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Class Society：Goodbye American Dream？

Fourth Edition

Earl Wysong，Robert Perrucci，and David Wright

Copyright © 2014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LLC.

目录

致谢

引言

第1章 美国阶级：我们曾经的方式

第2章 美国新阶级结构

第3章 新经济和新阶级结构

第4章 全球经济和阶级不平等

第5章 中产阶级如何消亡

第6章 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战争

第7章 无形的阶级帝国

第8章 政治金融：金钱至上

第9章 政策规划和全阶级游说

第10章 信息产业

第11章 教育特权：梦想、分流和凝固

第12章 日常生活中的和解

第13章 文化产业与和解

第14章 21世纪的阶级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致谢

艺术长久……生命短暂，而成功则很遥远。

——Joseph Conrad（1897/2007）

将社会科学中无意义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精致叙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认为，重温马克·吐温有关话语力量的阐述，反映出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与科学间相互交融的阶级分析，与缺乏这一重要特质的阶级分析相比，二者的差别就如同照亮了社会世界的闪电和一条推特发来时手机屏幕的微光。1999年本书第一版问世时这一研究刚起步。那时，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我们呼吁人们关注变化中的阶级结构、逐步扩大的不平等及机遇的减少——我们看到的这些发展情况威胁着美国梦。在为新版精心准备我们的材料时，我们致力于捕捉第一版中闪光的证据。但这取决于你们——我们的读者，是你们来决定第四版在什么程度上接近那个辉煌的目标。我们始终注意到这一现实，如今的印刷品在和数字产品竞争，以获得读者的注意力、时间投入与青睐。对一些人来说，书似乎古色古香、过时、“老派”；它们有时被看成不光鲜、不取悦于人，与数字世界的产品相比较，在视觉上不吸引人。意识到这样的现实后，我们更加感激选择本书的读者。我们希望本书的内容能让你们相信，印刷出来的文字在当今的数字世界里依然是保持恒久价值的源泉。

本书新版的出版凝聚着很多人的努力和贡献。研究初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已故的阿兰·麦克莱尔（Alan MeClare）的支持及他的洞察力。作为执行编辑，阿兰鼓励我们继续编写第四版，它不仅是前版的升级，而且在诸多方面来讲是要成为一本新书。他对我们提出挑战，要想象新版本比老版本有更多的章节，并展开形成一部大部头著作。在书中，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在更大的范围内阐释不平等议题并检验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情况。在他洞察力的启发下，我们也满怀激情要打造一本书，把我们近年来聚焦阶级议题的最新研究和其他一些方面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新版的框架。近年来的重要议题包括新经济、金融危机、奥巴马时期的政治思潮、社会流动、文化产业。当时，阿兰和我们一样对我们新工作的承诺兴奋不已，但不幸的是，他没能看到最终成果。为了纪念他对我们工作的坚定支持，我们将此版献给阿兰以缅怀他。

我们感激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Rowman & Littelfield）出版社有关人员的鼓励、支持和协助，他们帮助我们把第四版从只有章节标题的框架变成了完整手稿。萨拉·斯坦顿（Sarah Stanton）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且不失耐心。作为一名策划编辑，即使在这项研究遇到大量的干扰、突如其来的反对、不断拖延导致超出预计的完成时间时，萨拉也没有动摇过对本书的支持。助理编辑凯瑟琳·M.F.尼基（Kathryn M. F. Kniggie）给予我们及时的鼓励、支持与协助，让手稿最终得以完成。技术编辑帕特丽莎·史蒂文森（Patricia Stevenson）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使第四版更加清晰、准确，我们感谢她对手稿细节的关注。毋庸置疑，作者需要对书中可能遗留的所有疏漏或错误负责。

我们对那些认为前一版有思想性、启发性、挑战性和帮助性的读者、支持者及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我们还要感谢给予我们评论和赞扬的读者以及给予我们批判性评论的读者。支持性及批判性的反馈有助于我们完善工作。我们期待了解读者对这个新版本的反应。

我们希望读者能了解此书是对阶级不平等议题的一次精彩的、十分投入的阐述。我们相信，书的写作是明晰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其目的是以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方式来呈现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本质、力量和后果。如想了解更多，请打开此书。

引言

占领华尔街运动提醒这个国家，深刻的经济分裂贯穿我们的社会，但在媒体讨论中保留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看来只能是让占领华尔街或者其他大规模抗议上新闻。

——John Knefel，“Bored with Occupy—and Inequality.” Extra！（May 2012）：7

本书聚焦于我们及许多人确信的当今美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40年里，一种新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以及从未有过的固化的阶级体系开始出现并得以巩固。我们最初识别、描述和分析所使用的“新阶级社会”这一概念是在1999年本书的第一版中。此后，我们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增进对我们所说的美国“新阶级社会体系”演进的诸多方面的理解。通过著作、文章和研究论文，我们和感兴趣的读者分享我们的发现。[1]这本《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囊括了我们对所提出的不平等阶级体系的结构、过程和后果的最新探索与研究。

我们所有人一直被灌输的是，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国家是地球上最富裕的，我们的经济是发展程度最高的和最有效率的。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各种规则、政策和实践中的不平等程度，而恰恰是这些主导着美国人在商品、服务、收入和财富上高度不平等的分配。简言之，在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美国确确实实是“老大”，但是在公平分配由我们极为高产且富裕的社会所提供的商品、服务、收入和财富方面，美国并不是“老大”。

我们相信，对我们高产的社会和对其回报进行更公平的分配之间的差异的解释是：“新阶级体系”的多重影响。接下来的各章将对这一体系的主要结构性和动力性特征进行揭示，包括：①大公司和强大的决策性政府组织在创造和维系日渐凸显的类种姓社会阶级体系中的核心重要性；②富豪精英、代表他们利益的宣传组织和大公司通过公司与政府的政策，促进收入和财富向上再分配给最富裕的阶级而进行的庞大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动员；③通过40年延续富人阶级对抗中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战争政策，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平等愈加强化；④美国出现明显的“富裕阶级”和“贫困阶级”的急剧两极分化；⑤通过一些常规的社会机构，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大公司、公司媒体和文化产业，我们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得以永续化和合法化。我们将看到，这些特征，以及与其相关和由其促成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发展，对全体美国人的生活和生活机会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说，在社会学中，社会阶级这一术语指的是社会分成不同的层次或等级的组织方式，在一个社会中每个阶级（或等级）包括数量众多的人，他们拥有相似水平的被认为是稀缺和有价值的资源。尽管资源一词可以被认为具有多种形式（例如教育、职业、机会、健康），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拥有的作为财富或收入的金钱的数量是一种“稀缺而有价值”的资源。这样，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拥有的金钱的数量对作为概念的社会阶级的一般含义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同样，对人们的社会阶级等级也是最为重要的。但是，金钱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唯一特征，也不是其定义中所说的唯一资源。正如我们在第2章将看到的那样，在社会学内部，不同学者对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定义。虽然“我们”对社会阶级的定义确实将金钱作为一种核心资源，但它也包括其他重要资源（参见第2章）。而我们在引言中使用“金钱的数量”的目的是用其代表社会阶级的经济维度，它能提供一种方便而为人熟知的方式来判断和测量社会阶级成员及其相关的阶级不平等。

在美国高度不公平的阶级体系中，阶级不平等的概念不仅包括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公平的资源，还包括这些不平等也导致极为不公平的人生。简言之，阶级不平等特别是财富和收入差距，对人们的机遇和生活经历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不同社会阶级中的人所拥有的金钱的数量（数额较大、适中、较小、无）意味着人们实质上在一些方面（例如，教育和职业机会、获得健康保障、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具有优势还是没有优势。一个人的金钱数量越多，他过上一种安全、长寿、幸福、健康和有意义生活的机会就越大；反之越小。[2]但这并不意味着钱能买来幸福。它意味着更多的钱能给人提供更多的机遇、资源和机会去追求与实现其生活中确定的重要目标。但我们不一定都要富裕才能获得更多的积极生活机会。大量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平等的社会能使所有阶级的人有更高水平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与此同时，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比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的压力更小，更信任他人，更少暴力犯罪。[3]证据是清晰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对个人和社会都极为重要。[4]这一现实强调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不平等阶级体系的重要性。

第2章描述了我们提出的本质上两极化的新阶级体系的独特形式，包括富裕而稳固的“特权阶级”和越来越多贫困而不稳固的“新工人阶级”。第2章也明确了定义新阶级体系的四个重要原则。这四个重要原则将在第3、第4、第5和第6章详细阐述。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新阶级体系中的大多数人是工人阶级的成员或者很快会成为其成员，该阶级的人们逐渐被排除在获得或实现较高层次积极生活机会的可能性之外。传统上规模较大且稳固的美国中产阶级在新阶级体系中基本上是缺席的。第5章和第6章探讨了中产阶级的消亡是如何以及为何被一些发展和不平等趋势加速的，这些发展和不平等趋势是由顶级富豪主导和为其服务的大公司和政府政策推动的。

分裂的现实：梦与冰山

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美国梦。

——Michael Ford et al.，The Modern American Dream（August 201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美国梦，你只有睡着时才能相信它。

——George Carlin，Sacramento Bee（December 2，2005）

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探究我们所主张的充满结构化阶级不平等及日益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的结构和动力？这是一个好问题。正如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只要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就会有充足的机会获得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功。毕竟，如上面第一条引文所说，当今绝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相信美国梦”，一般而言，这是一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但是，上面第二条引文则提醒我们要谨慎。它暗示成就梦想并不会有如此确定的前景。如果不是如此，那为什么不是？谨慎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特别是如果我们怀疑美国梦确实是“空头支票”。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财务安全和向上流动的美国梦与我们所谓的新阶级体系的“冰山”是截然相反的。美国梦像一个冰山的想法不仅包含一些易于识别的特征和显而易见的不平等，而且包含大量刻意掩盖的甚至是“隐藏的”成分，包括一系列广泛的结构化阶级不平等。作为隐喻，这些概念引起我们注意或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与美国阶级体系相关联的文化理念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美国梦代表一种宽泛的、共享的文化理念，也就是多数美国人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获得与阶级相关的机会与成就。但是，冰山代表了在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是”真实的特质这一社会现实；这些特质被冰山般的现实冲击和削弱，说它像冰山一样是因为这一现实部分暴露在外，而大部分则嵌入在新阶级体系里隐藏的、模式化的、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阶级不平等之中。这些分裂的现实通过社会纤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活机会联系起来。当美国梦激发对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和憧憬时，冰山特别是其隐藏的部分和不平等却碾碎了美国梦，我们随后将看到它逐步制造了大部分美国人坎坷的生活机会、机遇和经历。

美国梦

（今天）美国梦的每个元素都处于危险之中。

——Robert L. Borosage and Katrina Vanden Heuvel，Nation（October 10，2011）

美国梦是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所创，其建基于低下阶级出身并非命中注定这种信念。[5]它包括广为共享的观念，即无论何种阶级出身，只要恪守工作伦理，美国社会都会为人们提供平等且毫无限制的向上流动的机会。[6]虽然美国梦的细节在过去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但从二战后到现在，美国人认为它包括如下一些代表性的预想：财务安全，拥有住房、家庭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导致向上流动），下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幸福感（和当前世代相比），成功的职业，自由、幸福且安逸的退休生活。[7]

在20世纪20、30年代，“现代美国梦”（有赖于二战后中产阶级稳定的增长）还没有成为文化的一部分。[8]今天，它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美国梦的理念逐渐和出现的新阶级体系的不平等模式不一致，在很多方面倒是和20世纪20、30年代的情况相似。如我们在第1章所述，大萧条时期美国阶级结构像金字塔，只有有限的跨越阶级界限的流动。在这样的体系中，阶级成员通常由家族血统来定义——“有其父，必有其子。”在二战后的第一个三十年（1945～1975年）以前，这一联系儿童、父母和社会阶级的格言处在常识观察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交汇之处。[9]从富豪精英到贫苦白人，个人经验、公共文化和社会学资料支持社会阶级倾向于是“家族遗传”的观点。

如第1章指出的那样，二战后随着美国工人阶级实际工资（因通胀而调整）趋于增长，20世纪30年代的金字塔型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战后的岁月见证了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到更高声望职业的改善机会。[10]对20世纪50和60年代那些扩张中的蓝领和白领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这些新模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景象：他们及其子女有舒适而稳定的未来。美国提高了的生活水平与拥有无限的经济与社会机会的传统信念相结合，促成了一个在实际上为所有社会阶级成员欢迎的、广为接受的文化理念——现代美国梦。[11]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在当今美国，美国梦既与一般模式并行又与其相悖，孩子们倾向于复制父母的阶级等级（第5章探讨的主题）。对特权阶级家庭来说，美国梦提供了一种令人安心的延续感：父母的优势地位会传承给他们的孩子，并被他们拓展。对工人阶级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孩子而言，美国梦代表了可能的幸福、成功而富裕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二战后第一个三十年给中等收入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梦是如此唾手可得。这样，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中，现代美国梦作为一个神话般的文化理念和一种可及的现实，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但是，今天那些曾经对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是实现美国梦的有效机遇，正在被作为“冰山”般的新阶级体系一部分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摧毁——一座前所未有且破坏力极大的冰山遍及整个社会并直接威胁、粉碎了美国梦。

三千里冰山

社会学第一课……（是）关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

——Charles H.Anderson，Toward a New Sociology（1974）

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沿着社会地平线横贯美国伸展开来，新阶级体系兼有引人注目的轮廓，这一轮廓清晰并具有令人不安的可见特征，这些特征被淹没并潜藏在水下，有潜在的社会破坏力和后果。当我们欣赏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兴趣和热情时，我们相信对新阶级体系“冰山”及嵌入其中的不平等的进一步考察极为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它及考察它何以对美国梦的理念构成威胁。我们把新阶级体系看作冰山一样，是因为一些与阶级相关联的结构和过程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它们位于“普遍的公共意识水平之上”；但是，一些其他特征是不易察觉的、不明显的，这意味着它们沉没于或位于“普遍的公共意识水平之下”。在我们的分析中，前一个短语“公共意识水平之上”，指的是对与社会阶级经济维度相关的不平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形式和后果的普遍共识。相应地，后一个短语“公共意识水平之下”指的是公众对与阶级有关的关键组织结构和动态过程的细节缺乏广泛的认识，而这些组织结构和过程导致阶级不平等的产生、合理化和持续化。

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不平等：媒体、流行文化与抗议活动

我们相信，人们对于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经济不平等的普遍共识源于人们在个人经历（例如，减薪、失业、房屋抵押权被取消）、媒体报道、公共文化和抗议活动中遭遇的事情。“媒体报道”指的是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新闻和评论，出现在主流纸媒或网络公司媒体（大型营利公司）、“其他媒体”（小型非营利组织），以及源于网络——诸如公司和其他媒体网站、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博客、网络出版物和视频网站〔优兔（YouTube）、葫芦网（HuLu）〕——而扩散开来的各种报告。“公共文化”指的是用来“娱乐”普通大众或特定亚群体而出现在一些印刷品、电影、电视和网络材料中的文献。“抗议活动”指的是反对各种经济不平等的有组织的群体性示威。

最近几年，反映不同意识形态观点的媒体报道和公共文化内容一直聚焦于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一些形式和后果，从而导致公共意识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大为增加。[12]为公众所熟知的不平等包括：增长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飞涨的CEO薪酬、高失业率、增长的贫困率、高家庭房屋抵押权取消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学生贷负债、收缩的“中产阶级”、快速拉大的“富人”和“穷人”间的差距、联邦税收政策相较于普通美国人更多地惠及富人、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提供“大而不倒”的救助而对普通民众则采取紧缩政策、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民主进程中大量的公司腐败——通常是为政治竞选和政治广告提供秘密资助。[13]我们认为这些主题——产生于新阶级体系固有的结构和过程——与其他许多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因此，我们将在第3～9章探讨这些话题及其与新阶级体系特征的相互联系。

除报道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外，媒体报道还涉及由政治上“右”和“左”的群体发起的反对各种不平等的公共抗议活动。在“右”的方面，始于2009年并持续活动到现在的“茶党”，支持反对诸如“政府资助银行紧急救助计划”的抗议联盟。[14]在“左”的方面，从2001年早期开始，中西部各州已经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侵害工人权利的国家层面合法的项目，例如，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和学生。[15]同样，在“左”的方面就是占领运动，2011年夏天快结束时始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扩散到其他一些城市，抗议者聚焦精英主导的由99%的人买单、1%富人受益的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16]

这些最近出现的针对不平等的抗议活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它们的焦点何在？它们有何诉求？它们为何现在出现？为什么媒体资源（公司 vs.其他媒体）不使用相同的标签（“右”vs.“左”）来描述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它们能合并成一种变革运动吗？这些问题的大部分答案将在第14章分析。

毫无疑问，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新阶级体系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相关联；同时，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运动导致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兴趣增加、大量公众支持减少此类不平等的政策并且大多数人支持反对不平等的抗议活动。这种观点的证据可以在与此议题相关的全美民意调查中找到。例如，2011年11月《华尔街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民意测验显示，76%的人同意美国的经济结构“惠及比例非常小的富人而不是这个国家的其他人”[17]。《华盛顿邮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同一时期的民意测验中发现，60%的人同意实施“缩小富人和过得不太好的美国人之间鸿沟”的公共政策[18]。而2011年10月的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发现，73%的美国人认同“提高那些年收入在100万美元或者更多收入者的税收以帮助缩减联邦赤字”。民调也发现56%的美国人同意“华尔街抗议以及其他全国性抗议中示威者所说的反对惠及富人、政府的银行紧急救助以及在我们的政治系统中受金钱左右的政策”。[19]

公共意识水平之下的不平等：阶级分析禁忌

大量无法启齿的话题……（是）阶级以及它如何决定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命运。

——Susan J.Douglas，In These Times（January 2012）：15

媒体报道、公共文化和抗议活动有助于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发现的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一些重要的不平等问题上。至于那些对美国不平等有更完整了解的人来说也是好的发展趋势，与“呈现在眼前”（公共意识水平之上）的故事相比，美国新阶级体系还有很多故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新阶级体系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如何改变它，我们需要研究和探讨与其核心本质相关的一系列结构性和动力性特征，这些特征大部分隐藏在新阶级体系“冰山”吃水线以下。这些特征构成了第6～14章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我们提出证据证明关于新阶级体系“冰山”吃水线以下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普遍的公共意识的现实，特别是在涉及阶级权力问题时。我们证明了情况就是这样，至少部分是如此，因为此类特征为大多数主要社会机构排斥在注意或考虑之外。我们坚持认为，这种排斥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社会阶级分析”——深入调查新阶级体系“冰山”吃水线以下巩固阶级不平等的结构和过程——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禁忌话题。[20]我们把社会阶级分析禁忌的本质看作制度化偏见的产物，这些偏见阻碍并转移关于阶级议题特别是阶级权力和冲突的阶级利益的公共讨论。这些偏见根植于特权阶级的利益，它们鼓励公众对阶级问题保持沉默，甚至产生困惑。特权阶级中最富有的1%成员（我们在第2章称其为“超级阶级”）对不使公众就他们的阶级优势或扩大了的阶级不平等发声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对这些不平等的缘起（包括超级阶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和偏见的进一步考察有可能引起公众对整个阶级体系的怀疑。[21]

超级阶级避免公众讨论阶级不平等的偏好与我们所谓的“文凭阶级”成员（参见第2章）在维持自身富裕而稳定的地位的利益上是并行的。与超级阶级出资人结盟并在其领导下，很多文凭阶级成员会从帮助阶级分析远离公共话语竞技场中获益。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组织的管理者、媒体生产者和社区领导者的角色方面，文凭阶级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常常追求组织化的决策和过程，这些决策和过程能够达到使公共话语转向从而远离阶级不平等和从阶级角度分析社会议题与问题的效果。[22]

虽然超级阶级和全体特权阶级的利益是阶级禁忌背后的主要因素，但我们看不到公共话语中的阶级分析缺位是受“阶级共谋”的驱使；相反，我们看到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的联合）受到共享的文化设想、价值观、经历、世界观和组织化成员资格的约束。[23]这些共享的特质导致强烈的共同义务以维持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现状本身。[24]这些观念导致绝大部分精英阶级成员、其余的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用因素分析而非阶级资源分析去解释物质和社会成就（或失败）。[25]

今天，阶级分析禁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唤起公众注意新阶级体系“冰山”吃水线以下的一些不平等议题，例如顶层1%的人的经济势力如何左右政治进程。即便如此，新阶级体系“冰山”吃水线以下的绝大部分内容仍然是禁忌。一如过去，这意味着它们外在于主流政治话语、公司媒体报道、公共文化的主导形式，因而也外在于普遍的公共意识。

由于阶级禁忌使新阶级体系“冰山”的大部分特征处于吃水线以下状态，我们相信本书直接聚焦此话题，对那些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重要的读物，可以了解我们阶级体系“隐藏”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与作为其一部分的不平等相关联。如果感觉在“梦与冰山”部分呈现的材料有些警示的意味，那可能是因为至少你相信这不是21世纪美国社会应有的样子。你乐于了解更多吗？如果是这样，我们邀请你继续阅读。我们相信和我们一起探讨新阶级体系多重面向的观念开放的读者将会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并能领略到：这一体系如何以及为何出现，何以持续化和合法化，以及其复杂结构、动力和后果对其成员的生活、家庭、社区和更大的社会来说多么至关重要。我们期望这些知识将促进读者对新阶级体系的批判性讨论，鼓励读者思考这个体系何以需要改变，使读者认识并介入使这一体系发生根本改变的相关公民应该采取的一些行动和决策。

[1] 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9）；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2nd ed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3rd ed.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8）；Earl Wysong and Robert Perrucci，“Organizations，Resources，and Class Analysis：The Distributional Model and the US Class Structure，” Critical Sociology 33 （2007）：211-46；Earl Wysong and Robert Perrucci，“Media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ocial Class Inequalities，” Journal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 （2007）：14-26；Earl Wysong and David W. Wright，“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ender：Recen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in the U.S.，” Journal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II （2009）：112-30；Robert Perrucci and Carolyn Perrucci，America at Risk：The Crisis of Hope，Trust，and Caring（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9）.

[2] “生活机会”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作为他探索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参见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2 vols.，eds.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关于韦伯对“生活机会”概念的讨论，参见Ralf Daherndorf，Life Cha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73。

[3]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09）.

[4] 比如这篇文献，参见Heather Boushey and Adam S. Hersh，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Income Inequality，and the Strength of Our Economy（Washington，DC：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May 2012）；Chuck Collins，99 to 1：How Wealth Inequality Is Wrecking the Worl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2012）；Timothy Noah，The Great Divergence：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2）；Sam Pizzigati，The Rich Don’t Always Win：The Forgotten Triumph over Plutocracy that Created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1900-1970（Boston：Seven Stories Press，2012）.

[5]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美国史诗》［James Truslow Adams，The Epic of 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33）］。在他的畅销书中，亚当斯写道，“美国梦是这样一种梦：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更好、更丰富、更充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它是……一个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能达到他们与生俱来的最高境界……不论出生或地位的偶然情况”，第415页。

[6] Michael Ford，Dayna Dion，Casey Conway，and Jeremy Katz，“The Modern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Family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August 2011，10；MetLife，“2010 MetLife Study of the American Dream：An Uphill Climb，”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y 2010），13；Janny Scott and David Leonhardt，“Class in America：Shadowy Lines That Still Divide，” New York Times，May 15，2005，16.

[7] Robert Borosage and Katrina Vanden Heuvel，“The American Dream：Can a Movement Save It？” Nation（October 10，2011）：11；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Dream，“New American Dream Survey Report” （September 2004），4-5，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ewdream.org （accessed August 27，2005）；Change to Win，“The American Dream Survey 2006” （August 28，200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hangetowin.org （accessed October 18，2006）；MetLife，“2010 MetLife Study of the American Dream：An Uphill Climb，” 8.

[8] Borosage and Vanden Heuvel，“The American Dream：Can a Movement Save It？” 11.

[9] 例如，参见Seymour M. Lipset and Reinhard Bendix，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Harry J. Crockett Jr.，“The Achievement Motive and Differenti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7 （1962）：191-204；Reinhard Bendix and Frank W. Howton，“Social Mobility and the American Business Elite—II，”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9 （1958）：1-14。

[10] Peter Blau and Otis D.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Wiley，1967）；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Opportunity and Chang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11] Joan Huber and William H. Form，Income and Ideology：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Formula（New York：Free Press，1973）；James R. Kluegel and Eliot R. Smith，Beliefs about Inequality：Americans’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86）；Beth A. Rubin，Shifts in the Social Contract（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6），7-8.

[12] Sarah Van Gelder，“The Legitimacy of Rule by Giant Corporations and Wall Street Banks Is Crumbling，” Yes！Magazine（January 29，2012）：1-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yesmagazine.org （accessed July 8，2012）.

[13] 这些例子来自我们对2008～2012年间几个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来源的回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3章，注释36。

[14] Peter Hart and Steve Rendall，“Journalists Love Tea Party，” Extra！（May 2010）：7-8.

[15] Peter Hart，“Surprised by Solidarity，” Extra！（April 2011）：6-7.

[16] Sam Pizzigati，“Equality Now！” Nation（November 14，2011）：18-19.

[17] “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 Survey，” conducted by Hart/McInturff，Study #11579 （November 2-5，2011），Question #30，2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bcnews.com （accessed January 14，2012）.

[18] “Washington Post-ABC News Poll，” conducted by Abt-SRBI （November 3，2011），Question #18，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 （accessed January14，2012）.

[19] “Occupied Territory：A Time Poll，” Time（October 24，2011）：24.

[20] Perrucci and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3rd ed.，48-49. 当然，禁忌是不完整的，许多另类媒体经常报道并继续报道“吃水线以上和吃水线以下”的不平等问题。

[21] Ronald Aronson，“The Left Needs More Socialism，” Nation（April 17，2006）：28-30；Robert W. McChesney，“This Isn’t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Monthly Review（January 2013）：1-28；Robert W. McChesney and John Bellamy Foster，“The ‘Left-Wing’ Media？” Monthly Review（June 2003）：1-16；Maria Svart，“Why Not Socialism？” 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2）：27.

[22] Julie Hollar，“Wealth Gaps Yawns—and So Do Media，” Extra！（June 2010）：10-12；Janine Jackson，“13th Annual Fear & Favor Report，” Extra！（February 2013）：9-11；Janine Jackson，“Admiring the Rich for Getting Richer，” Extra！（June 2010）：5-6；Jim Naureckas，“Framing the Fed as Financial Philosopher Kings，” Extra！（June 2010）：13-14.

[23]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Boston：McGraw-Hill，2010），55-84.

[24] Thomas Dye，Who’s Running America？The Bush Restoration，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2），137-39.

[25] 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1），218-35.

第1章 美国阶级：我们曾经的方式

我妈妈常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

——Forrest Gump（1994）

流行电影《阿甘正传》的主角特征表明，尽管智力有限，但他纯洁的心灵、朴实的性格、满满的诚意、刻苦的工作和积极的心态使其能够战胜人生的艰辛。虽然这部电影发行于多年前，但它已成为美国电影的经典，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雄杰出的天性。阿甘的单纯品质化解了无情世界的冷嘲热讽，开辟了物质上的成功、社会尊重和个人成就的道路。他的成功印证了他母亲的观点，强化了大众对美国梦的信仰，并证明了人人皆平等的普遍思想信念。

然而，电影理念经常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生活真的像阿甘说的那样，就像一盒巧克力——细节上不可预测、反复无常，但实质上是对纯粹的心灵的奖励吗？思考一下阿甘的虚构经历与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真实体验之间的对比。

吉姆·法利在辉门公司（Federal Mogul Corporation）位于底特律东侧轴承厂的同事们称他为大吉姆——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他身材高大，而是因为他胸怀宽广。他们喜欢他用温和的语言表达他们作为工会委员的强硬姿态，喜欢他在附近的办公室休息区稍坐片刻喝杯啤酒，听一听有关他们的工作、妻子或保龄球得分的问题。

吉姆·法利从肯塔基州东部来到北方，是因为矿山的机械化和对煤炭的需求下降使得他在当地找不到工作。他在一个像底特律那样的大城市里长大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打卡上下班的工厂生活，尽管离开大山去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生活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他也没有想过要像山谷里的许多失业矿工和派克县的其他人一样靠救济生活。

辉门公司宣布，将在1974年初逐步停止在底特律的运营，并将轴承生产转移到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新工厂。熟悉法利的人说，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紧张、喜怒无常、孤僻。在宣布这一消息的一个月后，法利突发心脏病。虽然身体上他迅速恢复，但精神上，一切变得更糟。他的家人和朋友称其为“神经质”……

已经在辉门公司工作了近20年，现在要在一个陌生、没有资历并且无望拿到体面养老金的工作岗位上重新开始，这种从头再来的想法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法利别无选择。他三次找到工作，却由于心脏问题三次都没有通过体检。工作本身并不难，但是在有大量年轻、身强力壮工人求职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去冒支付高额劳工保险和健康保险费用的风险。

随着法利被解雇日期的临近，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已经41岁了，如果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怎么办？他的妻子去了霍尔灯具公司工作，这样家庭会有一些收入。但是法利的朋友们也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还没能找到工作——这一事实使他感到前景更加糟糕。

1月29号早上6点15分，当南希去上班时法利是清醒的，但是他决定在家待着。法利的神经非常紧张，担心在工作时发生意外。他的嫂子雪莉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来拜访他，发现他很沮丧。快到中午的时候法利从厨房走进卧室并关上了门。

雪莉·法利回忆说，她听到了一声咔嗒声，那是一支小口径手枪的声音。她冲到卧室门前，使劲敲门。没有反应。距离吉姆·法利离开肯塔基州东部山区的那天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他对家庭稳定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当然，他的生命也一样。[1]

大多数人会认为吉姆·法利的死亡是一场不必要的个人悲剧。他是一个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根本无法应对失业压力的人。可能的典型反应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一生中失去了工作，但他们没有自杀”。这其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失业是个人的失败，而无力重新振作是这种失败的进一步证据。

但还有另一种看待法利之死的方式，这种方式意识到非个人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变化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结构带来了有限的机会和困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结构开启了光明的未来和富裕生活的大门。法利的生活机会完全由他出生并工作于美国阶级结构中的下层建构，这种结构限制了像法利这样的人的机会。他的生活就像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勉强完成高中学业，换了很多份工作，希望找到一份能提供体面薪水和长期保障的工作。法利似乎确实在辉门轴承厂找到了他想要的工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就在“旧经济”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吉姆·法利所在的公司——辉门公司——正在关闭他们底特律工厂的大门。它被一种“新经济”取代，我们将在第2章介绍并在第3章加以探讨。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新的经济模式包括美国国内和全球两个层面，它们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强调一种全新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以及雇主和雇员在工作保障、工资与福利及全球化生产关系方面的新规则。正如我们在第3～6章中看到的，这一新经济已经导致数百家公司将数千家工厂迁往其他国家，从而减少了数百万美国工人的岗位。

旧经济的消亡终结了二战后的阶级结构，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进行简要的介绍；同时，新经济的出现有助于新阶级结构的诞生。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转变不是一种很快就会得到纠正的暂时的失常，而是一种经济和政治权利分配的根本转变，这种力量有助于重塑美国阶级体系。要了解像吉姆·法利这样的数百万人的不幸以及数千家像辉门这样的公司的决策，探索新经济与新阶级体系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作为新经济和新阶级体系一部分的结构与过程在形塑公司实践、政府决策和工人生活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阶级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当我们这样提问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特定的阶级结构是由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情境和事件塑造的。阶级结构可能会受到长期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影响，还会受到提高或降低富人税收法律的影响，以及增加或降低税率对公司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吉姆·法利出生时的阶级结构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名25岁工人时所经历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吉姆·法利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职业生涯时期，经济正在增长，而且对美国富人和公司征的税高于他去世后出现的新经济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吉姆·法利的收入在增长，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后来的水平。当吉姆·法利于1974年去世时，那些促成他死亡的事件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阶级结构的出现。在接下来的两节，我们将简要介绍1930～1945年和1945～1975年美国阶级结构的一些主要特征。第一个时期从大萧条开始到二战结束。第二个时期开始于二战结束，并持续到新经济开始。这些阐释有助于我们了解阶级结构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受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影响。

美国阶级结构：1930～1945年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尽管在许多人印象中“咆哮的20年代”是一个大繁荣时期，但美国的阶级结构却极不平等。大多数美国人要么深陷贫困，要么收入很低。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包括大多数美国人的下层阶级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并不多。当时的中产阶级包括从那些按当时标准收入适中的人到收入相对充裕的人。但这些中等收入群体加起来还不到全部美国人的1/3。位于最顶层的是一个收入和财富水平分为不同等级、从异常富裕到强盗式大亨的规模很小的阶级。[2]

20世纪30年代，即二战之前的十年，美国经历了漫长、深刻和影响广泛的萧条期。在这次大萧条期间，工业生产和制造业产出急剧下降，导致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急剧下滑。结果是戏剧性的。各级政府的税收都遭受了重大损失。1933年失业率达到了25%，并且在整个十年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一万多家银行倒闭，数百万美国人的储蓄化为乌有。尽管各个阶级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大萧条的一些影响，但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受到的冲击最大。[3]大萧条不仅没有重塑美国的阶级结构，反而扩大了下层阶级的规模，使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难以逾越。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几乎没有稳定收入或长期储蓄的人）被固化在社会底层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图1.1显示了美国阶级结构在大萧条之前的样子，而在经济急剧衰退之后，这种结构变得更加固化。

图1.1 金字塔型阶级结构

图1.1所示的金字塔型阶级结构有助于让人们注意到拥有庞大规模的下层阶级、高度分化的阶级结构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它的形状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的大多数人都位于金字塔的底部。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当时发现自己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美国人甚至比20世纪20年代还要多。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对稀缺而有价值资源的占有量总是最少的（在这个例子中是金钱）。其次，它提供了结构跨度的概念，即顶层和底层收入差距的大小。结构中顶层家庭的平均收入和底层家庭的平均收入的比值非常大，可能是400∶1或更高（图1.1没有提供估算的每个社会阶层的收入）。最后，它表明了结构的渗透性和固化迹象，即人们能否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图1.1中，这三层被区隔开来，这表明向上的流动是有限的，每一层中最新出生的一代很可能会终生留在那里。

大萧条时期的情况，以及它所强化的金字塔型阶级结构，在美国加入二战时开始改变。为战争机器提供所需的工业产品使钢铁和橡胶工业复苏，进而生产飞机、坦克、炸弹和枪支所需要的东西。纺织业的扩张是迫于压力，以满足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或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对军装的需求。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填补了军事动员造成的空缺，从而创造了女性在国防工厂工作的标志性符号“铆工罗茜”。到1943年，军事和工业部门的扩张将失业率降低到3%，但这种以军事为基础的经济（战时经济）的更广泛利益受到了工资和价格控制以及汽油和粮食配给的限制。普通人群仍处于战时状态，因此限制了充分就业和增加消费支出带来的效益。

美国阶级结构：1945～1975年

二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军事和经济强国。为军队和许多美国盟友生产战争武器的工业仍然完好无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相比之下，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中国和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完全或部分被摧毁，因为战争是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的；他们的工厂、铁路系统和基础设施被空中和地面的持续轰炸摧毁。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不仅失去了生产人民所需消费品的工厂，而且失去了为重建工作提供劳动力的年青一代。

战争结束时，人们担心美国将无法维持战时动员所刺激的高就业率，并担心美国将重新陷入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和停滞状态。然而，美国政界和工业界的领导人建构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体系，以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决策者们制订了马歇尔计划，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对外援助计划，向欧洲和亚洲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资金被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产品。满足其他国家对消费品和农产品的需求，使美国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并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美国通过控制世界3/4的投资资本和2/3的工业产能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另一个促进这一增长的现象是，许多退伍军人很容易被重新吸收到劳动力队伍中，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利用国会提供的“退伍军人福利”进入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这些受过教育和拥有技能的新劳动力是美国经济复兴的新兴力量。

上述战后体系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在这几十年里，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劳资关系形成了被学界称为“社会契约”的形式。这意味着管理层将为工人提供稳定增长的工资、养老金、健康保险和带薪假期；作为回报，美国工人（其中许多人是强大工会的成员）提供了高生产率，商定了工作规则并减少未经授权的罢工对工作场所的干扰。[4]

战后经济扩张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积极利益，最明显的证据可以从美国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数据中找到。如果我们把全部有收入的人群划分为五等分（每等分包括20%的人口），就可以比较从1947年到1973年间每个等分的相对收益。这一时期的收入数据显示，四个收入最低的群体所获得的收入份额有所增加，而群体中收入最高的1/5人群的收入份额略有下降。[5]在1947～1973年的后期，工人的收入增加可以从全职工人和固定工人年收入中位数的急剧上升上得到体现。年收入中位数从1959年的37940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45748美元，增长了22%（这两个数据均以2011年美元计）。[6]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经济有助于重塑美国的阶级结构，使其从图1.1所示的金字塔型演变为图1.2所示的钻石型。我们使用曾用来描述金字塔型阶级结构的相同术语，就可以看到钻石型阶级结构中的大部分美国人位于中间阶层。在阶级结构跨度方面，前文中所报告的收入份额数据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75年结束时比1945年开始时要低。对于图1.2中所显示的阶级结构的固化和渗透性，巨大的中产阶层 （80%的美国人）的存在表明人们有足够的机会向上或向下进入这个庞大的中间群体。综上所述，图1.2中的阶级结构图呈现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术语经常用来描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阶级结构。那么，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的学者如何解释从金字塔型阶级结构到钻石型阶级结构的转变？

图1.2 钻石型阶级结构

描绘阶级结构：过去的传统

20世纪60年代，研究变化中的阶级结构和界定阶级意味着什么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清醒地意识到，这十多年来机会和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科学家们经常把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到钻石型的转变归结为教育证书和职业技能的获得对不断扩大的劳动力群体越来越重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工人技能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这有助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增加利润。随着生产力提高的成果和利润被更广泛地分享，阶级结构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暂时的，无论技能和受教育水平如何提高，工人仍然是工人，所有者仍然是所有者，他们的利益永远是不相容的。然而，尽管他们对阶级结构的变化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的阶级理论是相似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是以这个人的职业为基础的，尽管原因会大不相同（我们将在下面进行研究）。我们把这两种阶级分析方法称为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

生产模型是一种单因素的分析方法，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他们在工作场所做什么）占据核心地位。这种观点认为阶级结构形态基于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而组织起来。人们可能是生产资料（比如工厂、办公室、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租赁物业）的所有者，或者非所有者（指依靠自己的劳动，必须把劳动卖给所有者以赚取工资的工人）。所有者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将其应用于生产过程，进而在市场上销售产品来获取利润。工人的劳动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转换，因此需要监督生产的主管和经理。工人所生产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了他们为生产产品所获得的工资价值，从而创造了剩余价值和剥削工人的基础。

这种方法以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他关注的是所有者（资产阶级）和非所有者（无产阶级）。但是，一些当代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原有的二分阶级模型进行了改进和扩展，以反映当代生产过程和相应的职业结构比19世纪80年代要复杂得多的现实。[7]社会学研究方法最新的变化超越了这种二分阶级模型，形成了关于阶级结构的多层级图像，用相对较短的等级序列和阶级清单来描述这种结构。然而，不同于因经济和生活方式差异的逐渐变化而形成的阶级之间相互转换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型认为阶级结构是按照反映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平等的地位进行严格划分的。在这些模型中，阶级划分通常基于职业类别，如所有者、经理、小雇主、半自主雇员和计时工资工人。在每种情况下，阶级定位是基于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这也与对收入和财富的占有以及人们所扮演的职业角色密切相关。所有者（大、小）进行决策并控制生产过程；经理协助所有者并充当“执行者”监督生产过程并且经常自己积累部分生产性财富；工人是“接受命令者”，通常不分享生产财富的所有权（或最多只有很小的部分）；穷人被排除在所有权和大多数理想的工作之外。该模型承认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并研究了所有者和管理者为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或不太理想的工作条件而采取的策略。

功能主义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斯·韦伯观点的启发。韦伯认为社会分层是一种复合的、多维的现象，不能仅靠单一因素来理解，比如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型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是形成（和定义）阶级结构的关键不同，韦伯强调不平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维度——他称之为阶级和地位[8]——的重要性。韦伯认为，阶级地位存在于经济秩序中，是基于个人与市场的关系而确定的；阶级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产阶级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市场上获得租金和利润。无产阶级由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组成，他们按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出售劳动力。

韦伯对阶级地位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韦伯并没有停止对阶级的分析，因为他认为除了经济秩序之外，还有一个由地位群体构成的社会秩序。地位群体是建立在与个人生活方式相关的声望基础之上的，包括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交往和消费行为。地位群体是独立于阶级群体而存在的，同一家庭有可能拥有较高的阶级地位，也有可能属于较低的地位群体。

韦伯关于阶级和地位群体的观点区分了“经济阶级”和“文化阶级”。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中关于经济阶级的划分强调这些人需要有相似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强调需要依据相似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来划分经济阶级。虽然生产模型可能强调基于职业的权力和收入（所有者vs.工人），功能主义模型可能强调职业声望和教育（社会经济群体），但两者都将这些群体视为在职业、收入和教育方面相似的经济阶级。文化阶级的概念是由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引入的，它关注的是生活方式，即人们如何生活，比如他们在服装、家庭、休闲活动或抚养孩子方面的选择。[9]综上所述，这些品质造就了我们所谓的文化阶级。

许多社会学家被韦伯对不平等的多维度研究方法吸引，他们极为关注韦伯对地位群体、个人的职业声望等级和生活方式的观点。韦伯功能主义方法的应用通常会产生一个蛋糕型的阶级结构图景，其层次（被称为阶层，而不是阶级）根据声望水平的变化来确定。声望水平被认为反映了个人拥有的若干特质的组合。这些特质包括附着在文化价值上的个人职业类别差异、他们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来源差异的重要意义。虽然金钱在某些功能主义模型中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声望（尤其是职业声望而非财富本身）是形塑阶级结构并将人们定位于其中的关键因素。根据功能主义模型，需要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职业，如教师和社会工作，会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带来很高的声望，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低于某些接受较少教育的工人或商人。

如前所述，功能主义模型鼓励对阶级结构进行多层级分析。与基于生产地位和经济财富严格进行阶级划分的生产模型的观点截然不同，功能主义模型设想了一种多层级的阶级结构，依据隐含的声望和收入水平划分社会阶级。因此，功能主义模型与阶级结构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多少有些相似。但功能主义模型通常不提及阶级，而是使用社会经济地位（SES）这个术语来描述拥有相似职业声望和受教育水平的人的分层等级。构成社会经济地位结构的等级通常被功能主义模型描绘成可以进一步细分的类别。例如，最高层次等级通常被细分为“上上”和“上下”两个社会经济地位，用相同的“上”和“下”前缀来标识类别，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和下层等级。通过这种方式，阶级结构呈现为一种隐蔽的、多层级的图像，阶级更近似于统计类别，而非对现实人群的划分。[10]

关于阶级结构相互竞争的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为大萧条时期存在的金字塔型阶级结构和二战后经济扩张时期存在的钻石型阶级结构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解释。但是两者未能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粗具雏形并在后来以“新经济”之名而广为人知的美国经济的历史性变化。[11]导致1974年吉姆·法利之死的因素包括他的雇主可能是因为低薪市场和非工会环境而决定将工厂从底特律搬到亚拉巴马州。辉门公司的高管能够决定这次搬迁，因为法律规定公司对其工厂拥有“财产权”，他们可以关闭这些工厂并将这些工厂搬到其他地方，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工人或社区。工人的工作不受财产权保护，社区也没有法律手段阻止公司离开。

导致1974年吉姆·法利死亡的经济状况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在美国基础工业中从事曾经稳定、高薪工作的数百万工人被告知不再需要他们了。在接下来的40年里，数以千计的汽车、钢铁、橡胶、纺织、玻璃和消费电子行业的制造工厂或者停产转移到美国工资较低的地区，或者转移到海外工资较低的国家。随着制造业岗位向海外转移，公司化的美国对永恒利润的追求开始聚焦在白领劳动力身上。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实施“缩减规模”或“重组”政策以减少他们雇用的白领工人数量。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新技术和白领工作的重组来实现的，这不仅减少了白领工人的数量，而且增加了在职白领的工作量、提高了对他们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经济的出现为40年的经济变革铺平了道路，这些变革将有助于改变美国的阶级结构——这是第2章的主题。

[1] Don Stillman，“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Plant Relocations，” Working Papers（July-August 1978）：42-53.

[2] 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80），373-77.

[3] Frederick Lewis Allen，Since Yesterday：1929-1939（New York：Harper & Row，1940），43-52；Gilbert C. Fite and Jim E. Reese，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2nd ed.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582-86.

[4] Beth A. Rubin，Shifts in the Social Contract（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6），27-33.

[5] 数据没有显示。参见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Sylvia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4/2005（Ithaca，NY：IRL Press，2005），67。

[6] 这些数据的来源如第5章图5.2所示。

[7] 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参见Charles H. Anders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las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74）。对于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参见Erik O. Wright，Classes（London：Verso，1985），and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London：Verso，1994）。赖特早期的分析强调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权是确定阶级位置的决定性条件；他最近的工作增加了对组织资产和技能资产所有权的控制。

[8] 韦伯还提出了第三种不平等秩序，即政党。政党存在于法律秩序中，它们是像政治组织或行业协会这样的团体，试图影响社区的行动，比如财产税或是否要在哪里建一所新学校。参见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9] Thomas Abel and William C. Cockerham，“Lifestyle or lebensführung？Critical Remarks on the Mistranslation of Weber’s ‘Class，Status，Party，’” Sociological Quarterly54 （1993）：551-56；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Patterns and Processes，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1），54.

[10] 关于阶级功能多维模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Dennis Gilbert and Joseph A. Kahl，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Chicago：Dorsey Press，1987）。有关强调职业地位或声望的方法，参见Peter M. Blau and Otis D.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Wiley，1967）。

[11] Robert Perrucci and Carolyn Cummings Perrucci，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in the New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第2章 美国新阶级结构

如果把美国称为中产阶级国家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过着相同类型的生活。1970年我们还是那种社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我们已经不是那种社会了。

——Paul Krugman，“The Spiral of Inequality，” Mother Jones（November-December 1996）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经济饱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亚洲重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并且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时，美国开始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转向的早期警示信号。1977年美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的逆差创下此前从未有过的三位数纪录（292亿美元），这标志着美国开始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一个债务国。[1]与此同时，与60年代相比，很多美国最大的公司经历了利润下滑。[2]公司高管、政府领导人和主流媒体都在讨论全球竞争和利润下滑，寻找可以为此做些什么的答案。[3]这些精英们考虑的许多“答案”都集中在政策需求上：①削减有组织的劳工权力，以减少劳动成本；②减少政府对美国商业的过度管理，以减少做生意的成本；③扭转美国工人中所谓敬业精神的下滑，以使美国工人与其他国家更为勤奋的工人相比在全球化经济中更具竞争力。[4]

公司领导人并没有通过投资更有效的技术或新产品革新以应对汽车、钢铁、纺织和电子产品市场不断加剧的竞争，而是在两个政党的帮助下，着手制订一个为期40年的计划：扩大对外投资、兼并、与外国公司联营，并且通过关闭工厂和裁减国内劳动力实现外包和离岸外包国内产品。到1981年，美国“出口了其生产的26%的汽车，25%的钢铁，60%的电视机、磁带录音机、收音机和留声机，43%的计算器，27%的金属成型机床和53%的数控机床”[5]。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从1970年的36亿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300亿美元，再到2010年的8700亿美元。[6]

40年间，美国最大、最知名的公司关闭工厂、转移投资到海外、裁员和外包，猛烈侵蚀着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支柱的高薪职业。在中产阶级消失的同时，一大批新的高薪企业主、公司高管、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生逢其时，形成了一个拥有高薪、高福利和政治权力的大型主导性特权阶级。

描绘新阶级结构

第1章中论述的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对于理解变化中的阶级结构来说都不是合适的框架。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但两个模型都强调了职业作为决定阶级地位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如我们在第1章中提出的，生产模型强调的是生产体系中的职业地位如何决定一个人所处的阶级。那些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处在一个阶级，那些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的人处在另一个阶级。功能主义模型强调的是，如何根据职业声望给予酬劳，并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这两个模型在过去分析阶级不平等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它们全部的关注点在于与职业有关的生产与声望因素，而这对于描述和理解“美国新阶级体系”的现实和复杂维度来说并不合适。高技术职业中的许多工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产阶级社会中过得很安逸，而现在他们失业了，因为工作被转移给了外国工人，这些工作不会回来了。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无法解释这些新的事实。取而代之，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分配模型。

为了全面理解新阶级体系的根源、性质和动力，在本书中我们建立并使用一个阶级分析的新模型。我们的模型保留了对职业的关注，因为职业对生产模型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一并考虑了组织及其控制的分配过程，如工资、福利以及税金。雇用工人的组织提供工资与薪水，它们还可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政府组织制定贸易政策，设置个人和公司税率，并且界定劳资权利和责任。教育组织（如大学）为毕业生提供在劳动力市场使用的专业技能文凭。我们认为，将职业结构（生产模型）和有组织的成员身份（分配模型）地位结合起来可以确定阶级身份，解释我们描绘的分层体系，同时考虑阶级不平等的后果。我们将我们的模型称为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它至少包括四个主要特点，以区别于之前的阶级分析模型。

我们模型的第一个主要特点是，正在出现的新阶级体系是有组织基础的。这意味着阶级结构越来越围绕着组织，并通过大型组织的结构和过程来控制几种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我们认为，大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和他们中的“守门员”群体，直接或间接地把这些资源分配给个人和群体，并使分配合法化。在我们的模型中，职业依然重要，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因为他们效力的组织具有引领作用。律师这一职业本身并不重要，他们的重要性体现在他们所效力的公司以及他们为何而工作。也就是说，拥有极高薪酬的公司律师可能是特权阶级中的一员，而在小城镇处理离婚、遗嘱和刑事案的律师可能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但在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中，由于两种律师有着同样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所以属于同一阶级。

第一个主要特点与模型的第二个主要特点直接相关。我们把阶级定义为拥有四种大量可比较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或者资本形式的个体与家庭的集合，其中资本包括投资资本、消费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讨论见后）。人们拥有这四种形式的资本差异，多半取决于他们与受雇组织中高层权威职位之间联系的性质和程度。因此，我们把阶级结构视为主要由组织控制的资本分配形式形塑，个人和群体持有的资本数量有多有少，这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

我们模型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涉及一种理念，即大型组织集中参与了分配过程的合法化，以及该过程产生的阶级不平等。正如我们在后面章节所见，这意味着大型组织是创建信仰和解释的关键来源，这种信仰和解释证明将四种形式的资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并且将这种分配描述为公平与合法的做法是正当的。模型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特点有赖于这样一种判断，即由阶级不平等导致的两大阶级划分，使得美国的阶级结构逐渐两极化。这使我们意识到，新阶级体系更接近于阶级结构中的双钻石型，而非早期阶级分析模型像蛋糕那样的层叠形态。

我们的分配模型将大型组织主导当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以及通过复杂的分配结构和分配过程塑造美国新阶级体系的性质与细节考虑在内。在这个体系中，社会阶级是由真实的人组成（非统计范畴）的。他们拥有相似水平的、可使用的四种形式的生成性资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以组织为基础的结构和过程，这些形式的资本被分配给阶级成员，并由他们中占据四种资本的高层级的特权群体主导。

生成性资本与阶级结构

我们的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基于四种形式的资本分配方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本的可获得性。在如今的美国社会，资本是用来交换我们所需要和所想要的主要资源，可见于四种形式——消费资本、投资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我们把这些资本称为生成性资本。因为经过投资，它们可以产生出更多相同的资本，或者促进其他资本的产生（例如，社会资本可以产生投资资本）。

消费资本

消费资本一般被看作收入，即我们的工资、薪水、社会保险、失业、残疾或福利支票所得。幸运的人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食品和衣服，付房租和房贷，还清他们的债务。真正走运的人还有一点盈余。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还有好几个月没着落，钱就已经花光了。2010年，有4660万美国人生活在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界定的“官方”贫困线以下，而4900万美国人生活在“补充性贫穷测量标准”（SPM）之下[7]（2010年联邦政府的“贫困线”收入水平是四口之家的收入为22050美元）。

图2.1给出了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分布情况。略高于26%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00美元及以上。在另一端，17.5%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约1/4（23.5%）的家庭年收入在25000～49999美元之间，约1/3（32.4%）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0～99999美元之间。通过比较1969年、1979年、1989年、2000年（此处没有显示数据）和2011年的收入数据可以发现过去40年家庭年收入分布上的两个趋势：其一，顶层收入水平的家庭（100000美元及以上）所占比重在增加；其二，中等收入的家庭（25000～49999美元）所占比重在下降。1969年，大约有4%的家庭拥有100000美元的收入或者更多。这个比例在1989年增长到8%，在2000年达到18%，2011年达到26.6%。同一时期，中等收入（25000～49999美元）家庭的比例从1969年的41%下降到1979年的33%，1989年又跌至30%，之后从2000年的27.5%降到2011年的23.5%。[8]

图2.1 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

资料来源：U.S.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消费资本与生产或职业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某些工作的收入远高于其他工作，相同职业群体的收入也存在巨大差异。律师、教授和工程师们的薪水从上层的六位数，到仅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和带薪工人的收入水平不等（2011年全年全职受雇者的工资和带薪工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42000美元，以2011年美元为准。见第5章表5.1）。这就是说，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是重要的，但考虑到收入问题，这并没有给我们呈现全部事实。仅使用职业类型或职业声望的排名就试图描绘阶级结构，就会把那些在教育资产上得到巨额差异性回报的人合并在一起。律师、教授和工程师的薪水部分取决于他们的职业，但也部分（并且大量地）源于他们为之工作的特定组织的特征（后面谈及的其他资源除外）。

投资资本

投资资本被人们用来创造更多的资本。如果你有消费资本的余额（到了月底还有剩下的钱），你可以存起来，每月获得利息。你可以买一所房子，付清20年或25年的房贷后，等着房子的市值上升，这样你在出售房子时可以获得房产净值。或者你可以设立个人退休金账户（IRA），投资股票和债券以获取红利和资本利得。你可以买一所“需要修缮的”老房子，加以维修，把它分成几个房间，集中出租出去。如果你的年租金收入超过了抵押贷款、财产税、保险和维护费用的合并成本，你就会获得利润。

大多数美国人拥有少量的投资资本。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自有住房是积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2009年，67.4%的家庭为房屋所有者。[9]在收入顶层的25%的人群中，近90%的人拥有住房。而在收入底层的25%的人群中，拥有住房的比例略低于50%。[10]许多家庭依赖房产的升值作为自己的退休收入来源。一种非常乐观的情况是，如果你花50000美元买了一所房子，25年后卖出150000美元，这就会成为你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2008年房市泡沫破裂时，许多期待自己的房产会继续增值的美国人发现，自己房子的价值比抵押贷款还要低。

退休账户如何呢？如我们在第5章所指出的，2009年，不足一半的私营领域的工人拥有某种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计划。如果没有这一计划，也可以为退休而储蓄，但是只有少数美国人可以储蓄。2010年只有41.1%的美国家庭拥有某种个人退休金账户，所有个人退休金账户的中位数仅为36000美元。[11]如果你拥有中位数值的个人退休金账户，当你退休时翻倍为72000美元，你也许能买每个月提供400美元收入的养老保险。当然，如果那是你唯一的收入，那么你每月还需要500美元才能让你脱离家庭贫困线。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写，许多雇主曾经向工人承诺提供既定退休金福利计划，但如今却无法兑现。这使大多数美国人在停止工作时仅仅拥有社会保障。

使用投资资本创造财富有多种方式。投资资本提供权力和自主性，是家庭福祉的主要来源。财富取决于整个当前金融资产（银行账户、股票、债券、人寿保险和养老金）的价值，外加耐用资产，如房子和汽车，诸如房贷和消费贷款这类债务会使财富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可以用净资产总额（金融资产加上耐用资产减去债务）或者金融财富总额（所持有的全部金融资产）来描述家庭财富。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金融资产可以产生收入（利息、红利），而像房产和汽车这样的耐用资产是“用来住的”和“用来开的”。

美国财富不平等水平远超收入不平等水平。人们更多地知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财富不平等，但财富是经济不平等更重要的指标，因为财富在富裕和特权的代际传递中起作用。一些社会学家把财富不平等形容为“深藏的美国社会体系的断层线”。[12]图2.2展现了1983年、1992年、2001年和2010年顶层1%、其他19%和底层80%的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和金融财富总额所占的比例。2010年特权阶级（顶层1%及其他19%）的家庭净资产总额和金融财富总额占所有净资产的89%和所有金融财富的96%——两组数字都显示出自1983年以来比例的增长。财富为美国社会的少数特权群体提供了保险、福祉、自主性和权力，他们可以用财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特权阶级中的较高层级成员从他们的职业和其职业所在组织的交叉地位中积累财富。[13]

图2.2 1983年、1992年、2001年、201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和金融财富总额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Edwin N. Wolff，“Changes in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the U.S.，” Working Paper No. 407，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and New York University，May 2004；Wolff，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and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2）；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

那些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很可能在资源丰富的精英组织中占据顶层职业地位。例如，美国财富500强中的高级主管、大型医疗公司的执业医师、公司高级律师、议会领导、白宫高级职员、内阁官员、精英大学的教授、顶级公司的媒体专家、制片人、记者和各类文化精英。他们跨越了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多种标签（如民主党人、共和党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基督徒、犹太人、支持堕胎的人、反对堕胎的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纽带：大型组织内的专业雇员。结果就是，他们拥有高收入、职业保障和财富。为了维持并扩大他们的财富、权力和特权，他们帮助建构游戏规则。

技能资本

技能资本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工作经验、培训或者教育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例如，熟练的电工通过学徒项目和多年在岗经验学会的技能；熟练的医生在医学院掌握他们的技能，并通过工作经验进一步发展技能。技能资本在劳动市场上可以交换，就像投资资本能在金融市场上使用一样，无论是电工还是医生都努力用自己的技能获得工资或酬金形式的最大回报。如同工会一样，他们是通过共同的联盟如工人协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全美电子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或者医疗协会〔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来实现的。

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技能资本存在于精英大学，精英大学为众多特权阶级中的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包括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提供文凭。比如，二十几个精英法学院——精英阶级子女进入的学校，为精英阶级提供进入七位数薪水的律师公司的渠道。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医学院毕业生、研究型科学家以及那些在管理和商业方面拥有专业学位的人。精英大学打造授予文凭的技能，而大公司雇主和专业协会评估该技能的市场价值，从而确保有技能的人获得高收入、财富和保障。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人们与家庭、朋友、熟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经济帮助、就业信息。社会资本被移民用来决定在哪里落脚，当移民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用社会资本来决定前往何处。上述的移民也会运用社会资本安顿下来并寻找工作。社会关系还被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的人用来促进与或多或少有声望的组织的联系，他们将在那里工作。

社会关系的基础可见于学校关系网与血缘、宗教和政治联系中。比如，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常常成为全国性的法律公司、重要的公司、基金会和政府机关的新成员。[14]但社会资本的作用远不止获得一份高薪工作，它还被用来强化阶级利益，通过确保人们与他们的公司或者专业阶级的内部成员通婚的方式来实现。

尽管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低层级的社会资本，但应该明确的是，获得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与消费、投资和技能资本一样）的权利被分配得很不公平。有一个能借给你100美元的家庭成员，或者有一个可以告诉你某个空缺职位的在零售店工作的朋友，这与成为一所精英大学兄弟会或联谊会的成员是不同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在当前社会网络中所具有的身份，而这种身份链接着不同层级组织的权力、声望与机遇。一个人在这些社会网络中的地位提供了获得信息和机会的途径，而这些信息和机会可以转换为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利益。

许多关注阶级分析的学者结合文化资本来讨论社会资本，有时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虽然社会资本指的是网络关系，文化资本指的是文化知识（艺术、音乐、餐桌礼节），这可能是一种与精英群体建立联系的重要资源。[15]这些术语在我们看来是相关的，但我们还是认为它们有特殊意义。在我们看来，个人和家庭通过参与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很可能获取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可能提高自身的文化资本水平（如作为精英阶级文化要素的具体知识），而这一文化资本通常是由社会网络参与者获得或持有的。

生成性资本和权力

在2012年（选举）周期时……超过一半（57.1%）的个人超级政治行为委员会的资金来自47个人，他们每人至少捐了100万美元（总共1.316 亿美元）。

——Adam Lioz and Blair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Dèmos：Ideas and Action to Promote the Common Good（August 2，2012）

这些稀有资源——消费资本、投资资本、技能资本、社会资本——的分配，是美国个人与家庭阶级不平等的基础。当这些资源转换成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时，不平等就会显现。经济权力基于现金资源（消费资本和投资资本），它可以用来购买食品、衣服、栖身之所，甚至是奢侈品。有更多经济权力的人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东西，因此生活得更舒服、更快乐。钱还有可转移给他人的特殊性质，可以被用来传递优势。

消费资本可以用来获得社会资本。比如，有钱的家庭通过用钱购买旅游、网球课、潜水、舞蹈和创意艺术等特别经历来保障他们的子女有美好的未来，他们期待这些经历将培养和加强其子女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社会联系。钱还可以用来购买为自己的子女提供终身优势的知名教育机构的入场券。为孩子购买精英教育学位的家庭，同时用他们的消费资本拓展孩子的社会资本和技能资本。在将精英大学授予文凭的技能转化成更好的职业方面，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具有特殊优势：他们建立了未来用以稳固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社会联系。

3/4的美国家庭拥有很小的经济权力，处在“安逸边际”的所谓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发现自己常常捉襟见肘。[16]这3/4的美国家庭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消费资本有限，而且其消费资本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17]资本的可预测性使人们可以做计划并进行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收入不稳定，即使有时候他们赚的看起来还算多。某些熟练的或者加入工会的工人有时一个月挣10000美元，因为有加班机会。但这样的月收入很难持续全年。在经济下滑导致裁员，或者工厂转移到美国低工资地区或其他国家时，一切都结束了。在过去的40年里，这恰好发生在数百万收入还不错的蓝领工人身上。

政治权力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以塑造或者做出增加人们机会的决定。房屋租户可以花时间收集请愿书签名，请求住房管理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特定经济部门中的公司可以花钱（经济权力）来雇用说客寻找有影响力的国会成员，来支持或反对那些将会影响公司的法律。相较于没有经济权力的群体，拥有更多经济权力的个人和组织有各种不同的机会来行使政治权力。

集体的经济权力如何被转换为政治权力的明显例子，在大公司和富有的美国人的游说活动中可见端倪。如第9章指出的，以大公司、贸易协会以及首席执行官为首的集团联合游说，为涵盖了几个经济部门的大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些组织和其他精英阶级组织联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说并赢得了过去三十年的减税，减税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所有成员，尤其是这个阶级中的顶层收入群体。

拥有少量经济权力的群体，尝试通过大规模动员不满群体来行使政治权力。把成千上万的人召集起来到市政厅游行示威，传达出明显的问题意识和潜在的威胁破坏。对没有经济资本的人来说，搞破坏的能力也许是唯一可利用的组织化武器。这样的行动常常引起政治领袖的注意，尽管他们拿不出不满群体所期待的结果。

社会权力是可获得的公共服务与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可以用来解决大部分家庭面临的日常问题。如警察、消防、公共交通这类公共服务可以为人们提供安全的公共空间，保障人们的生活、休闲、上下班、购物和托幼设施。人际关系网络由非正式群体和正式协会组成，供社区中拥有特殊利益和关系的人使用。社区群体关注有毒废弃物的存在、犯罪的蔓延、他们所在社区的学校质量，社区组织的效用在于为人们提供机会了解有毒废弃物、警察保护和教育及其他许多事情。这些组织常常提供线索，比如，如何找到就业信息，如何接触本地银行去申请贷款，或者如何获取关于大学生助学金的信息。

在社会研究领域，值得考虑的证据是，拥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美国人以及那些在组织中占据上层管理地位的人，更可能积极地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区事务。[18]结果就是特权阶级成员倾向于主导社区层面的教育、商业和服务组织。这意味着，如同其他的权力形式，与非精英成员相比，这个阶级的成员有权行使更高层次的社会权力，在社区、州和国家层面都是如此。

双钻石型阶级结构

在（2012年）……76%的公众同意这样的说法……“今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是千真万确的。”

——Pew Research Center，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1987-2012（June 4，2012）

以上描述的四种资本形式——消费资本、投资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稀缺资源，现在两大阶级的人持有不同数量的稀缺资源，这两大阶级构成了我们称为双钻石型新阶级结构的基础。在这种结构中，我们把两大群体称为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在这两个主要阶级中，我们还确定了五个阶级组成部分，即具有相似职业特点和组织化联系的群体集合，这种组织化联系使他们在相似水平上与四种资本形式相关联。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如图2.3所示。这个新结构包括代表特权阶级的（20%的人口）顶部小钻石，和代表新工人阶级（80%的人口）的底部大钻石。这一图形并没有提供关于这种新结构跨度（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具体信息，但右边的“资本能力”一栏显示，顶层和底层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下两节将提供关于结构跨度的详细信息。结构的渗透性是有限的，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狭窄的通道。这意味着，在这种结构中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少。

图2.3 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和阶级组成部分

表2.1从职业特点、组织化联系和每个阶级的消费资本水平的共性方面，简要说明了这五个阶级的组成部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组成部分之一都可被再划分为两种宽泛的“组成类别”，用以反映两个部分内部重要职业的、组织的和消费资本的细分。如表2.1所示，文凭阶级被细分为“管理者”和“专业人员”，不稳定就业阶级被细分为“雇佣劳动者”和“自雇者”。表2.1 还提供了与每个阶级组成部分或类别相关的人口占比估计。下面两节的内容将提供处于两大阶级、阶级组成部分及其组成类别中的群体的职业活动、组织化联系和收入水平的例子。

表2.1 美国的阶级结构

特权阶级

一些人在生产体系中的活动集中体现在他们是投资资本所有者的角色上。通俗来说，这些人指的是“老板”，或者在更受尊敬的圈子里被称为首席执行官。但用阶级分析的语言，他们都是所有者或雇主。所有者实际上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并参与公司经营的日常决策。但是，所有者可能持有一个或几个公司的大量股份，其他人也可能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然而只有当（1）拥有股份的价值足以“谋生”，或者（2）拥有的股票份额相对于总额来说足够多，能够允许上述的股份所有者在公司如何经营的问题上有相当的话语权时，股票所有权才有社会和经济上的意义。这一超级阶级组成部分的成员与文凭阶级的成员，控制着美国大部分财富。这里的重点是，要把持有投资资本的富有的美国人，与数百万持有少量公司或互惠基金股份的美国人或那些把养老基金投入股票市场的人区分开来。典型的美国股票持有者并不能靠这种所有权为生，对于他们所“拥有”公司的活动也没什么发言权。

生产体系中的第二类活动是管理者的活动，管理者是进行日常决策的人，这些决策涉及从运营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到运营大公司的一个分部或小公司的一个部门。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拥有商业、管理、经济或金融方面的教育文凭或学位。管理者决定如何使用投资资本所有者提供给他们的数百万美元的可用的投资资本。管理者群体的上层包括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公司的顶层管理者。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的，公司高级主管和管理者会获得丰厚的薪水和奖金，以及以公司股票形式积累财富的额外机会。对那些在管理职位上的人来说积累大量的财富并非难事。例如，2011年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的平均收入为5.56亿美元。[19]

较低层的管理者群体承担着监管经济中数百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工人工作的重要职责。这一群体的成功，以及他们获得回报的水平，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让员工更有效率，这意味着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

专业人员执行经济体系中的第三类活动。这类群体的权力基于对所授予文凭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占有。某些人可能是“独立的专业人员”，提供收费的服务，如数量日益减少的医生、牙医和律师。但更多的专业人员为公司工作，贡献其专业知识来提升本公司或者购买他们服务的公司的营利活动。这些专业人员群体由大学毕业生组成，他们拥有医学、法律、商业、工程、制药和诸如为公司部门服务的计算机科学等各种新领域的专业学位。对所授予文凭的知识的占有，使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群体成为一个整体，比如，包括每年可能赚500000美元的医生，或者来自精英大学、每年可赚250000美元以上的MBA毕业生，这些人在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可以赚得更多。

在某些专业领域，积累财富的潜力是巨大的。比如，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群体。2012年所有男性专科医生的平均净收入为242000美元，而女性专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为173000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她们集中在低薪岗位，如家庭医生。收入较低的普通医生，如家庭医生（低端）2012年的平均收入为158000美元，与专科医生（高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放射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为315000美元，心脏病专家的平均收入为314000美元。[20]在行医六年后，这些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比如，家庭医生的平均收入为199850美元，而放射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为469800美元。[21]

律师行业也存在类似的赚取高收入和积累财富的机会，集中在全美最大的200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身上，2009年他们的平均收入超过800000美元，但是“某些顶层的……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和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每年的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相比较而言，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为640000美元”[22]。另一方面，2011年律师的平均起薪只有78653美元，比2009年（93454美元）低15.8%。[23]在所有律师中，2011年的平均年薪为113310美元，但收入因律师事务所的规模而异。“在一家雇员不超过25人的小型律师事务所，一位工作8年的老员工的平均收入为111250美元。但是在一家雇用了701位或更多律师的事务所，具有同等经验的律师的平均工资为225000美元。”[24]

在法律、医学、经济、生物医学或者电子工程领域的精英大学的教授都有机会做生意，或者作为某些行业的咨询师，以此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比如，知名法学院的教授有许多机会，通过兼职工作或咨询合同来积累财富。[25]对精英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来说，像担任银行或中型企业独立董事这样适当的活动，在经济上也是有可观回报的。

为什么大学校长或理事会允许教授们参加这种有利可图的“外部活动”？大概是因为年薪达400000美元的校长，拥有四个董事职位，这一职位每年会为他或她提供100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大约几十所大学的校长获得了超过1000000美元的年收入，也许是因为他们成为报酬丰厚的大公司董事。想想布朗大学——一所精英学校——的校长，在高盛公司董事会任职10年。2009年，她在高盛公司董事会的工作所得为323539美元，并累计持有高盛公司4300000美元的股票。[26]

不是每个拥有所授予文凭技能的人都处在专业文凭阶级中。我们排除了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他们虽然受过专业培训，而且很敬业，但收入远低于这些顶层职业群体。我们区分了精英和边缘化的职业群体，只有前者处于特权阶级，而后者大部分属于“安逸阶级”，处于新工人阶级的顶端位置。

新工人阶级

这一阶级包括作为雇员的大多数美国人，他们出卖自己的工作能力以换取工资。这一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在“管理者”的监督下开展日常工作，这些管理人员可能是特权阶级的成员。就所授予文凭的技能、组织化联系和收入而言，这一阶级的顶层是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他们从事的职业被排除在专业人员的文凭阶级之外，并且是新工人阶级中安逸阶级的组成部分。

作为安逸阶级组成部分的劳动者包括非精英大学的大学教授和法律服务机构、特许律师事务所和公设辩护代理处的律师。非精英大学的教师被包括在内，因为大多数人的薪水一般，而且许多人没有终身职位。这里所指的律师与在资源丰富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中工作、拥有较高薪水的律师没有关系。因此，与大多数工人一样，他们的工作保障有限，收入居中，投资资本很少。这部分劳动者的其他例子包括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他们看起来像是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但实际上这些职业的成员常被贴上“半专业人员”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半专业人员与能提供高薪酬职位的资源丰富的大型组织没有联系，例如，这类组织中的所有受雇者都是工资最高的20%。除了上面提到的群体，安逸阶级也包括小企业主、工会的熟练技术工人，如机械师和电工。

“不稳定就业阶级”组成部分占新工人阶级的最大份额（47%～50%，包括自雇）。“工薪阶层”的工人从事的工作可能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终止。一个例外是，6.9%的私营部门工人属于工会，但即使是工会成员也很容易因新技术、重组和裁员，或生产被转移到海外公司而失去工作。这一组成部分还包括成千上万仅仅基于“汗水所得”的自雇者和经营家庭生意的人。其中许多人转向自雇，以保护自己免受一般劳动力市场有限机会的影响。但许多人被拥有个体生意的想法吸引，这种想法在美国价值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意味着自由，摆脱作为一名雇员的不安全感和服从性。但对工薪阶层来说，创业机会却因缺乏资本而受到严重限制。人们的愿望可能是在一个曾经居住过的社区里做家庭生意，如开干洗店、美容店或便利店。

“受排斥阶级”收入最低，但依然占人口的很大一部分（10%～15%），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非常薄弱。它包括“有工作的穷人”，如那些全职工作但工资很低，或工资略高于每小时7.25美元联邦最低工资的人。[27]低工资为“有工作的穷人”创造了15000～20000美元的年收入。这一部分还包括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低收入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短期内为工资而工作，随之而来的便是长期失业，那时他们就依靠失业补偿金、食品券（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简称SNAP）、福利或伤残抚恤金生活。[28]受排斥阶级还包括收入非常低的退休人员，他们试图以低技能、低工资、兼职和临时工作（如兼职服务工作）来补充退休收入。

简言之，图2.3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图，表2.1总结了该结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相关信息。重要的是记住，虽然一个人在双钻石型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他或她的职业有关，但并不是由职业决定的（如第1章中讨论的阶级结构的生产模型和功能主义模型）。正如我们指出的，决定阶级地位的不是职业，而是生成性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稳定、安全的资源——决定了阶级地位。这些资源由特定职业所在的组织以及履行与工作相关责任的组织提供。

组织和不平等：阶级、性别、种族

重要的是记住，性别与种族、阶级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范畴一同构建了个人生活的复杂性。

——Kerry Ferris and Jill Stein，The Real World（2012），257

虽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审视美国新阶级结构的性质和后果，但我们也意识到不平等有许多表现。我们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大范围的以阶级、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形式，这些不平等根植于并连接着大型组织，尤其是公司及其所控制的资源。

为了理解阶级起源和再生产的结构与过程，以及基于性别和种族/族裔不平等形式的结构与过程，我们首先关注组织。为了澄清和说明基于组织的因素如何成为这三种不平等形式的基础并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首先考虑这个问题：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人们加入稳定的、资源丰富的不同层次的组织并与这些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联系（如职业），从而获得与特权阶级成员资格相关的所有（或大多数）高级形式的生成性资本？简言之，组织政策和实践形塑了人们在各个层次上与组织建立联系的过程。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组织代表通常会要求组织政策和实践形塑与指导建立联系的过程（尤其是雇佣决定），保证依据精英主义原则运作。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此类政策实际上起到了看门机制的作用——在阶级、性别和种族偏见上。[29]

我们将管理建立联系过程的组织政策和实践视为由两个层面的“不平等脚本”组成：一个是正式的，另一个是非正式的。在正式层面上，这些脚本识别组织角色（如职业地位），并指定获得该角色所必需的正式文凭（例如，受教育水平、经验）。非正式层面代表隐蔽的维度，即由组织的看门人做出的建立联系的决定。在这一层面上，非正式资格包括阶级背景、性别和种族/族裔成员身份，这些都会成为决定从属关系的一部分。上层职位，或通往上层职业阶梯的职位，一般是通过非正式不平等脚本补充的，这些脚本选择性地使当前特权阶级成员的子女、朋友和同事处于优势地位。上层职位由高收入补偿，并与组织内漫长的职业阶梯挂钩，而这通常需要精英教育的文凭。具有特权阶级背景的人最有可能成功地通过组织从属关系过程，从而适应这些需要及产生高层生成性资本的组织角色。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妇女和黑人受到至少三种基于组织的不平等脚本的负面影响。第一，历史上，相较于工人阶级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妇女和黑人更有可能受雇于规模较小、资本较少的组织，从而获得更低的工资、更少的福利和更低的职业安全感。[30]第二，即使工人阶级妇女和黑人在资源丰富的组织中赢得了工作，他们也经常被雇用于被性别和种族隔离的职位。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工作场所存在这种隔离。妇女占护士的92%，但仅占医生的32%；妇女占法律助理的85%，律师的32%；妇女占秘书的97%，幼儿教师的97%，女佣的90%，食品服务业人员的71%。[31]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子的顶层职业是卡车司机、清洁工、保安、建筑工人、农场工人、厨师和园丁。受到性别和种族隔离的职业也是收入最低的职业。[32]第三，当女性或有色人种获得特权阶级职位时，晋升过程通常包括隐形的“玻璃天花板”和/或象征性雇佣。在一项研究中这些特征显而易见，该研究显示，白人男性相对于女性和黑人在特权阶级的组织职位上呈现比例失调。[33]处在管理职位的妇女往往被视为对工作和家庭有双重承诺，因此，妇女并不适合快车道型的职业。[34]受益于平权运动政策并获得公司高层管理职位的非裔美国人，往往被安排在与黑人消费者市场有关的种族化职位上，或处理基于政治的社区问题。[35]

在日常生活中，基于性别和种族而经历的不平等和不满情绪，使得工人阶级的男性、女性和有色人种更难认识到他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所具有的共同阶级利益。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与非正式、微观层次的社会脚本的联系相比，这种不平等根植于创造和延续了阶级划分的组织基础上的不平等脚本，并且与之联系更加密切。尽管我们将基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视为以组织为基础并受其驱动，我们仍然认为阶级不平等与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我们相信阶级不平等超越了性别和基于种族的不平等，并且有可能团结新工人阶级的所有成员，试图推动减少这三种不平等形式的变革。

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是真实存在的，其特征和经历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在最后一章会回到这些问题，并考虑它们如何有助于使我们关于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关注社会阶级对于理解影响当今美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的结构和趋势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回到阶级结构的问题上。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区分了新阶级体系的四个关键特征。

定义美国新阶级结构

向上流动的阶梯被拆除，美国——机遇之地，让位于逐渐加深的贫富两极化。

——Paul Craig Roberts，“The New Face of Class Warfare，” CounterPunch（July 13，2006）

在本章前面，图2.3展示了我们的基本观点，把美国新阶级结构看成一个有两个阶级的双钻石型体系。这个图确认了两个主要的阶级，但它没有确认或解释两个阶级体系的结构和过程，也没有告诉我们阶级结构如何发挥作用，产生了怎样的后果，阶级结构如何得以维持并合法化（让大多数人接受），或者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开始考虑这些主题，首先要确定四个重要的原则，涉及界定美国新阶级结构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在第3、4、5章中我们会详细地考察这四个原则中的每个原则。从第6章开始一直到第14章，我们将考察对新阶级体系极为重要的主要结构和过程的其他相关主题。

（1）新阶级结构扎根于“新经济”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与工作场所有关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重塑了蓝领和白领工人的生活。这些变化通常被描述为“新经济”的一部分。1982年《美国的去工业化》一书聚焦于新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该书由巴瑞·布卢斯通（Barry Bluestone）和本尼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撰写。两位作者把去工业化定义为：“在国家生产能力基础上广泛地、系统地减少投资。”[36]这个术语指的是，公司政策导致美国经济的传统优势领域核心制造业活动的衰退，如汽车、钢铁、纺织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业大公司的执行官们着手制定决策，重置资源并将其投入能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的方面，这通常导致在美国的工厂关闭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这些决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制造业失去了数百万高薪工作岗位。

紧随去工业化之后的是公司各种形式的重组，如“裁员”。裁员的焦点是通过减少雇员数量来降低成本，这些雇员通常是作为中层管理者的白领、数据输入员和客户呼叫服务中心的员工。借助以计算机为基础的需要较少人工的工作，以及通过将许多工作转移给其他国家的低薪工人，这些工作被削减了。

几十年去工业化的综合效果和其他的公司重组业务（如裁员），对那些曾经稳定且有保障的工作——制造业中的工会蓝领工人和白领监督员曾经从事那些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政府贸易政策的扩张和国际劳动力的出现，促进了这些工人所拥有的“中产阶级”工作的衰落。在第3和第4章中我们要讨论“新经济”的国内和国际维度，并考虑二者如何参与重塑美国阶级结构。

（2）中产阶级正在消亡

如前面所说，功能主义的阶级结构观点展示了一个“夹心蛋糕”的阶级差别图像。这个图像促使我们认为，有一个“中心”或者有一个大的中产阶级处在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位于中间的不同的群体也许觉得自己比位于他们之下的群体“状况更好”，他们也许看到了通过提升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或收入水平而向上流动的机会。

和大多数美国人持有的观点一样，功能主义认为阶级结构包含一个更大的中产阶级。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尽管经历了“新经济”、工厂关闭和金融危机，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然而我们认为，与证据显示的恰好相反。第5章的标题“中产阶级如何消亡”，提供了我们关于中产阶级命运的观点。我们将在那一章中看到，大量的证据表明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在我们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除非美国人有稳定的工作和安全的金融资源，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接近上述条件的情形大概出现在一代人之前，而不是今天这代人。我们将在第5章就正在消亡的中产阶级这一话题做更详细的讨论。

（3）阶级结构两极化和固化

阶级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一个人今天经历的不平等提供了决定未来的条件。大多数针对阶级结构的讨论都忽视了其持续性，而把一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视为临时的和永远变化的。机会平等的信仰也被称为美国梦，即无论生活从何处开始，通过努力工作和教育都可能实现向上流动。同时，美国人倾向于把“社会阶级”视为美国社会中一个不断变化的部分，如同不断变化的收入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新的工作领域正在出现，并且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总之，阶级差别受欢迎的形象是，它们是暂时的和不断变化的。但实际上，对美国的新阶级体系来说，这一观点太离谱了。

塑造阶级结构的“游戏规则”同样有助于其自身的再生产。让我们来考虑那些“规则”中的几条，看看它们如何起作用。第一，我们的法律体系授予公司关闭工厂并把工厂转移到海外的权利，却没有给工人工作的权利。第二，精英阶级几乎拥有无限的积累财富的机会 （如大量的消费和投资资本）。如我们在第6章和第9章所见，积累的过程基于税法，因为税法偏袒富人，支持富人利用各种漏洞避税，并且投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些都使富人变得更加富裕。在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顶层20%的人口占有的净资产和金融财富的份额令人咋舌。这种在财富上异乎寻常的差异不仅为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提供了证据，而且为阶级结构的持续性打下了基础。因为财富通过代际传递，特权也因此被转移到下一代，继承法和不动产法使得这种做法成为可能。第三，在美国，所谓的机会平等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教育体系提供。然而每个考虑过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所受教育质量的人都知道，这与父母的阶级地位有关。正如我们在第11章所见，主要服务于穷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学校，其硬件设施、图书馆、实验室、学术项目和教师都是最差的。一些通过了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公共教育的孩子能够考虑某些中学之后的教育。但在这里，游戏又被操纵了。上大学与支付学费、住宿费和寄宿费的能力有关。即使是费用较低的专科学校或者社区学院，其学费也超过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大学入学率与支付能力无关，但考虑到他们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低质量的教育经历，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也不太可能将大学视为一个现实目标。

这些“游戏规则”与“新经济”以及重塑阶级结构的其他结构和过程相结合，促进了与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有关的三种影响的产生。第一，与不远的过去相比较，今天的阶级结构被更加尖锐地分为两大极化的阶级，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第二，处于特权阶级还是处于新工人阶级，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父母的阶级等级——“有其父，必有其子”。第三，个体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社会背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呈下降趋势。在第5章中，我们将检验与这三种影响有关的最新证据，包括从我们关于代际流动研究项目中得出的结果。

（4）阶级间有冲突的利益

在功能主义“夹心蛋糕”的阶级结构理论中，每一个阶级都被视为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有价值的资源，如教育、职业技能或收入。每个阶级的成员也许渴望超越自己所在阶级的成员。对低于自身阶级的成员，他们也许持有负面看法和偏见。但在这一理论中，阶级之间在根本上并不是对立的。当然，时常会有这样一种疑问：为何某些阶级的成员会由于特定的政治候选人的社会或经济政策而可能支持或反对他们？但这些联盟或反对观点被视为与不断变化的问题有关，而与阶级利益无关。

我们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思想，即强调剥削和统治在阶级关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今天的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有着根本不同和对立的客观利益。这意味着，当一个阶级改善自己的处境时，另一个阶级的处境就会恶化。特权阶级的优势体现在其消费资本、投资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上，他们的享受以工人阶级的劳动为代价。任何使工人阶级的资源更加稳定的行动（如通过加强工作保障或增加工资和养老金等）将导致特权阶级损失一些资本和利益。考虑到对立利益的存在，预计特权阶级成员将努力增加他们的利益。第6章将全面探讨阶级利益冲突原则以及“阶级战争”的相关问题。

这四个原则是：①新阶级结构扎根于“新经济”；②中产阶级正在消亡；③阶级结构两极化和固化；④阶级间有冲突的利益。这些提供了理解当今美国阶级结构关键特点的基础。大多数美国人对不平等有较深入的理解，但对造成和延续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却知之甚少，因为社会阶级分析是一个禁忌话题，不能在美国进行公开讨论。虽然政府官员和公司媒体有时提到贫困、无家可归或收入不平等问题，但普通的美国人很少能够对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进行持续的讨论。因此，我们几乎从未被要求考虑这种结构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的，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合法化的，它的诸多后果是什么，产生的不平等又是什么，或者改变它的前景在何处。我们应该打破禁忌，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以上及后面章节中的诸多议题。

[1]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5（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814.

