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运动史话/常丕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2551-1

Ⅰ.①五… Ⅱ.①常… Ⅲ.①五四运动-史料 Ⅳ.①K26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3249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五四运动史话

著者/常丕军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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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11年10月第1版 字数/112千字

印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551-1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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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常丕军

常丕军，女，汉族，生于北京。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1977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调入文化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先后任文化管理系主任，系总支书记，1997年7月任中央文化管理学院副院长。2009年8月调入国家图书馆工作，任副馆长、党委副书记。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主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课程。参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中国政党词典》、《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二十世纪中国年鉴》等著作。

一 开启德赛之蒙 再造青春之国

当你在晴空丽日下伫立于宽阔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当你在风雪弥漫中走向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一瞬间，你一定会想到很多很多，很远很远；一定会想到在那豺狼当道，国难深重的黑暗年代，曾经有3000多名青年学生冒着被捕被囚的危险，冲出校园，在这里集会、游行，展开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一束闪电，一声惊雷，震撼了偌大的中华古国，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划时代的历史作用，它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到6月28日，斗争的直接目标——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得以实现而告结束。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则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从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一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结束。这本《五四运动史话》，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写起的。

1 陈独秀与《新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原名《青年》，因为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从1916年9月1日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陈独秀”这个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非常响亮的。人们听到陈独秀的大名时，无论是高兴也好，痛恨也罢，都像章回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如雷贯耳。”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操一口浓重的安庆口音。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书香门第。2岁时，父亲病逝，随祖父学习四书五经。17岁中秀才。18岁那年南京乡试虽名落孙山，不久却写出平生首篇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19岁入读南京求是学堂，学习法文与新学。因有反清言论被逐离南京。1901年，陈独秀赴日留学，就读高等师范学校，半年后回国。1902年参与组织学社，办藏书楼，宣传反清革命，被列名首犯受追捕，亡命日本。1903年回国后在上海参与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反清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返回安徽。1904年在芜湖编辑《安徽俗话报》，用浅显文字暗中鼓吹革命，提倡兴办实业，剖析陋俗，启迪民智。同年在上海加入反清组织“暗杀团”。次年任教芜湖安徽公学期间，组织半军事性的秘密组织岳王会，参与策划吴樾炸五大臣事件。1907年去日本参与组织“亚洲和亲会”。1909年归国任教浙江陆军小学。武昌起义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为袁政府通缉要犯，出走日本。在日期间，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始用“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倡言不爱“残民之国”，引起强烈反响。1915年夏回国。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袁世凯政府媚外丧权辱国，对内加快复辟帝制步伐。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草约。8月，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各省袁氏亲信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为“洪宪”。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封建复古派们大肆活动。尊孔读经，鬼神迷信之说，甚嚣尘上。辛亥革命带来的一点点民主空气被扫荡一空，民主革命派在政治上失败后，在思想文化战线也遭到惨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压抑和痛苦，开始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新出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杂志，革命屡战屡败后，他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前，缺少一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根深蒂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说：这腐朽陈旧的思想布满中国的一切角落，所以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些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中国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启发民智，关键在教育青年。坚决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道德，代之以新思想、新道德，扫除得愈彻底愈好。这是陈独秀对辛亥革命失败所作的一个有益的总结，也是他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

为了实现办杂志的愿望，陈独秀曾找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请求资助，但因亚东图书馆经费困难，无力承担印刷发行任务。后经汪孟邹介绍，得到了汪的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的帮助，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终于问世。

《新青年》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6号为1卷。它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通过《新青年》杂志了解到陈独秀的思想，对陈产生敬佩之情，遂致函陈独秀，聘其为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应允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大学来办。陈欣然应聘，《新青年》编辑部便由上海移到北京，地址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家中。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许多新文化人物被聘请到北大。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时，刘半农也进入北大文科；钱玄同、沈尹默在此之前，就在北大文科任教；胡适在1917年夏天从美国回来后也到北大来任教。李大钊1917年11月到北大，次年任北大图书部主任。鲁迅当时虽没有来北大任教，但由于长期在教育部工作，又因为和《新青年》的关系，因而同北大的这些教授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派教授，多因《新青年》和陈独秀而云集北大文科。当时北大师生约2000人，学生平均年龄24岁，而90名教授平均年龄仅30岁，校园中洋溢着勃勃生机。教师虽不时有新旧两派之争，各怀意气，却都注重学理，因为双方都是有才之士。

《新青年》创刊后，开始一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从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起，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编委会由7人组成，他们是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到1919年12月编辑第7卷第1号时，又由陈独秀主撰。以后不久，陈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直到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其间有7个年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想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

毛泽东说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十分崇拜胡适、陈独秀所作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北大任何人所给的都大。

周恩来曾说：读了《新青年》，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我觉得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向”，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产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恽代英等人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

总之，《新青年》创刊不久，就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在青年知识分子以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陈独秀也因为创办《新青年》而赢得极高的声誉。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胡适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份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个是《时务报》，一个是《新民丛报》，一个是《新青年》。后者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2 德赛二先生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致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动的标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青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逆流最猖獗时，针对中国民众思想愚昧、落后的状况，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启发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向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及政治、文化、宗教进攻。《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几千年的帝王统治和将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在中国形成了顽固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中国人从来就与民主无缘。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的先进人物为争取民主，曾经历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开始是向英国学习，早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改良主义者就以英国为典范，介绍西方的议会制，提倡实业救国。以后是向日本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戊戌变法，就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民主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主要是向英美学习，他的政治理想是仿照欧美之法，创立合众政府。但是孙中山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没有广泛宣传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导致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屡起屡挫。

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继承了前人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主要是向法国学习。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就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处处赞扬近世欧洲的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紧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法兰西与近世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最向往的是人权说，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说法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权做武器，仿效法、美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愿望，也是他们在中国提倡民主的理想所在。正如陈独秀所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青年》在力倡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因而《新青年》开办不久，就同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之说展开了一场斗争。

封建专制政治和鬼神迷信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越是国势衰危之时，鬼神迷信之说越盛行。辛亥革命后，复古势力在进行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宣扬鬼神之说。1917年秋，上海竟有一帮封建文人，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的迷信团体“灵学会”，并出版《灵学丛志》，公然宣称“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灵学丛志》第1期发表丁福得的《我理想中之鬼说》一文，说人死了变成鬼，鬼是有形有质的，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禽兽的眼睛是能看见的。“灵学会”一成立，立即得到当权者的支持，黎元洪为《灵学丛志》题词，严复等一批封建专制的拥护者纷纷致函祝贺，使得这股妖风越刮越大。

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专文和杂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向有鬼论者提出了8个他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钱玄同的文章号召说：“青年啊，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个国，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鲁迅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经过这次较量，有鬼论者统统败下阵来。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相当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要倡导民主与科学，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严重地禁锢人们头脑的封建伦理道德——孔孟之道。于是他们勇敢地喊出了“打孔家店”的战斗口号。从1916年初开始，《新青年》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三纲学说是西汉时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学提出，又由宋代朱熹改造易位的学说，用以束缚人们的行为，维护专制等级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五四时期“打孔”，实际上打的是朱子之学和当时康有为鼓吹的孔教。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5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家三纲之说。指出君为臣纲，则臣是君的附属品，无独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为父的附属品，子无独立的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为夫的附属品，妻无独立的人格。这完全是奴隶的道德。三纲教义的根本，是阶级制度，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等级制度根本对立。存其一必废其一。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破除，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道德、文化思想，就无法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同年10月至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三篇文章，对康有为等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写进宪法的论调进行了驳斥。文章指出：孔教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为历代帝王所利用。袁世凯帝制虽然失败了，可是康先生很怕人们丢掉帝制根本思想，所以仍然在那里锐意地提倡。信教自由已成为近代政治之定则，把孔教定为国教，就等于强迫国人信教，不但不能行之本国，也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的人民。现在的宪法是根据欧洲法制之精神制定的，而这种精神是以平等人权为基础的。如果宪法上订有尊孔的条文，那么其他的条文都可以不要了。

针对尊孔逆流，李大钊也连续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尖锐地指出：孔子是数千年的残骸枯骨，将此残骸枯骨进入现代国民精神结晶的宪法，那么这种宪法就是陈腐死人的宪法，而不是我辈生人的宪法。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

在反对孔教的斗争中，鲁迅用小说和杂感等文学武器，和陈独秀、李大钊并肩战斗。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射向封建礼教的第一支投枪。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地揭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随感录栏连续发表10余篇短评，批判封建礼教。他还在《每周评论》上，用庚言的笔名，发表了《敬告遗老》、《孔教与皇帝》、《旧残的威力》等随感录，对孔教及尊孔派进行批驳。十几年后，鲁迅回忆说：“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五四前期，同尊孔逆流、封建礼教进行斗争的著名人物，还有四川的吴虞。吴虞是四川新繁人，早年曾留学日本，长期在成都教书。1916年底，他在四川看到《新青年》上刊载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的文章后，写信给陈独秀表明自己的见解，并将所写的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寄给陈独秀。陈看后对吴很赏识，并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以后吴虞便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文章。吴的文章，言辞激烈，猛烈地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特别是对儒家提倡的孝、悌予以无情的鞭笞。他认为儒家的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因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宗法社会，不能前进。吴虞的言论轰动一时，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被胡适称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被陈独秀誉为“蜀中名宿”。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以《新青年》为阵地，奋笔直书，在破除封建礼教、奴隶道德、宗法观念，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树立个人本位主义方面，做出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逐渐地深入人心。

3 反对封建八股 发动文学革命

八股文是15世纪到18世纪中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共二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共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加以说明。“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清代科举，继承前朝，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体为标准。凡是考中举人和进士的人，可以做官和享有社会特权。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拼命去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

清代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考试，而且影响当时文化领域，文坛日趋崇尚。在封建文人眼里，只有古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像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左道，不能登大雅之堂。清末以来，要求变革的志士仁人，早已不满这种现状。倡导“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诗人黄遵宪写诗讽刺道：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妄造丛罪愆。

可以说切中时弊。以后革命派陈天华则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等妇孺皆能上口的文字。1904年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推广白话文。有些人还提倡拼音文字，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等等。文言文是中国人用了3000年的语言工具，撼动它的权威地位，谈何容易！因而，上述这些举动的影响都不很大。

直到1917年1～2月间，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时，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才开始了。

胡适，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到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读文学。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9月17日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胡适进行文学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决心。

这时，陈独秀和胡适并不相识。一个在美国哥伦比亚，一个在中国北京，但他们都在思索着中国的文学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为好朋友。1916年2月3日，胡适看到《新青年》后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6月，胡适与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我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这些见解表示“甚佩、甚佩”，并请他在功课之余为《新青年》多多撰稿。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在文中提出八不主义：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从《刍议》八条来看，胡适所说的文学改良，只限于文体上的改革。正像他自己所说，我的建设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指出了中国言文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陈独秀在文中提出了三大主义：

其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其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其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的提出，不仅限于文体的改革，而且已经深深触及文学内容的改革了。

陈独秀、胡适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后，钱玄同积极响应。他以“疑古”为号，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提出废汉文和废汉语的主张。他认为，要使中国成为20世纪文明的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除记载孔学及道教的汉文，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根本。钱的观点显然有些偏激，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接着，刘半农也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文学革命。1918年他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后，又发表了许多优秀的白话诗。

1918年，李大钊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的《今》、《新的！旧的》两篇著名论文，都是用白话写的。这时期，他还写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白话短诗，登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诗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这首诗描写了他的家乡昌黎五峰山的景色，给人以清新、自然的美感，使人觉得新诗的可爱。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最好的，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是鲁迅。鲁迅著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深深地打动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充分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到1921年，鲁迅共发表白话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50多篇，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鲁迅无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对旧诗、旧赋的改革，注音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推广世界语，外文的统一译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的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八股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的贵族文学。这反映了文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时代要求。

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

白话文的提倡和刊载，也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新青年》创刊时发行量是1000份左右，到1917年猛增到15000余份。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新青年》的人不多，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后，引起同学们的广泛注意，每期出版后，很多人争相购买。

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科学民主的新思想相辅相成，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兴起，便以白话文作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工具，把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列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陈、胡三人是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创造者和体现者，而这种精神标示着中国民主进程的走向。

4 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17年11月7日，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在北方的邻国——俄罗斯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斗争。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国。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中国的报纸上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从这时起，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不断在中国报纸上出现。尽管当时的报道比较混乱，有的态度不明确，有的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但中国人民还是逐渐地弄清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了解到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一样，它实行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们以惊喜的心情奔走相告，传说着俄国“穷人党”的胜利。开滦煤矿的工人们更希望“工人之国”在中国早日到来。

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则传说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较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立即起来研究和宣传这次革命。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李大钊。他最早地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并迅速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还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他的友人们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当时正在南方跟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的林伯渠后来说：大约在1918年3月4日，他连续接到李大钊几封信，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己见，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

陈独秀本来对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抱有很大的兴趣，认为那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发生后，他开始有些不理解，持观望态度。以后，随着十月革命影响在中国的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逐步转变。1919年4月，他明确表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鲁迅在谈到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时说道：“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鲁迅把十月革命称为“新世纪的曙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认识到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要真正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发表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陈独秀以往很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时，他也看到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十月革命后，他的许多文章中都主张民众自己起来解决政治问题。

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也认识到，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并喊出“劳工神圣”这一符合时代潮流的口号。

其次，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要进行革命，也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带领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逐渐在中国兴起。

同广大的中国民众完全相反，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十月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拒绝同苏俄发生任何关系，当苏维埃政府主动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遭到北京政府的回绝。中国封建官僚们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当说到“过激派们”要来了时，他们无不惊恐万状。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参与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行动。1918年5月16日，中日两国以防苏俄为名，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这一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十月革命，一方面是借以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控制中国东北的北满地区。利用这个协定，日本向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附近地区调进了6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北京政府签订这一协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根据这个协定，段祺瑞曾派遣一支军队进入贝加尔作战。尽管北京政府声明进入俄国作战是为了援助协约国抗击德奥势力，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但实际上，它干的却是帮助帝国主义势力扼杀苏维埃红色政权。

这一协定签订后，遭到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并由此引起了“五二一”北京学生的请愿斗争。

还在1918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就获得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他们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5月上旬，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救国团，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从而激起了学生更大的义愤。于是他们决定一律罢课回国。留日学生分三批回国，一批到上海，一批到北京，一批回到本省。其中返回上海一地的达1400多人。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王希天等都是这次回来的。回国的学生在上海设立救亡团本部，在北京设分部，各省设支部，展开各种宣传和联络活动。学生在泣告同胞书中号召说：“速起反对密约，头可断、血可溅，此约不可认也！”

回到北京的代表李达、龚德伯、王希天、阮湘等，即刻和北京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邓中夏、许德珩等人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报》揭载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内容，第二天各报纷纷转载，学生们看后都愤慨异常。5月20日晚，他们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应邀前来的其他学校代表。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历述在东京遭到的种种侮辱和压迫，坚决要求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等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的爱国主张。大会决定：第二天到大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大、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法专（北京法文专修馆）等校的学生2000余人，走出学校，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8名代表，捧着请愿书，去见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大队学生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没有标语口号，没有人演说，市民们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但是他用圆滑的手段欺骗学生代表，所有同去的学生，也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第二天，就复课了。

“五二一”请愿，是中国学生举行的破天荒的示威性大请愿，也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虽然斗争最后没有取得成果，参加请愿的学生们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关系，但在客观上，却支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时，这次请愿斗争，在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史上虽然留下了失败的记录，却使青年们开始丢掉对当权者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应该说，这次请愿斗争，是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

5 《每周评论》与新旧思想激战

早在《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就郑重地向读者宣告：“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之所以主张《新青年》不要直接批评时政，有多种考虑，而主要的是他极其重视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把用新思想、新文化启发人们的理智，使人们从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看做现今社会的头等大事，因而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年零两个月中，可以说《新青年》相当忠实地执行了陈独秀的办刊原则，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基本上没有直接进行抨击。就连1918年北京学生进行大规模请愿斗争的事件，《新青年》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然而，这种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相脱离的状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迅速改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到处举行庆祝活动。北京街头高挂国旗，张灯结彩。各学校学生放假三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举行讲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学生3万多人。李大钊在演说中，把欧战的结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指出这次德国的战败，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并充满信心地向人们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贯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标的教育家蔡元培，这时不仅亲自主持了天安门的讲演大会，还先后发表两次演说，指出协约国的胜利，说明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定会消灭干净。

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等重大事件，无不从正反两方面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到这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陈独秀，也深深地感到不批评时政的《新青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从第5卷第5号起，内容大为改观。在这一期上，刊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以及蔡元培等人在天安门的讲演。

但是《新青年》毕竟每月才出一号，又主要登载长篇大论，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在内容上虽有所调整，却仍难于对现实政治斗争给予及时的分析和指导。于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主编了一个篇幅少、刊期短的新刊物——《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每周评论》采用四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一号的内容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等12类。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用的笔名是“只眼”，大概是取意于清代赵翼的《论持》：“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子看戏何曾见，却是随人说短长。”李大钊用的笔名是“守常”、“冥冥”等。经常在这一刊物上撰写文章的还有胡适、高一涵、王光祈等人。

胡适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来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曾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可见这时的胡适，仍旧标榜不问政治。

《每周评论》的特点是政治性强烈，从创刊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宣传十月革命以及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传统。《每周评论》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性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

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封建卫道者的极大恐慌。新旧思潮的矛盾日益表面化，终于发生了《荆生》大闹陶然亭，肆意诋毁新文化运动的事件。

1919年2月27日，古文学家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名为《荆生》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田必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说这三个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指责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间隔壁跳过来一名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三人骂了一顿，结果，“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林纾在小说的末尾，颇有感慨地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篇小说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卫道者的心理，他们痛恨新文化运动，希望有荆生那样的“伟丈夫”出现，为他们出气。人们说，那位荆生中的“伟丈夫”就是指皖系军阀徐树铮。

