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跋

谨以此书——

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纪念这个时代所有的开拓者

祭奠这个时代所有的牺牲者

呼唤这个时代所有的后继者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曰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隹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凌志军文集

变化 ——1990～2002年中国实录

沉浮 ——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

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合著）

呼喊 ——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合著）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中国的新革命 ——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联想风云

追随智慧 ——中国人在微软

成长 ——微软小子的教育（又名《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封面一

封面二

总序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 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 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凌志军

2008年4月20日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引言

1978年初的北京，寒风凉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好今天这样堵塞。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黯谈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临。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10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等热烈的场面啊！各种版本的“四人帮”被擒内幕，激动着千千万万颗心。成了人们砌夜议论传播的话题；

人们游行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部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过于白话，但还有谁来得及计较它的艺术性呢，“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老百姓都觉得这正好表达了积之已久的愤恨；

各种演唱会上最受欢迎的歌是《祝酒歌》，借此倾吐胜利的喜悦；

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快感；

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火。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大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

逮捕“四人帮”之后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个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请浏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报刊的社论题目：《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毛泽东逝世之前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成了各报刊反复宣传的话题，家喻户晓……

10月24日，北京晴空灿烂。百万军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胜利。

著名教授闻家驷赋诗道：“主席遗志，后继有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老作家茅盾也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

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

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过分热情的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文章说：“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的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

“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这就很自然地触及到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锗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粉碎“四人帮”，阴魂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修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他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士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板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6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革”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达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这种情形，与林彪事件之后爆发的批左与批右之争极为相似。

以挥动“红宝书”，提倡“四个第一”“早请示、晚汇报”，大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闻名的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身死异国。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批林彪的极左。

同月，周恩来对《人民日报》领导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混乱。

但是，周恩来的主张，遭到“四人帮”坚决反对。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他们要求批判林彪的极右。

个中原因很简单：“四人帮”与林彪一样，都是靠极左上台的。你批判极左，岂不是批到“四人帮”头上？批极右，自然可以保护和发展极左。

分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一锤定音。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左，是极右？是极右。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周恩来失败的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极左。批极左，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吗？

批判林彪“极右”的结果，是越批越左。极左思潮更上一层楼。

历史再度重演。在华国锋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社论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右”，除了当时极左思潮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高峰的形势下，被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推举上台的。他获得的位置和利益与极左血肉相连。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左”的路线和方针。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努力维护“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还嫌姚文元不“左”

在华国锋等人主导下，当时很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使用的话语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模式，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散发着浓烈的“左”的气味。

《文汇报》1976年10月21日发表一篇揭批“四人帮”的文章说，“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发表文章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

更为奇特的，是嫌姚文元不“左”。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6日发表解胜文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阶级斗争“终结”论》。该文揭露说姚文元年轻的时候，曾经写文章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也有低潮终结的时候，这说明姚文元是个右派。这样的批判暗示什么呢？当然是要把阶级斗争搞得更加激烈。

这些现象说明，批判“极右”的结果，是极左思潮在社会上继续泛滥流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继续荼毒中国，是中国人民继续蒙受愚弄，无法清醒和前进。

但是，华国锋批“极右实质”的主张，在实际贯彻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帮”本来就是极左。随着揭批运动深入，势必要摆脱“批极右”的轨道，触及“四人帮”的极左。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撰写的《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一文，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制生产的“左”的谬论，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批判组的《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帮”的封闭主义，说：“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有的文章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

这都是揭批“四人帮”的极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在冲破重重限制的过程中，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做一篇悼词？”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口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至于邓小平复出，同样为华国锋不能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周，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当然不能按照“四人帮”那一套批，要按中央四、五号文件搞。

华国锋在1976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议论，为毛泽东错误决策辩护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1977年1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

这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围绕着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党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曾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李先念在1977年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

“抓纲治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总揽全局的政治纲领。

它的雏形，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的1977年元旦社论提出来的。

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乘胜前进》。

社论说：“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抓纲治国”这四个字的纲领正式形成，是在同年2月7日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当中。

这篇社论还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贡献”可谓大矣。关于“两个凡是”，下一节专讲。这里先厘清“抓纲治国”一事。

社论首先抬出毛泽东，说：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多次讲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所举毛泽东的活，和“阶级斗争是纲”是一个意思。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与对象。那么现在呢？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社论接着简略他说了说“治国”：“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

然后，社论号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我们的步调统一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重要评论《抓纲治国》，阐述“抓纲治国”的理论根据。文章说：

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毛主席就是抓住这个主题，这个纲，领导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纲治国”的“左”倾倾向，跃然纸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华国锋还是要照样干下去。

“两个凡是”出台

如前所述，华国锋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对付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提出的。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

经华国锋批准，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社论内文所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字体要大。

北京其它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全国其它报纸随即也以同样规格转载。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全国，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

这篇社论首先论证说：

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然后，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作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可半点置疑。

这一手，在当时还是很有威力的。

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很大的市场。

一般党员群众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认识。别的不提，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也是向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挑战的运动。但是，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天安门诗歌”当中，也还有“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的诗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何况，华国锋又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手中有毛泽东为他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还有“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绩。所以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很大的权威性。

再有，如前所述，华国锋凭借权力，先后发出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动用专政手段镇压敢于对抗“两个凡是”的人，强行推行“两个凡是”。

1977年初，华国锋在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盅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这个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或镇压。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两年徘徊，丧失发展中国的机遇。

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人民公社仍然束缚着农村的生产力……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华国锋等人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

这样，当政治上需要的时候，他们随便拿出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可以任意设置各种障碍，定夺干部的生死。

世纪之交回际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即将世纪之交。

在这本书中评价华国锋，是从世纪之交来看华国锋。

但这里更重要的意思是，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

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总起来说，华国锋是一个朴直老实的人，就是没本事。这个看法可备一说。

但是，这种评价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论罢了。它没有抓住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大的背景来观察和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对于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转型需求，既没有敏锐的感觉，也没有前导性的思考。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一套“偶语者弃市”的严酷封建专制，再加上锁国政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文革”冲击破坏，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缘。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早已十分不满。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抗议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爆发。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看到周边日本及“四小龙”在这些年里获得飞速发展，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迫切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那种局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斗局面，为国家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真可谓是举国期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一个领袖作出评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有无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映。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握人心，把握脉搏，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这是评价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标准。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可是他强力推行“两个凡是”，说明他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两个凡是”表明他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

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华国锋的思想和实践，他的性格和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过去取向。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说明华国锋更为强调的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尊敬。这正是小农社会为了延续家族并使人们留在土地上有效地从事农业生活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其特点是认为传统的事物最有价值，厌恶和害怕创新，认为新的东西十分可疑。中国封建社会“称尧舜、法孔孟”，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人则注重未来取向，厚今薄古，喜新厌旧，立足今天与未来，愿意不断创新与改进。

二、迷信倾向。

结合华国锋的情况来看，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对权威盲目服从，神化崇拜对象。这也是前现代化社会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性格。华国锋迷信什么权威呢？毛泽东晚年的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即使这些权威被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要笃行不误。而现代化社会是一种更多地强调平行、思考、试验、探索的社会，对权威盲目服从和迷信的倾向较弱。由于社会向多元发展，一切都尽量代之以法律和法治，不热衷权势。另外就是多采用相对观念，理解人与事的复杂性，不把权威和习俗绝对化。

三、依赖心态。

邓小平曾批评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说一语中的。

“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一种依赖。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自幼及老都有强烈的依赖需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向每个人提供的都是依赖的训练。依赖什么呢？依赖旧有的思想，依赖长者的指导，依赖单位……缺乏自信与决断。因为自由与责任相联系，所以诸多中国人宁愿舍弃自由，以回避独自承担不可测的风险和责任。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依赖对象是晚年毛泽东。邓小平批评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离开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思路，华国锋就很难开辟新的道路了。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则是凡事自动、自立、自主，免受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影响。这就需要有较大的自信心与决断力，独立思考，遇到困难尝试用新的办法来解决。

四、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的特点是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唯书唯上，泥古不变，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隔绝。华国锋正是如此。他把毛泽东的言论当做教条、教义，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加以神化。他认为只要凭着这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判断是非，裁剪事实。这也是传统社会传统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以上，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华国锋的性格行为特点。

当然，华国锋的决策，还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功利考虑，但是，我们从他作出这些决策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背景深入考察，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政治素质和文化积淀，显然无法带领“文化大革命”之后复杂的中国走向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历史是由人物的性格行为构成的。华国锋等人的思想局限客观地讲是一种历史局限。如果华国锋还是一个省委书记，那么在开放改革的年代他未必不用户邓小平理论。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大党大国的“一把手”，他的行为将构成历史。而在种种历史假设中，赫鲁晓夫式的反斯大林人物对华国锋来讲是一个可怕的诅咒。他不可能冒“背叛”毛泽东的风险，哪怕只“背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的经历、资格、性格以及政治资格均不足以构成一种开创性的独立行为。所以，1978年左右的中国改革历程，不是由华国锋这样比较年轻的党的领袖来完成，而是由一批长征老人来完成的。所以，华国锋等人也就与后来一些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向邓小平挑战的人不同。

叶、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种抵制和反对。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意见非同小可。逮捕“四人帮”成功，主要依靠叶剑英，华国锋心里有数，全国也都是很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曾经请叶剑英出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叶剑英不同意。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这一段华国锋和叶剑英如有共同活动，比如接见国内重要会议代表等等，《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这样做的：“华主席叶副主席接见××××”。华国锋与叶剑英并列。

而且，谁都知道，当时军队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叶剑英手里。

华国锋心里十分沉重，他对叶剑英是不能不让步的。

挑战接踵而来。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陈云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中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赞同。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

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下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问题。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都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活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活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译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急火攻心“洋跃进”

所有中国报刊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6年产钢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5年。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7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

“天府之国”四川，粮食由调出变成调进，1976年调入6亿公斤。

鱼米之乡浙江也吃调进粮。该省1976年油料棉花产量低于1957年。

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2．8元。

城市职工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

城市大量欠账，住房极为紧张。肉类蔬菜稀少，粮票布票成为城里人的生命线。农村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科学教育文化受到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科研文教机关、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砸烂。多数科研设施、实验室、实验器材被破坏。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教室门窗多数被毁。多少科学文化艺术精英被迫害致死。中小学教师都被划到资产阶级的敌对阵营，受到摧残折磨。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假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导致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工业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说：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主要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好一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左”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挤了人民的生活消费；二是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困难时好一点，一好转，“左”的一套又推行起来，旧病复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方面，华国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了努力。

首先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些“四人帮”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扫除了隐患和阻力。

同时，他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从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及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林业、水产等一系列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搞好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病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这是近乎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本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10大钢铁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本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其它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1.5亿吨左右，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瞠目，被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

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10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1、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匾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3、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10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国中。无数冤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切盼平反冤假借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越趄”的极左猖獗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大冤案。解决了这些大冤案，不但可以解放众多受株连的人，其他冤案也就好办得多了。

但是，华国锋对此却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不就是否定毛泽东吗？毛泽东说过：“翻案不得人心！”

所以，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申诉材料交给华国锋的时候，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问的，弄得不好会结毛主席丢脸。

当胡耀邦、宋任穷根据事实，主张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遭到华国锋的主要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坚决反对。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我们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都错了吗？

当有的同志把薄一波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有关材料写进简报，要求为薄一波等同志平反的时候，华国锋和他的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很气恼，表示要顶住。

当杨尚昆等同志就自己的冤案提出申诉的时候，汪东兴认为，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案子，叫我们怎么纠正？

当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向中央提出：为“文革”前遭受错误打击、“文革”中接着受迫害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平反的时候，也遇到了华国锋的阻挡。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的态度。中组部对受迫害的老干部急切的呼吁置之下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门外，而且派人把舒同从中组部招待所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有近万名中央机关干部闲置在家，废弃不用。

一大批像夏衍、楚图南、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被视为“社会糟粕”，继续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被关押在外地的一些原中央领寻人愤怒地写信责问：“人生能有几个10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至于普通群众当中难以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更是擢发难数了。

尤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拦平反冤假借案，他强制推行“两个凡是”，还在制造着新的冤假错案。

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华国锋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很鼓舞人的。

但是，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称颂毛泽东晚年的英明伟大，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

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恩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今后“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报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报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报告继续鼓动：在“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续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原因在于：

客观方面：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还很大，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对于最高决策还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主观方面：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这五人担任。

在十一大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在演说中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批判”左”倾思潮、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邓小平仅有有限度的发言权，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作着努力的抗争。

新中央军委令人嘱目

按照惯例，十一大产生了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下发通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因为功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这一点，十分令人嘱目。

在这之后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四个坚持：

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

这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具体化。

这里特别列入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往对于华国锋的批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对于他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不足。上文对华国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谈得比较多，在这里侧重分析一下他的经济思想，以为补充。

城市与工业的改革比较复杂，至今仍在探索，仍有争论；而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己获得全国共识，这里就从农村和农业问题入手，对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作一纲领性的剖析。

在毛泽东晚年和他去世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道路，曾召开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生前的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这次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因此，这两次大会的精神，能够反映华国锋抓农业的思路。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这里且略去不提，单说农业问题。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提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祸及农村和农业方面的错误。农业怎样整顿，整顿的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的见解。

现在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是指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样，它决不是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大锅饭模式；农业现代化也决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

在这里，邓小平对“学大寨运动”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

不久之后，邓小平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主张解散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颖超等同志提出：硬来蛮干的学大寨不是出路，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种田，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邓颖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最大的依据，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后，到了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却低于1952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100的话，那么，1978年则为77.6。

多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推行全国“学大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对这一点，最高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华国锋对此全然不顾。

华国锋在第一次学大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他要求省地县要派出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抓这项运动，以期实现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变成大寨县。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动力，就是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说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獗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两千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大批促大干。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作“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子是反对学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

新明星胡耀邦

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突现出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就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于，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万里、周荣鑫、张爱萍也遭到冲击。其中，周荣鑫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

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鑫、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干将”。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就在邓小平领导下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开展土改、剿匪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成绩卓著。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很欣赏胡耀邦的领导才干。如此说来，胡耀邦早就是邓小平的一员干将了。1975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十一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一年12月，中央免去了郭玉峰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之后，胡耀邦又兼任了中组部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为新时期培养党的干部，可谓责任重大。富有创新精神的胡耀邦还开发了中央党校的理论资源，使中央党校在意识形态诸多部门中秀出于林，成为当时研究、宣传新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基地，为开拓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部门，则站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线。这在当时是一项阻力很大、极为复杂艰巨的工作。

同时兼任这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胡耀邦不负众望。

1977年10月，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之前，他就指导、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针对大量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为干部政策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他一上任就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讲话中所说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当然包括毛泽东定的案。这就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敢说敢干。他率领中组部工作人员，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干部得到了解放，并且促进各地方、各部门解放干部的工作迅速展开。这就破除了”左”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规模平反积案、“铁案”，揭开了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被搞得家破人亡而又迟迟见不到天日的干部，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许许多多受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胡耀邦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而胡耀邦为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后面。

时值1977年底1978年初，一场在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是”的总攻就要开始。这场总攻的第一线组织者、指导者，就是胡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獗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史。这说明他们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党史。”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文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耀邦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槁。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开始陆续转载此文。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历史雄文精华何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的精华，就在于它紧密联系当时在各方面展开的反对“两个凡是”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请读一读该文部分精彩论述：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己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些精辟的论述，从理论上和思想路线上彻底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击破了“两个凡是”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依据，使困在“两个凡是”罗网中的广大干部群众获得了一种挣脱了枷锁般的解放感。

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细读全文，其中许多论述，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这是因为，在改革进行到今天，仍然有人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面目出现，大量摘引马克思的语录，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些人承袭着其前辈的招数，企图制造新的思想枷锁，阻挡改革的脚步。对此，本书在后面向读者介绍并作分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仅在问世的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风暴来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直接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

深受“左”倾路线坑害、压制、奴役的广大干部群众读了这篇文章，欢欣鼓舞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有人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作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兴奋剂”一词用得合适与否虽然可以再推敲，但当时的那股气氛是表达出来了。

这文章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较量展开了。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2日当天晚上，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吴冷西打来的电话。吴冷西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他说。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恩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他说，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他说，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有错误，大家都去争论哪些是错的，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能够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红旗》杂志负责人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已开始追查此事。

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打电话问：“《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

“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当天，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华国锋自然也很快知道了此事，看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紧跟着在12日转载这篇文章，他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了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17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讲话中，公开点了这篇文章的名。他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批评新闻单位“没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他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汪东兴就把中宣部长张平化找去谈话。谈话结束，张平化回来立即邀请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发表讲话说：

“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张平化还要求大家回去之后向省委常委汇报。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个契机，毅然决然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了。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决心在这个重要场合反击“两个凡是”。

邓小平得到了军队的坚决支持。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上，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夭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沦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一文。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邓副主席讲话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斗争白热化

就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的讲话之后，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对《标准》一文进行批评，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胡耀邦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注意。

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还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49年至1966年——作者注)，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一时期，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他还批评了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表了态。

这就影响了一部分部门和地方。某市的干部群众对《标准》一文反响强烈，可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却加以压制，一再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该市报社组织的文章也被压了下来不准发表。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情况跟他讲了，然后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但是，张平化8月份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地方上的同志请他讲讲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回答说：学《实践论》吧，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汇贯通。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即在东北视察，沿途大讲思想路线问题。

9月16日，邓小平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胡耀邦奋起反击

面对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却，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刁难《标准》一文的谬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

文章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同时阐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文章说：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其他怪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

文章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能推动理论发展，获得新的真理。

文章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把围绕着《标准》一文的分歧公开化了，被称为是《标准》一文的姐妹篇。

这篇文章得到了解放军领导人的坚决支持。

文章送到《解放军报》，该报社表示完全赞同。

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瑞卿指示军报不要匆忙，再做一些修改，再提高一步。

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同志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文章凡经修改后定稿。发表之前，罗瑞卿同志去联邦德国做腿部手术。他一直惦记着这篇将要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临上飞机之前，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同志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

罗瑞卿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挨五十大板。”

令人痛借的是，罗瑞卿在联邦德国治病竟一去不归。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为中国打开新局面竭尽努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6月24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继《原则》一文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

9月26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沦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

社会各界和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当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7月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制造的混乱，支持《标准》一文。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校、高校、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160多人，讨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议参加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会上讲话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检验，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新闻出版界也以空前的积极性加入讨论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篇之多。这就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

至关重要的是，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在8月27日第一个表态支持。

后来从9月10日到11月23日公开讲话表态支持的顺序是：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铎，

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

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

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

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许世友，

兰州部队第一政委肖华、司令员韩先楚，

南京部队第一政委廖汉生、司令员聂凤智。

成都部队司令员吴克华、第二政委孔石泉。

昆明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刘志坚；

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

力量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已不只是对学术观点的看法了，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

这些表态，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削弱了“两个凡是”的力量，从而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这一边。

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反科学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路线极左实质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深深启发和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历史作出了抉择。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舆论上、人事上都陷入了极大的孤立。

孤独的《红旗》杂志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保持着沉默。

在绝大多数新闻媒介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红旗》杂志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

熊复于1978年5月17日来到《红旗》杂志担任总编辑。

刚上任，他就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

熊复说：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数不算数？

熊复上任之后第二天，汪东兴来到《红旗》杂志。在讲话中，汪东兴称赞了熊复的观点。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他激动他说：这是针对毛主席来的！

他鼓励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

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各报刊大量发表文章，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态评说，举世关注。

紧张的气氛。更给围绕这篇文章的讨沦增加了激情和扣人心弦的吸引力。人们都知道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红旗》杂志的沉默格外引人注目。

7月份，《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想撰写一篇温和的文章参与讨论，但终因意见不一，未能发表。

谭震林的一篇文章，终于打破了这个僵局。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生85周年纪念日。《红旗》杂志提前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文章。

谭震林是跟着毛泽东在井岗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元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与迫害。他在党内外部很有威望。

谭震林的文章10月下旬送到编辑部。文章中一大部分内容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曾对《红旗》杂志约稿的同志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面对这篇文章，熊复为难了。他主张删掉这部分内容，但有人说文章是谭震林个人署名，应该尊重作者意见。

编辑部还没来得及作出最后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文章的修改稿，并附一封信。信中说：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得不透彻，强调得不够，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派人登门告诉谭震林，中央明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

谭震林大力恼火，说：“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只好把谭震林的文章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在批示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说：“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也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红旗》只好刊登这篇文章、最终也卷入进来了。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

《中国青年）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

1978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出版。

这一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诗抄”。

《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介绍了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韩志雄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面对迫害打击英勇不屈，坚决与“四人帮”进行斗争。

童怀周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冒着风险收集整理的天安门诗歌，早就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不胫而走。

但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未公开平反。

这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涛文，显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产物。这一期杂志一问世，立即在北京引起了极大轰动。已经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中的4万多份杂志被人们争相传阅。

兼管工青妇工作的汪东兴看到这期杂志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严厉地提出四点意见：

一、《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辞，没有华主席题辞？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为什么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接到汪东兴电话之后，团中央负责人立即要求杂志停印停发，请华国锋题词；把《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不妥当”的段落删去；同时删去“天安门诗抄”中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天安门诗抄”另换题目。

针对汪东兴的批评，《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向中共中央主席以及每一位副主席写了申诉信，要求这一期杂志不要改动。

9月14日，汪东兴召集团中央负责人和《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开会。

汪东兴在会上讲话，更严厉地批评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内容，并批评了杂志社没有通过他直接向中央写信的行动。

他在讲话中引用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的讲话，批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讲话的精神，要求有关文章要考虑重新改动。他还要求把华国锋的题词和毛泽东诗词三首及照片放进杂志中。这一期杂志停印停发，已发出的要收回封存。

汪东兴的做法引起了反弹。

了解内情的干部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写信，要求“救救《中国青年》杂志！”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5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结果，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

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是，同时他又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这怎么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呢？

陈云仗义执言

华国锋致开幕词之后，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困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是我在延安任中组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绪，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六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当承认“六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该给予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六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当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市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主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多数同志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

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应当搞清楚。

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他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陈云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许多与会同志还要求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其它重大决定

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论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决定。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凡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撤消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做法。

九、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十、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华国锋作检讨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某代表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

他说：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

“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位代表的发言之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旗帜鲜明。

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13日，汪东兴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检查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东兴表示要在今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

华国锋、汪东兴做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做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让大家放开说话

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解放思想。

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提法值得研究，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说：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放在中心，不能有其它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有人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强盛不起来。

还有的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与会的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今后不要再这样提。

与会同志认为，在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不能再这样提。至于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能说服人。还有就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也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者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陈云就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人事问题。会议六个大组向中央建议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陈云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接着，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一、解放恩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待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能侵犯。

邓小平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邓小平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些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他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以便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9月12日夜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

“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本来，中央工作会议在13日举行了闭幕会之后应该结束。但由于与会同志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领会，这样，14日、15日两天，代表们又进行了讨论。

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列席，一共290人。

经过阅读文件和畅所欲言的讨沦之后，大会在22日晚一致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宣布：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

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过发展，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这就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

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全会指出：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条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全会公报说：“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个多月之后，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全会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在思想理论方面感到困惑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全会公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在当时，也只能使用这样委婉的措词。毫无疑问，和以前的宣传相比，这是很大的突破和很大的历史进步。

全会要求：“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这样，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全会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全会指出：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

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

应该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口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

全会公报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农业学大寨”，则一字未提。

公报强调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这就从宏观决策层和大环境方面对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给予了鼓励。

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风阳具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应该说，这与三中全会时期的大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中全会提出了发晨农业的一系列措施：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

不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

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平均主义；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措施，意在纠正前一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的倾向。

特别重要的是，三中全会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农村社队发展工商业是不务正业的看法，提出了支持社队工商业大发展的政策，并制定了相关措施。

这个政策变化，促进了不久之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胡绳同志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的确如此。

在社会主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弯路和挫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转折点，在这以后，我们才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三中全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有关。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讲话说：“我们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同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这个“灾难“转化为“财富”是要有条件的。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打破禁铜和思想解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当然，如上所述，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做的斗争和他们的努力推动，直接促成了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实现。

在为这个历史转折作准备以及实现这个转折的过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邓小平。

从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的思想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指导理论，是指引中国克服各种困难奔赴现代化的光辉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了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提请党的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这说明中全会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说明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杂剧《窦娥冤》，写窦娥含冤临刑之前有三桩誓愿：一是“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上，都飞在白练上”；二是正值三伏天，“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

这三桩誓愿果真实现了。当然这是剧作家笔下的事。可是古今看这出戏的人都宁愿其有。这反映出冤案的悲惨，以及昭雪之难。

若不是窦娥的父亲后来竟官拜参知政事，亲来楚州查访断案，恐怕窦娥的冤案就永不见天日了。

“文化大革命”中冤案遍于全国。“六月飞雪”的案子真可以说几万几十万都不止。

在全国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

中共中央、国务院副部长以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5％……

就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屈死枉死的了。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曾为平反冤假错案大声疾呼，仆仆奔走，并取得成绩。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很大阻力，特别是一些历史上的大案，积案，“铁案”(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内奸案”等等)，解决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大规模平反冤假借案。

震动最大量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共和国第一要犯”刘少奇的平反。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即在中南海遭到批斗、殴打，右腿被打伤。

两夭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我已失去自由。”

但是信如泥牛入海。

奉命前来给刘少奇看病的医生竟用听诊器乱打他，用注射针头乱扎他，还要大喊：“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被关押的刘少奇，在70岁生日这天看到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顿时昏厥过去，生命垂危，被遣送开封之后随即身死。

这样一件举国哀痛的大冤案，在平反时却遇到空前阻力。

汪东兴、纪登奎等人以此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大案为由，持消极反对的态度，还有一些人抓住一些关于刘少奇历史上被捕经历的不实之词做文章，坚决不同意平反。

能不能为刘少奇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黄克诚、胡乔木、宋任穷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大量工作，进行反复斗争，终于战胜了错误意见，赢得了为刘少奇平反的胜利。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完全是蓄意捏造，应该完全推倒。

5月17日，北京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共和国最大的一起冤案昭雪。因这一冤案株连受到迫害甚至被判刑的近3万人也获平反。

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带动了其他难案积案的平反。

从1978年12月起，中央、北京市及各地方先后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案平反，为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陆定一、习仲勋、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谭政、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平反。

这次平反冤假借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特点是彻底。

不但近期遭受迫害诬陷的人翻身了抬了头，许多长期无人问津不敢问津的历史陈案积案也重见天日，得以昭雪。

自1980年起，先后为彭德怀平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翟秋白平反，为李维汉、邓子恢、潘汉年平反。

这些陈案的平反，震动极大，人们长舒一口心中积存已久的怨气。

除此之外，还为所谓的“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总政阎王殿”等一些部门平了反。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北京“三家村”冤案、“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冤案、内蒙古“新内人党”冤案等一些影响很大、牵连众多的著名事件、案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此而被捕的33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除了为这些重大事件和案件平反之外，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各种案件进行改判或平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辽宁张志新错判案和北京遇罗克错判案。

张志新是辽宁省的一名宣传工作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因为在会上和私下议论中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表示了不满，于1969年9月24日被捕。

在狱中，她被带背铐达一年半之久。她被指定扎鞋口，定额是每天1200双……

1975年春，毛远新看到张志新的材料，说：“杀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几个彪形大汉扑上去，将她按倒在地，用手术刀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涌出来，简单包扎之后，她被推上囚车，执行死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怕她在刑场上呼喊口号。

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青年工人。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撰写《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封建主义倒行逆施而遭逮捕。

在审问中，遇罗克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左”倾思想。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处死刑。死时年仅27岁。

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

同年11月21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宣布“遇罗克无罪”。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许多报刊先后发表大量纪念张志新和遇罗克的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

大量冤假借案的平反昭雪，是拨乱反正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8月13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44号文件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

《纪要》否定了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又称“两个基本估计”。即：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纪要》下发到全国教育战线，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由于有毛泽东圈阅，这“两个估计”就如同紧箍咒一样把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禁锢起来。大中小学的教师们逢到学习就检讨，批判自己，完全抬不起头来。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地摧残教育战线，1974年又以中央名义转发《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再次严重打击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关于马振扶事件的《简报》。

这就除掉了禁铜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紧箍咒，解放了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

右派分子重见天日

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全国有50多万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国家建设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

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些人虽然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仍然受到歧视；类同于有些国家历史上的“贱人”和二等公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摘帽右派的右派分子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再次批判斗争。更不要说那些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了。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示明确指出：在“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分子”，不得歧视他们。还指出：对“右板分子”的家属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同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社论说：“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于确属于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社论再次重申要搞好右派分子的工作安置和生活出路，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

社论说：“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这一次才是真的摘掉了帽子。如果连同家属、亲属关系在内，这一次解放的要接近上千万人。

随后，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返回或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

共和国历史上这令人心悸、令人心酸的一页，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翻过去了。“右派分子”中的大批人才，也终于在新时期心情舒畅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人民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生、参军、人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随后，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就此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有些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除地主、富农之外，还包括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作者注)，就不能因为他们不参加劳动而影响摘帽。”

就文件中的“极少数”如何掌握的问题，赵苍壁说：“这个极少数，是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地方、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赵苍壁还强调说：对于摘帽的人员不应当有任何歧视或变相歧视。即使他们今后又犯了罪，也要依照法律处理，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不应该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

放开其它政策

一、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6个部门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凡因历史问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一律摘掉；冤假借案一律平反，对他们都要恢复公民权。对他们的家属不得歧视。年老体弱的应给予社会救济。“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应归还本人。随后，还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及特工人员。

二、10月14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中央决定：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按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

三、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说：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的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

四、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统称为资方人员。现决定把这一部分劳动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分离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身份。

在区别工作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占原定为资方人员总数的81％。

剩下的16万人为原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占原资方人员总数的19％。各地在区别工作中，根据中央下发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也摘掉了这16万人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方面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能够轻装前进。全国到处都是一派解放思想、人心向上、欣欣向荣、团结奋进的气氛。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中国诗坛大爆炸

由1979年开始，延续到1980年，就像有个蒙面容突然闯入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一批令文学界惊骇万状的“谁也读不懂的”朦胧诗登上了中国诗坛。

这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在文学界的涌动，也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次解放。

今天的读者对朦胧诗习焉己久不以为怪了。但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一般。人们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难懂诗”。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蒙面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惊喜、唾骂、自豪、破灭、作壁上观……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五花八门的猛烈放射。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的大辩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为激烈的争沦。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未50年代初的青年，尝试着用象征的诗歌样式表达自己的苦闷、思考和反抗。如北岛(赵振开)的《回答》写于1976年4月。舒婷的《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回答》。这首诗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以它的开放式散射结构，以它的叛逆精神，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来看，这首诗可称为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与“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抬出的“小靳庄诗歌”及“批林批孔儿歌”相比，根本不同。与过去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这样的鼓动诗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朦胧诗的骤然出现，使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大为恼怒。

《北京日报》1980年7月8日发表《且说“谁也不懂”之类》一文，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津日报》1980年12月10日发表《朦胧的美与思辨的诗》一文，说：“如果思辨的诗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云南日报》1980年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

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还有人写文章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来看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可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当然，朦胧诗也有根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于1980年5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他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文汇报》1981年6月21日发表一篇文章，结合舒婷的《无题》一诗，反驳了所谓的“看不懂”。

《无题》片断：

“你怕吗？”

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

是的，我怕。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快乐吗？”

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

是的，快乐。

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在爱着。”

我悄悄叹口气。

是的，爱着。

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有人说：“有的诗看上多少遍也不懂，只能猜。”“星星向我蜂拥”这样的诗句，比较费解。

《文汇报）的文章说：“‘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所孕含的情感。只有那些讲道理的诗才要求读者一定要弄‘懂’。‘懂’，是理智的思考，它不相信想象中的事情，它要求抑制情感的波动。例如被认为‘比较费解’的一句：‘星星向我蜂拥’，如果用‘懂’的方法去认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懂，为什么星星会向我蜂拥。但是当我们用想象去发现这个画面，用感受去体验它的情感，我们反而不觉得它有什么难‘懂’之处了。”

徐敬亚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1983年第1期的文章《崛起的诗群》说：懂和不懂是相对的。表面懂了未必真懂，暂时不懂的以后会懂，接触少而不懂的接触多了可以懂，一部分人不懂的另一部分人懂。青年人认为京剧不好懂，山里农民觉得交响乐不好懂。交响乐和京剧并不因为一部分人不懂就失去价值。为什么对朦胧诗就这样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呢？徐文还指出，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认识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意味。

在这里，懂和不懂的争论，实际上包含着传统和创新的争论，包含着思想解放和不解放的争论。这是围绕朦胧诗争论的本质之一。

1997年10月出版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对朦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在他心中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在《回答》一诗中，对十年动乱的荒谬现实进行了尖锐有力而又形象的否定和批判。……北岛的诗在冷峻的否定的外表下表现了作者在历史转折阶段的愤意痛苦的心情，以及对于新的时代与现实的焦灼热切的期待。他的诗有着较为开阔的视界。”至于在艺术上，《通史》给予北岛诗歌以正面的评价，说：“他在诗中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打破固有的时空秩序，使时间和空间错位，并且运用蒙太奇、跳跃、通感等技巧，以意象迭加表现了多层复合意蕴。”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

思想解放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强有力地表现出来。70年代未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最显著的例子。

《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轫初之作。《班主任》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主动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和愚民政策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荼毒和伤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却是由上海青年作家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确定下来的。

《伤痕》通过主人公插队青年王晓华与其母亲骨肉分离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给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

《伤痕》发表之后，引起轰动，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发生了争论。一些人批评《伤痕》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尽管发生争论，人们认为，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这样的作品是绝对不能发表的。

青年女作家张抗抗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控诉了“文化大革命”扼杀人的个性权利。

“伤痕文学”的主题，是揭露和抗议“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戕害，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伤害。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不同的系列。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在“四人帮”提倡的作品中，或是女人没有丈夫，或是夫妻没有爱情，总之大体是机械人。《十月》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女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陆玉春的恋爱曲折，恢复了爱情在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小说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