[2] 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Sylvia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4/2005（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96.

[3]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Plant Closings，Community Abandonment，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New York：Basic Books，1982）；James Crotty，“The Austerians Attack，” In These Times（February 2012）：17.

[4] Thomas Byrne Edsall，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New York：W.W. Norton，1984），120-29，151-78，216-19，228-42；Robert Perrucci，Japanese Auto Transplants in the Heartland（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4），23.

[5] Robert Perrucci and Carolyn C. Perrucci，America at Risk：The Crisis of Hope，Trust，and Caring（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9），18.

[6]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808-11.

[7] Kathleen Short，“The Research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201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U.S. Census Bureau （November 2011），6.

[8] 1969年、1979年、1989年和2000年的家庭收入数据来自Mishel，Bernstein，and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4/2005，88。

[9]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619.

[10] 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395.

[11]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360-61.

[12] Melvin Oliver，Thomas M. Shapiro，and Julie E. Press，“‘Them That’s Got Shall Get’：Inheritance and Achievement in Wealth Accumulation，” in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 15，ed. Richard E.Ratliffe，Melvin Oliver，and Thomas M. Shapiro （Greenwich，CT：JAI Press，1995）.

[13] Lauren A. Rivera，“Ivies，Extracurriculars，and Exclusion：Elite Employers’ Use of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Research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9 （2011）：71-90.

[14] Clifford J. Levy，“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Remakes Staff by Patronag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1995；Robert Granfield and Thomas Koenig，“Pathways into Elite Law Firms：Profess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 4，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Networks，ed. Gwen Moore and J.Allen Whitt（Greenwich，CT：JAI Press，1992）.

[15] Harold R. 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8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2） 376.

[16] Pew Research Center，“Inside the Middle Class：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 A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Report （April 9，2008），36-5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ewresearch.org （accessed February 24，2012）；Pew Research Center，“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August 22，2012），20-3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wresearch.org （accessed October 15，2012）；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Middle Class in America，”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January 2010），25-26.

[17] Gregory Acs，“Downward Mobility from the Middle Class：Waking Up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PA：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September 2011）.

[18] 参见Alan Neustadtl and Dan Clawson，“Corporate Political Groupings：Does Ideology Unify Business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3（1988）：172-90；Robert Perrucci and Marc Pilisuk，“Leaders and Ruling Elites：The Interorganizational Bases of Community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5（December 1970）：1040-57；Robert Perrucci and Bonnie L. Lewis，“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munity Influence Structure，” Sociological Quarterly30 （1989）：205-23；David Knoke，Organized for Action：Commitment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1）。

[19] Sam Pizzigati，“The Hedges Get a Trim，” Too Much（April 14，2012）：3.

[20] “Physician Compensation Report 2012，” Medscape（February 2012），2，4，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edscape.com （accessed June 4，2012）.

[21] “2011-2012 Physician Salary Survey，” Profiles（September 2011），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rofilesdatabase.com （accessed June 4，2012）.

[22] Nathan Koppel and Vanessa O’Connell，“Pay Gap Widens at Big Law Firms as Partners Chase Star Attorneys，”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8，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online.wsj.com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23]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Median Private Practice Starting Salaries for the Class of 2011 Plunge as Private Practice Jobs Continue to Erode，” press release （July 1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nalp.org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24] John Ciaran，“The Average Median Salary for a Law Firm Lawyer，” Houston Chronicle，August 7，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hron.com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25] David Herzenhorn，“The Story behind the Generous Gift to Harvard Law School，” New York Times，April 7，1995.

[26] Tamar Lewin，“23 Private College Presidents Made More Than ＄1 Million，”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2009；Graham Bowley，“At Brown，Spotlight on President’s Role at a Bank，” New York Times，March 1，2010.

[27] Mishel，Bivens，Gould，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280.

[28]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367.

[29] Barbara Reskin and Irene Padavic，Women and Men at Work（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4），ch. 4；Donald Tomaskovic-Devey，Gender and Racial Inequality at Work（Ithaca，NY：ILR Press，1993），ch.4.

[30] Reskin and Padavic，Women and Men at Work，ch.4.

[31]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Ratio of Women’s to Men’s Earnings by Occupation” （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ls.gov （accessed June 15，2012）.

[32]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Ratio of Women’s to Men’s Earnings by Occupation”；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ed Persons Detailed by Occupation，Sex，Race，and 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 （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ls.gov （accessed June 15，2012）；Reskin and Padavic，Women and Men at Work，140.

[33]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ed Persons Detailed by Occupation，Sex，Race，and 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Ratio of Women’s to Men’s Earnings by Occupation”；“Women CEOs in the Fortune 1000，” Catalyst（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atalyst. org （accessed May 5，2012）.

[34] Joan Williams，Unbending Gen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69-72.

[35] Sharon M. Collins，“The Marginalization of Black Executives，” Social Problems36 （October 1989）：317-31.

[36] Bluestone and Harrison，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17.

第3章 新经济和新阶级结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给我们的是华而不实的自由贸易协定。

——Jennifer Granholm，former governor of Michigan （2006）

2011年夏天，我们访谈了各个领域的美国人，询问了他们对经济衰退的看法。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70岁的退休人员，他在反思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说：“我想我们正滑向第三世界。”美国有可能滑落成第三世界国家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各国和人民望其项背，试图效仿并获得美国人享有的繁荣与民主的标准和灯塔——“山顶上的光辉之城”——发生了什么？

在这位70岁的退休受访者说出他可悲预言的几个月后，公司媒体天天都在报道，作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人占领了100多个城市中的公共场所。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始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截然不同，但两场运动都受到许多美国人对“一切照常”的深切不满的刺激。他们的这种愤怒，是针对联邦政府无视普通民众的需求，同时却卑躬屈膝地把纳税人紧急援助的、数以万亿的资金花在挽救华尔街的公司、银行家及对冲基金经理身上，正是他们的行为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

这些运动的基础源于多年来公众对美国主要机构的不满。2004年，一项盖洛普民意测试指出，61%的美国人担心自己会因为雇主把工作转移到国外而失去工作。2007年，78%的人认为经济“越来越糟”，2008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民意调查再次显示，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整体经济状况良好。[1]到2010年，七成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2012年，不到1/10的人说他们对国会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只有37%的人对总统有同样的信心。[2]

美国人对上述机构不断增长的悲观情绪和对工作岗位流失的焦虑，可能来源于公众对美国高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的认识不断增强，以及公共和私人政策在挽救现状上的失败。公众的这种担忧也可能因网络博客和社会公正网站等另类媒体的报道，或公司领导们一再宣布裁员而加剧。美国人在网络资源上获取的焦虑多于从公司媒体获得的，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高管们计划把计算机编程和软件设计的高技术职位转移给在印度和中国的外籍员工。这些故事让美国人更加意识到什么是“外包”，对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来说，外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作岗位转移到低薪国家。

公众对美国公司和联邦政府日益不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经历。人们身边有多年的“实际情况”，讲述一个国家衰落的故事，一个个渗透到日常意识中，告诉人们有些事情是错的的故事。这些事实的基础是什么呢？年长的美国人可能还记得，二战后，制造业在美国就业岗位中的比重达到了40%的峰值；1981年滑落至27%，然后在2010年降至8.1%。[3]结果，1979年至2012年间，有800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4]甚至更年轻的美国人也知道，2005年至2012年间，美国失去了2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5]

即使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整体趋势，他们也会知道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最近裁员的消息。毕竟，美国汽车工业曾经雇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如今依然在美国销售数百万辆汽车。但在2007年至2011年间，三大汽车公司裁员，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和社区带来了经济冲击，甚至导致更多“中产阶级”汽车工作岗位消失。“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从2007年的78000人下降到2011年的50000人。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从54000人下降到40000人。克莱斯勒雇用的小时工从40000人下降到22000人。”[6]

工作岗位的流失只是美国汽车工业及其工会工人遭受的一系列打击中最近的一次打击而已。自从20世纪80年代丰田、本田和日产等日本公司在美国建厂以来，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外国汽车制造商夺走。在此期间，美国总统和国会在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加入工会的美国汽车工人免受外国竞争方面做得很少。[7]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旗帜下，外国汽车制造商首先被允许其出口产品无限制地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然后被鼓励在美国建厂，在那里与非工会工人一起生产汽车。

如果所有这些打击还不够，再看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衰退对美国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数百万人看到他们的房屋贬值，他们的退休储蓄缩水或消失。失业激增，在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10%的峰值，1480万人失业。[8]作为衡量美国失业率的一个更广泛的指标，不充分就业情况甚至更糟。这里指的是失业者和那些已经停止寻找工作的人，以及那些兼职但渴望全职工作的人。2010年，美国不充分就业率为16.7%，包括2520万名美国人。[9]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0年使用了一项更为广泛的指标来衡量经济衰退对美国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劳动力大军中，有一半的成年人经历了一些与工作相关的困难，包括失业、减少工作时间或非自愿地转向兼职工作。[10]

在本章中，我们总结了过去40年的发展，我们认为其导致美国经济转型并帮助重塑了美国阶级结构。我们把这种转型称为“新经济”。新经济的出现由很多因素推动，包括大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公司所遵循的一系列做法，以及美国国会在两党的支持下制定并经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税收和贸易政策。美国新经济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过去30年变得更加明显。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集中讨论新经济的五个特征：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新技术、全球生产和跨国力量、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些特征不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更不是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相反，它们是由双钻石型阶级结构中占顶层地位的超级阶级的利益所塑造的，是精于算计的公司和政府行动的结果。

新经济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经济被视为“新经济”……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在1929年10月是如何结束的。

——Abby Scher，Dollars and Sense（July-August 2012）：12

新经济的五个特征包括关于经济如何最佳运行的抽象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构建的公司和政府实践与政策。受理论启发的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体现在经济活动、技术、全球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式中。我们首先回顾一个有助于强化新经济和证明其存在的主要理论观点。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哲学起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但它的当代版本来自20世纪早期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作品。[11]虽然这一观点的历史很有趣，但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它在联邦政府和大公司的经济政策和实践中的当代表现。今天新自由主义指的是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府和公司政策，其基础是“（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财政原则、低税收和小政府”。[12]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为所有人提供最有效经济生产和带来繁荣的唯一制度。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承认，在短期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和混乱（例如，失业、某些人的工作环境较差）；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被视为确保了所有人的自由与繁荣。[13]

理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方法就是对比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是与更大的社会相联系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商品价格和劳动力价值由政府监管，以确保对整个社会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例如，希望用新方法（用新技术）或在新地方（在其他国家）生产其产品的公司需要考虑这些决定对人民和社区的需要产生的影响。学者塞文瑞·布鲁因（Severyn Bruyn）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体制的发展和应用，强调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制度联系。[14]

与社会经济相比，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独立于更大的社会之外运行的。它将个人和公司视为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市场经济的提倡者声称，要使经济最有效就必须不干预那些确定商品、服务和工资价值的经济规律（或“定律”）。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如上所述，它需要包括不受限制的商品和服务自由贸易。它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而且它还包括这样一种观点，即大多数社会交换可以转化为货币价值。

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思想体系的主导。它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和公司高层领导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也延伸到州和地方领导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今天许多政府政策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政策包括公有资产私有化和严格限制政府支出（紧缩）的法律。私有化的基础是认为私营部门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管理各种公有资产。这种情况部分由于私人公司在管理公有资产时不必对选民或工会负责。紧缩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限制支出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并通过减少对政府“施舍”的“依赖”，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立。

虽然今天美国有众多私有化政策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例子，但全国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改革”。这项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包括努力“改革”公共教育，将其转变为私营企业。这些努力是由私人教育产业主导的，得到了几家大型基金会、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见第9章）等政策规划小组和许多政府官员的帮助和支持。驱动美国国家公立学校体制私有化背后的故事太长、太复杂，在这里无法详尽展开。即便如此，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公司媒体报道教育改革、失败的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的增长时，它们报道的是学校私有化利益、举措和政策的巨大冰山的最明显的特征。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从来没有被框定为一项旨在将学校改造成大型公司利润中心的私有化计划，但这恰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布什总统于2002年1月8日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大大促进了公共教育私有化的努力。该法案的影响，结合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沃尔顿基金会（Walton）、布罗德基金会（Broad）、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Michael & Susan Dell）资助的举措，推动了作者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称为“休克主义”或“灾难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即“摧毁公共教育体制，以便为私有化打开大门”。[15]现实情况是，“金融界现在越来越多地把美国的公共教育视为一个未开发的市场机遇”。[16]（推动公共教育私有化，也是精英阶级为侵蚀公共部门工会/联合资源及其政治影响力而努力的一部分。）[17]

国会许多“保守派”议员呼吁削减政府在各种所谓的“安全网”社会计划上的开支，如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这其中明显地体现了紧缩政策。还有人呼吁减少政府在住房和公共交通计划上的开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这样的计划往往涉及严重的浪费和低效，其好处难以证明。此外，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如果这些计划掌握在私营部门手中，那么以营利为基础来管理这些计划的私营部门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计划的潜在效益。

金融化

金融化“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移”。[18]这意味着大型金融公司、它们创造和出售的金融“产品”及它们衍生的利润日益主导美国经济。这也意味着，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大型金融公司及其产生和监督的金融交易已经或即将变得比所有物质商品和所有其他类型服务的生产更为重要。

金融化的崛起可以用一些有关美国经济的事实来说明。当我们观察财务利润占美国公司利润总额的百分比时，我们看到在过去的50年里财务利润有了很大的增长。1960年，美国金融公司的利润占美国国内公司利润总额的17%。这一比例在1987年上升到20%，然后在2005年达到44%的峰值，在2007年下降到27%（处于金融危机的边缘），2009年反弹至31%，2011年上升至33%。[19]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财务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在过去30年有所下降。1980年，美国国内制造业公司的利润占美国国内公司利润总额的47%。这一比例在1990年降至38%，2000年降至24%，2007年降至20%，2011年降至18%。[20]

当我们回溯当今最富有的美国人及其财富来源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福布斯》（Forbes）杂志每年都会公布美国最富有的400人名单。2012年，“福布斯榜单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96人）的财富来自‘投资’。这一数字是科技行业的两倍，科技行业是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人的第二大财富来源。在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近三分之一的人（123人，或30.75%）是通过房地产和投资发家致富的……福布斯400富豪榜上超过半数的人（208人）的财富来自四个领域：投资、科技、房地产和能源”。[21]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两段信息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金融化对美国的经济和最富有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将金融化与美国过去30年的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作者们在描述这种联系时指出：“（在金融部门投资的）结果是普通工人逐渐被排除在创收和薪酬设定过程之外……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对财务收入的依赖增加了，从长远来看，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高管的薪酬所占的份额增加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2]

联邦法律和监管政策（或者说缺乏类似的政策）促进了金融化的发展。在1970年到2006年间，华尔街的合伙人利用公司法降低了公司所有者个人责任风险，摇身一变成了上市公司，从而降低了持股公司高管的个人金融风险。这种转变导致一种“奖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员工可以自由地拿别人的钱去冒巨大的风险，以产生收入和巨额奖金”。[23]在第9章中讨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拉姆—里奇—布利法案（Gramm-Leach-Bliley Bill）］。该法案于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通过，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后者通过将投资和商业银行业务分开，阻止银行从事投机活动。[24]

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改变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将债务与资本比例从12∶1提高到2008年的33∶1，这也刺激了金融业的增长。[25]这意味着，银行可以以他们总资产的33倍来放贷。与此同时，国会和联邦监管机构都选择不参与任何有意义的努力，以控制“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集团等私人投资集团的活动。[26]这些不受监管的实体为富有的投资者提供了小型公共投资者无法获得的投资机会。另一个刺激增长的因素是联邦资本利得税的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的28%下降到2003年的15%，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15%（见第9章）。

随着利润和投资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业，受雇于金融业的华尔街高管和股票交易员的收入也在增加，导致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制造业利润下降的同时，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也在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中间收入的工作岗位消失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开始形成。

新技术：生产、通信、运输

把新技术引入现有的生产体系并非新事。它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在进行。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总会取代工人，但它也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对新工人的需求，被新技术取代的工人很快在新兴产业或者在新技术的办公室或工厂找到工作。在过去40年里，美国经济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巨大区别：新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其他国家创造的。让我们来看看新技术以及它是如何被使用的。

新技术的第一个特点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一个早期引进传统制造操作的形式被称为CAD-CAM，即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它代表“智能机器”时代的曙光，并被引入制造业、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客户服务以及中层管理岗位。早期的影响发生在制造业。它提高了生产力，同时减少了对许多现有工人或新工人的需求。[27]计算机还创造了组织工作和控制工人的新方式，例如使用计算机引导的工作进度控制和持续的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力测量。这就减少了对中层管理人员的需要，他们的工作是通过监控质量和生产力来监督机器操作人员。如果智能机器能在操作员落后于既定的工作效率或机器产出低于既定配额时通知操作员，那么使用人工监督员就不那么重要了。

新技术的第二个特点涉及基于计算机的电子通信，它能够与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员和设施进行几乎实时的协调和反馈。基于计算机的生产和电信的结合使得公司的总部能够在没有直接面对面接触和协调的情况下协调广泛分散的生产和库存控制活动。

新技术的第三个特点涉及运输系统的发展，它使原材料和成品的大规模运输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可能。大多数产品通过陆运和海运的货物运输工具来运输。在计算机跟踪和控制程序的协调下，标准化货物集装箱和运输起重机的使用，将昔日色彩缤纷的海港从船锚、绳索和码头装卸工人，转变为庞大的工厂式联运设施。这些大规模的城市作业利用了高架轨道起重机，这些起重机位于移动的钢骨架上，在运输车辆和临时存放标准化海运集装箱的运输平台上装运。[28]

运输过程始于挂车或铁路平台上的货物集装箱在生产地（通常是第三世界的工厂）装满产品，接着它们通过卡车或铁路运输到大型多式联运港口，在那里，高架起重机将它们先运到集散地，然后运上大型集装箱船。当船舶到达目的港口时，集装箱通过逆转装载程序卸货。然后这些集装箱通过铁路或挂车被运送到它们最终的消费市场目的地，通常是在第一世界国家。对于一些产品来说，运输过程涉及使用大型商用飞机，但是上面描述的基于陆地和海上的运输系统比空运更常用。在运输过程中，集装箱由计算机跟踪控制系统监测和控制，并与公司库存管理者保持不断的沟通。这就引出了新经济的第四个特点。

全球生产和跨国力量

上述新技术的结合使生产“全球汽车”成为可能，这种汽车的许多零部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如发动机、传动系统、电子产品），然后运往指定地点进行最终组装。所有的部件都得以“匹配”，因为它们是由计算机设计的，符合精确的规格和质量标准。同样的新技术结合也可以用于生产全球洗衣机或全球冰箱，等等。但即使是通过这种全球分散的生产体系生产复杂的产品，其利润通常也低于所谓的离岸和外包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产品，如汽车、电视显示屏、电脑和智能手机在低薪国家的工厂生产，这些工厂有时使用其他低薪国家的零部件（分散生产），但打算将成品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出售。然而，在低薪国家生产成品的工厂通常不是由美国公司直接拥有，而是属于“独立供应商”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生产带有美国标志性公司品牌和标识的产品的合同，如苹果和耐克。[29]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产全球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证实，这些理论支持公司调节的国际贸易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跨国（或多国）公司的资源被用来服务本国和国际精英，以帮助制定促进双向贸易的政策。在美国，已生效的贸易政策鼓励制造业向工资更低、环境法规更有利的国家转移。例如，1993年颁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承诺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结果正好相反。[30]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建立出口加工区，在这些地区建立的工厂获得优惠的税收协议，以换取生产仅供出口的商品。[31]

选择在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更多的动机，因为有很多方法可以拖延、阻止和避免交税。作为建立或扩大海外业务的额外激励，美国跨国公司的雇员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总统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这乃是极大的讽刺，因为不到一半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员工是在美国工作，而且伊梅尔特还主持了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关闭和裁减了34000个工作岗位。但这还不够，2009年通用电气公司不但没有对108亿美元的收入缴纳联邦所得税，而且“实现了11亿美元的税收优惠”。[32]

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或多国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耐克和微软，其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公司庞大的规模为其高管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巩固了公司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正如我们在第8章里所讨论的，美国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的政治权力部分来自这些公司及其高管对联邦政府各党派候选人，包括总统候选人的广泛竞选捐款（“投资”）。这种捐款是合法的，至少可以让大额捐款人“接近”联邦政府官员和机构任命的人。[33]

跨国公司共同体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多国公司的力量。多国公司通过内部连锁的董事会成员和财务关系，有可能协调行动，并对其业务所在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管理机构施加影响。这些进展表明，跨国公司高管可能代表着新兴全球权力精英的核心。[34]一项对1983年和1998年《财富》全球500强公司中内部连锁董事的研究发现：“内部连锁董事的总数明显增长，跨国公司之间关联的增加甚至更多。”[35]另一种理解跨国资本主义崛起的方法，着眼于跨国工业公司和国际银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内部连锁关系。莱斯利·斯科拉（Leslie Sklar）探讨了一种如何将跨国公司和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共同的意识形态。[36]

二元劳动力市场

要理解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普通的美国人描述“好工作”和“坏工作”的特征。他们也许会说，一份好工作是有保障、工资高、提供许多福利、有晋升机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领域都会有所改善的工作。相反，一份糟糕的工作可能被视为一份支付最低工资、没有福利（或福利很少）、没有保障、前途渺茫（走进死胡同）的工作。这就是社会学家日常话语所描述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简单的含义是美国的工作分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好工作）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坏工作）。按照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还有一个中间劳动力市场兼具好工作和坏工作的特性。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如何分配的观点，其不同于第1章所述的阶级结构的功能主义模型。在功能主义模型中，获得好工作的人有着更多的人力资本，比如教育、技能和工作经验。功能主义模型还认为，拥有好工作的人更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或更有价值的技能，所以他们才值得更高报酬的工作。简而言之，人们得到好工作或坏工作的原因是他们的特点不同。得到好工作还是坏工作取决于个人特点的差异。依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存在和程度大体取决于经济结构，包括工作所在地工会的权力；这些结构性因素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37]

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观点来看，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公司相比于小型、利润微薄的公司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分配给员工。如果大量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强大的工会，那么他们就会比没有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得到大型高利润公司为工人提供的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随着工会的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高工资的“模式”可能会扩散到高利润公司或资源丰富的非营利组织的非工会工人中。[38]在这一模式下，拥有一份好工作与工人个人资质或工作经验关系不大。

如今高利润的大公司并不总是为他们的大量工人提供好的工作（如沃尔玛），但是，比起那些小型、低利润公司，这类公司有资源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工人能够从大型、高利润的公司获得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关键影响因素是社会上组织化劳动力的力量。这股力量直接关系到工人在集体谈判协议中所占的份额。[39]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工人不太可能组成强有力的工会，迫使雇主就工人提出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等问题进行谈判，并至少做出一半让步。

本书三位作者的工作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组织资源和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力量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和工作质量的。我们三位都是大学教师，拥有终身教授的头衔。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我们的工作属于初级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职位提供了工作保障、满意的薪水、充足的福利和大量的工作自主权。虽然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越来越少的大学教师有机会复制我们的经验和职位。就在十年前，四年制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终身教授，但到2010年，“近64%的教学人员……（没有）资格获得终身职位……所有学院约70%的教学人员与终身教授无缘”。[40]大多数非终身教职的教师没有工作保障，他们通常比终身教职的教师挣得少得多，他们可能得不到养老或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总之他们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

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中，即使是在资源丰富的大学里，非终身教职的教师比例增加了呢？答案看起来与资源没有多大关系，而与美国工会的力量衰落更为相关。最近的研究表明，强大的工会“有助于道德经济，其使公平薪酬的规范制度化，甚至包括非工会工人”。[41]所以说，我们（作者）很可能是工资与福利“模式”的受益者。在过去，这一模式凭借道德经济从高度工会化的工作场所传播到大学。随着工会的衰落，大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也在下滑，这并非巧合。

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美国由来已久，但近40年来，劳动者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日趋两极化。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是在新经济中，雇主对工会敌视的加剧。[42]结果是美国工人中的工会成员的比重急剧下降。工会会员的比例从1973年的24%下降到2012年的11.3%，是80年来的最低点，目前只有6.6%在私营部门的工人加入工会。[43]由于越来越多的雇主在工人的工作保障、工资和福利方面不受工会合同或“道德经济模式”的约束，这种下降大大促进了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增长。工会成员的减少和强大工会支撑下的道德经济模式的消逝，都导致非标准化工作岗位的增加，包括兼职、临时工和合同工。[44]

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双钻石型阶级结构

二元劳动力市场部分反映在第2章所述的双钻石型阶级结构中。钻石型顶层包括资源丰富的组织中有保障、高薪的专业和管理职位。这些职位上的人具有第2章中提到的四种形式的高水平“生成性资本”（消费、投资、技能和社会资本）。双钻石型结构的下半部分包括一些从事至少与初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相关工作的工人。正如第2章中表2.1的例子所示，这些工人大多属于“安逸阶级”。但在钻石型结构底部的大多数工人属于“不稳定就业阶级”。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不仅设想了两大劳动力市场类型（初级和次级），而且设想了公司（或整个产业）雇员的两种类型，一个是“核心”工人，另一个是“边缘”工人。高管们认为，前者对公司运营至关重要，他们薪酬相对较高，以鼓励他们认同公司，尽量减少他们的流失。在管理层看来，后者对公司运营没有核心岗位那么重要。结果是边缘工人的工资更低，获得的福利更少，常常间歇性地被解雇，几乎没有或缺乏工作保障。[45]他们可能直接作为公司的“临时工”，或者通过中介公司雇佣成为合同工。

在新经济中，多数大公司（和整个产业）更多地实行双重体制，与以上所描述的核心和边缘划分相类似，即使雇主采用不同的术语来界定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类别。这种就业安排体现在处于我们的双钻石型阶级模型的钻石型底部的新工人阶级所从事的工作中。在以下两节中，我们将探讨两层就业类别如何运用到新工人阶级选定的分工中。

核心工人

如上所述，下层钻石型结构中靠上的工人属于我们所说的“安逸阶级”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大多数工人被其雇主视为核心雇员。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他们拥有对组织主要目标实现至关重要的技能、知识和经验，被公司的管理层视为核心雇员。就私营雇主而言，他们对创造收入和利润的活动至关重要。就非营利组织的雇主而言（如学校和某些医院），他们担当着组织存亡的核心功能。正因为核心工人对雇主的价值，他们合理地获得较高的报酬，享受着一定程度的工作保障。

但处在核心并不等同于成为特殊职业群体中的一员。公司也许会雇佣有高学历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他们中只有某些人可能被视为核心雇员。技术熟练的蓝领工人也可能是核心雇员。决定哪类工作和哪些工人被纳入核心，在私营公司是由高管来决定的；在某些非营利组织，比如学校，是由负责监督的民选官员来决定的。除了职位本身的福利外，身处核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核心工人的学历、技能和经验可以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与另一个公司的核心职位进行“交易”，特别是当雇主的收入减少导致裁员时。最后，核心工人的职位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同他们一样却被视为非核心的雇员。

边缘工人

边缘工人是我们所说的新工人阶级中“不稳定就业阶级”和“受排斥阶级”社会构成中的主体。不稳定一词指的是许多工人所在的这一阶级所拥有的雇佣方式。这个部分的许多工人所拥有的岗位取决于市场对雇主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视情况而定）。但这种需求往往随着时间变化而波动，很难被预测。所以，雇主只对雇用临时工或者合同工感兴趣。雇主们期望的是“灵活的劳动力”，可以迅速扩大或收缩。他们并不愿意为工人提供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

构成不稳定就业阶级中“雇佣劳动者”的工人们可能直接受雇于特定的公司或者组织中，从事标准的、全职的工作。但是，即使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也不大可能像“安逸阶级”一样，被安置在核心岗位。在“雇佣劳动者”分类中的许多工人都从事边缘工作。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拥有一种或多种“非标准雇佣”的雇佣形态，例如，兼职工、直接雇用的临时工、临时机构、个体经营者、独立承包商、钟点工或者是合同工。2006年，30.6%的美国工人的受雇类型属于“非标准工人”。[46]自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来，非标准工人的规模比重一直在增长。[47]

非标准临时工的一个典型就是现在所谓的汽车厂迁移——像丰田、本田和日产这样的日本汽车公司已经在肯塔基、印第安纳和田纳西等州建立了装配厂。这些公司在它们的工厂雇佣着2000到3000名美国工人，他们给工人不裁员的承诺以换取高生产力的回报，也期望以此阻止工会化。不过在一个雇佣2000名生产工人的典型工厂，不裁员的承诺针对的是初期雇来的1200人，其他的800名员工被列为临时工。所以，当由于销售疲软或库存过多需要减产时，裁员会发生在这些临时工而不是核心工人中。有时这些临时工甚至不是公司直接雇用的，而是通过像万宝盛华（Manpower）这样的中介机构雇用的。这些临时工实质上是不稳定的，需要时雇用，不需要时就解雇。通常情况下，从临时工到核心员工的永久地位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但由于大量工人迫切渴望一份工作，许多人还是在汽车厂做了多年的临时工。

如上所述，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作为“非标准工人”被雇佣。

这类工人的职业类型也是千差万别，有秘书、工程师、计算机专业人员、律师、经理和会计。他们可能被雇用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或项目，或仅仅作为低成本选择给公司提供更多灵活性。他们通常由临时工中介公司支付工资，享受不到公司的养老福利或者是保险项目。许多通过临时中介公司为大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也是被这些公司“裁员”的同一批人。下面一个被裁员工人的经历让人啼笑皆非，以此作为案例来说明边缘工人的不稳定就业阶级组成部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约翰·凯里，48岁，为太平洋电信公司工作了23年，去年12月公司裁员时解雇了他。两个星期后，一家将工程师外包给太平洋电信的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工作。

“我为谁工作？”凯里问道。

“艾德纳·罗杰。”打电话的人回答说。

凯里突然大笑起来。罗杰是刚刚解雇他的主管。“那是我的工作，”他解释说，“你们要用我来代替我自己。”[48]

上面所述的双重雇佣，阐明了在我们关于双钻石型阶级结构的底部钻石中的工人所经历的工作范畴与职业的关系。大多数处于钻石型底部的工人没有机会进入钻石型结构的顶部，但美国梦鼓励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只有核心工人才有微弱的机会进入特权阶级。而这种情况的前提是核心工人通常具备能够保障长期工作或成功创业所需的文凭、技能或社会资本。因此，他们可能有足够的额外消费资本（储蓄）进行投资，进而实现大量的收益。在第5章中，我们讨论了代际流动项目中的研究发现，展示与工人子女（作为成年人）跨阶级界线向上流动的前景有关的证据。

新经济：急性与慢性危机

金融危机和随后缓慢的复苏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是否美国……现在可能不会面临长期的停滞。

——Ben Bernanke，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August 2011）

我们对新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并就新经济如何作为新阶级体系的基础进行说明。但新经济并不仅仅是由五个不同部分组成的静态结构；新经济也是一种动态的力量，以急性和慢性的形式造成了当前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形式如同冰山。急性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淹没在水中的冰山凸出的尖峰。慢性的危机像冰山漂浮在水下的巨大体积，尽管很大程度上是隐藏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危险的、能造成巨大破坏的碾压力。

从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日益增多的“失业型复苏”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急性危机的形式。由于经济日益依赖使经济增长的金融化，其结果是引发一连串的经济泡沫和破灭。本世纪初的高科技股票市场的泡沫和崩盘印证了这一模式。特别是在2008年以及之后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很多美国人至今仍然面临的经济困难和问题。正如我们所见，慢性危机的形式不像急性的那么明显。它的核心特征是经济熵（entropy）：一个向下的停滞螺旋。伴随急性危机，它缓慢地、逐渐地，但却日积月累地侵蚀着好工作和教育机会。

2008年的崩盘：严重且反复出现的危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是对新经济引发的、反复出现的急性经济危机的最新提醒。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类事件是“新常态”，只要允许新经济以现有的形式继续发展，就会周期性地发生。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故事，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畅销书和文章（甚至电影）[49]的主题。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探索这个故事（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而是要指出很多学者用可信的论据支持他们所提出的观点，2008年不是一次孤立事件，美国的新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周期性的急性经济危机。[50]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与上面提到的经济熵的趋势有关。经济停滞导致大公司寻求更高的利润，尤其是通过金融化的“产品”和计划，导致经济泡沫和崩盘，然后是更加虚弱的经济复苏。

新经济在本质上是一颗“死亡之星”。新经济就是为了少数富人创造高额利润而设计的，确实如此。但是在新经济最擅长的运作过程中，却发出金融的死亡射线，不仅侵害了工人的工资，而且摧毁了整个中产阶级，摧毁了创造、支撑和维持它的基础性劳动力市场结构。新经济别无选择。它注定要遵循自己的本性，使用更深奥的金融产品［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称为“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的衍生品[51]］，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的利润，同时摧毁一切能够维持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雇佣形态。有关这颗“死亡之星”通过阶级战争和政治游说而出现的更多细节会在第6～9章中讨论。我们邀请你们届时加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隐藏的慢性危机

除了急性危机之外，新经济还在过去40年中造成了一场持续的、忽隐忽现的、如冰山般的慢性经济危机。造成慢性危机的“原因”和新经济的基本问题一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停滞。为什么增长放缓了？答案寓于新经济内在的系统性矛盾：“造成这种停滞趋势的核心原因是垄断公司的价格上涨幅度过高，如今价格迅速上涨，导致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吸收问题。”[52]用通俗语言来说，大公司能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竞争的情况下制定价格。而且意味着，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不太可能再投资于美国的商品生产或服务行业，因为工人工资相对于物价来说停滞不前，导致需求疲软。简言之，几乎没有工人拥有足以支持美国企业长期强劲扩张的工作。在寻求更高回报的过程中，公司利润越来越多地流向高风险、潜在高利润的金融风险产品（比如引发房地产泡沫的金融“产品”），或者投资到其他国家，因为作为投资者，投资到这些国家的回报高于美国。这种自我强化的停滞循环的结果是，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降至最低水平，而公司的利润（201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950年以来最高”。[53]

这场危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美国支付“生活工资”的工作岗位在过去40年来减少了。如果我们把“好工作”定义为每小时最低工资是18.5美元，并提供医疗保险和退休计划的工作，那么我们发现，2010年大约有24%的美国工人从事的工作符合这些标准，而1979年仅为27%。但在此期间，美国工人人均产出从1979年的69903美元升至103659美元（按2011年美元计）[54]。如前文所述，在过去40年里，汽车、钢铁和耐用品行业数以百万计的高薪工作岗位消失了。当每一次衰退来临，消失的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新的工作来替代。有人这样说过，“通常被称为‘失业型复苏’（即三次衰退后就业的微弱增长）实际上应该称之为‘无增长和失业型复苏’。”[55]

好工作的大量流失改变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就业前景，也抹去了多数工人及其子女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由于慢性危机的反复出现，许多美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的范围和结果。在这一时期有些新的就业增长；问题是，增长往往是在提供低工资和有限福利的服务行业。在这40年中，阶级结构被钻石型重新塑造，从钻石型的“中产阶级”结构转变为第2章所述的两极分化的双钻石型。

新经济造成的急性和慢性危机反映了促成财富从钻石型阶级结构底层向钻石型顶层大量转移的根本过程。但是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比处于钻石型顶层的特权阶级中的其他阶级获益更多。超级阶级（最富有的1%）获得利益最多。这一群体不仅在过去40年中经历了财富急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其在美国国内和全球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急剧增加。正如我们将在第6～10章中看到的那样，超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与它对强大的大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密不可分的。

结论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究促进和支持新经济和双钻石型新阶级结构的结构和过程。我们也记录了这种新阶级体系对美国顶层和底层钻石型结构的影响。著名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一段滑稽但发人深省的轶事，为我们在下一章探讨全球经济奠定了基础。纳德讲述了他在2011年被要求查看宾恩公司（L.L. Bean）的购物册，计划为圣诞节买礼物。他翻了这本88页的购物册，发现97%的商品都是由宾恩公司“进口”的。[56]这个小插曲是这几十年来“自由贸易”法颇具讽刺的案例，政府和大公司领导们承诺“双赢”的法律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是：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却没有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注意力从新经济转移到更大的全球经济。我们的目标是探索全球经济的增长如何改变就业与生产，如何加剧阶级不平等，如何让跨国公司、精英阶级和更大的特权阶级获利。

[1] “Americans’ Economic Pessimism Reaches Record High，”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6，2007；David Leonhardt and Majorie Connelly，“81% in Poll Say Nation is Headed on Wrong Track，” New York Times，April 4，2008.

[2] Jeffrey M. Jones，“Confidence in U.S. Public Schools at New Low，Confidence Also at New Lows for Organized Religion，Banks，and TV News，” Gallup，Inc. （June 20，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gallup.com （accessed October 4，2012）.

[3] Richard Henderson，“Industry Employment and Output Projections to 2020，” Monthly Labor Review（January 2012）：66.

[4] 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Databases，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Industry：Manufacturing，” November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 （accessed November 11，2012）.

[5] 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Databases，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Industry：Manufacturing.”

[6] Jane Slaughter，“Auto Companies Recover，but Jobs Are Harder，” Labor Notes（September 2011）：10.

[7] Robert Perrucci，Japanese Auto Transplants in the Heartland：Corporatism and Community（Hawthorne，NY：Aldine de Gruyter，1994）.

[8] 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338.

[9] 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第350-51页。

[10] Pew Research Center，“How the Great Recession Has Changed Life in America，” press release （June 30，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ewsocialtrends.org （accessed July 1，2012）.

[11] 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是他用来形容追随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在当代，哈耶克所称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已经演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定义本质上在美国现在变成了这个术语的反义。因为自新政起，“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包括政府对经济上的干预（常常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参考哈耶克的主张，见Christian Parenti，“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In These Times（November 17，2003）：18-21. See also Friedrich Hayek，Economic Freedom（Cambridge，MA：Blackwell，1991）；Friedrich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12] William K. Tabb，“After Neoliberalism？” Monthly Review（June 2003）：25-33.

[13] Parenti，“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14] Severyn Bruyn，The Social Economy：People Transforming Modern Business（New York：Wiley，1977）.

[15] John Bellamy Foster，“Educ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July-August 2011）：19.

[16] John Bellamy Foster，“Educ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July-August 2011）：7。

[17] 参见Peter Hart，“First，Bash the Teachers，” Extra！（September 2010）：6-7；Pauline Lipman，“Neoliberal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Monthly Review（July-August 2011）：114-27。

[18] John Foster Bellamy，“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October 2010）：2.

[19] 1960～2009年的数据来自John Foster Bellamy and Hannah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Monthly Reriew（May 2010）：5；John Foster Bellamy，“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Monthly Review（April 2008）：3。2011年的数据来自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Gross Domestic Product：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1 （Third Estimate），Corporate Profits：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1，” table 12，press release（March 29，2012）。

[20] 数据来源包括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5（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564；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518；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Gross Domestic Product：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1 （Third Estimate），Corporate Profits：Four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1”。

[21] Shannon Moriarty，ed.，Born on Third Base：What the Forbes 400 Really Says about Economic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Boston：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2012），15.

[22] Ken-Hou Lin and Donald Tomaskovic-Devey，“Financialization and U.S. Income Inequality，1970-2008，”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November 4，2011）.

[23] William D. Cohan，“How We Got the Crash Wrong，” Atlantic（June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theatlantic.com （accessed October 15，2012）.

[24] Bellamy and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13.

[25] Cohan，“How We Got the Crash Wrong”；Bethany McLean，“The Meltdown Explanation that Melts Away，” Reuters（March 19，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blogs.reuters.com （accessed October 15，2012）.

[26] Robert 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New York：Nation Books，2009），93-101，198-99，211-13.

[27] John V. Walsh，“The Myth of U.S.Manufacturing Decline，” CounterPunch（October 15，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 （accessed October 20. 2012）. 作者介绍了1947～2011年美国制造业的急速下滑。

[28] Evan Rohar，“Longshore Workers Block Trains，Shut Ports to Protect Good Jobs，” Labor Notes（October 2011）：1，14-15.

[29] “Foxconn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7，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topics/nytimes.com （accessed January 2，2013）.

[30] Roger Bybee，“NAFTA’s Hung Jury，” Extra！（May-June 2004）：14-15；Travis McArthur，“The Numbers Are In：Trade Deals to Deliver，” Labor Notes（November 2010）：11；Robert E. Scott，“NAFTA’s Hidden Costs，” Washington，DC：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May 21，2001）.

[31] John Sargent and Linda Matthews，“China versus Mexico in the Global EPZ Industry：Maquiladoras，FDI Quality，and Plant Mortality，” World Development37 （2009）：1069-82.

[32] John Miller，“No Fooling—Corporations Evade Taxes，”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2011）：11-12；Shahien Nasiripour，“Immelt，GE CEO，to Run New Jobs-Focused Panel as GE Sends Jobs Overseas，Pays Little in Taxes，” Huffington Post（January 2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huffingtonpost. com （accessed October 12，2012）.

[33] Robert Perrucci，“Too Big to Fail：A Network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48 （2011）：251-78；Gretchen Morgenson and Joshua Rosner，Reckless Endangerment（New York：Henry Holt，2011）.

[34] William Carroll and Jean Philippe Sapinski，“The Global Elite and the Transnational Policy-Planning Network，” International Sociology25 （2009）：501-38；David Rothkopf，Superclass：The Global Power Elite and the World They Are Making（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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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Leslie Sklar，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Oxford：Blackwell，2001）.

[37] P. B. Doeringer and Michael J. 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Lexington，MA：Heath，1971）；K. Hudson，“The New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Labor Market Dualism in the New Econom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7 （2007）：286-312；Earl Wysong and David W.Wright，“Family Friendly Workplace Benefits：Policy Mirage，Organizational Contexts，and Worker Power，” Critical Sociology24 （1998）：244-76.

[38] Bruce Western and Jake Rosenfeld，“Unions，Norms，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76 （2011）：513-37.

[39] Earl Wysong and David W.Wright，“Family Friendly Workplace Benefits：The U.S. Canada，and Europe，” Critical Sociology29 （2003）：337-67.

[40] Audrey Williams June，“Adjuncts Build Strength in Number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November 5，2012）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chronicle.com（accessed December 15，2012）.

[41] Western and Rosenfeld，“Unions，Norms，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514.

[42] Thomas Byrne Edsall，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New York：W.W. Norton，1984），151-78；Alejandro Ruess，“What’s Behind Union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2011）：25-26.

[43] 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Union Members—2012，” news release （January 23，2013），1；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Sylvia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6/2007（Ithaca，NY：IRl Press，2007），180.

[44] Arne L. Kalleberg，“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Part-Time，Temporary，Contract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6 （2000）：341-65；Arne L. Kalleberg，Good Jobs，Bad Jobs：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New York：Russell Sage Press，2011）；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ain，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Ithaca，NY：IRL Press，2009），252-56.

[45] Randy Hodson and Teresa A. Sullivan，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4th ed. （Belmont，CA：Thomson Wadsworth，2008），336-39.

[46]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253.

[47] Pew Research Center，“How the Great Recession Has Changed Life in America.”

[48] Ann Monroe，“Getting Rid of the Grey，” Mother Jones（July-August 1996）：29.

[49]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Paul Krugman，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New York：W.W. Norton，2009）；Henry Paulson Jr.，On the Brink：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New York：Hachette，2010）；Richard Posner，The Failure of Capitalism：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Robert B. Reich，Aftershock：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New York：Alfred Knopf，2010）；Nouriel Roubini and Stephen Mihm，Crisis Economics：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New York：Penguin，2010）.

[50] Tyler Cowen，The Great Stagnation（New York：Dutton，2011）；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The Endless Crisis：Ho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2）；Thomas I. Palley，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Stagnation（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51] 引用自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20。

[52]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The Endless Crisis，” Monthly Review（May 2012）：19.

[53] Rex Nutting，“Corporate Profits’ Share of Pie Most in 60 Years，” MarketWatch（July 29，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arketwatch.com （accessed August 14，2011）；Foster and McChesney，“The Endless Crisis，” 19-20.

[54] Mishel，Bivens，Gould，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333-34.

[55] Mishel，Bivens，Gould，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第325页。

[56] Ralph Nader，“Not Made in America，” Common Dreams（November 30，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ommondreams.org （accessed December 1，2011）.

第4章 全球经济和阶级不平等

就在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不停地把美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低薪、高压的国家如墨西哥等国的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两极分化，即其收入分配模式逐渐趋向于一个“香蕉共和国”的模式。

——Roger Bybee，“A Three-Point Plan to Save Democrats，” In These Times（January 2011）

就很多方面来讲，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美国既是参赛者又是“项目”本身。参赛者很容易理解，即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公司是竞技场内的“运动员”。而后者提醒我们，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工人以及消费者一样都会受到全球竞技场的结构、进程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通过联邦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和美国跨国公司来参与全球经济。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这类政策大多如同冰山，因为它们并不显见，除非它们产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影响。只有当全球经济造成的变化以一种显著而负面的形式直接影响美国的社区、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时，这些政策如冰山般的特质和力量才会暴露出来。

30年前，在我们研究20世纪80年代印第安纳州工厂关闭（现象）的过程中，我们直面了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调查的社区里，受到工厂关闭影响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是被煤矿工人带到井下去探测隐蔽危险的金丝雀。那些工人是第一批亲身经历众多工厂关闭浪潮的人，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都在这一浪潮中失业了。我们所研究的这部分工人的生活被改变了，而且几乎全都是负面的变化。但对下令关闭美国工厂的公司高管们来说，这一决定并非出自个人。它不过是在全球经济中做生意的一部分。

1982年12月1日，位于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Monticello）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电视柜生产工厂关上了大门，停止了生产。怀特县（人口数量为23000人）的蒙蒂塞洛镇有5000人口，自1946年起就一直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所在地。当地美国木匠和工匠联合会（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的3154名会员中有850名工人因工厂关闭而被解雇。美国无线电公司官方指出，生产成本过高和海外竞争是导致工厂关闭的主要因素。

被美国无线电公司解雇的工人的反应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表达了（两种态度）或是绝望，或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信心。一位工人满怀信心地说：“失去工作严重地冲击着你的安全感、庇护感、幸福感。然而，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充满希望和信心。我坚信，艰难的岁月不会长久，但坚强的人会一直坚强。这就意味着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身上需要许多的牺牲精神、更加坚定的信念以及适时而变的勇气。”以下是在对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人访谈中收集到的缺乏信心的观点。

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可能要卖房子度日，或者维持到我在这儿或其他什么地方找到工作。我在卡斯县、怀特县、卡洛尔县到处都找过了。没人帮助我们，除了因为电力公司要在3月份断电，信托公司（县福利）给了141美元。我的嫂子有时会帮我们，给些她存的钱，或者是她去年夏天腌的食物。工厂要的是年轻人。所有的工厂我都去过了。[1]

无论个人对工厂关闭的反应是充满信心，还是害怕或愤怒，被解雇工人大多的客观感受是，他们从“中产阶级”中被“抛弃”了。这些被解雇的工厂工人曾因为自己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有房、有车、有假期），而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很多人为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了20年，或者更久。他们有高工资、医疗保健福利以及体面的养老计划。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贷款买的）、小汽车、休旅车、船以及所有与中产阶级身份相关的家庭设施。在看似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消失后，美国梦的所有装饰物都受到了威胁。几个月之内，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加入了逐渐壮大的新工人阶级——80%的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美国人。

如上所说，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关闭的美国无线电工厂，是30年前工厂关闭浪潮开始席卷美国时被关闭的众多工厂之一。美国国会委托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有超过1100万名工人因工厂关闭、生产设备跨国转移以及裁员而失业。大多数被解雇的工人曾就职于制造业。随后，由美国劳工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委托对解雇工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986年到1991年之间又有大约1200万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之前主要受雇于服务业（大约790万人）。[2]数据显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被解雇的工人在寻找新工作时，往往会接受远低于之前薪酬的工资，甚至许多是兼职工作并且缺乏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3]

本章描述并阐释了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如何促进并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这一增长如何让处于特权阶级中较低地位的其他人获利。本章还使我们关注到，大多数从全球经济扩张中得来的好处是如何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随着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低薪国家的工厂，公司利润和股东分红在过去的几年中显著增长。同时，剩下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中工人工资的停滞或削减以及生产流程的提速，又进一步提升了利润和分红。国外工人的低工资加上削减国内工人的工资和提高生产效率，导致（工厂）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和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在这样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哪家公司不能产生更高的利润呢？

那么，不断增加的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答案是没有工人的份儿。他们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公司的利润大多以更高的薪水、奖金和其他福利形式分给了高管、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这种（收入分配）安排，即全球经济的自由市场应该使“风险承担者”和“创造就业者”获益，丰厚的回报完全是他们应得的。新自由主义还宣称，从长远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会从全球经济的自由市场中受益。在第10～13章，我们将看到精英阶级运用了一系列技术与手段，不仅为全球经济创造出的不平等收入分配（模式）提供辩护，而且分散了工人对这些不平等的注意力。当然，如果辩护和分散注意力都失败了，超级阶级就会举起最终的王牌：武装起来的国家。他们控制着暴力手段（军队、国民警卫队、警察、情报及安保机构），可以用这些手段来镇压任何闹事行动或者大规模的严重抗议活动。

创造全球经济：通往公司利润之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时代，被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由跨国公司网络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超级国家”中心。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2000）

全球经济的存在并不新鲜。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和其他人一直认为，“世界经济体系”自从15世纪开始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4]今天的全球经济不同于早期版本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大型跨国（或多国）公司在组织和控制全球贸易上的关键意义。在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有时会与那些和国家政府利益及政策紧密联系的公司，共同担任组织全球贸易的主要角色。相反，当前阶段见证了无国无家（stateless and homeless）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实体没有与任何特定国家政府联盟，也没有对任何特定地理区域、社区或居民承担长期义务。在二战前，一些公司就呈现出无国特征，但直到1945年后，真正的无国无家跨国公司才开始兴起。到了21世纪初，这样的公司在全球几乎随处可见。

当二战于1945年结束时，除一个国家，其他卷入战争的工业国家都经历了（战争对）健康经济（即能够为本国居民提供充足的食品、住房和衣物）所需的工业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摧毁。尽管所有参战国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唯独美国的经济体系比战前更为强大，进而崛起。正如我们在第1章里指出的，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通过控制世界四分之三的投资资本、三分之二的工业生产力，主导着世界经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人担心，通过战争动员激发的生产水平、利润和就业不能持续下去。出于对重返数十年前大萧条时期经济停滞和失业状况的恐惧，美国开始寻找一种能够维持其在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上主导地位的新经济政治体系。[5]

这个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美国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到了70年代的中期，西欧和亚洲被战争摧残的经济稳步改善，使工业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平衡发生巨大转变。此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苏联的2倍（在1950年是其4倍），接近德国的4倍（1950年是其9倍），不足日本的3倍（1950年是其12倍）。随着众多国家和美国一起生产全球的商品，美国的增长开始放缓。由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生产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便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工农业产品。

利润的下滑和“解释”：20世纪60～70年代

美国大公司的利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持续（稳步）下降。1959年美国公司的平均税后利润率为8%；这个比率在1969年下降到了7.8%，1973年为6.1%，1979年为5.1%。[6]美国精英阶级非常担心利润率的下降，因为这影响他们从股票、债券、分红或其他投资中积累财富。利润率下降还通过高通货膨胀率蚕食了消费资本的购买力（例如，报酬）和投资资本的实际价值（例如，股票、债券的价值等），间接地影响公司、管理者以及专业人员的报酬。为了解释利润下降的原因，商业领袖和公司媒体列出了常见的疑点。

其中，主导性的“解释”是，有组织的劳工权力导致美国的产品无法在全球经济中竞争。这一权力体现在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生活成本调整，即随着通货膨胀（有时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而增长的工资。工会对劳动规则的控制同样使得管理层难以采用创新型管理方法提高生产力，降低对劳工的依赖。怀疑清单上的下一项解释是关于美国工人的，该解释声称美国工人自身的职业道德越来越差，造成产品质量低、成本高。美国工人被描绘成过分安于现状、不愿冒险，因此更不愿与快速发展经济体中有抱负的工人竞争。第三个怀疑对象是联邦政府针对企业颁布的一系列广泛的保护个人和环境的法令。公司高管们抱怨，为达到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对工作场所的标准，或者是环境保护局（EPA）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标准，而导致商业成本提高。[7]

企业领袖所提出的关于利润下滑的解释（自私的工会、懒惰的工人和政府的法令），被说成导致美国产品在全球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他们为攻击工会和工人工资提供了合法性，并将此作为大量工厂关闭以及资本流入低薪地区的原因。同时还把政府放到被告的位置，指责其没有意识到联邦法令强加给企业的“过度”开支。

《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经济版面内很少讨论美国重要公司高管的失职，来回应一些领域中不断增长的竞争，包括汽车、钢铁、纺织和电子领域在内的一些曾经由美国公司所主导的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口产品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但是到了198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中所占比重不足10%，但是到了1980年，美国生产的所有商品中超过70%的商品都要和产自国外的商品奋力竞争。[8]

美国公司没能遵循良好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市场份额的减少、竞争优势的丧失和利润的下降。公司高管们不是追求长期的解决方式，如投资更高效的技术、新工厂、研发以及新市场等，而是选择追求短期战略，即把短期利润的底线作为首选目标。这个目标导致公司海外投资、公司合并、工厂关闭、裁员和外包的增长。

创造新工人阶级

我们留在美国不是为了优化就业，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生产力。

——Intel executive，New York Times（May 11，2004）

当大型跨国公司关闭了美国的设备，在海外投资其他工厂或启动新设备时，其主要受害者是被解雇的生产工人以及为了更加努力地吸引新生意而增加支出、减少税收的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正在其他地方发展并扩大经营。他们的发展在金融、管理、计算机操作和信息系统领域创造了新的工作需求。大体上的形势是：制造工厂在萎缩，公司总部在扩充；蓝领工人群体在缩减，而高薪专业管理职位在扩张。

早在1982年蒙蒂塞洛镇的裁员发生之前，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其他社区和行业出现裁员。作为当今仍在运行的某些进程的组成部分，这类事件重塑了美国阶级结构，即从钻石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第2章所描述的双钻石型结构。为了应对公司利润的下滑，公司采取的第一步包括一个超级阶级领导的对高薪工会工人的打击，即减少他们在汽车行业、钢铁厂、橡胶厂和纺织厂的工作。这种重塑从80年代末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当这一战略扩大到不仅包括关闭和转移工厂，而且包括“重组和裁员”战略时，往往会直接削减白领工作。

在极为成功地把美国工厂关闭，将投资和生产移到海外，同时削减劳工和劳工成本（生产工人的数量以及他们整体的薪资福利）后，现在大公司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通过削减中层白领雇员来节省资金。20世纪90年代不再有关于“工厂关闭”、“资本流失”或者“去工业化”的头条新闻。新的战略是“裁员”、“规模优化”和“企业再造”，或者说，如何用更少的中层管理者和职员来完成等量的工作。

裁员

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失业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一些为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高薪（40000美元或更高）的人，打击最为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失业对生产工人的影响，被“解释”为全球竞争的压力和在低薪地区进行生产的机会。对20世纪90年代白领工人裁员的“解释”，或是新技术，或是组织重构（redesign of the organization）。一些中层管理者和监督员被追踪职员工作的新计算机系统所取代。同样是这些计算机系统，削减了对中层管理者的需求，他们原本负责为上层决策者收集、加工和分析数据。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大型知名公司的裁员风暴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需要新的职业来接纳受害者。因此“再就业专家”被创造出来，好让公司冠冕堂皇地去面对裁员决定，即解雇大量雇员，有时甚至高达上万名。这种新型公共关系类工作的任务就是让公众接受：裁员是公司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求生的一种正常生活方式。他们的工作也同样会帮助被裁员的中层管理者调整情绪继续生活。

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人力资源开发手册》（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andbook）为再就业专家提供的行动哲学是：“如果组织要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体继续发展，那么就要把不需要的人力分离出去。在当今全球竞争的世界里，其他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而且很可能会成为公司未来生存的威胁。”[9]2009年的好莱坞影片《在云端》（Up in the Air），以艺术再现生活的方式，演绎了一位专业“终结者”［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出演］的故事，他游走于全国各地，解雇那些公司想淘汰的中层管理者。雇用专业终结者，能够让公司高管不必经历解雇他们长期同僚的不便与压力。在现实生活中，公司使用外部职员来担任克鲁尼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

裁员常常被企业高管视为面对竞争的一个合理回应，因此也是更好地服务投资者并最终服务自己雇员的方式。阿兰·唐斯（Alan Downs）在他《公司处决》（Corporate Executions）一书中公开挑战为解雇百万工人提供辩解的四个盛行神话。[10]第一，公司裁员不一定以减少劳动力而告终。通常情况下，裁员之后往往是雇佣新工人。第二，唐斯对被裁员工人因专业技能过时而往往生产力最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发现，裁员不一定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三，因裁员而损失的工作并没有被具有更高技术和工资的工作所取代。第四，宣称公司在裁员后盈利增加而工人也因此受益的，只有一半是真的，许多裁员的公司确实报告说公司有了更高的利润并获得了比从前报告的更高的公司股价，然而却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利润以更高工资和福利的形式分给了雇员。在对这个四个神话提出挑战后，唐斯得出结论：裁员的“丑陋真相”就是公司为了降低工资，提高利润而进行的自身利益表达。

公司关闭工厂和裁员的决定对新工人阶级的影响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工作的稳定增长和相对低的失业率。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他频繁地提到在自己任职期间创造出了很高的新增就业率（并未提到这些工作主要是低薪服务类工作）和相对低的失业率。当然，正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过的失业率与不充分就业率之间的区别，官方失业率可能掩盖了关于国家经济健康（程度）的更多真相。

另一个看待失业率的方法是比较不同的收入群体。美国东北大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Studies）基于家庭年收入将美国分成了10个等级。2009年最高等级的家庭收入为150000美元及以上，其失业率为3.3%。下一等级的家庭收入处于100000到149999美元之间，其失业率为4%。最低收入等级的家庭收入为12499美元及以下，其失业率为30.8%。再往上一等级群体（12500到20000美元）的失业率为19.1%。最高与最低等级群体之间的失业率差异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各个等级的不充分就业率（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以及那些已经放弃寻找工作，但如果有机会仍会工作的人），最高等级群体为1.6%，最低等级群体是20.6%。那么处于最低收入等级群体中的一大半美国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未能充分就业。[11]

外包

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公司的全球“外包”战略成为削减美国工作岗位的常见手段。如今的外包利用互联网和新通信技术的功能，雇佣其他国家的工人来做以前由美国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工人可能被美国计算机公司雇佣在他们的客服部门工作。当堪萨斯州或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客户给计算机公司打电话求助以解决用户问题时，他们可能会与位于加尔各答或北京的客服代表沟通。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也可能会受雇于软件开发部门，而同时继续留在自己的国家，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支付给美国专业人员的很小的一部分。[12]

精英阶级竭力向新工人阶级解释并证实全球经济变化的残酷现实。我们被告知，“终身雇佣”已经过时了（反正这也从未实现过）。工人们还被告知，他们的目标是要获得“终身可雇佣价值”。同时，工人又被灌输，这些品质可以通过技能积累以及成为一个敬业的雇员而获得。甚至一度备受追捧的日本终身雇佣制（在若干公司）也瓦解了，正如十多年前《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报道所说的那样。[13]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企业媒体喉舌，其高层雇员属于精英阶级，本就应该作为美国裁员背后“看不见的手”加入传播全球经济神话的行列。而工厂关闭和裁员的受害者们则被鼓励将他们的困境视为经济学“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在过去40年中，政府领导人和公司媒体将美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转型也就成为新全球经济的正常运作方式。正如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称，这些变化代表着振兴美国经济的历史性机会。在1985年国会报告中，里根指出：“美国这种从农业进入工业，再进入服务业的经济发展进程是自然的变化。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服务经济这一转变一直是工业革命以来影响发达国家的最大变化之一。”[14]

一种对立的观点则假设美国经济转型既不是自然经济法则的结果，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跨国公司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和权力而精心运作的结果。当公司决定关闭工厂，并把工厂转移到可以找到廉价劳力和较少政府法令的海外地区，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提高利润，而不是单纯地应对全球竞争的要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很多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全球竞争，他们把压力施加在美国工人身上，让他们工作得更辛苦、更快，获得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公司媒体的权威人士或者主流经济分析师会承认这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他们通过把高薪岗位转移到低薪国家、裁员和外包来增加利润。

全球经济：贸易逆差和工作岗位

（美国）商品制造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损失了工作岗位，因此就业增长一直发生在服务业。

——Fred Magdoff，Monthly Review（June 2011）：35

主流媒体的权威人士和公司领导们就全球经济如何对商业和工人同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双赢”）的讨论常常聚焦于三个方面（你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内容和我们在第3章所呈现的新经济的某些特征有所重叠）。

第一个方面关注的是全球经济令人瞩目的变化程度，如高质量产品的新生产者出现在世界上一些被视为欠发达的地区。在计算机基础生产体系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得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可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与那些产于西欧和北美更发达工业经济体中的产品进行有力的竞争。

第二个方面涉及的是计算机连接的通信体系的产生，它为迅速的全球经济交易和相隔千里的跨地区经济合作活动提供了条件。基于计算机的生产与通信优越性，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分散化生产并将生产设备安置到世界各地。

第三个方面涉及一个庞大的、多样化并且有着五花八门技能的国际劳动力群体的出现。这个庞大的工人群体使得大公司能够从世界任何地方雇佣有能力且可靠的工人，从事从生产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医疗专家的工作。当公司与本土劳动力就工资和福利进行谈判时，这一劳动力群体的存在就赋予了公司巨大的灵活性。

公司领导们宣称这三个方面对全世界的公司、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好处。毫无疑问，这三个方面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进出口的扩展，同时增加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性。但为了提高欠发达国家的生产，建设工厂和基础设施所需的大笔投资往往来自外部资源。欠发达国家生产设备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工业国家跨国公司的总部。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国际金融交易发生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境内及彼此之间。[15]

美国贸易逆差与全球竞争？

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这些投资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比如，整个20世纪80年代，就美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口比较而言，美国是债务国。美国从其他国家买入和卖出之间的差距，被称为贸易逆差，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三十年了。在2005～201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显示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平均每年超过出口额约6100亿美元。这远高于90年代（平均900亿美元）和21世纪初（平均4900亿美元）的逆差数据。[16]不过，这些数字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全球经济正常运行的结果。数字显示，在2010年我们的商品贸易逆差对日本是600亿美元，对中国是2730亿美元，对墨西哥是665亿美元，对德国是340亿美元，对加拿大是285亿美元。[17]看起来似乎是这些国家的产品比美国生产得更好，所以美国才进口他们的商品而非自己生产。但这个结论正确吗？答案在于你如何计算出口和进口。

贸易逆差数据是基于收支平衡的统计，即计算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美元金额和外国出口到美国的美元金额。如果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美元金额超过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美元金额，就产生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看起来好像意味着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了美国，但事实未必如此。根据计算贸易逆差的方法，“美国收支平衡统计数字倾向于记录美国居民和世界其他各地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量”。[18]如果居民仅仅定义为进口来源的地理位置，那么美中之间2730亿美元贸易逆差中的一部分则是来自那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的商品。[19]那些美国公司成为中国居民，他们的出口被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如耐克公司有七百多个工厂分布于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这些工厂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是美国公司“生产”了这些出口商品。

因此，全球经济从外部“促使”美国公司维持低薪，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些美国公司所编造的，他们把生产工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非留在美国。这些行动也许会给那些在世界各地生产商品，然后出口到美国的美国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这样的行为对美国消费者也有好处，因为他们为来自低薪地区的产品支付的较少。那么那些由于要和“外国公司”竞争，而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涨过工资的美国制造业工人该如何应对？那些因为美国公司宁愿在外国建厂也不在美国建厂而未能在制造业找到工作的美国工人，他们又该如何？难道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创造“全球竞争”吗？

告别制造业工作，迎接服务业工作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将美国经济的重点，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这一转变通过削减制造业的高薪工作和许多中层管理岗位改变了职业结构，创造了一个双层服务工作体系（two-tiered system of service jobs）。该体系的上层由商业和专业服务部门的高技术、高薪工人组成，下层由护理和餐饮行业的低技能、低薪工人组成。从1997年到2012年，制造业的雇员下降了52%（从2470万名工人下降到1180万名工人）。[20]但在同一时期内（1983～2010年），管理岗位雇员增加了39%（从1070万名上升到1500万名工人）。[21]在2010～2020年期间，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就业预测呼吁继续削减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力增加高层商业工作岗位和专业服务业工作岗位。然而正如我们于第5章所分析的那样，在未来十年中，低技能、低薪的工作岗位将会成为大幅度增长的职业。例如，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所列2010～2020年期间，数量增加最多的10种美国新兴工作岗位（270万个）中，有5种只需要高中及以下文凭并提供“很低”的年收入（低于21590美元）。[22]

在这场社会经济转型中，有大赢家也有大输家。失败者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其工资自1973年起一直在下降。这些美国工人组成了新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工作，而且同时压低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工人的工资。[23]最大的胜利者是精英阶级，而更大的特权阶级也从中获益，因为位于这一阶级下层的群体的工作机会与收入也得以增大。公司的高管、管理者、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公司律师、会计师、计算机程序员、金融咨询师、保健专家，还有专业媒体人士在过去40年中都在收入和财富上得到了大量积累。联邦政府和两党民选官员们的立法行动推动了产生“大输家”和“大赢家”的社会转型，这些官员的收入、养老金、医疗和相关的“待遇”在过去的20多年里，同样得到了飞速增长。

无家的好处：无国跨国公司

在2000～2008年之间，美国百家顶尖跨国公司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资产比重、销售和外国附属公司雇佣的可观增长（某些情况下甚至增长巨大）。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Monthly Review（June 2011）：5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把生产设施从美国转移到国外的行动，并不单单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个能够使他们再次高产并具有竞争力的地方。美国无线电公司关闭在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的工厂，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它太旧了，即使再多的革新，也无法使其具有投资价值。也许有人会以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管会因离开印第安纳州已有35年历史的工厂，去寻找另一个也许公司能待上35年的新家而伤心。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他们就错了。跨国公司关闭美国工厂不是为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固定的家。关闭工厂反映出新型公司繁衍的商业逻辑——无家无国跨国公司，本章前面就已提到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厂关闭浪潮看似始于公司高管为应对利润下滑和全球竞争加剧带来的经济挑战而做出的回应。如此看来，这好像是为了保护股东投资和个人公司未来发展而做出的理性管理决定。尽管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这种目的，但很快就变得明了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空间分散型公司（spatially decentered firm）。这种形式的公司在产生更多利润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同时生产同一种产品；也可以将在全球多个不同工厂生产的零部件，在与零部件生产基地相分离的地方进行组装，从而生产出成品。尽管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这些新的跨国公司依然集中制定决策，这就允许他们能就生产、营销、国际投资和利润分配等事项进行协商决策。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借助计算机辅助的设计、生产和通信优势，管理部门可以在公司总部协调世界各地的研究、发展、设计、生产和营销决策，从而使这种拥有全球化生产、配送和市场体系的新公司得以成为可能。

2012年《财富》（Fortune）杂志认定的美国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按年收益）包括：①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4530亿美元），②沃尔玛（Wal-Mart，4470亿美元），③雪弗龙（Chevron，2450亿美元），④康菲国际石油有限公司（Conoco Phillips，2370亿美元），⑤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1500亿美元）。[24]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家大公司中的三家都是石油公司，但不论这些公司代表着什么行业，它们都由于在几乎各个大洲国家中的各种商业运作而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中。这些公司和其他许多与之类似的公司［从苹果公司、麦当劳、耐克到施乐公司（Xerox）］都不是偶然间成为巨型跨国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它们的超级阶级高管与他们的文凭阶级同僚以及许多特权阶级的专业和技术工人，利用了国际投资和生产机会的好处，包括雇佣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发展规模经济以及对美国税法的利用。

无国公司，如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汽车公司，一旦发现竞争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优越的汇率、更为友好的政府和更大的市场邻近性，就能够快速转移生产设备。由于这些优势只能通过全球运作来实现，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受到激励去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资本投资，其中大多是对低薪国家。这样做可以扩大跨国公司对生产地点的选择权，让公司不再轻易受到工人对更高工资和福利要求的压力。由于这些公司十分巨大，享受着与规模经济相关的优势——意思是说，比如因为购买的量大，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生产材料；因为借钱和还钱的数额大，他们可以支付更低的商业贷款利率。

就海外投资所获利润而言，跨国公司享受的税率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和国外税法的产物。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得利润，在大多数利润来源国的税率通常比在美国低得多。比如，“中国的税率是15%，爱尔兰的税率是12.5%”。[25]（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美国公司对本土利润都缴纳了官方所规定的35%的联邦税率——详见下一段落）。因为其他国家对公司利润适用的税率低于美国，同时美国法律为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所以许多美国跨国公司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海外投资。比如2000年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为2834亿美元，其中仅有7%投入公司的海外运营；但在2008年，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缩减”到了2300亿美元）的46%被投资到了国外。[26]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扩大海外投资的结果是增加了美国公司在海外收益的比例，而且不需向美国交税（除非它们流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于这些方面，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税收）所占比重下降了，而个人税收所占比重则在提高。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指出的，1953年美国公司所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占到联邦财政总收入的30%，但这一比重在2013年下降到了12%。

在过去几年里，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在联邦财政中所占比重下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公司针对美国利润所需缴纳的实际税率下降了。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各种国会行动的介入，这些国会行动都是在公司说客和美国税法中众多“漏洞”的逼迫下实现的。实际上，税法变得“对公司如此友好”，以致许多公司现在只需对公司利润缴纳极少的税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需缴税。一项针对美国250家大型公司的研究报告称，1998年24家公司共获得了13亿美元的退税，尽管其中也报告说（它们在）美国的税前利润为120亿美元。在1996～1998年之间，共有41个大公司至少有一年根本没有缴纳联邦公司所得税，尽管报告中同样指出（它们的）税前利润总额为258亿美元。[27]2008年美国审计总署（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一项针对公司所得税的调研发现，有超过一半（55%）的美国大公司在1998～2005年期间至少有一年根本没有纳税。“仅在2005年一年，这些公司中就有25%的公司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尽管这些公司的利润在2001～2005年之间翻了一番。”[28]近期，2011年一项由倡导公平纳税的团体——公民税收正义组织（Citizens for Tax Justice）开展的研究表明，280家最大的公开上市交易的美国公司为其利润所付的平均税率为18.5%，远低于35%的官方公司税率。[29]

如上所述，只要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不把赚取的国外利润带回美国，他们就不需要缴纳联邦政府向公司利润征收的税收。正如人们可能会怀疑的，美国税法的这一特征为美国跨国公司高管们提供了不将国外利润带回美国的强烈动机。从企业角度来看，把那些国外的低税利润进行再投资，比将其带回美国为联邦政府纳税更有意义。最终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公司利润不再是联邦政府的潜在财政来源。譬如，在布什政府开始执政的前一年，惠普公司有140亿美元未纳税的海外利润，医药巨头默克公司（Merck）和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分别有150亿美元和123亿美元未纳税的海外利润。意识到这些不断增长的未纳税利润，布什政府于2005年初提出，为这些公司提供一次性减税政策，以便他们将海外利润带回美国。这一提案提出对海外利润征收5.25%的公司税，而非35%的标准公司税率。[30]

联邦税收还有一项优势有利于那些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工作的雇员。比如，受雇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工作的高管通常会获得额外的补偿，如探亲假机票、医疗福利、住房补贴以及学龄子女学费。如果一位高管住在香港，他或她将会得到雇主支付的住房津贴（70000美元）、学费（40000美元）、探亲假机票（20000美元）（括号中为估计值）。海外雇员从公司得到的福利，要么不需向美国纳税，要么以很低的税率纳税。21世纪初的几年，联邦税法将海外收入的纳税起征点确定为80000美元，超过80000美元的收入才开始纳税。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期，一个在海外工作、年收入达到200000美元再加上130000美元额外福利（住房津贴、学费和探亲假机票）的高管，总收入为330000美元，但却只需为120000美元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31]这一给予跨国公司和他们高级雇员的“甜蜜交易”，进一步激励他们继续进行海外投资。如果总统和国会真的在乎对美国工人工作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应该通过限制跨国公司利用得到的税收减免来支付它们在其他国家雇员的工资费用，从而抑制离岸承包商的利益。

结论

政府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势在必行的政策是，不论付出何种代价，通过何种手段——财政、金融、政治乃至军事——都要保持股价不再下跌。

——David Graeber，Nation（September 24，2012）：22

反对超级阶级定义全球经济的议程被粉碎了，而且仅仅运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一些美国工会领导人和其他批判“自由贸易”协定、外国劳工以及跨国公司投资业务的人们发现，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广大的美国人听到。他们被美国公司的资源所淹没。如我们将会在第7～10章中看到的，商务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全美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国商会（the U.S.Chamber of commerce），再加上公司媒体和精英大学，这类团体在公共竞技场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些和其他由超级阶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大众舆论对国际贸易协定、劳工政策、公司投资业务的舆论议程与导向。异议者可能会被允许以一种有分寸的语气发表意见，但不能面向很多人，并且这种情形在“权力介入”动员一系列资源来消除或诋毁他们的观点之前不会持续很久。在读完第6～14章后，读者就会更好地理解，那些和超级阶级持不同观点或抨击他们利益的人，是如何以及为何被边缘化、被收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噤声的。

本书的前4章首先对塑造并推进美国新阶级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进程进行了界定和探究。这些章节也开始分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财富向精英阶级转移的过程。我们前4章的重心集中在美国阶级结构的历史、新阶级体系的本质与形态、新经济与全球经济，为进一步更全面地理解涵盖于其他章节中的广泛议题与资料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书的核心主题始终贯穿所有章节：美国阶级结构是（美国）社会宇宙的中心。它在社会世界中所产生的力场，如同物理星球中的引力一样强大。与引力一样，它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它也同冰山一样，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到它那些显而易见的特征，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生活事实的大部分结构与进程则是十分隐蔽的，除非我们仔细观察隐藏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表面之下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全球经济转向第5章的一个相关议题即“中产阶级如何消亡”。在你阅读第5章的时候，请记住，如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纠缠并困扰着吝啬鬼的圣诞幽灵一样，新经济、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也纠缠并困扰着美国中产阶级。但与狄更斯笔下《圣诞颂歌》中预示着幸福结局的幽灵不同，今天幽灵般的三位一体极大地促成了一个不幸的结局（迄今为止）：中产阶级的终结与美国梦的落空。

[1] Carolyn C. Perrucci，Robert Perrucci，Dena B. Targ，and Harry R.Targ，Plant Closings：International Context and Social Cost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88）.

