导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日常业务；3月3日，上海警备区派部队对上海市监狱实行军管；7月24日，市革会批转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关于拘留、逮捕、判刑、劳教审批权限问题的暂行规定》，将抓人权集中到政法指挥部。到1967年底，中央决策机构终于不得不于12月9日发文，对公、检、法机关一律实行军管。²²³¹公检法被军管后，对公安机构的冲击才渐渐平息。根据中央的这个文件，12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军宣队进驻市公安局，并在文化广场召开军宣队进驻公安局大会，张春桥到会并讲话。²²³²1968年1月25日，市革会召开公检法干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上海市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行军管。3月21日，市革会政法指挥部撤销。同年6月，军管会改为党委，设常委会。军管后的同年7月，公检法机关被军管会分成大班子、小班子，82%科室人员和警察集中大班子，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小班子取代公检法各业务部门。1969年5月22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又决定，将二千多名在大班子的公安局、公安分局的科室人员和警察下放工厂「战高温」。全市各级公安政法机关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揪斗打倒。到1971年全市公安机关内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535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47人。²²³³

林彪事件后，王维国被认定是林彪集团骨干而关押审查，驻上海空四军受清查。空四军所军管的上海公、检、法系统也被清查和清洗。1971年10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调派了288名干部，以市委联络员名义，进驻市公检法机关，成立上海市公检法临时领导小组，行使市公检法军管会职权，警备区的谭维铸为主要负责人。11月15日，市公检法临时领导小组举办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军代表学习班，揭发批判原军管会领导王维国等8人。翌年9月8日，学习班结束，军代表调回部队。11月，市公检法领导小组成立，组长谭维铸。1973年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市公安局组织体制：市公安局设17个部、室、处(局)和公安学校。1974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撤销，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建制。²²³⁴

其间，根据谢富治的指示，上海曾经撤销劳动教养：1968年5月3日，上海市革会批准，上海停止审批收容劳动教养人员；1968年5月13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撤销劳动教养和少年犯教养工作。不过，1970年后，上海实行变相劳动教养：在全市的一批工厂先后设立六七十个「劳动学习班」，将一些红色台风中被关押的青少年投放到这些学习班，由专人看管，白天劳动，晚上集体关押在厂。1971年7月21日，市公检法军管会恢复劳动教养工作。

上体司治安组「打击流氓阿飞」

毛泽东对公检法的接管和批判是支持的。还是在1967年1月的夺权风中，首都北京的公安局被造反组织接管，毛泽东就表态支持。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转达了毛的支持态度：「全国大城市的公安机关都被接管了。他们做得对。这件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支持的。昨天，毛主席讲过，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他支持接管。」²²³⁵毛泽东提出「砸烂公检法」，也是谢富治传达的。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²²³⁶毛泽东早就对公检法的不满，但是如此以极端方式砸烂的结果，却使社会治安一片混乱。于是以「群众专政」补充公安机构的空缺，「群众专政」也是毛泽东提出，在他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说「文革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²²³⁷毛泽东认为不实行群众专政，走资派就会专群众的政。而事实上，群众专政的口号提出后，更多的是摒弃司法公安机构，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安。这方面上海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体司的治安组以及「文攻武卫」发动的「刮红色台风」。

「上体司」全称「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11月27日，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主要负责人胡永年。²²³⁸

上体司的「治安」可以说是1966年「红八月」的延续。上海市委被北京红卫兵冲击以后的10月，原来在江湾体育场的市足球队、体操队的运动员，即搬到南京西路上150号的市体委大楼，他们造反成立上体司后，办公机构也设在体委大楼。一些人上街拦截「奇装异服」，剪头发、剪衣服；「打击流氓阿飞」，其实许多都是谈恋爱的男女，拖进体委大楼殴打。不久，上体司又专门成立了打击流氓阿飞小组。1967年初，上海各级政府机构瘫痪，公安机构没了权威，工厂没人管，许多人不去上班，成天混在街头，社会治安很乱。2月中旬，张春桥在展览馆咖啡厅召开的一次市革会全体委员会上，讲到上海的社会治安问题时，说：「市公安局已经瘫痪了，上海的流氓阿飞等很猖狂，没有人管，我们的群众组织应该自己把他管起来，上体司可以做这件事。」²²³⁹胡永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去后，立即召开上体司常委会传达。2月14日，「上体司治安组」正式成立，组长楼骏。后来还在十个区也成立「治安组」。

张春桥为什么想到让上体司维持社会治安？是否因为毛泽东对上体司的好评？几天后，1967年的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上体司所属「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还同时刊登了上体司机关报《体育战报》上的一篇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都是谈造反派自身整顿的。毛泽东看到后说好，让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对鲁迅兵团的称赞，大大提升了上体司的地位。

「流氓阿飞」在文革前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没有法律界定。尤其在破四旧后，外延更是扩大。举凡穿着超出文革审美，男女谈恋爱动作亲热如拉手、接吻，更不必说婚外性行为、街头聚众起哄，等等，都在流氓阿飞之列。将这样一个界限模糊的打击对象，交给一个群众组织，后果可想而知。上体司治安组成立后，抓人不需法律手续，关人没有时间限定，只要看不顺眼就可以随意关押，刑讯逼供。

上体司治安组有人甚至以打人取乐。刑讯逼供的方式，有以头撞墙，拳击腹部，凌空飞脚，摔背包，皮鞭木棍抽打，大头针刺，烟头烫，吊打等等。人被打昏后，凉水浇醒继续再打。那些日子里，体委大楼附近里弄的居民，彻夜听到打人者的呵斥声，以及被打者的惨叫声，直到天亮，几乎天天如此。有些人被抓到体委大楼挨打后莫名死去，海燕电影制片厂青年女演员郑梅平，因一个男性在她家，她工作单位上艺司的造反派，说他们「搞男女关系」，送去上体司。郑梅平被审讯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跳楼自杀。市六医院骨科医生、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之子宋岚，市体育俱乐部电话接线员单静，也都是被上体司治安组抓去后死亡。²²⁴⁰

胡永年还让人设计了一张通知书，被通知者必须按时往上体司报到：

现我上体司治安组根据革命群众要求和部分已交代的口供，认为有必要责令你来我处进行当面谈话、核实。如接信后不来我处而经核对确实的，将采取一切革命行动，切莫后悔莫及，为此请慎重思考选择之。²²⁴¹

曾经有接到通知不予理睬的，但后来都被抓去殴打。被抓去的人，还被强制先填一张所谓《社会渣滓登记表》。文革后对上体司所抓人数的统计，就来自这个表格。

上体司治安组及其下属的各治安组，组织巡逻队、小分队，日夜巡逻于戏院、公园、里弄，将他们认为是流氓阿飞者抓去拷打。长宁区凯旋饮食店青年女艺徒项默林，同一个男青年在中山西路学骑自行车，治安组说他们两人有流氓阿飞活动，抓进去严刑拷打，项默林不堪忍受折磨、污辱，跳楼遇救未死，但终身残废。²²⁴²和平饭店一名职工，被治安组的楼骏派人抓去，压在运动垫子上，几个打手轮番拳打脚踢，打得他口吐白沫，送医院抢救，遍体鳞伤，落下严重伤残。²²⁴³如有被抓女性不承认被指控罪名；他们甚至还要作「生理检查」。²²⁴⁴

上体司治安组在其存在的一年半中，究竟抓了多少无辜，打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从不完全的上体司自己制作的《社会渣滓登记表》统计，从其成立的1967年2月14日起，到1967年年底，抓人827名，刑讯殴打折磨致死3人，致残24人。十个区的治安组和上体司直属单位治安祖所抓人员中，仅1967年3月至9月的不完全统计有363名；外加上体司直属龙吴地区治安组、青少年体校文保组，以及风雨操场治安组，三处抓人170名。被十区和直属治安组所抓人员中，活活打死2人，迫害致死2人，致残5人。²²⁴⁵被上体司及所属治安组打死和逼死的人中，有3人的尸体是在上体司办公大楼门前或与旁边相邻的国际饭店夹弄里被发觉的，他们是演员郑梅平、青云中学干部苗延富、闸北区新路菜场职工方钦国。

上海市民对上体司暴力治安十分不满，称上体司的有些成员自己就像流氓。向市革会和各公安分局的控告不断。1967年9月8日，方钦国的尸体被发现后，上体司治安祖统一口径，说方是自己逃跑失足摔死的。事发后家属要求查明死因，方所工作的菜场职工舆论哗然，要求惩治凶手。市革会里也有许多干部反对上体司治安组，提出应该解散这样草菅人命屡屡打人致死的组织。10月19日市革会召集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各区公安分局开会，上体司治安组负责人和各区治安组头头也到会。讨论上体司治安组撤销事宜。但上体司治安组头头坚决反对，说他们治安组是张春桥授权的，又拖了一年。第二年的1968年9月，在康平路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撤销问题，胡永年仍不同意。但会上张春桥一定要他们撤销，说：「你们好事不要做过头，好事做过头要变坏事的，可以结束了。」²²⁴⁶上体司治安组这才终于解散。

文攻武卫指挥部刮「红色台风」

1967年8.4砸联司之后的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确定在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工厂，筹建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上海的文攻武卫机构就此建立，以后又逐步扩大。²²⁴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张春桥后来对此解释说：「主要不让军队和群众对立起来。三支两军去处理问题，总有一天会引起群众不满，人家打你，不能还手。」²²⁴⁸

从1967年底起，上海出动大批人员，在全市统一行动，刮红色殿风。所谓「红色台风」，当时的解释是「政治大扫除，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袭击的一种革命行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协同公安部门集中行动互相出击，全市先后组织了卅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²²⁴⁹于是，继上体司之后，文攻武卫成为又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群众组织。

文攻武卫和公安局的职能不同：公安局抓的是触犯刑法者，例如杀人犯抢劫犯等；文攻武卫抓的是算不上犯法，但有着「流氓阿飞」行为扰乱社会秩序者，这也是当初上体司的治安内容。但是，一则对所谓的流氓阿飞没有严格的界定，全凭个人感觉；二则一些人对「生活问题」和「男女问题」特别敏感，加上被文革放大了的禁欲主义，于是凭感觉抓流氓，将许多正在谈恋爱的男女青年作为流氓，伤害了许多无辜。这样扰民、恐民的行动，远远背离了维护社会安全的初衷。文革后，文攻武卫当时的负责人张宝林回忆这段往事时承认：「那时的打击扒窃、打击流氓行为有扩大化倾向。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禁锢状况分不开，也和文攻武卫队员的素质有很大关系。」²²⁵⁰

第一次刮红色台风是在1967年12月25日，出动了五千余人，一下子抓了2163人。以后，这样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成为文攻武卫的特征，每隔一段时间尤其逢年过节都要「刮」一次，对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起到威慑作用。但无需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随便打人抓人关人，一定会伤及无辜。1968年，刮过三次「红色台风」，出动近5万人次，共抓3201人。1969年，市革会又成立市维护革命新秩序办公室(简称「维办」)，以文攻武卫为主与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及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于是由「维办」出面，组织了更多的刮红色台风行动，先后10次，共抓6743人；其中，2月的一次行动从2月4日延续到2月15日，出动28万人次；7月的行动从7月下旬一直延续到9月底，连续组织了9次行动。²²⁵¹此外，1968年夏季，王少庸认为外滩海员俱乐部围观外国海员的人太多，当时国门紧闭，来沪外国人少，市民像看稀罕一样围观外国人。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了一次行动，突然包围，将所有看热闹的人抓起来，以卡车集中到交大的空教室，逐一登记后，大部分训斥一顿后释放。少数「态度不好」者被关两天两夜才放。²²⁵²

以下的表格是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1969年7-9月行动记录：²²⁵³

这种集中人力集中时间的大规模突击行动，是1949年后各类大规模战役式、运动式、速决式打击的延续，以严历的手段和震撼的统计数字显示威慑力。对稳定社会秩序起着很大作用。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许多人的冤枉或处罚过头为代价的。这些行动没有相应的统一标准，没有正常的法律约束，全凭参加行动人员的个人感觉，无需充分取证，势必扩大打击面，造成假案错案，轻罪重打甚至滥抓无辜。据统计，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改名的市民兵指挥部，在上海十区和十县，历年共抓人10万以上，人次10.4295万。而上海当时人口数字是一千万不到。²²⁵⁴

文攻武卫还有自己的查询证，可以不经其他机构审批就自行抓人；后来还设立审理组，自行审理被抓者，审理后不通过公安部门，直接要法院按照他们的审理结果判刑。甚至自设监房，除了市区两级指挥部有专门的监房共11处，许多工厂的仓库、地下室、防空洞也成为关人的牢房。²²⁵⁵在这些牢房里，刑讯逼供、毒打「犯人」之事时有发生。上海县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曾因此打死1人，2人不堪忍受自杀。

游雪涛的第二情报机构

文革中公安机构瘫痪，原由公安机构或其他有关部门行使的监督和掌控社会动态的职能，被市革会的一些机构甚至一些非正式机构代行。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游雪涛²²⁵⁶和他的办事机构。

游雪涛文革前是团市委的《青年报》记者。他在各路造反派组织中都有熟人，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各种社会动态和运动情况。游雪涛文革前就经常撰写只供领导看的「简报」、「内参」之类，他认为这些文革信息很有价值，也可编成「简报」之类的信息汇集，供市革会领导参考。便和原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夏运开、红三司负责人谭启泰等，将搜集来的情况包括小报上的信息写成文字。此时正值1967年上海1.28炮打张春桥前夕，游雪涛觉察出正在聚集的反张情绪，1月27日写出《关于上海出现一股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的情况》，署名「扫雷纵队」。以此为第一期，接着又连出几期，都是关于炮打张春桥情况的，包括北京来沪红卫兵在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宿舍抨击张春桥的言论。通过徐景贤送张春桥，张很感兴趣。

此时的「扫雷纵队」类似群众组织，但又很松散，没有固定成员。徐景贤将原来机关联络站在兴国路上占领的一处资本家房子，给游雪涛作办公处。于是兴国路成为各路人马向游雪涛提供信息的集中地。《扫雷情况》出了两个多月后，1967年3月，中央号召归口大联合，游雪涛被所在工作单位青年报社选为报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他于是回报社，《扫雷情况》停止编印，扫雷纵队无形解散。

几天后，徐景贤打电话给游雪涛，要他去市革会群运组工作。群运组组长是谢宗范。游雪涛担任群运组副组长，负责群运组的简报。游雪涛去后的第一个调查是对郭仁杰的，因为郭仁杰想重振因1.28炮打而式微的红革会。但谢宗范认为郭仁杰是机关联络站的人，徐景贤的手下，不同意调查郭仁杰。游雪涛与谢宗范关系相处不好。王承龙便要游雪涛去他的市革会办公室，说打算在市革会办公室也设一个群运组。王承龙还将永福路上的原市委招待所给游雪涛作活动场所。

但市革会办公室的群运组最终没有成立，因为此时正值王承龙与徐景贤争权，徐景贤说市革会已有的组室，为什么办公室还要再重复设立，这是在搞第二市革会。于是游雪涛的这个机构没有正式身份。说是市革会的工作机构，对外却没有名称，工作任务也不由市革会直接布置；说是群众组织，一切活动的物质和资金，却都由市革会办公室承担，而且有些调查来自张春桥和徐景贤的布置。由于永福路办公处的门牌号码是244，于是被称为「244」，也被称为「游雪涛那里」。组织形式还是如扫雷纵队时期，十分松散，人员流动性很大。除了游雪涛和吴锡敏二人，加上一个打字员、一个司机，没有固定成员。需要调查哪方面的情况，就去找那里的熟人。直到文革结束清查时，这个机构才被清查机构追称为「游雪涛小组」，算是有了个正式名称。所出数据最初定名为《群运动态》。但第一期出后，王少庸说，既然这个机构不属市革会群运组，那还是将前面的「群运」二字拿掉，就叫《动态》。

游雪涛调查的事情和领域有：1.28炮打情况、郭仁杰与红革会动态、第二军医大学两派组织「红纵」和「红旗」的情况、上海警备区情况、华东局机关干部情况、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上海锅炉厂「东方论坛」情况、「共向东」情况、「4.12炮打」情况、「中串会」情况、复旦大学「反复辟学会情况、浙江造反派组织「红暴」情况、支联站情况、北京大学「3人小组」、叶剑英来上海行跳、「老串会」情况，等等，有好几十例。至于4.12炮打，游雪涛在之前，即预言军方将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动作，写成简报，只送张春桥。但被张春桥批评，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去要他烧掉底稿，说这样会影响与军队的关系。日后果然发生4.12炮打事件。张春桥又让王承龙带话：「这次炮打，你是很早预见了；我没有你敏感。」²²⁵⁷

游雪涛搜集的情况中，也有许多文革的负面，例如「红海洋」，²²⁵⁸例如「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例如毛泽东像章交换，例如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等等。

许多案子，张春桥都知道，甚至本身就是张春桥交办的，或者是张春桥妻子文静联系的；一些人的关押，也经张春桥、王少庸等同意。这些文字张春桥都看过，并在好几十件文字上亲笔批示。²²⁵⁹例如「老串会」，1967年秋张春桥让人带给游雪涛十张照片并带话，要他调查江苏省委10个厅局干部来上海的活动情况，说这些江苏干部组织了个「老串会」(「老人串联会」)。游雪涛立即让在沪宁沿线各城市有亲友者去摸情况，编写《动态》，上报张春桥。张春桥阅后，亲自找游雪涛询问：「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进上海的某大饭店去的？通过什么关系？哪些人来和陈丕显联系过？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有联系？」几天后，游雪涛即上报又一份《动态》：《陈丕显在磨刀——我们对苏南一支反革命地下武装的调查看法》，说在整个长江以南存在着一支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支地下武装上受10人指挥部即「老人串联会」领导，下同上海红卫军勾结，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²²⁶⁰对如此荒唐的捕风捉影，张春桥批示，要求与江苏省革会联系，并要游雪涛「集中精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楚这一支反革命地下力量在上海的上下左右的联系。」²²⁶¹这一案子，在上海涉及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海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以及上海戏曲学校的一些干部。而复旦大学的「反复辟学会」案，日后成为清查「5.16」运动时的10个大案之一，株连甚广，不少人被关押多年。

张春桥交办此类案子时，都会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张春桥曾经让游雪涛去了解公安部门在什么情况下安装监听器。张春桥对游雪涛说的理由是：「主席经常来上海，如果被安装窃听，那岂不成了我的责任？这可怎么了得！」²²⁶²又如一次张春桥将游雪涛找去说，听戏剧学院有人反映说叶剑英最近来过上海，还找过两个演员。这事到底有没有？按理说中央领导来了，要事先和市革会打招呼，我们好做保卫工作。你是否向文艺界打听一下。²²⁶³张春桥的理由似乎十分正当，是为了对叶剑英的保护。游雪涛立即派人分八路出动，还找到那两个演员，设法套出叶剑英当时和她们的谈话，然后报张春桥。张春桥似乎只是为了叶剑英的安全，让游雪涛调查一下叶剑英是否来过上海。但当游雪涛兴师动众地将叶剑英的行踪和言谈都调查来，张春桥没有半点阻止，还评论说：看来叶剑英就是喜欢找老人马。

再如上海警备区司情况。当时警备区一些军内造反派，希望为文革初期因反廖政国而受压制之事平反，通过夏运开找到游雪涛，要求转张春桥。张春桥此时刚担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听了游雪涛汇报后说：名义上我是警备区政委，实际上他们从不向我汇报情况。他要游雪涛设法了解情况，还要游雪涛以他张春桥的名义，向交大「红尖兵」索取他们搜集的关于警备区材料。²²⁶⁴游雪涛即让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整理汇编出资料：《警司材料摘编》、《关于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加上搜集警备区党委会议文件、廖政国在军内的讲话、警备区14名军以上干部对文革的态度等，还有游雪涛让人整理的谈话记录，共20多份资料，一并转交张春桥。²²⁶⁵张春桥每份必看，非常重视，在材料上做过不少批示，还根据这些材料当面质问过廖政国。

游雪涛的机构挂在市革会办公室下，但又没有正式名义，而在这一时期，

市革会张春桥和等人向我交办的调查任务却五花八门，一件接着一件，弄得这里的人既要工作，又没有一个进行这些工作的名义和身份，许多人为了完成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市革会交办的任务，都不得不仍用他们原来所在的单位和组织甚至自己个人的名义在进行，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机构，这正是张春桥所需要的。²²⁶⁶

这些没有正式名义和身份的人员，使用的许多调查手段是非常规的：跟跳盯梢，打探卧底，拉出来，打进去，甚至绑架扣押，这也是当时许多群众组织派性内斗的手法。游雪涛知道，如果作为正式机构，这样的行动不合常规，所以他自称是「在一条特殊战线上战斗了一年又两个月」，并说自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机构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²²⁶⁷游雪涛游走在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的边缘，游走在正常的情况汇报和非正常的情报打探之间。但正因为没有市革会工作机构的正式身份，日后市革会不必为这个机构所作的事情承担责任。这是游雪涛以后才悟出的「这正是张春桥所需要的」。

这其实就是第二情报系统。张春桥看样子是希望手里有一支能为自己所用的情报机构。文革前，这样的机构是由特殊部门掌控的，甚至上海市委都不一定完全了解其工作对象和内容。张春桥明白有些领域不是他应该涉及的，例如军队，这从他有些讲话可以看出。张春桥知道自己让游雪涛做的有些调查，严重违反中共的行事规则，这从他对游雪涛调查的评论可以看出：

有点像是一个情报系统的组织，做的是类似内务部的工作，在一个非常时期是必要的，长此以往可不行，人家攻起来，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可不得了。²²⁶⁸

张春桥既想拥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又不愿承担责任。而不知深浅的游雪涛，以能被张春桥赏识而荣幸，十分起劲卖力，最后陷自己于囹圄。

至于《简报》、《情况汇编》之类，文革前的市委和各市级机构、报社都有编写，向上反映认为应该引起重视的社会动态。文革中市革会各部门也都有编写，汇报自己所辖系统发生的情况。但与情报搜集不同的是，编写此类简报需经同级党政同意，而且内容一般只限于自己管辖领域。即使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派往各地的联络员，收集情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授权。而游雪涛的简报有所不同，不但搜集社会动态，而且系统地搜集上级领导人或军队的动态，越级越域越规，是其他简报之类从未有过的。搜集手法也是秘密行动，被搜集情况的单位的党政毫不知晓。这种没有更高级机构授权的秘密调查行为，违反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甚至徐景贤都感到危险。朱永嘉也曾劝告徐景贤少与游雪涛接触，说他的行动类似东厂，当心惹出事情文革中此类搜集情况者，不止游雪涛。市革会写作组也有类似行为。例如朱维舒和姚汉荣搜集中串会的数据，也是系统性的。跟跳中串会成员，利用与中串会成员关系接近者，打探消息，骗取数据，等等。硬将中串会的活动与华东局联系起来，因为中串会去过华东局。不过写作组的调查是对下的，不涉及市革会，更不涉及警备区和其他驻沪部队。而张春桥和徐景贤，明知游雪涛的调查已超出一般调查范围，却不但不反对，还不断布置题目。张春桥在游雪涛上报的多份《动态》上有批示。徐景贤则对游雪涛的《华东局机关「黑线人物关系」图》²²⁶⁹很赞赏，批示：我们上报的情况不要老是零零碎碎，是否过一段时间也能有这样系统深入的材料。²²⁷⁰

游雪涛的调查引起许多人警惕，包括王洪文，还包括警备区和空四军，尤其空四军王维国负责的公检法系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反过来收集了大量游雪涛的活动情况。此时正值林彪与张春桥、江青裂痕扩大。游雪涛的行动，非常有可能被张春桥的对手指为插手军队。张春桥也觉得不能再任游雪涛调查。徐景贤建议解散游雪涛的机构，将游雪涛调往市革会专案组。张春桥同意。1968年6月26日，市革会明确要求游雪涛解散机构。9月，游雪涛的机构正式解散。1971年，游雪涛被关进市民兵指挥部，隔离审查了整整3年。

小结

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和「大民主」相辅相成，都是革命的暴政。从1966年的「红八月」，到1967年1968年的「群众专政」，本来就已非常薄弱的法制，被「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取消；加上本来应该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安人员也革命造反，社会秩序混乱不可避免。而让毫无法制观念的底层群众作为公安人员的替代，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执法，后果必然导向暴政。

文革以「批判走资派」宣扬对干部的权力监督。但实际上，除了运动最初期一些群众向干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几乎没有进行。所谓的群众专政，对象也不是「走资派」，而仍然是十七年的打击对象。实际是借群众的名义，继续行使自上而下的专政。至于游雪涛的对象，虽然也有干部，但也不是对干部的权力监督，而只是张春桥、徐景贤对政治对手的调查。

不过比起外地，上海的「群众专政」基本在市革会控制之下，除了上体司的治安组以及个别组织的「群众专政组」(例如工总司普陀区联络站在沪西工人俱乐部的「群众专政组」)。上海市革会1967年3月就建立了政法指挥部，以后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是在市革会的领导之下，这使得上海死亡的人数低于外地；当然，滥抓无辜、无证关押的现象同样存在。

第二十九章：十万工宣队员进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28名「工代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召开后，工人造反派成为工厂文革的代表，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上海工人阶级中的革命派。但是1968年7月，张春桥忽然要求向上海市级机关派工人代表。他从北京回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向市革会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要求挑选140至150名工人，到市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工作。张春桥说这是去改造旧机关。²²⁷¹由于张春桥催得紧，第二天便由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主持会议，向各局革委会传达并分配任务，限四天内向市革会上报名单。各局马上要所属专业公司革委会在两天内上报名单，公司又马上要所属工厂立即在一天内上报名单和材料。选送的条件要求是「造反早」，「造反表现好」。由于时间太紧迫，最后只定下128名，后来被称为「128名工代表」。这128人绝大多数来自工业系统，以第一机电局和纺织工业局所属工厂最多。

从推荐的表格显示，128人具体情况如下：男94人，女34人；公司革委会常委或工总司公司联络站常委9人，工厂里的普通造反队员25人，其余大部为车间或工厂级的革委会或造反队的委员；「一月革命前后杀出来的老造反」80人，老保7人。²²⁷²128人中，党团员比例特别高：文革前的中共党员87人，共青团员6人，非党团员35人；文革前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生产组长、团支部书记等基层干部的61人，普通工人67人。

128个「工代表」人员集中后，由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负责，在原市委党校办了两周学习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接见全体人员。张春桥说：「把你们选上来，你们就要大胆干，要把旧机关老爷们的作风冲掉，搞出成绩是你们的，搞错了我负责」;「你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是要派到市革会各组、办和区、县、局去参加领导工作的」。²²⁷³

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出要选送工人代表去「占领上层建筑」？而在之前，他对工人造反派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他的一次讲话很能说明他那时对工人造反派不放心的真实思想：

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²²⁷⁴

张春桥的改变，是否因为他了解到毛泽东打算以工人替代红卫兵的态度，所以马上在上海选派工代表，想在上海首先创造经验？待考。不过，就在上海派出工代表的几天后，7月26日，毛泽东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等派出工宣队。张春桥只想到派一些工人去「上层建筑」担任领导，毛泽东却是派出大批工人去制约学生。

工代表的分配去向，是市革会的组织、政宣、工交、财贸、教卫、科技、外事、材料、郊区等9个组室，以及各区革委会，市直属机关联络站。基本上是一个机构去4至5人；市革会材料组分去得较多，有11人；工总司总部也被分去5人，²²⁷⁵其中1人是后来担任上海市妇联主任的汪湘君。²²⁷⁶张春桥要求凡被分配去工代表的单位，要组织热烈欢迎。于是，有些单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夹道迎接前往的工代表。这些工代表绝大多数都受到重用，被安排进市革会各组办各区革委会的核心，担任负责人。进工总司总部的5人，3人不久去了市革会科技组和财贸组的工宣队，1人回厂，只有汪湘君留下。此时，工总司总部，也因人员都被抽调去各组办工宣队，只剩叶昌明一人看家。汪湘君成为工总司总部组织组负责人，叶昌明也将她看作工总司主持工作的第二负责人，虽然她在工总司连委员都不是。1973年五届工代会，汪湘君成为工代会常委。

这128人的选调，不是由工总司经手；而是市革委会布置，由各局革委会执行。因此，尽管从报送上来的表格显示，这些人大多是老造反。但其实，除了在公司革委会或工总司联络站的几个人文革初期表现比较积极外，其余的人虽然是造反派，但一般活动范围只在本厂，不参加社会上反上海市委的那些事件。例如汪湘君，上海停经片厂的女工，1966年8月就贴工厂领导的大字报，而且是厂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可算是「老造反」。但她之后就没有再写大字报，也没有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和安亭事件，更没有参加上海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的事件。厂里后来成立造反队，她也不是队长。而且她厂里的造反队也不参加市里的活动，只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工厂的生产一直完成得比较好，在公司有点名气。后来厂里成立厂革会，她被选为委员。可以说，汪湘君是比较平和的老造反。其他许多任务代表也是这样，之所以被挑选上，正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比较平和的政治表现，以及文革前被主流政治认可的表现。金祖敏曾经对汪湘君说过，当时挑选工代表时，要求中有「文革前表现」一条，最好是党团员、积极分子、劳模先进人物、三八红旗手，再加上文革中「路线觉悟高」;金祖敏还说，最好就是这样的，只要具备这样的条件，一定挑选上。²²⁷⁷汪湘君文革前就曾经被评上过三八红旗手。

所以，工总司的一些老造反对他们并不认同，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老造反。造上海市委反时，既没有听说过他们，也不认识他们，更不说和他们并肩造反过。工总司一些人对将他们作为工人代表很不理解；尤其对连工总司总部都被派进工代表很不理解。黄金海说：「怎么，他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那原来以群众组织名义结合进革委会的工总司的人难道是假的工人代表？」²²⁷⁸汪湘君刚去工总司总部时，就感到了这种情绪：

我进去，觉得工总司的人对我们有看法，像黄金海等人，不会对我们服贴的，总部星期六开碰头学习会，他们会说些牢骚怪话，当然不是明当明地讲。不过，他们讲也不是没有由头，总有事情的。具体讲些什么，现在记不得了。我自己觉得，上面对工总司和王洪文不是十分相信的，所以要派我们这些人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据我知道，派去市级机关的那些工代表也没有太平过，那里对他们横有意见，竖有意见，徐景贤他们也不服贴那些派去的工代表。²²⁷⁹

不过后来工总司总部的造反派们还是接受了汪湘君。她以后成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的常委，作为总工会核心人物的每周碰头会，她自然都参加。

这128人，到文革结束时，51人因各种原因先后回厂，仍在各机关的77人，大部分成为成为市革会各组办所属小组，或者区、县、局革委会所属组办的负责人。一些人日后得到重用。汪湘君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妇联主任。原上海柴油机厂工段指导员徐成虎，后来成为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原上海第七针织厂女工、厂革委会第一召集人苏桂珍，后来成为中共徐汇区委副书记。²²⁸⁰

上海最早的工宣队

工人造反派的地位达到新的高度，是在毛泽东向北京的大学派驻工宣队，以及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后。

1967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武斗日益升级，以后更是发展到仓库、商店、汽车、火车甚至银行被抢劫的混乱局面。甚至军队也频频遭到袭击，军械被抢。中央一再发通知、通令，都无济于事。到1968年夏季，一年多时间，武斗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且发展到动用枪炮等武器的准内战规模。群众运动已经走进自我异化的死胡同，成为社会动乱的痼疾，毛泽东必须遏制和结束这场内战。1968年7月3日，毛泽东签署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7月24日再次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这两个布告措辞严历，显示毛泽东不能再容忍武斗继续。接着，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阻止大学内的武斗。7月27日，毛泽东又派出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在毛泽东往北京的大学派出工宣队解决大学武斗状况之前，上海已经着手解决一些单位长期不断的武斗。还是在1968年2月中旬，工总司举办第六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者为国棉二十四厂、上海丝织三厂、614厂、7315厂等等，共28个单位，据当时《工人造反报》报道：都是「长期『内战』，武斗严重而闻名于全市的老、大、难单位，两派头头势不两立，互相咬定对方是老保、反革命，多次打伤很多阶级兄弟、姐妹」。²²⁸¹文中所提的所谓「老大难单位」，即「时间长、问题大、难解决」，且内战不休、武斗不断的工厂和单位。

1968年4月下旬，工总司向73个单位(包括5个公司、2个区、2个县、6个局);派去由约300人组成的58个调查小组。这73个单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大难单位。²²⁸²这项工作由戴立清负责，机构名称就叫「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最初属工总司分管，专门解决工业交通系统的老大难单位。7月24日，中央关于制止武斗和抢劫军械的7.3、7.24布告下达后，上海市革会即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群众组织贯彻执行。工总司总部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之后连夜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布置贯彻中央文件。同时决定，「在总部工作的全部常委、委员，带领工作人员组成12个宣传队，集中三天时间，深入到梅林食品厂、国棉二十二厂、大隆机器厂、新沪钢铁厂等12个老大难单位宣传7.3布告。」²²⁸³第二天，宣传组就下了工厂。

工总司总部派宣传队进驻首批老大难单位的两天后，北京派工宣队的消息传到上海。7月28日，上海市革会成立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负责。当日，王洪文在市革会工交组召开会议，工总司的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等都参加。王洪文传达张春桥关于贯彻7.24布告的指示，并指示工宣队由老大难办公室负责派出，进驻老大难单位，促进大联合，推进三结合。8月3日至4日，首批工宣队进驻大隆机器厂、上海无线电四厂、101厂、国棉二十八厂、上海电扇厂，共10家工厂；后来进驻单位陆续增加到数百个。这样的单位，当时市革会曾列出400多个，约占全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战线主要单位的8%。²²⁸⁴张春桥说「数字有保守，可能还要多」。²²⁸⁵到8月中旬，老大难办公室组织了400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5800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此外，几天内还「集中地出动20多万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两个布告，在全市造成强大的舆论」，「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²²⁸⁶8月以后市革会筹备成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8月5日之后，老大难办公室也归市革会领导，办公室地点设在外滩中山东一路12号原市革会办公处。8月14日，市革会将上海向老大难单位派工宣队的做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毛泽东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²²⁸⁷这时派出的工宣队类似「救火」，主要解决一些工厂长期两派对立，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的乱局；工交系统还专门成立了工业团部，负责各局的老大难单位。8月11日第155期《工人造反报》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提出：在一些单位里，「一小撮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对外抵制，对内控制，对上封锁，对下高压，压制群众，打击报复，实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统治」，「有些头头中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他们占山为王，认友为敌，迷信实力底下出政权，大搞以我为中心」。姚文元将文章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很好」，²²⁸⁸文章马上被《红旗》杂志第二期转载。这篇文章显示了工总司解决老大难的决心。但事实上，许多「马蜂窝」里的「马蜂王」，本身就是工总司系统的老造反，在工总司总部或联络站有着人际背景。所谓「捅马蜂窝」，也就是撤销他们在革委会或造反队的任职。但他们人还在原单位，影响还在，往往风头一过，矛盾又起，有些单位因此长期不得安寜。到1969年年底，还有30多个单位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²²⁸⁹

老大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后来组成市革会的工宣队三办，进驻市革会科技组，但同时仍负责工交系统的老大难单位。先后派出工宣队，进驻全市工交系统8个局、24个公司下属的454个单位。不久，市革会向全市派出工宣队时，又协助市革会工宣队一办、二办和六办，从工交系统调集工宣队员，为120个工宣队配备人员进驻大学、医院等单位。1969年1月，市工宣队各办公室与相应对口的市革会各办公室合署办公，工宣队三办与科技组合署，工作重点转向科技系统。工交系统的老大难单位逐步转交给工业和交通系统各局自行解决处理。²²⁹⁰

市革会派出十万工宣队员

就在上海市革会向一些「老大难」单位派出工宣队不久，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8月1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中，公布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8月25日，《红旗》杂志又发表社论，送审时的原标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姚文元的署名。²²⁹¹文中再一次传达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作用的批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并强调「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²²⁹²姚文元的文章一出，整个工人阶层为之振奋。作为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榜样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更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发布第二天，8月16日，上海市革会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派工宣队事宜，王少庸、徐景贤、黄涛等，王洪文以及工总司的王秀珍、陈阿大、戴立清、金祖敏等，都参加了会议。王少庸提出，市革会初步打算：由工总司负责，从工厂中抽调十万名表现好的产业工人，老造反，有一定斗争经验，进入除公检法外的市革会各个部门和十个区。这天是星期五，王少庸要求下星期一也即8月19日首先调集骨干。²²⁹³从各工厂抽调大批人员组织工宣队的工作，由戴立清负责的老大难办公室下面的工业团部统一布置，要求各局革委会向各工厂调工人组织工宣队。由王秀珍负责的文教系统工宣团也同时成立。近十万工宣队员的调人和组织工作进行了十天。8月22日，张春桥主持市革会扩大会议，决定工宣队首先进驻上海26所大学。²²⁹⁴张春桥提出：「大、中、小学都要派，还有科研单位、社会科学、旧党校、设计单位，总之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派，都要去」，「先进大学、文艺单位」;对于工宣队的领导问题，张春桥指示由市革会直接抓。²²⁹⁵自此，由工总司负责了几天的工宣队工作，改属市革会领导。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前一天，8月24日，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已经进驻了工宣队。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上海各大学师生都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第二天，8月26日，一万多名工宣队员进驻复旦、交大、师大等20所高校。各路工宣队一大早先集结在即将进驻的大学附近，然后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排成几路纵队，举着工宣队大旗，浩浩荡荡开进校园。²²⁹⁶大学师生们也以极大热情欢迎工宣队的到来。喧天的锣鼓，热烈的口号，还有醒目大标语：「欢迎你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在校门口刷出的大标语更是热情洋溢：「欢迎你们——安亭事件的老战友，见了你们格外亲」。8月27日，第三批工宣队进驻二医、外贸、科大铁道等大学。至此，从15个工业局所属250个企业抽调的1.1万名工宣队员和218名军宣队员，全部进驻市高教局、教育局和28所高校。²²⁹⁷对参与过炮打的大学，尤其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派出的工宣队人数比例相当高。师院工宣队与学生的比例几乎是1：2，复旦是1：5。工宣队的建制仿效军队：团、营、连、排、班。派驻的各大学以及各局、区、县，设工宣团；派驻的大学或各局的下属公司或大厂，设营部或连部；再以下设排或班。

9月5日至12日，3.1万余名工宣队员，进入十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100人，平均50人；小学原来按街道划分有110个学区，平均每学区派去50人，共5700余人。²²⁹⁸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机关，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进驻了500人。随后的几天，大批工宣队员与军宣队一起，又源源不断地陆续进驻医疗卫生、文化、出版、新闻、财贸以及科技系统。区级机关和街道以及郊县，也各进驻数千人不等；到1969年3月，上海全市共派出工宣队员九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²²⁹⁹

紧接着到来的1968年国庆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近万名全国各省市工人和工宣队代表去北京观礼，上海去了700名，王洪文领队。他们中有叶昌明、王腓利、王秀珍、汪湘君、张伯生等等，还有杨富珍。一大批观礼代表被作为毛主席请去的客人，住进毛泽东所住的中南海，房间是中南海警卫人员特地腾出来的。周恩来总理向工人代表问寒问暖，他的夫人邓颖超还去代表们的住地为他们铺床，铺的床正是上海观礼代表们的。²³⁰⁰10月1日，观礼代表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盛大游行，晚上又上观礼台看烟火。10月5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10月6日，全体观礼代表又应邀参加了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举行的盛大宴会。巴卢库前一阵在中国访问，这个宴会是为他送行的。几乎所有的工人代表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家级宴会。一些上海工人将宴会上的苹果等水果偷偷藏下一个，带回厂与同事朋友分享。

工宣队与市革会部门合署办公

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9月，在市革会工宣队领导小组下，以工宣队「文教战线办公室」和「工交战线办公室」为基础，扩大为工宣队一、二、三、五、六办公室，都属市革会领导。工宣队「一办」分管大专院校、文化、电影以及出版系统，由王秀珍等负责；工宣队「二办」最初分管全市中小学和医疗卫生单位，由工总司张宝林负责；工宣队「三办」最初分管科技以及海运、港务、铁路、物质、建工、交运、电力、房地等系统，由戴立清负责；工宣队「五办」分管郊区，由王明龙负责；工宣队「六办」分管财贸，由黄金海负责。至于工交系统，本来就被认为是产业工人集中之地，而且陈阿大1967年底已经是工交组负责人，所以没再成立相应对口的工宣队办公室；工交系统的那些「老大难」工厂或单位，仍由老大难办公室派遣工宣队。市革会组织组因有金祖敏在，所以也没派工宣队。

在工宣队进驻前，市革会本来已经有各个职能办公室，负责人大都是老干部。当时市革会各组的工作主要是「政治性」的，具体业务都由所属各局管理；而工宣队的工作内容也是政治性的。所以工宣队各办公室的工作与市革会各组重合。张春桥说市革会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工宣队在办。1969年1月，工宣队各办公室与市革会相应各组合署办公：市革会文教组与工宣队「一办」合署，由工宣队的王秀珍负责，加上原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徐海涛，老干部罗毅。市革会地区组与工宣队「二办」合署，由老干部王克、王一平、军代表，与工宣队的张宝林等，组成三结合领导班子。²³⁰¹市革会科技组与工宣队「三办」合署，由工宣队的戴立清负责，加上老干部许言、军代表田书尧组成「三结合」领导班子。市革会郊区组与工宣队「五办」合署，由老干部张辑五负责，加上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以及工宣队的王明龙，组成三结合领导班子。市革会财贸组与工宣队「六办」合署，由工宣队的黄金海负责，与老干部续中一和军代表廖云台组成三结合领导班子。市革会工交组，因没有派工宣队，所以仍然称「工交组」，由老干部黄涛负责，与工总司陈阿大和军代表组成三结合领导班子。市革会组织组由金祖敏负责，与军代表王日初和另一个老干部组成核心。外事组由老干部冯国柱负责，工宣队的陆继川参加核心。工总司的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就这样成为市革会领导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陈阿大、王明龙、张宝林，以及稍后去的王腓利，也都成为部门负责人之一。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们，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区、县、局等单位担任领导者，达168人。²³⁰²而在各工宣队，许多负责人也都陆续进入进驻单位的领导班子。1973年底，上海18所大学共进驻工宣队员1538名，其中共产党员1167名，共青团员16名，女性310名；原来是工人的988名，文革中造反当了领导的新干部135名，文革前的干部425名。这1538名工宣队员中，共有731人被结合进学校或系一级的领导班子；其中担任校党委和校革委级的正、副书记或主任者19人，常委和委员54人；担任系党总支和系革委会正、副书记或主任者137人，常委和委员93人；其余基本担任系以下部门负责人。²³⁰³而在全市，到1974年4月，工宣队员总数1.0713万人，进驻1935个单位，其中女性2919人，共产党员6350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主任、委员者共4142人，其中结合进党委班子者189人。在这189人中，担任正、副书记者36人。²³⁰⁴

1972年军队支左人员逐步撤出地方。随着基层党委会的恢复，上海除文教和科研系统外，进驻基层的工宣队也逐步撤离，到1974年，全市工宣队员从1968年底的十万多人，减少到一万多人，进驻在全市18所大学、1516所中小学、202所医院，以及30所市属科研单位。²³⁰⁵工宣队的全部撤离是在文革结束后。1977年11月6日，上海执行中共中央批准的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全市工宣队全部撤出进驻单位。

从师院开始的高校大搜查

一万多名工宣队员进驻大学没几天，市革会召开各工宣队团长和政委会议。张春桥讲话并介绍北京工宣队的经验，说他们进驻北大、清华后，采取革命行动，进行大搜查，搜出许多武斗凶器、黄色小说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取得辉煌战果，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张春桥讲得很多，分管大专院校的工宣队「一办」的负责人王秀珍后来回忆说，她当时觉得这是个暗示：上海的工宣队也可以采取同样行动。²³⁰⁶

9月2日，王秀珍去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向她反映：工宣队进驻师院后，队员的住宿问题尚未全部解决，而可作宿舍的「留办」楼，被师院红革会总部占着不肯让出，且不许任何人上留办三楼；还反映说，工宣队进驻师院后，师院红革会就有人将大包小包拎出学校，甚至晚上9时以后，有人将拎包从院墙里面甩到外面去，工宣队员看到后去追，没追到。师院是炮打张春桥的老窝，估计他们是在转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王秀珍听后表示，留办是马蜂窝，就是要捅，不要怕。

「留办」原来是越南留学生办公室兼宿舍，文革开始后，越南学生回国，师院红革会便占领了留办，作为总部办公处兼宿舍。这里住宿条件是两床一室，比学生宿舍的8床或4床一室条件好，且离学生食堂近。红革会将一楼和二楼作为红卫兵宿舍，三楼作为师院红革会勤务组的办公处和负责人宿舍；楼顶安装着整天播放的大喇叭。这里是师院红革会的堡垒，也是师院炮打的发源地和策划中心。工、军宣团第二天即讨论，决定首先对留办采取行动，端掉这个红革会的堡垒，并对全校学生宿舍进行大搜查。他们制定了查抄内容、行动时间、重点部门和重点对象。9月4日上午，进驻师院工宣团的政委和团长向王秀珍等请示，说今天下午就行动。王秀珍当即表示支持，并打电话请示王少庸，王少庸请示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张春桥同意。²³⁰⁷

9月4日下午，上百名工宣队员强行进入留办，将师院红革会的办公资料全部翻看后悉数收缴；对个人对象也不放过，全部搜查，认为有问题的当场扣留。晚上，一场大搜查在师院展开。一千多任务宣队员，对师院2500余名师生进行大搜查，学校大门被封锁，主要道口设立岗哨，由工宣队分组对学生宿舍一个一个地进行查抄。查抄人员上凿天花板，下撬地板；学生的箱子、铺盖和私人用品全部被翻查，私人信件也不漏过。学校门口，进出的学生若携带书包或箱子，必须打开检查。师院许多学生家在上海，工宣队还去一些「重点对象」家里抄家；一些住在师院的教工和干部也被抄家。查抄的重点是武器和其他凶器，以及「炮打材料」。

晚上，张春桥给师院工宣团部打电话支持查抄行动。²³⁰⁸当晚，王秀珍和「一办」的其他负责人驱车去师院视察「行动战果」，看完后回康办向王少庸和徐景贤汇报。王少庸听后表示，大专院校是死角，全市二十六所高校要借工宣队进驻的机会都扫一扫。徐景贤接着表示：复旦、外语、上音、华纺，这几个大学要重点搜查，尤其复旦，是炮打的老窝。²³⁰⁹王少庸认为全市性查抄大学，事关重大，必须请示张春桥；经请示，张表示同意。²³¹⁰

第二天紧接着查抄复旦大学。复旦是炮打张春桥的发源地，自然被列为查抄重点的重点。王秀珍亲自动员复旦的查抄行动。9月5日早晨，她驱车至复旦工、军宣团的团部所在地，召集全体工宣队负责人开会。王秀珍说：「昨天师院工宣队在学校里采取了革命行动，进行了大搜查，搞到了许多武器弹药和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她要求复旦也采取行动，并再一次表示：不要怕，有什么事情，我们市革会负责。²³¹¹复旦工宣团立即召开工宣队连长和指导员会议，布置行动方案：成立临时指挥点，由工宣团政委和团长在广播台指挥，团部负责人分工把守各要害部门；控制电话总机，不许打电话；学校大门和各大楼楼梯口都派人把守，不许进出，不许上下；行动以系为单位进行，制定重点对象以重点搜索，一般对象动员自己交出；等等。在要求支持和配合的复旦校革会负责人会议以及全体工宣队员动员大会召开后，一千名工宣队员对全校五千名师生查抄行动当日便开始。搜查了学生之后，因人手不够，又组织才被查抄过的学生去查抄教师宿舍。²³¹²这次查抄行动，内容之一就是查抄学生中是否藏有针对张春桥的资料；内容之二是查抄对文革不满的文字。尤其参与过炮打的学生，更是重点搜查对象，胡守钧等人的笔记本和信件全被收缴，成为以后批判他们的最重要资料。

在查抄复旦的同时，9月5日下午，「一办」召开进驻上海各高校工宣团、营负责人紧急会议。师院工宣团政委张惠民介绍师院9.4查抄行动的经过和经验；王秀珍要求各大学也照此办理。²³¹³接下来的两天之内，上海各个大学一片恐怖，学生人人自危。

9月8日下午2时，各大学工、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张春桥、王少庸、徐景贤等出席会议。会上听取了各校关于查抄行动的汇报。张春桥讲话表示「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²³¹⁴

这几天的行动怎么评价，说法不一，有人想钻我们的空子，这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革命行动我们实现没有想到，很突然，通过行动查到很多东西，这个行动很必要，是一个革命行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不能扩散，开公审会你一定要讲材料，替他们作宣传，不讲，群众会同情他，不宜开……抄家问题，必须慎重考虑，并且要办手续，不应普遍抄……展覧会可以办，要注意，你们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得到锻炼，上海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经验……²³¹⁵

查抄大学生宿舍，是上海工宣队的第一个「战绩」，以这样的外部力量介入，彻底结束上海各大学的红卫兵运动。

「三工」的矛盾

最初的工代表有些是被派往各区、局革会的。工代表派出后不久，工宣队又进驻各区革会；而工总司在各区局本来都有联络站。于是在这些单位，又有工代表，又有工宣队，还有工总司的联络站，被称为「三工」。工宣队与派驻单位的工代表以及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头有矛盾。1969年工总司曾经专门对上海十个区「三工」的团结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三工」之间关系，有的团结，有的矛盾很尖锐。有些区革委会的干部在工代表和工宣队进驻时表示「我们欢迎真正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引起联络站造反派们的不满。一些工代表、工宣队员也认为自己是经过单位挑选，由市革会派出的，「领导一切，领导你们」。于是「三者关系紧张，各搞各的，互不服气」，甚至闹着要回原单位。²³¹⁶

比较工宣队而言，工总司联络站的工人造反派对工代表更不服气。因为工宣队队员毕竟流动性比较大，一般不结合进领导班子；而工代表一来就进领导层，而且一般都是副主任，最不济也是常委。相比之下，联络站的工人造反派，最高的才被结合进革委会当常委。所以联络站的工人造反派认为工代表是坐享他们造反的文革成果：

工总司区联络站的造反派认为「我们联络站是工人组织，我们也是工人代表，为什么我们不能领导一切」，「我们揪出了区里的走资派，建立了区革委会，斗争了那么长时间，还不能当常委，工代表一来就是常委」。不服气。对工宣队，联络站认为他们是进驻区属有关系统领导斗批改的，他们主要是负责进驻单位的工作，不应参加区革委会的核心领导。²³¹⁷

这些矛盾直到后来，身份不确定的工总司各区联络站，转变为明确的区工会之后，才渐渐消解。

各工宣队负责人基本都是工总司体系的工人造反派，仅工总司总部就派出26人担任各级工宣队负责人，总部只剩叶昌明看家。工总司原来的影响主要只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厂工人也即「产业工人」中，通过派工宣队，影响扩展到全市所有的行业系统。而在这些系统，原来都有造反组织：财贸系统原来有财革会，科技系统原来有科司，医务系统原来有上医司，新闻系统原来有新革会，出版系统原来有版司，中学有中教司，小学有小教司，当初都是上海人民公社发起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在各级革委会成立后停止活动，但原来的负责人都是老造反，各单位的掌权者。工宣队进驻后，对一些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这些单位原来的造反组织负责人对之不满，产生矛盾。尤其是财革会，工宣队进驻前还有活动，工宣队进驻后，各级财革会的活动被全部停止，财革会的人很有意见。²³¹⁸

工宣队的困境

十万工宣队进驻各单位时，正值「清队」运动高潮，工宣队成为「清队」的主要领导者。一年多后，1970年，又一场运动「一打三反」开展；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动「清查5.16分子」运动。虽然此时各级党组织恢复，成为单位运动的领导者，但工宣队也都有参与。这三场连续性的运动，目标重又回归为以十七年打击对象为主。三场运动制造出大量冤案、假案、错案，其中许多都是工宣队参与的。例如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小集团案」，由市革委会立案，工宣队具体执行。又如上海师范学院一打三反中清查「两次炮打」，由工宣队政委亲自主持指定「作战计划」，将参加过炮打的部门和人，都作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逼死二人，逼疯一人。在一片打击批判、深挖狠斗的浪潮中，工宣队不可避免地成为决策层的工具和打手。虽然大多数工宣队员不赞成打人，但他们所执行的政治高压和对知识的歧视，也是另一种巨大杀伤。也有少数工宣队员出手狠毒，打人致死。例如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第一批工宣队员，就在「清队」的1968年底，与军宣队一起，将该所党委委员潘加林活活打死。

不过，许多任务宣队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方面还是作了不少努力。工宣队进驻之时，正是各个单位党政组织恢复和健全之际。在许多单位，几派各不相让，工宣队起了调和作用，使得秩序很快恢复。以后，对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对象的甄别，许多任务宣队也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对文革混乱秩序无奈，在动用军队制止混乱未得奏效后，希望以派遣工宣队的方式结束混乱。由于派得匆忙，缺乏后继的实施细则，于是工宣队在组织体系上，就只是成为毛泽东为解决大学武斗的应急措施。比起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组织严密、规则严谨的各类工作队，工宣队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没有明确有效的管理机构，更没有成熟统一的运行程序。甚至工宣队的管理归属也十分模糊，是属于市革会管辖，还是属于市总工会领导？从名义上说，应该属于市革会领导，但市革会并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到1973年底，全国高等学校的工宣队处于低潮。据统计，至1973年10月，全国高校共有工宣队员4892人，比1971年减少61.8%，四分之一的高校没有工宣队，有些省大部分甚至全部高校没有工宣队，有的院校只有几名工宣队员；不少地方的工宣队轮换频繁，抽强补弱，骨干越换越少。²³¹⁹上海的工宣队同样也存在许多难题。叶昌明曾经给王秀珍写信反映工宣队情况，说工宣队是三不管：派出单位不管，进驻单位不管，上级组织也不管；而且工宣队与进驻单位的党委和革委会的关系处理也是难题：

一是进驻单位党组织建立后，工宣队要接受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再要独立开展工作是不行的了……有一些单位怕被讲成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工宣队的活动都停止了，这样无形中，工宣队也就解体，都成了进驻单位的工作人员了；二是进驻单位的党组织普遍是不重视(或不敢抓)工宣队的建设问题，一些工宣队领导当党委负责人的，还较好些，但因工作忙乱，也顾不过来，一些进驻单位老干部当负责人的，对工宣队也不敢抓，工宣队的建设和发挥作用问题没有被提上党委的议事日程来研究；三是一些没有结合的工宣队员(特别是非党的队员)感到无事可做，因为工作都有党委、革委会搞了，自己不结合的没有职权，说话不算数，解决不了问题。²³²⁰

叶昌明的信反映了工宣队的困境：文革的秩序和权力机构的权威已经恢复和建立，当初为了缓解冲突、制止混乱而派出应急的工宣队，便显得多余，尤其是那些没有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工宣队员，更是处于无事可干的尴尬地位。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希望在团粒结构的土壤中「掺沙子」，改变土壤结构。工宣队初期浩浩荡荡，凭借人海战术先声夺人，以整个上海产业工人十分之一的比例派出「十万大军」。但工厂毕竟是生产单位，长期派出这样大量的工人势必影响生产。于是，各工厂利用工宣队员轮换的机会逐渐减少人数。到1974年7月，据市总工会一份材料统计，全市工宣队员总数下降到1.0713万人，只有1968年派出初期的十分之一。这份统计材料还举例说：上海科技大学师生约2500人，工宣队员27人，比例是92：1;上海铁道学院师生约1800人，工宣队员29人，比例是60：1;同济大学工宣队员97人，但全校党支部加上教研组室就有104个部门，每个部门还分配不到1个工宣队员；小学的工宣队员就更少，平均每所小学只有1.8人。²³²¹

叶昌明的信送上去不久，市革会同意在市总工会的组织组内设立工宣队联络组，负责各系统工宣队的联系，协调各区工会与工宣队的关系。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宣队本身的弱点很快暴露。工宣队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据统计，1974年派驻上海18所大学的工宣队员1538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学390人，中学1042人，大学53人。同一份统计显示，当时派驻电影局、电台、文化局、出版局、《解放日报》、《文汇报》，教育局和卫生局的工宣队员945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学312人，中学598人，大学35人。²³²²进驻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90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学32人，中学和中专54人，大学1人。²³²³有意思的是，工宣队头头一般都是由小学或中学文化程度的工人担任，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工宣队员大多只是普通队员。从可以查到的工宣队名册来看。工宣队员的受教育程度：进驻大专院校和文化科技单位的工宣队员，受教育程度中学的占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小学占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进驻中小学或地区街道的工宣队员受教育程度更低，小学程度占一半以上，有的工宣队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甚至还有半文盲。一些工宣队员们说，他们「忆苦思甜时苦水倒得出，讨论业务时道理讲不出」。²³²⁴工宣队进驻之初，各个大学和文化、科技、医务等等单位还在秩序恢复时期，工宣队还能以政治运动的办法开展工作。而当进驻单位业务逐渐走上正轨，光靠政治运动和空洞说教不行了：

现在工作要深入到业务领域中去，工宣队刚进驻的一套办法已不适应了，而我们的本钱很少，碰到有关业务、技术、教改方面的事情，就没了发言权。往往人家来请示工作，自己感到点头无把握，摇头无根据。²³²⁵

另外，生产的压力使一些工厂将生产或行政骨干陆续抽回厂，而把老、弱、病号、即将退休人员、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工人派去工宣队充数，以弱换强。如上海玻璃厂派驻北站医院的7名队员就有8种毛病。新中动力机厂派出的3名工宣队员中有一个是患心脏病的，上棉二十二厂还把一个患哮喘的49岁老年女工，和另一个患胆结石的53岁老工人，派到新华医院当工宣队员。²³²⁶上海焦化厂1971年送到上海化工学院的10名工宣队员，只有2人身体较好，其他8人都有各种职业病或慢性病，无法正常上班。「进驻中小学的工宣队员中老年多，文化水平低的多，不会讲话的多，身体有病的多，工厂让他们到学校里来休养。」²³²⁷上海耐火材料厂派驻市四中学的11名工人中，「9名患肺疾和高血压、肝病，在厂里都是半休或全休的」。工厂工人半休和全休，工资要打很大折扣，去工宣队，既休息，工资又全拿，可谓一举两得。新中动力厂派出的3名队员，「一个是聋子，一个是心脏病患者，一个是闹情绪在厂里摆不平的干部」。²³²⁸而有些工宣队员也不安心在派驻单位工作，甚至不愿意被结合进派驻单位的领导班子，怕人事关系会因此被转入派驻单位，「以后要改变成份，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要变成被揪斗对象，被红卫兵斗起来吃不消」。还有人怕在进驻单位讲错话，被抓小辫子，说「出来时清清爽爽，时间长了弄不好背个包袱回去」。²³²⁹

在大多数单位，工宣队员无法进入业务领域，只能做总务，后勤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他们整天忙于联系参观，采办器材，维修房屋，甚至打扫卫生这样的琐事。如上海音乐学院一些工宣队员，做打字油印和收发文件工作，卫生局一些工宣队员做专职统计。一份市总工会工作简报这样概括中小学工宣队的工作：「学生打架时，工宣队员成了派出所的民警；教师之间发生纠纷时，工宣队员成了调解员；学校开门办学时；工宣队员成了联络员；学校造房子搞基建时，工宣队员成了材料采购员。」²³³⁰这是些朴素而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们宁愿做这些与工宣队政治身份不符的琐碎杂务，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尴尬处境。

但也有许多不懂业务、只会抓阶级斗争的工宣队员。进驻传染病医院的工宣队，院方按照卫生条例的规定为他们定做隔离鞋，但工宣队头头指责这是「糖衣炮弹」，「腐蚀工宣队」;外文书店发行英文原版教材《林格风》，销路很好。工宣队指责这是「修正主义黑线回潮」，下令停售；上海书画社印制水印木刻销售给外国来宾，工宣队指责是「单纯外汇观念」，组织批判。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春苗》，剧本中有个情节是水昌伯砍竹子到城里去卖。工宣队员认为「翠竹是新生事物的象征，水昌伯是贫下中农，怎么会砍掉翠竹呢？」于是提出砍去这个细节。1974年6月的全市工宣队大会，这些事被作为工宣队员「懂行」的典型事例介绍宣扬。

首批工宣队员有一些老造反，尤其各级工宣队，带队的头头都是老造反。不过当时上海工厂及其上级单位公司或局，正在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和稍后的党委会，各工厂的造反派不会让有能力的自己人在这时离开本单位。因此被派出的工宣队员，有许多是在本单位受排挤或受冷落的另外一派的老造反。1969年以后，工宣队员中又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原工厂干部。在工厂建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些原来的干部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但是打倒他们也没有充分理由，人事编制的限制又不能将他们贬为工人解聘，长久挂着也不是事情。于是这些干部被派往工宣队。据市总工会1974年7月统计，在进驻全市文教系统的工宣队员中，原干部占29%。在有些单位，原干部的比例更高。如上海戏剧学院47名工宣队员中原干部28名，占总数60%;上海第一医学院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工宣队员76人，原干部40人，占55%。²³³¹

小结

文革从派工作组引发矛盾、群众起来造反开始，到又一次派工作组式的工宣队结束矛盾，结束文革的群众运动。但是，工宣队的权威来自毛泽东，而不是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这样的知识程度，不要说领导高等教育、现代科技和文化艺术事业，就是在这些领域取得发言权都是困难的。虽然毛泽东给他们的责任是进行阶级斗争，但这类空洞的说教，在繁重的日常业务前，成为实际上的干扰。而且，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职能恢复后，工宣队实际只能处于尴尬的多余地位。

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究竟怎样才是达到「领导一切」？姚文元的文章提出的只是口号，毛泽东对此也未有具体阐述。于是，只有位置的多少是可以量化的。这使工人造反派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解，主要还是在对领导位置占有的多少上。他们没有明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辅相成的，他们「领导一切」和高于其他阶级阶层的权利和地位，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是政治名份的附加值，而不是他们的先天权力。如此对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颂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贬低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尽管在基层，被三结合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工人阶级真正拥有的，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利，是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权利。

事实上，1949年后的中国工人，已经离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自在或自为阶级越来越远，作为阶级的整体素质越来越下降。首先表现在整个工人阶级缺乏强烈的阶级意识。从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始，个人利益便不被鼓励提倡，社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于是，由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共同构成的价值判断坐标，被抽去了其中的一根轴，只剩下另一根单一的可以任意挪动但却永远构不成平面的轴线。工人的个体利益时时遭到贬低和压抑，使得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判断阶级利益的具体而实际的参照。于是形形色色的虚假利益乘虚而入。对本阶级权利和利益的深刻了解是阶级意识的基础，而文革前的工人阶级已被灌输教育得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等同于阶级利益，完全失去了以个体利益抽象出阶级利益的能力。

工人阶级没有独立政治意识的素质，不但与十七年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有关，还与十七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失去依靠交换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依赖于企业与政府。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自我，劳动者通过与劳动力市场的交换，得以了解自身的价值。劳动力成为计划经济对象，劳动者的价值和地位便只能由计划者决定，派给什么身份就是什么等级，劳动者的自我就这样丧失。文化革命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自我判断大于或小于实际自我价值的现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由当政者决定各个阶层价值的最具体体现。而工人阶级，对这样判断大于价值的口号完全接受，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应该高于知识分子，永远领导知识分子。而在与执政党的关系上，劳动者得到的不是劳动报酬的全部，但宣传机构却将本应作为工资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统统说成是当政者的恩赐，彷佛不是劳动者养活了党和政府，反倒是党和政府养活了劳动者。于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另一面却又是「党是大救星」的歌颂。加上没有罢工的权利，与侵害自己权益斗争的手段被取消，劳动者实际成为政治的棋子。

劳动者自我意识的集合体是阶级意识。当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分子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活力，作为阶级整体的活力必定枯竭。经济上的依附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附性。过去，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但正是对劳动力的自主，使他们能够以罢工等斗争形式发挥自己的阶级力量。而当劳动力也不能成为属于自己的自主之物时，当捍卫自己利益最基本的罢工权也被取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便只能是一空话，更不要说「领导一切」。那只是被赐予的名份。

第三十章：清队、一打三反和清5.16，回归自上而下

从文艺界开始的清队

自从1967年初的一月革命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文革的打击目标开始回归，走资派不再是唯一和主要对象。1967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6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后来，江青将「抓叛徒」等归结为「清理阶级队伍」。江青在11月27日的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错误死不改悔的人」。这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为「清队」)这个日后打击面极广的运动第一次被提出。

江青这个讲话应该代表着毛泽东的意思，因为毛以后几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还是在1967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²³³²这个批示没有提及「走资派」和执行「资反路线」的干部，彻底批判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都在社论中将「清队」作为文革的又一项任务。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明确提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文革的批判目标，又一次转型。

根据中央布置，上海市革会成立材料组，下设「抓叛徒查线索小组」江青讲话后不久，1967年11月20日，徐景贤即对上海文艺界的清队发表讲话。1968年1月11日、2月5日以及2月6日，市革会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将清队作为1968年上海文革的重要任务布置和动员，要求「党政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要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精兵简政……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²³³³整个清队的「项目工作」由王少庸负责，起初市革会项目办公室具体办案人员大多是原机关干部。1967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的通知下达后，9月，市革会项目办公室专门成立了「群众项目联络组」，以支持「群众办案」，为他们开具去外单位或外地调查所必须的介绍信，提供查资料和提审案犯的方便，解决调查经费，等等。光是开具介绍信，最多时一天可开出一二百张。与此同时，王少庸和王承龙还选调了一批「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到项目办公室当领导或骨干，例如交大反到底的负责人余小兵等。²³³⁴

上海的清队，首先在文艺系统开展。1967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对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的一个讲话中提出：

拿走资派来说吧，拿混到文艺界里的地、富、反、坏、右来说吧，揭露了批判了很多人；但这些总的来说是揭得不深、批得不透，比如电影界是不是都揪出来了？按名单上看看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些没有上名单。你们造反派交上来的名单有很多我知道的，有一些我知道的还没有，还有一些我还不知道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帮人，他们老早就叛变了，像田汉这些人一捉起来就叛变了，他们在南京完全是在国民党张道藩的控制之下，像演剧几队，都是国民党的，就是他们的手，把一批青年引到国民党中去的。

这件情况不仅电影界，哪个单位都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少不了。但这种情况十几年来中央一再说，一再提，但是始终解决不了，始终清理不了，这些单位，我们派人进去，要么被排挤出来，要么就被同化掉。²³³⁵

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提到的「演剧几队」，即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敌演剧队」，共十个队，虽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属下的抗日宣传文艺部队，但实际领导是中共的地下党，由周恩来亲自组织。其中演剧九队在1949年中共掌权后，成为华东文工二团，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而就在张春桥这个讲话的近一个月前，11月12日，江青在对北京文艺团体的一个讲话中表达了对上海人艺的不满：「上海人艺……还是那些老家伙霸占着，最坏了！」。显然；张春桥一个月后在讲话中特地点名演剧九队，应该就是响应江青的。张春桥讲话后不几天，12月16日，《文汇报》第三版刊登出整版长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揭穿「抗敌演剧宣传九队」的反动真面目》，并配社论。12月25日，上海宣传系统造反派斗争陈丕显和曹荻秋大会，「清算陈不显曹荻秋之流招降纳叛罪行，清理宣传系统阶级队伍」，上海的清队就这样首先从文艺界展开。以后，清队又扩展到其他行业，1967年底和1968年初，布置到各区县局。

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姚文元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要求转发全国。姚文元在资料送毛泽东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句，清队在全国全面铺开。而此时，上海的清队已经开展了近半年。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经验后，上海市革会成立清队项目办公室，全市各单位普遍成立清队专职机构。1968年9月23日市革会正式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

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有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内有叛徒4727人，特务15786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254人。……

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²³³⁶

由这些数字可见，几乎近一半的「阶级敌人」都是清队中「新挖出来」的。革命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敌人。到1968年12月清队运动高潮，市项目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立案审查达16.9405万人，5449人被迫害致死。²³³⁷其中包括「上海地下党案」、科技系统的「二线一会案」、「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等等。其中，「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以及前面提及的「演剧九队案」，都因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动过有关。大案中又套许多大案和小案。例如「上海地下党案」按照原上海地下党系统的原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警委等系统，建立了39个大案，845个小案，由市项目办公室直接抓的有十大项目，代号从501直到509再加上个320。十大项目中，仅根据工交项目组六个「集团案」的不完全统计，就涉及292个单位；被审查者达589人；其中受隔离和拘留审查233人，逼死38人，打伤致残78人，精神失常9人。文革结束后，曾经对这六个案件做过统计：²³³⁸

1949年前的地下党系统的各级干部们更是首当其冲，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文革前担任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原中共地下党员99人被撤职，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逼死；²³³⁹市一级干部中，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20位领导干部，除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900多名干部被诬陷审查批斗，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教卫部长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级以上干部1019人，受立案审查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受立案审查5868人，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²³⁴⁰

十大专案下，各单位造反组织自行掌握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科技系统的「二线一会案」，株连14个科技单位639人，239人被关押，2人被活活打死，4人被逼死，10人被毒打致残。文化界的清队，全市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文化人，几乎都遭到冲击，80%以上被立案审查。²³⁴¹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著名钢琴家顾圣婴、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著名沪剧演员筱爱琴，都是这一时期被逼死的。

1967年11月下旬，上海电影系统还发生大规模打人事件：11月23日，天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将「叛徒、特务、黑线人物」集中到厂广场，120多人被点名毒打，有人当天就被逼疯；然后又将这些人关押，继续审讯逼供。同一天，海燕电影制片厂也揪斗毒打100多人。11月29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也揪斗毒打40余人。整个电影系统遭到毒打的共452人。²³⁴²

「抗敌演剧九队」被张春桥点名后，全国所有十个「抗敌演剧队」数以千计的原演剧队成员遭到残酷打击。上海因此案受到审查的有导演、演员郑君里，戏剧家、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吕复，演员、上海人艺演员剧团团长高重实，共41人。郑君里、吕复和高重实，都曾先后任演剧九队队长或改编后的文工团团长。吕复被打断一条胳膊，高重实被毒打后自杀，郑君里被关进监狱益死于狱中，上海因此案被逼死的共有7人。²³⁴³

而在郊县，清队使4.56万人遭到不同程度迫害，2922人被逼死。²³⁴⁴只松江一个县，清队中被揪斗的「九类」对象就有5063人，其中被作为「走资派」者36人；「叛徒」53人，「特务」568人，「地主」340人，「富农」249人，「反革命分子」1840人，「坏分子」1129人，「右派」83人，「现行反革命」707人，「资本家」58人。²³⁴⁵

清队要求「大揭大议」、「深挖细找」。²³⁴⁶许多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案子由此产生：上海计算器打字机厂一个女工闲聊时说自己当年是「从天上到上海来的」，劳动人民怎么坐得起飞机？一查，原来是国民党军官老婆，再查，原来是军统特务。同厂一个工人懂英文，爱看英文报纸，家里住的是洋房，门上有个小玻璃，里面看得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工人怎么会英文怎么住得起洋房？一查，原来是汪伪和国民党特务。上海量具刃具厂一个工人过去曾经给日本军官当过厨师，肯定有问题，审查，不承认，把家属找来，再查，结果是特务；再顺藤摸瓜，于是深挖出一个涉及13个单位的日本特务集团。²³⁴⁷当然，这些逼供查出的「特务」，日后没有一个属实。

这样拿着放大镜找阶级敌人，结果是阶级敌人遍地。上海氧化铁颜料厂，全厂160名职工，被查出的特务、汉奸、恶霸、反革命有20名；²³⁴⁸上海电讯器材厂，1100名职工，清队时被审查对象有120人；上海色织十六厂100多职工，清队时被「揪出」者10人；上海直流电机厂职工人数2000不到，清队时批斗对象82名，其中定为「敌我矛盾」者46名，其中厂级干部10名；等等。²³⁴⁹这些被揪出来的人，或被扣工资，停发奬金，黄浦区财政局200个职工，揪出60人，47人被灭工资、冻结银行存款；²³⁵⁰上海第二钢铁厂被揪人员209人，占全厂职工数4.9%，其中59人被扣工资；在车间或全厂的批斗大会上「陪斗」人员有185人。²³⁵¹更多的人或被强迫延长工作时间，或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去干肮脏繁重的体力活，许多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写各种交代、汇报、认识。

清队根本不重证据，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逼着交代。结果越交代越离奇。上海科技系统，凡共产党执政前夕，没有去台湾者，都是潜伏特务；共产党执政后从海外回国者都是派遣回国特务，如此清出个「两线一会案」。这个案子是文革前夕四清时就开始的，到文革清队时又被重新翻出立案。受牵连的科研单位十四个，直接受审查被迫害者630余人，被作为特务遭关押者239人，打死2人，逼死4人，打伤致残10人。²³⁵²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一个清队对象被军宣队的军人连续刑讯逼供三十多小时，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军宣队又逼着他交代发展了多少特务，他交代了一二人，不行；他只好再扩大到三四十人，还是不行；在所里的职工名册上画圈，还是不行；最后他干脆指着这个军宣队员说「还有你」。²³⁵³

崇明县的「反共救国军」案，最初只是对两个相互来往比较多的农民怀疑，在连续审讯下，一人熬不过酷刑，只得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和暗示，交代说自己参加了特务组织「反共救国军」，说另外一人是大队长，手下有40多人。那个「大队长」于是被更残酷折磨，吊打28次，肋骨被打断，终于又交代出80多个特务。这个「特务案」，最后发展到涉及好几个公社，被审查者达806人，其中4人被逼死，7人自杀未遂，1人致残，37人重伤，31人轻伤；还有一人因被关押审查，家中婴儿无人照看，闷死在床上。²³⁵⁴类似这样的冤案、假案，在整个清队时期遍布上海。

又据1969年5月26日市革会办公室调研组编《简讯》第239期《全市清队工作情况综述》，全市到1968年底作为九类对象揪斗的有16.9405万人，到1969年3月，九类揪斗对象还有13.6566万人。²³⁵⁵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历史上曾被俘、被捕过的，革命前从事过中共地下组织工作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在国民政府或军队工作过的；有过「不恰当」言论的，等等，统统都被列为审查批斗对象。在清队最高潮的1968年，全上海自杀8188人，死亡5607人，是上海1949后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²³⁵⁶

上海的清队到1968年底基本结束。

胡守鬳小集团案与一打三反运动

上海的清队开展两年后，1970年初，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1月31日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最后一条「反投机倒把」，在上海主要为「反盗窃」)，称为「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和清队一样，文革初期的目标「走资派」依然未列为主要对象。一打三反运动就这样在全国推开。2月4日和2月8日，上海市革会连续开会；传达中央精神，布置开展运动，并成立了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由王洪文主要负责。

上海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从复旦大学拉开序幕的。1970年的春节刚过，复旦校园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胡守鬳小集团」的。将所谓小集团的名称以胡守鬳名字命名，而不是以炮司头头周谷声的名字命名，反映了徐景贤对胡守鬳的看法。徐景贤后来对此说明：「胡守鬳小集团案，是我直接策划和指挥搞起来的」：

1967年底或1968年初，复旦三派大联合时，我参加了三派在新华一村的谈判，两大派的头头红革会的赵基会和红三司的潘啸龙没有明目张胆地要权，而胡守鬳是小派，他却一再声称自己应该当一把手，好久不肯让步，我又认为他是有野心的人物。²³⁵⁷

徐景贤对周谷声尤其是胡守鬳等印象不好，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由于1967年的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认为1.28炮打首先是由炮司发起的，「只不过后来被红革会抢了头功」;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对炮打张春桥提出最早，态度最坚决。²³⁵⁸所以一打三反首先拿胡守钧开刀。还是在1968年4月左右，胡守鬳被隔离，不久逃出，徐景贤本想让复旦处理此事，但紧接着4.12炮打爆发，只好作罢；他对市革会和写作组的人说，这次又便宜了他们。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认为胡守卢和周谷声等人「很坏」。张春桥还在复旦的一次大会讲话时说；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可能就是我们革你们的命。徐景贤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领会这句话主要是对红革会头头和胡守鬳等人说的：

我把胡守鬳等人看作是张、姚和我的「政敌」，一直想把他们整一下工、军宣队进驻后，我记得我说过胡守鬳是「隠患」这一类的话；我在向复旦军宣队介绍情况时，还详细地谈过我对胡守鬳等人的看法。1970年一打三反开始后，当时工、军宣队秉承张、姚和我的旨意(具体怎么布置记不清楚了)，对胡守鬳采取了隔离审查……²³⁵⁹

对胡守鬳的审查完全是先定性，再找罪证材料。如果只是以炮打张春桥为定罪原因，似乎理由不足，而且有报复之嫌。终于，复旦的工宣队在邱励欧处查抄出一批信，找到了「罪证」。邱励欧是复旦物理系的女生，和胡守鬳在复旦同是一派，当时已经被分配去浙江乔司农场。胡守鬳被隔离后，工宣队便追查至乔司农场，查抄邱励欧的宿舍，在邱励欧的铺盖里发现一大批信件，还抄出一本《斗争就是幸福—远方战友书信集》，都是毕业后同学间的来往信件。那时许多同学将来往信件最后都寄到邱励欧处，大家经常去她那里看各地同学的来信。后来，陈健炜等挑选一部分来信，由陈健炜的女友、上海教育学院66届毕业生孟金英汇编为书信集，油印后寄发给各地同学。工宣队认为有了大收获，悉数带回上海。徐景贤布置将一些「尖端」的信件选出来「给领导看」。市革会印刷厂印出大字本后送徐景贤：

我看了认为确实很有质量，就在一天晚上，当张春桥到康平路小礼堂二楼203室开另一个会议的机会，我把这几封信的排印稿给张春桥看，他一面开会一面翻阅，散了会后他对我说：「靠得住吗？」我说「靠得住，已经拿到了原信」。记得我还说了几句是从邱励欧处拿到的，何穆是和胡守鬳、周谷声一伙的，复旦正在查等。他没再说什么，就下楼去了。我知道只要「靠得住」，张春桥是同意整他们的。²³⁶⁰

在此之前，复旦已经抄出胡守鬳的日记，现在又找到了胡守鬳与其他人的通信集。这些信讨论时局和人生，有红卫兵天下舍我其谁的激越，也有年轻人对文革的迷茫和思索。徐景贤认定写信者是个反革命小集团。他将驻复旦的工宣队负责人张扣发以及军宣队负责人方耀华找去谈话，定下调子，说这是个和五十年代的胡风集团一样的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革命小集团。2月24日，市革会召开由徐景贤主持的碰头会，会上，将复旦大学作为上海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胡守鬳、周谷声、邱励鸥等人，被定为「胡守鬳反革命小集团重要成员」。他们都是炮司的核心人物，周谷声是炮司的负责人。整个复旦大学，因「胡守鬳反革命小集团」被抓回学校审查者有四十多人，²³⁶¹都是已经毕业工作了的当年学生。

1970年春节刚过，出逃回沪的胡守鬳被复旦工宣队抓获；随即被宣布隔离审查。已经被分配去浙江乔司农场的邱励鸥，被分配去南京无线电厂的周谷声等等，也都被押回上海，有的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关进复旦的「隔离室」。徐景贤要朱永嘉等人将搜查所得的信件、日记等，突击编出一本像当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样的材料，连开本大小和编辑板式都仿当年的式样。徐景贤亲自修改益撰写序言，经张春桥审阅同意，印刷了二十万册，向全市散发。每天都有成批成群的人被组织去复旦校园看大字报。复旦大学又一次成为运动的中心。文革初期惯于从走资派言论中找出「问题」批判的红卫兵们，如今自己的言论书信也被找出大把「问题」。一场批判在全市开展。胡守鬳等被两次揪到以江湾体育场为中心会场的万人大会上批斗，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都参加，张春桥听了大会录音。²³⁶²在1970年4月22日的批斗大会上，徐景贤、王秀珍以及王维国都作讲话，戴立清也代表工总司讲话，大会由驻复旦大学工宣团团长张扣发主持。所有的发言都由写作组起草的。这些被批判的红卫兵，当年曾经为工总司的成立及早期活动起过重要作用。当初工总司的筹建，出力者除了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就是上海的炮司，尤其周谷声和邱励欧，起了重要作用。工总司初期，炮司派出许多红卫兵，为工总司总部负责人当联络员，他们开会时作记录，平时负责联络。现在，王秀珍以市革会负责人身份号召对他们揭发批判；戴立清的发言更是说他们当初「阴谋控制工人运动」，「用特务手段，假借为工总司领导成员配备秘书之名，暗中按上钉子，每人一个，就连工总司一般工作人员，后面也跟上两个『尾巴』」。²³⁶³这个发言也是写作组起草的。工总司总部以这个发言，撇清自己与炮司的关系。

因胡守鬳小集团案被隔离审查者，最多时达四十多人。胡守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²³⁶⁴炮司的周谷声和邱励欧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人都受到各种处理。他们的亲友也受株连，有的亲友甚至被逼得经神失常。上海和外地受胡守鬳小集团案牵连而遭迫害的，在一百人以上。²³⁶⁵例如因为《远方战友书信集》收进了红鸥给周谷声的信，经徐景贤批准，王秀珍亲自写信给兰考县委，将在那里插队落户的红鸥和另一个中学生海鹰，于1970年3月揪回上海审查批判。项目组一定要她们承认是胡守鬳派她们去兰考的，目的是在兰考建立反革命根据地，实现以「农村保卫城市」的反革命计划。²³⁶⁶红鸥从1970年3月一直被关到1973年2月左右的春节放出，关了近三年。其他参加过炮打者；也被押回复旦。例如红革会的劳元一，1971年6月在已经工作的北京被抓，用一架飞机押往上海。一到上海就被关在复旦，家里人来看他，学校工宣队不让。劳元一绝食，还给徐景贤写信。徐景贤指示放他出来，但放出来后让他去挖防空洞，惩罚性劳动。就这样，劳元一被关了近两年。被关的还有红三司的潘啸龙和谭启泰。

有市里「胡守鬳小集团案」作榜样，下面也动不动就是「××小集团」。这也是文革前常见的罪名。参加过两次炮打的「炮打分子」，或曾为炮打提供材料者，甚至只是私下对张春桥有过议论者，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炮司、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如上海图书馆藏书楼职工，如张春桥曾经表态说「无事」的朱锡琪、艾玲、邵传烈等。他们均被立案，关押隔离。

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因为曾经有人对江青的样板戏音乐有看法，私下对张春桥表示不满，于是被张春桥说成是「炮打的大本营」，「革命样板戏的对立面」，甚至专门指示：「你们可以准备些材料，抓几个，枪毙几个才能震动」。²³⁶⁷就这样，不论与案子有无关系，也不论家中有无孩子老人，音乐学院的700左右全体师生员工统统被关在学校，一律不准回家。项目人员还专门绘制了一系列「反革命集团黑线网」图表，仅1970年3月中旬的几天内，就有23人被隔离，关进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或者关进只有3、4平方米的练琴房，不准通信，不准亲属探望，关押时间最长的四年半，最短的四个多月，大多数被关两年以上。声乐系一个教师，原定隔离名单中没有他，却被隔离。有人向办案负责人提出，回答是「超额完成任务，很好嘛！」这位教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在地下室中达四个月。还有23人被「半隔离」，也被定下一系列限制：不准与人谈话，不准看大字报，行动必须走指定路线，等等，关押时间长达二至四年。更多的人被以「办学习班」或其他名义受审查。据不完全统计，音乐学院当时被扣上各种「反革命」帽子者多达110人。占全院总人数15.8%。审讯手段也是逼供套供诱供加酷刑，鼓动对象要敢于交代「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一些人被整得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被迫胡编乱造。办案者就在广播喇叭叫嚷「某某某放了卫星」。一个1949年只有5岁的职工，被宣布为「国民党潜伏特务」。音乐学院在仅1970年一年中，被逼自杀3人，被逼经神失常或半失常8人。更有甚者，一个被诱逼出来的「转移黑材料」的交代，牵涉东海舰队的一个快艇舰长，舰长此时正在海上执行任务，学校项目组立即通过市革会，下令舰队从海上将这位舰长追回审讯，最后将舰长逼得自杀而死。²³⁶⁸

而在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政委亲自主持指定「作战计划」，将参加过炮打的部门和人员作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或揪斗、或隔离审查，或办「封闭式学习班」。整个运动中，师院逼死2人，其中1人是干部，1人是红革会的学生池东明；逼疯1人。²³⁶⁹

除了政治案件外，一打三反运动还清出一大批「经济案件」。据1972年12月运动基本结束时统计，全市共揭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人员13.1645万人，金额5630万元，经济集团案459个」。作为全市办案典型的虹口区六个财贸公司，8319人被作为运动对象，占全体职工的43%。²³⁷⁰

到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188904人受审，被立案的「反革命集团」有122个，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罪名者29242人，1651人被逼死。²³⁷¹上海十个区，每区揪斗的重点对象都在数千人以上，有的高达万余人；闸北区一打三反中揪斗了5700人，其中属「政治问题」者360多人，属「经济问题」者5400多人；徐汇区揪出有「政治问题」者570多人，有「经济问题」者5500多人。郊区十县，揪斗人数6.4万人，非正常死亡520人。²³⁷²

到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清查「5.16分子」

「5.16分子」典出「5.16兵团」，原是1967年上半年，北京出现的一个秘密组织，起名自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据说宗旨是砸烂国务院，打倒周恩来。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将这个组织定为「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组织」。1970年3月27日，几乎与一打三反运动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上海由于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所以清查「5.16分子」不像外地一些省市那样大规模。不过，还是涉及到许多人。

1971年4月，市革会第二办公室成立，由王洪文负责，专管各种「防扩散案件」。²³⁷³专案组列出十个「反革命大案」：胡守鬳小集团案、炮打联合项目、反复辟学会案、联司案、中串会案、共向东案、狂代会案、江苏老人串联会案、南京三团两队复员军人案、解放委员会案。²³⁷⁴这十大项目，有一些是一打三反时的案子，例如胡守鬳小集团案、共向东案，延续到清5.16分子。更多的是1971年专门立案的。炮打联合项目组是1971年5月，市革会专门成立的涉及全市高校的案子。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共七所高校，受到各种审查者856人，其中逮捕拘捕368人，逼死12人，逼疯12人，全市因炮打张春桥受到审查者(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多人。²³⁷⁵

这十大项目，反复辟学会案，是1967年下半年复旦大学的一个讨论时局的学生论坛。江苏老人串联会案，是1967年至1968年间，游雪涛小组搞的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事情，说江苏有一批老干部组织了老人串联会并派人到上海活动；这个根本不曾存在的组织，使得108个干部在清5.16分子运动中受到审查，其中6人被关押。²³⁷⁶「中串会」案，主要针对影印版《红卫战报》，及其刊登的《一切为了九大》，一些中串会成员被从插队落户的农村揪回，关在原来的中学审查。前面章节已提及。《一切为了九大》的执笔者毛兵，1971年春节期间被抓投入监狱，整整关了4年，被逼得精神错乱。「共向东」案，是市革会政宣组工作人员朱根富、闵孝思、吴敦宏和胡志宏4人，以「共向东」为名，散发传单抨击文革。1967年11月清队刚开始，便被立案，主要成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毒打，并遭多次批斗。1971年再一次被立案，主要成员又一次被关押，直到1973年才结案，给予党纪处分。在整个清查5.16分子运动中，上海有近二千人被作为5.16分子，受到不同程度打击。²³⁷⁷

由于5.16分子反革命集团根本是个子虚乌有的组织，即使在北京和外地也从未存在过，上海的许多案子更是十分牵强，找不到确凿证据。1973年3月，市项目办公室起草报告，对到底是否有5.16分子反革命集团和5.16分子表示疑问，历时两年多的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²³⁷⁸不过，十大项目中的狂代会案，因为与迫害戏剧学院教工有关，当事者文革后被再次审查。

三场运动的严重后果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三场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受到各种迫害的人数，占整个文革中遭到迫害人数的80%以上。²³⁷⁹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4月对上海文革案件复查统计：全市共有各类文革案件34.87万多起，加上被株连的家属亲友，涉及面100万余人。其中干部案件10.1295万起；「叛徒集团」、「特务集团」、「反革命集团」等集团性案件949起。全市非正常死亡人数1.1510万人。²³⁸⁰

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三个中共中央文件之一《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将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更使后果严重。当时的这个文件要求：「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还要求「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²³⁸¹就这样，死刑判决无需最高法院认定，省市可自行决定，使得生命又少了一道保障。同时，又提倡「群众办案」，市公检法军管会将要判刑者名单下发至基层工厂或单位的生产班组，让群众讨论判刑。在有些班组，职工讨论得比较认真，但更多班组的讨论，与其说是「群众办案」，更像是不负责任的决定：轻率、冷漠而又随口的「枪毙」、「无期徒刑」，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是在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判定生存的权利。²³⁸²1969年至1972年审理的反革命案件最多，处刑也最重。而这四年，正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三场运动铺开之时。

在这三场运动中，许多单位造反派私设牢房。比起一些进驻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对被审查者的精神折磨，这些私牢干脆就是酷刑。后果比较严重的私刑牢房有：中华造船厂、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其中光是中华造船厂，在1967年至1970年间，就设立私刑牢房15间，刑堂30多处，组织和训练打手200余人，使用酷刑30余种；先后关押103人，不但关押刑讯本厂原地下党干部，而且关押刑讯市里和其他单位的干部，例如市委组织部长杨士法。被关押者无不遭毒打，打死逼死者多达12名(厂内职工10人，厂外被送往该厂的2人)，被打伤、致残、逼疯者21人。前章提的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程绮华的丈夫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就是在这个厂遭到毒打后，被逼自杀的。沪东造船厂造反派私设的牢房关押的41人中，逼死4人，7人被逼得自杀(未遂)，多人致残。²³⁸³还有江南造船厂的私刑牢房：

1968年至1970年，先后「审查」迫害了，其中有129人被非法关押，(在厂的29名地下党员，无一幸免)，惨遭严刑拷打，3人被活活打死，29人被迫害逼死，29人被打成重伤致残。²³⁸⁴

文革结束后对文革中的「反革命」案以及其他刑事案件重新鉴别。其中，尤其「反革命」案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经得起重审。据文革结束后统计：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审理反革命集团案件624件(其中1968年未作专项统计)。1969-1972年审理的反革命案件最多，处刑也最重。这4年中，共审理这类案件540件，其中1969年为455件，1970年为34件，1971年为22件，1972年为29件。这些案件中，有的是几个人一起议论，建立各种名称的组织反对「文化大革命」，一般都按反革命集团予以处刑；有的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但目的不明确，也未进行活动，而由于有政治历史问题，当时都当作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

「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数量较多。1966-1976年，共受理反革命案件8499件(1968年缺统计)，占全部刑事案件数的22.20%。其中，1966年占20.26%，1967年占11.29%，1969年-1971年分别占36.14%、46.18%和36.24%，1972年占21.61%，1973年占9.01%，1974年占5.65%，1975年占4.88%，1976年占4.70%。1970年，全市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人数占当年判处死刑人数的65.26%。

1974年，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列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专项中统计，全年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人数共22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共14人，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5人，判处管制和其他刑罚各1人，免予刑事处分1人。²³⁸⁵

而这些「反革命」中，被判处死刑的，据1980年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统计：

文化革命期间全市共判处死刑290件，309人，其中反革命案158件，172人；普通刑事案132件，137人。到11月底为止，在已复查的258件，268人中，发现冤杀案43件，44人，其中反革命案件42件，43人；普通刑事案1件，1人；错杀案52件，53人，其中反革命案45件，46人；普通刑事案7件，7人；论罪可判无期徒刑和死缓的错杀着，但对外不公开纠正，作为内部总结经験教训的40件，45人，其中反革命案14件，16人，刑事案件26件，29人；改变反革命性质，维持原判死刑的26件27人；维持原判的97件94人。尚未结案的还有32件41人，其中反革命案件27件，36人普通刑事案5件，5人。²³⁸⁶

这还只是文革刚结束时的甄别数字。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否定文革，被纠正、平反的数字，更应该多得多。²³⁸⁷

造反派被整肃

文革初期的1966年下半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许多人被贴大字报、抄家、批斗；到年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干部成为主要冲击对象。而从清队开始，前十七年的政治和刑事打击目标又开始复位。文革初期一度对个人道德及生活作风等稍有的放松或宽容也重新收紧，以至于一打三反运动刚开始时，揪出的都是些「男女关系问题」，而非「现行反革命」。²³⁸⁸阶级斗争的目标又重新向下。这使得许多本来就有着各种性格作风缺陷的造反派，被重新上台的原干部，以及早就对他们不满的原保守派或对立面组织的群众进行清算。根据中央文件，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贪污盗窃错误的造反组织人员被查处。

清队刚开始，工总司就开始对所属各区、局联络站，领导核心人员的政治情况进行调查。从1967年12月13日至1968年1月20日止，共调查10区和15个局的联络站、以及工总司总部和造反派计449人，「经初步分析，具有各类问题的有260人，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58%」。调查报告把260人的问题归为以下几类：

(1)本人政治历史有重大问题者；

(2)本人是坏头头，已被政法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等拘留的；

(3)本人就是阿飞头子，原单位准备送去劳改的；

(4)反革命家属，本人思想极端反动者；

(5)妻子为小业主或资本家的老板娘；

(6)本人思想一贯反动的；

(7)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开地下工厂；

(8)乱搞男女关系，腐化堕落分子；

(9)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中有重大海外关系的；

(10)社会关系复杂者；

(11)一个单位有几个，代表面不广的，一个厂有三、四人在同一系统当头；

(12)不属工总司系统的如财贸、学生在工总司系统工作者；

(13)自己跑出来挂钧，单位不同意的，有的单位甚至不给发工资。²³⁸⁹

这13类情况，除了第(2)类中，可能会有一些如武斗、打人、强奸侮辱妇女等确实违法的案子；其他12类，尤其所谓政历、社会关系问题，都是当时阶级斗争语境下的所谓「问题」，如今看来不成问题或不成严重问题。当时对这13类造反派的处理，主要是解除造反队头头职务，回原单位工作，一般都不作刑事处理。造反派遭整肃，王洪文等很清楚是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1968年4月11日，王洪文在工总司总部委员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清理阶级队伍中：

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风，明显的特点就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反路线、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并企图从组织上搞垮革命造反派。公开叫嚣：「一月革命就是反革命篡党夺权」，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抓住造反队和革命委员会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某些同志存在的一些小问题，断章取义，攻其一点，造谣诬蔑，无限上网，到处揪「坏头头」、「黑手」。²³⁹⁰

王洪文举例说，交运局有个赤卫队员说：我就是要翻案。交运局造反联络站负责人被整，许多机关干部都参与；章华化工厂的赤卫队员在造反队办公室门口刷上大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洪文说，一些人对揪造反派头头非常感兴趣，对批判走资派却提不起劲。王洪文强调：「清队的对象是指公安六条，不是犯了错误都要揪，不能随便揪坏头头。」²³⁹¹

但是，接踵而来的一打三反，还是整肃了不少造反派，尤其一打三反运动，最初从整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后来发展到整职工造反派。在许多工厂，一打三反运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多数针对造反派，特别是那些文革中闹派性、武斗、打人等问题严重的造反派。其中有造反派自身问题，也有重新上台的干部，抓住造反派的问题打击报复，还有当初的老保的反击。一份196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工总司所属区、局联络站常委以上头头，自1967年3月到1968年3月，被公、检、法军管会(组)拘留或逮捕的有30人：

其中：本来是敌我矛盾的有5人，直系亲属被关、管或好人犯了严重错误的有25人。在运动中，有的打着造反旗号，把斗争锋芒指向市革会和工总司，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的浑水摸鱼，幕后策划，打死人；有的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等犯罪活动。初步了解，在总人数中，现可结案的有15人，尚未结案15人。这些人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本来是坏人，运动中又干尽坏事。×××于1948年参加国民党任情报员，并搜集我军事情报，运动中大搞打砸抢，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因强奸少女于1959年判刑二年，运动中包庇坏人和破坏有关单位文化大革命等，继续犯罪活动。×××于1961年参加「新共产党」反革命集团，任总理，运动中又干尽坏事。

2.打死人的策划者和凶手。×××于1967年8月策划火攻国棉14厂，打死朱世芳。×××是打死上海化工学院邱贤宏的凶手。

3.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生活腐化堕落。×××强奸少女一人，腐化12人，贪污盗窃数千元。×在1958年强奸少女2人，运动中又有强奸妇女等罪行。

4.污蔑伟大领袖，把矛头指向市革会和工总司。×××在运动前写过反动字句，攻击三面红旗，运动中又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咒骂林副主席和江青、春桥同志以及污蔑解放军。××在1962年蒋匪企图窜犯大陆时，妄想叛国投敌，运动中对市革会和工总司恨之入骨，以他为首密谋企图绑架、暗杀市革会和工总司负责人等犯罪活动。

5.大搞打、砸、抢、抓，造成严重后果。×××在1961年写过反动信件，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运动中挑起101厂、804厂的严重武斗事件，之后，又积极参与普陀区几个大规模武斗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²³⁹²

1970年，工总司组织组又曾对所属九个局的工总司联络站进行调查，九局联络站共有委员124人(其中常委41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留任领导岗位工作的有47人(其中常委四人)」。据这份调查报告统计，这47人中：「掌权后犯错误，有14人」;「不符合接班人条件的有17人」;「系统归口或工作调动的有15人」;「坏人、混进群众组织1人」。

而根据1972年工总司总部下发的《新干部统计表》统计，工总司在轻工业局所属十个公司联络站的负责人共121人，因本人掌权后犯有政治、经济、生活上严重错误或者不称职等原因，被清洗出领导岗位者64人，占全局造反派头头的50%左右；²³⁹³又据轻工业局下面的钟表公司所属31家工厂统计，造反队委以上负责人348人，因以上原因下台者234人，占全公司造反派负责人的70%左右。²³⁹⁴

造反派尽管受到整肃，但和其他被审查的干部、群众不同，他们基本没有被刑讯逼供，没有遭受皮肉之苦。他们大多只是被贴了一些大字报。除了少数被公检法判刑者外，大都只是被造反队联络站解除职务，回厂回生产班组干活，或「挂职下去劳动」。²³⁹⁵直到1970年6月，张春桥提出「要正确对待老造反」，运动转为重点揭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着重打击1967、1968年两次「炮打」张春桥者以及对江青有不满言行者。²³⁹⁶

小结

清队、一打三反和清5.16，是对政治名份的又一次鉴别和划分，是文革对象的又一次转换。但和之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一月夺权」不同，政治名份的自我鉴定不再被承认，自上而下的鉴定重又恢复。本来，批判「资反路线」和「一月夺权」，政治名份的评定权，从十七年一贯掌握在各级干部手里，颠覆为由底层群众掌握评定权。由底层群众评定干部是否「革命」，决定是否予以「解放」。但是这样的时期非常短，革委会建立，随着一批又一批干部的复职，运动的领导权又渐渐回归到干部们手里。革命对象重新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前的标准。

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目标。这两个目标此起彼伏在运动的最初期，干部们将十七年目标作为主要打击像，后来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但到清队，十七年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身份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则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造反派的目标和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造反派始终试图颠覆以往的打击标准，坚持将「走资派」作为头号打击对象。虽然都是阶级斗争，但一个矛头向上，一个矛头向下。可以说，整个文革就是对阶级斗争具体对象的争执。造反派始终坚持矛头向上；复职后的各级干部坚持原来的打击目标。到清队开始，打击目标重新又向十七年的目标回归。不过，清队时新的革委会的权威尚未完全确立，干部们即使被「解放」，「三结合」进革委会，也尚未恢复以往的权威。因此，清队的目标，是由造反派组织和革委会共同决定的。

横扫、红八月、清队，是一脉相承的。档案中记载的才是最真实的被领导认定的名份。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被领导认定的真实名份。这个名份隐藏在档案中，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有选择地被抛出。许多被清查对象的材料，实际都是由各级党委在「四清」便已内查外调，或从档案中挖出，有些在文革发动时期的「横扫牛鬼蛇神」中，已经抛出过。只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不许将批判矛头对着群众，才暂时搁置一边。到了清队，由造反派组织和刚成立的革委会接棒，再次被抛出。由于干部失去权威，没有了制约，于是所有的哪怕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被抛出。

清队、一打三反和清5.16，三场运动实际就是各级党政收回政治名份评定权的过程。清队时，还是造反队和革委会一起提出对象，所以可以说是回归的过渡时期；到了一打三反和清5.16，就是由革委会提目标了。政治名份的鉴定重新回归自上而下，不再是自我认定，不再是群众给干部贴标签。尤其后两场运动：一打三反和清5.16，目标大多对着造反派。上海市革会项目组1971年列的十个「反革命大案」，除了「老串会」对着老干部，其余九个大案，基本都是清查造反派。而在各基层，从一打三反开始，不少造反派受到整肃，那些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造反派，大多是在这两场运动中落马的。造反派的自身素质，使得干部和反文革势力有理由对他们秋后算眼，这也是每场革命高潮之后必然的自我清理。与此同时，干部的审查权，也完全回归各级党组织。虽然，这样自上而下的评定，很多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实施的，但在革委会权威尚未建立时，工宣队和军宣队代表着政权的权威。

清队、一打三反和清5.16，是文革前政治运动模式的回归。这样的回归，不但在于政治名份评定权的回归，而且还在于运动目标和标准的回归。文革将大量精力投入对干部的历史审查和队伍的纯洁，而不是对制度的改革。对「叛徒」、「特务」的审查成为运动重点，「走资派」反而越来越成为次要。而且究竟何为「走资派」，概念越来越空泛。对干部滥用权力的批判，全部被对干部历史的审查替代；对干部特权制度，也基本没有冲击。只要恢复权力，「待遇」马上跟着恢复。就这样，文革无法发展出对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改革。

第三十一章：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领地

市总工会的碰头会和兼任制度

1967年一月夺权后，尤其是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许多工人造反派先后离开工总司总部或工总司的各级联络站(以后是工代会、市总工会或各级工代会、工会，下同)。联系这些已经不在总部的老造反的纽带，是总部「碰头会」制度。

还是在1967年4、5月份，工总司总部制定了学习制度，内容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由王洪文后来是王秀珍或叶昌明传达市革会指示过布置工作。参加对象是总部各组组长，他们就是前面章节经常提到的金祖敏、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张宝林、王腓利等，后来又加上马振龙、汪湘君。1967年底的四届工代会，设立了委员会，常委还是原来的五常委，但其中潘国平和蒋周法已边缘化。²³⁹⁷王洪文担任市革会领导职务，不常去总部，陈阿大去市革会工交组工作，总部只剩叶昌明一个常委。所以，总部讨论工作和学习，还是依靠这些组长们。他们是工总司总部实际上的核心，也是四届工代会的核心。

1968年底到1969年，金祖敏担任了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张宝林担任了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接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总司总部的核心人物都去了工宣队，不久工宣队与市革会相应办公室合署办公，他们都担任了市革会各组办领导，或成为组办成员，总部只剩叶昌明一人留守看家。由于这些骨干成员都离开工总司总部，王洪文就制定了工总司的委员「学习会」制度，时间是在1969年初，全市为恢复共产党活动的「整党建党」开始后。内容主要也是学习文件、报刊社论，以及传达领导讲话包括王洪文讲话等。²³⁹⁸王洪文自己较少去总部参加会议，不过总部开展「小整风」时，他一定会到场。这样的学习会，开始是每周二次，后来改为每周一次。

最初开会全体委员都参加，分成两组；将这些核心人物分到两个组作为骨干。但人太多不方便。后来碰头会就只召集那些已经在市里其他部门担任领导的委员，如王秀珍、金祖敏，以及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张宝林、马振龙、王腓利等。此外，总部若有事要商量，也将这些在外面担任领导的老头头召回开会讨论。工总司的重要事宜包括五次工代会的筹备，都先在这些人中商量。²³⁹⁹参加学习的一度还有王日初，他不是市总工会常委，但最初也被邀参加每周的常委碰头会，因为他那时是警备区派驻工总司的军代表，后来担任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之一。常委中的杨富珍基本不参加学习会，她虽然曾宣布造反，但始终和造反派合不来。一开始叶昌明也通知她，她几次都不去，以后叶昌明也就不通知她了；但如果是工作研究会，她有时也参加。不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会还没有形成固定制度，时有时无，断断续续。

1973年五次工代会组建市总工会常委会和委员会时，叶昌明曾经请示：对那些已经几年不在工会工作的老委员，是否还要放进常委中？王洪文通过王秀珍转达，尽可能都放进去常委会可以大一些。王洪文要求，让那些已经担任市里其他职务的工人造反派都兼任市总工会领导成员。王洪文自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都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中共十大召开以后，王洪文又要求将其他原来是工人，文革中担任了中央委员或市级领导职务的工人造反派也纳入市总工会常委会。

从五届工代会始，市总工会建立了常委学习制度。每周一上午8点半到11点半，常委集体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六本马列著作，这是「雷打不动」的固定制度，每周半天。²⁴⁰⁰1973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王秀珍又要工人新干部陈佩珍、冯品德和张国权也参加市总工会常委学习碰头会。他们不是市总工会常委或委员，但都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说是学习会；内容也不只是学习，还有「凑凑情况」，「商量一些事情」，例如批林批孔中工会打头阵，「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等。²⁴⁰¹

就这样，王洪文以担任党政负责职务的工人新干部兼任工会负责人的措施，以及市总工会常委学习会的制度，加强文革工人新干部对工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那些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新干部，又为市总工会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和资源，尤其扩张了工会的影响力。下面的工会的人事安排也是这样。市总工会在组建区、县、局工会领导班子时，一般尽量安排已经担任党委或革委会正副领导或常委的新干部，兼职工会主任。例如纺织工业管理局的唐文兰、轻工业管理局的马振龙、徐汇区的苏桂珍、静安区的钱永年等等，当年都是工总司下面的联络站负责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恢复后，都担任了所在局或区党委的副书记，后来也都被安排担任所在区或局的工会主任。于是，各级工会的大多数正职主任，都由担任了党政领导的新干部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主管。此外，对其他已经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市总工会也要求尽量让他们兼工会职务。市总工会并要求各级工会也建立这样的碰头会制度，那些有工会职务的工人党政负责干部，必须回工会参加组织活动。对于那些没有工会职务、却在区、县、局等领导部门工作的其他新干部，市总工会要求区、县、局工会多加以关心，经常对他们进行考察、了解。²⁴⁰²

虽然，工会主要负责人由同级党委负责人兼任的制度，文革前就一直沿袭。但文革前党的干部兼任工会主要负责人，是为了加强党对工会的控制和领导；而文革中工会干部由担任各级党政领导的新干部兼任的做法，使得工会获得党政资源和支持。

市总工会还要求区、县、局工会，关心和团结派驻的工宣队负责人和工代表，也邀请他们参加区工会的学习碰头会或其他活动。1972年8月5日，王秀珍多次召集各工宣队负责人在市总工会开会。王秀珍在会上说：「总工会要关心工宣队工作，并要把他们当作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总工会应该有这个责任关心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接着市总工会向王秀珍打报告，说：「工宣队不能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来使用。工宣队的工作最好要明确由谁来抓」;提出：「到会同志一致要求总工会今后对这一批工人干部关心教育。」王秀珍看了报告后，批转金祖敏。于是市总工会组织组设立了四人工作小组，由市总工会组织组组长兼职负责，对工宣队状况进行调查。叶昌明要市总工会所办的工人政校和干部读书班，每期吸收工宣队营、团级以上干部参加。市总工会建立了工宣队干部名册，作为准备轮训的对象，到文革结束时共轮训二百多人。叶昌明还布置办公室向工宣队各连队增发市总工会编印的内部刊物《情况交流》，以及市总工会的其他材料，每次都分发一千多份。²⁴⁰³王洪文对上海的工宣队更是关心。1972年至1973年上半年，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回上海，多次向王秀珍关照一定要抓好工宣队：

工宣队进驻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当主要领导，不当办事员……这是支战斗部队，在上层建筑都担任领导工作，要关心他们。工宣队是培养干部的很好途径，我们培养信干部，一个是从工厂选拔，另一个是工宣队，因为他们已在上层建筑锻炼几年了工宣队是工人队伍派出来的，市总工会应该管起来，工会开什么会议请他们参加，我们有什么精神他们回去就传达了……这支队伍太重要了，掌管了上层建筑的领导权。我们要靠这些干部支持我们，你一定要管好。²⁴⁰⁴

虽然，上海的工宣队，主管单位是市革会，工宣队的工作会议都由市革会召集，市总工会从不插手工宣队的具体工作，所作的只是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训工作。但市总工会始终将工宣队看作自己阶级的队伍，倾注了大量关心。工宣队成员都是工人，工宣队员尤其是工宣队的领导，也对市总工会有着阶级认同。市总工会对工宣队的关切，事实上使工宣队成为工会的又一支重要政治资源。

此外，市总工会还通过办「学习班」的方式，培养工人新干部对市总工会的认同感。王秀珍对此文革后回忆说：

凡是送往各区、县、局担任领导工作的新干部，很多人都参加过市总工会办的学习班，或者在市总工会工作一段时间，经过考察了解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为了扩大市总工会这个山头，我提出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新干部，都吸收列席市总工会常委，王洪文同意就这样做了。²⁴⁰⁵

靠着以上这许多政治资源，上海市总工会成为上海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²⁴⁰⁶由于绝大多数区、县、局工会主任，同时都是区、县、局党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因此工会的事只要他们点了头，就是党委点了头；向他们汇报，就是向党委汇报。²⁴⁰⁷在申报和审批手续上非常便捷和容易沟通，而且从组织手续上也顺理成章。

「工会领导权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比起文革前的工会，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虽然，区、县、局工会的常委和正副主任，仍然必须像文革前那样，首先报市委组织部同意，然后工会才能进行选举；但是，由于王洪文、王秀珍都是市委副书记，金祖敏是市委和市革会组织组的「第一把手」;与市总工会关系密切的王日初是组织组「第二把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同意就是市委同意了。在这方面，上海市总工会有着其他省市没有的优势：市委主要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市委支持市总工会的工作，市总工会也坚决服从市委领导。在区、县、局工会干部的选派标准方面，市委和市总工会基本是一致的。

上海市总工会规定，局、区、县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²⁴⁰⁸下面的工会也是这样，担任了党政领导职务的工人新干部兼任工会职务的状况，使得各级工会对工会干部的安排更自主，因工会可以通过这些「自己人」贯彻自己的意向。因此，比起文革前，文革中的市总工会对工会干部的选拔和任命，有着大得多的空间，这种情况是1949年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在审批下面工会领导班子时，市总工会以造反派是否占优势作为衡量标准，强调「工会要完全由新干部掌权，工会领导权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还规定：各级工会的第一负责人只能由「新干部」组成；工会的普通工作班子中可以有文革前的工会干部，但他们只能帮助做些具体工作，不能进工会的领导班子。上棉二十一厂让一个文革前的厂工会委员担任厂工会负责人；被指责「复旧」，要撤换这个干部。在审批各级工会的领导班子时，是否造反派占优势和占主要领导位置，是衡量这个工会班子好坏的标准。1973年五次市工代会之后，王秀珍提出，各级工会中「老的不要放，有二个当当代表就可以了」，各级工会负责人中，只要象征性地放一个文革前的工会干部就行了，但不能当一把手，一把手一定要新干部；那些原工会干部所起的作用，只是「当当参谋，出出主意」。而且如果主持工作的造反派新干部被调职，市总工会一定要再调一个造反派新干部去接替，不能让文革前的工会干部接替。²⁴⁰⁹是否认同文化大革命，是市总工会挑选工人新干部的首要标准。造反派尤其是「老造反」，在同等条件下一般都会是首先被考虑的对象。在选拔干部时，市总工会——

把是否造反派、老造反，有否造反精神和斗争性，以及是否大胆泼辣、敢讲话、敢提意见等表现，都作为取舍的标淮。特别是把这些人员是否对张春桥、王洪文等有感情，能否紧跟我们作为最重要的条件；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否参与「炮打」事件，是否「支联」的，是否反过工总司，都作为考察的重要依据。²⁴¹⁰

是否在工总司以及后来的市总工会工作过，是市总工会考察培养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叶昌明曾感叹：「在总工会工作过的新干部出去后，就是和那些直接选上来工作的新干部在感情和看法上不一样的。」²⁴¹¹金祖敏就是这样，他1967年6月从所工作的上海电机厂调往工总司总部不久，被王少庸调去市革会工业组工作，但工总司总部有人提出，新干部被提拔之前，必须要在工总司工作过，然后作为工总司的造反派代表，派出去参加三结合，一定要金祖敏回工总司工作一段时间，金祖敏于是又去了工总司工业组一段时间。²⁴¹²

文革期间的上海，各级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的正副主任，基本上都是工人新干部。经过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老造反中不少人被整肃，原来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头头因各种原因大部被淘汰，到1970年，区、县、局一级的工代会的负责人基本换了一批人，不再是运动初期的老头头。但是，新上去的工会负责人运动初期也大都是造反派，至少是文革的认同者。那些原来的赤卫队员，尤其是赤卫队的各级负责人，不可能进入文革中的工会，除非像杨富珍那样有影响并曾「反戈一击」。就这样，文革中的上海各级工会，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地和凝聚中心，也是工人造反派走向其他各级领导位置的出发地。

市总工会视工会为工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据王秀珍说：

王洪文提出：工会要监督各级单位组织，基层工会的工作由市总工会来管，各级党委放手让工会干就是了；区、县、局开工代会，一定要经过工总司总部批准，不准同级党组织过问，不许工会向党组织汇报工作。²⁴¹³

王秀珍这里所说的「不许工会向党组织汇报工作」，主要指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市总工会向下布置开展运动时，要求各级工会不要向党委汇报会议内容。

叶昌明在守住工会领地方面做得很成功。例如普陀区工代会(之前是联络站)，在四届工代会后，一直由区革委会主任杨富珍兼任负责人，她尽管在1967年初曾表态支持造反派，但实际上和造反派始终格格不入，也很少参加市总工会的活动，王秀珍和叶昌明等始终觉得杨富珍「不是自己人」，想调换她。但因为杨是张春桥亲自点名安排为四届工代会委员的，不便撤换。直到1973年4月，上海市五次工代会召开之后，各区接着召开区工代会，市总工会趁普陀区召开工代会之际，以杨富珍担任区革委会负责人工作太忙为由，不让杨富珍再兼区工会工作，另派人将杨替换下来。²⁴¹⁴如果杨富珍是造反派新干部，即使她不是工会干部，市总工会也一定会让她兼职工会干部。还有静安区，主持静安区工代会的两人原来是市工代会派去的。但后来觉得他们「被区委拉过去了，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了」;也是趁区五届工代会召开之际，改换了市总工会信得过的人。静安区委原来打算让这两人连任区工会负责人，但市总工会坚持换人，区委只得听从。²⁴¹⁵

而对于曾经为工总司起过作用的老造反，市总工会不会忘了他们。例如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工人秦爱芝，当年对解散工三司起了关键作用，后来被安排在徐汇区工会，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在斗争中培养和使用新干部」

