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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精粹／（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著；（美）安东尼·阿诺夫（Anthony Arnove）编；李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The Essential Chomsky

ISBN 978-7-208-16834-3

Ⅰ．①乔…　Ⅱ．①诺…②安…③李…　Ⅲ．①乔姆斯基（Chomsky, Noam 1928—）－语言哲学－研究　Ⅳ．①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8979号

书　　名：乔姆斯基精粹

作　　者：［美］诺姆·乔姆斯基

编　　者：［美］安东尼·阿诺夫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曹迪辉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834-3/D·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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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tial Chomsky by Noam Chomsky; edited by Anthony Arnove

Copyright © Noam Chomsky

Compilation and introduction © 2008 by Anthony Arnov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New York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

知识分子的责任

论抵抗

对无政府主义的注释

对水门事件的质疑

重铸历史

遏制敌人

第二部分　论美国政治与外交

国际事务中的武力统治

外交政策与知识分子阶层

美国与东帝汶

“特殊关系”的起源

规划全球霸权

刻意的忽视及其使用

没有战争的世界

反思“9·11”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帝国大战略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后记

第三部分　语言与心智

评B.F.斯金纳著《言语行为》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序

方法论初阶

语言与自由

展望未来：心智研究的前景

《最简方案》导言

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

语言与大脑

致谢

版权许可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主要作品目录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从早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到著作《霸权还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和《干预行动》（Interventions），诺姆·乔姆斯基所写的政治评论已自成一体。¹《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是他的第一本政论文集（扉页上写着“献给拒绝加入罪恶战争的青年勇士们”），其中收录的文章在40多年后读来依然洞察入微、诙谐辛辣。乔姆斯基在该书中写道：“面对报纸每天披露的消息，人们易于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并无视了一个事实：这一切仅仅是残忍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重的罪行，造成一种注定带来无尽痛苦、耻辱和剥夺基本人权的社会秩序。”乔姆斯基的这番话把他与大多数越战⁽²⁾评论家区分开来，后者认为越战并非美帝国主义漫长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可悲的错误”。³

自1969年起，乔姆斯基一边致力于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一边不断地著书讨论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力求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延续了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的以知识理性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习惯。

1928年12月7日，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为了躲过沙皇军队的征兵，他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早在1913年就离开了俄国，而母亲艾尔西·西蒙诺夫斯基（Elsie Simonofsky）在一岁时离开了东欧。乔姆斯基成长的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抬头之时。他后来回忆道：“我对最早期的一些生活记忆犹新：家门口附近有人在卖破旧衣服，警察们暴力镇压罢工，还有一些大萧条时期的其他场景。”⁴乔姆斯基很早就有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尽管父母是他所说的“平常的罗斯福派民主党人”，但其同辈亲属中有加入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女装工人，还有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自幼年就受纽约激进犹太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常常光顾出售无政府主义读物的报亭和书店。他后来认为，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文化是一种“具有劳动阶级价值观、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劳动阶级文化”。⁵

乔姆斯基16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中途差点退学。后来，他从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那里获得了知识和政治方面的激励，也为哈里斯身边独特的知识分子氛围所吸引。哈里斯主讲语言学讨论课，内容涉及哲学讨论、阅读和不受大学体制标准限制的独立研究。乔姆斯基师从哈里斯攻读硕士学位，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职位，并留校继续做语言学研究。到1953年为止，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现有的领域”，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开始重新审视17世纪语言学（尤其是波尔－罗瓦雅尔学派［the Port-Royal school］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丰富见地，以及普鲁士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关“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的后期研究。⁶乔姆斯基的政治评论和语言学著作都基于一种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可以从当代无政府主义源流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唯理主义学派，尽管他有时会淡化或否认这其中的关联。

1955年，乔姆斯基26岁便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其语言学研究开始广受认可。此时，他在政治领域内也开始发挥影响力。他先后为《纽约书评》和《解放》（Liberation）、《壁垒》（Ramparts）、《新政治》（New Politics）、《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后改为《社会评论》［Social Review］）等左派杂志撰写翔实的长篇文章谴责越战，并批评支持越战的主流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这些文章完整地记录了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并加以谴责，更全面地把此次战争与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针对美国发动的此次战争，他是最重要也是最受尊敬的评论家之一，还被列入尼克松总统那份恶名远扬的“敌人名单”。自此以后，为该体制辩护的人就把乔姆斯基视为他们肆意诽谤的目标。后来，他因撰写有关以色列的评论文章，也同样备受抨击。我们从乔姆斯基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逐步形成了其日后佳作的基本主题：缜密地分析美国的规划性文件、解密档案、官方声明和珍贵资料；不留情面地批评为美帝国主义打掩护的自由派、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评论员；通过分析来证明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并非因为“错误”“诚实的误解”“好心办坏事的举动”或早该被撤换的无能官员。相反，印度支那战争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特征的产物。

乔姆斯基不仅是对这场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战争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他还参与直接行动以证明自己的信念。1965年初，他参加了早期的抗税运动。同年10月，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第一波反越战的公众抗议。当时，抗议者人数不敌反示威者和警察的人数，乔姆斯基就是这场运动重要的日常组织者之一。他不仅关心越南，还投身于中美洲的团结运动，抗议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武力干涉伊拉克的活动和许多其他运动。乔姆斯基坚持不懈地仗义执言、提笔写作、接受访谈、在请愿书上签名，尽一己之力涉足那些他认为所能改变之处，而他对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和他人也热忱相待，在语言学领域内从未停止挑战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和研究。⁷

乔姆斯基以身作则，力求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启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醒通过“福克斯新闻”或美国对外控制的生硬手段来了解美国的全世界人民：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理想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大相径庭。在发表言论时，他遵循着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秉持异见，从为正义和社会变革而团结并投入战斗的全世界人民的立场出发。他经常与其终身伴侣卡罗尔·乔姆斯基⁽⁸⁾一同出行，到过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家。他们四处游历，了解其他人的战斗情况，而不是去说教或指导他们。乔姆斯基的言语也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这是最出色的评论和分析所能证明的力量——一种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

安东尼·阿诺夫

(2) 作者在原文中用“the war”（这场战争）特指越战。本书中所提到的“越战”和“印度支那战争”均指1955—1975年美国在越南（主战场）、老挝和柬埔寨发动的越南战争。本书括号注（1）皆为译者注，下同。

1 诺姆·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可从该杂志网站（www.nybooks.com）获得，但有些文章仅供订阅用户参看。另见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 Owl Books, 2004）,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Owl Books, 2007）和Interventions（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3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313.另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Oakland:AK Press, 2003)。

4 引自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对乔姆斯基的采访。见Noam Chomsky, A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13。

5 引自Milan Rai, Chomsky’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8。

6 诺姆·乔姆斯基语，转引自Robert F. Barsky,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7), 80。

7 例如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8) 卡罗尔·乔姆斯基（Carol Chomsky， 1930—2008），美国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1949年与乔姆斯基结婚，2008年12月逝世。

第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

知识分子的责任

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¹⁾在《政治学》⁽²⁾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众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还在上大学，“二战”结束也还没几年。数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发觉其影响力或说服力丝毫不减当年。麦克唐纳关注的是战争罪责（war guilt）问题，他提出了疑问：当时的德国民众或日本民众，为其政府所犯的暴行负有多大的责任？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把问题抛给我们：对平民的轰炸已被西方民主国家完善为一种战争技巧，在广岛和长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无疑是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行之一，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对这些轰炸平民的恶劣恐怖事件又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于一个1945—1946年间的大学生而言——对于任何从种种经历（1930年代的经济恐慌、埃塞俄比亚战争、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国事件”⁽³⁾、西班牙内战、纳粹暴行、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及其相互之间或多或少的共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觉悟的人而言，麦克唐纳的这些问题都十分尖锐且意义非凡。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些同样令人忧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揭露政府的谎言，并根据政府给出的理由、动机和惯常隐藏的意图分析其种种行径。至少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自由、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为这些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闲暇、设施、培训，使他们得以探求隐蔽在歪曲枉述、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而当代历史中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下的真相。因此，鉴于所享受的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民众责任”要更有深意。

麦克唐纳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和20年前一样中肯。我们必须自问：美国对近乎无助的越南村民发动的野蛮袭击，对亚洲人而言就是世界史上“凡斯科·达·伽马⁽⁴⁾时代”的暴行重演，美国民众对此负有何种程度上的责任呢？这种灾难在过去十几年间慢慢地发展着，我们当中那些冷漠无言的旁观者在史册上又处在何种地位呢？只有麻木至极的人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先大致谈一谈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这至少看似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无需置评。然而，并非如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根本不明显。我们从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一篇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宣言中读到：“真相⁽⁵⁾就是揭示使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上变得确定、清楚和强大的东西。”人们有责任说出的就是这种“真相”。美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1965年11月，《纽约时报》要求亚瑟·施莱辛格⁽⁶⁾解释为何他发表的有关猪湾事件的叙述和袭击发生时他告诉新闻界的说法不一致，他只是说，自己撒了谎。几天之后，他又恭维《纽约时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压下了有关那次策划入侵的消息。在最近所著有关肯尼迪政府的回忆录⁽⁷⁾中，施莱辛格也如此谄媚地描述了这群傲慢、执迷不悟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说法被这群人解释得很透彻。一个人乐意为明知非正义的理由说谎，这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类事件鲜有反应、毫无感觉，却意味深长。比如，给某位历史学家安上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职位，他便深感己责，要说服全世界相信由美国发起的入侵邻国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这其中总有些蹊跷。在涉及诸如越南谈判等事宜上，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那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愿意了解的人来说，事实一目了然。谬误出现时，国内外新闻界已提供资料逐一驳斥。但政府宣传机器的力量十分强大，对该问题不做研究的公民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事实来对抗政府的声明。⁸

迄今为止，围绕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歪曲之词已司空见惯，也不再令人震惊。因此，尽管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在不断地达到新高度，但有必要回想的是，此前明显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被默然容忍了。有用的做法是，比较一下1954年美国入侵危地马拉时的政府声明和十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坦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夸耀）——美国飞机是被派去“帮助侵略者”的。⁹口是心非不只在危机时刻才被视为恰如其分。例如，即使没有号召“新拓荒者们”⁽¹⁰⁾为进行中的行动提供“宣传掩护”，他们也很少热忱地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把1965年初对北越的轰炸和大规模升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基于“完全合理的论断”，他写道：“……只要越共认为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显然就不会对任何谈判协定感兴趣。”¹¹日期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在六个月前提出来，人们会视之为无知。但这一说法是在有关联合国、北越和苏联倡议（倡议在1965年2月冲突升级之前被提出，实际上在轰炸发生后的几周之内仍然有效）的详细新闻报道占据头版数月之久以后，也是在华盛顿通讯记者们反躬自问数月（他们拼命地为已披露的惊世骗局寻找减轻罪行的情况。以查尔默斯·罗伯特⁽¹²⁾为例，他忍不住嘲讽道：1965年 2月下旬“对华盛顿来说不像是谈判的有利时刻，［因为］约翰逊先生……刚刚下达命令对北越进行首次轰炸，试图把河内带到一个双方筹码相当的谈判桌上”¹³）以后才发表的。施莱辛格此时的主张与其说是欺骗的范例，不如说是藐视的范例——他藐视了读者，认为他们对该行为若不表示赞同，也会默然容忍。¹⁴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熟悉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士，看一下华尔特·罗斯托⁽¹⁵⁾的一些反思，施莱辛格认为此人为肯尼迪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¹⁶根据罗斯托的分析，是斯大林发起了1946年的中南半岛游击战，¹⁷而河内在1958年发动了反南越的游击战（《从第七层楼看世界》［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第39和152页）。同样，共产主义规划者们在北阿塞拜疆⁽¹⁸⁾和希腊探查了“自由世界防御范围”（斯大林在这两个地区“支持了大量的游击战”——同上，第36和148页），依照1945年精心制定的计划实施了操作。在中欧，苏联并未“准备接受任何消除危险的中欧紧张关系的决议，哪怕东德共产主义势力面临着被分阶段逐步侵蚀的风险”（同上，第156页）。

把这些观察结果与真正关注历史事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是很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发动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说法甚至无需反驳。至于据传河内在1958年采取的行动，情况则更加扑朔迷离。但连政府方面¹⁹也承认，河内在1959年收到首批行动报告，吴庭艳⁽²⁰⁾把此次行动称作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战争。²¹此后，河内制定计划加入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内的另一个打算是想在当时形势下与西贡政府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再次被西贡和美国回绝了。²²罗斯托没有提供关于斯大林支持希腊游击队的证据。事实上，尽管历史记录模糊不清，但斯大林似乎不会乐意看到希腊游击队的冒险主义势头，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扰乱战后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格局。²³

罗斯托有关德国的言论则更加有趣。例如，他认为不宜提及1952年3—4月间苏联的照会。⁽²⁴⁾苏联在照会中提出，如果能保证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加入任何西方军事联盟，就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并在一年内撤出德国境内所有的军队。²⁵而罗斯托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描述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策略：“在有组织的欧洲体系中重新武装德国，能够与莫斯科对峙，在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西方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²⁶——确切地讲，他是在无视《波茨坦协定》。

但最有趣的是，罗斯托提到了伊朗。事实是，苏联企图通过武力在北阿塞拜疆扶植一个亲苏政府，准许苏联获取伊朗的石油。但处于优势的英美军队在1946年破坏了这一企图。⁽²⁷⁾当时，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北阿塞拜疆政府，把使用伊朗石油的全权归为己有。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50年代初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当唯一有些民众基础的伊朗政府试图实现伊朗石油属于伊朗人民这一奇妙的想法时，都发生了什么。⁽²⁸⁾然而，有趣的是，北阿塞拜疆被描述为“自由世界防御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再评论“自由世界”的词义如何被贬低已经毫无意义。但哪一条自然法则规定伊朗连同其资源都是由西方国家来统治的呢？淡然地假定伊朗本该如此，明显表露了西方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根深蒂固的态度。

除了日益缺乏对真相的关注，我们从近期的宣传中还发现，对美国的种种行径所怀有的或真或假的天真态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最近把我们在1954年的对越政策描述为“国际友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²⁹如果这番话不是出于嘲讽，就反映出他理解当代历史基本现象时相当玩世不恭或无能为力的心态，并且无惧他人评说。同样，人们又如何理解托马斯·谢林⁽³⁰⁾于1966年1月27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呢？谢林在证言中分析了全亚洲都“变成共产主义”后的两大危险。³¹首先，这会把“美国及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贫穷的、居住着有色人种并对我们暗怀敌意的一大部分世界中”排除出去。其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得不承认它所尝试的最伟大之事——在不发达世界创立尊严、繁荣和民主政府的基础——失败了，或承认这种尝试不会再来一次，它也许就无法保持自信了”。即使这番话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说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从更具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把这些说法置于过去那种伪善的道德说教语境（比如伍德罗·威尔逊⁽³²⁾的语境）中，否则就让人难以置信。威尔逊想把良政的艺术教给拉丁美洲人民，他写道（1902），教给殖民地人民“守秩序和自控……［以及］……对法律与顺从的训练和习惯”是“我们的特殊职责”。或者在1840年代传教士的语境中，他们把丑陋、低俗的鸦片战争描述为“源自上帝的伟大计划，通过冲破中国排外的壁垒，使这个帝国更快地接触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借人类的邪恶促进上帝对中国的慈悲之心”。或者往现在来说，在A. A.伯利⁽³³⁾的语境中，在评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时，他鲁莽地把加勒比海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³⁴

最后举一个使这种怀疑主义⁽³⁵⁾无效的例子，就来看看亨利·基辛格在关于美国对越政策的哈佛—剑桥电视辩论中的总结陈词。他十分悲痛地说：最令他烦恼的是，别人不质疑我们的判断，却质疑我们的动机——对一个做政治分析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真是不同凡响的评论。政治分析就是根据官方宣传中未表露的、或许只有其执行人员才能隐约觉察的动机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对苏联人、法国人或坦桑尼亚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并质疑其动机，从长期利益来解读他们隐藏在官方说辞之下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困惑。可是，美国的动机是单纯的，不应拿来做分析，这是一个信条。尽管在美国知识史上——或就此事而言，在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通史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它所效力的强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并因此愈加擅长大众媒体每天所展示的为所欲为的恶意时，这种天真的态度就愈加令人反感。我们绝不是史上第一个集物质利益、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于一体的强权国家。然而，长久以来使我们的知识史蒙羞的天真和自以为是的传统肯定向第三世界拉响了警报（如果还需要这种警示的话），提醒他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声称的坦诚而良好的意图。

那些期待学院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人士应该认真思量“新拓荒者们”的基本假设。比如，我曾提到亚瑟·施莱辛格反对入侵猪湾，但说法不够准确。的确，他认为那是个“糟糕的想法”，但“并非因为支持流亡者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本身有多么地难以接受”。这种反应纯属感情用事，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这样想。困难反而在于，这种欺诈似乎不可能得逞。在施莱辛格看来，此次行动考虑欠周，但也不会引起异议。³⁶同样，他赞许地引用了肯尼迪对特鲁希略⁽³⁷⁾被刺杀后的局势的“现实”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优先等级依次是：健全的民主政权、特鲁希略政权的延续或卡斯特罗政权。我们必须力争第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第二种可能性。”³⁸他在几页之后解释了难以接受第三种可能性的原因：“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成功会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当然，我们从未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总是会满足于第二种可能性，比如，就像我们目前在巴西和阿根廷所做的一样。³⁹

要么看看华尔特·罗斯托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观点。⁴⁰我们必须建立该政策的基础在于，“有人公开威胁我们，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恐吓”。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证明自己遭到了恐吓，也没人重视这种事；我们感觉受到了恐吓，这就够了。我们的政策必须基于我们的国家传统和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传统简要罗列如下：“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民以良知在这片大陆上努力推广其原则和力量”，并运用“多少有些弹性的门罗主义概念”，当然也把“美国的利益”延伸至“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岛屿……我们坚决主张无条件投降以及战后占领的想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规划的安全利益”。我们的传统不过如此。至于我们的利益，事情也同样简单。我们的“深远利益”，即“海外团体发展并加强各自文化中的要素，提高和保护与政府相对的个人尊严”，是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抗“意识形态的威胁”，也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可能用中国的进步向亚洲人民证明，共产主义方法比民主方法更好、更快”。这里只字未提身处亚洲文化中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关于个人与政府正确关系的构想”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个人尊严”，以抵御国内或国外的资本集中，或反抗由美国军队引入或推上台的半封建制度（例如，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暗示意味，指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体系”以及我们“模糊而复杂的概念”。在亚洲人看来，这些体系和概念比马克思主义教条“更加难以领会”，也因为“它们缺乏教条性”而“令一些亚洲人感到不安”。

知识分子的这些贡献说明，有必要纠正一下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美国“伪装成理想主义的权力意志”这句话。迄今为止，与其说这种权力意志被伪装成了理想主义，不如说已沦为愚蠢，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为这幅可悲的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让我们回到越战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吧。在最近开展的有关东南亚政策的论辩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划分了“负责任的批评”和“感伤的”“情绪化的”或“歇斯底里的”批评。仔细研究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情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显然，辨别“歇斯底里的批评家”就是看他们是否毫无理性地拒绝一个基本的政治公理，即美国有权在可行的范围内无限地扩张其势力和控制。负责任的批评不会质疑这种假设，而是辩解说，此时此地，我们也许无法“摆脱”它。

这种划分似乎就是欧文·克里斯托⁽⁴¹⁾所考虑的。例如，在1965年8月的《文汇》⁽⁴²⁾杂志上，他分析了针对越南政策的抗议。他把像《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李普曼⁽⁴³⁾和参议员富布莱特（Fulbright）那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与“宣讲会运动”⁽⁴⁴⁾做了对比。克里斯托强调说：“与大学里的抗议者不同的是，李普曼先生对‘越南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做自以为是的假设——显然，他也不在乎（越南人民的真正需求）——或者对越南是否发生‘侵略’或‘革命’及其达到何种程度不做法律上的诠释。他的观点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极端情况下，他显然会考虑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可能。”克里斯托这样说是值得赞赏的，这与宣讲会运动中“那类不切实际、讲求意识形态的人”的讲话形成了有效的对比，后者似乎经常被“简单、善良的‘反帝国主义’”愚蠢论调所激励，就“权力结构”发表长篇大论，有时甚至屈尊阅读“国外新闻界关于美国在越南的文章和报道”。况且，这些恶劣之人通常是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或哲学家（顺带说一下，抗议苏联最起劲的通常同样也是物理学家、文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不行使权力的人），而不是与华盛顿有接触的人，后者当然明白，“他们要是有些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在华盛顿“就会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

在此，我不在乎克里斯托对抗议和异见的描述是否准确，我在乎的是这些问题所表达的假设：美国的动机是否单纯得无需讨论呢？抑或与讨论无关？应该把决定交给和华盛顿有接触的“专家”吗？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假设他们掌握了做出“最佳”决定所必需的知识和原则，他们会一致这样做吗？还有一个逻辑上的先行问题：“专家意见”适用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一套未公开的理论或相关信息能用来分析外交政策，或以某种连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证明当前的行动是正确的？尽管克里斯托没有直接审视这些问题，他的态度预设了答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答案。无论如何用道貌岸然的辞藻去掩饰，美国的侵略本性仍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必须从其成因和动因进行分析。任何令外行费解的理论或有意义的相关信息都无法使政策免受批评。就国际事务中所运用的“专家知识”而言，要质疑其质量和所服务的目标肯定是合适的，对于正直之人来说，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事实显而易见，无需更多的讨论。

克里斯托的奇特信条是，政府欢迎有关越南的新想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麦克乔治·邦迪⁽⁴⁵⁾对此提出了修正。⁴⁶邦迪正确地评论道：“在主要舞台上……有关越南的争论在于策略，而不在于根本性原则。”他又补充说，尽管“舞台旁边有些疯狂的家伙”。在舞台中央的当然是总统（在最近的亚洲之行中，他“威严地重申”了我们对“太平洋对岸人民的进步”抱有兴趣）和其顾问，他们理应得到“那些期望控制轰炸规模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也理应因“对北方的轰炸是现代战争中最精准、最有节制的”这一事实赢得信任——南定省（Nam Dinh）、府里市（Phu Ly）和荣市（Vinh）的居民或之前的居民都会感激这种关怀。这些人也理应因马尔科姆·布朗⁽⁴⁷⁾早在1965年5月所报道的景象而赢得信任，布朗写道：“在南方，该国的大片区域被宣布为‘自由轰炸区’，其中任何移动的东西都是合法的目标。每周都有成千上万吨炸弹、火箭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炮落在这些广阔的区域内。假如单靠随机定律来判断，也会确信这些袭击中的伤亡十分惨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幸运的是，邦迪向我们保证，“美国式的民主不会一直偏向帝国主义”，而且“总体上来看，美国所积累的经验、理解力、同情心和知识目前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的确，“全世界所有外国投资中有五分之四来自美国”，而且“最令人钦佩的那些计划和政策……几乎都表明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正因为此话属实，我们才会在同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读到，在米高扬访问哈瓦那⁽⁴⁸⁾之后的几周内，（美国）对古巴启动了武装行动计划⁽⁴⁹⁾，“入侵了长久以来几乎专属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常被不谙世故的亚洲知识分子视为“偏向帝国主义”的表现。例如，一些印度人表达了他们对下列事实“近乎愤怒”的情绪：“我们竭尽全力地吸引外资建设化肥厂，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公司知道我们处于弱势，因此提出令我们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⁵⁰而“华盛顿……顽固地坚持必须与私营企业做交易”。⁵¹然而，这样的反应无疑再次显示出，亚洲人是多么无法理解西方人思维中“模糊而复杂的概念”。

仔细研究一下最近在华盛顿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的“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对于专家建议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美国政府印刷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真知灼见。比如，在其出版物中，人们能读到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主管饶戴维（David N. Rowe）教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饶教授提出（第266页），美国应该买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剩余小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大饥荒”。他的原话是：“提醒诸位的是，我不是说把这当作对付中国人民的武器。也许会这样，但只是偶然性的。这会成为对付中国政府的武器，因为一个不友好的政府面临大饥荒时是无法维持国家内部稳定的。”感性的道德主义会让人们把这条建议与类似希特勒德国的东进政策⁽⁵²⁾相比较，但饶教授根本没有这种道德原则。⁵³他也不畏惧这些政策对诸如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冲击。他向我们保证，从他“对日本问题的长期接触”来看，“日本人毕竟是尊重实力和决断力的民族”。因此，“面对从武力出发、通过向与我们对抗的当地人民实施武力而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美国对越政策，日本人不会感到太恐慌”。日本人可能会担心的是“优柔寡断的政策，即拒绝面对［中国和越南］问题、拒绝以积极方式在那里承担自己责任的政策”，比如我刚刚引述过的方式。一旦确信我们“不愿使用他们明知我们拥有的武力”，也许会“让日本人感到相当恐慌，并动摇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美国全力出击会让日本人特别放心，因为他们已经证实“美国惊人的行动实力……因为他们已经直接感受过我们的实力”。这肯定是欧文·克里斯托所推崇的“现实政治观点”的重要例子。

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局限于“大饥荒”这种间接的手段呢？为什么不轰炸？毫无疑问，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远东研究院评议员德耶格牧师（R. J. de Jaegher）也在这次委员会发言中暗示了该信息。他解释说，北越人民和所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一样，“会很乐意在轰炸后获得自由”（第345页）。

当然，肯定也有支持共产主义者的人。但这真的不足为虑，正如1953—1959年任远东事务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阁下在这次委员会证词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向我们保证，“北平⁽⁵⁴⁾政权……代表全国不足百分之三的人口”（第402页）。

那么想一想，与越共领导人相比，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何其“幸运”！据阿瑟·戈德堡⁽⁵⁵⁾称，越共代表大约是“南越千分之五的人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相信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这仅是越共1965年在南方招募的新兵数量的一半。⁵⁶

碰到这样的专家，克里斯托提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显然还继续在沙地上画圆圈玩耍着。

解决了抗议活动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之后，克里斯托转而质疑抗议的动机何在——更概括地讲，如他所见，在一片繁荣中，在自由主义福利政府的管理下，是什么促使学生和年轻教师“变得左倾”？他指出，这“是个连社会学家都未曾想出答案的谜”。因为这些年轻人衣食无忧、前途远大，等等，他们的抗议肯定是非理性的。那一定是出于太无聊、感到过度安全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还能想到一些可能性。比如，也许作为诚实之人，学生和年轻教师试着自己寻找真相，而不是把这种责任拱手让给“专家”或政府；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愤怒。克里斯托并未否认这些可能性，只是它们难以令人相信且不值得考虑。更确切地说，这些可能性无法被表达出来，对于铁石心肠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它们被构想的范畴（诚实、愤怒）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以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含蓄蔑视，反映出学术圈相当普遍的态度。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些态度一部分源自社会行为学不顾一切地企图模仿具有真正知识内容的科学的表象特征。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来源。人人都是关注人权和各种问题的道德个体，但只有大学教授（即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技术问题。因而只有后面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或真实的。负责任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专家会对策略性问题提出建议；不负责任的、“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人”会对原则慷慨陈词，为道德问题、人权而烦恼或为人类和社会的传统问题而烦恼，“社会行为学”对此只能提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然，这类情绪化的、讲意识形态的人士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手握权力，不必操心这些事情。

有时候，这种伪科学的腔调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比如，想一想赫尔曼·卡恩⁽⁵⁷⁾现象。人们谴责卡恩不道德，又赞颂他有勇气。那些本应更明事理的人把他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说成“必定……［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斯图尔特·休斯⁽⁵⁸⁾）。问题的真相是，通过把任何现有学科的学术标准放进该书中，通过对其中一些“翔实可靠的结论”追溯至所得出结论的“客观研究”，通过在可探查之处推知其论证方式，我们会发现这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最空洞的作品之一。与自己试图模仿的科学所不同的是，卡恩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任何解释、任何能被结果检验的实证性假设。他只是提出一个术语，并以理性做伪装。当具体的政策性结论达成时，它们只受权威（ex cathedra）言论的支持，但似乎无人支持权威言论（比如，“每年的民防花费也许应略低于50亿美元”，以免激怒苏联人。但为什么不是500亿美元或5美元呢？）。况且，卡恩很清楚，这样说是苍白无力的；他只在更理智的时候声称道：“没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相对复杂的模型比更简单的、常用来帮助判断的模型和类比更有可能会误导大家。”对于那些幽默感近乎恐怖的人来说，像卡恩那样玩一下“战略思维”游戏，并证明希望得到的结论，都是很容易的。比如，卡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对应价值目标⁽⁵⁹⁾的全面突袭是不理性的，除非苏联决策者特别缺乏智谋或者真的发疯了，否则这种袭击是绝不可能的”。简单论证一下就能证明这是适得其反的。前提一：美国的决策者按照赫尔曼·卡恩勾画的路线进行思考。前提二：卡恩认为，人人赤化比大家都死掉好一些。前提三：如果美国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那么大家都会死掉。结论：美国人不会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因此，这场袭击应该尽快发动。当然，这个论证还可以更进一步。事实是：苏联人还没有实施对应性全面袭击。由此可见，他们是不理性的。假如他们是不理性的，“战略思维”就毫无意义。因此……

当然，这一切都是胡诌，但与卡恩的胡诌所不同的是，这种论证比在卡恩书中所发现的任何论证都略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认真之人实际上也关注这些荒唐话，肯定是因为它们所显示的决心和伪科学的模样。

奇怪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反战运动”也常常遭遇类似的混淆。比如，在1965年秋，召开了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会上向可能的参加者发放了陈述大会设想的手册。大会计划成立学习小组，代表三种“知识传统类型”： （1）地区专家；（2）“社会理论，尤其着重于国际体系、社会变化和发展、冲突与解决冲突或革命的理论”；（3）“对于根植于不同神学、哲学和人文传统的公共政策，从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第二种知识传统会提供“从社会理论得出并被历史数据、比较数据或实验数据检验的一般性命题”；第三种知识传统“会给出从中提出基本价值观问题的框架，并就此框架分析社会行动的道德内涵”。大会希望“通过所有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道德层面来研究有关越南政策的问题，相比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所显示的结果，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人类基本价值观更一致的解决办法”。

简而言之，研究价值观的专家（即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发言人）会提供道德层面上的根本性见解，而研究社会理论的专家会提供经实证检验的一般性命题和“冲突的一般性模型”。从这种相互影响中可以推测出，从对科学方法准则的应用中将产生出新的政策。在我看来，唯一值得争辩的问题似乎是，向社会理论方面的专家寻求充分验证的一般性命题，或者向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专家寻求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见解，是否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就这一话题还有更多可谈之处，但就此打住吧。我只想强调，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是，崇拜专家既自私（对于建议这么做的人来说）又虚伪。显然，人们必须尽可能地从社会行为学中学习；显然，也必须尽可能严肃认真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然而，假如不接受这些领域，不以其优点和实际（并非虚假的）成就来判断它们，就会十分不幸且极其危险。特别是，如果用一种经过充分测试和验证的理论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解决国内外冲突，那么其存在已经是严加防范的秘密。在越南问题上，如果那些自比专家的人士获得了一些原则或信息，能够证实美国政府在那个不幸国度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在把事实公之于众方面实在是毫无成效。对任何略知社会行为学（或“政策科学”）的人来说，有人声称某些考虑和原则对局外人来说深奥难懂，这简直是不值一评的谬论。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在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时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解释非理性的、专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专家和负责任的专家之间做对比时，克里斯托所用的字眼立刻让人想到丹尼尔·贝尔⁽⁶⁰⁾那篇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有趣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⁶¹。该文未曾言说的部分和其内容一样重要。贝尔介绍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尤其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条的描述，“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接着他又提出，讲意识形态的时代终结了，至少在西方社会已被一种普遍认同所取代，即必须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就事论事地解决每个问题，并假定公共事务方面的专家在该框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贝尔十分小心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衰微”中的准确含义，他仅指“把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的意识形态，是“一系列充满激情的信念，……［它们］……试图全面地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和“转化为社会杠杆”是关键词。他认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将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并彻底地改变社会的兴趣。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就没必要彻底地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东修西补，但试图有效地更改它，那就错了。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下，意识形态就死亡了。

关于贝尔的文章还有几个突出的事实。第一，他并未指出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把自己有关知识分子大体上已丧失“全面改变生活方式”兴趣的评论，与知识分子在管理福利国家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他也没有把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满意度，与他在别处所说的“美国已经成为富裕社会，给从前的激进分子……提供了地点……和名望”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第二，他并未认真地通过论证来表明，在达成他所暗指的共识（这种共识排除了社会应当被改变的想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或许是“对的”或“客观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尽管贝尔对“新左派”的空谈反应十分尖刻，他似乎也抱有十分乌托邦式的想法，相信技术专家能认真处理现存的少数问题，例如，劳动被当作商品的事实以及“异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典问题似乎还伴随着我们。人们也许会合理地说，它们的规模和严重性增加了。比如，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经典悖论目前在国际上已是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人们可能会想出（至少从原则上）国内解决办法，但在贝尔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共识的框架之内，如何以这种方式改变国际社会以应对人类巨大的、可能仍在加剧的痛苦，就几乎无法得出理智的看法。

因此，用略微不同于贝尔的话来描述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会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可以用贝尔的文章第一部分中的术语说，福利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贝尔的“科学”中为自己特殊而杰出的社会地位找到了证据，特别是从以下主张中找到了证据——社会科学能提供一种从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对社会进行修补的技术。然后，他们以常见的方式，进一步要求事实上的阶级利益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自己要求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依赖的特殊条件，实际上是现代社会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在福利国家框架内的社会修补工作必须取代对过去“所有意识形态”的遵从，即曾经关注社会转变的意识形态。在发现了自己的权力位置、获得了安全和富足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寻求激进变化的意识形态。学者型专家取代了“不受约束的知识分子”，后者“在发觉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尊崇时抗拒了社会”，现在已失去其政治地位（也就是说，现在因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受到尊崇）。

可想而知，将要（或希望）管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专家无须激进地改变社会就能应对那些经典问题，这是正确的。正是如此，资产阶级曾正确地把自身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作为现代社会可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这大概也是正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要有论证；没有论证的话，持怀疑态度就是正当的。

在泛乌托邦主义的同一框架中，贝尔继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问题。他十分正确地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该信仰的内容“早被朋友和敌人忘记了”。他反而说：“这是个更老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允许人民自主选择以及志愿牺牲，新社会是否就能继续发展？或者，沉醉于权力的新精英阶层是否会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去改变国家？”这种问题很有趣，但看到它被称为“更老的问题”时多少有些奇怪。他肯定不会暗示说是西方选择了民主方式。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农民自愿选择离开土地、放弃家庭手工业而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已有的民主机构框架下自觉自愿地做出19世纪工业社会经典文学所生动描述的那些牺牲。有人也许会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在不发达世界中，极权控制是否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但西方的发展模式几乎无法让我们引以为傲。找出像华尔特·罗斯托这样能提出“西方价值观预示着更人性化的［工业化］过程”的人⁶²，也许不足为奇。那些深切关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深切关注先进工业社会（原则上）在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必须要稍加谨慎地阐释西方经验的重要性。

再回到那个合理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还是只靠极权方式来“发展新的社会”？我认为，诚实的品质要求我们承认，该问题必须更多地针对美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落后国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克服的问题，几乎别无选择。美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还有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尽管显然没有智力资源或道德资源），至少能对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许即使没有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围”，革命运动中真正的民主要素（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是苏维埃各共和国和集体农庄）也可能会被官僚和技术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所破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革命运动目前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对于那些一心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要素、自发要素和民众要素的人来说，这种教训十分清楚。尽管必须付出努力，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到能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及其真正的民主机构的发展提供“社会杠杆”的程度（就此而言，也可以在本国提高），有关两党制或在西方社会中已部分实现的真正民主价值观的说教，在这种努力面前也显得毫不相干。

按照以下结论可以得到好的实例：在已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或在那些感觉通过“接受社会”现状和推广被这个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就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共识。在取代过去那种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中，这种共识很明显。在大学里，这些学者专家构建了一种“不涉及价值观的技术”来解决当代社会出现的技术问题，⁶³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之前提到的“负责任的立场”。在国内，负责任的专家学者的这种共识类似于那些在国际舞台上的人士提出的共识：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美国在亚洲使用武力都是正当的，因为有必要遏制“中国的扩张”（诚然，这种“扩张”目前还是假设）⁶⁴，或用国务院的新话⁽⁶⁵⁾来说，是因为有必要逆转亚洲民族主义革命或至少防止其蔓延。假如我们仔细观察阐述该提议的方式，这种类比就很清楚了。1943年，丘吉尔在德黑兰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对当时的同事约瑟夫·斯大林概述了他的一般性立场：“……世界政府必须托付给那些心满意足的国家，他们除了已拥有的东西之外别无希求。假如世界政府落入饥饿的国家手中，总会有危险。但我们毫无理由寻求更多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且毫无野心的民族才能维护和平。我们的实力将我们置于他人之上。我们像富人那样平静地待在自己的住所中。”⁶⁶

要把丘吉尔《圣经》式的修辞转为当代社会科学的行话，可能要求助于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在前面提及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我怀疑，在长久的未来，中国对包围的担心将不会减弱、缓和和防松。但我希望，我们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会有助于全体中国人民变得更现实、更乐于忍受这一压力，而不是通过支持解放运动纵容它（诚然，这不仅仅依赖于外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不在于这种压力能否被消除或明显减弱，而在于中国能否接受一种激励制度或奖惩制度，使其能乐于忍受这种压力。⁶⁷

该观点被托马斯·谢林进一步澄清：“中国人能从中受益的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尽管美国有意包围他们，有意保护他们的周边地区，但如果他们愿意，美国也准备和平行事。”⁶⁸

简而言之，我们准备和平地生活在我们的——当然是十分广阔的——住所里。很自然的是，来自“仆人角落的不体面的嘈杂声”冒犯了我们。比如说，假如一次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试图从国外势力手中获得独立，或推翻国外列强支持的半封建制度，或假如中国人不理智地拒绝及时回应我们为其准备的增援时间表，假如他们反对被那些想当然地控制其边境周围地区的仁慈的、热爱和平的“富人们”包围，那么，我们显然必须以适当的武力来回应这种挑衅。

正是这种心态说明了美国政府及其学术辩护者为美国拒绝在当地寻求越南政治解决方案而辩护时的坦白态度，虽然该解决方案是基于政治力量的实际分布。甚至连政府专家都直率地承认，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NLF”）是唯一“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南越政治党派”；⁶⁹民族解放阵线已“在当地做了大量自觉的努力来扩大政治参与度（尽管这种努力难免被操控），使更多的民众投入到一场自立、自助的革命中”（第374页）；这种努力已经非常成功，没有什么政治团体“认为自己在规模和力量上能旗鼓相当地贸然建立一个联盟，即使能这样，也害怕被鲸吞”（第362页）。此外，政府专家们承认，在大量美军入侵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认为斗争“应在政治层面进行，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本身是非法的……战场将是越南乡村民众的观念和忠贞所在，而武器会成为其思想”（第91—92页；另见第93、98—108、155—156页）；相应地，直到1964年中期，来自河内的援助“主要限于两个方面——有关信条的基本知识和领导人员”（第321页）。所截获的民族解放阵线文件对比了敌方的“军事优势”与自身的“政治优势”（第106页），完全确认了美方军事发言人的分析，即把我们的问题确定为如何“动用大批武装部队和较小的政治力量［来］牵制拥有巨大政治力量而军事力量平平的敌手”。⁷⁰

同样，2月的檀香山会议⁽⁷¹⁾和10月的马尼拉会议⁽⁷²⁾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西贡政府的高官坦率地承认，“他们不能忍受和平解决方案，这把越共的政治结构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哪怕越共游击队的组织已被解散”，这样“他们现在就不能在政治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分子竞争”。⁷³因此，莫尔接着说，越南人需要一个“绥靖计划”，其核心是破坏越共的秘密政治结构并创立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的钢铁般的政府制度。10月23日，在马尼拉，还是这位记者引用了一位越南高官的话：“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仅在政治基础上还无法与共产主义分子抗衡。他们有组织、有纪律。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则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组织良好的大党派，而且没有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越共存在下去。”华盛顿的官员们非常明白这种情形。因此，国务卿腊斯克⁽⁷⁴⁾指出：“如果越共作为全面合作伙伴来到会议桌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在南越和美国发誓阻止的目标上赢得了胜利。”（1966年1月28日）同样，麦克斯·弗兰克尔⁽⁷⁵⁾在华盛顿报道说：“妥协在此毫无吸引力，因为政府早已得出结论，认为南越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在与共产党人结成的西贡联盟中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并非因为过于严格的协议——使华盛顿坚决拒绝和越共协商或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⁷⁶

简而言之，我们会“宽宏大量地”允许越共代表出席谈判，只要他们同意承认自己是外国力量的代表，这样就放弃了参与联合政府的权利——他们六年来一直要求拥有这项权利。我们深知，在任何由代表组成的联盟中，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我们选出的代表团连一天也撑不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增加美国军队，抵制有意义的谈判，直到有个傀儡政府能对其百姓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一天可能不会到来，因为正如威廉·邦迪⁽⁷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东南亚“在西方势力有效撤离之后”是否安全。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中立旗号下寻求解决办法而谈判”，这“无异于向越南共产党投降”。⁷⁸根据这种推理，南越必须永远做美国的军事基地。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我们接受这条基本的政治公理：凭借一贯对弱者和受压迫者权利的关注，以及对落后国家正确发展模式的独特洞察力，美国必须要有勇气、有恒心以武力推行其意愿，直到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些真理或者干脆放弃希望。

假如坚持真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待事情也是其责任。因此，必须为国务卿坚持历史类比的重要性（比如，慕尼黑类比⁽⁷⁹⁾）而鼓掌。如同慕尼黑阴谋所显示的，一个强大的、有侵略性的盲信其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国家，会把每一次胜利、每一次自身力量和权威的扩展当作下一步的序曲。阿德莱·史蒂文森⁽⁸⁰⁾对此所言极妙，他说起“在陈旧、古老的道路上，扩张势力猛推着越来越多的门，他们相信门总会被打开，一直到最后一扇门那里，抵抗在所难免，大战就爆发了”。此处存在绥靖的危险，正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向苏联指出的那样，他们说“苏联对我们在越南的希特勒扮演着张伯伦的角色”。⁽⁸¹⁾当然，自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不同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尽管这种区别对于正在吸着毒气或被焚烧的越南农民而言好像太学究气了。我们不想占领亚洲；我们只希望（回到沃尔夫先生所说的话）“帮助亚洲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前进，成为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社会，无论作为国家或作为公民个体，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都是自由的、轻松的”。⁸²这种说法很恰当。最近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拥有何种形式的政府对我们无关紧要，只要其政府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姿态”（以我们对该词的奇特理解），即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或政治控制保持开放。即便为了达到该目标在越南实施种族灭绝，这也是我们为了保卫自由和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

详细讨论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向开放社会前进（而“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起来都是自由的、轻松的”）的方式无疑是多余的。我曾多次引用近期的国会听证会，代表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印度常务委员会的威廉·霍尔斯特（Willem Holst）和罗伯特·马尔（Robert Meagher）在其证词中讨论的一个例子颇具启发性。⁸³马尔先生指出：“如果有可能，印度也许更愿意进口技术工人和技术诀窍而非外国公司。但这不可能，因此印度就把外国资本当作必要之恶⁽⁸⁴⁾来接受。”当然，如果投资的基础不靠外国援助，如果不是出于必要才使印度被迫改变其获得外国私人资本的方式，“印度的私人资本投资问题……只会是理论上的做法”。但现在，“印度对外国私人投资的态度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愤恨和矛盾的角度转向接受其必要性。随着这种必要性日趋明显，矛盾心态会逐渐被更通融的态度所取代”。霍尔斯特先生提供了“一个也许很典型的历史实例”，即“在计划中提出与美国私人财团合作的印度政府每年再增加生产100万吨化肥，也就是成倍增加全印度目前的设备容量。这个大胆的计划不幸破灭了，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咎于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失败，在众所周知的十项刺激商业的计划框架内，双方都未找到可行的、彼此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此处的困难与业主权益所占的比例有关系。显然，“印度急需化肥”。同样明显的是，财团“坚持认为，事实上需要的是获得合适的过半数控制所有权”。但“印度政府公开坚持他们应该拥有过半数所有权”，而且“如此复杂的情况令人感到这又是弄巧成拙之事”。

幸运的是，这个独特的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之前引述的话是1966年2月发表的。几周之后，正如我们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中读到的那样，印度政府恍然大悟。来自印度国内的批评——“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想要独霸创立我们经济必须赖以运行的框架的权利”——平息了（4月24日）；印度政府接受了恢复经济援助的条件，即“印度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以及美国投资者“拥有相当大的管理权”（5月14日）。截至4月28日，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对这种进展做出如下概括：

改变的迹象发生了。政府同意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也在考虑放手更多的行业，并准备对进口政策（如果能得到充裕的国外援助）放宽限制……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持续不断地受到来自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压力，去年它们一直在敦促大力搞活印度经济，给私人企业更大的业务范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这里卓有成效，因为美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量的外汇资助印度的发展，使其工业的车轮运转不停。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增加其援助的诸多条款，无论叫它们“附加条款”“条件”或任何什么名称，因为印度简直无处投靠。

该文的标题把这种进展说成是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的流变”。

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充分。于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2月5日）上读到，美国企业家坚持“进口所有设备和机器，虽然在他们的某些要求上印度已具备经过测试的能力。他们坚持进口液态氨这种基本的原材料，不用当地储量丰富的石脑油，并对价格、发行、利润和管理控制都设定了限制”。我已经引述过印度的反应（见第47页）。

我们以这些方式帮助印度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发展，用华尔特·罗斯托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能正确地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个人尊严”。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拒绝接受那些亚洲人的愚蠢观点，继续用罗斯托的措辞来说，他们“相信或部分地相信，西方被迫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运作创立并依赖自己的帝国主义领地”。⁸⁵

事实上，当美国恣意利用印度当前的痛苦，运用其经济力量推进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流变”时，印度也发生了战后的一起大丑闻。

在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步入开放社会的这一目标时不考虑领土扩张，我们就没有开辟新天地。汉斯·摩根索⁽⁸⁶⁾恰当地把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政策描述为偏向“竞争自由（你们可能称之为剥削中国）”的政策。⁸⁷事实上，帝国主义强国很少有明确的领土野心。比如，英国议会在1784年宣布，“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领土扩张是违背该国希望、荣誉和政策的措施”。此后不久，英国就开始全面地征服印度。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宣布它在埃及的意图时打出的口号是“干预、改革、撤离”。无需再评述这种承诺在后半个世纪里被兑现了多少。1936年，在对中国华北采取战争行动前夕，日本人颁布了其《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包括使用温和的、和平的方式扩张其势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修正列强的侵略政策，确保它在东亚维稳强国的地位。⁽⁸⁸⁾甚至在1937年，日本政府也“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简而言之，我们都如出一辙。

顺便需要记住的是，直到1939年，美国明显仍十分愿意与日本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并做出临时妥协，如国务卿赫尔⁽⁸⁹⁾所言，假如日本愿意“改变其针对我们在中国的权益的态度和做法”。的确，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十分令人厌恶，但正如当时那些负责任的、不会情绪失控的人所清楚地看到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是日本对开放之门的关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真诚的、投入的技术专家的声明常常让人惊奇地洞察到在最近的野蛮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看看经济学家理查德·林道赫姆（Richard Lindholm）在1959年的评论，他如此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越南”的经济发展失败的挫折感：“……如何使用美国的援助由越南人如何使用其收入和存款来决定，大部分受美国援助支持的越南进口货物要么是消费品，要么是直接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材料，这一事实说明越南人渴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愿意拿皮阿斯特⁽⁹⁰⁾购买就表明了他们的渴望。”⁹¹

简而言之，正如越南人民在自由市场中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渴望拥有别克汽车和空调，而不是炼糖设备或筑路机器。不管我们对他们的自由选择多么表示悲叹，我们必须允许这些人随心所欲。当然，在乡下偶尔也会碰到那些负重的两脚兽，但正如任何政治学研究生所能解释的那样，他们不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精英，因此与人类只有表面的生物相似性。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诸如此类的态度造成了在越南的屠杀。我们最好直率地正视这些态度，否则就会发现，我们的政府正把我们领向一个对越南的“最终解决办法”。不可避免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越南。

让我们最后回到麦克唐纳和知识分子的责任。麦克唐纳引用了对一个死亡集中营出纳的采访，当被告知苏联人要绞死他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并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做了什么？”麦克唐纳总结说：“只有在其道德准则与权威发生了难以容忍的冲突时愿意亲自抵抗权威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谴责这个死亡集中营的出纳。”在我们每天读到越南又发生了暴行时，在我们编造、说出或容忍为下一次捍卫自由的行动而辩解的骗术时，倒可以问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

（本文修改自在哈佛大学的演讲，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Mosaic］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页。）

论抵抗

华盛顿示威游行结束数周之后，我还在努力整理有关那一周的思绪，其性质很难捕捉或表达。也许我的一些个人反思会对其他人有所帮助，他们和我一样凭直觉就不喜欢激进主义，但又发觉自己正在逐渐地靠近一个不必要却又不可避免的危机。

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华盛顿示威游行象征着“从异见到抵抗”的转变。我会再谈谈这个口号及其含义，但我想在一开始说明的是，我确实认为，该口号不仅就示威游行的气氛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恰当地理解的话，它与反战抗议的现状也是相称的。这种抗议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人人都能从很多方面帮助营造表达关注和义愤的气氛，从撰写有关战争的文章或发表演说就可以做起。少数有勇气的人会付诸行动，拒绝与我们一直鄙视的“德国好人”站在一起。一些人应征入伍之后却被迫这么去做。年轻人拒绝为其鄙视的战争服役时，持异见的议员、作家和教授都在一边旁观。那么然后呢？说自己没有怂恿或鼓励应征入伍的人去反抗，只是促成了舆论气候，认为正派之人都会拒绝加入一场悲惨的战争。那些写反战文章或发表反战言论的人能从这一事实中求得安慰吗？差别并不大。当其他人被迫迈出严肃、痛苦的一步时，我们很难从安全立场看待问题。事实是，在10月20日交给司法部的一万张征兵证和其他文件中，大部分来自能够逃服兵役的人，他们却坚持与弱势人群共命运。这样一来，抵抗的圈子扩大了。此外，人人都明白，若是限制抗议、拒绝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自己就和政府一样接受了共谋。有些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采取行动，并尖锐地提出有良知之人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

10月16日，也就是星期一，我在波士顿公园聆听霍华德·津恩⁽⁹²⁾解释他为何耻于做美国人，并看到数千名年轻人（一些还是我的学生）做出了年轻人不该承受的一个可怕决定：与选征兵役制度⁽⁹³⁾断绝关系。这周之后的星期一，在剑桥进行的一场讨论中，我听到一位国防部学术顾问估测说，必须用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拿掉”北越（“有人会觉得这太骇人听闻了，但是……”；“据我所知，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不会如此建议……”；“我们别用像‘毁灭’这样的情绪词”等），我还倾听了一位苏联事务首席专家解释克里姆林宫方面如何一直密切地关注并决定民族解放战争的成败（一旦成功，他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我们试图给这位专家指出：按照这些假设，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人有理性的话，肯定会立刻支持几十场这样的战争，因为他们无需付出太大代价就能挫败美国军队，把我们的国家撕成碎片——他会说我们不懂俄罗斯人的内心。）

华盛顿示威游行的那个周末给我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但我依然对其影响力不明就里。主要的记忆是场景本身，几万名年轻人围绕他们所认定的（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也赞同是这样）全世界最糟糕的形势，要求停止施加痛苦和破坏。是几万名年轻人啊，我认为这令人费解。可悲而又真实的是，对我们所有人目睹的一切，是年轻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惊呼呐喊，他们在坚守阵地却被打压，他们必须决定是进监狱还是被驱逐，或参加可恶的战争。他们必须独自（或几乎独自地）面对这种决定。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为什么参议员曼斯费尔德（Mansfield）“为他们所表现的国家形象感到羞耻”，却不为他们所对抗的机构呈现的国家形象而感到羞耻呢？这个机构由一位清醒、温和、异常理智的人领导着，他在国会冷静地证实，用在越南的军火已超过“二战”期间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火总和。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谈起那些辜负了我们建设“法治政府”承诺的人时，为什么总是振振有词？那些人是指进行示威游行的少数群体，不是指九十几个负责任的人，他们在所效力的国家公然违背国家最高法律——《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时，心知肚明地站在参议院观望着。他十分清楚，在我们入侵越南之前，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武装袭击。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还告诉我们：“1965年初，美国的军事行动突然增加时，据估计当时仅有400名北越士兵与14万南越敌军对峙”；我们从曼斯费尔德的报告中才得知，当时在南越已有3.4万名美国士兵，这违背了我们1954年在日内瓦的“庄严承诺”。

这个观点需要继续讨论下去。在1965年10月第一个国际抗议日⁽⁹⁴⁾之后，曼斯费尔德批评示威者们“毫无责任感”。他只字不提（此后也从未提起）自己和其他人所表现的“毫无责任感”：当北越的城市和村庄被摧毁时，当千百万南越难民因美国的轰炸而背井离乡时，他们悄然袖手旁观并投票支持拨款。他现在也未曾说起过，那些允许实施这种策略的人，其道德标准或对法律的尊重何在。

确切地讲，我提起参议员曼斯费尔德是因为他绝非捶胸顿足、想要美国统治世界的狂热爱国分子。从最佳意义上讲，他是一位美国知识分子，是有学者气质、有理智的人，这种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惧怕的人。也许这纯属个人反应。但当我看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发现最可怕的不是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的“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柯蒂斯·勒梅⁽⁹⁵⁾，而是政治科学家们的专题研究，他们在讨论必须动用多少军队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或者什么样的越南政府才能让我们接受。我发觉可怕的是，我们看待和讨论一个无法承受的悲剧时所抱有的冷漠和镇定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如果苏联或中国犯下我们在越南所做的罪行，我们会对这些可怕的罪行迸发道德义愤。

我认为，华盛顿示威游行的计划严重失算。本以为五角大楼游行之后会有一些演讲，那些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会从人群中分身，前往空地对面几百码之外的五角大楼。我之前决定不参加非暴力抵抗，所以对策划的内容一无所知。正如每个人必须意识到的那样，在这些事情上很难分清“合理化”和“合理性”。但我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应该被规定得更具体、更清楚，才能支持那些拒绝去越南服兵役的人，表达异见的担子真正是落在他们肩上的。有人希望能更直接地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之情，我也理解其观点，但我当时不认为对五角大楼的非暴力不抵抗行动将会有意义或有成效。

无论如何，实际发生的一切与之前所预想的大相径庭。为了聆听演讲，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大批游行示威者直接去了五角大楼，一些人去那里是因为他们奉行直接行动，更多的人是因为受鼓动而前往。从我所站的演讲者讲台上看去，很难确定五角大楼那边发生着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涌动的人群。我从二手的叙述资料中得知，游行示威者穿过并绕开了前排的守卫部队，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占领了一个位置坚守着。不久便显而易见的是，几位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聚集在其周围并以中年人为主的人群还在演讲台那里原地不动，这是错误的；游行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人）都去了五角大楼。（我回想了一下，在演讲台附近看到的人有罗伯特·洛威尔⁽⁹⁶⁾、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斯蒙席⁽⁹⁷⁾、西德尼·伦斯⁽⁹⁸⁾、本杰明·斯伯克⁽⁹⁹⁾及其妻子、达格玛·威尔逊⁽¹⁰⁰⁾、唐纳德·卡里什⁽¹⁰¹⁾。）戴夫·戴林格⁽¹⁰²⁾建议说，我们应该试着靠近五角大楼。我们找到一处没被游行示威者堵塞的地方，向站在大楼几英尺之外的士兵走去。戴林格建议，在集会上没有发言的人应该用小型便携式音响设备直接与士兵对话。从这里开始，我的记忆就支离破碎了。莱斯大人发言了，我也发了言。我发言的时候，士兵队列路过我向前行进——很奇特的经历。我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意是，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士兵们去杀害别人，也不想让他们被杀害，但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那么说的样子好像很愚蠢，而且与他们无关。

行进中的士兵队列从局部上分散了与戴林格一起前来的一小拨人，我们这些留在士兵队列后面的人又重新聚拢，斯伯克博士这时开始演讲了。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排士兵突然出现，这一次他们的队形排列得十分紧密，并手持来复枪缓缓地推进。我们席地而坐。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那一刻之前我无意参加任何非暴力抵抗行动。但当那一队古怪的有机体缓慢地前行时（因为它的各个细胞是清晰可辨的人类就显得更加古怪），显然没人愿意让那团东西支配自己做些什么。当时，我被一名联邦执法官逮捕了，理由是阻碍士兵（描述该行为的术语是“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看到的士兵（他们离我不远）在整个事件中似乎都很不乐意，他们接到命令要踢打和用枪托击打（我猜想是如此命令的）拒绝移动但安静、不抵抗的人群时，都会尽量手下留情。可以想见，联邦执法官就不同了，他们让我想起几年前的夏天我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所监狱见到的警官。一位老人给我们看他腿上自己包扎的血迹斑斑的绷带，试图向我们描述被警察暴打的过程，那些警官竟然笑了起来。在华盛顿，落入执法官手中境遇最惨的是年轻人，尤其是留着长发的男孩子。看到他们就好像能看出执法官的虐待倾向。尽管我目睹过执法官的一些暴力行径，但他们的行为好像大多是漠不关心或一些小恶行。比如，我们被关在警车里，一两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开门，只有几个气孔通通风——你没法对这些残暴的罪行太较真。

在监狱里以及我被释放之后，我听过很多说法，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年轻人的勇气都是真的。电视台的摄影师和大部分媒体记者离开后，很多年轻人被当晚发生的恐怖行径吓坏了。他们在寒冷的夜里坚持静坐，很多人被踢打、被击倒、被一群警察拖走（这倒更像“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我也听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说法，游行示威者向部队（通常好像不是前排士兵）进行挑衅。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士兵们在无意之间成为实施恐怖行为的工具，我们不能责备或攻击把人打死的棍棒。士兵也是人，有常人可能有的情感。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是，有一名士兵（也许三四名士兵）因拒绝服从命令而被逮捕。士兵毕竟与应征入伍的抵抗者处于相同的立场。如果服从命令，就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变得残暴；反之，个人就要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令人同情，却不应招致虐待。但我们应该对此事保持分寸。我的所见或所闻表明，示威者在引发大规模暴力行动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反战应保持明确的非暴力立场，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作为策略而使用暴力很荒唐。在这个竞技场上，无人能与政府抗衡。诉诸暴力，无疑会失败，只是恐吓和疏离了某些能被影响到的人，并鼓舞了理论家和强力进行镇压的管理者。此外，人们希望，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会成为更受崇敬的人。对于那些在民权运动中成熟的人，大家都会欣赏他们的品性。无论可能获得什么成就，在改变其参与者的生活和品性方面，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中，一场有原则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许能为许多人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国家从可怕的未来中拯救出来，从另一代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一代人认为，把轰炸北越作为策略和成本效益问题来讨论是明智的，他们还支持我们以其知晓的人力成本去征服南越的企图，并温和地宣称“我们的主要动力是自身利益——即我们的国家在这个缩小的世界中的自身利益”（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¹⁰³⁾，《纽约时报》，1967年10月26日）。

再回来谈示威游行，我必须承认，发现自己多年来尊敬的人（诺曼·梅勒⁽¹⁰⁴⁾、吉姆·派克⁽¹⁰⁵⁾、戴夫·戴林格）都在牢房时，我倍感宽慰。我认为，这让许多在那里的孩子们感到安心，他们能感觉到没有与自己熟知的世界分离，也没有与自己仰慕的人分离。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毫无防备的年轻人，他们失去了很多，但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其中有来自州立大学的年轻讲师，有一旦屈服就会前途光明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我认不出的人。

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显然，这是每个人在想的问题。我认为，“从异见到抵抗”这个口号很有道理，但我希望不要以此来暗示会停止坚持异见。异见和抵抗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互强化的运动。对于那些参加抗税、拒服兵役和其他抵抗行为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对宗教团体或在城镇论坛上发言，或不让他们参与选举政治，去支持主张和平的候选人或就战争进行的公民投票。以我的经验看，通常是那些投身于抵抗运动的人最能全心参与这些劝说性的行动。先暂且不谈抵抗，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耐心解释”的日子尚未终结。随着棺材被运回家、税金上涨，很多之前愿意接受政府宣传的人会更加在乎如何替自己打算。他们如此改变的原因是令人遗憾的，但进行教育活动的机会却恰到好处。

此外，政府近期宣传路线的转换为批评性战争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在最近为美国对越战争的辩护中，有一种刺耳的绝望之声。我们较少听到为南越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却更多地听到“国家利益”。国务卿腊斯克沉思默想，思忖10亿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险；副总统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与“总部在北京”的“好战的亚洲共产主义”对抗，他还补充说，越共的胜利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尤金·罗斯托⁽¹⁰⁶⁾说过“如果在20年的时间里都要遭受轰炸的话，创建模范城市就毫无用处”等的话（所有这一切都被沃尔特·李普曼正确地评论为“对美国海军轻浮的侮辱”）。

这种宣传上的转换使批评性分析更易于攻击越南问题的核心，其核心不在西贡和河内，而在华盛顿和波士顿。反战分子密切关注越南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其中总有些滑稽之事。30多年前，反对日本占领满洲的人并未着眼于满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是着眼于日本的这些问题。他们并未参与有关如何具体扶植傀儡皇帝的荒谬讨论，而是留心日本帝国主义的源头。如今，反战分子更能轻易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侵略的源头，转移到我们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和机构。我们可以质问：10万人的伤亡，还有中途花费1 00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镇压一个小国，是服务于谁的利益呢？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想法的荒谬之处：我们通过捣毁其边境地区的独立民兵武装，“遏制了中国的势力”，还能指出这种声明的玩世不恭之处，即我们进入越南，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和平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还因为“对自由的压制”决不能“不受到挑战”（又是公民委员会的话）。我们可以质问的是：为什么发出这种声明的那些人不建议往罗德西亚、希腊或密西西比派遣美国远征军，而只建议派往越南？他们想让我们相信，在越南，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就宣称征服了世界，其实只是借林彪之手坚决表态，本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不要指望中国。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¹⁰⁷⁾读出这些“遏制共产主义”的声明时就好像在读一本新的《我的奋斗》，或者，为什么那些人承认“越南的共产主义政权可能会是……反中国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¹⁰⁸⁾，《亚洲研究》，1967年8月），却又在声明上签名？这些声明谎称，我们在越南面对的是北京的“扩张侵略”分子。我们可以质问：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哪些因素促使那些才智出众、见多识广的人士轻易地说，我们“对南越别无所求，只要它能自由规划自己的未来”（公民委员会）？他们当然明白，我们强加给越南的政权排除了所有参与抵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人，而“这样做是恰当的”（国务卿腊斯克，1963年）；此后，我们一直在镇压南越唯一“有真正群众基础的政党”（道格拉斯·派克⁽¹⁰⁹⁾）领导下的“民众叛乱”（史迪威将军⁽¹¹⁰⁾）；在我们的指导下，佛教反对力量被摧毁；我们把农民们赶到有战略意义的村庄，在那里，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同情者已被警察肃清，我们给农民们提供了“自由选择”，选西贡政府还是民族解放阵线（罗杰·希尔斯曼⁽¹¹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法都是类似的。我们稍许动用一点政治智慧，就能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目前的全球问题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遏制美国。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提出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假设把拒绝屈从于我们的小国家碎尸万段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为了“这种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正当而合法的吗？腊斯克、汉弗莱⁽¹¹²⁾之流和公民委员会的回答是肯定的。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正在重蹈覆辙，走上一代人之前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

当然，我们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与德国公民或日本公民所处的环境不同。在美国，进行抗议无需什么英雄主义。我们开拓了许多条路径，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存在给美国用一套法律，给全世界其他地方用另一套法律的情况，也没人能委任我们做越南或其他地方的法官和行刑者。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在校园内外已经探索出许多条政治教育的路径。毫无疑问，这种努力应当继续下去，并发展到使命感所能允许的限度。

有人似乎认为，抵抗会“抹黑”和平运动，很难通过更熟悉的渠道去接触潜在的同情者。我不赞同这种反对意见，但我觉得也不应轻率地漠视它。希望把越南人民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抵抗者，必须选择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所采用的方式，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其行为。他们一定不缺乏清晰的问题和正当的手段，因而也毫无理由在不明朗的问题上强迫别人采取丑陋的行为。尤其在我看来，拒服兵役的正当抵抗（目前为止是这样）不仅是一次非常有原则的英勇行动，也是一次得到广泛支持并产生政治影响力的行动。况且，此次行动或许成功地突出了在战争中被动共谋的问题，这是目前很容易回避的问题。直面这些问题的人，可能会继续摆脱美国生活中摧残思维的意识形态压力，提出严肃的问题，质问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以及这种罪行在美国社会的起因何在。

此外，我觉得反对抵抗的意见没有被恰当地表述出来。“和平运动”只是在偏执狂右派的幻想之中。有人对一些所使用的手段或所追求的目标持有异议，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反对这场战争。他们不会被不存在的运动排除出去，如果没有采用其他形式的抗议，就只能责怪自己了。

我已经谈到最重要问题的末尾了，我对该问题已无话可说。这是有关抵抗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通过交税使国内社会平稳地运转，仅凭这一点，我们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一个人必须自己选择在哪个关头拒绝参与战争，到了那个关头，就会参与抵抗。我相信，我所提及的抵抗原因都是令人信服的，它们都有一种不可削减的、无须过多探讨的道德因素。对于面临征召的年轻人，该问题以其最明显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对于必须决定是否参加义务兵役制的年轻人（义务兵役制可能会把负担从他转向其他不太幸运和享有更少特权的人），该问题的形式则更加复杂。我很难理解其他人为何拒绝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年轻人的困境中去。有很多方式：法律援助和经济支持；参加声援性示威；征兵咨询服务、建立拒服兵役的联盟或以社区为单位的抵抗组织；帮助那些希望逃离这个国家的人；采取牧师们建议的步骤（他们最近宣称要与即将被投入监狱的人共命运）。对于抵抗运动的这个方面，我无话可说，因为这个方面对于任何愿意全面考虑这件事的人来说还不太清楚。

当抵抗被当作一种政治策略时，需要慎思，我不想假装对其了如指掌。大部分情况都取决于接下来几个月中事件如何发展。威斯特摩兰⁽¹¹³⁾的消耗战也许还会持续，结果还未知，但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可能让这一切发生。假如民主党人不想在大选中再次失败，他们也许需要一个必胜的策略：可以声称他们会结束这场战争，但对如何结束战争的方式可以依旧含糊不清。在这些情况下，约翰逊不可能允许当前的军事僵局持续下去。那么，就会有几种选择。首先，美国撤军（以所能暗示的任何表达而言）。也许可以伪装撤回“飞地”，再从那里撤军。也可以由某个国际会议来做安排，或者允许在西贡成立政府，在争论不休的南越人中间寻求和平途径，然后要求我们离开。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发明了诸如“革命发展”字眼的同一个公关公司可以把撤退描述为胜利。在行政部门，是否有人具备勇气或想象力促成这一过程，我不得而知。其实，一些议员正在提议，我们要执行这个过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也是沃尔特·李普曼、汉斯·摩根索等战争评论家的观点。关于安排撤军并在南部举行更有意义的新选举，菲利普·德维莱尔（Philippe Devillers）在1967年10月26日的《世界报》周刊（Le Monde hebdomadaire）概述了一个详细且相当明智的计划。我们不难想象也会有不同的说法。问题的核心在于决定接受日内瓦的原则，即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人民来解决。

第二种可能是全部歼灭。不会有人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拥有技术能力，只有多愁善感之人才会怀疑我们是否拥有道德力。伯纳德·法尔⁽¹¹⁴⁾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¹曾预测过这一结果，他说：“美国人能够摧毁一切，但无法安抚人心。他们也许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会成为坟墓中的胜利。越南将被毁掉。”

第三种选择是入侵北越。这也许会让我们背负两场打不赢的游击战，而非一场。但假如时机准确，这也许是一个重新团结美国公民的策略。

第四种可能性是进攻中国。那么，我们可以放弃越南，针对中国的工业能力打个胜仗。如此举动应该会赢得大选。这种建议无疑也会合乎所谓的“战略性思考”这种荒谬的推理。假如我们想在亚洲大陆保留占领军或强大的军事基地，我们最好确定中国人没有什么办法威胁我们。当然，会有大规模的核浩劫，但很难看出这会困扰那些被约翰·麦克德谟特⁽¹¹⁵⁾称为“危机管理者”的人。1962年，正是这些人表示愿意接受极有可能发动的核战争以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并且只有我们，才有权在潜在的敌对国边境部署导弹。⁽¹¹⁶⁾

很多人认为“谈判”是很实际的选择，但我不太理解这种逻辑或这种说法的内涵。假如我们停止轰炸北越，我们也许会与河内进行谈判，但那样一来，也全无可商讨之事。至于南越，唯一可以谈判的问题就是撤出外国军队。其他的事情可以由幸免于美军猛攻的任何越南组织来解决。在我看来，呼吁“谈判”不仅很空洞，而且给反战者设下陷阱。假如我们不统一撤出自己的军队，谈判就会陷入僵局，战争还会继续进行，会对美国军队开火、杀戮。军方会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升级战事去拯救美国人的生命。简而言之，这就是赛明顿⁽¹¹⁷⁾的解决方式：我们以我们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和平，如果遭到拒绝，我们就会在坟墓中获胜。

在所有实际的选择中，我认为只能接受撤退（无论是何种掩饰下的撤退）。抵抗是抗议的一种策略，必须精心地策划，才能提高选择撤退的可能性。况且，采取这种行动的时间也许很短。把抵抗当作结束战争的策略，这种逻辑再清楚不过了。假定决定重大决策的人还愿意推敲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我们（在世界各国中只有我们）是否有权、有能力决定越南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这样想则毫无根据。再者说，选举过程几乎不可能对重大决策有所影响。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也许在下次选举之前就解决了。即使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在民意测验时给出慎重的选择。万一奇迹发生，提供了这种选择，有了1964年⁽¹¹⁸⁾的经历之后，我们该如何认真看待“推举和平候选人”的选举承诺呢？鉴于战事升级的巨大危险及其煽动仇恨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各种途径来提高美国侵略的国内代价也不无道理，把代价增加到某种地步，让计较代价的人无法小觑。然后，人们必须考虑怎样才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威胁。可以想到许多可能性：大罢工、大学罢课、试图阻止军工生产和供应等。

我个人认为，假如能有效地避免即将面临的悲剧，这类破坏性行为也是正当的。然而，我对其可能产生的效力表示怀疑。现在，我还无法想象这种行动的广泛基础，至少在白人社会之内以及大学之外的地方。因此，强力镇压不会太困难。我猜测，参加这些行动的人主要是来自人文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还有少数科学家。职业院校、工程师、操纵及控制技术方面（多属于社会科学）的专家相对而言会显得漠不关心。因此，这对美国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将是长期的威胁。我怀疑，这对处于决策位置上的人显得尤为重要。腊斯克和罗斯托及其学术界的同谋好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策已在这些范围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怀疑，他们意识到了创造性能量损耗的范围或重要性，还有年轻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之心。在施展美国力量的过程中，年轻人目睹了暴力和欺骗并心生厌恶。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破坏活动对他们而言也许是可以忽略的代价。

反抗一部分是一种道德责任，一部分是影响政府政策的一种策略。特别就支持反对服兵役的反抗而言，我感觉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策略，我认为，照目前情况看，其效力令人质疑。我这么说也缺乏自信且犹豫不决。

不管在越南发生了什么，一定会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不言而喻的是，军队不会作战失败，勇敢的士兵和无所不知的将领被叛逆的平民从背后捅伤。美国撤军可能会暴露美国文化中最糟糕的特征，也许还会导致严重的内部镇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获胜的话，对国内外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况且，马斯特⁽¹¹⁹⁾还强调了一个问题：“战争结束后，问题在于胜利者。他认为，他证明了战争和暴力是值得的。现在，谁来给他点教训？”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侵略性的国家而言，这才是一个危险。假如我们摆脱幼稚的想法——认为我们有点与众不同并且更加纯正（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帝国辉煌时期就抱有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做此评论时就能诚恳地面对真理。只能希望在各方众多无辜人士遭受痛苦并死去之前，我们会面对这一真理。

最后，我认为必须要强调一些原则，既然我们极力地、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和未来的战争。我认为，我们不必一味敦促他人实行非暴力不抵抗行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促成某些局势，让年轻人发觉自己是被诱导而采取了非暴力不抵抗行为，这也许违背了他们的基本信条。我们必须自由地进行抵抗。尽管我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更诚恳的希望是，抵抗会缔结友谊和相互信任，给那些必然要承受苦难的人们带来支持和力量。

（本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67年12月7日］，不同时期的修改稿也多次被发表。文中提到的示威游行发生在1967年10月19—21日周末时间，地点在司法部和五角大楼。向司法部交还征兵证是造成本杰明·斯伯克医生、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牧师、米切尔·古德曼［Mitchell Goodman］和迈克尔·法伯［Michael Ferber］因“共谋罪”被判刑两年的事件之一。详情见Noam Chomsky, Paul Lauter, and Florence Howe, “Reflections on a Political Tri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22, 1968, 23-30。据估计，有几十万人参加了五角大楼示威游行，这次反战游行声势浩大、令人难忘。诺曼·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Norman Mailer,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一书中十分准确并敏锐地指出了这些示威游行的精神和特性。本章内容翻印自《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67—385页。）

对无政府主义的注释

在19世纪90年代，一位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作家写道：“无政府主义有着宽阔的脊背，它就像纸一样任人涂写。”——他指出，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人，他们类似的行为连“无政府主义的死敌都无法做得更好”。¹²⁰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风格有很多，试图把这些潮流纳入某种一般性理论或意识形态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们像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一书⁽¹²¹⁾中那样，接着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历史中推断出某种生活方式（即不断变化的传统），仍然很难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并清晰地阐释其原理。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鲁多夫·洛克尔⁽¹²²⁾就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提出过系统的构想，他对上述问题也认识得很清楚。洛克尔写道：无政府主义不是

一个固定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明确的趋势。相比从思想上维护一切办公机构和政府机构而言，无政府主义努力让生活中所有个人和社会的力量自由地发挥。自由只是相对的，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它不断地变得更加宽泛，以更多的方式影响到更广的范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至关重要的可能性，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发挥自然赋予他的一切力量、能力和天赋，并将其转入社会账户。人的这种自由发展越少受到教会和政治的保护，人格就会愈加有效、和谐，并成为衡量所处社会理性知识文化的标准。¹²³

有人会质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中明显的趋势”的价值何在，它并未表达出特定的、详细的理论。的确，许多评论家对无政府主义不屑一顾，把它视为乌托邦，毫无固定的形式并且显得很初级，或者与复杂社会的现实不相容。然而，也有人可能看法不同：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关注的是必须废除一些权威和压迫，它们从某个时代遗存下来，当时出于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们被认为是正当的，现在却导致了（而不是缓和了）物质和文化匮乏。既然如此，就不会有什么为当前和未来所设定的社会变革理论，甚至也不必有社会变革所倾向的特定的、一成不变的目标概念。当然，我们对人类本性或者可行的社会形式的理解尚为浅薄，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我们听到“人类天性”或“效率要求”或“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要求这样或那样的压迫和独裁统治时，也会立刻开始产生怀疑。

然而，在某个特殊时刻，只要我们的理解力允许，就有任何理由去具体实现这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明确趋势，使其切合于当下的任务。对洛克尔来说，“摆在我们时代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征服和行使国家权力，也不是把议会制弄得令人生厌，而是“从头开始重建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并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增强它”。

但只有生产者自己才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创造单位，一个新的未来从他们那里诞生。他们的任务必定是把劳动从经济剥削套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各种机构和政治力量的程序中解放出来，并且为基于合作劳动和服务于社会利益的计划性事务管理的自由人联盟开拓道路。让城市和乡村的劳苦大众为这个目标做准备，把他们像军事力量一样团结在一起，这是现代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也是其整体目的所在。［第108页］

作为社会主义者，洛克尔当然认为：“严肃、彻底、完全地解放工人只可能取决于一个条件：由全体工人来占有资本，即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¹²⁴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一直坚信，工人组织在革命发生之前的时期“不仅创造了思想，也创造了未来本身的事实”，因此他们自身就反映出未来社会的结构。洛克尔期望发生一次社会革命来剥夺剥夺者并废除国家机器。“我们用于取代政府的是工业组织。”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命令和规定而产生，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别的生产分支齐心合力地团结协作，即通过生产者自己接管所有工厂的管理，在这种形式下，独立的团体、工厂和工业分支成为一般经济有机体的独立成员，在双方同意的自由基础上系统地为社会利益继续生产和分配产品。［第94页］

洛克尔这样写的时候，这些想法在西班牙革命中已经被戏剧性地实践过。就在革命爆发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经济学家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¹²⁵⁾还写道：

……西班牙革命面临社会变化问题时，不能把国家当作媒介，必须要依赖生产者的组织。

我们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并发现无需为了建立新的生活秩序而假设有个凌驾于工会工人之上的权力。只要有人向我们指出，在私有制被废除、寄生生活和特权毫无用武之地的经济组织中，国家的作用（假如有什么作用的话）是什么，我们便会心存感激。抑制国家不可能是一件慢吞吞的事情，必须由革命来终结国家。要么是由革命给予生产者社会财富，这样生产者可以自我组织起来及时进行集体分配，国家便会无事可做；要么，革命没有把社会财富给予生产者，这样革命就变成了谎言，国家会继续运作。我们的经济联邦理事会不是一个政治权力，而是一个调节性的经济和行政权力。它从底层找到方向，根据地区和国家大会的决议来运行。它只是个联络团而已。¹²⁶

恩格斯在1883年的一封信⁽¹²⁷⁾中对这种观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¹²⁸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最能言善辩）告诫要警惕“红色官僚主义”的危险，“红色官僚主义”最终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所编造的最低劣、最糟糕的谎言”。¹²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尔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问道：“甚至连我们所必须服从的过渡性国家，也必须不可避免地成为集体牢狱吗？当所有政治机构消失之后，它就无法在一个只受生产和消费制约的自由组织中存在吗？”¹³⁰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装作知道答案。但似乎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肯定的答案，要实现左派人文理想的、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机会就不太大。马丁·布伯⁽¹³¹⁾简要地指出了该问题，他写道：“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一棵已做成木棍的小树长出叶子。”¹³²巴枯宁认为，听命于政府权力或摧毁政府权力是他和马克思的主要不同之处。¹³³自从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从“专制社会主义”划分出来以后，这个问题就以各种形式在20世纪反复地出现。

尽管巴枯宁告诫人们警惕红色官僚主义及其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发展，但凭借当代社会运动的主张从历史根源去解释一个世纪之前的争论，这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很偏执。而左派分子评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时考虑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环境，就更加中肯一些。¹³⁴

反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工人运动反对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为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目标而利用俄国巨变时做得不够彻底。他们成为自身环境的囚徒，用国际激进运动来特别满足俄国的需求，这种需求很快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党——国的需求。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现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身上被发现了：列宁主义被判定为国际社会民主的一部分，只是在战术问题上与后者有所不同。¹³⁵

如果从无政府主义传统中找出一个主导思想，我认为应当是巴枯宁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对自己的认识：

我是自由的狂热爱慕者，把它看作智力、尊严和人类幸福得以发展和增长的唯一条件；这种自由不是由国家承认、给出和规定的完全形式上的自由，那只是永远的谎言，在现实中只能代表建立在奴役他人基础上的某些人的特权；这种自由也不是卢梭学派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鄙陋的、幻想中的自由。他们考虑到所有人都要拥有权利，由限制每个人权利的国家来代表，这种想法难免导致个人权利被削减为零。不，我所说的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由，它把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一切物质力量、理性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全面发展起来；除了受我们个性规则决定的限制之外，这种自由不承认其他的任何限制，我们的个性规则也不能完全被视为限制，因为这些规则不是被我们身边或高于我们的外部立法者所强加的，而是内在的、固有的，形成了我们物质、理性知识和道德存在的基础，它们不是在限制我们，而是我们的自由所需要的真正的、直接的条件。¹³⁶

这些想法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而来，其根源是卢梭的《论不平等》、洪堡的《国家行为的局限》（Limits of State Action）和康德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的坚决主张：自由是人为了自由变得成熟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获得这种成熟时被赐予的礼物。随着工业革命——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制度——的发展，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保留并扩展了启蒙运动中激进的人文主义要旨和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它们曾被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持新兴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就有关让古典自由主义去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生活的相同假设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一点在（例如）洪堡的经典作品《国家行为的局限》中说得很清楚，该书抢先密尔一步，或许还启发了他，我们此后还会讨论这本书。这部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于1792年完成，实质上是深刻地（尽管过早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其思想必须被压缩得面目全非，才会变形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洪堡的社会构想——社会枷锁被社会契约所取代、可以自由地从事劳动——显示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参见注释(86)）。“当工作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而非本性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劳动的异化……［以至于］他在工作中无法成就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于是变得］筋疲力尽、思想堕落。”异化的劳动“令工人回到野蛮的工作，把其他人变成了机器”，因而剥夺了人进行“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生物属性”。同样，马克思设想有“一种需要同伴的新人类……［工人联合会成为］真正有建设性的力量，创造未来人类关系的社会结构”。¹³⁷的确，出于对人类需要自由、多样性、自由联合所做的更深层的假设，古典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出于同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竞争、“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必须被视为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然会被视为启蒙运动自由理想的继承者。

鲁多夫·洛克尔把现代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两股洪流（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汇合，它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从欧洲的知识阶层中找到了典型的表达”。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现实中已被摧毁。无政府主义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反对人剥削人”。但无政府主义也反对“人统治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否则就会完全地不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就在由衷地、深刻地为无政府主义的存在而辩护”。¹³⁸从这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的自由意志派力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和其他著作中都做了无政府主义研究。¹³⁹

盖林引用了阿道夫·菲舍尔⁽¹⁴⁰⁾的话：“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每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在巴枯宁组织的国际革命兄弟会的纲领——1865年《无政府主义声明》——中，他规定的原则是：每位成员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者。

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反对生产方式私有制和其构成部分——雇佣劳动，这又与在生产者控制下自由地从事劳动这一原则相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期望的社会是劳动将“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¹⁴¹但这一点不可能被实现，如果工人不是受内在动力而是受外部权威或需求的驱使：“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可能没有另一种形式那么面目可憎，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痛苦。”¹⁴²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异化劳动，而且反对盲目的劳动分工，这时提高生产的方式

把工人肢解成碎片，使其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受工作的折磨，失去了工作的基本意义；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潜能与工人相异化。¹⁴³

克思没有把这种方式看作工业化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未来的社会必须考虑“用发展完善的个人……取代今天已沦为碎片的细目工人（detail worker）……去适应各种各样的劳动，而对他们来说，不同的社会功能就是这些给自己的自然力提供自由范围的众多模式……”¹⁴⁴⁽¹⁴⁵⁾前提条件是废除作为社会范畴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且不说“劳动力国家”的产业大军或极权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现代形式）。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专业的生产工具，原则上这种情况可能通过正当的发展和科技的使用被克服，而不会被加强，但也不在某些人专制控制的条件之下，他们使人变成为其目的服务的工具，忽略了个体目的（用洪堡的话来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进行武装斗争，并准备在民主基础上接管生产组织。这些联合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流派”。¹⁴⁶如果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仅仅是——用蒲鲁东常说的话——一种“盗窃”形式，即“强者对弱者的剥削”¹⁴⁷，无论其意图多么仁慈，某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也无法为控制生产创造出条件，使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成为生活的最高需要。那么，两者都必须被克服。

在蒲鲁东抨击私人或官僚有权控制生产方式时，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站在那些通过斗争带来“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历史解放阶段”的人的一边，第一个阶段把奴隶变成了农奴，第二个阶段把农奴变成了工薪阶层，第三个阶段在解放的最终行动中废除了无产阶级，把经济控制权交到生产者自由志愿联合会的手中（傅立叶，1848）。¹⁴⁸托克维尔也在1848年强调了“文明”所面临的迫切威胁：

只要所有权是许多其他权利的起源和根基，就很容易为自身辩护——或者说它不会受到抨击。因此，所有权是社会的堡垒，而一切其他权利是外围工事；它没有经历过正面的攻击，的确也没人想刻意攻击它。而如今，财产权被看作贵族社会唯一未被摧毁的残余，它孑然独立，是均衡社会中唯一的特权，这时的情况便有所不同。想想工人阶级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吧，尽管我认为他们目前还很心平气和。公平地说，他们的确不像之前在政治热情煽动下那么激愤了。但你们难道没发觉他们的热情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吗？你们难道没发觉，在他们当中逐渐散播的思想和观点，不仅仅要废除这条或那条法律、这个部门或那个政府，而是要冲破社会自身的基础吗？¹⁴⁹

1871年，巴黎工人打破了沉默并进而要

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废除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¹⁵⁰

当然，公社被湮没在血泊中。凡尔赛政府的部队再次从民众手中夺回巴黎时，巴黎工人进攻“社会自身基础”时试图克服的文明本性再次被显露了出来。马克思辛辣而准确地写道：

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同上，第74、77页）

尽管巴黎公社遭到严重的破坏，巴枯宁写道：巴黎（公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明确并彻底地解放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团结的新时代，跨越并无视国家的界限……下一次人类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团结起来，就是巴黎的重生”——这是全世界仍在期盼的一场革命。

那么，坚持不懈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社会主义者，但只是某种社会主义者。他不仅会反对异化和专业化的劳动、期望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而且坚持认为这种占有必须是直接的，由无需打着无产阶级名号行事的某种精英力量去实施。简而言之，他反对

由政府来组织生产。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官员指挥生产，指挥管理者、科学家、店铺主管……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以自己去替代资产阶级的新的管理和统治阶级，这样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必须由成为生产主人的工人亲自来实现。

这些评论摘自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议会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理论家之一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五个观点”。实际上，激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合并了。

为了进一步举例说明，让我们看看下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描述：

革命社会主义否认国家所有制会终结于官僚专制之外的制度。我们已经明白国家为何不能民主地控制工业。工业只能由工人民主地拥有和控制，由工人从自己的队伍中直接选举出工业管理委员会。社会主义本质上将是一个工业制度，其构成具有工业化性质。因此，在地方和中央社会管理议会中，进行社会运动和社会工业的人会有直接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权力以这种方式从那些从事工作并熟悉社会需求的人当中向上流动。当中央行政工业委员会开会时，它代表的是每种社会活动的层面。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会被社会主义工业行政委员会所取代。从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就是社会革命。历史上的政治国家从来都意味着由统治阶级来管理人的政府。社会主义共和国将是代表全社会进行管理的工业政府。前者意味着从经济和政治上隶属于大多数人，而后者会是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因此，它将是真正的民主。

这种纲领性的陈述来自威廉·保罗（William Paul）1917年初所写的《国家的起源和作用》（The State,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稍早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这也许是列宁最富自由意志的著作）。保罗是马克思—德莱昂⁽¹⁵¹⁾社会主义工党的成员，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¹⁵²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论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志原则，后者的信条是：既然国家所有制和管理会导致官僚专制，社会革命必须要以由工人直接控制的社会工业组织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引述许多类似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想法已经在自发的革命行动中得以实现，例如“一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有1936年的西班牙（不仅在农业化的乡村，而且还在工业化的巴塞罗那）。有人也许认为，某种形式的议会共产主义是一个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自然形式，它反映了一种直觉，即工业体系受到任何形式的精英独裁（不管是雇主、经理、技术贵族、先锋党派还是国家官僚）的控制时，民主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极权主义统治的这些状况下，由马克思和巴枯宁进一步发展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意志的理想就无法得以实现，人类将无法自由地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质，而生产者也只是“人的碎片”，被贬低并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受上层指挥的工具。

“自发的革命行动”这一表达可能有误导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认真对待过巴枯宁的话。巴枯宁认为，在革命之前工人组织必须创建“不仅是有关未来的想法，而且是有关未来本身的事实”。西班牙人民革命的成就尤其基于多年的耐心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是由来已久的投入与交锋⁽¹⁵³⁾传统的一个要素。1931年6月的马德里议会和1936年5月的萨拉戈萨议会的决议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西班牙的革命行动，德桑蒂兰提到的略有不同的想法也是这样。他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将来由革命而创立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盖林写道：“和大众的意识一样，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心目中，西班牙革命是相对成熟的。”1936年初的动荡因佛朗哥的叛乱而爆发为社会革命时，工人组织以其结构、经验和理解力承担起了重建社会的任务。在为一本有关西班牙集体化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丁·舒奇⁽¹⁵⁴⁾写道：

多年来，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对其社会进行社会转型。在他们的工团和组织大会上，在他们的杂志、小册子和书里，社会革命的问题被反复、系统地讨论着。¹⁵⁵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自发性的成就，即西班牙革命富有建设性的努力。

从所描述的意义来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融入过去半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后者在美国日益具有军国化性质，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¹⁵⁶但在过去几年间，人们对此又重新产生了兴趣。我所引用的安东·潘涅库克的观点来自一个法国工人团体近期的手册（《工人信息通讯》［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ère］）。在1969年3月英国谢菲尔德工人管理全国大会上，沃尔特·肯德尔⁽¹⁵⁷⁾在所宣读的文章中引用了威廉·保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说法。在过去几年中，工人管理运动在英国已成为重要的力量。它曾组织召开过数次会议，产生了大量的小册子文学，在其积极的倡导者中还有来自一些最主要的工会的代表。例如，机械和铸造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Foundryworkers’ Union）把受“各级工人管理”的基础工业的国有化计划视为官方政策。¹⁵⁸在欧洲大陆，工人管理运动也有着类似的发展。与英国一样，1968年的5月使人们对议会共产主义以及法国、意大利的相关思想的兴趣倍增。

鉴于保守势力在我们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的普遍存在，美国相对未受上述发展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但这也会改变。冷战神话的式微至少使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提出来。假如当前的镇压狂潮能够被击退，假如左派能克服自身更具自杀性的倾向，立足于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那么，随着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民主管理，对于那些意识到当代社会问题的人而言，如何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去组织工业社会的问题应该是主要的智力问题。况且，随着追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设想应当进一步成为行动。

巴枯宁在其1865年的宣言中预言说，社会革命的一分子将是“青年人中聪颖并真正是贵族的那部分人，尽管他们生来是特权阶级，但以其宽容的信念和热忱的抱负，他们会接纳人民的事业”。也许从1960年代兴起的学生运动中，人们就看到了为实现这种预言而迈出的脚步。

丹尼尔·盖林采取的是他所描述的无政府主义的“恢复过程”。他声辩（我认为他很有说服力）说：“无政府主义富有创建性的想法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们一经重新审视和清理，就可以帮助当代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新的尝试……［并且］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¹⁵⁹他从无政府主义“宽阔的脊背”上，挑选出那些能被说成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进行更严密的审视。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一框架考虑到了被无政府主义情绪和理想振奋着的大众行为，也考虑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盖林不仅关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关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真正创造出新社会形式的大众力量的自发行动。他既关注知识创新力，也关注政治创新力。此外，他还试图吸取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的建设性成就，这些过去的经验也会丰富社会解放理论。对于那些不仅希望了解世界也希望改变世界的人而言，这就是研究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恰当方式。

盖林把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称为在本质上是教义性的，而20世纪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已经是“革命实践”的年代。¹⁶⁰《无政府主义》反映了这种判断。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解读有意识地指向了未来。亚瑟·罗森伯格⁽¹⁶¹⁾有一次指出，从特征上看，大众革命试图“通过武力”以某种形式的公社制度取代“封建统治或中央集权统治”，这“暗示着旧的国家形式被摧毁并消失”。这种制度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一种“民主的极端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拥有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的世界中实现”。他指出，这种理想对于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很平常。¹⁶²这种争取解放的自然而然的斗争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盛行的集中化背道而驰。

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道：巴黎的资产阶级“感到只有一种选择——公社或者帝国——无论这种选择可能以何种名称再次出现”。

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¹⁶³

悲惨的第二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

把这些话重新措辞，使其切合1970年的帝国主义制度，这不是难事。“把人类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的魔咒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只要仍然如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信条和革命实践就会继续鼓舞和引领着人们。

（本文是为丹尼尔·盖林所著《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写的序言的修改稿。略加改动之后，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0年5月21日］，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70—386页。）

对水门事件的质疑

当尼克松及其同谋者的滑稽伎俩逐渐被披露时，连最愤世嫉俗之士也不会感到诧异。此时，在充斥着伪证、推诿和对政治行为的常规（且难以振奋人心的）准则处处藐视的迷局中，确切的真相在哪里已经无关紧要。显然，沾沾自喜的尼克松团队成功地骗取了1972年选举的胜利。水门事件被谋划运作的时候，尽管马斯基⁽¹⁶⁴⁾在民意调查中占有优势，但就总统任期内的影响力而言，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胜利或许本就属于尼克松团队。在其他方面，他们也违反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些评论员指出，尼克松曾试图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政变。政治中心受到了各种技术的侵袭，通常只有违背公认政治信仰准则之人才会使用这些技术。那些通常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强大团体被排除在外，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党派。因此，他们的反击也跨越了党派界限。

整个事件中的小插曲是迪恩—寇尔森⁽¹⁶⁵⁾的“敌人名单”，这是揭示尼克松团伙心机错算的标志，也引出一些具有普遍反响的突出问题。名单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轻率也有愤怒。但假设白宫敌人名单上没有托马斯·沃森⁽¹⁶⁶⁾、詹姆斯·赖斯顿⁽¹⁶⁷⁾或麦克乔治·邦迪，假设这份名单上只有持政治异见者、反战活动家和激进分子，那么我们自然会猜想到的是，《纽约书评》不会登出什么封面故事，那些有责任感的政治评论员也不会引起什么关注。相反，如果被注意到的话，这也只会被看作是另一个合法捍卫秩序和有责任感的信仰的步骤（或许不太体面）。

对水门事件的普遍反应显示出一个共同的道德瑕疵。有关尼克松破坏美国民主基础——两党制——的举动，我们读到的都是高调说教。但与两党在战后时期对共产党的攻击相比，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CREEP）⁽¹⁶⁸⁾对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不如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实例来说，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运动。在水门事件之后的政治气候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提起诉讼，要求制止政府特工对其进行长期的骚扰、恐吓、监视和更恶劣的行为。严肃的民权团体或反战团体经常在其激进的成员中发现政府的密探。无论哪位总统在任，对持异见者和其组织进行司法骚扰或其他骚扰都是常有的做法。由国家特工实施镇压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在水门事件曝光之后，政府仍继续暗中向盖恩斯维尔越南老兵反战组织审判⁽¹⁶⁹⁾的辩护团派了一个刺探消息的人。特别检察官在宣誓时说，密探虽已暴露身份，却绝非政府特工。¹⁷⁰

水门事件的确背离了以往的做法，与其说是在规模和原则上的背离，不如说是在目标选择上的背离。目前的目标包括富人和广受尊敬的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有望平分权力、制定社会政策和影响公众意见的人。这些人绝非听任国家之手肆意迫害的对象。

伪善之人或许认为，政府打击政治异己通常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至少法庭是如此解读宪法的，而水门事件和白宫进行的其他恐怖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有权对合法性进行强行解释的人也会建构一套法律体系如此解释一番，允许自己扫除敌手。在政治说教失效、充满异见和动荡的时期，陪审团也许都不愿定罪。事实上，一连串案例表明他们就是如此行事的，让擅于观察紧要关头的评论员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开始高唱赞歌。政治迫害十分有效地钳制了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人，摧毁了资源有限的组织或给它们定罪使其无法开展活动。投入到法律辩护的时间和金钱没有花在教育、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上。不管法庭的裁决如何，政府很少会输掉一场政治审判，思想管控方面的专家们肯定对此心知肚明。

总统在4月16日演讲中所说的“更长远的展望”，让我们想起“一切以和平和正义为由的暴力、恐惧、骚乱、纵火、轰炸构成的螺旋式上升局势”。他提醒我们说：“当质问者高声叫喊着压倒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时，言论自由就被残暴地压制了。”的确如此。在1965和1966年，抗议越战的公众和平集会被驱散，示威者们遭到人身攻击（例如在后来成为反战活动中心的波士顿）。同时，自由主义派议员和大众媒体谴责示威者公开质疑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和平运动和激进的政治中心被轰炸摧毁，而那些事后只能为“礼节衰败”和“左派的极权主义”哀叹的人们丝毫没有发出抗议之声。用尼克松的话来说，他们是“严肃认真之人”，还“提出了有关我们能否以自由民主的形式生存下去的严肃问题”。当然，理查德·尼克松也是保持缄默的，他当时警告说，假如美国无法在越南获胜，言论自由就会被永久地破坏——尽管在这方面应嘉奖尼克松的伪善，但他连竞争伪善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切毫无新鲜之处。让我们回想一下约瑟夫·麦卡锡议员抨击《纽约时报》和《国家卫报》⁽¹⁷¹⁾时的反差。为言论自由辩护的那些人是什么反应呢？¹⁷²我们再回想一下对麦卡锡阻止国内反颠覆和反苏联入侵的合法斗争的各种申诉，或对罗森堡夫妇⁽¹⁷³⁾进行司法谋杀的种种反应。实际上，水门事件共谋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吸取20年前麦卡锡听证会的教训。抨击左派，或抨击共产党的残余力量，或抨击快要倒台的、因接受（实际上是策划）战后镇压手段而早已屈从的自由派反对党，或抨击处于官僚体制内可以阻止不断变化的干预反革命国家政策的人，全都是一回事。但用同样的武器对准美国军队，这又是另一回事。麦卡锡没有注意到这种微妙的差别，很快就倒台了。最新的事件充分表明，尼克松的同僚们也犯了类似的判断错误。

这种错误的直接后果是，尼克松的羽翼被折断，权力被传统统治集团广泛地分享，国会对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在新的政治气候中，法庭禁止行政部门通过扣押来彻底侵蚀立法机关的职能。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能随心所欲地杀害柬埔寨人。因此，他们在柬埔寨无法获得他们在南越取得的有限的成功，而南越所有可靠的群众武装力量都因美军对平民社会的谋杀式袭击而遭到重创。尽管1972年圣诞节恐怖大轰炸⁽¹⁷⁴⁾的失败可能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DRV⁽¹⁷⁵⁾）或革命临时政府（PRG⁽¹⁷⁶⁾）提出的谈判解决方式（至少形式上是这样），¹⁷⁷他们仍然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公然破坏1973年1月《巴黎协定》的行动。同时，他们还转而轰炸柬埔寨，希望能摧毁当地的游击队活动。最近，也就是1973年4月，参议院的鸽派人士担心“目前的政治情绪还不适宜”挑战尼克松的战争政策，尽管他们承认，屈服也许是向总统权力投降的“最后行动”。¹⁷⁸但由于尼克松在国内的地位已经衰微，在美国反战派和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敦促之下可能会颁布法案；那些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自1968年的春节攻势之后也逐步意识到，战争不过是一场可疑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易而已。

对约翰·康纳利⁽¹⁷⁹⁾而言，即“令人瞩目又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引起这种关注的潜在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年复一年地被我们的海外军事净支出所填平，后者远远超过外国从美国购买军备所支付的费用”。¹⁸⁰有理智的帝国主义者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但肯定对另一个事实所知甚少——尼克松和基辛格能够在类似美国参加“二战”那么长的时期内“结束越战”，并且还打算大量投入资源镇压印度支那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尽管这种尝试肯定会继续下去，¹⁸¹但其规模会减小（至少暂时如此）。这无疑是水门事件最显著的后果。

尼克松的个人权威因水门事件受到了影响，权力将回到那些更了解美国政治本质的人的手中。但目前国会与总统对峙的长期后果很可能是建立更加稳固的行政权力。若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已经触犯了规则），那么为了维护总统不受法律约束的立场，尼克松的法律策略有可能会赢。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¹⁸²⁾、约翰·埃利希曼⁽¹⁸³⁾以及尼克松的律师们已经稳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偶尔几次发出免责声明，他们表明的立场均是，总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单单行政部门就能决定起诉谁、何时起诉，并因此不受外界的影响。发生国家安全问题时，一切禁令都不起作用。

总统的助手们无需发挥想象力就会找到可能的国外情报或国家安全问题，为他们打算发起的任何行动而辩护。而他们这样做也不会受到惩罚。由欧文⁽¹⁸⁴⁾主持的水门事件委员会听证会最糟糕的时刻是，无法迫使埃利希曼承认，在五角大楼公开的文件中存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或迫使他承认自己的暗示，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¹⁸⁵⁾涉嫌为苏联领事馆提供了这些文件。玛丽·麦格罗里⁽¹⁸⁶⁾的暗示似乎合情合理：让白宫在埃尔斯伯格事件中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唯恐此事会引出更多的爆料，尤其会揭发美国对柬埔寨的秘密军事袭击。

一般来说，总统的立场是，假如反对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弹劾他。但民众对总统的尊敬是一种强效麻醉剂，只有可靠的弹劾危机才能令其威力减弱。这种扼杀不同意见、阶级觉悟，甚至批评性思想的有效手段不会被轻易地抛弃。此外，国会既无心也无力去管理国内经济或全球体系。随着生产和经济事务日益国际化，随着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策略的开展，这些相关的“企业”性机构⁽¹⁸⁷⁾又有了新的视角。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策略把苏联当作“秩序总框架”¹⁸⁸（这是基辛格偏爱的术语）中年轻的合作伙伴，正如斯大林在战后初期那几年似乎尝试的做法一样。从很多角度（不止一个角度）都可以这么说：对尼克松最忠实的支持者应当是战俘和共产党的政治局。

假如在弹劾总统和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只出于对国家安全需要的考虑）这一原则之间选择，那么后者会占上风。因此，也许会建立更稳固、更清楚的先例，让总统居于法律之上，这是从以下原则¹⁸⁹得出的必然推论：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一个超级大国在其领土上统一其意识形态。

水门事件和随之披露的卑鄙内情并非一无是处。它们一再表明，在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内，抵御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壁垒是多么脆弱。由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狭隘的保守主义，由于缺乏群众性政党、缺乏为大公司经济和政治权力集权化提供选择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满足其利益的法律公司以及在私人企业和国家机构都能遵其命令的技术知识阶层，对揭露水门事件丑闻做出积极反应的希望十分渺茫。看不到真正的选择办法，反对派就按兵不动，甚至连自由主义反对派都会心生恐惧，害怕总统的权力会被削弱，国家这艘航船将漫无目的地漂流。因此，结果可能是，在行政部门继续延续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工作人员则继续由操控经济的那些人的代表组成，而且只对他们所构想的国内秩序和全球秩序做出反应。

评论家们曾断言，尼克松的策略有颠覆两党制的危险。他们所言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幻想取决于在两个政治组织之间定期做出选择的机会，这两个政治组织受到相似利益的驱动，并囿于通过美国社会的公司媒体和（极少数情况下）教育机构所表达的狭义信条。而尼克松的策略试图破坏稳定和顺从的传统基础，无法提供某种作为意识形态选择的极权主义政策。

但纵容麦卡锡和尼克松崛起的形势依然存在。对我们和全世界而言，幸运的是，麦卡锡不过是个暴徒，而尼克松的“黑手党”愚钝、粗鄙地玩弄着超出人们容忍限度的欺诈诡计，尚未被摧垮或吞并的强大势力勒令他们做出解释。但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威胁下，迟早会有某个势均力敌的人物成功地建立起群众政治基础，聚集社会经济力量，有力地、恰到好处地执行像在椭圆形办公室构想过的那些计划。只是他也许会更明智地选择其国内敌人，更彻底地打好基础。

替尼克松出面的人辩护说，在1969至1970年，全国处于暴动的边缘，因此有必要放宽宪法的限制。那几年的骚乱主要是对美国入侵印度支那的反应。促使历届行政部门以适应工业资本主义需求的某些特别方式领导“第三世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并未得以改变。我们有理由认为，类似的形势会迫使其继任者执行类似的政策。此外，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的基本前提从未被严肃地质疑过，尽管种种失败带来了政策紧缩。迪恩—寇尔森名单上的大部分敌人和持受人尊敬的、达成共识的观点的其他人都意识到了这些前提。

对最近披露的事实的反应充分地证明了危险所在。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水门事件上时，戈德利大使⁽¹⁹⁰⁾在国会做证说，美国在越南有15 000到20 000名泰国雇佣兵，这直接违背了国会立法。¹⁹¹他的话确认了被西方一贯忽视或嘲笑的来自巴特寮的指控，但并未引起编辑的评论或民众的愤懑，尽管这件事比欧文委员会听证会所披露的内容更为严重。

揭露尼克松政府从早期就对柬埔寨和老挝北部进行秘密轰炸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所披露的最重要的事实。¹⁹²如果弹劾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向，很难设想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假如是这样，大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错位的。国会领导人和新闻评论员似乎更受表象和欺骗的影响，而非事件本身。国会被剥夺了批准权——对1969年秋赛明顿委员会听证会有所研究的人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如果当时有机会的话，国会会批准轰炸和入侵。

至于新闻界，他们当时对轰炸的兴趣和对寻找证据的兴趣一样浓厚。他们试图证明的是，老挝的泰国雇佣兵正在被用船运往柬埔寨，而在柬埔寨作战的伤亡人员已到达孟买的医院。¹⁹³新闻界太关注过往的欺诈，结果并未调查这些正在发生的、也许与东南亚有着长期牵连的关键性事件。¹⁹⁴相似的是，雅克·德克努瓦（Jacques Decornoy）在《世界报》（Le Monde）上报道了1968年春对老挝北部城镇和乡村进行的密集轰炸，而美国新闻界不仅没有调查，甚至没有引用德克努瓦报道中的目击者叙述。柬埔寨政府1970年1月发布的白皮书详细描述了美国和越南陆军的袭击，却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兴趣。有关1969年初柬埔寨橡胶种植园大面积落叶的报道，或1966年以来美国政府承认的、有美国观察员碰巧在场的“轰炸错误”这样的偶然事件，亦是如此。¹⁹⁵无论在国会大厅里或在社论专页上，对政府欺骗的抱怨之声听起来都言不由衷。

更令人愤慨的是当前相信美国政治制度十分健全的热情。健全的美国政治制度体现在能够扼制尼克松及其幕僚，或是做出优雅的妥协，允许尼克松和基辛格在8月15日⁽¹⁹⁶⁾之前杀害柬埔寨人并毁掉他们的土地。这真是展示民主如何实施的范本，既没有秩序大乱，也没有丑陋的分裂。

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员们松了一口气：基辛格的名誉还没被玷污——他只有一点窃听嫌疑，没有密切地参与水门闹剧。但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此人都是现代大规模杀戮凶手之一。他力图为帝国主义权力在印度支那获取某种胜利，因此坐镇指挥在柬埔寨的扩张战争，后果如今尽人皆知，还有对老挝乡村轰炸的恶性升级，更不用说在越南实施的暴行。但他没有被牵扯进水门入室盗窃案或暗中削弱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行动，所以他的手是干净的。

假如我们试图保持平衡感，过去几个月曝光的事情就等于让我们发现，谋杀公司的总监们也在个人所得税上作弊。这当然应该受到指责，但几乎不是要点。

（本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3年9月20日］，第3—8页。）

重铸历史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一败涂地，但这同一拨兵力又开始了另一场战斗，对手是不太灵活的美国人民。在美国，他们获胜的希望更大。战场不是军事战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其结果会决定新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进程和特性。

由美国扶植的西贡政权倒台之后，日本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的编者按评论如下：

从各方面看，越南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强权无休止地镇压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越战的这一评论相当准确，对未来的预测却过于乐观。

问题很尖锐。各个大国当然不会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表明他们不能再使用武力去“镇压民族主义崛起”。事实上，美国在越南溃败期间，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巴西、智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自越战的教训不会教导我们那些处于缓和时期的伙伴们必须放开他们对帝国领地的残忍控制。

为国家暴行而道歉的人深知，公众在帝国主义征服和统治中无关紧要。无论主要社会团体和经济团体的获益有多少，帝国的公共支出也许都会上涨。因此，美军要想随时进行全球管理，就必须唤醒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或者至少让他们循规蹈矩、恭顺服从。

这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任务。如果能够确定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例如说）入侵波斯湾，那么不谙世故的民众就不能从情绪或道德层面上表示反对，当然也不能粗俗地抗议示威。意识形态主义者必须保证的是，从印度支那战争和反对该战争的经验中没学到什么“错误的教训”。

在越战期间，美国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与大量的公众意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假如世界体系在未来几年内能被恰当地管理，这种隔阂定会消失。因此，我们被勒令“避免相互责难”，要认真、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关注毫无意义或毫无长远意义的问题。必须雄心勃勃地投入宣传战，重建这一原则：只要能取得成功，美国使用武力就是合法的。

假如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理解为反和平的重大罪行（本来也确实如此），那么就为美军未来的全球管理设置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障碍。于是，那些遵从于美帝国主义创立原则的人们必须承受的是，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他们也许会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愚蠢，甚至很野蛮，但不会承认整个计划内在的非法性以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先打击南越⁽¹⁹⁷⁾，之后打击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这些问题必须从当前和未来有关“溃败教训”的争论中排除出去，因为它们直接针对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通过诉诸武力和暴力保证全球秩序的假想。

对禁止谈论的问题纠缠不放，就会审视美国发动战争的起源和原因。现在可以看到详尽的文件资料，其所显示的结论在我看来也一清二楚。他们害怕的是——抱着貌似有理的假设认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有很多更合理的说法——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可能会使“堕落蔓延”至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许远至印尼和南亚。在内部政策文件中，战争策划者轻而易举地端出多米诺理论的各种说法恐吓公众。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示范效果，有时也被称作“意识形态的成功”。

在某个领域内现代化的、平等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其他领域也可能是典范。令人惧怕的是，长期效应持续下去也许会缓和日本这个东方工业强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这些亚洲国家已经摆脱了由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最终结果好似是美国输掉了太平洋战争，而美国为之一战的部分原因是，阻止日本建立一个实质上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当然，其中的问题更加复杂，我在其他地方也更加详细地分析过。¹⁹⁸但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有可能做到的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要想这样，就可以再次使用某种抽象的“权力与统治意志”来解释帝国主义，这是与我们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实际结构无关的一个中性范畴。因此，反对越战的人可以写道：“美国干涉越南尤其代表了扩张主义利益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胜利”；“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反革命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预期反应，其主要利益在于维护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与该国家对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假想是同义的（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除外）”。但主流学者和评论未给这种批评挂上“不负责任”之名，因为作者还补充说：“从所有帝国主义假想的方式来看，根深蒂固的假想是，能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去实施对别人的统治，无论抱有这种假想的人的动机是多么仁慈。”这种批评是负责任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仁慈的动机，却并未探寻这种“统治”的本质，因而这种“统治”也许会被理解为社会层面上的某种中立特征。¹⁹⁹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组成成分去分析这种“实施统治的意志”，并把它与控制和支配美国社会机构的具体结构相关联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才会受到威胁。²⁰⁰必须把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从礼貌话语体系中排除出去，他们被看作“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决定论者”或“共谋理论家”，在严肃问题上并非头脑清醒的评论家。

简而言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允许各种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人们可以批评计划者们不够理性、道德缺失，甚至令人遗憾却又合乎情理地屈从于笼统、抽象的“实施统治的意志”。但美国动用武力保证任由跨国集团突破和控制的全球秩序这一原则，超出了礼貌话语体系的界限。

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几个主要任务。他们必须重写战争史，伪造这一事实：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美国反击南越的战争，是一场蔓延到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歼灭战。他们必须混淆的事实是：这次侵略被一场群众声讨和抗议的运动所牵制并阻止。早在某些知名政治发言人声称自己也是运动领导者之前，这场群众运动就超出了“得体”的界限，采取了直接而有效的行动。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确保把一切原则问题从争论中排除出去，让人们从战争中吸取不到有价值的教训。

那么，越战接近尾声之际，人们能从可怕的经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很幼稚。《纽约时报》的编辑告诉我们：

历史女神克丽奥（Clio）一贯高冷，行事不慌不忙、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后来，在更久的后来，历史才能评判漫长的越南故事中善与恶、智慧与愚蠢、理想与假象交错混杂的情况。

我们不必“竭力预先扮演历史的角色”。相反，“这是一个保持谦逊的时代，一个保持沉默、祈祷的时代”（1975年4月5日）。

哪怕对于愚钝之人，越南战争至少也能教给他的教训是，用谨慎、怀疑的眼光盯着以自由著称的新闻界是个好办法。上面引述的社论就是恰当的实例。编辑们呼吁理智和克制。谁又能反对呢？但让我们再多看一会儿。他们继续说道：

有些美国人认为，维护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战争也许有不同的打法。还有一些美国人曾认为，一个持续发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是个虚构的故事，目前的军事失败证明他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十年间激烈的说经论道并没有解决当前的争吵。

当我们等待对这个“复杂分歧”做出历史裁决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并祈祷。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因态度谦逊而不敢冒昧传达克丽奥的裁决。但他们仔细地给这些问题做出了合理的界定。鹰派宣称我们本来可以打赢，而鸽派回应说胜利总是无法由我们来掌控。这些对立的观点显示出不负责任地进行思考的局限性，至于这些观点的长处，我们必须等待历史的判断。

确切地讲，还有第三种具有逻辑可能性的立场：不管克丽奥对鹰派和鸽派争论的最终评判是什么，首先，美国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权利去干涉越南的内部事务。美国也无权支持法国重新占领印度支那，或违背1954年《日内瓦协议》，企图（无论成功与否）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或使用武力和暴力“维护”其强加的政权。

能让克丽奥传达的唯一判断是有关策略的判断：我们有可能获胜吗？也可以想象其他的问题。我们本来就应该获胜吗？我们有权去尝试吗？我们是否发动了犯罪侵略？但是这些问题都被排除出了讨论，因为《纽约时报》定下了基本规则。

呼吁保持谦逊、沉默和祈祷也有方法可循，其明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可能一直围绕策略问题的争议，让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站住脚：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才有权威通过武力强加其统治。相应地，挑战这个基本原则的真正的和平运动就从今后的一切讨论中被排除出去了，其立场甚至不会被当作困扰《纽约时报》编辑的“复杂分歧”。

有趣的是，没有一封挑战《纽约时报》编辑用这些词语表达的独特立场的信件被发表。我说的是“发表”。至少有人寄过一封信，也许寄过很多封信。《纽约时报》选了一些适宜发表的回应社论的观点，包括倡导核轰炸的信（1975年5月4日）。但懂礼数的期刊要有些限制。

《纽约时报》并不是唯一一家只限于讨论其社论所涉及的琐碎、狭隘问题的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下简称《箴言报》）的评价如下：

包括这家报纸在内的很多言论都把共产主义获胜看作悲剧，认为美国干涉越南是件光荣的事情，尽管这种战争行为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满是错误和误判。其他人同样会有说服力地争辩说，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迅速地从中脱身，允许南越独立地处理事务。但肯定能达成统一的共识……（4月22日）

请注意，对立的观点也被假设为和《箴言报》所持有的基本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时机不同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国家媒体提出的标准立场，只有一些令人尊重的例外而已。对国家政策的批评总是来者不拒，但必须保持在礼数范围之内。像亚瑟·施莱辛格那样的人也许会对约瑟夫·艾尔索普⁽²⁰¹⁾预测美国将在越战中获胜表示质疑，因为他继续强调说：“让我们都祈祷艾尔索普先生是对的。”这比起让头脑健全的人必须为美军的胜利而祈祷再明显不过了，根本无需讨论。施莱辛格在1967年解释说，美国的政策也许还能成功，那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向美国政府的智慧和政治才能致敬”，其体现是发动了一场把越南变成“废墟之地”的战争。²⁰²但他认为战争不可能成功。假如他继续敦促美国放弃失败的计划，《箴言报》也许会回想一下并承认，这个极端的提议和自己的提议一样中肯。

《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也许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坚持不懈地批评越战的报纸。那么来看看编辑们对终止战争的反应。在4月30日一篇题为“解救”的社论中，《邮报》坚持认为，关于这种“特别的痛楚”的意义，我们能够“给予宽松的余地容纳争辩”。美国应该“从整体上对战争做出更广泛的评判”，但必须是一个包括正面和负面要素的平衡评判：

因为如果多年来越南政策具体实施的很多部分是错的或是被误导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也难以否认这种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具体而言，希望南越人民能够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是对的。美国公众有权（实际上是有义务）去探究好的突发奇想怎么会逐渐转变为坏的政策。我们无法忍受抛却一切有关那种突发奇想的回忆，因为从越南吸取到的根本“教训”肯定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天性就是坏的，而是我们会犯错误，甚至大幅度地犯错误。能够包扎民族伤口的不但是不要相互指责，还需要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

请再注意一下这些关键词：“错的”“被误导的”“悲剧性的”和“错误”。这就是“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带着我们得出判断时所达到的境界。

《邮报》鼓励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对越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即我们帮助越南人民“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显然，我们必须赞同的是，帮助人民达到这个目的是正确而可信的。但这种“早期的突发奇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付诸行动的呢？让我们更准确地标示一下年代，顺便回想有关这场战争的某些关键性事实。

在1954年之前的时期，我们就一直这样帮助南越人民吗？《邮报》编辑几乎不这么认为。当时，美国在给法国人撑腰，支持他们重新征服印度支那。²⁰³杜鲁门在任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²⁰⁴⁾谈到，美国的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克服当地民众的反抗”。越南的抵抗武装由胡志明指挥，他曾呼吁美国给予协助却遭到断然拒绝。人人都坚信，作为越南民族武装的领袖，他深受群众的拥护。但艾奇逊却揭露说：“质疑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分子是无关紧要的。”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共产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帮助决心（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保护IC⁽²⁰⁵⁾并使其免受共党分子的进一步侵蚀”的法国人。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南越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情。

也许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后我们“早期的突发奇想”才蓬勃发展起来。这也很难算是一个貌似合理的争论。协议上的墨迹未干，国家安全委员就采取了一个反颠覆的整体方案，破坏政治解决的途径，直接保留使用军事力量“挫败未构成武装袭击的当地共产主义颠覆或叛乱”的权利（需经国会同意），这直接违背了“美国的最高法律”。这种军事力量可以用于“局部地区或对抗这种颠覆或叛乱的外部来源（包括共产主义中国，如果可以确定为来源的话）”。有美国撑腰的吴庭艳政权发动了残暴血腥的镇压，无视我们宣誓维护的公约，力图捣毁参与打击法国殖民主义的南部军队。这场屠杀似乎十分成功，但到1959年，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的部队放弃了对实施《日内瓦公约》的希望，重新开始武装斗争，激起了预想之中的华盛顿抗议怒潮。那么，这当然不是美国深切关注南越人民是否有自决权利的时候。

《邮报》也许指的是1960年代早期。当时，美方官员估计，大约有一半南越人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用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只有越共才能在乡村的广泛基础上获得真正的支持和影响力”，而越南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肯尼迪总统派美军镇压正在让吴庭艳政权垮台的“颠覆或叛乱”，这一行动被五角大楼文件描述为“本质上是美国的创举”。到1962年为止，美国空军完成的飞行任务占战斗任务的30%，袭击了“越共”游击队和支持他们的人。由美国组织、训练、充当顾问并提供供给的当地军队用武力把三分之一的人口驱赶到“战略村”⁽²⁰⁶⁾，用美国政府鸽派主要人物罗杰·希尔斯曼的话来说，人们可以在政府或越共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希尔斯曼解释说，这一宽宏大度的努力因警力低效而失败了。完全不可能把越共的政治特工从人口集中的战略村里清除掉。越共特工——是其兄弟或同辈表亲——没被清除出去，人们怎么能在政府和越共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呢？²⁰⁷

显然，我们也许没考虑的可能性是：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那段时期。

根据官方宣传，在1963年11月推翻吴庭艳的政变之后，南越最终走上了民主之路。但这段时期不可能成为《邮报》为好行为颁奖的候选项。²⁰⁸民族解放阵线在1964年提出了一个老挝模式的解决方案，包括建立联合政府和执行中立程序。同时，美国又在竭尽全力地避免内部文件所说的“不成熟的谈判”。根据美国政府学者道格拉斯·派克的解释，原因在于南越的非共产主义者（也许除了佛教徒之外）无法冒险加入联合政府，他们担心“如果这么做，鲸鱼会吞掉小鲦鱼”。至于“佛教徒”（就是政治上有组织的佛教徒群体），威斯特摩兰将军在同年9月提到他们并没有“为国家利益”着想。正如五角大楼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²⁰⁹⁾大使后来认为的那样，佛教徒“相当于正式的共产党员”。美国的立场是，必须防止南越的两大政治力量——南部的鲸鱼和佛教徒——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只有美国才理解“国家利益”，因此一直在养肥小鲦鱼——在当时就是阮庆将军⁽²¹⁰⁾和武装委员会。洛奇大使解释说，将军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麦克斯韦尔·泰勒⁽²¹¹⁾大使进一步解释说：“武装力量是南越社会能视为稳定力量的唯一组成部分。”

到1965年1月为止，连小鲦鱼也挣脱了美国的控制。据泰勒大使的回忆录²¹²记载，到1965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对阮庆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写道，阮庆“太令人失望”。他也许能成为“他的国家的乔治·华盛顿”，但他不具备那种“性格和正直品德”，因此几周后他被告知失去了政权。那个命中注定的1月充分表明阮庆缺乏某种性格和正直品德。泰勒解释说，阮庆继而走向“危险的阮庆—佛教徒联盟，最终可能会产生一个我们不愿意合作的不友好政府”。

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阮庆显然快要和民族解放阵线达成政治协议。在巴黎的“南越日”（1975年1月26日）那天发言时，阮庆像以往一样声明说，“外国干涉”让他早在十年前就放弃了“在南越交战各派之间进行民族和解和协约的希望”。为了证明该观点，他公布了1965年1月28日收到的一封信函的内容，是时任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黄晋发⁽²¹³⁾给他写的回信。黄晋发证实自己支持阮庆明确地要求“美国必须让南越解决南越的问题”以及其“反对参与南越内部事务的外国干涉”的立场。他表示民族解放阵线愿意与阮庆一起“为民族主权和独立以及反抗外国干涉而战斗”。阮庆说，这些谈判本来能把众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并结束战争。但在这一个月的政权交替中，“由于来自国外的压力，我被迫离开了祖国”。

据五角大楼的文件记载，在1月下旬，威斯特摩兰将军“首次获得授权在南越境内的战斗中动用美军”，包括“有权在紧急事件中以打击为由动用美军喷气式飞机”（三年前，美国空军开始参与轰炸南越）。这个时间绝非偶然。为防止南越各派达成政治和解，美国在2月就定期地、逐步轰炸了南越（强度是更公开地轰炸越南北部的程度三倍多），之后美国远征军很快就入侵了南越。

简而言之，从吴庭艳政变到美国于1965年初直接入侵的这段时期很难被描述为这样一段时光：美国因其早期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去帮助南越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么1965年2月之后的时期呢？问题到这里就很卑鄙了。

1973年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被迫接受了此前11月总统大选后他们一直努力修改的和平提议。这也许标志着《邮报》记者提到的某个时期的开始。事实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不可能是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²¹⁴

那么，肯定是越战的最后几天标志着美国寻求促成南越自决的时期。实际上，《邮报》的编辑告诉我们：“美国对越南经久干涉的最后一个阶段比较独特……因为在那个短短的阶段中美国表现得特别负责任和关切”，转移了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在最后几天，美国还做出在我们看来完全真挚、无私的努力以帮助我们找到政治解决办法，使越南人民免受更多的痛苦。”

这十分感人。为了讨论起见，假设这种真挚、无私的努力是坦诚的，这当然能证明我们对越南的干涉交织着善和恶，“［美国］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尤其是我们帮助南越人民“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的“早期的突发奇想”。那么，带着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继续争论下去吧，不要互相指责。同时，我们继续包扎民族伤口，承认我们具备犯下悲剧性错误的能力，但也会坚持我们那些逐渐被某种难以理解的历史反讽“渐渐变成坏政策”的“好的突发奇想”。

美国政府在越南（部分地）被打败了，但回到国内也只是淤伤而已。因此，知识精英们无须反省就可以自由地解读历史。

在目前铺天盖地有关“越战教训”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诚实的自我评价。詹姆斯·雷斯顿⁽²¹⁵⁾用以下词语解释了有关这场近期灾难的“真相”：

真相是，美国政府除了自身的错误之外还被北越人和南越人欺骗了。北越人破坏了《巴黎协定》，而南越人破坏《巴黎协定》之后没有事先告知就放弃了大部分国土。（《纽约时报》，1975年4月）

美国犯下了错误，但是越南人——北越人和南越人——也犯下了罪行，违背了他们答应维护的协定。事实则有点出入。签订《巴黎协定》时，白宫宣布说，会拒绝美国被迫在巴黎签字的那张纸上所写的每一条主要原则。²¹⁶

美国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按其宣称的那样力图通过大量镇压境内运动和征服南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来违背协定。1974年夏天，美国官员对这些成就感到欣喜，指出阮文绍政权已成功地征服了由人民革命政府（PRG）⁽²¹⁷⁾掌管的15%的区域，有效地运用了因美国的慷慨支持而具有强大火力的优势。他们热切地期待取得更多的成功。²¹⁸

但这一切都不算是美国违反了《巴黎协定》。是那些恶毒的越南人——北越人和南越人——犯下了如此罪行。这是原则问题，无关事实。

此外，“我们的越南人”不但违反了《巴黎协定》，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我们就放弃了越南的大部分国土。雷斯顿抱怨道：“阮文绍政权甚至到最后也没有给福特先生⁽²¹⁹⁾一个公平的机会，只是下令撤退并召集了电视台摄影师，谴责美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越南人太不感恩也太不仗义了！福特再次被无辜欺骗了；他“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公。因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美国应为东南亚的大屠杀负责”，我们肯定被错误地指控了……

多年之后，也无法指望这位令人尊敬的专家有所不同。那么，让我们转向《纽约时报》最直言不讳的鸽派安东尼·刘易斯⁽²²⁰⁾，他是20世纪70年代严肃而高效的越战评论家。他对越战历史的总结是：

美国对印度支那早期的决定可以被看成是好心办错事。但到1969年为止，全世界大多数人和大部分美国人都明白，这场干涉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国会和大部分美国人“现在知道对东南亚的干涉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按照美国模式在南越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纯属妄想”“这不可行，付出大量武力、金钱或鲜血都无法实现”。只有福特和基辛格没有意识到“这些愚蠢的教训”。越南的教训就是“欺骗不会有好结果，也许在其他某个世纪或某个国家可行，但在20世纪末的美国却不可行”。因此，“到最后，至关重要的因素与导致这场灾难的因素是一样的：美国官员的欺骗行径——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我们自己”。这应该能“为发现整体上出了什么问题提供观察力”。他赞许地引用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判：“亚洲政策中的无数谎言与政策本身的失败一样，给美国社会和美国的名望带来了损害。”²²¹

那么，教训就是，我们应该避免错误和谎言，遵守被诚实地描述的成功政策。只要我们做善事的早期努力没有那么“大错特错”，也许就是合法的。我们必须假定，这也包括做善事的以下努力：支持1954年以后吴庭艳政权的镇压行径，或1960年代早期美军和其训练、掌控的部队的战争行动，或战略村计划，或1962年对10万越南中部山民进行轰炸并把他们赶进“安全区”等。回想一下伯纳德·法尔的估测：到1965年4月为止，16万多名“越共”倒在“美军装甲部队、凝固性汽油、喷气式轰炸机以及最终使用的摧吐气体的沉重打击之下”。²²²但这一切都是“好心办错事”，尽管到1969年为止我们本应明白，这场“干涉”就是一次“灾难性的错误”。

最后，来看一看《新共和》杂志⁽²²³⁾（4月25日）定期评论员（理查德·斯特劳特［Richard Strout］）在TRB⁽²²⁴⁾专栏中的想法。斯特劳特从巴黎发来稿件，他正在那里参观记录希特勒罪行的纪念碑，带给他的情感冲击是巨大的：“我憎恨狂热的希特勒团伙；我无法原谅德国人。”但他继续说：“其他国家也丧失了其理智；这些国家难道不该上断头台吗？然后，我当然想到了越南。”

有人最终愿意审视由美国发动的战争的犯罪本质。但审视的时间不够长。下一句话写的是：“这不是邪恶；这是愚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错之一。”还有一个信息：“以生活的色彩观看一部漫长的悲剧已是一种惩罚性的经历，但面对它才算勇敢的行为。”假如我们能这样做，也许会有“新成熟期的曙光——一个时代的到来”。

然而，我们的“勇敢”也只能走这么远。我们在“新成熟期”无法接纳对我们基本行为规范的质疑。

既然在TRB中提到了“狂热的希特勒团伙”，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回想起他对如此深恶痛绝的纳粹罪犯的自我判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海因里希·希姆莱⁽²²⁵⁾有关屠杀犹太人的话：

经历了这一切——除了显示人性弱点的事例之外——并保持着体面，我们变得更加强硬。这是我们的历史中未被书写的，也不会被书写的荣耀篇章。²²⁶

按照希姆莱的标准，美国政府的强硬也必须被抬高。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仍然保持着体面。也许犯了大错，但是基本上是体面的。假如有人怀疑我们的强硬，让他们去问问柬埔寨人。

当然，我们也有展露人性弱点的实例。按我们的标准，美莱村就是这样的例子；合理处置罪犯彰显了我们的司法体制。的确，我们没有使用山下将军⁽²²⁷⁾一案中遵循的同样标准。在菲律宾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山下的部队并未受其指挥屠杀平民，但山下因他们犯下的罪行被处以绞刑。但至少卡利中尉⁽²²⁸⁾被软禁了一段时间。然而，司法的强大威力无法触及那些（比如说）应为1969年初在湄公河三角洲建和省（Kien Hoa）采取的“快速行动”⁽²²⁹⁾而负责的人。该行动成功地屠杀了11 000名我们一直要踊跃保护其自决权的南越人，缴获了750件武器，摧毁了民族解放阵线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次行动不仅很体面，艾布拉姆斯将军⁽²³⁰⁾在提拔该行动指挥官的时候甚至高声赞美说：“这个师的表现太优秀了。”²³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历史的守护者会以恰当的角度把这些光辉篇章记入历史。

我们可敬的鸽派与鹰派一样有些共同的基本假设。美国政府是令人尊重的，它也许会犯错，但没有犯罪。它不断地被欺骗，常常显得很愚蠢（切斯特·库珀说，我们与同盟国和附属国打交道时多么“天真、理想化”），但绝不是邪恶的。关键在于，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基于所能觉察到的主要社会团体的自我利益而行事。查理·鲍林⁽²³²⁾大使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解释说：“我们的政策不像过去其他国家大部分外交政策那样根植于美国的国家物质利益。”²³³只有那些“激进的”，或“不负责任的”，或“情绪化的”人——因此也是被排斥在外的人——会坚持给美国使用智力和道德标准。我们在分析和评价官方指定的敌人（或因此也是其他强国）的行为时，认为这些标准是理所当然的。

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美国人游离于合乎情理的批评（即越战是不道德的，而绝非一个战略性错误）界限之外。然而，知识分子通常更屈从于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角色保持一致。这在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评论中一目了然。民意调查显示出教育水平与反越战立场之间（特别是有原则的反越战立场，即倡导美军撤离）的负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被如下事实隐藏了起来：毫不奇怪的是，越来越多拥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不和谐地加入到公开的、明确表达的反越战立场。从近期对“美国的知识精英”——假如大家愿意为了讨论而容忍这个荒唐的概念的话——的研究中也能看出，知识分子阶层更加奉承国家意识形态。²³⁴就像本该预想到的一样，该研究表明，这些更敏锐的思想家们普遍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反对越战。换成更直白的话就是，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我们不可能侥幸成功（至少在春节攻势之后）⁽²³⁵⁾，或者认为代价太高（对一些人而言，是受害者的代价）。

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主要特征在越战的最后一个事件——“马亚圭斯”号（Mayagüez）事件——中显露无遗。1975年5月12日，一艘美国商船“马亚圭斯”号在离一个柬埔寨小岛⁽²³⁶⁾三英里处（据柬方称）被柬埔寨巡逻船拦截——据船长说是在距离七英里处。5月14日午夜（美国东部夏令时）后不久，飞机击沉三艘柬埔寨炮艇。那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各方克制使用武力。在晚上7点零7分，柬埔寨电台宣布将会释放商船。几分钟之后，美国海军袭击了唐岛（Tang Island），并登上附近被丢弃的船只。10点45分时，载有“马亚圭斯”号船员的一艘船靠近了美国“威尔逊”号（Wilson）驱逐舰。不久，美军飞机轰炸了柬埔寨内陆。在“威尔逊”号船长向白宫汇报说“马亚圭斯”号船员安然无恙之后的43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对平民目标的轰炸。激烈交战后，美国海军撤出。五角大楼宣称曾使用了15 000磅最大型号的炸弹。据五角大楼称，在此次行动中51名美国人丧生（50人受伤），柬埔寨人伤亡人数未知。

几天后，在新闻界较少关注的一次事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登上了一艘波兰拖网渔船“卡尔玛”号（Kalmar），迫使它在旧金山靠岸。这艘船据称在美国划定的12英里限制区的两英里范围内捕鱼。船员被武装的警卫队士兵扣押在船上，而法庭则在考虑惩罚办法，包括是否出售渔船及其货物。有很多类似的事件。1975年1月的某一周，报道称，厄瓜多尔在约100英里之外的海上截获了七艘美国金枪鱼捕鱼船，并处以巨额罚金。

在5月19日的一次访谈中，福特总统说，美国知道柬埔寨炮艇在“马亚圭斯”号事件之前的几天，拦截了一艘来自巴拿马的船和一艘来自韩国的船，然后完好地释放了船只和船员。基辛格肯定地说：“美国已经通知保险公司，柬埔寨正在保卫其领海水域，但美国海上保险商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arine Underwriters）会长却无法验证这种‘预先警告’是否可靠。”

显然，“卡尔玛”号事件无法与“马亚圭斯”号事件相提并论。柬埔寨刚刚从一场美国应付直接责任的残酷战争中崛起。20年来，柬埔寨是美国破坏、骚扰、进行毁灭性空袭和直接入侵的受害方。柬埔寨宣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包括空中的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和破坏性活动”以及“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船闯入沿海水域。柬埔寨宣称，曾抓获过与间谍接触的泰国和柬埔寨国民，他们供认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论这些指控真假与否，毫无疑问的是，柬埔寨基于历史和当前行动，有充分的理由警惕美国的颠覆和干涉。相比之下，波兰对美国的安全或地区完整性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基辛格认为，美国决定动用武力去避免一场“有伤自尊的讨论”，但没有补充说明是，假如它察觉出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国家的最高法律也会迫使其局限于“有伤自尊的讨论”和其他和平手段。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责任，通知联合国安理会说，它在行使固有的反抗武装袭击的自卫权利，尽管就国际法而言，把柬埔寨的行动描述为针对美国的一次“武装袭击”显然是滑稽透顶的。

尽管官方拒绝承认，美国的军事行动在目的上显然是有惩罚性的。《华盛顿邮报》报道（5月17日）说，美国的消息人士们私下承认“他们满意地看到红色高棉政府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柬埔寨必须因其傲慢地抵抗美国的武装力量而受到惩罚。国内的反响表明，只要能成功（假设我们把损失41名水兵去救39名即将被释放的船员视为“成功”的话），非法使用暴力会继续受到大力的支持。肯尼迪参议员说：“总统坚决而成功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对民族精神的必要鼓舞，他值得我们真挚的支持。”²³⁷每个人的精神是否因在柬埔寨的另一次打击而获得提升也许令人怀疑。然而，这种来自极为关切越战对人类造成影响的参议员的反应却很重要且有启示性。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解释说，福特的政治胜利削弱了国会中反军事主义的力量。支持其结论的是，5月20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削减美国军队的海外任务。参议员多数派领导人托马斯 · P.奥尼尔（Thomas P. O’Neill）放弃了当初支持削减军队海外任务的立场。

也有一些可敬的抗议之声。安东尼·刘易斯评论道：“在所有关乎原则的高声探讨和正义之词中，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除了对付挫败我们的小个儿黄种人的废墟弱国，还能对谁如此行事。”

在主流自由派这边，约翰·奥斯本⁽²³⁸⁾在《新共和》杂志上斥责刘易斯，因为他没有从“马亚圭斯”号事件中看到“一些好处和所得”。奥斯本觉得总统行事“正确、合法、勇敢并出于局势的迫切性需要”。确实，有一些“瑕疵”，其中一个“可以避免的、令人不安和深感遗憾的”瑕疵便是使用B-52轰炸机的暂行计划。但在奥斯本看来，我们保住了颜面，计划被拒绝的“部分原因在于可预知的国内、国际反响，而部分原因在于猛烈轰炸肯定不会让‘马亚圭斯’号船员的命运变得更好，而是更糟”。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考虑：用B-52轰炸毫无抵抗力的柬埔寨也许会造成对柬埔寨人的又一场屠杀。但这种想法不会困扰这位严谨的人民领袖的头脑或良心，他严厉地谴责那些“吮吸拇指的新闻人”以错误的“方式和语调”提出问题，使“新闻业蒙羞”。

高层政府官员告诉新闻界，是亨利·基辛格“在最近有关截获的船只‘马亚圭斯’号的危机中倡导使用B-52轰炸柬埔寨内陆”。²³⁹谢天谢地，他被更有人性的人否决了，后者认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就足够实行惩罚了。

“马亚圭斯”号事件揭示出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基本要素：不合法、野蛮和愚蠢——但也不是彻底的愚蠢，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在国内成功地煽动了爱国主义情绪。事情的关键在于不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违反了这一原则：除了反抗武装袭击的真正自卫之外，不能因任何目的使用武力。不合法性这件事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这一事实：不合法性普遍从大众媒体、舆论刊物和（我们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学术界所讨论的“越战教训”中被排除了。

在意识形态机构（大众媒体、学校和大学）之内，有任何理由希望排除这些问题的任务都能被相当成功地执行。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地恢复早年间因循守旧、恭顺服从的状态，还尚需观察。

《邮报》社论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骨子里就是坏的”这种说法，它当然是对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所赞同的是，越战不仅仅是个错误。1965年，大学时事辩论会、示威、城镇论坛、广泛的游说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数量可观。到1967年为止，爆发了大量的群众示威、大规模的抵抗征兵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快，美国的政治领导者们就逐渐明白为何帝国主义国家在残酷的殖民地战争中普遍依赖雇佣兵作战，因为征募的军队（值得赞扬的是）在战场上开始瓦解。到1971年为止，从民意测验判断，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越战是不道德的，要求美军撤离。因此，从负责任的社论观点和绝大多数政治评论员的角度来看，此时“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既非鸽派也非鹰派。

扭转过去十年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败，并重建这一原则——美国有权使用武力和暴力来强行建立自认为合适的秩序，这已成为至关重要之事。一些宣传家愿意草草了事。于是，基辛格在其学术生涯中写出了有关一旦“不惩罚不妥协行为”的巨大风险。但还有更多微妙而有效的办法。毫无疑问，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建美国那有些破碎的作为大众恩人的形象。因此，就要强调我们的天真、我们的错误、我们早期想办好事的突发奇想、我们的道德主义和不在乎主导其他大国政策的物质利益。

在有关外交政策的争论中，这条原则未被淡然肯定时一定被迂回暗示了。想一想目前作为关键实例的讨论：是否应使用武力确保美国在中东对世界主要能源资源的控制，并因此维护我们控制和组织“自由世界”的能力。此时，有关这种干涉的争论就是知识分子的消遣活动。

但局势并不稳定。无人能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在负责任的观点的狭窄范围内，还存在就策略性问题发表异议的空间，这个策略性问题是：如何在中东或其他地方建立美国的霸权？有些人认为，武力是必要的保障，保障“美国的利益”。²⁴⁰还有些人断定，经济力量和正常的商业程序就足够了。然而，如果我们被迫要对抗“石油生产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侵略”，就我们的干涉权或将要导致这些举措的仁慈目的而言，并未提出什么严肃的问题。²⁴¹

那么我们也就毫不惊奇地发现，在目前有关美国干涉阿拉伯半岛的争论中，各方普遍承认，美国在成功地建立其规则之后，会确保公平、公正地分配中东石油。很少有人质疑这一主张：美国将会或可能如此行事。但现在想一想这个心照不宣的假设的基础是什么。是来自历史记载的推论吗？也就是说，就其农业资源、原材料或工业设施生产的产品而言，我们过去能树立有关美国行为的这种信念吗？当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贸易时，它是否动用了自身能力确保其欧洲盟国（比如说）从中东石油低廉的生产成本中获益？这些问题几乎不值得讨论。