林纾的小说一出笼，立即遭到新文化界的反击。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当本着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请公众来评判是非。如果总是隐在人后，抱着“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来压人，或是做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些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无聊极了。

针对林纾的《荆生》，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驳斥道，《新青年》所评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等一些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希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每周评论》在发表陈独秀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中学教师用读者来信口吻写的文章。他以批改中学生作业的笔法，逐段指出《荆生》一文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他讽刺道，如果我校学生尽做这样的文章，那我每天吃一瓶补脑汁，脑力也不够批改作业用。中学老师把古文学家挖苦得淋漓尽致。

林纾在《荆生》发表不久，还给蔡元培写信，指斥北京大学是“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学”。他说如果是这样，还要教授做什么。

蔡元培在回信中，为北京大学做了辩护并重申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原则。

林纾在遭到反击后，心犹不服，再次给蔡元培写信；同时，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妖梦》的小说。小说中以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公影射蔡元培，以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以秦二世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人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个妖怪把三人统统吞噬了。可见林纾对新派人物是何等的仇恨。

当然，林纾的言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深刻的时代背景，并且表明，守旧势力和军阀政府准备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直接干涉了。

就在《荆生》出笼前后，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消息，说有一名叫张元奇的参议员，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干涉北大的新思潮运动，否则参议院将提出弹劾案等。于是1919年3月4日，北大制定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从当年暑假后不再设文理科学长的职务，设教务长统辖教务。4月8日，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陈独秀被迫离开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对此，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仍是北大的人员，这只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对蔡元培还是陈独秀都体面些。由此可见，如果不是五四爱国运动很快爆发，军阀政府和顽固派们对北大的进一步干涉和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破坏，是完全有可能的。

新旧思潮互相交锋，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4月13日、2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连续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有关新旧思潮斗争的27篇文章。这些言论不仅对林纾恶劣的学风进行了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并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林纾等人本来是想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6 社团的兴起

在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青年学生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在新旧思想的激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1918年下半年开始，各种社团就在各地学校里陆续出现了。

首先是学生救国会的产生。1918年5月，北京学生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请愿斗争失败后，并没有停止斗争。不久，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包括其他学校的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1918年暑假，这个团体派许德珩、易克嶷为代表南下进行联络。

北京学生代表在天津受到热烈欢迎，因为那里的学生已经有了组织。他们在欢迎会上见到了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马千里、张太雷等天津的学生领袖。到会的人很多，一位叫张传琦的学生当场用菜刀砍掉小指，来激励大家积极投入救国斗争。北京学生代表离开天津后，又到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达上海。他们先后同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积极分子如武汉的恽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烈、上海的张闻天进行联络。这时，上海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了。他们召开欢迎大会，到会者数千人，除学生外还有工商界的人士参加。

在上海，北京学生代表还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1918年9月初，学生代表回到北京。由于他们的积极联络，各地爱国学生纷纷加入学生救国会，它几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学生救国会在北京又组织成立了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所召开成立大会。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社址设在骑河楼路南的一座房子里。《国民》的经费，主要是由京、津、沪等地的爱国学生自动摊凑的，每人约大洋5元，共筹集15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可见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多么的高涨。凡是凑款的人都可以成为该社的成员。五四前，该社共拥有社员180多人，北大学生段锡朋、易克嶷、廖书仓、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都是骨干成员。聘请《京报》总编辑邰飘萍做顾问，李大钊做指导老师。

《国民》的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研究学术；三、灌输国民常识；四、提倡国货。”这一宗旨所反映的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由此它团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但就国民社的实际活动和政治态度来看，要比宗旨激进得多。国民社的成立加强了爱国学生之间的联系，使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了正在酝酿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大多数成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国民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另一个社团——新潮社，并出版了《新潮》杂志。

新潮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徐彦之等。他们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曾为《新潮》写稿。胡适一直是他们的顾问。

新潮社刚成立时只有21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919年底有37人。《新潮》1919年1月创刊后，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起了呐喊助威的作用。它仿效《新青年》宣扬“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它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成为继《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之后的又一个白话刊物。它大量地刊载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小说家。

但是《新潮》在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时候，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不谈政治的水平，孤立地强调改造思想，宣传温和的改良观点。《新潮》的编者们受胡适的影响很深。尽管他们积极参加甚至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但在运动以后，新潮社的绝大多数成员迅速地转向自由主义之路。

在《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邓中夏等人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讲演团正式成立，当时有团员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以后又有人继续加入。邓中夏、廖书仓、罗家伦、易克嶷、康白情、周炳琳等是讲演团的骨干。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五四前，讲演团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一次是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利用三天庙会（4月3～5日）进行讲演，听者十分踊跃。另一次是在地安门外护国寺，时间是4月27日。从讲题上看，这两次讲演还属于一般的启蒙教育，如《勤劳与知识》、《如何求幸福》、《改良家庭》、《公德》、《人生要素》、《互帮互助》、《戒烟》等，同当时的政治形势结合不多。随着形势的发展，讲演团宣讲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他们在东、南、西、北城做过多次演讲，题目是《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争回青岛》、《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等。平民教育演讲团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运动中它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成立的又一个重要社团。它是由四川人王光祈（《川报》驻京记者）首倡，联合他的同学曾琦、周元及陈淯、雷宝著、张尚龄6人并特邀李大钊共同发起的。目的是要学习19世纪出现的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党。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成立，当时有会员42人。此后，学会有很大的发展，并在各地建立分会，成都、南京、安徽、辽宁、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福建、上海、杭州、天津、广州、陕西等地都有会员。国外设有巴黎分会，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也有会员。先后参加该会的有100多人。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个宗旨很不具体，主要是因为在筹备期间，在要不要确定一种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上存有争议，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少年中国学会的政治思想及人员构成是比较复杂的，主要包含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王光祈为代表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倾向于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李大钊的关系，北大社团中的许多骨干，如黄日葵、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毛泽东、高尚德、刘仁静等，都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里包含着大量的先进分子，同时也由于开始时分化还不明显，因此它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晚清以来中国改良与革命运动的影响，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远因；以《新青年》为中心，鼓吹民主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近因。以北京大学为摇篮的各类社团，孕育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爱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青年学子，成为爱国运动的杰出学生领袖。

以上介绍的，都是在北京成立的几个著名的社团。此外，在各省区也有社团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成立时间最早的要数湖南的新民学会了。

新民学会由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发起。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思想主流是民主主义的，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7年4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的目的、作用和方法，论证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主张三者并重。为了征求和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1917年秋写了大约300字的征友启事，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请能耐艰苦、有为祖国牺牲决心的志士和他通信联络。这个启事张贴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也刊登在报纸上。这样，在毛泽东的周围，便经常聚集着一些奋发有为的青年，经过几个月的联络、商讨，一个著名的青年社团——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

1918年4月14日，13位经毛泽东约集的青年人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选举职员。学会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学会成立后，湖南第一师范和其他各校的进步学生和长沙中小学的青年教师，陆续加入学会。到1920年底，会员达70多人。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召集新民学会会员专门论证“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这时，恰好吴玉章、蔡元培等正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了进一步了解世界革命情况，毛泽东发起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运动。为此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1918年8月19日到达北京，经他在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杨昌济（字怀中，杨开慧之父）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这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论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正陆续发表。由十月革命而引起的新思潮，正在中国涌动。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除了积极做好赴法人员的准备工作外，抓紧一切时间在北大旁听，阅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和老友邓中夏一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多次到长辛店了解工人的状况。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亲自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4月中旬，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报告了这次北上的经过，号召他们进一步学习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准备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

社团的兴起，表明新文化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 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

1 是公理的战胜吗？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英、法、俄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得此消息，举国欢腾。北京政府立即以战胜国的资格在北京举行了三天大庆，还在故宫太和殿前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阅兵典礼，所有在京的北洋军都参加受阅，由大总统徐世昌率领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官员检阅，并请各国公使参加观礼。检阅过后，在中南海总统府举行宴会，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好不热闹。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为进一步表示庆贺和纪念，还采纳了“中法会”干事铎尔孟、李石曾的建议，将克林德碑拆除，用原有的石架石块，改在中央公园建设一巨大的纪念牌坊，以表彰协约各国以公理征服德国武力。不久，北京政府代总理钱能训正式宣布，把克林德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纪念碑，并定于12月1日正式开工。

克林德碑记载了一段令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耻辱的历史。

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他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奉命赴任的。当时中国人民自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正蓬勃兴起。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进行斗争。这时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政府，因为废存光绪皇帝的问题和帝国主义发生矛盾（西太后一心想废掉光绪皇帝，立大阿哥溥儁为帝，遭到驻京公使们的反对）。于是慈禧利用义和团的民气，对外宣战，同时鼓励捕捉洋人，如能生擒洋人1名，赏银50两，女40两，幼30两。在这种情况下，恰巧德国公使克林德坐轿前往总署，路经东单时被企图领赏银的满洲兵丁枪杀。这件事，成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1901年9月，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和约》。而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被杀赔礼道歉。具体办法是：以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代表大清国皇帝及国家向德皇表达惋惜之意；在克林德遇害处，坚立牌坊一座，列叙大清国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种文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政府把克林德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纪念碑，举行庆祝活动，无非是借以炫耀其对德宣战的功劳，提高自身的威望，从而掩盖其累累的卖国罪行。事实上，在欧战期间中国除了派出10万华工为协约国军队服务外，没有派一兵一卒参加欧战。所以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对北京政府这种虚假的光荣，并不觉得值得祝贺，对于中国虽有战胜国的虚名，但能否和其他战胜国处于平等地位，挽回失去的权利，表示怀疑和忧虑。尽管如此，“公理战胜”这四个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是很有影响的。当克林德碑被推倒时，使不少人的爱国心情大为激动。陈独秀在一篇短文中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

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民间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东交民巷和天安门一带，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京城各个学校连续放假3天，各界人士纷纷召开庆祝大会，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举办讲演大会。在庆祝活动中，人民群众表现出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和信心，这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十月革命以及当时世界革命浪潮的鼓舞，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被一种错觉或一种幻想支配着，这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说”。正如陈独秀为《每周评论》所写的发刊词说的那样：“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在天安门和中央公园的演讲大会上，除了李大钊指出欧战的结束是“庶民的胜利”外，绝大多数演讲者都在大讲特讲公理战胜。陈独秀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的失败，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了。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展开的一场恶战，没有哪一方代表公理。公理战胜说对这次战争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就产生了种种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公理战胜强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广泛和深入人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国会演说中提出的《和平条款十四条》。在《十四条》里，威尔逊不仅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公意”为准则，并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公道为判断”。他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有同等之权利”，等等。

从表面上看，《十四条》确实写得冠冕堂皇，因此它一提出，许多国家都大肆宣扬，说战后的“和平会议”将以《十四条》为准则来解决国际事务。其实，《十四条》中提出的所谓“开诚布公”、“国际公意”只不过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代名词，而对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来说，则是要以此为招牌扩张其侵略势力，排除和限制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以便早日争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威尔逊十四条的实质，时间过得愈久，暴露得也愈加清楚。但是在当时，《十四条》对渴望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中国人民却颇有迷惑力。11月30日晚，北京学界提灯游行时，不少人竟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公理战胜强权”的论调，把怀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民同“协约国”一方的帝国主义，以及北京军阀政府，混淆在一起了。中国人民，正是怀着“公理战胜”的渴望，密切关注着即将在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正如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意见书中所说：“兹值战局告终，和会开幕，强权失败，公理昌明，正我国人仰首伸眉，理直气壮，求公理判于世界各国之会。”又如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这次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总之，巴黎和会开幕前后，中国社会各界舆论对此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和希望。

2 分赃的会议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幕。

参加巴黎和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20多个国家，共有代表1000多人。

会议的决策机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的“四人会议”。在“四人会议”中，意大利的作用不如美、英、法，后来又因其本国要求未能达到而中途退出了会议。所以，实际上是美、英、法在操纵着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们决定，其他国家只是在讨论到和自身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列席。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有5人。首席代表是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其余四人是驻美大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陆徵祥虽为首席，但因其与日本几次签订密约有关，而代表团中英美派居多，所以陆到巴黎后不久，就于2月10日提出辞呈，后又称病于3月间赴瑞士，至4月5日始返巴黎。因此列席最高会议的中国代表经常是顾维钧和王正廷二人。

巴黎和会开始后，中国代表首先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①废弃势力范围；②撤退外国军队、巡警；③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④撤销领事裁判权；⑤归还租借地；⑥归还租界；⑦关税自由权。接着在留欧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但是，这两项提案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不予以讨论。于是，剩下的希望，就只有解决山东问题了。

山东，是中国北部一个临海省份，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准将山东省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准德国在山东建造胶济铁道；铁道附近左右各30华里的矿产，德人有开采权。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成了“国中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参加协约国一方，其参战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因此，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2万余人在龙口登陆。从9月26日起，日军深入山东内地，11月7日，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又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继承原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而且要求取得各种新的特权。这时，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5月9日竟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

袁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权，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在日本的授意下对德宣战。日本原本不同意中国参战，如果中国对德宣战，势必会影响到它获得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可是，此时“二十一条”已经签字，1917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四国，达成了一个秘密谅解协议。内容是四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以后这个秘密谅解协议，就成了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一个借口。

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做了进一步的出卖。1917年9月28日，段政府为了获取日本的借款，扩充皖系的实力，同日本政府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是：同意日本修筑从济南到顺德、从高密到徐州的铁路，即胶济铁路的延长线；日本借给段政府2000万日元。由于这项合同涉及山东问题，在合同签订之前，日本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日本享种种特权，实际上是要以此作为借款条件。章宗祥立即于同日复照，表示“欣然同意”。这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个借口。

由此可见，山东问题是战后和平会议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919年1月28日，巴黎和会召开“五人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列席，申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并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特别强调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的损失。至于归还手续，中国愿取直接办法。日本代表继起发言说，胶州湾已在事实上成为日本之领属。并说，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之约，关于铁路，也有成约。日本所说的铁路成约，即1917年中日双方签订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协定时章宗祥致日本的那个“欣然同意”的复照。这个复照，当时不仅其他国家代表不知道，也暂时没有向中国代表公布，但却发表了1917年初日本同英、法、俄意签订的秘密谅解协约。当公布这个密约时，中国和美国代表均感惊慌，而英、法、意代表则默默不语。山东问题的首次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巴黎和会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之说帖。说帖重申了山东应直接交还中国的意见。

3月15日，日本首席代表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宣言，声称：日本现在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是合法的，而且由中国自行让与，有条约为证。将来如何办理，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解决，和会及其他国家无权过问。

此后，中国代表在会下进行了许多活动，但均告无效。英、法等国和日本因有1917年的密约，是站在日本方面的。美国虽然想通过中国代表团来抵制日本，以维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但当日本以退出和会，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时，便向日本让步了。这样，在帝国主义各大国的妥协下，中国外交的失败已成定局。

4月16日，“五人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禁止参加。会上，美国代表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利益由和会暂收的提案，结果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其他国家代表均不表态，提案未能通过。

4月17日，和约起草会开会，美国代表又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利益交五国共管的建议，结果再一次遭到日本的拒绝。

4月22日，和会召开大会，中国代表被邀出席。会上，威尔逊表示无能为力，并当面质问中国代表，何以于1918年“欣然同意”和日本订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两项办法：一为按照中日成约办法，一为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任择其一。实际上就是要牺牲中国。法国总理表示：英总理所言，完全为我之意。可见，此时列强已完全向日本妥协了。

直接交还山东，事实上难以办到。于是，中国方面勉强同意五国共管的建议。4月24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徵祥：“关于青岛及路矿问题，政府仍主直接交还。如一时未即办到，果能将交还中国一层先有确实声明，则由五国暂收，俟开商埠后实行交还。”同一天，中国代表另备说帖，分送美总统，英、法总理，表示胶州为交还中国起见，同意先交五国暂收。胶州湾可全部开作商埠，如有必要之处，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

然而就在此时，意大利首相因本国阜姆问题突然退出和会，日本态度立即强硬起来，美国为避免和会破裂，继续向日本妥协。4月30日，和会议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即第156、157、158条），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至此，中国在和会上完全失败了。

3 幻想的破灭

巴黎和会的召开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人们密切地关注着，急切地盼望着，盼望着“公理”的评判。

可是中国人得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被拒绝讨论。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怀疑和愤慨，难道我们的要求过分吗？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来分配权利吗？

山东问题提出后，国人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应当有什么困难。但首次讨论，中日代表就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日本驻华公使小幡于2月初还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质问中国为什么要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消息传来，犹如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中国人感到心寒和愤怒。从2月初到3月中旬，全国各界各团体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表示必须抗拒日本的干涉，同时，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公理战胜的怀疑。

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对日方代表在和会上的蛮横态度以及小幡公使的无理质问，表示严重抗议。会上，推举干事10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致电和会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各界给北京政府的通电，明确表示，对日人的无理要求，务请严词拒绝，以保住我国的主权，免被其他国家耻笑。如果日使再有恫吓的行为，我们要以坚决的态度对待，请政府力拒干涉，坚持到底。给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代表的电文说：青岛山东问题，及废除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之一切国际密约，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誓为公等后盾。在抗议的人群中，有学生、商人、工人、海外华侨，甚至有些前清的京官也以“绅民”的名义表示抗议。当时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层在内的广泛的，以通电形式表现出来的抵抗运动。

3月，由于中日密约的公布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日妥协，山东问题的解决一再受阻，在国内民众中引起极大震动。人们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废除中日一切密约，尤其是1917年高徐、顺济路密约上，因为这正是日方持蛮横态度，有恃无恐的“依据”。同时，人们把愤怒转向了签订这些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人身上。