不但在工会，工人造反派还希望有更多成员能够进入党政机构。

1967年革委会建立阶段，一些区和局，两派或几派各不相让，联合不起来，工总司便派调查组进驻，促成联合。联合后，一些调查组的负责人被留下，担任工总司在这个局(或区)的联络站负责人，以后再结合进局(或区)的革委会任负责人。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就是这样，先是作为工总司派驻轻工业局的调查组组长，促成轻工业系统的造反派大联合，以后留下，任轻工业局联络站负责人，不久被结合进轻工业局革委会任副主任，入党后又担任局党委副书记。根据工总司1970年统计，工总司在上海21个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公用事业的管理局(包括市直属单位)的联络站，加上工总司在上海十个区的联络站，共有局和区一级的联络站造反队委(包括常委)393人，其中137人被结合进所在局或区的革委会，为34.8%;104人进入所在局或区的组室，占26.5%。²⁴¹⁶而纺织局所属13个公司，工总司在这些公司联络站的队委和常委，被结合进所在公司革委会人数的比例还要高，为53%。²⁴¹⁷

市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据王秀珍回忆，王洪文经常强调：工会有责任培养、输送干部。王洪文规定：「任命市革会组、办，区、县、局的党员干部，都要征求市总工会同意或推荐干部。」²⁴¹⁸1974年，市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所以，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向王秀珍讨论区、县、局干部的调配增补事宜时，王秀珍会让他去听听市总工会叶昌明等人的意见。²⁴¹⁹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新干部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

如何培养和输送新干部？1972年上海市工代会的一篇文稿中提出：

怎样在斗争中培养、使用新干部？其具体做法大致有：(1)配备一正多副，让刚提拔起来的新干部在一定的领导岗位进行锻炼；(2)组织新干部轮番参加工宣队、调查组，让他们到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学会斗争的本领；(3)把各级工代会作为培养、锻炼新干部的场所，有计划地把新干部送到各级工代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考察后，再安排到其他部门中去。²⁴²⁰

先担任工会干部，成为「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然后再以工人新干部的身份，去担任党政干部。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担任掌政干部的路径模式之一。各级掌委或革委会工作班子尤其是领导班子中，必须有「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参加，是当时中央决策层所要求的对文革态度的标尺。所以当市总工会提出哪个党委或革委会没有新干部，一般都会被重视。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工人新干部，会向这些区或局的工会派出干部。而担任了市委副书记的王秀珍，通过市委组织组的金祖敏和王日初，将工会任职的工人新干部安排进各区、县、局党委或革委会。有时候市总工会甚至会事先和市委组织组商量好，这些去工会工作的新干部，将来担任党委或革委会的什么职务。例如1974年，市总工会向静安区工会派出钱永年任区工会主任。派出前，市总工会已经与市委组织组说好，钱去后将任副书记。后来，钱去静安区工会不久，就担任了中共静安区委副书记。下面各级工会也以「体现文化革命成果」为由，要求革委会和党委，在领导班子中增加工人新干部的名额。

而在各区，由于上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工厂都属相关工业局领导，区里都是些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基本没有被认为的产业工人。有区委向市总工会打报告，要求支持些产业工人去担任干部。自1968年至1975年底，上海市总工会共向上海的十个区输送工人新干部45人。²⁴²¹例如中共卢湾区委，在1974年7月12日，以书面形式向市总工会提出申请干部的报告：「我区革委会组织组……等组室亟须充实工人」;要求市总工会「能否从市属工交系统产业工人中选调六七名优秀干部以充实加强区革委会有关组室的核心」。7月15日叶昌明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想法搞几个人去」。之后，从市总工会机关调了3名工人新干部，派去卢湾区，也是先去区工会工作，再由区委和区革委会调去别的部门。

就这样，许多工人造反派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新干部的名义，被调往党政机构。从1968年至1976年6月止，上海市总工会(包括之前的工代会)系统的干部，有168人被调往全市各单位：其中，到市革会各组办的33人，到各区、局的93人，到各公司基层的4人，到市总工会直属单位的38人。「他们所任的干部级别是：任区、局革委会负责人以上的42人；任区、局组室负责人的96人；任一般干部的30人。」²⁴²²

于是在上海，工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中的比例，与全国各地相比是相当高的。1970年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06名委员中，工人代表33名；30名市革会常委中，工人8名；15名主任副主任中，工人3名。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2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²⁴²³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了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这些工人新干部大多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此外，中央各部门也向上海要干部。王秀珍曾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中央各部要干部，要上海送副部长。现在是中央要干部，市里也要干部，但各级班子中老的多，青的少。今后区委书记区委副书记，我看就在工宣队中选，使我党后继有人」。²⁴²⁴王秀珍所说确有其事。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机构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工人阶级和文革的态度。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曾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²⁴²⁵

「工会要抓大事」

1949年后，共产党执政初期，工会工作的内容较多，包括参与立法、参与劳动工资和福利政策的制定等等。后来随着对全国总工会领导李立三及赖若愚的相继批判，工会工作内容收缩。²⁴²⁶不过，虽然工会工作越来越缺乏独立性，但文革前的工会还是尽量在给予的空间，努力为职工办些实事。1966年文革开展后，各级工会停止活动。197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提出工会工作的任务²⁴²⁷。这些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培训、「抓革命促生产」、输送工人干部、生活福利、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其实也就是文革前工会工作的传统内容。但实际上，这些工作没有恢复。这一方面是由于全国总工会没有恢复活动，中央在这个批文后，对工会工作就再也没有具体布置；另一方面也是王洪文对工会工作的理解。在中央这个批示下来后不久，王洪文曾经对王秀珍等说过：

你们不要以为中央规定这七项任务，你们就照本搬。市总工会要抓大事，抓阶级斗争，抓学习，其他事不要去管。生产不要抓，群众生活不要抓，什么劳动竞赛、安全生产等都不要抓，要抓这些就走上旧工会「三会一团」的老路(笔者注：「三会一团」即：全民工会、福利工会、生产工会；(一团」即工团主义)我们工总司从建立起，就是抓大事的，抓住与走资派斗争不放的，这就是大事。²⁴²⁸

文革前夕，上海市总工会所设工作机构，除了办公室、组织部等针对工会本身业务的部门，针对基层职工工作的部门有：宣传部、教育部、体育部、生产部、女工部、生活部。文革中，工会被批判为「三会一团」：即福利工会、生产工会、全民工会以及工团主义，这些部门工作全部停顿。1967年底工代会成立后，直至五届工代会的市总工会，机关设置只有两组一室：组织组、宣教组和办公室。组织组是对工会系统本身的，负责各级工会的干部人员的审批和培训；办公室是对内的，处理市总工会机关内部事务。于是只有政宣组是对职工的，「抓阶级斗争，抓工人的思想和路线教育」，这就是文革中市总工会的全部工作内容，也即王洪文所说的「大事」。但是这个工作内容很空泛，作为市总工会，可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工人学习这篇社论，领会那个讲话；但作为基层工会，这样的工作内容几乎是空泛的。因为在工厂，厂革委会设有政宣组，也是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的，工会的工作和革委会政治宣传部门的「思想教育」工作完全重合。基层工会干部觉得无具体工作可干，要求市总工会布置符合工会特点的群众工作。

而在市总工会，工总司和工代会时期，一直是来什么运动就向下布置什么内容，没有常规的日常工作。负责工会、青年团和妇联工作的市委书记王秀珍，对工会工作完全没有概念，甚至连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内容也全然不知。只知道运动来了就召集工、青、妇开会，要求工、青、妇发动群众投入运动。工会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日常工作，总是跟着政治运动转。不要说工会最核心的为工人说话谋利，就连工会福利和对劳动保护的监督工作，也都没有开展。反正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福利享受方面没有任何差别；而劳动保护和女工保护，都由行政负责，工会根本不过问。此外，文革前工会的另一经常性工作是职工困难补助，帮助调查了解经济困难的职工家庭生活状况，以根据困难的不同发给不同的经济补助；文革中全部改由行政操作。工会完全成为政治运动部门。市妇联的工作也是这样，连妇女保护等最传统的内容都没有。

就这样，由群众组织工总司演变而来的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连文革前官办的上海市总工会都不如，更加没有群众工作意识，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

会费、会籍和工会财产

文革前，要加入工会，必须本人填写表格申请，获批准后，领取工会会员证，同时每月必须缴纳工会会费，从每月工资中扣除。在福利待遇上，工会会员也与非工会会员有着差别。²⁴²⁹而文革中，只要进入有工会建制的单位工作，就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不必申请，也不必缴纳会费。上海的工会会费是1967年初停止收取的。1967年2月1日，工总司与原上海市总工会、市总工会所属企事业、以及工会各区办事处、各产业工会的造反组织，发出《联合通告》，宣布上海市总工会和各区办事处、各产业工会，停止对各级工会的领导，即日起暂停发展会员和收取工会会费，积存工会经费一律冻结。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11月，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工会会员没有被收取过工会会费。

加入工会，没有了以往所必须的一套程序，只要进了工厂，就自动成为工会会员，没有了申请手续，甚至连每月一次的工会会费都不必缴纳。原有的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待遇区别也全部取消。至于工会会员证，文革中更是从未颁发过，各级工会甚至从未对自己所属会员进行过登记造册。中共中央1973年4月11日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批示上写着：「除混入工人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外，工人群众中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凡是要求参加工会的，应当让他们参加」。说是「要求参加工会的」，实际是不必要求，只要是在编制中的职工，就一定成为工会会员。1971年，上海市劳动局又颁发文件，取消了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社会保障和家属福利待遇上的差别。这些程序和待遇差别，本来蕴含着对工会会员身份及其权利和义务的不断提醒和强调。于是，除了政治符号意义外，文革中的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没有了区别。文革初期批判工会是「全民工会」，其实文革前对工会会员的资格还是有严格设定。工会真正成为「全民工会」，始于文革。工会会员身份的模糊也和全国总工会迟迟没有恢复工会工作和活动有关，虽然上海的金祖敏1975年后被正式调去北京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工作，但直到文革结束，全国总工会一直没有恢复活动。在中国这样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下，如何收取会费等，都是由中央一级的机构制定规则和标准的，地方无权自行决定。

还有工会经费。文革前工会经费按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由政府划给市总工会。1968年10月，原上海市总工会机构被撤销时，全部结余经费及暂收款共5574.71万元，悉数上缴上海市财政局。²⁴³⁰从此，这笔款项再也没有归还。无论是后来在文革中成立的工代会和工会，还是文革后恢复的工会。没有了工会经费，文革中的市总工会机关，包括之前的工总司、工代会，日常开销例如办公大楼的房租、水电等，只能由政府财政拨款；需要活动经费时，向市革会和市委打报告，获批准后，也由财政部门下拨。至于市总工会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文革前由工会经费支付，文革中都由工作人员的原单位发给。文革中所有被提拔到机关工作的新干部，他们的身份转换没有全部完成，因为人事和工资关系都仍在原工作单位，长期「借调」，包括市总工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只有十几个机关的勤杂人员例如司机、门房、电话接线员、打字员、炊事员等，工资是由政府财政拨款付给的。

文革前工会系统有许多产业，例如市工人文化宫和各区工人俱乐部。²⁴³¹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召开后，工总司的一些区联络站曾经有接管所在区工人俱乐部或工人体育场的打算，被总部制止。文革中，除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外，上海市总工会所属产业都被划了出去；各区、县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体育场也被划出去。所谓「划出去」，实际就是白送给所在地方政府。王洪文对这些原工会财产的态度是「不管」：

对于工会的俱乐部、疗养院等，我们都不管。这里面人员很复杂，接管后很可能背包袱。我们现在主要是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教育。如果(开会办公)没地方，可以去借。现在不是管的时候等以后市里研究，将来再说吧。²⁴³²

但是主管工会常务工作的叶昌明，感到工会不能老是跟着政治运动转，还是要开展些实事。而要开展工会原来的实事，就必须依托和利用这些原来属于工会的事业和产业。他始终想将那些原属工会的产业要回来。1969年以后，在叶昌明一再交涉下，工总司和之后的市总工会，先后要回了大部分产业，其中包括各区工人文化宫，以及工人业余大学和工人政治学校。这些工会资产的回归，是文革后期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内容，向文革前的工会工作内容逐步恢复的重要依托。

恢复工会传统活动

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开办的第一个事业单位是工人政治学校。文革前，上海市总工会有着培训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人干部学校，文革中被撤销。叶昌明觉得一些「老头头」受教育程度低，素质差，一些人犯错误被淘汰；他想到办工人政治学校，对工人造反派的老头头进行政治培训和教育。1967年7月25日，工总司给市革会打报告，要求办工人政校。市革会批覆同意。负责人最初是市革会组织组委派的原华东局老干部迟鹏，工总司也派出原上钢五厂技术员倪叔英等担任负责人。后来几经调整，到文革结束时负责人是文革前市总工会的干部史桂昌。

1969年8月26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正式开学。开学大会很隆重，张春桥和王洪文到会并讲话。市革会其他领导成员、驻沪三军负责人也参加大会。参加工人政治学校第一期学习的学员共674人。其中第五连学员，即是128名「工代表」中的102人；此外，还有45名工宣队员，40名市和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以及工总司各区局联络站的成员和基层单位革委会担任委员的工人。²⁴³³以后，工人政校前后共办轮训班18期，学员1.0290万人；理论训练班五期，学员198人；短期训练班七期，学员2250多人²⁴³⁴;还有一期为时一年的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工人政校所安排的学习内容根据形势和政治运动而定，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以及文化大革命形势，等等。

工人政校是培养和发现造反派新干部的基地。市总工会曾直接将看中的对象送到工人政校，专门组织「苗子班」学习。叶昌明还曾经规定：工人政校要加强对学员的考察，每学期结束后，学校要填报一批可以作为培养对象的学员名单，报送市总工会组织组。²⁴³⁵

市总工会开办的另一个学校是上海业余工业大学。这座学校创建于1960年。1963年学校教学业务划归市委教育卫生工作管理，人事和组织关系直属市委领导；文革前夕，改为半工半读工业大学，又划归市总工会管理，但随即而来的文革中办了移交。1972年初左右，市革会文教组向市总工会表示可以归还。叶昌明文革前业余时间一直上夜校，对夜校向职工传授知识的教育功能印象很深，马上派人去接收。教职员工都是原来的，校领导由总工会委派，最初是原来的老干部江征帆。接着，又建立了黄浦区分校以及虹口区分校，还打算陆续在其他区开分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市总工会曾派岑麒麟去工大领导小组「放火烧荒」，批判学校教师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结果逼得一位中层干部要自杀，差点出人命。只好又将岑调离。

叶昌明还曾经打算在市总工会设立生产组，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交流活动，这也是文革前工会的传统工作内容，但被王洪文否决了。王洪文认为技术交流是生产业务，说工会成立生产部门，那还要市革会的工交组干什么？那时正是五次工代会后，市科技协会派人联系，打算将所属工人技术交流站还给市总工会。王洪文不同意市总工会抓生产，收回之事作罢。

叶昌明原来还有恢复工会的疗养事业的打算，后因文革结束而未果。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也是文革中恢复较早的工会事业单位。经过一年多的大修，1972年5月，关闭了六年多的文化宫重新开放，开放的第一二天，就有六千多人次前往参加了各种活动。接着，「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和「西宫」——沪西工人文化宫，以及各区、县的工人俱乐部也都相继开放。有人建议：毛泽东那个著名的关于文化部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批评，使「俱乐部」给人不好的印象，而且「俱乐部」好像是纯粹玩乐的，还是叫「文化宫」好。就这样，各区工人俱乐部开放后，统一更名为区或县工人文化宫。²⁴³⁶

开放后的市工人文化宫，在市里一些文艺专业单位的协助下，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班：舞蹈、歌唱、民乐、管弦乐、作曲指挥、沪剧、话剧、京剧、样板戏、曲艺、小分队化妆、朗诵、诗歌、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绘画、书法、摄影，等等。而且每年组织几次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对那些被认为精彩的节目，还专门组织专场演出，或作为保留节目在文化宫演出。群众文艺文革前就是市工人文化宫的强项，现在重又活跃，为积累多年的民间兴趣爱好提供学习和表演的平台。不少人文革结束后成为文化界知名人士。例如日后成为剧作家的宗福先，画家郑辛遥、王劫音，作家沈善增、曲艺演员孙明等。此外，文化宫的体育组负责基层工厂的群众体育活动，组织各类球模拟赛活动。后来还成立了两个专业球队：上海工人足球队和上海工人篮球队。1976年又成立上海市工人乒乓队，已经开始进行集训，不过未及举行比赛，文革就结束了。

市总工会成天搞政治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底层工人根本不感兴趣；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恢复活动后，才真正为文革中的上海职工提供了学习和娱乐场所，受到职工们的欢迎。但文化宫毕竟身处文革，许多活动脱离不了文革政治。不说各种培训班作品反映的都是歌颂文革的内容，那些大型展览，例如《一月革命展览》、《批林批孔展览》、《反击右倾翻案风展览》等，也都是配合时事之举。

还有大型群众歌咏大会，是文化宫在文革中组织的影响最大的系列活动，由市委写作组出主题，由市文化局群众文艺小组和市工人文化宫为主，共同举办。从1974年1月12日到1976年5月23日，先后举办18场，全部都是配合形势或歌颂文革。后来成为文革象征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首先在群众歌咏大会上唱出的，作词者是文化宫诗歌班的学员。这首歌在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专场」首次演唱，以后成为歌颂文革的必唱曲目，还被收进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作者署名「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²⁴³⁷

工人理论队伍

「工人学理论小组」是文革前的产物，比较著名的是成立于1958年3月的上海求新造船厂的铜工弯管小组的「工人学哲学小组」。在报刊媒体的推动下，1959年全市工人学哲学小组遍及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系统，参加这类小组的职工人数近二万。文革中，随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升温，几乎每个工厂、车间都建立了学毛著小组，参加者各年龄段的工人都有，以青年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主体，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文章。这些小组一般属厂部或车间革委会的「政宣组」管辖，基本都是业余时间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工厂车间，组织「工人大批判小组」。这些都是后来工人理论小组的雏形。

1972年，上海沪东造船厂阀件车间小车四组的工人，被组织通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市革会工交组在内刊《工交情况》报道了这一活动。张春桥看后，于1972年5月20日批示：「资产阶级教授读不懂，工人读得懂。要这个小组坚持下去。」于是市委写作组在11月举办了有三十多个青年工人参加的《资本论》学习班。²⁴³⁸1973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再提倡「学理论」，「不要上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提倡「读马列的书」。之后，许多工厂的工会也纷纷组织工人成立理论小组。这些理论小组，有的就是原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也有新成立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学习毛泽东当时提倡读的那些马列著作。随着批林批孔及评《水浒》运动兴起，又开展「评法批儒」，即评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思想流派，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到1974年，各种工人理论小组越建越多。

上海市总工会真正试图将工人理论队伍打造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始于1974年，当时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之际。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全市性的工人理论队伍网络，二是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1974年7月，上海市总工会在《关于培养工人理论队伍意见》中提出：要在从市到局、公司、基层、车间，逐级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论队伍，争取在一二年内在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中发展到一二万人。²⁴³⁹叶昌明还提出：

要从市到各级建立工人理论队伍网。市总工会要经常联系一定数量的理论队伍。各区、县、局也要考虑建立理论队伍网，通过这支骨干力量，把周围的理论队伍带起来。理论队伍要分科研究，要占领上层建筑，哲学、历史等阵地，各方面都要有我们的专家。²⁴⁴⁰

要从市到基层建立一支网，建立一种组织形式，一层一层抓下去，从组织上得到保证。

要想办法抓网，要有形的网，不要无形的网。

可以建立组长厂，10个厂一个组。自己活动，要定期交任务。²⁴⁴¹

按照叶昌明的「抓网」要求，由上海市总工会宣教组首先抓「重点理论队伍」，要求每个行业公司，都要建立一个重点理论队伍；并要求下面的工会将本系统中「拔尖」的基层理论队伍上报。再根据这些被上报的「理论队伍」，挑选确定了55个单位的理论队伍，作为直接联系的重点对象。其中有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沪东造船厂、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上海铁路分局机车保养段、上海钟表组件厂、上海照相机三厂等工厂的工人理论组。市总工会宣教组经常去这些单位的工会，了解理论小组活动的情况，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理论讨论会」或「批判交流会」，交流活动经验，业经常给这些理论小组寄发「学习数据」。1974年8月8日，江青也曾派人向上钢五厂送批林批孔材料，以示关心和支持。以后，市总工会又进一步提出每个行业公司也都要有一个「重点理论队伍」，于是各区、局工会又上报了一批理论队伍共261个，连同前面上报的55个，全市共271个「重点理论队伍」。²⁴⁴²

按照叶昌明的「理论队伍要分科研究」的要求，市总工会宣教组又布置建立分科研究小组。一般有：哲学组、历史组、政治经济学组、文艺评论组、国际问题研究组，有些单位还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组，甚至还有法律研究组、戏曲研究组和体育史研究组。²⁴⁴³到1975年底和1976年初，全市工人理论队伍形成了网络：

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共有理论队伍成员970人，占全公司6000名职工的15%以上，其中党团员占57.5%。

纺织系统：3300多个工人理论小组中，哲学组56个，政治经济学组112个，历史组87个，文学评论组37个，法律组7个，国际问题研究组25个。²⁴⁴⁴

又据上海市总工会宣教组1976年3月的统计：「工交、财贸、农场的工人理论队伍共有2.044万个小组，30.3563万人，占全市职工数的10%，其中理论队伍分科研究小组有1968个，2.3637万人。」²⁴⁴⁵除了建立一支全市性的工人理论队伍网络，上海市总工会还十分注意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举办各类「理论学习班」或「理论短训班」。市总工会曾经特地让工人政校举办了一期为时一年的工人理论骨干培训班，工人政校别的班都是三个月一期，只有这个班学时一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彪联系孔孟之道，报上登出《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文件上也摘录了许多孔孟语录供大批判。但是，这些文言文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文字，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厂干部根本看不懂，更无法向群众传达。许多工厂便让文革中分配进厂的新工人参加宣讲。他们中不少文革前的初高中生，古文底子比较好，能够读懂和解释文言文。上钢五厂便是这样做的，让青年工人对中央文件中的文言文一个字一个词地解释。市革会马上抓住了这样的典型。不久，由《解放日报》记者出面，组织该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林耀华²⁴⁴⁶等青年工人，以「工人语言」写出《<论语>选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整整一版。《人民日报》也转载。上钢五厂被树为「工人理论队伍」样板，七十三万人被组织去该厂学习。²⁴⁴⁷林耀华1975年作为「上海工人理论队伍」的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上主席团成员。

而实际上，工人理论队伍虽然名为研究理论，却没有丝毫形而上的理论色彩。说是学理论或研究理论，其实只是重复或抄袭报纸上的文字。对于来自外国的马列著作，多数成员连读都读不通。即使是中国的儒、法著作，由于是文言文，加上复杂的历史背景，一般工人也很难读懂。那些工人理论小组写的文章，都只是简单地将古代的孔子、孟子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再抄一段刘少奇或林彪的话互相对照，然后批判一下，就算是一篇论文。这样的文章，却被出版社竞相出版。仅以上钢五厂和沪东造船厂为例，文革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这两个工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出版了近十本书：上钢五厂的《儒法斗争史讲座》、《儒法对立的自然观》、《<论语>选批》、《谈谈资产阶级法权》、《炼钢炉前的政治经济学》，沪东造船厂的《两种社会两种工资》、²⁴⁴⁸《船台上的政治经济学》、《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棋——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些书，有些还被外地的出版社再版，例如《<论语>选批》。

如果仔细分析工人理论队伍的构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成员，不是文革前进厂的工人，而大多是文革中被分配进厂的「老三届」中学生，也即当年的红卫兵。许多人在理论学习的旗号下，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如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一个车间理论小组的青年工人，在1974年期间办了份油印的杂志，内容有工人自己写的小说、诗歌，甚至还有对西方文艺名著的评论。有一篇文章是评论德莱赛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的。这本在当时被批为「资产阶级黄色小说」的美国名著，却被这本油印刊物高度评价。²⁴⁴⁹这类工人理论小组实际上已办成了兴趣小组。还有的青年工人，在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声色俱茂，表情生动，简直像说书，这是利用宣讲之际，实现对表演艺术的追求。因此，不少工人理论队伍的活动，实际是年青一代对知识及个人兴趣的追求。许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大学。对此，叶昌明说：

我提出要把理论队伍和老造反结合起来，弥补理论队伍缺乏文化大革命斗争实践和在现实斗争中的斗争性不强的问题。²⁴⁵⁰

叶昌明的所谓「理论队伍缺乏文化大革命斗争实践」，指的就是参加者大部分是文革中进厂的学生，而不是工人造反派。「在现实斗争中的斗争性不强」，应该就是指许多理论兴趣较多在理论和历史，而不是当前政治。

除了市总工会，上海市委写作组也将培养工人理论队伍作为工作内容之一，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要求。1974年1月，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全体成员时指示：「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理论队伍。」他要求写作组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扩大队伍。于是市委写作组又先后举办十期工人理论学习班，人员大多数都是从工厂的工人理论小组中挑选。²⁴⁵¹在这方面，写作组的优势显然要比市总工会强得多。不说写作组核心成员都是受过系统教育或从事业务多年的专业人员，就是在发表平台方面，写作组有自己的刊物，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同类领域中全国唯一的刊物，例如《学习与批判》;上海仅有的两张报纸：《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是写作组的势力范围。

市总工会与写作组有过合作。1974年，市总工会曾与写作组合作编写《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市总工会抽调了上钢五厂的林耀华作为负责人，写作组则从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²⁴⁵²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教授。但书出版后，只署市总工会的名。朱永嘉等很不愉快，反映到张春桥处，张春桥批示：只要有了成果，出版社用哪家的名都可以；还批评说，这么点屁大的事情也值得大惊小怪。这场纠纷才没闹大。²⁴⁵³

小结

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是文革初期的群众组织在全国的唯一留存，也是造反派最后的独立领地。这样的工会，与文革前的工会以及与文革初期的群众组织有何异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题目。

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政治强势体系，而且通过工会影响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党的权力日益集中。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有着比文革前大得多的话语权。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与文革前工会的不同，还体现在干部的组成。文革前的工会干部主要由三方面组成：老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从事工厂运动的干部；劳模先进人物；工厂工人，当然一定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党的依靠对象」。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的干部，基本由造反派组成；虽然也有少数文革前的工会干部，但那只是为了体现「干部政策」，只是点缀，所以他们最多只能担任副职。所有工会系统的干部，正职基本都是造反派。这并不违背1949年一以贯之的「提拔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干部标准，这不违背干部政策，因为这些造反派就是文革这次政治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但是，由于文革只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次，而将工会系统全部只由文革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就显得非常狭隘。这样的狭隘，正是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被认为「派性十足」的缘由。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不在经济层面，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要求，具有民主成份。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且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因为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而仍然依附于党。只是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而在事实上，文革中上海工会与广大职工关系不大。市总工会最在意的，是文革新干部在各级党政位置的数目，而不是维护职工权益。王洪文一再强调工会要抓大事。王洪文的这个大事，就是巩固文革秩序，警惕反文革势力。这使工会陷入政治派别的纷争，脱离为工人说话办实事的天职。这样的工会，地位再高，也失去了工会的本质，甚至比文革前的工会更脱离职工。

与上层工会领导人极强的领地意识对比，文革中底层工人的工会意识却普遍下降。没有了加入工会的申请手续，取消了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待遇差别，造成工人们工会意识的淡泊。加上工会只抓「大事」，连文革前的传统活动内容都停止，工会基本功能萎缩。于是，一方面是上层工会人物对工会独立地位的强硬维护，另一方面却是普通工会会员对工会的日益疏离。直到文革后期，叶昌明等意识到这种脱离底层工人的趋向，决心以替工人办实事的行动，回归群众组织的职能，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回归，也只是回归到文革前的工会套路，仍没有回归到工会工作的本质。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被允许，也没有任何路径。

上海工人造反派将工会看作自己的领地，看作是最能保持文革胜利成果的领域，高度警惕党政对工会的渗透。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比较集中在工会系统而没有进入党政系统时，他们的措施似乎带来了工会独立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独立却又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所针对的，不是党政对工会工作的干预，而是反文革势力对工会的渗入，是在政治斗争层面对自己派别的保护，而不是在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层面对广大工人的保护。而对于工人组织，最具本质意义的是工会的独立，以及结社、集会、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因此，如果文革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进入党政，他们还会这样视工会为独立领地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第三十二章：市委写作组，张、姚在上海的舆论总管(上)

市委写作组的成立

到文革中后期，上海的文革势力，除了以王洪文为核心的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以张春桥为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

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立是在1971年。而在此之前，还是在《红旗》杂志组稿小组时期，朱永嘉已经借着张春桥、姚文元的各种讲话批示，陆续建立成立了一系列专题小组。当时姚文元提出，以任务带队伍；张春桥提出，班子不要拉到市革会，放在外面，目标比较小。朱永嘉赞成，说：这个方法好，人归我用，思想工作人家管，发现好的苗子就拔上来。²⁴⁵⁴徐景贤也主张将这些专题小组分散在各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刚成立的一年多时间内，王承龙还是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为了避开王承龙以及其他人的注意，「徐下令各有关单位提供各种方便。徐还规定专题小组的人对外进行组稿、调查、开座谈会等活动时，要以报社记者身份，或工宣队员等其他身份，不能亮出写作组的牌子」。²⁴⁵⁵这些专题小组主要有历史组、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经济组、文学组。

各个专题小组的建立并非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授意，却又都紧密秉承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向：1968年底，姚文元说要搞些「批孔」的材料，朱永嘉于是向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抽调人员，1969年3月，在上海市图书馆西楼借了201室成立历史组，成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余子道、王守稼等。后来又成立了党史组，由余子道负责。1969年5月，为批判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以及批判周扬「四条汉子」等，在解放日报社借了两间屋子成立文艺组(后来一部分搬到康平路182号5楼，一部分搬往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大院内)，负责人是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陈冀德；后来又成立了文学概论组，由文学研究所的戴厚英负责。

1969年夏天，张春桥来上海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作准备，他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找去，一起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并提意见。年底，朱永嘉便在在康平路181号建立了「学习毛选第五卷文章小组」，组长是市革会工交组借调来的机关干部干部章树焜，组员有复旦中文系教师胡锡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倪墨炎、空四军干部吴振标、中华船厂工人高志仁等七人。以这个组为基础，后来成为哲学组，组长仍是章树焜。1969年10月，姚文元说要研究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是在文汇报社借两间屋子，成立自然辩证法小组，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师王绍玺负责。王绍玺文革前就是市委写作班成员。

一次谈话时张春桥讲起，周恩来到上海时曾说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应该在鲁迅研究上做点工作。朱永嘉于是很快建立了鲁迅研究小组，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姚汉荣负责。1969年10月9日，姚文元对朱永嘉报送的选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出编两组资料：一是「鲁迅论孔子」;二是「五四以来反对派、右派以及蒋介石关于孔子的言论」。²⁴⁵⁶朱永嘉将这两件事交给在上海图书馆的历史组，但历史组成员都是研究古代史的，没有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于是将曾任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组长、此时在工宣队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吴瑞武调回，负责历史组。1970年12月7日，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召开前，成立「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除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外，还有顾澄海等十多人。地点就设在市革会工交组；这个组后来成为经济组，由市革会工交组干部顾澄海负责，地点在陕西路南京西路的原政协办公楼内。

这样的「以任务带队伍」，是各专题小组写作的基本格局。朱永嘉陆续从上海各大学以及文化、学术单位调来人员，以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直接联系的信息资源，加上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逐渐扩展着《红旗》组稿小组的涵盖领域。只要张春桥、姚文元表露点什么说法，朱永嘉马上以此为依据，建立一个新的组。就这样，《红旗》组稿小组逐步发展，下面的专题组越设越多。到1971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初具规模。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严重分歧；1971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名为批判陈伯达、实为批判林彪的「批陈整风会议」。7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处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仍是《红旗》杂志组稿小组的朱永嘉、王知常和萧木。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²⁴⁵⁷张春桥并对徐景贤说：他们抓意识形态，我们也要抓意识形态。朱永嘉说：「我们这个写作组，某种意义上是与林彪集团对着干的产物」，²⁴⁵⁸「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²⁴⁵⁹在筹建写作组过程中，徐景贤曾请示张春桥，要不要成立市委宣传部。张春桥说不必了，反正现在有市革会文教组和写作组。7月7日，徐景贤起草通知，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立。徐景贤到会并讲话，强调写作组要起到不是市委宣传部的市委宣传部作用，不但可以抓写作，抓理论，管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而且也可以去各个行业调查研究。

写作组成立初期，沿袭《红旗》组稿小组建制，仍以原负责人朱永嘉、萧木、王知常为核心，朱永嘉主要负责。1973年5月，萧木被调北京任王洪文的学马列辅导员，实际上等于政治秘书；于是又增加王绍玺²⁴⁶⁰。1976年6月，又将各组负责人顾澄海²⁴⁶¹、陈冀德、章树琨²⁴⁶²，都增补为核心成员。²⁴⁶³如此，写作组核心成员共6人：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顾澄海。陈冀德、章树焜。这6人，再加上在写作组时间比较长、起作用比较大的组员例如哲学组的高志仁、郭绍绪，文艺组的徐辑熙、姚汉荣、高义龙、刘景清、余秋雨，自然辩证法组的邓伟志、朱维舒，等等，再加上秘书组人员及其他行政服务人员包括驾驶员，组成写作组的本部，共有四十人左右，都参加写作组本部的学习。²⁴⁶⁴不过即使是「本部」成员，人事关系也仍然都在原工作单位。各组的业务骨干大多是大学教师，或文革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员。许多人之前还在郊区的干校，因此被调回上海市区。朱永嘉从各方大量借调业务人员，他认为：「共产党的领袖总要搞一点理论的」，「理论上的权威也会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²⁴⁶⁵

因事设组的构架

写作组成立后，办公处设在康平路141号，朱永嘉他们从原来的康平路165号搬出。所属各组除经济组外，也先后陆续从原来借用的临时办公处搬来，分别设在康平路141号(文艺组)、147号(哲学组)。这两幢房子原来是《支部生活》的。还在182号(历史组、自然辩证法组、电影组等)也占有几个楼面。

有的组下面再设组。文艺组下面设的组最多：最初下面设有《摘译》组，后来又设立了文艺批判小组，文学概论小组；还有《朝霞》编辑组，地点在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内；以及鲁迅研究小组。1975年下半年，成立电影组，也归文艺组管，但具体工作由徐景贤直接抓。历史组除了批判孔子，后来为编写中共党史和世界近代史资料长编，下面又设党史编写组和世界近代史资料长编编写组。前者主要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组成，后者主要由上海师范大学的教师组成。自然辩证法组的下面，又设理科大批判组。此外，复旦大学学报《学习与批判》杂志与市革会教卫组的《教育实践》杂志，业务上也都归写作组管，负责人高志仁，下面还有一班人编写《教育学》。

就这样，写作组因事设组，组下设组，搞得组织机构有点乱，像个松散的网络，摊子越铺越大，人员越调越多，最多时有三四百人，但究竟多少谁也讲不清楚。因为人员都是借调，没有登记造册。很多人被借调上来，完成了某个临时工作后，又回原单位，所以流动性很大。各组都埋头干自己的事情，不去过问其他组在干什么，组与组之间互不通气。

写作组经常举办各种学习班，以这样的方式，一挑选适合人员，学习班结束留在相关小组；二与学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建立基本作者队伍。据统计，这样的培训班学员共有八百七十多人。但越来越多而庞杂的各种小组、课题，不是朱永嘉一人能够管得过来的。而且由于所有的人都是借调，构不成一个有编制的实体单位。那些从机关、学校、工厂借调来的人员，工资还可以由原单位发放；但那些从农村借调来的人员，生活费用和其他福利却没有着落。因为农村人民公社是按在生产队的出工多少记工分，到年底结算后分红。借去写作班，不算为本队出工，没有工分，就分不到钱。写作组只好让上海人民出版社拨些经费，每月25元发给几个长期被借调在写作组的农村青年，作为生活费，但终不是长久之计。此外，许多青年都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结婚需要房子。而那个时候，房子由所在工作单位分配，房子是紧缺资源，单位对借调出去的职工一般不会考虑。所以朱永嘉希望给写作组一个正式的编制。他建议恢复社会科学院，有了这样的正式编制，就可以将被借调人员的工资和人事关系等都调到社科院，解决体制身份、工资和房子等一系列问题。1974年6月1日，朱永嘉写了请示报告《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给张春桥、姚文元，建议恢复成立社科院，说这样便于管理，也便于让更多人参与管理，发挥作用。但两天后张春桥6月3日批覆：

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于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²⁴⁶⁶

姚文元批覆：

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

写作组要保留评论权。要作为一支坚持毛主席路线的战斗队伍而存在。²⁴⁶⁷

让写作组始终处于不固定状态，有利于根据需要，随时淘汰或吸收人员；也有利于随时调整结构，可大可小可解散。这显示出张、姚对文革前景的不自信。据说有一次朱永嘉去北京见到姚文元，又问起此事，姚文元说：「老朱，你将摊子摊得这么大，运动来了怎么办？」朱永嘉回来后，说起姚文元的这话：「这是为我好。」²⁴⁶⁸直到1976年六七月间，朱永嘉再一次提出恢复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并从市里争取到淮海中路上的原市委党校房子作办公处。但这个打算因两个多月后文革结束而未果。

除了0.2元的夜餐费，写作班全体成员，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普通组员，没有稿费，也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朱永嘉在写作班虽然是负责人，但与别人相比，他的特权是：在机关食堂，别人吃籼米饭，他吃大米饭，因为他有胃病。

张春桥、姚文元的忠实追随者

写作组的灵魂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思想无时不刻地影响和指导着写作组。对写作组编写的文字，他们都有许多批示或改动，他们也经常同朱永嘉等通信或谈话，或通过别人转达想法和指示。文革结束后，从写作组收缴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批示、信件、电话记录、文章改稿等(其中包括少量的江青、王洪文的批件)，共有401份。这只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因为写作组没有文书档案的收发登记制度。朱永嘉、王知常在这方面有着名士的随性，事情只要做完就行，没有想到记录和留档，抑或是存心不归档；文革结束时，许多张、姚批示和信件又被销毁。此外，写作组办了那么多学习班，也没个记录，文革结束后清查时只能靠回忆。但从这401份文字中，也可感受到张春桥、姚文元对写作组的影响。²⁴⁶⁹朱永嘉文革后分析写作组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

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写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²⁴⁷⁰

徐景贤忠实地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制定上海的舆论导向。他文革后交待说：

我与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的关系是同生死、共命运、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在上海，他们需要我这个市委书记做他们的保护伞，我也利用我的职权，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我知道方便他们就是讨好了张、姚。而我也需要他们经常给我通一些消息，看一些张、姚的批件，问一问《红旗》杂志的精神，我就可以据此来「指导」上海的舆论工作。²⁴⁷¹

朱永嘉同样是张、姚指示的忠实执行者：很多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只是一个想法，只要有所表示，朱永嘉就会努力设法去实行。但不同的是，徐景贤是张、姚说什么，他便做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朱永嘉则是利用张、姚的讲话和批示，把难毛做成令箭，一点一点地扩大写作组业务。他是文化人，又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有着文化和革命的双重使命感。一方面，朱永嘉对张春桥敬重，将张春桥看作毛泽东思想的代言人和阐释者、文化大革命领头人；另一方面，朱永嘉希望能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建树，借张、姚的话开拓自己心中的革命文化园地。不过，尽管朱永嘉对张春桥的指示说一不二，别人也将他看作是张春桥、姚文元的代言人；而张春桥也很欣赏朱永嘉，但他与朱永嘉始终保持距离，他与朱永嘉的深入交谈并不多。文革后朱永嘉对此曾多次感叹：「我对张春桥赤胆忠心，张春桥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心里话。」²⁴⁷²在这方面，张春桥似乎与萧木有过稍深入交谈，不过也是在文革后期。

从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到文革中的市革会专题写作组、市革会大批判写作组、《红旗》杂志组稿小组，直到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作组的名称虽经多次改变，但核心人物和奉命写作的核心任务，始终没有变化。与文革前的写作班相比，文革前写作班只是一个临时组成的单纯写作班子，上面说写什么就写什么。文革中的写作组却是市革会和市委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工作内容既有写作，又不限于写作。上海市革会自成立后，市革委会政宣组只存在一年多就被撤消；而1971年恢复后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设市委政宣部门。于是，写作组代行了市委宣传部门的许多职责，还包括原来由市委办公厅相关机构承担的部分文件起草、调查研究等职能，成为不是市委宣传部的市委宣传部。

奉命写作是写作组的基本任务

奉命写作，始终是写作组最本职的核心工作。这些写作内容，可以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为《红旗》杂访和各类报刊撰写大批判文章，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重要文章或讲话，根据形势和各类政治运动需要编纂资料汇编，为市革会起草重要文件，为市革会其他领导起草讲话稿。从这些内容来说，写作组可以说是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市革会、市委的秘书班子。

不过，写作组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秘书班子，因为市革会有秘书组。一般文件决议和领导讲话都由秘书组起草，只有重要文件和决议才由写作组起草。这显示写作组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例如市革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1967年2月23日《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就是王知常、萧木等起草的；此时市革会专题写作组虽然对外还没有正式宣布成立，但人员已集中。为市革会起草的文件还有：1967年5月20日的《关于掌握斗争大方向，用大批判推动一切的决议》，1967年5月26日的《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的五项决定》;1967年8月5日的《关于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高涨的意见》，1968年2月5日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迎接市「革代会」的召开的决议》，等等。此外，写作组也为市革会领导起草讲话，有为马天水的；也有为徐景贤的，但不多，徐景贤一般自己准备讲话稿，写下几条提纲，很少照本宣科。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8月，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撰写了大量批判刘少奇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的文章，其中有些还是系列文章。例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曹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专题广播十一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彻底清算陈、曹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农村版)，《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俗讲话》，由张春桥与徐景贤改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等等。又例如批判刘少奇的「七评」。这些文章，都以上海的「两报一刊」即《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名义，发表于上海的报刊；其中五篇被《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此时正在上海，看了批判刘少奇系列的前两篇，让张春桥带话说写得好。写作组情绪更高，打算像1964年中苏论战那样，也来个九评。毛泽东又说文章不要发得太密，于是到第七评停了下来。²⁴⁷³

《红旗》组稿小组时期，《红旗》杂志每期都要向该小组约三四篇文章，都是些大批判文章或文革经验总结，从中挑选刊用。据不完全统计，组稿小组被《红旗》杂志采用和发表的稿子有41篇。其中，由组稿小组撰写，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宫效闻」、「齐永红」等署名的文章22篇；由组稿小组帮助撰写或改写后，以基层单位署名的文章19篇。²⁴⁷⁴其中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有与文汇报社一起组织的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报导，有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合写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经验；还有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理工科大学座谈会、文科大学座谈会写的纪要。复旦理科和文科的几个试点，也都是朱永嘉派人去抓的。

写作组写文章的特点，一是集体改稿：由一人写出初稿；然后大家讨论修改，一稿一稿又一稿，你改我改大家改，到最后，也分不清究竟以谁为主写的。反正就是一定要完全符合张、姚和「上面」的需要，个人的思想和风格根本不被允许。二是紧扣现实政治，而且一定要「革命激情高涨」。三是文章「最后的尾巴一定要翘上去」，即点题一定要联系现实而且要振聋发聩。²⁴⁷⁵例如《红旗》组稿小组被布置的第一篇文章《从八大到九大》，后面「翘上去的尾巴」是关于选举的。当时正在筹备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选举中央委员，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文革初期《十六条》中强调的。但是，到1967年革委会普遍建立时，选举结果却很不利于造反派。如天津市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举出的「老保」占多数。所以姚文元明确布置：这篇文章的结尾就是要「破除对选举的迷信」。但是改了36稿，「尾巴」始终翘不上去，最后只好不刊用。²⁴⁷⁶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是1969年朱永嘉根据张春桥要求而布置的。张春桥10月19日在康平路一次关于大批判的会议上提出：孔夫子要批，不能开一二炮就算了。朱永嘉马上布置历史组写文章，写了很长时间，改了17稿。姚文元阅后认为可以发表。但张春桥看后，认为现实感不强，讲历史太多，社会主义时期却讲得不充分，也搁下了。²⁴⁷⁷

为张春桥、姚文元写作，也是写作组的工作之一。张春桥、姚文元一般不用别人为他们起草讲话稿。只有代表市委、市革会作纲领性工作指导的重要讲话，或者中央布置的讲话，才由写作组起草。因为那不是他们个人的讲话，所以必须经市委常委或中央讨论通过。例如1970年1月上海第四次党代会上张春桥的政治报告和姚文元的讲话，还有纪念中共成立五十周年的社论。后者是周恩来提出的，他建议张春桥写一篇回顾中共五十周年文章。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张春桥即回上海，让朱永嘉找人协助他。朱永嘉成立了个由他自己和萧木、王知常等八人组成的起草小组。²⁴⁷⁸这是阐述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建党思想的「重头文章」，1971年7月1日中共50周年纪念日，以《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为题，由「两报一刊」作为社论发表。

编写大事记，汇编数据集

张春桥、姚文元还布置写作组编各种数据汇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一月革命大事记》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是1968年初编写的，当时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意图，提出要总结一月革命经验，由此组成萧木为主的编写小组编写完成。《一月革命大事记》的编写在中共「九大」前夕。1969年1月，写作组还在《红旗》组稿小组时期，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准备召开，徐景贤提出编写关于一月革命的大事记，他召集朱永嘉、萧木、王知常等人，说「张春桥、姚文元指示说，上海九大代表多数来自基层，不了解上海一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开起会来人家一攻就没有办法了。」他指示要「搞一份大事记一类的材料，给代表们武装一下」;还说「要让基层来的代表都能很快记牢，背得出，像修改党章的要求一样」，「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指罗思鼎小组的四个人)怎么没想到把一月革命中春桥、文元同志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是将来写党史的珍贵史料，张、姚几次对我说，再不组织人搞，过几年就要忘记了，真可惜！」朱永嘉于是组织人员，由吴瑞武具体执笔，编写了一份上海文化大革命简介，发给即将参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人手一册。接着又在此基础上扩充，编出六万多字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以及附件《张春桥、姚文元1966年12月—1967年2月讲话记录摘要》。1969年11月，徐景贤将清样送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看后在样稿中作了多处记号和修改。但又要求徐景贤不要再付排，而且要徐景贤将已经印出的也全部销毁。徐景贤只好让将全部底稿、记录、资料及版子等全部销毁，仅留三份铅印清样稿。²⁴⁷⁹

另一份长篇资料汇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也是写作组在1969年《红旗》组稿小组时期编写的。1969年11月4日，张春桥将朱永嘉找去，说要宣传继续革命思想，可以编写一本关于文革期间各种「反动思潮」的资料汇编。张春桥提到武汉的「北斗星协会」、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讲到「二月逆流」。于是，由朱永嘉、萧木和王知常分类，历史组组长吴瑞武具体负责，从上海图书馆收集了各地小报和传单进行摘录，于当年12月编写出初稿。摘录的内容，主要是文革中全国各地民间的异端和反文革思潮。又因为张春桥要求将1967年的「二月逆流」也作为专题之一，所以，也收集了中央高层干部如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聂荣臻、乌兰夫等的讲话。1970年编出第二稿，由朱永嘉删改定稿。但此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已经成为政治局委员，吴瑞武提出，将他们编进去不妥。于是又编了「简编」，作为定稿送张春桥。

写作组编写的资料还有：专题写作组1970年4月编的《陈伯达反动言论摘编(解放前部分)》。1971年的《知识是先天有的还是后天有的——中国近代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言论摘编》，《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中国近代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言论摘编》。还有市委写作组下面的哲学组1972年编的《批判林彪在两大战役中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罪行》。1972年1月由萧木起草的上海对外宣传文革的专用提纲：《上海文化大革命简介》，张春桥审阅。1973年5月由写作组下属党史组和历史组编的《托派资料》，包括托洛茨基的言论和简介，姚文元亲自修改，据说是毛泽东要看。²⁴⁸⁰1976年写作组下面的党史组编的《邓小平民族革命时期言论摘录》、邓小平《修正主义言论摘编》，等等。

还有一些资料，虽然没有署名写作组，但实际也由写作人员组编写。例如1967年3月的《以红革会某些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署名「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当时写作组还没有重新成立，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郭仁杰，要求机关联络站下面的调查组吴瑞武编写，最后由徐景贤、郭仁杰修改定稿。徐景贤将小样送张春桥，「张春桥看了很感兴趣，哈哈大笑，还用红铅笔在上面改动了两处。」²⁴⁸¹此外，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批判胡守钧的一套小册子，虽然名义上是「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项目组」编辑，但项目组只是收集数据，内容是写作组决定并编辑的。写作组而且模仿毛泽东当年制定的批胡风小册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卷首加「编者按」，每节加「按语」，语气也模仿毛泽东；连小册子的封面、板式、开本，也都完全模仿《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套小册子印行了近20万本，在当时影响很大。

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依据

各类调查研究，是写作组又一项重要工作。这些调查研究，有的是对当前工作中或社会上存在问题的调查，为市革会采取相应措施或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有的是工作经验总结；有的是针对性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或上海的观点；还有的是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和要求所作的社会基本状况调查，为张春桥的理论研究提供资料。而张春桥的研究，是为了向毛泽东的文革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解决工作存在困难和问题的社会调查，主要有1974年对上海蔬菜供应的调查，1974年关于上海赴外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青年情况的调查等。工作经验总结的调查报告，最有影响的是1973年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包括八个典型调查，总报告由萧木定稿。该报告被国务院转发全国。²⁴⁸²这一类调查，还有「设计革命调查」、「如何掌控地下水调查」，等等。

还有的调查，是为政策调控取样。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调查。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经济结算。而农业样板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是以大队为基础。朱永嘉曾在1975年11月至1976年3月，先后在上海郊县几个比较富裕的公社组织召开座谈会。座谈会记录整理后报张春桥、姚文元等。张春桥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突破。这个调查从1975年至1976年，先后进行过多次，得到张春桥多次批示。²⁴⁸³又如上海县农村调查。这个调查共包括八个专题调查：《关于农村各阶级地位的调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经济状况》，《关于农村社队工业问题》，《关于农村私有经济问题》，《关于农村住宅问题》，《关于农村货币管理问题》，《关于农村分配工作的若干问题》，《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²⁴⁸⁴

还有一些调查是政策性调查，例如造船调查，外贸调查，前进农场调查。对造船调查是在1974年「风庆轮」远洋归来之后，²⁴⁸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此指示对中国的造船工业以及远洋运输能力等作调查。²⁴⁸⁶当时正是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让身边的四个工作人员包括萧木承担这一调查。四人定下五个港口城市包括上海作为调查对象。萧木觉得上海有写作组可用，便在1974年10月21日打电话给朱永嘉，请他帮忙进行对上海方面的调查。²⁴⁸⁷朱永嘉布置后，由写作组的经济组负责，共写出十五份调查报告。

外贸调查有两次。第一次在1974年10月左右，都是写作组下的经济组负责的。事情起因是由于上海方面对国务院外贸部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当时外贸部鼓励多头出口、自行出口。这是外贸部调动各地各部门出口积极性的放权举措，但因此出现同行业压价竞争现象。写作组协助黄金海负责的上海市革会财贸办公室，将这些情况报外贸部。朱永嘉还给张春桥写了封信，认为「外贸部的出口不是服从于国内工业生产的需要，而是要国内生产服从外贸需要」。²⁴⁸⁸张春桥在信上划了一条线，批示：「这个题目，我有兴趣。」于是朱永嘉即要经济组去组织人员调查。但是这个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朱永嘉自觉调查来的材料说明不了观点；加上四届人大刚闭幕，写作组有人觉得：「李先念还是副总理，部长还是新的，人家刚上任，我们就告状，不好」，调查就搁下来了。第二次调查在1976年2月到5月，正值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调查的重点是1974年和1975年。调查内容涉及电站设备、机床、造船、汽车以及钢材行业的进口状况，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比例结构变化，等等共6个专题，思路都是反对依赖进口，强调自力更生，经朱永嘉审定后上报。²⁴⁸⁹

前进农场调查，是因为1974年国务院农垦部打算将国营农场退出全民所有制，将薪给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的工分制，即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评工分，年底结算分红。对此，张春桥对朱永嘉说：「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怎么不灵了呢」²⁴⁹⁰？朱永嘉则考虑到国营农场工资制若改工分制，那些被分配去的知青生活将更困难。他于是布置写作组的文艺组陈冀德等去前进农场调查，写出针对农垦部的《前进农场宣言》，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的第11期上。

这些调查，都是与国务院或有关部门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意见或分歧，本可以用讨论方式商榷，却被写作组以文革特有的阶级斗争话语，上升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扬挞伐，作为毛泽东、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务实派或政治对手的炮弹。

还有一类调查是根据张春桥的要求布置的。张春桥一直想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和阶级状况进行研究，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现实依据，并上升到理论，总结成马克思列寜主义的新高度和新贡献。张春桥曾多次对徐景贤、朱永嘉等人表示，当前的社会状况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各个阶层、阶级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心中有数。²⁴⁹¹文革中大量新工人分配进厂，许多出身其他阶级，对工人阶级传统带来哪些有利或不利因素。他说：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总感到做各种工作，没有这样基本调查，心中无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到底怎样？哪些东西对阶级的影响很大，这属于我们工作的基本建设问题，心中要有数。企业管理不研究自己队伍的状况，了解思想状况，阶级队伍的来源和状况，只能泛泛而谈。请工代会、工交组以及在座各位对本厂做些调查，了解你们的一个工厂和一个车间，了解历史和现状。从阶级斗争来看，我们的政策路线进行教育有哪些人，我们讲话有用，哪些人不听，都要通过这样的调查才能有数。……

(老工人，青年工人)只能说明自然状况，没有说明政治状况。青年要做些阶级分析，也不能说所有青年工人都好，都不好；依靠老工人，老工人中间究竟什么状况，资产阶级思想到底通过哪些渠道影响我们工人阶级队伍。……

要做周密系统的调查，这种调查也说明对本阶级的认识是不容易的。²⁴⁹²

阶级关系调查是写作组所做的所有社会调查中，调查时间最长，调查规模最大的。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先后集中调查的有三次。如果不是文革结束，还不会结束。第一次调查是1973年。历史组去上海第31棉纺织厂，经济组带复旦大学经济系师生去上海第一钢铁厂。去国棉31厂的历史组共列出9个专题：《老工人的思想政治状况》、《新干部队伍状况》、《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状况》、《工人出身的技术员状况》、《退休老工人的作用问题》、《青年工人学技术状况》、《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女工健康状况》、《经济困难的职工状况》。这些专题全部写出后，被选中两篇，连同经济组写的一篇调查，合印成一册上报。²⁴⁹³第二次调查在1975年2月15日至3月上旬²⁴⁹⁴，去上海机床厂作工人阶级队伍调查以及工人干部队伍状况调查。因为张春桥在当年1月北京召开四届人大期间，到上海小组重提阶级队伍调查问题，说调查进度太慢，并说：

工人阶级队伍里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怎样？特点和弱点是什么？……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但作为一个工人来说，只知自己的工作，也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很有局限性，很狭窄，不过这些问题不能拿到社会上讲。²⁴⁹⁵

张春桥后来说，他这样想是因为「1972年我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感到工人的队伍变化不少，老工人有老工人的问题，新工人有新工人的问题」。

第三次调查在1976年间。6月12日，张春桥在朱永嘉给他的一封信上作了一段较长的批示，说自己最近正在重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该弄清楚。」²⁴⁹⁶据说张春桥还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²⁴⁹⁷朱永嘉接到批示后，立即组织写作组下的哲学组，抽调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学员共三十人左右，再一次进行调查。调查前，朱永嘉明确告知：

这次调查不是搞一般的阶级组成情况，主要是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重点是变化！……

划分阶级，从政治上看，就是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经济上看，就是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²⁴⁹⁸

这次调查分四个内容。一对「资本家」也即1949年前的企业经营者的发家史和现状调查，二对知识分子调查，三对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四对干部状况调查。尤其第四个调查，之前张春桥曾提出过，毛泽东所认为的「新生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概念，在现实中指何种类型的干部。所有调查中，这才是真正切中毛泽东文革理论命脉的调查。但朱永嘉觉得不好办，因为首先确定调查对象就是难题，太敏感。这个调查被朱永嘉压下来，没有进行。²⁴⁹⁹所有调查中，对资本家的调查基本完成，调查对象是1949年前上海纺织行业的荣毅仁家族。1976年9月，又打算对知识分子调查分析。朱永嘉当时透露，调查到最后，可能由张春桥写成一篇《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²⁵⁰⁰但不久「四人帮」被抓，文革结束，全部调查就此中止。

所有制和社会阶层的现状，当政者在各个时期都应了然于心，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调查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政治身份的思维定势。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张春桥真的写出了朱永嘉说的那篇文章，那一定是诠释毛泽东的「走资派」理论。

在所有的社会调查中，最有意思的当属「资产阶级法权」调查。张春桥1958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得到毛泽东好评。毛泽东在破除等级分配方面有着非常执着的情结，始终念念不忘战争年代的供给制。1974年10月20日，他又重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但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并让周恩来转告：「要春桥写这类文章。」²⁵⁰¹张春桥于是再写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他只化了几天时间，一口气写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刊登在1973年3月的《红旗》杂志上。毛泽东看后，在文章题目上一连画了五个圈，表示满意。

文章发表以后，张春桥觉得还应该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他于是布置上海市委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在上海搞一次测算：如果在上海实行干部们的「供给制」对这些干部不发工资，按级别包下他们及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等开支，将需要多少财政支出；如果将全市工人的八级工资制，都改为「供给制」，又需要多少开支。此事由马天水布置上海市革会的综合计划组和财政局、劳动局测算，由写作组的经济组负责联系各方测算结果。最后的结果让所有怀念供给制情节者止步：财政开支将增加好几倍。²⁵⁰²因为说是破除法权的供给制，实际是更加严格的等级分配制。尤其孩子抚养费、保姆费等等，在工资制度下全由干部自己支付；改为供给制，按干部级别分配，反而是更多的刚性支付。工人也是这样，无论子女多少，至少得按上海最低人均生活标准发放每人津贴。如此测算下来，上海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报告送给张春桥，张春桥只得作罢。²⁵⁰³推行供给制一事就此歇搁，再不被提起。

调查研究工作，文革前主要由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承担，根据市委布置进行专题调查，为市委的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文革中市委和市革会不设政策研究室，这些工作被由写作组承担。不过，与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政策研究室的调查研究课题，基本由市委布置；文革中，除了张、姚的布置，其余课题大多由写作组自己制定。比起文革前的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写作组在这方面有着大得多的主动权，甚至起着市委智囊团的作用。这自然是因为写作组与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联系。张、姚虽然也是上海的市委书记，但更是中央决策层核心人物。所以文革中的市委写作组的话语权，超过市委的其他几个书记们。所有这些调查，都是先有概念，然后根据既定的概念去寻找资料，以概念框现实。这是文革前就早已形成的调查研究方式。在这种套路下进行的社会调查，除了为现实政治和政策制造依据之外，注定无法得出真正与事实贴近的结论。

标注「大字本」

大字本是市委写作组一个重要而长期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毛泽东通过姚文元向上海布置的。「大字本」，就是字印得大一些的书，是专门印给毛泽东看的。毛泽东患白内障，看原书吃力，要求将字印得大些。书的内容都是中国历代历史典籍，后来还有中国古代诗、词、赋；每本都不厚，拿在手里看着不累。

最初的大字本是北京方面按毛泽东提出的文章篇目，按照原书内容印的，没有断句也没有注释。1972年12月下旬，姚文元打电话要朱永嘉对《旧唐书·傅奕传》注释。朱永嘉一听书目，马上就感觉到是毛泽东要看，因为文章中的历史人物傅奕反对佛教，反对先验论，朱永嘉觉得这是针对林彪的。他立即组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王守稼等进行标注。接着，姚文元又布置《晋书·谢安传》、《晋书·谢玄传》、《晋书·桓伊传》、《晋书·刘老子传》。朱永嘉也马上组织人标注，很快完成。四篇文章合在一起正好成一本，印后送北京。1973年春节，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将朱永嘉叫去兴国宾馆，给他看他们送北京的那个本子，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一阅」。毛泽东还亲自校对，查出一个错字，也改在这个大字本上。从此，为毛泽东标注大字本，成为写作组又一个工作内容。姚文元一般将书目批注在朱永嘉向他汇报工作的信件上，朱永嘉根据内容找适合人选作标注。历史典籍主要由历史学者和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如谭其骧、陈旭麓、陈守实、杨宽、王守稼、姜义华等标注；诗赋一类的，由复旦中文系的教师注释；诸子百家由复旦哲学系的教师负责。知道是为毛主席工作，所有参加标注的人都觉得光荣，不分昼夜废寝忘食，有了病也不肯休息。完成后，都在上海澳门路中华印刷厂排印，正文用四号老宋字体、注文用小四号老宋，全部繁体。版本长30厘米，宽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纸，线装。后来，每种还专为毛泽东加印两册宣纸本。一方面保持古书的模样和质感，另一方面宣纸比现代纸张轻得多，让年迈的毛泽东拿着看时可轻松些。

其实，毛泽东自己古文阅读能力很强，根本无需借助注释。他要姚文元为他刊印有注释的大字本是为了给其他人看。他曾经指名印《清史稿·张勋传》给许世友看，要江青看《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要姚文元看《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等。就像他曾经要林彪看《三国志·郭嘉传》，要王洪文看《后汉书·刘盆子传》。这是毛泽东开展文革「批判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话语后面的又一套话语。如果说前者是毛泽东从西方马列主义而来的阶级斗争话语，那么这些古书则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帝王权术话语，毛泽东以推荐古书的方式旁敲侧击地让对方领会。

到1975年9月，写作组共为毛泽东标注了近90篇古文(文革后找到的有86篇)，其中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节选，有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有柳宗元的《封建论》，等等。最后一篇是1975年8月注释的庾信的《枯树赋》。毛泽东对上海送去的注释提出四条意见，后来又提了三条意见。晚年毛泽东对这篇感叹枯树的骈赋有着自己的感受，上海将树枯的原因归结于移植，毛泽东认为是因为各种自然和人为外界因素的伤害，与上海的解释不同。江青于是将《枯树赋》与另几篇赋的注文，又交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梁效」写作组注释。知道梁效也在做注释，而且与江青有关，朱永嘉遂放缓了进度，直至最后中止。朱永嘉后来解释自己当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与江青及梁效发生矛盾。还有几篇人物传记也拖着，即使已经完成的连篇：《苏峻传》与《孙恩传》，也没有再送上去。朱永嘉文革后回忆，他当时感觉到那些文章是针对邓小平的，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批判，他觉得很难办；而姚文元也没有催促。就这样，《枯树赋》后，还有八篇文章都被拖了下来，再没有完成注释。²⁵⁰⁴

文革中通过朱永嘉布置和组织的古文校注，还有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点校工程的参与。前者可以追溯到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吴晗与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这个点校在1956年完成并出版。以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全面铺开，且因毛泽东的识赏支持，成为学术界倾注全力的重点工程，但1966年因文革停顿。7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布置，工程重新开始。上海方面承担的典籍有：《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以及《宋史》。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完成了点校工作。²⁵⁰⁵

市委常委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写作组还有一项日常工作，是为上海市委常委们作马列著作学习辅导。毛泽东在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上，与林彪分歧加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要全党「学一点马列」。

不久，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徐景贤将王洪文和萧木叫到自己家吃饭，这是王洪文和萧木两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徐景贤告诉萧木，他和王洪文已经商量定，每天中午抽出午休时间的两个小时学马列，「雷打不动」。但是马列的书不易读懂，所以想请萧木担任他俩的学习辅导员。徐景贤其实完全看得懂那些马列著作，他让萧木当辅导员，是为了拉住王洪文一起学。徐景贤和王洪文之前一直面和心不合，庐山会议他们的共同支柱张春桥被攻，徐景贤首先以共同学习马列著作为由，伸出和解之手。就这样，王洪文和徐景贤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在荣昌路20号的一幢小洋房内学习马列著作，由萧木作辅导。

第一本先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个月后，上海市委的其他常委：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等，还有在市委担任常委的军队干部，都要求一起参加学习。于是学习又扩大到市委常委，学习场地转到康办小礼堂。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担任辅导员，读毛泽东推荐的三十本马列著作。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将萧木也借调去，参加筹备中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党章修改工作。十大闭幕，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马列，将萧木留下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每天两个小时学习。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而在上海，市委常委们也没有因王洪文和萧木的离去而中止学习。除周日和周四外，每天上午10点至12点坚持学习。周四不学习是因为上海市委给自己定下规矩，常委每周四必须下基层了解情况或者处理问题，也是雷打不动。一直坚持到文革结束，全部学完了毛泽东要求干部读的30本马列著作。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和王绍玺，先后担任过市委常委读马列辅导员。1974年「评法批儒」及「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因为儒法原著都是文言文，于是写作组也辅导市委常委学习文言文，讲解毛泽东推荐的那些古文。马天水和王秀珍还曾要求王知常单为他俩「开小灶」，讲解有关的古文。

像上海市委这样，长时期坚持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学习马列著作的，全国各省市没有第二个。1975年，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要辅导学习的王绍玺写篇报道，将上海局势的稳定与市委常委坚持学习相联系，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王绍玺心里不愿意，又不便推脱，只好向徐景贤请示。徐景贤表示：虽然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省市委确实不多，但上海局势的稳定，不一定和天天读挂上钧，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于是没有写。²⁵⁰⁶

群众歌咏大会以及知青函授教育

还有些活动，由写作组建议或发起，与其他部门共同组办。主要有群众歌咏大会，知青函授教育以及资助上海知青插队落户的外省公社办小作坊等。

群众歌咏大会是1974年初兴起的。1973年12月，朱永嘉在一个会上提出组织群众性的歌咏大会。市工人文化宫向上海市总工会汇报后，叶昌明非常支持。12月22日，市工人文化宫负责人与朱永嘉一起，约见市文化局群众文艺小组负责人。朱永嘉建议，先组织二三场，以码头工人、城市民兵、上山下乡等为内容。²⁵⁰⁷文革后，朱永嘉回忆说，那就是唱红歌：「那时，许多人攻击文革，所以我想到以大唱革命歌曲振奋士气。以大唱革命歌曲发动和鼓舞群众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解放前在上海地下党时，就是经常以唱《团结就是力量》等红歌来吸引群众的」。²⁵⁰⁸于是，由市文化局群众文艺小组和市工人文化宫，共同组成上海群众歌咏大会筹备小组。按朱永嘉的要求，首先组织码头工人、上海民兵、上山下乡三个专场，三个专场同时分头筹备。1974年1月12日，上海文革中的首场群众歌咏大会以歌唱码头工人专场，在上海杂技场举行。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也都在上海杂技场举行。民兵专场演出时，姚文元看了电视转播，非常高兴。²⁵⁰⁹以后，群众歌咏大会便作为文革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持续开展，演唱的大多数歌曲，都是配合形势新创。词和曲主要由市文化局派专业人员，辅导市工人文化宫的业余作者们创作。从1974年1月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由市总工会出面，市文化宫具体组织，包括和市妇联、团市委、市红代会等有关机构，一起举办共18场歌咏大会：

1.1974年1月12日歌唱码头工人专场，

2.1974年1月14日歌唱民兵专场，

3.1974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乡专场，

4.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专场，

5.1974年3月15日歌唱自力更生专场，

6.1974年3月30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

7.1974年5月3日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场，

8.1974年7月4日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专场，

9.1974年7月25日歌唱工宣队专场，

10.1974年11月19日学习风庆轮革命精神专场，

11.1975年1月5日革命儿歌专场，

12.1975年1月14日歌唱国营农场专场，

13.1975年1月23日热烈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歌咏大会，

14.1975年3月6日歌唱妇女新面貌歌咏大会，

15.1975年5月21日「学习革命样板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歌咏大会，

16.1975年7月13日歌唱教育革命专场，

17.1975年12月20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民歌演唱会，

18.1976年5月23日「歌唱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邓小平」群众歌咏大会。

此外，还有两场是团市委举办的：1975年5月4日团市委、市红代会联合举办的「歌唱革命新一代」歌咏大会；1975年6月28日市妇联、团市委联合举办的「红小兵学理论，争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尖兵」歌咏大会。²⁵¹⁰

由于上海市委没有成立宣传部，这些在外省市属于市委宣传部分管的群众文艺活动，在上海虽然不是写作组具体组织，却是由写作组命题，牵头组织，是写作组影响群众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歌咏大会，都配合某项政治运动或任务。筹备第一场歌唱码头工人专场时的1974年1月7日，正值上港五区贴出《当好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随即被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歌唱码头工人专场正是为了配合这张大字报。歌唱城市民兵专场，正值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3年11月19日向全国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上海市委准备12月24日召开全市大会传达。歌唱批林批孔专场，则是为在上海推动批林批孔运动，那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在这个专场首次演唱。学习风庆轮革命精神专场背景是风庆轮事件。歌唱国营农场专场的背景是《前进农场宣言》。而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组织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人员来观摩，是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咏要求的，他要把群众歌咏大会形式推向全国。这个专场被拍成新闻纪录片，为此又加演了两场。

群众歌咏大会这个群众政治动员的唱红形式，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从歌唱文革开始，最后的两场却是歌唱结束文革：「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从1976年12月26日到12月27日，连演雨天。²⁵¹¹

类似这样写作组参与的事情，还有知青调查和知青函授。由市革会地区组所属知青办公室出面组织，去上海知青上山下乡之地慰问，写作组参加并负责写调查报告。知青慰问团了解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知青生活很苦，很多青年养不活自己。对于这样关系总体政策的状况，上海方面也无法改变。不过朱永嘉提出可以发挥上海的工业优势，帮一些生产队办小作坊或工厂，优先招收上海知青。此事由写作组吴文虎打报告给市革会后，市革委会批拨专用款，工交组提供设备。但在当时连农民都无法填饱肚子的情况下，这样的努力无疑杯水车薪。

知青慰问团了解的另一个问题是知青对学习知识的渴望。于是，由朱永嘉建议，从1974年开始，慰问团在安徽、云南、江西三个上海知青较集中的省的一些县城，为上海知青进行函授教育，由上海派去的教师定期上课。写作组吴文虎负责联系定点和落实教师。因为要求听课的人多，于是在县城设点上大课，各乡知青派代表去听课。最开始是四门课：农业机械、医药、政治经济学、写作。教材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复旦大学等编辑。听课的知青，有些后来成为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鉴于知青对学习知识的渴望，朱永嘉提出编辑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同时，他提出，写作组的刊物《学习与批判》，也以上海在农村的知青为主要读者群，让他们有杂志可看。

第三十三章：市委写作组，张、姚的上海与舆论总管(下)

写作组编辑出版的书籍

市委写作组各专业组最初都是因编书计划成立的：文艺组编写《文学概论》;文艺组下的鲁迅小组编写《鲁迅传》。历史组编写《儒法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史》，哲学组编写《哲学小辞典》，经济组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组编写《教育学》。还有电影组，编写电影剧本《春苗》、《盛大的节日》、《苍山志》、《欢腾的小凉河》。到文革结束时，除了《文学概论》没有写出，其他各组的书都写出了初稿或修改稿。

最先出版的是《鲁迅的故事》。这本书是《鲁迅传》的先期产品。《鲁迅传》小组成员大都是各工厂借调来的青年，过去从未接触过这方面数据，刚开始时不知从何处入手。朱永嘉建议，先写一些关于鲁迅的故事，既可积累资料，也积累和加深对鲁迅的了解。1973年《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石一歌」。但《鲁迅传》到文革结束都没有完成。

《哲学小词典》1973年2月开始编写。之前中国没有自己编辑的哲学词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将苏联哲学家罗塔尔与尤金合着的《简明哲学词典》译成中文出版，很有影响。毛泽东也多有评论，还当面对尤金表示过不同意书中对「同一性」的定义。朱永嘉希望编出第一本中国自己的哲学词典，作为文科教材的辅助资料。他将原来的「学习毛选第五卷文章小组」，改为哲学组，编写《哲学小词典》。1973年9月，《哲学小词典》征求意见稿出版，印数2万册；3个月后，又印出第二版征求意见稿，也是2万册。1974年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特地赶编出《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1975年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当年第三期刊出后，哲学组将「全面专政」、「资产阶级法权」等条目增加进《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年5月出版，印数10万册。就这样，本应纯学术的《哲学小词典》，被放进毛泽东的许多论述和思想，加入大量牵强应时的条目，终于逃不脱文革书籍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作为上海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文革前，全国各出版社曾出版过各类中共党史或革命史著作共十几本，但文革中刘少奇被批判，加上许多中共元勋被说成是叛徒、特务或走资派，记载他们活动的党史书籍全部都被否定。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会上讲中共党史。虽然毛泽东讲中共党史是为了解释他发动文革的动机，但这激起全党全国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兴趣。一些单位自己编写打字油印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被再三传抄。1970年大学恢复开办，首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文革强调「路线教育」，中共党史在各校都是主课，但因没有教材，老师只讲课，不发讲义。学员们要求发讲义。于是暂用北京大学1970年编的中共党史讲义。1971年5月，写作组为张春桥撰写《红旗》杂志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朱永嘉向张春桥反映各校希望出版党史教材的要求，建议编写中共党史。张春桥说：

毛泽东对写中共党史没有兴趣，说写了以后人家还是可以改的，斯大林搞的《联共(布)党史》，还不是被赫鲁晓夫反了，另搞了本《苏共党史》。而且中央暂时不会编写党史，因为原来负责此事的董必武和康生，如今年纪都大了。²⁵¹²

但张春桥又认为，

有一部党史比没有好，即使以后被反掉，毕竟也还是留下文字记载。张春桥说，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地方先搞起来的，以后斯大林过问了，这本书就成为苏共的党史了。……

要搞你们自己搞，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各地编的党史中挑选一本最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²⁵¹³

文革前，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材权和解释权全在中央。但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却提出了地方可以先编写党史教材的意见。²⁵¹⁴于是全国各地都组织编写党史教材。7月21日，上海也在写作组的历史组下，又成立党史组。朱永嘉自己就是研究历史出身的，他希望上海能编写出一本被中央选中的中共党史。1973年《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下册)作为复旦大学教材，内部印行。1975年又出修订本，扩大到上海全市高等院校试用，两版合计印行1.5万册。此外，还出了缩编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提网》两种，作为中学教师的教学用书和中学生的课本，共印行100万册。张春桥1973年11月看了第一版中共党史后，认为没有摆脱《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从概念到概念，理论到理论，枯燥乏味。他建议写党史要向《史记》学习，写得生动具体，有情有景；引人入胜。²⁵¹⁵朱永嘉于是决定先按人物事件类型等，编写通俗小册子；待积累了数据，小册子成规模后，再回过头去写党史。就这样，编写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方志敏》、《五次反围剿》、《蒋经国在赣南》、《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陕北「蘑菇」战》，等等，作为「中国现代史丛书」出版。

在文革批判一切，独尊毛泽东的语境中，写作组编写的这本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全书只见毛泽东不见其他人，大批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功臣宿将甚至朱德的名字都被抹去；相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张春桥和江青却作为功臣上了党史。当时全国这样的中共党史有好几本。上海与外地的不同处在于，上海利用独特的资源，开辟了过去没有涉及的汪伪时期历史。此时上海市监狱还关押着一批汪伪时期当事人。写作组与监狱联系，由监狱组织这些犯人写回忆录。回忆录中的一些历史细节后来被写进上海编的中共党史。写这段历史的执笔者黄美真等，日后成为研究汪伪时期历史的著名学者。

在翻译出版方面，写作组的经济组、哲学组和文学组，全都有自己的翻译组，翻译出版了不少书籍。朱永嘉希望上海出版的书籍在几年内能自成体系。朱永嘉自己是研究历史的，对历史方面的书籍特别关注。他提出四个方向：一、人物传记，主要是近代外国政治人物的传记、自传、回忆录，言论集等。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主要是美国、苏联的关系、第二世界国家政治动向和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重要财团、财阀和跨国公司的历史。三、外国主要政党史；四、现代世界史和现代军事史，主要是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通史和有代表的战争史、战役史。萧木也提出，中美、中日建交后，天下大势已定，以后翻译工作还是要多搞些思潮、学术一类的书。于是出版了戴高乐的《论中苏问题》，历史文献《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开罗文件》，《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等等。这些书出版后都送中央，周恩来看了《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很称赞，要求以后这类书只要出版，都送他一套。²⁵¹⁶此外；朱永嘉还组织人编写《战后世界史长编》。这套书原计划编到70年代，按年代分四编，每编分若干分册；十年出齐。到文革结束时，已经出版第一编的第一、二册，1945年和1946年。文革结束后，这套书的编辑没有停止。由朱永嘉布置出版的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人物传记：1972年的《田中角荣传》，1973年的《蓬皮杜传》和《爱德华.希思》，1974年的《基辛格》等等，配合对当时访华的外国首脑等的了解。

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人世间》和美国畅销小说《爱情的故事》、《海鸥乔纳森》等等。以翻译编辑书籍为理由，许多专业人员和教师包括巴金，得以从干校回上海，总算又能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这也是朱永嘉的主张，他觉得专业人士还是应该从事本专业工作，长期耗在干校不是事情。

写作组编写的又一类书籍是《青年自学丛书》。经朱永嘉提出项目后，主要由上海师范大学编辑，其他大学也有负责编辑相关教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起陆续出版。内容共20多类，出了数学、物理、化学、语法修辞、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等，还包括农业技术、医药、知识、军事技术、天文学，鲁迅著作等等。当时的《人民日报》介绍出书目的：「为了满足广大农村青年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要求，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²⁵¹⁷这套书出版后供不应求，包括周恩来都向上海要书。出版社一再加印，只上海的印数就有726万册，还不包括全国各地出版社的印刷数量。²⁵¹⁸在写作组牵头编写的众多书刊中，《青年自学丛书》是与民生贴得最近的，是否定知识年代的一片少有的知识绿洲。这是写作组文化人对知识的本能反应。许多当时的青年文革后回忆，都说是「文革中出版的最有用的书」。

在国内文学作品方面，经写作组过问的书籍，主要有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在编辑《朝霞》的1973年之前，写作组原来只作文艺和文学评论，不组织文学创作。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之说，使徐景贤和朱永嘉心有「预」悸。于是自文革1966年开始后，除了8个样板戏及其拷贝衍生品，以及颂圣音乐美术文艺作品之外，文化事业一片空白，出版更是如此，连身处文革决策核心的张春桥、姚文元自己都感到有违文革形象。1970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出版工作指示，要求迅速改变出版空白现状。6月，由市革会郊区组、上海县革委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成的写作组，赴上海县的号上大队进行文艺创作。这个写作组成员，包括一名代表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党委但不参加写作的公社干部；三名农民，其中两名是中学毕业回乡的青年，当时是公社的「土记者」;还有一名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周天。这样的由党的干部、业余记者、专业作者组成的创作方式，称为「三结合」写作。

号上大队在上海县七一公社，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毛泽东为那里的农业合作化材料写的按语。该大队文革中成为「坚持开展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三结合写作班子在号上大队调查一个多月后，最先写成的是三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号上作战史》。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等审稿后，建议改为长篇小说，加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内容。1971年7月起，写作班子又用四个月时间将报告文学改为小说。1972年2月，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第一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这是全国除台湾香港之外，文革中创作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写作时，以超越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为目标，因为《创业史》「没有写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而实际上，大量直白的议论说教，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唯阶级斗争的故事情节，使这本书毫无可读性。如果不是为了特定目的，几乎没有人能从头到尾看完一遍。倒是从反面生动地诠释了文革对文学的审美和要求。而这样的作品却被徐景贤列为上海的重点图书向全国推荐。1972年10月，张春桥、姚文元主持召开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姚文元说：「谢谢你作了件好事，写了一本小说。」张春桥说：「这部小说要写下去，写到第二部、第三部；直写到文化大革命。不要只限于一个区、一个县，要写上面的路线斗争。写到市里的斗争。」「希望你们不要回避矛盾，大胆点写写看。」1976年5月，约50万字的《虹南作战史》第二部初稿完成，送市委写作组审查，但因为「没有突出同走资派的斗争」，被要求重新改写。不久，文革结束，第二部最后未能修改出版。²⁵¹⁹

《虹南作战史》的创作方式被姚文元肯定，认为集体创作「是个路子」。创作组人员到处介绍「三结合创作经验」。于是上海几乎所有长篇小说的创作，都必须三结合，专业作者一定要搭上几个业余作者。上海电机厂的「五一工人大学文科班」，由该厂工人学员、下放该厂的原报社和出版社编辑、文革前的工人作家「三结合」，出版了中篇小说《小将》。参加这个三结合创作的工人作家胡宝华，因此当上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但这本小说同样也是索然乏味，无法卒读。

三结合的创作方式违反创作规律，大多数创作组矛盾百出，写不出作品。1975年朱永嘉向徐景贤提出，文艺创作还是要允许作者保留自己的风格，不能强求一律；²⁵²⁰加上此时《朝霞》所刊登小说也都是个人创作，三结合写作才没有再强行推广。

写作组的刊物

从1973年5月始，写作组相继办了八个刊物：文艺组编的《朝霞》丛刊、《朝霞》月刊，以及不定刊《摘译(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摘译(外国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教育组编的《教育实践》月刊；此外，还有名为复旦大学学报实际上由写作组编辑的《学习与批判》月刊。所有刊物，都不发稿费。

这些刊物都是写作组重要的对外窗口。据统计，上海市委写作组从1971年成立至1976年被停止活动，共发文章八百多篇，其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有76篇，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有76篇。²⁵²¹写作组在自己的这些刊物上比较常用的笔名，文革前就有的笔名有罗思鼎、丁学雷——这两个笔名都是写重要的大文章才用的，还有「伍丁」这是批判《海瑞罢官》时期的笔名，意思是五个人，即市委写作班时期的历史组朱永嘉等四人加上姚文元，当时几篇文章都是批判学者李平心的；这些笔名文革中继续使用。此外，常用的笔名还有：「康立」，康平路上的历史组之意；「方泽生」，方始为毛泽东的学生之意；「方岩梁」，取之毛泽东的一句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石一歌」，鲁迅组十一个成员之意；「任犊」文艺组青年甘为人民的牛犊之意；「史锋」，历史组要作历史研究的先锋之意；「翟青」，哲学组青年之意；「卞思祖」，思考的自然辩证法组之意；「巩学庆」，工业学大庆之意，等等。还有常见于《学习与批判》的「宫效闻」，是因为经济组负责人顾澄海是市革会工交组借调来的，「工」、「宫」同音。²⁵²²又因为写作组最初地点在丁香花园，所以，姓「丁」的笔名特别多：丁加、丁川、丁影、丁菱、丁葵，等等。²⁵²³

《摘译》与《教育实践》

写作组最早的刊物是《摘译》，最初专门刊登国外当代文学作品；以后，又增加门类。共有三种分册：《摘译(外国文艺)》、《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三种《摘译》都是32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尤其《外国文艺摘译》，只有军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购买。

还是在《红旗》组稿小组时期，萧木从专供县、团级以上领导参阅的内部新闻报刊《大参考》得到启发。那上面偶然会刊登一些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文艺动态信息，但很短。萧木建议，写作组可以编一些这样的数据，而且还可以编得更具体些。朱永嘉让陈冀德负责，建立了一个编译组。编译组在上海图书馆借了一间屋子，就近查找参考书。文革中，上海图书馆仍然能进口国外新书，是文革中不多的国外书刊信息来源。最初的资料篇幅不长，都是摘录，用复写纸胆写，只有几份。内容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文学作品中对非斯大林化的看法，对「修正主义」的批评等等。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为他们提供国外特别是苏联的文学动向。²⁵²⁴

市委写作组成立后，编译小组仍由陈冀德负责，算是文艺组下的一个小组，地点始终设在上海图书馆内。1973年5月，《朝霞》丛刊出版。萧木和陈冀德等觉得，外界对《朝霞》丛刊反应很好，就决定将编译组的内容也出刊物，名称定为《摘译》。编译组最初只有五人：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的许老师和日语系的朱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倪老师；还有出版社的王晟明，他是因印度尼西亚排华而回国的华侨，精通英语，担任编译组长。此外，再加上陈冀德。²⁵²⁵最初不敢请专业的翻译名家。一直到后期，才请了一些著名翻译家，如巴金、萧岱、朱雯、包文棣等，但也不署他们的真名，只能用笔名。²⁵²⁶翻译家萧岱后来曾负责过《摘译(外国文艺)》。

1973年11月，《摘译(外国文艺)》第一期出版，重点文章是苏联剧本《礼节性访问》。从1973年11月第一期至1976年底停刊止，《摘译(外国文艺)》共出版31期，发表文学作品102篇。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已出28期。每期发行1.5万册；此外，还有3期也已编好，经中央工作组同意，对这3期内容作部分修改后，仍出版发行。

1974年9月，《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创刊，共出版9期，另有两本专辑；每期印数9万册。

1975年1月《摘译(哲学、社会科学)》创刊，共出22期，每期印数10万册。²⁵²⁷

张春桥、姚文元都对《摘译》很感兴趣，几乎对每期都会谈些感想或意见。²⁵²⁸姚文元看了第一期《外国文艺摘译》后，要求每期前面要加「导读」。陈冀德后来回忆她对姚文元这个要求的理解：「《外国文艺摘译》介绍的都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前面没有导读，等于放毒。」她于是将戴厚英调来撰写导读。戴厚英原来在文艺概论组，后来文艺概论组取消了，她便没事闲荡着。戴厚英对外国文学熟悉，写导读这类文章驾轻就熟。从1974年开始，《外国文艺摘译》每期都配有批判或评论文章，作者多为写作组的文艺组或哲学组的青年。

《摘译》的「外国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是文革中唯一专门介绍外国文艺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的杂志。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影响很大。许多人，包括许多日后成名的知识分子，回忆《摘译》，都说它是文革中最具信息量的杂访，受益匪浅。在那个封锁一切外来信息的年代，《摘译》开了一线对外窗口，虽然只是一线很窄的缝。此外，编译组还先后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首先翻译的是苏联小说，如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后来也翻译美国的小说，有阿瑟·希勒的《爱情的故事》、理查德德·贝奇的《海鸥乔纳森》等。

写作组办的最后一个刊物是《教育实践》月刊。1974年，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半工半读学校、上海体育学院等5所大学，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学习与批判》以复旦大学学报的名义出版后，上海师范大学也要求出学报。1974年12月《教育实践》创刊。名义上由师大和上海市教育局组成编委会，但审稿定稿要经过写作组。到文革结束，共出13期，每期发行数6.3万册。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组的前身，最初是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到1968年底，文革进入「斗批改」的「批」阶段。从1967年底1968年初开始，各行各业都联系自己的实际开展大批判，「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到1970年，党组织重建后，各级党政机构更是设立专门的大批判组。复旦大学挑选了四五十个理工科教授和教师，设立理科大批判组，撰写《自然科学发展史》。这是朱永嘉的意思，他后来回忆说，设立这样的大批判组，一是为了紧跟政治形势，开展大批判；二也是为了让一些被冷落甚至被关押批判的知识分子解脱出来，多少干些与他们专长有关的事情，不要荒废了所学专长。²⁵²⁹接着，华东师范大学也办起了理科大批判组。《自然科学发展史》以毛泽东的哲学理念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理论依据，资料写成后，由市委印刷厂以中号的仿宋字印成册，送中央。朱永嘉后来告诉编辑人员说，是毛泽东要看。²⁵³⁰

1972年秋姚文元到上海时，对朱永嘉和王知常说，五十年代北京曾经有本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现在能否再办起来。²⁵³¹姚文元对科普作品非常有兴趣，文革前就搜集了许多科学幻想和科学普及书籍。朱永嘉立即行动，10月20日和21日，他在写作组连续两天召开「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业将座谈会记录摘要报张春桥、姚文元。10月26日，张春桥批示可以出刊物，姚文元也同意。²⁵³²于是，以原来的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为基础，办起了《自然辩证法》杂志，最初由王知常主要负责，后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王绍玺负责，他是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之前在市委写作组文艺组。杂志的编辑成员有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纪树立，华东局政治研究室的邓伟志等。编辑部地点设在文汇报社大楼内。²⁵³³

1973年6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创刊。杂志为32开本，双月刊。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共编辑14期，出版13期。每期都是两种版本：32开版和16开版。16开版是用六号宋体字印刷的大字本。大字本每期送姚文元十到二十多本，由他转送中央其他领导。姚文元转送了哪些中央领导他没告诉编辑人员，但第二期，朱德办公室曾经打电话来索要，后来就每期都通过市委机要交通站，专送两本大字本给朱老总。32开和16开两种开本都公开发行。每期20万册。最后一期因文革结束未及付印。此外，编辑部还编辑出版《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一年四期；从1974年9月至1976年8月，共出八期。另外还出了两本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的专辑：《人类科学专辑》、《遗传工程专辑》。²⁵³⁴

姚文元的初衷是想将《自然辩证法》杂志办成科学普及读物。姚文元在《自然辩证法》创刊前，曾经为这本杂志定下两条办刊原则：「一不为天下先；二离政治远一点」。但后来这两条都没有做到。王知常后来回忆说，「我体会姚文元的意思，他喜欢科普作品，希望留下点东西。但实际后来也没留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批判邓小平以后，这个杂志还是跌到政治里面去了。」²⁵³⁵尤其1975年「批邓」时，连文章题目都十分政治化：《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等，一看就是大批判文章。²⁵³⁶

已经编辑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主要涉及宇宙学、生物遗传学、人类学、环境学，以及中西医互补关系等学科或理论。此外，编辑组还组织复旦大学的理科教授和教师，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名著，例如16世纪波兰天体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6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的《伽利略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选集》，美国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展简史》，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谓的《生命是什么》，等等，出版成册；还有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也是在《自然辩证法》上首发的。此外，还编了一批资料，如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的《23个数学问题》、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的《数理逻辑》等。其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毛泽东后来曾经建议许世友读。²⁵³⁷

在贬低科学的文革期间，《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出版，对普及科学知识尤其是前沿科学起了作用。例如关于现代工业引起环境污染危机的警告，关于人类祖先从非洲走出的推断，都是首先在《自然辩证法》刊登的。但文革将任何事物都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贴上阶级斗争标签，科学普及很难「离政治远一点」。一些学科和理论，例如黑洞、红移、宇宙大爆炸、气候异常、生态危机，等等，本来完全可以客观介绍，正常讨论，却被以哲学的名义武断归纳加粗暴评判，以社会制度或政治观念划线。例如认为环境污染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例如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以外行与无知挑战科学巨人。使得这份科普杂志，终于没有跳出文革大批判的窠臼。

《学习与批判》

《学习与批判》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杂志，是继《朝霞》丛刊和《自然辩证法》双月刊后，写作组创办的又一个重要刊物。自1973年9月创刊，到1976年9月停刊，《学习与批判》共出38期，最高发行量96万份。

出一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始终是朱永嘉的心愿。1973年春天，毛泽东指示大学学报要公开，北京大学学报复刊。朱永嘉决定上海出学报，以复旦大学学报的名义出；还是老办法；干起来再说，先不向上海市委汇报，造成既成事实。朱永嘉在复旦读大学，毕业后留任复旦教师。长期的复旦生涯，使他对复旦的学术资源非常熟悉；而且他虽担任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但兼着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的职务，在借调人员上有着优势。所以他首先选择以复旦大学名义出版学报。1973年5月，萧木调任北京。而此时，写作组的另一个骨干王知常也不在写作组，林彪事件后他被调往王维国项目组。5月，朱永嘉以写作班缺少人手为由，项目组那里的事也近尾声，于是王知常被调回。王知常回来后不久，便着手筹办学报。1973年9月，《学习与批判》创刊，16开，月刊，负责人王知常。

《学习与批判》这个刊名，是写作组人员共同讨论决定的。第一期创刊词《致读者》中点明了刊名的意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不过，说是复旦大学的学报，但除主要负责人王知常是复旦大学教师，其他成员大多不是复旦的；而且实际上的编辑部也设在市委写作组本部，康平路141号2楼，不对外。由于对外宣称是复旦学报，所以编辑部在复旦校园内设了一间办公室，专门接待自己找上门来的联系者；只有两个人，除了接待来访者，还负责接收寄给《学习与批判》的稿件或信件，都是不明真相的作者或读者自己投去的，因为杂志末页上印着的编辑地址是「复旦大学」。真正属于编辑组(当时叫「临编组」临时编辑小组)的成员，是从写作组的文艺组、哲学组和经济组调来的。「临编组」的人员换过三次，每次都从写作组下的各组抽调来。有经济组的马羽，文艺组的徐辑熙，哲学组的孙乐英、郭绍绪，文艺组的余秋雨也一度参加过「临编组」，后来因为突发肝病，离组回乡疗养；还有魏永征。「临编组」主要负责稿子的文字把关。对每篇稿子内容负责的，是写作组下面各组的负责人。哪个组写出稿子，那个组负责人就要对这篇稿子负责。而每期杂志的主题和重点文章设想，大都是朱永嘉提出。

杂志的组稿内容基本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形势。诸如「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水浒》」「批邓」，等等。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二是毛泽东的最新讲话或批示。写作组有张春桥、姚文元等方面的信息渠道，容易获得毛泽东对一些事情的评价，例如1974年第10期上的第一篇文章「老子是一部兵书」，就是根据毛泽东当时一个谈话写的，这是已经去了《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原市革会大批判组成员胡锡涛传来的信息；还有那些关于评论《红楼梦》人物的稿子，也都是按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写的，等等。三是毛泽东所感兴趣的古书或文章。朱永嘉等从1972年起就开始为毛泽东标注古书，从而了解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点，例如1974年第2期上的《评淮西之捷——读<旧唐书李愬传>》，以及同年第9期上的《读<三国志·郭嘉传>》，等等，都是当时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上海为他标点注释的大字本。又如1973年第3期上的《邹容传》，是毛泽东多次推荐晚清民主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文后，朱永嘉组织复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撰写，以「陈今」为笔名发表。四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或布置。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写作组得天独厚。例如1973年第1期上的《论尊儒反法》，便是姚文元直接布置的。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朱永嘉正回复旦宿舍家中休息，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复旦宿舍的门房间，让叫朱永嘉接电话。姚文元要朱永嘉好好学习毛泽东最近写的一首古体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前几天他的秘书刚给朱永嘉看过，不过当时秘书只许朱永嘉看，用脑子记，不许抄录。姚文元在电话中又说：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第二天便组织历史组的王守稼撰写了《论尊儒反法》，修改后先登在9月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之后姚文元立即将此文转载在当年10月的第10期《红旗》杂志上。²⁵³⁸又如1976第3期《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源于张春桥的一段话：「造反派有小瓣子，但走资派更有大瓣子，就像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和小D互揪小办子，他们其实应该共同去揪赵七爷的大办子。」等等。

杂志的重要文章基本都是朱永嘉出原则和题目，写作组下面各组的写手撰写稿子，王知常具体修改定稿，最后由朱永嘉统一审定。此外，各组还将本组正在编写书籍的完稿片段或副产品，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例如哲学组的《哲学小词典》词目选登，鲁迅组的《鲁迅传》选载，经济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党史组的《汪精卫卖国记》，摘译组的外国小说评论，等等。还有《红旗》组稿小组给《红旗》杂志提供的却未被采用的稿子。总之，这个杂志可以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窗口，或者可以说就是写作组的同仁刊物。当然，也有外稿，作者主要是上海高校教师、写作组所办各类学习班的青年学员、还有工厂和一些基层单位的写作班子。所有文章，以定向组稿为绝大多数。也有自发的投稿。绝大多数文章都以笔名发表。以真名发表者不多，基本都是大学的教师，尤其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如刘大杰等，因为毕竟这份刊物冠着「复旦大学校刊」名义。用真名的还有余秋雨等很少几人，一方面因为朱永嘉很赏识余秋雨的文才；²⁵³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自己完成，不用别人参与修改。对工农兵作者，基本都以真名发表文章。

《学习与批判》将读者群定在上山下乡的知青，²⁵⁴⁰对文章的表述方式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既要角度新颖，又要明快易读；既要观点犀利，但又不能被反对者抓住把柄；既要从史料或经典出发，但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当前政治；所有刊登文章，都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术性不要太强。偏偏许多稿子；因为是大学教师所写，最初或多或少有着学术论文的特点，引经据典，层层论述。于是被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这人改了那人改，直改到成为针对时局的政论文。到定稿时已经面目全非，分不出谁是作者了。这也是文章不以真名发表的又一原因。

杂志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经济问题研究」、「教育革命经验总结」「儒法斗争史研究」、「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外国文学评论」、「人物传记」、「近代史研究」、「社会调查」，等等；内容除了当前政治，还涉及文史哲经；所登文章在政治的敏感性、题材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可读性等方面，都在全国同类刊物之上；文风犀利，语言活泼，立意新颖，且从张春桥、姚文元处得风气之先，经常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抢先发声，是文革后期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社科类杂志，被称为「小《红旗》」。许多文章被各种报纸和刊物转载。其中由王知常主笔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被江青推荐，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参考文件散发全国。²⁵⁴¹

《学习与批判》的大量文章，都是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历史成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武器，史学成为党派的宣传工具。这是毛泽东五十年代所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延伸。许多文章写得霸气，强词夺理，是体现写作组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典型标本。但是，鼎盛之下埋伏着危机，连主编负责人王知常都深感前景的莫测。他曾对人说过：我们每出一篇文章，就是为自己添加一块墓砖。²⁵⁴²文革后，王知常解释这句话：我当时感觉到保守势力非常强，如果一旦反过来，我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再加上与工人造反派的内部矛盾重重，且工作量很大，人累得不行，即使不出事，也可能会病倒。²⁵⁴³

《朝霞》及其丛刊

《朝霞》是文艺刊物，分丛刊和月刊。也是写作组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973年5月起出版。到文革结束，《朝霞》丛刊共出14辑，每辑发行18万到40万册。²⁵⁴⁴《朝霞》月刊共出34期，每期发行30万册左右。²⁵⁴⁵

文革前夕，上海共有刊物58种。²⁵⁴⁶1966年文革开始后，上海和全国一样，所有刊物基本停刊，只剩《故事会》——一本由群众文艺馆编辑的通俗文艺刊物，还在艰难运转。1971年5月，广西的《广西文艺》改名为《革命文艺》复刊，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接着，同年12月，北京的《北京文艺》改名为《北京新文艺》复刊。²⁵⁴⁷到1972年6月，全国各省和直辖市共有十几种文艺刊物或画报复刊和创刊，而文化大都市上海，却慢了几拍。

上海文革中创办文学刊物，始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萧木的不懈努力。还是在1973年1月，始终怀着文学之梦的他召集写作组的文艺组、哲学组部分青年开会；鼓动大家以文学形式「歌颂火红的时代」。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一个业余创作小组，成员有陈冀德等八九人，小组取名「苦斗」。因为萧木觉得写作要下苦功夫，不能为名为利，而且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萧木和陈冀德建议集体创作，笔名用中国农层的24个气节，用完了再从头开始。萧木喜欢这些名字，觉得充满大自然气息，又富有诗意。不过，这个小组后来真正写出小说的，只有萧木和陈冀德，节气笔名也只用了清明、谷雨、立夏。²⁵⁴⁸

萧木想办刊物。一向喜欢扩展业务的朱永嘉，这回却不是很赞成。说：「做不得的。这不是抢着给人当靶子吗？写小说，能有几个是好下场的？」²⁵⁴⁹萧木又去找徐景贤。萧木反映文革的小说《初春的早晨》已经完稿，他将小说送徐景贤，说是请徐景贤提意见，其实是想就势向徐景贤提出办文学刊物要求。徐景贤花了几天时间，认认真真地看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对办刊物，他没作正面回答。萧木再三逼问，徐景贤只是说：萧木啊，你政治上总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呀！萧木领会徐景贤的不回答就是回答，意思是你们可以先做起来呀！他回来向朱永嘉汇报。朱永嘉说：这话不是让我们自己担肩胛吗？那就先做起来再说。²⁵⁵⁰

萧木和陈冀德商量后，决定先不说刊物之事，而是举办创作学习班。他们没敢找原来的那些专业作家，当时他们大都被去了五七干校；也没有找文革前的工人作家，这些人大部分回原工作单位了。²⁵⁵¹陈冀德想起了《故事会》。《故事会》是上海文革期间，唯一没有被停刊的文藜刊物，由群界文艺馆主办，发行量很大，读者层次主要是农村和底层市民。文革中文艺小分队演出，很多节目往往改编自《故事会》。陈冀德去找群众文艺馆的负责人，果然得到了一份《故事会》作者名单。根据这个名单，加上《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文艺组推荐，确定了约三十人，作为第一期创作学习班学员，绝大多数是文学青年，也有几个老作者；在进行了一天的集中学习后，学习班就组织下工厂或农场「深入生活」，三四人一个小组。几个星期后回来，汇报「下生活」后的创作构思。汇报会开二三天，许多人都拿出小说构想。就这样，稿源有了。²⁵⁵²

萧木他们的这些行动本来背着朱永嘉。而就在此时，姚文元让秘书胡鼎君带话给朱永嘉：说外地已经办起文艺刊物，上海为何不动？²⁵⁵³萧木和陈冀德最初只说组织文艺创作，不提办刊物之事，就是怕最终报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通不过。现在，有了稿源，姚文元也催促他们办刊物，于是，写作组正式筹备办刊物，由陈冀德起草，署朱永嘉名正式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都圈阅，表示同意。²⁵⁵⁴与此同时，萧木和陈冀德开了一个老作家座谈会，参加者有作家茹志娟、菡子，还有原来上海青年文学杂志《萌芽》的编辑部主编施燕平等。征求他们意见，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支持。但这些被邀请开会的老作家态度都不积极，他们文革中已经为自己过去的作品吃足了苦头，不想再惹祸上身。²⁵⁵⁵

不过施燕平还是被调来，被调来的还有欧阳文彬，她曾经是《萌芽》杂志的编辑。施燕平后来被北京调去复刊《人民文学》。以后，又调来姚真当编辑，她原来是市六女中红卫兵骨干，曾经是《红卫战报》作为中学红代会(筹)机关刊物时期的编辑，又曾是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成员；此时刚从教师培训班结业，本来就要分配在上海，各方面正符合条件。于是，编辑人员「老、中、青」都有了，符合文革的「领导班子应该由老中青组成」要求。此外，还从工厂、农场等处，轮流「借调」来青年作者，既协助编辑工作，也以这种方式进行作者轮训。编辑部地点就设在绍兴路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内。

刊物的名称最初定为「上海文艺丛刊」大32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是向上的条形动态图案，这是萧木特地请名家设计的，共设计了十几种图案和刊头，还专门在出版社辟了一个小房间展出，请大家评议挑选。1973年5月，「上海文艺丛刊」的小说集《朝霞》出版，扉页上没有如文革惯例那样印上大段毛主席语录；而是影印了毛泽东书写笔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是萧木和陈冀德的办刊宗旨。所载作品，除了石一歌的传记选载《鲁迅在广州》，以及萧木以「清明」为笔名写的小说《初春的早晨》，基本都是第一期创作学习班学员写的。书名「朝霞」，取自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朝霞》，作者是史汉富，上海胸科医院的一名青年职工。这本集子印数30万册。²⁵⁵⁶杂志送张春桥、姚文元和市革会领导，人手一册，也是试探，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如果批评，就马上停止再编新刊。姚文元看了第一期，不但没有批评，而且很高兴，特地去写作组说：「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能吸收阳光中的红色，并把它反射出来，所以是红色的。」²⁵⁵⁷第一期丛刊刚出，在北京的萧木向上海反馈信息：张春桥对《朝霞》每篇必看。²⁵⁵⁸3个月后的8月，又出了第二本集子《金钟长鸣》，其中，署名「立夏」的《金钟长鸣》，作者是萧木；署名「谷雨」的《第一课》，作者是陈冀德。12月又连出两本：《钢铁洪流》和《珍泉》。.这四本集子都以「上海文艺丛刊」为刊名。

经朱永嘉同意，1974年1月20日，《朝霞》月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很低调。期刊定名为「朝霞」，因为大家觉得还是这个名字最好。之后的「上海文艺丛刊」，从《珍泉》开始，也全部改名为「朝霞丛刊」，每辑书名不同，选本辑中被认为质量最好的作品作为书名。

从1974年第一期《朝霞》月刊起，朱永嘉要求作品要触及时事。据陈冀德回忆说，这是「朱永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朝霞》月刊提出了带有方向性的意见。」²⁵⁵⁹编辑部一致认为朱永嘉的意见非常及时。马上在月刊和丛刊上，刊登「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启事；同时，编辑部又组织编辑们分批去各处「深入生活」，感受文革脉搏。

在稿子刊用方面，期刊和丛刊各有侧重：期刊主要刊用来稿，尽量从众多投来的稿件中发现新作者；丛刊主要刊登组稿，组稿对象是被认为较成熟的作者。署名一般都用真名；只有写作组的人员有时用的是笔名。例如萧木、陈冀德都曾在《朝霞》的杂志和丛刊上发过小说，但用的都是笔名，就是萧木曾经建议的那些节气。

《朝霞》最初由萧木负责，但丛刊第一期出版之后没多久，萧木被调往北京，《朝霞》由陈冀德负责。虽然陈冀德从来没有被明确指定为负责人，但她的写作组本部人员身份，以及她犀利果断的工作作风，使她成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还有姚真，后来也参加领导班子工作。朱永嘉文革后回忆说，「因为姚真是我要重点培养的人。」²⁵⁶⁰编辑部成员先后有驻上海空四军军人林正义，上海仪表局所属一家无线电厂的职工段瑞夏，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职工朱敏慎，加上姚真；还有前面提到的文革前的编辑人员施燕平、欧阳文彬，以及后来调去的任大霖。1975年，《人民文学》准备复刊，施燕平被调去北京主持复刊工作。于是，又调来任大霖，他文革前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主编。

在所有编委中，老编辑人员因为文革前就在出版部门工作，所以人事关系仍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资由那里发。而段瑞夏、林正义、朱敏慎等「工农兵作者」，都是「借调」，职务身份有着双重性和不确定性，一旦有事，便会被打发回原单位。例如林正义，后来因为空四军陷入林彪案，只好离开编辑部回军队去了。只有姚真，因为调她时，她正值教师培训班结束待分配，于是人事编制被调入《朝霞》所在的人事部门上海人民出版社，是极少数不是「借调」而是正式调入写作组的人员。《朝霞》编辑部的人事、党务和行政工作都归上海人民出版社管，但编辑业务包括选题、组稿等，都由写作组管，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本没有发言权。

《朝霞》是1942年延安文冬座谈会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传承的延伸与极端。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朝霞》在文学形式和文学技巧等方面都是大倒退：概念化，公式化，绝大多数作品都只是政治理念的直接图解说教，味同嚼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那文化一片凋零的年代，《朝霞》还是为界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文学园地，为单调而没有色彩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些许希望。文革后成名的一批作家：贾平凹、路遥、刘心武、余秋雨、钱刚、古华、叶蔚林、陆天明、王小鹰、孙愿、赵丽宏、刘绪源、黄蓓佳，等等，都曾在《朝霞》发表过文章，有的更是起步于《朝霞》。

比起1971年和1972年就创刊或复刊的全国各地其他文艺刊物，《朝霞》创刊不算早，但它一出世，就成为文革主流文学的样板。这一方面源于上海本身在全国文革中的样板地位，另一方面也源于《朝霞》编辑以及作者群的业务能力。两个主要编辑施燕平和歇阳文彬，文革前分别是全国有影响的上海文学刊物《萌芽》的编辑部主任和编辑，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作者群中，有文革前便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如作家菡子、李瑛、任大霖等；工人作家胡万春、张士敏、仇学宝、樊天胜等。发表的作品虽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倒退，但比起全国同类文学刊物，总还算相对离文学近一些，更多一些读者。

小结

文革中的市委写作组，既起着市委办公厅的部分作用，诸如文件起草、调查研究、情况收集、政策研究、政策解释，又代行市委宣传部的舆论掌管职责，而且还直接抓出版、编刊物，是个多功能的机构。文革后，写作组被批判，说他们「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但其实，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常规，是舆论控制和政治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影射史学」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翻版；「阴谋文艺」，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文革前的那些著名史学、文学大家的作品，与写作组的作品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文革前这些任务要求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执行，文革中则被集中到写作组，由少数几个被信任的写作组成员垄断和代行。

从张春桥、姚文元布置给写作组的各种课题，可以感觉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思路。虽然，那些课题不一定是毛泽东的直接布置，但以张春桥与毛泽东的关系，焉知不是张春桥所认为的毛泽东的心思？从这点上说，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但是张春桥的秘书班子，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文人班子，以各种调查、资料汇编，为毛泽东寻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比起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文革中的市委写作组又有不同之处：文革前的写作班是党的写作班子，文革中的写作组则是党内一个派别的写作班子。文革前的写作班只是秘书班子，只提供政策参考，并不具有话语权。而文革中的写作组却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中共「九大」以后，外省市都恢复了省市委宣传部，唯独上海始终没有恢复市委宣传部，舆论被写作组管理和引导。写作组代行着市委宣传部门对政策和思想解释的话语权，为张春桥、姚文元管理左右着上海的思想界，甚至对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不是市委宣传部的市委宣传部。

写作组虽不具备市委宣传部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网络，但宣传功能却更直接。所有重要文章都由写作组自己撰写，通过自己的刊物发表。因为和张春桥、姚文元的紧密关系，写作组和中央决策层距离比较近。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任，使他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几乎有种崇拜感，也使他们对执行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有种崇高感和使命感。²⁵⁶¹在知识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围中，能够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中「站在最前线」，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他们忘我的动力。他们在文革中显示了自己的忠诚，被允许重新延续文革前的职责，重新成为权力的秘书；并且又有了新的职责，那就是去管理其他知识分子，剿灭异己思索，统治思想界。

不过，写作组虽然垄断着上海的舆论，但在文化教育上没有发起过事端。上海文化教育领域的事端，许多是市革会教卫组发起的，例如刘丽华事件，例如丽山中学事件，这些事件写作组都不参与，因为朱永嘉等对此心底业不赞同。这是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写作组代表和诠释着文革派的思维方式，在政治理念上与文革派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写作组成员内心对知识尊重，反对批判教师，反对批斗专家学者，认为应该让专家学者发挥专长。这与写作组成员自己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关。

朱永嘉想借文革在上海做些文化建设，他想留下些东西。他做一些当时别人看来是忌讳的事情，将写作组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但文革的理念和价值观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与极端，本来就只是强权政治的影子，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苦心经管的那么多想超越前人的东西，到文革结束后，都成为废纸。这是文人被御用的悲哀。

第三十四章：批林批孔，身份转换的焦虑

文革始终遭抵制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党组织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全面恢复，包括发展党员。但是，许多造反派的入党遭到抵制。有着举手表决权的共产党员们，不愿举手通过造反派的入党提议。这些党员文革初期大部分是保守派，他们始终看不惯造反派。他们知道，在党政高度合一的制度下，卡住造反派的入党，就是卡住他们担任各级干部的途径。行使对他们的入党表决权，正是他们阻止造反派们进入权力机构的最后机会。在许多工厂，党组织生活恢复后，对于发展造反派们入党，一次又一次讨论，党员们就是不同意。造反派也拿那些不是干部的普通党员们无奈。「九大」以后虽然在工人中发展了许多新党员，但其中许多是1968年后被分配进厂的新工人，也即原来的学生。1970年，工总司总部曾经对所辖10个区、21个局、一个市直属公司的联络站作调查。统计表格显示，造反派负责人，也即工总司联络站的常委和委员共400人，其中78人在中共「九大」前就是党员。由于中共「九大」召开前，上海只在少数试点单位发展了个别党员(陈阿大就是「九大」前夕发展的)，所以这78个党员应该基本都是文革前的党员。表格还显示，「九大」后至制表的1970年7月，322个非党联络站负责人中，被发展入党的只有21人。²⁵⁶²

在干部提拔方面，造反派进入领导岗位最多的是在他们工作的工厂。据工总司1972年3月统计，

在基层单位领导班子中，据工交系统调查，厂革会中的新干部一般占80%左右；党委(总支、支部)中的新干部一般占50%左右。²⁵⁶³

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1972年底曾经对所属10个公司下面的工厂、加上1个直属厂的造反派作统计。共统计「1966年至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出来的人员」，也即「老造反」5657名，其中去市里工作的8名，到区和局工作的26名，到公司工作的69名，在本厂厂部工作的2036名，去工宣队54名，被拘留的18名，被判刑的23名。²⁵⁶⁴从这张表格看，轻工业局的「老造反」，到1972年，被提拔至市里和区、局工作者只占造反派总人数的0.6%;留在本厂担任各级负责人的，近40%。而在本书第三十一章所引用的那份工总司1970年的调查表格中，400个造反队联络站负责人，担任区、局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16人，担任区、局革委会常委的63人，担任委员的70人，进入区、局党委核心的15人。²⁵⁶⁵到1973年：

各级工会组织积极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工人新干部。截至七三年四月止，全市被选送参加工交财贸系统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新干部有四万七千多人。²⁵⁶⁶

但工人造反派对这样的状况不满意，他们认为，在大多数单位，正职往往还是由老干部担任，造反派只是副职。1974年，上海市委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市总工会打报告给市委分管群众组织工作的王秀珍，要求工会也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经同意后，市总工会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按行业连续召集各局工会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反映，虽然文革以来，许多新干部担任了各级领导，但阻力还是很大。化工局工会反映说：化工局党委21名委员中，新干部14名；局所属27个工厂，新干部占了近一半。尽管如此，新干部当上「把手」(即负责人—笔者注)的却不多，当上「第一把手」的一个也没有；即使是「第二把手」，在局所属5个公司中，也只有1名。城市建筑局工会反映：城建局所属6个公司共36名公司党委常委，其中一半是文革前的党员；而这些公司26个组室的51个组长中，只有7名是新干部。上海铁路局工会反映：局49个正副组长中，只有6个是新干部；局下属13个单位的工会主任，12个都是40岁以上，6个是文革前的工会主任；而且提拔干部时，先看原来的干部级别。冶金局工会反映：他们为了提拔工人新干部，开了介绍信，去基层厂查阅准备提拔对象的档案，基层厂党组织的人看到后说，工会怎么来考察干部？不给他们看档案。²⁵⁶⁷

此外，自从1967年秩序逐步恢复以后，造反派因各种原因，被清理整肃者不少。据工总司1972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

自1967年以来，经过清队、「打三反运动，和几次整顿组织，有相当一批新干部因各种原因被撤职、免职和调整下去。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等九个工业局，被调整下去的有137人，占新干部总数的44.5%;财贸各局被调整下去的有49名，占新干部总数的36.3%;各区被调整下去的有135名，占43.5%。加上还有一批人员没有免职而实际上已经下去的，则比例还要高。在这些人中间，除了极少数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外，大多数都是属于犯错误的新干部。²⁵⁶⁸

从一个工业局范围看，上海轻工业局所属10个公司的工总司联络站头头共121人，到1971年因各种原因被清洗出领导班子的有64人，占全局造反派头头的50%左右。²⁵⁶⁹1972年，轻工业局所属钟表公司工代会，对下面31家工厂的原造反队委共384人的情况进行调查。其中：「被清除出各厂领导班子」者243人，占67%。表格将清除原因和人数归为以下几类：「清队」时被清除者9人，「一打三反」时被清除者2人；因落选或群众意见大等因素被「班子调整」下台者115人；此外，因「个人质量或生活问题」14人；因「本人政历(即政治历史一笔者注)或社会关系(即亲属中有『地富反坏右』或『海外关系』等一笔者注)」37人；被判刑者3人；「工作调动或支内」(即「支持内地」)12人；「自己退出」者4人；自杀者1人。²⁵⁷⁰