当然，也许可以这么说，本性因某种原因也会改变。⁽²⁴²⁾但我们倒可以设想，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也不可能行使其石油控制权来确保石油的公平、公正的分配。比如说，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国外援助上投入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比美国为其他工业国家的投入更多，而且把相当大比例的援助提供给了更穷困的国家。²⁴³因此，假如历史是个向导，也许我们应该鼓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攻占得克萨斯，而不是争论美国入侵中东的好处。事实上，整个讨论都表现出一种高级白痴病的危险症状。近来的争论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竟然能继续下去，无论潜在的前提是多么荒谬。

没有什么能更清楚地显示出，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仁慈信条是多么地执着，对这一推论性原则是多么地坚守：美国有权诉诸武力和暴力来维护“全球秩序”——只要我们能成功、（正如更敏感的人所补充的那样）只要我们不要做得太残暴。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全部记录可以用三个词表达：“不合法性”“野蛮”和“愚蠢”——就按这个顺序。从一开始，在政策制定的最高层面就被理解和直接确认的是，美国对南越和其他地区实施的“干涉”会无视任何阻止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法律障碍。鉴于南越当地人抵抗之英勇和顽强，美国被迫采取歼灭战摧毁获得支持的越南社会——用宣传家的话来说，是“被越共控制的社会”。美国在这个目标上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再也无法从废墟中建立一个附属政权。当华盛顿无法再召集B-52轰炸机时，这个腐朽的组织就从内部全部倒塌了。最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东南亚、美国本土和全世界都遭到了破坏。面临对侵略的抵抗，不合法性导致了野蛮行为。回想起来，计划失败也许应部分归咎于愚蠢。

为国家暴力而道歉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诩为鸽派的人，自然会聚焦愚蠢，并宣称越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是一个从有意义的突发奇想转变为坏政策的实例，原因在于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和能力欠佳的顾问。愚蠢是政治上的一个中性范畴。假如美国的政策是愚蠢的（正如所有人一回想就能明白的那样），那么补救办法就是找到更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假定就是批评家。

一些反对越战的人对美国的野蛮袭击行为大为震惊。即使像伯纳德·法尔这样著名的鹰派人物都转而反对越南战争，他相信，在美国的反革命暴力模式下，越南不可能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整体幸存下来。的确，美国战争政策如同纳粹一般野蛮，这是它在南越和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战争最显著、最令人记忆深刻的特征。但野蛮性也是政治上的一个中性范畴。假如美国领导人施虐成性（肯定如此），（人们要讨论的）补救办法就是，找到以更人道的方式实施同样政策的人。

更尖锐之事是不合法性，特别是诉诸武力去维护“稳定的世界秩序”，并主要是为了那些声称有权管理世界经济的人的利益。

假设思想控制的体系重新建立的信条是：我们在谴责对他人动用武力和恐怖时提出了正确但假想的原则，而美国一直不受这些原则的限制。那么，这就为帝国主义暴力和侵略的下一阶段奠定了一个基础。只要这些信条有影响力，人们就有任何理由预测，越南的悲剧会重新上演。

（本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144—164页。）

遏制敌人

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第1章，我提到了媒体组织的三种模式： （1）公司寡头垄断，（2）国家控制，以及（3）巴西的主教们倡导的民主传播政策。⁽²⁴⁴⁾第一种模式将媒体中的民主参与度降低为零，就像其他公司在原则上不受劳动力或社区（community）的公众控制一样。在国家控制媒体的情况中，民主参与度可能会有所不同，要取决于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有权主导国家的力量和无法偏离其设定边界的文化管理机构，使国家媒体普遍保持口径一致。第三种模式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未经尝试，只能像一种有大量民众参与的社会政治制度那样，对未来的关注在于：无论是希望或恐惧，都取决于每个人对公众决定自身事务权利的评价。

作为公司寡头垄断的媒体模式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天然制度。于是，这种模式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达到了最高形式，尤其在美国。美国的媒体集中程度⁽²⁴⁵⁾很高，公共广播和电视的范围比较有限，激进的民主模式要素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例如由听众支持的社区电台和类似媒体或当地媒体等，并常常对受益于这些形式的社区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以及赋权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²⁴⁶在这方面，美国代表了资本主义民主所趋向的形式，相关趋势包括：逐步取消干预私人权力的工会和其他大众组织；形成被日益操纵为公共关系运作手段的选举制度；避免采取福利措施，例如影响个人特权的国民健康保险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勒斯·万斯⁽²⁴⁷⁾和亨利·基辛格将美国描述为“民主模范”的说法是合理的，这里的民主被理解为对政治和其他主要机构进行商业控制的制度。

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通常在这些方面落后了几步。它们大多数尚未实现美国的一党制，⁽²⁴⁸⁾由企业部门轮流掌控两个派系。它们仍然保留着以工人和贫苦百姓为基础的党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一切都在衰落，与之同时衰落的还有支撑着不同价值观和关注点的文化体制，以及在私人权力所强加的框架之外为孤立的个体提供思考和行动方式的组织形式。

在资本主义民主中，这是事情发展的自然过程。按乔舒亚·科恩⁽²⁴⁹⁾和乔尔·罗杰斯⁽²⁵⁰⁾的说法就是“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²⁵¹前一种说法直截了当：对资源的控制过于集中，就会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可预见性的影响。需求约束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手段，其影响很少在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例如美国）被直接观察到，尽管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拉丁美洲，其政治制度有时会产生更广泛的政策选择，包括社会改革方案。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外逃、企业和投资者丧失信心、社会总体衰退，因为那些“拥有国家”的人失去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或者只是一场格外受维护秩序和良好形式的半球局势卫士支持的军事政变。对改革方案更加温和的反应，可以解释需求约束——这是一种要求就是：如果社会要运转，就必须满足把持有效权力的人的利益。

简而言之，一定确保那些掌控国家的人是幸福的，否则大家都会遭殃，因为那些人控制着投资，并决定着要生产和分配的东西以及要把什么好处涓滴（trickle down）给愿意受雇于掌权者的人。那么，相对于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最优先之事便是，必须确保住豪宅的居民心满意足。考虑到制度中可做的选择及其强化下的文化价值观，个人短期收益最大化似乎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还有顺从、服从和放弃公共领域。政治行动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一旦确定下来，无论随后遭受什么磨难，它们都会非常稳定——这是美国的规划者们早已明白的事实。

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决策权分配的结果大体上是，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尤其与控制私人经济的部门相互关联：他们要么直接来自这些部门，要么期待加入其中。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民主派人士认为，“由骑士和绅士为我们制定法律，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要管理我们却又压迫我们，全然不知人民的疾苦，这样做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的世界。我们不适合这么做，除非由像我们一样知道自己需求的乡下人组成的议会”。但议会和其倡导者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我们提到人民的时候，不是指混杂不堪的人民主体。”民主派人士彻底被挫败，遗留下来的问题用平等派⁽²⁵²⁾小册子中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应该是谁的奴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²⁵³

美国独立战争早期也出现过同样的争议。爱德华·康特里曼⁽²⁵⁴⁾提到：“国家宪法的制定者坚持认为，代表大会应该密切反映本国人民的意愿。”他们反对政治领导人脱离人民形成“独立阶层”。但联邦宪法保证的是，“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会明白，他们自己就是例外”。在联邦制之下，普通百姓中的工匠、农民和其他人要求由“和他们一样的”人来代表。他们从革命经验中学到的是，他们“和任何人一样能够确定自己的生活出了什么错，并且能自我组织起来为此做点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革命的原创精神完全信任社区和合作”，在1786年谢斯起义⁽²⁵⁵⁾期间，“它最后的喘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在起义前的一两年间，乡村委员会的决议和讲话就是在重复各种人在1776年说的话。”他们的失败带来了惨痛的教训：“老办法再也行不通了”，而且“他们发觉自己要被迫向自称为人民公仆的统治者跪求原谅”。因此，情况向来如此。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人民代表并非来自工作场所，或者再回到那里；确切地说，他们来自迎合商业利益的律师事务所、行政套房和其他拥有特权的地方。²⁵⁶

谈到媒体，英国有一家内容活泼、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报纸受众颇多，直到1960年代才被市场运作淘汰。詹姆斯·柯伦⁽²⁵⁷⁾谈到，《每日先驱报》在1964年停办时，读者人数是《泰晤士报》的五倍，“几乎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和《卫报》读者总人数的两倍”。他引用调查研究想证明的是，《每日先驱报》的读者“也非常喜爱这些报纸”。这家日报部分归工会所有，读者大部分是劳动阶层，但柯伦继而却说：它“弄错了对象”。在同一时期停办的其他社会民主类报纸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了保持“优质报纸”的地位而动用广告和私人资本，被“剥夺了相同级别的补贴”。优质报纸“不仅反映了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和利益”，也“给他们带来力量、透明度和连贯性”，并且“在加强和更新权威性政治共识中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²⁵⁸

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媒体，柯伦总结说，“与广告相关的社论明显增加”，而且“社论和广告内容之间日趋相融”，这反映了“国家报纸的管理越来越适应广告商的选择性需求”，也普遍适应了商业社区的选择性需求；新闻报道和解说也有可能这样。柯伦继续说，对于整体社会而言，“仅有的几份拥有大量认真关注时事的读者的社会民主报纸消失了”（包括一直对“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怀着相当激进态度的劳动阶级），这导致“拥有民众激进传统的战后英国逐渐地被侵蚀”，而“坚持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文化基础”也四分五裂，“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不再作为群众运动而出现”。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随着“新闻挑选和处理”以及“相对详尽的、每天有助于在劳动阶级中坚持社会民主亚文化的政治评论和分析”被去除了，对于“这个认为劳动阶级处于从属地位是自然而然且无可避免的世界”，不会再有什么清晰明了的表达方式，也无法继续表达这一观点：劳动阶级“在道义上有权获得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更大份额，并在其分配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样的趋势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自然会出现有利于控制国内“敌人领土”的过程。同样，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美国精英们的全球规划假设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将普遍用于满足人们所说的“由美国提出的在全世界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的要求”。²⁵⁹全球政策的实施打着“遏制”的名号。国内的赞同之声就是全球政策在国内的对应物。这两种政策实际上是相互交叉的，因为必须动员国内民众为“遏制”付出代价。这些代价也许会很惨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遏制”这一修辞技巧为全球性管理计划披上了一层防护衣，因而也是国内思想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这一术语能迂回地引出各种问题，它很容易就被采用了。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它隐藏甚多。²⁶⁰

潜在的假设就是，美国必须捍卫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的总体轮廓是由美国的规划者们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制定的。他们意识到美国权力的特殊范围，提议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会在其中蓬勃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会尽可能组成所谓的大区域（Grand Area）⁽²⁶¹⁾，从属于美国的经济需要。在大区域内，美国鼓励其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发展，但不能使用干涉美国特权的防卫装置，²⁶²尤其只有美国才会被允许控制区域系统。美国开始有效地控制世界能源生产，组建世界体系，其组成部分将履行各自作为工业中心、原材料市场和供应地或附庸国的功能，在美国管理的“总秩序框架”之内追求其“地区利益”（亨利·基辛格后来这样解释道）。

苏联一直被视为对这个既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理由很充分：一方面因为它是个超级大国，控制着无法被纳入大区域的帝国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它时而试图扩大其权力领域，比如在阿富汗，据称它也曾威胁要入侵西欧（假如不是征服世界的话），这种可能性定期被更严肃的分析家在公开场合和内部文件中贬损。但如果我们希望对苏联的罪行评估做出评价，就有必要了解“防御”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宽泛地解释的。因此，如果苏联支持那些反对美国构想的人，例如对其无私的美国捍卫者发动“内部侵略”的南越人（据肯尼迪自由派解释）、对美国组织的“民主抵抗”造成的破坏进行非法抗击的尼加拉瓜人，它就构成了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政治家和评论家清醒地看到，这些行动证明苏联领导人不关心局势缓和，难以被信任。因此，《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解释说：“尼加拉瓜将是检验这个乐观预测——戈尔巴乔夫现在正在降低第三世界的热度——的主要场地。”编辑们把美国袭击尼加拉瓜的污名放在苏联人身上，还警告说，要注意苏联这个前哨会“压制和恐吓”其邻国的危险。²⁶³从这一点来看，当美国不受苏联干涉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由行使其意志时，就会“打赢冷战”。

仅从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真正的全球霸权力量以来，“遏制苏联”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尽管如此，苏联仍被认为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对国际秩序构成了难以容忍的威胁。相应地，苏联便成为独立媒体的主要敌人。

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兹⁽²⁶⁴⁾就《纽约时报》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进行了批评性研究，说它“从新闻界的专业视角来看……简直是一场灾难”。编辑方针（editorial policy）满怀敌意，“深刻而愚不可及地影响着新闻专栏”。“出于种种主观原因”，《纽约时报》的员工“接受并相信”美国政府和“旧政权代理人及其附庸者告诉他们的大部分事情”。他们对苏联的和平提议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让布尔什维克能“集中精力为全世界进行革命”并为即将到来的“对欧洲的红色入侵……焕发新的动力”。李普曼和梅尔兹写道，布尔什维克被描述为“遍布全球的威胁”，红色危险“似乎到处在妨碍东欧和亚洲重获和平，并阻挠其恢复经济生活”。当威尔逊总统呼吁进行干预时，《纽约时报》做出回应，敦促我们把“布尔什维克赶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²⁶⁵

只消改变几个名字和日期，我们就能相当公平地评价国家媒体往昔对待印度支那以及今日对待中美洲的做法。当代的外交历史学家们重申了有关苏联的类似假设，认为发展另一种社会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干预他人事务的形式，西方完全有权通过强有力的报复行动来捍卫自己，包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通过军事干预苏联来捍卫自己。²⁶⁶在这些广受推崇和坚持的假设之下，侵略行为轻易地变成了自我防御。

回到“二战”后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当然没有必要去制造理由来反对苏联领导人控制其内部帝国及其附属国的残暴行径，他们同时愉悦地支持着像埃塞俄比亚军事集团和阿根廷新纳粹将领这样的现代恶魔。但可靠的调查会显示，主要的敌人是大区域内的原住民，他们深受错误想法的坑害。因此，有必要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战争，或恐怖和颠覆来消除这些偏差。国内民众必须团结起来致力于抵抗“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些是在国外实施的遏制政策的基本要素，也是与之对应的国内政策的基本要素。就苏联而言，这个概念多年来有两种变体形式。鸽派经调和之后接受了一种遏制形式，即由苏联大致控制红军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所占据的地区。鹰派的志向更大，其表现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0年4月第68号文件（NSC 68）所概述的“回退策略”（rollback strategy）。这份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被公之于众，遏制被解释为试图“培育苏联体制内毁灭性的种子”，并增加“和苏联（或一个或多个继承国）协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战后初期，借助像莱因哈德·盖伦⁽²⁶⁷⁾这样的人物的帮助，美国支持着乌克兰和东欧那些由希特勒组建的军队。盖伦领导着东线纳粹军事情报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密切监管下被委任负责西德的间谍活动，任务是组建一个有上万名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秘密部队”以协助奋战在苏联内部的力量。这些事实远远超出常规的理解范围。一位在开明的《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学问渊博的外交事务专家因此谴责美国对红色高棉的暗中支持。他给出如下类比，并认为是莫大的谬误：“这就好像美国在1945年向纳粹使了个眼色，示意它向苏联发起游击战”——这就是美国一直到1950年代初的所作所为，并且不只是眨眼示意。²⁶⁸

如果这样想也十分自然：苏联应当被敌对国家包围，安之若素地面对将导弹置于警戒状态的北约主要军事基地（就像在土耳其那样）；如果尼加拉瓜拥有喷气式飞机保护其领空不受美军的定期入侵，鸽派和鹰派都会同样认为，根据“遏制”原则一定要确保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使我们免受这种严重的安全威胁。

在国外建立大区域原则、在国内制造必要的幻象，这无需等待市场的隐藏之手。自由国际主义必须定期被辅以强有力的干预。²⁶⁹在国内，国家经常动用武力压制异议，在隐性控制不足之时，企业便发动定期的、相当自觉的运动来控制“公众思想”并打压对私人权力的挑战。自“一战”以来，“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致力于该目标，期间也不断有例外情况。早年间，美国还对抗过各种邪恶势力：匈牙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的加拿大人和《独立宣言》中提到的“残忍的印第安野人”。但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尤其在从“二战”余烬中涌现的两极世界霸权时期，更确信无疑的敌人是企图颠覆我们崇高事业的“庞大而残忍的阴谋”，用约翰·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罗纳德·里根提出的“邪恶帝国。”

在冷战初期的几年里，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茨⁽²⁷⁰⁾计划要“打击政府高层的群众心理”，艾奇逊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第68号文件（NSC 68）时也这么说过。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在一项战后规划研究中评论道，他们“勾画出共产主义威胁的可怕场景，以打消公众、企业和国会对和平、低税率以及‘健全’财政政策的渴望”，并动员人们支持全面改良军备，他们觉得要“克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经济的脆弱性，就有必要这么做”。朝鲜战争令人钦佩地达到了这些目的。为了树立一个更有用的、征服世界的克里姆林宫战役的形象，那些引起战争的模糊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被忽略了。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说，在朝鲜的敌对战争中，“出现了一个绝佳时机，可以扰乱占极大比重且对公众舆论有一定影响力的苏联的和平攻势”。这些操纵性行为决定了随后大部分时期的结构，也为后来的做法提供了标准。²⁷¹

在早些年里，伍德罗·威尔逊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摧毁了工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根据国家有权阻止不当思想及其表达的原则，打击独立政治和自由言论。威尔逊的克里尔委员会⁽²⁷²⁾致力于在反战民众中制造战争的狂热气氛，通过与忠诚的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合作显示出有组织的宣传的有效性。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专心于像“历史工程学”（historical engineering）这样的任务。这个术语是国家史学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y Service）创始人之一弗雷德里克·帕克森⁽²⁷³⁾发明的，该委员会由美国历史学家们创建，通过“对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打赢这场战争的种种问题进行解释”为国家效力。那些在其职位上能使用该术语的人吸收了这一经验。两个影响深远的体制性结果是：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其主要人物之一爱德华·伯尼斯⁽²⁷⁴⁾曾供职于战时宣传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创立。联邦调查局实际上是国家政治警察部门，这是它一直以来发挥的主要作用，例如它在1960年代破坏声势渐长的“民主危机”的罪行，以及20年后对民众反对美国干预中美洲的监视和破坏。²⁷⁵

国家—公司宣传体制的有效性体现在“五一”劳动节的命运上。这是全世界工人的节日，源自人们对1886年5月干草市场事件⁽²⁷⁶⁾之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遭到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judicial murder）的反应。人们加入了一场与美国工人一起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国际团结运动。在美国，这一切已被忘记。“五一”已经变成“法律日”，是一次沙文主义庆典，庆祝罗纳德·里根于1984年指定5月1日为法律日时所宣称的“法律与自由之间长达200年的伙伴关系”。他还说，没有法律，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在前一天，他宣布，美国不会理睬国际审判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诉讼，该法庭后来还谴责美国政府在进攻尼加拉瓜时“非法使用武力”并违反条约。法律日也为里根的1985年5月1日宣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宣布对尼加拉瓜实施禁运，以“回应尼加拉瓜政府在中美洲的侵略活动所造成的紧急局势”，这实际上是在宣布此后每年都要更新“国家紧急状态”，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非比寻常的特殊威胁”——这一切都得到了国会、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赞同；或者在某些圈子里，出现了尴尬的沉默。

在大萧条时期，在威尔逊红色恐慌政策下出现的社会屈从于企业控制的现象开始减弱。193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董事会采用企业和政府文件内部记录中常见的马克思主义修辞话语，描述了“在人民群众刚刚实现的政治权力”中“工业家所面临的危险”；并警告说，“除非有人引领他们的思想，否则我们肯定在走向逆境”。劳工组织的兴起也带来很大的威胁，部分程度上得到了工业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但过多就会过度。据一份对1937年约翰斯敦（Johnstown）钢铁厂罢工事件的学术研究评论所说，企业很快会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威胁，借助“雇主动员公众”的手段来镇压罢工。商业界对这种“方案”欣喜不已，这正是“企业所希望、梦想和祈祷的”方案。在随后的几年中，宣传活动与铁腕方式结合在一起，被有效地用来压制劳工运动。参议院拉福莱特委员会⁽²⁷⁷⁾在对商业宣传的研究中提到，这些宣传活动花费上千万美元，“告诉公众一切正常，但在工会提出的补救措施中却潜藏着严重的危机”。²⁷⁸

在战后时期，公共关系运动愈演愈烈，开始利用媒体和其他手段来确定所谓的自由企业——受国家补助、不侵犯管理特权的私人利益——是否是受到危险的颠覆分子威胁的“美国方式”。 1954年，时任《财富》杂志编辑丹尼尔·贝尔写道：

在战后岁月里，改变……大萧条所导致的舆论是产业界最关心的问题。这场“自由企业”运动有两个根本的目标：重新赢回现在属于工会的工人的忠诚，并阻止悄然发展的社会主义蔓延。

这就是新政所实行的温和的改良资本主义。贝尔继续说，通过报纸、广播和其他途径做广告，企业公共关系运动的规模是“惊人的”。²⁷⁹从限制工会活动的立法、在麦卡锡主义误导下对独立思想的打击以及消除对商业统治提出任何明确的挑战中，人们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影响。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热情合作，大学尤其受到了清洗，并且情况一直如此，直到“民主的危机”到来之后学生和青年教师才开始提出各种错误的问题。这引起了新一轮（尽管不那么有效）的清洗行动，而通过进一步依赖“必要的幻象”，他们声称（现在依然声称），大学实际上已被左翼极权主义者所控制——这意味着正统教条的控制有了些许松动。²⁸⁰

早在1947年，一位国务院公共关系官员就说道，“精明的公共关系［已经］成功了，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会再次成功”。舆论“不是在朝右倾靠拢，而是已被——聪明地——转向右倾”。“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走向左倾、允许劳工进入政府并通过了自由主义的法律时，美国却进入了反社会变革、反经济变革和反劳工的阶段。”²⁸¹

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正遭受着类似的压力，因为杜鲁门政府反映的是商业界所关心的问题，它积极采取行动，通过极端暴力、控制紧缺食物、施加外交压力和其他多种手段来控制上述趋势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蔓延。²⁸²

人们对这一切所知甚少，但我也无法在此继续正确地描述。在整个现代时期，都使用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措施，以加强“自由市场”的固有压力，自由市场是国际体系中的干涉行为在国内的对应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自由贸易政策，人们讨论了这么多，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一直保持竞争力的两大部分——高科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却都严重依赖国家补贴和受国家保障的市场。²⁸³与在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美国经济早年是靠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起来的。在战后时期，美国高调宣布了自由主义原则，其假设是，美国投资者在任何竞争中都占有优势。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这是个貌似合理的希望，并且多年以来已被实现。出于类似的原因，英国在其称霸期间也一直热衷于提倡自由贸易，当无法承受来自日本的竞争时，便摈弃了自由主义原则和战争期间围绕这些原则所说的高尚言辞。面对类似的挑战，美国如今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些挑战在40年前甚至直到越南战争时期都未被预想过。这条路带来的意外代价削弱了美国经济，却增强了其工业对手的实力，他们通过参与破坏印度支那发达了起来。韩国的经济腾飞归功于这些机遇，这些机遇也为日本经济带来了重要刺激，就像朝鲜战争促成日本的经济复苏并对欧洲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样。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在越南战争期间，加拿大成为世界上人均战争物资出口最大的国家，但它一面谴责美国发动战争的不道德之处，一面又热情地参与了进去。

在国内实施思想控制通常紧跟在战争和其他危机之后。这种动荡助长了特权精英阶层一直以来畏惧的“民主危机”，必须采取措施扭转对现有权力造成威胁的大众民主的推进。“一战”后，威尔逊采用红色恐慌政策达到了这一目的，该模式在“二战”结束时又被重新上演。当下之需，不仅要克服在大萧条期间发生的全民动员运动，而且正如1947年杜鲁门主义被公布时其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所说的那样，要“使人们意识到战争绝不会结束”。公布杜鲁门主义就是“打响了［这场］战役的第一枪”。

越南战争和1960年代的民众运动引起了类似的担忧。必须控制和镇压位于“敌人领土”上的国内居民，通过减少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削弱工人阶级组织，使美国公司在更多样化的世界市场上恢复竞争能力。尤其要让年轻人必须相信，在一种“自恋文化”中，他们只需要关心自己；每个人私底下都会明白，这些假设对他们来说是不真实的，但在人生的某段时期，当人们对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不安全感时，适应宣传体系所鼓吹的规范就变得十分诱人。新近被动员起来的其他“特殊利益”组织也必须被限制或消除，这些任务有时需要一种力度，就像联邦调查局的各种计划一样，他们通过煽动暴力或直接行使暴力以及恐吓和骚扰等其他方式来破坏民族主义运动和崛起的持异见的文化形式。另一项任务是克服可怕的“越南综合征”，该综合征妨碍了诉诸武力来控制附属国； 《评论》（Commentary）杂志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解释说，这项任务是要克服“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病态压抑”，这种压抑源自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厌恶情绪。²⁸⁴他希望这一问题在对格林纳达的光荣征服中得以解决。当时，拥有6 000人的精锐部队成功地击败了几十名古巴人和一些格林纳达民兵的抵抗，他们因英勇赢得了8 000枚荣誉勋章。

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就有必要把美国说成是受害方，把越南人说成是侵略者。不熟悉公众思想控制措施或不熟悉那些至少在公众思想中有价值的要素的人也许会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了越战的后期阶段，民众已经失控。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是错的、不道德的”，而不只是一次“失误”。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却没有提出严肃的问题。与那些如今宣布自己是“越战的早期反对者”的人怀有的回顾性必然幻象相反的是，这些圈中人在现实中除了关心胜利的前景和上涨的费用，只是偶尔反对越战。即使连最严厉的主流评论家也不过为误入歧途的美好意图伤伤脑筋而已，在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确信这项事业花费相当昂贵并应当被清算之后，这些评论家甚至达到了持异议的那个高度。我在别处也引证过这一事实。

在种种机制下产生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历史版本。这些机制在其他地方也受到评论，²⁸⁵但只有几句有关其显著成就的话是有理有据的。到1977年为止，卡特总统已然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美国人没有必要“道歉、自我谴责或承担罪责”，也没有“亏欠别人”，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捍卫南越人民的自由”（通过摧毁他们的国家和屠杀民众），并且“破坏是相互的”。据我所知，人们对这个声明不置一词，显然该声明被视为是相当有道理的。²⁸⁶顺便说一下，这些不偏不倚的评判不只来自深情的人权拥护者，它们定期被提起，且不会引起任何评论。以最近的一件事为例。当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Vincennes）在伊朗领海上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之后，杜克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学家杰瑞·霍夫（Jerry Hough）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开辟了专栏。他解释说：

如果这次伊朗客机的坠落灾难能使这个国家摆脱对象征性核武器控制的痴迷，并专注于军队的作战、指挥—控制问题和对常规武器（当然也包括舰队）的限制，那么，这290个人就不会平白死去。

这种评价与KAL 007号⁽²⁸⁷⁾坠落后媒体的猛烈抨击略有不同。几个月后，“文森尼斯”号回到母港，“人们挥舞旗帜热烈欢迎……以气球和海军乐队演奏欢快的歌曲而告终”，而船上的“扬声器高声播放着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的主题曲，附近的海军舰船鸣炮致敬”。一位公共事务官员说，海军军官们不想让“文森尼斯”号“溜进港口”。²⁸⁸关于290个伊朗人，就只有这些内容。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拐弯抹角地表达了对卡特总统那段有趣的道德判断的反对。在“拖延的印度支那债务”这一标题下，当提到“很多人在飞行中经历过来自共产主义的恐怖行径”时，编辑们评论说，“我们不能任由谁欠谁多少的争论掩盖我们卷入东南亚时感到的最恶劣的恐惧”。当时，几百万人中有少部分人逃离了他们在亚洲的家园，其中包括1977年来自菲律宾的十多万船民⁽²⁸⁹⁾，还有上万人逃离了在美国支持下实施恐怖的帝汶岛，更不要说还有几十多万人逃离了美国支持下的拉丁美洲的恐怖国家。如果是这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这种关注，或者不过是新闻栏目中的粗略通告。²⁹⁰在对印度支那的破坏中，没有提到其他恐怖行为，当然也不会有拖延的债务。

几年以后，关注点又升级了，用《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的标题来说就是，“印度支那的债务正在造成财政外流”，这指的是我们“干涉印度支那并支持战败方”而带来的“道德债务”。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苏联人打赢阿富汗战争，他们就不会欠债。但据一位国务院官员说，我们的债务现在已经“还清”了。我们接纳了从被我们蹂躏的国家逃离的越南难民，已经结清了道德债务，据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Roger Winter）说，这是“历史上最大、最激动人心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但《纽约时报》外交记者伯纳德·格特茨曼（Bernard Gwertzman）补充说，“除了这份自豪感，里根政府和国会里的一些人会再次询问战争债务现在是否已经偿清。”²⁹¹

在有责任感的圈子中，超乎其想象的是：我们也许要为大屠杀和破坏负责，对千百万伤残人士和孤儿有所亏欠，或者对还会死于美军袭击留下的爆炸性武器的农民有所亏欠，但被问及是否有办法清除几十万枚炸死儿童的杀伤性小炸弹时（像在老挝石缸平原那样的地区），五角大楼给出了有益的说法：“人们知道这个问题，就不应该住在这些地区。”美国甚至拒绝把印度支那的地雷分布图提供给民间排雷小分队。1989年，前海军陆战队前往越南协助清除他们曾埋设的地雷，据他们说，许多地雷还留在这些地区，人们还要在那里耕作、种树。他们得知，到1989年1月还有许多人被炸伤或炸死。²⁹²这一切都没有引起评论或关注。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阿富汗，情况自然大不相同。顺便说一下，被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政权已经公布了地雷分布图。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头条就变成“苏联给阿富汗人留下了致命遗产”“地雷令政权回归后的阿富汗人身陷危险”“美国就阿富汗清雷问题指责苏联”“美国协助训练难民拆除阿富汗地雷”“苏军撤离后遗留地雷致残阿富汗人”等。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都是苏联留下的地雷，所以美国自然要呼吁“通过国际行动给难民提供训练和设备，让他们摧毁或拆除”那些地雷，并谴责苏联人在这次有价值的行动中缺乏合作精神。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悲观地说：“苏联不会承认自己所造成的问题或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很失望”。新闻界也以其惯常的、有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热情地进行回应。²⁹³

媒体对抹杀一切主要战争罪行的“相互破坏”这一说法并不满意。更准确地说，必须把罪行转移到受害者身上。在“试图变得更友善的越南仍然任重道远”的新闻标题下，《纽约时报》亚洲通讯员巴巴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sette）引用了来自国际人权倡导者协会的查尔斯·普林茨（Charles Printz）所说的话，他说：“是需要越南人表现出某种善意的时候了。”普林茨指的是关于美亚混血儿童的谈判，这些儿童是美国对印度支那侵略战争中很少的一部分受害者。克罗赛特补充说，在美军遗骸问题上，越南人一直也不太乐意帮忙，尽管他们的做法也许在改进：“寻找失踪的美国人已经取得了进展，尽管进展缓慢。”但越南人没有还清我们的人情债，因此越战所遗留的人道主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²⁹⁴

回到同样的问题，克罗赛特也解释说，越南人并不理解的是，除了尚未解决的道德问题，他们与美国人“毫无关联”——具体地来说，这个道德问题就是越南人“在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人失踪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克罗赛特不考虑越南人对美国不愿改善两国关系所表示的“遗憾”，只引用了一位“亚洲官员”的话说，“如果河内领导人当真要建设自己的国家，越南人也必须公平地对待美国”。她还引用了五角大楼的声明，该声明希望河内能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即被邪恶的北越共产分子枪杀的美军遗骸问题。当我们想到一场导致印度支那千百万人死亡和受伤、三个国家化为废墟的战争所留下的一切时，显然只想到了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另一份报告谴责越南人拒绝在“关键的人道主义领域”进行合作，并引用自由派议员的话谈论河内的“恐怖和残忍”行为以及河内应为其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毫无进展而负责，这些问题指的是“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军问题。河内的顽固态度给忍受苦难的美国人“带来了越南仍能唤起的痛苦回忆”。²⁹⁵

历史学家（和越战退伍老兵）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引用的一些统计数据说明了对“解决这个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在行动中失踪的美军（MIAs）⁽²⁹⁶⁾问题表示关切的本质所在：

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仍有2万名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而越南人公布的名单显示有20多万名在行动中失踪的越南士兵。此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8万名、在朝鲜战争中有8 000名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分别占在这些冲突中确认死亡人数的20%和15%；在越南战争中所占的比例是4%。²⁹⁷

安德森说，就像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样，法国已经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他补充道：“当然，我们在1945年赢得了胜利，所以似乎只有在美国战败时，寻找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才是重要的。对于［里根］政府来说，真正的‘崇高事业’不是之前的战争，而是要找回‘所有可找回的遗体’这一情绪化且不可能实现的征讨。”更确切地说，这一“崇高的事业”要利用个人悲剧来满足的政治目的是：克服国内的越南综合征并“让越南流血”。

颇有影响力的民主党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写道：“在越战结束近15年之后，东南亚仍然是美国在人道主义、战略和经济上重点关注的地区。”人道主义关切包括两种情况： （1） “近2 400名美国士兵在印度支那下落不明”；（2） “在波尔布特（Pol Pot）残忍的红色高棉政权统治之下，有100多万柬埔寨人死亡”。尚未达到如此众多人数的还有许多印度支那人，他们在华盛顿的残酷攻击下死亡，现在还有人在死去。汉密尔顿继续说道，尽管不放弃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注，我们也应该“重新评估我们与越南的关系”，并寻求一种“新的关系”，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时机，将持续的压力与对寻找失踪美国军人所取得的进展和对柬埔寨外交让步进行的奖赏合为一体”。在政治光谱的左翼自由派那一边，在一本作为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项目的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期刊上，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呼吁与越南和解，敦促我们抛开“越南经验的痛苦”和“过去的伤害”，克服越南人给我们造成的“仇恨、愤怒和沮丧”，尽管我们不能忘记“越战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就是那些有资格回到美国的士兵及其留在感化营⁽²⁹⁸⁾里的战友。人道主义动力为这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提供了深厚的指引，连右翼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现在也呼吁政府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据《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大卫·格林威（David Greenway）说，麦凯恩自称对越南人“没有仇恨”，虽然他是一名前海军飞行员，曾“很不情愿地在河内希尔顿⁽²⁹⁹⁾做客达五年半之久”。格林威继续说道：“如果麦凯恩能放下他的怨恨，那么我们所有人也能做到。”³⁰⁰格林威熟知越南，他曾作为战地记者编写过有关越南的详尽资料。但在普遍的道德气氛下，他所面对的受过教育的群体会认为如此敦促不足为奇：不管越南人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都应该克服由此自然产生的对他们的怨恨。

弗朗西斯·詹宁斯⁽³⁰¹⁾评论说：“在历史上，那些穿着滚边衬衫和金色蕾丝马甲的人总是以某种方式腾空凌驾于血泊之上，他们命令满手污秽的手下去制造血案。”³⁰²

这些例子证明了制造必要幻象的制度所具备的力量，至少在受教育的精英群体中是这样。这些精英是宣传的主要目标，也是其消息传播者。灌输机制可以把美国描述为越南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人们也许很难设想在灌输机制范围之外能取得什么进展，同时也很难对美国过度的自我鞭挞进行思考。

不屈从于同样的影响和要求的新闻记者看到的景象会略有不同。在一家以色列畅销日报上，阿姆农·卡佩柳克⁽³⁰³⁾就其1988年的越南之行发表了一系列令人深思并充满同情心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成千上万越南人还在死于美国化学战的影响”。据他讲述，在南越大约有25万名受害者，还不包括数千名死于未爆炸武器的人——自1975年以来，在岘港地区（Danang）就有3 700人死亡。卡佩柳克描述了南部医院里的“可怕”场景，那里的儿童死于癌症或可怕的先天畸形；他说，化学战当然针对的是南越，而不是北越，在北越没有发现这些后果。越南的医生们担心，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改善的希望很渺茫，因为在这个“失去亲人的国家”，这些影响在满目疮痍的南部地区徘徊不散，成百万人死去，留下数百万名孤儿寡母，在那里听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在艾希曼⁽³⁰⁴⁾和德米扬鲁克⁽³⁰⁵⁾受审期间听到的”受害者讲述，他们显然“没有对美国人心怀仇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做恶之人不会被审判，反而因其在西方文明世界的罪行而获得了荣誉。³⁰⁶

同样，一些人也关注了化学战的影响。在越南，更多的是在老挝和柬埔寨，美军在相当于马萨诸塞州面积大的区域内喷洒了数百万加仑的橙剂⁽³⁰⁷⁾和其他有毒化学物。任教于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格蕾斯·齐姆（Grace Ziem）博士是化学物质接触暴露和疾病方面的专家。在越南（1960年代她曾在越南当过医生）的两周行程结束之后，她谈起了这一话题。她还描述了到访南部医院的情形，她在那里发现透明密封容器里装着可怕的畸形婴儿，还有许多患者来自曾被大量喷洒落叶剂的地区，妇女们长了相当罕见的恶性肿瘤，畸形儿童的比例远远超出正常情况。但她的描述和主流说法大相径庭。一旦被报道出来，主流故事的人物和焦点就会完全不同。因此，在一篇有关日本人如何试图掩盖其“二战”罪行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一位日本辩护者提到美国军队用直升机喷洒毒药；记者解释说，“据推测”，他指的就是“橙剂，这是一种被怀疑导致了越南人和美国士兵子女先天缺陷的落叶剂”。在这种背景下，再也无人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读到“化学公司给橙剂受害者补偿了1.8亿美元”——补偿的是美国士兵，不是受害更深的越南平民。不知何故，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像1998年人们对据称利比亚要发展化学武器的计划所爆发的那种愤怒情绪。³⁰⁸

在卡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以及里根政府当政的几年间，当提出的政策经两党达成共识之后被实施和扩展时，精英中的右翼倾向开始在政治上显现。但正如里根的国家管理者所发现的那样，“越南综合征”很难对付；因为受国内敌人所迫政府转入了地下活动，秘密行动因此逐渐大量地增加。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人们必须要面对里根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military Keynesian policy）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巨额的预算、贸易赤字和外债。因此可以被预见且已被预见到的是，“邪恶帝国”将变得不再有威胁力，国际恐怖主义的祸患也会平息，与其说是因为世界与以前大不相同，不如说是因为国家管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数年之后，结果显而易见。对那些过去一直抱怨野蛮的苏联人及其奴仆犯下根深蒂固的罪恶的思想家来说，如今也必须要采取政客方式，还有高级会议和武器谈判。但根本的长期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加以解决。

在美国实行全球霸权的这段时期，先撇开高尚的言辞不说，如果美国精英们的幸福受到秘密文件中所说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威胁，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民族主义政权”响应了“改善群众低生活水平”、为国内需求进行生产以及寻求控制自身资源的民众要求。高层规划文件解释道，为了对抗这些威胁，美国必须鼓励形成“有利于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包括“赚钱的机会和外资将合理收益汇回本国的机会”。³⁰⁹文件坦白地解释说，这种手段最终必然是武力，因为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获得很多民众的支持，并不断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威胁。

在第三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原材料受到保护”（乔治·凯南这么说），并鼓励出口导向型生产，保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框架——至少就其能满足美国投资者的需要而言。在国际上，和在国内一样，如果自由市场的产出符合国内权力和特权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 needs），那么自由市场便是值得颂扬的理想；如果不是这样，必须有效地使用国家权力去指导自由市场。

如果媒体和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群体要普遍服务于“社会意图”，那么上述事情必须被排除在外，而且要远离公众意识，文件记录和不断发展的历史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必须被放在满是灰尘的档案里或边缘出版物中。我们在反思时也许会提起错误、误解、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夸大、对国家安全的错误评估、个人失败，甚至是误入歧途的领导者的腐败和欺诈；但除了边缘研究或相对模糊的学术文献以外，必须要谨慎地忽略对体制及其运作的研究。目前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实现了这些结果。

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情况也大抵如此。例如，哥斯达黎加就正当地视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模范。新闻界被牢牢地掌握在极右分子手中，所以无需担心哥斯达黎加的新闻自由，人们无法表达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果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由控制“共产主义”的法律措施所支持的自由市场来实现，并且似乎是通过1960年代北美资本的涌入来实现的。

在一些地方，使用这种手段不足以实施已被批准的民主和新闻自由范本，随时可以使用其他显然被认为正确而合适的手段，只要它们能成功。在过去10年中，萨尔瓦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在1970年代，“民众组织”遍地开花，许多都得到了教会的赞助，包括农民协会、自助团体、工会等。随之而来的反应是爆发了由美国组织的、残忍的国家恐怖，还得到了美国两党和大部分媒体的支持。在为了国内大后方的利益而进行的“示范性选举”（demonstration elections）结束后，多余的疑虑消失了。³¹⁰但当确定民众深受创伤时，并且当有人担心关于酷刑、谋杀、残害和失踪的报道可能会危及对仍然被认为是必要的、较低程度上的国家恐怖的资助和支持时，里根政府便下令减少愈加明目张胆的暴行。

在萨尔瓦多，有一家独立的新闻媒体，拥有两个小报纸：《人民纪事报》（La Crónica del Pueblo，以下简称《纪事报》）和《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两家报社在1980—1981年被安全部队摧毁。一连串爆炸之后，《纪事报》的一名编辑和一名摄影师从圣萨尔瓦多的一家咖啡店里被带走，并被弯刀砍成了碎片；办公室被暗杀小组突袭、轰炸并烧毁，报社出版人逃往美国。《独立报》出版人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在报社遭军队袭击、设备被毁后逃往墨西哥。美国国内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如此之高，《纽约时报》的新闻专栏对此只字未提，没有就这两家报纸被摧毁发表任何评论，此后这些年也毫无只言片语，尽管平托被允许在“观点”页发表声明谴责“杜阿尔特集团”⁽³¹¹⁾已经“成功地扑灭了所有异议的表达”，并表示他相信，所谓的暗杀小组“完全就是军队自己”——这也是教会和国际人权监督员所认可的结论。

在《独立报》最后被摧毁的前一年，办公室已被炸弹袭击了两次，一位男职员在工厂被机枪扫射时遇害。平托的车也被机枪扫射，他还有两次差点遇害。在报社被彻底摧毁的前两天，陆军部队开着坦克和装甲车，到办公室搜捕他。这些事没人提起过。在《纪事报》被最后摧毁前不久，报社在六个月内被炸了四次；其中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在《纽约时报》上只有40个词的报道。³¹²

这并不是说，美国媒体不关心中美洲的新闻自由。与对萨尔瓦多这两家报纸保持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是尼加拉瓜反对派报纸《新闻报》（La Prensa）。媒体评论家弗朗西斯科·戈德曼（Francisco Goldman）注意到《纽约时报》在四年中有263次提到这家报纸所经历的磨难。³¹³这种区分标准是一清二楚的：萨尔瓦多的报纸是被美国附庸国的残酷暴力所平息的独立声音；而《新闻报》是美国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行动工具，因此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害者”，对它进行干扰会让人们感到痛苦和愤懑。我们回到进一步的证据上，就会发觉这的确是个操作标准。

在报社被摧毁的前几个月，《纪事报》出版人豪尔赫·纳波莱昂·冈萨雷斯（Jorge Napoleón Gonzales）博士来到纽约，恳请施加国际压力，“阻止恐怖分子毁坏他的报纸”。《纽约时报》公正地评论说，他以来自右翼的威胁言论以及“［他的报纸］所说的政府的镇压行为”为证。他说，他受到暗杀小组的威胁，这个暗杀小组“毫无疑问受到军方的支持”。他在家中发现了两枚炸弹，报社办公室被机关枪扫射之后燃起大火，他的家被士兵包围。他说，当报纸“开始要求进行土地所有权改革”激怒了“统治阶级”时，种种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没有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安全部队完成了“分内之事”。³¹⁴

同样在这些年间，萨尔瓦多的教会电台被多次轰炸，部队占领了大主教管区内的建筑，捣毁了电台并洗劫了报社办公室。媒体同样对此毫无反应。

这些事情并未出现在对萨尔瓦多1982和1984年举行的“自由选举”的热情报道中。后来，我们定期从《纽约时报》驻中美洲通讯员詹姆斯·勒莫恩（James LeMoyne）那里得知，萨尔瓦多比其敌人尼加拉瓜享有更大的自由，尼加拉瓜远未发生堪比萨尔瓦多那样的暴行，其反对派领袖和媒体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并公开支持美国政府袭击尼加拉瓜，他们抱怨受到了干扰，但并未发生恐怖和暗杀。《纽约时报》驻中美洲通讯员不会报道说，从萨尔瓦多出逃的教会领导人（包括被暗杀的罗梅罗［Romero］大主教的好友）、著名的萨尔瓦多作家、其他无需想象就是政治活动家的人以及《纽约时报》通讯员们熟知的人，因害怕被暗杀，都无法重返他们曾赞美和拥护的暗杀小组民主国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呼吁里根政府“代表尼加拉瓜的和平与多元主义向［其政府］施压”。尼加拉瓜政府的“可怕的记录”是 “袭击那些敢于行使……自由言论的人”，而且尼加拉瓜从来没有什么“自由竞争的选举”。³¹⁵这些谴责不适用于萨尔瓦多。

通过这些方式，“自由的新闻界”努力向人们灌输了有必要遏制国内敌人的幻象。

（本文最早出现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1989］，第21—43页。）

(1)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批评家，冷战期间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

(2) Politics，亦译为《政治》，是1944年由德怀特·麦克唐纳本人创办的独立杂志，支持无政府和平主义，1949年停刊。

(3) 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4) 凡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早期殖民主义者，曾三次远航至印度。

(5) “truth”一词有真实、真理、真相、事实等意，海德格尔此处应指“真理”，而乔姆斯基更多地指“真相”之意。

(6) 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19—2007），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之子，人称“小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1966—1995年任纽约城市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7) 此处指《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

8 目前已经开展了这种研究项目，并以“公民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见F. Schurmann,P. D. Scott, and R. Zelnik, 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Boston: Beacon, 1966。关于美国在1965年2月局势大升级之前拒绝联合国倡议外交解决的进一步证据，见Mario Rossi, “The US Rebuff to U Tha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7, 1966。也可参见Theodore Draper, “How Not to Negoti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4, 1967。在道格拉斯·派克著《越共》（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一书中，有更多的文献证据表明，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建立联合政府，使该地区保持中立，但其努力被美国和其西贡同盟拒绝。我们在阅读后一种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把所陈述的事实和所断定的结论区分开来，个中缘由会在随后简述（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有些人捍卫我们征服越南和建立由我方选出的政府的权利，看看他们对《越南政治局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一书所发表的最早的、有点拐弯抹角的反应，会十分有趣。例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11月11日）认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的主题暗示出我们的领导人是“恶魔”。既然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相信是这样，该观点就被驳倒了。反过来设想（即认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恶魔”）又会显得“不负责任”（就该词的独特含义而言——这个词的含义讽刺性地与本文的题目相反）。斯卡拉皮诺继而指出，此书论述中所谓的主要薄弱之处在于，作者未能体察到我方认真寻求外交解决可能性的尝试，这一失误可能会被我们的对手视为弱点。

(10) New Frontiersmen，源自New Frontier，即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施政纲领。它分为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肯尼迪要求美国人民准备做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此处的New Frontiersmen指支持或实践新边疆政策的人，即新拓荒者。

9 《纽约时报》，1965年10月14日。

11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12) 查尔默斯·罗伯特（Chalmers Robert，1910—2005），时任《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记者。

(15) 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1966—1969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13 Boston Globe, November 19, 1965.

14 在其他时候，施莱辛格的确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者式谨慎。例如，他在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一书所写的序中承认，河内方面也许“对谈判抱有零星兴趣”。至于政府有关谈判的谎言和其反复影响试探性谈判协议的行动，他只是评论说，该书的几位作者可能低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必须把这种警惕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与施莱辛格对重新研究冷战起源的态度比较一下：在致《纽约书评》（1966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说道，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证明，冷战可能不只是共产主义好战的结果，是时候对他们“吹响警哨”了。我们因而认为，无需讨论关于冷战起源这种相对直接的问题，更复杂的问题是美国为何回避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这应当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去思考。

需要牢记的是：美国政府在解释其不考虑通过谈判有意义地解决问题时，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正如大家欣然承认的那样，这种解决方式可能让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例子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1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121.

17 Walt W. Rostow, 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149.还可参见其著作《世界舞台上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第144页：“斯大林利用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衰弱形势，为力保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扩张基地中抽身出来……转向东方，支持毛（泽东），煽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

(18) 引文出处如此，此处或指伊朗北部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后文同。

(20) 吴庭艳（1901—1963），1955—1963年任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 例如，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乔治·卡佛（George Carver）的文章《不露面的越共》（“The Faceless Viet Cong,” in Foreign Affairs 44 ［April 1966］），第317—372页。还可参见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21 参见Jean Lacouture, 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66, 21。当时的西方观察家也认同吴庭艳对局势的这一分析。例如，见外交关系委员会远东问题专家和主管威廉·亨德森（William Henderson）在林道赫姆（R. W. Lindholm）所编《越南：第一个五年》（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中的评论。他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疏离”“南部武装异见者的复兴”以及“在过去两年间，安全情况明显恶化”的事实都是吴庭艳“严酷专制”的结果，他还预测到“自由越南的政治环境在持续恶化，最终会形成难以预见的灾难”。

(24) 1952年3月10日，苏联政府就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对德和约的原则草案，敦促西方三国加速缔结对德和约的工作。

22 见Bernard Fall, “Vietnam in th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45 (October 1966), 1-18。

23 斯大林既不愿看到希腊共产党内的铁托主义倾向，也不愿意看到巴尔干联邦在铁托分子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可能性。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希腊游击队反抗的某个阶段，斯大林支持过他们，尽管很难找到确凿的文献记载证据。不消说，无需详尽的研究就能证明英美自1944年末在此次内战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更多有关从强烈的反共视角对这些事件进行的严肃研究，见D. G. Kousoulas, The Price of Freedom,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Revolution and Defea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5 详细记录见James Warburg, Germany: Key to Pe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89。因为沃伯格（Warburg）断定，显然“克里姆林宫正准备按‘全德民主’一词的西方含义，去接受这种民主的创立”，西方列强在回应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们计划‘确保德国加入一个纯防御性的欧洲共同体’”（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6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344-345. 顺带提及的是，那些正义谴责残忍地镇压东德和匈牙利革命的人也许恰好记得，如果美国愿意考虑中欧中立的提议，这些丑闻事件或许能够避免。乔治·凯南近来的一些声明为该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解读。例如，有人假设说，苏联试图攻击或以武力威胁欧洲大陆的西半部地区，而美军阻止了这一企图，凯南从一开始就评论说这种假设是虚假的；他还评论说，要求苏联单方面撤出东德，并“把德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主要以核武器为基础的西方防御体系之中”，这是极其荒谬且毫无结果的（Edward Reed, ed., Peace on Earth［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5］）。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托评论中所显示的这种历史幻想，已成为美国国务院规律性的特征。因此，才会有托马斯·曼把我们对多米尼加的干涉辩解为对“中苏军事集团”行动的正当反应。或者以更深思熟虑的声明为例，比如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于1966年2月12日在波莫纳（Pomona）学院的演讲中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分析。他把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的苏联说成处于“非常军事化和侵略化的阶段”。与彻底的捏造所不同的是，这种幻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是诚挚的，实际上也可能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27) 指1946年的伊朗危机，也称阿塞拜疆危机。“二战”后盟军在伊朗的驻军陆续按协议撤出，但苏联仍借故拖延撤军，并在伊朗北部支持阿塞拜疆人与库尔德人势力，同时就石油问题向伊朗施压。在英美支持下，伊朗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后者也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撤军。

(28) 1951年，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当选伊朗总理后，奉行民族主义政策，提出国有化石油产业，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1953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操纵下，伊朗发生政变，摩萨台政府被推翻。

(30)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21—2016），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专家。2005年，因在博弈论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2)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学者，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9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31 《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第89页。

(33) A. A.伯利（Adolf A. Berle，1895—1971），律师、教育家、作家、外交家，美国总统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1945—1946年任美国驻巴西大使。

(35) 指前面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态度。

34 《纽约书评》，1966年11月20日。这些评论令人想起特别的一幕：肯尼迪总统劝告英属圭亚那首席部长切迪·贾根（Cheddi Jagan）说，要警惕建立一种“使国家处于经济依赖下”的贸易关系的危险。当然，此处指的是与苏联建立商务关系的危险。见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776。

(37) 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独裁者，1961年5月30日遇刺身亡。

36 A Thousand Days, 252.

38 A Thousand Days, 769.

39 尽管这一点也并不准确。我们必须记住特鲁希略政权的真正特点，才能意识到肯尼迪这番“现实性”分析中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态度。

40 Walter Rostow and R. W.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5.

(41) 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1920—2009），美国学者、专栏作家、出版人，因其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

(42) 《文汇》（Encounter）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美文化圈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刊物之一，赢得了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青睐，后被曝曾长期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而陷入丑闻，1991年停办。

(43)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新闻评论家，其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44) 起源于1965年密歇根大学教师组织的反越战宣讲会， 后来指美国大学师生对争议性话题（尤其是政治话题）进行的专题讨论或辩论。

(45)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1919—1996），美国国防与外交政策专家，先后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46 “End of Either/Or,” Foreign Affairs, 45 (January 1967): 189-201.

(47) 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1931—2012），美国新闻记者、摄影师，于1963年拍摄了越南大乘佛教教徒释广德（Thích Quảng Đức）在西贡自焚的照片，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该照片同年赢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48) 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古巴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及援助协定。1960年5月7日，古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

(49) 这些计划导致了1961年4月17日的“猪湾事件”。

(52) 亦称为“东方政策”，指“二战”后西德政府通过谈判与其共产主义邻居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策略。

50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6, 1966.

5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5, 1966.

53 尽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记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他最疯狂的时候说要消灭3 000万斯拉夫人，而不是对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施加大饥荒。顺带提一下，这里的类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就之前讨论的这个新词的技术含义而言）。也就是说，它基于这样的假设，美国人的主张和行动和其他任何人的主张和行动一样，都受同样的标准支配并接受同样的解读。

(54) 1949年9月底，北平（Peiping）更名为北京。

(55) 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1908—1990），美国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1962—196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5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况且，戈德堡继续说，美国并不确定这些人是否都是志愿拥护者。这并非共产主义者口是心非的第一个实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62年，据美国政府的消息，15 000名游击队员伤亡达30 000人。见Schlesinger,A Thousand Days, 982。

(57) 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22—1983），美国未来学家、军事战略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分析核战争的可能性后果见长。

(58) 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1916—1999），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倡导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

(59) “对应价值目标”指敌方与我方实力对应的导弹或核武器。

(60)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作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以对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研究而著称。

61 重印于论文集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369-375。在这里，我无意考虑过去12年间讨论“意识形态终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很难看出有理性的人为何能就那么多被提出的论点与人争吵。例如，在某个历史时刻，“文明政治”（politics of civility）是合适的，也许是灵验的；鼓吹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这件事鲜少受到关注）的人有责任评估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应该与教条主义式的狂热和“世俗宗教”做斗争（或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忽略）；解决问题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技术性的方法；“为了使思想能重现生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应该消失”（阿隆［Raymond Aron］）等。有时候，这会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值得牢记的是，这些情绪与诸如卢森堡（Luxemburg）、潘涅库克（Pannekoek）、柯尔施（Korsch）、阿瑟·罗森堡（Arthur Rosenberg）以及其他许多人所代表的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无关。

62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63 鉴于使用者目标明确，这种“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是毫无价值的几乎不重要。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是五角大楼或大公司提出的，而不是什么巴西东北部的革命者或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全称为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提出的。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研究项目专门研究装备简陋的游击队如何更有效地抵抗野蛮的、有破坏力的军事技术的问题——当然，这是现在已彻底过时的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

64 有关无休止的“中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宣传攻势，也许要稍加评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美国宣传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其去世前不久的评判（见《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3月13日）：“迄今为止，新的共产主义‘王朝’侵略性很强。印度被攻打，马来人不得不奋战12年以抵抗他们本可以用更和平的路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民族解放’。如今，在泰国北部的渗透和侵略组织已经开始活动。”

至于马来亚，史蒂文森大概把华人和中国政府混淆了。关心真实事件的人会同意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威胁》（Communist Menace in Malay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4）第230页所说的话：“除了通过北京的电台时不时地吵嚷之外，共产主义中国对马来亚的事务并不感兴趣。”至于泰国北部，“渗透组织”可能在活动（尽管猜想是中国人干的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与美国把泰国作为进攻越南的基地脱不了干系。这种瓜葛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进攻越南”源于边界争端。最初，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西藏到新疆的公路，印度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这项工程。根据美国空军的地图，争议地区属于中国领土。见Alastair Lamb, China Quarterly, No. 23 (July-September 1965), 202-207。对于这位知名权威而言，“中国似乎不大可能制定出总体规划……接管整个印度次大陆，更别说它那稠密的人口”。相反，他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印度对这条公路所通过的区域甚至也声称过主权。中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中国军队在大部分地区都撤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外，这条线是1914年英国企图强加给中国边界的，但从未被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美国或其他政府承认过。

身居要职的人把这一切描述为中国的扩张主义，真是了不起。事实上，对于被美国的导弹包围、被东南亚庞大的美国远征军支持下不断扩大的军事基地网络所包围的中国，争论假想中的侵略性简直荒谬之极。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某天，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变成扩张者。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想象各种类似的可能性，但当前政治中的重要事实是美国的侵略性。

(65) Newspeak，也可译成“新语”，该词来自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设想的一种人工语言，极权主义政府用它来限制民众的思想自由，现在指官方为了欺弄或操纵公众而故意使用的含混、矛盾的言辞。

66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d War, vol. 5, Closing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1), 382.

67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4页，《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6），第89页。

68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5页。

69 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70 Lacouture，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第188页。这位军事发言人继续（不吉利地）说，这是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会遭遇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反应”。

(71) 指1966年2月美国与南越政府联合召开的第13次檀香山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了对越南的军事战略，之后开启了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

(72) 指1966年10月23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美国宣称，如果北越武装撤回越南北部，美国及其盟国也会在六个月内从南越撤军。

(74) 指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1961—1969年任美国国务卿。

(75) 麦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时任《纽约时报》记者。

73 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hr），《纽约时报》，1966年2月11日。着重部分是我引用时添加的。

7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18日。

(77) 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1917—2000），美国情报专家、外交历史学家，曾先后担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事务顾问，离开政府工作后先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79) “慕尼黑类比”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经典实例。1938年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英、法当时迫于德国的战争威胁，逼迫捷克斯洛伐克让步，而签署协定时捷克斯洛伐克却无权出席会议。一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事件被称为“慕尼黑阴谋”，由此产生了“慕尼黑类比”这种思维方式，即认为绥靖政策毫无作用，反而会鼓励侵略，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当美国对与其敌对的国家采取安抚、妥协的外交政策时，有人就用慕尼黑类比指其重犯“二战”前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错误。

78 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80)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00—1965），美国政治家、外交家，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未果，1961—1965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8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纳粹政府实行了绥靖政策，他因此备受谴责。

82 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80页。

(84) “必要之恶”指为了全体利益而选择做某件恶行或含有恶意的事情。政治上通常指政府等国家机器的存在是必要之恶。

83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91-201. 例子随处可见。

(86)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德裔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曾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

(88)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又称《国策基准》），这份纲要伪称要成为东亚的和平势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实质上是日本法西斯势力试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官方对国内的宣传与应对国联调查时的回应亦采取此类口径。

(89) 此处指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因创立联合国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5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87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28.

(90) 皮阿斯特（piaster）是1955—1975年越南南方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当时的1皮阿斯特相当于1美元。

91 Lindholm，前面所引述的著作（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第322页。

(92)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1922—2012），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学者、社会活动家。

(93)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年龄在18—26岁之间的男性美国公民和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都必须登记。一旦国家有需要或遭遇紧急事件，在募兵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会按照规定征召民众入伍。

(94) 指1965年10月15—16日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反对美国军事入侵越南的游行和静坐活动。此次活动由反越战的左翼学生政治团体“越南日委员会”（Vietnam Day Committee）发起并组织。

(95) 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1906—1990），美国空军将军、美国战略轰炸的信奉者和实践者，曾在“二战”期间策划用燃烧弹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低空轰炸。

(96)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美国诗人，曾获普利策诗歌奖，1963—197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并积极投入反对越战和民权运动等活动。

(97) 即查尔斯·欧文·莱斯（Charles Owen Rice，1908—2005），天主教神父、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蒙席”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荣衔，相当于“大人”的意思。

(98) 西德尼·伦斯（Sidney Lens，1912—1986），作家、美国工人运动领袖、政治活动家。

(99) 本杰明·斯伯克（Benjamin Spock，1903—1998），美国著名儿科医生、新左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活动家。

(100) 达格玛·威尔逊（Dagmar Wilson，1916—2011），美国艺术家、儿童读物插图画家，1961年创立“妇女和平”（Women Strike for Peace）组织，呼吁停止核试验。

(101) 唐纳德·卡里什（Donald Kalish，1919—2000），美国逻辑学家、教育家和反战活动家。

(102) 即大卫·戴林格（David Dellinger，1915—2004），美国反战分子、激进派，主张通过非暴力方式进行社会变革。

(103) 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由美国前总统哈利·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民权领导人组成。

(104)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著名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和和平主义者，曾两次获普利策奖。

(105) 吉姆·派克（Jim Peck，1914—19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平主义者，在“二战”和民权运动中推行非暴力抵抗行为，被称为“白人民权英雄”。

(106) 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1913—2002），美国法学家、政治家，1955—1965年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1966—1968年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

(107) 即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16—2009），美国政治家、商人。1961—1968年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任国防部长，因其在越南战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越南战争也被人称作“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108)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1917—1984），美国社会科学先驱、传播学专家、传播技术学的代表人物。

(109) 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1924—2002），美国历史学家、越战和越共研究专家、学者，任美国国务院首席分析家达15年之久。

(110) 即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美国四星上将，先后参与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被派往中国， 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

(111) 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1919—2014），美国政治科学家、作家，1963—1964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12) 此处或指美国政治家、第38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113) 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1914—2005），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1960年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1964—1968年间担任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总司令，在越南战场奉行歼灭和摧毁战术以及消耗战略，1968年回国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14) 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1926—1967），美国著名战地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印度支那研究专家，出生于奥地利，先后移居法国、美国，越战期间曾预见法国和美国终将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115) 约翰·麦克德谟特（John McDermott，1932—2018），当代美国哲学家，曾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

(116) 其背景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117) 指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1901—1988），美国政治家，1953—1976年任民主党参议员。

(118) 此处指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任期内发动了越南战争。

(119) A. J. 马斯特（A. J. Muste，1885—1967），荷兰裔美国人，牧师、政治活动家，曾致力于美国的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

(121) 丹尼尔·盖林（Daniel Guérin，1904—1988），法国作家，主张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法西斯和殖民主义。本文修改自乔姆斯基为盖林这部著作写的序言。文中引用该书的选段均用中括号表示，不另行标明。

(122) 鲁多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1873—1958），德国思想家、理论家、作家、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精神领袖。

120 Octave Morbeau，引自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45-146。

123 Rudolf Rocker,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124 引自洛克尔，“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第77页。本句引用和下一句引用皆出自Micheal Bakunin,“The Program of the Alliance,” in Sam Dolgoff, ed. and trans., Bakunin on Anarchy(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255。

(125)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Diego Abad de Santillán，1897—1983），西班牙作家、经济学家，曾移居阿根廷，是西班牙、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126 Diego Abad de Santillán,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1937), 86.本书的最后一章写于西班牙革命爆发数月之后，作者对按照这些方法所取得的进展表达了不满。有关西班牙社会革命的成就，参见我所写的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第1章及其引用的参考文献；Boué和Témime所做的重要研究此后被译成了英文，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研究，尤其是：Frank Mintz, L’Autogestion dans l’Espag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Editions Bélibaste, 1971); Césa M. Lorenzo, 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ior, 1968—1969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9);Gaston Leval,Espagne libertaire, 1936—1939: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1971). 亦可参见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2), 1972年增补本。

(127) 指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 日致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家菲利普·范·派顿（Phillip van Patten）的信。

128 引自Robert C.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他在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此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29 Bakunin, in a letter to Herzen and Ogareff, 1866. 引自Daniel Guérin, Jeunesse du socialisme libertaire (Paris: M. Rivière, 1959), 119。

(131)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学者、哲学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

130 Fernand Pelloutier, 引自Joll, Anarchists。最早出自“L’Anarchisme et les sundicats ouvriers,”Les Temps nouveaux, 1895。全文收录在Daniel Guérin, ed., Ni Dieu, ni maître(Lausanne: La Cité diteur, 1969)，这是一本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优秀历史文选。

132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6), 127.

133 巴枯宁写道：“无论有多么民主，没有哪个国家（甚至连最赤色的共和国）能够给予民众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不受上层干涉或暴力对待的自由的自我组织和自下而上地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因为每个国家，甚至是马克思先生杜撰的伪人民国家，在本质上只是由少数享有特权的、自负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统治着大众，这些知识分子假想自己比民众更清楚民众需要什么……”“但如果一直敲打民众的棍子被标上‘人民的棍子’，民众的感觉也不会好到哪里去。”（Statism and Anarchy［ 1873］，in Dolgoff, Bakunin on Anarchy, 338）“人民的棍子”指民主制度下的法兰西共和国。

当然，马克思对此看法不同。

就巴黎公社对此次争论产生的影响的讨论，见丹尼尔·盖林在Ni Dieu,ni maître杂志上的评论；这些评论略加扩充后发表在他的Pour un marxisme libertaire（ Paris: R. Laffont, 1996）一书。另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24.（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阿维内里认为，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134 有关列宁在1917年间朝左的“思想转向”，见Vicent Danile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2, no. 1 (1953)。

135 Paul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295.

136 Michael Bakunin, “La Commune de Paris et la notion de l’état,”后又登载于盖林编Ni Dieu, ni maître杂志。巴枯宁最后有关个性规则是自由的条件的论述，可以与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所形成的创造性思维方式相比较，在第9章有所讨论。参见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nd Mind。

137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x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142，参考了《神圣家族》中的一些评论。阿维内里（Avineri）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认识到，现今社会组织的模式和形式会决定未来社会的结构”。然而，像此前提到的那样，这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型立场。

138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28.

(140) 阿道夫·菲舍尔（Adolph Fischer，1858—1887），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活动家，出生于德国，后移居美国。

139 参见此前所引用的盖林的作品。

141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142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cited by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306. 关于这一点，另参见马蒂克（Mattick）的文章“Worker’s Control,”in Priscilla Long, ed., The New Left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143 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注）塔克恰当地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受挫的生产者”而不是“心存不满的消费者”（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激进的评论直接来自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意志思想。

(145) 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特此说明。

144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233. 引自Marx, Capital。

146 Pelloutier, “L’anarchisme.”

147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什么是财产？》）马克思对“财产就是盗窃”的说法并不满意，他在其使用中发现了逻辑问题，盗窃预设了财产的合法存在性。参见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148 引自Buber, Paths in Utopia, 19。

149 引自J. Hampden Jackson, Marx, Proudhon and European Soci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7), 60。

150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24.（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阿维内里认为，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151) 指美国工团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

152 相关背景参见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1900—1921:The Origins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153) “投入与交锋”（commitment and militancy）是一种教育理念，指一个人一方面要坚定而投入地顺从于教导，另一方面需要质疑、争论和反抗。

(154) 奥古斯丁·舒奇（Augustin Souchy，1892—1984），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者、记者。

155 Collectivisations: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8.

(157) 沃尔特·肯德尔（Walter Kendall，1926—2003），英国社会活动家、作家，尤其了解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56 具体讨论请参见Mattick, Marx and Keynes以及Michael Kidron,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相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还可参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23-26。

158 参见Hugh Scanlon, The Way Forward for Workers’ Control (Nottingham: 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 1968)。斯坎伦（Scanlon）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AEU（全称为“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即混合机械工业工会。——译者注）的主席。

工人管理协会（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在1968年3月第六次工人管理大会之后成立，是一个宣传信息和鼓励研究的中心。

159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161) 亚瑟·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家，“二战”时因犹太人身份先后流亡至瑞士、英国和美国。

160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162 Arthur Rosenberg,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88.

163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62-63.（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164) 即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1914—1996），曾任缅因州州长和第58任国务卿。1972年马斯基参加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未获成功。

(165) 即约翰·迪恩（John Dean，1938—　），1970—1973年任尼克松的法律顾问；查尔斯·寇尔森（Charles Colson，1931—2012），1969—1973年任尼克松的特别顾问。

(166) 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1914—1993），美国著名商人、政治家和慈善家，曾任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第二任总裁，1971—198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167) 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1909—1995），苏格兰裔美国人，记者、作家，长期为《纽约时报》工作，两度获普利策奖。

(168) 全称为“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

(169) Gainesville VVAW trial，其中VVAW的全称为“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越南老兵反战组织成立于1967年，由越南退伍老兵在全美各地组织反战集会游行，并调查美国人在越战中的种种罪行。1975年美军撤离越南之后，该组织的活动逐渐停息。此处的盖恩斯维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

170 John Kifner, “ ‘Best Friend’ of Gainesville 8 Defendant Testifies to Being FBI Inform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73.

(171) 《国家卫报》（National Guardian）是美国激进左派的独立周报，1948年创刊，1968年改名为《卫报》（与英国《卫报》同名），1992年停刊。

(173) 指美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和艾瑟尔·格林格拉斯·罗森堡（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1915—1953）。罗森堡夫妇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后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1953年被判处死刑。

172 健忘之人可以读一读詹姆斯·阿伦森（James Aronson）在《新闻界与冷战》（The Press and the Cold Wa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0）中对这段往事的回顾。

(174) 指1972年12月18日至12月29日（12月25日除外）之间美军在越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空袭。

(175) 全称为“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176) 全称为“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79) 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1917—1993），美国政治家。于肯尼迪在任期间任美国海军部长，后任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于尼克松在任期间任美国财政部长。

177 确切地说，这不是官方的说法。电视和新闻界的共谋使政府再次成功地给这些事件套上与事实南辕北辙的解释。有关政府和新闻界在《巴黎协定》和导致签署这些协定的事件中合力欺骗的细节，见Chomsky, “Indochina and the Fourth Estate,” Social Policy (September 1973)。

178 见John W. Finney,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73。

(182) 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1923—2000），美国律师、政治家，水门事件期间任美国司法部长。

180 大卫·P. 卡里奥（David P. Calleo）和本杰明·M. 罗兰（Benjamin M. Rowland）在《美国与世界政治经济》（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一书第99页引述的1971年5月28日财政部新闻。《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们十分有效地解释了帝国主义政策如何造成了经济危机。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在这个话题广为人知之前，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美国工程与应用科学专家、经济学家、作家，长期倡导军事工业向民用生产的经济转型。——译者注）是如何提醒人们注意军事化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政策日渐衰微的影响力。

181 见Jack Foisie, “US still financing Thai forays in Cambodia,” Los Angeles Times-Boston Globe, August 19, 1973。作者从曼谷报道说：“柬埔寨仍然是美国驻泰国基地资助和指挥的活动的秘密目标。”他还提到，泰国政府怀着“重获马德望省（Battambang）的长远希望”。4月19日发生在老挝的政变也许是泰国方面挑起的，这表明泰国政府也许还想遵从像乔治·波尔（George Ball）这样的鸽派人士在1965年提出的政策，把老挝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小王国。参见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Boston: Beacon, 1971), vol. 4, 618。

(183) 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1925—1999），曾任尼克松政府内政事务顾问，是参与水门事件的重要人物。

(184) 指小塞缪尔·J. 欧文（Samuel J. Ervin, Jr.，1896—1985），美国政治家。1972和1973年参与调查水门事件并主持听证会。

(185)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31—　），美国社会活动家、军事分析家。1971年，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披露了五角大楼的军事文件，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等罪行，但最终被判定无罪。

(186) 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1918—2004），美国新闻记者及专栏作家，主要关注美国的政治问题，坚决反对越战，曾被尼克松列入“敌人名单”。

(187) 作者把总统、国会等机构比作“企业”或“实业”（enterprise）。

18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69), 97. 尼克松认为，这完全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而不是丢给幕僚的“各个地区企业的管理”。

189 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作“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早期理念都直接使用了其中相同的表述词。托马斯·M. 弗兰克（Thomas M. Franck）和爱德华·韦斯班德（Edward Weisband）在其主要研究中提到了这点，见Word Politics: Verbal Strategy Among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0) 指乔治·麦克默特里·戈德利（George McMurtrie Godley，1917—1999），美国外交官，在1963—1973年任美国驻老挝大使。

191 有关国会对早先披露的事实的反应，见Noam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theon Books, 1973), 13-14。

192 至少对于那些希望知道更多内情的人来说，很多情况已经提前知晓。见《因为国家》，第2章及该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有关一些新近披露的事实，见Tad Szulc, “Mum’s the War,” New Republic, August 18-25, 1973; Walter V. Robinson,“Cambodian Raids—the Real Story,” Boston Globe, August 12, 1973。

193 见Marcel Barang, “Le Laos, ou le mirage de la neutralité,”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1973。

194 见Jack Foisie, “US still financing Thai forays in Cambodia,” Los Angeles Times-Boston Globe, August 19, 1973。作者从曼谷报道说：“柬埔寨仍然是美国驻泰国基地资助和指挥的活动的秘密目标。”他还提到，泰国政府怀着“重获马德望省（Battambang）的长远希望”。4月19日发生在老挝的政变也许是泰国方面挑起的，这表明泰国政府也许还想遵从像乔治·波尔（George Ball）这样的鸽派人士在1965年提出的政策，把老挝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小王国。参见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Boston: Beacon, 1971), vol. 4, 618。

(196) 尼克松政府自1969年初开始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基地，之后扩展到柬埔寨内陆。逐步升级的狂轰滥炸引起美国国会的不满，指责尼克松滥用总统职权。1973年8月15日，美军停止了对柬埔寨的轰炸。

195 早在1962年1月，观察员罗杰·希尔斯曼就发现美军飞机先轰炸了一个柬埔寨村庄，然后又袭击了这个作为既定目标的越南村庄。参见To Move a Nation（New York: Delta, 1967）。部分记载见本人所著《与亚洲作战》（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3章。

(197) 法国退出印度支那之后，美国在1955年将“美驻印支军事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并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随着战局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对越南的介入程度与方式。1965年前，美军的驻扎地与行动地点大部分都在越南共和国境内，与北越支持和领导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战，后者在1960年前后已经控制了南越的大部分农村。

198 见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For Reasons of Stat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chap. 1, sec. 5。有关共产主义在南越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危险，见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可参考的重要研究还有Jeffrey Race, War Comes to Long 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此外还有William A.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67); Robert L. Sansom, 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这种对共产主义分子成功地组织乡村群体的关注恰恰说明美国袭击南越和老挝乡村社会的野蛮之处，还有其对南越问题的恐惧，他们害怕民族解放阵线可能会实现其促使南越以及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努力。需要承认的是，就基本目标而言，美国赢得了印度支那战争，尽管期间经历惨败。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被摧毁，尤其在春节攻势之后加速的“和平运动”中，民族解放阵线所扎根的乡村社会也同时被摧毁。整个印度支那沦落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准，也许再难恢复。美国战后的政策也旨在确保只有微弱的恢复希望。如需进一步探讨美国在印度支那所取得的巨大（尽管不够彻底）胜利以及拥有自由度的新闻界向公众陈述事实的方式，见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2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199 Robert W. Tucker, 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Vietnam: The Final Reckoning,” Commentary (May 1975).

200 塔克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他认为，既然“帝国主义的开支可能会危害到更宏观的经济体系并因此造成企业型统治者之间的纷争”（就像1968年初在越南发生的那样），把美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推动力归咎于“主要根据美国‘企业型统治者’利益而盘算的……好处”的“过激批评”，肯定犯了一个逻辑谬误。事实上，正如他所讨论的“过激批评”一直所认为的那样，正是重新评估才导致采取不太“昂贵”的策略，包括更多地依靠代理军队和资本密集型的战争，最后走向企业停业清盘。根据塔克的逻辑，似乎可以证明该企业管理者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既然他们有时会关停毫无效率的工厂。有关塔克评论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的进一步讨论，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然而，这已是主流学者中最好、最严肃的贴近所谓“过激批评”的讨论，但在我看来“过激”一词也不太合适。

(201) 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1910—1989），“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

202 Arthur Schlesinger, The Bitter Heritag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7).

(204) 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美国政治家、著名律师，在制定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203 在阿基米德·L. A. 所著的《为什么是越南？美国负担的序幕》（Archimedes L.A. Patti, Why Viet Nam? Prelude to America’s Albatro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一书中，对早些时候以及所丧失的机会的讲述十分富有启示性。与该时期和后来几个时期有关的很多文献被收录在Gareth Porter, Vietnam: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2 vols. (New York: Coleman, Stanfordville, 1979)。有关五角大楼文件记载的讨论，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另见Richard B. Duboff, “Business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Vietnam,”in Chomsky and Howard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vol. 5 of Th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 (Boston: Beacon, 1972)。关于后日内瓦时期，尤其请参看的是前面提到的雷斯（Race）的著作。

(205) 即印度支那（Indochina）。

(206) “战略村”是旨在消除越南民间抵抗力量的计划，被民族解放阵线和百姓称为“集中营”。

207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208 关于这段时期，见George McT. Kah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South Vietnam: U. S.Policy in the Post-Diem Period,” Pacific Affairs (Winter 1979-80)。卡欣（Kahin，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是对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译者注）评论道，取代吴庭艳政权的南越将军和平民们“有一连串显然不同于华盛顿政府的优先考虑，要取决于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他们期待一个不受美国干涉、经越南各党派谈判而制定的协议”。但这个想法对美国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曾解释说：“美国政府所想的远非‘解决越南问题的中立办法’，我们要赢。”人们普遍认为鲍尔是个“鸽派”，因为他后来反对超过大约7 500名兵力的全面入侵。吴庭艳政权之后的越南领导人认为，民族解放阵线“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组织，而PRP（人民革命党，即其公开承认的组成部分）也没占优势，在组织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并且民族解放阵线“完全不受河内的控制”，与一个亲西方的中立政府一起“很有可能促使［在南越达成和平协定］”。“不幸的是，我们的计划［在南越人那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被泄露了，美国听闻了一切”（1969年，曾任总理的阮玉寿［Nguyen Ngoc Tho］这么说）。南越的将军们也反对美国轰炸北越的计划，但一年后轰炸被付诸实施。出于这些原因，吴庭艳政权之后的政府被美国策划的政变推翻，扶植阮庆（Nguyên Khanh）当权，一年以后阮庆政权又被由美国支持的政变推翻。在每个阶段，美国都强加了一个之后可能邀请美国“保护”使其免遭侵略的政权（有时候，美国没有把这些步骤通知给客户，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责令”）。美国最大的恐惧是，南越可能遵从民族解放阵线的官方程序安排，于1964年保持中立。五角大楼的文件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点；参见《因为国家》。

(209) 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02—1985），美国民主党议员，1963—1964年任美国驻南越大使，1965年7月再次被任命为美国驻南越大使。

(210) 阮庆（1927—2013），参与1963年反吴庭艳的军事政变，1964年1月再度发动政变推翻杨文明（Dương Văn Minh）政权，出任总统，同年10月改任总理直至1965年6月下台。

(211) 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1901—1987），美国四星上将，1964年6月出任美国驻南越大使，1965年7月由洛奇重新接任。

212 Maxwell D.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New York: Norton, 1972).

(213) 黄晋发（Huynh Tan Phat，1913—1989），1962年和1964年当选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64年兼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69年6月—1975年4月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

(215) 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1909—1995），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曾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14 参见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chap. 3。

(217) 全称为“Peopl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216 参见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chap. 3。

218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见第3章注释35中引述的参考文献。

(219) 此处指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1913—2006），美国第37任副总统和第38任总统。

(220) 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1927—2013），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两度获普利策奖，长期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21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4, May 1, 1975. 刘易斯后来反复说明了他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评价，提到的内容如下：就罗德西亚而言，美国什么都不应该做，因为“如果我们记得越南的话就知道，不管干涉的初衷多么好，假如信息不充分就有可能产生可怕的危害”（《纽约时报》1979年2月1日）；在柬埔寨，美国扔下的炸弹总吨数是“二战”期间投放在日本的三倍，“成千上万平方英里遍布村庄的良田被摧毁”，同时“产生了红色高棉”（西哈努克语）—“简而言之，不管这个政策的初衷多么真诚，结果是灾难性的”（1979年9月24日）；反对越战的观点是，“美国误解了印度支那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结果处于除了采取高昂的代价之外无法强制实施解决方案的立场”（1979年12月27日）；对河内的圣诞节轰炸“象征着更大的失败：每个消息灵通人士都知道战争不可能胜利之后，战争还是持续了四年。这种失败的代价在过去很惨痛，现在依然如此。从1969年到1972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支出500亿美元，扔下400万吨炸弹，失去了20 492条生命。但最大的代价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这个国家进一步分化，充满了政治愤懑”（1980年12月22日）；“我们从越南学习并必须继续回想的是，再伟大的权力也要行使有度”（1979年12月27日）等（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

请回想一下，我的引述来自美国主流新闻界对越战最直言不讳的一位评论家，他几乎是唯一拒绝加入沙文主义共识的人（参见下面的内容）。假如这些情绪引自主流意见光谱中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那可真是对美国及其意识形态机构的伤感评论。

带着毫无悬念的预测，刘易斯坚定地重复了政府对圣诞节轰炸的宣传路线：在“基辛格宣布和平‘即将到来’”之后，阮文绍和其西贡同事“阻挠”了十月协定，并“强迫进入血腥的最后一章”，即轰炸河内。有关事实，见乔姆斯基《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2.以下称为“TNCW”）一书第3和6章。

(223) The New Republic，于1914年创刊，是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意见杂志，主要介绍与政治、经济、艺术、环境等主题相关的观点。

(224) TRB由BRT（Brooklyn Rapid Transit, 布鲁克林捷运）转化而来，是《新共和》杂志每期一个主要专栏的名称，并无具体含义。

(225)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战犯，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等要职。

222 Bernard Fall, “Vietcong—the Unseen Enemy in Vietnam,” New Society, April 25, 1965,reprinted in Fall and M. G. Raskin, eds., The Vietnam Reader (New York: Vintage, 1965).

(227) 即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陆军大将，“二战”战犯。1945年，马尼拉军事法庭追究山本奉文虐杀马尼拉居民的责任时，有资料证明屠杀是他下达撤退命令后陷入恐慌的马尼拉守军所为，山下本人并未如此下令。山本奉文于1946年2月被处以绞刑，指挥者未能察觉或制止其部下所犯的罪行也应受到惩罚的规则后来被称作“山下标准”。

(228) 指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1943— ），越战期间任美军中尉，被认为参与了美莱村屠杀。1971年3月，美国军事法庭因卡利下令向越南平民开火而判处其终身监禁，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四个半月。

(229)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美军于1969—1969年发动的针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官方估计造成上万名民族解放阵线士兵死亡以及5 000—7 000名平民伤亡。

(230) 即克莱顿·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1914—1974），曾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越战期间任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副司令。

226 引自纽伦堡文件，见Karl N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New York: Praeger,1970), 423。

(232) 查理·鲍林（Charles Bohlen，1904—1974），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3—1957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69年退休。

231 讨论基于凯文·巴克利（Kevin Buckley）和亚历克斯·希金（Alex Shimkin）的研究，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1, chap. 5, section 1.3, 还可参见Towards a New Cold War, chap. 5。

233 Charles E. Bohl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69).

(235) 春节攻势使美国政府之前乐观取胜的心理成为幻想，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也许是不可战胜的。

(236) 指波罗威岛（Poulo Wei）。

234 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见上面出处第1章。有关民意调查，见Andre Modiglian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72。

(238) 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07—1981），美国新闻记者、《新共和》杂志的编辑。

237 Evelyn Keene, Boston Globe, May 18；在本特利学院（Bentley College）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39 James McCartney, Boston Glove, May 19, 1975.

240 见TNCW第8章。

(242) 此处修改了英语谚语“A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its spots”的结构，其比喻义是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情。

241 见《新共和》1975年2月1日的社论。编辑们警告读者警惕这种“始终如一的专横政策”，它会让我们逃避使用武器或以武器进行威胁（按照法律要求）。他们向五角大楼保证说：“假设那些反对在越南实施恐怖的人定会盲目地永远反对军事行动，这是错误的。”——相反，“他们会接受有关民族利益和（因此引起的）为受恐怖和侵略威胁的民主盟国所肩负的道德责任的说法”（可以读一下《失去对占领地区控制而遭受威胁的以色列》［“ Israel, Threatened with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一文）。如果我们被迫采取这些步骤的话，他们当然会强调我们在中东军事干涉的良好动机。

读者可以查一下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何时被这些编辑们说成是“侵略”的，或者他们何时清醒地讨论过入侵加拿大、英国、委内瑞拉、伊朗（在还是附属政权的时期）以及因支持油价上涨也发动了侵略的国家。

243 见Jonathan Pow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75；还有在《中东问题》（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April 1975］）上的一些文章；有关世界银行政策规划和项目审核巴基斯坦籍负责人的分析，具体内容见David Franci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 5, 1975；还有其他很多资料。

(244) 从1960年代直至1980年代左右，巴西教会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教会逐步放弃为现行政府辩护，转而强调人权和民主，倡导给予人民各种自由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等。

(245) 指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所有权通过兼并和联合被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的现象。

(247) 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1917—2002），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陆军部长和国务卿。

(248) 乔姆斯基认为，尽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差别并不大，均以利益为共同目标，就好像受一个共同的“商业政党”（business party）统治。

246 对民主的厌恶有时会走向极端，导致通过集中私人财富实现国家控制被当作唯一能想到的统治方法。一定是这种默认的假设使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New Republic，1989年1月9日）断言，在我和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一书中，我们提倡对媒体实施“更多的国家控制”，该说法基于我们的这一主张：“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秩序会要求更广泛地控制媒体和公众大量地接触媒体。”（第307页）这个被引用的主张是我们在回顾了一些可能存在的模态（modalities）之后提出的，这些模态包括“削弱网络寡头权力”和“有可能提高本地团体使用率”的公共电视频道的涌现、“本地非营利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社区机构”（以法国的一个小合作社为例）对广播电台的所有权、在当地社区受到听众支持的广播等。这些选择的确挑战了公司寡头垄断和普遍意义上的富人统治。因此，它们只能被那些认为其不可思议的人解释为“国家控制”，而公众也许或应该接触媒体，将其作为决定自身事务的一个步骤。当然，当我们从该系统的普遍性特征转向微小的细节和影响时，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限制性条件。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些是分析任何复杂系统都会产生的特点。

(249) 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1951—　），美国政治哲学家，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250) 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美国政治活动家，法学、政治学和公共关系学专家，现为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

251 见他们的著作《论民主》（On Democracy），书中详尽地阐释了更广泛的影响。

(252) 平等派（Leveller）指英国内战期间的一场政治运动，主张所有自由人都应当参与到政府中来。

(254) 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美国历史学家，现为得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

253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Penguin, 1984, 60, 71)，其中引用了当代作家们的话。

(255) 谢斯起义（1786—1787）指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农民军和资产阶级军队在马萨诸塞州爆发的战斗，由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1747—1825）领导，起义以失败告终。

(257) 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英国当代传媒研究专家。

256 Edward Countryma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5, 第200页和第224页之后连续几页的内容）。

258 James Curran，“Advertising and the Press,” in Curran, ed., The British Press: A Manifesto (London: MacMillan, 1978).

259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30)，这是一项有关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务院1939—1945年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的研究。

(261) 也有人译作“宏大区域”或“宏大地区”。

260 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我的著作Necessary Illusion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1989), appendix II，section 2。

262 出于要通过剥削他们的前殖民地来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中心的特殊需求，早些年美国是容忍例外存在的，但这只被视为权宜之计。详情见William S. Borden，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Andrew J.Rotten,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64) 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1893—1977），美国《纽约时报》编辑，1938—1961年担任社论版编辑。

263 WP Weekly, December 28, 1987.

265 Lippmann and Merz, “A Test of the News,”Supplement, New Republic, August 4, 1920. 此处的引用转引自James Aronson, The Press and the Cold War (Boston: Beacon, 1973), 25-26。

266 见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I, section 2。

(267) 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1902—1979），“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军官，冷战初期受美军招募建立反共产主义间谍组织，后担任西德情报机构头目。

268 H. D. S. Greenway, Boston Globe, July 8, 1988. 有关背景，见Tuning the Tide，第194—195页及所引用的文献来源；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Nicolson, 1988)。

(270) 保罗·尼茨（Paul Nitze，1907—2004），美国政治家，曾参与制定冷战防御政策。

269 到1960年代晚期为止，事情已经相当明了：这些是美国干涉东南亚的基本因素；在美国的全球规划中，东南亚曾作为日本的“共荣圈”将在美国控制下的大区域内重新组合，同时也作为重建西欧资本主义所需的原材料和美元回收的市场和来源。见我的著作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Introduction;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Chomsky and Howard Zinn,eds., Critical Essays, vol.5 of Pentagon Papers (Boston: Beacon, 1972)；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相关的其他作品也可参见Borden, Pacific Alliance; 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Andrew Rotten, Path to Vietna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2) 即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7年建立的公众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用以鼓动民众支持战争、参加战争。该委员会由自由派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主席，因此又称“克里尔委员会”。

(273)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Frederic Paxson，1877—1948），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边疆研究专家，1925年获普利策奖。

(274) 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奥地利裔美国人，美国著名公共关系理论专家。

271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orton, 1969, 374, 489)； Borden，出处同前，第44、144页。

(276) Haymarket affair，也叫作“干草市场屠杀”或“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在干草市场集会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数名警察和平民丧生。

275 见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I, section 2。

(277) 1936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主持参议员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调查，揭露雇主为反对工会运动所采取的手段。

278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279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引自Bell,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Public Opinion,”in A. R. Dubin and A. Ross,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54)。

280 见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V, section 5。

281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有关1950年代对大学的清洗运动，见Ellen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有关后来的清洗运动的小例子，见Philip J. Meranto, Oneida J. Meranto, and Matthew R. Lippman,Guarding the Ivory Tower (Denver: Lucha Publications, 1985)中的几篇文章。

282 一些讨论可参见我的文章“Democracy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Z Magazine,January 1989。

283 “食品换和平计划 ”（The Food for Peace program）（《480公法》）就是一个有名的案例。罗纳德·里根将其描述为“一个国家为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所做出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之一”，《480公法》有效地实现了在订立之初的目的：补贴美国的农业企业；让人们“因食品而依赖我们”（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如此说道。他是该计划的设计者之一，也照顾到了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农业选区的利益）；有助于镇压叛乱行动；通过要求将当地货币所对应的资金用于改良装备（威廉·波顿）来资助“建立支持西方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政府的全球军事网络”，从而也为美国军火生产商提供间接补贴。在其他情况下，美国也采用这种“出口补贴（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来保住其巨大的日本市场”（波顿）。这对第三世界的农业和生存产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见Tom Barry and Deb Preusch, The Soft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67-68); Borden, Pacific Alliance, 182-183；还有其他的资料出处。

284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1985.

285 见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and Manufacturing Consent。

286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77.

(287) 1983年9月1日，从纽约飞往首尔的韩国民航客机KAL 007号航班失联，后来苏联承认因客机侵犯苏联领空而将其击落。

(289) boat people，即乘船出逃的难民。

288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5, 1988; Robert Reinhold, New York Times，同一日期。

290 有关当时对比性的估算，见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II, chap. 3。

291 New York Times, March 3, 1985.

292 T. Hunter Wilson，Indochina Newsletter (Asia Resource Center)，November-December 1987. Mary Williams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George Esper,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8; Boston Globe, picture caption, January 20, 1989.

293 Mary Williams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1989; Robert Pea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Paul Lewi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1988. 沃尔什（Walsh）在其1989年1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以懊悔的笔触写道：“阿富汗公布地雷分布区甚至可以算作喀布尔政权一次宣传上的小胜利，因为它在华盛顿的敌人”要在自己离开越南战场14年以后才做这件事。美国的宣传胜利机会极其微小，因为没人承认美国并未提供这一信息，或有责任这样做。

(296) MIA的全称为“missing in action”。

294 Barbara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85.

295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E. W. Wayn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24, 1988.

297 Anderson，“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Diplomatic History, Fall 1988.

(298) reeducation camps，即战俘营。

(299) 即火炉（Hua Lo）监狱，原为法国殖民者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后来在越战中被北越用于关押美军俘虏，在美军中得名“河内希尔顿”。

(301) 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1918—200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殖民史研究专家。

300 Lee H. Hamilton, “Time for a new 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2, 1988; Frederick Z. Brown, Indochina Issues 85,November 1988; Boston Globe, July 8, 1988.

302 Francis 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 (New York: Norton, 1988), 215.

(303) 阿姆农·卡佩柳克（Amnon Kapeliouk，1930—2009），以色列新闻记者、作家，是以色列人权组织“采莱姆”（B’Tselem ）的创建人之一。

(304) 指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德国纳粹高官，1961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1962年6月被处以绞刑。

(305) 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1920—2012），前纳粹集中营看守，涉嫌协助纳粹杀害犹太人。1986年，德米扬鲁克在以色列战争法庭受审，以“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993年，其死刑判决因身份疑点被撤销。2011年，他在德国出庭受审，在案件审理阶段突然死亡。

306 Kapeliouk, Yediot Ahronot, April 7, 1988; 亦见于 April 1, 15。

(307) 一种高效枯叶剂或落叶剂，含二英等强致癌类物质，因其容器标志条纹为橙色而得名。

308 Ziem, Indochina Newsletter (Asia Resource Center), July-August 1988; Susan Chira,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88;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1985. 见《制造共识》中关于越战十周年回顾展（1985）以何种方式逃避展示战争对南越人民（美国进攻的主要受害者）造成的影响。

309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NSC 144/1），1953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2号文件（NSC 5432），1954年；还有许多其他文件。更多详细的讨论，见《论权力和意识形态》（On Power and Ideology）。基本原则被不断地重申，并常常用同样的话。

310 有关这种针对大后方的宣传手段，见Herman and Brodhead, Demonstration Elections。

(311) 此处指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 1925—1990）领导下的政权，其政府是实现从军事独裁到民主选举的桥梁和过渡。

312 Jorge Pinto, New York Times, op-ed, May 6, 1981；萨尔瓦多一家法律公司高级合伙人里卡多卡·斯塔内达（Ricardo Castañeda）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P. C.；“Salvador Groups Attack Paper andU. S. Plant,” World News Briefs,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80。《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这条消息是由来自“公正”组织（英文名为“FAIR”的美国全国媒体观察组织，全称为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意为“新闻报道中的公正与准确”。该组织创立于1986年，是与政府和媒体无关的独立民间监督组织。——译者注）的克里斯·博克（Chris Burke）通过搜索《纽约时报》索引找到的。

313 “Sad Tales of La Libertad de Prensa,”Harper’s, August 1988. 进一步讨论可参见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V, section 6。

314 Deirdre Carmod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1980. 也许我们可以把上面引述过的4月19日的简要通告看作对他的请求的回应。

315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March 25, 1988.

第二部分　论美国政治与外交

国际事务中的武力统治

如果把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置于纽伦堡审判和其他相关国际大会的背景下考虑，会出现两个不同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和正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律和历史的技术性问题：根据各大国已正式接受的国际法标准，应该如何评判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呢？第二个问题则更难捉摸，这是个关乎正确标准的问题。例如，在大国干预中，纽伦堡和相关国际法的原则是否像在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表现得令人满意且恰当呢？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历史学家、法学教授、退役准将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近年来对纽伦堡审判和越南战争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一个话题，但偶尔也会谈及第二个话题。泰勒的研究简明扼要却内容丰富，可能会为今后部分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以及如何才是正确的国际行为等广泛问题设定框架。他试图表明，依据纽伦堡审判的标准，美国自1965年至今的军方官员和文职官员都有可能作为战犯受到起诉。毫无疑问，泰勒的研究不乏自我强加的局限。但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书⁽¹⁾为探究合法性和正义问题提供了便捷的出发点。

一、 “战争罪行”与“正义”

正义问题不容低估。国际法实际上是批准条约和其他协议的人视为有效的一套道德原则。此外，正如泰勒所强调的那样，条约和手册“只是战争法的部分化身”。例如，1970年海牙大会的开场白说道，大会未涉及的问题应该由“万国公法的原则”来解决，“因为这些原则源自文明民族已确立的惯例，源自人道法则和公众良知的支配”。²因此，探究这些已编写成文并被普遍采纳的原则的政治和社会内容以及可接受度，并按照公众良知的指挥和人道法则（尽管这些也许还模糊不清）去研究它们，是有意义的。至于“文明民族已确立的惯例”，杰克逊法官⁽³⁾在1945年给总统的临时报告中写道：“我们肩负重责并且明白，我们的行为在这个动荡时期会指引世界各国愈加坚定地实施国际行为法则，使那些把政府和民族命运掌控于自身权力之下的人不那么着迷于战争”（第77页）。在战后时期，我们如何承担这种责任呢？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美国的行为依据纽伦堡原则及相关原则是否合法，而且涉及这些原则自身的特性。

泰勒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讨论揭示出，审判中所体现的原则有一个重要的道德瑕疵。泰勒拒绝接受美国轰炸北越而犯下战争罪的这一说法，他评论道：“不管在这一范围内的战争法应该怎样，纽伦堡审判肯定没为这类指控奠定基础”（第142页）。然而，轰炸破坏了北越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城市（除河内和海防市以外）。⁴战争罪的法则无法触及美国轰炸，其原因很简单：

［“二战”］双方都在玩摧毁城市的恐怖游戏，同盟国更胜一筹，所以针对德军或日军的刑事指控是毫无基础的，事实上也未曾提出过这种指控。［第140—141页］

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广泛、残忍地发动过空袭。无论在纽伦堡或东京，这种问题都未被纳入审判部分。［第89页］

同样，在尼米兹上将⁽⁵⁾提供证词之后，对德国海军上将违反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指控就被置之不理了⁽⁶⁾，这“确定了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什么都没做，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什么都没做”（第37页）。纽伦堡法庭规定，德军上将不应为他们违反国际法而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当时的法律“在军事必要性的压力之下已被交战国双方从行为上视为无效”（第38页）。泰勒总结道：“以执行判决的国家也做过的行为去惩罚仇敌，尤其是战败的仇敌，是完全不公正的，也败坏了法律本身。”（第39页）

我们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得出纽伦堡所构想的“战争罪”的操作性定义。犯罪行为只有被打败的敌人做过而获胜者没做，才会被视为有罪。毫无疑问，以执行判决的国家做过的行为去惩罚战败的仇敌是“完全不公正的”。既惩罚获胜者又惩罚战败者的罪行才是正义而公正的。泰勒未提及的这种选择，战后法庭也没做过。他们反而选择“败坏法律本身”，通过限制犯罪行为的定义去排除对获胜者的惩罚。⁷

泰勒对侵略战争的看法更加强化了这一结论：纽伦堡被理解为由获胜者进行的评判，而并非是国际道德达到了新高度。他指出，纽伦堡的突出贡献在于确立了危害和平罪的类型：“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参与共同计划或同谋”。⁸泰勒写道：“就众多的国际法而言，纽伦堡审判在公众心目中的显著特点是，它将个人参与计划和发动‘侵略战争’判定为犯罪。”（第84页）“毫无疑问，根据有关侵略战争的国际法确立犯罪行为，是美国政府战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76页）

但泰勒认为，法庭几乎无法判定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违反了纽伦堡或联合国宪章中的反侵略规定。⁹有一个原因是，“证据问题几乎难以克服”。在纽伦堡和东京，同盟国可以接触到美国政府和韩国政府不愿公开的秘密外交和军事文件档案。“像结束‘二战’那样彻底的军事胜利在现代史上较为罕见，也很难想象会有其他情况使这些档案得以解密”（第118—119页）。但如果仅凭接触秘密档案就能提供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据，那么由此可知“纽伦堡审判的显著特点”通常只涉及受彻底军事打击的敌方案例。

事实上，泰勒对侵略证据一事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尽管存在“难以克服的”证据问题，他似乎还是信任执行分支机构对侵略别国的单方面判断。他写道：“直到1965年［我］还赞同美国干预越南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精神去制止侵略的行为。”（第206页）¹⁰在泰勒看来，由美国执行机构单方面断定北越在1965年之前发动了侵略战争，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与南越一起进行反抗北越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这一切都未尝不可。他似乎相信，美国在执行这一判断时能力超群，甚至不必遵循第51条规定，即为行使自卫权而采取的措施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¹¹或者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将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将采取什么办法。

事实上，我认为泰勒夸大了判定美国是否参加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证据问题”，正如他低估了确定美国是否参加反抗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的难度一样。在我看来，他对侵略战争的讨论在其他方面也不够充分。

我们在考虑能写进《纽伦堡宪章》和其他宪章的国际法原则的可接受度时，还有一个更严肃而危险的问题。这些原则由公认政府的代表制定，有群众基础的、旨在推翻公认政府或建立革命政府的民众运动的代表并未参与其中。理查德·福尔克⁽¹²⁾认为：“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执政能力当然是要求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要素。”¹³而托马斯·J.法若尔⁽¹⁴⁾提到：“叛乱发展到足够的状态需要被平等对待时，正义具有危险的模棱两可之意。”¹⁵这些观点在评价泰勒的看法时至关重要，他坚信美国大约在1962年对越南采取了“制止侵略”的行动。同年，据西贡的美国官员估计，有一半南越人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¹⁶况且，尚无证据表明北越参战，就有1万美国军人驻扎南越，很多部队直接发起了军事行动。¹⁷伯纳德·法尔指出：“自1961年以来，穿着美军制服的美国人死在越南、死于战斗。”¹⁸1962年3月，美国官员承认，美军飞行员正在执行战斗飞行任务（轰炸和扫射）。到10月为止，南越30%的飞行任务都由美国空军飞行员执行。¹⁹直至1962年后期，美国直接参与了湄公河三角洲和金瓯半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²⁰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²¹⁾报道了对美国直升机飞行员的采访，飞行员们描述了第362空军中队的“疯子们”经常在“确信无疑的越共地区”把射杀平民当作运动。²²另据报道说，1962年，特种作战部队的空军突击队员们“穿着平民的衣服驾着带有南越空军标记的飞机……袭击了丛林中的越共集中地”。²³

简短地说，美国早在1962年就参与了反对南越本土民众武装的军事袭击，这是个很好的案例。如果执政能力确实是要求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要素，把这种行动称作“侵略战争”也许是公平的。设想有人反而认为，被大国承认的政府从法律上来讲可以召集国外军队来镇压国内的叛乱，但叛乱分子却无权寻求外界帮助。再假设一下，这条规则甚至适用于叛乱分子在大片区域组成唯一有效的政府、唯一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的情况，²⁴处于这些情况下的叛乱分子正寻求某个国家的支持，这个国家因大国干预和颠覆已与其断然分离。²⁵如果假设的这条规则准确地解释了当今盛行的国际法体系，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这一法律体系将被藐视为缺乏道德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结论肯定是：这一法律体系只是认可帝国主义行为的工具。

这些问题在泰勒的讨论中从未直接出现过，部分原因是他很少触及与它们直接相关的1965年之前的时期。然而，他在谈论各种战争模式是否合法时，对类似问题的表述也不清楚。正如已指出的那样，泰勒认为，空战从内在上讲不是非法的，尽管在此事上“纽伦堡的缄默”尤其引起了“与美国对南越轰炸政策相关的”疑问（第142页）。他说，美方火力对村庄的常规性破坏、地面扫荡以及强制性疏散人口的合法性令人怀疑，而对窝藏越共的村庄进行报复性袭击——他指出，这是官方的政策——则“公然违背了”《日内瓦公约》（第145页）。此外，泰勒认为设立自由开火区是非法的（第147页）。但他强调的是更大的问题，是在决定合法原则应如何适用于越南的各种情况时产生的问题，而一个超级大国正在这里运用其技术资源摧毁藏匿于群众之中的游击队武装。基本问题如下：

敌人不尊重那些法律，地形又有利于妇女和儿童频繁地参加秘密行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并不会自报家门，我们的士兵很难区分个体的黄种人。正如65年前我们的部队离家成千上万英里身处菲律宾不适、危险、陌生的环境之中。对现实不会完全视而不见的人定能接受和体谅他们在区分无恶意的非战斗人员和敌对党羽时所面对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第152页）

敌人“无疑违反了传统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基于他们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上的所作所为”，这体现在两个具体方面：敌人没有像美军士兵那样佩戴“固定的、从远处可辨认的明显徽标”或“公开携带武器”。在纽伦堡重申的法律规定是：“协助、煽动或参与战争的平民应受到战争罪的惩罚。”泰勒写道，这貌似严厉却“绝对是法律”（第136—137页），²⁶只是因为这条法律也许不适用于为摧毁敌人意志或断绝其物资或人力资源而对村镇进行的轰炸。

这些评论几乎把“人民战争”定为非法，却容许工业国使用技术镇压它。越南式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把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联合起来，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界限因此模糊不清。越南革命者通常会跟随毛泽东思想的指令：“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也应当争取这样。”²⁷连道格拉斯·派克也让步说，民族解放阵线“坚信它同越南共和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简称“GVN”）和美国的冲突应该从政治层面解决，大规模地动用军队本身是非法的”，除非在美国和越南共和国政府的逼迫下“为了生存而反击”。²⁸民族解放阵线为了生存而使用反抗力量的时候，利用了其天然优势，它的游击队擅于混入抱有同情心的当地民众之中，美国也利用了自己在侦查和破坏技术方面的天然优势。

多年前，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家长征⁽²⁹⁾概括过人民战争的这些特征：

有些人只想依赖军事行动……他们总是相信，凡事都能被武力解决；他们不采取政治动员，不愿意做出解释去说服大家……他们精神饱满地作战，却忽略了政治工作；他们没有……这么做，让军队和人民能全心全意地彼此帮助。³⁰

伯纳德·法尔引用了这段话并指出：“敌人再一次仁慈地将其胜利的秘诀传给了我们。”³¹秘诀就是，获得人民的政治支持，使全体民众团结一致与受国外军事力量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是强迫——的中央政府做斗争。平民加入革命战争反映了战争的政治和社会特性，在关岛和泰国地盘上用B52进行的饱和轰炸显示出美国“镇压叛乱”行动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性。战争法规定，前者是非法的。而纽伦堡的缄默却栽在了美国的做法上。泰勒坚信，这些法令把拿起武器反抗外敌或反抗受其庇护的当地势力的平民判为战争犯；这些平民“无疑违反了”战争法。但美军飞行员摧毁了乡镇，破坏了农田和森林，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杀害了无数印度支那的无名百姓，针对他们或制定这项决议的人，战争法几乎只字未提。“纽伦堡的缄默……引起的［疑问］ ”顶多“关系到美国在南越的轰炸政策”（第142页），也许还包括老挝和柬埔寨。

照此理解的法律是强者的武器，毫无道德力量或有效性。法律认定的是，受国外势力任命和支持的政府（比如在越南或匈牙利），有权召集国外势力镇压受到广泛政治支持且难以分清叛乱分子与老百姓的叛乱，而参与叛乱的平民也是战争犯。法律还规定，作战者必须向外国军队的士兵标示身份，承认这条法律有效是一个政治决定，而这条法律把士兵派到“离家数千英里”的“令人不悦的环境”中，他们在那里分不清非战斗人员和敌对党羽，也没人反对这条法律。

尽管泰勒坚持认为部队面临了种种困难和不确定的情况，但他毫无理由不去谴责把部队派往那里的政治领导人，或毫无理由一边给容许这一切的法律制度赋予合法性，一边又指控敌军的胜利秘诀：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利用这种支持以群众运动唯一可行的方式推翻国外超级大国在当地的代表。也就是说，除了大国有权在某片海外土地上靠武力强行建立它所选择的政权这一政治判断之外，给不出其他理由。照此解释的法律体系只是对帝国主义做法的认可。

尽管泰勒不那么直截了当，他似乎接受了美国有权在南越强行建立其所选政权的这一政治判断。他讨论战争目标时提到“我们的既定政策”，也就是指“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同时给予其对抗一切北越军事行径的防御性支持”（第189页）。他唯一表示的异议是，该政策不可能在越南的种种情况中行得通。至于对抗北越的“防御性支持”，他绝对清楚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作战部队从一开始就是本土化的，美国把这场战争变成国际化战事以后情况依然如此。他显然认为，美国像1960年代初那样引入其军事力量，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其1954年任命的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这是合法的。就像麦金莱⁽³²⁾为1898年美西战争辩护时那样，泰勒说这是“美国干涉主义传统中深厚的理想主义血脉”（第186页）。这是非常肤浅的历史判断。实际上，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以“理想主义”为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过。大英帝国、法兰西王国，还有东亚的日本人³³和东欧的俄国人都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甚至无法抵抗这些妄想，这也并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用来评判帝国主义干涉其他事情的标准被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时，似乎就很难理解了。³⁴

泰勒质疑的是，强行重新安置居民、折磨囚犯的共谋分子、热衷阵亡人数统计、破坏大片地区以暴露叛乱者、自由开火区和美山（Son My）屠杀等美国战争行径是否仅仅是“一场可怕、疯狂的过失”（第152页）。他正确地回答说，部分是前文所引述的越南战争的特性所致，这使战争法很难适用。实际上，强行重新安置居民和破坏该国大片地区的政策是对越南战争具体情况采取的合理甚至是必要的应对。伯纳德·法尔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者，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尚未达到最猛烈之时曾大力支持此次战争，他在1960年代初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事实：

我们必须动用优秀的精英部队，即美国、英国、法国的精锐或澳大利亚的突击队员以及特种战争院校，配以尖端技术所能提供的最佳武器，去打败越盟、阿尔及利亚人或某些马来西亚华人，而对方几乎无人接受过类似的专业训练，也仅在极少情况下与我方火力相当而已。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制度提供了全部的熟练技术，弥补了西方迄今为止努力支持的大部分政权缺乏民众支持和政治悟性的遗憾。在南越作战的美国人由于亲身经历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一事实。³⁵

如今，有很多证据支持法尔的结论。他写道：“真正的民众支持这一因素至关重要。”³⁶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众支持”导致华盛顿采取了强制性人口移除政策，使乡村荒弃。假如国际法对此只字不提，却把协助抵抗的平民当成战争犯，那么它体现的道德沦丧便昭然若揭。

二、在越南的“战争罪行”

然而，与纽伦堡和相关会议所设定的框架相比，泰勒考虑的主要话题仍是较狭窄的有关美国对越行动合法性的问题。通过分析美国1965年之后的干涉行动，泰勒断定，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美国犯下了战争罪，其罪责直达高层军事长官和文职官员。在这方面的证据十分广泛。

泰勒认为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是主要的例证。屠杀现场附近一家加拿大医院的院长阿勒耶·万内马（Alje Vennema）博士说，他立即得知了这件事，但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屠杀并不令人意外。他的病人经常告诉他此类事件。美莱村所在的广义省（Quang Ngai）实际上已经被毁坏，一半人口被迫住进难民营，孩子们饱受饥饿和伤痛。³⁷因美莱村屠杀而面临军事法庭指控的当地最高长官奥兰·亨德森（Oran Henderson）上校曾说：尽管“不是每个旅级部队都有一个瑞登奥尔”，但“每个类似规模的部队在某个地方都藏着一个美莱村”。³⁸

遍布美国的退伍军人给出的直接证词就能证明这一评论。随便举几个例子吧。1971年5月5日，一位战功卓越的直升机机枪手在得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市作证说，在他杀死的30名越南人中，有一位是骑自行车的老者，还有十人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每次他都听奉指挥官的直接命令执行这种任务。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作证说，给他下达的命令是，驾驶小型汽艇穿越运河三角洲地区，肆意扫射每个村子并检查是否还有居民。1970年12月1—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战争罪公民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第101空降师的医生作证说，在一次和平会议上，大约有27名平民无故遭猛烈发射小箭形钉的美军坦克袭击而被杀害。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前线观察员作证说，某次对两个村子进行无故炮火打击之后，他数出了20具平民尸体。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下士作证说，他所在的部队曾奉命向在垃圾堆中拾荒的饥饿平民开火，而他们的食物供给早在1966年就被摧毁了（在这片自由开火区，稻田已被凝固汽油弹烧光）。在某次由罗纳德·德勒姆斯（Ronald Dellums）议员主持的非正式议会委员会上，一位前陆军军士作证说，1969年4月，在美莱村附近的光庆村（Truong Khanh），他参与杀害了30名无助的越南平民。某难民营的越南妇女向记者们确认了该报道的真实性。³⁹和其他调查一样，底特律的冬日士兵调查团（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军暴行的证词。⁴⁰

已被确认“杀死”176人的前直升机机枪手曾告诉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他所在的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要阻止一群逃亡的农民。飞行员回答说他无法这么做的时候，接到的命令是“向他们射击”。30到40名手无寸铁的村民被武装直升机扫射而死。受训新兵说，在卡利判决之后，他们的教导员曾写信告知尼克松总统自己所参与的事件，一名直升机机组人员被击毙之后，六架武装直升机袭击了一个村子，杀死了350名村民。⁴¹

难民、记者和其他目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幕幕事件似乎是例行公事。

我曾亲自参与了一次常规行动。在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美国眼镜蛇直升机向一个村子的房屋发射了20毫米口径的子弹，还射杀了逃出屋外的村民。指挥行动的美军中校把这称作“对这一地区的预先演练”。他解释说：“我们大致扫射一遍，看看有什么活动的家伙。”他一再保证并补充说，这种做法十分常规化。⁴²

第25步兵师的官方地图划出了1967年章克申城行动⁽⁴³⁾开始地面扫荡之前需要炮轰和空袭的大片区域。根据早先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这些区域内有20多个人口达5 000人的可识别的村子。

《纽约时报》通讯记者R. W. 阿普尔（R. W. Apple）写道，他听说过“越南佬规则”（mere gook rule）⁽⁴⁴⁾，即“任何移动的、黄皮肤的家伙就是敌人，除非有无可辩驳的反面证据”，这条规则被“少校、中士、列兵重复讲了100遍”。他写道，这是“官方政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继续说：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制造难民，普通步兵对这一刻意的政策不明就里，在我们这些有机会周游这个国家的人看来却十分明了。一位陆军将军……向我这样解释了这个想法：“你必须排干游击队游泳的海水——就是农民，而最好的办法是猛烈轰炸他们的村子，他们会逃到我们设立的难民营。没有村子，就没有游击队，事情就这么简单。”⁴⁵

他接着说，不仅是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威斯特摩兰将军和艾布拉姆斯将军一定都知道此事。⁴⁶

正是这项“没有村民，就没有游击队”的政策——毁坏乡村社会的政策——被一些更加愤世嫉俗的、研究越南问题的学界技术专家称为“强征入伍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被泰勒恰当地评论为“一个终结一切委婉语的委婉语”（第202页）。阿普尔的叙述表明，这个政策并非疏忽大意或美军指挥部“无意间”才“偶然碰到”的什么办法，⁴⁷而是经过预先策划并达成了共识的。

尼尔·希汉⁽⁴⁸⁾有关战争罪⁴⁹的文章受到了广泛的讨论，他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希汉声称，“保密军事文件特别谈到轰炸共产分子控制地区的村庄，‘夺取敌人的人口资源’”。他指的是1966年夏进行的一次秘密研究，该研究提出重新考虑无限制轰炸和炮击政策，使人口“城市化”。⁵⁰他写道，这个提议被西贡的美方最高领导否决，但他们决定继续动用“空军和炮兵部队威胁农民，把农村夷为平地”。美国的一个基本策略是“无限制地空袭和炮击农民的村落”——“肆意摧毁已经成为［美军］获胜策略的基本要素”。乡村平民人口是美军袭击的目标，因为“他们相信其存在对于敌方而言至关重要”。美军的想法是“通过除掉其战略基础，即农村人口”来打败越南共产分子。⁵¹

美国当局争辩说，美莱村不是越战的典型性事件。这么说也有道理。更典型的、几乎算得上微观战争的是离顺化（Hue）130英里的巴堂干半岛（Batangan Peninsula）普魁村（Phuqui）的故事。1969年1月，在一次美军的扫荡袭击中，这个地区12 000名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被塞上直升机运到广义省附近的各个审问中心和一个缺水的营地，营地上方飘荡的横幅上还写着：“我们感谢你们把我们从共产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根据官方军事统计数据，在六个月的战役中（此次行动也是一部分），有158名北越人民军和越共人员死亡，268人受伤。因为美军的猛烈轰炸、炮击和海上射击，这些难民（好像顺带还包括美莱村的幸存者）在强制疏散之前曾在山洞和煤仓里生活达数月之久。水坝被“美军飞机炸毁，阻断了北越人的食物供给”。⁵²

到1971年4月为止，水坝还没有修复，“结果，南中国海的咸水继而淹没了曾经长着稻谷的农田”。大约有4万名难民（包括普魁村的1 500名难民）重回故乡。普魁村由10英尺高的竹林所围绕，处于监管之下，下午6点到上午5点之间人们不得进入或离开此地。“淹没的稻田四周群山环绕，曾经散落着小屋，现在‘都是铁家伙’——农民们用这个词指四处满是弹片、地雷和未爆炸的炮弹。B-52打出近20英尺深的弹坑，满山遍野凹凸不平。”水坝没有重建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用一位美军官员的话来讲：“两年前半岛上的居民就被当作共产分子勾掉了。假如这些看法如今还在越南人心中徘徊，也不足为奇。”大部分人没有主食可吃。“省级官员们既不确定也不否认要动用警力来限制供给农民大米……然而，长期以来的做法是，控制南越的食物供给，确保越共无法消费农民多余的粮食。”在该省工作的一位美国人说：“你们也许可以说，普魁已经被遗忘了。”和与它类似的成百上千个其他村庄一样，普魁已经被遗忘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记录，也是对不断升级的恐怖局势的记录。根据伯纳德·法尔在战争早期阶段提到的原因，⁵³也许美国别无选择。⁵⁴战争针对的是农村人口和供养他们的土地。自1961至1962年起，美军直接参与轰炸、扫射、强迫千百万名农民进行人口迁移、毁坏庄稼、除尽丛林树叶、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千百万个弹坑使地面坑坑洼洼，树木被弹片击得满是窟窿，森林里无木可伐。大约650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了化学毒剂，通常浓度极高，使树叶全部落下，也许还包括50万英亩种植着农作物的土地。根据越南方面的消息，南越曾是主要的大米出口地，现在却在大量地进口粮食。⁵⁵大约每6英亩土地中就有1英亩被喷洒了落叶剂，在很多地区没有植被恢复的迹象。农作物主要是被含砷化合物毁坏的，后者会在土壤中残留数年之久，而在美国也没有批准在农作物上使用这种化合物。除草剂中有一种杂质是盐酸强力霉素，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强力药剂，会造成哺乳动物的生殖缺陷。1969年全年，50万英亩的森林被带有罗马式犁片的巨型拖拉机毁坏，这种拖拉机在其他地区也被广泛地使用。这些地区被削刮得干干净净，也许会寸草不生。生物学家、前海军官员、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除草剂评估委员会主任亚瑟·威斯汀（Arthur Westing）写道：“我们可能急剧并有害地改变了南越广大地区的生态。”⁵⁶“这些植被荒地在未来几十年将是我们在场的遗留证据之一”，⁵⁷也许是永久性的。

很容易想象这些人口政策的结果。自1961年起，因毁坏农作物和强制人口迁移造成的饥饿和饥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⁵⁸到1960年代早期，千百万人被迁走——通常靠武力——并住进控制区。1965年以后，空袭、炮击和地面扫荡造成的难民占绝大多数。

在南越，半数人口被杀害、致残或赶出家园。在老挝，300万人口中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难民，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在史上最猛烈的轰炸中过活。难民们说，他们住在山洞和隧道里，轰炸十分猛烈，连狗过马路都会被美军飞机袭击。随着轰炸范围的扩大，整个村子的人不停地搬进森林更深处的隧道。老挝北部肥沃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最终也被清理为自由开火区。这些难民还顺便提到，他们很少见到北越人民军的部队，村子里也很少出现过巴特寮⁽⁵⁹⁾老挝士兵。这里谈到的地区离南越或“胡志明小道”都很远。据肯尼迪政府的小组委员会估计，在柬埔寨，经过四个月的定期轰炸，到1970年9月为止，600万人口中有大约100万难民。被俘的通讯记者也描述了密集的轰炸。据理查德·达德曼（Richard Dudman）在被俘囚禁期间的直接观察，“轰炸和射击使柬埔寨乡村人民更加激进，乡村变成了广阔、有效和专门的革命基地”。⁶⁰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一样，这既是美国轰炸的因，也是果。

1971年4月21日，刚从印度支那回来的保罗· 麦克罗斯基（Paul McCloskey）议员在肯尼迪政府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一位泰国乌隆（Udorn）空军基地的空军中校说：“从这一点上讲，老挝北部或越南南部已没有任何村庄。”机密的政府报告在麦克罗斯基的辛苦努力下被公之于众，确认了难民叙述的大量证据属实，主要涉及美军对老挝巴特寮控制下的大部分老挝农村地区进行的实质性破坏。⁶¹

在越南的情况几乎一样。麦克罗斯基引用了一位民事行动及革命发展支持计划高级官员的话，一年前他在越南告诉麦克罗斯基：“仅在广南（Quang Nam）一省，美军及其盟军就摧毁并夷平了全省原先555个村落中的307个村子。”他还补充说：“我曾飞过一平方英里又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每个村子、家园和树林都被烧成平地。这是‘断绝大米’搜索破坏计划的一部分，无可否认的是，该计划是出于切断越共获取村民能提供的粮食、医疗、掩护和隐蔽的需要。”⁶²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The United States Army Field Manual）允许采取措施“通过使用对人无害的化学药剂或菌剂毁掉仅供武装部队食用的农作物（若这一事实确凿的话）”。⁶³但上述毁坏农作物的描述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的描述都表明，被毁掉的所有粮食本应供给平民。应该记住的是，戈林⁽⁶⁴⁾在纽伦堡被判反人类罪，部分原因是他下令挪用占领区的粮食供应德军，而在东京，美国也支持起诉日本军事头目毁坏中国的农作物。⁶⁵

麦克罗斯基所描述的广南省是前国际开发署（AID）高级官员威廉·奈斯旺格⁶⁶所写的一本书的主题。他解释说：“政府在广南战役中输给了越共军队，大部分越共军队的士兵都是从该省招募的。”越共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计划显示出“先进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取得成功是通过成功的计划⁶⁷获取了民众的支持，这也导致美国竭力要摧毁革命所根植的农村社会。

罗伯特·沙泼林⁽⁶⁸⁾总结说：“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社会方面，战争对越南人民的总体影响都是灾难般的、毁坏性的。”⁶⁹而且这些影响大部分归咎于美国的火力和战略。除非我们假设美军指挥部和华盛顿的文职领导人愚钝至极，否则就必须假设，这些战略被制定的时候他们就已预想到了一些情况。况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有些刚刚被引述过）表明，他们已预先了解到了一些可能的影响，甚至是蓄意为之。最后，需要牢记的是，这些战略虽然在1965年被加剧地使用，并在1968年再度重演，其实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实际上，在1950年代中期，由美国扶植上台的吴庭艳政权就对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的农民支持者发动了实质性的战争。⁷⁰

面对这些已被详细记录在大量公开资料中的证据，人们必须采取真正显示信仰的行为，从纽伦堡审判的角度去质疑美军指挥部和文职当局是否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事实上，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实施的整体政策背景下，美莱村事件相对而言微不足道，人们很难理解为何要对美莱村表示惊讶或关注。

泰勒正确且恰当地评论道：“就其1964年以后达到的大规模致命范围而言，这场战争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和管理者所为”——待在约翰逊总统身边的肯尼迪的顾问、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罗斯托，“他们必须对这场战争及其进程负主要的责任”（第205页）。1961—1964年的战争亦是如此，其结果是致命性的，确切地说比起之后的战争虽然影响不算大，但仍然难以符合文明的标准。

若无法以“敌方”罪行描述“相抵”，有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就会被尖锐地批驳为不诚实之举，或是自我憎恶的一种形式。这种批评往好处说是考虑欠周，往坏处说就是言不由衷。美国在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的犯罪暴行不仅比印度支那的任何军队都严重，而且从法律和道德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因为显然其本质是外国势力。若有人声称，对“二战”中法西斯侵略者的行为的讨论必须以占领国的激烈抵抗行动的描述“相抵”，我们将如何回应呢？况且，这些批评家极少提及的是，如果要以均衡的方式来讨论所有参战国的罪行，那么也有必要细究由受雇于美国的韩国和其他亚洲雇佣军所犯下的罪行，更重要的还有受美军扶植和保护的政权的犯罪暴行。美军对南越人民的袭击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并远胜其越南敌手所采取的恐怖行动。⁷¹批评美国干涉的评论家们一致表达的观点也同样考虑欠周或言不由衷。他们说，美军指挥部已经降到了共产分子的水平。毫无疑问，在这场悲惨的冲突中，美国袭击南越民众的野蛮暴行简直无人能及。⁷²

被多次引述以证明相反情况的例子是1968年2月春节攻势⁽⁷³⁾期间发生在顺化的大屠杀。屠杀就发生在1965年初被美军摧毁的地区，我们先不考虑这一事实，只考虑一下屠杀事件本身。该事件在美英两国恶名昭彰，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血洗行动的经典案例。唐·奥伯道夫⁽⁷⁴⁾将其描述为“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⁷⁵据估计，这次共产分子屠杀的人从200人（顺化的警察局长）到1 800人不等（奥伯道夫依据的是道格拉斯·派克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派克看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国际志愿服务者莱恩·阿克兰（Len Ackland）1967年在顺化工作，1968年4月返回顺化进行调查。美国和越南的官员告诉他，大约有700名越南人被越共杀害，这一估测人数与他深入调查的结果大致相符，这也说明当地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进行了屠杀，而且主要发生在部队撤离这场持续一个月的血腥战斗的最后几天。⁷⁶无论具体数字有多少，毋庸置疑的是，发生了残忍的屠杀。

奥伯道夫鲜少提到的是，与此同时，顺化还发生了另一场杀戮。⁷⁷很多人遗忘了此事或保持沉默、置之不理。据提到越共杀害700人的那些官员估计，有3 000至4 000名平民在美国和越南共和国的轰炸和炮击中死亡。美国空军副部长汤森德·胡普斯（Townsend Hoopes）说，有2 000名平民被埋在轰炸后的碎石中。民族解放阵线也提到，有2 000名轰炸受害者被埋在集体坟墓。（奥伯道夫说，在集体坟墓中发现了“2 800名占领区的受害者”——这些坟墓数月后被人发现，经详细尸检断定这些人是共产分子进行“政治杀戮”的受害者，但有人或许对此表示怀疑。）据奥伯道夫说，海军陆战队列出“共产分子的损失”大约有5 000多人，而胡普斯声称，占领该城的1 000人共产分子部队有“相当多一部分人”逃走了。据一位来自顺化的法国牧师估计，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该城后，约有1 100人（大部分是学生、教师和牧师）被越南共和国当局杀害。⁷⁸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理查德·韦斯特⁽⁷⁹⁾就来到了顺化。据他估计，“有几百名越南人和少数外国人”被共产分子杀害。他还提醒说，在集体坟墓中埋葬的可能是美莱村式屠杀行动的受害者。⁸⁰英国摄影记者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总结说，大部分受害者“被所能见到的最疯狂的美军火力杀害”之后被认定为“共产屠杀的受害者”。⁸¹

即使被英语国家一致认定为事实的美国政府宣传是真实的，并且整个事件被切实报道，但在美国杀戮南越人民的背景下，顺化的共产屠杀仍是小事一桩。然而，考虑各种事实之后，顺化屠杀似乎很大程度上，并且可能是主要地，要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各方对抗势力所采用的暴力手段的相对规模而言，这样说不足为奇。

还有两个基本要点需要讨论：第一个是美国采取行动是受“军事上的必要性”促使的观点；第二个说法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美国的干涉在反抗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方面是合理的。泰勒讨论了这两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却不过尔尔。

三、军事上的必要性

“没有村庄，就没有游击队”的美国式方针是基于军事上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确的。美国的规划者们十分清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即所谓的“越共”）拥有广大的民众支持，而政府却缺乏重要的群众基础（见第108—109页，出处同上）。此外，越共为何如此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也不是什么大秘密。⁸²

1965年，美国援外使团现场操作协调员约翰·保罗·万尼给众人传阅了一份有关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报告。⁸³他设定的前提是，南越正在进行一场“主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革命，而“南越政府目前并没有群众政治基础”。他写道：“农业人口的不满……如今主要通过他们与民族解放阵线的结盟表达了出来。现有的政府一心只想剥削农村人口和更底层的城市人口。”他解释道：既然期望“不谙世事、基本不识字的农村人口［会］看出并反对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显得太过天真，那么美国就应在其维护的“独裁政府”体制下对民众实施“有效的政治教导”。该报告反对仅仅依赖机械装置、空军力量、炮兵部队，并拒绝认同某位美国官员的观点，后者声称：“假如这些人想待在那里支持共产分子，那么他们就等着被轰炸吧。”报告又基于进一步的假设，即“社会革命”并非与美国的目标格格不入，只有通过“非共产党的政府”才能实现“大多数人的愿望”。在万尼看来，应该由美国来判定对于不谙世事的越南农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他认为，美国“……在为一个有民主倾向的［政府］奠定基础时”必须强加“一个有仁慈意愿的专制或独裁制度”。万尼的报告表达出帝国主义的仁慈一面，直言不讳地道出其殖民假设。从泰勒对此事的某些评论中，我们也许能推测出他会赞同万尼的建议和主要假设。

正如已提及的那样，泰勒一边接受为“获得并保有南越人对非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忠诚度”而做出努力的合法性（第189页），一边又怀疑这么做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缺陷在于错误评判和过度地依赖军事手段（第188—189页）。他谴责美国当局“维护不善”——轰炸过多但对“半数平民”关注不够（第196—202页）。对于美国在1960年代早期直接动用武力，或为维护其扶植的政权在1950年代晚期支持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他并无异议。⁸⁴他也从未提出过这一根本性问题：美国动用其力量在某片国外土地上强加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那么假设在武力使用“均衡”的限度内可以这样，但这样做合法吗？

泰勒没有提出这一问题，那么他有关“因果关系”的讨论就令人大失所望了。他拒绝接受某些未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观点：“事情［出了］差错……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战犯。”“就因果关系而言”，这“是个不尽人意的答案，因为它假设领导人想让一切成为本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那些负责人显然对其政策实施的当前结果极为不满”。无论是批评还是泰勒对其抗拒的态度，只有在如下假设中才能说得过去：就美国领导层而言，不存在意图合法性的问题。假如我们认为美国领导人的意图具有犯罪性质，那么我们说事情出错（即采取了犯罪行为）——实际上这也是赘述——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战争罪犯。有了这个假设，再说事情与他们预想的不同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人们也不会认为，纽伦堡的被告本应被宣判无罪，仅仅因为他们也“对自身政策的结果不满意”。

提到“事情［出了］差错”，泰勒似乎想到的是“大量的死亡和毁坏”，这破坏了“一切可能促使我们当初插手越南、维护和平的保护性意图”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在泰勒看来，这个证据“足以证明目的和手段不一致，军事领导者从未理解干涉的根本政治目标，政治领导人也忽视或无法监督军队为完成他们所构想的任务而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为他们反抗北部军事手段提供防御性帮助时”，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为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而继续执行“我们的既定政策”，相反却选择“忽略所有南越人，把南越当作战场，杀害战场上或向战场聚拢的所有北越人或越共”——实际上，也是以同样方式对待南越的农村人口的。“美国在越南历险的悲痛经历就是，军事手段迅速盖过了政治目的……”，我们“容易弄碎我们极力保护的东西”（第188—189、207页）。

泰勒评论道，是否“我们的既定政策”本应被成功地遵守“是而且将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我们的既定政策”首先是否合法、是否本应被执行不仅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从未被提出的问题，但它肯定是根本性问题。

泰勒批评美国政策时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用春节攻势期间因负责摧毁越南槟椥（Ben Tre）而郁闷的美国空军少校的话来说，我们为了保护这个国家而摧毁了它。我认为，真正的“美国悲剧”——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对其他许多国家也是潜在的悲剧——是我们一直无法把我们恰当地用来评价其他列强行为的标准放在自己身上。假如美国人有道德勇气这么做的话，我们会自问在为谁“保护”越南、是否为了“保护”它而有权进行干涉。我们会发觉，美国的干涉应该被看作是打击越南乡村社会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谁去力图保护它，除了服务于通敌卖国的领导人和他们所能召集的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最终，美国领导人是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在保护越南。五角大楼的文件披露，据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估计，越南人民的利益只占美国目标10%的内容（他陈述美国目标时说，其他90%是幻想和自我欺骗的总和——参见《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195）。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目标还是件需要合理辩论的事（本人观点见《因为国家》第1章第5节）。但越南人的需要和利益与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法律禁令一样微不足道。

假如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关心南越人的需要和利益，或关注美国庄严的条约义务，他们就不会执行此类“既定政策”：强行建立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并在1964年一直保护其免受本国国民破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入侵南越去摧毁当地的反抗势力。五角大楼的文件表明，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明知故犯地攻击了南越的乡村社会。上面所说的万尼备忘录以及其他证据都显示，那些正在执行华盛顿拟定的政策的人也是如此。

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的一些失败可以追溯到这一事实：“陆海空三军不再拥有能与‘二战’英雄相提并论的有声望、有想象力的领导者。”（第201页）这个批评并不公正。“二战”与越南的区别与战争性质有关，却与军事指挥员的性格无关。两场战争中的军队都被委托去实施文职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就越南的情况而言，这项政策是“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为了有效地实施这项政策，军事指挥部被迫放弃温和的帝国主义姿态去摧毁乡村社会——这场革命的社会基础。文职领导人十分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不打算更改政策。

1967—1968年间任越南共和国和平总顾问的罗伯特 · W.科默（Robert W. Komer）大使解释说：“美国的军事干预为频繁发生政变的越南共和国免遭最终垮台开创了有利的军事环境，使得控制主要乡村人口并取得其支持的政治竞争再次展开。”⁸⁵美国的军事升级克服了“在西贡以外地区……越南共和国管理薄弱”的困难，在积极应对明显的“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中，最终实行了“综合的”“大规模的”1967—1970年调解计划。⁸⁶像万尼这样仁慈的帝国主义者疑虑重重。此外，他们很难理解，除了运用手段（也就是说科默所说的“付出惊人代价的大规模美国军事干涉”）之外怎么能实现这个目标。⁸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军事干涉所付出的惊人代价——包括喷洒落叶剂、强制性移除人口、轰炸、骚扰和封锁、划出自由开火区、使用杀伤性武器、进行刺杀和恐怖行动的凤凰计划、⁸⁸为获取情报虐囚——是一种军事上的必要性，因此也不算是罪行，假如军事必要性说明背离国际协定的语言是合理的话。考虑到这一根本性的前提——在这场“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中，为确保其在1954年最早强行创立的政权及其继任者的统治，美国进行武力干涉是正当的，这一切是有争议的。该政权的统治是指拥有土地的城市精英、军事长官和北部天主教徒的统治，他们为一个显然无法独自经受国内叛乱的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196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前提合理与否的问题以最尖锐的形式体现了出来，而泰勒本人却对此无动于衷。据万尼说，⁸⁹到1965年为止，这些原则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他写道，在“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加入”之后，“几乎难以想象的是，因为没有获得军事胜利或确保南越自治的协商解决办法，美国将从越南撤军”。⁹⁰与管理层打交道的平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直言不讳的鸽派。因此，理查德·古德温⁽⁹¹⁾在1966年写道，“坚实、重要的美国利益”证明美国持续进行的战斗是合理的，这一利益必须作为形成政策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要确定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旦致力于保卫另一个国家，⁹²就不能被迫从阵地上离开”。⁹³

即使在今天，美军指挥部也十分明白，军事力量必须用来摧毁西贡政权无法从政治上击败的政治运动。由湄公河三角洲美军高级官员约翰·H.库什曼（John H. Cushman）将军授意进行的特殊情报调查警告说，敌人正在扩展政治网络并“回到政治斗争的阶段”。⁹⁴威廉·科尔比补充说：“我们需要阻止敌人打入这个网络，因为这样会使共产主义分子很快焕发生机。”⁹⁵让我们再一次假设存在这样的前提：美国有权干涉并强加自己挑选的政权，那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证明美国继续动用大量军事力量攻击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的乡村人民是正当的。

应当补充的是，美国干涉别国事务纯属正当这一前提在美国历史上一直被坚信不疑。泰勒提到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征服了菲律宾群岛。不管麦金利可能声称过有什么“理想化”的动机，事实却是，美国运用武力和恐怖行动制服了越南国内的群众运动，使当地居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0年后，农民（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被西班牙占领时期相比差别不大。⁹⁶在泰国，由自由民主派比里·帕侬荣⁽⁹⁷⁾领导的战后议会民主制被军事政变推翻，并把曾向美国宣战的亲日政府重新推上台。美国源源不断的大力援助支撑起一个甘愿将自身纳入美—日太平洋系统的恐怖政权。比里在“二战”期间曾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⁹⁸⁾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后来去了中国。1945年，美国在朝鲜利用日本军队和朝鲜亲日派推翻了当时的群众政权。到1949年为止，美军指挥部已经成功地捣毁了已有的联盟、当地群众委员会以及所有的当地群众组织，建立起由富有精英阶层和宪兵队组成的右翼专制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也采取了大量的恐怖行为。

越南之所以比较特殊，只是因为美国一直很难对其实现这些熟悉的目标。对越南的目标依然是：集中控制人口，将其与游击队的主要兵力隔绝开来，同时发展依赖型经济，在富有的合作派统治下，以民主的幌子使其适应西方（和日本）工业社会的需求和生产能力。至于农民，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一位南越作家提到法国人统治时期时所说的话：“农民们［可以］在稻田里咬牙切齿地满怀憎恨。”⁹⁹那么，悲惨的城市贫民窟居民也可以这样做。

这实际上就是那些温和的帝国主义者（例如万尼）为欠发达社会所提供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正是为了取得如此辉煌的结果，他们才愿意把印度支那人民（据称是为了印度支那人民好）交付给美国的技术并受其裨益，正如过去十年间他们在越南所做的那样。

四、侵略与集体自卫

最后要考虑的事情是泰勒所说的纽伦堡的“显著特征”，即反和平罪的问题。泰勒认为，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当理由只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援引这条规定就是假设美国对北越的武装袭击采取了集体自卫。此事已引起广泛的讨论。奇怪的是，泰勒很少提及相关的讨论，也未全面分析法律和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争论。¹⁰⁰要把美国当个案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干涉在先，并且比北越的参与面更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日内瓦协议》的统一规定被推翻之后，北越人和美国人在南越作战的相对权利是什么？）以某个特殊时期来说，想想1965年，当时泰勒开始怀疑美国参与的合法性问题。切斯特·库珀⁽¹⁰¹⁾自1954年起就直接参与东南亚事务，后来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负责白宫的亚洲事务。他写道：

在1965年初的数月间，共产主义力量大幅增长。到4月底，在南越有100 000名越共非正规军和38 000至46 000名左右的敌军主力（其中包括一个营的北越正规军）。同时，美国作战部队快速挺进南越，在4月下旬，已部署了35 000名美军士兵，到5月初，士兵数量增至45 000名。¹⁰²

在4月下旬，还初步探查到只有一个营的北越兵力，人数为400—500名。¹⁰³

1965年2月，约翰逊政府试图用白皮书为新的军事升级辩白。库珀评论说，这份白皮书“结果令人沮丧且大失所望”。问题在于，“［有关北越军事参与的］实际发现显得微不足道”。无法探查到正规军。至于渗透者（即使把所说的“已知”和“可能”的渗透者加起来），在1959年叛乱稳步进展时就开始参与一般性渗透南越活动的“每年也只不过9 000人”，与已部署的50万西贡军和23 000名美国正规军相比“出没人数也不算庞大”。他说，“关于敌人武器的消息也没那么耸人听闻”。与美国自1961年起提供给西贡政府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相比，缴获的（也许从公开市场购得的）3座中国产75毫米无后坐力炮、46支苏联造步枪、40支冲锋枪和1支捷克产自动手枪显得微乎其微。¹⁰⁴据I. F.斯通⁽¹⁰⁵⁾当时说，实际上，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武器在被缴获的武器中还不到2.5%。¹⁰⁶