4月11日，当章宗祥请假由日本回国时，3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赶到东京车站。他们大叫章为“卖国贼”，并把写有“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投去。

16日，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和平期成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上海救国团、四川旅沪同乡会、陕西旅沪同乡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救国联合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公开点名斥责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列举了他们的种种卖国行为，要求严加惩办，以除祸根。

直接遭受祸害的山东人民，更为愤恨。20日，10万余人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大会致巴黎和会代表的通电表示：“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誓死抗争，义无所顾。”

尽管如此，这时各阶层民众中大多数，仍然对巴黎和会解决山东问题抱有希望。山东10万人大会，也还是一种请愿的形式，请求和会代表据理力争。其主要原因就是对美国，对威尔逊仍然抱有幻想。

4月底，美国提出的五国共管的建议传到国内，人们开始还怀疑这是否真的是威尔逊的提议。接着就是失望和愤怒。全国和平联合会、世界和平共进会、中华民国策进永久和平会等团体，纷纷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表示：五国共管的建议是对中国人的极大污辱，国人誓死不能承认，务恳坚持到底。

就在这时，更坏的消息传来了，日本拒绝接受五国共管的提议，美国和其他列强彻底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一律直接让与日本。

当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三条已经确定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人们惊呆了，人们发狂了。只有到这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才在中国人民心中彻底破灭了。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的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相差十万八千里，非得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三 天安门前的怒吼

1 五月三日之夜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在5月2日这天，从蔡元培那里得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的。据许德珩回忆：“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便约集当时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于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高工的一位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会议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5月3日上午，北大各公告牌上都贴出了晚7时召开学生代表大会的布告。这天本来是周末休息，可北大校园却一片沸腾。学生们已经无心再去读书，再去娱乐。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满腔激愤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礼堂。他们边走边议论，大骂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也埋怨自己轻易地上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当。有的同学讽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还未到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已聚集了一千多人。参加这次集会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事前接到通知的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梧为记录员，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大会开始，先由《京报》主笔、北京“新闻研究会”导师、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的形势。接着，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各校学生代表相继发言。他们的发言，个个慷慨激昂，悲愤交加。法科学生谢绍敏还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展示于大家面前，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大会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同时议决四条办法：①联合各界一致力争；②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③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④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上有位山东的学生指出，山东主权葬送，是曹、章、陆卖国的结果。章宗祥从日本回国时，日本留学生曾高举写有“卖国贼”的白旗送行，世人称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曹贼等来一下，也就是把白旗送到卖国贼的家中去呢？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慷慨解囊，自动捐助。银元、钞票、铜元以及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物纷纷捐掷到台上来。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了，但学生们仍不肯休息。住西斋的北大学生一夜未睡，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各校，有的准备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准备各种旗帜和标语。为制作标语、旗帜，学生们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条幅上大都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

北大“五三”集会决定采取学界大示威，直接对付卖国贼的行动，说明学生已经丢掉了对帝国主义，对当权者的幻想。这一决定同一年前的请愿活动相比，不仅斗争目标明确，而且斗争方式也大大进步了。它不再是以恭而敬之的态度去请愿，去向当权者申诉，乞求他们的善心，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直接行动。如果说，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传来以前，能够意识到必须采取“直接行动”的人还不太多的话，那么，在这以后，就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了。

因此，在“五三”这个不眠之夜，不仅北大学生召开会议，准备行动，其他院校和学生社团也在秘密活动着。据亲历者回忆，5月3日夜里，北京高师部分学生就在学校西花厅里召开会议，学生们在会上就怎样行动的问题发生争论，有人主张采取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而大多数人则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最后会议通过了后一种提案。但对如何行动，并未进行细密的研究。据说，当时有位同盟会的老同志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学生，并曾设法去弄枪，但没成功。于是决定部分同学带些铁器、小罐火油、火柴等，以便相机利用。

参加这次秘密集会的，大都是工学会的成员。工学会是由北京高师的学生匡互生、徐名鸿、周予同、向大光、张石桥、陈荩民等发起的。同国民社一样，它也是在1918年5月请愿斗争失败后成立的，五四前有会员30多人。就其爱国热情来说，工学会并不亚于国民社，但由于匡互生等人实行的是小而精的办会宗旨，只在学校里活动，对外很少联系，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时，知道它的人仍很有限。

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一天天吃紧时，工学会的骨干成员，同国民社的易克嶷、夏秀峰、熊梦飞及北大、高师的其他爱国学生罗汉、罗章龙等20多人，常在一起聚会，研究对策。5月2日，他们召开秘密会议，有人主张暗杀卖国贼，有人主张实行暴动，最后决定由匡互生负责派人密查曹、章、陆的行踪，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经小组研究，决定派天放、雨溟等人分头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址；派易克嶷、澄宇等人设法认识曹、章、陆的面貌。为了认识三个卖国贼，大家想了个办法，就是到北京廊房头条几家有名的照相馆去，因为当时政府要员们的照片经常在那里陈列。

准备参加直接行动的学生有20人，他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有的甚至还写好遗书。不过，5月2日的秘密会议所确定的行动计划，原准备在5月7日实行。“五三”之夜工学会在高师召开的秘密会议，也是准备在5月7日采取行动的。后来，由于得到北大“五三”集会关于次日举行大示威的消息，才将行动计划提前，决定5月4日联络各学校激烈分子，伴随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人的住宅时，实行大暴动。可见，5月4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绝非偶然。只是由于这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所以5月4日那天，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没有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动事件。就连被推为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新潮社负责人段锡朋、傅斯年，也一点不知道这一暴动决定和计划。

2 从天安门广场到东交民巷

5月4日上午10时，在北大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北京13所学校的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当天下午有关游行示威的具体办法。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磋商，会议一致决定：①通电国内外，唤起各地群众；②预备7日的国民大会；③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④确定下午游行示威，路线是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会议结束时已近中午，代表们急忙赶回学校，准备下午的游行。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高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文明。1919年5月4日它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天。

中午过后，北京各校参加游行的队伍，按照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涌进天安门广场，聚集在金水桥前华表之下。最先到达的是高等师范和汇文大学的队伍，其他各校的游行队伍陆续到达。北京大学是这次示威游行的发起者，而他们的队伍到得最晚。这是因为北大的队伍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突然遭到北京政府教育部和警察总监代表的无理阻拦。后经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人据理力争，驳得两位官方代表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学生们才冲破阻拦，急速向天安门进发，到达广场时是1点30分，在场的各校学生热情地向他们欢呼。

齐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共有3000多名，他们多数穿着长衫或黑制服，人人手拿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也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竖起的用长方形白布写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3月晚北大学生谢绍敏血书“还我青岛”的那块衣襟，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使广场的气氛更加悲愤。

各校学生到齐后，集会宣布开始。一位北大学生代表登上放在华表前的一张方桌，宣读了由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同时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传单写道：“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出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不断前来围观的北京市民，许多人自动地加入学生的行列中。

就在这时，曾经在沙滩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那位教育部代表又跟随而来，询问学生集会游行的意图，学生们当即把传单送给他看，并对他说：“区区苦衷，尽在于此，一观便知，无待赘述。”这位代表看完传单后说，他是承教育部的命令来的，事先没有通知公使馆，恐怕使馆内不能通行，请大家从速解散，有事可推代表办理。学生们拒绝了他的无理干涉，高呼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在愤怒的学生群众面前，这位代表束手无策，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接着，北京政府又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前来干涉，先是劝说，劝说不成就拿大总统的命令来威胁，而学生们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齐声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开始游行。

按照原定计划，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不远处。这是一条很宽敞的巷子，附近一带原是当时北京城的行政区，中国的一些行政机构、庙宇、会馆，还有一些市民住宅，都在这一片。1901年清政府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才规定这一片地方改为使馆区。当时帝国主义者为建立使馆区，拆毁了中国居民房屋1400座，并在馆界周围筑起高厚的围墙，墙上布满炮位、枪眼，墙内设有英、法、德、英、意、日、俄等七国的兵营，馆界内自设警察和管理人员，不仅中国人民不得入内，就是中国军警也不能穿行。从此，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怪事，就是从这里导演出来的。

当学生队伍一面散发传单，一面走到东交民巷时，遭到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中国巡捕的拦阻。他们不准学生通行，说须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可以在使馆区游行。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巡捕假惺惺地说和总统府电话磋商，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结果。学生们又再三向英、美、法、意各国公使署交涉，公使署则以庚子条约为依据，始终不允许学生们通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学生们推举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张国焘四人为代表谒见美国公使，可美国公使不在，一位使馆人员接见了学生，说：今天是星期天，公使不在，你们的爱国要求我可以转达。同时收下了学生们递交的《陈词》。

学生们给美国公使馆的《陈词》是事先准备好的，从它的主要内容看，当时学生们对外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侵占山东，威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对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的道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抱有幻想，仍然期望它们能够主持正义，“同情”和“援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公使馆对学生游行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确有不同。《每周评论》有一篇报道说：“到了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决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递上说帖。”

学生代表由美国使馆出来后，继续向东走，在英、法等国使馆，不仅没有见到公使，甚至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则被日本士兵阻拦，不许入内。这时北京政府又派来大批军警准备驱赶镇压学生。

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青年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他们深深感到，国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了，如果真的亡国了，屈辱痛苦，又将如何呢？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大家决定改道去曹汝霖家，找那个卖国贼算账。这时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恐怕发生意外，极力阻止，但毫无效果。游行队伍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从东交民巷西口往北，经富贵街、东长安街，到达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直奔赵家楼曹宅而来。

3 火烧赵家楼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宣传，炽烈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沿途观看的人民群众。许多人流着泪和学生们一起高呼口号，有些人还跟着学生队伍一起游行，就连一些外国人也脱帽喝彩表示敬意。

这天中午，曹汝霖正在总统府参加大总统徐世昌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举办的洗尘宴会，在座的还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以及陆宗舆等人。席间，传来了学生示威游行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徐世昌当即叫钱能训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解散学生，不许游行。宴会结束时，有人劝曹汝霖等人暂避一下，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没有听从劝告，认为赤手空拳的学生没什么可怕。下午3点钟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同回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随后吴炳湘加派了200名警察到曹宅守卫。

下午4点钟，游行的学生呼声震天地涌到了曹宅门前。曹宅院落不是很大，也没有楼房，分为东西两院，西院是中式平房，东院是一排西式平房，曹汝霖住东院。这时曹宅内外已是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无法入内，便将手中的小旗抛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当学生们叩击大门时，周围警察前来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理论，一面寻求破门之路。当一些同学因找不到门路，准备退走时，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大门打开了。原来已经有人进入曹宅，从里面把门打开。这些同学是怎样进入曹宅的呢？据首先进入曹宅的北高师学生匡互生的回忆，有几位同学，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猛力地跃上围墙上的窗洞，把铁窗冲破，滚入曹宅。这时，曹宅内的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阵势所震骇，在跳进去的同学们勇猛精神感动下，他们取下上好的刺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跳进来的几位同学从里面把紧闭重锁的大门打开。门打开后，如鲫如鳞的大队学生一拥而入。

学生们冲入曹宅，首先进入前面大厅。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们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名贵家具抛出室外，将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来摔在地上。然后，穿过花园，进入内厅，碰上了曹汝霖的父亲和曹妾苏佩秋。学生们没有伤害他们，而是让警察把他们领走了。

就在这时，学生们看到几个警察和一些佣人围护着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往外奔跑，以为这可能就是曹汝霖，追赶上去围住就打。一个学生用一根旗杆向其中一人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而另一个很像日本人，他宁愿自己挨打，也在那里拼命保护那个人。学生们因为弄不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恐怕打错了人，就放了手。第二天一看报，才知道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那位正是卖国贼章宗祥，而拼命保护他的那个人是日本记者中江丑吉。

学生们到处寻找曹汝霖，却始终不见踪影。有人说曹在学生到达之前，已经逃走，躲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了。其实不然，曹在他91岁写的《一生之回忆》一书中，说当时他并未逃走，而是在仓猝间，躲进了一间小房。这间小房子一面通向曹汝霖老婆的卧房，一面通向他两个女儿的卧房，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寻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气愤万分。为了惩戒卖国贼，一些学生决定放火烧了这个罪恶的巢穴。4点30分火起。据几个人的回忆，带头放火的人就是北高师的学生匡互生。一位目击者说：“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匡和一些学生在汽车房找到一桶汽油，高呼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了起来。”

曹宅起火半个小时后，北京政府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来得及走脱的学生被军警们逮捕。被捕的学生共有32人，其中北京大学20名，高等师范学生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学生们被捕后，备受凌辱，32人被关在一起，睡在一个大炕上，房内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尿桶，拥挤肮脏，臭气满屋。到中午放风，才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每人每天只发一个窝头。后来学生们被押到警察厅，但环境仍十分恶劣。

学生被捕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立即当面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养伤。这时消防队也赶到曹宅。但大火已将曹宅东院一排西式房屋烧尽，只剩门房及西院中式房屋的一小部分了。

当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馆人员，曹的党羽，新旧交通系要人，纷纷出入六国饭店，慰问曹汝霖。曹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护，要求徐世昌对其负责，并当即指使交通部下令各电报局禁止拍发学生的电报。但是已经晚了，学生们发往国外和国内各地的电报已由外国电报局发出了。

4 营救被捕学生

5月4日晚，当北洋政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密谋如何进一步镇压学生的时候，北京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继续坚持斗争。

蔡元培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大会，他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并保证要竭力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同时又劝同学们要停止活动，回到学校继续上课。而愤怒的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元培的意见，决定进一步组织起来，联络各校学生实行罢课。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上百名学生骨干参加了干事会工作。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实行总罢课。他们宣布了罢课的理由：第一，因为外交的失败和学生们被捕，我们痛心，已无心研究学问；第二，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我们要全体奔走，竭尽全力，无法兼顾学习。学生们在全体罢课的同时，还要求北京政府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电令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立免曹、章卖国贼的职务，以正其卖国之罪。罢课的学生们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

5月5日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全体联合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北大学生干事会负责人段锡朋主持大会，报告了上午各校代表会议的情况。国会代表符定一、北大学生罗家伦先后讲述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爱国行动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一些学生还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警官学校一个学生代表，血书“杀卖国贼”几个大字，悬挂在会场上。远处西郊的清华学校的学生，5月4日没能参加游行，这时也赶来参加大会并当场表示，今后要与各校一致行动。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也出席了大会，并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准备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踊跃捐献，当场就捐了数千元，充作活动经费。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学生们还讨论了组织学生界联合会的问题。大会一结束，北大和高师的代表就共同起草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大纲，并分头同各校进行联系。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选举段锡朋为主席，方豪为副主席，会址设在马神庙北大理科。

学生们的罢课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5月5日下午3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14所大专院校校长团，在北大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会上大家对教育部上午下达的将为首的“闹事”学生一律开除的命令，不以为然，认为不应让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如果政府不接纳这个意见，全体教职员即刻一律罢职，也在所不惜。会议推选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医学院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为代表，负责与北京政府交涉。

代表们先到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推托说，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要放人须国务院下令。代表们又去教育部，因教育部总长傅增湘提出辞呈，部中无人负责。他们再到北京政府国务院和总统府，但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皆托词不见，结果徒劳而返。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京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写信给吴炳湘，保释被捕学生。在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朱启钤通电声援爱国学生。有些守旧派、军阀乃至有的安福系国会议员，也为学生被捕之事对北京政府提出弹劾，他们中有康有为、吴佩孚、张敬尧、陈光远等。

在这些要求释放学生的人当中，有的是真正同情学生的，有的则是担心政府的镇压会火上浇油，使学生运动更加激烈，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北京政府也非常担心这一点。而且5月7日即将来临，而按照原定计划，这一天北京和全国各地都要召开国民大会。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被捕学生，以免引起新的麻烦。5月6日晚，吴炳湘向蔡元培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5月7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5月7日各校学生要一律复课。蔡元培当即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在蔡元培的劝说下，5月7日早晨各校学生复课了。当天下午，被捕的32名学生被释放。当人们去接他们时，他们不肯出来，说：我们多拘一天，国民就多一分刺激，我们32人被杀，刺激就更大。可见被捕学生已做了最后牺牲的准备，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唤起国人的更大觉醒。后来经过同学们再三劝说，他们才返回学校。

被捕学生胜利归来，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在北大，蔡元培带领全体学生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迎候，广场上摆放着五张方桌。同学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三辆小汽车，把被捕的学生接了回来。他们一下车，就被请到方桌上与大家见面。在场的每个同学都非常激动，说不出话来，大家只是用热泪在交流。

在北京高师，被捕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给他们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被捕学生的获释返校，是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也给北京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因此北京政府对国民外交协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极为恐惧，竭力进行破坏和阻挠。

5月7日上午，中央公园的门被关闭了，天安门左右两三里间的交通断绝了。2000多名警察，成百上千的马队和步兵，布满在南至中华门，东至三座门的区域内。从四周汇集来开会的群众，都被驱散了。据《每周评论》报道：“在道旁和中央公园门前——10点钟以前集会的人，还能集会演说，不久便为马队冲散，有的往先农坛，有的往商会，又都被军警解散。有的往国民外交协会，这里的会虽开成了，但因为地方太小，人数太少，没有什么影响。”

5月7日的国民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却一点没有冷却，他们在积极的酝酿和准备着新的斗争。

5 蔡元培出走与挽蔡斗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捕学生刚刚获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又迫于北京政府的压力，辞职出走了。

蔡元培的辞职，绝非偶然。早在五四前，北洋当局对蔡就表示不满。1917年1月，蔡到北大任校长后，对这所封建思想非常顽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旧学府进行了大胆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思潮传播的中心。对此，反动当局早已怀恨在心。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从北大发难，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这一切更使得反动当局大为恼火，自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蔡元培。