从全市各区、局一级造反派头头情况看，1970年，工总司总部曾经对所辖21个局、1个市属公司、10个区联络站负责人中，下台者共484人列表分析。原表格将其分为六类人员，并对每类人员界定：一类，系「混进来的坏人」，共15人，占3.3%;二类，系「社会关系复杂」，共91人，占18.8%;三类，系「掌权后犯严重错误被撤职的人」，共139人，占28.7%;四类，系「调干、支内」，共20人，占4.1%;五类，系「基层任职」，共64人，占13.2%;六类，系「其他原因(归口、精简，未上来工作)」，共155人，占32%。²⁵⁷¹

所有这些工总司总部和之后的上海市总工会所作的调查都显示，那些在1967年一月夺权时，以「群众代表」身份被「三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人造反派，之后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清洗，人数不少。

1974年，文革进入第八个年头。尽管报刊和中央文件中一再宣称：文革「深入人心」，「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实际上，对文革抵制始终存在。上海是工人造反派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上海的工业和经济在全国的地位、王洪文在中央的职务、张春桥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工总司的强大，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有着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造反派所没有的优势。但即使这样，上海在使用和提拔造反派新干部方面还是遭到了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首先来自干部阶层，他们中的大多人在恢复秩序后的「三结合」时期，被陆续「解放」，恢复职务；尽管他们一再被教育要「正确对待」但被侮辱批斗的记忆阴影不可能抹去。而那些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冲击的普通党团员和基层干部——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当初的「老保」，更是始终和造反派格格不入。文革以发动一批人批判打倒另一批人的革命方式，替代过去老人培养提拔新人的干部制度，势必造就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对立阵营，以及无法愈合的心理鸿沟。加上许多造反派自身的缺点毛病，更使对他们的淘汰和抵制师出有名。造反派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的转换，遇到强大阻力。

这是对造反派的抵制，更是对文革的抵制。这种无形和有形的抵制，让文革发动者毛泽东不安，所以毛泽东后来会说：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中的文革，赞成的人不多；而跟着毛造反的造反派们更是担心，这种反文革势力的聚集发酵，终将发展成否定文革的强大能量。

市总工会带头批判「两个否定」

终于，反击反文革势力的时机来了，那就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将批判林彪与批判儒家联在了一起，说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儒反法的，说中国历史上法家是向前进的，儒家都是开倒车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此开展。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1号文件下发。

几天后，1月24日，正是中国新年，春节的年初二。下午，王秀珍在家请客，请的都是市总工会工人造反派们：金祖敏、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此外还有军代表康宁一和王日初。吃过晚饭，王秀珍提议给在北京的王洪文打电话拜年。电话接通后，大家一个挨一个地向王洪文问好拜年。一圈下来，王洪文又要王秀珍接电话。王洪文告诉王秀珍：北京开两个万人大会发动「批林批孔」，一个是今天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万人大会；另一个是明天1月25日军队将召开的万人大会，明天的大会江青将亲自作动员。王洪文还说：「市总工会要抓大事，批林批孔就是大事，市总工会要打头阵，也可以召开万人大会，你要去讲话」，「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联系九、十次路线斗争的实际，清查林彪死党余孽」。²⁵⁷²王秀珍问大会如何开，王洪文说：「要收集资料，联系文化大革命，上海有这方面的典型」，「比如讲文化大革命的怪话，发牢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²⁵⁷³王洪文还说，如果上海市委没准备马上开，也可以由市总工会开；会的规模要大一些，要有声势；市委在运动中要发挥工、青、妇的作用。又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批判解决翻文革案的问题²⁵⁷⁴王秀珍放下电话，当即向在座者传达，要市总工会立即行动；王秀珍业马上向中共上海市委传达。

1月26日，张春桥也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北京已经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的实况录音有十个多小时，正在整理，整理后将发往全国。张春桥特别关照马天水，北京的大会批了「走后门」，「市委常委要检查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如果有，要赶快解决，争取主动，不然运动一来就被动了」。

马天水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查下来，市委常委都有「开后门」的问题，而且张春桥也有。在一片上山下乡的形势下，他三个中学应届毕业的女儿，一个都没有去农村。其中小女儿虽然中学刚毕业时被分配在上海郊县国营农场，但很快就通过驻上海空四军的关系，走后门进了空四军当兵；然后又通过朱永嘉，从空四军被「推荐」进复旦大学外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当时空四军方面提出，单送张春桥女儿一人上大学太显眼，再送一人，两人一起「推荐」。虽然整个过程具体都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操作，但张春桥也认为孩子还是要念点书的，没阻止。批林批孔运动中批「走后门」时，复旦大学便有学生对此贴大字报。张春桥批示：送去农场。小女儿得知后哭了，不愿去农场，说要退就退回空四军。²⁵⁷⁵没过多久，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对走后门「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张春桥的女儿，还有市委常委会其他人子女的「走后门」问题，就全部不再被提及。

2月2日，市总工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深入批林批孔大会」各级工会负责人、各工宣队负责人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各区、县、局的常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都被通知列席大会；市委常委全部出席。上海铁路局被作为这次大会要批判的「复辟倒退」典型。会上铁路局的人当场递条子要求上台发言。这是徐景贤的建议，徐景贤说既然是揭矛盾大会，就不要搞老一套的按部就班发言程序，要有气氛，可以让大家抢话筒发言。²⁵⁷⁶不过市总工会没有全照徐景贤的建议做，只安排了铁路局一家上台抢话筒，抢话筒后就宣读早已准备好的讲稿，批判上海铁路局党委成员中没有造反派新干部。然后马天水讲话，顺势批判上海铁路局党委。大会的其他发言，或批判党委对批林批孔运动领导不力，或揭发有人「复辟倒退」，「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秀珍也在会上讲话，号召各级工会「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发挥工人阶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还点了普陀区骊山中学和化工局办公室主任路佩珊的名，说这是「两个否定」(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的典型。这两个被作为典型的事件，前者源于丽山中学两个教师认为文革中教育质量下降的言论，后者源于路佩珊对文革干部政策的批评，说文革是普遍换班排斥老干部。

市总工会动员大会，为工会系统树立了榜样，接着区、县、局工会纷纷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市总工会动员大会的第二天，2月3日，建筑工程局召开「建工局工人批林批孔大会」。下一天，2月4日，机电一局工会召开五百人参加的「机电工人批林批孔大会」。接着机电一局工会又连续召开了几次大会：2月9日在上海船厂召开批判「崇洋复古」现场会，3月4日在江南造船厂再次召开全局系统的「揭矛盾大会」，3月20日又召开有二百多名工会干部参加的会议，23日再扩大到整个局所属基层厂工会干部一千多人。2月7日，杨浦区工会召开「杨浦区工人批林批孔大会」，等等。这些大会都邀请同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的负责人列席。其实，说是「邀请」，实际是让那些干部来「受教育」的。学习市总工会的动员大会模式，区、县、局工会的动员大会也安排「自由发言」，争发言，抢话筒，营造热烈气氛。大会内容都是联系本系统的「复辟」和「两个否定」，揭矛盾，大批判。²⁵⁷⁷

几天后，王洪文又打电话给王秀珍，说仪表局所属上海灯泡厂党委压制造反派，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²⁵⁷⁸上海灯泡厂的情况刊登于市委组织组编的《组工简报》第7期上，题目是《上海灯泡厂新干部入党阻力很大》。其中提到这个厂的老造反张灿明至今没能入共产党，是「倾向性问题，是一股逆流」。王秀珍马上于2月10日，和马天水、叶昌明、朱永嘉等一起前往上海灯泡厂发动「揭矛盾」，业当场宣布由市委组织组、市革会工交组、市总工会，三方派人组成联合调查组。第二天，由叶昌明带领的三人小组进驻灯泡厂，宣布王秀珍对简报的批示。七天后，2月18日，张灿明被发展入党；一个月后的3月16日，被提拔为厂党委列席委员；²⁵⁷⁹一年后的1976年初，又被提拔为仪表局党委副书记。

市总工会动员大会所提出的批判「两个否定」，尤其使因各种原因下台的造反派们振奋。他们纷纷控诉自己被整肃清理的经历。2月中旬化工局党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几个工会干部冲上主席台抢话筒，将主持会议的局党委书记擅于一边。造反派们本来就对他们在清队、一打三反、批5.16等运动中受到整肃不满，对被自己文革初期批判过的干部重新上台不甘，现在这一切终于有了反击的政治理由。于是已经担任领导的造反派们批判党委领导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抵制行为，没有当上领导的造反派们批判党委对造反派提拔重用不得力，下了台的造反派们批判当初对他们的清洗整肃。在许多工厂和单位，工会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有的党委领导干部被批判或实际「靠边」。

徐景贤解释一月革命遭批判

面对越来越乱的局势，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有点吃不准，觉得这样最终会乱了自己；但又担心以自己老干部的身份出面劝说，造反派们不会买眼。马天水和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老干部黄涛一起去探望正在生病住院的徐景贤，告诉说市革会准备召开工会系统的干部会议，希望徐景贤到会讲话，以对运动「适当引导」。马天水认为身为造反派的徐景贤出面讲话，工人造反派们应该比较容易接受。

2月23日，市革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原文艺会堂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各区、县、局党委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组织了七个单位发言，其中也有「老造反」谈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发言。徐景贤到会并讲话。徐景贤提出，「要正确理解一月革命精神」，「揭矛盾的积极分子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要随便宣布靠边」，「不要抢材料」，等等。会议的主旨如市革会办公厅编的《简讯》第54期标题和内容所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决心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内容和要求，新干部和老干部、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要团结起来，共同批修，把矛头对准林、孔，对准复辟倒退思潮」。徐景贤的这篇讲话的内容，于第二天2月24日，被《文汇报》以评论员「鲍蔚文」的署名发表。文中将「一月革命风暴精神」归纳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个革命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果只注意革别人的命，而不注意革自己的命，那么在革命运动中就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甚至会成为革命的阻力」。²⁵⁸⁰

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察觉这是对着他们的。第二天，黄金海对王日初提出：「徐景贤讲话有问题，下面群众有反映，好像在『收』嘛，这个讲话与我们市总工会前几天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不一样。」王秀珍听了王日初转达的黄金海意见后，马上将文章找来看，说：「是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王秀珍找叶昌明，要他整理出一份材料，然后以「群众来信」名义报张春桥。几天后，王秀珍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等人召集到东湖宾馆，告诉他们，她给王洪文打电话，王洪文很恼火，说以后市总工会开会不要徐景贤去讲话，还说：「谁叫你们发表文汇报文章的？你们知道在全国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有的省批林批孔运动的火刚刚点起来，现在就等着《文汇报》文章去把群众运动压下去」。²⁵⁸¹

2月27日，马天水接到张春桥来信：

《文汇报》的思想评论，我觉得写得很不好……

特别是对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解释得不对，抽掉了向走资派夺权的基本内容，还有什么一月革命风暴呢？……

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业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风暴中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不然，还批林批孔批覆辟、倒退干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次？……

我的这些意见，也不要印发，更不要弄到报上去了。²⁵⁸²

同一天，张春桥还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提出要「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的积极分子」。²⁵⁸³马天水接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徐景贤作检讨，说自己的讲话「歪曲了一月革命精神」。徐景贤并给张春桥写了一封检查认错的信。3月6日，王秀珍在东湖宾馆，向市总工会叶昌明等传达张春桥的信。两天后的3月8日，正逢国际劳动妇女节，下午在市革会礼堂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动员批林批孔。马天水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传达了张春桥信的内容。

马天水和徐景贤本来打算给越来越热的运动降点温，却被工人造反派向张春桥告状。张春桥的来信，反又推动上海批林批孔运动回暖升温。有张春桥来信，马天水、徐景贤不但不敢再质疑市总工会；而且马上以实际行动转向，和市总工会一起去基层发动运动。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接连布置召开各种会议，动员大家投入运动，在运动中「重新站队」，号召「老造反要立新功劳」。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上海灯泡厂；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还分头去各工厂「放火」，例如化工局所属上海第九制药厂、纺织局所属上海第五棉纺织厂、冶金局所属上海冶金机修总厂等工厂。他们将这些工厂的党委、革委会，作为对文革「反攻倒算」或「复辟」的典型。第九制药厂是因为党员孙永健曾对《文汇报》1973年《破格提拔，大胆使用新干部》一文提出过不同意见；第五棉纺织厂是因为造反派在1970年曾经被整肃；冶金机修总厂是因为「清队」时期，造反派曾经冲击军代表办公室，事后军代表发现一份档案找不到，于是查问了冲击者。这次运动一来，这些旧事又重新被提起，第九制药厂的孙永健被多次批斗，停止党组织生活，并被「办学习班」

三个月；第五棉纺织厂已经调离的当年的党委书记，被揪回批斗，还被撤销一切职务，下车间劳动；冶金机修总厂的那个军代表也被批判，该厂的这个事件还被作为「用假材料镇压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事例，在4月6日全市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介绍。²⁵⁸⁴

此外，市革会的内部刊物《简报》、《情况反映》，以及市总工会的内部刊物《情况交流》，大量刊登「复辟」、「倒退」、「打击造反派」、「否定文革」的情况，以及造反派的反击批判行动。尤其冲在运动前面的市总工会，叶昌明还嫌市总工会原有的《情况交流》信息容量太小，让将版面扩大至八开，增加栏目，扩大发行至基层工会，业和外地工会进行交换。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则在各种内刊文章上作批示，支持各单位造反派的行动，特别是市总工会反映的情况。叶昌明说：市总工会告状最灵，一告总是告准的，所以大家都怕工会。²⁵⁸⁵就这样，由工会系统打头阵，层层揭矛盾，造反派们又振奋起来，沉寂了多年的大字报栏又重新热闹。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大字报，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大字报的作者几乎都是文革初期的老造反，或者少数几个被鼓动起来的青年职工。大多数职工完全没有了文革初期的参与热情，只作看客。就连那些文革中被分配进厂的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写大字报是好手，但在这场运动中，大多置身度外作壁上观。²⁵⁸⁶对接连不断的运动的厌倦情绪，对不断发难的造反派的反感心理，正在蔓延。

造反派「重振军威」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央决策层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向，王秀珍与马天水商量，经张春桥、王洪文同意，由王秀珍单独去北京，直接向张春桥和王洪文汇报和领旨。这个行动十分秘密，除了马天水，其他市委常委们都不知道。王秀珍3月20日到北京，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将她接到钓鱼台王洪文住处。3月21日至23日，王秀珍在北京待了三天，除了两次短暂的外出，以及一次跟着王洪文出去打猎，基本就是在钓鱼台等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接见。三天中，王洪文断断续续和王秀珍遭过一些话：

主要二方面。一方面，军队九、十次路线斗争一些问题没解决，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揭开，人换了，路线没换。王洪文批了铁道兵一封信等。第二方面的内容是要上海抓紧干部工作，配置亲信。我去北京，带了王洪文要上海筹办的党代会、人代会名单，还有准备参加各组办领导工作的人员名单，共三份名单。王洪文没仔细看，说，等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再说。主要上海准备二十几个人，选点人，抽上来，到各组辨工作，作为准备，将来中央要调人。还说「上海的工作无非抓两条，一条是抓阶级斗争，一条是培养干部。林彪一伙都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些青年干部呢？」「国家机关各部的工作很重要，这些部门解决了，对全国有影响」。²⁵⁸⁷

3月24日下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三人一起找王秀珍谈话。王秀珍汇报上海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以及市委的下一步打算，他们三人边听边谈，发表了很多看法。对于批林批孔运动，张春桥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点：

要抓一批好的单位，批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单位开刀，否则对中间的震动不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从群众中还会涌出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发扬。总结了经验，你们心中有底了，别的地方武斗，我们也不受干扰。……

上海工作，你们放手去做，出点岔子也不要紧……

上海你们要放手工作，工、青、妇放手让他们去做，你把上海工人队伍抓好就行了。……

这次运动是发现、锻炼干部的好机会，各组、办，工、青、妇，都可以抽人上来锻炼，如果中央要，就可以输送。²⁵⁸⁸

张春桥要上海在郊县搞一个郊县试点，说「如果乱了也才一个县」。²⁵⁸⁹王洪文说：「上海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稳住就好」。²⁵⁹⁰姚文元说：「先进厂如上棉十七厂²⁵⁹¹也要揭矛盾」。谈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姚文元说：「不是经过一、两次路线斗争就能解决的」。²⁵⁹²

3月25日，王秀珍赶回上海，立即先向马天水汇报，再向市委常委传达。马天水虽仍有疑惑，但也不再要求谨慎行事。4月6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七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这一阶段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情况和经験。其中有按照姚文元的意思组织的上棉十七厂的发言。大会号召「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在事关路线，事关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和模范作用」;并要求各级领导「都要认真注意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大批敢于反潮流、富有革命朝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的新生力量，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大会，既是「批林批孔」运动的进一步动员，又为投入运动的积极分子提供了被培养重用的希望和前景，动员能量非常大，运动轰地一下全面铺开。许多工厂的大字报栏第二天便被贴满。

林彪事件刚发生时，中共中央曾经向全国传达过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有「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之句。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4年，屈指数来正是八年。造反派们说：「像这样搞才有劲，又有点一月革命风暴的味道了」，²⁵⁹³「现在造反派又像文革初期那样，可来劲啦」。²⁵⁹⁴马天水、徐景贤等更是号召第二次夺权。徐景贤说：「现在还是有相当大的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手里」;马天水说「要敢于引导群众揭矛盾，要揭开矛盾，可以点名」。²⁵⁹⁵市总工会叶昌明则在工会系统以及区、县、局会议上一再强调：

「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就是复辟和反复辟，有的权不在我们手里，有的夺来后又失掉了，有的一直没有夺来。要发扬一月革命的精神，再夺权。²⁵⁹⁶

一些造反派说得更明确：

这次批林批孔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领导权得而复失的问题，解决新干部、老造反入党的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围绕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²⁵⁹⁷

上海市总工会成为整个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王秀珍不断从王洪文那里得到中央决策层新动向，通过工会系统层层向下传达；各、区、县局工会连续召开各种批判会、揭矛盾会、交流会。王秀珍和叶昌明在各种会上号召「老造反要立新功劳」，号召工会要冲在运动第一线，运动开展得十分热闹。叶昌明后来回忆：

我鼓吹要在这次运动中重振工会「军威」，说工总司的威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这几年工会的工作太平淡，没有起色，威信降低了，要趁这次运动的机会，把工会发动起来，在斗争中提高工会的威信。工会就是要在这样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党委才会重视工会了。我在工会会议上讲，现在市委很重视发挥工会在运动中的战斗作用，就看我们自己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了。²⁵⁹⁸

市总工会提出，上海灯泡厂，静安区清洁管理站、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等单位，是复辟倒退的典型。不但这些单位，这些单位所在的区：静安区和普陀区，都存在翻案风，要大胆揭矛盾。长宁区廖、马、唐事件、宝山县黄子金事件等，也被重新提起，说这是典型的对造反派反攻倒算。²⁵⁹⁹王秀珍要求市总工会去基层「点火」，叶昌明号召：揭矛盾要敢于揭「爆炸性问题」。在工会干部会议上，叶昌明提出：「现在市委很重视发挥工会在运动中的战斗作用，就看我们自己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了」，「工会不要坐等党委的布置，应当主动向党委请战；即使党委不布置，工会也可以按市委的精神马上行动起来；工会对于党委在运动中的不正确意见要敢于抵制」。²⁶⁰⁰市总工会以上海灯泡厂为典型，组织市总工会所辖的上海工人政治学校学员去参观，并要政校将学员组织成调查组，去其他工厂了解情况。市总工会还布置各区、局工会组织人员去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参观、学习、取经，业特别布置：各级工会要在运动中发挥老头头、老造反的作用。「老造反」、「老头头」，即「一月革命」前造反者，尤其曾经担任过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者。市总工会要求召开这些人的座谈会，将他们组织起来投入运动。叶昌明多次亲自召开部分区、局的老头头座谈会。市总工会机关也根据王秀珍的要求，将机关工作人员都派去基层点火。在市总工会的发动和布置下，各级工会层层召开「老造反座谈会」;整个工会系统派出大量有老造反参加的联络员队伍，到区、县、局和重要单位去寻找复辟倒退典型，要党委召开揭矛盾大会，还要党委在大会上明确表态。²⁶⁰¹

造反派们提出，「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对一月革命的评价和态度，联系对造反派的培养、提拔和使用。有人提出：大联合时，造反派失去百分之五十权力；成立革委会三结合必需有老干部，又使造反派失去三分之二权力；到党委会成立，造反派的权力百分之一百地失去了。造反派们尤其对党员的发展状况提出质疑，认为许多工厂重点发展1968年以后进厂的青年工人，是「以青代新」，即以发展新进厂的青年工人代替造反派新干部，是反文革势力对文革的变相抵制；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入党，造反派就是要当官！」「造反派就是要掌权！」工人造反派对身份转换的焦虑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现在他们终于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中的愿望。

座谈会参加者，有许多是老造反中没有被重用者，或一度掌权，但以后又被罢官靠边一担到底回去当工人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因各种原因被下台，有些人甚至被关押过。他们的挨整原因，有自身因素，也有对立派群众和重新掌权的干部们对他们的报复；还有造反派自己对队伍的多次清理。这些人中包括长期被冷落的「兵团」等当初与工总司对立组织的负责人。这些被边缘化的老造反们提出，他们是被右倾翻案势力打击迫害整下去的，右倾翻案势力正是那些文革初期被批判、后来又重新掌权的干部们。他们要求平反，质疑「为什么老干部犯了「走资派』这样的大错误还给落实政策重新当干部，而新干部犯些错误就不落实政策了？」他们为双方身份转换的不对等而感到不公。

从1974年3月开始，尤其王秀珍去北京与张春桥、王洪文面谈之后，到5月，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全市层层召开各种大会：揭矛盾大会、党委扩大会、工会干部扩大会、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例如机电一局，从2月4日至3月13日，连续召开了五次大会；还在工会干部扩大会议上当场宣布：撤销长江电器厂党总支书记兼工会主任的职务，因为此人「对批林批孔有抵触情绪」。整个机电一局在二三个月内，揭出有「两个否定」问题的单位185个，占全局所属工厂单位数的45%;被点名者上千人，其中厂级干部103人；还限令局干部人事部门在三天内敌用一批下台的「老造反」，把他们安排到局或工厂的领导或科层职务上。于是一些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批判的造反派重新被安排位子。²⁶⁰²

在冶金局，3月18日、23日连续在上海第二钢铁厂的礼堂召开大会。老造反们争相上台发言，揭发局党委「利用一打三反运动迫害新干部」，「执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10名局级和厂级干部被点名。在纺织局，工会发动层层揪「右倾复辟代表人物」。几个月内，全局被宣布停职靠边的干部共510人，其中厂级以上的党政干部99人，中层干部216人，涉及全局157个部门和单位。²⁶⁰³

在黄浦区，区工会连续在五星剧场、延安剧场、大光明电影院等处，召开「批林批孔揭矛盾大会」、「彻底揭开黄浦区阶级斗争盖子大会」，全区各方老造反聚集一堂，许多人不请自来。台上台下、会场内外，串联呼应。在五星剧场召开的揭矛盾会上，由于参加会议的老造反分属过去的几个对立派别，会上发生冲突，几乎引起殴斗。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那次会上，一个正在受审查的老造反跳上台抢话筒，掌握了整个会场；14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被当场揪到会场接受批判；一些在文革恢复秩序后曾经被审查批判过的老造反，要求重新定性自己的案子；还有人对自己不被发展入党提出意见。在长宁区、普陀区，这样的批判大会，同样也十分热闹。²⁶⁰⁴

市总工会在这场运动中打头阵。整个3月、4月和5月，王秀珍经常在东湖路招待所召开会议，召集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陈阿大等交流运动情况，对区、县、局和重要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情况分析排队：批判谁，打倒谁，工会如何行动。王秀珍要他们「亲自抓住一雨个典型开刀」。已经担任了党的领导人或组办负责人的戴立清、黄金海，积极在自己系统推动运动。在皖南黄山地区上海后方基地，3月28日在联合机械厂召开「再批克己复礼现场大会」，同时在旌德。绩溪、贵池、岩寺等地设分场。戴立清、叶昌明主持会议，近万人收听拉线广播。大会宣布：联合机械厂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压，因此停止厂党委、厂革委会工作，由另行成立的厂「革命领导小组」接管；停止两个原厂级领导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业当场由武装民兵反扭胳膊押出会场，关进隔离室。²⁶⁰⁵在黄金海担任负责人的财贸系统，3月4日，在杂技场召开财质系统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黄金海到会并讲话。他列举本系统的三十多个「复辟倒退事件」，例如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有一月革命造反的老造反四十多名，却一个都没有入党。黄金海指出「这是对新生事物、对文革的态度问题」。又如上海酿造五厂的团支部书记年龄偏大，黄金海质问为什么上级主管局和公司，不挑选年轻人做青年工作，是否看不起「儿童团」。²⁶⁰⁶黄金海还提出，渔业公司党委成员大部都是文革前的临时党委的人，一月革命夺得的权，现在又都重新丧失，这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夺权，要发动群众「将公司盖子彻底揭开」。黄金海后来承认，其实，渔业公司党委成员的领导班子「完全是我们直接审批的，反过来打成复辟势力。这个公司原来各方面的工作还是好的，一下子又打得分裂了，批林批孔完全扭到纠缠历史老账上去了」，「导致渔业公司生产急剧下降」。²⁶⁰⁷在上海铁路分局，2月2日市里的批林批孔大会，谢鹏飞没有参加，他当时在厂劳动。事后他认为那个大会上铁路局代表的发言是表面文章，没有揭到要害。他于是带人到分局和路局刷大标语，要揭开铁路局「复辟倒退」的盖子。

工会在信息掌握和传递上占着优势。王秀珍几乎天天与在中央的王洪文通电话；而正是在批林批孔之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张春桥与徐景贤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于是许多的中央精神或决定，其他几个市委常委还不知道，王秀珍却早就知道了，并在一些场合率先表态，令徐景贤难堪。而且整个工会系统，有着完整的组织网络：从市总工会，到各区、县、局，到基层单位，直到车间，都有工会建制，最下面还有工会小组。王洪文不时从中央传来的信息被上海工会系统层层传达动员，上通下达，一呼百应。市总工会成为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实际指挥部。对比工会系统，在党的系统，虽然各党委或支部有宣传委员，但由于中共上海市委不设宣传部，所以各党委也不设宣传部。于是政治运动一来没法层层传达，无法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布置；基层党委更是信息不灵通，许多工厂的党委只能去工会打听运动动向。就是在市里，马天水和徐景贤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权威，要求各级党委召开揭矛盾会议时，需对工会所提意见明确表态。市总工会对自己在上海「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带头作用颇为自得，叶昌明说：

工会在运动中有了威信。过去不重视工会的党委，运动一来就重视了。有的党委书记过去从来不到工会办公室去，现在也经常跑工会打听消息。现在只要市总工会一开工会干部会议，那些党委书记就紧张了，总要设法来打听开会的消息。而我却还在有些会上公开规定，工会干部回去不能向党委传达汇报会议的情况。²⁶⁰⁸

上海「批林批孔」运动急刹车

批林批孔之火在上海越烧越旺。在许多基层工厂，一些造反派又到处串联，打探运动消息，撰写大字报，或者要求为自己平反。有些造反派又重新拉起队伍，组织起「战斗队」，摩拳擦掌，准备开展第二次文革。许多人不满足于只在厂里贴大字报，又像文革初期那样，将大字报贴到主管公司或局，甚至市委机关、市革会各组、办。造反派的思路也仍然沿袭着文革初期，凡是干部，只要不是文革中的「新干部」，都在火烧之列。虽然叶昌明曾经在各种会上提出：「现在和文革初期不同，不要提『踢开党委闹革命』」，但许多造反派还是将矛头对准了党委。许多人尤其对清队和一打三反时期的支左部队有意见，因为许多过头的处理和不实的案子都是军人办的。造反派要求将那些已经回部队的支左人员叫回来接受批判。还有人要求查阅自己一打三反时被整肃的档案。

就这样，「批林批孔」之火，已经不只是烧向那些「否定文革」的干部们，而且烧向文革后建立起的新秩序。自从大联合和清队以后，「造反有理」的口号越来越不再被提起；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复辟倒退，使造反派感觉到这个口号回归了。市总工会后来在一份工作总结中承认，有些造反派：

在运动中还用八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来分人分线，个别单位就出现了重拉山头的苗子，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直到现在，这种错误观点在一部分工会干部中还有市场。这实际是一种值得警惕和防止的宗派主义情绪。²⁶⁰⁹

4月中旬和下旬，杨浦区委召开扩大会议揭矛盾，六天会议，八百多人参加。市革会办公室主任张敬标被叫去参加，因为他当时兼任杨浦区革委会主任。在会上，与会者逼着张敬标回答问题，高呼「张敬标必须老实交代」，文革初期批斗干部的场面几乎重现。在奉贤县，文革初期的口号再现：「炮轰中共奉贤县委员会」。而沉寂了多年的两派矛盾也重新浮起：松江县文革初期曾经对立的两派重新开战，在县委和县革委会上互相责难，大字报直贴到市革会的郊区组，两方都要求郊区组支持自己这派。而在复旦大学，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都对着兼任校党委常委的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市委和市革会越来越无法控制下面的局面。马天水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但他又不敢劝说和制止工人造反派，他对干部一向比较严格，但对工人造反派却比较迁就，似乎这样就是支持文革。他只好打电话给张春桥，将上海的情况如实汇报。张春桥回话说：「谁叫你们把自己搞乱的？」马天水有点不服气，说：「我有责任！但这和你二月底给我写的那封信有很大关系」，「是根据你二月来信的精神搞的」，「市总工会在这里边起了不少作用」。听马天水这一辩解，张春桥没有再说什么。张春桥接到马天水电话后，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紧急商量，由王洪文通知王秀珍，让她去做市总工会的工作。²⁶¹⁰

而就在差不多的时间，全国有些省市如江西、浙江、湖北，一些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万里浪、翁森鹤等，对大联合时期对自己这派的处理不满意，又开始串联、上访，1966年底的局面重现。为平定局势，4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1974年的12号文件：《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已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要解散；已经回部队的三支雨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等等。这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刹车。

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之火，是张春桥、王洪文要市总工会点燃发动的，现在张春桥又要市总工会再去说服平息，实在有些前后不一。中央的这个文件，为上海提供了转弯的台阶。王秀珍立即召开市总工会常委会，将叶昌明、黄金海、陈阿大、马振龙等人找去锦江饭店，传达张春桥指示；布置学习12号文件。王秀珍说，「领导同志指示很及时，如果现在再不刹车真要把我们自己给搞乱了。杨浦区已经出现把张敬标搞去批判了。春桥说『这样搞下去今天可以揪张敬标，明天就可以揪你王秀珍、徐景贤，后天就可能揪你马天水，这样搞下去，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搞乱了吗？』我们头脑发热，光知道到处去点火，再按这样搞下去就有点危险了。」王秀珍又说：「上海好办，开两个会促转化，一转就转过来了，外地可没那么容易，可热闹啦，像徐州等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实际上把省、市委的权都夺了。」²⁶¹¹王秀珍要大家转弯急刹车，说：「马老非常爱护我们工会，一定要我们工会先开会把这个精神传下去，做工作，这样比较有利，不会挫伤工会的积极性。」²⁶¹²

张春桥要上海刹车，他意思是让辽宁先出头。他曾经对人说过：辽宁有毛远新，辽宁带头，我们上海跟着学。²⁶¹³文革进入第八个年头，支持文革者越来越少。尤其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的文革派越来越孤立。尽管他们仍不时生出一些风波，发起一个又一个运动，但文革初期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不再，民众对接连不断的运动已经厌倦。江青和张春桥始终是众矢之的，所有反对文革的势力，矛头都是对着他俩。张春桥的不得不谨慎为上。

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这样紧急刹车，偃旗息鼓。黄金海对此很有意见，觉得许多干部对文革抵制，一些造反派受压受整一直得不到解决。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火点起来了；但问题刚提出，还没有解决，却突然来了个急煞车，他想不通。王秀珍说服黄金海：

王洪文讲了，上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新干部」不能这么提。上海要是都这样了，全国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央各部和外地这个问题才严重呢，我们在上海是幸福的，没体会，北京几个领导，他们在中央工作，还是主席信得过的呐，有人还要攻呢，说他们是乘电梯上去的，有的说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还有的说是坐火箭上去的，又没打过什么仗，又不是什么三八式、三九式的干部，可不服气呐。我们不要再去为他们添包里，使他们被动。²⁶¹⁴

但是黄金海还是忍不住。1975年12月，正是批判邓小平的时期，在市委召开的县、团级干部会议的小组批邓讨论会上，黄金海联系上海实际，重提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牢骚说：「批林批孔来个急刹车，搞成个夹生饭」;又说市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左右摇摆，一会儿到处点火，发动联系实际揭矛盾，一会儿又要转了，弄得基层意见很大。黄金海在发言中，还对当时徐景贤的一个讲话，以及上海的其他一些情况发牢骚。黄金海的小组发言被汇报到张春桥处，张春桥写了很长一段批示：批示中说：

批林批孔来个急刹车，搞成个夹生饭，我负责。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批林批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黄金海为什么还要在批邓时重新提出来，不要被个人主义这个鬼缠住了。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²⁶¹⁵

王洪文在张春桥的这份批示上批：「要在小范围里批评帮助黄金海」，「摸黄金海的老虎屁股」;姚文元批示「照春桥批示办」。1976年1月8日，王秀珍根据王洪文的要求，将部分市总工会常委召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王洪文工作过的保卫科，传达王、张、姚指示。黄金海不服气。会议直开到深更半夜，因为周恩来逝世消息传来才终止。

市总工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冲锋陷阵，威风一时，但一个「急刹车」，连牢骚都不许发。对此，总工会很有想法：

总工会「放火」冲在前头，被当枪炮使用，显得威风一时。这真是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到「急刹车」、「急转弯」，就自找苦吃了。

所以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我们是很有想法的，并不想再冲在前头，下面工会也缺少积极性，但还是再被当枪使了一回。这是由于我们毕竟是和文革捆绑在一起的，已经身不由已了。²⁶¹⁶

小结

比起徐景贤，工人造反派对一月革命的理解更直接：就是「夺权」。所以一月革命没有夺到的权，在以后的运动中还需要不断地再夺。这是工人造反派对文革的理解：也是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解，要求名至实归。

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映射出造反派对身份转换的焦灼。文革进行已经八年，尽管「培养和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一再被宣扬，但是对文革的抵制始终存在，尤其抵制造反派进入各级领导层。在上海，虽然当上干部的造反派比外地多得多，但仍有许多造反派因为自身的缺陷或干部们的抵制，没有上去或是上去了又被刷下来。这些造反派只是具有了「文革新生力量」的革命名份，但却没有转换成干部身份。而在他们看来，没有当上干部，就是没有夺到权，所以必需第二次夺权。他们将此干脆简化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在上海，就是造反派要求以他们在文革中挣得的革命名份，换取体制身份的运动。

整个批林批孔运动，看似非常热闹，但参与者只是那么几个造反派。而且运动的形式，也重新回归自上而下：王洪文在北京布置，市总工会和市革会发动，下面层层呼应。张春桥说声不要搞乱自己，运动马上刹车。民众在文革初期显现的底层的能量和张力，到此时已经完全不再，显示出文革群众运动的真谛。

第三十五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上)

新干部进入各级领导机构

1967至1968年间，各级干部大批被打倒，形成权力空缺；夺权号召更使造反派们认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义不容辞。从1967年一月夺权后，通过三结合，大批造反派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许多过去的普通干部或工人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被称为「新干部」。据统计：到1973年4月，上海全市「被推选参加工交财贸系统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新干部有四万七千余人」。²⁶¹⁷比起外省市造反派普遍受压和被边缘化的状况，上海的这个数字相当高。批林批孔运动被「急刹车」后，上海的工作重点转入「考察和培养新干部」。1974年6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7月23日至24日，市总工会也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两个组工会议的中心，都是要求「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要集中解决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否则，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也是空话。当然，不能再提造反派，可提九、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²⁶¹⁸

上海前一阶段批林批孔的中心，就是揭发各级党委阻止造反派的入党和提拔，只是造反派们闹得太过头被张春桥叫停。而这两个组织工作会议，实际上就是继续实现造反派们前一阶段提出的愿望。王秀珍在市总工会的组工座谈会结束后讲话，她的讲话，给造反派们很大鼓舞：

培养干部工作，上海形势好的，但对党中央要求培养大批干部还有差距，为党挑重担、干革命，我们工作做得很少。前几天中央各部都向我们上海要人，十几个部，国务院、文化部，也要上海派人，大量任务，把上海优秀工人送出去。现在我们却拿不出。所以工青妇要物色苗子进行考察，把这项工作抓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²⁶¹⁹

王秀珍所说中央各部向上海要工人干部，确有其事。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²⁶²⁰

1974年以后，发展造反派入共产党速度加快，对造反派提拔使用人数也增加。可以说，上海对造反派的大批发展入党和提拔使用，正是在1974年以后。仅以发展入党为例：上海从1968年底开始试点发展党员，到1973年底，五年中，全市共发展党员13.6万名；而1974年一年就发展党员3.8万余人，其中第四季度发展了1.7万余名。²⁶²¹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到不少文革初期出名的造反派。他们大部分是工人，也有干部和学生。这些人中，许多都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陈阿大是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之一；叶昌明是市总工会副主席；张宝林曾经是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之一(1973年以后回原单位);黄金海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耿金章是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王成龙先是《工人造反报》负责人，《造反报》撤销后任《文汇报》第二负责人；缪南生是上钢三厂革委会副主任；马振龙是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汪湘君是市妇联负责人；傅世而是上海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梁飞是上海港务局革委会副主任；唐文兰是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潘国平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宋有福是南市区竹木器公司革委会副主任；胡永年是上海市体委负责人；陈广煊是上海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杨小兵是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浩德是上海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党委书记；叶定海在文革后期担任了上海市农垦局的党委书记。倒是市委写作组，除了朱永嘉是常委外，其他人都没有进市革会。也有担任市革会职务却没有实职的，例如严步东是市革会常委，工作单位在江南造船厂，但却只是一个普通技术员，连车间负责人都不是。

谢鹏飞、潘国平等，1973年之前在市里和局里也没有实职，他们都在厂里「劳动」;他们的市革会委员身份，只是具有了参加市革会全委会议，听取有关报告或文件传达的资格。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份没有真正转换。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比普通老百姓早一二天得知部分中央决策信息的权力。

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

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造反派中，王洪文是被提拔最快职务最高的。

前面章节已提及，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从当时市革会传阅文件的顺序看，王洪文排在最后第七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王洪文因此被戏称为「王小七」。不过，王洪文却从来不称徐景贤为徐老三，背后也不这样称呼；王洪文也从来不说自己是「小七子」，工总司总部的工人造反派有时对他这样开玩笑，他总是制止。叶昌明曾经在一次工代会组长会议上说：

王洪文进步很快除学习认真外，很重要的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市革会领导成员把王洪文排在第七位，在徐景贤、王承龙后面，我们都不服，说怎么把王洪文排成了小七子？王洪文总是批评我们，说是为革命不计地位，去比小七子、小八子干什么？把工作做好就行了。²⁶²²

徐景贤文革前曾经在张春桥属下工作过，和张春桥的关系远比王洪文近得多。王洪文只是工厂里的一个干事，徐景贤文革前就是市委的科级干部，处理事情比王洪文能干老练得多，在机关的人脉也比王洪文深广得多。王洪文刚进入权力机构时，应该不会对徐景贤排在自己前面不服气。王洪文最有意见的，是一批原机关科层人员，他们掌握了市革会各部门的权力，而工人造反派所占位置则不是很多。王洪文认为这是徐景贤有意排斥工人的结果。直到1968年底工宣队的派出，格局才有所变化。随着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地位又一次被拔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身为贫农家庭出身、党员、复员军人、国有大型企业工人、上海最大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的王洪文，比起其他造反派，政治条件无疑是最好的。

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一直比较谨慎，对中央各项恢复秩序的措施积极相应，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们紧跟中央部署。他对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影响，对他们容易逾越规范的草根行动有着很大约束力。上海除了1968年6、7、8月联司和支联站时期比较乱，其他时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稳。尤其1967年初，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守派入造反队，还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坚决要求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实行大联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实行联合。这些都是上海局势稳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有威信。他处事比一般造反派谨慎，行事正派，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贴的。尤其1967年12月的四次工代会以后，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地位奠定。叶昌明文革中评价王洪文说，文革初期，许多造反派最初的造反：

往往是被走资派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受到压制，为自己的问题起来造反的，这些人往往自己有一些问题，所以造反掌权后很快就垮掉了；王洪文起来造反就不是这种情况。他是党员干部，是先起来批判工作队的资反路线，后再受到打击压制的，所以基础比较好，在厂里一开始造反就有上千队伍拉得出，这是其他厂办不到的。²⁶²³

戴立清对王洪文的评价：

他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他那一系列身份：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给人以信任感，我过去对他印象一直比较好，觉得他稳重，人品正派。他处理事情不是冒冒失失的，拿不准时不轻易表态，不像我们那样心急，所以差错出得少。但他耳朵根比较软，容易被人说服。²⁶²⁴

直到文革结束后，说起王洪文，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的老造反张伯生这样评价王洪文：

我对王洪文印象不错，他比潘国平稳重。他的出身等各方面条件，在当时都是比较突出的。王洪文平时不太讲话，不过，讲起话来，比王秀珍有水平多了。²⁶²⁵

王洪文的党员身份，既对王洪文自身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也比其他造反派容易被保守派和老干部认可和接受。因为这意味着，王洪文文革前的表现是符合共产党的要求的。徐景贤对他的评价是：

王洪文给我的总的感觉是：他受着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身上总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党性，有翻身感，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观念，因而他对造反同伙中的党员特别信任。至于受他重用的王秀珍、金祖敏、唐文兰等人，也都往往自认为是共产党员，内心深处对工总司的那一批非党老造反是看不起的。²⁶²⁶

在文革进程的各个重要时刻，王洪文都较好地顺应了文革发展的需要：例如安亭事件中听从张春桥劝告及时回沪，例如康平路事件后发展保守派入造反队，例如最早反对经济主义，例如大联合时期整顿「马蜂窝」，例如不参与两次炮打，例如始终认同市革会的权威并保持一致，等等。这使得工总司没有出大的不合毛泽东文革要求的差错，也使得工总司的骨干人物对王洪文的领袖地位非常认同，都说文革中的上海工人没有像外地工人那样大分裂，离不开王洪文。叶昌明说：

王洪文很善于团结人，坚决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去做。当时处理赤卫队、二兵团的问题，工总司多数人主张搞，不要他们参加工总司，只有王洪文坚持搞团结，才得到妥善处理，否则上海工人阶级要大分裂，上海的形势不会这么好。有些单位老大难，归根到底是未按王洪文意见正确处理赤卫队的问题。²⁶²⁷

陈阿大说：

我曾经说，工总司建立以来，没有分裂没有搞成几派，内部还是一致的，除了张春桥关心支持外，主要是我们的头头(王洪文)好，我们选对了，跟对了，如果不是他的话，工总司内部不知搞成什么样子了。叫潘国平当头是不行的，叫我当头是干不了，没有水平的，我们支持王洪文，跟王洪文跟对了……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是工总司的光荣，是我们小兄弟的光荣。²⁶²⁸

甚至直到文革后，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回忆王洪文时，都说自己当时对王洪文很佩服，甚至崇拜。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也没有架子，仍是平等对待当初一起造反出来的「小兄弟」，比较为别人着想，也好说话。王腓利妻子临产，半夜步行了一站多路乘夜班公交车去医院。王洪文知道后，责怪当丈夫的：「出了事怎么办？你应该向我借车子」。让王腓利很感动。一次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饭店吃饭，工作人员在一旁站着，王洪文要大家都坐下，工作人员说不行，这是规矩，王洪文说，大家都是父母生的，不要有那么多规矩。王洪文个性不是很强，甚至骨子里不是很自信，他肯听从别人意见，不过这点也被工总司的一些老造反说成是「耳朵软」，容易被别人说服说动。对一起造反出来的「弟兄」们，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王洪文总是不忘提携。王腓利回忆说，王洪文曾经想安排范佐栋回工总司当委员，可见王洪文不是气量狭小的人，后来因为怀疑范佐栋参加新工总司，才作罢。张宝林评价王洪文，认为论能力在工人造反派中不算是最强的，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能力也都很强，但王洪文关心人，也善于用人，知道谁适合做什么工作。所以大家愿意跟着他。

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对王洪文领袖地位的由衷认同。工总司总部的头头们，尽管有很强的派性，尽管对写作组造反派不服气，时不时会闹出点风波；但他们对王洪文却都是认可拥戴的。虽然他们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比王洪文差，但他们都由衷地服贴王洪文，认为王洪文政治上比自己强，为人正直。在工总司总部，除了早期的潘国平、耿金章等，再没有发生过挑战王洪文权威的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榜样，也是他们的骄傲。

文革前担任工厂基层干部时间不长的王洪文，比起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甚至比起徐景贤，在政治资源、人际资源、尤其是工作能力等方面都非常欠缺。市革会最初对他的安排还是比较实际的：主要负责群众组织方面的工作，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还有工宣队和文攻武卫方面的工作，也由王洪文分管。作为全国最大城市上海的领导人之一，王洪文显然需要更多的工作实践磨练。马天水、黄涛等老干部将王洪文看作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新生力量，真心实意地处处辅佐王洪文。尤其有着丰富的上层工作经验、对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各方人员十分熟悉的马天水，在这方面的付出更多。张春桥对王洪文也十分关心，不断敲打。张春桥在上海一言九鼎的地位，尤其使王洪文免去许多其他新人一般都会遇到的因权威不足而遭到的抵制。

王洪文需要更多时间的磨练，积累经验和各种资源包括人脉资源。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使王洪文身份转换时间一下缩短许多。

毛泽东关注王洪文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汇报中，毛泽东陆续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7月21日至国情前夕，毛泽东一直住在上海。砸联司那天晚上还和张春桥乘着防弹轿车去外滩。看到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卫在市革会门前，毛泽东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够掌控局势。后来，毛泽东在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当时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毛泽东仔细听着王洪文的讲话，张春桥在一边向他介绍王洪文的情况。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王洪文在电视中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和上海的许多代表们一起住进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检阅游行队伍之后，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说王洪文希望见主席，毛泽东同意了。²⁶²⁹张春桥将王洪文带到屏风隔着的贵宾会见厅，随即离开，单独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场。这次个别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贤后来认为，毛泽东中央会议上当众推荐王洪文，表扬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势，显示了毛泽东想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从1968年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洪文时便已开始。

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是张春桥当初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时总结的，这样的条件很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张春桥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不过张春桥此时似乎没有体会出毛泽东的更深意图，只是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关注：

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14

国庆观礼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于10月12日集体离开北京，王洪文却没一起回沪，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会从10月13日开到10月30日，会上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还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党内高级会议。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形势²⁶³⁰。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张春桥回上海后，将王洪文在市革会中的位置调整，排到徐景贤之前，紧挨在马天水、王少庸之后。徐景贤后来在回忆中说：「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在市革会，王洪文原来主要负责群众组织，以及工宣队、文攻武卫，这以后开始协助马天水负责上海的全面工作，还负责「清队」的项目。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党组织活动重又开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在筹备中。王洪文担任上海「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对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被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担任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中央还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发言。这是一种象征：过去，这样一类全国性的大会往往安排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作为工人阶级发言，作为全国工人的表率。而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却选择了工人中的造反派作为全国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发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去参加「九大」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军装，新的。既显示工人阶级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转业军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的这篇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发言稿，内容不长，完全是表态性的对九大各项决议的拥护以及贯彻的决心；发言的意义在于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过这次发言，被媒体报道传播，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了这个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都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王维国，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上，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干部，向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发起攻势，张春桥受到与会代表不点名围攻。江青又一次抢在事主前面，与张春桥一起向毛泽东告状并求救。毛泽东当然明白对张春桥的围攻其实就是对自己发动文革的强烈不满，他又一次选择了江青和张春桥。虽然紧接着受到公开批判的是陈伯达，但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庐山会议结束后，江青在住处秘密接见了赴庐山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和徐景贤。江青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应该听懂了江青的话，这句话传递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期望。²⁶³¹

奉调北京学习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这是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并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个秘书，因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据徐景贤后来回忆，王洪文不知中央调自己去学习什么，也不敢问张春桥，放下电话，就赶紧去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认为，林彪事件后，中央需要增补干部，王洪文去中央学习，肯定是被进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会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马、徐、王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为王洪文饯行。第二天，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赴机场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后，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对他的安排是一面跟着周恩来参加中央工作，一面学习。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去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学习。这是对王洪文的培养和考察。尤其毛泽东，更是密切关注着王洪文——

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连绝密的讨论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项目会议，都要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这也是周恩来对王洪文的帮教和考察。²⁶³²

王洪文小心谨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说调他去北京是为了加强学习，他也就努力认真学习，还向上海市委徐景贤提出，将萧木调去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²⁶³³徐景贤十分不情愿放萧木离开上海，因为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力，工作努力，笔头也好，此时正在与陈冀德筹办《朝霞》杂志;但既然王洪文点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还要求徐景贤帮他物色一个英语老师，他要学英语，因为毛主席也在学英语。徐景贤后来从复旦大学外语系调去一个英语教师，从ABCD开始教王洪文。此时的王洪文踌躇满志。他整天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毛泽东还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区，处理因群众组织派别对立而长期遗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来就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作为上海市革会负责人，专门处理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在这方面有经验。虽然对于群众组织的两派尤其对于上海邻居浙江的两派，他心底有倾向，但首次作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处理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满意。据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说：

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都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²⁶³⁴

不久，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的徐景贤等：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经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这是王洪文将留在中央工作的信号，毛泽东欣赏王洪文。接班人问题一直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一个心病，现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但王洪文毕竟从政时间很短，没有资历。没有资历不仅是经验不足，也使人无法从资历中了解其真实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泽东似乎对自己又一次选的这个接班人还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泽东要王洪文看《刘盆子传》。王洪文没有听清毛泽东要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他趁回上海调查研究时，找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朱永嘉猜出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里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放牛娃，赤眉起义时被立为皇帝，但根本胜任不了皇帝的职务。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听说毛泽东要王洪文看这篇文章，马上领会到毛泽东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刘盆子那样，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说。朱永嘉去和徐景贤商量，徐景贤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将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不作任何其他解释和议论。朱永嘉照此办理，逐字逐句翻译了一遍。王洪文听着，不动声色，没有任何表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认为王洪文是个明白人，他应该明白毛泽东的弦外之音。²⁶³⁵

王洪文去中央后，很不习惯中央的行事规则。他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非常寂寞，有时一整天就是开会。²⁶³⁶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十次代表大会等备事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列席政治局并参加工作；根据毛泽东意见，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的说明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由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只选出一个主席即毛泽东，一个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泽东一人，政治局内，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亲林彪者，或死亡如叶群，或被审查如陈伯达、黄永胜等，补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当务之急；而且那个将林彪立为接班人的「九大」党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负责的班子，写出的是《关于党章修改的说明》，只是个事务性的报告。报告送上去后；在「十大」召开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来。上面是毛泽东的笔迹：「说明」二字被划去，加了「报告」二字，再下面写着「王洪文」三字。²⁶³⁷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在「十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前几次党代会上的党章修改报告，一般都由即将升任为毛泽东副手者作：「七大」是刘少奇，「八大」是邓小平，「九大」没有这个内容。「十大」由王洪文作这个报告，这表明，毛泽东要重用王洪文。8月20日，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召开，虽然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他让周恩来宣布了一个更具震撼性的决定：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排在王洪文名后，都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了毛的这个决定后，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让，请王洪文接着主持会议。一百多个参加会议者立即明白了毛泽东要让王洪文当他的接班人的意图。

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遭到抵制。「十大」召开前，在周恩来主持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当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让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议后，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们都不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大家都不吭声，也不便表态，场面十分尴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提出：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不赞成将王洪文放上去。为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8月23日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和解释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说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尽管如此，许世友仍然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讲话后，到会的老干部们用掌声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但轮到王洪文讲话，讲话结束时一片沉默，没有人鼓掌。讨论由谁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干部对王洪文不认可，使王洪文从一开始感觉到老干部们对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后对徐景贤提及当时情景仍不能释然。

马天水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面对沉默的集体抵制，马天水以自己老干部的身份为王洪文说话：「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²⁶³⁸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出席并主持大会。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与周恩来。毛泽东宣布，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后，由穿着崭新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但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泽东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走向投票箱将选票投了进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闪亮登场，一下站到了中国政治的前沿。接着，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前一天举行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其中，最具新闻意义的就是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为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前两次是刘少奇与林彪。²⁶³⁹

受命王维国专案

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王洪文负责上海的「批陈整风」，即批判陈伯达。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发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林彪项目组，华东地区的林彪案件，由许世友和王洪文负责，上海设材料组。王洪文推荐，经许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体负责项目工作；将王知常调去负责文字工作。另外，还调去驻市总工会的军代表康宁一，空军和警备区的一些军人，共八九人，组成项目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报周恩来，同时也报许世友和张春桥，但不经上海市委和警备区的其他领导。

在对王维国项目的一些处理上，王洪文和许世友经常争论，意见不一。矛盾具体体现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对象主要是驻上海的空四军和驻杭州的空五军。毛泽东派许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处理空五军问题。王洪文认为对空五军的干部应以教育为主，不主张都处理。许世友的观点不同。对上海的空四军干部也是这样，「王维国项目组」前后共审查56人，其中除4人上报中央「林彪项目组」审查外，其余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后，都没有正式结论，也即没有硬给他们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结论。以后都移交空四军处理。²⁶⁴⁰王洪文这样做，可能是想为这些军队干部留有些余地。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被认为「参与了王维国一系列反党活动」，但王洪文认为不能因为丈夫的事情株连妻子，在审查了一段时间后将她释放。还有其他许多人，例如李伟信的弟弟李伟售，空四军政治秘书处韩洪奎，等等，王洪文认为他们不了解真相，只是执行者，责任不应由他们负，对他们可实行从宽处理。文革结束后，这成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说他包庇这些人，企图拉拢他们从而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些人也都被重新处理。

此外，许世友在处理驻上海空四军干部问题时，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换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认为不妥。张春桥也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责任。王洪文主张原来的班子能保留的尽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击面不要太宽，包括在杭州的空五军。原空四军军长郑长华，是五十年代初期的空军战斗英雄。据说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曾说过：对那些战斗英雄要保。²⁶⁴¹在王洪文上报的关于郑长华的材料中，只说郑曾经吹捧过林彪父子，至于是否参与过林彪的活动，认为查无实据。王洪文希望保留郑长华的空四军军长职务；许世友决定调郑长华去南京军区审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说「在空四军保留这么一个人有好处」。他让郑长华继续主持空四军工作，并对他说：「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大胆工作」。但南京军区方面执意要对郑长华进行审查，1972年郑长华被送中央项目组审查。王洪文叹道：「这样一来，我想保留郑长华当军长又不成了。」²⁶⁴²王洪文的一些主张和做法，许多都与许世友发生矛盾。王洪文还试图影响对浙江空五军陈励耘等人的审查，也都被许世友坚决抵制。²⁶⁴³

毛泽东抛弃王洪文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跟着周恩来工作，周恩来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与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时期，也正是四届人大酝酿名单的最后阶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后的国务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身为副主席的王洪文，虽然在党内地位排名比江青和张春桥高，但心甘情愿地跟着江青等的指挥亦步亦趋。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帮」、「上海帮」。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此时对政治欲望强烈却又到处树敌的江青不满，他更对身为副主席，却总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后面转的王洪文失望。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但王洪文没有悟出毛泽东不满的严重性；或者，他无力也无意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他本来个人意志就不强大，在上海工总司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中央工作，没有政治和人脉资源，更无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何况他是张春桥一手提拔的，过去他与张春桥是教诲和被教诲的关系；现在尽管领导关系变了，张春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教导他；但张春桥的判断和主张，在双方关系中的影响矢量没变。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张春桥相比，无法抗衡张春桥。加上对文革的共同观点和利益，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是和周恩来一起去的，在长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泽东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向毛泽东写了份检查：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²⁶⁴⁴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十几名政治局委员在住处开会。毛泽东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要求加强党内团结，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一时期的「批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从可以见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张春桥，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评，毛泽东也是以批评自己的形式作的：「我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²⁶⁴⁵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无坚决清除江青之意，对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诚和批评，这也应该是王洪文无力摆脱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来抓住了毛泽东的批评，布置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托，拖着不召开会议。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²⁶⁴⁶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毛泽东始终在一边观察。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许多方面也不思进取：一次接待一个国家总统，他本应事先准备，了解对方国家情况。可他对外交部送给他的数据连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时，什么也谈不出，只好翻来覆去地问那个总统：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外交部工作人员存心如实记下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简报，报送毛泽东，据说毛泽东看了很生气。²⁶⁴⁷王洪文的文化知识也让毛泽东无法与之交流。毛泽东对反文革势力总是忧心忡忡，担心「复辟」。一次他对王洪文讲起张勋复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张勋是谁，问毛泽东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²⁶⁴⁸

对王洪文直升飞机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无法在各个台阶积累工作和政治经验，也无法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积累人脉资源。毛泽东再一次抛弃自己选拔的接班人。毛泽东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²⁶⁴⁹

对于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萧木有着评价：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²⁶⁵⁰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办公室，给王洪文准备一间办公用房间。不过人们没有听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长住上海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经失宠于毛泽东。王洪文向他们透露了中央的斗争，说：「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走时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²⁶⁵¹回康办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觉得他刚才的话不妥，说：你这句话讲得太露骨了，能这样吗？王洪文答：「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²⁶⁵²另一次，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楼上，王洪文边喝酒边埋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²⁶⁵³

王洪文在上海无所事事，除了视察工作，很多时间放在吃喝、打猎、钓鱼、看电影。后来他对人说：「去年我回上海，实际上是半休息状态，太气了」。²⁶⁵⁴而此时，「王洪文犯错误了」的消息悄悄在干部间流传。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很着急。马天水说：洪文在上海没事干；邓小平这个人很能抓权，我们要劝他赶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权没有了，在群众中影响也没有了。徐景贤说：洪文回北京一见报，政治谣言也就会没有了。要他赶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说：我们劝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没事做，情绪不高。大寨会议他没参加不要紧，计划会议他要参加，代表工人在会上讲话。²⁶⁵⁵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次劝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终于回北京。但回北京后，吃喝打猎钓鱼依旧。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打电话将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认为中央高干都是这样，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待遇；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高层政治遗弃，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愿意收紧骨头谨慎行事。他的秘书看不下去，说：「王洪文这个人完蛋了，照这种样子，肯定完蛋」。这个秘书打报告，执意离开王洪文，后来在文革结束前的半年，终于如愿。²⁶⁵⁶金祖敏曾经劝过王洪文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王洪文听了很不高兴。²⁶⁵⁷萧木也曾经劝过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叶剑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后，萧木与王洪文整整谈了三小时。萧木以老师的身份，劝王洪文不要沉湎于吃喝、打兔子。王洪文听着，最后表示：

我有我的难处，我难以开展工作，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十大」的路线。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认。²⁶⁵⁸

显然，王洪文存心以自己的沉沦，表达对政治失意的不满。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王洪文将被华国锋永远结束政治生涯。

其实，正如萧木的评价，对比中共的其他干部，王洪文并不算能力差的。公平地说，王洪文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虽然不是很强，这与他资历太浅有关，也和他不强的个性有关。大凡比较随和的人，在果断方面总会有点欠缺。王洪文从政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积累处理事情的经验，即使在文革初期的上海市革会任职副主任之职时，有了点经验，但那是非常时期的经验，尤其是在一个否定规则和秩序时期积累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反而是误导，经验越多，误导越大。二是资源不足。王洪文只在上海市革会工作过，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只在上海。如果他在其他省市和中央的部门工作过，资源就会多得多。王洪文直升中央，除了上海，他再指挥调动不了他人。文革时期又是党内派别对立最严重时期。王洪文是以造反起家的，在干部阶层对文革没有认同的情况下，他们把王洪文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派别的代表，自然不会与之合作。王洪文的造反派身份，使他无法与老干部融合，即使他作出姿态，老干部也不会接受他。他的人脉资源只有江青、张春桥和上海的造反派。文革打倒一批干部，让打倒他们的造反派上台，还要让被打倒者辅佐这些造反派，实在勉为其难。

新干部们：王秀珍

王秀珍是工总司除王洪文之外最重要的人物。这并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她在上海市革会及上海市委的职务。除了王洪文，她是所有上海工人造反派中职务最高的。

王秀珍与王洪文在工总司成立前因造反而结识。工总司成立前的筹备会议，王秀珍虽然没有参加，但她参加了成立大会及随后的安亭事件。1967年3月间，王洪文趁落实大联合的贵阳经验。对工总司总部大精简后，他亲自将王秀珍调到总部。工总司筹备时期的共产党员只有王洪文和岑麒麟，但岑麒麟因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农村饿死人有过议论，「四清」中被暂缓党员登记，政治名份较低，不宜给予重任。王洪文调王秀珍去工总司，显然是因为王秀珍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劳动模范身份，加上王秀珍当过工长的基层工作经验。王洪文还特地在工总司总部新建立一个组：政治组，让王秀珍当组长。这个组的工作内容是政治教育，由党员王秀珍负责总部造反派的政治思想工作。²⁶⁵⁹

1967年3月下旬，张春桥要王洪文推荐一个女性参加市革会工作。王洪文首先推荐了自己厂一起造反的党员唐文兰，厂党委的文件管理器。但张春桥认为她和王洪文同厂，一个厂出两个市革会成员不太合适。王洪文于是推荐徐美英，但张春桥认为徐美英是手工业局下面工厂的，属于集体所有制，不是产业工人。王洪文又推荐王秀珍。张春桥回去看了王秀珍的材料，后来又让她参加了一次市革会会议，非常满意：全民所有制大厂的技术员，虽然是干部编制，但也可算是产业工人，又是共产党员、劳模、参加过安亭事件的老造反，而且说起话来，也是呱啦呱啦能说上一阵。²⁶⁶⁰

此时正逢近五一劳动节，徐景贤便让王秀珍作为上海代表团成员，赴北京参加4月20日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结束后，一行人又留在北京，等候参加5月1日的劳动节观礼活动。5月1日中午，毛泽东和林彪乘坐敞篷车开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王秀珍所在的上海代表团这天在中山公园，无缘见到毛主席。但下午4时多，突然来了通知，让各省市赴京观礼代表团的带队人准备，晚上登天安门看烟火。带队的陈琳瑚去看望老朋友不在，就让王秀珍去了。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王秀珍受到毛泽东、林彪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接见，王秀珍拿出准备好的一大包工总司纪念一月革命的徽章，送给他们。王秀珍被毛泽东接见的消息，第二天便由《工人造反报》出了号外。5月9日，适逢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王秀珍在大会上介绍自己见到毛主席、林副统帅的情景，有关文章后来又登在报纸上。上海市民从此知道了王秀珍的名字。

回上海后，王秀珍即按王洪文的要求，去一些大厂为工总司总部物色可靠的工作人员，她抽调了近十人进总部，都是造反派，而且文革前各方面表现包括个人质量都符合规范，其中大半是共产党员，包括金祖敏。1968年初，市革会筹备在3月30日召开「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市革会政宣组和文教组联合筹备，王秀珍作为工总司代表参加大会等备工作。大会后，她被留在文教组。9月，市革会派出工宣队，王秀珍是工宣队「一办」负责人，对口市革会文教组。1969年1月，市革会各组办与进驻组室的工宣队合署办公，王秀珍成为文教组负责人。

王秀珍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上海市革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此外，王秀珍还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据说，王秀珍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是江青提议的。据王秀珍回忆，1971年上海召开第四届党代会前，由金祖敏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筹备事宜以及即将恢复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人选，回来后，他告诉王秀珍：「在政治局讨论时，江青提出上海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外宾多，应有一位女书记，江青提你当书记，大家同意了。」金祖敏还告诉王秀珍，江青提王秀珍名时，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都一声不响，而且叶群还提名王维国也当市委书记。王秀珍后来回忆说：「我听了金祖敏说了后，我内心一直感激江青，认为我这书记是她给的。我还认为江青最关心支持我们妇女，因此我就到处吹捧和效忠江青。」²⁶⁶¹

王秀珍对王洪文非常佩服，从最初造反，就将王洪文作为榜样，请王洪文去她厂介绍经验；后来更是将他看作工人的代表和领袖，对王洪文的布置说一不二地执行：

我对王洪文感恩不尽，觉得是他带我出来工作，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1968年王洪文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听他透露过毛主席曾找他谈话，问得很详细，一谈几小时。这样，更感到王洪文了不起，认为他是上海工人的代表和首领。²⁶⁶²

1972年王洪文上调北京后，作为市委书记和市革会副主任的王秀珍，分管了上海的组织、政法和民兵工作，还有工会、青年团、妇联的工作。但王秀珍过去从未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当上市级领导后，也没有人对她进行这方面的传授；加上文革前的工、青、妇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失去了延续性。因此王秀珍既是外行，又没有可以借鉴的文革前的传承。市总工会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生活福利、业余教育、文体活动等，妇联的妇女地位和妇女保护，都是共产党领导下工会和妇联的工作内容。但王秀珍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有过关怀，甚至连共产党执政后一直热衷的劳动竞赛、1975年开始的计划生育等，王秀珍也没有向总工会和妇联布置过相应的工作或活动。王秀珍对上海群众组织的领导，就是配合各种政治运动，要工、青、妇发动下面的群众紧跟和响应，响应的形式不外乎开大会、贴大字报。从这一点上，应该说王秀珍确实是抓住了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灌输加动员。而这也是王洪文对上海工会工作的布置：「工会要抓大事」。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之前，在上海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靠老干部马天水、王少庸和黄涛等人的辅佐。另外一方面，那些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造反派新干部们，更是王洪文最大的政治和人际资源，他们对文革对王洪文都有着高度的认同。王洪文被毛泽东选中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他们的骄傲，而王洪文也将他们看作是自己最可靠的根基。1972年9月王洪文奉调北京前的一个日子里，将马天水和王秀珍找去康办谈话。在马天水还没到之前，王洪文特地对王秀珍关照：

我走了，你有什么重要事情要找工总司的老头头商量，我们在市委、市革会里头工作，就靠工总司和这帮老头头的支持，碰到问题了，找他们，会帮你出主意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支持你的工作。²⁶⁶³

我去北京之后，你要把工代会工作抓好，首先要把工总司几个老头头团结好，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等人，这几个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有贡献的。这几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到市革会，后在市委工作，是他们支持我的，你和金祖敏到市革会来，也是靠他们支持的。我走之后，你要经常找他们谈谈，商量一些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这几个人是有水平，有办法的。像黄金海，戴立清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多跟他们通通情况，你要靠他们支持，还要经常提醒他们不能出什么问题。²⁶⁶⁴

王洪文显然一是希望自己离开上海后，那些当初的老造反继续发挥作用；二是担心自己不在，没人压得住他们，所以嘱托王秀珍代替自己，继续重用他们，同时也管束他们。而这不仅是王洪文的担忧，也是张春桥的担忧。也是在9月，张春桥在上海时，对王秀珍有过同样的交待：

王洪文到北京去了，工总司这帮「司令」交给你了，你要挑好这副担子。我知道你会有困难的，这些「司令」不会服你，但我们支持你，你要把这些「司令」抓住，多找他们谈谈，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市委、市革会和我们(指王、张、姚)有什么精神多给他们说说。我是愿意跟这帮「司令」打交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经常找他们谈，商量一些事情，找潘司令谈得最多。²⁶⁶⁵

王洪文和张春桥显然都不放心工人造反派身上未脱的草根气，这些工人造反派虽然担任了各级领导，但还不熟悉和不适应共产党上层政治的运作方式。他们的造反精神，在已经恢复了秩序的上海，有时可能惹出麻烦。在这方面，王秀珍显然是合适的管理他们的人选。王秀珍对王洪文言听计从，不像其他老造反有时会自行其是；王秀珍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有着共产党员的服从特性，「听话」，比较容易被掌控；王秀珍又是老造反，为王洪文信任，容易被造反派们认同。她可以成为主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之间的纽带。

事实上；那些老造反最初并不十分服帖王秀珍，虽然她在工厂造反可算很早，也参加过安亭事件，应该算是老造反。但在工总司早期发展过程中，她基本没有参加那些大的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取消兵团和内部反对派、整顿工总司区局组织，等等，她都没有起什么作用。不像戴立清、黄金海、王明龙等人，他们的活动史就是工总司的发展史。一些工人造反派尤其不服王秀珍的能力。金祖敏评论：「王秀珍也是个草包，没自己头脑。王秀珍讲话不行，东扯西拉，当了市委书记后，到处训人。」金祖敏将王秀珍与王洪文比较：「王洪文口才可以，写东西不行；王秀珍就连口才也不行，讲话发言，东扯西拉。」²⁶⁶⁶叶昌明则认为王秀珍「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但大事又管不来」;「只会要求发动群众，跟在各项政治运动后面转」。²⁶⁶⁷王秀珍在工作讨论中，很少能提出自己原创性的建议设想，都是重复报纸上的套话，不得要领，没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几次工总司整风会议，对王秀珍提的意见都是「喜欢乱讲话」、「乱批评人」，实际就是觉得她自以为有了权力就拥有了真理。但另一方面，由于王秀珍担任市革会副主任和市委副书记，更由于被王洪文信任，王洪文对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指示，基本都通过王秀珍布置或传达，所以一些老造反对王秀珍尽管不服气，但还是服从。而且王秀珍经常向王洪文汇报各人表现，王洪文要批评谁，也通过王秀珍传达，王秀珍实际成为王洪文对工人造反派的代言人。所以大家对她虽有意见，但都还是尊重她的。

王秀珍后来回忆说「我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地按照王、张的指示办，管这帮小兄弟」。王秀珍经常召集他们开会，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最新指示，议论形势，预先讨论区县局领导班子人选，对自己要在市革会上的讲话的发言稿提修改意见，解决老造反或工人新干部发生的麻烦或问题，等等。²⁶⁶⁸王秀珍经常强调：张春桥始终支持我们造反派，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造反派的代表，我们要为他们争气。²⁶⁶⁹王秀珍还对大家进行「造反史」教育。王洪文曾经表示过，上棉十七厂那间原来自己工作过的保卫科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王秀珍于是要十七棉厂党委将这个办公室按原样保留，桌椅按原样摆放，王洪文文革前的选民证也按原样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委员，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²⁶⁷⁰

不过，王秀珍在「管」上海的这些工人造反派的同时，也有力不从心之际。就能力而言，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比她强得多，而且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以王秀珍的水平，很多时候难以说服和压得住他们。而且他们还没有完全适应上层政治生活规则，行事处世比较直接，有时会惹出点麻烦。例如黄金海的「批林批孔急刹车」牢骚，例如叶昌明的两次刊物风波(后面章节将详述)，等等。王秀珍也觉得这些造反派新干部不好管理，她会经常向王洪文、张春桥反映这些人的不是。以至于王洪文身边的秘书廖祖康对她很有看法。一次，在和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人聚会时，廖祖康说：

为什么不向「三位」(王、张、姚)写写信呢？你们不写，人家小报告一张一张，你们几个(指叶昌明、戴立清、王明龙、黄金海)在张春桥眼里形象是很坏的，这里主要是王秀珍在搞名堂。²⁶⁷¹

王秀珍努力管好当上新干部的工人造反派。在纯洁新干部队伍、清理口碑不好的造反派方面，王秀珍执行得最坚决。以至于许多造反派对她有意见。在这方面，王秀珍对自己的市委书记和工人造反派负责人的双重身份，有点转换和把握上的困难。有时她从共产党政治生活准则出发，去修理这些新干部，有时她又从文革造反派群体利益出发，去维护这些自己人，结果是新干部们认为她胳臂朝外，老干部们认为她派性严重。

新干部们：金祖敏

在担任上海市级领导的文革工人新干部中，金祖敏无疑是仅次于王秀珍的重要人物。这是因为他所处的职位：上海市革会以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的负责人。组织组负责各级干部的管理、选拔和调动，也负责向中央推荐干部，重要性在其他部门之上。

金祖敏在安亭事件前就造反了，可以算是老造反。后来，他所在的上海电机厂成立造反队，他被推为厂部造反队负责人。1967年一月夺权中，被推为厂部的临时负责人。负责了两个月的生产后，因为主张让原来的干部们出来工作，一些造反派说他太右，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对指挥这样一个大厂生产的力不从心，他回了原车间。²⁶⁷²1967年6月，正值王明龙和王秀珍去工厂为工总司总部挑选干部。王明龙工作的上海重型机床厂和金祖敏工作的上海电机厂，都在上海近郊的闵行工业区，都是上海数一数二的重工业大厂。王明龙是工总司闵行地区联络站负责人之一，造反时认识了金祖敏，对金祖敏很好感，向王秀珍推荐。

1967年6月，金祖敏作为第一批正式调入工总司总部工作的五人之一，被调工总司总部的工业组。²⁶⁷³不久，王少庸指名要金祖敏负责处理普陀区问题。1967年的下半年，普陀区很乱，武斗几乎天天不断，发生冲突的单位计有七十多个，国棉十四厂8月19日的武斗打死1人，一〇一厂8月6日的武斗死2人；国棉二十二厂和纺织专件厂也是冲突不断，国棉二十二厂到1969年还打死1人。金祖敏去市革会工业组，担任了普陀区调查组的组长，他以调整造反队领导班子的办法解决矛盾：「我解决了些老大难问题，如普陀区。我向基层抽了些素质好的干部，至少是党员和老工人，去充实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班子」。²⁶⁷⁴到年底各派的矛盾总算稍有所平息。1967年8、9月，闵行地区造反派借反新工总司之际，打压另一派「红色暴动兵团」(简称「红暴」)，金祖敏工作的上海电机厂的地下室里也关了好多人。金祖敏知道后，坚决要求厂里自己一派的造反队放人，不许打人，还组织人员挨个去各地下室检查是否关人。在金祖敏的努力和坚持下，上海电机厂的两派对立很快消除，以后也没有大的反复。

1968年「4.12炮打」后，市革会组织组被改组。王洪文提议，派金祖敏接手，王少庸同意。²⁶⁷⁵金祖敏负责上海市革会的组织工作后，虽然也提拔了不少工人造反派，但他更注意被提拔者文革前的表现和经历。他比较多地挑选党团员，挑选文革前便有基层工作经验者或工龄较长者。对那些文革前受过处分或在群众中口碑不佳者，金祖敏不会因为是老造反而特别关照，相反会有所抑制。他去市革会组织组不久，负责几个局的领导班子组建。「我把一些本应劳动教养、却在文革初期造反上去的人拉下去了，我不同意他们当头头」。²⁶⁷⁶又例如他对自己所工作的上海电机厂的厂革委会「第一把手」的安排，最初他希望文革前的副厂长张惠民担任厂革委会主任，虽然这个副厂长始终对文革有看法，与造反派对立。但金祖敏认为他硬，「我佩服他」。可是张惠民不肯当「第一把手」。金祖敏于是安排了另一个老干部，原厂武装部长、文革中被「三结合」的黄维雄，担任厂革委会主任；却不让另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第一把手」。为此，厂里的造反派头头还和金祖敏拍过台子。后来他去北京负责重组全国总工会，他也是坚持不同意将浙江造反派头头翁森鹤放进省工代会。²⁶⁷⁷

王洪文对金祖敏一直很重用，金祖敏认为，「王洪文是同意我的做法的。王洪文也认为有些老造反自身有很多问题，提拔上来摆不平」。工总司的一些人因此对金祖敏有意见：「工总司的人对我有看法，说我右，说金祖敏到底文革前是党员干部，对造反派感情不同」。²⁶⁷⁸

金祖敏在市革会组织组负责老干部的复查。1969年各省革委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各省省委的名单。上海方面本由王洪文参加，王洪文正生病住院，上海便派出金祖敏。会间，周恩来找金祖敏单独谈话。周恩来问金祖敏对干部政策的看法，金祖敏回答说：应该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真正坏的不是少数，而是极少数。周恩来很赞同，说要尽早将一批老干部解放出来。金祖敏后来回忆：「我回上海后，马上进行布置，要求处以下干部的解放由各区完成。」²⁶⁷⁹市级干部的「解放」，包括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张春桥直接过问的。金祖敏认为解放老干部的阻力来自张春桥：

张春桥对我有过看法，是为一个老干部。那是在1969年，这个老干部还在五七干校，我打了个报告，要调他去一个局当二把手。张春桥很恼火，在市革会上批评我说：这种人你根本不了解，怎么能当干部？张春桥是不想让老干部出来工作的，我曾经安排过两个老干部的工作，都被张春桥批评过……因此，我始终觉得，张春桥嘴上说要解放干部，但实际上，我去市革会组织组当一把手，许多解放干部的报告，送上去都被压着不批。²⁶⁸⁰

在周恩来与金祖敏的几次见面中，周恩来反复强调，培养新干部，要重点培养文革前当过基层干部的人。还说，要当一名省委书记，没十年工作锻炼不行。你们这些人都是在特殊情况下上来的，并不是你们本身就具备了条件。金祖敏后来说，他理解周恩来的意思是：培养新干部要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在挑选干部时，特别注意文革前的经历，尽量挑选文革前曾担任过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工段长等基层职务者。

工总司初期，总部党员非常少。王洪文所以去调来王秀珍和金祖敏，都是党员，历史上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但是，从造反资历来说，他们两人虽然都是安亭事件时期的老造反，可工总司的几个「大战役」他们都没有参与总部的行动；而掌权以后的地位，他俩却是最高的。这让有些造反派很不服气，说王洪文「一手拉王秀珍，一手拉金祖敏」，却将他们这些一起打头阵的弟兄撂在一边。直到1968年底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批老造反随工宣队进入各级机构，这样的牢骚才有所平息。

金祖敏在任上海市革会副主任期间，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1975年初，中共中央为准备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活动，准备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筹备组，金祖敏任组长。从此调任北京。

新干部们：黄金海

黄金海不是工总司最初的常委，但重要性不亚于常委。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上，他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委。

工总司总部骨干中，黄金海的老造反和文革情结十分强烈。他对文革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文革的任何非议或政策转向他都非常敏感。他认为文革使他终于敢对车间和厂领导的压制说「不」，而且以后还让他这个普通工人当上了领导。不过黄金海认为自己不被张春桥信任，因为1.28炮打张春桥那天，张春桥将他们几个工总司骨干找去开会，会上只有陈阿大态度坚决，要调人去砸红革会，黄金海和其他人都没有作声。黄金海认为张春桥从此对自己有看法。

黄金海对王洪文十分佩服，但有不同看法他会直说。1967年初，因为屡次建议敲掉兵团王洪文都没同意，他认为王洪文处理兵团手软，气得不干了，回自己工作的工厂。还是戴立清几次去劝他，才将他劝回工总司总部。1968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一周年，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开大会，请黄金海去参加，黄金海认为张春桥对红革会曾经说过不追究，他就在会上讲话说，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我们工总司仍然和红革会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黄金海的这个讲话被市革会写成内参报上去，王洪文来找黄金海，说你怎么代表工总司去出席这样的大会？不过王洪文没因这些事对黄金海有看法，还是很信任他。王洪文认为黄金海做事认真，有责任心。1970年黄金海成为上海市革会委员，1972年又被增补为市革会常委。

1968年9月，工宣队与所进驻的办公室合署办公，黄金海担任了市革会财贸办的负责人。1969年初的上海财贸系统派性严重，从上到下分为两派。虽然1967年3月24日，两派终于大联合，成立了财革会，但始终是面和心不和，联而不合，矛盾丛生。而且因为两派都要「结合」自己看中的干部，不愿「解放」对方提出的干部，所以到黄金海带领工宣队进驻财贸系统的1968年9月，还有上千个干部没有解放；局处级干部有八个「集团案」涉及几百人，有的甚至还被关在「牛棚」里没有放出。黄金海后来回忆，他去财贸办后，决心抓二手。一手是大力落实干部政策。工宣队进驻财贸办没几天，就在文化广场召开财贸系统万人大会，专门强调干部政策。工宣队六办还成立了项目复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对八个集团案做出结论：没有一个是证据确凿的，全部否定；对财贸系统处以上干部全部结案，没有一人被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或反革命。有些已经被定为叛徒之类的，也都重新结案。²⁶⁸¹

解放干部的阻力；不仅来自造反派，也来自原来负责项目和清队的干部，因为他们不愿否定自己的「工作成绩」。黄金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进驻的工宣队与原来财贸系统的人事都没有瓜葛，靠原来的财办复查，「真不知道会拖到何年何月」。经过这样的调整，财贸系统所属局、公司，主要负责人基本都是老干部，第二负责人基本由支左军人担任，「三、四把手」由新干部担任，「做到老中青，军干群两个三结合」。许多老干部都是黄金海极力主张解放的。当时所在单位硬顶着不肯解放他们，说他们是叛徒、特务、假党员，非要开除他们的党籍。黄金海不惜得罪造反派，甚至撤了一些老造反的职务。例如东风肉类加工厂，有些职工国民政府时期曾经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共产党执政后也已经对他们做过「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造反队负责人却在清队时对他们逼供诱供，又搞出了几十个「国民党员」，一批党员、干部都成了国民党，长期不予解放。「我就到厂里召开全厂大会，发动揭盖子，将几个造反派头头全搞了下去，这批党员干部才解放出来」。还有医药公司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时已经结合为局革会常委，为了将医药公司党委书记许道传打成假党员，搞假材料，假录音。黄金海认为这是诬陷行为，经查实后，撤了这个造反派头头的一切职务，并进行批判。黄金海后来回忆：

这些老干部是党多年培养，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依靠他们，靠谁？自以为是，非出漏子不可……靠军队支左干部，政治上虽强，但他们对商业贸易不熟悉；靠造反派新干部，虽说他们原来都是财贸职工，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要让他们负责上层领导独挡一面，尚缺经验，难免会出问题。尽管财贸系统控告我的信像雪片似的飞向市革会，指责我复旧，但我不得不坚持。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即毛主席指示「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

黄金海的另一手是坚决促进大联合，宣布：坚持派性的，不管哪一派哪一级，坚决清除。那些坚持派性者，大多是老造反，自恃造反有功，不给他们在革委会中安排位子不罢休。黄金海将两派各自的头头王志品和宋有福，统统撸了下去，让他们回原单位。黄金海的这两手，得罪了许多老造反，告状信写到上海市革会甚至国务院，说黄金海到财贸办打击老造反，「大搞复旧」。但黄金海的做法，得到王洪文、马天水和徐景贤的支持。还有一次，张春桥在一次市革会会议上训斥市革会财税局的老干部张松涛，要他下去劳动，张松涛只得提出辞职。但黄金海说，不要一被批评就下去。领导批评应从正面理解，大胆把工作抓起来。他没有让张松涛下去。机关于是有人贴黄金海大字报，说他对抗张春桥指示。后来王洪文向文黄金海了解是怎么回事，听了黄金海的解释后，王洪文说：张松涛是你手下的人，你看着办吧。²⁶⁸²

黄金海进财贸办后，繁杂的业务工作很快让他感到巨大压力。黄金海将自己担任财贸办负责人，看作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他要求自己，「只能干好，绝不能干坏，否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会被某些人嘲笑」。黄金海文革后回忆说，他工作上就是依靠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在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但黄金海起用干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认同文革，必须「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则不予使用。服装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王钰，因为对马天水的一个工作批示不满意，黄金海便认为他「对抗市革会」，在外贸系统的会议上多次说他是「老右倾」，还将他贬去五七干校「劳动」三四年，后来虽然让他回公司，但也只安排当副手。²⁶⁸³

工交组和财贸组，是上海市革会两个最重要的业务部门。黄金海后来回忆：「这么一个重要的大口，担负着上海一千二百万人的柴米油盐衣食钱，我一个普通工人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很大」，光是每天供应全市的蔬菜安排，就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系统工程，黄金海深感「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常常晚上难以入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醒，总想着每天必须要有五万担蔬菜必须落实」，「唯恐出一点纰漏」。但当时在文革的冲击下，全国副食品都短缺；而且外省市对上海在文革中的老大地位有看法，不愿多供应上海。即使有国家调拨计划有时也不能按原计划调进。黄金海除了尽量与外地搞好关系，还组织商业二局、水产局、粮食局及崇明县，共同将崇明岛上的老鼠沙冲积地，建设成上海自己的副食品基地。直到文革结束后，老鼠沙一直仍是上海副食品和水果的供应基地。为了切身了解渔业工人的艰辛，保证上海的海鲜供应，黄金海曾经两次跟随上海渔业公司的捕鱼船出海，其中一次跟船两个星期。文革期间，上海的商品供应一直领先全国，这不能不说与黄金海的努力分不开。

黄金海对文革是十分认同的，文革中的政治运动他都积极投入。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黄金海在财贸系统「点火」，说外贸的一些单位「权根本没有夺下来，这次要解决造反派掌权的问题」;说工艺品公司在清查5.16时，趁机整了造反派；说针织站重订检验规则，是重走文革前的老路；说渔业公司造反派「一月革命」夺来的权又被夺回去了，等等。他的「点火」，使得这些单位派性又起。

在财贸业务上，黄金海也是以文革思维方式，以大批判开路，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认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要破，就要斗。1974年的春季广交会，因国际上丝绸价格下降，外贸部随行就市，也采取了灵活的佣金价格；但黄金海说这是括「降价风」，佣金制是「克已复礼」，在广交会上进行批判。结果使当届交易会原定丝绸价格全部被推翻，成交下降。到当年秋季广交会时，不得不更大幅度降价。又如1976年的外贸清仓，他将上海的外贸商品积压原因，归结为外贸部「投降卖国」「崇洋迷外，拜倒在洋人脚下」，「破坏毛主席统制对外贸易政策」;还把清仓出来的实物办展览，「进行路线教育」，不但组织外贸系统的干部观看，还将观看对象扩大到对口生产的有关工业局以及总工会的学习班。又如1976年8月，为感谢中国一笔价廉物美纺织品的成交，美国代理商给上海纺织品公司送去一块刻着「感谢」字样的铜牌。黄金海对许多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太低始终有意见，觉得连外国人都说我们的价格低，这是低价典型。他报告了马天水。张春桥知道后，支持他们向外贸部送大字报，黄金海照办了，布置上海外贸局向外贸部送大字报。1974年广交会上，黄金海认为上海梅林罐做成西德的「俱乐部牌」不允许印一个中国字，更不允许印中国制造，这是「卖国投降主义」坚持要做自己商标「梅林牌」，印上中国制造。

文革后黄金海回忆自己当时的观点和做法，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极左」。他回忆，在当时西方对我国严密封锁的国际环境下，中央同意的「定牌商标」(如中国的「梅林」牌，标成德国的(俱乐部」牌)、「中性包装」(含糊生产国，做成第三方如港澳产品)等通融做法，是有利于转口贸易、扩大我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的。但经上海这么一抵制，造成其他口岸思想上很大混乱，对外也造成不良影响。不过，黄金海始终认为自己当初反对中国省区内部相互竞争，降级降价出口没有错，因为这样造成中国商品国际价格过低。因此上海与外贸部关系搞得很紧张。²⁶⁸⁴

这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分歧，被文革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炮弹。黄金海痛心中国的许多商品在国际上价格太低，心疼因销售不对路积压在仓库的外贸商品；但他将这些都作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作为批判反文革势力的依据，使自己陷入了党派斗争的困境。

黄金海对王洪文印象非常好，认为他稳重，待人和善。当年1.28炮打和4.12炮打，要不是王洪文沉得住气，工总司就有可能翻船。文革结束后，黄金海谈论起王洪文，说自己当时对他「很崇拜」。²⁶⁸⁵王洪文要求他办的事情，他都会很愿意地努力去办。

新干部们：叶昌明

整个文革十年，从工总司，到工代会，到总工会，王洪文始终是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主持实际工作的一直是叶昌明，虽然他的职务只是副主任。

叶昌明是工总司筹备时期的元老，而且是成立大会发言者以及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安亭事件后，王洪文召开部分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的单位开会，确定五人常委，叶昌明是五常委之一。1967年12月解放日报事件后，叶昌明有一阵子回自己工作的研究所。那时工总司总部事情不是很多，他年轻，才二十出头，常守在总部的范佐栋与黄文海三十多岁，他和他们处不好。他觉得在总部无所事事，于是回自己单位合成纤维研究所。1967年1月底，《文汇报》的一个记者找他，说工总司总部现在很乱，希望他回总部。他于是回到总部。不久，正逢范佐栋宣布「三天不回总部就开除」的决定。叶昌明和戴立清等认为这是针对王洪文的，连夜找到王洪文报告。范佐栋随即被清除。叶昌明也因此更被王洪文信任。

比起黄金海、陈阿大和戴立清，叶昌明自1967年1月底回工总司总部后，基本没有离开过工总司以及后来的总工会。工总司早期，始终守在总部的是范佐栋，范佐栋被削职以后，只有叶昌明始终守在总部。1968年底工宣队进驻市革会各组办并与组办合署办公，工总司总部的老头头们等，都去了工宣队，只有叶昌明留在工总司总部看家。王洪文虽然始终是工总司、工代会和总工会负责人，但因为身兼市革会负责工作，后来又去中央，所以不是经常去工会，主持工作的是叶昌明。他是四届和五届工代会实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总司从一个群众组织演变为工会，具体规范化工作都是叶昌明做的。他规范总部各组的工作，理顺各组职权范围，主持筹备了上海的第四、第五次工代会，并且是主持常务工作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在叶昌明的主持下，总工会建成为工人造反派的凝聚中心。

叶昌明个子瘦小，说话不多，思维缜密，绵里藏针。工总司由他当家，基本平稳地渡过各种转折：从工总司，到工代会，到总工会；尤其对工代会以及后来的工会转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文革前没有从事过工会工作，当了总工会副主任后，也没有人对他进行过共产党工会工作的培训。但是，越到文革后期，叶昌明越是感到工会不能总是「抓大事」，搞运动，总要做些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工作。叶昌明后来回忆说，工总司转变为工代会后，他感到工会工作太空，跟着政治运动转，运动一来，布置各级工会「发动群众贯彻响应」;却始终没有工会自己的日常工作。下面基层工会有意见，叶昌明自己也觉得，总工会是「运动来了忙得团团转，运动过去闻得没事干」。参照文革前的工会，他觉得至少在文艺和体育以及业余教育方面，工会应该恢复文革前的工作内容，真正为广大职工做点实事。到文革后期，上海的工会工作内容日益向文革前靠拢。虽然，没有恢复工会原来的「生产」(即劳动竞赛、劳动保护)和「生活」(即劳保福利)工作，但在文娱和体育活动以及业余教育等方面，已经与文革前相差无几。前面关于上海市总工会的章节已述，上海市总工会恢复了市工人文化宫和各区、县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恢复和建立了工人业余大学以及工人政治学校，建立了工人足球队，这些都与叶昌明的努力分不开，都是叶昌明千方百计去争取来的。没有恢复劳保福利工作内容，也是因为没有经费，管不了：文革中不收工会会员费，所以工会没有活动经费，要钱只能靠政府拨款。

此外，许多老造反在文革初期冲击各级党委阶段时，冲劲很足；可到了夺权后的秩序撤消阶段，却根本坐不下来，不能实实在在地抓具体工作，加上有些人在生活上和经济上犯错误，甚至违法。叶昌明后来回忆说，他主持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求稳。求稳的第一个做法就是对工会系统的人员进行整顿。他将那些生活、经济上有问题，或者办事不牢靠或者派性比较严重的老头头们逐渐淘汰。工总司成立时期的许多人，以及一些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都是这一时期下去的。例如潘国平、岑麒麟、蒋周法等，又例如工总司普陀区两派的负责人，还有闸北区、静安区的一些负责人等。对一些工作能力不强的老头头也淘汰。文革后叶昌明回忆说：

我这个人虽然是造反派，但心里还是有许多老框框，总觉得挑选干部，个人质量要过硬，工作能力也要强些。我们当时有这样几句话：枕头不要睡错，口袋不要摸错，屁股不要坐错，男女、经济、政治都不能有差错。所以，在我手里淘汰了好些老造反。对我来说，选拔干部最好是老造反，但也不是必要条件，我印象里，最早的一批老造反很多人总有点「抖五抖六」的(上海方言「做事粗心冒失」之意—笔者注)，所以，我也挑选了一些不是造反派的人上来。这样，黄金海和戴立清在这方面对我很有意见，认为我把老造反弄下去太多。²⁶⁸⁶

在叶昌明的整顿下，到文革后期，各区县局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换了一批，文革初期工总司联络站的负责人大都被淘汰。不过，叶昌明在淘汰有各种问题的老头头时，仍坚守一条底线，那就是挑选各级工会干部还是尽量要老造反。他规定，区、县、局工会的负责人和常委人选，一定要事先和市总工会商量，然后报市委组织部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工会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他后来说，他觉得区、县、局一级工会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市总工会不重视管好这一级组织的话，一些老头头肯定会被剔除光。至于区、县、局工会的委员人选，可以由区、县、局自己决定，但报市总工会备案。

如何既保存文革原动力——文革初期就造反的「老头头」，又保证执政的干部有一定能力，且个人质量被社会大众接受，始终是文革面临的一大难题。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也遇到这样的难题。

新干部们：陈阿大

和叶昌明一样，陈阿大也是工总司总部常委。1966年11月工总司筹备成立时，陈阿大被推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但是在红卫兵对主席团成员资格审查时，因父亲陈七二帮邻居埋藏黄金以躲避红卫兵的抄家，被取消坐主席台的资格，但还是常委。陈阿大矮矮胖胖，喜欢体育，造反派戏有时戏称他为「胖阿大」。他对王洪文忠心耿耿。他认为王洪文是党员、保卫干部，做事不会错。他对别人说：「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他最初和范佐栋关系较密切，两人经常一起出入。但后来王洪文和范佐栋有了嫌隙，陈阿大便坚决站在王洪文一边，将范佐栋对他讲要王洪文靠边的打算，转身报告王洪文。下面的联络站说王洪文在工总司内部拉一派打一派，要和王洪文辩论，陈阿大调人将他们打下去。王洪文因此说：「阿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你最积极支持我」。²⁶⁸⁷这话，徐景贤也多次听王洪文说过。据徐景贤文革后回忆：王洪文几次跟他提起，在王洪文危难时刻，总是陈阿大调队伍来救他。有几次，反对派把王洪文抓去，陈阿大又将王洪文从对方手里抢回来。王洪文说陈阿大虽然缺点多，人缘差，在工总司里威信低，但讲义气。

陈阿大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到处表态，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给他起了个绰号「陈表态」。²⁶⁸⁸他尤其喜欢代表工总司总部处理下面的纠纷，但凡哪里发生武斗，陈阿大一定会出现在那里。工总司有份简报也说「哪里有武斗，那里就有陈阿大」。不过这句话容易使人觉得陈阿大是去参加武斗的，所以在定稿时删去，改为「哪里有武斗，总部常委陈阿大就在那里制止武斗」。他自己说：

我听到哪里有武斗，就想起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想起武斗打伤的是阶级兄弟，损失的是国家财产，搞鬼的是坏人，就非去不可，有的人怕死，我就不怕死，相信有了毛泽东思想，天大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²⁶⁸⁹

但是，陈阿大处理两派矛盾的办法就是压一派，支持一派，加上讲话经常随心所欲，乱说一气，反而更激化矛盾。版司和版联的矛盾就是被陈阿大火上加油的。

陈阿大爱发议论爱说大话，但说话毫无逻辑，做事没有章法，既可以卑躬到任人耍笑，又可以不讲理到暴跳如雷，全看对象地位。他的作风甚至也颇遭自己人的非议：他善于打小报告，一点小事就向王洪文或张春桥汇报。他喜欢沾小便宜，时常借钱不还；吃夜餐、出入市革会所属饭店从来不按规定付钱；看见别人有好东西就伸手讨要。他喜欢对人恶作剧，经常不真不假地打人踢人，伸手摘别人的帽子往地上扔，市革会的老干部包括警备区的司令员们，都被他恶作剧过。他喜欢对下面摆威风，门卫查他证件，他大发脾气要求查处门卫，还逼着门卫当面道歉；乘坐的汽车闯红灯被交通警拦下，他指着交通警鼻子骂。他上班午休时间喜欢打羽毛球，陪他打的大都是市革会的小车驾驶员。但他打球只许对方输不许赢，自己输了就摔拍子甚至将拍子往对方身上砸，将对方的头都砸破。他坐小车时毫不尊重驾驶员，经常上车鞋子一脱，把脚搁在驾驶员椅背上，等于搁在人家耳朵旁。他的司机除了为他开车，还要为他家买菜、烧饭、拖地板、洗衣服、洗尿布、抱小孩、接送孩子，等于是免费保姆。²⁶⁹⁰

陈阿大造反后，房子一搬再搬，越搬越好越大，最后搬进的新康花园的公寓式花园洋房，是上海最好的住宅之一。五大间的房租是40元，几乎相当于他每月的大部分收入。他起初房租分文不付，直到1969年，张春桥对新干部要求：你们要住好房子，就得自己掏房租，²⁶⁹¹他才开始支付，但却是按照他文革前的租房费支付，自报每月3.6元。以后尽管越搬越大，越住越好，但始终只按这个数字交付房租。而厂里补贴他每个月15元的「房租津贴」，因此他每月还赚进12.4元，接近他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一。

他也比较食小。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处，他一定不肯错过。他向工厂借了件棉衣，事后不肯归还；他听说机关给运动员发运动服，马上也去讨要；他回厂劳动才几天，马上领新工作服归为已有；他经常以老干部工资高为由，向他们讨要香烟，要他们请客吃饭；他出入饭店不肯掏钱，服务员向他开眼单，他大发脾气。他平日有专门的轿车上下班，却要机关给他买月票，还向自己的人事关系所在工厂每月领取交通费5元。在那个提倡廉洁的年代，这样的行为让很多人不耻。

即使是一同出来的造反派，也大多看不起他，说他「乖」，「会看山水轧苗头」，这都是上海话，意为「精」，「会看风向善于投机」。更多的是说他「阿污」，这是上海人对那些能力差却又自我感觉良好者的称谓；也有形容拉大旗作虎皮、拿鸡毛当令箭之意。对陈阿大的被重用，造反派们私下议论说「陈阿大戆人有戆福」。²⁶⁹²黄金海和王腓利对陈阿大的评价是：「三等白相人，独吃自家人」，意思是没有本事，只会在自己人前摆谱。尤其是一些党员造反派更是看不惯他。和王洪文一个厂造反出来的唐文兰，就说自己看不惯陈阿大：「流里流气的。我毕竟是党员，对自己严格要求惯了，文化大革命中与这些人总合不大来。」²⁶⁹³金祖敏也说「我不喜欢陈阿大」。²⁶⁹⁴

1967年下半年大联合期间，市革会要求工总司派人协助处理下面工厂和基层单位的派性武斗，促进大联合。工总司派出了陈阿大。派陈阿大去，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他特别喜欢调停纠纷。就这样陈阿大去了市革会工业组，当时的负责人是文革前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以后市革会工业组和市政交通组合并为工业交通组，文革前的中共上海市委交通政治部副主任、老干部黄涛，担任了工交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把手」。陈阿大担任工交组「第二把手」。

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中，陈阿大是第一个被正式任命为市革会的部门负责人的。陈阿大文革后回忆说，当时王洪文找他谈，说这是张春桥和王洪文共同商量的：

叫你到工交组是我和张春桥决定叫你去的，去当二把手，代表工总司去掌权的。这是组织的决定，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去的，不去不对的。你是第一个到市革会组办去掌权的……为什么叫你到工交组去工作，你要好好想想，这是培养你。²⁶⁹⁵

从此，陈阿大一直在市革会工交组工作，直到文革结束。文革伊始，造反派中的党员很少。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让造反派也能参加九大，1968年10月1日，市革会确定上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港七区，作为上海「整党建党」试点单位。良工阀门厂即是陈阿大工作的工厂。张春桥点名要发展陈阿大为党员。张春桥说：「我们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党员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发展党员，以后要长期掌权是掌不牢的。」²⁶⁹⁶据陈阿大自己回忆，在一次张春桥召集的市革会负责人会议上，讨论到陈阿大的入党问题，张春桥说：

现在有很多人反对你阿大，攻击你很历害，就是攻击我嘛！谁都知道我是支持你的，现在如果我不出来讲话，保你阿大，你要垮台了。潘国平是阿飞司令，保不住了。阿大，我是怎么也要把你保下来的，我不把你保下来，这是我们市革会的错误，你王洪文就成了空架子了，成了光杆司令了。否则我也被陈丕显、曹荻秋攻击对了，我支持的你们工总司的头头，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在上海我就是要让你陈阿大第一个入党，参加九大。²⁶⁹⁷

王洪文也在一旁说：我同意陈阿大入党，当九大代表。我们分头去做工作。1968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徐景贤一起去良工阀门厂，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张、姚专门强调，要从革命造反队伍中发展新党员。陈阿大就这样被突击发展入党，旋即当上九大代表赴京参加九大。这在刚刚恢复秩序的1969年，是非常大的荣誉。陈阿大历任的职务有：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委常委、上海市革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阿大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九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些身份，除了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有陈阿大全部拥有。这一切都与张春桥分不开：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上海原来报送叶昌明，结果换成了陈阿大，王秀珍不解，曾问过王洪文，王洪文说：「我和春桥同志商量的，陈阿大在工人中影响大」。²⁶⁹⁸实际大概更是张春桥的意思。张春桥对陈阿大评价很高：

陈阿大这样的工人干部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就是要培养和提拔这样的工人干部。²⁶⁹⁹

对此金祖敏曾有评论：

我觉得王洪文也不是真正信任陈阿大，真正信任陈阿大的是张春桥。我觉得张春桥喜欢草包，他对王秀珍也非常喜欢，王秀珍也是个草包，没自己头脑的。王秀珍讲话不行，东扯西拉，当了市委书记后，到处训人。²⁷⁰⁰

张春桥的秘书何修文认为，可能因为张春桥觉得陈阿大能够代表上海工人阶级：

张春桥看中陈阿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陈阿大的出身、经历，在当时来说都算比较好的。不像其他人多少有点问题：戴立清是去内地建设又回来的临时工；黄金海讲话不像陈阿大那么直白，有点圆滑；叶昌明在研究所工作，不是工厂工人；而且陈阿大是大厂的工人。还有可能也是因为张春桥觉得他能够压得住下面的造反派。²⁷⁰¹

戴立清认为张春桥看中陈阿大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要树立一个上海工人的形象，他曾听张春桥说过，

毛主席讲，到一个地方不要许多年过去了，却还是连一个当地干部都找不出。要培养土生土长的干部。你王洪文、王秀珍都是外地人。²⁷⁰²

工总司总部骨干中，潘国平被非议太多；戴立清是临时工；叶昌明工作单位不是工厂；黄金海虽然是全民所有制大厂的产业工人，但和王洪文、王秀珍同属市纺织工业局，而且同属纺织工业局下的棉纺公司，一个系统出太多市级领导不均衡，而且黄金海「出身不好」;王洪文和王秀珍都是外地人，连上海方言都说不好，都不是车间第一线的生产工人。相比之下，陈阿大是上海人，出身工人家庭，十年工龄，共青团员，退伍军人，老造反，所工作的上海良工阀门厂是上海有名的全民所有制重工业工厂。这一切，使得陈阿大在各方面符合上海产业工人的形象。加上陈阿大是工总司最早的常委，这应该也是张春桥看中他的原因。

当年担任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的黄涛，则认为张春桥重用陈阿大，是因为他以为陈阿大在工人造反派中有影响力：

张春桥为什么看重陈阿大？我觉得，张春桥用陈阿大，是为了罩住下面的造反派，他觉得陈阿大在造反派中有影响。不过实际上，下面也不服贴陈阿大。²⁷⁰³

黄金海对陈阿大印象也不好，好几次与陈阿大闹得不开心；王腓利曾多次向负责干部的王秀珍和金祖敏反映下面对陈阿大的意见。王洪文对王腓利说，他其实也想将阿大弄下去，但张春桥不同意。王腓利所以认为：

我们工总司内部没有一个人对阿大印象好。但大家都说，就凭「陈阿大」这三个字，他就不会下去，因为他简单粗糙，大概张春桥认为这就是工人形象。²⁷⁰⁴

张春桥与陈阿大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5日晚上，准备召开第二天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会上。陈阿大与徐景贤争论，一定要将会场放在人民广场，并拍着胸脯保证为会场装高音喇叭以及调一百万人参加大会。陈阿大那种以「我们工人」自居的形象，肯定给张春桥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1967年的1.28炮打中，张春桥将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找去自己住处，又是陈阿大最坚决，说要调人去砸红革会。陈阿大以这样的「工人阶级」形象，被张春桥欣赏。

王洪文深知其他老头头们看不起陈阿大，几次特地找陈阿大谈话，转达对他的意见：

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他们对你意见很多，几个人在背后议论你，你知道吗？说你会吹牛、拍马屁、讲空话，又没有本事，位置很高，对你不服气。还讲我对你信任重用，对他们不信任重用，我知道了狠狠地批了他们一通。这是搞非组织活动，在背后随便议论人是错误的。但他们对你这些意见，你要去听一听，你是有这个毛病的。²⁷⁰⁵

陈阿大进入市革会工交组后，用和他一起工作的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的话说：「什么都要抓，什么都没抓」²⁷⁰⁶。黄涛1968年月被「解放」时，是市革会市政交通组负责人。后市革会市政交通组和工业组合并，成立工交组(工业交通组)，他又是负责人。陈阿大对工业生产管理一窍不通，根本不知怎么抓工作，但他和黄涛合作倒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因为他根本就不管工作，反正一切上有黄涛处理，中有工交组其他干部对付，下有各工业或交通的业务管理局的干部执行。黄金海对此评论说：工交组没有老干部黄涛撑着，阿大一天也混不下去。²⁷⁰⁷陈阿大自己也承认，工交组工作全靠黄涛，他在工交组的工作很轻松，甚至在他思想上无所谓上班下班，

上午在家睡觉，中午来机关，有时下午二点来上班，到办公室后就找人下军旗，有时举哑铃、拉力器等活动，晚上在办公室踢足球，或去打乒乓、打羽毛球等，一搞几小时。总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办公室成了我的体育健身房，上班就是这么几件事。在我的思想上，除「四人帮」及王秀珍外，对工交组根本不放在心上，认为反正有黄涛。²⁷⁰⁸

长期和陈阿大一起工作的黄涛对陈阿大的评价：「陈阿大，就是四个字：草包一个。」²⁷⁰⁹但张春桥真正看重陈阿大的，恐怕正是他的「草包」。因为「草包」简单无脑，不会出大纰漏。事实上，陈阿大也正是这样，整个文革十年，他虽然干不成任何事，但也没有惹什么麻烦。不像黄金海、叶昌明等，多少都曾经给张春桥惹出点事情。而且因为「草包」，别人有事也想不到找他商量或处理，反而少了工作干扰。对此，朱永嘉文革后认为：上海是全国第一工业大城市，市革会工交组比其他任何组室都重要，放其他工人造反派，虽都比陈阿大能干得多，但他们个性都比较强，有自己的主张，让他们当副手，会比较难合作。陈阿大虽是草包，但不管事，所以反而不会产生太多干扰。²⁷¹⁰

陈阿大说话东扯西拉。王秀珍虽然说话不得要领，但至少会说套话，会照着别人给她起草好的稿子念；传达上面的布置或精神时，表达得还算清楚。陈阿大连念稿子都念不顺，套话都套得文不对题，传达都传达得离题万里。偏偏他又喜欢逢会必发言，而且讲话经常乱开无轨电车，东扯西拉，不知所云；秘书给他起草好讲话稿，他也会扔开讲稿乱讲。经常让其他造反派感觉丢脸。下面反映说，阿大作报告，记吧，不知他讲些什么；不记吧，不尊重新干部。马振龙对此形容得很生动：

有时工交组开会，各局的领导都来了。轮到陈阿大讲话，我们新干部就担心他闹笑话。他一讲话，会场的气氛就变了：老干部手上的笔放下来了，笔记簿合起来了，烟抽起来了，交头接耳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真心疼，而阿大讲话又确实没有什么内容，有时颠三倒四，文不对题。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还是硬着头皮做记录。²⁷¹¹

就连欣赏陈阿大的张春桥，对陈阿大毫无逻辑的胡言乱语也无法忍受。上体司的胡永年回忆说，有一次张春桥主持的会议上，讨论一个什么文件，「陈阿大的发言语无伦次，连张春桥听了都打断他的话说：『阿大，你不要发言了，你看看再发，怎么搞的，你越讲我越听不懂了』。」²⁷¹²为了帮助陈阿大提高，黄涛曾经找了几个大学程度的干部给他补习文化，但补不进。

虽然对工交组的工作从来不上心，但陈阿大有两个权抓着不放。一是干部任命权，工交组任命下面的干部，一定要征得他的同意；二是住房分配权，他曾任房地系统工宣团团长，从此将分派房子的权力握在手里，亲自批办了许多事例。文革中造反派们要求分条件好些或面积大些的大房子，找陈阿大是个快捷方式，他也确实为许多一起出来造反的工人们分配了房子。

陈阿大对王洪文始终忠心耿耿。他对王洪文的评价与对徐景贤的评价不同，说老王够朋友，讲义气，就是耳朵皮太软；讲到徐景贤，陈阿大说他这个人门槛精，太刁滑。²⁷¹³

在担任了市级领导干部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骨干中，陈阿大能力最差，最遭非议，但地位却紧挨在王秀珍、金祖敏之后，这让许多造反派内心深感不服。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最典型的负面形象，一个是陈阿大，另一个是潘国平。「当时我们造反派被牵头皮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陈阿大，能力差，被人称『阿污』;另一个是潘国平，被人称『花花公子』。」²⁷¹⁴而叶昌明则感叹：陈阿大和潘国平这样的人被看作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典型，这是我们的悲哀。²⁷¹⁵

新干部们：戴立清

和黄金海一样，戴立清也不是工总司最初的常委，但重要性不亚于常委。也和黄金海一样，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上，他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委。

戴立清没有参加工总司成立的筹备会，但他厂里的司机王汉清参加了。于是戴立清作为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代表，成为工总司的委员。虽只是委员，但他被称为「不是常委的常委」，重要性可见一斑。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上，他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委。戴立清参加了文革初期工总司参与的几乎所有大事。王洪文认为戴立清能干，负责，能吃苦，很信任他。初期曾将工总司总部秘书组的公章交他掌管。他不负重托，在1966年底的那次黄文海等逼他交公章的虹口会议上，他坚持不交，并马上汇报王洪文。从此更得王洪文信任。

1968年11月4日，市革会工宣队第三办公室成立，对口市革会科技组。领导核心由三人组成：工人代表戴立清，军队支左代表田树尧，干部代表秦学能；秦学能后来调离，由老干部许言接替。戴立清是「三办」的主要负责人。原「老大难办公室」分管的工交系统老大难单位，全部转到三办。解决一个转回工交系统一个。上海许多武斗工厂矛盾的解决，不能不说与戴立清的努力和能力分不开。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提出「清队」后，马天水和王少庸要「三办」重点抓科技系统的「老大难」单位和清队；姚文元也从北京来电话，说要看科技系统的简报。²⁷¹⁶12月初，王洪文找戴立清谈话，说现在工交老大难单位不多了，你可以将「三办」的工作重点转向科技系统。1968年11月，戴立清上任「三办」。当时没有交接，也没有文书档案的移交。原来的市革会科技组「大班子」，只留下五名7月派去的工代表，几名业务干部，还有6月进驻的军宣队和9月进驻的工宣队。这些先期进驻者汇报情况，说科技系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敌情严重，市区有『两线一会』，嘉定有『光机特务集团』」。科技系统清队运动的成绩很大，挖出了一大批潜伏特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2月9日，在科技系统市革会礼堂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会上中科院植物生理所、材料研究所和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军、工宣队介绍「清队」经验。戴立清在会上讲话，市革会领导马天水到会，对戴立清的讲话加以肯定。这是戴立清担任「三办」负责人后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个讲话完全是他偏听偏信、主观臆断的充分发挥。戴立清肯定了科技系统前一阶段的清队，下结论说科技界「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特务多」。大会内容第二天便由《文汇报》报道，植生所的经验还被印发至各单位。

戴立清很快为自己的这个讲话付出代价。12月大会之后，他派人去大会发言的三个研究所蹲点，「本打算抓住典型，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他们在大会之后有何新的推动」。却不料去蹲点的几个联络员，接触实际后，回来的汇报，令他们大吃一惊。首先是耿金章，他是戴立清带来的联络员，派去药物所。刚过三天，耿金章来反映，说驻所里的军宣队对项目对象搞逼供信，不让休息睡觉，总是在半夜提审；还办什么「抗大式学习班」，实际是关押被审查对象；而且还用电线编成的鞭子毒打他们。戴立清和军代表田书荛再去其他研究所了解，发现全是这样，而且越是被认为「清队」搞得好的研究所，情况越是严重。原来，还是在戴立清被派工宣队三办之前，6月20日，便已有军宣队四百人进驻科技系统；9月13至23日，市革委又先后向科技系统所属45个单位，派去4个团共3152人的工宣队。²⁷¹⁷这第一届工、军宣队的清队重点，是「两线一会」案。²⁷¹⁸

2月，植生所革委会将「两线一会」作为所里清队的重点。第一届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后，又更进一步开展。当时驻植生所军宣队带队的李光华，认为所里甚至整个中科院华东分院有个「国民党潜伏集团」。²⁷¹⁹10月15日，第一届军、工宣队，在植生所举办封闭式「抗大清队学习班」。被审查对象白天写交待，夜间被提审，遭受毒打。21位高级研究人员全部遭到严重迫害。所里的科技人员夏某被作为「突破口」，连续刑讯逼供30多小时，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还不行，必须交待发展了多少人。最后逼得夏只得照着所里的职工名册画圈，一下交待了140人，连逼供他的军代表也算进。植生所的「经验」马上被第一届工、军宣队推广，整个科技系统各单位都办「抗大式学习班」，疲劳提审，刑讯逼供。试验生物研究所被逼交代出120人，药物研究所逼供出105人。到戴立清进「三办」之前，中科院所属14个单位，「挖出」的「两线一会分子」共达603人，全部都被看管或关押着。戴立清不得不重新审视科技界的「敌情」和「清队」——

为此，我们深感问题严重，同时也感到12月9日在会上提出的「几多」现象，不是事实，它无疑会对清队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知错必改，有错必纠，我们下决心要彻底纠正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事实上，以后的一年多，我们一直在落实这个问题。²⁷²⁰

戴立清最初的感觉是不能这样搞逼供信。为了扭转状况，戴立清和同去的军代表田书荛等人，一方面将情况迅速上报市革会，写了好几份专题简报，并以此建议撤换第一届工、军宣队。另一方面分头下所，找军宣队和工宣队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逼供信并放人。考虑到1969年春节将近，要求他们将各研究所的「抗大式学习班」解散，先放人回家过节，案子后查。大多数工、军宣队同意了，但逼供信最严重的植生所，军宣队办案人员拒不接受。他们手持材料，坚持说自己有证据。戴立清和田书荛只好直接找到派出他们的东海舰队支左办公室，几次要求撤走这批军宣队。这批军宣队的成员，都是外地部队卫生学校的学员，刚毕业就被分配进东海舰队，年轻气盛，好大喜功，「阶级敌人」抓得越多越好。他们不肯撤，非要抓出成效。而就在戴立清他们与东海舰队交涉期间，植生所副研究院雷宏淑，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1969年1月18日被逼自杀。戴立清一再去支左办，甚至找到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反映情况，说你们再不撤，我们就自己把他们赶走，终于将这批军宣队全部请出科技系统。他们在科技界造成的后果是：2人被活活打死、4人自杀。10人被打成残疾，另有9人自杀获救。²⁷²¹