接着，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这些小说仍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路线的主题，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相比之下，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70年代未8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甘铁生的短篇小说《聚会》，女作家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赫依宝格达的传说》，女作家徐乃建的短篇小说《柏杨的“污染”》，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小说则以“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生活为场景，从各种角度触及和揭露了极左路线给知青的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青年人的苦闷和迷茫。也就是说，前期知青小说仍然以“伤痕”为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伤痕文学”和以“伤痕”为重要内容的小说，就让位给对时代新话题的追踪。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小说的主题也发生转移，或是着眼于发掘民族文化，或是转向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在小说方面，作为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或是引起了波澜而必须提及的还有：

1、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公开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1973年，这本小说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青年中流传，当时它的题目又叫《归来》或《归国》，后被北京一传抄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1974年秋，姚文元从一个情况汇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并下令追查。

作者张扬是湖南山区的一个知青，当时30岁，被查获之后关进监狱。这本书是他从1963年起，大体用了10年时间几经修改完成的。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事业、感情纠葛与爱国情怀，其中还写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方面努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面仗义执言，张扬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随即成为这一年的畅销书。

2、70年代未80年代初，一批小说由于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或触及敏感题材而引起很大争议，或者受到了批评。其中有短篇小说《在社会档案里》、《最后一幅肖像》、《思念你，桦林》，中篇小说《飞天》、《调动》、《太阳与人》等等。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

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浇灌和催动了话剧之花。

1978年，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以歌颂1976年“四五”运动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一举成名。

1978年初，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福先就冲破阻力，创作了《于无声处》，可见他的胆识。

《于无声处》通过老干部梅林与何是非两家纠葛，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梅林深受“四人帮”迫害而坚贞不屈，她儿子欧阳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勇士，是“四人帮”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是非无耻投靠“四人帮”，虽然梅林是他的恩人，但他仍然昧着良心诬陷梅林一家人。

剧中表现出梅林和欧阳平是真正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的英雄，而何是非则遭到人们唾弃。两相对比，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

《于无声处》情节紧张，结构严密，冲突激烈。

这样一出具有极大尖锐性并富有感染力的政治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它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人们争看争说这出话剧，全国如饮狂泉。

前文已经说到，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就提到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受到欢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在党中央全会上边样肯定一出话剧，并以此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十分罕见的。

《于无声处》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它也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推进思想进一步解放贡献了力量。

剧名来自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戏公演不久，“惊雷”爆响——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于无声处》演出之后，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1979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大获成功。

《丹心谱》仍然是一出政治话剧。

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这个生活的小侧面，被苏叔阳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迭起。它深刻地暴露出“四人帮”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有力地鞭打了投靠“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庄济生的卑劣灵魂。

这出话剧的人物刻划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

《人民日报》于1978年4月20日特别发表题为《光彩夺目的话剧<丹心谱>》的长篇文章，祝贺《丹心谱》的成功。

这两出政治话剧大获成功之后，一大批着重反映重大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话剧相继公演。1979年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反响强烈的话剧出现。陈白尘的《大风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崔德志的《报春花》，都郁的《哦，大森林》，赵梓雄的《未来在召唤》，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一线黎明》，邢益勋的《权与法》，赵寰、金敬迈的《神州风雷》，赵国庆的《救救她》，以及引起重大争议的《“炮兵司令”的儿子》、《研究研究》，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等。这些话剧突出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启人深思。

广大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解放以来，话剧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烈烈轰轰的场面。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

小说《伤痕》所唤起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恩，在美术界同样表现出来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涌现出来。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宜明、李斌的《无知和有知》，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罗中文、雷虹等的《孤儿》．以及由程宜明、刘字廉和李斌合作的连环画《枫》。

表现知青生活的有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何多苓等人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王亥的《春》等等。

这些画的作者，都是类似事件或经历的过来人或目击者，所以他们的作品能以减挚的情感和切肤的感受打动观众，使人受到心灵的震撼。比起“四人帮”统治画坛时的伪艺术来，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艺术的自身价值，因而令人耳目一新。

1979年落成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引起较大争议。在七幅壁画中，袁运生设计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了几个裸体人物而遭到非议。直到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同志，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负责人到机场参观时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这个问题才告解决。

中国画坛自1979年活跃起来的另一标志是各种画家团体和小型画展纷纷涌现。其中有上海“海墨画社”、西安“春潮中国画学会”、北京的“同代人油画展”和“劲草木刻研究会”、武汉“行吟连环画社作品展”、山东的“油画壁画研究会”、昆明的“申社”、辽宁的“紫罗兰油画展览”、重庆的“野草画会”、郑州的“绿城水彩画研究会”、广播电视美术工作者的“AV画会”和云南的“十人画展”等等。

上海“十二人画展”的前言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危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

从1979年到1980年在京连续三次举办的星星美展，以其更多地追求视觉审美而又富于思想探索的特点引起更热烈的关注。

《美术》杂志报道说：“星星美展的展出，几乎成了观众与美术界，尤其是青年议论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尽管不一，但反应都很强烈。”

一次美展就留下了14大本观众留言。

展出的绘画和雕塑《无题》、《偶像》、《街道生产组的补绣女工》、《聊斋组画》等等，在内涵和形式上有较为强烈的现代派倾向。这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观众，无疑产生了很大的视觉冲击力。作者用笔和刀把对“文革”的思索展示在观众面前，也启发了观众的思考。

当然，有一些人对此非常不习惯，斥之为模仿西方艺术。

一位名叫阿蛮的作者撰文说：“从一件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他还说：“他们大胆地在形式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星星美展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艺术民主的丰硕成果。体现了我们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老作家冯亦代撰文，有批评，有鼓励，他说：“创作这些画与雕塑的年轻人，他们成长于有如噩梦一般的丑恶的十年。他们历尽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们还是珍藏着一个美好的灵魂……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使他们拿起了画笔拿起了刀凿，在画布上，在木石上，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入世不深，所见者少，或技巧上不成熟，甚至还有模仿、生硬的痕迹，或是迷茫与低沉的调子，不过他们那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青年人，是带着创伤思考人生的。

他们原来真诚地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献身。但是，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怎么这样艰辛？

他们在苦苦地探索，真诚地交流。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广大青年当中激起轩然大波。

这封著名的来信说：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茫然，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燥。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封来信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就潘晓来信展开了讨论。

这场大讨论震动了全国。从5月号开始，一直讨论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槁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说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四人帮”统治时期“假、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他说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许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因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共产主义道德不是禁欲主义，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只能侧重其一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自我”是伟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进孤独和哀怨中。“自我”离不开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假恶丑，也有许多真善美。“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中，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体现。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为别人等各种泉源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只有为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损害别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还有比较偏激的青年说，“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质”。从动物的“自保”到人的”自私”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编辑部有意识地编发稿件，对比较偏激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进行说服。

许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说：“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来信还说：这样的讨论，可以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

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

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人生观大讨沦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响》。

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的发言，表示了态度。

总结文章引用英雄事迹之后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拼搏精神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

的确，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动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都对这次大讨论经久难忘。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服饰打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人帮”时期，由于封建意识浓厚，极左盛行，中国人的着装被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青年人以穿军装和军便服为风气，服饰打扮极为单调，反映了社会的沉闷和压抑。

三中全会以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活跃起来，人们的服饰打扮也有了生气。从国外传来的喇叭裤受到青年喜爱，并且从城市到农村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女青年的发式也打破了短发或辫子的模式，出现了新的花样。表现年轻女性特点和魅力的长发(又称披肩发)，受到女青年的青睐。至于男青年，则出现了蓄长发的时髦群。

但是，由于国家封闭日久，加上“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毒害很深，服装发式的更新同样遇到了很大阻力。

有些人批判穿喇叭裤是“颓废”、“腐朽”的表现，把穿它们的青年说成是“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称之为“流氓”。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发牢骚说：现在从背后发式上已经难以区别男女了。

有的地方甚至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不许青年人穿喇叭裤。遇到不听“禁令”的，就用剪子强剪。

某些城市的市政府还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禁令说：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市政府大门。

一时间，青年人穿戴和发式问题成了社会各界议论和关注的热点，议论纷纷。

《中国青年》杂志站出来为青年人说话了。

该杂志1979年第6期发表了郭思文写的一篇引起了争论的文章：《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

文章一方面规劝青年说：“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不主张青年在衣着、发式等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青年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去。”

另一方面，文章转向重点：

“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摘干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青年人一律绿军服，挽起袖口，强剪辫子，豁牛仔裤，没收后跟稍高一点的皮鞋等等。这种‘全面专政’，我们还不曾遗忘。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应该也包括肃清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散布的形而上学的影响。”

“毛主席在谈到批评问题时，曾经指出，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对个人的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在个人生活爱好问题上，只要不违反法纪，无伤于道德风尚，是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的，毋需强求一致，更不宜把一般生活爱好都联系到思想原则问题上来分析批判。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就发式来说，中国男子自古是蓄发束髻的，我们今天的分式发、小平头，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光头，即古代的和尚头。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也是‘洋头’……在裤脚问题上，中国的上著裤式是丐裆裤，裤脚是绑起来的。现在流行的裤式也是来自西方。难道要让大家穿起丐裆裤才好？”

在18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所讲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这篇文章的问世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是噤若寒蝉，心里同意这篇文章也不敢公开说出来。时代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从这里，你对中国国情及中国改革的特点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当时争论极大的还有迪斯科舞蹈。

迪斯科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传进中国，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1979年春，北京北海公园出现建园以来没有的奇观——每到傍晚，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就提着录音机，涌进公园大跳迪斯科。人员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园涨满。震耳的迪斯科音乐，湖边和林中无数快节奏跳舞的男女，飞扬的尘上，成了京城从未有过的一大奇观。后来经政府有关方面和公园营理人员多方费力做工作，才把北海公园迪斯科热降了温。

迪斯科又成为当时争沦的热点。

以至于某位领导人写信给某省委书记，批评他以省委书记之尊，竟然支持迪斯科舞蹈，岂非咄咄怪事？

但是，迪斯科也终于存在下来普及开去，并且在中老年人当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

就歌曲而论，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老百姓习惯了“高、快、响、硬”风格的作品，有如宋词中“大江东去”的豪放派。大体是三路：

一是普及面最广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能。由于过去这些歌常常伴随或配合运动，因此相当流行，给人影响也非常大。

二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如组歌《黄河颂》中的一些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等。

三是民歌，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随着刚刚兴起的“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

流行歌曲一反“高、响、硬、亮”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有如宋词中“细雨斜风”、“花褪残红…”、“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婉约派。

这就使很多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的内容多表现情爱，与十几年来所受的“革命意识”灌输距离较远，这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给我爱》、《不舍得你走》……“情操低下，革命意志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连五线谱都不识！”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干脆重唱一遍30年代的“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录入磁带传进内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头脑比较僵一点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说，音乐界许多人士则因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专业训练骤然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

1979年、1980年，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雨点般地砸向流行歌曲。

请看一看当时报刊的言论和文章摘要：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那时什么歌曲都有，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舞场歌曲和电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来了有李香兰那一套，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流行于舞场。但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影插曲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居然也向那种音乐靠拢，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听说像香港某歌星的唱法现在也有人觉得不过瘾了，还嫌不够刺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个社会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搬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

“不少同志忧虑的正是相当一部分矫柔造作、娇声娇气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

“不管什么风格，也不看什么内容，都要用电子乐器来凑热闹，这不是对音乐作品的正确态度。”(以上见《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2月号)。

《人民音乐》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还猛烈批评一些歌手和乐队“把原来可能是真实的感情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声、不合情理的变换和夸大共呜；在伴奏上，又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型，以及滑、颤、摇等手法的滥用等等。”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流行歌曲的激烈争论中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主要内容是，孔子斥“郑声淫”。郑声即郑国的音乐。“郑声淫”，即郑国音乐多是歌咏爱情的。最后郑国亡了。小说把郑国灭亡原因算到了爱情音乐头上，结论：“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

《北京晚报》出来说话。该报1980年7月28日发表刘孟洪的文章说：被说成是汉奸歌曲受到指责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惜别歌曲。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就引发了一阵音乐考证热。

《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9月号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何日君再来》进行研究。其中，体现编辑部观点的南咏的长文《还历史本来面目》说：《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业气息的调情的“黄色歌曲”。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侯〉和《窗前的灯光》这两首歌时，运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装饰音的唱法，以增强感染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议。

有人说这两首歌是“黄色”的，说她想当港台那样的歌星，走上了“歧途”。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朱逢博在《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如果说这些诬蔑攻击和艺术还算沾点边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纯粹的人身攻击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替我生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如今我40几岁了，仍给我编造着一出又一出离奇的‘艳史’。今年，居然又为我掀起了一场‘贩卖录音机被捕’的轩然大波。更令人气愤的是把这种诽谤提供给香港报纸，不仅是想抵毁我的声誉，还想毁灭我的艺术前途。”

她痛心他说：“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人，学习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比我更差……他们大多数人正在困难的环境里生活，有的还没等长成一棵草开出一朵花就已经夭折了，有的刚冒出一点芽就给恶风吹倒了。我的一个学生就是给吓得改了行……”

北京的歌唱家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她演唱的《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攻击。《乡恋》表现了汉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对长江故乡的思念。这首抒情歌曲的温柔款款使它担负了更大的罪名。

有报纸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毫无价值”。李谷一也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些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的罪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乡恋》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了。

李谷一还面临更致命的打击。

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表示了意见：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应该给予注意和引导。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也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说：李谷一这样下去很糟糕。

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则更进一步，托人捎来一份“最后通碟”：“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去找适合她发展的土壤。”

但是，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说：“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歌唱演员李谷一变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

歌声响起来了，观众全体起立，合着拍节热情鼓掌，舞台上下情感相通。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乡恋》在电视、广播中又重新出现了。

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了，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发展起来，蔚为大观。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同时，正在成长为流行歌曲大国。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全队20户农民(两户单身)，聚在村里一间屋里，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严宏昌

关廷珠 关友德 严立符 严立华 严国昌 严立坤 严金昌 严家芝 关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 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严家其 严国品 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有17个指印，三方图章。

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为什么说“分田到户”惊天动地呢？

因为它背叛了人民公社体制，造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反。

毛泽东为人民公社概括的8个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成果全都归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平均分给社员，维持生计。

这是毛泽东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它搞分田到户。

在一部分人看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对劳动的控制和对产品的控制。生产队权力旁落，公社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恐怕将因此解体。

1955年农村搞合作化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为主张合作化不要一哄而上，要实事求是地发展，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结果遭到毛泽东痛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书记会上公开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东并且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和邓子恢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从此邓子恢成了众矢之的，经历了无数折磨之后默默死去。

1957年7月31日，浙江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就针对永嘉县尝试包产到户发表文章说：“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文章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1961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导致农村饿死大量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又在农村流行开来，并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

但是毛泽东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刘少奇等人愤怒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这股风从何而来？”毛泽东自问自答：“来自党内。”

毛泽东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至死，邓小平被打倒，与此事有很大关系。刘少奇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罪名就是：“提倡‘三自一包’。”

在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

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宇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方针。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讲话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强硬语言。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京向中央主席华国锋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并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把人民公社精神更深灌入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天动地”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体会了。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年毕竟不是1962年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指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对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即以小岗生产队(村)所在的风阳县为例。1967年1月初至2月22日，该县就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3月18日，更达到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凤阳37％的农户由干部率领到外地要饭。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凤阳仅861人外出乞讨所得就有22000元现金和8800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在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些”叫花子”在全国城市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同时，也鼓励了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彼土而出。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粮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作梦都不敢想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四川的农业改革试验也获得同样的效果。

安徽和四川的变化，特别是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万里：我走独本桥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虽然是历史惯性所致，但包产到户仍然是禁区。到了1979年10月这个文件的定本，“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被删去，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虽有松动，仍没有开口。

小岗的分田到户即包产到户1978年底就出现了。怎么看待这一突破性的实践呢？这令各省乃至中央官员伤了脑筋。

1979年1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是肯定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在1979年1月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赛的。”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1979年春说：“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

也许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过去的教训太深了，至今心有余悸，省委书记们谁也没有公开附和安徽。最大胆的也是避实就虚，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就是不回答可不可以包产到户。

然而农民们却受不了饿肚子，行动起来了，1979年春，各地不少农民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三家五户结为小组，共同拥有那一份共同的土地。到春耕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这也叫包产到组。

正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档案局的干部，他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

报社收到这样一封来信并不奇怪。

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的是王任重。

从《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送审样上看到华国锋的批示，批评农村中抢牲畜闹分队的现象。王任重立即于3月14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

来自上级如此急迫而且具体的亲笔指示，使编辑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于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在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来信，并依据王任重的指示写了编者按。

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张文题国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

立刻，有的县把已经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

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王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虽然会上有争论，但文件的精神是“不许包产到户”。文件要求：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

刚正不阿的万里回敬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句话后来成为名言。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稳定农村政策，稳定已经包产到组的农民的人心。

万里则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

《人民日报》为此文加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还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

《人民日报》发表安徽反驳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极大地缓解了对包产到组的压力，给了各地从事农业改革的官员和农民回旋的余地。

当然，《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整个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的支持改革的立场。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适当保持平衡，同一天《人民日报》还登了一封赞成张浩观点的来信。

但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退到单干。

邓小平一锤定锣音

乡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城里来，十之八九是农民如何不听约束，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农具拆了，拖拉机大卸八块，五保户没人过问，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民办教师把学生撂在教室回家种地去了……河南的一首诗这样反对包产到组：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1979年夏安徽诞生一首讨伐大包干的诗：“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死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于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

一时间，各种舆论纷起。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但是，包产到组和部分偷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实大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民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实践的胜利和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整个形势在1980年开始的时候相持不下。弄得各地的干部在表态时左右为难。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形势。他说，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这就使关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成为党的全部经济方针的焦点所在，这是1979年争论的继续。

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具有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说：“现在是从天上回到地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把早就准备好的包产到户的典型经验拿出来四处宣传。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通知》说：“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下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针对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比较满意的一般地区，《通知》指出：“这些地方的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允许继续进行。”

这次座谈会和《通知》，虽然还有两种意见折衷的痕迹，但它的主要方面是推广包产到户，这就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这个文件序号是“中发1980年75号”，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地称它为7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大胆解放思想的产物。

当然，限于当时形势和认识水平，75号文件回避了包产到户本身的性质问题，到底它是姓“社”还是姓“资”，没有提。这个问题，要等到1982年初的第一个1号文件才能解决。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不仅有力地遏止了对安徽的攻击和指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作的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进展。

《通知》下发之后，到1980年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

这里要解释一下：包产到组，是几户社员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组，共同耕种一部分土地，收获分配权掌握在生产队里。除了上交之外，剩下的由队里主持，平均分配给组里各户。

包产到户，是一户农民单独耕种一份土地，收获都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决定上交多少，分给社员户多少。分配权在队里。

包干到户，是分配也由农户自己作主。“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所以，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大包干，是一步更进一步地把权力下放给农民。

到1980年末，中国农村的收获情况是：

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产量不增不减。

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值得一提的是：

陈永贵在这一年下半年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还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大寨县山西省普阳县(大赛人民公社所在的县)连续5年虚报产量的丑闻被揭发出来，大寨黯淡了。

顺便还要提到的是：

汪东兴于这一年2月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他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早在1978年12月就被姚依林取代了。

吴德于这一年4月辞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他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于1978年10月被林乎加取代。

纪登奎于这一年4月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华国锋则稍微晚一点，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党的主席一职改为总书记)，华国锋同时还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9月，华国锋又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包产到户节节前进

1979年初担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是曾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村经济专家。他曾这样概括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巨大变迁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而终于完全放开。”

正是如此。这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意愿，逐步取得的成果。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解放后，我在农村工作30多年，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我饱尝过酸甜苦辣，也深知农民吃尽了苦头。谁能想到，凤阳农民奋斗了20多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

1979年，风阳卖给政府大约4450万公斤粮食。

陈庭元给他的上级写报告说，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的粮食的总和。

这虽然叫人难以相信，可是事实比这还要精彩得多。因为过去20多年，政府拉进凤阳救济饥民的粮食，比风阳买去的粮食还要多。

里外里一算账，真有天地之别。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凤阳48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能养活自己。

自从包产到户，凤阳人可以神气活现他说，他们不要国家来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国家。

肥西县这一次给上级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一样要救济粮，而是要建粮食仓库。因为他们的仓库只能放1500万斤粮食，另有500多万斤粮只好在57个场院上堆着。

来安县姜泽和的者婆说：“包产到户让我丢了讨饭棍。”她18岁嫁给了姓姜的，21年来岁岁讨饭为生。现在，这伤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头。

小岗村1979年卖给国家粮食12497公斤，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12466公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还有钱，小岗农副产品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在当时，对这群“叫花子”来说，这无疑像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

一篇报告文学《丹凤朝阳》这样描写说：一只凤凰从天而降，落到凤阳县境内，亭亭玉立，金碧辉煌。凤凰忽见一瞎眼老妇，遂展其光彩，老人立即重见光明。这是凤阳老早的一个传说了。作者说：实行大包干之后，“神话变成了现实”。

乡下人都在证明他们看到的事实：人民公社的集体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

比如天长具有个秦楠公社，84个生产队不肯分开，另外29个队包产到组。结局是那84个队1979年共计减产11万公斤，29个队则增产20万公斤。在苏皖交界，安徽刘程村和江苏下胡村在一街的两端。历史上刘程穷而下胡富。但在1979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刘程包产到户，一举粮满仓。小伙子们也趾高气扬起来，三个月里娶回5个江苏姑娘。坚守在人民公社营垒里的下胡男人们不知所措地嘀咕：“瞧人家快活得腚沟沟都流油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根据调查得出结论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都提高50％以上。

为什么呢？从下面的事情不难得出结论。

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个农民马和贵，带领全家6口在地里劳作。他的10岁女儿也蹲在地里一点点把大块土敲碎。忽然狂风大作，黄沙席卷而来，令公路上的汽车也要减速，可这一家人仍然埋头苦干，恍若不觉。

在河北平原上，有一亩红薯少了6棵秧苗，这意味着在秋天将少收5公斤红薯，作出这个计算的是承包这块地的一个老人。他居然为此走了几十公里路找来秧苗补齐。

在河南包产到户的土地上，仅仅是精收精晒，每亩地就多收回20公斤——收割10公斤，打场10公斤。

相隔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70岁，走不动路了，可她却有本事在自家养50只鸡，把鸡粪弄到地里去。

当然农民家里不仅养鸡，他们把原本属于公社的牛马分归私人饲养，看来人民公社气数已尽，连牛也不喜欢它了。“那时候的牛”，云南思茅地区地委书记张文英说，“头低着，腰躬着，尾巴夹着，趴在地下，前拉后拽都不起来。现在，归了农户，头抬起来，腰伸着，尾巴甩着。”

新华社一位记者写道：“和过去不同，农民觉得他们是在给自己种地，而不是给当官的种地了。”

大胆的人在村口的墙上写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有幸，没有成为25年前因搞包产到户而被批判的浙江永嘉县；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没有成为被批判开除党籍划为右派的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凤阳成了取代大寨的新的热点。

“阳关道”上的人们争相走上“独木桥”。

到1981年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上升到总数的40％。

这是没有靠强迫命令，而是靠实践教育，靠群众愿望得到的推进。大约有5％的生产队还坚守在人民公社的阵营里。另外55％的生产队在犹豫。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1号文件。这个文件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在万里主持下推动农村进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

文件的突破点，是这样一段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共产党执政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承认了，这是一个认识上的大突破。这就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

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本来就应该把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民主，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东西吸纳进来，而下是排拒在外。不然它怎么成为较高阶段呢？

张广友著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中说：“万里在中央分管农业，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就是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每年领导制定一个1号文件，人称五个1号文件。这五个1号文件，连同万里为讨论文件而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反映了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步伐，也反映了我们领导的认识随着实践不断深入而下断提高的过程。它是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椎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套重要历史文献。”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以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为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市场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具体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杜润生由此名声大噪，成为80年代中国最富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

人民公社解体

1982年底，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本书前文指出，经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71.1，最高的计算也仅为92。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的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业生产率反而大为降低。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这一年的数字为104。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亦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1982年，粮食再度丰收，总产量增长9％。

新体制显示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1983年，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这一年，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又有39830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产量增产5％。

1985年，所余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至此，在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生产队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中国农村改革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引起举世瞩目。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万里曾经纵谈中国农村改革。根据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万里说：“为什么改革曾先从农村中突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反对“左”倾思潮压制和干扰破坏，坚持解放思想的结果。

万里说，改革实际上是清“左”除旧。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事物，不自觉地成为“左”的东西滋生的土壤。“左”的干扰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先问一个姓什么？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肯定它姓资。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广大群众的实践冲破了这些禁锢的成果，也是我们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逐步深化自己认识的结果。

万里说，凡事都先问一个姓社姓资，常常会把很多并非社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从而制造和扩散恐资病，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成长。

万里的这些话，决不仅仅具有回顾的意义，它对我们当前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

这些话，不但对于当前中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中国农业探索产业化、科学化、市场化的新路子提供了总的原则性思路，而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句话，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

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是不是”倒退？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意思是，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应该说是前进了；从过去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糊涂认识到准确地认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采取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是前进而不是倒退。有志者对此不妨进行理论探索。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崛起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农村中可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一大奇观。

乡镇企业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它是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摆脱贫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解放初，我国农村只有少量木匠、铁匠、石匠等“五匠”，以及碾米、做豆腐的“四坊”，情况极为可怜。

到50年代未，开始出现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所得利润除上交外，留给自己。传统项目主要是农机具修理，烧砖制瓦，农副产品加工等等，其作用是拾遗补缺，以工补农，以工促副，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能起一些作用。

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片面地夸大和强调“以粮为纲”，视社队企业为“挖社会主义墙脚”，常对此展开清算和批判；由于公社化时期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危害，社队企业发展极为缓慢。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强调了在农村中除了要经营农业之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把农业发展成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这就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把农村中的社队企业——加工业和商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打击和取缔的“左”的禁锢，从而为农村加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就社队企业发展方针、经营范围以及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都作了规定，进一步为社队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年9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这些政策措施，使社队企业再度在我国农村兴起，尤其是在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比如江苏省南部；那里是鱼米之乡，交通方便，地少人多，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同时由于比较重视教育，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为发展工业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再加上这里向来有办社队企业和经商传统，人的脑筋灵活，又吃苦能干，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到80年代初，江苏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已占全省工矿企业总数的98％。

类似的情况还有浙江温州等地。

广东靠近港澳，改革开放之初，正逢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广东。广东遂利用“三来一补”的大好机会，使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社队企业急剧发展起来。

1984年3月、比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文件，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村企业，农民联合企业，其它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文件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包括信贷、财政、税收支持)，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4号文件下发之后，乡镇企业在全国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四轮驱动”(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和“六业齐上”(农、工、商、建、运、服)的兴旺局面。

到1987年，乡镇企业个数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增加10倍还多。从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2826万人猛增到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无，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工业产值就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1997年，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是中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这是促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有分量的努力之一，它的多方面影响，必将在今后各个方面不断显现出来。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

一篇最近发表的评论文章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评价了乡镇企业的意义，读来不无启示。该文说：“本世纪20年代未，陈寅恪在王国维挽词序中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这后未免说早了一点。陈先生所指是辛亥及五四。而辛亥及五四时之中国农村，对不起，还是几千年来的老样子，试读鲁迅的《药》即可明白。明乎此，就能理解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不久的叹息：‘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其所以如此，最深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还像秦汉那样贫穷愚昧。”

“就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的改变来看，改革开放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的奇变。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遍及中国通衢大都和穷乡僻壤的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建设，只在孤岛般的城市里进行。这一次则大规模深入到了农村。由此带来中国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农村变了，农民变了。我国统计数字有些滞后并有缺疏，不能及时反映这个巨变的深刻性。以人口结构为例，12亿人民惯称8亿多农民，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8亿多农民中，已有1.5亿左右从事工业生产——参加乡镇企业工作；另有1.5亿左右在城市流动从事工业、建筑业或第三产业。把城市人口和这两项共3亿人加起来，已达7亿人。城市人口和工业、第三产业人口超过了真正种地的5亿农民(不是户口簿上的农民)。在这5亿当中，减去老的小的，恐怕只有两亿。”

“尽管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职业和收入并不稳定，还要在农忙时节回到土地上去，但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无疑已成为中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农业正迅速走向市场化。农民观念变了，追求市场，追求致富，追求自主，追求科学文化，追求现代化成为潮流，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化，称之为‘奇变’当不过分。”

经济生活新同汇：特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放眼世界，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并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出了这一项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

当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的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但是邓小平表示赞成与支持。就在广东提出这一建议当天，邓小平即与广东同志谈话。

邓小平淡到延安当年那么小小一块地区，后来竟打下那么大的江山。

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3月，谷牧再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哺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调整批准四个特区扩大面积，增强了特区的实力和窗口功能。

1980年9月至11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代表团，赴六国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1981年5月至6月，在谷牧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特区的认识，并为特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等。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发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指寻原则。后来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在这个文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至此，四个特区建设全面展开。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全新的事物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

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还有的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针对这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

经过考察之后，邓小平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的这次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鼓舞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而已为围绕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发表重要谈话，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一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从大连到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步伐。。

经过长期的争沦和准备之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我国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其中有不少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痕迹。邓小平在1986年9月29日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为了适应新时期多方面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开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全会公报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79年1月至4月，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比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废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意见。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讲话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口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这篇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并获得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

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我们国家很多大的毛病，是不是由于个别坏人如“四人帮”的捣乱所导致的呢？在当时，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邓小平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更为根本的制度层面。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在这里，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他严重地提醒干部和群众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这简明而有力的概括，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在讲话中猛烈地批评了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五种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这些弊端的危害，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邓小平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邓小平指出，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规念，等级观念，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力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承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邓小平认为，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曾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中，邓小平结合经济建设的急迫要求，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复杂性，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方面尽量创造条件，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获得极大的拥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成果和发展。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直到1986年这一年，政治体制改革才提到全党重要议事日程。

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任务艰巨紧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复杂，党内尚未就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时所说的：“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

但是，对于第一次思想解放来说，毕竟获得了最重要的突破。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

引言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又一个里程碑。

南方谈话还没有正式发表和传达，就已经不胜而走，如同飞书一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南北，带起一股强大的暖流。

此时正值2月，中国正是冬未。由于近些年来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北半球冬初异常温暖，冬寒后移，冬未就显得格外寒冷。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再加上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聒噪使得人们眉头紧锁，这个冬未的北风就更加刺骨了。

南方吹来温暖的东风，把凝结在人们心头的冰融化了。

这个春节，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了人们拜年时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把从各方面了解到的南方谈话不同“文本”互相对照，额手称庆。中国，你终于再一次从枷锁中摆脱出来了。

春节过了不久，南方谈话正式传达了。

此时国内情态，正如舆沦所形容的那样：“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句话，是春节之后引起轰动的一篇长篇通讯的题目。得邓小平南巡风气之先的《深圳特区报》于3月26日首先发表了这篇通讯。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

在这篇通讯中，陈锡添以满腔激情，生动地描写了88岁高龄的邓小平自1月19日到23日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在文章中披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由于这篇文章写的是最热的热点，并且文笔优美，所以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重要报纸陆续转载这篇通讯。

热心的读者一个一个地数着先后转载此文的报纸和没有转载此文的报纸，并以此为依据，猜测着各机关和各地对邓小平南巡的态度。这是有中国特色政治的一道风景。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一炮打响，陈锡添也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南方谈话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使这一理沦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写到了党的旗帜上。

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几年来的实践，深有体会他说，学习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再动员，是加快建设的再推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着深刻的创造性和鲜明的针对性。

就当时国内情况来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反贪倡廉工作，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七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5年奋斗目标，并勾画了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建设蓝图，提出了今后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到本世纪末一定要实现“翻两番”的基本要求。

1991年11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到此，从1989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基本结束。治理整顿克服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涨，整顿了经济秩序，取得了成绩。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开始顺利实施。

但是，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也存在问题。由于种种原因，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1990年比上年增长5％。发展速度慢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邓小平提醒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除此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在南方谈话之前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左”的思潮又严重地滋长泛滥起来，威吓蛊惑，无所不用其极，给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束缚。“左”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南方谈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左”，破除这个“左”，从而开启了新的思想解放时代。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姓“社”姓“资”登台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就抬头了。

民间议论纷纷。

有人说：“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有人建议恢复“五七”干校，有人说知识分子还应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有人对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产生了疑问。

有人说，出国留学的政策要变动。

海外学子纷纷流传说：“国内发生了‘六四风波’，回国探亲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地审，一回国就出不来了。”

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

这些是老百姓的议论。

或是不了解全面情况听信传言，或是认识糊涂，这些都不难办。各种媒介发表一些有针对性的言论和报道，做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形势发展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可以大体解决。事实上，群众当中的这些疑虑正是这样澄清的。

但是，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左”的声音就不这么简单了。

他们的言论出于自觉，有备而来，远比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深刻”得多。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认识，决不是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恰正相反，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想用“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恢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套。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国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的话，告诉读者：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进入90年代，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

文章说：“他们(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说：“有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

好家伙，“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贷款等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大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谁受得了？

北京《当代思潮》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

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文章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该杂志同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把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岂不是又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

1990年6月11日，北京某大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一文。

文章对支持民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进行了指责，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1990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讲话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巨大勇气。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文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说：“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在文章中，自以为对社会主义十分清楚的作者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主要内容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我们要问一问这篇文章的作者，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十五大这些决定对不对呢？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今天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谁说》一文的作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是自己还没搞清楚，就蛮横地批判别人“不清楚”，那么，这除了是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这一点，极左思潮还有更多的表演。

焦虑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

说1990年的中国报刊出现“社会主义热”并不过分。

看看主要报刊一篇接一篇粗黑的大字标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年》……

这样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以来所少见的。

一个名叫闻迪的人所写的4万字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人民日报》上从1月15日到19日整整连载5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

当然，这是总结“八九风波”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针对“八九风波”中有人公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共产党领导的否定，这些文章中，有些是写得不错的，有说服力。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文章，一阵紧一阵地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

一些文章，所发表的讲话，露出尖利的钉子，威胁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文章和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

也真凑巧，就在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每一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巨变消息。从3月11日到10月25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兹别克等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退出苏联。在11月7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前面，俄罗斯三色旗和苏联红旗打作一团，有人当场把苏联国旗付之一炬……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

在沉默中，有些人暗中说：北京应该挑起领头的重担，重新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整个的气氛沉闷压抑。