[2]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Washington，DC：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1986）；Thomas S. Moore，The Disposable Work Force（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6）.

[3] Charles Koeber and David W. Wright，“W/Age Bias in Worker Displacement：How Industrial Structure Shapes the Job Loss and Earnings Decline of Older American Worker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0 （2001）：343-52；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The Low Wage Recovery and Growing Inequality，” data brief （August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elp.org （accessed October 5，2012）；John Schmitt and Janelle Jones，“Where Have All the Good Jobs Gon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uly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epr.net （accessed October 5，2012）.

[4] Daniel Chirot，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Immanua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Immanual Wallerstein，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5] 有关详细评论，参见Michael Stohl and Harry R. Targ，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Cambridge，MA：Schenkman，1982）。

[6] 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Sylvia Allegretto，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4/2005（Ithaca，NY：IRL Press，2005），96；see also Robert J. Samuelson，“Great Expectations，” Newsweek（January 8，1996）：31.

[7] Thomas Byrne Edsall，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New York：W.W. Norton，1984），132，151-78，216-19，228-42.

[8] Robert B. Reich，Next American Frontier（New York：Times Books，1983）.

[9] 引用自Joel Bleifuss，“The Terminators，” In These Times（March 4，1996）：12-13。

[10] Alan Downs，Corporate Executions（New York：AMACOM，1995）.

[11] Bob Herbert，“The Worst of the Pain，” New York Times，February 8，2010.

[12] Steve Lohr，“Offshore Jobs in Technology：Opportunity or a Threat？”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2003；Steve Lohr，“Debate Over Exporting Jobs Raises Questions on Policie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2004；Alan Reynolds，“Offshoring Which Jobs？” Washington Times，June 6，2004.

[13] Sheryl Wu Dunn，“When Lifetime Jobs Die Prematurely：Downsizing Comes to Japan，Fraying Old Workplace Ties，” New York Times，June 12，1996.

[14] John Miller and Ramon Castellblanch，“Does Manufacturing Matter？” Dollars and Sense（October 1988）.

[15] Noam Chomsky，The Common Good（Monroe，ME：Odonian Press，1998）.

[16]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793；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Census Bureau，Foreign Trade Division，Washington，DC （2005）.

[17]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808-11.

[18] John Pomery，“Running Deficit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Part I，” Focus on Economic Issues，Purdue University （Fall 1987） （emphasis added）.

[19]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808.

[20] 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Databases，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Industry：Manufacturing”（November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data.bls.gov/time series （accessed November 11，2012）.

[21]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5（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411；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393.

[22] Richard Henderson，“Industry Employment and Output Projections to 2020，” Monthly Labor Review（January 2012）：66.

[23] “Economic Focus，” The Economist（September 2，2006）：66.

[24] “Largest U.S. Corporations，” Fortune（May 21，2012）：F-1.

[25] Christopher Helman，“What the Top U.S. Companies Pay in Taxes，” Forbes（April 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orbes.com （accessed October 5，2012）.

[26] John Bellamy Foster，Robert W. McChesney，and R.Jamil Jonna，“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June 2011）：6.

[27] Robert S. McIntyre，“Testimony on Corporate Welfar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June 30，199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tj.org （accessed June 25，2001）.

[28] John Miller，“No Fooling—corporations Evade Taxes，”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2011）：11-12.

[29] David Kocieniewski，“Biggest Public Firms Paid Little U.S. Tax，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November 3，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ytimes. com （accessed May 1，2012）.

[30] Edmund L. Andrews，“Foreign-Profit Tax Break Is Outlined，”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2005，B2.

[31] Kenneth Bradsher，“For Workers Sent Abroad，a Tax Jolt，”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2006，B1，B6.

第5章 中产阶级如何消亡

美国曾经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现在我们贫富分割，不平等程度在高收入的民主国家中绝无仅有。

——Jeffery D. Sachs，“Why America Must Revive Its Middle Class，” Time（October 10，2011）

你是中产阶级吗？我们猜测，很多读者会回答“是”。在全国性的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是中产阶级。[1]很多美国人还说，就像美国梦一样，他们认为中产阶级也遇上了麻烦。近年来，众多学者和记者记录了这一阶级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2]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执行备忘录，建立了“白宫中产阶级工薪家庭工作组”，此时“中产阶级面临问题”的议题已经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焦点。[3]该工作组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中产阶级工薪家庭确保一个安全的未来”。[4]自那以后，在工作组的年度报告中，奥巴马政府宣称，已推行了重要的政策措施，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实际的支持。[5]但根据我们对报告中提出的“证据”的审查，我们的结论是，工作组发起的政策在支持中产阶级方面更多的只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我们发现奥巴马政府没有落实重大的公共政策，给中等收入的美国人提供一种实质性的、有保障的、长期的物质支持。事实是，尽管工作组做出了努力，奥巴马政府也采取了更为全面的经济政策，但由于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被普遍视为试探性和脆弱性的“经济复苏”，多数人认为今天的中产阶级仍然受到了伤害，仍然处于困境之中。[6]

在我们看来，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处境远比“问题和麻烦”更可怕。依我们的观点，今天的美国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我们的美国双钻石型阶级体系中（第2章）不再有中产阶级的一席之地，因为在我们看来，当今的中等收入不再是中产阶级的充分条件。我们认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确在不久前存在过，但自那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发展，中产阶级已经消失了。[7]然而，我们不认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近来曾有过一个能保障中产阶级身份的“黄金时代”。劳动大军中的一些工会和非工会成员确实实现了适度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但很多其他美国人——尤其是穷人、单身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在二战后的时期，美国劳工运动在国会缺乏政治势力，无法通过立法来为所有的公民提供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工资”。相反，大型工业工会通过谈判签订了劳动合同，实质上是在大型工业企业内部创建了“私人福利国家”（private welfare state），使其成员几十年来享受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8]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工会赢得的中产阶级工资和福利方案，成为职场的模板，给无工会组织的雇主造成了压力，致使很多雇主向员工提供了类似的工资和福利方案。[9]

我们对中产阶级是否存在的看法不同于大多数美国人（如全国性调查所示），我们认为，这一分歧突出了探索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定义中产阶级，过去一些年里中产阶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阶级结构总体上有什么变化。因此，本章关注四个焦点。第一，我们考察中产阶级的含义，包括如何定义和测量。第二，我们研究了中产阶级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并考虑这些变化是如何对这个阶级产生负面影响的。第三，我们分析了中产阶级补偿性职业的就业机会和向上流动的结构性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第四，我们利用各种类型的数据，如收入分配的测量和最近的代际流动模式，来剖析阶级两极化（一个日益扩大的两个阶级体系）和阶级固化的趋势。本章的研究结果说明并支持了第2章中提到的新阶级体系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则：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两极化和固化的阶级结构。

本章展现的许多发现都集中于我们所说的不平等趋势上。我们认为，这些不平等趋势已经嵌入新经济并被其放大。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新经济本身并不是造成和推动这些趋势的原因。相反，就这些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它们处于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战争的状况之下——下一章将讨论这些问题[10]。本章要考察的主要的不平等趋势集中在收入（个体和家庭）、生产力、工作稳定性、医疗保险、退休福利、职业和受教育机会、收入集中和代际流动上。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些主题的探索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对“中产阶级如何消亡”的看法。

什么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反映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因素的一种社会建构。

——Gregory Acs，Downward Mobility from the Middle Class（September 2011）

为了考察不平等趋势是如何对中产阶级产生负面影响的，我们需要对这一阶级下一个定义，让我们能够确定它的基本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没有一个单一的、被广泛认可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一份名为《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报告承认了这种情况。该报告指出：“虽然在学术文献或大众文学中已有众多的提法，但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中产阶级的定义。”[11]我们对大量中产阶级文献的回顾证实了这一观点。在美国商务部报告提到的“众多定义”中，我们发现很多是由社会科学家提出的，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作为概念化、分析、定义中产阶级以及社会阶级的基础。除了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还发现新闻界、大众媒体、政府和公众舆论也有很多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如上面所引用的那样。[12]

尽管没有一个“单一公认的定义”，但为了开展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人们提出多种“操作化定义”（这些定义阐明了如何在实证研究中测量这一阶级）。在对大量和广泛的中产阶级文献的回顾中，我们发现用于研究中产阶级的不同方法使用了不同的操作化定义。在众多研究取向之中，学者、研究人员、记者和其他人使用的两种方法看来非常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即为中产阶级制定一个有用的操作化定义并考察不平等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个阶级产生的影响。这些方法是①“收入方法”和②“资源方法”。与这两个方法相关的第三种方法，我们称为③“机会方法”。例如，它在一些研究中被用来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中产阶级，以及如何影响该阶级的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13]

第一种方法主要指界定收入范围（以美元计），并以此为基础确认个人或家庭是否处在中产阶级范畴内。第二种方法考察人们除了收入以外，所拥有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被视为中产阶级成员的重要特征。例如，工作保障、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和有保障的退休福利。第三种方法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中产阶级补偿性职业的就业机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程度。对这类机会的概念化，形成了阶级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维度。

不同于前两种方法，机会方法不强调劳动者或家庭必须拥有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个人层面特点。相反，它要强调的是必定存在于更大社会中的结构特征，这是中产阶级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有了它，人们才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也许由此进入更富有的阶级。为中产阶级成员资格和向上流动奠定基础的结构性特征包括，例如，在私营和公共部门里有大量中产阶级薪酬的职业、能广泛提供和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项目。这种结构性特征对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至关重要。如果这些职位或教育项目不存在，则加入该阶级或超越该阶级的机会将不存在，那么这个阶级也就不会存在。

中产阶级：操作化定义

我们使用上述提到的前两种方法的变体，提出中产阶级的操作化定义，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①收入，②资源。通过测量这两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开始考察过去几年的不平等趋势对“中产阶级”的劳动者和家庭（如本章的操作化定义那样）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14]我们对中产阶级机会维度的操作化定义，确定了我们认为对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来说至关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以及这一阶级成员向上流动进入更高阶层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节将详细论述我们如何测量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我们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成员的资格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且区分出与两个基本要素和机会维度相关的“期望”。这些期望以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中产阶级成员的文化理想为基础。这类价值观和理想也是美国梦的核心，如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相当标准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期望……包括经济上的稳定、给子女更好的生活，以及当前这种有一定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相关文献指出，中产家庭强调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努力工作、做好计划，期待着有足够的积蓄来实现这些计划”[15]。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成员期待着他们的计划与努力“得到回报”，并在未来给自己和子女更好的经济保障和更美好的生活。简言之，他们期望着自己的努力能让自己和子女实现美国梦。

要素、机会和期望

就收入要素而言，我们将中产阶级年收入界定为每个个体劳动者或家庭3万至10万美元。[16]就资源要素来说，我们将那些由他们的雇主为其提供三种主要资源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定义为中产阶级：①稳定的工作任期，②全面的、低成本的医疗保险，③实质性的、有保障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17]关于机会维度方面，我们把机会界定为广大中产阶级成员都有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现实机会，其条件是社会具有三个结构性特征：①存在着大量入门级的工作岗位，给劳动者提供“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和资源；②在“中产阶级”或更高收入和资源水平上，为新大学毕业生提供大量和容易获得的需要本科学位的职业；③对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甚至更低）而言，只要达到相应的条件，就能在更高的阶级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18]

对应于收入要素，有三个基于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计中产阶级的收入会增加：①收入以超过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②收入将随着劳动者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③达到更高学历的劳动者（超过高中文凭）收入增长比例将明显超过通货膨胀率。我们定义的资源要素包含一种期望，该期望与这样一种观点有关，即认为中产阶级成员身份在历史上看就意味着稳定与安全。因此，随着时间推进，人们期待着中产阶级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前述三类资源也将不断增长。

三个期望与机会维度相关。这些平行于这一维度的结构特征，反映了美国梦中所体现的传统价值观和理想。第一，人们期望着在很长的时期内，有大量现成工作给寻找就业的人提供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与资源（即利益）。第二，人们期望新大学毕业生有大量现成的机会从学校直接进入需要文凭的行业和职业生涯。第三，人们期望有中产阶级背景（或来自更低阶级背景）、取得了必要的证书（教育文凭和工作经验）的大多数劳动者，有现成的大量晋升到更高阶级的机会，而且这种向上流动在这个阶级结构中很常见。

不平等趋势：中产阶级的收入、资源、机会

趋势很明了……下一代人可能会看到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Eric Michael Moberg，Class War（2012）

收入趋势

我们用三个图和一张表格开始分析不平等趋势，这些图表关注的是处于中产阶级收入定义范围内（3万至10万美元）劳动者的收入随时间的变化。虽然这些图表反映了长时段的信息，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过去35年至40年间（1970～2011年）显而易见的趋势。这些图表以2011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为单位，报告了所有年份的实际收入。[19]图5.1至图5.3和表5.1记录了1973～2011年间大多数“按收入计的中产阶级”美国劳动者所经历的三种负向的收入趋势。其趋势如下：①生产与无人监督工人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和每周工资减少（图5.1）；②全职全年工作的劳动者的年收入中位数下降（图5.2）；③大多数全职全年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劳动者（五分位分组中的四组）的年收入中位数下降（图5.3和表5.1）。

图5.1描述的是生产和无人监督工人的平均每小时工资（按2011年美元计算的实际每小时工资）下降了7.4%，即从1973年的20.97美元降到2011年的19.42美元。此外，平均每周工资从1974年的744美元降至2011年的652美元，降幅为12.4%。相比之下，1947年到1973年间，全社会的实际每小时工资和每周工资都呈稳定上升趋势，增幅均超60%。把图5.1中1973年（20.97美元）和2011年（19.42美元）的平均每小时工资乘以2000小时（考虑全年工作时长），可以估算出年平均收入。1973年为41940美元，2011年为38840美元。这两个数字都在我们定义的中产阶级收入范围之内，但工资趋势显然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期的那样与收入相关（即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速将超过通货膨胀）。图5.1的一个缺陷是，它没有告诉我们获得平均每小时工资或每周工资的劳动者是否被全职全年雇佣。所以我们不知道劳动者的实际年收入是否达到了我们上面估计的水平。想要更好地了解在过去35年到40年间，按收入计的“中产阶级”的全职全年的收入如何变化，我们要看图5.2、图5.3和表5.1。

图5.2展示了1959～2011年期间，所有全职全年受雇的美国劳动者的年收入中位数（以2011年美元计算的实际收入）。（这一组小于图5.1中用来计算平均收益的组。）图5.2向我们显示，全职全年劳动者的收入在1973～2011年期间下降了8.2%。实际收入从1973年的45748美元降到了2011年的42000美元。相比之下，这一群体的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在1959年到1973年期间稳步上涨，在这14年中增长了22%（从1959年的37490美元到1973年的45748美元）。

图5.3按五分位数呈现了1959～2011年期间全职全年劳动者的实际年收入中位数，并特别比较了1973年和2011年每个五分位的收入。表5.1提供了1973年和2011年（以2011年美元计）各个分位内中位数的平行比较以及每一分位从1973年到2011年期间的百分比变化。

图5.1 1947～2011年平均每小时和每周工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Labor，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CES）。

图5.2 1959～2011年所有全职全年受雇者的年收入中位数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1960 to 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图5.3和表5.1显示的信息揭示了中产阶级收入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2011年全职全年劳动者中有60%（第3分位和第4分位的所有劳动者和第2分位和第5分位中大约一半的劳动者）被划入我们对中产阶级收入的定义范围之内（3万至10万美元）。[20]第二，在这接近60%的全职全年有“中产阶级”收入的劳动者中的83%在1973～2011年期间实际收入有损失，而其余17%只有不大的增长。就第二个事实，我们可以在图5.3和表5.1中看到，在1973～2011年期间，在第2分位、第3分位、第4分位中的劳动者实际收入分别降低了10.6%、6.1%和0.5%。由于第2分位中的一半劳动者的收入高于3万美元，他们处在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收入的范围之内，此外就是第3分位和第4分位中的所有劳动者。这三个群体占据了所有劳动者的50%，占据了所有按收入计算的中产阶级劳动者的83%。在1973～2011年期间，他们都有收入损失。

其余17%的“中产阶级”劳动者，由包括第5分位的那些年收入中位数低于102400美元的劳动者组成（这一分位中的一半等于所有全年全职劳动者的10%）。在1973～2011年间，这些劳动者的收入看似增长了12.3%，但第5分位底部“中产阶级”在这一期间经历的可能是收入的勉强增长。这种情况是因为第5分位中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大多数源于本分位中的最高收入劳动者。其他的资料揭示出，在1973年到2009年期间，所有人中收入最高的5%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6%，而收入最高的1%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超过了200%。[21]第5分位中收入增加的12.3%（见图5.3，表5.1）是第5分位所有劳动者的平均数。所以说，这掩盖了第5分位中最高报酬的劳动者收入的巨大增幅，并且可能掩盖了第5分位底部的劳动者有限的收入增幅。

表5.1 按五分位计全职全年受雇者年收入中位数

图5.4和图5.5检验了劳动者生产力、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在过去几十年的关系变化。

图5.4描绘出1973～2010年期间美国非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力增长了大约100%（从1973年的140到2010年的280），而劳动者的实际小时工资下滑了大约9%（从1973年的138到2010年的120）。对照整个1960～1973年期间，生产力和实际工资是同步增长的。

图5.3 1959～2011年按五分位计全职全年受雇者年收入中位数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1960 to 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图5.4 1962～2010年生产力和每小时工资的变化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to the President，2012。

图5.5继续图5.4对生产力和收入增长的比较，但把焦点从个体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转向了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图5.5中提供的数据显示，虽然劳动者的生产力在1973～2000年期间提高了58.8%，但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在这个阶段却只增长了21.5%。在过去十年（2000～2010年）的数据中，我们看到生产力增长了28.5%，但是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却下跌了6.0%。作为对照，生产力和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在1947～1973年期间分别增长了103.7%和103.9%。

图5.5 1947～2010年生产力变化与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to the President，2012。

图5.6和5.7检验了1973～2011年期间全职全年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实际每小时工资和他们年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关系。

图5.6 1973年和2011年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全职全年受雇者全年小时工资中位数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74 and 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图5.6展示1973年和2011年五个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全职全年劳动者的以年为单位的每小时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以2011年美元计）。图5.7展示了从1959年到2011年期间五个同样受教育程度（图5.6中使用过）的劳动者的实际年收入中位数的逐渐变化，不过我们的主要兴趣在1973～2011年期间。如果我们把图5.6中的每一个受教育程度中的每小时工资的中位数乘以2000小时（在图5.1中用过的全年工作时数），得到的数值接近图5.7中展示的1973～2011年期间的每个受教育程度的年收入的中位数。例如，用1973年高中学历以下的劳动者的每小时工资（17.73美元）乘以2000小时，得出的年收入为35460美元，大体和图5.7中显示的一样。（见1973年上方的趋势线底部和“点”。）

图5.7向我们展示了1973年，五类受教育程度中的劳动者个体的年收入中位数，均在我们对中产阶级定义的范围之内。但该图也揭示出在1973年到2011年期间，五类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中有四类的年实际收入有下降趋势。这四类当中，高中以下学历的群体收入降幅最大——达到惊人的36.6%！因此，这类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2011年的收入（约2.2万美元）低于按照我们定义的中产阶级最低收入门槛值（3万美元）。图5.7显示其他三类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收入也都有所下降，但没有最低一类那么严重：有高中文凭的下降24.5%，有大学经历的下降19.2%，大学毕业的下降9.5%。只有研究生层次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1973～2011年期间才有所增长，上升了2.8%，但相当于38年中每年只长了0.07%，增幅连1%都不到。

图5.7 1959～2011年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全年全职受雇者年收入中位数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1960 to 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图5.6显示了在1973年和2011年，受教育水平越高，每小时工资也就越高。而图5.7则生动地说明了在1973～2011年期间，四类受教育水平中每一类的年收入中位数的趋势都为负。只有研究生学历组的收入趋势为正。相比之下，如图5.7左边所显示，1960～1973年期间的所有五类受教育程度都为正。

对收入期望的再考察

与我们中产阶级定义的收入要素挂钩的三个期望，并没有被我们展示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所证实。第一，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与第一预期相反，在1973～2011年间这一阶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没有超过通货膨胀的增速。第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的收入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反而在1973～2011年期间有所下降——这一结果与第二种预期相反。虽然图5.5显示，1973～2000年期间家庭收入中位数（+21.5%）和生产力中位数（+58.8%）都在增长，但收入增长不到生产力增长的一半。而且，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家庭收入增长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要么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去工作，要么是已就业的家庭成员工作小时有增加。看来生产力的增长没有导致相应的工资增长。第三，我们的发现显示，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并没有明显超过通货膨胀率——这与第三个预期也相反。

资源趋势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不平等趋势影响职业稳定、医疗保险和退休收入，并大大减少了中产阶级在过去35年到40年之间拥有的资源。

职业稳定：工龄和长期工作的人数减少

按“平均工作任期”即在岗平均年数来测量的职业稳定性，就会发现1973～2006年期间所有年龄组都在下降。25岁到34岁劳动者的在岗平均工龄下降了6个月，35岁到44岁的劳动者下降了10个月，45岁到54岁的劳动者下降了一年。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任期的下降水平有关，但没有一个年龄组能摆脱这一规律。在1973～2006年期间，年龄在45岁到54岁之间，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劳动者的工作任期减少了19个月，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减少了7个月。[22]最近，“工作任期中值”，即一半员工拥有更长工作年限，一半员工拥有更短工作任期的中位数，从2006年的4.0%稍稍升到了2010年的4.4%。这个变化似乎暗示着职业稳定性在这几年有了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反之，中等职位任期的略有上升“部分反映了在最近的衰退期间，资历较浅的劳动者的工作大量流失”[23]。

通过对拥有十年以上长期工作的劳动者比例的变化测量发现，工作稳定性在1973～2006年期间对所有劳动者来说都有所下降。在更近的1996～2010年期间，这个下降趋势持续出现在25岁至59岁劳动者当中。[24]1973年，年龄在35岁至44岁之间的劳动者中，有29.9%的人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0年以上；但200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4.6%。同样的趋势也适用于同一年龄段的劳动者，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与中产阶级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1973年，年龄在35岁至44岁之间，有28.6%的拥有“有大学经历”的劳动者，和29.2%的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0年或更长时间；但在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4.9%（有大学经历）和24.6%（大学毕业）。[25]2006～2010年期间，60岁以上的拥有长期工作的劳动者的比例略有上升。[26]不过这个变化，就像工作任期中值的轻微改善一样，不是因为工作稳定性的改善，而是由上面提到的当时不景气的环境下，资历不深的劳动者的工作大量消失造成的。

在受雇时间更长的劳动者中，即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工作20年或20年以上的劳动者当中，我们发现与10年以上的劳动者相比，如今这种劳动者的比例更小。1973年，年龄在45～54岁的劳动者中，有21.9%的人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20年以上；但在2006年，这一比例下滑到了17.4%。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与中产阶级成员资格相关，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1973年，年龄在45岁至54岁之间，有19.9%的“有大学经历”的劳动者，和20.2%的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或更长时间；但在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8.2%（有大学经历）和19.0%（大学毕业）。[27]对接近退休的年长劳动者，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规律。1983年，年龄在55岁至64岁之间的私营部门准退休人员中，有33%的人在目前的雇主手下工作了20年或更长时间，但2010年这一比例降至25%。[28]

医疗保险：覆盖面减少、支出增加

对私营部门劳动者来说，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的覆盖比例从1979年的69%（雇主支付的保险费从部分到全额不等）下降到了2010年的51%。[29]在整个65岁以下的人口中，由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在所有性别和种族分类中都显著降低。这种趋势在过去的十年中特别明显。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雇主为65岁以下男性提供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从69.1%降低到58.2%，女性从69.3%降至59.1%。在同一时期，由雇主提供的65岁以下白人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从76.2%降到了66.9%，对黑人的覆盖范围从57.5%降到了45.3%，对西班牙裔的覆盖范围从47.3%降到了39.2%。[30]

与覆盖面下滑趋势相并行的是，劳动者自己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在增加以及雇主要求员工为其医疗保险计划提供资金的比例有所上升。从1975年到2010年，劳动者的医疗保健的成本大幅度增长，部分原因是劳动者为家庭医疗保险计划支付的月平均保险费陡然升高（以2010年的美元计）：1975年每个月是18美元，1988年是72美元，1996年是122美元，1999年是129美元，2005年是226美元，2010年是383美元。[31]对于许多职业白领来说，2010年其家庭自费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用平均在377美元到420美元之间。[32]在全国范围内，从1999年到2010年，劳动者为雇主资助的家庭医疗保险计划缴纳的保费增加了168%。这一增幅远远超过了同期的通货膨胀率（38%）和劳动者收入增幅。[33]按2010年的美元计算，1999年劳动者为家庭医疗保险缴纳的保费总额为1543美元，2011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129美元。[34]私营部门的全职劳动者单项医疗保险的缴纳金比例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7年的69%，2010年上升到80%。在家庭医疗保险方面，劳动者需要缴纳的比例从1980年的46%增加到2010年的89%。对大多数白领来说，这个比例在2010年是91%。[35]

除了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使劳动者要支出更多费用外，劳动者花在健康保健需求方面的“自费”支出也大为增长。越来越多的收入被用于支付越来越高的医疗保险自付额和免赔额，以及支付医疗服务和处方药费用，而这些都曾经是雇主负担的全面医疗保险计划的一部分。这种“成本转移”的变化说明了医疗保险覆盖质量上有明显下降。医疗保险覆盖质量的下降对劳动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可支配收入的10%以上用于医疗保险费用，以及保险计划未覆盖的医疗费用上。2009年，约28%的美国家庭的医疗费用超过可支配收入的10%；而在2003年和1996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9.2%和15.8%。[36]正如很多家庭所反映的，医疗保险质量的下降成为他们难以支付医疗账单的一个原因。2011年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的美国家庭在支付医疗账单方面存在困难，其中一半的家庭表示，他们完全无力支付任何医疗账单。[37]

尽管2010年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可能会随着2014年的保险交换条款的生效而提高美国人参保的比例，但该法案还包括从2018年起对最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年保费总额超过2.75万美元的计划）征收40%的消费税。2010年共和党人在国会上将其称为“卡迪拉克式的覆盖”（对覆盖工会劳动者的综合计划的妖魔化），其影响将“有效地加强新的、更低的可接受覆盖标准”。[38]换言之，目前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雇主资助的综合医疗计划（工会与非工会）的覆盖范围将在2014年后缩减——这是对中产阶级资源保障的又一次打击。

养老金：覆盖范围缩小、支出增加、福利减少

2010年，由雇主提供的各类养老金计划所覆盖的私营部门劳动者的比例，相比1979年的50.6%，下降到42.8%。[39]不仅养老金覆盖范围的趋势总体下降，而且自1979年以来“侵蚀……被广泛传播，出现在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中的各类工资水平上。实际上，享有最高覆盖面的群体在最近这些年失去的最多”[40]。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最近强调了当下养老金覆盖的稀缺，他指出：“（2007年）只有60%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拥有参与任何形式与工作相关的养老金或退休计划的资格……甚至在那些曾经有资格参与的人当中，有超过15%没有参与，加起来大约有……7800万有工作的美国人没有加入以雇主资助为基础的退休计划。”[41]

养老金计划的质量下降也加剧了覆盖范围的问题，这大致分为两类问题。第一，养老金的固定收益计划“从一个劳动者的角度通常被视为最好的计划，因为它保证了劳动者不用在乎股市调整，有以退休前工资为基数和工龄挂钩的固定收入”[42]。第二，养老金的固定缴款计划，由雇主出资支付到劳动者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上［通常是“401（k）计划”——劳动者也可以缴纳］。[43]根据这些计划，一个劳动者的退休收入取决于雇主提供的投资选择和在此期间劳动者的投资决策。由于养老金的固定缴款计划中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劳动者常常要面对大量的限制和不确定性，使得退休收入面临多重问题和不可预测性。[44]

在大中型私营部门（100名员工及以上），全职劳动者的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覆盖比例从1984年的84%降低到1997年的50%。对于小公司的劳动者来说，这种覆盖比例从1990年的20%下降到了1996年的15%。[45]1995年，由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所覆盖的比例超越了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比例。从那时起，固定收益计划覆盖的劳动者比例持续下降，而固定缴款计划覆盖的劳动者比例持续上升。[46]2010年美国私营部门只有19%的雇员被加入了养老金的固定收益计划（由10%的雇主提供），而加入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的雇员为41%（由44%的雇主提供）。[47]考虑到两种类型的养老金计划之间的重大差异，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从传统的固定收益计划向固定缴款计划的转移，代表着养老金质量的下降”[48]。

养老金计划的有效性和其质量的下降使得大量退休人员——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将会缺少“足够的退休金”。“衡量退休收入合理性的通常方法是以预期的退休金、社会保障福利和个人储存的回报为基础，检验养老金是否能到达现在收入的一半。”[49]以此为标准，在1989～2004年期间，年龄在47岁至64岁的各种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其预期退休收入低于当前收入50%的比例都有增长。[50]比如，年龄在47岁至64岁、高中学历以下的劳动者中，这一比例从1989年的39.2%上升到2004年的46.6%；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从1989年的20.8%上升到2004年的21.2%。[51]

从2004年起，预期退休收入低于退休前收入一半的劳动者在持续增长。[52]我们估计，超过一半的在职劳动者，包括那些中产阶级，每年的退休收入（来自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储蓄）比退休前收入的50%要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少得多。例如，以2009年退休的“中产阶级”私营部门的员工为例，当时他们全职全年收入的中位数为4万美元。如果这些新退休的劳动者在2009年获得了退休收入的中值（即19697美元，养老金收入加上社会保险），这个收入相当于他们退休前工资的49.2%。[53]由于一多半的劳动者收入低于全职全年劳动者收入的中位数，那么当他们退休时，无论是哪一年，他们的退休收入中位数都不到一半。60%的退休人员的收入——也就是那些处于最低三个分位退休收入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足以证明这一点。2009年最低分位的退休人员的年退休总收入是10685美元，低于第2分位退休收入10686～14487美元，和第3分位14488～19478美元。相比之，第二高分位（第4分位）是19479～29666美元。最高分位中包括总收入为29667美元以上的退休劳动者。[54]

劳动者退休收入保障的另一个威胁是雇主放弃他们的养老金义务。自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生效以来，越来越多的雇主把他们对固定收益计划的责任转移到了美国退休福利担保公司（PBGC，由国会1974年创立，部分目的是在公司无法提供养老金时保护固定收益养老金的领取者）。一旦退休计划由美国退休福利担保公司接管，退休者获取的要更少，通常比许诺的福利少了50%。[55]2011年由美国退休福利担保公司支付的退休平均月收入为573美元（一年约6900美元）。[56]然而，即使这些减少的支付也可能面临风险。从2011年起，美国退休福利担保公司的赤字是260亿美元，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其养老金计划的责任转移到这个联邦机构，这个赤字可能还会增加。[57]

对资源期望的再考察

我们提出的资源不平等趋势所呈现的数据，并不支持与中产阶级定义中的资源部分相关的预期。虽然中产阶级劳动者及其家庭期待着拥有和中产阶级所匹配的三大资源，并能够与时俱进地增加，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所呈现的趋势表明了在过去35～40年间，这些资源不断地被大量侵蚀。正如我们所记录的那样，不仅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比起过去更加没有保障，而且越来越有限的中产阶级收入中的越来越多的部分，现在必须被用于医疗保健和退休需求，而非像过去那样。但随着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这一阶级的劳动者和家庭越来越无力为这些需求提供足够的资金。

在不太遥远的过去，许多中产阶级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理所应当地期待着这三种资源都将有大量的可用性，可以极大地加强他们的财政保障和阶级等级。今天显然不是这样。事实上，资源的损失和收入的下滑，导致2007年一项研究的作者估计，有“69%的中产阶级家庭缺少保证他们财政安全的基本条件”，并且面对被淘汰出中产阶级的风险。[58]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可用性资源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收入的下降或停滞不前，表明了目前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甚至比2007年发表研究报告时更高。我们认为，资源损失和收入下降的程度使我们质疑美国是否存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

机会趋势

中产阶级成员的前景

中产阶级成员的机会如何？按照我们对首次就业机会的期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是否可随时获得就业机会？是否有大量不同准入标准的工作岗位空缺提供给不同收入和资源水平的中产阶级？有助于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底线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对当今的“好工作”的评价，其标准为“至少支付每小时18.50美元，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和某种养老金计划”[59]。这类工作提供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在我们的定义中属于中产阶级。如本章图5.1中所描述，1973年这类“好工作”很常见，当时平均每小时工资超过20美元，许多工作都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但从目前和未来看，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未来几年中，美国将创造的就业岗位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符合“好工作”的标准。[60]实际上，最近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揭示出以上的预测有些过于乐观。比如，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LS）报告指出，2011年上半年新增就业岗位中，41.4%的人的平均工资低于每小时15美元（一年不足3万美元），68.2%的人的平均工资低于每小时20美元。[61]

在未来几年中，美国劳动市场预计将反映出就业两极化日益加剧的影响。就业两极化的意思是：“最高和最低工资岗位的不断集中，而中等技能的工作机会在消失。”[62]这就意味着，如同最近这些年里，美国经济将继续创造更多的低薪工作，而不是“中产阶级”报酬标准的好工作。这种趋势的证据来自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预测，所有2010～2020年期间69.2%的增长和替换的工作岗位空缺只需要高中学历或者更低，大部分工作岗位空缺在低薪服务业。[63]比如，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预测在2010～2020年有十大职业岗位增长，其中前七位增长数量最多的工作岗位仅仅需要高中以下文凭（七个中的五个），或者只需要高中文凭（七个中的两个），并提供2008年被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称之为“非常低”的收入（不足21590美元）或“低”收入（21590～32380美元）。这七个职业包括零售人员、家庭护理工、个人护理工、办公室职员（一般性）、食品加工/服务员（包括快餐）、客服人员，以及各类货运工（装卸工、仓库和搬运工）。[64]

中产阶级大学毕业生及其职业前景：大学毕业生过剩

那么，大学毕业生情况怎么样？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根据我们对第二个机会的期望，有足够多的机会给新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需要大学学位的职位吗？很多中产阶级人士认为情况理应如此。传统的中产阶级对教育和工作的期望，通常是认为大学毕业能直通职场，具有较高的收入和舒适的生活方式。[65]这种期望反映在最近的白宫中产阶级工薪家庭工作组的年度报告中：“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条通往良好职业生涯的可靠途径。”[66]有这种预期的原因可能出自许多中产阶级的积极生活经验。如最近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中产阶级的大学毕业生中，有更高比例的人（60%）认为自己五年内会过上更好的生活，高于其他所有受教育程度的成年人的比例（55%的有大学经历的人，47%的高中毕业及以下学历者）。调查还发现，在把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中，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收入中值（75198美元）在所有属于中产阶级的受教育成人中最高。[67]

尽管中产阶级对此抱有期望，但美国职业结构的预测趋势表明，这里将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空缺给现在和未来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所有拥有学士学位的求职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在未来十年不太可能找到需要该文凭的工作（见表5.2）。如上所述，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预测，在2010年到2020年十大增长最多的工作岗位中，有七个仅需要高中以下的文凭或仅需高中毕业文凭。预测数量增长最多的工作是注册护士（711900个岗位），只需要两年的大专文凭。排名第十的职业是高等教育教师（305700个岗位），是排名前十的职业中唯一需要博士或专业学位的。[68]在2010年至2020年数量增长最多的前二十种职业中，只有一种需要大学文凭：小学教师。合计起来10年间排名前20的工作岗位共计增加7410000个新工作，但这个数字中只有248800个（3.3%）需要学士学位。[69]

当然在未来十年中，许多工作岗位需要大学文凭，但能够给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机会要比许多中产阶级所预期的少。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预测，由于2010～2020年间本科毕业生的增长和替代需求，总计有856.2万个工作岗位空缺。[70]但在这10年中，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每年将有约160万个学士学位毕业生（整个十年将会产生1600万名大学毕业生）。[71]这个差距将每年造成大量剩余的大学毕业生。表5.2显示了基于两种不同研究生教育假设的年度“超额”的预测。

表5.2 2010～2020年大学水平的职位空缺与大学毕业求职者比较

如表5.2所示，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假设每年160万名本科毕业生全都不进入全日制研究生/专业课程，那么一直到2020年，每年就会比可提供的职位多出74.4万名超额毕业生。但如果我们更为现实地假设，每年有15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全日制研究生/专业课程（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法学博士），这个超额数量会降低到59.4万。[72]即使在第二种假设的情况下，很明确的是在未来十年内对每年大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来说，直接进入职业生涯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比如在2011年，年龄在25岁以下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中，有53%要么失业，要么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73]

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前景：代际流动的新趋势

向上流动会怎样？中产阶级（或以下）的劳动者是否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阶层？我们所预期的第三个机会——向上流动，会经常发生吗？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与过去相比较，贫穷或平民家庭背景出身的成年人的代际流动的可能性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74]大多数研究采用年收入作为比较父母和他们子女的社会地位的基础，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父子比较上。虽然收入是一个便利且有用的经济水平测量指标，可以作为测量阶层身份的重要变量，但它测量不了阶层身份的一些其他特征，如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建议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75]还有，虽然父子比较有价值，但这些研究显然忽视了女儿，所以追溯到的只是所有代际流动的一半的结果。[76]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来自中产阶级（和其他背景）所有成年子女（不仅仅是儿子）的向上流动，超越把收入作为阶级等级的单一维度指标，我们开展了自己的研究。我们深受韦伯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启发，在研究中运用了多维的阶级测量指标，并纳入儿子和女儿进行比较。这种指标把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测量指标整合进从低到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评分当中。我们的研究数据来自1979～2006年的全国纵向调查（NLS）。我们创建了一个标准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并使用它来计算我们的样本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名，这些样本由2352对父子和2085对父女组成。我们把社会经济地位的得分分为4个等级（4个分位）：最高等级社会经济地位用SESQ1表示（第1分位），第二等级社会经济地位用SESQ2表示（第2分位），第三等级社会经济地位用SESQ3表示（第3分位），第四等级社会经济地位用SESQ4表示（第4分位）。然后我们把样本中的父亲在1979年（中位数年龄，1979年为43岁）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这些成年子女在2006年时的社会经济地位（中位数年龄，包括男女，他们在2006年为43岁）进行了比较。[77]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界定为“中产阶级”，并用它作为评估这个阶级的子女向上社会流动程度的基础。之所以选择这一分位，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中，我们的研究对象（父亲、儿子和女儿）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最接近构成中产阶级成年人所拥有的那些组成要素的标准，和研究中的操作化定义一样，使用了一个或更多个维度来确认这个阶级身份。我们对儿子和女儿的分析结果展示在表5.3。表5.3中最后四行的每一部分（男左、女右）显示的比例，描述了样本中儿子（2352人）和女儿（2085人）的人数及所占比例，他们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流动结果：向上、向下、停滞。第四行显示的是向下和停滞的组合。这些议题将在下一节“阶级固化”中更加详细地讨论。

表5.3 按四分位计社会经济流动

为了弄清楚父亲处在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位置时，其儿子的代际流动经历，我们需要看表的左边。在此我们看到共有594个儿子的父亲处在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2006年，这594个儿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代际流动经历分布如下：170人在社会经济地位第1分位（28.6%，向上流动，一级）；153人在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25.8%，停滞）；121人在社会经济地位第3分位（20.4%，向下流动，一级），150人在社会经济地位第4分位（25.3%，向下流动，两级）。中产阶级父亲的女儿的流动经历展示在表的右边。这里我们看到，父亲处在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1979年）的女儿共有517人。为了追溯517个女儿在2006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布和流动经历，采用与追溯儿子相同的程序。

通过对女儿和儿子的比较，我们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第2分位的中产阶级父亲当中，24.8%的女儿（517人中的128人）和28.6%的儿子（594人中的170人）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46.4%的女儿［（148+92=240）/517］和45.6%的儿子从中产阶级下降到更低的社会阶层；最后，有28.8%的女儿（149人）和25.8%的儿子（153人）没有发生流动，成年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父辈相同。从中我们能看到，中产阶级子女的流动规律有些不同，但同时又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儿子向上流动程度稍微高于女儿，但男女下降的程度大致相等。

我们发现中产阶级背景的成年子女中向上代际流动的可能性，和前面提到的收入流动性研究中父子比较的结果大体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与过去相比，中产阶级父亲的儿子和女儿都不太可能经历向上流动。

对机会期望的再考察

根据我们验证过的第一个机会期望的证据，肯定的是，大量中产阶级缺乏工作岗位的准入门槛，而且将来也很可能没有。如证据所显示，实际上最近几年，曾经为中产阶级提供就业机会的各种职位大量减少。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薪酬水平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劳动者进入或留在中产阶级的机会。

就第二个机会期望而言，我们所分析的各种就业和教育趋势暗示，大多数大学本科毕业生不会有机会直接从大学进入职业生涯。在2010～2020年，大量本科毕业生和有限的就业空缺之间不匹配，将大大地限制新本科毕业生的机会。

和我们提出的第三个机会期望有关的证据也不乐观。表5.3中的流动规律揭示在阶级结构中上升的机遇对大多数出身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不再是唾手可得。这些规律还告诉我们，向上流动对那些中产阶级背景的子辈很难是件“常事”。再有，把涉及所有三类机会期望的证据合在一起考虑，得出的结论与成为中产阶级成员的机会、大学毕业生就业或向上流动的每一个期望都是相反的。

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

阶级两极化是指美国日益分化成两大极端的阶级：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这一进程的重要结果是，中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将逐渐消亡。阶级固化是指阶级结构的固化，而家庭背景则成为终身阶级等级的首要决定因素。其标志是，分割两个主要社会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没有渗透性，新工人阶级到特权阶级的向上流动非常少，而从上层向下层的流动性也非常小。随着有意义的社会流动性的消失，上层的特权和下层的贫困就会冻结，永久地凝固，而很少有人处于中间。如本章所得出的结论，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的概念涉及并揭示着一系列越来越明显摧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趋势。如上所述，二者关联着下一章要考察的主题——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战争。

阶级两极化：不断收缩的中产阶级

过去35～40年间，美国加剧的两极化与前面所阐述的三个不平等的趋势密切相关，且特别明显地体现出与收入相关的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收缩，可以通过美国家庭和家户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比例下降来衡量。如果我们把家庭年收入定义在2.5万至10万美元之间，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家庭收入在这个范畴内的比例从1969年的71.9%下降到2006年的58.3%（两年都以2006年美元计）。[78]如果我们把家户收入的标准定在家户收入中位数的50%上下，我们发现在这个范畴内的美国家户（不是家庭）收入从1970年的50.3%下降到2010年的42.2%（两年都以2010年美元计）。[79]2010年美国家户收入的中值是49445美元，这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即中位数的正负50%，就是24723美元到74167美元之间。[80]这两个定义均突出了收入的趋势，指出了“中产阶级”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

阶级两极化：收入的集中

与阶级两极化加剧相关的第二个趋势是收入的集中。这个趋势包括了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美国家庭（包含“中产阶级”的那部分）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的变化以及国民收入不断集中在富人手中。图5.8表明了五个家庭收入分位中家庭收入随时间的变化。图5.8中的柱状图显示的是1973年和2010年分配给每个五分之一分位家庭的所有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比如，1973年，收入最低的家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年收入最高为2万美元）占国民收入的4.3%，但2010年则只有3.3%。图5.8上方的长方形框显示的是2010年和1973年相比，每个五分之一分位的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化。每个分位里还描述了2010年家庭收入的范围（以2010年美元计）。

图5.8上方的方框中涉及家庭收入比例变化，数据显示，1973～2010年期间四个最低分位中都经历了所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减少。如果我们这里把“中产阶级”家庭仅仅定义为第3分位的38044～61735美元和第4分位的61736～100065美元，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4.1%和4.8%。而在最低和第2分位中的家庭甚至更差，其收入比例分别减少了23.9%和20%。同时，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年收入100066美元或更多）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43.5%增长到了2011年的50.2%，增幅为15.5%。

图5.8 1973年和2010年按五分位计家庭收入份额与变化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74 and 2012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从图5.8可以明显看出，在1973～2010年期间，收入集中在最顶层的现象日益严重。数字显示，虽然高度不平等的家庭收入份额在1973年就存在，但201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大。在图5.8中收入明显向上再分配，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逐渐下降，而最富有的家庭的收入份额不断上升——这是一个“零和”结果。在过去的37年里，国民收入不断集中在相对少数富裕家庭的结果是“富人与其他人”的阶级两极化变得更加显著。

图5.8记录了过去37年间收入比例向上转移的趋势，更具体的数据则揭示，在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中也发现了收入集中在最顶层的总体趋势。对收入最高五分位内部收入份额的研究表明，这个组的最高收入家庭在1973～2010年期间获得了最大收入增长，聚集了这个分位中的大多数收入。例如2010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收入占前五分之一的所有家庭收入的95%。只有顶层的1%的家庭（平均年收入137.1万美元）从1974年占国民收入的13%涨到2010年的20%。[81]因此，即使所有顶层分位中家庭收入在过去35～40年中都有增长，但这个群体中收入最高的家庭的收入增长远远超出了仅仅是富裕的家庭。这种发展趋势表明，收入集中的大趋势已经扩展到了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家庭。

阶级两极化：不断增长的底层阶级

第三个与阶级两极化加剧相关的收入趋势，让人们注意我们在此称为“底层阶级”的增长。我们用这个术语来指代联邦政府定义为穷人和“接近穷人”的那部分美国人口（在我们的模型中，“底层阶级”包括“不稳定就业阶级”和“受排斥阶级”组成部分）。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报告指出，运用新的辅助性贫困测量方法 （SPM）发现，2010年占美国总人口48%的1.464亿美国人要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910万人），要么属于低收入人群的范畴之内（9730万人，他们的收入是贫困线的100%到199%）。[82]1.464亿人这个数字代表着比2009年增加了400万人。2009年使用了人口普查局可以提供的最新的监测数据。自2007年后期开始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低收入的劳动家庭比例连续三年增长，在2010年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峰值，达到30.2%。相比之下，2002年，低收入家庭占所有美国家庭的27%。在过去31年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低收入家庭（所有家庭中收入最低的20%）平均年收入从1979年的16788美元降到2010年的不足15000美元。[83]

阶级固化

通过我们的代际流动研究结果（表5.3），以及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了美国阶级固化日益加剧的现实。我们关于阶级固化的研究中，最惊人的发现也许是：在所有社会经济地位等级低于或等于他们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中，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比例都很小。如表5.3所示，在我们的样本中，70.4%的儿子和67.3%的女儿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向下流动，或者停滞。这样高的比重意味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的子女获得某种向上流动。而在那些能够向上流动的子女中，大多数也只移动了不远的距离，很少有人流动到顶部。比如，父亲处于第4分位的社会经济地位，其儿子中的25.5%、其女儿中的34.8%（135/529个儿子，184/528个女儿）向上流动到第3分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级。而其儿子中仅有9.3%和其女儿中的9.1%提升三级，达到社会经济等级顶层的第1分位。

当我们根据样本中儿子的流动经验与大卫·莱泽曼（David Featherman）和罗伯特·豪泽（Robert M. Hauser）1978年关于父子职业代际流动的研究进行比较（使用1973年数据）时，我们发现了三个重要差异，这表明了阶级固化在不断增强。

第一，和1978年的发现相比较，我们的研究揭示出向上流动减少，更多的显现出向下流动，儿子大比例地重复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在1978年的研究中，有49%的儿子向上流动，32%的儿子没有变化（停滞），19%的儿子向下流动。[84]将其进行比较，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29.6%的儿子向上流动，37.5%的儿子没有变化，而33%的儿子向下流动。后两个结果意味着，我们研究中的70.4%的儿子（四舍五入值）处于社会底层，而在1978年的研究中，这一比例为51%。

第二，和1978年的研究发现相比较，我们的研究发现“顶层阶级”等级（我们研究中处于第1分位的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大多数人，其父亲已处于最高或接近最高的阶级等级。大卫·莱泽曼和罗伯特·豪泽的研究发现，最高等级职业中的46%的岗位是由父亲在最高或接近最高职业等级的儿子所得。[85]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顶层分位（第1分位）中，有77%的职位是由其父亲处在第1分位和第2分位的儿子所担任的。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了，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较，如今的社会经济等级或阶级地位的顶层位置，更有可能是由那些其父亲处在顶层或接近顶层的儿子们所占据。

第三，和1978年的研究结果相比，我们的研究发现从最低到最高的向上流动甚至更少。在1978年的研究中，父亲处于最低职业等级，其儿子上升到顶层职业等级所占比例为16.4%；父亲处于第二低端职业等级，其儿子上升到顶层职业等级所占比例为22.9%。[86]与其相比较，我们的研究发现父亲处于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分位（第4分位），其儿子上升到了社会经济地位顶层所占比例为9.3%；父亲处于第二低端社会经济地位（第3分位），其儿子上升到了社会经济地位顶层所占比例为15.2%。这些差异表明，我们研究中的这些儿子和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相比，从低端等级向上流动到顶层更为艰难。

我们认为存在三个收入趋势：一是收缩的中产阶级，收入不断集中在富人手中和底层阶级扩张；二是我们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映射当今美国的双重现实，深刻揭示了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三是如数据所示，这两种重要且相互关联的现象在过去40多年中已经出现，成为我们阶级结构和共同社会经验的中心特征。

中产阶级如何消亡：千刀万剐

我们相信这一章提供的证据说明了“中产阶级是如何消亡的”。这句话指的是我们的观点，即“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已不再是阶级结构中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了。我们坚信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在过去的35～40年中，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构成中产阶级成员的收入和物质资源已大幅减少，导致稳固的中产阶级大体上消失了。正如我们本章中的研究发现，我们提供的不平等趋势的描述和其他证据的论证揭示出，自1973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物质福利逐渐地并且无法逆转地下降。在我们追溯不平等趋势的增加和相关数据时，我们并没有发现有急剧或突然的转折点。相反，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长期、缓慢、逐渐但持续向下的流动。这种流动就好像在一个肌体上施加大量用小刀切割的伤口的积累过程，每一刀单个看起来没什么影响，但加起来，成千的伤口渗出生命之血，小伤口也杀人。中产阶级就是这样死去的。虽然许多人还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是。在我们的阶级模型中，如今在新工人阶级的“安逸阶级”内可以找到二战后获得了适度的、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群人的余脉。这部分人包括了那些迄今为止能够避免至少上千次支出削减的个人和家庭，而这些支出削减杀死了曾经相当庞大且相对稳固的美国中产阶级。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所述的，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二战后的30年并不是中产阶级成员身份有保障的“黄金时代”。虽然有一些美国人的确得到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但很多人却没有。不管如何，在1973年以前，很多美国劳动者的确经历了实际工资的增长、职场福利的增加。对一些劳动者来说，结果就是跻身于规模扩大的中产阶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在不远的将来加入该阶级的承诺。在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差不多就像美国梦，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抱负。具有中产阶级的身份就与美国梦一样，在1973年比今天要更近。当然，今天很多学生和劳动者依然相信，陡然向上流动的美国梦不久将被他们拥有。实际上这些美国人可能更倾向把自己看成“准富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这些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富有的人，不可能关注中产阶级的死亡（或者生存）。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只是“经历过”阶级体系的底层，他们可能把阶级不平等的研究看成与己无关，并且是令人烦恼的。我们当然不同意，但我们又能如何呢？

有些人会问：如果中产阶级消亡了，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具有中等收入的成百万美国人的存在？从统计学的角度，我们当然总是可以算出美国收入份额的中值，并把这个范畴的人确认为“中产阶级”。[87]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我们的观点是，今天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构成中产阶级。很多美国人都经历过1973年前的收入增长、职场福利扩大的现实，它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社会稳定的标准，这既是中产阶级身份的标准也是他们的期待。随着这些标准的消退，处在收入份额的中间，既带不来保障，也带不来稳定。中等收入只不过是统计学上的位置，代表不了中产阶级的身份。在我们看来，“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新阶级体系的第二条原则——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与此同时，构成新阶级体系的第三原则，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现象日益严重和加剧。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虽然在本章中描绘并分析了中产阶级如何消亡，阶级两极化和阶级固化的现象如何加强，但我们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趋势和现象。这些“为什么”的答案，以及其他阶级不平等问题的答案是第6章的研究重点。第6章关注新阶级体系的第四原则：阶级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

[1] Jon Meacham，“Keeping the Dream Alive，” Time（July 2，2012）：29；Pew Research Center，“Inside the Middle Class：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 A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Report（April 9，2008），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wresearch.org （accessed February 24，2012）；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Middle Class in America，”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January 2010），1；Hope Yen，“Courting，Not Defining，Nation’s Middle Class，” Indianapolis Star，July 22，2012，A7.

[2] 案例见 Andrew G. Marshall，“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Crisis，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March 30，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18282 （accessed January 6，2012）；Lawrence Mishel and Josh Bivens，“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Right About Skewed Economic Rew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efing Paper #331，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Washington，DC （October 26，2011）；Eric Michael Moberg，Class War 2012（London：Prescott University Press，2011），43-50；Jeffrey D. Sachs，“Why America Must Revive Its Middle Class，” Time（October 21，2011）：30-32。对此文献的更全评论见 Earl Wysong and David W. Wright，“Shot through the Heart：Have Recent Inequality Trends Killed the Middle Class？”论文发表于2010年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召开的中西部社会学学会会议上（原文：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meetings of the Midwest Sociological Society，Chicago，Illinois）。

[3] 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in Announcement of Labor Executive Orders and Middle Class Working Families Task Forc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January 30，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hitehouse.gov （accessed February 8，2012）.

[4] Barack Obama，“Memorandum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White House Press Office （January 30，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whitehouse.gov （accessed February 8，2012）.

[5] Joe Biden，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February 2010）.

[6] 美国人口审计署报道说，2010年美国中等住户收入（49445 美元），比2007年衰退开始时（52823美元）低出3000美元。（均以2010美元为准）2010年的数字是自1996年以来最低的。见 Carmen DeNavas-Walt，Bernadette D. Proctor，and Jessica C. Smith，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P60-239，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5，34；Gregory Acs，“Downward Mobility from the Middle Class：Waking Up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Washington，DC：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September 2011）。

[7] Carl Dassbach，“The Manifestoand the Middle Class，” Critical Sociology 27（2001）：121-32；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Patterns and Processes，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1），119-35.

[8] 社会工资指的是保证工业社会内的公民，享有起码的物质舒适的标准。美国社会工资基于联邦和州的法律，保证最低工资、失业保险、教育资助、住房资助和对穷人和老龄退休人的现金资助。和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社会工资勉强（低水准福利），不完整（缺乏全面医疗保险）。这种状态反映了美国工人运动政治上的薄弱。美国工业工会没能落实罗斯福30年代新政的福利社会工资，并有力地在业内进行扩充。不过在二战后的时期内，他们给自己的成员争取到了更高的实际工资，扩大了福利，如在年资制度下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险和退休计划。结果是工会在美国主要工业公司里创造出了“私人福利状态”。参见Marie Gottschalk，The Shadow Welfare State（Ithaca，NY：IR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9] Bruce Western and Jake Rosenfeld，“Unions，Norms，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2011）：513-37.

[10] 如第3章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必须把新经济视为大公司和政府政策与行动的产物，围绕并支持超级阶级（特权阶级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一部分）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利益。的确各种形式的高科技加速了新经济的诞生和不断发展，但高科技就和新经济一样，自身并没有创造出新的阶级体系。从这个角度考虑，在本章中我们不是把不平等趋势确认为阶级不平等的原因加以考察，而更是作为可以测量的，阶级冲突利益和阶级战争的结果。在第6～9章，我们要考察冲突的阶级利益如何和为什么对创造并巩固这个新经济和新阶级至关重要。

[1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Middle Class in America，” 2.

[12] 案例见 Brian Cashell，“Who Are the Middle Cla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October 22，2008）；Pew Research Center，“Inside the Middle Class：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8.

[13] 此方法细节见 Wysong and Wright，“Shot through the Heart：Have Recent Inequality Trends Killed the Middle Class？”3-11，19-23；另见Marger，Social Inequality，5th ed.，117-23。

[14] 我们意识到，“非工人”（没有处在劳动大军中，如退休人员、丧失信心的失业者、残疾人，那些靠遗产为生的人）也许会被定为“中产阶级”（或高或低），但这些人不是我们在此要关注的对象。

[1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Middle Class in America，” 4.

[16] 这个收入范畴是对单个工人的中产阶级的指标，部分基于注1中美国商业报告的信息，部分基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在后者中，大多数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的年家庭收入在30000～100000美元之间。

[17] 其中包括构成我们对中产阶级工人的操作定义（有保障任职期、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和福利确认的退休计划）的三个特征，这是因为三个特征构成了二战后由众多工会工人在美国主要工业公司取得的“私人福利状态”的核心。见：Gottschalk，The Shadow Welfare State。

[18] 例如，参见Marger，Social Inequality，5th ed.，117-19。

[19] 实际收入意思是过去获得收入的购买力，以2011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元为准。过去所得的收入数额的转换让我们看到，经过多年的通胀调整后，过去几年工人的收入以今天的美元计算是多少。为了计算通货膨胀的调整，我们使用由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制作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并以一个消费价格指数公式和前一年的收入相乘。（我们还使用一些其他的统计方法来保证其更精确。）基本思想很简单。比如在表5.1中我们报道了1973年的平均小时“实际”工资是2011年的20.97美元。再比如2011年的CPI 是1973年的3.6倍，1973年的平均小时工资最多是5.68美元。转换过来，3.6 倍的5.68美元相当于20.45美元，这很接近我们按通货膨胀调整的20.97美元的价值。

[20] 第2分位中一半工人2011年的收入高于第2分位的中等收入（30000美元），而第5分位中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第5分位的中等收入（102400美元），因此两者都处在我们中产阶级定义分位的附属分位。由于两分位各自占图5.3和表5.1中工人的10%，他们占据了所有受调研工人的20%。把这20%和第3分位和第4分位的百分比加在一起，我们看到，60%的全职全年工人2011年获得的收入可以让他们处于中产阶级收入的范畴内。虽然第3分位和第4分位的下属分位各占图5.3和表5.1中所有工人的10%，但他们各自组成了按收入划分的中产阶级的17%，还包括了第3分位和第4分位的所有工人。（第5分位的上半部，第2分位的下半部和整个第1分位的中产阶级在第5分位中的收入把他们排在了按收入为中产阶级的范围之外。）表5.1还指出，中产阶级在1973年的收入稍高于2011年，因为1973年第5分位中等年收入（91191美元）低于了我们中产阶级收入范围的100000美元。这样一来，第5分位中超过半数的工人被划入了我们1973年定义的中产阶级。

[21] Sam Pizzigati，“Treadmill Time，Except at the Top，” Too Much（January 31，2011）：3；Sam Pizzigati，“At the Top，Pulling Away.” Too Much（June 13，2011）：3.

[22] 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Ithaca，NY：IRL Press，2009），256-57.

[23]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ee Tenure，” news release （September 14，2010），1.

[2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ee Tenure，” table 2.

[25]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259.

[26]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e Tenure，” table 2.

[27]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259.

[28] Peter Brady and Michael Bogdan，“A Look at Private-Sector Retirement Plan Income After ERISA，” Research Perspective16 （November 2010），21，published by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Washington，DC.

[29]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112；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149.

[30] Elise Gould，“A Decade of Declines in Employer-Sponsore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Briefing Paper #337，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Washington，DC January 23，2012），5.

[31] 平均月医疗保险有几个来源。参见：Bridger M. Mitchell and Charles E. Phelps，“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Some Costs and Effects of Mandated Employee Covera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1976）：553-71；Larry Levitt，Janet Lundy，and Catherine Hoffman，Employer Health Benefits：1999 Annual Survey（Chicago：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Trust，1999）；Gary Claxton，Matthew Rae，Nirmita Panchal，Janet Lundy，and Anthony Damico，Employer Health Benefits：2011 Annual Survey，Section 6 （Chicago：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Trust，2011）；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112；Martha Remy Yohalem，“Employer Benefit Plans，1975，”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November 1977）：19-28。

[32]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112.

[33] Drew Altman，“Rising Health Costs Are Not Just a Federal Budget Problem，” Pulling It Together.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and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Trust （September 27，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kff. org/pullingittogether/rising_ health_ costs （accessed March 17，2012）.

[34] Claxton，et al.，Employer Health Benefit：2011 Annual Survey，section 6，69.

[35] John E. Buckley and Robert W.Van Giezen，“Federal Statistics on Healthcare Benefits and Cost Trends：An Overview，” Monthly Labor Review（November 2004）：43-45；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112.

[36]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348；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448，456.

[37] Mike Stobbe，“1 in 5 are Struggling to Pay Medical Bills，Survey Finds，” Indianapolis Star，March 18，2012，A13.

[38] Don Trementozzi and Steve Early，“Romney，Obama Health Care Reforms Offer No Relief for Unions，” Labor Notes（July，2011）：10.

[39] 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201.

[40]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150.

[41] Biden，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25-26.

[42] Mishel，Bernstein 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151.

[43] 工人常常被鼓励通过“个人退休账户”来为退休储蓄 （IRAs），个人退休账户的“投资利息”直到退休常常不纳税，但个人退休账户是由工人支付而不是雇主。

[44] James H. Moore Jr.，“Projected Pension Income：Equity or Disparity for the Baby Boom Cohort？” Monthly Labor Review（March 2006）：58-67.

[45] “Current Labor Statistics，Tables 34 and 35，” Monthly Labor Review（July 2005）：126-27.

[46]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359.

[47]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358；“Current Labor Statistics，Tables 34 and 35，” Monthly Labor Review（January 2012）：161-65.

[48]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America：2008-2009，151.

[49]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America：2008-2009，第282页。

[50]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America：2008-2009，第283页。

[51]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America：2008-2009，第283页。

[52] 由于退休投资的低回报让这种趋势更加恶化，研究者估计在2008年危机前，7%的工人拿不到期望的原工资的一半。参见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the Working America：2008-2009，283。

[53] Brady and Bogdan，“A Look at Private-Sector Retirement Plan Income After ERISA，” 29.

[54] Brady and Bogdan，“A Look at Private-Sector Retirement Plan Income After ERISA，”，第27页。

[55] James Ridgeway，“Who Shredded Our Safety Net？” Mother Jones（May-June 2009）：31.

[56] Joan M. Weiss，“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2011 Actuarial Report”（December 20，2011），22.

[57] Josh Gotbaum，“2011 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November 14，2011），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bgc.gov/res/reportsar2011.html （accessed March 18，2012）.

[58] Jennifer Wheary，Thomas M. Shapiro，and Tamara Draut，“By a Thread：The New Experience of America’s Middle Class，” Dēmos：A Network for Ideas & Action，New York，and the Institute on Assets and Social Policy，Brandeis University，Waltham，MA （November 28，2007），7.

[59] John Schmitt and Janelle Jones，“Where Have All the Good Jobs Gon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uly 2012），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epr.net （accessed October 5，2012）.

[60] Cited in Jeanette Wicks-Lim，“Creating Decent Jobs，” Dollars and Sense（January-February 2010）：8.

[61] Mark Brenner，“The Real Deficit Problem—Good Jobs，” Labor Notes（July 2011）：14.

[62] Nir Jaimovich and Henry E. Siu，“The Trend is the Cycle：Job Polarization and Jobless Recoveries，” unpublished paper，Duke University，March 31，2012.

[63] C. Brett Lockard and Michael Wolf，“Occup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0，” Monthly Labor Review（January 2012）：106. Also see Arne Kalleberg，Good Jobs，Bad Jobs：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New York：Russell Sage Press，2011）.

[64] Lockard and Wolf，“Occup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0，” 101.

[65] Robert A.Rothman，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Race，Class，and Gender，5th ed. （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Prentice-Hall，2005），195.

[66] Biden，Annual Report of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the Middle Class，35.

[67] Pew Research Center，“Inside the Middle Class：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 30，40.

[68] Lockard and Wolf，“Occup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0，” 101.

[69] Lockard and Wolf，“Occup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0，” 101.

[70] Lockard and Wolf，“Occupational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0，”，第106页。

[71]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190.

[72]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2012，第191-192页。

[73] Manuel Valdes，Travis Loller，Christina Silva，and Sandra Chereb，“1 in 2 New Graduates are Jobless or Underemployed，”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nbc.com （accessed May 12，2012）.

[74] 回顾这一文献参见Earl Wysong and David W. Wright，“Is Social Mobility a Social Problem？Recen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rends，the American Dream，and the Me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6 meetings of the North Centr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Indianapolis，Indiana；see also Harold R. 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8th ed.（New York：McGraw-Hill，2012），354。

[75] Marger，Social Inequality，38-43.

[76] 上世纪70和8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跨代社会流动研究仅仅使用了父子比较。关于妇女流动问题的文献参见：Earl Wysong and David W. Wright，“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ender：Recen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in the U.S.，” Journal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II （2009）：112-30。

[77]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是父亲，因为父亲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平均等级远远高于母亲。父子比较让我们可以更为广泛地考察，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跨代流动性。1979年父亲的社会经济平均地位高于母亲是因为男性在教育、经济和职业上都高于女性。还有在1979年已婚的全职雇佣的母亲比当今要少。

[78] Mishel，Bernstein，and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78.

[79] Alan B. Kru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anuary 12，2012）.

[80] DeNavas-Walt，Proctor，and Smith，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P60-239，Income，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34.

[81] Emmanuel Saez，“Striking It Richer：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March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elsa. berkeley.edu/-saez/（accessed March 17，2012）.

[82] Kathleen Short，“The Research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2010，” U.S. Census Bureau，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November 2011）：6，10.

[83] Hope Yen，“Millions Slip Out of Middle Class，” Indianapolis Star，December 15，2011，A1，17.

[84] 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Opportunity and Chang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535.

[85] 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Opportunity and Chang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第91页。

[86] David L. Featherman and Robert M. Hauser，Opportunity and Chang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第89页。

[87] Sam Pizzigati，“Long Live the Statistical Middle Class！” Labor Studies Journal35 （September 2010）：386-97.