说起渗透者，其数量也显得微不足道，假如我们回想一下，众所周知的是，当时有大量南越人回到了故乡。我们很难理解，在推翻《日内瓦协议》、美国和西贡违反《日内瓦协议》、¹⁰⁷吴庭艳式镇压和1957年南越重新开始游击战之后，南越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况且，库珀没有提到在美国军事基地受训后被美国派遣去渗透南越的南越人；也没有提到自1956年之后以同样方式派遣由南越人组成的渗透北越的破坏组织和游击队（据伯纳德·法尔所说）。¹⁰⁸最后，库珀也没有提到，美军自1961—1962年起就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

总之，美国只是为反击北越武装袭击而行使固有的集体自卫权，这一理由实在太薄弱。但维护美国干预合法性的人甚至得寸进尺地声称，美国有权单方面确定“北越有侵略行为”并继续升级其在南越的大范围军事参与，对《联合国宪章》有关由安理会确定是否对和平造成威胁的规定视而不见。除非承认这一切，否则我们只有得出结论，美国的军事行动是非法的，其本身已构成侵略——侵略不是来自北部，而是来自东部。

不幸的是，泰勒对这些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言不发。他对待侵略问题的态度总体上很难令人满意。在讨论北越对南越犯下侵略罪这一指控时，泰勒提到了“有力证据”。“毫无疑问，地面战争都发生在南越”，而不在北越。但他认为情况尚不明朗，因为《日内瓦协议》只划定了两个“区域”并明确宣布，军事分界线是“暂时的”而并非“政治或地区边界”（第101—102页）。此外，受美国支持的南越拒绝继续进行预定的选举。当然，假如不清楚北越是否犯了侵略罪，相应地也不会清楚根据第51条规定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否正当。第51条规定实际上没有提到“侵略”，而是提到了“武装袭击”这种更细致的分类。¹⁰⁹

此外，泰勒引述和质疑的“有力证据”也开辟了其他道路。例如，地面战争发生在南越，而不在美国。按照泰勒的标准，这样就有“有力证据”表明美国对南越犯下了侵略罪，尤其是从美国当局承认越南共和国在1965年之前对西贡以外的地区管理薄弱（见此前出处第121、124页）之时起。泰勒讨论侵略战争时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¹¹⁰相反，他陈述了美国可能发起侵略的情况：

……情况……基于如下结论：南越和美国都因其对北越的敌对行动、非法对待和拒绝执行规定的1956年全国大选而违背了1954年《日内瓦宣言》；美国也因轰炸北越而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96—97页］

但这些指控只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更严重的指控是，美国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这些指控的依据是打击一次叛乱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此次叛乱有群众基础并且获得了成功，甚至比自己扶植和维护的政府还要深得民心，后者到1965年为止战败，而北越却没有任何正规军。我猜测泰勒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因为他暗自假设美国有权动用地面部队、直升机和空军去干涉美国当局所认定的“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见此前出处第124页）。

我们也可以认为，《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或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条文（具体是第2条第4款规定）已经失去了约束力，无法被有效地执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托马斯 · M.弗兰克⁽¹¹¹⁾讨论了这一问题。¹¹²他探讨了“战后25年间的现实变化”，打破了第2条第4款规定的准则，“留下了的只有文字”。弗兰克讨论说：“两个超级大国都成功地在其区域组织内建立起行为准则，有效地破坏了第2条第4款规定”，而起初是美国坚持强调“国家主权应让位于某个地区要求遵从其地区标准的压倒一切的权利”，他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例子就是美国在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中谴责的“不受外国军队干涉倒要受‘外国’意识形态干涉”。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早期的直接做法。弗兰克评论道：“民族自身利益，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民族自身利益，通常会胜过条约义务。”他这么说也是正确的。还可以补充的是，美国已经形成了“区域组织”概念，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纳入了一个拥有自由行动权的“区域组织”，而违背第2条第4款规定的行为按理可以追溯到战后各强国为获得影响范围而采取的迅速活动。英美自1944年起先后干涉希腊就是明显的实例。

尽管弗兰克对各大国的行为做出了重要的评论，但在我看来，他对某些实例的讨论仍有瑕疵，他间接地偏向这些大国。在讨论“变化中的战争本质”时，他引述了两种分类：“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由代理人进行的煽动性、渗透性、颠覆性战争”和核战争。就直接违背第2条第4款规定而言，主要受到关注的当然是第一种分类，尽管各大国试图掩盖其干涉行动，生怕被推测出其干涉行动与列强间的冲突有关。但弗兰克对这一分类的讨论回避了基本问题的实质。他随后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人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侵略战争或颠覆性战争，反之亦然。”这显示出他的偏向，因为他通常站在第二个人的立场上认为：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新型战争的特点是由代理人所带来的渗透与颠覆。假如从相反的视角看，这些战争就应当具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干涉特色，那么由此可知，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不是“战后25年间的现实变化”造成的，而主要是大国传统行为的战后形式造成的。弗兰克以他特有的方式回避了问题本质，似乎毫无争论地，甚至无需明言地站在了大国一边。他后来提到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第三个因素，即“受某超级大国支配的区域体制日益专制化”，并广泛地讨论了各大国在各自“区域组织”内通过不断干涉最终破坏第2条第4款规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偏向也仅在此时有所缓和。

弗兰克提到为当地共产分子叛乱提供的“重要支持”（例如，中国对老挝和越南的支持）时也有类似的偏向。根据他进一步的评论显示，现有证据表明，与美国和其盟国对右翼势力提供的援助相比，来自中国的援助一直都很少。弗兰克所说的宣传也是一种干涉形式，几乎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立场一向是，民族解放战争肯定是当地事务，不可能依靠大量来自中国的物质支持。顺带提一下，就已知情况而言，在印度支那作战的仅有的中国军队是在老挝的秘密行动中受美国雇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

弗兰克断言：“从本质上来说，小范围的、分散却又重要而频繁的新的叛乱使明确区分侵略和自卫……变得异常困难。”此时他回避了同一个问题的实质。他又指出，“被告知波兰袭击了德国或者韩国袭击了朝鲜”都太脱离实际，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下，“通常甚至更难令人信服地确定”谁才是侵略者。他也许用了不同的类推法。被告知匈牙利在1956年袭击了苏联，或菲律宾在19、20世纪之交袭击了美国，或美国殖民地在1776年袭击了英国，都太脱离实际。假如我们的观点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大国干涉是经典模式的延续，肯定会有某些修改，那么这些类推都是恰当的，战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新事物。

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外部支持，请回想一下法国人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对美国殖民地的大力支持吧。

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革命战争如果被认为是“正常”叛乱，完全与许多侵扰20世纪中期的革命相切合。除去近两个世纪之前的7月4日演讲，这场革命是由武装起来的一小部分人进行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军队很快超过了8 000人，而全国至少有300 000名体格健全的男性），后援是有31 897名士兵的法国地面部队，还有驾驶着61艘大船的12 66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¹¹³

即使补足了7月4日演讲的影响力，我们也会毫不费力地评价一下某位当代英国作家的偏见，他套用弗兰克的话把美国革命描述为一场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由代理人进行的煽动性、渗透性、颠覆性战争。我认为，法尔的观点比起此处引述的弗兰克讨论部分所间接体现的立场更近乎准确。按照法尔的观点，我们只好总结说，战后并没有什么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新因素。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人们必须赞同吴丹⁽¹¹⁴⁾的话（根据弗兰克的引用）：“归根结底，只要超级大国一声称他们看到对其安全的威胁就坚持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世界和平就无法有坚实的基础”¹¹⁵——或者我们可以补充说，一旦有对主要社会集团可觉察的自身利益的威胁的话。

尽管我们对第2条第4款规定“仅剩文字”这一点确信无疑，但似乎也没有理由假设说，这是早期模式的某种变化，是《联合国宪章》制定者原本不可能预见的国际事务的变化结果。此外，也没有理由总结说，第2条第4款规定的准则应当被视为无法生效。当然，这些准则缺乏一个强制执行的权威机构，这也是国际法的通病。

无论就纽伦堡而言还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干涉权问题和大国以武力威胁或动用武力强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和政治安排应当处于调查越南问题的首位。泰勒甚至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讨论的意义也就大大削弱。对未来的政策决策而言，这些肯定都是重大的问题。美国在全球十几个地方正为试图镇压内部叛乱的政权提供着军事支持，其方式可能导致直接的军事干预。¹¹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希腊，是美国为上校军官们提供了军事支持而阻止了民众叛乱。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的拉美政权目前都能够镇压其任性的敌手发起的乡村叛乱。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比1950年代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府⁽¹¹⁷⁾更懦弱的政权。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共安全处至少在14个共和国培训警察，组成抵御恐怖行动的第一道防线；军队的装备更加完善，因为有17.5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投放到美洲；超过20 000名拉丁裔军官和士兵在运河区的古利克堡（Ft. Gulick）受训，现在使用的是在越南开发的新式反游击队武器，包括从特别设计的直升飞机到体味探测器等各个种类。¹¹⁸

这些话令人想起麦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1963年的评论：“我们有一个正在使用的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看到颠覆性的叛乱……以各种形式被实施着。”五角大楼意识到“把这片区域当作实验室的重要性”，早已“往那边派出小组，查看这种游击战的设备要求”。¹¹⁹实际上，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美国利用了越南，把那里当作了反暴乱实验室，为其预期的战争测试武器和战略，和1936—1939年间其他列强利用西班牙的方式一样。¹²⁰

在使用越南实验室设计反暴乱技术的拉美政权中，有几个政权的存在要拜美国干涉所赐。在危地马拉，某个具有改革思维的、有前途的政权因美国1954年的颠覆而被推翻。在过去几年的反共歼灭运动中，曾发生过一起实质意义上的大屠杀，大约有4 000名农民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武器则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¹²¹唐纳德·罗宾逊（Donald Robinson）说，他亲眼见过特种作战部队小组训练危地马拉空军如何用新设计的贝尔直升机去追踪游击队。¹²²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也许更多。副总统马洛昆·罗哈斯（Marroquin Rojas）几年前称，在巴拿马基地的美军飞机正在突袭危地马拉，在疑似窝藏游击队的区域投放了凝固汽油之后¹²³返回了巴拿马的基地。在危地马拉工作的传教士说，他们目睹了凝固汽油突袭造成的后果。

美国在战后时期参与反动战争的范围无法被真正地估测出来。有足够的信息表明其范围很广。虽然并非只有美国在使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但其他任何国家在战后时期使用的军事力量，还不及美国以全力摧毁与其对峙的别国本土部队的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

有关这种反动干涉的总方针在肯尼迪当政期间几乎上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并蕴含在亨利·基辛格的“有限战争”原则之中。¹²⁴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对待有关国家政策或在纽伦堡提出（有时是被绕开）的一些一般性问题（与合法性和正义有关）的调查（在众多条约和国际协议中，这些一般性问题虽然被涉及但很少被直接面对，并且通过越南的悲剧已被强加到了文明人的意识里），那么，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的正是这种总方针。

（本文是向一次有关战争罪行专题的讨论会投稿的修改稿，主要内容基于泰尔福德·泰勒所著《纽伦堡与越南：美国的悲剧》［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原文发表在《耶鲁法律期刊》第80卷第1期［Yale Law Journal 80,no. 7, June 1971］，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212—258页。）

外交政策与知识分子阶层⁽¹²⁵⁾

因此，我们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一再干涉（隐秘的和公开的）、对越南人民的残忍袭击，更不用说宽宏地纵容几个完全依赖美国武装和贷款的恶劣上校废除希腊民主，⁽¹²⁶⁾似乎都只是偶然事件，或者只是失误。

——菲利普·拉夫⁽¹²⁷⁾，《纽约书评》，1967年10月12日

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个好办法就是从调查其国内社会结构入手：是谁制定了外交政策？这些人代表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获得权力的国内资源是什么？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断是：逐步被确立的政策将反映其设计者的特殊利益。我们忠实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自然而然的估测已经被相当普遍地实现了。我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不是这个普遍规则的例外——这一观点在某次有趣的知识分子动议中被称为“激进的批评”，之后我还会谈到这次动议。

只要留意一下常识还有历史记载，就会得出第二个合乎情理的估测：在每个社会都会涌现出宣传者阶层，他们竭力伪饰显而易见之事、隐瞒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把完全善意的、据说能指引国家政策的神秘目标和意图编成网络。这个宣传体系的典型观点是，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代理机构，而不是其中的特殊团体，它受某些理想和原则的指引，而这些理想和原则都是高尚的。有时候，因为过失、糟糕的领导水平或历史上的复杂状况和讽刺性现象，这些理想会遭受挫败。但任何恐怖行动、任何残暴行径都会被辩解为不幸地（有时或是悲剧性地）背离了国家的意图。还有一个次要的观点是：国家并不是一个主动的代理机构，而是在其安全或秩序和稳定受到可怕而恶劣的外部势力威胁时才做出反应。

再重申一下，美国不是这个普遍规则的例外。如果算作例外的话，其独特之处也在于这一事实：知识分子们往往急于宣扬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并把发生的一切辩解为“悲剧性的错误”或莫名其妙地背离了我们深切信仰的理想。在这个方面，至少在工业民主国家中，美国也许与众不同。在越战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总有像悉尼·胡克⁽¹²⁸⁾那样的人对“不幸意外丧生”或“军事行动中未曾意料到的后果”这些说法¹²⁹不屑一顾。当时，B-52轰炸机在人口密集的湄公河三角洲进行着系统的地毯式轰炸，或者还有其他类似的被亚瑟·施莱辛格称为“我们表达国际善意的总计划”（指美国1954年的对越政策）行动。¹³⁰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里有个典型的实例。《纽约时报》自由派评论员威廉·V. 香农⁽¹³¹⁾解释了我们如何“在努力行善事时不断地远离了道德资源，堕落到伪善和自以为是的地步”。¹³²有几段话传递了这种意味：

25年来，美国在第三世界一直致力于行善事、鼓励政治自由和提倡社会正义。但在我们历来与之结为朋友并担当其保护者的拉丁美洲，在我们做出最痛苦的牺牲并失去我们的年轻人和财富的亚洲，我们的各种关系竟然大多是一再导致悲伤、浪费和悲剧……的根源。因此，通过经济援助和训练反游击队的军事团队，我们一直怀着最佳动机干涉着［拉丁美洲］ 。但结果证明，只有仁慈、智商和努力是不够的。智利的情况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央情报局［怀着最佳动机］干涉了这里的复杂局势，把美国牵扯进一个令人意外的故事结局中——一个实施酷刑的、可怕的军事独裁政权毁掉了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自由和各种自由主义制度。

说了诸如此类的话，他还总结道，我们必须恪守雷茵霍尔德·尼布尔⁽¹³³⁾的警告：“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甚至是最正义之士，能很好地实现上帝的意图”——连美国这种正义、无私和仁慈的典范也无法做到，它长期以来是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朋友和保护者，在此前的25年间为印度支那的农民们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因此，我们在试图“推行我们的道德理想”时，必须更加克制自己，否则就会陷入各种“讽刺性悖论”中，因为我们努力实现上帝的意图就会导致意外的故事结局。

这些话如果在20年前被写出来，会显得很无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的大部分人对国家宣传体系如此卑鄙地屈从是很典型的，却几乎被人们视而不见。情况即使不是这样，这些话出现在1974年9月⁽¹³⁴⁾，也会（或者也许会）令人难以置信。

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越战期间形成了敌对关系。例如，我们读到的是“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自越战以后逐渐认为，美国动用其权力是不道德的”，一种新的“意见聚集在［新的］目标周围——废除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力”。¹³⁵这纯属虚构，类似于相信媒体已成为与国家对立的“令人瞩目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¹³⁶实际上，通过战争以及在战争之后，除了一些例外情况，¹³⁷国家媒体都恰到好处地屈从了国家的宣传体系，这与我们对大公司的预测大抵一致。当有理性的帝国主义者决定对越南这个企业必须进行限制或清算时，或者像水门事件那一幕一样，当与权力有关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国家媒体才发出批评的声音。¹³⁸

谈到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确形成了一种表达清晰的、有原则的反战立场（主要在学生中间形成），却从未超越重重限制的束缚。相反，更常见的是幻想。任何意识形态管控有所削弱的迹象都会吓住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他们的反应会歇斯底里、夸张不已。反对发展战略性武器新倡议的批评家通常因为他们“呼吁单方面裁军”而受到谴责。相应地，从早些年间的强烈干涉退回到“实用主义”立场的呼吁已经变成了“废除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力”的要求。¹³⁹

在评论基辛格的外交手腕及其引起的反响时，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¹⁴⁰⁾叙述了占主导作用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一种典型说法：

“均势”（balance-of-power）方法只要管用就可以被接受。更具体地说，尽管越战还在继续（特别是，尽管结局未定或皆大欢喜的可能性都会有），基辛格的外交手段就已博得了普遍的赞许。但在越南的惨败显示出美国已放弃无私支持好人的传统政策，也表明美国的决策者们代表着坏人的利益在这场游戏中用尽了肮脏伎俩。¹⁴¹

请留意一下这种奇特的推理：我们的客户失手时就变成了“坏人”，我们的伎俩失败时就变得“肮脏”。谈到我们所说的“传统政策”时，克拉夫特的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谈到基辛格在南越维护美国附庸政权的企图——基辛格公然违背1973年《巴黎协定》的做法竟然广受支持，直到很多事件表明他无法得逞为止——时，他的评论也很准确。¹⁴²

在一项富有启示性的、有关公众对越战态度的研究中，布鲁斯·安德鲁斯⁽¹⁴³⁾探讨了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这一事实：“地位较低的团体”比其他人更不愿意支持政府的政策。¹⁴⁴他提出，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对政治的关注不多，鲜少受媒体的干预，也就没受到过1950年代期间冷战号召的巨大冲击，最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误打误撞地形成了反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评述很贴切。要逃脱可怕的美国宣传机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逃脱服务于国家宣传体系的“正规教育”和“媒体干预”，第二条是努力挑选散落在宣传大潮中的事实，同时搜寻对大众而言不合适的“奇特”消息——不用说，这是极少数人才用的方法。

谈到知识分子，有时我们也许会用前面引述的三边委员会⁽¹⁴⁵⁾的术语来区分“技术官僚型和以政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和“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¹⁴⁶国内的技术官僚型和以政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是好人，他们让整个体制得以运作，也不会提出恼人的问题。如果他们反对政府的政策，也会像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精英”那样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这么做。他们偶尔提出的政治异见是“政治的硬分析”，而不是那些提出反对政策进程的原则之人所奉行的“道德主义”或“梦幻般的乌托邦主义”。¹⁴⁷至于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诋毁领导者、挑战权威、揭露现有机构并使其丧失合法地位”，按照三边委员会学者的判断来看，他们造成了“对民主政府的威胁，这种威胁至少有可能和过去的贵族集团、法西斯运动和共产党所造成的威胁一样严重”。目前大部分有关1960年代“多事之秋”的叙述都是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的变形说法，有关这个时期的精彩“历史”正在被创造，也许会被未来一代“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曝光。

三边委员会的观点有个常见的变形说法：“美国对民主的信奉正在被（通常来自政治光谱中的自由派和左派的）这些分析破坏，分析者坚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考虑民主是毫无作用的。”¹⁴⁸实际上，能找到的一个充分理由——通常绝非来自左派——是，“只有在其（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紧密连为一体的）民主概念受到共产主义［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像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温和改革］威胁的时候，［美国］才被迫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去捍卫民主”或直接进行干涉：“它对许多右翼政变进行干涉时并未引起什么严重的疑问，这一［反共产主义的］政策通常也从中得益。”¹⁴⁹难道就是他们准确描述的这些分析或事实“破坏了美国对民主的信奉”，或者愈加揭示出这种信奉是多么肤浅吗？对于持国家主权论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这些分析可能正确与否都无关紧要，但它们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挑战了现存的权威结构”和“那些在教化年轻人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机构”的有效性——这些都是三边委员会理论家们的术语，对他们来说，像“真理”和“诚信”这样的范畴简直与主题毫不相干。¹⁵⁰

我们可以把效力于国家的“世俗神职人员”¹⁵¹分为两类。首先，是彻头彻尾的宣传者；站在他们身旁的是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考虑政策所针对的一切目的和利益问题，只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以其“实用主义”和不受“意识形态”（这个字眼通常用来指背离国家宗教教义的原则）玷污为荣。在这两类人当中，后者也许在灌输顺从态度和使公众“社会化”方面更有成效。

这一点也许与个人经历有关。与许多从事写作和参与反对国家政策行动的人一样，我经常应加拿大、西欧、日本、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之邀对时事或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但没有收到来自美国的邀请。在美国，时事评论只让专家来做，他们很少背离太过狭隘的意识形态领域。亨利·基辛格曾准确地评论道，在我们的“专家时代”，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的选民——就是那些从普遍持有的观点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他们高水平地详细阐明选民的共识，最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专家”。¹⁵²在学术职业中，有很多办法确保专家们一直是“负责任的”，尽管这种控制系统在1960年代的确受到了部分威胁。尽管美国媒体（也许部分是出于天真）无疑几乎都转向了专家崇拜，要发表持有异见的分析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些分析被表达出来，就会被清楚地标上“持异见的观点”，而不是什么毫无热情的、难懂的政治分析。这是工业民主国家内部“美国例外主义”的又一个例子。

让我们回到主题：实际上，美国已不再像其他国家那样投身于表达国际善意的计划了。况且，把这个国家（并连带国家目的）说成是国际事务代理机构简直是故弄玄虚。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其外交政策由有限的几个集团制定并实施，这些集团从国内资源中获得了权力——他们以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掌控国内经济（包括对军事化的国家部门）中获得了权力。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国际事务相关的高级顾问和决策者的位置被牢牢掌握在大公司、银行、投资公司和一些迎合公司利益的律师事务所的代表¹⁵³以及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些知识分子也对那些拥有并管理着国内社会基础机构的人唯命是从，这些基础机构无异于管理着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私人帝国，很少打着公共受托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之名，甚至对民主控制也不屑一顾。

在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内部，有效的“国家目的”大体上会被那些控制着中央经济机构的人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为其发表伪装言辞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内之事。某个亚瑟·施莱辛格大概可以毫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在卡特当政期间，“人权正替代自主决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价值观”。¹⁵⁴在这些声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对集权国家的“思想控制”（我们恰当地给出这种说法）所做出的贡献。在集权国家，顺从不是靠强大的影响力而是靠武力来实现的。我们的制度当然是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可以被独裁者采用，假如他们更聪明一些的话。它把高效灌输与认为这个社会的确“开放”的印象结合起来，与国家宗教保持一致的声明也不会立即被当成宣传造势而置之不理。

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仅在于表达异见的观点不会遭到国家暴力的碾压（通常如此；不过，可以参见注释(138)），而且在于有提出询问和表达的自由，这一点甚至与其他工业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独特的。美国没有《官方机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也没有其他地区才有的限制重重的诽谤法。前几年美国颁布了一部重要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但这种相对较高的内部自由度只能突出知识分子的变节，他们无法辩护说，自己屈从于国家宗教是受武力或获取信息的限制所迫。

很多有关“国家利益”的文章都试图掩盖基本的社会事实。例如，看一看汉斯·摩根索的作品，他很有见地地写了大量有关该话题的文章。在最近一次陈述其观点的场合，他声称，以合理外交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利益“不是由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党派偏见来界定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数据强加给所有用理性才能处理外交政策的人”。然后，他举例引述了诸如支持韩国、遏制中国和维护门罗主义等美国所承担的责任。他继续评论说：“集中的私人权力自内战以来实际上就统治着美国，已经抵抗了一切控制企图，更不用说如何消解它们并让自己牢牢地抓住政治决策的杠杆。”（《新共和》，1977年1月22日）毫无疑问，的确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期望被真正清楚地表达或追求的“国家利益”，只是理性才能被运用到客观数据上的结果呢？还是具体阶级利益的表达呢？显然是后者。认真地调查摩根索引述的事实，就会发现，我们的期望全都被实现了。美国人的真正利益绝不是靠这些做法来增强的：“遏制中国”（中国到底往哪里扩张了呢？），打击韩国1940年代晚期的民众武装并支持随后建立的一连串独裁政权，确保拉丁美洲一直服从于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这才是我们在现代时期维护门罗主义或西奥多·罗斯福推论得出的门罗主义的真正意义，也使得在“长期的作恶行径或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大体松散的无效状态”下行使“国际警察权力”成为美国作为“文明国家”的职责（参见Connell-Smith，注释(148)）。

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私人权力集中”的利益，已经通过这种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被增强了。这同样适用于普遍情况。以物理方式得出外交政策是不受阶级斗争影响的客观数据，这种想法令人难以置信。

或者看一看沃尔特·迪安·伯纳姆⁽¹⁵⁵⁾近来在三边委员会期刊上发表的分析。¹⁵⁶他指出，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从内部和外部提升主导生产模式的基本利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需求”。这种说法有误导性。这些基本功能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要，而是出自具体的社会成因。况且，“主导生产模式”并没有什么利益，参与其中的个体或团体才有利益，通常还是冲突性利益，仅靠争辩无法解决其中的差异。既然那些管理着这种体制的人也在有效地控制着国家机器，被追求的“基本利益”就会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历史依据或逻辑依据的假设是：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参加主导生产模式、给主人或管理者出卖劳务的那些人的利益一致。

掩盖社会现实的一个标准而有效的方法是，认为事实比“以价值为中心的”批评家提出的“简单化理论”所陈述的内容更加复杂。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事实总是比我们能给出的任何描述更为复杂。面对实证研究的偶然性，我们可以采取几种途径： （1）我们可以放弃努力；（2）我们可以试着细致入微地记录许多事实，这种做法尽管提供了情况，实际上却退回到了第一种途径；（3）我们可以按照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推理性探究方式，试图得出一些在合理范围内有解释力的原则，并期待至少能解释主要的效应。采用第三种即推理性的途径，我们总会受到认为事实更加复杂的这种批评；如果推理的话，我们又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又无关紧要。有启发性的是，在想到官方敌人的行为时，我们很容易采取一种推理立场。例如，苏联人入侵阿富汗肯定涉及各种复杂性，超出了对当代苏联国际行为缜密分析中已介绍的内容，肯定也超出了媒体的权威报道。例如，自1973年以来，主要的游击队组织似乎就在阿富汗进行破坏性行动，他们在巴基斯坦支持下试图动摇阿富汗政权并使其接受巴基斯坦的边界要求（有个观点认为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参见劳伦斯·利夫舒尔茨在1981年1月30日《远东经济评论》上的文章［Lawrence Lifschultz,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30, 1981］）。然而，这类事实不会阻碍我们去关注主要问题，即苏联人的入侵，尽管一些人民委员（commissar）可能抱怨说，我们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怀着最高尚的目标维护秩序的大国所面临的困难。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伪装，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射性反应。那些采用退行性途径的人着手为这一事实——对外交政策（例如，跨国公司）感兴趣的精英集团试图动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或指导外交政策、在国家行政部门担任要职、发表地缘政治分析并制订具体的计划确保商业运行的良好环境等——提供资料证明时，提出了一套“共谋论”。人们也许用同样的逻辑说，通用电气的分析家们断定其管理者努力把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无私地尽力满足公众的需求），用的正是共谋论。也许商业宣传者实际上就站在这个立场。一旦某种分析被标上了“共谋论”，就沦落到相信地球是平的的狂热分子和其他怪人的圈子里，而实际的权力、决策和全球规划体系则安然无恙，不会受到仔细的审视。

一个相关的说法是，对意识形态体系的批判性分析是一种偏执症。¹⁵⁷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任何社会看到处理外交事务时普遍存在的、系统的偏见都不会令人惊奇： （能够被制止的）国家罪行被忽略或轻描淡写了，而聚光灯照射的是（令人无能为力的）官方敌人的罪行。在前一种情况中，证据标准必须与物质标准相匹配；在后一种情况中，可以凭空捏造。在极端情况下，苏联新闻界完全淡忘了国家罪行，而大力宣传像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这样的事实。设想一下，有人为美国的预期模式提供材料证明。这明显揭示出一种极端的偏执症形式。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此行事都是不公平的、荒谬可笑的：希望媒体能找到目击者在《世界报》上叙述美国在老挝北部的轰炸（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或发现西哈努克的某次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新闻界谴责1969年3月对红色高棉农民的轰炸（况且，他没有具体说是“B-52”轰炸机，因此镇压是合法的），或发现西哈努克政府随后发布了有关美国和在美国支持下对中立柬埔寨进行轰炸的白皮书，或在里斯本发现了东帝汶难民；抑或能探究美国的政策与拉美的全国恐怖、饥饿和奴役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中，基准线甚至更加令人迷惑。有人建议采取依赖证据的常规标准，因此就变成了一类“为暴行道歉的人”“捍卫河内荣誉的人”等。强调事实更为重要的建议被轻易地变成了另外一种服务于宣传者的形式。走在游行队伍里并不能让自尊心感到满足。因此，参加了仪式性谴责官方敌人的那些人必须显示出，他们与维护敌人的强大力量在勇敢地做斗争。但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甚至在微小的范围内），必须要捏造一些出来。如果手头没什么资料，那些对事实稍加关切的人也可以。既有的体制让人们对官方敌人的（真实的或未经证实的）罪行随意撒谎，并隐瞒了自己的国家曾系统地参与了暴行、镇压或侵略，理由就是：事实比容易情绪化的、天真的评论家们所认为的还要复杂（假如能找出某个邪恶的或误入歧途的人为政策负责，导致对体制的批评发生了转向，就可以有例外）。考虑到那些不接受标准原则——例如，“美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的人几乎接触不到普通听众，考虑到在争论方式或可信证据方面对那些教义纯正度更高的人要求不多，这场闹剧演得相当好。这是一个非常优雅和有效的制度。

在准备采取推理性途径的同时，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即刻便面对一些来自战争废墟的世界的突出特点。其中，主要的特点是，相较于其他工业社会（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美国的权力拥有强大的优势。在战争期间，大部分工业国家都遭到破坏或严重的毁坏，但美国的工业生产却迅速地扩大。况且，美国很快成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内部资源、自然优势和规模无人能及，社会凝聚力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动用其强大的实力来组织全球体系是再自然不过了。无需争议的是，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指导原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确很有争议性。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原则。

我们应该在哪里才能发现对这些原则的阐释呢？在集权社会，这样做会有很多问题，但在这方面，美国的确很开明。有关在战后世界建设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们所形成的战后世界视野，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证明。

有一个公认的文献来源是“二战”期间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的一系列备忘录。项目成员包括政府高级规划专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与政府、大公司和私人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外交政策精英”代表。¹⁵⁸这些备忘录涉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各种］要求，它提出要无可争议地掌握世界政权”，最重要的是“迅速实现彻底扩充军备的计划”（1940年）。在“二战”初期的几年，人们以为一部分世界可能会被德国控制。因此，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出“一个为美国在非德国世界获得军事和经济优势的综合政策”，包括“确保限制外国行使主权”（外国行使主权“对关乎美国和西半球安全和经济繁荣的世界区域造成了威胁”）的计划（之前或之后的美国政策［比如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恰好体现了对“西半球的繁荣”的关注；对限制美国资本和获取资源的君主特权［imperial prerogatives］的抵制常被学术界当作证据来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反帝制”责任的主导）。在规划者的地缘政治分析中，这些将为美国的繁荣（包括西半球、大英帝国和远东）效力的地区被称为自然、完整的经济统一体。

英国的抱负对美国在非德国世界的霸权造成了威胁。战争中的偶发事件限制了英国的这些抱负，而美国政府利用英国的付出推进了整个过程。租借援助被限制在严格范围内：这足以支持战时的英国，却不够让其维持君主特权地位。¹⁵⁹在共同抵抗德国的背景下，美国和英国之间有一场微战争。当然，英国处于抗德战争的前线，更准确地说，打击纳粹德国的重担落在了俄罗斯人肩上，¹⁶⁰但目前让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英美联盟上。在联盟内部的这种冲突中，美国的利益成功地取代了英国在拉美的传统市场，在中东则部分成功地取代了英国，尤其在被视为“战略力量的巨大来源和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物质奖励之一”（用国防部的话来说）的沙特阿拉伯。¹⁶¹我后来会谈到这一问题，但我们先继续剖析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规划性文件。

在外交委员会的讨论中，以美国为首的非日耳曼集团被冠以“大区域”的称呼。实际上，由美国主导的大区域只是次优（second-best）选择。1941年6月，有人解释说：“集团并未把大区域看得比全球经济更有吸引力，也没有把它当作称心如意的替代品。”大区域被理解为一个可以被最好地扩展到全球经济的核心或模型。人们很快意识到，随着纳粹德国的节节失利，至少西欧会加入到大区域。参与外交委员会讨论的人意识到，“不再会有过去那样的大英帝国了……美国可能会取而代之”。有人坦率地说，美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之后对世界性的解决方案形成一种内心观点，使我们能够强加自己的条款，也许类似于一种美式和平（pax-Americana）”。还有人反驳说，“美国安全利益”这一概念必须被扩大，涵盖那些“对美国控制世界有战略必要性”的地区。有一个普遍性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与美国经济的健全程度密切相关。美国有权使用大区域的资源，必须组织好这些资源才能保证美国经济结构和整体健全度，并且不会改变其内在结构。

在涉及原生资源的1944年4月国务院备忘录《美国的石油政策》中，“有权使用资源”这一想法被绝妙地表达了出来。¹⁶²该文件解释说，美国公司在各地必须拥有同等的权限，但别人不能这样做。美国在西半球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¹⁶³这一地位必须被保持，尽管美国在世界各地已拥有各种控制力。该政策“将涉及如何保持目前获得的绝对地位，并因此保持警惕，保护美国手中现有的特许权，同时坚决主张保证美国公司在新区域拥有平等机会的门户开放原则”。这公正地描述了“门户开放”原则的特点。¹⁶⁴

这一切都与大区域规划的诸多概念相一致，也符合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美国保有对西半球石油资源的支配地位，而它在中东的石油占有份额也在迅速上升。¹⁶⁵直到1954年，英国还控制着伊朗的石油。但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政变让伊朗国王复位之后，美国强行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允许美国公司拥有伊朗40%的石油份额。¹⁶⁶同样，在远东，“不允许被（美军）占领的日本重建已被盟军炮火毁坏的炼油设施。广泛适用于日本石油产业的这一政策主要归咎于如下事实：在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石油局中，大部分职员是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孚公司暂时离职而来的”。后来，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在控制日本能源资源上占有主导地位。“在同盟国的占领下，日本政府无力封锁这种商业联系。”¹⁶⁷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例如，1947年，美国动用某些法律手段把法国的势力从沙特阿拉伯驱逐了出去，并宣称，由于希特勒占领了法国，法国公司就成为“敌人”。因此，有关分割前奥斯曼帝国石油的1928年《红线协定》也被废除（见TNCW以及注释(163)）。美国采用各种手段把英国的势力从沙特阿拉伯排除了出去。也就是说，美国公司表达了其担忧（“英国人也许能让伊本·沙特⁽¹⁶⁸⁾或其继任者设法剥夺他们的特许权并将其转给英国人”）（海军部副部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并“告知罗斯福政府，美国直接为沙特总统提供租借帮助，是避免美国在阿拉伯的特许权落入英国人之手的唯一办法”。当时，总统就体贴地向租借项目（Lend-Lease）管理人发布了如下指示：“为使您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提供租借援助，我特此认为防卫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防卫而言至关重要”——他并没有讲明防范的是谁，尽管愤世嫉俗之人会说，美国心照不宣地认同阿美石油公司⁽¹⁶⁹⁾的特许权与“国家利益”一词的实际用法相一致。租借项目经国会授权用于支持反对纳粹的“民主协约国”。罗斯福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支持美国公司反对其英国对手，通过援助（在租借项目下，沙特阿拉伯接受了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稀缺的建筑材料）或政府的直接干预（MNOC，第36—37页 ）。

顺便提到的是，请回想一下伊朗人在1950年代初萌发尝试由自己控制石油的这种奇特想法时发生了什么。在一次石油公司的抵制行动之后，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获得了成功，终止了抵制行动，并建立了沙阿（Shah）⁽¹⁷⁰⁾政权。沙阿政权成为美国有力的附庸，它大量从美国购进武器镇压阿拉伯半岛的叛乱活动，伊朗人民当然也被沙阿的突发奇想所摆布。

这场政变也产生了其他有益的后果。埃克森（其前身公司）担心，除非“问题得以解决”，否则苏联会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份额，这样就会在国际市场倾销伊朗石油，导致价格下跌（MNOC, 第67页）。但政变消除了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威胁。

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政变结束了伊朗的民主尝试，导致英国势力被美国取代，在我们这里都被看作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当伊朗和由美国政府组织的石油财团签订协约时，《纽约时报》的社论（1954年8月6日）评价说，这“的确是好消息”；“尽管有关伊朗石油的争论对于各方来说代价惨重，但如果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最终会证明事情值得一做”。然后，社论详细列出了以下重要教训：

拥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国家现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这种代价必须由他们当中执迷于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某个人来承担。希望伊朗的经历会阻止其他国家摩萨台们的崛起太不切实际，但这种经验至少会加强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者的统治。

比如说沙阿。《纽约时报》带着典型的统治阶级的辛辣口吻继续说“西方也必须学习伊朗的教训”，必须总结出“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伙伴关系必须是西方工业国家与其他一些欧洲和北美之外、工业化程度不高但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关系”。对那些过去享有极大特权并与西方保持伙伴关系的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说法肯定十分励志。

在《纽约时报》看来，此次事件带来的“代价”并不包括伊朗民众所承受的痛苦，却包括给共产主义分子带来的宣传机会。共产主义分子会以恶毒的方式谴责整个事件以及如下事实：“在英国的某些阶层中会出现这种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在财团中以美国石油公司的形象出现——再次把英国挤出了历史的堡垒。”此处暗示，这种指责或美国“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显然荒谬至极，不值一评，是一种一贯基于国家宗教原则而非事实分析的结论。尽管《纽约时报》的粗鄙评述也许非同寻常，为中情局的成就所带来的“示范性效果”欢呼雀跃也很独特。但在随后几年的越南问题上，这种主题却毫不罕见。

但让我们回到外交委员会的全球规划。这一全球规划为组织大区域（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全球）拟定了计划，把其变成完整的经济体系，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无需重新大做调整就能生存的“活动空间”（elbow room），即无需改变权力、财富、所有权和控制的分配。

对大区域规划清楚描述的备忘录仔细区分了原则与宣传。在1941年中期，备忘录提到“为了宣传的目的对战争目标声明所做的解释，不同于对界定真正国家利益的声明的解释”。这里还有进一步的建议：

假如对战争目标进行声明，似乎仅仅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关，而对世界其他国家毫无益处，并且会遭到纳粹的出尔反尔。这些目标还会增强美国和大英帝国最反动的因素。应当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欧洲人，还有亚洲人、非洲人和拉美人。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数月之后，《大西洋宪章》被公布，这些参与者肯定如释重负。

外交委员会的研究在之后几年间扩展到对世界大部分区域的前景和计划的分析。就当地进展状况而言，东南亚部分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发布的分析，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和五角大楼文件目前提供的其他材料（这是有关帝国主义规划的设计和实施的重要档案记录）十分相近。¹⁷¹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通常涉及了共同的利益和同一批人。基本的主题是，必须把东南亚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保证满足美国经济的需要和日本的特殊需要。假如在大区域这个美式和平的重要框架下，不准日本接触东南亚市场和资源，也许会促使日本再次开始独立进程或涌入西方市场。这些原则在1950年代被牢固地树立起来，指导着美国干预和后来直接入侵的进程，而越南人和伊朗人一样，“执迷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领会复杂的“大区域”概念和与工业化西方国家伙伴关系的益处。

我一直评述的资料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档案来源，由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们编写而成。我们也许会问，如何从学术角度看待这类资料。答案很简单：它被忽略了。舒普（Shoup）和明特（Minter）的书似乎首次研究了这些记录。美国学者理直气壮地抱怨说，俄罗斯人拒绝发布档案资料，因而为理解其政策演变造成了重重障碍。另一个正当的抱怨是，美国学者回避接触为研究美国政策的形成提供更多洞见的档案记录，我认为这一事实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中被解释：档案记录和历史记录本身一样，与国家宗教原则并不一致。

顺便说一下，也许要注意的是，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高层政策规划记录的五角大楼文件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这种记录也被忽视了，甚至经常被歪曲。的确有大量有关美国对越政策的学术研究，一些研究大量地使用了五角大楼的文件资料。然而，主要的关注点在1960年代。然后，我们对官场内斗、政治压力等进行了详细的微观分析，完全无视很久以前就设定的总框架，这个总框架也从未遭到只知道应用10至20年前精心创建的帝国主义原则的那些人的挑战。这是个遮蔽社会现实的绝妙办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涉及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档案记录上转移开，而一贯被忽视的基本文档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些指导原则。

因篇幅所限，我无法再做详细的评述，但有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想一想专门研究印度支那问题最富批判性、最独立的美国学者之一威廉 · S.特雷（William S. Turley）对几本书所做的综述。¹⁷²他讨论了两种“美国制定越南政策时的普遍形象”：“泥沼假设”（quagmire hypothesis），即“认为介入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可能后果时所做的渐进性决策的结果”；还有“对美国政策陷入僵局的诠释，即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历届政府需做出最低限度的必要之事避免输掉战争”。他评述的书由罗伯特 · L.加卢奇（Robert L.Galluci）著，¹⁷³书中认为这两种形象过于简单，试图运用一种官僚过程模式（bureaucratic process model）得出更复杂的诠释。特雷指出，五角大楼的文件提供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重要证据。

实际上，五角大楼的文件为另一个不同的假设提供了大量证据。该假设沉寂于学术文献之中而无人提及，即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刻意运用了达成部分共识的帝国主义规划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普遍关注度不够的196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以前就被创立了。这个假设在五角大楼的文件和其他地方都被广泛地记载，但档案记录从未像在被评述的书、评述或一般学术研究中被如此提及。无论文档内容如何，所提到的假设并不适合在礼貌的同伴之间讨论。它甚至都不是一个要被拒绝的对立性观点。¹⁷⁴

我不想暗示说，学者拒绝考虑所讨论的假设或大量证明该假设的文献时，就是不诚实的。只是在他们所受的训练或通常能找到的文献中，没有什么能让这个假设被人理解。这反映了教育体制在“社会化”方面的成功，是三边委员会分析家所说的“在教导年轻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制度”的成功。有些看法，无论多么自然而然、有理有据，甚至都没有被想到，或者即使被注意到了，也被嗤之以鼻。背离共识的人一般在媒体或学术界的前途都不太光明。对学术研究的最终颠覆是体制化的，而不是个体的。在有组织的宗教的历史中，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大学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些年轻学者“很难相处”“太咄咄逼人”“选题品味不高”“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以其他方式违反了通常把学术研究与令人不悦的挑战分割开的职业标准。¹⁷⁵各种意识形态学科（ideological disciplines）尤其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

假如想认真了解美国政策的演变，必须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像外交委员会研究和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主要档案来源，并辅以诸多补充证据。也许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上面引述的还算与基本档案记录相关的分析是不正确的，甚至在其提出的诠释中有严重的错误。然而，值得注意和特别之处在于，美国的学术研究一直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只是忽略了与公认观点不一致的档案记录。

看看最后这个在学术研究中回避核心问题的例子。让我们再回到我们所假设的那个擅长推理的观察者。他试图分辨出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些主要因素，并思考一些让他立即印象深刻的事实。

“二战”以来，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出现了集中决策的持续进程，当然是就外交政策而言。其次，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阶段内，出现了国内经济集中化的趋势。况且，由于公司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巨大影响力，这两个过程紧密相关。最后，战后时期的海外投资、市场营销和资源开采大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经济的掌管者在外交事务中的利益。用以证明的引述是：“据估计，到1970年为止，美国国外业务收入占全国公司税后总利润的20%—25%，的确是一笔可观的巨额数字。”¹⁷⁶基本事实无可争议，但它们也许为调查研究提出了某种假设：公司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也许影响力还很大。学术研究如何面对这种问题？

政治学家丹尼斯 · M.雷（Dennis M. Ray）在之前引述的有关跨国企业的那卷书中（罕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¹⁷⁷他评论说：“我们实际上对公司在美国外交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学术研究“澄清了国会、新闻界、科学家和像兰德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对外交政策进程的影响力。然而，公司对外交政策进程的影响仍然神秘莫测”。

这种“神秘”是否多少是因为分辨公司角色本身绝非易事呢？公司角色与科学家和新闻界对外交政策的强大影响有所不同。但并非如此。雷指出，问题神秘莫测是因为它被有条不紊地回避了：

我搜索了有关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知名文献，结果显示，在大约200本书中，不到5%的书偶尔关注了一下公司在美国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类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社会真空中被制定出来的，由政府决策的精密机器来保护国家利益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现行外交政策和公司影响力的领域内的权威著作中，并未承认这一点。

请注意，雷只局限于“知名文献”。他排除了自己所称的“鼓吹性”文献，这种文献包括两类：公司行政管理者和商学院教授的声明，以及“激进的、通常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这种文献中，尤其是后一类，主要讨论公司在外交政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况且，当雷回到话题本身时，就发现已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正确的。他评论说：“商业之外的利益集团（假如有的话）很少对外交政策的广泛领域产生普遍的影响。”他还引述了提出这一问题的“知名文献”中的一部著作。雷相信，假如学者“开始审视这个问题”，他们会发现这些事实。

简而言之，假如学者开始研究该问题，他们会发现在“知名文献”之外已被讨论和记述多年的老生常谈所蕴含的真理，和人们根据这些基本的、重要的有关美国社会的事实（和早期关注的事实一样）所可能预想的一样。

有趣的是，雷从未探究过“知名”学术研究中这种奇怪的失误原因何在。实际上，答案并非模棱两可。假如我们有兴趣仔细调查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无需去看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研究，我们就会确切地知道为何如此。当我们在美国发现类似情况时，不采用同样的标准是毫无道理的，尽管这里的机制完全不同——主动颠覆学术研究，而不是顺服于外部势力。

此外，想想雷对那些研究重大主题的人的态度，他也给出了明显的、一直在重申的答案：在他看来，他们不是可敬的学者，而是在全力“鼓吹”。而谨慎避谈对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影响的学术界主流，并未在这种有趣的忽略中丧失其“可敬度”，他似乎认为他们并未全力地“鼓吹”。

关注我所描述的现象的人类学家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一种禁忌形式、一种根深蒂固的逃避某个可怕问题的迷信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私人经济势力如何在美国社会起作用的问题。在充当世俗神职人员的学者中，这个问题只能被小声地提起。那些严肃地提及这个问题的人就不再“可敬”了。外交历史学家盖蒂斯·史密斯（Gaddis Smith）在对威廉·阿普曼·威廉斯⁽¹⁷⁸⁾和加布里尔·柯尔克⁽¹⁷⁹⁾的近作进行评述时表示，他们“本质上是小册子作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¹⁸⁰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不会囚禁那些违背深厚文化禁忌的人，或对他们处以火刑。但他们必须被当作危险的激进分子，不适合放在神职人员当中。这种反应是正当的。提出可怕的问题就是开启一种可能性：负责“教化年轻人”的制度和其他宣传制度会染上最危险的瘟疫——洞察力和理解力。意识到事实的存在会威胁到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处于由多元神秘论、对正直仁慈的领导者的忠诚和普遍的迷信信仰精心编制而成的网络的保护之中。

一种意识形态结构要对某个统治阶级而言有用，就必须掩盖这个阶级动用权力的做法，要么否认事实，更简单地是忽略事实——或者把这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表现为普遍利益，那么这个阶级的代表为了普遍利益而制定社会政策，就会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雷指出，外交政策决策者和商人以同样角度看待世界并不出人意料：“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影响力的现象，因为国家目的实际上也许等同于商业目标。”这个说法近乎赘述（tautology），使“国家利益”一词摆脱了它特有的神秘用法。

除了神职人员的队伍之外，有关“小册子作家”如何鼓吹的社会非主流文献也清楚地记录了事实，“小册子作家”也广泛地、通常还相当睿智地使用了相关的档案来源。在这里，人们意识到的是，“国家目的”概念只是故弄玄虚的一种手段，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经常相互冲突的目标可以用术语构想出来，不只是用那些掌管私营经济的人指定的词汇。但大学、学术界、大众媒体和社会总体上都小心翼翼地与被高度教化的社会中这些危险的异端观点绝缘。这个被高度教化的社会通常被描述为“实用的”和“非意识形态的”，这最终变成了讽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盛行集权控制和逼迫的丑陋形式时，这一切就更加有趣了。

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一战”后曾在短暂存在的巴伐利亚革命政府⁽¹⁸¹⁾工作过。他提到革命政府审查资产阶级新闻舆论标志着“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开始”。¹⁸²他的观点是，宣传工具和发表观点的工具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掌管的表达方式破坏了发表观点的自由。¹⁸³显然，人们无法接受的观点是，国家审查就是解释统治阶级的知识仆人为何歪曲和欺骗的答案。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也不能假装认为，当社会和文化禁忌使公众无法意识到并无法审视政策的形成过程时，他们从任何严肃意义上讲还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实际上，商业报刊报道社会事实有时的确比学术研究更加诚实。例如，看看《商业周刊》（1975年4月7日）对美国在越南失利的反应。编辑们担心，“美国公司自‘二战’结束以来得以兴旺发展的国际经济结构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还继续解释道：

因最初受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美元的推动，美国企业靠海外订单兴旺发展，尽管期间面临冷战、殖民主义结束，以及好战甚至反资本主义的新国家的诞生。无论事态发展如何不利，美国势力的保护伞总是能遏制这种局面……跨国企业的崛起正是这种政治框架的经济表现形式。

但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势，“这种适用于商业运行的稳定的世界秩序正在崩塌”。这里没什么和我们“做善事”以及“推动我们道德理想”的不懈努力有关。他们继续解释国会的一意孤行如何破坏了我们的努力。我们试图说服欧洲协约国支持我们“石油最低价”的想法以及如下观念：随着“美国外交政策在全球的瓦解”，特别是“如果日本无法继续把其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我们对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就会衰微。除非重建一种新的“两党外交政策”（即一党制国家），否则也许就“不可能保持一种成功的国际经济框架”。

然而，一年之后，事情有所好转，“好像西方的未来再次被掌握在美国手中，在更小的范围上是在西德手中”。美国的石油价格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¹⁸⁴《商业周刊》的编辑们强调说，“目前的世界走势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性地位”，结果“华盛顿将比1960年代初期之后拥有更多的自由去操纵外交经济政策的制定”。¹⁸⁵简而言之，大区域再次成功地形成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乐观显得为时过早。

在政府官员的声明中，偶尔也有一线光明。例如，看一下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弗兰克 · M.柯芬（Frank M. Coffin）概述“国际开发署项目目标”时的声明：

我们最广泛的基本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它并非只为发展而发展……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为国内私营项目和企业开创最大限度的机会，并保证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并得到善待……在欠发达国家扶植生机勃勃的、不断扩展的私营部门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国内私营项目和管理以及外部投资都很重要……从政治上讲，强大的、不断前进的私营工商业界为稳定、负责的美国政府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也为反对共产主义信条提供了内置检测。¹⁸⁶

另一个“内置检测”是反暴动，正如柯芬继续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国际开发署内部当然有一个公共安全项目，也许过度简单化地讲，就是设法把各个国家武装起来，使其在干预行动中使用民事警察，这样他们就不必过度依赖军队”。这的确是过度简单化的解释。多年来，成千上万的拉美人和亚洲人从他们“与西方的伙伴关系”这一特殊要素中获益。¹⁸⁷不用说，这一切都因为有关我们的援助项目如何寻求“伙伴关系”等辞令而变得愈加有趣——与寻求“支配权”的苏联人和中国人相比的话。极为欠缺的是对援助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来支持这种说法。

尽管注意到商业报刊偶尔发出的诚实亮点，我也不想暗示说商人就不用太多的学术研究术语。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此前和之后的几年间也许可以马上重复地使用它，甚至直到如今也可以使用：

你会伸出手指控诉，抛出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海地和多米尼哥呢？还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国家呢？”的确，我们往这些国家派过军队。很遗憾的是，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在执行我们的计划时，我们的确在判断和方法上犯了一些错误。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就像政府和其代理人惯常所做的那样笨手笨脚地前行，尤其（在当前讨论的情况下）当所要执行的任务非比寻常、突如其来，既没有提供指导的传统做法也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专门实施之时。（顺便提一下，缺乏这样的人员恰恰证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对帝国主义所思甚少。）

但测试是在我反过来问你们的问题的答案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去压迫和剥削、去把这些地区加到我们的领地上吗？或者我们去终结根深蒂固的暴政统治、恶行和骚动，建立良好有序的政府和法规、推动进步、建立稳定的条件并为所牵涉的人们建立（拥有这些条件之后的）繁荣基础吗？”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目的在于获得后面这些东西。适度地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的确撤退了，或者会撤退。我们留下了，或者会留下一些人去收税或合理使用税收，但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本着剥削或压迫的本质，就像根据信托契约委任了一个人，也不是本着剥削和压迫的本质一样。¹⁸⁸

讨论美国如何着手推动进步、繁荣，终结海地、多米尼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拉美其他地方（“我们历来与之结为朋友并担当其保护者”，）的暴政和恶行，可能毫无必要。在这些时候，在仅有的事实面前不起作用的原则很容易与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较。这些表态与越战结束时新闻界权威人士的胡说八道十分相似：尽管充满错误和判断失误，美国的干涉是“光荣的”；“好的突发奇想渐渐地被变成了糟糕的政策”；给人留下“美国无论如何要为东南亚的大屠杀负责的”印象是不公平的；我们“做善事的冲动”变成了“灾难性的错误”等。¹⁸⁹尤其特别的是，国家宗教再次在仅有的事实证据面前岿然不动，在国家领土的血腥征服之后延续了超过80年的帝国主义侵略。

我一直在讨论长久以来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主题，但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主题，即创建大区域的尝试。大区域是一种适应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主要代表的公司利益的全球经济。与这种主导责任相应而生的举措就是反复依赖军事力量。这当然只是最显而易见、最有效果的方法——美国1960年初对阿连德⁽¹⁹⁰⁾统治下的智利或巴西的政策说明还有更典型、更好的步骤。但军事力量是维护大区域的最终武器。在美国历史上，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外交事务》编辑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论了此事。他列数了美国在1945年之前的159次海外武装干涉。他补充说，自从“二战”以来，“我们在韩国、印度支那、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使用了军事力量”。然后，他引述不同的原因说明我们为何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害怕资源稀缺、在乎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范围和其他地区的“区域权力平衡”，最终是美国“对人权和拥护自由、多元民主制度的关注”。¹⁹¹

回想一下我所引述的情况，或其他没有被引述的干涉实例：伊朗、古巴、危地马拉、智利。其中哪个实例是美国出于对人权和拥护自由、多元民主制度的关注而发动的干涉？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一本正经地说出如此荒唐之言并被认真地对待，一直是一件极为有趣而重要的事情。

蔡斯（部分正确地）指出，美国人民一直支持激进的干涉外交政策。成因之一是带有美国式仁慈和国际善意的意识形态，正如他自己所例举的那样。我引述了一些例子证明这种原则框架是如何支配着大众媒体、时事杂志还有学者。大部分例子证明，为了原则纯洁性的利益，事实是如何被忽略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连最直接、最明显的自相矛盾也未给世俗神职人员们带来特别的问题，他们很少能达到与神学人员对应的精深程度。作为例证，请看看蔡斯的另一篇文章，他回到了同样的主题。¹⁹²蔡斯在文章中讨论了“美国经验”的“讽刺和歧义”。“美国经验”指“道德关怀”，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精神”，尽管“我们已经发现，追求正义有时会导致与我们预想相反的后果，以至于我们所宣称的理想有时是为了隐藏（不让我们自己知道，而不是不让别人知道）更阴暗、更复杂的动机”。他总结说：“经验本应教会我们的是，我们无法总是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动机。”可是他并未讨论为避免产生这种理解力而建立起来的周密的欺骗制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讨论了特殊事例，例如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肯定地说，“我们决定寻求稳定”。为了证明这句话，他的确提出：“我们努力让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失去稳定性。”即使在一连串的句子中，他所表达的直接的自相矛盾¹⁹³也不足以提出有关“我们自己的动机”的问题。相反，这个例子也落入了“讽刺”范畴。

这个范畴以最惊人的方式掩盖了意识形态学科中的现实。最后还有一个例子，我认为它的来源算是最有启示性的。诺尔曼·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针对冷战愚蠢行径的批评家，或多或少算是乔治·凯南⁽¹⁹⁴⁾类型的现实主义者（我要引用的研究也是有关凯南的¹⁹⁵）。格雷布纳认同的传统看法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威尔逊和平和自决原则”的指引。“美国的外交语言”中多次“提及原则”的做法表明，美国在20世纪并非“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提及原则时当然缺乏真正的帝国主义侵略强国的辞令。“传统的美国困境”在于这种错觉：即使“其敌手有精力或决心”，但“国家总是确信，它会看到敌人的最终垮台和正义与自由的虚幻世界的创立”。他坚决地认定，“美国自1950年后与苏联和中国大陆的一切基本关系都依靠这一假设”。正是这种“美国理想主义”造成了战后时期的诸多问题。

放下这些基本原则之后，格雷布纳继续研究了正在实施的外交政策中的一些特殊实例。然后，他做出如下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普遍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自决原则。在亚洲和非洲，它有过些许成功的机会，也在毫无机会成功的‘铁竹幕’（Iron and Bamboo curtains）⁽¹⁹⁶⁾之后推进过这种成功。”

想一想其中的逻辑。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遍原则：美国遵循了威尔逊的自决原则。然后，调查一下具体的实例，我们就发现，该原则在能使用的地方没有被使用；在不能使用的地方（在敌人那里）被鼓吹（他们的鼓吹表明，我们没有侵略，也不是帝国主义）。结论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遍观点一经检验就失效了。但普遍原则还在生效。实际上，格雷布纳接着感叹说：“这个自私自利地寻求国际事务秩序的国家，无法承受一个动荡的世界所表达的感激之情。”

用相似的逻辑，物理学家可能会形成一个普遍假设，对它进行验证，然后发现它在每个具体事例中都遭到了反驳，就得出结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与原则所预见的相反，但原则还在生效。这个例子说明了像学术史和政治学这种意识形态学科与那些被期望达到理性、知性标准的学科之间的区别。

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完全是因为谈到的历史学家是较早批评冷战原则的学者。他以凯南式的方式评价说，美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然而，“错误”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中性范畴。要想产生错误就要安全地守在这一主要教条的边界之内：美国只是对外部挑战做出回应，其政策并未反映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

这种讨论到此已经相当抽象了。我一直不想纠缠于对那些无力还击之人所进行的军事干预政策的人为后果，或为了确保大区域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就是那些合理地假想未来还会继续执行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体制改变，甚至连印度支那战争中某些专业领域提出的批评也被歪曲和制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一切从错误的角度看上去如何。80年前，一位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写道：菲律宾“已经接受了战争裁决。战争是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尤其是将其对手藐视为异族或下等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发动的战争。然而，菲律宾人接受了战争，他们完全明白战争带来的恐怖和他们会被迫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牺牲”。¹⁹⁷会被回想起来的是，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无私的领导人只是试图“完成上帝在历史中的意图”。连詹姆斯·蔡斯都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与私利在一起的还有“道德意图”，“我们很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种道德辩护。美国军队在那里犯下的暴行十分恐怖，因为他们发动的是零宽恕战争，不抓战俘，却烧毁了村庄并经常射杀无辜的成人与儿童”¹⁹⁸。

人们也许认为，越战之后再深究此事是毫无必要的。遗憾的是，这种推想是错误的。卡特总统在一次有关人权的发言中解释说，我们对越南问心无愧，不承担什么责任，因为“毁坏是相互的”。¹⁹⁹当时，美国新闻界对此毫无评论也无低声抗议。那个“悲剧性错误”的历史如今正在被重写着，让印度支那人民变成了反面角色。柬埔寨在1975年5月“马亚圭斯”号事件时已遭受美国恐怖的践踏，在对这片土地进行的最后一次暴力和谋杀行动中，当福特和基辛格派出轰炸机时，连肯尼迪参议员（他是真正关心美国越战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后果的几个参议员之一）都认为这么说是对的：“总统坚决而成功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对民族精神的必要鼓舞，他值得我们真挚的支持。”²⁰⁰全世界都接到了消息——就好像有必要通知似的——世界上最残暴的国家还没有因其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而声明放弃使用武力，至少在其受害者毫无抵御之力的时候。

这种模式此后还在继续。想一想1976年8月在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发生的事情：在目前仍尚有争议的情况下，两个美国士兵因正要砍掉一棵树而被朝鲜军队杀死。⁽²⁰¹⁾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美方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朝鲜人冷血地杀了他们。美军后来砍掉了这棵树，也彰显了实力，包括B-52轰炸机执行的一次飞行。威廉·比彻（William Beecher）对此次事件进行了重要的报道，他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前助理部长，现在是一名外交通讯记者。他写道，原本计划让B-52轰炸机“在仅距板门店十英里的韩国轰炸范围内投下大约7万吨炸弹……但消息灵通人士说，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决定，投放炸弹太过挑衅性，也许会引发好斗的朝鲜人的军事反应”。²⁰²

让我们假设7万吨这个数字（是轰炸广岛的三倍多）弄错了。但为什么猛烈轰炸离板门店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似乎就对“好斗的朝鲜人”来说“富有挑衅性”？也许因为他们仍然记着25年前发生的事情，美国空军当时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土地，几乎没剩下任何攻击目标。空军的一项研究是有关“针对所有共产主义世界（尤其针对朝鲜的共产分子）空中力量的实际教训”，而这个“教训”在停战协议签署之前一个月就被传达了出来。本着只相信美国这边所讲的故事的原则，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些事件在该项研究中是如何被官方解释的：

1953年5月13日，美国空军F-84战斗轰炸机向朝鲜的咸兴南道德山（Toksan）灌溉水坝连续发动了三轮突然袭击。在海拔300英尺，他们用装载的高性能炸药进行了低空水平轰炸，攻击填料结实的水库土坝。随即爆发了山洪，席卷水库下方27英里内的山谷，倾泻而下的洪水彻底摧毁了大段南北交通要道以及通往前线的供给路线。对德山的打击和其他对慈山（Chasan）、九原家（Kuwonga）、龟城（Kusong）和德城（Toksang）的类似袭击是20多个被定为可能袭击目标的水坝中的5个。水坝从所有重要的敌人供给路线逆向而上，为朝鲜的水稻生产提供了75%的受控供水。这些打击成为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的空中行动之一，但大部分都被新闻界、军事观察员和喜欢引人注意但意义不大的行动性事件的新闻评论员所忽略。他们让匆忙赶到他们新闻和广播中心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委员高声向全世界说出最严厉的、充满仇恨的慷慨陈词，这些话将出自随后三年战争期间的共产主义宣传机器。

在打击目标系统时，美国空军猛烈攻击了敌人甲胄的两个敏感环节——敌人供应前线部队的能力和为其军队生产粮食的能力。对联军指挥部而言，突破灌溉水坝意味着破坏敌人的交通和供给路线。但对共产党而言，击垮水坝主要意味着破坏了他们的主食——大米。西方人很难想象失去这种主要的粮食产品对亚洲的可怕含义——饥荒和慢性死亡。几个世纪以来，“大米饥荒”是东方的慢性灾难，比致命的瘟疫还要可怕。因此，当炸弹落在五个灌溉水坝上时，人们表现出愤怒、狂暴并公开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²⁰³

请记住，这并非引自共产分子的黑色宣传，而是引自美国空军的官方研究。

尽管朝鲜人一向好斗，也无法理解这次壮观的空袭行动的美妙之处，也许至今还觉得猛烈轰炸“富有挑衅性”。因此，原本的计划被取消了。

仅在美国空军成功地带来饥荒和慢性死亡的几年之后，他们又在东南亚如法炮制。那场战争结束了，在大肆破坏和屠杀之后，美国坚持对“马亚圭斯”号事件中无还手之力的柬埔寨显示武力。西哈努克城遭到轰炸，但原计划中的B-52战斗机轰炸被取消了。《新共和》杂志评论说，由于“可预见的国内和国际反应”和可能对“马亚圭斯”号船员产生的不利影响，此次取消很明智——但并不是因为它会引起另一场对柬埔寨人的大屠杀。²⁰⁴一年之后，美国飞机差不多对韩国实施了同样猛烈的轰炸，给好斗的朝鲜人留下了印象。美国人民继续支持激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也如此显示。而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阶层一如既往地敦促我们忘记过去的“错误”和“错算”，再次开始行动，把我们的道德理想灌输给邪恶、忘恩负义的世界。在军事插曲、其他战后岁月中的干涉和大区域规划的意识形态框架背后，体制结构都完好无损，很少受到公众的挑战，有效地免除了民众监督或部分程度上的学术分析。我们只能合情合理地总结说，《外交关系》的编辑是十分正确的，他预测到军事干涉会继续，其他通过“去稳定化”加强“稳定性”以及对威胁要脱离大区域的运动进行遏制和摧毁的努力也会继续。正是这种威胁，无论被称作“共产主义”或别的什么，让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凭借武力（如果必要的话）和更多巧妙的方式（如果足够的话）去遏制、去破坏。知识分子阶层则用我们无私投身于原则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故事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

（本文最早出现在《“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 Spokesman,1978］，后来重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2003］，第86—114页。）

美国与东帝汶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东帝汶？许多美国人甚至未曾听说过这个遥远的小地方。关注的原因有两个，每个都相当充分。第一个原因是，东帝汶曾经是且现在仍是大屠杀和苦难之地。全世界发生着许多可怕的事情，不由我们掌控。我们尽可悲叹不已，却无能为力。东帝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而更为重要。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直接插手已令我们血染双手。第二个原因是，只要想一想自1975年以后发生在东帝汶的事情，我们就能了解一些有关自身、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体制的重要信息。如果我们看到事实时厌恶所发现的一切——如果认真地看待，人人都会感到惊愕——我们可以努力改变当前的做法以及造成可怕的苦难和屠杀的体制结构。既然我们把自己视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就有责任为这些目标投入精力。东帝汶的近代史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确定政策时考虑的因素以及我们的意识形态体系运作的方式。

以下事实简单明了。²⁰⁵东帝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帝汶岛的西半边是荷兰殖民地，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成为其领土。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后，在东帝汶出现了几个政治党派，其中有两个党派受到较多的民众支持，它们分别是帝汶民主联盟（UDT）⁽²⁰⁶⁾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²⁰⁷⁾。1975年8月，帝汶民主联盟发动了政变，该政变受到印尼的支持，并有可能是在其煽动下进行的。政变导致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有两三千人被杀害。9月初，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获胜。东帝汶向国外观察员开放，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澳大利亚救援组织的代表、记者和其他人。他们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并对国内民众支持度、农业改革的开明措施以及扫盲计划等正在进行的项目印象深刻。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帝汶研究专家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把当时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称为“大众天主教派”。我们下面要谈到此后的种种说法，就此而言，上述事实意义重大。

除了印尼在该地区边境进行军事袭击和海上轰炸之外，帝汶岛当时还算太平。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9月获胜以后，印尼军队便开始进行军事骚扰，其中一次突袭使五名澳大利亚记者丧生。这是一次清楚明了的警告，告诫国外人士印尼军方不想让任何人“观察”其正在谋划的行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要求葡萄牙为其去殖民化进程负责，并呼吁其他国家派遣观察员，但毫无回应。东帝汶革命阵线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国际支持，就在1975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12月7日，印尼发动了全面入侵行动，攻占了东帝汶首都帝力（Dili）。在这场袭击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刚刚离开雅加达。毫无疑问，美国知道这次即将发生的入侵行动，并明确给予认可。在杰克·安德森⁽²⁰⁸⁾的采访中，福特勉强承认了部分事实，但声称对确切的情况一无所知。²⁰⁹

入侵的印尼军队90%都使用美军武器。在国会听证会上，政府代表证实，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应，美国曾下达过长达六个月的武器禁令，但这个禁令是秘密执行的，连印尼都不曾知晓。在“武器禁令”期间，武器不断地流向印尼军队，实际上还有新武器的供应，包括用于镇压叛乱的武器。这些事实被康奈尔大学的印尼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披露之后，美国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承认。入侵行动血腥而残忍。随后，印尼的侵略扩展到帝汶地区的其他地方。在1977—1978年间，印尼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包括大规模轰炸、强制人口迁移、破坏村庄和庄稼，以及现代军队用于镇压抵抗群众的所有常用手段。这些暴行的具体程度无法评定，部分原因是印尼拒绝接受外部观察员进入，其原因可想而知。在1979之前，连国际红十字会也被排斥在外，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但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而证据十分充分，这些证据来自难民、偷送的信件、教会方面的消息、在有人引导下得以短暂参观的个别记者以及印尼官方。假如西方人不知道这些事实，一定是因为有人做出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很有可能的是，战前近70万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死于印尼入侵所造成的公然屠杀或饥饿，剩下的人大多被赶入由军方管理的集中营，他们也许遭受了类似的命运，除非受到正规监督的国际援助大规模地到来。大约四年之后，救援官员才被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入该地区，他们认为整个局势堪比1979年的柬埔寨。在这两件事上，国际反响略有不同。

美国政府自始至终都为此次大屠杀提供了军事和外交援助。到1977年末，印尼的武器供应已经耗尽，人权委员会⁽²¹⁰⁾竟然迅速增加了军备供应，印尼得以进行凶残的侵略活动，使东帝汶沦为像柬埔寨那样的境地。²¹¹美国的盟友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援助。

与其他不结盟国家一样，联合国曾多次谴责印尼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在东帝汶行使自决权。但西方成功地阻拦了所有重要的举措。印尼入侵之后，联合国立即召开大会，但无法有效地采取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 · P.莫尼翰⁽²¹²⁾在回忆录中解释了缘由：“美国希望事态的发展如其所愿，并不断地致力于此。国务院由衷地希望，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联合国都无能为力。我被授予这项任务，并相当成功地执行了下去。”²¹³

莫尼翰大使大概知道其成功的本质是什么。他引述了由印尼军方任命的临时政府副主席在1976年2月做出的估测：“内战爆发之后已有6万人被杀害”，——请回想一下仅在内战期间就有两到三千人被杀害——“这占总人口的10%，几乎与苏联在‘二战’中伤亡的人口比例相同”。这样说来，他实际上在为其“成功”协助开展屠杀而邀功（而他将这场屠杀比作纳粹的侵略结果），且不说此后不断增加的遇害者人数。

莫尼翰在联合国面对美国强大的第三世界敌人时表现英勇，这令人钦佩。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沾沾自喜却未被觉察到。²¹⁴

莫尼翰大使继续评论说，到1976年3月为止，印尼的入侵肯定是成功的，因为“这个话题自入侵之后在新闻界和联合国就从未出现过”。这件事的确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了，尽管并未在联合国销声匿迹，联合国一直在定期谴责印尼的侵略行为。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四年中拉下缄默的幕布，却无法显示出印尼军队的成功，尽管这块幕布确实有力地证明了西方宣传体系的有效性。²¹⁵

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佯装对东帝汶发生的事件所知甚少，这明显是无稽之谈。要不然就是政府代表在每个阶段都声称，虽然可能遗憾过去有点做过了头，但现在局势平静，明智而又人道的做法是承认印尼政府的控制。比如，美国政府在1977年国会听证会上就持这种立场。当时，印尼恰巧在准备1977—1978年的屠杀式入侵，而人权委员会也加快了用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武器供应。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不仅没有包括大量暴行的充分证据，而且竟然假装没有这回事。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提供的一份报告算是典型的政府声明。²¹⁶这份报告讨论了所谓的改善之后的印尼人权记录——奥威尔的学生或许会对这一事实感兴趣：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在关于友国的政府“人权”报告中，记录总是显示“改善”。我们从1979年11月的报告中得知：

印度尼西亚于1979年12月攻占东帝汶，这里之前为葡属帝汶。此次攻占可能是改善趋势中的一个例外，但各方的对立观点和非印尼人无法进入帝汶都使人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查清从1975年12月持续到1976年3月的惨烈战斗中死亡的人数。最近，来自帝汶的报道表明，帝汶已部分地回到常态，尽管帝汶人实现真正自决的前景很黯淡。

只要美国政府继续执行支持印尼恐怖行径的政策，并否认存在这种恐怖行径，只要媒体忠实地自我克制而不暴露事实，后一个结论肯定是对的。这份报告的典型之处不仅在于它声称事态目前终于有所好转（自始至终都在辩解），而且还在于它没有能够承认，人们对1976年3月之后那段时期也产生了疑问。

我们听一听目击者的证词，情形又会略有不同。例如，列奥纳多·维也拉·德里格（Leoneto Vieira do Rego）神父的证词。他是一位63岁的葡萄牙教士，在山中负隅抵抗三年，最终因疟疾和饥饿于1979年1月向印尼军队投降。经过囚禁和审问之后，他在6月得以回到葡萄牙。他叙述了所看到的一切，之后在美国以外的各国新闻中被报道。这份政府报告被公布后不久，列奥纳多神父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²¹⁷采访笔录被透漏给了《波士顿环球报》。²¹⁸列奥纳多神父说，在1976年间，他所生活的山区以及大多数人（包括从帝力逃过来的人）所生活的山区一切正常：

除了主要城镇，住在内陆的人并未感觉到战争。食物绰绰有余，这是一种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生活。1977年初，问题发生了。对整个帝汶岛开始了全面的轰炸。从那时起，出现了死亡、疾病、绝望。轰炸的第二阶段从1977年末直至1979年初，出动了更多的现代化飞机。轰炸进行到投放燃烧弹的阶段。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还可以活下去。全面投放燃烧弹导致了大屠杀和饥荒……我们看到末日来临了。人们无法种庄稼。在奔向保护区途经一个又一个村落时，我亲眼目睹了轰炸造成的大屠杀和死于饥饿的人们。1979年，人们开始投降，因为别无选择。一旦有人死亡，其他人就开始放弃了。

据列奥纳多神父估计，在四年战争期间有20万人死去。

面对这一切，《纽约时报》最后写下了这句话：

他说，1978年的轰炸和一步步摧毁农田的行动旨在使岛民因挨饿而屈服。²¹⁹

不能忘记的是，列奥纳多神父所叙述的1977—1979年间的入侵行为和这段时期以及此后很多人所说的入侵行为，都与人权委员会的武器供应猛增是同时发生的。

难民们陆续叙述着大规模的暴行。到了1979年，一些国外救援力量来到该地区，但其活动分布大部分在印尼军队的控制之下。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从里斯本发出一篇报道说：“在前葡属殖民地的救援工作仅由四个国外观察员监督”，并声称“据到达葡萄牙的难民所述，供应给受饥荒打击的东帝汶的食物和药品正在被分给印尼部队和店主”。²²⁰该报道继续写道：

“我们呼吁世界上幸存的人们，只要他们还有一丝人权观念，就请保证救援物品直接送到我们的人民那里”，一位难民说道。他宁愿匿名，因为他的家人还在东帝汶……难民们坚持认为，东帝汶还有饥荒，而且与其他报道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与帝汶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仍在帝汶岛东部的山区进行。他们声称，印度尼西亚部队用逮捕、折磨和就地处决的方式对当地人实施恐怖控制。他们叙述了当局如何操控来访记者的参观行程。帝汶人声称，军队和战争物资都被挪走，造成安宁的假象。一位妇女说，她看到当地军人墓地上的十字架被挪走。当局控制严密，会通知其在救援营地的“代表们”，把身着便衣的军官安插在群众中。东帝汶不断出现的关于腐败和违背人权的证据已开始被泄露，大有把此事放在外交攻势之中心位置的危险。葡萄牙和美国尤其被牵涉其中。

然而，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两国牵涉其中的方式迥异。葡萄牙，尤其是其新的保守政府，正在寻求获得国际支持，使帝汶人免受最终的毁灭，并迫使印尼撤军。美国政府则试图阻止持续增加的曝光事实，确保印尼控制着在美国支持下的袭击之后苦难重重的幸存者。

1979年12月，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戴维·瓦茨（David Watts）从东帝汶帝力发来一篇有关一次受印尼军队监督的行程的报道。他讲述了红十字会成功的救援行动，拯救了成千上万“处于饿死边缘”的人。“其他人也会死去，但忍受着邪恶的饥荒政策的无辜受害者至少得到了帮助。在鲜为人知的东帝汶战争中，印尼武装部队在打击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和平民的同时，实施了该饥荒政策，战争自1975年起就在全世界的视野之外进行着。”瓦茨有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受害者的说法很可靠，他的以下叙述也同样可靠：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印尼入侵之后就撤回了山区，“ ［带着］大约10万低地帝汶岛人，有的是其亲属，有的是被‘拉拢’加入这场抵抗运动的，通过种庄稼为其提供支持”。瓦茨的说法也许来自同样的消息渠道，即带他参观的向导。

瓦茨继续写道：

印尼的武装力量通过空中和海上巡逻，使东帝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绝开来，阻止外界援助去接触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平民百姓经常被迫四处逃离。原先居住在低地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河谷周围的几处肥沃之地，甚至连居住在高地的人也无法继续自己火耨刀耕的农业生活。人们沦落到偷窃的地步，能偷就偷。据一位印尼红十字会官员说，人们得不到食物供应时就以树叶、老鼠、死狗为食。他们只吃死狗，因为他们的泛灵信仰不准他们杀生。

但对于山上的人来说，真正的危机发生在1977—1978年间。印尼军队厌倦了毫无结果的战事，在帝汶岛东部发动了一场大扫荡，根除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余部。他们动用了空投伞兵以及北美罗克韦尔公司的“野马”反暴乱侦察攻击机在全岛作战，断绝独立革命阵线部队的藏身之处和食品供应……在岛上东半部地区，随处可见似乎遭到野马战机投放凝固汽油弹袭击的证据。山区的形势令人们绝望已极，他们开始大批逃往低地，寻找食物和住所。²²¹

瓦茨和他的美国同事一样，对于美国的角色缄口不言，除了谈到1979年美国为其余的人提供援助之外。瓦茨还对新闻界的角色缄口不言，美国新闻界确保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但在此期间如果能唤起公众意见也许就能结束这些暴行。

在漫长而血腥的四年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美国媒体都紧跟着美国政府的宣传路线。1975年间，媒体大幅报道东帝汶，显示了对这个前葡萄牙帝国去殖民化运动的关注。1975年末，《纽约时报》报道了印尼的“特别限制”（remarkable restaint），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记者却发布了有关印尼海军轰炸帝汶岛城镇和在边界进行军事袭击的目击报道。在8—9月的内战之后，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率先进入东帝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长篇报道，他拒绝接受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暴行的指控，认为暴行乃印尼和其他宣传机构所为。他的报道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过编辑之后的控诉更加准确，《新闻周刊》当时也依据《纽约时报》的叙述对此做了报道。印尼入侵东帝汶以后，在美国支持下的印尼进行的袭击越来越广，越来越残暴，美国对这些行动的报道却迅速减少，几乎为零（除了美国政府和印尼零星的宣传资料之外）。有关帝汶难民的信息被小心地避开，这与共产党镇压下的难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纽约时报》驻东南亚的通讯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亨利·凯姆（Henry Kamm）屈尊提到战事激烈的东帝汶时，他并未依据难民、神父或其他无数可得到的消息来源。相反，他采访了印尼的将军，仰仗其权威陈述了如下 “事实”：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逼迫”帝汶人民在他们的“控制”下生活，虽然这批人现在正在逃往由印尼控制的区域。²²²凯姆叙述了1980年他在东帝汶的四天行程，并告诉读者有30万帝汶人“因持续内战流离失所，并与侵略者不断地进行斗争”——除了1975年8月以来美国和印尼的宣传资料以及西方新闻界的“新栏目”以外，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内战。他写道：1978年印尼入侵打破了“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对东帝汶人的控制”，独立革命阵线“至少到1977年还控制着众多人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独立革命阵线也许已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些结论以及有关独立革命阵线野蛮行径的报道，都基于印尼当局、帝汶通敌者的证据，也基于据他所说受现行印尼军方威胁的帝汶人的证据，他们说的话显然毫无意义。²²³

直到1979年末，真相才逐渐地显露，甚至连美国新闻界也这么做。一些国会议员，特别是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Tom Harkin），开始意识到媒体所隐藏的事实本质何在。1979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坦诚的社论，而詹姆斯·马克汉姆（James Markham）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里斯本的帝汶难民的报道。²²⁴尽管仍有大量的歪曲，新闻界开始披露一些过去四年中得到的消息，²²⁵而美国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通常会被忽略或轻描淡写。

我们不能过度强调媒体和意见报刊的行为在这些年间有多重要。列奥纳多神父和其他许多人所描述的事件以及现在最终被广泛承认的可怕结果，是美国政府的直接责任，其西方盟友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负有直接的责任。相应地，如果美国不再直接支持印尼，这些丑陋行径也许已经（甚至现在也能）被终止。

美国政府一直支持印尼军队，并非因为它乐见屠杀和饥荒，而是因为帝汶人的命运相比更高的目标而言简直微不足道。1965年，印尼军队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导致约50万至100万人死于屠杀，大多数人是无地的农民，自此以后印尼就成为无价的盟友。²²⁶军事统治者向西方劫掠者打开国门，唯一的阻碍是我们在雅加达的朋友的贪婪和腐败。在这个也许很富裕的国家，随着它成为“投资者的天堂”，许多人却深受苦难——甚至除了大屠杀之外，对那些持欣赏态度的西方观众来说，大屠杀显示出“正当的”反共产主义资质。²²⁷鉴于这些最主要的考虑，人权委员会将像其前任那样向印尼输送武器，使其在东帝汶达到目的，并想方设法去掩盖真相。

当我们看到教化体系开始瓦解时所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欺骗的严重性。无论体制如何运行，个人都不愿支持近乎大屠杀的行为。随着真相逐渐地显露，一些国会成员和越来越多的民众群体开始要求终结这些暴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尽管缺乏充分的国际监督，加之印尼军方的腐败，有多少物资能被送达需要的人之手仍然十分可疑，但有一些救援物资被送达了帝汶。这是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对美国政府施压，让其停止向印尼供应所要求的军需。国际势力也可以被组织起来敦促印尼撤军，这样其余的帝汶人也许就有机会实现他们长期以来寻求的自决权。

有关东帝汶的消息现在逐渐地公之于众，有趣的是看一看媒体对这一事实如何反应。在《民族周刊》（Nation）——这是美国唯一一家就1975至1979年间的帝汶岛发表过一篇严肃文章的期刊²²⁸——上，兰古斯⁽²²⁹⁾对关注帝汶不屑一顾，他的独特评论如下：“假如全球新闻界突然在帝汶会合，也不会改善一个柬埔寨人的命运。”²³⁰这种评论非常的不理性，乍一听令人惊讶，但假设只是另一个家伙对柬埔寨犯下了值得关注的罪行，这种情绪就容易被理解了。在《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理查德·瓦莱里亚尼（Richard Valeriani）和亚洲专家兼外国通讯记者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讨论了1980年1月下旬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有关东帝汶的报道。²³¹瓦莱里亚尼说，他已读过这篇报道，虽然“我不关心帝汶”。卡诺甚至没读这篇报道，他说：“我没时间……也没什么关系；这和我无关。”他们的看法是，《纽约时报》过于大幅报道这一无关紧要的事实：发生在帝汶的屠杀堪比在柬埔寨的屠杀，帝汶人因美国政策的直接影响已沦落到泰国—柬埔寨边界悲苦难民所处的境地。《纽约时报》在这些细节上浪费时间是失职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不算失职，例如几天前（1980年1月20日）在周日刊用整个首页和25页的篇幅报道了迪斯·普兰⁽²³²⁾在柬埔寨的可怕经历，扼要地重述了已获大量媒体关注的事件。

他们的反应并不独特。《纽约时报》驻联合国通讯员伯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拒绝参加1979年10月关于东帝汶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其理由是，该问题“相当晦涩”。实际上，他在联合国辩论中也一言未发，辩论包括帝汶难民和其他人有关持续暴行的证词以及美国为此应负的责任。²³³看看那些天他发表的文章就明白，这些事件的确微不足道，够不上《纽约时报》的门槛。因此，诺西特写了满满一页专栏，披露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事实：斐济政府驻南黎巴嫩代表团没有收到报酬；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道，提到围绕联合国文件少了一个不置可否的逗号而进行的争论²³⁴——尽管这样一来，他的报道会被视为直接针对联合国的嘲讽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其第三世界的成员国，这场嘲讽活动始于联合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归入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之列或他人所称的 “民主”之列。因此，这篇有关缺少逗号的讽刺性报道与媒体对第三世界各国所起的作用集体噤声的行为珠联璧合，而正是第三世界各国才促使联合国认定美国支持帝汶屠杀的事实。

面对近来媒体镇压的溃败，最有趣的反应或许来自《华尔街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有关该话题的社论。²³⁵《华尔街日报》注意到，“过去几周以来，形成了有关东帝汶”的“一场有趣的运动”。它提到，可能有1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并补充道：“有人说，这很可疑，听上去像在柬埔寨。对我们的说法是：印尼是我们的盟友，也是我们的石油供应国，印尼实施暴行时用的却是美国武器。”但《日报》继续写道，这一指控“与其说是关于帝汶，不如说是关于美国政治思维的一些多样性”。有两点因素能彻底区分柬埔寨和帝汶。第一点是，美国正在向帝汶输送救援物资，印尼人“无论多么地不情愿、多么地不妥善”，仍然在接纳食品援助，而“假如苏联为自己和盟国也这么做的话，柬埔寨人的状况会好得多”。编辑们忽略了这一事实：苏联在美国之前向饥饿的柬埔寨人提供了食品，而且似乎数量巨大，他们还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据国际救援工作人员的说法），没人在接受苏联援助时觉得勉强。但是关键性的区别在于：

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美国还有任何能力决定像帝汶局势那样的结果，这就在自欺欺人。这个地方所遭受的暴行丝毫不令人惊讶，它标志着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秩序；谈论美国势力的邪恶行径很有可能加速这种分崩离析的进程，而绝非遏制它。那些担心为这些混乱付出人力成本的人，倒可以正视一下这种关联。

这段说理令人印象深刻。编辑们试图告诉我们，当美国提供的战机在摧毁村庄、毁坏庄稼、屠杀山区群落并把他们驱赶到集中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事实理解为“分崩离析中的世界秩序的标志”，而不是美国有意采取行动的后果。如果美国真要停止促使印尼实施这些政策的军事和外交支持，恐怖局势甚至会加重。有人会好奇，《真理报》（Pravda）为苏联支持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而辩护时，是否达到了这种思想高度。

取笑《华尔街日报》很容易，但这样会忽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过去几个月中稍微暴露一下美国支持下的印尼暴行，就已令印尼军方、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日报》所代表的企业界感到恐惧，他们都想拿民众性命偷偷地玩游戏。这个信息一清二楚。通过有效地施压于美国政府，迫使它放弃那些可怕的政策，并继续努力把事实向更广大的民众公布，我们就能实质性地帮助东帝汶人民生存下去。付出相对较少的努力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若有这种机会，实属珍贵。但若放过这种机会，就是罪过。

（本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58—369页。）

“特殊关系”的起源

一、支持层面：外交、物质、意识形态

在国际事务和美国文化中，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这种独特性在联合国最近的投票中也体现了出来。例如，1982年1月26日，只有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公布的决议投了否决票，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同时撤出贝鲁特。由于该计划“明显想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²³⁶⁾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存在下去”，对美国政府而言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前景。²³⁷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呼吁结束黎巴嫩以及黎—以边境敌对局势的决议，该决议最终以两票“否”和无弃权票被通过。在早些时候，美国否决了一项其他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安理会决议，该决议谴责以色列对早先呼吁其撤军的要求不予理会。²³⁸实际上，这种模式已成常态。

更具体地说，这种特殊关系表现在美国多年以来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层面。援助的具体规模不得而知，因为大都以各种方式被隐瞒了起来。在1967年之前，也就是“特殊关系”成熟之前，以色列从美国获得的人均援助在所有被援助国中是最高的。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专家纳达福·萨夫兰（Nadav Safran）评论这一事实时也指出，这相当于一笔前所未有的、从海外转向以色列的可观资本，几乎是以色列投资的全部资金，这也是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无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模式的原因。²³⁹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最近的援助相当于给每个以色列人每年约1 000美元。就连公布于众的数字也相当惊人。²⁴⁰从1978至1982年的财政年间，以色列获得了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军事援助的48%，经济援助的35%。在1983年这一财政年，里根政府要求从81亿美元援助预算中拨出近25亿美元支援以色列，其中直接拨付的有5亿美元，还有12亿美元以低息贷给以色列。²⁴¹此外，还有定期免除贷款的模式，以特殊折扣价提供武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更不用说还有免税的“慈善”捐献（实际上，是强征税），这笔钱被动用之后还要我们交税去还。²⁴²美国参议院最著名的自由民主党人、加利福尼亚州的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不满足于这种从美国纳税人获取援助资金的方式，他“提议修正海外援助法案，构建以下原则：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将不少于以色列给美国的还贷”。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评论说，这是一个包揽“所有以色列贷款及其未来贷款”的承诺。²⁴³

这一切都发生在黎巴嫩战争之前。有关海外援助的投票则发生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当时黎巴嫩南部被大面积地摧毁，贝鲁特遭受残酷的围攻和轰炸，还发生了9月大屠杀。作为对里根根据其和平提议（已被以色列拒绝接受）请求暂停修建定居点的回应，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迅速地扩张了定居点。基于这些事件，国会唯一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要以接受总统提议、在已然是现象级援助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地增加援助（这被称为“对以色列采取的强硬方式”）的方式来“惩罚”以色列？²⁴⁴还是像参议院和大多数自由派所要求的那样，采取温和路线、进一步增加总统要求的援助涨幅？幸运的是，训练有素的新闻界把这场特殊表演的滑稽之处隐瞒了起来。毋庸赘言，这则有关总统和国会方面支持以色列近期行动的消息一点儿也不好笑。

应当指出的是，在理论上以色列对美国援助的动用是有所限制的（例如，集束炸弹只能用于自卫；发展资金不能用于以色列已承认的边境以外，也就是1967年6月之前的边境）。但美方小心行事，确保不会引发这些限制，尽管非法使用武器偶尔会引起责难或造成武器运输暂时中断，这些后果也会被大加报道。至于禁止将美国的资金用于美国官方认为是非法的、阻碍和平（即越过1967年6月之前的边境）的定居点和发展项目这一点，却从未被强制地执行过。而援助项目则被规划得无法被强制实行。据伊恩·拉斯提克⁽²⁴⁵⁾说，“相比许多其他援助关系，我们资助以色列的项目缺乏具体的说明”。国务院官员或项目援助官员从未“被派去监督以色列政府如何使用我们的资金”。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援助埃及的项目（埃及是自戴维营谈判以来接受美国非军事援助最多的一个国家），做个比较。该项目由一个125人的办公室进行周密的监督。许多知情的埃及人对该项目严加指责，声称该项目代表的是美国的优先权益而非埃及的优先权益，资助的是美国船只和顾问带来的进口物资，同时由安排在埃及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支付少部分成本。他们注意到美国对私营机构的倚重，这些机构“从中西部农民那里购买小麦，而种在埃及的小麦只需一半价格”（据一位前国际开发署主任说），此外还注意到美国对埃及社会总体上的渗透程度，有人认为这对埃及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²⁴⁶

这些例子说明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外交和物质支持。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此相伴的是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社会的本质和阿以冲突的大量错觉。自1967年起，在美国讨论这些问题已经十分困难或不可能了，因为美国发起了一场极为有效的运动，对那些敢于质疑公认准则的人进行诽谤、辱骂，有时还公然说谎。²⁴⁷以色列的鸽派人士常常对此表示哀叹，他们在以色列受过类似的对待。他们发觉，因缺乏美国国内的支持，他们在以色列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受人尊敬的马蒂亚胡·佩莱德（Mattityahu Peled）将军说，“近乎崩溃的状态”和以“盲目爱国主义和狭隘心态”支持以色列最极端保守的政策，造成了“再次刺激以色列采取强硬的、不妥协姿态的危险”。²⁴⁸以色列著名记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研究历史学家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把“对美国犹太人的偏见”视为目前“美国—巴勒斯坦对话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话的主要障碍，没有这个障碍，就不会那么困难而艰辛地推进和平进程”。²⁴⁹我认为，这些以色列作家关注美国犹太人的作用，未免太过狭隘了。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的犹太人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国土报》（Ha’aretz，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纽约时报》）一位特派记者的话，他说：“你们美国的犹太人、你们这些自由派、热爱民主的人，你们不敢质问政府的行为，就是在支持政府在这里搞破坏。”他指的是发生在梅纳赫姆·米尔森（Menahem Milson）教授和阿里埃勒·沙龙⁽²⁵⁰⁾将军于1981年11月倡导的“平民政府”（civilian administration）领导下被占领土上的镇压浪潮。²⁵¹他进一步解释了贝京⁽²⁵²⁾和沙龙的计划：“使用一切非法手段”，把大批阿拉伯人驱离西岸，尤其是领导者和具有领导潜质的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你们让恐怖分子把炸弹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市长的车上，把定居者和一些阿拉伯内奸武装起来，让他们在阿拉伯城镇胡作非为，为抢夺财产进行屠杀，并不针对民众。一些阿拉伯人已被定居点的居民杀死。人们知道凶手是谁，但警察根本束手无策，他们接到了命令。面对这些违反以色列法律和违背犹太人道德的行为，你们的借口是什么呢？

他补充说，定居点居民是“遵守更高法则的、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听拉比的话去做事。至少有一位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²⁵³⁾的拉比写道，摧毁亚马力人［Amalek，指非犹太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戒律［mitzvah，宗教义务］”。²⁵⁴这位《国土报》记者又说，在他的日志中“有一份满是恐怖故事的文档，是从西岸执行占领任务回来的士兵向我们讲述的。我们提到他们时可以用笼统的说法——我们可以痛斥毁掉年轻人品格和自尊的占领行动——但我们无法刊登细节，因为军队审查制度包括服现役军人的行为”。²⁵⁵根据以色列报纸上公布的事，你可以想象这份文档包含了哪些内容。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的是，在以色列希伯来文报纸上可以自由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和记录的事，在美国报纸上基本被排斥在外。这样一来，要付账单的人大都蒙在鼓里，不清楚自己为何事付钱，或者不清楚以色列内部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辩。下面还有许多例子。

已经有人不断意识到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给以色列带来的危险，这些危险导致该地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并不断地产生爆发更大规模、或许是全球化战争的威胁。

二、致使因素

1. 国内压力集团及其利益

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常常被归咎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美国犹太社区对政治生活和左右意见方面的影响。²⁵⁶虽然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在两个主要方面上却并非全面：第一，它低估了“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范围；第二，它高估了政治压力集团在决策时所起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因素。

首先，赛斯·提尔曼（Seth Tillman）所谓的“以色列游说团”比美国犹太人社区要大得多，它包括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多数派、工会领导人、²⁵⁷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²⁵⁸支持强大国家机构的“保守派”人士（他们认为国家机构适于在国内进行由国家引导的高科技废料生产［也就是军事生产］，在国外开展军事威胁和冒险主义行动），还包括那些（分布于这几类人之间的）狂热无情的各行各业的勇士。在以色列，这些人形成的关系受到欢迎，并且不只受到右翼的欢迎。因此，在1973年的战争之后，著名的鸽派人士、即将成为工党总理的伊扎克·拉宾⁽²⁵⁹⁾就不再赞同此前为达成政治和解而采取的举措了。⁽²⁶⁰⁾他敦促以色列应当“争取时间”，并希望“我们后来会发觉自己处在更好的境况之中：美国可能会对苏联采取更有侵略性的立场……”²⁶¹

许多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些因素。在1980年12月，他们当中一些人在美国的犹太报纸上声称：“在犹太人和道德多数派之间，存在着比犹太人和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之间更多的潜在共同利益。”（《犹太周刊》［Jewish Week］）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前主席、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管雅克·托兹纳（Jacques Torczyner）写道：“首先，我们要得出结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天然同盟是右翼反动派，而非自由主义者。”²⁶²他对后者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误以为自由主义者并未加入冷战共识，而实际上他们却在不断地促成并帮助维护冷战共识。此外，更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左派与和平主义团体，除了无关紧要的一些人之外，都普遍极力地支持以色列（这和许多无端的指责正好相反），有些人甚至更狂热。他们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换在别处一定会大加指责。同样，下面也会举出一些实例。

在最近一项有关“真正的美国反犹太主义”研究中，有一个与拉宾的观点类似的有趣表达。其研究者是内森（Nathan）和露丝·佩尔马特（Ruth Perlmutter）。内森是圣约之子会美国反毁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的全国主任，露丝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美国的反毁谤联盟被视为公民自由意志组织，这曾经是个当之无愧的名声。现在，它通过诋毁评论家（包括未通过其忠诚测试的以色列人）、散播那些通常流传在未署名小册子中的所谓“信息”等技巧，主要致力于阻止人们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评性讨论。²⁶³在以色列，反毁谤联盟被非正式地说成是以色列宣传机构在美国的“主要支柱之一”。赛斯·提尔曼称其为“以色列游说团”的一部分。我们再看看它的公开表现。²⁶⁴以色列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梅厄·派尔（Meir Pail）先前是以色列国防军（IDF）⁽²⁶⁵⁾军官训练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位以色列鸽派人士。当他说起“果尔达·梅厄⁽²⁶⁶⁾和工党如何破坏犹太复国运动原有框架之内的多元化和争论”时，他也许想到的是反毁谤联盟。他说，他们在模仿“约瑟夫·斯大林对待全世界共产党的方式”，后者的利益会“屈服于……苏联的权力利益之下”；“以色列政权也与此类似”，因为它已经“破坏了保持异见和质疑的过程”，这从（据他说）果尔达·梅厄的工党政府就开始了。²⁶⁷反诽谤联盟变成了身不由己的傀儡。

佩尔马特夫妇所引述的研究表明，反犹太主义在美国“一度恶意昭昭”，如今也无人支持歧视犹太人的行为；也许有人不喜欢犹太人，持反犹太人的态度等，但种族团体和宗教团体总体上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那么，什么是依然猖狂、实际上也许比以前更危险的“真正的反犹太主义”呢？真正的反犹太主义最终取决于“化剑为犁的炼金师，即拥护恐怖的巴解组织并处于同时代的越南调解人⁽²⁶⁸⁾……”的行动。²⁶⁹佩尔马特夫妇担心的是，“如今战争的名声不好，媒体又太喜欢和平主题……”，他们关注“由左派发出的指责促成我们双方交战的诽谤以及近来……对美国国防预算进行的抨击……”。“除了石油之外，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比起当前危及犹太人的对抗性未来，和平会更好，即使它因非正义而带有缺陷。”相似的是，犹太人的利益“在这十年受到了国内外左翼人士”的威胁，因为他们进行示威反对并斥责美国干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犹太人的利益之所以受威胁，是因为中美洲的独裁者一向与以色列交好，双方对这种友谊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佩尔马特夫妇并未提及这些事实，这倒可以解释索摩查的受害者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将军为何不是以色列的朋友。这并非由于反犹太主义，而是确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军队炫耀自己曾在以色列受训并获得支持，被军队用以色列的武器屠杀或折磨的农民不可能与以色列为友。据佩尔马特夫妇说，像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这样的团体也威胁到了犹太人的利益，理事会号召以色列“把巴解组织纳入中东和平谈判之中”。“为左翼辩解的人和为右翼辩解的人一样，经常把反犹太主义或对犹太人利益的默然态度合理化，认为这只是暂时阶段。”但是犹太人应该更清楚。

自始至终的争论都在于，以色列的利益——已被默认为不承认巴勒斯坦权利的、抗拒阿拉伯国家的大以色列的利益——就是“犹太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像两位作者设想的那样，任何人如果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或以其他方式倡导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政策，用斯大林早些年的说法来讲，都是“在客观上”反对犹太人。

比起传统的反犹太分子，那些“不够顽固的”人现在将犹太人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他们鼓吹和平，批评美国的干涉主义，反对残忍的暴君和虐待者等。这才是“真正的反犹太主义”并且极其危险。因此，美国反诽谤联盟也就此开展了工作。²⁷⁰

也许可以指出的是，凭借对“反犹太主义”（或者就犹太人而言还有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指责，让批评以色列的评论家缄默，这是普遍采取且经常有效的方法。即使连颇受尊敬的以色列工党外交官阿巴·埃班（Abba Eban，被认为是鸽派领导人）也会写道：“与非犹太人世界对话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证明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人们普遍认为二者都是针对以色列国政策的批评）毫无区别”，而犹太批评家（尤其提到斯通和我）“对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基本的……负疚感”。同样，欧文·豪⁽²⁷¹⁾几乎不加论证就把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危险状态归咎于“对石油的刻意操控”，还引用了这句 “酸腐的格言：在心灵最暖之处，仍有一块犹太人的冰冷之地”。这样一来，就毫无必要考虑他所支持的工党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说，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还在进行着众人皆知并受到严厉指责的残酷占领²⁷²。²⁷³

佩尔马特夫妇嘲笑那些“批评以色列但同时又幻想反击反犹太主义的”人，但他俩的评论也的确不够坦诚。这是一种标准策略。在其著名的有关前以色列国时期的研究中，克里斯托弗·赛克斯⁽²⁷⁴⁾对这种策略的渊源（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新阶段”）追溯至大卫·本－古理安⁽²⁷⁵⁾，后者对英国法庭暗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参与1943年军火贩卖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自此以后，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²⁷⁶然而，这种策略主要在1967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被修炼成一门高级艺术，并愈演愈烈，因为它所辩护的政策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

在犹太人社区中，一向被要求并被普遍实现的一致“支持以色列”的局面令以色列的鸽派大失所望，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种“支持”严重地削弱了他们为更改残酷的、自我毁灭的政府政策所做的努力。在美国的犹太人社区中，甚至还进行了一场有关批评以色列政策是否合理的生动辩论。也许更令人惊奇的是，没人意识到这场辩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批评以色列是不合理的这一立场得到诸如埃利·威塞尔⁽²⁷⁷⁾这样的人的维护。他说：

我支持以色列——句号。我认同以色列——句号。我不在以色列，也从不攻击、批评以色列。

有关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的政策，威塞尔也无法做出评论：

要做什么、如何去做，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缺乏信息和知识要素……你必须处在权力位置才能获得所有的信息……我没有那种信息，所以我不知道……²⁷⁸

除了有关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记录，很难再找到类似的国家崇拜立场了。威塞尔在美国被视为反法西斯主义评论家，也被尊崇为不朽的圣人。

在维护不宜在以色列境外批评以色列这一教条时，人们普遍给出的理由是：只有面临种种危险和问题的人才有权发表批评，而不是隔岸观火的人。按照类似的逻辑，美国人批评巴解组织、阿拉伯国家或苏联都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可以拓展得更广一些：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资助，把以色列捧上天，同时诽谤其敌人，尤其是已被其征服的敌国，这样做是合理的，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但对我们慷慨捐赠财物如何使用提出批评，这就不合理了。

2. 美国的战略利益

当我们回到主题，谈及犹太人对政治和意见的影响时，就严重低估了所谓的“支持以色列”的范围。转到第二点就是，这种观点高估了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任何压力集团都不会控制表达公众意见的渠道，或在制定政策上保留持续的影响力，除非其目的与拥有实权的精英阶层接近。这些精英阶层在利益或（有关共同利益的）策略性判断方面并不一致；在一些问题上（比如目前这个问题），他们常有分歧。然而，进一步的观察会表明以下评价是正确的：“美国对自身在中东的政治—战略利益的构想在不断变化着。在这种背景中，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演变主要由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来决定。²⁷⁹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相关的历史背景。

尽管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但如果假设以色列代表着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那就错了。相反，美国的主要利益在于该地区的能源储备，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国务院1945年的分析报告把沙特阿拉伯描述为“……巨大的战略资源宝库，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物质奖赏之一”。²⁸⁰美国致力于赢得并保留这个奖赏。自“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公理几乎就是，这些能源储备应当归美国控制。这个主题的最新变体是，石油美元应当通过军事采购、建筑项目、银行储蓄、国债投资等渠道大量地流入美国。面对各种威胁，美国有必要捍卫这一主要利益。

（1）对美国控制中东石油的威胁

在修辞层面，必须“捍卫”中东并使其免受威胁的对象大体上被设想为苏联。的确，美国不会容忍苏联威胁要在中东石油生产或分配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举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现实考虑——这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专家们尚未相信自己编织的满足其他需求的幻想。²⁸¹实际上，苏联一直就很犹豫是否要入侵已认定的美国势力范围。

这种模式早在冷战时期就形成了。1947年，美国在希腊组织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叛乱运动。英国在纳粹退出希腊之后进入希腊，强制实行保皇派和前纳粹合作者的统治，镇压雅典的反纳粹抵抗。丘吉尔对英国军队的命令是：“就当你们身处一座已被征服的城市里，而当地正发生着叛乱。”²⁸²由英国强行扶植的政府实施着镇压，并且十分腐败，反而激起了人们的抵抗。英国的实力因“二战”而大大削弱，无法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接手了这项摧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民和工人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任务，同时又让其偏爱之人留位继任，比如处于法西斯青年运动背景下的保罗（Paul）国王和弗雷德里卡（Frederika）王后，还有内政部长马夫罗米查利斯（Mavromichalis），他被美国情报机关视为前纳粹的合作者并被委任负责内部安全。有些参议员发觉这一切很难符合杜鲁门主义的说法，即支持“各个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镇压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反镇压运动则势头高涨。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对这些参议员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个法西斯政府进行工作，这个政府是偶然产生的。”²⁸³

反镇压的努力绝非小事一桩：在随后的战争中，有16万希腊人被杀害，有80万希腊人成为难民。美国的“天赋使命”为其托付了一项任务：消灭那些林肯·麦克维（Lincoln MacVeagh）大使⁽²⁸⁴⁾所说的“搞破坏的社会势力”。他们植根于暗中“成长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性”之中，美国大使馆代办卡尔·蓝钦（Karl Rankin）把他们称为“一种外来的、颠覆性的影响”，对他们不应该“宽宏仁慈”，除非等到“这个国家成功地重新确立统治”并且“土匪起义被镇压”之后（这是大使的说法，是美国文件中的标准表达，和苏联文件中提到阿富汗一样）。美国的“天赋使命”及其法西斯客户（当然还有富人和后来的美国公司，他们是真正的受益者）代表了希腊“当地人”，与被阶级意识颠覆的农民和工人形成的“外来”影响不同。

美国的“天赋使命”极其野蛮地开展了清算阶级敌人的任务，这对英国人来说有点过头，在这些程序上英国人无法体现绅士风度；从另一个具有英国影响力和实力的前哨被换掉，英国人也很不开心。随着美国“天赋使命”的极力鼓舞和直接参与，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还有成千上外的人被运往监狱岛，在那里被虐待或被处决（或者幸运的话，只是“重新受教育”）。联盟遭到破坏，甚至连温和的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分子也被镇压，而美国则无耻地操纵了选举流程，确保选对的人赢得选举。因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是阴暗的。十年之后，“在1959至1963年间，几乎三分之一的希腊劳动力移民海外，去寻找更满意的工作”。²⁸⁵ 1967年的法西斯政变显然又是美国在背后撑腰，其根源还是同样的事件。

这场反镇压运动的一个主动力是对中东石油的关注。在1947年3月12日宣布杜鲁门主义的演讲中，杜鲁门总统说：“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明白，如果希腊落入叛乱者手中，“整个中东很可能会混乱不堪”。1948年2月，一份中情局的研究警告说，倘若叛乱者取得胜利，美国将面临“可能丧失中东的石油资源（中东石油占世界石油储备的40%）”的危险。²⁸⁶为了替美国干涉辩护，就捏造出有来自苏联的威胁，但却缺乏事实基础；斯大林试图控制希腊游击队，他知道美国不会容忍失去中东这个前哨（也就是希腊），也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前景：在铁托的影响力之下可能存在一个巴尔干共产主义同盟。这也不是从以下事实得出的：这种威胁是捏造出来的，某些规划界人士不会相信；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一样，人们很容易相信那些便于相信的事。来自苏联的威胁被夸张了，这应当被理解为冷战体系起作用的一个早期事例，每个超级大国都利用这个体系来发掘其劲敌的威胁（借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²⁸⁷⁾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大撒旦”），为在自己领域内试图采取的行动寻求支持。

希腊反镇压运动在军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获得了成功，为美国未来的政治决策留下了印记。自那时起，就不断出现有关苏联企图控制中东石油、苏联向海湾地区推进等说法。但没有任何实例表明，苏联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冒险发动核战争——因为这将是可能发生的后果。

对于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威胁，这是由欧洲造成的。²⁸⁸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成功地取代了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取代了英国，部分靠谋划，部分只是权力平衡的反映。²⁸⁹受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政变在1953年恢复了伊朗的沙阿政权，其结果之一是把伊朗40%的石油从英国人手中转移到了美国人手中。这一事实引发了《纽约时报》编辑的关注。他们认为，某些被误导的英国阶层也许相信“美‘帝国主义’……再次把英国从历史要塞上挤走了”。同时，编辑们欢呼道：“拥有丰富资源的欠发达国家现在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代价惨重，必须由其中的某个成员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偿还。” ²⁹⁰后来的事件表明，这个实实在在的教训的确代价惨重，偿还仍在继续；其他许多国家自此之后被迫学到了同样的教训。

对欧洲在该地区的参与，所受到的关注从未中断过。美国强烈反对英国和法国重新在该地区确立影响力的企图，两国在1956年（联手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区；把三种势力从埃及领土上赶走，美国功不可没，虽然来自苏联的威胁也起到了作用。亨利·基辛格在他1973年“欧洲之年”的讲话中警告说，要警惕由欧洲主导的、包括中东和北非的贸易集团带来的危害，美国可能被排除在外。后来，他在一次私人会面上透露，1973年之后其外交手段的一个基本要点是“确保欧洲人和日本人不参与中东外交”。²⁹¹美国之后反对“欧洲—阿拉伯对话”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如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包括当今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例如韩国）为在石油生产所带来的财富中分得一杯羹而相互竞争，这成为愈加紧要之事。

（2）来自当地的威胁：作为战略资产的以色列

必须“捍卫”该地区并使其免受的第三种威胁，来自当地：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渐趋成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以关系肯定不够稳定，华盛顿似乎一度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缔结亲近关系，后者得到过美国中情局的些许支持。这些前景似乎令人不安，以色列因而在埃及组织了恐怖小组，对美国的军事驻地发动攻击（也包括埃及的公共设施），试图让埃及和美国产生嫌隙，希望这些行动会被归咎于埃及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²⁹²

然而，自1950年代晚期起，美国政府逐渐接受了以色列的观点：强大的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可以作为抵挡本土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威胁美国利益的屏障，前者可能会得到苏联的支持。一份最近解密的195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指出，反对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逻辑推论”是“支持以色列，把它作为近东唯一的亲西方的强大势力”。²⁹³同时，以色列与土耳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缔结了秘密协议。据大卫·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说，这份“外围协议”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促成且“持久有效”。²⁹⁴在整个1960年代，美国情报人员将以色列视为抵抗纳赛尔的压力（纳赛尔对海湾石油生产国施压，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苏联影响力的屏障。这一结论因以色列1968年大获全胜而更加确凿，以色列迅速地攻占了西奈半岛、加沙、西岸和戈兰高地。攻占戈兰高地发生在违背停火协议的行动之后，而那次行动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的命令，并未告知总理或总参谋长。²⁹⁵

以色列认为自己是“战略资产”的观点再次从以色列的举措中得以证实。以色列要阻止叙利亚去帮助1970年9月被约旦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当时美国还无法直接干预这种被视为威胁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客户的行为。以色列的贡献使美国的援助大幅增加。在1970年代，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和沙阿统治下的伊朗能够保护美国对海湾石油生产地区的控制。沙阿下台后，以色列作为服务于美国势力的中东斯巴达，吸引了更多的美国支持。

同时，以色列不仅帮助美国避开了对罗德西亚和南非的援助禁令，还动用了中情局提供的大量秘密资金——支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²⁹⁶⁾、乌干达的伊迪·阿明⁽²⁹⁷⁾、扎伊尔的蒙博托⁽²⁹⁸⁾、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²⁹⁹⁾以及不同时期的其他人³⁰⁰——帮助美国渗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³⁰¹最近，以色列还帮助美国为其中美洲的客户提供了许多顾问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美国与以色列、南非、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南美南锥地区⁽³⁰²⁾的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不断结盟十分明显，对美国势力的主要人物来说已是诱人的前景。³⁰³如今，以色列无疑已被视为精心打造的美国基地和包围中东石油生产地区的快速部署部队（Rapid Deployment Force）后备系统的关键部分。³⁰⁴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值得多加重视，但我无法在此详述。

若非通常所理解的以色列在地理政治中的角色——主要在中东，但也在其他地区——很难说美国各种亲以色列的游说团在制定政策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者很难说佩莱德和以色列其他鸽派所谴责的舆论氛围会得以构建和维持。相应地，这种舆论氛围很有可能会受到损害，如果以色列逐渐被视为是对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利益——要维持其对中东能源储备和石油美元流通的控制权——的威胁而非支持的话。

在美国掌握实权的人大多支持这种视以色列为“战略资产”的概念。这一立场在内部政策争论中总是胜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扶助。但该立场并非没有受到过挑战。也有一些强大的势力喜欢长期有可能性的和平政治解决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及此事。

迈克尔·克拉雷（Michael Klare）建议说，可以有效地区分“普鲁士人”和“做交易者”。 “普鲁士人”提倡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达到预想的政策目的，“做交易者”怀有同样的目的，但认为和平手段会更有效。³⁰⁵这是战略性的评估，双方立场可以因此而转换。直观地估算，可以准确地说，“普鲁士人”支持作为“战略资产”的以色列，而“做交易者”则寻求某种政治和解。这一点在很多亲以色列的宣传中已得到间接的承认。例如，有一则由很多名人（包括在其他语境中的鸽派）签名的《纽约时报》整版广告，标题为“相信以色列，使美国更强大”，广告号召组建亲以色列的政治压力集团（National PAC，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³⁰⁶⁾）。为了支持自己的广告，他们写道：“……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受到威胁，在那里立足还需要数月时间。如果有以色列作为盟友，则只需数天。”同样，国际安全中心主任约瑟夫·彻巴（Joseph Churba）抱怨说：“以色列左派”不赞赏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许多他们这个级别的人，和美国左派这个级别的人一样，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论在萨尔瓦多还是在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任何一方都不应充当国际警察”——那么，根据前面所讨论的由反诽谤联盟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信条来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左派正在促成反犹太主义，“威胁到了犹太人的利益”。那些理解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人和彻巴一样，认为“西方势力”应当“被有效地用来缓和苏联和激进冒险主义”，³⁰⁷而美国和以色列应该在萨尔瓦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充当国际警察。

在上面两种情况中，都有“普鲁士人”的真实声音。

有关以色列的“加利利和平”行动（入侵黎巴嫩）⁽³⁰⁸⁾是否加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并总体上服务于美国这一方，在这种争论中也隐含了相同的区分。《新共和》杂志认为的确如此，从而说明该行动是正当的。其他人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托马斯·弗里德曼⁽³⁰⁹⁾在对阿拉伯人的意见进行广泛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不仅在黎巴嫩失去了对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的尊重［据一位黎巴嫩政治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受以色列袭击的受害者，即使连被围困的阿拉伯首都受到‘民众运动’的捍卫时］，而且在中东也失去了对美国的尊重。”这是因为“美国不可信”的想法（据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负责人说），也因为美国把以色列当作“美国政策的工具”才支持以色列。一位科威特高级官员对广为流传的意见做出回应，他说：“你们丧失了最紧要的一部分——在人道主义层面而言。无论阿拉伯世界把美国当作道德权威对其怀有多少敬意，这些敬意都已经消失了。”³¹⁰

在这场争论中，谁对谁错？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双方都是对的。那些嘲笑“人道主义层面”和“道德权威”概念的人可以貌似有道理地认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美国用武力和暴力统治该地区的能力，入侵黎巴嫩至少在短期内促成了这一目的。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会从同样的证据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3）附带业务

入侵黎巴嫩之后，以色列马上转而强调自己作为“战略资产”的地位，通过改善与其非洲和拉美盟友（它们也是美国的盟友，这并非偶然）的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中情局庇护下，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1960年代与扎伊尔重新恢复关系，访问了扎伊尔将军蒙博托，并告诉他，除了直接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以色列会通过它对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影响力来帮助扎伊尔，这将有助于改善［扎伊尔的］形象”。³¹¹这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因为这种腐败、残暴的独裁者形象并非登峰造极。蒙博托抱怨说：“在美国，［扎伊尔］主要的敌手是国会中的犹太成员。”沙米尔的反应则令人欣慰：“犹太人也批评我们。”他继续解释说：“有了以色列集团的合作和美国犹太人提供的资金，就有可能帮助扎伊尔”，也就是从军事上、物质上和形象提升方面提供帮助。蒙博托将军非常高兴的是，以色列军官同法国、中国顾问一起提供军事训练（特别是给他的总统护卫队）。1983年1月，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访问了扎伊尔并达成一项协议，协议约定以色列军事顾问将重建扎伊尔的武装力量。据合众社（UPI）报道，沙龙“把今天以色列对扎伊尔的新武器援助和军事援助协议解释为，迈向提高以色列在非洲影响力的一步”。沙龙进一步说，该项目（必须是秘密的）将“有助于以色列的武器和设备出口”，并会引领其他非洲国家向以色列寻求军事援助。³¹²

早在几周前，沙龙还访问了洪都拉斯，“与这个对我们的国防建设表示感兴趣的友好国家缔结关系”。以色列电台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帮助洪都拉斯组建了中美洲最强大的空军，并指出“沙龙之行引发的问题是：以色列是否可以作为美国在洪都拉斯的代理人？”“也有报道说，以色列顾问已经帮助洪都拉斯训练飞行员。”³¹³洪都拉斯“高级军事机关”声称，新签订的以色列—洪都拉斯协议涉及精密的喷气式战斗机、坦克和加利尔突击步枪（Galil assault rifles）（这是中美洲的国家恐怖分子的标准配置），还有对军官、部队、飞行员的训练，或许还有导弹。沙龙的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空军司令和国防部总司长，他们也“被给予通常只对来访国家元首才有的全面待遇”。一位政府官员说，沙龙的访问比里根前不久的访问“更加积极”，因为沙龙“向我们出售了武器”，而“里根只是老生常谈，还解释说国会不让他做更多的事”。以色列鸽派人士感叹说，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内势力会阻碍以色列“做更多的事”。“这次秘而不宣的访问和军事协议突出了以色列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危机重重的中美洲是美国的武器中间人和代理人。”同时，在危地马拉，总参谋长马里奥·洛佩兹·富恩特斯（Mario Lopez Fuentes）认为里奥斯·蒙特总统不够强硬，他还抱怨美国干涉人权。他说，“我们想要的是拥有自由”；“他暗示说，如果美国与以色列等其他盟友持有相似的态度，那最好不过了。”³¹⁴

以色列在中美洲的业务相当丰富，包括（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现在显然还包括哥斯达黎加，因为自从路易斯·阿尔贝托·蒙赫⁽³¹⁵⁾于1982年2月当选之后，哥斯达黎加就开始向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靠拢。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武装部队的贡献相当大：对危地马拉而言，是因为通过美国干预而就任的军事政权发现很难抵御持续高涨的叛乱，而国会的人权限制又妨碍美国对这些大肆屠杀者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对于洪都拉斯而言，是因为里根愈加明显地煽动混乱和冲突，支持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索摩查国民卫队突袭尼加拉瓜，他们利用受美国训练多年的手段在尼加拉瓜搞折磨和迫害。³¹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战争之前，美国曾希望雇佣阿根廷新纳粹分子达成这一目的，并提高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成效。不过，也许需要一个更可靠的客户兼盟友来做代理人。

查尔斯·梅克林（Charles Maechling）曾领导美国反叛乱行动并帮助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制订了1961—1966年国内防御计划，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把在拉丁美洲受美国训练的人员说成“无异于‘二战’后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的战争犯”，³¹⁷并补充说：“对于领导过征讨纳粹罪行的美国来说，支持海因里希·希姆莱灭绝营的做法就是一种暴行。”³¹⁸除了是暴行之外，这种支持也因国会立法而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在支持那些使用希姆莱灭绝营做法的国家的过程中，以色列在整个1970年代的“贡献”尤为重要，如今则更为重要。

国会人权运动（常常被误认为是美国总统发起的）是“越南综合征”的反映，“越南综合征”是一种越战以后折磨着很多人的恐怖疾病，其可怕症状在于对美国在全世界如何使用权力的反思和对折磨、谋杀、侵略和压迫的关注。人们以为这种疾病已被治愈，但民众对里根重新使用肯尼迪式反叛乱行动的反应表明，这种乐观的态度为时过早，而以色列的助力或许比以前更受欢迎。有人曾偶然提到，美国一向反对以色列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动（例如，卡特就反对以色列对索摩查提供援助），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本来就可以组织它不赞同的干预行为，有时也这么做过，但不在尼加拉瓜。甚至在美国的天然盟友——尼加拉瓜的商业团体——都转而反对索摩查之后，美国人权局实际上还在支持着索摩查的血腥统治，直至其倒台。

以色列的业务已经越过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扩展到亚洲。例如，有一次，当以色列的武器在东帝汶屠杀中用尽时，以色列向印尼提供了美国产的喷气式飞机。美国人权局为圆满完成屠杀任务尽力提供所需军备时，还不愿意大张旗鼓，或许是害怕新闻界会不参与此次屠杀共谋。³¹⁹以色列媒体说的是“第五世界”——以色列、南非、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一个由专门开发先进武器（包括核武器、导弹等）、技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的新联盟。³²⁰

由于里根煽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境的企图以及沙龙对洪都拉斯的访问，以色列的干系愈加明显，并引起了一些官方的拒绝，《纽约时报》也及时如实报道了此事。莱斯利·格尔伯（Leslie Gelb）指出，以色列“正在扩大它作为中美洲主要武器供应方的军事训练任务和角色”，他还写道：“从种种迹象来看，不像其他众人［美国人、巴解组织、古巴人、东德人］那样，以色列人不在那儿，也不是东西对抗形式的参与者或者进行了革命或反革命阴谋。”这些“迹象”竟然成为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大致说法，但他们没人“说以色列在中美洲遵照华盛顿的嘱咐，或在像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帮助美国解围。人权局因为滥用民权，已被禁止向危地马拉提供军事援助”。人们自然会期待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公开宣布这些安排，因此，他们没有这样做倒足以证明这种谣言没什么大不了。一位国务院官员评论道：“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乐意他们帮我们解围”，例如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但我不会说我们和以色列人都已明白要做什么”。³²¹鉴于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煞费苦心地去“明白”似乎不必要，更不用说美以在包括军事本身、军事工业、情报、外交等各个层面的紧密关系。

引人注意的是，格尔伯当然在设想，尽管以色列可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毫无疑问是向美国权力提供服务的利益之一），这对（比如像）古巴来说却未必如此。古巴肯定毫无理由地感到遭受威胁，因此也不会试图通过支持友好的政府来摆脱自身的“孤立状态”（他说，不会像以色列那样）。有人可能期望格尔伯也许对此事表示敏感。格尔伯是“五角大楼文件”研究工作组负责人，该研究涉及惊人的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20年时间里，美国情报机关彻底地被冷战宣传洗脑而无法想象北越（南）人可能受他们自己认定的利益所驱使，而不只是苏联或中国的听差。³²²

三、美国的自由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普鲁士人”这一观点已在国内政策争论中最终胜出。但事情却更加复杂。在受佩莱德将军谴责的以色列政策建立起“盲目沙文主义的、狭隘的”支持的过程中，美国的自由主义引领了方向。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反对全世界的那一天，民主党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完全同情以色列近来袭击黎巴嫩的声明，在描述‘双方在黎巴嫩丧生的全体人员’时仅仅表示了遗憾”。相比之下，欧共体外交部长“严厉谴责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新一轮入侵”，称其“明目张胆地违反了最根本的人权准则和国际法”，并继续说，这种“非正当行为”会“引发广义上的战争”。³²³这绝不是孤立性事件。

实际上，《纽约时报》当天（6月27日）头版十分清楚地概括了美以的“特殊关系”。有三个相邻的专栏。第一个是威廉·法瑞尔（William Farrell）发自贝鲁特的报道，他叙述了以色列最新轰炸的后果：拥挤的墓地，人被埋在集体坟墓中，医院急需供应，四处堆满垃圾，臭不可闻，尸体在成吨的碎石下腐烂，建筑物成了断壁残垣，停尸房的冷库已被装满，尸体堆在医院的地上，几位医生全力治疗被集束炸弹和磷光弹炸伤的受害者，以色列截获的红十字会药品，被炸毁的医院，被以色列炮击中断的外科手术等。第二个专栏是本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发自纽约的报道，讲述了美国如何阻拦联合国制止此次屠杀的行动，因为巴解组织会作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势力”被保留下来。第三个专栏是亚当·克莱默（Adam Clymer）发自费城的报道，是关于民主党全国会议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给予的同情性支持。这三个头版报道彼此挨着，有些精确地抓住了“特殊关系”的本质——即使没有加上社论也是如此。

美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非常同情以色列，但随着以色列显示出军事实力，其态度在1967年发生了明显的积极转变。不久之后，以色列首席军事指挥官就明确表示，以色列已经不受严重的军事威胁，并很有信心期望迅速获胜，所谓对以色列生存产生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³²⁴但该事实在美国被压制了下去，美国支持的愿景是以色列的大卫对抗阿拉伯的歌利亚⁽³²⁵⁾。³²⁶这样做使自由人道主义者可以向该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给予同情和支持，因为后者已从击败敌人转向镇压沦为其控制之下的势力，而领头的将军们则解释说，必要的话，以色列能在一周内征服所有的地区，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再到阿尔及利亚（阿里埃勒·沙龙）。³²⁷

以色列如此展示其军事实力，令其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声望高涨，这一事实令人关注。大部分的关注来自美国国内，尤其关注的是美国无法击败印度支那的当地抵抗，这是合情合理的。以色列的闪电式胜利本应是对公开倡导暴力实现国家目的的激励，这并不令人惊讶。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此事的立场上有许多假象。如今，人们有时已忘记这些知识分子在1967年是多么大力地支持美国干预印度支那（更确切地说是入侵），并且不断地这么做，尽管他们很多人逐渐反对这样冒险，原因和迫使商界做出同样判断的原因一样：成本太高，与可能获得的益处不成比例——这是个“实际的”反对立场，而非原则性的反对立场，这与对官方敌人的掠夺行径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例如，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之下，和平运动的中坚力量出于讲原则的原因反对两种情况下的入侵；在随后重写历史时，这些事实都被掩盖了。）因此，对以色列有效而成功地使用武力的呼吁实际上十分宽泛。为了显示这样做的正确性，人们说要把摩西·达扬送到越南，也只是半开玩笑罢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人们总是忧心忡忡地看待对权威的挑战，构想出有关越共、毛主义分子、蓄着胡子的古巴革命者、闹事的学生、黑豹党人、阿拉伯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势力——或许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的恐怖画面。他们正在图谋动摇我们这个掌握特权和统治的世界的基础。以色列展示了如何正确地对待突然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许多感到恐惧的、倡导摆清自己位置之人的效忠。对某些人来说，以色列所显示的军事势力赢得了公开的钦佩和尊重，而其他人则隐藏了这种感受，反而在被以色列果断镇压的势力面前用激将法谈论到，据说以色列不堪一击。还有一些人被有影响力的“‘大卫和歌利亚’传奇”所欺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件事的趋势很容易被预测，而且有助于解释为何随着以色列显示出挥舞铁拳的能力，人们会流露出“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自1967年开始，随着有效地利用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自我厌恶”的道德武器，质疑以色列政策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沉寂了。在欧洲和以色列国内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已被有效地从美国的议程上清除。以色列、以色列的敌人和受害者、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形成了一幅画面，只在有限的部分与现实相像。在197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慢慢地改变。而在被占领土米尔森—沙龙政权统治下以及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在美国只是被部分地报道了一下）的背景下，改变则更为显著。这对宣传者的天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通过展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色列赢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这也为有效地对付国内持异见者提供了武器。有人竭尽所能地想证明，新左派支持阿拉伯恐怖主义和对以色列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视事实的行为（文献记录清楚地表明，新左派通常支持以色列鸽派）。³²⁸

有趣的是，当前采用的迎接新挑战的办法之一是，广泛向媒体扩散早年用在新左派头上的欺骗性批评。现在也一直有人抱怨说，媒体对第三世界反抗西方势力的革命斗争怀有反射性的同情态度，它们受这种同情态度的驱使对以色列怀有敌意，也受到了巴解组织的有害影响。由于有确凿的证据，这一切听起来十分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对处在20世纪宣传体系的“学生”来说，为了防止人们表达出最低程度上的公正态度而做出努力（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1页的作者注，下面还有更多的例子）并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不会令他们惊奇。就像早年间也不会令人惊奇的是，有人成功地编造出这样一幅图景：正因为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欧文·豪的见解之一），新左派才支持它而蔑视以色列。³²⁹我们毕竟生活在奥威尔的时代。

也许有人可以提供一种令人同情的心理诠释。对于那些习惯于几乎完全把控清晰观点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的把控稍微被威胁或削弱一下，他们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将要终结，就像一个被过度宠溺的孩子第一次受到斥责那样做出反应。这才产生了对媒体的悲叹，说媒体对巴解组织抱有反射性的同情态度、对以色列怀着难以改变的憎恨，比如在媒体偶尔报道以色列轰炸医院或殴打手无寸铁的囚徒时。或者，这种现象就是一种极权思想的表达：任何对“支持以色列”（包括各种各样受到允许的“批判性支持”）这一正统范围的背离都是难以容忍的冒犯。因此，把微小的背离说成是完全背离，也不算夸张。

作为例证（还有许多例证），请看一看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American Professo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这是一个资金充裕的组织，他们关注中东和平就像共产党关心阿富汗的和平一样——于1983年3月向其15位地区主席和众多校园代表发送的一份时事通讯。这份通讯警告说，在“阿拉伯那边”有一个“有组织的、被集中控制的信息计划”，这与任何代表“以色列立场”的事物都不同。令教授们产生这种关注的是“一群被领着穿过大学环形路……要表达阿拉伯观点的演讲者”，他们所做的演讲更多地带有宣传意味，而不是在教导。“ 按照发言频率和恶意程度排序，这些演说家是：哈特姆·侯赛因尼⁽³³⁰⁾、爱德华·萨义德⁽³³¹⁾、诺姆·乔姆斯基、法瓦兹·图尔基⁽³³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³³³⁾、詹姆斯·佐格比⁽³³⁴⁾、哈桑·拉曼⁽³³⁵⁾、克里斯·基亚路⁽³³⁶⁾医生、伊斯雷尔·沙哈克⁽³³⁷⁾和盖尔·布莱斯堡⁽³³⁸⁾。”任何观察过这幅美国图景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恶毒的人物在美国几乎完全控制着对中东的讨论权。实际上，从未有人听过“以色列的观点”，虽然这份时事通讯补充说：“毋庸置疑的是，有许多人拥护以色列的立场”，而且只要有机会这么做，他们就会发声。这种“有组织的、被集中控制的信息计划”的妄想观念，或认为这些发声者是其组成部分，或他们“展现了阿拉伯的观点”的想法，都有些道理。³³⁹即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切在美国只是具有边缘效果的现象，无法与庞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宣传体系相比较。这种组织——单个说来肯定令“阿拉伯那边”相形见绌——是该宣传体系中的微小组成。但被吓住的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的小人物们或许对这一切全盘皆信。也许他们明白这项“信息计划”及其代理人实际上并未与大众传媒或舆论杂志接触过，但他们正确地注意到，阻止这些人对这所或那所大学发出的邀请不做回应是毫无办法的，这正是美国体系中尚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黎巴嫩入侵的推进，蓄意歪曲事实将以色列置于不利视角的人员名单越来越长，包括欧洲媒体、许多美国媒体和电视、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救援机构、美国外交官，实际上包括除了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被挑选并经人陪同参观以色列之后回来的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以色列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利亚胡·本—埃里萨尔（Eliahu Ben-Elissar）表达了一种整体基调，在反诽谤联盟的会议上赢得了“最多的掌声”，他当时说：“我们被攻击、批评，声名受到玷污……我不想指责全世界都是反犹太主义，但如何解释这种暴力的突发呢？”³⁴⁰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表达了类似的、被广泛认同的看法：

今天，我们站在与全世界对立的竞技场上。以色列人是人口少且被孤立的民族，却在与全世界对抗。³⁴¹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可怕事件”，“无疑”是反犹太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几天前的黎巴嫩战争或者贝鲁特大屠杀。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引人注意的事情中的一些细节。

事实真相是，以色列已被授予不受主流报纸和学术批评的唯一豁免权，这与它独特的作为接纳其他形式的美国支持的受益者角色相一致。我们已经见过许多例子，下面将会有更多的例子。本章早先提到的两个例子就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豁免权：以色列对埃及的美国设施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的恐怖袭击（即拉冯事件⁽³⁴²⁾），还有准确辨认无误之后使用火箭弹、航炮、凝固汽油弹和机关枪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自由”号（Liberty）进行的袭击，显然都经过预谋，在此次“海军20世纪‘和平时期’最血腥的国际事件”中有34名船员死亡、75名船员受伤³⁴³。在这两起事件中，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反应是沉默或者不实的陈述。无论在当时或从现在回顾来看，两起事件均未作为糟糕的恐怖主义或暴力行为被载入史册。关于轰炸埃及事件，为《纽约时报》写稿的以色列小说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在一篇倍受好评的、有关“前贝京”时代“美好的以色列”的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把这些恐怖行径称为“某些以色列冒险主义者的情报行动”，这是标准的解释。³⁴⁴不但媒体回避谈论袭击“自由”号的性质，连美国政府和海军调查委员会也回避谈及此事，尽管高层人士毫不怀疑地认定官方报告不过是在粉饰。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托马斯·H.莫雷尔（Thomas H. Moorer）说，此次袭击“不可能”像官方声称的那样“认错了目标”。³⁴⁵

人们是否能想象，任何国家都可以对美国的军事驻地进行恐怖轰炸，或攻击美国舰艇导致100人死亡或受伤而全然不受惩罚，甚至多年以来不受批评吗？很有可能的是，在主流意见的光谱中，某个国家（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多年来还被视为受到“很高的道德目的”的指引³⁴⁶，而这个国家的敌人却被剥夺了人性、遭受着鄙视。为了保留想要的错觉，历史被重构了。

（本文最早出现在《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扩充版，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1999］，第9—37页。）

规划全球霸权

“二战”结束时，在一次有关我们应当如何消除和瓦解所有由其他势力（尤其是英国人）控制的区域体系，并保持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区域体系的讨论中，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阐明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看法（1945年5月）。关于拉丁美洲，他私下解释说：“我认为，在这边（即拉丁美洲）拥有我们的小片区域，这种要求不算过分，该区域也从未干扰过任何人。”³⁴⁷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官员们已为受美国控制和受其他势力控制之间的区别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关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委任统治计划（这被丘吉尔视为吞并的幌子），艾毕·福塔斯⁽³⁴⁸⁾解释说：“我们接管了马里亚纳群岛并加强了当地的防卫，这样做不仅是基于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权利，也是出于我们对世界安全所尽的部分义务……提出这些保留条件是为了世界安全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对我们有益的事也会对全世界有益。”³⁴⁹对于如此假设，美国的官员和理论家们自然推崇备至，很多行动也就变得合法了。

与史汀生的观点相一致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自1945年到1946年初都坚持认为，非美国力量必须被排除在西半球以外，西半球“是一个明确的军事实体，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其完整性是保障我们安全的根本性先决条件”。³⁵⁰ 1947年1月，陆军部长帕特森（Patterson）进一步说，拉丁美洲的资源对美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任何全国紧急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战争潜力……”。帕特森对门罗主义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与威尔逊的推论相一致：门罗主义意味着“我们不仅拒绝忍受外国的殖民、控制或国外政治制度向我们的半球延伸，也对出现在这块大陆上的国外意识形态、商业剥削、卡特尔（cartel）组织或其他已扩大的非半球影响征兆保持警惕”。美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安全且友好的毗邻南方的侧翼，不被敌人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渗透所困扰”。其主要的关注点不是苏联，而是欧洲，包括英国向智利和厄瓜多尔、瑞典向阿根廷、法国向阿根廷和巴西出售武器。

自1945年1月起，战争和海军部门的军方和文职官员就争论不休，想要拥有全面的美军基地系统，缩减一切国外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并在综合军事援助计划下由美国来训练拉丁美洲的军官、向拉丁美洲提供武器。在为“我们这边从未干扰过任何人的小片区域”制订这些计划的同时，美国无意允许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拥有类似的权利，当然也不会允许苏联这么做。事实上，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反对这些针对拉丁美洲的计划，因为拉丁美洲可能会妨碍美国在其他地方的计划（他认为它们更为重要），尤其在希腊和土耳其，它们是“我们的前哨”——在苏联边界上。苏联远比美国更加严肃地关切安全问题。这些“前哨”也将支持美国在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施展抱负，中东地区拥有无人能及的能源储备，随后都将转入美国手中。

美国是如何制订计划的，对诸如此类的大量材料（很多材料被列为机密，最近才被解密）进行评论时，莱弗勒指出，在采取这些举措时，美国的官员们“口头应承着联合国，同时担心西半球的地区协议对苏联在欧洲的行动和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产生冲击”。这正是困扰史汀生的问题：在废除其他所有区域体系（尤其是英国和苏联的区域体系）的同时，如何扩展我们自己的区域体系？欧洲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在欧洲，苏联淡定地恪守美国和英国对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地区的单边接管，随后把这种做法当作自己野蛮接管东欧的样板，这在西方引起了愤怒——愤怒实属正当，但也不乏伪善。³⁵¹

在“二战”期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详细地阐明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该概念为凯南简要陈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我之前引用过外交委员会有关隐瞒作战目的和“活动空间”的想法。这些高级别的会议在1939—1945年召开，为战后时期制订了大量的计划。会议的要点在于详述美国“在提议自己应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的这个世界里”都有哪些要求。到了1940年代初，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会在战争中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脱颖而出，并开启一段时期，它在这段时期内将成为“世界秩序体系中的霸权力量”，此话出自30年后的某个精英集团。³⁵²该集团提出了“大区域”概念，“大区域”被认为是一个从属于美国经济需求的地区。正如一位成员所说的那样，大区域是“为了控制世界在战略上必需的”一个地区。某项地缘政治分析总结说，大区域必须包括西半球、远东和前大英帝国，然后被瓦解并处于美国的渗透和控制之下——在大多数文献中，这是一种被称为“反帝国主义”的做法。

随着战争继续进行，西欧以及中东产油地区会加入这个大区域变得显而易见。美国对中东产油地区的控制继续扩大，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和英国付出了代价，这个过程在战后仍在继续。美国为特定地区制订了具体的计划，为大区域提供了制度结构，这被视为一种可以被延伸的核心或模式，最好面向全球体系。³⁵³我们应当在这种语境中去理解凯南的提议。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和其他政府文件常常紧跟战时策划者们的建议，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利益，通常也是同样的人。它们也遵循了凯南提出的原则。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48/1号文件提到：“尽管美国谨慎地避免为提高亚洲生活水平而承担责任，但美国的利益在于增强这些国家的能力，使其保持……维护政治稳定必备的经济条件。”因此，按照凯南的告诫，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应当“被理想化的口号所阻碍”，尽管经济上的援助会在我们想从中得到点什么的时候随时待命。