在5月4日晚北京政府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有人就主张撤销蔡元培的校长职务，教育总长傅增湘不同意，并为蔡元培做解释，结果遭到内阁总理钱能训的训斥，傅因此于5月6日提出辞呈。一时间社会上纷纷传说，曹汝霖、章宗祥要实行报复，他们将派人暗杀蔡元培，要焚烧北大校舍。还有人说，徐树铮已经调来了军队，在景山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大学，等等。这些传说很可能都是谣言，但有一条确是事实，这就是北京政府已内定更换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准备派马其昶任北大校长。

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于5月9日早晨5点悄然离京辞职出走。走前留下了一份给北京政府的辞呈，同时留下了一封给北大师生的信。辞呈中说：“自任北大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因学生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本当即行辞职，只因少数学生被捕，其他学生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今被捕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们照常上课，故呈请辞职。”

给北大师生的信颇为费解。信中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杀君马者道旁儿”，这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们不能理解。一位北大文科教授向学生们指出了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说，同学们不要再提挽留之事，让我走吧，不然，我会积劳致死的。同学们虽然是爱护我，其结果反倒害了我。

蔡元培出走后不久，又给北大师生寄来一封信，明确地解释了自己出走的原因。在信中，他一方面认为学生行动纯出于爱国之热诚，应当给予同情和支持；但又认为学校毕竟是学校，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5月4日的行为是越轨行为，校长当然要负责任。一方面出于对学生的同情，要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学，决不和北京政府同流合污；但又因学生的行动为“越轨”，不能不“引咎辞职”。这充分反映了蔡元培当时的矛盾心理。

但是，蔡元培在当时是受到广大师生尊敬和颇负盛名的一位教育家。他因为同情支持学生而被迫辞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广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同时，蔡的辞职出走，在他个人来说，固然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但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赋予学生爱国运动以新的内容。于是，一场旨在明辨是非，分清功罪，维护五四运动正义性的挽留蔡元培的斗争开始了。

蔡元培出走不久，北大学生便把他那封引有“杀君马者道旁儿”典故的信油印出来，在北京各校学生中广为散发。蔡元培被逼出走的消息传出后，不仅震动了北京大学，也震动了北京教育界。各校师生迅速行动起来，纷纷召集代表会，讨论向政府斗争的办法。北大学生一面上书教育部，要求明令挽蔡并立即采取措施，一面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支援。北大教职员也召开大会，专门讨论挽蔡问题，会议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为代表，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傅当即表示“诚恳挽留”。

5月10日下午，北京专门以上12校教职员于北大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蔡的去留关系着教育、外交的前途，要求北京政府“务请挽留”。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会议期间各校教职员一致签名要求挽蔡。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教育部，要求“对北大校长辞职，勿予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留”。到5月12日，北京政府仍无挽蔡的明确表示，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9名代表面见徐世昌、钱能训，提出如无满意答复，决定实行总罢课。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一致提出辞呈，有的校长还在当天离京赴津，以表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这时全国各地要求挽留蔡元培的电报，也像雪片一样飞来。

在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1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达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后来，在校内广大师生的一再恳请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劝说下，蔡元培于7月9日复全国学联、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干事部电文中，表示放弃辞职，希望学生安心求学，并于同年9月由杭州返抵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声势浩大的挽蔡斗争获得成功，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6 北京学生总罢课

徐世昌在被迫下达挽留蔡元培指令的同时，还下达了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的指令。接着又连续下了两道镇压学生的命令：命令北京的京畿警备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共同负责，监督和镇压爱国学生；命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教育部，切实约束各地在校学生。

5月15日，曾经同情过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明令免职，安福系的政客们则大肆活动，妄图乘机垄断教育机关。他们决定让安福系参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教育总长，让一个卖身投靠安福系，五四事件发生后急忙赶去慰问曹、章的北大教员胡均接办北大。其他各校校长也有变动的传说。所有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激怒了广大的青年学生和教职员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从5月19日起实行总罢课。各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也纷纷集会，决定不承认安福系窃夺教育权的事实。

5月18日，各校学生5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郭钦光，广东文昌人，还在广州就学初级师范时，就积极参加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他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与同学们一起在东园召开国耻大会，登台演说，一直讲得口吐鲜血。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后，更关心国家的危亡。五四那天，因为他当时患有肺病，同学们都劝他不要去参加示威游行，可他执意不肯。在游行中他目睹了反动政府逮捕爱国学生的暴行，气愤异常，口吐鲜血不止。虽经抢救，终未能转好，5月7日，这位舍生忘死、不畏强暴的爱国青年与世长辞，年仅24岁。

会场正中悬挂着郭钦光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个大字，四周挂满了北京内外各界人士送来的3000余副挽联。在激昂悲壮的气氛中，北大学生代表、留日学生总会代表、长辛店十人团代表、妇女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最后一位妇女代表演说时，所有与会者都放声痛哭。演说完毕，一位姓成的同学把所戴的东洋草帽当场扯碎，接着数百名与会者纷纷效仿，把自己戴的东洋草帽扯碎，以示抵制日货的决心。追悼会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斗志，为总罢课作了动员。

5月19日，总罢课实现。参加罢课的，除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等学校的学生。学生们在《宣言》中详尽地说明了罢课的理由，并在给徐世昌的信中提出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收回警备命令等项要求，由教职员联合会代表转递北京政府。对于学生的要求，钱能训逐项做了回答。但答复却一意为政府辩护，特别是惩办卖国贼一条，竟说学生如果能找到其卖国证据，政府就依法惩办，如无凭据的空说，政府不能办到。学生们听后十分愤怒，决定继续坚持罢课。罢课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许多原来没有参加的学校也都参加进来了，人数达2.5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于5月22日下午派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袁希涛来到北大，召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企图通过他们迫使学生复课。结果除了几个私立学校校长到会外，所有公立学校校长因早已提出辞呈而拒绝到会。袁希涛的目的没有达到，回部后也提出了辞呈。

在总罢课期间，学生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

第一，组织讲演团。学生们组织起来，分段分组展开讲演活动。每组10人左右，故又称“十人团”。演讲的题目有青岛问题、国民自觉、中国现在的形势、国民快醒、抵抗强权等。这些讲演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宣传反帝爱国，进一步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和爱国运动的发展。讲演团的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总罢课的当天，上街讲演的学生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猛增到一千多人。学生们的演讲受到工人、商人、市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市民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甚至前来干涉的警察听了也为之感动。

第二，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排斥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爱国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早在5月9日，清华大学在校内体育馆召开国耻纪念会后，就当即在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5月13日，北京大学将学生消费社所储存的日货，搬到沙滩红楼后面的操场上，当众焚毁，并当场散发了有关抵制日货的传单。5月18日，北京各校学生将自己手中的日货，送到先农坛，集中焚烧。5月24日，北京学界和商界在北大联合召开国货维持会成立大会。该会设文书组、调查组、贩卖组，有组织有计划地售买国货，抵制日货。

第三，出版“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原计划出版多种刊物，因经费关系，只出版了“五七”日刊一种。日刊发行后，颇受社会各界欢迎。但三天后就遭到警察厅查封。

此外，学生们还组织了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5月19日，学生在罢课宣言中宣布要组织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总罢课以后，许多学校都建立了这个组织，其中以清华学校最有声色。学生们在校园里搭起帐篷，经常操练，学习枪法、战术，并聘请教官讲授军事知识。

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的百般干涉和破坏。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几次到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缔中国学生的排日运动，取缔学生的反日言论。同时，驻华的日本舰队，也频繁调动，进行军事恫吓。驻北京和山东的日本士兵和各地的日本浪人也一再进行挑衅活动，制造事端。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更是变本加厉。21日晚，日公使就取缔学生运动之事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紧急”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皖系当权的北京政府，唯命是从。他们查封了一大批爱国报刊，并连续下令，责成文武官员严厉制止学生的爱国活动。5月25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三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也就从这天起，反动军警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的各街道上，来往穿梭，学生讲演团的旗帜被夺去，传单被撕毁，听众被驱散。沙滩北京大学附近军警密布，如临大敌。高等工业、法政专门等学校，都有武装马队巡逻。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反动派对学生除了武力镇压外，还使用了分化手段。一是提前放假。5月底，教育部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宣布各校自即日起停课，除毕业各班照常进行考试外，其余各班，一律提前在5月底放假，企图使学生运动自然瓦解。二是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以吸引一些学生，瓦解爱国运动。

但是，北京政府的恐吓镇压和分化手段都未能达到目的。尽管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但绝大多数学生仍充满信心地坚持着。5月2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属的36所学校一致主张把斗争坚持到底，不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决不罢休。5月28日，即限令三日复课期满之日，罢课仍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学生将自己的行李书籍收拾齐整，如果反动政府悍然解散学校，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之策。

7 六月三日大逮捕

6月1日，北京政府为了把五四爱国运动镇压下去，接连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为万夫所指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辩解，不仅洗刷他们的卖国罪行，而且公然“表彰”他们的所谓“功绩”。另一道是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纵火伤人”，“举动越轨”，是“以爱国始，以祸国终”，要求学生立刻停止罢课，次日一律复课。宣布学生联合会、义勇队是非法组织，一律查禁。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新上任的步军统领王怀庆马上采取行动，逮捕了一批推销国货的学生。

一时间，爱国者成了罪人，卖国者竟成了功臣。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活动。面对随时被捕的危险，学生们一致议决：如果有人被逮捕，第二天要加倍出动；如果再被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学生们发誓与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斗争到底。

6月3日上午，北京30多所学校各派出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他们到达预定地点后，就挑起讲演团的大旗，带上讲演员的徽章，慷慨激昂地进行爱国宣传。学生们的行动使反动派惊恐万状，急忙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讲演学生。当日晚，被逮捕的学生已达180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北大的学生。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北河沿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学生们被关在这里一整天，连口凉水都喝不上。这天天气陡变，夜间十分寒冷，当时就有几个体弱的学生得了重病。第二天，反动派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东华门到东安市场一带派有陆军把守，北河沿北大法科门前搭起20个军队驻扎的帐篷。

但是，学生们并未被武装镇压所吓倒。6月4日，他们出动更多的人上街讲演。学生们怀里藏着白旗，上写着某校某队讲演团的字样，五六个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地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小旗子，进行演讲。而这时，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了好几倍，同时还有穿灰衣的马队，四处乱窜。遇到有人讲演，马队就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不知踏伤了多少人。他们把听众冲散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讲的学生抓起来。这一天，军警又拘禁学生700多人。因北河沿法科校舍无法容纳，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扩充为临时监狱。

得知反动派大逮捕的消息后，北京15所学校的1000名女学生于6月4日下午1时举行示威游行，声援被捕的男同学。当队伍走到新华门总统府时，她们推出四名代表去见总统徐世昌，徐的秘书陈十厚奉命接见了学生代表。代表们提出了四项要求：①大学不能作为监狱；②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③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④对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与此同时，各校教职员也连日开会，一面推举代表请愿，一面通电全国，抗议大学教育的尊严被军警所破坏。各校校长在给国务院的呈文中抗议说：“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

面对反动派接连两天的大逮捕，6月5日，又有5000名学生走上街头。出发的时候，他们各自背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上了，做好了被逮捕坐监牢的准备。演讲的学生们分为三个纵队，第一队为北京大学和第一、第四中学的学生，由东四牌楼过东单牌楼到崇文门一带讲演；第二队为法政专门、蒙藏专门和崇德中学的学生，由西四牌楼出顺治门一带讲演；第三队为高等师范的学生，计划从前门到东西长安街一带讲演。这天，反动政府照例派出大批军警和马队破坏学生的讲演。

学生们不畏强暴，不断冲破马队的阻拦，坚持演讲。在学生愈捕愈多，捕不胜捕的情况下，反动派只好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结果，有2000多名学生沿街游行，直奔北河沿作为临时拘留所的北大法科，许多市民也跟随而来。这些愤怒的人们，来到法科门前，要求军警拘捕，誓与前两天被捕的同学们一起坐牢，并肩战斗。被关在院里的学生们听到外边的呼喊，纷纷登楼，临窗眺望。门内、门外的学生共同振臂高呼，口号声响成一片，吓得军警们面面相觑，向后退缩。

就在这时，围困北大的军队拆掉帐篷，和北大法科临时拘留所的看守们突然一起撤走了。

北京政府之所以突然下令撤退军警，释放学生，是因为“六三”大逮捕，已引起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学生们的斗争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六三”大逮捕后，去北大法科拘留所慰问学生者络绎不绝，仅6月6日一天，就有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留日学生代表团、北京教育会、和平联合会、红十字会、商界代表等前来慰问。特别是上海实现“三罢”的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极为震惊，不得不向学生让步了。

6月5日，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认为对学生若一味捉拿，则越捉越多，还要引起其他省的反响，不如采取“和平方法”。当晚，钱能训又在家中召集会议，商定对学生不能采取极端严厉和极端放任主义，首先应设法让学生上课。曾主张大量拘捕学生的警备司令段芝贵这时不得不引咎辞职。

北京政府改变对学生的方针，完全是为了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避免出现更大的政治危机。

学生们深知，斗争并没有结束。当军警撤走以后，被拘的学生拒绝出狱，他们自己组织警备队维持秩序，并且反拘了7名警察，留下了两个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摧残民权，破坏爱国运动的人证、物证。经过开会讨论，学生们决定把反日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坚持下去，并议定了两条办法：第一，暂时不出狱，选出纠察队员数人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政府不答应，宁肯饿死在狱中，决意不回本校。

6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揭露北京政府非法逮捕学生的罪行，表达了斗争到底的决心。6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派人向被拘学生道歉，说政府“处置失宜”，劝诸生“回校休养”，学生仍然不理。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部门也来人道歉，“请”学生们出狱。被拘的学生一直在北大法科和理科坚持到6月8日，为了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北大，返回各自的学校。

学生们，特别是“六三”以来被反动政府逮捕的近千名学生的英勇斗争，是伟大的爱国壮举。他们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给予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四 黄浦滩头的狂涛

1 工学商界罢工罢课罢市

上海，这个被外国资本家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据粗略统计，五四前后，上海的工人约有5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1919年3月，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成立，先后参加者有上海各业公团63个。这个联合会，基本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上海是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当时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有2万人（北京为2.5万人）。

上海又是一个交通发达，消息灵通的近代城市。

当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后，上海各阶层人民立即响应。上海的青年学生同北京的学生一样，走在了运动的最前列。5月5日，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校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发表通电，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和约。

5月7日，北京的国民大会没有开成，上海的学生和各界人民则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了约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大会共推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主席。黄炎培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希望国民迅速觉悟，团结救国。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言，当说到“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时，全场情绪激昂，“杀卖国贼”、“废除密约”的口号声，响彻云天。演说结束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通过英租界时被阻。于是改派代表去外滩会见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向他提出三项要求：废除中日一切有损国权之条约，欧洲和约非青岛收回不能签字；惩办卖国贼段（祺瑞）、徐（树铮）、曹、章、陆；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唐绍仪应允代为转达。

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上海各校一律停课，召开纪念会。在学生的带动下，上海书业、洋货业、糖业、五金业等工商团体纷纷响应，宣布停业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爱国活动。许多商号在门前大书特书：“本号自今日起，始终不售日货”，开始了拒售日货的行动。

为了适应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上海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5月10日，参加国民大会的团体各推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事务所”。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复旦大学何葆仁被推选为会长。这一组织在上海五四爱国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一天，上海救国十人团宣布成立，明确规定以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不乘日船、不被日人雇用为入团者必须遵守的“约言”。

这些组织成立后，密切注视着北京运动的发展，并采取了一些切实行动。

就在这时，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代表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先后在上海学联、国民会议事务所、上海报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北京爱国运动的情况和斗争经验，使上海学生深受鼓舞，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运动的发展。

5月26日，上海学生2万人举行总罢课。这天上午，参加罢课的6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齐集公共体育场，庄严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接着举行了游行。

在这次罢课中，学生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各校都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组织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演讲团，分批上街讲演。学生们还规定了各种制度，供大家遵守。在一些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罢课遭到学校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但学生们没有屈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约翰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当局宣布：“此校系美人设立，华人在此无自由权。”学生们冲破校方阻挠，参加了5月7日的国民大会。返校后，学校将一名学生代表开除。为了表示抗议，学生全体退学，集体在外租赁校舍，坚持参加爱国活动。在震旦大学，总罢课实现后，校方贴出告示，说学生愿于暑假前考试者，须即日上课，否则一律出校。校方还派人把守宿舍通道，强迫学生上课。学生们气愤异常，齐集操场商量对策，当即有165人签名退学，迁到校外坚持斗争。

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男女学生1万多人，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大会。北大学生许德珩，在大会上发表激昂沉痛的演说，表示要继承郭钦光的遗志，斗争到底，完成郭君未竟的事业。在大会发言的还有天津、南京等地的学生代表。追悼会后，参加大会的83所学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奔赴南市商会，动员商界罢市。

上海的广大工商业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经济侵略，有切肤之痛，对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有强烈的要求，特别对抵制日货更为积极。5月4日以来，他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但对罢市却顾虑重重，踌躇不决，主要是怕影响经济收入。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学生们动员商界罢市，绝不会一帆风顺。5月31日郭钦光追悼会后，学生们来到上海总商会，动员商界以大局为重，牺牲个人利益，与学生一致行动。可商会犹豫不决，采取敷衍态度，应付学生说，明天再商议。第二天，学生代表按时到达商会，再行动员。但商会则以“适值夏季，商界例有结束账款之事”为借口，推托以后再议。

6月3日，上海学联代表陪同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陈宝锷等再次到总商会，希望商会通知商界，一致行动。而商会仍是顾虑重重，下不了罢市的决心。学生们只好扫兴而归。

