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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逆风之羽：一位女性抵抗纳粹的真实故事

作者：李雪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07月

ISBN：9787020191925

字数：225千字

文前辅文

献给米尔德里德和多恩

作者说明

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

放入引号的所有文字，均来自我在一摞档案中发现的信件、明信片、纪要、日记、手写说明、解密情报或其他文件。

在书籍、报纸和档案文件中，米尔德里德的名字时而写成米尔德里德·哈耐克（Mildred Harnack）、米尔德里德·费希-哈耐克（Mildred Fish-Harnack），时而写成米尔德里德·哈耐克-费希（Mildred Harnack-Fish）。混用的原因在于米尔德里德自己。她在美国称自己是米尔德里德·费希-哈耐克，而到了德国又称自己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费希。为简化起见，我在本书中称她为米尔德里德·哈耐克。

很多人都知道，米尔德里德是个用词很讲究的人。“她的话不多，”一位德国女性回忆道，“而且总是惊人地准确。”“她就是安静地倾听，”一位美国女性回忆道，“她一旦开口，就能引起注意。”

本书采用两套叙事，一套讲述米尔德里德，另一套讲述一个名叫多恩（Don）的男孩。在讲述多恩的章节中，我采用斜体而非引号的方式，去表明他记得在当时有过的想法和对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1岁的多恩充当了米尔德里德的情报员。

本书的英文书名来自米尔德里德在监狱里译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一首诗歌。有人争论过，在米尔德里德的翻译手稿中，对应“麻烦”的单词trouble后面究竟能不能看出有个“s”。我们要知道，翻译是艺术，而非科学；跟我们可能遇到的歌德诗歌的其他学术性译本相比，米尔德里德的译文总是更为松散，更少直译。我们还要知道，在潮湿的牢房里，米尔德里德是用铅笔头写字。

哈拉尔德·波尔乔（Harald Poelchau）记得，他在前往米尔德里德的牢房时，看到过她手执铅笔，埋头钻研歌德诗歌的场景。波尔乔是一位监狱牧师，也是扎根于西里西亚（Silesia）乡间小镇克莱绍（Kreisau）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的成员。正是因为波尔乔，我们才看到了歌德作品的米尔德里德译本。1943年2月16日，他将这本书偷偷塞进牧师袍的夹层，然后带了出来。

片段

问卷调查

柏林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

1943年2月16日

姓：哈耐克

名：米尔德里德

出生日期：1902年9月16日

出生地点：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 Wisconsin, USA）

有财物吗？有多少？里面装有什么？

我口袋里有8.47（？）。

我钱包里有一张美国轮船有限公司（United States Lines）价值127美元（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船票。

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有些钱。

特别说明，在位于柏林沃伊尔施大街（Woyrschstra）16号的两间起居室里有几件居家用品，铺有两块东方地毯，浅色深色各一块，饰有若干星星和色彩。

为什么受到惩罚？承认你受到指控的犯罪行为吗？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原因而犯罪？

协助谋反罪。

序言

她的目的是自我除痕。她越不为人所见，就越有机会逃过一劫。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吃过、读过、想过的东西。首先要不具有争议性。第二第三还是如此。因此，她把日记藏了起来。当她怀疑自己正遭到盖世太保（Gestapo）的围堵时，她毁掉了日记。最可能的方式是付之一炬。

她处于德国抵抗组织的核心，但她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波兰人或者法国人。她是美国人——显然如此。她招募的人都有代号：“无臂”（Armless）、“笑面人”（Beamer）、“工人”（Worker）。她开展活动不使用代号。尽管如此，她还是神出鬼没。她的工作性质需要绝对保密。她的家人分散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几个小镇和奶牛场上，她不敢告诉他们。她在26岁时，抛下热爱的家人，登上一艘横跨大西洋的客轮，这让家人一直都很困惑。

家族还是那个家族。我们之间相隔了三代。她喜欢隐姓埋名，所以我会轻声呼唤她的名字：米尔德里德·哈耐克。

1932年，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这是一支由政治活动成员组成的小型团队，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它已经成长为柏林最大的地下抵抗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领导的小组与一个苏联谍报网络开展合作，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和柏林招募间谍和特工，密谋打败希特勒（Hitler）。1942年秋季，盖世太保展开突袭。她被捕入狱。同时入狱的还有她那些密谋共犯。在帝国军事法庭（the Reichskriegsgericht；the Reich Court-Martial）草草组织的审理过程中，一名外号叫作“希特勒的寻血猎犬”（Hitler’s Bloodhound）的公诉人向他们提问。

她坐在法庭后排的一张木凳上，其他凳子上坐着高级别的纳粹军官。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组坐在法庭中部。除了她，所有人都是德国人。

轮到她说话的时候，她走到了台前。她很憔悴，她在牢房里感染的肺结核损伤了双肺。她站了多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幸存的文件没有记录公诉人开始向她提问的时间，也没有记录结束的时间。已知的情况是：她给他的答案都是假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法官们相信了她。她得到的判决相对较轻：在一个战俘集中营从事六年的艰苦劳动。两天后，希特勒推翻判决，下达对她的死刑命令。1943年2月16日，她被绑到断头台上，予以斩首。

战后，美国陆军反间谍情报局（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展开调查。“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行为值得嘉许，”反间谍情报局的一名官员在1946年指出，同时提到他们已掌握“大量有关她的文件档案”。“该项调查工作很有可能揭开一桩战争罪行。”另一位官员写道。事后，比这两个人官衔更高的一名同僚在一份备忘录中予以严厉谴责：“这起案件被定为S/R，即秘密和限制级，本就不应该列入调查范围。将该案从D分队（Detachment ‘D’）中撤下，并不得继续展开调查。”

就这样，反间谍情报局埋没了她的案子。50年之后，此举的理由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尽管如此，还是有消息泄露出来。1947年12月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了一篇题为《希特勒于1943年为实施个人报复而将一个美国女人斩首》的故事性报道。“尽管对德国地下活动的全貌了如指掌，但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勇敢地忍受着盖世太保的折磨，没有泄露只言片语。”报道如此写道。同一个星期晚些时候，《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赞誉她是“反抗纳粹统治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甚至可能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读者们感到惊奇的是，德国竟然有过一股活跃的反抗力量。

对那些打算围绕她领导的小组展开写作的人而言，一个核心问题是纪实性证据的缺失。直到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拆除，东德一处档案馆里的一堆文件才为世人所知晓。几年之后，俄罗斯允许历史学家翻看涉外情报档案，而在199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陆军根据《纳粹战争罪行揭露法案》（the 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开始解密那些一度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文件记录，且该程序持续至今。现在，我们对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有了更加精准的了解，但事实性差错依然存在。有关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各种细节仍然匮乏，且往往存在差池。她把自己保存的日记焚烧后，所得到的灰烬无法作为订正标准。

尽管她的心愿是要隐姓埋名，但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可以追寻的路径。

这条路径就是官方文件，即那一摞摞厚及脚踝的英国、美国和苏联时期的情报档案。此外，还有一些非官方文件，它们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真相。其中包括她所写的信件。别人写给她，以及提到她的信件。家人和朋友留下来的笔记本、记事簿、日记、照片、证词等。并不能说，他们对这位有所了解或自认为有所了解的女人的看法一致。在很多人的眼里，她是一道难解之谜，在她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等问题上，会让人得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结论。

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已经成为历史。而那些健在的人也已经九十多岁。其中有一位，我尤其希望找到。

他遇见米尔德里德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年纪小得足以做她的儿子。我顺藤摸瓜找到他，恳请他回答：她跟你说了些什么？她是怎么进屋的？你听到她哭泣过吗？歌唱过吗？她信任你吗？

背蓝色书包的男孩

（1939年）

雪花。恐惧。光线。1939年12月的一天早上，从柏林一栋公寓楼的拱门里，突然跑出一个11岁的男孩，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抓住。他的背上背着一个蓝色的书包。他眼前是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下的舍内贝格（Schöneberg）公园。他有些瑟瑟发抖。他穿着一件羊毛外套，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这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德国男孩。

他四步走下台阶，再四步跨过街道。男孩朝着地铁站（U-Bahn）的方向走着。他去的地方不远，坐10分钟到诺伦多尔夫广场站（Nollendorfplatz），再步行到附近的沃伊尔施大街16号。父亲教过他怎么走。父亲说：注意观察。还说：别跟人说话。

男孩看到一个八字胡高翘的高个子男人，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女人，两个戴着红色连指手套的男孩，一个高抬腿走路的女孩。圣诞节就要到了。人行道上，有商贩推着手推车，摇晃着铃铛。有的车上放着烤栗子，有的堆着打蔫的卷心菜，有的摆着陶制品，还有的摆着一列士兵形状的杏仁蛋白软糖。其中有段路旁，几栋楼房正在熊熊燃烧，不时有炸弹发生爆炸。男孩知道，战斗距此还有一段距离，但他想象着，自己能够闻到战争的味道。

已经烤焦了。就像那些烤栗子。

那个月里，柏林的各大报纸上全是醒目的黑色标题，要么报道《英国空袭败局注定》，要么谴责《布拉格（Prague）的犹太人》，要么展望《胜利必将来到！》。报纸上谎话连篇。男孩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来自父亲，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撰写情报报告。如果涉密，他要用电报发往华盛顿（Washington）；如果属于高度机密，他则将报告装进外交邮袋。有好几次，都是男孩陪着父亲来到北海（the North Sea）岸边的不来梅哈芬（Bremerhaven）码头后，父亲将那只外交邮袋交给外交部的一个男人，这个人随即登上一艘客轮。里面的报告有时呈送给财政部长（Secretary of Treasury）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有时需要交给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

男孩扬起下巴，在天空中搜寻着。是德国轰炸机。他没有看见飞机，但他知道，飞机就在头顶。飞机的轰鸣令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或许他只是有些神经过敏，因为他想到自己将要完成的工作。

事情很重要，他父亲说过。

跟你的一样重要吗？男孩问道。

是的，先生，跟我的工作一样重要，他父亲回答道。这个堪萨斯人拥有两个职位，一个是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另一个属于某个既没有正式名字也没有组织架构的部门，不过，它即将被纳入一个匆忙组建的战时情报小组，即情报协调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历经数次演变、动荡、重组和调整，该先驱组织最终变成了中央情报局。

进入地铁站，男孩来到站台等候。列车进站，车门打开。

他跳上车，找了个座位。诺伦多尔夫广场站。只有10分钟的距离。

三个半月前，也就是德国空军（Luftwaffe）在波兰扔下560吨高爆炸弹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已经敦促过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将妻子和孩子送回美国。不过，男孩和他的母亲去的是挪威。他们住进了奥斯陆的一家旅馆里，等着男孩的父亲发来指令。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指令来了。他们赶紧收拾行李。

我们要去哪里？男孩问道。

回柏林。他母亲回答说。

为什么？男孩问。战争已经开始。回柏林没有用。

母亲的回答是，我们要帮助其他人。

他们坐上了烧煤的列车，列车带着他们穿过一个个农庄、一片片田野和一座座冰雪封冻的湖泊。冰雪覆盖的群山此起彼伏，仿佛是为了取暖而抱在一起。男孩将额头贴在窗子上，一边看着呼啸而过的一切，一边在心里想着：怎么帮？

诺伦多尔夫广场站。

男孩背起书包，走出列车，动作敏捷地跨过了铁轨和站台之间的缝隙。他走上一段台阶，穿过一扇玻璃门，走出了地铁站。这时，他开始用德语数着自己的步子：1、2、3。数到20的时候，他蹲下身来。鞋带仍旧系着，但他假装鞋带松了，重新系好，同时朝身后瞥了一眼。有个人是秃头，有个人戴着金丝边眼镜。他记得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确保没有人跟踪。

他走到了街对面。转角处是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即西区购物广场（the Kaufhaus des Westens）。柏林人都把它叫作“卡迪威”（KaDeWe）。他走了进去。

卡迪威里有香水和甜甜圈的味道。一共有七层。用不了多久，将会有执行空袭的美军轰炸机坠落到这栋楼上，引发剧烈的爆炸。但是，此时此刻，这栋大楼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让人流连忘返。男孩知道，这是个甩掉他人的好地方。他一步两阶上到二楼，走过一排环形摆放的冬季外套，钻进电梯来到顶楼，然后再回到底楼，从一扇边门走了出去。来到外面后，他立即奔跑起来，书包不时碰撞着背部。

那天，没有人跟踪他。

但是，假定你就跟在他的身后。你会看见一个十一岁男孩，背着蓝色书包，一路跑到了蒂尔加藤公园（Tiergarten）南边相距几个街区的沃伊尔施大街16号，若是你问他来沃伊尔施大街16号做什么，他会回答，他的老师要在这里给他上课。这个说法半真半假。

他走进楼内，紧走几步上完楼梯，背上的书包里装满了沉沉的书本。来到顶楼，一个像纳粹时期的柏林女性（Frauen）那样穿着朴素的年轻女人开了门。她蜜色的头发在后面绾成了一个发髻。

你不会猜到，她也是美国人。你同样不会怀疑，一小时后，当男孩离开公寓楼时，他的书包里会装着一些比书本更有价值的东西。

用间谍的话来说，男孩是她的情报员。一个十一岁的间谍。他每星期拜访她的公寓两次，他们会并肩坐在带有木质扶手的沙发上，讨论她给他布置的那些书本。书本各不相同，无法预知，有古典作品，有通俗读物，也有莎士比亚和西部牛仔。她给他提的问题涉及情节、角色和主题。她的声音轻柔而随和。她说，你说说这本书讲了些什么。她说，谈一谈你真正的想法，而不是你觉得自己应该具有的想法。她跟他从前的老师都不同。

他们的授课持续一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是两个小时。授课结束时，她问道，你今天走哪条路回家？

他每次都会走不同的线路——她要确保这一点。她一边镇静而严肃地望着他的眼睛，一边要男孩重复一遍沿途街道的名字。如果他的注意力有所游移，她会用双手捧起他的面颊——就像他的母亲——让他把街道的名字再说一遍。

来到门口，她帮他穿好外套，将一张纸条塞进他的书包。纸条有时候看起来是一张阅读清单，有时候是一份食谱，有时候又是一封信，她在信中的签名是米尔德里德，或是M。

米尔德里德

第一部（1902—1933年）

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1932年

1.

1932年7月29日，米尔德里德出了地铁站，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往北走，手里攥着一只小皮包。她正前往柏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erlin），她每个星期要去那里上两次课。

她的步子很快。柏林街头喧闹，人行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街上挤满了轿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方向都能看到人，有少有老，有富有穷。主要是穷人。乞讨，睡觉，打架，卖鞋带，卖报纸，递着从水沟里捡到的烟头。

两年前，柏林大学聘请她教授“美国文学史”（Amercian Literary History）的课程。系主任本来希望她讲讲过去一个世纪的作家，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拿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或者詹姆斯·芬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但她不打算讨论有关水手、通奸者或者开拓者的作品。她想讨论现在还活着的人，尤其是那些书写贫困为何物的人的作品。面对着满教室的德国本科生，她希望深化他们对那些遭到蹂躏的人的理解——当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每天有那么多人为了将面包摆上餐桌而挣扎。就这样，四个学期以来，她讲了美国的农民、工人和移民，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她没有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她的课讲得很流畅，从美国小说讲到了德国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以及纳粹党（the Nazi Party）令人感到担忧的得势过程。

“德国正在经历至暗时刻，”前不久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人人都感受到了危险，但许多人都将头埋在沙子里。”

她走到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菩提树大街（Unter den Linden）。她转头向右。

林荫道得名于长满整条街的菩提树，现在，菩提树鲜花盛放，她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丛丛细小的白色花朵的香气。但是，这样的美景无法掩藏这里的丑陋。卐字符像野雏菊一样遍及四处：地铁站墙壁贴着的海报上有，旗帜上有，横幅上有，宣传手册上有。一个头发花白、蓄海象式胡须的人现在领导着这个国家，但只是勉强如此。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总统现年八十四岁，已是垂垂老矣。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的政治家风头日劲，米尔德里德预计，这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高中辍学生将给人们带来“急剧增长的迷惑和压抑”。

她转身向左，眼前就是柏林大学。

她走进教学楼。走廊里挤满了学生。她一边走向教室，一边想着今天是她的最后一次课。有管理者已经告诉过她，秋季不再请她回来讲课。

米尔德里德有些不敢相信。一直以来，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可以实话实说。

2.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米尔德里德写得平实而直白，因为她知道，学历只有十年级的乔治娜·费希（Georgina Fish）无法明白复杂的德国政治。

这里有一大群人，他们觉得目前的局面不太对劲，也就是他们的贫困状态，或者即将陷入贫困，而从前的情况比现在要好，因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再度建立一个更为专制的政府，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米尔德里德解释说，纳粹党的正式名称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或者说叫作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尽管它跟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关系，而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谎言。它自认为具有崇高道义，有点像三K党（Ku Klux Klan）针对犹太人发起的仇恨运动”。

多数时候，米尔德里德用黑色墨水笔写信。这些信件有的写于坐地铁去上课的路途中，等回到家时再用打字机写完其余部分。有时候正好相反，她先用打字机打个开头，再在地铁上写完结尾，同时还会为字迹潦草而感到抱歉。

米尔德里德没有立刻告诉母亲自己被柏林大学解雇的事情。她还要再等等看。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她不想让乔治娜·费希担心——住在大西洋对岸一间贴着赭色壁纸的小房间里的她，时常显得忧心忡忡。

3.

开除。解聘。解雇。

无论你选哪个词，结果都是那么回事。傲慢的管理者拒绝说明原因。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人员，出于不同理由，不再续签合同。

米尔德里德二十九岁，还是个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做了一半。她本来打算就这样讲授《美国文学史》，直至拿到博士学位。现在该怎么办？她可以在柏林大学读书，但不再允许教书。几个学生发起过一次请愿，要求校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但是，没有用。喧闹的走廊，嘈杂的脚步声，握在手里的门把手，那冰冷的金属质感——这一切都是她在这里度过的时光的标志，同时又一起提醒着她，她再也回不来了。

她打开教室门，大步走了进去。

一排排学生坐在座位上面朝着她，这时全部起立。这是德国大学的传统，是一种尊敬的表达。当她看到学生在讲台上为她做的布置时，她感到有些不能自已。讲台上摆满了鲜花，薰衣草和金色的花朵，美丽地堆叠在一起。她的眼眶湿润了，有些词不达意地说笑着。

堆得太高了，我都看不见你们的脸了！

4.

距离柏林大学几步之遥便是一处大型公共广场，即歌剧院广场（Opernplatz）。课间，学生会背着书包聚集到这里，在国家歌剧院（the State Opera）那几根硕大的奶油色柱子间徘徊。到了晚上，欣赏歌剧的有钱人来到广场上，乞丐们衣衫褴褛地跟在他们身旁，伸出摊开的手掌。歌剧院广场就是整个德国社会的缩影。

次年，某个纳粹群体麾下的一群学生在这里烧掉了25,000本书，将其投入广场中心的大火堆。该群体还会在德国各处的大学校园里点燃这样的火堆，同时传阅一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道德败坏、“不具有德国性的”（un-German）作家名单。这份名单既包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寂寂无闻的作家、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和物理学家。犹太人、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写的书，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写的书一起遭到批判。米尔德里德在柏林大学两年期间所布置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要被烧掉。

5.

德国的议会组织，即德国国会（Reichstag）是民主的基石，对保罗·冯·兴登堡的行政权力发挥着牵制和平衡作用。国会的席位向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政党开放，既包括稳定的大党，也包括极端团体。

1928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低于3%。

1930年，其选票达到18%。

1932年呢？德国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处于上升势头，但似乎依然有被打败的可能性。左翼政客的数量远超纳粹分子。

1932年7月31日——米尔德里德遭到柏林大学解雇之后两天——国会又举行了一次选举。米尔德里德在柏林闲逛时看到，凡是穷人和失业者聚集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火车站、公共卫生间，都出现了纳粹的宣传标语。带有卐字符的海报上印着“工作！自由！面包！”，3月，希特勒用了同样的口号竞选总统，然而却失败了。兴登堡总统刚刚开始第二个七年任期。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尚不明了。

米尔德里德感到焦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忐忑地等待着国会选举的结果。她的邻居们也在等待，纷纷聚集到了本街区的各大报摊前。

6.

纳粹党获得37%的选票。有史以来第一次，纳粹党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紧随其后，占比为22%。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更为靠后，拿到15%的选票。其余26%的选票被分给了炒成一锅粥的其他党派。能想象到的每一种观点都有人代表。党派的名字有“激进中间党”（Radical Middle Party）、“德国中产阶级帝国党”（Reich Part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反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民族中间党”（National Middle Party Against Fascism and Socialism）、“德国农民党”（German Farmers Party）、“基督教社会主义人民服务党”（Christian Social People’s Service Party）、“反对所有党派、降薪及失业条款正义运动”（Justice Movement Against All Parties and Wage Cuts and for Provision for Unemployment）、“公务员最高薪金，失业者、战争受害者和迄今被践踏者只赚5000马克”（Highest Salary for Civil Servants, 5,000 Marks for the Unemployed and Victims of the War, Hitherto Trodden Underfoot）等。

纳粹党获得胜利后，希特勒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他为德国总理，而总统没有答应。

7.

米尔德里德读过《我的奋斗》（Mein Kampf）。希特勒的这本书已经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出版了两卷。1932年，这本书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尚未如此。英文译本也还没有出版。米尔德里德担心美国人不知道希特勒具有怎样的危险性。

德国人也不知道。太多人对此不屑一顾。《我的奋斗》出版后，德国主要报纸大都拒绝刊登有关该书的书评文章。有份报纸预测，等人们读了希特勒的絮絮叨叨后，他的政治生涯将会“彻底完蛋”。还有报纸对希特勒的“含混思想”大加嘲讽。就连纳粹分子和右翼民族主义分子都发起了抨击。就连支持纳粹党的《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也对希特勒“缺乏逻辑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民族主义报纸《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liche Zeitung）怒气冲冲地写道：“大家想从中找到新意，结果只看到傲慢；想找到激情，却只看到枯燥；想找到爱和热情，却只看到陈词滥调；想找到健康的恨意，却看到了侮辱……这就是写给德国人民看的书吗？真是糟糕透顶！”当希特勒吹嘘全德国上下都急不可待地等着阅读他写的书时，反犹太报纸《巴伐利亚祖国报》（Das Bayerische Vaterland）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予以讥讽：“哦，说得好谦虚呀！怎么不说全宇宙？”

一幅幅漫画幸灾乐祸地揶揄着希特勒。流行杂志《简化主义》（Simplicissimus）的头版刊登了一幅嘲讽漫画，描绘希特勒在一家啤酒吧向了无兴趣的顾客兜售《我的奋斗》。

正是在慕尼黑（Munich）的一家啤酒吧——皇家宫廷啤酒屋（Hofbräuhaus）——30岁的希特勒发表了自己的首次重要演讲。当时的场合是德国工人党于1920年2月24日举行的一次会议，这个默默无闻的政党只有190个成员，而希特勒是其中之一。希特勒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仍在服役，供职于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的情报部门。他对德国工人党的指导委员会持悲观态度，正是这一群喋喋不休的人挑选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第一个发言。

等医生演讲完毕，希特勒跳上了一张正好摆放在人群中间的长条桌。他的演讲风格颇具煽动性，语言通俗，不时还有些声嘶力竭。他大声辱骂着政治家、资本家和犹太人，严厉谴责帝国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合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的行为，他警告说，向战争胜利者的屈辱性忍让只会让德国人臣服于他们，除非他们奋起反抗。“我们唯一的座右铭就是斗争！”希特勒高声喊道。啤酒吧里的人群情高涨，有工人阶级，也有中产阶级，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嘲笑。他这一番具有争议性的发言为德国工人党此后的会议招来了听众。1921年底，该党成员增加到3,300人。至此，该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还选出了新的党主席希特勒，而他也给自己重新确立了职务名称：元首（Führer）。

《简化主义》讽刺说，元首是德国政治舞台上的龙套角色。从1921年至1932年，希特勒一直以无害的低能儿的形象出现在这本杂志上。1930年一幅漫画将希特勒刻画成愚笨的小学生，还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警察正突击检查希特勒空荡荡的大脑，而最终找到的脑子小之又小，得用镊子才能取出。

十多年来，《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一直在针对希特勒和他那群马屁精密友，发表长篇幅的讽刺性文章，把他们跟性丑闻和豪华旅馆里的放纵行为相提并论。“希特勒，”该报扬扬得意地写道，“没有一丁点儿背着我们的秘密。”希特勒声称自己喜欢公开性（“无论别人是嘲笑还是斥责，都没有关系，”他在《我的奋斗》里写道，“无论他们将我们看成小丑还是罪犯；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了我们”），但是这篇文章的揶揄口吻还是惹恼了他，1923年他派出一群暴徒突袭了《慕尼黑邮报》的办公室，当众砸毁所有物品。这群暴徒是希特勒的随身保镖，即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德文：Stosstrupp Adolf Hitler，英文：the Adolf Hitler Assault Squad）。

随着希特勒名声渐长，《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凶残本性之下要攻击的目标发出了警示。1931年，一篇题为《第三帝国的犹太人》的文章，对作为“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的“秘密计划”进行了报道。一条未署名的消息来源透露了一份详细的限制性列表，如果纳粹党逐渐得势，该方案将会强加到犹太人的头上。同时还有一项计划，“将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用作苦役”。目前，也就是1932年，该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G细胞”的报道，这是一支纳粹党的秘密敢死队，对希特勒的对手展开谋杀。读者们知道，《慕尼黑邮报》的记者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他们对待希特勒是严肃认真的，尽管其他很多人并非如此。

8.

米尔德里德在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见过一次血腥冲突。一群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在广场上一边游行一边高喊着：“我们肚子饿！”警察用手中的警棍恫吓着他们。这时一辆军用坦克出现了——米尔德里德后来回忆说，那是个会移动的庞然大物：“上面有射击孔，还架着机枪，前后移动着瞄准人群。”

开坦克的是纳粹党卫军（Schutzstaffel），简称SS。他们穿着黑色制服，既不是德国警察，也不属于德国政府。这是一群精英军事人员，是纳粹党控制的一支私人准军事部队。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这支私人军队的规模在持续扩大，其中包括人数不等的保镖人员，当希特勒在啤酒吧发表演讲时，为他提供保护的就是这些敢死队员。类似的还有另一支准军事部队，身穿褐色制服，简称褐衫军，更正式的名称是冲锋队（德文：Sturmabteilung，英文：Storm Troopers），或SA。1932年，冲锋队的队员数量已经猛增至400,000人。两支准军事力量都武装完备，随时准备执行纳粹党下达的指令。从各方面看来，纳粹党都已经做好准备，要在德国发动一场暴力的右翼革命。

9.

米尔德里德所见之处，都有暴力和苦难的标志。

她写道：

很多失业者的脸，都因挨饿挨冻而一片惨白。

他们每天吃的都是土豆，此外再无其他。

局面正在逐渐恶化。

步行前往地铁站的途中，她曾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年纪与她母亲相仿：

在凄冷的寒风中，她就站在街角。她没穿外套，身上的衣服很单薄，也很破旧，正在拼命而可怜地卖着报纸。每当我目睹这样的场景，以及今后将要目睹诸多此类场景，我就在想，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扬基小调

1902—1919年

1.

米尔德里德于1902年9月16日来到这个世界。她出生在家里，密尔沃基市一套寄宿公寓的底楼，屋顶漏风，室内没有自来水。她是母亲乔治娜·费希生的第四个孩子。这次怀孕对这位母亲来说是个意外，三个孩子已经够了，完全足够了。

多数情况下，米尔德里德的父亲威廉·费希（William Fish）都身无分文。他受雇当过屠宰工，曾在当地一家杂货铺把莴苣和面粉袋录入收款机，还曾说服一个城里人雇佣他卖人寿保险。他哪样工作都做不长。新鲜劲一过去，威廉就会呈上辞职信，回到唯一令他有些兴趣的马匹买卖生意上。

我最好去看看拉舍莱（Rustler），对乔治娜说完这话，他就会一连消失数天，有时会长达数星期。威廉把拉舍莱和其他马匹圈养在远离密尔沃基寄宿公寓区的富裕地区，从那些富有的宅邸主人手里租用废置的马厩，因为这些有钱人已经将马匹换成了汽车。威廉手里的马最多有六匹，转卖之后用来偿还债务。时局不景气的时候，他会卖掉所有马，只留下拉舍莱，就是那匹他宠爱的驼背公马。

每当威廉想尽办法怎么也凑不齐房租的时候，他会带着家人搬进另一间寄宿公寓。米尔德里德出生前的十年里，威廉、乔治娜和三个孩子——1893年出生的哈丽雅特（Harriette）、1895年出生的双胞胎马里恩（Marion）和马波（Marbeau）——几乎每年都要搬家。

乔治娜心中厌倦，自学了速记法。她心想，自己读过十年书，完全有资格做一个书记员。她穿上一身莫名其妙的高领服装大步走出家门，搭乘有轨电车来到城里，替商人们做口述记录，以及打印信件。

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时，她会吹口哨跟孩子们打招呼。威廉有时在家，有时不在。

作为最小的孩子，米尔德里德总是形单影只。她在小区的碎石路上四处闲逛，不时躲避着有轨电车。一棵高大榆树的树根穿进了前院，她爬上最高处枝条，叉开双腿坐在树枝上，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歌——我是个甜蜜可人的好小伙，我就是扬基·杜德尔公子哥——双腿随节拍晃动着。冬天，她会独自去溜冰，冰鞋是从女儿死于猩红热的邻居家借的。

她七岁的时候，大姐离开了家里。收到来自威斯康星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录取通知书时，全家人都感到难以置信，而最觉得难以想象的是16岁的哈丽雅特，这个废话连篇的书呆子，让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注意到，她具有相当的智慧。哈丽雅特逢人便说，她没有求学的抱负，她所追求的就是一个正派的丈夫，他不能是个贩卖马匹的酒鬼。

2.

第二年，威廉·费希带着家人，搬进了一套红砖公寓，里面有一股老鼠味。

两年后，他们搬进栗树大街（Chestnut Street）上的一套寄宿公寓。

一年后，他们搬进20号大街。

一年后，他们搬进21号大街。

一年后，他们搬回20号大街。

米尔德里德14岁时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乔治娜收拾好了行李。她受够了，她要离开威廉。当时，米尔德里德的兄妹都已经搬走了：马波在农场做工，马里恩与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伊文斯顿（Evanston，Illinois）的女人结了婚，而哈丽雅特已经在威斯康星大学同时获得了学士学位和丈夫。就这样，乔治娜和米尔德里德搬到了麦迪逊（Madison）乔治娜的姐姐家，那里有一张空余的大床，足够这对母女使用。威廉恳求妻子回密尔沃基，说他已经改掉自己的习惯，现在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做好为复合而放手一搏的思想准备后，乔治娜搬了回来。她在草原大街（Prairie Street）找到一套有多个房间出租的公寓，之后又安排米尔德里德到当地一所高中就读。几个月后，威廉对新工作彻底失去了兴趣，再次陷入负债状态。

他消失了，这次是永远消失。

威廉卖掉了所有马匹，甚至连同拉舍莱，他最为钟爱的那匹驼背公马。几个星期后，1918年1月7日，在那个冬天最凛冽的一场暴风雪里，他孤独地死在了一座废置的马厩里。邻居发现时，他蜷缩在一把椅子上，煤炭炉已经凉透了。

3.

乔治娜带着米尔德里德又搬了家，这次是搬到马里兰州切维蔡斯（Chevy Chase, Maryland），哈丽雅特在布鲁克维尔（Brookville Road）大道上的一栋舒适的两层别墅里。她的丈夫弗莱德（Fred）是个性情温和、热心公益的律师——对一个废话连篇的书呆子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组合，但是哈丽雅特并不在意。她的地位已经上升了。

哈丽雅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两个小女孩。她在前院种了一棵榆树，为的是怀念在密尔沃基生活时，米尔德里德喜欢攀爬的那棵高大榆树。

这年米尔德里德16岁。童年的搬家经历，打乱了她的求学历程。哈丽雅特说她根本没有机会念大学，除非她从现在起接受最好的教育。于是，定了下来，弗莱德动用某些关系。

上学的第一天，米尔德里德起了个大早，囫囵吃完早餐，就急忙出门搭电车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韦斯顿高中（Western High）位于乔治敦（Georgetown），她的同学都是国会议员和外交官的孩子。学校食堂像是异国他乡，摆着瓷器餐盘、亚麻桌布、闪光银器。米尔德里德努力融入其中。她加入过法语俱乐部，尽管她的法语说得一塌糊涂；她试过游泳队，结果差点没淹死；她报名学习棒球，却恨死了棒球服——邋里邋遢的罩衫，环状衣领像是绞索箍着脖子，及膝衬裤腰部扎紧上衣往外鼓起；她试过做家政，但缝纫是件容易流血的活儿，她还把一整锅食材煮得焦黑。直到加入学校的报社后，她才发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

米尔德里德放学回家后，哈丽雅特的两个小女儿会像好奇的小猫那样围在她身边。较小的那个名叫詹妮（Janey），很喜欢米尔德里德，不管她走到哪里，都要跟着。一个冬天的早上，米尔德里德带她去溜冰。快要走到湖中央时，她们突然听到刺耳的破裂声，还有一个女人的尖叫。一个男孩掉进了冰窟。冰窟周围的冰块正在裂开。又一个孩子掉了进去。接着又一个，又一个。此刻，尖叫的不只是那个女人——在湖面溜冰的所有人都在尖叫，恐惧之声此起彼伏。

詹妮哭了起来。

不要动，米尔德里德命令道。她先是脱下詹妮的冰鞋，接着脱下自己的冰鞋。来，抓住我的手。她们一点一点挪向岸边，就这样穿着袜子慢慢地滑行，感受着冰面的破裂、弯曲。

阳光，早上好

1932年

1.

1932年9月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好爆发于七年之后。

相对而言，这个早晨并不值得关注。我们可以想象，米尔德里德一如既往，从那张简陋的木架子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让光线照了进来。公寓的窗子很大，透进来的光线充足，即便在这死寂的冬天。柏林的空气有些粗糙，像极了粉笔的纹理和色调。穿过狭窄的走道进入客厅，米尔德里德又依次走到每一扇窗前将窗帘全部拉开。书架占了几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她喜欢阅读的书籍。几幅以密林为主题的油画，为这个装饰简陋的房间增添了几抹黄色和碧绿。房间里有一张木质扶手沙发，地上铺着两块稍显破旧的地毯，还有一张结实的餐桌，两把结实的椅子。地板的板条磨损严重，布满坑洼，随着米尔德里德往房间一个角落移动的步伐吱嘎着响，那里是一台白色的陶瓷炉子，厚重的风道直通天花板。煤炭时有时无。今天，也许会有吧。米尔德里德用铁扦子拨弄着煤块，火苗重新蹿了起来。她把壶放在炉子上，里面的水刚好够冲泡两杯咖啡，她一杯，阿维德（Arvid）一杯。

她做的这一切，纯粹是习惯使然。她就是一个人，尽管时间不长。在苏联出差的阿维德即将回家，正好赶上她的生日。她就要满三十岁了——这可能吗？——还有两个星期。

早餐很简单，通常就是一块面包，有什么蘸什么，果酱、黄油、芥末，她并不挑嘴。她喜欢在桌子中央放一杯水，再插上一两枝花。春天插郁金香，夏天插丁香，秋天插杜鹃，冬天插忍冬。有时候是学生送花，有时候是阿维德送花。

阿维德很讲浪漫，这是其他人看不到的一面。在其他人眼里，他是个戴着儒雅的圆形眼镜的人，不打领带几乎出不了门。（关上门后，他才会扯下领带。）在其他人眼里，他是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几小时的人。（但是在星期日下午，阿维德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漫步山间，放飞思绪，呼吸凛冽而爽朗的空气。）尽管阿维德是个喜欢冷峻和严酷事实的人，但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诗歌。他年幼时就被要求阅读歌德的作品，即便到了现在三十一岁，他也能够背诵大段诗句，时常在她的耳畔喃喃自语。

他们相识于威斯康星大学，也就是阿维德走错教室的地方。他本想去听约翰·考蒙斯教授（John Commons）关于美国工会的一场讲座，但站在讲台上的人并不是考蒙斯，而是米尔德里德，她当时还是个二十五岁的研究生。她演讲的主题是美国文学，他一直听到了最后。然后他走向讲台，做了自我介绍。

她获得了文科的学士学位，已经开始修读硕士学位。他拿到了法律学位，还即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完成这些铺垫之后，阿维德才告诉她——甜蜜而温柔的正式口吻深深打动了她——他的家人住在耶拿（Jena）,也就是在德国萨勒河（the Saale River）上的一座大学小镇。他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不过语气真诚。他跟威斯康星大学那些来自中西部的小伙子大不一样，他们会在玉米地和足球场上打作一团，相互吹嘘怎样用手里的学位赚取钞票，也会用一些出格的玩笑引起米尔德里德的注意——大家笑一笑吧！——结果一点也不好笑，至少她觉得如此，虽然大家认为，你怎么也该笑一下，笑一笑，红个脸，翻翻手腕，说一声“嘿，好你个家伙”。

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阿维德带给她满满一捧野花，是他自己摘的。“好大一束白色的花呀，香气扑鼻，还有几朵紫玲花。”事后，米尔德里德一边回忆每个细节，一边写了下来。

现在是早上——一个“美丽的”早上。在米尔德里德租住的两层楼的房子里，阿维德站在门廊里。房子靠近校园，房主是一名教授，里面住着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妻子透过窗帘瞥了一眼，看到了眼珠深蓝的阿维德捧着野花的场景。她对米尔德里德的私事也很感兴趣。米尔德里德专攻硕士论文期间，教授的妻子或许认为，一位母亲的些许指导可能会有益于这位年轻女性，而错误的男人可能会让她误入歧途。或者，她可能有点多管闲事。最后她拉上窗帘，坦率地表达了认可。“来自北海的男人，”她说道，“适合做个好丈夫。”

丈夫——好丈夫也好，坏丈夫也罢——并不是米尔德里德的追求。至少眼前不是。她跟堪萨斯城那个名叫哈里（Harry）的人类学学生痛苦的分手过程让她难以自拔，不过，她还是走出门廊，关上了房门。阿维德把野花递给她，说出希望米尔德里德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的心愿。他尽力弱化自己的德语口音，她看得出来，在他上门之前，他已经把要说的话练过很多遍。他想带着她去划独木舟，就在曼多塔湖（Lake Mendota）上，他说：“没有湖能比得上它。”

那是他带着羞涩的殷勤。

她自己也害羞地笑着回答说，没问题。她愿意跟他去划独木舟。

六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在一处破烂不堪的奶牛场上，一座即兴搭建的凉亭下，他们许下了誓言。

阿维德回到德国读完博士学位。米尔德里德将很快前去找他，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歌其尔学院（Goucher College）已经聘请她讲授1928—1929学年的英语文学课程。分开期间，他们写了很多长信，讲述了各自正在阅读的书籍，还有各自对未来的打算。他俩都将成为教授，在德国，或者也可能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米尔德里德会在信件的结尾画一个太阳。阿维德同样会在信末画一个太阳。

1929年6月2日，米尔德里德跟2,000多名旅客一道登上柏林号客轮，横渡大西洋。这是一次漫长而充满风雨的旅程。跨过大西洋，就进入了冰冷而深邃的北海。穿着外套的米尔德里德站在甲板上，冷得直打哆嗦。地平线上，海天之间，德国出现了，渺小得像一根用铅笔画的线条。

米尔德里德来到位于基森（Giessen）的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the Justus Liebig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阿维德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做收尾工作。周末，他们会来到哈尔茨山（the Harz Mountain）旅游，帆布背包里塞满了三明治和书籍。阿维德拿出歌德作品，大声朗读他喜爱的诗句，米尔德里德则大声朗读她喜爱的惠特曼（Whitman）的诗句。在茂密的常绿植物的笼罩下，他们既沿着别人踩熟的路线前进，也会探索自己的路线。冷杉，云杉，松树；阿维德通过松针即可辨认它们的差异，这些松针或长或短，或稀疏地缠绕枝头，或如毛刷一般浓密。

“我们在一起过得多么开心啊，”米尔德里德写道，“他就像一棵圣诞树，所有的蜡烛都在闪亮。”

有时——也许，今天早上就是其中之一——她也会想念阿维德，思念的力量让她无法呼吸。此刻，他也许同样正在吃早餐，就坐在莫斯科（Moscow）的一张餐桌前，跟一个什么小组？光是名字就够你读的：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德文：Arbeitsgemeinschaft zum Studium der sowjetischen Planwirtschaft；英文：Working Group for the Study of the Soviet Planned Economy）。（米尔德里德喜欢用不那么烦琐的德文首字母缩写ARPLAN来称呼这个小组。）小组的成员有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文学评论家、政治家、剧作家，也有自诩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其他场合，这群差异如此巨大的搭档不可能相互握手，更不要说围着桌子吃饭，但阿维德十分乐观；他们在方法上可能意见相左，但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德国身陷危机。必须有所行动。苏联用看似新颖的经济手段解决了困难，阿维德希望，通过研究这些可以为解决自己国家的危机找到解药。阿维德是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的秘书。他做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他对德国穷人的热情，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制定新的经济模式的热望，驱使他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

公寓里有两张桌子。阿维德用的是一张宽大的木雕书桌，曾经属于他的父亲。另一张同样气派不凡，原来属于他的祖父——阿维德称他为莱琪奥爷爷（Grossvater Reichau）。这张桌子现在归米尔德里德使用。这是一大块红木板。讲义、文章、译稿，一切她都采用手写，一页页写好之后，再用打字机誊录。

正是在这里，也就是在莱琪奥爷爷那一大块桌面上，米尔德里德唤起了自己那个雄心勃勃的梦想。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学者，写出许多鸿篇巨制。这张桌子蕴含着厚重、分量和稳固，在米尔德里德看来，这样的品质显得如此稀奇。她自己没有任何传家宝。她童年时期住过的小房间四面透风，胡乱塞在里面的那些苗条家具，早已被她抛在了身后。

米尔德里德在早餐上没有过多花费时间。咽下最后一口咖啡后，她就站了起来，擦了擦嘴上的碎屑，把杯子和盘子放在洗碗槽里。用过的碗碟可以堆上三四天，等她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摇摇晃晃地码了好大一摞。总有比碗碟更重要的事情。

她仍旧穿着浴袍，里面是一件睡衣和一双她妈妈编织的水煮羊毛长筒袜——她妈妈把它硬塞进一个饰品包裹，在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走了两个月才送到她的家门口。她双脚踩在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上——一只袜子的后跟已经越磨越薄——走到一扇宽大的窗子跟前，打开了窗户。冻苹果似的清新空气让她感到精神抖擞。她脱下了浴袍。

芬尼：德国货币单位，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译者注

她照着一本书里（买这本书花了她几个芬尼芬尼：德国货币单位，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译者注呢）的提示，做了一套体操。“大多数体操的目的是增强腹部肌肉的力量。”她在去年写给妈妈的信中如是说，同时急匆匆地保证她和阿维德会“尽快”生孩子。抬腿，仰卧起坐，弯腰，这套体操花了20分钟。她的身材苗条得像个舞蹈家，但她还是急切而不顾优雅地摆动双臂，猛踢双腿。睡衣往上缩着。穿着袜子的双脚在木地板上时滑时停。

做完体操，她打上猪油皂，快速地洗完澡，穿好了衣服。

在宏大而漫长的历史中，尽管今天没什么重要的，但却是米尔德里德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今天，她要在柏林成人夜校（德文：the Berliner Städtisches Abendgymnasium für Erwachsene；英文：Berlin Night School for Adults），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BAE，开启新的教学生涯。她在这里将接触到一批全新的德国学生，各种不确定性让她跃跃欲试。这批学生不同于她在柏林大学教授的学生，这群人更加贫穷，主要是工人阶级，大多没有工作。纳粹党冷酷无情地开动宣传机器，所针对的恰好是这类人。

看，她拎着皮包，大步走出家门，走下四段楼梯来到了人行道上。看，她走向了地铁站，皮包前后晃荡。在邻居们看来，她不过是个来自美国的研究生，此外无他。

2.

米尔德里德曾经非常热爱美国中西部的辽阔大草原，但她现在逐渐爱上了喧闹繁华的柏林。

住在这里，就像生活在欧洲的十字路口。每天有二百五十趟列车，从远近不同的城市驶入市内的五座火车站。米尔德里德行走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时，能听到各种语言，如俄语、波兰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等。林荫大道上行驶着自行车、双层巴士、电车、出租车，以及争抢车位的小汽车。沿着林荫道，以及林荫道之间，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水道和渠道，一直延伸到城市边上，直至波罗的海、北海和莱茵河。人们说，柏林的桥比威尼斯多，雕塑比罗马多，剧院比雅典多。欧洲的第一个交通信号灯就出现在这里，位于五条道路交会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柏林的城市面积十分宽广，比巴黎大九倍，而它用于公园和森林的空间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大都市。位于市中心的蒂尔加藤公园绿树成荫，面积差不多是伦敦（London）海德公园（Hyde Park）的两倍。

米尔德里德没有到过意大利和法国，直到最近才去了一趟伦敦。她住在密尔沃基的时候，从没去过艺术馆，也没参加过音乐会，她唯一看过的戏剧，是在她高中那座体育馆涂满油漆的场地里演出的。

目前，她所住公寓的楼下是一家咖啡厅，里面挤满了艺术家，个个声称自己虔诚信奉的信条有印象主义、达达主义、结构主义、包豪斯风格，或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交织于此的各种运动。她如果想欣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音乐剧、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交响乐，或者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的画作，只需走出公寓门，跨下四段楼梯，来到大街上，就会有出租车、电车或地铁把她带到剧院、音乐厅、美术馆，任由她选。

德国不允许新闻审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包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在内的激进小组[阿维德的叔叔阿道夫·冯·哈耐克（Adolf von Harnack）是成员之一]在小镇魏玛开会，制定出了《魏玛宪法》（the Weimar Constitution），赋予所有人以投票权、宗教自由权，以及“以语言、文字、印刷、图像或其他方式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力。智力和艺术成就的爆发接踵而来，其中包括建筑、绘画、雕塑、音乐、电影、戏剧和文学。

米尔德里德前往柏林各处时乘坐的地铁和快铁（S-Bahn）上，坐满了正在看书的德国人，大家看的书有经典作品和廉价小说，也有大部头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大家看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通俗小报，也有宣传册子，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政治观点。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Vorwärts）]、保守的德国民主主义报纸[《德意志汇报》（Die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和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并行不悖。

当时，德国出版的报纸多于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中有4,700 种周报和日报，很多都有早、中、晚三个版本。《柏林晨邮报》（Berliner Morgenpost）的发行量最大，它的出版商乌尔施泰因（Ullstein）是欧洲最大的出版集团。这家出版集团位于柏林，它的所有者是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雇员有10,000多人，出版物有几十种之多，如《柏林汇报》（Berliner Allgemeine Zeitung，适合蓝领工人阅读）、《家庭主妇报》（Blatt der Hausfrau，适合家庭主妇阅读）、《珊瑚》（Die Koralle，科幻杂志）、《七天》（Sieben Tage，电台节目报纸）和《横截面》（Der Querschnitt，艺术杂志），而后者的供稿人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詹姆斯·乔伊斯。

仅在柏林就有90种日报可以选读。这些报纸在人行道报摊上摆得满满的，风一吹，报纸掀起，真像一排万国旗。₁₉₃₂年的选票，柏林

德国的自由出版物显得生机勃勃，它反映的是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多党制度。选举时，政治派别的数量多得惊人，竟然有62个之多，全都印在了选票上。

当时，在国会可以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其中也有女性的声音，《魏玛宪法》第109条赋予她们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担任公职的权利。国会议员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同样如此。

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早已成为过去，他的家族自11世纪开始统治德国，他与分布在欧洲各地的众多君主有亲戚关系，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是他的外祖母。同很多君主一样，威廉二世住在一栋硕大的城堡里，不过，与他的王室先辈们不一样的是，他的御座是一把形如骑兵鞍子的凳子，落座时他会穿全套礼服，戴一顶尖顶头盔，将他那只残疾而萎缩的左臂藏在斗篷里。威廉二世得的是厄尔布麻痹症（Erb’s palsy），这是一种神经性损伤，同时也让他的脑袋向一边倾斜。童年时期他接受过一系列治疗，比如电击和兔血浴，这些既没有效果，也十分荒诞。尽管身体上存在障碍，但这位皇帝心中滋生出了军国主义狂妄，坚持用“超级战争之王”这一头衔，将德国带入了血腥到极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旧的秩序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跟小马驹一样跛着双腿的脆弱民主。

“同我见识过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生活似乎更自由，更现代，更激动人心……陈旧而压抑的普鲁士情绪似乎已经死去和埋葬。”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回忆起当年自己在柏林还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时如此写道。不仅如此，有几十个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侨民，同他的感觉一模一样。一群英国作家以在柏林的冒险经历为题，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戏剧，以及身份略加掩饰的自传体小说，其中就有W. H.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艾希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我的许多朋友和我自己都觉得，”诗人斯蒂芬·司本德（Stephen Spender）写道，“德国好似一片乐土，没有新闻审查，年轻的德国人在生活中享有极度的自由。”不过，也有人偷偷怀疑，这种“极度的自由”不会持续太久。“在柏林街头，”一位年轻德国作家写道，“人们时常产生一种短暂性的念头，这一切都会在某天突然烟消云散。”

这里有一种活生生的失和现象，也就是针对现存体制的一种先驱性烦躁。同时还有另一种失和现象。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是一条林荫大道，两边是一长排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大小商铺，看上去像一条镶满宝石的奢华项链。每次看到身着貂皮外套的女人从骨瘦如柴的乞丐身边走过，米尔德里德都能察觉到这种感觉。

3.

此刻，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室外，太阳斜斜地落向地平线，拉长了影子，尽管米尔德里德看不见它们；地铁在地下奔跑着。她正在往西走，即将到达维滕贝格广场站（Wittenbergplatz）。她的皮包里装着书本和讲义。11月，将会迎来又一场选举，距离上次选举只过去了四个月。国会的构成将再次发生变化。共产党将会跟社会民主党交锋，纳粹党将会跟他们双方纠缠。眼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

维滕贝格广场站。米尔德里德到达了目的地。

她起身下了列车，大步走上台阶，出了车站。

出站向西，街角是卡迪威百货公司。阔绰的购物者从入口处戴着黑色礼帽的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了商店。

她走过卡迪威，转头向南。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列岑伯格大街（Lietzenburger Strasse）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她向左转，再向左转，沿着这条越来越狭窄的小巷来到了沃尔姆斯大街（Wormser Strasse）11号。她的手里拎着皮包，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柏林成人夜校

1932—1933年

1.

三年前，也就是在1929年9月2日，柏林成人夜校在沃尔姆斯大街11号开始办学。这是柏林第一所这类学校。在德国的传统观念里，针对社会中下层的教育主要是职业培训，这意味着劳工和职员对数学、哲学、科学、历史及文学知之甚少，而贵族和其他上层精英人士认为这些学科是他们的专利。而柏林成人夜校藐视传统，它的使命正是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

成人夜校的书籍免费，热菜热饭同样免费。教室很拥挤，坐在里面的学生经济状况很差，米尔德里德不知道，学校究竟有没有能力帮他们摆脱贫困。他们“来到我们这所学校，满心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生命宽度”，米尔德里德写道：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社会层级上注定会失败，无法实现上升。几乎无计可施；他们会丧失社会地位；他们一旦花光失业保险，就会陷入救济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再享有任何救援，从而落得个缓慢毁灭和不同程度的食不果腹。

米尔德里德走进教室，里面已经坐了一群工厂工人、电工、建筑工人和公司职员。一阵纷乱的拖动椅子的声音，学生们站了起来。她走上讲台，学生坐下。学生们在夜校下发的手册上已经看过，而且可能仔细研究过这位29岁教授的照片，因为她是教职工中唯一的美国人和女性。

“大家根本没听到她走进来，”多年后，一个学生回忆说，“她突然就站在了教室中间。她的动作跟走路一样，很轻，很小心。”

米尔德里德的课程名称很简单，就叫英语。但教学范围很广泛，不只有语法和句子结构。她布置阅读的书目涵盖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不时还穿插着杂诗或寓言。站在讲台上的她，希望能够激发学生，让他们知道如何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她还想跟这些男男女女的学生展开接触，而接触方式不同于他们以往的经历。因此，她讲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超验主义原则（transcendentalism），强调了在思想和行动上实现自我依靠和勇敢独立的重要性；她讨论了查尔斯·狄更斯通过小说、威廉·莎士比亚通过悲剧来渲染的圣雄甘地式英雄主义和王室背叛；她谈到了约翰·司徒亚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在哲学著作中体现的多数暴政，强调少数群体何以能成为更大群体的牺牲品，同时鼓励学生思考当今德国的相似性。米尔德里德反复讲到几个核心主题：穷人的困境、政治变革的迫切需要。

11月的最后一天，她一上课就问了学生一个问题。通常，她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英语，但那天她用的是德语，她想确保学生完全听得懂她的意思。

“希特勒应该当总理吗？”

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一个名叫山姆森·克诺尔（Samson Knoll）的31岁学生，对这个问题印象深刻，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大家的讨论过程。

2.

米尔德里德所住的社区横跨柏林的两个区，即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和纽克恩（Neukölln），这里混居着工人阶级和波希米亚人。街道两旁开着很多商铺、餐馆和报亭。用米尔德里德的话说，街上一出现“点点亮光”，一家热闹的小餐馆就从早到晚大声播放着爵士乐。正值秋季，在公寓楼旁边的一座公园里，树上的叶子变成了紫红色和金黄色、柠檬色和南瓜橙。她住的房子的窗户很宽大，她可以俯瞰这一切，因此，她很喜欢这套公寓。她可以从高居四楼的地方一边观察自然的无上美景，一边欣赏这座城市的爵士乐。她还可以体察万物，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米尔德里德开始在自己的公寓里举行聚会。她邀请了夜校的学生，其中就有山姆森·克诺尔。课后，他们一起坐地铁，在苏德斯特恩（Südstern）站下车，再步行五分钟到达哈森海德路（Hasenheide）61号。他们在客厅里坐下，讨论起德国的政治气候。不久，他们将会被迫转入地下。目前，他们已经是谨小慎微。他们都明白，这样的聚会必须做到保密。

1932年，德国的抵抗活动刚刚起步，还处于萌芽状态。不，不仅如此。它还只是个胚胎，连个小点都算不上。

3.

米尔德里德还负责着一个所谓的英语俱乐部，任何学生都可以加入，她会在附近的咖啡馆举行聚会，邀请演讲嘉宾做非正式讲话。

英语俱乐部的关注点是政治，而非语言。

有个美国记者谈论了“美国与世界政治”，有位来自柏林大学的教授调研过“当前的印度”，分享了他对英国殖民主义和种姓制度的思考。阿维德的堂亲伊丽莎白·冯·哈耐克（Elisabeth von Harnack）讨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展示过自己对“赫尔馆和芝加哥的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

1933年1月23日，总领事乔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担任发言嘉宾。那是个星期一的晚上，柏林很寒冷，米尔德里德和学生们走进咖啡馆的时候，能看到彼此呼出的一道道白雾。他们走进咖啡馆，坐了下来。梅瑟史密斯坐在餐桌的上位，米尔德里德对他做了介绍。六个月后，他在对一位白宫同僚说起希特勒时没有丝毫造作：

现在管理政府的那帮人的智力，是你我都有些看不懂的，而且无一例外。有些人精神错乱，需要去某些地方经常性地接受治疗。

但在那天晚上，在英语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梅瑟史密斯没有提到希特勒。他的讲话严格限定在当时的话题上，也就是他在美国大使馆的履职范围。他本可以平铺直叙地讲：如果你是一个希望来到德国的美国人，那么我会负责把你弄进来，而如果你是一个希望离开德国的美国人，我会负责把你弄出去。英语俱乐部的听众们心怀敬意。他们都不是美国人。如果德国人希望离开德国，那又该怎么办呢？山姆森·克诺尔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也许围着餐桌而坐的某个人提了出来。山姆森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小镇。他喜欢柏林的成人夜校，不想离开德国。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安危问题。他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犹太人。

有时候，米尔德里德会带着夜校的学生去看戏。有时候，她会说服他们穿上戏装，做一些自己的表演。有时候，米尔德里德会给他们唱歌。

是的，唱歌。

坐在课桌后面的学生疲惫不堪，他们的白天很漫长，或在建筑工地苦干，或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劳作，或在厂房里操作滚烫的焊枪。

她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深吸一口气，唱起了《克莱门泰恩》（Clementine）：

在峡谷里的矿坑，

使劲挖掘金矿的

是一位掘金人，

和他女儿克莱门泰恩

以及《约翰·布朗》（John Brown）：

约翰·布朗为奴隶的自由而死去，

约翰·布朗为奴隶的自由而死去，

约翰·布朗为奴隶的自由而死去，

他的灵魂永远不停歇。

教室里响起了她那颤抖的独唱声音，学生们一开始的感受主要是“尴尬”。他们从未听过一位教授放声歌唱。

歌曲有些悲伤，她唱的是英文歌词。她会不时把一些不好听懂的单词和习语翻译成德语，好让大家听得明白。她告诉学生，第一首歌曲讲的是死于1849年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那场淘金潮的一个美国劳工——“一个掘金人”——和他女儿的事情。第二首歌曲同样是一个美国工人阶级兼废奴主义者死亡的故事。

接着，她讲述了约翰·布朗的故事，说这个白人在1859年的时候试图煽动一场奴隶造反活动。他招募了21个愿意追随他的人，其中有大学生、农场工人和逃亡奴隶。约翰·布朗计划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袭击一处联邦军械库，拿到所有的滑膛枪和来复枪，然后分配给奴隶们，结果遭到了当地白人民兵组织和一个美国海军连队的挫败。约翰·布朗被推上绞刑架，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处绞刑。

在1932年那个冬天，米尔德里德多次唱起《克莱门泰恩》和《约翰·布朗》。每一次，当她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她看到是满屋子的德国人，他们因劳作而疲惫不堪，因失业而情绪低落。她丝毫没有觉得难为情，反而唱得“自在”又“自然”。多年后，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的尴尬已经变成了轻松，最终“变成了尊重”。

4.

一天早上，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收拾好一个小包，乘坐火车往南来到巴登（Baden），住进了位于黑森林（Black Forest）边上的一家客栈。

阿维德曾经陪着父亲来这里远足。

奥托·哈耐克（Otto Harnack）从前在离此不远的斯图加特（Stuttgart）的一所大学里担任德国文学教授。他是个严格、尽职而严肃的人，是讲求普鲁士式正直（Prussian rectitude）的模范人物，不过，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培养了阿维德对于大自然和歌德诗歌的热爱。阿维德12岁时，奥托·哈耐克沉入了内卡河（Neckar River）中。他的自杀让阿维德很是不解。他是在夜里还是趁着黎明的曙光沉入河底的？他是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上了石头吗？阿维德不明白，也从未把这些问题问出口。

米尔德里德明白，自己的父亲跟奥托·哈耐克完全不是一类人。不过，马匹贩子和教授还是有些共性。两个人都有过深深的悲伤之情，犹如冷流流过各自的身体。如果用威廉·费希的话来讲，就是一种沮丧的情绪。

奥托呢？他是德语里所说的“孑然的人”（Mutterseelenallein）。换句话说就是“仅剩下母亲的灵魂”（mother-soul-alone）。怀有这类悲伤情绪的人往往生性孤僻，觉得母亲的灵魂仿佛已经从自己的身体剥离出去。米尔德里德口中的这个德语单词所蕴含的意义，以及不幸的程度，都远超英语中所有表示“悲伤”的单词。

覆盖着积雪的黑森林显得十分妖娆。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背着帆布包，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在昏暗、茂密的树林里穿行。阿维德有很好的方向感，尽管他的视力不好，而原因也正是如此。阿维德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在他小时候，有一个霸凌者用棍子欺负他，打碎了他的眼镜。阿维德去镇上的医院，医生从他的左眼里取出了九块玻璃碴。这是个精细的手术，阿维德没打麻药，硬生生地忍着。

阿维德一丝不苟地留心着周围环境，这是他在体验世界时唯一可靠的方式。

人所共知的是，他们所探寻的这片森林，激发了格林兄弟的童话创作灵感。他们一连远行了数小时，呼吸着带有松针味的凛冽空气。星期天傍晚，他们精力充沛地回到了柏林。

5.

1933年1月。米尔德里德已经在哈森海德路61号居住了六个月时间。她很喜欢这套公寓。租金相当于17美元一个月——比她和阿维德期望的价格要高，但他们很擅长靠仅有的一点钱过日子。在德国，有太多的人在依靠着更少的钱过日子。阿维德正在对他的第一部书稿做收尾工作——预计次年即可出版——米尔德里德翻译了一本有关运动的德语作品，单倍行距也有500多页。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她几乎没有分文报酬。为了增加收入，她同时在商业大学（the Commercial University）上课，而这所大学提不起她一丝一毫的激情，在前景上跟柏林成人夜校毫无可比之处。

1933年1月29日，米尔德里德坐在莱琪奥爷爷那张宽大的书桌前，给母亲写了封信。

在当今世界里，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未来从未显得如此光明……

她停了下来。这一刻，她的脑海里想到了什么？是一阵阵不安，还是一丝丝自我怀疑？她总是东拉西扯。她不怎么做提前谋划。在前几封信中，她承认自己有时出现幻想。“我正在努力改掉旧习惯。”此刻她写道，目的是“更清楚地看清我的道路。”

如果她有过几分自我怀疑，那么这一刻也已经烟消云散。她继续以坚定的口吻写着：

我已经30岁了，是一个自由的女人。我有了自己想要的工作，这条路上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生活很美好。

第二天傍晚，米尔德里德拎着皮包，大步走进成人夜校的教室。她告诉大家，今晚的课堂上，既没有歌唱也不谈论文学。他们将讨论一起历史事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刚刚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第二部（1933—1934年）

片段

问卷调查

柏林普洛岑泽监狱

1943年2月16日

母亲姓名：乔治娜·赫斯克斯·费希

父亲姓名：威廉·库克·费希

职业：讲师，译者

犯罪时的收入：每个月100马克

是否入读过智障儿童学校？没有

希特勒总理

1933年

1.

柏林在燃烧。火焰翻卷着、升腾着，蹿上了天空，但这场大火既不来自破坏，也不来自战争——现在还不是。尽管空中浓烟弥漫，但没有建筑或房屋被点燃。点亮1933年1月30日那个晚上的是火把——共有20,000把之多。

这是纳粹的胜利大游行。庆祝仪式始于晚上七点，持续了六个小时。

人们朝天举着火把，穿过柏林的大街小巷，持续不断地游行着，冲锋队穿着褐色制服，党卫军穿着黑色制服。军乐队跟随前进，燃烧的火把映照着铜质的乐器。满脸稚气的孩子也参与了游行，他们是穿着褐色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德文：Hitlerjugend；英文：Hitler Youth）。无论大人、小孩，还是冲锋队、党卫军、青年团，每个人的臂膀上都戴着一块布，上面画着一个钩状十字架，在古代文明中，这个符号是好运的神圣标志。纳粹党对其盗用、曲解，把它变成了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霸权象征。现在，它成为一种宣传工具，不仅被当作标志印在臂章上，还被印在了奖章、帽子、徽章、海报、旗帜和标语上。它成为纳粹党的十字标党徽（Hakenkreuz），也叫作卐字符（swastika）。

人们游行着，皮靴跺得震天响。小号嘶吼，铙钹哗啦，军鼓咚咚，炮声阵阵，砰—砰—砰。

游行队伍穿过蒂尔加藤公园那几条绿树成荫的大道，来到了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西侧那座气势雄伟的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继续经过四个国家即美国、法国、苏联和英国的大使馆，沿着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来到了帝国总理府（Reich Chancellery）。总理府内，兴登堡总统站在一扇关着的窗子跟前，弯腰驼背地凝视着窗外响声震天的游行队伍。兴登堡面容严肃，“像一块铸铜。”一位德国记者如此写下了自己的印象。在记者看来，老人的表情显得“迷茫而惊恐”。往南距离50码，另一扇大大敞开的窗子后面站着的是希特勒。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不受待见，人们认为他是个外行、怪人、丑角，是个蓄着查理·卓别林式八字胡的半文盲。他高中辍学，两次申请维也纳艺术学院（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Vienna）都被拒绝了；20多岁时曾遭到过一连串的屈辱，不但活得像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还要在流浪汉庇护所睡觉；30多岁时，他逐渐发现自己凭着民粹主义言论，可以对一屋子、一礼堂和一球场的人施以催眠，随后便一步步当上了纳粹党的领袖；时年43岁的他刚刚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

一位站在总理跟前那扇窗子边的美国记者写道，希特勒“非常激动地”凝望着为他举行的火把大游行。今晚，他那双可以表达愤怒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显得神采奕奕，“满含着热泪”。希特勒不时朝着烟雾弥漫的空中，笔直地伸出右臂。总理府周围数千人欢声雷动，伸出右臂，向他还礼。

2.

观看的人群中有阿维德·哈耐克。他所在的街道，离总理那扇窗户很近。

人群中响起了歌声：德意志高于一切！阿维德没有敬礼，没有欢呼，也没有唱歌。

阿维德不是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是19岁的外侄沃尔夫冈（Wolfgang）。火把产生的烟雾熏烤着他们的眼睛，他们不停地流着眼泪。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拥挤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大家都在高喊口号、大声呼叫、放声歌唱，好一场欢乐的大合唱。歌曲已经换了——高举旗帜，整好队伍，做好准备！钢铁部队向前冲，脚步沉着又稳定！——纳粹党人列队走过，阿维德自言自语道：“一群屠夫！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沃尔夫冈比阿维德小13岁，还在上学。正值青春期的他个子高大，身板壮实，满头褐发，外表很像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古斯塔夫·哈维曼（Gustav Havemann）是一位略有名气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最近刚娶了第三任妻子，也就是阿维德的妹妹英吉（Inge）。父子俩的相似性仅止于此。沃尔夫冈生性害羞，父亲盛气凌人。沃尔夫冈轻言细语，父亲的声音响彻全家。沃尔夫冈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拿不太准，而父亲从小追求音乐，19岁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更重要的差异在于他们的政治观点，沃尔夫冈倾向于反法西斯主义，他父亲有些讨好纳粹党人。古斯塔夫·哈维曼是德国文化斗争联盟（德文：Kampfbund für deutsche Kultur；英文：the Militant League for German Culture）的成员，这是一个成立于四年前的纳粹游说团体，反对它所认定的腐朽的魏玛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犹太人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去年五月，古斯塔夫拒绝为一个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直至多名犹太音乐家离开乐团。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拉出的小提琴曲调显得“过于柔软和肉感”。

阿维德很反感古斯塔夫·哈维曼。他妹妹怎么受得了他呢？英吉的第一段婚姻每况愈下，这让阿维德十分痛苦。他一直很喜欢已经离开德国、正住在波兰的约翰内斯·奥尔巴赫（Johannes Auerbach）。如今，每当阿维德前去看望英吉的时候，他都会跟古斯塔夫争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因为后者不愿意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哪怕面对的事实是，英吉的第一任丈夫是犹太人，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就是古斯塔夫的两个继子都算是半个犹太人。

正因为这样，阿维德才在今晚带着沃尔夫冈观看火把大游行。他决心让他摆脱父亲带给他的不良影响。

沃尔夫冈注视着那些被阿维德称作“屠夫”的人一排接一排地从面前走过。

火把照亮了阿维德的眼镜。

“有了这些火把，就能让德国燃起来，进而让整个欧洲燃起来，”他说道，“走着瞧吧，沃尔夫冈，他们很快就会让你穿上制服。”

沃尔夫冈不知道阿维德说的话是否有道理。德国会打仗吗？他会被迫参战吗？

杀戮。他很厌恶这样的念头。

那天晚上，沃尔夫冈回家之后，一连几日几夜都在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办。他的祖国正在他眼前垮下去。

当然，他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古斯塔夫·哈维曼相信，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就会处于上升状态。终于，在经历那么多有失尊严的磕磕绊绊和苦苦挣扎之后，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当时说的“大战”（Great War）之后，德国人终于站了起来。德国将会再次变得强大。

3.

“这是个不祥之夜，”德国记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在日记中写道，“是极度危险的一夜，是一场噩梦。”

“德国已经睡醒了！”纳粹党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写道，“德国革命开始了。”

4.

两天后，也就是1933年2月1日，米尔德里德坐在桌前，写了一封信。

今天晚上，我透过窗子——这真是个拱形的瞭望站——往外看，在积雪的映衬下，陡斜的屋顶和宽阔的街道泛着微光。

公寓楼后面是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堂，再过去是一片开阔的农田，被警察用来做射击训练。她不时能听见子弹的爆鸣。想到有警察离得这么近，就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她没有告诉母亲。她想以美景起始，开篇要写宁静，要写覆盖着积雪的陡斜屋顶和像星星一样闪烁的灯光。

她想说的——是需要说明的——东西很难说。如何措辞？她写道：

我和阿维德刚吃过晚饭。他有些累。我安顿他上床睡觉，给他朗读约翰·多斯·帕索斯刚写的小说——《1919年》。

多斯·帕索斯是个纳粹党讥讽的社会主义者，但她没有告诉母亲这一点。

我们很安全，很好，很幸福。

这只是一种真相。她很幸福，阿维德也很幸福。说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每天早上醒来时都能甜蜜地意识到，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幸运——他们还活着，身体健康，并为了共同的目标正在努力。但这样的真相掺杂着谎言，明显而幽微。她并不安全，阿维德同样不安全。

一想起我写的上一封信，我就觉得可能让您为我们担惊受怕了……

请完全不用担心我们。

她提到了上一封信中的很多事情。那封信政治色彩浓厚——她对纳粹党的痛恨说得过于直白。

我们并不热心政治。

这完全不属实。接着，她公然欺骗起母亲来。

谁会来理会偏居一隅、正在思考世界未来的两个学生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最好保持平静的心情。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我们，就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兴趣的不是政治方面，而在于科学立场。您只需要这么说就行。

5.