当然，这并不是提议我们应当帮助甚至允许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去实现经济健全和政治稳定；相反，美国国务院1948年9月发布的政策声明解释说：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共产党人胡志明是印度支那最强大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物，任何建议驱逐他的措施都是结果未卜的权宜之计”。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很显然，为了追求第五种自由³⁵⁴，我们必须设法驱逐他。³⁵⁵在他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并非像想象中那样。相反，“稳定”是顺从的代称。《外交事务》编辑詹姆斯·蔡斯引用了“我们试图破坏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的稳定”，来证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寻求稳定”所做的努力。熟悉美国意识形态话语特殊术语的人会认为这并非自相矛盾。³⁵⁶在奥威尔时代，为了稳定去搞破坏完全说得通。这个问题被指出时，就被置于主流评论（也包括许多学术研究）的“反讽”名义之下。⁽³⁵⁷⁾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号文件对常规性解释做了进一步的详述，这种常规性解释是在有关美国参与法国对印度支那战争（之后美国接管了那场战争）那段时期的秘密文件中被发现的。这种可以直接拓展到拉丁美洲的推理值得我们注意。尽管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都提到了越南的资源，但印度支那本身并非主要的关注点。相反，其重要性来自多米诺理论的语境。该理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用在需要恐吓公众的时候，它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去那里阻止他们，他们会登陆加利福尼亚，抢走我们的一切。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之时，林登·约翰逊总统说：

全世界有30亿人，我们只有2亿人。我们在人数上以15比1的比例被压倒。如果武力使用得当，他们会席卷美国，抢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约翰逊在阿拉斯加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要面临任何侵略者或敌人的造访，我宁愿这种侵略发生在距此10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不在安克雷奇⁽³⁵⁸⁾这里”。他当时指的是越南人对驻越美军发起的攻击。因此，正如他20年前曾警告的那样，我们必须保持军事实力，尤其是空中力量。“如果没有出色的空中力量，美国就成了束手束脚、饱受扼制的巨人；无能为力且轻易就会沦为任何拿着小折刀的黄种矮人的猎物。”³⁵⁹

如果我们在抵御第三世界敌手的压倒性力量时不直接采取行动，用尼克松总统后来宣布入侵柬埔寨时的话来说，我们会成为“可怜、无助的巨人”。这种想法是美国政治话语中的老生常谈，让人想起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孩子因为没有拥有一切而号啕大哭——尽管为了使其形象更加准确，我们要把一个暴风突击队⁽³⁶⁰⁾交给这个孩子掌控。

这个多米诺理论的说法无疑在某种意识水平上会被人相信，并以通俗的方式表达了对维持“差异”（disparity）的忧虑。在林登·约翰逊表达对“黄种矮人”的惧怕之时，凯南用更加深奥的术语概括了这种“差异”。然而，如果事态持续发酵并且必须修改政策，这种粗糙的多米诺理论通常就会被轻蔑地摈弃。不过，还有一种更合理的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很少被质疑，相当合情合理，是有效的说法；用计划者的术语来说，我们不妨称其为“烂苹果理论”。迪安·艾奇逊简要地说明了烂苹果理论。当时他捏造了一系列惊人的谎言，比如声称苏联在1947年2月向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了原本不情愿的国会领导人支持杜鲁门主义，他在回忆录中也自豪地引述了这次事件；“就像木桶中的苹果被一只烂苹果传染了一样，希腊的腐败会传染给伊朗甚至东边的所有国家”，并会“传染”给受共产党参与民主政治“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乃至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³⁶¹自此之后，这种狡猾且玩世不恭地援引一个捏造的“苏联威胁论”、为阻止“传染”蔓延所采取的措施铺平道路的方式，开始被大力地效仿。

自始至终，主要的担忧在于：如果木桶中有一个烂苹果，“腐烂就会蔓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的“腐烂”，会妨碍第五种自由。这也许具有示范性作用。再引用一个实例。据基辛格的助手们回忆，相比古巴的卡斯特罗，基辛格更担心的是智利的阿连德，因为“阿连德是拉丁美洲民主社会改革中活生生的例子”，他在民主进程中的成功可能让拉丁美洲“脱离”像欧洲那样的影响。而即便是在议会民主制之内运作的欧洲共产主义，还是会“令他感到恐慌”。基辛格害怕阿连德的成功会给意大利选民传送错误的信息。基辛格用惯用的意象说，智利这个“有感染力的例子”不仅会“传染”拉丁美洲，还会影响到南欧。³⁶²不久，我们也许就发现大区域开始被侵蚀了。

这些担忧是持续的。1964年，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南半球的其他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古巴所进行的近乎全盘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任何成功的迹象都会对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国家主义势头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也会损害第五种自由。³⁶³因此，必须发动大的恐怖战争来终止这种成功的出现，包括多次企图刺杀卡斯特罗、轰炸石化和其他设施、击沉渔船、炮轰旅店、毒害农作物和家畜、摧毁民用飞行航线等。

我们可能会察觉到，这一切不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因为美国和其同伙都是犯罪嫌疑人。事实上，西方宣传的主题是，共产主义集团不受恐怖主义行动的影响，这成为他们要对这种现代灾难负责的确凿证据。例如，沃尔特·拉克尔⁽³⁶⁴⁾写道，提倡这一概念并大获好评的克莱尔·斯特林⁽³⁶⁵⁾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即恐怖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民主或相对民主的国家”；为了给出这种“多国恐怖主义”的例子，他提到了西撒哈拉的波利萨里奥⁽³⁶⁶⁾（它保卫领土的行为被视为恐怖主义，因为它打击的是美国的盟友摩洛哥的控制），还有“一些中美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这个语境说明，他指的是游击队力量，而不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两个国家显然和摩洛哥一样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也是美国的附庸国，从定义来看就不可能参与恐怖主义。同样，伦敦的《经济学人》在评论斯特林的《恐怖网络》（Terror Network）时智慧地说，“恐怖分子对苏联控制下的政权从未有过任何行动企图。”很多人也随之附和，但这个观点如今在有关该话题的学术话语中已是陈词滥调。³⁶⁷在现实世界中，古巴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对象，恐怖分子简单地认为打击古巴就能排除是美国对尼加拉瓜发动了“代理人战争”（proxy war）。

我们再回到烂苹果理论。1959年，国务院警告说，“我们在远东面临的根本危险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补充说，“共产主义中国在过去10年中实现的经济迅速增长，令该地区各个国家极为震惊，向自由世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还对北越和朝鲜表达了类似的恐惧，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延缓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³⁶⁸

更大的隐忧是日本，像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说，它是“超级多米诺”。人们意识到日本将再次成为“亚洲工厂”，但需要获得原材料和市场。因此，我们必须保证日本的获得渠道，这样整个地区才会被纳入大区域，而不是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日本只是其工业中心，美国也许会被排除在外；对这种前景的考虑是导致美日战争复杂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因素。但令人害怕的是，印度支那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对贫困的亚洲人有意义，也许会把腐烂从东南亚扩散到南亚，让日本和独立于大区域以外的国家集团联合起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融入苏联集团。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组成员在1949年的报告中敦促说，华盛顿应当“在原材料供应方［东南亚］和制成品供应方日本、西欧、印度之间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至于“东南亚地区有可能开始起到作为日本和西欧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的主要作用”。³⁶⁹在这种背景下，越南作为烂苹果获得了价值，对美国规划者而言，它原本没有这种价值。

这种思想不是美国规划者们的原创，例如，在美国革命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担忧。在门罗主义被公布的几天前，俄国沙皇曾警告说：

太多的例子表明，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会被距离和物质障碍阻隔。它漂洋过海，经常以其典型的所有破坏性征兆出现在各个地方，那里甚至没有直接的联络，也没有任何接近的关系使我们可能有机会去理解它。法国人知道用什么设施和速度，可以把革命从美国带到欧洲。

梅特涅⁽³⁷⁰⁾担心门罗主义会“给煽动叛乱的信徒带来新的力量，并重新激起每个阴谋者的勇气。如果这股邪恶的理论和恶毒的例子蔓延至全美洲，我们的宗教和政治制度、我们政府的道德力量，以及使欧洲免于分崩离析的保守制度会怎样呢？”一位沙皇的外交官警告说：“我们必须努力阻止或推迟这场可怕的革命，首先要拯救和加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这部分也许会避开邪恶原则的传染和入侵”，也就是“共和主义和人民自治的恶毒理论”。³⁷¹

梅特涅和沙皇的现代继承人被类似的恐惧所激励，甚至使用了类似的修辞——对基辛格来说，也许他完全清楚这一点——美国接替了19世纪沙皇的角色，充当“文明”的捍卫者，反对黄种人和那些狂妄自负以至于威胁到“差异”的其他人。

需要顺带指出的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实现了主要目标：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把越南战争称为美国的“失败”，但这是错误的。随着战争在1960年代晚期达到最残暴的地步，这一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暴力摧毁使印度支那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如果它曾是榜样的话。印度支那能存活下来就很幸运了。在过去10年中，美国采取了严厉残酷的措施，以确保能维持所取得的部分胜利。³⁷²同时，借助摧毁南越、随后摧毁大部分印度支那所形成的 “盾牌”保护，美国通过支持印尼发动1965年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使成千上万没有土地的农民丧生）大力地扶植第二道防线（这种进展被西方自由主义者当作为越战辩护的证据而大受赞赏），也为1972年给菲律宾强加一个拉丁美洲式恐怖—酷刑政府提供了支持。

美国进攻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带来了一个更加有效的结果：确保了北越的控制地位。相当清楚的一点就是，到1970年为止，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通过动用其掌控的大量暴力和恐怖资源”，美国也许能摧毁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和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力量，由此“形成一种北越必然会控制印度支那的形势，因为不存在其他可行的社会形式”。³⁷³美国野蛮行径的可预见性后果在回顾性论证中经常被引述，这也许是另一次能给奥威尔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识形态的胜利。要注意的是，这种成就是早先所讨论的方法的特殊实例：当征服行动失利时，便努力鼓励对方同化到苏联集团，以此将进一步的敌对行为正当化，并降低独立和成功“传染”给他人的威胁。

美国的暴力行径还取得了另一项卓著的成就：动用最残酷的力量，确保对那些有能力从极其野蛮、极具破坏力的进攻中幸存的人们实施控制。一旦家园和家人被残忍的侵略者摧毁，人们会采取某种表达愤怒甚至趋于残酷的方式。对于这一事实，西方人声称无从理解，进而有效地压制住对自己在那些并非纷乱复杂的处境中所作所为的记忆。³⁷⁴然后，他们还能引述那些人的可怕行径，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攻击进行辩护。有了温顺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举止得当的意识形态机构，西方的宣传鼓动部门（Agitprop）就能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果。

美国想用同样的方式打赢它对尼加拉瓜的战争。美国必须先强迫尼加拉瓜依靠苏联，来证明自己必须对其发动进攻，惩罚它违背了第五种自由。如果这次进攻未能成功地使这个国家恢复到像海地或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的幸福状态，或索摩查家族统治的幸福状态，那么美国至少必须确保那里无法进行成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决不允许有一个烂苹果沾染木桶。对于拥有像美国这样实力的强大国家而言，在与这些敌手的冲突中很难被击败，也几乎不会被击败，尽管对于那些拥有远大抱负和目标的人来说，没有实现最高目标就会被想当然地看作巨大的失败，也进一步证明我们是受“黄种矮人”摆布的可怜、无助的巨人。

各种原则和假设之间基本不变的共同纽带联系经常被内化到缺乏意识知觉（conscious awareness）的地步，它们可以解释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个奇怪特点：在一些对美国并无经济或者战略利益的国家，像老挝或格林纳达，一旦发生危及“稳定”的事，就能令美国狂躁不安。以格林纳达为例，毕肖普⁽³⁷⁵⁾政府1979年当权之后，美国就立刻表现出敌对情绪。有人严正指出，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一污点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杰出的军界人物和评论家发出严正声明，认为格林纳达在苏联袭击西欧的一次事件中对船运航道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格林纳达发现一根苏联的牙签，整座岛就会被炸毁，这也是基于一种可能性很小的假设：这场战争要持续够长的时间，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地球另一面的老挝，也许是更引人注目的例子。老挝实际上在1958年举行了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尽管美国曾花费大力气去颠覆此次选举。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法游击队巴特寮主导的联盟赢得了此次选举。该政府随即在支持“亲西方中立派”的美国颠覆下被推翻，很快又被右翼军事力量所取代，但其反动和腐败的程度之深甚至令亲美团体都选择站在巴特寮一边，此举也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到1961年为止，由美国组织的高地部落军队（由于受美国的颠覆和侵略调遣，最终被彻底消灭）还在受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前法国通敌者的领导下继续作战。在整个60年代，巴特寮控制的地区遭受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很快就被柬埔寨的轰炸程度所赶超），轰炸旨在“摧毁其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话来说）。美国政府承认，此次轰炸与南越或柬埔寨的战争无关。这在美国宣传鼓动部门被称为“秘密轰炸”——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指的是众人皆知却被媒体掩盖的美国侵略，后来用于指责政府中偏离美国路线的邪恶之人。在柬埔寨也是如此，直至今日也隐瞒着这一事实。此次袭击针对的是一个遍布村庄的国家，还有那些甚至不知道有老挝这个国家的人们，其目的是要结束一场温和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该运动在老挝北部实施了一些改革并发动了群众。³⁷⁶

为什么像格林纳达和老挝这样的“强国”会激起美国的狂躁情绪？安全论实在太愚蠢，不值得考虑，而且肯定也不是这种情况：按照第五种自由的原则，它们的资源太珍贵以致美国不能失去它们。相反，要注意的是多米诺效应。根据烂苹果理论，国家越弱小，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就变得越危险。假如连一个边缘化的、贫瘠的国家也能开始利用自身有限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也能根据国内人民需求实施发展计划，那么其他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这种传染病可能会传播并感染别人，第五种自由可能很快就在至关重要的地方受到威胁。

（本文最早出现在《扭转局势：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5］，第62—73页。）

刻意的忽视及其使用

20世纪以可怕的罪行和大国的种种策略而结束。人们普遍称赞这些策略开启了令人瞩目的人类事务“新时代”，其特征是前所未有地重视人权和高尚原则。“自吹自擂”的风气在范围和性质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展示了千禧年式的华丽辞藻，也体现了西方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向民众作出的特别保证：“新时代”十分真实，并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托尼·布莱尔宣称，“新一代划出了界线”，他们要为“价值观”而战，为“新国际主义”而战，“新国际主义不再容忍对所有种族的残酷镇压”，而“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将无处可逃”。瓦茨拉夫·哈维尔⁽³⁷⁷⁾断言说，北约发动了史上第一场以“原则和价值观”为名的战争，这标志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终结”，民族国家不再是“每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其最高的世俗价值所达到的巅峰状态”。“一代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文明的演变最终使人们意识到，人类比国家更重要。”³⁷⁸

在“立志结束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理想新世界”的指引（其英国伙伴也随之加入）下，新一代的人将施行善举。在《外交事务》的封面文章中，一位在维护人权方面卓有成就的法学学者解释道，“开明的国家”最终摆脱了“束手束脚的老规矩”和世界秩序旧观念的束缚，在他们“认为武力是正义”之时也许会使用武力。他们惩戒了世界上各种“桀骜不驯、顽固懒散、穷凶极恶”和“秩序混乱”的势力，也要遵守自己打造的“现代正义观”，其高尚的意图“一目了然”，无需任何证据来说明。³⁷⁹获得开明国家俱乐部即他们通常所自称的“国际社会”会员资格的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近些年每有需要之时，“改变方向”的说法就会被搬出来。过去和现在的做法都是无趣的老生常谈，在“改变方向”这一原则下也许会行不通。

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在《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克林顿总统称赞北约部队在马其顿取得了开创新时代的成果，并“提出了克林顿军事干预主张”。这种主张“相当于说：独裁者要当心”。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有人对无辜的平民穷追不舍，因其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要杀害全部平民，我们就有权制止他们，我们也会去制止他们”；“在我们能改变的地方，我们必须努力，科索沃显然就处于这种情况”。总统向全国人民解释说：“直接转移目光，有时并非是一种取舍”；“我们无法对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桩悲剧做出回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应为别人做点什么”。³⁸⁰

在新时代到来之前，克林顿的“新威尔逊主义”让观察者们相信，美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高尚阶段”，尽管有人一开始就看到了危险并警告说，“让理想主义几乎牢牢地控制着外交政策”，我们可能会在服务他人时忽略自身的利益。戴维斯提到，克林顿于1999年“开放地接纳了人道主义干预”，也令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外交政策专家深感不安。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将这种做法轻蔑地称为“把外交政策当作社会工作”，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减轻这些顾虑，克林顿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强调了这一事实：“发生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种族清洗不能成为干预的理由。在科索沃，美国的国家利益危在旦夕：干预“关乎提高北约的威信和确保科索沃难民不会涌向邻国”。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不久，难民的确涌向了邻国，并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于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提高北约的威信”。³⁸¹

华盛顿的官方说法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一致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Henry Shelton）在2000年1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战争概要，其中重申了华盛顿的官方说法。美国和北约有三个基本利益：“确保东欧的稳定”“阻止种族清洗”和“确保北约的威信”。布莱尔首相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³⁸²

底线是我们不能输。假如我们输了，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在战略目标上的失败，也许还有道德目的方面的失败——我们将对北约的威信造成毁灭性打击，全世界也因此会变得动荡不安。

让我们放下后来对政府立场更为仔细的审视，问一问“国际社会”以外的世界是如何理解北约力图确保其安全的做法的。对这一问题的见地来自2000年4月召开的、代表全世界80%人口的77国集团南方国家首脑峰会。在哈瓦那召开的这次会议意义非凡，这是77国集团（现在有133个国家）第一次国家首脑级的会面，会前不久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召开外交部长峰会以做准备。他们公布了《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宣布“我们拒绝接受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并拒绝其他形式的胁迫（峰会也认为这是一种带着新伪装的传统帝国主义），包括在西方意识形态中被称为“全球化”的、以公司为主导的国际一体化的特别形式。³⁸³

南方国家中最受尊重的人也发言谴责了北约的行动原则。纳尔逊·曼德拉2000年4月访问英国时“谴责［英国］政府和美国一同忽视了其他国家，并充当‘国际警察’，挑起了国际争端”，还说“他憎恶英美的所作所为，他们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横行霸道，对伊拉克和科索沃发起了军事行动”。“曼德拉先生说，比起非洲目前发生的一切，如此藐视国际惯例的行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用曼德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非洲发生的一切更加严重——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我这么说是很恰当的。”³⁸⁴

此前一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遭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强烈谴责，甚至在最忠诚地依附于华盛顿的附庸国里，备受尊重的战略分析家也对该行动深表怀疑。阿莫斯·吉勒博阿⁽³⁸⁵⁾把北约披着熟悉的“道德正义伪装”退回“殖民时代”称为对“全世界的威胁”，并警告说这样会导致出于威慑考虑而广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人则把此次轰炸看作在认为合适之时动用武力的先例。军事历史学家泽夫·希夫（Ze’ev Schiff）评论道，如果有必要动武的话，“北约对科索沃做什么，以色列也会对黎巴嫩那么做”；以色列尤其以科索沃为先例，正在为大规模的快速空战重新调整军队。接受美国援助的第二大对象国在半官方媒体和其他场合也表达了相似的态度。³⁸⁶

在众多的东欧异见者中，瓦茨拉夫·哈维尔在西方世界眼中是个性最鲜明的一位，他接纳并欣赏西方领导人高尚的道德目的。很久以前，尤其在1990年，他就名列西方国家最喜欢人物的首位。当时，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令评论家们起立鼓掌并热情欢呼。哈维尔夸赞其听众是“自由卫士”，他们“理解源自权力的责任”，评论家们为此深受感动。几周前，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国家恐怖主义分子刚从美国重新受训回来，他们在另一场由“自由卫士”督导的恐怖事件中杀害了六名重要的拉美知识分子异见者，再次显现出这种责任感。如果把这种情形反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拉美知识分子异见者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类似表现会做出什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做出的反应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被出口过去。³⁸⁷

曾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分子异见者，他在说话正确的时候备受尊重。但在1999年就不是这回事了。他看待新时代的方式和南方首脑峰会、曼德拉以及其他不在启蒙圈子里的人是一样的：

侵略者已经把联合国踢到了一边，开启了一个唯力量是从的新时代。人们对北约旨在保护科索沃人这一点上不应该抱有幻想。假如保护受压迫者是他们真正的考虑，他们也许应当一直保护——例如——受苦受难的库尔德人

——说“例如”是因为这只是一个事例，尽管是相当突出的一例。³⁸⁸

索尔仁尼琴一直“被许多人视为发出国家良知之声”的人，他在谴责俄罗斯政府的腐败时因其“优雅而理智的风格”受人崇敬。³⁸⁹但当他对新时代做出错误的解读时就并非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待他的态度与对待南方首脑峰会以及其他尚未看到希望的人是一样的。

不受欢迎的世界舆论尽管很少被报道出来，却受到越来越多敏锐的分析家的密切关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评论道，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坚定了印度拥有核武器的决心”，以此来震慑美国的暴力行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在许多国家眼中”——他指的是大多数国家，美国“正在变成流氓超级大国”，被视为“对他们社会的单一外部威胁”。他引用了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这位外交官说：“人们只有在美国才能读到有关全世界渴望由美国来领导的文章”，但“人们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是有关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的文章”。亨廷顿暗示，这一切将导致反对势力的联合。据查尔默斯·约翰逊⁽³⁹⁰⁾回忆，五年前，发现一个疑似朝鲜核武库的消息被公布后不久，“日本便把美国称为‘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 其次是俄罗斯，当时还有朝鲜”。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战略分析家、前北约行动策划专家迈克尔·麦格韦尔（Michael MccGwire）写道：

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政治—军事联盟，它使自己集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为一身……声称会代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了强制执行其集体决定而打算忽略联合国、绕开国际法。全世界看到了一个遵从道德辞令的组织，在对真理克扣俭省方面与同类别的其他组织不相上下；这是一个拥有无可匹敌的杀戮、摧残和毁灭能力的西方国家集团，他们的限制只在于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勇士”置于危险的境地。

从可获得的信息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评价。³⁹¹

全世界整体上似乎不会对新一代人的英勇行为和道德目的过分关注，也不会因为这一代人通过树立北约的信誉维护世界安全而安心。如果认为各种迹象是有关联的话，我们倒可以问一问对于新时代的评价哪一种更为可信：是自吹自擂、展望未来的自我形象呢？还是外界那些能看出“大体上相同”的人所持有的怀疑论呢？

这个问题应当被认真地审视，至少应当被那些关注可能的未来的人、被那些感觉受道德自明之理束缚的人认真地审视。其中有几点也许特别中肯：

（1）人们要对自己选择的行动（或不做出行动）所造成的预期后果负责，这种责任会扩展到为自己的国家选择政策，连政治共同体也允许他们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2）责任通过特权得以加强，也通过带来相对免罚权和某种效度的行动机会得以加强。

（3）为了让人们认真对待有关高尚原则的声明，必须先把这些原则用在自己身上，并不只用在官方敌人或现行政治文化中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其他人身上。

让我们假设这些常理都是真的。然而，很难被忽视的事实是：在全部历史和几乎所有社会中，这些常理一般在被违背时才受到尊重。那么，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便是，是否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似乎相信的那样，这种熟悉的模式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会再次出现？或者，是否像新一代人及其崇拜者所宣称的那样，一个新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

很快就能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探究多久才做一次？又能做得多么仔细呢？据我所知，很少能这样，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需要探究，甚至连这样做也被看作是不光彩的。

如何继续这种探究是显而易见的。要确定谁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是为新时代喝彩的人还是为怀疑论喝彩的人，我们应当观察一下新一代如何在这个“我们能够带来改变”并因此“必须努力”（这是克林顿在提出“克林顿主义”时用的措辞）的世界中应对各种环境。

因此，让我们想一想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种种措施。有一个准则就是国际援助：世界上最富有、最有特权的国家通过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国家肯定能“带来改变”。政治领导层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所提供的援助创下了工业国家最吝啬的纪录，即使我们把其中占了大头的部分，即向富国（以色列）和埃及（因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提供的援助也算上。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纪录每况愈下。2000年6月在议会通过的《涉外援助法案》“仅向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提供了7 500万美元的援助，远远少于政府2.52亿美元的援助要求”，这是一笔可耻的微薄援助。³⁹²相比之下，该法案向哥伦比亚军队提供了13亿美元的援助，我们回头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无需什么程序，按照这个准则就能证实持怀疑论者的评价，不会有什么争议。

或许，这条准则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毫不相干，我们暂且先不谈论它，先看下一条天然标准：军事援助和对暴行的反应。土耳其是克林顿时期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³⁹³它是索尔仁尼琴口中1 500万“悲惨的库尔德人”的家园。这倒是个适合展开讨论的地方。

正当我们热情高涨地投身于原则和价值观之时，北约于1999年4月纪念其成立50周年。这不是一次庆典，相反，这是一个笼罩在科索沃残暴行径和种族清洗阴影下的阴郁场合。人们都认同的是，开明国家所打造的“现代正义观”不允许这种恐怖行径靠近北约的边界。只有在北约的边界之内，才会容忍大规模的暴行和种族清洗，我们还有责任加快其进程。我们绝不能只是“袖手旁观，坐视别国民众受到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谋杀”，也要做出必要的努力，以确保杀戮达到适当的恐怖和摧毁级别，同时用激光般的目光盯住官方敌人的恶劣行径。

在北约的周年纪念仪式上，与会者和评论家们需要相当有修养，才能“不去注意到”1990年代最恶劣的种族清洗也发生在北约内部，例如土耳其的东南部；况且，这些大规模暴行依靠的是大量的西方武器，绝大部分武器都来自美国。土耳其的暴行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时，约80%的武器都由美国提供。土耳其作为美国的战略同盟和军事前哨，在“二战”后一直得到大量的美国武器。武器运输在1984年急剧上升，因为土耳其对受其压迫的、可怜的库尔德人发动了军事行动。在1990年代，土耳其的军事、警备和准军事行动在强度和暴力程度上都有所增加，相应增加的还有暴力行径、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训练。据通讯记者乔纳森·兰德尔（Jonathan Randal）说，土耳其在1994年创下了两项纪录：1994年是“对库尔德各省镇压最严重的一年”，土耳其在这一年也成为“美国军事设备最大的进口商和（因而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商”，其中还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所有装备最终都用于对付库尔德人”，同时美国还与土耳其军方及其军事工业开展了广泛的共同生产和其他合作。单在1997年，由克林顿政府提供的武器就超过了1950至1983年之间的武器供应总和。³⁹⁴

多亏了美国的重型武器、军事训练和外交支持，土耳其得以镇压了库尔德人的抵抗，造成上万人的死亡，200万至300万人沦为难民，3 500个村庄被摧毁（比遭北约轰炸后科索沃所遭受的后果严重七倍）。

在这种情况中，划定责任并非难事。自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之日起，对库尔德人和要求正义的土耳其人的镇压就骇人听闻。很多可信的消息渠道都大量记载了镇压叛乱的残酷战争。对于“立志结束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理想新世界”所作的贡献，也并非无人质疑。或许只是无法找到哪怕稍许合理的借口，来解释实际上对这些叛乱“暴行”所进行的镇压以及华盛顿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³⁹⁵

在仅有的几次真相被捅出来的场合，人们的惯常反应却是，“美国没能保护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这与它自称要保护科索沃人的意愿不符”（用托马斯·库什曼⁽³⁹⁶⁾的话来说）。或者，在阿耶·奈尔⁽³⁹⁷⁾看来，美国“容忍了”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迫害。³⁹⁸这些令人遗憾的失误说明，我们有时“言行不一”并且“转移视线”——根据开明国家领导人以与上面引述类似的方式发出的一致论调来说，这是因为我们制止非正义之事的能力有限。

这些回应异常尖锐地拒绝了早先提到的道德上的自明之理，对他们应当负有直接责任的重大暴行进行了玩世不恭的辩护。在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华盛顿没有“转移视线”。华盛顿和其盟友一样“盯着那里”，一看到有事发生就果断采取行动加剧暴行，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尤其如此。美国并非“没有保护库尔德人”或“容忍了”对他们的迫害，俄罗斯也并非“没有保护”格罗兹尼（Grozny）人或“容忍了”对他们的迫害。新一代领导人划出界线，刻意把尽可能多的枪支交到杀手和施虐者手中——不只是枪支，还有喷气式飞机、坦克、武装直升机等所有最先进的恐怖武器——有时候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武器转送违反了国会法令。

这样做绝无防御性目的，与冷战也毫无关系。这也不会让人大惊小怪，其他地方在冷战期间亦是如此。我们仔细观察历史事件和国内规划记录就能得知这一点，尽管大国对峙一直是背景，也为诉诸武力、恐怖和经济战提供了有用的借口。况且，指责“言行不一”需要有证据，不能单靠断定。不能只是声明，而是有必要显示出其他行动也具有人道主义目的，这是历史上每次动用武力时几乎都要采取的姿态。

蒂姆·贾达⁽³⁹⁹⁾在对科索沃冲突的报道中做出了更为实际的解释：“西方国家也许同情库尔德人的处境”，或者还同情遭俄罗斯轰炸的车臣受害者，“但现实政治意味着他们不愿或不能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们”。⁴⁰⁰就车臣人而言，帮助他们可能会导致大战。就库尔德人而言，帮助他们会干扰美国的权力利益。于是，我们没法帮助他们，反而必须要参与压制他们的暴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必须隐藏真相，以沉默、辩护和欺骗遮掩，同时称赞其领导人和自己对“原则与价值观”的全力以赴。

受美国－土耳其袭击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库尔德首府迪亚巴克尔（Dyirbakir）北部的通杰利省（Tunceli）。在那里，三分之一的村庄被毁，由美国提供的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烧毁了大片农田。土耳其的某位部长于1994年坦言道：“通杰利省的恐怖就是国家恐怖。”据他说，被烧毁的村庄和恐怖行径已迫使两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甚至没有帐篷可住。2000年4月1日，约10 000名土耳其士兵对这片地区开始了新一轮扫荡，同时还有5 000至7 000名士兵驾驶武装直升机进入伊拉克并再次袭击那里的库尔德人，而且是在受美国空军保护的、使库尔德人免受（一时）犯错误的压迫者迫害的“禁飞区”内进行的。⁴⁰¹

让我们回忆一下，北约在塞尔维亚“作战是因为正义之士无法对国家主使下系统地杀戮他人的行为袖手旁观”（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来说）。而在托尼·布莱尔看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在推行“一种新的国际主义，他们不再容忍对所有种族进行的残酷压迫”，而是令“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无处可逃”。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有人盯上无辜的平民百姓，因其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要将其全部杀害，我们就有权制止他们，也会制止他们。”但制止我们狂热地加入“在国家主使下的系统杀戮”和“对所有种族进行的残酷压迫”却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也无需躲藏；他们反而被受教育阶层盛赞，后者对其所作所为散发出的“神圣光芒”和自我激励的高尚理想惊叹不已。

此外，“正义之士”需要理解的是，在我们的大力扶助下，北约的权力不仅被用来压迫和恐吓自己的百姓，还要用来随意入侵其他国家。这种特权同样适用于非北约附庸国，尤其是以色列。以色列违反安理会决议占领南黎巴嫩长达22年，但得到了美国的授权和帮助。以色列在此期间杀害了上万人，不断迫使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并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2000年初又故伎重演，而以色列一直从美国获得武器和支持。尽管美国的信息体系倾向于不同的说法，以色列内部和人权组织都认为，这一切实际上与自卫无关。⁴⁰²

2000年6月，以色列最终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黎巴嫩的抵抗力量驱逐了出去。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向联合国（UNIFIL⁽⁴⁰³⁾）核查员提供1.5亿美元，用于确保南黎巴嫩的安全并促进被破坏地区的重建。该决议以110票赞成、2票反对被通过。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因为决议要求以色列向联合国支付约128万美元，以补偿以色列1996年入侵黎巴嫩时对联合国某营地的袭击，此事当时导致100多名在此避难的平民死亡。⁴⁰⁴

有人高度赞扬西方实施恐怖所取得的成就。2000年4月1日，土耳其刚刚在其东南部地区和边境以外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就在美国与土耳其理事会会议的某次节日活动上发言，这次活动欢声笑语、掌声不断。科恩称赞土耳其参加了在塞尔维亚进行的人道主义轰炸，并宣布土耳其将参与五角大楼先进联合攻击战斗机⁽⁴⁰⁵⁾的研发，就像土耳其和美国正在共同生产的F-16s战斗机一样。土耳其在受到美国许可的种族清洗行动和其他暴行中一直有效地使用了这款战斗机——在北约境内使用，并非在其边境地带。“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我们不仅身处其中，而且担任着为民众服务的职位。”科恩继续说道，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已进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而且“那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利用的创新机会”，其标志是美国和土耳其的喷气式战斗机计划，这会“让土耳其和其亲密的以色列盟友一起成为建设安全、稳定的中东最前线的领导者”。

此后不久，据朱迪思·米勒⁽⁴⁰⁶⁾报道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政府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在阐释“强硬的反恐措施加上与非恐怖主义反对派团体的对话”如何能克服暴力和暴行产生的麻烦时，该报告特别称赞了土耳其的“正面经验”，丝毫没有愧疚之意。⁴⁰⁷

第一个实例研究有力地证实了怀疑论者对于新时代的评价，也许还让人们对激励我们的“道德目的”产生了某种见地，用托尼·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对人们犯下的不义之事就发生在欧盟的门口，我们有能力制止和扭转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这么做。”⁴⁰⁸布莱尔指的不是英国政府及其盟国帮助在北约内部进行的正当的恐怖和种族清洗，而是指北约轰炸下的、由其官方敌人施行的暴行。

1999年，土耳其不再是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对象国，哥伦比亚取而代之。⁴⁰⁹于是，我们便有了第二个自然而然的实例研究，探究各种针对新时代的选择性评价。

在整个1990年代，哥伦比亚是西半球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也是西半球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和培训的主要国家，这两种情况长期相互关联。⁴¹⁰哥伦比亚接受的援助超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接受的援助总和，从1998至1999年就增长了三倍。随着美国向“哥伦比亚计划”捐助75亿美元提供给波哥大（而据《华尔街日报》说，波哥大“接受了美国人的很多训练”），援助总额按计划还会急剧增长。据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说，该计划用英文写成。哥伦比亚计划要求美国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其他国家将资助社会、经济和人权项目。军事部分已在1999年内落实，并拓展了早先的项目；其他计划还在暂时搁置中。⁴¹¹

在排序上的变化反映出如下事实：土耳其在1990年代进行的种族清洗行动和暴行大部分都取得了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华盛顿的附庸国哥伦比亚的国家恐怖还远未达到目标，尽管每年约有3 000起政治谋杀，还造成了30万名难民（现在这个总人数也许接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口仅次于苏丹和安哥拉而位居世界第三位。1985年，哥伦比亚曾允许在传统的精英分权体制之外存在另一个政党。该政党很快就被“消灭”了，有3 500多名党员“被杀害或消失”，⁴¹²其中包括总统候选人、市长和其他人。这一壮举并未玷污哥伦比亚在华盛顿那里的民主证书。

准军事部队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与受美国援助和训练的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一起贩卖毒品。这些武装分子与美国势力联系紧密并接受美方的资助和训练；根据哥伦比亚政府和主要的人权组织（哥伦比亚法学家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资料，死亡率在1999年上升了近20%；这一数据是因为准军事部队从1995年占46%上升到1998年占80%，1999年还在持续增长。国务院在历年的人权报告中都确认了这种普遍状况。1999年的报告总结道，“安全部队主动与准军事组织成员沆瀣一气”，而“政府军继续犯下大量的严重罪行，包括法外杀人，情况大体与1998年相似”。当时，国务院通过可靠消息确定80%的暴行都是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所为。

1999年上半年期间，随着哥伦比亚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武器最多的国家，屠杀数超过了每天一次。据哥伦比亚和国际人权组织称，从1999年6至8月，有2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美国不断增加军事援助的借口是毒品战争。出于一些实质性的原因，很少有称职的观察家对此信以为真。除了貌似合理的问题之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借口基于一个明显的、几乎未经质疑的预设：美国有权在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和发动化学生物战，根除它不喜欢的“庄稼”，而“现代正义观”或许不会授权哥伦比亚——或泰国、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在北卡罗来纳州如法炮制，去消灭更为致命的“毒药”，这些国家在贸易制裁的威胁之下被迫接受了（加之宣传攻势）这一事实，并付出了千百个人的生命。

第二个实例分析和第一个实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新时代和早先的时代相似，连熟悉的“道德正义的外衣”也一样。

让我们转向第三个例子，这也许是最清楚的测试用例，可以评价各种互不相容的有关新时代的诠释。

当哥伦比亚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对象国、美国和英国为了达到自己的道德目的准备轰炸塞尔维亚之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种景象是20世纪晚期最糟糕的人权灾难之一：1999年，东帝汶遭受了新的暴行，暴行之极端使其在关注新时代的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和主权限制问题上与科索沃齐名。

东帝汶遭受的现代悲剧始于1975年12月。当时，印尼入侵并占领了这个已宣布独立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之后便消灭了它。入侵导致约20万人被屠杀，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造成大量的破坏、虐待和恐怖，这一切在1999年又故伎重演。为了确定1999年这第二个主要例子如何对有关新时代的各种互不相容的诠释产生影响，我们想确定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描述这些事情。

2000年1月那一期《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回顾了1999年发生的事件，并给出了标准的西方说法：对东帝汶的暴行发生在科索沃事件六个月以后，即1999年8月30日东帝汶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后，然而，

与发生在东帝汶事件六个月之前的科索沃事件不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主张对东帝汶进行有力的军事干预。抱有这种勉强态度显然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拥有强大的军队，这种干预很可能会遭到其近邻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且相关国家认为印度尼西亚将赞同组成多国部队，这无论如何会很快实现。⁴¹³

这种表述的确十分标准。要近乎随意地再选一个例子，可以看一看威廉·肖克罗斯⁽⁴¹⁴⁾最近对世界上三种 “仁慈力量”——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自由民主制国家——和由“主导1990年代的军事头目”组成的“邪恶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萨达姆·侯赛因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是“最突出的两位军事头目”。⁴¹⁵有一些地区“处于西方的关注目光之下，例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而“其他地区因我们不感兴趣而默默无闻”。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从科索沃到东帝汶”，反映出作者对1999年这两次主要危机中的事件的理解顺序：“在两种情况中，国际社会被迫要面对一次在部分程度上因自身疏忽而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必须决定准备付出多大代价去更正它。”

许多评论家把对科索沃的干预视为向东帝汶派出维和部队的先例。因此，即使是批评北约轰炸的人士也赞同派驻维和部队的效果不错。有人指出：“美国过去不想当‘世界警察’，现在更不想这样，去为属于世界的东帝汶牺牲美国的资源和人命”，美国维和部队响应美国倡议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去制止杀害”时也不想这样。⁴¹⁶

这一切几乎站不住脚。假如利己主义不受批评式反思的影响，而道德上的自明之理又徘徊于思想意识边缘，一些行为规范可能会大行其道。已被确定的事情真相让我们对这些行为规范所知甚多。

东帝汶的人道主义灾难，绝不是自由民主制国家“疏忽的产物”，实质上是它们的创新，前面讨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印尼在1975年入侵东帝汶时，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武器和外交支持，在1978年暴行达到近乎种族灭绝的地步时还在故伎重演，在由罪人之手实施的暴力镇压恶果累累之时也继续这样。这位罪人在肖克罗斯的“仁慈力量”中位居前列，常常被赞誉为“本心善良”的“温和派”——用克林顿政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类人”——直到他1997年不受管束，不得不被抛弃。1978年，苏哈托对东帝汶的屠杀使得民愤鼎沸，英国和法国等其他强国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在愈演愈烈的1999年人道主义灾难直至8月30日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后才结束的整个过程中，美、英从未停止过支持和参与。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仅仅因为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实际上授权了印尼违背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庭的裁决去进行征服。

在标准说法中，事件的顺序被关键性地颠倒了。对东帝汶的最新一波暴行始于1998年11月。在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前，1999年暴行的程度已超过北约轰炸前的科索沃，这是用来比较的相关标准。况且，不胜枚举的公开信息显示，如果民众不屈从于印尼的恐怖，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澳大利亚、当然还有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知晓更多的消息。然而，新一代领导人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甚至在全民公投前采取联合军事演习，并反对采取任何行动威慑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想到的进一步暴行。即使在8月30日的全民公投之后，美国还坚持认为，印尼必须保持对被其非法占领领土的控制，但其军队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把75万人（85%的人口）逐出了家园。

无论人们怎么看待科索沃，它也不可能仅因时机问题成为对东帝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更重要的是，人道主义干预并未发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干预”（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也不可能发生过“干预”，即使只是因为没有主权的问题。甚至连澳大利亚这个直接从法律意义上承认印尼消灭东帝汶的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联合开采东帝汶的石油颇感兴趣），都在1999年1月宣布放弃其立场。印尼的主权堪比纳粹德国在被占领的欧洲的主权，而其权利仅仅依靠大国批准在这块葡萄牙管理的领土上进行侵略和屠杀，这是联合国的责任。苏联在“二战”期间进入西欧和诺曼底登陆都不算是干预；印尼军队撤出后，由澳大利亚主导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更不能算作干预。甚至没有什么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尽管至少对澳大利亚而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其民众而言，在有可能严肃地谈到人道主义意图时，人道主义干预只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澳大利亚民众曾尖锐地批评其政府在受害者伤亡人数于1999年上半年攀升之时无所作为。

在标准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张军事干预。这十分合乎情理，因为无论要终止1999年的暴行或之前几十年的恐怖，都毫无理由设想要采取任何形式的“干预”，也毫无必要实施制裁或轰炸雅加达。甚至连美国暗示要在1999年9月中旬撤军都足以向印尼的将领们表明，游戏结束了。但凡有过意愿去干预竭心尽力为西方势力和特权服务的“邪恶势力”的所作所为，这一结果在很久以前可能就以类似的方式实现了。

刚刚引述的用于区分科索沃和东帝汶的标准理由不太令人信服。塞尔维亚“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别国从未想过侵略它并把轰炸机控制在安全距离以内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与塞尔维亚军队不同的是，印尼军队十分依赖美国，正如1999年9月中旬所显示的那样，是克林顿最终发出指示要求印尼中止行动。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的轰炸，但对美国及其盟国却毫无威慑力。在9月中旬之前，人们并不指望印尼会“同意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仅仅因为“有关国家”对此结果表示不感兴趣（并且印尼坚决反对）。对于在恐怖不断升级的前几个月中进行的非武力“干预”，华盛顿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在公投之后暴行最激烈之时，华盛顿依然坚持其反对立场。

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官理查德·巴特勒⁽⁴¹⁷⁾简要地概括了美国的原则，他把从“美国高级分析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传达给本国人：美国将以自己理解的利益行事；其他国家若非得到某种权力利益，也要承受负担并准备付出代价。⁴¹⁸正如东帝汶事件戏剧性地展示的那样，这似乎是一种对开明的、奉行高尚原则的新时代现实的合理解释，为我们又增添了一个信息丰富的研究实例。

新时代的主要原则之一便是，为了捍卫人权，可以忽视主权；也就是说，“开明的国家”可以忽视主权，其他国家不能这样做。因此，美、英怀着所谓牵制萨达姆·侯赛因的意图，赋予自己进行军事战和经济战的权利，却从未想过授权伊朗入侵伊拉克并推翻其暴君，尽管伊朗深受由美、英支持的伊拉克入侵之苦。如果以诚实之人严肃做事的方式去维护这条所宣称的原则，该原则也有优点，或者也会有优点。但行事者的局限之处已让这种可能性大打折扣。发生在1999年的两个主要事例已足以打消任何多余的妄想。

在开明国家的操作原则下，印尼因对东帝汶无中生有的“主权”诉求赢得了极大的尊重。这些国家坚信，必须对印尼委以维护安全的责任，而他们却进行着另一种恐怖统治。至于科索沃，美国和其盟国都要求它必须受塞尔维亚的统治，也许它们害怕出现一个“更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北约坚持要在塞尔维亚行使的主权，却被它后来维护人权的宣称所取代，而东帝汶不一样。在那里，无主权取代了人权方面的一切考量，北约的领导人也肆意违反着人权。

新时代的确令人迷乱。

理查德·巴特勒所描述的现实在1999年4月的东帝汶展露了出来，那是新时代繁荣的巅峰时刻。当时，由美、英武装和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屠杀会定期发生，一些特殊事件在澳大利亚尤其受到广泛报道。8月6日——碰巧在这天刊登了有关新克林顿主义的报道，新克林顿主义要“制止”对“无辜的平民百姓”的杀戮，假如这样做“在我们的能力之内”的话——东帝汶教会说，根据北约的消息，有3 000至5 000人在1999年被杀害，是北约轰炸之前那年科索沃各方总共被杀害人数的两倍。杀戮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在西方支持的印尼入侵下，东帝汶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在东帝汶，并未发生过什么主动的战争，也不存在什么被有国外基地的游击队接管大片领土的事，更没人抱着会招致暴力性报复（这可能导致西方军事干预）的公开目的去袭击警察和平民。小规模的抵抗部队被困在与世隔绝的山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各种暴行几乎都是占领军及其议会同僚所为，当然也是其国外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所为。24年来一直如此。在所有这些方面，科索沃的形势都有所不同。

开明国家的原则和价值观在1999年的东帝汶确定的结论，和在每天都不止发生一场屠杀的土耳其与哥伦比亚所确定的结论一样：支持刽子手。1月15日发生在科索沃拉卡克村（Racak）（有45人被杀）的一起屠杀也被报道了出来。据说该事件引起了西方人道主义者的恐慌，他们认为必须在十周之后轰炸南斯拉夫，有人预测结果也许会导致暴行急剧升级，事实的确如此。⁴¹⁹

这些例子只是造成各种自我陶醉环境的部分样本。西方领导人众口一词、洋洋自得地陶醉于新时代，打着“国际社会”的名号全力实现其“道德目的”——不辞辛劳、毫不相干地站在反对立场。不顾科索沃的具体事实，对同时本应被强调之事保持沉默或进行欺骗，让这些领导人的表现更加轻而易举，仿佛他们还怀着我们起初提到的道德自明之理一样。

与对新时代互不相容的评价直接相关的测试用例就是我们刚才简要评述的那些事情：当今时代的严重暴行——或者用国家暴力的护教者青睐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无法保护”受害者时所“容忍”的暴行。只要撤走决定性的直接参与力量，也许就能轻而易举地减轻或终止这些暴行。然而，他们偏好的测试用例是车臣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优势是，可以把现阶段的罪行推卸给其他人）。所产生的唯一问题只是关系到我们对他人罪行的反应，这是一个更加舒适的立场。

有关这种情况，最极端的例子便是非洲的战争。先不谈相关的史实，与之前评论的例子不同的是，非洲的暴行并未得到新一代领导人的支持。华盛顿对非洲的态度被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和外交家理查德·巴特勒高度概述为：援助恐怖行为的受害者毫无可以想见的收益，因此也不必回应（除了运送武器、为冲突火上浇油之外）。1999年2月，轰炸塞尔维亚的计划进行到了最后阶段，西方外交官把克林顿在非洲的政策描述为“由非洲去解决自己的危机”。欧洲和联合国的外交官说：“美国积极反对联合国采取有可能制止一些非洲战事的维和行动。”据联合国高级非洲特使说，克林顿拒绝为刚果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微薄的资金援助，这“捣毁”了联合国的计划。塞拉利昂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97年，“华盛顿拖延讨论英国提出的派遣维和人员的提议”，面对不断升级的恐怖按兵不动。2000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要求对无法控制暴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官员说：“克林顿政府除了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持之外不会做出军事预算。”这后来被证明是一种欺诈。克林顿提供了飞机，但只是为了收取高价。“华盛顿提供了设备支持，比如其他国家使用的飞机，但‘美国的供应通常比商业价格高出三倍’”，安南说，“华盛顿不会往地面派遣任何一名美国军官。”联合国付不起商业价格，因为美国拒绝支付欠款。⁴²⁰

结论再次相同。怀疑论者以一种国际事务中难得的清晰度，在对新时代的评价中轻易获胜。尽管这也没带来什么可能的效果（因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编织了牢不可破的蚕茧），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容忍”了别人的罪行，可以接着谴责自己没能对其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样一来，正好说明我们一直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则，并愿意承认自身最严重的不足。

尽管基本的考虑会让轰炸塞尔维亚之后的胜利主义情绪停歇下来，但为何做出开战决定的问题仍然未被解答，其合理性问题亦是如此。很有可能的是，的确有一种“不一致性”，尽管不是为政府辩护的文本中提到的那一类：在科索沃的特殊情况中，新一代领导人也许违反了标准的操作程序，像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怀着“道德目的”行事，热情有余，但理由不足。

正如众人所指出的那样，官方理由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在2000年1月重申了这一点，主要的动力因素是：

（1） “确保东欧的稳定”；

（2） “阻止种族清洗”；

（3） “确保北约的信誉”。

但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却解释说，单凭第二个原因是不够的。在第一、第三个原因中，“国家利益”是成败关键。

第三个原因一直被坚持不懈地推行着，能够正确理解的话它也有长处：“北约的信誉”就意味着“美国的信誉”；世界上“不守秩序”的国家必须要清楚的是，假如他们不在意华盛顿主人的命令就会付出何种代价。⁴²¹第一个原因——“确保稳定”——貌似合理，但要正确地理解术语：不是按字面意义而是按原则性意义去理解。正确的理解就是，如果某个地区被纳入由美国统治的全球体系，并服务于经美国同意的利益、由合适的权力中心负责，那么就是“稳定的”。

从字面意义而非原则性意义上讲，东欧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之下算是稳定的。从原则性意义上讲，由雅加达统治的地区在1965年趋于稳定。当时，在一场卢旺达式的屠杀之后，美国在印尼强行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这场屠杀摧毁了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深厚的印尼共产党⁽⁴²²⁾。该党此前“不仅是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革命党，也是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维护现存体制内贫苦大众利益的组织”，它“通过积极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在农民阶层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印尼共产党不可能局限于“普通的民主手段”，这一顾虑是华盛顿在1958年发动秘密战争瓦解印尼的主要原因。在秘密战争失败之后，华盛顿转而支持旨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军队。⁴²³正是这个原因，加之印尼共产党的亲中（国）立场，印尼成了“不稳定”局面的源头。鉴于印尼“对该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1999年9月印尼暴力袭击升级时，美国再次如此解释道），就不难理解美、英为何加入此后1965年屠杀暴行的恶人之流。

同样，华盛顿必须强行在危地马拉建立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政权，因为国防部官员曾警告说，危地马拉的首届民主政府“已日益威胁到洪都拉斯和萨尔多瓦的稳定”。稳定的原则性意义受到了威胁，因为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它那帮助工人和农民在与上层阶级和外国大公司的斗争中获胜的宏观社会计划，对于遭受同样情况的中美洲邻国人民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实施了40年的恐怖之后，再也没有类似的计划，危地马拉不再是对稳定的威胁。从原则意义上讲，甚至有可能为了“稳定”而制造“不稳定”，这并不矛盾。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致力于让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不稳定”，因为据一位重要的外交事务分析家评论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寻求稳定”。⁴²⁴

从原则性意义上来理解术语，就会合理地认为，“确保东欧的稳定”和“确保北约的信誉”一样，都是轰炸的目标所在。

第二个官方理由——“阻止种族清洗”——在科索沃战争中几乎毫无可信之处，其中些许可信之处也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消息来源所提供的大量证据而消失殆尽。科恩和谢尔顿对第二个理由做出阐释之后肯定地说，在轰炸之前，“贝尔格莱德政权在科索沃的残酷镇压［已］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假如对其残暴行径不加制止，米洛舍维奇的计划，即他所说的‘马蹄铁行动’（Operation Horseshoe），会使更多的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和死亡”。在1999年3月24日轰炸之前，米洛舍维奇“最终确定了这项野蛮的计划”。3月21日，即科索沃核查团（KVM⁽⁴²⁵⁾）监察员撤离的前一天，塞族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袭击”，“名为‘马蹄铁行动’”。科恩数月前曾在国会上做证说，“我们现在回顾往事就会明白，他实施了马蹄铁行动，并决定就此实现其目标，他认为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比如一周左右”，若不是轰炸阻止了其计划的话。⁴²⁶

许多渊博的评论员援引“马蹄铁行动”，认为这是轰炸的理由。单举一例来说，布鲁金斯学会⁽⁴²⁷⁾高级研究员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和迈克尔·欧汉隆（Michael O’Hanlon）在政府内外都曾有过与巴尔干问题相关的工作经验，他们在1998年末写道：“米洛舍维奇批准了马蹄铁计划，这是一项把平民永久逐出科索沃省、重新控制该省的计划。”因此，目前“科索沃的问题还无法与一旦北约不进行干预就会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⁴²⁸

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北约轰炸之后，暴行和种族清洗迅速升级。但这本身可作为对轰炸行动的谴责，而非辩解。至于其他事实，尚存在几个问题。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北约和其他西方消息渠道提供的大量文件并未提供有关塞尔维亚在监察员撤离之后发动袭击的有力证据，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在轰炸开始之后立即采取了种族清洗行动。但我们回头看看这件事就注意到：撤离监察员显然是在为军事进攻做准备，即使此后塞尔维亚发动了袭击，也无法证明不顾塞尔维亚官方的反对而撤离监察员（尽管这是轰炸前一天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没被主流媒体报道过）⁴²⁹以及即刻宣布发动的军事进攻都是正当的。

另一个问题与计划和实施之间的区别有关。大国及其附庸国的应急计划，就我们所知的部分，实在令人吃惊；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应急计划肯定更加糟糕。⁴³⁰米洛舍维奇针对科索沃实施的“恶毒不堪”的计划很少受人质疑，甚至查不到互联网记录。这好比人们几乎可以确信的是，以色列已经制订了驱逐部分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如果伊朗或叙利亚严正威胁要发动轰炸和入侵，以色列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几乎无人质疑的还有：1999年3月，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和受其控制的军事联盟不断煞有介事地威胁要进行轰炸和入侵的情况下，塞尔维亚军队准备在科索沃实施这些计划。从计划成形和准备到做出决定，过程十分漫长。最终的决定是：如果计划者不屈从于军事袭击，就要实施这些计划。这样就引发了计划的实施，回顾来看，这种特别的逻辑倒证明袭击是对的。

可以恰当地说：“毫无疑问，种族清洗在北约轰炸前就经过系统的计划”；如果这一切在各种情况中不属实，将是令人震惊的。但“西方情报机关确定［种族清洗］在北越第一次空袭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是在监察员撤离之前——这种说法需要有证据支撑，假如证据必须有效的话。⁴³¹也必须要解释一下华盛顿为何没有在已发布的大量资料中将证据公之于众，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一点。

有关“马蹄铁行动”，还有许多疑问。据国防部长科恩说，这一行动据称在轰炸开始两周以后被德国当局发现，也是“事后”得知，因此并非轰炸的动因。奇怪的是，轰炸开始一个月以后，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被问及马蹄铁行动时表示对此并不知情，还对媒体说有关该行动的一切计划“从未告知于我”。⁴³²已退役的德国将军海因茨·路克怀（Heinz Loquai）现供职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⁴³³⁾），他在一本新书中说：“该计划捏造自保加利亚情报机关的日常报告”，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这种行动”。据德国的新闻周报《周刊》（Die Woche）报道，所谓的计划就是“保加利亚情报机关对塞尔维亚在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致分析”。周报又说：“作为北约消息证据被公之于世的地图来自德国国防军总部”，而保加利亚的情报“断定塞族军队的目标是摧毁科索沃解放军，而不是像此后［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和北约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为了驱赶所有阿尔巴尼亚人”。路克怀也声称，德国国防部“甚至杜撰了‘马蹄铁’这个名称”。他还指出“德国的说法有一个基本缺陷：把行动称作‘Potcova’，这是一个表示马蹄铁的克罗地亚词”，却没有用塞尔维亚语的“Potkovica”。路克怀的书大受德国媒体的欢迎，德国媒体也批评了沙尔平的“宣传性谎言”（例如，把轰炸前据说有2万名士兵的塞尔维亚军队人数夸大，翻倍成4万名）及其逃避指控的行径。⁴³⁴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克拉克将军对“阻止种族清洗”的计划也一无所知。3月24日轰炸开始时，他反复、坚定并颇有说服力地告诉媒体，塞尔维亚的残忍暴行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轰炸后果。后来，他又解释说，北约的军事行动并非意在阻止“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或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发动战争。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消息来源使克拉克将军的判断显得十分合理。此后，美国国务院、北约、科索沃观察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其他西方独立的消息来源公布了大量的文件，大部分是为了证明北约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我发现这出乎意料地证实了克拉克将军的分析。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件无法证实这一想法：暴行在3月20日科索沃观察团的监察员撤离之后迅速地升级，这与我当时看来颇为自然的预期相反。

有关北约政策决定的预期效果的推论与其高尚的立场并不一致。因此，轰炸期间和此后被三番五次强调的更合理的解释是，轰炸的目标在于“阻止贝尔格莱德”通过马蹄铁行动“把阿族人逐出科索沃”——轰炸显然加速了驱逐行径（或者据国防部长说，是有关轰炸的实质性宣告。这与华盛顿的官方记载相反，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一点）。军事指挥官对此目标一无所知并极力否认，就像他不知道马蹄铁行动一样。同样，认为空战无效的评论家们推断说：“空中力量未能阻止这场促使西方领导人最先采取行动的种族清洗。”这违逆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无论人们对所采取的行动有何评判，这番话至少貌似条理清楚。历史学家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在有关此次战争的一本广受赞誉的书中未经论证便断定说，美国及其盟国采取行动只是出于“利他主义”和“道德热情”，并找到了“一种在世界政治中运用权力的新途径”，因为他们对用轰炸“把100多万科索沃人逐出家乡的行为做出反应”是为了让这些人免受“可怕的痛苦或死亡”。他把那些被驱逐的人说成是轰炸的预期后果。国际事务和安全专家阿兰·库普曼（Alan Kuperman）写道，在东帝汶和科索沃，“来自经济制裁或轰炸的威胁已激起悲剧性的反弹”，而“西方干预得太晚，无法阻止蔓延的暴行”。在科索沃，轰炸威胁没有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阻止蔓延的暴行”，但轰炸威胁是在暴行之前，如果要相信官方文件的话，轰炸本身也在暴行之前发生。在东帝汶，西方的行径没有“激起悲剧性的反弹”。他们不建议动用武力，甚至连威胁使用制裁的决定也一直拖延到暴行肆虐之时。从该术语的所有重要意义上来看，都不存在“西方干预”。⁴³⁵

我们得到两个貌似合理的轰炸理由：确保“稳定”和“北约的信誉”，要从原则性意义上理解这两个理由。

现存的官方理由显然无法支持如下观点：新一代在科索沃事件中寻求的是“道德目的”。何况还有更多有关新时代的真知灼见。因此，我们找到了其他的观点。此前指出的一点是，科索沃战争是六个月之后对东帝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即使这样想是对的，显然也无法证实轰炸的正义性。但鉴于该观点毫无根据，我们也只能提出学术性的疑问。

关于西方在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动机，目前普遍的说法是：西方因其在波斯尼亚的失败而感到羞耻。福阿德·阿加米⁽⁴³⁶⁾断言说，是北约选择进行轰炸。

北约不顾民意调查员、现实主义者和坚信“地缘经济学”占首要地位之人在控诉正义战争时给出的建议，像此前干预波斯尼亚一样，带着目睹过的羞耻和在巴尔干这面镜子中见到的自我形象，插手了科索沃。

在阿耶·奈尔看来，“鼓舞着”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倡导者”的事实是，“许多曾供职于政府和尚在政府工作的人决心不让科索沃重演”在波斯尼亚所发生的一切。⁴³⁷

上述观点不加论证就被陈述为不言自明之理，沿袭了为国家暴力辩护的规范。这些观点也不承认当时或之后由官方给出的理由。此外，尽管它们是为主张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倡导者”辩护而提出的，实际上却是对他们的严厉控诉，也是对西方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严厉控诉。根据上述解释，西方彻底违背了道德上的自明之理，为其在“巴尔干这面镜子”中的形象感到羞耻，但也只为自己对他人罪行反应不当而歉疚，而不为其他镜子中的自我形象感到羞耻。我们可以对西方在其他镜子中的罪行追本溯源，例如在此前讨论的例子中，西方并未像奈尔和其他人想看到的那样去“容忍”暴行，而是积极地投身其中加速了暴行。此外，就这种解读而言，尽管主导原则和价值观要求人们决意不再重复官方敌人犯下的罪行，但对我们重复犯下类似的或更恶劣的罪行却只字不提，这样就使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主动方和支持他们的“许多人”丝毫不考虑这些原则和价值观，甚至都回想不起来。

由于科索沃和东帝汶同时出现在1999年的公众话语中，后者才能为这些结论提供特别突出的实例。因此，必须要强调的是，早些年发生在东帝汶的大屠杀（至少）可以与南斯拉夫早年间残酷的战争暴行相提并论。后者被貌似合理地归咎为米洛舍维奇所为，但无需考虑复杂因素，就很容易确定应该由哪一方负责。如果赞同科索沃正在“重演波斯尼亚事件”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当真这么想，那么他们应该不停地呼吁在1999年初轰炸雅加达（实际上是呼吁华盛顿和伦敦），以至于“不要重蹈”印尼、美国和英国在过去25年间对东帝汶犯下的罪行。当新一代领导人拒绝采取这种光荣的进程时，这些倡导者就应该领导诚实的人民亲自去做，也许还会加入本·拉登的组织。如果我们认为科索沃正在“重演波斯尼亚事件”这一观点不只是国家暴力的辩护词，就会直接得出上述结论。

除了令人惊讶的、自说自话的控诉和缺乏证据伪饰之外，这一观点肯定是公开表达的对国家暴力最有力的辩护之一。根据该原则，如果不动用武力可能会导致打击目标实施暴行的话（在打击之后，也许是对此做出回应，打击目标的确像预想的那样这么做了），那么动用武力就是正当的。按照这个标准，有了受教育阶层的欢呼呐喊，暴力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

要逃避因倡导对科索沃产生“人道主义干预”而产生的后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坚信北约本应直接入侵，而不用轰炸。这样说很容易，也许会被认真地考虑，前提是当时或事后要提出合理化提议，除了重要的后勤问题和其他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入侵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从美国军事原则的角度）。⁴³⁸人们枉费心思也找不出这样做的理由，显然连所能要求达到的最低程度都做不到，即倡导使用武力的人，无论所宣称的意图是什么，都必须承受沉重的证据负担。

另一种有用的辩护模式就是，制造并驳斥反对轰炸的荒唐论调，忽略那些切实提出的观点。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推给无名“左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观点，说他们认为美国因其不光彩的过往而无权干预。考虑一个国家的干预权时应考虑其过往，是另一种连故作严肃之人都承认的不明之理。但那种认为因不光彩的过往就自动作废干预权力的观点也不合理，因此也很容易被驳斥。这种做法只能再次被理解为一种默认形式，意识到自身无法承受为动用武力而辩护的负担——这种负担总是很沉重，虽然在原则上并非不可逾越，忠实的和平主义者除外。

当我们仔细审视有人为引用一个实例所做的零星努力时，上述结论会变得更加清晰。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也有一些例子。通讯记者伊恩·威廉姆斯（Ian Williams）写道，爱德华·萨义德和我“查看了西方在巴勒斯坦、东帝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不作为的记载，从而推断针对科索沃的所有行动并非出于良好的动机，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他没有引用萨义德的任何原话，只引了我的一句陈述，而且毫不相干，就想证明上述控诉和他对这种“极端的神学态度”和“政治光谱中左派分子身上常见”的“道德化说教要素”的嘲笑立场。⁴³⁹哪怕草草读一下我写的内容也会一目了然并确信我的立场无疑是恰恰相反的，在评述几个取得良好效果的军事干预的例子时也是这样，不管行为发起者的过往多么丑陋不堪，也可以说这些干预是正当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姆斯如何轻易地落入为国家暴力辩护的常见模式。我和萨义德没有查看西方在他所提到的情况中的“不作为的记载”，而是查看了富有决定性的行动记载，这一事实显然无法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吸收。话又说回来，合理的结论就是他们无法承受辩护的负担。

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出，前捷克异见者、现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特别调查员吉瑞·迪恩斯特比尔（Jiri Dienstbier）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叙述得很准确。“轰炸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说道，“只是让现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产生了新问题”。或者还有迈克尔·麦格韦尔所做的证实性评价，“尽管塞族军队显然已成为进行中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工具，北约由来已久的开战愿望无疑是主要原因”，把“轰炸称为‘人道主义干预’”的说法是“十分怪异的”：

没人会质疑潜在的良好意图，但难免质疑的是，大部分道德说辞、妖魔化言论和开创一种基于价值和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声明，都是一种否定形式，用于向我们所有人掩盖这一令人不悦的事实：领导人及其民众必须接受这些意外后果所带来的耻辱——这样一来，塞尔维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平民伤亡人数

实际上只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⁴⁴⁰

麦格韦尔的评论对“意图”一事有所保留，似乎是很现实的。“意外后果”一词所模糊的事实是：这些后果曾被预想过，即使不像北约指挥官起初觉察的那样“完全可测”（用麦格韦尔引用的话来说）。况且，“没人会质疑潜在的良好意图”，事实绝非如此。这些意图肯定受到麦格韦尔所说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的质疑，他也是如此强调的（见第321页）。在对过去和现在的做法记载充分的背景之下（包括刚刚为评价对新时代的矛盾性诠释所回顾的关键性测试用例），坚定不移地相信良好的意图，这也十分可疑。

大体上讲，我们很难发现大国行事前后不一致，或者实质上指导着政策的原则和价值有何矛盾。对那些不愿被时而称为做出“刻意的忽视”的人来说，上述现象不足为奇。⁴⁴¹

（本文最早出现于《划线的新一代：科索沃、东帝汶和西方的标准》［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Verso, 2000］，第1—47页。）

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用几句老生常谈开场。我们生活在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世界，这不是什么令人激动的说法。世界总是有多重维度和各种复杂情况，但近些年来，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言简意赅地讲（但也不能太过简要），冲突的参与方之一是集权中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权力中心，都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则是全球民众。用老套的话来讲，这种冲突也许可以被称为“阶级斗争”。

集权国家不懈地追逐战争，并且非常自发地这么做。政府文件和商业世界的出版物表明，这些国家大多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派，其价值观当然也是颠倒的。他们也很恐惧——实际上已倒退到17世纪的英格兰。他们意识到这种统治体系十分脆弱，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管束大众。他们疯狂地追求着这些方式，近几年追求的就是犯罪、毒品、恐怖主义等。借口变来变去，政策岿然不动。有时，政策还在延续，借口却变了，这就很有戏剧性，真需要花点力气去回想，比如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他们自然会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其议程，“9·11”就是典型的实例。危机使得对恐惧和担心的利用成为可能，要求敌人必须屈服、顺从、沉默和涣散，而掌权者却利用机会之窗变本加厉地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依社会情况而异。在更残暴的国家，镇压和恐怖会进一步升级；在民众能争取到更多自由的社会，他们施行着严加管束的措施，把财富和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我们很容易就能举出过去数月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例子。

他们的受害者一定会抵制这些可以预测的、利用危机的做法，也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关注着既往不变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日益严重的军国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对民主和自由的广泛打击——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

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恰好象征着当前的冲突。用美国国家媒体的话来说，“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场聚会，到场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富人和名人”“世界各地的奇才”“政府领袖兼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长兼牧师、政客兼学者”，他们将“深思熟虑”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头等问题”。举一些实例来说，比如，“您如何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注入道德价值？”或者以“告诉我您吃什么”为题的小组讨论，讨论由“纽约美食界之王”主持，他那些优雅的餐厅很快会“挤满论坛参与者”。媒体也提到，在巴西有一个“反论坛”，预计有5万人参加，他们是“聚在一起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怪人”。人们可以从某张照片了解到更多情况，照片上是一个遮着脸的邋遢之人，他在一堵墙上写着“世界杀手”（world killers）。

正如所说的那样，这些怪人在自己的“狂欢节”上扔石头、乱涂乱画、就各种无聊话题又唱又跳，至少在美国无人提及这些话题：投资、贸易、金融构架、人权、民主、可持续性发展、巴西－非洲关系、《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s on Trade Services［GATS］）以及其他边缘性问题。他们没有对“头等问题”进行“深思熟虑”；这是留给参加纽约达沃斯论坛的奇才们做的事。

据我推测，幼稚的说法标志着一种理所应得的不安全感。

参加“反论坛”的怪人被认为是在“反对全球化”，但我们应该对这种宣传不屑一顾。“全球化”意味着国际一体化。头脑清醒之人不会“反对全球化”。这对工人运动和左翼组织来说应当一清二楚；在其历史上，“国际化”一词并不新鲜。事实上，“世界社会论坛”以最令人激动和最有前景的方式实现了左翼组织和群众运动自现代诞生时就抱有的希望——真正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将奉行关乎人民需求和利益的全球化政策，而不是非法集中权力的政策。这些人当然要将“全球化”一词据为己有，用在自己那套有关国际一体化的独特说法上，只关乎自己的利益，而民众的利益是附带的。这一术语被如此滑稽地使用，那些尽量在清楚、正确地追求着全球化的人就被称为“反全球化”，而且被嘲笑为是想回到石器时代、祸害穷人的原始主义者，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谩骂之词。

达沃斯奇才们谦虚地自称为“国际社会”，但我个人更喜欢世界著名商业期刊《金融时报》的用语：“宇宙的主人”。既然这些主人声称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我们就希望他们遵循亚当·斯密为他们的行为所做的描述，尽管他只是把这些崇拜者称为“人类的主人”——在实施太空计划以前用的就是这个说法。

斯密指的是他那个年代的“首席政策设计师”，即英国的商人和制造商。他们很确定自己的利益“受到了特别关注”，无论对其他人（包括英国人）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不管在国内或国外，他们都奉行“人类主人的卑鄙箴言”：“一切为己、不为他人”。今天的主人们仍遵守着同样的“卑鄙箴言”，我们对此并不诧异。至少他们是试着这么做的，尽管有时会受到一些怪人的阻挠，这些怪人就是“巨兽”——借用美国民主的开国元勋的话来说。开国元勋指的是那些难以控制的、不明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富有的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的民众，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在制宪会议辩论中也是如此解释的。

我之后会讨论这些问题，现在先讲讲与其紧密相关的、在该会议上直接讨论的话题：“没有战争的世界”。我们无法信心满满地谈论人类事务，但有时也未尝不可。例如，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说，世界将不再有战争，或者世界将不复存在——至少也是有人类居住的世界，还分布着其他生物，不只有细菌和甲壳虫。理由很简单：人类发明了各种自我毁灭的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手段，而且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险些就用到它们。况且，文明世界的领导人只消读一读本国情报机关和受人尊敬的战略分析家（包括许多强烈支持毁灭性竞争的人）所写的报告，也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目前还在全力以赴地加强着这些生存威胁。更为不妙的是，制订和实施这些计划的理由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主流框架中合情合理，这使得生存排在了“霸权”之后。“霸权”是这些计划的倡导者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坦言要这么做。

将来很有可能发生争夺水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战争，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战争不得不与一种强加的民族—国家体制有关，后者是一种非自然的，尤其由暴力构成的社会形态。这也是欧洲在数世纪以来成为世界上最野蛮和最残忍的地区，同时还征服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欧洲在其形式上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竭力在被征服地区强力推行国家体制，这是当前发生的许多冲突的根源。互相残杀是欧洲的嗜好，这不得不在1945年被叫停，因为他们意识到下一次玩游戏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我们还能相当自信地预测出另外一件事，超级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原因在于，假如这一预测最终是错误的，我们身边没有人会顾得上告知我们。

此外，在富有而强大的社会内部进行的民众行动主义（activism）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有权有势的人”无法再发动类似长期侵略的行为，这在以前都是备选方案，就像美国在40年前进攻南越一样，在民众发起大量抗议之前就让大部分地区支离破碎。广泛反对大规模的侵略和屠杀是1960年代骚动带来的诸多文明化影响之一，在意识形态系统内被重构为不愿接受军队伤亡的情绪（“越南综合征”）。这也是里根主义者不愿采取肯尼迪—约翰逊模式直接入侵中美洲而必须诉诸国家恐怖主义的原因。美国陆军美洲学院自豪地描述了其战绩：他们发动了打击“解放神学”的战争。同样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对1989年即将就任的“布什一世”政府所做的情报评论，评论警告说，在打击“更加弱小的敌人”——这也是唯一能对抗的那类敌人——的冲突中，美国必须“坚决而迅速地打败他们”，否则这场战役就会失去明知薄弱的“政治支持”。此后的战争都遵循了这一模式，而抗议和异见的规模持续扩大。因此，出现了一些性质混杂的变化。

旧的借口消散之后，又会捏造出新的借口来控制巨兽，但传统的政策还在继续，只是适应了新的环境。20年前，这一切就一清二楚了。我们不难发觉，对手苏联面临着内部问题，也许不再构成确定的威胁。这也是20年前里根政府宣布美国的外交政策将聚焦“针对恐怖的战争”——尤其在中美洲和中东——的部分原因。这些地方是“卑鄙的文明反对者”扩散灾难的主要源头，他们“处在现代社会却退回到野蛮状态”，里根政府中的温和派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这样解释道。他还警告说，暴力就是解决办法，可以避免“像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些进行外部调解的乌托邦式的法律方式”。我们不必犹豫地思考傀儡政府和雇佣军——借用更时新的词来说，即“邪恶轴心”——是如何在这两个地区和其他地方发动战争的。

有趣的是，以几乎相同的话语再次宣战之后的数月间，也就是“9·11”事件之后，这一切被彻底忘却了，甚至连带如下事实：美国因其国际恐怖主义受到国际法庭和安理会（其决议被否决）的谴责，但做出的反应却是迅速升级已被勒令终止的恐怖袭击；或者还有这一事实：在再次宣布的反恐战争中负责军事和外交部分的人，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期间在中美洲和中东实施恐怖暴行的主要人物。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就是在对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受教育阶层的教养和顺从表达真正的尊敬。

这样的猜测不会有错：“针对恐怖的战争”来年将再次成为干涉和暴行的借口，不单美国会这样做；车臣只是其中一例。在拉丁美洲，没有必要犹豫不决地思考这预示着什么；在巴西当然也是这样。巴西是肯尼迪政府之后镇压浪潮席卷拉丁美洲的首要目标，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拉美军队的任务自此从“防卫南半球”转向维护“内部安全”——这是委婉语，代指对国内民众发动的国家恐怖。这种情况还会大规模地持续下去，尤其在哥伦比亚。1990年代，哥伦比亚在违反人权方面位居南半球首位，至今还是美国武器和军事训练的主要接受国，这与主流学术界记载的一贯模式一致。

在1980年代第一阶段期间以及再次宣战的过去几个月以来，“针对恐怖”的战争当然是大量文献的焦点。当时和现在的大量评论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恐怖”。我们反而听到的是，这是一个恼人且复杂的问题。这是不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就有一些直接的定义。有个简单的定义认为，恐怖就是“处心积虑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来获得本质上属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标……”这个定义看似十分正确，却无法被使用，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把官方政策定义为“反叛乱”或“低强度冲突”；另一个原因是，它得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早就一清二楚，无需评述，尽管已被高效地压制了下去。

找到一个能排除最显著实例的有关“恐怖”的定义，确实是一个恼人且复杂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用他们对我们实施的恐怖来定义“恐怖”。审视一下有关恐怖的学术文献、媒体和面向知识分子的期刊就会发现，这种用法几乎没有例外，并且稍有偏差就会引起盛怒。此外，这种做法也许是普遍的：南美的将军们正在保护其民众免受“来自外部的恐怖”，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纳粹在被占领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例外，我还没有发现。

让我们回到“全球化”以及它与战争威胁（或许是终结战）之间的联系。

宇宙的主人们所设计的全球化说法受到精英们的广泛支持，这毫不奇怪，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这样——《华尔街日报》更坦率地称其为“自由投资协定”。这些问题很少被报道，重要的信息直接被压制了下去。例如，十年后，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美国工人运动的立场和国会研究局技术评价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OTA］）给出的一致结论，还必须要排除持异见的参考资料才能被报道。这些问题不在选举政治的议程之内，也有合理的理由。主人们十分清楚，如果提供了信息，公众就会持反对立场。然而，他们相互之间谈话时却十分开明。因此，几年前，国会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之下，未经讨论也未告知民众，就拒绝将“快速通道”立法权授予要实施国际经济协议的总统班子，国会也投了“赞同”票（或者，理论上是“反对”票）。像持有精英观点的其他各界一样，《华尔街日报》因无法削弱民主而忧心忡忡。但这说明的问题是，反对这些斯大林式措施的人拥有着“最终武器”，即普通大众，因此民众必须被蒙在鼓里。这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更加民主的社会中，不能在这里轻易地囚禁或暗杀持异见者，不像在萨尔瓦多、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等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主要国家那样，我在这里只列出了新近的这些世界冠军（以色列和埃及除外）。

人们也许会问，公众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为何多年来一直在高涨？在一个已达到空前繁荣、人们以为自己处于“神话经济”（尤其在美国）的时代，这似乎很奇怪。一年前，安东尼·路易斯⁽⁴⁴²⁾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在整个1990年代都享受着“美国——乃至世界——最强盛的经济繁荣”。他依然恪守规矩，避开了可接受的政治光谱中最左端的立场。要承认还存在不足：有些人在经济奇迹中被甩在了后面，而我们这些好心人必须要做点什么。这些不足反映出一个深刻而令人不安的困境：与“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发展和繁荣相伴而生的是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有人缺乏享受馈赠和良机的技能。

这幅图景是如此深入人心，人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它与现实并不相似，现实就是贯穿整个经济奇迹、众人皆知的种种事实。直到1990年代末短暂的经济小繁荣时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依然难以弥补早期的经济萧条或下滑），“兴旺的90年代”人均增长率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直持平，但比所谓“全球化”之前的战后头25年人均增长率低得多，更远低于战时水平，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当时处于半计划经济阶段。那么，传统的图景怎么会和无可争议的事实大相径庭呢？答案本身很简单。对于社会的一小部分而言，1990年代的确是伟大的经济繁荣期。该部分恰巧包括那些给别人传喜讯的人。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是不诚实之人，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所说的话。他们一直从自己撰文的期刊上读着这些与个人经历相符的话。对于他们在编辑办公室、员工俱乐部、奇才们出席的精英会议及其吃饭的雅致餐馆里遇到的人来说，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是世界不同而已。

让我们迅速看一下更长时间跨度内的记载。国际经济一体化（即“国际化”的一个方面，从该词的中性意义来看）在“一战”前迅速加强，在“一战”期间有所停滞或下降，“二战”之后有所恢复，现在又大幅度地达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细微的结构则更加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化在“一战”前更为广泛，其中一例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的基础，尽管他的现代崇拜者们并不这样认为。在其他程度上，全球化现在更加广泛：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不仅只有此例——便是前所未有的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这种区分反映了宇宙主人们偏好的全球化说法的某些主要特征：甚至在规范之外的某种程度上，资本优先，人无足轻重。

墨西哥边境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是征服的结果，和其他边境一样都是人为所致。出于各种社会经济原因，该边境已被双方渗透。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克林顿为阻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该边境军事化。这很有必要，因为《北美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大多数想逃离的民众来说，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经济奇迹”。在这些年里，已经自由的资本流动与所谓的“贸易”一起进一步加速，目前三分之二的贸易都由私人独裁者集中控制，而实施《北美贸易协定》以前只有二分之一。这是原则性决定下的“贸易”。据我所知，《北美贸易协定》对实际贸易的影响还没有被调查过。

一个衡量全球化更加技术性的标准是全球化市场的聚合，实行单一物价和工资。这一切显然尚未发生。至少就收入而言，相反的情况可能更接近实际。尽管要具体取决于全球化如何被衡量，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内和国外的不平等已经在加剧，可能还会继续加剧。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专家共同参与下，美国情报机构近来发布了一份展望2015年的报告。他们期待“全球化”能如期推进：“全球化变革将困难重重，具体表现为长期的金融波动性和日益增大的经济鸿沟。”这说明技术意义上的聚合和全球化更少，但原则性意义上的全球化更多。金融波动暗示着依旧更慢的增长率以及更多的危机和贫困。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发现宇宙的主人们所意味的“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战争可能性之间有一种清晰的关联。军事规划者们怀揣同样的预期，并坦白地解释说，大幅扩张军事力量的背后就带有这些期望。即使在“9·11”以前，美国的军事开支就超过了其盟国和对手的总和。美国利用打击恐怖迅速增加经费，令私人经济中的关键部门欣喜不已。最可怕的是太空军事化计划，这也是在“打击恐怖”的借口下进行的扩张。

在克林顿时期的文件中公开解释了这些计划背后的理由。一个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之间拉大的差距，差距还会继续增大，这与经济理论相悖，但与现实相符。“穷人”即全球的“巨兽”可能会有破坏力，为了专业术语上被称为“稳定”的利益，必须要控制他们，意思是使其顺从主人的命令。这需要暴力手段，而且“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已为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繁荣承担了责任”，就必须遥遥领先。我引用的是外交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Gerald Haines）于20世纪40年代在某项学术研究中描述美国规划时所说的话，他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历史学家。绝对掌握常规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够，有必要拓展新的边疆：实现太空军事化，摧毁目前遵守的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联合国大会觉察到这种意图，曾几次重申该协定；美国拒绝参与其中，相当于置身事外。在过去一年间，华盛顿在联合国裁军大会上阻挠了有关该问题的谈判——这一切几乎没有被报道出来，还是惯常的那些理由。让民众知道可能终结唯一的“更高智商的”生物实验的计划，这是不明智的。

有目共睹的是，这些计划有利于军工业，但我们应当牢记这是有误导性的说法。在现代历史中，军事系统被用作使成本和风险社会化的手段，同时使利润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新经济”是富有动力和创新力的美国国家经济的自然结果。生物科学方面的公共开支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聪明的右翼分子明白，经济前沿要仰仗这些公共计划。在“生物恐怖主义”的借口之下要计划巨额开支，正如在俄罗斯人要打过来的借口之下欺骗公众为新经济买单那样——或在苏联人倒台之后，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复杂度”为要挟，当时的党派方针在1990年节奏准确地风向突转，几乎没有一字评论。这是国家安全豁免权为何也是国际经济协议部分内容的原因：协议不帮助海地，但允许美国经济在面向穷人的严厉市场纪律以及面向富人的保姆式国家的传统原则下增长——尽管不是什么好词，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该原则有几百年的历史，还会让古典自由主义者蒙羞。

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公共开支大都是值得的。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但很清楚的是，主人们担心为民主的选择留有空间，向公众隐瞒了一切，但参与者却一清二楚。

通过太空军事化跨越暴力的最后一道边界，这类计划被伪装为“导弹防御”。但关注历史的人都明白，一听到“防御”一词，我们想到的应当是“侵犯”。现在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们坦率地表明了目标：为确保“全球统治”和“霸权”。官方文件重点强调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并控制“穷人”。在当今就需要统治太空，正如那些早期最强大的国家建立陆军和海军“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一样。我们意识到，这些新的计划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美国已遥遥领先。众所周知，国际协议能阻止这些计划。但我已经提到过，霸权是高于生存的价值观，这是自古以来盛行于强国的一种道德算法。改变在于赌注更高，甚至奇高无比。

此处的相关观点是：期望原则性意义上的“全球化”取得成功，这是实施以太空为借口、动用即时性大规模杀伤性侵略武器计划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回到“全球化”和1960年代“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时期。

自“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实施至1970年代的管制汇率和控制资本流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还有该体系被废除之后的阶段。第二个阶段被称为“全球化”，与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第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第二阶段的是实施标准宏观经济措施之后产生的明显恶化趋势：经济增长率、生产力、资本投资，甚至还有世界贸易；为了保护货币而大量积累的非生产性储备；加剧的金融波动以及其他恶果。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不遵从规则的东亚国家。就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写道，东亚国家不信奉“市场指导怎么做最好”的“宗教”。他后来离任了（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相反，严格遵从规则的地方结果却更糟，例如拉丁美洲，那里发生的事实已众人皆知。一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秘书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也承认了这些事实。他评论道，“应许之地是海市蜃楼”；1980年代的增长率远远低于第一阶段“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下30年的增长率。他还强调说，遵循规则和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也适用于全世界。

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深奥而令人烦恼的困境：由于一些人缺乏技能，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增长和空前繁荣造成了不平等。其实没有什么困境，因为迅速增长和繁荣是一个神话。

许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自由化是导致第二阶段恶果的主要因素。但经济是一件复杂的事，很难被人们透彻理解，进行因果关联时必须要谨慎。但资本自由化的后果是相当清楚的：民主被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定者对此十分了解。他们就资本监管缔结协议的原因之一是，允许政府实施具有广泛民众支持的社会民主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产生了所谓的“虚拟参议院”，对政府决策拥有“否决权”，并极大地限制了政策选择。政府面对的是“双重选举身份”：投票者和对政府政策“时刻投票表决的”投机者（我引用了金融系统的专门研究）。即使在富有的国家，谋取私利的选举身份也占上风。

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全球化”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类似后果。社会经济决策日益转向令人费解的权力集中，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此乃宣传用语，并非描述性词汇）的重要特征。他们大概未经民众讨论，就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策划着如何进一步对民主进行打击。众所周知，“服务”一词指落入民主选项竞技场的任何事情：健康、教育、福利、邮政及其他通讯方式、水及其他资源等。把这些服务转入私人手中就算“贸易”，这毫无实际意义，但这个词已被剥夺了原意，倒可以扩展到这个滑稽的用法上。

去年（2001年）4月在魁北克爆发的针对美洲国家峰会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是由一年前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狂热分子们发起的，在部分程度上针对的是将《服务贸易总协定》秘密地强行纳入设想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的企图。这些抗议将北美和南美的广大选民团结在一起，他们强烈反对这个显然是由贸易部长们和公司决策者们关起门来策划的事情。

抗议的确像通常那样被报道了出来：狂热分子们乱扔石块，干扰了思考大事的奇才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关心的问题被隐瞒了起来。例如，《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安东尼·狄巴马（Anthony DePalma）写道，即使在西雅图会议之后，“公众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推进商品贸易的尝试也并无异议”。实际上，《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多年来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在其他情况下，这番话也不算是欺骗。狄巴马对狂热分子的了解肯定局限于经媒体过滤的信息。新闻界宁愿报道有人（也许是警察安插的奸细）“乱扔石块”，也严禁披露激进分子们严肃关注的问题，这是其业界铁律。

在4月举行的峰会上，避免让公众得知消息的重要性被戏剧性地展示了出来。美国每间编辑室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两份研究报告，等待时机在峰会前发布。一份来自“人权观察”组织，另一份来自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院，两个组织绝非无名之辈。两份研究报告都深入调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该协定在峰会上被誉为是伟大的胜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模型。报告的标题打出布什和其他领导人对该协定的赞誉，把它当作福音真理来接受。但两份研究报告几乎一直被压存，原因很容易理解。人权观察组织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工权利的影响，发现三个参与国的劳工权利均因此受到损害。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则更加全面，它包含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动者影响的详细分析，由对这三个国家有所研究的专家写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罕见的，对所有参与国的大多数民众都造成了损害的协定。

对墨西哥的影响尤其严重，特别是其南部地区。1980年代墨西哥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薪资迅速减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情况继续恶化。受薪工人的收入下降了24%，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下降了40%，迅速增加的失业工人也加剧了这种影响。尽管外国投资在增长，总投资却在下降，因为经济已转向外国跨国公司手中。最低工资收入人群丧失了50%的购买力。制造业在衰退，经济发展停滞，或许已经逆转。少部分人变得十分富有，外国投资者开始兴旺发达起来。

这些研究证实了商业报刊和学术研究所说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尽管墨西哥经济经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的迅速下滑，又在1990年代晚期迅速增长，但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增长了两倍，甚至连在外资装配厂工作的人也失去了购买力。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研究小组的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发现，经济实力高度集中，而墨西哥的小公司无法获得融资，工人从传统农业中流失，劳力密集型部门（农业和轻工业）无法在国际上与教条体系内所谓的“自由企业”竞争。农业处于劣势的原因仍然在于：农民无法与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抗衡，这种影响在全世界并不鲜见。

上述大部分情况都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者所预言过，其中包括被压制的技术评价处和劳工运动研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无论大多数批评者多么希望城乡人口比能迅速地提高，在这方面他们是错误的。该情况并未发生。原因似乎是，城市的条件也在恶化，很多人从城市又逃往美国。侥幸跨过边境的人——很多人失败了——在美国收入很低，没有福利，条件艰苦。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研究指出，协定的影响是摧毁了墨西哥的民生和社区，改善了“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继续由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农业工人的穷困所补贴的”美国经济。

这些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体要付出的代价，经济学家们普遍决定不要评估这些代价。但即使按照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代价也相当惨重。

他们不允许这一切令峰会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颂扬蒙尘。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和激进组织联系起来，大部分人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获知一二。自由的新闻媒体谨慎地保护着民众，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很多人觉得自己有点像失败者，未能参与庆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

来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数据很富有启示性，但我要跳过细节，概括描述一下这幅图景，当然还有些许不同和已强调过的种种例外。如果我们脱离标准经济措施来看，情况则更加糟糕。一个代价是军事规划家逻辑中隐含的生存的威胁，之前已经说过。还有其他的代价。举例来说，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报道，精神健康严重紊乱是“世界性流行病”，通常与工作压力有关，工业国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他们总结说，更宏观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在美国，“全球化”使得“工作稳定性消失”、工人压力增大、工作负担变重。这是“全球化”造成的代价吗？从某一点上看，这是全球化最富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当艾伦·格林斯潘⁽⁴⁴³⁾用“卓越斐然”来称赞美国经济的表现时，他特别强调工作不稳定性是褒义的，这使得雇主的成本得以降低。世界银行也这样认为，并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有个“坏名声……成了压低工资和逼走工人的委婉语”，然而，“这对世界各地来说都很有必要……最重大的改革不仅要打破社会福利和劳动合同之间的约束，还涉及解除劳动力流动性和工资弹性所受到的限制”。

简而言之，从主流观点来看，逼走工人、压低工资、削减津贴都大大有助于经济健康。

不受管制的贸易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益处。许多（也许是大部分）“贸易”受到各种手段的集中管理：子公司转让、战略联盟、业务外包以及其他方式。广阔的贸易区对公司有利，让公司对当地和该国社会担负的责任更少。这加强了定期减少劳动收入份额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在美国，1990年代是战后第一个收入分配大量从劳动力转向资本所有者手中的时期。

贸易的成本广泛而难以衡量：能源补贴、资源折耗以及其他难以计量的外部因素。贸易也有优势，尽管有必要对此保持某种谨慎的态度。广受称道的是，贸易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选择变少了，包括能更改相对优势（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发展”）的选择。选择和发展本身就是价值：它们被大量的成本所削弱。如果强迫200年前的美国殖民地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新英格兰地区会继续保持鱼类出口而绝非纺织品生产的相对优势，纺织品生产只有通过实行高关税禁止英国产品（这反映出英国对印度的态度）才得以幸存。钢铁业和其他产业也一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尤其在实行高度贸易保护主义的里根年代——甚至连国有经济部门也可以不顾。有关这一切的说法很多。大部分说法都掩藏在经济核算的可选方式之中，而经济史学家和技术史学家对此并不陌生。

大家这时都能觉察出，游戏规则可能会加剧对穷人的不利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禁止使用每个富有国家为达到目前的发展状态曾使用过的机制，却为富有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其中包括专利制度。该制度阻止以新颖的方式进行革新和发展，并允许公司实体通过垄断产品价格聚敛巨额利润，而这些产品通常靠大量的公共赋税才得以开发。

在传统机制的现代版本中，全球半数人口都在接受着有效的破产管理，其经济政策由华盛顿的专家们控制。但即使在富有的国家，民主也因决策权从政府转向私人专政而受到攻击，政府也许对公众还有所反应，而私人专政则没有这些弱点。在当前情况下，诸如“信任民众”或“国家最小化”等愤世嫉俗的口号都不主张加强大众控制。他们把决策从政府转入他人之手，但不是“民众”：更确切地说，是集体法人实体的管理，该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对公众负责，但在内部结构上高度集权，这与一个世纪以前的保守派在反对“美国公司化”时提出的控诉如出一辙。

拉美问题专家和民意调查机构多年来的观察显示，形式民主在拉美的扩展总是伴随着人们对民主的幻想逐渐消逝。分析家们评论说，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可怕趋势”，并指出“经济财富下降”与对民主制度“缺乏信任”之间存在关联（《金融时报》）。阿蒂略·波隆⁽⁴⁴⁴⁾数年前就指出，拉美民主化新浪潮碰巧遭遇了破坏有效民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美国也是如此。公众高呼2000年11月的选举被“窃取”了，但令人颇为惊讶的是，公众似乎对此并不介怀。民意调查也给出了可能的原因，即发现四分之三的民众在选举前夕就认为选举过程几乎是个闹剧。这是竞选捐助人、政党领袖和公共关系产业参与的游戏，他们精心打造候选人，让他们说出“一切设法让自己当选的话”，即使浅显易懂人们也很难相信。在大部分问题上，公民无法辨别候选人的立场，这并非因为他们很愚蠢或不想去辨别，而是公关产业实在太卖力。哈佛大学一项对政治态度进行跟踪调查的项目发现，“公众感觉无能为力的比例十分惊人”，一半人声称像他们这样的人对政府毫无影响力或影响力甚微，这种比例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速上升。

公众与（经济、政治、知识）精英持不同意见的问题主要与经济政策有关，而且未被放在议事日程上。不足为奇的是，商业社会大多支持由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被称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投资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不向公众负责的人手中的手段。更不足为奇的是，巨兽通常无端地遭到反对，甚至对关键性事实也一无所知，有人向他们小心隐瞒了这些事实。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与政治竞选不相称，也没有出现在2000年11月选举的主流报道中。比如，人们很难找到有关即将到来的美洲国家峰会与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涉及公众主要关心问题的话题讨论。选民被引导去关心公关产业所谓的“个人品质”，而不是“问题”。在投票的半数人口中，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至关重要的人尤其偏向富有的候选人，他们会为这种利益投票：压倒性地投票支持两个商业政党中更反对改革的那一派。但普通民众以其他方式分散投票，结果在数据统计上出现了平局。在工薪阶层中，像枪支拥有权和“宗教虔诚度”等非经济问题是主要因素，因此人们通常会投票反对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显然假定自己也没什么选择。

所剩不多的民主被构建为商品选择权。商业领袖们一直在阐释向民众强加“徒劳无用哲学”和“缺乏生活目的”⁽⁴⁴⁵⁾的必要性，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构成时尚消费的、更肤浅的事情上”。人们从小被这种宣传灌输，此后也许就接受了自己无趣而盲从的生活，忘却了还能掌控个人事务的有趣想法。他们也许把自己的命运抛给了那些奇才，还有那些在政治领域中服务于权力和行使权力、自诩为“聪明的少数人”。

从该角度来看（即尤其盛行于20世纪的精英观点的传统角度），2000年11月的选举并未显示出美国民主的缺陷，反而显示了其胜利。笼统地讲，为在北半球和其他地方取得胜利的民主欢呼是正当的，尽管民众也许不这样认为。

强行建立这种制度的斗争有多种形式。只要存在着高度集中的有效决策权，这种斗争就不会停息，并且会永不停息。唯一合理的期望是，主人们会利用随之出现的一切机遇——目前是民众面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和痛苦。这对西方社会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了新技术以后，它丧失了对暴力的实际垄断，仅仅保留着庞大的主体。

但我们毫无必要接受这些规则。那些关注全球命运和世界人民命运的人一定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对以投资者权利为主的“全球化”的民众斗争大多出现在南方，对挂虑且防备着的宇宙主人们而言，他们的言辞（某种程度上还有做法）已经受到了影响。这些群众运动在规模、选民范围和国际团结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举行的会议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例证。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民众手中，我们很难对成败难料的事情做过高的估计。

（本文为2002年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稿，2002年5月29日发表在网站ZNet上；后来重印在《当务之急》［C.P. Otero, ed., Radical Priorities, 3rd ed. Oakland: AK Press, 2003］，第319—332页。）

反思“9·11”

人们普遍认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全球进入了“恐怖时代”，一切都将有所不同。“恐怖时代”是几位耶鲁大学学者及其同行所著的一本学术论文集的标题，他们认为炭疽病毒的攻击更加令人不安。

毫无疑问，“9·11”暴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遗憾地讲，不是因其规模，而是因为被选中的是无辜的受害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经意识到，因为有了新技术，工业大国可能会丧失对暴力的实际垄断，只保留着庞大的实体。人们可能未曾预想到实现期望的具体方式，但这些期望都被实现了。欧洲及其旁系国家在现代史上头一次在本土遭受了它们通常在其他地方才实施的暴行。历史何其相似，无需多做评论。尽管西方社会可能选择忘记历史，受害者却不会这么做。传统模式被突然打断，“9·11”必然被定性为历史事件，造成的反响也绝对意义非凡。

有几个即刻产生的关键性问题：

（1）谁应该对此负责？

（2）原因何在？

（3）什么是正确的反应？

（4）产生了哪些长期后果？

对于问题（1），貌似合理的假设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担负罪责的一方。对于他们的了解，无人能与中央情报局相比。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盟国的对应情报机关从许多国家招募宗教激进分子，并将他们组织成一支军事和恐怖力量，他们不是在帮助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入侵（这也许是个合理的目标），而是出于正常的国家原因，这给圣战分子掌权之后的阿富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自从这些组织关系网在20年前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以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紧密地跟进他们所取得的其他成绩，尤其在1993年某次野心勃勃的恐怖行动企图引爆世贸中心和其他众多目标之后，这种跟进更加密切。然而，尽管进行了史上最严密的国际情报调查，却很难找到有关“9·11”嫌犯的证据。轰炸发生八个月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国会做证时也只能说，美国情报机关现在“相信”，虽然阴谋在其他地方被策划和实施，但密谋是在阿富汗。而在炭疽病毒袭击的源头被定位到美国政府的武器实验室后很久，这一袭击仍未得到确认。这些迹象表明，将来要应对以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恐怖行动可能会有多困难。然而，尽管证据不足，可以假定有关“9·11”事件的初期结论是正确的。

再来看看问题（2）。学术界对恐怖分子的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也与恐怖分子过去20年的行径相符。

至少对于那些希望减少进一步发生类似性质罪行可能性的人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恐怖组织的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甚至在鄙夷和惧怕它们的人当中促成了对其所传递的部分信息的莫大同情和理解。用乔治·布什那句哀伤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并且答案也不难找。45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成员就讨论了他所谓的阿拉伯世界“憎恨我们的行动”，仇恨“并非来自政府而是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出的基本原因是，人们意识到美国支持那些阻碍民主和发展的腐败而残暴的政府，并且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其在近东石油的利益”。《华尔街日报》在“9·11”事件之后调查了富裕的西化穆斯林的态度，结论也是这样。这些富人现在对涉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与伊拉克的美国政策感到愤怒。

评论员通常喜欢更加令人宽慰的答案：他们的愤怒源自对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热爱民主的憎恶，还源自他们早在很多世纪以前就衰败的文化、他们无法参与“全球化”形式（他们现在乐于参与其中）以及其他类似的不足之处。也许这听上去更加令人宽慰，但却不够明智。

问题（3）中正确的反应又如何呢？答案无疑是有争议的，但至少这种反应要达到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具体地说，假如某个行动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对别人来说也是正确的；假如在别人看来是错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错的。拒绝这一标准的人简单地宣称，行动的正当性是由权力决定的；因而可以在任何关于行为适当性和对错与否的讨论中忽略这些行动。人们也许会问，假如采取这个简单的准则，在关于问题（3）的评论浪潮（关于“正义战争”的争论等）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举几个毫无争议的实例来说明。40年前，古巴领导人曾成功地抵抗了由美国主导的侵略，打破了后者的“良好”局面。肯尼迪总统曾命令说：必须把“地球上的恐怖”全都惩罚给古巴，最终消灭其领导人。恐怖严重至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20年前，里根总统又发动了针对尼加拉瓜的恐怖战争，实施了野蛮的暴行和大规模的破坏，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去，乡村被摧毁，或许再难以复原。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一次被美国否决的决议中）谴责了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但没人会相信，古巴或尼加拉瓜能在华盛顿或纽约引爆炸弹或刺杀美国的政治领导人。直到现在，种种实例都能信手拈来，不用再添加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因此，那些接受基本道德标准的人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显示出美英轰炸阿富汗人是正当的。总统在轰炸之初便宣布了战争的官方目的，即迫使阿富汗人移交被美国怀疑犯有残暴罪行的人；或是几周后宣布的战争目的，即推翻其统治者。

关于对恐怖暴行做出恰当的反应，同样的道德标准需要更具有细微差别的提议。受人尊敬的英裔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提出“进行由联合国组织的警察行动……反对犯罪预谋，其成员应被追捕并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公平审判；假如发现有罪，就应给出适当的判决”（《卫报》《外交事务》）。这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我们也许会问，人们对普遍推行该提议的建议会做何反应？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提出这种建议，可能会引起愤慨和恐惧。

对于通过“先发制人”打击可疑威胁的“布什主义”，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布什主义不是新事物。高层策划者们大多是里根政府的留任者，他们认为轰炸利比亚从《联合国宪章》来看是正当的“抵抗未来袭击的自我防御”。克林顿的规划者们建议采取“预先回应”（包括首先进行核打击）。克林顿主义早有先例。然而，大胆地断言拥有这种权利却很新奇，威胁针对的是谁，也不是什么秘密。政府和评论家都高声、清楚地强调说，他们要把该主义用于伊拉克。因此，普遍性的基本标准似乎可以证明伊拉克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恐怖行动是正当的。当然，没人会接受这一结论。再者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基本的道德原则，就会出现明显的问题，那些倡导或容忍“预先回应”原则备选方案的人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该备选方案赋予那些足够强大的人动用它的权利，而几乎不用顾及全世界的想法。寻找证据的负担变得沉重，因为每当倡导或容忍以暴力威胁或动用暴力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驳斥这种简单的论点：他人邪恶，我本善良。这种有用的原则实际上能击败任何论点。评论分析和诸多学术研究表明，它们通常都基于这一未经论证就被断定的关键原则。偶尔会有一些被激怒的家伙试图拿近现代历史上的记载来对抗这一核心原则，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通过观察人们的反应，以及为阻止人们陷入这种异端观点而设置的一系列有趣的障碍，我们可以对现行文化规范了解得更多。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当代权力中心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文化的发明。然而，它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尤其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我们身在何处、未来会怎么样的人来说。

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最后一个关注点，即问题（4）。

从长期来看，我怀疑“9·11”罪行会加速目前已有的趋势，此前提到的布什主义就是例证。正如当时即刻预测的那样，全世界政府都把“9·11”事件当作一个机会窗口，制订或升级了严酷的镇压计划。俄罗斯急切地加入了“反恐联盟”，希望肯定它在车臣的行径，结果如愿以偿。中国基于类似原因也欣然加入了该联盟。土耳其是最先为美国新一阶段“反恐战争”增援军队的国家，其总理解释说，这是出于感谢美国为土耳其打击受其残酷镇压的库尔德人所做的贡献。土耳其发动的战役极为残忍，并主要依赖大量的美式武器。因在这些实行国家恐怖的战役中成绩斐然（包括在可怕的1990年代实施的一些恶劣暴行），土耳其受到了美国的高度赞扬，作为奖赏被授权驻军喀布尔，保护其免受恐怖打击。这个提供军事援助、外交和意识形态支持的超级大国还为土耳其的新近暴行提供了资金。以色列意识到，在美国更为坚实的支持下，它甚至能更残忍地镇压巴勒斯坦人。全世界许多地方也是如此。

更民主的国家，包括美国，制定了强制管束国内民众的措施，还在“打击恐怖”的伪装下利用恐惧气氛和对“爱国精神”的要求制定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实际上的意思是：“你们都闭嘴，我要无情地实施自己的议程。”为了服务于狭隘的、已超越常规范围而掌控政府的公司利益，布什政府利用此次机会推进了对大多数民众和未来几代人的侵犯。

简而言之，最初的预测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有一个主要的后果是，美国第一次在中亚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十分重要，使美国跨国公司在当今控制该地区可观资源的“伟大游戏”之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也完成了对海湾地区世界主要能源资源的包围。以海湾地区为目标的美国军事基地系统从太平洋延伸至亚速尔群岛，但在阿富汗战争以前，最近、最可靠的基地远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由于形势得以改观，进行武力干预（假如被认为是恰当的话）会得到极大的便利。

布什政府把“反恐战争”的新阶段看作一次机遇，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其业已呈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并继续使用其他方法确保其全球统治。他们的“反恐战争”在很多方面复制了里根政府20年前所宣布的“反恐战”。政府的思路被高级官员清楚地讲了出来。沙特王子阿卜杜拉（Prince Abdullah）于4月访问美国时，曾敦促美国政府更多地关注阿拉伯国家对其大力支持以色列恐怖镇压的反应。实际上，他被告知，美国并不在乎他或其他阿拉伯人的想法。据《纽约时报》报道，某位高官解释道，“假如他认为我们在沙漠风暴⁽⁴⁴⁶⁾中很强大，我们如今还要强大十倍。这会让他多少明白我们在阿富汗是如何展示我们的实力的”。一位国防部高级分析家做出了简单的解释：别人会“因我们的强硬而尊重我们，并且不会招惹我们”。这种立场也有许多历史先例，但它在“9·11”事件之后的世界中获得了新的力量。

我们没有内部资料，但可以合理地设想以下结果就是轰炸阿富汗的主要目标：警告全世界，假如有人越界的话，美国能做什么。轰炸塞尔维亚也是出于相似的原因，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北约的信誉”（布莱尔和克林顿是如此解释的），但并非指挪威或意大利的信誉，而是美国及其主要军事附庸国的信誉。这是治国之道和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共同主题，经过历史的充分证明也有一定的道理。

毋庸赘述，在我看来，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和过去一样，但在某些情况中，“9·11”事件肯定带来了改变，并蕴含着不那么有趣的深刻启示。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2年8月的《瑞典晚报》［Aftonbladet］上，后来被重印在《9·11》［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第2版，第119—128页。）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2001年，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家巴鲁克·吉姆林（Baruch Kimmerling）说：“我们所恐惧的事情已成为现实。”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正在“退回到迷信的部落制……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是一场“邪恶的殖民”战争。⁴⁴⁷在2002年春以色列进攻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之后，吉姆林的同事泽尔夫·施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写道：“在以色列的殖民地……人命不值钱。”领导人在“真正管理殖民地治安时已不再羞于谈及战争，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白人警察管制贫困的黑人社区的情形”。⁴⁴⁸双方都强调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退回到部落制的“民族体”（ethnonational groups）之间不存在对称性。冲突集中出现在那些遭受残酷的军事占领长达35年的地区。侵略者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在全球性超级大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下采取行动。百姓们势单力孤，无力反抗，许多人在凄惨的难民营里勉强度日。他们正遭受着一种甚至更残忍的、在“邪恶的殖民”战争中才常见的恐怖，为了报复，他们也在实施着可怕的暴行。

奥斯陆的“和平进程”⁽⁴⁴⁹⁾改变了占领的模式，却没有改变基本概念。在加入埃胡德·巴拉克⁽⁴⁵⁰⁾政府前不久，历史学家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写道：“奥斯陆协议建立在新殖民主义和个人生活永远依赖于他人的基础之上。” ⁴⁵¹不久，什洛莫就成为2000年夏在戴维营达成的美以提议的设计者，这些提议也遵守了这种依赖性条件，并受到美国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巴勒斯坦人及其邪恶的领导者因会谈失败和随后发生的暴力冲突受到了责难。正如吉姆林和其他所有严肃评论员所说的那样，这一切完全是 “欺骗行为”。⁴⁵²

的确，克林顿－巴拉克提议向班图斯坦式（Bantustan-style）的解决方案⁽⁴⁵³⁾又迈进了几步。在戴维营和谈之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200多个分散的区域内。克林顿—巴拉克提议确实给出了改进办法：将这些区域合并为三个受以色列控制的行政区，实际上相互隔离，并且与第四区隔离。第四区是东耶路撒冷的一小片区域，是巴勒斯坦人在该地区的生活和交通中心。在第五区，即加沙地带，除了身处此地的人们还要继续处于事实上的监禁之外，结果尚不明朗。从美国主流媒体那里无法获得有关这些协议的地图和细节，这也情有可原。

美国将继续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无人会对此表示真正的怀疑。因此，了解这种作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被内部所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陈述了鸽派的观点，并赞扬总统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演讲”和他所阐述的“正在出现的前景”。鸽派的首要原则是立刻“结束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停止建立犹太人居住区，然后将其退还，并协商划定新的边界”，就此结束占领并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假如结束巴勒斯坦的恐怖行动，美国会鼓励以色列人“更加认真地考虑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以全面的和平和承认以色列来换取以色列的撤军”。但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合法的外交伙伴”。⁴⁵⁴

现实世界与这种自私自利的描绘相去甚远。这种描绘复制的是1980年代，当时美国和以色列都在极力逃避巴解组织关于协商和政治解决的要求，坚决提出以下要求：不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不承认“另外一个巴勒斯坦国”（约旦已经是一个巴勒斯坦国），“除非遵照（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指导方针，否则犹太地（Judea）、撒玛利亚（Sarmaria）和加沙的状态不得改变”。⁴⁵⁵像以前一样，这一切未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公布，与此同时，评论家们谴责巴勒斯坦人醉心于恐怖活动，破坏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人道主义努力。

在现实世界中，“正在出现的前景”的主要障碍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美国单方面的抵制主义立场（rejectionism）。2002年3月的“历史性提议”毫无新意，它只是重申了1976年1月安理会决议的基本条例。该决议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包括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欧洲和苏联集团，事实上是得到了每位相关成员的支持。这项提议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和美国的否决，因此在历史上被否决了。安理会决议呼吁政治解决国际公认的边界问题，“通过适当的安排……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的、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对联合国第242条决议的修正（美国的官方解释也是这样），也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此后，来自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和欧洲的类似倡议都遭到美国的阻拦，在公众舆论中大部分都遭到压制和否认。

不足为奇的是，占领的指导原则是进行无尽的、可耻的羞辱，加之折磨、恐怖、破坏财产、被迫迁移和再定居、占领基本的资源（关键是水）。当然，这些都需要美国在克林顿—巴拉克当政时期给予决定性的支持。在政府过渡时期，以色列媒体说：“巴拉克政府给沙龙政府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自从阿里埃勒·沙龙于1992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前）担任建设和住房部部长以来，在这些地区所建房屋的数量最多。”建这些定居点的资金由美国纳税人提供，他们被美国领导人有关“前景”和“宽宏”的胡编乱造所欺骗，也被像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这样已丧失“我们的信任”的恐怖分子，或许还有一些对其罪行反应过激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所打击。

至于阿拉法特应当如何重获我们的信任，克林顿在任期间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国务院官员爱德华·沃克（Edward Walker）简要地做出了解释。狡猾的阿拉法特必须明确地宣布：“我们把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交给美国。”而这一想法其实已经使这场损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动持续长达30年。⁴⁵⁶

较为严肃的评论则承认，此次“历史性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重申了1981年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计划⁽⁴⁵⁷⁾。人们通常认为，该计划遭到破坏是因为阿拉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事实恰恰相反。1981年计划是被以色列的反应所破坏的，甚至连以色列的主流媒体也谴责其反应“近乎疯狂”。西蒙·佩雷斯⁽⁴⁵⁸⁾警告说，法赫德计划“对以色列的存在造成了威胁”。哈伊姆·赫尔佐克⁽⁴⁵⁹⁾总统控诉说，法赫德计划的“真正发起者”是巴解组织，甚至比他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时巴解组织“筹划”的1976年1月安理会决议更加极端。⁴⁶⁰这些论断并不真实（尽管巴解组织曾公开表示支持这两个计划），但都表明，在美国持久而坚定的支持下，以色列的鸽派人士极度惧怕政治解决。

当时的根本问题和现在一样，都能追溯到华盛顿。华盛顿一直以来支持以色列拒绝在广泛的国际共识下进行政治解决，而“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中主要重申的就是政治解决。

当前美国对于抵制主义所做的修正是有策略性的，迄今为止也是微小的。由于进攻伊拉克的计划受到威胁，美国同意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不延误地”从新占领的地区撤离。根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解释，“不延误地”就是“尽快”之意。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将会“立刻”中止，但以色列人35年前就已开始的更极端的恐怖活动还能继续下去。以色列马上加快了攻势，鲍威尔则说：“听闻总理说要加快行动，我感到很高兴。”⁴⁶¹很多人怀疑说，鲍威尔的以色列之行被推迟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美国也允许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考虑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⁴⁶²这种紧随其后的姿态大受赞扬，却无法与40年前南非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实现了建立由黑人管理的国家的“设想”。这些由黑人管理的国家至少与美国和以色列一直为被占领地区所规划的新殖民依附状态（neocolonial dependency）一样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

与此同时，通过为以色列提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手段，包括新近运送美国军械库中最先进的直升机，美国在继续“增进恐怖”（借用总统乔治 · W.布什的话来说）。⁴⁶³

华盛顿极力增进恐怖的行为在2001年12月再次被证明，当时，美国否决了一项安理会决议。这项决议要求执行米歇尔计划和派遣国际监视员监督减少暴力行为，这是公认最有效的方式，却遭到以色列的反对和华盛顿的一贯阻挠。⁴⁶⁴此次否决发生在21天的“平静”期之内，期间只有1名以色列士兵和2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包括11名儿童），而以色列16次入侵巴勒斯坦控制区。⁴⁶⁵在投否决票的10天前，美国曾抵制并从中破坏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再次做出结论认为，《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因而美国和以色列在那里的所作所为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简而言之，是一种“战争罪行”。会议明确宣称由美国资助的以色列人定居点是非法的，并谴责了“非法地、为所欲为地进行的……肆意屠杀、折磨、非法驱逐、任意剥夺要求公正和按常规进行审讯的权利、大规模地破坏和挪用财产”的行为。⁴⁶⁶作为缔约国，美国有义务根据庄严的条约来控诉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包括自己的领导人。但这一切都无人问津。

美国并未公开撤回它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的承认，或对以色列作为“入侵国”所犯下的暴行的谴责（例如，老乔治·布什任联合国大使时就承认以色列是“入侵国”）。2000年10月，安理会重申就此事所达成的共识，“要求入侵国以色列严格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⁴⁶⁷投票结果是14∶0。克林顿投了弃权票，他大概不想否决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核心原则，尤其考虑到颁布该法律时的背景：正式宣布纳粹的暴力行为是犯罪。所有这一切很快就被抛诸脑后，这再一次“增进了恐怖”。

在允许人们讨论这些事情并得以理解其深意之前，号召“美国参与和平进程”是毫无意义的，采取建设性行动的前景也会黯淡无光。

（本文最早出现在《中东幻象》［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第227—232页。）

帝国大战略

到2002年秋为止，位居全球议程首位的，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所宣布的通过威胁或动用军事力量维护其霸权地位的企图，这是它占据主导优势的权力领域。用国家安全战略的官方说法来讲就是，“我们的军队强大无比，会令我们的潜在对手放弃其为超越或比肩美国力量而进行的军队建设”。⁴⁶⁸

著名国际事务专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把这种宣言称作“大战略”，它“始于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根本性保证，使美国在这种世界中没有同辈竞争者”。这也是一种状态，它将“永远存在，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能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保护者和执行者的地位”。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方式使自我防御的国际准则——被庄严地记载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中——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更笼统地讲，该原则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认为它们“价值不大”。伊肯伯里接着写道：“新的帝国大战略把美国展现为一个修正派（revisionist）国家，它力求将其暂时享有的优势转化为受其操纵的世界秩序”，迫使其他国家想方设法地“应对、削弱、牵制和报复美国的强权”。该战略预示着“全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和分裂，而美国也不太安全”，⁴⁶⁹这也是精通外交政策的精英分子们广泛认同的观点。

一、推行霸权

帝国大战略主张美国任意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权利：是预防性的，而不是先发制人的。⁴⁷⁰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尚在国际法框架之内。因此，如果侦查到从格林纳达军事基地（这是里根政府在1983年的凭空想象）起飞的俄罗斯轰炸机正在靠近美国并带有明显的轰炸意图，那么依据对《联合国宪章》的合理解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摧毁轰炸机甚至格林纳达基地是情有可原的。古巴、尼加拉瓜和其他许多国家多年来在遭受美国袭击时，本可以使用同样的权利，尽管处于弱势的国家行使其权利肯定是不理智的。但无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正当理由是什么，都不适用于预防性战争，尤其在这个概念被当前热衷于此类战争的狂热分子如此解释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去消除假想中或编造出的威胁。最后，连“预防性”一词都显得过于仁慈。

预防性战争属于战争罪的范畴。如果它确实意味着“某国的时代已来临”，⁴⁷¹那么全世界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初，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肯尼迪顾问的亚瑟·施莱辛格写道：

总统在某日采取了“预期自我防御”政策，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在珍珠港的所作所为极为相似。当时的美国总统说，那一天臭名昭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言极是，但如今臭名昭著的是美国人自己。⁴⁷²

他接着写道：“‘9·11’事件之后全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之心，已经被对其骄傲自大和崇尚武力的厌恶情绪所替代。”即使在一些与美国交好的国家，公众也认为布什“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侯赛因更大”。国际法专家理查德·福尔克认为，无可回避的是，伊拉克战争是“一种反和平罪，和幸存的德国领导人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控告、起诉和惩罚的罪行一样”。⁴⁷³

一些大战略的捍卫者也意识到该战略践踏了国际法，但他们看不出这般做法有何大碍。法律学者迈克尔·格伦农（Michael Glennon）写道，国际法的整体框架只是“空话”，“使武力统治服从于法治的伟大尝试”应该被存放在历史的垃圾箱里。对于那个能为实现自身目的而采取新的非传统规则的国家，这是一种便捷的立场。因为该国家在暴力手段上的开支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支总和，并且面对全世界近乎异口同声地反对，它还在开发毁灭性武器方面开辟着危险的新路。证明这个体系只是“空话”的证据十分直白：华盛顿“明确表示，它要尽其所能维护其优势地位”，还“宣称它将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看法，而且更明确地宣布，“它不会再受制约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条例的约束”。论证到此结束（QED⁽⁴⁷⁴⁾）。于是，规则“瓦解”了，“整个建筑也坍塌了”。格伦农总结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是“开明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必须反对遏制其动用武力的［一切做法］”。⁴⁷⁵

开明的领导者也在随心所欲地改变着规则。当占领伊拉克的军队并未发现据称能证明其侵略合理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政府的立场从“完全确定”伊拉克拥有杀伤性武器的规模以至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转变为认定美国的指控“因发现可能用于武器制造的设备而合乎情理”。一些高级官员建议“对‘预防性战争’这一争议性概念加以完善”，使华盛顿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拥有大量致命武器的国家”。这种修改“反而表明，政府会打击企图和有能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政权”。⁴⁷⁶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但心怀不轨之人才能看出别人的企图。因此，完善版的大战略有效地赋予了华盛顿任意发动侵略的权利。最显著的后果是，据说能为侵略辩护的论据瓦解了，诉诸武力的标杆也被降低了。

帝国大战略的目标是阻止任何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威望”的挑战出现。这些话并非引自迪克·切尼⁽⁴⁷⁷⁾或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⁴⁷⁸⁾，也并非出自其他制定2002年9月国家安全战略的民族主义反动派之口。相反，这些话是受人尊敬的自由派元老政治家迪安·艾奇逊在1963年说的。他在为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辩护。艾奇逊十分清楚的是，华盛顿进行的旨在造成“政权更替”的国际恐怖主义战争，是造成全世界在几个月前接近核战争的重要因素，该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解决之后又立即重新展开。但他还是教导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说，当美国回应对其“实力、地位和威望”的挑战时，不要弄出“法律问题”。

艾奇逊的原则随后被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里根政府所援引。当时，里根政府拒绝接受国际法庭对其攻打尼加拉瓜的裁决，无视法庭让其停止罪行的命令，接着还否决了两项支持法庭判决并号召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安理会决议。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法尔（Abraham Sofaer）解释说：“不能指望我们的观点”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同，“这些大多数国家经常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反对美国”。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保留决定权”，确定哪些事情“主要属于美国的国内裁决”——在这里就是指国际法庭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进攻尼加拉瓜的行为；用非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⁴⁷⁹

在里根—布什时期（即现任华盛顿官员首次掌权的时候），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蔑视尤为明目张胆。他们的继任者继续表明，美国有权“在必要时单方面”采取行动，包括“单方面动用军事力量”来捍卫自身的重要利益，比如“确保畅通无阻地占有重要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性资源”。⁴⁸⁰但这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姿态。

2002年9月帝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可以追溯至“二战”早期。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高层规划者和分析家就断定，在战后世界中，美国将力图“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确保对可能干预其全球设计的国家“限制行使主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确保达到这些目标的“首要条件”是“迅速实现重整军备的计划”。这是“实现美国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整体政策”的核心部分，而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当时，这些雄心都局限于“非德国的世界”，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个包括西半球、前大英帝国和远东的“大区域”被组织了起来。当德国明显要战败时，这些计划便被加以扩展，尽可能地包括了亚欧大陆的众多地区。⁴⁸¹

在这里很难作为样本的种种先例，却揭示了这种规划光谱的狭窄范围。政策源自一贯十分稳定的国内权力体系框架。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而约翰·杜威⁽⁴⁸²⁾将政治描述为“被大财阀投射在社会中的阴影”也不算夸张。国家政策应当力图建立一个世界体系，任由美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不容忍任何对手或威胁，这是自然而然的。⁴⁸³一个重要的结论便是，保持警惕并阻止任何寻求独立发展的举动，独立发展可能是一种“传染别人的病毒”（用规划者的话来说）。这是战后史的首要主题，常常隐藏在冷战时期的薄弱借口之中，这些借口也常常被超级大国的对手用在更狭义的领域。

全球管理的基本使命从战后早期一直持续至今，其中包括：将其他全球性权力中心纳入由美国管理的“秩序总框架”内；保持对世界能源供给的控制权；阻止无法接受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克服在敌人领土内出现的“民主危机”。这些使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过渡期：1970年左右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变化；超级大国的敌手在20年后又恢复了类似其传统的半殖民地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在“9·11”事件时达到巅峰。多年来，美国不断地完善和调整战略以应对这些变化，暴力手段不断升级，把我们这个濒危物种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然而，2002年9月公布的帝国大战略无疑敲响了警钟。艾奇逊和索法尔正在描述政策方针，而且是在精英圈子的内部。他们的立场只有专家或看过表达异见的文献的读者才知晓。其他情况可能会被当成是对修昔底德的名言所做的世俗而聪明的重述——“大国做想做之事，小国接受必须接受之事”。相比之下，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⁴⁸⁴⁾及其同僚们却公开宣布了一项更加极端的政策，该政策要在必要时依靠武力获得永久的世界霸权。他们故意说给别人听，然后立即采取行动昭告天下，证明他们的话果真如此。这是最大的不同。

二、国际法的新规范

帝国大战略的宣布被人们正确地理解为国际事务中的不祥之举。然而，一个超级大国公布其官方政策是不够的，它必须采取示范行动加以推进，把该政策树立为国际法的新规范。知名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会清醒地解释道，法律是灵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工具，因此新规范现在也能用作行动指南。于是，当新的帝国战略被公布时，他们就开始敲响战鼓，召唤民众对攻打伊拉克的热情。与此同时，中期选举活动也开始了。这种已被特别指出的关联，我们应当牢记在心。

预防性战争的对象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毫无防御能力。

（2）必须足够重要，值得大费周折。

（3）必须有办法将其刻画为极恶势力和危及我们生存的临近威胁。

伊拉克具备全部特点。前两个条件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也容易解决。我们只需重申布什、布莱尔及其同僚慷慨激昂的演说即可：独裁者“ ［为了］支配、恐吓或进攻，正在配备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他“已在所有村庄使用了武器——使成千上万的子民死去、失明或致畸……如果这不算邪恶，那么‘邪恶’一词便毫无意义”。⁴⁸⁵

总统在2003年1月国情咨文演讲中进行的激烈谴责的确听起来像是真的。当然，助长邪恶势力之人难逃惩罚，其中包括满口高尚之词的演讲者及其同僚，他们明知极恶之人的罪行，却长期支持着他。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一边描述着邪恶势力的极端罪行，一边又如此轻易地隐瞒这些重要的话：“我们的帮助还在继续，因为我们无所谓。”当邪恶势力真正犯了第一桩罪、在1990年违背（也许是误解）准则入侵科威特时，赞扬和支持就变成了谴责。惩罚是十分严厉的，但针对的是百姓。然而，独裁者却毫发无损地逃脱了，其势力在昔日朋友强加的制裁制度下进一步地增强了。

当时间临近，直至2002年9月展示预防性战争新规则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⁴⁸⁶⁾警告说，下一个证明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的证据也许就是蘑菇云了——很可能出现在纽约。侯赛因的邻居们，包括以色列情报局在内，没有理会这些后来被联合国核查员质疑的指控，但美国政府仍在如此宣称。从宣传攻势开始的时刻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声明缺乏可信度。“一位有20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美国政府人士在华盛顿说过，‘这届政府为了推行其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什么谎言都说得出口……’”他暗示说，华盛顿反对核查，因为它担心什么也查不出来。两位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还说，总统有关伊拉克威胁的主张“应当被视为恐吓美国人去支持战争的明显企图”。这是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美国政府仍然拒绝为其1990年发表的声明提供证据，这些声明说在沙特阿拉伯边境集结了大批伊拉克军队。这是发动1991年战争的首要原因。这些声明立刻被一家调查此事的报纸揭穿，但并未产生任何影响。⁴⁸⁷

不管有没有证据，总统及其同僚发出了严重警告，认为萨达姆对美国及其邻国造成了可怕的威胁，并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有瓜葛。这大体暗指萨达姆与“9·11”袭击有关。政府发动的轰炸式媒体宣传取得了成效。在几周之内，约60%的美国人逐渐断定萨达姆·侯赛因“是美国的直接威胁”，必须在自我防御时除掉他。截至3月，几乎50%的美国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本人与“9·11”袭击有关，劫持者中也有伊拉克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与上述想法紧密相关。⁴⁸⁸

在国外，国际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公共外交……失败透顶”，但“在国内，它却相当成功地把伊拉克战争和9月11日的创伤联系了起来……近90%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政权正在帮助和教唆那些计划在未来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政治分析家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评论说，大部分美国人都被“一种宣传计划所欺骗了……就其系统性的谎言来说，在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几乎没有能与其相提并论的”。⁴⁸⁹ 2002年9月的宣传活动也足以让政府在中期选举中凭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选民们因惧怕民主的敌人而放下了当前的顾虑，簇拥到权力之伞的下面。

公共外交与国会一起，即刻施展了它的魔力。10月，国会授予总统开战的权力，以“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抵御来自伊拉克的持续威胁”。这个特殊的脚本似曾相识。1985年，里根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是每年要重新宣布的），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非同寻常的威胁”。2002年，美国人再次心惊胆战，而这一回面对的是伊拉克。

2003年5月1日，总统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为“持续六周的战争奏响了一段有力的里根式终曲”，这再次展示了国内公共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总统直率地宣称（毫不顾及国内的质疑），他“消灭了基地组织”，赢得了“反恐战争的胜利”。⁴⁹⁰无关紧要的是：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他其实是萨达姆的死敌）之间存在所谓的关联并无可信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称职的观察员们驳回。同样无关紧要的是众所周知的入侵伊拉克与恐怖威胁之间唯一的联系：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入侵加剧了威胁，也使基地组织成员迅速增加，这看上去是“‘反恐战争’中的重大挫败”。⁴⁹¹

宣传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战后。在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懈努力失败之后，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过20%的人认为伊拉克在战争中使用过这些武器。⁴⁹²这些也许就是经过多年大力宣传之后容易惧怕任何事情的人的反应，那种宣传通过激起恐慌来驯服民众这头“巨兽”。

“有力的里根式终曲”这一说法可能是指里根的得意声明，他说美国在克服格林纳达制造的恐怖威胁之后“挺直了脊梁”。机敏的评论家们补充说，布什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精心筹划的表演标志着“他2004年连任竞选活动的开始”，白宫希望“竞选活动尽可能围绕着国家安全主题展开，其主旨内容是如何除掉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种信息，正式的竞选活动开幕式一直推迟至2004年9月中旬。如此一来，在纽约召开的共和党大会就能歌颂这位战时领袖，像对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他独自一人就能让美国人免受“9·11”事件的重演。共和党的重要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解释说，选举活动的重点是“伊拉克战役，而不是伊拉克战争”。这是“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罗夫］对此十分清楚，也许会感到意外”，它“会延续到2004年的选举日”，⁴⁹³甚至肯定会超过这个时间。

到2002年9月为止，美国已经具备树立国际法新规范的三大必要因素：伊拉克毫无防御能力、地位举足轻重，而且是危及我们生存的临近威胁。事情总有可能出错，但对入侵者来说至少不可能这样。双方实力悬殊，一定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任何人道主义结果都会被推到萨达姆·侯赛因头上。假如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不会被调查，线索也会消失不见，至少如果往事可以为鉴的话就是如此。获胜者不会调查自己的罪行，外界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一原则很少有例外：比如，人们不知道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中死亡人数达几百万左右。“二战”后的战争罪行审判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操作性定义很直接：是敌人而非盟军犯下的罪行才被称为罪行。例如，摧毁城市平民聚集地就不包括在内。在之后的审判中也使用了这一原则，但仅限于战败的敌人或被任意侮蔑的其他人。

宣布入侵伊拉克取得成功以后，人们所公认的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动机是将帝国大战略树立为新规范：据《纽约时报》报道，“将［国家安全战略］公之于众标志着伊拉克将会是首次测试，而不是最后一个”。“伊拉克成了进行这项先发制人政策实验的培养皿。”某位高级官员还说：既然已经建立了规范，“一旦有必要，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通过先发制人来行使自我防御的权利”。哈佛大学远东历史学家罗杰·欧文（Roger Owen）评论道：“世界其他国家充分意识到［在伊拉克的］全部做法具有示范性质。”人民和政府必须把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从基于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角度转变为基于与华盛顿议程一致的角度”。他们正在被武力展示所教导，放下“对国家利益的严肃考虑”，去支持反映“美国目标”的做法。⁴⁹⁴

出于在世界各国眼中“维持可信度”而展示实力的需要，美国可能会打破伊拉克战争中的平衡。《金融时报》对该规划进行评论时，将开战决定追溯至2002年12月中旬，即伊拉克向联合国递交军备宣言之后。“某位与联合国安理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士在12月8日该宣言被公布时说道：‘有一种白宫在被嘲笑的感觉。’‘一位拙劣的独裁者在嘲讽总统，在白宫内部激起了愤怒。自那一刻之后，就没有外交解决的希望了。’”⁴⁹⁵在军队部署就位的同时，接着便上演了蛊惑人心的外交剧目。

随着大战略被正式宣告和实施，预防性战争的新标准就在该规范中找到了位置。美国可能发现还可以将此诉诸更棘手的情况。有许多诱人的可能性：伊朗、叙利亚、安第斯山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超级大国”能否被美国震慑和遏制。

建立规范的模式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只有把控武器、心怀信念的那些人才有权将其需求强加给全世界。广受好评的、终结了上一个千年的“规范革命”是有关权力特权的富有启示性的例子。历经几次错误的尝试，1990年代成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凭借美国及其盟国的勇气和利他主义精神，出于“人道主义”进行干涉的新权利得以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索沃和东帝汶这两颗王冠上的宝石。尤其在杰出的权威人士看来，对科索沃的轰炸就是未经安理会授权而确立的动用武力的规范。

一个简单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1990年代被视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而不是1970年代？自“二战”以来，有两次诉诸武力的主要事件，在备受争议的自我防御中确实终止了恐怖罪行：印度于1971年入侵东巴基斯坦，结束了大屠杀和其他恐怖活动；越南于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结束了肆虐1978年的波尔布特暴行。在西方的庇护之下，1990年代并未出现稍许类似的事情。因此，不了解惯例的人会质疑为何“新规范”在1970年代不如在1990年代这样受认可，倒也情有可原。

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但原因似乎十分清楚。终止了大量暴行的干预事件是由错误的人实施的。更糟糕的是，在两次事件中，美国坚决反对干预，要立即惩罚入侵者，尤其是越南，还实施了比以前更严苛的制裁，而美国和英国却对被推翻的红色高棉提供了直接援助。由此可见，1970年代不可能成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当时也无法树立新的规范。

1949年，在国际审判法院最早的一批裁定中，有一项全票通过的表决明确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见解：

法庭只会将所谓的干预权视为一种武力政策的体现，它曾在过去导致了严重滥用武力的情况，而无论国际组织有何缺陷，它都不能在国际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从事情的本质来看，［干预］只会被最强大的国家所拥有，也许还会轻易地歪曲“伸张正义”的行为。⁴⁹⁶

当西方列强和知识分子们沾沾自喜、以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确立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新规范时，世界其他国家却对此另有看法。看一看他们如何反应，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例如，托尼·布莱尔多次提到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官方理由：不采取轰炸“会给北约的信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全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危险”。但让北越如此牵挂的目标人群似乎并未被维护信誉的需要深深打动，他们被这些需要维护信誉的国家压迫了几个世纪。例如，纳尔逊·曼德拉曾谴责布莱尔，认为他在1998年进攻伊拉克以及后一年进攻塞尔维亚时曾“和美国一起无视其他国家，扮作‘世界警察’，掀起了国际动乱”。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从独立起就开始从几世纪以来受英国统治的严重影响中逐步康复——中，克林顿－布莱尔为维护北约信誉、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而作出的努力并未得到赞赏，但也一直没听到过印度官方和媒体的谴责。甚至在以色列这个最杰出的附庸国中，克林顿－布莱尔及其国内崇拜者的装模作样也遭到主要军事和政治分析家的嘲弄，他们认为这是披着熟悉的“道德正义外衣”退回到老式的“炮舰外交”，并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危害”。⁴⁹⁷

另一个消息来源可能就是不结盟运动，参加2000年4月南方峰会的是占世界人口近80%的各国政府。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会议，也是国家首脑级别最高的第一次会议。各国首脑除了对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规划发表了详尽且深入的批判性分析，还坚决反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该立场在2003年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峰会上被重申，而且还是同样的话语。⁴⁹⁸也许他们熟知历史、熟知这条艰难之路，无法从高调的辞藻中感到安慰，他们几百年来也听够了“人道主义干涉”。

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被授权为适当的行为树立规范——为他们自己，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权力有时也被授予可靠的附庸国。因此，以色列的罪行得到了许可，以此确立了规范。例如，它定期对嫌疑分子进行“有目标的杀害”，这被错误之人实施就叫“恐怖主义暴行”。2003年 5月，两位重要的以色列民权律师提供了一份从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阿克萨群众起义⁽⁴⁹⁹⁾期间“由以色列安全部队执行的详尽的清除和计划暗杀名单”。通过官方和半官方记录，他们发现以色列至少进行了175次清除行动——每五天一次——杀害了236人，其中有156人被怀疑有罪。“我们要痛苦万分地说”，两位律师写道，“这种广泛而持久的、有目标的清除政策近乎反人类罪”。⁵⁰⁰

他们的判断不太准确。清除是错误之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说令人遗憾的话，这是由附庸国采取的正当的自卫行为，它甚至为授权此次行动的、“名为‘伙伴’的主事人”确立了规范。⁵⁰¹“主事人”自己也利用以色列的先例，动用导弹暗杀了一名在也门的恐怖嫌疑人（连带五名碰巧在他身边的人）⁽⁵⁰²⁾，并大获好评。这次袭击“时机恰好，［是一份］10月的惊喜……在中期选举前夕送给了时运最佳的在职者”，并让他“品味一下将要发生的事情”。⁵⁰³

关于确立新规范，还有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例子就是1981年6月以色列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此次袭击最初遭到了批评，被认为违反了国际法。后来，在萨达姆·侯赛因于1990年8月从美国的好友变为仇敌之后，人们对轰炸奥西拉克的反应才有所改变。那曾是一项（轻微）罪行，现在被当作光荣的规范，因阻止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核武器计划而得到了高度赞扬。

然而，树立该规范也必须逃避一些难以忽略的事实。1981年轰炸过后不久，著名核物理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对奥西拉克现场进行了核查。他总结道，正如以色列所控诉的那样，与以色列迪莫纳（Dimona）核反应堆（据报道，它已经生产了数百个核武器）不同，被炸毁的设施不适合生产钚。他的结论得到了伊拉克核物理学家伊玛德·卡杜里（Imad Khadduri）的支持，卡杜里在轰炸之前曾负责反应堆的实验工作，后来逃离了伊拉克。他也说奥希拉克反应堆不适合生产钚，尽管在1981年以色列爆炸事件发生以后，伊拉克“坚定决心要全速加快武器化进程”。据卡杜里估计，若不是因为此次轰炸而大幅加快了项目进程，伊拉克原本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获得所需数量的武器级材料。“以色列的行动增强了阿拉伯人生产核武器的决心”，肯尼斯·沃尔兹⁽⁵⁰⁴⁾总结道，“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阻止伊拉克的核事业，还为伊拉克进行核项目获得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⁵⁰⁵

不论事实如何，由于十年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色列于1981年确立的规范现在得以实施。就算1981年的轰炸确实加速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并未损害新规范，关于违反国际法的老观念而诉诸武力所带来的后果，也没给人们留下什么教训。必须抛弃那些老观念，既然对它们不屑一顾的主事人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都是“空话”。今后，美国和依附于它的以色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颇受美国青睐的国家）会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使用该规范。

三、法治

大战略延伸到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利用“9·11”恐怖暴行的机会来约束本国民众。“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获得并实施了把民众（包括美国公民）认定为“敌方参战人员”或“恐怖嫌疑分子”的权利，不经指控或不让与律师或家人见面就对他们实行监禁，人们经常质疑他们是否与恐怖有关。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白宫认定其“反恐战争”成功地结束，其实是遥遥无期。以阿什克罗夫特⁽⁵⁰⁶⁾为首的司法部认为，“如果你认定什么人是敌方参战人员，显然就要监禁他们，禁止与家人或辩护律师见面，这是最基本的”。行政当局的这些声明部分地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法庭规定“战时总统能够无限期地扣押在战场上俘获的、充当敌方参战人员的美国公民，并禁止他与律师接触”。⁵⁰⁷

在华盛顿政府的关塔那摩（仍是被美国占领的古巴部分地区）监狱，“敌方参战人员”所遭受的对待引起了人权组织和其他人的强烈抗议，甚至还包括司法部监察长。他递交了一份严厉的报告，司法部却置之不理。占领伊拉克以后，很快就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囚犯也遭受着类似的对待。说得平和一些，他们像“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阿富汗人和其他囚犯一样，被堵住嘴巴、被捆绑、被罩上头套、遭到毒打——这种对待方式在国际法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红十字会强烈抗议美国指挥官拒绝他们会见战犯和被捕公民，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⁵⁰⁸况且，指认过程十分随意。华盛顿也承认，敌方参战人员可以是美国选定攻击的任何人，无需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⁵⁰⁹

司法部的思路在一项名为“2003年加强国内安全法案”的秘密计划中表露无遗，该计划被透露给了公共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写道，此次“对公民自由发起的新打击”极大地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这破坏了宪法赋予的权利，授权政府去剥夺那些向首席检察官黑名单上的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人的公民权，即使被告人不知道该组织上了黑名单。“给一个穆斯林慈善机构捐了几美元，而这个机构被阿什克罗夫特认定为恐怖组织，”巴尔金写道，“你也许就会在下一趟遣送出国的飞机上了。”该计划声称，“无需从言语看出公民要放弃国籍的意向，从行为就可以推断”。这是由首席检察官来推断的，我们必须忠实地尊重他的判断。该计划实际上还被类比为麦卡锡主义最黑暗的日子，但这些新说法都太过极端。这项计划未经法庭授权就扩大了监视权、允许秘密逮捕，并进一步使国家免受公民监督，这对布什二世政权中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巴尔金的结论是，“为了对美国人的生活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届政府不惜侵犯任何一项民权，甚至是珍贵的公民权”。⁵¹⁰

据说，在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有一尊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这是他的朋友托尼·布莱尔送的礼物。关于这些话题，丘吉尔有话要说：

未经合乎法律的指控就把一个人扔进监狱，尤其剥夺他被国人审判的权利，这种行政权力是最可憎的，它也是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的基础。⁵¹¹

布什政府所要求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这些可憎的做法。1943年，为了告知众人和防患于未然，丘吉尔对滥用行政权力发出了警告。当时，英国正面对着史上最残忍的屠杀机器，有可能会遭到毁灭。也许，司法部的人会思量一下这个人的看法——他们的领导每天都面对着他的雕像呢。