上海反动当局见学生对商界的发动步步加紧，罢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赶忙出来干涉。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致函总商会，禁止商会集会结社，非得官厅允许，不准擅自举动。在警察厅的压力下，总商会在门前贴出通告，宣布本会停止会议。

就在学生动员商界罢市连遭挫折之时，六三北京大逮捕的消息传来，震惊了上海各界人士，使运动迅速出现了新的局面。

6月4日，由于北京消息被封锁，上海学联首先接到天津学联发来的关于北京学生遭拘捕，望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的来电。当日下午，学生们纷纷出现在上海街头，他们手持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挨户动员各商号自5日起一律罢市。在遭到一些店主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在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终于在5日上午陆续罢市。5日清晨，南市和城厢内外各大商店首先罢市停业，到中午，公共租界各马路的店铺十之八九也停业了，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两大公司及其他各大小商铺也尽行罢市，随后，法、美租界内各商店以及闸北的店铺也都相继罢市休业。罢市的铺店门前，悬挂着“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的旗帜，张贴着“为国雪耻，挽救北京被捕学生”和“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等标语。

上海工人罢工是从日本人办的工厂开始的。当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后，上海许多工厂工人，纷纷自动罢工。6月5日上午，日本在上海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工人全体罢工，下午，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工人罢工。同一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和码头工人，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的部分工人也开始罢工。接着，电车工人、电话局工人、水手、汽车司机、木匠、装配工人、机器及造船工人、石匠、磨工、印刷工人、马车夫、洗衣工人等相继罢工。在罢工中，工人们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要求，而是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和约，释放被捕学生。

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实现不仅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独立登上政治舞台，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产业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性。

2 在斗争中坚持和扩大“三罢”

“三罢”斗争实现后，5月下午，上海各界代表虞洽卿、黄炎培、蒋梦麟、叶梦伧、张东荪等在宁波路卡尔登西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以加强对运动的统一领导。参加会议的有二三百人，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代表段锡朋、许德珩、朱承询等也应邀参加会议，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被推为临时主席。

会议讨论了运动的目标和口号。讨论中有人提出三项目标：惩办卖国贼；争取人民自由；释放被捕学生。有人提出五项目标：惩办卖国贼；取消逮捕学生命令；争取人民自由；力阻和约签字；取消中日密约。大家比较一致认为目标应简单明了，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并表示不达此目标，决不开市。黄炎培在会上提出要大量印刷“不办卖国贼不开门”的标语，遍贴各商店门上，以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讨论中，学界、教育界、报界代表主张大力提倡“国民自决”精神，劝告人们丢掉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要求工商界一起坚持到底。商界代表则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极力要把运动限制在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内，在斗争对象上，主张“非以对外，实以对内”；在斗争手段上，强调“文明举动，和平手段”，“切勿暴动”等。但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意了不惩卖国贼决不开市的主张。

这次会议后，上海各商号门前，大都贴出揭帖，上书“忍痛停业，冀救被捕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的字样。

上海“三罢”的实现，使中外反动派恐惧万状，竭力进行破坏。5日中午，百余名学生在警察厅门前演讲，警厅先是派人制止，继而逮捕了一批学生。与此同时，16名在道前街演讲的学生也被警察打伤后逮捕。据上海学联统计，6月5日，因进行爱国宣传而被捕的学生有132人。这一天，上海人民的爱国活动还遭到租界巡捕的阻挠。晚上，三四千名学生和店员在浙江路一带游行，当地租界巡捕一齐出动，阻挡群众前进，并用警棍驱赶游行群众。愤怒的人群起而反抗，有些人爬上附近住宅的屋顶，向马路上的巡捕投掷砖瓦，当场打伤了8名巡捕。

警察、巡捕的破坏和逮捕，进一步激发了上海人民的斗志，工人罢工不断扩大，6月6日，华界和英、美、法租界的电车工人，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的工人全体罢工。求新机器厂的工人们还集体捐款建造了一座“国耻纪念牌楼”，以激励国人。

6月7日，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召集商学工报有关团体领袖开会，企图压服各界结束“三罢”。为达此目的，他竟撒谎说北京拘捕学生，外间所传，“颇多误会”，实际上“因为四学生发布共产主义传单，巡警阻止不服，即行拘押，并无四百之多”。上海买办虞洽卿也随声附和，极力诱骗各界结束“三罢”。当天下午，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在天后宫桥总商会召开会议，商界代表邹静斋传达了上午会议情况。当说到官厅要求由商会、教育会出面发传单，劝各商家开业、学生上课时，广大与会者极为愤怒，纷纷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受卢永祥的诱骗。大会决定，由商学工报联合会诸干事向南北二商会严正声明：“决不可受官厅逼诱，任其假名列发传单等事。”并警告说：如有人破坏大局，以谋自己将来升官发财者，誓当以对待卖国贼之方法对待之，由于商学工报联合会坚持斗争，这天虽然有武装警察挨户勒令开市，各商家仍闭市不开，有一些商店为了应付勒令开市的军警，在门前贴出清理账目、暂停交易的启示，等军警一走，仍将“不除国贼不开市”的标语贴上。

7日这天，又有沪宁、沪杭甬铁路总机厂、英商别发印书店、兴发荣机器造船厂、信通织布厂及闸北手工业等工人罢工，工人罢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6月8日，上海金融界的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等、中华、金城、四明、广东、聚兴诚等12家银行，在广大工人、学生、商人的爱国热情感召下，也自动停业，宣布罢市。这天，工人的罢工浪潮仍在继续高涨，又有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纱厂的1.5万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6月9日，是上海“三罢”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这时，已有产业工人及其他工人约2.4人参加罢工。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天，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和海员也实行了大罢工。海员的罢工使水上交通陷于瘫痪，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也就在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悍然宣布封闭设在静安寺路51号的上海学联总会，在市内游行和散发传单的学生有100多人被捕。广大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后，2000多人徒步前往关押被捕学生的护军使署，要求与被捕学生一起坐牢。上海学联总会被封后，又迁到法租界，坚持领导学生开展爱国斗争。

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进入最高潮，继海员罢工之后，沪宁、沪杭和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各马车行的工人也罢了工。至此，上海市内和与外地的水陆交通完全断绝。这天，上海电话公司的接线生和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此外，电灯工人、卷烟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国职工，都相继罢工。下午2点，上海海员及各轮船公司的买办在四明公所开会，讨论罢工有关问题。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买办虞洽卿在会上以“航务要紧”为借口，主张轮船已装货者照常开出。虞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响起愤怒的吼声：“谁说开驶者，打！打！”虞的长衫被扯坏，他见势不妙，悄悄地从后门溜走。大会仍决定轮船“一律停开”，与商界一致行动。

6月11日，海员罢工继续扩大，黄浦江两岸各码头的轮船有进无出，一经进口停泊的船只上的海员，立即与已经罢工的海员采取一致行动。是日下午，各界工人召开大会，讨论成立中华工界大会，通电全国工界一致行动，以及设法救济罢工工人等问题，准备将罢工斗争坚持到底。

6月12日，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上海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动员商界开市，历时七天的“三罢”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3 工人运动的新姿态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家进行斗争，并多次举行罢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罢工有明显的增加。但罢工斗争一般都是自发的，其性质多属于经济斗争。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有六七万名产业工人参加的“六三”工人大罢工，虽然还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运动，但同以往的罢工斗争则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了，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姿态。

第一，工人阶级参加“六三”大罢工，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上海商人罢市，可以说主要是由学生发动，在学生和店员的内外压力下实现的，罢市之所以能坚持到底，也是因为外有学生，内有店员的坚持和斗争。上海工人大罢工，则完全是由工人自动自愿发动起来的，是通过工人阶级同内外反动势力与资本家坚决斗争实现的。

6月4日，学生们在动员罢市时并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向动员商店主那样“沿街跪求”。6月5日的上海各界联合会议，实际上也没有工界代表参加。工人们的罢工完全是自己发动起来的。从事鼓动的人，不是学生，而是工人自己。在发动罢工的过程中，工人们坚决勇敢地冲破中外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和资本家的百般阻挠，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例如，法商电车公司的中国工人酝酿罢工时，被外国资本家察觉，把司机、售票员一律扣在厂里住宿，不准回家，可第二天一打开厂门，司机们便不约而同离厂而去，开始罢工，使西门一带没有电车行驶。又如上海日商纱厂的1.5万名工人是在打乱日本资本家的生产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干涉，将牢固的加锁的铁门冲开之后，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的。在西方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为阻止工人罢工，他们也是“竭力劝留”，令工头四出劝导，但始终未能奏效。6月10日，沪东工人计划举行万人大示威，并表示不管租界当局采取何种态度，游行队伍一定要通过租界。这天帝国主义的武装警察、万国商团等，虽然携带机枪迅速赶往游行地点准备弹压，但工人们随机应变，将大队化整为零，分头游行，实现了通过租界的计划。

对于资本家阻挠罢工的企图，工人们更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8日，钢铁机业万余名工人准备罢工，资本家企图以“静候三日”加以阻止，工人们根本不予理睬，第二天就实现了罢工。6月9日，当上海总商会发出通告，要求各商店于10日开市时，工人们严厉指出：“近闻北京派来奸细，动员开市，假令成为事实，置我工界于不顾，工界同人现已公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

资本家为达到阻止罢工的目的，还企图通过学生对工人施加影响。在沪宁铁路工人大罢工时，路局资本家派人和学生联合会联系，请求协助。当学联派代表面见工人时，工人们严词拒绝了学生的劝阻。一位工人说：“诸位学生是爱国的，你们想一想，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爱国的吗？诸位学生宣告罢课已经这么久，你们现在还要求我们推迟罢工的日期吗？”由此可见，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既无任何人指使，也无任何人动员，而完全是自身独立发动起来并在斗争中坚持下来的。

第二，六三工人大罢工是政治罢工，不是经济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举行的罢工斗争，同以往的罢工斗争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人们不再是为了增加工资，也不再为缩短工时而罢工。他们之所以实行罢工，是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和民族。正如工人们所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将要沦为朝鲜第二，我们怎能照常安心工作呢？”在罢工中，工人们没有提出任何经济的要求，而是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他们集会、游行、散发传单，进行的所有爱国活动，都是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在罢工期间，工人们不但得不到工资，失掉了任何经济来源，而且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还捐出自己的血汗钱，修建“毋忘国耻”的牌楼，唤起国人的爱国觉悟。五四运动对外的主要斗争矛头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首先宣布罢工。许多工人还表示，今后誓不进日本人的工厂做工。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工人们表现得更为突出。某印刷厂的工人明确宣言，不用日本纸张印制任何产品，如有人强迫，宁愿全体罢工。浦东一带码头工人，一致表决，凡遇日本船只抵埠，决不为之起货。虹口吴淞路一带的黄包车夫，组成团体，凡遇日本人雇车，一概不拉。连资产阶级办的《时报》，对黄包车夫这种爱国行动也称道说：“此等苦力穷民，亦知大义，殊属可敬。”

第三，六三大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会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在手工业者中普遍存在和长期保留着行会、帮口的封建组织形式。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也深受这种组织形式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时，上海工人中仍分有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山东帮、江南帮、江北帮、清江帮、泰州帮等。行会、帮口向工人灌输非阶级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它常常被业主和反动派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破坏工人运动的统一。这种组织形式有害于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上海工人的六三大罢工中，这种行会、帮口组织观念开始被打破。工人们纷纷联合起来，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举行同盟罢工。英商祥生铁厂的400多名工人，于6日上午7时举行同盟罢工。英美香烟厂的男女工人于6日午后在厂商议后，决定实行同盟罢工，尽管受到反动派的破坏，同盟罢工拖延了两天，终于在9日实现。此外，在上海，水木工人中曾有本帮、宁绍帮、苏帮之分，6月3日以后他们冲破了该业董事的阻挡，决定与学商两界一致行动，从10日起一致举行了罢工。

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还打破了行业、地区观念。行业和行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实行联合罢工。例如，上海耶松公司老船坞和瑞熔机器造船厂1000工人罢工后，举行大会，决议劝告工部局电灯厂工人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慎昌洋行的电器工人罢工后，曾去查礼饭店，联络那里的电器工人，动员他们也举行罢工。而沪宁、沪杭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最初是由沪宁铁路机械厂工人发起，吴淞厂全体工人签名赞成，然后联络上海南京与闸口机厂，由两厂工人一致签名赞成而发动起来的。

工人在六三大罢工中，还提出统一工人运动，建立共同领导机构的要求。上海码头工人在酝酿罢工时，就希望与工人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6月11日下午，1万多名工人在东京路徐家村开会时，也提出了通电全国工界联合一致行动的主张。

五 爱国热潮席卷全国

1 海河之滨

天津当时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地处京畿，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的第二天，天津的报刊上就登出消息。天津的学生们闻讯后，立即沸腾起来，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5月5日，天津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致电北京大学，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随着运动的广泛开展，各种群众组织很快涌现出来，逐步形成运动的领导核心。5月7日，天津中等以上各校代表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北洋大学张鉴喧被推为会长，南开学校马骏为副会长。会后为纪念国耻日，各校分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5月12日，天津学、商、教、绅各界人士200多名代表集会，共商救国问题。会议决定发起建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各界当即推举五名代表组成干事会，并以联合会的名义，分别给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拍发电报，揭露曹、章、陆的卖国罪行，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13所学校在直隶水产学校开会，宣布正式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被选为会长，南开学校的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被选为副会长。联合会《简章》规定：“凡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皆为本会会员。毕业生经本会认可，得为本会特别会员。”还规定：“每年于5月7日开全体大会一次。”

运动开展后，天津妇女界也很快组织起来。5月5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召开全校同学紧急会议，倡议组织妇女爱国团体，参加爱国运动。与会者一致响应，会议决定爱国团体定名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参加者不限于女学生，家庭妇女、女教师、女职员都可以加入。会议还决定首先联络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竞存女校、贞淑女校等校同学作为骨干力量，进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筹备工作。5月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有会员600多人，会上群情振奋，一致表示要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向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大会选举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郭隆真、邓文淑为评议委员。天津女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不但组织起来得比较早，而且非常活跃，因此涌现出一批妇女领袖和骨干分子，如刘清扬、邓文淑、郭隆真、许广平等。

为声援北京学生，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1万多名学生从5月23日起开始罢课，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其中尤以街头讲演和抵制日货最为普遍。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都设有负责讲演的机构，各校都组织了讲演团。学生的讲演已不仅限于城区，有的还深入郊区农村。农民对学生这种爱国行动极为欢迎，城市里的劳动人民更是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25日，北洋大学的讲演员在北大关一带讲演青岛必须归还中国，听者无不动容。一位30来岁的人力车夫当即掏出自己衣袋中仅有的20枚铜元，全部捐给讲演团。他说，这钱虽少，然而我们中国倘能人人尽力，就不会被外人欺侮，就一定能富强起来。同学们从家中带钱来此读书，都肯牺牲一切，来唤醒国人奋起，我们工人为中国不亡，多出些力气又有何妨！

在抵制日货的活动中，学生们不但自己不买不用日货，有的还公开焚烧了已有的日货。他们还广泛进行宣传，并致函天津总商会，动员商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在学生们的影响和动员下，天津商界也行动起来。

“六三”以后，天津爱国运动进入新阶段。6月3日晚，北京学联会的代表抵达天津，报告了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情况。天津学联立即将此消息电告上海，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抗议。6月5日，天津学联在南开学校操场召集各校学生大会，学联负责人报告了北京“六三”的情形，号召大家即使牺牲生命，也要积极声援被捕学生，唤起全国同胞，斗争到底。全体与会者庄严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会后，学生们正要出发游行时，荷枪实弹的警察已把南开校园团团围住。愤怒的学生冲破警察的拦阻，列队到省公署请愿，要求讲演自由，准许召开公民大会，速放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当晚派警察将各罢课学校包围，各校门前都有20名警察看守，不准学生自由出入。马路上也增加了巡逻的警察，遇有讲演者一律逮捕。但是，天津的学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反动派吓倒。6月8日，各校学生冲破警察围困，继续走上街头讲演。6月9日，在河内公园召开公民大会，参加者至少有1万余人。学联副会长马骏在会上讲话，指出：“本日开会最关紧要者，有两种目的：一为要求商会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以平民怒；一为保护各省爱国学生，不得妄加蹂躏。倘政府无正当办法，誓死不能开市、上课。”他的话表达了与会者的愿望，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支持。6月10日，天津商界开始第一次罢市。在反动当局看来，“商人罢市之贴患，较之学生罢课为尤甚。”北京政府于6月10日急电天津当局，要求采取一切办法制止罢市，并派大员赶到天津，于11日凌晨同直隶省省长曹锐一起到天津总商会，劝商界当日开市。总商会屈服于压力，作出了当日开市的决定。

得此消息后，6月11日上午，学联正、副会长，学生代表五人赶到商会。马骏严厉地指出：未经公民大会认可，商会擅自决定开市，是违背众意的。一个商人竟问马骏家中有无财产？马骏坦然答道：“一个穷学生，无财产可言”。商人说：“君家无财产，则不知有财产者之困难矣。我等因风潮已消耗不少，学生诸君只知要求罢市，却不知罢市之苦况。”马骏听后厉声问道：“请问性命与财产哪个重要？学生等虽无财产牺牲，愿以性命报国家，为诸君后盾。”说罢，他用头猛撞石阶，顿时血流不止，后经送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在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在马骏壮烈行为的激励下，6月12日，天津开始第二次罢市。第二次罢市比第一次更加坚决。一些半开半掩的商店一律休业，英租界的华商也参加了罢市，一直坚持到6月14日才开市。罢市期间，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在继续发展，原来还在上课的政良私塾学校、直隶农林传习学校、法汉学校等校的学生也开始罢课。