第6章 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战争

美国的右派代表着雇主和投资阶级的利益……左派代表着那些需要工作以谋生的人的利益……有产者和无产者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利益。

——Robert Fitch，“How Obama Got His Start，” Counter Punch（January 2012）

新阶级体系的第四条原则——“不同阶级具有冲突的利益”的观点，以及用“阶级战争”这种表达冲突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析相联系。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精英阶级意见领袖的谴责，所以这种研究经常被传统的社会机构如公司媒体、主要政党和高等教育所边缘化、怀疑和蔑视。其结果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美国经济的、政治的和阶级结构的动力学的基础，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观点的价值很少得到体现。但是，“经济海啸”（即2008年导致世界上数百万工人在经济上陷入痛苦和艰辛境地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帮助改变了这种状况。经济海啸在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中导致的巨大变化以及它对我们制度结构所提出的质疑，有助于改变许多美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并促使人们对其他观点和解释产生兴趣。

正如公众对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所表明的那样，许多美国人现在有兴趣用其他的方式来理解近期的经济变化，但精英领袖对此不屑一顾。特权阶级的专家和民选官员告诉我们，“我们在一条船上”，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分担损失”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这样自私的言论是试图缓和公众对于美国人仍然非常关注的问题的不满和反对，这些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紧缩预算、公司资金对政治活动的侵蚀、讨好富人的税收政策、华尔街救助计划、公司的贪婪和傲慢的亿万富翁等。[1]

在我们看来，为理解和解决工人的重要而正当的愤懑，需要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能着眼于冲突的阶级利益。基于这种方法，我们认为超级阶级公司所有者、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以及许多其他特权阶级成员具有与工人阶级截然对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我们还认为是精英阶级（即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而非工人阶级，控制和运用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将看到，这些资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角逐活动提供了资金，这些角逐旨在维护和扩大精英阶级在利益上相对于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优势。

随着我们阶级分析方法的更进一步推进，在本章和其他章节里，我们坚持认为，在过去的40年中，超级阶级及其盟友通过积极参与一个我们称之为阶级战争（class war）的全面反对工人阶级的运动来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与保守派声称的那种“阶级战争”（class warfare），即建议对富人增税意味着“阶级战争”的说法毫无关系。[2]相反，这种由超级阶级资助的、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战争的目的一直（并依然）是强化和扩大精英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与那种强大的敌对双方中的每一方都试图用武力强加其意志而进行激烈战斗的传统战争不同，阶级战争，就像精英阶级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那样，只是偶尔诉诸肉体暴力或武装冲突。[3]

美国的阶级战争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战略来进行的，这些战略可能很难辨别，但是通过一些战术的实施通常会对工人的利益造成明显的冲击。例如，创建一个组织化的基地来规划、协调和提高其利益的超级阶级战略（如保守派智库和商务圆桌会议那样强有力的游说团体）可能并不是阶级战争显而易见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大量超级阶级主动采用的直接提升精英阶级利益而伤害工人利益的战术则随着阶级战争的展开而变得愈发明显。这种战术往往涉及公开进行的行动和政策，在公司、政府和文化领域有很多先例。在商业领域，包括外包、裁员、工会破产、工资和福利削减以及工厂关闭；在政府领域，包括对富人减税、紧缩预算、反劳工法和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文化领域，包括由保守派组织、专家和其他超级阶级盟友联手，通过媒体散播对“大政府”和工会进行的种种攻击，而攻击的对象被视为我们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本来源。这些攻击往往集中在社会保障或联邦医疗保险等所谓的“依赖生产”项目和类似学校这样的“效率低下”的公共机构，还把工会形容为效率和进步的绊脚石。保守派的文化批评主张，只有私营部门才能纠正政府造成的问题，公共项目和机构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将会增加国民的福祉，工会也会培养人们对应享有权利的意识。

精英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是由大公司和他们创造的巨额利润所推动的——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超级阶级控制的。这种控制确保了公司创造的大部分利润将作为收入和财富分配给超级阶级，同时将较小的份额分配给其文凭阶级盟友和许多其他特权阶级成员。这种分配秩序所产生的一部分集中的财富和收入已经被精英阶级用来创造和维持各种组织（如保守派智库和商务圆桌会议）、活动（如精英阶级游说、竞选资助）和思想体系（如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这些是用以提升他们利益的阶级战争的利器。

公司和冲突的阶级利益

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在无情地发动阶级战争，而且他们一直赶尽杀绝。

——Matthew Rothschild，Progressive（November 2011）：7

大公司及其所创造的财富和收入是冲突的阶级利益、阶级战争和阶级权力的核心——这是一个阶级根据其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来保护和促进其利益的能力。由于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利润，所以从分配中受益的精英阶级——包括超级阶级公司所有者、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的经济利益都是通过利润最大化的做法得以实现的。正如我们在第3章、第4章和第5章中所看到的，在今天的“新经济”中，大公司的利润常常通过公司政策和业务最大化，这些政策和业务不仅减少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而且削弱甚至消除了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当公司利润增加时，精英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得到了满足。除此以外，增加的利润同样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利润的增长使超级阶级及其盟友能够通过增加游说活动和政治运动的支出来扩大他们政治权力。这些“投资”与管理过程相互博弈，制定保护和促进他们共同利益的法律法规。而随着精英阶级政治权力的扩大，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也随之减少。

美国大型公司控制的经济资源是惊人的。尽管今天美国营利性公司的数量约为600万家，年业务收入超过30万亿美元，但是少数大公司仍然在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所有主要商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4]按收入计算的500家最大公司（财富500强）占美国公司总数不到0.001%（十万分之一）。即便如此，这500家公司2011年的收入总额为11.8万亿美元，利润总额达到了8250亿美元。[5]这些数额约占美国所有公司2011年总收入（30万亿美元）和利润（1.94万亿美元）的40%。如此巨额的收入和利润表明在商业世界中，“规模至关重要”。[6]然而，大公司的重要性并不仅仅简单地因为它们的超级体量，还因为少数大公司拥有如此巨大的资源，以至于它们在一些商业部门中主宰市场。

正如我们在第3章“金融化”一节中所看到的，在金融和保险部门，集中化公司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新经济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金融部门，美国有超过6000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投保的商业银行。即使如此，2011年，十大银行（按收入计算）的资产（10.2万亿美元）占所有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商业银行总资产（12.1万亿美元）的84%。[7]相比之下，1990年，美国十大金融公司的资产仅占美国所有金融公司总资产的10%。[8]在保险部门，美国十大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按资产计算）在2011年共持有2.98万亿美元资产。这一数额占所有946家美国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总资产（5.78万亿美元）的52%。[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型公司不仅在当今美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中占主导地位，而且由于许多美国大型公司都是跨国公司，其子公司遍布全球各地，所以其在全球经济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0]

大型公司：所有权、财富和收入的模式

美国的大型公司主要由超级阶级成员拥有和控制，他们中许多人以及由超级阶级成员赞助的、受信任的和向上流动的文凭阶级成员中的骨干在这些公司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超级阶级成员都选择在经济、政治或文化领域担任领导职务，但根据定义，这个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富有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超级阶级涵盖了美国拥有财富和收入最多的群体——其中包括2012年全球1226名亿万富翁中的425名美国亿万富翁。[11]那些积极参与公司管理的超级阶级成员，以及一群值得信赖的文凭阶级成员，占据了美国大型公司董事会几乎所有的席位，其中，包括2012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中约5350个董事席位。[12]许多公司是由超级阶级成员“内部连锁”的，即他们同时担任多家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这些公司通常跨不同的行业。[13]

超级阶级公司的领导权和内部连锁是由股票所有权推动的。2010年所有没有被退休金账户持有的普通股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在顶层。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1%，即超级阶级核心，拥有这些股票的47.4%。在顶层的1%以下，集中持有股票所有权和在高层公司治理中扮演高度参与的角色在随后的最富有的4%中很常见，其拥有32.5%的股票。前两大群体的持有股票所有权和公司治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紧随其后的5%中就不那么常见了，后者拥有10.1%的股票。在前三大群体之下，集中持有股票所有权和参与高层公司治理的比例迅速下降，接下来的10%只拥有6.4%的股票，而最底层的80%仅拥有3.5%的股票。[14]顶层1%以下群体集中持有股票所有权比例的下降表明，一个巨大的财富差距将顶层群体与顶层以下的群体分隔开。这也意味着其后的4%群体（最富有的文凭阶级群体）就像在其之上的顶层1%群体一样，高高在上并远离其后的15%的群体——按上、中、下排列着中等富裕到勉强富裕的特权阶级。

至于收入方面，和财富一样，超级阶级位于顶层1%的群体中。2011年，这个群体（约120万户）的平均现金收入为1371000美元（按2011年美元计）。[15]在1%群体的顶层（1%中最高的1%）中，他们在2010年的平均收入为23846950美元。[16]但是，即便是这一数字，与2011年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平均收入5.56亿美元相比，也相形见绌（低于2010年的8.828亿美元）。[17]在超级阶级之下是文凭阶级中收入最高的成员，这些成员构成了下一个9%的高收入群体，在2011年他们的平均收入为200500美元。[18]较低收入的特权阶级成员构成了收入最高五分之一人群中底部的10%；2011年，该群体中的1180万户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05000美元。[19]

关于个人收入来源的各种形式的数据表明，收入越高，薪水和工资所占的百分比就越低，来自财富的百分比也越高——通常由股息、利息和公司报酬的其他形式组成，反之亦然。例如，80%的美国家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四）大约70%的收入来自工资和薪水；只有7%来自商业收入和各类投资资本收入（超过22%是其他来源，其中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偿）。相比之下，前1%的家庭（按收入）的商业收入和投资资本收入占这一群体全部收入来源的53%，这个群体中大约只有35%（或更低）的收入来自工资和薪水。[20]高管报酬研究也表明了后一点现象，薪水加奖金仅占首席执行官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例如，《今日美国》（USA Today）对138家美国大型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中位数为960万美元。其中，现金收入中位数为310万美元（110万美元的薪水，外加21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首席执行官收入中位数的其余部分以股票和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21]因此，对于《今日美国》调查到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薪水和奖金收入在2011年仅占其总报酬的33%。但在报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中，薪水和奖金收入往往只占其总报酬的个位数百分比。

文凭阶级中，许多帮助超级阶级精英发动阶级战争、使不平等合法化和管理公司的经理人员及白领专业人员的收入远远低于超级阶级成员，但是他们的收入仍然很可观。在华盛顿，国会议员的工资往往被视为上中产阶级的“收入底线”。[22]在2012年，这个“底线”是174000美元。[23]这个数字代表了中等特权阶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尤其是那些在私营部门公司工作的一个近似于最低的基本薪酬。不过，中型和大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等高管的薪水远高于国会议员。例如，2010年，600家“中等规模”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的平均收入为927743美元。[24]较大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的收入则高得多，通常是七八位数。在规模较小的公司（5000名到20000名雇员）中，2011年首席财务官收入范围的最低值（98589美元）低于2012年的国会薪水，但最高值（458691美元）远高于此。[25]

从新富的公司管理者到最古老的美国家族财富，财富和收入的天际线与公司利润的持续生产息息相关。精英阶级的公司管理者很清楚这种联系。因此，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超级阶级成员，以及由超级阶级赞助人培养的一批向上流动的文凭阶级的成员，努力工作，确保持续的财务健康、激励和公司增长。在最高的财富水平上，巨额个人财富的公司基础可以用两种情况来说明：与特定公司关联而拥有巨额财富的现任或前任首席执行官和依靠大公司创始人而继承巨额财富的家族成员。前一类的例子包括，2012年，比尔·盖茨创办的微软市值达66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市值达460亿美元，菲利普·奈特（Philip H. Knight）的耐克公司市值达131亿美元，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脸书公司市值达94亿美元。后一类的例子包括克里斯蒂·沃尔顿（Christy Walton）以沃尔玛为基础的279亿美元财富和其他五位沃尔顿继承人（沃尔玛所有六位继承人的财富总计为1155亿美元），以及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Laurence Powell Jobs，乔布斯的遗孀）110亿美元的苹果公司。[26]大公司显然是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创造财富和收入的引擎。

超级阶级的公司控制如何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

由于超级阶级拥有和控制着大公司，这个阶级和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以及许多其他特权阶级成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通过三种方式得以实现。第一种方式，工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大部分价值是通过公司的渠道和业务分配给超级阶级公司所有者、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和许多其他特权阶级成员的。在今天的新经济中，这一过程的核心是简单的、越来越透明的。这种方式源于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远远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工资和工人生产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公司保留的利润。

如今，公司高管通常会欣然接受公司政策以创造更高的利润，即使这些政策降低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这类政策在当前高度不均衡和大量失业型“经济复苏”（大衰退已经结束了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公司利润在2011年飙升至创纪录的1.94万亿美元，而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却下降了——这清楚地说明了低工资和高利润之间的联系。公司界的高管们非常清楚这种联系的经验性实质。例如，摩根大通集团（JPMorgan Chase）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塞巴莱斯特（Michael Cembalest）在发给其银行的顶级投资者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工资和福利的减少解释了（近期利润）利润率的大部分净增长。”[27]在另一项研究中，美国东北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公司利润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增加了39.6%。在同一时间段内，美国全职员工的周收入中值下降了1.0%。”[28]由于这些政策，2011年财富500强公司中每名员工的利润“达到了32000美元，比21世纪初的水平高出50%”[29]。

虽然公司利润、高管报酬和工人工资之间的不平等可以在全部经济行业中几乎所有公司都有据可循，但美国汽车业还是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案例研究。在经历了数年的财务损失后，通用汽车公司（GM）和克莱斯勒进入破产程序，并在2009年初获得联邦政府的贷款“保释”。（福特汽车公司设法避免了破产。）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这三家美国汽车公司的销售和利润都大幅上升。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的净收入从2010年的13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2亿美元。[30]随着利润的增加，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大幅上升。（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变化不太清楚。[31]）表6.1显示，政府救助下的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总报酬从2009年的181308美元（救助当年）增加到2011年的770万美元。“没有救助需求”的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从2009年的1790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2950万美元。

表6.1 2009年至2011年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总体报酬

尽管提供劳动力使得近期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和首席执行官工资水平的飙升成为可能，但按小时计费的汽车工人并没有共享这些收益。按小时计费的美国“一线”汽车工人的工资从2007年起就被冻结了——高资历的工人获得了工会谈判工资和福利的最高水平。由于2011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工会谈判达成的劳工合同，他们的工资将在2015年前保持冻结状态。更糟糕的是，在2007年之后，受雇佣的按小时计费的汽车工人只获得了“一线”工人工资的50%。[32]由于这些政策，至少在2015年前，“一线”工人的工资将保持在大约每小时28美元（税后每年约为45000美元），但“二线”工人（以及“合同”和“临时”汽车工人）的工资水平将停留在大约每小时15美元（税后每年约为24000美元）。此外，“一线”汽车工人的数量将随着退休、离开或死亡而减少，工厂经理将雇佣低薪工人来取代他们——尽管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33]事实上，今天，汽车行业减薪的趋势得到美国制造公司大范围的效仿。[34]

利润增长和高管薪酬水平的上升，以及在汽车工业中如此明显的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停滞和/或下降，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已成为美国许多公司的“新常态”。虽然工人创造利润，但是他们却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或再分配。取而代之的是，超级阶级通过股票所有权、公司董事会席位和高管职位来控制大公司，确保我们所说的“利润再分配过程”将根据公司报酬、股票期权和由超级阶级在其文凭阶级的盟友的帮助下建立的红利政策进行。当从工人的生产和低报酬中获得的公司利润以薪水、奖金、股票期权和股息的形式，从创造利润的工人“重新分配”到超级阶级公司所有者、首席执行官、文凭阶级的高管和特权阶级股东手里的时候，“利润再分配过程”就结束了。因此，超级阶级对大公司的控制，对于这个阶级、其盟友和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种方式，超级阶级对大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服务其利益，而大部分特权阶级则涉及运用个人和公司高水平的经济资源来影响公共决策，这个主题在本章后面的章节（“阶级战争的政治维度”）和第7～9章中进一步探讨。通过大量的竞选资金支出和密集的游说活动，超级阶级公司获得的收入和财富被用来渗透并强有力地影响政府。正如我们将在第7～9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活动使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得以在过去40年中执行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使其经济和政治利益制度化的立法和公共政策。例如（下一章将探讨）包括：①大幅降低联邦所得税税率；②减少政府对商业的监管；③更多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④侵蚀最初联邦和州劳动法颁布的保护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⑤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如政府补贴住房、食品券和医疗保健。这些政策和类似政策的最终结果形成一种经济和政治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有利于精英阶级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而且也使这种差异显得“正常”甚至“自然”。

第三种方式，超级阶级对大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服务于其利益，而特权阶级通常涉及利用个人和公司资源来影响美国文化的内容。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阶级战争的文化维度”一节和第9章中讨论的那样，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直接控制和/或强有力地影响了从事生产的多个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传播多种不同的和广泛共享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型媒体公司到超级阶级资助的保守派“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这些例子。这些智库向公司媒体、专家、国会议员和其他“意见领袖”发放大量书籍、政策文件和新闻稿，用以动员公众和政府支持所谓的“保守”观点和政策偏好。例如，大型媒体公司制作的电视新闻节目往往会报道或引用智库提供的材料。[35]在这方面，公众舆论（文化的一个方面）是由反映和投射精英阶级观念和价值观的新闻报道塑造的。[36]

我们并不是在暗示精英阶级参与了精心策划的阴谋，以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式塑造文化。阴谋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超级阶级对媒体公司和参与生产“文化产品”的其他组织的所有权和/或控制权。这些公司和组织的管理者不仅意识到，而且很可能共享所有权阶级的想法和观点。这样，超级阶级媒体所有者和媒体管理者的观点之间的许多微妙而又不那么微妙的联系，例如，确保这些公司产生的文化内容通常会在所有权阶级所接受的各种想法、观点和价值范围之内。因此，超级阶级对大公司的所有权有助于确保精英阶级的思想成为大众的思想。

美国的阶级战争

右派以恢复经济和社会“自然”秩序而进行的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胜利。不平等程度处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政府对工业和金融的监管极其薄弱，工会运动受到重创。事实上，这场战争可能正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James Crotty，In These Times（February 2012）：22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持续的阶级战争对推动美国阶级体系转型起了重要作用，在阶级战争中，阶级利益冲突的现实是最明显的。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的不平等趋势是过去40年间由超级阶级控制的组织所发起和实施的活动和政策的直接结果，这些组织包括大公司、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许多非营利组织。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共同代表了全面的阶级战争。虽然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方法来解释当前美国阶级体系的结构，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接近阶级战争分析的解释力。尽管40年的阶级战争故事的细节是复杂的，但其背后的主要角色、事件和政策却出奇地简单。阶级战争基于冲突的阶级利益，由超级阶级发起和领导，由其文凭阶级盟友实施和管理，并由公司创造的利润资助。

阶级战争背后的故事和它导致的高度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当时，美国精英阶级在发动一场阶级战争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他们猛烈抨击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新政（New Deal）计划下工人所得的收益，“因为利润如此之高”。[37]但这种分歧很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就被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扭转。在此期间，民权组织、劳工组织、消费者和环境组织以及其他具有改革头脑的人支持的一些进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导致以新政为基础的国家政策的扩大，为美国工人阶级有效地增加了广泛的机会，包括经济、就业和身体健康。这些政策包括约翰逊总统的一些“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如联邦民权法、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向贫穷宣战以及在六大领域新的联邦监管措施：消费品安全、就业歧视、交通安全、消费金融、工作安全和环境。[38]其中包括1969年《煤矿健康与安全法案》（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和1970年《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等开创性措施。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些进步立法的净效应是美国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工资的一个可喜的扩展。

超级阶级成员对支持工人阶级的政策扩张充满恐惧和厌恶。正如一位进步作家所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利国家的扩张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恐慌。”[39]这一反应无疑被同一时期与公司利润下降相平行的趋势和1973年油价首次大幅上涨的冲击所放大。[40]对于这些事件，超级阶级的回应是停止争吵，支持一致的、大规模动员起来的全面阶级战争：“资产阶级的领导倾向于拒绝政治温和，通过他们内部的交流，开始认同右翼进攻的必要性。”[41]这一努力的核心是有意识地创造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以发动一场在美国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阶级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目标过去是现在仍是增加公司利润、精英阶级的财富和收入，以及这些阶级所拥有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以下几节简要地描述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维度，它们看起来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但实际上它们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阶级战争的政治维度

在政治舞台上，超级阶级领导人和他们文凭阶级盟友，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活动来发动阶级战争，以促进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精英阶级的主要政治利益是维持和扩大该阶级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所拥有和行使的广泛政治权力。这些利益是通过干预（或者说是操纵）“民主”选举和政府治理过程来实现的。干预的目的是选出那些立法和制定监管政策以支持精英阶级经济利益的候选人。与此同时，精英阶级代表做出努力，使其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对选举以及公共政策和规章的内容、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合法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努力往往涉及掩盖精英阶级在选举和治理过程中干预的性质和程度。当然，精英阶级领导人并不关心影响所有类型的公共政策或规章。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影响他们核心经济利益（的政策），即最大化公司利润和积累更高水平的个人收入和财富。因此，必须理解精英阶级对获取、扩大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兴趣是什么——这是实现和强化精英阶级，而且往往是整个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精英阶级的领导人大约40年前就开始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动员阶级战争。20世纪70年代初，这场战争的直接目标是削弱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的支持。[42]到1980年，超级阶级领导人所设想和支持的更大、更长远的战争目标是创造“一个位于全球经济体系中的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现代版本”。[43]为了支持这一目标，在政治舞台上发起的阶级战争攻击一直持续到今天，主要集中在四个具体目标上：第一，质疑和削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的新政、伟大社会和工人阶级的收益；第二，降低富人和公司的税率；第三，大幅减少政府支出；第四，大幅限制联邦监管机构的权力。[44]

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随着组织化和资源基础的急剧扩张，精英阶级的政治游说和政策影响力得到了加强。这正是小刘易斯·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提名进入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的两个月前，1971年，他向美国商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设想的事态发展。鲍威尔的备忘录是他的朋友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提出请求的结果，西德诺是美国商会的一名重要的成员，他认为美国的商业体系受到威胁，需要制定一个计划，阐述商会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挽救它。鲍威尔与西德诺有共同的想法，作为美国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和董事会成员，他在商界人脉广、深受尊敬。[45]

鲍威尔在备忘录中警告说，自由企业制度遭到了反商业力量的攻击。他呼吁商界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并补充说：“政治权力……必须积极果断地使用。”[46]他提醒商界人士，成功并不取决于单个商业领袖或单一公司的行动。相反，他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全阶级的方法来支持精英阶级的共同利益。鲍威尔写道：“力量源于组织，源于精心的长期规划和执行，以及多年来行动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大规模的融资，也只有通过联合行动、通过国家组织才能获得政治权力。”[47]一位研究人员总结了鲍威尔关于集体政治动员和公司共同体行动必要性的信息：“要真正成功地重新设定美国政治的条款，公司需要系统化其方法，建立新的机构，并给予这些机构持续的支持。”[48]

继鲍威尔备忘录之后，超级阶级支持的政治游说进展的重量级名单始于商务圆桌会议。它由美国铝业公司（Alcoa Aluminum）负责人约翰·哈勃（John Harper）和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雷德·伯奇（Fred Borch）于1972年组织，其中包括200位来自大型银行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至今它仍是最强大的公司游说和政策制定组织之一。[49]同年，为了进一步加强精英阶级对国会的政治压力，全美制造商协会（NAM）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此外，注册游说者所代表的公司数量也大幅增加，从1971年的175家增至1979年的650家，美国商会的会员也翻了一番多，从1967年的36000人增加到1974年的80000人。[50]到2010年，华盛顿的游说组织数量超过2000家，雇用了超过12000名注册的联邦说客。[51]“这些说客被……14700多家公司、工会、行业协会、大学和其他组织所雇用。”[52]当然，大多数说客和雇用他们的公司都代表着超级阶级的利益。2011年，华盛顿所有游说组织的游说支出总额（33.2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选举中所有国会候选人竞选活动的直接捐款（18.6亿美元）的两倍。[53]当然，国会的大部分竞选资金都来自雇用华盛顿说客的精英阶级团体和由超级阶级控制的组织。

超级阶级资助的政治竞选活动

鲍威尔备忘录并没有专门讨论增加公司对赞同商业利益的候选人政治竞选活动的支持问题。即便如此，增加超级阶级对有利于公司和精英阶级利益的候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的支持和使这种支持合法化，都是阶级战争政治维度的重要方面。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政治竞选活动不断上升的成本，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导致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对两种由精英阶级提供的资金更加依赖。首先，候选人依靠的是大规模的直接竞选捐款——这些资金由联邦选举法和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管理。其次，候选人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其竞选活动的大量间接支持——这些支持的形式不受联邦选举委员会条例的约束。

自从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公民联合会的裁决以来，间接形式的竞选活动资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两种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美国501（c）条款中规定的“社会福利性”非营利团体。这两个组织都可以合法地筹集和花费无限的资金来支持竞选公职的候选人。[54]在竞选活动经费方面，这些组织和法院做出的裁决导致了“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但是这些新发展的影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的，与过去相比，它们使超级阶级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对选举和立法过程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制定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他们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公共政策。它们提醒人们，阶级战争的政治维度有多种形式。

阶级战争的经济维度

在经济领域，超级阶级领导人通过许多促进其政治利益的组织发动阶级战争。在经济舞台上，阶级战争的总体目标一直是通过制定政府政策并推进公司业务的做法，来增加公司利润和精英的个人财富和收入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超级阶级领导人按照鲍威尔1971年的备忘录中概述的一般战略，在对其经济利益至关重要的五个领域发起并继续支持正在进行的阶级战争运动：①扩大管理自主权，②限制工人的权利，③减少工人的工资和福利，④执行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和⑤减少对大公司和富人征税。

第一个和第二个领域的活动经常涉及利用超级阶级组织和资源来支持游说、法律行动和（必要时）重塑联邦监管机构，以扩大公司高管持有的广泛的“管理权利”。随着这些权利的扩展，它们帮助确保了一系列公司政策的合法性——甚至是那些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利润而实施的削弱工会权力的做法（例如，外包、关闭工厂和重新安置）。外包，是第4章中所描述的一种做法，它提供了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了超级阶级的凝聚力、管理权利和工会权力的削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术语指的是将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从工资相对高的工人（通常是加入工会的）转移给低工资、非工会的工人（通常是在贫穷国家）的一种公司业务。从经济角度来看，公司高管通常认为使用外包是利润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在阶级战争中，这是一种减少或消除公司或行业工会权力的战术。

尽管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外包的报道，但这种公司业务是如何在法律上被奉为一项管理权，从而使之成为公司可能自由使用的合法战术来破坏工会的历史，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可能是未知的。这是一部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正如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61年，外包似乎首先成为削减工会权力的可行选择，但面对自由主义劳工的反对，公司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才充分利用它。”[55]1961年，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裁定，外包并没有违反工会合同，但由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任命了更自由的董事会成员，这个决定在1962年被推翻。因此，公司界开始动员起来，反对公司高管们认为的对“管理特权”的攻击，这一努力还包括那些目前为止仍与工会保持积极联系的小公司。[56]在总结了管理权、外包和对工会的攻击之间的联系后，威廉·多姆霍夫指出：

这些公司的高管声称，他们愿意就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与工会谈判，但范围从未涉及他们作为管理者的权力，包括削弱工会的权利。他们的成功之战，通过法庭案件和对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任命的影响，随着一系列反对管理决策进行集体谈判的必要性的裁决，最终在1971年达到高潮。这些裁决为更多的外包、工厂搬迁和工厂关闭开辟了道路。[57]

随着外包的胜利，经济阶级战争的第二个领域——对工人权利和工会的攻击中，超级阶级也赢得了许多其他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从1981年的里根总统解雇罢工的空中管制员，到最近各州法律削减或取消工人谈判权的活动。备受瞩目的例子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在2011年通过取消公共部门雇员的大部分集体谈判权的计划，以及2012年在印第安纳州和密歇根州批准的“工作权”法（这是10年来首次通过的此类法律）。[58]此外，沃克州长在2012年6月5日的大选中获胜，（使人们）回忆起试图使他下台的那场选举恰恰“鼓励了其他州的共和党人继续努力削减工会的权力”。[59]这些和许多其他反工人权利和反工会发展都是由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在州一级层面领导的。在第9章中将讨论，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阶级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组织的组成部分。

从40年来美国工会化比例的下降中很容易看出，超级阶级发动的对工人权利和工会的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国工人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从1973年的24%下降到2012年的11.3%，这是80年来的最低水平。[60]2012年，美国私营部门工人中，只有6.6%属于工会，但36%的公共部门（政府）工人属于工会。[61]然而，攻击公共部门工会的新的州立法正在缩减该部门的工会成员。例如，在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的新法律生效以来，该州的第二大工会，美国州县市雇员联盟（AFSCME）失去了该州近一半的成员……威斯康星州的美国州县市雇员联盟的成员从（2011年）的62577人降至（2012年）的34942人”[62]。

经济阶级战争的第三个领域（减少工人报酬）明显地体现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大量减薪和冻结案例中。在本章早些时候，我们讨论汽车工人工资时，已经引用了这种进展的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自2007年以来，“一线”汽车工人的工资已被冻结，并将冻结到2015年；与此同时，2007年之后雇佣的“二线”汽车工人（这个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只获得了“一线”工人工资的一半。

在经济阶级战争的第四个领域，精英阶级成功地通过并实施了联邦政府的多项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此类贸易协定。[63]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指出的，这些协定得到了两党总统的支持，首先是克林顿对199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支持。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效仿克林顿，支持类似的贸易协定。最近，奥巴马总统确保国会通过并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布什政府期间谈判达成）。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讨论的，这些协定将增加公司利润，扩大美国贸易逆差，并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64]

在经济阶级战争的第五个领域，过去的30年里，精英阶级倡导并赢得对富人和大公司联邦税收的大幅度削减。在第9章中，我们讨论了几个主要的联邦税收“改革”，即在1981～2012年期间，对富人和公司的联邦所得税的削减。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对富人减税的经济领域阶级战争的胜利可以从这一群体的联邦所得税税率急剧下降中得到确证。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税收事实”，这是针对富人税收下降的一个例证。收入超过808680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的联邦税率从1975年的70%降至1985年的50%，再到1995年的39.6%和2011年的35%。[65]尽管这50%的税率下降幅度很大，但自1955年以来，收入最高美国人的实际联邦税率的下降幅度更大。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显示，1955年美国前398名纳税人的平均收入为1320万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在利用了所有可用的税收漏洞之后，这些纳税人支付了1955年联邦所得税的51.2%（平均每人676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9年，美国前400名纳税人的平均收入为2.024亿美元（说明收入日益集中在顶层）。在利用联邦“税收改革”提供的慷慨减税和税收漏洞，尤其是1980年以来通过的税收改革之后，在2009年，收入最高的400名纳税人只缴纳了联邦所得税的19.9%（平均每人每年4030万美元）。[66]

阶级战争的文化维度

在文化领域，超级阶级领导人通过一些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发动阶级战争，以推进使得阶级战争经济和政治维度中产生的大量不平等合法化的一系列观点。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阶级战争是反对那些会加强或促进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目标。阶级战争的文化维度的目的是塑造文化的内容，以促进大众广泛接受精英阶级的观念、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是一种普遍接受的超级阶级“文化叙事”。

所有类型的“文化产品”都是这一领域阶级战争的焦点。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大型媒体公司通过电子和印刷形式传播的新闻、信息、评论和娱乐。印刷产品包括，例如，报纸、杂志、书籍甚至教科书。电子产品包括，例如，电视节目（如新闻、评论、娱乐）、电影、网站、博客和电子游戏。不那么明显的例子包括非营利性的、超级阶级资助的组织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这些组织制作并向公司媒体、专家、国会议员和其他“意见领袖”散布大量书籍、政策文件和新闻稿，旨在动员公众和政府支持所谓的保守思想、观点和政策偏好。他们分发的材料通常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例如：“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和“经验证据”（有选择性地选择“事实”），为那些“改革”（通常是通过“私有化”计划）政府方案和机构的政策进行辩护，这些政府方案和机构是厌恶超级阶级价值观、利益和政策偏好的（例如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公立学校）。

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许多文化产品的诸多内容是相互交织的，既有阶级偏见，也有社会效力。所谓阶级偏见，是指文化产品的内容往往反映和强化精英阶级的价值观和利益。

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广泛共享的文化产品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忽视、隐藏、边缘化、竞争、掩饰或歪曲阶级不平等的方式，以及这种不平等有利于精英阶级利益的方式来设计和传播的；这些内容通常也无法识别或证明工人基于阶级的利益和不满是合法的。

所谓社会效力，是指广泛传播的精英阶级偏见的文化内容，有力但间接地影响了大量工人和特权阶级成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所持有的观点、态度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精英阶级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一内容是通过“文化霸权”的力量而形成的主导意识——我们设想这是一种源自精英阶级资源和精英阶级偏见的思想，它居于文化领域的核心，大部分不可见但具有强大的力场。这种霸权力场很大程度上为精英阶级的利益服务，在方向和形式上塑造了文化的构成和轮廓。[67]

正如我们在第12章和第13章所阐明的那样，充斥精英阶级偏见的内容注入文化产品中的效力是显著的。它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包括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经济、政治和社会事件或社会发展。它有助于塑造他们在选择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甚至是娱乐和流行文化方面的偏好。因此，人们在许多领域所设想的自己的想法、观点和偏好实际上都是从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文化产品充斥着带有阶级偏见的内容，反映和服务于精英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认为精英阶级传播的文化产品有助于防止工人发展反映他们自身利益的阶级意识。[68]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由超级阶级资助的保守派智库产生的政策文件——“文化产品”如何影响国家的政治话语，并帮助塑造公共政策。1980年，传统基金会出版了一本1100页的平装书，书名为《改变的使命》（Mandate for Change）。它为消除20世纪制定的几乎所有累进的社会和税收政策提供了一份“保守的蓝图”；它还包括一个“基于事实的”说明，支持和证明了其政策逆转建议的合理性。尽管该文件具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但它所包含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得到了国家精英意见领袖和里根政府的支持。作为阶级战争文化维度的一个例子，该文件为支持精英阶级领导人所青睐的思想和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很多年后，一位进步的专家评论这本出版物的政策意义：“里根白宫政府……几乎把这个蓝图提出的三分之二的建议付诸实践……到1989年，新政永远不会消逝。对富人的税收永远不会降低。”[69]（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富人的税收下降得更多，甚至更多的新政项目被削减。）

不平等的冰山：阶级战争、维持和合法化

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精英们已经学会……剥削非精英而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剥削。

——Harold R. 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2012），408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在一座大型冰山的淹没部分上方耸立的冰峰。但在吃水线以下，阶级战争的特征却不那么明显。这些包括发动战争的结构和程序，掩饰一些最明显阶级战争的战术和攻击，以及维持高度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并使之合法化。当然，分层社会的精英阶级总是把他们大量的资源用于镇压异见、强化不平等并使阶级体系合法化，从而确保他们继续拥有不成比例的财富、权力和特权。然而，阶级战争加剧了阶级的不平等，并且由于这些不平等与无情的、媒体推动的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美国梦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持和合法化日益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当下阶级战争的战略总是与其采取的行动，以及与维持和合法化日益扩大的阶级不平等有关的战略相联系，并将过去惯用方法的复杂扩展，与新兴的、革新了的控制和分散的形式相结合。

阶级权力网络模型

我们从阶级利益和权力的组织模型出发，探究阶级战争是如何进行和伪装的，以及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是如何维持和合法化的。这种模型认为大公司是超级阶级的资源宝库，也是社会几乎所有部门的主要权力来源。根据这种方法，精英阶级的领导人使用公司的资源来创建、资助和控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领域内广泛重叠的组织网络。这些网络由各种联系的组织组成，如内部连锁的董事会成员、共同的公共政策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包括维持和合法化精英阶级所拥有的集中财富和权力。

在经济领域，网络例子包括超级阶级控制的行业协会和顶尖公司集团，例如商务圆桌会议。超级阶级资助的智库、游说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美国501（c）条款组织是政治舞台上组织化网络的例子。在文化领域，网络例子包括公司媒体、超级阶级资助的智库、超级阶级控制的组织，如基金会、公民和文化实体，以及精英大学的董事会。我们认为这些内部连锁的组织网络是由精英阶级领导人指导的，他们利用这些网络来设计和实施阶级战争战略和战术，以加强其阶级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这些战略和战术包括攻击工会；使公司自治、权力、利润最大化和阶级不平等合法化；维护新阶级体系的组织结构，使精英阶级的优势地位、利益和特权永久化。然而，我们也认为，这些网络中的组织通常会在公众面前伪装或淡化他们精英阶级的偏见，以及他们作为代理人支持精英阶级利益的方式。

虽然我们的阶级权力模型认为精英阶级的领导人是有意识和经过深思熟虑参与的，诸如利用阶级战争战略和战术，以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的活动，但这并不是建立在权力阴谋论基础上的。我们不认为超级阶级领导人是一个私下合谋来促进其利益和维持阶级不平等的群体。相反，按照威廉·多姆霍夫的观点，我们认为“权力精英”，包括超级阶级领导人和他们文凭阶级的盟友，协调和谋利的活动，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基础之上的，这个体系由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组成，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具有相似性。[70]超级阶级的领导人往往有着相似的精英教育背景，他们是大型的、内部连锁的公司的管理者，并且是少数精英社会和文化组织的成员。这个群体里的精英，他们的阶级基础、家庭、商业和社会经历导致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维持现状的承诺。[71]从超级阶级领导人的立场来看，生活是美好的，制度是有效的。精英阶级的共同文化导致的不是阴谋，而是对公司模式和“市场魔力”真正的支持。当超级阶级领导人最常见的问题是这样的时候，不需要阴谋：“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改变行之有效的东西？”

主导性阶级权力网络

图6.1展示了我们关于阶级权力网络模型的主要特征。在顶层，模型把主导性阶级权力基础视为根植于权力精英——组织上活跃的超级阶级领导人和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见第7章）。这个组织集中参与指导和协调三个相互重叠的以公司为基础的主导性权力网络。阶级战争战略以及与维护所有形式的阶级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有关的战略，通过四个基本的社会制度：国民经济、国家、媒体和文化，以及教育体系向下延伸。第7章至第14章部分探讨了阶级战争和模型所确定的维持和合法化是如何与精英阶级领导人指导的组织政策和业务相联系的。它们还说明了这些战略和相关政策是如何为精英阶级以及许多特权阶级成员的利益服务的——尤其是通过帮助扩大、延续和合法化在新阶级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图6.1 阶级权力网络模型

通过关注模型的上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超级阶级主导的抽象概念是如何通过真正的组织整合到强大的网络中来实现的。从上到下，主导性权力网络通过以公司为基础的活动来追求精英阶级的利益，而这种公司活动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四种常规制度结构之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从这些结构性联系中产生的公司业务和公共政策将阶级战争战略，以及合法化、共同选择、分散和胁迫的策略编织成一个紧密的组织化网络，支撑着新阶级体系的不平等。

工人和特权阶级的成员都是模型所描绘的主导性权力网络的目标。特定的公共政策、计划、商业惯例和文化理念，都是通过在模型中展示的四种基本社会制度，定期地、反复地针对工人阶级成员和特权阶级消费者，用以延伸、维护和合法化精英阶级利益、公司帝国和阶级不平等。

对于工人阶级的成员来说，在超级阶级主导的社会制度下生活的累积效应鼓励人们接受等级制度，接受广泛的公司权力，以及与这些安排有关的不平等。在文化结构中被灌输的观念和经验不断提醒工人阶级，私营企业是“好的”，而公共企业是“坏的”（或者充其量是低效的）。[72]例如，这样的提醒来自控制经济的寡头垄断公司（例如，金融、保险、媒体）、公司资助的媒体对大政府的攻击，例如，“保守派”政客、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Channel）、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等媒体专家，以及公司媒体对自由企业制度的颂扬，例如《我为钱狂》（Mad Money）和《库德洛报告》（Kudlow Report）等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节目。

总之，工人阶级的行为和态度是通过促进公众接受（意识形态合法化）阶级不平等的方式来塑造的。这样的结果确保在新阶级社会中，资本资源的分配仍然相对不受到挑战，也没有变化：在钻石型顶层的特权阶级为精英阶级的成员保留了少数高报酬的职位，而几乎每个位于钻石型底层的新工人阶级都被限制在低报酬职位的狭窄范围内。

替代性阶级权力网络

当然，图6.1的顶部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图的底部，我们发现了基于几个组织和群体的替代性阶级权力基础。劳工运动和其他进步团体，如许多妇女的权利、公民权利、环境、同性恋权利、“网络草根”、媒体改革组织和一些宗教团体，形成了三个相互重叠的替代性权力网络的核心。这些替代网络以不同程度的活力和有限的资源，挑战阶级战争战略和战术以及不平等政策的延伸和维持，所有这些合法的信息都是通过主导性权力网络流入经济、国家、媒体、文化和学校的。

我们模型的替代性网络维度强调，我们不把超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等同于完全控制。一方面，发动阶级战争，阶级不平等扩大化、持续化和合法化，这些行动、政策和思想是由超级阶级赞助和文凭阶级管理的组织在主导性权力网络中所策划的。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活动和想法都受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替代性权力网络参与者的挑战，工会在其中担任核心组织力量。

我们把工会列为替代性权力网络的一个关键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工会是一致为工人发声的，也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所有工会一贯都是工人共同阶级利益的进步倡导者。我们认识到，劳工运动包括各种不同的和某些时候相互矛盾的趋势和行动。即便如此，在公司权力之外的组织化选择中，工会拥有更集中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并代表着对抗精英阶级公司统治的最重要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化力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工会经常成为超级阶级领导的阶级战争的目标。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削弱其他组织和团体在替代性权力网络中的重要性——其中一些组织和团体与具有特权阶级背景的领导人和资金来源有关。这些团体通常与工会合作，经常挑战阶级战争的倡议和活动，试图通过主导性权力网络来扩大、维持和使阶级不平等合法化。

冲突的阶级利益的抵触

我们相信与精英阶级的利益相比，工人阶级的利益趋向于减少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平等。首先，这意味着工人在以更高的工资、更广泛和更有保障的形式获得更大份额的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方面具有经济利益。这样的结果将会通过降低利润率，以牺牲生产性财富的超级阶级所有者和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为代价。其次，工人为了利用法律和公共政策来代表工人阶级，作为减少经济和政治阶级不平等的工具，有着争夺超级阶级特权阶级对政府控制的政治利益。例如，工人的机会和经济保障将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工资而得到提高，包括增加公共部门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建立国家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大幅度扩大环境保护政策。最后，在文化层面，工人有兴趣生产和传播文化产品和组成部分（例如，通过非营利媒体、互联网和公立学校等），这些产品及其组成部分将探索和揭露各种基于阶级的有利于精英阶级利益的不平等现象和使工人的阶级利益及不满合法化的现象。

我们对存在着冲突的阶级利益的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精英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同样地意识到或同样地组织起来，致力于积极地实现他们的利益。相反，正如第7章至第9章所示，我们认为精英阶级的成员，特别是超级阶级的成员，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集体阶级利益，更有凝聚力地追求它们，并且拥有比工人阶级更大更统一的组织资源。最终的结果是，与工人阶级相比，在超级阶级领导下，处于特权阶级顶端的精英阶级，更加意识到并能够有效地追求和实现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

不平等与不公平

替代性权力网络团体努力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改变，从而减少阶级、性别和种族/族群的不平等现象，引起人们关注不平等和不公平之间的区别。

不平等是客观现实（真实可证实的），是指各种不同和可识别的群体（例如阶级、性别、种族/族群）在社会中分配到的各种形式的稀缺和有价值资源的不相等的份额。例如，迄今为止提出的许多关于消费和投资资本分配差异的证据表明，人们在美国经历的高度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往往是基于他们在阶级、性别和种族/族群的成员身份。

不公平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即按阶级、性别和/或种族/族群成员资格划分的群体，对稀缺和有价值资源的不平等获取是不公正和不正义的。这个概念解释了基于不平等分配稀缺和有价值资源的组织化基础的政策和业务，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根本性缺陷的，因为它们使某些群体优先于其他群体，从而违反了分配过程中的基本公平标准。因此，通过不公平的视角，观察阶级和其他基于群体的不平等形式的人认为，为这些群体带来高度不相等的资源后果的组织化政策和业务，需要实质性的修正和改变。[73]从不公平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医疗保健、经济保障、教育和职业机会等领域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并不仅仅被看作基于择优的分配过程的反映；相反，他们往往被看作在各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偏见和缺陷的证据，这些分配过程以牺牲非特权阶级群体为代价，使现有的特权阶级群体获得的不正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永久化。

几乎从定义上就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基于不公平解释的阶级（和其他）不平等的世界观使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化成为必要，并使之合法化，目的是大幅度缩小目前的不平等范围。这是替代性权力网络部分中的大多数个人和团体所采取的方向和方法。虽然这些网络中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太可能把完全平等视为一个现实的目标，但对公平的追求——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分配稀缺和有价值的资源——似乎是这些网络成员之间普遍共同的目标。

当然，可能有争议的是实质性的不平等是合法和合理的。例如，当代的阶级不平等的正当性，往往根植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9世纪晚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斯宾塞赞扬所谓的富人优越性，认为穷人是低人一等的，理应接受他们的命运，并根据“适者生存”的伪科学，来为阶级不平等辩护。[74]斯宾塞的观点在今天的美国仍然能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精英阶级中。[75]例如，研究表明，具有较高阶级背景的人比那些具有较低阶级背景的人更有可能认为具有高层次的职业和教育的人比具有低层次职业和教育的人享有更高的收入。[76]

冰山、梦想和细节

泰坦尼克号沿着航线，撞上了巨大的冰山。再见吧，泰坦尼克号，再见吧。

——Leadbelly（H.Ledbetter），“Fare Thee Well，Titanic”（1912）

正如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提醒我们的那样，冰山可能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吃水线以下的巨大的冰冻物体。我们对阶级冰山的隐藏部分的探索也充满了危险，尽管不是物理上的那种危险。由于阶级分析的禁忌性质，人们不太可能在传统社会分析的吃水线下冒险。在那里，能见度有限，图像模糊不清。沟通不畅和误解的危险无处不在。而那些住在“体面的地方”的人则声称，这次旅行是徒劳的，甚至是不美国的：与其去探索冰山，不如坚持梦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碰碰运气。我们认为潜在的回报值得冒险，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继续探索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熟悉，但在许多方面是未知的领域。我们的阶级权力网络模型是探索新阶级体系的几个隐藏特征的基本地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导性权力网络不是抽象的、象牙塔式的发明，而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真正的组织网络。通过追踪超级阶级主导性组织的策略和活动，该模型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阶级如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主导组织、公共政策、计划、思想和社会行为。

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这个模型可以作为一个透镜，带领我们聚焦主导性权力网络用来发动阶级战争、维持和合法化新阶级体系的许多不平等的方式。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将探索权力网如何通过主导性权力网络影响选举、管理过程和公众对超级阶级偏爱的政策和法规的看法，以及它如何影响与自我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大规模消费以及工作和闲暇时间使用等有关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生产和分配。我们将会用它来探究主导性权力网络的文化维度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使阶级不平等合法化中特别有帮助。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至第13章中看到的那样，文化网络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包括强有力的组织（如公司新闻媒体、商业网站、学校、公司娱乐媒体），这些组织传播思想、信息和图像，不仅有助于无数合法的不平等现象嵌入新阶级体系，而且也经常作为转移公众对阶级战争和相关阶级不平等注意力的工具。

阶级权力网络模型也将帮助我们看到和更好地理解阶级冰山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阶级冲突的“弱者”。该模型中的替代性权力网络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地图，以了解支持精英阶级利益的主导性权力网络战略、政策、计划和想法是如何被真正的组织和真实的人以特定的术语所质疑和挑战的。这些挑战基于一个公平竞争的议程，结束了任意的阶级不平等，为所有美国人实现美国梦提供了更大机会——而不是继续当前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梦被阶级不平等的巨大冰山所背叛和摧毁。

对于那些可能有兴趣参加阶级战争这项正义事业的人来说，考虑一下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你的仇恨是纯粹的吗？”这是已故的激进记者亚历山大·科克本（Alexander Cockburn）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会在开玩笑或询问中，挑起眉毛问一个《国家》（Nation）杂志的新实习生，实习生不确定。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时代。对于古人所说的贪婪和不公平，亚历山大的仇恨是纯粹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一个作家对残酷和危险的幻想，即帝国的腐败产生过更致命的一击。”[77]当亚历山大于2012年去世时，工人阶级失去了一个最能言善辩、最热情的拥护者。这项事业、他的事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成员来回答他的问题：是的！

[1] Jeffrey M. Jones，“Confidence in U.S. Public Schools at New Low，Confidence Also at New Lows for Organized Religion，Banks，and TV News，” Gallup，Inc.（June 20，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gallup.com （accessed August 1，2012）；Pew Research Center，“Rising Share of Americans See Conflict between Rich and Poor” （January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ewsocialtrends. org （accessed July 1，2012）；Pew Research Center，“Partisan Polarization Surges in Bush，Obama Years，”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1987-2012（June 4，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accessed July 1，2012）；Lydia Saad，“Americans Decry Power of Lobbyists，Corporations，Banks，Feds，” Gallup，Inc. （April 1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gallup.com （accessed July 1，2012）.

[2] Radley Glasser and Steve Rendall，“For Media，‘Class War’ Has Wealthy Victims，” Extra！（August 2009）：9-10；Matthew Rothschild，“Class Warfare Anyone？” Progressive（November 2011）：7-8.

[3] 当使用暴力时，通常是由超级阶级的代理人——比如警察——来针对那些抵抗超级阶级统治的人，那些被认为是对超级阶级利益有严重威胁的人，那些不能被控制、被同化、被安抚，或者被更和平的方式击败的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1～2012年，武装警察袭击“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以及在警察的协调下，暴力摧毁了全国各地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营地。参见Rick Wolff，“Turning toward Solutions，” Dollars and Sense（January-February 2012）：7-8。

[4] 数字“600万”是对未来的短期预测，根据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第491页公布的信息；“超过30万亿美元”的数额是根据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tatistics of Income，Corporation Tax Returns（2011）所报告的信息。

[5] Shawn Tully，“The Year of Living Profitably，” Fortune（May 21，2012）：237，F-25.

[6]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2011年美国公司利润总额为1.94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第四季度和2011年度（第三次估算）；公司利润：第四季度和2011年度”，新闻稿（2012年3月29日）：press release （March 29，2012）：table 12。

[7] “Commerical Banks，［Top］20 Companies，” Fortune（May 21，2012）：F-34；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737.

[8]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Monthly Review（May 2010）：9.

[9] 保险公司的资产是根据《财富》杂志报道的数据计算的。“Fortune 500 Largest U.S.Corporations，”“Healthcare：Insurance and Managed Care，［Top］11 Companies，”“Insurance：Life，Health（Mutual），［Top］7 Companies，”“Insurance：Life，Health（Stock），［Top］10 Companies，” Fortune（May 21，2012）：F-1-F-26，F-36，F-37；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731，754.

[10]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519-20.

[11] Luisa Kroll，“Forbes World’s Billionaires 2012，” Forbes（March 7，2012）：27，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orbes.com （accessed May 1，2012）.

[12] 作者对5350名董事的估计是基于标准普尔公司平均有10.7名董事；一份对标准普尔公司董事样本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平均财富占据了所有美国人的前1%；另见Jeffrey Marshall和Ellen M.Heffes，“Recruiter’s Study Finds Change，and Progress，” Financial Executive（November 2005），10。

[13]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Boston：McGraw-Hill，2010），31-35.

[14] Lawrence Mishel，Josh Bivens，Elise Gould，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2th ed. （Ithaca，NY：IRL Press，2012），387.

[15]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Who Pays Taxes in America？” （April 4，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tj.org （accessed May 5，2012）.

[16] Emmanuel Saez，“Striking It Richer：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March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elsa. berkeley.edu/～saez/（accessed May 5，2012）.

[17] Sam Pizzigati，“The Hedges Get a Trim，” Too Much（April 14，2012）：3.

[18]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Who Pays Taxes in America？”

[19]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Who Pays Taxes in America？”

[20] 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and Heidi Shierholz，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2008—2009（Ithaca，NY：IRL Press，2009），82.

[21] Matt Krantz and Barbara Hansen，“CEO Pay Rises Again in 2011，While Workers Struggle to Find Work，” USA Today，March 29，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usatoday.com （accessed May 5，2012）.

[22] Donald L.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e，America：What Went Wrong？（Kansas City，MO：Andrews and McMeel，1992），xiii.

[23] Ida A. Brudnick，“Salaries of Members of Congress：Recent Actions and Historical Tabl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bruary 22，2012）：8.

[24] “CFOs Earn 40% Less Than Average CEO Salary，” BenefitsPro（September 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enefitspro.com/2011/09/01 （accessed June 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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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am Pizzigati，“Tip for Joe the Machinist：Watch Your Back，” Too Much（June 25，2011）：4.

[28] Sam Pizzigati，“Tip for Joe the Machinist：Watch Your Back，” Too Much（June 25，2011）：4.

[29] Tully，“The Year of Living Profitably，” 237.

[30] 这里报告的公司净收入来自三家汽车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发布的公司年度报告。

[31] 2007年8月，戴姆勒·克莱斯勒将克莱斯勒卖给了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种所有权安排一直持续到2009年初。因此，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薪酬数据在2007～2009年期间不公开。2009年4月，克莱斯勒申请破产保护。一个“新的”克莱斯勒公司成立并开始运营，由美国财政部提供贷款和信贷。2009年6月，一家意大利大型汽车公司菲亚特收购克莱斯勒20%的资产。克莱斯勒现在实际上是菲亚特的子公司，但也部分归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美国政府所有。2011年菲亚特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基奥尼（Sergio Marchionne）当选为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从而未获得克莱斯勒公司直接补偿。由于2009～2011年间克莱斯勒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非常复杂，在此期间首席执行官薪酬水平不明或无法获得，因此未列入表6.1。表6.1中的首席执行官收入来自2009年至2011年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Form 10-K”公司报告中的高管薪酬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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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公平和自由的讨论，参见 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3rd ed. （Boston：McGraw-Hill，2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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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无形的阶级帝国

我们的统治阶级逃离（公众）视线的方式是任何国家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噱头之一。

——Gore Vidal，Progressive（September 1986）

美国人对强大和无形的力量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这种兴趣常常表现在对神秘的、超自然的和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的迷恋上——比如《鬼影实录》和《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以及包括《危机边缘》、《邪恶力量》和《吸血鬼日记》在内的电视剧。在这种类型的影视作品中，一种常见的剧本设计使用神秘的言论为难以捉摸的真相提供线索，如果能够理解，就可以解开嵌入正在上演的剧情中的谜团。观众们被引导相信这些线索将帮助他们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神秘的事件——通常与超自然现象或阴暗而邪恶的人类干预有关——使“真相”无法触及。

就像这些故事的观众一样，我们也相信有可能揭开关于真实情况的难以理解的真相。但与超自然现象的粉丝不同，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现实，而不是神秘剧情中虚构的事件。更具体地说，我们在本章中关注的是超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证据，这些权力和证据揭示了这个高度紧张的问题的“真相”。正如维达尔的话所暗示的，美国社会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特征是长期存在的，但通常没有得到承认和深入考察。它偶尔得到公开承认——譬如维达尔这样的起源于精英阶级的作家以及政治游戏的顶级玩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曾经说过：“美国政府的主人是美国资本家和制造商的联合体。”[1]然而，这种开诚布公的情况很少，因为这很可能会给个人和职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维达尔坚持认为，他公开发表对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见解，使他成为阶级叛徒，导致长久的精英敌意，也导致他和他的作品都被精英阶级控制的媒体边缘化和妖魔化。[2]

超级阶级精英们早就认识到，公然承认占据头版的强盗式富豪统治是与美国民主和政治平等的文化理念不一致的——而且对他们的利益也是危险的。公开揭露超级阶级政治统治的性质和程度，会使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制度合法性受到质疑，从而放大民主制理念与集中化阶级权力的现实之间的张力。出于这些原因，超级阶级领导人更倾向于让他们的阶级权力的存在和细节远离人们的视野。

无形的阶级帝国和金三角

正是阶级与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美国组织的高层组织化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美国的（上层）阶级统治。

——G. William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2010），219

我们认为，超级阶级倾向于让美国人对主导我们国家政治体系的无形的阶级帝国的“真相”了解得更少，而不是更多。“无形的阶级帝国”一词指的是隐藏的结构和过程，“精英阶级”领导人（即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通过这一结构和过程渗透并主导美国的政治体系。它也指用来掩盖这一现实的过程，以及精英阶级权力隐藏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维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帝国，精英阶级的领导已经精心地将一系列广泛分布的资源、组织和过程打造成一个连贯的政治力量，不仅确保精英阶级而且有大部分特权阶级利益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无形的，因为作为帝国基础的资源和控制过程中基于阶级的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美国公众的视线之外。在政治舞台上，在位者、崇拜者和权威人士对精英阶级权力的沉默助长了公众的忽视。在文化舞台上，公众注意力的缺乏是由于几乎全部的大众媒体对帝国报道的封锁，加之美国各级教育体系对这一主题几乎完全的忽视。

正如我们在第6章所指出的那样，领导和管理这个帝国的超级阶级领导人和他们那些文凭阶级盟友有时被称为“权力精英”。[3]在顶层，这一群体由活跃于组织化治理（例如，公司、政府）的超级阶级领导人组成。它向下展开，包括了第二梯队的半自主的、文凭阶级的高管和经理。权力精英外围的初级合伙人包括向上流动公司管理者、国家政治领袖和官员、联邦说客以及其他主要来自文凭阶级的专家。这些群体或直接协助超级阶级权力精英领袖，或间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所有这些群体，以及处于中心的超级阶级领导人，都来自一个负责制定和监督综合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维护阶级帝国所必需的常规制度实践的理事会。

本章开始通过揭露我们称之为阶级权力的金三角组织化基础来剥离无形帝国的隐形斗篷。如图7.1所示，超级阶级资源建立在本阶级成员个人持有或者作为公司主管控制的投资资本之上，是两大“产业”融资和管理的基础。影子政治产业（在这里和第8章、第9章中探讨）和信息产业（在第10章中探讨）都驱动和隐藏了超级阶级的权力。这种孪生结构的聚合导致超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术语指的是这两个产业的日常运作促进了超级阶级对涉及这一阶级核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公共政策问题的支配。它还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超级阶级对媒体的所有权及其对影响文化的许多非营利组织（如精英大学）的控制为这一阶级提供了实质的文化影响（例如，塑造公众舆论和流行文化内容），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阶级权力的影响和后果。

影子政治产业在三角形的左侧向上延伸。它由几个真实的组织组成，这些组织提供了阶级帝国背后的政治力量。这一产业与联邦政府的所有分支机构、联邦选举和联邦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相似或相互影响。这个产业的核心主要是由超级阶级创建、资助和控制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以组织为基础的共同体组成。①联邦游说共同体——位于华盛顿特区——主要是超级阶级资源资助的地区游说团体，目的是影响国会和联邦机构的政策制定。②政治金融共同体——超级阶级和公司捐款人，通过向候选人和“独立”团体捐款，为联邦政府（总统和国会）职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用于选举活动的“外部支出”。③政策规划共同体——由超级阶级资助的智库、研究机构、政策讨论小组和基金会，制定支持精英阶级利益的短期和长期政策。④阶级游说共同体——“顶尖”公司团体（如商务圆桌会议、公司联盟和公司专业联盟）开展游说活动，以促进精英阶级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产业的目标是以保护和促进超级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方式干预政治领域。它的主要“产品”是政治和政府的统治——选举和执政过程。本章探讨第一个共同体，第8章探讨第二个共同体，第9章探讨第三个和第四个共同体。

图7.1 阶级权力的金三角

信息产业位于三角形的右侧。这个产业以大型的媒体公司为基础，以两种方式为超级阶级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第一，处于该产业核心的公司发布的大量新闻和评论，有助于合法化或隐藏超级阶级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第二，大型媒体公司通过运营产生的巨额利润，很大一部分被输送回了超级阶级所有者手中，较小的份额流向文凭阶级、二线媒体高管和经理。[4]这一产业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控制过程来运作，产生强化超级阶级利益的信息、思想、图像和评论（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第10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包括：①主流意识形态过程，②舆论塑造过程，③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

这两个产业的结构和过程在三角形的顶端汇聚成超级阶级的政治统治。如前所述，这一术语指的是超级阶级利益在阶级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公共政策后果上的支配，以及对塑造文化内容的强大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共政策和文化内容的后果往往通过合法化或伪装（或两者兼而有之）超级阶级权力的性质、范围和后果来反映和加强超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超级阶级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被视为指导和控制了大多数与阶级相关的主要国家公共政策后果。第9章讨论了超级阶级主导的政策后果的例子，特别是那些阶级游说（例如，针对富人的联邦税率）产生的政策后果。超级阶级政治统治的概念还包括精英阶级领袖以强化超级阶级利益的方式影响文化内容的理念。这种影响是通过信息产业传播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的新闻和评论产生的。它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存在，以强化超级阶级利益的方式，塑造了包括娱乐“产品”在内的流行文化的内容。第10章和第13章探讨了精英阶级领袖通过信息和文化产业对文化内容的影响。

三角模型发展了第6章介绍的更普遍的阶级权力网络模型的一些特征，但它并未试图说明超级阶级权力的所有维度或特征。即使如此，它还是为概念化美国超级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核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该模型将超级阶级的权力和支配地位置于由阶级利益驱动和阶级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组织化的资源、结构和过程中，避免了将阴谋论作为理解超级阶级凝聚力和权力的基础。

该模型还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现实，因为许多超级阶级领导人在大型组织中担任着内部连锁的高层职位，因此他们往往彼此了解并相互沟通；此外，他们控制着高水平的投资资本，参与重叠的公司、政治和社会领域，并有着相似的阶级背景。这些情况加上超级阶级成员及其文凭阶级盟友所持有的高水平的投资、消费、社会和技能资本，构成了广泛共享的世界观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思想体系融合了植根于精英阶级利益的设想，涉及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如何组织和共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它倾向于将政治和经济现状视为合理、合法和公正的。[5]该模型将经济资源、利益、社会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视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精英阶级领导人创造和维护驱动三角形相互连接的结构和过程并证明其正当性。

精英阶级领袖以共同世界观为基础，通过常规的组织结构和过程，协调政治战略和媒体政策，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财富、权力和特权。该模型认为，顶层持有一种强烈的、共同的感觉，认为“体系”有效，并追求协调一致但非阴谋的战略和战术来保护它。[6]

影子政治产业

坦白地说，我认为当前的体系是被操纵的，是有利于富人的。

——Newt Gingrich，televised interview （Too Much，［June 18，2012］：1）

虽然影子政治产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在新阶级体系中，这个三角形的侧面已经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复杂和精密。与最近的情况相比，这个产业也成为一个更加广泛共享的、阶级合作的项目，它将超级阶级领导人和越来越多的文凭阶级盟友以及直接或间接地代表超级阶级利益工作的下层特权阶级专业人员联系在一起。这些专业人员拥有专业的游说、政治金融、政策规划、法律、研究和沟通技能，以及拥有对维持超级阶级利益和权力至关重要的非正式政治联系。

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媒体不间断地报道，在一些政治领袖发表意想不到的评论时，对超级阶级权力表现出罕见的坦率，比如在本节开头引用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话，这似乎证实了许多人的怀疑：富人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美国的政治、选举和政府。媒体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报道也部分揭示了富人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程度：①富裕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其高薪说客——尤其是代表华尔街的说客，在国会兜售影响力；②美国最高法院公民联合会的裁决（第8章探讨）允许富人和公司无限制地支出以影响选举。[7]这类报道有助于公众关注前两个影子产业共同体的一些表面特征。即便如此，公司媒体仍继续其对政策规划和阶级游说共同体长期不报道的做法。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名字，也不为人所知。

尽管缺乏关于影子政治产业的详细报道，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并关心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产业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对民主选举和政府产生不利影响的特征。例如，近2/3的美国选民表示，“公民联合会”的裁决对选举产生了负面影响。[8]另一项调查发现，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说客、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权力过大。[9]第三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是诚实的，并满足了人们的需求。[10]鉴于这些观点，《纽约时报》早些时候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7%的美国人认为，说客贿赂国会议员“是国会的运作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11]这些结果表明，公众已经意识到在冰山般的影子政治产业中发现的财富—公司—政府之间联系的一些最明显的特征。但我们认为，美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产业，包括：①基于阶级的组织结构和过程，其中包含支撑着这个产业的各个组成部分；②它对我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包括关于公共问题的公开辩论、公平选举和代议制政府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

联邦游说：精英阶级在华盛顿的影响

公司花在游说上的钱比他们的官员给政治候选人的要多。

——G. William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2010），176

影子产业中的阶级合作在众多文凭阶级的专业人员中尤为明显，这些专业人员为这个产业的众多组织工作，包括那几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公司雇用的组织。这些公司大多代表超级阶级控制的组织，并为其利益积极游说国会和联邦机构。为了满足与超级阶级有联系的客户，华盛顿的游说公司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雇用了一小批专业说客。这支“军队”沿着两条战线部署。第一条战线涉及特殊利益。许多由超级阶级控制的公司和产业进行的游说活动寻求立法或监管方面的好处（例如，减税、减少监管），以利于他们的短期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的游说往往为某一特定公司或产业以及少数超级阶级所有者和投资者带来有限的经济优势。第二条战线涉及阶级利益。我们所谓的阶级游说旨在制定联邦政策，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促进几乎所有精英阶级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我们看来，阶级游说远比特殊利益游说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创造、维持和强化我们高度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的关键因素；然而，尽管它对阶级结构很重要，但它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很少被学术研究人员研究。

联邦游说共同体成员参与上述两类游说活动。我们将在第9章中仔细研究这两种类型，但在我们开始讨论第9章之前，我们将探讨联邦游说共同体阶级基础和阶级偏见的性质。律师在这个共同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通常具备有效影响国会和机构决策过程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政治联系。虽然不是所有华盛顿特区的律师都是说客，但许多特区律师都拥有著名的游说公司，还有许多人要么直接为游说公司工作，要么为这些公司履行合同工作，还有一些是在国会任职的前说客。[12]近年来，华盛顿特区律师的人数大幅增加，这与华盛顿游说共同体的增长并驾齐驱。例如，2012年，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有超过80000名律师，而2001年仅为73000人（1972年为10925人）。[13]根据1995年《游说公开法案》（LDA）报告的数据，只在华盛顿积极游说的注册说客从1998年的10408人增加到2011年的12655人。[14]尽管这个群体规模相对较大，但法案对说客的定义却非常狭窄，不包括许多参与游说活动的专业人员，比如“战略顾问”和制定游说战略的顾问。[15]“使用比法案更宽泛的对说客的定义，同时也认识到一些说客没有注册，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华盛顿地区的游说共同体中至少有8万名，甚至超过10万名说客。”[16]

只关注保守的《游说公开法案》报告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游说是影子政治产业中的一项重要业务。根据《游说公开法案》报告，2011年游说支出总额达到33.2亿美元，高于1998年的14.4亿美元。由于说客人数和游说开支的持续增加，2011年，每位国会议员都有24名活跃的说客和610万美元的年度游说开支，而在1998年，每名国会议员只有19名活跃的说客和260万美元的年度游说开支。[17]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国会游说开支的规模，有必要回顾一下，如第6章所述，2011年华盛顿所有游说公司的支出（33.2亿美元），几乎是2010年选举中直接向所有国会候选人捐款金额的两倍（18.6亿美元）。

说客很可能获得国会议员和联邦机构成员的好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资源，而且也是因为许多人与现任国会议员和联邦机构负责人有着私交。大约400名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是这些联系的例证，他们“在过去的10年里以有偿说客或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出现”。[18]其中包括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和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和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以及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19]自1998年起卸任的国会议员中，43%在2005年前后注册了游说团体。[20]除国会议员外，近5400名现任和前任国会工作人员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游说‘旋转门’”——这意味着他们离开了在国会的职位，成为说客。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超过2900人在2011年提交了游说文件，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游说”。[21]与此同时，一些说客正在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到国会和联邦机构工作。例如，“在过去的10年里，有605名前说客为国会议员工作。”[22]如何解释这种“反向的游说旋转门”呢？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一位经验丰富的内部人士表示：“说客重返国会不是为了薪水，而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完善简历……这是一个美化他们背景的机会，因此（当他们重新开始游说时）会变得更有价值。”[23]

在讨论游说时，很少提到的一个议题是，代表游说公司、大公司或其他对立法或监管有利的资源丰富组织的说客，向国会议员或联邦监管机构提供秘密的、离开政府后的服务工作职位，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腐败影响。提供这类职位，当然是非法的，但如果秘密进行，它们既不为人知也不可知。正如《共和党报告》所述：

如果您是一名公司法人或说客，那么什么是“收买”国会议员的最好方式呢？如果他们离职来为你工作，私下答应他们一百万美元甚至更多的薪水。一旦一名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与游说公司或公司法人达成交易，他或她就会对未来的雇主忠心耿耿。由于这些交易是秘密进行的，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通过法律、特别减税或专项拨款，使他们未来的雇主受益，而对公众几乎或根本不负责……旋转门的日常贿赂可能是当今最恶劣的腐败形式。[24]

联邦游说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代表公司利益的大型公司客户或行业协会，因为这些团体资金最多。[25]这一点证据特别明显，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如第6章所指出的，2011年财富500强公司占所有美国公司总收入和利润的40%。（这一事实）将华盛顿特区说客和许多其他文凭阶级的专业人员与超级阶级控制的公司客户联系在一起，将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文凭阶级的职业技能和政治联系融合起来，形成一个紧密、互惠的网络。从国会山资深工作人员的30万美元到像前国会议员这样“受人尊敬的高级官员”的数百万美元，说客的高额工资巩固着这些联系。[26]有几百万美元？最近一项针对12名前国会议员的研究发现，当他们成为说客时，他们的工资比他们在国会的薪酬平均提高了1452%。这意味着前国会议员变身说客，其薪水将从174000美元（2012年美国国会薪酬）增加到250万美元。[27]这些薪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高薪的说客都受雇于超级阶级（直接或间接地）资助的由超级阶级控制的公司和/或资源丰富的组织，例如公司贸易协会、研究小组和游说公司。这些组织占华盛顿游说共同体的72%，是高薪专业说客的主要雇主。[28]

一些华盛顿游说公司是大型跨国公司所属的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的子公司，这也说明了超级阶级公司网络在游说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例如，在21世纪初，游说公司巴克斯伙伴公司（BKSH & Associates）是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博雅公司（Burson-Marsteller）的一部分，该公关公司是扬·罗必凯公司（Young & Rubicam，一家巨型的美国广告公司）的一部分，而这三家公司都属于WPP集团（WPP Group）股份公开有限公司——全球最综合性的通信服务集团。[29]2009年10月，WPP（总部设在爱尔兰都柏林）宣布BKSH和WPP旗下的另一家游说公司Timmons & Company将“合并成‘重要政策集团’（Prime Policy Group）……一家主要的两党合作公司，将建立在为华盛顿乃至全球客户提供卓越成果的基础上，以团队为导向的方式进行战略思考和执行”。[30]今天，“WPP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播服务集团，（2011年）账面收入为717亿美元，收入为161亿美元。WPP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通信服务，其中包括344家财富全球500强、63家纳斯达克100强和33家财富e-50强……WPP……在107个国家的2500个办事处拥有超过158000名员工。”[31]

影子产业专业人员的超级阶级主导

该群体主要由位于美国的1000家最大的金融、服务和工业公司的前20000名公司高管和董事组成，通常监督和控制影子产业，并为文凭阶级专业人员的游说、政治金融和政策规划服务驱动市场。[32]这些公司高管构成了机构权力精英的核心，他们的公司代表着超级阶级组织权力基础的核心。这一群体控制着庞大的投资资本，并且往往与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有交叉或重叠。[33]这一群体的成员要么控制要么先天具备极高的社会资本，并且拥有极高的消费资本。而且这一群体的许多成员都是因为继承家族财富而占有其所在位置。

对我们所谓的超级阶级领导人的研究表明，大约30%的人来自非常富裕的家庭。其中绝大多数（约59%）来自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我们定义的特权阶级），约3%来自收入最低的80%的家庭（新工人阶级），其余的8%无法分类。[34]一些超级领导人，如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微软）和马克·扎克伯格（脸书）是创业公司的“新富”。虽然媒体经常将其描述为“中产阶级出身”，但凯斯、盖茨和扎克伯格等许多超级阶级企业家实际上都来自富裕或非常富裕的家庭，且曾就读于精英中学和大学（如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和哈佛大学）。[35]

事实上，目前其他超级阶级领导人在公司的重要层级中都“晋升”到了精英职位，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种不断晋升的高管都出身于文凭阶级的家族。[36]这条晋升道路通常需要超级阶级“赞助人”的帮助。这些人充当守门人的角色，他们会从非超级阶级背景下崛起的高管和从政人员中挑选和培养一些人，让他们成为权力精英中的一员——通常情况先是初级成员，然后才是正式合伙人。以这种方式赞助的非精英通常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例如精英教育文凭）和相关的个人素质（如效忠于超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组织效率、才能和魅力）来挑选和协助的。[37]事实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职业生涯正反映了这种模式。他从檀香山的普纳荷学校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再到伊利诺伊州参议院、美国参议院，最后是美国总统的路径，这一路径在关键时刻由超级阶级的赞助——尤其是在他的政治竞选期间——为其提供了便利。[38]毫无疑问，奥巴马的个人素质——他的才智、雄心和魅力——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超级阶级的赞助，他就不会在200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不会当选总统。[39]

尽管拥有庞大的资源、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地位，但超级阶级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其领导基数太小而无法从事将一般的超级阶级政策偏好转化为有利于其利益并延续其政治支配地位的具体公共政策成果所必需的具体活动。超级阶级领导人需要初级合伙人的帮助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得到保护和提供服务。因此，通过参与公司、文化、民间和其他组织的决策委员会，最活跃的超级阶级领导人（高级权力精英）招募、培养、利用和慷慨地奖励为影子产业中的超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具备专门知识和提供援助的各种专业人员。作为个人，他们指导产业日常活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通常都是有能力、有抱负、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往往从影子产业的职位转移到政府的高层职位再到公司的高级职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或许是主要的“中间派”政策规划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在那里，他帮助发展了亲公司的经济、贸易和卫生政策举措。后来他在2008年至2010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离开奥巴马政府后，奥萨格成为花旗集团（Citigroup）全球银行业务的副主席——花旗集团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40]像奥萨格这样的专业人员，在各种由超级阶级资助的游说、政治金融和政策规划机构中，构成了影子产业的核心，但他们也是“不断前进的”。[41]

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影子产业的专业骨干和他们所监督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对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大多不露面，也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职业生涯与控制美国政治和国家的超级阶级项目的成功密切相关。一个例子是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作者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ieder）称之为一个复杂的“深层游说”小组。这一项目由花旗集团执行联席主席、克林顿政府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于2006年初组织，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在布鲁金斯学会时负责管理。该项目由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组成，据说是“制定改善措施，帮助受到威胁的（美国）劳动力”[42]。该项目帮助奥巴马政府制定了贸易和经济政策，如2011年国会通过的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式的“自由贸易”协定 （NAFTA），这些协议将导致美国出现更多的失业。[43]但鉴于该项目创始人和支持者都是精英阶级出身，这些协议的内容并不令人惊讶。[44]该项目不太可能提倡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以挑战现有全球贸易体系基本特征的贸易政策。汉密尔顿项目的参与者，以及其他许多在类似组织中的文凭阶级专业人员，都是阶级帝国的突击部队和关键政治盟友。他们积极参与联邦游说、政治金融、政策规划和阶级游说组织，这些组织是美国超级阶级权力和支配地位的核心。

[1] Quoted in Vicente Navarro，“Medical History as Justification Rather Than Explanation：A Critique of Starr’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14（1984）：516.

[2] Gore Vidal，“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September 30，1996）：11-18.

[3] G. William Domhoff，State Autonomy or Class Dominance？（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6），25；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Boston：McGraw-Hill，2010），115-18.

[4] 见，例如，Ben H.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Boston：Beacon Press，2004），27-54；“Ranked Within Industries：Entertainment，7 Companies，” Fortune（May 21，2012）：F35；Janine Jackson，“12th Annual Fear & Favor Review，” Extra！（April 2012）：7-9；Janine Jackson，“13th Annual Fear& Favor Review，” Extra！（February 2013）：9-11；Mark Lloyd，“Lessons for Realistic Radical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Future of Media：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ed.，Robert McChesney，Russell Newman，and Ben Scott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73-95；Robert W. 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48-62；Patrick Morrison，“Media Monopoly Revisited，” Extra！（October 21，2011）：13-15。

[5] Val Burris，“The Myth of Old Money Liberalism：The Politics of the Forbes400 Richest Americans，” Social Problems47 （2000）：360-78；Neil deMause，“Who Ate the Dessert？” Extra！（June 2010）：6-8；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55-84；Michael C. Dreiling，“The Class Embeddedness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Leadership in Defense of the NAFTA，” Social Problems47 （2000）：21-48；Thomas Frank，Pity the Billionaire（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2）：106-11；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Alan Neustadtl and Dan Clawson，“Corporate Political Groupings：Does Ideology Unify Business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3（1988）：172-90；Maynard S.Seider，“American Big Business Ideology：A Content Analysis of Executive Speech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974）：802-15.

[6] 并非所有精英阶级成员都相信经济和政治现状是公平公正的。一个名为良心财富（RW）的组织，明确否认这种观点。良心财富是一个由占美国收入和/或财富的前5%的700多名商业领袖和富裕人士组成的全国性网络。作为经济政策的受益者，这些人主张公平税收和公司问责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甚至令一些人感到惊讶：“我们有能力支付更多费用，我们不再需要减税。”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Projects：Responsible Wealth-About”（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aireconomy.org/responsible_wealth （accessed July 1，2012）。

[7] 例如，见 Eric Alterman，“Show Us the Money，” Nation（June 25，2012）：10；Monika Bauerlein and Clara Jeffery，“Occupied Washington，” Mother Jones（January-February 2012）：19-21；Beau Hodai，“Zombie Lobbyists Occupy Washington，” In These Times（November 2011）：14-18；Craig Holman，“Campaign to Clean Up Washington，” Public Citizen Urgent Campaign Memorandum（June 20，2012），1-4；John Nichols and Robert W. McChesney，“Assault of the Super Pacs，” Nation（February 6，2012）：11-17。

[8] Pew Research Center，“Super PACs Having Negative Impact，Say Voters Aware of ‘Citizens United’ Ruling” （January 17，2012）.

[9] Lydia Saad，“Americans Decry Power of Lobbyists，Corporations，Banks，Feds，” Gallup，Inc. （April 1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gallup. com （accessed July 1，2012）.

[10] Pew Research Center，“Growing Gap in Favorable Views of Federal，State Governments” （April 26，2012）.

[11] CBS News/New York Timespoll （January 20-25，2006），29.

[12] Michael Beckel，“Federal Lobbying Expenditures Plateau After Years of Rapid Growth，”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February 4，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news/2011/02 （accessed June 16，2012）；Sarah McKinnin Bryner，“From Hired Guns to Hired Hands：‘Reverse Revolvers’ in the 111th and 112th Congresses，” A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Report（July 11，2011）；T.W. Farnam，“Revolving Door of Employment Between Congress，Lobbying Firms，Study Shows，”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3，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 （accessed July 1，2012）；Source Watch，“Lobbying，” 200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sourcewatch. org （accessed May 21，2006）.

[13] District of Columbia Bar，“Prospective Members”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cbar.org （accessed July 1，2012）；District of Columbia Bar，“2004-2005 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cbar.org （accessed May 21，2006）；District of Columbia Bar，“Attorney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cbar.org （accessed July 8，2001）.

[1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Lobbying Database” （April 30，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ex.php （accessed June 16，2012）.

[1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Summary，” in Influence，Inc. （Washington，DC：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00），1.

[16] Jeffrey H. Birnbaum，The Lobbyists（New York：Times Books，1992）；Alex Knott，“Industry of Influence Nets More Than ＄10 Billion，”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2006），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ublicintegrity.org/lobby/report （accessed May 21，2006）；Kevin Phillips，“Fat City，” Time（September 26，1994）：51.

[1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Lobbying Database.”

[18] LegiStorm，“Former Lobbyists Working for Congress Outnumber Elected Lawmakers” （September 13，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legistorm. com/blog/（accessed July 1，2012）.

[19] Craig Holman，“Campaign to Clean Up Washington，” Public Citizen Urgent Campaign Memorandum（June 20，2012），2.

[20] Source Watch，“Lobbying.”

[21] LegiStorm，“Former Lobbyists Working for Congress Outnumber Elected Lawmakers.”

[22] Farnam，“Revolving Door of Employment Between Congress，Lobbying Firms，Study Shows，” 2.

[23] Kevin Bogardus and Rachel Leven，“Lobbyists Took ＄100K Cut in Pay to Work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The Hill（June 28，201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thehill.com （accessed July 1，2012）.

[24] Lee Fang，“Analysis：When a Congressman Becomes a Lobbyist，He Gets a 1，452% Raise （on Average），” Republic Report（March 14，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republicreport.org （accessed July 1，2012）.

[25] Birnbaum，“The Road to Riches Is Called K Street，” A1；see also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66-68，183-95；Phillips，“Fat City，” 52.

[26] Bogardus and Leven，“Lobbyists Took ＄100K Cut in Pay to Work for Members of Congress”；Fang，“Analysis：When a Congressman Becomes a Lobbyist，He Gets a 1，452% Raise （on Average）”；Jordi Blanes i Vidal，Mirko Draca，and Christian Fons-Rosen，“Revolving Door Lobbyists”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United Kingdom （May 2011）.

[27] Fang，“Analysis：When a Congressman Becomes a Lobbyist，He Gets a 1，452% Raise （on Average）.”

[2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Influence，Inc.：National Trade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Columbia Books，2006）；Kay L. Schlozman and John T. Tierney，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6），77.

[29] Burson-Marsteller，“About Us—Family of Companies” （200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urson-marsteller.com （accessed November 27，2006）；see also G. William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5th ed. （Boston：McGraw-Hill，2006），114，174.

[30] WPP，“Lobbying Firms BKSH & Associates and Timmons & Company Announce Merger，” press release （October 5，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pp.com （accessed July 1，2012）.

[31] WPP，“WPP Company Profile”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wpp.com （accessed July 1，2012）.

[32] Dan Clawson，Alan Neustadtl，and Denise Scott，Money Talks（New York：Basic Books，1992），182；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28-37.

[33] Harold R. 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8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2），162-64.

[34]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5th ed.，72.

[35] G. William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4th ed. （Boston：McGraw-Hill，2002），27，58，63；Lev Grossman，“2010 Person of the Year：Mark Zuckerberg，” Time（December 27，2010—January 3，2011）：44-75；Richard L. Zweigenhaft，“Making Rags Out of Riches，” Extra！（January—February 2004）：27-28.

[36] Thomas Dye，Who’s Running America？The Clinton Year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5），175；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80-83.

[37] Domhoof，State Autonomy or Class Dominance，25；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72-74；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8th ed.，371-72.

[38]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0-11，163-66；Robert Fitch，“How Obama Got His Start，” CounterPunch（January 1-15，2012）：1，3-7.

[39] Domhoo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63-66，170.

[40] Citigroup，Inc. “Peter Orszag to Join Citi as Vice Chairman in Global Banking，” press release （December 9，2010），1.

[41] Jeffrey H. Birnbaum，“The Road to Riches Is Called K Street，” Washington Post，June 22，2005，A1；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e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Monthly Review（May 2010）：15.

[42] William Greider，“Born-Again Rubinomics，” Nation（July 31-August 7，2006）：20-23.

[43] Troy Mullaney，“Trade Deals with S. Korea，Colombia，Panama，Who Wins？” USA Today，October 13，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usatoday.com （accessed July 21，2012）；Todd Tucker，“The Trade Debate That Wasn’t Reported，” Extra！（February 2012）：9-10；Lori Wallach，“Congress Shoves through Trio of Job-Killing Trade Agreements，” Public Citizen News（November-December 2011）：10.

[44] The Hamilton Project，“Advisory Council” （39 members）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hamiltonproject.org （accessed July 14，2012）.