就在米尔德里德写信的那天，一个金发年轻人来到了波茨坦大街（Potsdamerstrasse）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有一家广播电台，邀请他前来担任一档大众节目的嘉宾。他顺着楼梯来到了五楼。

他是阿维德的表亲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这位26岁的路德教派（Lutheran）牧师住在柏林，是个反对派。今天，他要对着麦克风，跟一个年龄是他的两倍，且拥有巨大权威的人说话。将来，历史学家会慢慢承认，他的这番话是对希特勒第一次公开藐视的行为。

讲到中间时，他的语气越来越严厉。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说，关键是要区分清楚“领导者”和“误导者”。

突然，他的麦克风被掐断了。全德国上下，人们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只有一长段静电波。

两位纳粹部长

1933年

1.

宣誓就任总理五个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

十几人身着黑色西装，鱼贯而入德国总理府，其中有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劳工部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他们几乎都隶属于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即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该党领导人是经济与食品和农业部长（minister of the economy and of food and agriculture）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这个人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个富得流油的电影和报纸大亨。他讨厌议会民主制度，对君主统治德国的日子念念不忘。胡根贝格得到了贵族和富裕商人们的支持，因为纳粹党的民粹主义言论让这些人深感厌恶。胡根贝格认为，他能够掌控希特勒。持同一想法的还有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和兴登堡总统。

副总理巴本隶属于一个右翼天主教政党，即中央党（Zentrum）。他已经让中立的兴登堡总统相信，一个充斥着保守分子的内阁肯定会让希特勒受到约束，因为他们对纳粹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信任，乃至蔑视。

这次内阁会议的细节将会被封存12年之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国民众和全世界都无从知晓。当战争结束时，一个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负责战争罪行审理工作的国际法庭才披露，胡根贝格、巴本和兴登堡都错得十分离谱。

2.

会议开场，希特勒跟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的大家友善地打起了招呼。在随后的讨论中，对于那些他需要赢得信任的部长，他刻意不去疏远对方，而是以一种略带好奇和尊重的口吻，就目前的政治气候征求他们的意见。财政部长是一位无党派保守分子，他兴奋地注意到，希特勒总理看上去“礼貌而平和”，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哪怕这些意见跟他自己的意见有冲突。其他几位部长也注意到，这位煽动暴力的纳粹党领袖在被授予掌管德国政府的权力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成熟了。

随着大家的讨论渐入佳境，希特勒提醒说，德国国会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假期之后，将于次日召开会议，他因此抛出一条建议，即纳粹党跟德国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结成同盟。形成同盟之后，他们就可以挤掉那些左翼政党。

对在场的几乎所有部长而言，这都似乎是一条合情合理的建议。再去争论希特勒的秘密提议与其他右翼党派的提议有何不同，似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胡根贝格察觉到了不妙。他曾经多次想跟希特勒结成同盟，1929年是第一次，1931年又有一次，但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这一并不牢固的同盟关系很快因为压力而出现裂痕。他听着希特勒巧妙地把大家引导到另一种意见上，而在场的诸位部长看来，这种意见似乎同样合情合理：取消国会明天的会议，重新进行选举。

胡根贝格表示反对。

希特勒强推此事。这次选举肯定会让右翼政党同盟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它们也就能够制定一项法律，从而有效地碾压左翼政敌。

胡根贝格考虑了希特勒的提议。他在192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大肆赚钱，大量买进地方报纸，建立起了传媒帝国，其中的谢尔公司（Scherl-Haus）是柏林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还有通用广告公司（Allgemeine Anzeigen）、新闻机构电讯联盟（Telegraphen Union），以及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UFA——它与大获成功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如派拉蒙和米高梅等都签订了联合发行合同。在德国传媒领域几近垄断的地位，可能让这位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深感受用，但他在政治领域谋求权力的努力一直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这个纳粹党人的崛起，而这个人现在竟然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总理。如果胡根贝格放任希特勒在内阁会议上自行其是，那么就凭这一次，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这个出身低贱的纳粹领袖，使自己处于更方便攫取权力的位置。

胡根贝格收回了反对意见。

而日后他会说：“我犯下了一生中最严重、最愚蠢的错误。”

3.

希特勒总理成了民族主义保守分子们手里的一件工具。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中包括国会里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以及德国各大主要报纸和国际媒体的编辑。希特勒可以召开内阁会议，但他不是负责人。

“内阁其实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内阁。”国会里一位颇具名声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说过。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位成员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希特勒坐的是马鞍，那么胡根贝格算是手执马鞭。”

对于希特勒是否有能力胜过“老狐狸资本家胡根贝格”，《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也表示不看好。

法国报纸《时代报》（Le Temps）指出，兴登堡总统“从不掩饰他对希特勒的看法，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名副其实的讨厌地步”。该报同时预计，希特勒“很快就会被弃用（exhausted）。”

《纽约时报》提醒读者注意，就目前所处职位而言，希特勒在“过去一年间曾经两次遭到拒绝”。“内阁的人员构成，没有给希特勒先生的独裁梦想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4.

首次内阁会议两天之后，希特勒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他跟围坐在会议桌周围的穿黑西装的部长们打了招呼，态度友善一如从前。他告诉大家，目前德国国会已经解散，接下来的选举将安排在三月。

希特勒的目标是摧毁议会民主、废除国会，使他自己独揽大权，但他并没有如此告知各位部长。他说，右翼同盟将会让德国变得强大，让他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恢复从前的辉煌。

民族主义保守派的部长们只需要环视会场就会确信，权力的缰绳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兴登堡总统和巴本副总理对他们的任命就是在确保，民族主义保守分子将会处在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权力的位置，责任范围包括经济、法律和军事。

他们之中只有两个纳粹党人，这是希特勒仅能任命的部长职位。这两个人分别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和国会现任议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戈林在希特勒的内阁中还没有具体的职责，大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地戏称他为“无职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5.

那天晚上，希特勒总理首次发表广播演讲。部长们站在他的身后，一致对他表示支持。

希特勒一开始就回顾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艰难岁月，贫困和饥饿让很多人变得柔弱不堪。

我们中间出现了倾轧和仇恨。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优秀德国儿女怀着巨大的忧伤注视着，在充斥着骄傲自大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差异的乱局中，国家的统一性出现破裂和被消解。

希特勒将左翼政党认定为乱局和街头暴力的根源，还声称如果左翼叛徒掌管政府，德国将继续是一团乱局。他对兴登堡总统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的陆军元帅职责赞誉有加，并号召德国人民给他们四年时间来重建这个国家。

四年时间里，德国农民必须摆脱贫困。四年时间里，失业现象必须得到克服……德国人民，请你们现在就给我们四年的时间，然后再来评判我们！

希特勒从麦克风前退后一步，身着黑色西装的部长们向他表示祝贺。

6.

现在，希特勒开始启动一项计划。他所任命的两位纳粹部长将协助执行。

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将起草法规，让希特勒获得对经济事务及其他所有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极权控制。

无职部长赫尔曼·戈林将继续承担更多重要职务（如普鲁士邦内政部长、民航部长，以及一个更为离奇的职务帝国狩猎与森林部长）。最重要的是，他将组建秘密国家警察组织即盖世太保，而该组织将很快成为德国最具有毁灭性的虐待和迫害工具。

与此同时，希特勒总理将废除《魏玛宪法》、摧毁议会民主，彻头彻尾地变成独裁统治。

做完这一切，只需六个月时间。

一阵耳语，一个点头

1933年

1.

1933年，那些跟第三帝国跳动的黑色心脏对着干的德国人，分散在各大工会和敌对的左翼政党的会员名册里。毋庸讳言的是，自192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喜欢闹事的左翼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就在跟纳粹党斗争，虽然他们很快就要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尽管如此，抵抗运动仍旧无法形成统一联盟。

米尔德里德把来到她公寓的那群访客叫作讨论圈子。后来，她和阿维德又适时地缩短名字，简称它为圈子（the Circle）。有的成员是米尔德里德的学生，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朋友的朋友。他们中有工厂工人、作家、律师和教授。他们有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神论者。

圈子就这样开始了——关起门来一阵耳语，人行道上一个点头。

他们在咖啡厅里聚会。他们在蒂尔加藤公园里漫步。他们来到公寓，有的坐沙发，有的坐椅子，如果座位不够，就干脆坐在木地板上。他们的讨论往往持续数个小时，直到夜深人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怎样招募年轻的德国人？

圈子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米尔德里德说，她已经想到了法子：年轻的德国人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学校里有的是青少年和年轻人，我们可以说服他们反对纳粹党。

圈子里有些人还是心存疑虑。很多青少年和年轻人已经加入了纳粹党。

“要么是纳粹分子，要么是势利小人。”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一个年轻女子如此嘲讽他们。态度冷淡，有时候语气尖酸刻薄，长着一颗贵族般的高额头，她自己才可能被人误解为势利小人，尽管她是工人阶级的热情拥护者。[多年后，这位女子——她的名字叫格莱塔·洛克（Greta Lorke）——将会一边描述那天的情形，一边回忆他们的对话过程，以及米尔德里德脸上的“探寻表情”。]

“我不能容忍势利小人，”格莱塔说，“他们完全可能就是纳粹分子。”

“你看看他们吧，”米尔德里德告诉她，“实打实地看看他们。”

格莱塔完全听懂了其中的含义。米尔德里德在责怪她的目光短浅，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睁眼瞎的话。

一个星期后，格莱塔来到了柏林成人夜校。她来得不情不愿。她所看到的，既不是势利小人，也不是纳粹分子，而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百姓，骨瘦如柴，面有菜色。

“我自惭形秽地告诉米尔德里德，她说的是对的，说得完全对。”格莱塔在回忆录中写道。

接下来，当米尔德里德在蒂尔加藤公园跟成人夜校的一群学生聚会时，格莱塔也去了。蒂尔加藤公园很适合他们开展讨论活动，冬季的荒凉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裸露的黑色枝条映衬着天空。道路四通八达，有的是土路，有的铺着石板，有的铺着卵石，全都覆盖着一层积雪。不过，这样的美景已遭到破坏。路灯柱子上、树干上、木凳的板面上都涂着卐字符。

他们一边从一座纪念碑走到另一座纪念碑，从一座雕像走到另一座雕像，一边讨论格莱塔所说的“摇摇欲坠的英雄人物”这个话题。她在米尔德里德的带动下，采用迂回的方式跟学生们展开讨论，先是问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然后换成一些更加尖锐的问题，巧妙地把对话内容引向法西斯的威胁上来。招募活动伪装成历史课的形式。

3.

圈子里的人之中，格莱塔跟米尔德里德认识的时间最长。她们相识于威斯康星大学。

格莱塔先是远远看见过米尔德里德，之后又慢慢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开始，她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外表：一个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严谨学生，穿戴朴素，喜欢穿长裙长袖，总是把头发往后拢。话不多，但并不总是如此。星期五晚上，米尔德里德会跟一群学生革命家打发时间，这一群叽叽喳喳、喜欢争论的人中间有妇女参政权论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主导这个群体——他们自称为“周五夜猫子”（Friday Niters）——的是约翰·考蒙斯教授，他以腐朽的帝国主义为题，发表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演讲，因此颇有名气。

当时，格莱塔并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她加入“周五夜猫子”中来，就是想找到答案。

格莱塔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带有很浓的德语口音。她只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学生，即阿维德·哈耐克。他们一起坐在草坪上，腿上放着纸杯，上面放着番茄沙拉和热狗。美国式的野炊，对她来说完全是新鲜事物。兴致勃勃地与他们围坐在一起的是周五夜猫子的其他成员，他们几乎全是美国人。格莱塔感到十分尴尬。她不喜欢阿维德用德语跟她交流，尤其在她尽力融入大家的时候。

但是，阿维德总是喋喋不休，甚至夸夸其谈。他已经拿到了法律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起过自己那个声名显赫的叔叔阿道夫·冯·哈耐克，也说起过在考蒙斯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学位论文，还说是这个人帮他形成了有关美国工会的一些观点。格莱塔不需要阿维德这样长篇大论的成就目录，尤其在她只想好好吃一口热狗的时候。

一个冬天的晚上，她看见阿维德在一座冰冻的湖上滑冰。这一次，他身边有个年轻女子。过了一会儿，他们滑到了岸边，也就是格莱塔所在的位置。格莱塔发现，阿维德的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一头金色长发蓬松地披在肩上，皮肤白皙，鼻子和面颊冻得通红。她的颧骨像是经过了精雕细琢。但是，格莱塔觉得她的眼睛才是“最美的部分——黑色的睫毛下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她自我介绍说叫米尔德里德·哈耐克。

她的头发没有绾成发髻，这让格莱塔有点不太适应。还有，她不是阿维德的女朋友，而是他的妻子。

附近燃着一堆篝火，就在一座冰雪覆盖的小丘上。一群学生聚在篝火边，用竹扦烤羊肉。米尔德里德爬上山丘，加入了他们。格莱塔跟在身后。这群学生产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大家似乎都很看重这对夫妇，争相希望引起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的关注，尤其想引起米尔德里德的关注。有人给了她一条毯子，还有人给了她一根竹扦，另一个人替她叉上了新鲜的肉片。

“似乎大家都觉得，她跟我们一样，自己不会烤肉。”格莱塔写道。

他们偏心米尔德里德，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吗？不是，篝火旁边有好几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格莱塔一向讲求实际，不会花时间进行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那天晚上，她不想引起米尔德里德的关注。她没有给她递毯子或竹扦，也不想奉承米尔德里德，更是说不上喜欢。

格莱塔说得很直白：“这不是什么一见面就产生的友情。”

她同样不喜欢米尔德里德的文艺味道，格莱塔觉得那是一种让人感到不快的无病呻吟。有时候，米尔德里德会带着忧伤的口吻引述荷马或莎士比亚的诗句，语气柔弱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不管声音大小，背诵诗歌只有一个意思。

“在我看来，”格莱塔写道，“这真是无聊透顶。”

一两个星期后，米尔德里德邀请格莱塔一起吃饭，这让她有点措手不及。明知不妥当，但格莱塔还是接受了邀请。

“我得强迫自己。”格莱塔写道。

这顿饭打破了预期，同样出乎意料的还有做饭的女主人。在格莱塔看来，穿着溜冰鞋看上去那么优雅的米尔德里德，简直是个扫把星。

她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时却显得笨手笨脚。她熨烫的裤子，比没熨烫之前褶皱还多，要么就留下焦煳印子。她邀请客人前来吃饭，是为了尝试一种新奇的食谱，但她忘记了最重要的几味调料。电饭锅溢出，蛋糕不膨松，蔬菜忘了煮。她的鞋带每走一步都会松开。她长着一双灵巧、纤细而富有表达力的手，但那是两只左手，永远抓不住对象的缺陷。

还让格莱塔感到难堪的是米尔德里德在席间问的几个问题：“你读过关于美国工人斗争的资料吗？你想参观福特和雪佛兰汽车的工厂吗？你对帝国主义形成的组织性结构有所了解吗？”

那个战战兢兢地诵读莎士比亚和荷马诗句的米尔德里德，希望谈论的是政治，而非诗歌。

4.

一次远足。一次平常的远足。这正是格莱塔所期待的。她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们如果不在湖上划独木舟，就会去爬山。一个美好的春日，格莱塔也加入了。冰雪已然融化，目之所及，四处都是解冻的土壤里长出的野花。格莱塔跟着同学们，米尔德里德也在其中，一起向山顶冲去。

事实证明，这可不是一次平常的远足。它有个名字：只管跟着鼻子走。

活动规则是，顺着直线往前走。遇到篱笆就翻过去，遇到湖泊就游过去。遇到房子，就敲开大门，告诉开门人，你必须穿过房子，再从后门出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只管一直往前走。

对这套规则情有独钟的格莱塔显得兴高采烈。

规则不是强迫；大家有些自相矛盾地允许她自行决定。来到乡下后，大家把“只管相信鼻子”这个游戏玩得很疯。有时，格莱塔敲响房门后，对方会邀请她进去吃煎饼、肉桂吐司，或者“大型奶牛场做出来的美味冰激凌”。游玩尽兴之后，她和一帮美国朋友“躺在栗子树荫下”，“让长得像小虫子的刺激性花瓣飘落到身上”。他们会依次讲故事，有幽默的故事，有忧伤的故事，还有关于家乡、父母和童年的故事。米尔德里德躺在那里，身上落满了花瓣。

“慢慢地，米尔德里德讲述的故事形成了一幅画面。”格莱塔回忆说。

米尔德里德不是个娇生惯养的美国溜冰公主。她从小生活贫困。这让格莱塔很是吃惊，因为她也在贫困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个金属制品工人，现在是个裁缝。

5.

1933年的一天，阿维德在柏林的一条人行道上遇到了格莱塔。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威斯康星大学。从那之后，她就回到了德国，住在法兰克福。

她在柏林干什么呢？阿维德想知道。如此碰巧，竟然碰到了她！后来，她就想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真的算碰巧。

格莱塔不知道自己要在柏林待多久。她在法兰克福攻读博士项目，同时为歌德大学的一位知名社会学教授做助手。这位教授已经被解雇，他是个犹太人，所有犹太教授都已经被该校解雇。

阿维德告诉她，他和米尔德里德正在召集一个小组，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松散的关系网。他说是“一个熟人圈子”。他想知道，她在工厂的工人中间有没有关系。他想跟贫困的柏林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结果却发现有难度。格莱塔看得出来背后的原因。阿维德·哈耐克是大学者阿道夫·冯·哈耐克的后裔，而阿道夫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神学家，还曾做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顾问，因此像阿维德这样的人说话，穷人肯定不愿意听。但是，他们愿意听她说话。她的工人阶级背景可以成为一种资本。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不立即显得明朗。

格莱塔答应加入这个圈子。

6.

格莱塔现在成了圈子的核心成员。他们的聚会地点随时在变，这样比较安全。格莱塔还记得，他们的聚会地点有时是“一栋联排屋，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修建的那种”，“我们坐的是从那一整排屋子里搬过来的椅子，谈论的是纳粹分子的过分行径”。

有时候，圈子的聚会地点就在“皮采尔多夫（Pichelsdorf）一条通往某个船库的路上”。这里远离窥视的眼睛和监听的耳朵，他们可以沿着哈弗尔河（Havel River）边走边聊。这里有他们最想要的东西：私密性，是一个可以共商大计的地方。

人民牌收音机

1933—1934年

1.

希特勒已经获得权力，他现在需要仅仅掌握权力，让纳粹党成为国会最大的党派，这还远远不够。他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要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政府必须控制所有媒体。为了这一目的，希特勒设立了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并让约瑟夫·戈培尔担任负责人。

戈培尔曾经渴望成为一名作家。1921年，24岁的戈培尔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十九世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戏剧家），并在之后的数年间为把事业干得受人尊敬而不断努力。他写了一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的小说，也写了两部没有制作人愿意制作的剧本，他把注意力转向新闻写作，也没有报纸愿意聘用他。而他碰到自己的偶像希特勒，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1926年，在魏玛举行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戈培尔就宣传工作发表演讲。希特勒印象深刻，任命这位29岁的失意作家担任纳粹党柏林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自此之后的7年间，戈培尔一直在证明自己是希特勒最忠实追随者之一。在希特勒内阁的新任职务强化了戈培尔的决心，即支持这个被他在日记里称作“天才”的人。

2.

戈培尔马不停蹄地在帝国文化协会（Reich Chamber of Culture）设立了七个部门，分别监管德国的报纸、电影、电台、音乐、视觉艺术、戏剧和文学。

德国数百种报纸遭到取缔，犹太人的出版社被迫停止业务。纳粹党控制了德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乌尔施泰因，强迫那些拥有该机构的犹太家庭成员退出董事会，卖掉股票。《编辑法》禁止犹太裔作家和编辑从事该项工作。德国的戏剧和电影界清除了所有的犹太裔作家、演员、制片人和导演。

德国的博物馆清除了所有非日耳曼特征的艺术品。塞尚、毕加索、凡·高、高更、马蒂斯的画作也不再展出，因为希特勒认为它们过于现代化、过于颓废、过于堕落。这个曾两次遭到艺术学院拒绝的人，将会在日后组织一场“伟大的德国艺术”（Great German Art）展览活动，场地由他参与设计——希特勒吹嘘，这项建筑壮举“无可匹敌、无法效仿”。

除了清除犹太人，艺术领域还在清除那些属于敌对政党的人。无论画家、作家、音乐家、建筑师、制片人，还是导演，只要他是，或者疑是，就不再允许从事上述领域。

所有媒体都被用于传播希特勒的思想体系，电台成为纳粹政府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3.

如果每个德国人，无论老幼穷富，无论住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听到希特勒的声音，哪怕这个人生活的地方远离大喇叭，会怎样呢？戈培尔琢磨着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剧院播放的新闻纪录片只有那些看电影的人才能看到，而印刷文字只有那些读报纸的人才能读到，但即便如此，读到元首的演讲词跟亲耳听到他的讲话还是有所差距。戈培尔想到一个法子，可以用电台往人们的脑子里灌输思想，不断地重复希特勒思想的关键信息。有史以来第一次，居住在最偏僻地区的德国人也能取得联系，不管他们是贫困，还是文盲，甚至对政治不感兴趣。只需要把收音机交到他们手里。

戈培尔兴致勃勃地命令生产商，生产出一种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收音机。第一款需要35马克——相当于一个工厂工人或者手工劳动者一个星期的收入——且可以采用分期付款。戈培尔将这种廉价收音机命名为“人民牌收音机”（the People’s Radio），并用希特勒当上总理的日子作为型号代码。

于是这款收音机一年内售出了600万部。

人民牌收音机被设计成限制性波长范围，以确定只能收听德国电台。德国人被切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联系之后，纳粹的宣传将会更加成功。

4.

“如果没有收音机，我们不可能获得权力，或者使用这种权力。”

——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8月18日

5.

米尔德里德没有人民牌收音机，日后也不会拥有。她听的是一部蓝宝（Blaupunkt）收音机，是阿维德的弟弟福尔克·阿维德（Falk Harnack）赠送的礼物。蓝宝收音机有一个木箱子，被打磨得光洁圆润、美不胜收。它既有长波也有短波，调节器带动一根水平细线，沿着一列表示电台波长的更细的水平线移动。转动调节器，你就能听到气势恢宏的贝多芬交响乐，或是旋律柔和的巴赫小提琴奏鸣曲，但这并不是米尔德里德喜欢听蓝宝的原因。它能够接收短波，因此可以收听外国的新闻报道。福尔克知道，消息对米尔德里德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他在三月满20岁。米尔德里德称他为小弟弟。

蓝宝的产地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它的第一个型号是1923，也就是时年34岁且时运不济的希特勒劝说一个由20个年轻人组成的小组在慕尼黑发起暴动，即在一家啤酒馆开枪的那一年。这次未遂事变后来被称作“啤酒馆（Beer Hall Putsch）暴动”，希特勒因此锒铛入狱。在狱中，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宣言的第一卷《我的奋斗》，为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提出了计划。

希特勒最新的革命活动同样会遭到失败——米尔德里德如今很相信这一点。她不是一个人，阿维德也相信这一点，其他很多具有政治头脑的朋友同样相信这一点。他们相信，德国人将会对这位神经错乱的政治家发起反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国会纵火案

1933年

1.

“现在就容易了，”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而且自然也不会缺钱。”

2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过了两个半星期，24位德国的主要实业家围坐在长条形会议桌边。在场的有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公司的巨头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法本公司（I. G. Farben）的董事会成员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大型采矿集团联合钢铁公司董事长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 Vögler）、德国最大的原油生产商温特沙尔（Wintershall）公司总经理奥古斯特·罗斯特格（August Rosterg）、德国一家大型煤炭辛迪加的董事会成员小雨果·斯廷内斯（Hugo Stinnes Jr.），以及欧洲最大的电气工程设备制造商西门子-哈斯克尔（Siemens and Halske）的董事会成员路德维格·冯·温特费尔德（Ludwig von Winterfeld）。

希特勒坐在桌子的上首。“民主时代不能支持私有企业，”他开场便说道，“只要人民对权威具有正确的认知，就有这样的可能。”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要清除左翼敌对分子，并摧毁各种工会。他承诺，将开启重整军备之路，让军事力量恢复从前的辉煌。

这24个商人聆听着。也许，他们不时点了点头。

希特勒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他坚持认为，纳粹党必须再获得33个席位。“如果我们用尽全力，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希特勒讲完之后，会议的主持人，也就是那位名叫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精明的经济学家，让商人们慷慨解囊，支持纳粹事业。

商人们凑齐了300万马克。

2.

希特勒希望成为德国至高无上的唯一统治者，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魏玛宪法》横在他的路上。

一个独裁者如何才能推翻民主？通常要靠子弹和流血，暴力革命，军事政变。

希特勒要另辟蹊径。

3.

有人把这说成运气。有人把这说成别的什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名纵火犯在国会点燃了火柴。

这个纵火犯不是德国人，是个荷兰移民，据普鲁士秘密警察头目鲁道夫·迪耶斯（Rudolf Diels）后来描述，这位24岁的失业砌砖工，“上半身赤裸着，身上满是尘土和汗水……一张苍白、憔悴、年轻的脸，目光炽烈，流露出一丝激动的胜利笑容”。迪耶斯对这样的戏剧性场面具有先天才能，他注意到这个满身污秽的年轻人“一边用右手像挥舞火把那样挥舞着他那件着火的衬衫，一边从宽大的走廊里往外跑”。

迪耶斯特别注意到，纵火犯的口袋里塞满了左翼政党的宣传单。

鸣着警笛的消防队到了。柏林人穿着睡衣走出家门，前来观看消防员用水枪对准那座庞大的钢铁玻璃圆顶。这座用作国会的建筑物建造于君主统治下的德国。圆顶倒了，这栋大楼的相当一部分也坍圮了。

希特勒在场。在场的还有兴登堡总统、巴本副总理、戈培尔和戈林。

戈林走上前来。他个子魁梧，大腹便便，在吃喝和着装上都讲究排场。人们都知道，他在自己那座豪华的乡下别墅里多次举办狩猎聚会，有人事后回忆说，他在这里款待客人的时候，穿的是“高筒皮靴、皮革外套和白色衬衫，头戴猎人宽边帽，手里拿着六英尺长的狩猎长矛”。戈林今晚的着装很是出风头，制服上缀满了奖章，炫耀着他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取得的22次胜利。

“这是左翼政党针对政府的犯罪行为！”他大声叫嚷着。

副总理巴本注意到了他对着烟雾弥漫的空气所说的这一席话。据他观察，戈林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浑身直冒汗水。戈林声称，那个移民砌砖工很显然是左翼政党阴谋的要素之一，而今天晚上标志着“左翼政党开始造反了”。

“现在不再有仁慈，”希特勒咆哮着说，“所有的共产党官员，哪里找到哪里枪毙！共产党议员今晚就要被绞死！跟共产党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要抓起来！对社会民主党同样不能再有仁慈！”

余烬未灭，戈林把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目叫到一边，命令他安排对反对党的逮捕工作。33岁的鲁道夫·迪耶斯将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并获得晋升。戈林将任命他为盖世太保的负责人。

大约在午夜时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开始了。

冲锋队员破门而入，将人们从床上拖起来，押送关进营房和拘留室。4,000多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遭到监禁，其中包括国会成员。

次日一早，希特勒以这场大火为借口，宣布实行全国紧急状态，逼着兴登堡总统签署法令，明确暂停执行《魏玛宪法》中保障德国人享有基本公民权利的七个款项。

该法令取消了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取消了集会权，德国人再也不能参加集会，也不能举行针对纳粹政府的游行活动；取消了隐私权，现在，纳粹政府可以监控通信和电报内容。冲锋队员、盖世太保和佩戴徽章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突击检查任何住宅。

该项法令名为《德意志帝国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Decree of the Reich Presid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State），授权纳粹政府有权对所有反对行为予以压制。

4.

1933年3月5日。随着各路人马清除国会大厦留下的焦黑废墟，一场选举开始了。

六天前，希特勒废除了《魏玛宪法》。他做得合理合法，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没有子弹和流血。德国人几乎失去了所有权力——只剩下一项。他们还拥有投票权。德国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非独裁国家。国会代表仍需要选举，而该机构仍是德国的议会，有权批准预算和立法。

在即将举行选举的那几天，戈培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宣传。“电台和新闻任由我们使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将完成一次宣传杰作。”

收音机里连篇累牍地广播着希特勒的承诺。无论上午还是下午，装着大喇叭的卡车都会在城市街道和乡村道路上巡游，把希特勒的声音传遍喧闹的城市广场和宁静的住宅小区。政府发布了一份具有煽动性的报告，声称所发现的文件已经证明，共产党一直在策划针对德国的“恐怖行动”，不但计划烧毁国会大厦，而且要烧毁“政府大楼、博物馆和公寓楼”。

各个投票点的卐字符举目可见，如臂章、海报、旗帜、标语。冲锋队、党卫军，以及准军事化退伍兵部队钢盔党（Stahlhelm）把守着投票站点。所有想要投票的人，必须从一排排全副武装的纳粹党面前走过。

在这样的恐怖和恫吓之下，德国人成群结队地来到投票站。投票率达到了89%。

5.

但结果不是希特勒所期待的胜利。

纳粹党获得44%的选票。56%的德国人把选票投给了另一个党派。

需要占多数才能在国会通过新的法律，这让希特勒处境尴尬。任何支持纳粹党行动的法律都可能遭到否决。

6.

13天后，希特勒让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

因为国会开会的场所现在还是一片瓦砾，所以希特勒在国会现在开会的地点，也就是克罗尔剧院（Kroll Opera House）硕大的舞台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场有525位代表，他们坐着红色的天鹅绒椅子。在他们的头顶，一根根镀金链条悬挂着水晶灯。木制件上刻蚀的小天使们注视着下方的走廊，走廊上站满了全神贯注、“面带凶相的刀疤脸”冲锋队员，坐在后排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道。这样的场景本已少见，但最不寻常的还是这项法律本身，它将让国会议员们无事可干。

希特勒让他们放心，不是长期如此，只有四年时间，所以基本上就是让国会放一个很长的假期。

坐在红色天鹅绒椅子上的国会议员们掂量着他的要求，而这必须改变《魏玛宪法》。对宪法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国会议员的支持。

一个议员站了起来。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托·威尔斯（Otto Wels）。国会纵火案之后，他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遭到了逮捕。据夏伊勒记载，奥托“平静而极为庄重地”说道：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庄重发誓，必将捍卫人道、公正和自由等原则。

威尔斯拒绝支持希特勒的法律。他敦促同事们同样如此。威尔斯告诉希特勒，任何法律都不会让你“有权摧毁那些永恒存在且牢不可破的思想”。说完，威尔斯坐了下来。

国会议员进行了投票表决：441票支持，84票反对。这让纳粹党获得了多于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在懦弱与政治投机主义的环境下，政客们支持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

希特勒称之为《解除人民和帝国苦难法》（Law to Remove the Distress of People and Reich），该法案后来被称作《授权法案》（Enabling Act）。它只用短短的五个段落，就废除了《魏玛宪法》的其余内容，让德国进入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而这一切都做得符合法理。没有武装革命，也没有流血政变。而是发生在一个剧院里，在一群天使中间。

蓄意破坏行为

1933—1934年

1.

米尔德里德怀孕了。

过去两年间，她一直在做腹部练习，让自己的身体做好怀孕的准备。她买的那本书对正确的仰卧起坐讲得很详细，如何放置双臂，如何抬起上身。但现在该怎么做，那本书却没有告诉她该如何准备。

2.

妇女的角色是跟优秀的日耳曼人一起为德国增加人口。这是在柏林一个挤满了听众的大厅里，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演讲中宣布的内容。他给自己的演讲起了个无聊的名字叫“日耳曼妇女”，但他讲得神采飞扬。

魏玛时期的妇女享有的权利过多，戈培尔如此告诉大家。妇女不应该担任公职，或在工厂等工作场所与男性展开竞争。“男性的女性化往往导致女性的男性化。”他说道，而最终结果对两种性别都将是深重灾难。

“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戈培尔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道：

对妇女而言，家庭才是首要、最佳且最适合的地方，妇女最光荣的职责是给她的人民和国家生育孩子，因为孩子能够传宗接代，能够保证国家的不朽！

在柏林甚至全德国几乎都已经找不到避孕套。魏玛共和国晚期时，大城市居民已经在采取避孕措施。男性公共卫生间有自动售货机出售避孕套。各大诊所免费提供避孕套。而现在，这些都成为非法行为。

3.

希特勒告诉纳粹党妇女联盟（the Nazi Women’s League），妇女的世界在于“她的丈夫、家庭、孩子和家务”。他对“妇女解放”这一观念提出了批评，坚持认为那“不过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

震耳欲聋的掌声平息之后，他继续说道：

我们并不认为妇女适合侵入到男性的世界，进入其领地。相反，我们认为自然的是，两者的世界应该各自分开……因此，妇女一直以来往往是男性的帮手，进而成为他最忠诚的朋友，而男性往往一直是妻子的保护者，进而成为她最好的朋友！

4.

全德国上下，妇女们丢掉了工作。

19,000多名在政府各部、各地区和地方政府任职的妇女立即遭到解雇。女性律师被公司开除，女性医生被诊所淘汰。餐馆老板如果不解雇店里的女性服务员，并代之以男性，就会受到警察威胁。

社会鼓动没被解雇的女性将自己的工作让给失业男性。戈培尔针对所谓的双收入现象，即那些丈夫和妻子都有工作的家庭，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

5.

年轻女性上大学受到了阻碍。新定的指标将德国大学录取女性的比例限定在10%。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有18,000名女大学生，该数字迅速缩减到了5,447名。

德国高中的课程进行了修改。女生需要修读的课程有烹饪、卫生和织补。年轻女性受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做好准备当母亲。

希特勒将自己母亲的生日，也就是8月12日定为新的母亲节（Mother’s Day），宣布它为全国性节日。

6.

米尔德里德坐着火车，前去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拜访阿维德那位她所崇拜的堂姐，即艾格妮丝·冯·扎恩-哈耐克（Agnes von Zahn-Harnack）。艾格妮丝是一位热情的女权倡导者，直至最近还是德国妇女联合会（德文：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DBF；英文：the Federation of German Women’s Associations）的主席，而该联合会有50多万名会员。让艾格妮丝感到愤怒不已的是，全德国的女性都在失去工作，而这些工作后来都“落入了男性之手”。

1908年，艾格妮丝·冯·扎恩-哈耐克荣幸地成为柏林大学录取的第一位女性。魏玛共和国时期，她联合创立德国女性学者协会（德文：the Deutscher Akademikerinnenbund；英文：German Association of Women Academics），并生下了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e）。玛格丽特现年15岁，很喜欢告诉米尔德里德以及拜访她家的客人，她长大之后要当医生。

从现在来看，那似乎是白日梦。

7.

“不能再有巴黎模特。”希特勒告诉德国的时装设计编辑赫拉·斯特里尔（Hela Strehl）。从现在开始，德国的杂志必须刊登德国女性，不能受到法国或者其他外国的影响。希特勒还希望这些模特必须具有明显德国风范的着装。

“德国男性希望再次看到真正的德国女性。”1933年的一本纳粹手册断言说。农夫的妻子被当作了女性的典范：健康、强壮、没受过香水或脂粉的玷污。黝黑的皮肤受到迷恋，一并受到迷恋的还有传统的德国民间服装，即巴伐利亚（Bavaria）和奥地利（Austria）阿尔卑斯（Alpine）地区从前农民们穿着的森林服饰（Tracht）。

德国女性被逼着扔掉了口红、眼影和高跟鞋。

希特勒成立了德国时装协会（德文：Deutsches Modeamt；英文：German Fashion Institute），任命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Magda）担任名誉主席。金发蓝眼的玛格达·戈培尔似乎是这个工作的理想人员，因为她本身在雅利安式的美貌和生育能力方面就是典范，最近刚生下了女儿海尔加（Helga）。[1934年至1940年，玛格达将再生下五个孩子：海尔德加德（Hildegard）、海尔穆特（Helmut）、赫尔丁（Holdine）、赫德维格（Hedwig）和海德伦（Heidrun）。]希特勒或许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如此钟情于字母H，不过，他也对她身为名誉主席的表现感到失望。心怀忧虑的玛格达并不十分配合自己的新任职务，她穿着时髦的服装[菲拉格慕（Ferragamo）高跟鞋]大摇大摆地来到协会总部，一边高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边用一个镶金的烟嘴不停地抽着细支香烟。玛格达·戈培尔向记者表示，“未来的德国女性应该有格调，有美貌，有知识”。随后，她就遭到了德国时装协会的解雇。

德国时装协会重新起名为德国时装学院（Deutsches Mode-Institut）。宣传部长戈培尔将做好安排，让赫拉·斯特里尔——这个人碰巧是他的多个情妇之一——获得德国时装学院的聘用。

8.

德国妇女被要求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一位生下第四个孩子的妇女被授予了一块铜质奖牌，上面刻着“德国母亲十字勋章”（德文：Ehrenzeichen der Deutschen Mutter；英文：the Cross of Honor of the German Mother）字样。生下第六个孩子时，她得到的是一块银质奖牌；生下第八个时，金质奖牌。

儿孙满堂的妇女被誉为国家的女英雄。她们的形象随处可见，比如海报、杂志上：金发妇女面带笑容，怀抱多个天使般的小宝宝。

《婚姻鼓励法》（the Law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Marriage）得以通过。两个人结婚后，可以获得1,000马克的国家贷款——相当于一个工人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只要妻子承诺“立即离开”自己的岗位。如果生下第一个孩子，这对夫妇可得到250马克的积分，生下第二个孩子，积分变成500马克，第三个将得到750马克。生下第四个孩子那一刻起，他们所有的贷款将会一笔勾销。

生育孩子的已婚夫妇可得到所得税扣减。四个孩子的父母的应税总收入的60%可以免税。六个孩子的父母完全不用缴纳收入所得税。

报纸上有很多故事，说德国的妇产科医生遭到了犯罪指控。妇科医生如果被发现对意外妊娠采取终止措施，有可能面临死刑处罚，不过，前提是这是一位“种族纯正”的雅利安妇女。

而对“劣等种族”的妇女施行妊娠终止措施，不会遭到处罚。

9.

米尔德里德偷偷去了伦敦几天，因为她提前做了预约。堕胎被视作针对德国未来的蓄意破坏行为，但她不能要孩子。现在不行。

至于跟医生的预约，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她的母亲。乔治娜·费希给那位伦敦医生寄了一张56美元的支票。她如何凑到的这笔钱，一直是个谜。

米尔德里德用打字机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我很感激，你把东西寄到了英国。一切皆好。没有必要说起。信中请不要再提及此事。

米尔德里德招募新人

1933—1934年

1.

1933年，圈子的规模还不大，只有十几个成员。

很快，参加聚会的人数就将有所增加。

2.

米尔德里德把威廉·乌泰奇（Wilhelm Utech）招进了圈子。

他没有工作，自1932年以来一直在柏林成人夜校上课。一开始，他向妻子隐瞒了自己参加的活动。他担心她会生气——或者，更糟糕的是，把他检举出去。他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会跟她说，自己是去“上一个英语辅导班”。

一天，威廉·乌泰奇遭到逮捕，被送入了集中营。他的罪名是散发传单，批评希特勒政权。他遭到了审问和拷打，在里面煎熬了一年。他最终获得释放，回到家里后，向妻子说明了一切。玛塔·乌泰奇没有告发他。她也加入了圈子。

3.

米尔德里德把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招进了圈子。

保罗·托马斯在青年时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去了右臂。他的脸因为疤痕组织而有些皱缩。他是她原来在柏林大学教过的一个学生的朋友。她在那里上完最后一次课之后，邀请他前来成人夜校学习。

保罗·托马斯在她班上的学号是35号。跟他在柏林的众多朋友一样，他也处于失业状态。

4.

米尔德里德把博多·施克隆辛格（Bodo Schlösinger）招进了圈子。

博多是个金发裁缝，很具有语言天赋。漫长的白天，他要盯着针脚细看，晚上才能拖着疲惫的步伐来到成人夜校上米尔德里德的课。

博多不会永远盯着针脚细看。很快，他就能凭着柏林成人夜校颁发的学位，找到一份好得多的工作。博多的俄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他将成为圈子里很有用的人物，尽管他现在还不明白。博多将要迎娶的那个女人，是目前在开姆尼茨（Chemnitz）一家工厂里做书记员的罗斯（Rose），她也将加入圈子中来。

5.

他们不能继续在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那间公寓里举行聚会。墙壁和天花板都太单薄，被邻居偷听的可能性太大。一个戴圆形金属边眼镜的男子提出，聚会可以改在他的公寓里。他叫卡尔·贝伦斯（Karl Behrens），是最尽心的圈子成员之一。

卡尔有着贵族般的举止，长着一张类似灵缇犬的瘦削长脸，虽然他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家世。他没有跟富家子弟上过学，成长过程也跟他们毫不沾边。他甚至没有高中学历。

他在17岁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该组织的全称是“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工人青年联盟（德语：Hitlerjugend, Bu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jugend；英语：League of German Worker Youth）”，强调众多加入者身上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卡尔参加过集会，身上的制服跟冲锋队员有些相似：褐色衬衫、黑色短裤、卐字符袖章。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和冲锋队员的区别，是卐字符上有一道白色的横纹。

18岁时，他成为一名冲锋队员。

22岁时，他做过一些激进的事情。他决定离开冲锋队，重新回到学校。

他在一家生产煤气灯的工厂辛苦劳动一天之后，首次走进了柏林成人夜校。米尔德里德唤醒了他的革命意识。现在，他把谴责希特勒的传单偷偷带进工厂，把它们堆放在机器旁、塞进信箱或者门缝里。

6.

米尔德里德开始将招募的目光投向成人夜校之外。这是一件很需要技巧且危险的事情。

一开始总是跟书有关。米尔德里德看上某人之后，会借给他一本书。这就使她有了提出再次见面的机会，到时候，她会向潜在招募者就该书提出一两个较为委婉的问题，从而为后续讨论，并引向政治话题打下基础。

有时候，一开始就是一次对话，可以关乎任何事情，既可以在公共场合也可以在私人场合，既可以在喧闹的餐馆，也可以在邻居的公寓。米尔德里德知道，盖世太保无处不在——在地铁站跟她邻座而坐、在街角的售报摊无所事事、在花店前嗅闻玫瑰花，或在邻居的厨房里喝着茶饮。风险很多。如果她过早暴露自己在从事抵抗运动，有可能遭到逮捕。如果她将自己的政治观点隐瞒太久，又可能会失去一位重要的新成员。

她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法子，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在用。

假装成纳粹分子。不要打草惊蛇。告诉店员、工厂工人或者朋友的朋友，你对希特勒做的有些事情深感敬佩，或者，对某些纳粹政策表示同情，然后观察对方的反应。“目的是引导对方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被她招募进来的威廉·乌泰奇回忆说，“这种‘测试’一定要做得小心翼翼，这样才不至于过早暴露自己，从而威胁到我们的工作。”

当然，这一机警办法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误解。在一次前往伦敦的时候，米尔德里德打算招募作家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米尔德里德神情严肃地告诉她，希特勒也很喜欢读她的书，对方立马报以嘲笑。“我立刻把她赶了出去。”韦斯特在一封信中回忆说。

像多米诺骨牌般倒下

1933年

1.

1933年4月1日，发生了针对所有犹太商人的全国性抵制现象。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站在各大商店的入口处，禁止任何人入内。

1933年4月7日，《恢复职业公务员法》（the 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将犹太人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排除在了教授、教师和法官职业之外。《法律职业准入法》（the Law on the Admission to the Legal Profession）禁止犹太人当律师。

1933年4月25日，《大中小学过度拥挤防止法》（the Law Against Overcrowding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对接受公共教育的犹太学生人数设置上限。无论大中小学，犹太学生不能超过5%。

2.

1933年7月14日，《遗传疾病后代防治法》（the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将针对被认定为精神疾病或身体失能人群的强制性绝育行为合法化。据估计有40万德国人被绝育。大多数介于20至40岁之间。接受强制性手术的男女人数几乎对半。男性接受输精管结扎，女性做输卵管结扎——也就是把输卵管进行割断、绑扎或者压碎。

3.

现在，批评纳粹政府成了一项罪名。《恶意行为法案》（the Malicious Practices Act）禁止德国人对希特勒的任何言行表达反对意见。哪怕开个玩笑，都可能把盖世太保惹上门来。

那些曾经对纳粹党有过挖苦讽刺的报纸和杂志全都变得默不作声。《简化主义》在1933年4月1日的版面上保证对希特勒采取“顺从态度”，从而让一众编辑逃过牢狱之灾。在4月16日那一期上，杂志编辑们宣布，他们的文章不再“具有批判性和负面性”。

《慕尼黑邮报》发表的文章带有《希特勒政权下的德国：政治暗杀、政治恐怖与慕尼黑街头暴恐》和《掌权的不法之徒和杀人犯》之类的紧急标题，冲锋队员突击搜查了编辑部办公室，将所有人送入大牢。其中一位记者弗里茨·葛利赫（Fritz Gerlich）被转移到位于达豪的集中营（Dachau），在此遭到党卫军的杀害。

4.

“逮捕”和“入狱”这两个字再也不会使用了。

纳粹政府更喜欢用“保护性羁押”（Schutzhaft）这个术语。

如果你是一名遭到保护性羁押的德国人，那么你就得不到法律救济。没有律师可以介入，因为严格地说，你处于被逮捕状态。如果你被人从床上拖下来、遭到殴打、得不到法律指导、被扔进监狱，在那里血流不止地煎熬上一定时间，那是对你的保护之需，也是为了维护德国的和平与秩序。

5.

说服德国人加以反抗，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针对所有形式的反对行为——传单、标语、集会、聚会、游行——的禁令显得非常有效。很多人双手一摊，说他们无能为力。

6.

正如艾米·邦赫费尔（Emmi Bonhoeffer）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大多数人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了”。

米尔德里德喜欢前去看望艾米和邦赫费尔家的其他人。艾米嫁给了迪特里希·邦赫费尔的弟弟克劳斯（Klaus）。他们家位于柏林的一个富人区内，也就是距离蒂尔加藤公园只有几步之遥的本德勒大街（Bendlerstrasse）上。吃饭时间，大家高声而兴奋地就政治与哲学、音乐与艺术发表着观点。邦赫费尔一家人公开鄙视希特勒。

4月，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写了一篇文章，对那些拒绝保护犹太人的教堂负责人予以批评。几个星期后，他联系到纽约的史蒂芬·怀斯拉比（Rabbi Stephen Wise），并敦促这位犹太教领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做法，从而犯下了叛国罪。迪特里希不会保持沉默。

同样不会保持沉默的，还有迪特里希的祖母，她无视4月1日的抵制命令，前去买了一磅黄油。守在门口的一个冲锋队员警告她，不能从犹太人这里购买黄油时，这位91岁的女性用拐杖敲了敲对方的长筒靴，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说着：“我就要在我经常买黄油的地方购买。”

1英里等于1.61千米。——编者注

米尔德里德开始在自己的家里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这里离艾米的家并不远，只有三英里 1英里等于1.61千米。——编者注左右，但也可能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哈森海德路61号，不可能有高声而兴奋的吃饭时间。墙壁、天花板、地板的厚度都不足以防止他们所说的话遭到偷听。她跟阿维德和另一对夫妇一起住在四楼，中间隔着一道滑拉门。他们值得信任吗？

米尔德里德的害怕不是没有根据，已经在流传邻居出卖邻居的故事。

7.

1933年春天，一群囚犯被送到了慕尼黑以北10英里远的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曾经是一个军工厂。地面上有20栋营房，很多都可以容纳200人。有的宿舍较大，可以容纳250人。砖结构的营房年久失修，砖头破碎、砂浆掉落。很快，这些营房就被收拾一新。所有工作都由囚犯们完成。100个国家警察（Landespolizei）将负责设施看管。四周已经围上了防止逃跑的铁丝网——三道，均匀分布。

上述细节向一群受邀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做了公布。时间是星期一，是这群记者繁忙的一周的开始，但也许更忙的是站在他们面前那个温文尔雅的人。他有些书生气，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是这座监狱的负责人，他称之为营房（Camp）。

营房位于风景如画的达豪镇边上。他向记者们说明，这是希特勒政权建立的第一座营房，将成为其他营房的样板。

记者们提出问题之后，就一边听这个通情达理的人说话，一边在笔记本里写写画画。他自我介绍说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党卫军的负责人。

希姆莱32岁。他在大学学过农艺学，曾在一家养鸡场短暂工作。现在，他要把自己在动植物分类方面的才能，应用到那些申请前来这座营房工作的党卫军军官身上。要求很严格，纯正的德国血统是必要条件。

目前，达豪关押了大约120个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在国会纵火案之后遭到逮捕的针对纳粹党的其他左翼反对者。一开始，他们被送到的是法院的监狱。但是，希姆莱解释说，把他们关在那样的地方，给刑事司法系统的设施造成了太大的经济压力，而让他们重获自由又不太合适。

那么，达豪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它被称作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因为它集中了所有对德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

一名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向自己供职的《达豪人民报》（Dachauer Volksblatt）提交了文章。1933年4月6日，这篇文章发表，题目是《达豪的昔日兵工厂变身政治犯集中营》。记者将达豪描述为劳动营地，并向读者保证“对个人的保护性羁押不会超过必要时间”。就在囚犯们对破碎的砖石大楼完成重建之后，他如此写道：

他们以50人为一个小组被带到乡下，完成各式各样的土地耕作项目。也许，有些集中营犯人日后有在此安家的可能性。

当然，被送到达豪的人都不想在此安家。在后来的12年间，将有超过20万人被关押在达豪，估计有4万人将死在这里。

8.

达豪是纳粹德国修建的第一座集中营，被很快就要修建的更大的集中营当作了样板。1933年春季和夏季，全德国上下的城镇和乡村，涌现出了数百座小型的临时集中营。在市政法院司法系统之外，对那些遭到“保护性羁押”的人而言，这些早期的集中营起到了监狱的作用，而且根本做不到一模一样。宾馆、餐厅、招待所都改成了营房。就连酒吧和古旧城堡也关上了囚犯。它们由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军官负责，用一位共产党员的话来说，其作用是充当“纳粹党的折磨窝子”。1933年，仅在柏林一地，就有170座临时集中营，主要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和威丁（Wedding）等居民小区。

1936年，又修建了一座重要的集中营，即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1937年再修建一座，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1938年修建两座，分别是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和弗洛森伯格集中营（Flossenbürg）。之后，在1939年修建专门针对女性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营的数量暴增至27座主要集中营和1,100多座卫星式集中营，它们遍布德国，以及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荷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纳粹占领国。1940年，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开放。1942年开始将犹太人大量驱逐到集中营。纳粹开始用致死性毒气齐克隆B（Zyklon B）来杀死犹太人。在纳粹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即清除欧洲犹太人那场种族大屠杀（Holocaust）中，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设计用于大规模杀害的其他集中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9.

达豪开放的那一天，也就是在1933年3月22日，反犹太主义十分猖獗。在关押于达豪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中，犹太人单独受到了纳粹卫兵的恫吓。在4月至5月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每12个遭到杀害的囚犯中，就有8个是犹太人。

当来自慕尼黑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前来达豪就杀害事件展开调查时，希姆莱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穿着黑色的党卫军制服，所展现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个领导残忍军官团的军国主义头目，不如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在那副圆圆的宽边眼镜后面，眨巴着一双思绪起伏的眼睛，让人想到他一度渴望成为的农艺学家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告诉记者，杀人案并非预谋行为。那些囚犯是在“试图逃跑时遭到射击”，很快，这种说法就成了纳粹实施屠杀时经常用到的委婉语。

10.

1933年，犹太人并没有遭到大量围捕和囚禁——尚未如此。在纳粹政权初期，希特勒首先针对的是政治反对者。

截至1933年3月，政治犯人数已达2万人。

到年底时，被送到集中营接受“保护性羁押”的共产党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会主席已经超过20万人。圈子——总是很激烈地——讨论和辩论着一个核心问题：留下，还是离开？留下来，甘冒被捕、入狱和死亡的危险？离开，把德国让给那些拼了命也要把它毁掉的纳粹分子？

米尔德里德发现，烟盒、咖啡罐、蛋糕盘都印上了卐字符。每天，纳粹都在散布错误信息和虚假承诺。每天，希特勒都在赢得更多的德国人的全力支持。

而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迅速。

付之一炬

1933年

1.

1933年5月10日，也就是希特勒当上总理三个半月之后。

首先，他们用沙土堆成一个平台。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交叉放上木头，小心翼翼地垒成一摞。杂乱堆放可不行，木头与木头之间要留空隙，确保氧气能够流通。用木头码出的柴堆有12平方英尺乘5英尺高那么大。

晚上11点，他们点燃了火把。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一阵穿梭之后，停在了大学对面的广场上。火把映照着他们的面庞。他们的面庞有的光滑，有的留着痤疮疤痕。他们的前额没有皱纹。他们是一群青少年。他们把书一本一本地堆到木头上，再把火把伸过去。书页点着了。

神情兴奋的戈培尔登上一个装饰着卐字符的讲台。他对着大喇叭，给学生们讲起话来。

现在，极端犹太理智主义（Extreme Jewish intellectualism）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些火焰不只是照亮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同时也点亮了一个新时代！

这样的场景为“西方世界自中世纪以来所未曾见识过”，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道。他注视着呼呼上蹿的火苗，25,000册图书化为了灰烬。

其中有欧内斯特·海明威、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约翰·多斯·帕索斯和海伦·凯勒等美国作家写的书。

有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D. H.劳伦斯（D. H. Lawrence）和H. G.威尔斯（H. G. Wells）等英国作家写的书。

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等法国作家写的书。

有詹姆斯·乔伊斯等爱尔兰作家写的书。

有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等苏俄作家写的书。

以及一大群德国人写的书，比如维基·鲍姆（Vicki Baum）、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奥托·迪克斯（Otto Dix）、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玛丽路易斯·弗莱舍（Marieluise Fleisser）、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伊万·高尔（Iwan Goll）、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瓦尔纳·黑格曼（Werner Hegemann）、海因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奥登·冯·霍瓦斯（Ödön von Horváth）、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Heinrich Eduard Jacob）、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乔治·凯泽（Georg Kaiser）、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阿尔弗莱德·克尔（Alfred Kerr）、埃贡·基希（Egon Kisch）、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亚历山大·莱尼特-霍莱尼亚（Alexander Lernet-Holenia）、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克劳斯·曼（Klaus 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路德维希·马尔库斯（Ludwig Marcuse）、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埃尔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格特鲁德·冯·普特卡默（Gertrud von Puttkamer）、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优塞福·罗特（Joseph Roth）、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费利克斯·萨尔顿（Felix Salten）、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格莱特·维斯科普夫（Grete Weiskopf）、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2.

那天晚上，烧掉这批图书的纳粹团体在34所大学发起了同样的焚书行动。多场新闻发布会宣布，焚书活动是一种净化行为（Säuberung）——象征着为了人民（Volk）的利益而清除德语语言和文学中的“非德语”成分（“un-German elements”）。Volk的意思是“人民”，但这个纳粹团体学着希特勒的样子，对它加以排他性使用，只有雅利安种族才会被视作“人民”。

青少年满大街乱窜，要么在拎着糨糊桶张贴标语，要么在散布消息。每条标语都列出了十二道命令，其中包括：

保持语言和文学的纯洁取决于你！你的人民委托你忠诚地保护语言。

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犹太人，以及任何听其摆布的人。

犹太人只能用犹太词语思考。他们用德语写作的时候，就会谎话连篇。任何用德语写作，却具有非德语思维的人都是叛徒！

3.

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少年在大街上和校园里穿梭，同样张贴着列有十二道命令的标语，其中包括：

所有反犹太的学生都是混账东西！

混账东西不属于大学校园，而应该待在茅房里！

每个要点脸面的人都会羞于说这是德国风范。

迪特里希与“雅利安条款”展开斗争

1933—1934年

1.

纳粹党于四月制定的法律中首次出现“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其后在德国迅速被用于排除各行业、联合会、公司、协会和组织里的犹太人。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市（Sofia）举行的一次国际基督教大会上，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力争通过一项决议，就德国路德派教会对“雅利安条款”的支持行为予以谴责。迪特里希提出的决议一开始就写道：

我们尤其谴责帝国针对德国境内犹太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有些领域把犹太人视作劣等民族。

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牧师们对迪特里希的提议展开了讨论。

决议获得通过。但是，当迪特里希回到德国后，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对立情绪。

2.

迪特里希写了一份声明，敦促德国的路德派教会拒绝执行雅利安条款。他找到一家印刷厂，将声明印成小册子。迪特里希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牧师，将小册子分发给神职人员，或者把小册子钉在树干上。

小册子无济于事。

德国的路德派教会坚持支持雅利安条款。18名犹太血统牧师被解除职务。

3.

梵蒂冈（the Vatican）与纳粹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在开头写道：

尊敬的庇护十一世（Pius XI）教皇和德意志帝国总统，在巩固与改善罗马教廷与德意志帝国现存友好关系、希望本着以双方满意的方式持久调整天主教会与德意志帝国领土全境关系之共同意愿的推动下，决定达成以下神圣协定。

协议的结尾是一份秘密附件，说明了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在德国政府强制征兵时所具有的地位。

这份协议的正式名称是教廷协定（concordat），它赋予了纳粹德国境内的天主教会各种权力，其中包括信仰自由。作为回应，天主教的主教必须遵守以下誓言：

为与主教身份相符，我在上帝面前，以神圣教义之名发誓并承诺，效忠德意志帝国。

1933年7月20日，副总理巴本代表德国政府出席签字仪式。将在1939年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红衣主教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担任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随着钢笔的勾画，梵蒂冈向希特勒赋予了道义合法性。

4.

现在，搞定了天主教的希特勒，需要追逐新教徒。

他将不同的小教派合并成一个单独的帝国教会（德文：Reichskirche；英文：Reich Church），并任命一个名声不太响亮，且具有强烈反犹太倾向的牧师担任主教。在1933年9月27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大会（the National Synod）上，教会领导层全票通过对胸前挂着十字架、心中装着卐字符的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主教的职务任命。

5.

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坐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里，听穆勒主教大肆吹嘘希特勒的各种辉煌成就。1517年，33岁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钉在这座教堂的大门上，从而催化了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讲坛下面埋着路德，上面站着的穆勒主教高举双臂，声音在教堂里回荡，充满了庄重与回声：

圣主召唤我们作为他的武士弥补这道裂隙！我们把追求自由的德国政府及其领袖，也就是我们的总理，尊崇为上帝赐予的礼物！

迪特里希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不寒而栗。

6.

一个月后，迪特里希拒绝了在柏林担任教区职务的邀请。

他坐下来，给自己的老师，即瑞士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斯（Karl Barth）写了一封信。

“我觉得自己有些搞不太明白，似乎我跟所有朋友都形成了激烈的对峙”，他如此写道，同时承认自己“在看问题的观点上越来越感到孤立”。他在结尾写道：“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害怕，也动摇了我的信心。”

1933年10月，迪特里希决定离开德国。他接受了在伦敦的一份神职工作。

阿维德烧掉了自己的书

1933—1934年

1.

米尔德里德上完课后，正往家里走，她的脑子里塞满了问题。天色已晚，她有些疲倦。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既让人感到恐惧，也有些不可思议。她在柏林成人夜校的很多学生都是犹太人。他们如果想逃出德国，就需要拿到盖好印章的专门文件。而米尔德里德会尽力帮助他们，她在美国大使馆有熟人。

她爬上四段楼梯，进了公寓，锁上前门。阿维德也许在家，也许不在。

2.

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已不复存在。几年来，阿维德都在这个小组担任秘书。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在柏林和莫斯科多次举行会议，与会人员有德国的学者、作家、政治家和剧作家，他们热烈地讨论着，为什么魏玛时期的帝国主义会造成如此严重的饥饿和无家可归现象。美国的帝国主义似乎同样存在缺点，而且美国现在陷入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深渊。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的多位成员得出结论，德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从苏联身上寻找答案。组长弗里德里希·楞次（Friedrich Lenz）推广了德国应该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思想。楞次是阿维德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

上个星期，盖世太保突击检查了楞次的公寓，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也解雇了他。

阿维德无法在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或柏林大学申请职位，甚至不能在德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申请职位。他的专业领域，即美国劳工运动和苏联政治理论，具有太强的争议性。他可能被贴上“政治不可靠”的标签，就像楞次那样。

3.

阿维德匆匆忙忙地将手稿一页一页塞进煤炉里，烧掉了自己的书。再过几天，罗沃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就将出版他这本有关苏联经济的鸿篇巨制。现在，这本书将给他打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记。他将灰烬倒进一个桶里，扭开了房门。

兰德韦尔运河（the Landwehr）在阳光下泛着微光。阿维德将灰烬倒进河里，随即径直来到出版社，将印版砸得粉碎。他不能冒任何风险，盖世太保哪怕拿到一页纸，都有可能把他送到达豪集中营。

这么多年啊。整部作品啊。

4.

拎着灰桶前往罗沃特出版社之前，阿维德本打算烧掉另外一本书，但是那本书怎么也点不着，也许是煤火不够旺。他需要在办公室关门之前赶到罗沃特出版社。米尔德里德承诺，她会把书烧掉，阿维德于是匆匆出了门。

这本书是阿维德的学位论文《美国的前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光是这个书名就能招来盖世太保。手稿还没有打印，也就没有印版可以砸毁。那还只是一摞纸张，就堆在他那张桌子旁边的书架上。

米尔德里德将阿维德的手稿塞进一只箱子，匆匆赶到了柏林美国教堂（the American Church in Berlin）。牧师的妻子接过箱子，答应妥善保管阿维德的学位论文。

她将其藏在哪里呢？教堂的地下室？椽子里？她没有说。她是个虔诚的年轻女子，双唇闭得像老虎钳那么紧。不能泄露秘密——这样对每个人都好。

她的名字叫玛莎·特纳（Martha Turner）。她和丈夫厄瓦特（Ewart）于1930年搬来柏林。明年，他们就将离开德国，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以北一个名叫德雷克特（Dracut）的小镇上定居。她将带上阿维德的手稿，藏在他们家那栋隔板房的阁楼里。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玛莎·特纳会回忆说，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当时“很小心”，也“很害怕”。

5.

每个星期天，两个穿制服的纳粹分子都会走进美国教堂的大门，在长椅上坐下来。人们不可能注意不到他们。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德国以如此快的速度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似乎也有可能在第二天整体再次发生变化，回到它原有的样子。长椅上坐满了人，他们穿着带褶皱的礼拜服，皮鞋擦得锃亮。也许，他们捕捉到了朋友或熟人的眼神，也许，他们像往常一样，冲着彼此笑了笑，点了点头，但他们这种无声的招呼里有一种心照不宣，那就是他们正在受到监视。

男孩

第三部（1938—1939年）

在柏林的美国事物

1938—1939年

1.

男孩名叫多恩，是多恩纳德（Donald）的简称。他的全名叫小多恩纳德·里德·希斯（Donald Read Heath Jr.）。他的父亲名叫老多恩纳德·里德·希斯（Donald Read Heath Sr.）。

在信中，老多恩纳德·希斯对男孩的称呼是小多恩（Young Don）。

男孩的母亲露易丝（Louise）同样如此。

成长中的多恩觉得自己身材矮小，随时需要伸长胳膊，仰着脖子才能拿到、看到太远太高的东西。姐姐苏（Sue）比他大七岁，总以小弟弟称呼他，认为他应该穿纸尿裤，其实他已经是个穿裤子的小孩子了。他鼻子上的雀斑更是雪上加霜。他崇拜的英雄名叫约翰·维恩（John Wayne）,是个勇敢而坚毅的牛仔，身材魁梧，家喻户晓。但是，多恩脸上的雀斑无法说明他很勇敢、坚毅，或者身材魁梧。在身边熟悉的人看来，这些小雀斑倒使他显得更加可爱。

而多恩将逐渐明白，这会让他具有一种独特的优势。他可以背着蓝色书包在柏林穿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人们会这么想，那就是个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可爱男孩。

大体描述一下他吧：满脸雀斑，有些调皮，背着书包从米尔德里德的公寓走了出来。他循着来时的脚步，回到诺伦多尔夫广场站，碰到了两个党卫军军官，他们衣领上缀着微笑的骷髅头（Totenkopf）。他知道，德国人把党卫军称作Schutzstaffel。但他父亲关起门之后，会用别的名字称呼他们。

他低着头，迅速从他们跟前走了过去。快步走下楼梯，奔向站台的最远端。等候。火车随时都会进站。他知道，这是诺伦多尔夫广场站。下一站是维多利亚-路易斯广场站（Viktoria-Luise-Platz），接着是巴伐利亚广场站（Bayerischer Platz）和城市公园站（Stadtpark）。他父亲让他记住了这条路线。此刻，父亲正在美国大使馆里，为几周之后偷偷回到华盛顿做着准备工作。大使馆位于空旷而庄严的布吕歇尔宫（Blücher Palace），多年前被大火烧得焦黑，最近才进行了费时费力的修复。建筑的石灰岩墙壁呈奶油色，其中一个方向延伸至勃兰登堡门——在勃兰登堡门细长的门柱之间，是汽车和自行车汇成的车流。布吕歇尔宫后面是一座溜冰场——每到春季，冰雪融化，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泥泞的网球场——以及一栋带围墙的别墅，里面是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家。多恩曾经陪着父亲参加大使馆的茶会，那次活动出席的有戈培尔在内的纳粹高官。在11岁的多恩眼里，戈培尔看起来像个跛足的无名之辈。戈培尔笑着拍了拍多恩的头，对他说的德语表示夸奖。他笑着说，你说话的口音不像个美国男孩！

后来某天，在歌剧院里，多恩看见希特勒出现在了不到10英尺远的一个楼座里。四个楼座让以科林斯式立柱、富丽堂皇的深红色天鹅绒和镀金雕像为特色的国家歌剧院（德文：the 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英文：the State Opera House）大为增色（或者，如他母亲露易丝在一封信中所说：“墙壁上的显眼处挂着大量的裸体人像，还有好多金色玫瑰，等等。”）。跟德国其他文化机构一样，它也掌握在纳粹的手里。希斯一家有季票，每个月的某个星期天晚上来这里一次。露易丝·希斯喜欢戏剧。多恩纳德·希斯不喜欢戏剧，但他的工作要求他跟纳粹的高层人物保持社交联系，而这些人喜欢。

看，多恩低声说道，看楼座。

坐在他左边的露易丝一边点点头，一边把食指放到了嘴唇上。坐在他右边的多恩纳德低声说道：闭上眼睛。

多恩照做了。

集中注意力。再集中一点。再集中一点。

那是他们父子间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一种巫术。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他们就能让希特勒停止呼吸。

2.

1928年元旦，多恩出生在距离美国驻伯尔尼（Bern）大使馆一公里半的一家医院。离开瑞士之后，他们曾经在海地太子港（Port-au-Prince）生活过。海地之后是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市（Topeka）。托皮卡之后是马里兰州的银泉市（Silver Spring）。现在又到了德国。

他10岁生日之后，坐着蒸汽轮船来到了这里。他担心自己学会德语的速度不够快，但在一周之内，他就能像柏林本地人那样说出“妈妈”“爸爸”“姐姐”了。他的姐姐苏当时17岁，却在语言上犯了难——她的听力有些困难，因为她在婴儿时期得过猩红热——于是，她被留在了托皮卡市的祖父母家里，他们让她入读了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女子学校。在写给柏林的信中，苏以愉快且有些沾沾自喜的语气，描述了她结交的朋友和她骑过的马匹。多恩希望自己也能骑一次马。他也很想念自己的朋友们，他在银泉市有很多朋友。

星期天早上，多恩会前往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柏林美国教堂。礼拜仪式之前，门廊里挤满了穿戴考究的家长和孩子，他们大多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他的父母也在其中，正在忙于握手，做自我介绍。一个女人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轻声细语地问他们来自何处。托皮卡市，他听到露易丝·希斯回答道。

那个女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多恩觉得自己羞涩得无法回答。一个个穿戴考究的孩子都在注视着他，有的显得目瞪口呆，有的在偷偷发笑，因为大家看到了他身上穿的是灯芯绒裤、破旧筒靴和短大衣。离他最近的是一个女孩，穿着一件珍珠色的外套，手上笼着一只同色的暖手筒，双耳戴着一对耳套。她觉得他那件短大衣非常非常滑稽。在银泉市，你可以跟朋友们嬉闹一整个冬季，也不会有人对你身上的短大衣眨一下眼睛，哪怕你穿着它进入教堂。而在柏林美国教堂，完全是些不一样的孩子。

稍后，多恩的父亲让他坐了下来并提醒他，外交官们的孩子往往都很富有。有的人富得流油，他们的前辈要么是石油大亨，要么是铁路巨头或者报界显要。在老家美国，大萧条正在持续，但你从外交官们的行事上完全看不出来。他父亲说，财富能影响人，让他们变得不切实际。

星期一早上，多恩上学的第一天。一想到头天的窘迫，他就感到十分难受。美国学校位于蒂尔加藤公园西边的悬铃木大街（Platanenallee），街道两旁是一排排瘦削的悬铃木。多恩走进大铁门后，认出了几个在美国教堂见过的男孩子，但大多数学生都不是外交官的富裕后裔，他们是来自附近社区的普通孩子。

到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结交了几个朋友：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说德语，女孩说波兰语，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美国学校来学习英语。很快，女孩和其中一个男孩就要根据德国法律的要求，在衣服上缝上黄色的星星布片。

美国学校30%的学生是犹太人。这所学校还雇佣犹太教师，校舍主人也是一个犹太女人。十多年前，格雷戈尔（Gregor）和阿德纳·齐默（Edna Ziemer）这对美国夫妇创办了这所学校。现在，齐默夫妇受到盖世太保的长期监视。根据法律要求，德国学校的课程设置要符合一份手册的规定，这份手册的名字不仅复杂[《高等学校的教育和指导：帝国官方出版物及普鲁士知识、教育和全国文化部》（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in der Höheren Schule: Amtliche Ausgabe des Reichs und Preuszischen Ministeriums für Wissenschaft, Erziehung, und Volksbildung）]，而且包含类似要求：

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北欧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感。

男孩14岁时应该学唱中世纪步兵歌曲、现代士兵歌曲、行军歌曲……16岁时要学习军旅歌曲和瓦格纳（Wagner）创作的歌剧。

但是，格雷戈尔和阿德纳·齐默夫妇拿政府的命令不当回事。学校照旧开放，这完全缘于齐默夫妇与柏林的美国外交官们有关系。

那个冬季，每天早上，多恩都会系上短大衣的扣子，步履蹒跚地走过柏林几条堆满积雪的街道，然后走进学校的大铁门。二月，他没有辍过一天的学。他在历史、地理、数学和绘画、音乐、诗歌方面的知识与日俱增。据阿德纳·齐默夫妇的判断，他对英语的掌握“非常令人满意”。而他的德语就不是这样了。还有，他具有合作精神，具备一定的自律能力，她的看法是“令人满意”。

3.