不管上级下级，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对口径。

发展速度仍然缓缓地在5％左右徘徊。

邓小平对此感到十分焦虑。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重点还是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这里的“担心”，表现了邓小平的忧虑。

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更好，可以更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这些话，同一年之后南方谈话的精神相一致。在南方谈话中，这些意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这些年，邓小平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上海过冬。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深圳、珠海等地的飞跃发展和上海的相对滞后使邓小平感慨万千。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的沿海特大都市；

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被世界认为是“东方的巴黎”，在二三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巴黎一样；

上海，曾经是亚洲自由兑换货币的金融中心，曾经长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如今的上海，显得老了，旧了，破败了。一千多万不甘落后、心怀期待与焦急的上海人民，双眼注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心里何尝不焦急？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邓小平遗憾他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他回忆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邓小平后悔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向前展望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针对“左”的势力抬头，改革开放声音微弱的情况，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还要讲。”

邓小平对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坚决支持上海打破封闭意识，他说：“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有些人说：因为北京报刊上开始问姓“社”姓“资”，改革开放的声音受到压制，所以邓小平到上海来发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讲话，当然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他的声音，通过一个奇特的新名字皇甫平传向全国。但是，却引起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

皇甫平文章引起轰动

1991年初，北京的气氛还在沉闷之中。一些报刊仍然起劲地在鼓动问一同姓“社“姓“资”。

2月15日，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新的一年是羊年。

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

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文章说：

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粱三喜”？抡起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凡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快，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大！

60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需要60年整整一个“甲子”的艰苦奋斗。这60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60年，是不断扩大开放的60年。总之，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

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舆论环境！

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详不新鲜了。可在当时，这些话是十分刺激的。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舆论接受程度，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但是，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为什么呢？这就要稍微分析一下“问一问姓‘社’姓‘资’”。

这句话，表面上是“问一问”，好像是问句，实际上已经给你答案，这就是：改革开放姓“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地站出来反对这一方针是很困难的。于是，有些人绕个弯，在表面上他不否定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他在“怎样改”上做文章。你真的一改，比如搞包产到户、搞股票市场、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等等，他就说你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让你改不了。所以，归结到根本上，这些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问一问姓‘社’姓‘资’”，不过是一句借口，是表面文章。如果你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因为搞不明白而在发问，那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一听到真诚地赞扬和鼓动改革开放，就本能地反感，甚至神经过敏。

何况，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中国，有人看了小说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报告文学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理论文章也要对号入座。在提倡“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看来，这句话正是针对他们说的。

然而，真诚希望推动改革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特别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句精辟的概括，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久违了，改革开放！”

新出现的皇甫平，引起了注意。

皇甫平再接再励。

《解放日报》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这篇文章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文章提出，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讲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聋振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文章受到指责的是这样一段：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不再像上一篇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用“‘商品经济”作代名词，而是理直气壮直接提出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但这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下文详表。

另外，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认为每个单位能不能搞好工作，要看它是不是解放思想，深入改革。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这就要看下一篇文章了。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也是受攻击最厉害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要害在这一段：。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于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直接关系，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越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所指，终于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这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这的确击中了要害。

上文已经表明，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干扰改革开放，使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陷入惶惶然之中。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

有些地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又要收回承包给农民的土地。《农民日报》为此刊登一些农民来信发出的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第四篇重要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文章说，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实际贡献。”

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提出要大量选拔“明白人”，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

文章提出：“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改革开放要大胆，使用干部也要大胆。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解放思想，克服障碍，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大胆使用优秀人才。”

“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至于第三方面，文章认为：“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要打破那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独断专行的选人方式，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这样，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

皇甫平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我们看看皇甫平文章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反弹。

围剿皇甫平，大问姓“社”姓“资”

针对皇甫平的文章，北京一些报刊紧密配合，默契一致，发表了密集的连珠炮似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

这种情形，多少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般，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明明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可他们仍然对之大加挞伐。这就使这一场斗争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因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双月刊)，1991年第2期(4月20日出版)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

“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北京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路人，并且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

“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光明日报》1991年8月7日以显著的大篇幅转载《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3期的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文章把要不要问姓“社”姓“资”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求是》杂志1991年第16期(半月刊，8月出版)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文，《光明日报》8月13日转载。这篇文章，尽管语句费解，但它的针对性是十分鲜明的。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洁难’。”

“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8月20日出版的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竟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压抑群众”。可能是作者心里有点虚，于是把群众拉来壮胆。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1991年9月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

这篇文章，首先表示自己不反对改革这两个字。文章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但是你真的要改革吗？对不起，没那么容易。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经批判邓小平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说邓小平只注重生产力发展，忽视甚至抛弃阶级斗争。张、姚并且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如伯恩斯但、考茨基的货色，是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真理的追求》杂志1991年第10期发表了《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一文。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说法，就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但、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

“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无须多说，读者也会明白，这些话，是针对邓小平提倡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以及他多次阐述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来的。

《求是》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不问姓“社”姓“资”是“十分危险的”。这是该杂志1991年第22期(11月出版)刊登的《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班工作》一文中说的。

干部培训应该注意什么呢？这篇文章提醒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还有一篇文章对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极为恼怒，要求批判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篇文章是由《高校理论战线》杂志1991年第6期发表的，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

文章问：“这个阴魂(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寻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

引了这么多文章，看似浪费篇幅，实则不然。

排列下来读下去，会收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效果。这就是，你会对“左”的思想方法，“左”的话语，“左”的攻击点，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从而有利于今后的“预警”，有利于今后的识别。所以，看似浪费篇幅，实际上是有益的。

其次，只引一两条，你就会觉得作者在上文所说的密集的、连珠炮般的以及罕见的等等，是一种夸大。现在你一口气读下来，会对当时中国政治氛围有着一种更接近实际的认识。

复次，引这么多，当然也有留此存照之意。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极为宝贵的资讯。

纠缠姓“社”姓“资”要害是否定改革

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大方便了。大家问就是了。

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

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

而且，“问一问”，是问谁呢？问实践吗了不是。这是理论家们不同意的。问了张三李四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行吗？也不行。我们的理论家也是不同意的，只有问他们，请他们来裁决才算数。这就不仅仅是主观主义的僵硬了，而且有点武断霸道的色彩。

这种“问一问”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问，不断地答。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突破的。在那个时候，有人就问过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单干，是倒退，姓“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也有人间过它姓“社”姓“资”。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姓“资”。

建立特区，有人问过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在特区里，只有那面飘扬的旗子是红的，其它都是“白”的。姓“资”！

浙江温州、福建石狮个体私有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名声大。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那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国有经济，姓“资”。

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有人问过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削弱党的领导，姓“资”。

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是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这是私有化潜行，破坏社会主义基础，姓“资”。

多利用一点外资，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比如海南洋浦)，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这不仅是姓“资”简直是卖国，是卖国贼！

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答案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

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于逃脱姓“资”的厄运。

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事实已经证明，极左思潮屡问屡答，屡答屡错。

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又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又一步走向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

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观点，除了“问一问姓‘社’姓‘资’”之外，再一个，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10次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龚育之同志考证，这是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第三次：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第四次和第五次论述，是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起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确认必须“逐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两年前，这种观点还足受到公开批评的。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邓小平讲话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会上讲话，又称赞了这个文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市场取向的创新，只不过暂时还沿用着商品经济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概念。

第六次：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七次：在准备十二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第八次：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里没有在字面上说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对宏观控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要求。

第九次：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这当然包括多年来形成的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思想。

第十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邓小平的意见以及相关指示应该说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左”的文章仍然开足马力，猛烈批判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

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这家大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中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这里把计划经济和党的领导并列，就是说，丝毫不能触动。

11月21日，这家大报再次上纲上线，把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说成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该报这一天发表的长文《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文说：“一些人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这里虽然在“市场化”前面加上“完全”两个字，以给自己增加保险系数，但是作者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还是十分鲜明的。

12月17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位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

文章针对皇甫平的观点，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在这种氛围之下，有的文章即使提到市场经济，也是小心翼翼，加上很多的限制词，并且要加上“计划经济为主”之类。

当然，发表这种文章的人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人是思想守旧，在传统的套子里呆久了，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有的人是被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章吓住了，不敢说心里话……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出于自觉策划，偏偏要跟改革开放对着干。

“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以来，我们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证明，这是富国富民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我们一定要揪住这个中心不放，不允许干扰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但有的人偏偏要干扰。

1991年6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

该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文章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

文章煞有介事他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文章向干部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10月23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重头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

这篇文章指责有的人“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

该文耸人听闻他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这意思，就连“文化大革命”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在话下了，现在要进行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这，自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

1992年1月5日出版的北京一家刊物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的长文。文章重申：目前我国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这篇文章还以林彪的思维方式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

读者不难看出，作者是在呼唤“以阶级斗争为纲”。

否定邓小平理沦的一篇奇文

“左”的思潮日益升温猛烈膨胀，终于导致一篇题为《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的文章出现，其时间是1991年12月10日．发表在北京一家刊物上。

这篇文章堪称是这一时期“左”倾思潮的代表作。由于它对邓小平理沦的代表性观点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备受各方关注，被不同观点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场合引用。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代表性的文章提出了哪七个问题，并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

文章摘要如下(为了便于读者领会其“精髓”，我们在每个问题后面略加评注)：

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是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一样，也是改革的目的。

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纠正“搞改革，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着问“姓社姓资”之类的错误观点。既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改革的目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生产力，那么，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当代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是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直斗争着的。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是“改道”观“改向”观。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这种改革观搞乱了思想。不然，为什么公开主张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中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竟能欺骗不少人？在我国，直到今年3月，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规定为改革的目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改革观，是多么必要。

(评注：这第一个问题的要害，是坚持对改革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并给不问姓“社”姓“资”的人扣上企图“改道”、“改向”、“改掉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借以吓人，阻挡改革开放。)

二、“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点也不能动摇”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这一制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端，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一致的。而自由化分子是把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叫作“僵化”，把恢复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叫作“改革”，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叫作“创新”的。

实际上，阻碍“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体制上的弊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破坏力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就在于仅仅把原有体制的弊端甚至把整个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不讲自由化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不讲反自由化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评注：在这个问题中，作者把调整所有制结构，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促进经济进步，耸人听闻地歪曲为“恢复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左”倾思潮的有力回击。另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资金，一直是结合着我国实际需要和国情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从整体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把我国对外开放歪曲成照搬西方模式，只能说明作者有意偷换概念。)

三、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

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例如，当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如果仅仅用生产力标准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进步的、合理的结论。据此还能够这样推论：既然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生产力仍在发展，那么，我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中搞“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生产力唯一标准论，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既看到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又看到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不平等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剥削，使其中的多数国家生产力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看到它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进步潮流的阻挠和破坏，看到西方国家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社会腐败的现实，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把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任何阶级，都是不忽视政治标准的。尼克松今年6月2日曾提出衡量“改革派”的两条标准：“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两条标准：不仅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且要使国家四分五裂。我们把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质上也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了政治标准。

(评注：邓小平说过：“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还说过：“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概括，纠正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错误观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但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中央文件里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为大家公认的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三方面的标准，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过或是论述过。而且，邓小平一直强调“两手抓”，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培养“四有”新人，这是广大干部群众都非常了解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虚设出一个生产力“唯一标准”并把它作为敌人加以痛斥呢？这除了说明作者对邓小平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力不那么舒服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四、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改革是强国之路，就是说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不能强国了，只有加以革新才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途径。我们正是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意义上，讲改革是强国之路的。因此，用“改革是强国之路”来否定“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的观点，是不对的。

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可见，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工作，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决不是全部内容。看不到这一点而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是危险的。一些国家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把一切错误和弊端都记在社会主义的账上，而不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优越性；把人民政权对敌对分子的专政说成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而不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把西方国家美化成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天使，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罪行和本质；这种做法的后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评注：这里，就直接批评到邓小平的讲话上来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句话并非是“有的论者写道”的，而正是邓小平说的。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七个问题》一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一次革命而言的。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这是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另外，从改革牵涉之深之广的角度来看，亦可以称为革命。改革不是枝节的修修补补，而是根本性的体制性变革。称之为革命，十分恰切。还有，“革命”一词并非世界上某一个特定事物的专利。现代化又常被人称为“工业革命”，搞农业的同志经常说“绿色革命”，难道这样使用“革命”一词也是什么“否定革命”吗？是不是应该发一个语词通告说，除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武装斗争”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之外，一律不许使用“革命”一词呢？不难看出，文章作者说“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完全是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再现。)

五、应当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搞现代化，当然要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必要的资金，当然要注意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积极性，否则，就可能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上，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可能越来越脱离群众，忘记人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这不仅是一个事关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

(评注：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把他们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不无挑拨的用意。至于引进国外的经验和资金，正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说到底，正是为了人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忘记人民”。作者这样“鸡蚤里挑骨头”，目的是什么呢？)

六、“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

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上台搞“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的。经过10年改革，我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八九风波”。东欧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却也被和平演变过去了。这都说明，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搞“一手硬、一手软”，是要吃亏的。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下大力抓好经济工作，又要防止因此忽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1985年尼克松考察东欧以后认为，东欧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4年后，尼克松的话不幸言中。从中不难看出，不重视思想，不关心政治，是多么的危险。

(评注：2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中央率领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成果，这是全党的共识。虽然不排除在某一方面具体工作中有“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但很快就纠正过来。从整体上不存在“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另外，谁也没有说过“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样的话。文章作者故意把事情引向极端，是不是为了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七、应当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

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的问题。

改革措施是不可能做到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例如对外开放，把窗户打开，就不可能只进新鲜空气而不进苍蝇、蚊子。

看到改革措施有消极作用就不敢大力推进改革，是不对的；不肯实事求是承认并限制这种消极作用也是不对的。一些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和不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有的国家里，别说提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就是提一下改革要遵循社会主义原则，也会被扣上“僵化、保守、右派”的帽子。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会不发生和平演变？

总之，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种内因，主要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邓力群，《光明日报》1991年3月26日)，由于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由于右的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兴风作浪，而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归结的：“内因就是不改革或改革停滞。”

(评注：1991年，正是改革开放遇到“左”的阻挡，走到险关隘口，“迈不开步子”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持有“左”倾观点的人犹嫌不足，还要以“消极作用”为口实，提出“限制改革”的命题，发动人们为“限制改革”出谋献策，他们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读了这篇“左”倾思潮的代表作，不能不为改革开放的命运捏一把汗。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邓小平南方谈话震动全国

正是在“左”倾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充满了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繁，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高屋建瓴，冲破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沦。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两，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结合创办特区的实践，进一步指出：那些起劲地鼓吹问一间姓“社”姓“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在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在人们的观念中以及一些部门的实际利益当中占有优势。虽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十几年，但是不少人的思想还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缺乏勇气突破。

“左”倾思潮的代表人物祭起姓“社“姓“资”的旗帜，拼命反对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硬拉在一起，更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和政治雷池。

其实，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说明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持续地下断高效发展。

举例来说，从事金属螺丝钉加工工序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事先推断出他的产品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满足人们的需要。即使借助统计资料，也无从确知，在某种螺丝钉的多种潜在功用中，到底哪一种功用能够得到满足，而哪一种功用必定得不到满足。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的境遇、要求不同，接触的信息、追求的目标各异。人们对相互之间的需求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千差万别的需求，是不可能计划出来的。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系统，才能得到满足与协调。一旦个体需求在某种契机之下广为重合，一种基于灵敏反映的更高序列的复杂的产销系统就会在市场催动之下形成，大量相应的商品与服务项目就会泉涌而出，以满足蜂拥而来的个体需求，并实现其自身的导向与价值。

邓小平正是对大量类似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一语击破“左”的障眼法，把人们的思想从禁区当中解放出来。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由此发挥开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以紧迫的责任感，催促改革开放要大步前进。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提出了抓住机遇的命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了台阶式发展战略。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两手抓，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不能手软。

他在南方谈话中还就组织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特别指出：“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

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南方谈话后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龚育之还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对开好十四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2年的思想解放与1978年的思想解放不同之处在于：

1978年的斗争是从哲学上突破的，1992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突破点和动力源也在经济领域。这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取得的成果，说明人们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左”的错误与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挂帅”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

与此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历史的进步，代表了新的社会主义观。

中国经济鲤鱼跃龙门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贯彻、落实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受到困扰和阻碍的改革开放有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汪洋澎湃，顺流而东。

经济发展亦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

这一年2月28日，中央将南方谈话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下发和传达。

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南方谈话精神，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部署，并发表了会议公报。

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会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应用这些手段，加快商品经济发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到中共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学员班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以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题，批评了“左”的思潮，要求大胆推进改革开放。

反“左”成为此时中国政界、经济界和理论界的热点。

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由市场引导。所以有人说：“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

结果是：从21日到23日，仅仅三天，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570％。

其中，5种新股市价面值狂升2500％至3000％。

狂升的股市，造就了杨百万这样一群新的靠股票发大财的富人。

从1990年开始的股市，在南方谈话之前颇受冷落。

与股票市场别离许久的中国人，己不知股票为何物。许多男男女女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及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了解股市。“那是30年代的事啦！”人们都这样感叹。看《子夜》中的人物在股市斗法，因股市大起大落甚至家破人亡，都感觉那是另一个星球的事情。

因此，当1990年首批7支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时，人们都觉得与已无关。很多人觉得买股票有点像五六十年代买公债的感觉。老爸老妈那时买了公债，把像人民币又不是人民币的几张纸放进抽屉一搁就是多少年。中了兑现号码甚至本人都不知道。有的人知道了也没用。因为那几张纸有的找不到了，有的已经让小孩子玩烂了。

所以买股票要做动员。动员也不买，好像要他做牺牲。“别坑人啦！不买！”当把股票白送到一些人手里的时候，有的人还不要。要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呢？

现在，神话到处流传：“某某发啦！”“某某买股票赚了上千万！”

人心都搅得痒痒的、乱乱的。

人们蜂拥而上买股票。

8月份，深圳股票交易所发生抢购股票风波，那是后话了。

从3月到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南方谈话的方案。

5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炔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作为中央4号文件下发。

在加快改革方面，提出了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物资、商业体制改革，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国外市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的要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对外开放的格局。文件还要求继续办好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快内陆对外开放步伐，省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利用外资形式。

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催动下，有沿海地区带动，全国出现了房地产开发热和开发区热。

这一次，广西的一个风光秀丽但过去不大出名的小城成了全国房地产的热点。这就是北海市。这里虽然起步较晚，但是面临北部湾海洋，美丽的沙滩既长又宽，况且交通方便，又会发展成大西南的物资出海口，堪称广西的一颗明珠。种种经过夸大的美好的前景和捞钱机会，勾引了无数来自内地、台湾、港澳的房地产商及投机者来到这里。当时热闹的情形，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像当初去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一般。

买地、卖地、盖房子、卖房子。

人就在当地，地还没来得及圈，更不要说开发了，买地的合同已经转了几道手。每一道都要狠捞一把。这里又成了继股票之后制造新富人神话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发了大财。当然，在泡沫破灭之后免不了又有些人倒霉，那也是后话。

至于开发区，更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大热特热。人们把大片的地圈上铁丝网，就算开发区。幻想着几年之后这里就要变成香港那个样子，至少也要出现省城那般设施。

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重要讲话。

十四大召开在即。各界都知道，总书记的讲话将是十四大报告的基调，所以格外重视。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

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他说：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他说，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江泽民针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说：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他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在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党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江泽民的讲话，振奋和鼓舞了改革的锐气。

十四大召开之前，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涌向高峰。

企业改革和配套改革深入发展。

6月，国家科委、体改委决定在北京、沈阳等五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人才分流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同时，财政部决定在九个省、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通知。转换机制，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折不扣地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这个条例，是推动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决定。

……

一系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大有令人眼花镣乱的态势。破除了“左”的干扰之后，1992年成了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的改革年。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为了进一步支持浦东的开放开发，1992年初，中央给上海扩大了五类项目的审批权，同时给予上海五个方面配套资金筹措权。

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吸收外商投资，开发建设30平方公里土地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区内实施保税区的各项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浑春和满洲里作为开放城市。

3月中旬，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肯定与支持。

5月，国务院批准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也开始筹建保税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的政策。。

6月，国务院又批准近60个县市列入开放地。其中南宁和昆明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同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五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到此，我国已形成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中国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外向型经济获得空前发展。

1989年和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4％。

199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6％。

1992年全年比上年增长13.2％。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催动中国经济跃过了高速增长的龙门。

十四大开辟新纪元

北大教授为何跳搂自杀

1992年10月12日．这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十四大的召开，宣布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可是，就在这一天深夜，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个身影从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据《首都经济信息报》(现更名为《北京经济报》)1993年1月2日“周未版”创刊号报道：

13日凌晨6点多，有早起的人经过“教四楼”猛然问发现一人横卧在地。

这横卧的人头朝向墙，距墙根不到1米，一只眼睛及颌骨都凹了下去。牙齿脱落，全身是血，脑浆外溢，并有成簇的头发和脑浆粘在裤子上，所穿的衣服上还有少量白灰。

很显然，是从楼上摔下致死的。目击者立即报案。

随着晨曦初露，前来围观的人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不是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吗？解万英还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他怎么能从楼上摔下来呢？

据公安机关现场勘察，发现五层的一间教室里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窗户开着，紧靠窗户的地方有一把椅了，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户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边的空白处，有死者用圆珠笔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

经法医进行尸检，公安机关的结论是：“无搏斗痕迹”，“高坠至亡”。

既然现场没有搏斗痕迹，法医尸检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就简单了——自杀。

尽管公安机关井未明确说这是自杀，但人们不难从勘察结果中得出结论。

于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跳楼自杀，成为那几天的特别新司，传遍了中关村一带。

对于解教授自杀的原因，人们一般持谨慎态度，不愿过多议论，但是有一种多数人首肯的看法悄然蔓延着：

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教授观点不一致，但是又老实忠厚，辩论不过，常生闷气。十四大召开当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完十四大政治报告之后，在五楼那间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后在那本杂志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左右环顾，倍觉凄怆，面对无可挽回的绝望的夜空，毅然决然为自己的信念挺身殉道了……

各种私下的议论在中关村流传：

“这样的老‘左’，多死几个中国就有救了！”

“死者为大，这么说太过分了吧！”

“别管‘左’右，老解死得像个人样！且比那帮嘴上马列主义，暗地里跑官搂钱的‘左得利’们强多了！”

“这年头，理想、信仰值几个钱？他也真是傻透了，何苦来！”

到底解万英教授是什么样的人呢？

解万英，时年53岁，陕西人，1965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同年留校任教，后在资料室工作，同时兼任一些教学工作。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为人耿直，有些木讷。对工作一向认真，家庭责任感很强，十分重视教育培养孩子，经常写点警句以勉励两个儿子认真学习。解万英在生活中也很细心。他与妻子及两个儿子长期与别人合住在一个单元里，但他从未有怨言。他死前不久分到一间补差房子，同时学校又分给他一套楼层较高的单元房。妻子不愿意搬，他还给妻子做工作，死前一天还劝妻子要顾全大局。

由于多年从事资料整理分析，解万英学术成果不突出。但是他有鲜明的个人观点。他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局限，他形成定势的思想具有那一时代的特征。

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了解研究不多。他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其治理》等文章，反对“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

他对系里近年来很活跃很知名的几位教授的观点有看法。解老师的言行的确给一般人留下了“左”的印象。

据了解，没有发现与解万英有尖锐利害冲突的人，而且他的家庭也很融洽，他没有理由寻死。那么悲剧的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假说：10月11日星期日。解万英上午与妻子商量搬家等事。下午原定与妻子去中关村逛跳蚤市场，后因亲戚来访未去。当晚，解万英说13日上午要给研究生讲课，急着备课，所以当晚在学校分的补差房(在别的单元)备课、就寝。

12日上午，他先去学校房管处谈新分的房子的问题，然后回房间里听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做的政治报告。当他听到报告里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感到空前失望。由于他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更没想到把市场经济原则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因而受到强烈刺激，甚至绝望了。这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未打招呼而没有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进行每晚的例行散步。家人以为他在补差房忙于备课或忙于其它工作，所以并未往别处想。

这天夜里，解万英拿着收音机和《求是》杂志，来到“教四楼”五层那间教室(这里不是家而是教学场所。他在这里自杀，一是不愿给家里添加更多麻烦，二是显示自杀是公众原因且与他的教学及研究有关)，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中，他思前想后，只觉无力回天，万念俱灰，以至不能自制，决定结束痛苦的生命。终于，他拿起笔来在心爱的杂志上写下八个字的最后留言(在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是计划经济)。

解万英周围的人大多数同意这种分析。也有人持有疑点。

疑点一：

解万英虽然不赞成市场经济，但并不反对改革开放。他曾参与编辑两卷本《股份制理论与实践》，内容包括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谈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朱镕基评说股市，厉以宁谈证券投资热点等等。他还参与编辑了《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纪事》。

疑点二：

既然要“以死抗争”，照理总要有个明确交待。死者没留下遗书或说明，这对于为信念而死的人是不大合情理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解万英不好公然驳斥，那样会给家人造成不好的后果。他写的八个字已经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看法)。

疑点三：

像解万英这样爱妻护家，惜子如命，对家里的小事也十分尽职尽责的人，怎么置妻、子于不顾，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撤手而去了呢？于是，有人认为是解万英散步时被人杀害，然后将尸体移到五楼，再抛下去，在杂志上模仿解的字体写下那八个字，将杂志及收音机留在楼上，制造自杀假象。

但根据公安局专家勘察结果，这种推测全无根据。而且杀人动机是什么呢？图财？为女人？谋夺资料室工作？为分房？全部不是。那么，为了对市场经济看法不同？更离谱了。所以，大多数人不同意谋杀说。

自杀，对于排除了经营亏损、官场失意和丑闻暴露的知识分子来说，常蕴含着意义。当怀着某种价值目标去追寻业已幻灭的期望时，这种以绝望求期望的行为并非极为罕见。古代臣子“死谏”的不可胜数。近代以来，知名的像梁巨川、王国维、陈布雷。田家英……只要是真诚地为信仰方面的问题献身，那么，他们的人格当中都有其力度存在。常言道：“想个明白，死个痛快。”未必不是一种“正果”。解万英的死，如果真如“假说”所言，那么我们无论怎么不同意他的看法或观点，也都会默默示哀，表示肃敬。

还应该指出的是“左”的思潮急剧膨胀，打着姓“社”姓“资”的旗号拼命反对市场经济，亦对解万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左”倾思潮对此悲剧亦有一定责任。

每当时代转换时刻，总有一些悲剧发生，总有一些新与旧的碰撞摩擦。这是历史上屡见的事。但愿人们能从中汲取教训。

十四大：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十四大报告的确对猖獗一时的“左”倾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使那些在“左”的误区中困惑徘徊的人受到了震撼。

江泽民在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实现了令人振奋的新突破，在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左”的障碍，开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

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期问，江泽民就强调：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邓小平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重要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圆满地体现了这个要求。报告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重大成果。

政治报告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以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回答了近一两年来“左”倾思潮对邓小平理论发动的挑战。

报告评价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五年之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表明这个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更加深入人心。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九个方面新概括是：

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这是到1992年为止，对邓小平理论最新最全面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

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崇高评价，说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四大之后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则称赞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十四大之后，89岁的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稿，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前出版的两本《邓小平文选》经增补后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这样，一、二、三卷作为邓小平著作的比较完整的集子，于1994年出齐。

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邓小平虽然自70年代未就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探索并不时有相应讲话，但因为尚需逐渐达成全党共识，所以在较长时期里没有公开发表，也未形成党的正式文件。

然而，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逐渐战胜“左”的思想和传统观念，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不断加强，则是事实。

从经济改革的实践、党的正式文件以及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讲话来看，这个过程大略如下：

新中国成立之后，即选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1958年，这一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强化定型，长期实施而巨越来越“纯”，直到70年代未。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体制弊端日益严重。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效益极低。僵化的体制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全世界的实践表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把经济搞上去的。

直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才在报告中明确写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市场”二字登上大雅之堂，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承认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算是又进一步。

这个决定受到邓小平高度评价。他说：这个文件“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接近了。

但是90年代初，“左”的东西泛滥猖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倒退。

大量的“左”的文章和讲话，把几十年来从斯大林到中国人的责难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根据都翻了出来，集中起来形成排炮，猛轰市场经济，“保卫”计划经济。给人的感觉是恍若隔世，好像中国十几年来并没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一样。

不少人认为，此时一些“左”的人士对于市场经济并非抱着探讨的态度研究交流，而是肆意乱扣帽子，一逞为快。

前文已有介绍，在这时很多重要的报刊文章中，市场经济竟如洪水猛兽，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和帝国主义阴谋的代名词，搞得人心惊肉跳，避之唯恐不及。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搞市场经济，破除了“左”的障碍，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疑云。

1992年6月9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学员的讲话中，针对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争论说：“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市场经济终于在理论上取得了主导地位。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说：这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

这是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是十四大的又一项重大成果。

实施“软着陆”，推动改革深化

十四大之后，思想解放和加快发展的热情更加高涨。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整个国民经济旺盛发展，全国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

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2％。

199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5.1％。

然而，由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换句话说，还是粗放经营，所以在1992年下半年就已显示出失衡的苗头。到1993年，经济过热更突出了。

过热，对老百姓来说最敏感的是通货膨胀。

据《人民日报》报道，原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对记者说：“我搞了多年商业，深知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3％，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22％，群众感到压力很大。”

1993年春节前后，部分大城市牛奶价格上涨30％。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更多。

济南公共交通售票员尹平说：“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感到压力很大。”

的确如此。受到物价压力最大的是工薪阶层、效益不好的国企职工和贫困、次贫困地区的老百姓。

北京蓝岛大厦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说：“什么都长了，就是工资不长。”

为什么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白和金说了一番看法。他担任过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是计委里著名的“经济通”。

他说：物价上涨和基本建设上得太猛、摊子铺得太大有关。

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800亿元，比上年增长40％。1993年为11829亿元，比上年增长5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最高的两年。

由于发展心情太过急切，新开工项目过多，资金缺口极大，需大量后续投资。而且，1993年只完成当年计划工作量的50％，剩余工作量与前几年留下的合在一起，再干三年也干不完。

压力如此之大，各地各部门还在拼命活动要求批准大量新项目。某地相邻的几个沿海城市都要建深水大港，从北到南十几个地方都提出要建大炼油厂……这样的项目，每个都要投资上百亿元，钱从哪里来呢？

基建猛增的结果：第一波就是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1993年，钢材、水泥、木材的价格比上一年上涨50％以上。整个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38.2％，连带各种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的购进价格平均上涨35.1％。

第二波就传递到工业成本上升。1993年工业产品出厂价平均上涨24％。

第三波转移到消费品。因为消费品生产都要使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结果，1993年，全国包含工业劳动的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13％。当然，最终还要传递到老百姓的口袋里，要老百姓多掏钱。

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也问题多多。

大量投资跑到房地产上去了。重点又不是老百姓的住房，而是楼堂馆所、度假村、别墅等等。既占压了大量资金，又没有缓解群众住房难。投资效益也不高，销售率仅仅为50％。大量房屋空着。

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说：“政府投资行为过多，往往是项目完工之日就是停产之时，无人负责。”

的确如此，长官拍脑瓜乱决策，把老百姓的钱扔在没有市场前景的项目上，亏了白扔了，就说“交学费”，照样当官，甚至升官。钱就是这么多，乱投资不也导致物价上涨么。

高尚全说：“1993年国有资产建设交付使用率只有40％多，效益太低。根本的一条是改革投资体制。要建立风险责任约束机制，把投资和市场真正结合起来，规范投资行为。”

还有，大批国有企业欠债不还，也还不了。银行压力极大。有些银行就把资金投放到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上头，投机赚钱，不仅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而已风险很大。

一些企业从银行借不到钱，各种金融机构和非法集资活动乘机大行其道，更加剧了金融秩序混乱。

再加上财政困难加剧，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现象的制约进一步强化，进口远大于出口，国家外汇迅速下降等等。

一切都表明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太紧了，经济快速发展是好事，但是失去平衡不加以调控，最后也会反过来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引发动荡。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

需要的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既要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大的损失。

为了尽可能保持经济发展势头，中央决心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利用利率杠杆增加储蓄、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16条措施，要求各地立即贯彻落实。

紧接着，自7月初开始召开全国金融会议、财政税务工作会议，贯彻落实16条措施。

宏观调控开始在全国实施。

与1988年的治理整顿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但又综合利用了调整利率、加强法制等手段，是行政、经济和法制的统一，比1988年的措施更为多样，更适合复杂的需求。这标志着我们的宏观调控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

二、掌握了适当的力度。紧，不是紧到底，不搞一刀切。对于那些效益好的有市场的企业，在紧缩银根的同时，该给予资金支持的还要支持，不像1988年那样一下子“冻结”。

三、放也不是不分目标的撒手全放开，而是有选择的放。

总之，宏观调控的用力点是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这次宏观调控被国内外称为“软着陆”。对于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复杂的经济状况来说，经济“软着陆”当然要比“硬着陆”好。虽然字面上都是“着陆”，但“硬”坠下来显然容易伤筋动骨。

实施宏观调控之后，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好转，物价涨幅降了下来，出口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高速度。事实证明，“软着陆”获得了成功。

在改进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们又把它称为“五十条”。

又是一个三中全会。是历史巧合还是有内在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的改革决定多数都与“三中全会”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用多说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大突破的好文件。

十四大之后，人们希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有一个明确的表述。“五十条”就满足了人们的这一要求。

因此，可以这样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五十条”，是把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是画出了一张通往这个目标的路线图。

据文件组织者和起草人之一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为了写好这个文件，组织了有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共350多人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文件提供内容。

在起草过程中，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次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并多次召开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座谈会，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五十条”分为十部分，分别讲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目标与主要内容。重点是第二至第五部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环节。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二、统一的市场体系，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又是现代企业运行的必然结果。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过程中，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规范。

三、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器。要改革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

四、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共同富裕。

五、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有基本保障，又要适合中国国情。

从1993年到1994年，改革大步突破。

多少年来，城里人视若生命的粮票和粮本突然变成了“历史文物”。

粮票和粮本在1993年全部取消。不少人捏着这“红折子”感慨万端，不敢相信耳朵。迁移户口的时候，仍然习惯地拿上粮本，递进小窗口。民警笑着：“这个本不要了！粮食随便买啦！”可是家里的老人还是把粮本藏得严严实实的不敢大意。