天津各界人民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增进了联系，加强了团结。为了进一步统一对运动的领导，6月18日在天津总商会召开“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联合会的，除了学、商、教、绅界外，还有报界、女界和回教界。这个组织在后来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在五四前夕由日本回到天津，5月17日，参加“敬业乐群会”在南开学校礼堂召开的茶话会。当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正在积极筹办南开大学，把军阀、官僚甚至卖国贼曹汝霖都拉入校董会。周恩来对张伯苓的行为极为不满，他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中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南开的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倘要接近卖国贼，实在是羞耻极了。”后来，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参加发起“觉悟社”，成为五四时期天津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2 泰山脚下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人民有着英勇的反帝斗争传统。山东问题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外交失败，使山东人民有切肤之痛，因此山东的爱国运动兴起得最早。

早在4月初，山东省教育会、工会、农会、商会等就联合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希望他们抓住时机，力争取消卖国条约，挽救中国的危亡。4月中旬，山东各界又推派孔祥柯、许宗祥前往欧洲，直接向中国专使及巴黎和会请愿。4月20日，山东各界10万余人在济南演武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要求收回主权。会后，山东人民又向北京派出常住请愿代表。4月末，中国外交彻底失败的消息传来，山东人民极为震惊和愤怒。5月2日，济南3000多名工人在北岗十集会，会场群情激昂，人力车夫赵强东发言说：“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就是这里的主人翁，我们的领土如果有一尺一寸的损失，这都是我们的奇耻。”他的话表达了山东人民的觉悟和决心。5月3日，众议院中的山东议员向北京政府提出“查办卖国大吏案”，要求速将曹、陆、章送上法庭严办。是日下午，山东两代表又偕同国会议员及山东旅京商界、学界代表赴国务院面见总理钱能训，质问山东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人民立刻投入斗争。5月5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山东代表会同旅京的山东同乡和参众两院中的山东议员开会，讨论营救被捕的北京学生和山东问题。他们议决派代表面见总统，要求迅速释放被捕学生；前往警厅，慰问32名被捕的爱国者；誓不承认“二十一条”、济顺铁路合同；弹劾内阁对于外交问题之失败。5月11日，旅京的山东劳动者，在彰仪门外开会，北京各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到会者数万人之多。有一大会发言者说：“日本夺我青岛，即是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3000万父老兄弟之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会还致书总统，要求“电饬陆诸专使严重交涉，勿稍让步”，表示“愿以生命作为后盾”。

和全国各地一样，山东的青年学生站在爱国运动的最前列。听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济南市各校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组织爱国团体，上街讲演。5月7日，以学生为主体的山东各界六七百人在省议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讨论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等问题。报界人士余吟笙感情激动，在会上痛骂卖国政府，号召到会者速回家乡联络市民，组织小刀会，速杀日本人。5月4日后不久，由工专学生代表张文英等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会，并制定了五项目的和要求：①惩办卖国贼；②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③拒签巴黎和约，无条件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④抵制日货，提倡国货；⑤争取学生有游行示威和讲演的自由。从5月23日起，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始罢课。济南女子师范的学生和男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了运动，她们在罢课、游行、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年济南女师学生隋灵璧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正当我们队伍游行的时候，忽然天下大雨，淋得全身湿透，而游行队伍仍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前进。当时参加游行的还有小学生，他们和大家一样，没有一个掉队的。

在济南学生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学生普遍行动起来。5月12日，济宁学界联合会宣告成立。5月15日，烟台学生罢课。5月24日，在胶济路中段益都的法庆寺举行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国民大会，参加者1万多人。5月31日，临沂2000名学生游行，宣传不用日货。6月2日，泰安萃英中学学生罢课，组织十人团，开展爱国运动。

6月3日以后，山东的爱国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在上海“三罢”的影响和推动下，济南也开始了罢市斗争。6月9日，济南各界召开代表会，决定10日起全体罢市。广大中小商家都坚决拥护罢市的决定，但以市商会会长张子衡为代表的少数大商号却竭力反对，他们勾结反动当局，企图阻止罢市的实现。10日早晨，当局从城外调入数百名陆军，会同警察在街上巡逻。而济南的学生们不顾军警的威胁，分头到城关和商埠发动商人罢市。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小商号的热烈响应，尤其是上海等外埠在济南开设的分公司，态度更为积极。而一些大商号则犹豫动摇，顾虑重重，甚至消极抵抗。对于这些大商号，学生们反复晓以大义，以至苦苦哀求，6月10日，罢市终于实现。6月13日，山东当局获得曹、章、陆被免职，上海，天津陆续开市的消息后，马上派数千军警沿街打门，强迫开市，并派军警把济南师范学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自由出入。学生们冲破阻挠，上街游行，走到西大街时又被军警拦住。学生们席地而坐，坚持斗争。市民们热情地送来食品和茶水。学生和军警一直相持到当晚8点，反动当局终于被迫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四项条件：撤去包围师范学校的军警；允许演讲；商人开市与否听其自便；释放因坚持罢市而被捕的商人。罢市斗争一直坚持到6月15日胜利结束。

山东人民的爱国运动延续的时间较长，贯穿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始终。8月还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全国的反对马良暴行的斗争。直至1922年青岛和胶济路矿主权收回，山东的爱国斗争未曾停止过。关于这些斗争的情况将在后面专述。

山东人民的爱国运动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和全国的运动，一方面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使山东的日本进口货物大减，青岛日本厂商生产的纱、布、火柴多被迫转销大连等地。随之，日本股票大落，经营日货的商家多数歇业。据青岛取引所公布，一年间，仅华商在该所损失的金额总数就达1000万元以上。由于爱国群众宁肯步行，也不乘坐日本占领下的胶济路火车，商人拒绝使用该路货车运货，致使日本人控制的胶济路火车跑空长达数月之久。

山东人民的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

3 黄鹤楼畔

武汉是华中重镇，著名的工商业中心，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当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来的时候，以学生为先导，武汉各界人民奋起救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

武汉的爱国运动，除了与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等地有共同之处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就是武汉爱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并造成骇人听闻的“六一”大惨案。

5月6日，武汉的报纸首次报道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5月7日，为纪念国耻，武汉各机关学校放假一天。这天，在中华大学召开的运动会上，广泛散发了由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起草的传单。传单在回顾了1915年5月7日日本强迫签订“二十一条”的惨痛历史后写道：“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索我们的青岛，强索我们的山东。”传单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救国，“勿为亡国奴”。

湖北反动当局从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5月7日，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瑶下达戒严令，增派大批军警严密监视学生的活动，同时召见各大中学校校长，令其负责禁止学生干涉国事，规定凡认为有煽动性的印刷品严禁阅看；绝对禁止学生在宿舍、教室内集会；东京、上海、北京来的信件须认真检查，如涉及此事者立即销毁。于是武汉三镇立刻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军警、军探几乎全部出动，遍布城区的各个角落。但是，武汉学生并未被军阀的高压政策所吓倒。

5月10日，15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集会，讨论和研究救国问题。会议决定，要以实际行动赞助北京学界。5月14日，20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集会，筹备建立武汉学生联合会。会议草拟和讨论了学联的章程和宣言草案，组成了临时机构。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这天下午，各校代表一起前往省公署，以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提出四项要求。接着又到督军署去见王占元，结果遭到拒绝。

5月18日，武汉各校学生3000多人齐集阅马场，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行经武昌路，出府院街，经察院坡到司门口，转长街至督军署，又经保安门正街、大朝街回到阅马场。学生们手执小旗，高呼口号，一路走，一路散发传单和学联章程，得到商界和市民的热情慰问和支持。

随着运动的开展，武汉学生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5月26日，武汉学联召开大会，欢迎京津代表，并商讨一致行动及组织全国学联事宜。5月31日下午，武汉学联再次开会，决定为声援和策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从6月1日起，武汉学生也实行总罢课，并分配了罢课期间各校讲演的地点，规定“每校各出一组（10人），如被军警逮捕，赓续补派，至全体补尽无可再派为止”。罢课的宗旨是：“争回青岛，惩办国贼，恢复学生自由。”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上课。

于是，6月1日大惨案发生了。王占元得知学生们决定罢课的消息后，马上命令各警署加派巡警，严守各校大门，阻止学生外出。

6月1日凌晨，每个学校的门前都有几十名军警把守，尤其以中华大学、高等师范、湖南中学为最多。中午，学联预定各校出发讲演的时间到了。高师的学生要求出校讲演，军警不准学生出校，学生陈开泰等人上前与其理论。凶残的督军王占元命令军警向学生大开杀戒。军警们对夺门而出的学生大打出手，有的用刺刀乱戳，有的用枪柄乱殴，当场就有十余名学生受伤，陈开泰身负重伤，晕倒在地。与此同时，文华大学学生8人被军警殴伤，2人被捕。中华大学几十人冲破了军警包围，赴劝业场讲演，与保安队发生冲突，结果重伤4人，轻伤5人，被捕7人。此外，法政学校被捕9人，甲种工业和农业两校被捕10余人。启黄中学被捕2人，其他学校被捕和受伤的共10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流血惨案。血腥的镇压一直持续到6月3日。这天，中华大学住校学生10余人，在劝业场讲演，听讲的群众人山人海，军警闻讯赶到，企图制止学生讲演，学生们不予理睬。这时，大批保安队赶来，肆意殴打学生，当即一个学生被打倒在地。愤怒的学生和群众，将受伤者抬到省公署，要求惩办凶手。不料保安队赶来，对学生狂击猛打，致使多名学生受伤，刘鹗、汤济川、胡宗璨三人受重伤，刘昌世、李鸿儒、吴锡昌等生命垂危。

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6月1日晚上，各校校长在高商校内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共同议决向省长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被捕学生；二撤去各校门前军警；三管教各员全体辞职”。会议结束时已是晚上9点，全体与会者又前往省署向省长提出上述要求。处长何佩瑶当场答复说：“诸君辞职绝对不能承认，至于释放学生、撤军二事，当然可办。”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在目睹了学生受伤惨状后，异常愤怒，召开律师公会紧急会议，提出援救学生议案，并向法庭提起公诉。

军阀王占元在杀伤学生后，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6月2日，他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说，是学生先用木棍石块向军警攻击，军警不得已用枪托抵挡等。为了从根本上瓦解学生队伍，王占元还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宣布各校“6月3日至7月20日为提前暑假日期”。在此期间学生不能逗留，学校不开火，各旅馆不准收留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生动摇了，但学联仍在坚持斗争，他们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让回乡的同学去参加和推动当地的爱国运动。

学生运动虽然暂时受挫，但武汉的爱国运动却如长江之水一浪接着一浪。6月10日，在学生罢课和上海“三罢”斗争的影响下，在广大店员的积极推动和爱国商人的积极倡导下，汉口商界开始罢市。这天早晨，汉口几十家商店门口都贴上了爱国标语，开始罢市。第二天，英租界二码头、法租界和华界特别区，前后花楼等繁华地带的商业都停业了。其中西药业、书业、海货业和衣庄最为坚决，各店门口都贴着“罢市救国”、“万众一心”、“不惩国贼，誓不开市”等标语。12日，武昌商店罢市，并发表“商民罢市宣言”，表示：不达目的决不开市的决心。武汉的罢市斗争一直坚持到6月13日，在得知北京被捕学生已获释，曹、章、陆已免职的确实消息后，才宣告罢市胜利结束。

除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外，武汉工人也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罢工和酝酿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早在5月中下旬，武汉的染工、漆工、木工就曾举行罢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6月9日，在汉口以填土为生的土夫约万余人一律停工。6月10日，申汉轮船上的水手夫役一律罢工，使轮船停驶一日。一些在日本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也纷纷离去，表示不再为日本人做工。

4 南国羊城

广州是华南重镇，广东省的省会，毗邻港澳，面对外洋，是当时“护法军政府”的所在地。这个政权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与北洋政府相对峙，但实际上则完全是西南军阀的工具。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同样席卷了广州。5月11日，广州各界得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后，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1万多人到会。会场四周遍插各色旗帜，上面写着“誓杀国贼”、“保我国权”、“不与汉奸同中国”等标语。会场气氛热烈，议员们和各界代表登台演说，每当讲到“外交失败，国之将亡”时，台上台下痛哭流涕，振臂高呼：“杀尽国贼，收回国权！”大会最后推举出8名代表率队向军政府请愿。全体与会者分成90队，每队100多人，每人手执“还我青岛”、“誓诛国贼”的小旗，浩浩荡荡地向军政府进发。到达目的地后，代表们向军政府主席岑春煊、总裁伍廷芳提出三项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严惩卖国贼曹、章、陆；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

5月25日，广州50多所学校的5000名学生在高等师范学校集会，大会决议四件事：“第一，电告巴黎和会力争青岛，取消各种密约；第二，电告北京政府挽留蔡元培；第三，联络律师公会，对卖国贼提起公诉；第四，组织调查劣货会，组织学生义勇团。”

5月26日，广州各校学生在高师操场召开追悼郭钦光大会，广州男女各校和琼崖同乡会排队列祭，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悬挂着用鲜花组成的一副挽联：“是为国殇；不愧英雄”，横额为“正气磅礴”。到会者表示，誓除国贼，以慰英魂。

5月29日，广州各校举行游行大会，会后二三万名学生从天字码头出发开始游行，他们经过长堤、十三行、杨巷、十八甫、惠爱街，所经之地，万人空巷，热烈欢迎。

5月30日，广东发生了轰动全城的排日货风潮。这天，贩卖日货的老威药房、华美药房的招牌和柜窗被群众砸碎。大新百货公司拒绝群众入内检查日货，并开枪恫吓，引起公愤，群众纷纷掷石块砖头，袭击大新百货公司，直到深夜军警赶来弹压，群众才散去。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广州商界的多数爱国商人都踊跃参加，他们不但自己不进日货，不搭日船，不用日钞，而且还散布传单，劝其他人不要购买日货。

6月10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首先罢课，接着公立法政、省立高师、公立医专、公立农专及各地中学纷纷响应。6月17日，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公立法政学校张启荣、甲种工业学校周基鉴被推选为正副会长。学联成立后，出版了《雪耻周报》，宣传反帝爱国主张。

5 橘子洲头

长沙位于中国腹地，交通不如京、津、沪、汉那样便利，消息也比较闭塞。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实行严厉的新闻封锁，所有北京发来的电报新闻，全被扣留，竭力遏制革命斗争的爆发。尽管如此，长沙各校的学生还是于5月9日从长沙《大公报》上得悉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响应。

正在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等也奉命来到湖南。5月25日，邓中夏等在长沙楚怡小学和长沙各校20多名学生代表见面，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邓中夏详细介绍了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希望得到湖南学界的支持。这次会议还商讨了如何组织湖南学联的问题。

5月28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在省政府教育会开会，正式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会员彭璜被推为会长，长群中学和第一师范代表被推为评议部、执行部主席。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

6月2日，湖南学联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大会，决议全省学生从3日起一律罢课。

6月3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等长沙学生首先罢课，全省各地学生接连响应，女校的学生也不甘落后，省立第一女校、周南女校等也于6月5日开始罢课。

学生们罢课后开展了讲演、调查日货、编印各种刊物等活动，其中讲演活动开展得相当普遍和深入，各校根据学联划分的区域，分批轮番挨门挨户进行演说。

湖南的学生还通过戏剧进行爱国宣传，长沙高等工业学校演出的九幕话剧《青岛风云》，再现了青岛问题的由来和北京五四风暴，收到较好的效果。接着他们演出了戏剧《亡国鉴》，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台下观众达2000多人，戏散后还迟迟不肯离去。湖南学联于是决定组织演剧团，配合爱国斗争。

湖南学生参照北京联合会十人团的办法，分十人为一团，每团举代表一人，负一团纠察劝导之责；积若干团为一总团，推一代表为总代表，负总团之责。十人团原是为禁绝日货，提倡国货而组织的，但它逐渐变成了学生爱国活动的其层组织。长沙第一中学救国十人团的宣言中说：“由一团而十团，十团而百团，百团而千万团，合全国之无数小团，而成为最大之团，同心一德，力御雠仇，则会稽之耻固不难雪也。”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省教育会6月7日通电全国教育界，称赞学生的罢课是爱国行动，并建议由江苏省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同时还致函张敬尧，要求对上街讲演的学生，给予保护。但张敬尧却视学生运动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他先是以“过激主义”的罪名恫吓学生，接着又以省长的名义通令各学校停止罢课，攻击学生罢课是意气用事，扰乱社会秩序，干扰政府对青岛问题的解决，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最后竟恐吓说：“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照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

但是湖南的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于张敬尧的压力。罢课后，爱国活动仍在继续高涨，特别是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反对奸商的斗争，更是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早在5月28日，湖南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和农会等就联合发起成立了湖南省国货维持会。不过这个维持会开始并无群众基础，而且实权掌握在奸商手中，国货维持会实际上成了日货维持会。直到学联参加进去后，才名副其实。国货维持会派学生到各商店去，一面进行爱国宣传，一面检查日货，查出日货就封存起来。有些唯利是图的奸商阳奉阴违，在暗中贩卖日货。为了惩一儆百，学生们捣毁了长沙专门经营日货又屡教不改的华泰长洋货店。同时，长沙各女校的学生组织的女子励进会致函总商会，揭露奸商的丑恶行径，要求取缔奸商，提倡国货。6月25日，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分会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把全部查获的日货由游行队伍扛着经过闹市区，然后送到又一村教育会前的广场，堆集起来，淋上煤油，放火烧掉。

国货维持会还组织了各县宣讲团到各县宣讲，到6月19日，已派出30余团，到湖南各地30多个县进行宣讲，影响极大。

长沙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湖南全省，各县普遍建立爱国组织，广泛地开展各种各样的爱国活动。爱国斗争随即转入驱张（敬尧）运动，并取得成功。6月26日，张敬尧退出湖南省境。