多恩很快就发现，住在柏林跟住在银泉市有所差异。齐默家那个10岁大的女儿帕特西（Patsy）把在德国遭到禁止的事情列了一份清单：

在德国的禁止事项

在院子里生火

在树林里捡柴

用收音机收听俄语节目

将共产党的报纸带进德国

让牙医做金镶牙

有任何反对纳粹的言论

一次吃一个以上的鸡蛋，或者试图超量购买黄油

不经允许离开德国

前往神职人员为非纳粹党员的教堂

携带货币出境

乱扔罐头盒、牙膏皮、锡箔纸或废纸片

倒掉变质食品

悬挂外国国旗

与犹太人举行大型聚会

在家里存放外国货币

雇佣犹太人作雇员

晚上8点后不关房门

2点至4点或晚10点后弹钢琴或制造噪声

阅读非纳粹党员创作的书籍

在公园践踏草坪

帕特西还列了一份她在德国看到的制服清单：

德国的制服

常见的陆军军装，灰绿色，数字、穗饰、流苏、肩章、扣子、帽子多达几百种

冲锋队制服，数字、条纹……带大型护目镜的圆帽、黑色靴子、卐字符臂章……褐色衬衫多达几百种

党卫军一律穿黑色，但有时配白色腰带和白手套，臂上有多种不同号码

普通警察穿蓝色，有时戴帽子，有时戴钢盔

坦克兵一律穿黑色多袋裤，头上戴贝雷帽

森林部队一律穿绿色

希特勒青年团的衬衫与党卫军近似，但臂上带部队番号

德国少女联盟（BDM）穿蓝色裙子，配白色腰饰，以及诸多不同的数字和条纹

戈林卫队几乎每个月变换制服

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卫队穿天蓝色制服

没过多久，多恩就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介于疼痛和发痒之间，而且无法置之不理。他感受到正在扩散的焦躁情绪，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窃窃私语。在学校坐着不动已经让人难受，可到春天的时候，他连铅笔也很难拿稳了。希特勒命令德国军队跨过奥地利边境，宣布与该国结成政治联盟（德文：Anschluss；英文：political union），并将目光投向了他的下一个占领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每当父亲从使馆回到家里，打开那台收音机后，多恩的耳朵里就充满了噪声。那是一台手提包大小的设备，随着一阵爆鸣和吱吱声，父亲将调节旋钮跳过粗重的静电声，调到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频道。多恩纳德·希斯调低音量并嘱咐多恩，不要把他在英国广播公司频道听到的内容告诉任何德国朋友。

4.

1938年夏，柏林一家法院发出命令，要求关闭美国学校。这所学校对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不加区分的做法，遭到了纳粹官员的反对。经过美国大使馆官员们的干预，德国当局极为勉强地同意，学校可以在9月重新开放。次年，随着战争的爆发，齐默一家人逃到明尼苏达州，美国学校将会永久关闭，但是，在五年级开学的那天早上，当10岁的多恩走在悬铃木大街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未来的这一切。离学校那扇大铁门只有几码远时，他的头被什么东西砸中了。

是一块石头。

多恩看到一个金发小男孩，就站在一棵悬铃木下。黑色鞋子、黑色袜子、黑色短裤、褐色衬衫。衬衫上缀着卐字符。那是街道对面那所德国学校的一名学生，学校里全是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学生。

那个男孩朝着多恩扔出第二块石头，又扔了第三块石头。

多恩迅速捡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格雷戈尔·齐默走出来，把他拉进了大铁门。不要还击，齐默严厉地警告道，要不，他们会再次关掉我们这所学校。

放学后，多恩既百无聊赖，又无精打采，于是从房顶上拿出他那把气枪，装上新鲜的土豆片进行射击。土豆片是他趁着厨子曼泽勒（Manzelle）没看见的时候，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一天，曼泽勒逮住了他，押着他去见他的母亲。看到气枪之后，露易丝·希斯叹了口气，一把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并让他去找朋友们打发时间。多恩往口袋里装上几个芬尼，就去了公园。他东跑西颠地追逐着松鼠。追逐完松鼠，他又在泥土里寻找硬币。追逐松鼠是多恩一个人干的事情。他在舍内贝格公园没有朋友一起玩耍。他的朋友莫里（Mole）住在另一个小区。莫里他们那个孩儿帮取名叫作“特伦克的潘都尔军团”（Trenck’s Panduren）。多恩时常看见他们在一起，那是一伙粗野的德国男孩，他们居住的社区与他居住的社区俨然判若两国。多恩住在因斯布鲁克大街（Innsbrücker），两边全是气派的大楼和别墅。多恩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孩儿帮。

多恩那把气枪是大使馆的一个人送给他的礼物，这个人也许是他父亲的秘书乌尔里奇（Miss Ulrich）小姐，也可能是其他某个人。特伦克的潘都尔军团孩儿帮人人有枪。多恩那把枪的制造商是一家叫作狄阿那（Diana）的德国公司，以生产枪管闻名，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装进任何形式的弹药。有时候，多恩会用真正的弹丸，而非土豆片进行射击。有时候，他会假装朝着戈培尔开枪。有时候，他又会假装自己射击的是希特勒。

不要耽搁

1939年

1.

多恩站在地铁站台上，一边抖晃着腿，一边看着列车进站。黑暗的隧道里，远处的两盏灯变得越来越大。

他上了列车，找好位置，从肩膀上取下书包，放在了腿上。他想给朋友莫里讲讲米尔德里德的事情，他替父亲所做的事情，还有他这只书包里的东西。正在街上四处闲逛的莫里，穿的是某个老人的裤子，为了防止裤子往下掉，他在腰间系了一根带子。如果多恩走出地铁站遇到了莫里，他想讲，但又不能讲。

他的父亲告诉他，见到米尔德里德之后，不要耽搁。不要跟着莫里瞎跑。直接回家。

家位于因斯布鲁克大街44号，是一栋六层高的公寓，可以俯瞰舍内贝格公园里的那口鸭子塘。希斯一家住在上面两层，有多个大大小小的房间。

有一间音乐室，摆着一台钢琴。

有一间客厅，摆着一个书柜、一张齐本德尔餐桌和几把带软垫的座椅。

有一间餐厅，四面都是明晃晃的玻璃墙。

卧室位于六楼。夏季，一个弧形阳台上的西红柿苗长高了，多恩的母亲因此叫它阳光廊道。那是家里唯一可以进行秘密交流的地方，公寓的内部装有窃听器，电话也遭到了窃听。起初，这只是露易丝·希斯的一种怀疑，但现在她已经完全确信了。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群声称来自电力公司的德国人不请自来。露易丝提出抗议，说自己没有给电力公司打过电话，可那帮人坚称，他们的到来得到了授权。他们说，有东西要修理。

这栋房子的主人是赫拉·斯特里尔，她是戈培尔的多个情妇之一。她原来是一名时装编辑，现在是德意志时装学院的院长。时装学院的幕后策划者是希特勒，意在宣传理想女性形象，即那些为了让德国维持优等民族状态而多生孩子的人。根据希特勒的要求，这样的女性要具有雅利安特征，远离粉黛，坚持锻炼，身着“佃兜服”（Dirndl）。

赫拉不穿佃兜服，也不会远离粉黛。她不会在这栋大楼的租户身上掩饰自己的虚伪。当她在走廊里遇到租户的时候，她会扬一扬纤细的眉毛，挤出一丝涂着口红的笑容，表明她信不过任何一个人。当然，这样的感情是相互的。

2.

列车呼啸前行，过了一站又一站。

维多利亚-路易斯广场站。

巴伐利亚广场站。

城市公园站。

车门开了。多恩冲了出去。他背着沉重的书包，快步走上楼梯，出了地铁站。他一路小跑来到因斯布鲁克大街，看到了自己住的那栋公寓楼。外面没有人。

他猛地推开门，跨上楼梯，快步走上第一段楼梯、第二段、第三段——跟赫拉·斯特里尔撞了个满怀，后者说了一句在楼梯里与人相遇时常说的话。

嗨，希特勒！

多恩低着头，什么也没说。这是个错误。

每一栋楼都有盖世太保的眼线。在因斯布鲁克大街44号，这个眼线极有可能就是戈培尔的这位情妇。告诉多恩这件事的是米尔德里德，她坚持要他在跟赫拉·斯特里尔打交道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是的，他是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的可爱儿子，但是外交豁免在专制国家并不必然管用。

赫拉继续走路。多恩等着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斥责他，威胁说要举报他。她没有。

他松了一口气。

背上的书包砰砰着响，他快步爬上五楼，钻进大门，径直来到了自己那间卧室。关门。放下书包。里面塞满了书。

其中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纸。米尔德里德折了两次，很像是一封信。

米尔德里德

第四部（1933—1935年）

养护仙人掌植物的正确方法

1933—1935年

1.

希特勒荒谬地夸下海口，说第三帝国将延续“一千年”。

米尔德里德、阿维德和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相信，帝国将在一年、两年，最多三年之内垮掉。德国人需要承受压力，并做出抵抗。

2.

在柏林的工人社区，一个个秘密的反纳粹鼓动者制作了小册子，报告本地消息，或者呼吁开展革命。其中一本小册子描述了一个市场出现食物短缺之后，跟警察发生的一次小规模冲突；另一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一家电话机工厂令人感到压抑的工作环境。一篇篇针对希特勒的长文配上了讽刺性诗歌和漫画。有的小册子先经过打印，然后用明胶盘、滚筒和红色苯胺油墨一张一张进行复制。有的用手写，要弄出十几份或者更多会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3.

1933年3月，已经遭到取缔的《红旗报》（德文：Rote Fahne；英文：Red Flag）设法印出了30万份，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这一印数每个月能持续两到三次。1934年春季，盖世太保突击检查生产场所，查抄了报纸，将所有的记者和印刷人员送进了一个集中营。

几个月后，位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科隆（Cologne）和索林根-奥利希斯（Solingen-Ohligs）的印刷厂恢复了生产。索林根—奥利希斯的印刷商是个名叫格奥尔格（Georg）的人，他每个月多次用板条箱将5,000份报纸送到柏林，直至1935年初盖世太保才找到他的行踪。

4.

现已成为非法党派的德国共产党转入地下，制作了小册子鼓动推翻希特勒政权。德国境内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开办的多家地下印刷机构遭到盖世太保关闭之后，其印制工作转移到了位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瑞士等地的秘密场所。1933年至1935年，德国共产党每年制作了100多万本小册子。

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流亡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Exile），在布拉格建立了前哨据点（1938年，流亡社会民主党将迁往巴黎；1940年，迁往伦敦）。其成员用薄荷绿纸张创办的新闻简报，编辑出版了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秘密记者所撰写的报道。该报逐渐被称作“绿纸新闻”，对纳粹德国的形势进行了描写，还包括在甚嚣尘上的反犹太运动中，关于犹太人遭遇的每日报道。

那些把小册子和报纸偷运进德国的情报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有的人驾驶小轿车，有的人乘坐火车。一个名叫奥托运输队（Transportkolonne Otto）的小组将在瑞士制作的禁报成捆成捆地装到船上，然后沿着莱茵河偷偷逆行。

盖世太保雇佣间谍来追踪这些情报员，逮捕和杀害的事件多得令人沮丧。1934年，盖世太保查获1,238,202份小册子，1935年是1,670,300份。

5.

反对之声试图愚弄盖世太保。

地下小册子的封面印上了虚假标题，如《70种核准烹饪法手册》（Cookery Book with 70 Approved Recipes）、《养护仙人掌植物的正确方法》（The Proper Care of Cactus Plants）等。

《在黑森林滑雪》（Skiing in the Black Forest）是左翼政治家的一本演讲词纲要。《用电实现家庭取暖》（Home Heating by Electricity）是一本节选本，原书是1933年8月在巴黎出版的《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褐皮书》（The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它提出了一条颇具争议的观点：是纳粹分子点燃了国会大厦。

白里透红

1933—1934年

1.

就在这时，米尔德里德交了一个朋友。

多年后，这位朋友会一边写下她对米尔德里德的印象，一边回忆她的皮肤“白里透红”，她的着装“简单朴素”。

米尔德里德寄给她的明信片来自全国各地。她不怎么写字，只有一两行诗一样的文字。她没在明信片上签名，因为她喜欢用匿名信息给这位新朋友带去惊喜，同时她也开始让自己适应隐姓埋名。

2.

米尔德里德更愿意慢慢交朋友。她的新朋友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道关注着她。米尔德里德很谨慎。直到彼此有所了解之后，她的朋友才会明白其中的原因。有时候，米尔德里德故意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跟人说话，小心翼翼地挑选着用词，等着看出对方的所想和所感。她不会去盘问他人，而是在字里行间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

她的朋友写道：“看到她含蓄地接近那些人，并想偷偷地争取他们的同情，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

3.

她的朋友名叫玛莎·杜德（Martha Dodd）。她于1933年7月13日跟着自己的父母和哥哥来到柏林。

玛莎24岁。她在芝加哥大学上过学，父亲是那里的美国历史教授，她还短暂做过助手，负责《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图书评论。她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伟大、知名的美国作家。

玛莎已经跟几位伟大、知名的美国作家成为好朋友，如诗人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剧作家兼小说家桑顿·怀尔德（Thronton Wilder）。这让米尔德里德十分诧异。米尔德里德讲授过知名的美国作家，但并不认识他们。她过的是单调平庸的生活。

这正是玛莎喜欢她的地方。米尔德里德“很穷，很真实，很健康”，她在给桑顿·怀尔德的信中如此写道。

在夏末那些阳光明媚、花粉飘散的日子里，在柏林的大街小巷，米尔德里德和玛莎之间的友谊逐渐开花了。

她们肩并肩地行走在菩提树大街上，呼吸着菩提树散发出的迷人橙香；她们躲进咖啡馆，在风扇吹出的凉气里啜吸着冷饮；她们在美国女性俱乐部（the American Women’s Club）举行聚会，米尔德里德利用午餐时间，在此发表有关当代美国小说家的演讲。镶嵌着豪华胡桃木板的房间挤满了人，来这里听讲座的女性有外交官们的妻子和女儿，她们都想结识米尔德里德的新朋友，也就是大使威廉·杜德（William Dodd）的女儿。杜德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亲信，罗斯福去年11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之后，委任他担任驻柏林大使。

4.

米尔德里德很快就见到了威廉·杜德。他还在努力适应大使的角色。美国大使馆的同僚喜欢跟华盛顿的精英打交道，那都是些富得流油的人，他们对在鸡尾酒会上把酒言欢的兴趣，似乎更胜于老老实实地工作。

杜德大使是农场主的儿子。他说的话米尔德里德都能听懂，不需要他进行解释。她了解农场主，在这位大使身上她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中西部式谦逊。她几乎能够闻得出来，就像你知道牛奶是新鲜的还是发酸的。

他给她看了他正在写作的那本书的手写稿，是一本大部头，他起的书名是《旧南方的崛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ld South）。她可否替他打印一下？他可以支付一笔小额费用。

米尔德里德说可以。阿维德还没有找到工作，因此她当教师的薪水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除掉房租、咖啡、罐装香肠和一些蔬菜，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结余，只剩下几个硬币来支付一个邻居每星期提供的一条面包——用手帕包好，挂在门把手上。米尔德里德喜欢在演讲时穿的那件衣服已经陈旧——用她的话来说是“磨成了蜘蛛网”。这样的穿着不会让她在柏林成人夜校的学生感到不适，因为他们的衣服显得更加破旧，但那会让美国女性俱乐部里那些穿着考究的会员蹙紧经过修整的眉头。

“请原谅我提及此事，”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但我想知道，家里人是否有什么不想穿的衣服。”

大概一个月后，寄来了一个包裹。她母亲东拼西凑弄来的衣服破旧得不成样子，不合适，完全不合适。米尔德里德还不如身披一块旧窗帘。

5.

玛莎告诉米尔德里德，她跟柏林一家报社有联系，戈培尔暂时还没有对它动手。

就这么定了：他们将组成团队，开办一个书评栏目。

玛莎赶紧给桑顿·怀尔德写了一封信。这家报纸名叫《柏林话题》（Berlin Topics）。“话题很杂。”玛莎有些焦躁地如此写道。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小小的团队……我的意思是说一批追随者。

把那些喜欢书籍和作家的人聚集在一起。

玛莎不希望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现在栏目的作者信息中。她编了个笔名：威斯利·瑞普尔先生（Mr.Wesley Repor）。米尔德里德决定以真名发表作品。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需要保密，但这个不需要。

他们应该针对哪些书来写呢？米尔德里德很崇拜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及其丈夫莱昂纳德（Leonard）在伦敦用他们的餐厅创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1932年，他们出版了有关德国反犹太主义的严词批判，也就是路易斯·戈尔丁（Louis Golding）所写的《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dolf Hitler）。霍加斯出版社还出版了约翰·汉普森（John Hampson）以煤矿工人为题的小说《灰狗巴士上的周六夜》（Saturday Night at the Greyhound）,这本小说可能没有《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封信》那么大胆，但它同样可能引起纳粹审查员的怀疑，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工人阶级角色身上看到的，都是向共产主义的反抗性致敬。

玛莎十分热情。一如往常，一想到要干点什么破坏性的事情，就让杜德大使的这位女儿激动不已。

6.

上流社会适合玛莎。

她跟父母和哥哥一起住在蒂尔加藤大街上的一栋豪华房子里，这栋房子完全不同于他们在芝加哥那栋乏善可陈的房子，里面配有舞厅和仆人宿舍。她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压花印制的卡片，邀请她参加茶会、午餐会、晚餐会和舞会。玛莎几乎不会说一句德语、俄语或者法语，但她还是仅凭一股勇气，把自己介绍给了来自各国的外交官和随员。她有一张甜美的笑脸，轻轻一笑就让人看到一对时髦而迷人的杏仁眼，她用发卷把一头齐下巴短发弄成了卷发。她个子娇小，但她的出场很有气势。她是各种聚会上的斗士，喜好争论的程度几乎跟跳舞不相上下。

她一激动起来就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她的慷慨激昂具有传染性，米尔德里德不知不觉就加入了对话。他们会谈论书籍，谈论柏林。玛莎透露，她不仅是卡尔·桑德伯格的朋友——他们还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向羞于谈论私生活的米尔德里德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位新朋友的时候敞开了心扉。玛莎比她小六岁——这不足以成为代沟，不过随着友谊的发展，米尔德里德会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一点。

米尔德里德不打算招募新人，至少现在不会。她渴望找到一位知己。她独处的时间实在太多了。

7.

米尔德里德坐在桌前，拿起笔。

“母亲，”她写道，“今天下午我跟玛莎在一起。”

天快黑的时候，米尔德里德离开玛莎那栋房子，走过一条穿过蒂尔加藤公园的弯曲小路，步行回到自己的公寓。她们之间的对话，仍旧让她的心止不住地狂跳。整整四个小时，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怎样才能以她母亲也能明白的方式去描述这个过程？

她将笔尖搭在面前那张纸上。一支红烛摇曳燃烧着，花瓶里插着三枝冬日玫瑰。透过弧形的窗户，她能看到夜晚的天空，漆黑得如同笔尖下渗出的墨。

她写到了阿维德，写到了爱一个人的奇妙之处——这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她一致，这个人“同样渴望真心实意地投入生活”。她一直写个不停，直到用尽所有的表达能力。

该上床了。

卧室很冷。她钻进薄毯子里。很快，阿维德就会钻进来挨着她。门外，下起了雪。

两类政党

1933—1935年

1.

1933年11月12日，星期天下午。《柏林话题》的书评栏目摆上了报摊，米尔德里德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庆祝聚会。日光从弧形的窗户里透进来，没有摆书的桌面上都点上了喜庆的蜡烛。她烧好了泡茶的水，在盘子里摆上了面包、奶酪和猪肝肠。

玛莎对香槟的喜爱胜过茶水，对鱼子酱的喜爱胜过猪肝肠，但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她一边走来走去，跟朋友们打着招呼，接受大家的称赞，一边欣赏着房间的装饰。米尔德里德这个摆满了书的家有一种魅力。她看到一个插着褪色柳的花瓶，干枯的褐色枝条四散伸展着。真是稀奇。米尔德里德在花瓶背后放了一支蜡烛。燃烧的火焰让褪色柳的影子在墙壁上跳起了舞。

“有意思，还是没意思？”玛莎说不清楚。

2.

几个星期前，玛莎也举办了一场聚会。聚会上有鸡尾酒和烤面包，而最重要的是，有一位贵客是囚犯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这位德国小说家因为在1922年参与暗杀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而被判五年监禁。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把聚会挤得满满当当——玛莎乐于惊动的恰恰是他们这样的人。

事后，她给桑顿·怀尔德写了一封信：“让这群正直的外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极其循规蹈矩的聚会参与者惊讶得有点说不出话来，纷纷用手掩着嘴巴低声议论起来）的是，我把拉特瑙谋杀案中的同犯恩斯特·冯·萨洛蒙也请了过来……他非常值得。”

3.

不知怎么回事，玛莎无法控制地爱上了一个纳粹分子。

盖世太保的帅气头目鲁道夫·迪耶斯一直在盯她的梢，在她卧室的窗户底下偷偷徘徊。在一封写给桑顿的信中，玛莎心花怒放地写道——

雪很软，积得很深——白天，柏林上空弥漫着褐色雾霭；晚上，西沉的月亮洒下银辉。夜里，我窗户下的砾石吱吱作响——那个面容邪恶、嘴唇可爱、身材瘦削的迪耶斯……一定正在关注着我。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她一个字也不敢向米尔德里德吐露。她知道，米尔德里德参加了某个抵抗小组，极其谨慎，她一旦怀疑玛莎跟迪耶斯陷入情感纠葛，就完全可能断了她们之间的友谊。

鲁道夫·迪耶斯面颊和嘴上的疤痕来自击剑训练，德国的年轻人在大学期间常用这项运动来证明自己的勇气。这样的疤痕叫作“荣耀伤疤”。玛莎在备忘录中回忆说，“那是我见过的最邪恶的一张伤疤脸”，他“长得又高又瘦”他的头发“很浓密”，他的眼睛“呈黑色，显得残忍而有穿透力”，他不是在走路——而是“像猫一样匍匐前行”。

遭到窃听

1933—1935年

1.

鲁道夫·迪耶斯向玛莎吐露秘密，给她讲了他所认识的纳粹分子，以及“他们的密谋，党内的纷争仇恨”。

他似乎乐于吓唬她。

他告诉她，美国大使馆遭到了窃听。你们家也遭到了窃听。电话被窃听，仆人是间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2.

玛莎的父亲开始采取某些预防措施。柏林人很喜爱蒂尔加藤公园，把它视作这个城市的绿色心脏，是骑马者、遛狗人、观鸟者、时尚达人、推着童车带孩子游玩的人和散步情侣们的常去之地。每当杜德大使和美国大使馆的同僚需要开展私密谈话时，这里也是他们的理想地点。

玛莎知道这一点。但她自己的家遭到窃听，是她始料未及的。

客厅那盏吊灯露出了凶相。水晶里会藏有麦克风之类的东西吗？厨房呢？炉子里会不会放有某种录音设备？卧室呢？藏在床垫的填充层？还有没有私密可言？玛莎在脑子里充满着紧张而激烈的想象，再也找不到看似不荒谬的东西了。

玛莎用枕头蒙住所有的电话机，但这还不够。她父亲回家后，她说服杜德大使，再用塞有棉花的纸板箱罩住电话机。

她听说过一种神奇的新式机械设备，如果“放在隔壁房间的墙壁上”，就能录下人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对话声。也许，这栋房子里就有几十个这样的设备。她推测，也许，他们放置这些设备的时候，“跟那几个我们一直信不过的仆人有勾结”。

玛莎“陷入了紧张状态，几乎快要变得歇斯底里”。

3.

米尔德里德似乎完全没有感到惊慌失措。

她不时来到这所房子，放下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的是她给玛莎父亲打印的文稿，也就是《旧南方的崛起与衰落》里的一两个章节。她站在门口，只有几句十分平淡的交流。

不过，米尔德里德有时候会把手指放到唇上，示意玛莎跟她来到楼上的卫生间，用细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跟她耳语。米尔德里德说，卫生间很难搞窃听。她还喜欢嘈杂的餐馆和开放的草坪。

玛莎的脑子高速运转着。总之，米尔德里德接受了她们的房子遭到窃听这个让人惊诧的可能性，一如她曾经接受全德国上下的书籍被成堆成堆烧掉这一消息——这样的事实，她必须面对。

4.

奇怪得很，米尔德里德怎么就不见了踪影。她突然之间就会前往德国的某个地方，或者更远，去往瑞士、英国或者苏联。随后，她会寄来一张明信片。几乎始终如一的是，米尔德里德从不签名。

有一天，来了一封信。玛莎认出了笔迹。

干净的大木桌上摆着猪肝肠或法兰克福香肠、几枝采自园中的花朵，以及一支装在旧式铜质手工烛台里的蜡烛，你喜欢在此用老式酒杯喝啤酒吗？你喜欢坐在园子里的果树下喝茶吗？你喜欢三角形脑袋的绵羊长得如此瘦骨嶙峋吗？还有马呢？牛呢？

米尔德里德是在邀请她周末一起出游。只有她们两个人——整栋房子里只有她们两个人。这套房子是一位朋友的。在这封信的结尾，米尔德里德又加了一句：“无须向任何人提起这次出游。”

爱索尼娅及虚构的其他女子

1934—1935年

1.

艾米·邦赫费尔将奶油色的压花请柬寄出。请柬上的字体十分飘逸，写着米尔德里德将在春季的三个星期六举办三场演讲。演讲地点是本德勒大街36号，也就是在米尔德里德的亲戚艾米和克劳斯·邦赫费尔的家里，上面还写着“演讲后将开展非正式讨论活动”，以及这几场讲座“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资助”。

1934年4月21日，星期六下午五点整，米尔德里德站在一群活跃的评论家、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面前，做起自我介绍。其中有犹太人和左翼人士。有的人已经失业，有的人很快也将失业。米尔德里德说，她讲座的关注点是美国的南方。两星期前，她讨论过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作家威廉·福克纳。下个星期，她将讲述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小说家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olfe）。而今天晚上，她要讲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作家茱莉亚·彼得金（Julia Peterkin）,她是首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南方作家。在场的人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茱莉亚·彼得金，更不用说她在1928年出版的、以分裂的南方一位年轻黑人姑娘为题的小说《妓女玛丽》（Scarlet Sister Mary）。米尔德里德想让在场的人明白，《吉姆·克劳法》（Jim Crow）给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学校、教堂、公共汽车、自动饮水器、卫生间和餐馆——在南方，无论你将视线投向什么地方，你总能看到“供有色人种专用”“仅供白人使用”等标识。它们不断地提示着种族隔离现象，而对此予以强化的，则是美国普通人、读书不多的警察，以及那些身披白衫的三K党实施的暴行。

德国的类似现象也十分显著。各种标识已在柏林乃至全国出现，如“此处不欢迎犹太人”“禁止犹太人”“本镇严禁犹太人入内”等。

2.

事后，米尔德里德给母亲写信，提到了这次讲座。将请柬塞进信封前，她用黑色斜体写了一句话：

从那时起，这个小组就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团结在一起。

3.

究竟怎么个有趣法？

米尔德里德所写的内容越来越隐晦。她遮遮掩掩地提到的是政治聚会。她用到了暗语，希望收信人能够加以解码。文字必须放到上下文环境中去理解，因为她知道，纳粹的审查员会阅读她发出的邮件。

她用到的一条策略是正话反说。五一劳动节，希特勒青年团的游行活动让她很是震惊，但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多么漂亮啊。数千人整齐划一地行进着，在宽阔的大街上一边唱歌一边玩耍……是的，那是一件非常美丽、非常严肃的事情——严肃得如同死亡——我希望，这种事情再也不会被歪曲！好好想想吧，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想法。

4.

前往德国之前，米尔德里德从积蓄中拿出了一小部分进行投资。每当她想知道投资状况如何的时候，她就会给母亲写信：

爱索尼娅怎样了？她身体还好吗，艰难的时局对她是否有所影响？我们一直很想念她，希望能在一月听到她的消息。那只可爱的老猫啊。它会定期生下一只只可爱的小猫咪。今年它怎么样呢？

爱索尼娅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猫，而是一只国库券。小猫咪也不真的是小猫崽，它指的是利息收入。

米尔德里德不是唯一使用暗语进行联系的人。哈耐克家族的人都会用，包括邦赫费尔、戴布流克（Delbrücks）、多赫南伊（Dohnányis）几大家子人。

他们在开房门的时候很谨慎。敲击的次数，可以告诉屋内的人你是谁。电话里，表面上是在聊吃饭和天气，实际上却隐藏着大量信息。如果你说“我现在要去祈祷了”，那么意思是你要打开蓝宝收音机收听非法的外国电台。“她正在住院”，意思是她已经被捕了。“他出门旅行去了”，意思是他被关进了集中营。

然后怎么办？如果家族里有人遭到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你要怎样才能跟囚犯取得联系？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小心谨慎。家人偶尔会被允许给囚犯带去一两本书，因此，他们认为书籍可以用于传递消息和指令。在字母下面加个小点，就能通过多个页面拼出一个单词，更多页面也就得到了一个句子。

也有其他办法可以隐藏信息。有的监狱允许家人送衣服和食物。裤子和衣物的褶边可以缝进信件。干豆子罐中可以混入小纸团。他们还练习把字写得非常细小。

阿维德找到工作

1934—1935年

1.

米尔德里德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养家人。每天早上，她一醒来就会意识到这一点，顿时感到肩上的压力。她在柏林成人夜校教学，收入勉强够支付那堆账单。她能省则省。她喝的是用玉米制作的廉价人造咖啡，每当橱柜空空如也的时候，她还会减少吃饭的次数。阿维德心情沮丧。他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该何去何从。他那堆藏在美国教堂的手稿可能终究会出版，也可能不会。不管怎么说，对他可见的未来而言，学术事业已经结束。他变得越来越焦虑。米尔德里德把他们之间的争吵写成一个故事，藏在了抽屉里。她没有打算发表——至少现在不会。

阿维德在公寓里踱来踱去，跟米尔德里德大声吵架，哪怕最细微的挑衅也会让他勃然大怒。“我还要跟你说多少次，让你把浴室里的书拿出来，”他大声吼叫道，“难道这也要我来做？”

为了让公寓保持整洁，他们定了一套规矩：她负责一个房间，他负责另一个房间。他负责给陶瓷炉子生火，她负责清理厨房。但是，水槽里堆满了碗碟。案板上散落着面包屑。她忘了归还从房东太太那里借来的一只大浅盘。“你什么也不做。”阿维德咕哝道。米尔德里德有时候忘记了做饭。她对财物也粗心大意。她把书堆得到处都是，而阿维德将自己的书摆得整整齐齐，很是爱惜。

最糟糕的是，这个曾经对自己所爱的人很是慷慨、渴望分享一切的人，竟然慢慢地将客厅称为他的房间。

“它也是我的呀，”她坚持说道，“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

“它只属于我，我不希望别人进来。”阿维德大声说道。

惊掉下巴的米尔德里德抓起那只大浅盘，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大步向门口走去。

阿维德跟着她走到门廊。他后悔了。他不希望她自己一个人出去。他们可以一起去归还那只大浅盘。

“不用，”米尔德里德说道，“我就想自己去。”

2.

现在，监狱里关进了数千名女性，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10年前，也就是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很多人找到了自由，可以从事秘书、记者、工人、律师、医生、教授等等各种工作。现在，她们因为从属于左翼党派而遭到逮捕。她们如果是母亲，那么她们的孩子还会被送到纳粹经营的寄养家庭。很多母亲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一个德国妇女被关进了汉诺威（Hanover）附近的莫林根监狱（Moringen）。她的丈夫曾是国会里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他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遭到围捕，在达豪集中营遭受虐待，最终死去。她遭到逮捕时，她抱在怀里的孩子被一把夺走了。现在，她给在美国的妹妹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助。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处境艰难。四个月前，我亲爱的丈夫西奥多（Theodor）突然死于达豪。我们的三个孩子已经被送到了位于慕尼黑的国家福利院。我被关在莫林根女子集中营，如今我身无分文。

但是，这封信被纳粹审查员们退回。她被迫擦掉，重新写了一遍：

不幸的是，事情完全超出我们所料。四个月前，我亲爱的丈夫西奥多死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居住在慕尼黑布伦纳（Brenner Strasse）大街27号，我住在靠近汉诺威的莫林根布莱特（Breite Strasse）大街32号。如果你能给我寄一点点钱来，我会感激不尽。

3.

阿维德家族传来的消息有好有坏。

坏消息：阿维德的堂兄恩斯特·冯·哈耐克（Ernst von Harnack）被捕。

直到最近，他一直在梅泽堡镇（Merseburg）做镇长。恩斯特一直秉持哈耐克家族敢于挑战各种教条的传统，明目张胆地反对纳粹党，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争议的旋涡。正因如此，他丢了工作，被怀疑成国家公敌，因为他对在集中营里遭到关押和虐待的几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会主席表示支持。家族里的人都吓坏了。没有人知道，恩斯特会不会也被关进集中营遭受虐待。

好消息：阿维德的亲戚克劳斯·邦赫费尔终于替阿维德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不是学术性工作，但阿维德并不介意。克劳斯在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 Airlines）担任律师，安排阿维德做法务助理，这份工作让阿维德有了目前急需的收入，不过钱并不是唯一的吸引力。汉莎航空公司有定期飞往欧洲多个城市的航线。阿维德还没有想出一个明确的策略，但他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可以跟其他国家建立有助于抵抗运动的各种联系。

4.

阿维德每天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很长，他对这份刚刚到手的工作很有奉献精神。

大多数晚上，米尔德里德回到家时家里都是空荡荡的，她一个人吃完饭，用工作填满这些孤独的时光。她随时要准备讲座，毕业论文已经无望地拖延了，这成了一道让人感到不安的难题。她现在真的应该做完了。

不时有男男女女前来拜访，身上的禁书要么藏在手提包里，要么塞在腰带里。通过讨论那些挑战纳粹政权信条的书籍，他们可以做好打败它的准备——米尔德里德、阿维德，以及圈子里的人都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发生。

客人离开之后，公寓再次安静下来。

她读了一本书，写了一封信，躺在地板上，做了几个仰卧起坐。烧水，泡茶。阿维德在办公室待的时间越久，她越担心他被逮捕。

然后，终于来了：钥匙插进锁孔，响起轻微的刮擦声。

放心了。他回家了。

小偷、造假贩子、骗子和叛徒

1934—1935年

1.

米尔德里德现在组织了更多聚会，圈子正在不断扩大。今后四年间，它将跟一个又一个抵抗圈子——塔特圈子（Tat Kreis）、盖革纳圈子（Gegner Kreis）、利特麦斯特圈子（Rittmeister）——取得联系，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

2.

“在这些多年来形成的小组里，很多都是年轻而快乐的人，他们充满活力和热情。”圈子中的一名成员，即作品在1933年被禁的犹太作家君特·维森伯恩（Günther Weisenborn）回忆道。

小册子是他们的首选武器。

为印刷小册子而找到足够的纸张，成了一件难事。同样难弄到的还有打字机色带、复写纸、信封、邮票等。随着纳粹警察政府的控制加强，他们只好采取偷窃的方式。

“我们当然要做好预防措施，比如戴手套、使用不同的打字机、小心谨慎地毁掉复写纸。”维森伯恩回忆道。

他们将小册子堆放在电话亭、公共卫生间、公园、火车站等。他们在柏林电话手册里翻找到地址后，再将小册子邮寄给符合条件的陌生人。他们不可能抱着一摞信封走进邮局而不招致怀疑，因此他们将一大摞信封分散成小摞，分次将它们投进柏林的各个信箱。

小册子的内容是呼吁德国人进行抵抗，抵抗，再抵抗。

纳粹的残忍暴行鼓舞着他们的信心，大家的回击必须持久、用心、毫不犹豫。他们设立了一些安全藏身处，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他们伪造了配给卡、身份证和离境文件。就这样，德国的抵抗力量成了小偷和造假贩子。

还成了叛徒。跟自己的国家作对就是一种叛国行为。

如果朋友和家人跟你的政治观点不一致，怎么办？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惧怕纳粹政府，甚至更糟糕的还对其崇拜有加，怎么办？加入圈子，意味着你得为突然的不辞而别，以及夜晚的不见人影而编造借口。你得让自己适应半真半假和反复说谎，哪怕面对的是你的挚爱。你变得小心谨慎，信不过任何人。你时刻关注熟人身上是否存在成为盖世太保线人的种种迹象。孩子告发父母的事件已经开始流传。圈子的成员变成了一群焦虑不安、疑心重重的人。

但是，米尔德里德并不认为自己有多焦虑。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叛徒。她的目的很简单：说服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加入抵抗组织。

鲁道夫·狄岑，又名汉斯·法拉达

1934年

1.

德国作家鲁道夫·狄岑用他那本畅销小说赚到的钱，在位于梅克伦堡州（Mecklenburg）群山中的一个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农庄。米尔德里德从未到过这个村子，也不认识作者本人，但她认识他的编辑，后者答应做引荐。

米尔德里德对鲁道夫感到很好奇。他在1932年出版的那本小说触碰了敏感话题，而她知道其中的原因。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办公室职员和一个商店助理的故事，随着他们的儿子的出生，两个人一直在同反复出现的工作动荡和经济压力做抗争。小说主人公的经历跟她在柏林成人夜校的学生简直一模一样，都深陷在贫困和羞愧的恶性循环中。德国人想方设法也要凑钱购买他那本叫作《小人物，怎么办？》（Little Man, What Now?）的小说。截至1933年3月，这本书在德国卖出24,000册。他发表这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尽管最近取得了成功，但鲁道夫过得并不好。他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职业。去年，他面临一个决定：要不要加入德国作家联盟（德文：the Reichsverband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英文：the Union of German Authors）？不加入的作家将永远不允许在德国出版作品。于是，他就加入了。他别无选择。

自此以后，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一部长达580页的小说，名为《我们曾经有个孩子》（Once We Had a Child）。他花了三个月写完这本书，这样疯狂的节奏累得他喘不过气来。牙床脓肿让他做了三次手术，他的两个孩子也患上了百日咳。但是，最让他遭罪的是另一本小说。《曾经是囚犯》（Once a Jailbird）讲了一个人被关进监狱的故事。他知道，这本书会被视作争议性作品，尤其因为它的内容特色是同性恋关系和对一个未婚母亲充满同情的描写。为了宽慰纳粹分子，他决定写一篇前言，对希特勒担任总理以来，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表示一下感谢。他向读者保证，书里那些“滑稽、怪诞又可怜的”人物及故事场景都是“过去的事情”。

编辑很讨厌这篇前言，坚持认为，前言写得“过于献媚”。把它拿掉。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是德国的一位实业大佬，也是继续出版犹太作者的作品并继续雇佣犹太雇员的罗沃尔特出版社的总裁。他并非轻易任人摆布之辈。

但鲁道夫拒绝了。他有妻子，有儿子，还有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他的事业已经达到了某个点，不允许他有所冒险。前言必须保留，他一个字也不会改。去年春季，一个陌生人指控他密谋暗杀希特勒，他因此遭到逮捕。冲锋队员在他的农庄里搜查了三个小时。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还是把他关进了监狱。他在里面遭了十天的罪。那段经历一直让他感到很紧张，他不希望再次重演。

离开德国，罗沃尔特给他建议道。卖掉农庄。

但鲁道夫说，他不能这么做。不能做，也不会做。农庄是他的骄傲和乐趣。用他的话来说，他要“吞下这枚苦果”。

这枚苦果让他很难受，或者，在罗沃尔特看来如此，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作家留在德国，也有很多作家逃离了。第一类作家说，他们要等着看希特勒政权倒台，同时他们会保持低调，回归安逸的家庭，避免触犯纳粹的逆鳞。后一类作家认为，第一类作家是一群拍马屁的傻子。

日后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属于第二类。曼在瑞士期间读过《曾经是囚犯》，他自我流放至此，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发表多部小说，既不用卑躬屈膝，也不用溜须拍马。那篇前言让他很反感。1934年3月14日，曼在日记中怒气冲冲地写道：

为了能在德国出版，一部作品不得不在前言中抛弃并否认人道哲学。

2.

1934年5月27日，米尔德里德前往拜访鲁道夫·狄岑。恩斯特·罗沃尔特不能陪她前往，但他那个26岁的儿子，也就是海因里希·雷迪格-罗沃尔特（Heinrich Ledig-Rowohlt）可以陪同。

米尔德里德邀请玛莎·杜德一同前往。

玛莎与盖世太保头目约会被米尔德里德发现之后，她们的友谊遭遇了一些挫折。自此以后，玛莎似乎恢复了理智。她承认，自己对长得邪恶而帅气的鲁道夫·迪耶斯的痴迷，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米尔德里德头脑冷静，接受了她戏剧性的转变。

玛莎的新恋人是一位名叫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Boris Vinogradov）的苏联人，他殷勤地提出由他开车。米尔德里德、玛莎和海因里希坐进了一辆福特牌折叠敞篷车的后座，鲍里斯带着大家往北走，将柏林那些车水马龙的林荫道抛在身后。他们将前往位于梅克伦堡州的一个宁静村庄，名叫卡尔维茨（Carwitz），村庄周围点缀着一个个原始的天蓝色湖泊。这趟旅程要三个小时。他们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乡下的道路就变窄了。两旁都长着刺槐树，鲜花散发着芬芳，像葡萄那样一串串地悬挂在枝头。栗子树的花长得像蜡烛，呈白色的锥形从树叶间垂下来。闲聊的内容转移到了鲁道夫和他那篇令人失望的前言上，但突变的天气打断了这个话题。他们听到轰隆隆的雷声，看到了一闪而过的闪电。这是春季的风暴。暖雨下得很大，强风摇晃着树木。

无所畏惧的鲍里斯加快了速度。他拒绝升起折叠式顶棚，这让几位乘客感到非常开心。他们仰着脑袋，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淋着倾盆大雨。到达卡尔维茨的时候，他们全都湿透了。

雨停了，太阳越发明亮。一只狗汪汪叫着跑了出来。

鲁道夫·狄岑走出农庄，顺着一条倾斜的小路前来迎接他们，身后跟着他的妻子苏斯（Suse），手里抱着他们那个四岁的儿子。他们似乎很适应乡下生活，显得非常怡然自得。

他提议四处走走，阳光可以烤干他们身上的湿衣服。他领着大家，绕着农庄走了一圈。经过一片很大的菜园，再过去便是波光粼粼的碧蓝湖水。米尔德里德说，她想到湖边走走。不是一个人去——她希望鲁道夫跟她一起去。他接受了邀请，让其他人自行回到农庄。

米尔德里德和鲁道夫并肩走着。她给他讲起了密歇根湖。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脱下鞋子，在湖畔的沙滩上赤脚奔跑。她会在阳光下游四个小时的泳，直至皮肤被晒得一片通红。

“你住在外国，一定吃了不少苦吧。”鲁道夫问道。

米尔德里德承认，的确如此。

他点燃香烟，抽了一口，一缕烟雾袅袅升起。“我一直不会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写作，”他说，“也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生活过。”

“也许，在什么地方生活，”她说，“并没有如何生活那么重要。”

乡下牛羊成群，人可以安心写作。这是鲁道夫对平视着他的米尔德里德说的话。

她本可以回答说，我不需要你解释，这些我都知道。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想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于是，他一直说个不停，说政府可以禁用这个词，禁用那个词，但语言本身无法被禁用，语言是个活的东西，它属于德国人民。她让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人民。人民。

“因此，是的，”他最后说道，“我相信，你如果遵守了必要的规则，并适当有所让步，那么你还是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写作。当然，重大问题不能让步。”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米尔德里德问道。

他又抽了一口烟。一缕烟雾袅袅升起。

在傍晚的余晖下，鲁道夫的妻子摆出一桌简朴的乡下晚餐，众人相谈甚欢。

玛莎的苏联恋人一直沉默不语。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不时向玛莎抛出一个笑容，玛莎回他一个笑容。他们的沟通似乎完全由笑容和手语构成。

晚饭后，米尔德里德和玛莎出去散步了一会儿，那只狗一直跟在她们身后。其他人在下棋——鲍里斯观看，鲁道夫和海因里希对弈。海因里希不赞同《曾经是囚犯》里的那篇前言，并把原因告诉了鲁道夫。一番话让鲁道夫很生气。

开车回柏林的路上，大家都很少说话。鲍里斯开着那辆福特牌折叠敞篷轿车离开农庄后，走上了弯弯曲曲的乡间道路。几位乘车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米尔德里德打破沉默，说起了那位受到折磨、有些懦弱的作者，这大半天的时间他一直吸引着大家的注意。一度，她问鲁道夫，为什么要放弃。他的脸变得通红，接着，陷入了沉默。

米尔德里德不会把他招进圈子里来。没有人知道，这一直是她秘而不宣的动机——海因里希不知道，玛莎不知道，玛莎的苏联新恋人也不知道。

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紧紧握住方向盘，快速驶过一座座独立的村舍和一片片空旷的田野。车灯的两束黄色光柱投进了黑色的夜幕。

长刀之夜

1934年

1.

离大开杀戒还有几天的时候，三个人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开会。

他们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最年轻的一位刚好30岁。上个月，他被任命为了盖世太保的新头目。坐他旁边的人33岁，是党卫军领导人和集中营系统的设计师。第三个人没有坐着，而是在来回踱步。这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是他的。41岁的他，无论在年龄还是官阶方面都比他们高，他既负责普鲁士内政部，也管理民航部。去年，就是他在幕后策划组建了盖世太保，并成为首任头目。

这三个人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此后几年间，他们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事业蓬勃发展，就像小孩子收集玻璃球那样贪婪地获得任命和内阁职位。

希特勒担任总理已经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有的德国人已经感到越来越厌倦。人们在抱怨，新的法律过于严厉。拥有财富的右翼保守分子齐声提出要求，对随意逮捕和街头暴力现象要采取制止措施。经济正在表现出得到重大改善的迹象——截至1934年6月，失业率已经降低了一半多——但是，纳粹的恶行对社会稳定构成了破坏性威胁。全德国上下都人心惶惶。空气中弥漫着有关第二次革命的低语。在有的小镇，因为担心再次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很多人被迫进行恐慌性购买和囤积。

希特勒的三位忠实追随者知道，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他们可以放出话去，说现在的德国比一年半前富有多了。而且，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

第二，他们可以逮捕那些反对者。任何对希特勒的政策有所质疑的人都可以被划成反对者，右翼保守分子和纳粹党成员都不例外。但是，逮捕他们不代表就能让他们噤声。

这就有了第三个选项：杀掉反对者。

2.

其中一个人从这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消失了。他的名字叫作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14年来，他一直是希特勒的政治同盟和密友。当希特勒作为初出茅庐的政治家在啤酒馆发表演讲的时候，罗姆就已经在场，既为他提供保护，也为他招募人员。其他人都把希特勒称作“我的元首”（Mein Führer），但是罗姆就叫他阿道夫。有时候，罗姆甚至脸皮更厚，直呼他阿迪（Adi）。

希特勒和罗姆——阿迪和恩斯特——结成了亲密伙伴，这一点人人都知道。然而，有不少人——其中就包括这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的三个人——对此心怀怨恨。

罗姆是冲锋队的头目，他手下有300万人，如果算上钢盔党这个退伍兵组织，那就是750万，这个数字还在逐渐增长。罗姆的力量跟一支羽翼丰满的军队不相上下。相比之下，党卫军只有区区50,000人。

作为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觉得自己手上的兵力不占优势。海因里希有同样的想法，盖世太保的兵力永远赶不上罗姆的兵力。戈林同样对罗姆的声望感到愤懑。

就连希特勒也逐渐有些不安。要是罗姆决定跟他对着干，成为革命的先锋，那该怎么办？一想到这件事情，希特勒就十分抓狂。

恩斯特必须走人。

3.

1934年6月30日，恩斯特·罗姆被逮捕入狱。

第二天，两个党卫军进入了他的牢房。他们说，他有自杀的权利。他们给了他一把枪。

罗姆接过了武器——一把上膛的勃朗宁——但是拒绝自我了结。于是，他们对着他的脑袋开了枪。

4.

杀戮时刻持续了三天，这件事后来被称作“罗姆清洗行动”（the Röhm Purge），又名长刀之夜。

党卫军杀害了一大批政治家，其中包括若干个为副总理巴本做事的人。副总理的新闻秘书赫伯特·冯·博赛（Herbert von Bose）被枪杀，一同被枪杀的还有副总理的讲稿起草人和副总理的一位朋友。副总理本人侥幸逃过谋杀，但是被软禁了起来。

在柏林，150个冲锋队员站成一排，靠墙而立，遭到枪杀。

在慕尼黑，一个人正在他公寓的书房里拉大提琴，妻子正在做晚饭，他们那三个分别为9岁、8岁和2岁的孩子正在玩着游戏。门铃响起。四个鱼贯而入的党卫军将他逮捕。后来，他们杀害了他，并满怀歉意地把他装在棺材里给他的妻子送了回来。这个人不是他们要杀的那个人。他们把音乐家威利·施密德（Willi Schmid）和冲锋队员威利·施密德弄混了。

还有1,000多人被逮捕。

希特勒命令司法部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展开调查，并承诺为会发表一场演讲将事情的经过解释清楚。

5.

帝国政府颁布以下与国家紧急状态防卫措施相关之法律

1934年6月30日及7月1—2日为镇压叛国图谋和叛国罪而采取的措施是防卫国家安全的合法应急措施。

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

帝国司法部长：弗朗茨·古尔特纳

柏林

1934年7月3日

6.

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了演讲。他怒斥一群叛徒，说他们一直在密谋推翻政府，并得到了一个不点名国家的帮助。他语气模糊地影射自己的朋友罗姆，指控他制定了对他实施暗杀的阴谋。

大家要知道，没有人能够威胁德国的存在——这有赖于它内部的法律和秩序——也没有人能够逃脱惩罚！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把拳头挥向这个国家，你将必死无疑！

7.

希特勒的威胁明确无误，直白露骨。必死无疑。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认为，行动的时刻到了。

他们在柏林郊区的万塞（Wannsee）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这里离他们原来居住的公寓并不远，只有15英里左右，但是它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茂密而长满苔藓的树林，以及一大一小两个湖泊。他们曾经在星期天的时候来那个小湖泊游过泳。他们坐在浴巾上，晒着太阳吃着三明治，让太阳晒干身上的水珠。他们神清气爽地回到柏林，准备迎接又一个礼拜的劳动。

现在是另一回事了。光天白日下出现了血腥杀戮。从背部、脸部和胸部遭到枪杀的人已经数不过来，他们的尸体要么堆在水沟里，要么被塞进棺材，再送回到死者妻子那里。而有时，妻子也遭到了杀害。

他们是一群匪徒。德国现在掌握在了匪徒的手里。

8.

米尔德里德需要思考，需要制订出最佳的行动计划。

每天早上，早饭之前，她都会和阿维德一起散步，讨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下午，她会提笔写作。这些天来，写作是一件让她深感快乐的事情，至少暂时有助于她暂时不去想那群匪徒。

跟玛莎·杜德合作的图书专栏已经结束。前后三个月共写出10多篇书评专栏后，玛莎没有了兴趣，语气隐晦地说她的时间还需要干别的。也许这样最好。玛莎不太适合作为合作者，米尔德里德亲自撰写了大部分文章。写最后一篇专栏——写的是赫尔维·艾伦（Hervey Allen）的叙事长篇小说《风流世家》（Anthony Adverse）——时，她放下共同署名的虚情假意，签上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

9.

米尔德里德给玛莎留了一张便条。她匆匆地离开了柏林，来不及说再见。

她提到自己正在读一本书，讲一个男人感到很孤独，担心自己的国家出现各种破坏势力，并最终精神失常。

米尔德里德不会精神失常，但生活在德国的压力开始形成影响。

这张纸条不同于米尔德里德那些匿名明信片。这一次，她签上了名字。

10.

1934年8月2日上午9点，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去世。历经长期患病之后，这位86岁的老领导人最终停止了呼吸。

3个小时后，政府发布一份声明。

总统职位已被废除，副总理职位也已成了过去时。阿道夫·希特勒现在是德国唯一的最高领导人。

米尔德里德在收音机上听到了这条消息。阿维德跟她在一起，正在房间里踱步。

男孩

第五部（1939年）

莫里库里和其他小伙伴

1939年

1.

第一次，多恩没有注意到，米尔德里德的公寓是安静还是吵闹，黑暗还是明亮，暖和还是寒冷。现在，他知道了：安静、明亮、寒冷。

他听到了咔嚓声。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角落里的那只陶瓷炉上，里面的煤炭正在燃烧。一扇小门后面码着一堆带孔的烧焦煤块。一根粗管子伸到天花板上，将煤烟送到室外，排进了雾蒙蒙的空气中。外面比里面冷，不过，冷不了多少。

他取下书包，脱下了沾着雪花的外套。

米尔德里德把外套搭在炉子边的一张木凳上。把书包放在那里，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沙发。沙发有垫子，带有木质扶手。这是她钟爱的阅读地点，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将知道这一点。他还会得知，橘子是她喜欢的水果，她对鲜花的喜爱几乎胜过了一切。他就坐在她的边上。

现在，请把书拿出来，她说道。

多恩照做，打开了书包的拉链。

她指着其中一段。她的手指看起来跟他母亲的不一样。他母亲的指甲红润发亮，米尔德里德的指甲有些苍白。

书页上的文字是一条湿滑的小路，点缀着鹅卵石一样的句号和逗号。他读得有些磕磕绊绊。他继续往下读，又磕绊了一下。他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她为什么要他大声朗读。他宁愿读《风流世家》。他在美国女性俱乐部的一张餐桌上看到了这本书，他的母亲喜欢在那里吃午饭。《风流世家》是一本厚书，1,224页——如果算上目录，页码还会更多。目录把全书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是“种子落在施过魔法的树林里”，第二章是“树根露了出来”，第三章是“树根散开生长”，一直到第九章“树被砍倒”。米尔德里德要他朗读的这本书讲的是一群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穷人，书名——《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让他想到水果，而不会想到人。

他读完了那一段。他说他有点累，他看着自己的双脚，抖晃着双腿。米尔德里德呷了一口茶。

好吧，她说道。那么，我们今天就上个短课。

她从沙发里站起身来，让他把书装回书包里。他拉上拉链前，她放了一张纸条进去。他回到家里后，会把纸条交给他的母亲。稍后，当他父亲从大使馆回来时，露易丝又会把纸条交给他。

别忘了穿上外套。

多恩记得，她把他的外套搭在了炉子旁的那张凳子上。她帮他穿上了外套，外套已经烤得暖和了。

2.

上完课后，多恩前去豪普特（Hauptstrasse）大街找莫里。

莫里是莫里库里的简称。德语莫里库里的意思是小东西、小不点。几年前，当莫里在豪普特大街和几个大一点高一点的孩子一起玩耍时，他们就这样叫他，他也就背上了这个绰号。

莫里的真名是君特·莫尔曼（Günther Möllmann），他们家很穷，他穿的是二手衣服，尺寸太大。莫里的哥哥已经参军，是应征入伍。他一直想参军，所以他一直在从事志愿工作，即便他那时还没有被应征。莫里和多恩一起玩耍时，他给他讲了这件事儿。

莫里跟多恩年龄相仿。他太小，不能跟哥哥一同入伍，但如果有一天获得应征，他也会去参军，他别无选择。但是，我不会朝你开枪，他告诉多恩。

我也不会朝你开枪，多恩告诉自己的朋友。

大战期间，他们的父亲为对立的两方战斗。多恩和莫里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现在能不能成为朋友。这个想法过于深奥，他们一边琢磨，一边哈哈大笑。

3.

一天，多恩在公园里为莫里拍了一张照片。

他像他父亲教的那样把相机对准目标，确保莫里刚好处在中心位置。太阳很低，多恩留下的影子又长又宽，投在莫里身上，他膝盖以下的腿部变成了黑色。

4.

莫里的孩儿帮里还有四个男孩，其中三个分别叫阿希姆（Achim）、彼得（Peter）和西吉（Siggy）。阿希姆的全名是约阿希姆·斯坦伯格（Joachim Steinberg），彼得的全名是彼得·穆恩兹伯格（Peter Muenzberg），西吉是西吉弗莱德（Siegfried）的简称。还有一个名叫普拉迪克（Pladik）。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都住在豪普特大街上。一开始，阿希姆、彼得、西吉和普拉迪克都不愿意让一个美国男孩加入他们的孩儿帮，但是那天看到多恩滑着他那架福莱尔雪橇（Flexible Flyer）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主意。

那天刚下过雪，路上已经结了冰。多恩正在公园里，顺着一个陡峭的雪坡往下滑。莫里孩儿帮看到这幅场景，一个穿着红色运动鞋的美国男孩正独自滑着一架木质雪橇。雪橇上的标识很显眼，一只鹰伸展着翅膀，嘴里叼着一幅红色标语，用张扬醒目的大写字母写着“灵鸟”二字。

多恩滑到坡底时，他们纷纷跑了过来，他们也想滑一滑。莫里上前一步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滑，除非允许多恩加入他们的孩儿帮。

这让多恩对莫里又多了一份喜爱。

这个孩儿帮原来叫“特伦克的潘都尔军团”，但在多恩加入之后，他们就改了名字。现在，他们自称是“堪萨斯的杰克孩儿帮”。

堪萨斯的杰克孩儿帮

1939年

1.

当然，多恩并不是来自堪萨斯州。他出生在瑞士，但这个细节他没有告诉莫里。堪萨斯州被多恩当作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在这里出生、长大。

莫里很喜欢堪萨斯州，阿希姆、彼得、西吉和普拉迪克全都如此。他们都在德国作家卡尔·梅（Karl May）写的作品中读到过堪萨斯州，他还写到了美国的西部、牛仔、印第安人，以及一个名叫温尼托（Winnetou）的阿帕奇（Apache）酋长。

2.

把手插进他的口袋，你就能找到几个芬尼，而在欧特家博士（Dr. Oetker）的布丁粉盒子里，也许还能找到一两颗玻璃珠。

芬尼用来买栗子。米尔德里德公寓楼对面的街角站着一个人，正推着车卖栗子。布丁粉是另一道美味佳肴，最好的享用法子是撕掉布丁粉包装盒的盒盖，然后把舌头伸进去。玻璃珠可以换成芬尼、布丁粉、废锡卷，或者德国孩子在柏林四处翻找后塞满口袋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

多恩前往米尔德里德公寓的路线，随他手里的钱的多少而定。“大灰狼一定会拦截小红帽，因为她总会走同一条路前往外婆的小木屋。”他的父亲提醒他说。有时候，他会顺着布罗大街（Bülowstrasse）走到美国教堂，然后顺着台阶爬到塔尖俯瞰四周。有时，他会远远地走到运河的位置。有时，他会在柏林动物园里迂回前行。他在这里可以透过沾满手指印的水族箱玻璃观看海豹，小心翼翼地通过反射物查看是否有人跟踪自己。

3.

你的记性真好，当多恩飞快地说出卡尔·梅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名字，以及他在柏林动物园看到的动物名称时，米尔德里德这样说道。她问他来她的公寓走的是从哪一条路。他复述了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地铁站的名字。上课结束，她把一张纸条塞进了他的书包。

好记性对间谍工作很重要，尽管多恩在好多年里都不知道，间谍意味着什么。

米尔德里德

第六部（1935—1937年）

片段

问卷调查

柏林普洛岑泽监狱

1943年2月16日

有特别强烈的癖好吗？（喝酒、抽烟、纵欲？）没有

新的策略

1935年

1.

1935年2月，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回到柏林，搬进了位于伊尔施大街46号的一栋公寓楼。他们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

圈子太小、太弱。用书本和小册子跟法西斯主义做斗争，这还不够。对德国至高无上的唯一统治者而言，纸张是太脆弱的武器。急需要一件强大的武器，它能刺入法西斯政府的核心部位，从内到外将之摧毁。

2.

每天早上，邻居们都会看见阿维德手提公文包，走下四段楼梯，走出公寓楼的前门。

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邻居们只能猜测。阿维德在经济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处理的文件严格保密。他负责起草报告，他的上司亚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带着报告，与希特勒一起参加会议。阿维德希望积累声誉，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形势分析师。他把自己伪装成忠实于第三帝国的公务员，在言行方面小心谨慎，这渐渐让他在经济部获得了同事们的尊敬，他每天早上一走进大楼，大家都会举起右臂，高喊着“嗨！”跟他打招呼。

嗨！阿维德同样伸出手臂做出回应。

3.

现在，阿维德每天都要跟纳粹党的高层人员直接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秘密，阅读他们的文件。

他用无动于衷的表情隐藏自己的原始恐惧。用他外侄沃尔夫冈的话来说，他似乎“显得了无生气”。在那副圆圆的眼镜后面，阿维德长着一双柔和而散漫的眼睛，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学者，常常陷入沉思之中。多年前用棍子刺伤他眼睛的那个少年，不知不觉地帮了他的忙。阿维德的一只盲眼变成了某种伪装。

他身边的纳粹党的眼睛似乎更瞎。直到五年后，其中一个人才会起疑心，怀疑阿维德·哈耐克是抵抗组织的人。

4.

米尔德里德很担心阿维德。

任何一个纳粹官僚只要简单看一眼阿维德过去和现在所加入的组织，都能立刻要求逮捕他。他曾经跟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有过瓜葛，就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阿维德让米尔德里德放心，官员们只要错过重要细节，就不会发现他们，同时，显赫的血统既然能在资本主义民主环境下畅行无阻，那么它也能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行得通。多年间，无论在社会还是职业环境中，一道道大门都曾经为阿维德敞开过，只要他提到自己是大学者阿道夫·冯·哈耐克的侄子。有时候，他甚至不需要提到这一点，大家仅凭名字就能认出他来。

阿道夫·冯·哈耐克出生于1851年，是著名的神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助起草了《魏玛宪法》。他曾经用煽动性的教义使陈腐无聊的宗教界为之侧目。他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的禁忌，《圣经》里的每个词都应该认真加以审视。阿道夫叔叔（这是阿维德对他的称谓）住在柏林郊区的格鲁内瓦尔德，这里长着茂密的桦树，住着富裕的人家。他叔叔家住的是昆兹-本特舒赫大街（Kunz-Buntschuhstrasse）一栋三层楼的别墅，大得足够住下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这条大街上还住着历史学家兼国会成员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以及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街角是一栋位于汪根海姆大街（WangenheimStrasse）的黄色大别墅，里面住着一位名叫卡尔·邦赫费尔（Karl Bonhoeffer）的精神病学教授，以及他的妻子和八个孩子。

哈耐克、戴布流克和邦赫费尔三家互相联姻。每栋房子里都有一群小婴儿、小孩子和青少年。阿维德年满12岁时，已经与这些人十分熟识。从他在耶拿的家到格鲁内瓦尔德，要坐大半个上午的火车，但当他到达目的地，一帮前来迎接的堂亲让这趟旅程变得有了意义。他跟年龄最相近的堂亲成了好朋友。克劳斯·邦赫费尔也是12岁，尤斯图斯·戴布流克（Justus Delbrück）小1岁，艾米·戴布流克（Emmi Delbrück）小4岁，马克斯·戴布流克（Max Delbrück）和迪特里希·邦赫费尔都小5岁。[邦赫费尔家的男孩同一个名叫汉斯·冯·多赫南伊（Hans von Dohnányi）的男孩一起上学，他后来也跟这个家族实现了联姻。]

1930年，阿道夫·冯·哈耐克去世，然而他在德国的名望日渐上升。他的葬礼十分隆重，参加者有国务大臣、内政部长、文化部长，以及来自哈耐克家族、戴布流克家族、多赫南伊家族和邦赫费尔家族的一大群人。当时只有24岁的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致了一篇沉痛的悼词。米尔德里德坐在前排挨着阿维德，握住了他的手。说到结尾时，迪特里希盛赞阿道夫·冯·哈耐克这个人：

一次又一次形成自己全新的自由观点，与大多数人因恐惧而克制表达不同，他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葬礼在前一年修建的哈耐克大厦，资金由普鲁士邦提供，目的是让那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艺术家、大使和公共知识分子用作开会地点。多年来使用的一本贵宾手册留下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名字：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德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兰克（Max Planck）和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一间以歌德的名字命名的宏伟大厅里，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了相对论。

自此以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啊——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呀。

1935年2月4日，包括戈培尔和希特勒本人在内的纳粹高官齐聚哈耐克大厦，参加帝国电影资料馆（德文：the Reichsfilmarchiv；英文：the German national film archive）的启动仪式——这是第一座此类资料馆，也是纳粹光荣成就的象征。

阿维德感到很震惊。

尽管如此，这一切都会有利于他实施新的策略：将自己直接安插在元首的眼皮底下。

再见,《凡尔赛合约》

1935年

1.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了一部新的法律：所有年龄为18岁至45岁的德国男性，将必须前往军队服役。这部法律是对《凡尔赛合约》的公然违背，该合约的制定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方——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该合约禁止德国制造坦克、军用飞机和潜水艇，并将德国的军队控制在10万名志愿兵以下。不允许德国实行强制兵役制，但希特勒希望，这个世界看不见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当他走到麦克风前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保证，他需要和平的时候。

3月17日，他说道：

德国人不需要战争。我们需要和平和幸福。

5月1日，他说道：

德国人什么也不要，只想要跟全世界和平共处。

5月21日，他说道：

德国需要和平，期待和平。

8月11日，他说道：

我们期待和平。

8月28日，他说道：

我们已经表明过一百次，我们期待和平。

当人们挤在人民牌收音机跟前听他讲话的时候，希特勒非常清楚，1914年至1918年那场大战是德国人的痛点。他知道，只需提到《凡尔赛合约》，就能让他们集体抽搐。

《凡尔赛合约》签署于1919年夏季，要求德国对发动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就是下达命令打响第一枪的那个人——已经退位逃到荷兰，舒服地生活在另一座同样辉煌的城堡里。这座城堡有一大群尽职的仆人，四周有令人陶醉的乡村风景，和一个发咝擦音的名字：多伦庄园（Huis Doorn）。当威廉二世坐在硕大的水晶灯下，用金质高脚杯豪饮葡萄酒时，普通德国人却不得不忍受合约带来的后果，合约的目的正是要让这个国家受到削弱，永远不再对世界形成威胁。最具有削弱作用的，是其中有条款要求德国支付高额赔偿。（直至2010年10月，德国花了99年多的时间来偿清债务。）

第一笔赔款将于1921年支付。德国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努力去凑足这笔钱，试图通过简单地多印货币来解决这个问题。2,000家印刷厂印出了看似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各种物价可以在一个下午出现飙升：下午1点，一杯咖啡的价格是5,000马克，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14,000马克。随着德国货币价值的骤降，购买任何东西都成了一件滑稽的事情。装满一辆手推车的钞票买不了一份报纸。德国记者贝拉·弗洛姆在日记里写道：

你要购物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提袋装钞票。为了在德国境内邮寄一封信件，我不得不花费几百万马克买了一张邮票。

人们的退休金和银行存款几乎全部化为乌有。随处可见的偷窃、无家可归者和饥饿接踵而来。自杀率上升，达到了创纪录水平。报纸上刊登着死者名单，杂志上刊登着令人绝望的文章。“再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其中一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

人们的神经天天受到打击：失常的数字，不确定的未来，今天和明天在一夜之间再次变得充满疑虑。到处都蔓延着恐惧和纯粹的需求：排队购物曾经是好久未曾见过的场景，现在又在商店门口重现，先是一家商店，接着所有商店门口都是这幅场面。没有哪种疾病如此具有传染性……大米，昨天80,000马克一磅，今天160,000马克一磅，明天可能再翻一番。后天，柜台后面的人会耸耸肩说：“大米售罄了。”那么，买面条！“面条也售罄了。”

到1923年冬季时，420亿马克的价值是一美元，货币简直是要崩溃。

德国艺术家凯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在柏林垃圾遍地的大街上一边游荡，一边在墙壁和告示栏上张贴着海报。海报上画的是愤怒的呐喊。在一个大张着嘴巴的人物上方，是一行用大写的黑色字母写成的文字：“不再有战争！”这是很多人共有的一种情绪。

2.