粮价也放开了，这是经济自由的重大成果。1993年建立了粮食保护价和储备制度。

后来成为热点难点焦点的股份制，其实在此时就已经加快了试点。

到1993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近4000家，股票市价总额4000亿元。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中，企业职工内部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7％，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约占46％，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占7％。股份制的法律规范也在建立。这个试验，为后来大规模展开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探索了出路。

也许有些老百姓觉得分税制和自己的距离远了点。但分税制出台实在是国家一件大事，是财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因此从长远来看和每个人的利益都是有关系的。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实行的“包死基数，几年不变”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是一种过渡性的不规范的临时性措施，越是长期用下去，弊端越大。把地方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是1994年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将包干制改为分税制之后，建立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这就为合理规范中央、地方和企业的分配创造了制度性基础，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另外．从1994年1月1日起，消除了外汇双重汇率。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建立起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

买股份、买企业的人应当了解：从1994年起，统一所得税，改变了过去的按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税种和税率的繁琐不合理的情况。内资企业所得税一律实行33％的比例税率。这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平等竞争创造了一定条件。

对外开放也在大步迈进。

中央决定进一步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批准外商成片开发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在全国批准建立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开放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

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直接对外开放的城市扩大到了339个，县(市)919个，建成了5个经济特区，3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来中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7个。

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这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取得的成就。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浪潮推涌下，改革开放势头之猛，是以前没有过的。

第三次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理论如果也像理论家一样，是一个人，有着人类的七情六欲，那么，她一定会哭却又无泪，会笑却又无声，会讲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却又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不过，也许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理论才会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997年，从夏到秋的几个月中，中国境内，气候较往年有些反常，北方酷热严厉，南方温和宜人。

公开的舆论中，人们似乎只能尝出一种味道：报纸上面一律是“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声势浩大但却平淡无奇。京城内外的党政机关，已经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所有制的“公”与“私”的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

如果这一消息能够广泛传递，为世人所知，则多半是由于小道上的往来，而无任何官方的证明。事实上，官方对于“十五大”的消息，仍在小心翼翼地封锁着，保密工作似乎卓有成效。“政治报告”虽然已在数千人当中传阅讨论，但是真正见到报告文本的人少而又少。即使在“传阅讨论”之数千人中，也不能人手一卷。每次讨论会议甫毕，报告文本即由机要人员收回保存，极少有人能将其带出门外。

所以，直到9月11日，也即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人们还不能知道江泽民总书记将说些什么。

9月11日夜晚的北京城，从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所有报社的编辑部里全都通明一片。灯火流光处，气氛平静但却有些异样，有如军队之等待冲锋的号令。按照既定计划，党的十五大将于次日召开，现在，报社的编辑们都在等待预备会议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也是按照既定计划，这些消息、照片连同名单，全部由新华社编发，连夜通电全国，报纸则一律照录于次日头版，不能有任何差错。

唯《中国经济时报》有些别出心裁，这一个夜晚，它的头版编辑正在为一篇文章作最后的校对。文章题目分外显眼：《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按照作者的描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们的观念：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解放；

1997年，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中国由此开始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二天，也即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之时，这份报纸连同其它那些报纸一道，送到代表手中。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将199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归结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乃由人们私下的议论肇始，由春到夏，日愈热烈。当江泽民5月29日这一天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之后，国内所有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认定这个讲话非同小可，其底本大约就是十五大政治报告的重要部分。事先在中共中央党校这个场合来讲，只是为了将形形色色的认识纳于一轨，也许还有进一步征询意见的打算。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十二大之前思想准备的最重要的一环”。至少可以认定。江泽民决不只是要对中央党校毕业班的那些高级干部讲这些话，选择这些人作为听众，不过是因为刚好有这样一次讲话的机会。不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不会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

尽管如此，中宣部也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舆论方面似乎有些按捺不住其“反左”的迫切心情了。

“第三次思想解放”之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在国内。

一个名叫李君如的人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李君如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还兼任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两个主任。按照何江涛的描述，李“以勤奋、治学严谨著称理论界”。他由上海入京任职，又是在中宣部这样的地方，其身份已经令“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说法势震京城。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李君如竟然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锋芒径直指向“所有制”这个最为敏感的领域，更将今日之姓“公”姓“私”的争论，与昔日之姓“社”姓“资”的争论相对照。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果1997年的情势真的如李君如所说，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那么，它究竟向前走了多长的一段距离？这个问题中的意味，只有同我们多年来一贯信守的理论联系起来，才有可能理解。倘若在几年前，我们可以相信李君如说不出这样一番话来。他可能还不会具有这样的认识，就算有了也不敢讲出来。如果他在那个时候敢于放出这样的言论，十有八九立即就会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会被夺去乌纱帽。

这有事实力证。

1991年夏季、国家教委提出的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报告里面没有列举这些“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姓名，只是用“一些同志指出”的办法将这些看法列出：

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经济，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剩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这些“指出”于1991年8月由京城某大报印发出来，在京城的机关中传阅。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些同志”究竟是谁，其实，是谁说的并不重要。因为，通过前面“第二次思想解放”过程的介绍，读者已经知道，诸如此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领域里有着普遍的影响。

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这些议论声渐不闻。但是，3年以后，其基本的论点和其谈论问题的方式，被一些人充分地继承和发扬起来，成为新的一轮争论的起点，并且最终导致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则又有些出人意料。

平心来论，我们国家的理论、在这十几年中的进步不能说不大，不过，“意识形态立国”、“主义优先”的方针，到今天仍然余韵缭绕。不是姓“社”姓“资”，就是姓“公”姓“私”。“政治”打个喷嚏，“经济”也要患感冒。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我们以为事情了结了，谁能想到，争论卷土重来。

可惜理论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它的酸甜苦辣。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

从1997年9月向前数，大约三年之内，江泽民在中国国内考察41次；李鹏40次；朱容基37次。

领导人离开京城，频繁地到各地去巡视，乃是在贯彻一个初衷，了解真实的情况，以确定改革方针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应当调整，有如邓小平在80年代初说过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过去近20年里所遵循的路线，其实就如同领导人巡视各地，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再走一步。

但是，“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在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改革已经摸到了“深水区”。

平心而论，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的几年中，中国的改革的确有些变幻难测。政治方面，碰上一场大风波；经济方面，赶上一个大紧缩，更何况还有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风云漫天。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想把局势稳住，而又不让改革停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回看那几年，人们仍然可以感到前所未有的大落大起和大悲大喜。由落开始，由起终结；由悲开始，由喜终结。

问题层出不尽。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的话，各种说法仍然纷纷扬扬，相持数年，未肯平息，直到1992年，大致有了了结。

具体他说，有过“九大争论”：

一、如何评价80年代？

对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一段时间里面持着强烈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经济方面造成了严重的“过热”、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严重的“权力分散”。而且认定，这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方针的失误”所致。这些年，对于80年代的基本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叫作“财富有了巨额增加”、“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种转变的意味不仅大，而且是微妙和深远的，因为对于过去的形势和方针的评价，即关系着过去的人和事，也牵涉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方针。

二、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条基本路线，大家曾经只是在“两个基本点”上兜圈子，忽左忽右，此起彼伏，如同坐在翘翘板之两端。

现在大家都知道，原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点在“一个中心”，也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让其它任何事情来干扰。

三、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成败的标准在哪里？原来是以姓“社”姓“资”来衡量，现在则是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也就是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就要理直气壮地去做。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就要理直气壮地去改。

四、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中国曾经以计划经济立国。十几年的改革，市场一会儿香，一会儿臭；一会儿魔鬼，一会儿天使。大约在1990年的前后，时兴的理论是认定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搞得不好就是一个“和平演变”的大温床。1992年，中国终于在这里有了一个转变，市场经济不仅被接受，而且作为新的改革目标，写进党的文件，成为党的决议，来取代旧目标。这个转变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五、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

1988年，私营经济在宪法的修改中被写了进去，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合法。后来，它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里的基础”，这局面曾令不少大户关门卷款而走。1992年以后，姓“社”姓“资”的说法告一段落，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也创下新的纪录。于是有了新的担忧：私营经济不是作为“补充”的么？怎么竟敢喧宾夺主，来威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六、“抓大放小”是不是私有化的步骤？

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之方针。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拍卖……，有人说这是产权明晰，是保存乃至增值公有资产的办法。有人不能同意，说这是私有化，至少也在造成公有资产的流失。

七、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

这问题现在说出来已经令人觉得可笑。不过，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让所有厂长伤脑筋的话题。那时候搞出来一个“厂长中心”，一个“书记核心”。有二“心”无一意。你争我夺，此起彼伏，连《企业法》也成了一纸空文。1992年以后，改革之风再起，厂长们方敢理直气壮地负起责来，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这本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大争论，并且早已经有了结论。那时候，反对者认定这是在刮“单干风”，是颠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罪魁。这几年，随着对于改革的重新审视，还有旧话重提的。

九、引进外资是不是扼杀了民族工业？

这个问题，是从“保护国产名牌”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有人对“国产名牌”在竞争时纷纷败北痛心疾首，说这是外资大举进入的结果。有人则拿出不断涌现的新的“国产名牌”来证明，开放和外资的进入，乃是推动了民族工业的繁荣而下是削弱了民族工业。

以往的、已经有了结论的争论，在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的一轮争论中，几乎全部再现。我们又一次发现，思想的解放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改革者仍在感受着思想方面的挚肘，也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

越到深处越艰难，因为这是最核心的领域。

中国改革的新乐章

对于“最核心的领域”，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有过另外一种表述：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

此人曾经是经济日报社的评论员，其经济评论专栏在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成名之后，转赴国家体改委任职，时为1993年，正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刚过，我们国家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之时。

最低限度从文件上讲，1993年起，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

这一年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党中央的文件，一般来说，具有与法律相当的权威。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个“决定”的推行看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部曲”。

第一部曲是什么？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为1984年10月20日。

也就是说，这10年当中，中国诞生了前后两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我们手上有了1993年的新“决定”，当然可以豪迈他说，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不过，喜新是不必厌旧的。读“第二部曲”，须与10年以前的“第一部曲”对照起来，才有意思。理由有二：

其一，10年以前的“第一部曲”，邓小平虽然“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他曾经多次赞扬那是一个好文件。这一次的“第二部曲”，贯彻其中的主要线索，也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本就是邓小平的想法，甚至其中部分文字，也是直接地来自他的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前后两个文件都是包含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其二，中国改革的“第一部曲”，是由第二代领导来指挥；现在的“第二部曲”，是由第三代领导来指挥，其间相隔整整10年。这就使得两个文件的对照，可以让我们从远距离和大范围来观察思想解放的新的起点。

当1984年共产党宣布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一般人已经觉得惊心动魄。因为它反对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以及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

由这样的起点出发，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出现了新的局面。

1984年的“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主要之点，计11项：

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

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

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六、改革之突破口，首先是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开；

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八、政府原则上下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

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

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1993年的“决定”，也是10个部分。其属于经济的部分，也有11项：

一、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新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须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改革得失的标准；

四、转变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能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

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新体制之基础，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六、改革之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创新，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七、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推进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四大体制的改革；

八、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九、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

十、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十一、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使国内国际互接互补，依照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一般准则，规范经济活动。

以上是相距10年的两个“决定”之要点，搞明白其中的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也就能够了解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多么长的一段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明了。这就是，白纸黑字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大致上只是一种平均的水平。人的队识总是不会一律，有的走得远些，有的走得近些，乃是常情。但是，用作正规的文书，往往就要高不成，低不就，来一个平均。比如，1993年的这个“决定”里面，关键的地方有一句关键的活，即企业拥有“全部法人财产权”。从理论的概念来说，这活就是“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支配权”这两种认识的“平均”的结果。

今天我们回看这两个“决定”，很难不生出无限感慨。记得当日“第一部曲”唱出来的时候，陈云曾经希望，用5年时间做好这件事。邓小平也说三年五载即会见效。可是，第一个“决定”迄今已经过去大约15年，第二个“决定”也已经过去大约5年，回头一看，还有不少事情并没有做好。

改革的事情，能够说到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就更加不易。

现在，把话说回来，冯并所说的“临界点”是什么，从1997年的形势看，是“财产权”，也即“所有制”。

5年前，当我们唱响经济改革的“第二部曲”时，已经听到了这个“临界点”的声音，但我们那时装作没有听见，也许是认为它本来就应当默不作声。

到了1997年，它还是顽强地唱起来，并且已经成为主旋律。

“左”倾思潮没有纲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趋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

但是，改革者在这里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迄今为止的改革，大致采取了“遇到难题绕着走”的策略：既然“公有制”不能碰，大家就在“公有”的王国外面，建起一个新王国。用理论界的一个习惯说法，叫作“体制内”和“体制外”。

非公有经济就这样成长起来了。国有经济虽然总量没有少，还增加了，但是它所占有的比重却每况愈下。到90年代中期，在工业中占有大约50％，在商业中只占40％左右。说到就业者，国有经济里面不仅不能增加，反而还有2000多万人下岗，纷纷调转头走进了“非公有”的王国。

表面上是公有制遇到了麻烦，可是，按照我们始终确信不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的麻烦，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麻烦。不改革，难以为继；改革，会不会把“命根子”改掉了？

1992年已经结束了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就这样变成了姓“公”姓“私”的问题，卷土重来。

在这场争论当中，人们不免要重新划线站队，分成“左”和“右”。

中国人向有重义轻利之风。诸如“君子喻于义”、“舍生取义”之类，都是千年不变的做人信条。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古人格外顽强地遗风于今日的一个证明。

但是今人更有今人的风尚。论今人的风尚，意识形态的背后，真正要来“取义”的，不多。更多的，是权力和利益。大人物关心这件事，因为它牵涉着旧权力是否能够巩固，以及新权力是否能够建立。小人物并不关心权力谁属的问题，但是，他们已经从这么多年的生活里得到教训：领导者的不同倾向施展开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们的国家毕竟还未完全进入”法治”之轨道。一个人的头脑，常常可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行动。“左”来掌权？右来掌权？还是不“左”不右来掌权？对于国家今后前途至关重要。其干系的重大，可以有1978年为证，也可以有1992年为证。

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就会很容易的理解，何以反“左”与反右的问题，在1997年的大局中会重新成为焦点。

反“左”的成果，是逐渐建立了一套理论。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市场经济”。

反右。则是搞运动多，搞理论少，虽有不少“理论家”乐此不疲，但也只是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语录，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

现在面临着第六次交锋：焦点是，能不能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

这一回，反右的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要形成自己的纲领了。

然而，拿“左”的纲领来反右，比没有纲领还要坏。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第一份“万言书”：把“社”与“资”变成“公”与“私”

这是一个本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

这问题的重新出现，是在1995年春天。其表达方式不同于以往，从未在官方文件中有所暗示，也没有人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它似乎是在借助昔日“小道消息”亦或“手抄本”的流传渠道，将一篇文章广泛地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

此文的主旨是想全面地证明，改革开放正在中国造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且正在同共产党内部的坏蛋沆瀣一气，对国家的安全产生着严重的威胁。此种威胁自1992年以后与日俱增，变本加厉，已全面占据了上风。

问题的本身已经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更加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疑问。实则这些观点都是7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国家种种争论的继续，也是以后两年“左”的思潮发动的一连串争论的开始。

在很长的时间里，争论只是在私下里徘徊反复，令国内外的人们禁不住张大眼睛左右打量。到了后来，文章的某些观念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不断流露的时候，海外报刊称之为“联属上书”．国内报刊则只是将它说成“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一些长篇东西”、“有一篇文章”、“又一篇文章”。

但是，京城里面，人们在嘴上相互传述这篇文章的时候，称其为“万言书”。

“万言书”本来的题目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文章大约写于1994年第四季度至1995年初，最迟不晚于1995年春天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无人具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指出为何人所作。但读者几乎一律地认定，作者为“左”的思潮的坚定的代表者。作者在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的两年间蒸蒸日上，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又耿耿不能得志之心情，确切地流露在字里行间。现择要记录于下：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突化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述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确是作者精心的作为。其题目之选择，行文之风格，在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作一份“左派纲领”，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熟知这种行文策略：以偏概全，以一当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局势”的危险性，从而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然而，春风已度玉门关。从1995年到1998年，中国的局势没有朝万言书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发展。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权威解释和法律认可，当然，这是后话。

京师震恐

等到某老板听说“万言书”的时候，已经是1995年盛夏。

他拥有一家相当大的私营公司，在京城里很有些名气。1995年，他已经是“万言书”里说的那种“亿万富翁”，雇佣1000多工人、每年缴税数百万元。

但就在这时，他听说了“万言书”的事。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书”里面写了些什么，只是觉得流言蜚语接踵而至，非同小可。

这一天，有一群人相聚在他的餐馆里，席间，大家很自然地将“万言书”作为京城最重大的新闻。他在旁边凝神静气，侧耳倾听，很快就明白了“万言书”的主旨。这使他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忽然觉得自己的财产真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兆，不由得如坐针毡。

席终人散，他立即采取了新的行动：私下里到国外购地买宅，将他的老婆孩子移居出去，自己仍然坐镇京师，怀揣某国绿卡静观事变。

“我听懂那些人的话了。”他说，“那文章来头不小。”

这一年，京城中像这位老板一样转移财产，甚至卷款而走的私营老板，不算少。

杭州的私营企业主虽然没有机缘聆听“万言书”的真谛，但却同样能够呼吸到一些政治的气息。那里距离京城大约1200公里。

在1995年的夏天，杭州的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老板们也在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刺激：一个食品城在招商活动中宣布“个体食品商贩谢绝入场”。

该市场正在蓬蓬勃勃地兴建，据说其专业规模和特色均为全国第一，又是由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协办。看来主其事者还有着在质量方面争胜的愿望，所以才会有“只准公家进入，不许私家进入”的规定。

可是，这样一来，就使杭州一般群众的情绪经历了一次激扬蹈厉的变故，而且很快便将影响传递到杭州以外的地方。国有企业大部扬眉吐气，说这样可以防止假冒伪劣，净化市场环境，一则可令市场“上档次”；二则可以增加顾客的信任感。受了歧视的个体工商户们“大为失望，甚至感到气愤”。在一座两万多平方米、1500间营业房的市场里面，竟然“不容一席之地”，他们认为这件事令自己的信誉以至尊严受到侵犯，于是纷纷投诉报社或者政府部门，要求给一个公道。不少专家也出来说，这家“食品城”的拒绝个体和私营企业，具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并且缺乏政策法律的依据，甚而与某些法规相悖。这便导致杭州城里的一个大争论，报纸纷纷介入进来，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个问题：市场能不能按“身份”分割？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北京私营业主的惊惶失措和杭州个体户的不甘忍受歧视，并不等于在其它的地方也会有类似的风波。我们的国家的确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无论京城里面什么样的风云漫卷，四面八方也会有人自行其是。

比如1995年5月22日这一天，上海羽毛球厂的200名职工，用自己的钱买下了这个厂的全部资产，这家国有企业也就从这一天起变成了民营股份合作制的工厂。第二天，报纸上宣布，浙江经济起飞有两只翅膀，一只是市场化；另外一只便是“民营经济”。这里所谓“民营”也即私营或者个体经营。在南京，外商则被获准从1995年5月开始可以购买国有集体企业股权。在上海，被兼并合并的企业至今已有538家，这中间就有一些是由国内私有的企业以及外商买去的。盛夏开始的时候，上海市沪大路7258号忽然热闹起来，不少人在这里庆祝上海沪太私营经济区成立一周年。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右边最上部分刊登了这些私营业主的广告，并且套红。在新闻圈中，报纸的这个地方被叫做“报眼”，也即报纸的眼睛。

看来，“万言书”只是在京城显示着它的影响力，在稍微远些的地方，大多数人还全然不知有这样一件事，所以仍在我行我素。只是在极少的最为敏感的人中间，才会作出反应。

直到1995年的夏天，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月报或者季度报告中，还看不到关于私营经济的统计。但是纸面上没有的事情，并不能说明实际上真的没有，这是第一。第二，纸面上的东西，常常跟在实际进程的后面才有可能产生。

共产党对非公有经济的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演变，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直接牵动着非公有经济的沉浮兴衰，而且更在于，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是否真正把生产力作为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件大事。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实际进程先于理论进程的结果。

“公”与“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始终被看作冲突的两极，不能调和。现在，它又成了束缚改革进程的一条新的精神枷锁，也成为一场新的争论的重大缘由。

私营：政治气象中最敏锐的晴雨表

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国家。它像下雨一样，开始的时候稀稀疏疏，似落非落地掉下几点，逐渐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终于连成一片，这就是私营企业。

政府的官员从来没有说过“搞活”私营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用在国有企业的心血分出几分给私营，可是，私营企业却在以快得多的速度成长着。到了1995年的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个体工商企业已经有2400万家，有4300万雇员在这里工作。此外，还有至少700万人受雇于大约60万家私营企业的老板。

我们国家的个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均由私人来投资和经营，其区别仅仅在于两者的规模略有不同。按照政府的规定，个体企业的雇工在7人以下，私营企业的雇工在8人以上，最多者可达数百人。作出这种划分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一个例怔，将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在80年代，北京人开始把个体以及私营的老板叫做“大款”。

到了90年代，“大款”之说已经风行全国。在现代汉语中，“大”为多，“款”为钱。据说拥有百万乃至数千万元财产的“大款”当以百万计，其衣食住行之豪阔，如花园别墅、奔驰轿车等等，为争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私营，一向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能相容，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直到80年代初期，还属被批判和被肃清之列。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在夺取了大陆中国的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义不容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这个步骤由1950年对官僚资本的大规模的没收开始，到1956年对小企业主的强制性的兼并最后完成，整个的过程，被共产党叫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7年，大陆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中间，属于私营经济的部分，只余0.1％，所以共产党能够宣布其“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又经过60年代的“文革”，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绝迹。

私营经济的死灰复燃，是30年以后的事。80年代，共产党再一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来，乃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令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大减少，“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不过，从政府官员的立场上来看，令他们对私营经济又痛恨又无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本身的两个大问题，非由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一个是整个中国日愈膨胀的失业率；另一个是国营企业中普遍的低效率。

前者，依据官方后来的统计，在70年代未，失业率为5.3％，以中国城镇之总劳动力来计算，则当日失业人数约为数百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的局面以及农业的季节性，中国农民一年之中的工作时间不足100天，换句话说，他们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或者叫做失业。若将这一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大陆中国的失业者可能会在1亿人以上。如果坚持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初衷，则须由国家以足够投资来解决失业的问题。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的一位官员估计，每年至少要拿出400多亿元，为国家财政所不能负担。这表明共产党在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明白，仅仅依靠公有经济无法解决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

而国有企业中弥漫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行为，成为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种局面造成了至少30％的企业亏损，每年的亏损总额当在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有经济失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什么国营(赢)，分明是国输”。人们期待着更加活跃的经济因素成长起来。“我们的新战略就是开辟新的经济生长点。”辽宁省的一位官员这样说。这里是中国北方国有工业的大本营，过去几十年中曾有过无数的辉煌，而今天，他们却深深感叹自己为“国有”所累。所谓“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就是私营经济。

尽管如此，私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始终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理直气壮。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迭宕，私营业主也在这中间一会儿耀武扬威，一会儿惶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说“私营经济是政治风向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就是在说这种情况。

论大势不拘细节，私营经济自80年代以来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1988年。就经济的大局来说，那时候正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发起的改革高潮。前一年夏季，中央政府颁发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个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文件；这一年的春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一次会议上，2000多位人民代表一举将宪法修正，把私营经济确定为合法。这是共产党对于私营经济方针的划时代的转变。其结果是使长期隐藏在地下的私营业主一下子涌到表面上来。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1988年是私营经济的黄金之年。这一年的年底，整个中国大陆，已有1000多万家个体企业和20万家私营企业，雇用的工人总计2480万人。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局面为之大变。在中国，政治方面的变故一向会影响到经济的方面。这时候也不会例外。一种新的思想占了上风：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而由私营经济的拓展导致一个中产阶级的形成，正是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部分。种种排斥“大款”和打击“大款”的行动，亦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大款”纷纷关门卷款而逃。半年之中，在政府注册之个体户减少了300万家。这局面持续到这一年年底，私营企业只余不足一半，大约9.06万家。1990年，几乎未有增加。1991年，稍有恢复，为10.7万家。

私营企业的再一次转机，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在这一年早春访问南方数省，一路走一路说，是为了让整个中国摆脱姓“社”姓“资”的纠缠，把自己的精力真正地用来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之争，在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本为中国大局之中的主旋律，邓小平却说“不争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番话叫中国人听来，自有云开复见天的感受。私营经济身临其境，亦无例外。第二年，也即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地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大举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问几乎没有增加，在1991年到1995年，增加了大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1995年12月，国家工商局排出中国3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年销售收入全部超过1亿元，其中位居第一的是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16亿元。

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由其上交给政府税额的增长趋势来证明。1990年，这个数字为120亿；1991年，179亿元；1992年，200亿元；1993年之后增长得更快。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不难设想：掌管国体的某些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装进国库，承认私营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外一方面又屡屡对私营之超过公有的增长率流露出担忧：倘若非国有经济之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加以扭转，社会主义的基础会不会动摇？这多少可以表明中国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情。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年

我们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这种“弃之可惜、食之苦涩”的矛盾心态，即使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最为胆大独行的人，也不能放手去做。

在党的官员中间，对私营经济抱着最力强烈的同情心的人，可能要算浙江省温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董朝才。这是一个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50年代搞过国营经济，60年代搞过集体经济。80年代，他来到温州，接任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权。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已经占有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所以也就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董朝才在上任的第一天却是用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脸上露出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情。他说，他在温州三年，终于得出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我过去是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一讲到‘私营’就心惊肉跳，就觉得资本主义要复辟了。我搞了几十年计划体制的‘公’，总说‘公有’好，可是怎么样？民不聊生。我们总说‘国有’有优势，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国有’，为什么才几年的工夫就让人家‘私营’超过了？”

另一个党的干部，中国南部福建省泉州市的前任市委书记张明俊，在自己的辖区里面发展了大批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

这位共产党的干部，身穿浅驼色的夹克衫，戴一副花边的眼镜，头发梳得整齐光洁，看上去更像一个企业的老板。在谈到共产党承认私营经济为合法的时候，他俯身低声道：“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一定的剥削。”

然而在中国人中间具有这种认识的毕竟是少数，就大多数人来说，仍然用着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来对待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常常由于官员的参观或是记者的来访十分惊慌。好像这样一来他们的“私”的面目就会完全公诸于世，而这会给他们带来无穷的麻烦。

在中国，常常会由政府出面来评选优秀的企业家。这些被列入优秀的人一向属于“公有”的世界。某次评比当中，竟有一个私营企业主当选。他的家乡在安徽省，这是中国最闭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此人奋起于如此困境之中，一鸣惊人，显然有独到的大智大勇。但是，他在获得奖状的那一天全无得意之情，反有沮丧之意。多年来、“树大招风”这句古老的谚语时时向他发出警告，他小心谨慎地避免出头露面，仍免不了种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来找他的麻烦，此后他将名扬四方，他叹到：“恐怕麻烦更多了。”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一个人创办四家工厂，个个成功。他叫叶文贵，是温州地区一个很出名的私营业主。企业家们聚会北京，常常向他发出邀请，对一个私营企业主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但他一概托词不至，这使得“叶文贵”这个名字在与会者的一长串名单中颇显神秘。熟悉他的人说，他对此类将使他出名的场合一律回避，并且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他曾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口吻说到他的理由：“名声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如果说过去中国私营企业的沉寂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压抑，那么，有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私营企业主自会在心里感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报刊上重新刊登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列举出它的种种好处，理论家们也开始大胆地论证私营经济的必要，还有那些私营企业主与国有企业厂长并肩领取奖状的场面，那些由国家、集体和私人合股经营的工厂……这一切使得人们情不自禁地又提出那些久已存在的问题。

所有制真是越“公”越好吗？

“公“和“私”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实际的经济进程中间迅速地消逝吗？

你死我活地争了几十年“公”与“私”，能否殊途同归，甚至成为兄弟？

如果“公”与“私”能够和睦相处，中国是否会更好些？

1987年，党的十二大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作了这样的标题：“融合的世界——不同经济成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这是我们的认识在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的程度。

谁能想到，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我们会重新陷入姓“公”姓“私”的争论，左突右冲，纠缠不清！

温州再遭大批判

应该不应该给改革划个禁区？

不论人们口头上怎样来谈论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进程中，改革的禁区有根多。改革者总是要在打破了禁区之后才能前进。换句话说，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禁区的过程。

现在的禁区是“所有制”。

9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大致就是围着这个“禁区”冒起来的。

温州冒犯了“禁区”。它在80年代就已经成了私营经济的“天堂”，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但是，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了，调查组却多了。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取证”，因为不断地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第一次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但是，几个月后，“风波”再起，仍然源于一件上呈的报告，其中谈到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很快。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两个月后，乔石访问温州。他左看右看，看得高兴，但却什么也不说。

又一个月后，李瑞环访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他要温州“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还说：“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李瑞环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下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高级干部来过间温州、实在是一件奇事。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散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以及形形色色赞成温州的人来说，无疑造成了新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

不料，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访问温州的见闻，居然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还说温州的改革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文章本身平淡无奇，但它却引来了更多的不同意见。最激烈的意见是指斥这文章有“方向性的问题”。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会知道，所谓“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

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批评者说，温州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其股份合作制也大部属于私有的性质。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温州的经济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不应当来肯定它的。批评者还拿出浙江省一位领导人的话来证明，当地党和政府也认为温州出现了严重问题。1991年，那位浙江省的领导人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理论学习班上说：要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这样看来，对于温州的种种批评，实际上是在暗示，温州的改革正是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典型一例。

然而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温州居然不仅要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还要开辟出“股份合作制”之王国。在反对温州的人们看来，倘若此例为全国仿效，必会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所有制性质。

我们国家的国有财产有多少呢？就算那些国有财产的“保护者”也说不清。不能怪他们，在1995年以前，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了1996年，一次大规模的清产核资终于有了结果：中国有32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有如肖瑞写在《中华工商时报》的文章所说，“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这时候，温州所实行的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已经出现在全国更多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要从“反和平演变高度”来衡量温州，那么，现在，在1995年，《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作者对于全国国有资产惨遭荼毒的判断若能成立，岂不是更有理由将温州绳之以法。

为什么要指责“1992年以后”

现在回过头来，细读《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篇文章。

无论把它叫作“万言书”，或者叫作“左派纲领”，亦或叫作“宣战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之中有六个疑问不能不谈。六个问题，要点是一个：指责“1992年以来”的改革走向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

一、“多样化”救了国家还是害了国家？

“万言书”说：“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来证明其所言不虚。这里所列数字，可能会有出入，但由大的趋势看，全都是事实。问题是，所有制的“多样化”是救了我们国家还是害了我们国家？“万言书”说：“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安全。显然是认定这局面对国家遗害无穷。但是，我们只要考虑到，较之过去“一元化”的经济，“多样化”在这个几年里所带来的繁荣以及大多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就会发现，唯有“多样化”可以救中国，而“大一统”公有制的误国误民以及只能造福于少数人，莫有更甚。

二、国家是谁的？

“万言书”说：“现在，由于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还说，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国家”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这概念在经济领域里面的延伸，就是“国有”，也即“国家所有”。可是我们却很少想一想，“国家”是谁的？“国家占有”是谁占有？“国家财产”是谁的财产？“国家的钱“是谁的钱？是全体公民的？是政府部门的？是官员的？还是国家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毫无疑问，是全体公民的。所以，“国有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叫作“全民所有制”。现在的情形，是“党”、“政”、“国”、“民”混淆在一起。混淆的结果，就产生了“万言书”中的逻辑：“全民有”就是“国有”，“国有”就是“政府有”，“政府有”就是“官有”。其实，连官员本身的薪俸都是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三、为什么怕“流失”不怕“消失”？

“万言书”说，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并且认定，“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就算这里所说之“流失”全部属实，也远远不及国有企业本身的亏损多。国有企业所造成的浪费，以及国有企业占有资源的低效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只举三件事就可以明白：其一，数万亿元国有资产，如今正在造成巨额亏损；其二，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已经大大低于私营和外资企业工人的工资；其三，国有企业的借债之多，远远超过了私营企业。其负债率已经在70％至80％之间。欠谁的债？欠银行的。银行的钱又是谁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也就是说，所谓国有资产，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消失，到现在，十之七八已经不是“国有”。我们不是常常听说“开工之日就是关门之时”么？不是常常听说银行里越来越多的钱有借无还、所以坏账越来越多么？对于国有资产如此巨大和迅速的“消失”，“万言书”的作者并不担忧，他们似乎认定，只要不“流失”，国有资产就高枕无忧。

四、莫非要与上亿人为敌？

“万言书”认为，经济的多元化，导致我们国家产生了一个人数庞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说：有32.8万户私营业主和500.8万从业人员；有100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还不限于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此外，还有2015.3万个体工商户，有3438.5万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几十万私营业主连同他们的家属，几千万个体经营者连同他们的家属，还有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难道统统都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莫非我们要与上亿人为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视上亿人为“阶级异已分子”的时期，有过一次，是“十年动乱”。那也是当代中国最荒唐最悲惨的时期。

五、是不是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万言书”说：“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这里面对于形势的估计，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假如这样的判断可以成立，则今天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走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和“走资派”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没有了依据，倒是应当把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六、为什么要指斥“1992年以后”？

这是贯彻在全部问题中的最关键的问题。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对1989年、1990、和1991年的形势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或者是“近三年来”。

“1992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万言书”在列举了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的问题之后，又说，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1992年以后，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万言书”没有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1992年以后贯彻邓小平理论的种种行动亦不置一词。但是，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1992年春季的南巡讲话不满意，并且认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的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所以，相当多的人认为，指斥“1992年以后”，其实就是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若说这是向改革开放“宣战”，似乎有些过分；若说这是同邓小平的理论分道扬镳，则属无疑。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真要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就迟早会与“万言书”正面决裂。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已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

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一个美国人，小杰克·马侍洛克，这样描述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在苏联居住11年，一个著名的“苏联通”。不过，当他看到苏联在这个傍晚发生的事情时，还是感到“猝不及防”。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名称的更换和领导人的下台。在4个月以前，苏联的三个波罗地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离出去，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几乎立即获得全世界的承认。其它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马特洛克为了他所说的“猝不及防”的变化写了一本书，《苏联解体亲历记》。其英文版于1995年出版，畅销于西方。大约一年之后，即199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便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到1997年，其中文版已经三次印刷。这样，这本分为上下两部、定价48元的书，已经印出34000本。