第8章 政治金融：金钱至上

我们的民主已经变成富豪统治。金钱就是规则。

——Sam Pizzigati，“This Week，” Too Much（August 6，2012）：1

超级阶级通过影子政治产业对政治和国家进行统治的故事，伴随政治竞选筹资依然会继续下去。金钱一直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最新进展，它变得更加重要。首先，候选人的官方竞选和“独立”团体越来越依赖高薪专业人员（例如，高科技专业人员、公关专家），以及利用多种渠道和平台昂贵的多媒体广告（例如，电视、印刷品、网站、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其次，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稍后讨论）中的裁决，该裁决允许独立团体通过无限制的“外部支出”影响选举，只要它不与候选人的竞选达成一致。[1]最后，特别是近年来，“并行的”或“二维的”竞选的扩展。在第一个维度，政治捐款人直接向候选人的官方竞选委员会捐款，由联邦法律监管，委员会将资金用于可允许的竞选支出。在第二个维度，公民联合会的裁决使个人、公司、工会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独立团体提供无限制的捐款，为候选人官方竞选活动之外的选举影响活动提供资金（也就是“外部支出”）。由于第二个维度对团体的捐款是不受限的，这个维度的支出正在快速增长——抬高了竞选费用。第二个维度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第一个维度的支出，作为独立团体击败目标的候选人，试图通过增加其官方竞选开支来削弱对外部支出抨击的影响。

急剧上升的竞选费用，放大了候选人和独立团体对超级阶级和公司捐款人捐款的依赖。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这些捐款人及其利益对所谓的民主选举和治理过程的影响也在增加。超级阶级竞选捐款人不是被利他主义的公民义务所激励的无私公民。他们的动机和优先考虑的事情与普通公民不同。他们将大量竞选捐款作为他们期望获得回报的投资——包括扩大其投资和消费资本的策略。关于动机，一项针对富有捐款人的调查显示，“76%的人表示‘影响政策/政府’是他们捐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2]在政策优先考虑方面，最近一项针对美国顶层1%富有受访者的调查发现，他们比平均收入水平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联邦赤字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3]此外，他们更愿意通过削减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在内的目标保障权利计划，来解决赤字问题，而不是对富人（或其他任何人）增税。简而言之，他们的观点“与大多数公众的观点截然不同”。[4]

联邦竞选财务法：过去和现在

竞选财务法是所有其他实体法的基础。

——Paul S. Ryan，Mother Jones（July-August 2012）：25

联邦政府努力监管竞选资金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不应允许个人、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持有的集中财富未经检查便流入民主选举过程，因为这会使这一过程腐败。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对1905年至1960年代竞选财务改革的总结指出：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认识到竞选财务改革的必要性，并呼吁立法禁止出于政治目的的公司捐款。作为回应，国会在1907年至1966年间制定了若干法规，这些法规的共同目标是：①限制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对联邦选举结果的不成比例的影响；②管理联邦政府竞选活动的开支；和③通过强制公开竞选资金来防止滥用行为。[5]

20世纪70年代，新的联邦竞选财务法规着手制定，该法案巩固了早期的改革，包括1971年《联邦竞选法》（FECA）。[6]《联邦竞选法》为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财务披露要求，但未能成立一个中央监督和执法机构。1972年总统竞选中严重的竞选财务滥用导致《联邦竞选法》于1974年修订，对个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直接向候选人提供的竞选捐款设定了限制；他们还成立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捐款的披露和管理总统选举公共资金计划。[7]保守派对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Buckley v. Valeo）修正案的合宪性提出质疑。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案的裁决“支持了法律的捐款限额、总统的公共筹资计划和披露条款。但它突破了开支的限制，包括所谓的独立支出——个人或团体‘完全独立’于竞选活动的资金……巴克利案不仅扼杀了大部分1974年修订的《联邦竞选法》——从那以后，它还影响了大多数主要的竞选财务案件的法庭判决”[8]。

自1974年以来，对《联邦竞选法》唯一的重大修订是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CRA）。“《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禁止国家政党筹集或支出非联邦资金（通常被称为‘软钱’），限制所谓的主题广告，提高捐款限额，并根据通胀情况调整上限。”[9]保守派对《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合宪性提出质疑［麦康奈尔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McConnell v. FEC）］，但是，2003年底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几乎支持了整个法律”[10]。这项裁决似乎是一场温和的竞选财务改革的胜利，但回过头看来它最终成为改革者的完胜。

联邦法律和联邦选举委员会条例目前允许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和政治委员会在联邦选举中向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有限数额的直接捐款（例如，个人在每次选举中，只能向每位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捐款2500美元）。不允许公司和工会直接向候选人捐款，但他们可以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可以筹集资金，并对联邦候选人和政治委员会提供直接但有限的捐款。[11]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报告，列明捐款来源、金额和支出。[12]联邦选举委员会将受监管的捐款称为“硬钱”或“联邦基金”。

联邦选举委员会对不受管制的“软钱”或“非联邦基金”的界定是指“在联邦竞选财务法的限制和禁止范围之外为影响联邦选举活动筹集的资金”[13]。联邦选举委员会成立时，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些资金在选举筹资中的重要性。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精英阶级的政治操盘手出谋划策，允许他们合法筹集和花费大量不受监管的软钱来影响联邦选举。[14]例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集了超过1.22亿美元的软钱来支持克林顿总统的连任。[15]尽管《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禁止向政党委员会提供软钱捐款用于联邦选举，但在本世纪初，候选人的支持者越来越依赖不受监管的资金。这一禁令实际上促进了其他形式的不受监管的支出的增长，因为富有的捐款人增加了对不受《两党竞选改革法案》或其他不受联邦选举委员会捐款限制的组织的捐款——特别是“527委员会”［527是指《国内税收法》（IRC）中的一条，该条款给予政治委员会免税待遇］。[16]对“527委员会”的捐款，从《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前2000年选举时的1.14亿美元，增加到修订后2004年选举时的5.34亿美元——几乎增加了四倍。[17]但是，由于公民联合会的裁决，选举活动中不受监管的支出的大幅增长已使这些早期“527委员会”的支出总额相形见绌——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

今天有关联邦选举经费筹措的信息主要来自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该记录是根据《联邦公报》中公布的法律和条例编制的。[18]这些记录包括关于联邦办公室（以及政党）候选人的硬钱捐款和支出的信息，以及向独立团体提供一些用于外部支出的软钱捐款来源的信息。《国内税收法》[19]规定，关于向免税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用于外部支出的资金的更多信息来源于美国国税局（IRS）的记录。尽管有联邦选举委员会和美国国税局的规定，但是大量不受监管的资金——数亿美元——今天仍被各类团体筹集和支出以影响联邦选举，这些团体在所有报告要求之外运作。

公民联合会：案件和后果

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听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关于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件的上诉。它涉及公民联合会，一个小型保守的非营利组织的努力，“该组织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期间，在点播电视上播放一部其制作的狂热的反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影《希拉里：电影》……联邦选举委员会告诉公民联合会，它不能在初选期间播放或宣传这部电影，因为这相当于一个90分钟的竞选广告，却不明确谁为此付费。”公民联合会的律师詹姆斯·波普（James Bopp，来自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告诉特区法院，这部电影与观众在《60分钟》节目里看到的没什么不同，并且“它的创作者应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20]。特区法院驳斥了波普的逻辑，并支持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禁令。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却推翻了特区法院的判决。根据1976年巴克利诉瓦莱奥案的判决，2010年1月法院裁决，“第5-4条规定……公司和工会有权享有与人民相同的言论自由权，并且可以直接从他们的一般性财富中使用无限制的独立支出（在选举活动中）。”[21]

2010年中期，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依据公民联合会的裁决，在SpeechNow非营利组织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做出裁决，取消了对独立支出组织捐款的限制。[22]精英阶级政治操盘手迅速建立了两个新的组织来筹集和使用现在允许的无限量的不受监管的竞选资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01（c）条款组织。这两类组织现在是外部支出的主要来源，这些外部支出用于旨在影响联邦选举的活动。虽然像“527委员会”等类似团体仍然存在，但它们缺乏新成立团体拥有的相关优势，现在只占外部支出的很小一部分。[23]

联邦选举委员会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定义为“仅限独立支出政治委员会”。[24]联邦选举委员会为这些团体提供“表格信函”或模板，由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填写并寄回联邦选举委员会。这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信函，声明它可以“无限量筹集资金”，但要求它“不使用这些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或委员会提供捐款，无论是直接、实物或是通过协商交流”[25]。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其捐款人的身份和捐款的金额。[26]但是通过使用“空壳公司”可以很容易隐藏有关捐款人身份的详细信息。[27]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同的是501（c）条款组织——依据《国内税收法》授予非营利“社会福利性”组织免税待遇的部分条款来命名。[28]这些团体可以从匿名来源筹集无限量的资金，并利用这些资金来影响选举，例如，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无限量的资金，或者通过在电视和其他地方资助自己与选举有关的信息。[29]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样，501（c）条款组织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也不能与候选人的官方竞选组织协调对特定候选人的支持。[30]

尽管公民联合会做出了裁决，联邦竞选财务法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关于受监管的选举资金的条例仍然没有改变。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强调了这种情况，旨在澄清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条例的影响。声明指出：“该裁决并未影响公司或工会捐款的禁令，也不影响独立支出和助选广告的报告要求。”[31]由于以受监管资金的形式向候选人竞选活动提供的资金似乎远远超过选举的外部支出，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条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联邦选举筹资的透明度。然而，如果外部支出随着每次新选举的进行而继续增加，公民联合会的裁决的一个后果将是降低联邦选举委员会条例的重要性，因为硬钱将在资助选举方面发挥越来越小的作用。另外，一些观察人士预计，将来美国最高法院会取消对候选人直接捐款的所有限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硬钱/软钱的区别都将消失。

增长的竞选活动费用

竞选支出增加的速度……现在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Robert W. McChesney and John Nichols，Monthly Review（April 2012）：1

2012年，随着公民联合会的裁决的全面生效，我们估计，要赢得总统大选，大约需要16亿美元。这一数额包括奥巴马的竞选委员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支出的独立团体 （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委员会和不需要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支出的外围团体［例如501（c）条款组织和527委员会］的支出。据官方估计，以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位主要候选人为代表，所有报告的支出总额分别为11.2亿美元和13亿美元。[32]这些数字显示2012年总统选举的总费用为24.2亿美元。但是，我们估计至少还有7亿美元被无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其支出的外围团体用于选举。[33]如果我们将这笔金额加到24.2亿美元的官方预算中，2012年总统竞选的总费用将达到31.2亿美元。无论最终花费多少，2012年总统选举显然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它比过去的选举贵多少。这是因为“暗钱”，意指501（c）条款组织所花费的资金占外部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不需要透露捐款人的身份或捐赠和支出的金额。[34]

四年前（在公民联合会之前），2008年总统竞选的总费用估计为29亿美元——包括所有候选人在初选和终选中的花费。[35]两个主要的政党候选人总共花费了11亿美元。（参议员奥巴马的竞选筹集了7.457亿美元，而参议员麦凯恩筹集了3.515亿美元。）联邦选举委员会还报告称：“个人、政党和其他团体花费1.688亿美元，单独用来宣传总统候选人当选或失败 （在2008年）。”[36]与2008年和2012年选举花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总统布什2004年连任筹集的资金相对而言处于中间水平：4.23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37]。

国会竞选

与总统竞选一样，国会选举的费用在过去十年总统选举和中期选举期间也大幅飙升。在最近的总统选举（2012年）期间，我们估计所有候选人、政党和独立团体在整个国会选举中的总支出约为40亿美元。[38]相比之下，上届总统选举（2008年）期间，国会选举总支出为32亿美元（按2012年美元计）。[39]在最近的国会中期选举（2010年）中，所有候选人、政党和独立团体的支出总额为36.5亿美元。[40]这一数额远远高于2006年和2002年中期选举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总成本，分别为31亿美元和27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41]公民联合会的裁决通过大幅增加支持或反对国会候选人的独立团体的外部支出，增加了国会选举的总费用。例如，在公民联合会案后第一次国会中期选举（2010年）中，所有团体报告的外部支出总额为4.84亿美元，而2006年为3.41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42]

随着选举费用的增加，赢得国会竞选所需要的资金也在增加。2012年，赢得国会选举（不包括外部支出）的平均费用，一个参议员席位超过970万美元，一个众议院席位超过150万美元。[43]相比之下，2002年赢得选举的平均费用为一个参议员席位480万美元和一个众议院席位120万美元（按2012年美元计）。[44]这些费用的增加是由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进展以及美国政治体系赢者通吃的性质推动的。政客们清楚地了解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那句众所周知的体育格言所表达的情绪：“胜利不是一切，而是唯一的事情。”为了增加赢得选举的机会，候选人通常会试图筹集和支出比他们的对手更多的竞选资金。虽然花费最多钱的候选人不能确保选举获胜，但他们获胜的概率远大于失败的概率。平均而言，在竞选活动中支出最多（从捐赠到他们的官方竞选委员会）的国会候选人，有92%的人在过去6个选举周期里获胜。[45]在势均力敌的国会选举中（胜出率为10%或更低），最高支出获胜者在过去6个选举周期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只有63%。[46]但在这些周期中，只有14%的国会竞选是势均力敌的。[47]

在后公民联合会时代，一些国会选举的外部支出可以等于或超过候选人官方竞选所花费的金额。这意味着大量外部支出支持可以增加候选人超出他/她的对手（总支出）的概率，从而增加他/她获胜的机会，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些支出的重要性“被2010年大选的一项简单统计数据所证实：在53个有竞争力的众议院选区中，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他的同胞支持共和党人的‘独立’支出，这些支出很容易超过民主党的类似支出，根据公民的数据，每个选区的支出往往超过100万美元，共和党赢得了51个席位”[48]。他们未来的国会候选人知道外部支出对获胜至关重要，必须考虑如何谋求或中立使用这种支出。

随着每个新选举周期美元数字的上升，有必要提醒一下，竞选支出不是一次性花费。随着竞选活动战线越来越长，似乎永无止境，每个新的选举周期都需要更多的资金。为了支付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进行平均定价的竞选活动所需的支出，众议员和参议员需要在正式任期内为他们的官方竞选委员会，每周至少筹集13500美元和28500美元。现在，他们还需要与愿意为外部支出提供资金的独立团体领导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使其支持他们连任竞选。今天，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候选人，就需要与那些愿意为自己的官方竞选活动捐出大笔资金的富有捐款人，以及为支持自己参选外部支出的独立团体建立友好关系。

政治金融共同体：超级阶级捐赠至关重要

在美国大选中，秘密的外围团体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和使用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一小群大公司和超级富豪。

——Robert Weissman，president，Public Citizen（July 25，2012）

那么联邦候选人的竞选委员会以及独立团体的外部支出资金从何而来呢？二者资金来源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政治金融共同体——主要由超级阶级、第二个层次的精英阶级成员和大公司组成。虽然工会和捐款数额较少的少数非精英阶级美国人也属于这个共同体，但他们在资助选举活动方面的重要性显然是次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直接向联邦职位候选人提供的绝大多数政治捐款来自精英阶级个人和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富裕的个人、大公司和贸易协会。我们也将看到，几乎所有对独立团体外部支出的捐款，也绝大部分来自富人和由超级阶级控制的大公司。[49]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超级阶级捐款人是所有类型政治捐款极其重要的来源。[50]

在最近的两次总统选举中，个人对候选人官方竞选委员会的捐款占对这些委员会的所有直接捐款的大部分。例如，2012年，个人捐款占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筹款的75%以上。[51]相比之下，2008年个人捐款占奥巴马竞选筹款的85%；但仅占约翰·麦凯恩的55%；其余45%来自其他渠道，包括联邦基金和其他授权基金委员会的转账。[52]

在过去的三次国会选举中，个人直接向候选人竞选委员会提供的捐款平均分别占参议院和众议院候选人总筹款的65%和55%。[53]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是国会候选人竞选活动直接捐款的第二大来源，平均分别占参议院和众议院候选人总筹款的14%和30%。[54]在2010年和2012年的国会选举中，所有候选人从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贷款获得的筹资大约是所有报告的外部支出的四倍。例如，在2010年的选举中，所有国会候选人共筹集了18.6亿美元的直接捐款和贷款。[55]相比之下，在该次选举中为支持国会候选人的外部支出总额为4.84亿美元。[56]

个人捐款人：顶层阶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个人的捐款是联邦候选人筹集和使用的竞选资金的最大来源——这一模式明显存在于联邦选举委员会记录在册的所有联邦选举中。（即使是自筹资金的竞选活动，也依赖富有的候选人个人对其竞选活动的捐款。）虽然许多人向候选人捐款很少（200美元或更少），但联邦候选人的大部分个人捐款都来自捐款超过200美元的捐款人。我们知道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联邦候选人和政党公开披露为支持他们的选举活动捐款200美元或以上的捐款人的名字（候选人和政党无须确认捐款200美元或更少的捐款人的姓名）。

个人为联邦候选人竞选活动的捐款大都超过200美元，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捐款人不是平均收入水平的美国人。在2012年的选举中，只有约千分之三（0.3%）美国成年人为政治候选人、政党或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200美元或更多。[57]在2010年的选举中，超过200美元的捐款者群体规模大致相同（0.35%）。[58]一个极小的“捐款人阶级”为联邦选举提供大量资金的现实并不新鲜，这一直是常态。

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常态，因为这是自公民联合会的裁决后，并未因总统竞选而复杂化的最近一次联邦选举。在2010年的选举中，极少的捐款人阶级中的个人（所有美国成年人中的0.35%）向联邦候选人或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捐款超过200美元，总计13亿美元，这一数额占当年个人捐款总额的90%。[59]一个甚至更小的群体，“2000名公民中不到1人（0.04%）捐款2300美元或更多，占2010年总金额的三分之二”[60]。但是最小的群体，只有26783人（不到10000名美国人中1人），每人为联邦政治竞选捐款超过10000美元。这个“1%的1%”贡献了7.74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2010年个人向联邦候选人、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独立支出团体捐款总额的24.3%。[61]

就我们的阶级模型而言，对联邦候选人、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独立支出团体的政治捐款超过200美元的，主要来自特权阶级前半部分中的个人和家庭，但超级阶级的贡献最大。例如，21世纪初的所有政治捐款人中，“五分之一的人每年赚50万美元，另外五分之三的人赚10万美元。”[62]在本世纪前10年的中期，为政治竞选或政党捐款超过200美元的捐款人中，超过80%的人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63]相比之下，这个时期只有4%的人的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64]但是，即使是10万美元也远远低于146715名美国人的年收入，他们在2010年的选举周期中每人向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2400美元或更多的总额为11亿美元的资金。[65]在2011～2012年选举周期的前18个月里，一个由134451名高收入捐款人组成的规模类似的团体每人捐赠了2500美元或更多总计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66]对于专门从事竞选筹款活动的公司来说，那些政治捐款达数千美元以上的捐款人的收入水平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营销公司NextMark，它向政治基金筹款团体出售富有捐款人的邮件列表，提供了几个目标清单，其中一个具有说明性的例子是被它称为“共和党主要政治捐款人”文件。其中包括“极度忠诚的共和党人，他们至少向共和党（候选人）捐赠了5000美元”。NextMark网站称，该文件中的成员当前家庭收入中位数为218337美元。[67]在全州范围内的选举也研究了大型竞选捐款人的收入水平。一项研究发现，在向康涅狄格州州长和州立法候选人捐款500美元或以上的捐款人中，近60%的人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上，25%的人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68]

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另一个阶级行动

2012年初，共有4657个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册，后者将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分为六个类型或类别。[69]我们认为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有3500个属于六个联邦选举委员会所划分的类别中的三个，与超级阶级及公司资金来源和利益密切相关。[70]我们通过对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来源的回顾，发现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1652个）、公司主导的贸易成员健康政治行动委员会（985个），以及公司主导的我们估计至少有一半无关联的（800/1601）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加强超级阶级政治主导地位特别重要——其原因有四个方面。[71]

第一，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管理并支付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的大部分。第二，它们几乎完全由来自大公司的高管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他们有反映超级阶级利益的共同的世界观。第三，公司和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致反映，由共同利益和联邦选举委员会限制对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影响而产生的全阶级的商业团结（政治行动委员会每次选举可能只为每位候选人或候选委员会捐款5000美元）。第四，公司和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与大多数超级阶级捐款人的捐赠模式和政治偏好密切相关。虽然一些超级阶级捐款人确实似乎倾向于为那些限制大公司利益政策的候选人捐款，但大多数超级阶级捐款人、大多数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大多数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支持保守的亲商业候选人。关于第四点，据一位研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作者观察：“至少在这一点上，个体资本家和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行为是相似的，而不是不同的。”[72]这四个因素导致大多数公司和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模式，这些捐款流向了那些支持主张保护和扩大大公司财富和权力政策的政客，以及控制这些政策的超级阶级精英手中。

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并不是最近总统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举例来说，在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和他的共和党对手报告的筹款总额中，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73]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相反，如前所述，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对国会候选人很重要，因为这是其竞选活动直接捐款的第二大来源。例如，在2010年的选举中，3613个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包括各种类型）直接向所有国会候选人捐赠了4.31亿美元。[74]其中，3.3亿美元（占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77%）来自1470个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约1400个代表公司利益的其他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75]

尽管在过去三次国会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平均只占众议院和参议院所有候选人总竞选筹款的30%和14%，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对现任议员的竞选活动（他们赢得了90%以上的选举）更为重要。例如，在过去三次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分别占现任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竞选总筹款的43%和22%。[76]关注2010年的选举，我们发现，政治行动委员会平均为每位参议院现任议员捐款了200万美元，为每位众议院现任议员捐款了702000美元。[77]与公司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占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77%，这意味着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平均向参众两院现任议员的捐款分别为150万美元和54万美元。

2012年，约有4000家公司和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积极参与为联邦候选人、政党和其他委员会筹集资金。[78]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控制权掌握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手中，这些委员几乎完全由公司经理和精英阶级的官员组成。[79]他们会集了超级阶级成员和公司中向上流动文凭阶级专业人员。[80]这两个群体通过共同参与和关注制定有利于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的公司政策以及通过共享的政治世界观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管理者之间的政治团结、共识和凝聚力，通常是基于“一套潜在的物质关系——来自同一家银行的贷款、彼此之间的销售和购买、内部连锁的董事会、积累资本的共同利益，以及避免可能限制其权力的政府监管”[81]。这些物质性和社会性关系强化了政治行动委员会领袖对政治和商业的解释、决策和行动——支持超级阶级利益。因此，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管理和支付的数百万美元往往是由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提供给那些最有利于共享，以及基于超级阶级商业利益的候选人。

为了促进其狭隘的利益，虽然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方式有时反映了相互竞争的公司或经济部门努力以牺牲其他公司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但这种模式不是常态。更常见的是，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往往是相互支持的。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趋同模式表明，在广泛的监管和劳工政策问题上，全阶级商业团结，而不是激烈竞争。在影响公司对劳动力市场控制的政策（包括工作条件和工会运动等）上，超级阶级团结表现得尤为明显。[82]

对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研究一致地记录了全阶级的商业团结模式，而不是作为主导现实的政治舞台上的竞争或冲突。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竞争性商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例子，“但反对这些行为的，实际上是几十家‘彼此仇恨’，一直在‘互相倾轧’的公司，它们是彼此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它们在华盛顿合作得很好。他们合作推广相同的政策，（为候选人）联合筹款，总体上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联盟”。一项对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研究发现，在四分之三的政治竞选中，商业界是统一的，总体而言，给一位候选人的钱是另一位候选人的九倍。此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官员可能不同意其他公司同行的意见，但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公开纠纷，只有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一家企业才会直接反对另一家企业”。[83]公司共同体的超级阶级领导人认识到，只有通过共同行动，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才能利用其联合资源，在政治进程的竞选资金层面上，发挥实质性的持久影响力。

独立团体的外部支出：超级阶级规则

被称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独立支出团体，其用以影响联邦选举的外部支出的捐款来源和数额是公开的。这些组织被要求每月或每季度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其所有捐款人及其所有实时支出；因此，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告诉我们，谁给这些组织捐款，捐了多少。由于这些要求，我们知道个人的捐款占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的大部分，而营利性企业占这些团体筹集资金的第二大份额。相比之下，如前文所述，501（c）条款组织是秘密运作的。他们不需要披露捐款人的身份或捐赠的金额，而且他们可以轻松逃避报告他们的花费。因此，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情况相比，我们对这些团体的资金来源和支出模式知之甚少。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显示，在2012年选举的前两个季度，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报告筹集了3.12亿美元，其中2.3亿美元（74%）来自个人。在这2.3亿美元中，94%来自仅有1082人每人至少10000美元的捐款。但57%来自47人，他们每人至少捐款100万美元。“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为选举周期筹集的所有资金（包括个人和组织的捐款）中，42.1%都是由这47个人承担的。”[84]与此同时，515家营利性企业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3420万美元，占其筹资总额的11%。[85]

就501（c）条款组织而言，我们无法获得能让我们充分记录富人和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捐助这些组织用于资助其选举活动的资金详细资料——出于上述原因。尽管如此，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这些团体筹集和支出的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少数富裕的个人和机构。”[86]

我们知道501（c）条款组织在旨在影响联邦选举的活动上花费了大量资金，这意味着它们也必须筹集大量资金。这些团体的支出规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暗钱团体……（计划）在2012年的选举周期花费9亿美元”时。[87]研究501（c）条款组织的暗钱支出突出了这些组织的广泛资源。一项研究发现，在2010年的选举中，“501（c）条款组织的支出超过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比例为3∶2”[88]。最近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总统选举电视广告的外部支出中，超过50%是由不披露捐款人的“暗钱”团体支付的。[89]在这项研究中，前四个的501（c）（4）条款组织支出者为总统竞选购买了433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截至2012年7月1日），但只有418920美元的支出报告给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只有两个501（c）（4）条款组织在2012年总统选举的电视广告上花费了5990万美元（截至2012年8月8日）——比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加起来多出420万美元。[90]其中一个组织，十字路口草根政策战略（Crossroads GPS），由前总统布什的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组织；另一个名为繁荣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Prosperity），与亿万富翁科赫兄弟有关。[91]

富人的政治捐款模式表明，他们是对501（c）条款组织捐款的主要来源。例如，我们知道，在2010年的选举中，有17位富人捐了50万美元或更多的政治捐款，且这个群体的捐款总额达到了2770万美元。独立支出团体占其中92.4%份额。[92]我们还知道，在2012年的选举周期中，47名富有的捐款人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至少100万美元，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捐款人还向501（c）条款组织捐款。[93]

尽管报告存在差距，但有两类信息表明，公司捐款是501（c）条款组织的第二大资金来源。首先，联邦选举委员会记录显示，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营利性公司获得的资金比例从2011年的17%下降到2012年的11%。[94]这种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各公司正将其政治捐款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转向501（c）条款组织。公司的决策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匿名途径进行政治捐款，以避免因公开披露捐款而产生的任何负面风险。其次，公司对501（c）条款组织的大量捐款被意外披露：“最近几个月的一些意外披露，例如安泰公司（Aetna）无意中向美国商会报告了700万美元，而一家501（c）（4）条款组织公司已经相信，秘密捐款是公司影响选举的新热门途径。”[95]

互联网怎么样？

没有互联网，巴拉克·奥巴马仍然只是伊利诺伊州的初级参议员。

——Colin Delan，Learning from Obama（2009）

互联网作为政治竞选经费民主化的替代性来源又如何呢？平均收入水平捐款人通过互联网向精通技术的候选人网站提供的小额捐款，是否可能取代或显著改变超级阶级捐款人在联邦候选人竞选资金方面的主导地位？简单地说，答案是否定的——这基于奥巴马的互联网筹款记录中一些被忽视的现实，也基于超级阶级巨额捐款人和暗钱在后公民联合会时代对联邦选举活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还基于专门利用互联网为政治竞选募捐的顾问们的观点。

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通过互联网筹集到的个人捐款（超过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候选人。据报道，他的竞选团队从300多万每人捐款不到200美元的小额捐款人中筹集了大部分资金。尽管这些成功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阶级捐款人在资助联邦竞选活动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有所改变，原因有二。首先，通过互联网从小额捐款人那里筹集到的资金对奥巴马竞选活动的重要性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重要。竞选财务研究所（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从捐款总计达200美元或更少的捐款人那筹集的资金，仅占奥巴马从个人筹集的资金总额的26%——与2004年乔治·威廉·布什的比例大致相同。其次，相同研究发现，奥巴马收到的捐款中，有近一半来自捐款超过1000美元的人。[96]正如《电子政治》一位作者所言，就奥巴马的捐款人而言，“‘在线’”并不一定意味着‘少’”。[97]

对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竞选活动的直接捐款，以及对支持他在与选举有关的广告上进行外部支出的独立团体的直接捐款，主要来自富有的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大公司，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工会。[98]诚然，通过互联网筹集的个人捐款对资助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至关重要（占2008年个人捐款总额的76%）。但是，通过互联网和传统筹款活动获得的大笔捐款（总额超过200美元，通常高达1000美元以上），在资助竞选方面远比小额捐款重要得多。[99]奥巴马两届总统竞选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富有的捐款人——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传统的资金来源。

在后公民联合会时代，少数“巨额捐款人”，可以合法地提供无限量的暗钱来资助外部支出，这对选举筹资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候选人的网站和互联网募资与从巨额捐款人那里获得的用于外部支出的暗钱无关。（候选人募集暗钱是违法的。）捐款和/或筹集暗钱的巨额捐款人更倾向于避免公开审查，他们赞助和参与不向公众和新闻界公开的秘密筹款活动。[100]如果没有重大的立法改革，巨额捐款人和暗钱对竞选活动的重要性将继续增长，相比之下，通过互联网向候选人提供的小额竞选捐款则相形见绌。

为候选人提供如何在线筹集政治捐款建议的顾问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互联网可以成为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顾问们对互联网作为主要竞选筹款来源的潜力的热情，因对互联网可能提供竞选捐款的现实评估而有所减弱。正如一位顾问所言，“在某些方面，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竞选筹款的方式。但是，网络永远不会取代筹款电话、活动和直接邮件，成为大多数竞选活动筹集大部分资金的方式”[101]。顾问们认识到，最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或更传统的方式为政治竞选捐款的，主要是精英阶级的成员——正如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活动所显示的那样。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筹款活动可以而且确实加快了精英阶级成员对他们青睐的候选人捐款，但互联网筹款并没有显著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即大多数竞选资金，无论如何筹集，仍然主要来自精英阶级的捐款人。

民主党怎么样？

民主党传统的解决方案（解决社会问题）以及（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越来越多为民主党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Thomas Frank，Pity the Billionaire（2012），172

如前所述，超级阶级捐款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并不是政治金融共同体的唯一参与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有组织的劳工和非精英阶级捐款人相比，他们是迄今为止向候选人、政党和外部支出团体捐款的最大来源。虽然超级阶级捐款人通常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保守的外部支出团体，但许多人也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及其外部支出团体。今天，民主党领袖、联邦政府中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以及支持性的外部支出团体，主要依靠超级阶级和公司捐款人的捐款。这种情况的历史总结如下，与第6章中描述的超级阶级赞助和指导的阶级战争相似，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财富和收入日益集中在超级阶级手中。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传统的共和党超级阶级主导地位与民主党“殖民化”相辅相成。这一过程通过与公司相关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DLC）接管民主党领导权，而得到促进。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财富500强的数十家公司捐款者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新民主党网络NDN），例如，第一银行（Bank One）、道琼斯（Dow）、杜邦（DuPont）、美林（Merrill Lynch）、微软（Microsoft）、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雷神（Raytheon）。[102]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研究人员通过民主党在这些方面的政治筹款实践，总结了超级阶级利益对民主党日益渗透的影响：“15年前，当民主党更善于吸引公司资金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商界已经拥有一个政党，现在有了租赁权，可以选择购买另一个政党’。中间派民主党对劳工的漠视与意识形态、分析或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不大。这只是民主党对公司资金依赖的反映。”[103]

最近，奥巴马总统在他的书《无畏的希望》（Audacity of Hope）中反思了超级阶级的一些特征，以及他的——乃至所有像他这样的新民主党人——对超级阶级竞选资金的依赖。奥巴马总统是新一代“非意识形态的”但被认为具有技术能力的“新民主党”的缩影：

我发现自己与富人打交道的时间越来越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风险资本家。一般来说，他们都是聪明、有趣的人，熟知公共政策……他们崇尚自由市场和英才教育……他们对保护主义缺乏耐心，认为工会令人头疼，也不特别同情那些被全球资本流动颠覆了生活的人……我知道，由于我的筹款活动，我变得更像是我遇到的富有的捐款人。[104]

奥巴马关于他的筹款经历对他自己观点的影响的思考与许多当代民主党人的经历和观点是一致的，也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如今的新民主党人通常不会认同或接受一种明确的、工人阶级民粹主义进步意识形态，也不会接受那种在迅速倒退的历史中激励了该党及许多候选人的反大企业、反富人言论。他们也不接受或倡导明确促进普通工人利益以及与之相对的反对根深蒂固的精英阶级利益的政策。[105]相反，他们倾向于寻求安全的政治“中心”，更喜欢把自己看成以及被他人视为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问题解决者。[106]

这个取向的例证是“汉密尔顿计划”的目标宣言，其中部分内容是：“该项目根据可信的证据和经验，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教条，提出了主要经济思想家的创新建议，在全国辩论中引入新的和有效的政策选择。”[107]汉密尔顿计划由超级阶级资金资助并为其效力，尽管该阶级中有一些温和的群体，但它支持的似乎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解决方法，却从未意识到所有的政治-经济政策选择都是固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党的资金来源与汉密尔顿项目的资金来源相同，但都是从“非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的”布料上裁剪下来的。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团结”，他们以自己的理性和意愿向政治对手妥协而自豪——即使这样的妥协会违背他们经常声称所支持的工人阶级利益。

今天的新民主党的技术专家的思想、风格和政策建议让许多人感到不快，包括右翼的茶党，以及许多在历史上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这是因为，新民主党人往往被视为机会主义精英，他们不是受到要严格恪守和明确界定的原则的驱使，而是出于一种精英意识，即他们知道什么对人民最有利。他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依赖专家和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声称良好的政策选择是由无可辩驳的“经验证据”驱动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证据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容易被操纵。有趣的是，新民主党提出的“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建议几乎都不会让他们的超级阶级赞助人感到不安，也不会侵犯超级阶级的利益或偏好。

鉴于当今新民主党的想法和政策偏好，进步的第三方候选人普遍认为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对超级阶级和公司资金的依赖是无可救药的妥协，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2012年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泰因（Jill Stein）所说：“奥巴马与罗姆尼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但要为公司赞助的候选人拉下操纵杆，就意味着再给他们四年同样的任期。”[108]盐湖城前民主党市长、2012年新成立的正义党（Justice Party）总统候选人洛奇·安德森（Rocky Anderson）在评论他所认为的被公司精英占领的民主党时说：“这是一个没有胆量、毫无原则的政党，是由购买和支付给共和党的相同利益来购买和支付的。”[109]

点的连接

精英阶级个人，尤其是超级阶级以及大公司中的精英，对联邦政府政治竞选活动筹资的核心重要性，确保了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在选举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选举结束后，由于竞选活动的资金来源以及具有同样资助的联邦游说的影响，这些利益不仅没有受到挑战，而且在执政过程中，大多数民选官员积极享有高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特权。考虑以下各个“点”。

——总统竞选捐款。精英阶级，76%；工人阶级，24%。在过去的两次选举中（2008年和2012年），精英阶级捐款人（捐款大于200美元）向总统候选人的捐款是工人阶级捐款人（捐款少于200美元）的三倍多。[110]

——国会竞选捐款。精英阶级，79%；工人阶级，21%。在过去的三次选举中，精英阶级的捐款人（捐款大于200美元）向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的捐款几乎是工人阶级捐款人（捐款少于200美元）的四倍。[111]

——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19%。来自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1%。公司主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0年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提供的捐款（3.25亿美元）是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6410万美元）的19倍。[112]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精英阶级和公司资金：92%。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工会资助：4.6%。2012年，所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的资金中，约有92%来自精英阶级捐款人（74%）、公司（11%）和其他精英阶级或与公司有联系的团体（6%～7%），而工会提供的资金为4.6%。[113]

——501（c）条款组织的精英阶级和公司资金用于“秘密外部支出”。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资金的确切范围，因为这些团体不需要明确其捐款人。我们估计这样的资金超过90%。[114]

如果我们把代表精英阶级（尤其是超级阶级）和公司对联邦候选人、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01（c）条款组织的捐款程度的各个“点”联系起来，选举领域就会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我们看到，超级阶级和公司资金的大规模聚集，在两大政党、联邦候选人竞选资金和外部支出方面都发挥着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整个选举过程的所有关键组成部分都围绕着巨大的“绿色太阳”——超级阶级的金钱——旋转，就像行星绕太阳旋转一样。

超级阶级捐款的两党性质，有助于确保只有获得这种支持的候选人，才能轻易获得联邦办公室发起的昂贵而可信的竞选活动所需的资源。它还有助于确保两党大多数候选人都将同情并支持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因此，无论获胜候选人的党派归属如何，大多数赢家都将深深感激那些超级阶级和公司捐款人，因为他们提供的大部分资源使他们的获胜成为可能。一旦入主白宫，共和党的赢家可能会比民主党的赢家更积极地支持有利于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的政策，因为他们通常会从这些来源获得更高水平的竞选支持。我们认识到，一些民主党人赢得选举，部分原因是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115]其中一些赢家甚至反对对超级阶级有利的政策，但这些人只占当选联邦公职人员的一小部分。在目前的体系下，它们充其量不过是象征性地反对那些得到超级阶级支持、赞成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的同事们提出的许多政策倡议。

我们认为，支持我们观点的证据表明，在每个选举周期中分配的巨额超级阶级现金，有助于确保这个阶级对美国政治的铁腕控制，这不仅仅是间接的。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影子政治产业的政治金融维度依赖于它所控制的超级阶级和组织编织的紧密的金融关系网络。因此，由超级阶级捐赠和控制的现金代表着为整个政治进程提供保障的主导性财政资源。

[1]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No. 08-205，decided January 21，2010；Monika Bauerlein and Clara Jeffery，“Undoing Citizens United，the DIY Guide，” Mother Jones（July-August 2012）：27-28.

[2] Public Campaign，Hard Facts on Hard Money（Washington，DC：Public Campaign，2001），4.

[3] Benjamin I. Page，Fay Lomax Cook，and Rachel Moskowitz，“Wealthy Americans，Philanthropy，and the Common Good，”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Northwestern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16，2011）：10-11.

[4] Benjamin I. Page，Fay Lomax Cook，and Rachel Moskowitz，“Wealthy Americans，Philanthropy，and the Common Good，”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Northwestern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16，2011），第9页。

[5]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updated February 201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pages/brochures/fecfeca. shtml （accessed July 1，2012）.

[6]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updated February 201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pages/brochures/fecfeca. shtml （accessed July 1，2012）.

[7]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updated February 201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pages/brochures/fecfeca. shtml （accessed July 1，2012）.

[8] Andy 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 Mother Jones（July-August 2012）：20.

[9]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2.

[10] 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 24.

[11]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4.

[12]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第3页。

[13] FEC，“Campaign Finance Law Quick Reference for Reporters，” 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May 1，2006）.

[14] Andy Kroll，“Can Harold Ickes Make It Rain？” Mother Jones（September-October 2012）：39-40.

[15] 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 22.

[16]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ection 527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Revised Tax Filing Requirements，”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002）；IRS，“IRS Acts to Enforce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by Section 527 Political Groups，” press release（August 19，2004）.

[17]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527s in 2004 Shatter Previous Records for Political Fundraising” （December 16，2004），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ublicintegrity.org （accessed May 21，2006）.

[18] FEC，“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Record（July 2009）：1，4；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7-8.

[19] FEC，“Quick Answers to General Questions，” 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fec.gov/ans/answers_general.shtml （accessed July 1，2012）.

[20] Stephanie Mencimer，“Mr. Precedent，” Mother Jones（May-June 2011）：55.

[21] 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 25.

[22] Jamie Raskin，“Citizens United and the Corporate Court，” Nation（October 8，2012）：20.

[23] Adam Lioz and Blair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Super PACs and Unlimited Outside Spending in the 2012 Elections” （August 2，2012），3，a joint project by Dēmos and USPIRG，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emos.org （accessed August 12，2012）.

[24] FEC，“Quick Answers to PAC Questions，” 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fec.gov/ans/answers_pac.shtml （accessed July 28，2012）.

[25] FEC，“Template for Super PACs，” link from “Quick Answers to PAC Questions，”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ly 28，2012）.

[26]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4.

[27] Tim Murphy，“So You Want to Buy an Election？” Mother Jones（January-February 2012）：23.

[28] FEC，“Quick Answers to General Questions，” 2；Adam Lioz and Blair Bowie，“Auctioning Democracy：The Rise of Super PACs and the 2012 Election” （February 8，2012），5-6，a joint project by Dēmos and USPIRG，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emos.org （accessed September 8，2012）.

[29] Andy Kroll，“What Citizens United Begot，” Mother Jones（January-February 2012）：22.

[30]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4；Kroll，“What Citizens United Begot”；Michael Scherer，“A Rich Man’s Game，” Time（August 13，2012）：42-45.

[31] FEC，“The FEC and the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 1.

[32] Center for Reponsive Politics，“2012 Presidential Race” （January 14，201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anuary 27，2013）.

[33] 这一数额是我们根据几个来源的信息估计的，数据摘要来自响应性政治中心和竞选财务研究所，Mike Allen and Jim VanderHei，“GOP Groups Plan Record ＄1 Billion Blitz，” Politico（May 30，2012），and papers by Lioz and Bowie cited in note 23 （“Million-Dollar Megaphones：Super PACs and Unlimited Outside Spending in the 2012 Elections”） and note 28 （“Auctioning Democracy：The Rise of Super PACs and the 2012 Election”）。The article by Allen and VanderHei is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yn.politico.com （accessed July 1，2012）。

[34] Dave Gibson，“Dark Stars，” Mother Jones（September-October 2012）：39；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2.

[35] Center for Reponsive Politics，“The Money Behind the Elections” （August 1，2012），2；“2012 Election Will Be Costliest Yet，With Outside Spending a Wild Card” （August 1，2012），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opensecrets.org （accessed August 12，2012）.

[36] FEC，“2008 Presidential Recipts Nearly Double 2004 Totals，” Record（July 2009）：8-9；FEC，“Quick Answers to General Questions” （January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ans/answers （accessed July 1，2012）.

[3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5，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presidential/index.asp （visited December 12，2005）；作者利用通货膨胀指数将布什2004年的竞选收入折算为2010年的美元。

[38] 这一数额是我们根据以下信息估算的：①国会候选人提交给FEC的竞选捐款和支出报告，②国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以及提交给FEC的支出报告，③竞选财务跟踪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和竞选财务研究所的数据摘要，④调查记者编制的未报告的外部支出的估计数额。

[39] 这一数字反映了作者利用通胀指数将美国国会2008年公布的29亿美元总额转化为按2012年美元计算的数额。

[40] Center for Reponsive Politics，“The Money Behind the Elections，” 2.

[41] 这些数字是基于作者使用通货膨胀指数将响应性政治中心报告的2006年和2002年国会总额转化为按2010年美元计算的数额。

[42]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Total Outside Spending by Election Cycle，All Groups” （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outsidespending （accessed July 2，2012）.

[43]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Independent Spending Roughly Equaled the Candidates’ in Close House and Senate Races；Winning Candidates Raised More Than Any Previous Election” （November 9，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January 13，2013）.

[44]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2010 Federal Elections：The Cost of Winning an Election，1986-2010，” table 3-1：House and Senate Winners （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June 1，2012）. 作者根据通货膨涨率将2002年当选国会议员的花费换算为2012年的水平。

[4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The Big Spender Always Wins？” Open Secrets blog（January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uly 28，2012）.

[4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The Big Spender Always Wins？” Open Secrets blog（January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uly 28，2012）.

[4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The Big Spender Always Wins？” Open Secrets blog（January 1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uly 28，2012）.

[48] John Nichols and Robert W. McChesney，“The Assault of the Super Pacs，” Nation（February 6，2012）：11.

[49] Allen and VanderHei，“GOP Groups Plan Record ＄1 Billion Blitz”；Kroll，“Follow the Dark Money，” 17-26；Andy Kroll，“The Governors’ Three-PAC Monte，” Mother Jones（January-February 2012）：24-27.

[50] Robert Perrucci and 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Goodbye American Dream？，3rd ed.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8），154-55.

[51] FEC，“2012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nance，” “Contributions to Obama，Barack，through 7/31/2012，” and “Contributions to Romney，Mitt，through 7/31/2012，”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disclosure/pnational.do （accessed September 8，2012）.

[52] FEC，“2008 Presidential Recipts Nearly Double 2004 Totals.”

[53] FEC，“Financial Activity of All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1992-20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ly 29，2012）.

[54] FEC，“Financial Activity of All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1992-20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ly 29，2012）.

[55] FEC，“2010 Full Election Cycle Summary Data，” “2009-2010 Financial Activity of All Senate and House Campaigns” （January 1，2009-December 31，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ne 17，2012）.

[5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Total Outside Spending by Election Cycle，All Groups.”

[5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12 Overview，Donor Demographics” （July 9，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uly 28，2012）.

[5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istorical Elections，Donor Demographics，Election Cycle 2010” （2010），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opensecrets.org （accessed July 28，2012）.

[59] Americans for Campaign Reform，“Money in Politics：Who Gives，Fact Sheet” （December 29，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crreform.org （accessed July 7，2012）.

[60] Americans for Campaign Reform，“Money in Politics：Who Gives，Fact Sheet” （December 29，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crreform.org （accessed July 7，2012）.

[61] Lee Drutman，“The Political One Percent of the One Percent” （December 13，201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sunlightfoundation.com/blog/201112/13 （accessed July 4，2012）.

[62] Micah L. Sifry and Nancy Watzman，Is That a Politician in Your Pocket？Washington on ＄2 Million a Day（Hoboken，NJ：John Wiley & Sons，2004），13.

[63] Spencer Overton，“The Donor Class：Campaign Finance，Democracy，and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53 （2004）：76.

[64]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6（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459，467.

[6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istorical Elections，Donor Demographics，Election Cycle 2010，” 2.

[6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12 Overview，Donor Demographics，” 1.

[67] NextMark，“Major Republican Political Donors Mailing List” （June 28，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lists.nextmark.com （accessed August 8，2012）.

[68]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CFI’s Review of Connecticut’s Campaign Donors in 2006，and 2008 Finds Strengths in Citizen Election Program but Recommends Changes，” press release （March 2，2010），1-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August 5，2012）.

[69] FEC，“PAC Count-1974 to Present，” press release （January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August 26，2012）.

[70] 联邦选举委员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分为六大类：①公司，②劳工，③非关联，④贸易-成员健康，⑤合作，⑥和非股份制的公司。

[71] 尽管他们今天控制了大量资金，但作为竞选资金工具的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在与水门事件有关的秘密公司政治捐款被披露给尼克松竞选之后，最初看来，公司竞选活动的捐款将受到严格限制。然而，1975年，联邦选举委员会（1971年根据联邦法律成立）以4票对3票裁定，太阳油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向股东和雇员募集资金。在所谓的太阳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之后，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89个增加到1976年的433个，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增加。参见Dan Clawson，Allen Neustadtl，and Denise Scott，Money Talks（New York：Basic Books，1992），32-33。

[72] Val Burris，“The Two Faces of Capital：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 Capitalists as Political A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2001）：378.

[73] FEC，“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nance，” “Contributions to Obama，Barack，through 12/31/2008，” and “Contributions to McCain，John S.，through 12/31/2008，”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August 8，2012）；“Contributions to Obama，Barack，through 7/31/2012” and “Contributions to Romney，Mitt，through 7/31/2012.”

[74] FEC，“Table 1，PAC Financial Activity，2009-2010” and “PAC Contribution Summary，”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ne 16，2012）.

[75] FEC，“PAC Contribution Summary.”

[76] FEC，“Financial Activity of All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1992-2010.”

[77] FEC，“Financial Activity of All Congressional Candidates——1992-2010.”

[78] FEC，“PAC Count——1974 to Present.”

[79] 以前对管理公司和与公司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研究，以及我们自己对这些委员会样本的研究，都支持我们的精英阶级组成的结论。参见Clawson，Neustadtl，and Scott，Money Talks，161。

[80] Burris，“The Two Faces of Capital，” 369；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5th ed. （Boston：McGraw-Hill，2006），148.

[81] Clawson，Neustadtl，and Scott，Money Talks，161.

[82] Clawson，Neustadtl，and Scott，Money Talks，第140～141页。

[83] Clawson，Neustadtl，and Scott，Money Talks，第176，160页。

[84]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8.

[85]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8.

[86]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10页。

[87]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7页。

[88]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6页。

[89]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1页。

[90] Sam Pizzigati，“The ‘Dark Money’ of the Ultra Rich，” Too Much（August 20，2012）：3.

[91] Gibson，“Dark Stars.”

[92] Drutman，“The Political One Percent of the One Percent，” 8.

[93]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8-10.

[94]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8页。

[95]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8页。

[96]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Reality Check：Obama Received about the Same Percentage from Small Donors in 2008 as Bush in 2004” （November 24，2008），on the Interne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June 16，2012）.

[97] Colin Delan，Learning from Obama：Lessons for Online Communicators in 2009 and Beyond（August 2009），3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epolitics.com （accessed June 4，2012）.

[9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2012 Overview：Donor Demographics”；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Boston：McGraw-Hill，2010），163-68；Scherer，“A Rich Man’s Game.”

[99]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All CFI Funding Statistics Revised and Updated for the 2008 Presidential Primary and General Election Candidates” （January 8，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July 28，2012）；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Money vs. Money-Plus：Post-Election Reports Reveal Two Different Campaign Strategies，” press release （January 11，201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finst.org （accessed January 27，2013）.

[100]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2-3；Amitabh Pal，“Meet the 26 Billionaires Buying Our Democracy，” Progressive（October 2012）：24-26.

[101] Joe Garecht，“How To Raise Political Donations Online，” Local Victory（August 30，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localvictory.com （accessed July 28，2012）.

[102] John Nichols，“Behind the DLC Takeover，” Progressive（October 2000）：29.

[103] Marty Jezer，“Soft Money，Hard Choices，” Dollar and Sense（July-August 1996）：30.

[104] 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New York：Crown，2006），113-14.

[105] James Thinda，“Time for Democrats to Pay Their Dues，” In These Times（February 2013）：30-31.

[106] Thomas Frank，Pity the Billionaire（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2），166-83.

[107] The Hamilton Project，“Mission and Vision” （2012），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hamiltonproject.org （accessed July 17，2012）.

[108] Mathew Rothschild，“The Third-Party Dilemma，” Progressive（September 2012）：18.

[109] Mathew Rothschild，“The Third-Party Dilemma，” Progressive（September 2012）：18.

[110]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Reality Check：Obama Received about the Same Percentage from Small Donors in 2008 as Bush in 2004”；FEC，“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nance，” “Contributions to Obama，Barack，through 12/31/2012，” “Contributions to McCain，John S.，through 12/31/2008，” “Contributions to Obama，Barack，through 7/31/2012，” “Contributions to Romney，Mitt，through 7/31/2012.”

[111] FEC，“Contributions from Individuals by Size of the Contribution，” “Senate，” “House，”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 （accessed July 29，2012）.

[112] FEC，“2010 Full Election Cycle Summary Data，” “PAC Contributions 2009-2010 Through December 31，20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ec.gov（accessed June 17，2012）.

[113]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 7.

[114] Lioz and Bowie，“Million-Dollar Megaphones，”，第10页。

[115] For an example，see Elizabeth DiNovella，“Sherrod Brown Beats Back Big Money，” Progressive（October 2012）：14-18.

第9章 政策规划和全阶级游说

政策规划的过程开始于公司的董事会……结束于负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政府。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2010），87-88

紧缩政策是减少联邦赤字、提升个人责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政策吗？大政府是当今许多国家问题的根源吗？加入工会组织的公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会使州和地方政府破产吗？我们需要因为47%的美国人不缴纳联邦所得税而大幅削减这些项目吗？应该对富有的“就业创造者”降低更多税收吗？像吸血鬼般的“贪婪之徒”会榨干年轻一代的财政来源，促使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走向破产吗？恐怖主义的威胁需要剥夺个人的隐私权和自由吗？对于这些问题的简短回答是肯定的，至少在一些组织来看，这些组织是超级阶级资助的国家政策规划网络的一部分。[1]

政策规划网络

政策规划网络是由几个超级阶级主导的组织构成的，包括智库、研究机构、政策讨论小组和基金会。[2]在超级阶级的资源和机构的支持下，该网络致力于设置国家政策议程、确立政策优先事项和塑造公共政策后果。政策规划网络以超级阶级的世界观为基础，它将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机会和权力结构视为最合法和最优先的国家组织安排（尤其是与更为平等主义的选择相比）[3]，这种世界观由管理和执行常规网络功能的文凭阶级的专业人员共享。该网络借助各种各样的组织和过程共同起作用，它们通过推行维持经济和政治现状的政策（或其中存在微小的变化）来提升超级阶级的利益。

政策规划网络与超级阶级的政治主导之间的联系与一个现实密切相关，即“美国的政策规划主要产生在政府之外，产生在由私营公司和基金会资助的私人政策规划组织中”。[4]这意味着在超级阶级资助的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组织产生了绝大多数的研究、想法和政策讨论，而这些支配和塑造了国家政策议程、优先事项、辩论和大多数立法或调节的“解决方案”。这个网络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多层面投入，显然有助于那些支持并扩大当前以阶级为基础的财富、收入和权力不平等的政策，从而加强了超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我们认识到，超级阶级尽管有着共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在阶级组成部分的内部依然存在一些分歧。即便如此，多数情况下，在支持有利于“经济增长、稳定的商业周期、刺激投资、政府节约和效率、稳定的两党制以及维持对政治制度的普遍支持”的政策方面，超级阶级仍然存在一种共识。[5]

网络成员：公开的名单

智库和研究机构是“由基金会出资、公司捐赠和政府合约支持”的非营利组织。[6]它们提供环境，供来自学术领域的专家和前公职人员研究和讨论广泛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选择。[7]尽管将特定的组织归类为智库或研究机构在社会科学中备受争议，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政策规划网络的核心包括五个与超级阶级相关联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所谓“中立”组织。商务圆桌会议和两个中右翼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它们是美国国内政策形成的关键参与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和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着相似的核心作用。[8]除了五名核心成员之外，其他四个主要的中右翼组织在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别是商务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和全美制造商协会（NAM）。[9]

上面列出的五个组织与许多其他参与政策规划过程的组织密切相关。一个已经参与政策规划过程并且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参与阶级战争活动的组织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在第3章和第6章中提到，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由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其他保守派积极分子于1973年创立……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是右翼网络政策场所的重要分支，随着公司资金的注入，已经逐渐形塑美国政治”[10]。“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是一个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条款运作的非营利组织，据报道，近年来已经有大约650万美元的年收入。其成员包括公司、贸易协会、智库以及接近1/3的国家立法者（几乎包括所有的共和党人）。”[11]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为立法者做了“示范立法”，以引导全国各州反思其“长期目标：缩小政府规模、取消对公司的监管，而这将会更加难以控制经济和政治势力”[12]。该机构近期的优先事项“包括教育私有化法案、解散工会、解除对主要行业的管制、通过选民身份法等”。[13]它的网站声称，“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的‘示范立法’，每年有将近一千个法案被引入各州。其中，平均20%的法案可以成为正式法律。”[14]

我们可以在几个地区看到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的阶级战争活动的证据。州层面对公共教育私有化的努力、获得国家层面政策帮助的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第3章讨论过）和奥巴马总统的“力争上游”的倡议，都是由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领导的。[15]工人权利和工会的斗争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发挥积极效用的又一领域，正如印第安纳州和密歇根州通过“工作权”法和公共部门的工会遭受攻击的事例所说明的那样（第6章讨论过）。[16]在2012年末2013年初，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采取措施将其工作扩展到联邦层面。“这个秋天（2012年），应传统基金会的邀请——（现在）由前参议员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领导——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开始会见……一个包括165名美国国会共和党成员的核心小组，这些成员致力于在美国众议院‘推进一个保守的社会和经济议程’。”[17]

有一种形式的证据表明，有关成员对政策规划网络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的支持方面，存在着一些超级阶级组成部分，即存在几个二级智库，它们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持有高度或极端保守的观点，但也有少数人表达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右翼智库的总体目标包括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议程，并且鼓励立法者和公众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接受高度保守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对自由市场毋庸置疑的忠诚、私有化的优点以及结束政府对商业监管的必要性。

与政策规划网络中心的主要组织紧密并列的是两个大型的、高度保守的智库，它们促进了最保守的超级阶级组成部分所持有的政策偏好。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理事会成员也在主要网络组织和大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在这个程度上来衡量，它是与政策规划网络相连的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与该网络的紧密联系不足为奇，因为它是“1943年作为美国商会的附属部门而成立的”。[18]成立于1974年的传统基金会是众所周知的，但就理事会成员与主要网络组织和美国大型公司的内部连锁方面，它的知名度相当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它是由“一些高度保守的财富继承人”资助的事实。[19]但随着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的介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见上文）。其他著名的、高度保守的智库也在政策规划网络中引人关注，包括卡托学会（Cato Institute）、哈德逊学会（Hudson Institute）、胡佛学会（Hoover Institution）和曼哈顿学会（Manhattan Institute）。[20]

虽然右翼智库并不是政策规划网络的核心，但他们不断扩大的预算增强了政策规划的可见性（如果没有他们的影响，则不会这么明显）。责任慈善全国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估计，在1990～2000年期间，前20名右翼智库的支出超过了10亿美元。[21]我们对这些组织2001～2006年的预算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他们的支出在短短5年内再次超过了10亿美元。[22]最近，两大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在2007～2011年的支出总计都超过5亿美元。[23]

为了抵制右翼智库和拥护团体对政策的影响，一小群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在2004年建立了民主联盟（Democracy Alliance）。建立与民主党有关的“新型伙伴关系”，部分是为了增加对进步智库的资助［如经济政策研究所、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正如一名记者所言：“根据组织者的说法，民主联盟的目标是促进自由主义……机构的发展，从而与著名的右翼智库较量。”[24]会员资格仅仅通过邀请获得，联盟的创建合伙人同意“在5年内每年向联盟支持的团体提供至少20万美元或更多资金”。[25]根据资本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08年，（联盟）成员为自由主义事业捐助了至少1亿美元。[26]然而，联盟的支出很难确定，因为它的成员和受助组织被禁止“公开谈论其运作”。[27]

民主联盟是一个有趣的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有效抗衡右翼智库在政策规划过程中相对强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联盟自身、它所支持的团体以及高度保守的智库都表明，超级阶级在政策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一些政策问题上超级阶级中的部分人持温和态度，但是大多数超级阶级的成员还是强烈支持核心网络组织。然而，即便处在这个超级阶级中，比起那些拥护或支持自由主义智库和政策的人，大多数人似乎对高度保守的智库和他们所提倡的政策更能表示理解和支持。[28]

政策讨论小组通常与智库和研究机构有关系，但这些团体的目标和功能与智库有显著差异。作为重要的会议场所，超级阶级公司精英和它们来自不同地方的专业盟友聚集于此。召开这些非正式的每周会议或每月会议的目的，部分是分享想法，同时也为超级阶级的领导人创造机会去识别、招募和培养有才能的个人，这些人来自在政策规划网络中的政府和其他关键组织内具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专业队伍。这些会议也有助于使组织和活动合法化，将其描绘成利他主义并且强调非营利性和“独立的”组织地位。作为政策讨论小组（或促进此类活动）的重要组织经常与智库重叠，包括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智库大会（American Assembly）和布鲁金斯学会。[29]

基金会和理事会的内部连锁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联邦游说和竞选资金是超级阶级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选举过程的两个核心特征。同样的超级阶级主导原则也适用于政策规划，但除了富有的游说者和政治捐款人，超级阶级主导的基金会作为主要的金融引擎，为核心政策规划网络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30]这些免税的、非营利组织通常是公司承包商和富裕家庭的产物，他们创建这些组织的部分原因是减少自己的税收，也用其作为能惠及他们阶级利益的鼓励性政策的工具。[31]

基金会所控制的资源是惊人的。基金会中心（The Foundation Center）于2009年在美国确定了76545个资助型基金会。2012年，美国排名前100的资助型基金会（按资产规模）拥有2438亿美元的资产，占美国所有资助型基金会资产总额的41%（5920亿美元）。2010年，美国排名前100的资助型基金会（按捐赠总额——与资产规模排名前100的几乎完全相同）获得了超过196亿美元的基金，这一数字占2010年全年捐款总额的43%（约合460亿美元）。2012年，美国排名前15的资助型基金会（按资产规模）持有超过1267亿美元的资产，占美国所有资助型基金会全部资产的21.5%。排名前5的基金会都与大型的、知名的公司和基金会有关。2012年，它们包括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微软，排名第一，374亿美元），福特基金会（福特汽车公司，排名第二，105亿美元），保罗·格蒂基金（格蒂石油公司，排名第三，105亿美元），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美国强生公司，排名第四，92亿美元），以及凯洛格基金会［凯洛格公司（Kellogg Corp），排名第五，85亿美元］。[32]

基金会由理事会或者主要由超级阶级和紧密联合的文凭阶级成员组成的信托公司管理。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50个最大的基金会中，有34%的理事或托管人是具有独占性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排名前50的基金会理事会中总共包括402个理事职位，这些职位主要由男性（85%）担任，他们都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或其他名牌大学。此外，许多洛克菲勒、梅隆、礼来（Lillys）、丹福思（Danforths）和其他富裕家庭的成员（如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都是家族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他们也经常在其他几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33]例如，最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托管人包括小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Jr.）；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 D.Parsons），他是花旗集团董事长；安·富奇（Ann Fudge），他是扬·罗必凯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奥尔三世（James F.Orr Ⅲ），他是落点资本公司（LandingPoint Capital）的CEO；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她是世界银行常务董事。[34]

基金会的预算主要来自他们所持有的大量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最大的基金会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花费年度预算，但一项长期和持续的优先资助项目一直为核心政策规划网络组织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一个例子是布鲁金斯学会，它是一个核心网络的智库。2010年，该智库有400名员工，支出8900万美元，捐赠净资产2.71亿美元，总资产4.1亿美元。[35]2011年，它总共获得了6100万美元的捐赠和合同收入，以及来自所有渠道的310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包括11个大型基金会超过900万美元的捐款。[36]多年来，布鲁金斯学会从基金会和公司的资助中受益。例如，它在2010年吸引了62名基金捐款人（超过25000美元的捐款）和65家公司捐款人（超过25000美元的捐款）。2010年，包括福特、盖茨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六大基金会向布鲁金斯学会捐赠了100万美元。[37]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由最大的基金会所支持的核心网络组织的又一例子。这些年来，它已经从福特、礼来、梅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大量资金。[38]

高度保守的政策规划智库也受益于基金会的支持，但它主要来自高度保守的个人或家庭为宣传他们的观点而建立的较小的基金会［如林德和哈里·布雷德利基金会（Lynde & Harry Bradley）、沙拉·斯凯夫基金会（Sarah Scaife）以及约翰·欧林基金会（John M.Olin）］。前面引用“责任慈善全国委员会（NCRP）的报告”估计，在1990年至2000年间，排名前20的保守派智库的10亿美元支出中，超过1/3来自保守基金会。那个时期来自大公司和富人的捐款占据了保守智库支出的大部分。[39]这种支持是持续的。最近右翼智库的年度报告指出，规模较小、高度保守的基金会和持有高度保守观点的富人，是为他们的组织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40]

由超级阶级成员担任核心政策规划网络组织理事会中理事或托管人的做法，加强了超级阶级控制的基金会资助对政策规划的影响。这些人通常同时担任美国大公司的高管或董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商务圆桌会议。它每年的支出为2200万美元，共有200名首席执行官——来自诸如高盛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等美国最大的公司——作为其成员。[41]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012年圆桌会议执行委员会的17位成员也曾担任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42]布鲁金斯学会是另一个例子。2010年，在布鲁金斯学会的48名成员中，有35人在美国铝业公司、耐克、百事可乐公司（PepsiCo）和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 Farm）等财富500强公司担任高管或董事会成员。[4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第三个例子。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40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在一个或多个公司董事会中任职，因此可以将理事会与全国29家公司联系在一起”。[44]此前的一项研究还发现，超过2/3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商务圆桌会议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都是从12所名牌大学毕业的。[45]

全阶级游说：投资特权

（说客）是这个国家富有和不朽的——公民使者……他们不受任期限制、弹劾或健全的法规的影响。

——Beau Hodai，In These Times（2011）

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的，在美国政治中，游说有两副面孔：特殊利益竞争和全阶级的实践。前者被人们熟知并广为报道，但后者往往与阶级权力分析的禁忌相一致，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媒体报道或公众讨论的话题。主流媒体对游说的报道通常强调，尽管游说是一项大生意，但它也是一项高度竞争的事业，包括强大的组织之间为了促进各自狭隘的议程和利益而展开的激烈竞争。2012年初，备受瞩目的媒体报道呈现了此类故事情节。《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美国参议院）和《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美国众议院）这两项法案都是针对涉及侵犯版权材料的外国网站……（或者出售）假冒的日用品和药物，强大的团体之间就游说还是反对两项法案存在冲突。[46]两项法案允许版权或专利持有人获得“要求有偿提供商、广告商以及搜索引擎与侵权网站停止相关业务的法庭命令”。[47]反对者从几方面提出反对理由，包括缺乏对错误指控的保护、监控用户行为的高昂代价（在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站上）、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并担心由于法院命令停止与所谓的侵权网站的业务往来，网络公司会产生收入的损失——尽管这些指控后来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同时可能会花费网络公司数百万美元。[48]

对法案的游说和反对制造了一些有趣的头条新闻，诸如“好莱坞和硅谷都处在华盛顿的战争旋涡中”。[49]法案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都与好莱坞有联系，美国电影协会（MPAA）和大型媒体公司，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康卡斯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索尼和维亚康姆公司（Viacom）。[50]几个强大的反对者与硅谷有联系，但许多主要的互联网和高科技公司，如亚马逊网站、克雷格列表、易趣、谷歌、微软、推特、维基百科和雅虎同样反对这项法案。[51]由于支持者和反对者中包括花费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的大公司和贸易协会，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法案》和《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之战被报道为一场特殊利益巨头之间的冲突。由于广泛的反对，2012年1月下旬参议院取消了对《保护知识产权法案》的投票，冲突还是得到了解决，至少是暂时的。[52]

尽管《保护知识产权法案》投票的取消不太可能结束国会对反盗版措施的游说，但《保护知识产权法案》和《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之战可以表明，华盛顿的游说活动通常如何被媒体描绘。主流媒体对特殊利益游说的报道给读者和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尽管对资金不足的团体来说未必公平，但高风险的、“大亨”之间的特殊利益的竞争导致权力的大致均衡。事实上，这些故事往往意味着“大人物”之间的竞争，与媒体关注的焦点相结合，就像一种制衡体系，限制了在富有的游说团体中政府过分弄权的不当影响。虽然我们一致认为，特殊利益的竞争游说是我们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远不如游说的另一副面孔中政治势力的交易力量和政策塑造力量那么重要。

全阶级游说与特殊利益游说非常不同。前者是由大量超级阶级主导的组织行动，为了促进立法和监管政策支持超级阶级成员的全阶级利益。此外，这种形式的游说几乎总是使高度统一的以公司为主的联盟与有组织的劳工、消费者和公民团体联盟在政策竞争中对立起来。接下来的五节内容阐述和揭示了全阶级游说。首先，我们提供一个全阶级游说团体的简要概述。其次，我们讨论全阶级联合是如何在四个领域产生有利于联邦层面超级阶级利益的政策后果的：放松对金融服务的管制、破产法、集体诉讼和自由贸易。最后，我们简要回顾2005年由超级阶级领导的努力“改革”社会保障的失败，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与超级阶级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在最后两节中，我们将探讨超级阶级支持的联邦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使超级阶级、它的盟友和公司受益的。我们本可以选择更多例子来说明全阶级游说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但我们相信，我们所选择的事例体现了超级阶级的团结和政治主导地位是如何反映在全阶级游说活动和政策中的。我们的选择也提供了说明，在替代性权力网络中的团体是如何挑战由超级阶级支持的全阶级游说，以及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他们是如何获胜的（就目前而言）。

全阶级游说共同体

全阶级游说共同体由一个核心的顶尖商业团体组成的，主要是非营利的行业协会，该组织由几个具有共同观点和政策目标的单独的公司成员组成。根据不同的问题，顶尖团体确实可以参与到阶级游说和特殊利益的游说活动中来，有些还可以作为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顶尖团体往往围绕来自公司的高层领导组织起来，包括大公司（如首席执行官）和特定行业（如金融服务、石油、电子）以及一般的、共享商业利益（如商业和贸易）的公司。历史上，顶尖团体构成了全阶级游说努力的组织核心。在几个已经进入国会立法或监管改革政策辩论阶段的问题上，少数顶尖团体一直是游说活动的中心，这些游说活动代表着整个商界的利益，也代表了富有的精英阶级的利益。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全阶级游说共同体是由首席执行官主导的组织，包括商务圆桌会议、商务委员会和世界大企业联合会。[53]在促进、协调和支持全阶级游说活动中经常发挥领导作用的全行业顶尖团体包括：美国银行家协会（ABA）、美国化学理事会（ACC）、美国人寿保险协会（ACLI）、美国矿业大会（AMC）、美国石油学会（API）、美国医疗保险协会（HIAA）、全美制造商协会（NAM）、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和许多其他团体。顶尖团体还代表了更普遍共享的商业超级阶级利益，如美国商会和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FIB）。[54]

全阶级联合和政策后果

历史上，全行业和首席执行官为首的顶尖团体都领导建立特设联盟，以促进全阶级的商业团结，并带头开展旨在影响政策方面立法结果的游说活动，该政策涉及处在危险中共享的超级阶级利益和广泛的公司利益。四场跨越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联邦政策竞争揭示了全阶级游说努力的影响力。[55]首先，由超级阶级领导的类似法案的游说活动可追溯到里根政府之后，国会于1999年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SMA）。该法案是在商务圆桌会议、金融服务圆桌会议、美国商会、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的游说活动”、前所未有的竞选捐款、（和主流）媒体的支持下制定的。[56]该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禁止管理保守、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充当高风险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克林顿总统没有意识到十年之后他当初的评论听起来有多么讽刺，当初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正在做的是让金融服务业现代化，废除那些过时的法律，并赋予银行新的重要的权力。”[57]2000年，当为了确保该法案通过的同样的全阶级游说又赢得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FMA）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范围扩大了。该法案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禁止联邦对通过黑市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管理（投机产品“涉及购买和包装财务风险，并根据等级体系出售”）。[58]《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和《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实现了金融业和超级阶级长期以来普遍追求的放松管制的目标。但是，它们也直接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那些不能倒闭的大银行的紧急救助、大衰退以及今天美国和全球经济“无穷无尽的危机”。[59]

其次，《2005年防止破产滥用和消费者保护法案》（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是由公司联盟推动国会通过的，该联盟由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领导。同一团体为在2004年选举周期的联邦候选人（59%属于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超过3.06亿美元的个人和政治行动捐款”。[60]自1998年以来，每届国会出台的类似法案都失败了，但这一次，全阶级游说、大规模竞选捐款和国会政治构成的联合，导致超级阶级对工人和消费者团体的胜利。2005年4月2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这项法律，使得中等收入家庭很难“使用破产法规的第7章，该法案提供了一个即时的全新的开始”。相反，大多数债务人现在必须依据破产法规的第13章，“这需要一个由法院监督的并可以持续五年的付款计划”。有趣的是，该法律包括一个“百万富翁的空子”，即允许富人个人建立“资产保护信托基金”（不适用于普通收入家庭），以保护大量财产不受债权人的影响。[61]

再次，《2005年集体诉讼公平法案》（Class-Action Fairness Act of 2005）是在商务圆桌会议、美国商会以及100家大企业和贸易协会共同发起的为期6年的公司活动之后制定的，这些组织在竞选捐款、游说和广告支出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62]布什总统于2006年2月18日签署了该法律，要求将大部分涉及消费者和工人冤情的针对大公司的大型集体诉讼案件转移到联邦法院，这些诉讼被视为“对原告不利”。[63]这一法律是超级阶级的重大胜利，但它只是超级阶级寻求的“一系列旨在限制诉讼的措施”之一。其他“侵权行为改革”的努力还有由超级阶级赞助的公司游说联盟希望在未来通过“针对医疗事故的判决和石棉暴露的索赔”[64]。

最后，在2011年底，国会批准了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前布什政府进行过谈判）。最重要的当属美韩之间的协定，因为韩国是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也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65]为期16个月的游说活动，促成了所有三项协议的批准，这是由几个超级阶级控制的全阶级游说组织精心安排的。此时游说的矛头指向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商业联盟（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Business Coalition），这是一个由美国商会组织并且由几个美国大型公司的高级说客领导的团体，包括波音公司、辉瑞、高盛公司、花旗集团。而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商协会、金融服务圆桌会议、大型制药公司、美国农场局（American Farm Bureau）和零售领导协会（Retail Leadership Association），“以及大量个别的巨型公司”的游说努力又强化了这一团体。[66]这些支持者拾布鲁金斯学会的牙慧，声称这些贸易协议将促进美国的经济，而韩国将“通过立即消除美国商品和服务在韩国的壁垒，从而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机会”。[67]这种说法得到了美国公司媒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的重申和支持。[68]

贸易协定的反对者，主要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以及其他美国工会，它们援引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同韩国的协议将增加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在最初的7年里，将增加约167亿美元的逆差额并且取代美国的159000个就业岗位”。[69]反对者还指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协议能创造就业机会，而69%的美国人认为这是在削减就业机会。只有17%的人说这样的协议帮助了美国，而53%的人说他们受到了伤害。”[70]但反对者的论点被驳回，因为“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与大多数国会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合作，推动国会通过（贸易协议）……甚至（尽管）政府自己的研究显示，这将增加美国的贸易赤字”[71]。奥巴马对这些交易的支持被视为一种努力，以“赢回那些在2008年为他的竞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富有的华尔街民主党人的支持”[72]。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很清楚的一点是奥巴马“（在2008年）通过承诺彻底改革有缺陷的贸易政策而赢得了几个摇摆州……（当他签署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时，他彻底改变了立场”[73]。在2012年第一场总统辩论中，奥巴马总统宣称与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出口。但到那时，“（有关贸易协议的）数据就披露了，而且这些数据显示，在国会批准这些交易的一年之后，总统的断言是错误的”。自该协议通过以来，美国对韩国的汽车出口下降了7%，而韩国的汽车进口增加了25%。“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的贸易逆差在同一月份比2011年同期增长了29%……巴拿马协议在选举前几天就生效了。”[74]或许更糟糕的是，2012年，我们了解到奥巴马政府正在“敲定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和最隐秘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75]。根据泄露的秘密文件，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将与几个环太平洋国家建立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规则，并将“进一步激励美国公司的离岸投资和低工资国家的就业”[76]。

挑战性的全阶级游说和超级阶级主导

在本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一场由超级阶级赞助人组织的旨在“改革”社会保障的全阶级游说活动被工党领导的替代性权力网络联盟击败。2005年初，布什总统提出了一项社会保障的“改革计划”。该计划要求改变社会保障，从由个人和雇主缴纳老年和残疾抚恤金的联邦计划，转变为将大量的缴款转移到营利性金融公司管理的私人投资账户的系统中。[77]尽管这是布什第二任期议程的中心，但到2005年底，私有化的社会保障计划已经夭折。尽管以公司为后盾的团体在支持布什新方案的公共关系和游说活动中花费了超过2亿美元，但是这个计划还是失败了。[78]那么，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社会保障的核心来推动超级阶级的私有化计划？简短的回答是，超级阶级控制的主导性权力网络并不是万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有组织劳工的激励，替代性权力网络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和盟友来击败这一超级阶级的新方案。本书的第三版概括了这类全阶级游说活动的主要特点和对其的抵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信息以获取更多细节。

2005年全阶级游说活动在社会保障私有化中的失败表明，超级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并不等同于对所有与阶级相关的政策竞争的绝对控制。[79]即便如此，对超级阶级而言，这并不是一场“击中心脏”的损失。虽然输掉这场战役是一次挫折，但是对抗工人的超级阶级战争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持续，包括社会保障“改革”、集体谈判权、自由贸易以及税收政策。奥巴马总统在任命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和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两位对社会保障计划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担任“代表两党”的全美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的联合主席时，表达了他愿意支持超级阶级利益的立场。[80]

2010年末，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形容其为“不是削减赤字的一揽子计划，而是精简政府的一揽子计划”。[81]其中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削减未来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建立个人储蓄计划来“补充”社会保障（类似于布什的计划）。[82]奥巴马没有接受这份报告，在2011年中期，作为与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减少联邦赤字的“重大交易”的一部分，他提出削减福利项目（如削减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增加了生活费用的社会保障），前提是如果共和党人同意对富人适度增税的话。[83]共和党人拒绝了，于是谈判破裂。但是，通过他的委员会任命和他表达削减应得权益计划的意愿，奥巴马暗示了其在超级阶级“改革”社会保障的征途中所支持的一方。

历史记录显示，当超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处在全阶级斗争的危险中时，代表这一阶级的组织是持续的和资源丰富的，而且往往是胜利的——即使是在最初的失败之后。[84]历史记录也清楚地表明，超级阶级的政策损失几乎从来都不等于投降——尤其是当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处在危险之中时。考虑到权力精英的长期观点和坚持不懈，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布什的社会保障私有化计划的失败只是超级阶级利益的暂时性受挫。在这个问题上，政策制定过程仍在进行，尤其是考虑到奥巴马对“妥协”的明显兴趣，在历史的裁判并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在诸如联邦福利计划、劳动法、税收和贸易等核心经济问题上，超级阶级的政策偏好与经典科幻电影《死亡黎明》和《终结者》中的人物特质相似。就像不死的僵尸一样，超级阶级的促进政策会不断复活，就像未来主义的生化人一样，他们永远不会停止！

全阶级游说：联邦税收和支出政策

对于超级阶级在联邦税收和支出政策上的主导地位，裁判者并非缺席。然而，在这两个领域中，全阶级游说和特殊利益游说有时会有交叉和重叠，从而模糊了超级阶级领导的全阶级运动的性质。记者们倾向于关注特殊利益游说，并指出富人的政治贡献往往会导致税收减免或针对特定公司或行业的联邦补贴。尽管此类政策后果总是既明目张胆又令人难以容忍，但它们对全阶级游说来说是次要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全阶级运动的累积效应，旨在塑造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以进一步促进超级阶级利益，这在当前的联邦、州和地方的法律中是显而易见的。以下五节所描述的全阶级减税运动说明，在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期间，超级阶级如何一致努力，在联邦税法中做出有利于富人和公司的重要改变。第6节讨论了超级阶级偏好与奥巴马政府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