柯勒惠支的艺术品已经从德国的艺术馆移走。她是艺术家之一，其作品被视作具有攻击性、颠覆性和堕落。她的海报已经被撕掉，柏林的大街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但是人们对于恐怖性经济衰退的记忆挥之不去。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有财产的富裕贵族全都体会到了毁灭，没有人能够幸免。

或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著名的德国实业家不仅躲过了超级通货膨胀，而且从中获利。1920年代，掌管大型化学联合企业法本公司和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的大佬们知道，超级通货膨胀会让德国的商品生产过程变得廉价，并容易出口到其他国家。尽管德国的大多数人都在遭受严重痛苦，这些大佬却赚到了更多的财富。希特勒在1933年掌握政权后，他们也是那些立即向纳粹党开出大额支票表示支持的实业家，现在，他们要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获得丰厚利润。

汤米

1935年

1.

在托马斯·伍尔夫那本浸润着杜松子酒的日记本里，她时常被称作哈耐克夫人，从未被称作过米尔德里德。从他们相识的第一次开始，到此后的几年间，她一直让自己保持着一段感情距离，介于挤眉弄眼和暖心握手。她宁愿成为谜题，而不愿冒着风险暴露自己。

圣保利酒吧（St. Pauli Bar）位于兰克大街（Rankestrasse），距离米尔德里德的公寓只有10分钟行程。伍尔夫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个美国人，想要采访他。

6英尺7英寸约等于2米。——译者注

伍尔夫晚到了一天。他原计划是在5月6日抵达柏林，但在前来的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没关系。她此刻跟他面对面坐在了圣保利酒吧，椅子太小，他的一双长腿往外伸展着。只要跟托马斯·伍尔夫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他是个巨人，身高6英尺7英寸 6英尺7英寸约等于2米。——译者注。他在房间里总会弯着腰，即便这样，他还是比房间里的每个人都高出一头。他长着一头浓密而蓬松的头发——这让他看起来更显高大——以及一双深邃的黑眼睛。

米尔德里德问起他的家乡，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头。她从来没有到过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Asheville）或者其他地方。她往南最远到过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因为她姐姐哈丽雅特住在那里，不过，她没有提到这一点。

“从我写出第一部小说以来，我一直不敢回到南方的家里。”伍尔夫说，接着，他就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他喜欢说话，一如他喜欢写作。可能还是更喜欢后者。他能写多快就写多快，仿佛受到了魔鬼的驱使。他往往以飞快的速度记下自己的想法，写满一页又一页，一连写上数天或者数周，直到手腕发酸，眼睛发涩，而他身边的稿纸越堆越高，变得像一座小山。

“我一直就这样写呀写呀，”伍尔夫告诉米尔德里德，“每当我写完成千上万页后，我就会把它们交给斯基伯纳出版社（Scribner）的麦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每次他都会说：‘很好，这是真东西，但这才不过是膝关节。’或者‘只是一只手臂。’”在伍尔夫的头脑里，他的书是一座雕像，而他无法将所有部件恰当地组合起来。他告诉米尔德里德，他因此需要珀金斯，由他把它们组合起来。

《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是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这部作品出版于1929年，被誉为美国的绝世佳作。这本书在德国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书里充斥着美国元素：教师、传教士、旅行推销员；火车、大城市、小乡镇；宽阔的平原、满天星斗的夜空；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更多的心愿。每一页都洋溢着天马行空的文字。一如托马斯·伍尔夫本人，《天使望故乡》同样是个大部头，却令德国读者欲罢不能。

感情具有相互性，德国也让托马斯·伍尔夫百看不厌。不管他走到哪里，从出租车驾驶员到电车司机，从售货小姐到服务员，人们似乎都对他感到着迷。就连那些作家，也就是那些还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作家，都怀着暖心的尊重来接待他。他喜欢柏林的街道和公园。他对电车、姜饼屋，以及从窗框里伸出来的花朵而着迷。他计划一直住在这里，直到钞票用光，或者不再有人欢迎自己，而这两种情况近期看来都不可能发生。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人看见他在某段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四肢灵活，手势豪放，正在跟一个同伴交谈。他将成为浪漫咖啡屋（the Romanisches Café）的常客。他那硕大的块头和孩子一样的热情，在他所遇到的德国人身上唤醒了一种敬畏。正如他的德国编辑海因里希·雷迪格-罗沃尔特所说，伍尔夫是“自由世界的化身，正是我们这些被关在希特勒的监狱里的人所渴望的”。

在圣保利酒吧的采访进展顺利。

伍尔夫从酒吧服务员那里要了第二杯酒，接着又要了一杯。采访结束，他已经喝得愁眉苦脸。他告诉米尔德里德，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受过伤害。“太多美国人受过伤害。”他补充说道。

米尔德里德点点头。她与托马斯·伍尔夫几乎同龄，她32岁，他34岁，他不是唯一有过艰辛童年的人。一如伍尔夫的母亲，她的母亲也开过寄宿公寓。她的父亲跟他的一样，时常喝得酩酊大醉。但是，米尔德里德对他只字未提。

伍尔夫兴高采烈地喝完了最后一杯。他该走了。明天，玛莎·杜德要在她那栋大楼里举办聚会，而他是特邀嘉宾。他会在那里看到米尔德里德吗？她向他保证，他会看到她。

伍尔夫推开桌子站了起来，态度温和地走了出去。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米尔德里德知道了他的很多事，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米尔德里德的笔记本写得很潦草。她将笔记本塞进皮包里。现在，她只需要回到家里，就能把它们整理出来。她走出了酒吧。春天里的一个温暖夜晚。兰克大街显得明亮而繁忙，车头灯络绎不绝。明天的这个时候，她将参加聚会，身边聚集着一群生机勃勃的记者、编辑和作家。带着胜利的笑容站在她的身边，并高兴地成为关注中心的，将会是烂醉如泥的托马斯·伍尔夫。或者，像玛莎·杜德一直称呼的那样，将会是汤米。

2.

玛莎甚至没有见到过他，就已经给他起好了绰号。汤米这样，汤米那样，在筹办聚会——她称之为茶会——的那个星期里，她满口都是他。聚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至八点，但她预想到了，这是一次喧闹声远远超过茶会的活动。白酒不限量供应，庆祝仪式肯定会持续至八点之后，如果不能在富丽堂皇的美国大使馆持续下去，那就转移到塔弗恩餐厅（Taverne），她跟老板很合得来，可以说服他营业到凌晨时分。玛莎用美国大使馆的压花信纸，给她那位特邀嘉宾急匆匆地手写了一封便函。

这是一场重要活动，承蒙作家光临本埠，我们都感到异常激动。柏林的所有文人都像一群尚未开化的疯狂野狗嗅到了您的气味。我应该告诉您，我也是个作家。我的哥哥比尔（Bill）和父亲都是历史学家，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家。我将乐于为您做任何事，包括带您去跳舞、喝酒、晒太阳、开车游玩。关于游览您有任何需要，我父亲都会做出安排。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您，主要因为我是如此崇拜您的创作。

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还没有回到柏林。几个月来，她这位苏联恋人一直住在莫斯科，但此刻他已经到了罗马尼亚的某个地方。鲍里斯用结婚的话题来揶揄过她——不，那是在折磨她——但他没有求婚，也没有对她说过任何明确的计划。他要在罗马尼亚停留多久？他什么时候回到柏林？鲍里斯不知道。他的双手似乎受到了不可控力的束缚。她用墨水在信纸上表达了她对他那种深沉而持久的爱，以及永不磨灭的感情。他们很快就会团聚，在此期间，她不会再想着其他人。

但是，伍尔夫的即将到来，把鲍里斯赶出了她的梦。

3.

聚会开始之前的某个时候，玛莎让米尔德里德负责宾客名单。玛莎告诉她，所有宾客必须是要人和文人，这才是汤米希望看到的人群。汤米在纽约的编辑，也就是斯基伯纳出版社的麦克斯维尔·珀金斯来不了，但是没关系。兰登书屋的唐纳德·克洛普弗（Donald Klopfer）碰巧在柏林访问，应该加到名单里，汤米的德国出版商，也就是罗沃尔特出版社的恩斯特·罗沃尔特同样如此。美国最大的出版商和德国最大的出版商肯定会引起所有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的兴趣，正如火焰可以吸引飞蛾。玛莎希望，这次聚会将是柏林最盛大的年度文学活动。

4.

1935年5月8日，下午五点整，宾客们逐渐聚集到杜德大厦底楼的宴会厅。穿戴阔绰的唐纳德·克洛普弗威风凛凛地来了，《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赫斯特出版社（Hearst Press）的记者们也都带着夫人到达了。《芝加哥论坛报》那位娇小倔强的西格丽德·舒尔茨（Sigrid Schultz）来了，戴着眼镜的美联社驻柏林总编辑路易斯·洛克纳（Louis Lochner）也来了。美国人都已到达。

至于出席的德国人：《柏林日报》那位年龄不大，蓄着栗色头发的玛格丽特·博维理（Margret Boveri）来了，不屈不挠的贝拉·弗洛姆也来了，她正在英语报纸《大陆邮报》（Continental Post）上写一个漫谈栏目，因为《霍氏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不再雇佣犹太人。恩斯特·罗沃尔特嗓门响亮，在房间里惹人注目地四处走动，他的儿子海因里希·雷迪格-罗沃尔特愈显沉默，静悄悄地观察着那一小群前来参加聚会的德国作家。不过有些人的缺席也很明显。他们的缺席“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学之树已经被剔除了多少叶子，”海因里希多年之后如此写道，“德国文坛的知名人物都已经远走他乡。”

玛莎身着节日盛装，在宴会厅里四处走动，跟所有人打着招呼。站在房间中央的是一位德国诗人。他长着一张“坚毅而经受过磨难的脸”。她如此写道。几个月前，这位诗人的妻子遭到逮捕，被关进了集中营。玛莎注意到，所有的客人都“站在那里豪饮饱餐”，她意识到，很多人都“深陷贫困，食不果腹”。有的是犹太人，他们看起来“很不自在，十分难为情”。

米尔德里德也在场，她一边在宴会厅里走动，一边留意着各位宾客。她的目的是“与尽可能多的客人”有所交流，以“增加信息来源”。

托马斯·伍尔夫突然走进房间，很快成为众人的焦点。他也许比在场的所有人都喝得更醉。他想玩一种室内游戏：谁会成为纳粹？他说，这个游戏的目的是找出屋子里的纳粹分子。

伍尔夫摇摇晃晃地走着，眯着眼睛盯着客人，审视着他们。“我信不过他！”突然，他用手指着一个人大声地叫道。

有的客人觉得很有趣，有的客人则大笑着掩饰自己的尴尬，也有的被吓呆了。

5.

米尔德里德很快就写了两篇关于托马斯·伍尔夫的文章，一篇写给《大陆邮报》，另一篇写给《柏林日报》。她希望玛莎能够读到。

但是，玛莎的心思可能过于分散，因为据传闻她和汤米现在成为一对儿了。有人看见他们俩，过了午夜仍在浪漫咖啡屋里喝着鸡尾酒。还有人看见，他俩在黎明的微光中跌跌撞撞地走出塔弗恩餐厅。

托马斯·伍尔夫把玛莎描述成“一个中西部的小情人——长着一口小龅牙，以及一副‘肯定会变得响亮的’小嗓门”。他写道，她“是一只盘旋在我阴茎周围的蝴蝶”。

6.

米尔德里德邀请伍尔夫前往蒂尔加藤公园陪她散步。如果他们能够独处，也许可以进行一番更长更严肃的交流。他在德国过得十分开心，似乎并不明白目前的形势有多严峻。

她想让他睁开眼睛。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聚会、聚会、聚会，姑娘、姑娘、姑娘。

7.

托马斯·伍尔夫的日记

珀金斯发来电报——暂时不要让罗沃尔特参与——在美国卖出大陆版权等……坐出租车到旅馆——雷迪格……匈牙利红烩牛肉、葡萄酒等等——很好——想入非非的夏日下午——库达姆大街上的树叶反射出迷人而梦幻的微光——可爱的姑娘们——穿着春季连衣裙……草莓已经成熟、成熟、成熟……5:30离开雷迪格——[ ]打电话——把她叫到旅馆来[两次]——注意到了令人担忧的阴茎症状——不过一切皆好——8点整坐出租车到达玛莎·杜德家——跟杜德一家人吃饭——随后，单独与玛莎交流、打架、哭闹——凌晨2点陪着玛莎来到浪漫咖啡屋——那里的人真不少——坐在阳台上喝了两杯（白兰地等等），看着西天的光线变暗……咖啡屋关门，转到塔弗恩餐厅——打烊一过，须经邀请——听美国音乐直至凌晨4:30或5点——坐出租车回使馆的家——在大厨房洗劫冰箱——去阅览室——吃三明治……1点起床——洗澡，穿衣服——跟杜德一家人吃午饭——整个下午跟玛莎交流——3杯或4杯（威士忌）……给玛莎打电话，说我忙于跟要人们聊天——刮脸——查看阴茎……穿上灰色的粗花呢套装——来到街上……库达姆大街上的树散发出阵阵香味——轿车——公共汽车——走过的人流——德国人，夜晚——现在是晚上。

8.

在柏林做一个美国人，就要对暴行视而不见。

伍尔夫不是唯一的一个。米尔德里德在柏林遇到的大多数美国侨民，都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不为所动。在阿德龙大酒店（the Hotel Adlon）享用豪华晚宴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就自己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篇文章进行热烈讨论。而报纸要么在纽约、巴黎、伦敦或苏黎世出版，出版之后一至两天才能抵达柏林。他们可以为这样的不便唉声叹气，然后把话题转到自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听到的话题——比如，在伦敦帕拉丁歌剧院（the London Palladium）上演的现场表演，内容不过就是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他的爵士管弦乐团。邻座坐着的德国人，以及往他们的高脚杯里倒水的波兰服务员却没有这样的奢侈待遇，听艾灵顿公爵的音乐即黑鬼音乐（Negermusik），会把盖世太保招上门来。

9.

1935年5月21日傍晚，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讲。大厅座无虚席，所有外交团队悉数到场。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波兰的大使坐前排，杜德大使坐在第三排。坐在媒体席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注视着这一切，他注意到“几乎只要希特勒一停下来换气，600多个伸长脖子、脑袋剃得溜光、身着褐衫、显得唯唯诺诺的人就会站起身来狂呼乱叫”。

冲锋队员出席不是稀奇事，真正让夏伊勒感到吃惊的是希特勒演讲的主题：和平。

“德国需要和平！”希特勒大声说道，“我们丝毫没有威胁他人的意图！”

坐在夏伊勒旁边的其他记者同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希特勒发誓，他绝不会入侵波兰——

我们承认，波兰是一群伟大而富于民族意识的人的家园！

他还发誓，要削减军事装备——

德国宣布，它准备同意对其火炮口径、战列舰、巡洋舰和鱼雷艇实施限制！

同时对维护和平提出13点建议。

以前，希特勒鼓吹过和平，但它们不同于这次演讲。这次演讲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具体性和冗长性。他的13点建议不仅让德国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的人信以为真，其中包括那些他将要侵略的国家。

《伦敦时报》（Times of London）被认为是英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该报一位轻信的记者写道，希特勒的演讲“有理有据、富有前瞻性和综合性……大家可以期待，这是一次真诚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发声，对所涉事项做了精确阐述”。

托马斯·伍尔夫在玛莎家的收音机上收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他整个下午都与她待在一起——先是在施里希特餐厅（Schlichter）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随后又在阿德龙大酒店喝了一通鸡尾酒。次日凌晨5点，他在日记本里一连写了好几页。他将回忆起“那栋房子坚实的辉煌——就连守门人的房间也是如此——以及外面院子里消失在最后一抹阳光里的绿树”。他将记住自己跟玛莎之间的“交流和争吵”，以及随后的对饮。但是，关于希特勒的演讲，他一个字也不会记得。

猴子风波

1935年

1.

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豪华大厅里，有关玛莎胡作非为的说辞已经四处流传。多位使馆工作人员就玛莎向位于华盛顿的国务院高官发出过警示。一等秘书雷蒙德·盖斯特（Raymond Geist）向领事服务的负责人威尔伯·卡尔（Wilbur Carr）绘声绘色讲述了她的轻率举动。在一封标注着“私人且保密”的信件中，总领事乔治·梅瑟史密斯向西欧司负责人杰伊·皮埃尔朋特·莫法特（Jay Pierrepont Moffat）讲述了玛莎跟哈佛大学毕业的德国商人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Ernst Hanfstaengl）之间的关系，同时表达了他怀疑这件事情“不妥”。玛莎跟那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军官弗里茨·魏德曼（Fritz Wiedemann）的眉来眼去让一众外交官眉头紧锁，大家还在猜测，她跟那个以螺旋形旋转而出名的特技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也过从甚密。

当然，玛莎跟盖世太保头目鲁道夫·迪耶斯的厮混也没能逃过大家的眼睛，她跟苏联外交官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的恋情同样如此。她似乎不经验证就随意选中男人，然后又把他们晾在一边。（先是一个纳粹分子！接着是一个共产党员！）

现在，她又跟一个知名的美国小说家打得火热。她跟托马斯·伍尔夫的风流韵事将会持续多久？

2.

事实是，玛莎并没有忘记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

她不会说俄语，他也几乎不会说德语，而且英语糟糕透顶，但这都没有关系。他们找到了其他方式来交流。鲍里斯个子高大，肩部宽阔，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她可以用手指为他梳理。当不得不说话来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他那半生不熟的英语和某种形式的洋泾浜德语之间不停切换。鲍里斯拥有那种大家所说的外交官式语言掌握能力，他的词汇量限于听懂在宴会或者舞会上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根据一份描述所说，他们相识于西格丽德·舒尔茨举办的一次聚会上，而他在几个星期后的一次舞会上向她表达了爱意。

“我在苏联大使馆工作，”鲍里斯说，“你害怕吗？”

他放荡的眼神告诉她，她不应该……或者她也许应该。心神迷醉的她心如撞鹿，让对方握住了自己的手。他舞跳得很差，但当他的嘴唇移到她耳畔并喃喃说“我希望再见到你”时，她感到一阵愉悦的战栗直达脚心。

他们去过巴黎。接着，她又心血来潮飞到苏联，前往恋人的家乡旅行了一趟，而这次旅行“差点引发外交丑闻”。摄影师们在停机坪上等着她。她抵达的时候穿着一件圆点花上衣和一条大摆裙，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像极了玛丽莲·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闪光灯不停闪烁，玛莎一边绽放出一副胜利的笑容，一边在一架小型容克斯飞机的机门旁边摆着姿势。

第一站，列宁格勒。随后，莫斯科。再之后，坐船顺伏尔加河而下，沿途各站是几个首字母相同的城市：萨马拉（Samara）、萨拉托夫（Saratov）和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她痴迷于眼前的风光。一座座工厂蔚为壮观。曾经，穷人受有钱贵族们的压迫，要接连苦干若干小时，而现在，他们在无比和谐的氛围里劳动。

他们每天劳动七个小时，一个小时用来吃午饭和娱乐，每年有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每五天休息一次。从前的宫殿、大厦和公园都变成了文化休闲场所、运动场、医疗中心、青少年学校或者观光胜地。这一切都由工人完成，并服务于工人，他们现在是国家的领导者。他们作为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应该获得这样的权力和机会，而这正是一个开始。

看得眼花缭乱的玛莎没有意识到，领着她踏上这趟旅程的导游——“一个面颊红润的小姑娘”——已经得到指示，要呈现一幅经过精心设计的苏联景象，也就是每一站都是波将金村。

在玛莎那双天蓝色大眼睛里，苏联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最让我感到高兴的，”她写道，“是一点儿也看不到这个国家展示军事力量。我曾看见过几个红军战士，甚至观看了一次小型阅兵式，但军人们都很简朴，穿着不显眼，十分谦虚，甚至并不注重外表，我很难相信，他们就是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的一分子。”

所有苏联人——无论男女，孩童和婴儿，甚至老年人——看上去都无比快乐。她注意到，“似乎到处都能看到一种洋溢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3.

前往苏联旅行之后，玛莎和鲍里斯的关系变得愈加正式。在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场合，他邀请她前来苏联大使馆共进午餐，口齿不清地说了一句祝酒词：“致我的妻子玛莎！”

她和鲍里斯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

毕竟，鲍里斯陪她度过了她多年来未曾体会过的最骇人的夜晚。那天，他们整个下午待在一起，在万塞附近的一座隐秘湖泊上晒着日光浴。驾车回到柏林的路上，尤其喜欢高速驾驶的鲍里斯沮丧地注意到，交通变得异常拥堵。所有大马路都被封堵。星期六晚上通常会挤满行人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就在他开着折叠式敞篷车驶向蒂尔加藤公园方向时，他看到了一辆辆军车——满是士兵的卡车，以及上方架着机枪的坦克。街道上站满了成群的穿绿色制服的警察和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士兵。但是，没有冲锋队员。褐色制服明显没有到场。

长刀之夜给玛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加深了她的观点，希特勒必须停下来。那帮冲锋队员遭到杀戮的事实已经令人惊骇，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希特勒下令杀害了自己麾下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被认为是他密友的恩斯特·罗姆。她当时以为，“希特勒肯定不能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杀掉”。

好吧，她现在变得聪明多了。不管前面还有怎样的考验，只要有鲍里斯陪伴在身边，玛莎就有面对它们的胆识和勇气。

除非他不在她的身边，而他们已经分开几个月了。

4.

鲍里斯写给她的信带着伤感，满篇感叹号。

玛莎！我想见到你，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我那个娇小可爱的玛莎！

我爱你，玛莎！

的确，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在一个浓情蜜意的时刻，鲍里斯把三只小陶瓷猴送给了玛莎。而在一个怒气冲冲的时刻，玛莎把几只猴子又还了回去。这几只猴子就像他们的孩子，夹在了这对口角不断的伴侣之间。一只小猴子闭上了眼睛，另一只堵住了耳朵，第三只闭上了嘴巴——对邪恶的东西看不见、听不见，也不会去说。鲍里斯明白这几只猴子的意思吗？

他又送了回来，还附上一张便笺。

你这三只猴子已经长大（变大了），它们希望与你相伴……我不得不直白地告诉你：三只小猴子一直在想你。

于是，玛莎又拿到了那几只猴子，她和鲍里斯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夫妻间争吵不断，孩子们被夹在中间，只是他们现在还不是夫妻。而她的苏联恋人会向她求婚吗？

5.

在这段猴子风波期间，托马斯·伍尔夫是一次令玛莎愉悦的移情别恋，但是他现在已经走了。他原本打算再去苏联旅行一次，因为她对这个新爱上的国家的热情描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不过，就在那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突然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抛弃了她。在一次心不在焉的告别之后，汤米离开柏林，前往哥本哈根。她那颗破碎的心原本可以在鲍里斯那里得到修复。

但是，鲍里斯却不见了踪影。

实际上，苏联大使馆在一夜之间让他离开了柏林。对此他给她的解释十分模糊。他需要回到莫斯科，仅此而已。

牛排纳粹

1935年

1.

1935年春末，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邀请格莱塔·洛克在他们新搬入的公寓里共进晚餐。格莱塔带上了自己的新男友——一个浓眉大眼，喜欢沉思的人。他叫亚当·卡克霍夫（Adam Kuckhoff），原来在政治杂志《行动》（德文：Die Tat；英文：the Action）担任编辑，已经写出了几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他现在正在写第二部小说。小说的主题很具有煽动性：德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罪恶的血腥之战，而主人公必须做出决定，做一个爱国者还是反抗者。而这本书很有可能会被禁。

亚当·卡克霍夫在柏林有自己的抵抗圈子，即塔特圈子。这是个只有七个人的小组织，其中有好几个都是亚当在《行动》杂志做编辑期间认识的人。让圈子与亚当所在的小组形成交叉，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米尔德里德“像过节那样，把那套老式的家传银器摆上了餐桌”，格莱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她没有加以详细描述，但我们现在对米尔德里德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补出以下空白：闪烁的烛光，一只插着鲜花的简易广口瓶，一顿很可能显得寡淡或烧煳或二者皆有的饭菜。

阿维德已在经济部工作了很长的时间，足以通过纳粹同事递到他餐桌上的文件推论事情，但他一直等到他们吃完饭，才表示打算谈这个话题。

首先，他要检查公寓房是否被窃听。接着，他爬上了邻居家的阁楼，正如格莱塔所见，这里“堆满了废旧杂物，人很难过去”。一旦他确信邻居那边“一个字也听不到我们所说的内容”，他就开口了——尽管很小声，近乎很紧急的低声耳语。尽管他小心翼翼，但还是担心隔墙有耳。

希特勒的“和平”演讲是个幌子，是一场蛊惑人心的表演，是撒谎成瘾者的把戏。阿维德看到的那些文件说明了真相，它们确定无疑地证明，德国的未来里没有“和平”二字。他说，希特勒“正在酝酿一场战争”。

2.

亚尔马·沙赫特是个精明的操盘手，不太可能摸清他的底细。他会支持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吗？阿维德去经济部上班的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如舌头抵着一颗松动的牙齿。

阿维德可能不知道，希特勒掌权之后，他的这位上司立即从几个主要的实业家那里秘密搜集了300万德国马克，但确定无疑的是，他清楚这个人的声誉。1923年，亚尔马·沙赫特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行长，并因为让德国摆脱超级通货膨胀而功不可没，他于是在国际上被誉为德国的“金融奇才”。沙赫特于1930年辞职。距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与实业家会面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他重新任命沙赫特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很难确定沙赫特效忠的对象究竟是谁。他崇拜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rnard Keynes），对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方方面面赞誉有加。他甚至鼓励希特勒推行与罗斯福新政类似的公共工程项目。总之，沙赫特深不可测。有时，他似乎是希特勒的坚定支持者；有时，他对元首的褒奖听起来言不由衷。

沙赫特已经安排阿维德负责美德贸易关系事务。在这个职位上，阿维德需要巩固与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的社交关系。这是个完美的掩护。在希特勒拉下台的过程中，他希望这些人会成为重要的同盟，而他现在可以同他们并肩战斗。

参加闭门会议时，阿维德与沙赫特相向而坐。他打开文件，点上烟斗。烟雾在空中袅袅升起，形成一道屏障。阿维德透过这道屏障，琢磨着沙赫特的面部表情，留意着他脸上的每一次抽搐。

3.

沙赫特是德意志人俱乐部（the Deutscher Klub）的会员，这个精英俱乐部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阿维德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应该加入。会员里有富裕的实业家和德国军方的高级军官，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是董事会成员。如果阿维德加入这个俱乐部，他坚决效忠纳粹的伪装将会更加逼真。更好的是，这能拓宽他获取军方情报的路子。他该怎样彻底变成那个他所憎恨的角色？每天把“嗨，希特勒”说上几十遍，已经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有个专门的词来形容阿维德的这种身份：牛排纳粹（德文：Reindersteak Nazi；英文：beefsteak Nazi）。外面是纳粹的褐色，里面是左倾的红色。在这种伪装之下，阿维德可以合理合法地成为德意志人俱乐部的会员。但是，他不会加入纳粹党。这是一道他不会——也不能——越过的界线。

4.

进入经济部三个月之后，阿维德在伪装的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以假乱真地扮演着一个纳粹分子的角色。他可以举起右臂行礼，也可以面不改色地在信中签上“嗨，希特勒”字样。他定期参加德意志人俱乐部会议，跟一帮军官和实业家——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他们就能从中捞取巨额利益——交上了朋友。

今天是1935年7月15日。也许，今天早上，当阿维德步行穿过那栋空旷的大楼走进办公室，听到大理石走廊里回荡着自己的脚步声的时候，他会以为这是个普通的日子。

也许如此。

但是，对于办公室位于柏林东北1,000英里的阿图尔·阿图索夫（Artur Artusov）而言，却并非如此。阿图索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一位局长，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总部位于莫斯科。阿图索夫目光坚毅，有着一副拳击手的身板和一只被打碎过的鼻子，他已经对阿维德有了长时间的了解，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已经到来。

阿图索夫召开会议，要求同僚们“加快招募哈耐克的准备工作”。

来自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的老伙计

1935年

1.

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在1935年8月8日，一个叫亚历山大·赫希菲尔德（Alexander Hirschfeld）的苏联人找到了阿维德，问他能否抽点时间说几句话。

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小时。

2.

亚历山大·赫希菲尔德性格温和友善，受过良好的教育，1931年年末与阿维德结识。当时阿维德正在筹备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赫希菲尔德志愿提供帮助。他起草了一份可以招录进工作小组的要人名单，还邀请阿维德去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阿维德由此结识了一批苏联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赫希菲尔德有着如学者般的学识——他后来以《凡尔赛合约》为题撰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很快赢得了阿维德的钦佩。阿维德当时丝毫没有怀疑，赫希菲尔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932年夏天，阿维德随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组长弗里德里希·楞次访问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都是精挑细选的，有德国学者、科学家、作家和政客等24个德国人。这还是个意识形态多元的小组，既有左翼也有右翼的代表，他们坐在一间硕大的会议室里，讨论着德国经济的各种惨状。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看似取得成功的革命模式——它的某些方面德国可以借鉴吗？赫希菲尔德主持这场为时三个星期的会议，阿维德和其他人前往房产开发项目、农庄和发电站进行了参观，全程都有人监督。会议结束后，他们又去了敖德萨的海滨度假区。

钦佩变成了信任。阿维德开始向赫希菲尔德吐露秘密。

赫希菲尔德在柏林设立了一个名叫盖斯泰格职业联盟（Bund Geistiger Berufe，BGB）的组织。对外，盖斯泰格职业联盟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学者、科学家等专业人员的意志，旨在促进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政治党派，尽管诸多会员赞成左翼的观点。用赫希菲尔德的话来说，盖斯泰格职业联盟追求的是“在斗争的旗帜下……将激进知识分子统一到专业路线上来”。阿维德很快就加入了盖斯泰格职业联盟。

信任又变成了友谊。整个过程中，阿维德都没有意识到，赫希菲尔德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做记录。

盖斯泰格职业联盟并非不讲政治。实际上，它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在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加入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传播思想性影响”这一目的而成立的掩护组织。赫希菲尔德密切关注着这个组织，并将成员名单、会议纪要和成员身份送到了莫斯科。他写道，阿维德“跟我们走得很近”，“无论如何应该邀请他访问苏联”。

在结交阿维德的过程中，赫希菲尔德播下了种子，他希望日后能有所收获。而收获的日子已经到来。

间谍往往在外交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工作，亚历山大·赫希菲尔德也不例外。他的合法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同时还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the 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Ties Abroad，VOKS）的授权代表。有了这两个身份，他就能在与阿维德这种可能对苏联情报工作感兴趣的德国人结交的同时，巧妙地隐藏他在红军军事情报机构里的身份。

用苏联间谍之间的亲密行话来说，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邻居关系。因为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拥有相互交叉的管辖权——一个负责军事情报，一个负责外国情报——这两个机构很可能是对手，就像一对在父母面前争宠的手足同胞。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采取了合作关系。阿维德是一份重要资产，争吵会让他们一事无成。

3.

两个人找了一个可以自由交谈的地方。赫希菲尔德提醒阿维德，他在圈子里的工作正在置他于险境。如此公开鼓动反对希特勒，是相当危险的。通过与苏联情报机构展开合作，阿维德与希特勒之间的斗争会变得更有成效。

赫希菲尔德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但是，阿维德没有被说服。他是一名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不是莫斯科的间谍，他不会盲目地听从命令。

赫希菲尔德——耐心地——解释说，有些规则阿维德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他。例如，阿维德必须与左翼小组脱钩，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任何接触的联系人必须果断切断联系。

阿维德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认同这一点。那样的话，他不得不跟那么多旧友熟人，以及亚当·卡克霍夫这样的新朋友保持距离。理论上说，就算他切断这些联系，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在不被抓住的情况下向苏联传递情报。他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效的办法。他在间谍工作方面完全没有接受过培训。

我们会培训你，亚历山大·赫希菲尔德告诉他。这次会面后，赫希菲尔德写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送到苏联情报机构总部所在的莫斯科中心。毫无疑问，赫希菲尔德是个好间谍。阿维德把他当作自己在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那段辉煌岁月里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中心才会派他来游说。

4.

分配给阿维德的监控官员名叫瑙姆·贝尔金（Naum Belkin）。贝尔金熟悉阿拉伯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个经验丰富的国际化间谍，曾在也门、伊朗、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和西班牙从事秘密工作，身上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贵族气息。拍照的时候，他抬起下巴，高高地扬着自己那只窄小的鼻子。

贝尔金对阿维德讲解了他必须遵守的秘密规则。阿维德坚持认为，自己不希望被当作一个间谍。他可以代表地下反法西斯主义者，把秘密消息悄悄传到莫斯科，仅此而已。他不会收钱，也不会签署效忠苏联情报机构的誓词。

很多人认为，阿维德的不为所动达到了令人佩服的地步，但贝尔金或许不这么认为。效忠誓词对于间谍和间谍首脑之间建立关系来说十分必要。不过，无论贝尔金可能提出过怎样的反对意见，他都会以代号卡迪（Kadi）的身份，向莫斯科中心发出一份密电，确认自己已经成功招募到目标：经济部高级官员阿维德·哈耐克。

莫斯科中心打开文件袋，给阿维德起了个代号：巴尔特（Balt）。

我们身边的间谍

1935—1936年

1.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六个月时，玛莎·杜德来到了柏林，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一列浩浩荡荡的火车呼啸着驶入一座宏伟的车站，车站好似一座宫殿，带有一个高耸的桶状圆顶，堪称钢铁铸造的奇迹。玛莎用德语念出莱特车站的站名Lehrter Bahnhof时，意味着要去掉自己从前在芝加哥早已习惯的扁唇元音和鼻元音，她会尽力做好。她要承担新的角色。从她下火车那一刻开始，她就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她不再是芝加哥大学教职工中那个乏味的学者杜德教授的女儿，而是杜德大使的女儿。在外交领域，她的父亲已经处在了最高级别。一群人冲进站台里来迎接她——既有她自己的外交随从，也有记者和摄影师。闪光灯亮了，“一道道亮瞎眼的光芒”闪烁着，她双手捧着兰花，为他们变换着姿势。在他们眼里，她是公主。她头上戴着的小帽子就像是一顶冠冕。

两年。对玛莎而言，就是一次次如万花筒般的聚会、豪华晚宴和盛大茶会，出席者都是在德国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有亚尔马·沙赫特、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曾参加过一次的——希特勒本人。作为在被她称为家——一个房间贴着翡翠色花缎，另一个房间贴着深红色锦缎，还有一个房间贴着粉红色缎子——的那栋别墅的华丽墙壁上飞舞的一只蝴蝶，玛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野俯瞰这个政治舞台。她见过父亲与前来赴宴的美国国务院同僚秘密交流的场景。在她到达之后不久写给桑顿·怀尔德的一封信中，她如此写道：“我听到了国家机密。”一年之后，她有了更多可以吹嘘的内容。

语出中世纪有关针尖上能站下多少个天使的经院哲学命题。——译者注

不到两个星期前，我曾经听沙赫特说过一些会在报纸上成为轰动性头版头条的事情，它们也可能会让现有制度从头发生崩溃（这个嘛，当然会的）……我对英国人极有可能正在国际棋盘上操纵的肮脏把戏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下流坯……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势利观点，我感觉自己所发挥的作用，一如我在欧洲安全问题这个针尖上优雅的程度不亚于另外40万个天使语出中世纪有关针尖上能站下多少个天使的经院哲学命题。——译者注的平衡术。

其中的乐趣如气泡般咝咝作响，味道醇香，玛莎沉浸其中，把它当成香槟酒来大口狂饮。不过，她最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鲍里斯仍旧被困在莫斯科，而她仍旧疯狂地爱着他。他在信中反复暗示，希望跟她结婚。

玛莎不知道，她的这个苏联恋人已经结婚，在莫斯科有妻子和孩子。她同样不知道，鲍里斯是个间谍。

2.

1935年6月5日，也就是希特勒发表“和平”演讲两个星期之后，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代号“亚历克斯”（Alex）]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发了一封加密电报。

美国女子（玛莎·杜德）当前情况如下：她正在B市，我已收到她的来信，她仍旧爱着我，一心想嫁给我。

3.

六个月后，就在前往苏联大使馆出席盛大招待会期间，玛莎遇到了一个俄语口音很浓的黑发男子。他跟她聊了一会儿，自我介绍说叫德米特里·布克哈采夫（Dmitri Bukhartsev）。他说他是个记者，供职于《消息报》（Izvestia）。

在《消息报》的工作是他的掩护。他其实是个间谍，代号“埃米尔”（Emir）。

德米特里下巴松弛，眼神坚毅。他的记者职业引人注目，他曾在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担任过总编辑。玛莎觉得德米特里很好相处，跟他见了多次面。她和盘托出，对他讲了蒲立德大使所展现的“猪一般的贪婪行为”，她认为这个人不适合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她还讲了自己的父亲，透露了杜德大使写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的详情。她说，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女儿，她私底下掌握了大量类似的机密。德米特里当然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她才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标。

4.

不需要过多的劝说，玛莎就成为一名间谍。德米特里说，他将担任她的控制官。玛莎不知道控制官是什么意思，但她是个求知心切的学生，想要了解她需要掌握的一切。她告诉他，她正在“仔细”研读一本斯大林写的书。书是俄语的英译本，而她的老师具有渊博的知识。德米特里记下了她老师的名字——哈耐克。德米特里向莫斯科中心发了一封绝密级的消息。

玛莎说，她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秘密协助革命事业。她答应利用其位置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前提是必须消除暴露身份或败坏父亲名声的可能性。

恢复断头刑

1935—1936年

1.

虽然骇人，但是属实：断头刑又回来了。

希特勒政权恢复了这种可怕的惩罚方式，虽然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该刑罚已经被废除。截至1935年，有47种罪行被强制执行死刑，有2,539种罪行被推荐执行死刑。“罪行”的定义已经被扩大，其中包括“攻击国家共同体”，而“攻击”的定义也已扩展至任何人为反对希特勒而从事的任何行为。

断头刑的执行地点是柏林一家名为普洛岑泽的监狱。行刑手名叫卡尔·格罗普乐（Karl Gröpler），65岁，靠经营洗衣店过着朴素的生活。格罗普乐跟帝国司法部签订的合同上写着，他负责自带砍头所需的砧板、凳子和斧子。他就在监狱的院子里，以戏剧般的精准度实施断头刑。参加者通常包括来自法院的若干名官员、来自州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位代表、一位牧师、一位医生、一位来自普洛岑泽监狱的官员，以及若干名见证人，这些人看着头戴黑帽子、身穿黑色燕尾服、手戴无尘白手套的格罗普乐大步走到一盏明亮的聚光灯下。格罗普乐的助手，也就是三个年轻人领着囚犯走到凳子前，将囚犯的头摁到砧板上。州检察官大声宣读死刑判决书，随即法院的一名官员下达指令：“行刑官，行刑。”格罗普乐举起斧头，砍下人头。

1935年，79个男人和9个女人被格罗普乐砍头。

普洛岑泽监狱里的断头刑不是秘密。德国的报纸大幅报道了各种瘆人的细节，也占据了美国报纸的头条。

两个女子被控犯下叛国罪，她们的断头刑过程震惊了《华盛顿邮报》的读者。该报于1935年2月24日发表文章时，采用了适合通俗小报的大标题《希特勒阁下磨刀霍霍》。《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和《时代》杂志同样报道了此事。对格罗普乐那死神般的服装和他那双握着斧子的白手套的描述，让美国读者大饱眼福。一个观看行刑过程的监狱守卫提供了关于这两个女子的所有细节：穿着蓝色囚服，手腕被铐在背后，如何一个又一个平静地走到砧板前；如何没有像男囚犯那样被拖到架子跟前。“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守卫说道，“两个女子没有咕哝半个字。”

在德国，凡是《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个女子的名字，分别是巴罗尼斯·贝妮塔·冯·法尔肯海恩（Baroness Benita von Falkenhayn）和雷内特·冯·那兹梅尔（Renate von Natzmer）。这张受到戈培尔控制的纳粹报纸，针对她们受指控的罪行写了一篇非常耸动的头版文章。据这篇文章报道，两个女子被抓的时候，正跟一位波兰外交官低声交流军事机密，而机密涉及柏林一家工厂正在为德国制造的新型飞机。希特勒本人驳回了她们争取宽大处理的上诉申请。他警告说，叛国罪绝不姑息。

2.

在柏林成人夜校，米尔德里德继续教学生唱美国反抗歌曲。《约翰·布朗的遗体》现在尤其能产生共鸣。约翰·布朗被处死的方式，类似德国那些从事抵抗运动的人的下场：在虐待狂设计的绞刑架上被慢慢勒死。现在还不会，可到时会的，等他们被盖世太保抓住后。罪名？跟约翰·布朗一样：叛国罪。

很多从事抵抗运动的德国妇女，都将会被以一种近似于野蛮的方式处死：断头台。这些女人为什么不用绞刑？纳粹认为，弱势性别的脖子比较柔软，必须予以区别对待，刀子比绳子杀人更快。做出这样的区分，并视砍头比绞刑更为人道，这真是纳粹特有的邪恶。

这些故事都很恐怖，似乎就在米尔德里德身边传播着。关于叛国的故事，关于绞死的故事——还有关于砍头的故事。

3.

一个无头的人。米尔德里德听到这个故事时，吓得一阵阵哆嗦。几年前，当她前去拜访阿维德的堂兄恩斯特·冯·哈耐克的时候，对方给她讲了这个故事。

雪上加霜的是，恩斯特和安妮·冯·哈耐克（Anne von Harnack）住在一座修建于中世纪并带有地牢的石头城堡里。恩斯特领着她前往她的卧室，迷宫一样的长廊回响着巨大的脚步声。她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萨勒河在默瑟堡的山间蜿蜒流淌，而镇上的夜晚安静得让她可以听见老鼠来回地奔跑。

恩斯特告诉她，几个世纪前，在城堡里工作的一个男仆遇到了麻烦。他是触怒了君主吗？也许是吧。受到的惩罚和罪行相适应吗？也许不是。不管他的罪名是什么，反正就是刀起头落。现在，一个无头鬼在城堡的各个房间里不时出没。恩斯特说，尤其是你睡觉的房间。

米尔德里德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对德式幽默有一定的了解。她知道，恩斯特是在捉弄她。尽管如此，道过晚安之后好一阵子，她躺在天花板低矮的卧室里无法入睡，一个无头幽灵穿过冰冷的石墙，在她的床上方不停飘荡。恩斯特在她头脑里植入了那幅画面，现在，她已经无法将之消除了。

趁着清晨明亮的光线，米尔德里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坦陈自己再也不想在恩斯特和安妮的那座城堡里睡觉。

4.

一个春季傍晚，在柏林成人夜校上完课后，米尔德里德与一个名叫埃米尔（Emil）的学生在蒂尔加藤公园附近宽阔的陶恩茨大街（Tauentzienstrasse）上散步。他们一直走到柏林动物园边上的地铁站。埃米尔曾化名为艾姆克（Emko），为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撰写反纳粹的小册子，在盖世太保审问的过程中遭到过警棍殴打。埃米尔怀疑，自己可能受到了盖世太保的监视。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停止跟希特勒斗争。埃米尔想帮助圈子。他认识两个悄悄堆着一大堆禁书的书店老板。

埃米尔后来写道，米尔德里德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前方发生的骚乱。人们挤在一家电影院门口。党卫军把人们驱散到一边，大声呵斥他们快点走。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一个人走了出来。人群骚动起来爆发出欢呼声，仿佛那个人是一位偶像。

是希特勒。还有那撮邪恶的小胡子，以及那双极不寻常的蓝眼睛。

一个中年女子疯狂地高声喊着：“历史性时刻！”

米尔德里德和埃米尔继续默不作声地走着。他们来到地铁站，互相道别。我们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这是埃米尔的想法。他知道，米尔德里德也有同样的想法。无须多言。

5.

纳粹党关闭了柏林成人夜校。米尔德里德失去了主要的招募成员的渠道。

好几个学生问她，他们可否与她继续保持联系。有时候，他们会一起涌入一家咖啡厅，有时候又会结伴来到米尔德里德的公寓。她给他们烧水泡茶，就在那只白色陶瓷炉上烧水。他们坐在客厅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米尔德里德不时从沙发上起身往壶里添水，或者从被戈培尔的审查机构禁止的美国小说中大声地读上一段。她想让他们“以崭新的视角，看看德国最近的发展形势”。

抵抗

1935—1937年

1.

抵抗有两种形式：被动与主动。

被动型抵抗行为在德语里叫作Resistenz。拒绝挥舞德国的新式国旗——大大的卐字符旗帜——就是一个例子。拒绝说“嗨，希特勒”也是个例子。买火车票、进入商店——每次发生交易的时候，都有人等着你用这几个字来作为开始或者结语。有人敢于冒险，那么付完钱他就会遭到逮捕，在监狱里待上一段时间，或者更糟。有人找到一种替代法。说一句“上帝保佑”，就可以有效避开“嗨，希特勒”。

积极型抵抗行为在德语里叫作Widerstand。帮助犹太朋友逃出德国，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积极抵抗。写一页批评希特勒政权的小册子，把它塞进某个人的信箱或外套口袋，或者偷偷带进火车站，也是积极抵抗。对这些罪行的处罚方式，是要在集中营待上一两年。

阿维德从事的间谍工作，也是一种积极抵抗。

2.

至此接近一年的时间里，米尔德里德一直在主导圈子的聚会。阿维德很少有空，即便他能挤出时间参会，间谍规则也会让他左右为难。他被禁止跟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有联系，而圈子里正好充满了这样的人。

如果米尔德里德忙不过来，她在柏林成人夜校那位名叫卡尔·贝伦斯的新招募的成员会协助她。卡尔戴着一副金属边圆框眼镜，他睿智的目光跟阿维德有些相似，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他的生活一直很艰难。他有点夸耀似的说，他没有那种可以让他轻松加入俱乐部和精英圈子的家谱世系。

卡尔辞去了在煤气灯厂的工作。现在，他在生产电动机、蒸汽涡轮机、转换器、电缆、开关和保险丝的AEG公司做钳工。卡尔不知道，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AEG公司向纳粹党提供了60,000德国马克的资金。他只知道，工厂经营的业务看起来显得正常。他将几份名为《反击》（Der Gegen-Angriff）的地下反纳粹报纸偷偷带进了厂里。报纸的名字直接跟那份名为《进攻》（Der Angriff）的纳粹报纸针锋相对。

在一次会后，米尔德里德打开她那台蓝宝收音机，小心翼翼地调低了音量。她将耳朵凑到喇叭上。经过一阵阵爆鸣声和吱吱声，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罗斯福总统正在发表讲话。米尔德里德飞快地记录着。她将自己听到的内容译成德文，打印到一张纸上，之后就能做成小册子。圈子成员将小册子带进柏林的各大工厂，码放成小堆，等着被工人们发现。

3.

1935年9月15日，《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r）颁布。至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性行为成了非法行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同样是非法的。年龄在45岁以下，且有“德国血统”的妇女不能在犹太人家里工作，因为她可能引诱犹太男性与她发生性关系，从而生下混血儿（Mischling）。违反该项法律的犹太人面临的处罚有苦役、监禁和罚款。

《帝国公民法》（the Reich Citizenship Law）也在同一天颁布，其中十分明确地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公民之外。

这两部法律后来会被称作《纽伦堡法令》（the Nuremberg Laws）。现在，德国已经在犹太人边缘化、犹太人隔离政策、犹太人监禁和最终的犹太人清除上建立起明确的法律框架。

4.

米尔德里德将协助犹太人逃离。她很容易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她知道可以凭借跟前任总领事梅瑟史密斯和杜德大使的关系，发挥美国使馆这个纽带的作用——通过灵活巧妙的运作，帮助犹太人获得跨越德国边境所需要的签证。

一位名叫麦克斯·陶（Max Tau）的犹太编辑问她，能否帮帮他。于是，米尔德里德精心策划，帮助陶逃到了挪威。

柏林成人夜校的一个犹太学生在课后徘徊不走。他叫山姆森·克诺尔，希望逃到美国。同时，他有个亲戚也希望逃离德国。米尔德里德也小心谨慎地帮他们安排。

5.

1935年至1936年，在超过14个月的时间里，柏林的地下抵抗小组有2,197人被逮捕。1936年，全德国境内因分发反纳粹小册子而被逮捕的人在12,000人以上。

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成人夜校招募的两名成员也遭到逮捕。

卡尔·贝伦斯因为分发《反击》而受到指控。贝伦斯在狱中遭到审问和多次拷打，最终得以释放。审问他的盖世太保是个按规章办事的顽固分子，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贝伦斯也什么都没有承认。

威廉·乌泰奇被当场抓获。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小册子，将他拉到一座集中营，他在那里吃了一年的苦头。

6.

其他人没有停止。他们将小册子偷偷带进电话亭和地铁站，塞进他人的外套口袋里，或是塞进信封里。有人写地址，有人贴邮票，收件方有新闻记者、政客、大学教授和天主教会成员。

“我们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保密性，”盖革纳是一个即将与圈子形成交叉的地下小组，其成员君特·维森伯恩回忆说，“我们被分成若干个更小的小组，往众多工厂里分发小册子。”柏林的工厂充斥着大量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纳粹分子。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时常在一起并肩工作。告密现象比比皆是。如果维森伯恩将小册子递错了人，那么盖世太保就会闻风而至。

“我们的工作既激动人心，又让人大伤脑筋。”维森伯恩承认。

他们把会议伪装成鸡尾酒招待会、日常聚餐和生日聚会。“在外人看来，我们的聚会都像是交际性质的聚会，”一位名叫埃尔弗雷德·保罗（Elfriede Paul）的医生回忆道，“有人晚到，有人早走。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有特殊问题需要解决，或就某项具体行动制订计划，我们都会有意待到深夜。”

埃尔弗雷德·保罗同意在看完当天最后一个病人后，在她的诊所里召开会议。其他人则在地下室、阁楼、客厅里召开会议。

7.

1936年，盖世太保查获1,643,200份声讨纳粹政权的小册子。这一数字被严谨地写入记录，成为希特勒想要摧毁地下抵抗力量的一条证据。盖世太保获得小册子的方式多种多样：从反对者手里缴获，突击检查住宅时在抽屉里、墙壁后或者地板下找到，或者其他更为阴险的方法。

如果普通公民在信箱里发现小册子，可以将这一违法行为报告给当地警察局。盖世太保依靠这样的公民，协助小区的治安管理，铲除抵抗力量。随着检举揭发、道听途说、窥探偷听和痛斥声讨人数增加，盖世太保设计了一套分类系统，用以区分情报人员、真相人员、告密人员、对立人员、可靠人员和信息人员等。位于层级顶端的是被叫作“可信人员”（Vertrauensmänner）的精英信息员，在盖世太保的报告中会被标上“VM”。 VM是有报酬的盖世太保间谍，他们用代码写报告，再将其放入指定的邮政信箱。通常，他们会化装成希特勒的敌人。用间谍行话来说，他们是鼹鼠。最有技巧的VM会打入抵抗小组的核心层，跟各位成员交朋友，赢得大家的信任，了解他们的秘密，然后悉数报告给盖世太保。

8.

在1936年的头三个月期间，希特勒一直在向全世界说，他需要和平。

1月10日，他说：

没有一个德国人希望战争。

1月30日，他说：

正如我们一直在人民的家庭生活中宣扬和平那样，我们也希望在其他人之间形成一股爱好和平的力量。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

3月16日，他说：

我的目标是和平。

9.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3,300名士兵进入德国与法国毗邻的莱茵兰（Rhineland）地区。这次行动是对《凡尔赛合约》的又一次公然违背，该合约将该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德国不允许在此修筑防御工事，或在此训练部队。严格地说，如果有肩上扛着装弹毛瑟枪的士兵单脚踏入莱茵兰地区，都是对合约的违背。

那天，没有射出一发子弹。这次行动是一次表演，是一出强力大戏。希特勒警告过世界，德国再也不会受这份具有惩罚意味的合约的限制。他在赌，赌他能摆脱这份合约。

他如愿了。

10.

那个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

希特勒向推翻西班牙新当选民主政府的法西斯军事政变领导人弗朗哥（Franco）派送了德国士兵和军事装备。对于这笔交易，戈林欣喜若狂，将其视作检验他那支全新空军的大好机会。而德国民众在经过审查的报纸上看不到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字，在人民牌收音机上也听不到任何相关的消息，于是盖革纳圈子制作了一摞小册子。

一位名叫伊丽莎白·舒马赫（Elisabeth Schumacher）的犹太艺术家设计了小册子。她花费数个小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制作各种规格的小册子，将文字和照片进行缩小，使其适合邮票大小的纸张。“一夜又一夜，”埃尔弗雷德·保罗回忆说，“她将西班牙内战图像拍成照片，缩印着文字，甚至诗歌。”小册子包含了各种细节，如弗朗哥从希特勒手里获得的部队、坦克、潜艇和战机数量。这些细节来自一位在德国民航部任职的军官提供的多份绝密文件。这个人跟阿维德一样，伪装成纳粹分子，然后获取秘密。他名叫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26岁的他是盖革纳圈子的领导人。

11.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拜访了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的公寓。在位于沃伊尔施大街46号那间堆满了书的客厅里，他们三人就抵抗运动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一头金发的哈罗个子高瘦，他曾经在集中营里被关过一段时间，他那棱角分明的下巴和颧骨上的伤疤就是他受过折磨的证据。他的一只耳朵失聪，超过一半的耳廓被砍下。他的罪行是“准备叛国”。他出版了一份名为《反对者》（Gegner）的反纳粹地下报纸，后来党卫军突击检查办公室，捣毁了他们的印刷厂。党卫军把哈罗和《反对者》的另一个作家拉到了位于柏林郊区的一处集中营。在这里，他们被脱得一丝不挂，并被人用带有铅锤的皮鞭抽打。哈罗获释之后，他双肾的疼痛十分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而他朋友的伤情更为严重。他死了。

毫无疑问，哈罗·舒尔茨-博伊森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神性魅力的反法西主义者，但他让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感到一丝不安。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似乎过于明亮，闪烁着一种不计后果的杀气。他们认为，跟哈罗的联合可能“过于危险”。

恩斯特和恩斯特

1935—1937年

1.

“我把自己的复仇藏在了冷窖里。”刚从集中营里释放没有多久，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就对恩斯特·冯·萨洛蒙这样说过。哈罗在柏林一条拥挤的人行道上碰到了他。哈罗的脸严重扭曲，恩斯特一开始没有认出自己的朋友。“他的面貌跟从前大不一样了，”多年后，恩斯特在一份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他丢了半只耳朵，脸上布满几乎没有愈合的红肿伤口。”

2.

恩斯特·冯·萨洛蒙也在监狱里待过一段时间，虽然原因与舒尔茨-博伊森完全不同。1922年，他开着一辆偷来的车，装了几个前去谋杀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的人；1929年，他试图在国会大厦安放炸弹。自此以后，他写了四部小说。他的出版人是恩斯特·罗沃尔特。这个人是出版界大佬，创办了罗沃尔特出版社，身处社会关系和职业关系这张大网的中心，并把恩斯特·冯·萨洛蒙和米尔德里德联系在了一起。这张关系大网上有罗沃尔特直接负责的作者托马斯·伍尔夫和汉斯·法拉达（又名鲁道夫·狄岑），也有玛莎·杜德——她曾经邀请恩斯特·罗沃尔特和恩斯特·冯·萨洛蒙参加过无数次聚会，她希望拍过出版界的这两个人物的马屁之后，能帮她自己出一本书。

3.

“玛莎邀请我参加过她举办的招待会和聚会，”恩斯特·冯·萨洛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个高贵的客人戴着白手套，如同一道白光轻轻闪过，再轻轻地啜饮着鸡尾酒，吃上一片盖着剁细的浅色菜叶和香草的白面包。”

她的客人全都是些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举止优雅，对语言的掌握不尽如人意：有人穿着豪华的黑色外交部制服，这让人心情沮丧地想到党卫军，而好多客人真的就是党卫军。

这真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奇怪聚会。除了在柏林，没有哪里能看到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官员和党卫军暴徒跟一帮来自美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官混在一起。通常，恩斯特·冯·萨洛蒙独自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要么露出迷人的微笑，要么被玛莎·杜德风趣的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他“忧伤地觉得”玛萨的追求者们长得比自己好看。

恩斯特·冯·萨洛蒙跟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非常相像，除了手杖，他抽的葫芦烟斗也跟对方的几乎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已经出版的四本小说，加上他那个杀人犯的名声，还是让他的信箱里塞满了请柬。请柬“用的是最为昂贵的信纸”。这些“印制精美的请柬邀请他参加社交聚会，主办方有的是高层人士，有的是能量非凡的艺术赞助人，也有如日中天的革命组织，还有颇受敬重的国内外机构”。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聚会上，他要勉强咽下“似淡血水般的鸡尾酒”和味道寡淡的小饼干，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苏联大使馆在聚会上提供的“清澈伏特加、鱼子酱和冻鲑鱼”。“我很少喝醉，”恩斯特·冯·萨洛蒙回忆说，“罗沃尔特可不一样。”

4.

恩斯特·罗沃尔特陷入了困境。自1908年创办罗沃尔特出版社以来，他还没有经历过业务难以为继的险情。他的出版社不能出版作品的作者名单长得惊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只要跟左翼政党沾点边的作者都会被加到名单中，犹太人，或者看似同情犹太人的作者同样如此。恩斯特·罗沃尔特感到自豪的是，他的美国作者名单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海明威，但是，就连海明威也注定会遭到纳粹党的禁止，他们已经认为他的《永别了，武器》过于批判战争，是一部危险的和平主义者创作的作品。罗沃尔特尽量跟那些已经逃离德国，居住在其他国家，如瑞士、法国和美国等地的作者协商合同内容，并绞尽脑汁规避那些不讲情面又总是非常愚蠢的纳粹审查员。

门口出现了两个皱着眉头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穿制服，但他们很明显就是盖世太保。

恩斯特·罗沃尔特个子大嗓门高，他把他们邀请到办公室后，以对待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时才有的亲切感，给他们递上了雪茄。而对方拒绝了。

“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恩斯特·罗沃尔特大声问道。

其中一个盖世太保极为简短地回答说，他们来是要搜走所有的《巴比特》（Babbitt）。这是一部小说，但是，从这个德国人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像是“巴别特”。

恩斯特·罗沃尔特打开一瓶杜松子酒，给自己倒了一杯——没给两个盖世太保倒——十分舒坦地靠到了椅子上。“出版社不是一个写稿子、打印稿子、印刷书籍、装订成册，再上架售卖的地方，”他说，“而是一个你们也许叫作‘管理总部’的地方，也就是监控和管理上述各项不同的行为，或者说是房子的屋顶，而里面是一系列专业生产形式。”他呷了一口杜松子酒，继续迷迷糊糊地说道，“因此，你们要是想搜查‘巴别特’这本书，你们得去那个能够找到它的地方，比如，印刷厂或者书店，而不是来我这里。此外，‘巴别特’的出版人不是我，而是几年前就已经被关停的特朗斯梅尔出版社（the Transmare-Verlag）。还有，‘巴别特’不是你们要找的那本书，那本书的作者是辛克莱·刘易斯。你们想找的作者其实是厄普顿·辛克莱，我同样不是他的出版人。这么多年来，他也没在德国出版过作品。”

两个盖世太保的脸上出现了迷惑的神情。其中一个人说道：“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必须用一下电话。”

他们离开之后，恩斯特·罗沃尔特满脸笑容地走出了办公室。偷听到这场谈话的几个编辑十分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老板，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罗沃尔特对盖世太保撒了两个弥天大谎。厄普顿·辛克莱不是《巴比特》的作者，辛克莱·刘易斯才是。罗沃尔特确实出版过辛克莱·刘易斯写的几本小说，这位作者在1930年就荣幸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让罗沃尔特极度骄傲的是，自己很有远见，事先获得了辛克莱·刘易斯所有作品的出版权，他已经安排自己的儿子海因里希·雷迪格-罗沃尔特负责此事。

5.

自米尔德里德、海因里希·雷迪格-罗沃尔特、玛莎·杜德和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挤进那辆福特折叠式敞篷轿车，前去乡下拜访鲁道夫·狄岑，或者叫作汉斯·法拉达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次旅程之后，米尔德里德一直想知道，自己跟鲁道夫的谈话会不会对他产生积极影响。一开始，看似如此。他不再迎合纳粹的审查员，还在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全新的决心：“我不会隐藏任何东西，我不会闭上眼睛。”

但是，他的决心很快就消磨殆尽。每当鲁道夫·狄岑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到了自我意识的约束。他无法不去想作品的受众。纳粹审查员侵入了他的脑海，在他的打字机上方不停地盘旋，对他每一个几近成形的想法进行谴责和审查。文字变得结结巴巴，没有了生命力。写作的压力把他完全击垮了。

1935年4月29日，狄岑宣布“我不再写作”，并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他的妻子苏斯替他收拾好行李箱，把他送到了柏林的夏利特医院（the Charité hospital），他目前正在治疗幻觉。负责治疗狄岑的精神病医生是卡尔·邦赫费尔，也就是阿维德的表亲迪特里希和克劳斯的父亲。

6.

1936年的一天傍晚，恩斯特·冯·萨洛蒙站在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公寓的玄关。恩斯特不是一个人。他的女朋友伊莱（Ille）跟他站在一起，还有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他们因为哈罗而来。米尔德里德今晚要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他收到了邀请，然后叫上了恩斯特和伊莱一同前来。屋子里，正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欢聚。

哈罗上次来这里，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希特勒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弗朗哥的军事援助有增无减，哈罗阻挠元首的努力同样如此，但是他对盖革纳圈子只字未提，也没有提到为恩斯特·冯·萨洛蒙等朋友制作的小册子，因为这些人的忠诚度难以捉摸，无法确定。哈罗知道，恩斯特憎恨纳粹，尽管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对保守观点持同情态度，曾经为右翼报纸写过文章。

哈罗跟恩斯特和伊莱住在同一个小区，他们常在星期天开着一辆时髦却破旧的轿车来到万塞，在微风吹拂的湖泊上奋力地划着他那艘帆船。哈罗有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一头麦穗色头发，总是带着一脸迷人的微笑。他的伤疤消得很好。他既长得帅，又行事谨慎。恩斯特察觉，哈罗似乎正在替德国民航部做什么事情，于是追问了一番。

“我就是往地图上插旗子，”哈罗苦笑着说道，“就是在又旧又丑的地图上插一些非常漂亮的彩旗。”

前门开了。米尔德里德做了自我介绍，邀请他们进屋。

恩斯特在社交聚会上跟她打过多次照面，例如在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聚会。他知道，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外交圈子里有一定地位”。

他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注意着公寓房里的家具，以及客人们正在交际的这个房间的大小。他看到了那个壁炉台，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正倚靠着它进行交流。一共有10多人，这是一个由外交家、作家、商人和希特勒政府部门的官僚组成的大杂烩。

大约一个小时后，恩斯特和伊莱道别，走向前门。

伊莱几乎难以控制自己。通常，她会等到来到街上才开始八卦闲聊。但在这一刻，门刚一关上，她就脱口而出：“我觉得完全不对劲。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伊莱讲起了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非常随意地讨论问题”的方式，“……好吧，单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就随时会让他们掉脑袋”。

恩斯特一言不发。他们走下四段楼梯。“答应我！”伊莱大声说道，“你要答应我，我们再也不要来这里！”

外面一片漆黑。他们沿着沃伊尔施大街，朝家的方向走。

“他们就站在那里，个个穿戴讲究，看起来很体面，他们就开始讨论‘沟通的交叉渠道’——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伊莱停了一下，明显是被吓住了。“在他们口中，”她继续说道，“希特勒和希姆莱就像是纯粹的傻子。”

伊莱偷听到，其中一位客人正在谈论苏黎世的“线人”。她看见他把一个“黄色信封”递给另一个人，后者看了她一眼，眨着眼说道：“严格保密。”

这是一句玩笑吗？或者，信封里装着什么秘密吗？当她小心翼翼地向这两个人做过自我介绍后，她才得知，其中一个人是“部务委员”，而另一个人是一名“副官”。他们当即把她介绍给一个“在党卫军”的朋友和一个“外交官”朋友。

伊莱一边回忆一边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她直视恩斯特。“告诉我，你能理解这一切吗？”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恩斯特回答道。

“还有，哈罗啊哈罗，好你个哈罗，”伊莱大声说道，“我听到他跟一个人说话了，他们当时正在讨论另一个人，他说的是：‘他也是个无聊的家伙，我们只能把他干掉。’哈罗！我们的老哈罗，跟别人说要干掉某人……但是，我不想再听见有人说要干掉某人这件事。我不想听见！我不希望这里发生你干掉我，我干掉你这样的事情，谁干掉谁了？我就是不想看到！”

“我也不想看到。”恩斯特说。他现在只想回家。他不想站在大街上，跟人讨论把谁干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他们要发起一场革命。”

恩斯特和伊莱已经走到了沃伊尔施大街上。他让她只管走路，但她就是不动。她在黑夜中大声嚷嚷：“我受够了革命！”

7.

恩斯特·冯·萨洛蒙决定断绝他跟哈罗·舒尔茨-博伊森的关系。他向伊莱发誓，他再也不去万塞划船，也不再去斯普雷瓦尔德（Spreewald）划独木舟，甚至不再跟他们那位德国民航部的朋友说话。

但是，他想先去告个别。

恩斯特和哈罗互说了几句俏皮话。接着，恩斯特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哈罗，他从事抵抗运动会十分危险。还有——他们这是要叛国。他是在“犯罪”。

哈罗脸上迷人的笑容消失了。他睁大了眼睛。

“坐以待毙，”哈罗说道，“才是最大的犯罪。”

8.

1937年，哈罗·舒尔茨-博伊森的抵抗小组只有六个人。如果盖革纳和圈子能够并肩战斗，他们就可以扩大自己的范围，但是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一直很勉强。就目前来说，这两个小组需要单独跟法西斯主义做斗争。

尽管如此，一根链条正在逐渐形成。

1937年，格莱塔·洛克怀孕，与男朋友结婚。亚当·卡克霍夫形成一条链条，把他的塔特抵抗小组和圈子连在了一起。

三年之后，当世界燃起战火时，盖革纳圈子将成为这根链条上的第三环。

身份危机

1936—1937年

1.

住在沃伊尔施大街46号的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收好了自己的行李。他们又要搬家了。还是这条街。公寓就在往北的几个街区之外，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离得很近。米尔德里德在信封上写下新的地址——沃伊尔施大街16号——寄给了母亲。

他们新搬入的公寓跟盖世太保总部毗邻，这让人感到有点紧张。只隔着一英里。米尔德里德经常看见盖世太保开着车进入她所在的小区。他们有时穿制服，有时候不穿制服。他们坐着黑亮黑亮的奔驰轿车，像一只只邪恶的甲虫满大街乱转，很难不看到他们。

2.

柏林人都知道，盖世太保对每一个可能威胁到希特勒政权的煽动闹事者或疑似煽动闹事者都存着一份卡片式档案。米尔德里德不知道，她的名字是否也在这些卡片上。可能在，也可能不在。

现在，她每天都有可能听到盖世太保敲她房门的声音。或者，可能在她打开信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封信，要求她前往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Prinz-Albrecht-Strasse）8号报到，接受讯问。这封信将会让她遭遇前所未有的麻烦。如果不去盖世太保总部报到，她可能会被逮捕。如果她去盖世太保总部报到，还是可能会被逮捕。

每个小区都设立了纳粹的“街区管理员”。米尔德里德经常看到，管理员穿着带有黄色条纹和红色肩章的褐色制服，在人行道上来回溜达。如果这个人发现她把小册子塞进电话亭，或者听到她在批评希特勒，会把她的信息上报。街区管理员是盖世太保的耳目。现在已经设立了20多万个街区管理员，这个数字很快就会达到200万。在柏林的各大工厂，由领班发挥街区管理员的作用。在武器制造厂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工作的一个工人回忆说：“你什么也不能说，因为领班随时都站在你的身后。”

她的许多朋友已经失踪了。他们是藏起来了，等着看盖世太保将撒下一张怎样的大网吗？还是被捕了？如果他们正在某个地方的监狱里遭罪，那么米尔德里德也根本无法知道。如果圈子里的某个人缺席某次会议，她完全有理由做最坏的假设。

3.

希姆莱原本是个残忍的鸡场场主，因为担任党卫军头目并策划修建集中营而崭露头角，领导着这个纳粹警察国家的迅速扩张。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是党卫军的机构之一，将逐步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会合二为一，取名为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最终，保安局和安全警察将合并成一个名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or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的中央机构，这个规模庞大并持续扩张的官僚机构划分为7个主要司局和至少100个处科级部门，目的是集中摧毁德国的所有敌人，无论它在境内还是境外。

戈林又担上了几个新的责任。他已经拥有了不少官方头衔，例如普鲁士内政部长、民航部长、原材料及外汇委员、空军总司令和帝国狩猎与森林部长。1936年10月18日，希特勒让他负责“四年计划”，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促进就业，刺激煤炭生产，集聚橡胶、金属和燃料，让德国经济在四年之内整体实现自给自足。戈林立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邀请与会的人员来自希特勒的政府部门，以及包括I. G.法本在内的德国大型公司的多位巨头。

我们即将面临的战役需要大量产能……我们已经做好了发动的准备，我们已经处于战时状态。唯一缺少的就是实弹射击。

四年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德国发动战争做准备。希特勒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

正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生产70万或80万吨石油，我们也能实现生产300万吨。正因为我们现在每天能够生产数千吨橡胶，我们就已经能够每年生产7万或8万吨。正因为我们将铁矿石产量从250万吨提到了700万吨，我们也能够处理2,000万或2,500万吨德国铁矿石，如有必要，甚至能够提到3,000万吨……

因此我确定以下任务：

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之内达到可战状态。

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适应战争需求。

4.