这个美国人描述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提到“苏联经济制度”不合理、提到“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信念的控制”、提到“苏联领导人对自己人民的压制”，等等，但是他却不能用一些简单明了的结论来解释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自取灭亡。在他的书里面，也许只有一句话不会引起争论：“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

中国人，或者至少是一个中国人，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1995年9月，就在美国人马特洛克描述“苏联解体”的书行销西方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来到了莫斯科。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个经济学家。他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访问，是应俄罗斯科学院之邀。前后大约一个月，因为是学术交流，所以会见了不少俄罗斯经济学家。据他开列出的与他“进行长时间交流”的经济学家，计有13人。其中有沙塔林，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院士、前总统会议成员；有阿巴尔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政府副总理；有亚列明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总统顾问；有波加索夫，他是独联体经济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克洛茨沃格、普切林采夫、别洛乌索夫和切堪斯基等人，他们都有研究员或者教授的头衔。

这位人民大学教授访俄的主要目的，是想具体地了解社会主义苏联是怎样演变成今天的俄罗斯的。他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俄罗斯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看来，问题捅到了这些俄罗斯学者的痛处，但是他们还是决心“使这一沉痛历史教训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有益的历史教科书”。有如克洛茨沃格所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有鉴于此，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同志”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今日之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

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结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却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利用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

教授将他的访俄结果写成10份报告，总题目为《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由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编印出来，一并上呈下发。时为1995年10月21日。由于俄罗斯学者全都是在谈论一场大失败的教训，且又针对中国，有感而发，所以，报告本身便有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关于”私有化及其后果”：

普切林采夫说，以前对私有化的作用估计过高，以为所有制改革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关键，因而认为私有化越快越好。但是，最近三年的现实使这种看法破产了。私有化使改革失败了。

涅捷别洛夫介绍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他说，私有化是指将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的过程。私有化有两种：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经过证券买卖。

亚列明科说，私有化出现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

关于“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

沙塔林、阿尔巴金、亚列明科都说，俄罗斯社会已经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真理报》报道，“十月革命”前贫富差距为50倍，现在已经比革命前高了很多。

关于“改革已经失败”：

克洛茨沃格说，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共产党下台，那么改革就失败了。

有一位学者私下说，这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政变。

关于“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

俄罗斯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再国有化，二是建立合理的计划经济或新型的计划经济。

沃尔康斯基说，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当然，并不是简单恢复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确有缺点，应加以改革，而不应抛弃，关键是制订计划要科学化和民主化。

关于“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

9月13日，俄罗斯战略分析和预测中心公布主要政党组织和运动在各竞选联盟的得分，俄共得分名列榜首，原因是公民情绪“变红”“向左转”。

有的学者说，总统及其周围的人在选举中保自己是为了保命。他们知道人民恨死他们了。他们瓦解了苏联，推翻了共产党，把人民变穷了。他们一旦失去手中的权力，政权一旦重新属于人民，人民就会绞死他们。不但是用绞索套着脖子吊死他们，而且用绞索套着脚脖子倒着吊死他们。

关于“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克洛茨沃格说，在许多教训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识破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资本主义化，人民就不会跟他们走。所以，每走一步，他们只告诉你这一步要干什么，而不说下一步要干什么，更不说最终要干什么。

第二，绝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把小企业卖给工人、劳动集体和私人；大私有化是把大企业股份化(在俄罗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后便算作私有化企业)。据说，中国不少经济学家、不少部门和地方官员主张将小企业卖掉，将大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如果真这样做，那就是私有化。

沙塔林持赞成私有化的观点，他说，俄罗斯改革的教训是私有化的步子太快了，希望中国接受这一教训。他说，你访问俄罗斯过程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是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

教授的报告这样结尾：

亚列明科说，我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知道你们的国有国营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你们说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了，依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社会主义成分。你们有什么有效办法保证中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呢？

没有说明这些俄罗斯学者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俄罗斯学者不仅持有系统的理性分析，而且还满怀着对昔日的留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感情上的因素，遵照他们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

这是这份苏联解体考察记留给我们的最奇特的印象。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

80年代，中国震撼了世界。因为中国的成功的改革。

90年代，世界震撼了中国，因为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不成功的改革。

照理，这问题应当认真讨论。因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对本世纪的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0多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不过，直到1995年夏秋之前，中国国内，公开的舆论里，对于这个变故没有大多的评论。

实际上，中国人的内心，并不像表面的那样超然。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议论着这件事，表面上的“无所谓”，只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有一种很正式的说法，叫做“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表面上的平静乃是源于一种既定的方针。

苏联的解体过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又大悲，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效果。中国之“内”却是紧绷着一根弦。

中国怎么办？这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北京议论的中心。

有人对于苏联局势的估计是，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坚决地反对“和平演变”，以及坚决地纯洁内部，成为一种当然的思想倾向。

也有例外的声音：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够更好地防止“和平演变”。这种说法的动机是要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经济上来。据说，这说法是出自郑必坚的一份报告。这时，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郑必坚的呼声很快占了上风。因为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来自邓小平。

邓小平主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划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自己的事”，在邓看来，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所以他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韬光养晦、静观事变”的方什，来对付苏联的变故。

但是，潮流仍在继续涌动着。一些人恨不能仿照30年前的办法，再来一轮“九评”。事实上，《真理的追求》杂志真登出了重新评价“九评”的文章。

1991年夏秋，长江与淮河的洪流终于退去，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千里江淮大涝，万民流离失所。西北和华北则又数月无雨，大旱。这是一个灾难横生的季节。9月12日，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占绝收。然而官方的舆论似乎更加关注另外的地方。京城某大报甚至将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断章取意地摘要出来，刊登在报纸上。令读者不免生出一个疑问：莫非中国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党中央领导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方针，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10月9日，杨尚昆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发表讲话。他借近代中国落伍的教训而论未来国家的前途，告诫人们在今日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始终不渝地干下去，决不能止所有其它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亦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别处。

11月17日，万里在广东省潮汕两市会见地方的官员与百姓，谈及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仅说到“深化”，而且认定必须扩大和必须加快步伐。一天后，他飞赴福建省厦门市，再论同一题目，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

12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连续赴福建厦门及广东汕头，为这两个经济特区的10周年纪念日祝贺。江泽民在厦门的庆祝大会上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

这一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9点45分，克里姆林宫，苏联国旗徐徐降下，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戈尔巴乔夫辞职，控制核武器按钮的权力交给了叶利钦。

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变故，我们国家的舆论重心却已经扭转，大家似乎安静下来，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

1991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事情极为分明，倘若“和平演变”的问题只是少数人内心的忧郁，或者只是牵涉报纸处理新闻的机巧，那就不会这样引人注目。问题在于，此中趋向，无论是台前的潮头还是台下的潜流，均有席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势。

到了1995年夏秋时节，这种舆论终于卷土重来，成为第二份“万言书”的要旨。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二份“万言书”大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未具名，但由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作者是同一些人。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不仅先期在海外报刊公开发表，而且在国内广泛流传。

文章的主旨，与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在于论证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但是，这一次，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之后国际的形势。这是同第一个“万言书”的不同处。作者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也开始说些好话，不像第一份“万言书”里那样根本不提。

按照作者的分析，我国今天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四大威胁。

文章摘要如下：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严重曲折。

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迅速增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这些围难、矛盾，仍需长期努力和摸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

令人担忧的方面是：

一、今后我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很宽松，加大了我们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难度。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中央调控能力和手段软化正在促使人民内部矛盾日趋紧张。改革迄今，我们尚未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起能够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和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分配的机制。计划和市场两手都不理想。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力被不断蚕食，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把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盲目崇拜，到处照搬，这些都对改革开放起了极坏的干扰和误导作用。这种情况，如不加以及时调整，则不排除出现改革失控、发展中断、民心不稳、社会动荡的可能。

三、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发展却是建立在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财政负担，国有资产被大量蚕食侵占，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四、社会意识不健康的变化，正在逐步腐蚀着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瓦解着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以及整个民族对内外风浪的抵御能力。国内私有经济、资产阶级的存在，国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鼓噪，党内“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长期未能解决，则促成了贪污、腐化、严重刑事和经济犯罪以及各种社会丑陋现象越演越烈，以致发展到建国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步。

从目前形势看，未来一二十年内，国际上发生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能够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全方位、高科技常规战争的也仅美国一家；俄国要恢复原有霸权地位，需待其国内局势稳定以后；日本欲作军事大国，也非短期能够实现的；如无特殊情况，西方联手以武力对我，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认为，今后我国面临的基本威胁将是：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推行的“新冷战”攻势；

2、我国内部存在的“和平演变”潜在危险；

3、台独港独和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

4、周边国家对我领土、领海、岛屿提出无理要求，导致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及至局部战争，或使争端国际化的可能。

能够直接、间接构成上述四大威胁的明显或潜在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八种：

属于敌对和敌我矛盾的有：

1、西方反华反共势力；

2、我周边某些国家的地区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势力；

3、台港反共势力和台独港独势力；

4、海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

具河对抗性或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有：

5、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

6、党和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严重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势力；

7、新生资产阶级中企图抵制无产阶级领导、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势力；

8、严重刑事、经济犯罪分子和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我国面临的威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危害到我国的基本民族利益，一类危及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美国等西方列强所推行的“新冷战”政策，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比较言之，四种基本威胁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

“和平演变”在我国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三个因素，即：1、资产阶级的势力有多大；2、党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如何，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以及中央在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能否避免犯历史性错误，尤为关键；3、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是否有“和平”而非暴力“演变”的想法和可能。

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言、经济代理势力。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式“买办”和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势力组成。近几年，这些势力已占领大量理论学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阵地，在少数地区、部门和企业掌握了控制权。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实权和实力、地位和声望，因此，其危害性远大于民间资本主义的势力。从苏东的教训看，是什么力量促成40年前宣布成为“全民党”的苏共和“消灭了阶级的国家”苏联，一夜之间垮台、瓦解，倒向资本主义的呢？正是上述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他们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日前我们党内在思想理论、政治主张、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作风、接班人培养、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分化、不纯的问题。我们队伍中，除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势力外，还有力数不少的人，或被资本主义表象所迷惑，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信心不足，早已淡忘共产主义理想，或以为只要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就不必问姓“社”姓“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自身的这种状态，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那就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的基本路线不会被歪曲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正因此，断言“中国绝不会变”，亦属言之过早。

既然“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那么，反与不反“和平演变”当然就成为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试金石。

但是，目前我们党对“和平演变”这一主要威胁的认识很不一致。那种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天下太平无事，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和平演变”只是中央考虑的事情，其他党员干部关心与否都无所谓，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错误思想观点，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干扰下，我们至今对苏东垮台的教训尚未能很好总结，对如何防范“和平演变”的思考讨论难以深入，更缺少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组织、人事措施在内的全面综合战略。这种状况，难道不极其危险、令人担心么！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的确有着种种麻烦。同前一份“万言书”一样，这一份“万言书”中列举的问题中，就事论事地说，相当一部分并非无中生有。问题是，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靠加快改革力度来解决？还是根本否定改革，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万言书”的作者所遵循的途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还记得，在“文革”中有两个相当著名的口号：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第二份“万言书”全部评论的焦点也是两句话：一句是，“和平演变”是最严重的威胁；一句是，“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

这样看来，第二份“万言书”虽然没有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其论述却有着异曲同工的奥妙。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则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

这是第二份“万言书”较之第一份“万言书”的更加彻底的地方。他们观点的要害是不承认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苏联的演变只会促使中国的改革者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加快理论建设和经济发展，让改革取得成功，而不是相反。

实事求是的中国人都看到：出现一些问题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必要的代价，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万言书”的立论是经不住追问的。他们固守的立场是要全面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就中国而言，不改革导致重蹈苏联的覆辙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我们暂时把目光投向90年代中期发生的另外一些争论上。这些争论在当时均为“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其更大的背景，也都同“左”的思潮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之也就成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全部历程当中的组成部分。

外资是不是一条“狼”

尽管邓小平说了”不争论”，但是，这几年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平息。中国人同外国人争论还不算完，还要同中国人自己争论。

苏州水多，苏州人又热切的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建成国际化的旅游城市，有人想起了威尼斯，就说要搞一个“东方威尼斯”。

上海外滩，万商云集，金融会聚，上海人又有一个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所以有人称，建一个“中国华尔街”。

自从1992年以后，这样的事情一下子多起来，于是又有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在1996年达到高潮。公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对这些充斥街头的“洋名称”不以为然，虽然还不至于痛心疾首，但却一律理直气壮地予以指斥。

政治和经济，又一次成了一回事。

关于“引进外资会不会扼杀民族工业”的问题，是由《经济日报》最先提出的。

1996年6月20日，《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姜波的述评：《国产啤酒有必要搞那么多合资吗》，并且配发评论员文章。报道描述了国产啤酒在外资的进攻中节节败北的情形，而评论员文章的主旨，则是指出外国企业和外国名牌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威胁力量。进而提出了如何才能既“提高开放水平，又振兴民族经济”的问题，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个重大课题”。

此后，《经济日报》接连刊登了9期文章，仍由“啤酒”入手，接二连三地报道了国产品牌在外资的冲击之下所处的劣势，包括“燕京为什么不合资”、“五星为什么要合资”、“青啤道出的沉重话题”、“9600万，扬子卖不卖”、“中国名牌究竟卖了多少”、“我国名牌面临严峻挑战”、“看日美法政府如何保护本国工业”……编辑部还辅以一系列理论文章，来说明引进外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其中以中央党校教授张伯里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张说，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外资经济为辅。

《经济日报》的这一次讨论，看上去是精心策划的行动，并且表达了编辑部的明显的倾向，有如该报评论所说，“纵观世界各国，对外开放决不是没有一定原则和限度的。如何在对外开放中振兴民族工业？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都其它新闻单位很快参加进来。最初的舆论乃是“一边倒”的情势。《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分别发表长篇报道，提醒人们关注外资蚕食乃至控制我国部分产业或产品的情况。《中国经济时报》则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熊贤良博士的文章，熊提出，在国内市场扭曲情况下，我们对于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应子重视。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述评：《积极引资莫彷徨》。与《经济日报》关注“对外开放的原则和限度”不同，《人民日报》记者评论道：“用堵外国企业，堵外国牌子的方式保护自己，绝非上策。”3天之后，也即7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记者述评，说“啤酒行业利用外资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

中国两大报纸对同一个问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边倒”局面为之一变，公开的舆论中出现了多种声音。这种情况只有在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才有过。从那以来，世人已然久违。大多数人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但是只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他说出来。他叫“月阳”，在1996年7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上，他写道：“各大报对这一问题出现不同说法是件好事，许多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非黑即白的评价模式。”

也有人抱着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7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版刊登何力的评论，何力主张“不忙着给引进外资打分”。但是，他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倾向：“几年前人们似乎对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更为倾斜，但今天更多的人是把‘引进外资’和‘振兴民族工业’放在一个框架中加以审视的，有人甚至还把它们搞成了对立面。”

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到，几年以前，当数百亿美元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人说过，“外资越多越反动”，那时是拿“姓社姓资”的问题来指斥对外开放。现在，外资已经进来了上千亿元美元，人们话题变成了“爱国不爱国”，实则还是“外资越多越反动”的翻版。

不过，眼下这场关于“民族经济”的争论，还在向更大的范围蔓延，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了。

从80年代的世界主义到90年代的民族主义

1996年1月，也即旧历岁末岁初相交替的时候，中国南北的玩具市场上，卷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浪。推动这波浪的，是一些日本旧时军舰的仿真电动模型，其中又以二战时期日本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旗舰“大和号”的模型最引人注目。它赫然摆在一些大城市里百货公司的货架上，售价不菲，说明书上还申明是严格按照实物比例缩小仿制。

这些缩小了的“日本军舰”，本是冲着孩子们来的，但在大多数成年人中间却溢出一种异常气愤的心境。大人们不是不想让孩子们高兴，而是不能容忍这些“为侵略行为张目”的东西来毒害他们的后代，所以纷纷投书报社，大致是“一边倒”地要求抵制商家的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终于见效。在哈尔滨，大小商店里面的“大和号”已被全部撤下。其它城市里面，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的商家也越来越少。

玩具市场上对“大和号”的褒贬，只是这一年春天中国的一个小小插曲。

要命的是，在90年代中期，这样的插曲似乎越来越多。

对于”大和号”的谴责声犹未尽，图书市场上有一本新书引起世人的注意，此书1996年5月出版，先在国外引起舆论的褒贬，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版权。到了这一年夏天，国内的舆沦也鼓噪起来。新华社发布消息，报刊争相报道。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约请书作者交谈。私下里人们的议论比报刊上公开出来的还要多。

此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封面上有一个血红色的壮怀激烈的长城和一个带着诛儒身材的自由女神。里面的内容则是大骂美国人的恶劣以及述说中国如何不能与美国人共处。5位作者声明他们可以代表民族的精神，说出了大多数沉默的中国人的肺腑之言。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自豪地质问：难道世界主义就注定代表了人类的进步，而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他们似乎认定，只要是个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倘若你说了“是”，那就有“洋奴”之嫌。

字里行间，全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不信任。

这本书里的内容以及作者的这一番表白，也引起一番“是”或者“不”的争论。一连串套用这个书名的书，很快又出来了。包括《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等。一时间，说“不”成了一种时尚。有人仰天长笑，说这本书真是畅快淋漓，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和情感抉择。有人嗤之以鼻，说它谁也代表不了。有人则认为书中的论述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总的来说缺少事实的根据和逻辑的力量。他们说，世界主义无疑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趋势，因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民族。

一时间纷纷扬扬，唯有官方不置一辞。

事实上，5个年轻的作者，所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潮流。

平心来论，这倒不完全是自吹自擂。

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是90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9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几乎在一切领域，我们都会看到民族主义的旗号招展起来，包括思想界、经济界、学术界、政治界。

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少数人的影响，乃是因为少数人的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社会情绪。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意识已经具有多样化的趋向，其中哪一个方面能够受到特别的鼓励以及特别的张扬，常常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

90年代中国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同80年代中国所遵循的世界主义有着鲜明的对照。

从逻辑上讲，8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即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所确定的开放之方针，乃是要在中国实行世界主义。

对于这个方针的最明确的表述，在当日叫做“融入国际大循环”。其内容是，充分利用我们国家劳动力资源廉价、充足的优势，首先依靠沿海地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进(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管理手段等)，大出(出口制成品)。这意味着，沿海的工业将首先进入国际市场的循环中。

这个表述在1987年提出，并且作为80年代后半期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此以前，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内的循环，而我们以往对于开放的理解，也主要是引进技术、资金、设备等等，以推动国内的现代化，叫作“洋为中用”。“大进大出”的方针显然已经不再拘泥于以往的途径，而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角度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新战略的起点在珠江三角洲。然后，在沿海地带相继展开，把“两头”伸向国外的企业在迅速地增加着。到80年代后期，10000多家企业组成了出口大军。主力密集地分布在沿海。南起珠江三角洲，经闽南“金三角”、长江三角洲，北至山东、辽东两大半岛、形成一个向太平洋凸出的弧形。

新战略就其内容来说，是经济性质的。就其思路来说，最关键的所在是用世界标准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之也就不仅仅具有经济的内容。那时候，在中国人中间流行的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

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的潮流。

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化着中国人同西方人的对立情绪。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些人已经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喻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纷纷出笼。这种“以中国为敌”的理论，反过来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当美国人游说各国抵制中国承办2000年奥运会时，当美国人从中作梗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曾经达到顶点。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一、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日愈减小，中国也许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推动；

二、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即“民族之路”。

《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成为一个话题。

围绕一本书或者一种思想出现多种声音，是一件好事，更何况这些年来这样的局面并不多见。从现实的情况看，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正在波及冷战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人的确有些傲慢和霸道。发展中国家既要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某些标准又要保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既要进入世界市场又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更何况对于国际关系的大政方针还会影响国内局势的顺逆，甚至政治家的沉浮也会牵连进来。这样看来，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其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不如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其说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不如说代表了当今中国的一种政治力量。从80年代的世界主义，到90年代的民族主义，也证明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国家之间有分歧甚至有冲突是正常的现象，说“不”当然痛快淋离，但世界是不是靠说“不”进步的呢？当代中美关系历史上，对于我们两个民族最有好处、因之也是最有价值的事件是什么呢？想来不是冷战，而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屡屡提及的《中美联合公报》。这个公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中国和美国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说了“是”，而不是说“不”。到了1997年，说“不”的潮流似乎已经退去。这一年秋天，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握手谈笑。这时候，世界主义的气氛似乎再现。世界的进步，需要世界上每一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寻找“是”，这也就是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原因。

中国能不能养活中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中国的命运，说什么的都有。

——俄罗斯人说．中国正在变成资本主义；

——中国人说，世界正在威胁中国；

——美国人说，中国正在威胁世界。

“中国威胁论”是1995年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直到1997年还没有退去。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明是，中国无法养活中国人；世界也无法养活中国人。

1995年10月，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访问美国的时候，专程到华盛顿仕邦广场附近的宇宙俱乐部里拜访了一个人，赖斯特·布朗先生，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周光召所以要同布朗会面，是因为布朗最先提出了“中国无法养活中国人”的结沦。

布朗的结论发表在一本书里，书名就是《谁来养活中国》。此书甫出。立即轰动西方世界。中国人则奋起反驳。种种意见，针锋相对，难能融合，成为世界范围里一个最具震撼力量的事件。

周光召对布朗在书中作出的“中国有可能会引起世界性粮食价格上涨”的判断表示怀疑。周的随行人员责问布朗：

“非洲在挨饿、俄国粮食歉收，比中国更需要粮食，为什么你只说谁来养活中国，而下提出谁将养活非洲？谁将养活俄国？”

布朗说，中国与非洲不同，与俄国相比，更是另外一回事。他列举数字证明，过去4年，中国经济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12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0％。中国的经济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有朝气的部分。中国的粮食进口赤字是工业和经济成功的结果。而在非洲，不断增长的粮食赤字是迅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非洲无财力去购买进口粮食，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勒紧裤带挨饿。中国则外贸发达，比如1994年的外贸顺差足够中国购买当年世界粮食市场上所有的粮食。“对中国来说，不是有没有钱购粮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需要不需要购买粮食的问题。”接着，布朗就分析了俄国。他说，如果俄罗斯1995年的粮食进口额与1990年相同，今天世界的粮食价格将会更高。但是，俄罗斯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在过去4年中戏剧般地下降，从每年的1500万吨下降到2万吨。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而是因为经济的恶化，人民购买力下跌。迫使人民减少肉蛋奶的消费。肉奶蛋都是消费粮食的食品，因此俄罗斯对粮食的总需求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粮食消费在迅速地上升。

布朗先生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就在他说这些话的一个月前，也即这一年的1995年9月11日，第四十四届世界粮食会议宣布，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尽管这个事实多年以来已经多次地被中国内外的人重申，但是，与会者还是认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据说其中有一位名叫毕齐文的美国人，赞扬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进步最成功的典范”。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布朗先生的看法。

事情发起于一年前。

1994年初秋，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最新的研究报告，题为：《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先生对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以及未来30年中国粮食的生产和消费趋势，作了精心的研究。他说，中国在自己的工业化的进程中，耕地面积正在不断减少，水资源亦将严重不足，污染日愈严重，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将令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增产递减。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国在未来30年的粮食产量将不是增长的趋势，而是下降的趋势，到2030年，将比现在降低大约20％。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在1994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呢？略超过4亿吨。若降低20％，则中国在2030年将只能生产3亿多吨粮食。这是生产的方面。消费一方面，仅仅由于人口的增加，就会出现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16亿人，为人口的最高峰，没有6亿吨粮食就不能令那时的人们吃饱肚子。

布朗先生的结论，就建立在这“一减一增”的基础上面。他说，如果中国走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高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粮食将无法自给。其粮食紧缺的高峰将在21世纪的中叶到来。中国每年将不得不进口3.54亿吨粮食。中国或许有财力购买这些粮食，但是世界却无法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因为这些粮食超过1994年世界粮食储备总量。

所以，布朗先生说，不但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人，就是全肚界也养活不了这个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中国人将会挨饿，并且饥饿将波及全球。下个世纪将是“饥饿世纪”。

这个结论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震撼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首先是震惊了美国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将布朗的报告予以连载。然后《华盛顿邮报》、《洛杉矾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也纷纷转载。一向具有批判精神和怀疑能力的美国人，这一次似乎没有人对布朗的结论提出疑问。是布朗的报告的确无懈可击？还是美国人的确像一些中国人说得那样，个个对中国抱着蔑视和故意？

其次是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中，几乎没有人同意布朗的预言。第一个奋起反驳的人，是90年代在经济理论舞台上格外活跃的胡鞍钢博士。1994年9月，他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指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诬蔑。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预言，中国无法养活5亿人，事实证明这个预言破产了。胡的意思大约是，布朗的预言也会同样地破产。不过，这种充满感情的论战，至多只能证明胡是一个爱国者，而于理论和学术方面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当然胡并没有完全忘记他是一个学者，所以他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些对于事实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增产潜力，而布朗低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只不过，胡在他的文章中投入的学问远不如投入的感情有力量，所以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能令“布朗预言”破产的有说服力的内容。

有证据表明，布朗先生很快读到了胡鞍钢的文章。然而几个月后，也即1995年2月，布朗在奥斯陆再次提出他的报告，还是论说那个耸人听闻的题目：谁来养活中国。这一次，他是应挪威首相之邀，在各国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表演讲。布朗在演讲中对中国粮食的前途仍然抱着悲观的想法，并且坚持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粮食进口大国”。看来，胡鞍钢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没有令布的改变初衷。

中国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在奥斯陆的会议上听到了布朗的演讲。他认为，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分析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即席发言予以驳斥。解宣布中国正在优先发展农业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接着，这个春天，中国人不断回击布朗先生的报告，有政府官员，也有学者，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农业部部长刘江。

这样，在1995年世界经济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和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

布朗断言：将来没人能养活中国。

中国人说：中国人能养活自己。

平心而论，布朗的结论以及他的分析方法，中国国内在过去并非没有。题目虽然令人心悸，但从逻辑来说却并不新鲜，其论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在国内，已有相当多的人在相当多的场合里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却从未引起大多的关注。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是美国人，而且是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所以，这文章便引起极大的关注。

布朗先生对中国的农业感兴趣，似有与生俱来的原因。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女儿和前妻至今还在美国西部洛杉矾务农。读大学时，布朗获得过“天才奖”，乃由美国总统亲手颁发。此后他有机会在美国农业部任研究员和部长顾问。离开政府的任职之后，他自己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拥有30名固定研究人员，以研究和发表耸人听闻的结论闻名。他的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报告，最初就是发表在这家研究所的刊物上。

1995年夏天，布朗来到他精心研究过的中国。他是接受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就中国的粮食问题和一批中国专家来辩论。辩论会开了两天。根据新华社记者江国成发出的消息，布朗先生承认中国的粮食缺口比他预料的要小。

我们姑且不论布朗先生是否被中国专家们说服，只就实际的情形看，他的最后结论虽有偏颇，但他提出的问题，诸如人口的增长、耕地的减少，以及土壤恶化、水资源的短缺，以及粮食增长率的递减……几乎全部都是事实，并且全都对粮食的增长发生着重大影响。就国内粮食的局面来说，生产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地平衡，并不能说完全没有疑问。这样看来，对于布朗先生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我们实在有足够的理由给予认真的研究。

很显然，无论解振华、周光召还是刘江，所说的话都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是代表政府来说话的。说“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当然十分豪迈，但是，经济的问题是不能仅仅依靠豪迈来解决的，过去已经做到，也不能成为今后永远能做到的理由。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布朗先生的动机更感兴趣，看来，尽管这个世界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以“冷战”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者，仍然不少。所以，在许多中国人的眼睛里面，布朗的动机便比他的研究结果更加重要。

更何况，他所煽动起来的这个疑问，已经汇入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一片叫嚣。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

如前所述，80年代，由于经济特区的举办，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很大的争论。那时，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到了1992年早春，邓小平南巡，不仅直截了当他说了特区的好话，而且在特区的土地上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批评也说出来。所谓“南方谈话”，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特区谈话”。其情势，在邓小平，是依靠经济特区来推动全国的思想解放；在特区，则是依靠邓小平来抵御一切政治上的攻击者。

这以后，特区大约平静了两年。

1994年早春，关于“特区”的争论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事情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1994年3月，胡撰写报告说，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他主张，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胡鞍钢的出发点是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但其具体的建议却是针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一、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

二、特区政策还可以继续再“特”，但主要“特”在技术创新与国际社会接轨等方面。

这份报告经由新华通讯社上呈中央，所以也就被某些人看作是胡鞍钢向中央政府的“献策”。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且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1994年6月中旬，他到中央党校对省长班去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第一次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公开，而且是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所以引起极大的共鸣。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1994年10月，胡鞍钢来到上海。据他说，他是接受了”上海方面委托”，来做一个关于上海经济的报告，他的文章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

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中国内外不少人的议论。胡鞍钢直截了当他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至。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般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不能同意胡的观点的人，终于不能忍耐。最初的声音来自中央政府，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刘福垣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非但不主张取消特区之“特”，而且提出“特区更特”。读者一望而知，作者的观点与胡鞍钢的论述截然对立，但他谨慎地不肯直指胡鞍钢其人其名，争论的方式也是委婉平和，自说自话。

胡鞍钢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美国那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经历过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教育。现在则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成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他不仅坚持认为他对特区的批评是真理，而且为自己能够挑起这场争论而自豪。他说：“中国以往的公共政策的争论，仅局限在官员，而这次特区政策的争论，是我作为学者首先提出的。”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

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有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文章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文题：《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厉有为不指名地批评说，有人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主张取消特区。

显然，厉有为在用最严厉的方式来指责胡鞍钢的观点，他所开列的罪名令人觉得有些牵强，但是，厉有为却没有忘记用事实来证明胡鞍钢之说全是对特区发展的恶意歪曲。厉有为说，特区成立初期，中央只给了1.5亿元人民币的开办费，15年来，国家从海关税、海关待征税、铁路、邮电、银行等方面在深圳实现的效益，超过500亿元。

厉有为所列举之事实如若不虚，则可以肯定深圳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不仅不会少于其它地区，而且还有可能大大地超过。至少我们可以认定，中央政府的这一笔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投资之一。其余投资，无论建设工程还是支援地区，罕有能够与之相比者。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人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所以他说：“我的文章刺痛了要害，否则厉先生不会大动干戈。”

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词锋犀利且不留余地：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只不过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或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交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交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1.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贡献时，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是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待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负’。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是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特’仅只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是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为恼怒。”

争论就这样迅速升温，到了1995年秋天，几近白热化。《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秦鄂《办特区是搞特权吗？》和郑炎《浅议学者与学棍》的文章。按照报社编辑所说，是“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的论调”。

1995年9月，这家报纸再次发表曾清的文章《棍子向谁打来？》。编者为此文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其中说，近来某“学者”利用国内讲坛和境外媒介，发表言论，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鼓吹“特区不特”，以至取消特区。我们认为，这次争论事关重大，关乎捍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经济特区政策的大问题。曾清的文章也如胡鞍钢一样，顾不上讲究论战的礼貌：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唱反调。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搞特权，会阻挠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之间差距拉大了，是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强调说，‘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区不特论’者，其矛头所指，棍棒所向，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精神。”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论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到了1997年春天，胡鞍钢重提此事。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来与他论争了。

也许是因为“万言书”的出现已经将争论引向更加具有政治意味的领域，关于特区的争论声渐不闻。对于厉有为的批评，由于他在1996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也转向更加严厉的方面。批评者亦不再是胡鞍钢这样的“经济学者”，而是一批不愿露出真实姓名的“政治家”。这些事，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叙述。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万言书”在国内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回应。

1996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

1996年春天较之以往几年的不同处，是“八五计划”的结束和“九五计划”的开始。

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都在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用一句老话来说，叫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国内大小新闻媒介从1995年8月开始便纷纷发布消息，证明“八五”的种种目标均已实现。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里年均增长11.7％，增幅比计划高出至少3个百分点，比“七五”则高出4个百分点，经济的总量也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逐年计——

1991年，7％；

1992年，12.8％；

1993年，13.3％；

1994年，13％：

1995年，10％。

不过，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

1993年年初，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说：“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他当时是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说这番话的。如今，在1996年初，也即在“九五”开端的时候，他们又说，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从那时以来的经济局面证明，这些话说得不错，不过，并不完全，须得加上一句：克服困难本身也异常地困难。

1995年9月的最后一周，《人民日报》刊登《来自“八五”的报告》，标题是“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其中却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谈论中国工业目前面临的艰难。

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产品卖不出去便谈不上效益。也是一个经济的常识。可是”九五”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报告，仍然是工业产品销售率的一派颓势，其中轻工业产品销售率仅为89.92％，比去年同期下降1.87个百分点。企业亏损增加，利润下降。我们虽然口日声声他说“提高效益”，但实际的情形仍是不能尽如初衷。

其它又如“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能源紧缺和运力紧张“、“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在1993年即已存在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全部存在着。若说我们没有想方设法地去解决，显然不是事实。然而若说我们国家有些毛病是久治不愈，甚至百药不治，也并不过分。

再举个例子，国务院派出8个稽查组到14个省市农村检查生产资料的价格，尤其是化肥的价格。2月10日，稽查组向副总理姜春云报告，化肥价格居高不下、上涨幅度大，农民强烈不满。姜春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整顿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流通环节。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多少年？诸如此类的”果断措施”又有了多少？可是化肥一类生产资料价格不是依然涨得农民心惊肉跳么？在中国，采用行政的办法历来比较有效，现在却连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也形同虚设，可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很多疑难病症，是经济制度的不够完善造成的。制度不改变，终究不能根治。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先让经济繁荣起来；经济繁荣的关键，是克服经济的困难；克服经济困难的关键，又是加快改革和完善经济的体制。

只不过，在1996年春天，这样的呼声并不多。

这一年的4月15日是一个有些意思的日子。《经济日报》理论周刊第47期上发表署名晏智杰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不容逆转》。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以及与其遥相呼应的其它观点。所以，它在当日千篇一律的舆论中显得分外突出。