自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爆发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使这一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除了以上介绍的5个重点地区外，据有文字记载的，从五四到六三，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地方还有保定、唐山、南京、苏州、松江、江都、通城、镇江、常州、太仓、无锡、南通、扬州、徐州、淮安、常熟、宿迁、如皋、浦镇、泗阳、海州、泰州、海安、嘉定、沛县、浏河、杭州、吴兴、嘉兴、绍兴、宁波、宁海、台州、乍浦、福州、厦门、漳州、汀州、泉州、肇庆、梅县、烟台、济宁、泰安、兖州、益都、蓬莱、曹州、沂州、掖县、开封、洛阳、彰德、安庆、芜湖、合肥、寿县、六安、宜昌、沙市、武穴、宝庆、辰州、南宁、太原、西安、成都、重庆、绥定、昆明、沈阳、长春、哈尔滨、贵阳等。但实际上运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特别是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爱国斗争犹如燎原大火，燃遍祖国的四面八方。这样广泛的运动，参加者不仅限于学生、工人、工商业者、市民，而且还有一些乡镇的农民群众，甚至军队的士兵。海外赤子也极为振奋，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法国、海参崴、南洋、北美洲、南美洲等许多华侨聚居地区，都有爱国华侨积极响应和支持五四爱国运动。

六 从罢免国贼到拒签和约

1 罢免曹、章、陆

五四运动爆发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指为卖国贼，要求予以严惩，这是他们长期执行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卖国求荣的必然结果。

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早年留学日本，辛亥前任清廷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1915年参与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并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本公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在正式谈判期间，日置益坠马跌伤，行动不便，曹汝霖不惜丧失起码的外交威仪，卑躬屈膝地到日置益床前谈判，被讥讽为“床前外交”。他还以中国的银行、矿山等作抵押品，向日本人大笔借款，为北洋军阀进行内战筹措经费，自己则从中牟取暴利。

章宗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戊戌变法后首批留学日本。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6月，出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与日本订立矛头指向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18年秋，日本为维护其掠夺到手的山东权益，以2000万日元借款为条件，取得对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同时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等七项内客。北京政府为借到日款，不惜断送山东主权，章宗祥根据曹汝霖的电示，以政府名义于1918年9月24日，用“欣然同意”的复照，承认了日本的上述要求。这个复照就成了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交还山东的借口。

陆宗舆，北京政府印制总局总裁，袁世凯执政期间任驻日公使。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陆宗舆奉命向日表示愿划出乐龙口、莱州湾附近地带为“交战区”，为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方便。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时，他奉命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多次密谈，探听日方意图。1918年，他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身份，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团，先后与段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了日本。

可见，曹、章、陆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是罪有应得。

5月4日以后，北京政府百般庇护曹、章、陆，为他们的卖国罪行辩解。这种倒行逆施，犹如火上浇油，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义愤。于是，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市、罢工。惩办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和斗争口号。在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的逼迫下，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对曹、章、陆的处理，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避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上海“三罢”实现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尹沈宝昌6月8日给北京政府发了一份十万分火急的电报，指出“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以不图，将成大乱”。接着又说：“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在上海学界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事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

6月7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据当年长辛店救国联合会会长盛成的回忆，他于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罢工的爱国捐款，下午回到长辛店后就同工人们一起酝酿准备举行大罢工。当时任长辛店铁路工厂副厂长的刘家骥，是曹汝霖的女婿，他得知工人即将举行大罢工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后更加胆战心惊，感到不去职是不行了。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6月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处理国贼的命令，但这天上午仅仅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学生们得知只免去曹汝霖一人职务的消息后，当即派出代表，赴国务院和教育部表示抗议。在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在当日下午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由此可见，北京政府的让步是被迫的，他们采取敷衍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拖延行事。而就在这天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拍来急电，称：“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京政府极为震惊。因为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北京，势必使中央政府发生动摇。在这种“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发布了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而且在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北京政府怀着十分恐惧的心情，急忙派专使带着三道免职命令到天津，布告大众，劝商界开市。这时，已经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陆终于被罢免了。这是全国人民一个多月来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消息传出，举国欢腾。陆宗舆家乡海宁县，还召开了公民大会，议决为陆竖石碑，记其卖国罪行，使之遗臭万年，群众当场踊跃捐资。上海人民也于6月12日举行了示威游行，庆祝这个初步的胜利。

2 北京市民宣言

曹、章、陆被罢免，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斗争目标达到了。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解决，反动军阀仍然盘踞要津，耀武扬威，镇压群众，斗争还远未结束。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形势，继续斗争，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对日外交绝不能抛弃山东省经济上的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北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宣言还强调指出：“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由胡适译成英文。高一涵陪陈独秀于深夜到一家小印刷厂秘密印刷宣言，得到工人热情帮助。

这个宣言是五四运动中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目标。它告诉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三个卖国贼的罢免，而是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的手段，进行彻底革命。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新的斗争目标。

6月11日，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到前门外等繁华街道、场所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都亲自参加了这次散发活动。

陈独秀、高一函等到“新世界”游艺场，李大钊等到城南游艺园。“新世界”游艺场，坐落在前门外珠市口西，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接处。这是一位广东商人仿照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格局建造的，主楼共有四层，有剧场、电影场、曲艺场、餐馆、茶楼、商店等，夏天还有屋顶花园。这里日夜开放，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陈独秀从楼内三层亲自往下散发《宣言》时，不幸被混杂在游客中的侦缉队便衣、暗探发现，当场被捕。高一涵目睹了陈独秀被捕的经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同陈独秀、邓初民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那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人’。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那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混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民，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着，遥见陈独秀被探子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就在这天晚上，《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的住宅）也遭到搜查。

陈独秀被捕后被监禁了三个月，李大钊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锋山躲避了一个时期。陈被释放时，李也回到北京。后来为了逃避军警的监视，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扮装成商人，悄悄离开北京，经天津回到上海。

由于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他的被捕在全国特别是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动派虽然能够逮捕和监禁散发传单的人，但是传单上宣传的思想却不胫而走，是禁锢不住的。当时社会各界、各团体知名人士都先后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陈独秀。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在致徐世昌的电文中说：“陈独秀被捕，士林惊骇。持论是否偏激，国人自有公评，不得横加摧残，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学生在给警察厅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举，只能“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也指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许多抗议通电，称这次捕人事件为兴文字狱。就陈独秀被捕事件，当时报纸报道说：“各省电函交驰，为之辩白。”毛泽东在湖南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称誉陈独秀是“思想界明星”，说他的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

由此可见，广大群众是不会因为反动派的捕禁而沉默，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3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

在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中，广大的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各地都先后建立了学联组织。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使各地学生运动更好地相互配合，为了加强对全国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学生们感到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

还在6月1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就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筹备会，把全国学联的名称定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同时，致电各地联合会，请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二人来沪，商订章程及办法，然后再开成立大会。

经过近半个月的筹备，6月16日下午2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6楼召开，到会者有各地学生代表50多名。他们分别是：北京的段锡朋、陈宝锷、许德珩、黄日葵、黄炳蔚、罗国烺、罗发组、张伯谦；上海的何葆仁、陈伦会、恽震、瞿宣颖、舒志侠女士、程孝福女士、陆匀绡女士、高时侠；日本留学界的廖方新、王之祯、凌炳、邹卫、刘振群、盛世才；天津的张阳光；武昌的蒋元龙、潘德芬；南京的郎宝鎏、曹公瑾、吴邦杰，杭州的连瑞琦、黄维时、陈中狱、曹烈；济南的崔书馨、卓景泰；嘉兴的吴乃燮、葛敬庚；淞江的陈熹、王同福、汤爻、庄居己；崇明的王欧、施英；南通的罗元恺、潘润夫；九江的邓毅；保定的吴震寰；吉林的吴仁华；安徽的常万元、汤志光；宁波的张其昀、丁福成；河南的李仁荣、李九朝；唐山的周易；苏州的尤敦信、周承澍；扬州的孔庆洙。

除各地学生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来宾，有教育人士蒋梦麟、黄炎培、邵力子之等20余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10余人，商界人士10余人，工界人士6人。

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说，各界代表也在会上发表讲话。黄炎培在发言中希望学联内部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样的团体才能有力量。求新厂的吴琢之代表工界发言说，要克服工人队伍中“无团体力”等弱点，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争取早日召开工界联合大会，成立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报界代表在致辞中赞赏北京大学曾提出过的“求学不忘复国，爱国不废求学”的口号，揭露反动派鼓吹的“学生不干预政事”的说法是欺人之谈。各界代表发言后，由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报告了全国学联筹备经过，并强调指出，全国学生联合会一定要长期存在下去，要与中华民国同始终，绝不能因为罢去卖国贼、废除条约而中止。因为现在中国社会不良，卖国贼必不会灭绝。

6月18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36名全国学联职员，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全国学联会址设在上海。

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学联不断给予学生运动以指导。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后，学联还在筹建中，就及时向全国学生指出：“五四运动的要求、目标还远未达到，斗志不能松懈，运动不能中止。”“六三”以后，各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反动派为了从根本上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不约而同地实行了提前放暑假的对策。针对这种情况，全国学联筹备会给各地学联发出通电，强调指出，要保持“持久之行动，弗因暑假稍形涣散，弗因涣散团体即离”。号召全国学生在暑假期间坚持开展抵制日货、讲演等活动，推动当地的爱国运动的发展。

全国学联正式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到拒签和约的运动中。

4 拒签和约运动

三个卖国贼的免职，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胜利。6月12日，上海和各地商人先后开市，工人也陆续复工，此后，运动的目标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呼声响彻祖国上空，一场轰轰烈烈的拒签和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

参加这一运动的有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还有农民，甚至连一些亲英美派的军阀也明确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人民群众表现出巨大威力，使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对签字问题不能不有所考虑。最使驻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焦虑的是，签约就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意愿，承认日本的要求，而不签约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并失去条约中一些有利条件，因此他不赞成简单地拒约，而主张有条件的签字，即“保留签字”。就是说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的保留意见，中国即可签约。出于左右逢源的考虑，北京政府采纳了“保留签字”的建议，电令陆徵祥执行。但是保留签字不过是北京政府单方面的愿望，其成败仍取决于列强的态度，中国代表顾维钧曾当面向美国总统威尔逊解释过保留签字的理由，他说：“现在中国人民，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全体主张不签和约。政府顾念民情一致主张，又不愿破坏协约各国对敌之联合，万不得已，因定签字而保留之计。”希望列强能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但是列强从其政治利益考虑，断然地拒绝了中国保留签字的要求，理由是，如中国开保留先例，各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如果照此办理，条约将无法形成。保留签字的方案被否决。北京政府再也无法在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了。在北京政府面前只有两种抉择：签字或拒约。

在北京政府看来，签字是有害的，而拒约也是有害的，于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当时，外交部发表的《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经过情形摘要》认为，签字有两害：日本可能在山东扩张势力；日本在山东的势力可能成为远东祸根。而拒约则有五害：青岛已在日本控制中，不签字并不能改变这一局面；青岛问题现由各国调解决定，如拒约，将来只得由中、日两国单独解决，于中国不利；日本如有越轨行为，不能得到各国援助；不能参加国际联盟；丧失对德和约中一些有利条件。显然，在北京政府眼中，签约为两害中较轻者。

5月下旬，北京政府决定签约。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申述主张签字的情况说：“经熟思审处……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为了配合政府的签字决定，段祺瑞也在当天致电各省军政官员，敦促各地支持政府签约，并斥责爱国青年的拒约要求是“借爱国以祸国”，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

就在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一面企图将五四烈火扑灭，一面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之时，北京爆发了六三运动，接着上海又爆发了强大的三罢斗争，由于六三运动的爆发，北京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6月10日，徐世昌被迫下令罢免曹、陆、章，13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集中为拒签对德和约。徐世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决定以退为进，于6月11日向众参两院提出辞呈。北京政权发生了政治危机。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就是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发表了一连串出言不凡的通电。吴佩孚是五四运动中一个言行独特的军阀，他公开称赞学生运动“其志可嘉”，并且强烈抨击日本侵华野心，坚决反对出卖山东，甚至主张对日一战。他于6月9日致电徐世昌，呼吁政府不要屈服于日本的威胁，电称：“差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他敦促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6月15日，吴佩孚致电南方将领，建议驻湘南北将领联名通电阻止签约，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删电”。电文猛烈抨击了两害取轻的主张，以极为犀利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者，并再次声言不惜对日一战。该电在稍做修改后，以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南北61名将领的名义联名发表。

“删电”的发表引起各界极大的反响，当局也为之恐慌，新上任的内阁总理龚心湛急忙复电吴佩孚，表示在对德和约问题上，仍要坚持保留签字的立场，而未敢再提“两害取轻，全约签字”。

随着6月28日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拒约运动进入高潮。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的拒签运动开展得最为激烈。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请愿，不达目的不返家。6月20日，由山东省议会、省商会、省学联等7个团体85位代表组成的山东请愿团齐赴新华门，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他们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顺齐铁路草约；三惩办国贼。”总统徐世昌拒绝接见，只派一名秘书敷衍。秘书对代表们说：“我国现在采取责任内阁制，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余（元首自称）实毫无主张。”在严峻的内外局势面前，原来坚持“两害取轻”的总统徐世昌公开表示，已束手无策。政府这种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各界人民。山东代表齐声大呼：“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他们在新华门前坚持数小时不走，甚至跪在门外，放声号哭。这时天降大雨，代表们尽陷于泥水之中。直到下午5点，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见”，但要改定日期，限定人数，代表们这才拭泪而去。

6月21日，山东全体代表到国务院，并推举五人面见代总理龚心湛，提出前述三条件，无结果而返。23日，山东代表推举六人面见徐世昌，详细诉说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坚决要求实现三条件，并说：“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嘱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在代表们沉痛的泣诉和严词要求下，徐世昌不得不表示，关于对德和约，已由巴黎和会中国全权大使陆徵祥，在“山东三条”上拒绝签字，并表示，山东提出的三项条件，将由国务院批复。25日，山东代表六人再至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拒绝签字之保证。

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得到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持。6月27日，北京各界举行联合请愿，山东代表团、北京学联、京师总商会、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代表等团体，组成有几百人参加的请愿团。同一天，天津各界联合会也派了10位代表到京，参加联合请愿活动。与此同时，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行动起来。6月21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各团体集会，表示一致反对和约签字，会后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各团体还分别致电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不在和约签字。电文中说：“如或违反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在沪西公共体育场，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各地学生代表和上海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并以上海学商工报各界大会名义致电巴黎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大会还向全国发表通电，号召速开国民大会。

除山东、北京、上海外，其他许多地区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在这段时间里，仅巴黎的中国代表就收到团体和个人拍发的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多份。

在群众运动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下，政府的态度开始松动。27日，政府对山东请愿团的要求批示：已明确表示，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政府已于6月26日电令中国代表，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28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群众代表时也说，不能保留山东则拒绝签字，政府已电令陆使，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

必须指出，北京政府在最后时刻的这一决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因为当时向巴黎发电需数日才能送到，此时发电为时已晚。显然，北京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电，也是经过周密思考的，面对强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政府不得不表示这一姿态。这样，即不得罪列强，又表示了拒约的态度，逃避了责任。由于北京政府早已电令陆徵祥“自酌办理”，因此，在最后阶段，签字与拒约的决策者，不是北京政府而是中国代表团。

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身为外交总长和中国代表团全权委员长的陆徵祥，内心始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必须考虑拒约后果，即冒犯列强，并担心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鉴于五四风潮以及本人或多或少的民族意识，他既不敢也不愿俯首签约。当保留签字被列强拒绝后，5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召集会议，讨论签字还是拒约。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拒约的意见略占优势。陆徵祥在极度矛盾的情况下，为了既执行签字令，又不负签字之责，向政府推荐他人签字。6月9日，陆密电政府，因病请免外长职务，并保胡惟德继任，留待签字。胡惟德是力主签约的，所以陆有意让他来执行签约，但是此建议未能获准。于是，陆徵祥使出最后一招，以“旧病骤发”为由，于6月14日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同时推荐顾维钧在会签约。

在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代表团又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下，顾维钧担负起继续交涉山东问题的重任，在最后的困难阶段，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实际主持者。顾维钧是力主拒约的，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拒约，他的策略是，不断地提出多种最低条件的保留方案，仍力争保留签字，倘若完全被拒绝，那么，中国拒签和约便能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而不致引起严重后果。

于是顾维钧又连续向和会提出了五个方案。第一，在原保留方案的基础上后退一步，提议在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提出一正式文件，声明保留山东条款；第二，如保留字样不能于约文内声明，是否可以附于约后；第三，附于约后仍办不到的话，是否可改在约外保留；第四，约外保留再不允许，中国是否可在签约之前发表一项保留山东的正式声明。但是，以上四种最低的保留方案提出后，全部遭到列强拒绝。

27日晚上，顾维钧拟订出最后一个妥协方案，考虑到列强一再声称签约之前不允许有任何保留，中国的声明不再提保留字样，只讲中国签约之后不得妨碍将来再议山东问题。28日早晨，胡惟德带着这一声明前往磋商，又遭到完全拒绝。

这样，拒绝签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国代表团终于采取了近代外交史上一项历史性的行动：“公同决定，不往签字”。28日，四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经过。鉴于拒约之举并非政府训令，中国代表团当即备函通知巴黎和会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权，留有余地。

正如顾维钧预料的那样，拒约没有导致严重的后果，反而赢得西方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就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解决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弱国，近百年来，中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办理交涉时，总是始争终让，签订过许多不平等条约。这次的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空前的。

拒约之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首先，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各阶层大众空前地动员起来，强烈反对签约。这是北洋政府不敢训令签字的根本原因。这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极大的历史主动性。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拒约的胜利，