经历过痛苦挣扎后，阿维德加入纳粹党，成为第4153569号党员。他的伪装已经完美无缺。

德意志人俱乐部的多位成员将阿维德视作自己的朋友。有的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有的是天真的机会主义者，还有的属于地下抵抗组织。其中也有人成了他的线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相应地感到成绩斐然。这个坚决不愿意被当作间谍的德国人终于证明，他是个经验老到的付费间谍，机敏而富有成效。阿维德档案里的报告显示，他一直在向莫斯科中心提供高级别情报，其中包括：

关于德国货币和经济的重要文件材料

德国所有海外投资的秘密汇总表

德国外债

可能向德国输入的秘密商品清单

5.

与此同时，米尔德里德一边披着自己的伪装，一边令人信服地履行着一个纳粹妻子的角色。

为了保住在柏林成人夜校的工作，她按照要求加入了纳粹的教师工会，这是纳粹政权在1933年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现在，她通过加入美国革命之女（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协会——该协会要求她提交了一份血统谱系证明——并在该组织的柏林分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雅利安身份。在与阿维德的同事们一起参加的社交活动中，她显示了自己能够不露痕迹地变成他们所认可的妻子角色，同时假装自己是个像丈夫那样忠实于纳粹的美国妇女。

从所有迹象来看，纳粹分子被糊弄了，就连莫斯科也意识到了她所扮演角色的有效性。在一份呈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备忘录中，她被表述成

胆子大、个子高、蓝眼睛……典型的日耳曼人长相……明显的北欧型。

米尔德里德看似成为阿维德的完美补充，阿维德

同样长着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戴眼镜）……完全是日耳曼长相。

作为一对夫妇，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都与“男男女女的纳粹分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6.

她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她有时候是米尔德里德·费希-哈耐克，有时候又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费希。

她是个女人。

她是个妻子。

她是个美国人。

她有时是德国抵抗小组的美国领导者，有时候是抵抗小组里的德国人的美国妻子，有时候又是纳粹分子的美国妻子。

曾经，米尔德里德能够认出自己。现在，她已经无法认出自己。

这个过程的发生很缓慢，一步接着一步。当她面对镜子，看着那个凝视着自己的人时，她不可能说得出改变的确切时刻。她还是那个人，或多或少——头发、皮肤、鼻子、下巴——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眼神是否过于明亮，暴露出一丝丝担心？并不是一直这样，只是在某些奇怪的时刻，在她觉得没有人注意自己的时候？

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米尔德里德登上轮船，回到了家乡。

第七部（1937—1939年）

归乡

1937年

1.

米尔德里德的昵称。——译者注

他们看到的米丽米尔德里德的昵称。——译者注（Mili）已经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米丽。她显得很焦虑，很紧张。她在密尔沃基走路的时候，看起来不像是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而像个陌生人。跟人说话之前，她会先看看对方身后，再看看对方左右。在柏林，这叫作“德国式打量”——但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只知道，米丽的举止很奇怪。

他们已经七年多没有见到她了。她不能久留。她称这次回来是巡回演讲之旅，也就是说她还要去其他地方。她提到了几个城市：芝加哥、费城、纽约。演讲这个词让费希一家人觉得有些反感。演讲，就好像她要去要求别人怎么做。演讲，就好像她是个很傲慢的人。

马波·费希——大家都叫他鲍勃——带着她去看了那座奶牛场，他在那里租了一片地。鲍勃还记得她结婚的那天，当时家里的每个人都为她感到高兴，哪怕他们觉得，她跟阿维德结婚可能是个错误。现在，鲍勃·费希认为，家人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妹妹的奇怪举止正变得越来越奇怪，她似乎待在家里感到很不适应。她曾经很喜欢说笑话，现在呢，她甚至挤不出一丝笑容。

为什么米丽过了那么久才回来看他们，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可能猜过她现在回来的原因：她想母亲了。米尔德里德已经34岁，没有孩子。这让费希一家人觉得是最大的悲剧。米尔德里德一直有些顽固，但这不应该影响她怀孕生子。看看哈丽雅特，看看马里恩。米尔德里德的两个姐姐同样顽固，可她们加在一起已经有了6个孩子。再看看乔治娜，她养育了他们所有人，她还是个固执得哪怕生疮害病都拒绝吃药的人。

米尔德里德在鲍勃位于伊文斯维尔（Evansville）的家里住了几天，“他们说了不少知心话”，最后一个晚上，让他感到相当惊恐的是，她以近乎耳语的方式说，“她知道，她一离开德国就被跟踪，实际上是被人监视了”。现在。就在此刻，就在屋外。鲍勃·费希瞥了一眼窗外，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之处，他因此考虑到妹妹是不是疯了。

2.

米尔德里德没有前往火车站，这让弗朗西斯·贝奇（Francis Birch）感到十分不解。她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了他她到达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日期，并问他和他妻子是否介意她在他们家住一个晚上。他告诉她，当然不会介意。

弗朗西斯曾在韦斯顿高中暗恋过她。他们在高年级时曾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他们都是梅丽尔（Merrill）小姐新闻班上的学生，都为校报《韦斯顿微风》（Western Breeze）写过稿件，都报名成为年鉴编辑。他们有时会在餐厅同桌吃饭，他看着她为哪一种抛光餐叉适合吃沙拉而犹豫不决。她不同于他认识的富家小姐，也就是那些非常注重餐桌礼仪的女孩子。米尔德里德为《韦斯顿微风》撰写的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她聊天的话题也很宽泛。弗朗西斯尤其欣赏她喜欢“反思”并“关注所有的事情”。弗朗西斯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他会继续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完成一篇有关水银热力学的博士论文。

火车进了站，又开走了，喷出一股股蒸汽。弗朗西斯在站台上来回寻找米尔德里德。她给他寄过最近的照片，因此，他知道她现在长什么模样。她几乎没怎么变：还是麦穗色的头发，还是那双蓝灰色眼睛，眼神里既有柔情也有坚定的决心。

他回到家里，等待着电话铃声一直到深夜，他相信她会打来电话说一声抱歉，解释说自己弄错了火车时刻。但她没有打电话。那天晚上没打，第二天也没打，永远都没打。“非常奇怪，这不像是她的作风。”弗朗西斯后来回忆说。

3.

在纽约，米尔德里德住在一个大学同学那里。10多年前，她和克拉拉·莱泽尔（Clara Leiser）坐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一间教室里，一边听威廉·艾莱瑞·莱昂纳德（William Ellery Leonard）教授讲课，一边飞快地记着笔记。

克拉拉现在住在西村一栋狭窄的四层联排别墅里。克拉拉正在给莱昂纳德写传记，这本书12年前就已经动笔。她既一丝不苟，又丢三落四，抽屉和鞋盒里塞满了莱昂纳德寄来的信件、诗词、散文和便条。几周前，克拉拉开始为米尔德里德的到来做准备。她在写给莱昂纳德的信中说：

我是否告诉过你，米尔德里德·费希写信说她一月要来我这里？还问可否借住在我家，因为她身上带不了多少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住。

米尔德里德抵达圣卢克广场（St. Luke’s Place）16号的时候，克拉拉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米尔德里德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但让克拉拉紧张不只是她的神经兮兮。不知何故，米尔德里德似乎变得坚硬了，不似从前那般柔和。正如克拉拉所说，米尔德里德每天都“像着了魔似的进行晨练和晚练”。她在大学里认识的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她不知道，莱昂纳德会怎么看待这位“1937年的米尔德里德·费希”。她承认：

我羡慕她的意志力，甚至羡慕她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行自己的计划中发展出来的某种冷酷无情，不管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多么不讲道理。

抵达纽约几天后，米尔德里德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用克拉拉的电话打给了托马斯·伍尔夫。克拉拉知道，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日报》和《大陆邮报》上各发表过一篇描写他的文章。她知道，米尔德里德把伍尔夫介绍给了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玛莎·杜德，而且他们三个人一起参加过聚会，跟一帮作家和编辑四处闲逛。她知道，米尔德里德现在已经认识了伍尔夫的编辑，也就是斯基伯纳出版社那位颇受人尊敬的麦克斯维尔·珀金斯，这个人出版过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书。她还知道，米尔德里德希望趁自己在纽约的时候，前往珀金斯的办公室拜访。

克拉拉不喜欢听这些事情，一点也不喜欢。她有自己的文学抱负。

米尔德里德在克拉拉·莱泽尔家里住了整整14天。克拉拉在写给威廉·艾莱瑞·莱昂纳德的信中，满篇都是道听途说的贬损内容。她说，米尔德里德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她在‘演讲’活动中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与她结识而既感到高兴，又能获得巨大的好处”。

尽管心怀疑虑，克拉拉还是为米尔德里德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纽约聚会，邀请了50多个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其中有许多人从其他州专程赶来。

4.

米尔德里德已经变了。他们都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她的德语说得很流利，已经有了学者的范儿，他们知道的就这么多。尽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米尔德里德看起来并不开心。一点也不开心。那个与人为善、活力四射的米尔德里德，已经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她眼里的光芒已经消失了，被扑灭了。梅迪·艾默玲（Mady Emmerling）认为，米尔德里德看起来“受到了极度惊吓，显得谨慎而保守，似乎感觉一直有人在窥视着她”。多萝西·迈尔（Dorothy Meyer）试图跟米尔德里德展开一场友好对话。她曾经听说米尔德里德参观过苏联，她问起米尔德里德这趟旅程。

“我们还是不谈这个问题吧。”米尔德里德回答说。

后来，当米尔德里德跟她吻别之后，多萝西转身对丈夫说道：“我有种感觉，我刚才被一个纳粹分子吻了一下。”

不单是多萝西有这种想法。其他人得出了一样的结论。

5.

哈丽雅特邀请米尔德里德到马里兰州住了几天。她和弗莱德仍旧住在切维蔡斯的布鲁克维尔路，而米尔德里德高中最后几年曾在这里读书。

米尔德里德拎着一只箱子来到家门口。这次她的卧室还是她原来住过的那间，墙壁上贴着褐色的墙纸，有一大扇落地窗。透过窗户，她可以看到一片草地，以及那棵曾经是小树苗的榆树，如今已经长得又高又大。她放下行李箱，来到餐桌前与大家一起吃饭。哈丽雅特的女儿们已经长大了，马里恩22岁，詹妮——她现在更喜欢别人叫她简（Jane）——就要满21岁。

马里恩注意到了米丽姨妈的变化。她变得“有点拘谨，有点冷漠”，多年后马里恩回忆说。从前她一开口说出来的话都很深刻，可她现在有点“不在状态”。哈丽雅特也在琢磨她。她脸上的刻板和严肃加在一起说明，她是个纳粹分子。哈丽雅特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形，而她的丈夫也不知所措。弗莱德以一种他只有在教育孩子时才会用的强硬口吻不停地告诉米丽，不要回德国。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她告诉他，她做不到。为什么？他想知道。

接着，米丽说了句令人捉摸不透的话：“我手里捧着阿维德的人头。”

6.

米尔德里德离开的那天，哈丽雅特高兴地把她送走了。总之，算是高兴吧。米尔德里德已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不和，更糟糕的是，简已经完全被她迷住。看着自己即将满21岁的女儿对米尔德里德说的每个字都深信不疑，哈丽雅特就对她的这次到来生气不已。

乔治娜的震惊

1937—1938年

1.

美国不再是舒适的家园。米尔德里德这一行途中，她发现，她的朋友，甚至家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不管她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甚至威斯康星。人人都觉得她很奇怪。她在海外度过的岁月改变了她。首先人们不理解，她为什么要离开威斯康星，为什么一去不复返。这些美国人无法明白——他们又怎会明白？——德国现在正发生着什么。

我们看过报纸，哈丽雅特坚持说道，我们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

报纸上什么也不说，米尔德里德告诉姐姐。她点到为止，无法多说。

2.

简在门口徘徊，看着米尔德里德收拾箱子。她想知道关于柏林的一切，所有的事情。米尔德里德有点累——这次旅程让人身心俱疲——但是她侄女热情的好奇心唤醒了她内心的某种东西。也许让她想起了从前的自己。

3.

米尔德里德回德国之前，去看望了母亲。这次拜访的具体细节已经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所知情形如下：乔治娜·费希隐居在一个名叫瓦沃托萨（Wauwatosa）的小镇上的一座小房子里，该镇距离密尔沃基市只有一步之遥。

还有，她就要死了。

4.

现在，米尔德里德又回到了柏林。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感受到陌生人无言的凝视。她尽力地融入着，尽管如此，她还是显得非常惹眼。她的德语已经说得很好，但口音总是会把她出卖。

你为什么仍然留在德国？

米尔德里德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无数次向她提问的人——店员、街头陌生人——都无法信服她给出的答案：因为我的生活在这里。

阿维德在这里，圈子在这里，但是不得不承认，德国已经不是那个她曾经热爱的国家。残忍、冷酷、虐待，这些都令人恐惧。然而，她依旧抱着一线希望，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被打败。那些在政府大楼里迈着正步的纳粹分子可以被打败，权力的缰绳一定会从他们手中滑落。如果有机会，德国可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原型，成为公道、正派和平等的典范。这就是米尔德里德坚定不移的信念。

5.

读大学的时候，米尔德里德逐渐意识到，左倾政治为贫困问题提供了答案。一开始是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里，跟那些周五夜猫子展开激烈争论，这很快就强化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美国的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如果资本主义继续朝着这条路走下去，”她写道，“今后将会是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而普通人物资匮乏、生活悲惨。”

资本主义已经破灭，黑色星期二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愈加让她相信这一点。美国的命运已经注定，德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米尔德里德为自己在柏林看到的大量失业人员而感到绝望，那都是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呀。“96%的德国人没有财产，只能勉强糊口。”她在1931年2月写道。6个月后，她又写道：“在柏林，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苍白的面孔。”在他们中间，她常常看到像乔治娜那样的人。有时，她“走在夜晚的街头，看到一个女人，这个人的脸上带着您那种挣扎的迹象，”她向母亲坦陈，“我多想跪下去，亲吻她的衣服呀。”

苏联提供了希望。列宁关于性别平等必要性的著作让米尔德里德为之拍案叫绝。有学生来她的公寓的时候，她会冲到书架前，翻出这本卷边的书籍，大声地朗读某些段落。列宁怒斥“旧的、资产阶级的对女性的羞辱”。类似宣言比纳粹的观点不知开明了多少倍，而纳粹坚持认为，应该限制妇女的活动范围，她们只应该关注三件事情：孩子、厨房、教堂。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五个月，米尔德里德去了一趟莫斯科。“女性单独旅行有好处。”她写道。她当时29岁，深受列宁对未来女性的愿景的鼓舞：

妇女可以在她们所希望的任何领域工作……她们跟男性同工同酬。她们怀孕之后，工作会得到减轻，但工作不会被剥夺。她们享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以及在分娩之前和分娩之后的两个月里必要的护理。不强迫她们生育，鼓励她们采取节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她们堕胎。

她知道，自己的母亲对于列宁一无所知，于是她觉得应该给乔治娜上上课。她解释说，列宁是一位革命家，1917年领导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革命，结束了几百年来的沙皇专制统治。土地不再是富裕贵族的私产，而是还给了农民。列宁因此被很多人视作英雄人物。米尔德里德希望，她的母亲——一个正在过着苦日子而且今后将永远过苦日子的人，一个曾经操劳了一辈子并将会继续操劳的人，一个自始至终微不足道的人——也会把列宁视作英雄。

米尔德里德在信中写道：

我无法在一封信中说清楚整件事情——或者，就是很多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看清楚，我现在走的是一条正道。我敢说，我的身体里存在并蛰伏着爱情、体力、恒心、良心和深思熟虑这几种最好的力量，它们正在悄然而又有目的地唤醒我，推动我对某些东西做出反应，学习、思考和经验已经证明，而且现在每天都在向我证明，它们是有价值的。

学习、思考和经验已经让米尔德里德相信，德国正在遭受跟美国一样的道义疾病。掌权的人“只考虑自己和富人的灵魂”，忽视了穷人。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被打倒——资本主义也是一样。

6.

有一阵子，听得最多的是乔治娜的儿子。乔治娜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就搬到了鲍勃位于奶牛场上的那个简陋的棚子里。当她双手双脚的震颤变得越发明显后，她就搬到了位于沃瓦托萨的女儿马里恩家。她的声音也开始颤抖。事实是，她已经神志不清了。不管病情到了什么地步，她始终拒绝接受治疗。作为一个虔诚而坚韧的“基督教科学家”，乔治娜·费希除了喝一杯清澈的凉水，别的什么也不服用。

7.

1938年2月22日，乔治娜·费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管米尔德里德有多少次回想起母亲已经离去的事实，她的悲伤都不亚于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悲痛无法估量。

米尔德里德一个人去了巴黎。在塞纳河以北的某个地方，她迷了路，碰到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子，于是她用仅会的几个法语单词问路。

女子用德语回道：“你是哈耐克夫人？”

这位女子是莫娜·沃尔海姆（Mona Wollheim）。她们是位于基森的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的同班同学。但是，米尔德里德似乎并不记得此事，或者不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莫娜对她的奇怪举动感到不知所措，以至于很多年后一直记得这件事。

恋爱中的简

1937—1938年

1.

哈丽雅特告诉简，两个月，就这么长，然后你得坐船回到美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哈丽雅特已经为简安排了一份九月的工作。

2.

1937年6月17日，21岁的简·艾希（Jane Esch）登上开往汉堡的圣路易斯号客轮。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她按照德国人的方式书写日期：日、月、年，即17/06/1937。她已经在改变着事物的顺序，以尽量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她在信中附上了当日的菜谱（看到没，菜谱——我是说“菜谱”的德文是Speisekarte。）她已经开始炫耀自己的德语。

3.

简在火车上写下了第二封信，德国的乡村景色让她十分着迷。“这里的奶牛看起来跟我们那里的一样嘛。”她写道。

土地肥沃黝黑……所有东西都像是摆在那里的微缩版，一切都整整齐齐，规划得非常精确。整齐的砖砌小型农舍，装饰得比我们那里好多了，还有那些砖砌的马厩。土路两旁全是树，就像是让孩子们玩耍的乡村玩具模型。

火车抵达柏林，涌出一大批乘客。除了偶尔前往她父亲工作的华盛顿特区，简从未走出过切维蔡斯。她剪短了头发，刚好跟下巴齐平。她用卷发棒烫卷发梢，让它们向上翘着。

4.

在信中，简尽量用语言描述着她所经历的严重的文化冲击。₂₆/₆/₁₉₃₇

过去几天，我一直在柏林闲逛，熟悉情况。这真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城市，了解它真是一件趣事。这里的女人又胖又不爱干净。她们的鞋子和袜子难看死了。这里有好多金色头发的人，比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多得多。₉/₇/₁₉₃₇

这里的咖啡厅有个好处，那就是外面的桌子你想坐多久就坐多久，你可以在此写作、阅读、闲聊等。他们似乎希望人们这么做……无论你走到哪里，餐厅都不供应柠檬水或者潘趣酒，而是供应波烈酒，它的发音是“波-烈”。₉/₈/₁₉₃₇

过去几天，这里一直热得难受。他们说，这次高温来自美国，就像女子在街头抽烟、穿短裤深更半夜在啤酒馆高声吼叫等，都是美国货。总而言之，他们对美国人就是这种看法！钱多，没有责任心，口音难听，大声喧闹，爱化浓妆……拜托，等我回家的时候，别再给我做什么水煮土豆——拜托了！

简只咬了一口米尔德里德煮的土豆，便乐呵呵地宣布，从今往后她要自己负责煮饭。简同样兴奋地负责采购家用。“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善于跟德国人讨价还价，”她写道，“今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买了两块猪肉，花了60芬尼，而不是70芬尼（两个半芬尼相当于一美分）。然后，我为米尔德里德和我自己做了一顿饭，我还洗了碗。”

阿维德在部里工作得很晚，很少在家吃饭。

米尔德里德已经逐渐习惯一个人吃饭，比如开个罐头，热一下。不过，现在她又开始享受这个21岁侄女甜蜜而活泼的陪伴了。简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从容。

5.

在写给父母的每一封信中，简都要欣喜若狂地报告自己跟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度过的时光——听音乐会、看戏剧、有趣的讨论，以及周日跟朋友和亲戚在乡下漫步。

“几天之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去看了阿维德几个姓戴布流克的朋友，”简写道，“一大家人都在——有一位老妈妈，大约有七个成年的孩子，他们都有了丈夫和妻子。我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七个孩子之中，有一个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的名字叫马克斯（Max）。他不仅是阿维德的朋友，还是他的表亲。马克斯坐在简旁边，给她讲了家族的谱系结构。她假装听懂了。她感到很茫然，没法集中注意力。马克斯·戴布流克31岁，长得很帅。他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刚刚拿到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他告诉简，他在哥本哈根求学的老师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今年九月，马克斯即将前往加利福尼亚，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从事一项重要研究。

当马克斯问“我能带你去听音乐会吗？”的时候，简的心怦怦跳了起来。

音乐会在一座空旷的教堂里举行，这座教堂历史悠久，早在马丁·路德出生之前就有了。一架嗡嗡作响的管风琴演奏着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简的心跟着它一起起伏跌宕。马克斯·戴布流克与她一起坐在长凳上。几把小提琴加入管风琴，一起演奏到高潮部分时，马克斯·戴布流克的嘴唇颤抖着。她觉得自己可能恋爱了。

6.

简那张回程票上的日期是8月22日。直到那时，她都会尽可能地排满日程。马克斯想带她去参加舞会，另一个爱慕者想带她去参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宫殿。米尔德里德想带她看遍柏林的河流、湖泊和运河。

8月12日，米尔德里德带她去了一趟图林根（Thuringian）乡村。简望着“那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纵横交错的绿色原野……天际线上，一座座蓝色的雾霭笼罩的山峰”。

8月13日，米尔德里德带她去了魏玛。歌德、席勒、李斯特曾经住过的房子令简深深着迷。简直难以想象，她居然可以坐在李斯特的钢琴前弹奏一曲，她的手指触摸到的正是那个伟大的作曲家的手指爱抚过的象牙琴键。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道：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登上轮船。如果我不再写信，那是因为我要尽可能地抓住最后的时光去游览。的确有太多东西值得去看！

7.

但是，她没有登上轮船。她决定留下来。一个星期后，她参加了一次周日漫步活动，并坠入了爱河。

在一条林荫小路上，与她并肩而行的男子35岁，跟米尔德里德同龄。他们正走向万塞的一座湖泊，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曾在那里租住过一套公寓。这名男子算是位经济学家，跟阿维德一样；他的英语发音带有一点恭顺，跟阿维德一样——时断时续，语气温柔，“万塞”里的“w”音听起来像是不太响亮的“v”音。

他望着她的样子让她完全忘记了马克斯·戴布流克。他个子高大，肩膀很宽，眼睛蓝得像无云的天空。

他的名字叫奥托。她从来没遇到过叫奥托的人。她把他的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奥-托，奥-托，奥-托——让她着迷的是，这个读音要噘起双唇，仿佛要接吻似的。

8.

简写给父母的这封信有好几页纸，其中她大致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要一边学习德语，一边教授英语。她要去读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史。六个月后，她会坐船回到美国。

9.

9月3日，她和奥托一起去游泳。湖水很明亮，湖里有天鹅。德国的天鹅跟美国的天鹅看起来不一样，虽然她说不太清楚到底怎么不一样。而德国和美国年轻女子之间的差异倒是很容易列举。

简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德国年轻女子。

当你想去游泳的时候，你会扭动着脱掉内衣，然后漫不经心地套上泳装，整个过程都在外衣的下面进行。不管周围有没有人，这都关系不大。

游完泳，简用毛巾擦干身体，躺在奥托的身边。她在信中没敢提到他。

10.

“最近，我一直跟阿维德在经济部的一个朋友一起去游泳。”两个月后，她如此写道。

他是个经济学家，已经写了几本书，这个学期在柏林大学教授统计学课程，下个学期要讲授欧洲的经济形势。此外，他还长得很帅。

奥托最近带她去爱斯普兰纳德酒店（the Hotel Esplanade）参加了一次舞会，这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气派大楼。

房间里挂着一盏盏像大闪光球似的水晶吊灯。雪白的墙壁看起来像婚礼蛋糕。

简的脑海里想象了好一阵子婚礼的场景。九天后，她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我所附照片上的人是奥托·唐纳（Otto Donner），就是我在上一封信中提到的那个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就要打算结婚了。

我可爱的姑娘

1937—1938年

1.

哈丽雅特火冒三丈，而米尔德里德欣喜若狂。

2.

哈丽雅特给简写了一封信。她一开始就写道：“我可爱的姑娘。”

度过我一生中最煎熬的几个夜晚后，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应该坦白地告诉你。我了解你，知道你很冲动，你有强烈的感情。我也知道，不管结婚还是单身，你一生中都会经历多次爱情……

你要么必须像米尔德里德那样选择不要孩子，但这样会失去生命里巨大的满足感；要么你只能听天由命，你对孩子们的所有爱都是徒劳，他们无疑会成为欧洲战争的牺牲品。

在写给米尔德里德的信中，我明确地请她暂时不要催你回柏林，多给你些时间好让你自己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毕竟，美国有的是优秀男人，他们的素质一点也不比欧洲人差……

因此，我那个暖心又热情的孩子，如果你这辈子还会听我一句话，请就听这句。请在你结婚之前回家一趟。

3.

简没有回家。21岁的她坠入爱河，将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与奥托结婚。

4.

在一封写给马克斯·戴布流克的信中，简向他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马克斯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研究果蝇的同源染色体。他对物理学的痴迷已经让位给了生物学。他会彻底逃离希特勒，在美国度过职业生涯，所开展的研究也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

马克斯的哥哥尤斯图斯·戴布流克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继续留在了德国。

1938年，尤斯图斯·戴布流克正在学习法律，并密谋推翻纳粹政府的各种计划。其中一项计划是重中之重：尤斯图斯·戴布流克将与恩斯特·冯·哈耐克、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克劳斯·邦赫费尔和汉斯·多赫南伊一道，于1944年密谋一场暗杀希特勒的行动。

简将会认识他们所有人——尤斯图斯、恩斯特、迪特里希、克劳斯和汉斯——但她不会知道，他们已经在从事抵抗运动。沉浸在幸福中的她不会察觉，竟然有抵抗这么回事。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周日漫步活动带有隐秘的目的：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以此为掩护，来获取或传递从希特勒政府各部门偷偷流出来的信息和绝密情报。

一个星期天，米尔德里德、阿维德、简和奥托背包前往万塞。他们绕着一座小湖徒步，简一直在练习说这个湖泊的名字“小万塞”，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可以铺开野餐垫的地点。简凝视着手上的结婚戒指，她还没有看得太习惯。

他们在阳光下吃起了三明治。

奥托的父亲是个铁匠。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记住了他的工人阶级家世。简从来没有怀疑过，奥托·唐纳是他们的线人之一。

圈子中的圈子

1937—1938年

1.

沃尔夫冈·哈维曼从未忘记他和阿维德舅舅一起观看火把游行的那个晚上。从那时起，他就加入了圈子。在法学院期间，他一直很低调，跟那些狂热的纳粹学生并肩而坐。他跟他们聊天，对他们讲的笑话报以大笑。没有人猜到，他在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学生们没有猜到，教授们没有猜到，就连他自己那个跪舔纳粹的父亲也没有猜到。

随着圈子的扩大，他们为免遭逮捕而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大家都明白，被抓住可能就意味着死亡。”沃尔夫冈回忆道。

我们通常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我们用的是化名，即便有人被逮捕，也只能告诉他们，自己是跟“库尔特”（Kurt）在一起。而他们根本找不到库尔特。

阿维德不知道，沃尔夫冈是否适合做间谍工作。米尔德里德也不知道。

沃尔夫冈同意米尔德里德把她用来制作小册子的打字机藏在他的公寓里，但他对间谍工作并没有把握。不过沃尔夫冈迟早会打定主意，莫斯科中心将为他安排好代号：“意大利人”。

2.

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成人夜校招募的两个成员签约成为间谍。

卡尔·贝伦斯在AEG工厂已经升职。作为新晋升的机械工程师，卡尔处在了理想的位置上，可以偷偷拿到AEG为希特勒的战舰制造电动马达和蒸汽涡轮的图纸。莫斯科中心给他安排了代号：“笑脸人”。

被拉到集中营后，威廉·乌泰奇经受了一连串的拷问。分发小册子这样的犯罪行为表明，他是抵抗组织的人，但是想从他身上拷打出真相的党卫军卫兵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获得释放后，找到米尔德里德并向她保证，他没有透露有关圈子的半点消息。他所遭到的酷刑和监禁让他相信，他们应该拿起手中的所有武器同希特勒做斗争。莫斯科中心给他的代号是：“工人”。

3.

至此，阿维德已经和德意志人俱乐部的若干个线人结交为朋友，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提岑（Titzien，代号“阿尔巴尼亚人”）的人、一个跟纳粹军方有关系的大亨、汉斯·拉普（Hans Rupp，代号“土耳其人”），以及I. G.法本公司的一位高级会计。阿维德还发展了巴伦·冯·沃尔佐根-纽豪斯（Baron von Wohlzogen-Neuhaus，代号“希腊人”），他是阿维德原来在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的一个熟人，刚刚获得任命，在负责监管陆海空军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德文：the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英文：High Command of the German Armed Forces）担任高级官员。这些德意志人俱乐部的线人加在一起，为阿维德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有关希特勒做着战争准备的消息，正如他在四年计划中所说的那样。

1936年，阿维德的控制官瑙姆·贝尔金前往西班牙任职，因此现在由间谍头子鲍里斯·戈登（Boris Gordon）负责直接监管阿维德。

4.

鲍里斯·戈登同时负责监管米尔德里德。

米尔德里德已经被选为美国女性俱乐部的主席，这个机构里全是些外交官的富太太。作为各国驻柏林大使馆举办的正式茶会和聚会上的受邀嘉宾，她时常跟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有所接触。米尔德里德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使她尤其深受欢迎。她与希特勒政府最高层级官员的交往也同样如此：那些尽职而轻信的纳粹分子丝毫没有察觉她内心的真实想法。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时期，她曾四次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心为她建立了一份档案。她还曾两次独自前往莫斯科。她的提包里装着一张对折的纸片，上面罗列了一串地址，她循着地址前去拜访那些等待着她的朋友。其中一个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跟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GRU）展开合作，计划“利用她在芬兰开展工作”。米尔德里德是否执行了这项任务不得而知，关于她的大多数档案至今仍然保密。

戈登给了米尔德里德一个代号：“日本人”。莫斯科中心将一张照片放进她的档案。

如今我们仍然不知道，米尔德里德跟戈登是否见过面，是否知道他给她起的代号。从所有已知记录来看，米尔德里德暂时还没有跟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接触。她一心专注的是自己那个圈子。

5.

圈子态度很乐观。他们认为，希特勒可能想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可能他还没来得及开第一枪就会被拦下。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

差点有了孩子

1937—1938年

1.

在阿维德向莫斯科悄悄传递军事秘密的同时，米尔德里德找到了一份工作，替总部在柏林的吕滕及洛宁出版社（Rütten and Loening）担任文学探查员。这份工作是个幌子，她可以借此巧妙地前往其他国家会见联系人，而不至于引起盖世太保的不满。

她去了挪威、丹麦、瑞士、法国、英国。

她有时独自前往，有时跟阿维德一同前往。有时，她会在到达之后再跟阿维德会合。

然后，她就坐在某个房间里。她是唯一的美国人，其他在座的都是欧洲人，他们自认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同志或者革命者，正在进行一场他们所认为的反法西斯主义国际斗争。希特勒不是唯一的威胁，法西斯主义正在欧洲大步前进。墨索里尼正在对意大利实行独裁统治，弗朗哥也正在西班牙内战中大肆屠杀平民。各地的民主似乎都在遭到颠覆，这是个铁拳独裁者当道的时代。

在巴黎，米尔德里德、阿维德和一群共产党员坐在一起。跟他们之间的联系，让阿维德置间谍规则于不顾。他不在乎，他要冒这个险。在他看来，他不是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而是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者。

米尔德里德眼前的阿维德正发生着转变。那个与她结婚的谨小慎微的研究生，正在蜕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他甚至买了一辆摩托车。

2.

阿维德的堂亲表亲也继续逐步深入参与抵抗运动。

迪特里希·邦赫费尔逐渐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同，他是个强烈反对希特勒的德国牧师，连圣雄甘地都邀请他前往印度会面。在德国，迪特里希组织了一个有2,000名牧师的忏悔教派（德文：the Bekennende Kirche；英文：Confessing Church），与新教教派的纳粹化针锋相对。盖世太保逮捕了该教派的800多名牧师。

任职于汉莎航空公司的克劳斯·邦赫费尔已经被提升为法律部的主任，正在帮助米尔德里德、阿维德，以及其他至少十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在德国境外拓展联系人范围。汉莎航空公司拥有飞往欧洲各大城市的多个航班，这为以商业航班为幌子的经常性情报传递活动提供了条件。

3.

汉斯·冯·多赫南伊——就是跟迪特里希和克劳斯·邦赫费尔的妹妹克里斯汀（Christine）结婚的那个人——一直在细致地收集纳粹自1934年来所犯罪行的证据，建立了分类索引。他把它们藏在柏林以南30英里外的一个保险箱里，取名为“羞耻编年史”（Chronicle of Shame）。他在司法部的工作让他可以接触到数千页的证据，其中包括各大监狱和集中营的秘密报告。一旦有政变把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和其他纳粹高官赶下台，他就有了用来对他们提出指控的文件。

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希特勒的核心圈子里有人在认真谋划政变。

但是，当汉斯·冯·多赫南伊秘密线人网络里的一个上校向他说起，希特勒将于1937年11月5日对高级军官发表战争演讲时，汉斯察觉到了变化。这位线人告诉他，战争迫在眉睫，这也印证了阿维德从自己的线人那里听到的消息。

不过，汉斯不仅知道这些，还有：有两位将军坚决反对希特勒急于在欧洲发动战争的想法。1938年2月，这两位将军被革除职务。其中一个被污蔑为同性恋者，另一个被指控与妓女结婚。希特勒随即宣布，由他亲自担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并宣布对德国的军事领导层进行大规模改组。14名将军被迫退休，这些职位希特勒全部替换上了一批发誓效忠他这个新任最高指挥官的将军。

因此，1938年一项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应运而生。

参与者有德国军事情报组织阿博维尔（Abwehr）的副头目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阿博维尔的负责人、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陆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以及一小撮军官、政客和外交官。他们的计划看似非常简单：由一群带着武器的德国人袭击德国国会，枪杀希特勒。这次活动日后会被称作“奥斯特阴谋”。

1938年8月和9月，几位密谋者先后跟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和几位英国政治家会晤并告诉对方，他们正在计划清除纳粹政权。他们计划在他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暗杀希特勒，而他们预计，这件事情现在随时可能发生。希特勒已经在捷克边境部署军队并威胁要实施进攻，除非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向德国投降。密谋者们促请英国政府，反对希特勒抢占土地的行为。

但是，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与希特勒展开协商，希望以此避免发生武装冲突。9月27日，张伯伦在英国广播公司将希特勒以武力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描述成“一个遥远国家里的一场争吵，而我们对他们的人民知之甚少”。

1938年9月28日一早，德国密谋者们聚集在陆军总部，分发了武器和弹药，做好了冲击德国国会的准备。但是，这场政变突然被取消了。9月29日，事件急转直下，内维尔·张伯伦、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和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并签署了一份文件，让希特勒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苏台德地区。

这个消息对汉斯·奥斯特、威廉·卡纳里斯、路德维希·贝克和奥斯特阴谋集团的其他人来说是个打击，他们明白，他们正在谋划的政变将很难得到支持。慕尼黑协议被普遍认为是一场民主的胜利。刚从慕尼黑返回，张伯伦就向聚集在伦敦西区赫斯顿机场欢呼的人群宣布，他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的保证。

奥斯特阴谋功亏一篑，但它为后续的密谋活动打下了基础。

4.

抵抗力量开始结成新的联盟，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像蛛网那样脆弱微妙。

1938年冬季，阿维德的堂亲表亲恩斯特·冯·哈耐克和克劳斯·邦赫费尔加入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小组，就如何摧毁希特勒进行了讨论。一行人在恩斯特那栋位于梅泽堡镇的中世纪城堡里举行会谈。他们觉得，“团结阵线”（Unity Front）可以消弭右翼和左翼反希特勒力量之间的隔阂。得益于汉斯·冯·多赫南伊，恩斯特和克劳斯这才知道，第三帝国的心脏里有一批反对希特勒的保守军官。

这次会议标志着抵抗行动的开端，而当恩斯特·冯·哈耐克、克劳斯·邦赫费尔、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尤斯图斯·戴布流克和汉斯·冯·多赫南伊与奥斯特、卡纳里斯、贝克和其他高级军官形成合力时，上述开端达到了高潮。这次秘密行动的代号是“瓦尔基里”（德文：Walküre；英文：Valkyrie），它将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暗杀希特勒计划。

5.

随着西班牙内战愈演愈烈，希特勒向弗朗哥的军队提供的军事援助持续增加。他得到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铁、铜、硫等矿石，这些原材料有助于希特勒加强自己的军队建设。如果弗朗哥赢得战争，希特勒知道，德国还会得到另一个军事优势：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

马德里的反法西斯德语电台德意志自由之声（Deutsche Freiheitssender）每天都在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情况，呼吁德国人反对希特勒向弗朗哥提供援助。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德国人可以通过蓝宝收音机收听各种指示，如何破坏德国的兵工厂，从而阻止德国向西班牙运送武器。

米尔德里德受到鼓舞，开始更大的冒险。在圈子的一次会议上，米尔德里德告诉圈子成员们要支持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破坏德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能搞到足够的炸药，他们可以炸毁重要的交通枢纽。

6.

就在这时，米尔德里德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7.

受到两位朋友的邀请，她来到一个名叫格莱姆斯木伦（Gremsmühlen）的小镇休了两个星期的假。弗兰西斯卡（Franziska）和鲁道夫·赫伯勒（Rudolf Heberle）认识米尔德里德已有十多年的时间。米尔德里德到达后，他们发现她的箱子里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件白色的罩衫。他们还发现，米尔德里德看起来要么病了，要么很悲伤，抑或是两者均有。

格莱姆斯木伦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米尔德里德刚结婚的时候就很向往这里。小镇位于一座湖边，她也许去游过泳，也许没有。她很想念阿维德，阿维德正代表经济部在华盛顿出差。阿维德在国务院见到的每一个美国官员都相信，他是个虔诚的纳粹分子，他的演技可以说以假乱真。

米尔德里德也在伪装。

她告诉弗兰西斯卡自己没病，也没什么伤感的。其实她一直在伪装这次出行一切安好。然而最终，在厨房里，米尔德里德还是吐露了实情，她流产了。

“她的悲痛让我很吃惊，”弗兰西斯卡后来在一封信中回忆说，“因为我从前以为她是由于在从事政治工作而故意不要孩子的。”

8.

“阿维德出差了，”米尔德里德在写给哥哥鲍勃的信中说道，“所以我有些孤单。”

米尔德里德曾经源源不断地往家里写信，现在慢慢没那么频繁了。她没有人可以吐露心声，真的没有。

消失的爱人

1937—1938年

1.

玛莎·杜德情不自禁地想念鲍里斯。他不在莫斯科，而是去了华沙。“亲爱的，”她在信中写道，

你想象不到，亲爱的，你和我在一起了那么久，我有多么想你，有多么担心你。

她想了个计划。她可以飞到华沙，住进一家“小旅馆”。他们可以悄悄地来一场约会——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们可以离开华沙一两天，开车前往乡下。当然，我会一个人前来，我父母完全同意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毕竟，我已经28岁了，也很有独立性。

玛莎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是写给“苏联政府”。

本人，玛莎·杜德，美国公民，已经在柏林等地与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相识三年。我们双方一致同意，请求获得结婚的正式许可。

2.

玛莎飞到了华沙。鲍里斯在她的耳边喃喃地说着甜言蜜语，继续用着他就要跟她结婚的策略，快了，快了，快了。几个月前，鲍里斯用电报向莫斯科中心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

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何批准了我们结婚？我请求你们告诉她，这件事情完全不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但是，这没有用，他的请求无人理睬。

鲍里斯当然无意跟玛莎结婚。他已经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跟一个名叫塔季扬娜（Tatiana）的女子。第二次，也就是他的现任老婆，名叫瓦莎（Vassa）。

3.

莫斯科中心命令玛莎，切断跟所有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支持者的联系，阿维德、卡尔和威廉在接受招募的时候也得到了同样的指令。在1937年3月14日签署的一份声明中，玛莎承诺提供有关美国的绝密信息：

目前我主要可以获取我父亲跟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的私人秘密通信。有关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情报来源，完全是我跟大使馆人员的私人交情。

她提到，她的父亲对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具有重大影响”，她还透露，他担任大使的时间不会很久，“因为他本人很想退休”。她非常愿意推动莫斯科中心属意的人成为下一任美国驻柏林大使，并问道：“你们心里有人选吗？”

玛莎愿意窥探自己的父亲，左右他的决定，这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份标有“绝密，不得外传”的备忘录中记录了她的招募情况，这份文件甚至引起了斯大林本人的注意。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兼国家安全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Nikolay Ivanovich Yezhov），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侏儒。

4.

莫斯科中心指示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离开华沙，并前往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报到。他在与美国记者H.R.尼克伯克（H. R. Knickerbocker）——鲍里斯叫他尼克——的一次豪饮中透露，自己必须回到莫斯科。用侏儒委婉的话来说，鲍里斯是被“召回”。回到莫斯科后，他将受到盘问，但鲍里斯告诉尼克，他对此并不担心。他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红军中打过仗，审问他的人不可能得出他是苏联敌人的结论。两人用俄语进行交谈，尼克说得还算流利。尼克对鲍里斯直言相告：“如果你有理由相信自己遭到了错误的指控，你是会回去，还是逃到西方？”

在鲍里斯的脑海里，完全没有逃走这个选项。他也没有理由拒绝回莫斯科。

5.

玛莎见到了她的控制官，他指示她潜入她父亲的办公室，阅读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做“简要总结”。控制她的苏联人对“有关德国、日本和波兰的情报”特别感兴趣。

玛莎得到了“200美元、10卢布、花了500卢布购买的一些礼物”，以及一道跟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切断所有电话联系的指令。她可以给自己的苏联恋人写信，但信件不能用普通的邮政寄送，建议换成信使。她档案中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她在这之后所写的情书都将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拦截，一个不具名的苏联特工将代替鲍里斯做出回复。

6.

鲍里斯回到莫斯科，入住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酒店925号房。后来，他被逮捕送进了监狱，于1938年8月28日去世。

鲍里斯的最后一封信

1937—1938年

1.

米尔德里德和玛莎在柏林一家拥挤的餐馆里见面了。她们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

米尔德里德很谨慎。她压低声音告诉玛莎，圈子扩大了。

多年后，玛莎会写到这次谈话。米尔德里德“几乎很少感情外露”，但那天晚上，她们吃完饭在蒂尔加藤公园散步的时候，米尔德里德——“飞快地”——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就走了。

2.

杜德大使辞职了。他在柏林四年半的任期让他受够了。自1934年起，杜德一直在告诉国务院，希特勒对德国和全世界都具有威胁性，而让他生气的是，他的警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杜德知道，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同行中不受待见。他还怀疑，几个月以来，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一直在背后想挤掉他的大使职务。

1937年12月29日，威廉·杜德结束自己所谓的“在柏林的伤心岁月”，登上了华盛顿号客轮。

当华盛顿号客轮驶入纽约港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早已在码头上等候。记者注意到，杜德大使“几个星期前自德国返回的女儿玛莎前来迎接”。

3.

玛莎搬入了纽约的一栋公寓房，这个绿树成荫的小区靠近格莱美西公园（Gramercy Park）。

1938年1月8日，一个名叫伊斯克哈克·阿卡默罗维（Iskhak Akhmerov）[代号“荣格”（Jung）]的间谍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

我们特此通知你，我们的线人……美国驻德国前任大使杜德的女儿玛莎·杜德小姐，目前正在你所在的城市。

你必须在收到有关此事的特别电报后立即与她取得联系。她的地址是：纽约市欧文大街（Irving Place）。你需要在上午8点至9点之间前往她家，并说：我代鲍勃·诺曼（Bob Norman）向您问好。

玛莎分到了新的控制官，代号是“伊戈尔”（Igor）。

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百万富翁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经过短暂的约会之后，他们结婚了。一个间谍发电报向莫斯科中心报告了这个消息：

她住在第57大街的一栋豪华公寓里，有两个仆人、一个驾驶员和一个私人秘书。

一天，玛莎在信箱中收到一个信封，写信人是鲍里斯。

我爱你，我的心里全是你，我梦到了你以及我们。

玛莎非常激动，把这个句子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一封伤心的来信，”她在多年之后写道，“也是一封非常虔诚的来信（我至今还留着），我猜，也是他向我和生活的告别。他们说，他写完这封信就被枪杀了。”

玛莎一直没有怀疑，其实这封信是在鲍里斯被枪杀之后，一个间谍冒充他写的。

4.

玛莎的新婚丈夫试图用钱铺平通往大使职位的道路，于是他向民主党提供了一笔50,000美元的款项。他希望成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一个安插在纽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向莫斯科中心发了一封电报：

她满怀期待地希望以美国大使夫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然而，他的毛遂自荐遭到了拒绝。

5.

玛莎继续为莫斯科中心做间谍。

在此后的几年间，她会越来越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德国抵抗组织的一员，把她自己对父亲的监视视同对抵抗运动的协助。战后，她会在一篇自我吹嘘得有点夸大其词的文章中写道：“1933年至1943年，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参加了德国的地下组织。而我是唯一活着的人。”

寻找同盟

1938—1939年

1.

苏联驻柏林的大使馆秘而不宣地空置着。阿维德的联系人，九个中有五个下落不明。

接下来的两年间，阿维德将不会听到苏联人的任何声音。

2.

现在该怎么办？

过去三年间，阿维德一直在向苏联提供秘密情报，主要跟德国的对外贸易协议和投资有关，它们表明希特勒一直在将德国引向全面的经济独立。希特勒还一直在迅速扩充自己的军队，目的是把军队力量增加至三倍，同时建设一支轰炸机舰队，为战争打下基础。

阿维德现在该把情报交给谁？

米尔德里德在美国大使馆培养了联系人，但她跟梅瑟史密斯或杜德大使的谈话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离开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外交官休·威尔逊（Hugh Wilson）成为新任驻柏林大使，而他跟一向把自己对希特勒的仇恨表露无遗的杜德大使完全不一样。威尔逊大使相信，美国媒体“受到了犹太人的操控”，他还称赞希特勒是“把自己的人民从道义和经济绝境中拯救出来的人”。

经济部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人事变动。阿维德的上司亚尔玛·沙赫特，曾在“四年计划”上跟戈林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权力斗争，他愤然离职，以示对德国军备扩张的抗议，沙赫特直言这是一种愚蠢和浪费的行径。

沙赫特的继任者名叫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不反对军备扩张，而且他正在忙于为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而制订详尽的计划。

阿维德对瓦尔特·冯克厌恶到极点。

3.

前些年，德国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到了1939年8月，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苏联和德国缔结协约，这一举动不仅震惊了阿维德、米尔德里德和圈子，也震惊了地球上的所有人。

在一个挤满了摄影师的房间里，一个蓄着八字胡的大个子和一个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瘦子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这两个人分别是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和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两个人冲着相机露出笑脸，现场看不到战斧。

4.

圣诞节的前几天，希特勒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为您的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繁荣的未来致以美好祝愿。

斯大林给希特勒回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您所致祝贺及您对苏联人民的美好祝愿。

他还给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写了一封信：

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筑成的友谊有充分的理由得到延续和巩固。

5.

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

男孩

第八部（1937—1940年）

摩根索的人

1937—1939年

1.

多恩纳德·希斯没有计划让自己的儿子参与此事。至少一开始没有。

过去15年间，他一直在各个中等领事的职位上辗转，迫切希望在外交领域获得外交官职级。首先，他努力获得领事工作就是一种成就。希斯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在托皮卡市的沃什本大学（Washburn）上了两年半的学，然后在美联社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约合1.65米。——译者注

他在身高上有所欠缺，即使穿上袜子，他才勉强5英尺5英寸约合1.65米。——译者注，但是他用个人魅力进行了弥补。他是聚会上的宠儿，他能记住挤满了人的房间里每个人的名字。他有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还有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的笑话。如果边上有钢琴，他可以弹奏一曲，如果手指按错了琴键——他自己承认，他可不是什么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他会一笑了之。作为记者，他有发现好故事的敏锐嗅觉，也有诀窍让双唇紧闭的线人吐露信息。

尽管如此，多恩纳德·希斯仍旧抱着更大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法国的步兵部队打过仗，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运气好到能活下来的话。不管是因为运气还是命运——他自己也无法断定——他总之是活了下来。刚一退伍，他就勇敢地向一位托皮卡市的姑娘单膝下跪求婚，并承诺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外交大使。起身吧，露易丝·贝尔说道。他们结婚了。一个月不到，他们就搬到了罗马尼亚，希斯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在美国国务院做副领事。

此后的10年间，他在副领事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接受了前往波兰、瑞士和海地的调职，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和景仰，但他一直没法升到领事的级别。成为大使意味着在一个少数人掌控的领域拥有一席之地，而这个领域的主导者往往是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家资殷实，社会关系强大，这一切对一个托皮卡市的前记者而言，是十分陌生的。希斯知道，国务院不鼓励资产不够殷实的人申请外交职位，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通过了笔试，而且是轻松通过。在希斯的口试环节，一个由外交官员组成的小组用 “举止、优雅、风度，最重要的是出身”等标准来评估他是否适合这样的职位。希斯表现得毫不气馁。长时间来与外交官们的相处，他知道该如何表现得像这个组织的一员。如果举止、优雅和风度可以胜过出身，他早就成为一名大使了。

他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口语面试考场，但他所期待的晋升并没有如约而至。他还是继续担任领事职务。

于是，希斯改变了策略。他辞掉领事职务，回到华盛顿特区的拉美事务司找了一份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结识了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的得力助手萨姆纳·威尔斯。威尔斯于1937年主持国务院的重组工作，希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推荐希斯担任新的职务——从事外交工作。

希斯终于等来了这一突破性进展。

格罗顿学校是美国教学质量最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之一，其校友有两位美国总统和一大批政治精英人物。——译者注

约合1.9米。——译者注

希斯43岁，威尔斯45岁，两人都从20多岁就开始在职业道路上摸爬滚打，但威尔斯领先了一大截，在28岁就成为拉美事务司的司长，而希斯目前还是个中年司长助理。威尔斯拥有希斯所不具备的家庭背景，他跟罗斯福总统一样出生在纽约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同样也在格罗顿格罗顿学校是美国教学质量最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之一，其校友有两位美国总统和一大批政治精英人物。——译者注和哈佛接受过教育。他担任过驻古巴大使——《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把他吹捧作“美国政府外交事务领域被谈论得最多的外交家”——以及助理国务卿，后来被罗斯福总统安排担任目前的副国务卿职务。严格地说，身高6英尺3英寸约合1.9米。——译者注的威尔斯也比希斯高出一头。威尔斯的制服是在伦敦定做的，尽管腿脚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还是喜欢随身带一根顶端镶有象牙的拐杖。希斯对他的态度十分复杂，既有讨厌，也有嫉妒和巨大的感激。

我的一个同事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威尔斯告诉他，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希斯不需要威尔斯明说与众不同是什么意思，他只问工作地点在哪里。以简洁明了著称的威尔斯回答说，柏林，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希斯提醒罗斯福的副国务卿，他曾在法国战壕里打过仗。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他都能够胜任。

多恩纳德·希斯的新职务于1937年11月6日正式公布，并刊登在1937年12月的《美国外交杂志》（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Journal）上：

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多恩纳德·R.希斯一直在国务院任职，现已被安排至德国柏林任职。

该期杂志抵达希斯的信箱后，他与威尔斯的一个同事——同样被视作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推敲了各种细节。

2.

1937年12月14日上午10点15分，多恩纳德·希斯来到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1500号一间角落里的办公室，这是他与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第一次正式会面。那天是星期二。一般上午摩根索都排满了会谈活动，但那天他的日程排得很松，他与希斯交谈了整整半个小时。

两个人讨论了希斯的新任职务。从最严格意义上说，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清楚该岗位的职责。希斯要承担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两份工作。

作为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希斯将会在国务院的保护之下开展工作。这没什么困难的，希斯自1920年起担任领事职务，对一等秘书的职责非常清楚。而棘手的问题在于，这份工作已经有人在干。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雷蒙德·盖斯特相当能干，担任一等秘书已近十年时间。摩根索不打算提请解除盖斯特的职务，他希望盖斯特继续干自己的事情，而希斯将会帮他承担一部分。是一部分，而不是很多，因为希斯需要拿出大量时间干第二份工作，而这才是希斯被派往柏林的真正的非正式原因。第二份工作不在国务院的序列之内，甚至没有正式名称。

大西洋对岸，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那个人，一直在筹备、酝酿着掀起一场疯狂的运动：清除犹太人，统治西欧和东欧的大片土地——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其他主要国家都有相应的情报系统，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获取和分析情报。英国有军情五处和六处，苏联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格勒乌，德国有阿博维尔。

而美国有什么？杂乱无章。

国务院、联邦调查局、陆军、海军、财政部各自为政，为获得总统青睐而独自开展行动。每个机构都有一套获取情报的法子，而情报分享少之又少。三年半之后，罗斯福总统才会授权成立美国的第一个集中性情报机构，命名为战略情报协调局（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罗斯福任命颇具魅力的威廉·“野蛮比尔”·多罗万（William “Wild Bill” Donovan）负责，授予他军事权力。对于这一新设机构，从军方到执法机关高层都表示强烈反对，希望“将这个不受欢迎的新来者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安抚他们，罗斯福从机构名称中删去了“战略”一词，1941年7月11日将该机构重新定名为情报协调局。11个月后，由于内部矛盾和政治斗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把情报协调局称作“罗斯福的蠢行”——该机构被废弃，战略服务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应运而生。随后又组建了两个机构，即1945年成立的战略情报局（the Strategic Services Unit）和1946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小组（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直至1947年诞生中央情报局（CIA）。

1937年，助理国务卿乔治·梅瑟史密斯就已经充分意识到美国在德国存在明显的情报真空。“我们可能被带入狂暴的海洋。”他在写给同事一封长达10页的信中如此写道，以强调获取有关德国政府综合信息，具体而言就是经济情报的紧迫性。“我们需要拥有尽可能最优秀的国务院和外交部。”

与此同时，财政部也在制订大胆的计划。摩根索很早以前就得出结论，驻柏林的外交官和专员们发送至华盛顿的报告对他来说几乎没有用处。他不需要报纸文章和街头流言的汇编摘抄。他需要数字，需要事实，需要实打实的情报。而让他感到困窘的是，他无法获得。

他想弄清楚，希特勒是否在备战，以及他如何为战争筹备资金。他想知道，德国将会归还美国债权人的债务，还是久拖不决。他想看到有关德国货币市场状况、外汇状况及其黄金储备的详细资料。他需要有人前去巴结纳粹高官，套取他们的秘密，而这个人不需要他跟国务院的数十位同僚分享，这个人就是他的人，只归他一个人使用。财政部需要有自己的私人间谍。

就这样，在这个美国间谍史上非同寻常的时刻，多恩纳德·希斯成为驻柏林的一名情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美国是唯一没有集中性情报机构的世界大国。外国情报的收集工作，不管其内容如何，都要交付外交官和专员们。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1月，多恩纳德·希斯踏入了一方无人之境，该区域或多或少介于财政部、国务院，以及即将组建的情报协调局之间。

摩根索为希斯设计的头衔是财政专员。私底下，希斯的同事称他为“摩根索的人”。这两个头衔都没有出现在《美国外交杂志》上。

3.

1938年1月15日，多恩纳德·希斯第一天上任就制作了一份人员名单。他把这份名单放在办公桌的顶层抽屉里。他不时地在名单上加进新的名字，或者删掉名字。

名单榜首是：亚尔玛·沙赫特。

亚尔玛·沙赫特是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直至最近，沙赫特还是帝国经济部部长。被各国报纸誉为“国际金融奇才”的沙赫特，对德国摆脱超级通货膨胀功不可没，他在1930年代中期成为希特勒的红人。之后，这位在德国最有权势的经济学家就逐渐对元首不再抱有幻想，1937年12月8日他甚至辞去了帝国经济部长一职。

沙赫特不值得信任，这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在内的国务院和罗斯福总统本人都持有的看法。威廉·杜德大使却持不同态度——有传言说，他实际上很喜欢沙赫特——但杜德已经走了，在希斯走进大使馆大门之前就辞职了。

希斯知道，这件事只能靠他自己。他被分到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宽大的胡桃木办公桌。他还分到一个非常能干的秘书：乌尔里奇小姐。除了摩根索要他撰写报告，并交到华盛顿他的手里这一指令之外，至于其他的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他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步行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希斯看到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从蒂尔加藤公园一路排到大使馆入口，再穿过大门排到了领事区。

急于逃离德国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穷有富，他们正在申请大多数人根本无法获得的签证。严格的移民指标对合法前往美国寻求避难的人数进行了限制，而规则有利于富人。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字机噼噼啪啪的声响听起来很像是枪声。这样的场景让人十分紧张，完全不像希斯从前担任领事时的场景。

使馆区安静一些。登上一段宽大而气派的楼梯便是阳台，外交官们在此抽烟、说笑话，观看着纳粹分子在巴黎广场上操练正步。

多恩纳德·希斯究竟要干什么，那些他与之共事的人——下至各位书记员，上至休·威尔逊——完全不清楚，休在一封写给助理国务卿梅瑟史密斯的标有“私人且保密”的信中，谨慎地措辞表达了抗议。几个星期后，他给梅瑟史密斯写了第二封信，提醒他“没有人与我讨论过希斯所要开展的工作”。

4.

与此同时，希斯已经与亚尔玛·沙赫特取得了联系。

希斯与沙赫特在阿德龙大酒店共进午餐，下班后又一起在蒂尔加藤公园散步。至少有一次，沙赫特还出现在了希斯的家中。截至6月，希斯已经从德意志银行行长身上套取到足够多的情报，于是他给摩根索写出了第一份报告。

大约每个星期，都有一封主题为“希斯呈送财政部”的翔实报告以电报形式发送至华盛顿。如果希斯的报告具有高度保密性，乌尔里奇小姐会把它装进外交邮袋，再由信使加以传送，通常经由客轮，有时也会通过航空寄送。最高密级的情报通过电报或信使永远不可靠，希斯需要亲自传送，因此他需要频繁往返于柏林和华盛顿特区。

希斯的行程有时需要保密，不能引起他人注意；有时《美国外交杂志》又会加以报道，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主要处理与财政部有关的事务”。

惊心之旅

1938年

1.

作为中西部性情温和的农场主的女儿，露易丝·希斯往往不会直面对抗，而是紧闭双唇，坚决不说那些事后可能令她后悔的话语。但是在柏林待了六个月之后，她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当多恩纳德筋疲力尽地从使馆回到家里，问她当天过得怎么样时，她会回答说，很好，很好。她提防着厨子曼泽勒，这位负责煮饭和洗碗的用人总是在他们身边徘徊，处在听力范围内。只要曼泽勒一走，露易丝就会催着她的丈夫来到阳台，把当天的阴谋与叛变细细地讲给他听。她忍不住——那些话就像脱口而出。早些时候，她在音乐室撞见过曼泽勒正在翻看一个抽屉。曼泽勒说她是在找一个汤匙。

一楼开花店的卖花女郎认为，曼泽勒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卖花女郎同时透露，有人要求她向盖世太保报告露易丝送花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正是在这种疑云密布的气氛下，露易丝发现自己被盖世太保跟踪了。她开着使馆提供的一辆小轿车，离开公寓去办一件小事，在后视镜里发现了一辆近距离尾随的黑色汽车。

2.

一天上午，露易丝决定前往美国女性俱乐部参加一次午餐讲座，他带上了年幼的多恩。她告诉他，这场讲座很有教育意义。

他们坐进了使馆的轿车，露易丝看了看后视镜，尾随他们的大众轿车里挤着几个盖世太保新兵，有的看起来十分年轻，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露易丝踩下加速踏板，大众轿车仍旧紧紧尾随。车的油箱很满，而她猜测这群十几岁的新兵并没有满箱油。她顺着车流驶上了高速公路，盖世太保还是跟在身后。

坐在副驾驶座的小多恩动来动去，紧张地从后视镜里偷偷瞟着那辆大众轿车。

露易丝继续往前开着，她双唇紧闭，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仿佛等着它来打败自己。她的双唇涂成了血红色，鼻子也刚扑过粉，头发向上绾成了发髻。在某个路段，她突然驶出高速公路，拐上一条乡村公路，就这样一路前行，直到那群盖世太保新兵用光了燃料。

哈！她大叫一声，原地掉头。

为之肃然起敬的多恩看着母亲将手伸出窗外，对那群十几岁的纳粹分子挥舞着，从他们停下的大众轿车旁边呼啸而过。

孩子们，再见！

3.

大多数日子里，露易丝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持冷静。她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因斯布鲁克大街44号的各个房间来回穿梭，不是在打理家务就是在从容应对着安排得满当当的社交活动。她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大使馆要举行的午餐会、茶会、晚餐会和鸡尾酒会，以及她作为多恩纳德·希斯夫人需要履行的其他职责。

厨子曼泽勒对她很忠心——至少口头上如此。

被安排到使馆接送多恩纳德上下班的匈牙利籍司机阿拉达·魏格尔（Alada Weigal）也同样如此。每当露易丝在家里主持社交活动的时候，阿拉达还会同时担任管家的职责。他告诉她，他需要每个月向盖世太保报告一次，把他在因斯布鲁克44号看到的和听到的告诉他们。

阿拉达发誓，他绝对不会说出任何消息牵连到他们。

一楼的卖花女郎也向露易丝保证，阿拉达值得信任。

4.

露易丝一踏入赫拉·斯特里尔的公寓就感到很紧张。

多恩从母亲的眼中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视线从钢琴扫到台灯，最后移到了赫拉身上。

可以给我们拍张照片吗？她问戈培尔的情妇。她的意图是存档，而非庆祝。赫拉说可以。露易丝拍照时常常笑得很灿烂，但这张没有。

事后，她将照片装进信封，寄给了在托皮卡市的母亲。她想让母亲看看自己在柏林的生活，也想让母亲看看小多恩已经多大了。

5.

露易丝前往美国女性俱乐部参加另一场午餐会，而盖世太保这一次仁慈地放过了她。她开车来到蒂尔加藤公园南边的贝拉维大街（Bellevuestrasse）5号，把车停在了路边。

进了门，她注意到一位女士在陈设华丽的房间里穿梭自如——轻松得像是非常熟悉房间的格局——并不时停下脚步跟某个熟人攀谈几句，同时接受着对方充满敬意的点头、微笑和拥抱等。这位女子是美国女性俱乐部的主席，她生得一头金发，但并不妖娆。她没有化妆，也没戴首饰，她衣着朴素，头发向后拢起，绾成了一个方便实用的发髻。

在这之前，露易丝已经在宾客拥挤的房间里见过两次米尔德里德·哈耐克，一次是在美国教堂，另一次是在一位外交官举办的聚会上。米尔德里德似乎认识生活在柏林的每一个美国人——有记者，也有外交官和他们的妻子——至少跟他们是点头之交。虽然露易丝还未与米尔德里德正式结识，但她已从美国女性俱乐部成员口中，听到了诸多关于这位主席的事情。这些俱乐部成员常常聚在一起，聆听米尔德里德利用午餐时间，就托马斯·伍尔夫、西奥多·德莱塞、维拉·凯瑟尔（Willa Cather）和其他美国作家所做的讲座。而露易丝还从来没有阅读过这些人的作品。

多恩纳德急于见到米尔德里德的丈夫，就是那个名叫阿维德·哈耐克、在德意志帝国经济部工作的德国人。直到最近，这个人都在多恩纳德最好的线人之一，即亚尔玛·沙赫特的手下工作。

露易丝走向米尔德里德，做了自我介绍。露易丝·希斯接受过外交艺术的熏陶，她非常清楚，要接近一个无法接近的男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₁₉₁₆年拍摄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阿维德，₁₉₁₇年拍摄于德国耶拿。米尔德里德和她通过自学成为速记员的母亲乔治娜·费希。青春期的米尔德里德受到威斯康星州女性参政运动的启示。该州是第一个签署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州。₁₉₂₅年，米尔德里德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人文学士学位，威斯康星州居民就读该校可免交学费。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攻读研究生期间相识。两人都支持进行左翼的社会和经济改革。₁₉₂₆年，他们在威斯康星州结婚，之后曾搭便车到科罗拉多州旅行，还加入过由罢工矿工组成的游行队伍。₁₉₂₆年，米尔德里德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₁₉₂₉年，她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计划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前往德国和美国的大学教书。米尔德里德在德国耶拿与阿维德的家人在一起。（从左至右）伍尔夫·奥尔巴赫（Wulf Auerbach）、克拉拉·哈耐克（Clara Harnack）、福尔克·哈耐克、安吉拉·哈耐克（Anglela Harnack）、英吉·奥尔巴赫、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约翰内斯·奥尔巴赫、阿维德·哈耐克、克劳斯·奥尔巴赫。英吉的丈夫约翰内斯是犹太人，伍尔夫和克劳斯被纳粹政权认为是混血儿。₁₉₃₂年，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他们柏林的公寓里举行秘密会议，商讨针对纳粹党的抵抗策略。米尔德里德将一些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招募进小组，并给该小组起名为“圈子”。₁₉₃₈年至₁₉₃₉年，出生于堪萨斯州的美国驻柏林大使多恩纳德·希斯，将希特勒的备战情况以密电形式报告美国国务院。他的情报联系人中有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德国入侵波兰后，露易丝和多恩纳德·希斯让儿子多恩作为信使，协助抵抗运动。小多恩·希斯，摄于₁₉₃₉年。柏林的抵抗力量：盖世太保拍摄的犯罪嫌疑人照片柏林的抵抗力量：盖世太保拍摄的犯罪嫌疑人照片米尔德里德在普洛岑泽监狱翻译了一卷歌德诗歌。该书由秘密从事抵抗运动的监狱牧师哈拉尔德·波尔乔偷偷带至狱外。一封偷偷带出夏洛腾堡监狱（Charlottenburg Prison）的信件，写信人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名年轻女性，在米尔德里德被处决三个月后被执行死刑。

水晶之夜前的午餐

1938年

1.

1938年10月24日1点，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正在希斯家共进午餐。在座的客人还有普伦提斯·吉尔伯特（Prentiss Gilbert）领事的妻子夏洛特·吉尔伯特（Charlotte Gilbert）和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威廉·坦嫩贝格（Wilhelm Tannenberg）。午餐会位于五楼，这里是希斯公寓里的一间小餐厅，墙壁被粉刷成了肉桂红色。一面墙上装有镜子，让这个光线昏暗的房间显得更大一些。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枝形吊灯，灯光洒在六人桌上。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次席间谈话就是一种平淡、亲切的闲聊，但它标志着希斯一家和哈耐克一家交往的开始。他们察觉到一种惺惺相惜之感，于是开始在一系列偶然的社交活动中检验自己对对方有用的理论。多恩纳德和阿维德开始定期会面，地点就在美国大使馆对面的巴黎广场，也就是阿德龙大酒店那间装着枝形吊灯的餐厅。露易丝开始与米尔德里德会面，要么在美国女性俱乐部，要么在美国教堂的长凳上。

2.

午餐过去两个半星期后，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写道：

自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掌权以来，最大一波反犹暴行今天席卷了纳粹德国。

关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时分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出现的暴行，洛克纳的故事是英语世界读到的第一批文章。在大城市、郊区小镇和偏远农村，纳粹暴徒展开了疯狂行动，放火烧毁犹太教堂、冲击犹太人的家庭和商店、当众砸毁所有物品。因街道和人行道上出现的无数碎玻璃，后来人们将该恐怖事件命名为：水晶之夜。

记者西格丽德·舒尔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标题是“房屋被焚毁、商店被洗劫、恐怖为王：暴徒在德国街头狂奔”。她写道：

在柏林，一个美国人沿着这座城市的主干道库达姆大街行走，看到一群暴徒把一个犹太人从商店里拖出来，打翻在地，一顿猛踩，直到他再也叫不出声。

还有：

几个穿着皮夹克的年轻男子走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商店的窗前……手里拿着撬棍。

还有：

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那几条贫穷至极的大街上，犹太居民们的橱柜和其他家具被人扔出了窗外，满街飞溅着瓷器碎片。家具被堆在一起，用火把点着了。

黑森林脚下的一个小镇上，一个犹太人吓傻了，只见10个盖世太保闯入他的家门，身后还跟着一个党卫军军官和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把我老婆推倒在地，”西蒙·阿克曼（Simon Ackermon）后来回忆道，“那个党卫军军官像个疯子似的揍我。那个警察还想把我3岁大的女儿扔出窗外，可我把她死死地抱在怀里。”西蒙被拖到门外，跟其他犹太人排成一列穿过社区。“整个小镇的人都来到了街上，很多人像醉汉那样大声喊着‘打死那些犹太人’。”

全德国上下，有267座犹太教堂和7,500家犹太人开的商店遭到损毁。91个犹太人被杀害，无数犹太妇女被强奸。估计有20,000至30,000个犹太人遭到逮捕，被送到了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多亏有洛克纳和舒尔茨这样的驻柏林外国记者，全世界才得以了解“水晶之夜”的恐怖活动。这是纳粹政权第一次公开对犹太人执行大规模逮捕，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3.