四、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一篇述评里提到，帝国大战略有效地摈弃了“作为政策首要目标的国际法法治”的原则，还指出国家安全战略中根本没有提到国际法，也没有提到《联合国宪章》。“自‘二战’以后，法治重于武力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这在新战略中销声匿迹了。“扩大法治范围、让弱者发言并约束强者”的国际组织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从现在开始，要由武力来统治，而美国在恰当的时机会动用武力。分析家们的结论是，该战略会增强“美国的敌人采取行动的动力，对其感同身受的恫吓报以更多的仇恨”。他们会寻求“廉价而简单的方式，去利用美国的弱点”，而美国弱点又太多。布什政府的规划者对此事欠缺考虑，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也能看出：国家安全战略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加强武装控制，而政府对此又不屑一顾。⁵¹²两名国际事务专家在该学院的期刊上撰文，把“应对扩大化的对抗而非寻求政治和解”的计划称为“本身就是在挑衅”。他们警告说，“美国为了获得决定性国家优势而积极进行军事对抗的公然承诺”具有巨大的风险。⁵¹³即使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许多人对此也持相同意见。

该学会对美国政策中法律重于武力的评价还需要进行严格的核定。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强国的标准做法，通常选择将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将此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国家利益”是专门术语，用来指处于决策位置的国家部门的特殊利益。对英美来说，这种不言自明之理和亚当·斯密一样年代久远。亚当·斯密强烈谴责英国的“商人和制造商”，认为他们“迄今为止都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要确保自身利益受到“特别关照”，无论这会给他人（包括其“野蛮的不公正行为”的海外受害者和英国人民）带来多么“痛苦的”影响。⁵¹⁴不言自明之理总是有办法像真理。

1992年，曾任职于里根—布什政府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⁵¹⁵⁾充分表达了精英人士对联合国的主要看法：联合国“作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工具是相当管用的，它也的确是未来实现单边主义的主要机制”。他的预测是准确的，也许因为该预测基于联合国成立初期以来的一贯做法。当时的世界形势必然使联合国几乎沦为美国权力的工具。这个组织备受尊重，尽管精英们在随后的几年中对它渐无好感。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大体上与非殖民化的过程一致，非殖民化为“大多数人的专制”打开了一扇小窗，也就是为集权中心（商业报纸称其为“宇宙主宰们”掌管的“真正的世界政府”）外围发展起来的“公司”打开了一扇小窗。⁵¹⁶

当联合国在精英们考虑的问题上无法用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工具”时，它便会被摈弃。在众多例子中，有一例就是关于投否决票的记录。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在对安理会决议投出反对票方面遥遥领先，涉及的议题很广，甚至包括那些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的决议。英国位居第二，法国和俄罗斯（苏联）远居其后。甚至连该记录都会因以下事实而有失公正：华盛顿掌握大权，经常迫使安理会削弱美国所反对的决议或者把重要的事情完全排除在议程之外。若要举一个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由华盛顿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

萨达姆·侯赛因未能完全遵守安理会的诸多决议而受到了合理的谴责，但美国违反了同样的决议受到的非议却更少。最重要的是第68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安理会确定伊拉克遵守决议之后停止制裁，并进一步销毁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发射系统（第14条，这个数字也代指以色列）。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第14条规定，这一条款就被排除出讨论范围了。

老布什总统及其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当即宣布，美国拒绝接受第687号决议中的重要条件，甚至禁止“放宽制裁，只要萨达姆·侯赛因在位一天”。克林顿延续了这一立场。其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1994年写道，伊拉克遵守决议“不足以作为解除禁运的理由”，这就像迪利普·希罗⁽⁵¹⁷⁾指出的那样“单边地改变了规则”。⁵¹⁸华盛顿动用了联合国核查员（UNSCOM⁽⁵¹⁹⁾）监视伊拉克，这也破坏了核查活动。在克林顿和布莱尔1998年12月下令轰炸伊拉克之后，伊拉克无视联合国的决定终止了核查活动。核查得出的可能性结果只有双方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私下知晓。然而，自始至终可以明显看出的是，通过国际核查员解除武装并非是美英的目的，这两个好战的国家也不会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

一些评论员指出，以色列带头违反了决议。美国支持下的土耳其和摩洛哥所违反的安理会决议不比伊拉克少。这些决议必然牵涉到相当重要的事宜：侵略、几十年军事占领期间的残暴做法、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按美国的法律来看，就是战争罪）以及其他比未彻底解除武装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关伊拉克的决议也涉及国内镇压，萨达姆·侯赛因在这方面的记录令人发指，但（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侧面问题，因为现任华盛顿官员对萨达姆的支持远远超出其最严重的罪行和对伊朗的战争。与以色列有关的决议不归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七章提到可能进行武力威胁）的范围之内，但这种提案当即会被美国否决。

否决造成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有关伊拉克未彻底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讨论中并未提及。很明显，如果伊拉克拥有否决权，它也许不会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同样很明显的是，任何有关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大讨论应该把否决这种最极端的不服从形式考虑在内。然而，否决这种做法总是被排除在外，原因就是我们很快要得出的结论。

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期间，否决问题并未完全被忽视。法国扬言要否决联合国的宣战举动，却遭到了严厉的谴责。2003年3月16日，布什向安理会发出最后通牒时，本着一贯求真的态度声称：“他们说要否决任何让萨达姆承担责任的决议。”法国的不义行径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众人议论纷纷，要采取行动惩罚这个不服从来自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镇（Crawford）⁽⁵²⁰⁾命令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人威胁要投否决票只是一个丑闻，它显示出“外交的失败”和联合国的狼狈表现。举个几乎信手拈来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勒克（Edward Luck）说：“如果弱小国家设法利用否决权、言论和公众呼吁，把安理会变成制衡美国权力的论坛，它们就会损害其合法性和可信性。”⁵²¹世界第一强国动辄行使否决权的做法通常会被忽视或低调处理，偶尔也被称赞展示了华盛顿严阵以待的原则性立场，但没人会担心这损害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因此，我们对以下情况也不应有什么惊讶的理由：2002年10月，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我们不需要安理会”，如果它“想参与事务，就必须授予我们相似的权力”，就像国会那样，授予我们任意动用武力的权力。这一立场得到了总统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认可。鲍威尔还补充说，“显然，安理会总是可以放弃，再进行其他的讨论”，但“我们有权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华盛顿同意向安理会递交一份决议（即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但这无疑表明其做法毫无意义可言。外交通讯员评论说：“无论外交辞令是什么，布什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侯赛因先生不想合作，他就把该决议视为打击伊拉克所需的全部权力。”“尽管华盛顿将与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进行协商，但它认为没必要获得其同意。”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也附和着鲍威尔解释说：“联合国可以召开会议并进行讨论，但我们不必获得其许可。”⁵²²

几个月之后，当鲍威尔向安理会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开战时，他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宣布］迫使其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庄严尊重”。据国际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坚信，鲍威尔的简短发言不应被理解成某种为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而争取支持的不懈努力”。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不会就第二个决议进行协商，因为没有必要……假如安理会其他成员想跟上我们，我们也许会稍做停留，在虚线上签字”，但仅此而已。⁵²³全世界都注意到，华盛顿会随意动用武力；当总统摆出选项时，这个争执不下的团体就会“跟上来”参与该事业，或者就承受落在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并因此“与恐怖分子为伍”的那些人头上的后果。

随后在亚速尔群岛美军基地召开的高峰会议上，布什和布莱尔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蔑视。西班牙首相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José Maria Aznar）也参加了此次峰会。美英领导人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了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做出让步，否则没有你们那毫无意义的正式批准，我们也会进攻伊拉克并强加我们所选的政权，关键在于我们会这样做，无论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家人是否离开伊拉克。布什宣称，我们的进攻是合法的，因为无论有没有萨达姆，受伊拉克威胁的“美国拥有使用武力确保国家安全的主权”。联合国却与此无关，因为它“没有履行其责任”，即听从华盛顿的命令。即使全世界强烈反对，美国也会“实现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⁵²⁴

华盛顿还煞费苦心地确保其完全空洞的官方宣言让全世界人民一目了然。在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声明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拉克政权是否已按照第1441号决议的要求完全并且无条件地解除了武装？”他又立即明确表示，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并宣称“当涉及我们的安全问题时，我们无需获得任何人的许可”。联合国核查和安理会审议因而成为一场闹剧，甚至连经过证实遵守决议的情况也无关紧要了。早在几天前，布什就宣布该“简单问题”的答案毫无意义：即使萨达姆完全解除了武装，甚至和其同伙一起消失，美国也会像在亚速尔群岛峰会上强调的那样建立起它所选择的政权。⁵²⁵

事实上，已有记录表明总统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有所忽视。早在几个月前，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就告知媒体，“无论是否有核查员，美国的政策都是政权更替”；“政权更替”并不意味着换上受伊拉克人欢迎的政权，而是征服者强加的称为“民主的”政权，这是标准做法；甚至连苏联也扶植过“人民民主政权”。后来随着战争结束，弗莱舍又给那个“简单的问题”恢复了重要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所在”。当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时，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宣称，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解除武装，“我们就允许保留伊拉克政府”，因此，“简单的问题”就是解除武装。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说法全是废话，英国不会支持布什以他的理由发动战争，除非英国表明它会按美国的吩咐行事。⁵²⁶

与此同时，科林·鲍威尔的话却与总统宣称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控制伊拉克的发言相互矛盾：“问题仅仅在于，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做出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决策，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销毁其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简而言之就是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其他问题。”这又回到五天前及次日被总统否认的“简单问题”。鲍威尔在入侵伊始就回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伊拉克“遭受进攻是因为它违背了1991年投降协议中规定的‘国际义务’，该协议要求伊拉克公开并解除其危险武器”。⁵²⁷因此，所声称的其他事情全都无关紧要了：美国将单方面决定核查员不得进行工作，而1991年协议赋予美国诉诸武力的权利，这与协议的明确措辞截然相反。

选定日子和观众，目标就是“自由”与“民主”，这不仅是为了伊拉克，也是为了这一地区，这是一个“崇高的梦想”。其中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我们会按我们的选择行事，手头上什么借口都给得出。你们要么选择“跟上来”，要么就是其他情况。

没有解释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为何在2002年9月以后变得如此严重？而此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已接受的共识是：“如果他们的确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也无法使用，因为任何想使用这些武器的企图都会招来灭国之灾。”⁵²⁸

对“与我们为敌”所进行的惩罚是严厉的，“跟上”我们并保持“相关”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美国的高级官员被派往安理会成员国，去“敦促其领导人在伊拉克问题上投票赞成美国，要么就要冒着‘付出沉重代价’的风险”。这对那些“没有在安理会获得席位、难获关注的”小国来说，可不是什么不值一提的忧虑。墨西哥外交官试图向美国特使解释说“绝大多数”民众都“反对战争”，但这种请愿被视为无稽之谈。⁵²⁹

对于那些“迫于民众压力而接受民主［并且］现在要对民众有所回应”的国家来说，又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对民主形式较真的结果可能是遭到经济上的扼杀。相比之下，“鲍威尔先生表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会从中得到好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弗莱舍同时又“极力否认”布什正在为换取别国的投票支持提出补偿，这“在记者团中引起哄然大笑”。⁵³⁰

对听从命令的报偿不仅是经济上的好处，还能得到授权加快实施恐怖暴行。据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布什的交情极深，他获得“外交首肯领导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分子，这一举动在美国及中东的一些分析家看来会破坏美国的长远利益”。对于华盛顿支持国家恐怖主义，有人也许想出了一些其他理由。为了表明这些担忧“毫不相干”，某个穆斯林慈善组织的头目被指控向车臣人（他们拒绝俄罗斯残酷的军事占领）提供资金，在联邦法庭上被判刑，这与给普京开绿灯是类似的。该组织的头目还被指控向波斯尼亚提供了购买救护车的资金；这样说来，显然在该罪行发生的同时，克林顿正在派飞机把探查基地组织和真主党的特工运送到波斯尼亚，以支持作战中的亲美一方。⁵³¹

土耳其也受到类似的引诱：巨额的经济支持和进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权利。值得称赞的是，土耳其并未完全屈服，给西方上了一堂民主课，结果令其大怒，国务卿鲍威尔当即严肃地宣布，立刻对其错误行径进行惩罚。⁵³²

“外交辞令”是说给那些愿意受骗的人听的，就像安理会成员国表面上支持由美国发起的第1441号决议一样。这种支持实际上就是顺从，签署国明白所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本应受到严肃对待的法律体系中，被迫默许是无效的。然而，在国际事务中，这样做就被奉为外交手段。

在伊拉克战争以后，联合国再次变得“毫不相干”，因为它“为伊拉克制定的复杂的贸易制度”给美国公司带来了种种问题，这些美国公司在美军统治伊拉克时就拿到了合同。事实上，这一复杂的贸易制度是美国强行实施的制裁制度的一部分，除了英国以外无人对此表示支持。但这个制度现在很碍事。因此，用某位“同盟外交官”的话来说，美国想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到［安理会］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愿意来，而不是因为非来不可。’”。各国外交官都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在控制伊拉克石油、建立继任政府方面应被给予多大的自由”。华盛顿要求获得自由。其他国家、美国绝大多数民众和（据我们所知的情况）伊拉克人都愿意“扩大联合国在那里的监督权”，在此框架内不仅使伊拉克国内事务恢复正常，也使“伊拉克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恢复正常”。⁵³³

在种种理由和借口转换之间，有一个原则始终不变：如果可行的话，美国必须最终有效地控制伊拉克，如果可行，必须要在民主的某种掩护下进行。

在美国唯一的主要对手垮台之后，其“帝国野心”会扩展到全世界，这一点不足为奇。毋庸置疑，美国有无数位前任这么做，但他们的下场回想起来不太令人愉快。然而，当前的形势有所不同。一个国家掌控着近乎垄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史上绝无此事，这愈加成为人们格外审视其做法和行事原则的原因。

五、精英阶层的担忧

在精英圈子中，很多人担心“美国的帝国野心”甚至会对本国民众造成严重的威胁。当布什政府宣布美国是“修正派国家”并试图永久地统治世界时，他们的担心又加剧了。有人认为，该政府在“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导下“对自身和人类构成了威胁”，那些民族主义分子的目标是 “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单边统治世界”。⁵³⁴主流政治光谱中的许多人对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冒险主义和傲慢自大感到惊愕，后者已经重获他们在1980年代行使的权力，只是现在所受的外部限制更少。

这些担忧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克林顿时期，著名政治分析专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评论道，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被视为］对其社会构成的唯一、最大的外部威胁”。时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长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警告说：“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眼中，当今最大的流氓国家就是美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都期望结成联盟，与怀有威胁企图的流氓超级大国抗衡。⁵³⁵

在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分子中，几位领军人物曾指出，美国的帝国野心针对的潜在目标国家不可能坐以待毙。肯尼斯·沃尔兹写道，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威慑才能牵制美国”，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威慑美国的唯一方式”。沃尔兹总结说，华盛顿的政策因此正在造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扩散趋势随着美国逐渐废除控制使用武力的国际机制在加剧。当布什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时候，这些警告又被重申。据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说，这些警告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其他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阻止美国干预方面是必要的”。另一位著名专家警告说，“预防性战争的总体战略”可能会“大大刺激其他国家使用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对“美国滥用权力”造成威慑。许多人曾指出，该战略可能会推动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塞利格·哈里森⁽⁵³⁶⁾评论说：“毋庸置疑，朝鲜从伊拉克得到的教训就是，它需要核威慑。”⁵³⁷

在2002年临近尾声之际，华盛顿给全世界上了不光彩的一课：如果你们想保护好自己免受我们的威胁，你们最好效仿朝鲜，对我们进行可靠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常规做法是：将大炮瞄准非军事化区附近的首尔和美军部队。我们会热情高涨地进攻伊拉克，因为我们知道它已满目疮痍、无力抵御。但无论朝鲜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却不是一个合适的进攻目标，尽管它有着更糟糕的独裁统治并且更加危险。这种教训再生动不过了。

还有另一种担忧是“第二超级大国”，即公共舆论。不仅是政治领导人的“修正主义 ”史无前例，民众对它的反对也是如此。伊拉克常常被拿来与越南做比较。人们质疑道：“抗议和表达异见的传统在哪儿？”这表明历史记录已被有效地清除，过去40多年间，在许多阶层中发生的公众意识变化毫无意义。有一个富有启示性的准确比较：1962年，美国还没有发生过民众抗议，尽管那一年肯尼迪政府宣布要派美国空军轰炸南越，并启动计划，将几百万人驱赶到类似集中营的地方，还要发动化学战毁坏庄稼和地表植被。直到几年之后，在成百上千个部队被派出、人口聚集区被密集轰炸摧毁、侵略蔓延到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之后，民众抗议才发展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当抗议活动日益壮大时，言辞激烈的反共军事历史学家、印度支那专家伯纳德·法尔警告说，“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实体……越南遭受着灭亡的危险”，因为“在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对如此大面积的区域打击的情况下，乡村几乎消失了”。⁵³⁸

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年之后的2002年，在正式发动战争之前爆发了一场态度坚定、原则鲜明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若不是对伊朗怀着恐惧和错误的认识（这是美国战前抵抗运动独有的特点），美国战前抵抗运动也许和其他地方的规模一样大。这反映了多年以来的一种稳定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容忍入侵和种种暴行。这种趋势是诸多变化中的一个。

领导层十分清楚这些变化。到1968年，政府对民众的畏惧逐步加深，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继续向越南派兵，是否“还有足够的军力来镇压民众骚乱”。国防部担心，进一步在越南部署军队会有“引发规模空前的国内危机”的风险。⁵³⁹里根政府起初想在中美洲实行肯尼迪的南越模式，但民众的反应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甚至会危及和破坏政策议程中更重要的计划，政府只好退让并转而进行秘密的恐怖行动——“秘密”意味着或多或少对公众有所隐瞒。老布什1989年就任时，民众反应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一任政府通常会委托情报机构做一份有关世界局势的综述报告。这些综述报告都是保密的，但1989年有一篇关于“美国对付弱小敌手之案例”的文章被外泄。分析家们在文中建议，美国必须“坚决、迅速地击败他们”。出现任何其他结果都会“令人尴尬”，而且可能会“削弱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也明白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本来也少得可怜。⁵⁴⁰

我们不再身处1960年代，当时的人会容忍持续多年残酷而具有毁灭性的战争，不做公然抗议。过去40年里的激进运动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开启民智的重要影响。如今，攻击弱小对手的唯一方式是开展宣传攻势，将对手描述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或也许进行着种族屠杀，乐观地认为军事行动几乎不会发展为真正的战争。

精英阶层的担忧还涉及布什政府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影响。全世界大多数民众都反对布什政府的战争计划和好战姿态。世界经济论坛于2003年1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表明，这正是公众对领导者信任度普遍下滑的主要因素。该调查显示，只有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明显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信任，接下来是精神或宗教领袖，之后是西欧领导人和经济管理者，紧随其后的是公司主管。远远落在后面垫底的是美国领导人。⁵⁴¹

在这个民意调查公布一周以后，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但却毫无往年的盛况。媒体指出，“气氛十分压抑”，对于“大人物们”来说，这不再是一次“全球聚会”。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建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了最紧要的原因：“伊拉克将是所有讨论的主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鲍威尔的助手在他发言前提醒说，达沃斯的气氛“糟糕透了”。“在这次有2 000多名公司主管、政治家和学者出席的聚会中，世界各国抵抗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声浪达到了顶峰。”抵抗之声没有被鲍威尔释放的“严苛的新信息”所压倒：用鲍威尔的话来说，即使身后无人跟随，“我们也深感有需要我们主导的事情”。“即使别人不准备加入我们，我们也会采取行动。”⁵⁴²

此次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建立信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鲍威尔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拥有在其选择的时间和以其选择的方式“采取军事行动的主权”。他进一步说，可以确定，没有谁会“信任萨达姆及其政权”，这话没错，尽管他在评论中没有提及其他一些不受信任的领导人。鲍威尔还向听众保证，萨达姆·侯赛因的武器“是为了恐吓伊拉克的邻国”，但并未解释这些邻国为何没有感受到威胁。⁵⁴³尽管伊拉克的邻国也鄙视萨达姆这个杀人成性的暴君，它们“和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一样对华盛顿感到不解：伊拉克最终不过是个小国，其财富和武力已被国际社会强加的限制削弱不少，华盛顿为什么对它如此地执着和恐惧？”它们明白制裁给民众造成的可怕影响，也知道伊拉克是该地区中最弱小的国家：其经济和军事开支只是科威特（其人口只有伊拉克人口的十分之一）的零头，甚至远低于其他周边国家。⁵⁴⁴出于这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些邻国多年来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一直改善着与伊拉克的关系。它们像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一样，“深知如今的伊拉克对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更不要说对美国了”，而“再反驳说并非如此就是不诚实的表现”。⁵⁴⁵

到开会碰头为止，达沃斯的“大人物们”已经听过太多有关“建立信任”的坏消息。一份加拿大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只有21%的人认为是基地组织，17%的人选了伊拉克，14%的人选了朝鲜”。尽管也有事实证明，美国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公众形象赞同率已经提升到72%，在西欧还在明显下滑。一份由《时代周刊》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发现，超过80%的欧洲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即使出于某种实质性的因素，这些数据会有错误，但它们十分生动。一份有关美英与伊拉克开战的动因的同期国际民意调查也凸显了上述数据的重要性。⁵⁴⁶

《华盛顿邮报》在其头条新闻中指出，“从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发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且令人担忧”。“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较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美国总统布什是对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胁者。”他们还引用了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这场辩论不是关于伊拉克的”。 “令全世界真正担忧的是我们的权力，还有所感受到的美国政府野蛮、自大和专断的行为。”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前方有危险？全世界视布什总统为威胁”。三周以后，《新闻周刊》外交事务高级编辑在封面报道中也警告说，全球争论的焦点不是萨达姆，“是关于美国和它在新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伊拉克战争，即使取得成功，也许解决了伊拉克的问题，它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全世界人民最担忧的是生活在由一个国家——美国——所塑造和主宰的世界，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怀疑和恐惧越来越深”。⁵⁴⁷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深切同情和鼎力支持，乔治·布什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的问法是错的，正确的问题却没有被提出来。但不出一年，政府就成功地给出了答案：“布什先生，是因为你和你的同僚，还有你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继续这样做，你们所引发的恐惧和仇恨也许会蔓延到你们所羞辱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证据很难被忽视。对奥萨马·本·拉登来说，这也许是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胜利。

六、刻意的忽视

隐藏在帝国大战略背后的基本假设正是威尔逊理想主义⁽⁵⁴⁸⁾的指导原则：我们——至少是产生领导者并为其提供建议的阶层——是好人，甚至是高尚之人。人们常常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基本假设做出解释，因为道理显而易见。因此，尽管我们的干预在执行时有不妥之处，其意图是必要而正义的。用威尔逊的话来说，我们拥有“崇高的理想”，致力于维护“稳定和正义”。于是，再自然不过的是威尔逊为征服菲律宾做辩解时所写的话，“尽管我们是利他主义者，也必须推进我们的利益；其他国家必须要注意保持距离，更不要试图妨碍我们”。这样说也就很自然了。⁵⁴⁹

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当代版本中，有一种指导原则“界定了政治辩论所发生的范围”，这是一种广泛的共识，只排除了左右两派“窘迫的残余分子”，并且“十分权威，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挑战”。该原则就是“美国是历史的先锋”：“历史有明确的方向和终点。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最能理解和彰显历史的目标。”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是在实现历史目标，其成就在于获得共同利益（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因此，除了有点滑稽之外，对其进行经验论式的评价是没必要的。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根植于威尔逊理想主义并从克林顿传到了小布什，即在“必须永久保持并向全球推行军事优势”的指导下，“美国必须完成的使命是做历史的先驱，改变全球秩序，以此永久地维持其统治地位”。⁵⁵⁰

由于美国对历史目标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展示方式，它才被赋予权利（实际上是肩负义务），按照其领导者所决定的那样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行事，无论别人是否理解。和其高贵的先驱英国（现在是小伙伴）一样，美国不应在实现历史最高目标时踌躇不前，即使因愚蠢和心怀仇恨之人“恶语相加而受阻”。据美国最著名的倡导者说，其先驱在全球统治时也是如此。⁵⁵¹

为了平息可能出现的疑虑，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理解力：是“上天召唤美国人”来完成改变全球秩序的任务，即“最近几位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无论是哪个党派）所坚守的……威尔逊主义的传统”。他们的前任、在其他地方与其处于同等位置的人以及被他们斥责的敌人也都在坚守着这个传统，只不过被要求改变了名称而已。⁵⁵²但为了让我们确信强者是在“崇高的理想”和“利他主义”驱动下寻求“稳定和正义”，我们必须接受一种被称为“刻意的忽略”的姿态。这是一位批评家在抨击1980年代中美洲发生的可怕暴行时提出的说法，而当时支持这些暴行的领导人又一次在华盛顿掌权。⁵⁵³采取这种姿态不仅能让我们把过去扫除干净、承认最好的意图也难免有污点，而且随着近来人道主义干涉新准则的推行，我们还能继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进入了“散发着神圣光芒”的“高尚的阶段”。历史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向我们保证说，华盛顿“在冷战之后进行的干预行为总体上都是高尚的，但也有敷衍了事的时候；他们敷衍了事是因为他们行为高尚”。我们也许太过于神圣了：头脑更清醒的人警告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授权理想主义成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指引”。我们因而在为他人倾心奉献时会忽视自身的合法利益。⁵⁵⁴

不知为何，欧洲人无法理解美国领导人那种独特的理想主义。怎么会这样呢？理想主义是最基本的道理。马克斯·布特⁽⁵⁵⁵⁾给出了答案。欧洲“常常受贪婪驱使”，而“冷嘲热讽的欧洲人”无法理解赋予美国外交政策活力的“理想主义天性”：“200年之后，欧洲人依然不明白是什么让美国持续运转。”欧洲人难以根除的冷嘲热讽态度使其认为华盛顿动机卑劣，他们无法满怀热情地加入美国的崇高事业。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欧洲的问题在于它深受“妄想的、阴谋论的反美思想”的影响，并“到了一种极端狂热的地步”，尽管有幸还有像贝卢斯科尼⁽⁵⁵⁶⁾和阿斯纳尔这样的一些人能勇敢地抵制这种思想。⁵⁵⁷

毋庸置疑，布特和卡根无意间正在剽窃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有关人道主义干预的经典文章。密尔在文中敦促英国积极开展干预事业，具体地说就是要攻占印度更多的领土。密尔解释说，尽管英国会遭受欧洲大陆的“恶语相加”，它必须继续这项崇高的事业。密尔只字未提的是：这样一来，英国会进一步给印度带来致命打击，并扩展所需的近乎垄断的鸦片生产，凭借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借助其强大的毒品贩运公司在更广范围内维持帝国体系。当时的英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引发“恶语相加”的根源。密尔写道，欧洲人反而“在煽动人们对我们的憎恶”，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英国的确是 “世界上少有的国家”，是一个只“服务于他人”的伟大国家。如果“野蛮国家的侵略迫使英国发动战争并赢得了胜利”，英国也会无私地承担着代价，并“与整个人类友好、平等地分享胜利的果实”，其中包括那些野蛮的国家。英国征服和摧毁这些国家也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尽管如此，英国仍致力于维护和平。在密尔看来，英国不仅举世无双，而且近乎完美，它没有“侵略的念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英国的政策“无可挑剔且值得赞颂”。尽管英国也被那些愤世嫉俗、可能过于偏执的欧洲人所误解（这让人感到悲哀），它却是现在这个“致力于消除不人道行为的理想主义新世界”在19世纪的化身，在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驱使下，一心投身于最崇高的“原则和价值观”。⁵⁵⁸当密尔写此篇文章时，英国正犯下一些在其帝国统治中最严重的罪行。很难想出还有哪位知识分子比密尔更著名、更令人尊重；或者说，很难想出比这更恬不知耻的、为这些可怕罪行开脱的辩词了。当布特和卡根举例解释马克思的格言“悲剧重演就成了闹剧”的时候，上述事实也许能引发一些思考。我们还应当记住的是，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行径甚至更为可怕，与之相符的花言巧语也毫不逊色。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开化行动就得到了密尔的赞同，与此同时法国战争部长则宣布“要消灭那里的土著居民”。⁵⁵⁹

卡根的“反美主义”概念虽说过于传统，但也值得反思。在类似的宣告中，“反美”这样的词及其变体表达（“仇恨美国”等）经常被用来攻击那些批评国家政策的人，他们也许崇尚并尊重美国、美国文化及其成就，的确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然而，说他们“仇恨美国”、是“反美主义者”都是基于一个默认的假设：该社会与人民要与国家权力保持一致。这种说法直接源自极权主义词汇。在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人犯有“反苏维埃”罪。批评巴西军事独裁的人也许会被贴上“反巴西”的标签。对于信奉自由与民主的人来说，这些态度令人难以想象。在罗马或米兰，若批评贝卢斯科尼政策的人被指控为“反意大利”，这只会引起嘲笑。不过在墨索里尼时期，这个罪名也许就成立了。

记住这一点很有用：无论我们转向何处，与诉诸武力如影随形的从来不乏高尚的理想。与“威尔逊传统”相关的说法可能因其崇高而令人激动，但也应该看看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而不仅仅停留在花言巧语上。例如，已提到的威尔逊号召进攻菲律宾；或作为总统，他对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使两国满目疮痍；或是被沃尔特·拉菲伯尔⁽⁵⁶⁰⁾视为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它规定在其权力范围内，“只对美国的石油利益做出让步”。⁵⁶¹

那些最凶残的独裁者也是这么做的。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庇护科威特，科威特过后却采取了损害伊拉克经济的行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警告科威特，有可能对其做法进行报复。但萨达姆向全世界保证，他不想要“永无休止的战争，而想要永久的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⁵⁶² 1938年，罗斯福总统的心腹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称赞与纳粹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认为这也许会产生一个“建立在公正和法律之上的新世界秩序”。不久，他们就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将该协定推进了一步。但希特勒的解释是，他们“满怀最真诚的愿望服务于居住在该地区的人民的真正利益，维护德国人民和捷克人民的民族个性，进一步推进和平和所有人的社会福利”。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被解放民众”的关心也很崇高。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企图也是这样，它“做出牺牲”为受苦受难的民众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还有什么比日本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更令人“动容”的呢？⁵⁶³

干预行为在战后照例会被宣称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或出于自我防御，因此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内容。例如，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的残酷入侵，苏联律师为此辩护说，这是应匈牙利政府要求而进行的一种“防御性反应，用以应对在国外资金援助下匈牙利境内以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为目的的颠覆性活动和武装团伙”；或者，貌似具有相对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美国几年之后对南越的进攻，发起“联合自我防御”抵御南越人的“内部侵略行为”和“来自其内部的攻击”（这两种说法分别出自阿德莱·史蒂文森和约翰·F.肯尼迪之口）。⁵⁶⁴

无论这些声明有多么荒诞不经，我们也不必假设说它们都虚伪不堪。人们经常在内部文件中发现同样的言辞，显然也毫无理由去遮遮掩掩。例如，斯大林的外交官们说：“为了创建真正的民主国家，有必要借助一些外部压力……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因为民主政府是取得长久和平的主要保障之一。”⁵⁶⁵

其他人也对此表示赞同，他们的话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敦促说：

看到当地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时，我们不应有所犹豫。这并不可耻……如果一个自由主义政府放任松散并被共产主义分子渗透，最好还是让一个强硬的政府来当权。

在这种情形下，乔治·凯南向美国驻拉美大使简要告知，他们有必要受“保护我们的原料”这一实用主义想法的主导——我们的原料，无论它们在哪里，我们都必须保留固有的“获取权”，如有必要就按照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征服。⁵⁶⁶这一切都需要大剂量的刻意忽视，与对权力的忠心耿耿，从而抹去在建立和维持“强权政府”时给人们造成恶果的记忆。让民众相信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呼吁，也需要这种天分，但这种呼吁是为动用武力而辩护；审视一下历史和文献记录就会发现，这种借口很少在哪个国家站得住脚。

这几个例子表明，连最严苛、最无耻的措施常常也伴随着带有高尚意图的声明。认真审视这些声明，就能用托马斯·杰斐逊对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形势的观察来概括：

我们不相信波拿巴仅仅为了海洋的自由而战，也不相信英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而战。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把其他国家的权力、财富和资源据为己有。⁵⁶⁷

一个世纪以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⁵⁶⁸⁾（此人显然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抱有什么幻想）十分鄙夷地评论说，“英国人、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联盟的授权”，只要有“使其有利可图”的“煤矿、油田、多产的田地或铁路”。这些“无私的政府”宣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们必须接受授权；“他们将通过管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富饶地区尽一份力。”兰辛对这些声明的恰当评价“十分直白，把它说出来都近乎是辱骂”。⁵⁶⁹

的确，其他人公开宣布其高尚意图就是明目张胆。但对于自己来说，标准就不同了。

人们可以选择性地相信国内的政治领导人，采取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之一汉斯·摩根索所谴责的立场，即“我们无条件地屈从于当权者”，这是历史上大部分知识分子经常采取的立场。⁵⁷⁰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带有高尚意图的声明是可以被预测的，因此，它们没有什么信息含量（即便从这个词的专业术语意义来看）。对于那些真正有兴趣了解世界的人，无论他们在评价本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还是官方敌人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会采取同样的标准。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这种有关理性和诚实的基本做法有多少会管用？

应当补充的是，受教育阶层偶尔也会背离屈从权力的普遍立场。可以从两个国家那里找到一些重要的当前例证：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美国的军事援助使其得以维持残酷而专制的政权。在土耳其，著名作家、记者、学者、出版商等人面对着（有时是忍受着）旷日持久的重罚，他们不仅抗议暴行和严苛的法律，还定期进行非暴力不合作抵抗。在哥伦比亚（这个世界上暴力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勇敢的牧师、学者、人权主义和工会积极分子等人随时面临着被暗杀的威胁。⁵⁷¹他们的行动应当让其西方同行感到谦卑和羞愧，若不是有人刻意地忽视而掩盖了真相，极大地助长了持续进行的罪行，这些行动会让其西方同行感到谦卑和羞愧。

（本文最早出现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New York: Owl Books, 2004］，第11—49页。）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后记

熟知历史的人不会感到惊讶，伴随美国日益增长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是救世主式使命的宣告——为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民主。权力体系就高尚意图发出的宣告，很少是全盘捏造的，在上述情况下亦是如此。在某些条件下，民主的各种形式的确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如那位致力于“民主推进”(democratic promotion)的杰出学者兼倡导者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在海外找到了“强有力的持续路线”：民主是可以被接受的，当且仅当它与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稍加修订，这一原理在国内也行得通。

政治光谱中的鸽派极端自由主义者有时会坦率地承认决策者所处的基本困境，例如卡特总统的拉美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他解释了美国政府为何必须支持凶残腐败的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并且在那样做被证明行不通的时候，至少也努力保住了经过美国训练的国民警卫队，即使他们一直在“以一个国家通常对待敌人的残暴”屠杀民众，共杀死了大约4万人。原因是令人熟悉的：“美国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但也不想让事态发展失控。美国想让尼加拉瓜独立行事，除了当这样做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时候。”⁵⁷²

布什政府的规划者们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他们想让伊拉克人“独立行事，除了这样做不利地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之外”。因此，伊拉克必须主权独立且民主，但要在一定限度之内。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伊拉克构建为顺服的附庸国，类似于中美洲的传统秩序那样。在总的层面上，这种模式并不陌生，并达到了体制结构的另一个极端。克里姆林宫摆出铁拳的架势，就能维系受其国内政治和军事力量控制的卫星国， 即使处在战争期间，德国对其占领的欧洲亦是如此，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也是这样。意大利法西斯在北非进行类似的种族屠杀时也获得了相似的成果，并且无损于它在西方世界中的正面形象，也许还激励了希特勒。在类似问题上，传统的帝国主义体系和新殖民体系显示出诸多变化。⁵⁷³

尽管如已评述的那样，在伊拉克实现传统目标具备极其有利的条件，结果却出乎意料地艰难。在入侵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如何把适当的独立与牢牢的控制相结合的明显困境，因为民众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迫使侵略者接受了更多超出预期的关于伊拉克的倡议。这一结果导致了一个噩梦般的前景：一个或多或少民主且有主权的伊拉克，在一个包括伊朗、什叶派伊拉克以及可能还有邻近受什叶派控制的沙特阿拉伯地区的松散的什叶派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控制着世界大部分石油并独立于华盛顿之外。

形势也许会更加糟糕。伊朗可能对欧洲摆脱美国控制而转向东方已不抱希望。研究这些话题的前沿专家塞利格·哈里森谈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背景。他说道：“伊朗和欧盟之间的核谈判建立在欧盟受美国阻碍之后未能遵守的协议基础之上。”这个协议是，伊朗会暂停铀浓缩，而欧盟将提供安全保证。联合声明的语言“毫无歧义。其中提到，‘一个双方都表示赞同的协议’不仅会为伊朗核计划提供‘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这样的‘客观保证’，也‘同样会提供对安全问题的坚决承诺’”。⁵⁷⁴

“安全问题”一词略微含蓄地指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的威胁，以及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一个经常被援引的范例是以色列1981年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进行的轰炸，这似乎推动了萨达姆开始进行核武器计划，也再次证明暴力会引发暴力。华盛顿肯定明白，任何针对伊朗实施的类似计划都会导致直接暴力。颇具影响力的什叶派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⁵⁷⁵⁾某次访问德黑兰时警告说，他的民兵会在伊朗受攻击时保护伊朗。《华盛顿邮报》评论道：“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信号之一，表明伊拉克会成为任何西方与伊朗冲突的战场，同时助长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势力——或者也许包括经过美国训练的、以什叶派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当地同情伊朗的美国军队较量。”萨德尔集团在2005年12月选举中获得了实质性结果⁽⁵⁷⁶⁾，也许很快会成为伊拉克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它有意识地学习了其他成功的伊斯兰组织的模式，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并把依靠基层社会组织坚决抵抗军事占领和服务贫苦百姓结合了起来。⁵⁷⁷

华盛顿不愿地区安全问题得到考虑，这不是新鲜事。在与伊拉克对峙的过程中也反复出现过这种情况。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是一个背景，华盛顿禁止在讨论国际问题时触及该话题。除此之外潜藏的是哈里森所正确描述的“全球不扩散核武器体制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而“逐渐停止使用核武器”，还有华盛顿对此义务的正式拒绝。⁵⁷⁸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拒绝被华盛顿胁迫，这是美国的规划者们日益惧怕中国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伊朗石油都出口到中国，中国也在向伊朗提供武器，这也许被视为一种对美国威胁的震慑。令华盛顿倍感不悦的事实是：“中沙关系进展迅速”，这包括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中国拥有其石油开采权。到2005年为止，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7%。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石油钻探和修建大型炼油厂的协议（埃克森公司也是合作伙伴）。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访问北京，有望签署中沙谅解备忘录并呼吁“两国在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上增加合作”。⁵⁷⁹

印度分析家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评论道，伊朗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成为被中国和俄罗斯逐步视为绝对必要的亚洲能源安全网的一个形成中的实质性枢纽，打破西方对世界能源供应的控制并保障亚洲的大工业革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有可能加入，也许还有日本。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印度如何反应。印度拒绝了美国要求其退出与伊朗签署的石油管道计划的施压。另一方面，印度又和美国与欧盟一起投票赞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反伊朗决议，变得和它们一样伪善，因为印度所拒绝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似乎至今在伊朗被很大程度上地遵守着。阿罕默德说，在伊朗要终止200亿美元石油协议的威胁之下，印度也许暗中改变了立场。华盛顿后来警告印度，如果印度不按美国的要求行事，它“与美国的核武器协议可能被废除”。这引发了印度外交部长的严厉反驳以及美国大使馆对该警告闪烁其词的掩饰。⁵⁸⁰

印度也有其他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或情愿加入正在形成的、更加独立的亚洲集团，与中东石油生产国的联系日趋紧密。《印度教徒报》（Hindu）的责任编辑在一系列翔实的评论中说道：“如果21世纪是‘亚洲世纪’，就必须结束亚洲在能源领域的被动性。”尽管亚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却仍然依赖“该地区之外的制度、贸易框架和武装力量来与自己进行贸易”，这是来自帝国主义时代的令自身衰败的遗产。关键在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他指出，中国和印度在2005年“令全球分析家迷惑不解，他们把两国在从第三国获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时被过分夸大的对抗，变成了新的、可能改变全球能源市场基本动力学的伙伴关系”。2006年在北京签署的协议“为印度与中国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油气勘探和生产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这种伙伴关系最终可能改变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本均衡局面”。几个月前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会议上，印度“展示了其宏伟的、贯通全亚洲的224亿美元泛亚洲天然气网和石油安全管道系统”，从西伯利亚穿越中亚直到中东能源巨头，还包括消费国。此外，亚洲国家“拥有价值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处多以美元估量，谨慎地讲应该有多币种形式。已在考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形成用欧元进行交易的亚洲石油市场，这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权力平衡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该编辑继续说道，美国“把印度视为崛起的亚洲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并“通过晃动核武器‘胡萝卜’和与自己结盟获得世界权力地位的承诺，积极地尝试把新德里从创立新的区域建构的任务中引开”。他警告说，如果要想让亚洲计划获得成功，“印度就必须抵御这些诱惑”。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上，这是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制衡美国势力向原苏联控制的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组织。据常驻莫斯科通讯员弗雷德·威尔（Fred Weir）报道，该组织现在“正迅速地朝一个区域性安全集团发展，可能很快会吸纳诸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员”，也许正成为一个“抗衡北约的欧亚军事联盟”。⁵⁸¹

欧洲和亚洲也许会变得更加独立，这一前景自“二战”以来就严重困扰着美国的规划者们。随着三极秩序（tripolar order）的持续发展，以及新的南南交流、欧洲与中国日益加强的合作，规划者们的这些担忧已显著增长。⁵⁸²

美国的情报部门已在计划的是，在借由传统原因控制中东石油的同时，美国自身将主要依赖于更加稳定的大西洋盆地的资源（西非、西半球）。控制中东石油现在绝非确凿之事，这些期望也受西半球的发展所威胁，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倍加孤立的布什政府的政策加速了西半球的发展。布什政府甚至成功地孤立了加拿大，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报道说，由于华盛顿拒绝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利于加拿大的决议，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且敌对”，而“部分结果是，加拿大正努力与中国建立关系；一些官员还说，可能会把其贸易的一大部分（尤其是石油）从美国转向中国”。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说，几年之后，加拿大现在向美国输送的石油可能有四分之一会送往中国。对华盛顿能源政策的进一步打击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西半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已与中国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并计划将更多的石油销往中国，这是为减少对与其公开敌对的美国政府的依赖所做的部分努力。拉丁美洲普遍在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和其他关系，尽管有一些挫折，但很有可能继续扩展，尤其像巴西和智利这样的原材料出口国更是如此。⁵⁸³

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更为紧密，彼此依赖着对方的相对优势。委内瑞拉提供低成本的石油，古巴则组织教育和健康项目，输送成千上万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员、教师和医生，去最贫困和最被忽视的地区工作，就像他们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古巴和委内瑞拉的项目正扩展到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在委内瑞拉的资金资助下，古巴的医生在那些地方为上万人提供医护服务。这被称作“行动奇迹”，牙买加大使向古巴讲述时称之为“一体化和南南合作的典范”，并在占多数的贫困人口中激发了很高的热情。古巴的医疗援助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欢迎。2005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地震是近几年最可怕的悲剧之一。除了巨大的伤亡之外，无数不知名的幸存者不得不在缺乏住所、食物或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度过严酷的冬天。我们需要看看东南亚的报纸，上面写道：“古巴已向巴基斯坦派出最大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团队”，并承担了一切费用（也许用的是委内瑞拉的资金），穆沙拉夫总统对古巴医疗队的“气概和关爱”表达了“深切的谢意”。据报道，这些医疗队包括1 000多名训练有素的人员，44%是女性，他们一直在边远的山村工作。在西方支援队撤走之后，他们“在冰冻的天气里身处异域文化，还住着帐篷”，建立了19个野战医院，每12个小时轮岗工作。⁵⁸⁴

一些分析家暗示，古巴和委内瑞拉可能联合了起来，这是迈向拉丁美洲继续一体化为集团、更加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步。委内瑞拉已加入了“南共市”（Mercosur）⁽⁵⁸⁵⁾、南美关税联盟（South American customs union），这一举措被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称为该贸易集团发展中的“里程碑”，被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誉为开启“我们一体化的新篇章”。独立专家们说：“让委内瑞拉加入该集团开阔了其地缘政治视野，最终把‘南共市’扩展到了南美地区的其他地方。”在庆祝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的某次会议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我们不能让该组织完全变成一个经济项目，为精英和跨国公司服务。”这直接影射了由美国发起的、已引起公众强烈反对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or the Americas）。委内瑞拉也向阿根廷提供了燃油，帮助它抵御能源危机，并购买了阿根廷2005年所发行债券的近三分之一。这是进行地区合作的重要部分，使这些国家免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20多年来它们因遵循其规则而饱受灾难性后果。在宣布阿根廷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差不多1万亿美元而永久地从该组织中解脱出来的决定时，基什内尔总统说道，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对我们国家而言是那些造成阿根廷人民贫困和痛苦的政策的推行者和媒介”。完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阿根廷，从该组织造成的灾难中有效地恢复了过来。⁵⁸⁶

随着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当选玻利维亚总统，独立的区域一体化脚步又向前迈进了。莫拉莱斯是第一位从本土多数派中选出的总统。他很快与委内瑞拉达成能源协定。《金融时报》报道说：玻利维亚天然气储量丰富，在南美仅次于委内瑞拉，这些协定“有望巩固即将进行的玻利维亚经济和能源方面的彻底改革”。莫拉莱斯还致力于逆转玻利维亚严格执行了25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使其人均国民收入比执行之初更低。只有民众的不满迫使政府放弃这些政策时，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持才会中断。当年，政府听从世界银行的建议使水业私有化并“调整价格”——顺便提一下，就是剥夺穷人用水——时，情况也是如此。⁵⁸⁷

华盛顿所说的委内瑞拉的“颠覆”也延伸到了美国。也许这促使美国继续拓展布什2005年3月发布的“遏制”委内瑞拉的政策。2005年11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些议员写信给“九家石油大公司，信上说：因冬季取暖费可能大大增加，我们希望你们从创纪录的利润中捐出一些，帮助低收入人群支付这些费用”。他们只收到一个公司的回复，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希戈（CITGO）公司。希戈愿为波士顿的低收入居民提供低价燃油，之后再向其他地方提供。美国国务院回复说，查韦斯这么做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且“有点类似于古巴政府向美国的贫困青年提供古巴医学院助学金的做法”。这与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诚挚的利他主义帮助不一样。我们不清楚的是，接受方是否能领会到这些微妙之处。他们获得了“［由希戈公司提供］给马萨诸塞州当地慈善组织和45 000个低收入家庭的1 200万加仑折扣价家用取暖油”。据向“流浪者收容所、食物供应处和低收入住房群体”发放低价燃油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取暖油被分发给那些面临着上涨了30%至50%油价的穷人，燃料援助“资金严重不足，因此这种做法给了人们一剂强心针，否则他们无法挨过冬天”。他还说：“我希望这么做会对美国的石油公司形成‘一种友好的挑战’——据说它们最近获得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这能让它们用意外之财帮助贫困家庭过冬。”显然，这是徒劳无望的。⁵⁸⁸

尽管中美洲主要受里根主义暴行和恐怖的管制，这一半球的其他国家却正在摆脱控制，尤其是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这片地区。这里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所树立的典型（poster child），直到它们的经济在被强加的政策之下崩溃。该地区很多政府的立场都是中立偏左。本土居民愈加活跃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两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他们或希望由本国控制石油和天然气，或在一些情况下反对共同生产。很多当地人显然不明白自己的生活、社会和文化为何要受到干扰或破坏，以便纽约人可以在交通大堵塞时坐在SUV里。有些人甚至要求在南美洲建立一个“印第安国”。同时，进行中的经济一体化正在扭转可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拉美精英和经济都与帝国势力相关联，但相互之间却毫无关联。随着日益增加的、更广范围内的南南交流，这些进展受到民间组织的极大影响，民间组织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全球正义运动中正走到一起。这些运动被荒谬地称为“反全球化”，因为它们支持惠顾人民利益而非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利益的全球化。即使除去布什政府的策划者带来的破坏，出于诸多原因，美国的全球控制体系仍十分脆弱。

一个结果便是，布什政府奉行的拒绝民主的传统政策面临着新的困难。布什的策划者们在2002年从委内瑞拉沮丧地意识到，用军事政变和国际恐怖主义去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以其他方式坚持“强有力的持续路线”。我们在伊拉克已经看到，群体性非暴力抵抗运动已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允许进行他们设法避免的选举。之后，他们通过为政府最合意的候选人提供可观的利益、驱逐独立媒体从而颠覆选举的尝试也失败了。华盛顿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尽管遭到占领当局的反对，伊拉克的劳工运动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种形势类似于“二战”之后的欧洲和日本，美国和英国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独立的劳工运动。就像国内目前的情况一样，出于类似的原因，有组织的工人从根本上会有助于有民众参与的民主运行。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扣留食物、支持法西斯警察，现在不再使用了。现在也不可能依靠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AIFLD）⁽⁵⁸⁹⁾这种劳工官僚机构去协助破坏工会。如今，美国的一些工会一直在支持着伊拉克工人，正如他们在哥伦比亚所做的那样，而在哥伦比亚被谋杀的工会活动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至少，工会现在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地方获得了支持，而华盛顿继续为伊拉克政府提供大量资金，应当对此负大部分的责任。⁵⁹⁰

在巴勒斯坦出现的选举问题和在伊拉克的有很大相似之处。正如已讨论的那样，布什政府拒绝举行选举，直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去世时，他们意识到错的人选可能会赢才允许选举。阿拉法特去世之后，政府同意举行选举，希望它所中意的巴勒斯坦当局的候选人取得胜利。为了推进这个结果，华盛顿采取了和在伊拉克时几乎一样的颠覆模式，以前也经常如此。华盛顿把美国国际开发署当作“隐形管道”，努力“在关键性选举前夕提高巴勒斯坦当局的支持人数，执政党在选举中面对来自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严重挑战”，并花费近200万美元“在本周选举前的十几个快速项目，用于支持执政的法塔赫派别在选民中的形象”。在美国或任何西方国家，有这种外国干涉的迹象都会毁了候选人，但根深蒂固的帝国思维会让这种常规措施在其他地方合法化。然而，颠覆选举的尝试再次高调地失败了。⁵⁹¹

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现在必须适应以某种方式（尽管不能完全）与接近其反对立场的宗教激进党派相处，至少如果哈马斯像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打算在国际边境线无限期停火的话。但美国和以色列反而坚持认为，以色列必须接管西岸大部分地区（以及被遗忘的戈兰高地）。哈马斯拒绝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反映了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存在的权利”——这在国际事务中是个陌生的概念；墨西哥接受美国的存在，但并不接受美国通过征服在几乎半个墨西哥获得抽象的“存在的权利”。哈马斯“摧毁以色列”的正式立场，使其处于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处境。美国和以色列曾正式宣布，在哈马斯部分地放松其极端主义立场之前的几年内（以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方式），不可能存在“另外的巴勒斯坦国家”（除了约旦之外）。尽管哈马斯没有这样说，但如果他们同意犹太人可以待在目前以色列的零散地区，而在巴勒斯坦修建大的聚居地和基础设施项目并接管宝贵的土地和资源，有效地把以色列分解成无法独立存在的小片地区，几乎相互分离，也与一些将同样允许犹太人居住的耶路撒冷小片地区相分离，这样也不足为奇。他们也许同意把这些支离破碎的地方称作“一个国家”。如果做出这些提议，我们会立即认为这几乎回到了纳粹主义。这是一个也许能引起思考的事实。如果做出这些提议，哈马斯的立场基本上像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五年内逐渐容忍了某种无力的“国家状态”之后的立场。把哈马斯描述为激进的、极端的、暴力的，或是一种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种公正的政治清算，都是公平的。但采取这种姿态的组织并非仅此一家。

在其他地方，破坏民主的传统方式也取得了成功。在海地，布什政府最喜欢的“民主建设小组——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不懈地扶植反对阿里斯蒂德（Aristide）总统的努力，并受益于对急需援助的扣留，而原因充其量只是可疑。当阿里斯蒂德看起来可能要赢得真正的选举时，华盛顿和反对派就选择撤出，这是破坏那些正走向“错误”结局的选举的标准伎俩：1984年的尼加拉瓜和2005年12月的委内瑞拉就是令人熟悉的例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军事政变、驱逐总统以及大大超过民选政府的恐怖和暴力统治。⁵⁹²

美国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强有力的持续（continuity）路线，这再次表明它和其他强大的国家十分相似。它追求国内主导人群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并附以献身最高价值的巧言辞令。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理智之人为何很少关注领导人有关高尚意图的宣言或其追随者的赞誉之词的原因。

我们通常听说，挑剔的评论家抱怨有错的事情，却不提出解决办法。对这种指责的准确解释是：“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法，但我不喜欢。”除了令人熟悉的、有关应对生存层面危机的提议，人们已经给美国提出了一些建议： （1）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庭的审判权；（2）签署并执行京都议定书；（3）让联合国在国际危机中占主导地位；（4）依靠外交和经济措施而非军事措施来应对恐怖；（5）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常规解释；（6）放弃安理会的否决权，像《独立宣言》所说的，要有“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即使遭到权力中心的反对；（7）大力削减军事支出并大力增加社会支出。对于信仰民主的人来说，这些建议很保守：它们似乎是美国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压倒性多数。而这些建议与公共政策彻底相反。确切地说，我们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公众意见并无信心，因为民主还有另一个缺陷：这些话题很少进入公众讨论的领域，无人知晓基本的事实。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公众因此被大大地剥夺了形成思考意见的机会。

另一个保守的建议是，事实、逻辑和基本的道德原则都应当受到重视。不辞辛苦地遵守该建议的人很快会被引导着放弃所熟悉原则的好的部分，尽管重复利己的颂歌肯定更为轻松。这些简单的真理带着我们走得更远，得出了更具体、更详细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它们开辟了实施这些答案的道路，也就是机会。如果我们能从信条和所强加的幻象的镣铐中解放自己，机会就握在我们手中。

尽管思想体系试图引出消极、绝望和失望是很自然的，现实却并非如此。近年来，对正义和自由的不懈探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留下了能从高于过去的平面来推进的遗产。教育和组织的机会很丰富。和过去一样，权利不太可能由仁慈的当局授予，也无法通过断断续续的行动获得，例如参加几次示威，或在个人化的、四年一次的被描绘为“民主政治”的华丽盛典上推动操纵杆。这些任务一直和过去一样，要求每天为运行中的民主文化去创造基础，部分程度上也是再创造。在这种民主文化中，公众在确定政策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不仅在那个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外的政治舞台上，还在原则上将其排除在外的关键性的经济舞台上（起到了作用）。有很多方式推进了国内民主并将其带入新的维度。机会很充足，没有抓住机会可能会对国家、世界和后辈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最早出现在《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New York: Owl Books, 2007］，第251—263页。）

(1) 指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Chicago:Quadrangle Books, 1970)。本文主要由乔姆斯基围绕泰勒这本书的讨论展开，下文来自该书的引述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3) 即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1892—1954），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941—1954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任美国的总检察官。

2 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29.

4 我们不清楚泰勒是否知晓美国轰炸北越的范围，其他的评论员并不知晓。例如，尼尔·希汉（Neil Sheehan）写道：“尽管北越民众可能不相信，但美国在北部地区只是有意地轰炸了军事目标，工业目标十分有限，与既得的军事利益相比还要考虑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希汉在此文中评论的33本书都提出过相反的证据，但他并未解释自己为何对其置之不理。从我对河内周围地区有限的观察来看，我和北越民众一样“不相信”。假如希汉走在清廉县（Phu Ly）或清化省（Thanh Hoa）的废墟中，我想他不会“不相信”，更不用说离河内较远受轰炸更严重的地区。然而，尽管对北越的轰炸规模较大，从密集程度和破坏程度上仍不及对南越和老挝的轰炸。

(5) 即切斯特·威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二战”期间任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

(6) 指纽伦堡审判中，对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关于发起无限制潜艇战的指控，最后邓尼茨的罪名虽然成立却并未因无限制潜艇战获刑，其间美军上将尼米兹提供了美军对日本使用类似做法的证词。邓尼茨在“二战”开始时任德国潜艇部队指挥官，后担任海军总司令。1945年5月1日，据希特勒遗嘱，邓尼茨接任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5月8日，邓尼茨代表纳粹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7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法官在东京说过，投放原子弹超过了东京审判中指控的任何一项罪行。参见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Calcutta: Sanyal & Co., 1953), 621。相关文章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168—169）一书中被引用。但巴尔并未提出要起诉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而泰勒认为，轰炸长崎至少算是战争罪（第143页）。

8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79; 联合国大会，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uppl. 12 (A/1316), 1950, 11, 后收入Herbert W. Briggs, ed., The Law of Nations:Cases, Documents and Notes,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2)。

9 有人也许会质疑纽伦堡和联合国两个宪章是否地位相当。我在此不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但正如下文所说，在我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彻底地违反了这两个宪章就是有力的实例。

最近发布的五角大楼文件似乎会大大有助于克服泰勒所引述和（在我看来）过高估量的“证据问题”困难。这些文件的有趣特征之一是，它们很好地证实了比如弗兰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等人就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在《越南政治局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Boston: Beacon, 1966］）一书中的解读。文件记录显示，向公众开放的证据足以断定美国的方针政策。这些文件可能会提供直接证据，以证明发动侵略扩张战争和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解决争端规定的同谋行为。参见《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第1章。

10 我们不太清楚泰勒如今是否仍然接受这一评价。

11 美国在1966年1月才正式向安理会递交越南问题的报告（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vol. 21, suppl. January—March ［S/7105］, 1966, 105）。此前，美国要求安理会考虑1964年8月的（据称）东京湾事件（Official Records, vol. 19,suppl. July—September ［S/5849］, 1964, 135），并在北越和南越轰炸迅速升级之后于1965年2月递交了报告（Official Records, vol. 20, suppl. January—March ［ S/6174］, 1965, 43）。参见“The Legality of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fense of Vietna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54 (1966)，后来被收入 Richard A. Falk, ed., The Vietnam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583, 590（此后引为Falk—Vietnam）。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始于1961年至1962年。

(12) 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1930—　），美国国际法专家、作家、学者，2008年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任期六年。

(14) 托马斯·J.法若尔（Thomas J. Farer，1935—　），美国学者、民主问题和国际研究专家、作家，曾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丹佛大学。

13 Richard A. Falk,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Vietnam: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Moore,” Yale Law Journal 76 (1967): 1051, 1130 n. 80，后被收入Falk—Vietnam, 445, 480 n. 80。

15 Thomas J. Farer,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A Modest Proposal,” Columbia Law Review 67 (1967): 266, 271，后来被收入Falk—Vietnam, 509，514。

16 Robert Scigliano, South Vietnam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64), 145. 希里亚诺（Scigliano）是密歇根大学越南顾问组的成员。

17 例如，参见George McT. Kahin and John W.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Dial Press, 1967), 137。

18 Bernard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1961), 346.

19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62; October 17, 1962. 这30%的数据中不包括直升机飞行。到1964年初，美国在越南有248架直升飞机，年底增加到327架。参见V. S.G. Sharp and W. C.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As of 30 June 1968),85 (1968)。相比之下，法国直到1954年4月在印度支那才有十多架作战直升飞机（Fall, Street Without Joy, 242）。

20 Robert Shaplen, The Lost Revolution, 170ff. 直到1968 年，才发现湄公河三角洲有来自北越的人。弗莱彻·普劳蒂（Fletcher Prouty）上校（已退役）证实，美国在1960年代初轰炸了金瓯半岛的平民，他本人当时负责联络中央情报局和空军（“Review of the War,”WNET-TV, Channel 13, New York, February 15,1971）。记者们也证实美国在1960年代初对越南乡村发动了空袭。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自1961年起任美联社通讯员）描述了他去过的小村庄，它们在美军空袭中被凝固汽油弹和重磅炸弹击中；“毫无疑问，后果让人难以直视。遗憾的是，越共修建的掩体很巧妙，除了被空投的炸弹或凝固汽油弹直接击中的人，其余几乎毫发未损。但村民们的棚屋被炸平，平民死亡人数普遍居多。在一些地方，烧焦的儿童和婴儿尸体被堆在夷为废墟的市场中央，场面令人唏嘘”（The New Face of Wa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118）。美方指挥官和文职官员显然都知道这些情况。要想找到最明显的证据，只消看看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为布朗的书所写的序言，当时正是洛奇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的两届任期之间。需要指出的是，东京法庭判定，如果内阁成员知晓战俘待遇的情况而不辞职，则犯下有关战俘待遇的战争罪。有关此次法庭裁决的选段，见Erwin Knoll and Judith N. McFadden, eds., War Crimes and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195。

(21) 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Richard Tregaskis，1916—1973），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都担任过战地记者。

22 Richard , Tregaskis, Vietnam Dia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 108.

23 Donald Robinson, “America’s Air Guerrillas—Will They Stop Future Vietnams？”Parade, supplement to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31, 1971. 根据该叙述，1970年11月，特种作战部队突袭了北越山西（Son Tay）附近已被离弃的战俘营。

24 甚至连近乎美国政府宣传者的道格拉斯·派克也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唯一“有群众基础的政党”，而且在1964年晚期，受美国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可能考虑与民族解放阵线结为联盟，以免“鲸鱼吞了鲦鱼”（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110, 361-362）。在其他地方，派克也估测过，1963年“也许一半南越人至少暗中支持民族解放阵线”（War, Peace, and the Viet Cong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69］, 6）。当然，一个大国建立为其干预喝彩的政府并非难事。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也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官方认可的”代表大会，在会议召开时为1968年苏联人入侵“欢呼鼓掌”（Boston Globe, Reuters, May 26,1971）。

25 在这种情况中，我指的是美国在南越建立的政权在其支持下拒绝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选举规定。同样，巴特寮在1958年老挝选举中意外获胜时（在美国千方百计为右翼买通选举之后），美国在推翻这个联合政府过程中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见Len Ackland,“ No Place for Neutralism: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Laos,” in Nina S. Adams and Alfred W. McCoy, eds.,Laos: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Jonathan Mirsky and Stephen Stonefield,“ The United States in Laos,”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leden,eds., America’s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253-323。还可参见该书第2章第1节。

26 这是否“绝对是法律”还值得怀疑。

27 引自Leo Goodstadt, “Might and Righ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0, 1971, 22。顾汝德（Goodstadt，英国经济学家，1989—1997年任港英当局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曾出版过数本有关中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政治趋势的著作。——译者注）评论说：“武力对毛来说一直都是第二个最佳选择。”

28 Pike, Viet Cong, 91—92. 派克随后又说：“武装战争是受越南共和国政府逼迫的必要行动；民族解放阵线为了生存必须反击。”（第101页）

(29) 长征（Truong Chinh，1909—1988），又名邓春区，越南政治家、越共领袖，也是作家、诗人、理论家。

30 Truong Chinh, La résistance vaincra, cited in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2-373（见法尔翻译的部分）。

31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2-373.

(32) 即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在任期间发动了美西战争，1901年9月6日遇刺身亡。

33 有关日本在1930年代防卫性和理想主义的公然动机，见《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第2章，第176—177、179—184、189—190、193—202页的参考资料。

34 在这方面，美国的天真之处在于衡量一切是否超越了我们英国盟军的所作所为。例如，《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本一贯保持冷静的期刊——的每周专栏匿名作家（据猜测是编辑本人）写道：“对眼界开阔之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结果如何，该行动本着最理想的动机和最好的意图……［想要］声称美国进入越南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原因……显然是胡说八道。”（“旅行者的故事”［“Traveller’s Tales”］专栏，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February 20, 1971）可以想见的是，人们会认为，尽管反面证据很充分，美国仍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国家。但坚信这种可疑的判断只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表现。这位专栏作家也显示了与“坚定的”学者相对应的《评论》杂志的中立立场：他写道，《评论》因此也不会犹豫是否“要批评它认为［美国］战略或政策中错误的地方”，或犹豫是否要发表“对越共暴行的猛烈攻击”。这的确很客观。这位专栏作家也以自己的“睿智”为荣，因为他“所发表的其中一次社论试图为参与美莱村屠杀的部队博得同情和理解”，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他所指责的美国和平运动几乎一贯采取同样的立场，不会以自身的“睿智”为荣，尽管它可以把战场上的士兵行为和远离威胁的设计者的谋略区分开来。

35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3. 请注意此书写于1960年代早期，泰勒当时“支持美国干预越南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去制止侵略行为的”（第206页）。该书出版三年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说，越共和北越民众“在整个南越地区……出于所有的实际目的……在行动时没有动用任何带轮子的车辆”。见参议员普罗科斯迈尔（Proxmire）的陈述，Senator Proxmire, Congressional Record,vol. 177 (April 5, 1971), S4585。

36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8.

37 见1970年1月12日《渥太华公民》（Ottawa Citizen）日报的采访。据一位在广义省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在1967年（即美莱村屠杀的前一年）的估计，在那里，大约70%的平民战争死亡是由美国及其盟军的轰炸造成的——也就是说，在或多或少受美国控制的、受害者还能被送往镇医院的地区。引用和参考的资料，见乔姆斯基著《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第284页，以及《与亚洲作战》（At War with Asia,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 270—271页。

38New York Times, May 25, 1971. 此处指越南退伍军人罗纳德·L.瑞登奥尔（Ronald L. Ridenhour），在屠杀发生一年后他向国防部长汇报揭露了此事。该事件与其他许多未被承认和讨论的事件一起引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注意。1968年6月15日，具体细节在巴黎被披露，但并未受到西方媒体的重视。相关合理而尖锐的报道，参见Erich Wulff,“ Le Crime de Song My: Avec les felicitations du commandant en chef,”Africasia［ Paris］, April 26-May 9, 1971。伍尔夫（Wulff）是一名曾在越南工作长达六年的西德内科医生，1967年在罗素法庭就“新‘奥拉杜尔和利迪策’（分别指“二战”期间德军在法国奥拉杜尔村［Ouradours］和捷克斯洛伐克利迪策村［Lidices］进行的屠杀。——译者注）”出庭做证，其证词在“A Doctor Reports from South Vietnam—Testimony by Erich Wulff, ”in John Duffett, ed., Against the Crime of Silenc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中有所记录。

39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71; Boston Globe, May 10, 1971. 德勒姆斯委员会的听证会内容此后由Vintage Books出版社出版（Citizens’ Commission of Inquiry, The Dellums Committee Hearings on War Crimes in Vietnam）。

(43) 越战中由美军和南越军队联合进行的一次作战行动，以行动指挥官的故乡——堪萨斯州章克申城（Junction City）——命名。

40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77 (1971), E2826-2900. 1972年由Beacon出版社出版（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eds., The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41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72.

42 见奥普顿（E. Opton）的陈述，in Knoll and McFadden, War Crimes, 114。

(44) 原文中的“gook”一词是美式英语中对东方人的蔑称，尤指东南亚人，也是越战中的美军俚语词汇，特指越南人或北越士兵。

45 R. W. Apple, “Calley: The Real Guilt,”New Statesman, April 2, 1971, 449. 美军指挥部也深知，早期的人口移除行动具有强制性。夏普（Sharp）和威斯特摩兰写道，1962年3月的第一次哈姆雷特战略村计划“涉及强制性重新安置农民，无论他们多么强烈地依恋祖祖辈辈耕种的田地”（《越战报告》［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79］）。这个报告大部分在系统地为自身行为辩护。我认为，除了美国军事行动的细节之外，若不逐一确认这些辩护，该报告就不可信。

46 Apple, “Calley: The Real Guilt,” 34.

(48) 尼尔·希汉（Neil Sheehan，1936—2021），1971年任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期间曾获得有关越战的保密文件，后来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美军在越战中的罪行。

47 这个偶然听到的解释显然很荒谬，即使我们认为对其最早的解释来自Samuel P.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5, no. 4 (1968)。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农村大规模轰炸升级之前。但如果说数百万吨炸药和上万平方英里落叶的影响无法被提前预测到的话（这很难让人信服），那么到1968年中期也肯定已经知晓了。倡导在南越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高级顾问约翰·保罗·万尼（John Paul Vann）中校（已退役）也坚持这种不顾他人死活的虚伪说法（见下列出处，第232—233页）。《新闻周刊》（Newsweek , 1969年1月20日）引用了他的话：“我们无意间碰到了解决游击队战争的方法——城市化。”（引自L.A. G. Moss and Z. M. Shalizi,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Indochina,” in Jonathan S. Grandt et al., eds., Cambodia: The Widening War in Indochin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192）

49 Sheehan,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

50 这个偶然听到的解释显然很荒谬，即使我们认为对其最早的解释来自Samuel P.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5, no. 4 (1968)。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农村大规模轰炸升级之前。但如果说数百万吨炸药和上万平方英里落叶的影响无法被提前预测到的话（这很难让人信服），那么到1968年中期也肯定已经知晓了。倡导在南越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高级顾问约翰·保罗·万尼（John Paul Vann）中校（已退役）也坚持这种不顾他人死活的虚伪说法（见下列出处，第232—233页）。《新闻周刊》（Newsweek , 1969年1月20日）引用了他的话：“我们无意间碰到了解决游击队战争的方法——城市化。”（引自L.A. G. Moss and Z. M. Shalizi,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Indochina,” in Jonathan S. Grandt et al., eds., Cambodia: The Widening War in Indochin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192）。

51 Sheehan,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

52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1. 引文和大部分所引用的材料均来自该报道。

53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54 也许有人认为，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总统无法让越南遍布美国军队以避免使用破坏性的火力。但请回想一下，法国人从未往越南派过兵，在印度支那全境也许只部署了70 000人的法国本土部队。有关法国军事实力的资料，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4。即使不算独一无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已非同寻常，因为公众一度愿意容忍政府部署大量征募的部队，去打一场实质上的殖民地战争。

55 Ngo Vinh Long,“ Leaf Abscission,”in Barry Weisberg, ed., Ecocide in Indochina (San Francisco: Canfield Press, 1970), 54. 朗（Long）提到，当时的破坏是为了把人们逼进战略村。

在Thoi-Ba Ga（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出版的越南学生期刊）上，朗写道，根据西贡报纸Tin Sang在1970年11月12日的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农业委员会主席声称，美国的化学落叶剂毁坏了南越大约60%的农作物。西贡日报《南国火炬报》（Duoc Nha Nam）1971年3月9日这一期的报道说，1970年南越从美国进口了150万吨大米。据朗估计，这些大米足以养活500万人。然而，记者和其他人士只描述了四处蔓延的饥饿和饥荒（Thoi-Ba Ga, March-April 1971, 6）。

《洛杉矶时报》记者布莱斯·纳尔逊（Bryce Nelson）曾是《科学》（Science）杂志的记者，他写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未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四个月期间（1970年9至12月）有90人因使用被除草剂污染的喷水和饮用水而死亡（《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 1971年1月28日］）。一位曾在南越工作四年的国际志愿服务者（IVS worker）谈到在芹苴省（Can Tho）和太宁省（Tay Ninh）“多次遇到”庄稼被毁的农民。他还说，在太宁省医院见到“四肢和脸部被磷严重烧伤的”病人，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医院里“一个个受到可怕伤害而毁容的孩子”（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Roger Montgomery, New York Times,January 22, 1971）。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10。

56 Arthur Westing, “Poisoning Plants for Peace,”Friends Journal 16 (1970). 正文中引用的数据来自这篇文章以及下面注释2所引用的文章。

57 Arthur Westing, “Ecocide in Indochina,”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71.

58 Ngo Vinh Long,“ Leaf Abscission,”in Barry Weisberg, ed., Ecocide in Indochina (San Francisco: Canfield Press, 1970), 54. 朗（Long）提到，当时的破坏是为了把人们逼进战略村。

在Thoi-Ba Ga（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出版的越南学生期刊）上，朗写道，根据西贡报纸Tin Sang在1970年11月12日的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农业委员会主席声称，美国的化学落叶剂毁坏了南越大约60%的农作物。西贡日报《南国火炬报》（Duoc Nha Nam）1971年3月9日这一期的报道说，1970年南越从美国进口了150万吨大米。据朗估计，这些大米足以养活500万人。然而，记者和其他人士只描述了四处蔓延的饥饿和饥荒（Thoi-Ba Ga, March-April 1971, 6）。

《洛杉矶时报》记者布莱斯·纳尔逊（Bryce Nelson）曾是《科学》（Science）杂志的记者，他写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未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四个月期间（1970年9至12月）有90人因使用被除草剂污染的喷水和饮用水而死亡（《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 1971年1月28日］）。一位曾在南越工作四年的国际志愿服务者（IVS worker）谈到在芹苴省（Can Tho）和太宁省（Tay Ninh）“多次遇到”庄稼被毁的农民。他还说，在太宁省医院见到“四肢和脸部被磷严重烧伤的”病人，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医院里“一个个受到可怕伤害而毁容的孩子”（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Roger Montgomery, New York Times,January 22, 1971）。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10。

(59) 巴特寮（Pathet Lao，直译“老挝国”）是由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0年成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组织，于1975年夺取老挝政权并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特寮与越共关系紧密，狭义上可看作是老挝共产主义武装。

60 Richard Dudman, Forty Days with the Enemy, 69.

61 见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71; Boston Globe, April 16, 1971; Boston Globe, April 23, 1971。另见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17 (February 18, 1971), formal testimony of Representative McCloskey, H794-800。还可参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2, section 1。

(64) 指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党的二号头目。

62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17 (1971), H796. 在1968年大规模空战升级之前，就有对广义省和广信省（Quang Tin）的类似报道（Jonathan Schell, The Military Half）。

63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ield Manual FM 27-10 (1956), 18, par. 37.

65 该陈述来自威斯康星大学法学教授、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前法律总顾问乔治·布恩。参见George Bunn, “The Broad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inued Use of Herbicides in Southeast Asia,” AAAS Annual Meeting, December 29, 1970。油印版。

66 William A.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67 更多讨论见Jeffrey Race, “How They Won,” Asian Survey, August 1970; Robert L. Sansom,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70)。雷斯（Race）在美国陆军服役时曾任西贡南部隆安省区长顾问，而桑塞姆（Sansom）是美国空军上尉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到过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地区的非共产分子的记者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见关注亚洲问题委员会所引用的雅克·多扬（Jacques Doyon）的报告《印度支那的故事》（The Indochina Story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36页。另见Katsuichi Honda,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nd Vietnam: A Voice from the Villagers（这是作者的文章汇编，由他本人翻译并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转录）。还可参见乔姆斯基著《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215中的参考资料。关于难民眼中的巴特寮行动计划，见亚当斯（Adams）和麦科伊（McCoy）合著《老挝》第451—459页（Adams and McCoy, Laos, 451-459）中的逐字采访稿和乔姆斯基著《与亚洲作战》第239页。还可参见Mark Selden,“ People’s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Selden and Friedman, America’s Asia（此前已提到），第2章第1部分。

(68) 罗伯特·沙泼林（Robert Shaplen，1917—1988），美国知名记者、作家、亚洲问题学者，曾任《新闻周刊》《纽约客》等杂志的记者。

69 Robert Shaplen, “The Challenge Ahea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9, no. 4 (1970—1971)。

70 一些讨论和更多的参考文献见Edward S. 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Philadelphia:Pilgrim Press, 1970), chap. 2。在当时，一切已真相大白。具体实例参见R. W. Lindholm,ed.,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71 见道格拉斯·派克对民族解放阵线诉诸暴力的评论，前文所引著作第219页，更详细的分析参见Jeffrey Race, War Comes to Long 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73) 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在越南春节期间对南越大小城市发动的进攻，此次行动虽未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但部分地实现了前者的战略目标。此役战罢，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美国调整了对越政策，“春节攻势”也被很多人视作越战的转折点。

(74) 唐·奥伯道夫（Don Oberdorfer，1931—2015），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朝鲜问题专家。

72 要估量其相对规模，见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75 Don Oberdorfer, Te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201.

76 奥伯道夫的信息来源之一是莱恩·阿克兰未发表的《顺化》（“Hue”）一文。可以想见，其他人在肆意玩弄着数字游戏。唐纳德·柯克（Donald Kirk）是一位消息灵通的通讯记者，他报道说：“美军把北越人赶出要塞之前……经过28天的巷战，当时大约有4 000人被杀害。”（Chicago Tribune, May 4, 1972）这暗示着有4 000人被北越人杀害。罗伯特·汤普森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声称，共产分子杀害了5 700个人，“据截获的文件记录，他们对这些数字自鸣得意，只是抱怨说当时没杀够”（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72）。从未见过这种文件，甚至连“截获的文件”也不存在。1969年11月美莱村事件被公之于世之后，这些文件很快就神秘地出现了，据称是被“错放［在某地］”达一年半之久。威廉·萨克斯比（William Saxbe）议员估计有多达7 000人被“北越人”杀害，远远超过这次战斗中因各种原因被杀害的总人数（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3, 1972）。

(79) 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1930—2015），英国记者、作家，作品内容涉及非洲、越南、拉美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情况。

77 奥伯道夫顺带提到美莱村“大约有100个平民”被杀，他说自己参照的是Seymour Hersh, My Lai 4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而该书中估计的人数是400到500人。

78 Oriana Fallaci, “Working Up to Killing,” Washington Monthly, February 1972.

80 Richard West, New Statesman, January 28, 1972.

81 Philip Jones Griffiths, Vietnam Inc.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137. 格里菲斯在书中提供了顺化战役的照片。有关两次屠杀的讨论和参考文献，包括前文未标明的参考文献，参见本人著At War with Asia, 295-296和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82 更多讨论见Jeffrey Race, “How They Won,” Asian Survey, August 1970; Robert L. Sansom,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70)。雷斯（Race）在美国陆军服役时曾任西贡南部隆安省区长顾问，而桑塞姆（Sansom）是美国空军上尉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到过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地区的非共产分子的记者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见关注亚洲问题委员会所引用的雅克·多扬（Jacques Doyon）的报告《印度支那的故事》（The Indochina Story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36页。另见Katsuichi Honda,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nd Vietnam: A Voice from the Villagers（这是作者的文章汇编，由他本人翻译并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转录）。还可参见乔姆斯基著《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215中的参考资料。关于难民眼中的巴特寮行动计划，见亚当斯（Adams）和麦科伊（McCoy）合著《老挝》第451—459页（Adams and McCoy, Laos, 451-459）中的逐字采访稿和乔姆斯基著《与亚洲作战》第239页。还可参见Mark Selden,“ People’s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Selden and Friedman, America’s Asia（此前已提到），第2章第1部分。

83 该报告在我拿到的备份中没有标题，万尼在1971年私下将其交给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克斯·凯里（Alex Carey），后者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见凯里所写的附有详细资料的小册子《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暴行》（Australi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1-19）（日期不详），其中描述了他称之为“我们漂向希特勒和盖世太保的标准”。

84 一些讨论和更多的参考文献见Edward S. 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Philadelphia:Pilgrim Press, 1970), chap. 2。在当时，一切已真相大白。具体实例参见R. W. Lindholm,ed.,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85 Robert W.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 on Insurgency in South Vietna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 他指的是1965年2月美国对南部的彻底入侵和轰炸升级。

86 Robert W.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 on Insurgency in South Vietna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回想一下理查德·福尔克在此前提到的出处第216页有关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要素的统治权的评论。

87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应该提到的是，尽管这些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严重的结果一清二楚之后还抱着保守态度，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与美国的政策隔离开来。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62; October 17, 1962. 这30%的数据中不包括直升机飞行。到1964年初，美国在越南有248架直升飞机，年底增加到327架。参见V. S.G. Sharp and W. C.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As of 30 June 1968),85 (1968)。相比之下，法国直到1954年4月在印度支那才有十多架作战直升飞机（Fall, Street Without Joy, 242）。

88 凤凰计划“旨在使越共的秘密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保持中立，很多人认为这是瓦解其叛乱能力的关键所在”（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中立化”是“刺杀或俘获”的官样说法。对“被中立”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美国副大使、负责调解的主要官员威廉·W. 科尔比（William W. Colby）在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做证说：1969年有近20 000人“被中立”，其中6 187人被杀害。相比之下，西贡政府声称，有4 619名平民在1969年被“敌人”杀害。在凤凰计划中死去的人当然只占美军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军联合杀害的平民中的一小部分。在南越工作过的前国际志愿服务者、后来担任兰德公司团队组长和分析员的莱恩·阿克兰（Len Ackland）指出，凤凰计划是用来俘获或谋杀平民的，即“为民族解放阵线政党服务的人，有收税员、职员、邮递员等”。参考文献和更多记录，见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301-302；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46-47。还可参见前面科默的文章出处第91—93、161页。

89 该报告在我拿到的备份中没有标题，万尼在1971年私下将其交给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克斯·凯里（Alex Carey），后者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见凯里所写的附有详细资料的小册子《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暴行》（Australi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1-19）（日期不详），其中描述了他称之为“我们漂向希特勒和盖世太保的标准”。

90 后半句话是美国政治用语中的代码性术语，指由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来统治南越。民族解放阵线1972年的政治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忽视了，甚至被镇压，但促成了美国对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进行中立化行动。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个骗局，但美国是否单方面有权因疑心而动用军事力量却不得而知。

(91) 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 1931—2018），美国作家、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及演讲稿撰写人。

92 有一种难以表达的观点是，南越必须受由美国强行建立的非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此处是对该观点的另一种解释。古德温对此一清二楚，并在该书中解释说，即使在当时，也完全是国内叛乱。

93 Richard Goodwin, Triumph or Trage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38. 其他相关观点的表述，见乔姆斯基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中的引文和参考文献，尤其是第3章“撤退的逻辑”（“The Logic of Withdrawal”），第221—294页。

94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71.

95New York Times，凤凰计划“旨在使越共的秘密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保持中立，很多人认为这是瓦解其叛乱能力的关键所在”（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中立化”是“刺杀或俘获”的官样说法。对“被中立”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美国副大使、负责调解的主要官员威廉·W. 科尔比（William W. Colby）在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做证说：1969年有近20 000人“被中立”，其中6 187人被杀害。相比之下，西贡政府声称，有4 619名平民在1969年被“敌人”杀害。在凤凰计划中死去的人当然只占美军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军联合杀害的平民中的一小部分。在南越工作过的前国际志愿服务者、后来担任兰德公司团队组长和分析员的莱恩·阿克兰（Len Ackland）指出，凤凰计划是用来俘获或谋杀平民的，即“为民族解放阵线政党服务的人，有收税员、职员、邮递员等”。参考文献和更多记录，见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301-302；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46-47。还可参见前面科默的文章出处第91—93、161页。与威廉·科尔比有关的内容。

(97) 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1900—1983），又名“銮巴立”，中文名“陈家乐”，泰国政治家。1946年任泰国总理，1949年领导政变失败后一直侨居中国，1970年移居法国。

(98) 全称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96 1937年10月，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总统指出，尽管“富人能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在地里耕田或在工厂里劳动的男男女女们，比起他们在西班牙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宽裕不了多少……美国35年的统治给人带来的只有失望，有时还有绝望……”（G. E. Tayl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4］，22）。泰勒还补充了许多信息以确认这一判断，并总结说，到1930年代为止，“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许比美国占领之前还要糟糕”（第85页）。1950年的贝尔（Bell）报告也显示，收入不平等日益明显，而人均生活标准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第137页）。

在菲律宾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任务组组长韦斯利 · D.哈勒德森（Wesley D. Haraldson）在1967年4月25日众议院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做证说，农民的平均条件“在过去50年里并无改变……在过去十年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哈勒德森的话引自Hernando J.Abaya, The Untold Philippine Story［ Quezon City: Malaya Books, 1967］, 360）。

99 Phi-Van, “The Peasants (Dan Que),” appendix to Ngo Vinh Long, Before the August Revolution.

100 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

(101) 切斯特·库珀（Chester Cooper，1917—2005 ），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助手，负责亚洲事务。

102 Chester Cooper, The Lost Crusade (New York: Dodd, Mead, 1970), 276-277. 此处被库珀着重强调。

103 细节见Theodore Draper, Abuse of Pow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7), 73-82。德雷珀（Draper）对政府有关北越军队进入南越的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无人对此表示回应。政府内部耸人听闻的矛盾说法本身就足以使政府给出的证据难以令人相信。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回想一下，在开始对北越进行常规轰炸两个月以后，在为了“报复”一起也许并未发生的事件而首次轰炸北越战略目标的八个半月之后，据说才在南越发现了北越的这个营。政府有关北越入侵老挝和柬埔寨的说法也不再令人信服。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2。

(105) I. F. 斯通（I. F. Stone，1907—1989），美国犹太裔调查记者、作家。

104 Cooper, Lost Crusade, 264-265.

106 I. F. Stone, “A Reply to the White Paper,” I. F. Stone’s Weekly, March 8, 1965.

107 “根据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自1961年2月28日起，南越被记录在案的违反行为有154次，北越只有一次。”（Scigliano, South Vietnam, 154）希里亚诺（Scigliano）认为，北越有条件表现得“更加激烈和狡猾”，但“在北越，ICC［国际监督委员会］小组比在南越……更无法履行其职责”（第155页）。但一份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说，“正如前文段落所示，双方与委员会的合作程度不一样。尽管委员会在北越遭遇了困难，主要的困难还是在南越。”（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Six Interim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n Vietnam, Cmnd, No.31, 26-31）又重印在Marvin E. Gettleman, ed., Viet Nam: Histo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Greenwich, CT: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5), 170-172。北越和南越根据《日内瓦协议》应遵守的义务见Daniel G. Partan, “Legal Aspects of the Vietnam Conflict,” in Falk-Vietnam,201, 209-216。

108 Bernard Fall, 242-243, 281-282. 若需要进一步确认，见Joseph Zasloff, Political Motivation of the Viet Cong RAND Memorandum RM-4703-2-ISA/ARPA (May 1968), 124。我们从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得知，这些行动始于1954年。

109 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

110 泰勒唯一一次提到该问题是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中：“我们把成千上万的部队派往南越、轰炸北越并挺进柬埔寨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和希特勒及其将领那样也犯了发动侵略战争罪……？”（第13页）这个问题就没有下文了。

(111) 托马斯·M. 弗兰克（Thomas M. Franck，1931—2009），犹太裔律师、法学和国际法专家，先后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生活。

112 Thomas M. 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 (4)？ Or: Changing Norms Governing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4, n. 4 (1970).

(114) 吴丹（U Thant，1909—1974），1962—1972年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在任职期间曾调解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印巴争端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113 Bernard Fall, Last Reflections on a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276.

115 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4)？”

(117) 指1958年底古巴革命前的亲美古巴独裁政府，其领导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曾通过军事政变执掌大权。

116 有关这种可能性的最新讨论见Walter Goldste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Next Vietna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

118 George W. Grayson, J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0, 1971. 格雷森（Grayson）是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政府学副教授、拉美政治和革命理论专家。

119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有关国防部拨款的听证会，1963年，引自M. Klare, “The Pentagon’s Counterinsurgency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NACLA Newsletter 4, no. 9 (1971)。

120 马尔科姆·布朗早在1964年也提出过完全相同的观点（The New Face of War, xi）。

121 Gall,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 他指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被选出的现任危地马拉总统，其政府是该国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政府，1971年初杀害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共产分子的反对派成员。

122 Gall,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Donald Robinson, “America’s Air Guerrillas—Will They Stop Future Vietnams？”Parade, supplement to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31, 1971. 根据该叙述，1970年11月，特种作战部队突袭了北越山西（Son Tay）附近已被离弃的战俘营。顺带提一下的是，这些作战行动是遍及全球的。

123 Marcel Neidergang, “Violence et terreur,” Le Monde, January 19, 1968.

124 尤其参见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1961),57-98。基辛格在大国冲突的框架内讨论了“有限战争策略”。但假如我们自问在哪里打了这些“有限战争”，回答该问题的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每个超级大国都会把自己维护其帝国内霸权地位的做法，解释为保护其某种原则（自由、社会主义）不受对手的侵犯。从这方面看，冷战是服务于超级大国领导地位的绝妙宣传手段，它动员了各自大量的民众，背后却是昂贵而危险的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行动。具体实例请参见弗兰克所写的文章《是谁杀死了第2条第4款？》（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 (4)？”）以及基辛格该书第1章第5节。

(125) 此处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ntelligentsia”，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总称，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后来也指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个英文单词“intellectual”指受过教育并反抗社会既有标准的知识分子个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但这个词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更偏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及其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或“知识分子群体”和“知识分子”分别与这两个英文单词相对应，含义略有不同。

(126) 指1967年4月21日发生在希腊的军事政变。希腊陆军准将斯泰利亚诺斯·帕塔科斯（Stylianos Pattakos）和两名上校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以及尼可拉斯·马卡瑞佐斯（Nikolaos Makarezos）等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

(127) 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1908—1973），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是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128) 悉尼·胡克（Sydney Hook，1902—1989），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早年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成为反对极权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批评家。

(131) 威廉·V. 香农（William V. Shannon，1927—1988），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77—1981年任美国驻爱尔兰大使。

129 有关参考资料和更多的评论，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3）一书。另外，可参看“自由之家”（“自由之家”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的研究和支持，是美国国防部的智库。——译者注）执行委员会主席、国际救援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利奥·彻恩（Leo Cherne）对南越难民的描述：“近来，又有70多万名难民逃离了受越共控制的乡村，他们在逃离行动之后选择了住进南越提供的简陋避难所。”（“Why We Can’t Withdraw,”SaturdayReview, December 18, 1965）有关美国当时和后来（实际上是从1962年开始）迫使大批人沦落为难民的计划，见《因为国家》，还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ottingham:Spokesman, 1978)第5章。举例来说，当彻恩写出有关难民逃脱越共控制地一事时，某项受政府资助的研究就解释说，美国的空袭和炮火轰炸迫使村民们“迁到了免受这些袭击的地方……无论他们对越南共和国政府［美国的附庸政府］的态度如何”。毫无疑问，苏联的某个彻恩现在也能写出难民们如何逃往喀布尔的简陋避难所，如何试图逃脱那些控制着乡村的、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凶残的恐怖分子。

为了表明不会限制批评性意见，彻恩补充说：“南越人只是要求让他们自己平静地克服”越南政府的不足，即“其不稳定的局势、民主机构的不完善之处以及不合适的经济和社会规划”。为了公平起见，他的苏联对手现在也可以解释一下，阿富汗人民又是如何只要求让他们自己平静地克服本国的类似问题，而他们的国家正在挣扎之中，受到苏联的仁慈保护才免遭侵略。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断言没有引起恐惧、愤怒乃至评论就被接受的程度是一个公平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巴枯宁把“国家崇拜”看作知识分子弊病的正确程度。

130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66.

132 N 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74.来自自由派学者的类似例子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注释33。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举。

(133)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之一，也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134) 指前面提到的威廉·V. 香农于1974年9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言论。此处暗指越战失利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削弱，但知识分子阶层依然站在国家宣传体系那边。

135 Peter L. Berger, “When Two Elites Meet,” Washington Post, April 18, 1976，翻印自Commentary,March 1976。

136 Samuel P. Huntington, in M. J. Crozier, S. P. Huntington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还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注释34。

137 关于一些具体的例子，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和4章；大量的文献和讨论，见N. Chomsky and E.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2 vol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138 见乔姆斯基的文章《对水门事件的质疑》（“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1973）；乔姆斯基写的社论More，December 1975；为N. Blackstock, ed., COINTELPRO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所写的序言。

(140) 约瑟夫·卡拉夫特（Joseph Kraft，1924—1986），美国专栏作家，曾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供稿。

139 关于知识分子阶层反越战的狭隘性，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有关对批评学生运动和拒绝加入群众反战立场的尖锐评论，见Julius Jacobson, “In Defense of the Young,” New Politics, June 1970。

141Boston Globe, October 18, 1976.这种讨论有不同的说法也很常见。回想一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引述了《新共和》杂志编辑马丁·派雷兹（Martin Peretz）的评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溃败在史册上会被记录为‘最丑陋的国家罪行’。”（1977年6月11日）派雷兹为目前创造的历史新篇章又贡献了有趣的一笔。他说，他所评述的这本书明确阐述了一个相当独立的立场——毫无保留地反对和平运动，并认为“有可能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从而暗示“和平运动”是反对政治解决的。当然，站在任何一方的人都会支持政治解决，只是说法不同：关键在于，应该允许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一贯认为这是南越唯一具有群众基础的武装力量——分享（并以此假设会主导）对南越的治理吗？“和平运动”——就这个主体被外界所认定的程度而言——赞同在这些条款基础上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因为如果受美国支持的集团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参与的联盟，“鲸鱼就会吞掉小鲦鱼”（这是政府专家道格拉斯·派克的生动说法）。美国政府决心阻止一切这样的政治解决，直至其犯下丑陋的失败罪行为止。派雷兹认为，美国停止政治解决也是有罪的。他的观点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可以充分理解其意义所在。

(143) 布鲁斯·安德鲁斯（Bruce Andrews，1948—　），美国诗人、公共关系及政治学专家，曾任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

(145) 作者在第2章注释(136)中也提到了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该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非政府性的国际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由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的学者和政经要人组成。

142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和6章。

144 Bruce Andrews, Public Constraint and American Policy in Vietnam, SAGE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ries, vol. 4, 1976. 请注意，安德鲁斯解释说，这些事实有点模糊不清，这种反对立场大多都是“要么赢，要么出局”的类型。

146 见第2章注释(136)所引Crisis of Democracy。也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147 有关以这些方式进行的凭空猜想，见Sandy Vogelsang, The Long Dark Night of the Sou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148 Nathan Glazer, “American Jews and Israel: The Last Support,” Interchange, November 1976.

149 Gordon Connell-Smith,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xfor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6), 343.

150 看一看亨利·基辛格对“政治家”特征的描述：“他们依据实用性来判断各种想法，而不依据其‘真实性’。”“真实性”一词被加上了引号，反映出基辛格对这个概念的轻蔑态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抱怨太难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风格”打交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本质……是这样的观点：诸如社会结构、经济进程，尤其是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都比政治家的个人信念重要……苏联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不会让他们欣然接受有关善意的声明。”我们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参见“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Norton, 1969)。

在几页之后，基辛格便指出“当代国际秩序中最深刻的问题”：不是肤浅之人一直考虑的饥饿、战争、压迫或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争论围绕着两种政策风格之间的“基本区别”和一个“哲学视角的分歧”。这个“哲学视角的分歧”把“深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从不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文化中分离了出去，这些文化现在仍然相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几乎完全是‘内在的’”。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6章。

151 这个术语被用在Isaiah Berlin, “The Bent Twig,”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上下文表明的是，作者主要想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俯首帖耳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一个恰当却不太普遍的用法。

152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专家”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专家指那些在权威面前卑躬屈膝的人，无论真相可能是什么——或者像基辛格说的那种“真实性”（看一看亨利·基辛格对“政治家”特征的描述：“他们依据实用性来判断各种想法，而不依据其‘真实性’。”“真实性”一词被加上了引号，反映出基辛格对这个概念的轻蔑态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抱怨太难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风格”打交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本质……是这样的观点：诸如社会结构、经济进程，尤其是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都比政治家的个人信念重要……苏联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不会让他们欣然接受有关善意的声明。”我们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参见“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Norton, 1969)。在几页之后，基辛格便指出“当代国际秩序中最深刻的问题”：不是肤浅之人一直考虑的饥饿、战争、压迫或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争论围绕着两种政策风格之间的“基本区别”和一个“哲学视角的分歧”。这个“哲学视角的分歧”把“深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从不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文化中分离了出去，这些文化现在仍然相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几乎完全是‘内在的’”。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6章。）。

153 在第2章注释(150)引述的文章中，基辛格评论道：“法律和商业……为美国领导集团的核心提供了装备。”从目前来看，他是对的。但是有哪些律师呢？那些为黑人民权辩护的律师吗？显然不是。反而，大部分是那些与公司利益挂钩的律师。又有哪些商人呢？杂货店店主吗？显然是“商业精英”。基辛格补充说，他们的特殊才能就是他们“操控已知事实的能力”——这是他们与那些还要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木匠和农民所共有的一种能力。抛却这个特别的困惑，基辛格小心绕开的事实是，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掌控在拥有个人权力的人手中。一些意识形态专家则更加直率，比如亨廷顿。他（在《民主的危机》［TheCrisis of Democracy］中）写道“：杜鲁门已经能够依靠相当少数的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来管理国家”，尽管他也担心这些快乐时光会很快结束，因为其他集团已经“动员并组织起来”推动自身利益而导致了“民主的危机”。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154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第82页。

(155) 沃尔特·迪安·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1930—　），美国政治理论家，擅长对选举结果和选民调查做量化分析。

156 Triologue, Fall 1976.

157 例如，里昂·维瑟提尔（Leon Wieseltier）说，我的政治著作“是左派偏执症的丰碑，主要为了表明这个国家的新闻界是‘受国家支持的宣传体系’；乔姆斯基所写的有关柬埔寨屠杀的内容，还没有他抨击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错误地引用屠杀受害者的人数时表现得那么愤怒”（《新共和》，1981年9月23日）。一转向事实，所谓的“引用”简直是胡编乱造。其次，以下这段总结性的话准确地说明了我对拉库蒂尔进行“抨击”的本质：“看一下评论期刊就会明白，在西方被当作知识分子话语的部分，包括政治讨论，更正错误确实很少见。拉库蒂尔脱离了一般的规范，值得赞许。我们认为，他的更正是不正确的，并与其表达的一些结论不符。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误读并不是罪——不犯错误的评论很少，只有发现错误时公布更正的内容才是正确的。”（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2, 377）相比之下，我们把红色高棉的“暴行记录”描述为“大量的、常常令人恐惧的”等。

维瑟提尔的确认为，新闻界的一些批评并非偏执症：“有一件丑闻，那就是［媒体］报道中东时提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道德和政治名望。”美国新闻界的每位读者都会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心知肚明。

既然我“对拉库蒂尔进行的抨击”呈现出自身的神秘色彩，讲点有关事实的话就够了（细节参见同上出处）。1977年初，拉库蒂尔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和《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对方济·蓬绍德（François Ponchaud，法国天主教神父，1965—1975年在柬埔寨传教，先后发表文章和著作揭露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和践踏人权行为。——译者注）所著的《柬埔寨公元零年》（Cambodge année zéro）的评述，后来作为对蓬绍德作品的权威解读被新闻界大量地引用。我读过这本书，发觉拉库蒂尔在评述中引述该书的部分几乎都不太准确。有关维瑟提尔暗示的情况，拉库蒂尔声称，红色高棉“自夸”说杀害了大约200万人。他显然基于蓬绍德的估计：80万人在战争中被杀害，约120万人因各种原因死亡。我私下给拉库蒂尔写了一封信，指出一连串这样的错误并建议他公布更正的信息。拉库蒂尔在《纽约书评》上（但未在法国）公布了一部分的更正信息，还反问我“该政权杀害几万或十几万卑鄙之徒”是否如此关系重大（他原本说的是“自夸”说杀害了200万人）。在《国家》（Nation）杂志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赫尔曼（E. S. Herman）和我把蓬绍德的书推荐为“严肃而有价值的读物”，并强调他“严肃地陈述了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有关红色高棉野蛮对待他们的情况”；我们也回应了拉库蒂尔的反问并声明说，我们认为事实至关重要，而估算死亡人数时100或1 000这样的数差才无关紧要。我们还指出，对死亡人数的估算普遍不一致，无论是《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46年在香港创刊，曾是亚洲一流的商业新闻周刊。——译者注）（“可能上万人”被杀害）还是拉库蒂尔原先所说的200万人的数字。我们还补充说，我们没有资格断定哪种估算是对的，但拉库蒂尔自己在几个月之间从宣称的杀害200万人变成了可能上万人被杀。接着，国际新闻界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欺骗和信口雌黄的行动，宣称我在否认波尔布特的罪行；一些新闻媒体（包括《新共和》，曾多次）拒绝我做出答复的正当权利。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其著作美国版的前言中，蓬绍德引用了我对该书的称赞，并转而称赞我在有关柬埔寨（实际上包括波尔布特时期发生的一切）的文章里所显示的“负责任的态度和精准的思维”。在同一天的全球版作者前言中，这些话被删去并换上了这席话：我“严厉地批评了”他的书，还宣称没有发生什么“屠杀”，并强调人们应依赖该政权“精心筛选的官方声明”而不要听什么难民证词——蓬绍德十分清楚，这些都是谎言。对比一下不在其他地方发行的同期美国版和不在美国发行的全球版。蓬绍德在全球版中的说法被多次地重复之后，实际上又被传回美国，在这里，他的说法和对这种欺骗的曝光一样，都被忽略了。美国不是一个能审视过往记录的地方，但过往记录却带来了耐人寻味的领悟，让我们体察到大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对以下这种奇特观点的态度：即使众口一词地谴责官方敌人时，也要尽量地坚守真相。

158 接下来有关战争—和平研究项目的评论依据Laurence H. Shoup, “Shaping the Postwar World,” Insurgent Sociologist 5, no. 3 (Spring 1975)，其中有关于随后出现的引文的详细参考资料。还可以参考的重要研究有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据我所知，这是该项目的第一个严肃研究，于1977年初公布，除了威廉·邦迪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期刊（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7）上例行公事似的谴责之外，并未引起任何反响。

159 参见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和David P. Calleo and Benjamin M. Rowland, 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据我所知，柯尔克是第一位认真调查该问题的历史学家。卡里奥和罗兰总结道：“战争已经耗尽了英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负责。”

160 有关西方政策如何或是否有意促成这种结果的问题，争议颇多。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德国建筑师，在纳粹统治期间任第三帝国军备部长、建筑总监。——译者注）回忆了希特勒和西方国家直接合作的“唯一一次实例”，即安排把被希腊小岛附近的英国舰队拦截的德国军队转移到苏联前线，这使英国（而非苏联）得以占领了萨洛尼卡（Salonika）。参见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Avon Books, 1971), 509。

161 参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注释4。

162 参见之前所引用的柯尔克，第302页。

163 当时以及之后许多年里，西半球都不是主要的生产区。直到1968年，北美在石油生产上才超过中东。参见John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164 有关为扩大美国石油公司的势力应如何应用或废除该原则的讨论，见1975年1月2日美国参议院递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跨国石油公司与美国的外交政策》（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下文简称为“MNOC”）（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165 参见Michael Tanzer, The Energy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尤其是作者关于把其他国家转变为石油经济的各种手段的讨论。还可参见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68) 伊本·沙特（Ibn Saud，1880—1953），沙特阿拉伯第一任国王。

166 该计划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加给石油公司的，自然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这是几个实例中的一例，揭露了美国政府如何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利益而不顾公司系统中主要部门的局部短期利益。相关的讨论，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

据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中东协调员说，美国占有的40%份额被分配给五个美国大公司，并说服每家公司给美国的独立公司让出1%用于“窗口装饰”（MNOC,71）。应当记住的是，不久之前，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建议下，杜鲁门总统因“国家安全”叫停了对该石油卡特尔的大陪审团调查。他们建议说，“本着一切实际目的，美国的石油经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也许还会反过来补充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公司的长期利益指导。

167 Yoshio Tsurumi, “Japan,”in “The Oil Crisis: In Perspective,”Daedalus, Fall 1975. 谈到战前时期，这位作者还对“美国式传奇”（即“如果不是彻底敌对的关系的话，政府和美国商界一直公平来往、互相不支配彼此”）做出了评论——Revi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1976。应当注意的是，在前一条注释引述的情况中，也许偶尔会发生局部的冲突，因为既然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广义上的代理机构，政府也许与某些特别部门考虑的不一样。

(169) 即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简称“Saudi Aramco”，即阿美石油公司。

(170) 沙阿（Shah），亦译为“沙”，波斯语中对皇帝或国王的称呼。1953年8月19日，在英美情报机关的策动下，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由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主政，直至1979年2月被推翻。

171 有关这些备忘录内容的评论，见Richard B. Du Boff, “Business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in N. Chomsky and H.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收录于《格拉韦尔［Gravel］参议员版：五角大楼文件》第5卷（Boston: Beacon, 1972）。有关五角大楼文件如何有助于理解美国帝国主义规划的更多讨论，见同一卷中John Dower, “The Superdomino in Postwar Asia”以及我的《因为国家》一书，尤其是第31—66页。

172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1976.

173 Robert L. Galluci, Neither Peace nor Honor: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in Vietna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对“军事政策”的限制很严格；有关美国干涉越南的基本决策过程，未见任何讨论。

174 主要由于学生运动的影响，很难彻底忽略所谓的激进批评，尽管（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对美国和其他强国一样行为处事的假设应被视为特别的“激进”，缘何如此倒也不那么显而易见。实际上，一些发表的文章试图谈论激进的批评。据我所知，最严肃的著作是Robert W. Tucker, 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有关那些能完全摧毁他（和别人）的分析的事实和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见《因为国家》。有关对“激进的批评”评论文献的精辟讨论，见Stephen Shalom,“ Economic Interest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未出版，改编自作者在波士顿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US-Philippine Relations: 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1976)。在五角大楼文件研究项目负责人莱斯利·H.盖尔布（Leslie H. Gelb）的研究（与Richard K. Betts合著，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中，有一个关于回避和曲解“激进的批评”的有趣例子。他一开始概述了九种“在越战文献中提出的对美国干涉的广泛解释”。前两个是“理想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后一种据说是我的解释；有关评论，见《因为国家》, 第63—65页）。盖尔布接着解释为何这些“刻板的模式失败了”，包括前两个解释，尤其是第二个。他毫不歪曲地陈述的第二个解释也是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地方记载的一个观点，他却有条不紊地忽略了这一事实。有趣的是，他的缺陷分析涵盖了前两个解释之外的所有理论，这两个解释在该缺陷分析中被忽略，之后也是如此。与所说的这种“刻板模式”的失败有些许关联的评论是：“但无论这些解释如何组合，它们都更适合作为对美国原本为何干涉和出兵越南这一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对干涉过程、作战策略和越战结束策略的分析。”即使这样陈述也是错误的。事实上，盖尔布对五角大楼文件研究中所记录的、其书中所忽略的“激进的批评”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策略演变，也为尼克松—基辛格在败局中力挽狂澜的努力，甚至为扩大和维护美国巨大（即使是部分）的胜利（即摧毁印度支那，成功地改变了在其他地方可能被效法而顺利发展的、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战后政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章）。但即使假设盖尔布的评论很精准，请注意其中的暗示。有关美国政策缘由的研究被认为离题太远、毫不相关，我们必须关注该政策如何被执行。当盖尔布提到“鸽派”时，他只关注那些认为美国会失败的“悲观主义者”，盖尔布说他们“未被忽视”，这表明“系统还在运转”。唯一能被严肃对待的有关美国政策的分析，是那些试图解释为何“美国在越南失利”的分析，而不是那些拒绝接受美国有权成功这一假设的分析。

有些人认为，关注法国人的情感和法国在欧洲的角色，在美国制定早期政策中举足轻重。盖尔布也是其中一人。但这也许是个小因素，档案记录清楚地显示，有关远东的帝国主义策略更加重要。盖尔布并未意识到后一种因素，却毫无证据地把它曲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倒置”，“经济利益被用来为政治利益打掩护”。可以用以下事实就能轻易地解释为何上一种观点大行其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高深的”理论）：它对国家宗教的威胁，不及五角大楼文件大量细节中披露的实际规划记录对国家宗教的威胁那么大。

即使在为实现不同目标的策略的细小问题上，他所使用的档案证据也需要被仔细地调查。例如，讨论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后果时，他没有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反应（NSC 5429/2, 1954年8月20日）。我们也能找到很好的理由。如果我们看看这份档案的内容，它记录了美国为应对严重的威胁（即印度支那可能迎来和平）所采取的颠覆和侵略东亚的计划。见《因为国家》, 第100—101页（还有后面的第140页）。有趣的是，正如《因为国家》所强调的那样，该档案甚至被五角大楼的文件研究严重地曲解了。

175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注释23中的例子。

176 Lawrence B. Kraus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September 1972.

177 Ray, “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78)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21—1990），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79) 加布里尔·柯尔克（Gabriel Kolko，1933—2014），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冷战研究专家。

180 Gaddis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Vill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10, 1976.

(181) 指巴伐利亚无产阶级于1919年4月13日宣布成立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后来遭到反革命军队镇压之后于当年5月以失败告终。

182 引自Charles B. Maurer, Call to Revolu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4。

183 这是商业报刊无法不意识到的事实，尽管商人们不断地抱怨凭自己的“讯息”很难接触到公众意见。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184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

185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usiness Week, March 29, 1976.

186 Winning the Cold War: The U. S. Ideological Offensive,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88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Part VIII,U. 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 January 15 and 16, 1964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953-954.

187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际开发署训练的警察是最恶劣的虐待者和凶手。萨尔瓦多就是最新的例子。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序言。被美国人训练过的军队很擅于镇压和屠杀。就这个话题，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I以及这里引述的参考文献。

只举一个例子。想一想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发起的一次攻击导致“乡村上万人死去，怀疑窝藏游击队的村子全部都被摧毁”。据村民们描述，发生过“空袭、即时处决和严加拷打……很多人相信，正在进行的由美国支持的‘农民战争’项目［受到国际开发署的大力资助］实际上是在掩盖北部的反游击队活动”，这些军事行动正在北部进行。此外，“大约85%的国民警卫队负责人在尼加拉瓜的反游击队战争中直接受到美国的培训”。尼加拉瓜是“唯一一个把军事学院每年的毕业班全部送去参加一整年训练的国家”，他们就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陆军学校受训。见Stephen Kinzer,“ Nicaragua,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New Republic, April 9, 1977。在一封神父的来信中，尼加拉瓜七位主要的天主教高级教士谴责了主导这个国家的“残暴的恐怖气氛”。见Jean-Claude Buher,“ Les droits de l’homme en Amérique centrale,” Le Monde displomatique, May 1977。连通常很荒谬的国务院《人权报告》（Human Rights Reports）都承认，尼加拉瓜也许有一些问题（主要由于受古巴支持的游击队活动），当然也完全忽略了美国的作用。参见1977年3月美国参议院递交给外交关系委员对外援助小组委员会的《人权报告》（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有关这些报告的讨论，见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I。

188 Otto H. Kahn, The My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4. 这是美国商人委员会的出版物，原本是1924年12月30日在由工业民主联盟组织的有关美国帝国主义主题的会上所做的发言，该部分的题目是“政治或军事帝国主义的主张”（“The Allegation of Political or Military Imperialism”）。

189 有关参考资料，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章。

(190) 即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社会主义政治家，1970年当选总统，1973年在军事政变中遇害。

191 James Chace, “Americ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76.

(194)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1947年，凯南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美国应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

192 Chace, “How ‘Moral’Can We Get？”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77.

193 当然，也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把这些说法看成是对美国政治分析辞令中“稳定”一词真正含义的证明。

195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1945-60 (New York: D. Van Nostrand,1962).

(196) “铁幕”指苏联和东欧在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所建立的障碍及彼此的隔绝；“竹幕”是铁幕在亚洲的扩展，指在冷战期间东亚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作者此处把两个术语合二为一。

197 Sixto Lopez, “The Philippine Problem: A Proposition for a Solution,” The Outlook,April 13, 1901.

198 “How ‘Moral’ Can We Get？”其中“经常”一词用得有些轻描淡写。

(201) 当时，美军在“共同警备区”（韩方一侧）要砍掉一棵阻挡联军观测站的白杨树。后来，朝鲜士兵到场，在争执中将美方两名军官砍死。该事件导致驻韩美军专门制订了作战计划，并从本土调来了轰炸机。

199 1977年3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发言刊载于3月25日的《纽约时报》。

200 在本特利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Boston Globe, May 18, 1975。见第5篇《重铸历史》。

202 William Beecher, “US show of force impressed N. Korea,” Boston Globe, September 3,1976.

203 Quarterly Review Staff Study，“The Attack on the Irrigation Dams in North Korea,”Air Universities Quarterly Review 6, no. 4 (Winter 1953—1954). 也可参见Robert Frank Futrell,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61), 623-624。

204 John Osborne, New Republic, June 7, 1975. 有关这位勇敢维护国家荣誉之人的更多思想，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章。

205 有关此前直至1978年这段时期的文件和更多的详情，见Chomsky and E.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1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chap. 2, section 4.4，还有此处引用的参考文献。也可参见Arnold Kohen andJohn Taylor, An Act of Genocide, TAPOL, U.K. (1979)；获取地址是the East Tim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Box 363, Clinton Station, Syracuse, NY 13201。

(206) 全称为“União Democrática Timorense”，葡萄牙语。

(207) 全称为“Frente Revolucionária de Timor-Leste Independente”，葡萄牙语。

(208) 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1922—1905），美国报纸专栏作家，1972年获得普利策奖。

209 Jack Anderso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 1979. 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空军上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说：“我认为，从根本上看这就是一件承认现实的事情。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合理的选择……没有理由与印尼人为敌……东帝汶是一个无法独立生存的实体。”参见Daniel Southerland，“U.S. role in plight of Timor: an issue that won’t go awa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6, 1980。

美国官员反复地强调，美国并不清楚在帝汶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显然一贯如此，这仅是托词。参看前面所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E. S. Herman）著作的相关部分以及该书后记。安德森指出，1975年9月19日的一份美国机密情报汇报了这次遭“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顽强抵抗”的印尼的侵袭。另一篇报告谈到，印尼将领“对苏哈托总统在葡属帝汶问题上的懈怠态度已失去了耐心，并……对其施压，使其批准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12月3日的一份情报提到，“印尼文职政府的高级官员已做出决定，认为对印尼来说，解决葡属帝汶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发动公开的进攻”。另一份报告则警告福特和基辛格，苏哈托会在他们访问雅加达时提出帝汶问题，并“试图博得（福特的）同情”。福特对此次入侵表示了“默许”，而他告诉安德森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站在印尼的立场上”。实际上，美国无疑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局势。

(210) 即东帝汶人权委员会（East Tim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详情见本文注释1。

211 福特政府和后来的卡特政府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仅为大屠杀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对如何使用美国军备不加限制，这显然违反了要求美国武器仅用于防御性目的的1958年美—印尼双边武器协定。来自政府的证人戴维·肯尼（David Kenny）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道：“只要我们给予印尼军事支持，我们就不会告诉他们该在何处动用或不动用。我们至今都没这样做过。”（《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听证会》，众议院第96届国会和会议，1980年，第193页）肯尼当时是美国国务院国会关系办公室人权立法管理官员（原文这样说），也是印尼研究专家。从1975至1979年，美国对印尼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大部分在卡特政府宣布加快武器输送之后提供。见Scot Si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nocide in East Tim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1, no. 1 (1981)。

(212) 丹尼尔·P. 莫尼翰（Daniel P. Moynihan，1927—2003），美国政治家、社会学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驻印度大使。

213 Daniel P. Moynihan with Suzanne Weaver, A Dangerous Place (Boston: Little, Brown,1978).

214 也并非无人作出努力。1980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时任参议员莫尼翰（他很厚颜无耻）针对联合国诚信委员会发言的报道。《纽约时报》报道说：“莫尼翰参议员所针对的发言的会议旨在评估联合国的方向，在会上公布了一份由100多名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签署的声明，他们谴责这个世界组织‘不再是社会公正、人权和国家平等的守卫者’。声明指出，该组织‘被不相干的政治阴谋所侵害’，并‘有成为反和平力量的危险’。”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印尼入侵东帝汶的社论，说此次入侵导致“十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个国家“就像柬埔寨一样……已等同于饥荒和难民”。“美国给予了一些紧急援助”，社论写道，“但华盛顿的作用不太光彩”。华盛顿的实际作用并未详加叙述；社论的题目是“印尼之辱”。我写了一封信，就其中的失察以及这篇社论与某人发言之间的有趣关联加以评论，说此人以贬损联合国无法有效地阻止屠杀而自傲，同时又因其“被不相干的政治阴谋所侵害”而谴责它有反和平的危险。这封信没有被发表。

联合国诚信委员会关注的当然不是帝汶，而是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获得权利，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联合国的主要罪过。喜欢滑稽场面的人可以看一看1980 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以色列游说团，他们在业余时间是一个人权组织，谴责联合国“对库尔德人、柏柏尔人和数百万困在柬埔寨、越南和帝汶的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保持沉默”。尽管美国新闻界有效地掩盖了美国阻止联合国抗议的企图，也闭口不提联合国的抗议，联合国对帝汶并未保持沉默（我们对此尤为关注）。莫尼翰意外地成为把这则广告投放在《纽约时报》上的那个组织的大英雄（该组织是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被以色列新闻界称为在美国宣传以色列的“中流砥柱之一”；本尼·兰多［Beni Landau］，《国土报》［Ha’aretz］，1981年7月28日）。“一九八四”到来了。

谈及联合国对柬埔寨和越南保持沉默，也许并非暗指美国对这些地区肆意蹂躏的那段时期。一位国务院官员显然记得莫尼翰，他承认说，我们在帝汶的政策“并非友善的疏忽，而是恶意的疏忽”（Southerland,见此前注释所引述的文章——尽管也许不能把美国输送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及其运用不相干的政治阴谋积极侵害联合国的努力准确地称为“疏忽”）。

215 更多细节见前面引述过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美国“侵害”联合国的行为显然不局限于莫尼翰之辈的“政治阴谋”。在印尼入侵东帝汶几周以后，联合国曾派出一支探寻真相的代表团，但印尼用诸如对代表团原计划到达的区域进行轰炸等伎俩阻止其到达该地区。杰克·安德森（《华盛顿邮报》，1979年11月8日）依据美国的情报文件报道了美国所做的帮助。印尼当局一度考虑击沉载有联合国观察员的护卫舰。“美国情报机构得知了这个离奇的计划，但把这个消息深埋于文件之中，并未向联合国代表团警告说他们的船会受到鱼雷的袭击。”

21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uman Rights and U. S. Foreign Assistance, Report for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1979), 144.

217 Kathleen Teltsch, “Timor Priest, Charging Genocide, Seeks U. S. Hel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79.

218 Robert Levey,“ Power play cripples E. Timor,” Boston Globe, January 20, 1980.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职业记者所做的最准确、最全面的报道。丹尼尔·萨瑟兰（Daniel Southerland）也报道了列奥纳多神父的证词，见Daniel Southerland,“ East Timor’s agony rivals that of Cambodia,”Christen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edition,December 17, 1979。该报道引述了神父的叙述：“印尼人动用步兵部队发动了残酷的进攻，还动用了美国提供的武装侦察机OV-10‘野马’（Bronco）。他们把人们集中在村庄和再安置中心。他们偷拿了至少一部分救济食物并将其出售。”

萨瑟兰提到：“列奥纳多神父也许会很乐意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没人邀请他去作证，这也许会冒犯印尼人，当然也会重新引发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争论。”他所说的是12月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重新引发”争论的说法有点误导性，因为争论并非主流，几乎不受美国媒体关注。还可参见Daniel Southerland,“ East Timor: plight worse than Cambodia？” Christe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6, 1979。

219 见前面所引述的特尔奇（Teltsch）的文章。然而，列奥纳多神父的证词的确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强硬的社论（《非正义的东帝汶战争》［“An Unjust War in East Timor”］，1979年12月24日），这是它首次谴责这场始于1975年的战争。社论指出：“虽然大多数镇压性武器由美国制造，华盛顿却出于常见的实用主义原因绝口不谈自己的关注程度……美国对于东帝汶的沉默，与对于柬埔寨的愤慨形成奇特的对比；两个地区都遭受了很大的苦难。”然而，这种对比并不奇怪；柬埔寨的苦难可以归咎于官方的敌人，而帝汶的苦难需由美国负责，这种对比因而是可以预见的。该社论正确地指出：“美国人只是逐渐地意识到，印尼对遥远的东帝汶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却并未解释美国支持下的屠杀持续了四年之久而美国人并未觉察的原因。

220 Jimmy Burns, “Indonesian troops ‘taking supplies for the starving,’” Observer, January 20, 1980.

221 David Watts, “Relief is reaching East Timor but thousands have already died from Indonesian starvation policy,” The Times (London), December 14, 1979.

222 具体参考资料以及进一步讨论，见此前所引用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

223 Henry Kamm, “War-Ravaged Timor Struggles Back from Abyss,”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80. 凯姆（时任《纽约时报》通讯记者，1978年因报道印度支那难民状况而获得普利策奖。——译者注）写道：“来自雅加达印尼军情处的本尼·曼迪拉卡（Benny Mandalika）少校总是在场，无论是对普通民众还是对帝汶裔印尼长官做采访，他都做了记录，并经常堂而皇之地看看记者做的笔记。被问起为何如此行事时，他解释道：‘我必须陪着你，这样你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上司告诉我，你们去哪里，我都陪着。如果你采访街上的人，你也许会得到错误的信息。’”

凯姆评论道，印尼的侵吞和绥靖过程“一直被双方具有偏向性的宣传所掩盖”，他认定，能够说出“双方都给人们施加压力，他们野蛮地发动战争，使许多人逃亡”的就是“最不具偏向性的消息提供者”，但并未解释依据是什么。例如，为什么列奥纳多神父不是“最不具偏向性的消息提供者之一”？或者为什么不是其他很多反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难民、天主教神父以及那些私下传递申诉迫使印尼终止屠杀的写信者？《泰晤士报》驻东南亚的通讯记者们多年来有意地忽略了这些写信者，现在仍然如此。这些信息提供方并未宣称，战争暴行由双方平摊。鉴于兵力范围和印尼对平民所发动的袭击的本质，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凯姆所表现出的公正，并不比他早年间对印尼将领们的说法鹦鹉学舌般的重述更令人信服。他所提到的“双方具有偏向性的宣传”也并未传递这一事实：进行偏向性宣传的一方，即美国政府，完全控制了媒体报道，而媒体报道的内容通常被自由媒体也呈现为客观事实。更多的细节见前面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

与凯姆的文章一起出现的还有一则一页长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广告，并附有其主席利奥·彻恩的签名。这则广告呼吁人们采取行动，迫使越南人及其苏联支持者允许将援助送抵柬埔寨：“除了扩大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目前需要的是发出愤慨的高声呐喊，让越南和苏联听到。如果说莫斯科和河内的人民对来自全世界的意见不为所动，这不是真的。他们会因羞耻而采取行动。如果他们做不到，至少我们会努力。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让他们逍遥法外。”与此同时，在柬埔寨，国际救援官员碰巧一直在坚称，越南人和他们在柬埔寨设立的政权正在竭尽所能地治理被毁坏地区的饥荒。

有关彻恩对难民的关心，见TNCW第2章注释1。

224 James M. Markham, “Refugees from East Timor Report Famine Situ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80. 马克汉姆报道了自1979年末以来的难民证词，东帝汶的华裔设法行贿逃出那里，其中一个人用这些词进行叙述：“人人都想走。这是一片邪恶之地。”他们不愿意说得太多，“因为害怕印尼人对自己的家人打击报复，他们想用钱换回家人的自由”。他们说起过毒打、处决、大批人死于饥饿、印尼官员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转移、折磨和人口失踪、强制使用印尼国籍、“看起来是小型美国‘野马’侦察攻击机”所进行的定期轰炸，还有许多印尼伤亡者“被直升机运往帝力的军队医院”。有个人把帝力说成是“恐怖的世界”。与里斯本的其他难民一样，大部分帝汶难民似乎不关心政治。一个“面相粗犷的男子”说，他被“游击队带到了山区，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帝汶民主联盟的成员”，而“他的情绪似乎更多地受抓获他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成员的影响，而不是受印尼人的影响”。

之前，美国记者小心谨慎地回避谈到里斯本的难民，或至少是他们有关帝汶的证词（参阅前面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有一次，为了克服新闻界无法报道难民证词的问题，帝汶难民被关注该问题的私人团体带到了美国。例如，四位难民（其中三位是马克汉姆的消息提供人）于1980年1月中旬被带到了美国，和几家主要报纸的编辑见面，但据我所知，他们的证词根本没有出现在美国新闻里。这些做法使得查找或留心难民证词的工作一筹莫展。有人也许说，新闻界应对“预先挑选的”难民保持怀疑的态度。如果新闻界没有谨慎地避免自己去挑选难民的话，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为避免让帝汶难民提供那些无法接受、不受欢迎的信息，新闻界一直在模仿国务院的做法。见TNCW第372页。

225 见前面所引述的文章以及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在《乡村之音》（Village Voice）中的许多重要报道和评论。还可参见“Another Cambodia, with Uncle Sam in a supporting role,” New Republic, November 3, 1979。这篇文章大体上是准确的，还有编辑莫顿·康德拉克（Morton Kondracke）的签名。另外还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East Timor—the other famine,” December 18, 1979。该社论呼吁“倾注同情”，却完全忽略了美国在导致它所叙述的恐怖中起到的作用。

226 有关西方对此次屠杀的反应，见TNCW第372—373页。

227 有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见前面所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第4章第1节。

(229) A. J. 兰古斯（A. J. Langguth，1933—2014），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教育家、战争研究专家。

(232) 迪斯·普兰（Dith Pran，1942—2008），柬埔寨大屠杀的难民和幸存者，后成为摄影记者、作家。

228 Arnold Kohen, “The Cruel Case of Indonesia,” Nation, November 26, 1977.

230 A. J. Langguth, review of Chomsky and Herman, op. cit., Nation, February 16, 1980.

231 “The New Foreign Correspondence,”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 March 1980.

233 尤其见弗朗斯科·马利亚·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神父和阿波利纳里奥·古特雷斯（Apolinario Guterres）神父提交的声明，他们都是天主教教士，“代表着葡萄牙的东帝汶难民委员会”。他们说自己“被印尼人强迫离开帝汶，因为我们代表在西帝汶的东帝汶人向雅加达的皇家荷兰大使递交了申诉，要求他帮助把这些人疏散到葡萄牙”。他们详细地叙述了印尼人在帝汶的暴行，印尼人在西帝汶处死了很多难民。为防止难民前往葡萄牙，印尼人遵从荷兰大使的安排，于1976年5月把7 000难民从西帝汶驱逐至东帝汶等。他们说：“我们说的是大屠杀”，并断定“印尼的密集轰炸战和滥杀一直未曾减弱过”，而成千上万帝汶人被禁止出境，“我国大多数人未曾得到任何帮助，因为他们无法到达救助营地，尤其因为印尼官员大范围的贪污”。国际红十字会项目的一半预算花在给帝汶全境运送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上。他们评论道：“这些钱会直接进入印尼政府。印尼有飞机和直升机（多亏了美国）来杀害我们的人民，但帮助他们的直升机却为了获利而必须租用。”

还可参见费尔南德斯神父在1980年6月10日的证词，session of the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Agencies,Part 6（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这在美国新闻中也未曾播出。费尔南德斯神父在此声称，有30万帝汶人可能在此次入侵中丧生。见“Accounts of Repression in East Timor Contradict U.S. View in House Inquiry,”Reute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3, 1980。

234 Bernard D. Nossit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November 12, 1979.

235 “Cambodia and Timor,” editorial,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1980.

(236) 全称为“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237 Bernard D. Nossiter,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2.

238 Boston Globe, June 27; June 9, 1982.

239 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576, 110．这是一项尽量以同情的角度解读以色列的研究。有关讨论见TNCW第13章。

240 审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告知国会，美国的实际援助也许比公布于众的数字高出60%之多。这是审计总署对美国向以色列的援助进行详细的调查之后得出的初步结果。“有关审计总署的调查有多少能被公布于众的主要问题明年［1983］会有进展。”James McCartney,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August 25, 1982。

241 G. Neal Lendenmann, “The Struggle in Congress over Aid Levels to Israel,” American-Arab Affairs, Winter 1982—1983 (see chap. 4, note 60, Fateful Triangle); Boston Globe,September 26, 1982.

242 若要评估美国援助的实际程度，见Thomas Stauff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29, 1981。若需详细的官方报道，见Yosef Priel, Davar, December 10,1982; Ignacio Klich, South, February 1983。

243 Bernard Weinraub,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82.

244 “Senate OK’s foreign aid plan with $2.6b for Israel,” Washington Post—Boston Globe,December 18, 1982.

(245) 伊恩·拉斯提克（Ian Lustick，1949—　），美国政治学专家、中东现代史和中东政治专家。

246 Ian S. Lustick, “Israeli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 Amanda Mitchison, “Gift horses,” New Statesman, February 4, 1983.

247 以色列情报机关显然是如此行事的。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报告，中情局的作用之一是获取“数据让西方反以色列的团体噤声”，同时采取“阴谋破坏、准军事化和心理战计划，例如人身攻击或黑色宣传（指别有用心地、策略性地传播谎言——译者注）”。“几乎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犹太人社区，都有大力支持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同情者，这些联手关系经过精心的培养，成为消息、欺骗性素材、宣传和其他目的的渠道。”“为了抵消反对力量，他们也试图安插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见“Israel: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reprinted in Counterspy, May- June 1982. 这是美国记者从伊朗带回的一份文件，美国大使馆被伊朗人占领之后记者们被放回了美国。鉴于当时的情况，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尽管文件本身的特点以及随后有关它的讨论也可以证实。以色列摩萨德（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中央情报局）的前领导人伊赛尔·哈雷尔（Isser Harel）承认了该文件的真实性，但却谴责它“反犹太人”“一边倒且带有恶意”“浅薄”，这说明在写这篇报道的1979年那段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有“改写历史”的倾向。参见Yuval Elizur, Boston Globe, February 5, 1982，他引用了《晚报》（Ma’ariv，以色列希伯来文日报。——译者注）上的采访。

248 General (Res.) Mattityahu Peled, New Outlook (Tel Aviv), May/June 1975. 马蒂亚胡·佩莱德将军在此讲述了他的美国之行。

249 这是《新展望》（New Outlook）杂志的编辑西姆哈·弗拉潘于197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后来被中东和平基金会（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会长小莫尔·索普（Merle Thorpe, Jr.）在1981年12月16日第97届国会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和中东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所引述（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第143页。

(250)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以色列军官、政治家。沙龙参加过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多次战争，1981年起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多个政府要职，并指挥了第五次中东战争。沙龙于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直至2006年1月因中风而无法继续履职。

(252) 即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3），以色列政治家，曾在1977—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253) Gush Emunim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信仰者集团”。该集团自 20世纪末在以色列崛起，是具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团体。

251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5章第5—8节。

254 见上面出处的第4章。

255 Jessie Lurie, Jewish Post & Opinion, May 28, 1982.

256 有关他所说的“以色列游说团”的政治影响力，见Seth Tillm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提尔曼（Tillman）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尤其关注中东情况。

257 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写道：“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主席索尔·蔡金（Sol Chaikin）的话说，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Victor Gotbaum，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我们无法为［兼并格兰高地］辩解，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很多工人领袖发觉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258 见Stephen Zunes, “Strange Bedfellows,” Progressive, November 1981。他指出，对以色列的热情支持与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恰好结合在一起。也可参见Richard Bernstein,“Evangelicals Strengthening Bonds With Jew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83以及J.A. James, “Friends in need,”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0, 1983。它们讨论了美国政治中“福音派支持的潜在重要性”及其所掌控的媒体的“强大基础设施”，还有其中可发掘的巨大财富。《话报》（Davar）报道说，“在以色列和美国创立并由基督教极端分子赞助的”圣殿山基金（Temple Mount Fund）打算向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捐赠几千万美元（1983年1月23日［Israleft News Service］）。以色列新教福音派联盟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可能更加明显，这种推测十分合理，在以色列也有人这么说。他们沿袭了危地马拉的模式，那里的里奥斯·蒙特（Rios Montt）政权（该政权的残暴野蛮甚至超过其前任）受新教福音派运动的支持，听从以色列的建议并接受其提供的物资。见TNCW，第315页及参考文献。也可见第2章注释(247)引用的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该研究称：“以色列人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准军事的行动计划，尤其在非洲。”里昂·哈达尔在其有关美国工会领导人的报道中提到：这些领导人尤其“对以色列成功地与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联手抵抗苏联的影响印象深刻”——“抵抗苏联的影响”是拒绝使用民族主义各种多余形式时常用的代码。美国的工会官僚应该乐意看到支持蒙博托等人，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惊奇。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写道：“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主席索尔·蔡金（Sol Chaikin）的话说，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Victor Gotbaum，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我们无法为［兼并格兰高地］辩解，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很多工人领袖发觉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259) 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以色列政治家、军事家，1974—1977年出任以色列总理，1992年再次出任总理，1995年被刺杀身亡。

(260) 此处指1973年9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意识到和平谈判的重要性。他在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后积极通过谈判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

261 引自Amnon Kapeliouk, Israel: la fin des mythes （Paris: Albin Michel, 1975, 219）。这位优秀的以色列记者写的这本书是有关1967—1973年以色列政府（工党）政策的最佳报道。有人接洽多家美国出版社要求发行英文版，但没有一家愿意这么做。

262 引自Zunes, “Strange bedfellows”。

(265) 全称为“Israel Defense Forces”。

(266)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898—1978），以色列女政治家，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

263 参见Pro-Arab Propaganda in America: Vehicles and Voices: a Handboo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1983); Thomas Mountain, “Campus anti-Zionism,” Focus(Brandeis University), February 1983（感谢反毁谤联盟承认这些都是“事实”）；还有在全国各大学传阅的印刷品和小册子，尤其是那些出处不明的资料，分发它们的学生通常以为这些材料都是反诽谤联盟的。

264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284—285页。

267 Benny Landau, Ha’aretz, July 28, 1981; Tillm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65; Jolanta Benal, Interview with Meir Pail, Win, March 1, 1983.

(268) 原文用Vietnam vintage指越战以后的越南人。

269 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在美国，有很多“巴解组织的拥护者”，甚至连新闻界都是“亲巴解组织的”（《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见第1页的作者注）。也许连巴解组织的支持者也这样认为。当找到例证时，通常发现这些“拥护者”是批评巴解组织的评论家（苛刻的评论家），但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拥有同样的人权和民族权利。

(271)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著名犹太裔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主要人物。

270 Nathan and Ruth Ann Perlmutter, The Real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Arbor House, 1982, 72, 111, 116, 136, 133-134, 159, 125, 231)。该书也包括对以色列政策批评家的各种诋毁和对其观点的歪曲。身处这些圈子的人大致会预想到是这样，但也不会做更多的评价。

(274) 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1907—1984），英国作家，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

(275) 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政治家、以色列第一位总理，其在任时间为1948—1953和1955—1963年。

272 也许可以指出的是，对于关注这些事实的人而言，“对石油的刻意操控”似乎也是个轻易的借口（而这种“酸腐的格言”却很少有人评论）。例如，可以参看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乔恩·金奇（Jon Kimche）的评论，他谈到工党政府在使用“石油做武器”之前，其公然的欺骗行径和拒绝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态度是如何将友好的非洲国家排斥在外的。参见Jon Kimche, There Could Have Been Peace (New York: Dial Press,1973), 310-311。

273 Abba Eban, Congress Bi-Weekly, March 30, 1973; 1972年7月31日发表的演讲；Irving Howe,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About Israel: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73。

276 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1917—194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7.

(277)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美国犹太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78 Interview, Jewish Post & Opinion, November 19, 1982. 采访者戴尔·V.米勒（Dale V.Miller）十分准确地、似乎有所褒扬地把他的立场解释为，批评“范围”是“以色列人唯一的权力”。有关威塞尔对贝鲁特9月大屠杀的态度。

279 Safran, Israel, 571.

280 引自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42。

281 有关这一点的讨论，见我的文章“What directions for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in Michael Albert and David Dellinger, eds., Beyond Surviva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282 引自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188；出自Winston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53), 249。更多近期的讨论，见Lawrence S.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柯尔克夫妇的两册书（引自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42。）对了解一般的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此后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作品，包括在我看来能基本证实他们的分析的大量文献记录，尽管记录中的事实很少被人承认。既然他们没有遵守已被认可的陈规，提到他们的贡献也被视为违背学术伦理。

(284) 即当时的美国驻希腊大使。

283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19, 88.

285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 149, 154, 296；要看到广泛的评论和资料，见同一出处。

(287) 即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1979年伊朗革命后被奉为政治和精神领袖。

286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80, 232.

288 而且新近以来，日本于1982年取代美国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头号贸易伙伴，也是波斯湾大部分其他石油生产国的第一或第二位供应商。尽管如此，中东还是“美国唯一的海外市场，在过去几年中成长迅速”。参见William O. Beem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0, 1983。

289 讨论见TNCW，第2章和第11章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290 《纽约时报》，1954年8月6日；更多引用及评论，见TNCW，第99页。

291 引自TNCW，第457页，转引自MERIP Reports，1981年5月；另见《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 of Palestine Studies），1981年春季刊。消息来自一则备忘录，获得渠道符合美国信息自由法。

292 主管这些行动的官员、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Pinhas Lavon）成为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社会主义工会）的秘书长。据受人尊敬的以色列记者内厄姆·巴尔尼亚（Nahum Barnea）说，拉冯发出的命令比那些导致埃及恐怖行动的命令要“严厉得多”，包括企图“在加沙地带和非军事区的水源中投毒”（《话报》，1979年1月26日）。他并未说明这些所谓的命令是否已被执行。

直接负责这些行动的人是阿弗里尔·阿德（Avri el-Ad），他在《荣耀坠落》（Decline of Honor, Chicago: Regnery, 1976）一书中叙述了这些行动。见Livia Rokach,Israel’s Sacred Terrorism (Belmont: AAUG, 1981），其中有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首相有关这些事件以及当时最高层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日记节选。有关随后的政治—军事危机（拉冯事件），见Yoram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 Israeli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这是一项打破许多错觉的重要研究。

293 “Issues Arising Ou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这是1958年1月2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5801/1号文件中的评论，解密日期为1981年12月10日）。

(296)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1930—1974年为埃塞俄比亚皇帝，1974年政变后退位。

(297) 伊迪·阿明（Idi Amin，1925—2003），自1976年起任乌干达终身总统，1979年流亡海外。

294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261-262.

295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James Ennes,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Richard K.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June 1978，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后来还有鱼雷艇］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这种解释实属温和。

(298) 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 Seko，1930—1997），自1965年起任扎伊尔总统，1997年流亡海外。

(299) 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édel Bokassa，1921—1996），自1966年起任中非共和国总统，1979年流亡海外。

300 见TNCW，第315页及参考文献。也可见第2章注释(247)引用的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该研究称：“以色列人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准军事的行动计划，尤其在非洲。”里昂·哈达尔在其有关美国工会领导人的报道中提到：这些领导人尤其“对以色列成功地与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联手抵抗苏联的影响印象深刻”——“抵抗苏联的影响”是拒绝使用民族主义各种多余形式时常用的代码。美国的工会官僚应该乐意看到支持蒙博托等人，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惊奇。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写道：“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主席索尔·蔡金（Sol Chaikin）的话说，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Victor Gotbaum，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我们无法为［兼并格兰高地］辩解，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很多工人领袖发觉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301 UPI（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Boston Globe, May 16, 1982. 全句是，“商务部透露说，尽管在对抗游击队的艰苦战争中实行贸易禁运，美国制造的直升机和零部件还是从以色列运到了罗德西亚（如今的津巴布韦）”。以色列工党的刊物引用南非军工负责人的话说，以色列的“技术帮助南非躲避了因其种族政策而被施行的武器禁运”（《话报》，1982年12月17日）。《以色列日报》（Yediot Ahronot）引述《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写道：通过从以色列人手中转送和维修法国的武器，“以色列的技工正在帮助南非躲避法国武器禁运”（1981年10月29日）。拉宾的工党政府于1970年代中期与南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今仍然温馨。正如工商部长吉东·帕特（Gidon Pat）近期在普利陀利亚所说的那样，“以色列和南非是世界上仅有的30个民主国家中的两个”。同样，约阿夫·卡尔尼（Yoav Karni）报道说，工党的伽得·亚克维（Gad Yaakovi）在以色列的“电视访谈中赞扬了与南非的经济和‘其他’（也就是军事）关系”。亚克维还说，如果他在英国、荷兰或瑞典说出类似的话，也许会失去他在社会民主党中的成员资格，尽管他的话在以色列工党内部并未造成麻烦。参见Yoav Karni,“ Dr. Shekel and Mr. Apartheid,”Yediot Ahronot, March 13，1983。

关于以色列与南非的广泛关系，包括军事及其他关系，见TNCW第293—294页及引用的参考文献；Israel Shahak, Israel’s Global Role（ Belmont: AAUG, 1982）；Benjamin Beit-Hallahmi,“ South Africa and Israel’s Strategy of Survival,”New Outlook (Tel Aviv), April/May 1977; Beit-Hallahmi“, Israel and South Africa 1977-1982: Business as Usual—and More,”New Outlook, March 1983，文中有更多关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对南非表现出热情的细节，双方通过以色列安排将南非的货物转运到欧洲和美国，以避免抵制等（尽管工党想隐瞒此事）；Uri Dan“, The Angolan Battlefield,”Monitin, January 1982; Carole Collins,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January 22, 1982; 还有其他许多参考来源。

(302) “南锥地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指南美洲南段的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和地区。

303 见TNCW第290—291页及引用的参考文献；Shahak，Israel’s Global Role; Ignacio Klich,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1982, February 1983; Washington Report on the Hemisphere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June 29, 1982;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August 6, September 24, December 17, 24, 1982; El Pais （西班牙）, March 8-10，1983；Steve Goldfield, Jane Hunter, and Paul Glickman, In These Times, April 13, 1983; 还有其他许多参考来源。最近有报道称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拜特阿尔法集体农庄（Kibbutz Beit Alpha ［Mapam］）向智利军队提供了军备（《国土报》，1983年1月7日）。以色列尤其是危地马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经济学人》，1982年4月3日），它帮助美国政府逃避国会的武器禁令，而以色列的军事顾问也十分活跃。对恐怖大屠杀负有责任的危地马拉新政权成功地获取了权力，它将此归功于以色列顾问；其前任政府，即残忍的卢卡斯·加西亚（Lucas Garcia）政权，曾公开表达它对以色列的敬意，视其为“楷模”（见第290页）。有关里奥斯·蒙特政权所达到的残暴新高度，见Allan Nairn, “The Guns of Guatemala,”New Republic, April 11, 1983 （同时要忽略与以色列的干系，该杂志几乎不讨论这一点）。见本杰明·拜特—哈拉米（Benjamin Beit-Hallahmi）未发表的论文《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军事政权的支持》（“Israel’s support for Guatemala’s military regimes”），文中的消息来自以色列媒体，还有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我们再回头看看更多的细节问题。关于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理武器供应国面向第三世界各个‘热点地区’”销售武器，见SOUTH，April 1982。武器销售现在占以色列工业出口的三分之一（Davar Hashavua, August 27, 1982）。

304 见Michael Klare, in Leila Meo, ed., U.S Strategy in the Gulf (Belmont, MA: AAUG, 1981)。

(306) 全称为“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305 Michael Klare, Beyond the “Vietnam Syndrom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81).