全阶级运动和税收改革：1981年

罗纳德·里根早期的政治生涯得以发展，依靠的是来自西部州超级阶级成员的大量资金支持。[85]他在1980年当选为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多数超级阶级成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知道里根分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并将成为支持其利益的政策的有效提倡者。作为总统，他没有让他的超级阶级赞助人失望。里根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恢复咆哮的20年代的经济刺激”。[86]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减少对富人和他们所控制的公司的税收。

在里根总统执政早期，包括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内的一些商业组织的全阶级联合支持他的政府，以确保国会批准《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这是里根政府第一次为富人减税。[87]该法案于1982年将高收入群体的最高联邦所得税税率从70%降至50%，并制定了新的慈善扣除标准，进一步降低了富人的税收。[88]还有其他条款，如商业资产贬值变化和投资税收抵免、削减公司税和提高利润。[89]随着公司收入的增加，超级阶级投资者得以富裕。

全阶级运动和税收改革：1986年

里根的减税努力持续贯穿了他的两个任期，但《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是他任职期间制定的最全面的减税法案。1985年众议院关于该法案的听证会记录共9卷（超过9000页），近千名听证人中的绝大多数代表了公司利益。尽管许多公司代表为个别的公司或行业寻求专门利益，但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公司参与者主张保留和扩大减税优惠，以加强富有的公司所有者和官员的全阶级利益。这一信息在代表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全美独立企业联盟和其他许多机构的听证人的证言中得到明显的体现。[90]1986年的法案对超级阶级和收入最高的特权阶级成员全阶级最明显的好处之一是，对高收入人群的联邦税率从50%（由1981年的法案规定）降低到38.5%。[91]

全阶级运动和税收改革：1997年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同一帮老家伙”为额外减少联邦公司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而进行游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7年预算调节法案》（BRA）授权减税，主要有利于超级阶级成员和大公司。随着税收法案的审议，像1981年和1986年那样，国会议员们仔细听取了来自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游说者的意见，他们努力协调以赢得商业减税——表面上为了促进公平、投资和生产力（而不仅仅是为了利润）。[92]这一游说努力通过寻求削减资本利得税和不动产税的全阶级联合得到强化。[93]

赞成《1997年预算调节法案》的全阶级运动为超级阶级及其特权阶级的盟友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该法案将资本利得税从28%削减至20%，最低公司税被取消，联邦不动产税免税额从6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家庭农场和商业是130万美元）。[94]该法案将四分之三的个人税收减免给予了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减税措施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群体，他们最终得到的税收减免比80%的底层群体还要多。另外，替代性最低税（AMT）的变化……在10年内降低了公司183亿美元的税收负担。[95]最富有的5%的美国家庭从削减资本利得税、取消最低企业税和几乎双倍的不动产税减免中获得了83%的收益。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每年获得约1000美元的减税优惠，但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平均每年获得16157美元的税收减免；20%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每年仅获得153美元的减税；收入最低和第二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要么没有减税，要么略有增税。[96]

全阶级运动和税收改革：2001年

2001年2月8日，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2001年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并于6月7日由布什总统签署。[97]该法案以公正和作为对抗经济衰退的措施为由向公众和国会推销，在2001～2010年期间，该法案使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损失了约13500亿美元的收入。[98]正如广告所言，这是“二十年来最大的收入所得税回流”。[99]

该法案中近71%的减税措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20%群体。[100]但许多削减只使最富有的1%群体受益。例如，该法案在2006年将不动产税减免（对已婚夫妇）增加到400万美元（在2009年甚至有更高的免税额）——意味着每二百个遗产中只有一个将承担联邦不动产税。[101]相比之下，法律对于收入低于27050美元（单身者）或45200美元（已婚夫妇）的美国人的税率保持不变。[102]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利益逐步增加。例如，在2001年，收入最高的1%的收入群体的个人年平均减税额为2991美元，但在2007年升至42075美元，2010年增至69042美元。[103]简而言之，“在2001年之后，最富有的20%的人（获得）全部福利的84.1%，而仅占1%的人（获得）了总福利的一半以上”。[104]

那么，这种不平衡的税收法案是如何给最高收入群体带来好处，而为美国工人阶级带来负面影响的呢？[105]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寥寥无几。此外，一个代表中等收入工人利益组织的联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公平交税（Fair Taxes for All）组织，坚定地反对它。[106]布什的法案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在国会获得通过，是强大的组织进行了全阶级游说，这些组织代表了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的物质、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2001年2月，一个名为减税联盟的组织成立了，以协调全阶级游说活动。它的创始成员包括美国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全美批发商推销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holesalers-Distributors）和全美独立企业联盟。另外250家商业和纳税人团体被邀请加入联盟，并被要求支付5000美元的会费，主要为了在“美国国会出版物”上做广告。[107]

联盟成员把为了个别组织利益的专门减税形式放置一边，采取一种统一的、有利于全阶级的途径来支持布什的计划。全美制造商协会的主席杰里·贾西诺斯基（Jerry Jasinowski）指出：“用太多的（专门的）条款来补充法案可能会使它失败。”他强调了商业团结的必要性，并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审慎，不要试图为这项法案增加很多东西，因为它将被视为一棵公司的圣诞树。”[108]联盟的目标仅仅是让布什的计划在国会通过。其他公司的贸易团体正在考虑通过游说努力，为该法案增加专门的减税措施，这可能会使国会对该法案的支持变得复杂，于是遭到了联盟的拒绝。[109]根据最后的结果和法律的最终形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该联盟是为了2001年法案通过而进行的成功的全阶级运动背后的主要政治力量。

全阶级运动和税收改革：2002～2006年

就像2001年的减税政策一样，随着2002～2006年的联邦减税政策的实施，超级阶级的利益占了上风。这一时期为了个人和公司的减税通过了四项主要的税法。在每种情况下，减税都奖励了超级阶级的全阶级游说努力和竞选资金捐款。[110]对个人的两项减税措施是《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JGTRRA）和《2005年增税预防与调整法案》（TIPRA）。[111]《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减税）法案，主要有利于富有的纳税人。[112]它将资本利得（从20%）和股票红利（从35%）的最高税率降至15%，并“加速了2001年对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削减”[113]。此外，71%的经济收益来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近43%的资本利得和股息削减流向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114]《2005年增税预防与调整法案》扩展了《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在2010年制定的资本利得和股票红利减税政策。[115]

两项公司税削减法分别是《2002年增加就业与援助雇工法案》（JCWAA）和《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AJCA），显然，两者都支持超级阶级利益。尽管2002年的法律为工人提供了额外的总计140亿美元的失业保险，但美国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获得了11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116]《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是《2002年增加就业与援助雇工法案》的延续。它得到了428个主要的美国公司和行业协会的支持（包括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117]《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为美国公司提供了1370亿美元新的税收优惠。[118]这种公司减税的全阶级性质（比如2002年的法案）显而易见，因为“美国几乎所有行业都得到了特殊的支持”。[119]

奥巴马的税收政策和超级阶级利益：2009～2013年

奥巴马作为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没有出台新的反映超级阶级偏好的重大联邦减税措施。但那或许部分因为这一阶级已从各种联邦救助和联邦储备计划中获得了数万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尽管中低收入群体通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复苏法案》）和于2013年1月1日结束的临时2%的工资税减免中得到了短期的、适度的减税，但这些举措与超级阶级无关。[120]对超级阶级利益来说，更重要的是2010年末国会在奥巴马的支持下通过了2001年布什减税政策的两年延期。由于主要惠及富人，这一措施得到了由超级阶级领导的诸如商务圆桌会议和美国商会等团体的广泛支持。[121]

在奥巴马重新当选后，所谓的财政悬崖由于在竞选期间被忽视，迅速成为首要的政治议题。“财政悬崖”这一术语归因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指的是布什2001年提出的减税政策以及国会和总统在2011年通过几项削减联邦开支的税收措施，作为提高国家债务上限的“妥协”的一部分，该法案于2013年1月1日到期。[122]这一比喻被两党和公司媒体抓住，给美国人留下了这样可怕的印象，如果总统和国会在2012年结束之前什么都不做，就会发生可怕的经济后果。

财政悬崖的税收部分由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而得以解决。这项协议，即《2012年纳税人救助法案》（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 of 2012），几乎使布什所有的减税政策都永久化了。[123]但其中也包括对富人增税，将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家庭（少于1%的家庭）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从35%提高到39.6%。同时超过45万美元的群体的股息和资本利得税从15%上升到20%。[124]相比之下，“在丹麦，富人需要缴纳收入的57%作为税款”[125]。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富有的美国人曾经缴纳了类似的税率——在1955年缴纳51.2%的联邦所得税。奥巴马的税收协议意味着，富人将继续支付远低于联邦税收负担的公平份额。

削减开支和削减联邦赤字的问题被推迟了，但当这些问题回来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可能会陷入被削减的境地”[126]。我们知道，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坚决支持华尔街，而不是大街（普通民众）——尽管他在2012年的竞选中假装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捍卫者。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优先级别的超级阶级偏好将会在奥巴马的财政政策中找到出路——尽管作为候选人的奥巴马似乎已经承诺。我们已经看到，总统是如何站在超级阶级领导者所要求的社会保障“改革”的一边。我们知道，尽管奥巴马的竞选经理声称小额捐款人对于2012年的竞选活动如何重要，但是他的连任大部分是由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的捐款人资助的。这些富有的精英可能不会同意有待达成的削减联邦开支和削减赤字协议的所有细节，但是他们的共同偏好肯定会在这些协议中得到体现。重要的是记住：“如果问过去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在做出……（税收、支出和劳动政策）决定时，在公司共同体中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的有利地位将会得到考虑。”[127]

50年以来的联邦减税：对富人的两项福利

二战期间，最高收入者的联邦所得税税率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的减税政策将其降低到70%之前，最高税率仍然保持在9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81～2006年期间进行的全阶级游说活动，导致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图9.1生动地说明了在过去的50多年里，对最高收入的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的急剧下降。

图9.1显示了1955年拥有最高收入的美国人承担的税率为91%，但最高收入者实际上并没有支付这一税率。然而，1955年的400名高收入者在联邦税收中平均支付了他们51%的收入（如上所述）。[128]相比之下，如今收入最高的美国人不仅面临着低得多的最高税率，而且支付的费用也远低于这一比率。例如，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根据他2010年的纳税申报单，当年赚了2160万美元，并缴纳了300万美元的税款。因此，他的税率仅为13.9%，远低于当年最高收入群体的35.0%的联邦收入税率。[129]

图9.1 1995～2011年最高收入者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

资料来源：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Federal Tax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September 12，2011，JCX-43-11，p.10；Tax Foundation，“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 Nominal Dollars，Income Years 1913-2011。

图9.2比较了1961年和2011年美国高收入群体实际支付的联邦所得税总收入的平均份额。支付的比例可以被认为代表了文凭阶级中的许多人（两个相对较低收入群体）和超级阶级所支付的平均税率。

图9.2 1961年和2011年按收入类别计算的联邦所得税总收入的平均份额（以2011年美元计）

资料来源：Chuck Collins，Alison Goldberg，Scott Klinger，and Sam Pizzigati，“Unnecessary Austerity，Unnecessary Shutdow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April 2011。

如图9.2所示，在2011年，这三个子群体的成员支付的收入比例比1961年要小得多，但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支付的份额下降最多。这些结果说明，尽管50年以来的减税政策极大地惠及了文凭阶级的顶层收入者，但超级阶级的受益最多。图9.2还显示，在2011年高收入群体缴纳的平均税收份额（23.1%）远高于罗姆尼 （13.9%）的税率，但远低于最高税率（35%，参见图9.1）。图9.2中所示罗姆尼和像他这样的最高收入者支付的低于顶层收入类别的平均份额，其原因有两个。首先，最高收入者所获得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2011年的税率为15%，而不是35%。[130]其次，最高收入者可以获得那些“勉强算是富有”的人无机可乘的税收空子（如上所述，对于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家庭，联邦收入和资本利得税在2013年略有上升）。

税收剥削和支出剥削

我们将超级阶级主导的联邦税收和支出政策看作税收剥削和支出剥削的典型——通过这两种剥削方式富人占工人便宜。这两个领域的不公正和自私的做法加剧了更普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水平。我们对联邦减税法案的回顾表明，工人阶级对制定这些法律几乎没有影响。有利于富人的联邦支出政策的历史揭示了相似的模式。在这两个领域，工人阶级正日益受到如何征税（对个人和公司）的政策和决定政府如何花费税收的剥削。从进步意义上看，美国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并没有重新分配财富或收入，而是扩大了它们的分化和集中。联邦（和州以及地方）的政策指导如何征收和分配税款，导致从工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份额越来越多，并使这些收入的支出不成比例地惠及特权阶级——特别是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联邦政府用数万亿纳税人的资金救助华尔街银行是此类政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在这一节中，我们用“美国馅饼”的形象描绘来说明这两种剥削形式。

税收剥削：财富和税收馅饼

图9.3所示“财富馅饼”的基本思想，我们在第2章讨论美国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时进行了介绍。如图所示，2010年20%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96%的“金融财富”（如股票、债券、金融证券）。该图没有显示的是，10%最富有的人持有美国所有投资资产的85%，而1%最富有的人持有42%的美国投资资产。另外80%的美国人持有剩下的4%的美国金融财富。[131]这意味着数百万工人（美国劳动力的80%）每天都在创造财富，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他人，而他们从“馅饼”中得到了少量的“碎屑”。

图9.3 2010年“财富馅饼”

资料来源：Woff，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and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Class（2010）。

出现这种非同寻常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主要是由于联邦法律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降低了精英阶级和大公司的税收。支持富人和公司的法律加速了超级阶级的财富积累，其次是文凭阶级。当然，如果要求富人对他们的收入和资产缴纳更高的税，同时要求他们不能将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女，以及如果公司缴纳更高的税，那么这种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减少。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不是美国税法的书写方式。

图9.4所示的“税收馅饼”说明了个人和公司支付的联邦总收入的份额。在2013财政年度，美国公司的税收占联邦总收入的比例为12%。这一数字与1953年支付的30%的份额相比大幅下降。相比之下，在2013财政年度，个人缴纳的税款（所得税加上工资税）占联邦税收的80%。这一数字与1953年个人所支付的53%的份额相比急剧上升。[132]

图9.4 2013年“税收馅饼”

注：“其他”包括通常由个人支付的税收（如消费税）。因此，图中所示的个体份额低于个人实际支付的份额。

资料来源：Source：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13。

虽然“税收馅饼”提醒我们，与公司相比，个人在联邦税收中所占的比例要比过去大得多，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趋势对工人的负面影响比对富人的更大。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纳税对工人来说比对富人更成问题。大多数工人在税前几乎没有可支配收入，税后甚至更少——相比之下，富人在税前和税后都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税法中充斥着富人和公司减税（通常到小于零）的条款，但工人们没有这些优势。相反，当富人和公司的税收被削减时，必须由美国的工人阶级来弥补税收的损失。[133]

我们对重大的联邦税收减免的回顾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税法是由超级阶级为超级阶级书写的。今天和过去一样，超级阶级通过广泛共享的意识形态格言来证明自己的优势地位：“当富人做得好时，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正如故事的其余部分所述，富有的“就业机会创造者”将他们的钱用来投资，而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被美国人分享的更多财富。这种“涓滴”的童话，类似于从前国王神话中的君权神授，是由超级阶级创造出来的，获得文凭阶级的附议，受到工人阶级广泛信仰，并通过国会成为法律。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国会乐于接受这一故事，因为超级阶级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竞选捐款和游说利益，以换取他们对富人减税的选票。这种“接受能力”得到了强化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国会议员要么已经是百万富翁，要么已经顺利地踏上了1%的王国之路。[134]与此同时，这个童话故事所掩盖的现实，每年都变得更加明显。因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富人和公司不仅缴纳了越来越低的税款，而且经常得到大量的退税或个别工人的税收抵免。[135]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许多保守派专家和政界人士，包括米特·罗姆尼，抱怨说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缴纳联邦所得税。[136]这些批评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工薪阶层都从他们的薪水中扣缴工资税，为联邦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计划提供资金。他们也忽略了工人和退休人员支付了许多其他种类的联邦、州和地方税的现实，比如汽油税、消费税、销售税和财产税。[137]最后，他们忽视了这么多美国工人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的年收入低于美国税法规定的最低应纳税的收入水平。

支出剥削：再分配馅饼

图9.5提供了一个“再分配馅饼”。它生动地说明，许多超级富有的、勉强算是富有的以及算不上富有的国会议员，如何选择在2013年的联邦预算中分配3.8万亿美元的一部分（2.9万亿美元的税收加上0.9亿美元的借款）。这个饼图展示了两块联邦“开支”的相对大小，其中一块我们称为“富人福利”支出（国防预算），另一块我们称为“福利”支出［用于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计划］。我们之所以把国防开支称为“富人福利”，是因为国防预算中的很大部分是为军事承包商提供利润，并确保雇佣成百上千的为政府、工业和大学研究以及遍布“国家安全状况”的行政单位工作的高薪科学家、工程师和平民雇员。[138]我们把贫困家庭临时救助的联邦支出称为“福利支出”，因为它是一个现金援助项目，只适用于低收入或无收入家庭；它只对个别接受者提供非常有限的好处，而且只在有限的时期内。贫困家庭临时救助的资金来源是一般的税收，但与国防开支不同，它为大公司创造的获利机会很少，而且通常不符合特权阶级的利益和传统。这是一个被污名化的项目——总之，它是“福利”。

图9.5 2013年“再分配馅饼”

注：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TANF）是目前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援助的联邦方案。在1997年，它取代了以前对有抚养子女的家庭的联邦援助计划。

资料来源：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13。

在今天的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两种支出方式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广受欢迎的（国防），另一个是广受谴责的（福利）。与对福利支出尖锐的政治攻击不同，几乎没有全国性的关于国防开支的辩论，因为国防开支为超级阶级创造了“富人福利”（或大多数其他形式的超级阶级财富）。这是因为“富人福利”的接受群体（大公司和富人个人）在华盛顿拥有强大的游说团体，其成员控制着主要的媒体和教育机构。当然，穷人在他们的阵营里没有强大的游说者。正如鲍勃·多尔（199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说过的那样，“穷人没有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他们所做的只是激怒富人——有时他们还充当了替罪羊，为工人阶级日益衰落的命运负责。穷人不投票，并且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们的计划被削减。同时，国防开支的增长——在今天也是有正当理由的，不是因为“红色威胁”，而是因为全球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

虽然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部分国防开支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履行这一职能需要多少开支，是一个充满政治诱导性的问题，值得商榷。美国的国防开支是巨大的，所以不公开讨论。2013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估计支出总额为6730亿美元（2007年为5270亿美元）。[139]但是总的国防开支远远高于预算。这是因为国会每年都会通过补充国防开支的法案。此外，国防预算不包括各种与军事有关的开支，如退伍军人福利或为偿还过去军事开支的贷款而支付的国家债务。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反战者联盟（War Resisters League）估计，2013年美国军费开支为1.36万亿美元（联邦支出总额为3.8万亿美元）。[140]无论实际数额如何，我们都知道，许多国防开支有利于富人和有实力者。因此，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支出受到政客或专家的攻击。我们当然不会听到政客或专家抱怨说，国防开支会在那些受益人中产生“依赖性”。

与受到广泛支持的“富人福利”国防开支相比，这种所谓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及其可能产生的广泛“依赖性”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是来自保守派政客和专家。举例来说，从1976年里根对“福利女王”的贬义评论，到2012年罗姆尼暗示47%不缴纳所得税的美国人懒惰的言论，再到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专家劳伦斯·库德洛（Lawrence Kudlow）最近宣称“不断增长的对政府的依赖正在破坏美国传统的职业道德”。[141]这些攻击中缺少一些基本事实，包括关于福利项目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实际花费在这些项目上的金额。

今天美国贫困家庭的主要福利项目是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这是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签署的“福利改革”法案，即《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这项吝啬的和惩罚性的法律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含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的援助，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除此之外，1996年的法律终止了对贫困家庭的现金补助的联邦担保，规定了家庭接受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援助的时间限制（60个月），强制削减食品券和附加保障收入（SSI），并对那些不强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的大部分成年受助者参加狭义工作计划的州实施经济处罚。[142]与它所取代的含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一样，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2013年，联邦政府对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的支出为170亿美元，不到联邦预算总额的1%。[143]福利支出的现实与政客和抨击它的专家的说法大相径庭。与军事预算相比，福利支出是九牛一毛。但对于那些激起公众对穷人的不满而繁荣起来的超级阶级勇士而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富人的辩护者告诉我们：福利支出是糟糕的，而“富人福利”支出（国防）是好的。

很明显，全阶级游说有助于联邦政府的支出，以确保超级阶级及文凭阶级获得“美国馅饼”的大量份额。但是，正如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曾经唱过的那样，“你知道这并不容易”。保持联邦现金“水龙头”的开放，需要超级阶级集中数百万美元启动国会的“水泵”。全阶级政治活动的融资和游说工作是昂贵的，但是对于超级阶级和它的文凭阶级盟友来说，税收和支出的回报是巨大的。

超级阶级利益、政治权力和合法性

上层阶级……是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其各种分配权力的累积效应导致其政策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5th ed.（2006）

在控制政治和政府方面，超级阶级一直有着重要的利益，这些政治利益是其经济利益的逻辑延伸。超级阶级对巨额财富的控制历来为这一群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影响着政治候选人的选择、选举过程、政策的形成、实施和执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级阶级对政治竞选的资助会对当选的官员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并有助于确保超级阶级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在国家官僚机构的重大任命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成为使现有的阶级权力关系合法化以及生产和分配财富的工具。关于公司成立、公司权利、税收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法律确保了大型公司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合法性。国家合法性的标志与辅助法律法规相结合，使公司能够控制工人的就业条件，控制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公司创造的财富为超级阶级成员提供了他们需要的经济资源，并主导着政治进程和国家，这样就完成权力的循环。而且，唯恐我们忘记，它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权力精英的终极王牌是，如果合法性不足以维持超级阶级的统治地位，那么国家就可以根据需要部署武装力量，可以合法地使用武装警察、军队和现在的无人机这些致命的武力——对抗“国家的敌人”。

虽然经济财富和影子政治产业为超级阶级提供了促进其政治和政府统治的结构性基础，但这种安排与美国的民主理念是不一致的。超级阶级主导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与广泛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和平等机会的理念相矛盾。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矛盾可能会导致工人阶级成员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超级阶级拥有的支撑信息产业的组织已经开发了控制过程来帮助掩盖，从而缓解经济和政治现实与文化理念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张力。这些控制过程有助于将超级阶级控制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景降到最低。第十章探讨信息产业在维护超级阶级权力合法性中的作用。

[1] Ari Berman，“The Austerity Class，” Nation（November 7，2011）：11-17；Kevin C. Brown，“The ‘Liberal Media’ and State Austerity，” Extra！（June 2010）：9；Carolyn Cutrone and Steve Rendall，“Deficit-Obsessed Media Misinform on Causes，” Extra！（September 2011）：4-5；Michael Dolny，“Think Tank Spectrum Revisited，” Extra！（June 2012）；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Boston：McGraw-Hill，2010），97-99；Joe Klein，“These Savings Are Unreal，” Time（April 23，2012）：27.

[2]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87-90.

[3]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83-84；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 Thomas R. Dye，“Organizing Power for Policy-Planning：The View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Power Elites and Organizations，ed. G. William Domhoff and Thomas R. Dye （Newbury Park，CA：Sage，1987），185-86.

[5] Thomas R. Dye，“Organizing Power for Policy-Planning：The View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Power Elites and Organizations，ed. G. William Domhoff and Thomas R. Dye （Newbury Park，CA：Sage，1987），第188页。

[6] G.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3rd ed. （Mountain View，CA：Mayfield Publishing，1998），128.

[7]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97-99.

[8] Thomas R. Dye，Who’s Running America？The Bush Restoration，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2），1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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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Nichols，“ALEC Exposed，” Nation（August 1-8，2011）：16.

[11] Beau Hodai，“Publicopoly Exposed，” In These Times（August 2011）：16-17.

[12] Nichols，“ALEC Exposed，” 17.

[13] Nichols，“ALEC Expose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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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el Bleifuss，“Tea Party Winter Is Coming，” In These Times（January 2013）：5.

[18]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98.

[19]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98.

[20] Michael Patrick Allen，“Elit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Policy-Planning Network，” in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 4，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Networks，ed.，Gwen Moore and J. Allen Whitt （Greenwich，CT：JAI Press，1992），95；Domhoff，Who Rules America？ 6th ed.，102-3；Sam Husseini，“Checkbook Analysis，” Extra！（May-June 2000）：23-24；Erica Payne，The Practical Progressive：How to Build a 21st Century Political Movement（New York：PublicAffairs，2008），31-40.

[21]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l Billion for Ideas：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in the 1990s，” press release （March 12，1999），2.

[22] 这一发现是基于我们对2001～2006年间这20个智库的年度报告和“联邦所得税990申报表”的分析。

[23] 这一发现是基于我们对2007～2011年间这两个智库的年度报告和“联邦所得税990申报表”的分析。

[24] Thomas B. Edsall，“Rich Liberals Vow to Fund Think Tanks；Aim Is to Compete with Conservatives，” Washington Post，August 7，2005，Al. 也参见Ari Berman，“Big ＄＄ for Progressive Politics，” Nation（October 16，2006）：18-24。

[25] Edsall，“Rich Liberals Vow to Fund Think Tanks.”

[26] “Democracy Alliance Editor’s Note，” Washington Free Beacon（September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reebeacon.com （accessed September 30，2012）.

[27] “Democracy Alliance Editor’s Note.”

[28]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86，117.

[29] G. William Domhoff，State Autonomy or Class Dominance？（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6），34，38.

[30] G. William Domhoff，State Autonomy or Class Dominance？（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6），第29-32页。

[31] Ferdinand Lundberg，The Rich and the Super-Rich（New York：Bantam Books，1968），498-505；Harold R. Kerbo，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5th ed. （Boston：McGraw Hill，2003），183.

[32] The Foundation Center，“Top 100 U.S. Foundations by Asset Size，” “Top 100 U.S. Foundations by Total Giving，” “FC Stats，Grantmaker Se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 （accessed October 1，2012）.

[33] Thomas Dye，Who’s Running America？The Clinton Years，6th ed.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5），11，135，171，192.

[34]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2010 Trustees，” Annual Report 2010，33.

[35] 有关布鲁金斯学会的信息来自三个来源：（1）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年度报告，”（2）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的财务报表”（2011年6月30日），和（3）布鲁金斯学会2010退税“联邦990所得税申报表”。前两个来源是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rookings.edu（accessed August 10，2012）。

[36] “Brookings Annual Report，” 35-37；“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inancial Statements，” 3.

[37] “Brookings Annual Report，” 35. 2010年，布鲁全斯学会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1000万美元资助。参见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Annual Report 2010，57。

[38] Dye，Who’s Running America？，6th ed.，225.

[39]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1 Billion for Ideas，” 1-2.

[40] 我们对几个保守的智库在过去5年中发表的年度报告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也参见Payne，The Practical Progressive，31-40。

[41] 这些发现来自作者的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包括：Business Roundtable，“About Us：Members”（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usinessround table.org （accessed July 25，2012）；U.S.Department of Treasury，Internal Revenue Servicel，“Return of Organization Exempt from Income Tax—Form 990，The Business Roundtable，” 23-7236607 （Washington，DC，2010）。也参见Lee Drutman and Charlie Cray，“The People’s Business，” In These Times（March 14，2005）：17。

[42] Business Roundtable，“About Us：Executive Committee”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businessround table.org （accessed July 25，2012）.

[43] “Brookings Annual Report，” 34.

[44]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05.

[45] Dye，Who’s Running America？，6th ed.，236-37.

[46] Jared Newman，“SOPA and PIPA：Just the Facts，” PC World（January 19，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rnnet.com （accessed March 12，2012）.

[47] Jared Newman，“SOPA and PIPA：Just the Facts，” PC World（January 19，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rnnet.com （accessed March 12，2012）.

[48] Jared Newman，“SOPA and PIPA：Just the Facts，” PC World（January 19，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rnnet.com （accessed March 12，2012）.

[49] Art Brodsky，“PIPA and SOPA Were Stopped，but the Web Hasn’t Won，” Huffington Post（January 25，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accessed March 12，2012）.

[50]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udiciary Committee，“List of Supporters：H.R. 3261，the Stop Online Piracy Act” （January 2012）.

[51] Jill Abram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Piracy Bills，SOPA and PIPA，” Chicago Sun Times，February 21，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suntimes. com/business （accessed March 12，2012）.

[52] Brodsky，“PIPA and SOPA Were Stopped.”

[53]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25-26，104，111-12. 也参见Clawson，Neustadtl，and Scott，Money Talks，180。

[54] 这份名单根据作者为本书的最新研究得出。

[55] 这四场竞争表明，对超级阶级优惠政策的政治支持通常是两党合作的。但在一个案例中，许多民主党众议员投票反对2011年的自由贸易协议。即使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和总统，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全阶级游说促进了通过立法来支持超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993）和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这两项法案都得到了克林顿总统和在国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成员的大力支持。

[56] Robert 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New York：Nation Books，2010），62.

[57] 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55.

[58] 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第34，55，102-5页。

[59] Scheer，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第108-9页；也参见Kevin Connor，“Big Bank Takeover，” 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 （2010），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OurFuture.org；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The Endless Crisis，” Monthly Review（May 2012）：1-28；Robert Weissman and James Donahue，“Sold Out：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Betrayed America，” Essentiay Information（March 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all-streetwatch.org （both Web reports accessed August 10，2012）。

[60] Bob Guldin，“Flawed Bankruptcy Law Rewards Finance Industry，while Families Beset by Health Costs Lose Protection，” Public Citizen News（May-June 2005）：11.

[61] Bob Guldin，“Flawed Bankruptcy Law Rewards Finance Industry，while Families Beset by Health Costs Lose Protection，” Public Citizen News（May-June 2005）：11.

[62] Public Citizen，Unfairness Incorporated：The Corporate Campaign Against Consumer Class Actions，Public Citzen’s Congress Watch （June 2003）；Seth Stern，“Republicans Win on Class Act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February 21，2005）：460.

[63] Seth Stern，“2005 Legislative Summary：Class Action Lawsuit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January 2，2006）：46.

[64] Keith Perine，“Class Action Lawsuit Measure Advances amid Heavy Lobbying，Concern Over State Law，”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April 12，2003）：882.

[65] Dan Froomkin，“Free Trade Deals：Lobbying Fever Foreshadows Winners，Losers，” Huffington Post（September 24，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 （accessed December 1，2011）.

[66] Dan Froomkin，“Free Trade Deals：Lobbying Fever Foreshadows Winners，Losers，” Huffington Post（September 24，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 （accessed December 1，2011）.，第1页。

[67] Dan Froomkin，“Free Trade Deals：Lobbying Fever Foreshadows Winners，Losers，” Huffington Post（September 24，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 （accessed December 1，2011）.，第1页；也参见Joshua Meltzer，“Congress Should Pass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South Korea，Colombia and Panama，” 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 release （July 28，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brookings.edu （accessed June 7，2012）。

[68] Todd Tucker，“The Trade Debate That Wasn’t Reported，” Extra！（February 2012）：9-10；Hillary Rodham Clinton，Secretary of State，U.S. Department of State，Remarks：“South Korea，Colombia，Panama Free Trade Agreements，” press release （October 12，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state.gov/secretary/rm （accessed June 10，2012）.

[69] Froomkin，“Free Trade Deals，” 2.

[70] Froomkin，“Free Trade Deals，” 2.

[71] Lori Wallach，“Congress Shoves Through Trio of Job-Killing Trade Agreements，” Public Citizen News（November-December 2011）：10.

[72] Lori Wallach，“Congress Shoves Through Trio of Job-Killing Trade Agreements，” Public Citizen News（November-December 2011）：10.

[73] Lori Wallach，“Congress Shoves Through Trio of Job-Killing Trade Agreements，” Public Citizen News（November-December 2011）：10.

[74] Angela Bradbery，“2011 ‘Free Trade’ Deals Haven’t Lived Up to Obama’s Promises，” Public Citizen News（November-December 2012）：13.

[75] Roger Bybee，“Obama’s Double Game on Outsourcing，” Dollars and Sense（September-October 2012）：21.

[76] Roger Bybee，“Obama’s Double Game on Outsourcing，” Dollars and Sense（September-October 2012）：21.

[77] Doug Orr，“Social Security Q&A，”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2005）：15-20.

[78] Jim Hightower and Phillip Frazer，“Naming the Names Behind the Grab for Social Security，” The Lowdown（April 2005）：1-8.

[79] 在本书的第2版第4章的第44～143页讨论了其他例子，说明基于劳工的联盟如何击败了超级阶级的政策倡议。

[80] Dave Lindorff，“The First Cuts Won’t Be the Deepest，” CounterPunch（October 1-15，2012）：1-3.

[81] Berman，“The Austerity Class，” 14.

[82] The Moment of Truth：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December 2010），48-55.

[83] Jay Newton-Small and Michael Scherer，“Conspiracy of Two，” Time（July 25，2011）：40-41.

[84]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3rd ed.，266-81；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4th ed. （Boston：McGraw-Hill，2002），175.

[85] Dye，Who’s Running America？，6th ed.，61-62.

[86] Kevin Phillips，American Dynasty（New York：Penguin Books，2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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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The Tax Foundation，“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1913-2011，”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taxfoundation.org （accessed September 30，2012）；Barlett and Steele，America：Who Really Pays The Taxes？，134-35.

[89] Barlett and Steele，America：Who Really Pays The Taxes？，232-33.

[90] 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prehensive Tax Reform，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99th Congress，1st sess.，serial 99-41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

[91] The Tax Foundation，“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19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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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关于超级阶级赞助的、全阶级联盟支持《预算调节法案》的细节，在本书的第3版第4章第175～176页中有介绍。

[94] John Miller，“Tax Cuts：Clinton and Congress Feed the Wealthy，” Dollars and Sense（November-December 1997）：43；John Miller，“More Wealth for the Wealthy：The Estate Tax Giveawa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Dollars and Sense（November-December 199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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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Robert Pollin，Contours of Descent（New York：Verso，2005），97.

[105] 2001年税法最有害的影响是，它加速了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的联邦计划收入的“饥饿”。正如一位进步的记者所指出的那样，“不要搞错，我们正准备废除最后一项辛苦获得的反贫困以及针对老年人和贫困美国人的医疗保健计划的新政。”Ruth Conniff，“The Budget Surrender，” Progressive（June 2001）：13.

[106] Lori Nitschke，“Coalitions Make a Comeback，”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March 3，2001）：474.

[107] Lori Nitschke，“Coalitions Make a Comeback，”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March 3，2001），第470，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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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Lori Nitschke，“Coalitions Make a Comeback，”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March 3，2001），第474页。

[110] Michael Scherer，“Make Your Taxes Disappear！” Mother Jones（March-April 2005）：74；Public Citizen，Unfairness Incorporated.

[111] 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Extending the President’s Tax Relief：A Victory for American Taxpayers，” press release （May 17，2006）.

[112] Scharf，“Tax Cut Time Bomb，” 39.

[113] Scharf，“Tax Cut Time Bomb，” 39.

[114]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Tax Cuts on Capital Gains and Dividends Doubled Bush Income Tax Cuts for the Wealthiest in 2003，” press release （April 5，2006），1.

[115] Edmund L. Andrews，“House Passes a ＄2.7 Trillion Spending Plan，” New York Times，May 18，2006，A1.

[116] Pollin，Contours of Descent，97-99.

[117]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428 Major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Support the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 press release （July 8，2004）.

[118] Scherer，“Make Your Taxes Disappear！”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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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Kimberly Amadeo，“What Was the Stimulus Package？” About.com （September 4，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useconomy.about.com （accessed October 1，2012）；Stephen Ohlemacher，“You Can Say Goodbye to Payroll Tax Cut，” Indianapolis Star，October 22，2012，A5.

[121] Business Roundtable，“Statement on Bipartisan Tax Agreement，” press release （December 7，2010）；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Manufacturers：Tax Relief in Senate Passed Bill Is Critical，”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5，2010）；U.S. Chamber of Commerce，“Letter Regarding Legislation Expect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enate to Extend Certain Expiring 2001 and 2003 Tax Cuts While Failing to Avert a Massive Tax Increase on American Small Businesses，” press release （December 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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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Joel Bleifuss，“Watch Out，Grandma！” In These Times（February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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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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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这些信息来自米特·罗姆尼和安·罗姆尼的《1040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表》（2010年），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ittromney.com（accessed October 1，2012）。

[130] 2010年，罗姆尼的总收入（2160万美元）中有1260万美元来自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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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信息产业

新旧（通讯技术）……服务于那些与民主价值观天然相对立的少数公司。

——Partrick Morrison，“Media Monopoly Revisited，” Extra！（2011）

“刊登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这句话每天刊登在《纽约时报》报头，表明了美国媒体新闻报道的理念：多元化、公正、平衡和完整。但是这种理念远非现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敏感和潜在的审查制度无处不在，几乎贯穿了由美国大公司拥有和经营的所有电子和纸媒新闻机构（即公司或主流媒体）。在美国，媒体审查不是公开、严厉、正式的报道规则或是政府审查人员对新闻报道的扼杀。“相反，它悄然出现在‘错失良机’的标题下……（它是）一个以公司利润和自身利益为名义的敏感的信息压制系统。”[1]

近40年来，项目审查（Project Censored），一个非营利的媒体观察组织，一直在寻找和研究“重要的被审查的……新闻报道，而这些新闻没有被公司媒体报道过”[2]。“审查制度，正如该项目所定义的，包括在一个声称拥有自由新闻报道的社会中，任何干涉信息自由流动的事物。”[3]该项目清楚地表明，由于那些拥有并控制美国主要新闻媒体机构的大型合并公司的常规机构和经营，当今美国的审查机构正在发展壮大。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该项目每年出版《25个新闻审查故事》，这些新闻审查故事涉及国内和国际议题。为了强调被审查新闻报道之间的联系，在2012年，该项目指出：“今年，我们将被审查的新闻报道分类，并放在我们所谓的新闻审查群组中进行分析。”这七个群组是“时事类……（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美国新闻界审查制度性质的注意”[4]。

项目审查的工作有助于引起人们对信息产业的两个重要特征的关注，这两个特征关乎超级阶级公司的权力和新闻媒体。首先，与保守派想象的情况相反，公司媒体对超级阶级控制公司权力或者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而非工人利益的公司和政府政策的批评是非常罕见的。[5]其次，正如该项目“被审查的新闻报道”所指出的，关注阶级权力问题的媒体报道主要出现在非商业来源。只有相对摆脱超级阶级和公司权力影响的来源才有必要的自主权，才可以就超级阶级主导的选举和政府、公司欺诈或辱骂工人、消费者和社区，以及公司和政府相互勾结、违背公众或工人利益等问题撰写批评性的调查报告。项目审查的许多新闻报道最初是由其他非营利的新闻杂志首次出版的，如《反击》（CounterPunch）、《在这些时代》（In These Times）、《前卫》（Progressive）和《琼斯夫人》（Mother Jones），尤其是在互联网作为信息源被广泛使用之前。最近，该项目日益增多的新闻报道来源于网络，包括非营利组织、独立的媒体机构、社会公正和人权团体、学术研究者和独立的新闻博客。[6]

本章探讨以组织化为基础的结构和过程，如何制造项目审查所描述的“信息压制”。它关注的是阶级利益、大型媒体公司和强有力的媒体驱动过程之间的联系，该过程形塑了公众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观点。我们考虑的是，通过促进超级阶级、他们的文凭阶级盟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特权阶级的利益，同时忽视或边缘化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式，公司媒体如何塑造、审查、管理和传播新闻，包括信息、观念和图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息产业的高管们更喜欢使利润最大化并且提升超级阶级利益的媒体内容。他们的要旨是“保持它的光芒，保持它的明亮，让它继续前进”。

主流公司媒体

公司媒体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信息控制翼。公司媒体……审查了挑战帝国宣传的新闻报道。

——Peter Phillips，Censored 2012，29

信息产业由大型内部连锁的电子媒体和纸媒公司组成，这些公司主要由超级阶级成员拥有，并由少数超级阶级领导人和文凭阶级的初级合伙人共同管理。[7]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大公司所拥有的媒体机构组成了主流公司媒体。它们共同向本地的、区域的、全国的和国际的观众传播涉及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闻议题）的信息、理念和图像，并提供解释。信息产业也可以被视为更远大事业的一部分，一些批评人士称其为“大媒体”、“文化产业”或“国家娱乐化”。[8]这样的标签表明，除了制造与超级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新闻和评论之外，这一行业的大公司也是传播多种形式的流行文化、娱乐、企业公关宣传、产品广告、促销活动和付费政治广告的主要渠道。

在表达观点或者为阶级利益服务方面，信息产业的电子媒体和纸媒部门所传递的新闻和信息内容并不是中立的。从对主流经济和政治制度、政策或文化传统批评的意义上，其内容也不是“自由的”——尽管许多保守的媒体专家声称是这样。对媒体内容的研究确实揭示出了一致的偏见——而且是一种亲商和亲超级阶级类型的偏见。新闻报道模式和配图通常以亲商来源为开端，比如超级阶级资助的智库。[9]公司媒体常常“支持与他们的公司（经济）利益一致的风格和内容”[10]。事实上，“主要的广告商坚持认为（与他们的产品和利益一致的信息）……应在表面‘独立’的新闻报道中表达，而不是在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广告中表达”[11]。信息产业始终如一地传递新闻和信息，从而有效地加强了超级阶级和公司的利益——在公民社会和参与式民主中以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存在着深深的怀疑。[12]即便如此，信息产业在时事新闻方面占据了全国的主导地位，大多数美国人从少部分拥有大型媒体机构的大公司那里获取大部分新闻。最近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66%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从电视上获得了大部分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新闻（低于2002年的82%），互联网以4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从2002年的14%上升至此），报纸以31%的比例排在第三（从2002年的42%下降至此），广播以16%的比例排在第四（从2002年的21%下降至此）。[13]虽然互联网被越来越多地报道为多数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但许多互联网新闻内容是通过相同的五家美国商业电视网络拥有和运营的网站开发并在线传送给消费者的，这些网络每天向广播或有线电视观众提供全国性的电视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这些网络的电视和在线新闻业务由五家大型母公司拥有。由于当前的媒介使用和新闻制作模式，拥有这五大美国电视网的公司通过它们的电视新闻广播和新闻网站内容，成为当今大多数美国人主要的新闻来源。

今天，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公司媒体由五大公司组成。其中三大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和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拥有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管理的公开许可频率的全国电视网络新闻业务广播，它们也拥有在线新闻网站。另外两家公司——美国新闻集团（NC）和时代华纳（TW）——拥有全国性的有线分布网络新闻业务和在线新闻网站。这五家公司都是以美国为总部的公司［美国新闻集团，由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担任首席执行官，于2004年将公司总部从澳大利亚迁至特拉华州[14]］。除了拥有美国电视网络新闻业务外，这五家公司还拥有或控制其他几家媒体公司，包括有线电视网络、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公司和网站。[15]以下是五个公司的简介，包括①2011年的总收入；②2011年的媒体总收入（所有媒体类型）；③每个公司的电视网络新闻单位；以及④各母公司通过各种子公司拥有或共同经营的其他媒体公司的部分名单。[16]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收入为142亿美元，媒体总收入为118亿美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营五个业务部门：娱乐、有线电视网、出版业、地方广播和户外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拥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其广播持股方包括29个电视台和130个广播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拥有三家有线电视网：娱乐时间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体育网（高校体育）以及史密森尼网络。它还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Warner Bros.）共同运营CW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制片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际电影制片厂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发行公司制作、收购和/或发行电视节目（第一轮合作的系列节目的例子包括《幸运之轮》、《危险！》、《今晚娱乐》和《菲尔博士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他媒体资产涉及出版业（西蒙与舒斯出版社、口袋书社、斯克里布纳尔出版社、自由出版社）、许多网站（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市场观察网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体育在线网站和CSTV.com）和户外广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户外媒体公司）。

——康卡斯特公司。2011年康卡斯特公司的总收入为558亿美元，媒体总收入为538亿美元。康卡斯特公司运营五个业务部门：有线通讯、有线广播电视网、广播电视、电影娱乐和主题公园。康卡斯特公司拥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因为在2011年1月它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了美国全国广播环球公司51%的股份（通用电气公司仍持有该公司49%的股份，康卡斯特公司将其更名为美国全国广播环球传媒公司）。康卡斯特公司通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控股，拥有10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并为美国的200个附属电视台提供节目。康卡斯特公司还运营着15个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网［如精彩频道（Bravo）、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高尔夫频道、微软全国广播频道、美国网络、氧气电视频道］，13个地区的体育和新闻网络，以及60多个国际频道。此外，康卡斯特公司通过环球影业和美国焦点电影公司制作和发行院线电影，发行供家庭观看的DVD产品。最后，康卡斯特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拥有环球主题公园（2011年康卡斯特公司的主题公园的收入为20亿美元）。

——华特迪士尼公司。2011年华特迪士尼公司的总收入为409亿美元，媒体总收入为260亿美元。华特迪士尼公司运营五个业务部门：媒体网络、公园和度假村、影视娱乐、用户产品和互动媒体。华特迪士尼公司拥有美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和8个电视台，它还有238个附属的美国电视台。华特迪士尼公司拥有四大有线电视网（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迪士尼频道、美国广播公司家庭频道、肥皂剧网），拥有A&E电视网/终生电视网42%的股份（包括A&E、历史、传记频道在内的7个频道）。华特迪士尼公司拥有迪士尼广播电台网络，通过34个地面广播电台（其中的31个归华特迪士尼公司所有）以及卫星在北美和南美广播。华特迪士尼公司通过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皮克斯、漫威和达奇史东制片公司（Touchstone Pictures）发行院线电影，并通过DVD为家庭提供娱乐。迪斯尼出版社通过ESPN制作儿童书籍、杂志、电子书、ESPN杂志。通过漫威出版社，华特迪士尼公司出版了漫画书，如《美国队长》、《蜘蛛侠》和《X战警》。迪士尼音乐集团包括华特迪士尼唱片公司（Walt Disney Records）、布纳维斯塔唱片公司（Buena Vista Records）、好莱坞唱片公司（Hollywood Records）和歌词街唱片公司（Lyric Street Records）。华特迪士尼公司的第二大业务部门由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几个主题公园和度假村组成（2011年的收入为118亿美元）。

——美国新闻集团。2011年新闻集团的总收入为334亿美元，媒体总收入为323亿美元。公司运营六个业务部门：有线网络节目、影视娱乐、电视、直播卫星电视、出版社等。在美国，新闻集团通过它的有线网络之一——福克斯广播公司，拥有福克斯新闻广播。新闻集团拥有的其他有线电视网络包括MyNetwork电视网、FX有线电视网、区域体育网、地理频道、SPEED、大十网络（Big Ten Network）和27个电视台，新闻集团也有171个附属的美国电视台。新闻集团卫星电视包括星星和天空频道。在美国，新闻集团通过20世纪福克斯（Twentieth Century Fox）、福克斯探照灯影业（Fox Searchlight Pictures）和Shine等电影公司发行院线电影，它还通过DVD以及与网飞公司（Netflix）和亚马逊网站的点播交易发行电影和电视产品。新闻集团的美国出版部分包括杂志（如《电视指南》）、报纸［如《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和书籍（如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最后，新闻集团拥有Amplify，一个为指导和评估而生产K-12（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数字产品的教育技术公司。

——时代华纳。2011年时代华纳的总收入为289亿美元，媒体总收入为289亿美元。时代华纳运营三个业务部门：网络、影视娱乐和出版业。时代华纳通过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拥有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时代华纳运营国内和国际有线电视网络、付费频道和数字媒体资产。时代华纳的美国娱乐有线电视网络包括TBS、TNT、卡通电视网、truTV、特纳经典电影和Boomerang电视网。时代华纳的新闻网络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头条新闻网，它在HBO和Cinemax上运营着额外付费的频道。时代华纳通过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合资公司运营时代华纳广播电视网。华纳兄弟电视集团（一个时代华纳的子公司）为时代华纳的电视网络和第三方开发并发行电视节目。时代华纳的电影控股包括华纳兄弟影业和新线影业（New Line Cinema），它们每年都会发行几部故事片。时代华纳借助华纳兄弟公司通过DVD和电视点播（VOD）服务发行电影和电视产品。时代华纳公司拥有《时代》杂志，该公司出版了超过90种杂志（在美国有21家，在其他国家有超过70家），包括《时代》（Time）、《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人物》（People）、《金钱》（Money）和《财富》。时代华纳还拥有一些较小的媒体资产，比如DC漫画，也是《幽默杂志》的出版商。

电视新闻中公司所有权的集中化也出现在报纸出版业。据估计，美国日常有1350家报纸，其中的大部分归大型媒体集团所有。[17]与网络电视新闻业务一样，报纸也通过其公司网站向消费者提供新闻内容。事实上，美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只有一家日报，而这些报纸大多是由拥有多家报纸的大型公司控制的，这一事实揭示了报纸行业公司所有权集中化的模式。[18]举例来说，最大的连锁报系甘尼特公司（Gannett）在2011年拥有80家日报，工作日总发行量为480万份。[19]据报道，该公司2011年的收入为52亿美元，在财富500强榜单上排名第465位。[20]随着媒体集中度的增加，现在越来越多的报纸被拥有电视和在线新闻业务的大型母公司掌控，美国新闻集团表现出了这一趋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集团拥有《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以及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新闻网站等电视资产。[21]

将最大的媒体公司与非媒体公司的董事会联系起来的公司内部连锁，说明了超级阶级所有者和雇佣者的网络是如何跨越美国公司高层的。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最大的六家电子媒体公司（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共有81名董事。该集团“在财富1000强公司董事会中拥有104个额外的董事职位”[22]。在20世纪90年代，排名前11的电子媒体和纸媒公司与“36个 （公司）具有直接联系，这意味着两个人在不同媒体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同时也在另一个财富1000强公司的同一董事会中任职”[23]。通过众多董事内部连锁而连接大型媒体和非媒体公司的模式仍在继续。上述五大传媒公司的董事会，加上五大报业公司［2004年——纽约时报公司（New York Times Company）、华盛顿邮报公司（Washington Post Company）、论坛报公司（《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甘尼特公司（《今日美国》）和奈特—里德报业］共有118名董事，他们在“288个不同的美国和国际公司董事会中任职”[24]。大量媒体和非媒体董事会的内部连锁突显了“美国的媒体有效地代表了美国公司的利益”这一现实。[25]

复杂而广泛的媒体和非媒体的公司内部连锁网络展示了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络的母公司，以及目前除五大公司以外的大多数其他大型媒体公司如何被整合到一个以超级阶级为基础的紧密编织的公司结构中。通过内部连锁和合资企业，这一公司结构中的公司媒体大多被1000家最大的公司的相同的两万名主管和董事拥有或控制，这些公司也监督和控制影子政治产业。[26]这意味着主流电子媒体和纸媒公司欣然采用反映和支持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的商业运作、人事政策和报道风格。[27]

许多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都直接与媒体或与媒体相关的公司联系在一起。2011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富有的400名美国人中，约有17%的财富来源于媒体、娱乐、互联网服务或软件。但是名单上排名前50的财富所有者中，有30%的人从这些生意中得到财富。[28]然而，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新闻产业的真相从来都是被富有的商人（和少数富有的女人）拥有”[29]。尽管如今新闻媒体的所有权更多地采用公司形式而非家族制形式，但在结构上，高级新闻媒体的首席执行官与推动超级阶级利益的政策紧密相连。[30]今天，在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以超级阶级为基础的所有权和文凭阶级的管理做法的综合影响下，产生了“公司信息部”。正如一位媒体评论家所说，“对所有大型商业来说，认真努力地影响新闻，以避免令人尴尬的宣传，并使得充满同情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最大化，这些做法都是正常的”。现在他们拥有了他们想要影响的大部分新闻媒体。[31]

将媒体公司新闻业务的利润与超级阶级在政治控制上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公司内部连锁会导致有趣的矛盾。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新闻被认为由免受偏见的“客观”媒体来源传播。在实践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细节。赌注太高了。为了让超级阶级成员及其文凭阶级盟友维持他们的财富、权力和特权地位，工人阶级必须被说服，要让他们认为经济和政治现状以及构成和维持现状的制度是合法的。这意味着新闻媒体必须向那些不是特权阶级的人提供支持超级阶级世界观的观念、信息和解释，同时忽略或质疑其他观点。因此，新闻和编辑的内容强烈地倾向于朝着政治现状合法化的方向报道和解释事件，从而保护了阶级结构顶端的超级阶级的利益。

当然，主导的、亲超级阶级的媒体报道趋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媒体完全没有反对的趋势、观点或解释。它们固然存在，但主要作为碎片化的和少数派的立场存在。我们关注的是超级阶级对主流公司媒体的主导。以下各节探讨了信息产业运作的三个主要控制过程。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塑造和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的功能，不仅能促进超级阶级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思想的主导，而且有助于掩盖影子政治和信息产业的运作和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过程

意识形态过程由许多方法组成，通过这些方法，权力精英试图塑造底层民众的信仰、态度和观点。

——G. William Domhoff，The Powers That Be（1979）

作为运营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主流意识形态过程是三种控制做法中最普遍的。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个过程之前，需要对意识形态这个词做一些澄清。这个概念看起来像是一个生僻的抽象用语。事实上，意识形态是相当简单的。它指的是组织我们思考各种各样主题的思想体系。如果我们认为性是令人愉快的或令人厌恶的，或者运动是有趣的或无聊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一系列复杂的想法，并且接受围绕着这些主题并以此丰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性意识和运动意识形态（即“观念体系”）包括对这些主题的假设和结论，以及挑选出来的“事实”（从个人经验中收集或通过可靠的来源传达给我们），“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其他人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意识形态的存在与我们的性和运动观念体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包括关于权力和财富是（或应该）如何组织和分配的假设，以及一些“证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事实”。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通常被称为从“左”到“中”（或道路中间）再到“右”。这些标签可以有许多含义，但左翼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建立在民主政府能够而且应该作为促进所有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义的代理人的观点之上。相比之下，如今右翼意识形态倾向于把“大政府”描绘成“人民的敌人”。然而，右翼的观点通常支持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并支持强大的、由政府资助和控制的警察、军事和安全机构。右翼观点也倾向于认为强大的私有财富和权力集中并没有错——就像超级阶级和大公司所拥有的那样。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接触左翼意识形态，但经常接触中间派和右翼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观念方面持续的社会化，即促进和加强超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种训练是通过包括学校和公司媒体在内的若干社会机构进行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过程的主要渠道。

主流意识形态过程指的是超级阶级具有的巨大的间接影响，尤其是通过公司媒体对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新工人阶级所持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观点产生的影响。它指的是超级阶级支持的亲公司、自由市场、个体选择、“政府是糟糕的”（或充其量是低效的）观念的诸多表达方式，这些方式被植入并微妙地主导着公司媒体传播的新闻和评论内容。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对政治和经济问题及政策的公开辩论和讨论，往往反映了超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偏好和利益。

有确凿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即超级阶级拥有一种相当统一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主导公众的思想。我们还认为，通过以公司媒体为基础的信息产业，超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主导了传递给工人阶级成员的新闻和信息内容，这一过程的运作可以通过对三个关键主题的考察来说明，包括①公司媒体的管理结构，②公司利益和广告对媒体内容的影响，③媒体深层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

超级阶级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过程根植于超级阶级领导人对公司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他们共同的经济和政治观念，由一个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保护伞”组成，该“意识形态保护伞”包括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新自由主义中间保守派。[32]当然，认为所有超级阶级成员拥有相同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过于简单化。但是，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级阶级领导人之间的一个明显共识是，支持国内紧缩政策以及公司居间的国际贸易。这表明对国内和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政策存在广泛的超级阶级支持。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指出的，这些政策以“（自由贸易）、私有化、放松管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财政纪律、较低的税收和小政府”为基础。[33]超级阶级领导人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似乎是面对主导性意识形态保护伞时在细节、重点和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价值观和政策方向的根本差异。[34]因此，在超级阶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核心价值观强调自由事业、竞争、机会平等、个人主义以及政府最小限度地参与商业活动。[35]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加强了超级阶级领导人声称的一种优越的（相对于其他选择而言）和优先的（对所有公民而言）政治和经济现状。

在由领导影子政治产业的同一超级阶级领导核心拥有和控制信息产业的情况下，这一群体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偏好涵盖的范围很小也就不足为奇了。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表明，公司媒体的首席执行官通常是对利润和市场感兴趣的经济保守派，他们利用媒体来促进符合他们利益的公司价值。[36]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媒体大亨——从鲁伯特·默多克……到（网络新闻）高管——可能并不完全是‘运动’保守派，但他们也不是‘自由主义者’”[37]。

一项研究表明，掌管控制着主要电视网络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政治观点具有保守的特征。此外在研究时段，四人中的三人，包括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鲁伯特·默多克（美国新闻集团/福克斯）——被描述为采取行动，旨在影响他们部门中的新闻和评论内容，以支持保守的政治事业或新自由主义保守派公司的经济政策（比如积极裁员和反对政府监管）。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迪士尼/美国广播公司）被描述为民主党中间派，他持有的观点与前三位的观点没有太大区别。[38]

公司媒体管理结构

虽然保守的超级阶级公司领导者控制着巨大的媒体资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数量太少，以致不能监管到将其共同的意识形态观点转化为日常媒体政策和内容的细枝末节。超级阶级主导的公司董事会招聘持有相容观点的可靠的公司媒体管理者来处理这些事务。这些高层、文凭阶级的专业人员在管理和奖励的结构下工作，以确保满足亲公司内容的标准，并为超级阶级所有者和高层媒体管理部门带来高额的利润和奖金。[39]监管拥有大型媒体部门的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2011年，上述五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获得的平均薪酬总额（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约为2750万美元。[40]仅以报纸为例，三家最大的公开发行报纸的公司（按总工作日发行量）的首席执行官2011年的平均薪酬总额为500万美元——尽管广告收入和利润率有所下降。[41]

媒体高层管理人员要确保超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在公司等级结构中向下延伸。他们奖励其直接下属和少数顶尖的媒体专业人员，这些媒体专业人员包括网络电视新闻主持人、制片人、记者、作家和评论员，他们准备并实况转播“新闻”内容。这些顶尖的专业人员执行三项重要任务，得到了很高的报酬：①建构新闻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反映超级阶级的观点；②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用合适的人口统计资料，通常是年轻、富裕的成年人）；以及③不冒犯公司广告商。第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媒体的利润来自广告收入。据估计，2012年度美国公司在广告上花费了182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990亿美元用于电视、报纸和广播广告，另外300亿美元用于各类在线和数字广告。[42]公司广告支出总额（约占所有市场营销支出的30%），加上美国所有其他营销形式的全部支出，估计占GPD的5.5%或约1万亿美元。[43]

公司利益、广告和媒体内容

由于媒体公司的新闻部门是主要的利润来源，媒体管理者、制片人和记者在制作符合亲公司观点的媒体内容上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这一群体的成员来说，其结果是收集有利于“软新闻”（例如，平淡的、非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和没有权威的评论）的新闻媒体政策、做法、传统和个人经历。这种类型的新闻往往会演变成公司的啦啦队，确保媒体广告收入不因负面的新闻报道或有争议的、批评性的评论而中断，这些新闻报道和评论涉及高消费的公司广告客户。[44]

软新闻报道的做法有时是由公司内部连锁与媒体报道做法之间的隐蔽联系导致的，有时是由公司对媒体的直接压力导致的。这两种类型的影响都会导致公司对新闻的审查——以某种形式或其他形式。一位《号外！》（Extra！，媒体观察杂志）的记者描述了隐蔽联系的影响，比如公司内部压力如何塑造新闻报道：“大部分为大公司工作的人即使不被告知也都明白，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情。”[45]例如，考虑一下2011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最初的失败，因为报道了拥有其少数股权的母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拥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9%的股份）在2010年没有为其140亿美元的利润支付联邦税。在纸媒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未报道这一话题提出质疑之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最终在2011年3月31日，“在一篇主要为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提供机会反驳批评的报道中”报道了这个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丽萨·迈尔斯（Lisa Myers）在报道中说：“今天伊梅尔特为通用电气公司辩护，称在过去两年中，由于金融危机期间的亏损，税款通常比较低……伊梅尔特表示，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公司税收法案需要进行改革，使之更具竞争力，并避免漏洞。”[46]在一篇针对迈尔斯报道的讽刺性评论中，《号外！》如是写道：“是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允许它的老板辩称，通用电气公司不纳税是降低其税率的理由。”[47]

媒体公司也承担着公司改变或扼杀新闻报道的压力，但显然最成功的努力是那些公众从未听说过的。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压力是如何阻止一条新闻公开的。其中包括记者简·阿克勒（Jane Akre）、史蒂夫·威尔逊（Steve Wilson）和福克斯电视台WTVT频道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新闻调查系列。阿克勒和威尔逊的系列文章重点研究了“保饲”（Posilac），一种由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rporation）销售的基于基因工程重组技术的牛生长激素（rBGH）药物。该系列文章提出了有关该药物如何进行安全性测试的问题，该药物可能对奶牛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食用了注射过该药物的奶牛生产的牛奶（这种药物将使牛奶产量增加30%），人们面临着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48]

由于孟山都公司对福克斯新闻施加压力，系列调查从未播出。1997年2月21日，在给福克斯新闻的首席执行官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的一封信中，代表孟山都公司的律师警告说：“不计后果地提出毫无根据的猜测作为事实，会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封信在WTVT频道引起了有关这个调查的一系列内部讨论和评论。记者们坚持他们的报道，但电台管理部门决定不进行报道。正如电视台管理者告诉记者的那样：“既然我们为这些电视台支付了30亿美元，那么就由我们告诉你这条新闻是什么。”[49]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事件经历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波折，包括记者的法律诉讼和针对记者的法律诉讼。[50]这起案件和其他案件，如1998年针对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疯牛病”的诉讼，说明了公司为直接干涉（或使之沉默）新闻媒体内容所做的努力是真实而强大的。[51]

尽管旨在改变新闻媒体内容的公司直接行动时有发生，但此类事件在塑造新闻报道上似乎不如常规的商业媒体联系更重要。公司左右新闻媒体内容更常见的途径是通过对有很大影响力业务的非正式影响，其结果往往涉及媒体广告的巨额经费。在调查中，记者和媒体高管对这种影响力程度的感知是明显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记者报告说他们感到外部或内部的压力，让他们避免、倾向于或促进特定的新闻报道，而这些报道可能影响……强大的利益。”[52]例如，一项2008年纸媒和电视记者卓越新闻项目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纸媒和电视记者认为，新闻机构面临的财政压力有所增加。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所有者和广告商在新闻编辑部中要么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要么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近一半的基于互联网工作的记者（在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中，他们大多受雇于同一个纸媒和电视机构）看到了这种影响。”[53]

深层结构

公司为了影响媒体内容而审慎地努力，从而确保一个有利的广告环境，这种努力与一种深层和更普遍的媒体组织渗透并行不悖，这种渗透使用了超级阶级和公司的意识形态观点和价值观。深层结构是指在大多数主流媒体专业人员的培训和奖励结构以及工作条件中，将有利于超级阶级的政治经济观点和价值观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类似于媒体评论家本·巴迪根（Ben Bagdikian）所说的“内部化偏见”——一种不成文的和想当然的理解，即为公司媒体工作的记者对构成“可接受的”（对公司利益而言）报道主题、做法和新闻内容所进行的理解。[54]

深层结构作为一种隐藏的语境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媒介，可以将超级阶级的价值观和信仰植入公司新闻媒体的组织等级结构、管理政策、内容决策和日常报道的做法中。这些是创造了美国大部分电子媒体和纸媒新闻和评论的公司。如同一个透明的鱼缸，形塑和限制了鱼置身其中的水世界，深层结构给媒体政策和媒体做法施加的制约和模式几乎是不可见的——除非有意识地去理解它的构成。

在电子媒体中，超级阶级意识形态所影响的深层结构反映在许多方面，尤其体现在规划决策中如何授予或保留资源。公司媒体管理者例行性地选择、展示和慷慨地支持保守派，即“自由市场”的公司拥护者。这样的例子包括：劳伦斯·库德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沃尔夫·布利泽（Wolf Blitze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拉什·林堡（Premier电台网络）。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电视节目中的例子包括汤姆·哈德逊（Tom Hudson）和苏茜·佳里布［Susie Gharib，晚间财经报道的共同主持人，2011年该节目由阿塔拉亚资本管理私人投资公司 （Atalaya Capital Management）购买］和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查理·罗斯秀》，由未公开的公司赞助）。[55]相比之下，同一媒体管理者密切关注并经常迅速解雇少数公司的批评者或进步的评论员，因为他们通常会使昙花一现的公司丑闻曝光。

一些受欢迎的进步记者和评论员被解雇、被迫辞职或由于他们的观点而取消节目的例子比较少见，部分原因是深层结构的过滤过程阻止了持有此观点的人获得高知名度的公司媒体职位。此外，当这类事件发生时，媒体管理者经常否认此种解雇或辞职与这些丢失工作的人的观点有关。[56]由于进步电视节目主持人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而失去他们节目和工作，从而备受瞩目的四个例子有，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2000年，精彩频道）、菲尔·唐纳修［Phil Donahue，2003年，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基斯·奥博曼（Keith Olbermann，2011年，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申克·吾伊古尔（Cenk Uygur，2011年，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后两位主持人在康卡斯特公司收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之后不久就被解雇了。但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两人都因在他们的节目中涉及“自由主义”的内容而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管理层发生过冲突。[57]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高管可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结论，即表达“自由主义”观点的主持人在网络上不受欢迎。作为证据，他们可能会指出目前主持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政治谈话节目的几个自由主义者，如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雷切尔·麦德（Rachel Maddow）、劳伦斯·奥唐纳（Lawrence O’Donnell）、埃德·舒尔茨（Ed Schulz）和阿尔·沙普顿（Al Sharpton）。

电视和电台节目中的主持人批评公司权力，显然说明在直播中还存在问题。这种情况表明，公司赞助和非正式审查的结合导致由公司和“公共”媒体机构发布的新自由主义中间保守派、亲商新闻、信息和评论的范围非常狭窄。[58]这一现实与频繁出现的反反复复的指责（通常是保守派专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指责认为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存在“自由主义偏见”。[59]

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果

由超级阶级所有权、政治经济观点、亲公司的管理者和指定的新闻专业人员主导信息产业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级阶级认可的“多元的”政治权力模式通过构成信息产业的主要媒体公司在多个层次和各种形式上进行推广。第二，与超级阶级观点不同的政治经济观点——以及促进这些观点的群体——被信息产业忽视、边缘化或妖魔化。第三，鼓励工人阶级欣然接受超级阶级的观点，接受由超级阶级主导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并将之作为最可取的和最合法的制度安排。

多元主义的促进

信息产业大范围地推进政治和政府的“多元模式”，几乎所有公司媒体在政治报道方面使用的观点和意象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模式有赖于一个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理解。该模式声称存在着广泛的利益集团，但却认为没有一个群体在政治进程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美国政治观不断地被公司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强化，并有效地压制或排除了聚焦于以阶级性质为基础的美国政治和政治权力的其他观点。[60]

亿万富翁和公司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巨额资金的公司新闻媒体报道，含蓄地反映了多元化的解释。记者们通常指出，存在一大群富有的个人和公司的竞选捐款人，但他们继续解释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促进了民主。这样的报道焦点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的政治是由相互竞争的、相互制衡彼此权力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否决权群体”组成。从这个观点来看，政治和公共政策被视为令人眼花缭乱般纷繁多变，与众多富有的个人、公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在一种轮番坐庄的治理游戏中争夺政治影响力。媒体报道中列出了各种竞选资金的来源和媒介，而这些来源和媒介作为分散的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不是为了在政治进程中获得有限的利益而相互合作，而是经常进行相互竞争。这种令人欣慰的观点强化了一种看法，即美国政治制度确保没有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能够破坏或主导民主进程。

大规模竞选捐款是政治影响力的来源，这种“基于多元化”的报道的问题在于，观众和读者被鼓励关注分散的利益集团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超级阶级权力。这样的焦点，实际上是在忽视森林的同时，引起人们对树木的关注。基于多元化的报道让观众和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群体控制着政治进程，从而掩盖了超级阶级政治权力的真实性质和影子政治产业的运作。

替代性选择的边缘化

除了促进基于多元化的报道，主流意识形态过程还鼓励媒体边缘化和妖魔化超级阶级厌恶的经济和政治观点或群体。比如，公司媒体对工会的报道很少有赞许的或积极的表述。[61]工会竞选捐款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经常遭到媒体的攻击，因为这被视为“工会老板”操纵和控制政治进程的努力。事实上，几乎所有促进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观念和公共政策或计划都经常受到公司媒体的负面报道。[62]否定替代性选择的世界观是超级阶级努力控制美国经济和政治话语条件的必要组成部分。阶级利益冲突的现实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经历、政策优先和立法偏好与超级阶级（或其文凭阶级的盟友）不同。允许工人阶级将其共同利益和经历转化为合法的政治讨论、辩论和连贯的政策选择，而缺少来自信息产业的有益“意识形态指导”，其后果将会威胁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过程是超级阶级防止这些前景成为现实的努力的一部分。

接受超级阶级的价值观？

超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中间保守派的政治活动、掠夺性的公司商业行为和现有的阶级体系合法化，包括它为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的盟友提供广泛的好处和特权，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对主流意识形态过程曝光的结果是，我们大多数人倾向于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视为理所当然，包括广泛的阶级不平等。我们认为这是自然的，而且对此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倾向于接受它，也许会有牢骚和抱怨，但是仍会继续。事实上，这种态度反映了我们对唯一的意识形态观点——超级阶级观点耳熟能详。事实就是这样，因为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过程，它微妙而有力地融入了我们在公司媒体提供的新闻和评论中所见、所闻和所读的内容。

对于超级阶级领导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所拥护的公共原则往往与他们控制的大公司所奉行的常规商业做法不一致。例如，超级阶级领导人声称支持自由事业、竞争和机会平等的理念；但在实践中，超级阶级所拥有的大公司显然更愿意通过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做法主导市场并使利润最大化，这种做法排斥竞争性的自由事业或机会平等。此外，尽管公司高管对个人主义十分敷衍，但是他们显然更喜欢受到无异议的公司规则严格管制的劳动力，以及受到大众广告操纵和主导的消费公众。最后，尽管大公司反对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以及扩大“社会工资”（即增加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经济保障的经济计划）的政府政策，但他们通常支持政府计划的存在和扩大，该计划将税收转化为商业收入和利润。信息产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缓解公开宣扬超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和与其相悖的公司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是通过舆论塑造和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来实现。

舆论塑造过程

我向你保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都不会受到其公司所有者的影响。

——Charlie Rose，Charlie Rose Show，2003（in Extra！［November 2010］：14）

主流意识形态过程自然而然地演变为舆论塑造过程。这两个过程在许多方面交织重叠，但关键的区别是前者促进一般的新自由主义中间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原则，后者涉及它们在新闻节目、内容和评论细节中的具体操作。通过信息产业一致性的妥善处理，舆论塑造过程极为明显地体现在超级阶级主导的观念、组织和政策的报道、图像和解释中。两种广泛的媒体做法有助于创造和加强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的公共意见：“布局”和选择性报道。

“布局”

“布局”指的是在信息产业中，支持超级阶级和亲公司的媒体管理者、制片人、编辑、评论员、记者、通讯员、主播和主持人占压倒性优势。超级阶级媒体所有者及其文凭阶级的高层媒体管理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通过人员配置和薪酬安排，将上层媒体专业人员与普通员工的经验和薪酬水平拉开距离，并将他们与精英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和观点）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媒体等级结构中的最高层是赚取数百万美元的精英专业人员。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精英群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反映了深层结构中普遍的、隐蔽的权力。

精英媒体专业人员可以指望用报道和评论这样“新闻布局”的方式，使这些报道和评论与他们的超级阶级雇主老板的利益相一致。精英，包括所有网络电视新闻主播和“公共事务”节目主持人，每年收入达数百万美元。在2012年，三个公共广播网络电视主持人包括布莱恩·威廉斯（Brian Williams，1300万美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黛安·索耶（Diane Sawyer，1200万美元，美国广播公司）和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400万美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家主要的星期天网络电视公共事务节目——据说会让公众了解公共政策问题，都由持有“超级阶级友善”的观点具有高收入特征的男性主持：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500万美元）、鲍勃·希弗（Bob Schieffer，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600万美元）、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600万美元）和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福克斯周日新闻》，100万美元）。[63]最近，一个格雷戈里镜头外社交圈的片段揭示了高级新闻媒体人员和超级阶级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给人们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考。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赞助格雷戈里在2012年加入切维蔡斯俱乐部（Chevy Chase Club），“这是一个自1892年以来一直为富有的华盛顿人服务的乡村俱乐部”。俱乐部入会费和年费分别为80000美元和6000美元。正如关注媒体的杂志《号外！》中解释的，这个信息表明“下次你听到格雷戈里谈论有关‘共同牺牲’的必要性时需要记住的是——意味着削减社会保障”[64]。

其他拥有数百万美元收入和超级阶级价值取向的精英媒体专家、评论员和“资讯娱乐”人士包括（2012年）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1100万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比尔·奥雷利（1500万美元，福克斯）、马特·劳尔（Matt Lawer，2150万美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奥普拉·温弗瑞（1.65亿美元，很多电视台同时播出；2012年，奥普拉以27亿美元的净资产被列入《福布斯》杂志排行榜）。在电台，拉什·林堡的合同据说每年为3800万美元（Premier电台网络）。甚至连电视台的首席新闻模仿秀主持人也收入丰厚：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1600万美元，《每日秀》（The Daily Show）］和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600万美元，《科拜尔报道》）。[65]后两部节目都在维亚康姆公司旗下的有线电视频道喜剧中心播出。

信息产业管理人员、记者和专家的一致性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过滤和舆论塑造系统，产生了相似的和具有反思性的，但实际上未对超级阶级观点形成挑战的新闻内容和评论。这种情况始于内在的结构性偏见，根植于公司对媒体的所有权，导致所有者雇佣并褒奖表达亲超级阶级和亲公司的价值观和观点的管理者和编辑。作为把关人，媒体管理者和编辑雇佣并褒奖那些分享他们的观点——或愿意进行自我审查工作的记者，以符合公司结构划定的意识形态边界，并通过社论监督来执行。

“布局”涵盖了所有的媒体形式，在网络电视新闻节目、几乎所有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以及最大的媒体公司拥有的新闻网站所呈现的片面观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公共”的电视新闻节目和几乎所有全国性的、营利性的电视、广播、纸媒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专家和评论员。在电视新闻中，可以在公共事务节目主持人的观点中找到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布局”的例子。比如，拥有最多观众的国家商业和公共电视公共事务节目中都有中间派或保守派的主持人（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福克斯周日新闻》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华盛顿周刊》）。[66]

在有人主持“布局”的情况下，中间保守派在这些节目上表达的观点要比“自由主义者”或“进步派”的观点多得多。同样的模式延伸到节目嘉宾和评论员。有三项研究支持了这一点。第一项研究分析了近7000名嘉宾，他们出现在由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8年间（1997～2005年）播出的周日早间网络电视公共事务节目中。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节目“以保守派的声音为主，从新闻人物到评论员都是如此”[67]。第二项研究分析了与第一项研究中的同样的在三个节目中出现的近1000名嘉宾，以及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期间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中出现的嘉宾。这项研究“在一对一的采访环节和圆桌讨论中都发现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68]。第三项研究聚焦在2010年的三个月（6月至8月），在每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节目《华盛顿周刊》上总共出现了64次的29名记者圈成员。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记者们在节目中提供的信息大多是容易被遗忘的传统智慧……只有一个嘉宾……不代表公司的媒体机构……《华盛顿周刊》提供了一种不带政治色彩的讨论……财大气粗的公司为了利益想要在公共电视上看到的那种。[69]

赞助后两项研究的媒体观察团体报道公正与准确（FAIR）组织认为，电视新闻节目中保守的偏见是可以预测的。“正如报道公正与准确组织所指出的，赞助这些节目并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可能更喜欢中间/右翼范围内的辩论，因为这些辩论大多忽略了对公司权力提出批评的强烈进步的声音。”[70]这一评估与报道公正与准确组织多年前所做的观察有关：“几乎在电视上见不到左翼的真正支持者，因为他们认同中间偏左的活动，这实际上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71]上述两种表达准确地描绘了当时和现在的新闻媒体偏见。

选择性报道

选择性报道意味着未公开但属于常规性的公司新闻媒体报道的政策和做法，这些政策和做法对超级阶级所偏爱的主题（即观点、问题、组织、活动、政策、人员）进行了大量奉承性的新闻报道。选择性报道指的是那些忽视、淡化或怀疑所有主题价值或意义的报道，而这些主题威胁到了超级阶级利益。在商业和劳工问题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性报道尤为明显。

商业蒸蒸日上，工会日渐糟糕

选择性报道开始于新闻媒体投入更多时间和空间来报道商业问题，而不是劳工和工会问题。一项有关电视新闻的研究发现，“工会代表在（三家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中只占消息来源的不到0.2%，这使公司代表被听到的可能性增加了35倍。”这项研究还发现，工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也没有被描绘成“专家”。[72]尽管美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节目》（World News）在2011年将“美国工人日”定为3月4日，但《每周人物栏目》一项报道公正与准确组织的报告发现：“美国工人很少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每周报道中……劳工代表在网络新闻广播中只占消息来源的不到0.2%。”[73]此外，商业共同体除了接受比工人或工会多得多的网络电视新闻报道外，甚至通过有线电视节目（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彭博新闻）、媒体公司的链接网站（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市场观察网）和国家商业出版物（如《华尔街日报》、《福布斯》、《财富》）接受更广泛的网络电视新闻报道，而这些受到广泛关注和阅读的消息来源完全不同于工会制作的媒体宣传册。