晏智杰在文章开头即说：“最近一段时间，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个别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出质疑，据说是借外国人诉说其本国改革失败之口，要我们引以为签。”接着，晏智杰便陈述了“万言书”的观点：“有人说，如果不是改革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似乎改革是混乱之源。”晏智杰说：“国有企业的现状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但以此为据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主张开倒车，却是不可取的。应当说，国有企业陷于困境，根本的原因在于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下是因为改革所致，改革只是造成了一种使这些弊端难以再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和环境。”在为改革作了这样一番辩护之后，晏智杰转守为攻，指斥“万言书”的作者“搬出前人的某些本本或条条，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这是本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从一些同志的论证来看，问题的症结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看待所有制状况和分配状况，有人之所以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主要的根据就在这里。”

文章写到这里，晏智杰转而攻击另外一翼：“有同志引述据说是某国学者的看法，认为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于是据说某国学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引以为鉴’。似乎如果中国不立即悬崖勒马，必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很显然，这是在不指名地批评那位人民大学教授的苏联解体考察报告。晏智杰说，各国国情不同，不为其它仅仅是这一个理由，“就算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也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改革必败无疑”。

《经济日报》这个行动所发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晏智杰的文章本身异常痛快地批驳了“万言书”，更在于，它第一次将1995年以来的理论交锋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在京城广为传播，成为人们私下里估价中国政治走势的一个依据。

事情如此进展，在一些人看来，是要冒着“影响稳定”的危险的。也许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争论是非，而是保持“不出事”。所以，他们在私下里批评《经济日报》的做法是将争论公开化，而对晏智杰文章的内容则不置可否。

《经济日报》批评“万言书”的文章受到批评的事情，只是作为小道消息在京城流传，未经证实。看来，即使这件事情全部属实，也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在京城的新闻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3个月后，也即1996年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再次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万言书”。

这一回，作者名叫东方更夫，文章题目更加直接地同“万言书”的题目相对：《引进外资与国家安全》。作者在文中列举“万言书”中所说的“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导致对外国的依赖”的观点，然后说，“外资“和“外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商人无祖国”。国家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包括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合理的，但资本如果也这样，则会被看成是不合理的、不明智的。资本和国家的分离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当前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当我们说中国过于依赖外资时，同时也意味着，外资过于依赖中国市场。这里呈现的是相互依赖。“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很难说，谁更依赖谁”。

“万言书”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将危及我国的安全。东方更夫则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他说，外资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中国经济富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经济竞争力构成影响的，不是外资，而是保护主义和劳动者素质较低。保护主义使中国企业像躲在大人背后的小女孩，是不能成为民族脊梁的。

对苏共垮台的再认识

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举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这时候，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还活着，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危机已经来临。

鲍里斯·叶利钦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利哈乔夫汽车厂总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其获得的选票为全体投票者的89.44％，可以说是“压倒多数”。在这同一次竞选中，共产党的相当一批党政要员落选。《人民日报》在3天之后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并不出色，但那上面的情景令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叶利钦离开他的办公室，坐进汽车里的时候，微笑着向选民们招手致意。

世人均知，叶利钦本是共产党员，后来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路，所以他宁愿不当共产党的部长，也要竞选人民代表。

共产党内出了异己，本非怪事，怪的是他竟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我们在前边已经叙述，在1995年以前的几年中，不少人对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懈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抱着怨天尤人的心情。要么是指责苏联共产党内出了“叛徒”，或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拿他们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去颠覆党和破坏整个国家；要么是抨击西方列强的“西化”和“分化”，好像共产党所遭遇的一些危机均为外人之强加。

到了1996年，情势渐变。中国人开始回过头来打量自己的所作所为。

《真理的追求》在1996年第11期上发表了署名“晨钟”的文章。作者注意到苏联解体过程当中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可以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试图发动“八·一九”事变来结束国内危机，有如晨钟所说，这是苏共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苏联共产党却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分裂，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连共产党本身也因组织了这次行动更加威信扫地。此后，解散共产党便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

晨钟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过去中国国内的报刊上极少提及，但是他的文章的意味还在于事实后面的结论。

晨钟说：

“苏联共产党经过70多年的执政岁月，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废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

“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官员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

“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

京城里面，但凡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理的追求》这家刊物的政治倾向。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直致力于揭露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西化”和“分化”的阴谋，并且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现在，它居然能够由苏联的失败当中意识到共产党本身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97年，人们对苏共的垮台又有了新的认识。

“苏联这个地跨欧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0年之后为什么解体了呢？”刘大年说，“真正看到了实情的是亚洲一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他说，冷战不是西方外交官和将军们打胜的，是西方工人阶级用他们生产的狩猎牌豪华汽车、货物丰富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打赢的。事情正是这样，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生产不振，物资匮乏，内部矛盾加深，于是倒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切说明，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与发展。”

刘大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他是在1997年秋季说这番后的，他说，邓小平的理论早就阐明了这个思想。

但是，刘大年的这一番后，仍然包含着一些新的寓意：

第一，苏联的解体和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

第三，导致垮台和倒退的最主要的责任者，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内阻碍改革和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些人。

能够这样来认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比之1995年流行的那些观点，应当说，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诸多因素造成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自然是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但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党竟然经不住外部势力的“颠覆”，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事过六七年之后，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邓小平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深谋远虑：抓自己的事，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回到本章的开头，倘若中国人真的“以俄为鉴”，又将怎样评价自己的改革？又怎样推进自己的改革？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1996年，中国改革的形势怎样？

其一，改革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

其二，改革正面临很大的困难，似乎是一个越改难题越多的局面；

其三，改革在各个领域里摆出加快推进之势，但却欲快而不能。

三者合而为一，构成我们国家改革的大形势。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既然取得了进展，为什么还会“越改越难”？

其次是，既然“越改越难”，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

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全力推进着，问题却依然连肩接踵：调整工业结构，压缩纺织行业乃是必行之举，可是下岗工人全在那里发牢骚；企业改进管理，降低了成本，可就是赶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流动要进城，这就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机会；在企业内部建立新的机制，就牵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要转向效益的轨道就要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会增加下岗的职工，安置下岗职工牵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牵涉政府的职能，这是企业改革的“链条”；住房的商品化牵涉着公房的房租制度，房租的多寡牵涉到职工的收入，提高收入便牵涉企业的成本，成本牵涉效益。效益问题又牵涉企业改制，这是住房改革的“链条”。

“牵涉”二字，在人们的嘴里频频出现，这意味着这样的“链条”有很多很多。

改革发展至今，已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又常常会引发一打新问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感到“越改越难”的原因。

改革当然很难，但是不改革就一定更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关起门来看的。许多事情，你不做，别人要做。许多机会，你不抓，别人要去抓。1996年初夏，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早些时候，台湾海峡的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而国际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正绕过我们东南沿海，流向其它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已经不用再说，新的投资热点包括泰国。曼谷年收入一万美元的家庭，在1986年还只有16万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户。越南正连续保持着接近大约10％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成为商家竞争之地，甚至它的宿敌美国人也在争相来投资。在印度，居民购买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个数字在总体上不次于中国。一向内乱不止的菲律宾，现在则雄心勃勃池想要成为亚洲的一头经济“猛虎”。

我们的情况又如何，自说自话，也许不能作数。也是在1996年初夏，美国国际集团做了一项调查，调查题目为《上海作为一个杰出金融服务中心：对当前上海金融服务状况的评估》。2000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对上海目前以及今后5年的投资环境给予的平均分数，前者是67分；后者是79分。

大家知道，上海在90年代一反其长期的萎靡之势，经济发展的动力陡然高涨，很有独占全国之鳌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得到的分数，目前是及格，今后也只是接近良，都不算高。

投资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投资的流向却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的程度。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如果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能行么？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江泽民总书记说：

“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是在1996年春夏之交说这番话的。5月3日和4日，江泽民连续两天召见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的人士，和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宣讲改革的问题。一下子面对7个省市，不能算少，但他的讲话显然还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地方。而是针对着全国。

我们国家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自从80年代未以来，几乎天天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激昂的改革的呼声。

表面听来，这话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倾向，但是，联想到多年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种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这是江泽民就任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之声。

江泽民的这句话是在上海说出来的。在今天，这座城市是被国内的人们当作改革前沿来看待的，就如同若干年前的广东一样。

平心来论，广东和上海，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整个中国，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有一句意味最长：

“等是等不来的。”

这话的意味长在何处？

也是在江泽民讲话的这一天。京城里面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把酒对青天，笑谈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也说到我们国家许多人现在的心态。大家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

等什么呢？也许是等新一轮改革高潮？也许是等经济方面的放开一马？也许是等新政策出台？也许是等大局的变化？也许是等人事的更迭？等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全国人大的换届？

现在，江泽民说：“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然后又说：“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接着就是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消息是新华社在5月5日统一播发的，首都和各地的报纸都一律在第二天“照本宣科”，但是，明眼人著能细细品味，使会发现，不同报纸上面的标题有着微妙的差别。

北京的《人民日报》，标题是：“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上海的《解放日报》，标题是：“国企改革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坚定信心加快步伐大胆试大胆闯”。

“大胆试，大胆闯”，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胆的人大约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可是，中国的改革已经17年了，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胆大”还是“胆小”的问题呢？

这一个春夏之交，出来呼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真是不少，除了江泽民，至少还有李瑞环。

5月中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川鄂两省沿长江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并不太长的讲话，其中连续五次提到“特殊性”，看来他对这个概念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李瑞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阶段以及各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我们要承认这些特殊性，重视这些特殊性，下大功夫研究这些特殊性，根据这些特殊性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李瑞环说话，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使我们格外关注他的声音。

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别人说“特殊性”。比如我们对美国以及对整个世界，总是说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亚洲的特殊性，对于别家想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企图，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

不过，李瑞环现在所论，显然是国内的改革大势。

如此高层的领导人如此来讲“特殊性”的，这些年中并不多见。我们已经承认每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有“因地制宜”和“把中央的方针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之类的做法广为应用。现在，按照李瑞环的意见，“特殊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泛。看来我们有必要承认经济的每个领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承认改革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特殊性。

按照李瑞环的解释，中国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特殊性”。

第一，它承认多样性，而下是“大一统”；

第二，它鼓励创造性，允许你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而下是去做人家都在说都在做的事；

第三，它是我们国家的逐渐务实的过程，改革初期是农业的务实，接着是工业的务实，然后是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的务实，最后，是建立起一种彻底务实的社会意识。

“特殊性”是我们整个改革当中的一个特征。了解它的最佳途径，不仅是懂得物的差别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还有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从事改革的人。由于人的不同而使改革的内涵和节奏发生变换，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不罕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讲“特殊性”多；对中国国内的事情讲“特殊性”少。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李瑞环的声音极堪注意。

但是，我们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三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2％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几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来理解和把握，而只是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1％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

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组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有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条，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必须做到三点：第一点，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近年来，有一种尽量缩减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人的思路往往是颠倒的，对私有经济只讲允许和鼓励，不提限制，乃至一些人主张让非公有经济“无限发展”。可是对于国有经济，众多的方案不仅是只讲限制，而且是尽力为国有经济寻找一个最低极限。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究竟淮是主体，谁是补充？第二点，国有经济必须主导集体经济。第三点．公有经济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

第二条，从经济领域来讲，就是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在生产领域，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性的行业和部门中，其他竞争性行业部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条。除台、港、澳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局部，不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没有总体上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公有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补充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关性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对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作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73。4％；1984年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4.3个百分点；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微弱下降趋势，年均1.1个百分点。1992年后，改革大潮再涌，这一比重当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就在于，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份“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馗打鬼”的战术。

争论发展到这个时候，焦点已经非常集中。这就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

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1995年

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威胁国家安全还是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中国国内，两种认识截然对立，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由幕后渐趋前台，由隐蔽而为公开，到了1995年，异乎寻常地激化起来，似有短兵相接之势。其中缘由，要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当中去寻找。

外国人说：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奖

1995年8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提出一项经济报告，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估价。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

“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下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3％，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不大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年至1993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1994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为10％，回落了大约1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10％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1993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24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不太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但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政府的办法：着眼宏观

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1993年6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

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

“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主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市长远之计。1994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

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

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冲击之一：不能再享有贷款负利率

企业的营运一向需要银行的借贷。在我们国家，以往政策的倾向是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以致于国有企业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其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这就可以想见，1993年7月开始的紧缩信贷，必会极大地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企业生产停滞，亏损急剧增加，企业之间互相拖欠。1994年1月～2月，政府预算内亏损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到大约45％，其亏损额增加了138％，实现利润下降了70％，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数额在1993年底达到6600亿元。到1995年6月，这个数字增加到7376亿元。无力支付工人工资的企业日愈增多。

然而还有无形的冲击。企业到银行去借钱，虽然要付利息，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那贷款利率还不能抵销通货膨胀的幅度，所以，企业贷款在实际上是享有着负利率的。现在，信贷已经紧缩，通货膨胀的幅度也大大减少，国有企业享有的贷款负利率，迅速地化为泡影。

冲击之二：欠债还钱

欠债还钱，本是常情，何以也会造成冲击？

因为我们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钱是有借无还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千年不赖，万年不还”。

我们国家过去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和扩大工业生产的。从1979年起，政府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了“拨改贷”。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银行两家供应改为银行独家贷款。企业本身的效益不高，只能依靠扩大债务来维持。许多新建企业开工之日．也就是负债不还之时。

中国人有句俗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可是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形却是“借钱不还，再借不难”。说到原因，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有些不分彼此的样子，是其一；其二，你不借新债给他，他就说，那我就没有办法还上过去的欠债，你为了要回老账，只好借出新账，可是他过了些日子又来了，不是来还老账，而是又要借新账。

没有人再说”造反有理”了，但是，说“欠债有理”的人越来越多；更流行的一句话是：“黄世仁打不过杨白劳”。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总量迅速地大幅度地上升。比如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1994年年末的资产总额为2544.5亿元，负债总额却已经有2007.8亿元。与1985年相比，资产增长4.1倍，而债务增长8.6倍，企业资产负债率在1985年为42.1％，到1994年为78.9％。表面上看来，这2600多家企业仍有着大约2544亿元的国有资产，实则他们若能老老实实地还掉欠债，就只有大约536亿元的资产了。

但是，只要“借钱不还，再借不难”的事实存在，企业就不会那样愚蠢地还清债务，银行借出去而到期不能收回的钱也就还要不断增加。还以这15个城市为例，1994年底，2600多家国有企业的长期借款未还的数量，占借款总额的27.2％，应还账款超过3年而未还的，占欠款总额的8.9％。

全国总计，企业负债金额已有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借无还”的部分，有人说大约20％，也有人说超过20％。

这是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银行。

1994年初开始，国有银行的改革计划，令这种局面无法继续掩盖，国家的专业银行统统要向商业银行转变，银行贷款逾期不能收回，便是银行的亏损。所以，现在的银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存贷，而是要债。对于国有企业的“借钱不还，再借不难”，国家银行也不再有求必应。

银行的新的办法是“旧账不清，不借新账”。

这一来，国有企业便再也不能转嫁自己的麻烦。

冲击之三：不能再为仓库生产了

“软着陆”反映了对总需求的成功的控制。到1995年，实际总需求的增长率大约为9％，与1992年至1994年平均近15％相比，已然下降。

需求下降了，生产却还要维持。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到仓库里去了。

“八五”期间，库存的工业产成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其中以1995年为最甚。这一年，产品库存大约增长了40％，4倍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1995年，全国的货币供应量比上二年增加大约20％，工业品库存也已占到货币供应量的20％。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76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300多亿元。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

一个争论：宏观好，微观好不好？

199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集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减少了23％。

全国38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年，15个大中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为22.4％，到1994年，降为2.7％。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15％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500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47％的部分被亏损抵销，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年，348.8亿元；1991年，367亿元；1992年，369亿元；1993年，452.6亿元；1994年，482.6亿元。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

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明确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

199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抓大放小”。

“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800多万家企业当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小”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的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短兵相接了。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

政府公布了1997年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统计报告：目前中国32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中国工商时报》评论道：“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反对“抓大放小”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命根子”流失了。有如“万言书”所说，“每天流失一个多亿”，甚至是“每年流失1000多亿”。言外之意，改革正在使国有的资产一天天减少。

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说，国有资产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列举的事实如下：在改革开放18年中，国有资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5％，特别是1990年到1996年间，平均增长17.1％。

张皓若特别提到“1990年到1996年间”，很明显地具有针对“万言书”的味道。因为，“万言书”说，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且以此证明了一个“相关性原理”：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一方说“减少了”；一方说“增加了”。针锋相对。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首先是、我们以为国有资产有很多，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比资产增长要快得多。1985年企业负债车大约40％，1994年便成了78.9％。假如这个负债率到今天还能维持，那么，国有企业资产统计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而只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实际的资产是多少呢？只有大约18272亿元。

其次是，资产为什么会迅速地演变成债务？不是“流失”了，而是“消失”了。即便“万言书”所描述的“流失”全部属实，它同”消失”来比较，仍是”小巫见大巫”。

国有资产“消失”的最明显的特色，是神不知鬼不觉。从来没有人去作全面的调查，无论是指责国有资产“减少了”的人，还是坚持国有资产“增加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政府主持的“清产核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我们只能对“消失”的状况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国有企业在过去十几年间，每年亏损数百亿元。这是“明亏”，还有更多的“潜亏”，也就是实际上存在而账面上不记载的亏损。至少12000家国有企业从“大跃进”以来就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不但不能盈利，而且它们多生存一天，就多赔一天钱。

——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速度增加着，如今已有数千亿元不能如期归还，甚至永远不能归还。

——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部分不能开足马力甚至全部闲置。资产闲置，仍然会消失，这就是所谓“折旧”。按照企业一般的折旧率计算，每年由闲置而消失的资产当以千亿元计。

——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因卖不出去长期置于仓库者，每与亦有数百亿元。

将上述种种计算减去重复的部分，并且留有充分的余地之后，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无形的“消失”，每年有数千亿元。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消失”比“流失”后果更恶劣。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严厉的“流失”，是破产。破产也就是“搞死”。

曹恩源是一个“搞死”国有企业的专家。

他是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以后这十多年更不遗余力地为“破产”说好话，所以人称“曹破产”。

“曹破产”到处贩卖他的“破产理论”，有人说，“你要破社会主义之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打倒你。”

更多的人说，破产之方针，就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至少也是对国有企业“落井下石”，让人家“雪上加霜“。

让国有企业破产，究竟是不是“大破社会主义企业的产”，或者是不是“落井下石”？

实际上，不论有没有“破产论”、有没有破产的方针和法律，企业的破产早已发生，自己本来就“破”了。按照“曹破产”的说法，所谓”破产”，其实是对已经发生的破产状况(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了种事后的认定和处理。

“曹破产”还拿外国的商人来为自己的“破产论”作辩护。他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顾虑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

在外国人看来，“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就活不好。

反对“破产”的一大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比如、贷款收不回来：再比如，国有资产低估。

其实、不“破产”不仅收不回贷款，而且还要贷更多的款。债权人的损失更大。

凡该”破”的企业，都是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根本无资产可言，何来“低估”？

正因此，“曹破产”说：”企业破产法不是可怕可恨法，而是可亲可爱法；不是为企业送葬的法，而是为企业催生的法，不是消极的法，而是积极的法。”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曹破产”的看法。

我们国家1986年颁布了第一部破产法，当年9月，一家城市集体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第一个宣告破产，拉开了新中国公有制企业破产的序幕。

但是，10年来，国有企业破产工作进展缓慢，总的形势是几起几落。

1988年11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在1989年前5个月，全国共受理89件破产案，达到一个小高潮；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入低潮，1990年受理仅有32件：1991年，117件；

这以后，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高潮，国有企业的破产也开始多起来，1992年达到428件；1993年，710件。到1993年底，全国破产企业总共940家，而且绝大多数是中小型集体企业。

1995年；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开始加快步伐，这一年破产立案总计2387件。

1996年，全国企业破产立案总数为6232件，是上年的261.3％，超过了1989年～1995年企业破产立案总和(5395件)。可以说，1996年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案的高潮年。

破产立案并不等于真的破产。即使如此，这个数字同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总数相比，也只有0.06％。所以，“曹破产”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破产率与市场经济的正常破产率万分之十比较，“还低得很”。

为什么“还低得很”？不是无产可“破”，而是人们不想“破”。

我们的国家一向将“破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象征，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同义语。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么？断不该有“破产”之虞。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体现？所以，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奠基、建设、剪彩、开工、增产……都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证明，“破产”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体制也不能允许“破产”。企业的老板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在理论上，国有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债务可以全部由国家兜着。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因此国有企业也不会破产。

问题是，国家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所以，说“国家兜着”，其实是“老百姓兜着”。

更何况还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从长远的进程看，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小，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曹破产”毕竟不是企业中人，难能真正体会企业中人的酸甜苦辣：

职工为谋生计，不愿破产；

政府和官员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折了面子，毁了政绩。不愿破产；

银行怕丢掉债权，无人还钱，不愿破产；

企业经营者怕失去权力，承担责任，不愿破产；

……

所以，尽管局外人整天说“破产”，局内人却大都怕破产。

“无产”与“有产”

80年代后期，一位市委书记到北欧考察，感触良多，归来后说了一句话：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

他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番话的，但是，这番话却能够激发人们生出强烈的政治联想：“无产”是不是真的比“有产”好？

1996年5月，也即“国际劳动节”过后不久，“严打”成为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其目标，是针对那些不劳动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军队警察者百姓……同仇敌汽，协同作战。报纸频频报道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看来，说此次“严打”乃是深得人心之举，并非过甚之辞。

不过，有一个问题，在迄今为止国内公开的舆论当中很少谈到，而由一个美国人说了出来。

杰里米·里夫主在他的新书《工作机会的终结：全球劳动大军的萎缩与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中说，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失去工作机会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无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以犯罪为最后的手段。

里夫金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仅从就业问题来看，他持有极端悲观的论点。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至于真的像他那样悲观，但是，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显然与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电视里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手戴铁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人，一望而知是来自乡下。警方不断证实，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多是农民所为。这些农民之所以挺而走险，显然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原因。

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是将城市与乡、村分开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都市中国”；一个是“乡土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都能够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从生产的能力来讲，80％在城市，20％在农村。人口的分配则相反，20％在城市，80％在农村。这种生产能力大小与人口数量多少的不相协调，在世界各国中，以中国为最。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乡下人口的多余。虽然政府统计失业率的时候不将这些人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些多余的人正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市去谋生，这就把农村的失业问题，带到城里。

城里人为了自己的就业，设置重重的障碍抵御乡下人的进城，令农民在城里就业屡受挫折。中国人在和西方人辩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总是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不错，人总要生存，总要做事，这是天性使然。正途不通，便难免去寻歪道。60年代后期，城里的犯罪多为学生所为，因为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无事便生非。现在，那么多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你仅仅拿着刑律和手铐，能够让他们永远地安分守己么？

老实说，城里人的压力不比乡下人的压力小。

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正在使无产者更加无产。

我国劳动部门登记表上的城镇人口失业率是逐年上升的：1993年，2.6％；1994年，2.8％；1995年，2.9％，1996年，2.98％。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96年年底城市的失业人口是530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截至1996年6月底，全国破产企业人6万个，涉及下岗职工754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说，如果把那些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也计算在内，那中国失业率将达到5％～8％，即有1200万人至1400万人失业。

看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反而在大批地减少就业岗位。1995年，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减少了146万人；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25万人。

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城镇私营个体企业：增加了500万人。然后是其他类型单位职工，增加了99万人。然后是政府机关和国有的事业单位，分别增加12万人和64万人。

7000万乡下人进城，2000万城里人下岗。有人估计，企业里多余的人还有3000万。

如果“无产者”还是依靠“国有”，那就只能全都跑到政府机关里面去上班。同时政府也就要准备再借更多的国债，来给他的各级机关里面的更多冗员发工资。

就算那些没有下岗的“无产者”，也感觉到自己的每况愈下。

北京市劳动局有一项调查，结果证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职工工资收入比，在1989年为1：1.2：1.4，到1996年，就变成了l：1.4：1.8。

非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

1994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个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2万人，包括城市人，也包括乡下人。结果证明，城里人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满情绪，超过了乡下人。

工人阶层，即我们的无产阶级所感觉的经济压力最大。他们人为自己是改革中获益最小的阶层。有25.1％的工人确认自己的实际生活“略有下降”，另外11.01％的工人则认为“下降较多”。这两个数字均高于其他阶层公众的确认。比如农民，有69.1％的农民认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基本持平”，23.69％的人认为“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机关干部当中，则有62.51％的人认为“基本持平”，21.73％的人认为“略有下降”，8.67％认为“下降较多”。

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

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持“说不清”，高于其他阶层6个百分点。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经济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当中，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是“太热”还是“不热“的辩论。

这场争论从80年代以来，时起时代，旷日持久。到1995年秋季，仍然众说纷坛，没有定论。

与此相关的一个争论，渐由窃窃的私语俘上表面：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应该继续“从紧”，还是应该放开一马？

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舞台上有了一个新鲜背景。

在这个秋天里，人们对于全年的情势似已尽在掌握之中：经济增长速度大约10％，涨幅回落1.6个百分点；金融形势平稳，政府要将全年零售物价上涨控制在15％的目标大约能够实现，较之年初的通货膨胀幅度，至少回落了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的投资更是大规模地下降……

自从1993年夏季以来，政府虽然一直不肯公开承认“经济过热”，但却从不讳言要对经济的温度加以控制。现在看来，一切都是走向既定的目标，乐观的情绪正在上升。

然而，如前所述，企业的困难似乎更甚。

既然“软着陆”的目标已经接近，而企业的运转又是如此艰难。所以，人们便很自然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面“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又由于，以往所颁行的“紧缩”，尽管中央政府言之凿凿，但是，地方政府中谁先大着胆子自我“放开一马”，谁便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谁若胆小听话慢一步放开，谁便似乎注定吃亏，比如1989年的治理整顿。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

看来，中央政府的“从紧”的决心没有动摇。北京在1995年10月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重申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所以，不仅在1995年剩下的几个月中，而且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央银行都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货政策。

“适度从紧”的方针坚持不变，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眼前的金融形势。虽然现金投放比1994年同期大为减少，但是计算实际流通中的现金存量，除了现金的投放之外，还要加上企业的存款和居民的储蓄。考虑这所有的因素在内，则1995年里全部的货币供应比1994年至少多30％。所以，中央银行认定，现金投放的减少并不能证明银根过紧。

其次是，积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可知，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总的路线上是持续快速地增长了，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一热就紧，一紧就冷。一冷就松，一松又热”的循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起大落”的由来。90年代中期的中央政府比80年代末期的中央政府聪明一些的一个证明，便是懂得了，想要“降温”的时候不可过分紧而是适度紧，想要“升温”的时候不可过分松而是适度松。

是否可以据此认定此后中国的经济方针就应当是“从紧”？

不是的。

事实上，对于“该紧还是该松”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金融的环境仍应从紧，改革的环境应放松；银行的钱应从紧，人的思想应放松；买高级轿车应从紧，盖老百姓的房子应放松；给国有企业堵亏损的窟窿应从紧，有效益又能开创就业机会的私营企业应放松；土木建设应从紧，政治空气应放松；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讲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应从紧，讲实话、讲真话、讲有用处但可能会有错误的话应放松；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听不到真情看不到真相的视察下乡应从紧，不劳民不伤财不惊动百姓却能看到百姓疾苦的视察下乡应放松……

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重大的领域当中，政府正在努力造就着放松的气氛。全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青岛召开。与会者提出企业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其所使用的诸种词汇，如“紧迫感”、“危机感“、“创造性思路”、“实质性突破”等等，显然意味着进一步的放开之势。上海则开列了一个企业改革题目的清单，共计10项：怎样降低资产负债率？怎样“抓大放小”？怎样开拓市场？怎样建立法人体制？怎样开拓“再就业”的路子？怎样提高管理水平？怎样完善资产责任制？怎样拓展兼并破产？怎样壮大科技进步？怎样建设企业家队伍？想来如果不是造就一种放松的环境，不要说10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也会叫人无所适从。

不过，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环境中的最大问题，是该紧的紧不起来，该松的又松不开去。这中间麻烦，既有利益方面的纠葛，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缠绕。

吴敬琏说过一句话：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因为，现在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如果你不加大改革力度，而是用行政的方法将“过热”的现象压下去，过了一阵，还得热起来。加大了改革力度，就可以让该热的热起来，不该热的想热也热不起来。

“成套的改革方案已经设计出不少”，吴敬琏接着说，“就看有权拍板的人下不下这个决心”。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试点”

急切地呼唤改革的，不仅仅是吴敬涟一个人。

整个1995年，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

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

江泽民的这一次行动，又可以看作是他在不久以前的一次考察的继续，那一次是在苏、沪、浙三省市，这一次是在黑、吉、辽，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中之地。

江泽民的两次出行，在舆论界似乎引起了普遍的激动。国内的报纸上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字也多起来。

山东有大约10000家老企业利用外资改造，据说占全省国有企业的三成，所以有报纸兴高采烈他说，这是“嫁接接出新机制”。

上海，一个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记者们现在把跟睛盯着产权市场，有报道说，上市交易的国有企业有1556家，涉及资产总额95亿元。只不过，已成交的国有企业资产为数甚少，大约7亿元。

在福州，政府已将企业改革理出四条线索，其中之一是继续抓好股份制的试点。

青岛说，他们的56家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全都充满活力。

在杭州，有若干企业推出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意识；令上海不少企业大有感触，于是想到“要学习兄弟省市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经验”。

……

在这无可计数的乐观消息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闭目以思，就会发现其中若干耐人寻味之处。

积过去40多年的经验可知，中国的事情，大家一味欢呼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那么好；大家一味痛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坏。

我国自70年代未便着手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的行动发生在四川，又经过京、津、沪、闽四省市的扩展，遍行全国，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即“放权”。今天，稍有记忆的人都会知道，那时报纸上面的说法是“一放就活”。

此后，改革的办法绵绵不绝，舆论也总是给我们以快乐的消息：

政府说“利改税”，报纸上便“一改就灵”；

政府说“承包制”，报纸上便“一包就灵”；

政府说“优化组合”，报纸上又是“一优就灵”；

现在政府又说“股份制”了，报纸上于是“一股就灵”。

我们不断开出良方，每用一剂，便道“活了”。可是到头来大家定心一看，却发现，还是“不活”。现在政府翻过来说，过去的一切都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于是，推出100家企业、18个城市来试点。

我们是否又要告诉人们“一试就灵”呢？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用的心思最多，但却收效最少；传经送宝最多，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能够显示改革之途的国有企业。

我们打败日本人的入侵用了8年。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用了3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已经长得所有人都不能容忍，10年。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千难万险，也只用6年便大获全胜。

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已有16年，到今天，还是在试点。

一战不胜，必有战术上的失误；屡战而下胜，必有战略上的失误。

1995年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主要在物价方面。只不过，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手段，而且我们还付出了另外的代价。为了大局的稳定，延缓国有企业的改革，即是其中最大的代价。

今天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现在的情景，更加可能是欲治一病必施百药。

如果说没有一点进步，也不公平。

真正的进步不是发生在“搞活”的方面，而是在“搞死”的方面，也即是让那些明显该死的国有企业彻底地死掉。从这一年开始，“破产”终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必然的环节。不断有企业破产的消息传来，也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愤愤不平。一连串新的概念也渐渐确立，诸如“重在建立制度而下是重在倾斜政策”、“搞好国有经济不等于搞好每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资产而下是经营某一个产品”……这些局面和这些观念，如若推回几年，难道都是可能的么？

以今天衡昨日，尽管我们仍有“犹抱琵琶半途面”的感慨，但毕竟可见改革的进步。

古人有云：大胆者行天下，小心人咫尺间。把“该死的”的“搞死”，还有一个价值，这就是，把推进改革的胆量放得更大些。举个例子，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赵志浩却说，“诸城改革的路于是对头的”。

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不独国有企业有山穷水尽的问题，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当中，哪一个不是在“山穷水尽”中走过来的呢？当初人民公社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否定“一大二公”的勇气，农村能够开辟出新路么？计划经济体制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能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么？

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次1978年和1992年那样的思想解放。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95年。

一个是关于钱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将资金紧缺列为今日经济发展之最大障碍，其中包括，农业部负责人在北京谈到，这是乡镇企业的最大困难；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说，这是国有工业运行中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个也是关于钱的：用卡车把一个集装箱在我们国家的地面上运200公里到香港，其费用比从美国或者欧洲运到香港的费用还要高。

这两件事，一件有如老百姓所说，是“哭穷”；一件又似是最为富有奢侈的人所为。究竟哪件更可信？

这两年，企业资金紧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说，想必不虚。但是，昂贵的花费却并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运送集装箱上。在经济的领域中，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边喊穷一边随手抛出大笔金钱的事例。过分高的成本，已经成为许多境外企业站在中国大门之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例子是，台湾南亚塑胶有限公司正在美国建厂，最终产品将要返销亚洲。这也难怪，我们现在的许多花费，即使在最有钱的西方老板看来也是过分挥霍的行为。

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更加令人瞠目。报纸上有消息说。某县30家集体企业中，共有864人拖欠公款179万元。这些钱。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37.3％，并且大部分拖欠在半年以上。另一家规模并不大的国有企业，全部职136人，其中欠公款者竟有32人，人均欠公款2万元。另外一家工厂，厂长听说弟弟做生意缺钱，立即借出3万元，这张借据在财务室已逾8年。还有一件“拿公款抵充赃款”的事：一家公司总经理受贿20多万元被逮捕，副总经理便拿出公家转账支票为其退赔赃款，居然令受贿者缓刑，而且还能回到原公司官复原职。

公款有着这样多的去处，还能不紧缺么？

《经济参考报》说，这是“被忽视的腐败”，想来所有人都会同意。但是，还有更要紧的，要想此种腐败的事情能够成功，显然须有两个前提：

其一，钱是公家的，也即所谓公有制，如果是私人的，便决不会任人挥霍或者有借无还；

其二，公家的钱就如同他自己的，只要有了权力，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随意使用，所以，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力的人所有。