(308)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被以色列人称为“加利利和平”（Peace for Galilee）行动，而阿拉伯人则认为是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

(309)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53—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307 Advertisement，New York Times，October 13, 1982；Joseph Churba, letter，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1982. 还可见Joseph J. Rosen，The Strategic Value of Israel,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关于美以关系的文件，1982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在华盛顿经官方注册的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

310 Thomas L. Friedman, “After Lebanon: The Arab World in Crisis,”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2, 1982.2

311 蒙博托并非唯一一位有这种想法或被建议如此行事的残暴独裁者。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一直是她丈夫的“国际宣传者”，在1981年12月29日接受左翼刊物《警戒报》（Al-Harmishmar）（属于Mapam，即以色列统一工人党。——译者注）采访时，她解释了他们利用与以色列的关系改善和美国犹太人影响力的意图是“改善在美国媒体中被抹黑的［菲律宾独裁领导人］形象，并改变他们在美国国会不受欢迎的状况”。记者利昂·哈达尔在做评论时谈到了以色列官员的意见，他们认为，拥有“负面形象”的其他第三世界独裁者对用这种方法获得美国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很感兴趣，加强以色列在第三世界的作用是以色列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所获得的优势之一。

312 Tamar Golan, Ma’ariv, December 1, 1982; Reuters, Boston Globe, January 20, 1983;UP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83.

313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1982.

(315) 路易斯·阿尔贝托·蒙赫（Luis Alberto Monge，1925—2016），1963—1966年任哥斯达黎加首任驻以色列大使，1982—1986年任哥斯达黎加总统。

314 Susan Morg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4, 1982; “Guatemala: Rightists on the warpath,”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March 4, 1983.

316 最近的诸多事例之一见Marlise Sim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82。文中引用了美国天主教传教士的话，他们说：“袭击者们近来不断折磨、摧残抓获的农民和桑蒂诺民主解放阵线（即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是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党，于1979年推翻了统治危地马拉长达45年的索摩查家族。——译者注）的支持者，制造了与过去一样的恐怖。”同时还提供了例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全美洲美国陆军学院（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受训。

317 梅克林指出，美国广泛而直接地参与拉美的国家恐怖主义始于肯尼迪政府时期，当时拉美的军事任务从“半球化防御”转向“内部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人发动战争。在整个拉丁美洲，效果都是灾难性的。就影响力而言，肯尼迪派自由主义者所做的1961年决定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在美国人们却对它知之甚少。

318 Charles Maechling Jr., “The Murderous Mind of the Latin Military,” Los Angeles Times,March 18, 1982.

319 见TNCW第429页、第13章及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320 Yoav Karni, “The secret alliance of the ‘Fifth World’,”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22, 1981. 见TNCW第292—293页。

321 Leslie H. Gelb, “Israel Said to Step Up Latin Role, Offering Arms Seized in Lebanon,”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82.

322 相关引用和讨论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51)。

323 Adam Clymer,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2. 全文见Le Monde, June 1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1, 1982。

324 相关参考文献见John Cooley, Green March, Black September (London: Frank Cass, 1973），161-162；Chomsky,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140。

(325) 据《圣经》记载，歌利亚是勇猛的非利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其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了以色列，并成为著名的大卫王。

326 美国媒体似乎忽略了以色列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这一重要讨论，除了约翰·库尔利（John Cooley）1972年7月17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报道。有关他所说的“围绕以色列诞生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的讨论，见Simha Flapan,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9), 317-318。

327 Yediot Ahronot, July 26, 1973; 见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42。

328 见Chomsky, “Israel and the New Left,”in Mordecai S. Chertoff，ed., The New Left and the Jews (New York: Pitman, 1971）；还有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第5章，其中包括对欧文·豪、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国知名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译者注）和其他人的一些重要文章进行的讨论。见第5章，下面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329 见上述注释中有关此事和其他例证的参考文献，我在展现所有参考文献时均不假借证据或理性论据。当目标不在被认可的共识范围之内时，我总是采取这种立场。

(330) 哈特姆·侯赛因尼（Hatem Hussaini），出生于耶路撒冷，后在黎巴嫩、埃及、美国等国生活和工作，曾在华盛顿成立巴勒斯坦信息交流中心（Palestine Information Center），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

(331)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巴勒斯坦立国主义的积极分子，以提出东方主义著称。

(332) 法瓦兹·图尔基（Fawaz Turki），巴勒斯坦诗人、散文家，曾流亡世界各地。

(333)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美国民权运动活动家，后来转而支持“黑豹党”，成为“黑人权力”发起人。

(334) 詹姆斯·佐格比（James Zogby，1945—　），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Arab American Institute）创立者及主席。

(335) 哈桑·拉曼（Hassan Rahman，1944—　），1994—2005年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美国大使。

(336) 克里斯·基亚路（Chris Giannou，1949—　），加拿大籍希腊裔战伤外科医生，1996—2006年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席外科医生。

(337) 伊斯雷尔·沙哈克（Israel Shahak，1933—2001），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教授、以色列人权及公民权联盟主席。

(338) 盖尔·布莱斯堡（Gail Pressberg），“美国即刻和平”（Americans for Peace Now）组织高级政策顾问，一直致力于中东发展、和平和能源等问题。

339 他们中间还有一直严厉批评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人，比如恶毒程度排序中的第三个人以及其他人。但这份名单中无人达到以色列政府宣传体系中核定的奴性标准，因此他们也许被某人认为是“支持阿拉伯的”，这些人把这当作标准来区分“教导”和“宣传”。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我有关该话题的每个发言实际上都经过了某个小型学生或教职人员小组整理。任何熟悉美国的明智之人当然无需被告知就会明白这一点。

(342) 1954年前后，以色列特工在埃及策划了一连串恐怖活动，活动失败之后多名相关人士被拘捕，最终导致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下台。

340 Jewish Post & Opinion, November 5, 1982.

341 耶路撒冷国内电视台，1982年9月24日。他的讲话重印于The Beirut Massacre(New York: Claremo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1982），来源是美国政府对外广播新闻处（FBIS）。

343 理查德·史密斯（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James Ennes,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Richard K.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June 1978，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后来还有鱼雷艇］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这种解释实属温和。）。他指出，近年来与之可比的只有日本1937年袭击美国炮艇“帕奈”号（Panay），其中有三人死亡。在个人和政府层面，以色列“出奇麻木的”态度与日本随之而来的更多反应形成了对比。他的结论是：国家之间无朋友，只有利益。但他忽略的事实是，日本无法依靠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掩盖这一事件，以色列却正确地、理所应当地把这视为一种特权。

344 Amos Oz, “Has Israel Altered Its Visio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1982.有关学术界对这些事件的错误表述以及涉及萨夫兰著《以色列》（Israel）的部分，见TNCW第331页。

345 媒体对这些事实的罕见记录参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派记者在1982年6月4日发表的文章；还有Cecilia Blalock，Amos Oz, “Has Israel Altered Its Visio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1982，1982年6月22日；Philip Geyelin, Washington Post（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June 20, 1982）。关于这些事件及掩盖性报道，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James Ennes,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Richard K.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June 1978，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后来还有鱼雷艇］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这种解释实属温和。；还有Anthony Pearson,Conspiracy of Silence (New York: Quartet, 1978）以及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346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第5页引自《时代周刊》的话，《时代周刊》被认为对以色列持批评的态度。

(348) 艾毕·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于1965—196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347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471.

349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481.

350 这句话以及随后的话都出自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冷战史学家，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译者注）的一项富有启示性的研究，即Melvyn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AHR Foru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84。

351 Kolko, Politics of War.

352 Samuel Huntington, in M. J. Crozier, S.P. Huntington,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这是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有关该委员会，见Holly Sklar, ed., Trilateralis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0)and 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353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见TNCW的简要评论。见Robert Schulzinger，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此处记述了一段更浅显的常规历史，略去了舒普（Shoup）和敏特（Minter）所讨论的关键性材料，却引用了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谴责他们有“选择性”的“官方驳斥”（《外交事务》，1977年10月）。邦迪和舒尔辛格（Schulzinger）都不加分析地摈除了舒普和米特的研究，认为其偏执的视野堪比极右派（Far Right）。他们的重要研究被忽略了。标准的历史也忽略了凯南在此处引述的立场，连他的回忆录也是如此。有关战争时期和战后早期，尤其请参见Kolko, Politics of War；Gabriel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这是两部对大型文献资料有创造性贡献的著作。

(357) 第五种自由（the Fifth Freedom）的说法是从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并被纳入《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延伸而来的，是一种非官方说法。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掠夺、剥削、支配以及为确保已有特权得到保障和推进而采取任何方式行动的自由”，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真正奉行的自由。

354 有关参考文献及讨论，见Noam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V。

355 James Chace，“How ‘Moral’ Can We Ge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77.

356 见TNCW第2章。

(358) 安克雷奇（Anchorage）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南部，是该州最大的城市。

(360) 暴风突击队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银河帝国的精锐突击队。

359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1996年11月1日、11月2日的演讲；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6, Book II (Washington, 1967) 563，568;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15, 1948, House, 2883。

361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219. 有关更多拓展性的讨论，见TNCW第195—196页。

(364) 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1920—2018），美国历史学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365) 克莱尔·斯特林（Claire Sterling，1919—1995），美国作家、记者，主要关注犯罪、政治刺杀和恐怖主义。

(366) Polisario，即波利萨里奥阵线，1973年5月10日正式成立，目标是反抗西班牙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

362 Seymour Hersh，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1983), 270, quoting Roger Morris; Morton Halperin et al., The Lawless State (New York: Penguin, 1976), 17, citing Hersh,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 1974.

363 LaFeber，Inevitable Revolu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3), 157.

367 Walter Laqueur，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9, 1981; Economist, September 19, 1981.关于美军基地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对古巴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见Herman，Real Terror Network, TNCW和所引述的来源。斯特林倍受赞誉的寓言可能部分基于中央情报局编造的一份文件，该文件用于测试叛逃者的诚实度，然后通过贩卖“情报泄漏”植入功能的低劣网络进行传播。见Alexander Cockburn，Nation, August 17, 1985。

368 For Reasons of State，31-37, 引述了《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中的资料。

(370)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1821—1848年任奥地利帝国首相。

369 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引用了1949年4月总结PPS 51号文件的会议记录，见Michael Schaller, “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 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82；该研究还建议，应当允许“它们经济发展的某种多元化”。有关该话题更完整的陈述，见Schaller；约翰·道尔（John Dower）和理查德·杜·博夫（Richard Du Boff ）的文章见Chomsky and Howard Zinn，eds., Critical Essays, vol. 5 of the Pentagon Papers (Boston: Beacon, 1972); For Reasons of State，chap. 1, V。

371 Perkins, I, 131, 167, 176—177. 最后一句话是珀金斯（Perkins）对欧洲政治家中“广为流传的，不，几乎是普遍观点”的总结。

372 见For Reasons of State, 3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Ⅱ; TNCW; Joel Charny and John Spragens，Obstacles to Recovery in Vietnam and Kampuchea: U.S.Embargo of Humanitarian Aid, Boston: Oxfam America, 1984)。

373 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286.

374 关于这一点，参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Ⅱ, 2.2。

(375) 即毛里斯·毕肖普（Maurice Bishop，1944—1983），格林纳达政治家，1979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任格林纳达首相。

376 有关该问题，见At War with Asia; For Reasons of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Ⅱ；还有其他资料。

(377)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2011），捷克作家、剧作家，1989—199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2003年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378 Tony Blair, in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Newsweek, April 19, 1999; Vaclav Havel, “Kosovo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1999.

379 Michael Wines, “Two Views of Inhumanity Split the World, Even in Victory,”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lead article, June 13, 1999; Michael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380 Bob Davis, “Cop of the World？ Clinton Pledges U.S. Power Against Ethnic Cleansing,but His Aides Hedg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1999.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A Just and Necessary War,” New York Times, May 23; April 1, speech at Norfolk Air Sta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99.

381 Sebastian Mallaby, “Uneasy Partners,”New York Book Review, September 21, 1997. 托马斯·弗里德曼引用了政府高级决策者的话，见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92。在此前引述的文献中，戴维斯也是这样解释桑迪·伯格在某次访谈中的话。

382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to Congress, 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 January 31, 2000. Tony Blair, Alan Little, “Moral Combat: NATO At War,” BBC2 Special, March 12, 2000.

383 见4月10—14日发表的《77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宣言》。有关背景信息，见《第三世界的复兴》（Third World Resurgence）杂志（马来西亚槟城），2000年第117期。

(385) 阿莫斯·吉勒博阿（Amos Gilboa，1939—2020），以色列情报专家、作家，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任职。

384 Anthony Sampson, “Mandela accuses ‘policeman’ Britain,” Guardian, April 5, 2000.

386 Schiff, Amnon Barzilai, Ha’aretz, April 5, 2000. 有关印度、以色列和埃及的反应，见Noam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chap. 6。

387 有关此类事件，见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和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以下称“NMH”）。

388 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和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以下称“NMH”）。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和下面的评论。

389 Andrew Kramer, “Putin following Yeltsin’s misguided policies, Solzhenitsyn says,” AP,Boston Globe, May 17, 2000.

(390) 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31—2010），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东亚问题专家。

391 John Mearsheimer, “India Needs The Bomb,” New York Times op-ed, March 24, 2000;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59. Michael MccGwire,“Why did we bomb Belgrad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76. 1, January 2000.

392 Christopher Marquis, “Bankrolling Colombia’s War on Drugs,”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00, 最后一段。

393 Tamar Gabelnick, William Hartung, and Jennifer Washburn, Arming Repression: U.S.Arms Sales to Turkey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World Policy Institute and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999). 有关其他信息，见NMH。有关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见Adam Isacson and Joy Olson, Just the Facts: 1999 Edition (Washington: Latin America Working Group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1999)。在此处以及下文中，均未包括常年处于前列的以色列和埃及，它们分属另一个类别。排名参照的具体核算因素（援助金额、销售额、培训、共同生产、联合演习等）以财政年度为准，并且是定性化的决定。

394 参见上一个注释。Jonathan Randal, 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My Encounters with Kurdist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395 有关这些事件及其透过原则棱镜所折射的结果，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Lessons of Kosovo。有关其最新信息，见Rogue Stat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第5章。

(396) 托马斯·库什曼（Thomas Cushman，1959—　），美国卫斯理学院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人权与自由问题。

(397) 阿耶·奈尔（Aryeh Neier，1937—　），美国人权活动家，曾长期担任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席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全国主席。

398 Thomas Cushman, edit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Human Rights Review, January-March 2000; Aryeh Neier, “Inconvenient Facts,” Dissent, spring 2000．两种情况都是对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所评述的受美国支持的土耳其暴行的反应。

(399) 蒂姆·贾达（Tim Judah，1962—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和政治分析家，主要关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问题。

400 Tim Judah, Kosovo: War and Reve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8.

401 Ferit Demer, Reuters, datelined Tunceli, Turkey, April 1; Chris Morris, Guardian(London), April 3, 2000. AP,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 2000.

(403) 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402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据黎巴嫩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称，自1982年以来有25 000人被杀害；1982年入侵造成的伤亡人数据估计有20 000。

(405) 联合攻击战斗机（Joint Strike Fighter，简称JSF）是美国在1990年代启动的重大军用飞机研制和采购项目。为应对未来联合作战的机动性需求和高性能战斗机所造成的财政压力，JSF项目通过共用生产线、通用子系统和共用部件等方式，以较为经济的成本生产出能满足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盟友需求的多用途攻击战斗机。

(406) 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1948—　），美国新闻记者、评论员，曾为《纽约时报》工作。

404 “Israel, US vote against funding for UN force in Lebanon,”AP Worldstream, June 15; Marilyn Henry, “Israel, US angered by Kana clause in UN peacekeeping package,”Jerusalem Post,June 18, 2000. 关于入侵时的情况，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相关文献，包括断定炮击联合国营地属蓄意行为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和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见Shifra Stern, Israel’s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and the Qana Massacre, ms., April-May 1996。

407 Federal News Servic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riefing, Secretary William Cohen, “Turkey’s Importance to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rand Hyatt Hotel, Washington DC, March 31;Charles Aldinger, “U.S. praises key NATO ally Turkey,” Reuters, March 31, 2000. Judith Miller, “South Asia Called Major Terror Hub in a Survey by U.S.,”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0, lead story.

408 Little，见此前引述的出处。

409 参见上一个注释。Jonathan Randal, 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My Encounters with Kurdist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410 见Lars Shoultz,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1981；舒尔茨（Schoultz）是主要研究拉美人权和美国拉美政策的作家。关于更多有助于解释这些原因的证实性和调查性内容，见经济学家爱德华·赫尔曼的研究，即Chomsky and H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vol. I. chap.2.1.1, and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2),126ff。请注意，这些评论早于里根时期发表，该调查在当时被认为是多此一举。

411 Carla Anne Robbins, “How Bogota Wooed Washington to Open New War on Cocain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00. 有关随后的消息和进一步的信息及讨论，见Rogue States, chap. 5。

412 Rafael Pardo, “Colombia’s Two-Front War,”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0. 受游击队支持的政党因暗杀解体时，帕拉多（Pardo）是时任政府和平谈判特别顾问和国防部长。

(414) 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1946—　），英国作家、评论家，英国慈善委员会主席。

413 Sean Murphy,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此后简称为“AJIL”）94, no. 1 (January 2000)。

415 William Shawcross, Deliver Us from Evil: Peacekeepers, Warlords and a World of Endless Conflic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26ff. 肖克罗斯认为这幅景象是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描述的，但不加限定就被采纳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马克斯·布特（Max Boot）在一篇批评性述评中称赞肖克罗斯有所“进步”，说他在深陷于批评“美国袭击柬埔寨的北越基地”（这是广为认可的对柬埔寨平民的称呼）（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0）之后能逐步意识到美国是“仁慈的力量”。

416 《新闻周刊》外交通讯记者Michael Hirsh, “The Fall! Gu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9。

(417) 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1942—　），1992—1997年任澳大利亚驻联合国裁军事务代表，1997—1998年任联合国削减伊拉克武器特别委员会主席。

418 Richard Butler, “East Timor: Principle v. Reality,” The Eye (Australia), 7-20, 1999.

419 有关拉卡克村屠杀的报道和证据，见Edward Herman and David Peterson, “CNN:Selling Nato’s War Globally,” in Philip Hammond and Edward Herman, eds., Degraded Capability: 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 (London: Pluto, 2000)。

420 参见Colum Lynch, “US seen leaving Africa to solve its own crisis,” Boston Globe ，February 19, 1999。另见John Donnelly and Joe Lauria, “UN peace efforts on trial in Africa; Annan angry as U.S. holds to limits on military role,” Boston Globe, May 11; Barbara Crossette, “U.N. Chief Faults Reluctance of U.S. To Help in Africa,”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00。

421 有关高层规划者和政策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信誉”概念及其性质、范围，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第6章。

(422) 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munis Indonesia ［PKI］）成立于1920年5月，前身是1914年建立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423 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成功之处，见Harold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351, 155（这是标准的消息来源）。另见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第2章, “Green Light for War Crimes”及其所引述的内容。

(425) 全称为“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

424 Piero Gleijeses, Shat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4—195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65. Foreign Affairs editor James Chac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77.

(427)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创建于1916年，总部在美国华盛顿，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营利组织，被普遍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426 见前文第318页的注释1；威廉·科恩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科索沃行动的听证会上的证词，October, 1999, Federal News Agency。

428 Ivo Daalder and Michael O’Hanlon, “Without the air war, things could have been wors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April 3, 2000.

429 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第22页以及本书（此处指本文出处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本文下同。——译者注）第3章。

430 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第6章以及本书第3章。

431 Michael Ignatieff, “What is war for？ And should we have done it？”National Post(Canada), April 18, 2000. 还有从他的书《虚拟战争》（Virtual War）中选出的他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通信的大段节选。

(433) 全称为“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432 “Panorama: War Room,” BBC, April 19, 1999.

434 John Goetz and Tom Walker, “Serbian ethnic cleansing scare was a fake, says general,”Sunday Times, April 2, 2000. Franziska Augstein, “Im Kosovo war es anders,”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March 25; Die Woche, March 24; Der Spiegel, March 17; Sueddeutsche Zeitung, April 4; Le Monde, April 11, 2000. Heinz Loquai, Der Kosovo-Konflict: Wege in einen vermeidbaren Krieg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2000).

(436) 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1945—2014），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中东问题专家。

435 Ruth Wedgwood, “NATO’s Campaign in Yugoslavia,” AJIL 93, no. 4 (October 1999)，这是为轰炸所做的法律辩护；Donald Byman and Matthew Waxman（兰德公司），“Kosovo and the Great Air Power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4 (Spring 2000); David Fromkin,Kosovo Cross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Alan Kuperman, “Rwanda in Retrospect,”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更多例子，见NMH以及本书第3章。

437 Fouad Ajami, “Wars and Rumors of Wa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ne 11 2000;Aryeh Neier，见上面所引述的出处和其他诸多来源。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奈尔的观点是，忽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而坚持实际上已被提出的理由并继续这么做，对他来说是“不诚实的”（见NMH）。

438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吉尔伯特勋爵（Lord Gilbert）是英国级别第二高的国防采购大臣，他通常负责情报工作。在国防特别委员会做证时，他对如下建议表示嘲笑：北约在1999年9月之前本应发动入侵。他还对委员会说“在9月之前对科索沃发动地面入侵也许是可以的，但应在今年［2000年］9月，而不是去年9月之前”。参见Patrick Wintour, “War strategy ridiculed,” Guardian, July 21, 2000。

439 Ian Williams, “Left Behind: American Socialists, Human Rights, and Kosovo,” Human Rights Review 1-2 (January-March 2000).

440 Jiri Dienstbier,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March 25; Naomi Koppel,“Ground Troops Urged for Yugoslavia,”AP Online, March 29, 2000; Elizabeth Sullivan,“A Threatening Thaw in the Balkans,”Cleveland Plain Dealer, April 3; Laura Coffey,Prague Post, March 29, 2000. 麦格韦尔，见上述所引用的出处。迪恩斯特比尔是捷克重要的异见者，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曾被监禁，之后成为共产党政府解散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441 Donald Fox and Michael Glennon,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Rights Law Group and the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Washington, DC, April 1985. 他们指的是国务院逃避承认萨尔瓦多受到美国支持实施了国家恐怖。

(442) 安东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1927—2013），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记者，曾两次获普利策奖。

(443)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　），1987—2006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

(444) 阿蒂略·波隆（Atilio Borón，1943—　）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

(445) “徒劳无用的哲学”（philosophy of futility）一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营销学教授保罗·尼斯托姆（Paul Nystrom）于1928年提出，用以描述新工业时代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保罗认为西方社会的商业化使人们很容易感到厌倦，而脱离了传统宗教、哲学标准的人若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人生观，可能就会凭“徒劳无用的哲学”行事。这些人一般缺乏生活目的，消费趣味也很狭隘，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时尚占主导地位的较表面的事物上。

(446) 沙漠风暴（Desert Storm）指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起的军事行动。

447 Baruch Kimmerling, “Preparing for the War of His Choosing,”Ha’aretz, July 12, 2001. 网络资源见www.palestinemonitor.org/israelipoli/preparing_for_the_war_of_his_cho.htm。

448 Ze’ev Sternhell, “Balata Has Fallen,” Ha’aretz, March 7, 2002.

(449) 1993年，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直接和谈，签订《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450) 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1942—　），以色列工党主席，曾先后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长、总理、教育部长、国防部长。

(453) “班图斯坦”由“班图”（在一些班图语中表示“人民”之意）和“斯坦”（在波斯语中表示“国家”或“区域”之意）合成，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的“黑人家园制度”。南非政府为黑人划出保留地，造成黑人已在“自己国土”上管理自己的假象。

451 Shlomo Ben-Ami, Makom Lekulam ［A Place for All］ (Jerusalem: Hakibbutz Hameuchad，1987）. 引自Efraim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A Peace of Markets or a Peace of Flags？”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7, nos.1-2 (2002)。

452 Kimmerling，见此前引用的出处。

454 “Moving Pas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02.

455 这是以色列政府于1989年5月15日批准的一项和平倡议的原文（即佩雷斯—沙米尔联合计划［Peres-Shamir coalition plan］，老布什总统在讨论1989年12月的贝克计划［Baker Plan］时对该计划表示赞同）。有关该和平倡议的非正式译本，见本人著作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231-232；另见http: //domino.un.org/UNISPAL.NSF/bdd57d15a29f428d85256c3800 701fc4/2fa32a5884d90dc985256282007942fa!OpenDocument。

456 John Donnelly and Charles A. Radin, “Powell’s Trip Is Called A Way to Buy Time for Sharon Sweep,” Boston Globe, April 9, 2002, A1.

(457) 1981年，沙特阿拉伯法赫德·阿卜杜拉—阿齐兹王子（Fahd Abdul-Aziz，1982年成为沙特国王）提出了有关中东和平的八点建议，被称为“法赫德计划”（Fahad Plan）。该计划建议让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国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458)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以色列前总统（2014—2017年在任），历任以色列总理、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职务，曾在199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59) 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1918—1997），曾任以色列情报部长，1975年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983—1993年间任以色列总统。

460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1999年修订版，第75页。

461 Patrick E. Tyler, “Arab Ministers Announce Support for Arafat,” New York Times,April 7, 2002, section 1, 17; Agence France-Presse, “Israeli Troops Keep Up Offensive as Powell Starts Regional Tour,” April 8, 2002; Toby Harnden, “It is When, Not If,the Withdrawal Will Start,” Daily Telegraph (London), April 8, 2002; Robert Fisk,“Mr. Powell Must See for Himself What Israel Inflicted on Jenin,” The Independent(London), April 14, 2002, 25.

462 Melissa Radler, “UN Security Council Endorses Visio of Palestinian State,” Jerusalem Post, March 14, 2002.

463 见Middle East Illusions第8章，更多细节见我为Roane Carey, ed., The New Intifada(New York: Verso, 2001) 所写的序言。此部分的内容也重印于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Cambridge, MA:South End Press, 2002)。

464 Fiona Fleck, “114 States Condemn Israelis,” Daily Telegraph (London), December 6, 2001;Herb Keinon, “Geneva Parley Delegates Blast Israel,”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6, 2001.

465 Graham Usher, “Ending the Phony Cease-Fir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anuary 25,2002, 4.

466 Geoffrey Aronson, ed.,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1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2); Ian Williams,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1, 2001; Judy Dempsey and Frances Williams,“EU Seeks to Reassert Mideast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6,2001, 7.

467 Francis A. Boyle,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ink (American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 35, no. 1 (January-March 2002): 1-13. （在线获取全文：www.ameu.org/uploads/vol35_issue1_2002.pdf。）

468 白宫，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发布于2002年9月17日。

469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470 有关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区别，见Carl Kaysen, Steven Miller, Martin Malin, William Nordhaus,and John Steinbruner, War with Iraq (Cambridge, M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2)。

471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474) 在数学证明或哲学说理的末尾，通常会用拉丁文缩略形式“QED”或“Q.E.D”（全称为“quod erat demonstrandum”）代表证明的结束。

472 Arthur Schlesinger,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3, 2003.

473 Richard Falk, Frontline (India) 20，no.8 (April 12-25, 2003).

(477) 即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1941—　），美国政治家、商人，2001—2009年间任美国副总统。

(47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1932—2021），美国政治家、军事战略家，曾在1975—1997、2001—2005年任美国国防部长。

475 Michael Glenn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and May-June 1999.

476 Danna Milbank, Washington Post, June 1, 2003. Guy Dinmore, James Harding, and Cathy Newman, Financial Times, May 3-4, 2003.

479 Dean Aches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13/14(1963). Abraham Sofa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urrent Policy, no. 769 (December 1985). 艾奇逊特指的是美国的经济战，但他无疑对国际恐怖主义也有所了解。

480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发言；William Cohen，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482)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

481 Memorandum of the 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s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30ff.

483 在这方面言辞激烈的观点见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84) 鲍威尔指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1937—　），美国军人、政治家，1989—1993年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01—2005年任美国国务卿。

(486)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1954—　），美国政治家，2001年起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5—2009年任美国国务卿。

485 乔治·W.布什的国情咨文演讲，文字稿登载于《纽约时报》（2003年1月29日）。

487 Condoleezza Rice, interview with Wolf Blitzer, CNN, September 8, 2002. Scott Peters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6, 2002. 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对依据所谓卫星图像的1990年声明进行了调查。专家们分析了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之后一无所获。该调查遭到了驳斥，现在也是这样。有关“一些事实［变得］如何不那么真实”的评述，见Peter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有关独立的确认证据，见Peter Zimmerma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4, 2003。

488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TIPP pol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4, 2003.Linda Feldman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4, 2003. Jim Rutenberg and Robin Ton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489 Edward Alde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1, 2003; Anatol Lieve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y 8, 2003.

490 参见Elisabeth Bumiller,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3；乔治·W.布什讲话的文字稿见《纽约时报》（2003年5月2日）。

491 参见 Jason Burke, Sunday Observer, May 18, 2003，第211页。

492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IPA），新闻稿，2003年6月4日。

493 Jeanne Cummings and Greg Hit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 2003; Francis Cline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03. 这是罗夫在此所做的强调。

494 David Sanger and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3; Roger Owen, Al-Ahram Weekly, April 3, 2003.

495 Comment and Analysis, Financial Times, May 27, 2003.

496 国际法庭，科孚海峡案（法律理据），1949年4月9日的审判。

497 见本人所著New Military Humanism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498 见本人所著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New York: Verso, 2000)，第4页及之后几页。不结盟运动声明，吉隆坡，2003年2月25日。

(499) 即2000年9月爆发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因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进入了耶路撒冷老城的争议地区圣殿山而引起了巴以双方的流血事件。巴勒斯坦人认为沙龙及其武装护卫的到访是对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冒犯，此事件以及后续冲突被巴勒斯坦人称为阿克萨群众起义（al-Aqsa Intifada）。这次冲突也被称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色列视其为恐怖主义活动。

(502) 此处是指2002年11月4日美国动用无人机向也门的一辆越野车发射导弹，导致一名基地组织嫌疑人和五名手下死亡。在本文下一句中被说成了10月发生的事情。

500 Aryeh Dayan, Ha’aretz, May 21, 2003.

501 Amir Oren, Ha’aretz, November 29, 2002.

503 Suzanne Nossel, Fletcher Forum, Winter-Spring 2003.

(504)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1924—2013），美国政治理论家、国际关系理论家。

505 Richard Wilson, Nature 302, no. 31 (March 1981). Michael Janse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anuary 10, 2003. Imad Khadduri, Uncritical Mass, memoir (manuscript),2003.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Norton, 1995), 18-19.

(506) 即约翰·戴维·阿什克罗夫特（John David Ashcroft，1942—　），美国政治家，2001—2005年间任美国司法部部长。

507 Neely Tucke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02; Neil Lewis, New York Times,January 9, 2003.

508 Ed Vulliamy, Sunday Observer, May 25, 2003.

509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200.

510 Jack Balki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3, 2003, and Newsday, February 17, 2003.Nat Hentoff, Progressive, April 2003.

511 Winston Churchill cited by A.W.B. Simps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d of Empire: Britain and the Genesi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

512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Michael Krep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January-February 2003.

(515)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日裔美籍学者、政治学和国际问题专家，曾是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成员。

513 John Steinbruner and Jeffrey Lewis, Daedalus, fall 2002.

514 Chomsky, Year 501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2), 第1章。

516 James Morgan, Financial Times, April 25-26, 1992.其中提到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新帝国时代”中的其他组织。Guy de Jonquièr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01. Fukuyama，转引自Mark Curtis，The Ambiguities of Power (London: Zed, 1995), 183。

(517) 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印度裔作家、记者、评论员，主要关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政治问题，现居伦敦。

(519) 即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ssions”。

518 Bush and Baker，转引自Sam Husseini, Counterpunch, March 8, 2003。Dilip Hiro, Iraq: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Nation Books, 2002), 102-103。

(520) 布什总统的故乡和常住地。

521 Edward Luck,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522 Elisabeth Bumiller and Carl Hul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02. Colin Powell，转引自Julia Prest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02。David Sanger andJulia Prest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2. Andrew Card，转引自Doug Sanders, Toronto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11, 2002。

523 Mark Turner and Roula Khalaf,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03.

524 David Sanger and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3. Michael Gordon,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3.

525 摘自乔治·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3。Felicity Barringer and Davud Sang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3.

526 Alison Mitchell and David Sang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02. Ari Fleischer，转引自Christopher Adams and Mark Huband,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13, 2003。Jack Straw，转引自David Sanger and Felicity Barringer,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03。

527 “In Powell’s Words: Saddam Hussein Remains Guilty,”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3.Weisman,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528 Condoleezza Ri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转引自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请注意，“9·11”事件对这些风险评估没有影响。

529 Dafna Linzer, AP, Boston Globe, February 24, 2003.

530 Guy Dinmore and Mark Turne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2, 2003. Jeanne Cummings and Robert Block,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6, 2003.

531 Geneive Abdo, “US Offers Incentives for Backing on Iraq,” Boston Globe, February 13, 2003. Eric Lichtblau, “Charity Leaders Accepts a Deal in a Terror Ca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03.参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208。

532 Richard Boudreaux and John Hendren,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5, 2003.

533 Neil King and Jess Bravi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5, 2003. 关于此处所指的美国的态度，见国际政策态度项目于2003年4月18—22日进行的民意调查。关于伊拉克的态度，见由人权医师组织副主任苏珊娜·西尔金（Susannah Sirkin）陈述的该组织所做的民意调查报告，据说有85%的人希望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Letters,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03）。

534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Anatol Lieve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3, 2003.

(536) 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1927—2016），美国学者、记者，以研究南亚与东亚政治事务见长。

535 Samuel Huntingt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Robert Jervis,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1.

537 Kenneth Waltz in Kim Booth and Tim Dunne, eds., Worlds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2002). Steven Miller in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Jack Synder,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3. Selig Harrison,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03.

538 Bernard Fall, Last Reflections on a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7).

539 有关对《五角大楼文件》最终材料的评述，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25，末尾谈到了这一点。

540 Maureeen Dow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91.

541 World Economic Forum press release, January 14, 2003. Guy de Jonquières,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5, 2003.

542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3; Mark Landler, New York Times,January 24, 2003. Marc Champion, David Cloud, and Carla Anne Robbin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7, 2003.

543 Foreign Desk, “Powell on Iraq:‘We Reserve Our Sovereign Right to Take Military Ac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3.

544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545 Hans von Sponeck, Guardian, July 22, 2003.

546 Ken War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1, 2003. 有关国际民意调查，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第5章。

(548) 威尔逊理想主义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具体参见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的演说。

547 Glenn Kessler and Mike Allen, Washington Post Weekly, March 3, 2003. Fareed Zakaria,Newsweek, March 24, 2003.

549 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 1, note 6. Atlantic Monthly, 1901, 转引自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42。

550 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215ff. 这里是他所做的强调。

55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21, ed. John M. Robs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见Hegemony or Survival, 44-45。英国对其继任者高贵身份的态度略有不同；见Hegemony or Survival, 149。

(555) 马克斯·布特（Max Boot，1969—　），俄罗斯裔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国家安全问题专家，曾为多家报纸供稿。

552 Andrew Bacevich,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553 Michael Glenn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0, 1986.

554 Sebastian Mallab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tember 21, 1997.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195. 政府高级政策制定者的话转引自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1992。

(556)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　），意大利政治家，传媒大亨，中右翼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创始人，曾四度担任意大利总理。

557 Boo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3. Robert Kagan, Washington Post Weekly,February 10, 2003.

558 有关密尔的文章及其写作背景，见本人所著的《窥探未来的深渊》（Peering into the Abyss of the Future）。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犯下的罪行令很多英国人感到震惊，其中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见Chomsky,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 7, note 52。

559 Henri Alleg, La Guerre d’Algérie. 转引自Yousef Bedjauoi, Abbas Aroua, and Méiziane Ait-Larbi, eds., An Inquiry into the Algerian Massacres (Plan-les-Quates［Genève］:Hoggar, 1999)。

(560) 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1933—2021 ），美国历史学家，是“新左派”外交史学或“修正派”史学的主要人物之一。

561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3), 50ff., 75ff。

562 Mohammad-Mahmoud Mohamedou, Iraq and the Second Gulf War (San Francisco:Austin & Winfield, 1998), 123.

563 David Schmitz, 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Japan Envisions a ‘New Order’ in Asia, 1938”（又登载于Dennis Merrill and Thomas Paterson, eds.,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Since 1914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0］）。

564 有关苏联律师，见Sean Murph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有关肯尼迪政府的观点，见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565 Ivan Maisky, January 1944, 转引自Vladimir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13, July 1995)。

566 引自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参见Robert Tucker, Commentary, January 1975。

567 引自墨西哥历史学家José Fuentes Mares，出自Cecil Robinson, ed. and trans., The View from Chapultepec: Mexican Writers on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160。

(568) 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美国法学家、律师、政治家，1915—1920年间任美国国务卿。

569 引自William Stivers, Supremacy and Oi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570 Morgenthau,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4, 1970.

571 见人权观察和赦免的定期国际报告；在诸多相关著作中，可参看Javier Girado,Colombia: The Genocide Democracy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6)和Garry Leech, Killing Peace: Colombia’s Conflict and the Failure of U.S. Intervention(New York: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Americas, 2002)。

572 Robert Pastor,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icaragu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此处强调是作者所为。

573 Ali Abdullatif Ahmida, Forgotten Voice: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London: Routledge, 2005).

(575) 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1973—　），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什叶派武装组织“马赫迪军”领袖。

(576) 以萨德尔为首的“萨德尔运动”组织在此次选举中赢得议会275个席位中的30个，而伊拉克总理所在的党仅获13个席位。

574 Selig Harris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8, 2006.

577 Ellen Knickmeyer and Omar Fekeiki,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6. Charles Levin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30, 2006. 有关奥西拉克，见Hegemony or Survival, 25。

578 见Chomsky, Failed Stat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77以及Hegemony or Surviv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157-158。

579 Anthony Bubalo,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6, 2005. Shai Oster,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3, 2006.

580 Aijaz Ahmad, Frontline (India), October 6, 2005. Katrin Bennho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5, 2004. Victor Mallet and Guy Dinmor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7, 2005. Daniel Dombey et al.,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6, 2006. David Sanger and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6.

581 Siddharth Varadarajan, Hindu, January 24, 2006; Hindu, January 25, 200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5, 2006. Fred Wei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26,2005. “Declaration of Heads of Member-Stat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Kazakhstan, Kyrgyz Republic, Tajikistan, Uzbekistan), July 5, 2005, Astana, Kazakhstan; World Affairs (New Delhi), Autumn 2005.

582 相关背景介绍，见Hegemony or Survival ，第6章。

583 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Global Trends。Joel Brinkley,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05. Dan Molinski,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4, 2005.布什的政策甚至排挤了长久以来支持美国的澳大利亚。一份2005年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造成的外部威胁”是主要并受到同等关注的问题，而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要注意中国。只有58%的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正面的，而对新西兰有正面看法的人占94%，对英国占86%，对日本占84%，对中国占69%”。一半人支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赞同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Tom Allard and Louise Williams,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9, 2005.

(585) 全称为西班牙语的“Mercado Común del Sur”，即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随后提到的南美关税联盟也属于该组织。

584 Marc Frank,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1, 2005. John Cherian, Frontline （印度）, December 30,2005, 引自巴基斯坦主要的日报《黎明报》（Dawn）。

586 Gwynne Dyer, Guardian, October 25, 2005. Adam Thomson,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1, 2005. 另见经济学家、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主任马克·维斯布洛特（Mark Wiesbrot）在该中心2006年1月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587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3, 2005. Diego Cevallos, ISP, December 19,2005. Weisbrot, CEPR release, January 28, 2006. 更多有关水问题的内容，见William Blum, Rogue State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0), 77-78。

588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March 13, 2005. Justin Blum,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2, 2005. Michael Levenson and Susan Milligan, Boston Monitor, November 20, 2005.

(589) 全称为“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590 David Bacon, Z Magazine, January 2006;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October 2005.

591 Scott Wilson and Glenn Kessle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2006. Steven Erlanger,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6.

592 Walt Bogdanich and Jenny Nordber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6. 见《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与践踏民主》第4章注释14的参考文献和第154页。Gregory Wilpert，发表在Znet的评论（Znet是美国的在线新闻网站，有很多左翼自由社会主义学者在该网站发表时事评论。——译者注），2005年12月。

第三部分　语言与心智

评B.F.斯金纳著《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by B. F. Skinner. (The Century Psychology Series.), pp. viii, 478,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7.

一

许多语言学家和关注语言的哲学家都曾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朝一日可以纳入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提供的框架之内，而那些棘手的调查领域（尤其是涉及意义的领域）也会由此得以开拓，并收获硕果。《言语行为》这册书⁽¹⁾首次大规模地尝试把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的主要方面纳入行为主义框架，理应受到密切的重视，情况也定会如此。斯金纳以其对动物行为研究的贡献而闻名，本文所评论的这本书是他20余年来从事语言行为研究的成果，其早期版本流传甚广，许多心理学著作曾多次引述其中的主要观点。

该书研究的是对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进行“功能分析”的问题。斯金纳所谓的“功能分析”，是指辨识控制言语行为的变量（variable），并详述这些变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某种言语反应（verbal response）。此外，这些控制变量还需使用“刺激”（stimulus）、“强化”（reinforcement）、“剥夺”（deprivation）等概念进行彻底的描述，而这些概念在动物实验中已被解释得相当清楚。换言之，该书旨在通过观察和操纵说话人的物质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提出一种预测和控制言语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认为，动物行为实验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能让我们比较乐观地研究言语行为的功能分析问题，因为“给予言语行为特性的基本过程和关系，现在已经一清二楚……出乎意料的是，［此类动物实验研究的］结果已不再受物种的限制。近期研究表明，这些方法无须大做改动就能用于人类行为研究”（第3页）。²

斯金纳的方案和主张似乎十分大胆且令人瞩目，关键要看清其中的缘由。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把功能分析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也不是因为他只研究“可观察量”（observables），即输入—输出关系。令人诧异的是，他对研究行为可观察量的方法会加以特殊限制，尤其是他所谓的描述行为致因（causation of behavior）的“功能”，竟然具有极其简单的性质。人们自然会以为，预测复杂有机体（或机器）的行为，除了需要有关外部刺激的信息，还需要有关有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并了解有机体如何处理输入信息和组织个体行为的方式。有机体的这些特性通常是内在结构、由基因决定的成熟过程和过往经验共同造成的复杂产物。既然缺乏神经生理学的独立证据，那么，关于有机体结构的推论显然是基于对行为和外部事件的观察。然而，估测外部因素和内部结构在决定行为时哪个相对更为重要，会对语言行为研究（或其他行为研究）的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对从动物行为研究得出的、将会被视为有相关性或有启发作用的类推（analogy）类型产生重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任何要分析行为致因的人都会考虑现有的唯一数据（如果缺乏神经生理学的独立证据的话），即对有机体所得的输入及其现场反应的记录，并按照输入历史尝试去描述能规定现场反应的功能。这样做，只不过把自己要研究的问题解释清楚而已。斯金纳经常提出以这种方式解释某个研究问题，并为之辩护，好像其他研究者持有异议似的。但是，如果认同这个研究问题的合理性，就没有争论的余地。有机体对学习和执行（performance）有着“特殊的贡献”，有人认为这种贡献很重要，有人认为不重要，其分歧与该贡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也与必须准确说明该贡献的观察和研究类型有关。如果有机体的贡献很复杂，即使是以一个大致的方式来预测行为，唯一的希望是用比较间接的研究方法，先开始研究行为本身的详细性质和相关有机体的特殊能力。

斯金纳的观点是：包括现场刺激和强化历史（尤其是强化刺激的频率［frequency］、安排［arrangement］和抑制［withholding］）的外部因素是绝对重要的，而有关这些现象的实验研究所显示的普遍原则，已为理解言语行为的复杂性打下了基础。他信心十足地一再声称，说话者的贡献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对言语行为的准确预测只需对一些外部因素的详细描述，而他在低等生物的实验中已经把这些因素区分出来了。

然而，仔细研读该书（及其所依据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令人惊讶的主张并未经过合理论证。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强化理论家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见解，虽然十分真实，却只能以最笼统、最肤浅的方式应用于复杂的人类行为；凭着想象就尝试用这些术语来讨论语言行为，难免会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这些考虑因素的特性目前还无法被准确地表示出来，它们无疑是经得起科学研究检验的。斯金纳的研究最广泛地尝试了把涉及更高级智能的人类行为纳入严谨的行为主义模式之内，许多心理学家，还有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被这种行为主义模式所吸引。因此，只是详细的文献佐证就足以令人产生兴趣。但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无法解释言语行为，如此重大的失误说明那些未被考虑在内的因素有多么的重要，也显示出众人对言语行为这种非常复杂的现象所知甚少。

斯金纳的论述之所以十分有力，是因为举出了广泛而丰富的例子，并就这些例子提出了功能分析。要评价其研究成功与否，以及他对言语行为的基本假设正确与否，唯一的方法就是仔细核查这些例子，确定他做功能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有什么确切的性质。本篇书评的第二部分描述了斯金纳最初解释这些概念时所依据的实验环境，第三和第四部分讨论了“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基本概念，第六至第十部分讨论了他专门为描述言语行为想出的新的描述方法。在第五部分，我们讨论了他从实验室得出的基本主张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都根据该基本主张提出了对言语行为的类比推测。最后一部分（第十一部分）要讨论一些方法，进一步的语言学研究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在澄清上述某些问题时有所进展。

二

尽管斯金纳在书中没有直接陈述其实验研究，我们单从他的行为描述总框架中也能了解情况。斯金纳把动物的反应分成两类：一类是应答性行为（respondents），这完全是由某些特别刺激引发的反射反应（reflex responses）；另一类是操作性行为（operants），这是自发性反应（emitted responses），找不出明显的刺激。斯金纳主要关心的是操作性行为。在他的实验安排中，主要有一只箱子，箱子一侧装有一个杠杆。按动这个杠杆，一团食物就会掉进盘子里（按动杠杆的次数被记录下来）。一只老鼠被放进箱子，它很快就会按动杠杆，食物被发放出来并掉入盘中。这种由按动杠杆所致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使按动杠杆这一操作性行为的强度（strength）增加了。那团食物被称为强化物（reinforcer），而这件事被称为强化事件（reinforcing event）。斯金纳根据消退（extinction）期间的反应频率（即最后一次强化之后以及回到预先条件作用的频率之前）来界定操作性行为的强度。

假设食物的发放以灯亮为条件，那么老鼠只在灯亮时跑来按动杠杆，这叫刺激辨别（stimulus discrimination），这种反应叫作可辨别操作性行为（discriminated operant）, 而灯是发出反应的契机（occasion），这与应答性行为中由刺激引出的反应不同。³假如这套装置的设计要求只对某种性质（例如持续按动杠杆的时间）的按动杠杆行为发放食物，那么老鼠会按要求来按动杠杆，这个过程叫作反应分化（response differentiation）。通过一步步略微改变反应被强化的条件，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奇妙地规定老鼠或鸽子的反应。这样，通过连续渐进的过程就能产生相当复杂的行为。

如果一种刺激不断地与已有强化作用的刺激相关联，这个刺激也会具有强化作用，被称为二级强化物（secondary reinforcer）。与许多当代行为主义学者一样，斯金纳认为金钱、赞许等是具有强化作用的二级强化物，因为它们与食物等有关联。⁴二级强化物与各种各样的初级强化物（primary reinforcer）发生关联，就能够被泛化（generalized）。

另一种对按动杠杆这类操作性行为的频率造成影响的变量是驱力（drive）。斯金纳根据剥夺的时间长度从可操作性方面解释了这个概念。《有机体的行为》是他的一本主要科学著作，该书研究了剥夺食物和条件作用对健康的成年老鼠按动杠杆的反应强度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斯金纳对动物行为研究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就是调查了各种不同方式的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影响，这在《有机体的行为》中有所陈述，并在最近与费尔斯特（Ferster）合著的《强化程式》（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还调查了鸽子啄食这种操作性行为）。斯金纳提到动物行为研究近期的新进展时，想到的显然就是这些研究。⁵

在按动杠杆实验和其他范围受限的类似实验中，“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概念被解释得比较清楚。然而，我们必须先应对一些困难，才能把这些概念加以引申并运用到真实生活的行为之中。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有机体能够对某个具体事件（physical event）做出反应（react），这个具体事件是否要被称为在给定场合下的刺激，或仅是有机体实际上产生反应的一个事件而已。相应地，我们还必须确定，行为的任一部分是否要叫作“反应”，还是仅指按规则与刺激相联系的那部分行为。这类问题让实验心理学家陷入了困境。如果他们接受广义的定义，把任何影响有机体的具体事件都当成刺激，并把有机体行为的任一部分都当成反应，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证明行为有规律可循。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只能认定，注意力（attention）、定势（set）、意志（volition）和突发（caprice）这些没有被解释清楚的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实际行为。如果我们接受了更狭义的定义，那么根据定义，行为就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行为包括各种反应的话）。但这一事实意义不大，因为动物的大部分动作并不能简单地算作行为。因此，心理学家要么承认行为没有规律（或者承认目前还无法证明，但对发展中的科学而言，这样承认根本无伤大雅），要么把注意力放在行为有规律可循的有限领域（例如，有充足的控制措施，有老鼠按动杠杆；对斯金纳而言，被观察的行为有规律，就间接说明这个实验做得好）。

在这两条路中，斯金纳并没有坚持不懈地沿着其中一条走下去。他把实验结果当作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系统具有科学性，还把类推猜测（analogic guesses，这是对实验室术语进行的隐喻性引申）当作证据，证明其行为体系的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这是严谨的科学理论且适用范围广阔。而事实上，描述真实生活和描述实验室行为所用的词汇也许只是同形异义词（homonyms），最多在意思上大体相近。为了证实这个判断，本篇书评必须要说清楚的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看（其中，描述性系统中的词汇和斯金纳定义中给出的术语意义有些相似之处），这本书几乎没有涵盖语言行为的各个方面；按照隐喻意义来看，该书还不如研究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那么有科学性，也没有那么清晰和详细。⁶

三

让我们先看看斯金纳是如何使用“刺激”和“反应”这两个概念的。在《有机体的行为》（第9页）中，他只考虑了这两个术语的狭义定义。只要环境的一部分和行为的一部分是有规律地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与它们相关的“动态法则”（dynamic laws）显示出平稳的再现曲线，它们分别叫作“刺激”（包括诱发刺激、可辨别刺激或强化刺激）和“反应”。显然，如此定义的刺激和反应在人类日常行为中并非随处可见。⁷面对现有的证据，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抛开它们的客观性即可。对斯金纳来说，“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的典型例子就是听了一段音乐后说出“Mozart”（“莫扎特”），或者看到一幅油画说出“Dutch”（“荷兰［画派］的”）的反应。这些反应被断定为受该物体或事件“极微妙的属性的控制”（第108页）。假设我们没有说“荷兰的”，而是说“和壁纸的颜色不协调”“我以为你喜欢抽象派油画”“以前从未见过这幅画”“挂歪了”“挂得太低了”“很美”“很难看”“还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去野营吗？”，或者看到一幅画会说出脑海中闪现的任何想法（用斯金纳的话来说，就是有足够强度的任何其他反应），斯金纳也只能说，这些反应每个都受该物体的一些其他刺激属性的控制。我们看到一把红色的椅子说出“red”（“红的”），这个反应受redness（红色）这个刺激控制。如果我们说“chair”（“椅子”），这个反应就受chairness（椅子性）⁽⁸⁾的诸多属性（对于斯金纳来说，这些属性就是物体）的控制（第110页），其他反应也是这个道理。这种办法简单而空洞。既然属性可以任由人们发问（我们所能找出的属性，与我们语言中非同义词的描述性表达一样多，不管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根据斯金纳的功能分析，我们辨识出控制刺激（controlling stimuli）就能解释更广泛的一类反应。然而，这样使用“刺激”一词就丧失了一切客观性。刺激不再是外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们被赶回有机体的内部。我们听到反应才辨别刺激。从这些比比皆是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谈“刺激控制”只是打了个幌子，其实已全身而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心理学那里。我们无法根据说话人所处环境中的刺激来预测其言语行为，因为只有在他做出反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前的刺激是什么。况且，斯金纳声称，与传统体系不同，他的体系允许对言语行为进行实际控制。⁹但我们无法控制一个人做出反应的那个物体的属性，除非在完全人为的情况下。因此，斯金纳的这番话是十分错误的。

斯金纳关于“刺激控制”的其他例子，就更加故弄玄虚了。比如说，他认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在“特定的人或物（作为控制刺激）的控制”下产生的反应（第113页）。我经常说“Eisenhower”（“艾森豪威尔”）和“Moscow”（“莫斯科”）这样的词，我想它们应该是专有名词，但我从未被与其对应的对象“刺激”过。这一事实怎么能和斯金纳的定义一致呢？假设我提到一位不在场的朋友的名字，这能够作为实例来说明该专有名词是受那位朋友（作为刺激）的控制吗？在书中其他地方，斯金纳又说，刺激控制反应，因为刺激在场时，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更高。但当说话人和叫这个名字的人面对面时，说话人讲出全名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况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场的人的名字怎么就变成了专有名词呢？相似的问题层出不穷。这里的“控制”一词，似乎只是对传统词汇“指示”（denote）或“指称”（refer）的误导性解释义（paraphrase）。就说话人而言，指称关系“只是具有特定属性的刺激在场时，说话人发出某种形式的反应的可能性”（第115页）。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在场”“刺激”和“可能性”这些词，上述论断肯定是不对的。很多例子都说明，斯金纳不想让别人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些词，他说某个反应受作为“刺激”的某种情景或事态“控制”时也是这样。因此，“a needle in a haystack”（“大海捞针”）这个表达“可能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被某种情景控制”（第116页）；词性相同的所有词汇，比如所有的形容词，都受刺激的一系列细微属性的控制（第121页）；“‘The boy runs a store’（‘这个男孩开了一家店’）这个句子受一种极其复杂的刺激情景控制”（第335页）；“‘He is not at all well’（‘他身体不适’）可能是受某种事态控制的一个正常反应，而这个事态也可以控制‘He is ailing’（‘他生病了’）这个反应”（第325页）；一位外交使节观察到国外发生的事件，回国后进行汇报时，其汇报受“远距离刺激的控制”（第416页）；“This is war”（“这就是战争”）这句陈述可能是对某种“混乱的国际形势”的反应（第441页）；过去时后缀-ed受“刺激的细微属性——即我们所说的过去行为——的控制”（第121页）；同样，在“The boy runs”中，-s受到“现时性”这种情景特征的控制（第332页）。“刺激控制”这个概念与按压杠杆实验有点相关（或者说还保持着一点客观性），但该概念并未得到任何特征描述，也就无法涵盖众多此类例子。比如说，在这些例子中，“起控制作用的刺激”甚至不必接触到做出反应的有机体。

现在，让我们看看斯金纳是如何使用“反应”这一概念的。辨识言语行为中的单位当然是语言学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很有可能的是，实验心理学家应该会急人所需，扫除系统辨识过程中遗留的诸多困难。斯金纳意识到辨识言语行为单位这一问题的基本特性（第20页），但又满足于模糊且主观的答案，这种答案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言语行为单位即操作性言语行为（verbal operant）的定义是：一类具有可辨识形式的反应，在功能上与一个甚至更多的控制变量有关。在具体情况中，决定哪些是控制变量，出现了多少个这种单位，或在整个反应中各单位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斯金纳并未提出任何方法。他也没有试图规定，对于两个事件被当成同一个操作性行为的不同例子，在形式上或“控制”上必须有多少相似性或何种相似性。简单地讲，对于任何为行为描述提出方法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他也没给出答案。斯金纳满足于他所谓的“外推法”（extrapolation），把从实验室得来的“操作性行为”这一概念推及言语领域。在典型的斯金纳式实验中，辨识行为单位不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他命令式地规定，行为单位就是所记录的某次鸟儿啄食或某次老鼠按压杠杆，而这种操作性行为频率的系统性变化及其消退抵抗，都被作为剥夺和强化的程序安排（多团食物）功能来研究。因此，操作性行为是根据特定的实验程序而定义的。这样做完全有道理，也得出了很多有趣的结果。然而，谈及把“操作性行为”概念外推到日常言语行为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外推法”让我们无法证明，对“言语行为总库”（verbal repertoire）中的单位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斯金纳把“反应强度”（response strength）当作基本数据，也就是其功能分析的基本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在按压杠杆的实验中，反应强度是按消退期间发出行为的频率来确定的。斯金纳辩解道¹⁰，“只有这种数据在显著地变化着，并且是在与‘学习过程’相关的条件下朝预期方向显著地变化着”。在本文所评述的书中，反应强度的定义是“发出反应的可能性”（第22页）。这个定义令人欣慰，倒也算客观。但细看一下，这种印象就很快消失了。在斯金纳的书中，“可能性”这个术语的意思含糊不清。¹¹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明每个变量［对反应强度］所起的作用时，我们的证据只是基于对频率的观察”（第28页）。同时，用频率来衡量强度似乎很有误导性，因为（比如）他又说反应的频率可能“主要归结于控制变量出现的频率”（第27页）。如果我们接受斯金纳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给定情景中发生的行为由相关的控制变量“完全决定”（第175和228页），那么就会弄不明白，反应频率如何能归因于控制变量出现频率以外的要素。况且，尽管证明每个变量有助于反应强度的证据只是基于对频率的观察，斯金纳却说：“我们有关强度的概念基于好几种证据”（第22页），尤其是这些证据（第22—28页）：反应的发出（尤其在特别情况下）、能级（重音）、音高、反应的速度和延后、书写中的字体大小等、紧接的重复，还有最后一个相关但又有误导性的因素——总体频率。

当然，斯金纳承认，上述衡量标准不会产生共变（co-vary），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音高、重音、音长和重叠可能有内在的语言功能。¹²但他认为这些矛盾因素不太重要，因为他提出的表示强度的那些因素在同一文化中“众人皆知”（第27页）。比如，“要是有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件获奖艺术作品，我们惊叹道：‘太美了！’，这件艺术作品的主人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反应的速度和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为给主人留下印象，大声、高声、毫不迟疑地尖声连喊“太美了！”（被称作“高强度反应”），效果似乎也不会特别明显。默默地看着那幅画（长时间不出声），然后轻声细语地说“很美”（按照斯金纳的定义属于低反应强度），也许和发出惊叹的效果一样。

我认为，从斯金纳对反应强度（即功能分析的“基础数据”）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他对可能性概念的“外推”，实际上是决定把带有客观性积极内涵含义的“可能性”一词用作覆盖性词语（cover term），来替换“兴趣”“意向”“信仰”等学术地位较低的词汇。斯金纳使用“可能性”和“强度”这些术语的方式也完全证实上述理解是对的。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斯金纳把证实某条科学论断的过程定义为“产生了增加该论断可能性的附加变量（additional variable）”（第425页），更笼统地说，是增加该论断强度的过程（第425—429页）。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话，那么就要估测科学论断的确认程度，仅仅依据宣布论断时的音量、音高和频率就行，而且增加其确认程度的通常做法会是（比如）把机关枪对准一大群人，让他们大声说出这个论断。要说明此处斯金纳可能想到了什么的更好办法是，看看他对进化论这个例子如何被确证的描述。“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中，基于言语反应的几种解释使这一组言语反应⁽¹³⁾……似乎更加合理，并得以加强。”（第427页）我们无疑会把这种语境中的“强度”和“可能性”这些术语理解为是对“确证的信念”（justified belief）或“有理由的可断定性”（warranted assertability），或其他此类常见词语的代称。当我们读到“有效行动的频率反之可以说明我们所谓的听话人‘相信’什么”（第88页），或“我们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话，这种相信同样也是一种我们试图就别人所提供的言语刺激做出行动的功能，或者等同于我们这样的意向”（第160页），大概都会有类似的解释空间。¹⁴

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斯金纳用“刺激”“控制”“反应”和“强度”这些术语，证明了上面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总结论是正确的。这些术语被用于真实的数据，这表明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描述行为的常用词汇的替代性字眼。这些字眼与描述实验室实验的同形异义词毫无关系。对这些术语的改动自然也没给常见的“心灵主义”描述法增添什么客观性。

四

从对老鼠按压杠杆实验的描述中借用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是“强化”。这个概念也产生了上述类似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斯金纳在《有机体的行为》中说，“强化的进行是指呈现与刺激或反应在时间上有关的某种刺激。强化刺激是指能产生最终［强度］变化的刺激。这里并无循环论证：有些刺激产生了这种变化，有些没有，于是被分为强化刺激和非强化刺激”（第62页）。要研究强化进程，该定义完全恰当。¹⁵但在讨论日常行为时，这个定义就毫无用处，除非我们能说出强化刺激（及其强化时的情景和条件）的特征。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条基本原则（即斯金纳所谓的“条件作用法则”［law of conditioning］，即效果律［law of effect］）的情况吧。斯金纳写道，“假如操作性反应发生之后存在强化刺激，强度就会提高”（《有机体的行为》，第21页）。因为已经有了“强化”的定义，这条法则就是内容上的赘述（tautology）。¹⁶在斯金纳看来，学习只是反应强度上的变化。¹⁷认为强化的存在是学习和行为持续的充分条件，这种说法很空洞，但根据描述强化物类别（及适当的情景）的方式来看，主张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些道理。斯金纳的确清楚地表明，依他所见，强化是语言学习和成人不断产生言语反应的必要条件。¹⁸但在我所评述的书中，斯金纳所用的“强化”一词意思松散，使得再探究他之前的主张对错与否都毫无意义。仔细观察斯金纳所谓的“强化”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强化物必须是可辨别的刺激这一要求甚至都没被认真对待过。实际上，如此使用“强化”一词的结果是，连强化是语言学习和成人不断产生言语反应的必要条件这个论断也是空洞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些“强化”的例子。首先，我们发觉，斯金纳喜欢谈论自动自我强化（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例如，他写道，“一个人自言自语……是因为他受到了强化”（第163页）；“孩子模仿飞机、有轨电车的声音，他就被自动强化了……”（第164页）；“幼儿园里的孩子听到‘他人话语’中的声音，说了出来，他就自动强化了自己富有探索性的言语行为”（第58页）；“说话人也是娴熟的听话人，他‘知道自己何时正确地回应了某个反应’，因此受到了强化”（第68页）；思考（thinking）是“自动影响行动者的行为，也是强化，因为确实起到了强化作用”（第438页；那么割破手指应该是强化，也是思考的例子）；“言语幻想无论明显或不明显，对说话人兼听话人来说都是自动强化。就像音乐家演奏或创作他听到后受强化的曲调，或者像艺术家画出从视觉上强化他的东西。因此，有言语幻想的说话人说出他听到后受强化的话，或写出他阅读后受强化的想法”（第439页）；同样，解决问题时的考虑和自圆其说的过程都是自动自我强化（第442—443页）。我们也可以通过发出这样的言语行为强化某人（既然厌恶刺激［aversive stimulations］已被排除，见第167页），通过不发出言语行为（保持沉默并加以注意，见第199页），或通过在将来的一些场合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强化他（斯金纳在第152页写道，“［说话人的］行为强度，主要取决于听话人对某种事态将做出的行为”；斯金纳认为，这是“交流”或“让听话人知情”的普遍情况）。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化发生时，说话人并不在场，就像“艺术家……被其作品给……他人带来的影响所强化”（第224页），或者像作家受到这种事实的强化——他的“言语行为会延续几个世纪，或者同时被成千上万的听众或读者接受。作家可能不会经常或立即被强化，但他的净强化量可能很强大”（第206页；这说明他的行为“强度”极大）。一个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具有强化作用：批评或报告坏消息伤害了别人，或者发表实验结果推翻对方的理论（第154页）；描述一旦发生可能有强化作用的环境（第165页）；避免重复（第222页）；尽管没人提到也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或从孩子的牙牙学语中听到事实上不存在的词（第259页）；说明或加强有重要辨别作用的刺激的效果（第416页）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强化”概念完全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客观含义。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后发现，即使一个人根本不发出反应也会被强化，起强化作用的“刺激”不必对“被强化的人”产生影响，甚至无须存在（想象一下或者希望它存在就够了）。我们读到，一个人弹奏自己想弹奏的音乐（第165页），说想说的话（第165页），思考想思考的问题（第238—239页），读想读的书（第163页）等，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强化作用，或者我们写书或把事实告诉别人，是因为我们被自己所期望的读者或听众的最终行为强化了。此时，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强化”这一术语仅具有仪式化的功能。“X被Y（刺激、事态、事件等）强化”是“X需要Y”“X喜欢Y”“X希望Y属于这种情况”等说法的覆盖性表达。引用“强化”这一术语为依据并无解释力，任何以为这个代称能把希望、喜好等描述得十分清晰且客观的想法，都是严重的错觉。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混淆了被替代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旦我们认识到使用“强化”的随意性，许多引人注目的评论——比如这句话：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行为“完全受强化的偶联（contingencies）控制”（第150页）——就失去了最初的效果。人们对心理学家的期望是，针对常用词汇中对日常行为所做的随意且不正规的描述，他们借助从细致的实验和观察中得来的概念，多少能证明如何对这些描述加以解释或澄清，或者如何用更好的体系来代替。从实验室借来的术语，在使用时还带有日常词汇的模糊含义，仅仅修改术语是毫无臆想之中的趣味性可言的。

斯金纳声称，一切言语行为的习得和“强度”的维持都要通过强化。这个主张似乎很空洞，因为他的“强化”概念内容模糊不清，只是作为覆盖性词汇而包含了与言语行为的习得和维持相关的所有因素，不管这些因素能否被发现。¹⁹斯金纳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一词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巴甫洛夫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都是心理学家进行真正理解的过程。但人类的语言教学则不然。斯金纳认为语言教学和传递信息是受条件作用的事情（第357—366页），但这毫无道理。如果把“条件作用”一词加以引申，包括语言教学和传递信息的过程，那么斯金纳的这一主张是对的。但如此修改术语，就去掉了该词原先相对清晰而客观的特性，我们就会对这些过程一无所知。如果仅按字面意思使用“条件作用”，我们就明白斯金纳的主张是错的。同样，当我们说“表述结构（predication）的作用是便于把反应从一个术语转成另外一个术语，或者从一个物体转到另外一个物体”（第361页）时，我们并未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Whales are mammals”（“鲸鱼是哺乳动物”）这个表述结构在何种意义上是真的呢？或者，我们先来举斯金纳的例子。“The telephone is out of order”（“电话坏了”）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是，通过简单的条件作用过程，先前受“out of order”这个刺激控制的行为，现在受“telephone”（或电话本身）这个刺激的控制（第362页）。这样说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例子中，条件作用的规律是什么？而且抽象地说，哪种行为受控于“out of order”这个刺激呢？依据这句话所断言的物体和听话人目前的动机状态等，所做出的行为也可能各种各样：也许是勃然大怒，也许是高兴；也许把这个东西修好，也许把它扔掉；也许不再用它，也许照常使用（比如，看看是不是真的坏了）等。谈论该实例中的“条件作用”或“使先前可能存在的行为受控于新的刺激”，不过是拿科学来戏弄罢了。另见第491页注释2。

五

认为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是，言语社区对强化相倚关系做出的细致安排，这一主张在书中很多地方以各种形式出现。²⁰既然这不是基于实际观察，而是基于对低等有机体所做的实验研究而作出的类推，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一隐含性论断在实验心理学中的状态是什么。关于强化，最常见的特征描述（即斯金纳曾明确表示拒绝的特征描述）与驱力减降（drive reduction）有关。不管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只要以某种方式明确驱力，这种特征描述就有实质性依据。假如推断出有驱力是基于发生了学习行为这一事实，那么主张学习必须经过强化的说法，又和斯金纳框架中的主张一样空洞。大量文献已经讨论了是否没有驱力减降也能学习的问题（即潜在学习［latent learning］）。布洛杰特（Blodgett）的“经典”实验表明，没有给予奖励就在迷宫中认路的老鼠（与没有在迷宫中认路的控制组相比），一旦有了食物奖励，迷路的次数就明显下降，这说明即使没有饥饿驱力的减降，老鼠也已弄清迷宫的结构。主张驱力减降的理论家运用探究性驱力反驳说，在发放奖励之前，探究性驱力已经减降了。他们还声称，在发放食物奖励之前，就能注意到老鼠走错路的次数已略为减少了。按照相似的设计，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却得出矛盾的结果。²¹但研究者很少怀疑这种现象。希尔加德（Hilgard）在对学习理论的综述中²²总结道：“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情况下，潜在学习还是有凭有据的。”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新鲜而多样的刺激能引起老鼠的好奇心，促使它（用视觉）识别路径，实际上是去学习（因为给它两个刺激，一个是新的刺激，一个是旧的刺激，老鼠会注意新的那个）；²³老鼠会选择通往复杂迷宫的单选择迷宫，能跑过去就是它们唯一的奖励；²⁴猴子能学会辨别实物，并保持高效率的表现，而视觉探索（从窗口望出去达30秒）是它们唯一的奖励；²⁵也许更突出的是，猴子和猿猴会解决相当复杂的操作问题，而这些问题就设置在它们的笼子里。它们把探索和操作当作激励，去解决那些辨识性问题。²⁶在这些案例中，解决问题显然就是奖励。强化理论家如果要说明这些实验结果，就必须承认存在着好奇心驱力、探索驱力和操作驱力，或考虑一下习得驱力²⁷。除了在这些案例中发生了学习行为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存在着习得驱力。

关于驱力减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人们已提出各种其他证据进行挑战。有人拿从感觉到感觉的条件作用（sensory-sensory conditioning）研究得出的结果，来证明学习过程中没有发生驱力减降。²⁸奥尔兹（Olds）通过大脑的直接刺激记录了强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奖励无须满足生理需求，也无须取消驱力刺激。²⁹在这一点上，动物学家长期以来观察的印刻（imprinting）现象尤为有趣。特别是鸟类最为复杂的一些行为模式，与其在重要的幼鸟期经常接触的实物和动物有关。³⁰动物先天具有在某方面学习的倾向，通常在原先的学习完成很久之后，也会对某些种类的模式和实物做出适当的反应，而印刻就是证明这种内在倾向的最有力证据。因此，印刻是没有奖励的学习，但行为的最终模式因强化而得以改进。在某些情况中，鸣禽学会那些典型的鸣叫声，也是一种印刻。索普介绍了其研究并证实，“鸣禽在幼鸟期就学到普通鸣叫的一些特点，以后就能唱出各种完整的曲调”。³¹近年来，印刻现象在实验室条件以及人工控制下被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³²

在日常经验中，以下这种普遍现象肯定屡见不鲜。我们能认出自己不太注意的人和地方。我们查书找资料，对其中一些东西无所不通，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反驳强化理论，或出于无聊，或出于好奇。从事研究的人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集中精力花很长时间兴奋地写一篇将来无人会看的文章，或者解决一个别人认为不重要的问题，也未带来预想的奖赏，只是证实了一个普遍观点——研究者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老鼠和猴子也是这样不为奖赏，这一事实很有趣，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能证明这一点也很重要。事实上，研究上述种种行为，有着独特而积极的意义，远胜于这些研究在质疑没有驱力减降就不可能发生学习这一主张时所产生的附带意义。完全有可能的是，在这个被拓宽的领域内，从动物行为研究中获得的见解可以与言语行为这类复杂的活动产生某种关联，而强化理论至今未能显示出这种关联。无论如何，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如果不考虑行为的最终变化而把强化看作是可辨识的东西，很难理解有人竟声称强化是学习的必要条件。

同样，孩子是通过无意中观察、模仿大人和其他小孩才习得了大量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这似乎毋庸置疑³³。孩子只是通过成人“无微不至的爱护”来学习语言，由大人通过细致而有差别的强化来形成其言语总库，这却并非事实，虽然这种“爱护”可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传统。大家都会观察到，父母是移民的孩子很快从大街上其他孩子那里学会了第二语言，并且讲得十分流利，连最后的音位变体都不会出错。孩子对这些微妙之处都习以为常，而无论父母的学习动机有多强，无论他们练习多久，都无法学会。从电视、阅读、听大人讲话等过程中，孩子可以学会大部分词汇并“感觉”到句子结构。即使很小的孩子，尚未学会少量组成新话语的词汇总库，也可以很快学说一个词，不用父母努力教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到了后期，孩子还能构建和理解全新的话语，这些句子对他的语言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成年人读报纸时，肯定会遇到大量没见过的句子，单从结构上看，这些句子和他以前听到的句子迥然不同，但他会把它们当成句子来理解，还能发现细微的书写错误或打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刺激泛化”（stimulus generalization），不过是用新名称来留住老神话罢了。孩子和成人的这些能力表明，肯定有一些基本过程在起作用，而且完全不受来自环境“反馈”（feedback）的支配。斯金纳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是，通过有差别的强化缓慢而小心地形成言语行为是绝对必要的。对此，我一直没找到什么证据。如果强化理论真的要求假定有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那么我们似乎最好把它当成对强化论的归谬论证。斯金纳说，由言语社区建立的强化相倚关系是维持言语行为强度的唯一因素，我很难找出该主张的依据（或者找到什么内容）。言语行为“强度”的来源何在，目前还完全是个谜。毫无疑问，强化具有重大的作用，但许多动机因素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就人类而言，我们对这些动机因素仍然一无所知。

就语言习得而言，似乎很清楚的是，强化、无意中的观察、天然的好奇心（加之喜爱模仿的强烈倾向）都是重要因素。孩子会概括、假设，会用各种非常特别的、显然极为复杂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种独特的能力也是重要因素。我们还无法描述这些方式，或者还没弄懂，也许大部分是先天就有，或通过学习或神经系统的成熟才发展起来。对于这些因素在语言习得中如何运作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一概不知。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是必要的，而不是基于对小部分我们恰好感兴趣的实验文献得出教条且相当武断的主张。

天生的结构、个人的成熟以及学习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某种熟练或复杂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这很难确定。我们只要想想这些，就会发现斯金纳的上述主张是多么没有意义。³⁴举例来说，³⁵未离巢的画眉幼鸟，起初听到巢穴有响动，就把嘴张开；后来，如果有大小、形状或与其相对位置不同的实物靠近，它便张开嘴。在这个后期阶段，幼鸟的反应是针对与亲鸟头部相似的刺激物的那部分发出的，是一个可以被精确描写的、复杂的刺激组合体。知道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发展出推理性的学习理论，说画眉幼鸟的一系列行为模式也许是从区别性强化的过程发展而来的。训练老鼠，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但我们似乎还有证据表明，这些对相当复杂的“符号刺激”产生的反应是先天决定的，无须学习也会成熟起来。我们不能低估这个显然存在的可能性。孩子模仿新词，也可以与之相比。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起初，我们可能发现孩子模仿得大致相同。后来，我们发现孩子重复得当然不太准确（也就是说，不是在模拟，这本身就是个有趣的事实），但孩子把构成所学语言音位结构的那些发音特征重新组合成非常复杂的形式，并说了出来。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推测性的解释来说明，如果通过对强化偶然性进行精心安排也能得到这种结果。但也有可能的是，孩子从复杂的声音输入中选出与这些音位相关的特征，这种能力主要不是靠强化，而是靠先天决定的成熟过程发展而来的。如果这样是正确的，那么只说明行为的发展和致因，而不考虑有机体的结构，将无法让人们理解行为的实际过程是什么。

人们常说，决定语言习得特征的最主要因素肯定是经验，而不是以某种方式处理信息的先天能力，因为儿童在什么样的社区生活，就会说那个社区的语言。但这种说法很肤浅。只要我们一直进行推测，就不难设想到这种可能性：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到了如此程度——只要有一些被观察到的汉语句子输入，它就能（用看似异常复杂且突然的归纳法）产出汉语语法的“规则”；只要有一些被观察到的英语句子输入，它就能（也许用一模一样的归纳法）产出英语语法的规则；或只要看到被观察到的术语运用于某些实例中，它就能自动预测，这种用法可以扩展到与这些实例有复杂关系的一类实例中去。如果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推测也并非毫无道理或异想天开，也不是不可能进行研究。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神经结构能以特定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但观察最终行为可以让我们假设都有哪些方式。可是就此而言，即便是能够把最简单的学习类型解释清楚的结构，也同样没被调查清楚。³⁶

这一节的简短讨论，概括起来似乎是，对于环境中的“反馈”和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有机体的独立作用”，哪个相对重要一些，现在既无实证证据也无已知观点来证明任何论断。

六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斯金纳为描述言语行为而发展出的体系。这个体系基于“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概念，那么，我们可以从前面几节总结出，这个体系是模糊且随意的。然而，由于第一部分提到的原因，我认为应当仔细地看一下，仅用这些术语拼凑的分析是多么不着边际，而且该体系解释言语行为事实的方式是多么没有功效。

首先看一看“言语行为”这个术语本身。它指“通过他人的传递而被强化的行为”（第2页）。这个定义显然太宽泛了，什么都会包括在“言语行为”里。例如，老鼠在斯金纳的盒子中按压杠杆、孩子刷牙、拳击手在对手面前退败、技工修理汽车等。但从这个意义上讲，到底有多少日常语言行为能算作“言语行为”，也很有问题。也许像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日常语言行为能算作言语行为，假如“被强化”这个词有什么实在意义的话。“言语行为”的定义后来变得精细一些，是因为有了这个附加规定：起强化作用的人（即听话人）的传递性反应（mediating response）“正是为了强化说话人的行为，本身必须受到条件限制”（第225页，斜体字是斯金纳原文的格式）。这还是包括了上述例子，如果我们假定做实验的心理学家、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拳击手的对手和付费修车的顾客的行为都是经过适当培训的结果，况且这样假定也不无道理。但定义一旦变得精细，原先那个定义涵盖的某些言语行为中有意义的部分就被排除了。比如，假设我穿过马路时，听到有人说“当心车”，就会跳开。也不能说，就是为了强化说话人的行为，我这一跳（用斯金纳的话来说，就是传递性强化反应）就受到条件限制（也就是说，我跳开是因为受过训练）。对于更多此类实例，情况也是如此。斯金纳的论断是，有了这个精细化的定义，“我们就把论题范围缩小到传统意义上的言语领域”（第225页），此话似乎大错特错。

七

斯金纳给言语操作性反应分类，是依据它们与可辨别刺激、强化和其他言语反应的“功能”关系。祈令（mand）是“一种言语操作性反应。其中，反应被某种典型的结果强化，因而处于剥夺或厌恶刺激相关条件的功能控制之下”（第35页）。这个定义意味着问题、命令等都被包括进来。定义中的每个术语都产生了一堆问题。像“Pass the Salt”（“把盐递过来”）这样的祈令是一种类型的反应，但我们靠观察反应的形式无法辨别它是否属于这一类反应（斯金纳对此很清楚），只能通过辨别控制变量。这通常又无法做到。在按压杠杆的实验中，“剥夺”是根据不让动物进食或喝水的时间长短来定义的。可是在目前的语境下，“剥夺”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斯金纳没有试着描述确定剥夺相关条件的方法，不管“受控制的”反应是什么。告诉我们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实验者的操作来描述（第32页），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根据过了多少时间来定义“剥夺”，那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各种剥夺的状态。³⁷我们好像必须认定，剥夺的相关条件（比如说）就是缺盐，因为事实上说话人要求把盐递给他（使这个祈令成立的在座者起到了强化作用，也面临缺盐的情况）⁽³⁸⁾。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祈令受有关剥夺的控制的这一论断是空洞的，我们（与斯金纳的意图相反）完全依据形式把反应辨识为祈令。上述定义中的“相关”一词掩盖了一些严重的复杂情况。

谈到“Pass the Salt”这个祈令，尽管“剥夺”一词在功能分析上毫无用处，但在这里也并非格格不入。可是，假如说话人说“Give me the book”（“把这本书给我”），“Take me for a ride”（“让我搭你的车出门”），或者“Let me fix it”（“让我来修这个东西”），哪些剥夺才能和这些祈令联系在一起呢？我们怎么确定或衡量相关的剥夺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和以往一样得出结论，要么“剥夺”这个概念最多与极少一部分言语行为有关，要么“X受Y的剥夺”这个说法只是“X需要Y”的奇特改述，这样容易误导别人，并带有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客观性内涵。

“厌恶控制”（aversive control）这个概念也被混淆了。斯金纳想用这个概念覆盖威胁、打人等行为（第33页）。他简单地描述了厌恶刺激如何起作用的方式。如果说话人曾经受过适当的强化（比如，在某个反应之后，就不再有这种伤害的威胁。先前有过随后受伤害的事，这就是有条件的厌恶刺激），那么听到威胁（之前先是威胁随后就是伤害）时，他会做出适当的反应。从这个描述似乎可以推断，除非说话人曾被杀害过，否则他就不会正确应对“Your money or your life”（“要钱还是要命”）（第38页）这个祈令。可是，即使有一套更仔细的分析，能消除描述厌恶控制机制的困难，对辨别操作性反应行为也会毫无用处，个中原因和我们讨论剥夺时提到的类似。

那么，似乎在大部分情况下，用斯金纳的术语都无法确定某个反应是不是某个祈令的情况。和上面的定义一样，用斯金纳体系的术语来谈论祈令的典型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况且，即使我们能把这个体系扩展开来，使祈令能够被辨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们大部分人还没那么幸运，能让我们的要求、命令、建议等被典型地强化（它们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强度”）。因此，斯金纳没有把这些反应当作祈令。事实上，斯金纳还归纳出一类“神奇的祈令”（第48—49页），用来包括“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祈令，说明它们曾经有过特定效果或者在相似场合中有过类似效果”（这句话中的“曾经”这个词应该就是“典型的”）。在这些伪祈令中，“说话人只是描述了合乎某个剥夺状态或厌恶刺激的强化”。换句话说，依据我们所理解的“强化”和“剥夺”的意思，说话人要求他想要的东西。斯金纳说，“说话人似乎根据旧的祈令，类推出了新的祈令”，这番话对我们也毫无帮助。

斯金纳认为，新的描述体系比传统的更好，“因为它的术语是根据实验操作来定义的”（第45页）。我们再次明白，这是一种错觉。他只指出了按压杠杆的速率与剥夺食物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但“X想要Y”的这一陈述还没讲清楚。把“X想要Y”换成“X被剥夺了Y”，也没给行为描述增添任何客观性。对于祈令分析新方法的优点，斯金纳进一步说，它为要求、命令等传统分类提供了客观基础（第38—41页）。传统分类的依据是说话人的意图。然而，斯金纳坚持认为，意图可以被约简为强化的偶然性条件，以及相应地，我们能够根据听话人的强化行为解释传统的分类。这样，疑问就是祈令，它“规定了言语行动，听话人的行为允许我们把祈令分为要求、命令或祈祷”（第39页）。如果“听话人被单独促使去强化说话人”，这就是要求；如果“听话人的行为通过减少威胁得到强化”，这就是命令；如果祈令“通过产生感情倾向而促进强化”，这就是祈祷。如果听话人传递了说话人的强化，并因传递的结果受到了积极的强化，这就是建议。如果“听话人实施了说话人规定的行为，而避免了厌恶刺激”，这就是警告，如此等等。如果斯金纳用英语对应的意义来使用“要求”“命令”等这些词，上面的话都是错的。“疑问”一词不包括命令。“Please pass the salt”（“请把盐递过来”）是请求（却不是疑问），不管听话人是否碰巧愿意这么做。听到请求的人不一定都有积极的回应。命令不被服从，也还是命令。说话人因为感到有暗示的威胁或想象会有威胁，就回答了疑问，该疑问也不会变成命令。并非一切劝告都是好的劝告，没有被听从的劝告仍然是劝告。同样，警告可能也有误导性。谨慎听从也许会引起厌恶刺激，不听从也可能有积极的强化作用。简而言之，这一整套分类都是毫不相干的。只需稍加思忖，基于某个听话人的行为或倾向是无法区分请求、命令、劝告的。基于所有听话人的典型行为，我们也做不到。有些劝告从未被听从，或许总是坏的劝告，等等，其他祈令也是如此。斯金纳明确表示对传统分类分析十分满意，这非常令人迷惑。

八

祈令是与之前刺激没有特定关系的操作性反应。相反，因物知觉语（tact）是指“言语操作反应，其中某个形式的反应被某个实物、事件，或者实物、实践的属性所诱发（至少被增强）”（第81页）。本文第三部分中讨论刺激控制的例子都是因物知觉语。“刺激控制”的意思含混不清，所以因物知觉语也变得有些神秘。然而，因物知觉语是“最重要的言语操作反应”，更仔细地调查这一概念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言语社区要在儿童心里“树立”因物知觉语呢？也就是说，父亲或母亲在树立因物知觉语时是如何被强化的呢？对于父母的这一行为，基本的解释是，与环境的接触扩大这一事实使父母受到强化（第85—86页）。用斯金纳的例子来说，孩子后来能在电话里叫父母接电话。（这样，我们就很难明白，孩子是怎么习得这些因物知觉语的，因为父母先前没有适当的强化。）同理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引导孩子学走路，是为了他以后能送报纸赚钱。同样，父母在孩子那里创立“回声总库”（echoic repertoire）（比如说音位系统），这样会更容易教会他新词汇，扩展孩子的词汇最终也会有利于父母。“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我们解释有强化作用的说话人的行为，是指他控制自己所强化的说话人的可能性有所提高。”（第56页）也许这为父母引导孩子走路的行为提供了解释：孩子走路能力增强时，父母也因其对孩子的控制能力改善而受到强化。在这些解释中，潜藏着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父母想控制孩子或增强孩子自身行动的可能性，比起想看着孩子发展并发挥其能力，或多或少要更科学。毫无疑问，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论点。

现在看一下解释听话人对因物知觉语的反应的问题。例如，假设B听到A说“fox”（“狐狸”）并做出合理的反应，他会环顾四周，跑开，拿枪瞄准等。我们如何解释B的行为？华生⁽³⁹⁾和伯特兰·罗素对此做过分析，斯金纳曾正确地给予了驳斥，但他的分析也同样不恰当。他说（第87—88页）：我们假设（1） “B曾在某种契机受到fox（狐狸）的刺激，看到狐狸之后会环顾四周”；（2） “听话人目前‘想看见狐狸’，因此，一看到狐狸就采取行动的愿望很强，由狐狸提供的刺激就起到强化作用”。然后，B就采取适当的行为，因为“所听到的狐狸这个刺激是个契机，扭头和环顾四周之后，通常是看见狐狸的强化”，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分辨性操作反应。这个解释没有说服力。B也许从未见过狐狸，现在也毫无兴趣见到狐狸，但也会对“狐狸”这个刺激做出恰当的反应。⁴⁰两种假设都没有实现时，既然也可能发生同样的行为，那么肯定有其他的机制在此起作用。

斯金纳多次提到，他根据刺激控制来分析因物觉知语，比传统上根据指称（reference）和意义（meaning）来分析更进一步。这并不正确。斯金纳的分析和传统分析基本一样，只是用词没有传统分析那么谨慎。他的分析与传统分析的唯一区别在于，传统分析把外延（指称）和内涵（意义）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斯金纳根据“刺激控制”这个模糊概念不加区分地代替了这两个词。在某种传统说法中，一个描述词被认为是指示一组实体以及暗指或指明一个实体必须具有或实现的某个性质或条件。⁴¹这样，“vertebrate”（“脊椎动物”或“脊椎的”）一词指（指称或证实了）脊椎动物，并暗指“有脊柱”的特性或此类的东西。这种被暗示的定义性质叫词汇的意义。两个术语可能指称相同，但意思不同。有心脏的生物才是脊椎动物，显然这是对的。如果这样，那么“creature with a heart”（“有心脏的生物”）就是指脊椎动物，并且规定了“有心脏”这一特性。但这可能和有脊柱是不同的特性（或不同的普遍条件）。因此，“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heart”被认为意思不一样。这个分析并非是错误的（对其中的一个意义而言），但它的诸多不足常常被指出来。⁴²主要问题在于，是否两个描述性词汇具有同样的特征，还没有找到好的确定方法。⁴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指同样的物体还不够。人们也许会说，“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spine”（“有脊柱的生物”）性质相同（和“有心脏的生物”的性质有区别）。如果我们问起为什么是这样，唯一的答案似乎是，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因此，“特性”这个概念似乎受到语言的约束，诉诸“定义性的特性”很难把意义和同义词问题解释清楚。

斯金纳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解释，这从他把因物知觉语定义为受某个实物或事件的性质（刺激）控制的反应就能看出。我们发现，“控制”一词没有实际含义，也许最好被理解为“指示”或“暗指”或二者的代称。接受“刺激控制”这一新说法的唯一后果就是，指称与意义之间的重要区别变模糊了，没有产生什么新的客观性。刺激控制反应是由反应本身决定的，没有什么单独、客观的辨识方法（见前面第三部分）。因此，当斯金纳把“同义关系”定义为“同一个刺激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的情况时，我们无法反对。对同一物体，先后会产生“chair”和“red”的反应，它们不是同义词，因为据说刺激不同。“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spine”这两个反应会被当作同义词，因为它们受所研究物体的相同性质的控制。用更传统却不失科学性的话来说，它们诱发了相同的概念。同样，词的隐喻引申被解释为是由于“刺激性质的控制，而这些性质尽管在强化时存在，但没有进入言语社区所尊重的偶然性”（第92页；即传统上所说的偶然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我们没有对传统解释提出异议，就不能反对斯金纳的观点。正如我们可能根据控制刺激的复杂性质来解释听到一段音乐时说“Mozart”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同样毫不费力地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还会说出类似在“Juliet is ［like］ the sun”（“朱丽叶像太阳”）中的反应“sun”（“太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注意到朱丽叶和太阳有共性，至少它们对说话者的影响是一样的。”（第93页）既然任何两个物体都可能有许多共性，我们能确认的是，解释“A is like B”（“A像B”）这种形式的反应时我们不会感到迷惑，无论A是什么，B是什么。但很清楚的是，斯金纳反复地声称，他的解释比传统解释更简单、更科学，事实上这没有什么依据。

个人刺激（即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所说的“移位言语”）控制下的因物知觉语构成了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类别（第130—146页），不仅包括像“familiar”（熟悉的）和“beautiful”（美丽的）的反应，也包括指过去的、潜在的或未来事件或行为的言语反应。例如，“There was an elephant at the zoo”（“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这个反应“必须被理解为是对目前刺激的反应，包括说话者自己在内的事件”（第143页）。⁴⁴如果我们现在问自己，现实生活中哪些因物知觉语是对当前现实外界刺激的反应（或描述），我们就能明白个人刺激起着多大的作用。在幼儿园之外，只有很少一部分言语行为有“This is red”（“这是红色的”）和“There is a man”（“有一个人”）这样的话。“功能分析”必须求助于模糊的内在刺激，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功能分析比传统说法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多不了多少。

九

先行言语刺激控制下的反应，被斯金纳分成与因物知觉语不同的一类，叫作“回声反应”（echoic response）。这种反应“生成的声音模式与刺激的声音模式类似”（第55页），只包括直接模仿的例子。⁴⁵斯金纳并未试图解释，为什么孩子的回声反应与父亲用低音说出的刺激相似。尽管对此没有清楚的陈述，但斯金纳似乎不接受音位学家在这方面的解释，他也没提出其他看法。回声总库的形成完全是因为有差别性的强化。在斯金纳看来，说话人只是做了言语社区所要求他做的，言语社区坚持的精确程度会决定总库的要素，无论这些要素是什么（也不一定是音素）。“言语社区不要求准确对应的话，回声总库可能就不严谨，也无法成功地应用到新模式中。”与这些论断似乎明显冲突的是，一个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准确地学会了第二语言或方言，却几乎没有关于准确度这种熟悉的现象的讨论。斯金纳并未引用人类学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如果言语社区不要求准确对等，就不会产生有效的音位系统（前面引用的那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对文字刺激（阅读）做出的言语反应被称为“文本行为”。

对言语刺激做出的其他言语反应叫“言内操作反应”（intraverbal operants）。斯金纳提供的范例是，听到刺激“two plus two”（“二加二”）的反应是“four”（“四”），或听到刺激“capital of France”（“法国的首都”）的反应是“Paris”（“巴黎”）。用简单的条件作用就能解释对刺激“two plus two”做出的反应“four”，⁴⁶但言内操作反应在下列情况中毫无意义：我们发现这个概念被拓展到包括了大部分历史事件或许多科学事实（第72、129页），所有的词汇联想和“突发奇想”（第73—76页），一切翻译和替代解释（第77页），叙述看到、听到或记忆中的事情（第315页），还有总体上说来的大部分科学、数学和文学作品。显然，这种解释适用于学生，适当的练习之后，他就能对“capital of France”做出“Paris”的反应。可是，学生还能对下列问题做出明智的猜测：“What is the seat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法国政府所在地在哪里？”）“...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ry dialect？”（“文学语言的来源是什么？”）“... the chief target of the German blitzkrieg？”（“德国闪电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等，或者他还能证明一条新定理，翻译一篇新文章，又或者第一次或以一种新方式去解释一段话。

对斯金纳来说，“让别人明白一个观点”，和你一样看待问题，或者理解事情的复杂状态（例如，困难的政治形势或数学证据），这些都只是增强听话人已有行为强度的问题。⁴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有较高智慧的科学或哲学文章为例”，但“可能被归结为回声反应、文本反应或言内操作反应的补充部分”，斯金纳认为这“更加令人感到奇怪”（第269页）。同样，这话听上去不觉得荒谬，只是因为“强度”和“言内操作反应”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如果我们只按字面意思使用这些词，理解一句话显然不等于高声（高反应强度）喊出这句话。这样就无法根据言语反应配合情况进行明智而有说服力的论辩。⁴⁸

十

最后一类操作性反应叫作“自我暗示语”（autoclitics），包括断言、否定、定量（quantification）、反应的定质（qualification）、句子结构以及“极其复杂的言语思维的操控”。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受说话人其他行为诱发或对说话人其他行为起作用的行为”（第313页）。那么，自我暗示语就是对已有反应的反应，或正如我们在阅读斯金纳书中那一节所发现的，是对隐性的、初发的或潜在的言语行为的反应。自我暗示语的表达有：“I recall”（“我记得”），“I imagine”（“我料想”），“for example”（“例如”），“assume”（“假设”），“let X equal ...”（“假设X等于……”），还有各种否定语、表述和肯定中的is，以及all、some、if、then这些词；一般来说，除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外，还包括其他所有词素（morpheme），以及词序、安排等语法过程。斯金纳在这一节中，没有一句话不严加修改就能为人所接受。我们只举一个例子，看看斯金纳怎么解释“All swans are white”（“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句话中的自我暗示语“all”（第329页）。显然，我们无法假设，“all”（“所有”）是对“all swans”（“所有的天鹅”）这个刺激的因物知觉语。因此，斯金纳建议，我们应该把“all”作为自我暗示语，修饰“Swans are white”（“天鹅是白色的”）整个句子。“All”可以看作相当于“always”（“总是”），或“always it is possible to say”（“总是有可能这么说”）。但请注意，被修饰句“Swans are white”和“All swans are white”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况且，如果按字面意思把“all”翻译成“always”也不对。可以说“Swans are green”（“天鹅是绿色的”），也可以说“Swans are white”（“天鹅是白色的”），但不可能永远说两者中的任何一句（例如，你在说别的话或在睡觉，就不能说出其中一句话）。也许斯金纳的意思是，这句话可以换成“X is white is true, for each swan X”（“对于每只天鹅X来说，X是白色为真”）。但在斯金纳的体系中不能这么说，因为他的体系不谈“true”（真实性）的问题。

斯金纳把语法和句法解释为自我暗示的过程（第13章），这与众所周知的传统说法的主要区别是，他用“控制”或“诱发”这些伪科学术语取代了“指称”这个传统术语。因此，在“The boy runs”（“这个男孩跑步”）中，“runs”末尾的s是受“情景的微妙性质”控制的因物知觉语，因为“跑的性质是一项活动，而不是物体或物体的性质”。⁴⁹（那么假定在“The attempt fails”［“尝试失败了”］，“The difficulty remains”［“困难还存在着”］，“His anxiety increases”［“他的焦虑增加了”］等这些句子中，我们也必须说，s表示被描述为“attempt”的对象，在实施“failing”的活动等。）但在“the boy’s gun”中，s表示领属（假定在“the boy’s arrival”［“男孩的到来”］，“... story”［“男孩的故事”］，“... age”［“男孩的年龄”］等中，s也表示领属），并且受“情景的关系”控制（第336页）。在“The boy runs the store”中，这种“词序的关系自我暗示语”（且不论把一系列反应的顺序叫作对这些反应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意思）受“极其复杂的刺激情境”的控制，“也就是说，男孩在经营着这个商店”（第335页）。在“the hat and the shoe”（“帽子和鞋子”）中，“and”（“和”）受“成对”（pair）性质的控制。在“the dog went through the hedge”（“这条狗穿过了篱笆”）中，“through”（“穿过”）受“正在穿过的狗和篱笆的关系”控制（第342页）。总体而言，名词由物体引发，动词由动作引发，如此等等。

斯金纳认为，句子是在一个框架中的一系列主要反应（名词、动词、形容词）（第346页）。如果我们关注Sam rented a leaky boat（山姆租了一条漏水的船）这一事实，对这个场景的粗略反应（raw response）是rent（租）、boat（船）、leak（漏）、Sam（山姆）。描述这些反应的自我暗示语（包括词序）表达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增加了一道程序叫“造句”，最后得出一个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这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这种选择是任意的。认为句子由放在语法框架中的词项构成，这是传统哲学和传统语言学的观点。斯金纳只是添加了不太合理的假设，认为在造句的内部过程中，先选择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再加以排列、修饰等，这些都是由对这些内部活动的自向反应来完成的。⁵⁰

这样看待句子，无论用自我暗示语、虚词表达，或用语法形位、词汇形态表达，都是不恰当的。“Sheep provide wool”（“绵羊供给羊毛”）没有（有形的）框架，但再怎么调换词序，也无法组成另一个英语句子。“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愤怒地睡觉思想绿色的无色的”）和“friendly young dogs seem harmless”（“友好的小狗似乎不会伤人”）这两个序列的框架相同，但只有一个是英语句子（同样，也只有一个序列倒过来念还是一个句子）。⁽⁵¹⁾“Struggling artists can be a nuisance”（“努力的艺术家可能令人讨厌”）和“marking papers can be a nuisance”（“批改试卷可能令人讨厌”）的框架是相同的，但句子结构不同，只要把两个序列中的can be用is或are代替就一清二楚了。⁽⁵²⁾还有其他许多相似的同样简单的例子。显然，在句子结构中，不只是在语法框架中插入词项，还涉及更多的过程。不考虑深层过程就研究语言的方法，无法成功地描述真实的语言行为。

十一

斯金纳在其描写体系中介绍的主要概念，上文都已经讨论过。逐一讨论这些概念是为了表明，在斯金纳的每个实例中，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他所说的那些术语，他的描写并未涉及言语行为的任何方面；如果按比喻义来理解，他的描写对传统说法没有任何改进。这样一引申，那些从实验心理学借来的术语就失去了客观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日常语言的模糊意义。斯金纳只用了很少一部分术语来做代称，许多重要的区别就看不清楚了。我认为，这样分析证明了前面第一部分的观点，也就是说，抹杀说话人和学习者的单独作用（斯金纳认为这个结果很重要，参看第311—312页），只能以抹杀描写体系的全部意义为代价，结果，描写体系只能粗糙地草草运行，对最基本的问题也无法提供答案。⁵³斯金纳所思考的问题尚显稚嫩，并且毫无解决的希望。在对言语行为的特性了解得更多之前，探究言语行为的致因是徒劳的。况且，还没更好地了解所习得的东西就考虑习得过程，这也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要想真正研究语言行为，肯定很快就意识到，陈述一个既能界定其研究范围，又不会太琐碎或完全超出目前理解和技巧之外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斯金纳把功能分析选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留给自己一个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任务。在一篇十分有趣且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里，⁵⁴K. S. 拉什利含蓄地提出一类问题，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要研究这些问题就会成果丰硕，而这些问题不过是斯金纳所关注的问题的初始阶段。和其他认真考虑数据的人一样，拉什利看出，构成并说出话语不只是把受外界刺激和言内联想（intraverbal association）控制的一系列反应串联起来，话语的句法组织也不是由其有形结构本身以简单的方式直接地表现出来。他做过各种观察才得出结论认为，句法结构是“强加在出现的具体行动上的被概括的模式”，“对句子结构和其他运动序列（motor sequences）的考虑会显示……在明显表达的序列背后，还有许多综合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es），这些过程只能从它们活动的最终结果来推断”。他还评论说，在某个话语的实际构成中确定使用什么“选择机制”（“selective mechanisms”）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当代语言学还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些综合过程、外加模式和选择机制，至少能把彻底描写这些东西当作一项任务。把语言L的语法设想为一种机制，能列举出语言L的所有句子，就好像演绎理论列举出一系列定理那样，这样做也不无道理（按照“语法”一词的这个意义，它还包括音系学）。此外，语言理论被视为对这些语法形式性质的研究，通过精确的描述，这种宽泛的语言理论能提出一种统一的方法，通过一个句子的生成过程来确定结构描述，从而让人们充分了解到这个句子是如何被使用和理解的。简而言之，从被合理描述的语法中，应该有可能得出强加在构成话语特定行为之上的完整过程和概括模式。对于具有正确形式的语法，其规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任选的，一类是必需的。在生成话语的过程中，只用那些必需的规则。那么，可以把语法的任选规则看作是产生某个话语过程中的选择机制。说明这些完整过程和选择机制的任务并非无关紧要，也不是无从调查的。这种研究的结果正如拉什利所说的那样，可以成为心理学和神经学的独立兴趣（反之，心理学和神经学对于这种研究来说也颇具趣味）。这种研究即使很成功，也无法回答对意义和行为致因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但肯定不会与这些问题毫无关联。况且，一切有关语言使用的研究都倚靠“语义泛化”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隐藏着复杂性和特殊推理结构，与句法学研究或展示的复杂性和特殊推理结构毫无两样。句法研究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因而对意义理论中的简化法可能是一个修正。

当然，说话人、听话人和语言学习者的行为构成了一切语言研究的真实数据。一一列举句子之后，就能确定对每个句子进行有意义的结构描写，该语法的构造本身无法说明这种真实的行为，也只是抽象地描述了掌握语言的人的能力，他能区分哪些句子是合理的，理解新句子的意思（不是全部理解），并注意到一些歧义等。这些能力都很特别。我们不时地读到和听到新的词汇序列，把它们当作句子来理解。很容易证明的是，我们接受并理解为句子的那些新事件与我们凭借简单的形式（或语义、或统计）相似性概念或语法框架一致性所熟知的句子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泛化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我们把新的项目当作句子，不是因为它单纯地与某个熟悉的项目匹配，而是因为它是由每个人以某种方式或形式内化的语法而生成的。我们部分地理解了一个新句子，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能确定从这个语法得出该句子的过程。

假设我们能构建出具备上述性质的语法，那么我们就会描写并研究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假定，说话人和听话人已具备语法所抽象描述的能力。说话人的任务就是挑选一系列相协调的任选规则。如果我们从语法研究中得知说话人有什么选择，这些选择相互协调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我们就能有意义地去调查让说话人做出一个或多个选择的因素。听话人（或读者）必须根据所接触的话语来决定构建该话语的任选规则是什么。必须承认的是，人类这么做的能力远胜于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语言的儿童根据自己对句子和不是句子的那些表达的观察（也就是说，通过所处的言语社区的改正），就能为自己构建语法。研究实际观察到的说话人的能力，即如何区分句子和非句子，发现歧义等，显然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语法是极其复杂和抽象的，而且儿童已经能出色地（至少从形式来看）进行理论构建。况且，这项任务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做到，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凭借智力上的高低。任何学习理论都应该正视这些事实。

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儿童能构建极为复杂的机制而生成一系列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是他听过的），成人也能很快确定某个项目是否（如果是这样，又是如何）由这个机制生成，这个机制具有抽象演绎理论的许多性质。但这似乎是对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的表现进行的一个公平描述。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们就能预测，并直接解释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的实际行为，而不预先了解语法结构，这样做可能成效有限。必须把语法当作说话人和听话人行为的组成部分，而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行为就像拉什利所说的那样，是从最终的具体行动推断出来的。所有正常的孩子非常迅速地习得极为复杂的相应语法这一事实表明，人类或许生来如此，对未知性质和复杂事物有数据处理或“构成假说”的能力。⁵⁵研究语言结构最终也许会为这个问题带来认识。目前，人们还不能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但原则上有可能研究的议题是：确定信息处理（构建假说）系统的内在结构必须是什么，才能使它从某个时间内的某个数据中形成某种语言的语法。无论如何，试图抹杀说话人的作用而形成的“心理主义”描写系统，最终混淆了重要的传统概念的区别。同样，不愿研究儿童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只能肤浅地解释语言习得，把大量未经分析的作用归咎于所谓的“泛化”步骤，而“泛化”实际上包括该过程中一切有趣的东西。如果语言研究如此局限，言语行为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不清楚的，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谜。

（本文最初发表在《语言》［Language］第35卷第1期［1959年1—3月］，第26—58页。）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序

认为语言是基于一个确定如何解释无限多句子的规则系统，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一百多年前，威廉·冯·洪堡就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导言中合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想法（Humboldt, 1836，《论语言》［On Language］），尽管很少有人去研究他的导言。⁽⁵⁶⁾他认为，语言是“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其语法必须去描写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过程。语言使用的这种“创造性”方面，在语言与心智唯理主义哲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而洪堡的上述观点就是这种关注的产物（见乔姆斯基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1964］中的讨论）。不仅如此，就“生成语法”这一术语的当代意义而言，连帕尼尼（Panini）的语法似乎也可以说成是零碎的“生成语法”。

尽管如此，主要在过去几年中，现代语言学领域做出了颇有实质性的努力，为具体语言构建了明确的生成语法，并对其结果进行了探索。关于如何适当地构成生成语法理论，如何正确地描写已被深入研究的语言，人们展开了十分广泛的讨论和争辩，这都不足为奇。现在所能提出的相关语言理论或就此所说的英语语法的结论都是尝试性的，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应当对此一清二楚。（只要想一想语言现象多么地丰富，无论何种有见地的阐释都难免受阻，这就足够了。）但似乎也有一些相当具有实质性的结论，仍然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尤为突出的是，虽然关于转换语法理论的适当形式还存在诸多疑问，在我看来，转换语法已在任何实证充分的生成语法中牢固地确立了中心地位。

在研究转换语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这本专著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探索性研究。全书把转化语法预先假定为讨论的总框架。此处所讨论的是应当如何阐述这一理论。本研究还探讨了处于转换语法研究边缘的问题。对于一些问题，我会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我的讨论更多的只是提出问题，考虑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做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本文最早出现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v—vii页。）

方法论初阶

第一部分　作为语言能力理论的生成语法

本文将谈及句法理论和英语句法中的各种话题，对其中少数话题会稍加详述，还有几个则浅尝辄止，对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做彻底的讨论。全文将涉及生成语法的句法部分（syntactic component），即涉及一些规则，这些规则详细说明了起句法作用的最小单位（即formatives，构形成分）组成的结构完整的语符列，并赋予这些语符列以及在某些方面结构不完整的语符列各种结构信息。

总框架在许多地方都介绍过，本研究将在该框架内进行。了解本研究的前提是，大致熟悉参考文献中列出的理论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我将在本章简略地考察一些主要的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s），并不做认真的尝试去证实它们，只是想把其概要整理清楚。

语言理论主要关注处于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中的人，他们是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精通本社区的语言。在实际行为中运用其语言知识时，他们不受类似记忆限制、分心、注意力和兴趣转移、错误（偶然性的或典型性的）等与语法无关的条件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似乎一直是现代普通语言学奠基人的立场，也从未有人提出过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更改它。为了研究实际的语言运用，我们必须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说话人—听话人的潜在语言能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方面看，语言研究与调查其他复杂现象的实证研究并无区别。

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能力（competence，即说话人—听话人对自己语言的知识）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即在具体情景中对语言的实际使用）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只有在上一段所说的理想情况下，语言运用才能直接反映语言能力。在对自然话语（natural speech）的录音中，会有许多说错了重来的情况，还有不符合语法规则以及中途改变主意等情况。对语言学家和学习语言的儿童来说，问题是要从语言运用的数据中确定基本的规则系统，而说话人—听话人已掌握了这个系统，并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使用了它。因此，从专业术语的意义上讲，语言理论是心灵主义的，因为它涉及如何找出作为实际行为基础的心理现实（mental reality）。⁵⁷所观察到的语言使用，或者假想的回应倾向、习惯等，都可能为这种心理现实提供证据，但肯定无法构成语言学的实际主题，如果语言学还算是一门严肃的学科的话。我这里提到的区别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langue-parole）有关，但必须放弃他的“语言”概念，那仅仅是各种项目的系统总录（inventory），倒应该回到洪堡的想法，他把潜在的语言能力看作是生成过程的一个系统。⁵⁸

一种语言的语法旨在描写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内在的语言能力。而且，如果这种语法是十分明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种语法不是依赖有理解力的读者的智力，而是对读者的作用进行明确的分析——我们就（有些冗余地）称其为“生成语法”。

一部完全合乎需要的语法必须给无限多的句子中的每一句都配以结构描写，这种结构描写显示出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是如何理解这个句子的。这是描写语言学的传统问题，而且传统语法为句子的结构描写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尽管传统语法明显具有价值，它们仍有缺陷，并未把所关注的语言的基本规律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在句法层面尤为清楚，传统语法或结构语法只是对具体例子进行分类，并未在任何有意义的范围内达到系统阐释生成规则的阶段。对现有的最好的语法所做的分析会迅速地揭示出，这是一个原则缺陷，而不只是实证详细与否或逻辑准确与否的问题。然而，似乎很明显的是，探索这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的尝试，可以从研究各种传统语法所呈现的这种结构信息开始，还可以从研究这些语法中所展现的语言过程（不管有多么不拘形式地展现出来）开始，这样做最为有利。⁵⁹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局限之处。尽管这些语法也许完整、明确地列出了例外和不规则的情况，它们仅为规则而多产的（productive）句法过程提供例子和线索。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例如，詹姆斯·比蒂⁽⁶⁰⁾说道：

因此，语言在这个方面与人相似。尽管各有独特之处，由此能把各种语言区分开，但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每一种语言的独特之处在各自的语法和词典中得到解释。所有语言共同拥有的那些东西，或对每一种语言都很有必要的那些东西，是在一门科学中探讨的，有人把这门科学叫作“普遍语法”或“哲学语法”（Universal or Philosophical Grammar）。⁶¹

稍早些时候，杜马尔赛⁽⁶²⁾是这样解释普遍语法和具体语法的：

在语法中，有一些适用于所有语言的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被称为“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所评述的方面有：发出的语音，作为这些语音的符号的字母，词的性质，以及为表达某个意思词应该被排列或结尾的不同方式。除了这些普遍性的观察结果之外，还有一些观察结果只适用于某一种语言，因此形成了每种语言的具体语法。⁶³

此外，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之内，人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所有语言共有的特性之一就是其“创造性”的方面。因此，语言的基本性质就是，为表达无限多的想法和在无限种新情景中做出恰当反应提供方法。⁶⁴而且，特定语言的语法要靠普遍语法来补充。普遍语法包含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并表达出由来已久的种种规则，而这些规则因其普遍性从语法中被省略了。因此，一部语法只是详细讨论例外和不规则现象，也是十分合理的。只有受到普遍语法的补充时，一种语言的语法才能完整地描述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

但现代语言学尚未明确地承认，如果为了做到描写充分性，是否有必要用普遍语法来补充一种语言的“具体语法”。事实上，现代语言学拒绝对普遍语法做研究，因为这样会误导他人。正如我们前面所注意到的，现代语言学从未尝试去研究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因此，也无人就结构主义语法基本的描写不充分性提出任何解决方法。

传统语法（具体语法或普遍语法）未能准确地陈述构成句子和解释句子的规律性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普遍认为存在一种由词序反映出的“思想的自然次序”。因此，形成句子的规则其实不属于语法，而是属于研究“思想次序”的某个其他学科。比如，《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宣称，除了修辞格以外，词的次序遵循着“与我们思想的自然表达”一致的“自然次序”。⁶⁵结果是，除了省略、倒装等决定语言修辞用法的规则之外，几乎不用制定什么语法规则。与之类似的观点以许多形式和变体出现。再举一个例子，狄德罗⁽⁶⁶⁾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主要讨论词序如何反映观点同时发生和连续排列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认为，法语在词序与思想观点的次序相对应的程度上，在所有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⁶⁷因此，“无论古代语言或现代语言中的词序是什么，作家的头脑总是遵循着法语句法所教导的次序”⁶⁸；“我们用法语说这些事情，就像人的头脑被迫用其写作时使用的语言考虑这些事情一样”。⁶⁹狄德罗继续总结说：“我们的语言远比其他语言有优势、很实用，而不是徒有其表。”⁷⁰他前后逻辑一致，令人称道。因此，法语适用于科学，而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在文科中更有优势”。此外，

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会选择法语，而……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人更偏爱古代语言和我们邻国的语言……在社交界和哲学界应该说法语，而在讲台上和戏剧里应该说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如果我们的语言将来再次出现在地球上，它应该是真理的语言；而……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的语言是讲述寓言和虚构情节的语言。法语用来教导、启发和说服别人；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英语是用来劝说、感动和欺骗别人的语言：对人民大众说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而在圣人面前要讲法语。⁷¹

无论如何，既然词序由语言之外的因素决定，就没有必要用具体语法或普遍语法来描写词序。因此，我们具备原则性的理由把对句法过程的明确说明从语法中排除出去。值得注意的是，对语言结构持有的天真看法直至现代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例如，索绪尔对一系列表达对应一系列杂乱的概念的描述，或把语言使用的共同特性仅仅说成是对词和词组的使用问题。⁷²

但传统语法的这种描写不充分性的根本原因更多是技术上的。尽管大家都明白语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创造性的”，但直到最近才获得表达递归过程系统的技术手段。实际上，只是在近30年里，我们才从研究数学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语言如何能做到“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洪堡语）。既然已经有了这些洞见，就有可能回到传统语言学领域曾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上，就有可能尝试对语言的“创造性”过程做出明确的阐释。简而言之，就生成语法的全面研究而言，不会有技术上的障碍。

现在再回到主题上来。所谓“生成语法”，我仅指一套规则系统，这套系统以某种明确、清晰的方式把结构描写分配给句子。显然，每位说一种语言的人都已经掌握并内化了一种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表达了他对所说语言的知识。这并不是说，他意识到这种语法规则，或甚至能够变得意识到这种语法规则，或他对这门语言的直觉知识的陈述就一定是准确的。任何有趣的生成语法多半都会涉及各种心智过程，这些心智过程已远远超过实际意识甚至潜在意识的层面。此外，十分明显的是，说话人对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能力的讲述和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因此，一部生成语法试图弄清楚的是，说话人实际懂得的是什么，而不是他就自己的知识可能讲述的内容。同样，有关视觉感知的理论会试图解释一个人真正看到了什么，还会解释决定这一点的机制，而不是对他所看到的东西和为什么看到它的陈述，尽管这些陈述可能为该理论提供有用的、（实际上也是）令人信服的证据。

为了避免连续的误解，也许值得重申的是，一部生成语法并不是一个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模式。生成语法试图用尽可能最中性的词汇来描述语言知识的特点，这种语言知识为说话人—听话人的实际语言使用提供了基础。我们谈到一部语法用某种结构描写生成了一个句子时，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这部语法把这种结构描写分配到这个句子。我们说一个句子与某部生成语法有某种派生关系时，并不是说，说话人或听话人可能以某种实际或有效的方式构建了这种派生关系。这些问题都属于语言使用的理论，即语言运用理论。毫无疑问，语言使用的合理模式会把表达说话人—听话人语言知识的生成语法作为基本部分纳入其中，但这种生成语法本身并未规定知觉模式或言语生成模式的性质或功能作用。⁷³

就这个问题的质疑一直持续不断，这表明术语变化也许可以规范化。然而，我认为，“生成语法”这一表达是完全恰当的。因此，我一直在用这个术语。“生成”（generate）一词在此表达的是逻辑上的意思，尤其是在波斯特⁽⁷⁴⁾的合成系统（combinatorial systems）理论中的意思，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此外，“生成”似乎是对洪堡的 “erzeugen”一词最恰当的翻译。他经常使用“erzeugen”，似乎基本就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既然在逻辑学和语言学理论的传统中，“生成”一词的用法得到了认可，我也看不出有何理由要修改术语。

（本文最初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方法论初阶”的第一部分［Part 1, “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 i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3—9页。）

语言与自由

当受邀谈一谈“语言与自由”这个话题时，我感到既困惑又好奇。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致力于语言研究，在该领域找个话题讨论一下并非难事。关于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谈资甚多，因为在20世纪中期我们和其他人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本次讲座题目的棘手之处在于把两者连接起来。语言与自由以何种方式才会相互关联？

作为铺垫，请允许我先谈谈当代语言研究，仅为一己之见。语言与语言使用的诸多方面都会引出有趣的问题，但依我看，迄今为止只有几个问题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具体地说，我们最富见地的发现是在形式语法结构方面。熟悉某种语言的人习得了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即术语所说的“生成语法”），它们用某种方式把音和义联系起来。就这种语法的特性而言，有许多论据充分（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有启发性）的假设，并涉及多种语言。此外，人们对“普遍语法”的兴趣历久弥新。对于人类能通过常规方式学习的各种语言，“普遍语法”如今被当作是解释其普遍属性的理论。在这个方面，也的确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一话题非常重要。把普遍语法看作对某种基本心智官能的研究，这很恰当。因此，特别有趣的是发现（我认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普遍语法有着十分丰富、抽象、受限的原则，并能用来有原则地解释不同的现象。从我们理解力当前所处的阶段来看，假如语言要为调查人类的其他问题提供一个跳板，我们就得把注意力转到语言的这些方面。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些方面已经被充分、合理地理解清楚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对语言形式属性的研究以消极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某种天性：该研究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我们对心智特性的理解尚有局限之处，那些心智特性显然是人类特有的，并且必须以亲近的（也许仍然很隐秘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文化成就中去。

在寻找出发点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段时期，人们当时可能相信的是：“把自由变成哲学要旨的思想已经把人类的精神从其所有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比起早期的革命，为科学的方方面面都指出了更强大的新方向。”⁷⁵在这段话中，“革命”一词带有很多联想含义，因为谢林⁽⁷⁶⁾也声称说：“人生来就要采取行动，而不是胡思乱想”；当他写出“时间逐渐向更高尚的人类宣告精神上的自由，不想忍受人们因失去枷锁而悔恨涕零”时，我们听到了18世纪晚期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回音。谢林写道：“一切哲学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自由。”当人们努力挣扎摆脱枷锁、反抗已丧失合法性的政府、建立更人性化和更民主的社会机制之时，这些话就具有意义和紧迫性。正是在这种时刻，哲学家才被迫去探索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局限之处，他们也许会和谢林一起总结道：就人类自我而言，“其本质就是自由”；就哲学而言，“哲学的至高位置恰恰在于，它把一切寄托于人类的自由”。

我们再次处于这样的时刻。革命的萌芽正遍布所谓的第三世界，把大众从对传统权威的麻木和顺从中唤醒。有些人认为，工业社会很成熟，也适合变革——我指的不仅仅是新左派的代表。⁷⁷

来自变革的威胁会导致镇压和反动，其迹象以不同的形式在法国、苏联、美国清晰可见——尤其是在我们会面的城市里。那么，我们当然应从理论上考虑人类自由的问题，充满兴趣且严谨地关注更早期的思想，当时的古代社会体制遭到了批评性分析和持续的攻击。只要我们记住谢林的警告，人生来就不只是胡思乱想，也要采取行动，这就合乎情理且十分恰当了。

卢梭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 1755）是18世纪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有关自由和奴役的研究之一。从很多方面讲，这是一本革命著作。卢梭在书中试图“叙述了不平等的起源和进展、政治社会的建立和流弊，这些事物是尽量以仅凭理性的知识就可以从人类本性中推究出来的为限”。⁽⁷⁸⁾这篇论文最早是递交给第戎科学院参加征文比赛的。卢梭的结论令人震惊，乃至比赛评委拒绝读完全文。⁷⁹在文中，卢梭不仅质疑个人对财产和财富的控制，还质疑几乎每种社会机制的合法性，说它们“只是建立在不确定的、不正当的权利之上的……强取豪夺的行为……都是用暴力得来，也能被人用暴力夺去，［富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的”。即使凭自己的勤劳获得的财产也无法落个“更好的名头”。对于这一主张，人们也许会反驳说：“有无数同胞，因为缺乏你所拥有的过多的东西而死亡、而受苦，难道你不知道吗？在人类公有的生活资料中，你把超过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部分据为己有，就应该取得全人类明示的和一致的同意，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

卢梭认为，公民社会不过是富人保证其掠夺的一个阴谋。富人虚伪地号召其邻居要“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的、人人都须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强者和弱者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济”。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⁸⁰⁾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些法律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的权利。⁽⁸¹⁾依照这些论据，穷人和弱者都被引诱了，“大家都前去迎接他们的枷锁，相信它可以保障他们的自由……”。因此，社会和法律“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地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政府难免走向专制权力，这是“他们腐化的结果和终极点”。这种权力“按它的性质来说就是不合法的”，新的革命必须

使政府全部解散或使其更接近合法的机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

在目前的关联中，有趣的是，卢梭“仅凭理性”得出结论时所遵循的路径始于他对人性的想法。他想“按自然形成的人”去理解人类。只有从人性中才能推断出自然权利的原则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在精神不平等的起源上，在政治组织的真实基础和组织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上，以及千百种其他与此相类似、既重要而又未经加以阐明的问题上，都是呈现着无数困难的；这种对原始人、对原始人的真实需要以及他的义务的基本原理的研究，同时也是解决那些困难的唯一好方法。

为了确定人性，卢梭继而把人与动物进行比较。人是“聪明的、自由的……唯一被赋予理性的动物”，动物则“缺乏理性和自由”。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动物无非是一部精巧的机器，自然给这部机器一些感官，使它自己活动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切企图毁灭它或干扰它的东西实行自卫。在人体这部机器上，我恰恰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有这样一个差别：在禽兽的动作中，自然支配一切，而人则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行为决定取舍。因此，禽兽虽在对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违背自然给它规定的规则，而人则往往虽对自己有害也会违背这种规则……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因为，物理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毋宁说选择力方面以及对于这种力的意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能用力学的规律来解释。

人性的本质因而就是人的自由和人对其自由的意识。因此，卢梭才可以说：“法学家们既然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⁸²

擅长诡辩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想办法掩盖的事实是，人类最基本、最明确的财产就是自由。“他们因为看到一些人耐心忍受奴役，便认为人们有一种忍受奴役的天然倾向。他们没有想到，自由也和天真与美德一样，人们只有在亲自享受的时候才感觉到它们的价值，一旦丧失了它们，便也丧失了对于它们的兴趣。”接着，卢梭反问道：“自由既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如果为了取媚于一个残暴的或疯狂的主人，竟毫无保留地抛弃他所有天赋中最宝贵的天赋，竟屈从主人的意旨去犯造物主禁止我们去犯的一切罪恶，这是不是使人类的天性堕落，把自己置于完全受本能支配的那些禽兽水平上？”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拒服兵役的美国抵抗者们用相似的口吻问过这个问题，许多从20世纪西方文明的灾难中刚刚恢复过来的人也这样问过，这可悲地证实了卢梭的判断：

由此便产生了那些震撼自然和违反理性的民族战争、残杀和报复，以及那些竟把杀人流血的荣誉列为美德的可怕偏见。最正直的人也学会了把扼杀同类当作自己的一种义务。我们终于看到成千成万的人自相残杀，而他们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一天的战斗中所屠杀的人，在占领一座城市时所造成的恐怖，比在自然状态中整个地球上许多世纪内所杀害的人和所造成的恐怖还要多得多。

从“一切自由民族为抵抗压迫而做出的惊人事迹”中，卢梭为自己的看法找到了证据：争取自由是人类的基本属性，只有当人享受到自由才能感觉到自由的价值。的确，一个放弃自由人生活的人

只是不断地夸耀他们在枷锁下所享受的和平和安宁……但是，当我看到其他人宁肯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生命来保存他们这项唯一的财产——也就是丧失了这项财产的人那么藐视的财产——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一些野兽，因憎恨束缚向牢笼栏杆撞坏了头的时候；当我看到成千成万的赤裸裸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淫逸生活，只为保存他们的独立自主而甘冒饥饿、炮火、刀剑和死亡的危险的时候，我感到讨论“自由”的问题，并不是奴隶们的事情。

40年之后，康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他无法接受的主张是：某些人（例如，某个地主的农奴）“还不够成熟，不能拥有自由”。

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这个假设，就无法获得自由；人若没有得到自由，就不可能为自由而变成熟。人必须自由，才能学会如何自由地、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能力。起初的尝试肯定是艰难的，所造成的事态比之前受外界权威支配和保护的状态更令人痛苦、更危险。然而，只有通过个人经验，一个人才能获得理性，人必须要自由地去体验……认为自由对那些受他人控制的人而言毫无价值，人有权永远拒绝自由，接受这种原理就是侵犯了上帝的权利，上帝创造的人类是自由的。⁸³

这番话在上下文中尤为有趣。康德在为恐怖时期⁽⁸⁴⁾的法国大革命辩护，他反对有些人认为的大革命表明民众还无法享有自由权利的说法。康德的评论具有现实相关性。理性的人不会赞同使用暴力和恐怖。尤其是大革命之后的国家，在落入残忍的独裁政府手中后，其恐怖统治不止一次达到了难以描述的野蛮地步。当逆来顺受的百姓起来反抗压迫者，或迈出向自由和社会重建的第一步时，会发生暴力行为，但有理性之人或仁爱之人不会过快地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现在，请让我回到卢梭对已确立的权威（无论是政治权利或者是财富）之合法性的反驳。显然，他的论述一直采取的是令人熟悉的笛卡尔模式，唯独无法以物理原理来解释人。从另一方面讲，野兽只是一架精巧的、受自然法则指挥的机器。人拥有自由并意识到自由，这使其与野兽机器区分开来。尽管机械解释的原理能说明知觉乃至思维如何合成，在这方面“人与野兽只是程度不同”，但却无法说明人类的特性。

对笛卡尔及其追随者（例如，科尔德穆瓦⁽⁸⁵⁾）而言，表明另外一个生物体具有思维并因此不受机械解释的限制，唯一确凿的迹象是以正常的、有创造力的人类方式去使用其语言，这种语言使用不受可识别的刺激控制，是新奇的、有创新的、与各种情景相适恰和连贯的，并且引发我们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新想法。⁸⁶对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来说，反思一下就显然知道，人人都有心智，即本质为思维的东西，人类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反映了思想与概念的自由。当我们找到证据表明，另外一种生物体也能以这种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方式使用语言时，我们会认为它也和我们一样拥有心智。从类似的假设（即有关机械解释的内在局限性，以及它无法解释人的自由和人对自由的意识）开始，卢梭继而从不同程度上批评了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属性的独裁机构。

若是我们把这些思考综合起来，也许会在语言与自由之间建立有趣的联系。从其本质属性和使用方式上看，语言提供了基本的标准，使人们确定另外一个生物体是否拥有人类心智、拥有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人类能力，以及拥有不受压迫政权外部束缚的人的基本自由需求。此外，我们也许会从对语言及其使用的详细研究进展到对人类心智更深层、更具体的理解。我们以这种模式前行时，也许会进一步研究人性的其他方面。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从理论上找出合理的社会秩序基础，就必须要正确地构想这些方面。

我会再来探讨这一问题。我想先继续追溯卢梭对该问题的思考。卢梭在几个方面背离了笛卡尔传统，他把“人类所具有的特性”定义为人“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借助于环境的影响，这种能力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整个人类之中”。据我所知，有关通过文化传播进行自我完善和完善人类种群的能力，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未曾用类似的术语讨论过。然而，我认为，卢梭的评论也许把笛卡尔的传统扩展到了未被探索的领域，而不是对其否认或拒绝。有这种想法并不矛盾：心智的限制性属性是长期演变的人类天性的基础，而人类天性在其所限定的领域内发展；或者说，心智的这些属性使自我完善更有可能发生；又或者说，人类天性中的基本属性使人意识到自由，给其机会创造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式，使实现自由、多样化和个人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最大化。套用一个算数推论来说，整数不会因其无法包括一切有理数就不能成为无穷集合。可以类推的是，认为心智的内在属性限制人的发展，也不是否认人具有“自我完善”的无限能力。我想讨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之亦然：如果没有一个受形式约束的系统，就没有创造性的行为；尤其是如果没有心智的内在限制属性，只能“产生行为”，但没有自我完善的创造性行为。此外，卢梭关注自我完善的演化性质，促使我们回头从另一个角度去关注人类语言。人类语言似乎超越了各种最基本的形式，是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前提，也是卢梭所说的完善人类自身的前提。

卢梭认为，“尽管语言器官是人生来就有的，但语言本身却不是与生俱来的”。在这一说法和典型的笛卡尔观点之间，我尚未发现矛盾之处。典型的笛卡尔观点是：天生的能力是“受禀赋影响的”（dispositional），是引导我们在外部刺激的特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产生想法（特别是先天观念）的能力，但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不受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顺着我们的思路发展下去的能力。那么，语言也是人天生就有的，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而已。这是理性主义语言学家最重要的（我认为也是最根本的）见解，但在很大程度上，在18世纪及此后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影响下，这种见解却被置之不理。⁸⁷

卢梭详细地讨论了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自己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此，

如果说人们为了学习思维而需要语言，那么，他们为了发现语言的艺术则更需要先知道如何思维……因此，关于这种传达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我们几乎不能做出一些可以说得过去的猜测；语言这一崇高的艺术距离它的起源已经那么远……

他认为，“概括的观念只有借助于词才能输入人的心灵中，而理解概括的观念则必须通过词句”。这一事实使缺失理性的动物无法形成这些观念或者获得“依存于这种观念的完善化能力”。因此，卢梭无法构想出“我们那些新文法学家开始扩大他们的观念和概括他们的那些词”所依据的方法，或者找到“表达人类的一切思想”的方法—“数字、抽象的词、过去时和动词的各种时态、小品词、句法、命题的连接、推理以及形成言词的全部逻辑”。他并未思考人类完善化的后期阶段，“当人类的观念逐渐扩展和增多时，并且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来往时，他们便想制定更多的符号和一种更广泛的语言”。但他必须放弃（尽管很不乐意）“这样一个难题：已经形成了的社会对于语言的建立，抑或是已经发明了的语言对于社会的建立，这二者，哪一个是最为必要呢？”

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斩开了“戈尔迪之结”⁽⁸⁸⁾。他们假定有某个物种特有的属性，这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性原理”的第二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完全决定动物行为的“机械原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历史演变过程中语言的起源。确切地讲，人类的天性从本质上看就一目了然：没有从身体到心灵的通道。我们可以用更流行的术语重新阐释这个观点，推断可能发生过戏剧性突变之后产生了智力特性。据我们所知，这些智力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拥有语言（就人类而言）就是这些特性最明显的表征。⁸⁹假如这是正确的（因为至少最先接近事实），语言研究就有望为人类天性的研究提供一个切入口或模型，为得出更广泛的人类天性理论提供依据。

为了总结这些历史性的观点，我想转而谈谈（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⁹⁰）这个时代最具启发性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威廉·冯·洪堡。一方面，洪堡是最渊博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家；另一方面，他是竭力主张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的早期倡导者。他的主要哲学概念是“教育”（Buildung），正如伯罗⁽⁹¹⁾所说的那样，“他指的是最全面、最丰富、最和谐地发挥个人、社会或人类的潜能”。⁹²洪堡自己的思想也许是一个例证。据我所知，尽管他并未直接把自己的语言观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思想联系起来，但二者的发展显然遵循了一个共同依据，即促成任一方面的人性概念。密尔⁽⁹³⁾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把洪堡对其思想的“主导原则”的阐释——“人类极为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必要和至高无上的价值”——奉为格言。对于自己关于极权国家的评论，洪堡总结道：“怀着对人性固有尊严的由衷尊敬以及对有利于这种尊严的自由的由衷尊敬，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活力无限。”简单讲，这种有关人类天性的概念如下所述：

人类的真正目标，或一成不变地受理智支配并且未被短暂的暧昧欲望所表明的真正目标，是把自己的力量以最高、最和谐的方式发展为完整、持续的整体。自由是可能完成这种发展要求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但还要有另外一个要素——的确与自由紧密相关，即各种情境。⁹⁴

同卢梭和康德一样，洪堡认为

没有什么比自由本身更能促进自由的成熟。也许这条真理不会被那些常常以不成熟为借口继续忍受压抑的人所接受。但在我看来，恰恰应依据人性坚定地遵循这条真理。无法争取自由只是源自缺乏智慧和道德力量。提高这种力量是弥补这种缺乏的唯一途径，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行使力量，这是唤起自发行动的自由的前提。不过显然，放开背负人感受不到的束缚，我们不能把这叫作给予自由。但无论人类怎样被自然所忽略、受环境影响而堕落，就压迫人类的一切束缚来说，情况未必如此。当自由的感觉从人们心底被唤醒，让我们把束缚一个一个解开，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加速发展。

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人，“也许理所应当地被怀疑为误解人性并希望把人变成机器”。

人类从根本上是有创造力、有洞察力和自我完善的生物：“去探究、去创造，这些是一切人类追求或多或少直接围绕的中心。”但思想自由和启蒙并不只属于精英阶层。洪堡再次呼应卢梭说：“人性中的某些堕落之处，在于那种拒绝让任何人拥有成为人的权利的想法。”然后，他对“自由和启蒙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持乐观态度。但是“一切道德文化只直接来自人的精神生活，只在人性中才能被激发，而绝不是由外部人工装置产生的……理解力的培养与人的其他官能一样，通常由人自身的活动、独创性或如何使用他人发现的方法来完成的……”，那么，教育必须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最好为个人提供丰富的、有挑战性的环境使其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严格地讲，即使一门语言也是无法被教会的，而是“从内心被唤醒——人们只是提供了一条线索使其自我发展”。我想，也许洪堡会发现自己和杜威在教育方面的想法很契合。他也可能会欣赏近年来对一些观念所做的革命性拓展，例如拉丁美洲激进天主教徒们所关心的“意识觉醒”，和其他第三世界革命者一样，“把被动的、受剥削的更底层阶级转变为有意识地掌握自己命运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人”。⁹⁵我确信，他也许会赞同他们对学校的批评：

（学校）更重视传播知识，而不重视从其他价值观中培养批判性精神。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制度旨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并非去改变它们。⁹⁶

但洪堡对自发性的关注远远超越狭义上的教育实践，并涉及劳动和剥削的问题。前面引用的有关通过自发行为培养理解力的话还有下文：

……人类从未把自己所拥有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比起享受果实的无精打采的酒色之徒，照管花园的工人也许是更加真实意义上的主人……鉴于这种考虑，⁹⁷似乎所有农民和手工艺人都可以被抬高为艺术家，也就是说，因劳动本身而热爱劳动的人运用自己可塑的天才和发明技巧改进劳动，从而培养了自己的智能，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高贵并提高和改进了自己的娱乐。因此，人类可能会因那些尽管有内在美却常常使其堕落的东西变得高尚……但自由无疑仍是必要条件。没有自由，即使是最适合个体人性的追求也无法成功地产生如此有益的影响。无论何事，若非源自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或仅因受指示和引导所为，就不会进入人的存在，而是与他的真实本性格格不入。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缺乏真正的能量，而只是带有机器的准确性。

如果人单纯以机械的方式行事，而不以自身兴趣、能量和力量决定的方式对外界的要求或指示做出反应，“我们可能敬佩他的所作所为，但会轻视他本人”。⁹⁸

基于这种想法，洪堡提出有关国家角色的观点，认为国家试图“使人成为服务于它的专制目的的工具，忽略了其个体的目的”。他的信条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强烈反对除了最基本形式之外，国家对个人或社会生活的一切干预。

在18世纪90年代的文章中，洪堡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还没有任何概念。于是他也没有过度关注私人权力。

但当我们认识到（同时还要把理论和实践区分开来）个体的人的影响力因竞争、财富的消耗甚至死亡有可能减弱并枯竭时，认识到这些偶发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我们国家时，仍然要面对这个原则：后者不会干预任何与安全毫不相干的事情……

洪堡谈到了个体公民境遇中最本质的平等，当然还不知道“个体的人”这个概念在公司资本主义时代会以什么方式逐渐被重新阐释。他未曾预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面前，喊着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口号的民主和喊着人的权利高于人本身的自由主义双双触礁”。⁹⁹他也未曾预见的是，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维护人类生存、防止自然环境破坏，国家干预是绝对必要的——我可以乐观地说。举例来看，正如卡尔·波兰尼⁽¹⁰⁰⁾已经指出的那样，自我调节的市场“若不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便无法存活太久；它会真正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芜”。¹⁰¹洪堡没有预见到劳动的商品属性这一后果，即这一准则（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商品无法决定自身在哪里可供出售、为何种目的被使用、以多少价格转手、应该怎样被消费或毁掉。”但既然如此，商品就是一种人类生活。因此，没有太多必要通过社会保护来限制传统自由市场的非理性摧毁式运作。洪堡尚未理解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使某种束缚形式持续存在了下去，早在1767年，西蒙·兰盖⁽¹⁰²⁾就表明这种束缚比奴隶制还恶劣。

由于无法靠其他方式过活，我们的农场工人被迫在田里劳作，却不能品尝收获的果实；我们的石匠被迫建造房屋，却无法亲自入住。需要（want）⁽¹⁰³⁾把他们拽进市场，等候主顾施恩雇佣他们；需要迫使他们跪倒在富人面前，求得准许令其致富……镇压奴隶制对这个富人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你会说，他解脱了。哎！那才是他的不幸。对主人来说，奴隶很珍贵，因为他在奴隶身上开支了不少。但雇佣手艺人的骄奢淫逸之徒在手艺人身上毫无花费。……据说，这些手艺人没有主人。他们倒有个主人，也是最恐怖、最专横的主人，就是需求（need）。正是需求使他们陷入最残忍的依存关系中。¹⁰⁴