1969年1月，经市革会批准，新组成的第二届工宣队进驻科技系统；2月9日，原于1968年9月进驻的第一届工宣队撤离。戴立清要求一拆「牛棚」，二建班子，三认真结案。2月17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各研究所终于将关押人员基本释放，回家过年。

新的第二届工宣团进驻后，在市革会「三办」领导下，首先甄别「两线一会」案。工宣队负责项目工作的负责人，是原上海机床厂办公室主任、老干部周强华，他和第二届军代表田书荛一起做了大量周密调查。1969年5月，第二届工宣队向市革会「三办」打报告，提出科技系统「大规模存在两线一会案」的真实性很小，虽没有直接说是假案，但其实就是怀疑该案的存在。到1969年10月，对该案639人甄别结案，并经市革会有关部门对「两线一会」案作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论，虽然不是彻底否定，但总算结案；²⁷²²而到1970年12月，又对1402人甄别结案。至此，绝大部分涉案人员都被结案。

三办成立不久，党中央准备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市革会要三办(科技组)报政策性调查报告。戴立清布置办内工作人员调研，上报了十九名知名科研人员情况。这十九名科研人员都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当时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冲击，有的被隔离。张春桥批示：落实政策。十九名科学家才恢复工作。

对在科技系统的工作，戴立清以后回忆：

在科技系统三年，我着重就是擦屁股，落实政策，为12月9日大会上我自己的那个讲话擦屁股，用行动改正那个讲话。²⁷²³

1969年戴立清入党。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指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王洪文，负责华东地区的林彪案件清查。王洪文指定上海对空四军的审查由戴立清负责，这是王洪文对戴立清的信任。有科技系统清队的教训，戴立清一再要求不准逼供信，不准出人命。不过还是有人自杀，后来总算抢救过来。但王维国的妻子杜桂珍在关押期间疯了。项目组的成果是查出暗杀毛泽东计划，这是空四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交待的。这个内容后来王维国本人否认，史学界也有怀疑。不过戴立清表示，他当时不允许办案人员逼供诱供，而且蒋国璋是由老干部成波负责审查的，应该不会逼供诱供。他当时也对蒋国璋的交待心存疑虑，但按规定全部报送中央。后来中央文件中这部分内容，就是上海报上去的。

1973年，王维国项目基本告一段落，马天水建议，调戴立清往上海在安徽皖南地区的「小三线」。²⁷²⁴戴立清去时，小三线已经初具规模，但职工的生活保障没有跟上去，户口油粮关系、蔬菜肉类供应、子女上学，职工看病，等等，问题一大堆。那里的职工都是上海各厂调去的，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大家安心在那里工作。此外，交通、生产、与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关系，也都是矛盾。戴立清去「小三线」三年，解决了许多困难。到1976年，已经自成体系，独立生产，而且开始上缴利润，产生了相当效益，生产出援助越南的武器。但是，「小三线」建设本是宏观决策错误。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调整外交政策，加上苏联瓦解，冷战结束，「小三线」失去意义。这个本来最让戴立清自豪的建设，就这样成为历史遗迹。

戴立清的临时工身份，在1971年上海劳动局发文全面转正临时工时，转为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编制。在他去「小三线」工作时，妻子被市革会特别批准，从兰州调来上海工作。

戴立清在工总司总部被大家公认为能干。他做事决断，能吃苦，点子也多；甚至他的字也写得很漂亮，被张春桥称读。早期工总司内一些比较难处理的「硬骨头」，王洪文都交戴立清啃，例如砸「联司」刚结束后的那几天对上柴厂的善后，例如处理「老大难」单位的矛盾，等等。戴立清则认为王洪文为人正派，做事谨慎，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值得信任；不似一些造反派那样冒冒失失，也不像潘国平没有肩胛。他说：

王洪文在我的接触中，不是不学无术，不动脑子，而是比较正直，比较稳重，让人信得过。缺点就是耳朵软。他信任我，我不说死心塌地，也是坚定地跟着他，一心扑在他布置的工作上。到头来，跟得越紧，错误越大。²⁷²⁵

戴立清的个性比较露锋芒。他的老造反意识十分强，尤其对「工人造反派」身份和对文革强烈认同，对自己人忠心耿耿死心塌地，这使他给人以派性强的印象。他去安徽小三线，第一件事就是调查那里有多少老造反。

戴立清和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合不拢，他不喜欢徐景贤和他手下的那批干部，认为这些人长期在机关，习惯看上级眼色行事；他称他们为「秀才」;「徐老三」这个绰号就是他和另外几个工人造反派叫出来的。「半周年事件」和后来的「《朝霞》事件」，他都是带头发难者。而写作组的人对工人造反派看不惯者，除了陈阿大、潘国平外，就是王秀珍和戴立清，认为他们派性严重。

不过，戴立清对张春桥始终服贴：

他对我们来说就是正确的化身。一方面是因为他支持了工总司；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和主席的关系，上海工人运动的消息，都是他带给毛主席的，他对我们说的很多话，我们也认为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²⁷²⁶

这也是其他工人造反派对张春桥的印象。

第三十六章：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下)

挡不住的诱惑

工总司总部从成立后不多久，就不断地进行整风，也即为纯洁队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这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思想教育手段。整风的内容，主要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生活作风。工人造反派希望能如毛泽东教导的那样，「保持工人阶级本色」，防止重蹈「走资派」的覆辙。

在这方面，张春桥对这些新干部的告诚是最多的。他的许多讲话，尤其是对工总司总部成员们的讲话，都是不断的提醒和批评。例如针对工人造反派认为自己造反早，对恢复秩序后机关干部重回权力系统不服气的情绪，张春桥一再对他们强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是错误的。针对有些新干部利用职权捞好处，张春桥多次批评。轻工业局下的上海秒表厂，1970年设计制造了新产品钻石牌手表，首批2000只试用表，价格当时120元的上海牌手表比较，只有50元，凭票供应。许多新干部向掌管轻工业局的马振龙索要票子。张春桥知道后，立即批示：赶快刹住这股风，否则害了一批人。除了已经买了表的，发出去的手表票都被收回。²⁷²⁷对于新干部的换房风，张春桥也有过抑制。

而当上了各级领导的新干部们，也对权力的腐蚀有过真诚的警惕。他们经常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工总司早期总部的整风，尤其对用公款吃喝或少付钱吃喝以及坐小车，有着较多抨击，包括对王洪文、戴立清、潘国平等的批评。而王洪文也是虚心接受。坐小汽车、上饭馆吃喝，被造反派视为「养尊处优」，「走修正主义道路」。这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及工总司总部整风会议记录中，多有反映。²⁷²⁸

而王洪文对自己也曾经有着严格约束。例如他弟弟王洪双，在陕西当工人，1972年受单位委托，想通过王洪文在上海批点钢材。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掌管工交办的陈阿大一口答应给40吨。王洪文得知后马上制止，使得王洪双空手而归。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王洪双想从西北调进上海工厂，上海市劳动局为他办妥调令。但被王洪文知道，立即阻止，说「如果所有的干部亲属都调到上海或北京，那不乱套了吗？」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一直在原来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领取工资，据说这是他自己要求的。²⁷²⁹

但是，这种保持「工人本色」的努力并没有坚持多久。没有制度监督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腐蚀，即使是当初批判干部特权的造反派们。尤其来自社会底层，生活本来就不宽裕的工人造反派们，更是无法抗拒改善生活的诱惑。

新干部们最先改变的是居住条件。他们大多住在上海杨浦区和普陀区的工人新村，房子大多是1949年以后新建的简易建筑，造价低廉，设备简陋。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常常两代甚至祖孙三代同居一室，几户人家合用厕所厨房，还有的人甚至住在棚户区里。上海人俗称「下只角」。与此对照的是上海西面徐汇、卢湾等区的「上只角」，那儿有大片花园小洋房和公寓大楼，过去的资本家、高级职员、高级知识分子和现在的党政干部，大都住在这个地区。虽然房子是由政府分配的，个人只有使用权，但当年的中国没有私有财产，城市居民物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住房。只要不成为政治运动对象，住房几乎是世袭的，上一代所租的房子可以传给子孙。在这个意义上说，住房在当时是归私人永远使用的公共财产。

工人新干部住房是从1967年年夏天开始搬迁的。当时工总司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矛盾激烈，为防止联司的袭击，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搬出原来的住房，搬入地处「上只角」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是被形形色色的司令部占领的原工商资产者或文化人的房子，房主已被扫地出门或压缩所住房间数。这次匆匆忙忙的集体行动，成为改换住宅条件的开始，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搬回原来的简陋住宅。十年中，工总司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搬过几次家，黄金海、叶昌明、王明龙、谢鹏飞、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都从原来的住处搬入「上只角」改善了住宅条件。不过，除了陈阿大等少数人，大多只是改善型的，即由一间房扩大到两间。

王洪文搬家在此次集体搬迁之前。还在1967年2月，王洪文只是群众组织负责人时，他就从杨浦区的「穷街」定海路，搬到西区余庆路花园小洋房里，住了一个套间。1968年1月，他当了市革会领导后第二次搬家，在康平路的一幢公寓大楼里独占了一层。1969年9月，他当了中央委员之后，搬进市委康平路大院。随着地位的上升，以后在康平路大院里又搬了几次家，一次比一次更大更好。按照王洪文的职务，他所住的房子，市里有补贴，他只需按他文革前的房租数目支付。

陈阿大换房次数也很多：文革十年，搬五次家。1967年8月，他搬进淮海路上方花园的花园洋房，随后又迁到华山路一幢小楼里。1968年底，他住进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占了两大套。1976年，他又搬到更高级的淮海路上新康花园的公寓式花园洋房，上海最好的房子之一，占了五大间共130多平方米。他搬进去之前，强令房管部门修缮一新，花费了2600元。这在当年相当于陈阿大²⁷³⁰年的工资总收入。这笔钱自然不是由他自己出。

除了工总司总部的头头，其他工人造反派们也纷纷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扩大居住面积。1971年，工总司总部曾经统计过工人造反派的调房情况。统计对象是「十个区和各工业、交通局的革委会委员，工总司各区、局联络站委员一级的工人新干部(包括现已下台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级的工人新干部有共763人」，其中有97人调换了住房(包括已迁回原处的)，约占13%。」4而经过陈阿大之手解决的造反派新干部住房，有230套。陈阿大自称「房总统」抓着全市住房分配权。²⁷³¹

搬入新房者，房子扩大，条件改善，但房租仍然照搬迁前所住的房子租金缴纳。王洪文和黄金海原来住的是「私房」，也即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自行搭建条件很差的房子。黄金海搬进的是南京西路上的一套三室的公寓房，搬进新房后，他俩都没有支付所应支付的房租，差价部分，由市革会有关部门支付。这也是老干部一向享受的「待遇」。其他搬进新居的工人新干部，也是只想住大房子好房子，却不愿缴纳高档房子昂贵的房租，许多人少缴甚至不缴。直到1968年，张春桥要求新干部：你们要住好房子，就得自己掏钱付房租，他们才开始支付。但也是尽量以文革前所交数额，缴纳新搬房子的租金。

有人对陈阿大住房大有意见，陈阿大非常恼火：「老干部住房，你们看不见，为什么要向我出难题？这是对新干部看不惯，过不去，这是对新干部的态度问题。」文革并没从制度上冲击干部的等级和待遇特权，所以王洪文、陈阿大等新干部，一旦当上领导，都将这些「待遇」看作理所当然。

上文提到的工总司总部调查报告说，

新干部调房后，欠租情况比较普遍。在这97名调房的新干部中，不同程度欠租的就有59名，约占61%。欠租百元以上的有二十余人，欠租最高的达500元左右。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欠租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干部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住进了好房子，而无力支付较高的房租。²⁷³²

革命名份换来的不但是房子，还有工资补助。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文革中改名上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干事时，工资是64元。当上市革会领导后，工资还是原来的水平，人事关系也仍然在国棉十七厂，由厂里给他发工资。不过，这点工资不够开销。马天水回忆：

1968年，在十二中全会期间，要办公室寄二百元给他，上海寄出了。……

后来，他要的补助越来越多，我们虽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开始没有限制，后来限制七十、一百，后来一百五六，不断增加。²⁷³³

以后，由市革会办公室每季度给王洪文发放「生活补助」200至300元。这样，加上上棉十七厂发的工资，每月共130至160多元，相当于上海十二至十四级干部的工资。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没有拿副主席的工资，还是在厂视领取原来的工资；上海方面又将给王洪文的「生活补助」每季度增加到500元。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6年8月的五年零八个月，共补助1.1万多元；其中1974年到1976年8月的两年八个月，共补助七千多元。除此而外，王洪文还向上海报销许多开支，包括做衣服，配眼镜。对其他调去中央的上海新干部也是这样。马天水说：「他们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没有人管」。他指示，给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干部尤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如金祖敏等发补助。于是每人每年一般补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²⁷³⁴而据说，除了上海的补助，中央也给这些当了中央领导的工农干部每月一百元津贴。

为了这些新干部的职级工资不匹配的问题，1975年1月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曾特地向张春桥汇报关于上海对调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生活补贴问题，请示说，他们生活有困难，是否继续发给补助，还是由中央直接管。张春桥表示，这些事情本来都应由中央组织部分管，但组织部的工作现在还未开展，以后再说。²⁷³⁵

在上海工作的新干部，也可以享有特殊补助，这是经张春桥同意的。上海也有给新干部的特殊补助，是张春桥同意的。新干部当了领导，却还是工人编制，从原来工作的工厂领着原来的工人工资，一般每月只有五六十元，而担任同样职务的老干部工资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以上。张春桥1971年曾经说过：新干部工资没有调整过。所以他们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于是由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陈阿大自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每年两次补助，每次八十至一百元。²⁷³⁶而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补助则大都是一次性的，主要是大病诊疗费一类的应急性临时补助。

对于文革中被提拔的新干部的工资标准，据说1973年或1974年左右，有关方面曾经请示过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可以比他们原有的工资高一点，但比现在所担任职务的工资低一点。²⁷³⁷如果周恩来确实有过这样的指示，那他的意思显然是：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不要加到同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比起许多老干部让子女参军，躲避上山下乡；或者通过各种关系被「推荐」上大学，上海的新干部在这方面「走后门」的情况不多。1975年黄金海的儿子中学毕业时，正逢北海舰队招兵，部队愿意作为特例(也即开后门)将黄金海儿子招去。但黄金海不同意，要儿子按照正常途径报名参军。结果因为体检没有通过，儿子和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去上海郊县农场。戴立清的儿子也是这年中学毕业，也去了郊县农场。²⁷³⁸这体现出新干部们真心实意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当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新干部们的子女大都还在上中学，面临毕业分配的很少。即使去了农村，一二年后文革就结束了，还来不及开后门离开农村。

186个老头头调查

工总司及后来的市总工会，曾经几次调查造反派的情况。较大规模的有五次。第一次在1967年底，为即将召开的「造反派代表会议」作调查。根据工总司常委会决定，「对本司令部所属各区、各系统的领导核心人员的政治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1967年12月31日始，到1968年1月20日止，共调查27个部门和系统共449人。调查结果：「有问题的260人」。²⁷³⁹前面关于「清队」的章节已经提及。

第二次是1969年4月至5月间，主要是调查造反派新干部犯错误类型，以及其中一些人被审查、拘留、逮捕情况，为办工人政校、对工人造反派进行政治教育和培训提供参照。²⁷⁴⁰经市革会同意，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人政校开办。1969年。毛泽东在审查主席团名单时，提出要将老干部徐海东大将放进名单，这也是周恩来提议的。王洪文便提出也要对老造反落实政策，从北京打电话给马天水。4月18日，市革会王承龙向工总司总部的叶昌明等传达了王洪文的这一指示，说王洪文要求将当时拘留在公安局的几个老造反释放。王承龙并告诉叶昌明等说，市革会已经通知了市公安局，你们去将他们接出来。这些人包括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头头周妙兴和谢训林，工总司闵行地区联络站头头赵万和，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头头袁根林，工总司手工业局联络站头头黄文海。这五人都武斗有关，同时又涉及其他问题²⁷⁴¹。但是，除了武斗，其他问题后来都查无实据。他们因此都被释放，拘留期间工资按王洪文批示，全部补发。据市总工会统计，这样的案子，市总工会的项目组从1972年3月到1976年10月，共复查了86件。²⁷⁴²

第三次调查从1969年12月至1970年1月，调查对象是造反派新干部，统计有多少造反派被提拔当了各级党政干部，向当时的整党建党提供造反派新干部基本情况。调查内容除了年龄、籍贯、工龄、受教育程度等常规内容外，还有「造反时间」、「文革前职务」以及「文革中担任的职务」。这次调查规模较大，几乎涉及工业、交通行业所有的主管局、所属公司及工厂。²⁷⁴³

第四次在1971年至1972年间。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后，中央发出45号文件，要求落实对群众组织的政策。王洪文指示，驻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是林彪的人，上海公检法过去是空四军军管的，「镇压了不少造反派，我们要趁批林整风的机会，把这些案子搞清楚」。于是，总工会设立了「项目复查组」。叶昌明亲自给项目组开列调查对象的名单，要求对于曾经或正被审查、拘留、关押、判刑的工总司各联络站的「老头头」，以及老造反中的知名人物都作调查。²⁷⁴⁴还调查了知名老造反。这次调查后，正值1973年初筹备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被调查老造反中的潘国平、张宝林、岑麒麟、徐美英、戴祖大、缪南生等，后来都当上五届工代会委员。

第五次调查在1974年10月以后。1974年9月17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陈丕显的处理，一直压着陈丕显不放的张春桥，只得「解放」陈丕显，前面关于干部解放的章节已述。但是，在「解放」陈丕显的同时，10月9日和10日，王洪文自北京分别打电话给徐景贤和王秀珍。王洪文说：「陈丕显要解放了，你们赶快提一批一月革命风暴中的老头头名单出来，落实政策，这是给陈丕显看，他的对手还在」。²⁷⁴⁵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实际来自张春桥。10月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赴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张春桥、姚文元将他叫去，告诉他毛泽东对陈丕显的批示。接着又说：

还有一个问题，回去同马、徐、王谈一下，市委要把陈丕显的那些老对手，如铁路的谢鹏飞、港务局的梁飞，两个「飞」，还有小潘---潘司令这些人这些老造反，陈丕显的老对手，对这些人的工作要有个安排！不然，陈丕显出来了，又神气起来了，而他的那些老对手还一个个地在下面劳动！这件事，在陈丕显放出来之前就要办好，陈出来后，知道一月革命时他的老对手，不仅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在，而且「两飞」、小潘也都还在！²⁷⁴⁶

张春桥要求，「凡是面对面陈丕显作过斗争的，如潘国平、谢鹏飞、梁飞²⁷⁴⁷、林波²⁷⁴⁸、霍达²⁷⁴⁹等，立即安排」。²⁷⁵⁰马天水接到王洪文电话，立即开会传达，当场拟了个名单。但是由于会议是临时召集的，手边数据不多，最后决定由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和市总工会的叶昌明，分头赶排名单。他们连夜突击拟定了147人名单，交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审阅。马、徐、王又修改补充，增加了一批红卫兵名单。《181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老头头的名单》，名单编号时错误地将5个编号重复了，所以实际为186人。²⁷⁵¹

这些人中，属于工人造反派的有132人。其中有工总司的谢鹏飞、潘国平、范佐栋、丁德发、黄文海、蒋周法、张伯生、潘国平、耿金章、张宝林、王腓利、岑麒麟、徐美英、周国庭、傅世尔、梁飞等；也有一、二、三等兵团的耿金章、孙玉喜、戴祖祥、陈鸿康、陶国正等。还有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头头。此外，属文教、卫生、科技系统及市委、市政府等机关的群众组织21人。其中有：公革会的王维章，上体司的胡永年，上艺司的刘贵琴、刘军一，上医司的陈广煊，小教司的杨军，版司的朱伯生，科司的林光远、农司筹的夏桂伯、机关联络站的程绮华，还有文汇报社的朱锡琪、邵传烈和周国荣，等等。财革会及其所属组织15人：其中有宋有福，王志品。红卫兵18人。其中红革会有劳元一、马立新、李功佐，贺学军、缪财生、霍达等，炮司有周谷声，不过没有胡守钧；交大反到底有严步东、余小兵，还有红西南、红反会、红东北、红中技的头头。²⁷⁵²

根据表格显示，这些人「下去」的原因中，最多的是：「生活腐化」、「男女关系」，文革中，这两条实际是指婚外性行为或性关系随便；加上「奸污妇女」，共24人。「分裂工人运动」13人，这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参加过一、二、三兵团、工三司以及双造司、联司、支联站等；有「攻击性言论」者11人，所谓「攻击性言论」，其实就是对时局或台上领导人如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不满的私下议论；参加过炮打11人，主要是红卫兵及文汇报社的朱锡琪等；有「贪污」和「盗窃」行为的4人；「派性严重」者3人。此外，还有「表现很坏」、「个人质量差」等。²⁷⁵³

1974年10月11日上午，名单由康平路印刷厂印刷10份，其中3份立即由市委派两名干部第二天乘飞机，送去在北京的王洪文。然后，王日初即向市总工会要去了潘国平、谢鹏飞、傅世尔、梁飞4人的单项资料；不几天，便以市委组织组名义，对这4个在基层劳动的「老头头」落实政策」，安排去有关部门：潘国平提为市总工会常委，参加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谢鹏飞和傅世尔双双提为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的革委会副主任；梁飞提到港务局基建组工作。1974年11月，市总工会布置对27名「老头头」落实政策，其中包括耿金章、岑麒麟、王腓利、黄文海、宋有福、严步东。接着，市总工会又布置对186人的现状，每人都调查了解，以单项材料形式上报市委。内容除了简历、成份、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本人概况外，主要是文革中的政治表现，以及「下去」原因。到1975年2月，调查了141人。后因筹备全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暂停。²⁷⁵⁴

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给这些「下去」者明确结论；另一方面，建议和推动所在单位党组织为其中一些人转换身份，将他们提到各级领导或科层办公室位置，不再在下面「劳动」。据市总工会1975年11月的一份报告：

我们从去年至今年年初，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过区、县、局一级联络站领导工作，后因各种原因受过审查的105人的情况作了初步了解。除9名戴帽(即戴着「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政治名份—笔者注)、一名判刑、2名在押待刑外，尚有93名经审查，绝大多数有了结论：

93名中，由各级党组织根据其本人问题的性质和政治表现，已安排了一定工作的有40名，占43%，其中安排工作原职务相当的有22名。……

另有18名安排在基层单位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²⁷⁵⁵

报告中的「原职务相当」，意为下去劳动前的职务相当。又据文革后的数据显示：这次以给陈丕显制造对立面为理由，重新起用的老造反，共有70多人。²⁷⁵⁶

重新被起用的谢鹏飞

谢鹏飞是被重新起用者之一。谢鹏飞在工总司筹备会议上，因自觉「出身不好」，将主席团成员名额让给了同厂的蒋周法。所以后来他连工总司和之后的总工会委员都始终不是，在工总司和总工会的重要性，不及黄金海和戴立清。他的新干部之路，有一段曲折。1967年的「一月革命」中，谢鹏飞是「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人。在1967年初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一片混乱之际，代行了几近瘫痪状况的市委、市人委的部分职责，解决了许多突发事件，对扭转当时的生产混乱局面起了很大作用。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很称赞，说它是「经济苏维埃」，可以替代市政府。²⁷⁵⁷有张春桥的读许，谢鹏飞扩大火线指挥部建制，人员也扩展到一百多。但是，仅仅一个月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火线指挥部的职能被大大缩小，成为公社下面的一个临时机构，只负责一些生产方面的突击性工作。徐景贤让交出火线指挥部图章，谢鹏飞只好照办。负责保管图章的火线指挥部工作人员在交出图章时，眼泪都落了下来。1967年4月5日，火线指挥部撤销。

谢鹏飞没有想到火线指挥部这样快就被撤消，张春桥也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撤消。他回到自己原来工作的上海铁路系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谢鹏飞是市革会委员，回铁路之后，市革会委员的职务保留。当时铁路很乱，没有成立革委会。谢鹏飞是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铁联」)的常委。铁联的负责人是万金荣，和谢鹏飞都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工人，当初一起造反。有了曾经在市里火线指挥部工作的经验，3月29日，谢鹏飞在铁路系统推动成立了「上海铁路局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报中央铁道部，4月13日，铁道部予以批准；只是将名称稍作改动「上海铁路局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任命谢鹏飞为主任。

但是铁路系统反对造反派的势力很强大，铁路局本来就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老保组织虽然被解散，但他们从来没有服气过。加上造反派方的铁联负责人万金荣、周国庭等，一方面派性严重，压制不同意见和派别；另一方面自身道德形象较差。反对他们的大标语贴到市革会：「铁联滚出上海铁路分局」。谢鹏飞向张春桥反映，张春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鲜明地支持谢鹏飞：

从革命群众方面来说，我觉得也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些同志，他们原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般的干部、学生嘛，他们也没有工作经验嘛……对待王洪文，总不能像对待陈丕显、曹荻秋一样啊。徐景贤，我看总还是比陈丕显、曹荻秋好吧，应该作一些这样的比较嘛。就是像谢鹏飞，有时候他有一股闯劲，有时候也闯点祸，但比起来，我就觉得像谢鹏飞这样的同志，比起原来的那些局长、党委书记，要好多了。²⁷⁵⁸

那天谢鹏飞还没回到铁路局，已经有人将这段讲话抄出，贴在铁路局大门口，还刷出大标语：「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讲话」。后来，谢鹏飞他们干脆将张春桥的这段讲话的录音在铁路局门口播放了好几天。就这样，一有铁道部任命，二有张春桥撑腰，谢鹏飞在上海铁路系统掌握了权力。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两派争斗不断，铁路运输中断。这期间，谢鹏飞三次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托，赴外地解决疏通铁路运输问题。第一次是在浙江金华，两派斗争，铁路中断，谢鹏飞派傅世尔去，经劝说，终于通车。第二次是在江苏南京，江苏「好派」和「屁派」两派武斗，打得铁路中断，上万乘客滞留南京火车站。谢鹏飞带了八九百个人，开了专列去南京，带去的人从扳道工、调度员、列车员、卖票员、服务员，到机务段、工务段工作人员，全套铁路工作班子，一到南京马上开展工作。十几个小时后，第一列车发出，周恩来特地让秘书打电话来上海表扬了谢鹏飞。²⁷⁵⁹第三次是在蚌埠，地方造反派冲击铁路造反派，将铁路造反派打出铁路。铁路造反派将十七个火车头头尾连接，一路逃到南京。蚌埠车站没了火车头，交通于是中断。谢鹏飞接到周恩来办公室通知后马上去蚌埠，和当地军队一起出面召集两派负责人共同解决通车问题：谁恢复铁路运输，谁就是革命派，我们就支持谁。在军队调停下，双方终于同意首先恢复通车。

周恩来对上海的铁路工作相当满意，在铁道部的工作会议上多次表扬上海。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6月25日到上海，周恩来陪同。安排妥当卡翁达总统的住宿后，特地将谢鹏飞叫去锦江饭店南楼13楼，单独谈了半小时。这是谢鹏飞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并和周总理面对面交谈，他非常激动。周恩来问谢鹏飞是哪里人，谢答说是浙江绍兴人。周恩来说，我们都是鲁迅同乡。谢鹏飞向周恩来汇报「上海铁路局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工作情况，周恩来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一定要保证畅通；对上海的铁路情况我是比较放心的，上海铁路的革命和生产搞得都很好。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离去，谢鹏飞送到楼下大门口，目送周总理的老式别尔克防弹车开远了，他还站在原地不动，脑子里都是刚才周总理对他说的话。以后，周恩来每次见到谢鹏飞，都马上认出他，叫出他的名字。

周恩来对上海铁路的好评，还可以从铁路的军管情况看出。1967年的上半年，自一月夺权之后，各派群众组织纷争，全国铁路运输更是无法正常运行。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文，对铁道部实行军管；6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除中央特许者外，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这个「中央特许者」，就是上海。在全国铁路所有的路段都被军管的情况下，唯独上海的铁路没有被军管。²⁷⁶⁰7月17日，上海警备区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路局，但不是军管，只是军宣队。这是张春桥建议，周恩来特许的。²⁷⁶¹这显示了周恩来和张春桥对上海铁路系统造反派的信任和期望。张春桥后来对此回忆说：「中央在讨论铁路军管的时候，是决定了全国铁路都实行军管。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经验，有的路局、分局不军管，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好。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那个时候，据我看，上海铁路形势不错，有可能不通过军管。」²⁷⁶²在全国铁路一片混乱之际，谢鹏飞管理下的上海铁路系统，给了张春桥为文革树立正面秩序形象的希望。张春桥一直很欣赏谢鹏飞。1967年7月21日左右，毛泽东从武汉到上海，张春桥要谢鹏飞指挥调度。

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天目西路、西藏路的老北站。毛泽东出了列车，谢鹏飞才知道他刚才的调度是为毛泽东的专列。如果不是身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对毛泽东的立正敬礼提醒了他，他差点激动地喊出「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上海近两个月，其间去了浙江又回沪，行程极其保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整个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中，更只有谢鹏飞参加了全程工作。显示张春桥对他的信任，而谢鹏飞也确实不负信任，以后十年文革中，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他毛泽东的接触，他守得住秘密。

1967年6月底，谢鹏飞召开上海铁路分局干部大会，从科级干部到局级干部都参加，请王少庸到会现身说法，讲他是怎样从不理解文革、看不惯造反派，到投入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大会后，除了上海铁路局长兼分局长邵光华坚持不肯表态；一大批干部表态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熟悉业务的干部们支持，谢鹏飞的工作开展得顺利多了。

但是上海铁路系统的稳定只维持了半年多。以谢鹏飞为首的工人造反派掌管的上海铁路系统，最终没有跳出造反派的通病：派系对立，武斗不断。上海铁路系统有两派，谢鹏飞支持的是大派，另一派和工总司处理铁路问题的王明龙关系较近，两派谁也不服谁。1967年八·四砸联司之后，铁联也以砸支联站为名，冲砸反对派组织。8月7日，砸了闸北区的对立面组织，8月12日又砸杨浦区的对立面组织。8月20日，铁联的另一对立面组织卢联南站大队，将铁联打出了南站。8月24日晚，铁联开会，决定攻打南站「收复失地」。这次会议，谢鹏飞没有参加，他当时正被市革会集中在市里开会一周，不知道。他后来回忆说：「我要是在，肯定会制止。我们已经掌了权，再去打人家做啥，招安就行了；打只会激化矛盾。」况且他们自己当初造反时也被关押过，不能掌了权就随便关押别人。但他的这些想法被一起造反出来的同事们视为「右倾」，「造反精神不如当年」。8月25日武斗结果，重伤一百人左右，三人重伤抢救无效，相继死去；整个南站停产许多天。本书第26章已有详述。

南站武斗，是1967年间上海发生的大武斗之一。死伤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在对方投降后挨打的，对方要求追查责任。铁联内部也因此分为两大派。两派严重对立，影响生产，列车频频无法正点，装卸站货物经常积压。1967年底，许多车辆被压在在上海无法通车。周恩来不得不提出，上海铁路也要实行军管。²⁷⁶³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失望地对上海铁路局的代表说：「现在全国铁路就是上海没实行军管，你们上海应该为全国作出很好的榜样嘛」，「你们自己也在闹，上海也要军管！」1968年1月8日，上海警备区对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实行军管。4月30日，上海铁路局革命委员会成立；5月2日，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路局和分局的局革会主任都是军人。谢鹏飞被安排为路局和分局局革会的常委，傅世丽是路局和分局的局革会副主任。军管会原来的安排，谢鹏飞是只是分局和路局局革会委员，名单送上海市革会审查时，市革会将谢鹏飞改任常委。1968年清队开始后，5月间，铁路局军管会决定谢鹏飞「回厂劳动」，分局和路局的局革会常委职务仍保留，局里或市里开会时仍参加；傅世丽也同时回厂。谢鹏飞回到原来工作的锻工车间，重新当普通工人，做原来的锻工工作，在厂革会他没有职务。其间，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差点被军管会作为运动对象，后来还是市革会的王少庸、马天水等保了他。就这样，他在厂里当了五年锻工。

但张春桥没有忘记他。1974年10月，张春桥要求安排陈丕显的「老对手」时，特地关照，将谢鹏飞从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的局革会常委，提拔为路局和分局的局革会副主任，而且名字放在同是副主任的傅世丽前面。²⁷⁶⁴傅世丽也是因安排「老对手」，和谢鹏飞同时回分局生产组的。不过，此时的上海铁路系统已经有一批新人担任了领导工作，都是军管会这些年培养的，大都不是造反派。回到铁路局的谢鹏飞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67年时那样起大的影响了。谢鹏飞负责分局的基建工作。1976年初，市革会组织组将谢鹏飞叫去，让他填写了一堆表格，说中央让报送谢鹏飞的个人材料。而在此之前，张春桥1975年底，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给他写信反映谢鹏飞父亲曾经受聘国民政府专员的问题，「他们很会找时间，这个时候写材料来。不过我就是要用他！」²⁷⁶⁵中央索要谢鹏飞的个人材料，显然是为了提拔他。谢鹏飞将被担任什么工作？因文革结束，没有结果。不过文革后有传说，说可能是安排他去国务院铁道部，担任领导职务。²⁷⁶⁶

几上几下的潘国平

潘国平也是为给陈丕显树立对立面而被重新起用者。潘国平1968年因多名女性发生关系之事被工总司总部审查，以后虽然还保留着工总司总部常委的职务，但回厂劳动。

1969年12月7日至1970年2月19日，工总司总部又对潘国平进行第二次审查。这次是「隔离审查」，潘国平被关在市总工会大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参1968年的4.12炮打问题，「妄图分裂上海工人队伍」，等等。「经济问题」，包括变卖抄家物资的手表，多次虚报对方单位已经付了钱的出差机票，倒卖走私的进口照相机和手表，利用军车倒卖福建的木材，等等，共获利近几千元。²⁷⁶⁷当时潘国平月工资45元，加5元附加工资，几千元是个不小数目。审查结束后，两条处理意见：一下放劳动，二经济上退赔。还因为审查出这些问题，1973年4月，上海市第五次工代会上，原来是四届工代会常委的潘国平，只是五届工代会委员没有被列为常委。

不过，1971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批的市革会委员名单中有潘国平，据说是张春桥提名的。²⁷⁶⁸1972年11月2日下午，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特地和潘国平打招呼：

小潘你可记得，主席还是记得你小潘的，我们总之对你还抱希望。²⁷⁶⁹

1974年10月，张春桥指示安排陈丕显的「老对手」工作，潘国平是被特地点名者之一。市总工会随即将潘国平调整为市总工会常委。11月17日，潘国平被通知回市总工会工作。其间，王秀珍打电话给王洪文，建议将潘提为市总工会副主任，说这样更可以体现对立面，但王洪文说，潘国平摆个总工会常委就够了。²⁷⁷⁰王洪文这样表示，一方面也因为他实在太了解潘国平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潘国平有关系的女性，仅查实的和他自己承认的，发生性关系的13名，其中有些是他利用职权强迫的；猥亵15名。²⁷⁷¹王洪文说：「就凭这些，放在别人身上，起码判刑15年」。王洪文曾经是工厂的保卫干部，他对刑律是了解的：当时的「流氓」罪，就是针对此类案件。

潘国平被提为市总工会常委后，叶昌明将他安排在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但是，一年不到，1975年10月21日，潘国平又被第三次审查。这次审查，除了新的「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之外，又加上潘国平被人揭发的「攻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同志」。潘国平说王洪文胆小、驯服，没有能力，当副主席只是过渡，将来接班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说张春桥有野心，会耍政治手腕，把我潘国平当一张王牌，去和王洪文抗衡；说江青是武则天；说自己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²⁷⁷²说「只要王洪文在台上，我就不会翻身。他是我最大政敌」。²⁷⁷³潘国平还对时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潘说「我们对美、苏的谴责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是鸡蛋里挑石头，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和紧张局势，采取嫁祸于人的方法」。……

潘污蔑「我国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全国动乱不定，上层内部分裂，争权夺利，人民没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

潘扬言他夺权以后，要「还政于民，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让人民有言论、行动的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潘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助」。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在对外关系上，潘说：「特别要和苏联缓和紧张局势」。……

潘本人交待：在顾金谈话时讲过：「要是叫我搞经济建设，可以适当考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投资，我们还可以吸收国外华侨的投资」。²⁷⁷⁴

这些思想和议论，在当时非常大胆前卫，是对不断阶级斗争的否定。潘国平和一些部队干部以及高干子女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较大。只是这些言论，全被他生活上的负面形象否决。

这次审查为时两个月，仍是「隔离审查」。后王洪文说，让小潘回家过年吧。1975年12月31日，审查结束。市总工会作出三条处理决定：一、撤消潘国平总工会常委之职，并将所犯错误在工会系统通报；二、经济上退赔；三、下去劳动，但换一个工厂。换厂是因为潘国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机械厂党委反映，潘国平回厂劳动，工厂和车间都管不了他；陈阿大听说后说那就去我们厂吧。1976年1月2日，潘国平去了良工阀门厂「劳动」。叶昌明特地将这三项处理意见，向市委书记们写了小范围的报告。但始终没有回音。1976年2月，王秀珍告诉叶昌明，王洪文说对潘国平还是要团结教育，可以让他参加总工会常委活动。但叶昌明表示这样不大好办。于是最终，潘国平的市总工会常委之职没有撤去，但常委会议不再通知他参加。²⁷⁷⁵

张春桥曾经对潘国平有个评论：

这人很年轻造反有功，对上海工人运动是有功的，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的。这人的家庭对他影响很大，从历史的来看也是这样，他当兵不长，做工也不长，工人阶级的质量在他身上没有体现。你们要研究一下，老造反不一定都不垮台……从工总司成立大会算起，已垮了一些人。²⁷⁷⁶

其他老造反的文革经历

王明龙文革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中作为王洪文的代表，起了很大作用。他是党员，办事稳重，王洪文始终很信任他。张春桥原来对王明龙的印象不错，尤其他负责「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向张春桥汇报时，思路清楚，重点突出。而作为王洪文的代表组建上海人民公社时，也显示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工总司总部，王明龙和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四人的工作能力，被认为是比较突出的。

1967年初的「三军座谈会」事件，王明龙替王洪文揽下了责任。但这件事使张春桥改变对他的看法，说这样的人不能在市革会工作。张春桥后来对王秀珍说，「王明龙这个人不可靠，野心很大，在人民公社时，就想搞宫廷政变，对他以后再也不能重用」。张春桥所谓的「宫廷政变」就是指那次三军座谈会。王明龙文革前在厂长办公室当秘书，张春桥就说他没有当过工人，要他回厂劳动。王明龙只能离开市革会，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三军座谈会」事件中，是王洪文叫他去找李彬山开会的。²⁷⁷⁷离开市革会后，王洪文没让他回厂，亲自安排他担任工总司总部交通组副组长。当时铁路的两派越来越对立，王洪文派王明龙去处理。王明龙与谢鹏飞意见不一，铁路两派对立没有缓和。张春桥在一次大会上说「王明龙在铁路犯下滔天大罪」，²⁷⁷⁸王明龙只得离开交通组。王洪文后来又让王明龙担任

工宣队第五办公室(即郊区组)领导核心，但是张春桥一再查问王明龙有没有回厂。1970年6月8日，工总司向市革会和张春桥打报告，确定让一批工总司总部委员「回原单位较长期地参加劳动」，有潘国平、王腓利、岑麒麟、张宝林等共十几人；王明龙也在其中，是他自己报名的。1973年王明龙回原来工作的上海重型机床厂。直到文革后期，王明龙才重又出山，担任第一机电工业局党委常委。这也是王洪文费了心思的。本来要安排王明龙担任局党委副书记，但局一级干部任命必须报张春桥批。王洪文担心在张那里通不过，只好让王明龙当常委，这样不必通过张春桥。²⁷⁷⁹

王腓利，原来和王洪文关系很好，为工总司出过大力。但是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他表示对张春桥政治上不太了解，「还是再看看」，被王洪文当场驳斥。散会后，他坐王洪文的车顺道回家，路上王洪文说：「王腓利，没想到这一次你会不支持我，和我不一致」，王洪文接着补充说「没关系，以后吸取教训」。但是以后，王腓利多次因四·一二炮打之事挨整。而且王腓利自认造反有功，掌权后不注意搞好周边关系；加上厂里的一些造反派在清队时私设公堂，对清队对象刑讯逼供。厂里认为身为造反队负责人的王腓利应承担责任，要求审查王腓利。于是第三机床厂的上级主管部门第一机电管理局，派了调查组去他厂。1970年王腓利回上海第三机床厂劳动。虽然，原来的工总司委员等职务仍挂着，厂革会副主任之职没有撤，但下去后主要在车间「劳动」。他以后回忆：

我在厂里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犯个人错误，在私人生活上没有把柄可以抓。因为张春桥曾经对我们说过，只要你们个人问题上不犯错误，工作上犯点小错误我还可以替你们说点好话。我记住了张春桥的这句话。但是由于年轻气盛，工作上有时也确实会有些忘乎所以，也经常闯祸。所以这一次因工作问题被整回到厂后，我也有点失落，就专心在厂里劳动。²⁷⁸⁰

王洪文没有忘记王腓利。1974年，王秀珍通知王腓利参加市委第三期读书班。工总司老头头中，除了陈阿大，王腓利是第一个参加市委读书班的，之前参加者都是当了干部的老造反。王腓利因为劳动认真，态度诚恳，被作为「老造反三个正确对待」典型：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后他回到厂部工作。但是，再没有让他回市里工作。据说这是王秀珍的态度：凡是反对过张春桥的，即使是老造反，一律都不重用。王日初和叶昌明在「186个老头头调查」时，提议安排王腓利为机床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公司工会副主任，黄金海曾几次想调王腓利去市革会财办工作，都被王秀珍否决。²⁷⁸¹

徐美英一直是工总司委员，曾经先后担任过工总司组织组、后勤组的负责人，也是市手工业局革委会委员。她是工总司委员中较早下去劳动的。下去原因，是因为1968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时，她认为自己是老造反，应该有资格参加大会，发动厂里的工人联合签名推举她为九大代表，却「没有想一想不是党员怎么能当代表」。加上她能力不强，「盲目性较大，容易偏听偏信」。1973年回厂劳动。²⁷⁸²

还有张宝林，原是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最初的领导成员，1970年后回厂劳动。据说原因是他脾气急躁，不易和人处好关系，而且一次在文化广场，两派群众冲突，他拔出枪向天开枪。张春桥说这样的人不能在文攻武卫，枪在他手里不放心，于是也回厂劳动。岑麒麟，1970年「用公交车游山玩水」，途中翻车死人，回厂劳动。直到1973年才又被重新起用，担任市总工会宣教组副组长，还担任过业余工人大学领导小组成员。范佐栋1972年因「收听敌台、攻击毛主席」，6月28日，被宣布「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86个老头头调查」他没有受益，仍在厂里「监督劳动」。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方获平反。

还有许多曾经的造反司令们，在「正确对待老造反」的名义下得到照顾，有的被安排较舒适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工会或各级科层中谋得位置。例如耿金章，被安排进轻工业局基建组。

小结

上海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学生大多分去外地，中学生大多上山下乡，当年活跃分子留在上海的，只有陈敢峰等极少数几个人。所以，上海的文革新干部基本是工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造反派，至少也是对文革的认同者。曾经造反派作对的赤卫队员，文革中被提拔的非常少，能够被恢复文革前的职务，已属宽大。²⁷⁸³

文革高举批判的旗帜，但文革的批判没有触动政治等级身份制，包括干部等级和干部特权待遇，尤其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这些「待遇」是那样理直气壮，为新干部作出巨大榜样。许多新干部在最初掌权时，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当权力找到理由，便会很容易击垮道德的防线。那些新干部，过去身在底层时，并不了解干部特权到何程度。而当他们也跨身上层，他们才窥到一豹之斑。这对他们的道德防线肯定是很大的冲击。造反派无法要求老干部一样的编制身份，但老干部的「待遇」，例如补贴、房子，都是革命名份的待遇，政治身份的附加值，也是等级身份的外在显示。尤其在居住条件方面，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住着最好的住宅；即使住在普通住宅的中层干部，居住面积一般也比普通工人宽敞。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衰退，执政党无暇顾及民生，人口增加的同时却没有大力扩建住宅。比起干部们，绝大多数工人的住宅都拥挤狭小，生活设施落后，这是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直接原因。在老干部的榜样带头下，新干部必然视那些特权为自己新获得身份所应有的权利。陈阿大反问「老干部住房，你们看不见，为什么要向我出难题」，很确切地反映出这样的心态。

文革初期造反派到处炮轰和批判，而他们对规则和秩序被破坏后的混乱却不必担当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原来的干部承担，并成为打倒他们的理由。不过，当文革开始恢复秩序，担任了领导的造反派开始尝到他们自己破坏秩序的后果，并感到了压力。戴立清、黄金海、谢鹏飞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戴立清所在的科技系统。他们面临的是两种角色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已经担任了各级领导，肩负着国计民生的一方责任，这使他们必须按照固有的规则和规律行事，不得不回归曾经被他们批判过的秩序和规则，否则无法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他们靠造反有理起家，靠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成为文革中的革命者，他们必须不断显现和强化自己造反者的身份，否则存在的合法性会遭到质疑。所以他们始终张大眼睛警惕种种「复辟」、「复旧」，不断发起责难。这使他们的工作不断受到来自他们自己的干扰。本来可以通过讨论和协商解决的工作或政策分歧，成为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路线斗争」。

上海在世纪之初曾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文革中「一月革命」发源地的上海，又被作为文革新生力量的根据地，「优秀工人造反派代表」的集中地。文革为一大批不安于被分配人生的底层民众，提供了提高政治名份从而改换身份的机会，提供了上升的途径和空间。人生的变化来得这样快这样大，甚至会让当事人都措手不及，无法一下适应。更有一些人原本素质比较差，一旦名份身份有所改变，尤其有了一点权力，便忘乎所以。但文革虽然造反，基本的道德规范却没有被变更，尤其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始终都被鄙视。造反派自己推举领袖，也要没有道德污迹的。于是，随着秩序的恢复，许多道德和生活作风差、派性十足的造反派，被逐步淘汰出领导位置或各级科层。

比起工人造反派，写作组成员除了政治原因，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生活问题」下去的。「生活问题」是当时的话语，即「男女关系」、「贪污盗窃」等。工总司因为这些原因下去者很多，尤其「男女关系」。这或许可以显示这两类造反派的某种差别。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不在经济层面，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以及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1949年后最高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一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业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草根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是1949年后工人作为「领导阶级」参政的最辉煌时期。大批普通工人成为政治或经济执行机构甚至决策机构的中心人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引人深思的一页。

第三十七章：朝霞事件，话语平台的纷争

市总工会与写作组互相看不起

文革初期，上海文革势力由三方面组成：红卫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机关造反派。而机关造反派的核心实际就是写作组。1968年底，上山下乡结束红卫兵运动，绝大多数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各组织的领袖人物，离开上海去了农场或外地；即使进了工厂的红卫兵，也成为必须由「工人阶级进行再教育」的对象，没有了话语权。上海的文革形势从此由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左右。但这两股文革势力始终融不到一起，互不服气，面和心不和。朱永嘉在写作组称市工人造反派为「工字头」。陈冀德说他们「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认为他们仗着毛泽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将自己等同于工人阶级。²⁷⁸⁴写作组的人看不起工人造反派中一些人的个人质量以及生活作风，看不惯他们一触即跳的派性以及草根气。而工人造反派认为写作组的人是「秀才」，知识分子。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写作组成员都是应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尤其机关干部对秩序和等级的遵从，使工人造反派很看不惯。戴立清后来回忆他当时对写作组的意见：

我们当时和写作组和机关造反派的关系合不到一起去。他们凭着和张春桥的关系，对我们讲话时，总让我们感觉到有种以势压人的味道，让我们觉得他们是张、姚的耳目。而且我们本来就对机关干部有成见，觉得他们长期在机关，惯于看上级眼色办事，见风使舵，奴气十足，没有自已的主见，所以和他们讲不到一块儿。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原来都是体制中人，造反后还是机关作派，所以我们看不惯。尤其王承龙，讲话口气大，盛气凌人，喜欢训人，动不动就责问。虽然在我们面前不敢，但我们对他的作风有意见。至于徐景贤，能写能讲，我们造反派也少不了他，因为他经常为我们起草东西，但觉得他右倾。我们对徐景贤政治右倾有意见。²⁷⁸⁵

戴立清所谓的「右倾」，是认为徐景贤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处理事情时，屁股经常坐在原来的机关干部一边。工人造反派觉得徐景贤们看不起工人。王洪文总是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以来每次运动都是工总司冲在前面起大作用。文化大革命还在延续，就要靠工、青、妇群众组织，发挥他们的作用。」²⁷⁸⁶王洪文去中央工作时，临走前一再关照王秀珍：「你要注意徐景贤，他看不起我们的，他总是要排挤我们的，你不要怕他，要和他斗」;「你要多用一些工总司的人，要有人支持你，你才能站住脚……你要注意徐景贤用人，他对我们有看法的，他别想指挥我，我不作向忠发，他也不要作李立三。」一次，市革会领导们去东海舰队观看海军文工团演出。幕间休息时，徐景贤要王秀珍通知市革会「一办」下面的文艺团体来向海军学习，王秀珍照办了。事后王洪文对王秀珍说：「你太老实，他叫你通知，你就通知？他是书记，你也是书记，他有什么资格指挥你呢？你要注意，不要听他的」。²⁷⁸⁷王洪文去中共中央担任副主席后，两股文革势力的矛盾，体现在徐景贤与王秀珍的关系上，他们是写作组和工人造反派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矛盾体现了这两股势力各自对文革的认知和给对方的定位。王秀珍对叶昌明说：「徐景贤起先看不起王洪文，被春桥同志批评过，说他眼里没有工人阶级。后来，王洪文到中央当副主席了，徐景贤才改变了看法，又看不起我了。后来我向春桥同志告状，徐景贤现在比过去好多了。」²⁷⁸⁸

朝霞事件

在徐景贤和王秀珍的矛盾中，马天水倾向于王秀珍。据市妇联主任汪湘君观察：

马天水对这帮小兄弟都很迁就，就是有错误也不批评，他认为这样才是老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马天水对老干部很严，对新干部却很宽，一边倒。在常委会上，讨论问题，如果王秀珍和徐景贤有不同意见，我觉得马天水总是采纳王秀珍的意见。²⁷⁸⁹

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人矛盾不断。1974年2月的那场对徐景贤关于「一月革命精神」解释的争吵风波，最后由张春桥裁决，以徐景贤作检查结束。市革会开常委会，让徐景贤作检查，大家批评了徐景贤，说他好出风头。王秀珍对人说徐景贤讲话有错误，不要认为市委领导的话都对。²⁷⁹⁰

不久；有人向王秀珍汇报说，《朝霞》上刊登的三篇小说「有问题」。这三篇小说，一篇是1974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也即第一期上，姚真的小说《红卫兵战旗》，还有一篇段瑞夏以笔名夏新的小说《初试锋芒》，也在这期上；第三篇在2月出版的第二期上，是林正义的《闪光的军号》。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看后，觉得《朝霞》果然有大问题：《红卫兵战旗》写一派红卫兵山头主义，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这是影射工总司当年的半周年纪念大会；《初试锋芒》写民兵训练组负责人不愿多介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污蔑民兵；《闪光的军号》作者林正义，曾经被林彪妻子叶群作为女婿候选人，又是从被认为与林彪有干系的空四军调来，所以作品有为林彪翻案嫌疑。而且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朝霞》的编辑，其中姚真还是编辑部领导之一。她那篇小说中的「半周年」，尤其令市总工会的人恼火。戴立清告诉黄金海，说《朝霞》重提半周年纪念之事。两人打电话给马天水，问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还要重提这件事情，什么意思？²⁷⁹¹

被市总工会认为有「严重错误」的这三篇小说，前两篇：《红卫兵战旗》和《初试锋芒》，却被《朝霞》编辑部认为，是「反映文革征文选中最好的两篇」，是《朝霞》月刊创刊号的「主打作品」。²⁷⁹²《朝霞》编辑部还不知一场风波已起。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朝霞》的定稿。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成员，他在修改文章清样时，加上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朝霞》负责人陈冀德审读清样后，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的谦和，坚持不肯删去。陈冀德感到事情蹊跷。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首先对《朝霞》展开批判的，是戴立清掌管的上海在皖南的后方基地工厂，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朝霞》;接着，与市总工会关系密切的市民兵指挥部、团市委、市妇联，纷纷召开批判会。

市工人文化宫还写材料，检举揭发《朝霞》「有严重问题」，批判《朝霞》反文革，反工人阶级。市总工会加上批语，上报上海市委。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总是批判别人，给别人上纲上线的写作组，这下也被上纲上线地批判。写作组的压力十分大。而朱永嘉，几十年后回忆分析市总工会的不满：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市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被张春桥批了一顿。²⁷⁹³

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一批工人作者本来就对《朝霞》有意见，因为《朝霞》自己培养作者，这批工人作者要发表作品很难，而市工人文化宫没有自己的刊物，无法为他们提供发表平台。这下他们有了表达不满的机会。一批上海工人作家也幸灾乐祸。他们是六十年代柯庆施时期培养的，本应是文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文艺界骨干，却因为他们是文革前的「红人」，被长期冷落在一边。还有文革中崛起的一批工厂业余作者，虽然曾经在《朝霞》上发表过文章，但一直进不了《朝霞》的圈子，所以对《朝霞》也有意见，他们也十分起劲。而在出版系统，许多人更是早就对写作组不满，因为活跃在出版编辑界的大都是写作组的人，原来的出版社的编辑们被靠边。所以，《朝霞》一出事，大家都特别高兴，觉得解气。²⁷⁹⁴

对市工人文化宫的检举揭发，王秀珍以市委书记的身份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马天水接着在上面批示：「同意」。两个批语到了徐景贤那里，徐景贤也批示：「同意秀珍意见」。写作组和《朝霞》都是徐景贤分管的，这次批判矛头就是对着徐景贤的；想不到徐景贤批示同意王秀珍意见，躲过市总工会的锋芒。徐景贤没有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朝霞》挡一把，却批示同意，这让写作组出乎意料。三位市委书记的批示让写作组和《朝霞》所有人员感到事态严重。王知常也顶不住了，将萧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小说从主体到构思都是萧木的。

《朝霞》面临停刊。《朝霞》编辑部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大院内，满是大字报，连园内的葡萄藤架也从上到下被贴满。这是王知常发动和布置的，他要写作组的青年们，贴出批判《朝霞》及陈冀德的大字报。面对工会系统的步步逼近，他希图以这样丢卒保车的办法，抛出《朝霞》，保住写作组的其他刊物。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更是压力很大，尤其对徐景贤有意见，认为徐景贤关键时刻出卖写作组。为此朱永嘉曾经几次掉眼泪。²⁷⁹⁵

陈冀德去找徐景贤。问他：三位书记都要《朝霞》停刊整顿，什么意思？徐景贤沉默片刻回答说：「有些事情，我不便对你说，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顿，势在必行。这件事恐怕还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不过，这件事，对你是不会怎么样的。就算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²⁷⁹⁶很明显，徐景贤是暗示，这场批判，来自已经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他无法抵挡。

陈冀德被变相停止工作，不再去编辑部；写作组派文艺组的余秋雨接替《朝霞》编辑部工作。²⁷⁹⁷市面上《朝霞》月刊的创刊号被抢购一空，许多人几十本一买，准备用来批判。而在写作组内部甚至还传出消息说，市总工会打算接管《朝霞》。虽然实际并无此事。²⁷⁹⁸

朱永嘉向王秀珍打招呼，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愿意责成编辑部作深刻检查，但停刊之事是否缓一缓？王秀珍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写份检讨还不容易吗？」²⁷⁹⁹

朱永嘉指定写作组的小青年许国良，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朱永嘉还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但张、姚一直没有回音。王知常给张春桥的信，只是说《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却没有说明风波的关键在于「半周年」，这个曾经被张春桥批评过的事件。²⁸⁰⁰

陈冀德也想给张春准写信，但朱永嘉和王知常不同意。情急中。陈冀德想到了在王洪文身边工作的萧木，《朝霞》是萧木一手创办的，现在《朝霞》面临停刊，他不会坐视不管。她一连给萧木写了几封信，将几天来的风波原本告知，通过上海市委的机要交通站发出，当天晚上，萧木收到第一封信。²⁸⁰¹在北京的萧木并不知道上海的情况。他是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本来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沈少良，看到认为值得看的简报，也都会送萧木一看。但恰恰就是那几天，萧木没有看到上海方面的市总工会简报。王洪文平时对萧木十分尊重，但这次事情关乎写作组，萧木是写作组方面的人，不送简报，显然王洪文有所提防。

萧木看了陈冀德的信后很谨慎，没有先找张春桥，而是先去找王洪文汇报。萧木说，《朝霞》这个事件，在上海闹得很大，两个作者都遭到批判，主编陈冀德已经靠边。萧木情绪激烈地表示：「如果《朝霞》有问题，我第一个应该被批判，要批就批我好了，因为《朝霞》是我建议创办的，我在上海时也是《朝霞》的。为什么要去搞小青年呢？」萧木后来回忆说，王洪文听他这番话后，一下跳起来：「哎哟，大水冲了龙王庙！」又说「你放心好了，他们怎么敢批判你呢？」「我叫他们不要批了就是」。²⁸⁰²

这场风波刚起时，王洪文对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的萧木存有戒心，否则萧木不会偏偏在这时，看不到来自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批判《朝霞》的简报。而且据沈少良事后告诉萧木，确实是王洪文让他不要送萧木的，说「免得萧木老师看了心烦」。²⁸⁰³王洪文不反对市总工会对《朝霞》展开批判，敲打敲打写作组这帮秀才，王洪文也一向对徐景贤有看法；但没想到上海三个市委书记的批示，使得《朝霞》停刊。王洪文在萧木反映情况后，当即表态要萧木放心，显示王洪文不想将事态搞大。

萧木又马上去找张春桥。萧木的感觉，张春桥似乎对事情经过不太了解，萧木将事情的过程讲了一遍，尤其是「半周年」这个起因。张春桥听萧木讲后，没有马上表态，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回去吧，这事我来处理。」萧木马上领会，这是叫他不要再去找王洪文。张春桥又说：「我给马老打电话。」²⁸⁰⁴

张春桥和王洪文出面干预

4月9日，凌晨二点，朱永嘉接到萧木自北京打来的电话。萧木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第一书记，青年作者犯错误由我负责，而且看来没什么错误。」还说，陈冀德不用检讨。²⁸⁰⁵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曾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这是当初写作班集体造反时引用过的一句话。陈冀德后来对《红卫兵战旗》作者姚真讲得更直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²⁸⁰⁶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开会，传达张春桥的电话。写作组一片欢腾，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王知常高兴地说：「这下，可要好好看看市总工会这帮人了！」他马上指挥组里的小青年，把院子里的大字报全都撕下来。本来，贴这些大字报，就是做给市总工会方面看的，现在没有必要了。连日来，《朝霞》的编辑工作几乎全部停顿，朱永嘉第二天就要《朝霞》继续工作。

张春桥的话，写作组没有告诉市总工会，市总工会那边不知形势已变，他们还在为《朝霞》停刊兴奋。文革以来，写作组的人仗着知识和文化优势，更仗着与张春桥的密切关系，对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种优越感，让工人造反派感到有形无形的压力。当张春桥对写作组明确表态时，市总工会还在让市工人文化宫组织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会议通知上，本来底稿写的是「讨论会」，不知怎么打字打成了「批判会」。这个写成批判会的通知，被写作组的人拿到一张。

又过了两天，张春桥给马天水的条子到上海市委。张春桥原来对萧木说要打电话给马天水，现在写条子，更显慎重：

马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这张纸条签字日期是4月9日，还有一张纸条是让转给王秀珍、徐景贤和朱永嘉三人看的，签字日期是4月12日：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解放，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这期朝霞准备批判解放军文艺，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任，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一一²⁸⁰⁷

张春桥这封信中所说的批判《解放军文艺》，指原来第四期《朝霞》准备发的一篇批判「无冲突论」文章，是针对《解放军文艺》上的一篇文章的。还有一张纸条，也是给马天水的：

马天水同志：我是上海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如你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²⁸⁰⁸

张春桥没有找王秀珍，也没找徐景贤，而是找了马天水，显然经过慎重考虑：王秀珍和徐景贤，一个是市总工会方面的，一个是写作组方面的，找哪一个都有偏向嫌疑。接到张春桥的信，市委常委马上开会，刹住了批《朝霞》风。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写信的同时，还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写了一封信：

何秀文同志：

我感冒了一次，发低热，拖延了几天，现在(昨今)体温已正常，如果家里知道这个情况，请转告，勿念。不知道的人就不告诉了。

材料收到。请你把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起给我找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另外，请转告市委两点，见另纸。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又是这个日子。²⁸⁰⁹

张春桥信中提到的「工会的刊物」，就是后文将提及的市总工会的《情况交流》，是朱永嘉让何秀文转给他的。张春桥看样子对这些工人造反派们不放心，他要了解市总工会到底在起劲些什么事，但又不能通过职务已经比自己高的王洪文了解。张春桥在这方面是谨慎的。张春桥在这封信后写上「四月十二日，又是这个日子」，这显然是指1968年的4.12炮打事件。看似自我调侃，但给人的感觉，又像是对市总工会这帮工人造反派向写作组下手不满；当初「半周年」风波，就是源于他对工总司的批评，现在市总工会方面不许写作组重提此事，此中是否包含对他张春桥本人的不满？²⁸¹⁰而就在此前不久，邓颖超来上海，在「康办」与大院里的家属们见面，但唯独没有通知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邓颖超还特地说「不叫有的人来参加」。²⁸¹¹这对张春桥肯定是个政治暗示。

张春桥给何秀文信中的「炮打」暗指，传到市总工会，工人造反派们一下懵了。现在是王秀珍向朱永嘉打招呼了。她说市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景贤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倒躲过了。总工会的老造反派们对张春桥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甚至崇拜，从来都不敢有任何怀疑。现在却因为对徐景贤有意见，被说成是「炮打」。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期间，一天晚上8点左右，去北京参加会议的王秀珍、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等，去钓鱼台看望王洪文和金祖敏，本来是想汇报上海的工会工作。但坐下来没讲几句，王秀珍就讲到朝霞事件，说张春桥批得很凶，王秀珍说：「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呢？」黄金海也说：「没想到对《朝霞》提意见，就闹得这么大，成了炮打。」王秀珍说着说着就哭起来。²⁸¹²朝霞事件刚开始时是朱永嘉流泪，现在是王秀珍哭了。

王洪文说：「现在讲你们炮打，东西都被人家拿到手了。你们要写个检查报告，报告张春桥，把问题说清楚。」王洪文所说的「东西都被人家拿到手了」，就是指市工人文化宫那张「批判会」通知。王洪文又说：「文章我看还是有问题的嘛，不过现在这么搞，影响批林批孔大方向。」²⁸¹³王秀珍已经让叶昌明写材料，说明市总工会包括市工人文化宫没有炮打之事，交张春桥。王秀珍再三向张春桥作检讨，张春桥表示：「我知道市总工会的头头是不会炮打我的。」²⁸¹⁴王秀珍后来一再说：「《朝霞》问题，要不是张春桥同志及时制止，那要闘大祸了。当时北方批《三上桃峰》，南方批《朝霞》，那乱了我们自己，国内外阶级敌人就高兴了。张春桥、姚文元最关心我们，使我们不犯大错误。」²⁸¹⁵

写作组对市总工会从此也同样小心。这场风波的结果，写作组虽然占了上风，但朱永嘉觉得这会在王洪文心里留下心结，担心「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他甚至向张春桥打了辞职报告。但张春桥反而将朱永嘉官升一级，提为市委列席常委。²⁸¹⁶朱永嘉只能小心谨慎，叮嘱写作组成员千万夹紧尾巴。一次，陈冀德在学习恩格斯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序言时，看到一段话：「任何一个工人领袖，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她拿去给朱永嘉看，朱永嘉马上明白她要表达什么意思。他立刻将门关上，斩钉截铁地说：到此为止，以后不准将这段恩格斯的话拿出去给任何人看，也不许再提这样的话。陈冀德后来回忆说，「能让朱永嘉如此紧张的事情，还真不多哩。」²⁸¹⁷

朝霞事件平息后，朱永嘉给张春桥写了封信，检讨写作组该负的责任：

最近几天，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他们都作了一些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能够在事先及时请示汇报，有的文章发表太仓促，没有能很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结果产生了一些原来可以避免或者说得清的问题。²⁸¹⁸

在这封信中，朱永嘉还汇报了写作组与市总工会缓和关系的打算：

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想争取多干点事来缓和矛盾。萧木那里前几天打电话来，说洪文同志要我们像上次搞民兵调查那样抓一下造船工业方面的调查。我们集中了20多人搞了十多个专题。²⁸¹⁹

朱永嘉所说的「上海民兵调查」，就是1973年11月19日，以上海市革会名义所作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得到中央称赞，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转发全国；造船工业调查，就是前面章节提及的王洪文根据国务院要求布置的调查。写作组采取主动姿态，这次再为王洪文做调查，以自己的强项化解积怨。而张春桥则要求朱永嘉：即日起，《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每期都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审阅同意后再开印。以这样的方式，平息市总工会方面的疑惑和猜测。²⁸²⁰对朱永嘉给自己的那封信，张春桥在「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找我们谈了话」下面划了条线，在旁边写上：「我需要了解谁找你的，谈了一些什么，自我批评的内容」，要朱永嘉再向他详细汇报谈话内容。²⁸²¹

张春桥本来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已经刻意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保持距离，不再经常主动与工人造反派直接接触，即使在朝霞事件中，他的信也是写给马天水或让马天水转交王秀珍。朝霞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曾和萧木谈起王洪文。张春桥和人谈话从来不是很直白，但这次谈话，张春桥的话讲得比较清楚，萧木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的原话。张春桥说：

我和洪文，现在关系与在上海时不一样了，有些地方我也不便说话，你在那里也要注意。²⁸²²

张春桥的话则显示，张对处理比自己职务高的王洪文关系的谨慎小心。据萧木观察，自1972年秋，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²⁸²³张春桥显然是为了避嫌，避与上海的关系，不使自己因与上海的较多往来，而被说为是地方主义或宗派主义；也尽量小心地处理与王洪文的关系，尤其与上海市总工会有关的事。

朝霞事件风波平息，写作组一切恢复原样，只是对《闪光的军号》作者林正义，张春桥表态说：小说涉及部队，部队的事情比较复杂，要慎重，像这样的人就不一定要保。林正义于是离开《朝霞》一个时期。其余两篇小说的作者总算没事，陈冀德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不过，因为她在朝霞事件中受了刺激，事件结束后，身体很不好，徐景贤批准她去浙江上虞老家养病。将近半年时间里，由文艺组的余秋雨接替陈冀德的工作。

张春桥要陈冀德写信

陈冀德养病后回《朝霞》不久，10月的一天，机要秘书交给她一封信，是张春桥给她的亲笔信，而且指定由陈冀德「亲收」。张春桥在信中说，他听说陈冀德是个敢讲话的人，因此问她愿不愿意给他写信：

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这一时期比较沉闷，又听说写作组把所属的几个外围小组解散了(指朱永嘉解散了文艺组所属的文学概论组)，他对上海的真实情况一点不了解，也没有什么人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希望我能告诉他一点情况，要说真话，不要外交辞令。还说一个共产党员给一个市委书记写信，大概不至于得罪哪一方的神圣吧，叫我不要有顾虑。信中最后说，在没有得到他的回信之前，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又说，听说还有个戴厚英，也是敢于讲话的。如果戴厚英愿意，也希望能给他写信。²⁸²⁴

陈冀德虽然与张春桥认识多年，但从未有过个人交往，这是张春桥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朝霞事件中，张春桥让马天水转给王秀珍的条子中，要求市委负责任，不要推给写作组；还说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我应负主要责任，《朝霞》没有什么错误。陈冀德后来回忆说，这些话讲到她心里去了，她觉得张春桥敢于承担责任，很感激张春桥。她将信给朱永嘉和戴厚英看了，后来她先后给张春桥写了四封信。第一封信，是从朝霞事件引出对工人造反派的看法，认为他们「事事处处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打击老干部，排斥异己，扶植亲信」，并举了具体事例，说工交组有个老干部，年纪大眼睛不好，每天上班走在路上时经常会撞上路边的电线杆。有人建议，能否给这位老干部上下班时派辆车，陈阿大听说后，讲：这种人，撞死算了。陈冀德在信中还写了市总工会与写作组的矛盾，具体说是王秀珍与徐景贤之间的争名夺利。例如有一天，徐景贤的秘书到写作组找某天的《人民日报》，因为上面刊登了他们和王秀珍雨人出国访问时的新闻照片，但徐景贤的照片比王秀珍大了一圈，王秀珍很不高兴，大发脾气，双方于是都去查报纸。这封给张春桥的回信，陈冀德也给朱永嘉看了，朱永嘉不加干涉。²⁸²⁵

不久，陈冀德便收到张春桥的回信，信中说他很感谢她信中反映的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他要陈冀德谈谈对样板戏和电影《创业》的看法。并再一次强调：不要外交辞令，要讲真话。陈冀德于是在给张春桥的第二封信中，「反映了样板戏演出太少，戏太少，文艺工作者们对于样板团大搞特殊化、吃样板饭、穿样板服意见很多；反映了电影创作的审查层次太多，审查级别太高，束缚了生产力；反映了群众对《创业》这样的电影也要批，想不通」，等等。²⁸²⁶这一次，张春桥没有回信。

1975年初，朱永嘉去北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张春桥让他带口信给徐景贤：说真话比当官更重要。还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有人宁要当部长而不肯说真话。」收到信后的一天午休时，徐景贤特地将陈冀德叫去他家，向陈冀德诉了一大堆做官难的苦经，说朝霞事件他是被逼的，不得已才写了那些批示。²⁸²⁷徐景贤还向陈冀德诉说自己和王秀珍之间的矛盾：徐景贤说他有很多苦处，王洪文、王秀珍天天通电话，中央精神，市委还不知道，王秀珍早就知道了。徐景贤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去警备区开会，听一个部队领导同志作检查，这个同志检查完后，大家沉默。王秀珍突然独自带头鼓起掌来，把在场的马天水和他搞得很被动，只好也跟着鼓掌。徐景贤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王秀珍手里有精神，我们都没有。²⁸²⁸

1966年底徐景贤和市委写作组刚造反时，是众多上海造反派组织事实上的核心，靠的就是与张春桥的直接联系，首先得知中央决策层的最新信息。那时，就连看不起写作组的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们，也经常屈尊向徐景贤打听消息。但「九大」以后，张春桥刻意与上海保持距离，不让徐景贤等经常给他打电话；说有事书面请示汇报。于是，情况倒过来了。徐景贤上情下达的信息不通；王秀珍因和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联系密切，首先知道许多中央决策层的信息，还不时存心在一些公开场合「抖漏一些出来，让在一起的徐景贤难堪、被动、无所适从」。²⁸²⁹连马天水要了解中央的精神，也只能去找王秀珍。几乎天天和王洪文通电话的王秀珍，往往是中央最新精神的最先知晓者和发布者。²⁸³⁰

陈冀德不解，问徐景贤说1.28炮打时，红革会不是还将你当作张春桥的「材料袋」抓去吗？现在怎么倒好像和张春桥显得生分了？徐景贤说，他和张春桥联系不上。几次打电话给张春桥，张春桥都不接。徐景贤还说，马天水也怕和张春桥通电话。²⁸³¹陈冀德说，你就不能写信给张春桥吗？徐景贤说，他是想写的，最近准备写。谈话结束，徐景贤送陈冀德出门时说，他寜可不当部长，也要说真话了。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果然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对王洪文的看法。后来徐景贤告诉陈冀德，他已经给张春桥写信反映王洪文的问题，张春桥看后向他表示，支持他的这些意见。²⁸³²徐景贤的这封信，反映了王洪文在北京请客吃喝的铺张，文革后被作为批判王洪文的证据之一。

徐景贤将陈冀德找去，诉说自己与王秀珍之间的矛盾。陈冀德知道徐景贤是希望通过她向张春桥反映他的苦恼和无奈，于是给张春桥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中，陈冀德将徐景贤所说的苦衷以及王秀珍的一些事都写上，还表示了自己对工人造反派的质疑。文革后陈冀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她当时对工人造反派很有看法，认为他们已经从安亭事件中受迫害的群体，变成「一月革命」后既得利益的群体。「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代表、领袖人物，他们也已经爬到了这样的位置上。然而，怎么看怎么不像。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她质疑「这样的一群人，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像不像领袖人物？」张春准的回信，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有段话，大意是苏联的大剧院是向工农兵开门了，但占领舞台的未必就是工农兵。张春桥要陈冀德去学一学斯大林的这段话。²⁸³³

第四封信，是萧木转告的，说张春桥要写作组「对九、十两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看法」，并指定要陈冀德执笔。陈冀德回信中，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表达了她对文革的困惑：老百姓从这一场伟大胜利中，得到了什么？她认为文革在一些方面，非但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反而在有些做法上例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她在信中还反映了一些新干部上台后多吃多喝抽好烟住好房等现象。

张春桥称赞陈冀德写的信，说「你的信我总是不吃力地看完了，因为你能够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²⁸³⁴张春桥还对朱永嘉说，不要单纯将陈冀德作为行政人员使用。不过朱永嘉没有及时照办。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接见陈冀德

陈冀德的坦率，令张春桥另眼相看。1976年4月，国家出版局在济南召开「鲁迅著作座谈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让陈冀德去，会后再顺道去北京，张春桥要见她。4月底开完济南的会后，陈冀德去了北京，住在《红旗》杂志招待所。那些天，正是北京市民纪念周恩来故逝的天安门事件刚过不久。姚文元先与陈冀德见了面，姚文元说，天安门事件那几天很紧张，他甚至让《红旗》杂志社的人每人准备一根棍子，「暴徒冲进来也好与他们格斗」。姚文元还说：以后你们《学习与批判》上不要再开烈士传的专栏。你们刊登纪念康老的文章，南京就要登纪念周总理和恽代英的文章，你们怎么办？²⁸³⁵

5月3日晚上，萧木来招待所接陈冀德去钓鱼台张春桥的住处。张春桥在二楼过道廊兼作客厅处和她谈话。张春桥问陈冀德写作组关于「阶级队伍调查」之事进行得如何，陈冀德回答不出。虽然行前朱永嘉对她讲起过，但她不感兴趣没有听进去。因为讲到阶级关系，陈冀德就讲了他们在写作电影剧本《苍山志》时碰到的问题：剧本以温州的个体经营者发家致富为题材，写到雇工和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这些个体经营者决非那些卖几只难、几个鸡蛋、几根葱姜的农民，产生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是小业主？张春桥听得很专注，但没有表态。²⁸³⁶讲到天安门事件，张春桥说，他进钓鱼台整整十年，京官当得很辛苦，没有机会与普通群众接触。这十年里，他亲眼看见一批批大走资派倒下去：刘少奇、林彪，等等，文化大革命一来，可见识过大走资派了。话题谈到市总工会的工人新干部，陈冀德将社会上陈阿大接待外宾时出洋相的笑话传说转述了一遍。但张春桥却没有接这个话题，而是谈到潘国平，说他看到一则反映潘国平偷木头的简报，张春桥说，有些人，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自会有人送上门来。²⁸³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冀德又去了一次钓鱼台，这次是王洪文的邀请。陈冀德过去从没与王洪文直接接触。她本不愿见王洪文，但转达王洪文邀请的萧木觉得不见不太好，建议她还是去，于是陈冀德如期赴约。秘书将她和带她去的萧木，引进一间专门放电影的小放映室，王洪文已经等在那里。王洪文对陈冀德说：「《朝霞》的事情误会了，不要往心里去啊」。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以这句话，表示对朝霞事件的了结。王洪文请陈冀德看电影，说是两部新的参考片。电影结束，又请陈冀德吃饭。比起几天前，在张春桥那里，晚饭只是由萧木带她去食堂吃的伙食相比，王洪文的圆台面要丰盛多了。旁边还有六七个不认识的人陪吃。席间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拿出茅台酒，请陈冀德喝酒，陈冀德推辞了。她后来回忆说，她不是不会喝酒，而是不愿意喝。饭局没完，陈冀德就推说晚了怕《红旗》杂志招待所关门，提前离席。

整个朝霞事件中，首先被冲击的是陈冀德，王洪文以请她吃饭，作为化解前嫌的表现，也是做给张春桥看的姿态。

市总工会办刊物受阻

朝霞事件，体现了市总工会对写作组独霸上海话语平台的不满。

工人造反派的话语平台是逐渐失去的。最初工总司手里有《工人造反报》，但没有期刊。工总司总部曾经尝试过办期刊，但最后都没被允许。早在1967年的大联合时期，工总司总部就曾想将两份小报刊物归于自己。这两份小报刊物，一份是不定期综合性刊物《一月风暴》，属于挂在工总司下的版联。1967年6月创刊，以工总司的名义编辑。到1968年3月为止，共出五期，每期发行约二万份。另一份刊物是《战斗》，油印，不定期，属于挂在「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下的「上海革命工人业余理论写作组」。1967年7月创刊，主要刊登大批判文章。到1968年3月共出8期，每期发行2000册。所载二百余篇文章中，有五十多篇分别被《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工人造反报》转载。

版联和版司于1967年9月13日大联合。「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也在1968年2月5日，经徐景贤建议，改名为「工总司政宣组工人业余革命大批判组」，活动地点从原来的衡山路，迁往上海市工人文化宫。1968年12月，工总司总部精兵简政，撤销了这个大批判组。两个组织所属刊物《一月风暴》和《战斗》，在大联合与改名期间，都曾要求转由市革会或工总司领导。工总司总部政宣组也希望两个刊物停刊后，将它们改办成其他同类刊物。1968年3月4日，工总司总部打报告给张春桥，要求停刊后再创办综合性的《上海工人》，月刊，16开，32页，每期约七八万字，发行五万份，政宣组甚至已经物色了编辑人员，初步搭就了编辑班子，还打算将编辑部放在市工人文化宫。但张春桥没有同意，说工总司有《工人造反报》就够了。²⁸³⁸

不被允许办刊物，工人造反派手中还有《工人造反报》，这是一个重要的舆论平台，影响遍及全国，甚至可以说，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所有的主张和要求，都曾经在这份报纸上体现。有了这份报纸，工人造反派才得以跨身上海的主流话语圈。但是，工总司总部主管这张报纸的时间不长。从1967年12月开始，《工人造反报》的业务归市革会主管。工人造反派们不能再随时随意地对这张报纸施加影响了。不过，由于王洪文和王秀珍是市革会副主任，对《工人造反报》还是能够有所影响；而且由于市革会对《工人造反报》的读者群定位是工厂工人，所以内容还是以面向工厂为主。但到1971年4月，《工人造反报》停刊，上海工人造反派终于完全失去话语平台。本来，工人造反派的主张通过《工人造反报》，不但向社会幅射自己的主张和影响，也与基层造反队进行信息沟通与互动。没有了报纸，当时的市工代会失去对下面各级工代会的信息交流平台。市工代会和后来的市总工会只好通过办「内部刊物」的方式加以弥补。在五次工代会之前，是办《总工会简报》。1973年五次工代会后，市总工会又在《总工会简报》之外，再出一份铅印的《简报增刊》，发放范围仅限市委常委，包括在京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及市委列席常委，加上市总工会的几个副主席和王日初，由市委办公室转发。这份刊物前后共出93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王秀珍布置叶昌明「多搞些书面材料」。市总工会于是又办油印的《批林批孔动态》，由叶昌明直接送马天水和王秀珍(第33期后又加发陈阿大)，共出41期。批林批孔运动「急刹车」后，1974年10月，徐景贤要求市总工会《简报增刊》和《批林批孔动态》都停刊。市总工会接着改出没有刊头的《内参》，最初每期由叶昌明签发后，送王秀珍，再由王秀珍视需要，转送马天水、徐景贤或王洪文；1976年2月改为油印，每期除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外，还送陈阿大和在京的金祖敏；共出78期。²⁸³⁹

以上这些总工会内刊都是对上的，唯一对下的内刊是《情况交流》。《工人造反报》被停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工代会觉得没有一份自己的刊物实在不方便，于1972年办了内刊。16开杂志大小，二页，有时四页，铅印，不定期，发至区、县、局以及行业公司工代会，内容主要是交流工代会系统的情况和工作经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市总工会将《情况交流》版面扩大至8开，像张小报；增加了栏目，尤其增加报刊所特有的评论栏目；扩大发行至基层的工厂工会，还和外地工会交换。这是市总工会想办一份公开刊物的试探动作。叶昌明没有向主管工会工作的市委书记王秀珍汇报，他想悄悄先干起来。王洪文更不知道此事。

但是，只出了一期，这份变相报纸就被市委写作组的人看到，马上通过朱永嘉交给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转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张春桥当即要何设法弄到一套完整的交他。何秀文办到后，寄给张春桥。张春桥马上通过王洪文，要上海市总工会停止这种做法。叶昌明只好将《情况交流》又恢复到原来的16开版面。不过，增加了页面，稿子多时有厚厚的好几页。²⁸⁴⁰

尽管屡遭挫折，市总工会办刊物的愿望还是没有打消。1976年，叶昌明又想办工人文艺不定刊。市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办有工人业余艺术培训班，其中有文艺创作小组、文艺评论小组。但市总工会没有刊物，工人业余作者的作品没有发表平台，工人作者要求有个发表作品地方的呼声很高。市工人文化宫有时只好通过市总工会，将一些比较短小的工人文艺作品，发在市总工会的《简报》上。1975年王洪文在上海时，8月7日他与上海市总工会常委谈话，谈到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人文艺创作情况时说：「市工人文化宫可以发些材料作些交流。」²⁸⁴¹王洪文的意思是说市工人文化宫可以设法印发些作品供交流用。市工人文化宫的领导们听说王洪文的这句话后，认为是个机会：「现在王副主席说话了，那就可以向市总工会提提，搞一个工人刊物，作些交流了。」于是向市总工会打报告，要求允许出刊物。11月17日，市总工会常委会讨论了市工人文化宫的几个工作报告，对其中试办刊物的要求予以同意。

刊物的风格，市工人文化宫领导提出，「文章不要像《朝霞》那样，尽是些知识分子语言，搞得文绉绉的；要像《工人造反报》那样，尖锐泼辣，有自己的战斗风格。」²⁸⁴²刊物叫什么名字？市工人文化宫希望能像《朝霞》那样，叫个响亮漂亮的名字，诸如《春苗》之类，但叶昌明不同意，他建议叫《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市工人文化宫方面觉得这个刊名不好听，而且给人以包罗万象之感。他们建议叫《工人文艺》。叶昌明还是不同意，他知道办正式刊物的要求报到市里将通不过，所以他一再不同意市工人文化宫起的那些虽然漂亮、但一看就是刊物的名字。他的原则就是尽量低调，而且要给人以作品汇编集的感觉；因为既然是作品集，就不能算是刊物。这样就用不着汇报，也是试探，打擦边球。

这次叶昌明还是没有向王秀珍汇报，王洪文也不知道此事。4月，市工人文化宫将样书送叶昌明。叶昌明又觉得名字中的「汇编」两字有种延续感，仍会给人以「下期还会再出」的刊物的感觉，提出改为「选编」，尽量向书名靠。市工人文化宫的几个编辑表示，书已制版成型，这期改不了，下期改。²⁸⁴³

1976年5月1日，第一期《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出版，16开杂志大小。内容有反映「一月革命」的独幕话剧《一月的汽笛》，还有诗歌、小说、小评论等。这份刊物甚至向全国征稿：欢迎全国各省市的工人业余作者踊跃投稿；除文艺作品外，其他政论文、情况交流等也都欢迎。新刊除了发给区、县、局工会，市工人文化宫还分送市委写作组的《朝霞》与《学习与批判》编辑组、市革会文教办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朱永嘉、徐景贤等人。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座谈会，邀请上棉十七厂、上棉三十厂等工厂的工会，评论这本新出的杂请。之后发简报，说工人作者对这本作品集反映非常好。叶昌明的宗旨就是低调，没想到市工人文化宫还是将事情办得如此高调。简报送到叶昌明处，叶昌明觉得不妥，太张扬。他要市工人文化宫下期不但改名字，而且开本要改小，32开，更不要再发简报。²⁸⁴⁴

在市工人文化宫编辑出版《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的同时，叶昌明正拟签备办另一份刊物《工人理论》，是给基层的工人理论小组发表文章的。由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叶昌明对工人政校的负责人说：「要准备办校刊，使理论队伍有一个发言的阵地，有稿源的话，可出双月刊。」为此，市总工会打算从市总工会的办公室、宣教组、市工人政校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人理论》编辑部。²⁸⁴⁵

尽管叶昌明始终非常小心，谨慎低调，但是，还没等到《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二期出版，更没等到《工人理论》第一期出版，张春桥的批评就到了。原来，《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刚出来，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从印刷公司看到了样书，后来徐景贤又给他一本。何秀文隔手就都转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当即写信给王秀珍，要王秀珍调查此事。²⁸⁴⁶王秀珍此时正回厂劳动，廖祖康从北京带来张春桥给她的那封信以及王洪文的指示。张春桥信的内容如下：

秀珍同志：

收到一本市工人文化宫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刊物是什么时候筹备的？上海市总工会讨论过没有？报告过市委没有？主要编辑人员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打算？这个刊物出版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总之，我有些想法，等你调查清楚之后再说，免得犯杞人忧天的错误。

张春桥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²⁸⁴⁷

王洪文也让廖祖康转达指示，内容也是批评市总工会不向市委请示，而且「也不报告我这个主任」，这是指他的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之职。王洪文并要市总工会常委整风。廖祖康向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传达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市总工会那本刊物的批评后，马天水批评市总工会不请示汇报自作主张。徐景贤说：「这个刊物，设计人员也很用心的，设计和编辑仿《朝霞》一样，这个市工人文化宫的刊物，和《朝霞》争稿子，争业余作者。这个刊物要和《朝霞》对着干。」²⁸⁴⁸徐景贤还在5月底指示说：「关于印刷品的整顿问题，最近这个问题，市委作了讨论。上海出书印数据存在着某种混乱情况。随便啥人都能出，市委研究了要把出书权收回，各单位不可自行出书，出书要由出版社出，要出版新的报刊须经市委批准。」

王秀珍只得让人帮自己写了份检讨，还让徐景贤和马天水帮忙修改，向张春桥检查自己对市总工会管理失职。马天水则打电话给叶昌明，要他停止市工人文化宫的刊物。马天水对王秀珍说：张春桥最不放心的就是市总工会，怕这帮造反派出事。²⁸⁴⁹6月21日，王秀珍给市总工会叶昌明批示：「关于《汇编》的问题，请市总工会常委认真讨论一次，并正式报市委批准。」²⁸⁵⁰王洪文则给市总工会出了两个题目：「为什么要夺旧市总工会的权？为什么要夺张祺的权？」要市总工会常委讨论，对照检查。王秀珍说：「洪文同志这次到上海来给我们出这两个题目，意义非常深远，我们要想得远一点，议得深一点。洪文同志说，讨论得好，接见大家，讨论得不好，就不接见了。」

6月21日起，市总工会在延安路200号接连开了三天的常委整风会。但大家对王洪文这两个题目和王秀珍郑重其事的发挥都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主持市总工会工作的叶昌明首先作检讨，然后常委们一个个跟着检讨。叶昌明说市总工会买了一辆大客车，没有向市总工会主任王洪文汇报过，这是工团主义，是走张祺的老路。其他常委也都尽量翻出一些事情作自我检查。²⁸⁵¹谁都猜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整风会整整开了三天。6月24日上午，在东湖路上的东湖宾馆又开小会，参加对象是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部分常委，实际就是市总工会的核心。王秀珍说：这是王洪文布置的，三天会议内容她都向王洪文汇报了，现在再开个小会，只是部分市总工会常委参加：「大范围搞了三天，请示了洪文同意，我们小范围再开一开。」王秀珍向大家念了张春桥给她的那封信后，又传达说，张春桥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²⁸⁵²张春桥的这段话，是写在王秀珍报给他的那份检讨上的批语，已经退批给王秀珍。大家这才明白开这样的整风会，是因为张春桥对市总工会自办刊物的批评。叶昌明为自己辩护说，是王洪文要活跃工人业余文艺创作，丰富工人业余生活，他是贯彻王洪文的指示。但王秀珍说叶昌明不请示市委就办刊物，而且张春桥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自由办刊物，一定要叶昌明检讨。叶昌明最后只得检查自己「缺乏全局观念和党的观念」，有「工团主义倾向」。²⁸⁵³

市总工会办自己的刊物的尝试，就这样只出版了一期即嘎然而止，至于另一份《工人理论》，更是没有出版就夭折。8月初，市总工会开会，决定将市工人文化宫的《情况简报》也停止。这还不算，叶昌明因为不向市委汇报就试图出版杂志，被张春桥批评。王洪文于是让廖祖康对王秀珍说，叶昌明在市总工会不行，找个人把他换下来。但王秀珍和马天水商量后，觉得叶昌明在工会系统已有一定影响，而且一时也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选，拖了下来。²⁸⁵⁴

小结

写作组成员与工人造反派互相看不起，反映他们各自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政治定位。写作组成员对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道德优越感。只是因为工人的名份从来就比知识分子高，他们在名义上必需维护工人造反派的老大名份。所以在这场纠纷中，写作班虽然赢了，但却赢得很低调。

朝霞事件是工人造反派与文人造反派对话语平台的争夺。工人造反派不满写作组对文化的霸权主义，认为写作组的刊物一没有真实反映工人造反派的形象，相反还贬低歪曲；二没有为工人的作品提供更多的发表机会。当全国的工人理论小组满足于为政治运动作诠释时，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更进一步希望挤进主流话语圈，一再试图自办刊物报纸，以使自己的主张有发表的平台。但市总工会两次试办刊物都遭封杀。写作组掌握着上海的舆论、思想和文化的话语权，上海所有的文化刊物都在他们手中。他们视此为自己的领地，不要说对文革有疑义的思想无立锥之地，就连同一阵营的工人造反派也休想染指。两次向张春桥汇报的都是写作组，写作组不愿意看到总工会办刊物，既有政治优越感，也有文化优越感，更显示他们的文化霸权思想。

从朝霞事件可以看出工人在文革中的真正地位。尽管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但工人连办个刊物都一再受到打压。工人造反派对外不能建立表达自己意愿的话语平台，对内不能建立自己势力的信息联系通道。而且施加和参与打压的，正是将他们抬得高高的张春桥和写作组。他们骨子里对工人造反派不放心，这显示工人阶级崇高名份的虚伪。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诠注和阐释毛泽东的想法；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诠注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诠注，或阐释那些阐释。市总工会的工人理论队伍虽然搞得声势很大，但始终没能像写作组那样真正占领或左右中国的思想界。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背后，工人崇高地位有名无实的实质。

第三十八章：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执政意识

1967年6月30日，中共建党纪念日7月1日的前一天，上海主要街道出现一批传单：《致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下面的署名是「共向东」。这个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作者肯定是共产党员。自一月夺权以来，被「造反」压抑了半年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在这份传单中重新被提起。

传单的撰写者，是市革会宣传组的四名共产党员：胡志宏、闵孝思、朱根富、吴敦宏，文革前都是市委宣传系统的干部。文革开始后，从北京红卫兵南下冲击上海市委，到徐景贤率写作班集体造反，他们对文革始终不理解。但毛泽东号召干部投入和支持文革，大势所趋，他们后来也加入了各自单位的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一月夺权后，市革会成立，他们作为机关联络站的原机关干部，成为市革会政宣组工作人员。闵孝思是政宣组长，胡志宏是政宣组下的出版小组组长，朱根富在政宣组下的简报小组，吴敦宏在政宣组下的文化组。但是，即使进入市革会工作，他们对文革的怀疑还是没有消除。他们看不惯造反派，尤其一些进入市革会工作的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些造反派随心所欲，无视规则，拉山头，搞派性，争权力。闵孝思等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些现象。他们虽不敢怀疑文革，但对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却有怀疑，尤其对文革将共产党员边缘化有怀疑：「除了我们还在考虑关心这些党员之外，市革会中不知还有谁在考虑？他们上台以后怎么还会考虑这些党员呢？」²⁸⁵⁵

不过，他们认为当前的乱是暂时的，夺权后总会恢复秩序，局势不会任造反派长久控制，以后终究还是会再依靠共产党员的：

基层造反队组织队伍复杂，将来还是要共产党员起来。……

造反派掌权支持不能久，总是要党员真正起来，才能把工作搞好。

1967年6月3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暂不恢复党的活动的讲话，提到党员作用：「我这一次在中央，正式向主席请示过党组织是不是恢复活动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党，很多党员，这些年来脱离群众太厉害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可以得到改造。在目前恢复活动，不好，因为群众还没有这个要求。恢复了，他们也不能起战斗的领导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半年以后再说。在这里，我就向上海所有的共产党员，正式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在半年的过程里边，我们想，所有的共产党员同志，应该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不要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²⁸⁵⁶张春桥的这个讲话，让一些共产党员重又感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闵孝思他们觉得，是呼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的时候了，组织生活不恢复，党员串联活动应该是被允许的。他们决定，写传单向全市共产党员呼吁：不要消沉，要站出来投入文革。6月底，闵孝思写出了底稿，由胡志宏在此基础上，重新起草；题目定为《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署名「共向东」。朱根富拿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打印了一千份。6月30日晚上下班后，大家和宣传系统的其他党员去淮海路、南京路、外滩等主要街道张贴。还刷了大标语。选6月30日这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7月1日就是中共建党纪念日，「党的生日」，传单的日期就是7月1日。

这份传单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共产党员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建立新的功勋」;不要因为别人不准自己造反就消沉，不要怕「不准革命，不准造反」的「假洋鬼子」;「革命，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只要人活着，就要革命，这是用不到谁批准的」;不要因为「对造反派有的做法看不惯，不服气，于是自己也就冷眼旁观，甩手不干」。传单表达对造反派打、砸、抢、随意抄家抓人以及山头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不满，呼吁党员不要参与。传单认为，党的组织生活只是「目前暂时不恢复，是由于形势的需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对每个共产党员最严峻的党性考验」。²⁸⁵⁷传单强调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在号召共产党员积极投入文革的同时，也使人在字里行间感觉出对造反派的批评，尤其能够感觉这些共产党员随时准备重回主流政治的执政意识。

以后，他们又继续撰写了15份传单；连同第一份，共16份传单。打印并张贴出来的有9份：

1.《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7月1日。

2.《共产党员行动起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全市共产党员的第二封公开信》，1967年8月2日。：

3.《关于正确贯彻「文攻武卫」的紧急呼吁》，1967年8月19日。

4.《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坚决制止武斗歪风》，1967年8月28日。

5.《共产党员要争当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给全市共产党员的第三封公开信》，1967年8月30日。

6.《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坚决取缔宣传品「利伯维尔场」》1967年9月19日。

7.《极「左」思潮剖析》，1967年9月25日。

8.《共产党员永远要做革命人》，1967年10月17日。

9.《共产党员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²⁸⁵⁸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共向东」觉得，是时候将党员串联起来，为恢复党组织生活作准备了。1967年11月19日上午，「共向东」联系了宣传系统400多个共产党员，在襄阳南路上的襄阳小学召开大会。会议名称是「共产党员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

共向东的活动引起游雪涛关注，写成情况报张春桥。11月24日，市革会政宣组和市委宣传部的造反派，以开会为名，将共向东的4人以及一名原市委宣传部干部，由上艺司负责人刘军一指挥，抓去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关押。刘军一指使手下毒打他们。胡志宏被打得口吐鲜血；闵孝思被打得胸部受伤，小便失禁，还曾被打得昏死过去；朱根富被打得鼻青脸肿。一个「共向东反革命集团」被揪出，全市五百多共产党员、包括一些与共向东观点相同的非党员受到牵连。其中约一百多人被关押遭毒打。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赵福昌，曾经参加过共向东的活动。被抓后不但遭打，还被搞了一次假枪毙。一位怀孕妇女被打得流产。许多人因遭毒打，落下毛病，甚至被逼疯。²⁸⁵⁹朱根富等人被赶去干校，一次又一次被审查。

张春桥始终怀疑共向东后面有人指使，一定要揪出「黑后台」。胡志宏是从上海警备区部队转业的，于是追查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与共向东的关系；吴敦宏文革前是市委宣传部的机要秘书，于是又查原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是否与共向东有联系。²⁸⁶⁰共向东几次被立案，1971年更被立为全市10个「反革命大案」之一。

文革前，作为执政党成员的共产党员，是个非常优越的政治身份。除了知名人士或代表性人物，以及技术、业务人员，不是党员很难进入市、区、县、局、公司等党政科层。即使在基层工厂，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会只是普通工人。他们通常起码担任生产组长、工会小组长等基层职务。而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更是强调党员身份的神圣仪式，将共产党员和普通老百姓从心理和组织活动区分。加上每次政治运动，每个中央决策，都是首先向党员传达，然后再向群众传达，党员比群众有更早的信息权。这一系列刻意的政治待遇分级，使得即使是普通党员，都有一种光荣感、优越感和执政意识。1967年一月夺权后，严密的基层党组织瘫痪，党的各级委员会被革委会替代，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运动初期党员又大多参加保守派，「党员」成为「老保」的代名词。原来在各单位都是政治精英的共产党员被普遍边缘化，「革命造反派」成为更响亮的政治名份，政治地位超过了党员。昔日因党员身份而处处比别人优越的党员，现在成为最普通的群众；甚至因为曾经参加过老保组织，比普通群众还不如。而定期的「组织生活」被取消，更令许多党员没有了归属感。

共向东呼唤共产党员的身份意识，呼吁党员投入文革，参与文革。这是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执政意识的恢复。共向东不甘共产党员被文革边缘化，他们要唤起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恢复文革前共产党员在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和主导地位。这使造反派意识到自己非党员身份掌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他们批判共向东的核心，也正是说共向东企图夺文革的权。

「东方论坛」反对否定一切的批判

「何是」，原名何志强，当时是上海锅炉厂设计科的技术员。毕业于中专的上海机械学校，共青团员，1956年被分配进上海锅炉厂，担任技术员；1963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何是也可算是「老造反」，1966年安亭事件之前，便已参加厂里的造反队，不过只是普通的造反队员。

何是对文革强势话语式的蛮横批判始终很有看法，反感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觉得姚文元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尤其反感文章中的一段话：「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他觉得，如果按这样的推论，那么，老百姓如果有冤，就不得申诉了，申诉就成了敌对阶级了？1967年2月，他写出针对姚文元的文章：《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姚文元》，文章以文革批判「走资派」之矛，攻姚文元文章之盾，提出按姚文元这样的说法，就没有走资派压制群众之一说了；姚文元在文革前夕写这样不准群众造反的文章，是为走资派说话。3月的一天，何是将文章抄出，署名「政治清道夫何是」，张贴到南京路上永安公司的走廊里。取名「何是」，意为「实事求是」;取名「政治清道夫」，蕴含着将姚文元看作政治垃圾的鄙视。文章贴出后，没有招来麻烦，当时正是一月夺权混乱之际，大字报很快被其他大字报覆盖。

1967年7月，何是成立了「东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批判学会」，简称「东方学会」，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作为《宣言书》内容：「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对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1966年10月，又出钢板刻写油印本的《东方论坛》，在上海锅炉厂的厂区以及上海南京路等闹市区散发；有的文章还抄成大字报，在南京路闹市区张贴。说是「东方学会」，其实这个学会只有何是自己一人，写文章，刻写钢板蜡纸，抄写大字报，散发和张贴文章，都是他一个人干。何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有了想法也不多和周围人商讨，只是自己写成文章。

何是的油印不定刊《东方论坛》，到1967年12月底，共出十二期。中心内容就是对否定一切的文革式批判的批判。尤其《论「吃小亏，占大便宜」》、《造「忘我」的反》、《论「我」》等文章，更是对那种强权式批判的不屑，即使是对已经被毛泽东定位打倒对象的刘少奇的批判。刘少奇曾批评一些人爱占小便宜怕吃亏，说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的文章，将刘少奇的这些话总结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说「『吃亏』占便宜』等等，本来就是资产阶级交易所里的行话，只有从投机商的嘴里才吐得出来的」。何是读到这样的论述，非常反感，认为太武断。他写出《论「吃小亏，占大便宜」——兼与任立新同志商榷》，认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考虑到「吃亏」和「占便宜」，是人之常情；何况毛主席的文章中也时有提到这两个词，毛主席而且说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这篇文章何是写得比较隠晦，是以批判刘少奇的话语，实际批判空洞的政治说教。而在他1966年11月24日写的题为《造「忘我」的反》中，他的意思更清楚：

大「我」是由小「我」们构成的，大「我」不能丢，小「我」当然不可丢，要是都丢掉了小「我」，还有什么大「我」呢？

他还指出，那些成天号召大家「忘我」的人，正是等着「你们都中了毒，便出来一口把你咬死」。²⁸⁶¹

在另一篇《也评「右派翻天」》中，何是的批判矛头更是指向新的当权者：

有的人阶级地位变了，由被统治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但是剥削思想的影响没有改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根据条件齐全，于是他的思想就必然打上新兴资产阶级烙印，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由以前的真正左派变成自以为是的「左派」，实际上的「左派」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才是最危险的「右派翻天」，因此必须对这些人大喝一声，是清醒的时候了！

何是还在另一篇题为《也评「压迫」》的文章中批判了文革中因自身地位变化，重蹈以权力压制不同声音的现象：

谁要是不再感到资产阶级压迫，觉得自身已经完全解放，那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开始压迫无产阶级了。这是昔日保守派的教训，也是今日造反派的借鉴。

又是游雪涛，发现了何是的作为。他将何是的文章摘编进他的《扫雷演示文稿》，还派人去何是工作的上海锅炉厂调查。当时上海锅炉厂有两大派。何是参加的一派简称「总部」，何是始终只是普通成员。游雪涛手下写出关于「东方学会」的情况报张春桥。虽然「东方学会」实际只是何是一人的「学会」，而且游雪涛派去的人也没有接触过何是，但报告还是将「东方学会」说成是「总部」下面的一个组织。张春桥在游雪涛报的情况上批示：看来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应该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展开批判。张春桥要王洪文关注此事。²⁸⁶²

1968年2月18日，何是被关押；3月9日，王洪文和王承龙去上海锅炉厂召开大型座谈会，连续几天发动全厂职工「揭盖子」，批斗何是。自3月11日第108期起，《工人造反报》连续四期整版刊登批判何是的文章，说何是「疯狂地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翻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取名「政治清道夫」，就是「要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还将上海锅炉厂两派长期对立归咎于何是。尽管何是始终只是一人活动，但还是硬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以此为由，除何是外又抓了2人，其中一人是「总部」的头头；「隔离」9人，办「学习班」27人；这些人全部被抄家。「总部」的对立派「联纵」，也利用批判何是之际，清除观点倾向「总部」的干部。何是被关在杨浦区公安分局，直到1970年才释放。以后还被关押过几次，所有关押时间加起来共两年。最后虽被放出，但定为反革命分子，回厂劳动，直至文革结束。²⁸⁶³

文革号称造反运动，号召「怀疑一切」精神。但实际上，所谓的造反，必需与决策层意向一致，只能定向造反。何是对抗文革话语，为刘少奇争辩，违反了导向，遭到严酷批判。充分显示文革的「四大自由」的实质。

《一切为了九大》以「阶级关系变动论」解读文革

1968年2月，中串会遭到批判。起因是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红卫战报》1967年9月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倾心办了近一年的报纸就这样易主，红上司的一些人很不甘心。换出入证后的一天晚上，原光明中学红上司在《红卫战报》的编辑杨志东，潜入编辑部，拿走了公章和「红卫战报」字样的报头制版；然后与光明中学的原《红卫战报》编辑冯军，以这个制版，于10月底办了份油印版的《红卫战报》，11月21日出了第一期，刊号为「复刊号(总43期)」，以示对原红上司所办的《红卫战报》的延续；主办单位也与原来一样，仍是「《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²⁸⁶⁴还特地刊登了《复刊词》，以及告读者书《我们为什么要办<红卫战报>油印版》。告读者书声明：自从被中学红代会(筹)接管后，《红卫战报》「大权被窃，庸夫当道」，「毫无生气，笔迟锋钝」;所以决定办油印《红卫战报》，「给那些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扼杀《红卫战报》的家伙一记响亮耳光」。以后的几期油印版上，也刊登多篇针对市中学红代会的文章，例如复刊号总第3期上的《评<关于中学运动串联会问题的联合声明>》，总第46期上的《反对口头革命派》、《驳对<前进>的几个谬论》，等等。共办了四期，刊号到「总第46期」。

中串会本来就对《红卫战报》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抽去了《红卫战报》的造反精髓。而且《红卫战报》本来是中串会的话语平台，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中串会失去了说话阵地。看到光明中学的油印版《红卫战报》，中串会联络会议认为：应该正式办一份报纸，以发表中串会的声音。于是派交大附中学生魏威，前往光明中学与杨志东等联系，组建编辑部。²⁸⁶⁵

中串会不承认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后的《红卫战报》，称其为「伪《红卫战报》」;将自己这份报纸仍然称为《红卫战报》，而且仍然沿袭原来的刊号，将光明中学编的那四期油印的也算进。首期刊号定为「总第47期」，以示与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之前的《红卫战报》的血脉与传承。办报的纸张由一些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支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鸥去炮司要来。由于上海所有的报纸都由《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原《新民晚报》(后被《工人造反报》接收)三家报社承接印刷，这三家报社全部由市革会掌控，中串会的这份报纸没有地方印刷。而他们又不愿用滚筒油墨印小开的传单式报纸，坚持开面一定要与原来的《红卫战报》一样大，对开。有人想出用手抄后晒图影印的方式，大家都觉得可以。于是由交大附中负责腾写，红鸥去印刷技校联系了印刷事宜。²⁸⁶⁶1968年1月20日，第一期(总第47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主办者为「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中串会的对外名称，大型歌舞剧《前进》的「主办单位」用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份影印版《红卫战报》可以说是中串会的机关报。

就在中串会筹办影印版《红卫战报》时，他们看到一篇署名「毛兵」的文章《论思潮斗争》。文章刊登在上海中学的一份油印刊物《中学红卫兵》上，是中串会观点的上海中学学生宋永毅等办的。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者，总是发生分裂，有一半，对于已经获得的，觉得满足；有一半，却还要向前进，提出新的要求」。毛兵而且分析说这些「觉得满足」者，都是当前的「温和派」。这篇文章受到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们的注意，魏威于是向毛兵约稿。

毛兵是上海中学高三学生，原名戚伟堂。文革中曾取名毛卒，「毛主席的小兵」之意，但随即被质问取这个名字居心何在？因为「卒」还有「死亡」之解。于是他又改为「毛兵」。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喜欢研究理论。一个当时和他比较接近的学生，文革后回忆，说他「中等身材，长得相当漂亮」，「聚会中常以雄辩口才和独到见解令人折服，特别是他对文章中每次用词的细微差别，以及他对马列著作的熟悉和引经据典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因此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干部」;「他立志成为一名最下层人民的代言人。他最为崇拜的对象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²⁸⁶⁷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上，刊登了毛兵写的《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以及魏威写的《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但没有引起反响。编辑部于是决定，第二期上要刊登有份量的重头文章。毛兵在编辑部谈了自己关于阶级关系变动的观点，大家觉得耳目一新。一致决定：「你写！写出来作为重点文章，作为『中串会』的旗帜！」²⁸⁶⁸

但毛兵交出的初稿，内容冗长，语言生涩，而且不分段落，没有小标题，让大家读不懂，看了半天不知所以然。于是，由魏威做了大量删节，并分段加小标题。除此而外，毛兵的初稿有好几处很「出格」的观点，大家看了后，觉得太激进，要毛兵删去，毛兵开始不肯，后来作了妥协，同意删改。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而奋斗》。编辑张水荣觉得太长，改为《一切为了九大》。²⁸⁶⁹1968年2月15日，第二期(总第48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一切为了九大》被放在第一版。

文章认为，文革是一场变动阶级关系的大革命：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史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了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文章对十七年的政治身份划分标准提出异议：

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²⁸⁷⁰

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标明是1968年2月15日，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日期；真正的出版日期在2月22日之后。据说，这是因为这一期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寜区文化革命运动考察报告》，内容针对张春桥2月22日在各区县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为了掩饰文章的指向，编辑部特地将出版日期标得比张春桥的讲话提前。²⁸⁷¹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来后，立即受到注意。市革会写作组密切注视并跟跳着中串会的活动。写作组的朱维舒等，收集了大量中串会的资料，不但包括《一切为了九大》文章，还包括之前毛兵写的《论思潮斗争》，以及中串会在华东局等处的活动情况，密报徐景贤。徐景贤说这是一股「反动的社会思潮」，说「一切为了九大，是一切为了反九大」。密切跟跳着中串会活动的还有游雪涛，他让人调查后，写进《动态》报张春桥。

在市革会的组织下，²⁸⁷²市中学红代会在《红卫战报》上，连续刊登几组文章，批判《一切为了九大》。市中学红代会自然不承认影印版《红卫战报》，也称其为「伪《红卫战报》」，说这张报纸就是反对市革会的，而且还「诽谤始终走在中学运动前列的『市六』『控江』」，「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矛头直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春桥、文元、徐景贤同志」。²⁸⁷³

外滩、北站等市区主要马路上，出现批判《一切为了九大》的大标语，一个墙面一个字，魏碑体：「彻底批判反革命大毒草《一切为了九大》」、「打倒毛兵」、「打倒魏威」。「毛兵」和「魏威」每个字上都被打上叉叉。2月8日，上海中学的中串会对立面「狂妄评论编辑部」，到毛兵的家里抄家，将《一切为了九大》的底稿悉数抄去。越来越紧的风声，令毛兵、魏威、管宇春和红鸥等人很紧张，觉得外出躲避为妥。1968年2月底左右，他们分两批逃离了上海。

对中串会的批判全面展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3月28日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特意写上「彻底批判以右的和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各种反动思潮」。亚且一方面布置上海的「四报一刊」²⁸⁷⁴全面围剿「反动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又通过市中学红代会，对中串会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学习班设在淮海路、汾阳路口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从1968年3月21日到4月10日，共二十多天，参加者不许回家。被参加学习班的有中串会联络员：向明中学高三学生王毅捷、交大附中高二学生金小蜂；有《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的起草者、徐汇中学高三学生文贯中；有歌舞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总指挥、交大附中高三学生彭正勇，编剧、复旦附中高一学生许锦根；编剧兼朗诵、徐汇中学高三学生顾维萍；还有影印版《红卫战报》的编辑或撰稿者张水荣、宋永毅等；共二三十人。出逃在外的魏威和红鸥，学习班结束前被「揪」了回来。魏威因为是影印版《红卫战报》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伪《红卫战报》主编」被批判。毛兵外逃没有找到，但学习班结束后不久，也被抓获。

整个学习班一方面批判这些中学生，另一方面要他们交代中串会背景，揪「黑手」。尤其文贯中，其父文强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战时淮海战役中的战俘，此时还关押在监。文贯中于是被作为「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战犯儿子」、「反动学生」、「黑手」，在学习班上多次批判，学习班快结束时，又当场被宣布为「反动学生」。学习班上还批斗了两个成年人，一个是王维，文革中被「靠边」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毅捷的父亲；另一个是胡道静，著名学者，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总编，曾在一封私人信中称赞过《前进》。学习班结束那天，市革会负责人徐景贤等到会。徐景贤发言说：你们看，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上海版总编，一个是共产党的《解放日报》总编，正像毛主席说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继续。徐景贤指名要红鸥发言，因为红鸥一直不说话。徐景贤说：我今天还要听一个同志发言。这个同志在文革初期紧跟春桥和文元同志，在反对陈、曹为首的上海市委的斗争和一月革命中都做出了贡献。现在她犯了错误，春桥同志最近还向我谈起她，希望她改正错误。今天我想听听她的发言。红鸥一下哭了，只得讲了几句话。徐景贤说：我一定把你今天的讲话向春桥、文元汇报。²⁸⁷⁵

徐景贤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轻松的。继红革会、炮司及红三司发起的1967年初1.28炮打，以及1967年5至8月的联司和支联站之后，中串会是上海造反派组织中的又一异类，他们老是和中学红代会对着干，让人觉得他们实际矛头是对着市革会甚至张、姚的，这是对以上海市革会为首的文革新秩序的再一次挑战。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将他们打压下去，平息了又一次潜在的危机。而几天之后，1968年4月，上海残存的反对派势力，都将在4.12炮打中全军覆没。建立和巩固文革新秩序的障碍，将被从组织层面扫清，上海的兴论重又归于一律。

毛兵被投入监狱关了四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被单独监禁，手铐在手腕勒出的深深伤痕从此伴随终身。²⁸⁷⁶文贯中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回徐汇中学，关在学校「牛棚」继续批判，「劳动改造」整整一年，其间遭到一次又一次毒打，衣服被血黏在身上无法脱下，有一次被打得无法行走，只能爬回家去。其他许多有关人员，虽然不久都从学校毕业，或上山下乡，或被分配工作；但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中串会又被列为十个「反革命大案」之一，一些人又一次被揪回关押或受到批判。

中串会除了王毅捷是干部子女，其他主要骨干大都是职员家庭的子女。他们是在反血统论中走到一起的，所以他们将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等级身份。毛兵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对唯出身的「阶级路线」有着切肤感受。毛兵的「阶级关系变动」论，不但将「走资派」作为文革的对象，而且认为「走资派」的依靠对象，那些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培养的积极分子队伍，也应该变更，提出「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这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结果的质疑，也是对政治名份等级的质疑。毛兵认为「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这与毛泽东文革的方向是一致的。虽然囿于理论资源的不足，毛兵只能以文革话语阐述自己的这个思想，但他的这个思想，已经超出文革的批判，是对权力异化的警惕与警告。

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袭断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一篇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周而复是共产党作家，1951年曾作为「五反」工作队员，在上海一个棉纺厂和一家商店全程参加「五反」运动。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本书就是他写的共产党执政初期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1958年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下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丁学雷的文章正是批判这本书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在一个月中连发五个整版，都是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丁学雷的文章不但对着刘少奇，而且对着陈毅等当年主持上海工作的干部们。文章分析了工商业者被革命剥夺财产时的心态，以及执政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得出结论：《上海的早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鼓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丁学雷的文章遭到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助理技术员桑伟川²⁸⁷⁷的质疑，他化了两星期时间，写了篇商榷文章：《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文章认为：「作为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这是作品的主流方面。由于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有错误，对资产阶级形象刻划上有所描写，对中间人物工人汤阿英也着重刻划，陷入了修正主义创作路线。即使如此，我认为不应该一棍子打死。」²⁸⁷⁸1969年9月初，桑伟川将自己的这篇文章寄给文汇报社，还具上自己的真名，要求发表：

编辑同志：

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吹响了文化思想战线上进击的战斗号角。对于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者来说，必须立即拿起大批判的武器，继续革命。毛主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也说文艺批评与反批评是文化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又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所以，我写《评<上海的旱晨>》一文，参与战斗，以引起争论，为落实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怎样才算得是一个好的党的领导者等方面，得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一认识来，并为繁荣无产阶级的文艺，占领上层建筑作出努力。希考虑刊载。