当然，也应该看到，拒约的实现，与统治阶层的特殊的内部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总之应当从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两方面来认识拒约问题。因为历史是多种矛盾、多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

5 五四爱国运动的延续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历时50余天，到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运动告一段落。7月22日，全国学联发表终止罢课的宣言，提出“为国勿废力学，力学勿忘为国”的口号，要求学生从火热的斗争中回到平静的书斋里去。但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罢课仍时有发生。1919年下半年，外国侵略者和反动军阀又连续制造了山东惨案和福建惨案，群众斗争再次掀起高潮。这两次惨案的发生都同五四运动有直接关系，由此引起的两次革命浪潮可以看做是五四运动的延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地区，段祺瑞的两名心腹大将张树元、马良掌握着山东的军事大权，张树元任山东督军，马良任济南镇守使。8月，安福系政客屈映光又接任山东省长。

济南市有一家《昌言报》是安福系的喉舌，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的各大报刊都对群众爱国运动表示鼓励和支援，唯有《昌言报》屡发谬论，诋毁学潮，并主张军政当局对学潮予以武力镇压。《昌言报》的反动言行，激怒了爱国群众。7月21日上午，济南学、商、工、农以及市民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群众齐奔《昌言报》报馆，将该报经理张景云、主编薛惠卿等六七人绑缚，随后用纸张书写“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他们胸前背后，牵到街心示众。街上人山人海，争看卖国贼。最后，将其送到省长署，要求绳之以法。

《昌言报》事件，大快民心，却触怒了反动派。7月22日，山东省督军张树元以学生强据省议会开会和群众结队捣毁《昌言报》为借口，急电北京政府，请求颁布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竟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委任济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

马良是个甘心媚日的军阀，曾公开主张中国应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说中国要是不签字，一定要亡国。他还反对抵制日货，明目张胆宣布：“凡有抵制日货或不卖货与日人者，概以乱党论，从重治罪。”他还派兵到各粮店，强迫各粮商为日人购粮2.5万石。马良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上任就大开杀戒，残酷镇压济南的爱国运动。8月3日，当山东学生请愿团向督军、省长请愿，要求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人时，马良派兵前往镇压，驱散请愿队伍，逮捕爱国学生16人。接着马良以结党扰乱治安为名，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捕去会长马云亭及爱国分子朱春祥、朱春涛三人。这三人都是回民，只因《昌言报》事件后对马良的行为不满，提议将礼拜寺中马所立的碑匾销毁，而得罪了这位凶神，结果被马良逮捕并施以重刑。三人不服，8月5日被马良残酷杀害。事后，马良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

接着，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大言不惭地说，他是拥护段祺瑞的，段参战有功，谁反段，就是他的对头，就要逮捕谁。还说，不好好念书，就是造反等等。

马良的暴行，在山东和全国激起强烈的反抗。8月23日，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在北京发起联合请愿斗争，是日下午，他们齐赴新华门向徐世昌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徐世昌不但拒不接见，而且命京师警察厅把30多名第一批请愿代表全部逮捕。26日，津京学生3000多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并推举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为请愿队伍总指挥。当30多位请愿代表来到新华门时，门前警卫森严，如临大敌，代表们递上请愿书，要求惩办马良，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仍拒不接见。警察总监和教育部派人劝代表们回去，代表们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决不离开，结果大批军警赶到，将代表们围在新华门内，不准自由行动，不准外人送食物。27日，北京1000多名学生和天津赶来的各界代表，齐集新华门请愿，入夜后，学生们仍露宿新华门。28日，反动政府调集大批军警强制解散请愿队伍，军警们用枪托、木棍大打出手，当场打伤学生多人。北京政府本想用强制的手段，惩一儆百，但是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下，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保释之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9月1日，当马骏为首的天津代表返津时，男女学生800多人手执大旗，列队欢迎。一些商家也在门前鼓掌致意，马骏被迎到商会，约有上万人蜂拥而至，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

鲁案未平，闽案又起。

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视为其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扩大侵略势力，更把福建看做自己的殖民地。

身受其害的福建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一再挑起事端，寻机报复。1919年11月16日，由日本人组织的所谓“商品保护队”，持械寻衅，与正在进行抵制日货宣传的福州学生发生冲突，结果击伤学生七人，击毙一人，并伤市民多人，造成了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事后，驻福州的日本领事馆不仅不惩治凶手以谢罪，反以保护日侨为借口，电请日本政府于11月23日派日舰嵯峨号来闽，进行讹诈。对此，福州学联向全国各地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

闽案消息传到北京，引起学生们极大的愤慨。11月29日，北京学生约5000人，齐集天安门，然后分30队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沿途一路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州”等口号，还散发了100多种传单。与此同时，北京学联组织学生上街讲演，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2月7日，北京学生又联合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的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这次大会人数空前，影响极大。中美通讯社报道说：“与会者共有76团体，人数共达10万，于斯可观民气之盛。”

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到会的各团体代表和演讲员轮流在五个讲台演讲，评述福州惨案经过，听者无不义愤填膺，大会通过致北京政府和复福州学联的通电。会后，当场焚烧了自5月4日以来半年多因违约而被没收的十余车日货。然后，开始了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五四运动中所仅有。各马路商店都休息半日，在门前备好茶点，欢迎并慰劳游行队伍。

上海人民得知福州惨案的消息后，于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各界大会。福建代表在会上报告了“福州惨案”的经过。接着各界代表相继演说，除了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外，还提出了许多对付惨案的办法。大会最后通过了给北京政府外交部的通电，提出更换驻闽日领、惩办犯罪日人、撤销日领事裁判权等八项要求。

12月2日，上海76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举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同一天下午，上海学联评议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声援福建的斗争，自3日起，停课四天，全体学生出发演讲，散发传单，并要求各路商店填写永不进日货的志愿书。

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以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济南、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嘉兴、南昌、武汉、九江、昆明等地都展开了声援闽案的斗争。这一革命浪潮的声势是巨大的，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声援闽案斗争以后，爱国运动虽仍有持续，如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学生反抗反动派镇压的斗争等。但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到1920年已是尾声了。

七 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

1 改造社会的呼声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之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渐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深刻的革命运动洗礼后，面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再看中国的现实社会，就更加不满，更加难以忍受，更加向往创造一种新社会。于是，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进步期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只有几家，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可五四后的第一年中，新的出版物骤然增至400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浙江新潮》等60多种。这几百种刊物中，绝大多数都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宗旨。在不少刊物的发刊词中都写着“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改造”的字样。

当然在这些新刊物中，也有极少数公开站在新思潮的对立面，反对社会改造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凌荣宝个人创办的《独见》。此外，还有少数刊物主要从事反日爱国宣传，如《救国旬刊》、《南开日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也有的侧重于某项具体的政治斗争，如鼓吹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湘潮》、《天间》、《湖南》等。在这些刊物中，有些则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表现出重视新思潮和社会改造问题的倾向。

这几百种刊物的创办者的社会成分十分广泛，有的是在孙中山革命党支持下创办的，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集团研究系创办的，有的是广州中华工会创办的，有的是资本家创办的，还有军阀陈炯明为笼络青年而创办的，等等。但其中大多数，是由各地青年学生和进步社团所创办。

五四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一些进步社团，除了前面曾经提到的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之外，还有恽代英发起组织的1917年10月8日在武汉成立的互助社，由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的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等。五四以后，这类社团在各地迅速大量地涌现，它们通常都是由一些志趣相投，关心社会改造，在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小的只有几人，大的数十人，个别在百人以上，而出版刊物，则是这些社团的主要活动形式。一般都是刊物和社团同用一名称。例如，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出版的刊物就叫《觉悟》，赵世炎等组织的少年学会的出版物就叫《少年》，等等。

五四后的知识青年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对于迎接新的思潮，怀着满腔的热忱，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充满胜利信心。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就集中地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这种精神境界。他说：

时机到了，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2 百家竞起 异说争鸣

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改造社会的呼声的不断高涨，很快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数以百计的主张“社会改造”的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好感和向往。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些青年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有的刊物肯定地说，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就连闽南军阀陈炯明办的《闽星》，也高唱起社会主义的调子，宣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不是我们的终局，世界大革命是决不可免的，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理想。

宣传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潮流，这是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紧密相连的。五四后的中国人获得了新的觉醒，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重新放眼世界，去探索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变化和新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暴露出来。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随着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拼杀被撕得粉碎。而十月革命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阶级制度是不可存留的，资本观念是不可持久的。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给人以新的希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抛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抛弃了变中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旧理想、旧观念。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也是当时的人们公认的新思潮。但这“新思潮”却包括了庞杂的内容，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包括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其中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及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直接从外国输入的，另外还有在国内衍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当时的进步知识界，把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当做新思潮来介绍、宣传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经历和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对于俄国十月革命这个世界新潮的代表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理解。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都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还在讨论、比较和选择。正如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也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当时的“新思潮”在人们心目中，不仅包括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也包括了19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真、善、美、天赋人权、人道主义等，尤其是民主——“德谟克拉西”，是人们珍惜的思想武器。不过在五四后的中国，“德谟克拉西”这个词的实际内容已开始发生变化。除了个别人和少数刊物还把它照旧当做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外，大多数刊物和作者对它做了新的解释，已经把“德谟克拉西”看成为自由平等，没有贫富贵贱，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一些人已明确地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德谟克拉西”，就必须把它同社会主义理想连在一起。

五四以后，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日益高涨，除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外，一些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在中国传播开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实验主义，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及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这些学派都是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从不同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都反对“流血斗争”、暴力革命。这些改良思想对于当时的进步青年，尤其是对那些对十月革命还有种种疑惑的青年来说，是有较大吸引力的。

总之，五四以后，富于理想，又缺乏经验的青年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名目繁多的“新思潮”。他们急于获得真理来改造中国社会，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勇气把某一派学说当做自己唯一的旗帜，因此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都感兴趣，在比较、争辩中左顾右盼，想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从各色各样的新思想中提取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因素，构成新社会的“理想王国”。1919年12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中，就提出了自己构制的新社会的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新青年》描绘的这个新社会的蓝图，不仅反映了当时多数进步青年的思想特点，实际上也是对全国各地进步社团和期刊所设计的种种新社会蓝图的一个综合。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王国”，《新青年》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造社会”方案。有人提出“工读互助”，说工读互助是新社会的胎儿，能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有人提出“新村主义”，说新村“是用和平的手段去占领我们所要求的空间”，使社会里头不发生种种恶现象；有人提出“教育万能”，说教育是改造事业的工具，是解放运动的利器，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有人提出“科学救国”，说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本着科学的精神来改造社会，社会可进到真、善、美；还有人提出“改造人种”等。这些救世方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问政治，这是因为当时的进步知识界，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政治的误解。他们往往把政治同军阀、官僚以及国外资产阶级政府的活动完全等同起来，因而鄙视政治。当然，关于如何改造社会，也有一些激进的主张，如《南开日刊》就明确提出，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大家起来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另组织合民意的政府。《新青年》也明确提出了“民众运动改造社会”的主张。孙中山在五四后也明确提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

在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新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还只是一株幼苗，刚刚开始在杂草丛生的园地里生长，但是它将以无限的生命力开拓自己的前程，逐渐为广大青年人接受，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导。

3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人所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这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万国公报》主要宣传基督教教义，同时也介绍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教义的补充。该文在介绍中涉及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从而成为中文报刊上谈论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记录。

此后，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相继出现。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其中提到马克思（译作“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泰斗也”。

1903年，广智书局和《浙江潮》编辑所分别出版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神骨》。同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刊登署名“大我”的文章《新世界之理论》，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1906年1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名政治家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

1907年，世界社在《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刊印了马克思肖像，此书在法国印成后运回中国发行。

总的来说，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刚刚开始接触，对它的介绍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再加上第二国际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批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排斥，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的传播，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先进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阔道路。此时，中国的情况也发表了很大变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空前壮大，并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通过李大钊等一批思想界的先驱在中国传播开来。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1919年又写了《新纪元》一文。这四篇文章是在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李大钊把十月革命同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之先声，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这几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涉及很少，但作者已明确告诉人们：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因此可以说，李大钊的这几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只认识到她的重要性还远远不够，必须学习、了解她的理论。于是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人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和著作，开始向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本人也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指出：“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尽管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还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是在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介绍，对于提高人们鉴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也是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这时他已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继这期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由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也不断地刊登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如介绍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这是《宣言》中极重要的篇章，它鲜明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除李大钊外，当时各地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其中较著名的有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

杨匏安是五四时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他同李大钊一样，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西方各种思想流派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五四运动时他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10月，他发表《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各家社会主义学说，并赞扬《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圣典。杨匏安还在《世界学说》专栏发表了40多篇译述文章，其中有一篇为《马克斯主义》，曾连载19天。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这篇文章在南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达也是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留学生。他原来是学理科的，曾经向往“实业救国”的道路，十月革命改变了他的学习方向，开始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一年中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等书，在国内出版。“六三”时，他还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报刊发表。李达1920年回国后，继续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和研究系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主编《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李汉俊也是较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留学生。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文字，在1918年底回国时带回大量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他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等刊物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经过他和陈独秀核对的。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研究系为预防社会革命，也在其所办的一些报刊上，刊登了大量介绍或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就报纸来说，由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由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为当时著名的四大副刊。这四大副刊，除《京报》副刊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外，其他三大副刊都大量登载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问题及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及学说的文章。就刊物来说，国民党创办的《建设》杂志和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也都刊登了不少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1919年到1920年，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资本论自叙》、《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列宁的著作在1920年也开始流行，散见各报刊的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旧制更新》等。

在马列著作流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讲台上占了一定的地位。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还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总之，五四爱国运动后的一年中，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它不仅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注意，也引起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北京政府内务部和地方军阀相继发布公文，查禁“过激主义”，并派密探侦缉“过激派”的活动。《每周评论》被查禁了，《湘江评论》被查禁了，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也被查禁了。1920年初，北京政府通令查禁的刊物达83种之多。

然而真理是封锁不住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中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已被社会公认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潮。

4 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在欧洲曾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有了欧洲的经验，特别是有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中国人寻找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但是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一度成为最时兴的理想，在1920年3月以前，几乎没有人指出过它的虚幻和谬误。由于人们对十月革命流血斗争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空想社会主义便博得了人们广泛的重视和赞许，很多人还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例如，当时中国先进青年中曾对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展开热烈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岳麓山办学时就有过“新村”的设想，他们曾经设想约一些朋友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期望首先在中国创造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村生活。湖北的恽代英也很向往新村，他在给林育南的信中表示，预备在乡村中建造新村，说新村运动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则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新村主义糅合在一起，提出了工读互助主义，幻想通过半耕半读的田园诗般的“菜园”生活，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他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王光祈的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在中国农村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第一没有土地，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第二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根本就不了解。于是王光祈不得不很快把菜园子“新生活”移植到城市来实行。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开头便说：“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村间的新生活，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把创造城市中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其宗旨是通过平和的经济革命改造社会，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它的原则是实行公有制，人人有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工读互助团的倡议提出后，受到思想界、教育界的广泛支持，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罗家伦等都列名为募款发起人，北京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数百人报名参加。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在1919年正式成立。接着，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都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但是好景不长，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办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经济危机和人心涣散无法维持，到1920年9月便销声匿迹了。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进入了尾声。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证明了和平的经济革命是行不通的。这次试验的失败，使大批先进分子急速地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利形势。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日益唾弃，同时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人民对苏俄政府对华宣言的热烈反响。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中国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和废除一切特权等。《宣言》还表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惟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尽管苏俄政府后来没有也不准备兑现其宣言中放弃沙俄在华特权的承诺，但在当时却“忽悠”了不少钟情十月革命的中国人。当然，不管宣言里有多少虚假成分，总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略好些。《宣言》一发表，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使一些人大大改变了对“过激党”的看法。《宣言》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上海的学生联合会认为，对苏俄的表示单是拍电报、发宣言欢迎是没有用的，我们应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不负俄人，也不负自己。

二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1920年五一节，《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约有400页，超过通常页数的一倍以上。孙中山、蔡元培分别写的“劳工神圣”、“天下为公”的题词刊登在专号上。此外，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

5月1日这一天，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上海，由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起联合七个社会团体，共同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国劳动政府的通告》。

在北京，主要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举行了集会、游行等纪念活动。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隆重举行纪念大会，邓中夏等专程前往，在大会发表讲话，散发了《劳动宣言》。

在广州，由部分学生发起，召开了有学界和工界代表参加的纪念会。

这次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已经开始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学界代表，还包括了广大工人在内。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渴望并开始同工人接近。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已不像从前那样侧重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而是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例如《新青年》从1920年9月到1921年7月，共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长篇论文7篇，其中有6篇都是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此外还有27篇论文，刊登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专栏中。到这时，各地的先进分子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是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而是开始自觉地把它当做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

与此同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武器，同实用主义、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论战。通过宣传和论战，科学社会主义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阵地。

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独秀。实际上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怀疑。他指出：“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过做了一般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人人不要迷信他。”此后，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滚滚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他本人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不断增加。到1920年夏秋，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他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和言论看，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上来了。同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的长篇论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说明他已经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转变，同李大钊相比，虽然晚了一些，但由于他的社会声望，这一转变的实现，对广大进步青年是一个有力的引导和促进。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这一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欧现代文明。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回事。十月革命固然引起部分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高度的关注，以至于成为其信仰者。但“专俄国人的路”未能给中国人送来赖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必不可少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的作用又很有限。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程度低下的国度，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能达到的正确理解的程度就愈低。中国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传播，多半是有限的语言符号层次而非深刻理解层次的传播。大多数人未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即生产力决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形态和社会革命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未能摆脱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只能大体上理解阶级斗争论以及由此引申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形成于五四运动之后迄今尚未完成的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五四时期开其端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意义非凡却不可估计过高。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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