我们已经提到了山东省诸城市的改革，也提到这场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

在产权的改革之前，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问卷调查。问题提得很奇怪：假如你看见有人在工厂里偷公家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多数人选择“装作没有看见”；一部分人选择“跟着一块偷”；只有大约10％的人选择了“和他作斗争”。

在这次调查之后不久，诸城开始了产权的改革。相当多的工人现在自己持有工厂的股票了。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自己的了。也就是说，倘若再有小偷，那就不仅是偷工厂的，也是在偷自己的。可惜没有人再作一次类似的调查。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明问题的事。有一天，某厂的领导开会，会议主题是，在一个工厂成就展示会上给与会者送些什么礼品。人人皆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企业请客送礼早已蔚然成风，以至于不请客不送礼反而会被视为反常。然而，这一次，会场上面偶然地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这家工厂的领导，只是一个电工，碰巧在这里修电灯。听到老板们在讨论的事情，他当即从梯子上跳下来说，“怎么？拿我们大伙儿的钱送礼？问过股东们吗？”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领导们没有送礼。

金钱的背后是人性：不是自己的钱，不花白下花：自己的钱，决不肯白花。

回过头来再说”缺钱”，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喊。比如在福建省的泉州市，似乎听不到这样的呼声，那里的企业没有向政府伸手要钱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满眼企业大部是私营或者合资，他们知道，政府不会给钱，所以“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样看来，所谓“缺少资金”的背后，其实是缺少一种有效运用资产的制度。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用更加通俗的话讲，就是“所有制”。

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

所以，就提出了股份制。

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的探讨多于实际的步骤。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王冷一博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说，国有企业股份制在中国的讨论有两派：北派和南派。其理论的主张有明显的区别。

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主张采取典型的西方式股份制，即私人占有超过50％的股份，典型的股份制企业仅仅是资金的联合，不以劳动联合为前提。股东一般不是企业的劳动者，而企业的劳动者是由资本雇来的。资本支配劳动，不是劳动支配资本。

北方，包括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主张让职工人人持有股份的股份合作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企业兴衰与职工利益直接相关，搞好了人人得利，搞不好，人人受损。

王泠一大约是“南派”。他说，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低层次的股份制”，目前在农村和西部、中部、北方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还有一些作用，但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对几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已经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说，上海目前许多人的观点就是个人控股掌握一个企业。

他认为，股份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那些极端困难的企业，还是应当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让其自行消亡或者慢慢淘汰。他说，“国有企业不动真格的已经是不行了。关键是推行哪一种制度才适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众说纷坛，见仁见智。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从人性到理性的过程。

朱镕基撒泪为商鞅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风格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殃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撒剧场么？

下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后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往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00亿公斤，这年初是200亿公斤，年末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镕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至。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沧然涕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9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

5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在邓小平逝去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变得多愁善感：日月、天地、风雨、山河……世间万物似乎全都懂得人世的悲哀。

这种时候走在京城街头巷尾，便会禁不住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些日子。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次，人们在伟人失去之后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动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毛泽东的。这一点，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但是，只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业绩，而且还在于，他让老百姓们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失去伟人的中国

邓小平是希望在他身后的中国能够平静如常的。

事实上。他早就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了。

1989年11月13日，他会见一个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他是在那一年的11月9日正式“退下来“的。邓小平所说“百分之百”，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人民日报》次日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

邓小平公开宣布“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的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然而邓小平的放心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

这些都是他在那时候说的话。如若没有从那时到现在的7年的过渡，如若没有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如若没有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想来我们不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1992年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又讲了一次话，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看来，尽管他已宣布“向政治生涯告别”，但中国的政治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别他。他的讲话令全国上下的空气为之一变，老百姓兴奋了好几年。

现在，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1992年春他的南巡的场面还在电视的画面上不断涌现，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忆。

中国能够习惯没有伟人的日子么？

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表面的万众一心背后，众说纷坛。仅就2月的话题来看，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

在党中央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以及江泽民所作的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未、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种表述旗帜鲜明地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新时代在它的起点上仍有些模糊不清。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世人出现了两种心态：一个是担心中国的日愈强大会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危及世界的稳定，至少会令已经承受极大压力的世界资源增加新的压力。一个是担心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会发展到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危及中国的发展甚至出现大范围的混乱。前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外，出在一些以为了解中国但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中间。后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内，出在一些真正了解中国一些情况的人中间。

平心而论，出现这些情绪是不奇怪的。这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十五大上谁去谁留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的确应当承认，新时代的开端是并不平静也并不轻松的。

看来最为沉重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不能割舍的方面，这就是国有企业。将来如果中国经济方面出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这里。而我们却还在等待、在没完没了地争论改革“姓什么”，这局面说它“沉重”，是不为过分的。

邓小平逝世后，沪深股市在跌一下之后，很快便又回升。2月27日，全国政协会议照常开幕。又几天后，全国人大会议也将按照计划进行……

比之20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中国的确已经进步。

从1997年2月19日起，不论我们是否习惯，中国开始了一个“后伟人时代”。

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是不平静的：

山东大旱，已迫使相当多的工厂停产，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人民币，432万人和99万头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46万公顷农田无法耕种。

广东暴雨成灾，乃是500年来仅见，山洪倾泻，堤坝决口，大批房屋倒塌，105人丧生，数十人失踪，数万人无家可归。

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开创了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新纪录：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赞成者为1839人，反对者515人，弃权者331人，另外有35人未按表决器。反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代表有675名，赞成者1621人，弃权者有390人，另有34人未按表决器。

北京西单商场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凶手具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目的。

河南鲁山县煤矿爆炸，86人死亡、12人受伤。

深圳黄田机场空难，70人伤亡。

95岁的彭真逝世。

《中国引进报》发表了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文章，还擅自报道少数民族的骚乱，所以在1997年3月被撤销。

……

差不多同时，京城出现第四份“万言书”。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1997年1月到2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下为主要内容：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公开出版，资产阶级自由化占领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阵地。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享有发表的自由。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

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言论：

一、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二、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四、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五、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译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提出了三句反动口号：

1、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

2、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

3、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六、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列举了发表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报刊和单位：主要有《学术月刊》、《原道》、《经济学消息报》、《明报》(香港)、《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改革》、《当代学术信息》、《中国工商》、《江淮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法学》、《中国研究》(日本)、《经济研究资料》、《法学研究》、《北京文艺》、《真理的追求》、《战略与管理》。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第四份“万言书”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通过“注释”的办法，直截了当地将他们认为“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报刊，列举出来，也即中国人在“大批判”的年代中通常说的“点名”。“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它的作者声明，列举这些所谓“党内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和言论，是要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与前几份“万言书”一样，“出口转内销”，海外全文刊登，国内大肆流传。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

在第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看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不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甚至还有不少舆论机构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持。但是，在国外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的一些人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不仅没有“自由化”，而是”向左转”，其最突出的证明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一场社会主义道德复苏运动。

在1996年和1997年相交的这个冬季，我们国家的确渡过了一个“精神文明的冬季”。

1996年10月召开的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的议题不是经济，而是建设精神文明。但是，由全会通过并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经济建设仍然居有“中心“的位置。“决议”里面反反复复地申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认定，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文明的敌人，而是文明的推动力。明眼人应当可以看得懂，强调经济的内容，是本次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中的最突出的特征。

不过，尽管有了这些说明，在这个冬天里，主张“精神治国”以及“主义优先”之人，还是会自认为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各省市地区学习贯彻这个“决议”的消息，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武汉、三明、荆沙、张家港、烟台和石家庄。应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舆论宣传的既定程序，并不过分。

然而，公开的宣传方面似乎并没有拘泥于这些程序。在中央的决议颁发前后，报纸电台电视台还在弘扬着一场道德复苏的运动。有首都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发表一系列评比来阐明精神文明建世的重大价值：有北京举行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有首都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有《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全篇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中央军委举行红军老战士座谈会；有江泽民等军队领导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题词；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江泽民总书记的文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先进模范的宣传也开始第二轮高潮……

相形之下，广交会的开幕尽管也被舆论方面说成“隆重”，但却不闻更多的消息。“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次高级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只有邹家华副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会议的主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今后乃至下个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也许，经济方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股市的飙升和前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论述农村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两本专辑出版。这让人们多少想到，经济毕竟是“中心”，而且是个最活跃的因素。而改革的推进正是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动力。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待的新书《亚洲大趋势》，在德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相继出版。像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引起了震动。书的主要部分，描述了亚洲发展的八个趋势，但在这一年的冬季，令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典型的美国人对东方的价值观念倍加推崇，并且不掩饰其对西方利益至上而道德沦丧的现状的失望。

约翰·奈斯比特是由一个故事生发出他的这一番感想的：在震惊全球的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崩塌事件中，20岁的韩国青年崔明松在瓦砾中埋了10天后获救，被全国奉为英雄。于是，许多企业便想以金钱来交换英雄的形象，用作广告一类商业之途。但韩国青年拒绝了。他说：“他们满脑子只是钱，而我不信奉这个。”约翰·奈斯比特感叹，在西方某些犯罪、暴力和自然灾害中，也会闪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但那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道德复苏呢？”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叹惜自己的道德沦丧，也在设法“带动”自己的“道德复苏”。

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道德复苏运动，是由一些模范人物的被推出为契机的。先是孔繁森、然后是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等，总计有14个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宣传模范的办法。乃是经由统一的部署，国内若干报纸电台电视台派出记者，组成庞大的采访团，在既定的时间里联合采访，又在既定的时间里同时发表，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至，并且伴有一连串的评论、文件、号召、领导接见、报告会和座谈会。所以，在过去了的1996年里，各级宣传部门就成为最繁忙也最有成就的部门。

最新的模范人物徐虎，是上海市一家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徐虎。”中宣部和建设部召开会议，讨论“徐虎精神”。山西省要求各界人士推荐身边的“徐虎”，然后评出山西的“徐虎”来。上海由于自己是徐虎的所在地，所以分外自豪。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进一步学习徐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当地的报纸上紧接着宣布，已经出现一群“徐虎”。

徐虎其人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报纸上的报道、他的职业是“掏马桶、通管道”，连续21年，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老百姓做事。毫无疑问，政府的鼓励徐虎，乃是在鼓励一种精神，也即敬业、奉献和把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

依靠利害得失还是依靠道德观念来驱动人们的行为，这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不过，赚够了钱的西方人现在有些崇尚东方的“价值观念”，就如同听厌了“道德”的中国人现在热衷于仿效西方的“利益机制”。现代经济理论已经摈弃了把道德、精神、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甚至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道德的激励和约束力量，只属于制度中“无形的”和“非正式”的部分。

就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来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分似乎都是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无形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要比“有形的”和“正式的”规则更加有力量，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破产法”，可是大多数本应依法破产的企业却不能破产；又比如我们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终究不能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愈演愈烈。这便是因为有无数“非正式”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正式的”制度却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减少随意性。所以，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必须依靠“正式的”的制度，制度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机构来监督奖惩，也就越是能够有效地约束或者激励人们的行为。

用这样的逻辑来衡量目前我们的“道德复苏”的努力，就不能简单地作出“是”或“否”的结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教导所有的人都做孔繁森或者徐虎，而是在于我们对非正式的制度太刻意，而对正式的制度太随意。试想，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呢？

把话说回来，不论亚洲的大趋势有多少，中国改革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个，即“制度的创新”，或者叫作“制度的建设”，应当说，这主要是指“正式的”和“有形的”制度，而不是指“非正式的”和“无形的”制度。

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决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价值，它也包含着深深的精神方面的含义。所以，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我们才说，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倘若我们不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件事，就有可能让潜伏着的“左”的思潮酿成大气候。

口诛笔伐厉有为

伴随着第四份“万言书”的出现，1997年早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这一次，批判的矛头不是特区“该不该继续‘特’”这样的问题，而是针对厉有为在中共中央党校写的一篇文章。

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其方法仍然采取了以往发布“万言书”的办法，写成书面的材料，并且附加厉有为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

这份材料中批判厉有为的一段话，全文如下：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厉有为的报告，是一份及时而难道(得)的反面教材。它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七十多年前列宁批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之一奥托·鲍威尔时所说：“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作者的文笔老辣，读过马列的经典，深悟政治批判之诀窍，并且满怀着致人于政治死地的义愤。令人想到“文革年代”的口诛笔伐。

然而还有更加严厉的事。

1997年2月10日，某研究会的通讯刊登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材料：《厉有力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由这个题目可知，这一回，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辣笔，而是一大批很有地位的学者的声音。

此次行动时为1997年1月8日。据组织者说，大约20多位教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震惊”，“文中提出的问题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蕴，绝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通讯》并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上”的姓名，全文所叙述的对于厉有为的批判，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者“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批判的要点集中于四个问题。摘录如下：

第一，厉文说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也是为他主张要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第二，厉文抹煞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以为其在我国推行私有化的主张，制造舆论准备。

第三，厉文提出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是一个道地的私有化方案。就是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去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文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明显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所代表的是那些己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大批判”进行到这个火候，《通讯》终于说出了最关键的话：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批判”和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我们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本次行动的组织者选择厉有为为攻击的对象，似乎有看相当慎密的策略上的考虑：其一、厉有为其人官职不小不大；其二，厉有为所领导的深圳在90年代已经远不如在80年代那样走红；其三，厉有为提出的“所有制理论”在今天中国的改革理论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且有破绽可寻；其四，攻击一人而对大多数人施加影响；其五，就算还不能在理论上影响党中央的决策，也可以在十五大的组织安排上给党中央施加压力。

现在来看厉有为的遭到严厉批判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

厉有力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思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7个月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厉有为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摘要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人叫作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的去改变生产关系——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就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显然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还离我们很远。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造成无效的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去年国有企业亏损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18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不情愿的对比，足以使我们猛醒。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把经济工作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越来越多．总是转不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

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关系。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

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么样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设想，在我国显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是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

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日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如果对全民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对国有资产是体现占有的话，那么对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空洞的、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所有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占有，这种所有权是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有。

四、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

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般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要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

有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它介乎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

90年代初批判“私有化”之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道，股份化是私有化的潜行。但是，当他们大批“私有化”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的问题。

我的理解，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给职工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的情况下，“私有化”的路于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

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

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在我国私有经济是谁的经济基础？

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制的制约。

第二，是补充公有制的不足。

第三，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解决了一大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第五，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先富带后富。

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认识，就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认为所有制关系要反过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出发，认为私有经济发展了，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其结论就是多一分私有经济，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

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八、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是无产阶级？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后代成为有产的劳动阶级，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要在适当时机作出适当的修改。

九、上层建筑怎么样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

很明显，这样的文章不仅阐述了与“万言书”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且还直接地批驳了“万言书”的基本论点。而这样一篇文章居然出自这样一个领导干部，出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班上，出自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的新认识。对于写作“万言书”的那些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之不能容忍，是很自然的。

对于厉有为这样故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于是。事情闹到中南海。一位中央领导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这话直到1997年秋季，还只是在私下流传。没有人能够证实。然而有一个事实已经不容怀疑：对于厉有为的“大批判”，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便出现了“流产”的征兆，因为我们从未看到这一场“口诛笔伐”的续篇。到了这一年的9月11日，也即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厉有为已经渡过这一次危机。这一天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专访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栏题下面，令人一望而知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这是厉有为自年初以来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事情的关键更在于，如若不是对这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具有透彻的理解，乃至自信掌握了其中最微妙也最有利的时机，北京的报纸断不敢给厉有为提供“反击”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是在9月3日专程飞赴深圳采访厉有为的。

厉有为说，深圳17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3.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50％。这些话看上去仍然是两年前反驳胡鞍钢时说的那些话，但是，紧接着厉有为就开始对付“万言书”了。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圳历经10多年探索，“迈入了制度创新和整体搞活的新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乃是“万言书”指责国有企业被严重削弱的五年，现在，厉有为便以这几年为例，来证明他是国有财产的真正维护者。他说，深圳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从508亿元增至132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7.2％。1996年深训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38％，实现利润占全国的6.23％，五项经济效益的指标居全国首位，包括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获利倍数。

然后，厉有为便开始为他那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辩护。他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只说这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篇“思考”。这样的“思考”他一共写了四篇，这篇文章只是其中之一，也是他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叫做“毕业论文”，是因为这是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以深圳的实践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厉有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毕业论文会引起那么多的非议”。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次专访，甚至为厉有为提供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厉有为在陈述了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五·二九’讲话精神。”

迄9月3日为止，除了厉有为本人，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说厉有为的观点是同党中央的理论或者同江泽民的讲话相一致的。不过，又过了几天，在中共十五大闭幕的那一夭，所有的人都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他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像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样，厉有为在十五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

由1995年初开始，到1997年初，一连串“万言书”的作者正在明显地加快行动的节奏，直到与批判厉有为融合为一股潮流，仍然不肯罢手。其理由，也许是他们已经知道邓小平病危的消息，也许是出于一种天赋的机敏，断定1997年将是他们影响中国政治方向的最关键的一年。

京城里面，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在猜测这些人是谁，但却没有人真正去追究这些人的名录。人们只是从他们的言论约略知道，这些人大都熟读马列经典著作，远离实际改革进程，坚定地拒绝西方意识的影响，但却有意无意地带着“文革十年”之遗风。他们拥有自己的刊物，人数虽少，但却很有能量，其基本的战术是“挟马恩以令诸侯”。

由1997春季的情势来看，对厉有为的批判，似乎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蹊跷的事情连续不断。

“大批判”似有升级的迹象，其明显的征兆是，不再采用私下散发之方式，而是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其批判阵地是《中流》杂志。

这轮“大批判”的特点：

一、选择的批判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但全都不牵涉全局。

二、批判人力集中于一些具体事实和论点，不再泛泛而论。

三、不再将争论拘泥于学术或者理论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政治，上纲上线。

四、着力引起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批判对象的不满。

至少三个人成为新的批判对象。他们是，前文化部长王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副院长刘吉和作家张贤亮。

“大批判”之一：王蒙是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

《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龚一舟的文章《王蒙其人其事》。作者开门见山地质问：“王蒙，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所以“我们和王蒙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见分歧，更不是什么派性或意气之争”，只是“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去衡量一个党员”。

看得出来，龚一舟为了系统地揭批王蒙，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列举不少事实，其中许多已经过去多年。龚认为，王蒙是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的年代中崛起的。他在“被中央文件严厉批评的作协‘四大’会议上，同刘宾雁一起扮演十分活跃的重要角色，双双被选为作协副主席。那次会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次集中表演”。这些年来，王蒙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作者说，“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王蒙和当时作协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公开支持暴乱的错误立场”。“暴乱平息后，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

接着，龚一舟便暗示王蒙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据报道，近些年来，向王蒙发出个人邀请的就有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这些邀请者，有怎样的政治背景？”

在揭发了这些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之后，龚一舟开始批判王蒙的“反动言论”。

龚一舟写道：王蒙说，“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所谓“理想主义的碰壁”，“指的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灭和失败”。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王蒙用“多元主义”、“多元互补”、“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来取代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还居然说什么，提倡学习革命先烈‘一下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专门要大家活不成’，是‘凶猛而又欺世的大言’”。江泽民总书记反复提出“讲政治”，可是王蒙“居然把‘讲政治’和‘左’联系起来，说什么‘左的特征就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还极力鼓吹文艺脱离政治，大力倡导文艺的“边缘化”，和反映“主旋律”的要求背道而驰。王蒙这个人甚至还到台湾去访问，在那里说了“政府应多管一些劫机，少管一点作家”这句话。

龚一舟质问王蒙：“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这又是为什么？”

最后，龚一舟再一次将王蒙和刘宾雁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心心相印”，“风云一时”，“八九风波”之后，王蒙从部长位置上去职，并非根本上改变“侧身于庙堂”的地位，刘宾雁却投身于西方的怀抱。“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这就等于说，在中国的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比在美国的那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刘宾雁还要坏。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著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一定是罪不容赦。

王蒙承受了一场无法答辩的判决。据传，王蒙在私下说，要上法庭告这些诬陷者。

“大批判”之二：《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

在揭发批判了王蒙之后，《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二期再接再励。这一回，是一篇题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的文章，作者名叫冯宝兴。

《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平心而论，这本书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名称，令人一眼望去以为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椎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籍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而这本书真正价值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交替关键时刻,以其发行几十万册的成绩，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人知。

批判者以一贯的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手法。对这本书的内容无限上纲。他写道：“此书第十二章，第八章有严重错误，集中表现在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

冯室兴的最严厉的指责，是认定“这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其所开列的证据是，《与总书记谈心》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他写道，经过这本书的解释，“改革开放从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而另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被作者取消了。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作者所持的理论观点的必然表现”。冯宝兴举例说，这本书解释，江泽民同志说的“一定要讲政治”有三大要义：第一，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第二，全党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要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总书记所说的‘讲政治’的精髓在于划清几个界限(即六中全会决议中引用的五个界限)。这些界限在作者所说的‘要义’中消失了。而划清这几个界限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取消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必然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去”。

上述引文所表明的批判者的逻辑已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与总书记谈心》所表述的“讲政治”已是“很正统”、“很主流”了，而冯宝兴等人却从中嗅出了“自由化”的味道，这种引申和推论只在“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里出现过。

还有另外一些指责，也相当严厉。冯宝兴说，《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的归宿”；这本书还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按照作者所说的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否定、等于公有制的逻辑来看，跨国公司就是公有制超国界发展的新阶段”。

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但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他说：“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笔者不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与六中全会的决议相对立、与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相对立的观点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

口气委婉，但锋芒毕露，因为冯宝兴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与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

《与总书记谈心》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些年轻的作者出于顾全大局，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但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在1997年出版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时刻》一书。

“大批判”之三：张贤亮诅咒党中央

1997年第2期《中流》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针对作家张贤亮的。文章题目是《<无法苏醒>的“真谛”是什么？》。作者署名刘贻清。

刘贻清拿出来批判的《无法苏醒》，是张贤亮在几年以前写的一篇小说，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编者在一篇导读中说这篇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赵鹫，也许作者是在使用“照旧”的谐音，来影射社会中还有一种复旧的思潮。

赵鹫这个人不断地给大家制造“意外”。他曾经是“右派”，并且为此坐了10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突然不明不白地重新入狱，而所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公安局长本人，都不知道是谁把赵鹫关进了大狱。于是大家决定赶快放人，公安局长还亲临监狱迎接赵鹫出狱。这时，大家又意外地发现原来是赵鹫自己自愿重新入狱的，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眼满的8年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

小说的确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问题在于，张贤亮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刘贻清认为，小说的作者是在发出一个政治预言，那就是“极左回潮”不可避免，定将取代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在张贤亮眼里，极左包含着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极左。”“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最后刘贻清作诗曰：

“基本路线在，光焰万丈长。不知张氏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新左派”说，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

南街村是一个迷。

直到90年代，这里还在唱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还在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

它在河南省临颖县，3000余人口，1平方公里土地，没有任何资源，1996年总产值8亿元。

南街村的治村方略，按照他们的说法，像一枚铜钱，“外圆内方”。

“外圆”，就是外部圆滑地和市场经济接轨。

“内方”，就是内部与本村民意接轨，规规矩矩。

南街村经济10年增长110多倍。发展的秘密看来在于他们能够面对市场，市场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并且还从毛主席的游击战术的启示里找到了市场制胜的法宝，也有十六字：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

不过，这里还在“吃大锅饭”。党员干部全部义务劳动，从老百姓手里集资也不分红。村庄里面一草一木都姓“公”。所有村民均能享受14项免费的福利，诸如水、电、医疗、年货、上学、入托，等等。

村里还有文工团，演的是革命戏。

这一罕有的案例经过新闻记者的发掘，在全国广泛传播，时在1995年。报刊的热衷此道，也许是出于猎奇，也许是为了媚俗，也许是有些怀旧，也许还包含着要在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和正在建立的新体制之间寻找某些可以贯通的要点，也许所有这些因素全都有一些，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在这时候，新闻记者们并没有想要在这中间开辟出“回归文革”的道路。

所以，南街村这个“谜”，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便过去了。即使在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努力揭开它的秘密。

不料，两年后，有一些人似乎在南街村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对于这种由道德观念推动的集体致富如痴如醉，甚至在这里面看到了，“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有如“薪茅”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所说，“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带头人，有一批具有一定集体主义觉悟的农民，在当年分田风盛行时他们或硬挺住了，或先分后又集中，或明分暗不分”。薪茅的文章依此类推，又说：“像孔繁森、李国安、徐虎这样的好干部、好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已经在一部分先进者中间生根的象征。正是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支撑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着个人主义的侵蚀，削弱着形形色色的西化论的影响，使对社会主义不利的那些言论和事情不得不有所收敛或带上种种假面具，从而有力地阻滞着私有化的进程。”

从90年代中期以来，诸如此类的议论渐渐多起来，成为“左”的思潮中的一个分支，其主旨也是对我们国家既定的改革方向提出质疑，但在论述的要点和风格方面却又有着独特的地方。所以，京城的人们在私下里称之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藏在暗处，他们敢于以真名发表文章，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章，不像过去那样，总是马克思如何说，也不是一般地强调姓“社”姓“资”或者姓“公”姓“私”。这些人多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中不少曾经留学西方，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系统教育，现在也还身怀绿卡留居西方，所以特别善于从西方的经典当中引经据典。他们总是先论经济，后论文化，再后论文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所凭借的恰是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新左派”年龄较小，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间只不过为襁褓中人，对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全无切肤之痛，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要在“文革”或者“文革”之前的岁月中寻找“合理因素”，并且想要发扬光大。以往的左派想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马克思，“新左派”则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毛泽东。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例证，是将自己的文章署名“薪茅”。很显然，“薪茅”是”新毛”的谐音。

“新左派”其实也可以说是“新民族主义”或者“新国家主义”。一个学者在《战略研究与管理》上发表文章，力驳西方文明可以救世界的理论。这种说法显然很有道理，但他在1997年4月在《北京青年报》上继续发表文章《为万世开太平》，主张拿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则又令人觉得可疑。他说，“中国不能以别人的规则为规则，因为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即使玩赢了也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在现代化之后必须超越西方式的现代化，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是一族一种的光荣，而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种口气和论述问题的方式，令人想到“文革”之后以玩世不恭之立场处世待人的“现代”青年，也令人想到“文革”时代我们曾经满怀“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豪情。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潮尚未形成中国的主流，但是，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所阐述的对西方说“不”的理论，显然从“新左派”的理论当中摄取了不少的东西。

自然，“新左派”最关注的领域，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在经济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是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薪茅”的《改革与经济人》。

崔之元，1963年出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此人生长于中国而受教于美国，其学术的指向，自然也就扬其所长将中国的事情和美国的事情融会贯通。

崔之元的代表文章是《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发表在国内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顾名思义，文章正是他的中美合碧的结晶。他认为，现在经济领域当中所掀起的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正是30多年前毛泽东提倡的《鞍钢宪法》的精神。《鞍钢宪法》之精髓——“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换句话说，日本、瑞典、美国等等发达国家正在他们的工厂里面纷纷实行的“团队合作”，其实不过是我们几十年前搞过的《鞍钢宪法》。而我们今天却已经不再提及《鞍钢宪法》，原因是“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混乱使得贯彻《鞍钢宪法》与原本的意愿大有出入。崔之元的意思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比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还要高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解决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进而提出了“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的主张。这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文革”，其与以往我们的“彻底否定‘文革’”的主张，明显不同。崔之元引用尼采的话“记忆能把一个民族杀死”，以此来嘲讽那些对“文革”的“伤痕”念念不忘的人。他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应该看到‘文革’群众运动中也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而他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婴儿”或者“合理因素”就是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崔之元也提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但是他的理论武器却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库。事实上他还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主张的集权式的工厂管理。他所阐述的理论似乎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方式民主的奇怪混合物。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使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群众民主参与制度化。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薪茅的文章《改革与经济人》发表在境外的刊物上，时在1996年，洋洋万余言。就其系统化和尖锐的程度，以及对中国既定之改革道路的批判来说，比之四份“万言书”犹有过之。不过，薪茅所依据的理论不是马克恩和恩格斯，而是西方的经济学。

薪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猫论”、“摸论”、“说不清论”不腔而走，“三个有利于”成了人们瓜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在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中，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为之服务的舆论呼之欲出，从文艺界、哲学界、文化界、经济学界，都在“冒出阴风”，“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暗流”。薪茅作出结论：“中国全面私有化的准备比演变前的苏东更加充分。”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

薪茅进一步分析说，迄今为止的改革全部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也就是要解决利益机制的问题，即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增进共同利益。这个理论同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阐述惊人地相似。

尽管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成为以后大多数经济学流派的前提，但是，薪茅否定这种理论，他甚至否定80年代那场对“大锅饭”的批判，也否定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他认为：我国工业在主要技术经济方面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当大部分是在“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50年代、60年代创造的。

薪茅几乎对中国每一改革的行动都不同意。他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只知道为自己的收成劳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封建地主对农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工商企业的“承包制”，使得“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集体观念遭到根本性打击”。商品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相去甚远，因为公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推动力，而商品经济却“在实践中设计和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改革所大力倡导的合资、拍卖、股份制，正在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这正是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原因。

有鉴于此，薪茅认为，改革的出路不是向前走，而是回到过去的年代，即让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姿态而下是以经济人姿态参加生产劳动和管理。“这样的经济将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比拟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为一对矛盾，正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样。”

至于以”经济人”为导向的改革，薪茅认为，这无疑“强化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造成了从企业到地方每一个利益主体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是经济犯罪如此猖獗之祸根，而且，它还“必然呼唤私有制”。

薪茅最后深深地怀念了毛泽东时代，并且发出异常尖锐的“警世之言”。

他说：“在苏联东欧变修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和经济人倾向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带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远强于苏东的党，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人民克己奉公意识。”今天，“扭转改革的经济人导向是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任何对中间道路的幻想都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丧失最后生存的机会”。

“新左派”的理论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但是，他们对于“文革”以及旧体制的称赞，仍然令国内几乎所有的人不以为然。如此忘情地赞颂过去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也包含着贬低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的明显倾向。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1992年2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平心而论，1997年中国思想领域的形势，很有些像1978年。那一次，持有“左”的理论的人，大部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不能体会经济的濒临崩溃，更不去透彻地了解人民公社的破败以及农民的艰辛，只一味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以为只要令中国的现状适应毛泽东的理论，便可以万事大吉。这一次，“万言书”的作者们和一些持有“左”的理论的人，仍然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因此仍然不能体会经济建设中无数的难题，不会了解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正在给人民的财产带来怎样的损失。只一味拿着马克思的“本本”作标准来对改革的实践说长论短。从“主义”出发，或者可能连“主义”的问题还不能准确说明，只能说是从“条条”出发，无时不在告诫别人“应该怎样做”，却不问实际的情形究竟怎样，以及究竟“能够怎样做”。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有一句话便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争论的不干事”。

“左”的思潮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拉开一派批评改革进程的势头，并且凭借着种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在改革第一线的人们却有一个最简单也有效的武器，这就是实践。

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直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武器是“三个有利于”、“不争论，干实事”。

“我们没有时间争论”，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这样说，“每天要做的事情大多了。”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也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干事的不争论”。

“争论的”接二连三发起争论的时候，“干事的”一如既往地干事。

到1997年初，也即邓小平去世的这个月里，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较之1995年初“万言书”出现的时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仅仅个体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经占有大约16％的份额。个体商业则更多，占有大约30％的份额。

1992年，全国有2699万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大约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到1997年初，我们国家每100个就业者中，已有大约9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从业。在这段时间里，城镇里面的新的就业者，每10人中有1人是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其作用的增长是无声无息的，只有一些调查材料可以让人们投以惊讶的目光。这些调查当中有一份来自河北省，结果是，这个省里，90％以上的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属于个体或者私营，城里居民每天饭桌上的饮食，有70％来自个体私营的营销。

当然还不能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了“国计”，但若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民生”，却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者叫做“四不像”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迅速蔓延。

在浙江省温州市，80年代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部分的经济，到90年代中期，已经是股份合作制的天下。其非国有的工商企业的税收，已经占政府全部税收80％以上。不仅如此，在这里，股份制这种形式还在更大的领域拓展。道路、桥梁、学校、水电，等等，大部是官民并举，公私混合兴建起来的。

在福建省泉州市，被当地人叫做“混合经济”那一部分企业，已经占全市企业的90％，其缴纳之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85％以上。全市37家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同外资合资，此后3年，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一跃而上，无一亏损。泉州市长何立峰说，“非公有”和“公有”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非公有经济成分可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他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所阐述过的遭到批判的论点。而现在，却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成为“解放思想”的新认识广为传扬。

温州和泉州，都是民营经济最先崛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发生这样的变化依然令人有“换了人间”的感慨。不过，更大的意外发生在那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地方。

山东省诸城市，自从1995年出了一个“陈卖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便迅速加快，两年当中，诸城工业经济的所有制，已经完全是多样化之天下。其工业的严重亏损局面，也就从此成为过去。

安徽省风阳县，如前所述，它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但在80年代后期的几年中，凤阳不断发出苦无出路的感叹：那时的工厂不是亏损，就是干脆关门。财政入不敷出，县长吴庭美最头痛的事情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机关干部发工资。“那是一个痛苦的年代”，他说，“老干部见了我便骂，连工资都发不出，还不如‘文革’。”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喜悦，似乎消失殆尽。从1995年开始，凤阳不再用“公”与“私”来约束自己。数百家一直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在这一年全部摘掉了”红帽子”。第二年，也即1996年，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第三年，也即1997年，企业改制的行动推进到国有企业。已经做了县委书记的吴庭美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里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显然，凤阳现在已经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左”与“右”的阻力，但是吴庭美说，他面临着另外一种阻力，这就是“利益的冲突”。比如县里最大的国有水泥厂，投资数千万元建起来，多年以来只是在积累亏损，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税。现在要拍卖，但工厂里数十名国家干部全都不能同意，他们问，工厂卖了他们吃什么？他们的干部级别还算不算？尽管有这些事，但是在凤阳，人人都说，改革的道路已经再一次开通，思想解放也不会一劳永逸。一位副县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