致继续革命的敬礼！

桑伟川²⁸⁷⁹

《文汇报》收到桑伟川的稿件后，以《一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的毒草》为题，写了一份内参上报。徐景贤看到后即转张春桥，张春桥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先把文章打印出来，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几天后，张春桥看了文汇报社报送给他的批判桑伟川计划后，又指示：「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徐景贤也批示：「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²⁸⁸⁰

10月13日晚，《文汇报》举行「座谈会」，桑伟川赴会。他在会上坦然道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其他文革前文艺作品的赞扬。这个「讨论会」马上又被写成内参报张春桥和徐景贤等。几天后，文汇报社组织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大样送徐景贤。徐景贤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每篇文章，精心修改每个版面，还具体指定哪篇先发，哪篇后发。²⁸⁸¹11月20日，《文汇报》整版刊登桑伟川的文章和附信。在桑伟川文章的上方，是通栏的字号大得出奇的「编者按」。这个按语是由张春桥和徐景贤亲自修改定稿的。按语将桑伟川的文章定为「毒草」，号召对它开展批判。接着，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相继刊登有关批判文章。

之后，桑伟川便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桑伟川辩护说：「观点不同是客观存在」，「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认为观点是对的。各种意见可以争议嘛，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他还是遭到拳打脚踢。桑伟川在批斗会上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对吗？要好好区别两类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允许保留」。在「隔离室」中；他提出：一、批判会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使人口服心服；二、不要人身攻击，不要将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三、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四、对我的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1970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又一篇文章：《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文章是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桑伟川看后表示：「我要再写一篇批判丁学雷的文章。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但终究是要完蛋的。我要再写文章批判丁学雷，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

桑伟川争取的是言论自由，是发表与主流政治不同看法的自由。但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与虎谋皮。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这个仅仅因对一本小说的评价与主流政治有不同看法者，被游斗290余次，参加的人数70万，最多的一天游斗7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批桑」拉线广播大会，60万人被组织参加。桑伟川被整得病倒在床，一些人便将桑伟川抬到会场继续批斗。桑伟川就这样被逼疯。但1975年，他还是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刑七年，押送外地劳改农场。桑伟川工作的煤气公司以及管线所，因为同情和支持桑伟川的观点，四十多人受到株连。²⁸⁸²

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几十年后，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桑伟川和丁学雷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对周而复这篇小说的评价，也不在于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民间思维对主流政治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丁学雷」当时是上海文学评论的权威，代表着主流话语，几乎是真理的解释者。桑伟川代表着民间思维。主流话语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观点，从来就是批判打压，不允许存在。桑伟川却敢于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遭到高压批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将每次的批判会变成辩论会。看起来是对「丁学雷」文艺评论话语垄断权的挑战，但实际上已经是对执政党话语垄断权的挑战。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少见的。桑伟川明知会遭镇压，却仍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勇气，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让许多人佩服。

许绍吉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质疑唯阶级论

1972年5月12日，人民广场出现一张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这张大字报署名「不平」，作者真名是许绍吉。

文革刚开始时，许绍吉是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他出生工人家庭，但父亲有「政历问题」，入不了团；文革初期，也因此加入不了红卫兵，让他加入「红外围」，这是专为「出生不好」学生成立的组织。他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但反正学校不上课，于是利用这段闻暇时间读了许多书。有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寜、斯大林、毛泽东的文章，还有1957年反右前夕报纸上刊登的那些「鸣放」文章。「鸣放」文章给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他实在看不出这些被定为「向党进攻」的文章有什么错，相反他觉得很有道理。他文革后回忆说：

这些文章给了我大大的启蒙和震撼。使我认识到57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使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30年代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对西方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产党要批判我的话，当然可以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但是若说我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则是绝对不确的。我其实是土生土长的。²⁸⁸³

1967年3月以后，中央要求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许绍吉也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改革」，编写学校教改刊物《教学革命》，但是不久就觉得是瞎起劲。于是，他开始写文章。最先的一篇文章是向毛泽东学习的长文，写好后，许绍吉自己刻写蜡纸，但终于没有印发。后来又写了许多随想和札记，越写越一发不可收拾，十多个月写下来，到1968年毕业分配前夕，写了54篇文章共近20万字。许绍吉将这些文章归结在一起，起了个名字《肥田集》。意思是文章供讨论，即使是「毒草」，也可以通过批判肥田；典出毛泽东1957年「反右」时关于「香花」、「毒草」的一段话。

许绍吉的文章分三个方面：一是质疑执政党凡事都以阶级观分析的思维方式；其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直接针对《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这篇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是根据毛泽东亲自指定的《5.16通知》写的。许绍吉的文章，一开始就直接引用这篇社论的段落：「你们果真是讲真理吗？不。你们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阴谋。你们采取挖心战术，从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阶级性。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论，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你们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们所要铲除的毒草。你们所坚持的『真理』，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谬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掌握真理。」许绍吉针对的就是这段话中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真理，绝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真理」，也即真理有阶级性的断言。他写道：

真理的标淮……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社会的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应该说，只存在着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客观真理，从来不存在着依赖于人的、随着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观真理。这又是一条没有阶级性的真理。

在当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是真理的解释者，许绍吉却反对它们对真理的袭断。他还在文章中调侃这种唯阶级论的思维方式：

假如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存在着无产阶级真理和资产阶级真理，那么谬论也该有阶级性了，还应该存在着无产阶级谬论和资产阶级谬论。

这样有针对性的批判文章还有《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是针对1966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二是反对个人崇拜，例如《论个人崇拜》、《反对奴隶主义》、《再论反对奴隶主义》、《谈毛泽东思想》、《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论「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论「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等等。其中，《论个人崇拜》，是针对毛泽东1972年3月对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为自己辩护，说「总要有些个人崇拜」。许绍吉反对毛的这些话，认为个人崇拜不是毛所说的要「降温」，而是必须停止：

我们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崇拜真理。崇拜个人就是崇拜某一个人，然而人总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即使是无产阶级权威，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连错误的东西都崇拜起来，怎么行呢？……

人与人之间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别人，也用不着别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争论、辩论、讨论，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这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帝与人或神与人的关系。

三是讨论什么是革命，例如《论革命—-不满与革命》、《再论革命——光明面与阴暗面》、《上纲上线》、《强权与真理》、《稳当的英雄》，等等。例如《从阶级性谈起》、《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倒极左思潮》。

四是反对执政党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禁钢，如《反对版权集中》、《自由竞争》、《马克思论出版自由》，等等。其中有一篇《也论「吃小亏占大便宜」》，是赞成「东方论坛」的何是的观点的，还有一篇《放？》，反驳《工人造反报》对何是的批判。当时何是正遭受批判，许绍吉曾匿名给何是写了封信，给他支招如何反批判。

不过，所有的文章，除了本节后面将提到的那篇，始终没有公开发布过。许绍吉一直想将自己的文章公布于世。他后来回忆说，「中国的大事有千万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论自由」。「对建国方略、经济决策之类大问题，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见解，但是，我愿做一个马前卒，为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彷佛自己是《西游记》里的孙猴子被关进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四周一片漆黑，手里拿着锥子，东敲敲，西碰碰，试图找一个薄弱点，找一个突破口」。

1968年底中学生毕业分配，许绍吉进了上海郊县崇明岛上的东风农场。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给许绍吉以极大的震撼。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心贴出自己的文章，公开冲决思想禁钢。这一阶段，他又新写了一些文章，加上原来的一些，精选了12篇，由浅而深，而最终以自由为要求。他决定，先选择1967年写的那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以讨论哲学问题作为头炮，「可进可退，进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说这只是对一个哲学问题想不通」。1971年，上海郊县农场开始将大批知识青年上调回市区，大都安排进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但许绍吉没有报名要求上调，因为此时他已经决定破釜沉舟。不去市区工作，可以减少可能的政治压力。

1972年5月12日一早5点多钟，许绍吉来到人民广场，和平电影院对面的科普画廊，将抄成大字报的文章贴在画廊下面，并具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为了减少张贴大字报的时间，避免在未张贴完时就被抓捕，他事先将二十多页大字报纸前后相黏，所以很快就贴完，也很顺利，没人阻拦。在贴大字报之前，许绍吉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当场被抓的情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但是，之后他因为没有赶上回农场的轮渡，在过夜的火车站被执勤人员认为是流窜的无业人员拘留。许绍吉承认自己贴大字报之事，于是被转移至黄浦公安分局，「留置」四天后，16日中午被交给他所工作的东风农场。回农场后，负责人向他要去大字报底稿，最初没有下文，既没有批斗，也没有惩罚性「劳动」，行动也没有受到干涉。后来，连队里召开了一次辩论会，之后又召开一次批判会。都不激烈，没有口号，还让他坐着。事后据说，是上海市委对此事有三条指示，许绍吉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

许绍吉还是很想按原先的计划，将另外一些文章陆续再贴出去。《鲁迅论创作》，已经抄成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虽然内容是鲁迅语录的汇编，但却是以四十年前鲁迅的话语，抨击文革压抑思想的现实。不过终于没有贴出去；他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觉得大字报这一方式不能奏效，而且此时母亲得了癌症，他不忍让母亲再为他担忧。

虽然没有遭到连番批斗，但许绍吉的人生轨迹还是受到影响。以后，农场又有几次知青上调市区，他都没有份。直到1974年，几乎所有1968年被分配进上海郊县国营农场的知青都被上调，只有被作为农场干部培养的对象留下。许绍吉总算赶上这次「末班车」，调回上海，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户口也因此转回上海市区。

许绍吉所有的文章，公布于众的只有《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而实际上，他思考的重点更在言论自由。这是1949年以来公民久违的权利。就连「自由」一词也成为贬义词，除了「自由恋爱」一词，所有与「自由」组合的词语都成贬义。尤其1957年「反右」之后，再没有人敢于对言论封锁提出公开反对。取缔了言论自由，就是隔离了思想的交流。许绍吉的这些文章当时如果全都贴出，他所遭受的，将不只是几场批判会。

王申酉全面否定文革，批判毛泽东

王申酉是1963年进校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出身工人家庭，本是执政党的依靠对象。但打了四次入团报告，都没有回音。对这些政治上的压抑感，以及对周围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积极分子们的不满，王申酉都写入了自己的日记。写进日记的还有他对当时正在实行的「教学改革」的不满。王申酉在日记中认为，学校缩短专业教学时间，将大量时间安排在政治学习和下厂劳动，实在是浪费时间。

在那时，因雷锋日记的出版，「要求进步」的同学几乎人人写雷锋式日记；而且华师大甚至形成不成文规矩：要求进步的同学以口头或书面，向班级里的共青团员、团干部「汇报思想」、「暴露思想」;书面汇报后来又演变成上缴日记本。把日记本作为书面思想汇报的方式。文革前夕的1965年11月，王申酉和同学们在上海郊县崇明岛参加四清，11月5日那天，他正在写日记时，被叫去接电话，日记本就摊开在桌子上，坐在旁边的一个班干部偷看了他的日记，并上报系党总支和校党委。校党委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以及和他接近的中学同学的档案材料，没有发现多大的「反动」的证据。指导员要他交出所有日记，他拒绝了。没等事态再深入，文革开始。王申酉参加了造反派，他贴过常溪萍大字报，也参加过对张春桥的炮打。但对立派揭发他「反动日记」的「老底」，还抄了他的家，日记全部被抄去。

1968年1月，上海开展清队运动。1月11日市革会开会传达中央关于清队的文件，1月29日王申酉被抓。这天正是春节除夕。他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了1年3个月后，被「教育释放」;但又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写了《我的自白》和《大学六年思想小结》两张大字报，被定为「敌我矛盾」，「监督劳动。1970年华师大拟对王申酉毕业分配工作，但接收单位看了王申酉的档案后，不愿接受。同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地处苏北大丰农场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6月，他被从大丰调回，在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学校农场劳动，但不久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再次「监督劳动」。

置王申酉于死地的是驻学校的工宣队。工宣队几次干涉和阻挠王申酉的恋爱，还向他的女朋友吴某施加压力，不许她与王申酉谈恋爱。王申酉于是决定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地写成文字，让女朋友了解自己。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一早，王申酉正在学校写信，学校保卫科的人突然闯进，抢走了他写的信。虽然信已经被王申酉撕碎，但还是被拼接起来，将信定为「反革命黑信」，王申酉当天下午就被关进长宁区公安分局。

1976年11月18日，审讯人员笑眯眯地要王申酉将那份被撕碎的信的内容重新写出。此时文革已经结束，王申酉也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他在重写那封信时，将原来的一万字，扩充到六万字，和盘倒出自己的全部思想。他以为文革结束了，他的苦难将终止。他甚至梦想自己出狱以后，能够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

他的坦诚却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1977年2月，中共发了5号和6号文件，指示全国镇压反革命分子。3月18日又批转国务院30号文件，规定「对写反革命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文革结束后的新市委，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和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王申酉被选作对象之一，依据就是他在监狱中根据要求写出的那个六万字的「供词」。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普陀区委书记董镇不同意，认为王申酉只是言论，而且写的信也没有造成社会影响，甚至连收信者都没有看到。他将死刑改成了死缓，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区法院党组将「死刑」和「死缓」的两个意见，一并上报市高级法院。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但是当时担任上海高级法院院长的宋季文，却一定要将「死缓」改为「立即执行」。宋季文后来承认，他当时害怕被视作「右倾」，将判决升级了。²⁸⁸⁴宋季文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文革中的1975年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文革结束后，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保留了他的职务，但他却生怕自己的表现不符合中央工作组和新政法书记的要求，于是用他人的生命为自己的乌纱帽买单。升级改判为死刑的，还有另外10名「死缓」。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在一天内，听起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六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1977年4月27日下午，在普陀区体育场三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区法院宣读了「判决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这是第一次听到对自己的判决，在这之前，他被提出监狱时，还以为是换监房。这样草率的判决，甚至不给犯人应有的申诉权，「立即执行」。三十分钟后，王申酉的生命被结束在31岁。死后第二天，家人才收到对他的判决书。

王申酉的思想基本都集中在他的六万字「供词」中。主要有七个方面：

一、开场白，

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的世界观。王申酉以马列主义话语，提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违背，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

三、对苏联历史的看法；指出：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规律，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着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苏联虽然实行社会主义，但商品经济仍起着作用，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严格地说，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不应该回避或否认商品经济，而应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王申酉这是针对文革中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反商品经济的现象。

四、关于中国1949年以前历史的看法。王申酉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历史人物为样本：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分析中国革命的过程必须符合历史规律，认为毛泽东的土地革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五、关于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看法。王申酉认为1953年开始的互助组和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

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²⁸⁸⁵

王申酉读扬上疏反对「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大无畏的勇气，读扬他「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批评毛泽东「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而刘少奇勇敢承认了党的「大跃进」错误，却「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王申酉指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给林彪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王申酉指出，按照毛泽东这个乌托邦的结果，

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六、「我对毛主席的看法」。王申酉对毛泽东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判。他在供词中表示，他曾经好久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属的精神桎梏？」他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历程，认为原因在于，毛泽东出身在农村，熟悉农业农民；但毛泽东对现代工业很不了解，对经济更是所知不多：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

对毛泽东的批判，还体现在其他章节。王申酉认为毛泽东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反对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社会分工；对经济规律不甚了解，对工业生产管理更是外行。即使在毛泽东批示的工业生产《鞍钢宪法》，也只提到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而「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王申酉为文革造成的经济生产混乱担忧。在监狱没有任何参考数据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列出了一系列数据，包括和国外同期对比的数据并指出，「当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人口战后以来急剧减少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不但绝对增加，而且相对也在增加，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很少见的情况」，「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另外，国家又用行政权力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在最低不变的水平上」。他呼额：「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他为国民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忧心忡忡。他尤其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将岗位责任制和规章制度被批判为「管、卡、压」。在分配制度上，他反对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普通工比技术工的工资待遇高」指出「这种所谓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措施，很难调动青年工人的积极性」。

他还分析了科技、文教、外交、外贸的现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的文化艺术，都是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不应该被认为是桎梏而随意抛弃。

和其他异端者不同，王申酉不是试图以另类思索解读文革，他是站在对制度批判的高度，全面反思文革，追溯形成文革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灼见。当大部分思考者的思索范围比较多集中在民主、自由、法制上时，王申酉已经将思考向经济和政治结构伸展。虽然，由于长期理论的封锁，他所能运用的话语和理论资源，基本还在马列主义范畴，但他所思考的深度，已超出了时代的局限。

王申酉的这些观点，在文革结束几十后再看，许多已经成为常识。但在1976年，在思想和文化被禁钢了整整十七年的年代提出，不能不说是深刻和超前的，尤其在不许对毛泽东有任何怀疑的年代，更是独立和大胆的。为此，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小结

和北京相比，上海这个商业化了的城市，自1949年后，就没有出现过出格的抗争和骚动。只有从1966年的11月9日开始，上海才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全都走在全国前列。然仔细看来，却又都是些既走在时政之前，又符合决策层心意的行动。或者可以说，是决策层想说想做而又不便于明确表露的心意。上海人特有的乖巧，在文革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海的文化政治特点，既有商业文化的实际和功利，也有法制观念的相对普及。从文革开始直到文革结束，上海始终以这样的特点演绎着文革。

但是，上海的另类思索，却为上海张扬了热血和勇气。桑伟川，明知会遭到风险，仍勇敢大声地亮出自己的挑战；尤其王申酉，在那个禁锢思想的年代，敢于怀疑至高无上的神圣。这是被毛泽东的文革「大民主」激活民主意识的青年一代，沿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对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阶级身份政策进行清算，更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探索。当时在全国，这样的探索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1967年年底的湖南「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斗星协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子江评论》)鲁礼安、冯天艾等编辑的小报《扬子江评论》上刊登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山东「渤海战团」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军权！》，广西柳州铁路《红卫兵战报》上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等等。发表观点的时间与中串会平行，几乎都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²⁸⁸⁶这是以文革话语作为武器，挑战整个共产党专政的一股全国性思潮。虽然思潮的外壳仍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核心却是探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些被禁忌已久的论题。这是文革的异化，发动群众的临时手段「大民主」，被作为终极永久目标追求。这样的追求自然不会被允许。²⁸⁸⁷

第三十九章：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武装的尝试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建立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是1967年砸联司行动之后建立的。全国各地因夺权引发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一再升级，加上部队支左介入，更加激化矛盾。从青海的2.23开枪事件，发展到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毛泽东自从1949年后不愿意坐飞机，这次却不得不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据说，这个匆忙的逃离使毛泽东有「受制于人的感觉」。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毛泽东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后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²⁸⁸⁸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提出的口号，将毛泽东的想法公布于众。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的不几天，7月31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组织。

主席：

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上海的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据了解，目前上海武斗虽然不多，但是，小规模的武斗经常不断。出现武斗，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少量徒手解放军去制止。他们人数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并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成立工人武卫指挥部，在市区每个区搞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十个区(不含郊县)搞十万人左右，从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中选拔并不困难。这十万人，当然不需要天天出动，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够了，也不会妨碍生产。这支由工人造反派组成的队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枪支弹药已经由警备区收起来了，组织瘫痪在那里。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的问题，联系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这个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敬礼！

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在张春桥的这封信上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这显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提议没有异议；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同意张春桥的提议。²⁸⁸⁹从张春桥给毛泽东的信可以看出，他建立文攻武卫组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制止日益升温的武斗。而在1967年的上海，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机构被「砸烂」，警察们又都成立了各自的造反组织忙着打派仗，社会秩序和治安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维持。张春桥曾经让上体司治安组代行治安职责，然上体司只是一派群众组织，让其出面制止其他组织的两派武斗缺乏权威；且没有法制观念，打死逼死多人，激起民怨。像其他省市那样让军队出面，张春桥不会愿意，他对与军队的关系一向小心翼翼。由民兵出面，张春桥也不愿意，正如他信中所说，上海民兵中老保不少，而且毛泽东一再说要改造民兵，²⁸⁹⁰怎样改造？还待研究。张春桥可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民兵在军事业务上是受上海警备区领导的，这又涉及与军队的关系。所以，建立文攻武卫组织，便是最佳选择。而且可以造反派为主体，符合文革政治的需要。

文攻武卫口号提出后，上海的许多造反派组织以文攻武卫为名互相冲砸。从1967年7月下旬到整个8月，上海的武斗达到高峰，文攻武卫口号使得武斗师出有名，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武斗都以「文攻武卫」名义进行。其中最大的武斗是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可以说是上海文攻武卫组织行动的预演，得到观看了武斗全程录像的毛泽东赞许。而据王力回忆，武斗的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现在有75%以上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王力认为：

毛主席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²⁸⁹¹

毛泽东对军队普遍抵制文革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另一支制约军队的武装力量。这应该是各地文攻武卫兴起的直接原因。张春桥也将砸联司行动，看作工人武装行动的预演。他在一次工总司总部负责人对砸联司行动的汇报会上说：「听了8.4的情况，给我一个新的敌发，就是革命不能没有武器，8.4是这样组织武装的一次演习。」张春桥还说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大事」。砸联司行动后的第三天，8月7日，姚文元打电话给王洪文说：「春桥和我两人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文攻武卫』统一指挥部。」²⁸⁹²

市革会立即组织人撰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8月26日送张春桥阅，张在上面批了七条意见：「把造反派武装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组织好」，「武装五万、十万、十五万人」，等等。²⁸⁹³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确定以国棉十七厂、上海港务局、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江南造船厂、先锋电机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冶炼厂、中华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上海工具厂、上海硅钢片厂、先锋电机厂，共12个单位，作为筹建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这些单位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在这个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文件对上海文攻武卫部指挥部的领导以及性质、作用阐述说：

文攻武卫指挥部，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任务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自卫组织。它是组织左派、武装左派，也是保卫广大革命群众的一支队伍；它是生产队，宣传队，也是战斗队。文攻武卫是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打击一小撮坏人的强大力量。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同时，上海处在东海前沿，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搞好文攻武卫，对于加强敌情观念，提高战备思想，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美蒋特务的窜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²⁸⁹⁴

最初包围上柴厂的造反派组织，因为都是自发而去，行动仓促，装备不全。但之后由工总司调动而去的队伍，大多得到叮嘱，戴上了安全帽。那个时候的安全帽都是柳条枝或藤条枝编的。于是，蓝色工作背带裤，或蓝色斜纹布或白色帆布工作服，柳编藤编安全帽，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文攻武卫队员的典型形象。1967年10月1日，上海举行国庆节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由12个试点单位的5100多产业工人组成的文攻武卫队伍。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背带裤或工作服、胸佩文攻武卫标志，手握步枪、冲锋枪、机枪，还拉着高射炮等装备，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大旗开道，通过人民广场检阅台。这个以国庆游行方式让文攻武卫组织首次亮相上海的行动，是市革会决定的，为此还特地将这些人脱产集中操练。张春桥、王洪文等都在检阅台上。张春桥对身边的王承龙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²⁸⁹⁵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组的工作人员最初都是原机关干部。市革会组织组从市革会各组、办，各局机关，调集了三十余名干部，作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组第一批工作人员，于1967年9月1日，到淮海中路1469号原上海市妇联的办公处报到。王承龙代表市革会宣布，由翁默清主要负责，钟定栋、郑惠仪两人协助。翁原是部队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此时刚从部队转业；钟和郑文革前都是市、局机关的普通干部。1967年11月17日，市革会召开常委会，讨论有关文攻武卫组织的一些问题，对文攻武卫组织的性质、体制、经费以及与民兵的关系等，作了规定。其中，关于市指挥部的干部构成决定：「实行三三制，军队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会派的干部不宜过多，还要从基层调一些工人造反派来充实指挥部。」翁默清不久被调往市革会专案组，王洪文派了工总司委员张宝林和康正勤²⁸⁹⁶作为增补人员，与钟、郑，以及阎波，²⁸⁹⁷组成核心小组。初期三军都派代表参加，陆军：李彬山，柴玉俭，阎波。海军：江德基，李惠秀。空军：邢殿英。除李彬山和阎波参与市级领导外，其他人都参与指挥部各组的领导。²⁸⁹⁸1970年7月1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首次成立领导小组，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以及张宝林、陆耀华、邢殿英、钟定栋、阎波、郑惠仪七人组成。李彬山为组长，在警备区领导干部中，他与上海造反派关系始终比较好。张宝林是副组长。张宝林后来被下放工厂劳动。据说是因性格原因，脾气比较暴躁，不易和周围人处好关系。1972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警备区所属野管拉练指挥部合并，组成新的七人小组：李彬山仍为组长，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以及原杨浦区人民武装部长吴立义为副组长，组员为钟定栋、阎波、郑惠仪，加上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夏琳。军队干部比初期有了增加。到1974年至1976年间，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的成员为：组长李彬山，副组长胡守富、吴立义，都是军人；周宏宝、施尚英，两人都是工人。组员钟定栋、郑惠仪、印玉泉。²⁸⁹⁹施尚英后来实际主持工作，他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江南造船厂在文革中几派纷争不断，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王洪文曾亲任工宣队长赴江南厂处理问题，施尚英是大派的负责人，办事稳重，1972年底担任主持工作的厂党委常务副书记，得到王洪文信任。印玉泉文革前是南市发电厂工人，周宏宝文革前是上钢一厂工人，都是工人造反派。施尚英和周宏宝、印玉泉都是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

在市指挥部存在的九年中，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始终是指挥部领导小组的组长。1975年2月以后，周宏宝调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市委要求李彬山工作重点放在警备区。自1975年9月以后，施尚英主持市民兵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但所有的工作必须向李彬山汇报，重大事情必须征得李彬山的同意。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关系一向比较好，一般民兵指挥部提出的工作设想，他基本都同意，包括王洪文改造民兵的许多设想，有些军队干部很抵触，而李彬山基本都是积极贯彻的。

市指挥部办公处最初在原市妇联，九天后搬往外滩中山东一路原英国领事馆。1968年12月20日搬往普陀区长寿路582号的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就近处理与平息普陀区连续不断的两派武斗事件。1969年9月15日又迁往近外滩的黄浦路20号原苏联领事馆内。1972年9月因与野营拉练指挥部合并，曾一度迁往南京西路1418号，1976年5月又迁回黄浦路20号。

从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民兵指挥部

文攻武卫组织被定位为「革命的群众武装」。²⁹⁰⁰但是，这个「革命群众的武装组织」，与文革前的民兵究竟是什么关系？1967年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之初，市革会便收到不少询问。文革前，民兵归军队管：军委——大军区——省军区(或警备区)——县(或区)人民武装部(当时简称「武装部」或「人武部」)，民兵工作都是通过这一条线布置下来的。²⁹⁰¹1967年3月，上海一月夺权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阶段，上海警备区曾经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要求在三结合权力机构中，要有「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或优秀民兵担任的民兵代表」。²⁹⁰²上海警备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保留夺权企业中警备区军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权。但是事实上，除了恢复由警备区领导的工厂专职武装干部外，工厂的民兵建制实际瘫痪，没有恢复活动。1967年的乱局中，工厂首要的是恢复生产秩序，无暇顾及民兵。

1967年8月底，第一批文攻武卫组织成立后，工厂基层的反映很大，问成立了文攻武卫组织后，还要不要民兵？工厂的文攻武卫组织是否仍归厂武装部门管辖？文攻武卫组织和民兵是什么关系？9月26日，市革会在内刊《接待通讯》上，刊登了回答口径，其中，在《接待须知》栏目，关于文攻武卫组织与民兵关系的回答口径是：

文攻武卫组织同民兵组织是两个不相同的组织，雨者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为，民兵是由原民兵系统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民兵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文攻武卫组织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的系统垂直领导的，其工作和各项活动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系统领导所布置的要求进行。

文攻武卫队员是按照文攻武卫队员条件接收的，凡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的革命造反队员，不论是否民兵或是否武装民兵，均可参加文攻武卫组织。反之，即使是武装民兵，但不符合文攻武卫队员条件，也不能成为文攻武卫队员。

文攻武卫组织同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各革命群众组织应积极配合。²⁹⁰³

这个回答，只说了文攻武卫组织和民兵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文攻武卫组织与民兵是并行存在的。但没多久，11月17日，市革会常委会开会讨论文攻武卫组织的有关问题，决定以文攻武卫「改造基层的民兵组织」，「凡已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²⁹⁰⁴至此，文攻武卫组织取代民兵，上海工厂的民兵活动全都停止。

从民兵到文攻武卫组织，看上去只是名称的改变。事实上，改变的不只是名称，更重要的是领导关系和指挥权。文革前的民兵工作，由警备区通过各区县的武装部领导，地方政府或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是军事业务上的。区县武装部的军人领导都是所在区县的党委成员。从市到区县都不设专门的民兵机构，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权指挥民兵的军事训练等军事业务工作。军队是民兵工作领导的主体。民兵之间没有横向联系，联络枢纽是区武装部。尤其在军事活动的安排上(主要内容都是军事训练和沿海地区的军民联防)，全由警备区制定，通过区县武装部布置到工厂。地方政府布置的民兵工作不多，基本是与军事无关的节日游行之类礼仪活动，以及抗灾救险行动。

而文革中的上海文攻武卫组织，从市到区县，另设市、区两级指挥部。在市里，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自1967年8月成立，一直是上海党政合一的市革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一切听命于市革会，市革会布置任务，由分管群众工作的王洪文负责。而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听命于市指挥部，形成可以垂直指挥、横向联系的网络。1967年建立的文攻武卫组织，增加了许多行动内容：冲砸沪办、制止武斗、刮红色台风，等等。这些行动都与军事训练无关，只需报市革会即可。但军事训练、军民联防等行动，仍需由警备区布置。于是原来由警备区一家指挥的民兵工作，变成民兵指挥部与警备区共同领导；原来的主体，变成了一方；原来的被领导者，变成了主体的另一方。就这样，对民兵的控制权，实际从军队转入上海地方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文攻武卫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来上海访问的外国首脑作迎送的外围保卫工作。这种以群众组织作保卫的做法，文革中曾经有过先例。1967年6月26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偕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上海访问，外围的警戒就是由工总司负责的。外围警戒包括机场、沿途街道，需要的人数多，当时没有武警，只靠公安警察人手不够，上海市革会想到调用工总司。文攻武卫组织成立后，就由文攻武卫负责来访外宾的外围警戒。仅1967年的10月9日至16日，就先后有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刚果(布)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十二个试点单位共抽调2.07万多人次，进行迎送、保卫。²⁹⁰⁵此外，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干部的电视批判大会的会场、公判大会的会场和刑场，还有集会、庆祝大会等，也都由文攻武卫负责警卫和秩序维护。例如1968年10月1日的庆祝国庆游行，人民广场主席台以及整个广场的警卫，就是由十万文攻武卫队员担任的。

文攻武卫组织成立的最初两年，对建立文攻武卫组织单位的资格要求比较严格，规定一定要是已经大联合，而且大联合比较巩固的老造反掌权的单位。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强调：「为了确保枪杆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里，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可靠。」²⁹⁰⁶首批共12个文攻武卫组织的试点单位国棉十七厂等，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占优势」、「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当时在许多工厂，赤卫队虽然被强行解散，但老保们对造反派的反感和抵制始终存在，造反派们担心他们如果成为拥有武器的文攻武卫队员，会对自己形成威胁。此外，文攻武卫组织成立之初，正是上海武斗高峰时期，许多工厂两派对立，冲突不断。市革会担心，如果在那些派性严重的工厂建立文攻武卫组织，武器发下去，加剧两派对立，有可能酿出严重事端。于是，凡有派性斗争的工厂，一律不建立文攻武卫组织。所以，1967年和1968年文攻武卫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以后，随着文革的发展以及大批1968年中学毕业的学生被分配进工厂，对文攻武卫成员资格不再限定非老造反不可。但是，对营以上干部的要求始终坚持必须是老造反，尤其区和市一级的领导成员，更是严格。据1969年的一个统计：「从3484名连以上干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是起来造走资派反较早的同志，路线斗争觉悟较高，70%是共产党员，28%是复员转业军人。」²⁹⁰⁷以后上海的文攻武卫组织改名为「上海民兵」，但工厂派出的重要负责人必须是「老造反」。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实行到文革结束。

张春桥最初对文攻武卫这个名称不是很满意，认为不是很确切。他在1967年10月6日市革会的讲话中说：

文攻武卫四个字包含内容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²⁹⁰⁸

于是，11月25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打报告建议改名：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²⁹⁰⁹

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有着不同。后者是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更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1967年9月，上海港务局建立第一个文攻武卫师，而且被编制为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一师，直属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接着，在港务局、第二机电工业局、铁路分局、城市建设局以及建筑工程局，成立了以系统为建制的文攻武卫师。但其他行业的文攻武卫组织，基本不按系统建制，而是归属到工厂所在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杨浦区是第一个建立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以后各区都建立了指挥部。最初区级组织称「区分部」，但王少庸觉得和国民党的「区分部」重名，遂改为「区指挥部」。

文革前夕1966年的上海民兵，全市共建有21个武装基干团、近百个武装基干营；还有高炮(机)、地炮、侦察、通信、防化、运输、医护等多种类型的民兵专业技术队伍。²⁹¹⁰文革中，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随着秩序的巩固，上海文攻武卫组织的发展速度加快。据统计，仅1969年，就发展了4.1万多名文攻武卫队员，是1967年和1968年发展总数的两倍；而到1970年3月已建立了7个师，72个团，151个营，623个连，共21万人。²⁹¹¹

文攻武卫口号于1967年7月被提出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的，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都称为民兵，唯独上海还保留文攻武卫的名称。此时的工总司也仍然保持着名称，没有像全国各地那样称为「工代会」。不改名的理由一样：「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感情」。1969年刊登在《工人造反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广大文攻武卫指战员的意见，『文攻武卫』叫起来亲切，听起来热乎，听到这四个字，就能联想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好能继续保持这个具有文化大革命特点的名称。」²⁹¹²但全国都称「民兵」，上海不能特立独行。终于，1970年5月31日下午，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虹口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民兵有4.62万多人。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主持大会，王洪文宣布：「为了适应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

但是这次改变名称，只是改了文攻武卫成员的名称，也即将文攻武卫队员改称为民兵。而市、区两级指挥机构仍然称「文攻武卫指挥部」，仍然挂着原来的牌子。直到1972年9月10日，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才全部改名为「民兵指挥部」。就像工总司更名「工会」一样，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又一次成功地保留了自己在文攻武卫系统的骨干队伍。

最初负责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工作的，是市革会的王承龙和王洪文。王承龙后来下台，王洪文去中央，这个工作就由分管群众工作的市委书记王秀珍负责。虽然，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后来的民兵指挥部，都是市革会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市革会领导，不属工总司以及后来的总工会领导。但在市革会中，具体分管民兵工作的是王秀珍，王秀珍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在任命民兵各级领导的标准中，明确规定营以上干部必须是造反派，干部队伍必须以工人造反派为骨干。所以，上海民兵实际始终在工人造反派的掌控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民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武装，是非常确切的。文攻武卫组织和工会系统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地，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并行领地。

改造民兵之一：「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1967年7月31日，张春桥在给毛泽东要求成立上海工人文攻武卫组织的信中说，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及民兵的改造。毛泽东的想法究竟是哪些内容，尚未查到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从可以查到的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要求，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是王洪文反复强调的。王洪文提出：文革前，民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²⁹¹³意思是民兵干部只是名单贴在墙上公布一下，以后就没事干了；民兵的名单只是写入花名册，然后就放进抽屉里了。王洪文说：「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工作很多，我觉得还是抓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个队伍的生命就不会很长了。」²⁹¹⁴他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表达了这个思想：

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教训的，一下子给冲垮了。如果民兵不这样参加阶级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会冲垮。过去民兵组织是比较健全的，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冲垮了呢？过去民兵有很大弱点，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大家想一下，在文化大大革命中，当时(民兵)保上海市委的多，还是打上海市委的多？我的看法，我也是民兵，是连长，从全市来看，是保市委的多，有的变成镇压群众的工具，有的出动民兵搞武装游行，这是很大的教训。²⁹¹⁵

文革前的民兵，只是在军事训练时才有活动，于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不像实体组织。王洪文希望通过「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给民兵以常规性的工作内容，使民兵成为常规性的实体组织。1967年12月7日的查抄国务院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处的行动，就是文攻武卫组织首次「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张春桥提议的。张春桥为什么提议组织这样的行动？据他当时说是由于北京已有行动，上海要跟上。12月初，他将当时市革会负责人之一王承龙以及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叫去，说：「北京专门查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收获很大，上海也要这样搞。要文攻武卫指挥部制定计划，抓紧准备，每个省市驻沪办事处的地形图要画详细，有几道门，电源在那里，行动时红卫兵一起参加，让他们神气一番。」²⁹¹⁶

王承龙即回康平路向王少庸汇报，随后又找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传达布置。经过侦察、绘制地图、调集车辆等一番准备，并成立了由王洪文、王承龙、张宝林、钟定栋组成的临时指挥部；市革会还为这次行动印制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查询证」。12月7日，五千余名文攻武卫队员和一千余名大专院校红卫兵集结在人民广场，分几路行动。行动人员手持「查询证」，冲进各驻沪办，宣布该驻洒办马上停止办公，所有物质一律封存。这次行动，共查封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的驻沪办事处307处。并将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之后要他们限期离开上海，回所属各省、市。这个行动，随即由市革会决定，在《工人造反报》上详细刊登，《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同时报道。报道称这次行动摧毁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在上海的「避风港」和「安乐窝」;还查抄出许多武器、电台和变天眼。而事实上，后来据张宝林回忆，那只是早已被封存作废的股票、保险单据、地契，以及警卫武器和报废枪支，还有工作电台。²⁹¹⁷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月4日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并对被查封单位的财产归属和人员去向，以及以后的业务关系作了一些规定。这表明，中央支持上海的这个行动。

1967年12月7日的查封只是开始。12月27日，市指挥部调动人员对上海的十大饭店和一批市级医院进行突击检查，以查「躲藏在上海旅馆和医院的走资派」为名，抓了住在饭店或医院的外省市干部几十人，关在交通大学。12月29日，市指挥部又调动近万名文攻武卫队员，对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进行突击检查。这样的查封和突击检查一直持续到1968年3月，共冲击各种机构631处。其间的1968年4、5月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协助市革会工交组，对全市57处宗教庙宇房屋进行查封和接管，查封面积8.1万平方米，查封后由工交组派人管理。

这样的行动，还针对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走资派」和「坏分子」。1968年9月20日，市指挥部调动2万名队员，加上3万名财贸职工和大学生红卫兵，对全市车站、码头、大饭店、医院，以及水陆和公路等重要场所近三百处，实行突击检查，抓了1982人。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10月的国庆节。1969年2月，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成立的「上海市清查办公室」领导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与市公检法和里弄干部，在2月4日联合出动7万多人，抓了1395人，其中「嫌疑分子」149名；2月6日又出动近7万人，清查江、河船只7500多条，抓了68人。整个行动延续到2月25日，共出动28万人，抓了2516人，其中外地来沪的有1155人。1968年6月6日，市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劳动局革委会一起联合行动，于凌晨2时对支疆回沪人员中的「犯罪分子」采取强制集中统一行动。市指挥部调动4000多名文攻武卫队员，强制集中了205人，加上从山东、杭州等地抓回的支疆回沪造反组织负责人14人，共强制集中219人。除拘留的外，都强制将他们遣返所工作的边疆地区原单位。

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一是清理上海外来人口和外地来上海躲藏的「坏分子」，二是「打击投机倒把」。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的商品供应一向远比外地丰富充足，许多人便从上海的市场买了商品去外地销售，在当时的语境及政策下，属「投机倒把」及「扰乱上海市场供应」行为。于是由文攻武卫组织出面，「对那些利用旅馆、饭店、招待所、浴室、船只为据点，进行非法套购、抢购、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狠狠给予了打击」，「稳定了市场，改变了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这样的行动，每年都要进行几次。这样一类的行动，还有1969年3月24日至27日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现行活动」抓了376人；1968年7月19日抓外滩海员俱乐部门前「围观外宾」者的行动，抓99人；1971年3月27日的「打击现行犯罪分子，整顿车站、码头」行动，出动近1.33万人，「冲击对象」733人，等等。²⁹¹⁸所谓「冲击对象」，实际就是被抓对象，被关押时间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也有时间更长的。从1967年12月始，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又发展成「刮红色台风」，到1973年7月，「全市先后组织了三十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²⁹¹⁹这在前面的第22章已有寂述，这里不再赘述。文革中，上海每年逢重要节日，都要大规模地刮几次这样的红色台风。这些任务行动，最初都是王承龙或王洪文向文攻武卫布置的，每次都由市指挥部制定出行动方案，报市革会批准。

1967年至1970年间，公安机构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混乱，聚众殴斗、拦路抢劫、侮辱妇女等刑事犯罪案时有发生。有些地区妇女不敢走夜路，女工下夜班不敢单独回家。文攻武卫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在一个时期行使着公安机构的部分职能；以后又游走于政策边缘，执行政府机构不便出面的行动，例如抓那些没有明显触犯刑律的「流氓阿飞」，例如各种查封行动，例如强制遣送行动。当时没有武警，警察人数不多；而对于一些团伙性的犯罪，民兵人数多，每次出动能迅速拉出几十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应付突发性事件上有着优势。例如1975年夏，南京路上的王家沙对面，一个女孩去新华电影院退票，旁边的几个男青年上前硬要搭讪，还将她的衣服扯去。女孩逃到附近的交通警察岗亭躲避，他们追到警察岗亭，交通警拦也拦不住，女孩的衣服全被撕扯光。南京路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市民兵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从静安区指挥部调集了几十个民兵，很快平息事态。

制止武斗也是「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容。1968年7月，为制止日益严重的全国各地武斗，毛泽东签署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7月26日北京派出工宣队进驻大学制止武斗，上海工总司的「老大难办公室」，也向长期派性争斗不止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配合宣传中央的两个布告，出动一千多车次的宣传车，以及文攻武卫队员1.06万多人次，上街和下厂宣传制止武斗。接着，又先后派出上百个文攻武卫小分队下厂，协助市老大难办公室共同制止武斗。双方各有侧重：市老大难办公室派出的工宣队，较长时间驻扎在厂，不解决矛盾不撤出；文攻武卫组织则是发生武斗时，临时调去人员，分隔对峙的两派，劝阻双方，武斗平息后便撤人。1969年8月2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配合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二三布告》，出动3万多人，近百辆车游行，益向102个「老大难」单位派驻文攻武卫小分队。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人海战术大规模出动，首先从人数上压倒对方。小分队队员们手拿棍棒，对方若有不从，先抓起来关上一阵再说。比起必须恪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原则的军队，文攻武卫队员的这种半强制方式倒是更容易见效。上海科技大学两大派武斗不断，市革会和军宣队劝阻不成。文攻武卫以人数的绝对优势进驻学校，强制两派头头交出武器。上海闵行地区三所学校：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被称为「三只鼎」，自行制造武斗凶器，冲突不断。文攻武卫进驻后，也是先对头头「采取措施」，即关上几天，迫使两派交出凶器。徐景贤所以说：「有个地方搞武斗，上海警备区去讲没用，我讲几小时也没有用，结果武装工人拿着棍子去，问题解决了。」²⁹²⁰张春桥对此曾总结说：

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四个不」，讲话也受到限制。一武斗，他们(工人武装)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原来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建立的。²⁹²¹

文攻武卫和后来改名的上海民兵，原来只是不定期地刮红色台风，或组织一些大规模的临时行动。1970年，市民兵指挥部在《文攻武卫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情况介绍，是关于上海焦化厂向附近街道里弄派出民兵小分队维持社会治安的。王洪文看了这份「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简报后，立即批示说是新鲜经验，要求总结经验。1971年4月16日，闸北区指挥部从13个工厂组成13支民兵小分队，首次进驻13个里委会，作为先行试点。7月6日，《解放日报》的《增刊简报》，又刊登上海电梯厂组织民兵小分队进驻杨浦区眉州路街道里弄的经验，王洪文又马上批转，要市革会将这个「民兵改造中的新鲜经验」，在全市企事业单位推广。于是，各区的指挥部都派出区属民兵小分队，在各街道建立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工作人员五至八人不等，负责人称「联络员」，均由区民兵指挥部指派；街道下面的各里委，每个里弄进驻二至三名小分队队员。为了使派出的联络员与所在街道的工作协调，市民兵指挥部特地与分管街道里弄的市革会地区组商定，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联络员，由区指挥部派驻，但必须「结合」进街道党委，负责该街道所属范围的治安保卫工作。民兵小分队办公室的治安业务，接受街道党委和区指挥部的双重领导。²⁹²²

文攻武卫初建时的刮红色台风只是临时性行动，行动完后便回厂。派民兵小分队介入社会治安，使社会治安成为民兵的长期日常工作。小分队的人员全部脱产，但那么多非生产人员由工厂提供，人员编制和工资都仍然由工厂承担，加重了工厂负担。1972年3月，马天水提出民兵不应脱产，于是民兵小分队改为业余活动。到1976年，全市一百十一个街道都设立了民兵小分队办公室；全市1100多个里弄，都进驻了民兵小分队。²⁹²³据1973年7月的统计，全市派出1170多个小分队。²⁹²⁴市民兵指挥部为此还起草了《民兵小分队条例》。

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主要职能是巡逻执勤，打击犯罪，起着小区保安的作用。据统计，从1971年至1973年，「两年多来，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各种案件2.2万余起」。²⁹²⁵自从民兵小分队巡逻执勤，一些喜欢聚众街头闹事起哄的小青年收敛多了。他们称小分队为「阿文攻」，一声「阿文攻来了」，那些站立街头的小混混马上作鸟兽散。侮辱强奸妇女的案发率也下降多了。1973年上海市委以《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门争的情况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当时在中国，公民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本来就很淡薄，文革中更是任意抓人任意揪斗成风。虽然比起当初的上体司治安组，以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在执行政策方面要好得多，但民兵小分队还是多少沿袭了那样的习气。在民兵小分队之前，文攻武卫抓人要经市革会批准。1969年下半年，指挥部以每次抓人都由市委领导直接批示不方便为由，要求能有自己的「查询证」，即抓人时出示的证件。王洪文批准。²⁹²⁶有了查询证，民兵抓人比过去不受限制多了，只要认为谁是流氓阿飞，先抓起来，扭送去区民兵指挥部关押再说。市指挥部和各区指挥部都有自设的「隔离室」，全市共11处，抓来的人，关在隔离室自行审讯。比起训练有素的专职警察，民兵都是普通工人，素质参差不齐，打人之事时有发生。市指挥部不赞成，但也管不住，只能发现一个处理一个。1975年，市指挥部到徐汇区调查时，甚至发现徐汇区指挥部一个进驻在闹市区的小分队，私做铁笼子，用来关押被他们抓的人，还说是向公安局学的。市指挥部马上对徐汇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进行撤换，不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只是治末不治本，只要抓人权限不受制约，这样的现象很难根治。

作为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行动，上海民兵还管理过犯罪青少年。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消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作为替代，上海民兵「对一些违法严重民愤较大的但还不能判刑的犯罪青少年，采取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形式，把他们放到工厂去，夹在工人和民兵中间，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据文革中的一份材料显示，1973年，「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有9个，一年来有1359名对象进学习班，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有1106名。」²⁹²⁷而据文革结束后的一份材料显示，当时上海全市各区办了40多个「边劳动、边改造、边审查」的「三边」学习班，既关人，又审讯；既立案，又办案。市指挥部还联系10个区和6个国营农场，建立了50多个「劳动教育学习班」的点，将过去历届遗留下来的因打架、「流飞」(流氓阿飞的简称)等问题而未分配工作的一万多名青年，放在那些指定的工厂或农场「考察」，由民兵看管。²⁹²⁸

最初，刮红色台风等虽然都有里委会和公安机构派出所参与，但由于公安系统处于半瘫痪状况，所以文攻武卫实际起着主要作用。1968年1月，上海市公、检、法系统被军管，之后公安局的职能逐渐恢复，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内容与文攻武卫的维持社会治安重合；加上公安系统的警察和军代表，很多都与造反派不合，产生诸多矛盾。他们认为民兵管社会治安，是「国际饭店门口摆粥摊」，没有必要。他们尤其反对刮红色台风行动，认为抓人应该是公检法的事情，民兵不应随便抓人。对于红色台风，公安局或者「一直不表态，表示难办」，或者反对。以至于1970年7月下旬，一次市文攻武卫原定的红色台风，没有刮起来。对民兵小分队，也是「去派出所不给介绍信」。²⁹²⁹1968年下半年，一次在市革会的汇报会议上，当谈到文攻武卫和公安局因为各自都管社会治安而产生矛盾时，张春桥说：「可以联合起来嘛！两家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于是由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派出空四军军代表王思贤和一些公安人员，进驻市攻武卫指挥部。1969年7月15日，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主，与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市维持革命新秩序办公室」，简称「维办」，在黄浦路20号办公，主要负责人王维国、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刘志明等。之后，文攻武卫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一些大的行动，包括刮红色台风(后来称为「革命行动」)、重大节日或外宾来访安全保卫等，一般都经市革会批准，由「维办」协调两方，市公检法和市民兵指挥部共同行动。1970年3月27日，市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维国的批示「抓人的事，应由公检法军管会办理」，向市革会送交《关于对在押人员、未了项目的处理和今后有关社会治安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1)冲击对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检法惩处，一般的交工厂、单位处理；(2)专案，交公检法；(3)除交办任务外，一般不再受理群众扭送人员、调解民事纠纷、维护剧场、车站、码头秩序等任务。4月1日市革会批示同意。²⁹³⁰

1971年初，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公安、司法等机关的作用，并明确规定：除了专政机关也即公安、司法等机构，其他组织不准抓人关人。王洪文对此很不满意，评论说：「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是背着中央搞的，针对上海文攻武卫的，中央也不了解，就批发了」，「说什么民兵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如不能搞，要民兵干什么，否则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了」。王少庸则对市民兵指挥部说：「上海文攻武卫搞群众组织是市革会批准的，我们这样做不叫抓人，叫冲击审查，你们不要怕，要继续搞」。²⁹³¹自此以后，民兵抓人不称「抓」，改称为「冲击」，说民兵抓人绝大部分都只是教育一下就放了，所以不能称是抓人。以后，各级民兵的报告，都将「抓人」改称为「冲击」。

主管上海公检法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对民兵小分队不支持，认为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重复。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王维国被牵连，之前他对文攻武卫的态度，被看作是反对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1974年，市公检法军管会撤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法院恢复。年底，上海市高级法院召开审判工作会议。会上，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周宏宝提出三种方式：第一种：需要逮捕判刑者，转公安机关审理益向法院起诉；第二种：民兵自己审理，不转公安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第三种：由民兵提出判刑意见，党委批准，法院办手续。周宏宝说：「目前三种方式都可以试行」。王少庸表态：「周宏宝是市革会分管公安、法院、民兵方面的领导，他的话代表市委，你们要认真执行。」²⁹³²以后，也实际是这样执行的。抓人权是社会治安的核心权力，周宏宝不肯放弃这个权力。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颁布，其中对抓人权限有明确的表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许多人包括民兵指挥部市和区指挥部的一些负责人，对民兵的抓人权限提出质疑。为此，王秀珍特地作解释：「最近，对民兵抓人有不同看法，你们不要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宪法只规定逮捕、拘留要有专政机关执行，没有讲冲击，冲击不等于逮捕、拘留。」²⁹³³徐景贤对此定性说：「什么叫专政机关？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是专政机关之一！」²⁹³⁴就这样，凭着将「抓人」改称「冲击」，直到文革结束，上海民兵始终有着抓人权。

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体」

「改造民兵」的又一项内容，是改造民兵的机构建制，扩大民兵的功能，增强民兵组织的独立性。内容之一是「三位一体」，即将基层单位原有的武装、消防、保卫，三个部门合为一个部门。这是王洪文在1970年提出的。他在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与厂党委成员谈话时提出，将民兵、治安保卫、消防三项工作，由一个部门管，三位一体。他要求在厂里先行试验。1973年9月28日，王洪文在毛泽东「大办民兵师」讲话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

公、检、法抓治保、消防，民兵指挥部抓民兵，这怎么行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这不好，民兵要把治保、消防负担起来，不要再另外组织了。²⁹³⁵

1971年3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上又说：

在单位里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如消防，如对四类分子的监管、平时保卫安全工作等，民兵都应该负责起来起作用。²⁹³⁶

武装部、保卫科和消防科，都是工厂科层的职能部门。²⁹³⁷武装部比较空闲，因为民兵训练只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日子，而不是常规工作。文革前，民兵除了业余军事训练，一般没有其他活动。在许多工厂，武装部的干部平时也协助保卫科做些工作。所以王洪文认为，保卫、消防和民兵，三个工作可以合并。他这几个工作都做过，他文革前就是工厂保卫科的干事，还是民兵连长。他说：「三位一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当过治保主任，也搞过消防，搞过民兵，当过保卫干部，我知道嘛。」²⁹³⁸王洪文提出三位一体，就是不但要工厂的民兵组织取代厂武装部，而且要民兵将工厂的保卫和消防工作也接过去。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民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民兵要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用意一样，显然也是为了让民兵有名正言顺的日常工作，从而成为工厂的正式职能部门。

三位一体首先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以及另外七个工厂试点。此外，还在郊县的嘉定、金山的一些农村生产大队也进行了试点。以后推广到全市。

对科室的精兵简政是文革的共识，1968年3月30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曾刊登毛泽东所提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要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因此。王洪文的这个提议，没有遇到大的反对。最初以王洪文自己工作过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为试点，之后推广到全市，全市98%的工厂、企事业单位都实行了「三位一体」。²⁹³⁹

关于「三位一体」办事机构的组织设置，党委、总支厂，一般设立武保组。武保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又是民兵的办事机构。为了顺利开展武保工作，武保组的主要领导由民兵团、营干部担任为宜，独立支部厂原则上不设武保组，民兵、治保、消防三项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由民兵连统一负责，分工专人抓。²⁹⁴⁰

1974年12月25日，公安部印发上棉十七厂党委关于实行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的两个材料的通知，要求全国学习。²⁹⁴¹合并后的部门称为「武装保卫组」，简称「武保组」(文革中砸烂科室，工厂所有的科改称「组」)，民兵负责人是武保组的当然负责人。武保组负责人的任免，必须通过区或市民兵指挥部的批准；而过去，厂武装部和消防科的负责人都是由工厂党委任命的。就这样，上海的民兵，在工厂外的社会上，以介入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代行公检法职权；在工厂内合并武装、保卫和消防科室，名正言顺地扩大工作职能。一个原来只是为备战而建立的、在和平时期没有日常工作的组织，就这样成为一个重要的职能科室。工作在接受所在单位党委、革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业务领导。

但王洪文还是不太放心，他希望通过中央，将三位一体巩固下来。1971年12月13日，在去北京工作前，王洪文到市指挥部做工作安排，并提出：「三位一体的试点经验还是要很好抓一下。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找几个单位继续试点……这不光是上海的问题，要报中央才能解决。」1973年7月，上海市革会将上海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以及三位一体的经验，写成报告《上海城市民兵的情况调查》和8个附件，报送中央。报告是由市委写作组修改定稿的，王洪文对报告很满意。报告中特地将三位一体作为搞好基层民兵工作的重要经验列上，理由是：

有利于加强党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²⁹⁴²

11月19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以1973年162号的文件号，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转发通知对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高度评价，要求各地向上海学习。²⁹⁴³据说，周恩来在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上，也要求各军区去上海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经验。²⁹⁴⁴

中央转发上海的这篇报告，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要上海抓住时机大力宣传，「扩大上海民兵在全国的影响」。²⁹⁴⁵上海方面立刻于当年12月24日组织召开全市民兵工作大会；1974年1月14日，又在杂技场进行歌唱民兵专场演出；还组织举办展览会、拍电影纪录片、写小说、出版书籍。²⁹⁴⁶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更是集中刊登了一大批关于上海民兵的文章。1975年，马天水又提出：「下面三位一体了，上面怎么办？」建议创造条件，将部分公安工作与民兵工作逐步合署。市民兵指挥部遂打算，将属于区公安分局的治保科和经文保科²⁹⁴⁷的大部分职能，以及公安局消防队的全部工作，全都并到民兵指挥部的作战组。市指挥部打算先在一个区进行试点。²⁹⁴⁸试点之前，施尚英先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意见，下面意见很大，质疑民兵权限与公安局职责关系，因为这些公安局的日常工作合并给民兵后，将完全架空警察职责，于是连试点都没有进行就停止了。

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二部合一」，就是警备区系统的区县武装部的某些职能，与民兵指挥部合并。文攻武卫组织取代民兵后，各区文攻武卫都归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而文革前，区县武装部的最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民兵管理和训练，还有征兵工作以及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征兵工作和安置复退军人的工作，每年都是季节性的，集中在一两个月。而由于民兵工作被市和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揽去，区武装部主要的日常工作没有了。虽然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里都派有武装部的干部，但这不是以区县武装部为主开展工作，而只是协助工作。武装部的民兵工作部门实际成为多余。此外，市内各区都设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但郊县不设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仍归各县武装部管。于是上海的民兵存在着两套体制。

王洪文提出精兵简政，将两套体系归于一统，警备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²⁹⁴⁹这是王洪文一直希望的。1971年12月13日，他去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布置工作时，说自己已经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商量过，将这两个部门合并起来再说，「首先是上面要合起来，上面合了，下面就好办了，合了有利条件多！」²⁹⁵⁰首先合并的是杨浦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名称仍为「上海市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但不再有「野营训练」的名称，接着，其他区也纷纷合并。

但是，上海警备区及其上级领导南京军区，始终不赞成保留文攻武卫指挥部。他们提出，市区的十个区已经有武装部，现在又有文攻武卫指挥部，形成两套系统。这样，光是在十个区便实际存在20个对民兵的指挥机构。

军队真正的意思是反对地方党政插手民兵指挥，核心就是要求解除上海地方党政对民兵的指挥权。1970年8月，解放军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工作座谈会。会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提出恢复武装部对民兵的领导，要求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还说，这件事，南京军区难讲话，上海警备区也很为难，希望中央表个态。对民兵指挥部的干部安排，廖容标提出三条建议：1.原来武装部来的，还回武装部；2.原来是专职武装干部，回厂仍当专职武装干部；3.不是专职武装干部的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廖的话说出军队干部想说的话，参加会议的上海警备区胡守富副司令员「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实际是非常赞成；主持会议的军委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对廖副司令的讲话非常欣赏，会后专门写成简报，发至各大军区和省军区。²⁹⁵¹

会后，廖容标来到上海，召开十区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国都是武装部，只有上海是民兵，不合形势。他提出，可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²⁹⁵²廖容目标「两块牌子」只是让挂民兵指挥部的牌子而已，是名义上的让步；实际就是只要武装部一套班子，恢复武装部抓民兵工作，撤销民兵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工人全都反对，撤销文攻武卫之事无法推行下去。

此外，各区野营训练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了，而市里这两个机构始终没有合并。直到1972年，在王洪文的一再要求下，野营训练指挥部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才开始筹备合并。但由于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反对，合并报告1972年2月打给南京军区，迟迟批不下来，拖了七个月。²⁹⁵³1972年9月10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终于合并，名称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区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相应更名为某某区民兵指挥部。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后，警备区不放弃对民兵领导的努力，仍然要求：「合并后，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日常工作由警备区负责」。²⁹⁵⁴为便于警备区对市指挥部的领导，警备区要求合并后的市民兵指挥部，按照警备区的建制，设置办事、政工、指挥、后勤共四个大组，直接与警备区相应的业务部门对口。市革会给市民兵指挥部的编制是110人，警备区派去50人。据合并后统计：上海警备区派的干部在市指挥部约占一半以上。在指挥部大组一级的11个正副组长中，除办事组组长和指挥组组长外，其余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在大组下属的11个小组中，组长也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各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也是军队干部。警备区认为：「这样，就从组织上较好地保证了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²⁹⁵⁵合并后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李彬山、胡守富、吴立义、夏琳、钟定栋、郑惠仪、阎波共7人组成，李彬山任组长，胡守富和吴立义任副组长。3个正副组长都是军人。所以，市指挥部的工人们马上感觉出，这是警备区对他们的夺权。他们反映说调整后「原来的地方干部一律降为副职」。所谓的「地方干部」，就是非军人的干部或工人。²⁹⁵⁶

事实上，警备区确实有趁合并，对领导成员进行调整的意图。警备区群工处副处长王国兴布置：「要把权抓过来；权要我们军队掌握」，「今后工作还是武装部抓的，现在就应该打好基础。」²⁹⁵⁷静安、虹口、长宁、徐汇、开北五个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地方干部」，合并后，这些「地方干部」都被调整降级为「三、四、五把手」。合并后的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共56人，警备区派去的军人35人，工人21人。但不管警备区怎样调整，对民兵指挥部而言，保持自己这个机构存在，不被解散，就是达到了目的。

1974年9月2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研究民兵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和民兵战斗骨干队伍的建设问题。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和王洪文要求学习上海的民兵经验，于是又延期三天，至25日结束。这个会议的《总参组训会议纪要》，国务院和军委10月30日以1974年104号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各地也建立民兵指挥部。²⁹⁵⁸全国各省市都来上海参观取经学习，包括八大军区也都派人来上海考察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在各省市纷纷建立。

但是，所有的民兵指挥部，都遇到那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成立后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是什么关系？本来由武装部管民兵，现在民兵自己成立指挥部，是否多此一举，是个多出来的机构？民兵指挥部与武装部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被领导与领导关系？还有，每年民兵训练所需的武器、弹药配备计划，过去都是军队编的，通过武装部下发，也由武装部管理；成立了民兵指挥部，这些事情由谁管理？等等。这是全国各地来上海取经学习时都必定提出的问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也专门到上海来调查。

王洪文于是又提出「四部合一」，即将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公室、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称为「四部合一」。这是继野营指挥部与文攻武卫指挥部合并后，民兵体系与部队有关部门的又一个合并，而且是最终落实民兵武装归谁领导的体制性合并。部队反映很大，反对者众多。后来马天水提出，「四部合一」涉及面多，精简不是主要目的，要从本质上考虑问题。还是先将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关键是武装部，把武装部并过来了，其他的好解决。马天水抓住了合并的本质：将武装部并到地方，民兵的指挥权也就能剥离出军队，转移到地方。这是核心，是民兵转为由地方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关键。

1975年7月，王洪文回上海。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提出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设想：

现在是否将武装部和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上面军事训练由警备区抓。不管怎么样，警备区也是市委一个军事部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民兵工作过去有缺点，军队管民兵，没有地方的同志参加，许多地方统不起来。搞一个区，一个县把武装部和指挥部统起来，试点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试点一下。把武装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员、征兵都可并过来，对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装部，可以叫指挥部。也可以搞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有利于精兵简政，统一指挥。可以先并起来，然后再精简，地方和军队搭配起来，军队多一些也可以，地方多一些也可以，但是有一点：班子不能大。……²⁹⁵⁹

王洪文要求「四个月内拿出材料来，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就危险。」王洪文明白，军队中的许多人不同意另设民兵指挥部，所以他在会上又透露：「现在有人骂我们是第二武装」，²⁹⁶⁰还说：

对民兵的组织形式争论是很大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编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去年的文件有人还在反，组织形式推翻了，任务也推翻了。²⁹⁶¹

王洪文要求马上就抓紧试点，「现在就试」，先在两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能够两个月到三个月搞出来就更好，然后给他送报告。王洪文说：「赶快试点搞出材料，总结经验，报告主席，什么人也不好说了。」²⁹⁶²「我报主席，主席批了，谁也不敢反。」王洪文希望借毛泽东的威望推行自己的这个设想。毛泽东的意志就是法律，只要毛泽东批示，上海的民兵指挥部就有了坚实的合法存在依据，不必再担心与武装部的关系问题，然后从上海推向全国。王洪文的这个信心来自毛泽东对上海民兵的关心：

反正我知道主席对上海文攻武卫是肯定的。主席多次问「你们文攻武卫还在吗？」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主席讲「好啊，上海有文攻武卫嘛！」主席讲不在名称在内容实质名称叫什么都可以，叫武装小组，武装部，指挥部都可以。²⁹⁶³

市民兵指挥部即于10月9日给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在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试行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二部合一」。市委同意。10月13日上午，李彬山和施尚英到杨浦区和卢湾区，钟定栋去上海县，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并说：

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²⁹⁶⁴

这确实是个方向性问题，因为涉及民兵究竟由地方管还是由军队管。如果武装部合并到地方，那么军队对民兵的指挥权和约束力将大大缩小，民兵将成为地方武装。这是个涉及军队对民间武装力量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动。王洪文深知军队不会同意，他知道有人说他搞第二武装。所以在进行合并试点时，他没有报中央，也不让报南京军区，想悄悄先在上海试点，做成一二个试点后，让毛泽东圈阅后推向全国。「毛主席圈阅了，别人就不会反对了」。

但是，从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开始，合并就非常不顺利，军队方面一片反对声。首先涉及的是体制问题。武装部是军队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取消武装部，首先必须得到军方同意。其次，取消武装部，涉及全国各地武装部的去向，上海取消，全国怎么办？再次，涉及工作职责问题，民兵工作从武装部划给民兵指挥部，为了什么？精简？指挥权？第三，涉及干部编制问题，合并后的原武装部干部，仍然保持现役军人身份，还是转成地方干部？如果转成地方干部，那么就与军队没有关系了；可是这样一来，军队对民兵的领导又怎样体现？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还是民兵归谁领导。第四，王洪文还想将公安部门的社会治安也划过来，民兵集治安、征兵、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等工作于一身，这不只涉及军队的建制，还涉及公安部门的建制，不是王洪文一人有权解决的，更不是上海警备区或上海市委有权决定的。²⁹⁶⁵警备区反对合并最有利的依据，是6月24日至7月16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武装部要做好民兵工作。这实际体现军委的态度：由军队武装部负责管理民兵。

即使作为试点的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也遭到这些地方的军队武装部人员抵制。1975年10月13日，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带着试点调查组，去杨浦和卢湾两个区办学习班，10月15日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钟定栋带人去上海县。但他们都遭到抵制。武装部的军人提出：武装部编制是中央军委定的，地方无权取消；这么大的事情，上级军事单位为什么不派人来？既然没有派人，那么有没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²⁹⁶⁶就这样，「二部合一」困难重重，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进行不下去。²⁹⁶⁷

警备区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

从最初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开始，南京军区与上海警备区就始终不赞成不支持。据钟定栋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一封信中说：

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当时警备区的廖政国是不支持这支队伍的。

在文攻武卫建立时，这支队伍很需要部队支持和帮助，市革会明确指出要警备区抓，但警备区态度暧昧，迟迟不抓。后来虽派了一些军队同志来，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宣传队」，当当参谋，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是不受市革会统一领导和安排的，说走就走，调动频繁。不管工作怎样紧张、重要，警备区一个命令，经常全部撤走回去学习一、二个星期，对工作影响很大。警备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这一指示，情绪很抵触。²⁹⁶⁸

警备区对参与文攻武卫的工作很冷淡，保持距离，显示了他们对这个机构的不认同和不赞成。1967年9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成立阶段，市革会要求市区基层工厂的武装部停止民兵工作，取消了657个工厂的武装部，涉及822名专职武装干部。²⁹⁶⁹这些基层的武装干部，虽然人事编制都在工厂，但业务工作都是由警备区领导的，而且工资也是由警备区从国防经费开支支付。为了稳定这些原武装干部的思想，警备区为他们办学习班；而且到1969年2月，在向现役军人的区县武装干部发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的同时，也仍然向他们发放，连没有被三结合进基层厂革委会的原武装干部也照样发放，但是不发放给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这实际是继续承认原有的民兵体系，不承认市革会关于停止上海民兵活动的决定。这让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人很恼火。

警备区不止在干部的安排上制约民兵指挥部，而且对民兵指挥部的存在始终不赞成。张春桥要求对郊区民兵体制在一个公社作试点，当时的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拖着不办，没有下文，王洪文对此很不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组织人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其中由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写的大字报，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民兵问题，指责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对民兵工作不支持。

而几乎在给警备区送大字报的同时，上海市委还针对上海警备区，布置市民兵指挥部进行了一次秘密备战。那是在1974年3月，王秀珍秘密去北京——

王、张、姚接见我时，张春桥说：你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阶级斗争动向，王少庸与许(指许世友)的关系很深，王会给许通情况的，你们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把你们抓起来，要加强保卫工作。姚文元说：你们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要加强要害部门的保卫，报社、电台、自来水、煤气、机场、大饭店等，林彪、王维国搞政变时，就抓这些要害部门。(二月份，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他说：要在批林批孔中，民兵要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保卫，要加强战备等)²⁹⁷⁰

王秀珍回上海后，向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传达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些话。3月20日左右，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周宏宝向市委电话报告说，警备区最近有许多辆摩托车在淮海路、常熟路一带巡逻，是新动向，情况反常，从来没有过。马天水和王秀珍看到电话记录后，将周宏宝和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叫去康办学习室。王秀珍在询问民兵指挥部值夜班情况后，要求：只是指挥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值夜班不行，要有民兵值班，加强战备。民兵指挥部的另一个负责人钟定栋后来回忆，周宏宝回指挥部，即传违了王秀珍的指示。

要指挥部搞一个加强对康平路、机场、电台等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范围越小越好。当时，我也没有告诉作战组的同志。周要求选择一些在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有战斗力的单位。我是积极紧跟的，根据这些意图亲自做了方案，并布置了长宁、杨浦、徐汇、静安等区指挥部选择了十多个单位，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周宏宝和我还撇开了区，直接到了一些厂去检查，搞得非常神秘，非常紧张，有的厂结果子弹都放在弹夹里，区里对此也很有意见。我们对(警备区)胡副司令、夏副主任根本不信任，他们是领导成员，但这个方案根本没有送他们看，周就直接带到了市委。王秀珍在这个方案上还做了批示：「拟同意，要抓紧落实」。²⁹⁷¹

王秀珍所批的方案，就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在这个方案中，市民兵指挥部组织了上面所提及的四个区指挥部下的民兵团、港务局和上钢三厂两个民兵直属师，共十多个单位1万民兵的战备队伍，配备四管机枪10挺，重机枪79挺，步枪、冲锋枪等6000余枝。还组织由120个民兵、配备54辆摩托车的战备机动小分队，昼夜值班待命。为了「保护市委领导」，市指挥部还赶紧将正在野营拉练的约200名民兵调回市区，同时又抽调杨浦区4805厂的一个连约200名民兵，组成两支持枪荷弹的机动队伍，分别驻扎在外滩市革会办公大楼以及康平路办公大院附近，每夜在周边马路上巡逻。²⁹⁷²这次战备持续三个多月。王秀珍和钟定栋后来都承认：「矛头对准警备区和南京军区」，「完全是提防警备区，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²⁹⁷³

不过，警备区和南京军区虽然对另立民兵指挥系统不赞成，但对于上海的民兵训练还是指导与配合的。加上警备区具体负责民兵工作的是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与上海市革会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他与民兵指挥部的关系也就比较融洽，民兵指挥部与在指挥部工作的军人们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市民兵指挥部曾经组织过几次大型的军事实战训练或演习，都是和军队一起举行的。这些军事演习有：1974年的抗登陆演习，以苏联为假想敌。在南汇县海岸，选择了一处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登陆地点，以一个民兵营，一个警备区的连队组织演习。1975年秋，以部队为主，南京军区出动了装甲兵的轻型坦克和空军的轰炸机，民兵出动了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连；上面飞机扔炸弹，民兵在黄浦江上架桥，坦克过江，民兵高炮掩护。这样的部队与民兵合作的军事演习，据说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当时还拍了纪录片。王洪文1975年回上海时告诉说；毛主席看了上海这个军队和民兵联合演习的纪录片很高兴。²⁹⁷⁴还有每年都组织的高炮实弹射击，也都是在南京军区的批准下进行的。有一年，上海所有的民兵高炮共一千多门，全部拉去训练场地，经过打浦桥隧道时，道路全部封锁。以至上海一些老百姓传说要打仗了。

上海民兵的军事训练，所有武器弹药，都是部队提供下发的。每年训练，都是由中央军委总参，制定全国民兵训练计划，下达到各大军区，再由各大军区下达省军区，上海是下达到警备区，由警备区布置给民兵指挥部。这是军队最后的防线。上海民兵受到的最大制约，是武器的发放，始终掌握在军队手里。

到1976年，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共辖有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1.87万个连，约300万人。不仅有步兵，而且还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讯、工程等专业兵种；拥有各种枪械20.6万件，火炮1900余门，火箭筒2600枚，各种车辆500百余辆，以及耗资一百多万元建造起来的「上海民兵101舰」。²⁹⁷⁵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武装力量。

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

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所以可以说，王洪文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是非常熟悉的。纵观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核心就是尽量减少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权，把民兵改造成工人的武装队伍，地方的武装力量。1975年9月18日上海民兵工作座谈会上，王洪文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个队伍拉出来！」²⁹⁷⁶9月18日，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在听取汇报后说：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楚，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做好工作，要创造些好的经验，从理论上、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²⁹⁷⁷

从一开始成立文攻武卫，王洪文就始终想在上海做出点成绩，作为自己的特长和特色。更重要的是，军队和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让他一直存在着危机感。所以他抓民兵，也是希望自己手里有支能够抗衡军队的武装力量。他一再强调，上海民兵对外要反对侵略，对内要反复辟。他还说：要抓好民兵两条路线斗争，还要对民兵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民兵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²⁹⁷⁸这是王洪文的「实践上能站得住脚」。

王洪文的「理论上站得住脚」，显然来自马列著作。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倡读马列的书，其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本书中，马克思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本书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两本书，在萧木等市委写作组成员的辅导下，王洪文都认真读过。王洪文去中央后，又要萧木辅导，特地学习了列宁的《军队和革命》，²⁹⁷⁹这是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王洪文认真学习这些文章，显然是希望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他民兵思想的理论资源和政策依据。1975年10月13日，李彬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二部合一」指示时，也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武装，显然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王洪文对军队始终不放心。1975年9月18日，上海召开民兵工作座谈会，会散后，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回答后，王洪文又问，武器在哪个仓库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他多次对上海市革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交代，要尽快武装上海民兵，抓紧制造民兵武器，「自己武装自己」。于是，上海方面自1974年以后，

在国家拨给的民兵武装计划经费外，又私自动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据统计，1974年擅自增加了718万元；1975年又擅自增加了515万元；今年(1976年—笔者注)他们更是变本加历，竟高达2050万元。……

他们私设生产武器的工厂和车间。1974年前，王洪文等就在一个工厂搞了一个专门车间，试验生产半自动步枪。以后王洪文亲自窜到这个工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决定正式投产，每年生产5000枝。1974年以来共生产了15000枝步枪。王洪文、马天水还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又私自安排另一个厂每年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万枝，1974年以来共私制了3万枝。……

他们私购军事生产超产的枪支。1974年底有5个工厂超产了步枪1462枝，枪弹392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从地方经费中拿出183万元，私自买了下来。²⁹⁸⁰

这样准备武器，显然是为了打仗。王洪文学着毛泽东的话说：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他也多次对市革会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以及民兵指挥部负责人，谈打巷战的问题。四次人大期间，王洪文把马天水和王秀珍、金祖敏等人专门叫去，特地要他们看一部关于打巷战的美国电影。王洪文对马天水他们说，给你们看看，今后上海如打仗，就这样打，上海楼房多，在里面都可以打。²⁹⁸¹打巷战，显然不是对付外敌。

王洪文的担忧，是文革派共同的担忧。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最高潮的那一天，张春桥始终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事后张春桥对人说，当时他想：「假如军队把枪口都调过来那怎么办？」²⁹⁸²

王洪文曾有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的打算，并打算自己担任总指挥。1973年8月下旬，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9月即对王秀珍说：「上海民兵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我是信得过的，光有下面指挥部不行，上面有人抓才行。我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1974年5月底，王洪文又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全国准备建立民兵总指挥部。如果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准备调周宏宝到全国民兵总指挥部工作，你们可做好思想准备。」²⁹⁸³但是此事后来再不见下文。这应该是军队反对和抵制的结果。

小结

民兵，是上海文革与外地文革的又一显著差别。由于王洪文对上海民兵的掌控，这一差别显得更为突出。

文革高举巴黎公社的大旗。巴黎公社是毛泽东的情结，他在文革中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经验之一，就是砸碎国家机器包括常备军，以工人武装取代常备军。1971年3月18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强调：「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王洪文要求民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他的理论就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论述。这是他在上海扩张工人武装的依据。

但是王洪文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辅助和延伸，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动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文革中全国民兵扩张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也即准备可能与苏联的战争。这个协助国家正规军的任务，是中国民兵的传统。

而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在理念上与中国民兵完全不同。它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仅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更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是西方古代城邦和公社的公民兵精神和公民兵制度的再现。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文化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是高于一切的。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从王洪文一系列讲话来看，将民兵作为抵抗反文革势力的地方武装，应该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事实上，文革结束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总工会也确实曾经希望以民兵反抗中央政府。

即使王洪文大力发展上海民兵，他也无法对抗国家。所以他十分矛盾，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资源，使这支武装名正言顺；但在实践中，又还是只能将民兵建设成政府的辅佐力量。他给民兵找各种任务，甚至从公安那里挖来一些日常工作。王洪文看到和平时期民兵组织的空洞化，这是由于民兵任务的空洞化造成。因为没有战争，民兵最本质的军事行动便没有了用武之地。王洪文提倡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他要让民兵有事可干，凸现民兵存在的必要性，让和平时期没事可做的民兵有扩张和强化的合法依据。

但是，合并后的民兵指挥部归谁领导始终是要害问题。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市一级又多出个市民兵指挥部，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必须通过市民兵指挥部。虽然警备区也派军人参加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但那只是「参加」，而不是如文革前那样的单独指挥权。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武装部。文革中市、区雨级民兵指挥部的建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这个随时可以脱离军队的独立指挥系统，是文革中的上海民兵不同于文革前民兵的最本质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被认为是一支「第二武装」。这样的军队无法完全掌控的地方武装，有悖于中国民兵是军队辅助力量的一贯传统，自然引起军队的警惕和反对。

民兵的社会治安功能，在文革中被特别强调，到达顶点，包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这也是因为当时警察的不发达。军队对外，警察对内。文革前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很少发生，所以那时中国的警察建制，始终只停留在维持交通秩序和一般社会治安的水平上。到文革时期，各种武斗和骚乱多了，但可以动用军队处理对付。1972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解放军支左，军队逐步撤出地方，地方于是没有了可以随机调动的治安队伍。由于没有武装警察，发生突发事件时，普通警察的人手和装备远远不够，所以客观上也需要一支机动队伍。民兵是较好的替代：人数众多，一旦有情况可以及时拉出队伍；业余行动，所需经费由出人的工厂承担。上海文革时期的治安，民兵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样的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让那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普通工人，承担常规的社会治安，必然会产生执法过度、暴力执法等现象。

第四十章：毛泽东逝世，最后的捍卫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1月15日，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但未出席。

3月下旬，离中国传统纪念逝者的清明节还有半个多月，北京民众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周恩来生前的务实，使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激政策的旗帜。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二百万。广场上人山花海，激动的朗诵、慷慨的演说，锋芒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泽东命名的「四人帮」。这就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以及国务院代总理，另一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旋即以电台广播向全国公布，并宣布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代表和黑后台」。

与北京燕地壮士对照，上海相对平静多了。虽然民众私下议论不少，但群体性的行动不多。马天水两次打电话询问王洪文，说群众要求设灵堂、送花圈、鸣汽笛。王洪文第一次说按治丧委员会规定办，第二次回答说：你不要再问了，毛主席已经圈阅，一定要严格遵守。市委于是要求不要用党委会或革委会的名义送花圈和写艳联，而且不要把花圈送到市委机关。²⁹⁸⁴1月15日上午9点15分，黄浦江上一艘或几艘船只拉响了汽笛，接着上百艘船跟着拉响汽笛。整个外滩被汽笛声笼罩，整整37分钟，都是既无事先布置也无串联的同步行动。当天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海黄浦江上再次响起汽笛声。人群从外滩沿江各个大楼涌出，汇集成浩荡的哀悼队伍，十几个人一列纵队，抬着花圈和周恩来遗像，从海关大楼直排到南京东路，转弯到江西中路，新的队伍不断加入，串流不息，直到深夜，但所有的队伍都沉默而肃静无声。面对人山人海的悼念队伍，市委允许将花圈送进外滩的市革会办公大楼大厅。比起北京人的激烈，上海人表现的是沉默。

另一件引发效应的事件是个体行动，4月5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恩来的行为遭到镇压，大批人员被抓；4月7日，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被中共中央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而就在第二天8日的清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上空升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八个大字，还缝着周恩来遗像。升旗者是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工人黄水生，这是对当局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行为的无声抗议。黄水生知道自己会被抓，将旗子在广场中心的一个旗杆升上去后，他就站在原地，等着人来抓他。闻讯赶去的民兵将他拷上手铐。以后他被投入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2月16日；方被释放。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都说自己爱戴周恩来，甚至说自己很想去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王秀珍还曾特地打电话向王洪文要求过。²⁹⁸⁵但上海市民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文革的反感，他们也是心知肚明。3月5日，正是纪念毛泽东为学雷锋题词的日子，《文汇报》在发表新华总社电讯稿时，删掉了周恩来为雷锋同志的题词，激起上海市民的质问。接着，3月25日，《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句，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电话打进《文汇报》社，质问是否影射周恩来。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周恩来刚逝世的敏感时期，报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引起猜测。文革后曾对这两件事追查，没有结果；《文汇报》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差错，但当时被解读为有意的影射。这反映了上海市民对以马、徐、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憎恶。

天安门事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民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公开表达，更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政府运动，震撼了全国和全世界，令毛泽东和文革派担忧。北京出动民兵镇压天安门事件刚结束，王洪文就打电话要求上海加强战备，指示布置公安和民兵，联合制定「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上海民兵有战斗力，北京的民兵是豆腐，一点用也没有，到了现场都拉不上去。王洪文总结说：北京的工厂大多数在郊区，许多工厂虽然有民兵，但车辆不够，队伍不能及时拉出来。王洪文因此要王秀珍与市民兵指挥部的人结合上海情况，总结当年砸联司的经験，要做到人、车、长矛配套，一有情况，队伍要及时拉得出来。王秀珍在传达时，强调要及时发现情况，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说北京就是事发的最初几天没下决心，搞得问题越来越大。

市民兵指挥部即与市公安局一起，制定了代号为「反击」的三个预案。内容主要是：如果发生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立即对上海的重要目标电台、电视台、电厂、自来水厂、机场、码头、火车站、政府机关大楼等施行保护；公安和民兵迅速集中人员扑灭事端。为此还准备公安和民兵联合预演。但后来因为上海形势稳定，所以预案没有实施。²⁹⁸⁶

毛泽东逝世引发上海对局势的担忧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警示，让文革派深感孤立和危机。王秀珍不由得感叹：文化革命搞到现在，怎么还是这几个人。

8月8日晚上8点左右，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一起去看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毛泽东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调广州军区，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被调南京军区。丁盛这次是去视察舟山群岛以及大、小洋山岛的。大、小洋山岛在长江口外，离上海不远，岛上的军事由南京军区所属上海警备区管辖。视察后，丁盛一行从吴淞口登岸，下榻在军队所属的延安饭店。马天水等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约去看他。据王秀珍后来回忆：丁盛当时对他们说：

许世友在广州说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后，是他搞我的家属、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属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拉一批人请客吃饭，我在南京很孤立。我从广州来南京没带人来，我是襟怀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杀头的。²⁹⁸⁷

丁盛说，这次军区开会，通知60军，但军长、政委都不来开会。60军政委是许世友的前任秘书，军长张明也是紧跟许司令的。他们听许司令的，不听我的。丁还解释说，60军驻防地就是从南京到苏州。²⁹⁸⁸丁盛这些话，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来，是对他们的提醒：离上海最近的驻军听许世友不听他丁盛的。王秀珍后来回忆，她听了这席话后的感觉，是心里很紧张，汗毛凛凛：

我想一个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指挥不动一个军，他很孤立，搞他是很容易的。我又听了丁盛说他不怕杀头，我想一个司令员都要杀头，那我们也要杀头了。所以听了丁盛的话，我感到汗毛竖竖，心里很紧张。以后，我将此事告诉了施尚英，要他心中有数。²⁹⁸⁹

在王秀珍他们探望丁盛之前，6月2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上报市委《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这是一个例行报告。²⁹⁹⁰但是，1976年上海民兵的武器发放，晚了许多时候。本来，在1976年一季度，总后勤部的预算总量武器已经陆续到警备区武器库。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按常规向上海市委分管民兵工作的王秀珍请示，要求下发。但王秀珍说：现在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武器发放慢一慢。拖到六月下旬，施尚英又一次向王秀珍提出武器下发之事，王秀珍要求他们按惯常手续，先向市委打个报告。6月28日，市民兵指挥部即向市委打了报告。7月3日，马天水打电话问施尚英，为什么报告上全自动武器不下发？施答这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批的意见。事实上，这是市民兵指挥部的意见。因为全自动步枪发一次是一百发子弹，半自动是五十发子弹，市民兵指挥部讨论时，觉得用全自动步枪训练太浪费子弹，提出暂不下发。参加讨论的李彬山同意。马天水意见，全自动武器还是全部发下去。但是，一个月过去，发放武器的报告没有批下来。8月10日，施尚英去康办开会，询问报告为何没批？马天水说：我早就批了，并将办文的干部找来。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对上海在苏北的大丰农场是否也要发枪有异议，所以没有将马天水的批文转民兵指挥部。马天水大发雷霆，指示说大丰农场单独处理。他随即在原来批过的报告上，又写上「立即发」，对施尚英说：你们明天就发。于是，市民兵指挥部于8月11日，开会布置发武器，到8月底，七万多件武器全部从仓库领出，到9月10日，大部发到基层。²⁹⁹¹

马天水为什么那么急地要发枪？文革后他自己在交代中说，是怕毛泽东逝世后打内战：「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主席病重后，我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也曾议论过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势万一发生丙战和闹乱子，手里有点力量。」²⁹⁹²而丁盛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文革结束后，对他审查的办案人员要他承认：因为他8月8日那天晚上，在延安饭店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讲了那番话，马天水他们才去检查枪发下去没有，急着要发枪。²⁹⁹³丁盛不承认自己曾经讲过那番话。但不管发放武器是否与丁盛的话有无关系，对毛泽东病重病危的担忧，尤其对毛泽东逝世后可能的形势变化的担忧，不能不说是马天水急着发枪的原因之一。本来，上海的发枪是个每年例行的民兵行动，但因故拖延了，从年初拖到到8月才实施。这时毛泽东已经病危，又加上马天水批示「立即发」。于是上海的发枪，与毛泽东逝世，在时间上几乎重合。这不能不引起军队的警觉。

而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8日，一颗巨大的陨星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带着火球穿过地球的大气层，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爆炸，大量碎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一带，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沿原来的飞行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的三个地方。民间传说：这样大的陨石跌落在中国，是预兆着中国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的离世。当时，周恩来已经于二个月前的1月8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接着，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连北京都能感觉到严重震感。终于，彷佛是应验着天人感应的陨石传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逝世，市民兵指挥部继续根据原来的工作预算，又下发了六万余发子弹和一万五千万发炮弹。到9月中旬，毛泽东逝世前便定下的武器发放，基本完成。

9月21日，在北京参加卫生部会议的徐景贤，去钓鱼台张春桥住所看望张春桥。谈话中，张春桥悲观地表示自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早就准备杀头了」。²⁹⁹⁴徐景贤后来回忆：

那天，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我说在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王秀珍已要机关党委转告各方面不要议论了。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

张春桥说到谨慎小心以后，把话题一转，他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他很恼火地紧接着说：「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指『四人帮』)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

张春桥还当我的面对上海工作发指示，说什么要引导群众，要有信心，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等等。

张春桥当时还对我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²⁹⁹⁵

我向他当面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我们「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春桥很注意地听，完全是默许和支持的。²⁹⁹⁶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験，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²⁹⁹⁷

对毛泽东逝世，张春桥心中是哀痛的，这种哀痛，是对毛泽东的感情，也是对自己命运的预感。这种心情和预感，张春桥曾经对萧木也有所表露。在徐景贤去看张春桥前几天的9月18日；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那天，萧木也参加了大会。他从钓鱼台步行去追悼大会现场的天安门广场，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萧木步行，是为了收集民众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为自己写小说积累资料。追悼大会结束后，回到住处，萧木便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萧木去他的住处。张春桥平时与别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说话的人不多。他将萧木叫去，看来有很多话想找人聊聊。萧木讲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见闻，说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并担忧中国的未来。萧木讲述时，张春桥不时地插些话。张春桥并没有要求萧木向上海传达他的这些谈话，但事后，萧木将这次谈话回忆整理，寄给了朱永嘉：

朱、王、王、陈、顾、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垮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我们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同志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他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渡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²⁹⁹⁸

萧木后来解释他最后的那两句话「小人苦哉」，是因为张春桥并没有让他转达这些话，他怕张春桥知道后责怪，所以他要朱永嘉看后即销毁；「大人苦哉」是担心如果自己对张春桥的这些话回忆或理解有误，会给张春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²⁹⁹⁹9月27日，萧木准备回上海探望病重的妻子，临行前向张春桥告别。张春桥和他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很零散，许多是关于写作方面的。因为萧木回上海的另一个目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想完成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张春桥自己过去也曾写过文艺作品，两人在这方面很有共同语言，聊了很长时间。当然，也议论局势。³⁰⁰⁰张春桥说：

以前看文件，主席在，就看一遍，比较马虎。现在主席不在，不得不多看几遍。

我讲到生产问题时，张说：1967年工厂停产，经济是个问题，明年春天要有反映，上海工作要做得好一点。上海还没有经过大的考验，林彪要搞上海没有搞成，邓小平也没有搞成。上海要经得起考验，要多做工作，不要出头。³⁰⁰¹

张春桥与萧木的两次谈话，全是两个人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张春桥都没有要求萧木向徐景贤等人传达。但是前一个谈话，萧木整理后寄给了朱永嘉；这个谈话，萧木回上海后，应徐景贤要求「吹吹中央小道消息」，也向徐景贤转述了。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上海没有接受大的考验」，被解读为张春桥布置上海准备对抗。³⁰⁰²不过，张春桥的这个预感确实是先验的。这个预感，将在不几天后被印证。

马天水被叫去北京

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提供了转轨的契机。在忧虑和期待背后，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行动正在紧张秘密地进行。终于，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与党内元老叶剣英等共同连手政变，10月6日，抓捕了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毛泽东逝世的日子，正是上海民兵下发武器的最后几天。文革势力最强大的上海，在这个敏感时期发放武器，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警觉。上海成为必须首先应对的城市。

四人帮被抓后的第二天，10月7日至10月14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便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分期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通报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四个省市，以及南京、武汉、济南三个军区的负责人，第一批被通知去北京，参加10月7日的打招呼会议。10月7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马天水感到突然，问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你来了就知道了。中央办公厅还直接通知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过去中央开会，张春桥或王洪文或姚文元都会事先打个招呼，这次却没有任何电话打来。而且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见到张春桥和王洪文两人时，都说近期中央没有什么会议安排；9月28日萧木回上海时，也说没有会议安排。马天水当即打电话去北京，想找张春桥、王洪文或姚文元问询，但电话始终打不通。王秀珍又打电话找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也打不通。徐景贤、王秀珍等心生疑宝。马天水上飞机前，他们要随行的马天水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向三位首长问好」，并按惯例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回来。

但是，马天水走后就没了音信，一直到晚上9点，房佐庭的报平安电话始终没来。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厚。王秀珍打电话去公安部祝家耀处。祝家耀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1973年成为公安部领导核心小组成员。王秀珍问他是否看到张、王、姚，祝答说前几天还看到，可能因地震搬家了。王秀珍又将金祖敏在上海的秘书缪文金找来，让他打电话找马天水。缪通过北京熟人，在京西宾馆找到房佐庭。房说，马老正感冒，在洗澡。王秀珍又去张春桥妻子文静家。文静告诉她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今天去北京，但给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从7日晚上到8日上午，始终打不通。王秀珍告诉她，他们向北京打电话也不通。³⁰⁰³与此同时，徐景贤也在到处打电话，晚上11点，终于找到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于文革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也是上海出去的。于会咏告诉徐景贤，他忽然接到通知，原定10月8日由他带队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暂不出国了。徐景贤心中更紧张了，觉得一定出了大事，因为毛泽东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是按原计划出国的。半夜以后，徐景贤找到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刘回答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不过她又说，《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³⁰⁰⁴

找不到张、王、姚，又听文静也说找不到张春桥，王秀珍和徐景贤心里更着急。于是将市委常委、市革会副主任王少庸和冯国柱，市委常委张敬标，找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还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修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以及萧木也都叫来，廖祖康是回上海结婚的，刚举行婚礼，还在蜜月中。王秀珍和徐景贤让他们分头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向北京打电话：8341部队值班室、姚文元的妻子、秘书，甚至王洪文的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等。但是都打不通。廖祖康当即判断：「情况反常」。徐景贤给在北京的《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总算打通。但鲁瑛没讲二、三句话就急忙挂断电话。最后，还是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与房佐庭通上了话。房佐庭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廖祖康抢过电话问是谁去接他们的飞机？房答穿军装的人接的，电话挂断。徐景贤再打电话过去，说有重要事情汇报，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但马天水还是不接。马天水此时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刚回来，情绪十分低落，不愿接电话。十年文革阴霾终于驱散，所有到会者都非常兴奋，表态拥护对四人帮的拘留。只有马天水「思想不通」，「像被打了一闷棍」。回到住处一夜没睡，第二天上书中央说「感到材料不足，为什么这样突然袭击？也怀疑过是不是宫廷政变」。³⁰⁰⁵

徐景贤问马天水究竟在不在，房佐庭说马老身体不好，在洗澡，又说了句「我的老胃病犯了」。放下电话，徐景贤赶紧向旁边人核实，都说房没有胃病史。³⁰⁰⁶正在此时，上海市委又收到中央军委给上海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的抄报：

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点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

大家读了军委的电话记录后议论纷纷。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军委曾经布置进入一级战备。这个一级战备前几天刚取消，怎么又要加强战备了，而且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内遣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而且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大家猜测说，「老胃病复发」，是不是指老帅或某些军区的负责人动手了。肯定出事了。已经是10月8日，与北京的联系渠道全部切断，没有任何消息，上海市委这边一片焦急。王秀珍将金祖敏秘书缪文金叫来，要他马上随下午宋庆龄副委员长的专机到北京去摸清情况，约定最严重情况的暗号为「心肌梗死」。

10月8日整整一天，康平路大院气氛紧张。下午2时，警备区的李彬山和张宜爱被叫到康平路开紧急会议。徐景贤、王秀珍向他们打听和马天水一起去北京开会的周纯麟是否有消息来，他们表示不知道。对军委的备战通知，他们也没有说出什么看法。王少庸问警备区能调动多少人，张宜爱答，警备区只有调动一个连的权限，一个营以上都要经过上级批准。³⁰⁰⁷

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冯国柱，召集市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和钟定栋，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成虎，在市委小礼堂开会。徐景贤告诉大家：情况很不正常，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天水去北京后也被软禁了。施尚英汇报了自9月23日以来备战的民兵数字：第一批2500人和100辆摩托车，第二批约一万余人。王少庸详细询问了民兵是否按120人一个连建制编，武器弹药下发和仓库在哪里，是否能领取出来，施尚英一一作了汇报。王秀珍要公安和民兵抓紧落实战备，施尚英问以什么理由向下布置战备。王秀珍便将军委的战备通知覆述了一遍。施尚英又问此次战备由谁负责，王少庸说，马老不在，就由徐景贤负责，还有王秀珍。临走，王秀珍要施尚英和钟定栋立即找警备区的李彬山商量研究。³⁰⁰⁸两人即按王秀珍要求，去警备区的浦东大楼找李彬山商量。李彬山正忙着，让他们晚上9点后去。施尚英和钟定栋回到市民兵指挥部，通知指挥部的作战组长章金根、后勤组长张福男马上下基层检查战备值班以及枪弹是否落实。³⁰⁰⁹事实上，市民兵指挥部的人，此时根本不知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部署战备，还以为就是执行军委给上海警备区作战处的那个战备电话通知。

8日下午4时，徐景贤召开新闻媒体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徐景贤向大家通报了他们所感觉到的反常现象，说中央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他又特地讲述了1968年苏联占领捷克时，捷克的一个电台台长拒绝广播苏联的文稿，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书。徐景贤要求，媒体发表东西，都要告诉市委。8日下午5点，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会常委包括列席常委在内的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打招呼。会议没有通知同是市委常委的杨富珍，她不在上海；没有通知的还有空四军政委武占魁和东海舰队副政委康庄。

8日晚上7时半左右，徐景贤在剧场接到文化部负责人刘庆棠来电，说他们给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打通了电话，是一个服务员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徐景贤马上赶回康平路学习室，告诉大家。但廖祖康不相信，益马上打电话到钓鱼台核实，接电话的说那个服务员今天根本没有来过。廖祖康判断，刚才文化部打通的电话是假的。他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电话号码告诉刘庆棠，让他再打。果然不久刘庆棠回电说全都打不通。³⁰¹⁰

差不多同一时间，已经到达北京的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打来电话给上海市委警卫处的康宁一，说「我娘心肌梗死」，说完就挂断电话。「我娘心肌梗死」是缪文金临走时，王秀珍和他定的最严重情况的暗号。众人都惊呆了。再继续向北京各方打电话，终于康宁一在晚上9点左右，接通公安部的祝家耀。祝说缪文金7点钟的那个电话，就是在他那里打的，缪文金到京西宾馆去过，看样子是「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好动了」。康宁一又打电话，总算找到缪文金，缪说「现在情况不明，还在诊断中，待诊断明确之后再告诉你们」。³⁰¹¹终于，到晚上10点，文化部刘庆棠又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

整整两天的忐忑恐慌、猜测打探，现在都证实了。这时，在场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萧木、廖祖康等人，累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严峻的事实：他们过去经常议论的情况终于发生。徐景贤后来说自己当时马上想起几天前，萧木说的张春桥的那段话「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³⁰¹²「我还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³⁰¹³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平时话不多的朱永嘉，这时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这次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这几个人反党。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样。」³⁰¹⁴朱永嘉出语惊人，没人敢回应，一片沉默。之前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民兵的战备部署，还是以落实中央军委的电话战备通知为理由；而朱永嘉的这个建议，则是直截了当明确提出：拉出民兵，举行起义，对抗中央发生的政变。朱永嘉过去除了组织写作组，为市民兵指挥部写过那篇《上海城市民兵的情况调查》，与民兵并无往来，此时却是他第一个想到民兵的作用。

几个市委书记纷纷准备行动：王秀珍提出她要和市民兵指挥部打招呼，民兵工作是她分管的。王少庸提出要和公安局打招呼，政法系统是他分管的。分管宣传系统的徐景贤，提出去和广播电台及报社负责新闻的人打招呼。大家又议论说应该撤出康平路大院，将人员分散在两个地方，以免被一网打尽。廖祖康则建议，将上海警备区的张宜爱、李彬山和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也叫来一起准备，紧急时他们可以调动队伍。冯国柱建议再加一个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因为杨熟悉作战。廖祖康又建议将总工会的老造反也叫来。朱永嘉赞成：「这样好，可以发动工人，到时候组织群众上街游行」。³⁰¹⁵于是，决定将人员分作两处，由徐景贤开列名单：

由我执笔开了两个名单，分两个点：

一号点，设在一个招待所，有徐景贤、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部队的雨个领导以及我的秘书等人。这是文的一路。二号点去民兵指挥部，有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以及部队的两个领导等。这是武的一路。在征求意见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写作组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我同意了。这时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总司的老造反头头集中起来，朱永嘉表示支持，说这样可以发动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王明龙等人的名单(后来他们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记下交给了王秀珍。³⁰¹⁶

王秀珍补充说：民兵先动员2500人巡逻，31000人待命，枪支弹药发下去，舆论工作朱永嘉去准备。张敬标在康平路市委机关留守。³⁰¹⁷于是，徐景贤写了一张纸条交王秀珍：

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³⁰¹⁸

这张纸条，后来被认为是徐景贤组织「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手令。

众人分头行动。一路由徐景贤带领，与王少庸、朱永嘉、张宜爱等去丁香花园，作为一号点；另一路由王秀珍带领，与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等一起去市民兵指挥部，与指挥部负责人以及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会面。留下张敬标留守康平路机关，负责两个点的联络。临分手时说定，大家作好准备，最后听徐景贤和王秀珍指挥。马天水不在，他们两人就是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了。

民兵指挥部、总工会和写作组分头行动

8日晚上10点，李彬山才忙完正在召开的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简报审稿，回宿舍，施尚英和钟定栋已经等候多时。于是商量如何贯彻中央军委那个电话记录所要求的加强战备布置。经研究，

动用兵力按9月23日市委批准同意(按防震和9.9备战期间减少三分之二)的方案，第一批25000人，每区动用10辆摩托车；第二批11000人左右。指挥点准备放到基层单位去，准备搞两个指挥点，江南造船厂作为一个点，已经确定下来了；东面准备搞个点，是否放到国棉十七厂，还要研究一下。点上设电台。³⁰¹⁹

两个点，一个定在江南造船厂。另一个是选择上棉十七厂还是选择上棉三十一厂未定。这两个厂，前者是王洪文工作过的工厂，后者是黄金海工作过的工厂。施尚英以后回忆，毛泽东逝世时，军委布置一级战备；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后，一级战备撤销，改为「加强战备」，一直没有接到撤销的指示。现在市委又布置备战，就将4月实行的那个方案稍作修改，实际就是4月天安门事件时上海的备战方案的延伸和补充，是准备应对上海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天安门事件。³⁰²⁰

施尚英打电话向王秀珍汇报，王秀珍要他们马上回指挥部。于是，施尚英、钟定栋、李彬山等都去了市民兵指挥部。不一会，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汪湘君等都来了。王秀珍告诉大家，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可能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待了，否则一网打尽。³⁰²¹王秀珍又说：「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³⁰²²

民兵指挥部的人本来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王秀珍这一番话，才知道中央发生了大事。王秀珍又按照上海警备区抄报上海市委的那个电话记录的口径布署了战备。直到此时，这个战备部署才真正具有了反抗的意义。王秀珍口述，薛干青记录：

8号

市委检查了发现有的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放松，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注意空投、空飘、海漂，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检查我们战备工作有无松。³⁰²³

施尚英向王秀珍和冯国柱汇报刚才和李彬山讨论的方案。王秀珍听后基本同意。只是对选择上棉十七厂、上棉三十一厂作指挥点，她认为这两个厂太远，而且目标太大，要施尚英等从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³⁰²⁴王秀珍将徐景贤写的那张纸条，交施尚英和钟定栋等人看，要求民兵指挥部夜里集中值班，加强对报社、电台的保卫。廖祖康特地提到福州路和汾阳路两处的电话分局起着枢纽作用，特别重要。冯国柱随即问在一旁的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市内电话局有没有警卫部队，杨答没有。王秀珍即要求派民兵去警卫。李彬山提出要加强对电台的保卫，「防止有人到电台乱说一通」。于是决定由刘象贤负责指挥警卫电台的部队。刘是上海警备区的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又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冯国柱问外区部队到上海需要什么手续，杨新亚答，外区部队要越过防区，不经军委批准不行。³⁰²⁵冯国柱又问警备区有没有机动分队？杨新亚回答说市区只有一个连和摩托营。王秀珍要求尽快作准备。冯国柱和王秀珍问江苏和浙江的部队有什么消息？杨新亚答说没什么消息：这次在杭州开会时，听说驻杭州的部队要到乍浦地区野营，驻苏州的部队要到昆山、太仓地区野营。³⁰²⁶中央是否会派军队来上海，始终是上海担心的。廖祖康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他边看边数落：「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像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施尚英答说这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

王秀珍让廖祖康打电话通知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沈涵去民兵指挥部。这些人都是市总工会常委，除了文革前任市总工会副主任的沈涵是老干部，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骨干。³⁰²⁷王秀珍告诉他们：中央出现右派宫廷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毛主席身边的几个领导统统被抓起来了。现在已经对文化部开刀，接下来就肯定对上海下手抓人了。³⁰²⁸马振龙后来回忆说：「王秀珍介绍情况时，大家都吓呆了，话都讲不出来。」黄金海和叶昌明说：真没想到，主席逝世才二十多天，他们就这样干起来了，真是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也没有这么快。黄金海说：很清楚，这是对着文革来的。主席在，他们不敢反文革，主席一死，机会到了，他们就迫不及待。我们要对着干，唤起工农千百万！黄金海对市民兵指挥部的人要求：「发枪吧，我们和你们一起干！」³⁰²⁹王秀珍要求：「给总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要总工会贴大标语，组织工人罢工，发动群众！」叶昌明说：「当然可以，宪法上有明文规定的嘛，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可以造反、罢工、组织工人上街游行」。³⁰³⁰王秀珍担心上班时间快到，市民兵指挥部目标太大。廖祖康建议去淮海路东湖路上的东湖招待所，那里离康平路和丁香花园也近。于是总工会一干人都去了那里。这时，已经是9日凌晨。

市民兵指挥部的人没有去东湖，10月9日凌晨2点，他们召集指挥部的作战组、特兵组、后勤组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十个区和两个指挥点开设电台，另外再设一个电台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并要求到下午6点钟之前沟通电台的联系。还根据王秀珍等的要求，定下了两个指挥点的所在工厂：一个是江南造船厂，为第一指挥点，称「基指」，由施尚英和钟定栋负责；另一个是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点，称「预指」，由吴立义和印玉泉负责。³⁰³¹9日早上9点左右，市民兵指挥部又先后召开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师负责人会议。以王秀珍传达的军委紧急备战要求为口径作布置，下达了与李彬山讨论的方案以及联络暗语，分配了各区、师兵力数字，要交运局组织一百辆汽车值班待命，还要求区和师负责人全部昼夜值班在位。之后，施尚英和钟定栋便去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指挥点现场布置指挥。³⁰³²

在市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行动的同时，市委写作组也在行动。朱永嘉在参加10月8日下午的市委常委会后，又去《文汇报》社弯了一下，告诉说中央可能出事了，可以在个别骨干中打个招呼。然后回写作组。朱永嘉还马上召集王知常等核心人物，告诉他们中央那几位看样出事了，说：「民兵已作了布置，工字头已进行动员」，「张、姚培养了我们十年，总得报答他们。我是准备杀头坐牢也要下决心干」。「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朱永嘉说，要立即行动，发表宣言，「明天就在报纸上拉横幅标语，『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知常立即表态：「市委决定干，我立即起草」。他马上拟出四个口号：「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还我江青！」朱永嘉又布置：找出一批毛主席语录，要有针对性；搞一个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明天见报。于是王知常当即拟出几条毛主席语录：「三要三不要」³⁰³³，「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按既定方针办」，等等；又从《国际问题资料》中找出《赫鲁晓夫上台前前后后》一文，准备摘引。³⁰³⁴接着，朱永嘉驱车赶到两家报社和电台，要求负责人「坚守阵地」，如果中央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新华社发布整我们的消息，你们不要登。而是刊登我们的《告全国人民书》。

徐景贤和王少庸那里，也是一片不安。8日深夜，徐景贤和王少庸回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等待警备区的人来。张宜爱和警备师师长李仁斋来时正是零点。中央人民电台广播新闻：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两个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徐景贤觉得与张春桥9月21日对自己的谈话不符，因为张春桥曾对他说：「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徐景贤据此觉得，这个决定是在没有张春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王少庸问李仁斋：「究竟有多少部队？」李仁斋答：「警备师大都是分散值班的，多的一个连，少的一个班」。王少庸又问：「能拉出多少人？」李仁斋回答：「最多是一个营，另外就是康平路附近的一、二个连」。王少庸问「能调得动部队吗？」李仁斋答调不动。³⁰³⁵

朱永嘉深夜回到康平路时，也听到了中央两个决定的新闻广播。他对张敬标说，中央两个文件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毛主席纪念堂，是抓旗帜。看来中央确实出事了。我们要赶紧行动，要不然就晚了。要马上控制新闻、广播和交通、码头、车站，并发布告人民书，说这样「行动起来后，对我们有利，逼得他们不得不放人」，而且「对他们在中央的斗争也是个支持」。朱永嘉益打电话去丁香花园徐景贤处，要徐景贤布置9日的上海报纸不要转载中央的两个决定，张敬标也打去电话表示赞成朱永嘉的建议。但两个电话都被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挡掉了，说徐已经睡觉，且现在情况不明，明天再说。³⁰³⁶不过，第三个电话秘书没有挡得住，凌晨2点廖祖康打来的。汇报刚才王秀珍和冯国柱等在市民兵指挥部开会的意见，希望加强对电台和市委机关的保卫，建议请警备师通知电台的警卫连，由电台负责人刘象贤指挥；守卫康平路机关的警卫连由市委办公室指挥。徐景贤于是又写了张条子，让秘书送去也睡在一号点的李仁斋：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³⁰³⁷

这张纸条后来被认为是徐景贤组织「武装叛乱」的第二张手令。

与市民兵指挥部布置备战的同时，上海市公安局也接连开会布置备战。

徐景贤和王秀珍被召去北京

10月9日清晨，冯国柱首先来到丁香花园，接着，王少庸、张敬标、张宜爱等市委常委也都到了。大家商量，对中央的两个决定如何表态。冯国柱建议，要表态拥护，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徐景贤已经从秘书口中得知朱永嘉反对刊登。他虽然心里同意朱，但又觉得「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还是布置报纸刊登。³⁰³⁸

王秀珍早晨从东湖招待所出来，又去张春桥家和王洪文家弯了一下，说要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和崔根娣以及王秀珍自己的家属安排转移。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里去，「要把革命后代，好好保存好」。王秀珍到丁香花园后，说起安排家属孩子转移之事，徐景贤说王秀珍光抓小事不抓大事。家属不用转移。

这一天上海仍然在不安中度过。下午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修改给中央的电报。晚上7时，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马天水。第一次打去马天水还是不肯接。再打，大家一定要马天水接。磨了好久，马天水终于接了，王秀珍问他看到张、王、姚没有，马天水应付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大家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于是赶快准备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晚饭以后，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既然张、王、姚没有事情，那就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决定，马上恢复正常，不然将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实际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接着，又将廖祖康找来，要他将聚在东湖路招待所总工会的那些人分散。廖祖康答应了。但事后才知，总工会的人一直聚在东湖始终没散。

一切刚稍有平静，10点左右马天水往上海打来电话。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第二天去北京开会。这是马天水提出的。他向中央表示，自己无法说服上海的那些人，说还是将他们叫来北京，中央自己说服。周纯麟也建议中央将徐景贤和王秀珍叫来北京。³⁰³⁹马天水的电话又引起猜测：「为什么马天水不回上海？」为什么又要上海去人？」「为什么会议不是中央通知？」冯国柱、廖祖康等主张别去，去一个抓一个。后来商量还是去：「这是马天水通知的，不去不好。」大家要求他俩一定要打电话回来，如果不打就真的是出事情了。

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被叫去北京。于是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将只四个老干部：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王秀珍担心总工会的人莽撞行事，临行前打电话给叶昌明，要他们不要动，有事请示这几个老干部。10日下午两点半，空军派专机来接徐景贤和王秀珍离洒。到了北京，

听了马天水、周司令讲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听到有毛主席关于解决「四人帮」的多次指示，我们的思想虽一时还不通，但我们商量后觉得应该立即电告上海稳住。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我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³⁰⁴⁰

就在徐景贤和王秀珍被叫去北京的同时，10日上午，上海警备区也接到南京军区的通知，要警备区的领导章尘、李宝奇、李彬山、张宜爱、杨新亚，马上去南京军区开会。临行前，李彬山与施尚英约好，说如果有事他将告之。中午，一行人乘火车离沪。

10月10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给冯国柱打来电话；之后11日和12日，也每晚都给上海打一个电话，表明他们在北京很好；要求上海的宣传口径要按照《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精神。但他们始终没说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只说一切等他们回上海再说。

徐景贤和王秀珍10日离沪之前，要求撤销丁香花园和东湖招待所两个点。但在情况不明的状况中，每个人都惶惶不安。写作组和总工会的人各自天天碰头，互通信息，分析形势。11日晚，市总工会及市民兵指挥部的人又在东湖招待所碰头，北京市革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来告诉说：北京街头已经出现大标语，内容都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这下局势完全明了，被证实的正是众人原来所猜测设想的「最坏」结果。他们马上去康平路打听消息，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等都在。张敬标告诉他们，王秀珍和徐景贤昨天已经被中央叫去北京，刚才来了电话，说他们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等待中央领导接见。至于开的是什么会，王秀珍他们不肯讲，说等明天回来就一切都知道了。说起北京的情况以及南京军区的会议，张敬标和冯国柱说，去南京开会的五个人都回来了，原来李彬山和张宜爱都说好回来就告诉他们开会内容，但到现在也没有来电话。事实上，李彬山和张宜爱10日去南京军区开会，得知了中央发生的情况后，深知事关重大，也对上海民兵备战发枪之事感到严重，从此一直待在警备区，不敢再和上海地方党政尤其市民兵指挥部有任何接触，更不要说通消息了。为了摆脱警备区在这个敏感时期与市民兵指挥部的干系，李彬山又将守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点的警备区军人吴立义召回警备区。

从10月11日开始，局势越来越明朗。市公安局的监听台不断听到国外电台报道「四人帮」被抓消息，连南京驶入上海的火车，车身上都被刷上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10月12日下午，总工会的一帮人又在市文化宫5楼会客室碰头。叶昌明说：马、徐、王老是不回来，今天推明天的，情况紧急。于是决定在黄金海工作的上棉三十一厂设秘密联络点，组织几个人24小时值班。叶昌明要黄金海马上去三十一棉落实。下午4点半左右，黄金海和当夜赶回上海的戴立清，去上棉三十一厂找人布置值班事宜。

而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等，也始终在办公室。朱永嘉和王知常强烈主张要有行动。11日这天他们在一起议论。朱永嘉说：「可能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过去了，又怕担不了全部责任，今天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去北京。徐和王回来，肯定是当钱谦益(明朝礼部侍郎，率先降迎清兵)丨。不过朱永嘉又认为，留下的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三个市委常委态度还是很坚决的，「民兵、总工会几个人坚决要干，我们应当干」。朱永嘉说：「这一乱可好了，肯定会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谁也不听中央的」。³⁰⁴¹

总工会和写作组主张起义

其实，对于北京发生的事情，张敬标此时已经有所闻。「四人帮」被抓的第二天，10月7日晚上，中央即派人到上海，找到市革会副主任王一平。王一平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据王一平的儿子王时驹后来回忆：

一是向父亲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二是要求父亲尽快了解「四人帮」余党的动态，及时汇报中央。因为父亲当时只是一名没有实权的市革会副主任，根本无法接触「四人帮」的核心机密。这时，父亲想到了一个人，即时任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张敬标。张敬标也是一个老干部，「文革」前曾任杨浦区委书记，是父亲的老部下，「文革」中他投靠造反派，成了「上海帮」的核心成员和骨干。父亲向张敬标晓以大义，陈明利害。结果，张终于将「四人帮」余党内部开会的内容，包括文件的副本交给了父亲，父亲通过专人及时地向中央作了报告。³⁰⁴²

不过，从张敬标以后的表现看，似乎王一平没有将北京的全部情况告诉他。因为张敬标后来说，他直到13日凌晨3点，才从李彬山处得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³⁰⁴³不过，至少，在从李彬山处得知消息之前，王一平肯定已经要求张敬标随时汇报上海各方的动向。