媒体对商业利益、公司行动和公司高管的正面描述，加上将公司美化为英雄形象，这些都是选择性报道常规的显著特征。这些描述与一些公司高级职员的抱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抱怨媒体通常对待公司非常严厉。证据一边倒地支持这样的结论：“标准的媒体——主流报纸、杂志和广播——一直是公司道德的可靠促进者。”[74]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和支持了《号外！》中《恐惧与爱好评论》的观点，该评论每年都会记载媒体公司通过各种媒体机构向公司和富有的精英人士提供奉承性的、优先的和丰厚的待遇和新闻报道。[75]

主流新闻媒体在如何报道公司和工会之间的对抗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公司新闻媒体经常严厉地对待工会，工会被形容为过时的、具有对抗性的、脱离全球经济现实的、自私的和腐朽衰败的。一些研究已经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司新闻媒体对工会、工会领导人及其活动的报道绝大多数是敌对的和负面的。[76]

2012年9月芝加哥教师工会（CTU）的罢工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体现了公司新闻媒体对工会的负面报道。国家和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显示，“教师主要关心的显然是个人利益问题——他们挣多少钱、如何保住工作、如何避免被问责。”[77]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对保留公立学校“必要的社区机构”的担忧，以及他们反对将私人化和标准化测试作为公司议程的一部分，该议程要关闭公立学校、利用特许学校创造营利机会、忽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所需以及破坏教师工会。[78]此外，媒体倾向于展示“一个表明教师仅仅是在保护他们地盘的故事情节”。一个反映负面论调的媒体报道是《今日美国》谴责罢工的社评，标题是《芝加哥罢工教师打同情牌失败》。[79]但是，尽管公司媒体对工会和罢工进行了负面的报道，家长和学生们还是一致地支持教师的行动、支持教师的工会以及芝加哥教师工会赢得的合同。[80]

公司新闻媒体对芝加哥教师工会、罢工和支持罢工的教师的负面“构陷”，与早先媒体对教师工会和公共部门工会的负面报道是一致的。[81]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对教师工会和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及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存在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有趣的是，负面的媒体报道反而有增无减。[82]媒体评论家本·巴迪根对公司权力和工会的媒体报道的观察与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结果相呼应：“相对狭窄的公司意识形态的压倒性力量的结果是，在美国制造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幻想。（其一是）工会要求的工资对国家生产力和经济都是一种破坏性的负担。虽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却是几十年来工会报道被公司媒体控制的延续性后果。”[83]（这里的教训是什么？工会是糟糕的！请批评声安静吧！）

智库（又是智库！）

大量的媒体依赖于由超级阶级资助的“官方来源”（如智库）的信息，加强了对各种各样主题的选择性报道。对媒体根据意识形态取向引用智库观点的研究一致发现，媒体对保守派和中间派组织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主要报纸和美国广播电视转录数据库参考了来源于智库的15967条引证。有5300条（33%）参考了保守或右翼智库，比如传统基金会。还有7512条（47%）参考了中间派组织，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只有3155条（20%）参考了进步智库，比如经济政策研究所（602篇参考文献）。[84]

考虑到保守中间派智库与超级阶级的大量资金和媒体公司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惊讶。2011年，美国媒体引用最多的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就是这种联系的例证（1540次引用）。在传统基金会2010年的营业总收入中（817000万美元），超过87%（713000万美元）是由极端保守的个人、基金会和公司捐献的。[85]2010年所有组织中最大的支持者包括阿利盖尼基金会的理查德·M.斯凯夫（Richard M.Scaife，100万美元）、沙拉·斯凯夫基金会（50万美元）、阿道夫·库尔斯基金会（10万美元）和埃克森美孚（5万美元）。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理事会托管人包括，比如史蒂夫·福布斯（《福布斯》杂志）和理查德·M.斯凯夫。[86]传统基金会的官员和研究员的薪水很高，以促进保守的观点。2010年，传统基金会总裁埃德温·J.费尔纳（Edwin J.Feulner）获得了1025922美元的总薪酬。同年，组织中11个副总裁的收入大多都在20万美元以内，5名收入最高的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的人均收入为234000美元。[87]

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

在美国，当我们面临一个“真相危机”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占主导性的、自上而下的、由新闻机构管理的信息控制的结果。

——Mickey Huff，Censored 2012，289

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指的是一系列欺骗性的和受宣传驱动的媒体行为。它涉及媒体所有者、管理者、记者、专家和广告公关公司，它们利用信息产业作为传播新闻、评论、图像和广告的平台，支持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倾向性言论控制的目标包括营销超级阶级偏爱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政策）、政治候选人和公职人员以及公司产品、服务和形象，并使之合法化。倾向性言论控制涉及信息产业与公共关系（PR）产业之间的共生联系，这是一项以操纵和欺骗为双重目标的数十亿美元的事业。[88]以信息产业为平台，公共关系产业提供一系列广泛的服务，从传统的新闻发布到商业和政治广告活动，再到“雇用间谍、压制自由言论，甚至是制造‘草根’运动”。公共关系产业主要面向超级阶级、公司和政治客户。[89]“调查显示，公关占新闻内容的40%到70%。”[90]

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在两个层面上运作。第一个层面涉及解释：它由信息产业引导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组成，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通过公司媒体专业人员对充满价值的术语、图像、参考资料、背景和说明的选择——针对积极反映超级阶级所偏爱的观点、政策、组织和利益以及精英所厌恶的负面话题。第二个层面涉及宣传、欺骗和蓄意操纵。它由各种形式的广告和公共关系策略和战术组成，旨在操纵目标人群的意见、态度、品位和行为（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这些代表了通常由超级阶级控制的公司和政治客户建立的目标。

倾向性言论控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节的目的仅仅是通过举例，突出每个倾向性言论控制层面是如何推进超级阶级利益的，通常是以隐藏这些利益的性质、范围和超级阶级权力的方式进行。

倾向性言论控制：解释

正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对精英来说，超级阶级关于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世界上之最的说法与给工人阶级造成各种负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日常公司做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是个麻烦。努力减少或调和这些紧张关系是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一贯的重点。大多数公司媒体的记者和专家（受到超级阶级领导以及大多数顶层选举和任命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通常用新闻和评论来解决这些紧张关系，新闻和评论通过解释以“掩盖”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解释转移了人们对许多此类问题背后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注意。

在倾向性言论控制的世界里，存在不确定的社会状况，如美国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这些社会状况通常被解释为高度复杂的、难以完全理解的并且解决起来富有挑战性。这些特质被认为部分源于复杂的偶然因素，在公司媒体中这些因素通常被描述为导致此类问题的原因。当然，不确定的社会状况的“原因”从来没有被认为是阶级权力的不平等。相反，它们更多地被解释为多种原因，如个人水平素质（例如智力水平低、心理问题或文化素质失调）、亚文化的顽疾、政府干预以及暂时的、不可避免的，但长期来看对每个人都有利的大规模“自然法则”的影响。后者的力量通常包括奇妙而神秘的“自由市场”或同样神奇的“全球经济”。对于社会问题，倾向性言论控制的两个重要影响是：①超级阶级主导的媒体和社会大多数其他机构的不确定性影响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和②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涉及从超级阶级（和公司）到工人阶级大量的资源再分配，但却很少被提及、考虑或付诸实施。

倾向性言论控制与紧缩政策

公司媒体对政府预算赤字、不断上升的联邦债务以及控制政府支出的紧缩政策必要性的报道，说明了美国当前倾向性言论控制的解释形式。近年来，公司新闻媒体经常呼吁关注三重现实，即数万亿美元联邦预算赤字、迅速上升的国家债务（从2006年的8.4万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17万亿美元）以及对于许多州和地方政府而言，税收（相对于支出）持续性的大幅短缺。[91]这些解释经常包含支持紧缩政策的保守派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的唯一现实方法。紧缩政策包括大幅削减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府项目支出，如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但是保留了以前使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公司受益的减税政策。[92]

最近关于公司新闻媒体如何报道赤字、债务和紧缩政策的研究表明，对倾向性言论控制的解释标准是报道和评论这些问题的关键特征。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对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的讨论……（倾向于）对美国已经破旧的社会安全保障的花费做出耸人听闻的、非常保守的断言。（并且）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由市场’智库和经济学家的假设、论点和数据，没有吸纳左翼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这些经济学家质疑（保守派的主张）。”[93]2011年的一项关于美国新闻媒体如何报道联邦赤字原因的研究发现：“媒体对导致赤字的政策变化——布什减税法案的报道，‘充其量是软弱无力的’。”相反，这项研究发现：“电视记者时常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才是造成赤字的罪魁祸首……（事实上）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对赤字没有任何影响。”[94]2012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美国媒体对来自保守党的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紧缩政策的支持，以及美国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效仿这些政策的观点。研究发现，两年后，英国的紧缩政策并没有使英国的经济复苏，而是另一次衰退。它还发现，美国的新闻媒体和专家们既没有承认英国紧缩政策的失败，也没有承认他们建议美国应该效仿这些政策是错误的。[95]

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正如公司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关于美国紧缩政策和赤字的政治讨论仅限于中右翼的观点。在公司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中，嵌入其中占主导性的解释性叙述支持紧缩政策（即大幅减少政府在社会项目上的支出），作为政府财政健康和经济得以恢复的唯一“现实”手段。[96]

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指出的，在2012年末，奥巴马总统通过一项“妥协”法案，对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家庭增加税收，将削减开支和减少赤字债务的问题推后，从而避开了所谓的财政悬崖危机。在2013年初，奥巴马公开反对削减“福利项目”（例如，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但是正如一位进步主义观察者所指出的：“在过去一轮的预算谈判中，奥巴马提出令人担忧的削减重要的安全保障计划的建议，这些计划将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得到考虑。”[97]过去，奥巴马愿意削减这些计划作为“大交易”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可能会重新陷入困境”[98]。同时，由90多位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领导的整理债务运动“将目标放在所谓的福利上——这让主流媒体感到高兴。彭博社的乔纳森·奥尔特（Jonathan Alter）写道‘民主党必须学会适应——和投票支持——福利的变化’”[99]。因此，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削减政府在社会项目支出的紧缩政策，但公司媒体将福利削减视为一种“共同牺牲”的必要形式。[100]

倾向性言论控制：宣传

公共关系产业是推动明确的、有计划的倾向性言论控制的主要力量，通过使用各种宣传、广告和更新技术，如在传统新闻媒体机构中制作和放置难以识别的“假新闻”，以及人为的“人造草皮运动”（作为真正“草根运动”的代表），来支持任何特定客户的利益。[101]该行业由大公司领导，比如博雅公司，如第7章所述，该公司为英国WPP集团所拥有，英国WPP集团是一家大型跨国传播和游说集团。2012年，美国公关产业雇用了约210000名公关专业人员（53000名公关管理者和157000名公关专家），是当年聘用的85000名美国新闻评论员、记者和通讯员的两倍多。[102]前文提到，公关对主流媒体新闻内容的影响令人震惊，因为它“占新闻报道总量的40%至70%”。[103]虽然以宣传为基础的倾向性言论控制有多种形式，但在此我们关注的是一种用来促进和隐藏超级阶级和公司利益与权力的形式：公司形象广告。

公司形象广告

为了促进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公司作为“英雄”的形象，公司每年在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业务上花费数十亿美元。[104]广告见证了诸如苹果、杜邦、埃克森美孚、福特、通用汽车公司、谷歌、微软、丰田、沃尔玛等公司的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善举，这些广告经常在网络和有线电视上播出，在纸媒上发行，并通过脸书、推特和公司媒体网站融入互联网：“在所谓的‘公共电视’上，包括巴斯夫（BASF）、固特异和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十几家大型污染公司通过承销自然节目来美化他们的形象。”[105]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将公司广告的目的描述如下：“它把公司描绘成英雄，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种善良的力量，展示公司在社区关系中所做工作的内容，帮助不幸的人，减少污染，控制毒品，改善贫困。”[106]

公司广告为公司的理念、动机和行为创造有利的公众舆论。这有助于维护公司的合法性——并且扩展开来，不仅有助于保护它们的商业利益，而且可以保护超级阶级公司所有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和权力。

信息产业：结论

那些担心这个国家日益不平等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公司媒体压制住了声音。

——Amy Goodman，In These Times （December 2012）：35

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塑造和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并不是由超级阶级的阴谋驱动的，而是由超级阶级媒体所有权和共同意识形态驱动的，这种意识形态将经济和政治现状视为世界之最，这与超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日常商业做法是一致的。这些因素将超级阶级的偏好和意识形态偏见植入由信息产业制作的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评论和广告的结构中。这一行业一贯倾向报道和评论与超级阶级利益一致的相关事件、制度、人物和政策。当然，通过信息产业运行的三种过程也许并不总能在所有问题和主题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赞美超级阶级的“公司信息部党派路线”；但是他们显然会在被意识形态灌输的新闻和评论中表现出一种不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大多数问题上，这些新闻和评论都朝着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有关不平等与媒体的研究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该研究发现：“更高的不平等与更低的媒体自由有关（而且）这种影响在民主政权中更强。”[107]研究还表明：“在财富向顶层倾斜的民主国家，在‘捕获’媒体和限制媒体花费时间和注意力的政策选择范围方面，富人具有既得利益。”[108]

接受还是抵制？

全国的调查显示，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赞同一些支持超级阶级利益的观点，但这些调查也表明，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某些受到超级阶级偏爱的观点和政策。2012年的一项调查中，有两个项目的结果说明公众广泛支持超级阶级利益。首先，72%的美国人认为“今天这个国家的实力是建立在美国商业成功的基础上”。其次，在所有收入类别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类似于2009年的发现）。同意的范围包括从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群中的52%到收入在10万美元及以上人群中的70%。因此，尽管2011年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但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仍然对华尔街持积极的看法。[109]

工人阶级中许多人对支持超级阶级利益的观点和政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从对“自由贸易”、大公司、银行、国家新闻媒体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调查的发现中可见一斑。大多数美国人（55%）“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导致美国失业，而只有8%的人说这些协议能创造就业机会”（24%的人认为这些协议没有什么区别，13%的人没有回答）。家庭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受访者中有超过半数表示，他们的个人经济状况受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损害，而家庭收入在10万美元及以上的人只有30%持有相同看法。[110]大部分美国人（67%）表示，大公司和银行拥有太多权力。[111]此外，57%的美国人认为大公司正在“对这个国家当前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68%的受访者认为银行具有这种“负面影响”，61%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新闻媒体具有“负面影响”。只有少数群体对大公司、银行和新闻媒体持积极态度（分别为28%、22%和26%）。[112]最后，近1/3（31%）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60%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消极态度）。家庭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中有超过四成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或以上的人只有22%持有相同看法。几乎大多数（49%）18～29岁年龄组别中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在自由民主党（59%）和美国黑人（55%）两个群体中，社会主义明显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113]

诸如上述那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尽管信息产业运作中存在亲超级阶级的天然的偏见，但是工人阶级成员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容器，任由超级阶级制作的信息和宣传填充进去。相反，这些和其他民意调查结果提供了证据，非精英抵制通过信息产业大规模传播的压倒性的支持超级阶级利益的新闻和评论。显然，非特权阶级中不断增长的基于阶级不平等的意识，培养了人们对超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利益、动机和权力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和关注。

通过信息产业控制过程运作的深刻影响是，工人阶级在政治、投票和治理方面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程度。对新闻媒体内容的超级阶级主导限制了其他观点的表达，常常导致工人阶级成员对影子政治产业根植于超级阶级资源的程度以及它如何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感到困惑或愤世嫉俗。控制过程的运作还加强了许多工人对超级阶级所偏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受限制的、无果政治的和宿命论的或事实上的。由于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和媒体专家只认可中右翼的立场和政策的合法性，只有在关键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迟缓的政治辩论才有可能。公司新闻媒体报道严格限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选择方面的政治辩论：“让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缺乏一致的看法……（而）无法选择其他权力模式的民众则维持现状。”[114]等到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达到对政治进程感到困惑、厌恶或不再抱有幻想的程度，他们就可能退出政治过程。工人脱离政治进程的结果之一是，许多人将不再积极参与那一进程。这一结果被媒体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称为“去政治化”，这有利于超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消除了大量投票给候选人的选民，而这些候选人反对超级阶级所偏爱的政策（如果这些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115]潜在的反超级阶级选民的脱离有助于确保亲超级阶级候选人的当选，并加强政府制定的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秘密产业

尽管信息产业在规模、权力和促进超级阶级利益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的大部分特征，包括有关超级阶级的资金和控制其运作的细节，很少被公司媒体报道。[116]媒体对这一产业和影子政治产业的超级阶级控制缺乏关注，这表明了它们的隐秘性：它们就在那里，但却没有出现在公司媒体的“雷达屏幕”上，或是引起公众的关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相信答案中包含以下三部分。

第一，这些产业被隐藏在一个相同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场域中，这一场域使得对超级阶级权力的公开讨论成为阶级禁忌：公司媒体避免报道阶级权力问题，因为它与大多数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一样，是由超级阶级主导和资助的。因此，几乎没有重要的公司媒体调查阶级不平等的组织基础。[117]第二，信息和影子产业由大量的合法组织构成，拥有大量的资源和雇佣名单。他们与大公司，公司媒体，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联系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个常规部分——按照媒体的标准，这并非一个新闻报道。第三，当任何一个产业确实成为媒体报道或书籍的焦点时，“多元特殊利益集团”模式通常会组织起来驱散这些报道。[118]这给观众和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这两个产业都由许多相互竞争的组织和部门组成。这里没有提到超级阶级的存在以及超级阶级对资助、组织和协调这些行业活动的重要性。

对于每个产业，这些因素有助于保证以超级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控制结构和过程以及其行为的阶级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媒体的报道和公众关注。结果是在第7章开始的引文中戈尔·维达尔（Gore Vdar）所描述的“噱头”：超级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消失在未被报道的、普遍的商业做法和合法性的背后，而信息和影子政治产业的大多数特征都被赋予了合法性。事实上，阶级帝国的组织基础及其活动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1] Peter Phillips，“The Top 25 Censored Stories of 2000，” in Censored 2001，ed. 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1），38.

[2] Peter Phillips，“perface，” in Censored 2006，ed.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15.

[3] Mickey Huff，“Introduction：Project Censored News Clusters and the Top Censored Stories of 2010-201l，” in Censored 2012，ed.Mick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36.

[4] Mickey Huff，“Introduction：Project Censored News Clusters and the Top Censored Stories of 2010-201l，” in Censored 2012，ed.Mick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36.

[5] Robert Abele，“Drawing Back the Veil on the US Propaganda Machine，” in Censored 2012，ed.Mich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325-36；Peter Hart，“Right and Early，” Extra！（April 2012）：10-11；Janine Jackson，“12th Annual Fear and Favor Review” Extra！（April 2012）：7-9；Janine Jackson，“13th Annual Fear & Favor Review，” Extra！（February 2013）：9-11；John Knefel，“Bored with Occupy—and Inequality，” Extra！（May 2012）：6-7.

[6] 这些声明是基于我们对该项目2000～2012年年度出版物中引文的回顾，其中涉及Project Censored的高级故事的来源。

[7] Robert W.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16-29. See also Ben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Boston：Beacon Press，2004），27-54；Patrick Morrison，“Media Monopoly Revisited，” Extra！（October 2011）：13-15；Bridget Thornton，Britt Walters，and Lori Rouse，“Corporate Media Is Corporate America，” in Censored 2006，ed. 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245-62.

[8] Pat Aufderheide，“Too Much Media，” In These Times（May 9，2005）：28；Mark C. Miller，“Free the Media，” Nation（June 3，1996）：9-15；“The National Entertainment State，Special Issue，” Nation（July 3，2006）：13-30.

[9] Michael Dolny，“Think Tank Spectrum Revisited，” Extra！（June 2012）：14-15.

[10] David Croteau，“Challenging the ‘Liberal Media’ Claim，” Extra！（July-August 1998）：9.

[11]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236.

[12] Jeffrey M. Jones，“Confidence in U.S. Public Schools at New Low，Confidence also at New Lows for Organized Religion，Banks，and TV News，” Gallup，Inc. （June 20，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gallup.com （accessed August 1，2012）；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Press Accuracy Rating Hits Two Decade Low” （September 13，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people-press.org （accessed August 1，2012）.

[13]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Internet Gains on Television as Public’s Main News Source” （January 4，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people-press.org （accessed August 1，2012）.

[14] News Corporation，“Australian Federal Court Approves News Corporation Reincorporation to United States，” press release （November 3，2004），1.

[15] 由于本章的重点是信息产业，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五家上市公司，因为它们拥有的媒体包括国家电视网络新闻业务。我们的名单不包括其他在美国拥有主要媒体资产的大公司，如维亚康姆、谷歌、前进出版公司和其他公司。参见Morrison，“Media Monopoly Revisited”。

[16] 这五家媒体公司的概况，包括收入情况，是基于每家公司出版的各种公司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这些报告包括2012年的年度报告、201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10-K报告，以及在五个公司的网站上找到的其他文件。请参阅每个公司网站的完整引文目录。

[17]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Newspapers：By the Numbers，”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2，17，on the Internet at http：//stateof the media.org （accessed August 1，2012）.

[18]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Who Owns the News Media：Top Newspaper Companies，”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2，1-4，on the Internet at http：//stateofthemedia.org/media-ownership/（accessed August 1，2012）.

[19]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Who Owns the News Media：Top Newspaper Companies，”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2，1-4，on the Internet at http：//stateofthemedia.org/media-ownership/（accessed August 1，2012），第2页。

[20] “Who’s on Top by Sector：Ranked within Industries，” Fortune（May 21，2012）：F-38.

[21] News Corporation，Annual Report 2012，10，23.

[22] 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29.

[23] 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29.

[24] Thornton，Walters，and Rouse，“Corporate Media Is Corporate America.”

[25] Peter Phillips，“Self Censorship and the Homogeneity of the Media Elite，” in Censored 1998，ed.Peter Phillips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1998），152.

[26] Matt Carlson，“Boardroom Brothers，” Extra！（September-October 2001）：18-19. 也参见Stephanie Dyer，“Lifestyles of the Media Rich and Oligopolistic，” in Censored 2005，ed.，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4），189-97。

[27]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6-9，15-17.

[28] 这些百分比基于作者使用的“福布斯400富豪榜：美国最富有的人”的信息，《福布斯》（2012年9月19日），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orbes. com/forbes-400/List/（accessed October 1，2012）。

[29] Robert Parry，“The Right-Wing Media Machine，” Extra！（March—April 1995）：7.

[30] Jim Naureckas，“From the Top：What Are the Politics of the Network Bosses？” Extra！（July-August 1998）：21-22. 也参见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50-54；Jim Naureckas，“Where’s the Power：Newsroom or Boardroom？” Extra！（July-August l998）：23。

[31] Ben H.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 （Boston：Beacon Press，1997），26.

[32] Ben H.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 （Boston：Beacon Press，1997），第15，51，122页；Janine Jackson，“Let Them Eat Baguettes，” Extra！（March-April 1996）：14-15。

[33] William K. Tabb，“After Neoliberalism？” Monthly Review（June 2003）：27.正如我们在第3章注11中所指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也是“自由市场供应经济学”的精神教父，用“自由主义”一词来描述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他对这个词的理解与“自由主义”在当今美国政治经济思想中的含义几乎相反。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哈耶克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统治阶级精英来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由作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他认为：“美国的统治精英提倡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实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受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威胁。”引用自David Moberg，“Throw Books at Them，” In These Times（December 19，2005）：37。

[34]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06），78-79，106.

[35]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06），第112，157页。

[36]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6.

[37] Parry，“The Right-Wing Media Machine，”7.

[38] Naureckas，“From the Top，”21-22.

[39]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106；Robert McChesney and John Bellamy Foster，“‘Left Wing’ Media？” Monthly Review（June 2003）：10，14-15.

[40] CEO平均薪酬是基于作者对五家公司提交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中报告的五位CEO的薪酬总额的分析。

[41] 美国三大上市报业公司（甘尼特公司、麦克莱齐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根据作者对这三家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报告中的数据分析得出的。新闻集团拥有两家大型报纸，这使它成为美国第三大报纸公司；然而，我们的计算中没有包括支付美国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鲁伯特·默多克）的费用，因为默多克不仅监督报纸的运营，还监督整个美国新闻集团媒体公司的运营。美国第二大报纸公司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媒体新闻集团）；该公司的财务信息，包括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不可公开的。报纸收入和利润减少引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卓越新闻计划，参见“Newspapers：By the Numbers，”1，9。

[42] Suzanne M. Kirchoff，“Advertising in the Digital Ag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bruary 1，2011）：5，15；Kantar Media，“Kantar Media Reports U.S.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creased 0.8 Percent in 2011，” press release （March 1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KantarMediaNA.com （accessed May 10，2012）；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785.

[43] Robert W. McChesney，John Bellamy Foster，Inger L. Stole，and Hannah Holleman，“The Sales Effort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April 2009）：16.

[44] Peter Hart and Janine Jackson，“Media Lick the Hand That Feeds Them，” Extra！（November-December 2005）：21-23；Janine Jackson，“12th Annual Fear and Favor Review：In Advertisers We Trust，” Extra！（April 2012）：7—8.

[45] Jim Naureckas，“Corporate Censorship Matters：The Case of NBC，” Extra！（November-December 1995）：13.

[46] Lisa Myers’s quotes were cited in “NBC’s Dodgy Coverage of GE’s ＄0 Tax Bill，” Extra！（May 2011）：3.

[47] Lisa Myers’s quotes were cited in “NBC’s Dodgy Coverage of GE’s ＄0 Tax Bill，” Extra！（May 2011）：3.

[48] Sheldon Rampton and John Stauber，“This Report Brought to You by Monsanto，” Progressive（July 1998）：22-25.

[49] Jane Akre，“We Report，They Decide：Fox TV Censors Series on Milk Hazards，” National News Reporter（June 1998）：13.

[50] Liane Casten，“Florida Appeals Court Orders Akre-Wilson Must Pay Trial Costs for ＄24.3 Billion Fox Television：Couple Warns Journalists of Danger to Free Speech，Whistle Blower Protection，” in Censored 2006，ed.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165.

[51] Sheldon Rampton and John Stauber，“Oprah’s Free—Are We？” Extra！（May-June 1998）：11-12. 也参见Ralph Nader，“Product Libel，” Public Citizen News（May-June 1998）：4。

[52] Julie Hollar，Janine Jackson，and Hilary Goldstein，“Outside （and Inside） Influence on the News：Fear & Favor 2005，” Extra！（March-April 2006）：15-20.

[53] Peter Hart，“Fear and Favor 2008，” Extra！（April 2009）：10.

[54]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218. 也参见Andrew Jay Schwartzman，Cheryl A. Leanza，and Harold Feld，“The Legal Case for Diversity in Broadcast Ownership，” in The Future of Media：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ed.Robert McChesney，Russell Newman，and Ben Scott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159。

[55] Alex Weprin，“‘Nightly Business Report’ Sold Yet Again，” TVNEWSER（November 16，2011）：l-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ediabistro/tvnewser （accessed August 1，2012）；Peter Hart，“Charlie Rose’s Elite Meet-and-Greet，” Extra！（November2010）：13-14.

[56] 在电台中，有三个受欢迎的进步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失去了节目和工作的例子，吉姆·海托尔（Jim Hightower，美国广播公司），迈克·马洛伊（Mike Malloy，WLS电台，芝加哥）和帕特·瑟斯顿（Pat Thurston，KSRO电台，圣罗莎，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三种情况下，媒体管理层都否认他们的进步观点与解雇他们的决定有关。参见Kimberly Pohlman，“Solid Ratings Don’t Protect Progressive Radio Voices，” Extra！（July-August 2000）：22；Edward S. Herman，“The Media Mega-Mergers，” Dollars and Sense（May-June 1996）：8-13；“Action Alert，” Extra！（December 1995）：4。

[57] Peter Hart，“Olbermann’s Countdown Reaches Zero，” Extra！（March 2011）：5；Michael Corcoran，“Uygur Out at MSNBC，” Extra！（November 2011）：11-12.

[58] Neil deMause，“Economy Is the Issue That Isn’t，” Extra！（October 2012）：10-11；Hart，“Right and Early”；Peter Hart and Julie Hollar，“Guide to Election Coverage 2012，” Extra！（October 2012）：6-9；Janine Jackson，“New Media—but Familiar Lack of Diversity，” Extra！（June 2012）：12-13.

[59] Robert W.McChesney，The Problem of the Med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4），98-117；McChesney and Foster，“Left-Wing’ Media？”；Parry，“The Right-Wing Media Machine，” 6-19.

[60]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5th ed.，201-4.

[61] Joel Bleifuss，“The War on Teachers：Pick a Side，” In These Times（November 2012）：16-17；Diana Kendall，Framing Class：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in America，2nd ed.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125-37；Christopher Martin，Framed！：Labor and the Corporate Med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62] Robert Bruno，“Evidence of Bias in the Chicago Tribune Coverage of Organized Labor，” Labor Studies Journal（September 2009）：385-407；Joshua Carreiro，“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U.S. Labor Movement：The Case of Anti-Union Firings，” Labor Studies Journal（September 2005）：1-20；Peter Hart，“Surprised by Solidarity in Wisconsin，” Extra！（April 2011）：6-7；Diane E. Schmidt，“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of Labor Union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Spring 1993）：151-64；Amy Traub，“War on Public Workers，” Nation（July 8，2010）：4-6.

[63] 薪金的数字是由斯蒂芬·巴塔格利奥（Stephen Battaglio）和迈克尔·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编制的。“Who Earn ＄ What，” TV Guide（August 13-26，2012）：16-21；还有来自“Celebrity Net Worth”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elebritynetworth.com （accessed October 1，2012）。

[64] “Shared Sacrifice’ at the Country Club，” Extra！（May 2012）：3.

[65] 薪金的数字来自注释63所列的来源和来自Eric Boehlert，“Struggling Clear Channel and Rush Limbaugh’s ＄400 Million Payday，”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 （March 16，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mediamatters.org （accessed October 1，2012）；Oprah Winfrey’s net worth is from “The Forbes 400：The Richest People in America，” Forbes（September 19，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forbes.com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66] Peter Hart，“This Week in Beltway Think，” Extra！（November 2010）：15；Hart，“Right and Early.”

[67]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If It’s Sunday，It’s Conservative” （February 14，2006），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essentialaction.org （accessed November 26，2006）.

[68] Hart，“Right and Early，” 10.

[69] Hart，“This Week in Beltway Think.”

[70] Hart，“Right and Early，” 11.

[71] “From the Left：More Than a Figure of Speech？” Extra！Update（February 1996）：1.

[72] Ina Howard，“Power Sources，” Extra！（May-June 2002）：14.

[73] Janine Jackson，“ABC’s ‘Made in America’ a Shoddy Product，” Extra！（April 2011）：5.

[74]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52.

[75] 例如，参见 Peter Hart，“Fear & Favor 10th Annual Review，” Extra！（May 2010）：11-13；Janine Jackson，“11th Annual Fear & Favor Report，” Extra！（March 2011）：13-15；Jackson，“12th Annual Fear & Favor Review”；Jackson，“13th Annual Fear & Favor Review”。

[76] 例如，参见注释61和62中引用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参见Richard Whitmire and Andrew J. Rotherham，“How Teachers Unions Lost the Media，”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sj.com （accessed May 1，2012）。

[77] Peter Hart，“Not for Teacher，” Extra！（November 2012）：7.

[78] Theresa Moran，“Chicago Teachers Raise the Bar，” Labor Notes（October 2012）：1.

[79] Hart，“Not for Teacher，” 8.

[80] Sady Doyle，“Learning from Karen Lewis，” In These Times（November 2012）：19；Micah Uetricht and Jason Perez，“Democratic to the CORE，” 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2）：32.

[81] Peter Hart，“First，Bash the Teachers，” Extra！（September 2010）：6-7；Hart，“Surprised by Solidarity in Wisconsin，” 6-7；Whitmire and Rotherham，“How Teachers Unions Lost the Media.”

[82] Hart，“Surprised by Solidarity in Wisconsin，” 6；Doyle，“Learning from Karen Lewis.”

[83]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44.

[84] Dolny，“Think Tank Spectrum Revisited.”

[85] 2010年营业收入总额（8170万美元）和业务捐款总额（7130万美元）来自传统基金会《2010年年度报告》第31页，华盛顿特区。《2010年年度报告》所列的2010年营业收入略高于该组织2010年联邦纳税申报表第1页第12行列出的7820万美元“总收入”（见附注87）。但这一数字略低于传统基金会《财务报告》（2010年12月31日），第3页中列出的8990万美元的“无限制收入和支持总额”。

[86] 遗产金融的支持者将其列在2010年年度报告的32～33页。

[87]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Internal Revenue Service，“Return of Organization Exempt from Income Tax-Form 990，The Heritage Foundation，”23-7327730（Washington，DC，2010），schedule J，part Ⅱ.

[88]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124.

[89] Eyal Press，“Spin Cities，” Nation（November 18，1996）：30.

[90] Robert W. McChesney，“Journalism，Democracy，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November 2000）：7.

[91] Carolyn Cutrone and Steve Rendall，“Deficit-Obsessed Media Misinform on Causes，” Extra！（September 2011）：4-5.

[92] Shamus Cooke，“Democrats and the Fiscal Cliff，” CounterPunch（November 1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 （accessed November 17，2012）；Barry Grey，“Leaked ‘Grand Bargain’ Document Details Obama’s Plan for Cuts in Entitlement Programs，”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November 15，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wsws.org （accessed November 17，2012）.

[93] Kevin C. Brown，“The ‘Liberal Media’ and State Austerity，” Extra！（June 2010）：9.

[94] Cutrone and Rendall，“Deficit-Obsessed Media Misinform on Causes.”

[95] Jim Naureckas，“The Great British Mistake，” Extra！（June 2012）：11.

[96] “An Alternative to Austerity，” Nation（January 28，2013）：3；Michael Grunwald，“Cliff Dweller，” Time（January 14，2013）：25-31；Bhaskar Sunkara，“The Austerity Cliff，” 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2）：5；Joel Bleifuss，“Watch Out，Grandma！” In These Times（February 2013）：5.

[97] Jill Stein，“Austerity’s Agent：The Real Obama Emerges （Again），” CounterPunch（January 18-20，2013），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counterpunch.org （accessed January 27，2013）.

[98] “An Alternative to Austerity.”

[99] Bleifuss，“Watch Out，Grandma！”；Sarah Anderson and Scott Klinger，“A Pension Defict Disorde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November 27，2012）：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IPS-dc.org （accessed December 15，2012）.

[100]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Deep Divisions over Debt Reduction Proposals” （October 1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accessed November 11，2012）.

[101] Randal Martin，“A Brief History of Propaganda，” in Censored 2012，ed.，Mick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310.

[102] 这些美国公共关系和新闻职业总就业的估计基于作者从当前人口调查（2012年3月）的数据报告中分析和推断而得出，这些数据对应公关经理（60）、公关专家（2825）和评论员、记者和通讯员（2810）的职业代码。

[103] McChesney，“Journalism，Democracy，and Class Struggle，”7.

[104] Bagdikian，The New Media Monopoly，167；Robert W. McChesney，“This Isn’t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Monthly Review（November 2012）：9-11，25；McChesney，Foster，Stole，and Holleman，“The Sales Effort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14-16.

[105] Jeff Cohen and Norman Solomon，Adventures in MediaLand（Monroe，ME：Common Courage Press，1993），45. 也参见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252。

[106]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58.

[107] Maria Petrova，“Inequality and Media Capture，” Working Paper Serie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Harvard University （February 6，2006），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apers.ssrn.com （accessed December 28，2006）.

[108] Sam Pizzigati，“Most Original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 Too Much（December 18，2006）：4. Quote from Pizzigati，summarizing Petrova’s findings.

[109]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Partisan Polarization Surges in Bush，Obama Years，”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1987-2012 （June 4，2012），61，64，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accessed November 11，2012）.

[110]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Public Support for Increased Trade，Except with South Korea and China”（November 9，2010），1-5，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accessed November 3，2012）.

[111] Lydia Saad，“Americans Decry Power of Lobbyists，Corporations，Banks，Feds，” Gallup，Inc. （April 1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gallup.com （accessed June 3，2012）.

[112]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Auto Bailout Now Backed，Stimulus Divisive” （February，23，2012），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 （accessed November 3，2012）.

[113]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Little Change in Public’s Response to ‘Capitalism，’ ‘Socialism’”（December，28，2011），1-5，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people-press.org （accessed November 3，2012）.

[114] 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5th ed.，206.

[115] McChesney，“This Isn’t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19-26.

[116] McChesney，Rich Media，Poor Democracy，63-77；McChesney，“Journalism，Democracy，and Class Struggle”；Mark Lloyd，“Lessons for Realistic Radical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Future of Media：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ed.Robert McChesney，Russell Newman，and Ben Scott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73-95；Parry，“Right-Wing Media Machine，” 6-10.

[117] McChesney，“Journalism，Democracy，and Class Struggle，” 1-15. 也参见Norman Solomon，“The Media Oligarchy：Undermining Journalism，Obstructing Democracy，” in Censored 2001，ed. Peter Phillips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1），277-90；and G. 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4th ed. （Boston：McGraw-Hill，2002），1-13。

[118] 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Patterns and Processes，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1），238-46，375-77. 也参见Gail Dines，“Capitalism’s Pitchmen，” Dollars and Sense（May 1992）：18-20；and Kevin Phillips，“Fat City，” Time（September 26，1994）：49-56。

第11章 教育特权：梦想、分流和凝固

教育体系是主流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1976）

尼克·卡拉多纳（Nick Caradona）和阿尼·西博尔（Arnie Seebol）在高中时不太可能成为好朋友。他们来自城市的不同地区，有着大不相同的种族和宗教传统——一个是意大利人，并且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另一个来自犹太家庭，这个家里有着修行的父母和不驯的孩子们。如果尼克和阿尼没有通过全市范围的考试进入一所以科学为导向的“精英”高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不会相交。在这所高中就读的大多数孩子都是要上大学的，但是尼克和阿尼从来没有过上大学的想法，而他们的父母也同样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尼克和阿尼的父母很难维持生计，因为他们从事着不稳定的低收入工作。四名家长中只有一人声称拥有高中文凭。在尼克5岁时，他的父母分开了，他的父亲去华盛顿找工作，他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涯中一直在华盛顿开出租车，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家人身边。尼克的母亲在他12岁之前一直是一名家庭主妇，后来在一家洗衣店从事店员的工作。阿尼的父亲为《纽约每日新闻》（报社）开卡车，母亲则为商店服装区做“保洁工作”。尼克和阿尼都是在初中老师的督促下参加了这个精英（select）高中的选拔考试，在得到校方的认可后，他们都被录取了。

起初，尼克和阿尼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他们共享差异的极端手段基础之上，即关注他们长辈们和各自族群文化中的“肮脏秘密”，也就是他们听到的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的不雅用语和贬低。阿尼教尼克区分傻瓜和笨蛋的细微差别。尼克还学会了每当做了傻事后打自己的头并大叫“鬼佬”。阿尼告诉他，每当犹太人做傻事的时候就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并一样大声呼喊着这句短语，就像异教徒一样。这让尼克想起了他祖父经常用蹩脚的英语称呼某人为美国人的习惯（“你一定是‘霉国人’”），发音听起来很像“脏甘蔗”，而意大利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狗屎”。这是一个天然的双关语，尼克教阿尼用它来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对抗。

阿尼和尼克很快就发现了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喜欢棒球（尼克是洋基队的球迷，阿尼是道奇队的球迷），两人都有“拉皮条”的天赋，因为他们总是缺钱。他们在学校里和其他学生打赌，这些学生会选择三名他们期望能够在那天的比赛中一共得到六记安打的棒球运动员。每个赌局的赔率是三比一。因此，每个孩子会赌五分钱，赌他最喜欢的三名球员在那天总共会击出六记安打。如果三名球员击出了六记安打，赌球的人就会得到十五美分；如果没有，尼克和阿尼可以赢得五分钱。只要下注的人足够多，“庄家”总是有胜算的。很多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球员，这些球员很少能在一场比赛中打出超过一记安打的成绩，但他们还是把赌注压在了这些球员身上。尼克和阿尼也会在午餐时间“抛硬币”和打牌。他们的高中规模庞大（有5000名学生），所以尼克和阿尼总是能采取很多“行动”。

在高中最后一年时，尼克开始在学业和其他方面出现问题。他多次“陷入圈套”，并在他母亲那里捏造借口。由于深陷这些问题之中，他在学期结束前一个月辍学了，没有参加任何期末考试。之后，他开始为一家博彩公司做“推销员”，并很快被“提拔”为一个赌博室的“运营者”。在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赛马，并在纽约、新泽西和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赛道上下注。场外赌博是违法的，但它在与当地警方的付费合作中是公开进行的。阿尼按时毕业，去他叔叔的干洗店工作。阿尼想了解这门生意的一切，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干洗店。

前面的引语让我们注意到，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和向上流动的教育机会的交集有时可能是偶然而不确定的。尼克和阿尼是在小学时就表现出一些天赋的孩子。他们的老师有一个“梦想”，认为他们有资格进入一个教育分轨体系，该体系让有才华的孩子有机会在竞赛中“成功”——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尼克和阿尼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梦想，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条通往大学教育的道路。部分原因是上大学的费用超出了尼克和阿尼父母的承受能力。但这也要求尼克和阿尼放弃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随着学业结束而获得的成人地位。经过很多年的预期社会化，尼克和阿尼的许多同学都成为中产阶级和准大学生。他们是“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已经在有节制的养料和阳光的环境下被培养多年。他们不渴望获得成人地位的自由，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与他们父母养育他们的意愿相融合。

尼克和阿尼都是来自低收入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工作太辛苦了，无法参与孩子们的学校活动。精英高中为他们提供的入学机会并不存在于真空环境中。尼克和阿尼的案例表明，这种机会存在于工人阶级文化，即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果圣路易斯市东部所有的穷孩子都能突然进入一所有好老师、好设施、好项目的学校，这对孩子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丰富的教育经验中，我们也只能期待这么多。孩子们还是很穷，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一样。他们的教育体系和经验包含在一种环境中，这是一种远可以影响课堂之外事件的阶级结构。

在美国各地的中小学里，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每天都在受到挑战。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学生在一年级进入“起跑线”时，他们就不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地位、种族和性别决定了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学校经历和教育成果。[1]

美国的教育体系

所谓“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个人满足的推迟，尤其是在追求教育目标的过程中，这将会使个人获得与职业声望地位相关的社会回报……最终，美国梦成为公共教育的一个障碍。

——Adalberto Aguirre Jr. and David V.Baker，Structure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2000）

实际上，如果不是刻意为之，美国教育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优势和劣势代代相传。这一论断与一种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而主导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2]教育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从一个小木屋带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最高办公室。教育给予美国数百万贫穷但有抱负的移民以机会去做他们愿意为之工作的任何事情。这就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这个梦想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家长们会为了控制当地的学校而激烈竞争，这样，它们的项目、老师和课程就会为他们孩子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数学、科学或文学教师的教育。为了提高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他们也非常支持在课程中加入当地大学的进阶课程。在美国梦的定义中，教育是通往未来的通行证，能让你超过（如果你很穷）或配得上（如果你有特权）你父辈的经济状况。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学校必须组织起来以满足梦想家们的愿望。在所有孩子都来自职业家庭的学校里，只需要一种教育——大学预科教育。但是当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经济背景时，必须设计一种制度，不仅要为来自职业家庭、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要帮助一些贫穷的孩子，让他们能够与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竞争（仅仅基于一定的可能性），同时对于那些不以上大学为目标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体验。这个体系背后的理念是，教育经历应该被设计来满足“孩子的需求”。[3]这个体系被称为分轨。

分轨似乎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想法，它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定制教学。学生能力和教学水平之间的良好匹配被认为能够使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最大化”[4]。区分那些即将进入大学、白领或体力行业的学生，并向他们提供最有用的特定知识和技能，难道不合理吗？例如，为即将进入工厂工作的年轻男女开设职业和短期课程，为那些将要成为公司行政部门职员和秘书的学生开设键盘打字和文档处理课程，以及为那些即将进入高校的人提供文学、语言、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课程。这种分轨理论的问题在于，学生的职业需求必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以确定才能使用这个体系。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声称，通过“客观”的测试，学生的优势可以被识别和分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不幸的是，即使是出于好意，分轨也会导致课程的“简化”，降低（人们）对那些看起来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的期望。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轨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非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汽车、钢铁和橡胶行业找到不错的蓝领工作，学校负责为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提供基本的算术和读写能力教育。当学校因学生的经济背景而出现差异时，它也可能是有用的。如果一所学校有专业人员、白领职员和非技术工人的孩子，分轨有助于满足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的需求。但在今天，许多学校在学生的背景和教育计划方面更加同质化。来自公司和管理阶级的孩子通常要么在私立学校，要么就读于仅限该社会阶级成员就读的郊区学校。所有这些学生几乎都会进入大学，那么分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阶级结构谱系的另一端，我们有贫穷的农村学校或市中心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面都是来自经济体系底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你可能最需要分轨的事情是，敬业的教师努力去接触并识别那些最有潜力的学生并培养他们，希望他们能有机会进入大学。

资源丰富的同质性学校如今主要服务于富裕和特权阶级的孩子，它们参与了分流教学，而不是分轨教学。分轨是一个竞争的隐喻，指的是参赛者之间的竞赛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的“参赛者”都有平等的获胜机会。分流教学是一个非竞争性的隐喻，暗示参与者被“带着”到目的地，而无须与同行者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竞争。如果你去了好的私立学校或更好的郊区学校，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分流隐喻用于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学院院长在一次迎新会上欢迎新一届学生时的致辞：

事实是你们之间没有相互竞争。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律师，这样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你的客户和社会服务，那么你在学校的生活和你作为律师的生活将会更快乐、更令人满意。虽然你会不时地经历挫折，但我认为你会看到，这所学校不只是追逐大学文凭，而是与几年前我们从一位刚被录取的日本律师那里收到的信中所说的情景一样：“亲爱的先生：我刚和瑞恩·奥尼尔（Ryan O’Neal）、阿里·麦格劳（Ali McGraw）一起看了电影《爱情故事》，我期待着在哈佛法学院度过一段非常浪漫的时光。”[5]

哈佛院长这种“悠闲”的欢迎辞，与不那么“有名”的大学的院长或校长向本科生做的竞争性欢迎辞原型相比：“看看你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你们中只有一个人会继续参加这个项目。”那些处于特权阶级的人试图创建一个以分流教育为特征的中小学教育结构，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确保”取得好成绩、高分数、丰富的课程、课外活动，以及得到能让他们进入国家精英学校的建议。特权阶级的父母也经常通过为孩子提供大学入学考试的特殊预科班来补充学校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费用接近1000美元，但是，正如家长们所知道的，“这不仅仅是进入大学的问题，而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问题”[6]。

来自特权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塑造他们的校外经历，为他们继续取得学术成功提供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一项研究比较了来自专业人员家庭和低收入工人阶级家庭四年级学生的暑期经历。以下是两名来自专业人员家庭的学生对暑期活动的描述。

今年夏天我做的10件事：①我去了意大利；②我读了很多书；③我去骑了自行车并且骑得好多了；④我有玩伴；⑤我家里举行了一次读书会；⑥我有了一位新的钢琴老师，我的钢琴弹得越来越好；⑦我经常上网并提高了打字水平；⑧我做了糖果粒和姜饼曲奇；⑨我加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一个研究项目；⑾我很早就拿到了学习用品并且盼望着回到学校。

我们有两个星期的露营——那个露营太棒了。然后是一个星期的假期圣经学校。然后我想我们度过了一个自由的星期。这个星期他们有童子军营和游泳课——下个星期只有游泳课。接着，他们有一个星期的科学冒险营，在那期间，我的祖父母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夏威夷玩了两个星期。[7]

在讨论这些“我如何度过我的夏天”的故事时，作者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或贫困儿童的夏天拥有这么多有组织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报告显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暑期经历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源自父母的价值观和偏好。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时间、精力和金钱。简而言之，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父母有资源塑造孩子的课内外经历，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支持了美国梦的神话，并颂扬了作为美国社会标志的机会均等的美德。

美国梦的力量

学校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一种行为矫正，为绝大多数学生的一生做准备……其中大多数人最终将从事基本上没有技能、没有前途的工作……即使是那些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工作，也几乎不需要什么正规教育。

——John Bellamy Foster，Monthly Review（2011）：8

美国梦的神话是美国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首先，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超越自己人生起点的成功，因为每个人人生的起点都是可以被补救的意外；其次，他们拥有同样的机会去实现目标，这样的游戏有一组规则，这些规则是公平的，并且能够达成预期的成功目标。

美国梦可以成为年轻人的灵感之源，也可以成为那些督促孩子进步的父母们的希望之源。但它也通过强化这样一种信念，即某些人得到高回报成为理所应当，因为他们在努力和辛勤工作方面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从而有助于社会在财富、权力和特权方面巨大不平等的合法化。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神话”，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出生在特权阶级的人享受特权带来的福利，而这种福利很难被称为功绩。[8]因此，美国梦对特权阶级来说是一种安慰，但对非特权阶级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幻觉。

我们的代际流动研究项目（在第5章中讨论）发现，大多数孩子成年后要么会复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名，要么会在阶级结构中排名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来自特权阶级的孩子们通常会在成年后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美国梦已然实现了。但那些父亲处于或接近社会经济地位阶梯底部的孩子，成年后很少能够爬到顶端。然而，也有少数人爬上了顶峰，从而“证实”美国梦是可能的。这种向上流动的罕见例子，为贫困儿童的梦想增添了力量。他们与其父母所看到的是，上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被极大地阻塞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父母和孩子）受到（媒体、学校、文化传说、神话和传统）的鼓舞，相信通过教育和努力工作，美国梦可以照进任何人的现实，即使他们生于贫困（见图11.1）。

美国梦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的普遍，在我们的家庭仪式和重要的庆祝活动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常常不经检验就遵循它的逻辑。它是一种文化反射，引导我们不断地在行动中寻找美国梦的证据，并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去敦促他人。考虑到下面的讣告，作者在几乎没有证据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选择将其置于梦境的神话之中。标题是“慈善家、罗丹收藏公司（Rodin Collection）老板B.杰拉尔德·康托尔（B.Gerald Cantor）去世，享年79岁”这个半英寸的标题下，是一篇几乎用了一整页报道死者成就的文章。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B.杰拉尔德·康托尔一开始是一名在洋基体育馆卖热狗的男孩，最后成为一名富有的金融家和慈善家，收藏了世界上最齐全的罗丹雕塑，并将其中的许多雕塑赠送给了十几家文化机构，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他在周三于洛杉矶病逝……

康托尔成长于布朗克斯区（Bronx）一个平凡的家庭，他的妻子艾瑞斯在距离布鲁克林博物馆三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们因为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和纽约市医疗机构的慷慨捐赠而在纽约广为人知……

在15岁之前，伯尼·康托尔（Bernie Cantor）成为洋基体育馆的一名小贩。“我只在周日的双冠王比赛中工作，”他回忆说，因为在两场比赛之间的间歇，“你可以卖出更多的东西”……

他从德威特·克林顿高中（DeWitt Cliton High School）毕业，1935年至1937年在纽约大学学习法律和金融。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律师，但当他发现一个律师朋友不得不拿着鹤嘴锄在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ject Administration）的一个建筑项目工作时，他改变了主意。[9]

这55个段落讲述的是一位著名慈善家的故事，故事开始的第一句话和开头的几段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即我们正面对的是又一个“白手起家”美国梦的化身。[10]可怜的男孩努力工作——在洋基体育馆卖热狗（一个双倍剂量的美国梦正在梦想的游乐场上演）——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了“人民”（实际上是还给了博物馆、医院和至少六所大学）。

但在我们理解康托尔的人生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平凡的环境”中长大意味着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在大萧条如此严重的时期，这些适当的条件是如何把他带到纽约大学的。这些问题的关键既不是要忽略康托尔的成就，也不是要贬低他的慷慨，重点是要让人们注意到文化产业（在第13章讨论）是强化美国梦强大神话的众多方式之一，甚至关于一个人的生活和成就的简单故事也被“扭曲”成神话。这个故事不仅为这个梦想注入了活力，而且使千万富翁的财富合法化，首先说明，他们“通过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自己实现了这个梦想”，然后又仔细分析他们“回报了”多少钱。

成功的因素？

正是因为这些讣告、《阿甘正传》体裁的电影和其他白手起家类的文化产品，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接受了美国梦的神话。图11.1显示了一项全国性调查的结果，该调查要求美国人对“成功”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几乎90%的美国人表示，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而只有约60%的人对先天能力持相同看法。相比之下，只有20%的受访者表示，出身富裕家庭并拥有政治人脉非常重要。其他涉及社会资本的因素（结识贵人或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被约40%的美国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图11.1 成功的因素

资料来源：James A. Davis and Tom W. Smith，General Social Survey，1972-1998（Storrs，CT：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89）。

美国人相信教育和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在回答调查问题时，受访者不必在富裕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两者都非常重要。美国梦的力量在于，它不仅定义了成功的道路（教育和努力工作），还定义了与之无关的东西。这个梦想不能同时容忍对教育价值的信仰和来自财富的优势，对教育价值的信仰在一个文凭化的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神话创造了不存在的事实（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否定了存在的事实（一个贫穷的孩子进入特权阶级的机会非常渺茫）。

最近一项针对低收入非裔美国高中生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美国梦在少数族裔中的力量。学生们被要求提出关于他们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在限制或增加向上流动机会方面的重要性（“什么是学生在学校取得好成绩的障碍？”“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的最佳途径是什么？”）的个人观点。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接受关于如何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主流叙述”：“当他们被问及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讨论了勤奋工作、个人努力和教育的重要性。”[11]然而，他们也提供了关于种族、阶级或性别如何限制个人努力去提高生活机会的另一种叙述。

美国梦是在流行文化中产生的，但正如商界、教育界和政界领袖所宣称的那样，实现梦想的主要工具是学校体系。人人机会平等，不论出身如何，这是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教育被认为是伟大的均衡器，提供了必要的技能、知识、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梦想并不总是存在于学校体系中。在20世纪早期流行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成功故事中，描述了那些因为节俭、诚实和勤奋而“成功”的穷孩子。[12]通往成功的道路不是通过教室，而是通过工作场所，在那里，这个街头流浪儿出身的勤杂工因为他的美德引起了老板的注意。霍雷肖·阿尔杰的世俗成功神话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次，在工作中成功的准备通常包括在工作场所获得技能和培训。甚至，那些所谓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法律、医药和政府部门的职业也可以通过学徒制的准备形式来获得。

扩大教育获得

在20世纪初，大约有72%年龄在5～17岁的美国人在公立中小学上学。1960年这个数字是82%；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达到92%；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是95%——几乎所有的小学生现在都在上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00年，17～18岁的年轻人中只有6.4%的人高中毕业；到196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68%；1995年上升到71%并于2009年上升到75.5%。[13]2010年，在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87.1%的人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14]在教育过程的顶峰，1900年大约有29000名美国人获得了大学学位（副学士、学士、硕士、博士和第一专业学位）；196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77000，2000年上升到230万，2009年上升到320万（2009年，有160万人获得学士学位）。[15]

美国教育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入学人数出现的爆炸式增长，可能不仅仅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好工作与学历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首先是高中文凭，然后是学士学位，最后是专业学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教育与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重大技术进步改变了职业技能要求的结果。随着需要高水平技能工作所占比例的增加，对提供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正规教育体系的依赖也在增加。然而，增加对职业的教育要求也可能是特权群体保护他们获得那些提供最高报酬工作的途径。[16]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小学，高中文凭成为许多工作的凭证，这些工作以前是由受过八年级教育的人从事的。然后，随着高中入学人数的增加，学士学位成为许多以前拥有高中文凭者所从事工作的必要条件。事实就是这样。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每年160万名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新的文凭成为以下问题的答案：哪个学校授予了你学士学位？只要有太多的非特权阶级成员获得了以前稀有的学位证书，控制着主要公司和大学的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就会不断提高教育门槛。

一旦学校成为决定人们未来的地方，它们的项目、活动和课程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学校成为一个“小社会”的模型，在这个“小社会”里，正式和非正式学到的东西都与大社会有关。学校教育按照严格的课程安排进行，开始和结束都在预定的时间。周末是自由的，并且有固定的假期安排。迟到和缺勤必须得到解释，如果迟到和缺勤过多，学生就会受到惩罚。学校已经建立了一些权威人物，大家必须毫无疑问地跟随他们。效忠并接受上帝和国家的誓词都是为了重申既定秩序的合法性。日常活动和课程都是围绕着与外部强加标准相一致的规则、自律、成绩和绩效的尊重而建立的。

在这种“小社会”框架下，学校之间存在的差异通常反映了学生的阶级构成。特权阶级的学校通常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创造性、自治性和自主性的活动，而非特权阶级的学校则更注重纪律、服从以及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这些不同侧重的压力通常来自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会上大学的父母强调丰富艺术、音乐和文化活动，那些知道自己的孩子要找工作的人强调与工作相关活动的需要。

教育效果：政治参与、态度、意识形态

除了在学校学到的社会和技术技能之外，学生们还为将来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公民做好了准备。学校教育对学生有“解放”作用吗？它要求学生质疑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推动变革和改革吗？还是说学校教育让学生接受现实，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许多关于学校教育经历的研究表明，学校教育对学生有保守的影响，这种经历中存在着重要的阶级差异。[17]

早期关于教育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学生在学校里被社会化，上述学校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这是通过对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形式进行合法化而实现的。来自工人阶级和低层中产阶级社区的孩子们正准备继续保持他们父辈所表现出的低水平的政治参与。此外，他们准备在政治进程中扮演消极的角色，因为他们被教导说，政府机构为所有公民的利益而工作。[18]来自特权和高层中产阶级社区的学生显然正准备参与并影响政治议程。特权阶级被要求认识到权力、影响和冲突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而非特权阶级则被鼓励在和谐中展开合作。[19]

其他关于学校教育政治影响的研究表明，学生早期的社会化使他们对政治权威的象征和制度产生了积极和信任的倾向。[20]此外，学校传递了政府是社会主要权力中心的观点，从而忽视了大公司的作用和存在于竞争性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21]对学生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态度的塑造，往往使他们服从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主导意识形态。

学生在校时间越长，接触主导意识形态的机会就越大。在一项针对美国西南部城市学校中小学生的研究中，三分之二的三年级学生支持政府通过帮助失业者和穷人来干预经济。同时他们在六年级学生中得到了相同程度的支持，但九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支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四个年级中从低年级的学生到高年级的学生，对主要行业私人所有权的态度越来越积极，16%的三年级学生持积极态度，而十二年级学生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为63%。最后，对工会主义的态度随着年级升高变得越来越消极。三年级学生对工会主义的负面情绪最低（17%），十二年级学生对工会主义的负面情绪最高（59%）。[22]

学生（尤其是三年级学生）的态度中可能有幼稚和不确定的成分，但从这项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学生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到九年级再到十二年级时，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生的心目中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学生不一定一开始就支持私有财产、政府限制或反工会主义的观点，但这显然是他们大多数人在高中毕业时的归宿。学校的作用是确认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并使机会均等的神话永久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特权阶级的利益。

分轨和分流

这所学校创造了合法性，并以各种方式传授主导意识形态。

——Martin N.Marger，Social Inequality（2011），236

特权阶级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在一个教育文凭被特权阶级用来证明其报酬的社会中，游戏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优越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如果其他人愿意，他们也可以按照这些规则来玩，但这可能与扑克玩家试图摸出同花顺类似——一种高风险的赌博。

分轨和分流是游戏规则中被用来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好处的两种方式。为了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自己（搞清楚）美国大学预科教育资金的来源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各州使用州一级的税收“为中小学提供大约48%的预算。当地的地区贡献约44%，主要来自当地的财产税。联邦政府（提供大约）8%的州教育预算”[23]。通过财产税筹集的资金数额取决于房屋和公司价值评估适用的税率。拥有更昂贵的住房和强大商业共同体的社区比没有这些特征的社区可以产生更多以教育为目的税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财产税与学校资助的联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州，比如印第安纳州，已经将学校经费从基于财产税的方案中转移到全州范围的税收和资助系统中。[24]但是，即使在印第安纳州和其他正在改变学校资助方式的州中，财产税仍然是一项用于资助公共教育某些功能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校舍和教学设备。[25]

在资助公立学校方面，富裕地区的家庭可能比贫困地区的家庭支付更高的财产税，但他们支付的税率往往低于贫困地区的家庭。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房屋和公司的总价值要比贫困地区高得多。因此，富裕地区较低的税率比贫困地区较高的税率产生更多的税收金额。富裕的房主享有的另一个优势是，财产税和抵押贷款利息可以从联邦所得税中扣除，从而给特权阶级提供了比贫困社区更多的子女教育间接补贴。

学校支出影响研究的证据表明，学生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学生的成就便越高。[26]更高的学生成就来自较小的班级规模和较高的教师比例。学校用于教学的支出越高，他们就可以聘请更好的教师，同时也必须支付更多的钱给有经验的教师。普通教师和高收入教师数量的增加也改善了学校的社会环境，因为工作负担的减轻既提高了教师的士气，又能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因此，为更多更优秀的教师投入更丰富的资金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在较贫穷的学区，这种费用的投入往往无法选择。

在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只有一笔钱可以资助那所学校。这些钱被用来获得最好的教师、最先进的教学技术、最棒的实验室设备、幻灯、计算机和其他教育资源。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提供优势，学校有必要开发一些项目，即把最好的老师、最多的计算机和最棒的资源分配给特权阶级（学生）最有可能参加的项目。这些钱不是给特权阶级的孩子，而是给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的项目。因此，分轨被发明了出来——一种将资源分配给与不同后果相联系的项目体系——用于大学准备或者职业准备。分轨是学校内部不平等的一种形式。

同时，在一些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不在同一所学校，而是在同一学区的不同学校。理论上，每个学区学校里的每个学生应该得到相同的支出，因为税收是用来支持该学区所有学校的。过去大多数关于学校资助的研究都比较了各个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毫不奇怪，富裕家庭的学生人均支出最高，而较贫困地区的学生人均支出较低。但在一项研究中，几位有魄力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同一学区内各学校的支出数据。[27]他们研究了同一地区89所小学的支出和学生成就。同一地区每所学校的学生人均支出都是不同的，“在同一地区内的每名学生小学时期支出总额从3045美元到8165美元不等”[28]。他们还发现，支出的不平等似乎反映了学校的阶级构成——贫困生比例最高的学校，分配到的用于改善学习环境的教学和运营的地方税收资金较少。最后，从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公民资格等国家能力测试的成绩来看，那些获得更多的用于教学和运营的税收资金的学校的学生表现出了更高的学术成就。

在同一学区内，学生人均支出存在不平等，这与富裕学区和贫困学区之间众所周知的支出不平等大不相同。同一学区内的支出不平等表明，在经济资源如何分配给学校方面，存在着阶级权力强大而隐蔽的影响。为什么同一学区的两所学校学生人均资助水平相差如此之大，只有通过考察学校官员、地方政治领导人和较富裕的家长如何以一种带有阶级偏见的方式塑造学校预算这一过程才能理解。

公立学校的分流

在同质性学区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特权阶级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下层阶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分轨。在富裕的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大学。富裕学区比贫困学区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项目，部分原因是这些学区位于房产价值更高的地区。较高的房产评估价值会为这些学区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因为在大多数州中，这是公立学校预算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即使有更多的州不再把房产税作为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富裕的学区仍有可能继续寻找方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比贫困地区水平更高的学校教育资助。我们知道，与贫困学区相比，资金更多的学校雇用了更多优秀的教师，购买了更好的设备，提供了更多的课外活动，给予了更好的指导和咨询，带来了更好的全面教育。在贫困的学校里，也许每十个孩子中只有一两个可以上大学。在极少数情况下，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继续上大学的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这通常是由于特殊的情形。例如，当地的州立学院或社区学院可能位于附近，使贫困学生在上学期间能够在家里工作或生活。对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而言，这些资源的可用性显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利。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资源，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也很难在大学中竞争，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早期教育的质量往往使他们在教育经验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欠缺。

富裕学校与贫穷学校的比较提醒我们，分流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在比较这两类学校学生的经历和机会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小学和高中将学生分流到特权阶级教育和职业导向教育的做法，在富裕学校中出现，但在贫困学校却没有。这是因为富裕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基于学校的经验、机会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而这些在贫困的学校则是不常见的。

公立学校的分轨

尽管分轨有其官方的崇高意图，但依然是一个通过能力分组、课程选择、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将学生区隔开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在争夺好工作和高收入的竞争中区别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过程，它已经被用于中小学教育，即为那些被认为要上大学的人和那些被认为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不同且不平等的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约有85%的公立学校采用了分轨体系。[29]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高中被适度分轨，同时60%的小学实行了某种形式的以班级为单位的能力分组。[30]在21世纪初的中期，公立高中和小学采用某种分轨形式的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致相同。[31]

一些分轨项目提供了最大化的区隔，即学生在他们所有的课程中都保持在同一轨道上，而一些项目则提供了最小化的区隔，即所有学生至少在一起学习一些课程。根据对学生能力的信任，让他们进入不同的轨道，可以产生强大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轨道的设置直接或间接地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背景有关。直接影响是教师和管理人员对来自较高阶级孩子所具有的期望的结果。[32]间接影响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可能对大学表现出较低的兴趣，更少地受到父母和同龄人对上大学的鼓励，而且缺乏必要的成绩分数被选中进入大学轨道。[33]基于强有力的研究证据，分轨研究的分析人士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即分轨对低收入和非白人学生有负面影响。

学校支出和学生经历的不平等

学校之间的不平等最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学区在教育学生的投入差异上。学生人均支出是用来比较学校教师、项目和设施质量的最佳单一指标。2009年全国每个学生的平均支出为10905美元。一些州花费的较多，如佛蒙特州（18913美元）、新泽西州（15983美元）以及怀俄明州（15742美元）。其他州则花费较少，如内华达州（7777美元）、密西西比州（7814美元）以及犹他州（8141美元）。[34]在各州内部，贫富学区之间的比较（基于土地价值和家庭收入）提供了最能说明阶级不平等的证据。大城市里市区学区比郊区学区花的钱要少得多。2011年芝加哥地区学生人均支出在郊区学区高达11864美元，到市中心（学区）则为9860美元。[35]早期对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学校的研究显示，郊区学校学生人均支出在4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高于市中心学校学生的人均支出。[36]

在城市和农村学校的比较中也发现了学生人均支出差异。例如，早期的研究发现纽约城市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比非城市学区高出4300美元。[37]农村地区通常以白人为主，他们在教育上的花费远低于城市或郊区学区。[38]富裕的郊区学校，每个学生的花费几乎是贫穷的市中心学区的两倍，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负担起更好的老师、更棒的设施、更小的班级以及各种丰富教学的活动和项目。只要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是基于财产税，这些优势就永远不会进入市中心的学校。[39]

分轨和分流都与阶级不平等相连并反映了阶级不平等。这两种做法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对大学招生的影响。富裕学区的大量学生在小学和高中阶段都“进入了分流”，并且在学业、社交和情感上都做好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准备。然而，在具有异质化学生群体的学区对学生进行分轨，只有那些进入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才能获得上大学所需的资源。

进入职业轨道和高中的学生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他们降低了自身的教育期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过来自所处社会环境中同龄人和父母的鼓励。即使具有较高学术成就和潜力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把上大学当作目标。[40]这是因为，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子女很可能从父母、朋友和老师那里得到持续的社会鼓励，并将上大学视为他们教育生涯“自然而然的目的地”。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即使是学术成就高、智商高的学生，如果来自较低的经济群体，也不太可能进入大学。例如，几项研究发现，在学术成绩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在此类测试中得分较低的富裕家庭学生。[41]

不平等：大学、收入、机会

大学学位的优势，除了四年学习所获得的生活经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还包括更多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工作的机会。1979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几乎比高中毕业生高出50%。[42]但在2010年，大学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几乎是高中毕业生的两倍（高出97%）。[43]大学毕业生收入方面的优势在教育完成后的年收入对比中也很明显。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2011年高中毕业生全职全年工人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32000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年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55000美元（如图5.7所示）。就目前来看，一个大学毕业生一生将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多赚100万美元。简而言之，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与教育文凭的关系更为密切。

过去40年的证据表明，教育如何与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是导致许多政府和商业领导人提出把更多更好的教育作为许多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原因。由于新技术或工厂关闭而失业的工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提高技能才能在“新经济”中找到工作（如第3章所述）。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男女被鼓励去取得高中文凭，并考虑上大学，即使只是一所社区大学。

政府领导人经常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鼓励年轻人去上大学，他们有时也会谈论增加对学生的财政援助，但政府的援助远低于上大学的费用。在2010～2011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平均每年的费用在公立学校总计16712美元，在私立学校总计44619美元（学费、杂费和食宿费）。[44]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是联邦政府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援助的主要来源，该奖学金在2011年给学生们提供的最高奖学金为每年5550美元，而当年佩尔奖学金的平均资助只有3800美元。[45]对于只有低收入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上大学的费用和他们得到的有限经济援助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贷款来弥补的。由于钱被许多贫困学生和其他人借走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学生债务在过去几年里增长迅速。在2011年，“有三分之二的本科毕业生负贷毕业，贷款的平均金额略低于28000美元（不包括利息）”[46]。

大学教育能改善一个人的职业和收入前景，这一说法很难遭到反驳。即使考虑到第5章中关于大学毕业生收入在过去四十年停滞不前的悲观数据，大学毕业生在经济方面也比那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要好得多。拥有大学学位被证实有益于那些将他们的专业技能转化为商业、金融和专业领域高薪职业的特权阶级。也许这就是很多特权阶级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学的一个原因。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大约70%来自富裕家庭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则只有21%。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数据表明，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地位是大学入学（概率）和毕业（概率）的最佳预测指标。[47]

许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新经济中高等教育文凭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特权阶级把他们的大多数子女送入大学，而今天大量中等收入家庭做出了必要的经济牺牲，同样也将他们的大部分的孩子送进了大学。对后者来说，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大学文凭都是平等的。这一群体的学生往往很晚才会发现，大学学位并不能保证全职工作、加薪或从事需要学位的工作。例如，2011～2012年“年轻大学毕业生（21～24岁）的平均失业率为9.4%”。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在1973～2011年间下降了9.5%（图5.7）。其中很大一部分下降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全职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了5.4%……在2000～2011年”。最后，在2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中，大约40%的人正在从事“不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48]

正如下一节所阐释的，上述毕业后不太乐观的情景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非精英大学毕业生身上，特别是那些在当今新经济下需求不大的专业，或者是那些没有职业培训课程的专业（如法学、医学、药剂学、商学、工程学）中的学生。从名牌高校毕业、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学生不太可能经历这种不幸的后果。而且，对于那些在新经济下明智地选择了急需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即使他们来自非精英学校（如软件工程学、会计学、精算学、建筑学）。

普林斯顿和无名小镇：逐渐“凝固”？

人们经常断言，新技术将使富人和穷人的学习机会均等化。这是人们热切希望的，但我怀疑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

——Neil Postman，Nation（October 9，199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了学校教育对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强大影响。与美国梦所包含的信念相反，教育并不是为具有不同家庭社会地位的美国人提供机会平等的手段。学校教育通过美国梦的神话力量以及分轨和分流的影响服务于不平等的再生产，作为否认向上流动机会平等的手段。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谁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的问题，来继续我们的学校教育分析。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在过去的70年里，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194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216000个学位。40年后的1980年，官方机构颁发了近100万个学士学位。201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833000个副学士学位，160万个学士学位，611000个硕士学位，14万个博士学位（例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牙医博士、法学博士）。[49]与1940年相比，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环境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在有关女性的方面，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女性占到大多数。即便如此，大学生仍然主要是白人。2009年，除去非美国居民获得的学位，白人男性和女性占美国所有大学（颁发的）学位的72%。在少数族裔中，有11%的学位由黑人获得，9%由西班牙裔获得，7%由亚裔获得。[50]就阶级背景而言，今天在美国大学注册的2100万名学生大多来自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这一点从早些时候引用的有关家庭收入和大学入学率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即便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也许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美国梦的一个修正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一些非特权阶级的成员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但这也仅仅是也许。

本节的主要论点是，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大学扩招致使更多非特权阶级的年轻人进入高校，但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框架内，依旧出现了一种向更加固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体系发展的趋势。这种更加微妙和不那么显见的不平等形式，体现在特权和非特权阶级学生就读的学校以及他们选择的专业领域。来自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两年制或四年制有直接就业机会的课程，而非那些以攻读高等或专业学位为目标的课程。除了基于阶级的学术专业选择，有证据表明，女性和非白人学生同样做出了导致低收入的职业选择。[51]

从人力资源浪费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中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体系的后果，与高中学校里决定谁上大学的（基于阶级或种族的）分轨和分流体系的后果一样严重。让我们从4495所（2009年）能够为美国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服务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说起。上述约38%（1721所）的高校机构为两年制大学，上这些大学的学生，通常是因为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学历进入四年制高校，要么没有钱支付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或者他们已经就业并试图改善他们的文凭和就业机会。

在两年制学校之外，我们发现2774所四年制学校（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62%）是高度分化的。[52]这些机构中大约有200所是规模更大、更有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几乎（能够）授予美国全部的专业和高级学位。毕业于这些机构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人员，构成了特权阶级。这200所“顶级”大学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20所顶级私立大学（例如，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20所顶级州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克萨斯大学），所谓的十大联盟高校（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爱荷华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和其他州立大学。还有大约30所小型的“精英”文理学院，它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强大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基础）并收取高昂的学费（例如，阿默斯特学院、贝茨学院、鲍登学院、克拉克学院、科尔比学院、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弗福德学院、霍巴特学院、奥柏林学院、里德学院、威廉·史密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塔夫茨学院）。

这个简单计算的意义（除了一些人会抱怨我们对许多学校进行了错误的分类之外）只是为了说明高等教育是高度分化的，其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对他们的录取非常挑剔并且这些学校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特权阶级眼中50多所“精英”高校的一部分。随着原本就很富有的大学通过面向富裕校友的筹款项目变得更加富有，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53]在美国，给毕业生提供巨大优势的精英学校大约有50所，或者说不到全国所有高校的1%。进入精英学校的竞争是残酷的，富裕家庭的学生为竞争做了更好的准备。[54]一些就读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精英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年收入远高于25万美元的家庭，这并非偶然。如果你被这些精英学校的其中一所录取，那么在毕业之后申请精英研究院或专业学校，被录取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当学校教育完成后，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将进入美国社会主要机构中的高层职位，这些机构由超级阶级领导，特权阶级管理。进入“（前）1%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被“凝固”，这里是本节开篇使用的这个术语的积极含义。那些在这个体系中上升到顶端的人将拥有这个位置上所有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优势，享受“美好的生活”。

许多就读于1721所两年制大学和大多数2724所非精英四年制学校（2774减去50所精英学校）的学生，正在一种负面的意义上被凝固——也就是说，他们正在遭受“痛击”。这些学生大多进退两难。他们选择上大学，因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份“好工作”的唯一希望。由于针对高中学历人群工作的缺失，迫使很多人都去上了大学。而他们的父母甚至负担不起非精英大学的学费，所以许多学生打工的同时申请了贷款并希望所有的债务和牺牲最终都是值得的。他们放弃了四年的收入并负债累累，然而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只能找到每小时10～15美元或是每年20000～30000美元的工作。

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差异很大，从文科专业的36715美元到化学工程学的65142美元。在这些群体之间是护理学（39920美元）、中小学教师（45887美元）、商学（45887美元）和计算机科学（56128美元）。[55]很显然，具有专业技术学位的毕业生获得了更高的起薪，但正如多达40%的毕业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大学学位（只有17%的工程学专业毕业生这么说，但大约50%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表示，他们目前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56]可以肯定的是，在2724所非精英学校中，有一小部分毕业生在职业方面做得很好。他们通常毕业于之前提到的急需专业课程，他们拥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技能资本和文凭，但他们不太可能加入特权阶级。

为特权服务的双层教育体系

图11.2描述了我们所设想的为特权服务的双层教育体系。图的上层关注前文分轨和分流部分所描述的分流过程。特权阶级中最富有成员的孩子们通过分流进入精英预科学校，这些学校主要为学生进入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做准备。剩余的特权阶级孩子们在资源丰富的郊区高中接受教育，这些高中的学生在经济阶级背景上是同质的，通常依靠财产税获得充裕的资金。位于（图11.2）上层的学生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相互竞争进入少数的（约50所）精英大学和文理学院，这些学校都是精英学校，因为它们都是由富有的校友捐赠的，它们的录取程序是十分严格的（如它们会收到比录取人数更多的申请），同时这些学校的学位得到了雇主和精英研究院的优先“社会安置待遇”。[57]这些精英学校的一些毕业生进入了法律、医学、商学和工程学的精英学校，其余大部分进入了美国大公司的主要职位。

图11.2 为特权服务的双层教育体系

注：1.精英大学：大约20所，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2.精英研究生和专业学院：大约15所，包括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3.精英文理学院：大约30所，包括阿默赫斯特学院、贝茨学院、鲍登学院、布朗大学、布林茅尔学院、里德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塔夫茨大学、科尔盖特大学、威廉·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欧柏林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卫斯理大学、巴纳德学院、布兰迪斯大学、曼荷莲学院、哈弗福德学院、霍巴特学院、斯基德莫尔学院、联合学院。

4.非精英学院和大学：大约2700所。

5.非精英研究生和专业学院：大约200所。

6.社区学院：大约1700所。

图11.2的下层代表了大多数学生所在的位置。2012～2013年，美国高中毕业生约320万人；其中大概有30万人毕业于各类私立高中（包括宗教学校）。[58]但在所有私立高中的毕业生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格罗顿高中（Gorton）、菲利普斯·安多弗中学（Phillips Andover）和凯特中学（Cate）等精英预科学校。[59]50所精英高校的入学人数只占到进入高等教育数百万学生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绝大多数的非特权阶级学生进入了2724所非精英高校和1721所社区学院。很少一部分没有特权的高中毕业生“逃离”底层轨道，进入精英学校，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标准化的考试成绩。[60]一项对哈佛大学录取程序的研究表明，该校确实试图录取少数“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学生，这些学生根据高中成绩、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测试标准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能力。[61]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描述了从图11.2的底层到特权阶级学校教育分流中为数不多的凝固。