在有关束缚的这个想法中，如果有什么辱没人性的部分，就必须寄希望于一种新的解放，即傅立叶的“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历史解放阶段”，通过消除劳动的商品属性、停止雇佣劳动制（wage slavery）⁽¹⁰⁵⁾和对商业、工业、金融机构进行民主管理，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人。¹⁰⁶

也许洪堡是接受这些结论的。他的确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干预是合理的，假如“自由会摧毁某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但是自由，甚至连生存本身都不可想象）”。确切地讲，这些条件是指在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情况。不管怎样，他对官僚主义和专制国家的批评很有说服力地预先警示了现代历史最阴暗的一些方面，而其评论的基础可以运用到比他想象中更广泛的强权制度。

尽管洪堡表达了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他并不是卢梭风格的原始个人主义者。卢梭赞颂野蛮人“生活在自我之中”，不需要像“社会的人”那样，“总是生活在自我之外，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单凭别人的判断……感知自我的存在”。¹⁰⁷洪堡的见解则不同：

……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和论据的大意可以归纳为：尽管他们会打破人类社会的所有桎梏，他们还会尝试找到尽可能多的新的社会束缚。孤立的人并不比受束缚的人更有能力发展自己。

因此，他希望有一个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没有国家或其他专制机构的高压，自由人能创造、探究并获得自身能力的最高发展——他远远超越所处的时代，展现出可能适宜工业社会下一个阶段的无政府主义眼光。我们也许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届时这些千头万绪都会被归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这种社会形式今天几乎不存在，但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各种要素所在：西方民主中对已达到最高形式的个人权利的保障（尽管难免存在着可悲的瑕疵）；以色列的基布兹⁽¹⁰⁸⁾；南斯拉夫所尝试的工人议会；唤起大众意识并促成重新参与社会进程的努力（这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基本要素），与无理的极权统治不协调地共存着。

一个与人类天性有关的相似概念成为洪堡语言研究的基础。语言是自由创造的过程，其规则和原理是固定的，但运用生成原理的方式是自由的、多种多样的。词的释义和使用也涉及自由创造的过程。语言的普通用法和语言习得取决于洪堡所说的语言的固定形式，即一个根植于人类思维天性的生成过程的系统，它会约束却并不决定正常智能的自由创造，或（更高或更有创造力层面上的）伟大作家或思想家的自由创造。一方面，洪堡属于柏拉图学派，坚持认为学习是一种回忆，思维在经验的刺激下提取自身的内部资源，并遵循自身所决定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也是个浪漫主义者，认同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有创造力的天才在精神贡献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其中毫无矛盾，就好像美学理论坚持认为天才的个人作品会受限于原则和规则也毫无矛盾一样。对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正常地、有创造力地使用语言最能体现另一种心智的存在，并意味着存在一套系统或规则以及某种生成原则。理性主义语法学家们试图确定和详细说明这些东西，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许多现代评论家感觉到以下想法前后不一致：自由创造发生在约束系统之内（实际上，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而管辖原则完全被弄错了。当然，除非他们指的是谢林所说的有松散的比喻义的“矛盾”。谢林写道：“如果必要性和自由之间不存在矛盾，哲学和每一个更高贵的精神追求就都会沦为灭亡，这种灭亡尤其发生在那种矛盾毫无用武之地的科学领域。”如果必要性与自由之间、规则和选择之间缺乏这种张力，就完全不可能产生创造力、交流和有意义的行为。

我很详尽地讨论了这些传统思想，并非出于对古物的兴趣，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想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也很有价值，它们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走下去会受益的路线。因对未来社会的远见和对其特性的直接价值判断，社会行为必定会变得生机勃勃，这些判断必定来自某种有关人类天性的概念。人的行为和其创造性的活动（物质的、心智的和社会的）揭示了其天性，通过研究人类天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经验性的基础。我们也许已经到达了某个历史时刻，是有可能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社会的时刻：自然形成的社会束缚取代了专制机构的枷锁，并且是从我引用的洪堡的话所表达的意义和随后几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传统被更加全面阐释的意义上来思考。¹⁰⁹

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复杂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技术，并允许进行广泛的民主实践，促成了某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如今这些限度正在收紧，必须要克服它们。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适用于20世纪中期，它不能满足只能用集体名词表达的人类需求，其关于“竞争的人”的概念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看，也是反人类的、难以容忍的。“竞争的人”只会把财富和权力最大化，把自己置于市场关系、剥削和外部权威之中。取代这种制度的绝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从美国演化而来的军事化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化、中央集权式的福利国家也无法作为人类生存的目标而被认可。镇压性的机构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物质和文化的匮乏。但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机构却导致了这种匮乏并使之持续下去，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科技把人们从必须从事的专门的、低级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也许大体上为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如果我们愿意创建这样一个秩序的话）提供了基础，而这种社会秩序是基于自由人的联合和民主控制之上的。

对未来的社会秩序的远见反过来又基于人类天性的概念。假如人真正具有彻底的、无限的可塑性，而没有内在的思维结构和某种文化或社会属性的内在需求，那么就会成为受国家权力机关、公司管理者、技术官僚或中央委员会“塑造行为”影响的合适人选。对人类有些信心的人会期望一切绝非如此，他们试图确定是什么内在的人类特性，为自由社会中的智力发展、道德意识的增长、文化成就和参与度提供了框架。从一定程度上以类似的方式来看，就好像古典传统论及艺术天才如何在规则框架内行事，但又在某些方面挑战了这个规则框架。我们对此处谈及的事情领悟甚少。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这些事情，就必须要坚决彻底地背离现代社会行为科学的一些思想。¹¹⁰

在这里，也同样如此。我认为我已做了简要回顾的传统是有所裨益的。我观察到，关注人类特殊性和潜力的人不断地被引导着去思考语言属性问题。我认为，语言研究能够给理解受规则制约的行为带来些许启示，也为在至少部分反映人类心智组织内在属性的规则系统框架之内进行自由而创新的行为提供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似乎合理的是，把当代语言研究看作从某些方面对洪堡语言形式概念的一种回归：一个根植于心智内在属性的生成过程系统，但允许（用洪堡的话来说）用有限方式进行无限的使用。语言不能被描述为一个行为组织的系统。相反，为了理解语言如何被使用，我们必须对洪堡的抽象语言形式（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这种语言形式的生成语法）有所发现。学习一门语言就是要为自己构建这种抽象的系统，当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只有当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懂得这门语言的人所掌握的系统属性有了一定把握，他们才能继续研究语言使用和习得。此外，我认为似乎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支持这一实证性主张：只有心智被赋予我们目前暂时详细描述的某些具体属性，我们才能在特定的时间和接触条件下习得上述系统。如果我们从概念上把自己限制在研究行为及其组织，以及它如何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发展，我们就必然会忽略语言与心智的这些特征。原则上，研究人类心理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可以设想的是，我们也许能以这种方式发展出一种社会科学，这种科学以具有可靠实证根据的、关乎人类天性的命题为基础。正如我们能小有成就地研究人类可获得的各种语言那样，我们也许能尝试研究艺术表达的各种形式，或就此研究人类所能设想的科学知识，甚至还有人类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各种伦理系统和社会结构（就人类的内在能力和需求而言）。也许我们可以进而预设出一个“社会组织”概念，在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条件下，它会极大地鼓励和关照人类的重要需求（若果真如此的话）——自发的主动性、有创造力的工作、团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我不想夸大（但我的确这样做了）语言研究的作用。语言是目前最便于做研究的人类智慧的产物。有一种深厚的传统曾把语言看作是心智的一面“镜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思想的确是真知灼见。

就“语言与自由”这一话题，我和讨论伊始时一样心存迷惑，但也一样兴趣盎然。在我那些粗略的推理言论中，总有些大的漏洞，以至于你们可能会质疑，除掉隐喻和无端的猜测之外还留下些什么。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我认为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了解进展甚微，甚至对可以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未能清楚地解释。但我认为，也有一些十分稳固的立足点。我愿意相信，专门研究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例如人类语言），也许会对将作为社会行为工具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所贡献。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必须强调，社会行为不能等待某个牢固建立的有关人类和社会的理论，后者的有效性也不能由我们的期望和道德判断来决定。推测和行动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尽力前行，这样，假以时日，理论探索才会为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提供有力的指引，而这种斗争永不停歇，虽常有不顺，却充满希望。

（本文是1970年1月8—9日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大学自由与人文科学研讨会”上所做的讲座，后来发表在托马斯·R. 戈尔曼［Thomas R. Gorman］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也被刊登在Abraxas第1季第1期［1970］和ThriQuarterly第23—24期［1972］。本文提到的一些话题在本人所著《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一书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New York:The New Press, 2003］，第387—408页。）

展望未来：心智研究的前景

我的讲座从语言研究中出现的四个中心问题开始：

（1）当我们能够说并理解一种语言时，我们都知道些什么？

（2）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3）我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知识的？

（4）涉及这种知识的表征、获得和使用的物理机制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问题。我们对问题（1）的答案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继续探讨问题（2）、（3）和（4）。

对问题（1）的回答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在完成该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构建一种语法，即用来描述某一特定语言如何为每个语言表达式指派具体的心理表征，确定其形式和意义的一种理论。第二项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我们做出真正的解释。为了完成该任务，我们试图创建一种普遍语法理论，一种有关构成人类语言机能固定不变的原则和与之相关的变异参数的理论。通过以某种方式设定参数，我们实际上能推导出特定语言。此外，有了满足普遍语法原则的词库和以特定方式设定的参数，我们就能从普遍语法的原则中派生出这些语言中句子的结构表征，从而解释它们为何具有现在的形式和意义。

问题（2）是语言研究中出现的柏拉图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直到我们成功地创建普遍语法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也会涉及其他因素，例如设定参数的机制。在其他领域中也存在柏拉图问题的其他特殊情况，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未能明确的参数值的过程，用我先前提到的意象来说，就是设定网络运转开关的过程。此外，语言学习者必须发现该语言的词项及其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个为既存概念寻找标签的问题，这种结论令人惊讶并且貌似不可理喻，然而本质上看来却是对的。

语言学习并非真正是儿童才做的事情；它是发生在处于某种恰当环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适当的营养和环境刺激下，孩子的身体会以预先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这并非说与环境的本质毫不相干。环境决定了普遍语法参数的设置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语言。早期的视觉环境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决定了对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受体密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和身体成长一样，在语言习得中，富有刺激的环境与缺乏刺激的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和身体成长的其他方面一样，语言习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类共同禀赋的能力有可能繁荣地发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这取决于它们成长的条件。

这种观点也许更加普遍。不应把教学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帮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这是一种理应受到重视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传统见解。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明白，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远不及成功地引起学生天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自我探索的兴趣这般重要。学生被动学到的东西很快会被忘记。学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被激发以后，他们自己发现的东西不仅会被记住，而且会为今后的探索、调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贡献打下基础。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民众享有有意义、有建设性地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的机会，包括他们当前的社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一个把大范围的关键性决策排除在民众管理之外的社会，或者一个仅仅给予民众机会让其批准由那些掌控私人社会和国家的精英群体所做的决策的统治制度，很难配得上“民主”一词。

问题（3）包括两个方面：感知和产出。那么，我们想知道，已习得一门语言的人在理解他听到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时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些讲座中我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提到产出这个方面，即我所称的笛卡尔问题，这是从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后者是一种寻常却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一个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人而言，必须由心智／大脑决定其语音形式和词语，然后运用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值投射出该表达式的结构表征，确定其各个部分如何关联。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然而，笛卡尔问题带来了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其他问题。

至于问题（4），我还没有讲。探讨该问题主要是将来的任务。进行这种探讨的部分问题在于，出于伦理原因，我们不会考虑把人当作实验对象。我们无法容忍以动物实验的合理方式（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人进行实验研究。因此，我们不会将儿童置于受控环境中，观察他们在不同实验设计的条件下学习了哪种语言。我们也不允许研究人员在人脑中置入电极来调查大脑内部运行情况，或通过手术切除部分大脑来确定会产生何种影响，但对除了人之外的实验对象通常会这么做。研究人员仅限于进行“自然实验”，如损伤、疾病等。试图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现人脑机制是异常困难的。

就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而言，例如人的视觉系统，对其他生物体（猫、猴子等）的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信息，因为这些物种的视觉系统显然十分相似。但就我们所知，语言机能是人类独有的。想通过对其他动物大脑机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大脑机能，几乎没有可能。

与上一代人毫无异议地所接受的那些答案相比，我们今天就这四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者在我看来，至少是我们今天应当会给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就提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我们也许会给出下列答案：语言是一种习惯系统，是一种通过训练和条件限制获得的行为习惯系统。该行为的任何创新方面都是“类推”的结果。其中的物理机制本质上与接球和其他技巧行为涉及的一样。柏拉图问题未曾受到认可，被当作细枝末节而不予考虑。人们一般认为，语言“被过度地学习”；问题在于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何需要大量经验和训练才能获得这些简单技能。至于笛卡尔问题，也未曾在学术圈、应用学科和整个知识界中受到认可。

关注到这些事实，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想法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无可救药。必须抛却这些想法，因为它们毫无价值。我们只好回到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一些广受认可的、毋庸置疑却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类似观点。实际上，假如我们有兴趣找出这些神秘观点如何、为何获得被赋予的尊重感，以及它们是怎样逐步控制知识领域和掌握话语权的，我们就应该转到这个方向上来。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值得探讨，但在此我不打算这么做，只是之后会稍做评论。

让我们回到笛卡尔问题，即我此前所说的如何以惯常的创造性方式使用语言的问题。请注意，我在此关注的并非具有真正美学价值的语言使用，也不是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出色的文体学家作品中所谓的真正创造性。相反，我考虑的是更世俗的东西，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语言使用。它具有鲜活的特性，不受外部刺激和内部状态的控制，与情景切合并能激起听者进行恰当的思考。该问题的由来值得关注。

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心智－身体（mind-body）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后来所谓的“其他心智的问题”。笛卡尔提出宇宙机械论，这对当时的物理学是个重要的贡献。他深信，在我们经验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实际上都能用他的机械概念——用通过直接接触而相互作用的物体（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接触机械论”）——来解释。他试图用这些术语解释一切，从天体运动到动物行为，乃至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感知。他显然认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上几乎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在自己的总体概念上添加细节而已。但并非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能适用于该框架。他指出，最显著的例外就是我此前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笛卡尔认为，这完全超越了机械论概念的范围。

每个人通过内省都能觉察到自己拥有心智，心智的属性与构成物质世界的物体明显不同。现在假设我想确定另一种生物是否也有心智。笛卡尔主义者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进行某种实验项目，用以确定该生物体是否显示出人类行为的明显特征，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最易于研究。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假如把鹦鹉的器官以某种形态置于给定的刺激环境中，鹦鹉“说”的话是被严格确定好的（否则就可能信口胡言）。但与我们一样具有心智的生物体就不是这样，实验应该能揭示这一事实。当时人们提出要做许多具体测试。假如这些测试让我们相信该生物体具有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那么怀疑它不具有像我们一样的心智就毫无道理了。

我此前曾提到，更笼统地讲，该问题在于“机器”是在固定的环境条件下被迫以某种方式运转，其零部件也以某种方式组装，而人在这些情况下只是“受诱导或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行事。人也许经常或总是受诱导或倾向于做某事，但我们内心都明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选择余地很广。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其他人也是这样。笛卡尔主义者（十分准确地）得出结论，被迫与只是受诱导和倾向之间的差别很大。即使没有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这种区别也是关键性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械术语准确地描述人类行为，但这不是对人类基本特征和人类行为根源的真实描述。

为了说明机械论无法解释的关于世界的事实，有必要找到某种超机械论的原则，我们姑且称之为“创造性原则”。笛卡尔主义者认为，该原则属于心智，心智是与得到机械论解释的身体完全分离的“第二物质”。笛卡尔本人写过长篇著作论述机械世界的原理。本来最后一卷是关于心智的，但据说在得知伽利略面对宗教裁判所时被迫宣布放弃自己对物质世界的信念之后，笛卡尔就毁掉了这篇完整著作中的这一部分。在他保存下来的著作中，笛卡尔暗示，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的本质，“尽管我们如此在乎我们自身的自由和中立（而缺乏严格的界定），以至于我们没有比这理解得更通透的事情了”，而且“我们从内心体验和感知到自身存在的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物本质出发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就怀疑该问题，这就很荒谬了”。

对笛卡尔主义者而言，心智是单一的物质，与身体不同。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猜测和辩论都是关于这两种物质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心智的决定如何可能导致身体的行动。没有“动物心智”这回事，因为动物只是机器而已，听从机械的解释。人类心智这一概念构思不可能和其他种类的心智或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种人类心智区分开来。生物要么是人类，要么是非人类；不存在“人类性质的不同程度”，除了外在的身体方面，人类没有基本的变异。正如哲学家哈里·布莱肯⁽¹¹¹⁾所指出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在这种二元论观念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心智是一种“能用于所有突发情况的普遍工具”。请注意，该主张与笛卡尔认为的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本质的观点不一致。认为心智具有内在局限的结论肯定是正确的；心智是一种“普遍工具”这一观点可能来自某些先辈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语言机能和其他认知系统都在适用于各项智力任务的“一般学习机制”范围之内。

近些年间，笛卡尔用来检验是否存在其他心智的测试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的测试，现在被称为“图灵测试”，用以确定机器（例如一台程序化计算机）是否具有智力行为。⁽¹¹²⁾我们把图灵测试用在一个装置上，向它提出一系列问题并看看它的回应是否能骗过观察者，让他以为是另一个人在回答。用笛卡尔的话来说，这种测试可以检测该装置是否和我们一样具有心智。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些观点？笛卡尔的观点绝非荒谬，也不可被轻易忽视。假如机械原理的确不足以解释某些现象，那么我们必须寻求这些原理之外的东西去解释。至此，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我们不必接受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该思想假定有一种“第二物质”，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缺乏组成部分或相互作用的子部分的“思想物质”（res cogitans,即精神实体），即解释“意识整体性”和不朽灵魂的意识宝座。这一切都无法令人满意，也没有对提出的任何问题给出真正的答案。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十分严肃。正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因为我们想不出解决事实的方法就否认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未免太荒唐。

观察笛卡尔心智－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问题说法的走向，这是很有趣的。只要我们对身体具有确定的概念，就能合理地提出心智－身体问题。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确定而不变的概念，就无法追问某些现象是否在该概念范围之外。笛卡尔主义者根据其接触机械论提出了相当确定的“身体”概念，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常识性的理解。因此，他们能合理地阐释心智－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的问题。也有人试图为进一步发展“心智”概念做了重要的工作，包括17世纪英国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做的研究，他们探究了感觉和认知的范畴和原理，其研究路数后来被康德继续拓展，并在20世纪格式塔心理学中又被重新发现。

另一条发展路线是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普通和哲学语法”（用我们的术语讲就是“科学语法”），尤其在其早期深受笛卡尔概念的影响。这些对普遍语法的探究旨在揭示语言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与思维的一般原则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按照传统的表达来说，语言是“心智的镜子”。出于种种原因——有些合理，有些并不合理——这些探究被轻视和放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20或30年前才再次独立地焕发生机，但所使用的术语截然不同，也并未借助任何二元论的假设。

看着笛卡尔的身体和心智概念如何进入社会思维，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突出的是让－雅克·卢梭基于严格的笛卡尔“身体”和“心智”概念的自由意志观点。因为拥有心智的人与机器（包括动物）截然不同——卢梭这样认为，也因为心智的属性远胜于机械的确定性，所以对人类自由的一切侵害都是非法的，必须要直面并加以克服。尽管这种想法后来的发展摒弃了笛卡尔的框架，但它的起源与这些古典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

此后几年间，笛卡尔的“第二物质”概念大体上被抛弃，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遭到了反驳的并非心智理论（人们也许会说该理论不够清楚，很难被确认或反驳）。相反，笛卡尔的身体概念是被17世纪的物理学所反驳的，尤其是在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艾萨克·牛顿的书里。牛顿证明，天体运动无法用笛卡尔的接触机械论原理来解释，必须要抛弃笛卡尔的“身体”概念。在牛顿的框架中，一个物体向另外一个物体未经接触就施加了“力”，这是一种“有距离的行为”。不管这种力是什么，都不在笛卡尔接触机械论的框架之内。牛顿本人发现这一结论不够有说服力。他有时把地心引力称为“神秘的力量”，并表明自己的理论只是对物质世界中的事件做出了数学描述，并没有对其做出真正的“哲学”（用现代术语来说即“科学”）解释。直至19世纪晚期，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必须用机械术语或准机械术语来给出真正的解释。另一些人，较为突出的是化学家、哲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¹¹³⁾，认为物体本身具有超出接触机械论局限的能力，具体讲就是吸引其他物体的属性，但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属性。不看随后的发展的话，人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笛卡尔的“身体”概念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出现的“身体”概念是什么呢？答案是，没有什么清楚而确定的“身体”概念。如果我们所能构建的物质世界最佳理论包括各种力、没有质量的微粒和其他可能冒犯笛卡尔主义者“科学常识”的实体，那也只能这样：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就是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身体的世界（world of body）的属性。这些是初步结论，适合经验假设，但经不起批评，因为它们超越了某种先验的“身体”概念。不再有什么确定的“身体”概念，相反，物质世界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样子，为了给出解释性理论，它必须具有我们所假想的一切属性。任何给出真正解释并被纳入物理学核心概念的可以被理解的理论，都是物质世界理论的一部分，是我们对身体做出的解释的一部分。假如我们在某个领域有这样的理论，我们会努力将其纳入物理学的核心概念中去，也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会修正这些概念。在人类心理学研究中，假如我们得出有关某种认知机能（例如语言机能）的理论，并发现这种机能具有某些属性，我们就会努力去发现表现这些属性的大脑机制，并用物理学解释它们——同时要保留物理学概念也许不得不被修正的开放性，就像笛卡尔接触机械论概念必须被修正以解释天体运动一样，也和牛顿时代以来自然科学演变过程中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

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体”概念。更确切地说，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其属性有待被发现，对于所谓的“身体”，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界定。因此，甚至无法形成心智－身体问题。该问题也无法得以解决，因为没有清楚的陈述方式。除非有人提出确定的“身体”概念，否则我们不能质问有些现象是否超出了该概念的界限。同样，我们不能提出关于其他心智的问题。我们可以（我认为也应该）继续使用心灵主义术语，正如我在讨论心理表征和心理运作（在心理运算的过程中形成、修正它们）时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调查“第二物质”的属性，这与以某种神秘方式、也许通过神力的介入跟另一个身体相互作用的身体是截然不同的。相反，我们正在从抽象层面研究物质世界的属性，无论对错，我们都相信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构建一种真正的解释性理论，一种洞悉我们所关注现象本质的理论。实际上，与其说这些现象本身具有真正的知识乐趣，不如说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心智更深层运作的途径。最后，我们希望该研究被纳入主流自然科学，就像基因研究或原子价研究以及化学元素属性被纳入了更基础的科学一样。然而，我们意识到，和过去一样，这些基础科学也许后来又必须被修正或拓展，为复杂体系的抽象理论（如人类心智）提供基础。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真正的解释性理论，用这些发现去探究具有这些理论所概括的属性的物理机制。无论这种探究走向何处，都在“身体”范围之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只是抛却了可能区别于其他概念的整个“身体”概念，用理性探究的方法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即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无论其属性最终多么不同寻常。

心智－身体问题仍然是争议不断并值得思考的主题。从这方面看，该问题仍然是鲜活的。但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在某些根本性方面并不连贯。和笛卡尔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缺乏确切的“身体”概念。因此，我们想知道一些现象是否在身体研究范围之外并属于另一种心智研究，这些也都不清楚。

回想一下笛卡尔论证存在第二物质（即精神实体）的逻辑。他用接触机械论定义“身体”之后，认为某些现象不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就需要一些新原理。既然有了他的形而上学学说，就必然会假定有第二物质。他的逻辑基本上很完善，实际上和牛顿的逻辑差不多；牛顿当时证明了笛卡尔的接触机械论无法充分解释天体运动，因此就不得不提出地心引力这一新原理。笛卡尔和牛顿学说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对物体行为提出了真正的解释性理论。对于笛卡尔认为的不在机械论解释范围之内的语言使用创造性方面的属性，笛卡尔理论并未对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法。因此，牛顿的概念逐渐成为后辈科学家的“科学常识”，而笛卡尔的思想则被冷落了。

现在再回到笛卡尔问题，请注意该问题依然存在，并未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解决。我们依然无法说明看似是事实的道理，甚至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必做自己“受引导和倾向于”做的事情。然而，假如我们做了受引导和倾向于做的事情，自由选择的要素就会参与进来。尽管通常已有太多的思考和透彻的分析，我感觉这个问题并未被解决，仍处于笛卡尔最初提出该问题的阶段。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没有人想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很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只有这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性是笛卡尔提出的：该问题非我们的智力所能及。

我们研究其他生物体时会发现，它们的能力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正如老鼠可以很好地完成某些事。假设我们建一个径向迷宫，这个实验设计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延伸出车轮辐条似的径直道路。假设每条路径的尽头都放着盛有一粒食物的容器。被置于中心的老鼠很快就能学会以最快的效率找到食物，并且每条路径只跑一趟。即使固定食物容器、旋转装置，让老鼠不得不多次通过同一条路径，情况依然如此。这种成就绝非易事，它要求老鼠具有相当敏锐的空间概念感知。从另一方面讲，老鼠显然无法学会走涉及顺序概念（例如向右转两次，再向左转两次）的迷宫。肯定也没有老鼠能学会走与质数对应的每个选择点要求向右转、其他地方向左转的迷宫，这么说就是在第2、3、5、7、11等选择点向右转。人类大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会有难度，也需要点自觉的算术知识。抛开个例不谈，老鼠（鸽子和猴子等）显然拥有范围和界限都很明确的固定能力。

这一点是合乎逻辑的。假如某个动物有能力很好地完成某些任务，这些能力在其他任务中也会失败。假如我们清楚这些能力是什么，就能设计出该动物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一个动物有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幸运的，因为这意味着它有能力解决某些其他问题。这种区分也许在于容易或艰难，也许在于某种可能性与实际上的不可能性。但这种区分必须作为逻辑问题而存在。区分的本质就是事实，这些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

此外，一种生物体能解决的问题对另一种生物体来说就极为困难或不可能，例如，我们很容易就能设计出一种解决“质数迷宫”的装置，无需费力或过多尝试就能立即解决，即把答案嵌入机械本身。但该装置无法应对我们看来更为简单的迷宫。生物体并不是按照一个序列排列的，有些生物体比其他生物体“更聪明”，只是能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它们反而在有能力应对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上有所不同。某种黄蜂或鸽子天生就能找到回巢的路，人天生却不是这样，也无法很快或根本无法完成类似的任务。并不是说黄蜂或鸽子比人“更聪明”，而是它们由生物属性决定的能力不同。况且，问题简单或困难并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也许有可能提出有关难度的“绝对概念”，用于数学计算理论的特定目的。但该概念是否能引起心理学或生物学的兴趣尚不清楚，至少在目前语境下尚不清楚，因为对于生物体行为而言，重要的是其特殊构置和由这种特殊构置决定的问题难度的排列。

我们认定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明显具备解决某些问题的能力，自然也缺乏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要么受现有时间、记忆等限制难以解决，要么在原则上实际已超越了人类的智力范围。人类心智不可能是笛卡尔说的那种“能用于所有突发情况的普遍工具”。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如此普遍的工具，在所有突发情况中都会应用得同样糟糕。我们无法成功地解决任何问题。

就语言来说，从已说明的意义上讲，语言机能是一种物理机制，具备某些确定属性，不具备其他一些属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是普遍语法理论试图阐明和描述的属性，让人类心智能习得某种特征奇异的特定类型的语言。正是这些属性把其他有可能学习的语言当作语言机能“不可学习的”语言加以排除。人们也许用心智的其他机能逐渐理解了这种非人类语言，其方式与人类了解有关物质世界本质的许多情形一样，通过几代人进行受控研究和实验的艰辛过程，加之个人天赋的介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类似的其他语言也许超出了人类思维可能的界限。就我们所能发现的语言机能属性而言，可以构建“不可学习的语言”，即语言机能无法习得的语言，因为语言机能在每个点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对语言本质做出错误的猜测。就我们所能发现的心智的其他属性而言，可以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构建唯有通过努力才能习得的语言，或者也许根本无法做到，我们还可以设计特别困难或无法解决的其他任务。

这一切都毫无神秘感可言。我说到的大多是逻辑问题。人类心智的各种机能具有特定范围和限度都是事实，原则上经得起人们的探究，除非它们超越了人类心智的范围。我们有一天或许会发现人类心智是如此构建的，而某些我们可以解释的问题不可能靠人类的智力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对某种构造不同的智力来说十分“简单”，就像质数迷宫对于设计用来解决该问题的装置来言，也许是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一样。

这一切在有关身体成长的研究中都十分清楚。人肯定会长出胳膊和腿，而不是翅膀。缺乏足够的营养或处于其他方面有缺陷的环境中，胚胎也许不会长出胳膊和腿，但环境的变化不会让它长出翅膀。假如身体成长仅仅反映出环境属性，我们就会是无定形的生物，各不相同，体力也极为有限。既然我们的生物秉性是错综复杂而高度具体的，那么我们生长的方式反映的不是物质环境的属性，而是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成长为拥有具体物理属性的复杂生物体，在基本属性上彼此相似，适合完成某些任务，但不是所有任务——例如，能走路但不能飞。环境与成长绝非无关。相反，成长被环境以多种方式激发，并受环境因素刺激，或者假如缺乏必要因素，还会延缓或畸化。但大部分情况是以预先决定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很幸运，我们不能变成鸟，因为这是依据我们能够成为人类的事实。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心智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确实也必须如此。由此可见，我们能轻松地应对某些问题——例如学习人类语言——而常用的绝对说法中既不“更难”也不“更简单”的其他问题，是我们无法触及的，有些永远也够不着。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很幸运。

让我们再回到笛卡尔问题。无法顺利地解决该问题，甚至无法对其提出合理想法的原因，可能是它超出了人的智力范围。就我们能力的本质而言，该问题要么“太难”，要么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限度。我们有理由怀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对人的智力或该问题的确切属性所知不多。我们可以设计出解释严格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理论。但这些概念似乎不切合笛卡尔问题，也许我们也无法找到相关的概念。来自火星的某个科学家的心智和我们不同，他可能会认为该问题无关紧要，也不明白人为何好像没找到显而易见的解决方式。这位观察家也许对地球上每个孩子习得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在他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需要神力介入，因为语言机能的要素不在其概念范围之内。

艺术也是如此。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所遵循的准则和原理，只是部分上服从了人的选择，另一部分则反映了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能从某部有创造力的作品中体会到深厚的情绪——愉悦、痛苦、激动等，虽然人们大都不知道为何如此以及何至于此。但正是心智能力，为我们开启了这些可能性，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甚至永远地排除了某些可能性。艺术创造的局限之处应该是件快乐的事，而不是伤感的事，因为所说明的事实是，我们获得美学体验的领域十分广阔。

道德评判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其基础何在，但我们很少怀疑它不是根植于基本的人性。我们发觉一些事情是对的，另一些事情是错的，这不可能仅是惯例问题。儿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长，就习得了道德评判的标准和原则。这一切是基于有限的证据而获得的，但它们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且通常十分精准。情况虽然不总是这样，却通常如此：人们发现或确信自己对某件事的评判是错的，因为其评判与其本人的内化性原则不符。道德论调不总是毫无意义、只是“我认为这样”和“你认为那样”的问题。某种范围广阔、结果通常准确的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仅仅是受社会环境“塑造”和“控制”的结果。比如语言这种情况，环境太贫瘠、太不确定，就无法给孩子提供这种内容丰富、应用广泛的系统。我们对这件事所知甚少，就只好多思考，但这么想肯定是有道理的：孩子所习得的道德和伦理系统大多依靠天生的人类官能。和在语言、视觉等情况一样，环境是相关的。因此，我们会发现个体间和文化间的偏差。但肯定有一种共同基础，根植于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文明进程也许能给这个问题带来启示。不久前，奴隶制被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尊重的。奴隶主尤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相反会将其视为个人崇高道德价值的证明。况且，虽然我们现在认为他们的论调在道德上是荒谬的，他们的论点在当时并不荒谬。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奴隶主能够并且的确强调，假如你拥有一台机器，你对它很可能比只是租借来的更加爱护。同样，比起只是雇佣人力满足个人当前目的的资本家，奴隶主可能更加爱护自己的财产。那么，奴隶制比“雇佣劳动制”显示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即使这种观点未必荒唐透顶，头脑清醒之人现在也不会接受。随着文明的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奴隶制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随着我们逐渐更好地理解了根植于我们内在本质的道德价值，也许可以期盼这样一天的到来：雇佣劳动制和为了生存而受人雇佣的需求也能从类似的角度被看待。

我们许多人在一生中已经体验到类似的事情。就在几年前，性别歧视问题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直到现在也没被解决，但至少已经得到了承认，人们也普遍认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道德意识上的改变，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们意识到奴隶制是对人类尊严无可容忍的冒犯那样。这不仅是一种改变，更是一种进步，是朝着理解我们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进步。

只要文明存在，这些发现也许不会终止。一个真正体面、诚实的人总会努力地发现各种侵犯人权的压迫、等级制度、统治和权力形式。一些形式被克服之后，之前不属于我们意识觉悟一部分的其他形式就会被揭露出来。我们因而开始更好地理解，在我们的内在本性中我们是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和成为怎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乐观的观点，找出明显能反驳它的历史证据也许并不难，但从这种视角来思考我们的历史和前景也许并非不现实。道德思考和论述可能不会止于这些思考，这些思考反而能使其丰富和充实。

我提到卢梭从笛卡尔身心原则中衍生出了自由意志论观点。这些思想在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但仍处于对基本人性的假设框架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深受威廉·冯·洪堡的影响，洪堡恰巧也是语言学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直到现在才受到重视。在洪堡的自由意志社会理论中，人能够在自我控制下与其他人团结一致地开展创造性工作，这是一项根植于“人类本质”的基本人权。洪堡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外部指导和控制下造出某件漂亮的东西，我们会欣赏他所做的事情，但会鄙视他本人——他就是一台机器，并非健全的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其社会思想的基础），正是以这些为根据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根据决定某些基本人权（主要是工人管理生产、生产性质和条件的权利）的“物种属性”也提出过这些观点。巴枯宁认为，人具有“自由本能”，侵犯这一人性的基本特征是非法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传统就是从这些说法发展而来的，只是在现今社会以最有限的方式被实现。但在我看来，它们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抓住了基本人性和理应受人类意识感知的道德准则的关键性特征，并反映了这些属性。

我们也许注意到，任何社会生活中的契约形式都基于对人性的假设，只是通常比较隐晦而已。亚当·斯密认为，人天生就会“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他以这一点和其他类似的假设为根据，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我刚才简要说明的思想线索基于不同的人性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假设某人决定接受现状或努力改变现状，无论靠改革还是革命。若不是出于恐惧、贪心或其他放弃道德责任的形式，就会基于对人来说什么是好的、正确的信念（显性的或隐性的），以特定方式做出这种决定，因而最终还是基于对基本人性的假设。很难说会有其他情况。那么，有待发现的事情尚存真相，这是一项富有智力挑战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该任务要去揭示事物真相，就具有了深刻的人性含义。

我们仍然处于思辨的状态，再回到人类认知研究中也许更易于进行科学探究的领域去看看。人类知识史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科学家已经能够在某些领域内构建颇具深度的理论大厦，而另一些问题依然和上千年前提出时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们对语言习得的原理性解释去探究这件事，也许会有一定的价值。让我们回忆一下要点。给天生具有人类语言机能的儿童提供一些数据之后，他会构建一门语言，同时使用这些数据设定语言机能的参数。这门语言从而对无限范围内的语言表达提供了具体的解释。

假定我们以类似的方式思考理论构建。作为人类生物禀赋的一部分，科学家也具有某种概念装置、阐释问题的某些方式、某种可理解和解释的概念等。我们把这些称为“科学构建能力”。和其他情况一样，它也许还包括隐性的资源，只有在生活突发事件和经验许可的情况下才会被识别和使用，因此对这种禀赋的运用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我们假定它是固定不变的，和语言机能一样。这种科学构建能力有某些背景假设做补充，并取决于当前科学理解的状态。它以此为补充，对与其相关的说法提出质疑，或利用自身资源提出质疑，这绝非琐碎的任务。然后，科学构建能力试图构建理论解释，对这种质疑做出回应，其自身的内在标准会确定是否成功地完成了该任务。如果是这样，背景假设可能会变化，这时科学构建能力就准备应对其他问题，也许会提出它要继续解决的其他问题。为了接近解决问题和理论构建的真实环境，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但让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原理性解释。

就语言来说，它具有某种作为人类心智核心要素的机能。这种机能以确定模式下意识的快速运转，超越了意识限制，以人类共有的方式，最终产生了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知识系统，即某一种语言。对解决问题和理论构建而言，没有这么特定的东西。虽然值得强调的是，拥有共同背景假设的人通常都能理解别人提出的理论并进行评估，即使他们没有亲自构建并且可能不具备这么做的特殊能力，但我们面对的问题多种多样，而面对这些问题的人也更是千差万别。

在大部分情况下，科学构建能力面对质疑时并未做出有用的反应。大部分质疑都令人不解。有时也产生了少数易懂的理论。科学构建能力可以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实验过程去评估这些理论。产生的理论有时也许接近真理，游离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可以通过实验精炼的潜在知识。有关世界的真理和人类的科学构建能力在某个时刻的产物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这就产生了科学。请注意，假如科学构建能力作为人类生物禀赋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碰巧产生了与有关世界的真理或多或少切合的结果，这也只是偶然的运气而已。

有人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美国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提出的科学构建解释与此前概括的说法类似，他也是这样认为的。皮尔士的观点是，通过正常的自然选择过程，我们的智能进化到能够应对经验世界中的问题。但这个观点不太令人信服。我们可以想像，黑猩猩天生怕蛇，因为没有这一遗传确定特性的黑猩猩都没能幸存并繁衍，但我们无法断定人类出于类似原因而具备发现量子理论的能力。形成进化历程的经验没有为科学所面对的问题提出启示，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进化过程中的因素。我们不能借助这一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¹¹⁴⁾来解释我们的思想和有关世界的真理如何汇合。相反，发生这种（部分的）汇合似乎多属幸运的意外。

人类的科学构建能力与其他生物系统一样，具有其范围和界限，这是必然之事。我们要相信的是，无论科学构建能力如何得到足够的背景信息做补充，有些问题还是会超越这些界限。笛卡尔问题也许就在其列。这至少不会令人惊讶，而且目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理由。

人们可以想象的是，通过研究科学史和以人为对象的实验，我们可以对人的科学构建能力的性质有所了解。假如是这样，对于我们能和不能用科学构建能力资源和科学方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

顺带提一下，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我们所面临的全部问题都最好以这些方式解决。因此，很有可能——人们会猜想完全可能——的是，我们从小说中对人类生活和个性的了解总会多于来自科学心理学的了解。科学构建能力只是我们心智禀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能运用的地方使用这种能力，幸运的是我们不会受其限制。

沿着我们的探究路线进行的语言研究，能够为人类认知研究的其他方面提供一种有用的模式吗？常见的方法路径应该也适用于别处，但如果我们发现语言机能的组成要素至关重要地渗入了其他领域，那就会感到诧异了。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在语言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那就是视觉研究。在此，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人类视觉机能的属性是什么？我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可能用具有相似能力的其他生物体进行实验，我们也可以对相关物理机制略有了解。在此，我们还发现，视觉机能具有特定的明确属性，而且某些变异的可能性取决于视觉经验，例如水平线受体和垂直线受体的密集度。有关这方面的实验表明，该机能发展到成熟状态要经历一些关键期。其特定功能必须在整个成熟过程的某段时间内得以发展，否则就无法正常发展或者完全无法发展。在这些关键期内，必须要有某些视觉经验去激发其发展，例如婴幼儿期的模式化刺激。视觉系统在很多方面和语言机能有着关键性的区别，比如它不会产生知识系统，严格地说是一个处理系统。可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二者又有某些相似之处。

正如语言机能一样，人类的视觉系统遵循着某些原则。近年来发现的原则之一是某种“刚性原则”（rigidity principle）。在许多情况下，眼—脑将看到的东西理解为运动中的刚性物体。因此，假如我手里拿着一个平面图形，比如是圆形的，我把它朝着与你视线垂直的方向展示，你会看到一个圆形。如果我把它旋转90度给你看，直到圆形消失不见，你看到的还是一个圆形在旋转。你的眼睛所接受的视觉信息与以下结论一致：你看到一个平面图形渐渐缩小、变形，最后变成一条线消失了。但在多数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刚体平面图在旋转。因为其构造方式，眼—脑就把这种解释应用于所看到的物体。这样也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了该物体的生理原理。

再看一个例子。假设你看着一端有一个点的电视屏幕。假如这个点消失了，屏幕的另一端出现了另一个大小、形状和颜色相同的点。假如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和距离，你会“看到”一个点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这种现象被称为“表观运动”（apparent motion）。表观运动的性质是相当显著的。因此，假如一条横线出现在屏幕中间，重复做这个实验的话，你会在适当条件下“看到”那个点从屏幕一端移到了另一端，不是沿直线移动而是绕着这个障碍移动。假如消失的点是红色的，出现的点是蓝色的，你会看到一个红点在屏幕上移动，在某一个位置变成了蓝色，然后继续抵达终点。在其他各种情况下，都是这样。这一切现象都反映了视觉机制的结构。

其他生物体的视觉机制运作方式则不同。因此，大约在25年前进行的一系列经典实验已证明，青蛙的眼睛实际上被设计用来“看到”活动的苍蝇。如果有某种类似活动的苍蝇的移动，眼——脑就会看到，但落在视线内的死苍蝇就不会触发视觉机制，也不会被看到。在这里我们又了解了各种生理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原则被认为可以与语言机制的原则相提并论。当然，这些原则完全不同。语言机制并不包括刚性原则或支配表观运动的原则，而视觉官能不包括约束理论、格理论、结构依存等原则。这两套系统运行方式迥异，并不足为奇。

对其他认知领域的了解表明，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虽然人们所知甚少而无法确定。用专业术语来讲，心智好似模块，由具有各自属性的独立系统组成。当然，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想象到的种种事物进行描述——有时可以这么做。因而还存在着某些核心系统，但我们对其所知甚少。

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确实也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包括语言，都被认为是我们生物天赋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经验过程中既不是通过学习，更不是通过训练获得。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们宁愿相信人是受环境塑造的，而不是按照在重要方面预先设定的方式发展的。我此前提过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观点，即语言、我们的信仰与知识以及总体文化的其他方面都取决于经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典型观点就是，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由其生物本性决定的。当然，物理属性并非如此，例如长有胳膊而不是翅膀，或者大约在某个年龄经历青春期的这些特性。但知识生活、社会生活和总体文化生活被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种标准观点让马克思的个人思想精髓丧失了价值，原因已被简要地说明过了，让我们暂时放下不谈。这一点毫无疑问被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奉为一种学说观。几个世纪以来，在英美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传统都抱着类似的观念。按照这种经验主义传统，人们认为，心智的构造源于一些简单的关联性操作。这些操作以邻近、现象相似性等为基础，并且可以在一种能力——从一组有限的实例扩展到更大一组同类实例的归纳能力——的影响下得到扩展。这些资源之后能满足一切知识成就，包括语言学习和其他很多东西。

在这一系列学说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但相似点更加突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尽管大家普遍相信它们，并且确实将其认定为学说真理，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它们。实际上，正如我在这些讲座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只要关注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驳倒这些学说。假如这些学说还蕴含真理的话，人类将会变成悲惨的生物，他们能力极为有限、互不相同，只能成为某种偶然经验的映射体。我此前谈到身体成长时就提出过该观点，在知识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当某个学说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对知识想象力进行如此有力的控制，而它又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在每一点上都与证据相矛盾，对此我们就要公平地问一问，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抱持这些信念？为什么知识分子如此沉迷于人类受环境塑造而不受其本质决定的信念？

环境主义在早年间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学说。它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天生的自然地位：主人、仆人、奴隶等。的确，如果人们没有天生赋予的东西，那么他们在禀赋上是平等的：大家都一样痛苦和不幸。无论该观点曾经多么的有吸引力，如今都很难被当真。实际上，它在当时就颇受质疑。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与其对立的传统二元论具有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它假定人类本质上的统一性以及在任何这些方面没有明显的内在差别。

如今，环境主义的这些论点常在有关种族、智商等方面的争论中被人们听到。同样属实的是，假如人类没有受生物性决定的智能天赋，那么智商（这是受社会决定的属性）和种族、性别等其他任何东西都毫不相干。再者，即使动机可以被理解，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其观点。让我们暂时假定种族和智商是界定明确的属性，并假设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也许某个种族的人，平均而言，可能比另一个种族的人智商稍微高一些。首先请注意，这个结论也许在本质上就不会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在两个随机选择的特性之间发现相关性，这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有人碰巧对这个古怪而又无意义的问题感兴趣，那么研究界定更清楚的属性，例如指甲的长度和眼睛的颜色，也许会更有意义。因此，探索的兴趣必然在社会领域。但显然在此处，只有对那些认为每个人应该被当作某个范畴（种族、性别等）的例子来对待，而不是他本身的人来说，探索才有趣。对于没有经受过这些紊乱的人来说，某类人的智商平均值是这样或那样都毫无意义。假设我们想探究是否身高与从事高等数学的能力有些许相关，这是否意味着不应鼓励低于某一身高值的人学习高等数学？或者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展示出学习高等数学的天赋和兴趣就加以鼓励？显然是后者，尽管结果可能是高个子的人最终走上这条路的比例略高一些。既然我们没有患上“身高主义”这种社会疾病，就没人对该问题感兴趣。

人们在由其生物性决定的素质上肯定有所差别。如果不是这样，细想之下这个世界可能会很恐怖。但是，除了对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类似人群之外，发现这些素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会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也毫无社会意义可言。认为种族和智商之间存在相关性的人以及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在助长种族主义和其他的混乱现象，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产生影响；除了对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之类的人，影响并不存在。

逐个审视上述例子，我们很难接受认为环境主义在某些方面是“进步的”，从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学说的观点。此外，这个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该问题是事实而不是学说。事实问题无法用意识形态信念来解决。正如我一贯论述的那样，我们应当庆幸环境主义被彻底地误解了，但真理和谬误问题没有因我们偏好一种或另一种探究结果而被解决。

尽管事实问题没有被学说信仰解决，有时研究一下意识形态信仰和科学信念之间的关系也颇有意义。在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例子中，这一点尤其贴切。在该事例中，知识界人士面对相当明显的事实和逻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广泛、热切而专注地坚信着事实。这些环境主义思想为何对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尤其在当代——并不完全是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是书写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在所谓的“历史教训”方面保持谨慎。我们发现所呈现的历史是为自己服务的，这不足为奇，事实的确如此。因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他们绝对独立、诚实、捍卫崇高价值、反抗统治和权威等。真实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知识分子通常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理者，为权力而服务，并大力通过掌控自称为其领导的群众运动来为自己谋取权力。对实施统治和操控的人来说，非常有用的一点是要相信人并无内在道德和智力本性，他们只是受国家、私人管理者和理论家的塑造——当然，他们也能分辨好与坏。关注人的内在本性为操控和统治设下了道德障碍，尤其是在这一本性与我曾简要评述的自由意志论一致的时候。根据这些观点，人权根植于人性，逼迫人做奴隶、工资的奴隶、权力的仆人，并服务于统治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受到管制和操控，这些都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我十分怀疑这些有关环境主义的观点具有惊人吸引力的猜测是否真实。

人们有时争论说，即使我们根据生物天赋成功地解释了人类语言和其他人类能力的属性，仍然一无所获，因为还没有解释生物属性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只是被转移了，并没有被解决。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观点。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证明鸟不是通过学习长出了翅膀而是自然长出的，因为它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其构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没有获得任何解释。问题被转移了，因为并未解释遗传基因是如何进化的。在每个事例中都会有新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解决了某个问题，又产生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得知鸟是因为遗传天赋，而不是靠学习长出翅膀，或得知人经历青春期是因为他们被设定为这样，而不是观察别人之后决定要这样做，这时候如果争辩说我们仍然一无所获，也许是荒唐的。的确，我们尚需解释语言的进化、翅膀的进化等。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但属于另一个研究领域。

这个问题今天能够得以解决吗？事实上，人们对这些事情所知有限。进化论为许多事情提供了信息，但迄今为止对这种性质的问题提及甚少。与其说答案来自自然选择理论，不如说来自分子生物学，来自对何种物质系统在地球生物条件下得以发展及其为何发展的最终物理原理研究。当然不能假设每种特性都是专门选择而来的。在语言或翅膀这样的系统实例中，要想象出可能促成其产生的选择过程并非易事。例如，发育未全的翅膀不能“用于”运动，甚至更像障碍。那么，为何这个器官要在其进化早期阶段就生长了呢？

在某些情况下，器官生长似乎是为了一个目的，当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长成某个样子，就会用于不同目的，这时自然选择过程就可能为了这些目的而进一步完善它们。经证实，昆虫翅膀的演化就是这个模式。昆虫有热度调换的问题，发育未全的翅膀可以满足这个功能。当翅膀长到一定大小，就不怎么用于这个目的，而是开始用于飞行，这时翅膀就最终长成了。也许人的认知能力有时也以类似的方式在演变。

以人的数字机能为例。儿童具有习得数字系统的能力。他们能学会数数字，还知道可以不断地累加数字。他们也能很快地习得算术运算的技巧。如果孩子不知道可以不断地累加数字，就不会知道这一事实。相反，教给他数字1、2、3等一直到数字n, 他会以为就是这样而已。这种能力和语言能力一样，似乎超出了在其他方面很聪明的类人猿的智力范围。顺便说一句，人们曾经以为可以教鸟计数。因此，研究表明，一些鸟能够被教会这样做，如果给它们四个点，那么它们能在按直线排列的第四个容器中找到食物。该任务可以扩展到包括七个物体，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鸟能计数。但该结论并不正确。数字系统最基本的属性是，数字序列是无限的，你总能无限地累加下去。鸟可能有一定的能力，把一定的物体按排列搭配，但这与数字机能无关。计数能力不是“大致上相同”的能力，而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能力。

数字机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无法相信它经过专门选择的。如今仍存在并未使用该机能的文化；其语言不包含构建无限多数字词的方法，处在这些文化中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可以计数。但他们肯定有这种能力。置身于适当环境中的成年人能迅速地学会计数和做算术，而来自这样一个部落的儿童在技术社会中长大，也能和其他人一样成为工程师或物理学家。这种能力是有的，只是潜藏着。

实际上，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中，这种能力都是潜藏的、未被利用的。用进化论的说法来看，只是在近些年，当人类进化达到了现阶段，数字机能才得以显现。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不是说能计数的人，或者能解决算术或数字理论问题的人，才能生存并繁衍更多的后代，使这种能力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相反，它是作为其他东西的副产品发展起来的，当情况需要它时就会供人使用。

在这一点上，人们只能猜想，但数字机能很可能是作为语言机能的副产品而发展的。语言机能的特征非同寻常，或许在生物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它具有“无穷离散”的属性。简而言之，每个句子都有固定数量的词：1、2、3、47、83个等。而一个句子能包含多少个词，原则上并没有限制。动物界已知的其他系统则截然不同。所以说，类人猿的呼叫系统是有限的，有固定的数量，比如说40个。另一方面，所谓的“蜜蜂语言”是无限的，但却不具有离散性。蜜蜂用某种形式的动作表示花与蜂巢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动作越多。原则上在两个信号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信号，用来表示前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能做出分辨。有人也许争辩说，这个系统甚至比人类语言“更丰富”，因为从某种明确的数学意义上讲，它含有“更多的信号”。但这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是基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称其为“语言”不过是用了误导人的比喻。

人类语言具有非同寻常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无限离散性，人的数字机能也是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人的数字机能本质上当作人类语言的一种“抽象”，保留了无限离散的机制并去除了语言的其他特征。假如是这样，倒可以解释这一事实：尽管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未被加以利用，人的数字机能还是存在的。

依然存在的是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这里仅有一些猜想，似乎并无说服力。也许在某个久远的时期，发生了某种变化，产生了无限离散性，或许是出于与细胞生物学有关的原因，需要从目前尚不了解的物理机制属性去解释。没有这种能力，或许有可能“思考思想”，其性质会有所限制，但有了这种能力，同一个概念装置就得以从构建新思想和诸如涉及它们的推理等运算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表达和交流这些思想。在这一点上，进化压力也许进一步塑造了这种能力的发展，至少部分上是这样。十分有可能的是，该能力进化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反映出，适用于一定复杂性的大脑的物理法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在我看来，这大致上就是如今的情况。在某些特殊领域中，例如语言和视觉研究方面，人们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进展。但目前许多问题都在我们的智力把控范围之外，也许永远也无法理解。

（本文最初发表在《语言与知识问题：马那瓜演讲录》［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8］，第133—170页。）

《最简方案》导言

本书的撰写由两个相关问题而引发： （1）人类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¹¹⁵⁾应被期望满足哪些一般性条件？（2）在这些条件之外不存在任何特殊结构时，语言机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这些条件决定？第一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 （A）就语言机能在心智或大脑认知系统序列中的位置而言，它要满足哪些条件？（B）就具有某种独立说服力的、对概念自然性的一般性考虑（即简单性、经济性、对称性和非羡余性等）而言，语言机能要满足哪些条件？

问题（B）不够准确，但并非言之无物。正如理性探索通常所做的那样，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可以在此提供指导原则。既然这些思考能被解释清楚并具有说服力，我们就可以质疑是否存在一个以某种形式来满足它们的特定系统。相比之下，问题（A）的答案较为明确，尽管依据目前对语言和相关认知系统的理解，人们只能推测出部分答案。

问题（2）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此而言，语言有点像“一个完美的系统”，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很好地满足了外部限制条件。语言学理论的最简方案力求探究这些可能性。

朝着该目标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使一个不太普通的生物学问题变得更加深入：像人类语言这样的系统如何在心智或大脑中产生，或就此而言，这种系统如何在似乎无法找到类似人类语言基本属性的有机世界中产生？这个问题有时被当作认知科学的危机。这些关注是恰当的，但放错了位置；它们主要是生物学和脑科学的问题。就目前的认识来看，生物学和脑科学并没有为看似十分确定的、有关语言的结论提供任何基础。¹¹⁶在我看来，此处恰好能更广泛地引发进行详细的、技术性语言研究的兴趣。

最简方案和其1950年代初的先期理论有一些共同的、潜在的事实假设。尽管随着进一步的探究，这些假设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一个假设是：人类心智或大脑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机能，专门掌管语言并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尽管该假设的正确性不明显，却似乎合情合理。在此，我会继续采用这一假设并提供进一步的实证论点：语言机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储存信息的认知系统，还有提取信息并以不同方式使用信息的各种运用系统。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认知系统。

假设运用系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特定性，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亦是如此。但通常会假设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不会具体到特定的语言：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不会像认知系统那样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最简单的假设，也是被公认为正确的假设，尽管可能也有错误。我明白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所以会继续坚持这一想法，同时假设语言变异会受认知系统的限制。

我也借用了早期研究中的假设：认知系统凭借语言表征的不同层次从该概念的技术意义上与运用系统相互作用。¹¹⁷另一个更具体的假设是：认知系统只与两个“外部”系统相互作用：发声－感知系统（A-P，即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和概念－意向系统（C-I，即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于是，有两个接口层面：处于发声－感知接口的语音形式（PF，即Phonetic Form）和处于概念－意向接口的逻辑形式（LF，即Logical Form）。这种“双重接口”的属性是对传统上把语言描述为有意义的语音系统的一种表述方式，该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尽管被普遍地采纳，或至少被默认，这些关于语言机能内部结构和它在心智／大脑其他系统中位置的设想却一点都不明晰。即使在总体框架中，认为发声和感知涉及同样接口表征的看法仍存在争议，按某种根本性的方式可以被论证为不正确。¹¹⁸与概念－意向接口相关的问题则更加晦涩且鲜为人知。我会遵守这些相当传统的假设，只是在此指出，假如它们后来是正确的，甚至是部分正确的，都将是令人震惊且有趣的发现。

大约在15年前，当原则－参数模型（P & P,即principles-and-parameters model）形成时，指引最简方案产生的主要问题也逐渐成为焦点。回顾一下最新发展也许有助于了解这些问题的背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说法精简扼要，并得益于“后见之明”。

早期的生成语法面临两个直接的问题：找出一种解释特定语言现象的方法（“描写充分性”）以及解释这些有关事实的知识是如何出现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头脑中的（“解释充分性”）。尽管当时鲜少有人接受这种研究方案，但该研究激活了对一个深厚传统的关切，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或许是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个主要代表人物。¹¹⁹叶斯柏森意识到，语言结构通过对话语经验的抽象化“在说话人头脑中形成”， 产生了一种有关“它们的结构的概念”。这一概念“非常明确地指导他组成自己的句子”，尤其对说话人和听话人而言是全新的“自由表达”。

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的这些属性设定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目标：清楚地解释这种“结构概念”和其产生“自由表达”所依赖的程序，并解释这种概念如何出现在说话人的头脑之中——这些分别是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问题。要实现对某种特定语言L的描写充分性，L理论（其语法）必须描述语言机能所达到的状态，或至少描述这种状态的某些方面。要实现解释充分性，语言理论必须描述语言机能所达到的初始状态，并表明它如何将经验映射到这种状态。叶斯柏森进一步认为，只有“涉及句法”，我们才能期待“所有人类言语定会有共同之处”；尽管“从未有人梦想过普遍形态（universal morphology）的存在”，但可能存在一种“普遍（或一般）语法”，这也许是该范围内对语言机能初始状态更深远的一种描述。这种想法也在近期的研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鸣。

到了现代，这些传统的关注点有的被行为主义潮流所取代，有的被各种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这完全缩小了探究范围，但为有可能回到传统（且必定有效的）关注点的进一步未来探究极大地拓展了资料库。要解决这些关注点，需要更好地理解一个事实，套用一个经典说法就是：语言涉及“对有限方式的无限运用”。形式科学的进展提供了这一理解，使我们有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变得可行。生成语法可以被看作一种被长期遗忘的对语言与心智研究的关注和形式科学所提供的新的理解之间的交汇点。

探究这些问题的最初尝试很快就表明，传统的语法和词汇研究并没有描述（更不用说解释）即使是那些被研究得最充分的语言的最基本事实。相反，他们会为已具备语言和具体语言隐含知识的读者提供暗示，而所探究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必要的隐含知识无需反思就可以轻易获得，传统语法和词典似乎涵盖了宽泛的语言素材。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当我们试着说清楚理所当然的东西——语言机能的本质及其在特定情况下的状态——时，上述一切都是错觉。

这并非语言研究特有的情况。尤其当问题被表述得更加尖锐时，人们发现甚至连最基本的现象都没有被注意到，而看似简单、有说服力的直觉性描述根本不充分。假如我们深信苹果落在地上是因为那是它该落的地方，就不会产生严肃的力学。人们深信提出问题的传统规则，或深信最详尽的词典中的词条（其中没有一本词典去描述这些语言客体的简单属性）时，情况亦是如此。

承认语言现象无疑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目标之间产生了张力。显然，为了达到解释充分性，有关初始状态的理论只能允许有限的变异：特定语言必须先于经验被大致通晓。普遍语法（UG，即Universal Grammar）所允许的选项（options）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经验必须足以用某种方式使这些选项固定下来，并形成语言机能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各种表达及其音与义的各种不同且复杂的序列；甚至连最粗略的观察也能揭示出将语言使用者的知识与经验数据分隔开来的鸿沟。但随着生成体系在对不同语言追求描写充分性的过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不断地充实，解释充分性的目标便退缩得越来越远。当我们竭力为不同语言设定具体规则系统时，其间发现的大量现象使问题更加严重。

这种张力确定了早期生成语法的研究方案，至少是该领域内令我关注的趋势。自1960年代初开始，该研究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从为特定语言所设立的复杂规则系统中抽象出普遍原则，并留下简单的、在其运作时受这些普遍原则限制的规则。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减少了具体语言属性的多样性，从而有助于达到解释充分性。这些步骤也会产生更简单、更自然的理论，为最终的最简方法奠定基础。并不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最终会产生一种“更丑陋的”、更丰富且更复杂的普遍语法，减少了允许范围内的多样性，从而有助于实现解释充分性这一主要的实证性目标。然而，实际上，两种情况最终是相互助力、齐头并进的。其中一个实例涉及冗余原则，就会有重合的实证性内容。我们已反复发现，这些原则被错误地设定，必须被不冗余的原则替代。这种发现已成规律，有必要去除冗余已成为探究中的工作原则。这个过程也是生物学体系的一个非凡属性。

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了原则－参数模型。¹²⁰这是对几千年来丰富的语言探究传统的彻底背离，其程度远甚于可能被看作对传统关注的问题和对其解决途径进行复兴的早期生成语法（这也许是早期生成语法通常与传统语法学家更契合而不投合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原因）。相比之下，原则－参数方法认为，传统的基本思路未经太大改动就被纳入早期生成语法，在原则上是有误导性的，尤其是这一思路：语言由形成语法构式（关系从句、被动式等）的规则组成。原则－参数方法认为，语言没有任何类似意义上的规则，除了人为分类，也没有具有理论意义的语法构式。存在普遍原则和一套有关它们如何应用（参数）的有限的选项序列，但不存在适用于特定语言的规则，也不存在语言内部或跨语言的传统类型的语法构式。

我们假设，对每一种特定语言来说，认知系统都包括一个计算系统（CS，即computational system)和一个词库（lexicon）。词库规定计算系统选定并用以组合形成语言表达的要素——我们假设是（语音形式，逻辑形式）组对。词库应毫无冗余地、以某种优化形式仅提供计算系统要求的信息，排除一切通过普遍语法原则或所研究语言的属性可预测得到的信息。词库中的所有词项几乎都属于实义范畴（substantive categories）⁽¹²¹⁾，我们认为它们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分词，暂不论有关其本质及相互关系的诸多重要问题。我们将把其他范畴称作“功能”［范畴］（functional）（时态、补语化成分等），该术语无需一开始就力求准确，我们会逐步使之完善。

在原则－参数方法中，语言类型和语言变异问题与之前的形式有所不同。语言差异和类型应归为对参数值的选择。一个主要的研究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选项是什么，并出现在哪些语言组成部分中。有一个说法是，参数仅限于形式特征，在接口处未被清楚地解释。¹²²还有一个更坚决的说法是，参数仅限于功能范畴的形式特征。¹²³可以认为，这些观点部分表达了叶斯柏森有关句法－形态分离的直觉。我会假设这一切或许是正确的，但不想对此过于确定，因为在我看来，所知甚少时就不要冒险做出强硬的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习得被解释为以可允许的某种方式确定初始状态参数的过程。参数设定的某个具体选择从技术意义上决定了一种与我们有关的语言：一种I语言¹²⁴，I被理解为“内部的”（internal）、“个体的”(individual)以及“内涵性的”(intensional)。

以这种方式在原则－参数模型中阐述问题，显然在把语言描述为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缺陷。我们很难期望后者⁽¹²⁵⁾是初始状态在参数值确定之后的实例体现。相反，语言机能的状态是不同经验的某种附带性产物，其本身并无任何有趣之处，自然界中大量的其他现象亦是如此（这也是科学家为何做实验而不直接记录自然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假如我们希望理解语言机能的属性，应该需要更多实质性的理想化描述，¹²⁶但有限的理想化描述造成的误解和混淆无所不在，现在追求它也许毫无益处。应当指出的是，理想化是一个对仅有的、能把握现实的合理方法的误导性说法。

原则－参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大胆的推理，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假设。然而，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基本假设似乎合情合理，并提出了解决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之间张力的自然方法。实际上，这种对传统的背离为应对解释充分性的关键性问题带来了第一线希望，该问题曾因过于困难一直被搁置一旁。早期的生成语法研究只找到了一种评价标准，在适合普遍语法规定形式并与相关语料一致的某个语言的各种理论（语法）中进行选择。此外，除了“可行性”（feasibility）这种尚欠准确的概念似乎也别无他法。¹²⁷但假如像有关内化语言的这种原则－参数概念是准确的（这抓住了在语言运用、习得、社会互动等研究中所预设的语言概念的重要本质），那么就能严肃地提出解释充分性的问题。这成为一个关于决定有限多个普遍参数值如何被经验设定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至少能被建设性地探索的问题。

假如这些想法的思路是正确的话，人类语言和有限的词汇变化就有一种单一的运算系统CHL。语言变异本质上有形态特性，包括运算系统中哪些部分被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种关键性问题，该话题也被让—罗杰·威尔格诺德⁽¹²⁸⁾的抽象格理论以及黄正德⁽¹²⁹⁾对有类型差异的疑问词及相关结构的研究推到了前沿。

这种对原则－参数方法的描述夸大了情况。只要有能决定具体选择的数据，各种语言都会有更多的变异。变异出现在这样几个领域：一个是音系学的外围部分，另一个是“索绪尔的任意性”，即词库中实词部分的音－义组对。我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也不谈其他似乎与此处关注的语言运算属性关系不大的问题，也就是那些似乎没有进入CHL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语义场的多变性、从普遍语法提供的词库中进行的选择以及涉及词项和其他认知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

和生成语法早期的说法一样，迄今为止对原则－参数模型的阐释让人们从各种类型不同的语言中发现并至少了解了大量新的实证材料。可以明确提出的问题和所涉及的实证事实，在深度和种类上都是全新的。这本身就是充满希望的、令人鼓舞的进展。

随着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之间的张力有所减弱，并且至少后者已成为主要议题，当前的任务愈加艰巨而有趣。主要任务是要表明，语言现象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虚假的、附带性的现象，是固定原则在略微不同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则－参数方法引起的视角转换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简单性考量如何进入语法理论的问题。正如在生成语法最早的研究中讨论的那样，这些考量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一种不精确但也不空洞的进行普遍理性探究的简单性概念，必须与在内化语言（I语言）中进行选择的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衡量清楚地区分开来。¹³⁰前一个简单性概念和语言研究毫无关系，但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概念是普遍语法的组成部分，也是确定经验与内化语言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过程；其地位类似于物理常量。在早期研究中，内部化概念在所提议的语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内化语言”）中以评价程序的形式进行选择，与规则系统所允许的格式保持一致。原则－参数方法为超越那种有限但重要的目标并探索解释充分性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没有评估程序，就没有早期意义上的内部化“简单性”概念。

然而，十分相似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次是以从推导式中进行选择的经济性考量的形式出现，排除了那些理论内部化意义上并非最优选的考量。外部化的“简单性”概念保持不变，即使不精确也一如既往地在运作。

这时又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即最简方案的问题。语言有多么“完美”呢？人们可以预想到，至少在词库的形态－形式（morphological-formal）特征中，以及由处于发声—感知接口的条件所引发的语言方面上，存在着“不完美之处”。主要问题在于，语言机能的这些组成部分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完全背离了事实上的概念必要性，以至于运算系统CHL不仅独一无二且在某种有趣的意义上来说是最优化的。从不同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力求确定，在将具体结构归于语言机能的道路上，证据能带我们走得多远，同时要求仔细分析每一次对“完美”的背离并提供充分的理据。

朝着这种进一步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给问题（A）和（B）的答案带来了巨大的描写负担，包括：接口条件的影响；对有关内部一致的一般性考虑的具体阐释；概念天然性；外部意义上的“简单性”之类的东西，等等。在任何原则－参数理论中都存在的实证性负担现在变得愈加严重。

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极为有趣。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今至少能提出这些问题，甚至在某些领域的探索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如果按照这些方法所做的最新思考接近准确的话，语言研究和相关学科就会有一个丰富而令人激动的未来……

（本文最早出现在《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第1—11页。）

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

语言研究是系统性探究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历史成就硕果累累，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印度和古希腊。换个角度来看，语言研究又很年轻。当今的研究主体在40年前才初具雏形，一些主要的传统思想在那时重焕生机并被重新建构，为后来卓有成就的探究开辟了道路。

理所应当的是，这么多年来，语言早该散发出这种吸引力。人类的语言机能似乎是真正的“物种属性”，几乎无出例外，其他物种也没有明显的相似属性。也许在昆虫那里能找到最接近的相似属性，但又隔着10亿年的进化历程。笛卡尔认为，能用语言符号自由地表达所形成的思想标志着“人与动物”或与机器的“真正区别”。如今，我们找不到任何严肃的理由挑战其看法，无论我们所谓的“机器”是指促使17、18世纪的人产生幻想的自动装置（automata），还是指对现今思维和想象力产生刺激的东西。

此外，语言机能已关键性地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思维和互动的各个方面。语言机能在这一事实面前功不可没：人类单在生物界就拥有历史、文化演变和一切复杂而丰富的多样性，甚至是生物学上的成功（从技术意义上讲，人类的数量十分庞大）。火星上的科学家在观察地球上各种古怪的行为时，可能会被这种看似十分独特的智能组织（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形式的出现和价值所震撼。甚至更加自然而然的是，这个充满神秘性的话题本来就能激发一些人的好奇心，如果他们想了解自己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所具有的本性和所处的位置。

人类语言基于一种基本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生物学上似乎也是独一无二的：离散的无限性（discrete infinity），⁽¹³¹⁾其最纯粹的形式可以用自然数1、2、3……来显示。儿童不会学习这种属性；除非大脑已拥有这些基本原则，否则任何数据也无法提供这些原则。同样，儿童不必学习的是，有三个词和四个词组成的句子，但没有三个半词组成的句子，儿童也不用知道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总是有可能造出有一定形式和意义的更复杂的句子。这些知识肯定作为我们生物禀赋（biological endowment）的一部分，通过“自然的创作之手”（大卫·休谟语）传递给了我们。¹³²

这种属性引起了伽利略的兴趣。他认为，发现“用24个小符号⁽¹³³⁾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最私密的想法”的方式是全人类最伟大的发明。¹³⁴该发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反映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语言具有离散的无限性。不久以后，波尔－罗瓦雅尔语法（Port Royal Grammar）的作者们⁽¹³⁵⁾也被这种“非凡的发明”所震撼，即用几十个发音构建出让我们向别人展示自己所思所想的无限多种表达的方式。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发明，但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是“非凡的”，尽管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实际上对其一无所知。

科学家把视觉系统、免疫系统或循环系统说成是身体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机能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语言器官”。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话，器官就不是能从身体摘除而使剩下的部位完好无损的东西。它是一个结构更复杂的子系统。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具有显著特点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来彻底了解这种复杂性。对语言机能的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

我们进一步假设，语言器官和其他器官一样，其基本特性在于基因的传达。探究这一切如何发生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调查由基因决定的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我们可以把初始状态看成一种“语言习得机制”⁽¹³⁶⁾，以经验为“输入”，以产出语言为“输出”，而“输出”在心智或大脑中有内在的表示。输出和输入都可以被检验：我们可以研究经验历程和所习得的语言的属性。以这种方式获知的东西让我们对周旋于二者之间的初始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初始状态是人类共有的：假如我的孩子在东京长大，他们和那里的孩子一样会说日语。这意味着有关日语的数据与我们对英语的初始状态的假设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建立初始状态理论必须满足的实证性条件，也有可能提出一些语言生物学（biology of language）的问题：基因是如何决定初始状态的？参与初始状态及其呈现的后期状态的大脑机制有哪些？即使对于更简单的、有可能进行直接实验的系统，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在可探究的范围之内。

我一直概述的方法与语言机能有关，即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和它所呈现的其他状态。假设彼得的语言器官处于L状态。我们可以认为L就是彼得的“内化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当我在这里提到语言的时候，就是指我所说的这个意思。照此理解的话，语言类似于“我们说话和理解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传统的语言观念。

我们把传统术语置于新的框架之中，把彼得的语言理论称作其语言的“语法”。彼得的语言能决定无限多个表达式，每一种表达式都有各自的语音和意义。用术语来讲，彼得的语言“生成”（generates）了其语言的表达式。因此，他的语言理论叫作“生成语法”（a generative grammar）。每一种表达式都是各种属性的集合体，并向彼得的语言运用系统（他的发音器官、思想组织模式等）发出“指示”（instructions）。彼得凭借自己的语言和处在恰当位置的相关语言运用系统，能充分了解表达式的语音和意义，还具有相应的能力去解读所听到的内容、表达自我思想并以其他各种方式使用语言。

生成语法产生于通常所说的1950年代的“认知革命”背景中，它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要素。无论“革命”一词是否恰当，都产生了一次重要的视角变化：从对行为及其产物（例如文本）的研究转向了对参与思维和行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认知视角不把行为及其产物当作探究目标，而是当作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为心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证据，也许为这些机制在实施行为和解读经验时如何操作提供了方法。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焦点的属性和模式找到了自身位置，但只是作为现象，需要和其他无数属性和模式一起从生成表达式的内在机制方面得以诠释。这是“心灵主义的”的方法，但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它涉及“世界的心智方面”，连同其机械、化学、视觉和其他方面，主要研究自然界的真正客体——大脑，还有大脑的状态及其功能，并因此把心智研究推向与生物科学的最终融合。

此次“认知革命”更新并改变了我们或可称为17、18世纪“第一次认知革命”的许多见解、成就和困惑，而17、18世纪的第一次革命也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当时所认定的是，语言涉及“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威廉·冯·洪堡语），但这一洞见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被拓展，因为基本思想依然模糊不清。到了20世纪中期，形式科学的进展以鲜明的形式提出适恰的概念，有可能更精确地描述产生语言表达式的计算原则，并因此捕捉到“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的想法。其他进展也为传统问题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并带来更大的成功希望。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已经成就卓越。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让人们对语言本质和多样性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也打消了很多成见。某些话题，特别是对语音系统的研究，受到了20世纪结构语言学的极大推动。

很快开展的生成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表明，即使在那些被充分研究的语言中，以前的研究对基本属性却视而不见，连最综合的传统语法和词典也只是浮光掠影。假如其目标是帮助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找到单词的规定意义和读音，或大致知道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是相当正确的。但假如我们的目标是了解语言机能和它所呈现的状态，我们就无法默然预设“读者的智商”。相反，这才是探究的对象。

语言习得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仔细看一下对表达式的诠释就很快会明白，在最初阶段，儿童知道的东西比经验所提供的更多。即使对简单词也是如此。在语言增长的高峰期，儿童以每小时一个词的速度习得单词，尽管是在满是歧义的条件下进行的十分有限的语言接触。理解单词的方式细微而复杂，远远超出任何词典所能企及的范围，尽管这只是研究的开始。当我们跳出简单词之外，甚至会得出更戏剧化的结论。语言习得通常更像器官的成长，是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尽管环境显然至关重要，初始状态却预先决定了普遍的发展过程和所出现的现象的基本特征。但初始状态是人类共有的。那么，各种语言肯定以其本质属性乃至精密细节被铸入了同一个模具中。火星上的科学家可以合理地总结说，只有一种人类语言，只是在边缘处有些差异而已。

随着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更详细地研究语言，逐渐清楚的是，语言的多样性被彻底低估了，其复杂性和受语言机能初始状态决定的程度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是表象。

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虽然似是而非却无可辩驳。它们以鲜明的形式提出了现代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说明所有语言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的变异（variation）而同时又忠实地带着各自看似多样的音和义的复杂属性？真正的人类语言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只要完整、精确地描述出语言的属性以及说话人所知道的事情，就满足了描写充分性这一条件。要满足解释充分性的条件，语言理论必须要显示出，每种特定的语言是如何在由经验设定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下从一致的初始状态中得出的。这样才能从更深入的层面上解释语言的属性。

在两种研究任务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张力。追求描写充分性似乎会导致更复杂、更多样的规则系统，而追求解释充分性则要求语言结构恒定不变，除非处在边缘状态。正是这种张力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研究的准则。消解张力的自然而然的办法就是挑战延续到早期生成语法的传统假设，即语言是一个复杂的规则系统，每个系统都是具体语言和语法结构所特有的：印地语的关系从句、斯瓦希里的动词短语、日语的被动式等都有构成规则。对解释充分性的思考说明，这种假设不可能是正确的。

核心问题在于找出规则系统的普遍属性，将其归结为语言机能本身，并希望剩余的部分会更简单、更一致。大约在50年前，这些努力凝结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比更早期的生成语法还要背离传统。这种一直被称为“原则和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的方法彻底摒弃了“规则”和“语法结构”的概念：不存在印地语的关系从句、斯瓦希里语的动词短语、日语的被动式等构成规则。我们所熟悉的语法结构被当作分类制品（taxonomic artifacts），对非正式的描写也许有用，但并没有理论地位，其地位类似于“陆栖哺乳动物”或“家养宠物”的地位。规则被分解为语言机能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了表达式的属性。

我们可以把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视为一个连接着开关盒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由语言原则（the principles of language）构成，而开关是由经验（experience）决定的选项。把开关调到一边，就是斯瓦希里语；把开关调到另外一边，就是日语。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类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开关的一种具体设定，用术语来说就是参数设定。如果这个研究方案成功的话，我们确实应该能从某种设定选择中推导出斯瓦希里语，从另外一种设定选择中推导出日语等人类所能习得的各种语言。语言习得的实证条件所要求的是，要基于儿童所得到的有限信息的基础来设定开关。需要注意的是，开关设定中的微小改变在输出过程中会产生极为明显的变化，因为影响效果会在系统中扩散。这些是一切真正的理论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捕捉的普遍的语言属性。当然，这是一个方案，还不是成品。初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以其目前的形式成立；更不必说的是，我们无法确定整个方法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一项研究方案，它已大获成功，使人们对类型学广阔范围内各种语言的实证性探究急剧增多，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也提供了很多引人注意的答案。习得、语言处理、病理学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新的形式，并取得了成果。此外，无论该方案的结果如何，它表明了语言理论如何可以满足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这类冲突性的条件，至少第一次提供了有关真正的语言理论的概要。

这个研究方案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阐明原则与参数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并扩展框架使之包括语言及其使用的其他方面。尽管我们对很多东西不明就里，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考虑到（或者也许找到了）一些更深远的有关语言设计（design of language）的新问题。尤其是，我们可以问一问：这种设计到底有多好？鉴于语言机能必须满足的条件，语言到底有多么接近一位超级工程师构建的样子？

这些问题必须更加清晰，也有一些继续实施的方式。语言机能处于更广阔的心智或大脑构架之中。它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并强加了语言被使用就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些条件看作“可读性条件”（legibility conditions），意思是其他系统必须能“阅读”语言的表达式，并运用它们给思想和行动发出“指示”。例如，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s）必须能读懂与声音相关的指示，也就是语言产生的“语音表达”（phonetic representations）。发音和感知器官有特定的设计，使其能够解读某些语音属性，而不是别的属性。这些系统因而把可读性条件强加给语言机能的生成过程，这样就必须为表达式提供正确的语音形式。对于使用语言机能资源的概念系统和其他系统，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具有内在的属性，这就要求语言生成的表达式有某些“语义表达”，而不是其他的表达。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被与语言相互作用的外部系统所强加的可读性条件而言，语言在何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直到近些年也无法严肃地提出来，甚至无法合理地明确表达出来。现在，似乎可以这样做了，甚至也有迹象表明，语言机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乎“完美”；若果真如此，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逐渐被称为“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的尝试探索了这些问题。对这个方案做出肯定的判断实在还为时过早。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些问题现在可以被有利地提上日程，大有希望能获得早期结果。我想就这些想法和前景说几句，然后再回到留在这些视野中的一些问题。

最简方案要求我们仔细审视传统的假设。最值得尊敬的假设就是，语言有声音和意义。按目前的术语来说，这个假设就被自然地转换为以下论点：语言机能把心智或大脑的其他系统置于两个“接口层面”，一个与声音相关，另外一个与意义有关。语言生成的某个表达式包括一个感觉运动系统能辨认的语音表达，还有一个有关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和其他系统能辨认的语义表达。

有一个关于是否存在接口层面之外的层面的问题：语言内部是否存在一些层面，尤其是现代研究中推断的深层结构和浅层结构的层面？¹³⁷最简方案试图表明，从这些层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也可以从接口处的可读性条件入手去理解或更好地理解：对那些了解技术文献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使用投射原则、约束理论、格理论、链条件等。

我们也试图表明，唯一的运算操作是在那些有关接口属性最薄弱的假设中不可避免的运算操作。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是，存在一些类似单词的单位：外部系统必须能诠释“Peter”（“彼得”）和“tall”（“高”）这种词。另一种假设是，这些词组成了更大的表达式，例如“Peter is tall”（“彼得很高”）。第三种假设是，这些词有音和义的属性：开始说“Peter”时双唇是闭合的，这个词也用来指人。因此，语言涉及三种要素：

（1）音和义的属性，称作“特征”（features）；

（2）由这些属性组合成的词，称作“词项”（lexical items）；

（3）由这些“原子”单位构成的复杂表达式。

由此可知，生成表达式的运算系统有两种基本操作：第一种把特征组合成词项，第二种从那些已构成的、以词项为起点的客体中形成更大的句法客体（syntactic objects）。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第一种操作看作一系列的词项。用传统的术语来说，这一系列（可以叫作“词库”）是由“例外”构成的，即由语言机能提供的音—义的任意结合以及从屈折音变属性中做出的具体选择，语言机能决定了我们如何表示名词和动词是复数还是单数，如何表示名词有主格和受格等。这些屈折音变特征竟然在运算中起着核心作用。

最优的设计也不会在运算中产生出新的特征。应该不会有什么指示符号（indices）、短语单位（phrasal units）或标杆层面（bar level）（因而也没有短语结构规则或X标杆理论）。¹³⁸我们也试图表明，除了由可读性条件强加或由运算本身以某种自然方式引入的结构关系之外，没有产生其他的结构关系。在第一种范畴中，我们有语音层面邻接性（adjacency）这样的属性，还有语义层面的论元－结构（argument-structure）和量词－变项（quantifier-variable）关系。在第二种范畴中，我们有特征之间的局部关系和在运算过程中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句法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连接其中一个句法客体和另外一个句法客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成分统领（c-command）关系；塞缪尔·爱泼斯坦（Samuel Epstein）¹³⁹指出，这是一个在整个语言设计中起着核心作用，也被视为十分不自然的概念，尽管从该角度来看，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显得一目了然。但我们排除了表达式派生内部的管辖和约束关系以及各种其他关系和相互作用。

熟悉新近研究的人会很清楚，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相反的结论。更糟糕的是，一个有关原则与参数框架内的研究及其相当瞩目的成就的核心假设是，我刚才提出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正如可能预料的那样，语言在这些方面是非常“不完美的”。因此，要表明这种设置⁽¹⁴⁰⁾和不必要的描写技术一样可以被去除掉，这绝非一项小任务；假如卸掉这种“累赘”（excess baggage），描写和解释的力度得以扩展，那就更好。然而，我认为，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这些之前似乎毫无可能性的结论至少现在看似是合理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语言显然有所不同，但我们想知道何以至此。有一个方面在于选择某种范围内不同的语音。另一个方面在于音与义的任意结合。这些方面都很简明，我们无需受到羁绊。更有趣的事实是，语言的屈折音变系统是不同的，例如格系统。我们发现，拉丁语的这些系统是相当丰富的，梵文或芬兰语更是如此，但英语的屈折音变系统最少，而汉语则没有。抑或看上去是这样的。对解释充分性的思考表明，在这里，表象也许有误导性；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¹⁴¹表明，这些屈折音变系统没有表层形式看起来那么变化多样。例如，汉语和英语也许和拉丁语一样有格系统，但其语音实现有所不同。此外，语言变体似乎大部分都能被还原为屈折音变系统的属性。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语言变异就发生在词库的一个有限的部分。

可读性条件在组成词项的特征中强加了一个三向式的划分：

（1）在语义接口被诠释的语义特征；

（2）在语音接口被诠释的语音特征；

（3）在其中一个接口处未被诠释的特征。在完美设计的语言中，每个特征都属于语音或语义方面，而不仅是一个找准位置或方便运算的设置。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未被诠释的形式特征。这个要求似乎太强硬了。像结构格（structural case）这种原型形式特征（例如，拉丁语的主格和受格）在语义接口得不到诠释，在语音层面也不必表达出来。在屈折音变系统内，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在句法运算中，似乎还有第二种更引人注目的语言设计上的不完美，至少是很明显的一种不完美。作为语言普遍方面的“移位属性”（displacement property）：短语被诠释得好像处于表达式的不同位置，而表达式中有时又出现了相似的词项，可以从自然的局部关系方面被诠释。以“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克林顿似乎已经当选”）这个句子为例，我们明白“elect”（“选举”）和“Clinton”（“克林顿”）的关系，就像我们明白这两个词在句子“It seems that they elected Clinton”（“他们好像选了克林顿”）中的局部关系一样：用传统术语来说，“Clinton”是“elect”的直接宾语，尽管它被“移位”到“seems”的主语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主语和动词在屈折音变特征上一致，但并无语义关系；主语的语义关系针对的是远处的动词“elect”。⁽¹⁴²⁾

现在，我们得出两种“不完美”：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和移位属性。以最优设计的假设为依据，我们期望两种不完美能关联起来，似乎出现了这种情况：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就是执行移位属性的机制。

移位属性从未成为用于特殊目的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符号系统按隐喻用法被叫作“语言”或“形式语言”，如“算术语言”“计算语言”或“科学语言”。这些系统没有屈折音变系统，因而就没有未被诠释的特征。移位和屈折音变是人类语言的特殊属性；当符号系统用作其他目的时，人类语言的很多属性都被忽略了，这也许会把心智或大脑结构强加给人类语言的可读性条件弃之不顾。

人类语言的移位属性通过语法转换或其他某种机制表达出来，但它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表达出来。语言为何应该具有该属性，这是一个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却无法解决的有趣问题。我怀疑部分原因在于以浅层结构诠释的方式所描写的现象，很多现象在传统语法中都很常见：话题－述题（topic-comment）、具体性（specificity）、新旧信息以及我们甚至在移动位置上发现的施事力（agentive force）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移位属性的确受到可读性条件的强迫：它被我们的思维系统从外部强加的诠释要求所推动，我们的思维系统也有这些特别的属性（有关语言使用的研究也证实是这样）。这些问题目前以有趣的方式被研究着，我在此无法详述。

从生成语法的起源来看，可以假设有两种运算操作：

（1）形成更大的、由词项构成的句法客体的短语结构规则；

（2）表达移位属性的转换规则。

两种操作都有传统根源，但我们很快会发现它们与所猜想的情况大相径庭，并具有不受质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案曾试图表明，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是表象，两种规则都可以被还原成更简单的形式。有关短语结构规则多样性的问题，“完美的”解决办法便是彻底消除它们，支持不可还原的操作，拿出两个已成形的客体，把一个客体附加给另外一个客体，构成只具有附加目标属性的更大的客体。我们把这种操作叫作“合并”（Merge）。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最优的运算程序会包括合并运算和创建移位属性的其他运算，即转换运算或某种对应的运算。这两种平行操作的后一种做法试图把转换成分还原成最简形式；尽管和短语结构规则不一样，但转换成分似乎是不可消除的。最终结果得出的推论是：对一组核心现象而言，只有一种移动运算（operation Move），就是基本上可以把任何成分移动到任何位置而没有具体到语言或特定结构的属性。移动如何应用由与特定参数选择相互作用的普遍原则来决定，而特定参数选择是决定特定语言的开关设置。合并运算拿出两个区别性的客体X和Y，把Y附加给X。而移动运算单独拿出客体X和属于X一部分的客体Y，把Y合并到X。

下一个问题要证明的是，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就是执行移位属性的机制，运算系统中两种主要的不完美就变成了一种。如果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移位属性最终被外部思维系统强加的可读性条件所推动，那么，不完美的地方就被彻底消除了，语言设计最终是最优的：要求未被诠释的特征作为一种机制去满足由心智或大脑的普遍构架所强加的可读性条件。

这种合并的方式十分简单，但有条理地做出解释却远远超出了这些描述的范围。一个基本的直觉性想法是，必须抹除未被诠释的特征才能满足结构条件，而抹除的做法要求能进行抹除的干扰特征（offending feature）和匹配特征（matching feature）之间存在局部关系。因为与语义诠释的方式有关，这两个特征一向相隔甚远。例如，在“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这个句子中，语义诠释要求“elect”和“Clinton”必须以短语“elect Clinton”的形式存在局部关系，这种结构才能被正确地诠释，似乎这个句子本来就是“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Clinton”。句子的主要动词“seems”具有不可被诠释的屈折音变特征：单数／第三人称／阳性，这些属性都未给句意添加额外的内容，因为它们已被与动词一致的名词短语表达了出来，在这里也无法被消除。因此，“seems”的这些干扰特征必须在局部关系中被抹除，这是传统的描写类别“主谓一致”（agreement）的直白说法。为了得到这个结果，与动词保持主谓一致的短语“Clinton”被附加上了主要动词“seems”的干扰特征，后者在局部匹配中被抹除了。但短语“Clinton”现在被移位了。

请注意，只有“Clinton”的特征被附加了；感觉运动系统无法“发出”或“听到”与所属的短语分离的孤立特征，因为与该系统有关，所以整个短语都移动了。然而，如果感觉运动系统因某种原因未被激活，只有特征聚集在一起，形成诸如“an unpopular candidate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一位不得人心的候选人似乎当选了”）这样的句子，经过显性移位，我们会得出“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an unpopular candidate”这种形式的句子。其中，相隔较远的短语“an unpopular candidate”与动词“seems”保持主谓一致，这意味着其特征已被吸附到与“seems”的局部关系之中，而该短语的其他部分依然保留。感觉运动系统未被激活的事实被称作“隐性移动”（covert movement），是一种带有有趣属性的显现。在很多语言中（例如，西班牙语）都有这样的句子。英语也有，尽管出于其他原因必须引入语义空成分（empty element）“there”而产生句子“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an unpopular candidate”；也出于一些有趣的原因，必须进行语序倒装，因此得出“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n unpopular candidate elected”。这些属性来自在语言中普遍生效的参数的特定选择，它们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表层不同的复合现象。在我们观察的情况中，一切都还原为简单的事实：未被诠释的形式特征在与匹配特征的局部关系中必须被抹除，同时产生在接口处进行语义诠释所要求的移位属性。

在这段简要的描述中，有许多人在挥动着手臂。⁽¹⁴³⁾填补空白就会看到相当有趣的画面。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存在着很多研究分支，但继续前行就会把我们带到这些评论范围之外。

最后，我想简单提一下有关内在主义语言研究（internalist study of language）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关的其他问题。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长话短说。假设“book”（“书”）是彼得的词库中的一个词。这个词是语音属性和语义属性的复合体。感觉运动系统使用语音属性来发音和感知，把它们与外部事件联系起来，例如分子运动。当彼得谈论世界并诠释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时，其他心智系统使用了这个词的语义属性。

有关如何在语音方面取得进展，并无进一步的争议。但在语义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在我看来，以经验为主的研究是以其研究语音的方式（像音系学和语音学那样）来对待语义问题的。它们试图找到“book”一词的语义属性：它是名词而非动词，用来指制品而不是像水那样的物质或像健康那样的抽象概念等。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属性是“book”词义的一部分还是与该词关联的概念的一部分？以目前的了解来看，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辨别这些说法，但也许有一天会发掘出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不管怎样，词项“book”的一些内在特征决定了之前提到的诠释模式。

我们研究语言使用后发现，对词的诠释是从物质构成（material constitution）、设计（design）、预期使用和特别使用（intended and characteristic use）、构成作用（institutional role）等方面进行的。根据这些属性，事物被识别并被指派给与决定发音的语音特征同等的范畴（我认为是语义特征）。语言使用以不同的方式关照着这些语义特征。假设图书馆有两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彼得拿了一本，约翰拿了另外一本。彼得和约翰拿的是同一本书还是不同的书呢？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词项的物质因素，他们拿的是不同的书；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其抽象成分，他们拿的是同一本书。就像我们说出“the book that he is planning will weigh at least five pounds if he ever writes it”（“他计划要写的书如果真的写出来的话至少重五英镑”）或“his book is in every store in the country”（“他写的书在全国的每个书店都有卖的”）时，可以同时关注物质因素和抽象因素。同样，我们可以把门刷成白色并穿过“它”，用代词“它”笼统地指门的形状和地面。我们可以说，“the bank was blown up after it raised the interest rate”（“银行提高利率之后被炸毁了”）或“it raised the rate to keep from being blown up”（“为了避免被炸毁，它提高了利率”）。这里的代词“it”和“being blown up”的主语“空语类”（empty category）都同时接纳了物质因素和机构因素。

有关这些问题的事实通常十分清楚，但并非微不足道。因此，不能独立指称的成分，甚至连最受制约的成分，都遵循着一些区别，但又忽略了其他的区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对待不同类型的词。可以用很多方式对这些属性进行研究：语言习得、语言的共性、被发明的形式等。我们所发现的结论令人惊讶且复杂难懂，不足为奇的是，它们先于任何证据之前就被知晓，因此是语言共有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先验原因让人预料到人类语言会有这些属性；火星语可能不一样。科学和数学的符号系统肯定是不同的。没人会知道，人类语言的特定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生化法则的结果，而这些法则适用于具有大脑一般特征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仍处于遥远视野内的问题。

17、18世纪的哲学以有趣的方式找到了解决类似条件下语义表达的途径，通常采取休谟的原则：“我们赋予事物的身份”仅仅是依赖于人类的理解力建立起来的“虚构形式”。¹⁴⁴休谟的结论似乎十分合理。我桌子上的书并未凭借其内在构成就拥有这些奇特的属性；相反，它通过人们思考的方式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词的意思拥有了这些属性。词的语义属性是用心智资源所提供的视角去思考世界和谈论世界，而不是以语音理解（phonetic interpretation）所呈现出来的操作方式去这样做。

现代语言哲学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它问的是一个词指示了什么，并给出各种答案。但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意义。“书”的例子很典型。当彼得和约翰从图书馆拿出相同的书时，如果问的是“Tolstoy’s War and Peace”（“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个表达指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毫无意义了。答案取决于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说话时如何使用语义特征。一般来说，一个词，甚至是最简单的词，都不会跳出世界的实体或我们“信仰空间”的实体。有关这些问题的传统假设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

我曾提到过，现代生成语法试图解决传统上踊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笛卡尔的这一观点：人与其他生物或机器的“真正区别”¹⁴⁵在于他们用被日常语言使用清楚地说明的方式来行事的能力。这种能力无需任何有限的限制，受内在状态的影响但不由其决定，与情景相称但不因其而生，连贯一致并引发听话人可能想表达的想法等。我持续讨论的研究目标是发掘这种常规做法中的一些因素，但也只是一些而已。

生成语法试图发现人们所使用的各种机制，从而有助于研究它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创新的方式被使用。它们如何被使用是吸引笛卡尔哲学信徒们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他们一样神秘，尽管现在我们对牵涉的机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这个方面，语言研究又很像对其他器官的研究。对视觉和运动系统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大脑把零散的刺激诠释为一个立方体以及手臂伸向桌上的一本书所凭借的机制。但这些科学分支没有提出人怎样才决定看一下桌子上的书或把它拿起来的问题，也没有对视觉或运动系统的使用提出推断，或连其他推断也为数甚微。正是在语言使用中突显出来的这些能力，才是传统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对17世纪的笛卡尔而言，它们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高贵的东西”，并且全部“真正地属于”我们。在笛卡尔之前的半个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医生胡安·瓦尔特（Juan Huarte）评述说，人类的日常理解力和行动所具有的这种“生成机能”是“野兽和植物”¹⁴⁶所没有的，尽管它是一种没有真正运用创造性想象力的低级理解形式。连这种低级形式都不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围之内，除了我们对其机制有所研究之外。

在一些领域（包括语言）中，对上述这些机制的了解近年来收获颇丰。现在所能面对的问题十分困难且富有挑战性，但在我们称作“科学”的人类探究形式范围之外，仍有诸多谜团。假如我们把人类视为有机世界的一部分，上述结论就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或许也不会令我们感到不安。

（本文最早出现在《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3—18页。）

语言与大脑

讨论该话题的恰当方式是，回顾语言与大脑的基本原理，并展示它们是如何被统一起来的，也许是以65年前化学与物理学结合的模式，或以数年之后把生物学的部分内容纳入该复合体的模式。但我无意尝试解释这一过程。关于这个话题，我能自信地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并非起初就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去探讨它。尽管信心不足，我仍然认为⁽¹⁴⁷⁾，可以公平地讲，目前的理解没能为统一脑科学和有关更高级的心智机能（其中包括语言）的科学奠定基础，而在通往看似遥远的目标的途中也许有许多惊喜——假如我提到的经典范例的确是现实模型的话，该目标本身并不足为奇。

这种对眼前愿景持些许怀疑态度的评价与两个普遍但对立的观点不同。第一个观点认为，怀疑论是毫无根据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大错特错的，因为甚至没有出现统一的问题。在研究心智的心理学里没有出现心智问题，因为该话题不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采取的立场是界定“心智的计算机模型”；¹⁴⁸在语言里也没有出现心智问题，因为语言是额外的人类客体，这是心智和语言哲学主流的一致看法，神经科学和动物行为学的杰出人物也提出过这种看法。至少，这些话似乎暗示的就是这样，而意向也许有所不同。我将回到时下一些著名的例子。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认为，怀疑论是毫无根据的，但的确存在统一的问题。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统一的前景近在眼前，会取代笛卡尔的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直接给出这种乐观评价的是进化论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他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近出版的有关大脑的书中总结了这种艺术状态，似乎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研究者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谈起对大脑－心智问题的未来解决方案。”¹⁴⁹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表达了类似的自信，包括著名人物做出的已解决大脑－心智问题的宣称。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几种有关统一问题的观点：

（1）毫无疑问的是：语言和更高级的心智机能通常都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

（2）它们原则上属于生物学，而任何有关人类思维及其表达的研究或人类行为与互动的研究都以此假设为基础，至少默认是这样。

接下来，类别（2）有两种变体： （A）统一近在眼前；（B）目前我们还看不出生物学的这些部分如何相互关联，并且怀疑也许错过了一些基本的见地。

在我看来，最后一种观点（2B）看似最为合理。我将试图说明其中的原因，并试图描述出在对这些话题进行细致而综合的概述时应当提到的某个部分。

我将选出三个观点作为此次讨论的框架，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合理的，长久以来亦是如此。我会引用权威科学家的普遍说法，但不是我本人在过去几年里所说的话。

第一个观点来自神经科学家弗农·蒙卡斯尔⁽¹⁵⁰⁾，他介绍了我所提到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研究。他认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文集以及该领域普遍的指导性主题是“心理之事（things mental），其实就是心智（minds），是大脑的显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尽管“这些显现没有被视为是不可还原的，但却是由控制低级事件之间相互作用的原则产生的——我们还无法了解这些原则”。

第二个观点与方法论有关。马克·豪泽⁽¹⁵¹⁾在其综合性研究《交际的进化》（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¹⁵²一书中清楚地陈述了这一观点。他跟随廷伯根的观点评论说，我们应当采取四种视角来研究“动物世界的交际，包括人类语言”。要了解某种性状（trait），我们应当：

（1）找到实施这种性状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这是机械视角。

（2）找出基因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也能从心理或生理层面进行研究，这是个体发生视角。

（3）找到这种性状的“适应性后果”，即它对生存和生殖的影响，这是功能视角。

（4）揭开“物种进化史，从而能从遗传特性的角度评价该性状”，这是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第三个观点由认知神经科学家格里斯泰尔（C. R. Gallistel）提出，¹⁵³即“学习模组的观点”（modular view of learning），他认为这是“当今神经科学的规范”。根据该观点，大脑包括“专门器官”，这些器官运用其计算特性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极端不利的环境”之外都能轻易地完成。这些专门器官的成长（growth）和发展（有时也称作“学习”）是引起和促成发展的内部导向过程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语言器官也是这样一种人脑的构成部分。

用改编自更早期用法的传统术语来说，语言器官就是语言机能（FL⁽¹⁵⁴⁾）；语言机能初始状态的理论（即对基因的表述）就是普遍语法（UG）；状态本身是内在语言，简称“语言”。当然，初始状态不像其他器官（比如视觉系统）那样在出生时就显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三个观点（我认为它们都很合理，但有一定的限定条件），从第一个开始：“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

这一观点受到广泛的认同，即便还饱受争议，也常常被视为当今时代与众不同且激动人心的贡献。在过去几年中，该观点被提出时总是被称为“惊人的假设”，“认为心智现象纯属自然并由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导致的大胆主张”以及“人类的心智容量实际上就是人类大脑的容量”；或被称为心智哲学中“激进的新观点”，它也许最后会终结笛卡尔的二元论，尽管一些人仍然认为身体与心智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

这幅景象是有误导性的，了解为何如此会颇有益处。这不是新的观点，也不应当有争议，而原因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很清楚了。该观点显然在18世纪就被提出，并出于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在当时是富有争议的，因为冒犯了宗教教义。直至1750年，大卫·休谟把思想随意地描述为“大脑小小的跳动”。¹⁵⁵几年之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进一步阐释了该观点：“感觉或知觉以及思维能力”是“某种有组织的物质系统”的属性；“被称作心智的”属性通常是“人类神经系统”和大脑“有机结构的结果”。这等同于蒙卡斯尔所说的“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普里斯特利当然无法说出这种属性是如何发生的，两百年之后的我们也不会做得更好。

我认为，从现代科学早期显现属性论点兴起的过程中，以及从20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统一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而进行发展的方式中，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目前有关心智和大脑的争论与有关原子、分子、化学结构和反应以及相关物质的争论何其相似，后面这些争论直到20世纪依然活跃不休，在我认为的很有启示性的方式上也是相似的。

18世纪显现属性论点（近年来又重新活跃）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始于伽利略的现代科学革命基于以下观点：世界是一台庞大的机器，主要由一位工匠构建，它是一个令17、18世纪的人着迷的由钟表和自动装置（automata）构成的复杂形式，和近年来计算机带给思维和想象力的刺激一样。正如艾伦·图灵六年前所证明的那样，更换工件（artifacts）对基本问题带来的后果是有限的。这一被称作“机械论哲学”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经验论和方法论。与事实有关的观点必定与世界的属性有关：世界是一台由相互作用的部件构成的机器。与方法论有关的观点必定与可理解性有关：真正的理解需要一种机械模式，一种工匠才能构建的装置。

这种伽利略式的可理解模式的推论是：当机械构造不起作用时，也无法进行理解。因此，当伽利略逐渐因机械解释显然不够恰当而感到沮丧时，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永远不会彻底地理解“自然界的单一效应”。相比之下，笛卡尔要乐观得多。他认为，他能证明自然界的大部分现象能用机械术语来解释：不仅是人类社会之外的有机和非有机世界，还有更大程度上的人类生理、感觉、直觉和行动。当这些人类功能以思想（thought）为中介，机械解释的局限性就被弥补了。思想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拥有物，它基于一种不受机械解释限制的原则：一种以意志和选择行为为基础的“创造性”原则，而意志和选择行为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高贵的东西”和“真正属于我们的”一切（笛卡尔语）。人类只是“被激发和倾向于”以某些方式行事，而不是“被迫的”（或随意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人类不像机器——也就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对笛卡尔理论信奉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语言的常规使用：人类可以用新奇的、不受拘束的方式表达其思想，这些方式受身体状态的限制却不受其决定，与情景相称却不由其导致，并引发了他人本可以用类似方式表达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特征”。

值得牢记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些结论是正确的。

以这些说法为依据，笛卡尔派科学家开发出各种实验程序用以确定其他一些生物是否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心智，它们是过去半个世纪之内重焕生机的图灵测试的更详尽的版本，然而姑且不论图灵给出的明确警告，重焕生机的过程中并未产生关键性的逻辑谬误。我先不谈这个有趣的话题。¹⁵⁶依据同样的说法，笛卡尔能够系统地阐释一个相对清晰的心智－身体问题：在创建了两种自然原则（机械原则和心智原则）之后，我们可以问一问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也是17世纪科学的主要问题。但该问题不会留存太久。众所周知的是，当牛顿极为沮丧地表明不仅心智而且连自然中的一切（甚至连最简单的地球和行星运动）都不在机械论哲学的范畴之内时，整个景象都坍塌了。现代科学史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柯瓦雷⁽¹⁵⁷⁾指出，牛顿证明了“纯粹的物质物理学或机械物理学是不可能存在的”。¹⁵⁸因此，自然界没有达到促使现代科学革命充满活力的可理解性标准。正如柯瓦雷对此事的看法那样，我们必须接受“在科学体系内允许存在由经验论强加给我们的莫名其妙的‘事实’”。

牛顿认为自己对机械主义的反驳是“荒谬之事”，但他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找到其他方式。与他同时代或之后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做不到。之后的发现又产生了更多的“荒谬之事”。没有什么能削弱大卫·休谟这一评判的说服力：通过反驳不证自明的机械论哲学，牛顿“把自然的最终秘密恢复到它们曾经保有的和以后会保有的那种晦涩难懂的状态”。

一个世纪之后，弗里德里希·朗格⁽¹⁵⁹⁾在其著名的唯物主义史⁽¹⁶⁰⁾中指出，牛顿有效地摧毁了可理解性的标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期望以及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家们自此“让自己习惯了力的抽象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习惯了一种游移于处在抽象化和具体理解之间的神秘晦涩地带的概念”。这是唯物主义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从17世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所信奉的各种原理中去除了唯物主义原理的残余思想，并剥夺了它们的重要价值。

方法论和经验论的观点都被瓦解了，再也不会被重新组合起来。

在方法论方面，可理解性的标准被大大地削弱了。激发现代科学革命的标准被抛弃了：目标变成了理论的可理解性，而不是世界的可理解性——这是极大的不同，也许某一天这将成为认知科学的话题。正如卓越的牛顿研究学者伯纳德·科恩⁽¹⁶¹⁾对此事的看法那样，这些改变“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认为目标在于“不是要寻求最终的解释”（这些解释根植于在我们看来不证自明的原则之中），而是要找到我们所能提供的对经验和实验现象的最佳理论描述。通常，遵循常识性的理解并非理性探究的标准。

在事实方面，不再有什么“身体”概念、“物质”概念或“物理的”概念。只有这个拥有不同特征的世界：机械的、电磁的、化学的、光学的、有机的、心智的——这些类别不是以先验方式来界定或划分的，而是为了方便起见（除了一时方便之外，没人会问起生命是在化学范畴之内还是在生物学范畴之内）。在建设性探究的每个转换领域中，人们可以尝试发展出可理解性的解释理论并将其统一起来，但只是到此为止。

进行探究工作的科学家很明白新的探究局限。18世纪的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¹⁶²⁾评论说：“化学亲和性必须被接纳为第一原则，我们对其无法解释，就像牛顿无法解释引力一样。让我们把对亲和性法则的解释推迟，直至我们像牛顿建立有关引力法则那样建立起一个原理体系。”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化学着手建立起一个丰富的原理体系；“其胜利不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而是从刚刚出现的物理科学中单独获得。”一位有影响力的化学历史学家如此评论说。¹⁶³实际上，并未发现还原论的基础。莱纳斯·鲍林⁽¹⁶⁴⁾最终在65年前取得的胜利就是统一，而不是还原。为了与基础化学统一，物理学必须经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要彻底脱离“物理”的常识性概念：像海森堡⁽¹⁶⁵⁾所说的那样，¹⁶⁶物理学必须从“直观图片”中“解脱”出来，放弃“对世界的设想”。从17世纪科学革命的意义上说，这又大大地跨越了可理解性。

早期的现代科学革命也产生了我们可以得当称呼的“第一次认知革命”，也许这也是认知科学唯一值得带有“革命”名号的阶段。笛卡尔的机械论为后来形成的神经生理学奠定了基础。17、18世纪的思想家们也产生了丰富的、有启示性的有关感知、语言和思维的想法，这些想法自此之后被重新发现，有时也仅仅是部分地被重新发现。心理学缺乏与身体相关的概念，当时只能并且现在也只能跟随化学的路径。除了约翰·洛克⁽¹⁶⁷⁾的神学框架，我们对他谨慎的推断的确别无选择，这在后来被称为“洛克建议”：上帝也许会选择“为物质再添加一种思维机制”；同样，上帝“把我们无法设想运动所能产生的效果附加给了运动”——特别是相隔一定距离之内的引力属性，这是隐秘属性的再生。许多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都这样认为（而牛顿只是表示部分赞同）。

在这种语境中，几乎不可逃避的是显现属性观点，其形式各异：

18世纪时的观点是，“感觉或知觉以及思维能力”是“某种有组织的物质系统”的属性；“被称作心智的”属性通常是大脑和“人类神经系统”的“有机结构的结果”。

一个世纪之后，达尔文反问道，“作为大脑分泌物的思维”为什么应当被认为“比重力这一物质属性更加精彩”？ ¹⁶⁸

今天，对大脑的研究基于这一论点：“心理之事，其实就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

显现属性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不变，也不应存有争议：在后牛顿世界（post-Newtonian world）中，很难想出一种变通方法。

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只能试着为世界的不同特征构建“原理体系”（bodies of doctrine），并试图统一它们，他们也意识到世界不像现代科学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被我们所理解，目标在于统一，而不是还原。科学史清楚地表明，我们永远无法猜到前方有何惊喜。

要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笛卡尔的二元论曾经是合理的科学观点，但三个世纪之前就消失了。此后就没有争论过任何心智－身体问题。这一观点的消失并非因为笛卡尔的心智观点有缺陷，而是因为“身体”概念随着牛顿对机械论哲学的摧毁也被瓦解了。人们如今嘲笑有关心智推断的“笛卡尔错误”，即他那“在机械中的幽灵”⁽¹⁶⁹⁾，这很正常。但他们却误解了所发生的一切：牛顿赶走了机器；幽灵安然无恙。两位当代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和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最近写完了《物质神话》（The Matter Myth）一书，他们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把去除机器归因于新的量子分析。这的确又是一次抨击，但“物质神话”在250年前就被驳倒了，当时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也很清楚这一事实，自那之后，这也成为标准科学史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更加年轻的20世纪认知科学，我认为需要密切关注的是，1930年代毫无改变的化学和迅速改进的物理学被统一了起来，但之前发生了什么？统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样做也很有益处。在统一之后，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化学和生物学的统一。这是发生真正还原的事例，但只是发生在创立伊始的物理化学领域之内；同一拨人中的一些人也参与了该过程，特别是鲍林。这种真正的还原有时让人产生了乐观的期望：世界的心智特征将被还原为像现代脑科学那样的学科。也许会这样，也许不会。无论怎样，科学史都没有为其提供任何信心充足的理由。真正的还原在科学史上不是如此常见，不必把它自动假设为未来所发生之事的模型。

更有启发性的是统一之前发生的事情。在统一之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通常认为，化学只是一种计算方法，是一种组织（有时是预测）化学反应结果的方式。在20世纪早些时候，人们也是如此看待分子的。庞加莱⁽¹⁷⁰⁾嘲笑气体分子理论不仅是一种计算模式的想法；他说，人们误入歧途是因为太熟悉桌球游戏。认为化学与真实事物无关的原因在于，没人知道如何把化学还原为物理学。1929年，伯特兰·罗素——他对科学所知甚多——指出，化学定律“目前无法被还原为物理定律”。¹⁷¹这是对的，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误导性。“目前”一词最终被放错了位置。之后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从根本上）修改物理学属性和定律的概念才能发生还原。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有关化学真实性的争论基于根本性的误解。从我们拥有的这些概念的唯一意义上来讲，化学是“真实的”，并且“关乎世界”：它是人类智力所能构建的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最佳构想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

几年前关于化学的争论，从很多方面与心智哲学和如今的认知科学相呼应，还有理论化学（这当然是硬科学），并与核心物理合并在一起难辨彼此。它不像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那样处于科学理解的边缘，后者一直尝试研究更复杂、被人们了解不多的系统。这些有关化学的新近争论及其无法预料的结果对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会富有启示性。它们表明，对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主要不受生物科学中可能发现的任何事物的影响）的心智计算机模式进行思考是错误的，或者对柏拉图式或其他非生物学的语言构想（对其不利的是，也隔离了重要证据）进行思考是错误的，或者如此认为也是错误的：心智和物理的关系不是可还原性而是更缺乏说服力的概念随附性（supervenience）——任何心理事件或状态的变化都蕴含着一种“物理变化”，然而不会逆向成立，除此之外没有更具体的说法了。有关被统一之前的化学的争论可以用这些话重新表述：那些否认化学真实性的人也许认为，化学属性随附在物理属性上，却无法还原为物理属性。这也是一种错误，因为尚未发现正确的物理属性。而真正的物理属性被发现时，再谈随附性又未免多余，于是我们就转向了统一。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在研究世界的心智特征中是合情合理的。

总体上讲，我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接受后牛顿时期科学家的建议以及牛顿对此事的建议，并争取使用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术语去构建“原理体系”，不受世界必须如何（我们知道并非以这种方式）这种常识性规定的束缚，也不受这一事实的困扰：就一般科学理解而言，我们也许不得不“推迟描述原则”，最终也许不适合统一任务，300年来的情况普遍都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由于这些原因，有关这些话题的很多讨论都被误导了，也许被严重误导了。

在统一之前的化学和目前的认知科学之间还有其他值得铭记的相似之处。“化学的胜利”为最终重建物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方针，它们提供了核心物理必须满足的条件。同样，对蜜蜂交际的发现也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在有关细胞的一些未来描述中得到满足。在两种情况中，都有一条双向道路：物理学的发现限制了可能的化学模式，就像基础生物学的发现要限制昆虫行为的模式一样。

在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中也有我们熟知的推论，例如被大卫·马尔⁽¹⁷²⁾所强调的计算、算法和实现（implementation）理论的问题。或者还有埃里克·坎德尔⁽¹⁷³⁾对海蜗牛的学习进行的研究，他试图“把实验心理学家从抽象层面上提出的想法转化为神经元术语”，从而显示出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如何“开始汇合产生学习研究的新视角”。¹⁷⁴这一切都很合理，尽管科学的具体进程会让我们警惕这种可能性：也许无法发生汇合，因为少了什么——只有我们发现少在哪里才能知晓少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讨论起初提到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这一指导性原则。这看似正确，却近乎老生常谈，种种原因已被达尔文和一个世纪之前的知名科学家所知晓，并从牛顿对“荒谬之事”（然而却是真实之事）的发现中得出。

让我们转向第二个观点：方法论问题。引用马克·豪泽在《交际的进化》中的说法就是：为了描述某种性状，我们必须采取廷伯根的动物行为学方法及其四种视角，也就是（1）机械视角，（2）个体发生视角，（3）适应后果视角，（4）进化史视角。

和其他人一样，对于豪泽而言，人类语言就是“圣杯”⁽¹⁷⁵⁾：如果我们从这四个视角研究语言，目标就是要表明，语言是如何被理解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被理解。对于更简单的系统，情况应该也是这样。举一个动物世界的独特例子——蜜蜂的“舞蹈语言”。根据标准（尽管有争议）的描述，蜜蜂的舞蹈语言似乎与人类语言有些表面相似性：具有无限的范围和“位移指涉”（displaced reference）——这是一种交流有关感知领域之外的事物信息的能力。蜜蜂的大脑和草籽一样大小，有不到100万个神经元；有一些相关物种的交流模式是不同的；对侵入性实验（invasive experiment）并无任何限制。但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尤其是生理学和进化问题。

豪泽对这个话题进行综述时，没有讨论机械论，一些启示性说法似乎也十分奇特。例如，数学家或生物学家芭芭拉·希普曼⁽¹⁷⁶⁾的理论是，蜜蜂的舞蹈基于其在三维空间中绘制六维拓扑空间（topological space）的能力，或许凭借了某种“夸克探测器”。¹⁷⁷豪泽只说了几句主要解释进化的话。他所综述的其他情况也是如此。例如鸣禽，它们是“发展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尽管还没有关于选择的“令人信服的脚本”——甚至连不令人信服的脚本也没有。

那么，我们应当不会感到惊讶的是，在无比困难的人类语言中，生理机械结构和动植物种类史问题依然如此神秘。

更仔细地观察豪泽的研究，就会得出某种启示，豪泽和其他人设定的目标是多么遥远——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我们应该现实地看待自己相对于该目标所处的位置。首先，书的题目有误导性：该书并不是关于只被短暂提起的交际进化话题。相反，它是一个多物种的交际对比研究。《自然》杂志封套所引用的德里克·毕克顿⁽¹⁷⁸⁾的综述评论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还有该书推测“未来方向”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题目实际上是“交际比较”；对进化未做任何推测，进化是另一回事。更普遍的是，豪泽和其他人所描述的自然选择记录最终却成为关于有机体如何完好地适应其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叙述。事实通常引人注意且富有启示性，却无法构成进化史；相反，由事实提出的问题，要靠学进化论的学者去解决。

其次，豪泽指出，这种交际比较的综合研究“与正式的语言研究无关”（我认为他言过其词）。这不是小问题，他所说的“正式的语言研究”包括动物行为学方法前两个视角的心理学方面：（1）语言的机械结构；（2）机械结构的个体发育。与心理方面无关的部分也与生理方面无关，因为任何对生理方面产生影响的部分会给心理方面施加条件。因此，廷伯根所推荐的方法的前两个视角在人类语言这里实际上被抛弃了。出于相似的原因，对比研究可能在同样意义上与有关蜜蜂交流的当代探究是“无关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描写语言学”的一个丰富、详细的变体。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结论：我们在描写层面上已对具体物种所知甚多，如昆虫、鸟、猴子和其他物种。但从一般性描述中所获甚少。

然而，与人类语言“无关”则更加意味深长。原因在于——豪泽也如此评论说 ——语言没有被恰当地视为一个交际系统。语言是表达思维的系统，这就有所不同了。它当然能用来交际，和人们可以做任何事一样，例如走路姿势、穿衣风格或发型。但就“交际”一词的使用意义而言，交际不是语言的功能，对理解语言的功能和性质甚至毫无特别价值。豪泽引用了萨摩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妙语：“如果只在有可说之事时才说话……人类很快会失去语言的使用。”豪泽的观点看似相当准确，且不论语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自己的这一事实：对成人来说是“内部语言”（inner speech），对儿童来说是自言自语。况且，无论有关可能或不可能构成人类语言的选择过程的猜测有什么长处，这些猜测都不会主要依赖于这一想法：语言系统是某种交际模式的自然结果。人们可以想出同样值得赞赏（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说法，涉及由一系列促进思维设计和阐释的小突变（mutations）所带来的优势；也许甚至不那么想入非非，因为毫无必要去假设在这一组中平行地发生突变——我并非在此提出这种或那种说法。一旦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以及在所知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对可能发生了什么的极为可信的说法都会运气不佳，这类记载十分丰富。

在同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豪泽的“交际信息分类”（交配、生存、辨别呼叫者）中甚至没有出现人类语言。语言肯定能用于警告性呼叫、辨别说话人等，但用这些术语去研究语言的功能纯属误导。

相关的困难在于，豪泽把功能视角局限于“适应性解决方法”（adaptive solutions）。这大大限制了进化研究，进化研究是达尔文极力强调的要点，目前已获得了更充分的理解。实际上，豪泽接连引述了没有适应性功能的性状实例，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实例只出现在人为的场景中而毫无自然界的对应情况。

这些事情很少被讨论，我引述的也是只言片语。但这些话表明我们必须思考此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假如我们要认真考虑动物行为学视角的话——当然我们理应如此，因此我也坚信并坚持探讨了40年。¹⁷⁹豪泽对进一步探究人类语言进化的推测使这种神秘性更加突出。他提到两个熟悉的基本问题：有必要解释（1）词库的大爆发和（2）生成无限个有意义话语的递归系统。对于后者，还没有提出什么推测。对于（1），豪泽说，在动物王国尚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包括他自己专长的方面（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他评论说，词库爆发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内在的模仿能力，他发觉这种能力与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他只能找到唯一可能的例外：受过训练的猩猩。豪泽的结论是：“必须具有人类环境的某些特征才能让猩猩有模仿的能力。”若果真如此，这似乎暗示出这种能力并非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尽管豪泽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在研究进化时受限于适应性选择。至于人类模仿能力的起源，他指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许永远无法发现它何时（或因而如何）出现在人类进化中。

此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豪泽严重低估了人类的用词语指涉在其基本结构属性和功能属性上是如何不同于其他物种所发出的罕见“指涉性信号”（referential signals）的情况，这些物种也包括猴子（也许是一些猩猩，尽管他说证据还不确定）。这远非位移指涉和不受场景约束（situation-free）的指涉的问题。他也过度夸大了所显示的情况。因此，豪泽引述了达尔文的一些谨慎猜测并写道：有关“人类语言进化”，“我们因而得出两个重要的启示”——“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交际形式最重要的环节在于能否表达情感状态”。同样，史蒂芬·平克⁽¹⁸⁰⁾“表明达尔文对语言进化的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因为自然选择是唯一能解释诸如语言这种性状的复杂设计特征的机理”（强调是我添加的）。假如有什么东西能表明人类语言的进化，或我们从有关这个话题的推测中能“获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非比寻常，更不用说还有更多可引述的不同凡响的主张。当然，并未发生如此惊人的事情。谨慎的推测和自信的宣告不能说明什么，我们最多知道的是，也许可以走一条实用之路。也许如此。

撇开这点不谈，除了给予性阅读⁽¹⁸¹⁾之外，那些假定已被证明的结论意义不大。毫无争议的是，自然选择在由自然法则（历史／生态偶然性）确定的选择空间之内运作，就这些因素在所发生的一切中起到的作用发出预先宣称，这纯属教条主义。无论我们正在考虑的是自然界中的斐波那契数列⁽¹⁸²⁾、人类语言或生物世界的其他东西，情况都是如此。被“表明”或“令人信服地主张”的是，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自然选择被貌似合理地视为进化的主要因素，而且无人（在豪泽认为的圈子中）对此表示质疑。有关他何以确定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坚持认为的“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人类语言的设计特征”，他只字未提（在要求赋予这种主张一定意义的给予性阅读原则下，这显然是不对的）。在普遍认同的自然选择假设和其他进化机理之外，人们还试图找出发生了什么，无论是研究眼睛、长颈鹿的脖子、中耳的骨骼、哺乳动物的视觉系统、人类语言或者其他部分。自信的宣称不会和证明或有说服力的论证混为一谈。

尽管我设想豪泽会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实际结论与其哈佛同事、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¹⁸³⁾的极端怀疑论并无多大不同。勒沃汀强有力地总结说，认知进化超出了当代科学的范围。¹⁸⁴

所宣称的目标遥不可及，导致了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看法：例如，为了语言交际的目的，“人类的大脑、声道和语言似乎共同进化过”。豪泽借用了神经科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的“语言和大脑共同进化”概念。¹⁸⁵迪肯认为，当研究语言及其个体发生（即动物行为学方法的前两个视角）的学者采用了神经科学的标准方法时，他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试图发现受基因决定的心智－大脑的成分及其在经验和成熟中所经历的状态改变。他们忽略了一个更有希望的选择：“对语言学习的额外支持”，除了经验数据之外，“既不在于儿童的大脑也不在于父母或老师的大脑，而在于大脑之外的语言本身”。语言和具体语言是人体之外的存在，具有极强的“能力……根据人类宿主而进化和适应”。这些产物不仅在人体之外，显然也在生物世界之外。

这些奇怪的存在是什么？它们来自何处？除了知道它们已发展到纳入了被错误地归因于大脑的语言属性之外，它们是什么还未被解释清楚。它们的起源依然神秘莫测，尽管“世界上的语言”一旦以某种方式出现，就通过自然选择完成“一直在人脑之外进行的快速适应”而“自发地进化”。这些语言因而“越来越好地适应于人类”，就好像人们熟悉的共同进化周期中的寄生物与宿主，或者是猎物和捕食者。迪肯指出，也许病毒提供了最好的类比。我们还得出了有关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的解释：它们“自发、独立地出现在每一种正在进化的语言中……它们是语言进化的聚合性特征”，就像鲨鱼和海豚的背鳍一样。通过快速的自然选择而自发地进化并获得语言普遍属性之后，这些人体之外的产物中有一个附着在我新英格兰的孙女那里，还有一个附着在待在尼加拉瓜时的她那里——实际上，她感染了这些神秘病毒中的两个。通过研究经验与大脑内在结构的相互影响，在这些或其他一切实例中寻求对结果的解释，这是错误的。相反，真正的寄生物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附着在特定共同体的寄主那里（借用迪肯描述自然科学普通假设的话，就是靠“魔术师的戏法”），从而产生特定语言的知识。

当然，迪肯也承认，幼儿“本来就愿意学习人类语言”，并在“选择构成语言基础的规则时带有强烈的偏好”。在甚至无法学会基础算术的时候，他们几年之内就习得了“相当复杂的规则系统和丰富的词汇”。因此，“人类大脑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使我们即使在最低限度之内不付出巨大努力、不接受富有远见的训练，也能轻松地做到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按照我们对待自然的其他方面（例如视觉系统）那样对待这些倾向和大脑的特殊结构，这是错误的。没有人会提出，昆虫和哺乳动物的视觉器官通过迅速的自然选择而自发地进化，现在附着于寄主身上，从而产生了蜜蜂和猴子的视觉能力；或者，蜜蜂的摇摆舞或黑长尾猴的叫声是生物体之外共同进化的寄生物，为宿主提供了能力。但是在人类语言这一特别实例中，我们不会采取自然科学的常规过程而试图确定“倾向”、“特别结构”及其在大脑机制中实现的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语言共同进化的生物体之外的存在会从现场消失）。

既然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实例中，生物体之外的“病毒”已进化到以正确的方式附着于寄主，我们就不必认为孩子顶多需要“一般性学习理论”。一旦我们克服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犯下的惊人失误，就会发现的确如此。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没有认识到的是，世界上的语言——实际上是目前还未被说出的、可能存在的语言——也许在大脑之外自发地进化了，通过自然选择逐渐“体现出儿童心智的倾向”。

我认为，迪肯的提议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认为儿童只不过需要一种“一般性学习理论”就能获得语言和其他认知状态的看法，只能通过英勇的举动来证实。这是起初介绍的第三个框架性观点的基本要点，我们直接回到了这里。同样的结论被异常丰富的先天性假设和模块化假设以及依旧独特的先天结构假设所证实。前者被嵌入到经常被错误地呈现为非结构化的一般性学习理论的实践尝试中，而后者成为以直接带有极端模块化（extreme modularity）的进化论猜想脚本为基础的方法。¹⁸⁶

迪肯认为，唯一的真正问题是“象征指涉”（symbolic reference）。如果我们用进化论术语解释这一问题，其他问题就会以某种方式一目了然。我们不讨论其他问题如何一目了然。但这也许无关紧要，因为“象征指涉”也完全是个谜，部分原因是我们无法注意到它在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属性。

我一直在引用，因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种无法识别的“语言学”（包括我的观点）的描述不会促进理解力。这种描述带有模糊的暗指，甚至很难猜到误解的缘由可能是什么（有时也很容易，例如，对专业意义上的术语的误解，比如“语言能力”［competence］）。不管其意义可能会是什么，结论似乎都是，研究大脑从而发现人类语言的本质是一个错误；相反，语言研究必须涉及与人类共同进化并以某种方式与其“搭连”的生物体之外的存在。知名的进化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对这些看法大加赞赏，但我不明白为何如此。认真审视一下这些看法，它们在禁止千百年来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理性探究程序的同时，似乎把标准的科学问题重塑为十足的谜团，将其置于被理解的希望之外。

回到认为我们应采取动物行为学方法的方法论观点上。原则上这是有道理的，但所采取的方式引出很多问题。据我看来，重新呼吁采取40年前“行为科学”评论文献中提倡的这种方法，是让我们停留在过去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研究由基因决定的大脑要素（也许不止大脑），它作用于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及其所达到的状态（不同的语言），我们还可以研究状态改变发生时所依赖的过程（语言习得）。我们可以尝试发现心理和生理的机制与原则，将其合并起来形成标准的科学问题。这些探究组成了动物行为学方法的前两个视角：机械和个体发生研究。转向第三个视角，即功能视角，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语言，可以研究达到特定状态的人如何使用语言，尽管这过于局限于对生存和生殖所产生的影响。第四个视角，即动植物进化史视角，充其量似乎是个遥远的前景，似乎并未受到交际对比研究的推动，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

让我们最后转向我所提到的第三个观点，引用格里斯泰尔的话：一个实质性观点，在所有动物中，学习是以专门的机制为基础，即以具体方式“学习的本能”；或廷伯根所说的“天生的学习能力”。¹⁸⁷这些“学习机制”可以被视为“大脑内的器官，［也］是神经回路，其结构促使它们履行着某种计算”，因为除了“极其不利的环境”之外它们或多或少条件反射式地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语言习得是本能的，并基于专门的“语言器官”。这种“模块化的学习观点”被格里斯泰尔视为“现今神经科学的规范”。他认为，这个框架包括一切被透彻理解的东西，包括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因为它是真实的现象。“想象除了所有这些有问题特定性的学习机制之外还存在一种通用目的学习机制……就像试图想象一个通用目的器官的结构，这个器官处理着肝、肾、心脏和肺等适应性特化器官不会处理的问题”，或者一个“解决感觉问题的通用目的感觉器官”，用于处理眼睛、耳朵和其他特化感觉器官无法应对的情况。在生物学里，人们对此了解不多：“机制适应特化在生物学的每个分析层面以及每种功能中无所不在并且显而易见，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生物学机制的普遍原理而给予关注。”于是，“奇怪而真实的是，过去和现代大部分对学习进行理论化的过程”完全背离了生物体研究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格里斯泰尔认为这是个错误。

据我所知，格里斯泰尔推荐的方法很合理。在语言这种特殊情况中，我认为这种方法将被所有实质性探究所采纳，至少被默然采纳，甚至在遭到强烈否认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一结论：人类生物禀赋的一部分是专门的“语言器官”，即语言机能（FL）。其初始状态是表达基因，相当于人类视觉系统的初期阶段，它似乎接近于人类共同的拥有物。因此，某个儿童在合适的条件下会习得任何语言，甚至在严重匮乏之下和在“不利的环境”中。在经验的触发和塑造效果下以及内部确定的成熟过程中，初始状态会发生改变，产生似乎在几个阶段得以稳固的后期状态，并最终在青春期稳定下来。我们可以把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视为把经验映射到语言所达到的状态的设置，即一种“语言习得装置”（LAD⁽¹⁸⁸⁾）。这种语言习得装置的存在有时富有争议性，不过这只是（对等的）假设：有一个解释儿童语言发展的专用“语言模块”，与解释其宠物小猫的模块有所不同（或是黑猩猩，或其他动物），即使经验大致相同。连最极端的“激进行为主义”推测都预设（至少心照不宣地），儿童能以某种方式把语言材料从周围其他混淆中区分出来，这样就假定了语言机能的存在（相当于语言习得机制）；¹⁸⁹随着对语言习得的讨论越来越具有实质性，它转向了有关语言器官的假设，这些假设更加丰富并具有领域特定性，也不会跳出我的知识范围。这样的讨论包括习得具有丰富而复杂语义结构的词项，甚至习得最简单的词项。在有限的证据里都可以找到有关这些属性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在各种语言中会大体一样。据我所知，也的确如此。

尽管再一次没有把对语言使用的探究局限于适应性后果，我们在这里还是转向动物行为学方法前三个视角内的实质性问题：生存和生殖。我们可以探究语言表达的根本属性及其表达的思想，以及有时是交际有时是对世界进行思考或谈话的用法。在这一点上，比较动物研究肯定值得关注。有关不同物种的“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人们已经做过重要的研究。几年前，格里斯泰尔介绍了一篇有关该话题的评论文章的概略，他认为表征在动物行为和认知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处的“表征”被理解为同型性（isomorphism），是一种处于心智－大脑过程和“这些过程使动物行为适应的环境的某个方面”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例如，蚂蚁通过气味辨别其同类的尸体。⁽¹⁹⁰⁾ ¹⁹¹这些结构是否或如何与人类的心智世界相关，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就语言来说，它们与所谓的“语音”（phonetic）或“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相关。

如上所述，从我认为正确的生物语言学观点（在实质性研究中也被默认）来看，我们可以把某种具体语言L视为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语言L是一个生成无限表达的递归程序。每个表达都可以被视为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的信息集合。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假设认为，信息分为两类，语音和语义信息；信息分别被感觉运动系统和概念－意向系统所使用——为了给人们了解不多的事物命名，后者可以称作“思维系统”（systems of thought）。这也许是严重的过度简化，但还是让我们遵循常规。那么，每个表达就是包括两套信息的内在客体：语音和语义。这些信息集合被称为“表征”，即语音和语义表征，但在表征和环境的各个方面之间没有什么同型性。从任何实用意义上讲，内在符号和所表征的事物之间不存在配对。

这在发音方面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语音表征的一个要素——例如我的语言中有一个内在要素/ba/——指出世界上的一个事物，即发音是BA的东西。这样说不算错，但不会是有益的举动，人们也从来不会这样做。相反，声学和发音语音学试图了解感觉运动系统如何使用语言表征中的信息发出各种声音并解读它们，这绝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人们可以把语音表征看作一组针对感觉运动系统的指令，但内在表征的一个特定要素与外部世界的某类事件并没有配对，也可能是某种基于分子运动的结构。在我看来，同样的结论用在意义方面也是合适的。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了解到，连最简单的词都包括各种不同的信息：有关物质构成、设计和预期用途、起源、格式塔⁽¹⁹²⁾和因果属性以及更多的信息。在17、18世纪的认知革命中，这些话题被深入地探究过，尽管很多研究——甚至包括已被充分研究的从霍布斯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除了历史学者之外依然鲜为人知。这些结论还适用于简单的可数名词和集体名词——“河流”（river）、“房子”（house）、“树”（tree）、“水”（water），还有人名和地名，即“最纯粹的指涉词”（代词、空语类），等等；当我们转向带有关系结构的要素（动词、时态和体……）时，这些属性就更加错综复杂，当然等我们继续接触更复杂的表达时情况愈加如此。至于这些复杂的知识系统多早就在个体发生（ontogensis）中产生作用，便不得而知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和立体视觉能力或具体的运动规划种类一样，基本要素是与生俱来的生物禀赋的一部分，用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的术语来说，它们在语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特殊性。

在动物世界的其他部分似乎没有类似的情况，即使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毫无疑问，词库的大规模爆发和符号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是人类语言的关键性成分。但产生模仿或符号—事物对应并不能带我们走得很远，甚至连这几步都有可能误入歧途。当我们转向表征的组织和生成时，类推在最表层之外很快就失败了。

语言的这些属性一经审视便很快明了，这并不是说它们经过深入研究或充分了解，并未如此。我们跨出一步会发现令人迷惑的其他属性。表达成分，用标准术语来说就是它们的特征（features)，必须被获得这些表达的系统所解读；处于与感觉运动和思维系统接口处的表征包括了能被解读的特征。因此，人们也许会期待这些进入运算的特征应当能被解读，就像设计完备的人工符号系统一样：元数学的形式系统、计算机语言等。但自然语言并非如此，在语音方面，也许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最关键的一种情况与无法获得语义解释的屈折音变特征有关：结构格（主格、宾格），或类似单复数一致的特征（在名词中是可解读的，但在动词或形容词中不能）。这些事实在表层形式中不明显，却被合理地证实了。过去20年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些带有不可被解读特征的系统在语言中十分相似，尽管其外在表现在相当系统的方面有所不同；语言所具有的大量类型多样性被简化为这种相当狭窄的语言次成分。那么，有可能的是，语言器官的递归运算系统与可能词项的基本结构都是固定且确定的，这也是一种基因表达。语言机能的具体状态，即特定的内部语言，取决于对高度结构化的可能词项的选择，以及对局限于不可解读的屈折音变特征及其表现的参数的确定。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糟糕的初步近似（first approximation），或许更甚之。

同样的不可解读特征似乎可以牵涉到自然语言无所不在的移位属性。该术语所指的事实是：通常在某个位置被说出的短语，被解读为好像在其他某个位置还有相似的表达。例如，被动结构的移位主语被解读为好像处于宾语位置，与指派给它语义角色的动词有局部关系。位移性的语义属性很有趣。思维的外部系统（对语言机能而言是外部，而对心智－大脑而言是内部）可能要求语言机能必须与这些属性一起生成将被正确解读的表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不可解读的特征也许是实现移位属性的机制，甚至可能是满足由外部强加给语言机能的条件的最佳机制。如果是这样，那么移位属性和不可解读的特征都不是语言机能的“不完美之处”和“设计缺陷”（当然，此处用的是“设计”一词的比喻义）。这些思考以及其他思考都提出了更多有关最佳设计的普遍问题：语言机能可以是一种连接它被嵌入的心智－大脑系统所强加的条件和感觉运动以及思维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法吗？

只有在近几年人们才严肃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在相当好地理解语言机能的固定原理，产生我们明知必然十分表层的——尽管表面上，鉴于语言习得的实证条件——丰富的类型多样性的受限选项之前，人们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尽管这种理解肯定显得十分片面并且初级，但在过去20年间也迅速地提升了。现在，人们似乎可以严肃地提出最佳设计的问题，有时会得到答案。此外，认为语言也许是在重要方面连接条件的最佳解决方法的这种想法，似乎比几年前看上去合理得多。既然如此，就产生了有关心智理论、大脑设计和自然法则在复杂器官进化中所起的作用的有趣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化论基础阶段，以及最早由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和艾伦·图灵进行的、直到近年来还处在边缘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可以想见的是，更早些时候所讨论的、全面的动物行为学方法也许会通过这些术语变得充实，尽管这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更加遥远的还有推动了经典心智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这是与情景切合的行动和由情景引起的行动之间的区别，也是被“迫使”以某些方式做事和只是被“激发和倾向于”这么做之间的区别。一般来说，就是有关“动物身体上的肢体如何受意志的控制而行动”的问题，这是牛顿在其综述中所说的话，综述回顾了尚未被解决的谜团，包括肢体相互作用的原因、电引力和电斥力以及按照科学革命的标准依然难以理解的基本问题。

在一些领域，对心智－大脑成分的探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对于新科技的未来，对于大量有待对世界的心智层面及其显现进行探索的振奋人心的研究充满热情，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我们思维的某个角落，保留着早期现代科学的伟大人物（伽利略、牛顿、休谟和其他人）有关“依然会存在的自然终极秘密”的“模糊性”的评判，这并非是个糟糕的想法，也许原因就在于富有好奇心的、甚至也能独自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类的生物禀赋，甚至人能独自思考这些问题。

（本文最早出现在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主编的《论自然与语言》［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61—91页。）

(1) 《言语行为》是“世纪心理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2 对于近年来动物行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将其应用于人类复杂行为的做法，斯金纳满怀信心，但似乎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在许多最近发表的作品中，坚定的行为主义者普遍对这些成就的范围持怀疑论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见埃斯蒂斯（W. Estes）等人在Modern Learning The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54）上发表的文章；B. F. Bugelski, Psychology of Learning, New York: Holt, 1956;S. Koch,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58, Lincoln, 1956; W. S. Verplanck,“Learned and Innate Behavior,” Psychology Review 52 (1955): 139。哈洛（H. Harlow）的观点也许是最强硬的，在《老鼠、猴子、人和动机》（“Mice, Monkeys, Men and Motives,” Psychology Review 60 ［1953］: 26-32）一文中，他断言：“我们可以找到很有说服力的实例来证明这一看法：在过去15年间所研究的心理学问题，其重要性早已大打折扣，就好比一条负加速曲线正在接近另一条完全无关紧要的渐近线一样。”廷伯根（N. Tinbergen，英籍荷兰行为学家，于197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是用另一种方法研究动物行为（即比较动物行为学［comparative ethology］）的代表性人物，他对有关“功能分析”的讨论总结评论道：“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行为致因比过去的概括中所假设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一些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作用于复杂的神经中枢系统。再者，我们掌握的事实显然是支离破碎的。”参见The Study of Instin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1), 74。

3 在《有机体的行为》（Behavior of Organisms,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8）一书中，斯金纳评论说“：尽管受条件限制的操作性行为是反应与某个强化相互关联的结果，但它与在反应发生之前的辨别性刺激相互关联几乎已是普遍规则。”（第178—179页）甚至连已发出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由某种“原动力”（originating force）产生的（第51页）。在操作性行为的情况下，这种“原动力”不受实验控制。对诱发性刺激（eliciting stimuli）、辨别性刺激和“原动力”的区分从未被清楚地解释过，在个体内在事件被看作辨别性刺激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模糊（见下一条注释）。

4 在一项著名实验中，黑猩猩被教会完成复杂任务并获得报偿（token），报偿因为与食物相关而得到强化成为二级强化物。根据该范例，金钱、赞许、名望等实际上对人类行为有着激励作用，但这一看法并未得以证明，也不一定是合理的。行为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心理学家对此表示怀疑（H. F. Harlow, M. K. Harlow, and D. R. Meyer,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0 (1950): 228-234, 以及后来由哈洛发起的调查研究。哈洛一直认为，用基于生理学的驱力和自我平衡的需求状态，来解释灵长类动物动机的持久性和学习的快速性，这是不够的。他在很多文章中指出，对灵长类动物来说，比起饥饿或类似情况，好奇心、玩乐、探究和操作通常是更有效的驱力，它们并未显示出已获得任何内驱力的特点。赫布（D. O. Hebb）也提供了行为证据和神经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对高等动物而言，工作、风险、猜谜、智力活动、适度恐惧以及挫败等都有着积极的吸引力（D. O. Hebb, “Drives and the CNS,”Psychological Review 62 ［1955］: 243-254）。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无须找到可能性不大的迂回方法去解释人们为何为了金钱而工作，孩子们为何无忧无虑地学习，人们为何讨厌无所事事。”）。正如人类行为的大多数方面那样，二级强化物的证据十分零碎、矛盾、复杂，几乎任何观点都能得到某些支持。

5 上面所引用的斯金纳关于其基本结论具有普遍性的话，要从他设定的实验限制角度来理解。从深层含义来看，假如语言中的基本程序都能被充分理解且不受物种的限制为真的话，只有人类拥有语言就太离奇了。除了一些零散的观察（参见斯金纳的文章“A Case History in Scientific Method”, American Psychology 11［1956］: 221-233），斯金纳显然把其主张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在特殊剥夺条件下和在不同的强化时间安排中，老鼠按压杠杆和鸽子啄食都会导致性质相似的结果。人们很快会质疑，斯金纳的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或多或少只是人为的现象，根据“平稳的动态特性曲线”（smooth dynamic curves）可以追溯到实验设计和 “刺激”及“反应”的定义（参见下文）。从研究按压杠杆等这些简单的反应就“外推”（extrapolate）到复杂行为，这种尝试本身就有风险，这些风险应当显而易见，也常常受到评论（例如哈洛，参见此前注释中所引用的他的原话）。即使是最简单的结果，其普遍性也会受到严厉的质疑。有关这点见M. E. Bitterman, J. Wodinsky, and D. K. Candland, “Some Comparative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71 (1958): 94-110。其作者表明，用老鼠和鱼来解决有比较性的初级问题在性质上有着重要的差别。

6 斯克里文（M. Scriven）在“ A Study of Radical Behaviorism”（in H. Fiegl and M. Scriven,ed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Foundations of Science & the Concepts of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6）一文中，结合斯金纳所思考的一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类推论证。还可参见弗普朗克（W. S. Verplanck）在《现代学习理论》（Modern Learning Theory）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从整体上讨论了给出恰当的“刺激”和“反应”定义的困难所在。弗普朗克总结说，按斯金纳对“刺激”一词的理解来看，若没有所导致的行为，刺激在客观上是无法辨识的，也是无法操控的。他总结得相当正确。他还清楚地讨论了斯金纳体系中的其他诸多方面，并评论说很多所谓的“行为法则”是无法被验证的，还有一些则范围有限，而斯金纳的“规律性关系”（lawful relation）概念的特征十分随意且令人费解，同时他还指出斯金纳所积累的实验数据的重要性。

7 在《有机体的行为》中，斯金纳显然愿意接受这一后果。他坚持认为（第41—42页），只有确定了刺激和反应的定义属性，然后用实验证明其相互关联性，而其中的动态变化也被证明是有规律的，那么才能正确地去描写在常用词汇中随意描写的表达。因此，在描述孩子躲避一只狗的时候，“借助‘狗’（dogness，指狗的抽象含义或狗的各种属性。——译者注）或‘躲藏’（hidingness，指躲藏这个动作的名词形式，也指其名词化属性。——译者注）的基本属性，并假设它们本来就为人所知，这样抬高常用词汇的地位还是不够的”。但我们会清楚地看出，斯金纳在本文所评论的书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8) 此处是指椅子的抽象含义或椅子的各种属性。

9 这一点从第253页开始以及书中其他地方也被反复提起过。斯金纳在此展示了他如何引出“pencil”（铅笔）这个反应，把这当作例子给我们示范如何能出色地使用从这本书中得出的概念。他建议，最有效的办法是给受试者说“Please say pencil”（“请说‘铅笔’”）（大概用“令人厌恶的刺激”［比如，拿枪顶住他的脑袋］就会大大提高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也要“确定手边没有其他铅笔或书写工具，然后递给受试者一沓画素描的纸，画出一幅可辨别的猫就给他奖励”。背景音一直在说“pencil”（“铅笔”）或“pen and ...”（“钢笔和……”），也是有用的；还有提示受试者读出“pencil”或“pen and ...”的标记；或者把一支“大个头的铅笔放在看得清楚的、特别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受试者极有可能会说出“pencil”。“在这个范例中，可用的技巧都被举例说明了。”在该书的其他地方，行为理论对人类行为进行实际控制的这些帮助也被充分地说明了，就像斯金纳为我们展示（第113—114页）如何引出“red”（“红色”）这个反应一样（此处的建议设计为，在受试者面前拿出一个红色的物体说：“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公平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也有一些把“操作性条件作用”（operant conditioning，也译作“操作性条件反射”或“操作性条件制约”。——译者注）应用于人类行为控制的重要做法。各种实验表明，如果实验人员在受试者说出一个复数名词后说“对”或“好”，受试者说出的复数名词的数量（举例来说）将会增加（同样，对某个问题的积极态度、有某种内容的故事等，也是如此；见L. Krasner ,“Studies of the Conditioning of Verb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5［1958］，文中有关于几十个此类实验的调查，大部分结果都是肯定的）。颇为有趣的是，受试者通常并未意识到这个过程，这为研究正常的言语行为带来何种见地尚不清楚。然而，这是运用斯金纳的范例得出的肯定的、出乎预期结果的例子。

10 “Are Theories of Learning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Review 57 (1950): 193-216.