总工会和写作组却都不知张敬标会汇报他们的行动。叶昌明还将总工会骨干们的想法和行动，都电话汇报张敬标。12日，叶昌明又打电话给张敬标，要求晚上到市委了解和讨论形势。张敬标随即将总工会的动向，打电话报告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现在我们这里情况很紧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情绪很激动，我们已经很难控制。」李宝奇要他尽量稳住他们。张敬标和冯国柱决定晚上在康平路碰头交换情况，通知王少庸和黄涛也到。说是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实际就是总工会和写作组核心人员。本来张敬标打算四个常委先碰头商量一下，统一认识。但黄涛一直在忙工交组的日常工作，到迟了，常委未能先商量研究。³⁰⁴⁴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朱永嘉、萧木、马振龙、廖祖康、何修文，都来到康平路小礼堂。朱永嘉本来不想去，但张敬标在电话里要他一定去。加上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黄涛。³⁰⁴⁵大家互通消息，都是四面八方传来的关于四人帮被抓消息。廖祖康拿出一份电话记录，是上海去北京开会的人打来的，记录上说不但中央四个人，还有毛远新、遅群、谢静宜，也都被抓了。施尚英说他下午被李彬山叫去，他曾问李彬山南京军区开会的情况，是否三位领导出事了，李彬山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说等周纯麟司令和马天水回来传达。李彬山只告诉施尚英说，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将毛主席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大家听了施尚英的转达后，都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两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凭这一条就成了反党分子吗？大家都感到不明白为什么中央要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朱永嘉极力主张「马上干！立即干！」马上贴出大标语；民兵立即占领电台、报社、机场、铁路；天亮马上广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右派政变」的消息，《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发宣言。朱永嘉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民气可用」四个字，让大家传着看。施尚英不同意朱永嘉提出的民兵占领电台的提议，说电台是军队警卫的，民兵和军队有分工的。朱永嘉说：「不要紧的，我叫电台的刘象贤将你们民兵领进去。」施尚英还是不同意。施尚英说：调动民兵要市委下命令的。王少庸问施尚英你们民兵一下子能拉得出多少？一个团行不行？施尚英说：民兵不如部队集中，都比较分散。王少庸说：这样分散怎么打仗，等你们拉出来，部队早就将你们包围了。³⁰⁴⁶

因为王少庸问起上海民兵的情况，施尚英就在会议室给在市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要钟定栋检查各单位值班和战备人数；第二个电话，要钟定栋做一个重点目标的保护方案。钟定栋接到电话后即挂起了上海交通地图，从12日晚上一直做到13日凌晨2时，制定了两个方案。钟定栋给这两个方案取了两个名字：「捍一」、「方二」。「捍一」是对市委、市革会办公处，以及重要目标的保卫方案。³⁰⁴⁷「方二」是对上海外围进口的控制。³⁰⁴⁸从两个方案的内容看，重点在防止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突然袭击，更像备战方案。而施尚英的回忆也说，这两个方案也是对1976年4月为应对类似天安门事件的防范方案补充和扩展，是个备用方案，没有实施。这与朱永嘉所提出的对抗中央，进行「巴黎公社式的起义」，似乎很不相符。施尚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会议气氛不正常。他前两天是作为备战去布置民兵的。虽然觉得中央发生了什么，但没有想到用掌握的民兵武装力量去对抗中央。看到会上一片要干的声音，他心里感到事态严重，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担心中央是否真发生政变了；另一方面又深知拉民兵武装反抗中央政府责任重大：

我意识到如果像朱永嘉和王知常那样提出的方案，性质就是武装叛乱。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非常清楚地感到马、徐、王回来是不会干的。我的想法就是拖，拖到马、徐、王回来……整个会上，只有我和张敬目标态度和别人不一样。³⁰⁴⁹

施尚英表示，民兵的调动权在市委，要调动民兵必须由市委召开区、县、局会议布置。他强调，没有市委的明确指示，他无权调动民兵。他还强调，若要调动全市民兵行动，需要一天的时间。施尚英实际上就是「拖」，因为一天以后，去北京的三个书记就该回来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觉：「一是肯定失败，二是肯定流血，三是不可能拉得出人。」以民兵对抗正规军，除了流血，根本不可能取胜，施尚英不愿意用民兵的生命去做这样无谓的壮举；他明白以武力对抗中央是大罪，他不希望自己下面的民兵干部陷入这样的罪名。他清楚地知道，民兵只是个松散的结构，配合军队作战还可以，真要独立打仗，根本不可能拉得出人；而且目标不明：对谁？对军队，但这又如何向民兵解释？所以会后施尚英作出了一个重要布置：回到江南造船厂的指挥点，马上打电报给各区民兵指挥部，包括民兵直属师，要大家一定听从市指挥部命令，千万不要擅自行动，这时已经是13日凌晨。³⁰⁵⁰施尚英以这样的布置，稳住了整个上海民兵。

马振龙也参加了会议。马振龙到总工会后听说康办正在开会决策，于是打电话去要求参加。还有王知常和王日初，也是听到消息之后自己要求参加的。马振龙到晚了。见大家在议论，马振龙流着眼泪说：「我知道你们开会不让我参加，我是自己来的。问题很清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位领导被抓，我们要为毛主席路线而干。我是提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也是非干不可」，「我四岁死了父亲，是党培养了我，我这人从不流泪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流眼泪，今天我流着眼泪说这些话，我们只有干，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³⁰⁵¹马振龙一番话讲得慷慨激昂，朱永嘉马上过去拉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你们干，我们也干，工会带个头，民兵一动就可以干。你们干我们支持」;「工厂生产可以停下来，我们负责起草《告人民书》」。³⁰⁵²

上海的总工会和写作组，过去互相看不起，直到文革的最后关头，共同的危机使他们前嫌尽弃，掳起手来。但此时大势已去，一切为时已晚。

王知常说：「他们三位去开会的，可能投降了。马天水是老干部，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不能再等！」张敬标问：「怎样干？」陈阿大说：「我们工交组下面工厂有的是船，在黄浦江上弄条万吨轮一沉，就把江封锁了，外面进下来。在机场跑道上开几辆卡车，飞机就不能停了，就把机场封死了。再把电网拉下来，一断电，上海马上瘫痪」。陈阿大解开外衣纽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坐在会议室门口的地上，堵住门，不准人进出，要大家表态是干还是不干。廖祖康更是激动，说自己整个文革十年都跟着王洪文，对王洪文的绝大多数行动都知道，不相信王洪文会反对毛主席。

正在这时，一个服务员敲门，说有电话来。陈阿大顶着门不让进：「去去去，不听电话」。冯国柱去接电话。电话是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冯国柱问马天水究竟何时回上海，马天水一会儿说明天上午，一会儿说明天下午。冯国柱说：「我们在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人心浮动，流言很多，局势无法控制，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嘛」。冯国柱说：「你叫我一个人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可以，其他人我们稳不住。」³⁰⁵³电话那边换了王秀珍。叶昌明要向她汇报情况，她说，不要讲了，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明天回来，你们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冯国柱回到小礼堂传达了刚才的电话，大家都不明白「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是什么意思。有的说：大概他们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干，但电话那头有人，不好说。有人说：他们的态度肯定变了，回来是说服我们的，不会干的。更多的人骂去北京的三个人是软骨头，投降派。³⁰⁵⁴

众人要四个市委常委表态，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张敬标建议开常委会讨论，他让其他人都退出去。会议室只剩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说，他们商量，我们四个市委常委也要商量一下。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意见一致，一定要稳住。黄涛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踱过来踱过去，只说要准备，要准备。³⁰⁵⁵张敬标既然已经事先被打过招呼，当然不敢再任写作组和总工会行动。四个留守常委毕竟都是老干部，知道事情轻重。他们的对策就是拖，拖到马、徐、王回来再说。

叶昌明、陈阿大和马振龙叫到另一间房间商量。有人要开灯，马振龙不让开，说「干脆黑会开到底」。朱永嘉说：看来他们(指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是不行的，有点靠不住。写作组和总工会的人又回到会议室。冯国柱后来回忆：

这时，叶昌明、陈阿大等人倒不吵了。朱永嘉变成了主角，王知常、萧木、廖祖康在一边帮腔。朱永嘉十分激动，先煽动性地讲了一大通话，大意是我没有想到张、姚、王会有如此下场。王我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全部批件，可以公布于全世界。我认为要起义。他们害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五天，港口码头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要发表告人民书动员群众。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即使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同样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接着朱永嘉又面对我们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就都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你们四人和我们一起干。朱永嘉又接着说：今夜要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三人一到，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就只唱革命歌，我就算佩服你们；否则就唱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³⁰⁵⁶

朱永嘉表示：「我是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时把我拉上来的。我这样做也对得起他们了」。³⁰⁵⁷

大家要四个常委表态。四个常委都表示，赞成大家的看法，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应该对抗。但现在情况不明，还是要等马老他们回来再说。张敬标以后回忆说：

会上主持会议的冯国柱逐个问了大家的态度，都表示要干，会议室内已是极度紧张。我内心很乱，感到事关重大。此时我说：「现在不好动，一动，周围和外面的部队就要进来，不能贸然行动。我已快六十了，怎么样都没关系，你们还年轻，干革命还要靠你们年轻人，不能作无谓牺牲。³⁰⁵⁸

整个会上，态度最激烈的是总工会和写作组。而四个老干部，尤其张敬标和冯国柱，也没有制止越来越激烈的情绪，跟着大家说要「干」。冯国柱后来对李彬山解释说：

在那样的情况下，讲不干，又怕他们受不了。我们说干。但我们主张一定要等三位书记回来，他们没有回来前不能动。³⁰⁵⁹

四个常委都不制止众人的激烈情绪。都说要干，不过要等三个书记回来一起干。这些老干部都知道真要反抗中央，罪名将非常严重。他们既怕开罪写作组和总工会的人，又怕承担行动的后果。他们当时如果正面劝导，泼一下凉水，虽不一定有效果，但至少可能会使众人的头脑稍微现实和冷静一些。³⁰⁶⁰

时间已经是10月13日凌晨。王知常认为这四个老干部胆小，不会有什么结果，没啥好再讨论的。他拍着台子斥责：「你们这样拖下去，把时机都拖光了！大家都没有好下场！他愤然离去。其他人见没有结果，也都走了。临走，叶昌明对冯国柱和张敬标说，他要将中央发生的情况对下面的工会干部「吹吹风」，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冯国柱和张敬标没有表示反对，只说：吹风可以，但不要行动啊。

众人离开后，李彬山来冯国柱家，告诉张敬标和冯国柱他在南京开会时听到的消息。送走李彬山，市委办公厅来电话：马天水等三人13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回上海。

工会系统层层吹风

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等回到总工会，已经是13日凌晨。黄金海、戴立清、汪湘君等都等在那里。戴立清是12日晚上连夜从安徽小三线赶回上海的。在总工会四楼会议室，叶昌明向大家传达刚才会议的情况，说刚才市委常委会上，几个市委常委都态度暧昧，老家伙们都在耍滑头，一定要等马老他们回来。黄金海和戴立清听了都说，等什么，再不干，等警备区将军队都布置好，我们就只能束手待擒了。这些老家伙，等马老是假的，其实就是拖延时间。叶昌明认为，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市委出面，单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是没有足够号召力的。所以他提出，向工会系统「吹风」，将中央可能发生了政变的情况告诉工会干部，

现在知道情况的人太少，应该把情况告诉下面的干部。这样，即使我们被抓起来下面也会有人和他们斗争的。毛主席讲过，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不得安宁的，我们要叫他们不得安宁。³⁰⁶¹

大家都同意。于是立即分头通知开会。10月13日凌晨1点半，在市总工会五楼会议室，召开了有三十九人参加的「吹风」会议。都是总工会机关各组室和总工会所属市工人文化宫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叶昌明派车分头将他们马上接来。会议开得很短，只有半个小时。叶昌明说：

据可靠消息，中央出大事情了，王、张、江、姚、迟群、谢静宜都被抓，金祖敏也找不到了。这些人大家都知道的，在文革中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把他们抓起来说明了什么？我们都是党员、新干部，应该怎么辨？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这个问题。我布置要学习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关于右派政变的一段话，结合联系这情况讨论。³⁰⁶²

叶昌明还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后一定胜利，相信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绝不会轻易丧失。³⁰⁶³会议结束后，汪湘君赶回市妇联机关。汪湘君是市总工会常委，也是市妇联主任。她回妇联后，即分批向妇联干部「吹风」。

叶昌明在散会时对黄金海和戴立清说，今天的会议工会和妇联都来了，工、青、妇，还缺一个青，你们是否马上找团市委书记陈新发，把我们的行动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行动。然后，叶昌明又布置总工会机关值班室的人员拟一些口号。叶昌明还将在市革会文教组担任第二把手的总工会常委王成龙叫来，要他也向宣传系统吹吹风。王成龙答应了，但实际没有去做。³⁰⁶⁴

13日上午，市总工会紧急通知区、县、局和市直属大厂工会负责人共四十九人到总工会开会。会上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领袖，不可能是反革命；有人说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还有人要求总工会带领各级工会斗争，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³⁰⁶⁵会议结束后，一些局工会又召集下面的工会再吹风，直到基层工厂的工会。本来，随着中央打招呼会议，「四人帮」被抓消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上海。许多工会干部已经有所耳闻。但因为不是正式渠道的传达或报纸刊登，他们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总工会的「吹风」证实了传说，让这些与文革共命运的工人造反派心慌和不知所措，都说要和修正主义干。

王明龙将打印出来的口号送到叶昌明的办公室，叶昌明不满意，认为「太中性」。于是叶昌明与在场的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共同修改，将措辞改得更严属坚决，并且又增加了4条，共21条：

1.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3.彻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深批邓小平，痛击右倾翻案风！

5.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6.要团结，不要分裂

7.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8.谁搞阴谋诡计，谁搞分裂，就坚决打倒谁！

9.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10.谁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和他斗到底！

11.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

12.翻案不得人心！

13.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14.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15.「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16.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

17.决不容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绝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

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³⁰⁶⁶

这些口号，显示出上海工人造反派们对文革的深切关注。他们深知自己的命运和文革紧密相连，中央如果「出修正主义」，首先下台的就是他们。他们要保卫文革成果。但另一方面，总工会的一帮人，对于如何将口号转变为行动，心中无数；加上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自12日康平路小礼堂会议后，有意躲避着总工会，存心拖延；因此总工会在行动上显得很犹豫。

倒是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态度非常坚决。就在市总工会布置「吹风」的同时，朱永嘉和王知常听说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已经回沪，就立即打电话给黄金海，说不能再迟疑了，要工人造反派立即动手。黄金海回答说叶昌明他们正在开会，要和他们商量后才能决定。王知常限他们在下午2点半答复：

到了下午2点半，我们正在犹豫，王知常又打电话来催问：「你们到底干不干？决定干，我就带几个人一起来干！我说施尚英不在，再商量一下。王知常很激动地说：「你们这些人这样动摇。动摇怎么行？算了算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好吧，等你们到4点，再不打来就算了！」³⁰⁶⁷

希望有所行动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中午，她让女儿打电话给朱永嘉和萧木，要他们去她家谈谈。文静对他们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永嘉答：「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不甘心地说：「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萧木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马天水等人回来后再说。³⁰⁶⁸

下午4点，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被回上海的王秀珍叫去开会，总工会那里只剩黄金海、戴立清等人，他们没有给王知常打电话，王知常又打电话给叶昌明，正准备出门去康办开会的叶昌明，在市总工会大厅接到了王知常的电话。王知常再一次问叶昌明：「你们干不干？」叶昌明说：不是市委通知开会吗？朱永嘉也要去的，听回来的马天水、王秀珍他们怎么讲后，再说吧。王知常很不满地说：「现在要干就大干，再等就干不起来了。」「我是流氓无产阶级，不怕的。」³⁰⁶⁹叶昌明说自己马上要去康办，让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但王知常电话打过去，黄金海等回答说：人都不齐了，定不下来。总工会方面的头是叶昌明，叶昌明不在，他拿不了主意。王知常连声长叹：「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³⁰⁷⁰

不过；还有一个人，直到13日晚上还不甘心，他就是谢鹏飞。13日晚上，他悄悄一个人去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这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上海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你带头，我们跟着你！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³⁰⁷¹

上海庆祝文革结束

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下午市委在锦江饭店南楼会议室，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晚上，马天水又特地将工、青、妇和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都叫到锦江南楼小礼堂，再一次传达中央精神。

马天水所传达的内容，无法说服众人。这场实际上的政变，却用原有的文革话语和毛泽东权威解释合法性，很难自圆其说。传达的是毛泽东三句话：「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别招急|，「按过去方针办」。黄金海对此表示不解：「毛主席写的三张纸、三句话，其中一句是『你办事、我放心]，但这同四人帮无关，传达下来，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叫大家不要讲话」。尤其对将「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大家更是想不通：「这和『按过去方针办』没有实质上的差别」。³⁰⁷²唯一稍有说服力的内容，是说毛泽东讲过：「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叶昌明后来回忆说，自己就是听了这个内容才转态度的：原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毛主席提出的，既然是毛主席提出的，就不应该再反对了。³⁰⁷³其他人也都勉强接受了中央的解释。会后，各自按所负责的系统，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华国锋新政权最担心的上海的反抗，终于没有实施。

相比惶惶不安的文革人物，上海广大民众对文革的结束由衷欣喜。在上海这个文革最重要的基地，人们对文革早已由厌倦反感发展到深恶痛疾。还在10月11日、12日，上海民众从北京来电、海外广播等各种渠道，知道了中央发生的事情。10月13日深夜，就已经有人在马路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标语。从10月15日开始，上海市民自发地连日游行集会庆祝，数以万计的人涌进上海市委，质问为什么不传达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到10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上海全城沸腾，锣鼓此起彼伏，主要的大马路被燃放后的鞭炮纸屑铺成了红色，商店里各种品牌的酒全部售罄。

10月26日下午，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派出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这个工作组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为首，下榻在锦江饭店。开始对上海文革时期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清查。11月1日，上海民兵举行游行，拥护中央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十万戴着柳条工作帽、穿着工作服的民兵，扛着轻、重武器，高举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声势浩大。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在文革中被边缘化的一些造反派，听到消息后也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出头之日到了。原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原交大反到底的负责人余小兵等，打算召开庆祝大会，但最终未成。

一个持续了整整十年的造反年代终于结束。以上海批判《海瑞罢官》为开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又在上海打上句号。

尾声

1976年11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清查四人帮项目办公室，「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全市各单位也相应成立清查机构。1977年1月10日，经中央批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停职审查，6月被逮捕。至1980年底，全市经审查、批准列为清查对象者5385人，清查后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者52人，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者9人³⁰⁷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陈阿大、马振龙和朱永嘉。1982年6月26日、7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九人中除马天水之外的8人提起公诉。

上海因文革或党纪处理的主要人物情况如下：

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病逝，享年88岁。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逝于北京狱中，享年58岁。

胡永年，被判无期徒刑，后保释，2014年病逝于上海。

姚文元，被判刑20年，1996年1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因患糖尿病在家中逝世。享年74岁。

徐景贤，被判刑18年。2007年10月31日夜因心肌梗死在上海家中去世，享年74岁。

王秀珍，被判刑17年。

陈阿大，被判刑16年。2004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2岁。

马振龙，被判刑16年。

戴立清，被判刑15年。

黄金海，被判刑15年。

叶昌明，被判刑15年。

游雪涛，被判刑14年。

王维国，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1982年被宣布判刑14年，刑期自1971年算起。1985年出狱，1993年因病逝世。³⁰⁷⁵

朱永嘉，被判刑14年。

施尚英，被判刑13年。

王知常，被判刑12年。2014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王明龙，被判刑12年。

王承龙，被判刑10年。

王腓利，被判刑10年。

廖祖康，被判刑10年。

萧木，被判刑9年。

刘浩德，被判刑9年。

潘国平，被判刑8年，1983年出狱；1987年又被以「投机倒把」和「非法越境」罪判刑六年；1996年赴美国探亲；2013年因肝病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67岁。

王日初，被判刑8年，2011年病逝于上海。

谢鹏飞，被判刑8年。

陈敢峰，被判刑8年。

余小兵，被判刑8年。

耿金章，被判刑7年，199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1岁。

张宝林，被判刑7年。

严步东，被判刑7年。

汪湘君，被判刑6年。

岑麒麟，被判刑5年。

王少庸，被判刑二年，缓期二年。

文静，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冀德，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何秀文，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王绍玺，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吴瑞武，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王成龙，1977年自杀，享年37岁。

马天水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因在关押期间患反应性精神病没有被起诉。1988年11月15日在上海精神病医院去世，享年77岁。

金祖敏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免予起诉，199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3岁。

黄涛，被开除党籍，免予起诉。2011年病逝于上海。

李彬山，被开除共产党党籍，剥夺军籍，1995年逝世。

小结

总工会和写作组，是上海造反派的核心和骨干。这两个造反派体系，一个在参政方面为文革提供样板，一个在理论方面为文革提供依据。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但是，这两支力量在文革中始终格格不入，互相看不起。直到毛泽东逝世，他们才感到了危机，才真正走到一起，但这个结盟来得太晚。

整个过程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写作组和总工会。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基本力量，也是文革发动者的社会基础。文革十年来，文革的每一场风波，都由上海这两股力量积极响应并推波助澜。他们深知中央四个人的被抓，实际都是对着文革，和文革命运紧密相连的他们，如今面临唇亡齿寒，尤其文革的发动和推动者毛泽东离去，没有人再能像毛泽东那样庇护他们，这是最后一搏。

主张起义的是朱永嘉，最坚决者是他和王知常，甚至当徐景贤等回上海，王知常还催促总工会行动。相比之下，总工会则显得口号坚决却行动滞后；当被告知是毛主席要瓦解「四人帮」，总工会就接受了这个解释，不再对抗。而本应是事件中心的民兵指挥部，更是犹豫，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轻举妄动，以「拖」的策略，始终按兵不动。至于王少庸等老干部，从一开始就知道以上海民兵的力量对抗北京，无疑以卵击石。尤其在情况尚未明了的状况下，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过对抗，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只是对写作组和总工会激烈情绪的敷衍和应付。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自从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巴黎公社的梦想被悄悄搁置，巴黎公社式的全民选举，再也不被提及。相反，1967年「一月革命」之后，「选举」，这个巴黎公社工人自治的核心，一再遭到批判，说「迷信选举是错误的」。文革从发动阶段的《十六条》，以巴黎公社为动员资源，到夺权后再也不提巴黎公社的核心实质，表现出整个政权对巴黎公社的真正态度。而那些批判文章，正是写作组撰写。现在写作组又想起了被他们摒弃了将近十年的巴黎公社。悲壮口号的后面，是对历史的功利心态。

即使上海真的举行起义，这样的反抗也注定不会成功。且不说以民兵对抗正规军，力量对比悬殊；就是民兵真的举事，也不会有多少人会跟着卖命。因为基干民兵的年龄构成，大多数是1968年后进厂的青年，他们早就对文革厌倦，对看不到前途的人生悲观。年初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时，他们曾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传抄着那些义愤填膺的诗词。他们早就盼望发生变革。四人帮被抓后，上海大规模的自发游行庆祝，正是上海民意的真正体现。写作组和总工会却以为他们一日起义，虽然注定失败，但至少会轰轰烈烈一阵，根本不了解文革早已天怨人怒，这是他们的悲哀。

更令人感慨的是，文革初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文革，被单位党组织打成反革命。为了改变这个反革命名份，他们忠心耿耿地跟着毛泽东造反。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应有的一切革命名份：革命造反派、革命知识分子，而且几乎完成了身份的改变，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当他们得到这一切革命的名份后，却发现自己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站在当初的起点，再次成为反革命分子。这场毛泽东发动的为时十年的革命，就这样举轻若重地找到了历史责任的承担者。

附录一：本书提及的部分干部文革前夕的任职情况

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

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长

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琳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

杜淑贞，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高志荣，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

韩哲一，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

蒋文焕，中国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彬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少将

李家齐，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

李干成，上海市副市长

梁国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公安监察)、上海市副市长

廖政国，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马达，《解放日报》总编辑

马天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生产)

石英，上海市副市长

宋日昌，上海市副市长

宋季文，上海市副市长

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中将

汪力田，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

王克，上海市劳动局局长

王少庸，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市委工业政治部)

王维国，空四军第一政委，大校

王一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地区)

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夏明芳，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杨慧洁，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

杨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杨士法，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

杨西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教育)

杨永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于永实，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

张承宗，上海市副市长

张春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

张祺，上海市总工会主任

张文豹，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宜爱，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

周壁，少将，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

夏征农，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姬应伍，空四军的副政委

石西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5月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附录二：本书提及的部分文革人物的情况简介

安文江，男，1941-2013年，浙江定海人。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红三司」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毕业分配至江西省瑞昌县武山铜矿工作。2013年在广东佛山去世。

包炮，男，1940年生，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五年级学生。文革初期发起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

岑麒麟，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822厂技术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机电二局工会副主任、上海业余工人大学领导小组成员、上海822厂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刑5年。

陈阿大，男，1942-2004年，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锻工，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6年，2004年病逝于上海。

陈卜昌，男，194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汽车配件厂钳工。文革中曾任虹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支持「支联站」，被判刑20年，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陈敢峰，男，1943年生，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同济大学红卫兵组织「同济东方红」负责人；历任上海市大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市大学红代会)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关押4年。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陈鸿康，男，上海第十五无线电厂工人，文革中又名红夫。文革初期造反，是「工三司」负责人。

陈冀德，女，1936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藜组组长、《朝霞》杂诗负责人、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去基层劳动。

戴立清，男，1937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专。文革前是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改名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电工临时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戴祖祥，男，1936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人、厂工会工作人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一兵团」负责人。1967年因「另立山头」曾被杨浦区公安分局关押一年。

范佐栋，男，文革中又名范左东，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保温瓶二厂油漆喷花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1967年曾因「分裂工总司」被关押，后淡出「工总司」。

冯国柱，男，文革前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外事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现已去世。

高静慧，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第六女子中学高中学生，共青团员，班级团支部委员。文革中任上海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市中学红代会)首届负责人。1968年毕业上山下乡去内蒙牧区，在内蒙加入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取消中共党籍。

耿金章，男，1926-1997(？)年，半文盲。文革前是上海中华纸浆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二兵团」负责人、「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现已去世。

顾澄海，男，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组长、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去基层劳动。

郭仁杰，男，受教育程度「革命大学」。文革前是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哲学组组长、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968年1月6日因受「红三司」及王承龙迫害而自杀。

红鸥，真名侯美度，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市东中学高二学生，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炮司」中学部负责人；文革中毕业上山下乡去河南省兰考县农村，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揪回上海关押近3年。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胡守钧，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孙悟空」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判刑10年。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胡永年，男，文革前是足球运动员。文革初期造反，是造反派组织「上体司」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后被保释。2014年病逝于上海。

黄金海，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中专。文革前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车床工人、工会小组长。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黄涛，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工业交通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2011年病逝于上海。

黄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沪光灯具厂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1967年初发起成立「双造司」，1969年被回厂劳动。1973年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工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回厂劳动。

蒋周发，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1968年后回厂劳动。

金祖敏，男，1934-1997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电机厂车床工人、第十车间团支部书记、副工段长，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和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至上海探矿机械厂当工人，1997年病逝于上海。

劳元一，男，1946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及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毕业分配至安徽农场。

李彬山，男，1912年-1995年。文革前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少将，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政法指挥部负责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中共上海警备区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剥夺军衔和勋章。

李功佐，女，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主要负责人、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毕业分配至广西柳州铁路中学工作。

廖祖康，男，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职业学校)。文革前是国棉十七厂职业学校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产党；从王洪文造反直至去中央工作，他一直担任王洪文的秘书。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0年。

刘浩德，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主要负责人，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黄山茶林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黄山茶林场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判刑9年。

马立新，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和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8年毕业分配至南京734厂工作。

马天水，男，1910年-1988年，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主管上海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1988年去逝。

马振龙，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搪瓷机修厂车床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轻工业局工会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6年。

潘国平，男，1946-2013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机械厂木模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1987年又因「投机倒把」被判刑6年，2013年病逝于上海。

邱丽欧，女，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红卫兵组织「炮司」在复旦大学的组织「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人物；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关押。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全向东，真名汤福坤，男，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文革中因支持「支联站」被关押，判处两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文革结束后获平反，2007年病逝于美国。

施尚英，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技术学校，文革前是江南造船厂工人，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后期的主要负责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3年。

谭启泰，男，1946-1996年，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三司」负责人之一。现已去世。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夕是上海纺织机械配件厂工人(文革初期被调往上海停经片厂)，工会女工委员，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文革初期造反，1968年被作为「工代表」派驻「工总司」;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6年。

王成龙，男，1940-1977年，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厂厂长室文书，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人造反报》负责人，《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自杀。

王承龙，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肄业。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1970年被下厂劳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0年。现已去世。

王腓利，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机床厂的车间统计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被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0年。

王洪文，男，1934-1992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主要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1992年病逝于狱中。

王明龙，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部秘书，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委员会常委、机电一局工会主席。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2年。

王日初，男，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支左」到「工总司」总部，后被提拔为警备区群工处副处长，作为军代表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第二负责人；金祖敏调北京后，接任市委组织组负责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2011年病逝于上海。

王少庸，男，1908-1985年，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政法、农业，主持全市「项目」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

王绍玺，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中文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党小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自然辩证法》杂志负责人、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去基层工作。

王秀珍，女，193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专科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国棉三十厂技术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7年。

王知常，男，1932-2014年，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成员，《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负责人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学习与批判》杂志主要负责人、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2年。

吴瑞武，男，1928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组长、《文汇报》社党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去基层工作。

萧木，男，1933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编委，中共党员。文革中是《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负责人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1973年调北京作为王洪文的学马列辅导员，并任《人民日报》核心领导成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9年。

谢鹏飞，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技术学校)。文革前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热处理车间生产组长。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工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徐景贤，男，1933-2007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专。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写作班文艺组组长，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机关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第九届和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2007年病逝于上海。

徐美英，女，1938-2012年，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147服装厂工人，生产组长，厂工会女工委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等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委员、手工业局工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解除所有职务，2012年病逝于上海。

严步东，真名严惠林，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七系冶金68届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负责人；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现已去世。

杨小兵，真名杨安礼，男，1945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68届一系120专业学生，共青团员，班级团支部委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成员，参加1967年初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起草；文革中加入共产党，毕业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取消中共党籍。

叶昌明，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专科学校(成人夜校)。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学徒，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游雪涛，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团市委《青年报》记者，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扫雷纵队」负责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4年。

余小兵，真名余身伟，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一系67届学生，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负责人之一；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5703厂工作，曾在市革命委员会项目组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张宝林，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职业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基础公司电焊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一任负责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

张伯生，男，1936年生。文革前是人民电机厂工人、工会小组长。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成立宣言起草者、「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革委会委员、静安区革委会委员、人民电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和厂工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解除所有职务。

张敬标，文革前是中共杨浦区委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地区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结束后受留党察看处分。现已去世。

章树琨，男，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哲学组组长、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取消中共党籍。

张宜爱，男，1913-2002年，文革前是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郊区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共上海警备区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剥夺军衔和勋章。

赵全国，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红上司」负责人；1967年因一月夺权被关押，后虽放出，但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工作。

周谷声，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炮司」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关押。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朱锡琪，男1933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文汇报》社文艺部体育记者，中共党员。文革初期发起《文汇报》夺权；文革中.历任上海人民公社核心成员、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长。1968年因参与「4.12炮打张春桥事件」被关押3年。文革结束后1977年获平反，1984年又被重作结论，开除中共党籍。

朱永嘉，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成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组组长、《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主要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4年。

注：所有文革结束后被判刑者，如是中共党员，都被开除中共党籍，若是军人，还被剥夺军衔和勋章。

附录三：本书中提及的文革中上海全市性群众组织的情况

学生红卫兵组织

上红总部

简称：上红总部

全称：上海市红卫兵总部

成立时间：1966年9月12日下午3时在人民广场成立，是上海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参加对象：以干部子女较多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市第51中学、上海市第54中学、上海第二女子中学等学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为骨干成员，在各区和各县设分部。

主要活动：反对冲击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筹备时期的1966年8月底至9月初，曾组织过全市性大抄家；1966年11月的《解放日报》事件中，下面的成员组织曾去报社门口抗议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

办公地点：最初在人民广场未及败用的市人委大楼，1966年10月4日搬入徐家汇天主教堂。

主要负责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学生韩烽火、李爱民。

所办刊物：《红卫兵》报，铅印4开，1966年9月16日创刊；自第4号始，与上红大专总部合办，1966年12月17日停刊，共出16号。

备注：1967年月初「康平路事件」后无形解散。

上红大专总部

简称：上红大专总部

全称：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成立时间1966年9月26日成立。

参加对象：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大学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为骨干成员，全市其他高校保守派红卫兵组织都有参加。

主要活动：反对冲击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是各大学批判「牛鬼蛇神」的积极组织或参与者。

办公地点：陕西北路500号团校。

主要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原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李本荣。所办刊物与「上红总部」合办《红卫兵》报(自第4期起)。备注1966年12月20日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

红西南

简称：红西南

全称：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成立时间1966年9月29日在陕西南路上的上海体育馆成立。

参加对象：徐汇、卢湾、长寜、上海县等上海西区的部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以上海中学、上海市第51中学以及上海市第64中学为骨干成员。

主要活动：发动1967年1月27日至2月初的上海晚报事件；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最初在乌鲁木齐南路154号、漕溪北路徐汇区教育工厂，后来搬到汾阳路汾阳中学。

主要负责人：上海中学高中学生李晓明。

所办刊物1.《中学运动》报，铅印4开，1967年3月15日创刊(与红东北、红中技合办)，至1967年6月5日共出9期。2.《红卫兵战地》(红西南大批判小组办)，铅印16开，1967年8月6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红东北

简称：红东北

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成立时间1966年11月13日。

参加对象：闸北、虹口、杨浦、宝山、川沙等上海东北地区和县中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是1966年11月和12月造反派三次冲击上海市委的主力军。参与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东体育会路119号

主要负责人：复旦附中高中学生夏宁。

所办刊物1.《毛泽东主义战报》，铅印4开，1966年12月13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1月30日第2期。2.《中学运动》，与红西南、红中技合办。(见「：红西南」条目)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红反会

简称：红反会

全称：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时间1966年10月6日。

参加对象：部分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乌鲁木齐中路166弄10号

主要负责人：上海轻工业学校学生高健武。

所办刊物1.《造反有理》，铅印4开，1966年10月29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1月17日出版第7期。2.《文革通讯》，铅印16开，1966年底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20日第92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红上司

简称：红上司

全称：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11日。

参加对象：骨干成员为光明中学、交大附中、向明中学、徐汇中学、市西中学、复旦附中等中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解放日报事件，以及1967年一月夺权。办公地点威海路、黄陂路口。

主要负责人：交大附中高中学生邵企敏。

所办刊物1.《红卫战报》，铅印，初期多为4开，《解放日报》事件后改为对开；第1期由红革会单独主编；第2期起，改由红革会和红上司合办；第21期起，由红上司单独主办。作为红上司的小报共出41期(第1期由红革会单独出版)。自1967年7月第42期始，被上海市革会改作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筹)的机关报。2.《红大刀》，1967年3月创刊(与工总司物质战线联络组合办)。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红中技

简称：红中技

全称：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

参加对象：上海中等技术学校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永嘉路166弄5号。

主要负责人：某中专学校学生顾瑞康。

所办刊物：《中学运动》，与红东北、红西南合办(见「红西南」条目)。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中串会

简称：中串会

全称：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

成立时间：1967年7月左右。

参加对象：与正在筹备的市中学红代会观点不同的学校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1967年下半年组织演出多场大型原创歌舞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编辑影印版《红卫战报》并刊登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办公地点：没有固定办公地点。

主要负责人：只设联络员，不设主要负责人。

所办刊物：1.《红卫战报》，对开手写影印版，1968年1月20日和2月15日，共出2期。(《红卫战报》被市红代会接收后，原《红卫战报》的红上司编辑因为不甘心报纸被市红代会接收，另外以「红卫战报编辑部」的名义，印发了4期手刻油印版的《红卫战报》，刊号从「总第43期」到「总第46期」。中串会的影印版《红卫战报》沿用红上司的油印版的这个刊号，为「总第48期」、「总第49期」。)2.《中学交流》，铅印16开，1967年9月3日创刊。

备注：1968年4月，因文章《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无形解散。

红革会

简称：红革会

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12日在陕西南路上的上海体育馆成立。

参加对象：骨干成员为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及教职员工组织，后来也吸收中学红卫兵组织。成员最多时号称十几万。

主要活动：发起1966年11月的解放日报事件，发起1967年1月24日的夺市、区党政机构以及华东局权的行动，发起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

办公地点：最初在南京西路靠青海路一个弄堂中的一幢资本家房子中，1967年1月搬往复兴中路靠近汾阳路的1367号。

主要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劳元一和马立新，上海师范学院学生学生李功佐和缪财生，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郑骏，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刘浩德，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戴定宪。

所办刊物：1.《红卫战报》，第1期由红革会单独主办，第2期始与红上司合

办，第21期始不再有红革会参加。2.《上海红革会》，铅印4开，1967年9月18日创刊；目前所见另有1967年8月26日上海红革会战士赴汉联络站和武汉钢二司、1967年9月7日与武汉钢二司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合办专刊共2期。3.《红革会通讯》，铅印16开，1967年9月16日第1辑，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动态组编。4.《红卫兵快讯》，铅印16开，由红革会《红卫兵快讯》、《中学文革通讯》编辑部联合主办，1967年9月10日创刊。

上三司

简称：上三司

全称：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22日在文化广场成立。

参加对象：除上海戏剧学院和部分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外，较多为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1967年1月15日和1月22日两次接管上海市委。办公地点上海戏剧学院内。

主要负责人：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

所办刊物：《革命造反报》，铅印4开。1966年11月24日先出特刊，12月15日创刊，至1966年12月30日出版第2期(从第3期开始，由红三司主办。)。

备注：1966年12月22日分裂为上三司和红三司两个组织。1967年2月因主要负责人赵全国被抓，组织无形解散。

红三司

简称：红三司

全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又称「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22日从红上司分裂成出来，在文化广场成立。

参加对象：骨干成员为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大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及教职员工组织，后来也吸收中学红卫兵组织。成员约二、三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发动1967年1月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参与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

办公地点：复旦大学内。主要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安文江。

所办刊物：1.《革命造反报》，最初的特刊、创刊号和第2期都由红上司主办，1967年1月30日，红三司重新出版《革命造反报》第2期，铅印8开，由红三司主办，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7月15日第12期。2.《反逆流战报》，铅印，4开，1967年8月7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第8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炮司

简称：炮司

全称：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成立时间1966年11月3日。

参加对象：主要为上海复旦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有部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主要活动：1966年11月帮助筹建工总司，参与安亭事件，发动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

办公地点：巨鹿路691号。

主要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周谷声。中学部负责人为上海市东中学高二学生红鸥(真名侯美度)。

所办刊物1.《工学运动》，铅印16开，1966年9月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3月第7期。2.《炮联快报》，铅印16开。

同济东方红

简称：同济东方红

全称：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15日。

参加对象：同济大学大部分造反派学生及教职员工，后来也吸收上海的中学生。

主要活动：参加1967年初的排除码头40万吨积压物资的行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同济大学校园内南楼311室。

主要负责人1966年底以后为同济大学学生陈敢峰(原名陈锦霖)。

所办刊物1.《束方红》报，铅印4开，1966年12月26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8年8月第144期。2.《教育革命通讯》。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交大反到底

简称：交大反到底

全称：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18日。

参加对象：上海交通大学部分造反派学生及教职员工。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交通大学校园内体身馆。

主要负责人：交大学生严步东(真名严惠林)。

所办刊物1.《反到底》报，铅印4开，1967年1月8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第23期(含一期联合版)。2.《反到底通讯》，铅印十六开，1967年4月创刊，至1967年9月终刊，共出55期。3.《反到底朝阳通讯》，铅印16开。1967年8月19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20日第5期。4.《反到底东风通讯》，铅印16开。5.《反到底、井冈山快讯》，铅印16开，1967年9月15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复旦红革会

简称：复旦红革会

全称：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5日在复旦大学登辉堂成立。

参加对象：复旦大学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及师生员工。

主要活动：发起1966年11月的解放日报事件，发起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绑架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

办公地点：复旦大学校园内红旗楼。

主要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劳元一、马立新。

所办刊物：《红卫兵》，手刻油印16开，1966年11月创刊，1967年元旦停刊，共出52期。最初由新闻系「中南海警卫兵团」主办，后由校红革会调派人员接办，成为复旦红革会机关报。

新师大公社

简称：新师大公社

全称：华东师范大学新师大公社

成立时间：1967年1月23日。

参加对象：华师大部分造反派学生及教职员工。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

主要负责人华师大学生刘浩德。

所办刊物1.《新师大》，铅印4开，1967年1月10日创刊。2.《新师大通讯》，最初为油印，后改为铅印，16开，1967年7月2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19日第88期。3.《新师大战报》，铅印，4开，1967年9月15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8年10月14日第94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二军大红纵

简称：二军大红纵

全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成立时间：1966年8月左右。

参加对象：第二军医大学部分造反派学生及教职员工。

主要活动：向毛泽东要求军队院校参加文革，造解放军总后勤部反，揪斗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第二军医大学校园内。

主要负责人：1966年底以后为二军大学生钱兴莎。

所办刊物：《红色造反报》，铅印4开，1966年10月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第53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二军大红旗

简称：二军大红旗

全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团

成立时间：1966年8月左右。

参加对象：第二军医大学部分保守派学生及教职员工。

主要活动：发起1968年4.12炮打张春桥事件。

办公地点：第二军医大学校园内。

主要负责人：第二军医大学学生龙书雅。

所办刊物：《红旗战报》，铅印4开，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12日第71期。

赤革会

简称：赤革会

全称：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常军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所办刊物：1.《赤卫军》，铅印4开，1967年2月6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6月共出14期。2.《赤卫军简讯》，打字油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第73期。3.《赤卫军战报》，打字油印16开。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简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底。

参加对象：北京南下串联学生。

主要活动：1966年10月以后的冲击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1月帮助筹建工总司，参与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愚园路311号。

主要负责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姜涛。

所办刊物：《首都红卫兵》(上海版)，铅印4开，1967年1月1日创刊，1967年3月6日第5停刊；目前所见出版至第8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北京。

清华井冈山

简称：清华井冈山

全称：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中旬。

办公地点：南昌路69弄5号。

所办刊物：《清华通讯》，铅印4开，1967年2月22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北京。

新北大

简称：新北大

全称：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中旬。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办公地点肇家浜路687弄7号。

所办刊物：《新北大评论》(上海)，铅印4开，1967年1月11日创刊；目前所见至1967年1月20日第2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北京。

北航红旗

简称：北航红旗

全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25日。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余庆路161号。

所办刊物：《红旗》(上海版)，铅印4开，1967年1月1日创刊，1967年2月7日停刊，共出7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北京。

西军电

简称：西军电

全称：西安军事电讯军事工程学院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驻沪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7年1月初。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所办刊物：《新军电》，铅印4开，1967年2月1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西安。

哈军工红色联络站

简称：哈军工红色联络站

全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初。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办公地点巨鹿路687弄8号。

所办刊物：《红色造反报》，铅印4开，1967年1月6日创刊，1967年2月28日停刊，共出9期。1967年9月1日，又曾出复刊第1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初撤销组织回哈尔演。

职工群众组织

赤卫队

简称：赤卫队

全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23日，在杨浦区平凉路526号中共杨浦区委会议室成立「赤卫队」总部(筹);1966年12月6日，「赤卫队」总部(筹)在人民广场举行正式成立大会。

参加对象：各工厂反对冲击市委和各级党委的保守派工人组织。最多时人数号称80万。

主要活动：反对冲击上海市委，反对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发动冲突工总司的色织24厂事件，参与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

办公地点：最初在外滩中山东一路市总工会办公大楼103室，不久搬往地处闸北区的番瓜弄47号，后来又搬往皋兰路接待站。

主要负责人：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副主任王玉圣。

所办刊物：《革命战斗快报》，铅印对开，1966年12月6日创刊，目前所见至1966年12月9日共出2期。计发行24万份。

备注：1966年12月底康平路事件后被强行解散。

工总司

简称：工总司

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9日。

参加对象：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后来也在文教科研等单位发展组织。

主要活动：发动1966年安亭事件，参与解放日报、发动康平路事件，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发动1967年砸联司武斗。

办公地点：刚成立时暂借在巨鹿路691号「炮司」的办公处；不久搬到复兴中路1350弄6号，1966年12月搬迁至杭州路690号的一所小学以及南京西路上海市政协办公楼内；1967年1月搬往中山东一路14号原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大楼。

主要负责人：国营第17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

所办刊物：1.《工人造反报》，铅印对开，1966年12月28日创刊，1971年4月9日，至第445期时停刊。2.《一月风暴》杂読(与版联合办)，铅印16开，1967年6月创刊，1968年2月停刊，共出6期。3.《一月风暴丛书》(与版联合办)，铅印32开，共出2本。4.《工人造反报通讯》，铅印16开，1967年9月21日创刊。5.《工总司简报》，铅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第126期。6.《造反文选》，铅印16开，1967年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72年，工总司自上而下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1973年又改名为上海市总工会。

一兵团

简称：一兵团

全称：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成立时间：1966年安亭事件后不久。

参加对象：初期以安亭事件中，从北站乘火车到达南京的一批工人造反派为主。主要活动1967年1月参加了与筹备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参与三兵团、工三司、战到底等组织反对工总司的大游行。

办公地点：瑞金二路24号。

主要负责人：上海第三钢铁厂车间工会工作人员戴祖祥。

备注：1967年2月被解散。

二兵团

简称：二兵团

全称：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成立时间：1966年安亭事件后不久。

参加对象：初期以安亭事件中而步行至苏州的一批工人造反派为主，后来发展人员，号称50万。

主要活动：发动起康平路事件，参与1967年1月15日接管上海市委行动；1967年拉起36个组织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与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1967年2月组织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战到底等，连手反对工总司。

办公地点：最初在徐汇区五原路，后搬往永福路。主要负责人上海纸浆厂工人耿金章。

所办刊物：《兵团战报》，4开影印，1967年1月23日创刊。

备注：1967年2月被解散。

三兵团

简称：三兵团

全称：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成立时间：1966年安亭事件后不久。

参加对象：初期以安亭事件中到达南京的一批工人造反派为主。

主要活动：1967年1月参加了与筹备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参与一兵团、工三司、战到底等组织反对工总司的大游行。

主要负责人：杨光恒。

所办刊物：《狂飙》，铅印4开，1967年2月2日创刊。

备注：1967年2月被解散。

工三司

简称：工三司(前身称「钢铁兵团」)

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7年1月7日，没有开成立大会，只在全市贴成立海报。

主要活动：1967年1月参加了与筹备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参与一兵团、三兵团、战到底等组织反对工总司的大游行。

办公地点：建国西路9号(但没有对外挂牌)。

主要负责人：上海第15无线电厂工人红夫(真名陈鸿康)。

备注：1967年2月被解散。

野战兵团

简称：野战兵团

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8日。参加对象主要为临时工。

主要活动：1967年1月参加了与筹备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

办公地点：没有固定办公地点。

主要负责人：上海丝绸绢纺厂临时工姜延良。

所办刊物：《野战报》，铅印4开，1967年2月6日创刊，至1967年3月9日，共出3期。

备注：1967年2月15日宣布与工总司合并(合并后的编辑部署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野战报》编辑部」)。

战到底

简称：战到底

全称：战到底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初解放日报事件中。

主要活动：参加1966年11月的解放日报事件；1967年1月参加了与筹备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参与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等组织反对工总司的大游行。

办公地点：高安路69弄16号。

主要负责人：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孙福祥。

备注：1967年2月被解散。

铁联

简称：铁联

全称：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16日。

参加对象：上海铁路系统的部分造反派职工。

主要活动：1967年1月初接管上海铁路系统；参加1967年初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办公地点：初期在虹口区山阴路，后来搬往上海铁路分局办公大楼。

主要负责人：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万金荣。

所办刊物：《铁路工人造反报》，铅印4开，1967年1月18日创刊，1968年1月停刊，共出74期。

六局联合指挥部

简称：六局联合指挥部

全称：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30日

参加对象：上海铁路分局、长江航运公司、上海港务局、上海海运局、上海市交通运输局、上海市邮电局，6个交通运输系统的局的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加1967年初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办公地点：虹口区多伦路。

主要负责人：万金荣(代表上海铁路分局造反派组织)，刘志超(代表上海市邮电局造反派组织)，龚土根(代表上海海运局造反派组织)，龚炳荣(代表上海交通运输局造反派组织)，钱永明(代表长江航运局造反派组织)，梁飞(代表上海港务局造反派组织)。

火线指挥部

简称：火线指挥部(或称「火线」)

全称：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成立时间：1967年1月7日。

参加对象：由工总司、红革会、炮司、上三司、同济东方红、上体司等造反派组织共40多人组成。

主要活动：疏通上海的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疏散上海港口积压物资、组织1967年春节的市场供应物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最初设在上海海运局辨公大楼2楼202室，两天后搬往福州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三楼。

主要负责人：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部秘书王明龙、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谢鹏飞。

所办刊物：1.《简报》，16开手刻油印，不定期共出二个多星期。2.《情况》，16开手刻油印，不定期共出二个多星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1967年3月市革会成立后解散。

反经总部

简称：反经总部

全称：上海市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成立时间：1967年1月10日。

参加对象：由红卫兵、银行工作人员、机关干部等70多人组成。

主要活动：制止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动员返沪人员回乡或回原地、说服退款还钱、组织人员疏散码头积压物资和帮助郊县农场抢收农作物。

办公地点：市工人文化宫5楼。

备注：1967年3月市革会成立后解散。

上柴东方红

简称：上柴东方红

全称：工总司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31日。

参加对象：上海柴油机厂部分造反派职工。

主要活动：与上柴厂另一群众组织联司对立和冲突，以及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

办公地点：上海柴油机厂内。

主要负责人：上海柴油机厂技术员张羽。

所办刊物：《东方红报》，铅印对开，1967年7月20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第2期。

联司

简称：联司

全称：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7年1月10日。

参加对象：上海柴油机厂部分造反派职工。

主要活动：与上柴厂另一群众组织东方红对立和冲突。

办公地点：上海柴油机厂内。

主要负责人：上柴油厂技术员杨仲池。

所办刊物：《联司战报》，铅印16开，1967年6月底创刊，共出6期。

备注：1967年8月4日因被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冲砸而不复存在。

支联站

简称：支联站

全称：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7年6月14日于人民广场。

参加对象：没有形成统一组织，都是各自为战的对上柴「联司」持同情和支持观点者和群界组织。

主要活动：支持上柴联司，反对市革会和工总司。办公地点没有办公地点。

主要负责人：没有负责人。但上海汽车配件厂工人陈卜昌、上海交通大学助教全向东对全市的支联站较有影响。

备注：原打算在1967年7月成立全市性统一组织，但在7月31日开会讨论时，与会人员全部被工总司抓捕，无形解散。

红工司

简称：红工司(又称「红工」)

全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15日在华山中学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名称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久改名为红工司。

参加对象：上海的部分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

主要活动：要求享有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人同等的政治待遇，要求不因参加文革而被解雇的工作保障。

办公地点：对外办公地点在乌鲁木齐中路11弄11号，对内办公地点在愚园路987号。

主要负责人：外包工费敏章。

所办刊物：《红工战报》，铅印4开，1967年2月6日创刊，共出2期。

备注：1967年初被作为经济主义组织解散。

红卫军

简称：红卫军

全称：上海市革命转业、复员、残疾军人红卫军司令部(1966年12月3日中央军委发文不准复员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红卫军遂于12月24日改名「：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但简称不变。)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底。

参加对象：部分复原、退伍及转业军人。办公地点华山路江苏路口。

主要负责人：上海医药公司干部俞名权。

所办刊物：《红卫军》，铅印4开，1967年1月26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2月3日第2期。

备注：1967年3月，被工总司等35个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

电业战士

简称：电业战士

全称：电业战士成立时间1967年初。

参加对象：主要为电业系统的局、公司机关和研究所的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1967年8月8日与电业总部的武斗。

办公地点：华东电管局大楼内。

主要负责人：技术员刘汉民。

所办刊物：《井冈山》，铅印16开，1967年9月15日创刊。

电业总部

简称：电业总部

全称：工总司上海电业系统联络总部

成立时间：1967年6月。

参加对象：主要为杨树浦发电厂、吴泾热电厂等发电厂的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1967年8月8日与电业战士的武斗。办公地点华东电管局大楼内。

主要负责人：杨树浦发电厂某部门党支部书记张国富。

机关联络站

简称：机关联络站

全称：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

参加对象：由海市委、市人委、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及其所属部门的部分造反组织联合组成。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作为张春桥、姚文元的工作班子真到市革会成立。

办公地点：地处的淮海中路上海市委党校。

主要负责人：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新革会

简称：新革会

全称：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21日在市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

参加对象：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部分造反组织联合组成。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办公地点文汇报社内。

主要负责人：文汇报记者朱锡琪。

所办刊物1.《新闻战士》，铅印4开，1966年12月26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1月5日出第2期。2.《新闻战报》。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广革会

简称：广革会

全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王兆洪

上艺司

简称：上艺司

全称：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0月19日。

参加对象：主要由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人艺、上海越剧院、上海雑技团、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红霞歌舞团及三个电影厂的部分造反组织联合组成。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海燕电影制片厂内。

主要负责人：海燕电影制片厂灯光工人刘军一。

所办刊物.1.《风雷激》，铅印4开，1966年12月28日创刊；自第2期始更名《文藜战报》;目前所见出版至1969年4月102期。2.《文艺战士》，铅印，4开，1966年12月17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工司艺

简称：工司艺

全称：工总司直属文艺指挥部

主要负责人：上海歌剧院作曲指挥萧白

上医司

简称：上医司

全称：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

参加对象：医务界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主要负责人：肿瘤医院干部陈广煊。

所办刊物：《红医战报》，铅印4开，1966年2月28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6月23日第10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工司卫

简称：工司卫

全称：工总司卫生系统联络站

版司

简称：版司

全称：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11日。

参加对象：上海出版系统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参与1967年5月至8月与版联的多次武斗。

办公地点：绍兴路7号上海市出版局内。

主要负责人：印刷研究所技术员朱伯生。

所办刊物《造反》，铅印4开，1966年12月14日创刊，至1968年9月停刊，共出60期(另有专刊3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版联

简称：版联

全称：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

成立时间：1967年3月7日。

参加对象：以上海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以及工业系统印刷厂的部分工人造反派组织为主体。

主要活动：1967年5月至8月与版司的多次武斗。

主要负责人：夏东胜。

所办刊物1.《万山红》画刊，铅印4开，1967年3月7日创刊。2.《动态》，铅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9日第104期。

科司

简称：科司

全称：上海市科技单位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19日。

参加对象：主要为上海管辖的60至80个研究所的部分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办公地点：科学会堂。

主要负责人：上海无线电6厂技术员林光远。

所办刊物：《简报》，铅印16开；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12日第72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科总

简称：科总

全称：上海市科技战线联络总部

成立时间：1967年2月24日。

办公地点：岳阳路319号中国科学院大院内7号楼。

所办刊物：《上海科技战报》，铅印16开；1967年6月25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9月6日第7期。

工司科

简称：工司科

全称：工总司科技系统联络站

教革会

简称：教革会

全称：上海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31日上午在劳动剧场(天蟾舞台)成立。

参加对象：上海部分中学教师和员工的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主要负责人：比乐中学教师叶木。

所办刊物：《教育革命》，1967年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中教司

简称：中教司

全称：上海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参加对象：上海中学教师和员工的部分造反派组织。

所办刊物：1.《动态》，1967年3月左右创刊，手刻油印，16开。2.《中教造反报》，铅印4开，1967年3月1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11月22日，共出16期。

小教司

简称：小教司

全称：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12日。

参加对象：以上海民办小学教师员工中的造反派组织为主体。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要求转为全民所有制。

主要负责人：长宁区左家宅民办小学教师杨军。

所办刊物：1.《小教造反报》，铅印4开，1967年1月20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5月23日第10期。2.《红小兵》，1967年7月20日创刊。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工司教

简称：工司教

全称：工总司教工联络站

所办刊物1.《教工造反报》，铅印4开(第1-30期是手刻油印)，1967年2月28日创刊；目前所见出版至1967年3月24日第2期。2.《看今朝》(与工总司版联合办)，铅印16开，1967年4月26日创刊，自第7期分为「通讯」和「报刊」两种；目前所见出版至第100期。3.《红画兵》，1967年2月左右创刊。目前只见到1期。

上体司

简称：上体司

全称：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11月27日在卢湾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

参加对象：职业运动员的部分造反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参与1967年5月30日与工体司的武斗，参与1967年7月9日与工总司交通运输局联络站的武斗；组织「上体司治安组」。

办公地点：南京西路市体委大楼。

主要负责人：足球运动员胡永年。

所办刊物：《体育战报》，铅印4开，1967年1月13日创刊，至1969年5月停刊，共出107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工体司

简称：工体司

全称：工总司体育系统联络总站

成立时间：1967年初。

参加对象：已经被分配进工厂的部分退役运动员。

主要活动：1967年5月30日与上体司的武斗。

主要负责人：上海缝纫机厂工人葛海珊。

公革会

简称：公革会

全称：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1月5日。

参加对象：以上海市公安局中的机关干部造反派为主要成员，后来也在各区县分局发展成员，以交通警察为多。

主要活动：1967年1月11日与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参与1967年7月26日27日与消革会和义革会的武门。

办公地点：建国西路75号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内。

主要负责人：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科干部王维章。

所办刊物：《公安战报》，铅印4开。1967年2月6日创刊，1967年9月25日停刊，共出25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人革会

简称：人革会

全称：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1月15日。

参加对象：最初主要为市局机关干部的部分造反派组织，后来也发展了许多交通警察。

主要负责人：虹口公安分局干部李忠杰。

联合兵团

简称：联合兵团

全称：最开始时名为「上海市各区(县)公安警察革命造反联合兵团」，不久改名为「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兵团」

成立时间：1967年1月

参加对象：以各区、县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民警、户籍警造反派的部分造反派组织为主体。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

办公地点：长宁区公安分局

主要负责人：长宁区公安分局干警宋春生。

消革会

简称：消革会

全称：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1月27日。

参加对象：部分消防民警的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1967年7月26日27日与公革会的武斗。

主要负责人：大连路消防队消防车驾驶员吴步林。

义革会

简称：义革会

全称：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

参加对象：部分消防民警的造反派组织。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7月26日27日与公革会的武斗。

司革队

简称：司革队

全称：上海市司法战线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

成立时间：1966年12月26日。

参加对象：市中、高级人民法院造反派。

主要活动：1967年1月11日对上海市中、高级的接管。

办公地点：福州路市法院大楼。

财联

简称：财联

全称：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1月初。

参加对象：财贸系统造反派。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主要负责人：南市区土产公司大众竹器店经理宋有福。

所办刊物：《财贸战士》，铅印4开，1967年2月18日创刊；自第6期始，更名为《财贸战报》(与财革会合编)，1968年8月停刊；共出57期(另有专刊3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财革会

简称：财革会

全称：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

成立时间：1967年3月24日。

参加对象：是「财联」与工总司在在各区的财贸造反组织大联合后，建立的组织。

主要负责人：南市区土产公司大众竹器店经理宋有福，黄浦区某商店的职工王志品。

所办刊物《财贸战报》(由财联的《财贸战士》更名而来，见「财联」条目)。

农司(筹)

简称：农司(筹)

全称：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

主要活动：参与1967年1月24日红革会夺市、区党政机构以及华东局权的行动；参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

主要负责人：夏桂柏，浦东农村某生产队的大队长。

所办刊物：《沪农造反》，1967年1月26日创刊，铅印4开，由上海市农业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至第14期起，更名为《农业战报》，由上海农口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目前所见出版至1969年3月8日第117期。

备注：上海人民公社发起单位之一。

支农司

简称：支农司

全称：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时间：1966年底。

参加对象：主要为1959年至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被动员回乡的原上海工厂工人。

主要活动：要求户口迁回上海业安排工作，1967年初曾占领上海大度。

备注：1967年2月底被解散，人员被遣送回原地。

注：

1.所有的造反派组织的主要活动，都至少参加了本单位或本系统的夺权。为节约篇幅而略。

2.除了工总司以及「备注」中写明解散原因者，其他所有组织1968年各级革委会建立后不再存在。

3.被本表格选入者主要为当时的全市性组织。但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新师大公社、戏剧学院革命楼、复旦红革会，以及一些外地大学的驻沪联络站，虽然只是大学的组织，但参与了市里的许多行动，其中许多还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所以选入。

4.此表格在群众小报方面的数据收集，得到徐建刚、樊建政和陈国康的大力帮助。

附录四：文革时期上海市革委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妇联名录³⁰⁷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单³⁰⁷⁷

主任：张春桥a

第一副主任：姚文元e

副主任

王洪文d、徐景贤b、王秀珍(女)d、杨富珍(女)d、马天水a、王维国(1971年9月免职)c、陈敢峰f、王少庸a、刘耀宗c、高志荣c、周丽琴(女)g、赵林根(1972年12月免职)g、周纯麟(1970年12月增补)c、武占魁(1972年11月增补)c、王一平(1972年11月增补)a、金祖敏(1972年11月增补)d、冯国柱(1972年11月增补)a、陈丕显(1975年9月增补)a、杨西光(1975年11月增补)a。

常委

冯国柱a、黄涛a、张敬标a、庞夫力a、李元c、李彬山c、张宜爱c、徐耀洲c、郑长华c、姬应伍c、刘忠朴c、金祖敏d、陈阿大d、叶昌明d、张宝林d、金阿娥(女)d、张梅华d、金传德d、吕美英(女)g、陆阿其g、陈秀英(女)g、石圣美(女)h、朱锦德d、王承龙b、朱永嘉e、艾玲(女)a、于会泳e、陆荣林e、刘浩德f、严步东f、郭忠业(1972年11月增补)a、陈新发(1972年11月增补)d、黄金海(1972年11月增补)d、王成龙(1972年11月增补)d、汪湘君(女，1972年11月增补)d、张美娟(女，1972年11月增补)e、杨小兵(1972年11月增补)f、罗毅(1972年11月增补)a、江岚(1972年11月增补)a、关建(女，1972年11月增补)a、张振亚(1972年11月增补)a、杨序昭(1972年11月增补)a、王景(1972年11月增补)a。

市革委会委员

续中一a、王乐三a、郭忠业a、白游标a、彭璞a、曲力(女)a、畲厚方b、王慰农b、于兴洲b、王德佐b、陈耀光b、鞠鸿业b、尹顺生b、徐海涛c、申乃清c、韩增春c、吴立义C、王立和c、王传友c、沈玉英(女)c、张传富c、王柱书c、林平汉c、王颖暹c、周正美c、方耀华c、韩玉芬(女)c、黄金海d、耿金章d、王成龙d、缪南生d、马振龙d、戚荣繁d、徐美英(女)d、汪湘君(女)d、谢鹏飞d、傅世而d、梁飞d、刘志超d、包兴祥d、黄中林d、郭三珍(女)d、陈新发d、唐文兰(女)d、张文连d、陈筱根d、宋文杰d、吴怀忠d、李文兰(女)d、张勤d、张生堂d、杨怀远d、徐殿宏d、李连智d、李国华d、宋世萍(女)d、庄士福d、张志然d、朱大先d、潘国平d、陆顺龙g、金佩华g、鲍洪英(女)g、王章龙g、黄钰祥e、韩妙根g、王安石g、方水仙(女)、杨道云g、庄品华(女)g、陆明宝(女)g、沈品章g、吕燕华(女)g、龚丽琰(女)g、倪伯森g、朱菊英(女)g、孟庆杰f、杨小兵f、缪财生f、叶定海f、宋爱武(女)f、卢大保h、陶柳云h、卫克珍(女)h、王举才d、周帼英(女)h、刘巽珑h、钱祥甫h、马士龙h、方静(女)h、戴金荣h、宋有福h、贺月仙(女)b、张美娟(女)e、李丽芳(女)e、李国良e、刘贵琴(女)e、胡永年e、陈广煊e、叶柏顺e、陈中伟e、俞茂华(女)e、李国群e、胡世全e、陈强e、张冬娣(女)、罗毅(1972年11月增补)a、江岚(1972年11月增补)a、闘建(女，1972年11月增补)a、张振亚(1972年11月增补)a、杨序昭(1972年11月增补)a、王景(1972年11月增补)a。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名单³⁰⁷⁸

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a

市委第二书记：姚文元e

市委书记(5名)

王洪文d、马天水a、周纯麟c、徐景贤b、王秀珍d

市委常委(16名)

张春桥a、姚文元e、王洪文d、马天水a、周纯麟c、徐景贤b、王秀珍(女)d、王少庸a、王维国c、冯国柱a、张宜爱c、张敬标a、杨富珍(女)d、金祖敏d、高志荣c、黄涛a。

市委委员(59名)

马天水a、马秀英(女)d、于会泳e、王少庸a、王秀珍(女)d、王洪文d、王维国c、王德佐d、方耀华c、石圣美(女)h、冯国柱a、曲力(女)a、江岚a、刘杰a、刘忠朴c、刘耀宗c、朱永嘉e、朱锦德d、吕美英(女)g、李元、李钧、李彬山c、杜彪c、张勤b、张宜爱c、张春桥a、张梅华d、张敬标a、张辑五a、陈阿大d、陈秀英(女)g、陈敢峰f、陈新发d、汪明章d、杨富珍(女)d、金英(女)b、金仲元d、金传德d、金阿娥(女)d、金祖敏d、周丽琴(女)g、周连喜d、周纯麟c、庞夫力a、郑长华a、孟增林d、姚文元e、胡世全e、施国华d、赵林根g、高志荣c、郭忠业c、徐海涛c、徐景贤b、徐耀洲c、康庄c、黄涛a、姬应伍c、韩增春c。

市委候补委员(17名)

马玉霖b、王振华c、王颖暹c、朱大先d、李文兰(女)d、李阿桂(女)、吴立义c、张文连d、张华明c、张震春、沈品章g、俞连珠(女)d、黄根海、彭璞a、鲍复、蔺文臣a、蔡宝贤。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名单³⁰⁷⁹

负责人：朱永嘉。

核心成员：朱永嘉、王知常、萧木(1973年调北京)、王绍玺(1973年增补)、陈冀德(1976年6月增补)、章树焜(1976年6月增补)、顾澄海(1976年6月增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委员会名单³⁰⁸⁰

常委(5名)

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

委员(39名)

王秀珍(女)、金祖敏、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腓利、王成龙、徐美英(女)、耿金章、马振龙、岑麒麟、缪南生、倪叔英、邵智慧、徐文豹、曹礼堂k、邵济宏、施善林、沈于和k、王惠禄k、徐妙林、张惠财k、左秋根、蒋才喜、袁松伯、蔡康裕、曲世和、蒋善根、刘广德k、康正勤、卞强明、蔡云龙、徐学德、戚荣繁j、杨富珍(女)j、周林妹(女)j、孟招弟(女)、张伯生。

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名单³⁰⁸¹

主任：王洪文。

副主任(6名)：王秀珍(女)、金祖敏、杨富珍(女)、陈阿大、叶昌明、沈涵。

常委(20名)

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王成龙、汪湘君(女)、马振龙、张宝林、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刘金堂、于玉娥(女)、金传德、曹征凤(女)、董海棠、史桂昌、孙玉凤(女)、何士雅(女)、董光正、潘国平。

委员(131名)

马文根、马先如、王月珍(女)、王建华(女)、王腓利、王惠禄、左秋根、刘招弟(女)、孙顺业、陈忠海、张生堂、张礼锦、张秀清(女)、张国权、杨宝才、唐文兰(女)、倪淑英、康正勤、黄文海、曹礼堂、崔世金、蒋才喜、蒋飙、缪南生、王林鹤、方静(女)、叶丽云(女)、汤长林、杨汇芬(女)、祁和坤、周林妹(女)、施善林、费海荣、柴雄昌、顾和林、倪海宝(女)、戚荣繁、程德旺、王迎春、宋有福、岑麒麟、苏桂珍(女)、余立新、周妙兴、胡要芬(女)、耿金章、徐美英(女)、陈杏兴、陈鸿仙、陈鸿宝、陈福弟、李爱宝(女)、吴连科、吕洪达、严正、张永泉、邱才裕、张丽香(女)、张国钧。张雪妹(女)、张惠财、沈玉妹(女)、沈关松、沈伯基、沈鸿顺、周丽丽(女)、郑月琴(女)、郑金英(女)、金生根、金森林、范云虎、俞秀珍(女)、胡集溶、洪兴良、洪凤年、姚松桃、钟木庚、凌厚根、徐正芬(女)、徐玉珍(女)、徐阿五(女)、徐妙林、徐丽娟(女)、徐秋栋、唐登兰(女)、唐惠芬(女)、钱永和、钱家根、郭立虎、袁祖根、黄肇祥、邱仁千、杨车高、杨佩莲(女)、杨惠忠、邹金凤(女)、陆虹(女)、周宝良、颜锦春、戚崇义、章钱康、彭立长、韩琴素(女)、蒋惠娟(女)、蒋德伟、谢颖琦(女)、虞文玉、楼爱琴(女)、王金苏、王林茂、王美玉(女)、王根生、王锋俊(女)、王瑞菊(女)、方人仪(女)、方士荣、毛康娣、叶纪林、白瑞忠、帅恒友、刘开宇、江广征、朱长云、朱刚、朱荷娣(女)、庄虔钰(女)、汤兰珍(女)、汤桂银(女)、孔祥金、吴绍富、蒋善根。

共青团上海市委第六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³⁰⁸²

书记(4名)：陈新发、汪明章、郑均培、万桂红(女)。

副书记(3名)：杨小兵、杨佩莲(女)、沈芬娣(女)。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主任、副主任名单³⁰⁸³

主任：汪湘君。

副主任(7名)：强玲英、翁品芳、李俊卿、沈粹镇、陈佩珍、吕美英、杨巧娣。

后记

本书与《大崩溃》的关系

20年前，我曾与萧关鸿合作，撰写了一本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大崩溃》(台湾时报出版社1996年出版。当时书上署名的只是我一人，另一作者萧关鸿没有署名)。书还没出版，我便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久，书出版了，我对那本书很不满意。因为看了国外学者对文革的研究后，我感觉到自己过去的研究，完全是以文革思维批判文革，将这场由体制和更深层文化等原因造成的社会灾难简单化，甚至叙述语言都是文革式的。换句话说，我在那本书里，没能挣脱半辈子被牢笼禁锢的思想。再者，由于数据的缺乏，在《大崩溃》中我只着重写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撰写整个十年的上海文革历史，始终是我的心愿。

在作为访问学者期间，我与伯克利大学的伊莉萨白·裴宜理教授合作，撰写了《无产阶级的力量》(ProletarianPower-Shangh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美国WestviewPress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不久我女儿高中毕业，到美国求学。我必须承担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于是，好几年内，我离开了研究，一直打工供女儿读书。但心底的愿望挥之不去。终于，女儿读研究生时能够借钱读书，我决心回国继续文革研究，重写上海的文革。

此时，国内政治虽然依旧，甚至倒退，但资料比过去丰富得多了。一是被判刑的当事人基本都已出狱，许多我一直纠结的历史细节，总算有询问对象了。二是市场开放程度更大，许多当年传单的保存者，将传单和资料放在网上拍卖；另一些收集者则集中收购这些传单，许多人的资料非常丰富。三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大，一些当年的工厂、行政机构例如主管局、行业公司被纷纷撤销，大量文书档案被当作废纸流向废品回收站，废品回收站转手卖给了一些数据收藏者。这些差点被作为废纸的档案，蕴藏着大量历史密码。四是新的有关文革的回忆录不断发表出版，提供了大量数据；国内不能出的，就在香港和台湾出。这一切，使我下决心，重新写一本关于上海十年文革的书，重点放在运动史。对于上海十年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内容，由于又是一个大题目，加上我在这方面知识不足，所以基本没有涉及。

如果本书的内容与《大崩溃》有出入，以本书为准。此外，这本书中的好几个章节，都曾在《记忆》、《华夏文摘》等网上刊物发表。但发表后，我又做过一些修改。如果本书内容与发表过的章节有不同之处，也以本书内容为准。

数据源

本书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来源：

第一类来源，是文革时期的文字数据。

首先是文革中的报刊和出版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以及文革中出版的书籍。

其次，是上海地区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刊物、传单，包括《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以及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数量非常大。这里就不一一罗列出来了。

其三是文革中的文书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各种简报、情况摘编等等，包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文和有关简报，以及工总司和以后的工代会和上海市总工会的档案，例如工总司传单集，工总司所作的大量统计调查资料，还有徐景贤、王成龙、叶昌明等人的工作笔记，等等。还有近几年因行业关并撤转，流向废品回收站的大量当年档案，包括行业简报、情况交流、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个人日记、个人档案、交代揭发、财务报表、调查统计，等等，大都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其四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编写的各种大事记，例如：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写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写的《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上海柴油机厂「大事记编辑组」1967年4月编写的《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工总司1967年5月编写的《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上海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写的《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等等，还有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文革中编写的各种大事记。这些大事记由于距离所记载的事件时间较近，所以至少在时间和事件过程记载方面，离史实较近，在时间和人物参与的数据提供上比较准确。缺点是真正的动机往往被掩盖在套话大话之后。

其五是文革中的首长讲话、揭发交代和检查，例如文革初期曹荻秋、陈丕显等的讲话，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等的讲话，例如耿金章、戴祖祥、孙福祥等1967年被王洪文关在看守所时的交代。又例如曹荻秋、陈丕显的检查，马天水、王少庸、梁国斌等市委干部在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揭发。这些揭发交代，有的刊登在《大会专刊》上，有的被编成小册子。例如赤卫队主要领导成员1967年初的交代，被工总司编纂成小册子《臭名昭著的赤卫队》。还有文革后笔者得到的一些当年的交代，包括关于赤卫队的交代、关于中串会的交代等。由于都是当时的文字，所以史实比较准确。

第二类来源，是文革后的清查资料及判决书。这方面的数据，一是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印发的宣传资料，其中包括《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到之五，上海警备区编写的《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等文革中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交代，等等。还有许多当事人在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期间的交代材料，以及揭发材料，也都属于清查数据。由于审查时都是针对每个具体事件，所以这类数据的内容比较系统集中。缺点是当事人为减轻牢刑，不乏迎合审讯人员引导方向的不实之词。此外，由于只追查「篡党夺权」，所以内容比较狭隘，不足以涵盖整个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

第三类来源，是文革后当事人的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力、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聂元梓、阎长贵、吴德、汪东兴等的回忆录，关于上海的有陈丕显、徐景贤、朱永嘉、陈冀德、沈福祥、吴中杰、马达、周纯麟、红鸥等的回忆录。还有许多回忆文章。此外，许多红卫兵和当年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也都是重要的数据。因为数目太多，不一一列出。我自己，也搜集了一些上海文革当事人的未刊回忆录。

第四类来源，是文革结束后笔者对文革当事人的口述访谈。这些当事人是：安文江、包炮、卞全、陈阿春、陈卜昌、陈宪珍、陈渝、戴立清、戴祖祥、丁德发、范佐栋、冯军、高建国、高静慧、顾达、管宇春、何是、何秀文、红鸥、侯邦琪、黄浩清、黄金海、黄树森、黄涛、黄星生、霍达、吉傅仁、江必雄、姜桂鸿、金小蜂、金祖敏、劳元一、李东生、李功佐、李家齐、李剑钰、李小明、连世玉、廖颖、刘浩德、刘政明、卢沂生、马骥、马立新、苗生元、闵孝思、缪财生、潘国平、秦根富、邱励欧、施国钧、施惠珍、施尚英、石鼎、石文德、史丽枫、宋有福、宋永毅、唐文兰、田书尧、屠伯森、汪湘君、王曾元、王腓利、王明龙、王绍玺、王秀珍、王玉玺、王知常、王珠山、魏威、文贯中、吴林深、吴文虎、吴中杰、萧白、萧木、谢鹏飞、欣鼎亮、邢文举、徐景贤、徐美英、徐敏、徐泮清、许国良、许锦根、许小昆、薛海翔、严寜、杨小兵、叶昌明、游雪涛、余子道、俞胶东、郁鸿卿、袁尧舜、袁义永、张宝林、张伯生、张扣发、张水荣、张小坊、张永前、张振学、赵全国、周铁荣、朱锡琪、朱永嘉，等等。(其中有些口述回忆，是笔者与复旦大学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金大陆教授一起采访的)。

第三、第四类数据源，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细节，以及当事人当时的思想动机，对许多史实，也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情节成了罗生门。而且由于当事人思想的变化，回忆和叙述中的动机，与当初的动机可能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必须与其他数据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数据互相比照。

第五类来源，是文革后有关单位编写的数据，包括系统和单位的文革大事记、地方志、组织史。都是上级有关单位统一布置的，调用了大量的文革文书档案，以及文革后的清查数据。不过，文革大事记一般不对外开放，很难看到。而地方志，由于遵从当局的「文革从简」原则，除了金大陆撰写的《上海青年志》文革部分，绝大多数地方志的文革部分，都过于简单。而且因为是官方修史，必须遵从主流价值，回避了许多重要史实。

第六类来源是文革后的资料汇编。其中最重要的，首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此外，周良霄、顾菊英编着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也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还有逢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等等。一些网上发表的数据汇集，例如水陆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第七类来源是历史著作。其中对我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至少到我这本书完成之时，国内还没有一本文革著作能超过它。还有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王海光著《新秩序和新冲突》、史云和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跳迹》，金大陆著《正常与非常》、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等等。此外，海内外学人研究文革的著作也十分重要；加上许多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论著。因为数量庞大，开列书单太长，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从匮乏的资料中发现历史，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不过，历史本来就是各种真实、半真实或不真实的碎片。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乐趣，就在于从各种碎片中接近真相。

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热情无私的帮助。在此我向所有对我提供帮助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那些文革的当事者，他们接受了我的访谈。他们的回忆，补充了文字数据的不足，使得历史鲜明生动，更使我弄清了许多长期不明白的关节点。我尤其要感谢当事人对我的信任及包容。书成之后，我尽可能地找到书中所提及的主要人物，请他们核对历史事实。许多当事人知道我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他们不很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但表示：他们要求的，是理清史实，至于怎样评价这段历史，是作者的权利。也有些被采访者不愿留下名字，笔者只能作技术处理，望读者谅解。

我也感谢向我提供数据的许多热心人，尤其是陈国康、林鸥、樊建政、徐建刚、李晓航，他们花了大价钱搜集文革传单小报，却无偿提供我使用。我书中的许多重要史实来自他们提供的资料。许多时候，这些文革中的文字数据，比照与当事人的回忆，对接近真相，起着关键作用。

我还要感谢其他对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吴由之、李东生、周丽娟、陈君慧、袁福佐、石鼎、杨沪生、杜晓政，等等。他们或为我打字，或为我修改和校对文字，或为我查找数据，或为我寻找当事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还有朱学勤、吴一庆，对我的书，从结构到理论到叙述方式，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还有严搏非，热心地为我联系出版社。

同代写史，最难的是与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保持距离。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经历和情感，会对认识历史产生干扰，尤其自小所受教育的干扰，会不可避免地顽强显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史料的不足。当事人的回忆、档案的挖掘和整理，都需要时间。尤其现在的中国，许多档案不开放，长期保密；加上当局对研究的禁止和干扰，更增强了难度。

所以，我的研究只能是初步的。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为后人的研究铺路，我所付出的艰辛就是有了回报。

附：关于本书引用较多的部分重要历史文献或资料的说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文革中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在1967年11月编印，从内容上看，所引资料似乎有许多来自上海市委当时的办公文书档案，例如市委或市人委的简报，也有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据说当时负责审批群众小报印刷的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曾看过底稿，说虽不赞成其观点，但事情都属实，签字同意排印。大事记起始时间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23日，原件约10万字左右，16开铅字排印本。现已经由宋永毅编入文革资料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

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在1967年3月编写。反经总部成立于1967年1月10日，于3月17日撤销。撤销前，整理出这份记载总部活动的大事记。大事记详细记录了经济主义风潮时上海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经济困境，所引资料大部为反经总部当时的会议记录、内参等办公文书档案。原件为16开铅字排印本，约2万多字。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现已由宋永毅编入文革数据库。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这本文献汇集，是工总司办公室数据组1967年7月开始征集数据，最后汇编成册，起讫时间1966年11月至1967年底。收集了工总司自成立到成书时的所有传单，包括：布告、通告、通令、通知，等等，按传单的出版时间编排。是研究工总司的重要资料。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获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我的检查》(陈丕显)，《我的检查》(曹荻秋)：

这些数据是1967年召开的一系列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以及上海市长曹荻秋批判大会上的发言，发言者都是上海部局长以上干部，也有市委副书记们；还加上陈丕显、曹荻秋当时写的检查。原件为16开铅字排印本，没有注明编印者。笔者估计是王承龙负责的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编印的。

《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工总司1968年10月编写，原件约6万字。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工总司关押和审讯了许多赤卫队负责人。这份数据是当时被关押的赤卫队总部和区、局分部的一些负责人，被审讯时写的交代材料的摘录汇编。此外还有一些上海市委负责人如曹荻秋以及市总工会主任张祺等干部的揭发和交代的摘录。此资料没有正式印发，原件为24开铅字排印的校样，似乎没有校对过，因为文中错字错排颇多。原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

这本大事记是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组织人编写，徐景贤亲自三次修改。引用资料多来自当时市革委会的有关简报及其他文书档案，此外还参考了大量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同时，编写组还多次召开座谈会，搜集数据及当事人回忆，并对文字数据进行核实。因此大事记在史料方面较为详实。大事记详细记录了上海一月革命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夺权经过，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资料。大事记的起讫时间从1965年11月至1967年2月。大事记共6.2万多字，原件为8开铅印清样。大事记写成后，徐景贤将清样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张春桥看后在样稿中作了多处记号和修改，但又要求徐景贤不要再付排；而且要求将已经印出的也全部销毁。之后，徐景贤让将全部底稿、记录、资料及印刷版子等一并销毁，只留下三本清样。文革结束后，从张春桥、徐景贤的办公室中查出两本。现分别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以及中央档案馆。

《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这本大事记是王洪文文革前工作的工厂上海国棉17厂(后改名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写，原件约5万字。大事记详细记录了文革初期还是一名普通保卫科干事的王洪文的活动，是研究王洪文以及上海文革时期群众运动的重要数据。大事记的实际撰写者是新华社上海记者站的工作人员，1974年至1975年奉命往上棉17厂为王洪文写传。引用数据为该厂1966年的会议记录等办公文书档案、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抄件，以及座谈会记录和采访。原件为16开打字油印本，文革结束时大都被销毁，只剩几份，分别存于上海第17棉纺织厂、上海纺织局、上海市档案馆以及中央档案馆。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一到之三)：

这份资料是文革结束时，中共中央「王、张、江、姚项目组」1976年12月到1977年9月编纂。大都是当事人的揭发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档案数据。共约17万字，内容主要是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曾下发到基层并向群众宣读。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至之五)：

这份资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纂，大都是当事人的揭发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档案数据。共约40万字，内容主要是文革中发生在上海的各类事件。曾下发到基层业向群众宣读。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南京军区于1979年3月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上海警备区撰写《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上海警备区于1979年3月组织人员成立了编写组。全部资料共三册，第三册的内容是文革中的上海第二武装，约38万字。其中包括文革中的文书档案、照片，文革后的揭发批判材料。还有两份大事记：《「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始末》，《「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纪事》。原本为十六开印刷合订本。整本资料线条清晰，内容翔实，是研究文革时期上海民兵的重要资料。

《忠诚于常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于文革后的1983年9月编写。原稿为3万多字，16开打字油印本。此资料编写前，正值上海市委为文革中上海保守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平反不久，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编写了这本资料。执笔者王一鲁、陈其贤都是当年的赤卫队员：陈其贤是赤卫队总部文字秘书，王一鲁是《解放日报》社的赤卫队负责人。他们多次召开原赤卫队总部及各区负责人座谈会，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编写成这本资料。虽然最终没有按原定提网写完，只写到昆山事件，但赤卫队最重要的活动诸如成立经过、与中共上海市委的关系、康平路事件等，都已包括。原件存于上海市总工会，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2年编。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清查上海的文革派，留下大量当事者交代、揭发和证词。清查结束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觉得让数据沉睡可惜，组织部分曾参加清查的工作人员，利用清查档案编写了这本史话。虽有一些差错，但数据极其丰富，缺憾是数据源全部没有注明出处。原稿约60万字，16开铅字排印本。本打算公开出版，但写成时正值1989年以后的政治收紧时期，没被允许，以后一直没有出版。

描述

[←1]

也有说工资等级有32个级别。但笔者认为这是工资的全部等级，不是干部的工资等级。当时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算干部编制，干部24级是他们的起点。

[←2]

《陈丕显回忆录一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

同上。

[←4]

这是张春桥妻子文静说的，转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这本史话的资料基本来源于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市总工会等机关的简报或内刊，以及文革结束后对上海「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档案。

[←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6]

虞云国著《那椿关于海瑞的公案—读<怀念吴晗>》;以及上海《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6日《南北「海瑞」引发的大冤案》，沈鸿鑫著，载于《世纪》2007年第1期，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

[←7]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

[←8]

这是李希凡对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胡锡涛说的，转引自《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9]

不过1960年初，柯庆施又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据说是因为在东庙二村办公不便。

[←10]

这件关于房子的事，是朱永嘉告诉笔者的。

[←11]

转引自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徐景贤家人编辑，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12]

姚文元的这段话转引自徐景贤1967年1月4日工作笔记。

[←13]

有回忆录说，批判《海瑞罢官》，实际上是毛泽东1963年决定要「批判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由江青到上海向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布置，柯庆施让华东局宣传部执行的。华东局宣传部当时拟了十个题目，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题目是批判「有鬼无害论」。引自《文草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唐荣智口述，金大陆采访，孙路遥、王芳整理，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0期，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14]

「梁壁辉」名字为柯庆施所取，引自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5]

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以及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红星照耀的家庭》。

[←16]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17]

同上。

[←18]

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的长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19]

转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载于《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

章剑锋著《文革上海写作班的那些人和事儿》，载于《南风窗》2010年第8期，广州《南风窗》多杂志社。

[←21]

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22]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23]

徐景贤著《张春桥短片》，载于2005年6月号香港《明报周刊》。

[←24]

《生逢其时》，陈冀德著，香港时代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25]

阳春面是当时上海底层市民的廉价点心：一碗光面，除加了点猪油的酱油汤，没有任何浇头。

[←26]

朱永嘉和徐景贤都曾多次对笔者这样评价和回忆姚文元。

[←27]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201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发表的前前后后》。朱永嘉本人也曾对笔者多次这样评价姚文元。

[←28]

这是陈冀德在其2008年的回忆录《生逢其时》中一再说的。

[←2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30]

前者是《海底二万里》等小说的作者，后者是《陶维尔教授的头顾》等小说的作者。

[←31]

这三本手稿的打印件，笔者曾经在朱永嘉处看到过。

[←32]

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1958年9月11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载于《古籍善本》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照相彩印本，Lot3051方氏珍藏，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33]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34]

转引自胡锡涛著《「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载于2000年第9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

[←35]

朱永嘉，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主要负责人，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委革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结束后判刑14年。

[←36]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201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37]

朱永嘉的这个态度转引自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38]

这是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会」及「工总司」代表时说的，载于《反到底》1967年1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亅编辑部编。

[←39]

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40]

这39个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数据》，很多文章都提及，虽然笔者始终没有查到原始数据的出处，但是在「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12月编辑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中的1964年7至9月中有记载。

[←41]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397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43]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44]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56页，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王力这话是针对文革后有一些文章说张春桥组织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是瞒着上海市委的。

[←45]

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46]

张春桥在1966年12月23日对「红革会」代表和工人造反派曾经说：「从一至六稿是我和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才给市委看」。

[←47]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48]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49]

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以及笔者、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

[←50]

这是曹荻秋说的，同上。

[←51]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以及顾训中、笔者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记录。

[←52]

陈丕显的话转引自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53]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54]

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对「红革会」代表和工人造反派的讲话。

[←55]

《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年5月。

[←56]

曹荻秋的这段话引自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57]

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58]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36页。

[←5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60]

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

[←61]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06-04出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62]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又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的。

[←63]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64]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申心》。

[←65]

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66]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一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班1969年1月编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班」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前身。

[←67]

艾玲《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载于2001年第9期《炎黄春秋》。

[←68]

转引自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载于《党史通讯》1984年第6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硏究室编。

[←6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70]

《文汇报》1965年11月29日《编者按》。

[←71]

马捷，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二学生。1968年「上山下乡」去农村，以后上大学，文革结束后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72]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20页。

[←73]

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74]

张春桥在1965年12月10日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75]

朱永嘉列的这几个题目以及回忆，均引自顾训中、笔者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

[←76]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77]

这件事陈丕显和朱永嘉在回忆录中都有提及。见《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以及朱永嘉口述、金光耀2001年整理2001年《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78]

杨永直删张春桥讲话之事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班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79]

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80]

李俊民的女儿冬冬2010年11月《记忆里的浪花》（未刊稿）。

[←81]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398页。

[←82]

这是朱永嘉告诉笔者的，朱永嘉回忆说是徐景贤告诉他的。

[←83]

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在陈丕显的回忆录中，说张春桥是知道要害的。他回忆说张春桥在一个小会上讲：「这个『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了要害』，争取主席的文特，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但陈丕显没有注明张春桥是在哪个小会上说此话。笔者估计这可能是张春桥后来在文革中的讲话。

[←84]

以上资料引自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以及中共中央1966年《516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还有参加会议当事者的未刊回忆录。

[←85]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

[←86]

陈丕显2005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87]

同上

[←88]

《516通知附件》，以及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89]

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90]

引自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91]

转引自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92]

转引自郑谦1984年著《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93]

转引自王文正著《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94]

曹荻秋这个态度引自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95]

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96]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班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97]

徐景贤1967年10月26日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98]

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99]

徐景贤1967年10月26日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徐景贤其中提到的《评吴晗的政治立场》一文，估计应该就是《评「三家村」》一文最初的题目。

[←100]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1]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56页。

[←102]

林默涵著《「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载于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03]

张春桥1968年12月12日在市机关小组的讲话。原件由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104]

张春桥的话转引自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的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05]

同上。

[←106]

据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的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说：「1966年4月15日」，陈丕显在医院中召集曹荻秋、杨西光等人，研究决定在全市报刊上批判李平心、贺绿汀、翟白音、王西彦、周子同、周信芳、李俊民等七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07]

引自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内部刊物《党的工作》1966年第26期。

[←108]

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09]

马达著《办报生涯60年》第44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

[←110]

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的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11]

引自王蔚莲著《文革期间的上海红卫兵运动》，载于《当代上海党史文库峥嵘岁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出版。

[←11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7页，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这本史话的资料基本来源于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市总工会等机关的简报或内刊，以及文革结束后对上海「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档案。

[←113]

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复旦大学《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9月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14]

这个名单的情况，是文革前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2010年9月14日告诉笔者的，他也在这个名单之中，被分入第四档。

[←115]

复旦大学「史红」战斗组1968年7月编传单《复县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16]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的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17]

同上。

[←118]

同上。

[←119]

曹荻秋《我的检查》，1967年3月12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0]

《曹荻秋的假检讨》，载于《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会印，1967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21]

这几个数字引自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

[←122]

《大动荡的年代》P36，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123]

传单《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纪念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上海文化革命数据联合编辑部1967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24]

复旦大学「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二）》。

[←125]

复旦大学「史红」战斗组1968年7月编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大事记》。

[←126]

复旦大学「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二）》。

[←127]

《控诉刘邓路线对教工进行惨无人道的政治大迫害》，载于《工人造反报》1967年1月25日。

[←128]

复旦大学「史红」战斗组1968年7月编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29]

以上数字引自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130]

王年一198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

[←131]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08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2]

王年一198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第47页。

[←133]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08、714页。

[←134]

这些数字列自《华东师范大学校史》，袁运开、王铁仙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及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3页。

[←135]

传单《同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同济大学路桥系「部分革命教师」潘洪萱、王午生、沈庆均⋯⋯易建国1966年9月16日。

[←136]

以上关于上海高校的斗鬼风数据与数据部，除注明出处的，全部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三章。

[←137]

《复旦往事》，吴中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文中的×××是原文。

[←138]

马天水1967年3月23日在《我的揭发》，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裁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版。

[←139]

这是她1987年自己对笔者谈起的。

[←140]

上海市委办公厅载于《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从六月一日以来打人和较严重的体罚情况》，载于1966年10月1日第818号《文化大革命动态》;转引自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2008年第了期《史林》。

[←141]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8页。

[←142]

传单《曹荻秋1966年8月22日晚在江湾虹口体育场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物理系黄永仁整理，新师大东方红战斗兵团1966年12月6日翻印。

[←143]

这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的。

[←144]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45]

传单《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年6月。

[←146]

工厂机关的红卫兵组织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都改称为「战斗队」或「造反队」。

[←14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

[←148]

《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

[←149]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于《红卫兵战地》红1号，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大批判小组主办，1967年8月6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50]

原上红总部作战处处长、上海第61中学高中学生张延平回忆录《「文革」我当上了「作战处处长」》。

[←151]

原上海第61中学高中学生、上红总部工作人员张小坊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张小坊在2009年12月26日对金光耀、金大陆、笔者的访谈时还回忆说：这次会上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成立全市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二是成立全市大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152]

上海复旦附中高中学生、原上红总部工作人员魏晓台的回忆录《从红到黑，从黑到白》，魏的回忆还提到市委组织了上红总部的筹备会议，时间在1966年的8月间，地址在湖南路8弄的李彬山家。

[←153]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而据后来成立的另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红西南」负责人屠伯森对笔者的回忆说，据他的记忆，第一条是「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154]

《上红总部正式成立》，载于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合办的小报《红卫兵》第第一期，1966年9月16日。

[←155]

这个名单是曾经参加过上红总部的石鼎、张小坊等人回忆的。

[←156]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

[←157]

金光耀、金大陆、笔者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158]

韩烽火著《对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

[←159]

这是笔者听文章起草者、笔者的同学俞胶东回忆的，他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原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的儿子，松江二中高三学生。文革初期笔者也曾听他讲起过这篇文章。不过笔者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

[←160]

这个日期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造反派斗争大事记》(讨论 稿），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办公室数据组编，载于「一月风暴编辑部」编辑的《一月风暴》丛书1966年第一期。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1]

以上数据引自1966年8月25日新华社报报道，以及金大陆主编的《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2]

上海展览馆原名「中苏友好大厦」，文革前夕改此名。

[←163]

张治凡著《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http：// wwwmilshnet/Bookaspx？cid=4tid=504

[←164]

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家根据赎买政策给私营资本家和业主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支付给原企业主的。

[←165]

以上材料大部来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以及1966年8月25日、8月29日、9月29日的新华社报道。

[←166]

《上海地名志》，《上海地名志》编察委员会编，张绍梁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67]

《江青19660728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但据说，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说毛泽东对删去最关键的这句话很生气。

[←168]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38页。

[←169]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170]

树棼著《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文汇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1]

这是笔者的高中同学俞胶东告诉笔者的。他曾经在上红总部政治部工作过近一个月，上红总部小报《红卫兵》的编辑之一。

[←172]

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了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

[←173]

李宗陶著《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中对杨东平的访谈：《杨东平——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174]

以上材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

[←175]

《中共上海党志》：中共上海党志——特记「文化大革命」纪略，《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176]

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177]

转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34k期）。

[←17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6页。笔者当年也曾听说过这个「10条」。

[←179]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80]

《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顽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几个突出事例》，市委宣传部厂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小组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大会特刊。

[←181]

这是俞胶东告诉笔者的。

[←182]

转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183]

同上。

[←184]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185]

孙恒志著《从红卫兵到「反革命」》。

[←186]

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187]

张延平著《「文革」我当上了「作战处处长」》。

[←188]

同上。

[←189]

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190]

这是俞胶东告诉笔者的。

[←191]

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192]

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当年听亲历者说的。

[←193]

这个回忆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2008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桥网站」，网址http：//wwwzqlhe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学66届初三(10)班学生，笔名海讯。

[←194]

笔者2006年年8月21日对原「上海红卫兵西南地区红卫兵J负责人、上海市第51中学中五学生屠伯森的访谈记录。

[←195]

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2005年10月2日告诉笔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监测部门监测可疑电波的点，少年时经常有两个军人带着仪器来他家，在一间屋子里对着外面通宵监测。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这两人文革中告诉他的。

[←196]

笔者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197]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对张小坊的访谈。

[←198]

以上数据均为俞胶东告诉笔者。

[←199]

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会见北京南下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6年9月4日，载于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新师大文革筹委会、物理系《五敢》联络部、化学系《挺进》兵团联合翻印，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印，1967年2月，上海。

[←200]

传单《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报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程绮华等，1966年11月16日。

[←201]

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02]

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最初期，在职职工也学着学校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中发〔66〕509号），要求职工单位不要成立红卫兵。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中发〔66〕509号），要求职工单位不要成立红卫兵。以后红卫兵成为纯学生组织。

[←203]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有色金属总公司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7年10月编《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史大事记》。

[←204]

《上棉十七厂十年动乱纪实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厂1984年编写。

[←20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页。

[←206]

以上材料均来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

[←207]

丁抒著《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208]

市教育局工宣队军宣队1969年1月26日《关于排家钢琴的分配报告》，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05-4-325-4。笔者后来在所工作的上海电机厂的托儿所，也曾看到从工厂总工程师孟庆元家抄出的钢琴，给了厂办托儿所作教学用。

[←20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3页。

[←210]

同上第58页。

[←211]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39页。

[←212]

以上材料均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3页，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这本史话的资料基本来源于文革中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市总工会等机关的简报或内刊，以及文革结束后对上海「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档案。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

[←213]

《上海铁路志》，《上海铁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214]

《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大陆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21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3、84页。

[←216]

同上。

[←217]

传单《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三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齐卫东1966年10月13日，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新北大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印，1966年于上海。

[←218]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曹荻秋同志8月28日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师大文革筹委会、物理系《五敢》联络部、化学系《挺进》兵团联合翻印，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印，1967年2月，上海。

[←219]

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20]

同上。

[←221]

以上资料全部引自传单《八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会见北京来漏革命同学大会纪实》，红卫兵上海交通大学支队《代代红》第六大队110个战士1966年8月31日。

[←222]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1967年3月31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这份铅字排印的发言稿没有显示编印单位，但从其编排上看，应是1967年3月的一次批判上海市委大会或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的发言稿，由大会筹备处编印。

[←223]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4]

梁国斌《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原文无印发单位，但从其编排上看，应是1967年3月的一次批判上海市委大会或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的发言稿。

[←225]

传单《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市委51个工作人员，1966年9月1日。

[←226]

传单《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首都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学、北京政法学院附中、新北大，北京航空学院、新北大附中、中国科技大学、北京121中、北京示范大学、上海和平中学，上海复旦大学部分红卫兵，1966年9月9日。

[←227]

毛泽东1966年8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8]

笔者1992年对原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欣鼎亮的访谈。

[←229]

曹荻秋《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30]

杨富珍，女，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上海国棉一厂挡车工人，全国先进生产者，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在1966年树立的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中共党员。文革中历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兼普陀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全国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组副组长、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任中共徐汇区区委书记、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杨富珍当时是上海国棉一厂纺织工人，上海市委1966年4月树立的四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另外三个标兵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工程师蔡祖泉、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红雷青年小组，以及上海海运局客轮服务员杨怀远。当时正值林彪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上海市委也跟着树立上海地区的典型。

[←231]

传单《我们老工人要讲话》，上海国誉第二棉纺织厂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等36人1966年9月2日。

[←232]

传单《国棉一厂工人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上海国棉一厂工人杨富珍等12人，1966年9月4日晚12点。

[←233]

以上曹荻秋讲话均转引自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34]

传单《揭露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国棉17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月8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红色造反》战斗队1966年12月8日印。工总司成员王腓利在与他2009年3月21日的回忆中也说「我听我们厂的政治处副主任对这些老工人布置说：『到了那里，如果有红卫兵来问那么怎么会来的，你们一定要说是自愿来的』」。

[←235]

杜淑贞《春阳秋雨话平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236]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15日作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记录稿)》。

[←237]

曹荻秋《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38]

梁国斌《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239]

《我们老工人真正要讲话》，刊于1966年12月28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240]

传单《揭开「杨富珍急电」的内幕…戳穿上海市委一手策划的大阴谋》，中国人民大学红色野战军，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上海第一医学院「环球赤」红卫兵，上海中学「锋芒」战斗队，上海闸北十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敢闯」战斗队，上海回民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粹文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铁纵队」，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九一八」战斗队联合战斗兵团，1966年12月16日。此外，市委另一个书记马天水在1967年3月2日一次批判陈、曹大会上中也揭发说是张承宗得到陈丕显的同意后组织撰写的。

[←241]

杨富珍在1967年4月7日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联合编辑的《大会特刊》联合版第5期。据这份《大会专刊》报道，杨富珍在发言时，「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恨，使她在发言中气愤得讲不出话来」。

[←242]

转引自「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1967年3月18日《毛主席的好工人、劳动模范的好榜样杨富珍同志造反了》。

[←243]

《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事记》，上棉十七厂1975年编写。

[←244]

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机关联络站造反大会上的发言：《造反才知主席亲》。载于1966年12月18日《大会特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合编。

[←245]

传单《上海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彻底批判市委51个工作人员大字报<关于八月三十一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红卫兵华东纺织工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爆破手」，1967年1月11日。这张传单中，说51个工作人员大字报是市委办公厅秘书长兼市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刘夫畅，让吴玖仪起草的，成稿后，副市长宋季文以及市委办公厅领导看过。

[←246]

传单《最后通牒——给曹荻秋》，上海交大、复旦、师院、同济、同济附中、华纺、科大、一医、上海教育学院分院、铁医、爱国女中、良工阀门厂、上海铁路局机械修理工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小组启，1966年9月4日下午4时，新师大物理系「五敢」联络部翻印，1966年12月13日。内容如下：

(一)要曹荻秋公开接见全体革命学生和群众，对拒不接见北京红卫兵一事公开向他们道歉。

(二)公开承认北京红卫兵昨天到今天的静坐行动是革命行动，公开向北京红卫兵，特别是被打的红卫兵道歉，业给与治疗和保护。

(三)开动上海所有宣传机器，公开为一系列有关北京红卫兵「闹事」之事辟谣，业大力宣传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公开承认「火烧市委」、「炮打市委」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保卫市委是极端错误的，「曹荻秋万岁」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

(五)迅速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欢迎北京红卫兵，会场由我们革命造反派组织掌握，票子由我们分发。

(六)要求曹荻秋在今晚九点以前给与答复。不达目的，我们誓不甘休！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247]

以上数据都引自传单《揭开「上海工总司」的一张王牌》，首都南下「卫东兵团战士尚葆、穆夏、华明等13人，1966年12月4日。

[←248]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他当时在场，是目睹者。

[←249]

传单《揭开「上海工总司」的一张王牌》。40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他当时在场。

[←250]

马天水1967年3月23日《我的揭发》，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版。原件藏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51]

传单《黄浦江畔业不平静——目睹上海「9.3」事件》，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战斗队，1966年9月12日。

[←252]

传单《黄浦江畔业不平静——目睹上海「9.3」事件》，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战斗小队，1966年9月12日。

[←253]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5日作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记录稿)》。45传单《黄浦江畔业不平静——目睹上海「9.3」事件》。

[←254]

这个情景是当时在场的萧木，文革后对笔者回忆描述的。

[←25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75页。48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56]

传单《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齐卫东」1966年12月2日。

[←257]

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载于《反到底》1967年1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编辑部编。又据徐景贤逝世后，他家人编辑的《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中提及：他1969年3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曾经当面询问周恩来此事，周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呢？」

[←258]

传单《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59]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中发〔66〕468号，1966年9月11日。

[←260]

毛泽东19660907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61]

以上关于9月9日大会的情况，均引自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在1967年4月6、7日召开的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陈丕显、曹荻秋是「赤卫队」的后台大老板》;载于《大会专刊》1967年4月13日联合版第5期，《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编辑。

[←262]

曹荻秋《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63]

转引自《曹荻秋的假检讨》，载于《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会」印，1967年7月。

[←264]

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载于《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原引文为「1966年9月10日，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文化革命办公室编《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208号《北京和其他外地同学的几个重要动态》」。

[←265]

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原引文为「1966年9月9日，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动态》第622号《住在师大的外地学生的一些动态》。

[←266]

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267]

齐卫东的核心成员许小昆和欣鼎亮等，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都受到审查。

[←268]

梁国斌1967年3月31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269]

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载于2008年网络http：//huisazirubokeecom/viewdiary14247480html

[←270]

同上。

[←271]

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272]

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73]

同上。

[←274]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人委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3月25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一)。

[←275]

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276]

《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徐景贤这本回忆录里说打死的是母子两人，但笔者在金大陆的文章，以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所见，都说打死的是母亲。

[←277]

以上关于北京红卫兵打人的资料全部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4章，以及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278]

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79]

梁国斌《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又据马天水在1967年3月19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上的发言《我的揭发》，也说陈丕显让人两次向中央发电报，反映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打人情况，载于1967年3月2日《大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编辑。

[←280]

陈丕显的话转引自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81]

陈丕显著《滚滚浦江水，难诉思念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陈丕显回忆录中说第二批北京红卫兵回北京的日期是国庆前。

[←282]

方迪著《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史末》。

[←283]

曹荻秋《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84]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曹荻秋同志1966年11月5日作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记录稿)》。

[←285]

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工总司和红革会代表时的讲话。载于「交大反到底」编《反到底》，1967年1月8日。

[←286]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一)》，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3月25日。

[←287]

这是朱永嘉对笔者说的。

[←288]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289]

复旦大学心向党战斗小组1966年11月《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复旦大学生物系「赤卫队」翻印。

[←290]

复旦大学保守派组织心向党战斗小组1966年11月编写了《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复旦大学造反派组织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9月编写了《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两个观点不同的学生组织都在6月17日这天记事中提到：校党委书记王零派人联系哲学系的学生，发动他们贴陈传纲大字报。

[←291]

吴中杰2005年著《复旦往事》，页161。

[←292]

劳元一，男，1946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及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毕业分配至安徽农场。文革后赴美国留学，曾为一所投资公司负责人。

[←293]

不过这时已是《五·一六通知》发下之后，市委不久通知，5月16日后入党的预备党员都取消预备期。劳元一的党籍于是没有算。

[←294]

笔者2008年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不过这个回忆，在时间上稍有偏差。因为斗鬼风实际是在劳元一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不过，不管怎样，劳元一是因为对党委不满而贴大字报。

[←295]

笔者2008年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

[←296]

复旦大学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二)。

[←297]

据当年是交大附中学生的魏威回忆，他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得还要早，在7月下旬。

[←298]

复旦大学过河卒战斗小组1966年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事》(二)。

[←299]

笔者2008年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

[←300]

马立新，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和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8年毕业分配至南京734厂工作。

[←301]

这个评价引自《劳元一何许人也？》，作者是「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刘启凤」，文章载于文革期间小报《联合报》，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挺进快报》编辑部，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火线报》编辑部1967年2月24日。

[←302]

这个评价引自当时上海师范学院红革命的负责人李功佐，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09年8月4日对李功佐的访谈。

[←303]

韩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春秋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4]

安文江，男，1944-2013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文革中是复旦大学过河卒小组核心人物，市「红三司」负责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8年赴江西武山铜矿当矿工10年。1978年平反后历任子弟学校教导主任，以后曾任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佛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305]

以上内容均来自笔者2008年5月16日在佛山对安文江的访谈。

[←306]

以上内容引自安文江著《我不忏悔》，载于《东方纪事》1988年创刊号；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307]

笔者2008年对安文江的访谈。

[←308]

以上所有引用的马立新回忆均引自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10年5月21日对马立新的访谈。这一章中，缺「炮司」负责人的数据，因为笔者没有能够采访到他们。

[←309]

复旦大学「史红」战斗组1968年7月编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10]

谭启泰，男，1946-1996年，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三司」负责人之一。文革后曾任广州《南风窗》杂志主编。

[←311]

复旦大学心向党战斗小组1966年编《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12]

蔡祖泉，男，原是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工人，60年代后开始从事电光源研究，研制出十几种新型电光源，被评为上海第一代工人工程师，文革前是上海著名的先进人物、事迹被许多报纸多次报道。

[←313]

复旦大学心向党战斗小组1966年编《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14]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此资料在复旦大学也有存盘。

[←315]

樊建政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研究：以复旦为中心》(未刊稿)。

[←316]

笔者2008年对安文江的访谈。

[←317]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318]

复旦大学「史红」战斗组1968年7月编传单《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19]

安文江1988年著《我不忏悔》。

[←320]

同上。

[←321]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322]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323]

《红卫战报》创刊号，1966年10月1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编。

[←324]

李功佐，女，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主要负责人、市「红革会」负责人之一，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毕业分配至广西柳州铁路中学工作。

[←325]

这个名单引自红革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应新春」、「从头越」1967年2月24日传单《「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同志大事记》中的「红革会常委名单」。

[←326]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10年5月21日对马立新的访谈。

[←327]

炮司的《工学运动》更早些，1966年9月创刊，不过是16开本的杂志型。

[←328]

80万这个数字引自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329]

笔者2008年对安文江的访谈；马立新也对笔者谈到过。

[←330]

胡守钧，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孙悟空」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判刑10年。文革结束后获平反，后任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

[←331]

邱励欧，女，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红卫兵组织「炮司」在复旦大学的组织「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人物；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关押。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332]

周谷声，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炮司」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关押。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333]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10年5月21日对原「红革会」负责人、复旦大学学生马立新的访谈。

[←334]

安文江1988年著《我不忏悔》。

[←335]

樊建政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研究：以复旦为中心》(未刊稿)。

[←336]

赵全国，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红上司」负责人；1967年1月因一月夺权被关押，后虽放出，但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工作。

[←337]

侯邦琪，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生，共青团员，班级团支部委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戏剧学院红卫兵组织「革命楼」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革委会主任、上海市文化局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解除所有职务。

[←338]

据赵全国2009年1月24日对笔者回忆，是因为他们不肯吸收原来的保守派。

[←339]

严步东，真名严惠林，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七系冶金68届学生，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负责人；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2004年病逝。

[←340]

余小兵，真名余身伟，男，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一系67届学生，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负责人之一；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5703厂工作，曾在市革命委员会项目组工作。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341]

陈敢峰，男，1943年生，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同济大学红卫兵组织「同济东方红」负责人；历任上海市大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市大学红代会)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关押4年。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342]

笔者2006年9月3日采访原「上红总部」作战部部长、上海市上海中学1966届高中生李小明的笔录。他对笔者说他在「上红总部」成立大会上发言也提到这三条。

[←343]

原「红西南」负责人、上海市第51中学1966届中五学生屠伯森2006年9月3日对笔者的回忆。

[←344]

引自《中共上海党志》：中共上海党志——特记「文化大革命」纪略，《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345]

徐振宝1968年编《复旦大学大字报选》。收于「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金光耀、金大陆主编，2014年出版。这些被认为的「活跃分子」，日后主要都集中在炮司和红三司，红革会中也有，如劳元一等。

[←346]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347]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力平、马芷荪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1997年6月出版。

[←348]

上海戏剧学院工人赤卫队、红卫兵纵队、硬骨头战斗队、雪山怒火战斗队，1966年11月18日传单《包围党和国家机密是我们的光荣职责——上海戏剧学院11.4事件简介》。

[←349]

以上复旦抢「黑材料」的数据，引自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以及「红三司」的材料引自安文江1988年著《我不忏悔》。

[←350]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351]

《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996-2005》，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352]

《新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6月1日至1967年7月10日》，新师院人民公社1967年7月编。

[←353]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2006年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996-2005》。不过这份校史没有注明数据源。

[←354]

笔者所知关押过人的单位，似乎只有一个卫生学校，还有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

[←355]

《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7月2日的批覆。中发(66)336号。

[←356]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曹荻秋1966年7月15日下午对文化革命工作队员的讲话》，新师大文革筹委会、物理系「五敢」联络部、化学系《挺进》兵团联合翻印，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印，1967年2月，上海。

[←357]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城市社教办公室战斗队在1967年5月8日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陈、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恶毒手法》，载于1967年5月13日第7期《大会专刊》，「大会专刊」编辑部主办。

[←358]

王洪文，男，1934-1992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主要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1992年病逝于狱中。

[←359]

这是王洪文去中央后，对中央住处的服务员说的，萧木在一旁听到。一次和笔者闲聊时萧木又告诉了笔者。

[←360]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361]

这是文革中王洪文对王腓利回忆的，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原工总司总部王腓利的访谈。

[←362]

这是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告诉笔者的。

[←363]

《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徐景贤家人编辑，徐景贤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364]

这个数字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回忆的。而据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他记得王洪文当初告诉他说自己的月工资是64元；不过若再加4.50元月奖金，则是68.50元。

[←365]

笔者1992年5月17日对唐文兰的访谈。唐文兰，女，文革前是国棉十七厂党委组织科干事，档案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后来一直是王洪文的得力助手；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纺织局工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回原工厂当工人。

[←366]

此节资料引自《文汇报》1977年3月20日、6月4日文章，《解放日报》1977年11月20日文章，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项目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编《反党分子王洪文罪行年表》。

[←36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133页。

[←368]

笔者1989年7月6日对原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原国棉十七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马骥的访谈笔录，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史林》，发表时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369]

这是崔根娣对萧木说的，萧木告诉笔者的。此外，文革刚结束时，在许多批判王洪文的文章中，都说王洪文偷厂里的花布，拿回家去做衣服。笔者2012年曾经就此事问过崔根娣，她回答说，国棉十七厂是生产白胚布的，没有印染车间印染花布；所以说王洪文偷花布是没有的事情。不过王洪文确实往家里拿过布，不是花布，是被机油等弄脏的胚布，斑斑点点，看上去像花布，厂里工人都把这些工厂的下脚料拿回去废物利用。她说，当时家里孩子多，所发布票不够用，王洪文也确实拿过。笔者曾经在工厂当过十年工人，据笔者的了解，废物下脚料，未经允许不可以自行拿回家。

[←370]

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载于1968年8月20日《文汇报》。又：文革结束后，这七人中，王洪文、唐文兰等四人被开除中共党籍。

[←371]

引自《上棉十七厂十年动乱纪实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厂1984年编写。《大事记》中说：「党委为使运动正常发展，尽力避免群众在运动中相互开横炮，规定大字报要经组织审阅」。

[←372]

转引自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373]

笔者1992年5月17日对原上棉十七厂职工唐文兰的访谈笔录。

[←374]

笔者1989年7月6日对马骥的访谈笔录。

[←375]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76]

同上。

[←377]

关于工会负责人的称呼，1949年以来一直称为「主席」或「副主席」，1966年10月，为了避毛泽东「主席」之讳，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改正、副主席之称为正、副主任。也即施惠珍进驻国棉十七厂时，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后来撤出时，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总工会改职务称呼的资料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数据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辑。

[←378]

同上。

[←379]

《控诉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残酷镇压国棉十七厂的滔天罪行》，上海市国棉十七厂工作队「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组1967年1月，上海市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7年2月翻印。

[←380]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1966年7月市委派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队长施惠珍及工作队秘书王曾元的访谈。

[←381]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82]

转引自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10页。

[←383]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访谈。

[←384]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85]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以及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访谈，王曾元也回忆说30岁的年龄杠子是工作队出的主意。据他们的回忆，公开的理由就是基干民兵的年龄限定。

[←386]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访谈。

[←387]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88]

同上。

[←389]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施惠珍及王曾元的访谈。

[←390]