在四川省，3700多家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已经不再属于国有。它们被民间资金购买后变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企业。省长宋宝瑞说，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没有先例，但四川总共近5000家国有小企业可能在1997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十市，亦称“苏南”，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所在。这里在80年代曾经创造了影响全国的业绩。“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是他们最引以自豪的方针。“苏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就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交相辉映。现在，苏南也在反省自己。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集体企业体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不然，就不会出现效益不高和“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苏南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就不会达到63％，更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赶不上亏损增长的局面。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说，苏南的很多企业已经染上国有经济的毛病，所以也有一个继续改革的问题。而苏南“继续改革”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宜兴。在过去的两年中，宜兴将90％以上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7年5月6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皓若、洪虎和王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许多省市有50％以上的国有小企业进行了改革。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使许多改制后的企业普遍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说，“国有企业的突破性进展是股份制改革试点蓬勃发展”。到1996年底，全国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有限公司9200家，股本金6000亿元，共向社会筹集资金1500亿元。上市公司530家，其中373家国家控股，集体企业控股83家，国家集体控股的占总数的85％。

于是，有记者问，推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意味着缓慢地实行私有制？副主任们的回答是：“股份制改革与实行私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大约3个月后，《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凤阳“过去敢‘包’，现在敢‘卖’，胆量来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天后，新华社发布了国家体改委一个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其中说道，“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选择”，还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在四面八方风起云涌的企业转制潮流中，大多数地区自行其是，转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拍卖、租赁、承包，等等。很多新生的企业亦“股”亦“合”，亦“公”亦“私”，没有人能够说清它们到底属于什么，它们不像任何一种既成的所有制形式，如同马和驴交配之后生出来的东西、非马非驴，是骡子，或者是“四不像”。

不过，最普遍地推行着的转制方式，可以归并为两种：股份制和拍卖制。实际的进程中，拍卖企业更加盛行，但在公开的舆论中，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途面”的味道。报刊的编辑们似乎不好意思一下子将局面彻底地摊开，只是在说股份制如何如何，而较少提到“拍卖”的事。至于那些实际主持转制步骤的领导者们，则在统计的方面不断玩弄花样，强化那些看上去较有“公有”色彩的数字，淡化那些看上去较有“私有”色彩的统计。比如江苏省某市政府提出的材料说，全市乡镇企业365家，已经转制的322家企业当中主要是依靠股份制，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拍卖的企业。这些数字自然没有虚构，但是，在152家股份制的企业当中，只有23家原属集体企业，其余则本来就是私营。而42家拍卖、转让、破产、停产的企业，全部属于集体。换句话说，这里在企业转制中“卖掉”的大致是集体企业，“股份”的大多数是私营企业。这样的事实，则又极少为人关注。

北京一位名叫秦晖的教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主持的清华大学中国农村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组最近完成了《十字路口看乡企》的报告。他之所谓“十字路口”，显然是在说乡镇企业现在正处在何去何从之时刻。他赞成让群众在实践中开辟企业振兴的最佳道路，甚至还引述了80年代农村改革中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社润生的话说：“不论创什么制度，不能不经历公共选择”。但是，看来他对如火如荼的股份化潮流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担忧。他说，1993年～1997年间浙江乡镇企业转制普遍推行。从1996年至今，转制潮又波及江苏，目前尘埃未落。“但是，与目前传媒对股份合作制的热情宣传相比，我们此次调查所涉及的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案，却是失败多于成功。”秦晖列举典型案例说，江苏省江阴市，真正由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的只有寥寥几家，除了个别企业外，多数效果不理想，这使“该市上下都有一种怀疑股份合作制是否可行的空气”。政府的文件也说，“前两年推行股份合作制，转换机制的作用不甚明显”。就厂长而言，职工成了股东后就更难对付，招待客人吃顿饭也要看职工脸色，在分配方面，大股和小股闹矛盾，持大股者要多搞按股分红；持小股的要多搞按劳分红；股东希望多分红，经营者希望多积累。

永康市对乡企转制作了肯定的评价。但秦晖说，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远非如此。有的企业转制之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但是即便如此，基层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许多企业转制之后虽然没有好起来，但如不转制就会更糟。一位管理企业的干部说，集体企业办好了会争论分配，办糟了会争论责任，无论办好办坏，都容易产生矛盾。而私人企业无论办好办坏，都是责任在自身，没有人士说三道四。转制的效果无非如此。

秦晖的结论是，通过改制使经营者、劳动者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看来并没有达到。

但是，秦晖提出的报告并没有由此反对股份制的推进。他说，现在，几种企业转制形式都存在问题，不宜贸然肯定，但在更有效的制度创新被实践所证明之前，我们也不宜贸然否定任何可能的方案。继续试验但不“一哄而起”是可取的做法。一般说来，工人并不反对转制，他们主要是反对这种买卖过程的不公平，而不是反对产权转让本身。所以，企业的改制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实事求是，宁可慢些，但要实在；其二，公正，也即坚决制止转制当中的谋私行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冷静的报告，其对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评价也能令人心服，而且，在1997年里对于股份制的形形色色的褒贬当中，它也能够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997年春天，中国人关心的事情的确很多。不过，有了这些“万言书”的流传，有了这接二连三的“大批判”的展开，京城里面不少人的脑子里还在想着谁“左”谁“右”、谁“公”谁“私”的问题。一个消息就在这时流传于京城。这消息说江泽民总书记将要发表一次重要的讲话，其中极有可能牵涉这些问题，甚至还会正面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消息流传了至少两月，对于它的可靠性，却没有人出来证实也没有人出来否定。官方在公开场合总是说，党内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左派阵营”或“极左派阵营”。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物目前在党内也没有影响力，并没有对现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形成挑战或干扰。这种说法虽属事实，但却不能让那些“万言书”带给整个社会的不安定的心理平息下来。

虽有“干事的下争论”之说，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的心里没有种种问题需要解释。

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眼前就有一个问题、非认真解释不可。

京城里面，某研究所所长提出了“保卫宪法”的紧迫性。按照他的意见，宪法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目前国有企业的某些改革改变了产权的归属，等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位研究所所长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大致同样的内容。他说：”维护宪法”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不论用什么形式、什么口实否定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是违反宪法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现在的改革，就有“违宪”的嫌疑。

“护宪“的呼声是在1997年春夏时节响起来的。

中国人习惯于把宪法叫作“根本大法”，而中国之古训里面，凝结着诸多的关于“根本”的智慧，比如有所谓“欲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的说法。换言之。“根本”也就是影响全局之盛衰的所在。修宪，也就是修正根本。护宪，也就意味着保护根本。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当改革的进程当中发生了超越宪法条文的事情时，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是第三次遇到。

在1988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改革与宪法某些条文的不能一致：宪法不允许搞私营经济，为什么出来那么多私营业主？宪法不允许土地的出卖转让，为什么到处都在转让土地使用权？

那一年的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人民代表开始审议此案，13天后通过。

此次宪法修正的要点有二，其一，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二，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这样两条修正开创了两个“第一”，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私营经济；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

在1993年春天，我们第二次感觉到改革的新形势与宪法之既成条文不相符合。比如宪法上分明讲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十四大却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一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修正宪法的动议。3月2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修正的内容总计八条。八项之中要点有四：其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宪法，表明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方针的基本线索；其二，是将“改革开放”写进宪法；其三，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来取代“人民公社”；其四，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

宪法本来应该是极稳定的，若非特别必要，不会改变。中国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次修正宪法，均为改革之高潮中间，可见修宪与改革的推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过去十年的历程已经证明，当改革的进程渐与宪法的某些条文发生冲突，以至“违宪”之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办法来为改革打开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他说，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改革在不断地推进，宪法也需不断地修正。1988年没有能够修正的地方，1993年改起来却已顺理成章；1993年还没有能够修正的东西，到了1998年却也有可能顺理成章地修正。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199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先遣部队40人进入香港。边境的这一边，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将军亲自送行，边境的那一侧，驻香港英军将领亲自迎接。

中国军人慢车进入落马洲，将士全都笑口常开，军车也夹杂在忙乱的车辆中，几乎没有引起港人的留意。如果不是记者的包围和张扬，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留意到解放军已经入城。但是，这平静的进军却有着异常不平静的影响。香港的报纸评论说，“这是155年以来的第一件历史大事”。当年是英国军队的进入中国军队的退出，现在，中国军队终于再次踏上了这一块土地。

英国在1997年7月1日零点结束其在香港的统治，香港亦在此刻回归祖国。

对于英国来说，和平地撤出殖民地并且移交政权的例子不是没有，仅仅在亚洲，就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缅甸。不过，香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世界最著名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经贸中心。从这样一个世界级大都会退出，在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中国来说，将西方列强逼迫之下失去的领土收回来，也不是第一次。昔日，国民政府也曾从欧洲列强手中陆续收回上海、武汉、厦门、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与租借地。但是，今日之收回香港，较之当日收回那些地方，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香港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这一方针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最富想象力又最具现实精神的结合体。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在中国建多个香港！

看来，中国人不仅想要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而且期待着通过香港去带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不过。香港回归的高潮还要在好几周以后才会到来时，在1997年的4月里，中南海面临的事情真是不少。

月初，美国副总统戈尔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谈，出席了一个在香港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仪式，还参加了一项飞机买卖的协议签署。戈尔表示，美国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旬，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和9票弃权，否决了由丹麦主提议，并获得一些西方国家支持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这是第七次否决类似的议案。尽管美国人赞扬了丹麦的议案，但他们还是为自己留着余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告诉电视新闻网：“直接同他们交往，同时在我们不赞同的领域同他们直接交涉，好过跟这个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决裂。”不久前才辞职的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警告说：“对中国及其前途进行辩论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但目前有一种把中国的威胁扩大，把它当作魔鬼的倾向，这几乎是忘怀不了苏联的结果。我们不应认定中国在下个世纪会敌视美国，这样的想法可能弄假成真，而且是不正确的，就跟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将是善良的一样。”

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充分估价着邓小平去世以后的中国形势。担任过副国务卿的佐利克说，跟25年前美中两国重新建立联系时相比，“中国人现在享有更多自由，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但是他又说，中国的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应付“重要的紧张局面”。

下旬，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来到中国。他说，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攻坚的阶段。他还说，他会晤的中国领导人，清楚地向他表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愿。他还用他的眼光评价了一番中国的发展之路：“中国不可能在没有外部世界的合作和协作下，取得持续的增长，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非常有利的。”

事情的确有些怪，在西方，不少人都在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这个话题是否过分耸人听闻；在中国，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当代中国第三思想解放的高潮即将到来。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作”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

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2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4000多字。

按照已经公开的部分，江泽民讲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四、关于党的建设。

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江泽民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力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说：“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江泽民说：“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说：“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江泽民说：“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根据后来报纸上面的宣传，江泽民“五·二九”讲话的要旨有二：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实，这两个方面，严格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关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二大也已有过详细的阐述。

“五·二九”讲话当中所包含的新鲜的含义，是在另外的地方。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有对“左”的思潮干扰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后，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活，“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而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的。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发现，江的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一定是针对”万言书”里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的理论界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5月29日，江泽民讲话的同一天，乔石在河南说，“要继续大胆探索，敢于突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突破什么？突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

1997年春夏之交，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已呈走火流光的势头。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迫切的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阻力之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左”的禁锢。

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比如腐败)，几乎全都同所有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迄今为止的改革中，所有制还是一个禁区。相当多的人口避触及所有制的问题，即使实际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的变化，也是只做不说。比如农村的改革，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已经属于农户所有，甚至土地也可以转包了，这已经是所有制的多样化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其成功亦为世所公认，可是，我们始终不说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只说是经营方式的变化。又比如城市企业的改革，推行企业责任制，说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是经营权真的同所有权无关吗？

明明是在探索国有制的更好的实现形式，明明提出了“产权明晰”的问题，但就是不说所有制的不合理。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但难道经营机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吗？

“明明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晓亮批评说，“却不说所有制改革”。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说，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因素当中最关键的因素”经济学者樊纲说，“为什么说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时，就不承认这一条了呢？”

“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吴敬琏说，“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人们之所以认为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是一个转折，原因正在这里。

改革的锋芒，已经公开地指向所有制。这也许是改革的力量最难过的一关。

改革的阻力，也全力地集中于所有制。这也许是“左”的势力的最后一搏。

《当代思潮）和《真理的追求》两种期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言论阵地。

每逢双月的20日，是《当代思潮》杂志出版的日子。从1997年春天开始，每逢这一天，我们便可以在这本杂志上看到至少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前赴后继，一律严厉地批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似乎是要让文章增加一些权威的光彩。

1997年4月20日，第44期《当代思潮》上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其中大部内容，出自“第三份万言书”。作者指责，“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还说，有人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这些内容，曾经由第三份“万言书”详细论说。现在又能择要发表，看来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有着极大信心，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并且使其公开化。

1997年6月20日．也即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一个月后，《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行，上载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

作者说，必须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个“必要补充”就是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度”，超过这个“度”，不真正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能说是正确地贯彻国家经济方针了。作者的意思相当明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能由非公有的“补充地位”来保证，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将大势去矣。所以，他又说，“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了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意识形态及专为其利益辩护的代言人”。

对于国有经济的苦无出路，作者有另外的看法。他说，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对国家对社会负担上的严重的不平等。公有制经济几乎提供了改革开放(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部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

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后，作者进一步指斥“一股非议、责难公有制经济的舆论”，说这是“不承认并进而要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要用私有化代替国家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井同发展的方针。”

1997年8月20日，《当代思潮》第46期刊登文章：《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者名叫宗寒。这时候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已经世人皆知。想来宗寒在写作此文的时候已经读到，所以笔下谨慎，语调平和，看上去也是摆事实的。不再仅仅凭着马克思的本本作依据，而是听从了江泽民的关于学风的劝告，开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讨论问题。

作者论述的焦点，仍然是所有制，不然，他就不会说“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也不会断言“如果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基本关系(包括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联合劳动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者显然试图针对“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相反的根据。道理很明显，既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保卫原有的所有制体系，也就必须保卫原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按照作者的结论，中国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社会化大生产”、“集体所有制工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呈不断提高之势”。

作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的结论。他说，1995年底。我国30多万家工业企业中，有国有企业8.7万多家，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4.6万多家。国有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1363.8亿元，平均每个企业实有资产1248.8万元。其中4685家国有大型企业平均每个拥有资产超过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2.96亿元；10983家国有中型企业平均每家拥有资产860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691万元；72237家小型国有企业平均每家也拥有资产1124.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73.3万元。一个鞍钢，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要大1.2倍，钢产量比1952年全国钢产量大5.6倍。宝钢的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大9倍。即使是那些小企业，也并不是很小。目前全国国有小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比建国初期全国固定资产净值的总和大19倍，流动资金大18.5倍。平均每个小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比建国初期全国大中小企业平均额大7.6倍。全国国有小企业的资产总额比1985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资产总和高78％。

依据这些数字，作者说，城市工业集中了全部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并且已经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44.6％，1994年为62％；定额流动资金在全社会定额流动资金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2％，1993年为54.3％；总产出占的比重，1952年为34.4％，1993年为71.4％；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1952年为19.5％。1993年为51.7％。与美、英、日、德、意、法、加等七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总和相比，目前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相当于三分之一，煤产量相当于159％，石油产量也是三分之一。“可见，我国目前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不仅已经大大高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与当前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可观的。”

作者接着谈到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大型集体企业的资本金和固定资产高于和相当于国有中型企业，更大大高于国有小型企业；中型集体企业与国有中型企业不相上下，也大大高于国有小型企业，小型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低一些，也相当于国有小型企业的36％。“所以，一说到集体所有制，就一律地认为它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规模很小，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作者的结论是，“既然生产资料这么集中，既然这些生产资料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和成果，那么，它就不能归个人所有，而必须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即归国家代表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作者显然是想要证明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结论：中国已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初级阶段”了，所以也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根据来确定改革的方针。

在1997年的夏季，的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思想和理论上的歧路，甚至是“茫茫迷雾”、“大风大浪”。

就在8月20日这一期《当代思潮》里，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思潮》编者的这一番活，乃是为发表爱因斯坦的一篇文章而作。那篇文章写于1949年5月，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爱因斯但在文章里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掠夺资本、掠夺劳动的“无政府状态”，指出资本家控制政党、把立法机构和选民分离开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报纸电台和教育，造成一支失业大军，并且也造成了对人的社会意识的摧残，而“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

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反而指出“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很明显，爱因斯坦在40年代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国人在争论和探索着的问题。《当代思潮》的编者似乎并不想理会爱因斯坦提出的问题，只是凭借爱因斯坦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来抒发自己对于中国今日改革现状的愤怒。

这些编者的苦心孤诣，还体现在这同一期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那篇文章的作者郝立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他亲眼看到了1996年盛夏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的盛况。“这次大会令人瞩目，盛况空前。气氛热烈，场面感人”，作者写道，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和许多大学校园增添了一道新景观。许多印有鲜艳红旗图案和“MARIXISM96”字样的宣传画格外引人注目。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在众多的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和大学生占主要成分。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T恤衫，来回奔忙，义务为大会服务。大会专门设点出售各种理论书籍，包括数百种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书刊。

很明显，《当代思潮》第46期的编者期望读者产生一种持久的联想：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邪恶，连现代西方都在兴起马克恩主义的热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那种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茫茫迷雾”？

在以往一些理论的争论当中，《真理的追求》一向为《当代思潮》的盟友，这一回自不例外。它在1997年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来概述一次理论研讨会的观点。文章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其中说道：“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就发生变更。所有者将不再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而是出资者。”作者还“综述“这个理论研讨会的观点说：“迄今为止，由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而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的实例，一个也没有。”

此后，不知是由于听到了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还是由于其它的原因，《真理的追求》的批判锋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指向人，而是批判书；不再直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观点，而是借题发挥。它1997年第7期上刊登文章：《<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作者肖力严正地指出，南德研究院编写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

肖力批评的这本书，的确是在用“语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已经失败且被人们抛弃了的方法。但是肖力所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语录本身具有极大的问题。

肖力说，当他从南德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上读到该书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2条语录后，不禁为之愕然。他列举出3条语录，指出，其中两条是篡改，一条纯属伪造，另外的9条，也充满着歪曲的伎俩。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制的全部论述，都是针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讲的，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因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要求的那种公有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后，肖力指出，“南德研究院恰恰是在(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这个大论断下和大标题下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显然这是把编者的看法强加在了经典作家头上，从而在总体上构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

肖力最后摆出了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态度。他说，“简单地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标准来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或者用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法来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都是不正确的。”

这一段话看上去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还是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否定股份制只是“简单”的问题，而肯定股份制则是“歪曲”。

《真理的追求》批判的第二本书名叫《理解市场经济》。作者仲一夫说它的要害是“为私有化献策”。仲一夫的文章发表在9月11日出版的1997年第9期上，这是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

被批判的书的作者是几个外国人、包括奥斯陆挪威管理学院教授A·J·伊萨克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C·B·汉米尔顿，和冰岛大学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T·吉尔法松。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文版。

仲一夫说，这本书的“实质性内容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怎样全面实行私有化”。其“为私有化献策”的内容有：

——宣称私有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

——断言没有所有权，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新政府的任务是要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声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最重要的改革。

——提出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

——提出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建立投资公司，将国有大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向居民出售或赠送股票。

一一主张让外国人购买国有企业。

——推销波兰一学者的主张：多给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

“他们真可谓用心良苦！”仲一夫感叹，“但他们的用心没有白费，所提主要论点和主张，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都已经一一变成现实。”

在文章结尾处，仲一夫悲愤地写道：

“在那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观点在政府决策层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已占支配地位”；

“在那里，已经制定了保护私有制的宪法和法律”；

“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却是成了最重要的改革”；

“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按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进行，小私有化即把国有小企业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劳动集体、个人或外国人；大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两极分化，并且已经造成了新的资产阶级”；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制度”。

仲一夫没有提到《理解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否正在影响中国的改革，但是他提到这本书的中译版在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批判这本书的文章，题目就叫作《一本为私有化献策的书》。

不想争论也不行

《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对开，周四刊。像《当代思潮》一样，这张报纸在1997年夏季也选择了一个日子来表述一些观点，不过，不是“20日”而是“周二”。它所表述的观点，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经济时报》显然是在从事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它在头版头条位置开辟了“时报专访”的专栏，专门请一些知名人物来发表见解。从7月底开始，每逢周二刊出一次。经过若干星期，忽然停止，几周之后恢复，仍然是学者文章，但已取消“时报专访“的栏题。

第一篇“时报专访”刊登在7月29日，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与记者斯人的对话录。斯人特别注明，邢贲思是在离京赴北戴河前夕接受采访的。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季要在那个海滨胜地召开会议，所以，记者的这个“注明”就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一年多以前，邢贲思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在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从不同方面怀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现在有人理直气壮地打着中央强调的‘不争论’这一旗号。散布一些错误思想。‘不争论’有个前提，不能让一些错误思想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央提出的‘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此文发表于1996年6月6日，他在那一天所说的“错误思想”看来是针对“左”和“右”两个方面。但是，在1997年7月，邢贲思在谈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开始毫不容情地指责“左”的干扰。他所谈论的题目便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决防止’左’”。

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的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万言书”(邢责思称之为“一些长篇东西”)中“左”的倾向而发。

邢贲恩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接着，邢贲思便谈到了一年前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说；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七个重要界限，他想讲一讲邓小平理论。“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作参照系。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马恩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啊，这样划分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这一边了。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也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间反马克思主义太厉害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划入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了。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二代领导与第三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国的。再加上七个界限，一时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认为时机来了。我当时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所以这事事关重大。因为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本区别，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好像一字之差，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我理解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江泽民去年‘两会’在解放军代表团上就讲过，当前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下去，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以如此激烈的语言公开地指向“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这篇谈话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们不再回避同“左”的思潮的正面交锋。两年多的私下“争论”由此涌到表面，再也没有必要支吾其词。

7月31日，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8月12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说，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地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对于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困惑和疑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这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常见到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后和那段话发生争论。比如在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上，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某句话论证股份制是‘私有制’，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论证股份制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环节。江泽民讲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李君如还说，总书记的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

李锐1997年9月8日写道：“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他还建议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连串“不能回避讨论”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今后如何防止“左”？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如何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还有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的问题。

9月9日，董辅礽说：“前一段时间看到仍有人在文章里写道，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更换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还是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来是承认了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最后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了。”“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

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姓‘社’姓‘资’的争论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

9月13日，任仲夷在十二大小组会上说，5年前，他在十四大小组会上发言时就曾说过，“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阻力和干扰，很可能还是出在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上，当然也有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现在他有些“不幸而言中”的感叹。他说，十四大以来，特别是近两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他说，我们要谨记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

邓小平有一个重要思想，这些年始终被人们念念不忘，这就是“不争论”。

可是，现在看来，中国的事情，已经到了“不想争论也不行了”的程度。

这是1997年夏季出现的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动向。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

天安门广场被鲜花簇拥着。一半为了国庆，一半为了十五大。

广场中心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花坛，据说其直径可达68米。一股泉水由花坛中央喷射出来，四周则有15个小喷泉紧紧环绕。水池之间均有如意花卉图案相联系，花坛名曰：“万众一心”。

广场的四角另有4个花坛，与“万众一心”遥相呼应。“西北”与“东北”乃是相互对称的巨大花篮，名为“万紫千红”。“东南”的花坛表现着粮囤和果篮，一派丰收气象。“西南”的花坛凸显长城、山海关以及嘉峪关的姿态，似乎要将祖国山河之美尽收一隅。

两条鲜花组成的标语，分列人民英雄纪念碑左右。

一边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一边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但北京的老百姓已经看惯了鲜花，他们希望能够看到鲜花后面的东西。

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聚集在京城，更多的记者、学者、官员在海外发表评论。

外国记者看到了鲜花的后面一片空旷：一个画匠正在修饰毛泽东的巨幅肖像，然后是大会的召开。广场戒严了。这是惯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妇女似乎是不习惯，她走到禁区里面。三个警察驱前阻止，并且把她带出禁区。诸如此类的事情为外国的记者广为张扬，作为中国政治仍然不能开放的一个证明。

鲜花的后面正在涌出无数“谣言”。

香港股市上传出消息，说朱镕基副总理没有和江泽民一同去参观那个“辉煌的五年”展览，乃是因为健康原因。而在美国，《时代周刊》猜测到：“朱镕基将于明年继任下任总理。”

还有其他种种猜测，全都关乎“谁上谁下”。

外国人正在做他们的“预测游戏”。每家报纸似乎都是消息权威，或者是先知先觉。他们甚至也开始关注“选票”的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言论预测说：完全可能出现“部分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落选，或某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然冒升”。按照这家报纸的判断，既然在选举“十五大代表”的过程中，已有一些人意外地落选，那么，选举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落选”的场面又焉能不会重演？

这样，到了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也即9月11日．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辟谣会”。

外国人的确能够听到无数的“谣言”，他们甚至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要多，并且能够找到无数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但他们却很难理解中国。比如经济的运行由民间来操作，这在西方人眼里，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谈及中国人正在争论姓“社”姓“资”，或者说是姓“公”姓“私”，他们会觉得好笑，会说“这还用得着争吗？”

在1997年。西方人关注的是“克隆人”，是火星探测、是“深蓝”为什么能战胜卡斯帕罗夫、是“微软”有没有违法垄断计算机软件市场之行为、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是朝鲜的饥荒……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时间用在纠缠这些无谓的问题上。

那是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理解意识形态之争给中国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其中很多活，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也最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

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10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回顾了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1992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

“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

“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他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10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江泽民在报告中坚决地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他说：“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怎样抓好大的？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解释说，就是在每个行业当中，“抓好”国有的大型企业的前几名，优先发展。要建立几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大企业。

“放小”呢？

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说的办法，正是被“万言书”批判过的”私有化”的办法，“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此后两天。十五大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开始同仇敌忾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在十五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用相当多的时间谈及所有制的问题。

朱镕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他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辩护道：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发展是硬道理，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朱镕基说，所谓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要作客观分析。他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同属于公有制经济，不管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控股，都不影响外资企业的地位，也不影响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和其经营方式。

他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目前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乡镇企业中所占比例，比城镇企业为高。已经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其经济效益都比较好，因此，一般职工都欢迎这种股份合作制。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今年上半年盈利的企业的盈利总额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15倍。情况已经证明，国企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调整和改革成效已经显露。

他重申，中国政府有信心在3年内使大中型国企走出困境。他说，本世纪末到现在，还有3年又3个月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用3年时间”。具体说，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

劳动部长李伯勇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会对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造成一定的压力，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其它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了这些来自官方的言论，我们的确可以相信李鹏总理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说的一句话。他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7年秋季的人心向背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和零点调查公司联合作了一次调查。调查者利用快速电话系统，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访问了205位企业经理。在所有被访问的经理层人员中，国有、非国有、三资企业经理，各占三分之一。注册资金在100万元、101万元～1000万元，以及1001万元以上的企业，各占三分之一。

有一个问题是直接涉及“国有制”的：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它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

205位企业经理中，63.9％的人选择“股份制”；40％的人认为要“采取多种组织形式”；14.6％的人推崇“国有民营”也即租赁和承包：12.7％的人主张出售、出让给私人。

主张国有独资经营的人，只占5.9％。

调查者的结论是：十五大提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的思路，在这3个城市的企业经营者中被广泛地认同。

另外一个结论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也不言而喻。这就是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十二大上说的一句话：用一切方法反对”左”的思想，仍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然，在1997年从夏到秋的日子里，大多数省市区并没有公开地指责谁。但是他们的言论之倾向，却明摆着已经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

从8月4日开始，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

从8月底开始、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从9月开始，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

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要像抓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抓好民营企业，把发展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成为安徽省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流形势。推行股份经济在全国的大势己不是星星之火，也不是方兴未丈，而是如火如荼，将成燎原之势。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浙江省丽水地区行署秘书长贾荣方说，贫困地区更应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

在这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季节里，建筑行业里的一个老板，迈出了藏身20年的“掩蔽所”，公开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公司。他叫沈文涛，存此念头已有多年，但始终害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的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断更换牌子，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

现在，他说：“我决定跨出这一步。”

新思想与新理论

于光远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自从90年代开始之后，他便很少公开阐述他的经济理论。

现在，他又开始写文章了。

于光远的新文章题为《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辞典”初稿写于1997年6月18日，并且在9月3日改毕。不久后发表。他在文章的最后声明，这是“未最后定稿，正等待征求到意见。”

这一次，于光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解释。

他说，1982年修改宪法时在公有制前边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时举手赞成的人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觉悟到这里面的价值，今天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

意义何在？

于光远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所以，这种公有制才成为宪法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进而解释“社会所有制”的概念：“社会所有制是社会公有制的‘根本性质’。”

他说，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的合作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社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社团所有制、社会主义合作社所有制、社会主义企业所有制。

他说，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形式。股份公司是属于社会所有制混合形式的一种经济组织，他认为，“将来我国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表现在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制这种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

于光远的“辞典”对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一一加以解释。但是，他却不认为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形式。他说，全民所有制“是人为地构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概念”。他还坚决不能同意将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视为同一个东西。并且说，“这个问题到了必须下决心纠正的时候了。”

于光远提出了“混合形式”和“过渡形式”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在现实生活中一切社会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不少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会比较快地变成其它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于光远为什么要用“辞典”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所有制的问题？也许这位经济学家惊讶地发现，很多人其实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还没有搞清楚，便大义凛然地投身于姓“公”姓“私“的争论。有如他在“辞典”中所说：“至今在我国还有一些人不顾大局，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持相反意见，企图用姓‘公’姓‘私’的抽象的对立，来代替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把‘公有’强调到很不适应的地位。”

他说，“只有把不论公有、私有都视作神圣财产，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存在，才能进步”。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在这里，“只存在社会化而不存在私有化。”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界，继1978年、1992年之后，在1997年夏秋时节出现了第三个最活跃的时期。

活跃起来的理论家，不仅仅是于光远一个人。

还有王珏，他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他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困难时说，“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是解决所有制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要让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时成为所有者。

这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

还有高尚全，他是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他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还有董辅礽，他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八宝饭，八宝饭里的糯米是主要成分，没有糯米不是八宝饭，但糯米本身并不是八室饭。八宝饭里还有红枣、莲子等其他成分，这些东西本身也不等于八宝饭。但没有这些东西单有糯米，那只是糯米饭。只有把糯米和红枣、莲子等组合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导才是八宝饭。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免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区分不清楚。我认为，真要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关键就是看能不能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

还有刘国光，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邀顾问。他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还有吴敬琏，此人素有“吴市场”之称。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不但国有经济有可能站不住脚，整个民族工业在大工业、大商贸、大金融的领域中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改革的最大的政治思想障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计划经济，仍然在干部和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任何降低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削弱。

吴敬琏说，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联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正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吴敬琏列举出不少事实，证明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自然地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他说，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以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1989年11月政权易手，当时只有1.2％的劳动力、2％的注册资本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属于私营部门，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可谓不高，但政权仍旧丢失了。罗马尼亚是苏东阵营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远远高于我国，在政权易手两年之后的1992年，人均GNP是771美元，其中只有25％是私有部门创造的。所以，吴敬涟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他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邓小平在批评苏联模式的时候曾经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看来吴敬琏接过了邓小平的思想并且加以充分发挥，他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

还有晓亮。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经济理论界，晓亮尚未具有于光远、王珏、高尚全、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那样的名声，但是，他的理论显然更加大胆和不留余地。

他的研究成果名为《理论的突破与改革的突破》，发表在1997年11月20日出版的《财经问题研究》上。

晓亮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不进行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他由此提出了所有制理论上需要重新认识的10个问题：

一、破除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恢复马克恩的社会所有制概念。

二、敢于承认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都同所有制有关，才能下决心从深层次上找原因，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三、在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上，要突破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了，国有资产出卖了，会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失去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

四、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问题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退缩，退缩是没有出路的。

五、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发展的伟大创造，是企业资产组织的高级形式。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大胆采用。

六、破除非公有经济发展了会使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的观点，促使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健康发展，既是改革的需要，又是发展的依托。

七、突破国有高于集体，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低级形式，集体要向全民过渡的传统观念，确立集体经济的独立地位。

八、资产同职工个人相联系，真正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合作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更符合或接近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

九、对民营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看法。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来看，民营经济，民族工业，民间的积极性等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十、在整个所有制改革或企业改革中，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上，放在按照规律办事的法制建设上，而不是放在人治上。

在对这10个问题详加论述之后，晓亮谈到一个全新的概念：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税收。这个概念本由经济学家张曙光最先提出。现在，晓亮进一步解释说：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只要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国家掌握的税源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多，国家办的事情就可能越来越多，国家的实力就越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就越雄厚。相反，即使国有制或公有制办了很多，但是如果办得不好，老是微利或亏损，还要国家补贴，经济基础也不能认为是巩固的。”

所有这些论述在1997年下半年一起涌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的主旋律。从表面上看，这些阐述还不能说是系统的和成熟的，其中也还带着某些仓促上阵的味道。但是，有一个局面已经不能置疑：所有制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禁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发表任何意见，包括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

思想的解放正在带来理论的解放。

结束语：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今天我们回看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在心理上会将1978年、1992年和1997年分开，看成是三次思想解放？照我们的观察，将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以至80年代分开，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无论理论的还是实际的进程都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那时的舆论也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扭转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方有了思想解放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始终不渝的。换句话说。1997年的局面，乃是1992年的继续，因之也可以说，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继续：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将这个过程总括起来，叫做，不可搞“所有制崇拜”。它包括两大思想成果：其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其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

如若将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相对照，可以认为，那一次思想解放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源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那一次是打破“个人崇拜”，这一次是打破“所有制崇拜”。

较之打破“个人崇拜”，现在的打破“所有制崇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困难，耗时也更长。前者经历大约一年的讨论和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大致完成；后者已经经历5年时间、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两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仍然不能说彻底地完成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

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三，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高潮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智慧，只是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在这样不断地前进、开拓、建设中赢得了成功的希望。

1997年8月的第一周。断流132天的黄河下游河道恢复过流。大河东去，无论怎样的阻力，总还是要恢复它的常态。这情景有些像中国改革的历史。

Table of Contents

- 书跋

- 作者简介

- 封面一

- 封面二

- 总序

-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 引言

- 粉碎“四人帮”，阴魂仍未散

- 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

- 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 经济生活新同汇：特区

-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

- 引言

-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 十四大开辟新纪元

- 实施“软着陆”，推动改革深化

- 第三次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 引言

-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 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 结束语：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Table of Contents

书跋

作者简介

封面一

封面二

总序

第一次思想解放：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引言

粉碎“四人帮”，阴魂仍未散

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

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经济生活新同汇：特区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

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

引言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十四大开辟新纪元

实施“软着陆”，推动改革深化

第三次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结束语：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