戈培尔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严词批驳了洛克纳、舒尔茨和其他外国记者所写的内容，坚称他们写的是假消息。没有商店遭到劫掠，没有犹太人遭到杀害。这次暴力行动是普通公民的一场“自发游行”，因为他们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激怒了，文章说一个17岁的波兰籍犹太人于几天前在德国驻波兰大使馆枪杀了一个人。戈培尔说，这个年轻人犯罪是有预谋的，是一家“犹太人组织”对其进行了“系统性训练”。

这个年轻人当然没有受过某个组织的训练，“水晶之夜”也不是什么“自发性活动”。它的策划人正是戈培尔和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年轻人的犯罪让他们找到了实施暴行的便利借口。在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有一份海德里希于11月10日凌晨1点20分下发给所有警察局的秘密通知，为警察在执行这次有计划的行动时所要遵循的步骤做了详细规定。通知的结尾是一份详细说明，指示警察尽可能多地将健康男性犹太人逮捕并送至集中营。

4.

“水晶之夜”标志着一件事情的结束和另一件事情的开始。是什么事情的开始，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人谁都无法了解。领事和外交官们在大厅里相遇的时候，一个个张口结舌，震惊不已。正如官方消息所称，休·威尔逊大使“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磋商”，而大使馆里人人都知道，这就是“滚蛋”的委婉表达。

他一去不回。

为了尽快填补空缺，国务院急匆匆地把普伦提斯·吉尔伯特领事提升为比大使略低一级的临时代办。然而五个月后，吉尔伯特死于心脏病。

大使馆内外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局面。急于离开德国的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楼内的哪个犄角旮旯都能看到难民，很多人请求让他们在那里过上一夜。”希斯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同事威廉·拉舍尔（William Russel）回忆道。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会承认德国或波兰籍犹太人的难民身份，除非他首先证明自己已经在美国领事馆申请了移民签证登记。等在外面的人太多的情形发生过多次——尤其是有一次，他们挤破了两扇厚厚的玻璃黄铜大门。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多恩纳德·希斯继续写着自己的报告。他的线人名单在“水晶之夜”后得到了扩充，阿维德·哈耐克名列其中。

渐有起色

1938—1939年

1.

1938年12月13日，也就是多恩纳德·希斯就自己的新任职务跟亨利·摩根索会谈之后正好一年的时候，摩根索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时间是上午9点30分。在场的有十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乔恩希小姐（Miss Chauncey），书记员]。会议有录音，后来做了严谨的语音转写处理。

会议大约开了10分钟时，最近刚被任命为财政部货币研究司司长的哈里·怀特（Harry White）作了发言：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代表国务院前往德国的希斯——他的电报越来越精彩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得到，但现在开始有了。

摩根索表示认可，还说希望跟希斯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1939年2月4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给多恩纳德·希斯发出一封电报，指示他回到华盛顿。希斯登上阿奎塔尼亚（Aquitania）号客轮，2月17日抵达目的地。

回到华盛顿的希斯交给摩根索一份打印的情报汇总，那是他从亚尔玛·沙赫特和阿维德·哈耐克等关键线人那里得到的情报，事关希特勒的军备计划。

“希斯拿到了一切。”摩根索对财政部的各位同事如是说。

2.

回到柏林的希斯给摩根索写了一封信，描述了最近一个周末跟阿维德散步的经过，阿维德支持对希特勒“采取明确无误的强硬立场”。

3.

多亏了自己的秘密线人“土耳其人”——他看过所有的财务状况表——阿维德对I. G.法本公司的巨额获利有了全面了解。在希特勒备战的过程中，这家化学联合企业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合成燃料、石油、橡胶和塑料。一次周末散步时，阿维德向多恩纳德·希斯讲述了德国的石油等战略性原材料的储备情况。

绥靖政策捆不住希特勒的手脚，阿维德在与希斯交流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1939年4月24日，希斯给摩根索发了一封电报：

大使馆收到可靠消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已经得到张伯伦的通知，英国准备将捷克存放在伦敦的大部分黄金储备发放给德国……该消息令德国官员们深感震惊，他们沾沾自喜又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他们将其解读为张伯伦仍旧倾向于采取“绥靖”姿态的信号，他仍相信金融诱惑可以收买德国。

4.

而美国大使馆正一团乱麻。临时代办普伦提斯·吉尔伯特去世后，国务院急于找到一位外交官取代他的位置。1939年5月，这个职位被授予给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他是洗衣粉暴发户的后裔，在耶鲁和哈佛受过教育。

临时代办柯克盛装打扮来到了柏林。他向多恩纳德·希斯和使馆的其他人员做过自我介绍后，就一心一意忙于寻找一栋符合他标准的别墅。

5.

时值盛夏，阿维德前往华盛顿特区出差，他代表经济部去商讨一份德美贸易协定，于是趁机跟多恩纳德·希斯在财政部的几位同事见了一面。

他警告他们，一定要阻止希特勒。

阿维德提到了自己在I. G.法本公司的线人，这位线人对该公司在美国的隐蔽财产了如指掌。希特勒一旦开战——不是他会不会开战，而是何时开战——美国政府一定要没收这些财产。阿维德尤其坚持这一点。

但是，没有用。回到德国的阿维德坚信，财政部的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回事。

6.

这种情形反复出现。早在1937年，就有德国抵抗组织的密使试图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就希特勒对全世界的威胁向他们发出警示。但是，西方的政治家仍旧很怀疑，德国是否真的存在抵抗组织。

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在一份说明性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收到的德国持不同政见小组的报告是真实的吗？”

7.

档案中有大量信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总算依靠它们拼凑出了德国抵抗运动的故事，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故事。

而也有大量信息丢失了。

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档案都没有告诉我们，就在1939年夏天，多恩纳德·希斯告知临时代办柯克，说他收到的情报显示，“纳粹的军事侵略行动很快就要发生”，或者柯克“深表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说“我亲爱的多恩，哪怕有人蠢到我这个地步……也会知道，根本不会发生任何战争”。

而我们根据档案知道的是，多恩纳德·希斯就自己跟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亚尔玛·沙赫特的多次秘密对话，向财政部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和副国务卿威尔斯做了报告，但档案并没有显示，沙赫特让希斯不要通过电报发送上述报告，“因为纳粹已经‘破译’了美国的密码”，或者希斯最终还是发了电报——

因为他“觉得这份情报非常紧急，不能通过外交邮袋发送”。档案材料也没有告诉我们，国务院官员拒绝了阿维德-哈纳克提供希特勒备战机密情报的提议，也没有告诉我们，当阿维德坚称自己参加了抵抗运动时，他们认为他在撒谎。

太多的故事依旧不为人知。

8.

阿维德刚从华盛顿回到柏林，就同米尔德里德去拜访了多恩纳德和露易丝·希斯，而且待到很晚才走，其间讨论了可以采取的行动。他们又在1939年8月26日拜访希斯夫妇，还开了一瓶葡萄酒，决心当晚不再提希特勒的事情。酒至半酣，多恩纳德敲着钢琴的琴键，米尔德里德夸张地伸出双臂，就像她在高中表演戏剧时那样，跳起了华尔兹，转起圈来。她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转着，一边大声地唱着歌——是的，米尔德里德开始唱起歌来，她“唱得真好听”，露易丝·希斯后来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希斯的17岁的女儿苏也在场，她被米尔德里德深深吸引了，只见她越转越快，嗓门提到了“歌剧音域”，而苏的父母在一旁笑岔了气。

弟弟多恩在楼上的卧室里熟睡，他太小，还不懂这些。

重大决定

1939年

1.

1939年夏天，多恩来到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德国小镇上，跟拥有一座城堡的其泽维茨（Zitzewitze）一家生活了很长时间。一个被多恩昵称为布比（Boobie）的男孩子带着他去打麻雀，他还几乎每天都会去湖里游泳。

他借助一只橡胶轮胎浮在水面上。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内胎中间，一边踢腿一边撩拨着水花，一只只潜鸟在远处水面像一个个白点。他喜欢看它们游成一条直线，缓慢而平静，远远望去，像是一支游行的队伍。他也喜欢追逐它们。有一次，其泽维茨一家和多恩坐着摩托艇，围着湖面追逐四只潜鸟。它们那白色的羽毛令他眼花缭乱。其泽维茨一家给他吃了龙虾，还有冰激凌——多恩一口气可以吃下四份。一天，多恩去冰冷而浩瀚的波罗的海——其泽维茨一家把它叫作“奥斯特海”（the Ostsee）——游泳，他发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事情：他不借助轮胎也能游泳了。

被其泽维茨一家人称为“家”的那座城堡太过冰冷和空旷。里面有走不到尽头的通道，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蔬菜地，但多恩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蜜蜂。

多恩喜欢在日出前醒来，然后跑出去看一个穿着皱巴巴工作服的农夫侍弄他的蜜蜂。多恩帮他刮蜂巢，一缕缕流动的蜂蜜流进农夫那两只脏兮兮的手里捧着的罐子里。金黄色的液体落入好似小灯笼的罐子里，发出温润的声响。

2

其泽维茨家人告诉多恩，他该返回柏林了。他走的那天早上，跑出去看了一眼蜜蜂，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一声，又一声。

是雷声。

两个星期后，这响声还是没有停止。但这一次不再是雷声，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3.

当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到波兰境内，身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多恩纳德·希斯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只有几名骨干人员留了下来。国务院已经下达指令，除了最核心的人员，其余人员全部从德国撤离。职员和秘书带着行李登上了客轮，外交官的妻子和孩子们被转移到了挪威，在那里等候交通安排准备安全返回美国。

4.

城市的街道空荡得令人害怕，而火车站却截然相反：一片混乱。这是露易丝·希斯带着年幼的多恩急匆匆地穿过安哈尔特（Anhalter）火车站那座硕大拱门时的第一印象，门口挤满了恐慌的人群。这里弥漫着没洗澡的馊味，浓浓的汗臭和内心的恐惧让露易丝不堪忍受。她贿赂了检票员，才登上了这列开往港口小镇瓦尔讷明德（Warnemünde）的火车。

她在瓦尔讷明德又买了两张前往哥本哈根的渡船票。

进入哥本哈根，露易丝和多恩登上了开往奥斯陆的火车。

到了奥斯陆，他们开始找旅馆。前两家都已经客满。第三家，也就是布里斯托旅馆（Bristol）有空房（“在布里斯托弄到一个单间”，她在日记里草草写道）。断断续续睡了一阵，吃过一顿冰凉的早餐后，露易丝带着多恩外出游览。一支维京舰队和一座“墙壁上有斑驳壁画”的十二世纪教堂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那天他们最后参观了一家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那艘远航过南极的“前进号”（Fram）考察船。看到“前进号”的多恩露出了笑容，但除此之外，他一直都无精打采，脾气暴躁。

5.

他们在奥斯陆度过了整个九月。

年幼的多恩跟布里斯托旅馆里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露易丝跟他们的母亲也开始来往。她永远记得这段奇怪而让人焦虑的日子。冰冷的北欧早晨，冰冷的盘子上滑溜溜的鱼，都让她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她从自己能弄到的所有报纸上跟踪着战争消息。运气好的时候，她能看到《伦敦时报》。其他时候，她得凑合着阅读《德意志汇报》，靠一本卷角的德英字典猜测单词的意思。她在日记里潦草地记着：

9月5日：“华沙遭到恐怖性轰炸。”

9月14日：“传言说苏联人已经动员起来了。”

9月24日：“华沙最终被占领。”

9月29日：“华沙现在真的被占领了。”

10月，已经更难找到《伦敦时报》。胆战心惊的露易丝拿着字典，一页一页地翻着德文报纸。“除了不断重复地报道战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报纸上什么也没有，“德文报纸大多充斥着那些令人作呕的谩骂——他们每天都会给丘吉尔起更多绰号。”

11月4日，露易丝收到了多恩纳德发来的电报：

回到柏林。

多恩纳德终于想好了计划，而她整整一个月都在等待这封电报。

“疯狂跑了一整天，”露易丝在日记中写道，“但火车上却十分安静——没有人说话……有传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重大流血事件。”

6.

在柏林，露易丝和多恩纳德·希斯商量着年幼的多恩该怎么办。美国学校已经永远关闭——齐默夫妇已经逃走了——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把孩子都送到了瑞士的寄宿制学校，或是送回了美国。多恩纳德说，他为年幼的多恩想了一个计划。但这个计划太不靠谱，露易丝一时难以接受。

11月15日，露易丝来到美国女性俱乐部听米尔德里德演讲。米尔德里德讲了“艾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关于希望的理念”。

希望。也许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露易丝感觉内心稍稍安定下来。

7.

11月19日：

晚上我们继续讨论多恩的问题……我似乎不愿意让他走。

11月20日：

我抱着他、听着他祷告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们聊到了深夜，关于怎样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和多恩纳德一直在摇摆不定。

11月21日：

早上还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多恩纳德出门的时候还是没有定下来……他说中午我们把整个问题再捋一遍。到了中午，我们又觉得至少还可以再等一天商量。

8.

1939年11月22日，多恩纳德和露易丝做好了决定。年幼的多恩继续留在柏林。露易丝认真听了丈夫的理由分析，为什么要让儿子担任米尔德里德的信使。后来，露易丝在日记里写道：“我真的觉得这是个错误。”

空袭

1940年

1.

多恩有时候会乘坐地铁到动物园站（Zoologischer Garten）。柏林动物园里最大的那只海象名叫福里达（Frieda）。多恩喜欢看它游泳，福里达长着长长的触须和忧伤的眼睛。

有时，他会乘坐地铁去诺伦多尔夫广场站。

有时，他又会去城市公园站。

不管选择哪条路线前往米尔德里德的公寓，他都要经过一座被焚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水晶之夜”的记忆难以忘怀。

2.

多恩很想念他在美国学校的朋友。在他去年拍摄的一张班级合影中，他手挽着一个犹太男孩的肩膀，如今那个男孩已经走了。

3.

米尔德里德塞进多恩书包里的纸条看起来像是一封信。

亲爱的露易丝，信的开头写道。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希望你和多恩纳德一切都好。接着仍旧是几个干巴巴的句子。天气太冷了，对吧？我们昨晚把煤炭用完了。

信的结尾是一句邀请，同样平淡无奇：

我和阿维德诚挚地邀请你和多恩纳德前去斯普雷瓦尔德散步。我们可以带些吃的，在外野餐。

4.

斯普雷瓦尔德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位于柏林东南60英里处，这个距离足够远，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会被人跟踪。他们约在星期天会面，让这次活动看起来像是一次休闲郊游。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坐火车来到这里。露易丝和多恩纳德开车前来，年幼的多恩坐在后排。父亲刚一停好车，多恩就跳了下去。

他负责放哨，一身的穿着打扮也很相称：黑色短裤，棕色及膝长袜，棕色衬衫，黑色帽子——这是希特勒青年团专为10岁至14岁孩子设立的分支机构，即德意志少年团（the Deutsches Jungvolk in der Hitlerjugend）的制服。穿上制服是年幼的多恩自己的主意，而制服是莫里给他偷来的。

多恩跑进树林里，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一条林荫小路上等候。多恩找到了他们，转头又跑回父母身边，领着他们来到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面前。

就在他们四人在斯普雷瓦尔德漫步的过程中，阿维德把经济部的秘密情报告诉多恩纳德，他不敢冒险写下来。多恩在前面一边跑，一边留意着路上的行人。如果看到有人，他就会唱起纳粹歌曲《霍斯特·维塞尔之歌》——这是在提醒父亲和阿维德停止交谈。

他们就这样继续会面，通常在星期天，有时在这里，有时在吕讷堡（Lüneberg）的垂直升船机附近，绕着一台台把船从海里提起来的巨大水力起重机散步。

有时，一个名叫奥托·唐纳的人会加入进来。奥托跟阿维德一样，同在经济部上班。

身着德意志少年团制服的多恩跑在前面。他一直在放哨，他知道这份工作很重要，不过有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听到他们交谈的内容。他听到奥托大声咆哮，阿维德咆哮着予以回应。他甚至听到自己的父亲也在咆哮——三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恩不知道他们在争吵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两个身着制服的德国人沿着小路走了过来。他的心一阵怦怦直跳，他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旗帜高扬！队伍已并肩出发！

冲锋队在前进！

5.

多恩偷听到米尔德里德说，战争就快打响了。她跟阿维德一起，陪着他的父母坐在客厅里。时间已是深夜，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只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来访——厨子曼泽勒已经下班走了。

6.

柏林人说，要当心。纳粹的告密者无处不在。监视，监听。与邻居相处时，要注意说话的内容。跟朋友在一起呢？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结盟关系此一时彼一时，朋友有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

德国和苏联已经缔结合约。这是多恩从父亲那里知道的，父亲解释说，这两个国家承诺，10年之内双方之间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他父亲感到很吃惊，因为德国和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仇敌。现在，他们把战斧埋葬了吗？父亲感叹道。

7.

多恩有时会在下午前去米尔德里德的公寓，一直待到黄昏时分才离开。结冰的人行道上很湿滑，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煤炭一样的深色。煤炭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孔，烟囱里冒着黑烟，在楼顶上方像云朵一样飘散。有时候，多恩看不见黑烟，这说明煤炭用光了。冰冷的屋子里，人们蜷缩在一起，披着被虫蛀的棉袄瑟瑟发抖。希特勒为这场战争制订了计划，政府内阁计算了德国人需要多少面包和土豆，但他们没有为严寒制订计划。

卡车不再运送煤炭，卡车数量不够，也没有足够的燃料供它们使用。你如果需要煤炭，就必须直接走到铁道上，那里堆着高高的煤炭。女人们艰难地行走着，一只手拖着行李箱，一只手推着空的婴儿车，孩子们则拖着空置的玩具车。人们往行李箱、婴儿车和玩具车里尽可能多地装煤炭，然后艰难地往家里走。

有时候，铁道上也没有煤炭。没有煤炭意味着没有热水。结果是，多恩不再像原来那样经常洗澡。这算是一种解脱，多恩一直不喜欢洗澡。而他父亲开始在上班的时候洗澡。

“大使馆的楼上安有两个锡制大澡盆。”多恩纳德·希斯的同事威廉·拉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男女各一个。大使馆的女性雇员如果想预约使用澡盆，必须提前一天给速记员打电话。她们有20分钟的洗澡时间。而我们男人不用登记洗澡，因为实际上，你不可能告诉男人，他要读什么报纸，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洗澡。

尽管多恩纳德·希斯和威廉·拉舍尔享有女性同事所不具备的特权，但他们也得适应其他东西的缺失。商店里不再出售剃须膏、剃须刀片、香烟等。厕纸不再是白色，而变成了褐色，还用上了“团结纸”这样的名称。露易丝·希斯跟她丈夫一样难以接受，她不知道“每10天用一卷厕纸（更像是砂纸）”，一个家庭该如何生存。肥皂也有了新的名字：团结皂。每个家庭每月获准购买一块，“这被认为足够用来洗脸、洗餐具、洗澡、洗衣服等”。蔬菜也有严格的配给量，政府颁布了“周日一桶”计划。德国妇女要按照指示，准备一桶烂菜叶子和边角烂肉用作星期天的饭菜，并计算一下由此省了多少钱。如果有纳粹党成员敲门，他们必须把钱藏到罐头盒里。

与此同时，柏林有的商店开始摆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罐装商品，但这些并不用于销售，而是用来呈现出一种假象，即“帝国的商品供应不受限制”。

8.

随着食品短缺现象越发严重，柏林人讲起了冷笑话：

印度和德国有什么区别？

在印度，一个人为大家挨饿。在德国，大家为一个人挨饿。

9.

街上响起了木鞋的声音。啪嗒，啪嗒。在柏林，不再有人穿胶底鞋。橡胶要用来打仗。

10.

1940年4月，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

5月，希特勒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6月，希特勒入侵法国。

男孩子们表演起了血腥的战争。在柏林的街头就能看到他们，他们的手里拿着看不见的枪支。有的孩子驾驶着想象中的坦克，一边用嘴唇发出“突突突”的声音模仿着发动机，一边往外吐着唾沫星子。

六个星期后，法国投降。

11.

一阵尖厉的声音刺破空气。

多恩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害怕。他以为是柏林街头开得飞快的消防车。不管什么地方发生火灾，消防员都要做好救火的准备。他们会暂停交通。邻居们挤到人行道上，为有一卡车戴头盔、穿连裤工作服的大个子男人前来搭救他们而心存感激。被困在浓烟密布的房间里的孩子会被解救出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大火中出现了一只喵喵乱叫的小猫咪，皮毛烧焦，不过其他都好，正捧在消防员那肉乎乎的掌心里。

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火灾。

这一阵尖厉的声音是其实警报，表示同盟国可能在柏林上空扔下炸弹。母亲说，做好准备很重要，她把这叫作空袭警报。他父亲说这叫空袭。多恩偷偷地希望能再听到一次。

12.

第二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他也一点都不害怕。

尖厉的声音让因斯布鲁克大街44号的所有人都急匆匆地跑进了位于地下室的防空洞。大家都很慌乱，恐惧地睁大双眼，虽然人人都试图保持冷静。

曼泽勒很讨厌空袭警报，他的母亲也是。进了防空洞的多恩蹲在他们的身边，感觉自己的心脏在怦怦乱跳。

13.

希特勒已经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德国空军现在是欧洲最强大的空军部队。英国已经做好了被轰炸的准备。

闪电战始于1940年9月。连续57个夜晚，德国空军对伦敦展开轰炸，点亮了这座城市人所共知的灰色天空。眉毛浓密的北卡罗来纳人爱德华·马洛（Edward Murrow）来到了这座烟雾蔽日的城市，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负责每天向美国人做一番报道。

“这里是伦敦。”马洛一开始就强调了“这里”这个词。他把麦克风举过头顶，让听众们听一听战争的声音。空中传来一声爆炸声。他把麦克风放到地上，又传来一阵阵脚步声：伦敦人正在跑进防空洞。他爬上屋顶。“既为了国家安全，也为了个人安全，”他说道，“我不能告诉大家我现在所在的确切地点。”马洛的广播接收对象，与其说是美国人的耳朵，不如说是他们的想象力。

在我的左侧很远的地方，我能看到铁青色的天空中出现了防空炮弹带着愤怒的微弱红光……现在，你可以在更近一点的地方同时听到两声爆破声。就在那里。就是那种石头一样的闷响。

马洛关于闪电战的广播把美国民众带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把这场战争带进了他们的家里。尽管如此，罗斯福并不打算让美国被拖入这场他所认为的欧洲战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英国要跟德国单独作战。

14.

柏林的报摊上充斥着黑色标题。有人问，罗斯福家是犹太人吗？

15.

一颗英国炸弹在希斯的公寓附近爆炸，露易丝·希斯在日记中记录了时间：1940年9月11日。

9月12日，一颗炸弹在美国使馆附近爆炸，据将会把这件事情写进《柏林日记》（Berlin Diary）的威廉·夏伊勒估计，爆炸地点距离勃兰登堡门大约有150码。这颗炸弹的碎片：

击碎了我们的一等秘书多恩纳德·希斯办公室的两扇窗户。两扇窗户的玻璃齐刷刷地碎裂，径直飞过多恩的办公桌，在房间另一侧的墙壁上扎进去四英寸的深度。

同一天，一位被迫住在犹太社区的犹太教授在日记里写道：

目前，柏林人已经在地窖里日复一日地坐了三个星期。昨天，他们遭到了猛烈打击。

16.

一阵尖厉的声音刺破了空气。

现在，多恩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心脏都会怦怦乱跳，但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恐惧。

露易丝·希斯的日记

1940年

1.

露易丝·希斯的日记本封面是硬面皮革，她几乎每天都用它来写日记。有时，她不在家的时候，多恩会一边翻看日记，一边遐想着，如果她突然走进房间，看到他正在读她的日记会怎样。挨揍的危险让他的肚子里泛起一阵夹杂着激动和羞耻的恶心感。

露易丝·希斯的字迹紧凑利落，字母一致前倾，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一个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总能理性地看到积极方面的妻子和母亲。多恩一看到这样的字迹就觉得很放心，全天下的事情都不会有问题。等他翻过一页，如果看到她的字迹凌乱难认，东倒西歪，他就可能会感到焦躁不安，仿佛她的母亲突然学会了某种奇怪的外国口音，或是换上了一双小丑鞋，而不是她日常穿着的那双朴素的低跟胶底便鞋。

露易丝·希斯还有一个记事本。把车送去修理、去洗头、前往苏联大使馆参加鸡尾酒会、与赫尔曼·戈林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聊天等，她都会写在记事本里。

多恩有时会在上面看见自己的名字。1940年1月1日和2日，他的名字出现了两次。

2.

1月1日，在喝过蛋奶酒之后，在多恩吹灭他生日蛋糕上的12根蜡烛之前，露易丝和多恩纳德·希斯与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一起吃了个较晚的午餐。临时代办比大使低一级。从美国外交的角度看，这里面有问题。为大使敞开的外交之门，一直不对临时代办开放。柯克不能跟德国的高级官员共进午餐，也不能跟他们举行会谈。美国大使馆处在一种“介于外交常态和不被认可的灰色地带”。

年幼的多恩并不明白大使和临时代办的区别，也不明白曾经开放而现在被关上的大门会让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问题。他只知道，他的父亲不喜欢柯克，而柯克也不喜欢他父亲，尽管当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又是微笑点头，又是拍肩搭背。他的母亲也不喜欢柯克，但她很难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每当露易丝·希斯看到柯克出现的时候，她的厌恶之情就会写在脸上，仿佛刚刚咬了一口柠檬籽。

柯克拒绝住在老旧房子里。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终于找到了一套符合要求的房子。露易丝拍了一张照片，装进信封寄给了远在托皮卡市的家人。

“这里是柯克先生的居所，”她明目张胆地讥讽道，“只有40个房间。”

曼泽勒和米尔德里德以及莫里

1940年

1.

“小姐”法语单词是mademoiselle，与“曼泽勒”（Mamzelle）发音相近。——译者注

曼泽勒制作的糕点形如星星和弯月，多恩的两只手上沾满了金色而油腻的碎屑。曼泽勒出生在法国，喜欢被人用法语称作小姐 “小姐”法语单词是mademoiselle，与“曼泽勒”（Mamzelle）发音相近。——译者注。多恩的舌头卷不圆，于是干脆叫她曼泽勒。

曼泽勒由美国大使馆支付薪水，为希斯一家人煮饭。她能拿到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一样的各种配给，这些都是由丹麦乳品公司安排，“每星期配送一次加拿大熏肉、奶酪、鸡蛋和黄油”。

你有幸是个美国人，她对多恩说，德国孩子吃不到真正的黄油。

每天晚上，曼泽勒洗完碗碟之后，一边用法语说着“晚安！晚安！”一边走向门口。

2.

一天，曼泽勒给多恩看了一张德国报纸，上面印着波兰的恐怖图片。她告诉他，波兰人在一个叫作布隆伯格（Bromberg）的小镇犯了恐怖暴行，砍下了德国农民的腿和胳膊，还割掉了他们的舌头。曼泽勒认为，这样的暴行应该归咎为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另一个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

曼泽勒喜欢惯着多恩，总是往他的口袋里塞满糕点，或者给他吃冰激凌。她让他把碗送到嘴边，然后把集在碗底的融化冰激凌一点点舔舐干净，这样的事情他的母亲决不允许。曼泽勒问他，你母亲的朋友都有哪些人？你父亲的朋友都有哪些人？多恩如果要去米尔德里德那里上课，曼泽勒会给他两块糕点。一块给你的老师，她说。

3.

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多恩背诵着街道和地铁站的名字。

你的记性真好，米尔德里德说。

她经常对他这么说。多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老家银泉市的老师认为他学习不专心，是个差生。

有没有人想跟你搭讪？米尔德里德问。

多恩摇了摇头。他把外套挂在椅背上。给你，他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边包着两块星形糕点。他又把手伸进书包，拿出一个褐色纸袋。里面是一个橘子。我妈妈给你的，他告诉她。橘子比黄油还要难弄到。米尔德里德把橘子拿到鼻子底下，充满感激地深吸了一口气。

第二天，曼泽勒一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你的老师住在哪里？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多恩一边把一碗冰激凌放到嘴边，一边假装什么也记不得了。甜甜的冰激凌在他的舌头上融化了。

4.

一天，米尔德里德给多恩看了一张地图。她要前往波茨坦的一个公园，想知道多恩能不能一起去。

多恩坐着快铁来到波茨坦，米尔德里德在站上接到了他。她拥抱着他，她看起来很累。他们一起向公园走去。

她告诉他，她要跟一个来自莱比锡（Leipzig）的女士会面。她想让多恩跟在她们身后。如果发现有人跟踪她们，他要用口哨吹出表示危险的曲子。如果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她们，他要吹出表示安全的曲子。

跟往常一样，危险的曲子是《霍斯特·维塞尔之歌》。安全的曲子是《猎人和他的大狗》。

为了这次活动，多恩穿上了德意志少年团制服。他背着他那把心爱的气枪，口袋里装满了弹丸。母亲看着他从家里走的时候，皱了皱眉头说道，你不用穿得这么齐全吧。

看着米尔德里德拎着皮包走向一个女子，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她们像老朋友一样打了招呼。

多恩远远地跟着她们。周围散发出泥土和雨水的气味，现在是春天，松鼠蹿上树枝，横过小路，要是在别的日子，他肯定会用弹丸射击它们。但多恩现在的任务是要留意盖世太保，他们有时穿制服，有时不穿制服。

多恩吹出了安全的曲子。

过了一会儿，米尔德里德和莱比锡的女士交换了皮包。

5.

1940年10月31日。德国输掉了不列颠战役。

多恩喜出望外。他快步来到楼顶，把几块生土豆块装进了气枪，对着天空射击起来，一只乌鸦幻化成了梅瑟施密特BF109战斗机。他打完土豆块后，又装上铅弹朝一堆罐头盒子射击，然后把枪扔到一边，张开双臂模仿一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样子，仿佛座舱坐着一位勇敢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他后来看到莫里的时候，朝他开了枪。

莫里尖叫着躲闪着，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

多恩扔掉气枪，随即又捡了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铅弹并不是子弹，莫里完好无损。尽管如此，他的表情还是十分难看。莫里嘴角流着口水，眼里含着泪水。

米尔德里德

第九部（1940—1942年）

片段

调查问卷

柏林普洛岑泽监狱

1943年2月16日

最近生活的住址？ 柏林沃伊尔施大街16号

最后一个工作超过一星期的单位？ 柏林大学

之前受到过多少次有罪判决？ 从来没有

有几个孩子？ 没有

外国优质军用雨衣

1940年

1.

1940年，继那份互不侵犯协议之后，斯大林和希特勒又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成为战争和贸易伙伴。斯大林给希特勒送去了小麦、棉花、橡胶、铁、镍、锌、铂、钴和原油。作为对这些战略物资的交换，希特勒给斯大林送去了火炮和和战斗机，其中包括德国最新式的荣格Ju88战斗机和梅瑟施密特BF109、BF110战斗机，以及各种类型的涡轮、发电机、柴油发动机和炸药。

希特勒最看重苏联的石油，石油是德国军工机械的生命线。石油为德国装甲车提供了燃料，让它们滚滚驶过法国境内，春天又来到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海滩。石油为德国战机提供了燃料，让它们在夏季、秋季和冬季向英国扔下了雨点般的炸弹。

2.

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酝酿一个计划，他打算骗过斯大林入侵苏联。

首先，他需要占领英国，然后他才可以把精力放在广袤的东部，把苏联——或它的一部分——占为己有。这是一个鲁莽的计划。希特勒一直在给斯大林送去梅瑟施密特和荣格飞机，他因此非常清楚，如果对苏联展开攻击，苏联人必定会用这些战机来打击德国人。

3.

当然，斯大林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

斯大林向希特勒承诺，他不再对德国展开间谍活动，并以此作为亲密握手的条件，但是斯大林并不打算遵守自己的承诺。

他突然下令，启动了遍布在德国周边国家的间谍网络，各国首都因此成为行动基地。间谍、技术人员、联络员、信使、密码员、无线电报务员被迅速分派到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日内瓦和巴黎。

在布鲁塞尔，一对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间谍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作为间谍活动的掩护。他们将公司命名为“外国优质军用雨衣”。

截至1940年，“外国优质军用雨衣”公司已经成立并运行了一年。公司配备了全套设备，有用来接收和发送加密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以及用于情报解码的密码本和密码板。办公室里有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壁炉，冬天为间谍们供暖，以及焚烧情报。

4.

随着“外国优质军用雨衣”公司和散布在德国周边国家的苏联组织里的报务员向莫斯科中心敲击出一条条信息，电波里响起了一支秘密的交响曲。

1940年，德国人没有听到这首交响曲。他们甚至不知道这首交响曲的存在。

科西嘉人投下炸弹

1940年

1.

1940年9月17日早上，阿维德听到了敲门声，但他并没有在等待什么客人。米尔德里德已经独自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内都不会回家。

阿维德不希望陌生人登门。他警觉地开了门。

陌生人向阿维德自报了姓名：亚历山大·埃德伯格（Alexander Erdberg）。淡淡的苏联口音让他发的元音很突出。阿维德把他打量了一番。他蓄着黑发，下巴很宽。他说他认识阿维德在苏联计划经济研究工作小组的老朋友亚历山大·赫希菲尔德。阿维德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听人说起过赫希菲尔德这个名字——自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被连根拔除之后就再没有听到过。赫希菲尔德还活着，他是为数不多的逃过死刑的幸运者之一。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埃德伯格口口声声坚称的内容是：我们需要你帮个忙。三月份，来敲门的那群陌生人是盖世太保。阿维德在经济部的一个同事——他不知道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心怦怦直跳的阿维德看着盖世太保对他的公寓实施突击检查，把每个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把储藏室翻了个遍，到处寻找小册子和被盗文件，以及会逮捕他的任何物品。盖世太保空手而归。自此以后，他就行走在悬崖边上。

亚历山大·埃德伯格提到，他们还会见面，这让阿维德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他所说的那个人。他也可能是盖世太保。

2.

亚历山大·埃德伯格是化名。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米哈伊诺维奇·克洛特科夫（Alexander Mikhailovich Korotkov）。克洛特科夫19岁时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也就是在当时被称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的苏联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当电梯操作员。克洛特科夫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高层要员的关注，这位要员很欣赏他在总局奢华运动俱乐部的网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运动员气质。他被提升为职员，并迅速升至苏联间谍序列。

克洛特科夫已经31岁，目前在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这一外交身份的掩护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他见到阿维德后立即前往大使馆，向莫斯科中心发了一条加密信息，确认他已经联系上了“巴尔特”。

3.

六天后，阿维德又听到了敲门声。

这一次，克洛特科夫开着车把他带到了苏联大使馆，让他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不必担心盖世太保。在他们的首次见面和这次见面之间，阿维德已经拿定主意信任克洛特科夫。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条件。他不希望被呼来唤去，也不会接受金钱。

克洛特科夫以一个老间谍的同情和耐心听着。他问阿维德，他所在的抵抗小组是怎样的架构？有多少成员？他们是如何招募的？阿维德告诉对方，米尔德里德在“精挑细选并招募新人”的过程中是重要参与者，他还讲了构成圈子的圈子套圈子模式，以及目前已有60个成员等情况。

会面结束，克洛特科夫向莫斯科中心发了一份加密情报：

目前，在大圈子之内已经形成多个圈子，每个圈子都致力于对小组成员展开教育和培训……圈子成员并非全部相互认识，而有点类似于链条。

4.

莫斯科中心并不满意。间谍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分区化。圈子里彼此认识的人太多。盖世太保很容易通过逮捕几个成员并拷打出其他人姓名的方式轻易瓦解整个网络。

尽管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情报部门32岁的局长帕维尔·费金（Pavel Fitin）还是想重整这个情报机构。费金的经验严重不足。间谍们现在也显得战战兢兢、士气低落。费金已经向其他国家派出了200余名匆忙训练出来的间谍，指望他们去恢复那些遭到废弃的情报网。一个拥有60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并犯下叛国罪的德国小组将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因为阿维德既值得他们信任，而他也信任他们。克洛特科夫向上级保证，阿维德“是个诚实的人，是一个真正讲道义的人，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莫斯科中心批准了这一安排，同时建议克洛特科夫“非常认真对待哈耐克，以免出现不信任的隔阂”。

克洛特科夫给阿维德重新起了个代号。不再使用巴尔特。他现在是“科西嘉人”。

5.

三天后，也就是在1940年9月26日，阿维德向克洛特科夫发出第一份情报。这是一颗炸弹。

克洛特科夫立即向莫斯科中心发出一份加密情报提醒自己的上级：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军官

告诉“科西嘉人”，到明年年初时，德国就将做好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

杯盘碗盏之间的利博斯和米尔德里德

1940年

1.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的妻子27岁，有着一头齐下巴的浅棕色头发，鼻子短平上翘。她名叫利博塔斯，哈罗叫她利博斯。

利博斯喜欢炫耀她的富裕，至少在格莱塔·卡克霍夫看来如此。她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拿出一张她爷爷在利本伯格（Liebenberg）的一座硕大城堡的照片。格莱塔不为所动地把照片还给了她。她对哈罗的妻子（这个人在那座城堡里过着骄纵的童年生活，随后前往瑞士完成学业）和哈罗本人（他给她的印象是一个惹人厌的只知享乐的少爷）都感到非常恼怒。格莱塔给他起了个绰号：“舒式男孩”。

格莱塔当上了母亲，她的儿子乌勒（Ule）已经3岁。“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少有人生孩子。”她写道，还提到“利博斯就没有孩子”“米尔德里德打心眼里也想要一个孩子”。

尽管非常生气，但格莱塔还是安排米尔德里德和利博塔斯在柏林以南150英里的小镇霍恩斯泰因（Hohnstein）见了面。一座厨房狭小得“可以避开所有耳目”的别墅将作为这次见面的理想地点。她把侧门的钥匙交给了米尔德里德。

后来，也就是当格莱塔独自陪着乌勒的时候，她把他抱在了怀里。“我需要紧紧地抱着我的孩子，”她回忆道，“我看得非常清楚，从现在开始，死神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2.

米尔德里德和利博塔斯在那间狭小的厨房里相见了。她想先对她有所了解，然后才让双方的丈夫见面。她知道，哈罗的妻子是个贵族，是一位王子的孙女。

有太多事情米尔德里德不知道。

利博塔斯家位于利本伯格的城堡靠近戈林的乡间别墅——中间只隔着20英里。戈林养了几只宠物幼狮，还在这栋别墅里陈列了大量掠夺来的艺术品。别墅位于一片漂亮的森林中，两边各有一座湖泊，取名为“卡琳宫”（Carinhall）——为的是纪念他那位英年早逝的瑞典妻子卡琳。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个名叫艾米（Emmy）的演员，现在正住在里面。1934年设计卡琳宫的这位建筑师也是后来设计举办1936年柏林奥运会体育馆的建筑师。这座乡间别墅戈林一分钱都没花，纳粹政府全额买单。

利博塔斯家和盖世太保建筑师住得如此之近，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但也带来了社交红利。利博塔斯22岁时，戈林邀请她前往卡琳宫参加豪华的狩猎聚会，她于是见到了一群王子和外国政要跟这位自封的帝国狩猎部长一起拿着枪追赶雄鹿。从那时起，利博塔斯就是一名纳粹党员。

当她跟哈罗坠入爱河的时候，她改变了看法。

现在，利博塔斯自认为跟他一样，干的是抵抗工作。戈林不是绊脚石，实际上，国防军的最高统帅已经为哈罗的职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利博塔斯和哈罗在她那座家庭城堡教堂举办了婚礼，戈林是来宾之一。哈罗的快速升迁接踵而来。戈林根本没有意识到，哈罗打心眼里鄙视他。实际上，戈林对利博塔斯的丈夫青眼有加，这在国防军军官中人所共知，所以哈罗可以带着绝密级的行动方案和轰炸目标地图走出大门，没有人会皱一下眉头。

米尔德里德对哈罗还是没有把握，对他的妻子也没有把握。那天下午，进入厨房之后，在一堆杯盘碗盏之间，米尔德里德一边认真听着利博塔斯说话，一边不断地琢磨着她的政治信仰。

《阿吉斯》和其他鼓动行为

1940—1942年

1.

米尔德里德见过利博塔斯之后，阿维德见到了哈罗。

五年前，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自家的客厅跟哈罗聚会过，此后，哈罗所在的抵抗小组盖革纳圈子就一直在发展，现在大约有20名成员。

阿维德对哈罗的看法一直没怎么改变。他还是觉得哈罗过于“激进”。但是，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过于恶劣。

2.

圈子进一步壮大。

1940年，哈罗·舒尔茨-博伊森领导的盖革纳跟亚当·卡克霍夫率领的塔特圈子成为第三环。

3.

1941年，盖革纳与利特麦斯特圈子合并，后者是一个小型抵抗组织，核心人物是名叫约翰·利特麦斯特的神经科医生。他是柏林一家诊所的主任，自称“人文主义者”。他答应帮助哈罗展开新一轮小册子运动。

小册子被命名为《阿吉斯》（AGIS）。这是约翰·利特麦斯特的主意，借鉴的是斯巴达的理想主义之王阿吉斯四世，目标是消除不平等，将富人占有的土地重新分配。小册子呼吁人们采取行动，敦促德国人反对希特勒政权。其中一份小册子的顶端印着“号召抵抗”字样。

之后的两年间，圈子、盖革纳、塔特和利特麦斯特携手制作了一大批小册子，标题有：

什么是大多数？

战争失败的原因

自由与暴力

揭露北德企业在引发战争局势中的证照问题

号召有思想和拳头的劳动者不要参与对苏斗争

号召各行业和组织抵制纳粹政府

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部分《阿吉斯》小册子是在怀茨大街（Waitzstrasse）2号的一栋公寓里制作的。凯托·邦杰士·范·比克住在这里。她22岁，是利特麦斯特圈子里最年轻的成员。她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行员。她的鼻子和面颊上点缀着几颗雀斑。加入利特麦斯特圈子之前，凯托曾给躲起来的犹太人偷偷送过食物。一天，她看见过几个党卫军军官把她的邻居——年轻的母亲、父亲以及他们五岁大的儿子——从公寓里拖了出来。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凯托总是干到夜深人静，用明胶板和纸张誊写哈罗送到她公寓来的小册子。她从一个邮局走到另一个邮局，一次只购买20张邮票（买多了可能引起怀疑），再把一份份小册子邮寄给陌生人。她把小册子塞进报摊上的报纸堆里，或把小册子偷偷带进地铁站。

还有部分《阿吉斯》小册子是在安妮·克劳斯（Annie Krauss）的公寓里制作的。安妮曾经是记者，现在她是占卜师。来到她家并伸出手的德国人中有一批军官。她用指尖摩挲着他们的掌纹，喃喃地说着各种预言。有的军官渴望找到爱人，有的军官担心打仗。她诱导他们说出即将派驻的地点、即将执行的计划。军官们不知道，安妮的公寓里放着两台油印机；也不知道，他们所透露的细节将会被写进小册子，然后用那两台机器加以复制。

4.

1942年2月15日，帝国中央秘密警察局（Reich Central Security）第四分局收到各地警察局发来的大量电报，均与某份小册子有关。一个纳粹军官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说这份小册子被寄给了“新闻媒体、天主教会和知识分子代表”。戈培尔掌管的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的雇员们也在收件人之列。上述军官对这份小册子进行了描述。它不只是一张纸——而是六张单倍行距的纸。上方印着“人民对德国的未来深感担忧”字样。小册子以“戈培尔部长试图再次徒劳地往我们的眼睛里揉沙子”开篇，接着对纳粹政权进行了谴责。

他们以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对平民和囚犯施行了最无耻的折磨和酷刑。历史上从未有人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该被鄙视和唾弃。因为生命受到折磨而引发的仇恨让整个德意志民族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读报纸、看每周新闻短片的时候，请用用你们的脑子！请记住，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让你们以一种偏颇的观点看待目前的局势。当你不得不排队时，不论在哪里，请提高你抗议的音量！不要再忍受。不要再害怕了！

最后一页有“阿吉斯”字样的签名。

5.

盖革纳圈子的成员找到了工作，打入了戈培尔领导的帝国公众启蒙与宣传部。

作家君特·维森伯恩在一家德国广播网络，即大德意志电台（Grossdeutscher Rundfunk）找到了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说，自己“把广播公司接收的当作秘密材料的外国政治家演讲稿带回家”。晚上，他和他的妻子乔伊（Joy）利用两部打字机，把这些演讲稿誊录好。早上，盖革纳圈子的另一个成员会取走这些誊录本，然后再制作成小册子。

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在一家名为“科教片”（Kulturfilm）的电影中心谋到一个职位，负责确定哪些影片需要接受审查。她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那些记录欧洲战场暴行的照片。当她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科教片电影中心的大门时，她会把这些照片偷偷带走，再印入小册子。

6.

圈子、塔特、盖革纳的成员们创办了一份名为《内部前线》（德文：Der innere Front；英文：the Internal Front）的地下报纸。所写的文章揭露了战争受益者I. G.法本公司，描述了兵工厂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呼吁德国人积极参与抵抗运动。他们还鼓励兵工厂工人们破坏炸弹和军火的生产。

《内部前线》是这三个抵抗小组试图向德国境外拓展的一次尝试。成员们把德语文章翻译成法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和俄语，将报纸的译文版分发给士兵、工人和被强迫的劳动者们。

7.

《致东部前线的公开信》（Open Letters to the Eastern Front）是另一个系列的小册子。它在第八期上刊登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一个两岁的苏联女孩和她的父母、六岁大的哥哥和襁褓之中的妹妹在她家的农场上被杀害。利博塔斯在科教片电影中心发现了这张照片，她希望照片能推动读者对入侵苏联的德国士兵所犯下的暴行予以谴责。她还采访了几位正在休假的德国士兵，他们承认看到过战争犯罪，他们的声明也一并写进了小册子里。

8.

“有时候，我们在夜里出去开展‘标语行动’，也就是把标语贴到墙上和建筑物上，号召大家结束这场战争。”君特·维森伯恩回忆道。维森伯恩参加过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标语行动发生在1942年春天。跟他一起的有几十名同谋者，其中包括汉斯和海尔德·科比，他们拎着刷子和糨糊桶就出了门。

戈培尔在纳粹党经常举行集会的、柏林市中心的卢斯特加尔滕（Lustgarten）公园组织了一次大型展览。哈罗·舒尔茨-博伊森跟盖革纳圈子和利特麦斯特圈子的几个成员在一个街角见了面。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在纳粹的展览宣传标语上贴上了他们制作的标语：永久性展览

纳粹的乐园战争、饥荒、谎言、盖世太保还要持续多久？

第二天晚上，另一个地下抵抗小组在卢斯特加尔滕公园会面。鲍姆小组（Baum Gruppe）的所有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要开展一次更大胆的抵抗行动。他们带来了炸药。

卓雅·伊凡诺芙娜·里布金娜那份11页的表格

1941年

1.

莫斯科中心要求阿维德说出那些给他提供信息供他撰写情报报告的线人的名字。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阿维德最好的线人之一是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为了保护他的身份，莫斯科中心给哈罗起了个代号叫作“斯塔希纳”（Starshina）。

阿维德的另外两个线人没有代号，一个是四年计划战时经济研究局的负责人奥托·唐纳，另一个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卜劳上校（Colonel Blau）。这有点冒险。如果军事情报组织阿博维尔中的德国间谍截获了阿维德向莫斯科中心发送的无线电波，那么唐纳和卜劳都可能被逮捕。他们的死刑告示会张贴在法院外面，警示那些可能想叛国的德国人。

2.

从1941年1月到4月，莫斯科中心几乎每周都能收到阿维德发来的情报报告。一个名叫卓雅·伊凡诺芙娜·里布金娜（Zoya Ivanovna Rybkina）的女子会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并整理其中的关键信息和关键线人打印出一份表格。

在一月的表格中，卓雅打印出的内容有：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已经下达命令，对苏联领土开始执行大范围侦察飞行活动。

线人：科西嘉人，据斯塔希纳提供的口头信息。

在二月的表格中，卓雅打印出的内容有：

德国人即将对巴尔干半岛实施攻击。

线人：科西嘉人，据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卜劳提供的口头信息。

在三月的表格中，卓雅打印出的内容有：

四年计划委员会已经完成抗苏行动经济效率的计算工作。

线人：科西嘉人，据四年计划委员会官员奥托·唐纳提供的口头信息。

3.

莫斯科中心对阿维德的报告很满意。1941年3月15日，克洛特科夫收到指令，与阿维德的线人斯塔希纳建立直接联系。

一周后，克洛特科夫与哈罗·舒尔茨-博伊森握手。

他们的会面很成功。哈罗有若干个自己的线人，他们向他透露了德国的军事秘密，其中包括一个为戈林工作的联络官、一个在德国民航部从事高级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一个为威廉·冯·李斯特（Wilhelm von List）担任副官的陆军上校，和一个在入侵法国的第12集团军担任指挥任务的陆军元帅（当年春天晚些时候，他将率领部队攻入南斯拉夫和希腊）。

克洛特科夫立即向莫斯科中心发出了一份加密情报：

斯塔希纳给人一种印象，他完全做好了向我和盘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的准备。他毫无回避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此外，他还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把需要传递给我们的某些要点写在了纸上。

4.

克洛特科夫与哈罗建立起直接联系后，把目光放在了阿维德系统里的其他成员身上。

他与亚当·卡克霍夫安排了一次会面，他发现对方有多个联系人不是塔特圈子的人，而是延伸到了其他地下抵抗小组。他们之间的联系遍布柏林，已经形成了一张十分精密的网络。阿维德和亚当共同的朋友阿道夫·格莱姆（Adolf Grimme）认识一个名叫约翰·西格（John Sieg）的人，西格认识一个名叫威廉·古多夫（Wilhelm Guddorf）的人，古多夫又认识一个名叫弗朗茨·雅各布（Franz Jacob）的人，而雅各布认识一个名叫尤里斯·雷柏（Julius Leber）的人，雷柏认识一个名叫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毛奇（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的人。就这样，这张网把圈子、塔特、贝斯特兰-雅各布-阿布斯哈根小组（Bästlein-Jacob-Abshagen Gruppe）和克莱索圈子（Kreisau Kreis）联系了起来。

亚当·卡克霍夫被分到的代号是“老人”。

5.

illegal resident，即驻外特工。——译者注

克洛特科夫正在引诱阿维德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非法驻外代表” illegal resident，即驻外特工。——译者注，尽管阿维德还不知道这一点。这是对深藏不露的间谍的一种称呼，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具备外国使馆官员这样的外交身份掩护，因此在遭到逮捕时无法提出起诉豁免申请。他给阿维德下达的指示中，包含对间谍工作方法，即谍报技术的介绍。

当阿维德在他的信箱中发现那份《德国证券报》（Börsen-Zeitung）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受到了参加秘密会议的召唤。会议将于报纸日期之后的第七天举行。报纸日期上的红线意味着，那天的会议很紧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基本不变：晚上八点，蒂尔加藤地铁站。

阿维德站在出口处等着。

很快，一个陌生人向他走来并问道：你能告诉我，去沃伊尔施大街怎么走吗？陌生人是“保险丝”，这是间谍行话对中间人的称谓。阿维德偷偷地把情报报告交给了保险丝。接着，保险丝要把报告传送给克洛特科夫，再由克洛特科夫进行加密处理后交给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无线电收发员。无线电收发员要把加密后的报告以莫尔斯电码的方式发送到莫斯科中心。

阿维德有时候会使用某个秘密情报点，将情报报告放在某辆汽车的工具箱里。他有时候会使用信使，把情报交给圈子里某个可靠成员，再由这个成员把它交给保险丝。

6.

1941年4月，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入侵南斯拉夫，后者匆忙之中调动起来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这次闪电攻击。德国空军向贝尔格莱德投下雨点一样的炸弹，把这座首都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仅仅11天后，南斯拉夫投降。希腊紧随其后。

同一个月，莫斯科中心指示克洛特科夫完成对阿维德的培训工作。克洛特科夫不再参与阿维德的情报报告传递工作。阿维德必须使用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密码表，由他自己向莫斯科中心递送报告。备忘录的日期是4月12日：

科西嘉人将成为我们的“非法驻外代表”……任务紧急。

阿维德对这个决定感到苦恼。他不是斯大林的什么间谍，而是个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尽管如此，如果他过于武断——圈子里的其他人之前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那么结局可能就是毁掉了他自己的目标。如果拒绝亲自发送情报报告，就意味着情报到不了莫斯科中心。毕竟，战争正在持续，他和克洛特科夫之间通过保险丝来进行的交流有可能突然被切断。克洛特科夫可能被调职、升职，或者有其他意外。阿维德知道，自己的情报至关重要，现在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希特勒似乎势不可挡。到四月底时，雅典已经沦陷。到五月的第一周时，克里特岛（Crete）已经处在沦陷的边缘。

终于，阿维德很勉强地答应了。克洛特科夫偷偷给了他一摞钞票。

7.

红线已经越过。

自1935年以来，阿维德一直向他的苏联管理人表明，他不是间谍，而是一个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之所以从事谍报工作，主要是因为这能够帮他实现击败希特勒的目标。他一直不接受莫斯科中心提供的金钱报酬。

而现在已经无法否认。阿维德的转变很彻底：他成了一名正式的间谍。

回到位于沃伊尔施大街16号的家中，阿维德数了数那摞钞票：13,500马克。他把它分成四份。三份需要马上发放出去。他会分给格莱塔和亚当·卡克霍夫3,500马克，分给卡尔·贝伦斯5,000马克，分给卡尔的朋友，即最近才加入圈子的莱奥·斯克里赛普任斯基（Skrzypezinski）3,000马克。他把最后一份，也就是2,000马克收了起来。

8.

莫斯科中心给柏林送来两台无线电发报机。一台较小、便携、用电池供电；一台需要插入电源插座，体积大，很笨重，必须用手提箱运送。

格莱塔·卡克霍夫同意去取其中一台发报机。她穿着一件亮黄色雨衣，来到蒂尔广场（Thielplatz）地铁站。

许多年后，格莱塔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对于这身打扮，她深思熟虑过，并且十分纠结。毕竟，她要去跟一个间谍碰头，这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她知道，黑色雨衣会让自己混在人群之中，但是格莱塔决定利用反向心理学：也许，避免引起盖世太保注意的最好法子，就是做出一副你不想刻意避免引起他们注意的样子。因此，她就穿上了亮黄色雨衣。

一个黑发年轻男子提着行李箱，向她走了过来。格莱塔知道他是谁：克洛特科夫。他们并肩走了一会儿。他做出一副跟她是好朋友，完全不是陌生人的样子。她尽量配合着装样子。火车站人来人往，有很多身着制服并佩戴卐字符臂章的人。格莱塔感到自己的心害怕得怦怦直跳。

克洛特科夫扔掉了箱子。

扔掉。格莱塔吓得目瞪口呆。

克洛特科夫又恢复平静，再次抓起箱子的把手，向前走了起来，尽管她忍不住猜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一个带有插头、管子和大量易损部件的发报机。

走出几个街区后，他放下了箱子，这一次放得很轻。格莱塔提了起来，比她想象的要重。

9.

有两个人主动提出操作这两台发报机，一个是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成人夜校招录的卡尔·贝伦斯（代号“工人”），另一个是盖革纳圈子的雕刻师库尔特·舒马赫（代号“男高音”，Tenor）。他们都接受过无线电发报机操作的速成培训，与此同时，阿维德和哈罗拿到密码板，接受了编码速成培训。

几个星期后，库尔特被征召加入德国陆军。

一个年轻人主动提出填补他的位置，他是盖革纳圈子的一个成员，曾经热心参与过多份小册子制作和标语张贴运动。他叫汉斯·科比（代号“科林”，Clean）。

10．

发报机无法工作。

格莱塔安全回到自己的公寓后，打开行李箱，解开一根又长又粗的电线，将金属尖头插进墙上的插座。没有闪灯，也没有电流的吱吱声。什么也没有。

她该怎么办？她能怎么办？

应该立即通知克洛特科夫，发报机坏了，可是怎么通知？格莱塔并不知道规范的操作流程，她没有接受过情报工作培训。她的两难处境很紧急，她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她还有其他同样紧迫的事情要做：乌勒要吃饭，要安抚，要上床睡觉。

11.

春天给莫斯科中心送去的多份情报报告显示，希特勒正在计划入侵苏联。卓雅·伊凡诺芙娜·里布金娜的表格上除了有根据阿维德报告所做的归纳总结，也有来自哈罗报告的归纳总结，这两个人的报告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卓雅·伊凡诺芙娜·里布金娜跟其他几位分析师合作，对情报的可靠性和线人的可信度进行了评估。卓雅从14岁就开始工作，在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做图书管理员。她现在已经33岁。她在男人堆里陪伴着秘密，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全部职业生涯。

她逐句逐字地分析着情报报告。她的工作间堆满了陈旧的情报报告，她需要反复参考这些报告，验证它们是在精准预测大事，还是一堆无聊的废话。

阿维德和哈罗在6月中旬提交的报告已经堆成了一摞。卓雅·伊凡诺芙娜·里布金娜制作的表格将这一摞报告浓缩成了11页纸。多年以后，她会回忆说：“我们需要努力确保，只有经过彻底筛查和评估的事实才会被保留下来。”

僵局

1941年

1.

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六个月里，斯大林收到了大量来自阿维德和哈罗的提醒，比如：

针对最重要目标的轰炸计划已经制订完成。对列宁格勒、维堡（Vyborg）和基辅实施突袭的计划刚刚制订完成。有关城市和工业区目标的照片正在由德国空军的参谋人员进行常规处理。德国驻莫斯科的武官亲自开着车在发电厂一带巡逻，对苏联的电站所在地进行了侦察。

及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已经完成对苏联实施空中打击的准备工作。空军将集中攻击苏联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铁路枢纽、位于顿涅茨克产煤区的发电厂和莫斯科的航空工厂。

及

有必要严肃提醒莫斯科，进攻苏联这个问题已经定下来。攻击行动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德国空军总参谋部正在加快对苏联采取行动的准备工作。经与总参谋部军官交谈得知，5月20日是多次提及的开战日期。其他人预计，攻击行动计划于六月展开。

但是斯大林并未重视这些警示，觉得阿维德和哈罗提供的情报报告都是些假消息。

斯大林收到了来自英国、美国以及苏联驻东京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代号“拉姆齐”，Ramsay）发出的警告，但他深信，西方的民主国家正以狡猾的手段制造纷争，激起他对希特勒的不信任。

截至1941年深秋，基于两国签署的互不侵犯协议和贸易协议，斯大林始终不相信，希特勒会打破这协议。

2.

一天，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收到一个在德国的秘密线人送来的包裹。至于阿维德·哈耐克、哈罗·舒尔茨-博伊森跟这个包裹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包裹中是一本分发给德国士兵的短语集，用来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做好准备，里面有关于俄语短语的音译表：

举起手来！

我要开枪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

3.

1941年6月17日，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召见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帕维尔·费金。多年后，费金会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次见面过程。一张长条形桌子占据了房间的中心位置。在费金的注视下，怒气冲冲的斯大林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来回地踱步。他不时吐出一股白色的烟雾。

“解释一下，”斯大林终于说话了，“你的线人是怎么获取情报的？”他手里拿着的报告标注为1941年6月16日。这份报告的线人是阿维德·哈耐克和哈罗·舒尔茨-博伊森。他们辗转送到莫斯科中心的这份情报，是迄今为止最紧急和最迫切的证据，希特勒很快，几天之后就要对苏联发动袭击。

费金尽量做了解释，但斯大林没有在意。

4.

六天后，即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

汉斯·科比的首条信息

1941年

1.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300万德国军队在西起波罗的海，东到黑海1,000多英里的土地上对苏联发起攻击。这次代号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入侵行动，将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致命的一次行动。

出人意料的袭击让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战术优势。苏联的空军——已是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完全没有准备，以致当德国空军投下第一批燃烧弹的时候，飞行员还在床上熟睡。48小时内，德国空军摧毁了2,000架苏联战机，其中的大多数飞机要么在飞机棚里，要么在停机坪上，连引擎都是冰冷的。德国装甲师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扫射子弹。一个星期之内，超过60万苏联红军部队被俘或被杀——大多数是被杀。正如一名德国士兵所说：“苏联人是强劲的对手。我们几乎不抓俘虏，而是把他们都杀了。”

被称作别动队的（Einsatzgruppen）党卫军突击队跟在前线部队的身后。他们得到的命令，跟德国在1939年入侵波兰时得到的命令一模一样：尽可能多地识别并杀死犹太人。几个月之内，别动队指挥官就将第一份战地报告送到了柏林，吹嘘自己的手下已经杀了229,052个苏联犹太人。又有两份报告相继送出：又干掉了140,467个。其中有34,000个是基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赶进一个叫作巴比亚尔（Babi Yar）的美丽山谷，被命令脱掉衣服后，遭到了射击。巴比亚尔大屠杀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一切。

2.

巴巴罗萨行动令斯大林十分震惊，以致入侵行动开始三个小时后，他仍然坚信，希特勒跟此次行动没有关系。他还是认为，他们之间的贸易协议完全有效。

当太阳在柏林的早上升起时，苏联大使馆已经被党卫军包围了。使馆房间里烟雾弥漫，苏联外交官正在划着火柴，烧毁密码表和绝密文件。

一星期后，一个党卫军军官接受贿赂，克洛特科夫于是登上了开往土耳其的南行列车。也许，克洛特科夫会找到了一点点安慰：他在紧要关头把两台无线电发报机及时送到了在柏林的网络成员手里。

3.

汉斯·科比俯身看着无线电发报机，试图向莫斯科中心发出一条测试信息。这是他用过的第二台发报机。第一台体积较小，由电池驱动，信号不够强，无法到达莫斯科。经过跟几个带俄语口音的陌生人——对汉斯来说，信使、保险丝、特工、间谍，这些都没什么区别——一次次令人困惑的沟通之后，他终于在德国体育馆（Deutschlandhalle）火车站等来了一个苏联人，苏联人交给他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发报机。这只箱子从格莱塔和亚当·卡克霍夫的公寓出发，一路来到位于斯潘道（Spandau）的一个棚屋里，想必在这里进行了维修。发报机是一台复杂又笨重的设备。

汉斯·科比25岁，在一家工厂当车床操作工为生。他17岁，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大约一个月，他和朋友们在数百张卷烟纸上写下“打倒希特勒”字样，然后跑到柏林的大街小巷，像撒婚庆糖果似的抛撒了这些纸张。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一年的入狱服刑。释放后没有多久，他又因为分发小册子而被关进了集中营。入狱记录让他很难再找到工作。就在12天前，他跟女朋友海尔德·莱克（Rake）结了婚，她是德意志职工保险公司（the Reich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Clerical Workers）的一名职员。

终于，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了四天后，汉斯·科比成功发出了第一条测试信息——也许因为他正处于恋爱的蜜月期，这是一条语气昂扬的消息：“向所有朋友致以深情的问候。”

安纳托利·古列维奇，又名肯特、文森特·塞纳、维克多·苏可洛夫

1941年

1.

石沉大海。莫斯科中心向苏联驻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下达指令，专门收听指定频率，但他们听到的还是一片静默。

2.

一点一划——莫尔斯电码这种语言看似非常简单。如果汉斯·科比敲下的是一划，而非一点，或者敲下的是点-点-划，而非划-划-点，那么拼成的单词将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是行家里手也会出错。汉斯尽量以正确的点划组合方式进行敲击，所需要的灵巧与精准，一如他在工厂当车床工所面对的要求。

发报日程最让人摸不着头脑。

汉斯·科比只受过仓促的训练。他知道，自己在向莫斯科中心发信息的时候，必须采用具体的呼号与波长，而这两者会随着预设的日程而改变。但是，那个不知姓名的苏联人只是给了他一张表格——上面列着6种波长，与30种呼号配合使用——却没有说明如果某个月有31天该怎么办。或者，他也许说明了，但是在工厂劳动了10个小时的汉斯过于疲倦，或是因为跟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交道而感到过于紧张，抑或是过于担心盖世太保会顺藤摸瓜把东西收走。

1941年7月31日，汉斯使用了列表上的第一种呼号。这是个错误。他应该跳过这一天，从8月1日开始。他采用的波长也不对，所以莫斯科中心收不到信号，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也没有收到信号。汉斯·科比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加密报告消失在了空气中，仅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点划组合。

3.

莫斯科中心给柏林的两台发报机都指定了站点编号。汉斯·科比的站点编号是D6。另一台发报机的编号是D5，操作人员应该是卡尔·贝伦斯，但是这个站点也处于静默状态。莫斯科中心一个信号也没有收到。

帕维尔·费金很抓狂。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情报部门的这位负责人非常清楚，如果惹恼了斯大林，将会发生什么。

有一个人可以帮忙，这是个被认为“绝对可靠”“绝对值得信任”的间谍。他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他为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即格鲁乌效力。由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格鲁乌时常相互较劲，在其他情况下，费金也许羞于叫对手帮忙，但是他克服了勉强，提交了一份正式申请。1941年9月1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格鲁乌联合签发命令，向柏林派出一位28岁的格鲁乌特工（代号“肯特”），以重建与D5和D6两个站点的联系。

4.

安纳托利·马可维奇·古列维奇（Anatoly Markovich Gurevich）18岁时读到了苏联作家N.G.斯米尔诺夫（N. G. Smirnov）的间谍惊险小说《间谍日记》（Diary of a Spy），决心追随聪明的故事主角——一个名为爱德华·肯特（Edward kent）的英国间谍——无畏的脚步。当古列维奇加入苏联情报队伍后，他在所有的秘密电报上都使用了肯特这个代号。他是个根据虚构间谍而给自己起代号的间谍。

古列维奇工作的时候有多个化名：文森特·塞纳（Vincente Sierra）、亚瑟·巴克扎（Arthur Barcza）、西蒙·乌尔维斯（Simon Urwith）、维克多·苏可洛夫（Victor Sukolov），他至少有四本假护照，一会儿化装成墨西哥游客，一会儿又是乌拉圭学生，等等。他从1939年起就留在比利时，以“外国优质军用雨衣”公司作为掩护开始工作。作为一名“非法驻外代表”，他领导着一个间谍网络。他品位独特，爱好奢侈。据一位特工同事说，他在餐馆点的是“两到三倍的肉菜”和“半瓶或更多的伏特加”。在他宽大的公寓里，有一个硕大的衣帽间，里面挂着“四五十套”体面的西装。另一个衣帽间里放着5,000支雪茄。

“外国优质军用雨衣”公司不复存在，又新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作幌子。这家希麦斯克（Simexco）公司位于阿特雷巴特街（rue des Atrébates）101号，古列维奇伪装成一个商人。1941年8月26日，古列维奇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中心的加密备忘录：

致肯特。立即报告柏林的三个指定地址，查明无线电联系失败的原因。如果中断持续，采取亲自送交方式。三个柏林小组的工作和信息传送相当重要。

紧随其后的地址属于阿维德·哈耐克、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和亚当·卡克霍夫。备忘录中出现了他们的真名，而不是代号。

这份备忘录来自帕维尔·费金的办公室。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位年轻的外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已经显示出，他比很多同志都要缺乏经验。他所领导的多位特工——比如克洛特科夫这样的间谍——已经证明了谍报技术的实效，但他在1941年8月26日向古列维奇发出的备忘录犯下的错误如此严重，可能会让其他错误都不值一提。其实，费金的这份备忘录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谍报工作失误而记入史册。

5.

古列维奇按照费金的指示，来到了柏林。他见到了阿维德、哈罗和亚当。莫斯科中心给德国的这个反法西斯小组送来的所有发报机都是坏的。他在柏林待了两个星期，徒劳地试图修复发报机，之后带着阿维德和哈罗的一大摞情报报告回到了布鲁塞尔。古列维奇把自己关在希麦斯克公司的办公室里，又花了一个星期来对报告进行编码，再由受过良好训练的苏联特工米哈伊尔·马卡诺夫（Mihkail Makarov）通过一台能够正常使用的发报机，发给莫斯科中心。

古列维奇向莫斯科中心发出要求，再给柏林送几台发报机。然而，在激烈的战争状态下，这项任务只能通过降落伞投送才能实现。

红色代码

1941年

1.

在古列维奇到达柏林之前的几个月里，新旧发报机交替使用。这几台发报机很容易损坏，需要不停地维修。汉斯那台发报机的变压器一烧毁，一个名叫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的打字员就主动把发报机藏到她的公寓里，直到有人能把它修好。另一个女人也主动藏过发报机，她叫欧达·肖特穆勒，是个舞蹈家，她把发报机藏在了她的书房里。有一段时间，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的家里也藏着一台发报机。搬运发报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勇气和智慧十分重要。圈子里的女性大白天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把发报机装在婴儿车里，再盖上毯子和玩具。

阿维德让他的侄子也藏了一台。沃尔夫冈·哈维曼在阁楼的一面空心墙上抠出一个洞，把发报机塞了进去。

正如阿维德多年前在希特勒火把之夜游行期间预言的那样，沃尔夫冈已经征召入伍，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他的办公室跟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的公寓离得很近，步行只要五分钟。沃尔夫冈有时会在下班后去阿维德家，他们三个人就围坐在蓝宝收音机边，收听外国电台有关东部前线的报道。新闻几乎一模一样：希特勒的胜利一个接一个。攻下了明斯克、基辅，接下来就是莫斯科。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邀请沃尔夫冈周日一起去格鲁内瓦尔德的森林里远足。秋天的日子很美，他们来到了森林中央的一个湖泊。西拉腾湖（Schlachtensee）一片碧蓝，在静谧的阳光下泛着波光。

阿维德问沃尔夫冈：“你准备帮我们打败希特勒吗？”

沃尔夫冈现在是一位父亲。去年，他26岁，跟女朋友乌尔赛尔（Ursel）结了婚，乌尔赛尔刚给他生了个女儿。他已经藏好了一台打字机和发报机。阿维德还想让他做什么？

2.