廖祖康，男，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职业学校(相当于高中)，文革前是国棉十七厂职业学校学生。文革中入党。自王洪文担任工总司负责人，直到担任中共中央任副主席，廖祖康始终是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后被判刑10年。

[←391]

廖祖康后来成为王洪文的助理和秘书，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去北京，也带上秘书廖祖康。

[←392]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载于1968年8月20日《文汇报》。

[←393]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94]

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10页。

[←395]

这个数字数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以及马骥1989年7月6日对对笔者的回忆。

[←396]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397]

同上。

[←398]

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399]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400]

例如笔者在本章引用的1968年8月20日《文汇报》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

[←401]

笔者1992年5月17日对唐文兰的访谈笔录。不过，笔者2006年3月8日访谈施惠珍时，她说：「我在国棉十七厂挨批斗时，让我坐『喷气式』，挨斗时经常被这人踢一下，那人打一拳。批斗我时，王洪文都不出面。刚开始批斗我时，好像是让我坐着接受批判，但后来的几次，根本就是像斗敌人」。

[←402]

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403]

笔者2005年11月20日对文革中的原上海「赤卫队」总部顾问陈阿春的访谈笔录。

[←404]

上海市国棉十七厂工作队「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组1967年1月《控诉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残酷镇压国棉十七厂的滔天罪行》。这些上报材料，在工作队撤出国棉十七厂之前，都被要回销毁。

[←405]

王秀珍，女，193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专科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国棉三十厂技术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7年。

[←406]

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407]

有写王秀珍的文章说，王秀珍从设计院去工厂，是因为「表现不好」。笔者曾经就此问题问过王秀珍本人，这是她的回答。

[←408]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记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1968年4月8日《文汇报》。

[←409]

引自《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记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载于1968年4月8日《文汇报》。

[←410]

王秀珍1977年的交待。王秀珍在这里的记忆有误，因为《十六条》是1966年8月8日通过的。

[←411]

王秀珍1977年交待。

[←412]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记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

[←413]

王秀珍1977年交待。

[←414]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415]

金祖敏，男，1934-1997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电机厂车床工人、第十车间团支部书记、副工段长，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和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分配至上海探矿机械厂当工人，1997年病逝于上海。

[←416]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笔录。

[←417]

同上。

[←418]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笔录。

[←419]

笔者文革中自1968年至1978年，曾经在金祖敏原来工作过的工厂和车间当过10年工人，这是笔者10年中的感觉。

[←420]

耿金章，男，1926-1997(？)年，半文盲。文革前是上海中华纸浆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二兵团」负责人、「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1997年(？)病逝于上海。

[←421]

《关于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拘留审查的情况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1967年4月11日。

[←422]

传单《警惕赫秃式的人物耿金章》，上海纸浆厂造反队1967年3月4日。

[←423]

「关于耿金章的群众座谈会」记录，上海纸浆厂1979年12月1日。

[←424]

《关于二兵圈负责人耿金章拘留审查的情况报告》。

[←425]

耿金章1979年3月6日交待。

[←426]

潘国平，男，1946-2013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机械厂木模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1987年又因「投机倒把」被判刑6年，2013年病逝于上海。

[←427]

笔者2006年在美国时对潘国平的电话访谈。

[←428]

笔者2006年在美国时对潘国平的电话访谈。

[←429]

上海文化革命数据联合编辑部1967年6月编《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430]

亚衣著：《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载于美国《北京之春》杂志1996年9月第40期。

[←431]

同上。

[←432]

以上关于潘国平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2006年在美国时对潘国平的多次电话访谈。

[←433]

亚衣著：《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

[←434]

黄金海，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中专。文革前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车床工人、工会小组长。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

[←435]

这是黄金海告诉笔者的。

[←436]

黄金海1977年1月2日，4月5日交待。

[←437]

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文革中国棉31厂工人李剑钰的访谈。这篇访谈2009年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杂志2009年增刊上，发表时的文章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438]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这一节黄金海文革后的回忆，都引自这个访谈。

[←439]

评「五好」是一场全市性的评比先进活动，在当时声势很大。

[←440]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

[←441]

同上。

[←442]

同上。

[←443]

黄金海1977年1月2日，4月5日。

[←444]

这是黄金海对笔者回忆的。

[←445]

引自黄金海1978年12月26日。

[←446]

叶昌明，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专科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人。文革初期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任工总司最初的常委。文革中入党，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5年。

[←447]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448]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449]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450]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451]

陈阿大，男，1942-2004年，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阀门厂锻工，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被判刑16年，2004年病逝于上海。

[←452]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交待。

[←453]

陈阿大在上海市工代会1971年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上海市工代会1971年整风学习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454]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交待。

[←455]

转引自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

[←456]

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3年出版《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徐景贤著。

[←457]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3月22日《简报》第46期。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458]

《解放日报》1977年10月13日及11月20日所刊文章。

[←459]

文革后有许多文章想当然地把陈阿大写成「满口污言秽语」，不合事实。认识陈阿大的人都说，陈阿大尽管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毫无逻辑，但脏话基本没有，最多就是相当于国骂「他妈的」的沪骂「赤哪」。

[←460]

戴立清，男，1937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专。文革前是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改名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电工临时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被判刑15年。

[←461]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7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462]

以上数据引自《戴立清罪行揭发材料》，原件为打字油印，无印发单位，但上有「沪委专调(77)183号」字样。估计是文革结束后审查戴立清时整理的材料。还有一部分材料来自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7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463]

戴立清1982年4月28日交待。

[←464]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7年9月对戴立清的访谈。

[←465]

谢鹏飞，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技术学校)。文革前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锻工、热处理车间生产组长。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副主任、上海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分局工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466]

笔者2005年11月22日对谢鹏飞的访谈。整个这节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的，都引自这次访谈。

[←467]

传单《上海铁路分局党委是上海市委镇压革命破坏生产的头号帮凶(从「安亭事件」到建立「二七战斗队」、「工人赤卫队」的经过事实真相)》，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铁路总部上海铁路分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1967年1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468]

《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大事记1966.6-12》，原文为打字油印件，没有注明编者即成文日期。笔者估计是「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1967年初编写的。

[←469]

蒋周发，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常委；文革中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委，1968年后回厂劳动。

[←470]

传世而，原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钳工，和谢鹏飞一个厂一起造反。文革中任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铁路局及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471]

《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大事记1966.6-12》。

[←472]

这节中所提到的工人，除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全部都是全民所有制工厂的产业工人。

[←473]

马振龙，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搪瓷机修厂车床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轻工业局工会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6年。

[←474]

马振龙1982年4月28日审讯笔录。

[←475]

马振龙1982年4月28日审讯笔录。

[←476]

徐美英，女，1938-2012年，受教育程度小学，文革前是147服装厂工人，生产班长，厂工会女工委员。文革初期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任工总司委员，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革委会委员、手工业管理局工会副主任。1973年回厂。

[←477]

笔者1989年5月2日对徐美英的访谈。

[←478]

戴祖祥，男，1936年生。文革前是上海第三钢铁厂第二薄板车间工人编制的专职工会宣传干部，受教育程度相当于大专。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负责人，1967年被以「另立山头」名义清洗出工总司，并被杨浦区公安分局拘审一年。1968年3月释放回厂。

[←479]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10年5月15日对戴祖祥访谈。

[←480]

戴祖祥1967年2月22日《在怀恩堂答辩会上的发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收藏。(笔者认为日期似乎应该是21日，因为怀恩堂答辩会是在21日)。

[←481]

范佐栋，文革中又名范左东，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保温瓶二厂油漆喷花工人。文革初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文革初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曾任工总司常委。1967年被以「分裂工总司」罪名关押，以后回厂当工人。文革结束时未被处理。

[←482]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25日对范佐栋的访谈。

[←483]

张伯生，男，1936年生。原人民电机厂工人，文革初期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成立宣言起草者，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机电一局革委会委员，静安区革委会委员，人民电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厂工会副主任，1974年「下放劳动」。

[←484]

以上资料全部引自金光耀、笔者、金大陆2009年9月11日对张伯生的访谈。

[←485]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夕是上海纺织机械配件厂工人(文革初期被调往上海停经片厂)，工会女工委员，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文革初期造反，1968年被作为「工代表」派驻「工总司」;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6年。

[←486]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1年3月6日对汪湘君的访谈。

[←487]

王腓利，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机床厂的车间统计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0年。

[←488]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489]

施尚英，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技术学校，文革前是江南造船厂工人，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后期的主要负贵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3年。

[←490]

王明龙，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部秘书，中共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委员会常委、机电一局工会主席。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2年。

[←491]

以上关于王明龙的造反经历，均为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10年5月4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492]

丁德发，男，1946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五一电机厂检修学徒工。文革中曾任上海五一电机厂革命委员会委员。

[←493]

以上关于丁德发的造反经历，均为笔者2013年11月21日对他的访谈。

[←494]

张宝林，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职业学校)。文革前是上海基础公司电焊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第一任负责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

[←495]

笔者2010年8月1日对张宝林的访谈。

[←496]

这个观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一再提出的。

[←497]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95页。

[←498]

陈丕显著《在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499]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记载：「会上陈丕显、曹荻秋拒不承认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经张春桥同志严正指出后，才在17日的小组会上作了假检讨」。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

[←500]

戚本禹，1931年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泽东称赞；他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论文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读誉，业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66年任《红旗》杂志副总编，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底成为王关戚集团成员被抓。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8年。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1990年代初退休。

[←501]

《陈丕显检查》，载于196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报》，「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编。

[←502]

陈丕显2005年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503]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5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504]

《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7月2日，中发〔66〕336号。《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引自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505]

《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中发〔66〕478号；《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中发〔66〕469号；《中央批转总参、总政(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中共中央1966年9月25日，中发〔66〕509号。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06]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59页。

[←50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953页。

[←508]

《北航红旗五名战士与张春桥、戚本禹同志谈论纪要》，1966年11月8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09]

金大陆《陈丕显、曹荻秋等反对红卫兵大串联的态度和举措》。《青年研究》2010第3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510]

北京职工造反组织成立的日期转引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秘书组1966年12月12日传单《上海和北京及各地在京革命造反派座谈会纪要》。

[←511]

包炮，男，1940年生，1966年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五年级学生。顺便在此解释一下，有书上说包炮的母亲是康生家的保姆，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她母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自己生活的东北小镇。

[←512]

金大陆、笔者、金光耀2009年11月18日对包炮的访谈。载于《世纪》杂志2012年第3期，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文史研究馆主办。

[←513]

岑麒麟，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822厂技术员，中共党员。文革初期参加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任工总司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文革中历任上海业余工人大学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机电二局革委会副主任，上海822厂革委会主任。文革后被判刑5年。

[←514]

岑麒麟1978年11月29日。笔者觉得岑麒麟的这个回忆中，所提及的姜涛应该是包炮。

[←515]

黄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沪光灯具厂的工人。工总司发起人之一。1967年因「分裂工总司」被关押，1969年回厂劳动。1973年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手工业局工会委员。文革结束后回厂劳动。

[←516]

黄文海1978年2月13日。

[←517]

黄金海1977年7月9日。

[←518]

在王年一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载于《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中，引用文革后潘国平的回忆说，主持会议的还有北京红卫兵姜涛，而且会议开始后姜涛还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发展，但笔者觉得这是潘国平在40年后的回忆有误；笔者所能见到的潘国平文革刚结束被审查时的多份交代中，都没有说到中央文革小组与这次会议的关系。笔者所看到的其他与会者的回忆，以及会议记录，全都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更而且，其他所有与会者开出的主持会议的北京红卫兵的名单中，都只有包炮，没有姜涛。笔者访谈包炮时，包炮也说姜涛那天没参加会议。笔者在2013年，又特地再向会议参加者叶昌明、黄金海、戴祖祥、江必雄，询问姜涛是否参加会议，他们都说没有姜涛参加的印象。

[←519]

周谷声，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学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炮司」负责人，1967年初参与「1.28炮打张春桥事件」。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关押。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520]

江必雄、许云飞、林翌，都是炮司成员。

[←521]

红鸥，真名侯美度，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市东中学高二学生，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红卫兵组织「炮司」中学部负责人；文革中毕业上山下乡去河南省兰考县农村，1970年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被揪回上海关押近3年。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522]

方劲戎，文革前是上海大同中学学生。文革中是上海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反会负责人。

[←523]

笔者2007年6月8日对包炮的访谈；包炮所引的毛泽东语录出自毛泽东1939年5月1日所著《五四运动》，以及1939年5月4日所著《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524]

笔者2005年对谢鹏飞的访谈记录。

[←525]

后来赤卫队写了一张针对这句话的《揭穿工总司的一张王牌》。

[←526]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铁路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大事记》，原文为打字油印件，无编者及成文日期，估计是1967年编写。

[←527]

《1966年11月6日工总司筹备会议记录稿》，这份记录由参加会议的五一电机厂工人丁德发记录。因原文是记录稿，许多句子不完整，句与句之间大多是空格和点，笔者将空格和点全部改为逗号；段落是原有的。括号因的词语是笔者为行文显得通畅些所加。

[←528]

周恩来1966年8月22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29]

转引自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530]

叶昌明、黄金海、徐美英、潘国平、谢鹏飞等人在向笔者回忆工总司筹备会时，都说到他们当时对戴祖祥私刻圆章的反感；但是戴祖祥2010年5月15日在对笔者和金大陆、金光耀的访谈时却说自己没有事先刻圆章。是戴祖祥记忆有误，还是在场的别人刻的？存疑。

[←531]

笔者1989年5月2日对徐美英的访谈。

[←532]

这17个人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中共党员；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叶昌明，共青团员；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共青团员；国棉三十一厂工人黄金海；上海保温瓶二厂工人范佐栋；沪光灯具厂工人黄文海；上钢三厂工会美术人员戴祖祥；822厂技术员岑麒麟，中共党员；五一电机厂工人丁德发；人民电机厂工人张伯生；色织拈线厂工人陈金星；有色金属压延厂工人孔繁胤；江南金属制品厂司机王汉青。此外，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谢鹏飞认为自己「出身成份不好」，推荐同厂另一位工人蒋周发留下来；147服装社的女工徐美英惦着家中四个孩子，回家去了，留下同厂工人史梅龙。还有一个无线电仪器厂的造反派代表。江南金属制品厂是戴立清工作的工厂，不过此时戴立清正在北京告状，参加会议的是王汉青，厂里的司机。戴祖祥的弟弟戴祖大也参加了会议。

[←533]

丁德发《1966年11月6日工总司筹备会议记录稿》，标点符号是笔者加的，原文只是点或空格。

[←534]

据黄金海对笔者说，王洪文是他提出的。而据戴祖祥2010年5月15日在对笔者和金大陆、金光耀的访谈时回忆说，是潘国平提名王洪文的。笔者认为可能两人都曾提名。

[←535]

以上黄金海的回忆引自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

[←536]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对黄金海的访谈。岑麒麟的长相还被徐美英等参加会议的人都提及，说他给人第一眼感觉不好。

[←537]

笔者2007年6月8日对包炮的访谈。

[←538]

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数据》;「岑其林」应为岑麒麟。

[←539]

这个名单是丁德发记录稿中所记载的。文革结束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是七人筹备组，其中有徐美英、蒋周发和叶昌明，没有戴祖祥。笔者对照丁德发的记录稿和徐美英等人的回忆，7人名单应是第二天即11月7日重选的，下文将会讲到。

顺便更正一下，在文革结束后的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材料，以及本书引用相当多的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所编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都提供了一份20多人名单，其中分核心、委员、总务、保卫等职务，说是工总司筹备会的分工，名单中有耿金章和孙玉喜(在第144页)。这份名单应该不是筹备会议的名单，因为耿金章和孙玉喜，还有名单中的戴立清、缪南生、王腓利等，都没有参加工总司的筹备会，不可能出现在筹备会的名单上。名单没有写明时间，但从所列人员上看，应该是工总司在「安亭事件」之后的名单，但决不可能是1966年11月5日和6日筹备会上的名单。

[←540]

这是当笔者将这个章节的底稿送黄金海，请他核对史实时，他在底稿上批注的。

[←541]

「总」字是黄文海提出的，是潘国平的回忆，转引自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数据》。

[←542]

以上关于工总司筹备会上的情况，有叶昌明、黄金海、徐美英、谢鹏飞等人的对笔者的回忆，以及他们文革结束后被审查时的交待。

[←543]

《1966年11月6日工总司筹备会议的记录稿》，丁德发记录。因原文是记录稿，许多句子不完整。原文句与句之间大多是空格和点，笔者将空格和点全部改为逗号；段落是原有的。括号内的词语是笔者为行文显得通畅些所加。

[←544]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1966年9月25日；中发〔66〕509号。

[←545]

叶昌明1980年1月4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546]

丁德发《1966年11月6日工总司筹备会议的记录稿》。

[←547]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对叶昌明的访谈。

[←548]

同上。

[←549]

这11份发言稿原为参加工总司筹备会议的上海炮司保存，1968年移交工总司，文革结束后移交上海市档案馆。

[←550]

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数据》。

[←551]

笔者1992年对范佐栋的访谈。

[←552]

以上材料来自：范佐栋1980年8月29日证词，陈阿大1977年5月25日交待，原协大祥绸布店工作人员蔡耕源、马明良1976年12月的揭发，上海纺织公司批发部工作人员揭发。

[←553]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

[←554]

王洪文1980年6月16日审讯笔录(王洪文1980年6月26日在上面策字)，中央档案馆收藏。这个笔录是王年一1990年3月20日亲自抄写寄给笔者的。

[←555]

杨小兵，真名杨安礼，男，1945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交通大学68届一系120专业学生，共青团员，班级团支部委员。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红卫兵组织「交大反到底」成员，参加1967年初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起草；文革中加入共产党，毕业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取消中共党籍。文革结束后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从事技术工作。

[←556]

关于图章和袖章之事，引自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0年5月5日对戴祖祥的访谈。

[←557]

大旗的情况引自笔者1989年5月2日对徐美英的访谈。

[←558]

笔者1989年5月2日对徐美英的访谈。徐美英说自己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但在范佐栋1989年对笔者的回忆名单中，其他人都有，没有徐美英。有些人的回忆中还有黄金海，但黄金海对笔者说他不是的。

[←559]

据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数据》所引王洪文回忆，说宣言是包炮写的。但范佐栋和岑麒麟都回忆说是由人民电机厂的张伯生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一起撰写。张伯生回忆说是自己起草的。而且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召开时，张春桥为此还特地提名张伯生为委员。

[←560]

金光耀、笔者、金大陆2009年9月11日对张伯生的访谈。

[←561]

工总司办公室资料组1967年7月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562]

笔者在和金光耀、金大陆采访张伯生时，也问过他，当时怎么会写上「夺权」的，他说他当时没有想过「夺权」是怎么回事情，就是照抄其他传单的。

[←563]

同上。

[←56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46页。

[←565]

陈丕显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566]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1967年3月31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567]

《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1967年7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最新斗争大会》印。

[←568]

曹荻秋的话转引自曹荻秋的秘书糜欣祥文章：《回忆曹荻秋同志》，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上海文史资料》。

[←569]

转引自《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10月编。

[←570]

曹荻秋的话转引自张祺著《回忆曹荻秋同志》，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上海文史资料》。

[←571]

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572]

上海第17棉纺织厂1975年编写《上棉17厂文化革命事记》。

[←573]

笔者2010年8月1日对张宝林的访谈。

[←574]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57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11年1月16日对施尚英的访谈。

[←576]

笔者2010年8月1日对张宝林的访谈。

[←577]

笔者1989年5月2日对徐美英的访谈。

[←578]

笔者、金光耀和金大陆2010年5月15日对戴祖祥访谈。

[←579]

丁德发《陈阿大造反与其他》。

[←580]

笔者2001年3月7日对侯美度(红鸥)的访谈。

[←581]

据丁德发2011年对笔者回忆：大会秩序大乱时，王洪文吩咐他，赶快去将参加过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孙长胜请来参加大会。丁德发叫了出租车赶去孙退休前工作的工厂，但厂工会不同意，说你们这个组织我们没有听说过。孙长胜于是没有被请到。

[←582]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583]

张宝林，男，1940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基础公司电焊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中(中等技术学校)。文革中任工总司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3年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

[←584]

黄金海1980年1月15日。

[←585]

以上情形以及几个时间坐标都是引自传单《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出的。传单作者是「首都齐卫东」、上海市二女中红卫兵「驱虎豹」战斗队、上海市海关学校红卫兵「代红」，1966年11月18日初稿，12月11日修改。

[←586]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载于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报》。

[←587]

黄金海2013年《<「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

[←588]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0年5月5日对戴祖祥的访谈。

[←58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1966年10月31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90]

1966年10月30日中发〔66〕532号，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91]

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铁路「二七战斗队」1966年11月14日晚上9点。

[←592]

传单《曹荻秋同志在11月20日谈话记要》，国棉16厂、国棉31厂部分革命职工，华师大「五敢」联络部翻印，1966年12月12日。

[←593]

以上关于602次列车发车和停车的资料，全部引自上海铁路局长邵光华1968年3月22日对造反派的说明。

[←594]

这个时间引自《控诉上海市委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安亭事件真相》，作者钳工董兴茂，载于1966年12月28日《工人造反报》。

[←595]

这个人数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载于1968年8月20日《文汇报》;以及马骥1989年7月6日对笔者的回忆。

[←596]

《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安亭事件》，海港跃进区「心向党造反队」安亭事件全体队员，载于《一月风暴》第三期，1967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风暴》编辑部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597]

谢鹏飞在笔者采访他时，告诉说，这是他亲眼所见并亲身参加的。

[←598]

董兴茂《控诉上海市委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安亭事件真相》，载于1966年12月28日《工人造反报》。

[←599]

潘国平1980年1月6日。

[←600]

传单《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齐卫东」、上海市二女中红卫兵「驱虎豹」战斗队、上海市海关学校红卫兵「代代红」，1966年11月18日初稿，12月11日修改，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新北大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印，1966年12月于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01]

这个时间引自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602]

传单《我们是安亭事件现场真相的见证者》，安亭装卸社、安亭煤球厂、安亭煤建批发站革命职工，1966年11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但后来许多在场的当事者都回忆说，第一次是站在铁轨上拦车的，但没有「卧轨」;第二次是将信号灯用红旗蒙住，使火车停下的。

[←603]

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04]

笔者2005年11月20日对文革前的上海铁路分局党委秘书陈阿春的访谈。

[←605]

这个停车时间引自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606]

当年的造反派的《工人造反报》、红卫兵传单，保守派的传单，都是用的这个数据。不过，据参加拦车的谢鹏飞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他们没有将14次列车拦截那么长的时间。下午5、6点钟，他们又拦下22次列车，拦过夜，第二天早晨放行的是22次列车。黄金海和叶昌明也都对笔者说，他们认为14次列车没有被拦下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们去安亭时，没有看到停着的火车。谢鹏飞认为，铁路中断20多小时，是由于他们先后拦截了好几辆车造成的。但是，据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中，说第二天早上8点23分放行放行的车是14次。陈阿春文革后告诉笔者，铁路停车时间根据，是当时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当时的调度记录。此外，上海铁路二七战斗队1966年11月10日晚上9点30分的传单《十万火急的呼吁！！！》中写道：「另一伙人，在安亭站队轨，将乘有外宾的14次特快列车拦阻在黄渡至安亭两个车站中间，从上午8时52分到现在不让通过。造成整个南京到上海的这条铁路线，到现在已经中断了12小时。」笔者认为，这是事发当时的传单，又是铁路局的，应该是准确的。从这张传单看，至少14次列车被拦截到当日晚上9点，而不是22次车被拦。黄金海和叶昌明等没有在安亭看见被拦截的火车，是因为火车不是在安亭被拦，而是被拦在黄渡和安亭之间。再者，14次列车如果不是被拦了很长时间，不会如此震惊中央。

[←607]

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拦截火车事件。据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91页载：1966年10月6日，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市二百三十六个学校的一千八百六十余名学生，乘坐往北京方向的652次临时客车，在江苏镇江附近的高资站，停车避让14次特快列车时，652次列车上的一些学生下车坐在铁轨中心，拦截14次列车。经劝说14次列车被拦二小时十七分后，方重新开出，造成二十趟列车相继晚点。相比之下，安亭事件影响更大，造成的全线停车时间更长。

[←608]

传单《非常大的安亭事件》。

[←609]

原上海国棉31厂工人钱杏根1980年12月20日的证词。

[←610]

工总司1967年整风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611]

这是萧木文革后对笔者回忆的。

[←612]

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于《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4期。

[←613]

潘国平1979年5月30日。

[←614]

陈阿大1978年12月5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615]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3页。

[←616]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载于上海市档案馆主办《档案春秋》2005年第1期，姜龙飞执笔。

[←61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54页。

[←61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619]

张春桥1967年4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20]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工人和市委谈判代表人数，以及李干成的态度，是叶昌明提供的他文革中的工作笔记11月12日上记录的。叶昌明笔记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21]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

[←622]

韩哲一11月10日晚上在安亭与造反派工人谈判，当时的所有传单都不见记载；但11月11日上午10时左右在安亭接见工人，当时的许多大事记都有记载。估计第一次因为在半夜，大多数人不知道，而潘国平之所以肯放韩哲一回上海，应该是韩哲一当时答应请示中央后还会回安亭。不过，在上文所引的韩哲一的那篇回忆中，说自己与潘国平谈判是即去车站与工人见面。笔者估计这个记忆有误，韩哲一应该是11日凌晨回上海请示中央后，第二次再去安亭车站与工人见面的。

[←623]

传单《特急新闻》，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从来急》记者1966年11月11日12时半于交大，上海工总司第三大队队员羊毛衫厂工人常天麟、洪善申1966年11月15日午12时翻印。而实际上，根据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的一次讲话，这个决定是谷牧说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24]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载于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报》。

[←625]

传单《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周振良、宿国良、史海林三人整理，1966年11月14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26]

「中央不同意」，是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部分工人时，讲话中提到的，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27]

潘国平1980年1月6日。

[←628]

岑麒麟1979年9月1日。

[←629]

王洪文在工总司委员整风会议上的发言，《工总司委员整风会议记录》，1967年4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630]

包炮1980年11月12日证词。

[←631]

转引自亚衣著《访原「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载于美国《北京之春》1996年9月40期。

[←632]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633]

笔者2007年对潘国平的电话访谈。

[←634]

传单《我们是安亭事件现场真相的见证者》。

[←635]

陈伯达1979年11月29日审讯记录，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636]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637]

转引自组织组杨心培揭发，载于《魏文伯对抗毛主席指示，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摘编之二》，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派项目小组，1967年4月10日。

[←638]

陪张春桥的两个红卫兵是谁？有人回忆说是姜涛和许小昆，但笔者2009年采访许小昆时，他说陪同张春桥去的不是他和姜涛。当时姜涛弄了辆车，要许小昆代表「首都三司」去安亭，许小昆就去了，但他是自己去的，不是和张春桥一起去的。姜涛没去。笔者采访包炮时，包炮也说不是自己。

[←639]

参加谈判的有9名工人，是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致周总理的电话的记录，转引自王年一着《关于工总司成立的一些数据》。

[←640]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1979年12月22日。

[←641]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谢鹏飞的记性极好，非常准确，许多回忆，与当年的传单等文字记录基本吻合。顺便说一句，记性准确的还有王腓利和王知常。

[←642]

同上。

[←643]

转引自亚衣《访原「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

[←644]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

[←645]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从军队抽调一批干部，作为中央文革特派记者，派往各省了解动态，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简报《快报》提供消息来源，要求他们「只带眼睛，不带嘴巴」。他们的对外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只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但驻沪特派记者甄文君的身份却没有对上海市委保密，显示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业没有认为上海市委有多大问题。甄文君1966年11月3日到上海。10日和韩哲一一起去机场迎接张春桥，张春桥与工人造反派谈判时，甄最初也一直在场。

[←646]

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成立的一些数据》。

[←647]

转引自王年一著《关于工总司成立的一些数据》。

[←648]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

[←649]

工总司1967年4月整风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650]

文静1979年8月：《从安亭事件到「4.12炮打」，看「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651]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

[←652]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653]

同上。

[←654]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655]

以上现场情况主要引自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以及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656]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657]

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658]

何秀文《关于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一些情况》。

[←659]

黄金海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

[←660]

潘国平1979年5月30日在《我在「文革初期」的情况》。

[←661]

张宝林1980年7月8日。

[←662]

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63]

这是谢鹏飞对笔者的回忆。

[←664]

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65]

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录》。

[←666]

据在现场的中学生胡晓岚的回忆，她当时感到场景很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丽尼宫，她还说她后来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后谈判已经结束，身上不知被谁盖上了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棉袄。红鸥也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像斯穆尔尼宫。

[←667]

徐景贤1978年10月2日。

[←668]

王洪文和廖祖康参加谈判是徐美英1989年5月2日对笔者的回忆，不过参加这次谈判的潘国平和徐景贤都说王洪文没有参加，王洪文自己以后也从不提此事，当时留下的照片，张春桥正在签字，两旁只见徐景贤和潘国平，没有王洪文。

[←669]

这是许小昆的同学、当时同是北京红卫兵「齐卫东」的忻鼎亮1990年时告诉笔者的，他说是许小昆在文化广场谈判后亲口告诉他的。但后来笔者在2009年采访许小昆时，许小昆说他已经不记得有这事了。笔者再问忻鼎亮，忻说他没有记错，许肯定对他说过，他当时印象很深。

[←670]

这是参加谈判的徐景贤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都回忆到的。但是徐景贤在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中的回忆又有不同：「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红卫兵和工人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671]

徐景贤1978年10月2日交待。

[←672]

同上。

[←673]

笔者1992年5月对原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北京红卫兵组织「齐卫东」的许小昆的朋友忻鼎亮的访谈。

[←674]

工总司办公室1967年7月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675]

张春桥1966年11月13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76]

陈阿大1978年12月5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677]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4页。

[←678]

同上。

[←679]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记录，1966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半。

[←680]

转引自《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10月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681]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5页。

[←682]

毛泽东1957年3月17日《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中指示「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

[←683]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5页。

[←684]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4、955页。

[←685]

王洪文1980年6月16日审讯笔录(王洪文1980年6月26日在上面签字)，中央档案馆收藏。这个笔录是王年一1990年3月20日亲自抄写寄给笔者的。

[←686]

转引自叶昌明提供的他文革中的工作笔记1966年11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687]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7页。

[←688]

这是笔者2007年3月14日对潘国平电话访谈时，潘国平说他当时有这样的感觉。

[←689]

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690]

张春桥1967年4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91]

同上。

[←692]

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693]

《上海文革史话》第174页。

[←694]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956页。

[←695]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73-174页。不过，戚本禹的这个说法是文革刚结束他被审查时的交代。几十年后，2008年，笔者托朱永嘉再向他求证细节，他又说张春桥没有得到江青的支持。笔者在2010年的一次聚会上又亲自问戚本禹，回答仍是否定的。但是，安亭事件的亲历者红鸥2013年所著由香港时代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迷茫——十年浩劫》中说：张春桥12日晚上和江青通电话：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革舞台的标志，他要支持工人造反派。江青同意他的看法，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将这些新情况向主席汇报。

[←696]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53、954页。

[←697]

王洪文1967年1月6日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上的发言《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载于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造反报》：据朱永嘉告诉笔者，王洪文这个发言的数据源，是之前市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

[←698]

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部分工人时的讲话。

[←699]

同上。

[←700]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701]

耿金章1979年3月6日陈述笔录。

[←702]

这个数字是叶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笔记1966年11月16日记载。

[←703]

这是谢鹏飞告诉笔者的。

[←704]

耿金章1979年3月6日陈述笔录。

[←705]

同上。

[←706]

《铁骨舒舒，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糜欣祥(曹荻秋当时的秘书)著，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707]

何秀文1979年12月22日《关于张春桥去苏州签订「双五条」的一些情况》。张宝林的回忆，签字也是在中午。但耿金章的回忆说签字在下午6时。笔者认为何秀文的回忆更可靠。因为耿金章的其他回忆，有弄混了时间或事件的错误，而何秀文的其他回忆一般都很准确。

[←708]

这是黄金海告诉笔者的。

[←709]

这个人数是耿金章1967年3月5日的陈述笔录中说到的。

[←710]

客车和油条之事，是笔者2011年3月7日对红鸥的采访；谢鹏飞对笔者也说起过这个细节。1967年初工总司批判耿金章的传单中也提到耿要求派客车之事。

[←711]

笔者、金光耀和金大陆2010年5月15日对戴祖祥访谈。

[←712]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记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王秀珍同志》，载于《1968年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发言专集》。但据同去南京的戴祖祥2010年5月15日对笔者和金光耀、金大陆的回忆，王秀珍当时一再表示要回沪。

[←713]

这些细节都是笔者、金光耀和金大陆2010年5月15日对戴祖祥访谈时，戴祖祥说的。

[←714]

同上。

[←715]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工人造反报》》所载王洪文1967年1月6日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上的发言《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王洪文的这个发言的数据源，是当时上海市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

[←716]

张春桥1666年12月23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及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717]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18]

《曹荻秋的假检讨》，载于《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印，1967年7月。

[←719]

传单《号外！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和做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闻北区司令部，1966年12月12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720]

关于工交座谈会的资料，全部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95页。

[←721]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96、697页。

[←722]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954页。

[←723]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62页。

[←724]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萧木说张春桥这话是在1975年秋天时说的。那时张春桥身体不太好，常有低烧。一次，他打电话要萧木去「随便聊聊」，其间说了这样一段话。萧木回忆说，由于语境比较特别，所以他至今印象很深。

[←725]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载于1967年5月19日《工人造反报》。

[←726]

张宝林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斗争概述》，载于《一月风暴》第四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风暴》编辑部编，1967年12月。

[←727]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

[←728]

文静1977年5月29日。

[←729]

揭批陈曹大会上市委城市社教办公室造反派代表的发言，1967年1月6日，载于1967年1月7日《工人造反报》。

[←730]

马天水在1967年4月4日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我的检讨》;载于1967年4月7日联合版第4期《大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编辑。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731]

谢鹏飞告诉过笔者，他在1966年1月期间，曾经亲眼看见过要逮捕他们的文件的影印件，他看到的贴在上海铁路分局进门墙上的，一张纸上左右两个竖排，五排共10个名字。他记得的有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还有他谢鹏飞。不过名字被写成了「谢朋非」。他当时听说这是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的办公室抄出的，后面还有王鉴的签字。

[←732]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钢板刻写油印，以蜡纸垫着特殊钢板刻写文字后，手工在细网上滚筒油印。这种印刷方式非常简便，一学就会，而且所需设备不多，只要一块半个杂志大小的刻写钢板和一支刻写笔。缺点是最大只能印16开，印数只有几百张；因为是手工印刷，速度较慢；而且刻写者的刻写水平和字迹好坏，直接影响印刷和阅读效果。第二种是打字油印，即以键盘式中文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以手工滚简油印，或者以手摇油印机油印。打字机打出来的都是规范印刷体，阅读效果远超手工刻写的手写体，不过能够印刷的份数也超不出千份，而且只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打字员才能会使用复杂的中文打字机；也可请商业的打字誊印社打字印刷，但要付钱。第三种印刷品是铅印，阅读效果最好，数量可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份，但这样的印刷设备只有报社和印刷厂才有。而报社和印刷厂一般都有自己的日常印刷业务，要再排印群众组织的传单，需经市委或相关领导签字批准，因为这不只涉及出版控制，而且涉及纸张供应。

[←733]

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7月7日《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转引自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734]

张、姚的话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清查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4月14日。

[←735]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736]

李卫民，原名李金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737]

王洪文指示王腓利写创刊词的资料为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张、姚审定《创刊词》，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

[←738]

同上。

[←739]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2月20日《内部参考》第8期：《王洪文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对工人造反报的指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740]

同上，《王洪文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对工人造反报的指示》。

[←741]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742]

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

[←743]

有关《新民晚报》的资料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具体几次搬场日期是王腓利回忆的，尤其从《解放日报》社搬往《新民晚报》社，他记得是1967年初，工总司刚搬往市总工会大楼没几天，天气很冷。

[←744]

王成龙，男，1940-1977年，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厂厂长室文书，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人造反报》负责人，《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自杀。

[←745]

这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他说，他当时不知这件事，事后是姜延良告诉他的，姜并说调工人作家是徐景贤建议的。后来过了很久，一次王洪文批评王腓利，提到王成龙驱赶工人作家之事，说派工人作家去《工人造反报》，是张春桥要徐景贤出面建议的。

[←746]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以及笔者2010年11月2日对《工人造反报》原工作人员吴林深的访谈。

[←747]

工总司1968年3月常委会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748]

以上情况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

[←749]

这五个「最」是文革研究者陈国康在《工人工人造反报总目录说明》中提出的，载于人民网《陈老头子的集报博客》。

[←750]

亏损和报销之事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

[←751]

总工会的清查资料说最初是3万份，但王腓利回忆是28万份，而且他回忆说是他亲自从机器上搬下清点的。

[←752]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

[←753]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叶昌明的访谈。

[←754]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十六：「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

[←755]

根据当天(1966年11月16日)叶昌明的工作笔记记载，这17人是：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胤繁、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请。这些人中有些如戴立清虽没有参加筹备会议，但因所在工厂有人参加，所以作为发起工厂的代表。原数据由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756]

叶昌明工作笔记1966年11月16-17日。

[←757]

叶昌明工作笔记1966年11月16-17日。

[←758]

叶昌明工作笔记1967年3月间。原笔记未注明日月，但从前后内容的日期上看，当在1967年1月底左右。而且1967年2月初开始，王洪文与耿金章的矛盾加剧，2月25日耿金章被抓，所以，安排耿金章作为工总司总部常委之事，应该是在双方矛盾还没有激化的1月，那时王洪文还想团结耿金章。

[←759]

笔者根据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通过的工总司」(即第四届工代会)名单统计。

[←760]

笔者根据工总司1967年12月印发的《新干部统计表》统计，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761]

这一节中的表格，除了注明出处的，都是笔者根据上海市工工代会1970年1月的表格汇总。表格填写单位为：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冶金工业局、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华东电业管理局、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上海市物资局、华东物资局、上海城市建设局、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华东电业局、上海市公用事业局、上海市园林管理处、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市交通运输局、长江航运局、上海港务局、上海海运局，共20个上海工业、交通系统的管理局。此外还有上海10个区的工总司联络站，以及上海市轻工业局所属10个专业公司、上海市纺织局所属13个公司的联络站，还加上工总司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所属84家工厂、6所研究所的造反队，共143个单位、1510人次(但各单位所填表格在有些项目上会有缺损)。原表格为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笔者汇总成统一表格后，由Perry的学生在计算机上统计。在ElizabethJ.Perry与笔者合着的ProletarianPower-Shangh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无产阶级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中引用。这里的5份表格引自这本书。

全部引自都是笔者根据工总司表格汇总统计。

[←762]

表格中1965年职工「年龄组」和「1965年上海职工年龄构成」栏的数据引自上海市统计局1966年制《1965年上海职工基本情况统计——职工年龄》，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763]

此表格的1965年职工受教育程度部分引自《上海工运志》中所载：《1950-1965年上海职工文化程度分类占比》，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年9月出版。

[←764]

职工党团员数1965年部分引自上海市统计局1966年《1965年上海职工基本情况统计——职工文化程度和政治情况》。

[←76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439页。

[←766]

上海铁路局(简称「路局」)，管辖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和上海市内的铁路运输；上海铁路分局(简称「分局」)，分管上海境内以及沪宁、沪杭线到上海的部分路段；路局是分局的上级单位。

[←767]

传单《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上海铁路局「二七」战斗队1966年11月10日晚上9时30分。

[←768]

本章资料均来自笔者2005年11月20日对陈阿春的访谈，以及引自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鲁、陈其贤执笔，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同时还参考了传单《上海铁路分局党委是上海市委镇压革命破坏生产的头号帮凶(从安亭事件到建立二七战斗队、工人赤卫队的经过事实真相)》，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铁路总部上海铁路分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1967年1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769]

笔者2005年11月20日对陈阿春的采访笔录。

[←770]

同上以及《忠于党的上海人民赤卫队》。

[←771]

马骥，男，1966年时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曾是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发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扭送公安局，关押1个月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

[←772]

金瑞章，男，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阔门厂工人，文革中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常委，1967年1月被关押，1968年被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带坏分子帽子，业管制3年，交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

[←773]

潘月法，男，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会干事，文革中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常委，1967年1月被关押，1968年被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带坏分子帽子，业管制3年，交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任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会主席。

[←774]

李剑钰，男，文革前是国棉三十一厂党委组织科干事，中共党员，国棉三十一厂赤卫队发起人之一。1966年12月28日被公安局关押，1967年2月被释放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后担任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会主席。

[←775]

王玉玺，男，1933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副主任，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担任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负责人，1967年1月5日被关押，1971年由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刑4年，释放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任上海铁路分局调度科长，以及担任上海铁路局工会主席等职务。

[←776]

陈阿春，男，193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铁路分局局长办公室秘书，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的顾问，1967年1月被市公安局留局审查10个月。1967年10月回原单位工作。文革结束后平反，任上海铁路中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777]

高根才，男，文革前是上海纺织织维研究所的工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常委。

[←778]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779]

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在1967年4月7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上的揭发：《曹荻秋、陈丕显是赤卫队的后台大老板》，载于1967年4月13日《大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合编。

[←780]

曹荻秋在少年宫的接见情况引自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781]

「工人赤卫队」是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武装组织。

[←782]

张春桥1967年1月11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83]

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张祺《陈丕显、曹荻秋是赤卫队的后台大老板》，载于《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联合编辑的《大会专刊》联合版第5期。

[←784]

《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接见部分工人代表时的讲话录音》，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10月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785]

同上。

[←786]

同上。

[←787]

传单《揭市委召开的一次黑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昆联络站，1967年1月11日。

[←788]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789]

同上。

[←790]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91]

当时各群众组织开会都一定要市委领导出席。最初由市委接待站安排会见时间，后来群众组织索性自己相互协商，将这些领导「借」来「借」去，一个下午几个群众组织轮流「借去」自己的批判会。

[←792]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793]

传单《急电！急电！！急电！！！控告张春桥直达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1966年11月24日中午。原文为手抄复写件。

[←794]

笔者根据文革中工总司对赤卫队的调查、文革中一些传单小报，参照笔者文革后对一些原赤卫队总部人员的采访，汇总赤卫队总部十六个委员名单以及部分个人情况如下：王玉玺，中共党员，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主任；金瑞章，良工阀门厂工人；尹平，中共党员，上海压缩机厂保卫科干事；徐云生，中共党员，上海第二机电管理局干事；李品银，118厂；李诗音，上海试剂一厂工人；郭云辉，上海华生电扇厂技术员；潘月法，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会干事；高根才，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此外，还有丁成江、何建华、何锡钧、彭光礼、陈如柏、陈文初，朱学增。

[←795]

这七人的名单引自《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载于《革命战斗快报》第二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编，1966年12月9日出版。

[←796]

这个数字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797]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宣言，1966年12月6日，载于《革命战斗快报》第二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编，1966年12月9日。

[←798]

本节内容均为笔者2005年12月1日对王玉玺的访谈。

[←799]

同上。

[←800]

以上情节均引自笔者2005年对原上海铁路分局局长办公室秘书陈阿春的访谈。

[←801]

本节关于马骥的情况和引言，均为笔者1989年7月6日对马骥的访谈，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发表时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802]

传单《我们厂里的造反派》，「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国棉17厂大队部」1966年12月4日。

[←803]

这个一千多人的数字是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中记载的。

[←804]

本节关于李剑钰的情况和引言，均为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李剑钰的访谈，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发表时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805]

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李剑钰的访谈。

[←806]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4月22日《情况调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807]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稿汇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808]

《上海统计资料简编》，上海市统计局1979年编，上海市档案馆。

[←809]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稿汇编》。

[←810]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周炳坤的揭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年10月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811]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812]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赤卫队总部委员金的揭发。

[←813]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揭发材料汇编》，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3月25日。

[←814]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市总工会派往赤卫队的联络员徐力的揭发。

[←815]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市总工会主任张祺的揭发。

[←816]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市总工会副主任周炳坤的揭发。

[←817]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赤卫队总部委员王某的揭发。

[←818]

《曹荻秋的假检讨》，载于《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最近交出的假检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大会印，1967年7月。

[←819]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820]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821]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822]

在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中，认为戴立清去调来临时工组织「红工司」;红工司组织部长孙福祥文革后的回忆录《我的文革生涯》中，也说1966年12月8日他们正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晚戴立清去会场向他们求援。但是，笔者2007年9月8日采访戴立清时，戴立清说他没有去找过红工司，说他当时被围困在色织二十四厂无法脱身。

[←823]

聂元梓2005年著《聂元梓回忆录》。

[←82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9页。

[←825]

这件事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的李家齐2008年3月5日亲口告诉笔者的。

[←826]

转引自《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登载于《革命造反报》大会特刊第一版，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24日。

[←827]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

[←828]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760页。

[←829]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18页。

[←830]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759页。

[←831]

传单《两位工人同志谈<解放日报社>里发生了什么？》，上海交通大学工农兵革命纵队、彻底革命战斗兵团、革命先锋队，1966年12月4日。

[←832]

传单《解放日报事件真相》，「解放日报社革命工人、革命干部」，1966年12月9日。

[←833]

笔者估计，市委当时运转艰难，联系失灵，曹荻秋被大会批判，可能来不及知道当天市委对夹送红三司《革命造反报》的检讨，所以签字同意红革会要求。

[←834]

关于《红卫战报》编辑成员的情况，引自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与劳元一的电话谈话。

[←835]

这是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文革后告诉笔者说的。

[←836]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

[←837]

传单《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证实周总理关于不要干扰报社的紧急指示千真万确》，文汇报部分革命群众，1966年12月3日下午6时，《井冈山》战斗队翻印。

[←83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82页。

[←839]

马达著《办报生涯60年》第44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

[←840]

陈敢峰，原名陈锦霖，男，1943年生，文革前是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文革初期是同济大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同济东方红」负责人；文革中历任同济大学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林彪事件」后被审查，后去上海第五钢铁厂当工人。文革结束后被判刑八年。

[←841]

胡永年，文革前是上海足球队的运动员，文革初期是上海体育界造反组织「上体司」负责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因有人命案，被判死刑缓期。

[←842]

笔者2008年5月16日在佛山对安文江的访谈。

[←843]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0年1月16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844]

安大峰的博客《文革杂碎——解放日报事件逼上海市委入死胡同》，2009年：hi.baidu.com/andafeng

[←845]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0年1月16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846]

王洪文1981年3月12日供词，转引自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

[←847]

潘国平1979年4月24日，1979年11月28日。

[←848]

同上。

[←849]

王洪文进入报社的日子，引自李卫民《我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

[←850]

据劳元一对笔者说，总指挥是他和王洪文；而据李功佐在金大陆、金光耀和笔者对她的访谈中说，红革会方面的总指挥是她。

[←851]

金大陆、金光耀和笔者2010年对马立新的访谈。

[←852]

聂元梓的话转引自陈丕显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853]

传单《紧急通告》，「解放日报火线指挥部」，1966年12月4日。

[←854]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供讨论修改用第二稿)，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855]

曹荻秋要张文豹了解保守派组织的态度一事，引自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856]

张祺在1967年4月6、7日召开的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陈丕显、曹荻秋是赤卫队的后台大老板》，载于《大会专刊》1967年4月13日联合版第5期；以及工总司1968年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联络员徐的揭发。

[←857]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858]

传单《解放日报事件真相》。

[←859]

传单《解放日报事件本来面目》，载于《红卫战报》1966年12月17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

[←860]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10年1月24日对原红革会成员卞全的访谈。

[←861]

30万这个数字引自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862]

传单《解放日报事件真相》。

[←863]

上海市清查办1988年：《揭批四人帮材料之一》：《全面夺权的反革命闹剧的前奏——揭批林彪、「四人帮」导演解放日报事件的罪行》。

[←864]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1967年3月31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865]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186页。

[←866]

赤卫队总部成员高根才《战斗快报出笼记》，载于《工人造反报》85期专刊1967年12月25日。

[←867]

马达著《办报生涯60年》第44页。

[←868]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89页。

[←869]

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1979年10月22日交代，转引自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审讯江青反党集团在上海骨干马、徐、王案件中有关专题是否列入起诉书》。而当时在工总司总部的叶昌明1981年4月14日交待中也回忆，他那时听说是周恩来打电话要上海市委出面处理的。

[←870]

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871]

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原文都载于1966年12月30日的《红卫战报》上。

[←872]

马天水1967年3月23日在《我的揭发》，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专刊，《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版。

[←873]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874]

《魏文伯对抗毛主席指示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摘编之二，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派项目小组1967年4月10日。

[←875]

张春桥1967年1月3日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王洪文、陈阿大等的谈话记录。

[←876]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

[←877]

李为民《我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成文日期可能在1968年至1969年)。

[←878]

《工总司整风会议记录》王洪文的发言，1967年4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879]

戴立清1982年6月26日。

[←880]

李为民《我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成文日期可能在1968年至1969年)。

[←881]

这是戴立清以及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

[←882]

李为民《我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

[←883]

《谁是真正的英雄》，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漫天红」，载于红卫兵杂志《工学运动》第3期，1967年1月，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主办。

[←884]

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采访。

[←885]

徐景贤，男1933年生，中共党员，受教育程度高中和大专夜校。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第九、十届委员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5年。2007年逝世。本节内容主要引自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徐景贤家人整理。

[←88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887]

王知常，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班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2年。

[←888]

王知常2009年5月16日对金大陆、笔者、金光耀和的回忆。

[←889]

原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2009年10月的《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载于网络福寿园徐景贤纪念文馆：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joursid=93416。

[←890]

同上。

[←891]

以上关于《未定文稿》的数据均引自徐景贤2005年著《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刊于《百年潮》2005年12期，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发表时署名「罗玲珊」。

[←892]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893]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894]

同上。

[←895]

原写作班成员刘景清2008年著《书生徐景贤》，载于网上福寿园「徐景贤纪念馆」，2008年12月13日，网址：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896]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897]

徐景贤2005年著《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

[←898]

徐景贤1977年12月25日。

[←899]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00]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01]

原写作班成员高云著《我所知道的徐景贤》，载于网上福寿园徐景贤纪念馆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902]

这是徐景贤文革后对笔者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再三说过的话。

[←903]

朱永嘉2008年与笔者的一次漫谈。

[←904]

原写作班成员萧木著《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载于网上福寿园「徐景贤纪念馆」，2008年12月13日，网址：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

[←905]

徐景贤2005年著《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

[←906]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本节内容除注明外，全部引自此书。

[←907]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08]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09]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10]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911]

朱永嘉对徐景贤的评价来自笔者、顾训中2008年2月24日对朱永嘉的采访。

[←912]

徐景贤对朱永嘉的这个评价是文革中曾经是上海市革会写作班工作人员的许国良1989年8月30日在笔者向他采访时转叙的。

[←913]

徐景贤1977年12月25日。

[←914]

这个感觉是许国良对笔者说的。

[←915]

陈冀德2008年著《生逢其时》。

[←916]

此段关于写作班历史组的资料，主要引自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

[←917]

朱永嘉2008年与笔者的一次漫谈。

[←918]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

[←919]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

[←920]

同上。

[←921]

同上。

[←922]

同上。

[←923]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

[←924]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我所知道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前前后后》，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

[←925]

笔者1989年8月30日对原上海市革会写作班工作人员许国良的访谈。

[←926]

笔者1989年8月30日对原上海市革会写作班工作人员许国良的访谈。

[←927]

笔者、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

[←928]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29]

金光耀、金大陆、笔者2009年对王知常的访谈。

[←930]

陈冀德回忆录《生逢其时》。

[←931]

王知常的儿子王征2014年5月《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

[←932]

这是王知常儿子王征对父亲的评价，《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载于网上新浪博客《我母亲的博客》，2014年5月。

[←933]

转引自司马东去著：《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934]

同上。

[←935]

同上。

[←936]

转引自司马东去著：《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

[←937]

金光耀、金大陆、笔者2009年对王知常的访谈。

[←938]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92页。

[←939]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940]

引自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763页。

[←941]

转引自王知常1980年7月7日交待。

[←942]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1月29日。

[←943]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44]

徐景贤19779年10月19日交待。

[←945]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46]

以上数据均引自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947]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2月12日。

[←948]

司马东去著：《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

[←949]

以上郭仁杰和朱永嘉发言均引自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2月13日，因为是会议记录，原文不少地方是缩写简写，有些无法看清字迹的句子，笔者只能舍去不引。标点符号是原来的(除了因笔者看不清字迹加的省略号)，有些括号内的句子是笔者为方便理解而加的，后面注明「—笔者」;没有注明的括号内文字，是原文所有。

[←950]

朱永嘉、金光耀未刊稿《巳申春秋》。

[←951]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2月13日。

[←952]

陈冀德2008年著《生逢其时》。不过，从徐景贤笔记来看，开场的不是王知常，而是郭仁杰，然后是朱永嘉发言，朱发言后，还有几个人发言，然后才是王知常发言。陈冀德引的内容，未见于徐景贤的笔记本，也可能徐没有记录下来。

[←953]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54]

朱永嘉1979年10月21日交待，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955]

王知常1979年10月20日，同上。

[←956]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57]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2月14日夜。

[←958]

王承龙，男，1931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支部生活》编辑部群众来访组工作人员，文革中是机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967年「一月夺权」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办公室负责人。1970年被「下放劳动」。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0年。

[←959]

朱维铮1979年10月31日。

[←960]

徐景贤1979年10月16日对机关联络站造反大会筹备会记录原件的说明，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961]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6年12月16日。

[←962]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63]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64]

王洪文去写作班串联之事，是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中回忆的，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965]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66]

「上海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大会」会刊，1966年12月。

[←967]

徐景贤《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968]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969]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970]

毛泽东1967年1月9日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971]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956页。

[←972]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973]

以上材料及「四项要求」的内容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上海市总工会档案。文中「11月20日通告」内容是什么，原文未写明；笔者估计是196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通告，内容主要是「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974]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975]

这个日期引自张春桥1966年12月23日同工总司代表的讲话。

[←976]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

[←977]

同上。

[←978]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979]

同上。

[←980]

这是陈阿春告诉笔者的。

[←981]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982]

这个细节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而《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中，说娄金宝是王洪文派去的。基金宝因为参加了赤卫队的这个大会，后来被关一个多月。

[←983]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984]

同上。

[←985]

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986]

曹荻秋1967年3月12《我的检查》;以及《曹荻秋与国棉一厂工人张海生的问答》，上海锅炉厂革命艺徒造反司令部1966年12月31日翻印。

[←98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988]

张春桥1967年1月3日接见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时的谈话记录。

[←989]

梁国斌1967年3月1日在上海揭批曾、曹大会上的发言：《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滔天罪行》。

[←990]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以及陈丕显秘书于宝年陈述。

[←991]

王少庸1967年3月18日在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上的发言《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反动本质》，戟于1967年3月20日联合版第2期《大会特刊》。

[←992]

转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993]

传单《我的声明》，上轮二厂工人革命造反队1966年12月30日印发。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994]

上海市总工会1982年为编写赤卫队史召开的座谈会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995]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996]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997]

同上。

[←998]

陈英烈，文革初期是赤卫队杨浦区联络站负责人，康平路事件时是赤卫队在康平路的现场指挥之一。康平路事件后被以「冲击柯庆施、张春桥家」罪名关押，后交他所工作的良工阀门厂「处理」。文革后任良工阀门厂保卫科干部。

[←999]

杜淑贞著《春阳秋雨话平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00]

同上。

[←1001]

张春桥秘书何秀文1978年2月21日。

[←1002]

文静1980年9月16日交代，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1003]

朱维铮1980年9月13日证词《揭发张春桥等制造康平路事件的罪行》。

[←1004]

耿金章1980年9月9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电话是「由张春桥秘书打的」一事，只有耿金章的回忆。但究竟是哪个秘书打的，耿金章的交代没有说明。

[←1005]

耿金章1978年9月4日谈话交待。

[←1006]

耿金章1980年9月9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1007]

转引自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清查办公室编《康平路事件概要》年代，原文无成文年代，估计在1980年左右。

[←1008]

原「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朱维铮1980年9月13日证词。

[←1009]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10]

孙玉喜1979年10月26日交待。

[←101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1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13]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14]

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015]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16]

《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17]

何秀文1978年2月21日《我所知道的康平路事件情况》。

[←1018]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1019]

有的书中说参加冲砸的造反队戴着藤帽，拿着长矛铁棍，这不符合历史事实。那时还没有戴藤帽的风气，有藤帽的只是建筑工人，大多数工厂工人只有布的工作帽，藤帽和长矛要到1967年的8.4砸联司后才兴起。铁棍也不可能。竹棍和木棒倒是有可能，是从康平路大院的篱笆或家具上现拆下来的。

[←1020]

徐景贤1966年12月31日工作笔记。

[←1021]

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载于《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022]

何秀文1978年2月21日。

[←1023]

张维维1978年8月19日证词。

[←1024]

传单《联合通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艺司、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1967年1月2日，复旦红革会井冈山兵团1月3日翻印。

[←1025]

此份传单有的组织在印刷时，题目也有为《谣言破产》。原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026]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22页。

[←1027]

《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是错的——张春桥同志家属的大字报》，载于文革小报《新闻战士》1967年1月5日，「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编。原文为文静手书影印件以及铅印字。

[←1028]

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谈话笔录。

[←1029]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1030]

工总司1966年12月30日值班电话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31]

这是笔者文革后，2009年有一次询问于朱永嘉，朱永嘉说的，他说这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文革中告诉他的。但是，笔者2010年左右在一次与何秀文的电话交谈时，问何秀文，他是否打过这样的电话，何秀文说没有这个印象。以后笔者又几次问过，都回答说没有。何秀文而且说，文革结束后，项目组也没有就这个电话的事情询问过他。而笔者也确实没有见到何秀文这方面的证词。至于是谁打的电话，何秀文说他不知道。暂存疑。

[←1032]

王洪文1980年8月13日交代：《关于康平路事件问题》，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圈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王洪文的这个交代，显示他在事件发生前，没有去过康平路，可是，下面所引曹德宏和方剑华文革后的交代，以及二兵团文革中的传单，都说事发前王洪文去过现场。笔者请王腓利询问廖祖康，廖祖康也说康平路冲突之前，他和王洪文的确去过永福路二兵团。

[←1033]

二兵团1967年2月14日传单《二兵团在革命的暴风烈火中诞生》，原文为：「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王洪文当天晚上到兵团来讲了一句『好吧！那么我们就大干一场吧！』就走了，潘国平，据王洪文讲，当天晚上竟在看戏」。还说，二兵团调了几万人包围康平路大院后，工总司「总部才陆续派来了一些造反队员增援，以二兵团为主，建立了火线指挥部」。

[←1034]

笔者2008年7月25日与戴立清的访谈。

[←1035]

二兵团负责人之一方剑华1980年2月9日交代，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但据王腓利告诉笔者，廖祖康说康平路冲突之前，他和王洪文虽然去过永福路二兵团，但没有进去开过会，只是在门口说了几句话，议论了几句，就离开了。

[←1036]

曹德宏1980年8月30日交代，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1037]

王洪文这一时期的心情，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此外，王洪文在1966年底曾想回厂，是笔者在2012年12月的一次原工总司人员的聚会上，听王洪文妻子崔根娣说起的。

[←1038]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039]

王洪文1980年8月13日交代：《关于康平路事件问题》，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1040]

耿金章1979年3月7日预审陈述。

[←1041]

耿金章1978年9月4日陈述笔录。

[←1042]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43]

王玉玺陈述笔录，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

[←1044]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45]

这个数字是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中所说的，也有材料说是二万人，而文革中徐景贤让人编写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则说到达昆山的赤卫队员有七、八万。

[←1046]

王洪文1968年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对敌，掌握政策大会」上的报告。

[←1047]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7年1月1日。

[←1048]

上海市总工会「赤卫队史编写组」1983年9月编《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王一鲁、陈其贤执笔。

[←104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50]

这个数字引自《关于对赤卫队案审查情况的综合报告》，赤卫队项目组1968年4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52]

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53]

以上材料全部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10月编《臭名昭著的赤卫队(暂名)》中的赤卫队负责人1967年的交代。

[←1054]

同上。

[←1055]

同上。

[←1056]

笔者2013年1月6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105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58]

笔者2005年12月1日对王玉玺的采访，2006年1月对潘月法的电话采访。

[←1059]

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李剑钰的采访笔录。

[←1060]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11日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61]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1975年编《上棉十七厂文化革命事记》。

[←106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063]

工总司传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特急通令》，1966年12月31日。

[←1064]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赤卫队项目组1968年4月1日《关于赤卫队案审查情况的综合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65]

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1978年12月5日《关于赤卫队平反的请示报告》，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一》。

[←1066]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18页。

[←1067]

上海市总工会党组1981年12月30日《关于进一步做好原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平凡工作的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68]

转引自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1069]

周恩来1967年月2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文革结束后笔者曾告诉王玉玺说，逮捕他的指示是周恩来下的，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认为这是造反派伪造的，谁会想到自己忠心耿耿要保卫的对象竟会下令逮捕自己。

[←1070]

张春桥的这两段话都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218页。

[←1071]

笔者2013年1月6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1072]

当时奖金属于工人工资外超额劳动收入，每月发放，称月度奖(也有的厂按季度发放，称季度奖);还有年终奖，几乎所有单位都在第二年年初发放。1966年改称「附加工资」。月度奖相当于普通工人1/8至1/10的月工资；年终奖相当于普通工人1/3甚至1/2的月工资。

[←1073]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张小坊1966年曾经担任过「上红总部」政治部主任。

[←1074]

王洪文1970年6月23日在「工代会」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7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以及朱永嘉2004年8月5日对笔者的回忆。

[←1076]

《张春桥1967年3月10日接见工总司委员记录》，原文为手写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77]

上海市工代会1974年《对原赤卫队负责人表现的调查报告》。

[←1078]

笔者1989年7月6日对马骥的访谈，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发表时的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1079]

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李剑钰的采访笔录，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发表时的题目为《文革中的上海工人保守派》。

[←1080]

工总司常委秘书组1968年4月22日第31期《情况汇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81]

工总司1973年1月26日《有关劳动模范的一些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082]

转引自张春桥1967年1月9日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8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084]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96页。但是江青当时的秘书阎长贵2014年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质疑，说毛泽东当时说的是「祝全面内战」，而「全面阶级斗争」是被关锋改了的。

[←1085]

张春桥1967年1月17日传达毛主席四点指示。

[←1086]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96-697页。

[←108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96-697页。

[←1088]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089]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090]

陈丕显2005年著《陈丕显回忆录》。

[←1091]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7年1月1日。

[←1092]

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1978年11月23日《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前后的概况》。而徐景贤回忆录中说是张春桥让他告诉陈丕显，要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秩序稳定下来。

[←109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094]

杨小兵1977年1月12日证词。

[←1095]

王明龙1977年3月3日。

[←1096]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097]

杨小兵1977年1月12日。

[←1098]

陈丕显2005年著《陈丕显回忆录》。

[←1099]

炮司等不让陈丕显去昆山之事，引自《把新工人贵族耿金章拉出来示众》，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满天红」，载于工总司宣传组1967年2月26日编《传单汇编》。

[←1100]

王洪文和耿金章一起坐车去昆山，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回忆的，而据笔者2011年3月7日对同是会议参加者红鸥的采访，她说徐景贤和王洪文不愿意让陈丕显指挥，中途就退场。

[←1101]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102]

以上是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他代表工总司同意在传单上署名，但他不记得自己是否策字了。杨小兵在文革后对金大陆、金光耀和笔者的访谈中说，是他代工总司签字的；而据范佐栋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是他代表工总司签字的。笔者估计，事后有人再去工总司找到范佐栋，让他签上名。

[←1103]

王洪文在1968年2月16日工总司第三次整风会上的报告，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收藏。

[←1104]

以上对话均为张春桥1967年1月3日接见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时的谈话记录。

[←1105]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06]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07]

陈向党著《这绝不是偶然的》，载于1967年2月24日《火线报》《挺进报》联合版，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编。

[←1108]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反修战斗队」《炮打红革会头头一红革会的修正主义思潮必须批判》，载于红卫兵小报《东方红》1967年1月30日第9号，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东方红兵团」编辑。原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109]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110]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64页。

[←1111]

同上，第764、781页。

[←1112]

徐景贤1967年1月4日工作笔记。

[←1113]

朱玉佩，女，文革前是《支部生活》编辑部编辑。文革初期曾任市革委会办公室召集人，1968年被王承龙解职「劳动」。

[←1114]

徐景贤1967年1月4日工作笔记。

[←1115]

武康路2号的资料引自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116]

以上资料均引自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17]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18]

张春桥1967年1月11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119]

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1978年11月23日《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前后的概况》。

[←1120]

徐景贤1978年11月。

[←1121]

《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载于1967年1月4日《文汇报》。

[←1122]

朱锡琪，男1933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文汇报》社文艺部体育记者，中共党员。上海人民公社核心成员、市革会政宣组长。1968年因参与4.12炮打张春桥被审查关押3年。文革结束后1977年获平反，1984年又被重作结论，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

[←1123]

邵传烈，男，文革前是《文汇报》社评论组记者，中共党员。文革中任《文汇报》社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因参与4.12炮打张春桥被审查关押3年。文革结束后1977年获平反，1984年又被重作结论，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

[←1124]

周国荣，男，文革前是《文汇报》社文教组记者，共青团员。文革中任《文汇报》社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因参与4.12炮打张春桥被审查关押3年。文革结束后1977年获平反，1984年又被重作结论，定为「三种人」。

[←1125]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汇报是怎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1126]

笔者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的访谈。

[←1127]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汇报是怎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1128]

同上。

[←112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唐平铸的表态，是笔者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访谈时，朱锡琪说的。

[←1130]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文汇报是怎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1131]

笔者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的访谈。三条也是朱锡琪回忆的，不过不是当时电话的原话。朱锡琪还回忆说，后来在一次庆祝大会上，他见到陈听涛，问陈，陈说是周总理的话。

[←1132]

笔者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的访谈。

[←1133]

笔者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的访谈。

[←1134]

原机关联络站成员朱维舒1976年12月23日回忆。

[←1135]

徐景贤工作笔记1967年1月4日。

[←1136]

朱维铮1976年12月23日。

[←1137]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138]

《文汇报》1967年1月23日。

[←1139]

以上关于上海广播电台的夺权资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话》。

[←1140]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41]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5日接见工总司代表时的讲话》，朱永嘉记录并收藏。

[←1142]

同上。

[←114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44]

笔者2014年6月22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1145]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5日接见工总司代表时的讲话记录》，朱永嘉记录并收藏。

[←1146]

同上。

[←1147]

笔者2014年6月22日对谢鹏飞的访谈。谢鹏飞说，他对张春桥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1148]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49]

原机关联络站成员王知常1979年3月29日。

[←1150]

金大陆、金光耀、笔者2011年对马立新的访谈。

[←11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152]

同上。

[←1153]

王知常1981年1月9日。

[←1154]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5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156]

据潘国平文革后说，自己当时是存心这样的。他说他曾经从红卫兵处听说，王洪文等在背后说他喜欢抛头露面出风头，所以他就设法避开了(潘国平1980年10月17日)。

[←1157]

以上大会情景全部引自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58]

1967年1月7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1159]

张春桥1968年2月8日在上海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16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161]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11日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1162]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6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64]

同上。

[←1165]

王年一199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73页。

[←1166]

叶昌明工作笔记1967年1月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16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96页。

[←1168]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169]

转引自传单《唐平铸同志在人民日报传达1月9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原件为钢板刻写油印，无日期，估计是1967年1月上旬，原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170]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80页。

[←1171]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11日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172]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80页。

[←1173]

《人民日报》1967年1月5日。

[←1174]

陈冀德《生逢其时》。

[←1175]

笔者与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采访。

[←117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177]

笔者与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采访。

[←1178]

同上。

[←1179]

潘国平1979年10月15日以及1980年1月7日。

[←118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一月革命大事记》。此外，戴立清在1977年12月5日的交待中也提到陈丕显希望和工总司合署办公之事，戴立清在这份交待中还提到自己曾经听王洪文说过，陈丕显当时对王洪文说：张春桥要他有个固定的办公地点，这样可以装电话，张春桥有事就可以找到他。

[←1181]

潘国平1979年10月15日。

[←1182]

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1978年11月23日《有关<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前后的概况》;以及杨小兵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

[←1183]

同上。又据耿金章1979年3月8日交代，是张春桥要他将陈丕显和曹荻秋看守起来的。1月5日下午张春桥接见工总司成员时，说：「陈、曹两个人在外面乱跑，这不行，要出问题的，要想办法将他们『保护』起来。」在旁的王洪文建议让二兵团看守，「他们的人比较集中。」此外，孙玉喜1979年4月20日的交代说：「耿金章接受了张春桥的指示，要把陈、曹二人安排下去劳动。」而据禽蛋公司保卫科干部宋某文革后的回忆，陈丕显和曹荻秋也确实在禽蛋二厂劳动过二天，后被工人们认出，就不再被安排去劳动了。

[←1184]

这是陈丕显在2005年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说的。

[←1185]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但据陈丕显的《在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的回忆，他是在1967年2月25日耿金章被王洪文抓起关押后，才被市革委会关押的。

[←1186]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组1967年2月28日《传单汇编》第三期：《把政治扒手戴祖祥揪出来示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187]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65页。

[←1188]

上海市总工会1966年8月30日《关于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职工要求组织工会的请示报告》。

[←11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1月26日公布，1953年1月2日修正公布。

[←1190]

上海市总工会1966年8月30日《关于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职工要求组织工会的请示报告》。

[←1191]

同上。

[←1192]

上海中小学原本公立和私立业存，自1956年后，私立学校全部被接收改为公立学校。但两年后的1958年，正逢1949年后人口出生高峰的孩子们进入上学年龄时段，小学严重不足，政府于是鼓励里弄和街道办小学，即「民办小学」。当时正值「大跃进」，「民办小学」也作为全民办教育、教育大跃进的成果。但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福利，远不及公立小学教师。

[←1193]

上海市总工会1966年8月30日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请示报告《关于修改劳动保险条例的请示报告》。

[←1194]

王年一198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

[←1195]

王力在他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认为，临时工、合同工文革初期造反受到打击，毛泽东支持他们对文革初期打击他们的「资反路线」造反，而不是对制度造反。他认为江青混淆了二者。

[←1196]

原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叶上莺1992年对笔者的回忆。叶上莺参加了那次大会，亲眼看到这个情景。

[←1197]

《峥嵘岁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忆录》，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部长沈福祥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

[←1198]

沈福祥著《峥嵘岁月》，2010年出版。

[←1199]

上海市劳动局转发的196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代表黄宇齐等，签字同意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六点要求：「《(六六)沪劳企创字第114号》，1966年12月2日」。

[←1200]

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2月15日给上海人民公社的报告《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

[←1201]

沈福祥著《峥嵘岁月》，2010年出版。

[←1202]

同上。

[←120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讨论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写。

[←1204]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组1967年2月28日《传单汇编》第三期：《把政治扒手戴祖祥揪出来示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205]

沈福祥著《峥嵘岁月》，2010年出版。

[←1206]

以上数据引自《新上海四十年》，上海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1207]

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1966年12月15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中共中央的报告：《现在农村的精简职工的安置意见》(稿)。

[←120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09]

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

[←1210]

同上。

[←121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12]

这个日期引自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1213]

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

[←1214]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15]

谢鹏飞2011年3月17日对笔者的回忆。

[←1216]

谢鹏飞2011年3月17日对笔者的回忆。

[←1217]

《请看这一小撮人在造谁的反？》，载于1967年2月26日《文汇报》。

[←121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19]

同上。

[←1220]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上海市工商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

[←1221]

以上内容都是1966年1月初，南市、黄浦、闸北等区百货行业的商贩，分别向主管他们的专业公司提出的要求，转引自《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彻底揭发批判「个劳司」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负责人的罪行》，原文为打字油印件，无撰写单位，无成文日期，但从行文内容看，笔者估计作者是上海工商管理局人员，成文时间应当在1967年3月以后。

[←1222]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1月6日。

[←1223]

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1月24日文件《沪劳委(66)发字13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

[←122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25]

《上海市委是镇压小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载于「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小教造反报》1967年1月20日创刊号。

[←122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27]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2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29]

同上。

[←1230]

同上。

[←1231]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是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市委劳委红色造反战斗队，1967年6月27日。

[←1232]

马天水1967年4月4日下午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大会」上的讲话《我的检讨》，载于1967年4月7日联合版第4期《大会专刊》。

[←1233]

马天水1967年4月4日下午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大会」上的讲话《我的检讨》，载于1967年4月7日联合版第4期《大会专刊》。

[←1234]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675-676页。

[←1235]

同上，第675-676页。

[←123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37]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23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3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40]

《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原文为打字油印件，无发文单位，但在另一纷手写底稿上，写有「打印60份，请于26日上午打好汪力田66.12.25」(汪力田为市劳动局副局长)。

[←1241]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42]

同上。

[←1243]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44]

曹荻秋1967年3月12日《我的检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4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46]

岑麒麟1978年1月3日《交待关于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问题》。

[←124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4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49]

农村人民公社当时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

[←125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5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52]

传单《上海南市区中华路15号人民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给中央的电报》，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革命群众，上海市南市区人民银行「满江红革命造反团，1967年1月6日，发报人吴言涛(盖章)。

[←1253]

这个数字引自红卫兵小报《东方红》1967年1月24日第7号的《简讯》;而在1967年1月28日第7期的《东方红》第六版的《粉碎敌人的新阴谋》一文中，这个数字是「九万四千八百元(不包括上北京的费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东方红总部」编辑。原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254]

同上。

[←125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56]

传单《上海南市区中华路15号人民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给中央的电报》。

[←125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58]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259]

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

[←1260]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1967年6月6日《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报》，(67)沪二商财王字第70253号。

[←1261]

上海市统计局编：《1949年-197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126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63]

上海在五十年代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遍布全市的私营诊所，逐步统一合并为联合诊所，到六十年代又调整为集体所有制的地段医院。

[←1264]

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印。

[←126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66]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报》。

[←1267]

笔者在1968年底被分配进上海的工厂当油漆工人，这是小组的工人告诉笔者的。油漆属于有毒有害工种，1962年以后进厂的工人在1967年初曾经很短暂地恢复过每天早晨一杯牛奶的待遇。

[←1268]

这是黄金海文革后告诉笔者的。

[←1269]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270]

传单《上海南市区中华路15号人民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给中央的电报》。这个电报中提到的邑庙区，1960年已经撤销，不过原文如此。

[←127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二市斤等于一公斤。

[←127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73]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报》。

[←127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75]

《上海职工情况统计资料》，上海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年版。

[←127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4月《关于清理经济风时所发款项并要求退还的工作情沉总结》。

[←1277]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1967年2月27日《各产业局会议记录》。

[←1278]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79]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8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81]

《上海房地产志》;《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82]

「工学运动调查通讯组」《坚决制止闹近郊月票的歪风》，载于红卫兵小报《东方红》1967年3月10日第15号，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东方红总部编。

[←1283]

以闵行工业区为例，通往市区的公共汽车单程票价4角，一个月以26个工作日计算(那时是每周一天休息日制)，每月来回车票钱是20.8元，还不算市内车钱。而当时全民所有制工厂起点工资(即一级工人的工资)是每月42元。这还不算多的，松江等地回上海的车费比闵行地区更高出20%至30%。

[←1284]

本节资料，除了已注明之外，全部引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及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85]

王洪文要求出传单并亲自审定，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

[←1286]

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

[←1287]

黄金海对笔者的回忆。

[←1288]

上海市总工会1979年编《市总工会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6月-1972年5月)》中说王洪文妻子参加过一个临时工的组织，还一度和其他人一起，在1966年11月底驻扎在上海市总工会5楼会议室8天8夜，要总工会的副主任周炳坤签字，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此外，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沈静波1992年对笔者回忆，当年他曾经接待过来总工会造反的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崔驻扎在5楼会议室近两个星期。笔者在2010年的一次饭桌上，特地就沈静波的这个回忆问过崔根娣本人，崔说没有此事。此事是别人带的头，她跟在后面去过一次总工会，但只是一次，而且没有住在那里；她不参加这类组织，因为王洪文如果知道，不会允许，王洪文当时是反对经济主义的。工总司的戴立清、黄金海等人也对笔者说崔根娣没有参加过经济主义组织：一方面他们印象中的崔根娣，是个不关心政治、平时低调的女工，另一方面他们当时也没有听说此事。

[←1289]

陈丕显的回忆录说戴立清曾经带领上海的临时工去北京，笔者询问过戴，戴说没有此事，他那一时期没有去过北京。他还说自己当时已经是工总司成员，而且在总部工作，不会再去参加临时工组织。

[←1290]

王年一198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38页。

[←129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292]

胡永年1977年12月9日。

[←1293]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294]

范佐栋文革后曾对笔者说，当时有人将这张传单送到工总司总部，他代表工总司签的字。黄金海回忆说，当时有人认为耿金章不能代表总部，所以再去找到范佐栋的。

[←1295]

沈福祥著《峥嵘岁月》，2010年出版。

[←1296]

以上数据均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297]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298]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299]

同上。

[←1300]

朱维铮1976年12月26日证词；2007年朱永嘉在对笔者的一次漫谈时，也提到这个细节。

[←1301]

朱维铮1976年12月25日证词。

[←1302]

徐景贤2007年发表《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1303]

1967年传单《上海南市区中华路15号人民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给中央的电报》。

[←1304]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305]

笔者当年是中学生，虽不是造反派，但也曾和一帮保守派同学一起去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吃住在码头工棚两个星期，参加疏散积压物资的劳动。

[←1306]

上海市财政局档案36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成员登记表》，1967年2月。

[←1307]

财政局档案室卷号361，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工总司大事记》编写组1984年12月《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六《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上海市总工会收藏。

[←1308]

岑麒麟1978年1月3日《交待关于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问题》。

[←1309]

上海市总工会《工总司大事记》编写组1984年12月《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六《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1310]

同上。

[←1311]

张生堂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上海市总工会委员、上海铁路分局党委委员。

[←131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13]

笔者2006年对谢鹏飞的采访记录。路局被夺权的日子，引自「上海铁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铁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

[←131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15]

张春桥1967年1月19日接见上海「铁路联合指挥部」时的讲话，转引自红卫兵小报《东方红》1967年1月24日第7号《简讯》，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东方红兵团」编辑。原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2013年在笔者这本书底稿上，谢鹏飞又写下这段补充回忆。

[←1316]

笔者2006年对谢鹏飞的采访记录。

[←1317]

张春桥1967年7月4、14、25日在政协礼堂接见浙江「省联总」所属组织及其各县、地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记录。

[←1318]

转引自徐景贤1967年1月8日工作笔记。

[←1319]

引自叶昌明1966年11月26日至1967年3月的工作笔记：1967年1月3日。原件收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320]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

[←1321]

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成立于1966年12月底。六个局是：上海铁路分局、长江航运公司、上海港务局、交通部上海海运管理局、上海市交通运输局、上海市邮电局，都是上海交通系统的主管局。其中上海铁路分局系统造反派组织最早成立，1966年11月16日安亭事件结束不久即在国际电影院成立，名为工总司上海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铁联」)，负责人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的谢鹏飞等人。铁联成立后，向上海交通系统另五个局的造反派发出会议邀请书，商讨筹备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在铁联的虹口山阴路办公处召开筹备会，成立了「工总司交通六局联合指挥部」。1966年12月30日，六局联合指挥部发布了宣言。六局联合指挥部成立的最初宗旨，是针对当时还是多数派的赤卫队，约定造反派有事相互支持，作工总司后盾。办公地点在虹口区的多伦路。

[←132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23]

《人民日报》1967年2月12日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把经济命脉紧握在自己手中新创建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显示威力》。

[←1324]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上海市总工会1985年编《<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五》;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325]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326]

徐景贤1979年10月13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

[←132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28]

笔者2005年11月22日对谢鹏飞的采访笔录。

[←1329]

「工学运动调查通讯组」《坚决制止闹近郊月票的歪风》。

[←1330]

转引自《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5日接见工总司代表时的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收藏。

[←1331]

谢鹏飞1979年3月15日交待，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

[←1332]

张春桥1968年2月8日在上海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3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34]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46页。

[←1335]

转引自《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五》，上海市总工会1985年编。

[←133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32页。

[←1337]

毛泽东1967年1月10日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66页。此外，那个中央文件第二天还是发下去了。

[←1338]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94页。

[←1339]

张春桥1967年1月11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34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41]

张春桥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34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43]

陈丕显著2005年《陈丕显回忆录》第132页。

[←1344]

朱永嘉1976年12月11日。

[←1345]

朱永嘉、金光耀2011年《朱永嘉谈<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1346]

这是朱永嘉对采访他的金光耀2006年说的，朱对笔者也说过这样的话。

[←134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795页。

[←1348]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49]

笔者1992年7月3日对李剑钰的采访笔录，载于上海历史研究所《史林》2009年增刊。

[←1350]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稿》，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收藏。

[←13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352]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稿》。

[←1353]

《毛主席的好工人、劳动模范的好榜样杨富珍同志造反了》，载于《红卫战报》1967年3月18日，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

[←1354]

《上海市1968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稿》。

[←1355]

姚文元1967年10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转引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10月21日《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

[←1356]

这是笔者听母亲说的。笔者的母亲由于四清时和石斌同在一个工作团，被和石斌一起游街，押在天车下的一辆卡车上。用赤卫队袖章做成马甲强迫游街者穿上，手里拿着稻草或算盘，也是母亲说的，都是和她一起游街的另几个工作队长。

[←1357]

《关于「赤卫队」案审查情况的综合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赤卫队项目组，1968年4月1日。

[←1358]

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1967年11月工总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情况统计表》统计。

[←1359]

1967年11月工总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情况统计表》。

[←1360]

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1967年11月工总司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情况统计表》统计。

[←1361]

同上。

[←1362]

本表格引自工总司1967年11月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情况统计表》。表格中的数字和内容为原表格所制，空白处为原表格所有，百分比为笔者计算后另加。

[←1363]

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1364]

王洪文最初不赞成夺权，笔者2009年7月9日对戴立清的访谈。黄金海也对笔者讲到过王洪文的不赞成。

[←1365]

安文江1989年著《我不忏悔》。

[←1366]

原文为油印传单，文中的文理不通之处，为原文所有。

[←1367]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已申春秋》。

[←1368]

安文江1989年著《我不忏悔》。

[←1369]

王明龙2008年9月27日对笔者的回忆。

[←1370]

安文江1989年著《我不忏悔》。

[←1371]

戴立清2009年7月9日对笔者的回忆。

[←1372]

一天后，1月13日下午工总司又领衔18个组织，发了份《特急补充通令》，称公安局事务由公革会和联合兵团(全称「上海市各区(县)公安警察革命造反联合兵团」)联合督管。

[←1373]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传单：《联合紧急通令》，1967年1月12日凌晨5时。文中不通之处，是原文如此。

[←1374]

据安文江在《我不忏悔》中回忆说：事后他才知道，「张春桥发出『三不指示」主要是因为他对全国首例接管公安局事件吃不准，当天深夜，他和北京通了电话，江青等明确答复『应该支持』，这才来了个急转弯」。

[←1375]

张春桥1967年1月13日下午在公革会和部分群众组织座谈会上的讲话。公革会王维章等整理。

[←1376]

安文江1989年著《我不忏悔》。但笔者始终没有有关声明。

[←1377]

笔者2008年5月16日对安文江的访谈。

[←1378]

上三司和二兵团此次接管是不是受山西接管影响？笔者文革后曾问过上三司负责人赵全国，赵全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没有。

[←1379]

赵全国1970年2月23日。

[←1380]

笔者2009年1月24日对赵全国的电话采访。

[←1381]

同上。

[←1382]

1月15日又增加了五个组织，成为十六个组织。

[←1383]

笔者2009年1月24日对赵全国的电话采访。

[←1384]

赵全国1979年4月30日。

[←1385]

耿金章1979年11月27日。

[←1386]

同上。

[←1387]

耿金章1979年11月27日。

[←1388]

原上三司常委何运平1976年12月30日证词。

[←1389]

张春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四次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1971年1月4日。

[←1390]

张春桥1967年1月上旬对造反派的一次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391]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1392]

徐景贤1978年11月：《揭发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月革命风暴中的反革命阴谋》。

[←1393]

张春桥1967年1月13日下午在「公革会」和部分群众组织座谈会上的讲话。

[←1394]

转引自徐景贤1967年1月8日工作笔记。

[←1395]

张春桥1967年1月13日下午在「公革会」和部分群众组织座谈会上的讲话。

[←1396]

转引自金光耀、金大陆、李逊2009年对王知常的访谈。

[←1397]

张春桥1967年1月3日接见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时的谈话记录。

[←1398]

陈伯达1967年1月15日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399]

潘国平1979年10月15日。在岑麒麟1979年1月的一个交待《关于潘国平在文革初期我所知道的一些事》中，也说到：1967年1月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潘国平代表工总司发言，说上海刮夺权风，「江青就讲他瞎讲，她说，夺权好得很！」。岑麒麟说自己还把他们的讲话录了音，带到上海给王洪文等人听。

[←1400]

潘国平1979年10月15日。

[←1401]

周恩来1967年1月15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402]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798页。

[←1403]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803页。

[←1404]

同上，第804页。

[←1405]

同上，第799页。

[←1406]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799页，以及第811页。

[←1407]

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所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34页，逢先知、冯蕙主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1408]

毛泽东1967年1月的一次同周恩来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409]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410]

笔者2009年2月13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1411]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1967年1月16日的介绍：《文汇报是怎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新生的》。

[←1412]

以上这些数据，全部引自这些系统文革后编写的地方志。

[←141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414]

徐景贤1978年4月17日。

[←1415]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67年1月16日电话记录。

[←1416]

耿金章1979年11月27日陈述，1979年3月12日陈述。

[←1417]

徐景贤1978年4月17日。

[←1418]

张春桥1967年1月20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419]

转引自徐景贤1978年11月：《揭发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月革命风暴中的反革命阴谋》。

[←1420]

马天水1978年4月8日。

[←1421]

转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422]

当时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称「负责人」，而称「召集人」，或「勤务员」。

[←1423]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以及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但是，谢鹏飞2013年看了本书底稿后提出：他记得「公社」的名称，是在1月22日的康平路会议上。待考。

[←142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425]

同上。名单是谢鹏飞2013年回忆的。

[←1426]

对于这个「周总理四点指示」，笔者在2009年1月24日对赵全国电话采访时，曾问过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赵全国说，他没有说过总理有「四点指示」，总理也确实没有「四点指示」。他到北京去时，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全国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大会，他在新华社看到周讲话的打印稿，就自己归纳出4点精神。赵全国说，徐景贤说他讲有总理四点指示，是栽贼。但是，笔者曾经看到过1967年1月22日的《赵全国讲总理来电4条》，内容如下：「一，立即召开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上海人民委员会，在条件成熟时由工农兵(包括革命师生员工)召开全市代表大会，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新的全市性领导机构。二，在市人民革命委员会未成立之前，由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临时的督管小组。三，责令市委各级干部立即回原工作地点办公，接受临时督管小组领导。四，市委所属各部委已经由各个革命造反组织接管者，立即同督管小组联系，建立全市性临时督管网。1967.1.22」。笔者读给赵全国听后，赵全国说，这是当时上三司制定的一些夺权措施，不是总理指示。

[←142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428]

以上对话转引自《打倒反革命野心家赵全国！》，载于红卫兵小报《文艺战报》1968年3月22日第50期(周刊)，上海《文艺战报》编辑部编辑。

[←1429]

上海市委办公厅1967年1月22日电话记录。

[←1430]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431]

笔者和樊建政2014年10月9日对马立新的访谈。据马立新说，公革会最初拒绝收押，问以什么名义。后来，赵全国被以「野心家」「政治扒手」的罪名关押。

[←1432]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

[←1433]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其中提到的「红卫军」，是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组织，1966年底，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等几次讲话要求这类组织解散。

[←1434]

同上。

[←1435]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不过，巴黎公社成立日期实际应为3月18日，其正式成立日期是3月28日。

[←1436]

这个名单引自《炮打红革会头头》，载于1967年1月31日第9号《东方红》，毛泽东思想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

[←143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一月革命大事记》。

[←1438]

马立新在笔者和樊建政对他的访谈时说，红革会当时是想通知所有参加1月6日大会的群众组织的，但许多组织电话没有打到，只找到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农司(筹)。而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中，说红革会当时只通知了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农司(筹)，这四个组织代表了工、农、学和干部四大社会力量，而且除农司(筹)外，前三个组织最早造反，最有影响，夺权就具有合法性了。

[←1439]

潘国平1979年11月28日。又据笔者和樊建政2014年10月9日对马立新的访谈，马立新也说潘国平当时打了好几个电话，总算找到王洪文，王洪文表示同意参加。

[←1440]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说自己是接到红革会通知开会的电话后，就向张、姚汇报的。而马立新对笔者和樊建政的回忆，说他们在电话中没有告诉徐景贤夺权打算，徐景贤是去后才被告知。一开始，徐景贤没有表示反对。

[←1441]

笔者和樊建政2014年10月9日对马立新的访谈。

[←1442]

潘国平1979年10月15日陈述。

[←144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444]

同上。

[←1445]

张春桥1971年1月4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4次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纪录稿)。

[←1446]

张春桥1968年1月11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1447]

蔡祖泉，男，1924年生。原是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工人，六十年代后开始从事电光源研究，在复旦大学其他教师的帮助下，研制出十几种新型电光源，被评为上海第一代工人工程师，文革前是上海著名的先进人物、事迹被许多报纸多次报道。文革后被评为教授，硕士生导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至退休。

[←1448]

以上三派组织打内战的数据，以及本章数据源，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1967年3月编《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是朱永嘉给笔者的，据朱永嘉告诉笔者，这份「纪要」编成后，经张春桥亲自看过。另一数据源是《红革会混蛋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罪行录》，「新复旦」红革会造反联络站联合调查组1967年2月19日编，红卫兵上海市工农一中革命委员会翻印，原文为油印件。以及传单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的《交代书》，该传单为钢板刻写油印，没有注明编印组织。还有红革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法四迎新春」、「从头越」1967年2月4日编：《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同志大事记》，原文为油印传单。

[←1449]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1450]

这个细节是笔者2011年4月26日对原炮司成员红鸥采访时，红鸥说的。

[←1451]

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1967年3月编《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

[←1452]

传单：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原件为手刻油印16开传单，没有注明散发单位。在这份交待中，劳元一说张春桥未接见他们。又据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劳元一回忆，炮打前几天，大约1月20日左右，张春桥单独接见了他，「我就当面问张春桥。现在对你有不少传说，有些材料不像假的。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答复。例如，你是不是曾经用过狄克的名字，你是否曾经写过文章反对过鲁迅，等等。我们希望你能拿出中央的证明，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没有那些事，那么一场炮打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张春桥听了我的话很紧张。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抽烟」。「我又表示，我可以等你的回音」。为了等张春桥回音，劳元一说他甚至曾睡在「机关联络站」一两天。「就这样等了几天。我觉得在此期间，张春桥是一直希望中央有所说法，但可能始终没等到」。张春桥后来没再单独见他。

[←1453]

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

[←1454]

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

[←1455]

安文江著《我不忏悔》，载于《东方纪事》1988年创刊号，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1456]

油印传单：《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大事记》，红革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法四迎新春」、「从头越」1967年2月24日。

[←1457]

转引自《红革会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载于《反逆流特刊》1967年2月20日，新复旦红革会造反联络站编；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458]

池东明去北京是为了揪彭、罗、陆、杨一事引自《新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新师院人民公社1967年7月编。

[←1459]

卞全著《正当风华正茂时——同窗池东明「炮打张春桥殉难40周年散记》，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北京春秋出版社《炎黄子孙》杂志社出版。作者卞全还告诉笔者说，「1.28炮打」之前，他亲眼看到池东明记录的与霍士廉谈话的笔记。不过事实上，张春桥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

[←1460]

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

[←1461]

同上。

[←1462]

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1967年3月编《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

[←1463]

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

[←1464]

《池东明从北京打给市红革会总部的电话记录稿》，市红革会总部，1967年电话日期是1月25日至26日之间。这份记录是金光耀提供给卞全的，笔者在卞全处看到。电话记录的后半部分是「我军可全线出击，揪人一事，速求春桥来电支持，望果断决策，切勿举棋不定，坐失战机。池」，「揪人」即揪杨尚昆等人来上海批斗之事，是池东明去北京又一目的。而包炮也是在中央急电下达之前，接到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的电话，告之蒯大富反对炮打的态度。包炮立即去复旦，但没找到红革会和炮司的头头。

[←1465]

油印传单：《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大事记》，红革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法四迎新春」、「从头越」1967年2月24日，1967年1月27日。

[←1466]

同上。劳元一所说的「抢黑材料」上陈丕显当之事，是指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在1966年11月准备抢黑材料之前，陈丕显找劳元一、安文江和东方红公社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再缓三天，并承诺「如果三天之后复旦党委再不交出黑材料，将以党纪国法处理」。红革会答应了。但红三司和东方红公社还是在第二天一早便行动，红革会到下午才参与行动。

[←1467]

劳元一1967年2月14日《交代书》。

[←1468]

传单《「一·二八」绑架事件真相》，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1月29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469]

同上，传单《「一·二八」绑架事件真相》。

[←1470]

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揭发，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1471]

油印传单：《红革会头头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大事记》，(红革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野战军「法四迎新春」、「从头越」1967年2月24日)记载，1967年1月27日。

[←1472]

徐海涛后来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解放军支左人员，王洪文去中央工作后，他被调北京，在军委总政的保卫部工作，文革结束后自杀。

[←1473]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1月29日传单《「一二八」绑架事件真相》。这份传单据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的交待中说，小样经张春桥、姚文元看过，张春桥还在上面用红铅笔改动了两处。

[←1474]

传单《黑市委的御用工具——「写作班」必须彻底砸烂》，复旦大学红革会1967年1月28日晨4：00。

[←1475]

这个名单引自传单《「1.28」黑会记录》，上海铁道学院「反逆流联络站」翻印(原文无成文日期和作者，估计成文日期在1967年1月底)。

[←1476]

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

[←1477]

收到照片是文静回忆的，转引自范文贤《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载于《上海法制报》1986年6月23日；挂牌子的事情是劳元一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笔者讲的。

[←1478]

《1.28黑会记录》，上海铁道学院反逆流联络站翻印。原文为油印件，无日期，估计是1967年2或3月。

[←1479]

传单《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六小时围攻——请看红革会头头堕落到何等地步》，《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2月2日。

[←1480]

传单《「1.28」黑会记录》，上海铁道学院「反逆流联络站」翻印(原文无成文日期和原作者，估计成文日期在1967年1月底。

[←1481]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72页。

[←1482]

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

[←1483]

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1967年3月编《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

[←1484]

新复旦红革会造反联络站联合调查组1967年2月19日编油传单《红革会混蛋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罪行录》，红卫兵上海市工农一中革命委员会翻印。

[←1485]

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1967年3月编《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

[←1486]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487]

上海文化革命数据联合编辑部1967年6月编《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以及《公安战报》1967年2月12日第2号：《联合兵团恶贯满盈难逃灭亡命运》，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主办。

[←1488]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489]

耿金章1979年11月29日。

[←1490]

耿金章1979年11月27日。

[←1491]

陈阿大1977年6月14日。

[←1492]

黄金海1978年12月12日。

[←1493]

黄金海对笔者的回忆。

[←1494]

黄金海对笔者的回忆。

[←1495]

同上。

[←149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76页。

[←149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78-879页。

[←149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76页。

[←149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0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76页。

[←1501]

这是谢鹏飞2012年10月6日与笔者闲聊时说起的，并说这事别人都不知道。张春桥的这几句话是他亲耳听到的。但他文革中始终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张春桥没有具体要求布置准备多少车，30辆车是谢鹏飞自己决定的。谢鹏飞告诉笔者说：「我亲眼看到，至少好几百解放军，密密麻麻地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后面的市体育宫内的练功室里。」

[←150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03]

笔者2008年7月6日在香港对劳元一的电话访谈。

[←1504]

同上。

[←1505]

同上。

[←1506]

上海铁道学院「反逆流联络站」1967年传单《「1.28」黑会记录》。

[←1507]

红革会的马立新等始终不知道这份电报是毛泽东口授的，40多年后，仍坚持怀疑电报是张春桥伪造的。直到笔者告诉他们这是王力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他们再去查阅，方知真相。

[←1508]

转引自安文江1988年回忆录《我不忏悔》。

[←1509]

同上。

[←1510]

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1511]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

[←1512]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70年9月25日对北京市美术公司工、军宣队来函的回复。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513]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151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1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16]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3月《以红革会某些头头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纪要》。这本纪要。

[←151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80页。

[←1518]

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1519]

这是当年上海师范学员红革会成员的卞全文革后告诉笔者的。

[←152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21]

转引自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522]

这句话出自徐景贤1967年3月21日的工作笔记，原文是记录张春桥的讲话。此外徐景贤在《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中还回忆说，姚文元也对他说过同样内容的话。

[←1523]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81页。

[←1524]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525]

安文江1988年回忆录《我不忏悔》。

[←1526]

黄金海1979年7月9日。

[←1527]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80页。

[←1528]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89页。

[←1529]

王力1967年1月31日：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30]

王年一1998年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82页。

[←1531]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89页。

[←1532]

这是当年参加会议的谢鹏飞对笔者回忆的。徐景贤等没参加这个会，他们在党校修改「公社」宣言等。

[←1533]

这个「军队所属单位」是第二军医大学(「二军大」)。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两所大学，在1966年初已经不属于军队编制。

[←153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35]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36]

这是谢鹏飞2013年对本书底稿写的补充。此外红鸥2010年也对笔者回忆过这个情节，在她写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1537]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38]

这是红鸥2010年对笔者回忆的，在她写的未刊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1539]

据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记载这38个组织如下：

[←1540]

这个名单引自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4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42]

谢鹏飞2013年在本书底稿上补充的内容。要有女代表是谢鹏飞和霍达文革后都对笔者回忆到的。谢鹏飞认为，所以后来王洪文去找来王秀珍，让她进入市革会。

[←1543]

谢鹏飞2013年在本书底稿上补充的内容。

[←1544]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45]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23页。在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42页，也说这段文字以及下面的一大段关于干部的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加写或修改的。

[←1546]

张春桥1968年1月11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戴于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1547]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5月14日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48]

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之一》。王明龙2013年在看此书底稿时，对笔者回忆说，他参加2月2日新华社会议，待几件大事定下后，便和王洪文去了党校，那边徐景贤等正在起草宣言。晚上张春桥来电话将他和王洪文叫去兴国路招待所，传达毛泽东指示。当时在场的一共5人：张春桥、王洪文、王明龙、何秀文以及稍迟到的廖政国。

[←1549]

陈丕显2005年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1550]

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友人斯诺夫妇的谈话。

[←155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52]

据1967年2月1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赴京汇报请示代表团的传单《向中央文革的汇报请示》记载，这14个组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一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二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三兵团)、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兵团、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战到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近卫军上海司令部、上海市共产主义红色接班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机部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捍卫队上海市红卫兵联合会、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统一行动委员会。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553]

耿金章1979年3月12日陈述笔录。

[←1554]

据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记载，这36个组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二兵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一兵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三兵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红卫军)、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工司)、上海毛主席思想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同参加公社的是同一组织内两派)、上海市学徒造反委员会、上海市「五八」兵团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958年进厂的大、中学校毕业生组织)、上海灭资兴无铲修挺进军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挺进军、小业主为主体)、上海外贸驻沪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华东地区红艺兵上海工人革命军司令部、上海革命工人学生联合委员会「战到底」、国际工人革命军上海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军)、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工革会)、红卫兵上海工人学生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红工学会)、上海工人学生革命联络委员会(工学联)、红卫兵新上海司令部中学部、上海市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上海市公用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上海一二·三革命造反委员会(机电二局新新等保密厂串联起的组织)、上海科技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科三司)、上海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教司)、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员会(人革会)、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红旗公社、上海市级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驻沪联络站、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兵团驻沪联络站、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东方红公社财贸造反团、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但据另一份在1967年2月3日《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后的签名，有37个，而且参加组织与前者记载的有三分之一的不同。

[←1555]

引自工总司1967年2月28日的《传单汇编》：《透过一次黑会看耿金章之流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动本质》。

[←1556]

同上，《透过一次黑会看耿金章之流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动本质》。

[←1557]

这个数字引自《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5月14日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58]

杨幼根、石忠康著《市革会成立前夕数事》，载于《一月风暴》，《一月风暴》编辑部1967年月。

[←1559]

耿金章1979年3月12日，以及1979年11月27日的陈述笔录。

[←156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257页。

[←1561]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62]

徐景贤2003年著《十年一梦》。

[←1563]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564]

以上均为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陈述。

[←1565]

这个日子和会议引自《工人造反报》1967年2月28日的《传单汇编》中《透过一次黑会看耿金章之流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动本质》。

[←1566]

转引自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陈述。

[←1567]

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568]

以上均引自徐景贤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

[←1569]

这是黄金海2013年在本书底稿上补充的内容。

[←1570]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571]

这是谢鹏飞2013年在本书底稿上补充的内容。不过，「上海画院」，笔者认为可能是上海油画雕塑室因为画院的画师是画国画的。

[←1572]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90页。

[←1573]

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890页。

[←1574]

引自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2月24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575]

这个行动的领头者是师院附中和松江二中的初中学生齐奇和艾小中，带着几个初中的同学们干的，他们后来被关押。

[←1576]

这些日期引自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纂2004年《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1577]

1967年2月5日《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载于1967年2月9日第7期《工人造反报》。

[←1578]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1579]

同上。

[←1580]

王洪文在1968年3月20日工总司全委会上的讲话记录，原文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只一个」意思可能是「每个组织只有一个名额」。

[←1581]

市六通讯号外稿，转引自《毛主席啊，毛主席……》，载于《教育革命》1967年5月30日，第8期，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较革会)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此外「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1967年6月3日第40期上也有类似报道。

[←1582]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1583]

徐景贤2003年著《十年一梦》。

[←1584]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1585]

这是在加拿大大学任教的吴一庆的观点。

[←1586]

孙玉喜1967年4月7日交代，原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587]

以上会话均见于张春桥1967年1月3日接见工总司王洪文等人时的谈话记录整理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588]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589]

笔者2008年3月29日对黄金海的访谈。

[←1590]

耿金章1967年3月6日的交待，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591]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准确，因为是耿金章1967年3月被王洪文关押后在3月5日审讯时说的，时间离事情很近。

[←1592]

1979年3月7日审讯耿金章记录。

[←1593]

耿金章1967年3月5日审讯笔录，原件收藏于杨浦公安分局。文中的「公交」，原文为「工交」，疑似笔误或白字。因为「公交公司」是公共交通运输公司，耿金章当时的势力是在公共交通系统。另一个有卡车的公司是「交通运输公司」简称「交运公司」。所以笔者改为「公交」。

[←1594]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对黄金海的访谈。

[←1595]

戴立清2008年对笔者的回忆。

[←1596]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组1967年3月13日《传单汇编》第6期：《奋起千钧棒，砸烂耿金章》。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597]

传单：《关于工三司的调查材料》，塑七东方红造反兵团、塑七四敢造反兵团、塑七工人革命造反大队1967年2月20日。

[←1598]

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工三司」不等于钢铁兵团》。

[←1599]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组1967年2月28日《传单汇编》第三期：《工三司总部大方向就是错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00]

戴立清2008年对笔者的回忆。而在黄金海等人对笔者的回忆中，也说「野战兵团」是戴立清拉起来的。

[←1601]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602]

孙福祥，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自行车厂电镀车间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人造反派组织「战到底」负责人，1967年因「另立山头」被关押一年多。文革结束后获平反。

[←1603]

笔者、金光耀和金大陆2010年5月15日对戴祖祥访谈。

[←1604]

范佐栋1967年4月审讯笔录，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605]

转引自华东纺织工学院学生陈斌文革中的笔记本：1966年12月22日，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606]

这是戴立清2009年3月29日对笔者说的。

[←1607]

黄金海笔记本1966年11月21日。

[←1608]

二兵团常委孙玉喜1967年4月7日陈述笔录，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609]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610]

耿金章1967年3月6日交待，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611]

耿金章1967年3月6日交待，原件收藏于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公安分局。

[←1612]

这是王洪文对王腓利说的。王腓利告诉笔者的。

[←1613]

张春桥1967年1月13日下午在「公革会」邀请部分造反组织参加的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1614]

这是潘国平在一次电话中对笔者说的。

[←1615]

黄金海2008年4月6日对笔者的回忆。

[←1616]

张春桥1967年12月23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及工人代表时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617]

同上。

[←1618]

传单《第五号通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7年2月8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翻印。

[←1619]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25日对范佐栋的访谈。

[←1620]

耿金章1967年3月3日，3月6日。

[←1621]

耿金章1967年3月3日，3月6日。

[←1622]

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工总司1967年2月11日《关于「第五号通令」的严正声明》。

[←1623]

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工总司1967年2月11日《通告》。

[←1624]

耿金章1967年3月3日。

[←1625]

耿金章的这个讲话转引自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如此「黑会」》。不过，耿金章自己在1973年3月13日的交代中，说他在2月19日开了个会，要所属各单位通知各区分部，调动队伍，先砸工总司的各区指挥部，再砸工总司总部，「我进一步大造『打倒王洪文」的兴论，并决定要抓王洪文，布置与王洪文血战到底，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等措施」。笔者认为，这两个会是同一个会。

[←1626]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2月24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到的名字原文记录是「王焕文」、「谭得干」。笔者认为，这是记录者没听清楚。应该是王洪文和潘国平，或者是黄金海。工三司在原文中是「工商司」。这个张春桥讲话是当时的红卫兵整理的，而耿金章1979年3月13日的交代回忆，张春桥当时说：「现在有人去北京告我们状，我坐在这儿不是很好呀！这些组织想干什么呀！」

[←1627]

黄金海1977年6月18日。

[←1628]

王洪文1967年2月25日给杨浦公安分局的纸条，原件收藏于上海杨浦区公安公安分局。

[←1629]

关于戴祖祥的一些材料(这不是标题，原件没有标题)，原件收藏于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编号24-14-1682，1967年6月7日，以及1967年5月8日。

[←1630]

孙福祥1967年给杨浦公安分局的纸条，原件收藏于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

[←1631]

抓「战到底」一事，是丁德发经手的，这个过程是他告诉笔者的。

[←1632]

王秀珍1978年1月23日。

[←1633]

《张春桥1967年3月10日接见工总司委员记录》，原文为手写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634]

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

[←1635]

张春桥接见上海代表团讲话，引自叶昌明1967年3月30日——1967年5月19日工作笔记：《王秀珍来电》。原件收藏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36]

王洪文1967年5月2日给杨浦公安分局的纸条，原件收藏于上海杨浦区公安分局。

[←1637]

耿金章1979年3月13日，不过，耿金章回忆说这段话是王洪文对他说的，而黄金海说，那天只有他一人去接耿金章，这段话是他对耿金章说的。

[←1638]

耿金章1979年3月13日陈述。

[←1639]

同上。

[←1640]

王秀珍1978年1月23日。

[←1641]

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

[←1642]

这是胡永年回忆的。

[←1643]

王秀珍1978年1月23日。

[←1644]

耿金章1979年3月16日。

[←1645]

张春桥对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的谈话，转引自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陈述。

[←1646]

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

[←1647]

《关于孙福祥案件重新处理的请示报告》，中共上海自行车厂委员会1977年4月28日。

[←1648]

这个细节是范佐栋对笔者回忆的。

[←1649]

以上关于范佐栋的资料全部引自1989年4月20日对范佐栋的访谈；关于张春桥「常委之间不要抓来抓去」的说法，叶昌明对笔者金光耀、金大陆的回忆时也提到。

[←1650]

范佐栋对笔者的回忆。

[←1651]

工总司1967年整风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652]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1653]

引自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654]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655]

女方父亲曾经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医。叶昌明甚至组织了一次对女方家庭的「抄家」，不是为了抄东西，而是为了威吓女方不要再和潘国平谈恋爱。但双方最终还是结婚了。

[←1656]

金秀水等1975年2月19《向中央王洪文反映的潘国平的问题》，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657]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8月2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

[←1658]

黄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沪光灯具厂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参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筹建，是「工总司」发起人之一；1967年初发起成立「双造司」，1969年被回厂劳动。1973年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工会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回厂劳动。

[←1659]

戴立清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1660]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661]

黄文海1968年3月15日，原件藏杨浦公安分局。

[←1662]

黄文海邀请王洪文当「双造司」政委之事，是「双造司」传单「至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中自己说的。

[←1663]

传单《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声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所属单位五区十一局二事业单位。原文无日期。但对照《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所记载，应该在1967年一月下旬左右。

[←1664]

这是王腓利2009年4月6日告诉笔者的。

[←1665]

范佐栋1967年2月28日审讯笔录，原件藏杨浦公安分局。

[←1666]

这段话转引自1967年5月26日文革小报《驱虎豹》，「工总司杨浦区联络总站文化革命经验交流站」《驱虎豹》编辑组编辑。

[←1667]

以上内容均转引自传单《所谓「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是一份反革命宣言书，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1967年5月14日。

[←1668]

这是丁德发2008年告诉笔者的。

[←1669]

张春桥1967年6月3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载于《学习文件》，上海报刊发行处1967年6月发行。

[←1670]

笔者的师傅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当时也被抓去打了一顿。

[←1671]

这是范佐栋一再对笔者说的。笔者2009年对丁德发访谈时，丁德发也说，他从来没参加过什么「新工总司」筹备会。他们说，现在文革结束了，如果他们曾经这样反过王洪文，没必要否认，但他们确实与「新工总司」无关。而且那个「批百匪大会」曾经邀请王洪文参加，但王洪文没有去。如果是「新工总司成立大会」，他们为什么还要邀请王洪文参加？丁德发说他后来问过那些在工总司9月1日大会上交代揭发的所谓「新工总司」头头，他们都说自己的交代是被毒打后逼出来的，不是事实。

[←1672]

戴立清1977年12月5日。

[←1673]

这个日子是王腓利回忆的。

[←1674]

具体搬迁日子没人回忆得起来，王腓利回忆是《告上海人民书》发表之前，到1967年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时，工总司总部已经在总工会大楼了。

[←1675]

徐美英常委，虽然在工总司成立阶段曾经被作为女代表被增补进大会主席团，但安亭事件结束后，没有成为常委。笔者访谈徐美英时，她也认为自己不是常委，因总部开会很少通知她。而且据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王腓利等人对笔者的多次回忆，徐美英从来不是常委。

[←1676]

两外两人，有说是缪南生和倪叔英。

[←1677]

这是丁德法告诉笔者的。

[←1678]

王秀珍由王洪文在「公社」成立前调入工总司总部，是王秀珍对笔者回忆的。

[←1679]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1680]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以及工总司《简报》1968年9月19日。

[←1681]

「崇拜」这个词，是文革后戴立清、叶昌明和黄金海等，都对笔者说过的。

[←1682]

马振龙1979年10月18日。

[←1683]

转引自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卜伟华著。

[←1684]

这些数字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04页。

[←1685]

这些数字引自叶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笔记1967年年5月31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86]

同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4页。

[←1687]

《二军大「红旗」枪杀红纵战士的「5.15」流血惨案真相》，载于1968年5月19日《红色造反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编辑。

[←1688]

同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22页。

[←1689]

两派的资料引自文革傅单《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驻上柴联络站1967年6月中旬印；以及《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载于文革小报《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90]

1967年7月3日文革小报《东方红》第44号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

[←1691]

「KO集团」人数及处理结果的资料引自文革小报《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692]

文革传单《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大事记编辑组(包括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工总司上柴大队、上柴红色革命指挥部、上柴东方红曙光兵团)1967年4月编印。

[←1693]

联司参加过赤卫队的资料引自1967年7月3日文革小报《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

[←1694]

这个日子引自1967年4月文革传单《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1695]

同上。

[←1696]

陈宪珍，女，文革前是上柴厂大马力车间的党总支干事。其父陈涛文革前曾任上柴厂党委书记，文革前夕调离。陈宪珍因为自己身份敏感，所以在1966年底左右就已经退出联司。但她后来还是被关押8年。

[←1697]

文革小报《东方红》1967年3月22日第20号《「上柴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结的产物——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复旦大学历史系数据室收藏。

[←1698]

传单《究竟谁是真造反派！谁是假造反派！》，上海防修大学「从头越」战斗队1967年1月27日。载于传单集《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1967年2月。

[←1699]

传单《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是造反派吗？原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负责人之———崔惠我谈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的内幕》，记录整理者上海柴油机厂技术发展室，《大事记》访谈者尹柏森1967年1月29日，载于传单集《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

[←1700]

这句话是《群众的眼晴全然没有错》中的，载于文革小报《东风》1967年2月16日第2期，「东风」编辑部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01]

文革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1966年12月23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02]

以下两个表格引自1967年2月的文革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03]

文革小报《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04]

文革传单《比一比上海柴油机厂到底谁是保皇派？》，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南征北战兵团，上海柴油机厂「反动路线受害者」再版，1967年2月8日。

[←1705]

这句话是文革小报《东风》1967年2月16日第2期《群众的眼晴全然没有错》中的。

[←1706]

例如陈国康在「人民网」上的《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中，《上柴联司资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支持「东方红」，不过清华「井冈山」的几个战斗队支持联司。

[←1707]

笔者1989年对宋永毅的访谈，宋1967年初曾参加过一个进驻上柴厂的红卫兵调查团。

[←1708]

这是许多当年工总司的核心人物如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等都对笔者说过的。

[←1709]

1967年4月文革传单《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1710]

这是黄金海2009年3月5日对笔者的回忆。

[←1711]

1967年4月文革传单《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1712]

前一句话转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词，后一句话引自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均刊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1713]

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1714]

《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坚决支持上柴东方红》，载于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报》。

[←1715]

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1716]

杨仲池，文革中是上柴厂技术员，1967年8月被关押，判刑三年缓期执行三年。

[←1717]

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718]

全向东，真名汤福坤，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中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1967年8月因支持「支联站」被关押，被判处两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文革后平反，2007年在美国逝世。

[←1719]

陈卜昌，男，194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汽车配件厂钳工，文革中曾任虹口区区革会副主任，厂革会主任，文革中因为支持支联站，被判刑20年，文革后平反。

[←1720]

《支联站内幕种种——支联站坏头头陈卜昌供词摘录》，载于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报》。

[←1721]

张春桥的这段话引自1967年6月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的《学习文件》：《张春桥同志市革会报告会上的讲话》。张讲话的日子是6月4日。

[←1722]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4日对陈卜昌的访谈，载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史林》杂志，2013年口述历史专辑。

[←1723]

同上。

[←1724]

文革小报《反逆流战报》1967年9月6日第6期中所载：《联司和支联站累累罪恶内幕目击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2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17页。

[←1726]

《工人造反报》1967年8月7日。

[←1727]

《支联站必须解散》，载于文革中的小报《反到底通讯》1966年8月5日第46期，上海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兵团总部第一动态组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数据室收藏。

[←1728]

《全向东的黑话必须严加批判》，原载于交大反到底兵团的传单，《工人造反报》1967年7月15日转载，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29]

文革传单《把联司狗头军师全向东的黑话示众》，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8月4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30]

《亡命之徒在嚎叫——把全向东潜逃武汉期间写的黑文章「上海告急」、「红色上海发刊词」、「鲜血不会白流」揪出来示众》，载于文革时期小报《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31]

转引自1967年7月28日《工人造反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32]