11 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在《 学习理论是必要的吗？》（“Are Theories of Learning Necessary？”）一文中，斯金纳讨论了如何把其行为分析扩展到实验环境中的问题。但在实验环境中，反应速率是唯一的有效数据，不可能对频率进行观察。他的回答是，“‘可能性’这一概念经常被外推到无法进行频率分析的实例中。在行为领域中，我们设置了把频率当作数据的情景，但在分析或解释无法受这种分析影响的行为类型的实例时，我们使用了‘可能性’概念”（第199页）。当然，也有些可能性的构想并不基于频率，但我没见过这些构想有多少能应用于斯金纳所思考的例子。我也没见过解释上述被引用段落的方法，只见过表示使用“可能性”一词描述行为的尝试，却全然不考虑“可能性”概念是否相关。

12 幸运的是，“在英语中，这没产生什么困难”，因为（比如）“相对音高（relative pitch level）……并不重要”（第25页）。斯金纳并未提到有关英语中相对音高的功能以及其他语调特征的诸多研究。

(13) 此处指进化论学说。

14 与“频率”相比，“倾向”一词的模糊语义让后一句引语没有像前一句引语那样出现明显的错误。然而，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引申。如果“倾向”指的是其普通义，那么这句话显然是错误的。有人也许坚信这样的断言：木星有四个卫星，索福克勒斯的许多戏剧都已经不可挽回地消失了，1 000万年之后地球会烧焦等，而他们根本无意对这些言语刺激有所行动。当然，通过把“行动倾向”解释为以某些方式回答问题的倾向和在动机支配下说出信以为真的倾向，我们可能会把斯金纳的断言变成毫无启发意义的真理。

15 但应当补充的是，总体上不是刺激在强化，而是特定情景语境中的刺激在强化。某个事件或物体通过实验设计，也许在强化、惩罚或未被注意到。因为斯金纳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的、非常简单的实验设计中，他就不必加上这一限定条件，这个限定条件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达。然而，如果他希望把自己的描写系统扩展到一般行为，当然就很有必要这么做。

16 这一点经常被提到。

17 参见《学习理论是必要的吗？》，第199页。在其他地方，斯金纳也建议，“学习”这一表达应仅限于复杂的情况，但他并未具体描述这些情况的特征。

18 “孩子相对不成规则的发声有选择性地被强化后，逐渐带有在某个言语社区产生合适效果的形式，这时他就习得了言语行为”（第31页）。“不同的强化形成了一切言语形式，当预先的刺激偶然发生，强化就要对其导致的控制负责……行为的有效性、可能性或强度依赖于强化是否真正持续，也要看程式安排是什么。”（第203—204页）在其他地方，斯金纳也经常这么说。

19 此处关于强化程式安排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具体地说，我们如何确定，根据何种程式安排才能像思考或言语幻想中那样“安排”隐性强化呢？或者，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因素（沉默、言语以及对所交流的信息即将做出的合理反应）的程式安排是什么呢？

20 参见米勒和多拉德著《社会学习与模仿》（N. Miller and J. Dollard, 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 New Haven: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1941），第82—83页，其中谈到了“缜密的训练”，他们认为这对孩子学习词汇意义和句型很有必要。在莫瑞尔著《学习理论与人格动力》（O. H. Mowrer, Learning Theory and Personality Dynamic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0）的第23章中，对语言如何可以被习得进行推测性描述时，莫瑞尔含蓄地提过相同的概念。实际上，该观点似乎很普遍。

21 关于该文献的综述和分析，参见D. Thistlethwaite, “A Critical Review of Latent Learning and Related Experiments,” Psychology Bulletin 48 (1951): 97-129。在《现代学习理论》发表的文章中，麦科克代尔（K. MacCorquodale）和米尔（P. E.Meehl）站在驱力减降理论的立场，认真、周全地分析了潜在学习的资料，（像他们指出的那样）结果却不尽人意。索普（W. H. Thorpe）从动物行为学家的角度做了文献综述，还增加了返巢导航（homing）和地形学方向的资料（Learning and Instinct in Animals ［Cambridge: Methuen, 1956］）。

22 E. R. Hilgard, Theory of Learning,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6), 214.

23 D. E. Berlyne, “Novelty and Curiosity as Determinants of Exploratory Behavior,”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1950): 68-80; id., “Perceptual Curiosity in the Ra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8 (1955): 238-246; W.R. Thompson and L. M. Solomon, “Spontaneous Pattern Discrimination in the Rat,”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7 (1954): 104-107.

24 K. C. Montgomery, “The Role of the Exploratory Drive in Learning,”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7 (1954): 60-63. 该期刊的许多其他文章都力图证明，探究行为是一种由外界新奇刺激引起的相对独立的主要驱力。

25 R. A. Butler,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by Rhesus Monkeys to Visual-Exploration Motiv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6 (1953): 95-98. 后来的实验表明，比起迅速消失的导出驱力（derived drive），这种“驱力”是非常持久的。

26 H. F. Harlow, M. K. Harlow, and D. R. Meyer,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0 (1950): 228-234, 以及后来由哈洛发起的调查研究。哈洛一直认为，用基于生理学的驱力和自我平衡的需求状态，来解释灵长类动物动机的持久性和学习的快速性，这是不够的。他在很多文章中指出，对灵长类动物来说，比起饥饿或类似情况，好奇心、玩乐、探究和操作通常是更有效的驱力，它们并未显示出已获得任何内驱力的特点。赫布（D. O. Hebb）也提供了行为证据和神经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对高等动物而言，工作、风险、猜谜、智力活动、适度恐惧以及挫败等都有着积极的吸引力（D. O. Hebb, “Drives and the CNS,”Psychological Review 62 ［1955］: 243-254）。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无须找到可能性不大的迂回方法去解释人们为何为了金钱而工作，孩子们为何无忧无虑地学习，人们为何讨厌无所事事。”

在一篇简短的说明文章中，丹尼斯（W. Dennis）（“Early Recognition of the Manipulative Drive in Monkeys,”British 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 3 ［1955］: 71-72）让读者注意到这一事实：早期研究者（Romanes, 1882; Thorndike, 1901）的观念基本不受学习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确注意到猴子的内在动机性行为。当然，丹尼斯也断定，哈洛进行实验时才开始从这方面观察猴子。他引用了罗曼斯（G. J.Romanes）的话（Animal Intelligence ［1882］）：“这种动物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也是与其他动物最不同的特征就是：毫无倦怠的探究精神。”在类推研究过程中，可靠的发现使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对早期研究中的重要见地视而不见。在近期的结构语言学中，类推研究倒很常见。

27 因此，布朗（J. S. Brown）对哈洛在《关于动机的当前理论与研究》（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53）中的文章进行评论时说：“可能在（哈洛所引述实验的）每个实例中，聪明的驱力减降理论家都能发现恐惧、不安全感、挫败或诸如此类的某个片段，他认为这种片段被减降了，因此也起到了强化作用。”（第53页）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燃素学说理论家或以太理论家。

28 参见H. G. Birch and M. E. Bitterman, “Reinforcement and Learning: The Proces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Psychology Review 56 (1949): 292-308。

29 参见其文章 “A Physiological Study of Reward,” in D. C. McClelland, ed., Studies in Motivation,134-143,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5。

30 见索普之前被引用的文献，尤其在第115—118、337—376页，他出色地探讨了该现象，其看法主要通过洛伦茨（K. Lorenz）的著作而被熟知（见Der Kumpan in der Umwelt des Vogels, 部分内容重印于C. H. Schiller, ed., English Translation in Instinctive Behavior, 83-128,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7）。

31 见之前所引述的著作，第372页。

32 参见J. Jaynes, “Imprinting: Interaction of Learned and Innate Behavi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9 (1956): 201-206。作者在文中总结道：“实验证明，在没有可观测的奖励时，这种鸟类的幼鸟跟着移动的刺激物体，比起其他物体，它们很快就更加喜欢这个物体。”

33 当然，这一事实极有可能被纳入斯金纳的框架之中。比如，孩子看到大人用梳子，即使没人教他，他也试着用梳子梳梳自己的头发。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解释为，孩子做出这个行为是因为他发现这样做有强化作用，或是因为像正在“强化”的大人那样做而产生了强化（参见第164页）。同样，对于其他任何行为，也可以给出自动的解释。似乎一开始就很奇怪的是，斯金纳如此倚重“强化”概念，却几乎不关注潜在学习和相关话题的文献。在其文章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提及这一点。同样，《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6）似乎是唯一深受斯金纳学说影响而写成的著作，其作者凯勒（F. S. Keller）和肖恩菲尔德（W. N. Schoenfeld）在书中把潜在学习的文献一句带过，称其“无关紧要”，只能“让基本原则更加晦涩，而没有阐明它”（效果律，第41页）。但处在斯金纳的情况中，这种忽略倒相当合适。对驱力减降者或认为“强化”概念有一些实质含义的其他人来说，这些实验和观察很重要（常常也有些令人尴尬）。但按斯金纳对该词意义的理解，这些结果或其他所能想到的结果都无法对这一主张提出质疑，即强化对行为习得和保持都是最本质的。行为肯定有一些相伴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能把它们叫作“强化”。

34 廷伯根（见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6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做了评述，讨论了成熟在低等有机体的复杂运动模式（例如飞行、游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还有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学习的先天倾向”的影响。另参见席勒（Schiller）著《本能行为》（Instinctive Behavior），第285—288页，其中讨论了在黑猩猩显然经过思考的行为中渐趋成熟的运动模式的作用。

勒纳伯格的讨论（E. H. Lenneberg, Language, Evolution, and Purposive Behavior,［本文写作时——译者注］未出版）则十分有趣，他提到生物结构在语言习得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忽略这种可能性的诸多危险。

35 选自廷伯根（见前面的引用）所引述的诸多例子（此例在第85页）。

36 参见K. S. Lashley, “In Search of the Engram,” Symposium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4 (1950): 454-482。斯佩里（R. Sperry, “On the Neural Basis of the Conditioned Response, ” British 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 3 ［1955］: 41-44）认为，要解释拉什利（Lashley）和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自己所引用的其他事实，就有必要假设甚至在简单条件作用中也有高水平的大脑活动。他说，对于受条件限制的反应的“潜在神经机制，我们至今还未看到令人满意的图景”。

37 况且，除了最简单的情况，说话人的动机在强度上与剥夺的时间相对应。一个明显的反例是赫布（Hebb）所说的“盐焗坚果现象”（salted-nut phenomenon）（D.O. Hebb,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49］, 199）。当我们认为“剥夺”与生理驱力无关时，困难当然就更加严峻。

(38) 言下之意是，如果大家不需要盐，桌子上就没必要放一瓶盐。

(39) 此处指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1878—1958）。

40 就像即使没有什么匹配的言语刺激和行为刺激，他也可能对“The volcano is erupting”（“火山在喷发”）或“There’s a homicidal mania in the next room”（“隔壁房间有个杀人狂”）这些话产生恰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一样。斯金纳对语言中的巴甫洛夫式条件控制的讨论（第154页）同样也无法令人信服。

41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1854). 卡纳普（R. Carnap）最近在《自然语言的意义和同义关系》（“Meaning and Synonymy in Natural Languages,”Philosophical Studies 6［ 1955］: 33-47）一文中重新做出解释，把对说话人X来说谓词“Q”的意思（内涵）定义为“宾语为了X愿意把谓词‘Q’归因于y而必须实现的普遍条件。一个表达的内涵含义通常被认为构成了其认知意义，而不是情感意义”，而情感意义主要是对这个表达的情感反应。

无论这是不是研究意义的最佳方式，很清楚的是，外延、内涵意义以及情感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有关意义的实证研究中，这些区别通常被混淆了，此后也有很多混淆。因此，奥斯古德（C. E. Osgood）给自己的任务是要解释这一事实：一个刺激逐渐变成另一个刺激的符号（餐馆碗碟收拾工［busser］变成了食物的符号，一个词就变成了一个物体的符号）。对于语言符号而言，这显然是外延问题。但他实际上为了量化和衡量意义而发展出来的方法（参见Osgood, G. J. Suci and P. H. Tannenbaum,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7］）只能应用于情感意义。比如，假设A非常厌恶希特勒和科学，认为二者都非常强大且“活跃”，而B和A一样不喜欢希特勒，但很喜欢科学，尽管他认为科学毫无作用而且不太重要。那么，A可能在语义差别量表上给“希特勒”和“科学”都赋予同样的位置，而B会和A一样给“希特勒”同样的位置，但会把“科学”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但A认为，“希特勒”和“科学”不是同义词，或它们的指称不一样，而A和B可能恰恰就“科学”的认知意义达成一致。显然，这里所衡量的是对事物（词汇的情感意义）的态度。奥斯古德的解释逐渐从外延移到认知意义，又移到情感意义。毫无疑问，产生混淆的事实是：“意义”这个术语有三个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见J. B. Caroll对Osgood, Suci和Tannenbaum的著作所写的书评（Language 35: 1, January-March 1959）。

42 最清楚的当属奎因（W. V. Quine）。见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43 古德曼（N. Goodman）在《相似的意义》（ “On Likeness of Meaning,” Analysis 10［1949］: 1-7）一文中提出了根据指称来描述同义词特征的方法。古德曼还在《关于意义的一些差异》（ “On Some Differences About Meaning,” Analysis 13 ［1953］: 90-96）一文中讨论了这样做所面临的困难。卡纳普（前面已引述）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第六部分），但措辞有些错误，因为他没有说明只使用了外延（指称）概念这一事实。

44 通常，这里所讨论的例子都没有被很好地运用，而所提出的分析法的成功也被夸大了。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很容易看出，所提出的分析虽然总是有些客观性，但并不等于被分析的表达。只举一例来说，“I am looking for my glasses”（“我正在找我的眼镜”）这个反应当然与提出的替代解释不一致，“当我过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眼镜，然后就不再找了”，或“出现了这些情况：我愿意发出任何曾导致我发现眼镜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我现在所做的看（即找眼镜——译者注）的行为”。有人也许是第一次找自己的眼镜；或者有人找眼镜和找手表发出的行为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用斯金纳的替代解释来说，“I am looking for my glasses”和“I am looking for my watch”（“我在找我的手表”）是对等的。用这种浅显的方式无法解决有关目的性的复杂问题。

45 但斯金纳极力否认人类（或鹦鹉）有模仿的先天能力或倾向。他仅有的论据是，无人能证明阅读是先天倾向，但阅读和回声反应有相似的“动态属性”（dynamic properties）。这种相似点却只能说明斯金纳的描述类别比较粗略。

至于鹦鹉，斯金纳认为，它们没有天生的模仿能力，只是受成功的模仿的强化（第59页）。很难从斯金纳使用的“强化”一词中看出什么区别，因为任何本能行为都可以说受到了强化。例如，如果科学家说一种鸟本能地用某种方式筑巢，我们就可以用斯金纳的术语（对等地）说，这种鸟本能地受这种筑巢方式的强化。因此，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对“强化”这个动词的惯常介绍也毫无意义。在合理的分类中，强化是有点道理的，但一旦“强化”的意思很具体，在有能力的观察者所说的实例中，就很难看出有多少实例能经得起分析。参见之前所引用的索普，第353—354页；K. Lorenz, King Solomon’s Ring, New York: Crowell,1952, 85-88；甚至还有莫瑞尔，他引用了一个实例试图说明模仿是如何通过二级强化产生的，见此前所引著作的第694页。莫瑞尔显然相信该实例是对的，但这很难是正确的。用二次强化来解释幼儿的模仿是最不合理的。

46 尽管连这个可能都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范例，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知道如何从1数到100，也能像乘法表的各项一样用这些数字组成10×10的矩阵。

47 同样，“一部文学作品的普遍性是指有多少潜在的读者会说出同样的主题”（第275页；也就是说，最“普及”的是成语和问候语词典）；如果说话人说出了我们想要说出的话，他就是在“刺激”（第272页）等。

48 同样，想一想斯金纳的这个争论（第362—365页）：交流知识或事实知识只是说话人选择做出新反应的过程。在这里，对动物实验的类推尤其显得薄弱。我们训练老鼠实施某个行为时，把这个行为看作是给老鼠的总库加了一个反应，这也说得通。但谈到人类交流，很难给这个术语附加个什么意思。如果A给B发出信息（对B来说是新信息），说“The railroads face collapse”（“铁路公司面临倒闭”），从哪个意义上说“The railroads face collapse”这个反应只是现在说给B的，而不是之前说过？B之前可能说过（不知这个是否属实），也明白这是一个句子（与“Collapse face railroads the”比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该反应在强度上有所增加，不管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例如，B可能对这个事实不感兴趣，或者他不想让这一事实众人皆知）。我们怎样才能既描述“提供反应”的概念，又不至于把斯金纳对“给予知识”的解释弄得微不足道，这还不清楚。

49 第332页。但在下一页，在同样的例子中的s表明“被描述为‘男孩’的对象具有跑步的属性”。我们很快就发现很难保持概念框架的一致性。

50 也许有人认为反过来才是对的。对犹豫停顿的研究表明，在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大的类别之前都会发生犹豫停顿；这一发现通常被如此描述：停顿发生在不确定情况最大的地方或信息最多的地方。犹豫显示正在进行造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似乎只在“语法框架”之后才选择“重要的反应”。参见奥斯古德未发表的论文；F. Goldman-Eisler,“ Speech Analysis and Mental Processes,” Language and Speech 1 (1958), 67。

(51) 作者的意思是，把“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这个序列倒着念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才算句子。

(52) 前一个句子中的can be可以改成are，但不能改成is，而后一句中的can be可以改成is，但不能改成are。

53 例如，言语行为的真实单位实际上是什么？在何种条件下，某个具体事件才能获得关注（称为“刺激”）或称为“强化物”？我们怎样才能确定在某个实例中是什么刺激在控制？刺激何时才是“相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对汽车或台球说“Stop”［“停”］是因为它们和有强化作用的人十分相似，这毫无趣味可言。）

使用“相似的”和“概括”这样未经分析的概念尤其令人不安，因为这表明使用者明显对学习的每个有意义的方面缺乏兴趣，或者对在新场景中的语言使用缺乏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通过概括学习的，或者说新的话语和场景在某种方式上与熟悉的话语和场景是相似的，没人对此表示怀疑。唯一值得认真感兴趣的事情是特定的“相似性”。显然，斯金纳对此不感兴趣。凯勒和肖恩菲尔德（参见前面所引述的部分）继续把（他们所辨识的）这些概念纳入其斯金纳式的“现代客观心理学”，并确定当“我们对两个刺激的反应相同”时，两个刺激是相似的（第124页；但“相同的反应”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任何合理的解释中，这种界定都把他们的“概括原则”（第116页）变成了赘述。这种界定显然对语言学习研究或在合适的情景中构建新的反应都帮助不大。

54 “The Problem of Serial Order in Behavior,” in L. A. Jeffress, ed., Hixon Symposium on Cereb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61).

55 这毫无神秘之处。复杂的先天行为模式和先天“以某些方式学习的倾向”已在低等生物中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许多心理学家更愿意相信，这种生物学结构不会对高等生物习得复杂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我还没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态度。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强调，有必要认真研究有机体所具有的策略，这些策略被看作是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参见J. S. Bruner, J. J. Goodnow,and G. A. Austin, A Study of Thinking［ New York: Wiley, 1956］）；A. Newell, J.C. Shaw, and H. A. Simon,“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Human Problem Solving,”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958］: 151-166）；如果关于人类学习性质还有什么有意义的说法的话，就是这些了。这些策略大部分是先天的，或者由早期学习过程发展而来的，但我们还所知甚少。（但可参见H. F. Harlow,“ The Formation of Learning S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59［ 1949］: 51—56，以及许多后来的文章，其中把学习性质的明显转换视为早期训练的结果；还有赫布的《行为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Behavior］，第109页起。）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关于本节所提到的话题的讨论，参见之前所引述的勒纳伯格（Lenneberg）的著作以及里斯（R. B. Lees）对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的书评（参见Language 33［1957］: 406-407）。

(56) 此处提到的导言是指洪堡为其三卷本著作《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Ü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1836—1839年出版）所写的导言《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篇幅长达300多页，被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该导言英文版题目为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简称On Language。

57 以这种方式来接受传统的心灵主义，并不是接受了布隆菲尔德的“心灵主义”与“机械主义”相对立的二分法。心理主义语言学只是一种理论语言学，它把语言运用当作数据（还有其他数据，比如内省提供的数据）来确定语言能力，并把语言能力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这种传统意义上来看，心灵主义者不必假设他所研究的心智现实可能有什么生理基础，尤其不必否认这种基础的存在。反之，人们会认为，心灵主义研究最终对神经生理机制研究而言最有价值，因为只有它才关注如何从理论上确定神经生理机制必然显示的特性，以及这些机制必然执行的功能。

事实上，在语言学中，心灵主义与反心灵主义相对立的问题显然只关乎目标和兴趣，与真伪或有无道理可言的问题无关。在这种毫无根据的争论中至少牵扯了三个问题： （1）二元论（dualism）——作为语言运用基础的规则是否以非物质手段表述？（2）行为主义（behaviorism）——语言运用的数据是否囊括了语言学家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语言学家是否还关心其他事实，尤其是那些作为行为基础的更深层系统的事实？（3）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人们是否该用内省数据试着去探究这些基础系统的特性？布隆菲尔德无端抨击的正是上述二元论的立场。行为主义的立场不是一个值得论证的问题，它只是一种对理论和解释缺乏兴趣的表达。例如，特瓦德尔（W. F. Twaddell）在对萨丕尔（Sapir）心灵主义音系学的批评（On Defining the Phoneme. Language Monograph No. 16, 1935，部分内容重印于M. Joos, ed,. Reading in Linguistics［ Washington: 1957］）中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萨丕尔把语言资料提供者的反应和评论，用作证明对某种音系要素抽象系统的心理现实产生影响的证据。对特瓦德尔来说，整个规划毫无意义，因为他感兴趣的是行为本身，“［行为］对从事语言研究的学徒来说唾手可得，尽管在形式上还不太集中”。颇具特点的是，对语言学理论缺乏兴趣还体现在把“理论”一词局限于“对数据的总结”的主张（例如特瓦德尔的文章，或者还有近期的例子，比如狄克逊［R. W. Dixon］的《语言科学与逻辑》［Linguistic Science and Logic,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3］。尽管该书对各种“理论”的探讨十分模糊，人们难免对其所思所想有另外的解读）。从通常意义上讲，这种对理论的兴趣缺失是由某些想法（例如严格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或强有力的证实主义［verificationism］）促成的，这些想法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中略微讨论过，但很快就在1930年代早期被摒弃了。无论如何，问题（2）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问题。只有在人们不承认问题（2）的行为主义局限时，才会有问题（3）。为了保持方法论的纯粹性，就坚持认为不应当考虑语言材料提供者（通常是语言学家自己）的内省判断，这在目前看来就是判定语言研究毫无成果。很难想象对此可能给出什么理由。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进一步的讨论见J. J. Katz,“Mentalism in Linguistics,”Language 40 (1964), 124-137。

58 相关讨论见N. Chomsky,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Co., 1964。其早期版本发表于《语言结构——语言哲学选读》（J. A. Fodor and J. J.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这是一篇扩充修改稿，原文是在1962年马萨诸塞州剑桥举办的第九届语言学家国际大会“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第九届语言学家大会论文集》（H. Lunt, ed.,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Congress of Linguists,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4）该小组会议的部分中。

59 这一点近来已被几位欧洲语言学家所否定（例如狄克逊［Dixon］的《语言科学与逻辑》［Linguistic Science and Logic］；乌伦贝克的“转换理论评价”［E. M.Uhlenbeck, “An Appraisal of Transformation Theory,” Lingua 12, 1963, 1-18］；乌伦贝克在“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上的讨论［见Lunt, Proceedings, 981-983］）。但他们没有说出对传统语法持怀疑态度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当前可得到的任何证据，都说明传统观点大体在所及范围内是基本正确的，而别人提出的创新是完全不合理的。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乌伦贝克的说法。他认为“the man saw the boy”（“那个人看到了那个男孩子”）的成分分析是［the man saw］ ［the boy］（［那个人看到了］ ［那个男孩子］），这个说法大概也暗示出，在［the man put］ ［it into the box］（［那个人放］ ［它进盒子里］），［the man aimed］ ［it at John］（［那个人把……瞄准］ ［它对着约翰］），［the man persuaded］ ［Bill that it was unlikely］（［那个人说服］ ［比尔这不可能］）等句子中，成分分析也是如此表示的。有许多考虑与确定成分结构有关（C. Lancelot, A. Arnaud, et al.,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1660.）。据我所知，这些考虑毫无例外地证实了与乌伦贝克的说法相悖的传统分析，对此提出的唯一论据就是，乌伦贝克的说法是“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参看乌伦贝克在“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上的论述，以及当时的讨论。至于狄克逊对传统语法的反对态度，他既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也没有拿出任何反对的论据（除了正确地观察到，传统语法“长久以来被职业语言学家宣告为无用”，但这个观察与本问题无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什么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了。

(60) 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1735—1803），苏格兰诗人、哲学家。

(62) 杜马尔赛（Du Marsais，1676—1756），法国语法学家、哲学家。

61 J. Beattie, Theory of Language, London: A. Stahan, 1788.

63 C. Ch. Du Marsais, Les véritabl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 (1729)；关于该手稿的具体写作年代，见G. Sahlin, 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et son rôle dans l’évolution de lagrammaire génér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28。引自Sahlin, 29-30。

64 更多相关探讨，参见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65 C. Lancelot, A. Arnaud, et al.,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1660.

(66)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主编。

67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1875。

68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90.

69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1.

70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2.

71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1-372.

72 例如， G. Ryle,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ical Review 62 (1953), 167-186。

(74) 即埃米尔·L. 波斯特（Emile L. Post，1897—1954），美国数学家、逻辑学家。

73 各种说明这个观点的尝试，见N.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Co., 1957; H. A. Gleaso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lson, 1961; G. A. Miller and N. Chomsky, “Finitary Models of Language Users, ” in R. D. Luce, R. Rush, and E. Galanter, eds.,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vol. 2, New York : Wiley, 1963, ch. 13, 419-492；以及其他诸多著述。

(76) 此处指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教育家。

75 F. W. J. Schelling，Philosophical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Human Freedom.

(78) 本文卢梭引文的译文参照了李常山的译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少数细节有所改动，特此说明。

77 例如，见诺姆·乔姆斯基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Pantheon Book, 1970）第6章第308—309页中所引述的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话。

79 见马斯特斯（R. D. Masters）在其所编的《第一篇论文和第二篇论文》（让·雅克·卢梭著）（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64）中的序言。

(80)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1) 法朗士的原话为：“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82 比较一下一个世纪之后蒲鲁东所说的话：“不必用更多的讨论来证明，剥夺一个人的思想、愿望和人格的权力是一种生杀之权；使一个人成为奴隶就等于杀死他。”

(84) 又称“雅各宾专政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激进主义派）执政后实行了恐怖政策，将有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有数千人遭到杀害。

(85) 即热劳·德·科尔德穆瓦（Géraud de Cordemoy），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律师。

83 引自莱宁（Lehning）主编、巴枯宁著《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Etatism et anarchie）编者注50, 转引自P. Scherecher, “Kan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Etranger, September-December 1939。

86 乔姆斯基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1966）和《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68）中都讨论了该问题。

87 引自莱宁（Lehning）主编、巴枯宁著《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Etatism et anarchie）编者注50, 转引自P. Scherecher, “Kan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Etranger, September-December 1939。另见乔姆斯基所著《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1章第8节。

(88) “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一词出自古希腊神话，意为复杂而难解的结。相传，被宣布为弗里吉亚（在今安纳托利亚高原）国王的戈尔迪亚斯（Gordias）出于感激，命人将他的牛车献给萨巴最俄斯（Sabazios，希腊人视之为宙斯），用绳子系在柱子上，并打了一个死结，一直无人能解。有神谕说能打开结的人注定会主宰亚细亚，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里时，用剑斩开了死结。此后，“斩开戈尔迪之结”经常被用来比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通过找到一种使问题的约束变得没有意义的方法来轻松解决的做法，也可指干脆利索地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解开这个结的方式，在学界尚存一定争议。

(91) J. W. 伯罗（J. W. Burrow，1935—2009），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思想史著称。

89 相关讨论，见E. H.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1967);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E. A. Drewe, G. Ettlinger, A. D. Milner, and R. E.Passingham,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on Man and Monkey,”Institute of Psychiatry, London, 未发表的草稿，1969; P. H. Lieberman,“Primate Vocalizations and Human Linguistic Ability,”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44, no. 6 (1968)。

90 见前面所引用的书和乔姆斯基《当前语言学理论的一些问题》（Noam Chomsky,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1969）。

92 随后的引用很多来自伯罗在其所编的洪堡著作《国家行为的局限》（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的序言。

(93) 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94 对比一下前面引用的康德的话。康德的文章发表于1793年，洪堡的文章写于1791—1792年，但他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内容而并非全部。见伯罗在《国家行为的局限》中对洪堡的介绍。

95 Thomas G. Sanders,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48, no. 2 (1970).

96 Thomas G. Sanders,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据说这段资料来自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观点，类似的批评在西方学生运动中较为普遍，例如米切尔·科恩（Mitchell Cohen）和丹尼斯·黑尔（Dennis Hale）主编的《新左派学生》（The New Student Left）第3章。

97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其生活方式与其性格和谐一致时”（即他的行动来自内驱力［inner impulse］的时候）“才能最成熟、最优雅地圆满完成自己的活动”。

98 后一段引用来自洪堡对法国1791年宪法的评论，部分内容见Marianna Cowan, ed.,

Humanist Without Portfolio,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中的英译本。

99 Rudolf Rocker“,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在《国家主义与文化》（Nationalismand Culture, 1947）一书中，洛克尔把洪堡称为天赋人权和反极权国家思想“在德国最杰出的代表”。他把卢梭看作极权思想的先行者，但仅针对《社会契约论》而言，他并未讨论更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伯罗认为，洪堡的文章遥遥领先于“19世纪平民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理论”，并显示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迹象。其他评论另见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注释 51。

(100)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匈牙利经济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1934年起先后在英国、美国的大学任教。波兰尼反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强调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崭新的分析视角。

(102) 西蒙·兰盖（Simon Linguet，1736—1794），法国律师、记者，因宣扬保守政治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处死。

(103) 此处的“want”一词还有缺乏、贫穷之意。

10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5).

(105) 也译作“工资奴隶制”或“薪水奴隶制”。

104 引自Paul Mattick, “Worker’s Control,” in Priscilla Long, ed., The New Left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377。

106 引自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Boston: Beacon, 1985), 19。

(108) 基布兹（Kibbutzim）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或集体农庄，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高科技产业，其目标是建立乌托邦社区，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107 但卢梭一面藐视“靠众多尊贵之人才能维持的宪法……尽管受尽他们的呵护，却总是从中产生出比表象优势更多的灾难”，另一面却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丧失“质朴”的人，无法“失去法律和首领而生活”，只能“尊重”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神圣枷锁”，“谨慎地遵守法律并服从起草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

109 见第3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诠释》。

110 见第3篇关于《因为国家》的讨论，其中提到各种行为科学的欺诈性主张。

(111) 哈利·布莱肯（Harry Bracken，1926—2011），美国哲学家、笛卡尔研究专家，也是乔姆斯基的朋友，持反越战立场。

(112) 图灵测试由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在1950年代提出。在测试中，被测者与测试人被隔开，由测试人通过装置连续提问。经过多次测试，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不能确定作出回答的被测者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智能。

(113)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英国化学家，以发现氧气而著称。

(114) 来自拉丁语，直译为机械降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角色有难时，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收场。形式上由幕后人员用类似起吊机的装置将饰演神的演员载送至舞台上空实现。

(115) 也称为“语言官能”。

116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见N. Chomsky, “Bare Phrase Structure,”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994),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MIT, to appear in H. Campos and P. Kempchinsky, eds.,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Carlos Otero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以及G. Webelhuth, ed., Government and Binding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Oxford: Blackwell, 1995); N. Chomsky, “Naturalism and Dualism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 (1994): 181-209，此处还参照了Edelman,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埃德尔曼（Edelman）认为，对一般的认知科学（无论是计算认知、连接认知或其他认知）来说，这种危机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严重的。

117 主要改编自N. Chomsky,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Plenum,1975)，并节选自该书1955年手稿的1956年修订稿（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完成。

118 “发声”（articulatory）一词过于狭隘，因为它表示语言机能具有模态特定性（modality-specific），与发音器官有着特别的关系。过去多年中对手势语的研究推翻了这一传统的假设。我会继续使用这个术语，但不会暗示输出系统的特殊性，只注重口语的情况。

119 相关讨论见N. Chomsky,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s (Amsterdam: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77) 第1章。

120 其中一种形成过程，见N.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ding (Bordrecht:Foris, 1981)。

(121) 也称“功能语类”。

122 这里的解释（interpret）当然是从理论内部化的意义上来理解。从更松散的非正式意义上讲，各种解释由语言机能指派给所有对象，包括语言片段、胡言乱语、其他语言中的表达，也可能是非语言的噪音。

(125) 即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a stat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123 见H. Borer, Parametric Syntax (Dordrecht: Foris, 1984); N. Fukui, “A Theory of Category Proj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1986），修订版为Theory of Projection in Syntax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995)，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N. Fukui, “Deriv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Japanese:A Case Study in Parametric Syntax,” English Linguistics 5 (1998), 249-270。

124 见N.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New York: Praeger, 1986)。（此处指内化语言。——译者注）

126 因此，我们所说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即使在同质言语社区个人方言的理想化状态下，也反映出一种诺曼征服、邻近日耳曼语地区、巴斯语的底层基础以及其他无法被严肃地当作语言机能属性的因素。在进行如此显而易见的推理的同时，很难想象，作为自然界的真实客体，语言机能的属性在任何所观察的系统中都能被实例化。类似的假设在有机体研究中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128) 让—罗杰·威尔格诺德（Jean-Roger Vergnaud，1945—2011），法裔美国语言学家、生成语法学家。1988年起任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系学和句法学等。

(129) 即黄正德（James Huang，1948—　），华裔美国语言学家。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理论、句法－语义接口和汉语语言学等。

127 见N.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130 见N. Chomsky,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第4章。

(131) 指语言单位可以进行无限的重复、并列、内嵌等操作，形成多种语言表达式，传达人类最复杂、最细微的意义与思想。

(133) 指古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有24个表音符号。

(135) 即法国语言学家、神学家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和天主教詹森派修士、语法学家克劳德·朗斯洛（Claude Lancelot，1615—1695），两人曾以波尔－罗瓦雅尔修道院为据点进行语言研究和写作。他们合著的《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or General and Rational Grammar）又名《波尔－罗瓦雅尔语法》。

132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L. A. Selby-Bigge,3rd ed., rev. by P. H. 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48, 1975), 108, sec. 85.

134 Galileo Galilei, Dialogues on the Great World Systems, trans. Thomas Salusbury(1632, 1661).

(136)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也译为“语言获得装置”。

137 例如，见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5);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1981); Chomsky,Knowledge of Language (New York: Praeger, 1986)。

138 见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140) 此处指语言中不完美的设计。

139 Samuel Epstein, “UN-principled Syntax and the Derivat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Samuel Epstein and Norbert Hornstein, eds., Working Minimalis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9).

141 Noam Chomsky, Minimalist Program; Chomsky,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ms., MIT, 1998.

(142) 此处指在“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这个句子中。

(143) 指高涨的研究热情。

144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 A. Selby-Bigge, 2nd ed., rev. by P. H.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40, 1748), sec. 27.

145 René Descartes, letter (to Morus), in R. M. Eaton, ed., Descartes Selections (1649,1927).

146 Juan Huarte, Examen de Ingenios, trans. Bellamy (1575, 1698), 3; 还可参见Noam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147) 作者用了“suspect”一词，意为“怀疑、料想、认为”。因此，下文提到这种态度时用了“怀疑”或“怀疑论”的说法。

148 Ned Block, “The Computer Model of the Mind,” in D. N. Osherson and E. E. Smith. eds.,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vol.3, Think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149 “The Brain,” Daedalus, Spring 1998.

(150) 弗农·蒙卡斯尔（Vernon Mountcastle，1918—2015），被称作“美国神经科学之父”，以发现大脑皮层的柱状构造而著称。

(151) 马克·豪泽（Mark Hauser，1959—　），英文姓名也拼作“Marc Hauser”，是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动物认知与人类行为研究专家。

152 Mark Hauser,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154) 即faculty of language。

153 C. R. Gallistel, “Neurons and Memory,” in M. S. Gazzaniga, ed., Conversation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The Replacement of General-Purpose Learning Modules with Adaptively Specialized Learning Modules,” in M. S. Gazzaniga, e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2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9).

155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ed. Martin Bell (New York:Penguin, 1990).

(157)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1892—1964），法国籍俄罗斯裔哲学家，主要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156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Cognition,” welcoming address for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gnitive Science Society, MIT, July 1990, in D. Johnson and C. Emeling, eds.,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Chomsky, “Language and Nature,”Mind 104, no. 413 (January 1995): 1-61，重印于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更多未在此处引述的资料，见最后这一本合集。

158 Alexandre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159) 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早期新康德主义的代表。

(160) 应指出版于1866年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对其当代意义的批判》（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sdeutung in der Gegenwart）一书。

(161) 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1914—2003），美国科学史专家，以科学史和牛顿研究见长。

(162) 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创造了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164)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之一。

(165) 即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163 Arnold Thackray, Atoms and Pow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6 引自Gerald Holton, “On the Art of Scientific Imagination,” Daedalus, Spring 1996, 183-208。

(167)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启蒙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和自由主义者。

168 引自V. S. Ramachandran and Sandra Blakeslee, Phantoms in the Brain (London: Fourth Estate,1998)。

(169) 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在《心的概念》一书中认为， 笛卡尔对身体与心灵的理解就像“机器中的幽灵”一样——身体像机器一样外显而机械地服从于物理法则，而心灵则内隐在身体中自由地活动。

(170) 儒勒—亨利·庞加莱（Jules-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及科学哲学家，被公认为相对论的理论先驱。

171 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atter (Leipzig: B. G. Teubner, 1929).

(172) 大卫·马尔（David Marr，1945—1980），英国神经系统学家、生理学家，计算神经学的创始人。

(173) 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1929—　），奥地利裔美国神经系统学家，2000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75) 据说圣杯（Holy Grail）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饮葡萄酒的用具，因而有许多有关寻找圣杯的故事。圣杯也用来指“无处寻觅的珍宝”或“努力想得到却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

174 R. D. Hawkins and E. R. Kandel, “Is There a Cell-Biological Alphabet for Simple Forms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91 (1984): 376-391.

(176) 芭芭拉·希普曼（Barbara Shipman）现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数学系。希普曼后来因无法证明自己的推论放弃了该理论。

(178) 德里克·毕克顿（Derek Bickerton，1926—2018），美国语言学家，是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界的先锋人物，尝试从脑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177 Adam Frank, “Quantum Honeybees,”Discover 80 (November 1997).

179 Noam Chomsky,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Language 35, no. 1 (1959):26-57.

(180)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954—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任教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

(181) charitable reading，指能够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内容的阅读。

(182) 即黄金分割数列，因数学家斐波那契以兔子繁殖为例子引入，也称作“兔子数列”。

(183) 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1929—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数学家、基因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哈佛大学动物学和生物学教授。

184 R. C. Lewontin,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vol. 3, ed. Daniel N. Osherson and Edward E. Smi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229-246.

185 Terrence Deacon,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New York: Norton, 1998).

186 关于目前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尤其参见Jerry Fodor, 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Gary Marcus, “Can Connectionism Save Constructivism？” Cognition 66 (1998): 153-182。

187 见Chomsky,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更多有关语言的一般性讨论，见Chomsk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5)。

(188) 即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189 这个很少得到公认的假设并非微不足道，关于这点请参见Fodor,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190) 通常认为蚂蚁死后身体会发出气味，是吸引其同伴搬运尸体的信号。

191 C. R. Gallistel, ed. Animal Cognition, Cognition, special issue, 37, no. 1-2 (1990).

(192) “格式塔”（gestalt）是认知心理学术语，在德语中是“整体”或“形状”的意思，也可译为“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

致谢

感谢André Schiffrin, Ellen Adler, Colin Robinson, Marc Favreau,Sarah Fan, The New Press, Dao Tran, Sean Petty, Brenda Coughlin,James Peck, dix!和Sara Bershtel。也感谢许多曾帮助编辑和出版这些文章的人以及许可将其收入这本合集的人。

版权许可说明

第1篇是在哈佛大学演讲的修改稿，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页。诺姆·乔姆斯基1969和2002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2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67年12月7日），本章内容翻印自《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67—385页。诺姆·乔姆斯基1969和2002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3篇是为丹尼尔·盖林著《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所写的序言的修改稿。略加改动之后，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0年5月21日），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70—386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4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3年9月20日），第3—8页。《纽约书评》1973年版权。承蒙《纽约书评》许可使用。

第5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144—164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戴安·乔姆斯基（Diane Chomsky）和哈里·乔姆斯基（Harry Chomsky）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6篇最早出现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9），第21—43页。诺姆·乔姆斯基1989年版权。承蒙House of Anansi, 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7篇是向一次有关战争罪行专题的讨论会投稿的修改稿，主要内容基于泰尔福德·泰勒著《纽伦堡与越南：美国的悲剧》（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原文发表在《耶鲁法律期刊》第80卷第7期（1971年6月），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212—258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8篇最早出现在《“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 Spokesman,1978），后来重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2003），第86—114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9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第358—369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10篇最早出现在《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扩充版，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1999），第9—37页。诺姆·乔姆斯基1983和1999年版权。承蒙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11篇最早出现在《扭转局势：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5)，第62—73页。诺姆·乔姆斯基1985和1987年版权。承蒙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12篇最早出现在《划线的新一代：科索沃、东帝汶和西方的标准》（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Verso, 2000），第1—47页。诺姆·乔姆斯基2000年版权。承蒙作者本人许可使用。

第13篇为2002年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稿，2002年5月29日发表在网站ZNet上；后来重印在《当务之急》（C. P. Otero, ed., Radical Priorities, 3rd ed.,Oakland: AK Press, 2003），第319—332页。诺姆·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AK Press许可使用。

第14篇最初发表在2002年8月的《瑞典晚报》（Aftonbladet）上，后来被重印在《9·11》（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2002）第2版，第119—128页。诺姆·乔姆斯基2002年版权。承蒙Seven Stories Press许可使用。

第15篇最早出现在《中东幻象》（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第227—232页。诺姆·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许可使用。

第16篇最早出现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New York: Owl Books, 2004），第11—49页。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Henry Holt, Inc.许可使用。

第17篇最早出现在《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New York: Owl Books, 2007），第251—263页。受指定委托的乔姆斯基孙辈2006年版权。承蒙Henry Holt, Inc.许可使用。

第18篇最初发表在《语言》（Language）第35卷第1期（1959年1—3月），第26—58页。1959年版权。承蒙美国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许可使用。

第19篇最早出现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v—vii页。麻省理工学院196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0篇最初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方法论初阶”的第一部分，第3—9页。麻省理工学院196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1篇是1970年1月8—9日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大学自由与人文科学研讨会”上所做的讲座，后来发表在托马斯·R.戈尔曼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中，还被刊登在Abraxas第1季第1期（1970年）和ThriQuarterly第23—24期（1972年）。本章内容重印自《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87—408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22篇最初发表在《语言与知识问题：马那瓜演讲录》（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第133—170页。麻省理工学院1988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3篇最早出现在《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第1—11页。麻省理工学院199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4篇最早出现在《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3—18页。戴安·乔姆斯基2000年版权（不可撤销信托）。承蒙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5篇最早出现在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主编的《论自然与语言》（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61—91页。诺姆·乔姆斯基、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2002年版权。承蒙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使用。

诺姆·乔姆斯基主要作品目录

（截至2007年）

1951.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3. “Systems of Syntactic Analysis.”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8,no. 3 (September).

1954. Review of Modern Hebrew by E. Reiger. Language 30: no. 1(January-March).

1955. “Logical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ir Linguistic Relevance.”Language 31, nos. 12 (January-March).

1955.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Manuscript (microfilm).Repri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955. “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5. “Semantic Considerations in Grammar.” Monograph no. 8.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Reprints, Berlin and New York, 1985;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1958. “Linguistics, Logic, Psychology, and Computers.”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ch).

1959. Review of Verbal Behavior by B. F. Skinner. Language 35, no. 1(January-March).

1961.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 on Generative Grammar.” Word 17, no. 2 (August).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Reprints,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Christchurch,New Zealand: 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 20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68. With Morris Hall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Row. Repri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1968. “Vietnam: A Symptom of the Crisis in America.” Folio 6, no. 2(Spring-Summer).

1969. Review of No More Vietnams, edited by R. M. Pfeiff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

1969.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1969. “Some Tasks for the Left.” Liberation 14, nos. 56 (August-September).

1969.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lfare-Warfare State.” In The New Lef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ed. Patricia Long.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0.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Oakland,CA: AK Press, 2005.

1970. “A Visit to Lao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no.2 (July 23).

1970. “In North Vietn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no.3 (August 13).

1970.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70.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rlin and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1971. Chomsky: Selected Readings, ed. J. P. B. Allen and Paul Van Bur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68.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Expande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1972. Studies on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The Hague:Mouton.

1972. “The Pentagon Papers as Propaganda and as History.” In The Pentagon Papers, vol. 5, eds. Noam Chomsky and Howard Zinn.Boston: Beacon.

1973. “Endgame: The Tactics of Peace in Vietnam.” Ramparts 11,no. 10 (April): 25-28, 5-60.

1973. With Edward S. Herman.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Bloodbaths in Fact and Propaganda, Module no. 57. Andover,MA: Warner Modular Publications.

1973. “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no.4 (September 20).

1974.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Middle East Illusions below.)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On Language below.)

1976. “Conditions on Rules of Grammar.” Linguistic Analysis 2, no. 4.

1977. “Human Rights: A New Excuse for U.S. Interventions.” Seven Days 1, no. 8 (May 23).

1977. “Workers Councils: Not Just a Slice of the Pie, But a Hand in Making It.” Seven Days 1, no. 10 (June 20).

1977. “Why American Business Supports Third World Fascism.”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Fall).

1977.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78.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

1978. “Against Apologetics for Israeli Expansionism.” New Politics 12,no.1 (Winter): 15-46.

1978.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On Language below.)

1978.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s.” Review of Just and Unjust Wars by Michael Walzer. Inquiry (April 17).

1979. “The Hidden War in East Timor.” Resist, January-February.

1979. With Edward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 vol. 1.After the Cataclysm: Postwar Indo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Ideology, vol. 2.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0.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Repri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Reprint,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3.

1981. “Resurgent America: On Reagan’s Foreign Policy.” Our Generation 14, no. 4 (Summer).

1981.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m and Fun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1981. Radical Priorities, ed. Carlos P. Otero.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Expanded ed., Oakland, CA: AK Press, 2003.

1982. Towards a New C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ed as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82.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Fateful Triangle: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lestinian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Expanded ed., Cambridge, MA:South End Press, 1999.

1984. Modula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Mind. San Dieg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rimes by victims are called terrorism.” In These Times, July 24-August 6.

1985. “Dominoes.” Granta 15 (Spring).

1985. 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Expanded ed.,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8;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6. “The Soviet Union vs. Socialism.” Our Generation 7, no.2(Spring/Summer).

1986. Barri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Visions of Righteousness.” Cultural Critique, no. 3 (Spring).

1986. “Middle East Terrorism and the US Ideological System.” Race and Class 28, no.1.

1986. Pirates and Emperor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Claremo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Brattleboro, VT: Amana Books;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7.(See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below.)

1987.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1987.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The Chomsky Reader, ed. James Peck.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The Culture of Terroris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8.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 Carlos P. Otero.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Expanded ed., Oakland, CA: AK Press, 2004.

1988. “Scenes from the Uprising.” Z Magazine, July/August.

1988.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 Turning Point？” Z Magazine, May.

1988. With Edward S. Herman.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Expanded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1989.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0. “The Dawn, So Far, Is in the East.” Nation. 250, no.4 (January 29).

1991. On U.S. Gulf Policy.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1.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1.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mage and Reality.” In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ed. Alexander George, 1238.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Robert Freid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The New World Order.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6.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1. Deterring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Expanded ed., London:Vintage, 1992;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1991.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10. Westfield, NJ: Open Media.Expanded 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2.

1992. “‘What We Say Goes’: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 Collateral Damage: The “New World Order” at Home and Abroad, ed. Cynthia Peter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2. “Language and Mind: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alk given at the Commemorative Lecture Meeting, 1988 Kyoto Prizes, Kyoto,November 11, 1988. In Kyoto Prizes and Inamori Grants, 1988.Kyoto: Inamori Foundation.

1992.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Cambridge, MA: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Reprinted in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ds.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1992. 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 Berkeley: Odonian Press.

1992. With David Barsamian. Chronicles of Dissent.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3. “The Masters of Mankind.” Nation. March 29.

1993. Enter a World That Is Truly Surreal: President Clinton’s Sudden,Use of International Violence. 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3. “On US Gulf Policy.” In Open Fire: The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Anthology, eds. Greg Ruggiero and Stuart Sahulka.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Letters from Lexington: Reflections on Propaganda. Monroe,ME: Common Courage Press; Toronto, ON: Between the Lines.Expanded e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1993.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Rethinking Camelot: JFK, the Vietnam War, and U.S.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Language and Thought. Wakefield, RI: Moyer Bell.

1993.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Prosperous Few and the Restless Many. Berkeley, CA: Odonian Press.

1994.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oston Review 18, no. 6 (December 1993-January 1994).

1994.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panded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4. With David Barsamian. 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4. With David Barsamian. Secrets, Lies and Democracy. Berkeley,CA: Odonian Press.

1995. “Rollback.” In The New American Crisis: Radical Analyses of the Problems Facing America Today, eds. Greg Ruggiero and Stuart Sahulk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Memories.” Z Magazine, July/August.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With David Barsamian. Class Warfa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6. “‘Consent without Consent’: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44, no. 4.

1996. Powers and Prospect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1996. “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 of Denmark.” Review of In Retrospect by Robert McNamara. In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 3(Summer).

1997.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On Language: Chomsky’s Classic Works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in One Volum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Common Good. Monroe, ME:Odonian Press.

1998. “Power in the Global Arena.” New Left Review 230 (July/August).

1999. The Umbrella of U.S. Pow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U.S. Policy.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1999.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Monroe,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With Heinz Dieterich. Latin America: From Colo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Melbourne: Ocean Press.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9, no. 3.

1999. “Domestic Terrorism: Notes on the State System of Oppression.”New Political Science 21, no. 3.

2000. “US Iraq Policy: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In Iraq Under Siege: The Deadly Impact of Sanctions and War, ed. Anthony Arnov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2000.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Chomsky on MisEducation, edited by Donaldo Macedo. 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ed. Nirmalangshu Mukherji,Bibudhendra Narayan Patnaik, and Rama Kant Agnihotr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ith David Barsamian. 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Conversations with Noam Chomsky.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1. “Elections 2000.” Z Magazine, January.

2001. “Update: Elections.” Z Magazine, February.

2001. 9-11, ed. Greg Ruggiero.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Expanded 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2002. Understanding Power: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eds. Peter R.Mitchell and John Schoeffe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s.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th W. Tecumseh Fitch and Marc D. Hauser.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Science 298 (November 22).

2002.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3. Power and Terror: Post-9/11 Talks and Interviews, eds. John Junkerman and Takei Masakazu.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Chomsky o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ed. Carlos P. Otero.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3. 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Expanded ed., New York: Owl Books, 2004.

2003.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 Revisited: Discussions with Riny Huybregts, Henk van Riemsdijk, Naoki Fukui and Mihoko Zushi.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4. “Turing on the ‘Imitation Game.’” In The Turing Test, ed. Stuart Shieb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Linguistics Inquiry 36, no. 1(Winter).

2005. “What We Know: On the Universals of Language and Rights.”Boston Review 30, nos. 34 (Summer).

2005. With W. Tecumseh Fitch and Marc D. Hau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lar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Cognition 97, no. 2 (September).

2005.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5. Chomsky on Anarchism. Oakland: AK Press.

Z005. Imperial Ambitions: Conversations of the Post-9/11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Paperback ed., New York: Owl Books, 2007.

2006. “Latin America at the Tipping Poi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no. 46 (March/ April).

2006. “On Phases.” In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ds.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and Maria-Luisa Zubizaretta.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With Gilbert Achcar. Perilous Power: The Middle East and U.S. Foreign Policy: Dialogues on Terror, Democracy, War and Justice, ed. Stephen R. Shalo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Intervention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With Ervand Abrahamian, David Barsamian, and Nahid Mozaffari.Targeting Ira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Inside Lebanon: Journey to a Shattered Land with Noam and Carol Chomsky, ed. Assaf Kfo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7. With David Barsamian.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索引

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国王 Abdullah,king of Saudi Arabia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富汗 Afghanistan

苏联入侵 Soviet invasion of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阿根廷 Argenti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d IMF

新纳粹分子 neo-Nazis in

与贸易集团 and trading blocs

阿罕默德，阿吉兹 Ahmad, Aijaz

阿加米，福阿德 Ajami, Fouad

阿克兰，莱恩 Ackland, Len

阿拉伯联盟 Arab League

阿拉法特，亚西尔 Arafat, Yasser

阿里斯蒂德，让－贝特朗 Aristide, Jean-Betrand

阿连德，萨尔瓦多 Allende, Salvador

阿美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 Aramco, in Saudi Arabia

阿明，伊迪 Amin, Idi

阿普尔，R.W. Apple, R.W.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与获取伊朗石油 and access to Iranian oil

在阿塞拜疆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阿什克罗夫特，约翰 Ashcroft, John

阿斯纳尔，何塞·马利亚 Aznar, José Maria

埃班，阿巴 Eban, Abba

埃尔斯伯格，丹尼尔 Ellsberg, Daniel

埃及 Egypt

英国在埃及的利益 British interests in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拉冯事件 Lavon affair in

美国对埃及的援助 U.S. aid to

埃克森石油公司 Exxon Mobil

埃利希曼，约翰 Ehrlichman, John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与厄立特里亚 and Eritre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意大利 and Italy

埃塞俄比亚战争 war in

艾布拉姆斯，小克莱顿 Abrams,Creighton W., Jr.

艾尔索普，约瑟夫 Alsop, Joseph

艾奇逊，迪安 Acheson, Dean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政府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与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 and Arab hatred of U.S.

在冷战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 in Cold War

艾希曼，卡尔·阿道夫 Eichmann, Karl Adolf

爱泼斯坦，塞缪尔 Epstein, Samuel

安德鲁斯，布鲁斯 Andrews, Bruce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 Anderson,Benedict

安德森，杰克 Anderson, Jack

安德森，特里 Anderson, Terry

安第斯山地区 Andean region

安南，科菲 Annan, Kofi

奥伯道夫，唐 Oberdorfer, Don

奥坎波，何塞·安东尼奥 Ocampo, José Antonio

奥尼尔，托马斯·菲利普·“提普”O’Neill, Thomas p. “Tip”

奥斯本，约翰 Osborne, John

奥斯陆和平协议 Oslo peace agreements

奥威尔，乔治 Orwell, George

奥兹，阿摩斯 Oz, Amos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巴蒂斯塔，富尔亨西奥 Batista,Fulgencio

巴尔金，杰克 Balkin, Jack

巴尔，拉达宾诺德 Pal, Radhabinod

巴尔尼亚，内厄姆 Barnea, Nahum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枯宁，米哈伊尔 Bakunin, Michael

巴拉克，埃胡德 Barak, Ehud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勒斯坦选举 elections in

在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Hama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约旦 and Jordan

巴勒斯坦的权利 rights of

与联合国投票 and UN votes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巴黎协定》（1973年） Paris Agreements(1973)

巴列维，礼萨·沙阿 Pahlavi, Reza Shah

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 Pavlovian conditioning

巴特勒，理查德 Butler, Richard

巴西 Brazil

与中国 and China

美国对巴西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柏拉图 Plato

邦迪，麦克乔治 Bundy, McGeorge

邦迪，威廉 Bundy, William

保罗，威廉 Paul, William

保罗，希腊国王 Paul, king of Greece

鲍林，查理 Bohlen, Charles

鲍林，莱纳斯 Pauling, Linus

鲍威尔，科林 Powell, Colin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北约 NATO

北约的信誉 credibility of

与东欧的稳定 and Eastern Europe stability

成立50周年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轰炸塞尔维亚 Serbia bombed by

在土耳其 in Turkey

北约部队在马其顿 Macedonia, NATO troops in

北越 North Vietnam

抵抗北越的集体自卫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gainst

北越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of

北越的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of

北越寻求谈判 negotiations sought by

美国轰炸北越 U.S. bombing of

另见“越战” see also Vietnam War

贝尔，丹尼尔 Bell, Daniel

贝尔纳斯，詹姆斯 F. Byrnes, James F.

贝京，梅纳赫姆 Begin, Menachem

贝克三世，詹姆斯 Baker, James A.

贝卢斯科尼，西尔维奥 Berlusconi,Silvio

本－阿米，什洛莫 Ben-Ami, Shlomo

本－埃里萨尔，埃利亚胡 Ben-Elissar,Eliahu

本－古理安，大卫 Ben-Gurion, David

本·拉登，奥萨马 bin Laden, Osama

本·拉登组织 bin Laden network

比彻，威廉 Beecher, William

比蒂，詹姆斯 Beattie, James

必需规则 obligatory rules

毕克顿，德里克 Bickerton, Derek

《波茨坦协定》 Potsdam agreements

波德霍雷茨，诺曼 Podhoretz, Norman

波顿，威廉 Borden, William

波尔－罗瓦雅尔语法 Port Royal Grammar

波尔布特 Pol Pot

波尔，乔治 Ball, George

波兰尼，卡尔 Polanyi, Karl

波兰拖网渔船“卡尔玛”号事件Poland, Kalmar travler incident

波隆，阿蒂略 Borón, Atilio

波拿巴，拿破仑 Bonaparte, Napoleon

《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波斯尼亚 Bosnia

波斯特 Post, E. L.

玻利维亚 Bolivia

剥夺，斯金纳的术语 deprivation,Skinner’s use of term

伯格，桑迪 Berger, Sandy

伯利 Berle, A. A.

伯罗 Burrow, J. W.

伯尼斯，爱德华 Bernays, Edward

勃列日涅夫主义 Brezhnev doctrine

博卡萨，让－贝德尔 Bokassa, Jean-Bédel

布伯，马丁 Buber, Martin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

布莱尔，托尼 Blair, Tony

和小布什and G. W. Bush

和伊拉克 and Iraq

和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and NATO’s bombing of Serbia

和北约的信誉 and NATO’s credibility

布莱克，约瑟夫 Black, Joseph

布莱斯堡，盖尔 Pressberg, Gail

布朗，马尔科姆 Browne, Malcolm

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阶段 Bretton Woods economic phase

布莱肯，哈里 Bracken, Harry

布利特，威廉 Bullitt, William

布林克利，乔尔 Brinkley, Joel

布隆菲尔德，莱纳德 Bloomfield,Leonard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洛杰特 Blodgett, H. C.

布什，乔治 W. Bush, George W.

统治世界的目标 aim to rule the world

与布莱尔 and Blair

践踏民权 civil rights stomped on by

信任度下滑 decline of trust in

与伊朗 and Iran

与伊拉克 and Iraq

狭隘的公司利益观 narrow corporate interests of

与国家安全战略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宣传成果 propaganda output of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国情咨文（2003年）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2003)

与恐怖主义 and terrorism

与美国被孤立 and U.S. isolation

作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as threat to world peace

布什，乔治 · H. W. Bush, George H. W.

老布什政府 administration of

与民意 and public opinion

任联合国大使 as UN ambassador

布特，马克斯 Boot, Max

财产 property

废除财产 abolishing

无政府主义与财产 anarchism vs.

财产权 right of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蔡斯，詹姆斯 Chace, James

参数设定 parameter setting

操作性条件作用 operant conditioning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behavior

操作性行为 operants

车臣 Chechnya

彻巴，约瑟夫 Churba, Joseph

彻恩，利奥 Cherne, Leo

成熟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s of growth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s

可辨别操作性行为 discriminated

回声操作性行为 echoic

言内操作性行为 intraverbal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操作性言语行为 verbal

操作性言语行为 verbal operant

作为操作性言语行为的因物知觉语tact as

术语的使用 use of term

查韦斯，乌戈 Chávez, Hugo

长崎 Nagasaki

长征 Truong Chinh

朝鲜 Korea

非军事区 demilitarized zone (DMZ) in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of

核能力 nuclear capability of

美国空军有关朝鲜的报告（1953年）USAF report on (1953)

美国干涉朝鲜（1945年） U.S.intervention in (1945)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成熟期与语言运用 maturation, and performance

橙剂 Agent Orange

创造力、创造性 creativity

与大脑 and brain

与选择 and choices

与语言 and language

创造性原则 creative principle

刺激 stimulus

新鲜、多样的刺激 novelty and variety in

强化刺激 reinforcing

与反应 and response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刺激辨别，斯金纳的术语使用 stimulus discrimination, Skinner’s use of term

刺激泛化 stimulus generalization

刺激控制 stimulus control

先行刺激控制 prior

与因物知觉语 and tacts

刺激（作用） stimulation

厌恶性刺激（作用） aversive

刺激（作用）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达德曼，理查德 Dudman, Richard

达尔德，伊沃 Daalder, Ivo

达尔文，查尔斯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进化论 Darwinian evolution

达扬，摩西 Dayan, Moshe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bsence of

用于震慑美国力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s deterrent against U.S. powers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inspections for

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intention to develop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广泛使用 proliferation of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宣传propaganda about

大脑 brain

与认知科学 and cognitive sciences

与交际／交流　and communication

另见“语言”　see also language

与创造性 and creativity

大脑的显现属性 emergent properties of

与进化 and evolution

有关大脑的功能视角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与可理解性 and intelligibility

与语言 and language

大脑的学习机制 learning mechanisms of

有关大脑的机械解释 mechanical explanation of

有关大脑的方法论观点methodological thesis of

与心智－物体问题 and mind-body problem

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neuro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有关大脑的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in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作为大脑产物的思维 thought as product of

大区域 Grand Area

在亚洲 in Asia

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大区域的规划CFR planning for

侵蚀大区域 erosion of

将美国的道德原则灌输给忘恩负义的世界 instilling U.S. moral principles in an ungrateful world

动用军事力量维护大区域 military force for preservation of

在大区域内竞争的其他国家 other nations competing in

重建大区域 reconstitution of

美国获取大区域的资源 U.S. access to resources of

与美国经济 and U.S. economy

与控制世界 and world control

大屠杀 Holocaust

大西洋盆地资源 Atlantic Basin resources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ii,

大众媒体 mass media

对大众媒体的约束 constraints on

大众媒体中的公司寡头垄断corporate oligopoly in

与专家崇拜 and cult of expertise

大众媒体的民主模式 democratic models of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美国干涉国外大众媒体 foreign, U.S.intervention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以工人为导向的大众媒体 labor-oriented

大众媒体中的宣传 propaganda in

与公共关系产业 and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由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体 state-controlled

被大众媒体隐瞒的实情 stories concealed by

被大众媒体忽略的事实 stories ignored by

大众媒体中的思想控制 thought control in

大众媒体的恶意 viciousness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戴高乐，夏尔de Gaulle, Charles

戴林格，戴夫 Dellinger, Dave

戴维斯，保罗 Davies, Paul

戴维斯，鲍勃 Davis, Bob

戴维营提议 Camp David proposals

导弹防御 missile defense

道德多数派 Moral Majority

道尔，约翰 Dower, John

德国 Germany

德国的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德国好人” “good Germans”

慕尼黑类比 Munich analogy

纳粹 Nazi

“一战”后 post-World War Ⅰ

重新武装德国、扩充军备rearmament of

德国统一 unification of

与“二战” and World WarⅡ

德克努瓦，雅克 Decornoy, Jacques

德勒姆斯，罗纳德 Dellums, Ronald

德米扬鲁克，约翰 Demjanjuk, John

德维莱尔，菲利普 Devillers, Philippe

德耶格，R. J. de Jaegher, R. J.

狄巴马，安东尼 DePalma, Anthony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迪恩斯特比尔，吉瑞 Dienstbier, Jiri

迪戈加西亚岛 Diego Garcia

迪肯，特伦斯 Deacon, Terrence

笛卡尔，勒内 Descartes, René

与接触机械论 and contact mechanics

与自由选择 and free choice

与语言产出 （笛卡尔问题） andlanguage production (Descartes’s problem)

宇宙机械论 mechan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与心智－物体问题（二元论）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dualism)

论人性 on nature of man

论唯理主义 on rationalism iii,

与第二物质 and second substance (res cogitans)

笛卡尔模式，见“勒内·笛卡尔”Cartesian model, see Descartes, René

抵抗 resistance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抵抗 as civil disobedience

抵抗形式 forms of

国际抗议日（1965年） International Days of Protest (1965)

作为道德责任 as moral responsibility

抵抗政府官方声明 to official government statements

和平示威（1967年） peace demonstrations (1967)

抵抗的目的 purposes of

从异见到抵抗的转变 transition from dissent to

从抵抗转为暴力 transition to violence

抵抗的圈子扩大 widening circle of

抵抗征兵运动 draft resistance

地心引力 gravitational force

帝国大战略，见“国家安全战略”imperial grand strategy, se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帝汶解放运动 Timorese Liberation Move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 aerial bombing in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比comparisons with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文献证据documentary evidence in

与犹太人大屠杀 and 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人的素质leadership quality in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in

与纽伦堡，见“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see Nuremberg Tribunal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的军火ordnance expended in

与珍珠港 and Pearl Harbor

战后国际秩序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 postwar U.S.foreign policy

第二物质 second substance

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的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在第三世界建立民主 democracy building in

第三世界的思想家 ideologists of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in

与不结盟运动 and nonaligned movement

第三世界的革命游击战 revolutionary guerrilla warfare in

第三世界的革命 revolution in

第三世界的技术 technology in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进入第三世界 U.S. access to

与美国的坦诚 and U.S. sincerity

美国以武力向第三世界推行其意愿 U.S. will imposed by force on

第五世界 Fifth World

第五种自由 Fifth Freedom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克里尔委员会 Creel Commission

战后反共产主义 postwar anti-Communism

战后的巴伐利亚postwar Bavaria

电视 television

德桑蒂兰，迭戈·阿巴德 Santillán,Diego Abad de

定势和注意力 set, and attention

定义，术语的使用 definition, uses of term

东帝汶 East Timor

毁坏东帝汶的庄稼 crop destruction in

与印度尼西亚 and Indonesia

媒体对东帝汶问题的沉默和偏袒media silence and slant on

东帝汶的石油 oil in

东帝汶的政党 political parties in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 as Portuguese colony

来自东帝汶的难民 refugees from

东帝汶寻求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 sought by

与主权 and sovereignty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军事援助 and U.S. military aid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Fretilin party, East Timor

冬日士兵调查团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动机 motivation

作为动机的新鲜、多样的刺激novelty and variety of stimulus as

作为动机的强化 reinforcement as

动态法则 dynamic laws

动物行为 animal behavior

应用于人类的动物行为 applicability to humans

间歇强化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effects of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on

动物行为中被区分的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 isolated in

动物行为的印刻 imprinting of

动物行为中的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 in

动物行为的机械原理 mechanical principle of

与心智－物体思考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动物行为的范围和局限 scope andlimitations of

动植物演化史 phylogenesis

《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杜恩，詹姆斯 Dunn, James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 Dulles, John Foster

杜鲁门政府 Truman administration

与商业 and business

在冷战期间 in Cold War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杜马尔赛 Du Marsais, C. Ch.

杜威，约翰 Dewey, John

对符号刺激的反应 sign stimuli,responses to

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 to Monroe Doctrine

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 Wilson corollary to Monroe Doctrine

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1993年）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 on (1993)

对输入－输出关系的研究 input-output relations, study of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俄国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俄罗斯／苏联 Russia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 in

与中欧 and Central Europe

与车臣 and Chechnya

与帝国 and empire

支持下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supported by

与北约 and NATO

清洗运动 purges in

“红色官僚” “red bureaucracy” of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与“二战” and World War Ⅱ

另见“苏联” see also Soviet Union

厄瓜多尔 Ecuador

厄立特里亚 Eritrea

遏制，全球政策 containment, global policy of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二级强化物”， 斯金纳用语“ secondary reinforcer,”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发声－感知系统 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

发声，术语使用 articularity, use of term

法伯，迈克尔 Ferber, Michael

法尔，伯纳德 Fall, Bernard

关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看法 on UN Charter, article

关于越南的看法 on Vietnam

法国 France

与阿尔及利亚 and Algeria

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帝国 and empire

与印度支那 and Indochina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恐怖统治 Reign of Terror in

与沙特阿拉伯 and Saudi Arabia

（法兰西）第二帝国 Second Empire of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支持美国革命 support in American Revolution

与否决联合国决议 and UN vetoes

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法赫德计划（1981） Fahd Plan (1981)

法瑞尔，威廉 Farrell, William

法若尔，托马斯 Farer, Thomas J.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崇拜 fascism, state-worship of

反诽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反恐战争” “war on terror”

与生物恐怖 and bioterror

与国内选举 and domestic elections

在“反恐战争”中被削弱的国内自由 domestic freedoms curtailed in

与太空军事化 and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反恐战争”中的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 in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反馈 feedback

反叛乱的官方政策 counterinsurgency,official policy of

反应 response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

反应的频率 frequency of

与刺激 and stimulus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反应分化”，斯金纳的用语 “response differentiation,”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反应强度”，斯金纳的用语 “response strength,” Skinner’s use of phrase

泛化、概括 generalization

方法论观点 methodological thesis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另见“抵抗”see also resistance

非洲 Africa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美国的非洲政策 U.S. policies in

菲律宾 Philippines

来自菲律宾的船民 boat people from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斐波那契数列 Fibonacci series

索绪尔，费尔迪南·德 Saussure,Ferdinand de

菲舍尔，阿道夫 Fischer, Adolph

佛朗哥，弗朗西斯科 Franco, Francisco

弗拉潘，西姆哈 Flapan, Simha

弗莱舍，阿里 Fleischer, Ari

弗兰克尔，麦克斯 Frankel, Max

弗兰克，托马斯 Franck, Thomas M.

法朗士，阿纳托尔 France, Anatole

费尔南德斯，弗朗斯科·马利亚Fernandes, Father Francisco Maria

弗雷德里卡王后（希腊） Frederika,Queen (Greece)

弗里德曼，托马斯 Friedman, Thomas

弗罗姆金，戴维 Fromkin, David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福尔克，理查德 Falk, Richard

福克兰群岛战争 Falklands war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 pluralistic society of

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 scholar-experts on

福山，弗朗西斯 Fukuyama, Francis

福塔斯，艾毕 Fortas, Abe

福特，杰拉尔德 Ford, Gerald R.

福特政府与东帝汶 Ford administration,and East Timor

傅立叶，夏尔 Fourier, Charles

富布莱特，威廉 Fulbright, J. William

盖尔布，莱斯利 Gelb, Leslie

盖林，丹尼尔：Guérin, Daniel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观点 on Spanish revolution

概念－意向系统 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

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 Haymarket riots (1886)

刚果 Congo

联合国维和人员 UN peacekeepers i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刚性原则 rigidity principle

冈萨雷斯，豪尔赫·纳波莱昂Gonzales, Jorge Napoleón

戈德堡，阿瑟 Goldberg, Arthur

戈德曼，弗朗西斯科 Goldman,Francisco

戈林，赫尔曼 Goering, Hermann

哥伦比亚 Colombia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in

工人或劳工 labor in

毒品贩卖 narco-trafficking in

难民 refugees in

美国的军事援助 U.S. military aid to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作为民主模范 as model democracy

革命 revolution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与审查 and censorship

革命的蔓延 contagion of

民主要素 democratic elements in

与自由 and freedom

工业社会的革命 in industrial society

与不平等 and inequality

民族革命 nationalist

规范革命 normative

人民战争 people’s wars

卢梭论革命 Rousseau on

社会革命 social

自发的革命行动 spontaneous action of

第三世界革命 in Third World

术语用法 uses of term

民族解放战争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see also specific nations

格伦农，迈克尔 Glennon, Michael

格雷布纳，诺尔曼 Graebner, Norman

格里宾，约翰 Gribbin, John

格里菲斯，菲利普·琼斯 Griffiths,Philip Jones

格里斯泰尔，C. R. Gallistel, C. R.

格林斯潘，艾伦 Greenspan, Alan

格林威，大卫 Greenway, David

格式塔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

格特茨曼，伯纳德 Gwertzman, Bernard

各种科学的统一 sciences, unification of

工人管理运动 workers’ control movement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公共廉政中心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与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 and Haymarket riots (1886)

与“五一”节 and May Day

与麦卡锡主义 and McCarthyism

战后对共产党的打击 postwar attacks on

红色恐慌 Red Scare

古巴 Cuba

猪湾 Bay of Pigs

冷战中的古巴 in Cold War

对古巴的大量资本馈赠 massive capital gifts to

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i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与委内瑞拉 and Venezuela

古巴导弹危机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德曼，米切尔 Goodman, Mitchell

古德温，理查德 Goodwin, Richard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iii,

古特雷斯，阿波利纳里奥 Guterres,Father Apolinario

关塔那摩监狱 Guantánamo prison camp

《官方机密法》 Official Secrets Act

广岛 Hiroshima

国会研究服务局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国际安全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被迫默许 coerced acquiescence in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敌方对国际法置之不理 disregarded by the enemy

与《日内瓦公约》 and Geneva Conventions

大国干涉 and great-power intervention

作为“空话”的国际法 as “hot air”

对国际法不一致的使用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与正义 and justice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üez incident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新规范 new norms of

与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Tribunal

认可帝国主义行为的国际法 as ratification of imperialist practice

与美国的帝国大战略 and U.S.imperial grand strategy

有效性 validity of

与对越南的战争罪 and war crimes in Vietnam

与侵略战争 and wars of aggression

毫无道德力量的国际法 as without moral force

国际审判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庭 World Court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共和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国际红十字会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关塔那摩监狱 and Guantánamo prison camp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监督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国际救援委员会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国际抗议日（1965年） International Days of Protest (1965)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政策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48/1号文件 NSC 48/1

68号文件 NSC 68

5429/2号文件 NSC 5429/2

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外交政策精英所担忧的问题 concerns of foreign policy elite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忽视的国内公民自由 domestic civil liberties disregarded in

作为预防性战争实验的国家安全战略 as experiment in preventive war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刻意忽视intentional ignorance in

国家安全战略中国际法的新规范new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官方说法 official rhetoric of

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永久性统治世界 permanent global rule as aim of

与联合国 and UN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推行美国霸权 U.S.hegemony enforced in

《国家的起源和作用》（保罗），The State,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 (Paul)

《国家卫报》 National Guardian

《国家行为的局限》（洪堡） Limits of State Action (Humboldt)

《国家与革命》（列宁），State and Revolution (Lenin)

《国土报》 Ha’aretz

哈达尔，里昂 Hadar, Leon

哈金，汤姆 Harkin, Tom

哈里森，塞利格 Harrison, Selig

哈里斯，泽里格 Harris, Zellig iii

哈维尔，瓦茨拉夫 Havel, Vaclav

海德格尔，马丁 Heidegger, Martin

海地 Haiti

海恩斯，杰拉尔德 Haines, Gerald

海森堡，维尔纳 Heisenberg, Werner

海湾战争（

海蜗牛的学习 marine snails, learning in

海牙大会（1907年） Hague Convention(1907)

韩国民航客机KAL 007号航班 KAL 007

汉弗莱，休伯特 Humphrey, Hubert H.

汉密尔顿，李 Hamilton, Lee

豪，欧文 Howe, Irving

豪泽，马克 Hauser, Mark

和平基金会 Fund for Peace

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 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

和平运动 peace movement

河内，见“北越” Hanoi, see North Vietnam

赫尔，科德尔 Hull, Cordell

赫尔曼 Herman, E. S.

赫尔佐克，哈伊姆 Herzog, Haim

亨德森，奥兰 Henderson, Oran

亨廷顿，塞缪尔 Huntington, Samuel

轰炸利比亚 Libya, bombing of

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红色恐慌 Red Scare

《红线协定》（1928年） Red Line agreement (1928)

洪堡，威廉·冯 Humboldt, Wilheln von

关于教育（人类潜能的发展）的观点 on Bildung (development of human potential)

关于人性的观点 on human nature

关于语言生成的观点 on language generation (erzeugen)

语言“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language “makes 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ans”

《国家行为的局限》 Limits of State Action

关于私人权力的观点 on private power

关于国家角色的观点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洪都拉斯 Honduras

侯赛因尼，哈特姆 Hussainl, Hatem

侯赛因，萨达姆 Hussein, Saddam

G. W.布什与萨达姆对比 G.W. Bush compared with

与伊朗 and Iran

与科威特 and Kuwait

与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and Osirak nuclear reactor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宣传 and U.S. propaganda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忽视 ignorance

与非洲的战争 and African wars

与对哥伦比亚的援助 and Colombian aid

与东帝汶种族屠杀 and East Timor genocide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道德自明之理 of moral truisms

与北约轰炸 and NATO bombing

新时代的忽视new era in

与土耳其的种族清洗 and Turkey’s ethnic cleansing

美国帝国大战略的忽视 in U.S.imperial grand strategy

胡克，悉尼 Hook, Sidney

胡普斯，汤森德 Hoopes, Townsend

胡志明 Ho Chi Minh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华生，约翰 Watson, John B.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环境主义 environmentalism

黄晋发 Huynh Tan Phat

黄正德 Huang, James

回声操作性反应，术语使用 echoic operant, use of term

回声总库 echoic repertoire

霍尔斯特，威廉 Holst, Willem

霍夫，杰瑞 Hough, Jerry

霍华德，迈克尔 Howard, Michael

机器 machines

智力行为 intelligent behavior of

术语的使用 use of term

机械和铸造工人联合会 AmalgamatedEngineering and Foundry workers’Union

机械主义与心灵主义 mechanism vs.mentalism

基地组织 Al-Qaeda

吉勒博阿，阿莫斯 Gilboa, Amos

基什内尔，内斯托尔 Kirchner, Néstor

基辛格，亨利 Kissinger, Henry A.

关于“专家时代”的评论 on the“age of the expert”

关于民主的看法 on democracy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关于对外政策和个人权力的看法on foreign policy and private power

关于国际秩序的看法 on international order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üez incident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of

关于政治家特点的描述 on statesmanship

关于动用武力的看法 on use of force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基亚路，克里斯 Giannou, Chris

激进批评 radical critique

吉姆林，巴鲁克 Kimmerling, Baruch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记数能力 number faculty

技术 technology

政府对技术的补贴 government subsidy of

不涉及价值的技术 value-free

技术评价处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

加卢奇，罗伯特 Galluci, Robert

加拿大 Canada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不信任美国 U.S. distrusted by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加西亚，卢卡斯 Garcia, Lucas

贾达，蒂姆 Judah, Tim

柬埔寨 Cambodia

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üez incident

在柬埔寨参与行动中失踪的人或士兵 MIAs in

民愤，公众对柬埔寨问题的愤慨public indignation over

难民 refugees in

苏联的援助 Soviet aid to

泰国雇佣兵 Thai mercenaries in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轰炸柬埔寨 U.S. bombing of

美国在柬埔寨的化学战 U.S. chemical warfare in

美国的军事入侵 U.S. military aggression in

美国的颠覆性活动 U.S. subversive activities in

越南入侵 Vietnamese invasion of

有关柬埔寨的白皮书 white Book of

伽利略·伽利雷 Galileo Galilei

交流、交际 communication

与大脑 and brain

比较（交流、交际） comparative

交流、交际的进化 evolution of

人或人类，见“语言” human, see language

其他物种的交流、交际 in other species

接触机械论 contact mechanics

杰弗逊，托马斯 Jefferson, Thomas

杰克逊，罗伯特 Jackson, Robert H.

杰维斯，罗伯特 Jervis, Robert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金奇，乔恩 Kimche, Jon

津恩，霍华德 Zinn, Howard

进化 evolution

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s

经济政策研究院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经验论 empirical thesis

句法－形态分离 syntax-morphology divide

句法理论 syntax, theory of

句子结构 sentence structure

与语法规则 and rules of grammar

斯金纳有关句子结构的观点Skinner’s view of

卡杜里，伊玛德 Khadduri, Imad

卡恩，赫尔曼，《论热核战争》 Kahn,Herman, On Thermonuclear War

卡德，安德鲁 Card, Andrew

“卡尔玛”号（波兰拖网渔船） Kalmar(Polish trawler)

卡尔尼，约阿夫 Karni, Yoav

卡根，罗伯特 Kagan, Robert

卡里什，唐纳德 Kalish, Donald

卡利中尉，威廉 Calley, William L.

卡罗瑟斯，托马斯 Carothers, Thomas

卡迈克尔，斯托克利 Carmichael,Stokely

卡诺，斯坦利 Karnow, Stanley

卡佩柳克，阿姆农 Kapeliouk, Amnon

卡斯特罗，菲德尔 Castro, Fidel

卡特，吉米 Carter, Jimmy

卡特政府 Carter administratio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对人权的关注 human rights as focus in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Keynesian economic policies

凯姆，亨利 Kamm, Henry

凯南，乔治 Kennan, George

坎德尔，埃里克 Kandel, Eric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康纳利，约翰 Connally, John B.

康特里曼，爱德华 Countryman, Edward

柯尔克，加布里尔 Kolko, Gabriel

柯芬，弗兰克 Coffin, Frank M.

柯克，唐纳德 Kirk, Donald

柯伦，詹姆斯 Curran, James

柯瓦雷，亚历山大 Koyré, Alexander

科恩，伯纳德 Cohen, I. Bernard

科恩，乔舒亚 Cohen, Joshua

科恩，威廉 Cohen, William

科尔比，威廉 Colby, William

科芬，威廉·斯隆 Coffin, William Sloane

科默，罗伯特 · W. Komer, Robert W.

科索沃 Kosovo

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Albanian population in

科索沃的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in

媒体的关注 media attention to

北约轰炸科索沃 NATO bombing of

“马蹄铁行动” Operation Horseshoein

作为先例 as precedent

来自科索沃的难民 refugees from

和塞尔维亚 and Serbia

科索沃核查团 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 (KVM)

科索沃解放军 Kosovo Liberation Army

科威特 Kuwait

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构建能力 science-forming capacity

科学信念与意识形态信仰 scientific-beliefs vs.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可辨别操作性行为”，斯金纳用语“discriminated operant,”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可观察量，术语使用 observables, use of term

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

“可能性”，斯金纳的术语 “probability,”Skinner’s use of term

克拉夫特，约瑟夫 Kraft, Joseph

克拉克，韦斯利 Clark, Wesley

克拉雷，迈克尔 Klare, Michael

克丽奥（历史女神） Clio (goddess of history)

克莱默，亚当 Clymer, Adam

克莱因迪恩斯特，理查德 Kleindienst,Richard

克兰斯顿，艾伦 Cranston, Alan

克里尔委员会 Creel Commission

克里斯托弗，沃伦 Christopher, Warren M.

克里斯托，欧文 Kristol, Irving

克利福德，克拉克 Clifford, Clark

克林顿，比尔 Clinton, Bill

与波斯尼亚 and Bosnia

与前南斯拉夫 and former Yugoslavi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与北约 and NATO

克林顿政府Clinton administration

非洲政策 African policies of

援助土耳其 aid to Turkey from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刻意忽视 intentional ignorance of

与预先回应 and preemptive response

与联合国 and UN

克林顿主义 Clinton Doctrine

克罗赛特，巴巴拉 Crossette, Barbara

肯德尔，沃尔特 Kendall, Walter

肯尼，戴维 Kenney, David

肯尼迪，爱德华 · “泰德” Kennedy,Edward “Ted”

肯尼迪，约翰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政府 Kennedy administration

与猪湾 and Bay of Pigs

肯尼迪政府的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 activities of

肯尼迪政府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拉美政策 Latin American policies of

新边疆 New Frontier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恐怖主义 terrorism

控制 control

厌恶（控制） aversive

术语的使用 uses of term

控制变量 variables, controlling

库珀，切斯特 Cooper, Chester

科尔德穆瓦，热罗·德 Cordemoy,Géraud de

库普曼，阿兰 Kuperman, Alan

库什曼，托马斯 Cushman, Thomas

库什曼，约翰 Cushman, John H.

“快速行动”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奎松，曼努埃尔 Quezon, Manuel

拉宾，伊扎克 Rabin, Yitzhak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安第斯山地区 Andean region

与中国 and Chin

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 Cold War in

共产主义 Communism in

民主 democracy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门罗主义 and Monroe Doctrine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行动奇迹” Operation Miracle in

激进天主教徒 radical Catholics of

地区协议 regional agreements in

法治 rule of law in

社会改革 social reform in

在拉丁美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in

与美国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policy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s in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拉菲伯尔，沃尔特 LaFeber, Walter

拉冯，平哈斯 Lavon, Pinhas

拉夫，菲利普 Rahv, Philip

拉福莱特委员会 La Follette Committee

拉库蒂尔，让 Lacouture, Jean

拉曼，哈桑 Rahman, Hassan

拉斯提克，伊恩 Lustick, Ian

腊斯克，迪安 Rusk, Dean

莱弗勒，梅尔文 Leffler, Melvyn

莱利维尔德，约瑟夫 Lelyveld, Joseph

莱斯蒙席 Rice, Monsignor

赖斯顿，詹姆斯 Reston, James

赖斯，康多莉扎 Rice, Condoleezza

兰道尔，卡尔 Landauer, Carl

兰德尔，乔纳森 Randal, Jonathan

兰盖，西蒙 Linguet, Simon

兰古斯 Langguth, A. J.

兰辛，罗伯特 Lansing, Robert

蓝钦，卡尔 Rankin, Karl

“烂苹果理论” “rotten apple theory”

朗格，弗里德里希 Lange, Friedrich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劳动 labor

与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and AIFLD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劳动 in capitalist democracy

作为商品 as commodity

与剥削 and exploitation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free circulation of

自由从事的劳动 freely undertaken

与工作不稳定性 and job insecurity

与媒体 and media

与战后反共产主义思想 and postwar anti-Communism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减少劳动收入份额 reduced share of income for

与社会主义 and socialism

与团结 and solidarity

专业化 specialization of

罢工 strikes

工人管理运动 workers’ control movement

与工作压力 and workplace stress

老鼠的界限 rats, limitations of

老挝 Laos

老挝共产党 Communists in

对老挝的军事入侵 military aggression in

石缸平原 Plain of Jars in

老挝的泰国雇佣军 Thai mercenaries in

老挝模式 Laotian model

尼加拉瓜《新闻报》 La Prensa,Nicaragua

拉克尔，沃尔特 Laqueur, Walter

拉什利 Lashley, K. S.

勒克，爱德华 Luck, Edward

勒梅，柯蒂斯 LeMay, Curtis

勒莫恩，詹姆斯 LeMoyne, James

勒沃汀，理查德 Lewontin, Richard

雷，丹尼斯 Ray, Dennis M.

冷战 Cold War

冷战中的亚洲 in Asia

冷战中的中欧 in Central Europe

交流受阻 communication blocked in

遏制 containment in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in

与希腊 and Greece

冷战中的共产主义问题 issue of Communism in

在拉丁美洲 in Latin America

冷战中避免的谈判 negotiations avoided in

与战后国际秩序 and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冷战中宣传 propaganda in

“回退策略” “rollback strategy” in

“烂苹果理论” “rotten apple theory”in

离散的无限性 discrete infinity

黎巴嫩 Lebanon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 invasion of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李普曼，沃尔特 Lippmann, Walter

里奥斯·蒙特，何塞·埃弗拉因 Rios Montt, José Efraín

里根，罗纳德 Reagan, Ronald

论邪恶帝国 on Evil Empire

论法律日 on Law Day

里根政府 Reagan administration

藐视国际法 contempt for international law in

与经济 and the economy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与越战代价 and Vietnam War costs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理论构建 theory construction

理想化 idealization

理想主义 ideal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利夫舒尔茨，劳伦斯 Lifschultz,Lawrence

联邦调查局 FBI

越战期间联邦调查局的活动 activitiesduring Vietnam War

联邦调查局的创立 establishment of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与非洲 and Africa

《联合国宪章》 Charter of

裁军大会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前南斯拉夫 and former Yugoslavia

与人权 and human rights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黎巴嫩 and Lebanon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üez incident

与《外层空间条约》 and Outer Space Treaty

与巴勒斯坦获得权利 and Palestinian rights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and PLO

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度 public trust in

与第三世界 and Third World

美国因其恐怖主义行为受到联合国的谴责 U.S. condemned for terrorism by

美国未向联合国支付欠款 U.S. debt unpaid to

美国无视联合国 U.S. disregard of

在联合国投否决票的记录 veto record in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联合国诚信委员会 Committee for United Nations Integrity

量子物理学 quantum physics

维也拉·德里格，列奥纳多神父 Vieira do Rego, Father Leoneto

列宁 Lenin, V. I.

列宁主义 Leninism

列文，阿纳托尔 Lieven, Anatol

林彪 Lin Piao

林道赫姆，理查德 Lindholm, Richard

灵魂 soul

灵魂不朽 immortality of

灵魂的内在生命 inner life of

刘易斯，安东尼 Lewis, Anthony

卢梭论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Rousseau on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论不平等》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自由主义思想 libertarian ideas of

关于人性的观点 on the nature of man

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 on origin of language

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观点 on rational social order

关于理智的观点 on reason

关于自我完善的观点 on self-perfection

霍梅尼，鲁霍拉·阿亚图拉 Khomeini,Ayatollah Ruhollah

路克怀，海因茨 Loquai, Heinz

蒙赫，路易斯·阿尔贝托 Monge, Luis Alberto

卢拉·达席尔瓦，路易斯·伊纳西奥Lula da Silva, Luiz Inácio

伦敦海军条约（1930年） London Naval Treaty (1930)

伦斯，西德尼 Lens, Sidney

《论不平等》（卢梭）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Rousseau)

《论热核战争》（卡恩） OnThermonuclear War (Kahn)

《论自由》（密尔） On Liberty (Mill)

罗宾逊，唐纳德 Robinson, Donald

罗伯森，沃尔特 Robertson, Walter

罗伯特，查尔默斯 Roberts, Chalmers

罗德西亚 Rhodesia

罗夫，卡尔 Rove, Karl

罗杰斯，乔尔 Rogers, Joel

罗梅罗，大主教奥斯卡 Romero,Archbishop Oscar

罗森堡，阿瑟 Rosenberg, Arthur

罗森堡，艾瑟尔和罗森堡，朱利叶斯Rosenberg, Ethel and Julius

罗斯福，富兰克林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西奥多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政府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罗斯托，华尔特 Rostow, Walt

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看法 on development of Third World

关于游击战的看法 on guerrilla warfare

关于伊朗的看法 on Iran

关于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看法 on U.S.Asian policies

关于越战的看法 on Vietnam War

罗斯托，尤金 Rostow, Eugene

罗素，伯特兰 Russell, Bertrand

逻辑学 Logic

洛克尔，鲁多夫 Rocker, Rudolf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洛奇，亨利·卡伯特 Lodge, Henry Cabot

洛威尔，罗伯特 Lowell, Robert

马德里议会（1931年） Madrid Congress(1931)

马尔，大卫 Marr, David

马尔，罗伯特 Meagher, Robert

马夫罗米查利斯，佩特罗斯Mavromichalis, Petros

马科斯，伊梅尔达 Marcos, Imelda

马克汉姆，詹姆斯 Markham, James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作为历史和社会产物的人 humans as product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论巴黎公社 on Paris Commune

异化劳动理论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关于作为闹剧的悲剧 on tragedy as farce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马里奥·洛佩兹·富恩特斯 Lopez Fuentes, Mario

马洛昆·罗哈斯，克莱门特 MarroquinRojas, Clemente

马斯基，埃德蒙 Muskie, Edmund

马斯特 Muste, A. J.

“马蹄铁行动” Operation Horseshoe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马亚圭斯”号事件 Mayagüez incident

麦格罗里，玛丽 McGrory, Mary

麦格韦尔，迈克尔 MccGwire, Michael

麦金利，威廉 McKinley, William

麦卡锡，约瑟夫 McCarthy, Joseph

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麦凯恩，约翰 McCain, John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 MacArthur,Douglas

麦克德谟特，约翰 McDermott, John

麦克罗斯基，保罗 McCloskey, Paul

麦克纳马拉，罗伯特 McNamara, Robert S.

麦克诺顿，约翰 McNaughton, John

麦克唐纳，德怀特 Macdonald, Dwight

麦克维，林肯 MacVeagh, Lincoln

曼德尔鲍姆，迈克尔 Mandelbaum,Michael

曼德拉，纳尔逊 Mandela, Nelson

曼迪拉卡，本尼 Mandalika, Benny

曼斯菲尔德，迈克 Mansfield, Mike

毛姆，萨摩塞特 Maugham, Somerset

毛泽东 Mao Tse-tung

贸易 trade

成本和收益 costs and benefits of

关税保护 tariff protection of

梅厄，果尔达 Meir, Golda

梅尔兹，查尔斯 Merz, Charles

梅克林，查尔斯 Maechling, Charles

梅勒，诺曼 Mailer, Norman

梅特涅，克莱门斯·冯 Metternich,Klemens von

媒体，见“大众媒体”；特定媒体media, see mass media; specific media

美国 United States

与反美主义思想 and anti-Americanism

被忽视的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 disregarded in

因其恐怖主义受到谴责 condemned for terrorism

扩张主义 expansionism of

涉外援助、国际援助 foreign aid

外国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

与全球竞争 and global competition

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Administration

干涉主义传统 interventionist tradition of

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 military aid from

军事开支 military expenditures of

“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of

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ry Strategy of

与《外层空间条约》 and Outer Space Treaty

2000年总统选举 presidential election(2000)

作为流氓超级大国 as rogue superpower

对今后行动的建议 suggestions for furure action

以控制世界为目标 world control as aim of

《美国的石油政策》（1944年）“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美国方式” “American way”

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 U.S. intervention in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美国革命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国际法学会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国际法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 American Professo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APPME)

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 USS Vincennes

美国军舰“亚伯拉罕·林肯”号 USS Abraham Lincoln

美国军舰“自由”号 USS Liberty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United States Army Field Manual

美国难民委员会 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美国内战，战后的权力集中 Civil War,U.S., postwar power concentrations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Grenada, U.S.invasion of

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 U.S.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美国战争罪公民调查委员会 Citizens’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United States War Crimes

美西战争 Spanish-American War

美学理论 aesthetic theory

美洲国家峰会 Summit of the Americas

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AIFLD

美洲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

“门户开放原则” Open Door principle

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 to

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 Wilson corollary to

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ese Seko

蒙卡斯尔，弗农 Mountcastle, Vernon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Mikoyan, Anastas Ivanovich

米尔森，梅纳赫姆 Milson, Menachem

米尔斯海默，约翰 Mearsheimer, John

米勒，史蒂文 Miller, Steven

米勒，朱迪思 Miller, Judith

米洛舍维奇，斯洛博丹 Milosevic Slobodan

米歇尔计划（2001年） Mitchell Plan(2001)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 Mill, John Stuart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 o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主 democracy

可被接受的民主形式 acceptable forms of

资本主义民主 capitalist

民主中的商品选择 choice among commodities in

民主的“危机” “crisis” of

对民主的厌恶 distaste for

在民主中形成的社会政策 form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作为自由相互协定的民主 as free mutual agreements

民主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guarante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民主的局限 limitations of

作为开放社会的民主 as open society

民主中的民众控制 people’s control in

民主中的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y in

民主中的工人角色 role of labor in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民族周刊》 Nation

模仿 imitation

通过模仿进行学习 learning by

与强化 and reinforcement

模拟与模仿 mimicry vs. imitation

摩根索，汉斯 Morgenthau, Hans

摩洛哥 Morocco

莫尔，查尔斯 Mohr, Charles

莫拉莱斯，埃沃 Morales, Evo

莫雷尔，托马斯 Moorer, Thomas H.

莫尼翰，丹尼尔·帕特里克 Moynihan,Daniel Patrick

墨索里尼，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墨西哥Mexico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and

与美国的边境 U.S. border with

慕尼黑类比 Munich, analogy of

穆勒，罗伯特 Mueller, Robert

穆沙拉夫，佩尔韦兹 Musharraf, Pervez

纳粹 Nazis

纳粹暴行 atrocities of

与纳粹进行比较 comparisons with

纳尔逊，布莱斯 Nelson, Bryce

奈尔，阿耶 Neier, Aryeh

奈斯旺格，威廉 Nighswonger, William

南方峰会（2000年） South Summit(2000)

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Mercosur

《南方首脑会议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South Summit

南非 South Africa

对南非的援助 aid to

种族隔离时代 apartheid era in

与武器开发 and weapons development

南京大屠杀 Nanking, rape of

纳赛尔，迦玛尔·阿卜杜尔 Nasser,Gamal Abdel

南美，见“拉丁美洲” South America,see Latin America

南越 South Vietnam

吴庭艳政权 Diem regime in

“自由轰炸区”“ free bombing zones”in

南越的越南共和国 GVN in

无力竞争 inability to compete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 in

南越人民革命党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PRP) in

阮文绍政权 Thieu regime in

美国干涉南越内部事务 U.S.intervention in domestic affairs of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U.S. military action in

作为美国军事基地 as U.S. military base

美国支持南越 U.S. support of

另见“越战” see also Vietnam War

能解决问题的心智机能 problem solving,mental faculty for

尼布尔，雷茵霍尔德 Niebuhr, Reinhold

尼茨，保罗 Nitze, Paul

尼加拉瓜 Nicaragua

选举 election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美国的政策 and U.S. policy

尼克松，理查德 Nixon, Richard M.

“敌人名单” “enemies list” of

与外交政策 and foreign policy

与弹劾 and impeachment

与总统权力 and presidential powers

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水门事件 and Watergate

尼米兹，切斯特 Nimitz, Chester W.

鸟鸣、鸣叫曲调 birds, songs of

牛顿，艾萨克 Newton, Isaac

纽伦堡审判 Nuremberg Tribunal

与反人类罪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由获胜者进行评判的纽伦堡审判 as judgment of victors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秘密文件 secret files of

对空袭保持沉默 silence of, on aerial bombardment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战争罪 and war crimes

与侵略战争 and wars of aggression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关于布尔什维克 on Bolsheviks

关于东帝汶 on East Timo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关于拉丁美洲 on Latin America

与麦卡锡 and McCarthy

关于中东石油 on Middle East oil

关于越战 on Vietnam War

关于水门事件 on Watergate

农业 agriculture

资本密集型 capital-intensive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奴隶制 Slavery

诺西特，伯纳德 Nossiter, Bernard

欧汉隆，迈克尔 O’Hanlon, Michael

欧盟 European Union (EU)

与中国 and China

与伊朗 and Iran

欧文，罗杰 Owen, Roger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帕克森，弗雷德里克 Paxson, Frederic

帕尼尼 Panini

帕侬荣，比里 Phanomyong, Pridi

帕斯特，罗伯特 Pastor, Robert

帕特，吉东 Pat, Gidon

帕特森，罗伯特 Patterson, Robert P.

派尔，梅厄 Pail, Meir

派克，道格拉斯 Pike, Douglas

派克，吉姆 Peck, Jim

潘涅库克，安东 Pannekoek, Anton

庞加莱，儒勒－亨利 Poincaré, Jules-Henri

佩尔马特，内森和佩尔马特，露丝Perlmutter, Nathan and Ruth

佩莱德，马蒂亚胡 Peled, Mattityahu

佩雷斯，西蒙 Peres, Shimon

佩卢蒂埃，费尔南德 Pelloutier, Fernand

皮尔士，查尔斯 Peirce, Charles

贫富差距 wealth gap

平克，史蒂文 Pinker, Steven

平托，豪尔赫 Pinto, Jorge

珀西，查尔斯 Percy, Charles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 Proudhon,Pierre-Joseph

普京，弗拉基米尔 Putin, Vladimir

普劳蒂，弗莱切 Prouty, Fletcher

普里斯特利，约瑟夫 Priestley, Joseph

普林茨，查尔斯 Printz, Charles

77国集团 G-77

齐姆，格蕾斯 Ziem, Grace

祈令 mands

祈令形式 forms of

伪祈令 pseudo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iii,

“契机”，斯金纳的术语 “occasion,”Skinner’s use of term

前南斯拉夫 Yugoslavia, former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见“北约”NATO bombing of, see NATO

联合国特别调查员 UN Special Investigator for

工人议会 workers’ councils in

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

强度 strength

强化强度 in reinforcement

斯金纳的术语使用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 reinforcement

自动自我强化 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

突发情况 contingencies of

有差别的强化 differential

与模仿 and imitation

重要性 importance of

与意图 and intention

间歇强化 intermittent

语言习得中的强化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强化中的强度 strength in

强化理论 theories of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强化程式》（费尔斯特和斯金纳）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 (Ferster and Skinner)

强化刺激，斯金纳的术语 reinforcing stimulus,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事件，斯金纳的术语 reinforcing event,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物 reinforcer

初级强化物 primary

二级强化物 secondary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乔姆斯基，艾弗拉姆·诺姆 Chomsky,Avram Noam

激进主义思想 activism of v,

作品基本主题 basic themes in work of i-v

生平背景 birth and background of v, iv

影响 influence of iv

乔姆斯基，威廉（父） Chomsky,William (father) ii

情感意义 emotive meaning

丘吉尔，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驱力减降 drive reduction

全国教会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一战”以前的全球化 before World War I

与自由贸易协定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国际经济一体化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与工作不稳定性 and job insecurity

与资本自由化 and liberalization ofcapital

与战争可能性 and likelihood of war

“宇宙的主人”与全球化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and

与太空军事化 and militarism of space

与国家安全豁免权 and national security exemptions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neoliberal

民众反对全球化 public opposition to

全球化中的短期投机性资本 short-term speculative capital in

与稳定 and stability

真正的全球化计划 true program of

与美国的商业利益 and U.S.commercial interests

与贫富悬殊 and wealth gap

饶戴维 Rowe, David N.

人权 human rights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人、人类 humans

人类的创造性选择 creative choices of

发展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s of growth

与环境主义 and environmentalism

人类的限度 limitations of

心智发展 mental development of

道德评判 moral judgment of

计数能力 number faculty of

作为自然界一部分 as part of natural world

身体成长physical growth of

人类的视觉官能 visual faculty of

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认知进化 cognition, evolution of

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

任选规则 optional rules

日本 Japan

与中国 and China

来自日本的竞争 competition from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in

与帝国 and empire

日本的能源 energy resources in

与大区域 and Grand Are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以新秩序为目标 New Order as goal of

与太平洋战争 and Pacific war

与珍珠港 and Pearl Harbor

《日内瓦协议》 Geneva Accords

入侵苏伊士运河（1956年） Suez invasion (1956)

阮庆将军 Khanh, General

阮文绍 Nguyen Van Thieu

瑞登奥尔，罗纳德 Ridenhour, Ronald L.

萨达特，安瓦尔 Sadat, Anwar

萨德尔，穆克塔达，Sadr, Muqtada al-

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选举 election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报纸 newspapers in

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萨尔瓦多的《人民纪事报》 La Crónica,El Salvador

萨夫兰，纳达福 Safran, Nadav

萨拉戈萨议会（1936年） Saragossa Congress (1936)

萨义德，爱德华 Said, Edward

塞尔维亚 Serbia

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in

与科索沃 and Kosovo

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NATO bombing of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塞拉西，海尔 Haile Selassie

赛明顿，斯图尔特 Symington, Stuart

三边委员会 Trilateral Commission

沙哈克，伊斯雷尔 Shahak, Israel

沙尔平，鲁道夫 Scharping, Rudolf

沙龙，阿里埃勒 Sharon, Ariel

沙米尔，伊扎克 Shamir, Yitzhak

沙漠风暴行动 Desert Storm

沙泼林，罗伯特 Shaplen, Robert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英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 British interest in

与中国 and China

沙特阿拉伯法赫德计划 Fahd Plan of

法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 French interest in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日本 and Japan

沙特阿拉伯石油 oil in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 U.S.influence in

沙特，伊本 Ibn Saud

山下奉文将军 Yamashita, General

《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社会秩序观 vision of

社会主义 socialism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议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 in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 Engels’s vision of

与劳动 and labor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革命社会主义 revolutionary

洛克尔的社会主义观 Rocker’s vision of

国家 state

社会主义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涉外援助法案》（2000） Foreign Aid Bill (2000)

身体 body

身体的概念 concept of

与接触机械论 and contact mechanics

心智－身体问题 mind-body problem

身体的物理世界 physical world of

神经生理学 neurophysiology

神力介入 divine intervention

“神奇的祈令”，斯金纳用语 “magical mands,” Skinner’s use of phrase

生物恐怖主义 bioterrorism

圣约之子会 B’nai Brith

施莱辛格，亚瑟：Schlesinger, Arthur

关于猪湾事件的看法 on Bay of Pigs

关于人权的看法 on human rights

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看法 on U.S.invasion of Iraq

关于越战的看法 on Vietnam War

施佩尔，阿尔伯特 Speer, Albert

施特恩赫尔，泽尔夫 Sternhell, Ze’ev

施瓦布，克劳斯 Schwab, Klaus

石油 oil

亚洲能源安全网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东帝汶石油 in East Timor

伊朗石油 in Iran

中东石油 in Middle East

“美国的石油政策”（1944年）“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石油价格 price of

《红线协定》（1928年） Red Line agreement (1928)

沙特石油 in Saudi Arabia

美国控制石油的要求 U.S. quest for control of

委内瑞拉石油 in Venezuela

食品换和平 Food for Peace

史迪威，约瑟夫 Stilwell, Joseph

史蒂文森，阿德莱 Stevenson, Adlai E.

史密斯，盖蒂斯 Smith, Gaddis

史密斯，理查德 Smith, Richard

史汀生，亨利 Stimson, Henry L.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 Davos meeting of

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民意调查 public poll of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讲话（2002年）World Social Forum (WSF), opening address (2002)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与玻利维亚 and Bolivia

与东亚 and East Asia

与印度 and India

与劳动力市场 and labor market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视觉研究 vision, study of

舒尔茨，乔治 Shultz, George

舒奇，奥古斯丁 Souchy, Augustin

水门（事件） Watergate

思想控制 thought control

思想物质 thinking substance

斯伯克，本杰明 Spock, Benjamin

斯大林，约瑟夫 Stalin, Joseph

斯大林主义 Stalinism

斯蒂格利兹，约瑟夫 Stiglitz, Joseph E.

斯金纳 Skinner, B. F.

《有机体的行为》 Behavior of Organisms

斯金纳的实验限制 experimental limitations of

斯金纳的外推法 extrapolation by

结果不一致 inconsistency of results

斯金纳术语使用不一致 inconsistent use of terms by

斯金纳的解释空间 latitude of interpretation by

关于条件作用法则的观点 on law of conditioning

有关学习的观点 on learning

《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斯考克罗夫特，布伦特 Scowcroft,Brent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斯特劳，杰克 Straw, Jack

斯特劳特，理查德 Strout, Richard

斯特林，克莱尔 Sterling, Claire

斯通，I. F. Stone, I. F.

苏哈托 Suharto

苏联 Soviet Union

被苏联侵略的阿富汗 Afghanistan invaded by

在冷战期间的苏联 in Cold War

苏联解体 collapse of

苏联在东欧 in Eastern Europe

作为“邪恶帝国”的苏联 as “Evil Empire”

与国际秩序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绥靖的危险 appeasement, danger of

随附性 supervenience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 Solzhenitsyn,Alexander

索法尔，亚伯拉罕 Sofaer, Abraham

索摩查·德瓦伊莱，安纳斯塔西奥Somoza Debayle, Anastasio

索普， W. H. Thorpe, W. H.

索绪尔的任意性 Saussurean arbitrariness

太空军事化 space, militarization of

泰国军事政变 Thailand, military coup in

泰勒，麦克斯韦尔 Taylor, Maxwell

泰勒，泰尔福德 Taylor, Telford

关于侵略战争的看法 on aggressive war

与纽伦堡标准对越战的适用性 and applicability of Nuremberg standards to Vietnam War

关于越战成因的看法 on causation of Vietnam War

关于越战合法性的看法 on legitimacy of Vietnam War

与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Tribunal

关于知识分子阶层责任的看法 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lligentsia

与纽伦堡对空袭表示的沉默 and“silence of Nuremberg” on aerial warfare

关于战争罪的看法 on war crimes

汤普森，达西 Thompson, D’Arcy

特雷，威廉 Turley, William S.

特里加斯基斯，理查德 Tregaskis,Richard

特鲁希略·莫利纳，拉斐尔·莱昂尼达斯 Trujillo Molina, Rafael Leónidas

提尔曼，赛斯 Tillman, Seth

天然的好奇心 inquisitiveness, natural

条件作用 conditioning

条件作用法则 law of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巴普洛夫的条件作用 Pavlovian

从感觉到感觉的条件作用 sensory-sensory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条件作用法则 law of conditioning

廷伯根，尼古拉斯 Tinbergen, Nikolaas

通过观察进行学习 observation, learning by

通过教育进行的自我实现 education,self-fulfillment via

“同义关系”，斯金纳的术语使用“synonymy,” Skinner’s use of term

统一 unification

语言上的统一 of language

各种科学的统一 of sciences

图尔基，法瓦兹 Turki, Fawaz

图灵，艾伦 Turing, Alan

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TRB专栏（理查德·斯特劳特） TRB(Richard Strout)

土耳其 Turkey

冷战期间的土耳其 Cold War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在土耳其被屠杀的库尔德人 Kurds decimated in

在土耳其的北约基地 NATO bases in

与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and NATO bombing of Serbia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 U.S.military aid to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德 Tocqueville,Alexis de

托兹纳，雅克 Torczyner, Jacques

瓦茨，戴维 Watts, David

瓦尔特，胡安 Huarte, Juan

瓦莱里亚尼，理查德 Valeriani, Richard

外交关系委员会，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in Africa

外交政策中的权力集中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关注 concern for democracy in

与共谋论 and conspiracy theory

公司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corporate influence on

国家罪行与官方敌人的罪行 crimes of the state vs. crimes of official enemies

与国内社会结构 and domestic social structure

对外交政策的实证研究 empirical inquiry into

行政决策 executive decision making

与大区域规划，见“大区域” and Grand Area planning, see Grand Area

与知识分子阶层 and intelligentsia

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见“拉丁美洲” in Latin America, see Latin America

与军事化国家部门 and militarized state sector

与国家目的 and national purpose

与石油，见“石油” and oil, see oil

“二战”后 post-World War Ⅱ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与国家审查 and state censorship

对不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对越南的外交政策，见“越南”和“越战” in Vietnam, see Vietnam;Vietnam War

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原则 Wilsonian principles of

《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 Outer Space Treaty (1967)

万内马，阿勒耶 Vennema, Alje

万尼，约翰·保罗 Vann, John Paul

万斯，塞勒斯 Vance, Cyrus

危地马拉 Guatemala

土地改革 agrarian reform in

1954年被入侵 invasion of (1954)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威尔，弗雷德 Weir, Fred

威尔格诺德，让－罗杰 Vergnaud, Jean-Roger

威尔逊，E. O. Wilson, E. O.

威尔逊，达格玛 Wilson, Dagmar

威尔逊的和平原则 Wilsonian peace principle

威尔逊，理查德 Wilson, Richard

威尔逊，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威廉斯，威廉·阿普曼 Williams,William Appleman

威廉姆森，查德 Williamson, Richard

威廉姆斯，伊恩 Williams, Ian

威塞尔，埃利 Wiesel, Elie

威斯特摩兰，威廉 Westmoreland,William

威斯汀，亚瑟 Westing, Arthur

韦斯特，理查德 West, Richard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韦尔斯，萨姆纳 Welles, Sumner

维瑟提尔，里昂 Wieseltier, Leon

委内瑞拉 Venezuela

与古巴 and Cuba

选举 elections in

与南方共同市场 and Mercosur

委内瑞拉石油 oil in

与地区协议 and regional agreements

美国未能推翻委内瑞拉政府 U.S.failure to overthrow government in

温特，罗杰 Winter, Roger

文本行为 textual behavior

“稳定”，术语使用 “stability,” use ofterm

沃尔夫，查尔斯 Wolf, Charles

伯纳姆，沃尔特·迪安 Burnham, Walter Dean

沃尔兹，肯尼斯 Waltz, Kenneth

沃克，爱德华 Walker, Edward

沃森，托马斯 Watson, Thomas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anarchosyndicalists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作为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as anti-capitalist

与布尔什维克 and Bolsheviks

摧毁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de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in

盖林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Guérin on

19世纪与20世纪的无政府主义 of nineteenth vs. twentieth century

与“红色官僚主义” and “red bureaucracy”

无政府主义的恢复 rehabilitation of

与革命 and revolution

与社会主义 and socialism

无政府主义中的工人管理 worker control in

吴丹 U Thant

吴庭艳 Ngo Dinh Diem

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五一”节 May Day

西班牙革命 Spanish Revolution

西班牙内战 Spanish Civil War

西非 West Africa

西贡，见“南越” Saigon, see South Vietnam

西蒙诺夫斯基，艾尔西 Simonofsky,Elsie ii

希尔加德，E. R. Hilgard, E. R.

希尔斯曼，罗杰 Hilsman, Roger

希夫，泽夫 Schiff, Ze’ev

希戈公司 CITGO

希汉，尼尔 Sheehan, Neil

希腊 Greece

英美干涉希腊 British and U.S.interventions in

冷战中的希腊 Cold War in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在希腊的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in

在希腊的美国公司 U.S. corporations in

希罗，迪利普 Hiro, Dilip

希姆莱，海因里希 Himmler, Heinrich

希普曼，芭芭拉 Shipman, Barbara

希特勒，阿道夫 Hitler, Adolf

“9·11”袭击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炭疽病毒攻击 and anthrax attacks

与美国公民的民权 and civil rights of U.S. citizens

“9·11”袭击的无辜受害者 innocent victims of

“9·11”袭击的长期后果 longer-term consequences of

对“9·11”袭击的正确反应 proper reactions to

由“9·11”袭击产生的问题questions arising from

“9·11”袭击的原因 reasons for

“9·11”袭击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for

与美国的军事主义 and U.S. militarism

与“恐怖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与机会之窗 and window ofopportunity

夏里特，摩西 Sharett, Moshe

显现论 emergence thesis

相似性 similarity

香农，威廉 Shannon, William V.

象征指涉 symbolic reference

肖克罗斯，威廉 Shawcross, William

效果律 law of effect

谢尔顿，亨利 Shelton, Henry

谢林，托马斯 Schelling, Thomas

谢斯起义（1786年） Shays’s Rebellion(1786)

心灵主义 mentalism

心灵主义描述 mentalistic description

心智－大脑思考 mind-brain considerations

心智－身体思考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心智 mind

传统的心智理论 classical theory of

关于心智的经验主义传统 empiricist tradition of

心智模块 modularity of

新柏拉图主义者 Neoplatonists

“新边疆” New Frontier

《新共和》 New Republic

新时代 new era

《新闻周刊》 Newsweek

新政 New Deal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新左派 New Left

《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行动奇迹” Operation Miracle

行为 behavior

与注意力 and attention

行为的性质 characteristics of

行为的认知视角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有机体对行为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控制变量 controlling variables of

研究定义 definitions in study of

涉及的因素 factors involved in

辨识单位 identifying the unit of

心智－身体方面 mind-body aspects of

行为观察 observation of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行为模式 patterns of

行为预测 prediction of

行为强化 reinforcement of

产生行为 shaping of

斯金纳的行为描述框架 Skinner’s framework for description of

行为的刺激（作用） stimulation of

文本行为 textual

无法被验证的行为法则 untestable laws of

言语的，见“语言行为” verbal, see verbal behavior

行为心理学 behaviorist psychology

行为心理学中的术语定义 definitions of terms in

与人类心智机能 and human mental faculties

与语言 and language

性别歧视 sexism

匈牙利 Hungary

休谟，大卫 Hume, David

休斯，斯图尔特 Hughes, Stuart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叙利亚 Syria

学生运动 student movement

学习 learning

有机体对学习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驱力减降 drive reduction in

依据经验学习 by experience

一般性学习理论 general theory of

与模仿 and imitation

学习中的信息处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先天的学习倾向 innate dispositions toward

潜在学习 latent

模块化的学习观点 modular view of

学习动机 motivation for

依据观察的学习 by observation

学习中的强化 reinforcement in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亚克维，伽得 Yaakovi, Gad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洲Asia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in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in

大区域原则 Grand Area principle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民族主义革命 nationalist revolutionsin

亚洲的“新秩序” “new order” in

大米饥荒 rice famines in

与“烂苹果理论” and “rotten apple theory”

亚洲的安全 security of,

在亚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in

在亚洲的美国军事基地 U.S. military bases in

美国对亚洲政策 U.S. policies in

亚洲能源安全网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复杂性 complexity of

控制变量 controlling variables of

对言语行为的功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of

对言语行为的预测 prediction of

斯金纳对言语行为的描写体系Skinner’s system for description of

言语行为的单位 unit of

《言语行为》（斯金纳） Verbal Behavior(Skinner)

“盐焗坚果现象” “salted-nutphenomenon”

“厌恶控制”，斯金纳的用语 “aversive control,”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叶斯柏森，奥托 Jespersen, Otto

伊肯伯里，约翰 Ikenberry, John

伊拉克 Iraq

作为实验品 as experiment

与伊朗 and Iran

在伊拉克受到袭击的库尔德人 Kurds attacked in

入侵科威特 Kuwait invaded by

劳工运动 labor movement

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Osirak nuclear reactor in

与预防性战争 and preventive war

与民意 and public opinion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 and WEF meeting, Davos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nd WMD

伊朗 Iran

与中国 and China

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伊朗政变 CIA-backed coup in

冷战中的伊朗 Cold War in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核能力 nuclear capability of

伊朗石油 oil in

与预防性战争 and preventive war

与地区安全 and regional security

美国袭击伊朗 U.S. attacks on

美国的安全问题 U.S. security issues in

伊朗的沙阿政权，见“巴列维，礼萨·沙阿” Shah of Iran, see Pahlavi,Reza Shah

伊斯兰教 Islam

以色列 Israel

与非洲 and Africa

阿以冲突 Arab-Israeli conflict(s)

与亚洲 and Asia

以色列的审查制度 censorship in

与反人道罪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以色列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David and Goliath” legend of

迪莫纳核反应堆 Dimona nuclear reactor

对以色列的外国援助 foreign aid to

入侵黎巴嫩 invasion of Lebanon

与伊朗 and Iran

基布兹 kibbutzim of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媒体对以色列的报道 media coverage of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被占领地区 occupied territories

与巴勒斯坦 and Palestine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and PLO

以色列激进民族主义分子 radical nationalism in

与“存在的权利” and “right to exist”

以色列的附带业务 subsidiary servicesof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对美国设施进行的恐怖袭击 terrorist attacks on U.S. facilities by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援助以色列 U.S. aid to

与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 and U.S.“Israeli lobby”

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U.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美国在以色列的战略利益 U.S.strategic interests in

犹太复国主义者 and Zionists

义务兵役 selective service

异化问题 alienation, problems of

意大利 Italy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北非 and North Africa

“一战”后 post-World War I

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终结 end of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 Marxist analysis of

术语使用 use of term

意识整体性 unity of consciousness

意义 meaning

认知意义与情感意义 cognitive vs.emotive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意志与行为 volition, and behavior

“因物知觉语”，斯金纳的术语使用“tacts,” Skinner’s use of term

音位系统 phonemic systems

音系学 phonology

印度 India

与亚洲能源安全网 and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英国攻占印度 British conquest of

与中国 and China

印度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入侵东巴基斯坦 invasion of East Pakistan

印度的核武器 nuclear weapons of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人权记录 human rights record of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军事政变 military coup in

作为美国的附庸国 as U.S. client

印度支那 Indochina

法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 French war in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与“烂苹果理论” and “rotten apple theory”

美国干预印度支那 U.S. intervention in

另见“柬埔寨”；“老挝”；“越南”；“越战” see also Cambodia; Laos;Vietnam; Vietnam War

印刻 imprinting

“应答性行为”，斯金纳的术语“respondents,” Skinner’s use of term

英国 Britain

与阿富汗 and Afghanistan

英国的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帝国 and empire

英国革命（17世纪） English revolution (17th century)

调查自由 freedom of inquiry in

与自由贸易 and free trade

与希腊 and Greece

与印度 and India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红色高棉 and Khmer Rouge

与租借援助 and Lend-Lease aid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与“二战” and World WarⅡ

英国共产党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用动物行为学方法研究语言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由经验设定的边界条件 experience,boundary conditions set by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犹豫停顿 hesitation pauses

有差别的强化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有关朝鲜的美国空军报告（1953年）Air Force, U.S., report on Korea (1953)

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1965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Vietnam(1965)

《有机体的行为》（斯金纳） Behavior of Organisms (Skinner)

与事实有关的论点 factual thesis

宇宙机械论 mechan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语法 grammar

与认知革命 and cognitive revolution

与语言能力 and competence

语法构建 construction of

功能范畴 functional categories of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语法的不充分 inadequacies of

局限 limitations of

具体（语法） particular

规则 rules of

科学语法 scientific

结构主义语法 structuralist

实义范畴 substantive categories of

系统 systems of

转换规则 transformational rules of

类型不同的结构 typologically varied constructions

普遍语法 universal

语言 language

抽象格理论 abstract case theory

习得 acquisition of

与类推 and analogy

发声－感知系统 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

基本属性 basic properties of

与行为心理学 and behaviorist psychology

遗传的语言天赋、作为生物天赋的语言 biological endowment of

语言中的成分统领 c-command in

与认知革命 and cognitive revolution

与交际或交流 and communication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in

概念－意向系统 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

概念自然性 conceptual naturalness in

创造性过程 creative processes of

语言的笛卡尔问题 Descartes’s problem of

描写充分性 descriptive adequacy of

离散无限性 discrete infinity of

移位属性 dislocation property of

移位属性 displacement property of

语言要素 elements of

用动物行为学方法研究语言ethological approach to

语言的进化 evolution of

解释充分性 explanatory adequacy of

相关的外部世界 external world related to

修辞用法 figurative use of

与自由 and freedom

自由表达 free expression of

功能视角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所满足的一般条件 general conditions satisfied by

基因因素 genetic aspects of

与人的大脑 and human brain

与人的认知 and human cognition

人拥有语言 human possession of

洪堡论语言 Humboldt on

与观念 and ideas

内化语言 I-language

作为语言属性的屈折音变 inflection as property of

内部语言 inner speech

语言的接口层面 interface levels of

内化语言 internalized

可读性条件 legibility conditions of

词库 lexicon of

机制 mechanisms of

与心智－身体思考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最简方案 Minimalist Program of

作为心智的镜子 as mirror of the mind

语言的个体发生 ontogenesis of

起源 origin of

作为输出的语言 as output

语言中的参数设定 parameter setting in

语言的完美性 perfectibility of

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of

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音系学和语音学 phonology andphonetics of

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of

原则与参数模式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P&P) model

语言的产出 production of

语言属性 properties of

冗余原则 redundant principles of

语义属性 semantic properties of

语言研究 study of

与随附性 and supervenience

象征指涉 symbolic reference in

与句法 and syntax

句法－形态的分离 syntax-morphology divide in

作为思维表达系统 as system for expressing thought

理论构建 theory construction of

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 theory-internal measure of simplicity

语言上的统一 unification of

“不可学习的” “unlearnable”

语言的使用 uses of

语言变异 variations in

语言的原则与参数模式 principles-and-parameters (P&P) model of language

语言机能 language faculty

结构 architecture of

不完美之处 imperfections of

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 of

接口层面 interface levels of

作为语言器官 as language organ

语言习得装置 language acqusition device(LAD)

语言学 linguistics

创造性过程 creative processes of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与普遍语法 and universal grammar

语言学理论 linguistic theory

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有机体对语言运用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天生的结构 inborn structure in

语言运用 of language

与成熟 and maturation

语音表征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约旦与巴勒斯坦 Jordan, and Palestine

约翰斯敦钢铁厂罢工（1937年）Johnstown steel strike (1937)

《论自由》 On Liberty

约翰逊，查尔默斯 Johnson, Chalmers

约翰逊，林登 Johnson, Lyndon B.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越共 Vietcong

对越共的军事袭击 military attacks on

人数 numbers of

针对越共的绥靖计划 pacification program for

政治结构 political structure of

民众支持 popular support of

美国拒绝承认越共 U.S. refusal to recognize

越南 Vietnam

入侵柬埔寨 Cambodia invaded by

联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of

毁坏越南的庄稼 crop destruction in

政府 government of

民族主义运动 nationalist movement of

与联合国 and UN

统一 unification of

美国援助越南 U.S. aid to

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

“越南综合征” “Vietnam syndrome”

越战 Vietnam War

越战的可能性结局 alternative endings in

反战抗议 antiwar protests iv,

越战暴行 atrocities in

与中国 and China

1972年圣诞节轰炸 Christmas bombing (1972)

成本、代价 costs of

与信任隔阂 and credibility gap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未知的死亡人数 death toll unknown in

与多米诺理论 and domino theory

关于越战的政府宣传 government propaganda about

被重写的越战史 history of rewritten

顺化屠杀 Hue massacre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建和省屠杀 Kien Hoa massacre

得不到民众支持的越战 lack of popular support for

越战的教训 lessons of

“马亚圭斯”号事件 Mayagüez incident

失踪的人或士兵 MIAs in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美莱村屠杀 My Lai massacre

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 in

适用于越战的纽伦堡标准 Nuremberg standards applied to

章克申城行动 Operation Junction City

“快速行动”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和谈 peace negotiations in

与五角大楼文件 and Pentagon Papers

普魁村屠杀 Phuqui massacre

有关越战的“泥沼假设” “quagmire hypothesis” about

难民 refugees of

知识分子在越战期间的责任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作为革命人民战争 as revolutionary people’s war

秘密文件 secret files of

美山屠杀 Son My massacre

春节攻势 Tet offensive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在越战期间的轰炸 U.S. bombing in

与美国经济 and U.S. economy

美国升级越战 U.S. escalation of

美国在越战中失败 U.S. failure in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国的目标 U.S. goals in

作为“美国实验室” as U.S.“laboratory”

与美国政治 and U.S. politics

美国拒绝对越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U.S. refusal to permit politicalsettlement of

美国退出越战 U.S. withdrawal from

越战中的战争罪 war crimes in

越战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冬日士兵调查团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造句，语法 composition, grammatical

《增强国内安全法案》（2003） Domestic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2003)

扎伊尔 Zaire

詹宁斯，弗朗西斯 Jennings, Francis

战争 war

打击更加弱小的敌人的战争 against much weaker enemies

侵略战争 aggressive

与生物恐怖 and bioterror

摧毁世界的能力 capability of global destruction

阶级 class

集权与战争 concentrated power and

欧洲的战争 European

战争可能性 likelihood of

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 between nation-states

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代理人战争 proxy

民众反对战争 public opposition to

战争罪 war crimes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与纽伦堡 and Nuremberg

战争罪的操作性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属于战争罪的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 as

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 in Vietnam

战争罪责 war guilt

珍珠港 Pearl Harbor

真相 truth

不顾真相 disregard for

学说与真相 doctrine vs

历史视角上的真相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与谎言 and lies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寻找真相 search for

真主党 Hezbollah

政府 governments

无政府主义者解散政府 anarchist dismantling of

政府的专权 arbitrary power of

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镇压性的政府 repressive

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 CREEP(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

知识分子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学术圈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in academic circles

对亚洲（问题） in Asia

在冷战期间 in Cold War

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 in 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ideology

建立民主（机构） in democracy building

全球事务中的“专家知识” and“expert knowledge” in world affairs

揭露谎言 to expose lies

在外交政策中 in foreign policy

与伊朗Iran and

与以色列 Israel and

在肯尼迪政府中 in Kennedy administration

与大众媒体 mass media vs.

“以政策为中心”和“以价值观为中心” “policy-oriented” vs. “value-oriented”

在抗议活动中 in protest movements

道出真相 to speak the truth

与对权力的屈从 and subordination to power

揭露宣传（真相） to uncover propaganda

在不发达国家 in underdeveloped world

与动用武力 and use of force

与美国的扩张主义 U.S. expansionism and

与美国的“权力意志” and U.S. “will to power”

与越战 Vietnam War and

在贫富悬殊情况下 in wealth gap

书写历史 to write history

智利 Chile

与中国 and Chin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美国对智利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中东 Middle East

阿以冲突 Arab-Israeli conflict

阿拉伯民主主义情绪 Arab nationalism in

沙漠风暴行动 Desert Storm in

石油 oil in

和平谈判 peace negotiations for

美国快速部署部队 U.S.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see also specific nations

中国 China

与智利 and Chile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中国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 in

中国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与欧盟 and EU

与印度 and India

与伊朗 and Iran

日本侵略中国 Japanese aggression in

在中国的传教士 missionaries in

与石油 and oil

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 opium wars in

与沙特阿拉伯 and Saudi Arabia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中国事件” “China incident”

中立 neutralization

南越的中立立场 of South Vietnam

术语使用 use of term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团结运动 solidarity movement in

另见“拉丁美洲” see also Latin America

中央情报局 CIA

在柬埔寨 in Cambodia

在伊朗 in Iran

在老挝 in Laos

种族主义 racism

重庆大轰炸 Chungking, bombing of

猪湾 Bay of Pigs

注意力和行为 attention, and behavior

专家崇拜 expert, cult of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无政府主义与资本主义 anarchism vs.

与竞争 and competition

公司（资本主义） corporate

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投资者权利 investor rights in

局限 limitations of

宏观经济措施 macroeconomic measures

与军事化国家 and militarized state

掠夺式的（资本主义） predatory

与生产 and production

国家 state

与技术 and technology

不受约束的 unrestrained

与雇佣劳动 and wage labor

资本主义民主 capitalist democracy

劳工 labor in

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 resource constraint and demand constraint in

稳定 stability of

自动自我强化 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s

自我实现 self-fulfillment

自我完善能力 self-perfection, faculty of

自由 freedom

自由意识 consciousness of

必要性与自由的矛盾 contradiction of necessity and

与语言 and language

自由的成熟 maturity of

与哲学 and philosophy

自由问题 problems of

与财产 and property

卢梭论自由 Rousseau on

精神自由 of the spirit

思想自由 of thought

自由的价值 value of

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socialism

宗教原教旨主义与以色列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Israel

租借项目 Lend-Lease

佐格比，詹姆斯 Zogby, James

作为“第二超级大国”的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 as “second superpower”

作为祈令的命令 commands, as mands

作为祈令的祈祷 prayer, as mand

美国总统制 presidency, U.S.

不受法律限制 a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law

权力集中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与弹劾 and impeachment

作为祈令的问题 questions, as mands

作为祈令的要求或请求 requests, as mands

译后记

诺姆·乔姆斯基是当今学术界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既是富有独创探索精神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又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异见者、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派代表。早在1990年代，他就成了健在的论文被引次数最多的人。乔姆斯基所获称号无数，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知识分子之一”“美国人的良心”“永远的异见者”“真正的人民英雄”等。当然，他也招致过无数非议，有人指责他狂妄自大、哗众取宠，受其笔伐的政客也公开回击。然而，迄今为止，任何质疑和打击乔姆斯基的尝试似乎都很难与他的理论和知识体系相匹敌，尤其无法超越其浩瀚翔实的引证、敏锐超脱的思维和热情不倦的斗志。2010年8月，乔姆斯基到访我国，受邀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演讲，得到了国内学界的热情欢迎。

本书英文版以发表和出版时间为顺序，收录了乔姆斯基在1959—2007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演讲文稿、著作序言和章节等内容。为便于读者阅读，中文版调整了篇目的呈现方式，分别以“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论美国政治与外交”和“语言与心智”为主题，将全书划作三个部分，更加凸显乔姆斯基在政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贡献。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内容均涉及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内政外交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乔姆斯基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交织在一起，并非泾渭分明。在第三部分，尤其在《语言与自由》一文中，乔姆斯基将语言研究与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不只局限于语言学理论。这种内在联系无疑也是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某种隐性注解：他的一致性从来都是基于对人类天性和潜质的探索，尤其是对人类正义的追求。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和其他霸权政府的批评一向不吝言辞，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戳穿谎言、说出真理的洞察力以海量的文献、史实、事实和数据为支撑，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推导结论或验证宣认，堪称学术界典范。他无情揭穿现代媒体操控言语制造幻想的伎俩，时刻追索当权者所犯下的罪责，拷问盲从者的良心并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本书谈论越南战争的章节甚多，最打动人心之处当属乔姆斯基字里行间为几百万无辜的越南平民百姓发出的声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一词的英文“intellectual”以名词和形容词形式在原著中多次出现，究其内涵自然无法与“知识”或“知道”完全对等。在我看来，“intellectual”一词强调个人乃至群体经过不懈地智力投入，通过阅读、思考、讨论和实践最终达到的理性状态，或指这样的人或群体。到此境界，其实并不容易。而从这种意义上看，乔姆斯基完全值得“知识分子”的称号。

本书于2015—2018年断续翻译完成，几经波折和等待，终获佳音。可以说，译一书，晓知人情和学问。乔姆斯基塑造了与他千万里之遥的我。他的语言风格自成一体，逻辑严丝合缝，句型层级复杂，反讽曲折巧妙，绝非“优美流畅”等词所能概括。无论作为译者还是读者，在阅读乔姆斯基时，恐怕都需充分调集智力和知识储备，久思推敲，吃力感在所难免。在翻译过程中，我无数次锤炼对英语语言机制的认知，求教解惑时获得了许多同事、朋友、学生乃至家人的支持，备感温暖，惜无法逐一致谢，将会常记此情。译文的缺陷和不足，皆归于我，也恳请读者指正。本书的两位编辑贾忠贤和曹迪辉，分别是80后和90后年轻人，他们的文字功底和职业素养远在我之上。每每交流，我都惊叹于年轻一代受益于国家发展的全面提升，这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本书的巨大体量和深邃思想在过去数年中不断挑战、磨砺着我的耐力、智力和精神世界，训导我凡事要从不足、不够的当下条件开始，相信自己、与自己对话，打通所学、常思不怠。

2020年夏秋之际，我拿起书稿校对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社会形势和个人生活都经受了巨大挑战。九十余岁的乔姆斯基仍就疫情、世界形势乃至语言研究接受采访或参加在线研讨，强调政府和个人在面对困境时所承担的责任。在重读书稿和有幸聆听乔姆斯基发言时，我无数次深切感受到他所传递的力量，正如安东尼·阿诺夫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乔姆斯基的言语所具有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这是一种永久的、希望的力量。

李　梅

2021年夏

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