卡尔·贝伦斯决定，他不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相反，他志愿成为一名信使。他从沃伊尔施大街16号拿到加密报告，然后交到汉斯·科比的手里，由汉斯蹲在发报机前，一字字地敲打出去。

后来，卡尔·贝伦斯应召加入德国陆军。如果他拒绝到岗，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服役期间，需要有人承担信使工作。

罗斯·施克隆辛格主动承担。

罗斯在几年前加入了圈子，她当时刚与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成人夜校招募的博多·施克隆辛格结婚不久。罗斯带着孩子一个人住——博多已经被征召入伍——白天在一家工厂当书记员。晚上，她把孩子弄上床之后，将一份份情报报告译成密码。

3.

译码工作主要由哈罗、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完成，这是一个复杂而又耗时的过程。

苏联密码以棋盘模式作为基础。

字母表中每个字母对应竖列（1,2,3,4,5）和横排（1,2,3,4,5）各一个数字。比如，字母r对应的数字是42，字母e对应的数字是15，而字母d对应的数字是14。那么，red这个单词对应的就是一串三个两位数的数字：42-15-14。

然后，再使用一个关键词。

例如，如果用Paris这个关键词来给warning这个词译码，那么先把两个词都变成一个个两位数的数字，然后把这些两位数加起来，就得到了87-22-84-57-67-68-33这个数字串。

以上是更为复杂的计算过程的简化版本，米尔德里德在处理五位数的时候，需要用到密码板，以及从某本无名小说中取出的一系列关键词。最终结果就是一连串数字，然后由汉斯·科比把它们变成莫尔斯电码，再一个个敲进发报机。

一个差错

1941年

1.

1941年6月26日凌晨3点58分，阿博维尔驻扎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以北的海滨小镇克兰茨（Cranz）的几名特工，拦截了一条用短波无线电发报机发出的加密信息。特工们将这条信息转发给阿博维尔的信号情报部门冯卡博维尔（Funkabwehr），因为它专事监听非法电台，并负责对来自盟国的信号解码。冯卡博维尔特工的工作地点距离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他们无法断定这条信息来自何处，以及接收人是谁。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26日，冯卡博维尔拦截到了第二条信息：

致肯特。立即报告柏林的三个指定地址，并查明无线电联系失败的原因。如果中断持续，采取亲自送交方式。三个柏林小组的工作和信息传送相当重要。

又拦截到一条信息：

在你按照原计划前往柏林时，去威廉大街18号找亚当·卡克霍夫或其妻子，电话号码83-62-16，左边第二个楼梯，再上一层，说你是受阿维德一个朋友的委派。提醒卡克霍夫，他在战前当作礼物送给埃德伯格的一本书，以及他写的剧本《迪尔的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建议卡克霍夫安排你跟阿维德和哈罗会面，如果不行，问卡克霍夫：联系何时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朋友们身在何处？——尤其是那些认识阿维德的人：“意大利人”、“施塔尔曼”（Strahlham）、“莱昂”（Leon）、“卡洛”（Karo）等等。接收转给埃德伯格的详细信息。建议派人亲自联系伊斯坦布尔，或亲自联系（苏联）驻斯德哥尔摩领事馆的贸易代表准备一间接收人员的（安全）屋子。如遇卡克霍夫不在，去找哈罗的妻子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她的地址是阿尔滕伯格大道（Altenberger Allee）19号，电话号码99-58-47。

几条都是加密信息。冯卡博维尔的特工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串莫尔斯电码，也就是一大堆点划组合。

2.

冯卡博维尔的密码人员奉命破译这几条信息。负责此事的是一位名叫威廉·瓦克（Wilhelm Vauck）的数学家，他已经应召加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被授予了中尉军衔。瓦克的团队由15位年轻数学家和文字学家组成，他们都已经应召参战。他们看起来很像士兵，虽然他们从未目睹过战斗场面，也没有摸过武器。15个人一连数月、数日、数时地身着制服，坐在房间里盯着这几条加密信息，并根据出现频次最高的德文字母飞快地记下最有可能的计算方式。字母e的频次是18.7%，n是11.3%，i是7.9%。几条信息仍旧是谜。苏联人以其几乎无法被破译的密码而著称，那一堆杂乱的点划无法形成可被识别的样子。

尽管如此，这段密码中仍有一个弱点。他们如果能够找到关键词，或者那个关键词所在的那本无名小说，他们就能破解密码。

3.

至此，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仍旧大获成功。到了秋季，德国军队已经突破乌克兰，占领了港口城市顿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打开了通往原油生产地高加索地区的大门。这是一次重大胜利。希特勒计划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苏联的首都。

莫斯科陷入了恐慌之中。斯大林命令政府部门疏散到莫斯科以东500英里处的古比雪夫（Kuibyshev）。喀山（Kazan）火车站人满为患。人行道上挤满了急于逃离的人，他们把随身物品捆在背上。抢掠者砸坏了被弃商店的窗户，被主人丢弃的狗夜晚发出阵阵哀嚎。

莫斯科中心打算加入疏散行动。一屋子的苏联密码专家徒劳无益地等着汉斯·科比从柏林发来的信号。“向所有朋友致以深情问候”仍然是他们收到的唯一的信息。

格尔瑙

1941年

1.

1941年11月20日，米尔德里德获得博士学位。

她在德国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撰写学位论文，身边的事情让她忙得晕头转向。她的论文题目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例的当代美国文学发展》。

2.

米尔德里德回到了柏林大学。她又在这里教书了，这一次换了个部门。校方设立了外语系，以满足想学英语的党卫军和其他军官的要求。

上课的第一天，她拎着一只皮包，大步走上了讲台。自她上次在这里教书以来，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看着一排排注视着她的纳粹分子，她想到了什么？

其中一个学生名叫赫伯特·格尔瑙（Herbert Gollnow），31岁，是阿博维尔的一名中尉。就很多方面而言，他都是阿维德的对立面。他的头发是黑色，眼睛也是黑色。他没有结婚。也许，他确认米尔德里德知道这一切。

他坐在第一排，第二排，还是第三排？他记笔记用的是铅笔，还是钢笔？也许，他坐在教室的时候，抄着手，一言不发，只是看着米尔德里德讲课，让她的说话声将他淹没。

3.

两年前，赫伯特开始跟随米尔德里德的侄女简补习英语课程，简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希望以此赚点零花钱。1941年，米尔德里德让简不要再教格尔瑙学英语，并建议由她自己来教。简没有反对。

4.

简和奥托·唐纳最近刚庆祝了结婚两周年纪念日。简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正好遇上空袭，四周一片黑暗。米尔德里德捧着一大束粉色的玫瑰花、百合花和仙客来前来拜访，花朵的花瓣“像蝴蝶一样乱颤”。

简产生了怀疑，米尔德里德是否有什么秘密瞒着她。一天早上，她正在照顾襁褓中的儿子，简问奥托，他是否认为米尔德里德是某种类型的间谍。

奥托噘起嘴唇，做出一副夸张的怀疑表情，坚定了摇了摇头。

5.

格尔瑙本来不想换老师，但简很倔强。因此，格尔瑙就来到柏林大学加入了米尔德里德的班级。

上了几次课后，格尔瑙开始来到沃伊尔施大街16号接受私人补习。

米尔德里德泡了一壶薄荷茶，一如他对多恩那样。曾经坐在那张沙发上，结结巴巴地上完第一次课的小男孩，现在已经十几岁了。而此刻坐在沙发上，取代多恩位置的是一个成年人。

6.

米尔德里德很想念多恩。

希斯一家在六月份，也就是刚好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离开了柏林。没有任何征兆。一天早上，多恩前来上课，告诉她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课。他紧紧拥抱了她。米尔德里德抱着他前后晃了两下。也许，当这个13岁的男孩在她的怀抱里抽泣的时候，她希望也能给自己一点安慰。

那天下午，米尔德里德站在安哈尔特车站的站台上，等待着希斯一家登上火车。露易丝告诉她，美国国务院把多恩纳德派到了智利。她没有解释，调动为什么如此突然，而且距离德国如此遥远。

米尔德里德交给露易丝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封道别信和一首诗歌。

诗歌是写给多恩的。

众多痛楚

1941—1942年

1.

格尔瑙完全不像米尔德里德在柏林成人夜校教过的那些学生。他有着平庸的大脑和自负的心灵，但是米尔德里德正好可以利用他这两个特点。格尔瑙在阿博维尔里的位置让他有机会接触有关德国在苏联采取的军事策略的绝密情报。

给他倒满一杯薄荷茶，然后以英语课程为幌子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比如：

跟我说说你的工作。

说一说你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请用英语告诉我。

2.

莫斯科战役一开始有利于德国。但是，随着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德国军队很快就裹足不前了。所有东西都冻住了——踩在脚下的大地、手中握着的枪械，以及用钢锯锯开、准备送到嘴里的面包。道路被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运送弹药和给养的车辆到不了他们身边。没有靴子或手套的士兵患上了冻疮，冻疮变成了坏疽，最后战地医生为他们截肢。很多无法动弹的人选择开枪自杀。刺骨的寒风撕扯着东进士兵们的骨头，因为饥饿和疲劳而倒地不起。

1941年12月4日，气温降至零下22摄氏度。第二天，苏联红军发起反攻。

苏联人为极寒条件做好了准备。他们穿着白色的迷彩服，外套做了加厚处理。他们的武器擦有润滑剂，因此不会被冻住。他们驾驶的坦克装有宽大的履带和大功率柴油发动机，能够闯过雪堆。他们驾驶的飞机也在制造的时候就能挺住冰冻的环境。而德国空军却动弹不得。自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以来，苏联第一次获得了超过德国的优势。

哈罗·舒尔茨-博伊森驻扎在哈弗尔河河畔靠近波茨坦的一座军事基地。他是上尉，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随着德国空军开始遭遇重大损失，他几乎到了被压垮的地步。在一份情报报告中，哈罗说燃料和士气都陷入了低谷：

德国陆军现在能够掌握的燃料供应只够维持到明年的二月或者三月……德国空军已出现重大损失，现在只有2,500架飞机适合投入战斗。德国速胜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信心的丧失对高层军官的打击尤其巨大。

哈罗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把消息加密编码了。

3.

米尔德里德为给情报报告编码，一直忙到深夜。钱越来越少，她已经在适应饿肚子的感觉。

1941年12月3日，她给阿维德的母亲克拉拉·哈耐克写了一封信：

您能给我们送点土豆过来吗。真是烦心得很，竟然不知道饿肚子可以让人虚弱到这个地步。我们现在每天晚上都吃土豆。今天晚上，我们吃了一个好贵的小土豆——吃起来像是敲开栗子后的奇妙美味。

4.

无力感越发严重。肚子的疼痛加剧了。

她明白，这不是饥饿。

米尔德里德经历了一次急性手术。她当时一个人走进诊所，带着麻药醒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护士告诉她，她怀孕了，但是属于宫外孕。手术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输卵管上厚实的疤痕组织使她永远无法怀上孩子了。

5.

1941年12月7日早上7点55分，一架俯冲式轰炸机穿过夏威夷州瓦胡岛（Oahu）上空的云层，接着又是数百架，它们的机翼上都带有一个血红的圆圈。其中有中岛轰炸机、爱知俯冲式轰炸机、鱼雷飞机，以及零式战斗机。每个飞行员都戴了一根同样画有圆圈的头带，象征着太阳的升起。

整整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油料大火还在熊熊燃烧——花了两个星期才把大火扑灭——罗斯福总统命令国会宣布对日开战，并把12月7日称作“一个将永远象征着耻辱的日子”。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段60分钟的演讲，全美国超过81%的家庭都进行了收听，创下了美国广播史上最多收听人数的纪录。

欧洲经历了两年的浴血奋战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6.

六个星期后，也就是在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来到了位于万塞的一座湖滨别墅。他麾下的党卫军别动队继续向他送来报告，说他们在苏联又枪决了多少犹太人，数字已经达到了70万。今天中午，他正主持一场会议。海德里希的客人是15名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来到这座别墅，是为了聆听这位37岁的纳粹分子陈述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海德里希高大纤瘦，一头金发，冰蓝色的双眼靠得很近。作为一个歌剧歌唱家和一个作曲家的儿子，他成了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曾经因为在演奏奏鸣曲的过程中落泪而闻名遐迩。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而言，他一直在约束自己的感情。他有着严格的每日作息。他的妻子莉娜（Lina）说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他在今天的会议上却变得十分啰唆，人们后来把这次会议称作“万湖会议”。

海德里希公布了一些国家的具体数据。苏联有500万犹太人，法国有75万犹太人，英国有33万犹太人。他希望会议室里的这些人能够帮助他实现目标：系统性清除欧洲的所有犹太人。

大家对后勤物资进行了讨论。会场的一位速记员听得很仔细，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会议结束时，她已经记满了15页纸。

海德里希的上司希姆莱今天不在场。他正忙于多项战时任务，其中包括开发一款移动式毒气车，可以一次性闷死40个人。万湖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别动队正把毒气车开进苏联的各个村庄，追赶着犹太人。

高加索的石油

1942年

1.

驻欧洲的美国军队对德国人来说是可怕的挑战。希特勒无比迫切地需要占领苏联在高加索的油田。“如果占领不了，”他告诉一位将军，“那么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保卢斯（Paulus）将军率领的是第六集团军。这个夏天，他将带领自己的部队攻入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希望——也是保卢斯的希望——是比较容易地攻下斯大林格勒，铺平通往高加索的道路，并获得驱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所需要的全部石油。

2.

米尔德里德究竟给赫伯特·格尔瑙上了多少次私人辅导课，已经无从知晓。我们知道的是，1942年春天，就在上辅导课的过程中，格尔瑙把希特勒准备入侵高加索并占领油井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米尔德里德。

3.

盖世太保在布鲁塞尔一次突击检查时，发现了一块密码板和一张写满代码的纸片。纸片已经烧焦——一个间谍在遭遇突击检查的时候，试图把它烧掉——但足够辨认，上面写着一长串数字。经过审问，房东吐露了秘密。有一本鲜为人知的小说，即盖伊·德·特拉蒙德（Guy de Téramond）所写的《沃尔玛教授的奇迹》（Le Miracle du Professeur Wolmar），可以用来解码这条信息。1910年，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的订阅者。一个德国特工在巴黎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小说。

4.

第二天，这本小说就交到了冯卡博维尔的瓦克博士和其他密码专家的手里，他们以在其中找到的一个词——是一个人名，Proctor（普罗克特）——作为关键词进行密码破译。

到周末时，他们已经解码出三个单词。

1942年7月14日，他们破解了所有密码。

5.

盖世太保拿到了三个地址。

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地址。

亚当和格莱塔·卡克霍夫的地址。

哈罗和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的地址。

6.

在战后审讯中，一个盖世太保军官说：

通过柏林的警察部门，我们拿到了这几个人的照片，并下令对他们实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我们发现，这几个人彼此存在联系。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是否开始怀疑自己受到了监视？

米尔德里德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上的日期是1942年8月14日。奥托·唐纳把它从德国偷偷带到瑞士，再从那里寄到了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

哈丽雅特打开的信封上盖有瑞士的邮戳。这封信的措辞很谨慎：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尽可能地保持身体健康，这样我们才能怀着喜悦的心情再次相见。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请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

两个星期后，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逃离德国。

7.

1942年9月5日，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来到了普雷拉（Preila），这是位于库尔斯沙嘴（Curonian Spit）上的一个小镇，属于纳粹占领下的立陶宛。他们的计划是：坐船逃到瑞典。

他们的朋友，一个名叫埃格蒙特·泽希林（Egmont Zechlin）的历史学家，后来会写到他和他的妻子跟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普雷拉度过的两天时间。

第十部（1942—1945年）

片段

问卷调查

柏林普洛岑泽监狱

1943年2月16日

患过何种严重疾病？ 宫外孕

是否有不良后果？ 是的：乏力、疼痛、眩晕

被捕

1942年

1.

那天晚上，她在沙丘上散步，阿维德走在旁边，埃格蒙特和安娜丽丝·泽希林（Anneliese Zechlin）跟在身后，相距只有几步远。沙丘沿着海岸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没有德国军队的影子。在位于立陶宛大陆地区的克莱佩达（Klaipeda）街头，已经出现了隆隆开过的坦克。谢天谢地，他们放过了这些沙丘。

自希特勒在14个月前入侵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立陶宛人对在街头齐步走过的德国士兵持欢迎态度，把他们视作解放者。不过，情况很快就变了。现在，在立陶宛人的眼里，德国总理是凶残的刽子手，转眼希特勒就收紧了手里的绳索。

在这个短暂的临界时刻，即在黄昏和黑夜之间，是波罗的海最美的时候。米尔德里德踢掉凉鞋，朝着一个沙丘走了过去。这一幕让阿维德觉得很有趣，他也卷起裤腿，追了过去。

埃格蒙特说，他们玩得很疯。难以置信的安娜丽丝默默地摇了摇头，随即挽着埃格蒙特的胳膊，兴高采烈地爬上了沙丘。

他们爬到了丘顶。

波罗的海冰冷而宽广，海水呈浓烈的紫色，此刻越发深沉，快要接近于黑色。

明天，会有一艘渔船把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运到瑞典。哈耐克夫妇认识几个以这种方式逃出去的人。这趟旅程很危险，波罗的海上有德国的巡逻船。即便是乘坐小船想办法避开了他们，但德军空中的巡逻也不得不防。不过，她和阿维德还是要去碰碰运气。他们不能回到柏林，盖世太保正在逼近他们。

六天前，也就是在8月31日，哈罗·舒尔茨-博伊森被捕。此前，利博塔斯已经警告过很多次。

空气中有雨的味道。雨的味道夹杂着咸味，越过水面一阵阵飘了过来。安娜丽丝说，应该马上回家，否则会被淋得浑身湿透。

一道闪电划过，接着是一声惊雷。

大雨倾盆而下，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四个人飞快跑下沙丘，大笑着向泽希林的屋子跑去。

2.

“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埃格蒙特·泽希林一边回忆阿维德那天晚上的举动，一边如此写道。

埃格蒙特是马尔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米尔德里德于1931年在这里做了她的第一次演讲。她有一半的时间在谈论卡尔·桑德伯格,另一半时间留给了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穿插其中的主题是微风吹拂的中西部大草原，以及普通人所要面对的不公正的政治和社会势力。她的演讲透着一股蔑视感，给埃格蒙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此以来，埃格蒙特和他的妻子安娜丽丝就成了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的好朋友。

“如此自由自在地置身于大自然，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呀，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杂事，”阿维德在沙丘上对埃格蒙特说道，“我盼望着未来的日子。”

埃格蒙特·泽希林的文章是有关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被捕过程的唯一目击见证。泽希林的文章主要聚焦在阿维德的身上，记下了他说话的内容，以及说话的方式，并进一步设想了阿维德思考的内容。至于米尔德里德思考的内容，我们只能加以想象。

3.

现在是第二天一早，屋子外面站了几个人。米尔德里德透过卧室的窗子看到了他们。一、二、三、四，有四个人。

她要不要开窗？不用。这样会弄出声音，她不想弄出声音。阿维德在跟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她不想弄出声音。就在阿维德跟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双手抱在胸前，在阿维德四周围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子。一、二、三、四。他们像是几个跳舞的人。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像是要手拉着手。向左踏步。向右踏步。阿维德还是站在中间，一直在跟他们说话。

他在说些什么？

他穿的是短袖，尽管已经是九月份，微风里透出一股鱼和霜的味道。风来自北边，来自波罗的海。那几个人穿的是羊毛大衣。三个人穿黑色大衣，一个人穿的是藏青色大衣。没戴徽章。没戴奖牌。也没有袖章。

阿维德仍在跟他们交谈。也许，穿藏青色大衣那个人点了点头，噘了噘嘴巴，做出一副要亲吻的架势，尽管他那双轻蔑的眼睛一直在看着阿维德。

几个人几乎同时缩小了对阿维德的包围圈。一、二、三、四。也许，她又一次想到了舞者。这是几个穿着舞蹈裙表演严肃舞蹈的盖世太保军官。反常的时刻。焦急的时刻。

不。保持镇定才重要。

阿维德的表情仍然很平和。在他那副圆边眼镜的背后，他的双眼很可能正看着那个向他提问的人。他不时点点头，或者不时把头略略歪向一边，以让对方知道，他正在思考那些被问到的问题。

阿维德合拢手掌，向那个身着藏青色大衣，看起来像是在负责此事的人解释着什么。阿维德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很耐心，显示出一种专业的轻松感，他仿佛正站在讲台上，以哈耐克教授的口吻对着四个学生侃侃而谈。学生们松开了包围圈，让阿维德从圈子中心移步圈外，阿维德的步子不急不慢。也许，她努力想看出他脸上的表情，说不上平静，也说不上着急。难以捉摸。

四个人相互交谈了几句，似乎达成了某种一致，然后散开了。两个人穿过安娜丽丝的花园，沿着屋子的南边绕行。另一个人沿着北边绕行。身着藏青色大衣的那个人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阿维德走上门口的台阶。

接着，那个人冷静而从容地跟着阿维德，走进了屋子。

4.

海边的空气让墙纸变了形。窗框的上方，一块饰花墙纸起了卷。米尔德里德没有注意到。也许，她的注意力都放在卧室门上。

门半开半掩。

米尔德里德俯下身子趴到地上。她飞快地——一秒钟也不能浪费——从窗台底下向卧室门爬去，阿维德打开前门的时候，她刚好关上了卧室门。

阿维德的声音。“哈喽！”

屋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安娜丽丝和埃格蒙特回应着：“哈喽！哈喽！”

又响起一阵脚步声：那个负责人重重的踩踏声。

埃格蒙特对阿维德说了些什么，语气听起来很茫然。身着藏青色大衣的那个人打断埃格蒙特，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埃格蒙特说。

“就站在这里。”

“一点也不麻烦。”埃格蒙特回答说。

“就站在这里，泽希林先生。”

地板上响起了靴子声。此时，其他人正走进屋子，一个从前门，另外两个从后门。

“这位先生通知我，我必须前往柏林。”阿维德说道，语气显得很平静。

“为什么？”埃格蒙特慌乱地问道。

“经济部在找我。”

“但是，他们只需要发个电报过来就行呀！”安娜丽丝恐慌地说道。身着藏青色大衣的那个人一直没有正式地做过自我介绍，其他人也没有做自我介绍，不过，安娜丽丝也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她知道，他们是盖世太保。

埃格蒙特同样知道。

他大声说道：“但是，阿维德还没有吃早饭呢！你们暂时不要走！安娜丽丝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一定要吃了再走！安娜丽丝？”

“嗯？”

“给这几位先生来点咖啡——”

“咖啡，好的，家里有的是咖啡。”

“再弄点吃的来。”

“当然，好的，好的。”

卧室门已经关上，米尔德里德在床头柜上找到一支铅笔头。她在抽屉里翻找着，想找到一张纸。她想给埃格蒙特和安娜丽丝留个字条。

没有纸。

她打开了衣帽间的门。两件大衣。她把手伸进口袋里。里边肯定有一张票据、传单什么的——只要她可以写字就行。

没有纸。

垃圾桶是空的。帽子盒里插满了羽毛。她跪下去，在床下摸索着，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找到。她一边咳嗽一边爬了出来。

接着，她就看见了。窗框的上方：一块卷起来的饰花墙纸。她可以撕下来，写上几句话。

但是，太迟了——来不及了。

盖世太保相册

1942年

1.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被锁进了一辆车里，然后从普雷拉一路向南，朝着500多英里外的柏林快速开去。等他们到达盖世太保位于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8号的总部时，已经是晚上了。

米尔德里德从来没有踏入过这栋大楼。在几个盖世太保军官的簇拥下，她和阿维德顺着一段楼梯，被带到了地下室。阿维德被推入一间牢房，米尔德里德被关入了另一间牢房。每间牢房里都有一张铁床、一只锡碗和一只锡匙。靠近天花板分散着几扇肮脏的小窗户，可以勉强看见监狱里的那块庭院。

一个星期过去了。

地下室阴冷潮湿，每当巡逻的守卫走过，就会回响起尖厉的脚步声。米尔德里德的一位共谋犯后来回忆说，那就是“一个黑暗的地下墓穴”。米尔德里德躺在铁床上。两排单人牢房的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每天早上六点整，一个守卫大步走在走廊之间，一边用警棍敲打着牢门，这时她醒了过来。在地下室，早晨和晚上几乎看不出区别，但如果突然有光线进来，她会看见所有朋友的面孔。

2.

哈罗和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在这里。格莱塔和亚当·卡克霍夫在这里。汉斯和海尔德·科比在这里。这里还有米尔德里德从柏林成人夜校招募而来的卡尔·贝伦斯和威廉·乌泰奇。那根把圈子、盖革纳、塔特、利特麦斯特等连在一起的链条上的各个关键环节都在这里，包括罗斯·施克隆辛格、伊丽莎白·舒马赫、凯托·邦杰士·范·比克、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欧达·肖特穆勒、埃尔弗雷德·保罗等。有几个女子，米尔德里德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只听说过她们的事迹——有人在自己的公寓里藏过发报机，有人做过信使，有人把情报译成了密码，有人下班后在自己的诊所举行过会议，有人做过小册子，有人分发过小册子。

10月末，一个纳粹分子被推进了牢房。米尔德里德十分熟悉，他叫赫伯特·格尔瑙，是阿博维尔的一名中尉，曾在她耳边透露过很多秘密。

3.

米尔德里德进入了一间黑屋。

她看到了三样东西：一部支在三脚架上的盒式照相机、一个凳子、一根金属棍。一个狱警指示她坐下来并保持不动。金属棍用来让她坐直，以防她体态松塌。他推了推金属棍，顶着她的后脑勺。

他给她照了三张照片：

照片被装进了一本相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纳粹官员会利用盖世太保的这本相册，对从事抵抗运动且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每个人的行踪做详细调查。在米尔德里德照片的下方，用黑色墨水记录着她的美国人、共产党员和妻子等身份。

4.

每一个囚犯都经受了同样的过程。一个盖世太保官员依次给囚犯们滚压指纹，先压在沾满墨水的海绵上，再井然而精确地印到纸张上。另一个监狱官员给囚犯们照相。

有的囚犯盯着照相机的时候，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悲伤。

也有人，比如海尔德·科比，以轻蔑的眼神盯着照相机。海尔德已经怀孕七个月。

5.

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原来是工艺美术学校。地下室里曾经站着一排排的学生，要么在拍打陶土，要么正把画笔伸进水彩颜料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所学校进入鼎盛时期。现在，这里是38间单人牢房，外加一间可以容纳最多20个人的公共牢房。

审讯室位于楼上。

当戴着手铐的格莱塔·卡克霍夫被带进审讯室时，她惊讶地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普通，“很像是一间政府办公室”。她看见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审讯官和打字员各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有一把留给她。审讯官已经知道了克洛特科夫在地铁站交给她的那台发报机，尽管格莱塔想不明白他的知道过程。

打字员的手指放在了键盘上。格莱塔所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供出几个名字。

她拒绝了。

审讯官很显然感到不满意。“因为你的丈夫和阿维德·哈耐克都不提供任何信息来澄清这件案子，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让他们松口，已经采用了各种必要的办法。”

“他们还活着吗？”格莱塔问。

审讯官点点头，她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他接下来说的话很隐晦——“这取决于你”——她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6.

每一天，盖世太保都把网撒得更开，很快就抓到了119个人。这么多人已经无法关下，于是安排了其他监狱接收囚犯。男人被关入男子监狱，女人被关入女子监狱。

格莱塔被关入的监狱名叫亚历山大广场监狱。每天早上，一辆绿色的警车会把戴着手铐的她拉到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囚犯的运输过程受到希姆莱的严格监管，他要求监狱管理方提交：

一份申请表的复印件……申请表的首联必须盖有部门公章，并带有签名。首次通过转运方式接受审讯的囚犯申请表必须提前一天提交盖世太保，工作日最迟截至下午4点30分，星期天或节假日最迟截至上午11点。

第一次审讯——持续了13个小时——结束后，格莱塔又被拉回了亚历山大广场监狱，她瘫坐在牢房里。天花板上有几条裂缝。趁着晨光，格莱塔看到了天花板上的文字。前一位囚犯刻了一句话：“耐心是革命最宝贵的品质。”

7.

守卫把格莱塔推进了警车。警车颠簸着驶向盖世太保总部，她想到了米尔德里德。她打算告诉审讯官，她们只是“好朋友”，曾经在威斯康星大学“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她会把米尔德里德描述成一个经常“思念母亲”和“住在密尔沃基那栋体面的公寓里”的美国人。如果审讯官问为什么米尔德里德会经常拜访格莱塔，她会告诉他，米尔德里德没有孩子，很喜欢“逗我家的乌勒”。

格莱塔确信，米尔德里德不会说出任何牵连到她内容，但是她很担心其他人——尤其是利博塔斯。

“利博塔斯的神经紧张让我很担心。”格莱塔在回忆录中承认道。

8.

集体审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而在审讯中得到的招供内容将允许作为证据，但是无论格莱塔还是其他人目前都不知道这一点。

希特勒已经安排了两位党卫军高级军官负责此事，即突击队大队长弗里德里希·潘辛格（Friedrich Panzinger）和突击队中队长霍斯特·科普柯（Horst Kopkow）——分别相当于军队里的中校和上尉。潘辛格负责全部调查工作，科普柯负责囚犯的每日审讯工作。他们的上司是盖世太保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由他向希姆莱做直接汇报。

科普柯32岁，步伐很敏捷。他作为一名纳粹分子，在工作中投入了勤勉和热情，因此变得出类拔萃。他不辞辛劳地亲自抓获了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阿维德·哈耐克和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哈罗正坐在他那间位于波茨坦附近的空军部办公室，突然听到了科普柯的敲门声。利博塔斯正坐着一列挤满了人的火车逃离德国，她突然在车厢里看到了一个面容好看，蓄着黑发的年轻人：科普柯；不一会儿工夫，他就朝她大步走了过来。科普柯决心亲自铐上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于是带着3个盖世太保的人跑了将近800英里的路，一路穿过波兰，最终在立陶宛找到了他们。

潘辛格履行职责的时候同样尽心尽责。他的纳粹同僚都知道，他在查找已经转入地下的抵抗网络方面是个行家里手。清除德国共产党是他的胜利成果之一。潘辛格原来是在巴伐利亚当警察，通过夜校获取了法律学位。现在急于证明自己的他，于1939年进入德意志帝国国家安全总局（the 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并负责对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敌展开抓捕。他把一部分人关入集中营并杀害，还狡猾地让另一部分人重获自由并扮作诱饵。他发现，德国共产党员很容易被抓住。大多数人不知道怎样秘密开展抵抗工作。他们会在电话上自由交谈，完全没有意识到，电话已经遭到了窃听。他们书写好牵连到犯罪的信件后，会直接投入普通信箱。在盖世太保的审讯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守口如瓶。

目前的调查过程中，潘辛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既然科普柯已经抓到了哈耐克夫妇和舒尔茨-博伊森夫妇，盖世太保已经抓到了其余人，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全力做好囚犯的审讯工作，然后把他们送上法庭。潘辛格的目标是营造一种公平审判的样子。法官小组会听取每一件案子。对囚犯的定罪具有支撑作用的证据，包括两位监狱同伴在审讯过程中的招供和签字宣誓书。

潘辛格通过科普柯呈报的每日简报来掌握审讯情况。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例外，审讯官都成功地拿到了供词，外加一摞签字宣誓书。

9.

有的囚犯在第一次审讯的过程中就和盘说出了朋友们的名字。

有的在经过第二轮、第五轮、第十轮审讯后松开了口。

有的拒绝说出名字。针对这种情况，希姆莱已经同意科普柯采用比恐吓、谎言、威胁和敲诈更强力的诱导策略，并批准使用更加严厉的审讯手段。

科普柯在盖世太保总部大楼的上部楼层安排了五名审讯官。最让人害怕的是沃尔特·哈贝克（Walter Habecker），这个秃顶的纳粹分子长着一只球状鼻头，蓄着类似希特勒的小胡子：就是一撮邪恶的黑色胡子。人所共知的是，哈贝克擅长使用鞭子，尤其喜欢使用拇指夹。

关于哈贝克的传闻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流传着。囚犯们走上楼梯的时候，他们会经过一扇很大的窗户。有的人会跳出窗外摔死，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对付哈贝克这位施虐狂。

10.

被捕九天之后，米尔德里德在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里度过了她的40岁生日。

每一间牢房都有编号。米尔德里德那间牢房的编号是25号。

11.

监狱的庭院里，一个名叫玛丽·露易丝·冯·希利哈（Marie Luise von Scheliha）的囚犯正跟着其他20多个女人一起，“像一张张枯萎的树叶那样”绕着周围跌跌撞撞地走着。

站在边上的监狱守卫们正目光犀利地注视着这些女人。不允许交谈。她们四人一组，悄无声息地移动着。每天，她们允许有10分钟的时间，走出来看看阳光。

“有的女囚像溺水者那样举着双手。”玛丽·露易丝回忆说。有的“像在新鲜的空气中跳舞的人那样伸展双臂”。

一个女囚脚步敏捷地走向玛丽·露易丝。她的头发在身后绾成发髻，呈现出肮脏的麦秸色。她的目光很有吸引力。

“我住在25号房，”她低声说道，“等你出去之后，不要忘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玛丽·露易丝很想问，但是米尔德里德已经走开，消失在人群中。

12.

阿维德的堂亲阿克谢尔（Axel）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传唤到了盖世太保总部。他“带着厌恶的心情”来到了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8号。

阿克谢尔走进大楼后，一个纳粹把他带到一间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让他坐下来。纳粹制服上的条纹、徽章和缀饰让他知道，这是个党卫军高级军官。在他的帽檐上，是一只用爪子抓着卐字符的幼鹰。他戴着精巧的金属框眼镜，几乎跟希姆莱的一模一样。他自我介绍说是突击队大队长弗里德里希·潘辛格，并向他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阿克谢尔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传唤到这里来吗？

阿克谢尔·冯·哈耐克（Axel von Harnack）在柏林州立图书馆过着一种驯服而相对平静的生活。他摇了摇头。

潘辛格问阿克谢尔，他是否有“在政治方面很活跃的亲戚”。

阿克谢尔立即想到了他的哥哥恩斯特·冯·哈耐克，并“立即显得有些不安”。但是，随着潘辛格继续进行着他那令人感到胆怯而温和的询问，阿克谢尔终于明白，有问题的亲戚指的是堂亲阿维德。

“我现在告诉你，他就在我们这里。”潘辛格语气温和，且近乎温柔地说道。

就在阿克谢尔领会这个情况的过程中，潘辛格告诉他，针对阿维德的指控必须“绝对保密”。如果阿克谢尔或者家族里的其他人就阿维德遭到逮捕一事走漏了一点风声，那么，他们也会遭到逮捕。

受到警告的阿克谢尔保证，他和家人什么也不说，绝对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应该跟朋友们怎么说？还有阿维德的同事们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阿维德失踪了，都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潘辛格沉思着点了点头。他说，这个解释很简单。阿维德“被公派外国出差，时间不定”。对沃伊尔施大街16号的房东也可以这样解释。

直到这时，阿克谢尔才意识到，米尔德里德也遭到了逮捕。

阿克谢尔差不多时常见到米尔德里德。她喜欢来柏林州立图书馆安坐，撰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在图书馆的食堂共进午餐。他觉得她的眼睛“很明亮很灿烂”，她会注视着他，认真听他说话。他想象了一副她走路的样子，带着“高贵的”神态，大步进入房间。

一想到米尔德里德被关进了监狱，他就感到很痛苦。

13.

10月至12月间，阿克谢尔·冯·哈耐克几乎每周都要去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8号报到。守在门口的盖世太保官员注意到，他会“准时”进楼。阿克谢尔顺着铺有地毯的走廊进入突击队大队长弗里德里希·潘辛格的办公室的一路上，他注意到了“复杂的电话装置”和数量众多的门口。身着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军官一边打量着他，一边从他身边走过，阿克谢尔感到一丝恐惧。他推开潘辛格办公室门的时候，这种恐惧也没有消失。

坐下来之后，他的目光从打磨得发亮的硬木地板移动到精致的地毯上，再从华丽的帷幔移动到潘辛格左手戴着的戒指上：那是一只银色戒指，雕刻着几片橡树叶和一副狞笑的骷髅。骷髅头戒指。希姆莱也有一只。

潘辛格冷冷地盯着他，要求阿克谢尔告诉他有关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的真相。之前的温和荡然无存。

阿克谢尔稳了稳自己。他希望说服潘辛格，放弃对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的指控，或者至少也要说服他，确保他们在监禁期间得到良好对待。

真相就是，他说，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

阿克谢尔注意到，潘辛格似乎“认可了这样的看法”。

潘辛格告诉阿克谢尔，他已经亲自审讯过阿维德多次，并承认自己“跟哈耐克博士开展过长时间的政治讨论”，这由此让他“对他具有某种尊重之情”。

第三次报到的时候，阿克谢尔已经相信自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给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带来了几包书，他事后得知，书只送到了阿维德的手里。米尔德里德什么也没有拿到。当阿克谢尔追问原因时，潘辛格拒绝说出理由，尽管他对阿维德这位美国妻子的鄙视确信无疑。几个星期后，潘辛格才说，米尔德里德“一直在撒谎”。

14.

一个囚犯戴着手铐，坐在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等待着接受审讯。她的名字是玛利亚·格雷姆（Maria Grimme）。她和丈夫阿道夫都是塔特圈子的成员。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两个盖世太保军官用一副担架，抬着一个虚弱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眼窝深陷，因痛苦而目光呆滞。多年后，玛利亚会描述自己在这双眼睛里看到的“非凡表情”。

盖世太保军官把担架放在地上就走了。玛利亚注视着那个女人，恐惧让她不敢挪动脚步。担架上的那个女人也没有动弹，她“几乎没有了呼吸”。玛利亚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死了。

盖世太保军官又回来了。其中一个尤其显得高兴而残忍。他抓起那个失去知觉的女人的手腕，把她直挺挺地拉了起来。

“嗨，哈耐克夫人，”他大声喝道，“感觉好点了吗？”

敲击—敲击

1942年

1.

12月26日凌晨5点，星期六，君特和乔伊·维森伯恩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君特打开房门，看到了四个身穿黑色大衣的人。他们看起来不像盖世太保。没有穿制服，也没有佩戴徽章。他们就在那里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不像是吉兆”，君特多年后回忆说。

“你们两个跟我们走一趟，”其中一个人说道，“带个包吧，你们可能要去一段时间。”

乔伊颤抖着双手，从柜子里找了个包，装了几件衣服，以及君特的几条裤子。

“你们以为会同住一间牢房吗？”那个军官大声喝道，“拿两个包。”

被关进牢房后，君特一整晚都在瑟瑟发抖。第二天，戴着手铐的他被带到楼上后，被人推进了一个房间。一个秃头坐在桌子后面，“正在把一支铅笔削得很尖”。他名叫哈贝克。他的气色很“黯淡”，鼻子“正在冒汗”。最让人倒胃口的是，他留着希特勒那样的小胡子。

“请你告诉我，”哈贝克开始问道，“你跟哪些人在一起？”

审讯室有时冷如地窖，有时热如火炉。有时，君特会遭到虐待。

2.

约翰·西格是盖革纳圈子的成员，他在进入哈贝克那间审讯室的时候，下定决心一个名字也不说。哈贝克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折磨。

后来，西格在他那间牢房上吊自杀。

他的朋友赫伯特·格拉斯（Herbert Grasse）从五楼的一扇窗户一跃而出。

自杀的消息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一点点扩散，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犯们恐惧地等着接受审讯。他们不允许相互交谈，因此发明出了自己的沟通方法。

3.

深夜，君特·维森伯恩用铅笔的一端敲击着牢房的墙壁。他在试图跟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关在隔壁牢房的库尔特·舒马赫取得联系。

“情况对我很不利。”君特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近，盖革纳圈子的一个成员签署了一份证明君特有罪的口供。他今天得知，库尔特在被哈贝克折磨的时候说出了他的名字。如果库尔特不撤回他的陈述，君特将会面临死刑。

我开始有规律地敲击。库尔特准确地重复着我的敲击。声音很轻微，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我敲一下表示a，敲两下表示b，敲三下表示c。他的回应很不规则。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我重复了一遍。他还是不明白。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仍旧不明白。我擦掉汗水，尽量控制着自己的绝望……我们都显得很无助。他有的音敲得很重，有的音敲得很轻。莫尔斯电码？我不会用莫尔斯电码。

“我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敲击墙壁，”君特回忆说，“我躺在床上，盖着羊毛毯子，不断地敲击着……然后我就静了下来。电灯随时会打开，守卫随时会走进来查看我的情况。”

凌晨2点，君特累了，放弃了，断断续续地睡了。

一早，一整天，他都陷入了绝望之中。他已经想到了自杀。上个星期，他用偷来的一把剪刀，从床单上剪下了两根细带子。他可以用这两根细带子缠住脖子，然后吊死自己。他宁愿死，也不会让纳粹处决自己。

但是，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22下规则的敲击。我跟着他一起数。那是字母v。接着，他敲了5下。然后，他又敲了个r，我屏住呼吸才准确地数了出来。他依次敲出了s，t，e，h，e：verstehe。意思是“明白”！我躲在羊毛毯子里，既疲惫，又高兴……我浑身冒汗。

后来，君特开始了敲击：

你……必须……收回……你的……陈述。

库尔特敲击着问道：

为什么？

君特敲击：

你……针对……我的……第二次……陈述……意味着……死亡。

4.

其他囚犯偷听到了敲击声。有的学了君特的敲击语言，有的自创语言。

他们以敲击传递着自己受到审讯的情况。他们通过敲击，就监狱守卫和内线人物发出警示；通过敲击，分享有关外部的消息，以及战争胜败的报告；通过敲击，藐视那些抓住他们的人，讲一个笑话，交上一个朋友，挑起一场争斗，发泄着他们的痛苦；通过敲击，他们听到了另一个人的敲击。

深夜，人们听到了一场由敲击声组成的交响曲。

福尔克尽力而为

1942年

1.

福尔克·哈耐克已经被征召加入了德国陆军，驻扎在柏林以南150英里处的开姆尼茨。他上一次看见自己的哥哥阿维德是在1942年8月24日，也就是德国空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实行地毯式轰炸的第二天。

阿维德当时似乎感到非常激动。他希望跟福尔克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但是，他首先在公寓里四处查看了一番，瞅瞅这件家具，摸摸那盏台灯露出来的线头。确保沃伊尔施大街16号没有受到窃听之后，他才把福尔克拉到了一边。他以近乎耳语的音量，吐露了心中的担忧。

他陷入了窘境。继续留在德国既显得迫切，又具有灾难性。他考虑将圈子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但那样做又会收效甚微。他需要有人见证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远距离又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还有圈子的影响范围问题。他不知道，如果把名字起得好听一点，会不会更具有吸引力。

福尔克所加入的抵抗小组，有一个更令人回味的名字：白玫瑰。小组的核心成员是苏菲（Sophie）和汉斯·斯科尔（Hans Scholl），他们跟福尔克一样，都读的是慕尼黑大学。

白玫瑰在1942年6月制作出了首批小册子。自1934年以来，福尔克一直是该小组的活跃分子。福尔克给斯科尔的建议——把目标瞄准更广范围内的德国人，比如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和保守贵族等——很可能就来自阿维德。

2.

1942年10月中旬，福尔克走进盖世太保总部那道硕大的拱门，前来看望阿维德。阿维德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他，“紧紧地却又很温柔地”拥抱了他。福尔克注意到，自己的哥哥看起来比去年八月老了很多。

他们隔着一张木桌相对而坐。边上站着一个监狱守卫监视他们的交谈，谈话内容严格受限。阿维德说，他在狱中的时间过得很高效——他又在开始写一本书了——还想知道母亲过得怎么样。福尔克让他放心，克拉拉·哈耐克“身体健康，勇气可嘉”。阿维德没有提自己所受到的审讯。

一个月后，福尔克获准第二次探视。

这一次，阿维德给他讲了更多的事。他描述了他那间牢房的情况（“多少有点天空”，如果站到凳子上，他可以透过钉着栅栏的那扇小窗瞥上一眼），以及他在早餐和晚餐时吃到的面包（硬得像粉笔）。监视他们交谈的监狱守卫把视线转向房间远端的动静时，阿维德会前倾身体，快速地低声说道：“他们虐待了我。”

3.

虐待阿维德的人是哈贝克，跟虐待米尔德里德的是同一个人。

哈贝克会继续虐待从事抵抗运动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会被处决。关于哈贝克的虐待手法，其中少有的第一手记录来自法比安·冯·斯科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这位法律学者跟阿维德的堂亲汉斯·冯·多赫南伊和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共同谋划了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虐待步骤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的双手被捆在身后。接着，某种装置被放到了我的手上，它把我的几个手指分离开来。这个装置的里面是一根根铁尖，它们紧紧地压着我的指根。整个装置通过螺丝来加以紧固，这样子，一根根铁尖就钻进了我的手指。

第二个阶段是这样的：我脸朝下，被绑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装置上面。我的头被蒙上了毯子，然后，一种类似烟囱管道的东西包裹住了我裸露的双腿。这两个玩意的里面也有钉子。就这样，通过一种特别的机械装置，管子的内壁不断收紧，钉子钻进了我的大腿和小腿。

“床架”也是第三阶段的主要设备。我还像之前那样被捆在上面，头上蒙着毯子。然后，通过某种装置，“床架”要么突然被一分为二，要么慢慢分开，这样一来，我捆在上面的身体就要跟着残忍床架而被迫移动。

第四阶段，一种特别的镣铐方式让我呈扭曲姿势摆好，身体既不能前移也不能左右活动。然后，那个侦探长和那个普通警察用一根粗大的棍子从背后轮番抽打我，每抽一次我就前倒一下，因为我的手被铐在身后，所以面部和头部会重重地撞击地面。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在场者都会用大笑表达着他们的开心。第一轮折磨以昏迷收场。此处描述的残忍方法既没有让我做出招供，也没有让我背叛自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甚至换不了内衣，上面浸满了鲜血。尽管我之前一直身体健康，但那天晚些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4.

阿维德问福尔克，有没有米尔德里德的消息。

福尔克说没有消息。

阿维德问他要一张米尔德里德的照片。他说，要躲过监狱守卫才能带进来。

福尔克说，他会尽其所能。至此，他给米尔德里德带东西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收场。

5.

米尔德里德受到了严格的独立关押。

阿维德拿到了铅笔和纸，他被允许收发信件。阿克谢尔给他送来了柏拉图、黑格尔和亚当·斯密的书籍。他又在写一本书，他想在其中提出一种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将会综合他之前的所有理论。

米尔德里德没有享受到任何待遇：没有铅笔，没有纸张，没有信件，没有书籍。

阿维德的堂亲阿克谢尔向一位监狱官求情，希望同意他看望米尔德里德。这位官员予以回绝。“没有人会获准与米尔德里德·哈耐克说话，”阿克谢尔后来写道，“我反复请求允许家中的女性成员（与她）说话，同样遭到了否决。”

福尔克也做了尝试——但都失败了。

6.

福尔克试图找一位律师。他认识大家族里的四位优秀律师：克劳斯·邦赫费尔、恩斯特·冯·哈耐克、尤斯图斯·戴布流克和汉斯·冯·多赫南伊。

但是，来自这个家族的律师不能上法庭为阿维德和米尔德里德做辩护。他们也参加了抵抗组织——同样可能遭到迫害。

7.

汉斯·冯·多赫南伊、尤斯图斯·戴布流克和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均在阿博维尔供职，因此处在德国军事情报系统的炽热中心。恩斯特·冯·哈耐克和克劳斯·邦赫费尔正在跟他们展开密切配合。

在阿博维尔内部，一场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正在成形，这一密谋暂时还没有名字。曾任莱比锡市市长的卡尔·戈尔德勒（Carl Goerdeler）也参与了进来。此外还有多位高级军官，包括一级上将路德维希·贝克、陆军少将汉斯·奥斯特和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上将是阿博维尔的头目，奥斯特少将是他的副手。两人在1938年试图组织的那场政变——“奥斯特阴谋”——功亏一篑，原因之一是内维尔·张伯伦首相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一次，他们希望得到英国政府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强力支持。

1942年6月1日，卡纳里斯派遣迪特里希·邦赫费尔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前去提醒英国，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正在密谋暗杀希特勒。迪特里希会见了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兼上议院成员乔治·贝尔（George Bell）。迪特里希十年前就认识贝尔主教，他当时在伦敦短暂做过牧师，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而坚定的友谊。

贝尔主教告诉迪特里希，他会尽其所能支持他的行动。他给公认的丘吉尔首相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兼知己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了一封长信。“如果德国有人同样准备从内部发动一场针对独裁暴君希特勒的战争，”贝尔主教写道，“阻止或视而不见的做法正确吗？”

艾登严厉地斥责了他。艾登坚持认为，德国境内的抵抗者“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存在”。

沃尔夫冈的第七次审讯

1942年

1.

沃尔夫冈·哈维曼驻扎在弗伦斯堡（Flensburg），这座港口小镇与丹麦相邻，且远在北方，盖世太保不得不跋涉近300英里去逮捕他。他们对海军情报单元的这位海军上尉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告知沃尔夫冈，他需要前往柏林一趟，没有他，战争一样可以进行。

来到盖世太保总部后，沃尔夫冈被拍了照片、采集了指纹，然后被关入了地下室的一间牢房。

第一次审讯，他就被问到了舅舅阿维德的情况。

第二次审讯，他被问到了舅妈米尔德里德的情况。

第三次审讯，他被问到了圈子里其余成员的情况。

沃尔夫冈装作一概不知的样子。

“你不用替你舅舅遮掩了，”审讯官告诉他，“他罪大恶极，你根本救不了他。”

2.

沃尔夫冈第四次接受审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进入了房间。他是个秃头，明显比之前那位审讯官年长，大约50岁的样子。他留着一撮胡须。他的眼睛呈暗蓝色。他拿出一把刀子，将一根香烟一刀两断。

哈贝克。

桌子上摆着一本相册。哈贝克随意地翻着，仿佛那本盖世太保相册是一群度假的人拍摄的照片汇编。他想知道，沃尔夫冈是否认识其中的某些人。

沃尔夫冈几乎认识哈贝克指着的每一个人。坐在他对面的打字员把手指放在键盘上，等着他做出回应。

沃尔夫冈摇了摇头。

3.

哈贝克对沃尔夫冈展开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审讯。

第五次审讯，沃尔夫冈经受了更多有关阿维德的问题。

第六次审讯，沃尔夫冈比前四次表演得还要夸张，他为“道义愤慨而泪流满面”。

4.

沃尔夫冈接受第七次审讯的时候，哈贝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之前那位审了他三次的审讯官。他的态度看上去很温和，提议沃尔夫冈跟他一起到外面散散步。

那是沃尔夫冈自被捕以来第一次去外面。

审讯官带他沿小径穿过一座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开满冬日繁花的花园。阳光让沃尔夫冈感到有些刺眼，芳香的空气充满了他的肺部，他跟这个纳粹分子肩并肩地走着——他知道，这个人名叫布赫特（Büchert），有权决定他的生死。

布赫特装出一副随意的口吻。他告诉沃尔夫冈，自己从来没有被安排过这样的案子。这“可以是一部精彩小说”，他说，“要不是结局太过悲伤的话。”

囚犯密信

1942年

1.

“时常检查我睡袍的接缝处。”凯托·邦杰士·范·比克低声对母亲说道。盖世太保总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她们隔着桌子对坐着。

凯托21岁。1942年11月14日，她就要满22岁。她已经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戴了两个星期的手铐。在她那间牢房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一扇小窗让她可以一窥监狱的那个庭院，男人和女人可以有1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绕着转圈。有的人凯托认识，有的人她不认识。没有关系。很多人都在从事地下抵抗运动，他们之间的联系跟这扇窗户的栅栏一样牢固。每一天，凯托都会站在她床边那张小桌子上，瞅一眼窗户外面的情况，每当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过的时候，她就会唱上几句。

凯托的歌声打动了一个守卫。正因为这个原因，凯托的母亲欧尔佳（Olga）才获准前来探视。她很幸运，其他的母亲一次探视权也没有得到。

这次探视很短暂。欧尔佳抱着一大堆衣服走出盖世太保总部那座大拱门的时候，耳朵里还在回响着凯托的低语。有的囚犯的家人被允许替囚犯洗衣服。柏林的其他监狱也采取了这条政策。哪些家人获准替囚犯洗衣服，这样的决定取决于监狱管理者的一时兴起。

所洗衣服的褶边很快就成为囚犯和家人秘密通信的秘密途径。这样的密信被称作kassiber。

有时候，囚犯会利用每天在监狱庭院散步的机会互传密信。有时候，他们会把密信藏在破损的砖缝砂浆或墙上的裂缝中，等着被其他囚犯发现。

2.

米尔德里德和利博塔斯被从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转移到夏洛腾堡监狱，并被关入了分开的单人牢房。这栋红砖大楼掩映在康特路（Kantstrasse）上一座砌着围墙的庭院里，从监狱边上走过的柏林人甚至都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米尔德里德和利博塔斯开始互传密信。

每天早上，她们都会被一辆警车拉到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利博塔斯的审讯官不是哈贝克，负责对她进行审讯的警察不忍心折磨她。利博塔斯很幸运。然而，她还是不明白，尽管有她家跟戈林这层关系，那个警察还是不解开她的镣铐，让她获得一些自由。

3.

戈林很生气。

德语中的空军少尉和中尉分别是Leutnant和Oberleutnant，而上尉是Hauptmann。——译者注

他是利博塔斯和哈罗婚礼上的客人。他看着哈罗被升到了中尉——这是德国空军等级最高的尉级军官德语中的空军少尉和中尉分别是Leutnant和Oberleutnant，而上尉是Hauptmann。——译者注——而他也痛苦地意识到，是自己让哈罗有机会接触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

一位担任希特勒副官的海军上将注意到，戈林对这件难办的事情感到“很丢脸”。戈林不理解，德国的地下抵抗小组竟然包含了“军官和贵族”。

让希特勒同样震惊的是，这个地下抵抗小组竟然包含了“精英分子”。

4.

利博塔斯决定拯救自己。一天下午，在她的审讯官离开办公室后，她跟那个名叫布莱特小姐（Miss Breiter）的女打字员聊起了天。利博塔斯告诉对方，她是菲利普·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Philipp Friedrich Alexander），即奥伊伦堡（Eulenburg）-赫特菲尔德（Hertefeld）亲王和桑德尔斯伯爵（Sandels）的孙女。她还假装对布莱特小姐的身世很感兴趣。她想知道，布莱特小姐是如何来到这里，给盖世太保总部的警察当起了打字员。接着，她将对话转到了她自己的窘境上。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利博塔斯说。

5.

那天下午，利博塔斯在布莱特小姐的耳边轻轻说出了一个名字：汉斯·科比。

第二天下午，她低声说出了另一个名字。

第三天下午，她又低声说出一个名字。

在共计25次的审讯过程中，利博塔斯低声说出了她在圈子、盖革纳、塔特和利特麦斯特认识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布莱特小姐尽职尽责地跑上三楼，把这些人的名字报告给了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霍斯特·科普柯。这位小姐后来承认，自己当时“激动得昏了头”。

科普柯惊呆了，很多名字他都听说过。他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戈林。于是，布莱特小姐拿到了5,000马克，以及一封希姆莱的亲笔感谢信。

戈林给科普柯的奖励更大：30,000马克。

6.

过了一段时间，菲利普·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奥伊伦堡（Eulenburg）-赫特菲尔德（Hertefeld）亲王和桑德尔斯伯爵的孙女在牢房里给她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我，”利博塔斯写道，“出于自私，出卖了朋友们。”

红色乐队既不红也不乐

1942年

1.

利博塔斯叛变的消息传遍了女子监狱。

罗斯·施克隆辛格在一封密信中写道：

最近被抓的人据说跟利博塔斯有关……她一生下来就是浩伊伦堡或者奥伊伦堡或者别的什么的公主，因此跟戈林有关系或者是熟人。她的丈夫受到了戈林的保护，也许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欧达·肖特穆勒写了一封密信，把“最后一刻的恐慌”做了一番描述，而正是这最后一刻的恐慌把利博塔斯变成“告密者”。

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就这位“长舌妇”写了一封密信，说她独创了一种叛变方式，在一次接受审讯的过程中，至少拿出了十几封密信，而那全都是米尔德里德写给她的。

2.

盖世太保的官员们把查抄到的密信和审讯文字稿装进文件夹里，作为囚犯们在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截至1942年12月，已经形成了30个鼓鼓的文件夹，计划对75名德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举行19场单独的审判。

3.

这群人现在有了名字：红色乐队。这个名字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而是来源于德国的情报术语。阿博维尔用“乐队”这个词来表示敌人的间谍网络。无线电发报机是“钢琴”，操作人员是“钢琴师”。当阿博维尔在1941年发现，德国“钢琴师”正在向莫斯科传送情报的时候，他们就给这个乐团加上了“红色”一词。

阿博维尔、盖世太保和希特勒都有一种印象，“红色乐队”是一个庞大而统一的情报网络，它由一群在莫斯科、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和柏林工作的熟练间谍组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关押在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的囚犯们得知，自己将成为一场旨在起诉苏联特务小组的集体审判的被告人时，很多人都感到非常迷惑。

4.

审判将在纳粹德国的最高军事法庭，即德意志帝国军事法庭举行。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将逐一听取案子。辩护律师将作为囚犯们的代表，德意志帝国将由公诉人代表。

上述细节已经通过公诉人本人——应戈林的要求，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长达800页的起诉书——转交给了福尔克·哈耐克。

5.

福尔克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哈耐克的家人还是没有找到辩护律师。他们必须聘请一个足够勇敢的人，能够跟直接听命于戈林的公诉人展开对抗。迄今为止，他们接触过的所有律师都直接拒绝跟米尔德里德和哈耐克产生任何关系。他们私底下表达了同情心，但他们都过于害怕，不敢冒着风险公开为参加抵抗运动的任何人提供辩护。

最终，在距离审判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阿维德的妹妹英吉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手这件案子的人。

6.

12月一个凄冷的早上，福尔克带着他的堂亲阿克谢尔和恩斯特·冯·哈耐克拜访了一位律师，地点在柏林一间堆满了书、显得很拥挤的办公室里。对方自我介绍说是施瓦茨先生（Schwarz），并跟来客亲切地握了手。

所有人坐下来后，施瓦茨告诉他们，纳粹当局只允许他粗略地浏览一下那份长达800页的起诉书，而且拒绝向他提供那些跟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相关的页面的复印件。实际上，他甚至不允许做记录。

福尔克、阿克谢尔和恩斯特目瞪口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施瓦茨如果对起诉书都无法详尽掌握，那么他又怎么能有胜算替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进行辩护？

恩斯特·冯·哈耐克站起身来。作为一名老练的律师，以及梅泽堡镇曾经的镇长，他在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纠缠于各种法学原则，而且在近年来他屡次目睹纳粹的腐败行为。他一边阐述着阿维德的政治目标，以及他希望建立一个公正、人道的世界的使命感，一边试图向施瓦茨展示如何才能应对这个案子。

施瓦茨对他表示了感谢。大家也说不准，他是否会在审判过程中遵循恩斯特的示范。再次握手之后，会见结束。恩斯特来到外面，迎接寒冷的早晨，一边想着还可以找谁？

他联系上了一个据说很同情地下抵抗组织的盖世太保官员，并肯请他弄到跟起诉书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官员不会这么做，或者不敢这么做。他能分享的全部信息就是：“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一大群藏得很深的人，而那些受到牵连的人会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7.

“还是没有米尔德里德的消息。”福尔克在一封写给母亲克拉拉的信中写道。

这封信的日期是1942年12月7日。八天后，审判就要开始了。

8.

关于米尔德里德的谣言开始传了起来。

罗斯·施克隆辛格在一封密信中写道：

我听说米尔德里德关在夏洛腾堡。她最近应该是脑子变差了——说是得了被害妄想症。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米尔德里德有自杀倾向，至少两次试图吞下一把大头针。

有人还看见米尔德里德跟一个监狱守卫发生了扭打。有传言说，她弄伤了对方。

9.

米尔德里德被允许写一封信。

她已经几个月没摸过铅笔。她患上了肺结核，但在寄给阿克谢尔、福尔克和克拉拉·哈耐克的这封信中，她对自己的病只字未提。

她请他们给她送一件“灰色西装”进来，这件衣服还在威廉二世皇帝纪念公园附近的陶恩茨大街上的干洗店里。当她在法庭上出庭的时候，这件衣服会让她看起来更显优美。她需要做好准备，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强壮和健康。

她问他们要一些“维生素和酵母”。她解释说，沃伊尔施大街16号可以找到药瓶，分别在“食物储藏柜的顶层”和“门厅里靠近门口那个橱柜（底部）”。

米尔德里德不知道，盖世太保几天前突击检查沃伊尔施大街16号，没收了他们的所有物品。她也不知道，一个党卫军军官将带着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很快就要搬进他们曾经的家里。

安内利泽和老巫婆

1942—1943年

1.

早上，米尔德里德睁开双眼。微弱的阳光透过靠近天花板那扇装有栅栏的窗户透了进来。她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光滑的悬铃木树上出现了细微的裂痕，一道道凹痕就像一个个星座。一会儿想到这个，一会儿想到那个，一会儿又想到了这个，在一次次缓慢叠加中，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着。她盯着天花板看了多少个小时，已经数不清楚。她的时间曾经被划分得井井有条，现在变成了空无一物的无尽延伸，响彻其中的只有钥匙串清晰的碰撞声，以及牢门被大力推开的咣当声。不再准备演讲，不再准备上课，不再准备开会。她用来计时的，是那只一日三餐送来的餐盘。监狱守卫“砰”的一下就扔在了地上。

早餐是一块干面包、一杯黑得像泥水的温水——它在这里被当作咖啡，是用煮熟的谷物制成。她一边啃咬，一边吞咽，一边咳嗽。咳嗽让她的肺部感到十分疼痛。

床垫里塞的是木屑和麦秸。

她身上和头皮上爬满了臭虫和虱子。老鼠蹦蹦跳跳地从石质地板上跑了过去。

没有马桶，只在牢房的一角放着一只大桶，臭气熏天。

一天早上，她会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她会从床垫上爬起来，穿上她那件灰色西装，然后走出这间单人牢房。外面，一辆等候着的警车会把她从夏洛腾堡监狱转运到法庭，她会戴着手铐，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种自由。

2.

被锁在牢房里的罗斯·施克隆辛格又写了一封密信。她的心碎了：博多死了。她在他们订婚纪念日的前一天听到了他的死讯，消息来自东部前线，一路偷偷摸摸地传到了亚历山大广场监狱的走廊里。

不幸的我甚至说不清楚，这个消息激起了我怎样的想法和感情……太多不幸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我要麻木自己的心脏才能承受这一切。

博多·施克隆辛格不是死于战斗，他是死在自己的手里。当他听说盖世太保逮捕了圈子里包括罗斯在内的所有成员之后没多久，他就走进苏联乡下的一个农场，朝自己开了一枪。

3.

跟一群其他囚犯关在一间公共牢房里的埃尔弗雷德·保罗正在缝衣服。她在从事强迫劳动，一个守卫正在监视他们。到目前为止，她唯一做过的缝纫活是在她位于柏林的那家诊所缝合伤口。她当时戴着手表，而现在的手腕空无一物。她知道，当一名守卫大声叫着“剪刀入洞”的时候，时间就已经过去了九个小时。

埃尔弗雷德和其他囚犯把剪刀放进了暖气管边上的一个洞里。他们把这个洞戏称为“热洞”。

回到牢房后，埃尔弗雷德写了一封密信。

我觉得好可怜。我不想孤零零的一个人。

幸运的是，她并不孤单。她跟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同处一间牢房，这个人有着很好的幽默感。“我跟艾丽卡相处得很好。”埃尔弗雷德写道。

一到晚上，我们就会一起讲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主要是我们跟男人们相处的经历。

每当埃尔弗雷德感到肚子饿的时候，艾丽卡就会给她“煮饭”——他讲述着令人垂涎的一顿丰盛晚餐的种种细节，还可共饮一瓶葡萄酒。“接着，我们就美美地入睡了。”她写道。

每当埃尔弗雷德感到沮丧的时候，艾丽卡就会吹响口哨，或者唱上一首活泼的歌谣，或者讲个黄色笑话，直至她开心地笑了起来。艾丽卡自称为“段子手”。

4.

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写了一封密信——

过去一年中，我从未这样专注地生活过……我希望写一写我曾经的梦想。

——并偷偷地交给一个监狱守卫。

5.

守卫名叫安内利泽·库恩（Anneliese Kuehn）,她在战后将会讲到自己跟这几个女人的遭遇过程。

一开始，安内利泽并不清楚该如何看待她们。安内利泽干这份工作是为了挣钱，此外无他。亚历山大广场监狱不允许存在密信。任何传递密信的守卫一经发现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她和其他守卫每天都需要搜查囚犯们的牢房，并数次搜查她们的身体。她们每查抄一封密信，可以拿到五个德国马克。

一天，在搜身的过程中，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告诉安内利泽，有个党卫军守卫试图强奸她。安内利泽听了之后，产生了同情心。

她开始更密切地关注艾丽卡和她在地下抵抗小组里的其他朋友，发现“她们想方设法地在保持联系”。她们有时候会把密信扔给正在庭院里的囚犯，有时候又会通过通风槽板传递密信。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意识到，哪怕处在监狱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这一群抵抗斗士也没有放弃斗争。”安内利泽回忆道。

6.

在一次空袭的过程中，欧达·肖特穆勒溜出牢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在其中一扇门的后边，有一个马桶。她终于逃离了她牢房里的那只散发恶臭、令她倍感屈辱的大桶，哪怕只有这一次。

她推开门，撩起裙子，对着马桶撒起尿来，这样的奢侈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享受过了。

她的快乐很短暂。

一个令她厌恶的监狱守卫冲进来大声呵斥着她：“臭不要脸！”

“你这个疯婆娘，知道个什么。”欧达反唇相讥。

“我要举报你！”

欧达非常清楚，她用意第绪语骂守卫“疯婆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她并不在乎。她在一封密信里描述了这段插曲，把那个守卫称作“老巫婆”。

7.

老巫婆跟安内利泽·库恩迥然不同。

老巫婆对那些叫喊肚子饿，并希望多加一块面包的囚犯厉声呵斥。“嘿，看呀，”她讥讽道，“这不正是我们那头贪吃猪吗？”她对自己所看守的那些女人完全没有同情心。

而安内利泽·库恩有。她开始替她们偷偷带入铅笔、纸张、蜡烛、火柴，趁着搜查牢房的时候偷偷交给囚犯。她不但没有没收密信，反而把它们交给了预想中的收信人，要么身在牢内，要么住在城里。遇到空袭的时候，她会让她们溜出牢房，前往隔壁牢房互相交流。

8.

关在公共牢房里的埃尔弗雷德把一些布料变成了花朵，一位监狱官员展示了如何高效缝制。不能把它做成一朵枯萎的花，要把它做成一朵可爱的豌豆花。

“今天，”埃尔弗雷德在一封密信中写道，

我们又做起了花，我们每天要做37箱，每箱60朵花，也就是2,220朵花。最近做的是浅色的豌豆花，今天我们做了颜色鲜艳的花。

“今天，”她在另一封密信中写道，

二号楼的楼顶上歇着两只鸽子。我看得很仔细，它们那美丽的彩色羽毛在傍晚的阳光下泛着光。

埃尔弗雷德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她很欣赏“我窗扇上那根长长的冰柱，它在正午的阳光下晶莹剔透，闪闪发亮”。

米尔德里德要是有一支铅笔和纸片的话，那她也可能会把这些观察写在密信中。她在给克拉拉、福尔克和阿克谢尔写完唯一的一封信后，守卫收走了她的铅笔。在夏洛腾堡监狱，没有安内利泽这样的守卫。

9.

早上。米尔德里德睁开眼睛。什么也没有改变。带栅栏的窗户，有裂缝和凹痕的天花板，臭虫，虱子，老鼠。

不。今天会有所不同。

米尔德里德从床上爬起来，赤脚踩在石质地面上。今天上午，她将脱下囚衣，穿上她那件灰色西装。她将走出牢房，离开这座监狱。

从这里走出去。

她无法预料，法庭上将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一点：阿维德也会在场。

希特勒的寻血猎犬

1942—1943年

1.

帝国军事法庭是隶属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机构。他们所面对的被告，通常是一些开小差的士兵或不服从戈林命令的将军，三名高级军官和两名平民法官将决定他们是有罪还是无罪。

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和她的同伙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德国刑法将叛国罪分为两种：针对政府的谋逆罪（Hochverrat）和针对国家的卖国罪（Landesverrat）。被告如犯有针对政府的谋逆罪，通常会被判处三至五年的入狱服刑。如犯有针对国家的卖国罪，将会被判处死刑。

戈林为这次集体审判亲手挑选的公诉人名叫曼弗雷德·罗德（Manfred Roeder），这个42岁的律师拥有上校军衔。多年来，罗德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幼稚而粗鄙的大嗓门，对法律的掌握很马虎。在德国空军任命他对特技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自杀案展开调查后，罗德下令逮捕了所有与乌德特有关联的人——不管其亲疏远近——以及诸多与之没有关联的人。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人后来揶揄说：“我们一定要把罗德从这个案子中弄出去，他连教皇也敢逮捕。”罗德发起过无数次惩戒程序，他尤其不受同事们的待见。一名法官认为，罗德“对别人的遭遇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另一个法官认为，罗德“麻木不仁，存在偏见”。持这种看法的法官名叫亚历山大·克莱尔（Alexander Krael），他是帝国军事法庭第二分庭的庭长，碰巧也是米尔德里德审判案的首席法官。

克莱尔法官可能看不起这个被戏称为“希特勒的寻血猎犬”的公诉人，但这两个人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克莱尔和罗德都认为，反对希特勒是一种重大犯罪，尤其在战争期间。在他们看来，德国公民有效忠的法律义务，哪怕德国已经由一个议会民主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独裁国家。哪怕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正在屠杀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划入了元首所不喜欢的那个类型。

2.