以上《全向东罪恶活动丑事记》，载于文革时期小报《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33]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4日对陈卜昌的访谈。而且笔者查过那天的大会会刊，确实没有全向东的发言。

[←1734]

《支联站的作战部署——揭开支联站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黑会》，载于文革小报《反逆流战报》1967年8月12日第2期：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35]

《全向东「秘书」的招供》，载于1967年8月31日第5期《反逆流战报》，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陈国康文革资料。又据笔者和金大陆、金光耀对陈卜昌2009年4月4日访谈，陈卜昌回忆说，武汉事件后不几天，联司方面有人想去驻无锡的军队那里弄枪支，好几辆车都已开出去，被他去劝回来的。

[←1736]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

[←1737]

王洪文的这个态度引自笔者与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记录。

[←1738]

《上柴联司头头在干什么》，载于文革小报1967年7月20日《解放日报传单》。

[←1739]

《上柴「六·二九事件」真相》，载于1967年7月1日《工人造反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40]

文革小报《东方红报》1967年7月27日第2期所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通令》，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东方红工学革命造反兵团合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41]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4日对陈卜昌的访谈。

[←1742]

笔者、吴一庆2009年7月31日对陈卜昌的访谈；以及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4月4日对陈卜昌的访谈。

[←1743]

有些写上海文革的书中，包括笔者过去写的《大崩溃》，都将「888」说成是秘密策划攻打联司的据点，但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出狱后，笔者对他们访谈时，他们都说设立「888」，最初只是因为联司和支联站势力太强，怕被冲砸，所以在部队的支左办公室设立一个临时办公点。而且起名「888」也不是作为代号，只是简单，说顺嘴了，以后就成了简称。

[←1744]

这是王洪文对胡永年说的，引自胡永年1977年4月21日。

[←1745]

叶昌明1978年11月22日工作笔记。

[←1746]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叶昌明1967年7月31日笔记，括号中的文字是《罪证之五》中原有的。

[←1747]

这是王洪文对胡永年说的，转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胡永年1977年11月7日供词。

[←1748]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张宝林1979年1977年11月25日供词。

[←1749]

数据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7月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

[←1750]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51]

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这个交代的内容是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1992年亲自抄给笔者的。

[←1752]

王承龙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王承龙在这里说自己反对使用武力，但据戴立清、王腓利、黄金海等回忆，王承龙当时是最坚决主张「砸|者之一。

[←1753]

王承龙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

[←1754]

叶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笔记1967年7月13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55]

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

[←1756]

《戳穿联司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关于上柴厂「6.29「严重政治事件的调查报告》，载于1967年7月7日《工人造反报》。

[←1757]

《又一出丑据——上柴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混蛋冲砸市北区邮电局调查记实》，载于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

[←1758]

《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人唆使暴徒砸毁「财革会」广播站，财革会就此发表严正声明》，载于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

[←1759]

《革命的组织是冲不跨的》，载于1967年7月15日《工人造反报》。

[←1760]

《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载于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

[←1761]

这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那个父亲痛哭时，王腓利在场。

[←1762]

《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载于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这篇文章说骑车者在送医院途中就死了，但笔者查阅其他传单，说是送医院后重伤抢救，头部缝了好多针。笔者觉得后一种说法更可信些。因为如果死了人，应该还会有后续传单或文章，但没有查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陈国康文革资料。

[←1763]

《同无产阶级专政为敌者必将粉身碎骨——上柴联司一小撮坏头头阴谋制

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可耻下场》，载于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报》。

[←1764]

1967年8月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印发，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65]

王洪文和王承龙的主张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张宝林1979年11月25日供词《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1766]

此段资料全部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

[←1767]

王秀珍1979年9月1日，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张宝林1979年11月25日供词。

[←1768]

这是戴立清多次对笔者讲过的话。

[←1769]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载于《冶金通讯》1967年8月22日「专刊」，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同样提到这起卡车有意撞人事件的，还有同张小报上的另两个单位的文章：《革命英雄谱》，作者是「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人革命造反纵队」;《战地见闻》，作者是工总司上海耐火材料厂革命造反纵队，本文关于外白渡桥撞人事件的资料都来源这三篇文章。

[←1770]

据8.4砸联司后的1967年9月，「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主办的《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捍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展览会》印发的简介中说，这被撞的三人中，有一人被撞成重伤后抢救无效死亡。

[←1771]

王明龙、王腓利和叶昌明都对笔者回忆说，他们事后都听说，那天大会后举行游行，冶金局一些在上海东端的工厂的造反队，回厂途中在外滩与支联站或联司的几辆卡车发生冲突，于是直接开去上柴厂。

[←1772]

这是笔者2011年在一次与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的电话交谈中，何秀文说的。据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回忆，王少庸在8月3日这天，坚持要王洪文等张春桥回音，「后来王少庸告诉我，张春桥有指示，群众起来了要动，就让他们动吧」。笔者估计张春桥这句话是砸联司行动之后说的，因为王承龙没有说清张春桥这句话是何时讲的；而且根据以上何修文的回忆，显示他们行动前没有找到张春桥。

[←1773]

张春桥1967年10月16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王承龙在1978年8月28日的交代中说，8月4日凌晨王少庸曾经得到张春桥的答复：「群众起来了要动，就让他们动吧」，和张春桥这个讲话对不上。而且张春桥秘书何修文说因为毛泽东此时在上海，张春桥一直陪着毛泽东，因为保密，不能让上海方面知道张春桥在上海。笔者认为张春桥的讲话应该距离史实更近些。王承龙所说的张春桥这句话，可能是更晚些时候、砸联司行动过去了，才讲的。

[←1774]

笔者2009年3月22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177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王腓利说，那天早晨，他在888被电话叫醒，得知上柴厂被包围后，立即赶往康平路，见到也是刚从床上被叫起的王洪文。去上柴厂时，他和王洪文、廖祖康坐一辆车子。笔者认为：如果王洪文在8月3日下午开会布置明天砸联司，下半夜队伍出发时，应该跟着队伍，而不应该回康办睡觉，还有戴立清和王腓利，都是8月4日砸联司的现场指挥，却在8月3日也都回888睡觉。所以，笔者认为王洪文8月3日如果开会调动过人，也是为了市革会8月3日晚上的大会做准备，而不是调人砸联司。

[←1776]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王腓利说，他当时就在王洪文身边，这句话是他亲耳听见的，给他印象很深。

[←1777]

这是王腓利文革后，2009年至2012年，在笔者几次对他的访谈时，多次对笔者提到的。

[←1778]

笔者在文革结束后的2005年曾经分别找戴立清、张宝林、黄金海、叶昌明、王明龙等工总司骨干了解王洪文在8月3日这天是如何开会策划打联司的，因为文革结果后所有的批判材料都说王洪文8月3日曾公开策划。但他们都说8月3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他们赌气去西郊公园被叫回后，就各自回去了，没有参加什么会议。后来半夜戴立清等去出席了市革会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大会。他们说自己是「主战派」，王洪文召开这样的会不会不叫他们；而且如果8月3日王洪文开过这样的会布置，他们一定会当夜赶去现场，而不是在住处睡觉到早晨被人叫起。

[←1779]

笔者2009年3月22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1780]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81]

王腓利和戴立清都对笔者回忆说，王承龙说张宝林在「888」看地图，而事实上，他们第一次看到上柴厂的平面图，还是8月4日去上柴厂后，「消革会」拿来的。

[←1782]

王洪文最初不想采用强攻的方式，而想用包围和喊话，让联司的人从大楼顶下来，这个策略，是许多文革后砸联司的文章中都提及的。也是王腓利、戴立清、张宝林等当时现场指挥，文革后对笔者回忆的。他们还说，否则不会一大早包围上柴厂，但直到中午后才开始强攻。因为之前就是希望联司的人自己下来。

[←1783]

也有人回忆说是自行车内胎做成。

[←1784]

笔者2009年3月22日对戴立清的访谈。顺便提一句，有书和文章说，前往砸联司的造反派们都带着长矛。而事实上，使用长矛的只是早有准备的联司，其他造反组织都是临时赶去的。最初赶去者，携带的都是临时找到的铁棒、木棒等。后来攻打大楼时，再调人去就要求戴上安全帽和铁棍等。上海真正开始流行制作长矛，戴着柳条编安全帽武斗，是在「8.4」砸联司行动之后。

[←1785]

笔者2007年12月28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1786]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87]

同上，此外，另一个现场指挥戴立清文革后也曾对笔者这样回忆过。

[←1788]

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的交代。这个交代的内容是王年一1992年提供给笔者的。省略号是抄件上原有的。在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中曾引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交代，说「8月3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但笔者问了当时工总司最主张砸联司的那些人：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黄金海、叶昌明、王明龙，他们都说8月3日那天他们没有参加过王洪文召开的这样的会议。

但是，叶昌明在1978年4月19日的交待中曾说：「八月三日，王洪文和我们开会策划决定动手打联司……从八月三日半夜到四日两天，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我们发动了打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事件」。2009年3月14日，笔者以叶昌明自己写的这段交代质疑叶昌明。叶昌明解释说：「文革结束后我受审查，问到砸『联司』的事，我那时觉得『联司』确实是『工总司』砸的，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没有在具体时间上多解释，不管是8月3日策划也好，8月4日策划也好，反正8月4日砸联司行动确实是工总司」现场指挥的，早一天策划，对我来说都一样。再加上希望自己认罪态度好些能减刑，所以就都认下来了，没有去想8月3日策划和8月4日指挥有什么差别。总之，文革刚结束时，我的时间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

[←1789]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90]

以上内容来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7月编《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简况》，以及文革传单《八.四凯歌——上柴联司覆灭始末》，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上柴东方红)、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上艺司上海图书馆红色革命造反派(上图红革造)、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上海革命中教联造反兵团(中教联)，1967年9月，此外还有戴立清及王腓利对笔者的回忆。

[←1791]

这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而在陈阿大在文革后的交代中说，中华造船厂派出了登陆舰和巡逻舰共3艘。有材料说黄浦江面上的船是部队派出的军舰，但当时始终在上柴现场的王腓利和戴立清，都对笔者回忆说，8月4日武斗那天，肯定没有军队的船只游弋在黄浦江面，因为调动军用船只必须经中央军委批准，东海舰队是无权调动军舰的。被认为是登陆舰的船只可能是修理船只或是军队退役船只。而且这些船都是武斗开始以后，在他们的要求下船厂才派出的。而不是如一些数据所说是8月3日事先开会策划分工的，因为8月3日那天没有开过会。

[←1792]

《如盘石的铁道防线准退联司支联站四次反准记实》，载于文革小报《冶金通讯》1967年8月22日「专刊」，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93]

《支联站内幕种种——支联站坏头头陈卜昌供词摘录》，载于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报》。

[←1794]

这是戴立清和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说他们极力劝止人们打俘虏，但是劝不住，还被威胁说「你再拦就打你」。打人者有些人是出于曾经挨过联司打的愤怒，有些人则是出于起哄。113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

[←179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96]

许多叙述砸联司武斗的文章都说，武斗现场有直升飞机在上空拍摄。对此，始终在现场指挥的王腓利和戴立清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他们没有看到飞机。摄影师是武斗开始后赶来的，一直跟在王腓利身边。

[←1797]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798]

《千里追捕「全向东」》，载于文革小报《公安战报特刊》，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编，1967年8月19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799]

但是十年后，文革结束，清查文革武斗，说那天死了1人，是上柴厂的工人任红宝，死于厂部大楼楼下厕所门口，第二天才被发现。任红宝被认为是「8.4」武斗中的死者。任红宝的死亡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1978年12月10日《上柴厂党委「关于任红宝同志的复查结论》：市公安局当时解剖记录说任身受10处外伤。笔者就以上数据再三向8.4现场指挥王腓利和戴立清核实他们攻打方面是否死人，他们都回答说没有，没有听说。而且说，如果「8.4」攻打过程中被守方联司打死人，那他们工总司当时肯定会大做文章宣传联司打死人，以示「8.4」行动师出有名。他们并认为任应该不是武斗中被打死的，可能是武斗后自己摔下来死的，所以他们当时没听说。徐景贤文革后的有关回忆录中也说「8.4」那天没有死人。(在《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中)。

[←1800]

这个数字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1980年9月《上海柴油机厂党委的三份证明材料(节录)》。

[←1801]

刑期引自笔者、吴一庆2009年7月31日对陈卜昌的访谈。

[←1802]

其中确认被打死的是2人，一人是解福喜，另一人是陆阿佛，其余大部是自杀的。

[←1803]

以上这些数字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1980年9月《上海柴油机厂党委的三份证明材料(节录)》。

[←1804]

《上海市普陀区志》，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1994年出版，以及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1805]

《上海电力工业志》，上海市电力工业局史志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1994年出版，以及上海市总工会1984年编《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八：《有关五次武斗事件》。

[←1806]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的1504页说，毛泽东是9月16日乘火车离开上海的；但逢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114页上说，8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的汇报。而据谢鹏飞回忆，他当时负责毛泽东这次来上海的专列调度，日夜睡在车站，直到毛泽东离开。他记得毛泽东是9月19日离开上海的。当时上海到北京，以毛泽东的专列，直达只许十多个小时，正好能赶上十一国庆节。

[←1807]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08]

同上。

[←1809]

转引自陈阿大1978年12月22日。

[←1810]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11]

毛泽东1967年曾经有在上海度国庆的想法，引自张春桥1967年9月28日在空军庆功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张春桥1967年10月6日《在工总司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812]

这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访谈，金祖敏也说到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原来打算接见他们的。

[←1813]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814]

转引自陈阿大1978年12月22日。

[←1815]

王洪文1980年6月26日审讯笔录。这个笔录是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1990年3月20日亲笔抄写寄给笔者的。括号中的字是原来就有的，可能是王年一的加注。

[←1816]

《徐景贤同志传达中央文革宣传组会议精神》，这是叶昌明1967年5月23日至7月24日的工作笔记中6月27日的内容，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817]

这些传说引自工总司1968年4月1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818]

本章内容，除注明外，主要来自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1819]

这个解释引自《1968年4月1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纪要》中的徐景贤讲话，《长征通讯》，上海机床厂四车间革委会1968年5月23日编印，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820]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说是因为中央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这个大会。

[←1821]

朱锡琪《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载于文汇报社调查组1977年3月15日《材料汇编》第6期。

[←1822]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朱锡琪口述，金光耀、金大陆访谈，孙路遥整理，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1823]

朱锡琪《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

[←1824]

李逐2012年12月6日对朱锡琪的访谈。

[←1825]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原件在朱锡琪处。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看了朱锡琪的回忆录，2013年对郑重等人说，张春桥从来不请人吃饭，而且按照张春桥的性格，也不可能这样明显地议论廖政国这样敏感的事情。这是郑重向笔者转述的。

[←1826]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原件在朱锡琪处。

[←1827]

朱锡琪1968年4月15日的交代，《文汇报》社1968年4月印。原件藏《文汇报》社，以及《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1828]

同上。

[←1829]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

[←1830]

朱锡琪1968年4月15日的交代。

[←1831]

同上。

[←1832]

朱锡琪《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载于文汇报社调查组1977年3月15日《材料汇编》第6期。朱锡琪所说的这个周恩来的养女是时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的龙飞虎的女儿龙书雅(霞？)，当时是二军大「红旗」负责人。龙飞虎曾任周恩来的警卫副官，他的这个女儿曾长期住在周恩来家，由周恩来抚养至上高中。

[←1833]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

[←1834]

据朱锡琪对笔者回忆，后来徐景贤告诉他说，第一次刊登毛泽东的那个讲话，是他自己决定的，事先没有向张春桥汇报。

[←1835]

朱锡琪1968年4月15日的交代。

[←1836]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

[←1837]

同上，《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

[←1838]

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1839]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40]

朱锡琪、金光耀、金大陆、孙路遥：《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1841]

朱锡琪2007年4月《重谈「4.12」反张春桥事件经过——兼答徐景贤的不实之词》。

[←1842]

这些标语引自工总司4.12这天派人在南京路上等热闹地区抄写标语后编的《情况汇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843]

同上。

[←1844]

工总司在1968年4月12日这天派人去复旦搜集动向后编写的《情况汇编》。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845]

《胡守鬳小集团有关材料》，复旦大学「胡守鬳小集团」项目组1970年3月编。

[←1846]

叶昌明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问题》。

[←1847]

同上。

[←1848]

同上。

[←1849]

潘国平1979年9月10日。

[←1850]

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851]

叶昌明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问题》。

[←1852]

这个「三不」方公是王腓利对笔者回忆的。37

[←1853]

工总司1968年4月1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1854]

叶昌明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问题》。

[←1855]

本节数据主要引自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以及朱锡琪1968年4月15日的交代。徐景贤的这个回忆说长「镇定自若」。但王腓利看了书底稿后对笔者回忆，王洪文那些天曾告诉他：4.12炮打时我遇到张春桥，张看上去很萎蔫，对我说：「他们要炮打我，就让他们炮打下去好了。」

[←1856]

以上数据引自徐景贤1978年7月6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五》，以及徐景贤《十年一梦》。

[←1857]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58]

同上。

[←1859]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293页。

[←1860]

徐景贤1978年7月6日供词，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五》。

[←1861]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62]

这个飞机接张春桥的时间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写到的；而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说是当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将张春桥接去北京。但是徐景贤1978年7月6日供词中也说张春桥是4月13日去北京的，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五》。

[←1863]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1864]

转引自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出版。

[←1865]

据游雪涛对笔者说，炮打之前，复旦大学军宣队负责人方耀华，曾让红革会把1.28炮打的资料交给他们。游说这是他当年听谭启泰讲的。

[←1866]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67]

同上。

[←1868]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69]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70]

同上。

[←1871]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872]

叶昌明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问题》。

[←1873]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650页。

[←187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650页。

[←1875]

同上，第650页。

[←1876]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五》。

[←1877]

这是萧木的感觉，笔者觉得很有道理。

[←1878]

这些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11月16日《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12月1日《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补充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79]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9月至10月，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0]

中共中央1967年2月19日《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1]

中共中央1967年3月7日《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引自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2]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3]

以上联络组撤销数据引自1967年2月28日、3月9日《文汇报》;以及金大陆著《正常与非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884]

笔者2009年5月14日对原北京红卫兵组织「齐卫东」的许小昆的访谈。

[←1885]

《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1886]

高静慧，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第六女子中学高中学生，共青团员，班级团支部委员。文革中任上海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市中学红代会)首届负责人。1968年毕业上山下乡去内蒙牧区，在内蒙加入共产党。文革后被取消中共党籍。

[←1887]

以上资料来自金大陆、笔者、金光耀2009年4月16日对高静慧的访谈；在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九点意见》中，也提到「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8]

张春桥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89]

市六通讯号外稿，转引自《毛主席啊，毛主席……》，载于《教育革命》1967年5月30日，第8期，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员会(教革会)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此外「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1967年6月3日第40期上也有报道。

[←1890]

这个「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北京的红卫兵代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谭厚兰，北京清华附中的一名中学红卫兵，还有工人、军人各一名，加上姚文元，共7人。

[←1891]

红卫兵黄浦军区《红卫兵条例》(试行草案初稿)，1967年8月18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892]

原名曹利群，当时是市六女中的学生。

[←1893]

这一节关于成立市红代会的的资料，基本来自笔者2009年对当时的红代会常委屠伯森的多次电话访谈，以及金大陆、笔者、金光耀2009年4月6日、8月4日对原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负责人高静慧的访谈，以及笔者2009年8月12日对当时参加红代会筹备的军代表苗生元的访谈。引号里的话是高静慧的原话。中学红卫兵组织大联合的症结主要在于「司令部」和「军区」的矛盾这个观点，就是高静慧在被访谈时总结的。

[←1894]

《张春桥1967年3月20日在欢送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归口闹革命大会上讲话几点精神》，载于文革期间小报《通讯简报》，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1967年3月30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895]

《中学红卫兵》就目前形势答读者问，编辑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维铮1967年10月左右给市革会的关于中串会的情况的附件。

[←1896]

这个消息载于1967年4月27日第35期《红卫战报》，「红上司」主办。

[←1897]

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

[←1898]

同上。

[←1899]

这些学校及组织的名单引自市六女中、控江中学、淮海中学、徐汇中学红卫兵团，以及交大附中东纵、交大附中井冈山、第五十四中学三红、延安中学井冈山1968年1月16日给上海市革会的《中串会言论集》。

[←1900]

这七人是：向明中学王毅捷，交大附中金小蜂(原名徐增豪)，第五十四中学燕飞，交大附中魏威(原名魏楚麟)、光明中学冯军(原名冯宝祥)、市西中学许宏纲、魏明。时间和名单均引自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王毅捷的这份《请示报告》中，说这七人是负责人，但据金小蜂和魏威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说中串会没有产生过负责人，说应该只是联络员。

[←1901]

《中学红卫兵》就目前形势答读者问，《中学红卫兵》编辑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维铮1967年10月左右给市革会的关于中串会的情况的附件。

[←1902]

笔者当年也随松江二中的同学参加了这个游行，看到张维维。不过她没有参加全程，而且不在她自己的学校队伍中，而是在松江二中的队伍中，走在笔者后面。

[←1903]

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红缨枪」著《联动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载于《红卫战报》1967年6月17日第41期，「红上司」主办。

[←1904]

这个观点是当年中串会观点的徐汇中学高三学生文贯中在2009年9月24日在电话中对笔者谈起的。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在2009年11月25日笔者对他们的访谈中也谈到这个观点。当时的《红卫战报》上也有文章提及。

[←1905]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原中串会成员管宇春、张水荣、魏威的访谈。

[←1906]

《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总第47期，1968年1月20日，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数据室收藏。

[←1907]

《你们想干什么》，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总第47期，1968年1月20日，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数据室收藏。文中的红代会常委人数与笔者前面的访谈有些不同。

[←1908]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原中串会成员管宇春、张水荣、魏威的访谈，这段话是魏威回忆的。

[←1909]

这话是当年参加筹建中学红代会的军代表、「南京路上好八连」副连长苗生元在笔者2009年8月12日访谈他时说的。

[←1910]

张春桥同意中串会参加中学红代会的等备，是原南京路上好八连副连长，中学红代会的军代表苗生元2009年8月12日对笔者说的。此外，在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给市革会教卫组、解放军同志和市红代会的《请示报告》中，也提到1967年「12月下旬，张春桥同志指示，让中串会进红代会」。

[←1911]

《红革会某些头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载于《联合报》1967年2月6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912]

以上数据为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

[←1913]

以上关于市革会整顿群众组织小报的数据全部引自金大陆著《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载于《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

[←1914]

据朱维铮所收集的关于中串会的资料中，一份题为《中串会要员江××对×××的讲话纪要(摘要)》中说：「上次红一号上刊登的《必须正确对待红革会》就是在红革会中学部的人的指导下写的，偷偷地去印的。等到他们(市革会)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1915]

《红卫战报》1967年红2号(总第43期)刊登的《红2号为什么迟迟不出？》，作者是《红卫战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1916]

「红2号」后面的8月12日，《红卫战报》和《东方红报》出版了一期批判上柴「联司」的「联合专刊」没有标明期号，但下一期的《红卫战报》的期号是「红4号」。

[←1917]

以上关于市革会整顿群众组织小报的数据全部引自金大陆著《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来自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冯军的访谈。

[←1918]

关于《万岁》是市革会支持的及其演出情况，引自《文汇报》1867年6月30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明再度上演》。

[←1919]

同上。

[←1920]

这句话引自红代会(筹)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1967年7月6日编第93期《革命楼通讯》：《「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斗争》，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921]

这是当事者对笔者的回忆。

[←1922]

1968年4月6日《文汇报》《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923]

这是当事者对笔者的回忆。又据1968年1月16日第一期《红卫兵通讯》(这是份油印小报，没有注明编辑单位)：12月30日在文化广场后台……张春桥同志很气愤地说：「什么《前进》不《前进》，凡是派性的戏我都不愿看，我在上海一场也不会去看」。

[←1924]

笔者当年曾参加过《组歌》的排练，所以记得这个细节。

[←1925]

以上数据主要引自复旦大学1986年5月编《大事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

[←1926]

这些数字引自《文汇报》1967年6月2日报道：《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产生》。

[←1927]

以上关于师大的数据主要引自《在战斗中联合，联合起来战斗——华东师大红卫兵是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载于《上海红卫兵》1967年5月1日创刊号，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编。

[←1928]

《「内战」的经验教训——红卫兵新师大师代表5月10日于文化广场发言摘要》，载于文革时期的小报《中学通讯》1967年5月28日，《上海公社》编辑部通讯组编。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929]

这些话转引自《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30]

《对目前上海形势的声明》，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总部1967年4月11日，载于1967年4月17日第12期文革小报《反到底》，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动态组主办。

[←1931]

《中央首长讲话第二集》，南京邮电学院红色造反团遵义战联1967年10月印。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联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有收录。

[←1932]

以上关于交大大联合的资料主要引自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2006年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

[←1933]

1968年3月17日《上海红卫兵》。

[←1934]

张春桥1967年4月12日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海的讲话。引自叶昌明1967年3月30日——1967年5月19日工作笔记：《徐景贤传达春桥、姚文元同志精神》。

[←1935]

原表格载于《情况交流》1967年9月26日第206期，复旦大学《情况交流》编辑部编。原文为钢板刻字油印，16开.表格中的「勤务组比例」，为各派红卫兵组织代表在大联合后的学校红卫兵组织中所占席位比例。

[←1936]

刘浩德，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主要负责人，1968年毕业分配至上海黄山茶林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黄山茶林场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判刑9年。

[←1937]

缪财生，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学，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是上海师范学院政治历史系学生，共青团员，政史系团总支书记。文革中曾任师院「红革会」常委，上海市大学红代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1968年毕业分配至南京中山化工厂。

[←1938]

以上关于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备会议的决定引自1967年10月28日《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纪要(供讨论)》，金大陆提供。

[←1939]

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940]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1941]

同上。

[←194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集》(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1968年2月编印)。

[←1943]

这是当年驻复旦大学工宣队负责人张扣发回忆的。金大陆、金光耀、李逊2009年5月17日对张扣发的访谈。

[←1944]

《我不忏悔》，安文江著，《东方纪事》1988年创刊号，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1945]

笔者2008年7月7日、8日、10日对劳元一的采访。

[←1946]

笔者2009年1月24日对赵全国的采访。

[←1947]

这些数据转引自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948]

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1949]

同上。

[←1950]

屠伯森，男，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市第51中学高中学生，共青团员。文革红西南负责人之一、红卫兵徐汇军区负责人、市中学红代会常委；中学毕业时被分配进上海郊县农场，文革中入党，担任共青团徐汇区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取消党籍。

[←1951]

蒋彪，中共党员，红反会负责人之一、市中学红代会常委。

[←1952]

叶定海，男，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市第64中学高中学生。文革中是红卫兵组织「红西南」的负责人之一，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之一；中学毕业被分配进上海郊县农场，文革中入党，任上海农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被取消党籍。

[←1953]

王建华，红卫兵杨浦军区负责人、市中学红代会常委。

[←1954]

王福祥，红三司中学部负责人之一、红卫兵仪表局军区负责人、市中学红代会常委。

[←1955]

夏宁，红东北负责人之一、市中学红代会常委。

[←1956]

11个第一届常委中，只有市北中学的江浩，笔者没查到去了哪里。

[←1957]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1967年3月编《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1958]

上海市统计局1979年编《1949-1978，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1959]

工总司1969年5月28日第7期《情况汇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96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2月23日决议草案《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961]

张春桥在1967年2月24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徐汇区联络站整理，1967年2月24日。

[←1962]

贵阳经验是毛泽东亲自批发这一史实，引自李近川著《再忆中央文革记者站》，载于《党史纵横》2009年第2、3期，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老干部局编辑出版。

[←1963]

《人民日报》1967年3月1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1964]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编辑部1967.01.22。

[←1965]

毛泽东1967年5月对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489页。此外，在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有一段毛泽东1967年2月的话：「革命群众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部门、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但未注明毛在何种场合说此话以及出处。

[←1966]

陈阿大1977年9月5日。

[←1967]

笔者2009年5月3日对戴立请的采访笔录。

[←1968]

《张春桥1967年3月10日接见工总司委员记录》，原文为手写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969]

同上，《张春桥1967年3月10日接见工总司委员记录》。

[←1970]

叶昌明1977年8月26日。

[←1971]

同上。

[←1972]

《工总司传单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办公室资料组1967年7月编，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1973]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关于组织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载于1967年4月30日《工人造反报》。

[←1974]

「条条」和「块块」，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纵横管理形态。「系统」就是按相同行业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最上面一级是产业管理局，局下面管辖若干行业公司，公司管辖一批同类型行业的生产工厂，例如纺织工业管理局，下面有12个行业管理公司，如棉纺公司、毛麻公司、纺织机械公司等等，每类行业公司下面管辖一批同行业的生产工厂。棉纺公司下辖39家工厂，其中有王洪文工作的国棉17厂、王秀珍工作的国棉30厂、黄金海工作的国棉31厂、杨富珍工作的国棉一厂。又例如出版局，管辖各出版社、新华书店和印刷公司等；印刷公司则下辖各印刷厂。这是自1958年后逐渐强化的国营经济的生产和组织构架。而「块块」，则是按行政区域划分的管辖范畴，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行政区，郊区10个行政县，下面又依级设街道、居委会；县下面依级设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在一个「块块」内，有些企业，业务上属「条条」管辖，但人事工资关系却归「块块」管辖。例如街道集体所有制工厂，生产业务属市手工业局管理，但人事工资关系属所在行政区的党政管理；又如饮食业和小百货零售业，商业业务由市商业一局或市商业二局领导，但人事工资关系都属所在行政区管辖。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纵横管理网络。

[←1975]

人事工资关系，即指职工个人档案和工资发放管理的单位，除了临时工等体制外的职工，绝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和人事归属都是同一的。

[←1976]

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引自转引自传单《关于五、一二洗劫「版司」事件的严正声明》，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1967年5月13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977]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1978]

1967年1月4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通令》，载于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

[←1979]

江苏南部的常州、无锡等地，1967年武斗激烈。

[←1980]

武斗的日期和详情引自「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上海铁路南站造反大队」1967年9月10日传单《告革命造反派书》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以及谢鹏飞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1981]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982]

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

[←1983]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1984]

1967年3月24日工总司与「财联」《关于实现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通告》，载于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

[←198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986]

「版联」所引的张春桥的这个批准，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11页。

[←198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11页。

[←1988]

工总司1967年编《工总司传单集》。

[←1989]

上海市总工会1984年11月3日编《有关五次武斗事件》(《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八》)。

[←1990]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991]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叶昌明的访谈。工总司大联合症结主要在于工总司区级组织和系统组织的关系这个观点，就是叶昌明在被采访时总结的。

[←1992]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993]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1994]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访谈。

[←1995]

包炮被赠袖章之事，金大陆、笔者、金光耀2009年11月18日对包炮的访谈，载于《世纪》杂志2012年第3期。

[←1996]

但之后没有几天，由于「新工总司事件」，范佐栋被怀疑是策划者，从此出局工总司总部。第21章已经提及。

[←1997]

以上数据全引自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1998]

黄金海1977年8月25日《交代关于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1999]

叶昌明1967年5月11日工作笔记，以及金光耀为叶昌明工作笔记写的介绍《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2000]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叶昌明的访谈。

[←2001]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戴立请的访谈。

[←2002]

张春桥的话转引自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2003]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2004]

同上。

[←2005]

转引自叶昌明工作笔记1967年5月20日。

[←2006]

叶昌明1967年5月22日工作笔记，以及金光耀为叶昌明工作笔记写的介绍《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2007]

转引自叶昌明1967年5月26日工作笔记。

[←2008]

朱永嘉、金光耀2006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2009]

这个论断，是王腓利、戴立清等，在笔者、金大陆、金光耀对他们访谈时，都曾经说过的。

[←2010]

这段史实，是当时去北京取经的两人之一万瑞章1991年间告诉笔者的。笔者在80至90年代，曾经和他同在上海市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工作。

[←2011]

张春桥1967年4月12日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海的讲话。转引自叶昌明1967年3月30日——1967年5月19日工作笔记：《徐景贤传达春桥、姚文元同志精神》。叶昌明工作笔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012]

徐景贤1967年5月4日讲话，转引自叶昌明工作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013]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014]

徐景贤1967年5月4日晚上7：30在《解放日报》社的讲话，转引自叶昌明工作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015]

毛泽东要求上海早日召开工代会，转引自工总司1967年11月3日《关于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16]

王洪文1968年2月16日工总司《第三次整风会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17]

王洪文1967年9月29日传达张春桥讲话，并转达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18]

工总司1967年10月10日《关于召开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的方案》，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19]

工总司1967年10月27日《关于召开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的请示报告》，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20]

张春桥的话转引自叶昌明工作笔记：《市革会常委扩大会议，4.12，徐景贤传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精神》，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021]

张春桥1967年9月对工总司总部人员的一次讲话摘要原文记录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22]

叶昌明1977年1月21日。

[←2023]

同上。又：1967年12月28日，财贸系统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上海财贸职工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文革中上海召开「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除了工总司和财贸系统，其他系统都没有召开过类似的会议。

[←2024]

张春桥1968年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2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对叶昌明的访谈。

[←2026]

上海市总工会1985年《第四次工代会——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九》。

[←2027]

黄金海1978年12月27日。

[←2028]

金光耀、笔者、金大陆12009年11月对张伯生的访谈。又据王腓利的回忆，也说张伯生是张春桥建议放上的，因为他是工总司成立宣言的起草者。

[←2029]

工总司1968年12月25日给市革会的《关于扩大工总司常委班子的请示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30]

工总司1968年5月《关于整顿组织加强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31]

1966年11月21日黄金海工作笔记。

[←2032]

工总司1968年9月19日简报。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2033]

王成龙，男，1940-1977年，受教育程度大学。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厂厂长室文书，共青团员。文革初期造反，是「工总司」委员；文革中加入共产党，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人造反报》负责人，《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文革结束后自杀。

[←2034]

工总司《各组室总部工作人员名单》1968年4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3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载于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2036]

这四次精简见于工总司1968年9月19日简报。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2037]

工总司1968年12月31日给市革会的报告《关于工总司所属各级组织和同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报告》，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38]

工总司1968年12月31日给市革会的报告《关于工总司所属各级组织和同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报告》，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39]

工总司调查组1969年3月30日《继续发挥工人革命群众组织应有作用的一个好办法——工总司系统13个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况调查》(修改稿)，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40]

同上，《工总司系统13个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况调查》。

[←2041]

以上关于复旧、复辟、天才论的事故，引自笔者2011年3月9日对原《工人造反报》工作人员徐敏、黄浩清、袁义永、吉传仁的访谈。

[←2042]

上海市委决定，转引自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载于《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

[←2043]

王秀珍的话转引自笔者2011年3月9日对原《工人造反报》工作人员徐敏、黄浩清、袁义永、吉传仁的访谈。

[←2044]

以上关于《工人造反报》及其停刊的资料，全部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16「工人造反报」清查情况》，上海市总工会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4月14日。

[←2045]

引自未刊稿《关于工人造反报》，原《工人造反报》工作人员万豪根2004年8月19日根据原《工人造反报》工作人员吕冬发、钱耀环、杨海根、安文元4人的回忆整理。

[←2046]

这句话是上海市第五届工代会筹备小组秘书处1971年编辑的《情况交流》第35期上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做好工代会的筹备工作》一文中的。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47]

工总司1972年1月12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总司及其区、县、局、公司组织改名为工代会的请示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48]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工代会的组织建设》(讨论稿)，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10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49]

上海市总工会1979年编《市总工会机关文革大事记》，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50]

同上。

[←2051]

以上引号中的文字，均引自1973年第五届工代会筹备组的「讨论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52]

以上争论的观点均引自1973年第五届工代会筹备组的「讨论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53]

马天水和叶昌明的讲话均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档案405-399。

[←2054]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2055]

1973年第五届工代会筹备组的「讨论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56]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057]

上海市总工会1984年《工总司大事记说明材料之11——上海市工会第5次代表大会》。

[←2058]

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友人斯诺夫妇的谈话。

[←2059]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2060]

笔者2008年9月27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2061]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

[←2062]

余小兵，原名余身伟，当时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交大反到底负责人。

[←2063]

这个组室召集人名单，笔者是2007年向朱永嘉、王明龙、谢鹏飞等当事人询问汇总的。

[←2064]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2065]

《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出版社出版。

[←2066]

以上关于市革会建制的资料全部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又据《中共上海党志》：到1976年8月，市委、市革会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组织组、调查组、写作组、统战小组、项目办公室、工业交通组、地区组、财贸组、文教组、科技组、外事组、郊区组13个部门。

[←2067]

同上。

[←2068]

徐景贤2003年著《十年一梦》。

[←2069]

笔者2008年9月28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2070]

笔者2008年9月29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2071]

这是笔者2005年在上海期间，与在美国的潘国平通电话时，潘国平告诉笔者的。

[←2072]

笔者2008年9月28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2073]

以上均引自笔者2008年9月29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2074]

这是笔者2005年在上海期间，与在美国的潘国平通电话时，潘国平告诉笔者的。

[←2075]

笔者2008年9月28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2076]

徐景贤2003年著《十年一梦》。

[←2077]

笔者2008年9月28日对王明龙的访谈。

[←2078]

但是笔者2008年9月29日对谢鹏飞访谈时，谢鹏飞的回忆也说这次会确实是对针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对他们掌握了公社的大部分权力不满。虽然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2079]

叶昌明1977年5月23日。

[←2080]

张春桥和姚文元亲临黄浦区之事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33页。

[←2081]

转引自金光耀、金大陆、笔者2009年对王知常的访谈。

[←2082]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083]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1967年4月23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革命干部出来造反大会」上的发言《对马天水同志的的基本估计》;载于《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1967年4月7日联合编辑的《大会特刊》联合版第4期。

[←2084]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085]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086]

在此之前，1967年3月14日，王少庸与原市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陈琳瑚曾经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发言。但那次陈、曹没有出席，所以不是面对面。

[←2087]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在1967年4月23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革命干部出来造反大会」上的发言《对马天水同志的的基本估计》。

[←2088]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089]

5月13日这个日期引自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2090]

张春桥1967年4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91]

《文汇报》67年12月24日《陈曹御用工具赤卫队的罪行——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的交代材料摘录》。

[←209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35页。

[←2093]

转引自王洪文1968年2月14日《工总司第三次整风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094]

转引自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2095]

以上数据均引自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096]

工总司1968年3月20日晚7点全委会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原记录中记录了工总司的人员名单，没有记录其他人员的名单。

[←2097]

同上。

[←2098]

《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1987)》，中共上海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出版。

[←2099]

《上海人民政府志》。

[←2100]

金祖敏1972年被增补为市革会副主任。

[←2101]

黄金海、王成龙、汪湘君3人1972年被增补为市革会常委。

[←2102]

《上海人民政府志》。

[←2103]

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友人斯诺夫妇的谈话。

[←2104]

《上海人民政府志》。

[←2105]

这个数字引自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中，姚文元同年10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

[←2106]

徐景贤2003年著《十年一梦》。

[←2107]

姚文元同年10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转引自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

[←2108]

张春桥1967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编着《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2109]

《上海人民政府志》。

[←2110]

「门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最早见于《十六条》，是毛泽东对文革过程的最初设想。

[←2111]

以上关于轻工局的数据全部引自上海市革会工交组与工总司共同组成的驻轻工业局联合调查组1968年11月20日的《关于轻工业局革委会、联络站组织概况汇报》，标题中的「联络站」即「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轻工局当时所属专业公司16个，工厂586个，直属单位12个，职工195000余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112]

工总司《简报》1968年5月8日第67期：《仪表局内的一股复辟旧势力》，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也有收藏。

[←2113]

以上关于仪表局的数据源全部同上。

[←2114]

《上海钢铁工业志》，上海钢铁工业志/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钢铁志编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出版。

[←211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526页。

[←2116]

这个数字引自《中共上海党志》。

[←2117]

施惠珍在干校的情况，引自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12月20日对国棉十七厂原工作队队长施惠珍及工作队秘书王曾元访谈记录。

[←211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346页。

[←2119]

同上，第345页。

[←2120]

以上数字和数据主要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中共上海党志》、《上海青年志》，以及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2121]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单位所建立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

[←2122]

王少庸1967年10月23日传达张春桥讲话，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367页。

[←2123]

陈丕显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2124]

《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382页。

[←2125]

同上，第384页。

[←2126]

同上，第387页。

[←2127]

《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389页。

[←2128]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审查报告》，转引自徐建刚《「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载于《上海党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2129]

陈阿大1977年7月8日交代。

[←2130]

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3月《在党的一元化建设下，加强干部队伍和工代会建设(讨论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131]

同上。

[←2132]

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在1972年一次市工代会上的发言：《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培养教育新干部》，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133]

中共上海市商业储运公司委员会在1972年一次市工代会上的发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134]

上海市工代会组织组1973年1月15日：《上钢一、三、五厂新干部队伍的情况调查》(送审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135]

2001年《中共上海党志》。

[←2136]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2137]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访谈朱永嘉》，顾训中整理，转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2138]

尹家民著《「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插手军队纪实》，载于《党史博览》2012年第7期，中共河南党史研究室主办。

[←2139]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687页。

[←2140]

朱永嘉曾告诉笔者说，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曾对他说过，「公安局军管应该是警备区，但他们不争气，所以才找了空四军」。

[←2141]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142]

同上。

[←2143]

徐景贤1977年12月13日。

[←2144]

有材料说朱永嘉是副组长，应该有错。朱永嘉此时因为之前挨批判和出身问题，暂时只是组员，是朱永嘉自己对笔者说的。

[←214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08页。

[←2146]

笔者亲眼见到的，就有写作组成员朱维铮1967年的一系列关于「中串会」活动的情况，全部都是手抄复写纸复印。

[←214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2148]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4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2150]

安文江1988年《我不忏悔》。

[←2151]

安文江1988年《我不忏悔》。

[←2152]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53]

安文江1988年《我不忏悔》。

[←215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285页。

[←2155]

同上。

[←215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57]

这是笔者听朱永嘉说的。

[←2158]

这是笔者听朱永嘉说的。

[←215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811页。

[←2160]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61]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822页。

[←2162]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黄浦区志》。

[←2163]

《请看，谁在煽动「炮轰南京路」！》，载于1967年11月25日文汇报。

[←2164]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65]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16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167]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168]

这是朱永嘉告诉笔者的。

[←2169]

朱永嘉语。

[←2170]

徐景贤1977年12月13日，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812页。

[←2171]

朱永嘉和王知常文革后都曾经对笔者提及：徐景贤当时曾对他们这样说过。

[←2172]

据吴锡涛1976年11月23日说，原来名单中还有徐景贤，后来勾掉了。吴锡涛的这个说法转引自石平的《姚文元和红旗杂志》。载于网上刊物《记忆》总第77期。

[←2173]

以上关于《红旗》杂访组稿小组成立的资料是朱永嘉的回忆，转引自《南风窗》2010年第8期章剑锋著《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2174]

同上，转引自章剑锋著《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2175]

陈冀德，女，1936年出身，受教育程度大学，中共党员。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重要成员，《朝霞》主要负责人。

[←2176]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177]

同上。

[←2178]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179]

同上。

[←2180]

徐景贤1977年12月25日。

[←2181]

以上和后面的关于萧木的经历全部都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182]

萧木著2008年《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

[←2183]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2184]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2185]

同上。

[←2186]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2187]

同上。

[←2188]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2189]

徐景贤1977年12月25日。

[←2190]

这是文革后，约在2010年，笔者和他闲聊时，问起他，难道没有感受到民间对文革的巨大不满时，他的回答。

[←2191]

这是朱永嘉对笔者回忆的，此外，在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的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中，也提及此事。

[←2192]

王承龙1978年9月3日。

[←2193]

这是笔者文革后听游雪涛说的。

[←2194]

张春桥1968年12月12日在机关小组的讲话。此外，朱永嘉对笔者提及过此事，金祖敏也对笔者提及过；都说1968年间，张春桥在上海，王承龙越过张春桥打电话去中央汇报或请示什么事情，张春桥很不高兴，说「我在上海不问我，却直接去问中央」。

[←2195]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196]

笔者1992年5月17日对原上棉17厂职工唐文兰的访谈。

[←2197]

黄金海1976年10月38日。

[←2198]

王承龙1978年9月3日。

[←2199]

同上。

[←2200]

文革传单《三月风云》，《三月风云》编辑组1967年9月编印，原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2201]

《上海公安大事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

[←2202]

《上海公安大事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

[←2203]

谢富治1967年1月17日对公安部干部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2204]

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

[←2205]

转引自岑麒麟1977年11月25日。

[←2206]

本节数据源：1.《寸权必争。寸步不让——记上海市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夺权、反夺权斗争》，载于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22日第3期，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收藏；2.《上海审判志》，上海审判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3.《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未刊稿。

[←2207]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在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邀请部分革命造反团体参加的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67年1月13日。

[←2208]

张春桥的讲话转引自王维章1979年1月22日证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09]

文保会工作人员曹文秋1978年11月23日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0]

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1979年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1]

同上。

[←2212]

有材料说王洪文是文保会负责人，这显然是记忆错误。因为此时王洪文的地位还不高，只是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2213]

文保会工作人员曹文秋1978年11月23日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4]

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1979年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5]

文保会的这些工作内容，引自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1979年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6]

文保会负责人聂松岩1980年7月12日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7]

文保会的这些工作，引自公革会负责人王维章1979年的证言，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18]

周恩来的这个话的出处，第12章中已注。

[←2219]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未刊稿。

[←2220]

《张崇迈、纪鸣歧等关于走访前徐汇区文保会工作人员红三司战士左倾心同志》，上海市档案馆B14-3-101-63

[←2221]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未刊稿。

[←2222]

同上。

[←2223]

传单《姜达柱的亲口供词》，上海静安分局1967年3月9日印发，公革会行政分会1967年3月10日翻印。

[←2224]

笔者2013年2月18日对刘政民的访谈，王洪文的话是刘政民回忆的。

[←2225]

此段资料主要引自岑麒麟1977年11月25日交代，笔者2013年对刘政明的访谈。以及《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中的陈阿大1977年4月6日交代。

[←2226]

此段资料主要引自《上海公安大事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以及《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27]

传单《控诉虹口兵团勾结虹口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罪状》，公革会虹口分会1967年2月16日，虹镇派出所造反队翻印。

[←2228]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中的《马文超等人证言》，普陀区公安分局马文超等人1978年7月30日。

[←2229]

《上海公安大事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

[←2230]

传单《打倒一切，排斥一切——评公革会第一号通令及其恶果》，公革会政治部造反队和部分革命群众1967年3月10日；闸北公安分局反到底革命造反队1967年3月12日翻印。

[←223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发〔67〕379号：《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2232]

《上海公安大事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处1999年编。

[←2233]

《上海通志.公安司法卷》。而据另一个统计，整个文革中，公安系统被打成反革命者457人，伤害致死者149人。(这个数字引自上海市公安局1980年12月证明，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四》。

[←2234]

《上海公安志》，上海公安志编纂组编。

[←2235]

谢富治1967年1月17日对公安部干部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36]

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37]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1012页。不过，最早提出「群众专政」的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

[←2238]

胡永年，文革前是足球运动员。文革中是造反派组织上体司负责人，任市革会委员、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后被保释。2014年病逝于上海。

[←2239]

转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490页。

[←2240]

《文汇报》1980年10月5日《判处胡永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241]

转引自《文汇报》1980年10月5日《「宪兵司令」受审记》。

[←2242]

同上。

[←224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495页。

[←2244]

《文汇报》1980年10月5日《「宪兵司令」受审记》。

[←2245]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494页。

[←2246]

转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502页。

[←2247]

关于文攻武卫的建立的详细过程，将在后面的专门章节寂述。

[←2248]

张春桥在1974年9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的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

[←2249]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1973年9月《上海城市民兵调查》。

[←2250]

笔者2010年10月22日对张宝林的访谈。

[←2251]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6期。

[←2252]

张宝林1978年2月6日，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的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53]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2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

[←2254]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的《关押人数》统计。这个统计没有说明是哪些年的统计。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55]

同上。

[←2256]

游雪涛，男，1935年生，中共党员。文革前是团市委《青年报》记者，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14年。

[←2257]

笔者2014年9月13日对游雪涛的访谈。

[←2258]

「红海洋」是文革初期对毛泽东崇拜的一种形式，即将城市主要街道沿街的建筑，都刷上毛泽东语录，或涂上红颜色。

[←225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486页。

[←2260]

同上，第482页。

[←2261]

转引自游雪涛1980年9月12日交代，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62]

笔者2014年9月13日对游雪涛的访谈。

[←2263]

同上。

[←2264]

游雪涛1980年9月12日交代，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65]

笔者2014年9月13日对游雪涛的访谈。

[←2266]

游雪涛1980年9月12日交代，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67]

游雪涛《一年工作总结》，同上。

[←2268]

游雪涛笔记，1967年3月29日《徐景贤来电谈扫雷组织问题》。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269]

这份图表是游雪涛手下的华东局机关干部造反派作的。

[←2270]

笔者2014年9月13日对游雪涛的访谈。这段话是大意。

[←2271]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4页。

[←2272]

笔者根据「工总司」1968年对128名工代表的情况登记表统计。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273]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4页。

[←2274]

张春桥1967年4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2275]

笔者根据1969年各局上报「工总司」的名单材料统计。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276]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毕业。文革前是上海纺织机械配件厂女工(文革中调上海停经片厂)，共青团员，厂工会妇女委员；曾被评为三八红旗手。1968年被作为「工人代表」派驻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1973年上海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任上海市妇联主任。

[←2277]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1年3月6日对汪湘君的访谈。

[←227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5页。

[←2279]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1年3月6日对汪湘君的访谈。

[←228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5页。

[←2281]

《从端正学风入手，狠抓阶级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工总司第六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老大难」单位的几点经验》，载于《工人造反报》1968年3月3日。

[←2282]

工总司《简报》1968年4月28日第82期总第82期。

[←2283]

工总司《简报》1968年7月26日第88期总第108期。

[←2284]

这个数字引自196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中发〔68〕133号。

[←2285]

张春桥1968年8月22日在上海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2286]

19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雨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中发〔68〕133号。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87]

同上。

[←2288]

姚文元1974年1月17日下午对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及部分委员会的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289]

这个数字是戴立清在他的1993年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及的。

[←2290]

戴立清1993年《戴立清回忆录》(未刊稿)。

[←229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2292]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载于1968年8月25日《红旗》。

[←2293]

1968年8月16日上海市革会扩大会议记录。

[←2294]

1968年8月22日的《文汇报》报道。

[←2295]

张春桥1968年8月22日在上海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296]

这个场面是当年进驻复旦大学的工宣队长张扣发回忆的。金光耀、笔者、金大陆2009年5月17日对张扣发的访谈。

[←2297]

金大陆主编《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2298]

《上海市革会1968年9月27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229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8页。

[←2300]

这个细节是当时的上海观礼代表张伯生回忆的。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9月11日对张伯生的访谈。

[←2301]

不过张宝林在「二办」时间很短，就被调到「五办」。

[←2302]

这个数字引自《中共上海党志》，《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出版社。

[←2303]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1月《驻上海市文教系统工宣队员情况表》。

[←2304]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给上海市委的《汇报目前工宣队的状况》。

[←2305]

同上。

[←2306]

王秀珍1981年1月5日，1981年4月3日。

[←2307]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308]

同上。张春桥当晚来电话之事，转引自其中的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办公室文革中编写的《大事记》，转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

[←2309]

王秀珍1981年4月3日。

[←2310]

同上。

[←2311]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孙林宝(当时进驻上海师院工宣团的团长)1977年12月28日证言。

[←2312]

同上。

[←2313]

同上。

[←2314]

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办公室文革中编写的《大事记》。

[←2315]

原驻上海财经学院工宣队教导员陈全福的笔记，转引自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的王秀珍供词。省略号是原引文中的。

[←2316]

工总司1969年8月8日第73期简报。

[←2317]

工总司1969年8月8日第73期简报。

[←2318]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

[←2319]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意见的请示报告》(讨论稿)，国务院科教组1974年1月。

[←2320]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1972年9月15日《给王秀珍的汇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1]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给上海市委的《汇报目前工宣队的状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2]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1月《进驻上海文教系统工宣队情况同济表》，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3]

上海市总工会1972年《复旦大学工宣队干部同济表》，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4]

叶昌明1972年9月15日《给王秀珍的汇报》。

[←2325]

同上。

[←2326]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给上海市委的《汇报目前工宣队的状况》，以及上海市总工会简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7]

叶昌明1972年9月15日《给王秀珍的汇报》。

[←2328]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74年5月21日《关于地区工宣队的情况和进一步加强领导的意见》。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29]

上海市总工会1969年简报。

[←2330]

上海市总工会1969年简报。

[←2331]

《关于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的一些情况》，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7月27日。

[←2332]

转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

[←2333]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决议》，载于《文汇报》1968年2月8日。

[←2334]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第60-61页。

[←2335]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336]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427页。

[←2337]

《中共上海党志》，《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出版。

[←2338]

上海市经委1980年10月17日，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第65页，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

[←2339]

《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上海社会科学院2005年出版。

[←2340]

同上，《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341]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447-450页，以及徐建刚《「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

[←2342]

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2004年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2343]

《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344]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审查报告》，转引自徐建刚《「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载于《上海党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2345]

《松江县志》，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346]

这句话出自1969年5月26日市革会办公室调研组编《简讯》第239期《全市清队工作情况综述》。

[←2347]

工总司1968年7月至9月的《简报》。

[←2348]

同上。

[←2349]

工总司1969年3月4日、11日及28日的《情况汇报》。

[←2350]

工总司1969年2月28日《情况汇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51]

工总司1969年3月24日《情况汇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52]

《上海文革史话》第437页。

[←2353]

同上，第441页。此外曾任上海科技系统工宣队负责人的戴立清，文革后也对笔者讲起过这个细节。

[←2354]

《上海文革史话》第444页。

[←2355]

同上。

[←2356]

这个数字和论断引自《上海公安志》，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死亡的5607人，是计算在自杀的8188人中，还是8188之外的又一个数字，笔者感到表达得不清楚。

[←2357]

徐景贤1977年5月16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358]

同上。

[←2359]

同上，《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360]

同上，《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361]

这个数字，是邱励欧2013年9月13日，在给笔者的E-mail中写到的。

[←236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34页。

[←2363]

戴立清在1970年4月22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胡守鬳小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上的发言：《胡守鬳之流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载于复旦大学政宣组1970年5月编《革命大批判文选》。

[←2364]

胡守鬳文革后平反，实际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关6年。

[←236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34页。

[←2366]

笔者2011年4月26日对侯美度的访谈。「红鸥」是她在文革初期的名字。

[←236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21页。

[←2368]

1977年3月26日《文汇报》《愤怒控诉「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罪行》。

[←2369]

上海师范学院运动办公室1977年11月4日，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370]

1977年4月13日解放日报《情况简报》，转引自徐建刚1990年《「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

[←2371]

《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37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22页。

[←2373]

所谓「防扩散案件」，即因议论和批评毛泽东、江青、林彪等文革中在位的中央领导人被立案者，案件内容甚至连一般办案人员也不准了解，更严禁传播，否则也论罪处理，因此称「防扩散」。

[←237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22页。

[←2375]

徐建刚1990年《「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

[←2376]

《文汇报》1980年12月5日于有海《张春桥和他的「二四四」特务组织》。

[←2377]

徐建刚1990年《「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

[←2378]

同上。

[←2379]

(《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审查报告》，转引自徐建刚《「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载于《上海党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238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428页。

[←2381]

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382]

笔者当年工作所在的班组工人，就是这样讨论定案的。

[←2383]

这几个私刑牢房的资料均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罪证材料附件》中的「附件9」。还有，笔者文革结束后在上海市总工会工作时期的直接领导、总工会生产部长王克顺，也告诉过笔者，他文革中曾经被关在中华造船厂，遭到毒打。

[←2384]

同上。

[←2385]

《上海审判志》，《上海审判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8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80年12月8日《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复查处理「文化革命」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情况的材料》，(80)沪法刑字第159号，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罪证之五》。

[←2387]

笔者没有收集到这些数字，待以后补充。

[←2388]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21页。

[←2389]

《项目调查情况报告》，原文无成文时间及作者，从文章内容看，作者应为工总司，成文时间应在1968年1月底左右。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90]

王洪文1968年4月11日：《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迎接全市革命人民代表会议》，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391]

同上。

[←2392]

《关于各、区、县局联络站常委以上被拘留、逮捕的情况报告》，工总司情况组1969年4月19日。

[←2393]

工总司1972年11月下发《新干部统计表》，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填写，笔者根据表格统计。

[←2394]

同上。

[←2395]

《关于九个局联络站领导班子分析情况汇报》，工总司组织组1970年5月29日。

[←2396]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24页。

[←2397]

此外，范佐栋最开始也是常委，耿金章一度是常委。

[←2398]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2399]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2400]

此时王腓利、张宝林、王明龙等因为各种原因而淡出总部，前文都有提及。此外，警备区军队自1967年1月后，就向工总司派出「支左」小分队，小分队的负责人也都参加「碰头会」。王洪文自己较少参加「碰头会」，只有在「小整风」时才参加，平时都由叶昌明具体负责；后来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离开上海，他明确由王秀珍负责管理这些老头头。

[←2401]

马振龙1979年10月18日。

[←2402]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03]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工宣队控制上层建筑，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7年6月。

[←2404]

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揭发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405]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406]

以上内容大部引自叶昌明以及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以及王秀珍1978年6月30日交代。

[←2407]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2408]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王秀珍1975年11月25日的《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中也提及区、县、局级工会干部调动必须经市总工会同意。

[←2409]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10]

同上。

[←2411]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代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2412]

笔者对金祖敏1989年8月12日的访谈。

[←2413]

王秀珍1978年6月30日《揭发交代在总工会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2414]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15]

同上。

[←2416]

笔者根据工总司1970年3月《新干部情况统计表》汇总统计。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17]

笔者根据工总司发给纺织工业局的联络站所统计的厂、公司表格汇总统计，原表格标题为《新干部情况登记表》。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18]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19]

同上。以及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以及叶昌明1977年4月5日。

[←2420]

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3月《在党的一元化建设下，加强干部队伍和工代会建设(讨论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21]

上海市总工会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七——关于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上海市总工会安插亲信、包庇坏人的清查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22]

同上。

[←2423]

《经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名单》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71〕，两名工人市委书记是王洪文、王秀珍，4名工人常委是：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这组数字是笔者统计的，和第二十六章所引徐景贤的讲话略有出入。

[←2424]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工宣队控制上层建筑，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7年6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25]

上转引自海市公检法文革后《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2426]

到文革前，工会面向底层工人的主要工作内容，一是组织劳动；二是对职工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政治学习，三是对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与工会会员福利执行情况等实施监督，四是开展职工的文艺体育活动，五是开展职工业余教育事业，六是女工工作。

[←2427]

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28]

王秀珍1978年6月30日《揭发交待在总工会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2429]

这些差别见本书第15章第一节。

[←2430]

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年出版。

[←2431]

这些产业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沪西工人文化宫、沪东工人文化宫、海员俱乐部、虹桥工人疗养院、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上海半工半读业余大学、上海工人干部学校。此外，在各区、县，还有不少区、县工会，辖有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体育场。

[←2432]

王洪文在1968年3月20日工总司全委会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33]

《文汇报》新闻报道《上海工人政治学校胜利诞生》，以及上海市总工会1985年2月编写的《工总司大事记》专题材料之八：《关于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情况》。第一期学员数字，前者报道是674人，后者记载是660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34]

同上。

[←2435]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36]

文革结束后又改回「俱乐部」的名称。

[←2437]

本节关于文革中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活动情况，主要为2010年11月2日及同年12月8日，笔者对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深的访谈记录，以及《文汇报》当时的一系列报道。

[←2438]

《上海通志》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439]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培养工人理论队伍的意见》，1974年7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40]

叶昌明：在市总工会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6月10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41]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年1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42]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工人理论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1975年12月3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43]

同上。

[←2444]

同上。

[←2445]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年1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446]

林耀华，男，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文革中被分配进上海第五钢铁厂当炼钢工人。

[←2447]

这个数字引自《上海通志》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448]

这本书是与「上海五七干校六连经济组」一起写的。

[←2449]

这是笔者1974年间去该厂时亲眼所见。该油印刊物的主编，笔者至今记得名字：鞠新华。

[←2450]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451]

《上海通志》45卷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

[←2452]

上海师范大学在文革中由原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师进修学院等大学合并而来。

[←2453]

何秀文1977年4月21日。这事林耀华也曾对笔者提起过。

[←2454]

张春桥、姚文元和朱永嘉的话都转引自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2455]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16页。

[←2456]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16页。

[←2457]

徐景贤1977年12月13日。

[←2458]

朱永嘉2011年9月4日《与9.13事件相联系的上海文汇报3.16文章》，载于网上博客《我母亲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issyoumymothe。

[←2459]

这话朱永嘉对许多人说过。笔者曾问过朱本人，朱说他当时是有这样的思想。

[←2460]

王绍玺，男，1931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中文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成员，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

[←2461]

顾澄海，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经济组组长。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

[←2462]

章树琨，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哲学组组组长。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

[←2463]

历史组负责人吴瑞武不是核心，因为他同年3月已被调往文汇报社。

[←2464]

在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说写作组分本部组织，外围或附属组织，临时组织等好几个层次，层层扩散；各层次的工作人员工作证也不一样，有的用市革会工作证，有的用《学习与批判》记者证。笔者曾就此询问过写作组的总管朱永嘉，他说，写作组没有如此等级，他本人尤其对等级之类非常不在意，更何况文革就是要打破等级。所有的组，都是根据形势或需要建立的。因为设立的组多，所以根据业务性质归类，例如党史组的业务由历史组管。否则那么多都由他亲自管，管不过来。至于工作证，那是因为写作组的前身《红旗》组稿小组最初设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门口有警卫，出入必须通行证，所以他曾向市革会为《红旗》组稿小组的人申请了数份。但他们不是因为是「核心」才被发，而是因为工作需要。后来成立写作组，从市委机关大院搬出到康平路141号，通行证就没有必要了，只有少数需要经常出入康平路机关大院请示汇报工作的人才有通行证。至于记者证，那是为了下去访谈或组稿方便，基本是发给《学习与批判》杂志的人员的。

[←2465]

转引自司马东去1999年《浩劫上海滩———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66]

转引自孙光萱《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各类学习班》，载于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期《书屋》。

[←2467]

转引自司马东去1999年《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

[←2468]

这是原写作班成员谷梁告诉笔者的，朱永嘉当时说这话时，他在场。

[←246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27页。

[←2470]

转引自《南风窗》2010年第8期章剑锋着《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2471]

同上。

[←2472]

这是朱永嘉2008年间和笔者的一次漫谈时说到的。以后朱永嘉还几次对作者这样说过。

[←2473]

这是朱永嘉对笔者回忆的。

[←247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

[←2475]

这3个特点是萧木向笔者归结的。

[←2476]

同上。改了36稿是王知常回忆的，但据萧木回忆说没有这座多，只有16、17稿多。

[←2477]

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2478]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479]

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文革结束后，从张春桥、徐景贤的办公室中各查出两本，分别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以及中央档案馆。本书在很多地方都引用了这本资料。

[←2480]

据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当时朱永嘉曾经向他暗示是毛泽东要看。

[←2481]

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482]

文革结束后国务院又发文撤消这个转发文件。

[←2483]

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484]

同上。

[←2485]

「风庆轮」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自1965年以来，由国家计划安排国内船厂建造的第十艘万吨级远洋船，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全部国产设备。1973年底到1974年初进行轻载试航。当时正逢世界石油危机，世界远洋运输业很不景气，一艘万吨远洋轮只以原价的20%便可买到。周恩来因此提议购买一批船只，加强中国远洋运输能力，外贸部门于是动用外汇买了一批船只；更有部门提出，可趁此机会向国外租船组成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成本还可以降低。但上海方面认为风庆轮的远洋成功，显示中国能够自主造船，反对向国外买船和租船。

[←2486]

据萧木对笔者说，这个调查由李先念指示而来的情况，是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文革后查到告诉他的。

[←2487]

以上关于造船调查的资料，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69页，以及萧木2012年1月18日对笔者的回忆。

[←2488]

引自朱永嘉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份交待，这份交待没有写明哪年写的，只写了月和日：1月15日。

[←2489]

同上。

[←2490]

朱永嘉2009年10月3日《崇明一日避》，载于网上博客：《我的母亲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0fcia.html

[←2491]

这是朱永嘉在2013年笔者向他询问时，对笔者说的。

[←2492]

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在接见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关于调查工人阶级队伍状况的讲话。上海总工会档案。

[←2493]

吴瑞武《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494]

同上。

[←2495]

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六：「四人帮」及其余党指令总工会「调查」工人阶级阶级队伍状况，拼凑「张春桥思想」的罪行汇报》。

[←2496]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76页。

[←2497]

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六：「四人帮」及其余党指令总工会「调查」工人阶级阶级队伍状况，拼凑「张春桥思想」的罪行汇报》。

[←2498]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76页。

[←2499]

这是朱永嘉文革后对笔者说的。

[←2500]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77页。

[←2501]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14页。

[←2502]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503]

这是笔者询问朱永嘉为何供给制的财政支出，比工资制要多出那么多，朱永嘉回答笔者的。

[←2504]

此节关于大字本的数据，基本引自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2505]

1972年，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五所高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上海综合性文科大学便只有复旦和上师大两所。

[←2506]

王绍玺2009年10月《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载于网上福寿园徐景贤纪念文馆：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joursid=93416

[←2507]

吴林深1977年12月10日《关于四人帮余党利用群众歌咏大会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情况》，原件由吴林深收藏。

[←2508]

这是朱永嘉2011年1月7日在电话中对笔者说的，他并且说，这和现在的「唱红歌」是一回事，同一个形式和手段。

[←2509]

这是朱永嘉在1月17日的歌唱上山下乡专场结束后，在杂技场的休息室，对歌咏大会筹备班子的人员，以及报社、电视台等人员讲话中提到的。转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生1978年3月9日《在群众歌咏大会中与朱永嘉的接触》。

[←2510]

这些歌咏大会的日期和主题，均见于当时的《文汇报》报道。

[←2511]

本节资料主要引自文革中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生1977年12月10日《关于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群众歌咏大会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情况》，1978年1月13日《关于群众歌咏大会的一些补充》，1978年3月9日《在群众歌咏大会中与朱永嘉的接触》，笔者2011年对吴林深的访谈记录，以及当时的《文汇报》报道和评论。

[←2512]

转引自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513]

同上。

[←2514]

金光耀、笔者、金大陆2010年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党史组成员余子道的访谈。

[←2515]

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516]

吴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写作班工作期间的揭发交待》。

[←2517]

《上海出版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人民日报1973年6月26日。

[←2518]

贺越明著《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内幕》，载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2519]

以上关于《虹南作战史》数据报括张春桥、姚文元讲话，全部引自《上海县志》，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2520]

朱永嘉1977年11月15日。

[←2521]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522]

这些笔名的义，是笔者2013年向原写作组的朱永嘉、萧木、王知常、高志成等询问的。此外，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的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2523]

这些笔名的含义，是朱永嘉、萧木和王知常对笔者解释的。

[←2524]

笔者与萧木的谈话。

[←2525]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526]

同上。

[←2527]

以上数字均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61页。

[←2528]

王知常1977年5月6日。

[←2529]

这是文革后朱永嘉多次对笔者说起的。王绍玺也对笔者说过同样的话。

[←2530]

笔者2011年3月2日对原市委写作组成员王绍玺的访谈。

[←2531]

同上。

[←253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60页。

[←2533]

笔者2011年3月2日对原市委写作组成员王绍玺的访谈。

[←2534]

笔者2011年3月2日对原市委写作组成员王绍玺的访谈。

[←2535]

金光耀、笔者、金大陆2009年对王知常的访谈。

[←2536]

同上。

[←2537]

同上。王知常因此估计，这些出版的自然科学理论书籍，毛泽东应该都看到了。

[←2538]

朱永嘉2009年1月20日《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载于新浪博客《我母亲的博客》。

[←2539]

这是朱永嘉文革后对笔者说的，他说他那时是将余秋雨作为培养对象的。

[←2540]

这是朱永嘉文革后多次对笔者说的。

[←2541]

司马东去1999年《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

[←2542]

这句话是文革结束后不久，一个曾经在写作组工作过的青年许国良对笔者回忆的。

[←2543]

这是2011年5月5日，笔者在写这段章节时，向王知常求证这句话，他解释的。

[←254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59页。

[←2545]

同上。

[←2546]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通志》第38卷「文化艺术(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2547]

《革命文艺》1972年又改回《广西文艺》刊名，《北京新文艺》1973年改回《北京文艺》刊名。

[←2548]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549]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550]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551]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552]

萧木《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以及笔者2010年12月与萧木的谈话。

[←2553]

朱永嘉1977年11月5日交待。

[←2554]

这个过程引自朱永嘉1977年11月5日交待。

[←2555]

施燕平《我的工作简历》，载于2004年《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辽宁省作家协会《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

[←2556]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557]

姚文元的话转引自朱永嘉1977年11月5日交待。

[←2558]

徐景贤1977年12月25日。

[←2559]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560]

朱永嘉1977年11月5日交待。

[←2561]

这是朱永嘉几次对笔者提起的。

[←2562]

《各区、局、公司联络站新干部情况统计表》，工总司1970年7月。

[←2563]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工总司1972年3月。

[←2564]

《轻工业局66-67年涌现出来人员的现状分布概况》，该表为《人员登记表》的综合统计表，《人员登记表》为市总工会1972年编制，发至公司工代会。表格上注：「填表范围是1966年至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出来的人员，包括厂一级和相当于厂级基层单位」。一般在1972年9月至12月填写，由局工代会汇总统计。因此估计这份汇总表应该在1972年年底制成。

[←2565]

《各区、局、公司联络站新干部情况统计表》，「工总司」1970年7月。

[←2566]

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4年7月5日《关于召开工会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讨论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567]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6-7月的工会组织工作座谈会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568]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工总司1972年3月。

[←2569]

《新干部分析情况统计表》，「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1971年2月23日。

[←2570]

《上海轻工业局钟表公司造反派新干部情况统计表》，钟表公司工代会1972年11月。

[←2571]

工总司1970年对所属区、局联络站头头的《下去人员统计表》，分类说明为原表格备注。

[←2572]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但据叶昌明对笔者回忆，他记得在王秀珍家吃饭是年初一，而不是年初二。

[←2573]

王洪文的话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77页。本章数据源，除注明出处之外，全部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章。

[←2574]

叶昌明交代材料留底1981年1月21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575]

张春桥小女儿的这件事，文革后朱永嘉和王知常都曾对笔者提及过。

[←2576]

叶昌明笔记本1981年1月21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577]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89页。

[←2578]

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之事，引自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79]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84页。

[←2580]

《文汇报》1974年2月24日《发扬革命精神，争当革命闯将》。

[←2581]

王日初1977年3月21日，以及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月24日印发。

[←2582]

张春桥的来信转引自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83]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8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84、685页。

[←2585]

汪湘君1977年8月29日。

[←2586]

笔者当时工作的上海电机厂，就是这样的状况。积极贴大字报的，都只是当年的造反派。

[←2587]

王洪文这些话转引自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88]

张春桥的这些话转转引自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89]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策688页。

[←2590]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

[←2591]

即原来的国棉十七厂，文革中改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2592]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88页。

[←2593]

黄金海1977年3月5日引叶昌明的话。

[←2594]

黄金海1977年7月19日引王秀珍的话。

[←2595]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章。

[←2596]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597]

转引自《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6年出版。

[←2598]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599]

这几个案子大都是1967年间，由区武装部批准的对造反派处理不当或过严案例。

[←260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章。

[←2601]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60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96页。

[←2603]

同上。

[←2604]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696页。

[←2605]

同上692页。

[←2606]

同上694页。

[←2607]

黄金海1977年7月19日。

[←2608]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609]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工作情况和1975年工作意见的报告》(二稿)，有下划线的句子，在正式稿中被删去。

[←261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701页。

[←2611]

黄金海1977年7月19日。

[←2612]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30章。

[←2613]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他说张春桥有几次和他谈话时，都流露出这样的意思。

[←2614]

黄金海1977年7月19日。

[←2615]

张春桥的批示引自王秀珍1977年4月4日，以及施尚英1977年7月15日。

[←2616]

这是叶昌明在看了笔者这一章的草稿时，写在草稿边上的批注。2014年。

[←2617]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7月5日《关于召开工会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讨论稿)，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618]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706页。

[←2619]

王秀珍在1974年6-7月市总工会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620]

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2621]

这些数字引自金祖敏1974年12月6日在全市「纳新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622]

转引自原总工会干部唐行南1977年9月2日。

[←2623]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

[←2624]

笔者2007年9月9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2625]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9月11日对张伯生的访谈。

[←262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627]

这是叶昌明在文革中说过的话，转引原总工会干部自唐行南1977年9月2日。

[←2628]

陈阿大1977年9月5日。

[←2629]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30]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谈话》，工总司1967年5月2日。原件藏上海市总工会。

[←2631]

这一节的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2632]

徐景贤《十年一梦》。

[←2633]

王洪文在北京有两个秘书，一个工作秘书小沈，另一个生活秘书廖祖康，国棉十七厂造反时就一直跟着王洪文的原厂技校学生。两个秘书已经属多；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个秘书。萧木作为王洪文的政治辅导员调去王洪文身边，文革后有人说萧木是徐景贤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安排插在王洪文身边的钉子，显然与事实不符。萧木是王洪文自己点名要求调到北京的。

[←2634]

徐景贤《十年一梦》。

[←2635]

以上数据均主要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2636]

转引自张春桥1972年11月2日下午在接见市工代会部分委员时的讲话。上海市工代会会议记录。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文书档案。

[←2637]

这是萧木对笔者回忆的，他参加了《关于党章修改说明》的起草。

[←2638]

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639]

本节内容除注明的外，其余皆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以及徐景贤《十年一梦》。

[←2640]

《上海文革史话》第641页。

[←2641]

这是参加过王维国项目审查的王知常告诉笔者的。

[←2642]

《上海文革史话》第642页。

[←2643]

同上，第643页。

[←2644]

转引自薛庆超著《中国现代史论：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2645]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1页。

[←2646]

此小节资料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4页。

[←2647]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648]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649]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态度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年出版《毛泽东传》第1739页。

[←2650]

这是2007年间，一次笔者向萧木问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时，萧木对笔者说的。

[←2651]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项目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652]

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653]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654]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项目小组办公室1977年3月《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2655]

王秀珍1978年12月24日。

[←2656]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657]

同上。

[←2658]

这是萧木对笔者说的。

[←2659]

这是王腓利告诉笔者的。不过，政治组存在时间不长。1967年4月，总部宣传组的主要工作《工人造反报》被独立出去，成立编辑部。宣传组于是与政治组合并为政宣组。

[←2660]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661]

王秀珍1977年4月4日。

[←2662]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月24日印发。

[←2663]

王秀珍1978年3月8日《揭发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664]

王秀珍1978年6月15日。

[←2665]

王秀珍1978年6月15日，括号内的文字为原来所有。

[←2666]

笔者1989年8月对金祖敏的访谈。

[←2667]

叶昌明文革后曾多次这样对笔者说过。

[←2668]

王秀珍1978年6月15日。

[←2669]

同上。

[←2670]

同上。其中提到的祝家耀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周宏宝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张国权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是第一任复旦大学工宣团团长，1974年任国务院六机部党组成员；陈佩珍文革前是营业员，文革中任市妇联副主任、市革会财贸组领导成员。

[←2671]

黄金海8月24日《我和廖祖康关系交代》。

[←2672]

以上为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73]

金祖敏调工总司的经过，是王明龙告诉笔者的。

[←2674]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75]

这在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有提及；金祖敏在1989年8月12日笔者去访谈他时，也说自己是因1968年4.12炮打市革会组织组改组而去的。

[←2676]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77]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78]

同上。

[←2679]

同上。

[←2680]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81]

本章关于黄金海的回忆和资料，除注明外全部引自黄金海2011年所写未刊稿《与叶永烈商榷》。

[←2682]

黄金海文革后对笔者的回忆。

[←2683]

黄金海1977年7月19日《我追随「四人帮」所犯的反革命罪行》，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小组办公室1977年7月26日编。

[←2684]

这是笔者将这段关于黄金海的文字请黄金海核对史实时，他对笔者说的。

[←268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12月13日对黄金海的访谈。

[←2686]

这是文革后叶昌明几次在和笔者间谈时，一再提及的。

[←2687]

陈阿大1977年9月5日。

[←2688]

丁德发《陈阿大造反及其他》，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11年12月30日14期总第79期。

[←2689]

转引自工总司1968年第46期简报《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记总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哪里斗争最尖锐，哪里就有陈阿大》。

[←2690]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

[←2691]

转引自陈阿大1977年9月23日交代。

[←2692]

这是胡永年在1977年9月17日交代中写的。笔者文革后也曾多次听到叶昌明、戴立清等这样评论。

[←2693]

笔者1992年5月17日对上棉十七厂，职工唐文兰的访谈。

[←2694]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695]

陈阿大1977年7月8日。

[←2696]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

[←2697]

转引自陈阿大1982年7月20日交代。

[←2698]

王秀珍1977年8月14日。

[←2699]

转引自《文汇报》1977年11月20日《陈阿大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2700]

笔者1989年8月12日对金祖敏的访谈。

[←2701]

笔者2011年4月12日对何修文的访谈。

[←2702]

笔者2007年9月9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2703]

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黄涛的访谈。

[←2704]

王腓利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2705]

陈阿大1977年7月8日。

[←2706]

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黄涛的访谈。

[←2707]

这是文革后黄金海在和笔者的多次聊天时说的。

[←2708]

陈阿大1977年8月10日。

[←2709]

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黄涛的访谈。

[←2710]

这是笔者和朱永嘉在一次讨论时，朱永嘉说的观点。

[←2711]

上海市工代会1971年整风学习记录。

[←2712]

胡永年1977年9月17日。

[←2713]

转引自丁德发《陈阿大造反及其他》。

[←2714]

这是王腓利对笔者说的。

[←2715]

这是叶昌明在看了笔者这一章的草稿时，写在草稿边上的批注。

[←2716]

戴立清1993年《戴立清回忆录》(未刊稿)。

[←2717]

第一届工、军宣队的派出日期引自中共上海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文革后(约在1980年左右)编纂的《中共上海市科技系统党史大事记》。

[←2718]

所谓「两线一会」，可以追溯到文革前，原是上海科技系统四清内容之一，因1966年底的撤消工作队而中止。1968年初上海的清队开始，「两线一会」案又被重新提出，而且作为「清队」的重点。

[←2719]

以上几个日期全部引自《中共上海市科技系统党史大事记》。

[←2720]

戴立清1993年《戴立清回忆录》(未刊稿)。

[←2721]

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一届工、军宣队，文革后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所造成的后果，文革后却算到了戴立清头上，戴立清判决书上的罪名之一，就是迫害上海科技系统人员。对此，戴立清和田书荛等都觉得不公正。

[←2722]

这是田书尧从当年的档案中看到的。此外，叶永烈书中提到的彭加木案与李志侠案，与戴立清无关，都是市公安局办案并关押的，戴立清告诉笔者，他当时虽然必需协助公安局，但却不知案件的具体内容。

[←2723]

笔者2007年对戴立清的访谈。

[←2724]

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苏联可能会与中国开战，要求「备战」，在他认为打仗打不到的山区建设备用工业体系，在四川建设「大三线」。上海的军工生产「小三线后方基地」选在皖南。

[←2725]

这是笔者文革后，问起戴立清对王洪文的印象，他这样回答的。

[←2726]

这是笔者文革后，问起戴立清对王洪文的印象，他这样回答的。

[←2727]

这是王腓利文革后对笔者回忆的。

[←2728]

金光耀著《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介绍》。以及叶昌明工作笔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729]

据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对王腓利回忆，王洪文被捕后，她去取回王洪文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四百多元现钞。后来她探监时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王洪文告诉他，那是他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他的工资。王洪文说，当时周恩来曾经问过毛泽东王洪文的工资如何发放，毛泽东说：「和你一样」。周恩来便让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工资交王洪文时，他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这个钱他一直没有收下，他以后的工资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来的工厂发给。但是这个钱已经发出并做账，办公厅不能收回，所以崔根娣去时，就作为王洪文的对象交给了她。笔者是听王腓利说的。

[←2730]

工总司1971年1月11日《关于新干部调房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31]

《解放日报》1977年11月20日。

[←2732]

工总司1971年1月11日《关于新干部调房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

[←2733]

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我的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2734]

张敬标1977年1月7日《我的揭发交代》，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1月24日印发。

[←2735]

这是王秀珍告诉笔者的。她说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对她说的。吴桂贤告诉王秀珍，中央给陈永贵、吴桂贤等担任中央领导的工农干部每月100元的津贴。王秀珍认为以王洪文的职务，也应该有这个津贴的。

[←2736]

张敬标1977年1月7日《我的揭发交代》。

[←2737]

这是戴立清对笔者回忆的。他说是在一次几个工人新干部议论工资时，听金祖敏说的，王秀珍也在场。笔者后来为此专门问过王秀珍，王秀珍说，那是对中央的工农新干部的。而且高多少低多少，也没有明确规定。

[←2738]

这是黄金海告诉笔者的。

[←2739]

工总司《项目调查情况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40]

工总司情况组1969年4月19日《关于原各区、县、局联络站常委以上被拘留、逮捕的情况报告》，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41]

叶昌明1981年1月26日，引自叶昌明私人笔记。

[←2742]

《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588页。

[←2743]

工总司1969年12月至1970年1月《新干部统计表》，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44]

叶昌明1981年1月26日，引自叶昌明私人笔记。

[←2745]

转引自上海市总工会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七——关于「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上海市总工会安插亲信、包庇壤人的清查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46]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379页。

[←2747]

梁飞，原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调度员，文革初期的「工总司海港指挥部负责人；文革中历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上海港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判刑8年。

[←2748]

林波，原上海体育学员学生。

[←2749]

霍达，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2750]

《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590页。

[←2751]

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罪证材料》附件。

[←2752]

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10月11日《181个老头头调查》。此表格实为186人，因序号编错，题目写成181人。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53]

笔者根据《181个老头头调查》表格统计，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54]

以上资料主要引自上海市总工会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专题汇报之七——关于「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上海市总工会安插亲信、包庇坏人的清查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55]

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5年11月18日《关于新干部落实政策的情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56]

《上海文革史话》未刊稿第380页。

[←2757]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246页。本节内容，除注明的外，主要来自笔者2013年1月6日对谢鹏飞的访谈。

[←2758]

《张春桥同志1967年6月3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原件无发文单位，但从印刷排版来看应是上海市革会印发。

[←2759]

这是萧木对笔者回忆的。

[←2760]

上海铁路是中央特许不实行军管的解释，引自张春桥1968年1月8日下午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大会上的讲话。

[←2761]

周恩来在1967年12月28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762]

张春桥1968年1月8日下午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大会上的讲话。

[←2763]

周恩来在1967年12月28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764]

这是朱永嘉当时告诉谢鹏飞的；谢鹏飞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告诉笔者的。

[←2765]

这是萧木文革后告诉笔者的。

[←2766]

这是朱永嘉文革后告诉笔者的，但他忘了是从哪里听来的。

[←2767]

上海市总工会1975年10月《关于潘国平问题的摘要材料》，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68]

王秀珍1980年12月29日。

[←2769]

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11月2日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70]

王秀珍1977年2月19日。

[←2771]

上海市总工会1975年10月《关于潘国平问题的摘要材料》，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72]

《1970年对潘国平审查认定的主要问题》，原文为上海市总工会1975年10月《关于潘国平问题的摘要材料》中的第一段，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73]

金秀水等1975年2月19《向中央王洪文反映的潘国平的问题》。

[←2774]

上海市总工会1975年10月《关于潘国平问题的摘要材料》，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75]

这是叶昌明告诉笔者的。

[←2776]

张春桥1969年5月30日在关于区革委会领导班子状况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2777]

王秀珍1978年3月27日。

[←2778]

张春桥的这句话是王明龙文革后告诉笔者的，但是他忘了张春桥是在什么场合下说这话的。

[←2779]

王秀珍1978年3月27日。

[←2780]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采访。

[←2781]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3月21日对王腓利的采访。

[←2782]

工总司1974年对181个老头头的调查，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783]

到这本书出版为止，除了杨富珍、蔡祖泉等少数劳模先进人物，笔者没有听说原来的赤卫队员被提拔为区、县、局或市级干部。

[←2784]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785]

笔者2009年2月13日对戴立清的访谈。

[←2786]

王秀珍1978年3月29日《补充揭发交代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上海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编。

[←2787]

以上王洪文的话都转引自王秀珍1978年3月8日《交代揭发与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2788]

汪湘君1977年8月29日。

[←2789]

同上。

[←2790]

王日初1977年3月21日。

[←2791]

引自黄金海1977年8月15日。

[←2792]

这个评价是陈冀德在其回忆录《生逢其时》中写到的。

[←2793]

转引自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载于《南风窗》2010年第8期。

[←2794]

笔者1989年8月30日对原写作组成员谷梁(化名)的访谈。

[←2795]

同上。

[←2796]

转引自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797]

王知常1977年5月6日。

[←2798]

陈冀德在其《生逢其时》中，回忆说市总工会有接管《朝霞》的意图。笔者1989年8月30日对写作组成员谷梁(化名)访谈时，他也提到接管一事。但笔者就此事询问当时主持市总工会工作的叶昌明，叶昌明的回答是「绝无此事」。叶说那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不能对谁不满意就去夺权；而且如果市总工会要接管，他首先应该知道；更而且他们当时知道《朝霞》与张春桥的关系，不可能去接管他领地的刊物。

[←2799]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00]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中认为，张春桥最初一直没有表态，可能是王知常他们的汇报只说市委要《朝霞》停刊，却没有提到市总工会是因为「半周年」之事才发难的，因此张春桥不知道风波的来由。直到她给萧木写信，张才知道市总工会的心事。

[←2801]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02]

萧木著2008年《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

[←2803]

这是笔者2010年6月25日与萧木闲聊时，他对笔者回忆的。

[←2804]

这是笔者2010年6月25日与萧木闲聊时，他对笔者回忆的。

[←2805]

萧木打电话给朱永嘉一事，引自陈冀德1978年6月20日《交代我所知道的张春桥的黑话、批示》。而在陈冀德2008年由香港出版的回忆录《生逢其时》中说，是张春桥直接打电话给朱永嘉的。笔者认为陈冀德离事发时间较近的1978年的回忆应该更准确。

[←2806]

转引自陈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给张春准写的几封信的内容》。

[←2807]

张春桥1974年4月9日和4月12日给马天水的字条。

[←2808]

这张纸条是据原写作组成员谷梁(化名)1989年8月3日对笔者的回忆，笔者没有见到书面的资料。

[←2809]

张春桥1974年4月12日给何秀文的字条。

[←2810]

据黄金海2014年对本书这个章节草稿旁的批语说：「王洪文说搞清楚就算了，但张一直揪住『炮打』。张敬标访问朝鲜回北京时拜见张春桥，汇报上海情况时，张春桥说，你这个秘书长怎么当的，上海有人炮打也不汇报。张敬标根本不知道朝霞的事，被批懵了，第二天回上海就提出辞职，未准。」后笔者打电话问黄金海，他是如何知道张春桥与张敬目标这个谈话的，黄金海说，是当年王秀珍告诉他的。

[←2811]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812]

黄金海1976年10月28日：《交代我与王洪文的关系》。

[←2813]

同上。

[←2814]

王秀珍1977年3月27日。

[←2815]

王秀珍1977年4月4日。

[←2816]

转引自章剑锋2010年《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人和事儿》。

[←2817]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18]

朱永嘉1974年10月25日给张春准的信。

[←2819]

朱永嘉1974年10月25日给张春桥的信。

[←2820]

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830页。

[←2821]

朱永嘉1月15日，原件无年代，但从行文看，当是文革后审查时写的。

[←2822]

这是笔者2010年6月的一天与萧木闲聊时，他对笔者回忆的。

[←2823]

这是笔者2010年6月的一天与萧木闲聊时，他对笔者回忆的。萧木认为张春桥是为了避嫌。

[←2824]

陈冀德1978年2月8日《交代我给张春准写的几封信的内容》。

[←2825]

陈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给张春准写的几封信的内容》、1979年2月21日《全面交代》;以及陈冀德2008年由香港出版的回忆录《生逢其时》。

[←2826]

引自陈冀德1979年2月21日《全面交代》。

[←2827]

陈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给张春桥写的几封信的内容》。

[←2828]

陈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给张春桥写的几封信的内容》。王秀珍鼓掌的事情，就是前一章提及的王洪文要王秀珍在警备区副政委章尘检讨后鼓掌之事。

[←2829]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30]

徐景贤著《文革名人徐景贤回忆录》。不过，也只是王秀珍和王洪文经常联系。叶昌明、黄金海等都不越级给王洪文打电话或写汇报。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王秀珍传达的，他们有事，也是向分管他们的市委书记王秀珍请示汇报。

[←2831]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32]

以上内容引自陈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给张春桥写的几封信的内容》，但张春桥看了徐景贤的信后，是电话致徐景贤，还是批示，陈冀德记不清了。

[←2833]

陈冀德在1978年6月20日《交代我所知道的张春桥的黑话、批示》中说，张春桥的这段话是在对她的第三封信的回信说的。不过，陈冀德在2008年的回忆录《生逢其时》中却说，对她的第三封信，张春桥没有回信。

[←2834]

以上数据均引自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35]

转引自王绍重1977年11月21日。

[←2836]

陈冀德2008年《生逢其时》。

[←2837]

陈冀德《生逢其时》。但潘国平偷木头之事，据笔者看到当时市总工会审查潘国平的材料，没有说他「偷」，而是倒卖木头。

[←2838]

上海市总工会批判四人帮资料。对于这一历史，笔者曾经问过当时「工总司」的负责人叶昌明，叶说不记得有此事，但可能是「工总司」政宣组所为；那时「工总司」还没有正规化，一些组室负责人以总部名义各行其是，总部对许多事情并不知晓不知道。

[←2839]

上海市总工会运动领导小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总工会清查情况汇报之四：关于叶昌明利用工会内刊大搞特务情报的清查情况》。

[←2840]

关于市总工会变相办报之事的全部资料均引自何秀文1977年4月21日。

[←2841]

王洪文的这句话转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生1978年3月8日《关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出笼的经过》，原件在市总工会，复写件由吴林生收藏。

[←2842]

王洪文的这句话转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生1978年3月8日《关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出笼的经过》，原件在市总工会，复写件由吴林生收藏。

[←2843]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后叶昌明向笔者回忆的。

[←2844]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09年7月19日对叶昌明的访谈，以及叶昌明对笔者的回忆。

[←2845]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2846]

何秀文1977年4月21日。

[←2847]

上海市总工会1976年王秀珍召集部分市总工会常委整风会议的会议记录。原件为市总工会档案。

[←2848]

转引自王秀珍1977年3月27日。

[←2849]

这是文革后王秀珍对笔者回忆的。

[←2850]

徐景贤的话和王秀珍的批示均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林生1978年3月8日《关于上海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出笼的经过，原件在市总工会，复写件由吴林生收藏。

[←2851]

汪湘君1977年8月29日。

[←2852]

以上关于市总工会整风会议情况以及张春桥的信，皆引自上海市总工会1976年常委整风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853]

上海市总工会1976年常委整风会议记录。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2854]

王日初1977年11月3日。

[←2855]

转引自《把共向东的黑话拿出来示器》，文艺战报1967年12月16日，上海《文艺战报》编辑部编辑；以及金光耀、笔者2012年12月21日对闵孝思的访谈。本节内容，全部引自这个访谈；共向东的9篇文章，全部为闵孝思提供。

[←2856]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3日，载于的《学习文件》。这份《学习文件》没有署名编印单位和日期，但看编排和印刷，应该是市革会在1967年6月编印的。

[←2857]

以上引文均引自共向东《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7月1日。

[←2858]

闵孝思向笔者提供了其中8份的复印件，缺第9份传单及其撰写日期。

[←2859]

1978年7月27日「贯彻中央23号文件，控诉「四人帮」罪行大会」闵孝思的发言稿，闵孝思提供。

[←2860]

同上。

[←2861]

不过，何是后来回忆，虽然对姚文元有看法，但是对张春桥，他那时却没有怀疑。

[←2862]

徐景贤2003年《十年一梦》。

[←2863]

本节所引何是文章，均出于上海工人造反报1968年3月编印《「东方论坛」反革命言论集》，其他内容均为笔者2013年2月19日对何志强(何是)的访谈。

[←2864]

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时，冯军只记得他们肯定办了油印版的《红卫战报》，但记不清他们到底办了几期。以后，笔者在上海史资料收集专家林鸥那里，看到了他所收集到的油印版《红卫战报》，共有总第43期(复刊号)，总第46期，还有一期没有写明刊号，估计是总第44期或45期。以后「中串会」办的影印版是总第47期。如此推算，油印版应该办了4期。

[←2865]

参加办报的主要有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光明中学初二学生冯军等。

[←2866]

以上数据为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的访谈，以及笔者2011年4月19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

[←2867]

管宇春2014年未刊回忆录《<一切为了九大>写作前后——我和毛兵》。

[←2868]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这段话是张水荣回忆的。

[←2869]

同上。但是所谓的「激进观点」具体是什么，魏威说「我现在已经忘了，反正很厉害的」。笔者曾经问过他们，在撰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湖南、湖北等地同时期的异端思潮的影响，他们说没有，因为没有看到那些文章，包括毛兵。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他们是在出逃的路上才看到的。不过北京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可能毛兵看到过。

[←2870]

《一切为了九大》，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1968年2月15日总第48期，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871]

这个分析是当时市革会写作组朱维野1968年3月7日给市革会的一份报告中写的，报告的题目《关于中串会<红卫战报>的一些问题》，而且报告还认为，为了将这个假的出版日期弄得像真的，第一期的第三版上还特地刊登了一个《会议通知》，时间是2月18日在光明中学，但他特地去该校了解：没有开过这个会议。文革结束后，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魏威在看到朱维舒的这份报告后对笔者承认说，他们当时确实是倒填第一期的出版日期。

[←2872]

笔者2009年11月25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

[←2873]

《让伪<红卫战报>见鬼去吧！》，载于1968年3月14日《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联合专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2874]

即《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战报》、《支部生活》。

[←2875]

笔者2011年4月26日对侯美度(红鸥)的访谈；此外，魏威、许锦根等人对笔者的回忆中，也都提到徐景贤的这段话。

[←2876]

43年后，2010年2月5日，笔者见到他，他手腕上当年被手铐勒出的痕迹还十分清晰。

[←2877]

桑伟川，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的助理技术员，因撰写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7年，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8月平反。

[←2878]

《文汇报》1969年11月20日。

[←2879]

同上。

[←2880]

张春桥的批示转引自1978年9月12日《文汇报》载：《「四人帮」制造「桑伟川事件」的鬼域伎俩》。

[←2881]

同上。

[←2882]

张春桥的批示转引自1978年9月12日《文汇报》载：《「四人帮」制造「桑伟川事件」的鬼域伎俩》，以及《上海文革史话》第911页。

[←2883]

不平著《挑战毛泽东》，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印刷。本节内容，包括许绍吉的回忆，全部引自此书。许绍吉在人民广场边张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一事，笔者当年就曾经听说。

[←2884]

金凤《十年生死祭》，收于《王申酉文集》;金凤、丁东编注，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2885]

王申酉1977年《供词》，收于《王申酉文集》。本节中所引王申酉的文字全部出自这份《供词》。

[←2886]

毛兵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这些文章的影响？据以上所引的那篇管宇春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你们在写《一切》以前是否看到过杨曦光的文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我看到《中国向何处去》是我和毛兵在逃亡途中。但是毛兵与清华团派的一些智库人物关系相当好，这中间有否交流我不清楚」。

[←2887]

据笔者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管宇春回忆，他们那时对《一切为了九大》被说成是「大毒草」很不理解，「为什么是大毒草？我们完全是在解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管宇春文革中曾问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你们现在文章中的理论就是在用我们的理论，我们有什么错」？朱永嘉回答说：「你们走向了反面」。

[←2888]

王年一2005年11月5日给阎长贵的信，以及王年一2004年5月12日给何蜀的信，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08年第1期。

[←2889]

张春桥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6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

[←2890]

见上文所引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给毛泽东的信。文革后1976年11月27日《解放军报》曾刊登评论员文章《四人帮搞「第二武装」阴谋的彻底破产》，说是伪造：「经过反复查证，可以肯定：毛主席从来没有作过『民兵改造』的指示」。但笔者认为，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毛的，张春桥应该不会也不敢对毛泽东本人伪造毛泽东的话。

[←2891]

王力著《王力反思录》第853，1012页。

[←2892]

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538页。

[←2893]

张春桥的批示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538页。

[←2894]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6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

[←2895]

张春桥的话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539页。

[←2896]

康正勤，男，文革前是上海中华造船厂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核心组成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7年。

[←2897]

阎波当时是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

[←2898]

这个三军代表名单是张宝林2014年1月15日对笔者回忆的。

[←2899]

以上数据全部引自《「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2900]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1967年8月。

[←2901]

各级武装部是1951年建立的，军队编制，工作人员都是现役军人，负责民兵训练。武装部曾经一度被取消，1958年恢复。

[←2902]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1967年3月4日《关于工厂企业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产生民兵代表的初步意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24日转批。

[←2903]

《有关「文攻武卫」问题的几个意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接待通讯》第65期，1967年9月26日。

[←2904]

《关于发展、壮大革命工武装装队伍的请示报告》，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载于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2期。

[←2905]

同上，《关于发展、壮大革命工武装装队伍的请示报告》。

[←2906]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发展、壮大工武装装队伍的请示报告》，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07]

《关于上海文攻武卫队伍成长、建设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9年9月，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

[←2908]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发展、壮大工武装装队伍的请示报告》，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09]

同上。

[←2910]

《上海军事志》。《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11]

《「四人帮」在上海经管「第二武装」的始末》，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6期。

[←2912]

《武装工人阶级，改造城市民兵》，载于1969年3月23日《工人造反报》。

[←2913]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73年7月上报中央的报告《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的调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第16期。

[←2914]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15]

王洪文的这个讲话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第17期。

[←2916]

张春桥的话引自王承龙1978年4月11日供词，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917]

张宝林1978年3月12日，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

[←2918]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19]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3年11月19日转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引自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2920]

张春桥1967年2月20日在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赴沪学习团时的讲话。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21]

同上。

[←2922]

以上数据引自原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1977年12月4日，载于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四》。

[←2923]

《文革史话》第551页。

[←2924]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3年11月19日转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925]

同上。

[←2926]

「查询证」由王洪文批准一事，是施尚英在1977年12月4日的交代中写的，他说当时是听钟定栋说的：「民兵指挥部在70年左右就打了报告给市委，要取用查询证。钟定栋说，民兵指挥部现在用的查询证是王洪文批准的」。载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编。

[←2927]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3年11月19日转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928]

《「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2929]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1971年1月8日给市革会的《关于落实刮「红色台风」的准备工作和碰到的问题》，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30]

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31]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545页。

[←2932]

《上海文革史话》第543页。

[←2933]

转引自《「四人帮」及其抓牙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是个大阴谋》;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1期。

[←2934]

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35]

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544页。

[←2936]

同上。

[←2937]

文革前一般二千人以上的大、中型工厂，都会设武装部和保卫科；不足两千人的工厂设武装和保卫人员。几个部门中，保卫科的工作最忙，不但要管工厂的保卫，防止破坏和偷盗，还要管工厂发生的刑事或非刑事案件，诸如打架、「流飞」甚至「不正当男女关系」。还协助公安部门破案；有些小偷小摸的盗窃案子，保卫部门自己破。保卫科还负责分管工厂的安全保卫以及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等专政对象的监管。保卫科下面设治保委员会，在每个车间部门都设不脱产的兼职治保委员。工厂的消防也是保卫科负责，保卫科一般都设人专职或兼职管理。有些情况特殊的大厂例如造船厂、炼油厂、化工厂等，厂里专门设消防科，还有专职的消防队，日夜值班。此外，黄浦江沿岸的工厂，每年汛季的防汛工作也归保卫科负责。武装部是管民兵的。工厂按人数多少设班、排、连、营等民兵建制，都是业余的，日常工作由厂武装部专职人员负责。经费从国防经费开支，所以都由警备区发放，不过厂武装部干部不是现役军人，任命权在工厂。

[←2938]

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1期，第30页。

[←2939]

这个数字引自《「四人帮」经誉「第二武装」的记事》。但是在《文革史话》的第544页上说，由于基层的抵制到1973年，在全市有民兵建制的工厂中，「三位一体」不到10%。笔者就此问过「文攻武卫」的负责人施尚英，施答，当时大多数工厂都实行了「三位一体」。

[←2940]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1974年11月19日《关于1975年度民兵组织的整顿意见的通知》，载于《「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41]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月27日，公安部又发文撤销这个通知。

[←2942]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3年11月19日转发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943]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下发《关于撤销两个民兵工作文件的通知》取消了162号文件。

[←2944]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1年1月16日对施尚英的访谈。

[←2945]

《上海文革史话》第556页。

[←2946]

《上海民兵斗争故事》和军事理论丛书《大办民兵》。

[←2947]

公安局的治保科全称治安保卫科，管社会治安；经文保科全称经济文化保卫科，负责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内部保卫工作。一些大厂的保卫科与公安分局的经文保科，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工作联系。

[←2948]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49]

「野营训练指挥部」是在1970年底成立的，当时毛泽东在对一份关于部队军事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要求野管拉练活动也要在工人、学生中开展，全国于是开展群众运动般的野营拉练。上海成立了以警备区为主的野营训练指挥部，市内各区也成立以武装部为主的野营训练机构，市区两级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都参加日常工作。

[←2950]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51]

钟定栋、郑惠仪1974年2月19日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信，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8期。

[←2952]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53]

同上。

[←2954]

《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四人帮」经管「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段》，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0期。

[←2955]

《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段》。

[←2956]

钟定栋、郑惠仪1974年2月19日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2957]

同上。

[←2958]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下发《关于撤销两个民兵工作文件的通知》取消了104号文件。

[←2959]

王洪文1975年9月18日与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的谈话，载于上海警备区「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第17期。

[←2960]

同上。

[←2961]

王洪文1975年9月18日与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的谈话。

[←2962]

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963]

王洪文1975年9月18日在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成员时的讲话。

[←2964]

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

[←2965]

笔者、金大陆、金光耀2011年1月16日对施尚英的访谈。

[←2966]

《杨浦区处湾区上海县武装部同「四人帮」一伙推行「两部合并」的斗争》，载于上海警备区「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门争史》1981年第20期。

[←2967]

在《杨浦区卢湾区上海县武装部同「四人帮」一伙推行「两部合并」的斗争》一文中说，1976年3月30日和31日，杨浦、卢湾两个区的武装部，在「四人帮」的高压下，分别与所在区的民兵指挥部正式宣布合并。合并后，武装部的牌子被摘掉了房子被收掉了，支部被撤销了，军队干部的政治待遇被剥夺了」。但笔者2012年曾就此事问过施尚英，施尚英说，没有此事，因为这两个区的武装部反对声音太大，最终实际没有被合并。

[←2968]

《钟定栋、郑惠仪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诬陷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的材料》，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第18期。

[←2969]

《「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2970]

王秀珍1978年4月3日，载于《「四人帮」在上海经管「第二武装」的始末》。

[←2971]

钟定栋1976年12月10日，载于《「四人帮」在上海经营「第二武装」的始末》。

[←2972]

《上海文革史话》第557页。

[←2973]

王秀珍1978年4月3日，钟定栋1976年12月10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6期。

[←2974]

这是王洪文告诉施尚英的。笔者是听施尚英说的。

[←2975]

《上海文革史话》第542页。

[←2976]

王洪文1975年9月18日在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成员时的讲话。载于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

[←2977]

王洪文1975年9月18日在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成员时的讲话。载于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

[←2978]

王秀珍1977年3月14日交待，上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

[←2979]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2980]

《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大搞物资准备的反革命罪行》，上海市财政局党委书记陈捷，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21期。

[←2981]

王秀珍1977年3月14日交待，上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7期。

[←2982]

徐景贤1976.11.21的《我补充揭发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2006年版。

[←2983]

《上海文革史话》第564页。

[←2984]

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又据叶昌明对笔者回忆，当时中央有明确电报，规定各地不设灵堂。但在上海，不设灵堂又违背民意，叶昌明认为：「这就把上海市委放在火上烤了。」尽管如此，市委和市总工会等还是设立了不对外的灵堂。

[←2985]

徐景贤1976年11月21日《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2986]

钟定栋1977年11月16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8期。

[←2987]

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2988]

在丁盛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些话是徐景贤文革结束后搜造的，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为此他文革后特地去找过徐景贤要求对质，但徐景贤家人说徐景贤不在，他认为徐景贤这事躲避他的对质。引自丁盛口述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2989]

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2990]

每年，解放军总后勤部都会对全国民兵的武器装备制定计划，下发到各大军区。对上海的民兵武器装备计划是发到南京军区的，由南京军区同时发给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这些计划发放武器下发入库后，由警备区管理，市民兵指挥部根据总后勤部制定的年总量，相应制定分发预算，细化到每个师。预算报告主报上海市委，抄送警备区，抄报南京军区和总后勤部。市委批覆后方可下发武器。

[←2991]

以上关于发枪的内容引自施尚英1976年12月11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

[←2992]

马天水1976年12月15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而在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材料之三》中所引王秀珍1976年12月6日的交代中，说「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王秀珍这个交代将马天水急着发枪的原因，说成是因为王洪文的电话。但是，笔者尚未看到马天水本人的交代。按常理，如果有马天水关于王洪文打电话催他发枪的交代这样重要的直接证词，项目组应该不会再转弯引用王秀珍的交代。

[←2993]

《丁盛回忆录》。

[←2994]

《上海文革史话》第936页。

[←2995]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2996]

徐景贤1976年12月12日，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

[←2997]

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材料之三》，张春桥这句话是朱永嘉交代中转述徐景贤的回忆。不过朱永嘉的这个交代没有被标明日期。

[←2998]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版。

[←2999]

这是萧木对笔者解释的。

[←3000]

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3001]

萧木1980年7月8日《谈话记录》。

[←3002]

徐景贤的交代中说是张春桥让萧木带话，但萧木对笔者说，张春桥当时只是和他信口聊天，也没有托他传话。这些话，是他回上海时，经过康平路会议室，正在学习的徐景贤等市委干部看到他，让他谈谈中央情况。他于是向他们回忆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徐景贤马上就记录下来。

[←3003]

王秀珍1976年11月6日《我的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3004]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05]

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3006]

同上。

[←3007]

王秀珍1976年11月6日《我的揭发交代》。

[←3008]

施尚英1978年12月12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09]

钟定栋1978年8月30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10]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11]

《上海文革史话》第948页。

[←3012]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13]

同上。

[←3014]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15]

同上。

[←3016]

同上。黄金海等在看了笔者的书稿后，提出他们不认为会在这个名单上。

[←3017]

《上海文革史话》第950页。

[←3018]

徐景贤1976年10月8日，原件的影印件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第19期。

[←3019]

李彬山1977年1月14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20]

笔者、金光耀、金大陆2011年1月16日对施尚英的访谈。

[←3021]

李彬山1977年1月14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22]

王秀珍1976年11月6日《我的揭发交代》。

[←3023]

王秀珍口述，薛干青记录的影印件，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话》1980年12月第19期。

[←3024]

施尚英1978年12月12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25]

李彬山1977年1月14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26]

《上海文革史话》第959页。

[←3027]

黄金海1977年7月9日。

[←3028]

《上海文革史话》第959页。

[←3029]

黄金海1977年7月9日。

[←3030]

黄金海1977年3月5日。

[←3031]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1年1月第22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

[←3032]

施尚英1978年12月12日交待，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0年12月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9期。

[←3033]

即「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3034]

《上海文革史话》第968页。

[←3035]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36]

《上海文革史话》第969页。

[←3037]

徐景贤手令影印件，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话》1980年12月第19期。

[←3038]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39]

马天水1976年11月21日《我的补充揭发交代》。

[←3040]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

[←3041]

朱永嘉的话转引自《上海文革史话》第970页。

[←3042]

王时驹《父亲王一平：一生正直护公平》，载于2010年第2期《上海滩》，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据说，冯国柱也被打过招呼。

[←3043]

张敬标1977年1月7日《交代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罪行》，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

[←3044]

《上海文革史话》第970页。

[←3045]

同上。

[←3046]

黄金海1977年3月5日交待。

[←3047]

据《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载，「捍一」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一、首脑机关的保术：

一旦发生情况，市革会拟由黄浦出兵200人担任警卫。港务、建工民兵师各派360人待命：港务负责福州路口至金陵东路外滩，纵深至四川路；建工负责白渡桥南侧至九江路口，并配合黄浦区指挥部加强电台、文汇报的警戒。

康平路办公室拟由徐汇区加强警卫。

市民兵指挥部拟由虹口区出兵100人担任警卫。

二、报社、电台：

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外围由黄浦各派100人警卫，

电台的第二机房请长宁区派100名加强警卫。内部拟由本单位加强值班。新华社上海分社拟由静安出兵20人加强警卫。

三、桥棵：

贯通南北的十道桥棵：由虹口200人，闻北300人担任守卫，重点保证白渡桥、河南路桥、西藏路桥、恒丰路桥；长毒路桥、江蜜路桥、武宁路桥由普陀负责；吴淞大桥、定海桥由杨浦区负责；白莲河大桥由南市区负责。每桥各组织30民加强警戒。

四、车站：

上海站内部保卫工作由铁路分局民兵师负责，外围由闻北区抽调150人支持，范围东起河南路、宝山路，西到共和新路，北起虬江路，南到天目路。

五、各区的重点目标，务请各区加强警术，重点是水、电、煤气和油库。

六、重点支持地区为：

杨浦、闸北、长宁各500人分别支援江湾、大场、虹桥机场；徐汇200人支援龙华机场。

普陀要密切注意嘉定方向的空投地域。

南市、杨浦部分兵力要密切注意奉贤、川沙、南汇一带的地域。

七、基指(1)(2)

市指挥所拟由江南厂、中纺机厂加强警卫。

各区指挥所拟由本区抽调兵力加强内外警卫。

[←3048]

据《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载，「方二」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上海外围控制：

设二至3个控制圈。第一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的上海境内浏河、葛隆、安亭、金泽、枫泾、金丝娘桥设六个控制点，形成外围控制圈。上述任务，浏河由宝山县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点兵力200人，24小时控制。在特定条件下，就地取材，设置路障。并组织500人的预备队，处理可能发生的情况。黄浦江大桥由松江县指挥部组织300人警卫，实施控制。

沿海各县加强哨所执勤，沿海巡逻，并组织1000人的预备队，处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沿龙江路(港口开始)，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邯郓路、军工路、黄浦江形成第二控制圈。按行政区分段包干。封锁通往市区的各道路口，在特定情况下设路障。

黄浦江上各渡口由交运局民兵师责成内航公司民兵团控制轮渡，加强警卫，特定情况下，轮渡停止驶船，渡船一律在浦西停靠。

黄浦江沿岸，请杨浦、虹口、黄浦、南市、徐汇加强警戒。隧道与过江污水管道，请南市、卢湾分别加强警戒。如有情况，实施封闭，凭特定通行证通行。

吴淞口请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2-3对武装渔轮加强巡逻，发现情况可用电台与市基本指挥所联络。同时按照现有武器装备组织渔轮机动待命。

沿陆家浜路、徐家汇路、肇家浜路、乌鲁木齐路、新闻路、石门路、苏州河十道桥形成第三控制圈。按行政区分段包干、封锁路口、桥棵。在特定条件下，设路障。

[←3049]

施尚英1983年1月1日的上诉书。

[←3050]

这些都是施尚英2014年9月，在看了这个章节的底稿后对笔者说的。

[←3051]

冯国柱1977年1月8日《揭发和交待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

[←3052]

《上海文革史话》第977页。

[←3053]

冯国柱1977年1月8日《揭发和交待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

[←3054]

叶昌明狱中笔记本黑皮硬面抄第78页，1980年9月1日，原件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3055]

冯国柱1977年1月8日。

[←3056]

同上。

[←3057]

《上海文革史话》第979。

[←3058]

张敬标1977年1月7日《交代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罪行》，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0月第19期。

[←3059]

《上海文革史话》第981页。

[←3060]

这是叶昌明看了笔者这本书的底稿，写在旁边的批注。

[←3061]

叶昌明狱中笔记本黑皮硬面抄第79页，1980年9月1日。

[←3062]

同上。

[←3063]

《上海文革史话》第984页。

[←3064]

叶昌明后来回忆，王明龙当时对他要向下「吹风」的行动表示异议，说要慎重些。叶昌明回忆说：「我没有听他的忠告，害了下面一大批工会干部」。因为那些参加「吹风」者，文革结束时都被审查。

[←3065]

《上海文革史话》第984页。

[←3066]

原件为上海市总工会1976年档案。

[←3067]

黄金海10月24日(原件没有写清年代)。

[←3068]

萧木1977年1月26日，载于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中发中发〔1977〕10号。

[←3069]

叶昌明写在本书底稿边的批注。

[←3070]

黄金海10月24日(原件没有写清年代)。

[←3071]

这是谢鹏飞文革后告诉笔者的。

[←3072]

《上海文革史话》第993页。

[←3073]

这是叶昌明2012年2月，在笔者询问他为什么会转弯时，他的回答。

[←3074]

《上海通志》。

[←3075]

以上被判刑者，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是上海判的，而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的，金祖敏也不是上海处理的，是在北京被处理的。所有被起诉或判刑者，都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3076]

本附录中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单，引自《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数据(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名单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数据(1920.8-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为了弄清楚市革会成员和市委成员的代表性，笔者曾就名单询问过许多当事人，并查阅了当时的《文汇报》。下面的名单中，每个名字后面的编号是笔者加上的，代表文革前夕的职业身份：a老干部；b原机关干部或基层干部；c军人；d工人；e包括教师、医生、新闻、出版、科研、文化体育等行业的从业者；f原红卫兵；g郊县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或农民；h财贸金融行业；未加编号者暂不明。名单中的黄钰祥是农村人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名单排列与郊县农民一起，但笔者将他归入第五类；王举才是青浦酒厂的工人，名单排列与财贸职工一起，但笔者将其归为第4类。

[←3077]

1967年2月5日至24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时期」，「公社」委员的名单未上报中央，1967年2月24日改名后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几经调整，直到1970年1月23日才上报中央，3月28日被中央批准。整个文革期间，上海没有召开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市革会领导成员全部由中央直接任免。数据源《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数据(1949.5-1987.10)》。

[←3078]

由1971年1月4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产生。

[←3079]

这个名单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罪证材料附件》，并经朱永嘉、萧木核实。

[←3080]

由1967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产生。1972年工总司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1973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追认这个1967年12月的工总司委员会为上海市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数据源上海市总工会档案，以及叶昌明提供。

名字后面的字母是笔者加上的，j是劳模或先进人物代表；k是先进工厂的代表，或有影响的工厂代表，例如刘广德，是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代表，这个厂是安亭事件时张春桥与工总司谈判所在地。未加标注者，都是工人造反派，有较早造反的，也有后来造反的。

[←3081]

由1973年2月12日至17日召开的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产生。数据源《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数据(1949.5-1987.10)》。

[←3082]

由1973年4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产生。名单引自上海市总工会档案。

[←3083]

由1973年9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上海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产生。数据源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