在对红色乐队的集体审判中，“希特勒的寻血猎犬”只有一个目标：把每一个受到指控的人都判处死刑。

在曼弗雷德·罗德那30本鼓鼓的文件夹中，装的是每个人在关押期间遭受无数次审讯时的文字记录稿。他们在遭到拷打时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针对他们的呈堂证供。还让罗德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主动背叛了一帮朋友，提供了大量有关他们的信息。罗德将会予以充分利用。

1942年12月15日上午，计划安排男女一共12个人出庭受审。其中有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哈耐克夫妇，以及利博塔斯和哈罗·舒尔茨-博伊森夫妇。然后，集体审判将在1943年1月初继续开庭，一直持续至所有76名被告全部受到指控。

希特勒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报告。有史以来第一次，帝国军事法庭的法官不再有最终发言权。所有的裁决和判刑都必须经过元首的批准。

3.

米尔德里德的同案犯将会在密信中写到曼弗雷德·罗德。就这样，有关他们这位公诉人的消息从一间牢房传到另一间牢房，从一座监狱传到另一座监狱。大家都知道，他在被告出庭的过程中表现得趾高气扬并大呼小叫。欧达·肖特穆勒将把他描述成“一只难以形容的自负公鸡”。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会把这场集体审判称作“政治迫害”。

4.

没有一封密信记录过米尔德里德对于曼弗雷德·罗德的印象。处于单独关押状态，且不允许写信或者交谈的她，无法向任何人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次审判

1942年

1.

1942年12月15日，上午九点前一点点，米尔德里德走进了法庭。一会儿之前，她才在走廊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施瓦茨。他说，自己被禁止向她提供建议。他甚至不能挨着她坐。

一个守卫把米尔德里德带进了法庭靠后的位置，那里整齐地摆放着三张凳子，对方命令她坐下。

她穿上了那件灰色西装，头发在身后绾成了发髻。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但那件西装已经不再合身。她那瘦削的身体让西装走了形，仿佛是从某个身体健壮的妇女那儿借来的衣服。

在守卫的押送下，其他被告一一走了进来。

阿维德走了进来。接着是哈罗和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汉斯·科比，米尔德里德曾经的学生、阿博维尔的赫伯特·格尔瑙中尉依次进来。她看见了他，也许吃惊，也许不吃惊。另外六个人——两女四男——走了进来，其中有几个人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眼睛很可能没在任何人身上停留太久。

她的目光很可能聚焦在阿维德身上。

2.

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之间不允许交谈，更不要说拉一下手。为在帝国军事法庭举行的这次集体审判而定下的规则是，不允许被告之间进行交流。经过了三个月的连续关押以及断断续续的虐待之后，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所能做的只有相互凝视。

3.

五名法官进入法庭，坐在主席台的椅子上。克莱尔法官大声喊着12个被告人的名字。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是一幅虎视眈眈的希特勒面部浅浮雕像，某个缺乏经验的雕刻师把它雕得大而走形。

在这几面墙壁之间，即将上演一场正义模仿秀。

曼弗雷德·罗德让被告们一个一个地站起身来。他的表演很有戏剧性，又令人感到恐怖。他时而冷笑，时而咆哮，时而趾高气扬，时而自鸣得意。

轮到米尔德里德的时候，她从木凳子上站起来，走向证人席。他向她提出了问题。

她对他还以怒视和谎言。不，她不会说名字，也不会指认人。不，她对间谍工作一窍不通。不，她所举行的会议不具有叛国性质，那些会议都严格地聚焦于讨论美国小说。

4.

审判持续了四天。12月19日，判决下达。

阿克谢尔·冯·哈耐克给福尔克发了一封电报：

书缺货，但有六张图片。

“书”代表阿维德，“缺货”代表死刑，“图片”代表米尔德里德。

这条加密信息是要告诉福尔克，阿维德被判死刑，米尔德里德被判六年监禁。

5.

哈罗和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被判死刑。

汉斯·科比被判死刑。

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来自圈子、盖革纳、塔特和利特麦斯特的所有成员差不多都会被判处死刑。

米尔德里德的同室狱友

1942—1943年

1.

当格特鲁德·克拉普斯（Gertrud Klapputh）来到夏洛腾堡监狱的时候，天上正在下雪。

她29岁,从小在利奥波德舍尔（Leopoldshall）长大成人，她的父亲在这个贫困小村子里的一家盐矿做工。她从21岁开始就在从事地下抵抗运动，她拒绝承认纳粹德国，自称是一名流放者。1934年，她前往莫斯科。1935年，她前往巴黎。据她的盖世太保档案记载，她在1938年前往布鲁塞尔，并“跟一位荷兰女人非法同居”。

这份档案一共有6页，对她的罪行做了枯燥而详细的记录。她散发过非法小册子,跟共产党人厮混过。她是共产党囚犯援助小组，即“红色援助”的成员，并以“赫尔沙”（Hertha）作为代号参加叛国活动。

1940年，盖世太保把她带回柏林，在监狱里关了6个月。获释10个月后，盖世太保又一次逮捕了她。

格特鲁德不知道，这一次会被关上多久。迄今为止，她已经在铁窗后面待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先是在莫阿比特监狱（Moabit），接着是在亚历山大广场监狱，现在又到了夏洛腾堡监狱，跟20个女人关在一间牢房里。

2.

1942年12月10日，格特鲁德·克拉普斯在夏洛腾堡监狱的庭院里第一次见到了米尔德里德。昏暗的天空中飘洒着一片片湿润的雪花。囚犯们需要在午饭后绕着圈子走上30分钟。她们两人一组，并肩而行，绕成了一个大圈子。她们不允许说话。囚犯们莫名其妙地把这项活动叫作“熊瞎子跳舞”。格特鲁德是新人，还不知道这个词。

各种流言在牢房与牢房之间低声流传着。她正是靠这个才知道，米尔德里德是个严格受到单独囚禁的美国反法西斯主义者。格特鲁德产生了兴趣。每天进行“熊瞎子跳舞”的过程中，她都会在绕着圈子走的女人中间寻找米尔德里德。她们的目光不时相遇。

“我们只能交换眼神。”格特鲁德写道。

3.

1942年12月20日，守卫头目通知格特鲁德，她将被转到一间小点的牢房。格特鲁德走进去之后，跟坐在那里的囚犯四目相对。

是米尔德里德。

牢门关上，守卫走了之后，她们“同时抱住了对方”，格特鲁德回忆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此强烈，因为在那之前，我们一直只能通过眼睛来表达。”

4.

米尔德里德有自杀的危险。正因为这样，她才在被单独关押三个月之后，分到了一位同室狱友。

“米尔德里德拥有一件至宝，”格特鲁德回忆说，“也就是一支铅笔。”在那场长达四天的审判过程中，米尔德里德不知在什么时候看见了这件宝贝，把它偷了过来。她告诉格特鲁德，自己被判了六年的苦役。她很快就要被转送到劳改营。在那之前，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自己的时间。

“我们早上起床后要做早操，尽管房间极其狭小。”格特鲁德写道。

然后，我们洗漱完毕，等待送来有一块干面包和一杯所谓“咖啡”的微薄早餐。

全是水，没有任何味道，但她已经习惯了，她俩都已经习惯。

接着，我们会学习，或者互相讲讲经历，一直到午餐时间。

米尔德里德和格特鲁德所说的“学习”是一种临场发挥。她们没有书本。但是格特鲁德弄到了一些纸片，米尔德里德高兴地把藏在洞里的那支铅笔拿了出来。“她给我写下了歌德的诗句。”格特鲁德回忆说。

我还从她那里学到了美国歌曲……她也从我这里学到了歌曲和诗歌。她最喜欢听的是：“哦，宽阔的峡谷！哦，高大的山脉！”

她们听到了钥匙的碰撞声，牢门打开了。一个守卫啪嗒一声放下餐盘，又是少得可怜的一顿饭。然后是“熊瞎子跳舞”。就这样周而复始。

不幸的是，米尔德里德没有邮件，既没有来自她丈夫的邮件，也没有来自她家人的邮件。有时候，只要一说起阿维德，她就会号啕大哭……我尽量安慰她。她有点担心的是，怎样才能在劳改营熬过六年的时间。

5.

法庭里，他们的宣判结束后，米尔德里德向阿维德投去了最后一瞥。

阿维德看着她的眼睛，“笑了”，为她保住了命而感到欣喜。她久久地凝视着他，用眼神表达着她那饱受煎熬的爱。

米尔德里德仍旧抱着一线希望，他们会重聚。

她告诉格特鲁德，也许，阿维德的判决会获得上诉。也许，一个更有能耐的律师会取代施瓦茨，为获得缓期执行而展开令人信服的辩论。也许，阿维德的死刑执行之前，战争就会结束。也许，抵抗组织会成功暗杀希特勒。米尔德里德让自己相信，不管这些可能性如何遥远，却始终值得坚持。

但是，米尔德里德有时候会失去信心。“她时而发疯，时而近乎绝望。”

6.

1943年1月。新年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格特鲁德拿不太准——一个守卫出现了。米尔德里德得到了她的律师的召见。

米尔德里德不明白。她已经接到了判决，这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米尔德里德站起身来。钥匙叮叮当当响过之后，牢门开了又关上。又一阵钥匙的叮当声。她走了。

后来，等米尔德里德回来后，她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出于某种原因，她的判决被推翻。米尔德里德的律师告诉她，她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判决”。

格特鲁德努力安慰着米尔德里德，但她已经无法安慰。施瓦茨还给她说了别的事情。

阿维德死了。

1942年12月22日晚差几分钟8点，阿维德被绞死了，一同绞死的还有红色乐队的另外六个人，其中包括哈罗·舒尔茨-博伊森、汉斯·科比和库尔特·舒马赫。待在牢房里的阿维德，利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时，给米尔德里德写了一封信。施瓦茨现在将这封信给了她。她读了无数遍，但还是不相信，阿维德已经死了。不可能。她不可能就这样成为一个寡妇。

哈罗、汉斯和库尔特不可能死了。

她不可能再次进入那间法庭。

7.

但她必须去。

当戈林得知米尔德里德没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简直“暴跳如雷”。“监禁”这个词让他勃然大怒，一位法庭军官在战后的一次审讯中如此回忆道。他大叫着说，他“得到了元首的指派”，“要除掉这个毒瘤”。他还发誓说，希特勒会推翻对她的判决。

第二天，希特勒立刻否决了对米尔德里德的裁决，并要求对她处以死刑。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的表象，他另行安排了一个法官小组审理她的案子。

最大的厄运

1943年

1.

1943年1月13日，米尔德里德穿着她那件灰色西装，再一次走进帝国军事法庭。她的口袋里装着阿维德的告别信。跟她上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相比，法庭现在显得空荡了许多。

她看见，法官小组换人了。但是，公诉人没有变。

今天，曼弗雷德·罗德把米尔德里德的学生赫伯特·格尔瑙传唤到了证人席。

这位阿博维尔的军官做证说，他在去年春天向米尔德里德说过一些军事秘密，具体而言，就是有关希特勒正在为入侵高加索并占领油田而做的准备，以及有关阿博维尔在苏联后方执行的“12次颠覆行动”。

你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秘密？“希特勒的寻血猎犬”问他。

格尔瑙说，是米尔德里德强迫他这么做的。

你和阿维德·哈耐克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赫伯特·格尔瑙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性束缚”。

格尔瑙的猥亵性证词被作为呈堂证供，支持对米尔德里德重新做出判决：死刑。

2.

“最大的厄运接踵而来。”格特鲁德回忆说。

我被迫离开了米尔德里德……我一直在照顾她，就像照顾一个亲爱的姐妹。她当时正是非常需要我的时候。

1943年1月15日，格特鲁德被转出夏洛腾堡监狱。她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米尔德里德请她把阿维德的告别信带出去。

格特鲁德说，她会尽力而为。如果她去的是另一座监狱，她就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她去的是集中营，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接着，她就走了。米尔德里德又成了一个人。

3.

但是，时间不长。第二天一早，又一个囚犯被推进了米尔德里德的牢房。她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样子。一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囚犯们都叫她“新来的”。

她的手环

1943年

1.

熊瞎子跳舞。

1943年2月12日，就在一群囚犯两人一组绕着庭院行走的时候，一个名叫伊姆加德·卡姆拉（Irmgard Kamlah）的囚犯加入了进来。多年后，她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当天的情景。

我听到陪着我们的那个军官一边盯着米尔德里德，一边对那个监视守卫说道：“你要知道，不允许说话，她要一个人走。”

米尔德里德穿着一件带帽子的灰色披风。“我看不见她的头发，”伊姆加德写道，“因为她把帽子拉得很低。”米尔德里德还戴着一根腕带，上面印着两个黑色字母“TK”，意思是死刑待决。

囚犯们不时看一眼米尔德里德。“我们总是战战兢兢地给她留足空间，让她不至于因为跟我们说话而受到怀疑。”伊姆加德写道。今天，米尔德里德看起来

脆弱和可怜得让人害怕，她仿佛难以支撑自己。但是，她仍然像受到追赶似的大步行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空洞的表情先后从我们身上扫过。

她是伊姆加德看到的第一个死刑待决犯。

2.

深夜，伊姆加德听到了脚步声。她正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薄毯子，被冷得瑟瑟发抖。她不是一个人，跟她同住一室的其他囚犯也在瑟瑟发抖。黑暗中，她认出了守卫和女孩的样子。女孩“半裸着，正在使劲地哭”。守卫把女孩推进了牢房。

躺在床上的女犯们默不作声，只是听着那个女孩不停地抽泣。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米尔德里德被带走了。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跟那个“新来的”低声说起话来，她一直是米尔德里德的牢友，直至对方被拉出去执行死刑。

3.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伊姆加德将会在监狱的庭院里看到其他死刑待决犯。在“熊瞎子跳舞”的过程中，她会看到一个独自行走的女人，帽子遮住了这个人的脸。她的日子屈指可数，没有多久了。

牢房里，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伊姆加德，听到了监狱大门打开的声音，接着响起一阵引擎的轰鸣。

晚上九点钟，一辆车驶入死一般沉寂的监狱庭院，大约一刻钟后再开了出去，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车驶向普洛岑泽监狱，那里是女囚犯被砍头的地方。

曼哈德特断头台

1943年

1.

1800年代中期，慕尼黑一个名叫约翰·曼哈德特（Johann Mannhardt）的钟表匠，寻求对法国人在半个世纪前用来提高杀人效率的一种装置进行改进。

法国式断头台高14英尺，重量超过1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套骇人的设备在一年之内就砍掉了大约17,000人的脑袋。把大刀上移至横梁，然后再让它落下，其中的机械原理很简单也很粗暴，远比为驱动约翰的塔钟而对悬挂起来的重物、滑轮和钟摆进行的精细布置要容易得多。法国式断头台完全用木头制成，约翰用钢铁做了一架。法国式断头台有一根粗绳子和一个滑轮，约翰做出来的产品用到了耐用钢缆，以及一个可防倒转的手柄。法国式断头台需要行刑者为释放大刀而用刀剑砍断绳子，而操作约翰版本断头台的行刑者通过按下一个单独的按钮来启动大刀释放装置。

截至1860年，约翰·曼哈德特公司已经生产了6架断头台。其中一架最终来到了德国西南部靠近卡尔斯鲁厄镇（Karlsruhe）的布鲁赫萨尔（Bruchsal）监狱，尽管它很快就像其他几架那样沦落到了没有用武之地。就杀人而言，曼哈德特断头台也许比法国式断头台效率更高，但在那样的历史时刻，对这种设备的需求可能并不多见。约翰重操修表行当，于1878年去世。

2.

半个多世纪后，德国死刑的数量陡然飙升。法官们如此高效地向叛国者、破坏者和其他政治犯做出死刑判决，以致让监狱变得囚满为患，这就产生了问题。绞刑处决法耗时过长，刀砍处决法过程复杂。最让人着急的是，全德国只有三个受过适当训练的行刑者。

1936年12月28日，希特勒的司法部长发布一套新的指导原则，希望以此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他把德国划分为三个行刑区，每个行刑者各负责一个地区。德国的11座监狱将被用作行刑点。他配置了旧式的脚手架、斧子和工具等。从那以来，死刑就仅限于使用断头台。

柏林的监狱没有断头台，这就是个问题，但是司法部长想出了一个快速而又简单的法子。与其新建一架断头台，不如从某座小型监狱找一架使用较少的断头台，再把它运到柏林来。

3.

1937年2月8日，一行人在布鲁赫萨尔监狱拆解了那部曼哈德特断头台，接着把一个个部件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木箱，再把它们装上一辆开往柏林的大卡车。

大卡车一路向着东北方驶去。

它经过了莱茵河，每当天气暖和的时候，米尔德里德很喜欢在这里游泳。

它驶过了耶拿，来到德国后的米尔德里德在这里度过了第一年的时间，曾经为完成毕业论文而在大学图书馆里独坐数小时。

它驶过了图林根森林和哈尔茨山，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曾在星期天前来远足，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三明治和书籍。

有的路段覆盖着积雪，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当大卡车最终抵达普洛岑泽监狱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大卡车停在了被称作三号监区的旁边。这里就是戴着镣铐的囚犯等着被执行死刑的地方。

早上，一群守卫打开了箱子，普洛岑泽监狱长保罗·瓦卡诺（Paul Vacano）担任监督工作。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重新组装曼哈德特断头台所用到的详细说明。监狱长认为，三号监区边上的空地是砍头的理想场所，“很宽敞，很适合”。

4.

保罗·瓦卡诺就如何执行死刑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好长一段时间。在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囚犯可能会拒绝被绑到断头台上，这会给行刑者造成麻烦，也拖延了时间。他做出结论，用一块黑色的帘子挡住断头台，直至最后一刻到来。“这样流程就变得顺利了。”他写道。

我们的时代苦难不断

1943年

1.

1933年4月1日，哈拉尔德·波尔乔受雇成为一名监狱牧师。他29岁，是一名牧师的儿子。一年后，他第一次见证了死刑。

在那个恐怖日子到来的前几天，我已经无法入眠……在我知道它以前，行刑者都是把囚犯摔到地上，把他的脖子摁在一块木头上，然后立即用斧子砍掉他的脑袋。我不敢看。我感觉很恶心，要很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

“对神灵的亵渎”让他感到十分惊恐，他曾考虑过辞职。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就他在普洛岑泽监狱的正式职责而言，波尔乔牧师需要为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男女囚犯提供精神抚慰。他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监狱四处走走。每当他经过的时候，监狱守卫都会一边跟他打招呼，一边替他打开大门或小门。他进入牢房的时候，拥有来自监狱长保罗·瓦卡诺的全权授权。监狱长根本想不到，在司法部庇佑下工作的波尔乔牧师会是抵抗小组的成员。

波尔乔为家庭成员和从事抵抗运动的成员担任信使，把他们的书信带进了监狱。他参加了“克莱绍圈子组织”——其成员包括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毛奇和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毛奇和特罗特·祖·索尔茨都因为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阴谋，而跟恩斯特·冯·哈耐克、汉斯·冯·多赫南伊、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克劳斯·邦赫费尔和尤斯图斯·戴布流克一道，被排在了将要被执行死刑的密谋者队伍中。

2.

1943年2月16日，监狱牧师哈拉尔德·波尔乔来到三号监区，看到了戴着镣铐正在牢房里埋头看书的米尔德里德。

阿克谢尔·冯·哈耐克终于说服一位监狱管理者，偷偷把书带给了她。阿维德的妹妹英吉请求波尔乔给她带了一个橘子和一张照片。牧师绝对不允许替定罪囚犯的家人担任信使，但是哈拉尔德·波尔乔还是冒了这次险。

他看到，那是一本歌德的诗集。她的手里拿着一截铅笔头，正在把诗集翻译成英语。诗集的空白处全是她的笔迹。米尔德里德在第74页上写着：

我们的时代苦难不断

上帝给予过补偿——更多是夸赞

把仰望星空和天堂当作责任

心怀阳光、善与美。

她自己遭受苦难的证据非常明显。她的头发已经稀疏得只剩下一小把，她看上去很憔悴。她的呼吸很费劲，双肺受到了肺结核的损害。她的肩膀向前耷拉着，脊柱佝偻得像一个问号。

波尔乔牧师在她的边上坐了下来。

他从袍子里取出橘子和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乔治娜·费希。

米尔德里德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她找到铅笔头，在背面写了两句话：

我母亲的面容表达了我此刻想说的一切。最近几个月，这张脸一直伴随着我。

很快，就有监狱守卫要求波尔乔离开。另一个人即将进入牢房，在米尔德里德的嘴里搜查黄金填充物，还剃掉了她的头发。他会给她那赤裸的双脚套上木鞋。在两个看守的押解下，米尔德里德听着木鞋在水泥地板上发出的空洞响声，走向行刑场。她会把头放在一块木板上。

史蒂夫的名单

1943—1945年

1.

玛格丽特·冯·扎恩-哈耐克（Margarete von Zahn-Harnack）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正在柏林大学学习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一天，教授把她叫进了办公室。至于为什么，她不知道。她经常看见解剖学系的主任赫尔曼·史蒂夫（Hermann Stieve）博士在演讲厅讲课。大家都知道，史蒂夫教授讲起课来严谨认真，热情四溢。他穿着一件黑色罩衣，袖子很鼓。作为一个权威人物，他可以就肾上腺素在人体内分泌系统中的功能等话题侃侃而谈。史蒂夫教授的双手十分灵巧，他不时停下口中的讲述，用他沾满粉笔灰的手，在黑板上画出卵巢的滤泡上皮细胞。他现在更加让人难忘，只见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背后摆满了一整面墙的医学书籍。他指着一张椅子，示意玛格丽特坐下来。

她满心疑惑地坐了下来。

阿维德的侄女并不总是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在成长的过程中，玛格丽特·冯·扎恩-哈耐克所受的教育是“反抗终归有价值”。她家族里的多个成员通过自己的示范，强调了挑战教条和固有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她的爷爷阿道夫·冯·哈耐克以其对《圣经》经文的非正统观点，被很多人当作路德教派的批判者而受到尊崇。她的母亲艾格妮丝·冯·扎恩-哈耐克是一位女权运动家，也是柏林大学迎来的第一位女学生（玛格丽特还记得她入学的日子——1908年，一如她能够记住自己的生日）。近40年后，玛格丽特听课的教室仍然主要坐的是一群男性。

史蒂夫博士告诉玛格丽特，他有些东西想要归还给她的家族。他把一个花瓶放在了桌子上。

玛格丽特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拿起了花瓶。迷惑的是，她的解剖学教授怎么会拥有这件属于她家族的东西。直到她明白过来，自己手里的东西并不是一只花瓶。那是一只骨灰瓮。里面装的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骨灰。

“我没有，”史蒂夫说道，“让人解剖她。”

2.

玛格丽特捧着骨灰瓮，在校园里茫然地走着。

她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了解。史蒂夫教授怎么知道米尔德里德是她那个家族的人？他为什么没让人解剖她，他又是如何做到的？

家族里有九个人因为反对希特勒而在最近被执行了死刑。玛格丽特很喜欢米尔德里德，她的砍头过程让大家谈之色变。这只骨灰瓮是一件礼物，是一种大度之举，它给哈耐克家族带来了轻轻的一丝安慰。现在，米尔德里德至少可以得到妥善安葬。

拿到医学学位后，玛格丽特·冯·扎恩-哈耐克博士在柏林开了一家诊所，并在此后的30年里治病救人。这期间，说起自己那位曾经的教授，她会不吝赞美，认为他“冒着生命危险”让米尔德里德免于被解剖。直到1980年代晚期，玛格丽特才知道，赫尔曼·史蒂夫博士对自己撒了谎。他并没有让任何人免于被解剖。

3.

史蒂夫博士有一张名单，记录了他所解剖的全部女性。

名单上有182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写着死者去世时的年龄。

84号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40岁。

37号是利博塔斯·舒尔茨-博伊森，29岁。

103号是艾丽卡·冯·布洛克多夫，32岁。

102号是罗斯·肖特穆勒，36岁。

104号是欧达·肖特穆勒，38岁。

44号是凯托·邦杰士·范·比克，22岁。

等等。

从事抵抗运动的女性源源不断地成为尸源。史蒂夫博士在跟学生和助手说起她们的时候，称呼她们为“罪犯尸体”。他与普洛岑泽监狱长进行过专门协商，后者应他的要求，直接把那些被执行过死刑的女性尸体送到他的实验室。

4.

“真的很难在真正健康的女性身上找到卵巢。”1931年，正沉浸在压力对生殖器官的影响研究中的史蒂夫博士有过如此评论。当时，他的雌性研究对象仅仅限于母鸡。

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法庭判决死刑的数量陡然增长。1933年至1944年，法官宣判了17,383例死刑，其中绝大多数遭到惩罚的是包括叛国罪在内的政治犯罪。究竟有多少具尸体被送到了德国各大学的解剖系，一直没有人知道。

随着尸体供应不断增加，史蒂夫博士可以发表研究论文的医学杂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突然死亡以及监禁和死刑的极端压力对女性生殖系统具有怎样的影响方面，他成了一名公认的权威。他的实验室里，有大量存放在罐子里的人类子宫，其中有一部分正处于不同的怀孕阶段。

1943年，史蒂夫博士收到一具被砍掉了脑袋的女性尸体，这个女人不久前才在巴尼姆大街（Barnimstrasse）监狱中的分娩室生下了一个孩子。

她是海尔德·科比，编号是53，年龄34岁。

5.

海尔德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汉斯，为的是纪念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普洛岑泽监狱被绞死之前，仅仅被允许前来看望过一次。海尔德就在牢房里哺育自己的孩子，直至一名守卫前来带走小汉斯·科比。

第二天，海尔德被执行断头刑。

6.

格莱塔·卡克霍夫不在史蒂夫的名单上。她被送到了位于瓦尔德海姆（Waldheim）的一座集中营。

她会活下来，成为小汉斯·科比的教母。

最后的解决方案

1943—1945年

1.

1943年，集中营里的囚犯人数急剧增加。

两年前，犯人的数量是53,000人。去年，增加到80,000人。到1943年冬季时，已经有了315,000名囚犯。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的囚犯最多，超过了80,000人。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在24,000人至37,000人之间。另外11座集中营关押了大约6,000名囚犯。

有的是劳改集中营。有的是灭绝集中营。有的既是劳改集中营，又是灭绝集中营。

2.

智力有问题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会被送入毒气室。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因为背着“吉卜赛人”（Gypsies）这一贬损性名称而被送入了毒气室。波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强制劳动者，如果因为体弱或疾病而无法继续劳动，也会被送入毒气室。

3.

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实施系统性灭绝时用到了化学巨头I. G.法本公司生产的齐克隆B致死性毒气。1943年至1944年间，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遭到杀害的犹太人数量估计达到了6,000人。

很难对各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做出精确的计算。现有证据表明，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或者说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

格特鲁德

1943—1945年

1.

集中营里的囚犯穿的是条纹罩衫，左肩缝有毡制三角形。党卫军守卫一眼就能看出你被送进来的原因。红色三角形说明你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党员或其他政治敌人；绿色三角形代表普通罪犯；紫色三角形代表耶和华见证人；黑色代表犹太人，这个类别还会有进一步的划分。如果你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犹太人，那么在你的红色背景上还会加上一个黄色三角形。如果你既是犹太人，又是女同性恋者，那么你的黑色背景上也会加上一个黄色三角形。

2.

站成一排。脱掉衣服，还有内衣。

格特鲁德·克拉普斯按照守卫的命令，脱下了一件肮脏的衣服。现在，她已经赤身裸体，感到很冷。外面地上铺满了雪花，倒挂在屋檐上的冰柱摇摇欲坠。

张开双腿。

格特鲁德遵照执行。剃毛师已经就位，在每个人的阴毛里翻找着虱子。她感觉这个陌生人的手指先是查看了自己的阴部，然后摸了摸她耳后的颈部。格特鲁德的头发一片乌黑。虱子很容易看见。这群剃毛师在长满虱子的女人的皮肤和头皮上划拉着剃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是一座干净的集中营，不允许藏污纳垢。这是谎言。为了她那双脚，她领到了一双污秽不堪的木鞋。为了把身体洗干净，她领到了一小块肥皂。她被安排到1号牢房区，里面关的都是反对希特勒的妇女，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她拿到了一根针和一截线，要在自己的囚服上缝上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她的囚犯编号是16277。

她现年29岁，还能活到30岁吗？31岁呢？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她把阿维德的信偷偷带到了这里，藏在了希望守卫看不见的某个地方。她向米尔德里德做过承诺，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她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信守这个承诺。

3.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是唯一专为女性建造的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50英里，坐落在一片密林之中。这里的乡间点缀着三座呈原始状态的湖泊。希姆莱就是因为风景漂亮才选中了这个地方。他相信，大自然最能成就德国血统的纯净。在一片片果林之间，在一座座花园之间，在一丛丛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增添美景的醋栗树之间，建起了一座焚尸炉。

被送到这里的第一批女人是几个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被逮捕的德国人。接着又送来了一群妓女、女同性恋者、罪犯、耶和华见证人，以及辛提人和罗姆人。随着战争的推进，来自纳粹占领国家——包括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女人开始塞满各大牢房区。1944年，12,000名犹太妇女来到了这里，其中很多是波兰的地下抵抗小组成员。

4.

每天早上大约四点钟，格特鲁德都要接受点名。这个过程一般持续三个小时，有时也会是四个小时。这里有数千个女人，必须首先清点人数，然后才能派出去劳动。

附近的一家西门子工厂雇用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犯为武器生产电子元件。每天12个小时，她们要把明亮的铜线绕到一个个线轮上。只有视力好的年轻女人才会被选来担任绕线工。她们必须拥有“干燥顺滑的皮肤和纤细笔直的手指”。女人们的劳动没有报酬，西门子把钱直接付给了党卫军，每个绕线工每小时大约40芬尼。这套体系既有激励措施，也有抑制措施。如果某个绕线工绕出的线轮多于日定指标，她会获得一张票券，票券跟钱一样管用，可以拿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囚犯商店消费。如果绕出的线轮低于日定指标，她会受到鞭打——25下。

一家名叫织物及皮革利用公司（Texled）的党卫军企业同样用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免费劳动力，在军服和囚服这项业务上干得风生水起。这其中同样有很多日定指标。每两分半钟必须做出一件衬衫。为了保证质量和产量，一个脖子粗大的奥地利人在一排排埋头于缝纫机上的囚犯之间来回走动，每当看见线头扭曲、动作迟缓，他就会停下脚步。他手里有一块秒表。如果某个女人没有及时做出衬衫，他就会开始鞭打。如果感到特别不满意，他还会用一只插满缝衣针的鞋抽打她的面部。短短8个月之内，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就生产出了73,000件衬衫。

那些既没有被选作绕线工，也没有被选作缝衣工的女人需要从事12个小时的体力劳动，比如挖沟、推煤、建房子。没有体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女人，需要在成堆的制服——它们属于那些死去或者俘虏的苏联士兵——中间翻找，并进行分类堆放。制服上沾满了干涸的血迹，爬满了成堆的虱子。

“口腔健康的漂亮”女人会被拉到位于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弗洛森伯格集中营里的各大妓院，她们在这里排着队从数千名瘦骨嶙峋的男囚犯跟前走过，被当作礼物送给为数不多的选中者。在一封写给纳粹同僚的信中，希姆莱表达了他的希望，即这些女犯会“鼓励那些男犯更加努力工作”。

5.

格特鲁德不想被选作绕线工、缝衣工、挖沟工、推煤工，或者建房工。

她成为一名党卫军军官的秘书。她会速记，可以打字。她被要求戴上绿色臂带，表明她是一名工头。

在开展日常活动的过程中，每个集中营都要靠工头来提供免费劳动力。部分工头的任务是监管牢房区的囚犯——他们被称作牢房区监督员（Blockovas）——官方希望他们像党卫军守卫那么凶狠。部分工头被安排从事管理工作，比如格特鲁德。

每天早上的点名环节结束后，格特鲁德和另外11个女犯会被选出来，乘坐卡车来到铁丝网外面的一间办公室。为了这份工作，格特鲁德会额外拿到一小块肥皂，她服务的党卫军军官名叫亚瑟·康拉德，他不会揍她。

那些既不是工头，也不具备任何特权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囚犯，格特鲁德的存在很可能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怨恨。

工头制度是以剥削囚犯免费劳动的方式实现成本节约，但同时也具有更为隐秘的功能。正如奥斯威辛集中营负责监督工作的纳粹分子兼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所说：

对手越多，囚犯之间的争斗越厉害，集中营越容易控制。分而治之——这条法则不只适用于高级政治，也适合集中营。

6.

多萝西娅·宾茨（Dorothea Binz）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这里，她那件黑色的披风像一块船帆。这位新来的看守22岁，蓄着一头蜜色头发，长着一只神气的鼻子，拿着一根鞭子。每天早上四点钟，她那头德国牧羊犬都会顺从地跟她并肩而行。点名。多萝西娅不时命令她那条狗对某个囚犯展开攻击。她还喜欢踩囚犯们的手指，揍她们的脑袋，抽打她们的背部，踢她们的肚子。

但是，这都是些表面伤害。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每天都有人死去，很多人就死于点名的过程中。那些在点名过程中活下来的人，可能会被拉到行刑队跟前。

格特鲁德惊恐地发现，她为其工作的党卫军军官就属于行刑队。亚瑟·康拉德经常吹嘘，自己用一支7.65毫米手枪杀死过很多女人。

7.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原计划容纳3,000个女囚，截至1942年，它已经接纳了18,000人，每个星期都有挤满囚犯的卡车源源不断地到达。一天，条纹囚服用光了。开会，解决问题。不再使用条纹囚服。从今往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女囚将改穿死人的衣服。1943年夏季，满载服装的卡车开始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抵达这里。

多萝西娅·宾茨骑着自行车巡视监区，她那件披风随风飘舞着。囚犯们知道，几年以前，也就是她年满19岁时就来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的女佣。她的残忍尤其管用，她由此很快就晋升到了目前的位置。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一位囚犯写过一首诗：

“美丽的金发姑娘”

你是如此美丽，

眼睛明亮，头发明亮，

但如果可以，我们会撕开你灵魂的深处

扼死那颗嗜血的心脏。

你是否记得被你鞭打的那个女孩杰奎琳（Jacqueline）？

你是怎么踩踏波兰女孩万达（Wanda）的？

你是怎么折磨苏联女孩维隆尼卡（Veronicka）的？你和你那条狗。

多萝西娅的狗死于1944年。她把它埋在了牢房区旁边。后来，几个囚犯偷走了她放在坟头的花朵。

1945年2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建好了一间毒气室。

8.

现在是春天，尽管格特鲁德并不知道。她已经不再思考哪天是哪天。

9.

德国将会在这个春天投降。

随着盟军攻入德国，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党卫军军官和集中营守卫开始逃离。有人把囚犯聚到一起，再送到位于南边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或位于西边的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四月末，党卫军军官强迫20,000名身着破旧囚服的女囚一路向北步行到了梅克伦堡镇。

混乱之中，有的囚犯藏了起来，或躲在门后，或躲在床下。一个囚犯爬进一个大空箱子里，身后跟着她的朋友。她回忆说：“我们能听到党卫军军官大声地嚷着‘出去，出去，快，快’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走了，但有个人牵着一条狗走了回来，我的耳朵挤在我朋友的胸脯上，我能听到她咚咚咚的心跳声，我心想，老天，全世界都能听到吧，接着，他就走了，把我们和所有生病的人都扔下不管。我们又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能听到那些生病的女囚用各种语言嚷着要水喝。

10.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那天，苏联红军的一个巡逻队抵达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苏联士兵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他们看到的是一道向两边都伸向远方的墙壁，上面布着一大蓬倒刺铁丝网。一个士兵跳下摩托车，摸了摸铁丝网。带电，他被电击倒地。

几分钟后，一辆坦克开了过来，里面坐着米哈伊尔·斯达汉诺夫（Mikhail Stakhanov）上校。他的身后跟着更多坦克。“我们坐着坦克，从倒刺铁丝网上开了过去，撞开了集中营的大门。”斯达汉诺夫回忆说。

然后，我们停了下来。无法再往前移动了，因为坦克周围站满了人，有的女人钻到坦克下面，有的女人站到坦克上面，她们叫嚷着，哭喊着。怎么也劝不住她们。她们看起来很狼狈，穿着罩衣，样子精瘦；她们看起来不像是人。

巡逻队一边向女囚们保证后面的部队会给她们带来食物和医疗设备，一边继续往前。在等待的过程中，女囚们在墙壁上贴上了欢迎救星到来的红色标语。

11.

格特鲁德和其他几个女囚在树林里躲了两天。在战后数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已经72岁的她没有提起强奸话题。

12.

1939年至1945年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大约关押过130,000个女囚。死亡的人数估计在30,000至90,000人之间。女囚们被枪杀，被饿死，被毒死，被打死。几乎所有接受过医学实验的人都死了。还有近6,000人被毒死。

无法做出准确统计。

集中营被解放的前几天，党卫军军官们将一车车文件倒进焚尸炉，焚毁了证据。

13.

1945年年底，格特鲁德·克拉普斯在柏林毁于战火的街道上一边走，一边敲门寻找她的朋友和家人。大多数公寓和别墅变成了一堆堆瓦砾。

终于，她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地方。她没有任何财产，连一只杯子都没有。她空手离开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除了身上穿着的肮脏的衣服，还有两张折起来的纸片：那是阿维德写给米尔德里德的最后一封信。

第十一部（1942—1952年）

哈丽雅特的怒火

1942—1945年

1.

哈丽雅特没有收到妹妹的只言片语。

据她所知，柏林的一家邮局藏有一大袋米尔德里德的信件，战争一旦平息，他们就会让这些信件跨过大西洋，抵达她在切维蔡斯的信箱。但是，随着圣诞节来了又去，哈丽雅特越来越担心。

来了一封陌生人写的信。弗兰西斯卡·赫伯勒住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她于1938年逃离了柏林。她想知道，自己的朋友米尔德里德现在在哪里。她称赞米尔德里德是“勇敢的反纳粹分子”。

这封信让哈丽雅特感到心烦意乱。

我妹妹下落不明，哈丽雅特回复道，然后就这么算了。

2.

红十字会帮不上忙。哈丽雅特给这个机构写了无数的信，但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又一个圣诞节来了，又去了。

3.

1943年5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纳粹没收房产：被绞死的助理的美国籍妻子被控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这篇文章说，阿维德是“今年早些时候据报道被绞死的十多个或更多德国人之一”。哈丽雅特在文章中寻找有关米尔德里德的消息，却一无所获。文章只说她“跟一桩仍有待澄清的重大阴谋有牵连”。

第二天，米尔德里德家乡的报纸《密尔沃基日报》刊登一篇文章，同样报道说米尔德里德卷进了“一桩重大阴谋”。同一天，哈丽雅特的妹妹马里恩写了一封信：

今天早上，我正在做周日煎饼，我的一个邻居进屋来，从她的表情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手里拿着《密尔沃基日报》，给我们看了那篇有关米尔德里德的文章（随信附后）。太难过了，阿维德已经不在了，我很想知道，米尔德里德怎么样了。

4.

哈丽雅特最后一次收到的米尔德里德的信写于1942年8月14日，信封上盖着瑞士邮戳。哈丽雅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她现在时不时地形成一种习惯，从信封里抽出那封信来读一遍，她的目光落在最后一句话上：

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请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

毫无疑问的是，哈丽雅特既担心又紧张，但这些天来让她不能自已的是愤怒。

愤怒的是米尔德里德要跑去德国。

愤怒的是简步了她的后尘。

1944年，简失去了下落，带着她的三个儿子去了德国的某个地方——进了敌占区。哈丽雅特试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想象着最坏的结果。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红十字会写，给简的丈夫奥托写，给奥托的家人写——但都没有收到回信。一个字都没有。

哈丽雅特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更不要说还有三个外孙，而这都是米尔德里德的错。全都是她的错。

5.

一张对比明显的黑白照片上，米尔德里德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挽着袖子的白色肥大纽扣衬衫。男人的衣服。她那头蜜色长发呢？不见了。她把它剪短了，或者是剪掉了大部分，像男人的发型。

照片上的米尔德里德歪着头，扬着下巴，直视着照相机，仿佛在向那个不让她这么做的人发出挑衅。来呀，她仿佛在说，试试看。

照片拍摄于1927年。二十五六岁米尔德里德刚刚结婚，眼前等待着她的各种可能性让她眼花缭乱，它们就像一颗颗成熟待摘的李子。她说要做一个世界公民，跟着阿维德从这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一路上为那些贫困的劳动者摇旗呐喊。他们计划前往墨西哥，号召那些在阳光毒辣的农场上一干就不知道是多少个小时的人团结起来组成工会。他们一直都没去成墨西哥，但是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这对新婚夫妇从麦迪逊搭便车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座小镇，一场规模空前的罢工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煤矿工人正在列队游行——全州上下一共有8,000多人参与游行——对不公正对待和廉价薪水提出抗议。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加入游行队伍，离开镇上的煤矿，来到镇上的监狱，与那些被关起来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搭便车回到麦迪逊后，显得精力充沛、思想激进，据哈丽雅特的估计，穿得“像两个流浪汉”。

一想起这些事情，哈丽雅特就再次感到怒不可遏。

6.

1945年8月18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一个随美国军队驻扎在捷克边境的记者遇到了简，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带着3个孩子逃离德国的马里兰州女孩遇到了美国人》的文章。

一个曾经的马里兰州女孩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一岁——正睡在一个小镇的街头过夜。她此前车马交替走了300多英里，穿过德国中部地区，越过撤退的德国军队，遇到了美军占领区内的第90步兵师。

“我来德国是为了拜访我妈妈的妹妹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夫人。”简告诉这位记者。

哈丽雅特在餐桌上喝早茶时读到了这篇文章。

那么——简是安全的。从《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哈丽雅特觉得十分荒唐。

7.

几个星期后，也就是在1945年6月10日，来了一封红十字会的回信。终于来了。哈丽雅特打开信封。收信人是她的丈夫，虽然弗莱德从未向红十字会写过信。

“尊敬的先生。”信上写道。接着，这封信描写了米尔德里德的遭遇。哈丽雅特强忍着感情，差点连第一段也没有读完。

一如她的悲伤，哈丽雅特的怒火无所不包。

她命令家人毁掉米尔德里德的信件、照片，以及可能让他们回想起她的所有物品。她告诉弟弟，必须这么做，“任何与那个时代有关的文件资料都要全部毁掉，因为那个悲伤的片段越快被我们遗忘并永远地抛诸身后，越有利于所有相关的人”。圣诞节再次来临时，哈丽雅特明白，自己再一次获得了力量。

哈丽雅特死于1987年，时年94岁。称心如意的她并不知道，差不多在50年前，她的母亲乔治娜·费希把米尔德里德的一大摞信件藏进了阁楼。

瓦尔基里

1942—1945年

1.

美国和英国不会为德国的抵抗力量提供帮助。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后来会这样说，法国和其他德国占领国家的抵抗小组

得到了来自力量强大的盟友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得到了武器和补给，与外国势力和本国流亡政府维持着或多或少的组织联系。外国势力和流亡政府可以给他们提供协助，帮他们建立组织，为他们提供情报，给他们提供指导，向他们提供财政援助，最重要的一点，是给了他们希望和道义上的支持，使他们坚信最终一定会获得解放。

杜勒斯承认：“西方国家并没有太认真对待那些试图让国家看见光明的反纳粹德国人的请求。”

2.

迪特里希·邦赫费尔一直相信有望得到援助。现在，他已经没那么有把握了。在通过乔治·贝尔主教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后，迪特里希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在阿博维尔内部继续开展密谋工作。

阿博维尔总部位于蒂尔加藤公园旁边一个硕大建筑群里，有时候，迪特里希会在走廊上遇到自己的妹夫汉斯·冯·多赫南伊。一边装着与纳粹政府一心一意，一边又在偷偷颠覆它，这让汉斯感到越来越难，他向迪特里希讲过自己的痛苦。

每天早上，穿过阿博维尔的一道道大门时，迪特里希还要受到道义和精神的折磨。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曾经深深地思考过，在协助密谋暗杀希特勒的过程中，自己是否犯了某种原罪。他认为自己是个“讲良心的人”。他必须考虑“今后这代人怎么生活的问题”。圣诞节期间，迪特里希写了一篇文章交给汉斯·冯·多赫南伊，以及他们在阿博维尔的共谋者汉斯·奥斯特少将：

我们曾经是恶行的沉默见证者，我们曾经经受过许多风暴，我们学会了模棱两可和虚张声势的艺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彼此怀疑，使我们不能做到开诚布公，难以忍受的冲突消磨着我们，甚至把我们变成了愤世嫉俗者……我们内心的反抗力量足够强大吗？

3.

1943年3月12日，汉斯·冯·多赫南伊和阿博维尔负责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登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以西的斯摩棱斯克的飞机，希特勒计划在这里对部队发表集会演讲。

汉斯把一颗小型炸弹放在了座位底下。

飞机着陆后，他把炸弹交给了共谋者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后者又将其转交给了法比安·冯·斯科拉布伦多夫中尉。斯科拉布伦多夫启动炸弹的引爆装置，把它伪装成一个装有两瓶君度酒（Cointreau）的礼品盒子，带上了希特勒返回德国所要乘坐的飞机。飞机起飞半个小时后，炸弹就会爆炸。

然而，炸弹却没有爆炸。

飞机安全着陆，希特勒毫发无损。

4.

三个星期后，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和汉斯·冯·多赫南伊被捕。

盖世太保对这次蓄意谋杀并不知情。邦赫费尔和多赫南伊被怀疑是叛徒，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家族跟哈耐克家族的几位妻舅有关系。作为内阁高官的阿维德·哈耐克因为叛国罪而被绞死，这个案子如今臭名昭著。盖世太保非常清楚，福尔克·哈耐克是白玫瑰组织的成员。他也已被逮捕，几个星期后就会面临人民法院的审判。

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和汉斯·冯·多赫南伊被关在不同的监狱，审讯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曼弗雷德·罗德，红色乐队审判案的首席公诉人。

5.

关押期间，迪特里希和汉斯想方设法，以私传密信的方式与他们在阿博维尔的共谋者和家人保持着联系。

狡猾的迪特里希把信息藏在了德国神学家卡尔·霍尔（Karl Holl）所写的一本鸿篇巨制中。从书的封底开始，他在每10页的一个字母下画上一条淡淡的铅笔印。邦赫费尔的家人收到这本书后，会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相应的页码上仔细查找来还原信息。

艾米·邦赫费尔把信息藏在“一个酸奶罐子的双层盖子里”，然后把它交给迪特里希一个同样被监禁的共谋者。当她需要通知恩斯特·冯·哈耐克来她家，跟她的丈夫克劳斯举行秘密会议的时候，她会打电话告诉他，邀请他来参加“音乐派对”。她会还提醒他带上那只“长笛”。

迪特里希通过书本发出的有些情报需要交给阿博维尔的负责人，即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另一场暗杀阴谋正在成形。

6.

1944年7月20日上午，上校克罗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来到希特勒设在东部前线的指挥部，偷偷溜进一个空房间，试图启动公文包里的两枚塑料炸弹。第一枚炸弹的引爆装置细小得像一支铅笔，他用钳子压破玻璃囊，释放出来的酸性物质将会慢慢地腐蚀那根连接着弹簧撞针的紧绷金属丝。金属丝的粗细决定着炸弹爆炸的时间，这一次爆炸时间是施陶芬贝格用钳子压碎玻璃之后30分钟左右。对施陶芬贝格来说，这是个艰难而细致的过程，因为他不久前在战场上受过伤，他只有一只眼睛和一只手，而且只剩三个手指，他的右臂已是残肢。

一个军官敲响房门，命令施陶芬贝格赶快参加希特勒已经开始的情况通报会。

惊慌失措的施陶芬贝格只启动了一枚炸弹。

他来到地堡，把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20多个军官围在他的身边，查看着一张东部前线的地图。

几分钟后，施陶芬贝格溜出会议室。12点42分，炸弹爆炸，炸死了三名军官和一名速记员。希特勒被轻微划伤，伴有耳膜穿孔。

7.

1945年4月9日，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和汉斯·冯·多赫南伊被绞死。

克劳斯·邦赫费尔被枪决。

恩斯特·冯·哈耐克被绞死。

尤斯图斯·戴布流克死于狱中。

特莱斯科夫自杀。卡纳里斯、奥斯特、施陶芬贝格和其他约5,000人——其中包括密谋者的家人，以及那些与之存在哪怕一丝牵连的人——统统被处死。

8.

福尔克·哈耐克幸免于难。

他因为卷进白玫瑰组织而受到了审判，并最终获释。汉斯·斯科尔、苏菲·斯科尔和该小组的另外四个人在1943年被处死。福尔克怀疑，盖世太保留他一条命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也许，他们计划监视他，希望顺藤摸瓜从而抓到更多从事抵抗运动的德国人。

福尔克被命令穿上德国国防军的衣服，前往希腊作战，他在那里丢下自己的部队，加入了希腊人民解放军。他和一个朋友建立了一个名为“自由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Anti-Fascist Committee for a Free Germany）的抵抗组织，招募那些从部队叛逃的德国士兵。

战争结束后，福尔克·哈耐克步行回到了德国。

受到招募

1945—1948年

1.

希特勒政权中犯有战争罪的人没有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起诉，他们被带上了盟军情报机构的法庭。

2.

1945年5月29日，希特勒自杀一个月之后，英国军队抓获了霍斯特·科普柯，这个纳粹分子亲手逮捕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并对她施以虐待。在英国特工人员数次长时间的绝密审判中，科普柯吹嘘自己作为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根据集中营体系的设计师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示铲除了红色乐队。希姆莱已经死了——遭到英国人羁押的他吞下了一颗氰化物胶囊——但34岁的科普柯依然健在，并希望能继续活下去。科普柯让抓获他的英国人相信，他可以将有关苏联间谍工作的情报交给他们，其中包括那些“有违英国利益的苏联阴谋”。军情六处的特工编造了科普柯的死讯——因为严重的肺结核而出现缺氧——又给这个纳粹分子重新编造了一个纺织公司经理的新身份，给他起名为“彼得·柯德思”（Peter Cordes）。

位于伦敦的战争罪行委员会（the War Crimes Commission）撤销了科普柯的案子，他们收到了一份来自军情六处的伪造死亡证明，随附的一封信说科普柯“出现发烧症状后两天时被送到医院，我们遗憾地宣布，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他身上获得任何情报，他就死于慢性肺炎”。

3.

科普柯被英国人羁押的同一个月，美国军队抓获了曼弗雷德·罗德。这位红色乐队审判案的首席公诉人眼看就要以战争罪犯的名义被指控，美国陆军反间谍情报局搅进来，将罗德带到一个高度机密的地点，并给他伪造了一个代号为“奥赛罗”（Othello）的身份。陆军反间谍情报局特工本杰明·戈比（Benjamin Gorby）被对方说服， 相信罗德“拥有大量对美国十分重要的情报”，而在盟军打败德国之后，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敌人：苏联。

罗德成为专事研究共产主义阴谋的专业人员，向反间谍情报局提供着一条条谎言，只要他认为这些谎言有助于让自己摆脱纽伦堡这个钩子。“希特勒的寻血猎犬”坚称，自己不是罪犯。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和红色乐队里的其他人才是罪犯，而这个四处蔓延的关系网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无数个国家“存在至今且十分活跃”。

特工戈比想知道名字。哪些人存在至今且十分活跃？

罗德颤抖着说出一份名单，其中包括格莱塔·卡克霍夫。

格莱塔和她九岁大的儿子乌勒住在柏林威廉山林荫大道18号（Wilhelmshöherstrasse）的一套小公寓里。装扮成“强硬左派分子”的两个反间谍情报局特工敲响了她的房门。

她告诉他们，她的丈夫亚当已经被纳粹处决。

两位特工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催促格莱塔说出所有参与地下抵抗活动，英勇抗击纳粹政权的朋友们的名字。“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格莱塔的信任。”其中一个特工后来报告说。

反间谍情报局收集了大量有关这个德国寡妇的资料，他们希望以此找到四处蔓延的间谍网络，还窃听了她的电话，安排特工在她送乌勒上学或上班的途中盯她的梢。

曼弗雷德·罗德继续编造有关颠覆的谎言，坚称红色乐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负责纽伦堡审判的当局对反间谍情报局的所作所为大为震惊。曼弗雷德·罗德“完全有资格成为德国民主的一号公敌”，主管证据部门的副主任指出，他同时对美国情报机构招募“臭名昭著、寡廉鲜耻、投机取巧的纳粹分子”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4.

美国陆军战争罪行小组（the War Crimes Group）撤销了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案子。

“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实际上深度参与了旨在推翻德国政府的地下活动。”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在结论部分写道，她被处死“具有合理性”。

机缘巧合

1952年

1.

过了很多年，格特鲁德才给克拉拉·哈耐克写信。她不愿意回忆自己得以幸存的恐怖经历。

1952年10月8日，她觉得是时候了。至此，格特鲁德·克拉普斯已经变成了格特鲁德·利岑斯泰因（Lichtenstein）。1946年，她嫁给一个名叫库尔特·利岑斯坦因（Kurt）的记者。他是个犹太鞋匠的儿子。库尔特的父母和他的姐姐都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格特鲁德和库尔特有两个女儿，分别出生于1946年和1948年，还有一个出生于1947年的儿子。

2.

“至亲至尊的哈耐克夫人。”格特鲁德写道。

我通过《行动报》（Die Tat）上的一篇文章得知，您，也就是阿维德·哈耐克的母亲，至今健在。

她接着说，自己是1942年12月时被关在夏洛腾堡监狱的一名囚犯。“碰巧——还是不碰巧？——被关在了米尔德里德所在的牢房。”她告诉克拉拉，阿维德给米尔德里德写了一封信，以及米尔德里德如何让自己妥善地保管这封信。她还告诉克拉拉，“我和米尔德里德相处的那些美好而艰难的时光，即便到了今天，我都难以讲述。”

这封信有半页纸。

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52年11月9日，格特鲁德又写了一封信。她写了一页半才停下笔，随后振作精神又继续写了下去。

她讲述了她和米尔德里德共处的时光。米尔德里德有时会唱歌，唱美国歌曲——有些歌词格特鲁德至今仍然记得。米尔德里德有时会背诵诗歌。有时她还会谈起阿维德：

他是她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说他们的大学时光，说他们在德国的工作，说她时常为他担心，说她如何参与到了非法的工作中，最后，我们谈到了上帝，以及这个世界。

在这封信的结尾，格特鲁德让克拉拉给她一张米尔德里德的照片。

有一天，我的孩子也会长大，我会把我一生中的这段岁月讲给他们听。

她折好信纸，放进了信封，一起放入的还有阿维德那封告别信。

3.

米尔德里德的照片没能留存，但阿维德那封信留下来了。

阿维德的信件

1942年我的挚爱：

如果在最后这几个月里，我还有力量保持内心的平和与镇静的话，那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善良和美好有一种强烈的依附感，这种感情来自惠特曼的诗歌。那些堪称我至亲的人都怀有这种感情，尤其是你。

尽管充满痛苦，我还是要高兴地回顾我们的生命。光明战胜了黑暗。我们的婚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昨天晚上，我在脑海中回想着我们婚姻中的诸多美好时刻，我越想它们，这样的时刻就越浮现。我仿佛在看着一片星空，越是细看，星星的数量就越多。

还记得我们订婚的那个野餐地吗?一大早，我在俱乐部里唱起幸福的歌谣。还记得在那之前，我们在斯泰特街（State Street）那家餐馆吃午餐时的第一次正式交谈吗？那次交谈成了我的指路明星，一直到今天。在此后的16年里，每当生活让我们感到倦怠时，我们时常在夜晚把头靠在彼此的肩膀上，你靠着我，或者我靠着你，这样一切就都云淡风轻了。最近几个星期，我在脑海里做着这个动作，接下来我还会一直这样做。我还想到了早上八点钟和晚上九点钟的你，以及所有我爱着的人。你也这么做吧，我们的爱会融入这个世界。

我们繁重的工作没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还要承受着不可小觑的被毁灭的危险，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一直都是些活泼的人。我在参观大格罗克纳峰（Grossglockne）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九月，我们一起看到那只巨大的麋鹿的那次。

你就在我的心中，而且将会永远都在。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你想起我的时候，你会感到幸福。每当我想起你，就是这种感觉。

千万次地吻你。紧紧地拥抱你—爱你的A．

男孩

第十二部（1946年）

多恩归来

1946年

1.

18岁时，多恩回到了柏林。

他现在长高了，不仅因为他刚拿到了高中的毕业证书。他也长大了，比他父亲还高。

他说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回到了这里。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开这个结。

他想起了在街上目睹的一幕，某人的母亲正在抽泣，她的丈夫死了。一颗英国炸弹击中了房子。一辆救护车出现，两个男人跳下车，把一个男孩送到了一家孤儿院。普拉迪克（Pladik）。

阿希姆、彼得和西吉怎么样了？莫里怎么样了？

2.

多恩一个人在柏林游荡。瓦砾，太多的瓦砾。眼前的情景冲击着他的记忆。他四处走动，试图想起那些楼房曾经是什么样子。

莫里的小区，遭到了轰炸。

因斯布鲁克大街44号，遭到了轰炸。

美国学校、美国教堂，也被炸成了瓦砾。

他来到地铁站，在诺伦多尔夫广场站下了车，朝着沃伊尔施大街16号走去。

他在人行道上站了好久，双手插兜，望着米尔德里德曾经住过的那栋公寓，用目光数着每一段楼梯——一、二、三。

四楼，他曾经来这里上过课。他曾经在一张木质扶手的沙发上，挨着米尔德里德坐了下来。

他想起自己给她说过“前进号”,也就是那艘专为探索南极而建造的船。挪威语中的Fram就是“前进”的意思。这艘船建造于19世纪，据说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木质船。

再给我讲讲，米尔德里德说。

多恩继续讲着，把所有细节再次复述了一遍。“前进号”被设计得能够抵御恶劣严寒的南极环境。“前进号”上的水手吃过狗肉。狗！他们就是靠这个，才完成了为期两年的远航任务。

你的记性真好，米尔德里德说。她经常这么说。

有一次，他忘记完成阅读作业。你看，你长了一颗脑袋，她说，你就要用它，要不然，它会变成一个烂苹果。她的声音温和而严厉。他感到很羞愧，低头看着摊开的书本。他的眼睛湿润了，书页上的文字湿润了。

别忘了，她对他说道。

致谢

众多德国人支持希特勒，这让大家对那些反对他的人知之甚少。我非常感谢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的约翰尼斯·图赫尔博士，并尤其要感谢红色乐队收藏品中心主任汉斯·科比博士，在我讲述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故事，以及与她一道从事抵抗运动的德国人的故事的过程中，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帮助。科比博士的父母，也就是汉斯·科比和海尔德·科比因为参与抵抗运动而被处决时，科比还是个婴儿。从我遇到他的第一天起，科比博士的专业知识，以及他对本书的持久信任，让我受益匪浅。

2018年和2019年，我在莱昂-列维传记中心担任传记研究员，该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持，出资把我对消息人士的访谈转换成了文本。我要感谢两位导师，凯伊·伯德和萨德·齐奥科夫斯基，以及我那帮优秀的研究员同事：史蒂芬·海曼、詹妮弗·霍曼斯和莎曼斯·莎布拉玛尼安，他们都读过我最初写成的几个章节。特别是纽约城市大学举办的女性写女性生活传记研讨会，是它邀请我加入这个优秀传记作家组成的团体，给我提供了灵感和专业支持。

亚多文艺营两次给我提供写作的时间和空间，优克罗斯基金会也向我提供了驻留时间——一次是我开始写作本书时，另一次是我结束最后一个章节的写作时。我尤其要感谢亚朵的伊莱娜·理查德森和坎戴斯·威特，以及优克罗斯的夏龙·戴纳克、特瑞希·凯库特和露丝·萨尔瓦多，他们对我的热情招待。

五年时间里，我咨询过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众多档案保管员，如果没有他们，我这本书不可能写得出来。哪怕在全球性疫情期间，柏林联邦档案馆的乌尔夫·拉特耶也会十分敏捷地为我找出重要文件资料。在国立档案馆，万达·威廉斯非常善意地处理了我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的一次次申请，保罗·布朗和凯特·布伦南以极好的耐心和速度批准了我无数次的文件调阅申请。阿罗尔森档案馆和国际追踪服务组织的优秀员工帮我查找了二战时以及战后有关格特鲁德·克拉普斯的档案记录。我尤其要感谢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者资源中心的苏珊·埃文斯，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卡洛·里登海姆和莎拉·巴顿，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的亚历山德拉·保利切克，基森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档案馆的奥拉夫·施耐德，柏林里希特-菲尔德联邦档案馆的托斯顿·扎维尔，下萨克森州立博物馆的安特杰·斯科洛浦菲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立档案馆的巴斯蒂安·费尔纳，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威斯康星大学档案馆的戴维·纳尔，密尔沃基县历史中心的凯文·艾宾，以及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李·克里斯托弗·格莱迪、劳拉·赫明和乔纳森·尼尔森。

我要感谢莎拉·海尔姆向我提供了有关米尔德里德的狱友格特鲁德·克拉普斯的关键信息，也要感谢约翰·塞纳博士提供的建议和鼓励。彼得·A. 西尔伯曼学校（原柏林成人夜校）的克里斯蒂安·古努内和其他员工陪着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还允许我拍摄1934年的学校手册。柏林恐怖地形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安德里亚斯·桑德尔帮助我了解了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牢房的囚犯体验。

如果没有斯维特拉纳·切尔沃纳亚博士的宝贵协助，我在苏联谍报工作的篇章上既不可能做到有深度，也不可能做到细致入微；他在莫斯科做了大量档案性研究，帮我翻译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替我校对了早期版本中的事实细节，以精彩的幽默和一丝不苟的回复应对我的一个个问题。我同样要感谢十分优秀的罗伯特·G. 威特博士，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的这位历史学研究员曾在美国司法部做过20年的高级历史学家，我在柏林时就他目前的研究项目做过访谈，那是有关普洛岑泽监狱的一部两卷历史学著作。威特博士十分大度，就我手稿的几个早期版本提出过犀利的反馈意见，与我分享了他的原创性研究，就我的研究项目提供指导，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

我要无比感谢为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裘德·瓦雄，她既是翻译者，又是研究助手。她帮我整理了数千页德文档案，翻译了那些破碎到几乎难以辨认的战后证词，还审阅了我的好几份手稿。在我持续多年的写作过程中，她对这个故事的热情一直支持着我。纽约城市大学的博士生凯瑟琳·凯利帮我查阅了德文期刊中的文章和书评，艾莉卡·布里森协助开展了早期研究，艾琳娜·福利特博士和詹妮弗·彼得森博士数次陪同我前往德国的档案馆。

我还要感谢莎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在20多年前出版了有关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第一本传记作品。在我的研究之初，布里萨克对那些在那之后去世的消息人士的研究和访谈，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的书还得益于托马斯·柴尔德斯、彼得·霍夫曼、克劳迪亚·库恩兹、多恩纳尔·奥萨利文、考林纳·彼得斯库和尼古拉斯·瓦赫斯曼等历史学家的有关作品。

我要感谢迈克尔·卡宁汉、露丝·富兰克林、戴维·盖茨、乔纳森·莱特海姆、戴维·米恩斯、戴维·雷姆尼克、苏珊·洛尔博士、达尼·沙匹罗和詹姆斯·伍德等人向我提供了重要的早期支持。

感谢摄影师贝奥武夫·希汗记录下了我对关键信息人士的访谈过程。同时要感谢卡米·安德森、罗伯特·巴尔西、迈克尔·毕尔顿、阿莱西亚·布莱克、吉尔·布莱克维、查尔斯·宝克、艾米·卜劳恩施维格、埃里克·卡尔森、拉蒙·克拉克、丹拿·札普尼克、安-克里斯丁·格里姆、夏龙·古斯金、亚瑟·海泽尔、伯克由恩·凯姆、安德里亚安·金洛奇、盖尔德·克拉曼德特、史蒂芬·克兰尼奇、简·库查泽夫斯基、瓦妮莎·曼克、米歇尔·门赛斯-阿布拉西、罗宾·摩尔根、克劳迪亚·穆斯塔法、卡特琳·莱西尔特、简奈尔·罗宾森、阿德莱恩·施奈尔、辛迪·斯皮格尔、伊丽莎白·汤普森和温迪·维斯曼。

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吉姆·鲁特曼，是他支持了我的这本书，鼓励我坚守我的艺术信念。我要感谢另一个早期支持者李·波尔多，当本书才写完序言和前两个章节的时候，是他让本书得到了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认可。阿西亚·马克尼克接过这本书，将之视作己出，让本书富有了感情、一致性和精确性；我想不会有谁比她做得更好了。我也要感谢阿西亚在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伊万·汉森-邦迪、简·亚夫·肯普、艾丽莎·佩尔森斯和翠希·罗伊。艾莉森·萨尔茨曼把一堆杂乱无序的档案文件和图片转换成了漂亮的封面图片。我还有幸在布罗德赛德的庭院里遇到了出色的金伯利·伯恩斯一家人。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得失。我在伦敦国立档案馆开展研究期间，阿维德·哈耐克的侄孙女吉利·艾伦比-莱恩十分大度地主动邀请我前往她家，向我分享了哈耐克家族成员的收藏品；我一直非常感谢吉利的热情款待。在杜塞尔多夫，尤尔根·哈维曼敏锐而深刻地回答了我关于他父亲沃尔夫冈的所有问题。我同样要感谢的是，雷纳·冯·哈耐克与我分享了他对于福尔克·哈耐克的回忆，罗宾·艾希与我分享了他对于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和哈丽雅特·艾希的回忆，尼尔·唐纳向我提供了他的多封家族通信。

我要特别感谢米尔德里德的侄女简·唐纳·斯维尼。简是我的外祖母。她去世的几年前，给了我几封米尔德里德的通信，给我讲了一个美国男孩，也就是美国一个驻柏林外交官的儿子做米尔德里德的信使的故事。她说，这个孩子名叫多恩。

当我终于在北卡罗来纳州找到他的下落时，多恩·希斯已经89岁。他仍然清楚地记得童年时期的经历。在他摆满书的客厅里，他讲述了他对于米尔德里德的全部回忆。我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感谢。

多恩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朱莉·希斯允许我翻阅他们的12个大皮箱，里面装满了信件、日记、记事本、未完成的回忆录和照片。多恩的侄子理查德·布朗不辞辛劳地进行了整理，在云端多宝箱里建了多个文件夹，让我可以查阅多达数千页的文件资料。理查德曾经是个出色的记者，他向我提供了一段段回忆、新发现的文件和一句句鼓励。对于希斯家族，我要表达衷心的感谢。

注释

资源来源

2016年11月至12月我对小多恩纳德·希斯进行过一系列访谈，它们以尾注形式出现，如“作者对小多恩纳德·希斯的访谈”。

希斯家族同意我翻阅12个大皮箱中的内容，里面装有1937年至1946年间的重要信息来源材料，其中包括家族通信、照片、露易丝·希斯的日记本和记事本，以及老多恩纳德·R.希斯跟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同事的往来信件。我还翻阅了小多恩纳德·希斯一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一批信件和一批电邮通信（约1981—2006），他姐姐苏·希斯·布朗所做的注释和回忆（约1985—1989），以及一本由老多恩纳德·希斯撰写的未出版回忆录。上述材料现正由胡佛研究所予以存档。

我根据小多恩纳德·希斯在访谈中的回忆内容和上述重要信息来源材料，描述了他在柏林度过的童年时光，并重构了米尔德里德·哈耐克跟他、露易丝·希斯和老多恩纳德·希斯的邂逅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过程。

我根据简·唐纳的回忆重构了米尔德里德的童年时光，以及本书中有关简跟米尔德里德和阿维德在柏林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的章节。

米尔德里德·哈耐克的信件给我提供了事实细节和过程描述，我据此讲述了关于她的故事，以及希斯家族的故事。并非她的所有信件都得以幸存。在米尔德里德遭到处决后，她的姐姐哈丽雅特·艾希敦促家族里的人，毁掉了所有与她有关的信件、照片和其他文字记录。多年后，简·唐纳发现了一批藏匿起来的信件，并将其捐赠给了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除了上述访谈、回忆、信件、日记和未出版回忆录，我还在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档案馆和研究所翻阅了大量的重要信息来源材料。

档案馆

英国

TNA国家档案馆，裘园

德国

BArch联邦档案馆，柏林

BADH联邦档案馆，达尔维茨-霍佩加尔滕

GDW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柏林

JLU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基森

HU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柏林

LAV NRW州立档案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NLB下萨克森国家图书馆，汉诺威

俄罗斯

APRF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GARF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RGASPI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

SVRA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档案馆

TsAMO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心档案馆

美国

DEL特拉华大学特别收藏室，特拉华州纽瓦克市

FDRL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纽约州海德帕克县

HUA哈佛大学档案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HIA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

LOC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MHC密尔沃基县历史中心，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NARA国立档案和记录管理局，马里兰州学院公园

NYPL纽约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纽约州纽约市

USHMM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UWA威斯康星大学档案馆，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WHS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YUA耶鲁大学档案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私人收藏

唐纳家族（有关米尔德里德·哈耐克和简·唐纳的文档）

希斯家族（有关老多恩纳德·希斯、露易丝·希斯、小多恩纳德·希斯和苏·希斯·布朗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