这种双层特权教育体系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它的运作方式在过去40年里没有多大改变。与非精英学校的毕业生相比，精英高校的毕业生在精英学校的专业项目和/或更好的工作中（例如，声望、机会和收入）获得了更高的录取率，这一点是真实的并且与能力无关。学位授予机构的声望对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和收入的影响超过了他们毕业生个人的能力。

在20世纪50年代，有研究比较了常春藤盟校、著名的“理工”类学校（如加州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精英私立学院、十大联盟高校、其他中西部大学和其他东部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与学校的声望排名直接相关，这种模式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都有发现；随着学校声望的提高，学生的赚钱能力也会提高，而且与成绩无关。[62]

60年前精英学校毕业生享有的模式性优势如今依然存在。来自特权阶级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最著名的学校，他们选择的学习项目最有可能获得高收入。[63]事实上，特权对人们上哪所大学的影响可能比60年前更大。特权阶级的子女可以进入更好的高中（如果不是私立学校的话），并获得一种教育经历，以满足最挑剔的精英大学的入学要求。而且特权阶级的家庭有钱帮助他们的孩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

阶级背景对上大学的影响是持久的，这一事实证明，来自高学历家庭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比学士学位更高的高等教育。在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中，进入专业项目的人（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家庭。[64]

对于工人阶级里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来说，最后一个障碍是上名牌大学的费用。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在2010～2011年，进入美国四年制大学平均每年的费用在公立学校总计16712美元，在私立学校总计44619美元（学费、杂费、住宿费和伙食费）。那么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2301美元（2010年金额以2011年美元计）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如何能够负担他们的孩子上大学，尤其是上私立学校的费用？[65]即便是位于收入分配前三分之一，家庭收入中位数在161252美元（2010年）的特权阶级家庭也可能会发现很难支付孩子上私立学院或大学的费用。[66]因为贫困学生的父母收入有限，同时由于联邦政府以佩尔奖学金的形式对低收入学生进行资助，其限额被控制在5500美元以内（如前文所述），这些学生进入费用较低的州立大学，通过贷款和工作来支付他们的开销。选择的专业通常是出于实际考虑，比如毕业后立即就业的需求。这可能导致学生选择以职业为导向的项目，如教育、护理和技术学位，从而保证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工作，但为获得高收入或积累大量财富提供的机会非常有限。

大学版美国梦

美国梦非常强调大学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当然还有努力工作）。沿着由学术轨迹、优异的成绩和较高的大学录取分数的“金砖路”前行，终会让人获得大学学位并踏入翡翠城。然而，大学版美国梦中缺少的一个重要现实细节是，大多数“普通”高校的学位并不是通往特权阶级的门票。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精英学校的文凭是成为特权阶级成员的必要条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每个沃尔顿家族的人，都能从家庭财富中获得可观的信托基金收入）。

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版美国梦的另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工人阶级背景对有志于大学者的不利影响。美国梦似乎假定贫穷但有才华的青少年为上大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是具有积极向上动力的成功者。它进一步假定，这些学生具有“合适的”社会品质，如在大学获得成功所需的价值观、抱负和文化资本。简而言之，美国梦似乎假定，贫穷但才华横溢的黑人和白人学生之所以能上大学，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化的入学机会。这种观点认为，上大学的机会遵循一个时间顺序，即上大学的价值观和抱负是第一位的，而流动性机遇是第二位的。

对于一些即将进入大学的工人阶级学生来说，美国梦的假设和社会化机会模型是相对适用的。一些人拥有与大学相关的价值观、抱负和文化资本，这是因为重视教育的父母、有志于大学的同伴和努力帮助他们准备考取大学的老师为他们提供的社会化经历。但即使是准备充分的工人阶级高中毕业生，通常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成员，他们往往会发现，大学前的准备工作并不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意识到大学所呈现的非学术障碍，比如经济、社会和情感压力。许多准备充分、意志坚定的工人阶级的学生最终会适应大学生活，但往往是在经历了许多个人奋斗、失望和挫折之后。

许多工人阶级的学生很可能会发现，与准备相对充分的工人阶级同伴相比，上大学对他们来讲更具有挑战性。这是事实，因为一些低收入的学生可能最终进入大学，不是因为社会化机会，而是因为情境性选择，这是没有计划的，缺乏对大学生活的准备。让我们回到尼克·卡拉多纳的故事，来考虑这种可能性以及工人阶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经历的困难，我们在本章的开头提起过他。

尼克·卡拉多纳：过去和现在的大学生

当我们离开尼克的时候，他已经从高中辍学，在一家博彩公司从事销售和“运营者”的工作。他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几年了，渴望尽快开始自己的“规划”，只要他积攒了足够的钱，并找到一个好地方（合适的社区/少数种族聚居地）。不幸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尼克应征入伍。服役两年之后，他带着两个目标回到了他原来的社区——用他在部队积攒的钱买一辆车并在不去上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他退伍军人的优势。他买了一辆车之后，接着去了退伍军人管理局（VA）并报名参加20/20的俱乐部——据说找工作期间每周能领到20美元一共可以领20周（那时候的2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5美元）。尼克领完20周的20美元后，回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看看下一步做什么。那里的职员建议说，由于他高中没有毕业，他应该考虑在夜校取得高中文凭。登记后，他每个月能得到90美元。所以尼克上了夜校，完成了英语和历史课程，并拿到了高中文凭。然后他带着“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回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

这次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职员说：“为什么不上大学呢？”尼克从未有过这个想法。职员告诉尼克，他较差的学业成绩会妨碍他进入一所“好”大学，因此建议他申请一所州立师范大学。这个主意最吸引尼克的地方是他上学的时候每个月能继续得到90美元，尼克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尼克进入师范大学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他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为第二天新生入学做准备。那天晚上他带了一些唱片去学生会找唱片机。在路上，他买了一瓶酒，准备一边喝酒一边听着他最喜欢的唱片［他喜欢萨克斯，他有本尼·卡特（Benny Carter）、维多·穆索（Vido Musso）和科尔曼·霍金斯（Coleman Hawkins）等人的作品］。尼克摆好他的唱片和葡萄酒，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一边小口啜饮着，一边听着。没过多久，他就被礼貌地告知必须离开，因为校园里不允许喝酒。尼克吓了一跳。在这个州，你18岁之后可以喝酒，但是你不能在校园里喝酒。

对尼克来说，留在大学里是一种煎熬，不是学业上的煎熬，而是社交上的煎熬。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件，尼克可能撑不过第一学期。在上学的第一个月里，他遇到了一个街坊好友，这是他从战前就没有再遇到过的朋友。托尼·伦博（Tony Lembo）是邻居家的孩子，他们十五岁的时候一起打过垒球。托尼的父亲有一辆热狗手推车，他每天都把它停在地铁站附近。托尼曾在韩国当兵，他利用自己的优势成了一名体育老师。托尼和尼克决定住在一起，不久他们遇到了其他几个退伍军人，组成了一个喝酒打牌的圈子，在面对学术氛围的同时支撑着他们。

尼克在追求大学版美国梦，但并非完全按照与之相关的传统剧本。尼克从未真正成为大学圈的一员，但他通过和其他工人阶级的人一起出去消遣来维持并保护自己，这些人发现自己身处同样的位置，面临类似的适应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尼克多年前的经历与如今渴望上大学的工人阶级学生的经历大不相同。首先，尼克成长的那段时间，恰好是二战后美国出现钻石型阶级结构的时期——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其次，与钻石型阶级结构相关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机会比今天的双钻石型阶级体系要开放得多。最后，当时的大学录取程序包含的学术和官僚性障碍要少得多，大学学费的负担问题也小得多。学费之所以便宜，部分原因是当时州立高校的大部分运营成本都是由州政府征收的税收支付的。

虽然与尼克成长的时期相比，今天美国的阶级和教育体系的许多特征都不尽相同，但他在大学里的一些经历却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学生相似，他们都是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首先，尼克“如鱼离水”，无法适应大学社会场景的经历，可能会引起当今许多工人阶级大学生的共鸣，无论他们是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还是“其他人”。比如，我们知道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就读的有色人种在努力成为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方面面临重大障碍。[67]其次，就像尼克为了应对大学生活而退回到工人阶级朋友圈一样，如今许多工人阶级的学生也在寻找有着相似背景的人来寻求社会安慰（但如今大学校园里的工人阶级学生越来越少，可能比尼克那时更难找到同伴）。最后，正如尼克被鼓励选择一所二流“师范学院”（由于准备不足），今天许多工人阶级的学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但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如今，很少有在学术上准备相对充分的工人阶级高中毕业生，渴望进入精英大学。这些学校的费用他们根本无法负担。但即使是最便宜的四年制大学费用也不低。工人阶级学生想要快速读完大学（以减轻）所面临的经济负担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优秀学生放弃四年制大学，选择更便宜的两年制社区学院，这样他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债务也更少，并且可以迅速开始工作——减轻自身和家人的压力。

持续不平等的未来？

本章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复制了更大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尤其是那些基于阶级和种族差异的不平等结构。它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通过宣扬一种意识形态，称学校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是向上流动的康庄大道。其次，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一种基于学术质量划分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中，这一体系由精英学校、普通学校和差等学校组成。这些学校的质量差异直接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类别有关。中小学教育经历的质量有助于决定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小学、中学或高等教育发生有望扩大年轻男女平等受教育机会的重大变化的证据。公立中小学校很可能继续依靠延续不平等的方法（如财产税）来提供资金。结果将是，资源丰富的学校和资源匮乏的学校在提供的教育经历质量方面依旧存在严重的分化。[68]由于学费上涨的速度快于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变得更加有限。少数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大学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进入精英学校的有限机会，为其毕业生带来了更大的优势。

中小学中与学生的社会阶级成员身份和/或他们的种族/族群身份有关的不平等在今后几年内很可能会得到加强和扩大。对人口趋势的预测表明，在高度区隔的环境下，（一些）中小学中有色人种学生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家长对（学校）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质量提出比原来更高的要求。特权阶级的父母可能会以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来回应这种状况。随着公立学校预算的下降，工人阶级的家长可能也会被一些机会所吸引，即一些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从衰败的学校搬到新的、所谓的特许学校或其他看似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好处的机会。

商业共同体中的精英阶级领导人对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忧，以及对标准化考试、教育券（voucher）以及特许学校等改革的呼吁，最为强烈和持久。尽管家长和教师团体长期以来对民主教育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教育事业，但他们常常反对公司化美国所青睐的那种“改革”。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指出的，“改革”公共教育的兴趣大多是由存在于学校私有化中的公司利益所驱动的，这种私有化使其成为营利性企业。

关于教育改革如何以及为何成为超级阶级将学校重塑为营利中心有力武器的故事，太长太复杂，无法在此展开探讨。因此在这里只能说，在通过教育券、特许学校和其他项目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多自由选择的伪装之下，超级阶级及其盟友正试图转移人们对他们核心优先议程的注意力，即粉碎教师工会的公共部门以及增加公司利润。[69]

基于新阶级体系、新经济和超级阶级公司教育“改革”议程的现实，美国的教育不平等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极可能还会加剧。来自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底部家庭的学生将会发现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找到具有长期职业发展前景的全职工作越来越难。而日趋明显的是，大量大学毕业生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一趋势将日益凸显一个事实，即在当今与新经济相连的职业结构背景下，大部分大学为大多数学生提供的职业准备与大多数非特权阶级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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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日常生活中的和解

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1782）

和解意味着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状况或躁动不安的人群，转化为一种安宁的状态，即一种顺从的、和平的、冷静的状态。在冲突的阶级利益语境中，和解还意味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操纵和控制（但并没有必要将这作为一种阴谋论）。通过将和解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本章将关注大众与阶级相关的意识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塑造并趋于缓和的。和解如果成功，则会引领大多数非精英接受阶级不平等以及为之提供合法性的制度安排，这就意味着这种阶级不平等和制度安排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更有甚者，也可能被认为是某种怪异的“公平”。因此我们所说的和解和研究不平等的社会学家所指的“合法化过程”有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个过程，身处于不平等和阶级分化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愿意接受阶级不平等。[1]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思考超级阶级、文凭阶级和大部分特权阶级的权力和优势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得到运用、加强以及合法化的。由于和解涉及多层面的过程，对于它的全面探究需要单独写一本书。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所选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议题如何与日常生活中的和解相联系，从而把这个复杂的过程拉回到现实中来。我们的议题包括小城镇经济发展、禁毒战争、《美国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和文化产业。这些现象不仅将国家的趋势与地方性活动联系起来，而且揭示了超级阶级主导的组织如何促进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社会控制及存在于非精英中的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这些向我们展示了超级阶级的权力和观点如何嵌入那些推动和解过程的理所应当的制度实践和技术之中。

增长还是衰败：精英阶级对美国小城镇的威胁

一个主要公司的离开对地方经济增长联盟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其最终结果常常是形成一种“逆向竞争”，即为了吸引公司进驻，（竞争）城市会为它们提供减税、宽松的环境管制和其他的福利。

——G.William Domhoff，Who Rules America？，6th ed. （2010），5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级阶级在获得最大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方面已经非常成功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结果既不简单也不廉价。这要求超级阶级对影子政治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关照和哺育。而且，制定并传递有利于超级阶级利益的施政主张和政策不会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这种情形遍及美国的州、市和镇。在这部分，我们讨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装配工厂在美国中西部社区选址与和解过程之间的关联。尽管我们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但是研究发现在现今社会仍有重大意义。研究发现揭示了精英阶级（即，超级阶级及其文凭阶级盟友）如何制造地方危机，要求市民付出牺牲并合法化这些牺牲，然后从他们所制造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获益。尽管这种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小城镇中以阶级为基础推动这些项目进行和民众接受的动力却依旧存在于今天的“新经济”中。

过去的几十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小型社区拥有多么脆弱的经济基础。许多小城镇只有一个大约有着千人员工的大型公司、少量的中型企业和许多小型的零售和服务商店。大型公司，尤其是那些有着制造工厂的公司，一直居于许多小城镇经济的中心位置。当一个大的雇主宣布关闭工厂计划时，这对于小城镇的经济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失去1000个平均薪酬在30000美元的工作也就使社区失去了数百万的消费收入。同时收入税和工厂财产税的损失极大地减少了城市的税收。另外损失还体现在工厂员工对当地慈善机构和教堂的捐款和他们及家人在社区组织中志愿工作的减少。由于工厂在小城镇中的重要性，当工厂宣布关闭时，就很可能产生一种意料之中的模式化情景。

当小城镇中的一个工厂宣布关闭时，经常伴随着公司这样的声明，即将这个决定“说成”以下的情形：这个工厂已经过时了，考虑到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行升级更新的成本过于昂贵。这个时候，市长很可能会询问公司高管们怎样才能让他们重新考虑。如果一个工会代表着工人，它的领导可能会同意就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妥协问题进行讨论。本地的商业共同体也许会要求市长以及市议会和县议会为其发展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更糟糕的是，其他的商业共同体可能会提醒市和县注意它们的经商成本。它们可能会提出免税作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虽然城市之前可能已经进行了减税，但是现在这样做意味着政府将会减少在学校、消防和治安保护、城市服务以及新职业共同体发展部门的投入。

这个关于一个虚拟小镇的故事已经描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听起来有些像敲诈、勒索和贿赂，尽管在政治和商业圈中并不采用这样的术语来形容这些活动。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反映出，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数以百计小社区中已经发生并仍然在发生的真实情景的基本情况。这些小镇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增长还是衰败！

在20世纪80年代，6个有着6500到85000人口规模的小镇都曾经成为大型日本汽车装配工厂所在地：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本田汽车公司）、田纳西州的斯麦那（日产汽车公司）、印第安纳州的拉法耶特［斯巴鲁五十铃汽车公司（Subaru-Isuzu）］、伊利诺伊州的诺马尔［三菱汽车公司（Mitsubishi）］、密歇根州的弗拉特罗克（马自达汽车公司）、肯塔基州的乔治城（丰田汽车公司）。在各州吸引国外投资的竞争中，以上的每个城市和州都是“赢家”。这些赢家如何拥抱产业转移驱动的经济增长，并以此来避免“消失在黑暗中”命运的故事，揭示了精英阶级如何制造危机，并从他们所制造危机的解决方案中获益，同时安抚非精英阶级的事实。

锈带各州，像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都曾在主要公司工厂关闭的过程中受到重创，从而导致它们陷入了竞争新生意的“区域战争”中。[2]那么社区是如何吸引新厂商来弥补工厂关闭带来的失业问题呢？简单地说，就是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各州政府为大的工业厂商提供的“一揽子激励”往往包括一系列的优惠，一般从土地开始，通常还包括场所准备（道路、供水、排污管道）、员工培训和财产税减免，整个一揽子激励的价值达到1亿美元甚至更多。例如，1985年肯塔基州给丰田汽车公司提供了1250万美元的土地资金、2000万美元的建设准备资金、4700万美元的道路建设资金、6500万美元的员工培训资金，另外还有520万美元来满足日本管理者孩子的教育需求。而以上的投入不过是交易的一部分。再加上债券利息支出，整个一揽子激励花费了肯塔基州纳税人3.5亿美元。[3]

尽管实行激励措施的目的是吸引公司和新增就业，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明显地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产业转移过程中创造的每个就业机会的一揽子激励成本高达5万美元。之后的几十年见证了一揽子激励总值的飞速增长。例如，1991年全美50个州为吸引公司在其境内建设或迁入工厂和其他公司业务共花费了160亿美元。本世纪初这个数目增加到了每年264亿美元。[4]到2010年代初期，州地方政府给公司提供“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落户激励资金和超过700亿美元的总补贴”[5]。这样每个工作机会的激励成本也随之迅速增长。例如，199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激励措施吸引宝马公司在斯帕坦堡开设了一家工厂，其所提供的每个工作的成本是7.9万美元；1997年激励措施为亚拉巴马州的万斯吸引来一间梅赛德斯工厂，其所提供的每个工作的成本是16.7万美元。[6]

精英阶级的出场：中心地带的和解

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发现密歇根州、田纳西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为了使日本汽车装配工厂落户共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的“一揽子激励”资金。考虑到新工厂所雇佣的2000名左右雇员，人们认为这些激励资金花得很值得。同时，对于那些从增长中获益的商业共同体来说，这当然是个好事——尤其是银行、律师和房产中介，它们能促进与新增长相关的商业交易。但是工厂所在地（大约90%的）社区（和州）中的大多数居民并不会从中获益。相反，他们还不得不承担一揽子激励带来的高额税赋。他们还“赢得”了越来越拥堵的交通、更高的住房成本（租房和买房）以及在繁荣增长中实现就业的职工子女的学校建设所带来的更高的市政费用。显而易见，增长确实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谁的利益呢？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人问过城镇中的居民，他们是否认为给产业转移带来的每个新工作岗位花费纳税人5万美元钱是桩“好买卖”。这些交易是在将要到来的公司高管和州以及地方精英阶级成员（政府、商人和职业领袖）之间达成的，之后此类交易就被“卖”给了相关社区的人民。

产业转移的故事通过电子媒体或纸媒在当地传播。当地的报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在新闻客观性和市民责任感方面具有良好的声望。尽管地方报社被认为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即保守派还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但是当报道涉及例如社区出资修建的学校、图书馆、道路和休闲设施议题时，它们也同样常常被认为是会考虑广泛社区利益的。但是我们必须重申，报社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商业公司。它们也同样被期望像其他的公司一样为其股东赚钱。而广告销售则是促使报社营利的引擎。因此，产业转移城市中的报社在增长中有着既定的（通常是隐藏的和不被承认的）利益，这种利益由银行家、房产中介、律师、建筑公司和商会共享。所以，竞争产业转移的城市中的报社报道的关于激励和产业转移对社区有益的故事，就是一个被超级阶级的正式成员及其文凭阶级盟友所扭曲的故事。

地方倾向性言论：所有的新闻都适合发表吗？

我们在中西部三个社区分别调查了一家当地报社在日本工厂产业转移同时所发表的文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地方报社如何处理社区竞争和拥有一个新的、大型制造公司的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复杂评估任务。每个项目都有潜在的从多元社区群体中产生反对派的可能性，例如：环保主义者、工会和相关的纳税人。考虑到潜在的公众争议和社区冲突，我们感兴趣的是当地报社如何呈现故事并塑造社区人民对于该议题的认识。

我们分析的三个报社和周期分别包括：《拉法耶信使报》（印第安纳州，1986年12月～1987年9月），《莫非斯堡每日新闻》（田纳西州，1980年9月～1981年9月），《列克星顿先驱领袖报》（肯塔基州，1985年12月～1986年12月）。在我们所调查的时间段中这三家报社一共刊发了490篇关于产业转移的故事。分析这些故事是为了回答“谁会就产业转移发声”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会选择个体和组织代表，发表关于产业转移、激励资金及其对社区意义的看法。

在490篇文章中，提到了1769个人，并展示了他们对于产业转移的观点。我们的分析发现，故事里提到的人中，有36%的人来自商业和工业领域（公司高管、律师、商会成员），50%的人是民选官员（市长、州议员、国会代表）或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官员，只有13%的人来自政商圈之外，如工会领袖、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福利服务者。因此，在产业转移故事中所传递的近90%的观点，来自那些有望赞成商业或者赞成增长，又或是能够在赞成产业转移中获利的人。事实上，特权阶级的代表在报纸刊登的文章中发表的观点最多。这种结果显示，地方报社并没有为他们的读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和分析做出努力。

分析这490篇文章所占的空间后我们发现，三种报纸中这些故事所占的面积一共有19331平方英寸。对这部分空间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83%的空间被用于赞成产业转移项目的观点。相反，只有17%的空间被用于表达关于产业转移某些方面的“消极”或“批判”的观点。简而言之，报纸上关于产业转移的整体语调毫无疑问是正面的并且支持、赞美纳税人出资为私人公司提供财政激励。报社充当了产业转移和经济增长的鼓吹者而非均衡信息和观点的客观提供者。他们关于产业转移的报道和片面的故事情节，与具有利益导向的报社所有者、出版商和编辑的阶级利益相一致，这些人属于精英阶级。

地方报纸上支持增长的压倒性观点，说明州和地方特权阶级成员的观点在媒体报道的经济议题上占支配地位，这对于地方社区有着阶级基础的意义和后果。就产业转移而言，地方特权阶级成员的行为有着强化和再生产国家层面超级阶级公司和政治精英的地方利益的作用。产业转移的例子阐述了多数社区是如何从跨国公司关闭地方工厂、减少地方工作机会、陷入被公司压榨境地的过程。面对失业带来的财政危机和工厂关闭带来的税收减少，这些社区被迫加入与其他面临相同压榨情景的镇和州的竞争中去，即竞争支付数百万纳税人的钱作为“激励”吸引其他大公司为他们的城镇带来新工作机会的“特权”。

新22条军规：私人盈利，大众埋单

人们极为熟悉的工厂关闭情景以及紧随其后的产业转移竞争，阐明了如何在双钻石型阶级结构中建立一种“新22条军规”。[7]这条军规的本质是：盈利是私人的，费用是大众的，并且这两者的大部分都由工人阶级埋单。由于做生意所获的盈利是私人的，除去小部分较低的公司和资本利得税，它们中的大部分又原封不动地流回到精英阶级的手中。但是工厂关闭的社会成本如失业率提高、福利支出提高、家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更高的心理和生理疾病的发病率以及以基础税收支出为吸引新企业而采取的财政激励都是由大众承担的。而且这两种费用从源头上来看都是工人阶级支付的。超级阶级所有的公司的常规商业运作在产生私人盈利的同时也制造了社会问题，但是都以一种或多种形式由工人阶级买单，大多数的费用都与公司体制相关。最显而易见的是，这既包含了对于工人阶级更高的税收，同时又包含了承担大多数由公司制造的社会问题的人力成本，例如，失业的痛苦、对混乱生活的困惑以及社区服务逐渐消失而导致的挫败感。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导致一个骗局，它对精英阶级和许多其他特权阶级成员来说是胜利，对工人阶级则意味着不公平待遇。

这个新22条军规为我们提供了洞见阶级利益和阶级负担之间矛盾的有益视角，这其中就涉及公司运作和公共政策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报纸上关于汽车产业转移的报道并未承认存在此类军规。那种双赢的说法主导了当地许多关于产业转移的报道，帮助掩盖了阶级利益的冲突，并哄骗当地民众接受这些交易，令其认为这能够使相关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纸是一个社区和街道范围内和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赢得工人阶级的“心灵与头脑”，使他们支持产业转移项目。这其中并不需要阴谋。正如报纸报道所说的那样，精英阶级主导的机构的常规运作足以确保地方的和解。这一结果的证据是，在我们所选择的社区中，没有显著或持续地反对产业转移的声音。

增长还是衰败：结论

尽管我们的研究要解决的是汽车产业转移问题，但是这些案例使我们洞见了工厂关闭的阶级动力以及州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新公司而采取的经济激励发展措施，这都与今天各种各样的生意有关。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许多公司都表示愿意关闭与自身利益和目标不一致的工厂，并在那些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政府资助的激励措施的州和社区开办新业务或迁入现有设施。在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研究和她所说的“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中，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观察工厂关闭和各州、社区为吸引新生意所提供的激励措施（比如汽车产业转移）[8]。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提到的，这一学说与“灾难资本主义”相联系，“灾难资本主义”是指一种商业模式，即颠覆性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为大型公司和超级阶级友好型政府官员实现主要经济和公共政策的转型创造机会的商业模式。她指出灾难有助于使公众相信危机是真实而严峻的。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普通纳税人会为解决方案买单——通常是以增税的形式。克莱恩用于阐释“灾难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例子大多来自波兰、俄罗斯、智利的国际事件以及新奥尔良州卡特里娜飓风的灾害的后果。但她的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公司诱发的社区“冲击”（如工厂关闭）和各州及地方政府之间由公司鼓动的竞争，即利用纳税人资助的激励措施来吸引新生意。正如过去一样，纳税人首先被工厂倒闭的灾难吓坏了。然后他们通过媒体得知，（利用）经济激励和增加税收来支付吸引新公司的经济激励是必要的，但是每个人都将从这一政策中受益。最后，当一个新的工厂落户该镇，享受激励政策并开始营业时，他们会被诱导感到安慰（和解）。

禁毒战争与和解

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讲，“禁毒战争”常常被用作社会控制的借口。……事实上，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禁毒战争都是针对贫困和危险阶级的战争。如此说来，又有多少政府会放弃呢？

——Ken Silverstein and Alexander Cockburn，CounterPunch（1998）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的民选官员已经为控制违禁药物的出售和使用做出努力，这其中就包括实施若干严厉的惩罚性禁毒法律。这些努力还包括美国政治领导人对符号政治的频繁使用，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禁毒战争”。符号政治描述了一种政治手段，特指当选领导人选择和使用“安全”的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来增加自身和他们那些精英阶级支持者的利益。这种方法是安全的，因为它集中注意力于一些看似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但是不会威胁到精英阶级的利益，同时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广泛的吸引力。符号政治至少与三个层面的符号性行动相联系。首先，当选领导人通过对公共福祉“建构威胁”，来增加自身的政治利益。这意味着这些领导人，在超级阶级赞助人和媒体关注的帮助下，选择大多数市民所感知到的不良社会环境，并通过政策声明和政治资源动员将其转变为需要政策干预的首要公共“威胁”。其次，当选领导人提出程序化的干预措施，并声称将会改善与其所“建构威胁”相关的有问题的社会状况，同时还将向选民保证公职人员和相关机构正在妥善应对这些威胁造成的危险。最后，当选领导人可能会借助“替罪羊策略”，将“建构威胁”与不受欢迎或污名化的群体建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借此诱导公众将这些群体当作威胁或问题的来源。[9]

今天美国的政治版图包含了许多符号政治的例子（例如，恐怖主义、恋童癖、移民、堕胎），我们将所谓的禁毒战争作为这个概念的经典例证。随着一个高调的、政治性建构的“威胁”（“毒品瘟疫”）的出现，禁毒战争现在已经包含了大量的各种政府政策和计划，并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产生了与阶级相关的影响和后果。违禁药物使用很容易被刻画为对国家、州和社区公共福祉的一种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各级政府领导人，接受将符号政治作为解决违禁药物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他们作为民选官员的政治运动和工作中。通过提高公众对违禁药物的关注（主要归因于符号政治）已经鼓励各级政府官员通过实行普遍的禁毒法律、政策、项目和执法实践来“解决”毒品问题。这些进展及其后果构成了禁毒战争的核心——这场战争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强大的、不言自明的力量。符号政治驱动的禁毒战争的一些特征塑造着日常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惯例，这种方式强化了精英阶级的利益，促进了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从而有助于日常生活中的和解。导致这些后果的禁毒战争特征的例子包括：严厉的惩罚性毒品控制法律，对毒品犯罪实行多年强制性监禁，执法机构依法没收毒品走私犯的资产，对已定罪的毒犯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以及对学生（由学校）和工人（由雇主）进行药物测试。

一些市民可能会认为上面列出的禁毒战争特征是正面的，并将它们看作“赢得”禁毒战争的必要条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太可能看到这些特征如何强化精英阶级的利益，促进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或是促进日常生活的和解。就某些方面而言，考虑到美国人只有低水平的阶级意识并且大多数美国人缺乏接触阶级分析和阶级权力观念的机会，出现这样的“脱节”是意料之中的。为了说明我们认为存在的联系，按照冰山隐喻来思考禁毒战争是有益的。在传统社会分析中禁毒战争的一些特征浮现在“吃水线以上”并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战争的其他重要特性，如阶级利益与和解是隐藏在“吃水线以下”的，即在我们现有社会意识的文化条件水平之下。想要发现并理解这些特征需要我们利用所谓的“声呐设备”，也就是阶级分析。

国家控毒战略及其效果

1986年，由于里根总统的全国“禁毒战争”电视演讲和随后颁布的1986年《反毒品滥用法案》，全国公众和政党对“毒品问题”的关注迅速提升。自禁毒战争启动开始，它就始终是政治和媒体关注的焦点。[10]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范围被附加的联邦法律扩大了，这促进其发展成一个强大、复杂而多层面的力量。促进禁毒战争扩大的一个主要联邦行动就是1988年《反毒品滥用法案》。它促成了“国家控毒战略”的建立，目的是系统地控制美国违禁药物的供应和需求。自1988年至今，这一基本战略一直引导着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政府对禁毒战争的决策过程。[11]尽管禁毒战争战略呼吁减少毒品的供应和需求，但其主要关注点一直是减少供应。过去和现在的联邦毒品控制支出模式说明了这一点。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联邦政府用于减少毒品供应的资金一直多于用来减少毒品需求的资金。2013年全国毒品控制预算总额（256亿美元）中，59%（151亿美元）用于减少毒品供应（由联邦执法机构进行控毒），但是只有41%（105亿美元）用于减少需求（其中14亿美元用于预防，91亿美元用于治疗）。[12]

尽管减少供应的支出占到联邦毒品控制支出的大部分，对这项职能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美国执法机构在违禁药物控制上的总支出，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联邦政府减少毒品供应的预算金额中不包括联邦政府用于支付被判涉毒罪犯的监禁成本。其次，联邦政府减少毒品供应支出不包括国家和地方执法机构为实现这一职能所花费的大量资金。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州和地方的毒品控制花费比联邦政府通过执法机关减少毒品供应的花费更加集中。

禁毒战争战略重点强调减少毒品供应维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刑事司法体系已经成为减少美国违禁药物供应的主要工具。刑事司法体系的各个部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负责执行大量的国家、州和地方颁布的禁毒法律并维持着法院和刑事机构的运行，这对于执法过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执法机构、政府官员、法院、法官、监狱和拘留所组成了多层次的、具有广泛社会性努力的中心，即通过对吸毒者、贩毒者、毒品走私者进行抓捕、定罪量刑和监禁来减少毒品供应。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但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内的很多维护禁毒战争的人都未能实现减少国家毒品的供给或是需求。[13]然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禁毒战争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因涉毒犯罪入狱的囚犯数量飙升，美国监狱中的人数显著增加。有资料显示，在1980年到2010年间，美国联邦和各州监狱以及地方拘留所中犯人的总数从1980年的502000人上升到2010年的2300000人。[14]监狱里增加的这部分罪犯中，因涉毒犯罪被监禁的占到很大的比重。1980年，美国联邦和州囚犯中只有13%的囚犯因涉毒犯罪被关押；而在2010年，51.1%的联邦囚犯和17.8%的州囚犯是因涉毒犯罪被关押。[15]

美国监狱的绝大多数囚犯，包括那些因为涉毒犯罪被监禁的人，都来自贫困阶层或具有工人阶级背景。[16]虽然全国性研究表明大多数吸毒者是白人，但是2010年联邦和州监狱的囚犯人口种族和族群分布是，32.2%为白人，38%为黑人，22.3%为西班牙裔，7.5%为“其他”。[17]相反，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人口总体中64.9%为白人，12.1%为黑人，15.8%为西班牙裔，7.2%为“其他”。[18]

阶级利益、不平等与和解

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禁毒战争强化了精英阶级的利益，促进了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从而推动了日常生活中的和解。第一，禁毒战争通过反抗共同敌人即贩毒者和吸毒者，促成了“毒品的妖魔化”，增强了社会团结。第二，禁毒战争战略在减少供、需两个维度，提倡采用从个体层面解释并解决与违禁药物相关社会问题的方法。第三，禁毒战争还提倡对精英阶级控制的权威和权力结构不加批判地接受和顺从，包括社区层面、警察和地方机构与控毒力量的联合，如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进行药物检测。第四，禁毒战争有助于一个实施惩罚性法律的反毒品控制模式和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为中心的控毒力量的合法化。第五，禁毒战争通过大幅扩大监狱人数，强化了精英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受排斥阶级的主导与社会控制。

以上五点中的第一点提醒人们，符号政治通常始于由政府官员和公司媒体创造的有害于公共福祉的可怕“威胁”。在禁毒战争中，违禁药物、吸毒者和贩毒者被断定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造成致命的威胁。民选官员告诉我们，这种可怕的威胁需要人们团结一致对抗那些出售或使用违禁药物的人。利用社会团结对抗共同的敌人往往会抹去阶级差别的意义，有助于转移公众对阶级不平等的注意力。这样的情形无形中消除了关注禁毒战争的人们讨论阶级结构和阶级不平等问题或三者之间联系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说禁毒战争是精英阶级为了分散工人阶级对阶级不平等的注意力而进行的某种阴谋论的一部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像禁毒战争这样被建构的威胁，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我们高度不平等的阶级体系中转移开来，使阶级不平等无法成为社会焦点。

第二点表明，美国的禁毒战争战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出售和使用违禁药物是由于人们做出的自由意志选择。尽管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它完全忽视了阶级不平等对人们的生活经历、教育选择权以及职业选择的塑造作用。例如，在第11章我们阐述了阶级分层、教育不平等和职业机会结构是如何在我们社会中运作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大量的研究发现来自精英阶级家庭的儿童，成年后通常会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专业人员并就职于资源丰富的组织中。相对地，毒品研究文献显示具有精英阶级家庭背景的儿童，成年后成为吸毒者或贩毒者的可能性非常小。[19]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违禁药物问题原因的个人层面解释是被广泛接受的，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需要改变现有的基于阶级的、不平等的机会和资源分配模式。如果人们认为毒品瘟疫的根源在于个人，而并非在于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那么在毒品问题讨论中就不需要考虑这种不平等。因此，基于符号政治的政策旨在利用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因果解释模型来“解决”毒品问题，不会有损精英阶级的利益。这样的政策从未表明“解决”毒品问题需要对集中于精英阶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进行某种再分配。因此，禁毒战争政策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改变个人对违禁药物的选择，并严厉惩罚那些“自由选择”出售或使用毒品的人，保护了精英阶级的利益。

第三点提醒人们，在我们的社会中，禁毒战争是一个强有力的、广受尊敬的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它是通过嵌入强大的传统社会制度来运作的。例如，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刑事司法体系，大型的非营利组织［如布鲁金斯学会、反药物滥用教育（DARE）“公司”］以及当地的学校。这些机构大部分由超级阶级控制，其上层管理者和雇员都来自文凭阶级。这个冠冕堂皇的机构和资源组合中的要素，使得禁毒战争延伸到美国各个地方社区。工人阶级的公民——父母和孩子——每天都会接触到与禁毒战争有关的各种机构的行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学生和家长参与当地学校举行的由警方协作的反药物滥用教育项目。[20]这种亲密互动促进人们认同、欣赏并尊重这些机构为推进广泛的共同目标——“无毒”美国——所使用的权力和资源。因此，在地方层面，公众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禁毒战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由人民了解和尊敬的当地机构资助并推行的。这种态度不太可能使多数当地居民对禁毒战争产生批判性意见，即思考它如何促进并保护精英阶级共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第四点提醒我们，禁毒战争以其双轨策略促进了控制毒品销售和使用政策、相关执法行为和严厉惩罚措施的合法化。事实上，减少需求策略包括政府资助的毒品预防和治疗项目，为大幅减少供应的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保护和正当性。由于禁毒战争预算包括一些用于毒品预防和治疗项目的资金，政府官员可以声称这些努力为人们提供资源，使人们可以通过选择克制的办法而避免吸毒，即使预防失败还可以参加治疗项目，而不是继续吸毒。减少毒品需求项目的存在使官员可以对吸毒者和贩毒者这样说：“如果你选择忽视我们的毒品预防项目信息和戒毒方案（以及我们的禁毒法律），坚持使用或销售违禁药物，刑事司法体系会发现你的违法行为并就你自由意志使用或出售毒品的行为，对你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样的惩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你拒绝了我们的预防和治疗努力，选择成为一个异于常人的瘾君子。”

第五点提醒我们关注“禁毒战争与和解”一节开篇的引文。禁毒战争可以被看作一种恐吓和控制工人阶级与穷人的手段。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每天都在提醒人们，政府对人民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着巨大的权力，而这种选择性的控制是由精英阶级控制的政府立法和执行机构做出的。为什么精英阶级会关心对毒品销售和使用的控制呢？或许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历史上，精英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工人阶级生活特征而获得经济利益，并认为这与守纪律的劳动力有关。[21]从这方面来讲，精英阶级认为违禁药物使用会妨碍工作场所的生产纪律。因此，毒品需要被取缔，员工需要进行药物使用检测。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廉价的监狱劳动力是很多公司可观的利润来源，这其中就包括那些拥有并运营私人营利性监狱的公司。这样的发展意味着一些超级阶级投资者能够在产生“很高且不断增长的监禁率”的政策（如控毒和“三击出局”法律）中获得经济利益。[22]监禁对于毒品使用的真正威胁在于，它可以被看作一种纪律的来源，即它可以让大量的工人阶级“守规矩”（远离毒品），并愿意接受监狱外的低薪工作。同时，高水平的监禁率为那些雇佣囚犯作为工人和/或自己拥有私人监狱的公司提供了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使得这些公司（以及高管和股东）赚取了丰厚的利润。[23]

政治与和解：《美国爱国者法案》

永远不要浪费一个严重的危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做你之前不能做的事情的机会。

——Rahm Emanuel，former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November 2008），quot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8，2009）

美国宪法包括约束所有联邦政府官员的指导性原则和限制性原则。《宪法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中指出：“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压的物品。”9·11事件，即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其后果之一是与国内安全问题相关的联邦法律的扩张。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国会两院采纳了许多新的处理类似问题的立法提案。国会议员和美国人民处于恐怖袭击的震惊之中，采取迅速行动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袭击所产生的危机为联邦政府领导人创造了制定以前无法制定的法律的机会。这看似是9·11事件刚一结束，布什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就采纳了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建议，但事实上他们在伊曼纽尔提出该建议的七年前就已经在这样做了。伊曼纽尔对2008年金融危机处理方式的评论，提到了当选总统奥巴马一直在制定并准备在其2009年初上任就予以通过的计划。[24]尽管都为新的立法行动创造了机会，但是后9·11时代的危机与2008年的危机则是截然不同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对9·11事件最为意义重大的法律回应就是《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提出，即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联邦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反应则是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该法案彻底改变了（如下所述）或者说侵犯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所阐述的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传统公民权利。

紧接着后9·11时代，众议院和参议院采纳了许多新的“反恐”立法提案，但它们都是碎片化的、没有联系的。然而，几位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帕特·莱希、奥林·哈奇和阿伦·斯佩克特）以及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法案，最终成为《美国爱国者法案》。第一个版本在10月2日被美国众议院通过，并于几天后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该法案在没有进行投票的情况下就迅速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立法规则被暂时搁置），而参议院也只有一张反对票。该法案由布什总统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生效。[25]这件事进行得如此之快，是由于9·11事件恐怖袭击导致国会在考虑立法提案的时候暂停了常规的程序。常规过程通常包括听证会，即在立法提案中有相关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有机会对该法案表示赞同或反对，并提出建议的修正案。这种可能为立法修正案提供基础的听证会从未举行过。事实上，在急于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的过程中，许多投赞成票的国会议员甚至都没有读过该法案，而且大多数公众在法案通过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只有在法案通过后，公司媒体才开始报道其内容和含义。

《美国爱国者法案》允许美国司法部和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对住宅和财产进行无根据的搜查，并对个人记录进行监视（例如图书馆访问记录、金融、医疗和电话记录、个人电脑文件）。许多监测过程的执行也许并非出于政府对特定信息的需要，即从个人记录和邮件中获得信息，甚至不论主体是否被怀疑具有某种犯罪行为。[26]该法案也针对外国相关情报监视做出了重大的改变，即扩大有线和电子窃听设备的使用以及政府对美国公民商业记录的访问。

尽管《美国爱国者法案》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新的袭击，但是它可以被用于各种所谓的可疑活动，比如那些包含政治激进主义的活动。因此，它可能会对宪法所保护的广泛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产生激冷效应。宪法保障的自由以及公民所具有的免受政府侵犯自由的权利，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觉得政府不公平或权利受到侵犯，有权有势的人可以购买法律保护。而那些没钱没权的人，则要依靠宪法保障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如果人们意识到《美国爱国者法案》可能会被运用的潜在方式及其实施可能对他们个人所造成伤害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些美国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进行自我审查，或者避免参与合法的社会激进主义。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效果构成了一种极端形式上的和解。事实就是如此，因为《美国爱国者法案》可以被用来禁止人们表达对本来应该由宪法保障的那种言论自由形式的诉求。也正因如此，该法案鼓励公民在政治上保持被动，甚至是恐惧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本应保护他们政治权利的政府机构，可能会反过来抑制这些权利的行使并惩罚那些想要维护它们的人。[27]尽管该法案在当时被认为是急需的，然而对于它重要的附带效应却鲜少有人关注，其中就包括它实际上显著扩大了国家对个人以及本应由美国宪法保障的传统个人自由的权力。

该法案包括了一个“届满条款”，这要求国会定期重新授权，并由总统批准。自从其通过以来，该法案已经经历了两次重新授权。分别在2005年和2011年，（该法案）以国会多数席位的赞成票获得了重新授权。布什总统于2006年3月8日签署了第一份重新授权书，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2月26日签署了第二份重新授权书并于2011年5月26日将该法案的更新周期确定为四年。[28]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新授权投票之前、期间和之后，都有国会议员、关心公共利益的团体和公民自由组织指出该法案对于受保护权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29]对于原始法案通过后人们所表达的这种担忧，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反应，他们建立了一个关于该法案的网站来“辟谣”并为其辩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30]然而关心该问题的美国人依旧为寻求该法案的改变而努力，但是它在政治上仍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这两次授权。[31]该法案的政治声望提醒我们，一旦国家权力被扩大，两个政党的大多数国家官员都倾向于支持其继续存在并为此进行辩护。只要精英阶级认为这有利于其利益，而非精英又对其保持被动地沉默，《美国爱国者法案》就很可能与禁毒战争一样成为维护和解的工具。

[1] Martin N. Marger，Social Inequality：Patterns and Processes，5th ed. （New York：McGraw-Hill，2011），214.

[2] Robert Goodman，The Last Entrepreneurs：America’s Regional Wars for Jobs and Dollar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9）.

[3] 一揽子激励详情，参见 Peter Eisenger，The Ris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Milward H. Brinton and Heide H. Newman，“State Incentive Packages and the Industrial Location Deci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3（1989）：203-22；Robert Perrucci，Japanese Auto Transplants in the Heartland（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4）。

[4] Greg LeRoy，The Great American Jobs Scam（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2005），2.

[5] Kenneth P. Thomas，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th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apital（Basingstr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11），7.

[6] “The New Transplants，” UAW Research Bulletin（January-February 1995）：10-11.

[7] “第22条军规”是针对任何“无赢局面”提出的。这是约瑟夫·海勒1961年的经典讽刺小说的标题，指的是一个虚构的军规，为了防止美国军事人员逃避战斗任务。这本书通过对虚构的世界大战中空军轰炸机中队成员经验的描述，对组织规则和军事官僚主义逻辑进行了批评，而冷战和麦卡锡主义则是其真正的批判目标。

[8]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New York：Holt，2008）.

[9] Katherine Beckett，“Setting the Public Agenda：‘Street Crime’ and Drug Use in American Politics，” Social Problems3 （1994）：425-47；Earl Wysong，Richard Aniskiewicz，and David Wright，“Truth and DARE：Tracking Drug Education to Graduation and as Symbolic Politics，” Social Problems41（1994）：448-72.

[10] Josmar Trujillo，“Media Laugh Off Criticism of Drug War，” Extra！（December 2012）：6-7.

[11] 例子见于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ONDCP），The 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Washington，DC：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1992），9。另见，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2001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1），1-7；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2），v。

[12]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ONDCP），National Drug Control Budget：FY 2013 Budget Funding Highlights（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February 2013），13.

[13] Jimmy Carter，“Call Off the Global Drug War，” New York Times，June 16，2011.

[1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Key Facts at a Glance：Correctional Populations，1980-2009，” on the Internet at http：//bjs.ojp.usdoj.gov （accessed October 10，2012）；Lauren E. Glaze and Erika Parks，“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2011，”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November 2012）：8.

[15] The Sentencing Project，Trends in U.S.Corrections，“Federal & State Prison Population，by Offense，2010，” and “Number of People in Prisons and Jails for Drug Offenses，1980 and 20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sentencingproject.org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16] Bruce Western and Becky Pettit，“Incarceration & Social Inequality，” Daedalus139（Summer 2010）：8-19.

[17] The Sentencing Project，“People in State and Federal Prisons，By Race and Ethnicity，2010，” Trends in U.S.Corrections，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sentencingproject.org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18] U.S. Census Bureau，“Select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 on the Internet at http：//factfinder.census.gov （accessed October 10，2012）.

[19] Kellie E. M. Barr，Michael P. Farrell，Grace M. Barnes，and John W. Welte，“Race，Class，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ubstance Abuse：Evidence of Middle Class/Underclass Polarization among Black Males，” Social Problems40 （1993）：314-27；William S. Harder and Howard D. Chilcoat，“Cocaine Use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Association Over the Past 2 Decades，”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97 （October 2007）：1790-95.

[20] D.A.R.E. America，“The New D.A.R.E. Junior High/Middle School Curriculum，”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dare.com （accessed July 9，2011）；Earl Wysong and David Wright，“A Decade of DARE：Efficacy，Politics，and Drug Education，” Sociological Focus28 （1995）：283-311.

[21] Erich Goode，Drugs in American Society，8th ed. （Boston：McGraw-Hill，2011），325；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2012，6.

[22] Jeffrey Reiman，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rison，5th ed. （Boston：Allyn and Bacon，1998），154.

[23] Hannah Holleman，Robert W. McChesney，John Bellamy Foster，and R. Jamil Jonna，“The Penal State in an Age of Crisis，” Monthly Review（June 2009）：1-17.

[24] “A 40-year Wish List，”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8，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online.wsj.com （accessed August 25，2011）.

[25] Rachel Coen，“Are You a Terrorist？” Extra！（November-December 2001）：21-22.

[26] Coen，“Are You a Terrorist？” 21；Ira Katznelson，Mark Kesselman，and Alan Draper，The Politics of Power，5th ed. （Belmont，CA：Thomson Wadsworth，2006），263.

[27] Charles Derber，The Wilding of America，5th ed. （New York：Worth，2011），109-112.

[28] Tom Cohen，“Obama Approves Extension of Expiring Patriot Act Provisions，” CNN Politics（May 27，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articles.cnn.com （accessed May 30，2012）.

[29] Beverly Goldberg，“Patriot Act Renewal Renews Reformers’ Determination，” American Libraries Magazine（May 31，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news （accessed May 30，2012）；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Congress Reauthorizes Overbroad Patriot Act Provisions，” press release （May 26，2011）.

[30]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 Says Justice Dept.’s PATRIOT Act Website Creates New Myths about Controversial Law，” press release （August 26，2003）.

[31] Cohen，“Obama Approves Extension of Expiring Patriot Act Provisions.”

第13章 文化产业与和解

一种无处不在的商业文化强调着消费高于公民价值以及缺乏有序组织的政治权力，正朝着……使政治活动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Robert W. McChesney，Monthly Review（November 2012）：19

汽车产业转移、禁毒战争和《美国爱国者法案》说明了由精英阶级发起并为其服务的项目如何主导公众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议题的意识，同时通过精英阶级所控制的组织的认可，将政策辩论局限于狭窄范围内的选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英阶级在这些领域实施的政策有助于转移公众对阶级不平等的注意力，促进大众对于不平等阶级体系的接受，并且使用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包括必要时对武力和监禁的使用来促使非精英阶级的服从。我们的观点是，“文化产业”的许多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和解的进程，“文化产业”生产并传播的大量“文化产品”通常会分散大众对于阶级不平等和相关议题的注意力，而非引起人们对它们的关注。

在第10章讨论文化产业的一个主要分支信息产业时，我们提到了文化产业。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产业远不只是信息的传播。它是一个由大型媒体公司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产业，这些大型媒体公司与更大的公司集团、公共关系营销公司以及名义上的非营利团体（例如，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组成文化产业中心的巨型公司，包括第10章中所提到的，主导信息产业的五家公司和电子数码媒体巨头如维亚康姆公司（电影、有线电视）、谷歌（互联网、广告）、清晰频道（Clear Channel，无线广播）、索尼—哥伦比亚（电影）、雅虎（互联网、广告）和天狼星卫星广播（Sirius XM，无线广播）以及另外一些生产纸质和电子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大型媒体公司［例如，前进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甘尼特公司、赫斯特集团（Hearst）、纽约时报公司、论坛公司（Tribune Company）、贝塔斯曼出版公司（Bertelsmann）、皮尔森集团（Pearson）］。[1]

文化产业公司生产并传播我们所说的“文化产品”。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来唤起人们对于这些产品如何反映并影响美国文化内容的关注——美国文化指的是我们共享的词汇、经历、兴趣、想法、价值观、规范、态度、思维方式、行为标准、伦理以及宗教取向。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互联网、无线广播、音乐、DVD（数字化视频光盘）、电子游戏、报纸、杂志和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品”一词指的是此类产品的内容以及用于传播它们的媒体。例如，被称为“电视”的产品通常指的是通信媒介（电子科技）和电视传达或传递给观众的电视节目。文化产品的内容十分多样化并且包括各种形式的娱乐、信息、教育、公共关系以及广告营销，它们通过各种电子和纸质媒体进行传播。文化产业生产产品的内容具有多样性，部分地反映了该产业的巨大规模及其所控制的资源。事实上，这个产业太大、太复杂以至于无法在一章中全面阐述，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本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文化产业中电子媒体部分进行简要的概述，这部分由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组成，并以此来说明这些特征是如何促进日常生活中的和解的。

电子媒体的视野和日常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在巨大的、多层面的分布网络中显而易见，它将产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和广播节目、互联网、DVD、音乐和电子游戏，向成千上万的社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消费者传播。2011年，文化产业基础设施为媒体公司和5000多家本土影院（39641块屏幕）提供了大量的链接，96%的家庭拥有电视（每个家庭有2.4台），87%有电视的家庭拥有DVD播放器，83%有电视的家庭拥有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服务。[2]在接入互联网方面，2010年有71%的美国家庭可以通过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类型的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如便携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另外9%的人可以在家以外的地方接入互联网，只有20%的家庭无法接入互联网。[3]在手机使用方面，美国消费者在2010年拥有3.02亿部手机，其中约30%是智能手机。[4]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家庭平均媒体支出2000年为790美元，2010年达到1900美元。[5]

媒体网络对社区、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广泛渗透，促进了美国人对文化产业生产的电子媒体传播产品的消费，他们使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来消费这些产品。个人在不涉及电子媒体产品的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例如，非正式社交、野外远足、白日梦）对文化产业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只有用于消费电子媒体产品的时间（例如，电影、电视节目、互联网搜索引擎、商业网站）才能滋养文化产业公司，增加其市场份额、销量和利润。

该产业在引导越来越多消费者将时间投入其商业产品中有着很大的兴趣。同时它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988年，美国成年人（18岁及以上）平均每人花费1751个小时来消费电子媒体产品。排在第一位的是看电视（1490小时），紧随其后的是听音乐。1988年，每个美国成年人平均花费3310小时用于消费各种形式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6]2012年，美国成年人的媒体消费总量增加到平均每人约3500小时，其中3032小时用于电子媒体（不包括手机）。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电视（1596小时），其次是无线广播和卫星广播（729小时）、互联网（197小时）、听音乐（150小时）、家庭电子游戏（142小时）、户外媒体（122小时）、家庭影院（59小时），以及其他（37小时）。[7]还有一些媒体同时被消费（例如，看电视和上网），但一种十分明显的趋势是美国人在电子媒体消费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意识殖民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非精英阶级的清醒时间是由超级阶级拥有的、文凭阶级管理的文化产业所制造的思想、计划、活动和事件所主导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俘虏或殖民化的。这种具有精英阶级导向的“媒体力量”是由与工人阶级消费者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阶级利益驱动的。那么，对我们来说，意识殖民化指的是文化产业正在进行的对于越来越多人的时间、兴趣、想象力和生活的入侵，尤其是通过电子媒体传播的娱乐和广告内容。这一过程受到许多技术的推动，包括电子媒体公司持续跟踪、制造媒体内容，以及将流行文化趋势与媒体内容相联系。[8]它还包括媒体使用引人注目的图像（在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搜索引擎图形、网站和视频游戏中），以及不断推出的大量精心制作的广告，来强调大众、小众和雅俗共赏的消费产品的声望及新奇特性。[9]虽然这一过程产生了包括文化产业利润的增加等一系列的后果，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最重要的后果则是人们可用于媒体消费以外的其他活动时间的减少。就这方面来看，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就是，由于更多的时间和“思想空间”被用于媒体产品，那么意识殖民化是如何导致与阶级相关的议题和兴趣在个人日常想法和讨论中被边缘化的。

尽管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24-7”的世界（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但我们每个人每天只能清醒16个小时，或者说每年大约5800小时。如果我们减去工作时间（每年约2000小时）、家庭和个人义务，以及花在电子媒体消费上的3032小时，我们发现，每年只有很少的时间留给非特权阶级成员阅读、思考或谈论公共议题——包括阶级不平等。此外，由于缺乏公司媒体对阶级问题的关注，如阶级不平等、冲突的阶级利益和超级阶级权力，我们无法期望此类问题像思想意识殖民化过程所呈现的那样，出现在大多数电影、电视节目或网站内容里，进而“植入”消费者的头脑中。

电影：无阶级内容？

电影中很少出现与阶级相关的议题或主题。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包含此类主题的电影数量很少。举一个例子，想想汤姆·扎尼洛（Tom Zaniello）的著作《硬汉劳工、工会女仆、红军与乌合之众》（Working Stiffs，Union Maids，Reds，and Riffraff），它被描述为“关于劳工电影的综合指南”，尽管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但是它仅仅涉及了350部电影。[10]相比之下，国际电影数据库（IMDb）网站包括281000个专题片标题。[11]另一个关于电影中阶级问题匮乏的指标在于，由大制片厂所发行的最新的、票房最高的美国电影的内容。在2011年票房收入最高的25部电影中，只有一部影片《帮助》（迪士尼）明确地涉及了不平等议题（种族、性别、阶级歧视），并富有同情心地描绘了工人们的不满。[12]

我们在1996年和2006年进行的两项内容分析研究的结果，提供了更系统的经验证据，证明很少有电影能正面描述工人阶级的利益，或者批判精英阶级的权力。每项研究我们都在三大类别中选择大型、随机电影样本（电视剧、科幻片、纪录片），这些样本都来自1995年到2006年出版的流行电影指南中各类电影的标题清单。[13]两个年份的指南中包含的所有电影的上映日期都跨越了很长的时间阶段，从早期的经典（20世纪20年代）到最近的电影，即在每个指南的版权日期之前发布的电影。在这两项研究中，我们抽出每个类别中10%的电影，就“阶级不平等议题”对样本电影中呈现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的样本包括699部连续剧、750部科幻电影和263部纪录片。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每个类别（35部电视剧、40部科幻电影、15部纪录片）都有5%的样本，包含了涉及“阶级不平等议题”的故事情节或主题。这意味着这些电影要么批判精英阶级的权力，要么富有同情心地描绘了工人阶级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工会）。[14]我们的第二项研究使用了与第一项研究相同的程序，包括518部连续剧、130部科幻电影和223部纪录片。其结果基本上重复了我们第一项研究的结果，只有一个细微的差别。相较于1996年5%的比重，2006年有8.5%的纪录片（223部中的19部）符合我们的标准。[15]出现这种增长的原因还不清楚，但一个有趣的发现是，19部影片中有7部是在2001年之后上映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电影不可能包含在我们第一次研究中所使用的样本里，同时它也表明2001年之后发布的关于阶级不平等纪录片的数量与前几年相比略有增加。

尽管自1996年以来，美国发行的以阶级不平等为主题的纪录片数量可能略有增加，但这些影片在充斥着和解主题和故事情节更宏大的电影浪潮中，只占据了很小的比例。此外，在美国每年上映的15000部新纪录片中，只有少数几部有相对较大的观众群体。[16]通常像电影一样，纪录片很少有包含阶级不平等的议题或主题，因此也就很少有观众会看到这类题材的电影对阶级不平等的批判。如果你去美国知名的“社会正义”友好型电影节，那么观看这些电影的概率可能会增加，比如圣丹斯电影节、西南偏南艺术节或华盛顿特区劳工电影节等，但与好莱坞电影推广标准相比，这些活动的观众人数则很少。

后金融危机时期见证了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纪录片对美国的阶级结构和相关不平等的批判，但与好莱坞的大制作电影相比，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看过这些电影。例如，有多少读者看过，或甚至听过，最近的那些著名的批判阶级不平等的纪录片，像是迈克尔·摩尔的《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2009年全年，票房最高排行第14名的纪录片）、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监守自盗》（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埃米·威廉斯（Amie Williams）的《我们是威斯康星州》（We Are Wisconsin，2012年），或是罗伯特·格林沃尔德（Robert Greenwald）的《曝光的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 Exposed，2012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多的纪录片导演通过脸书、推特、葫芦网、网飞、优兔和亚马逊等网络平台宣传和推广他们的作品，这些电影和新的阶级批判纪录片将会被更广泛的观众所观赏。[17]

在之前所提到的纪录片中，对阶级不平等的批判以及包含于其中的集中的超级阶级公司权力，在后2008时期由知名影星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并不显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考察的证据以及我们两项研究的结论，与电影历史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J. Ross）在他以阶级为主题的电影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他指出，当代以“劳工—资本”为主题的阶级批判电影，实际上已经从美国影院中消失了——这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发现。[18]已故影评人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同样也注意到了美国电影中与阶级相关主题电影的相对缺失。在一次采访中，埃伯特提道：“在美国，阶级在电影中通常是看不见的，并且往往不是电影的主题……我们没有很多具有阶级意识的电影制作。”[19]谈到电影内容对文化和阶级意识的影响，罗斯主张：“美国电影制作人帮助创建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中的公民不再将阶级视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将中产阶级定义的过于宽泛以至于使得阶级看起来似乎不再重要。”[20]简而言之，这表现出今天的大多数电影均在强化而非挑战和解过程。

电视与ABC

那么，电视上有什么呢？对于打开电视的人来说，也许是广告。一个典型黄金时段30分钟的电视网络节目，现在包含了大约11分钟的营销内容，[21]在地方性节目中甚至更多。广告商增加了他们在各种形式的电视广告上的支出，从2001年的55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00亿美元。[22]其结果是，在所有的节目时间段里，电视广告的浪潮都在日益加深，尤其是在深夜节目中。“深夜节目中品牌外观和网络广告信息展示的双重负荷……是每小时29分钟34秒，或者说占总节目时间的49%。”[23]这种电视广告支出的增长不仅反映出播出时间的减少，广告时间的增加，也反映出广告商对于通过电视销售更多产品的信心——尽管有广告跳过影像系统的存在。

广告会赞助什么类型的节目？最简单的回答就是ABC，即除了阶级以外的任何节目（Anything But Class）。如果我们将电视新闻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参见第10章），我们就会发现电视广告赞助的娱乐节目，实际上忽视了阶级议题及其趋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当然，这并不令人意外。由于美国的电视节目几乎完全由广告收入赞助，而广告收入则是由那些对增加销售和利润感兴趣的公司支付的，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期望公司赞助商为那些关注阶级不平等或阶级权力议题的节目提供资金。广告商喜欢那些能够吸引大量年轻而富有的观众的娱乐节目，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购买他们正在销售的产品或服务。浏览网络电视《电视指南》的节目清单证实了这一观点。早间时段主要是“流行文化新闻杂志”类节目（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天》、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和脱口秀节目。午间时段会有游戏节目、肥皂剧、更多的脱口秀节目以及“其他人的问题”类节目，比如《朱迪法官》（Judge Judy）和《菲尔博士秀》（Dr.Phil），在那些节目中，围观的观众会为那些不幸的参与者的魅力、古怪或是反抗感到兴奋。黄金时间段的网络节目（晚上8∶00～10∶30）包括喜剧电视剧（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我为喜剧狂》）、“现实类”节目（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幸存者》）、体育赛事节目、破案类节目（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有版本的《重返犯罪现场》），名人和选秀竞赛节目［例如，《与星共舞》（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偶像》（福克斯公司）、《美国好声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剧（如美国广播公司的《实习医生格蕾》），超自然（魔幻）类节目（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格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超感警探》）以及更多的新闻杂志类节目（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日界线》、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

除了网络电视节目之外，许多地方电视台也播出了各种各样的“同时播放”节目，通常是在黄金时段前播出。（同时播放节目是由不同的公司制作，用于分发给各地方电视台以收取费用），同时播放节目经常以游戏节目（如《幸运之轮》、《危险边缘》）和小报式的电视“杂志”节目为特色。后一类的节目几乎完全避免了真正关乎工人阶级生活的议题（除非我们将他们的故事当作如何在有限预算的情况下模仿名人的时尚）。这些节目的使命（例如，《访问好莱坞》、《E！》、《今晚娱乐》、《号外！》、《内幕》）都是为了宣传名人的传媒产品（如电影、电视节目、书籍），并消费高能的名人资料和关于明星的八卦——尤其是通过报道关于性、毒品、越轨和奢侈生活方式的途径。他们那些常常令人兴奋的故事似乎是故意设计的，目的是通过替代刺激感和窥视满足感来吸引普通观众。[24]他们似乎在说：“也许你负担不起，或者做不到，或者永远也做不到，但你可以看到迷人的明星拥有它，并做到这一切——就在此时！此地！”

向付费用户播放的有线电视节目和卫星频道节目增加了电视内容的多样性，正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所提供的那样。少数卫星电视频道，如俄罗斯电视频道和自由言论电视频道播放的节目，有时会探讨阶级议题，如集中的超级阶级权力和阶级不平等，但这些频道吸引的观众非常少。对广受关注的黄金时段网络电视内容的研究揭示了电视节目的一个明显缺失，即缺少描述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或担忧的节目，或是以可能激发观众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来处理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议题。

一项纵贯40年的电视娱乐研究发现，在262部国内情景喜剧中，只有11%的影片里户主的职业是蓝领、办事员或服务人员。相比之下，该系列的绝大部分（70.4%）影片描绘的是“中产阶级”家庭，这些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方式远比大多数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富裕得多。在我们所研究的系列喜剧中，44.5%的剧中户主是专业人员。[25]另一项关于13部电视情景喜剧的研究发现，跨阶级的社会流动议题有时被用作喜剧张力和道德教化的来源。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剧中的人物渴望甚至遇到向上流动时，其结局都会提醒观众，“实现阶级间的流动是很少见的，任何实质性社会运动的回报都很可能是苦乐参半的。”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电视情景喜剧传达了复杂而矛盾的信息。一方面，这些节目通常会强化美国作为机遇之国的神话，在那里只要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就会得到回报。另一方面，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角色真正遇到社会流动时，他们的经历往往会被描述成具有破坏性和不受欢迎的。[26]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微妙地强化了现有的阶级划分、结构和定位，使人们认为这是正常而自然的，同时倾向于认同社会流动的破坏性影响。

ABC与头脑的奥普拉化

在情景喜剧、脱口秀、新闻杂志和其他大多数形式的节目中，ABC（除了阶级之外的任何节目）就是电视上的内容。ABC是导致意识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ABC聚焦并充斥了大多数电视节目，尤其是脱口秀、“其他人的问题类节目”和小报杂志节目，促成了和解过程涉及的另一种现象即头脑的奥普拉化。“这个术语指的是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中的‘资讯娱乐’（为娱乐的目的，以一种类似新闻的形式呈现的信息）导致人们对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与议题的批判性思考的消亡。”尽管这一概念使用了前电视脱口秀主持人、现在的企业家亿万富翁奥普拉·温弗瑞的名字，但它的起源、内容和分析作用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任何一位电视名人或媒体明星。[27]

奥普拉化源于媒体公司高管对光线、快节奏、引人入胜的风格的偏好，尤其像是日间时段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和晚间的小报杂志节目的风格。其实质是通过这些流行文化导向节目（及它们相关的网站）不断关注围绕着“GSPN”（是glamour、shock、perverse、novelty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对应的中文意思是：魅力、震惊、变态、新奇。——译者注）的主题。它拥抱并散发出一种引人入胜的、看似人性化的、积极向上的个人信条，这种信条植根于天真的利他主义、自立、个人主义和讽刺之中。与此同时，由于电视观众、网站访问者以及流行文化消费者共同的“对新奇社会化”（socialization to novelty）经历的增加，人们对奥普拉化的接受能力也得到了加强。

电子媒体广告经常鼓励消费者贬低产品、包装、娱乐以及生活方式流行趋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28]同时，大量的电子媒体内容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常规是枯燥的；而变化，尤其是具有快节奏又新奇的变化，则是好的。电视观众和网站访问者被诱导认为“在那里，做过”的经历同样枯燥乏味，而且是应该避免的。消费者被诱导偏爱新奇的产品、体验和活动，因为新奇感被当作一种满足感和乐趣的源泉。[29]消费者对新奇的产品和活动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电子媒体公司大亨所具有的一种认知的影响，即由速度、动作、颜色和变化激发的充满新奇色彩的内容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并增加媒体利润。

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即促进奥普拉化的风格和内容，在日间电视脱口秀节目和晚间小报电视杂志节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需要考虑这些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如脱口秀节目中的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凯莉·里帕（Kelly Ripa）、艾伦·德杰尼勒斯（Ellen DeGeneres）；杂志节目中的南希·奥戴尔（Nancy O’Dell）、特伦斯·詹金斯（Terrence Jenkins）、黛博拉·诺维尔（Deborah Norville）。他们影响着“GSPN”内容中自信而引人入胜的风格及其流量，这些内容都是因其“资讯娱乐”价值而被选择的。通过强大的电视（和互联网）平台，主持人看似天真的风格和肤浅的内容巧妙地诱导观众（和网站访问者）接受以肤浅、时尚、流行的文化为中心而又心地善良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构成了奥普拉化的核心。该框架（或其变体）可用作透视镜，通过这个透视镜，人们的问题、著名的事件（GSPN）和当前的社会议题（由公司媒体所展示）被媒体明星主持人处理成断章取义而又油嘴滑舌的娱乐片段。各个阶级（尤其是那些位于“中间的”人和“工人阶级”）的电视观众（和网站访问者）通过消费这些片段，被诱导接受这个框架，并将其作为理解他们所居住的广阔天地与个人世界的基础。

这个框架的元素被电视脱口秀节目和小报杂志节目（以及像美国名人消息网TMZ这样的相关网站）用作报道和解释日常及悲剧事件的基础。就某方面来讲，这些节目对相同悲剧事件的报道与几乎所有电视节目的典型内容相似：它将批判性目光从任何关注阶级权力议题或阶级不平等问题中转移开来。然而，通过电视脱口秀和电视小报杂志节目，专注于报道悲剧事件的节目都是转瞬即逝的。一旦这些事件被耗尽了它新奇又引人的故事情节、震惊价值和评价效用，这些节目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伺机而动，总会有新角度来接替解读人们熟知的资讯娱乐GSPN话题：对流行文化偶像令人窒息的报道（如电影明星、商界大亨、奥巴马家族、克林顿家族、肯尼迪家族、玛丽莲·梦露、Lady Gaga以及永远的戴安娜王妃）、英国皇室的爆炸性新闻、新连环杀手、最新的电影预告、热门的新时尚、高科技玩具以及互联网上的流行视频短片。通过这样的节目，媒体消费者被教导在最直接、最肤浅以及最个人化的层面上，去想象并思考电视脱口秀和小报杂志节目所涉及的大部分话题（以及许多由电视网络新闻节目和网站所涵盖的话题）。任何关于社会阶级不平等或更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如何与当下事件和议题相联系的感知，都迷失在奥普拉化之中了。

就其核心而言，“奥普拉化”是一种片面而又封闭的认知方式，它不仅会侵蚀人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甚至还会削弱批判性思维的合法性。奥普拉化减少了①人们从阶级分析视角考虑社会议题或当前事件的可能性（无聊至极！），②人们以这种方式思考的能力（他们几乎没有实践经验或经历可言），以及③人们理解或欣赏呈现给他们的基于阶级分析的问题性社会情境的能力（混乱至极！）。殖民化和奥普拉化是通过文化产业实现日常生活和解过程的主要因素。

互联网：数字化和解

就像电影、电视制作和展示设备一样，互联网是电子技术的一种形式。然而，与电影和电视不同的是，互联网是一种独特的数字电子工具，可以用于许多目的，如接收电子邮件和访问网站。当用于访问网站时，互联网有些像电话技术（有线、无线、蜂窝），它将呼叫者与我们呼叫的号码（或发送的信息）联系起来。但是，由于互联网将用户与看似无穷无尽的网站联系在一起，而网站则通常具有互动的特质，这样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在这里，互联网的网站访问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与文化产业以及和解的关系与网站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网站的内容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而获得，尤其是那些最受欢迎的网站，它们拥有规模庞大并花费大量时间于此的用户群体。

区分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得什么和互联网如何被大多数人使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互联网可以将用户与大量的娱乐和资讯内容联系起来。但是，为了了解互联网通常是如何被使用的，我们需要看看最受欢迎的网站（通过每个访客和每次访问的时间）。2012年美国排名前十的网站（依次是）谷歌、脸书、优兔、雅虎、亚马逊、易趣、维基百科、MSN/WindowsLive/必应、克雷格列表和推特网。[30]搜索引擎网站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被广泛用于寻找其他网站——比如最受欢迎的娱乐和购物网站，它们占据了排名前10，或前50，甚至前100名网站的大部分内容。最受欢迎的网站主宰了网络流量的动向。“在2001年，排名前10的网站占据了美国页面浏览量的31%，2006年为40%，2010年为75%。”[31]无论是网络社交、购物还是消费其他媒体（如电视、电影、色情片），作为通向与和解相关的网站目的地的超级高速公路即购物、社交、娱乐网站，互联网在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这并不是说通过互联网无法访问由团体和组织所维护的、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网站。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显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网站的访问频率远低于那些最受欢迎的商业网站，这些网站每天吸引数百万的访问者。[32]互联网可以用来吸引、告知并动员那些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根源、政治问题和社会运动感兴趣的人们，从右派的法西斯团体，到左派的共产主义者，但相对而言大多数互联网用户上网是为了用脸书社交、亚马逊购物或推特互动而不是为了激进地呐喊或策划运动。简而言之，考虑到大量的网站流量通过互联网流向商业网站，我们得出结论，这种媒介促进了日常生活中的和解，而且比其他任何结果都要频繁得多。

和解与挑衅：日常生活的两面性

那些关心这个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声音消失在公司媒体的强力之下……然而比（这）更强大的力量则是……人们呼唤真正民主的行动。

——Amy Goodman，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2）：35

正如前面的部分所阐明的，日常生活的和解是一个普遍、复杂而又强大的过程。这一章中的例子表明，和解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惯例和实践促进了精英阶级的利益，这些惯例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存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与再生产，同时分散了非精英阶级对此类议题的注意力。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和解并不是一个不受反对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天衣无缝的一维力量。

第6章中描述的替代性阶级权力网络经常引起人们对和解过程的关注、挑战和竞争。来自这些网络的挑衅行为往往在主导和解过程的组织和结构之外运作，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推动和解过程主流组织的一些分支机构或下层结构有时会包括来自替代性权力网络的人和想法。例如，公共或商业电视以及广播节目制作人有时会在一些节目中邀请来自替代性权力网络的个人。也许偶尔将这样的嘉宾加入节目中，有助于确保节目以“开放性论坛”的姿态参与探讨公共议题。但是，无论精英阶级主导媒体的守门人动机是什么，只要来自替代性权力网络的代表出现在公司控制的电视或广播节目中，他们的信息就会挑战和解过程，吸引大量的观众。那些与替代性权力网络相关，并时常作为嘉宾出现在通过公司控制的电子媒介散播的节目中的人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理查德·乔姆卡（Richard Trumpka）、消费者运动倡导者拉尔夫·纳德、电影制作人迈克尔·摩尔以及精英权力批判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也许比上面提到的那些和解批判者在电子媒体上的象征性露面更重要的是内部矛盾的影响，这些内部矛盾是和解过程常规运作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尽管精英阶级生产的和解“产品”的许多特征，如本章所描述的政策、程序和文化内容，极大地促进了和解过程，但这些产品的某些特征也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影响。也就是说，推动和解过程的产品的某些特点，可能会强调甚至挑战阶级不平等或集中的超级阶级公司权力，而不是给予他们合法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样的产品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比如工人阶级意识的提高和阶级紧张局势的增加。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可以找到例证说明和解与挑衅如何作为传统制度实践常规运作的结果而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公职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主要是由精英阶级资助的。但要想赢得选举，候选人必须吸引中等收入选民，甚至是低收入选民。这样的现实有时会导致精英阶级资助的候选人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公众的立场，这看似会强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非精英阶级的利益。例如，主流媒体的专家通常会鼓励民主党候选人以“中间派联合者”（centrist unifiers）的身份参选，并避免民粹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立场——这在2012年的选举中被反复提到。[33]但是，那些在一些高调的竞选活动中忽视了这一建议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例如，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对富人增税、反对自由贸易、支持同性恋权利），赢得的（选票）往往比他们在2012年失去的要多。著名的例子包括激进的美国参议院候选人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俄亥俄州）、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威斯康星州）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马萨诸塞州），这三个人都以激进的纲领竞选并最终获胜。[34]就连奥巴马总统也在他的连任竞选演讲中部分地引用了民粹主义的论调。[35]在国家政治竞选中加入激进的民粹主义信息表明：我们精英阶级所资助的——通常会强化和解过程的——大量竞选过程的日常运作会产生一些潜在的挑衅，比如“阶级战争”之类——至少也是偶然为之。

公司控制的电子媒体也说明了制度性规则如何在和解产品中生产矛盾。尽管大多数商业生产的电子媒体产品有助于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分散公众对阶级议题的注意力，但有些产品却并非如此。因为底线驱动的营利性媒体公司必须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奇媒体产品来吸引观众，以增加销售和利润，在这一洪流中，依然有一些空间留给有创意并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制片人、演员和相关艺术家来创作非和解产品。因此，在缺乏明确的审查制度和生产有创意的畅销产品的常规过程中，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被创作出来，这些节目包含了对各种形式阶级不平等的批评，比如集中的超级阶级公司权力、工人遭受压迫和贫穷。

极少数的好莱坞电影说明了，通常作为促进和解的文化产业产品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了它的对立面，即阶级意识。有些电影，比如《愤怒的葡萄》［1940年由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和《诺玛·蕾》［Norma Rae，1979年由莎莉·费尔德（Sally Field）主演］，以同情的方式描绘工人阶级的特征和利益。诸如此类的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严峻的阶级不平等状况，导致工人阶级的不满，促进了工人们挣扎着解决此类不满的合法性，同时强化了观众对下层阶级的认同感。因此，通常做和解产品交易的电影公司有时也会生产批判阶级不平等的挑衅性电影。这样的电影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获得欢呼赞誉，并产生大量的票房收入。当然，电影公司（本意）并不是要藉由商业来制作能刺激阶级意识的电影。即便如此，如果有这种效果的电影能带来巨大的利润，那么它们就会被生产出来——至少也是时不时地。

和电影一样，电视也与和解效应密切相关。然而，即使是常规的电视产品也可能具有挑衅意味。例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网络电视新闻节目和杂志节目已经播出了一些有助于唤起人们对阶级不平等和集中的超级阶级公司权力的关注的主题节目。事例包括报道企业转移丑闻，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银行高管支付巨额奖金，首席执行官薪酬的飞涨，“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营救华尔街的行动，允许富人和大公司避税（甚至得到退款）的漏洞，由私人股权公司如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米特·罗姆尼的公司之家）导致的工厂关闭，公民联合会对美国大选的腐败影响，企业对工人养老基金的掠夺，政府通过“工作权”法破坏工会，掠夺性发薪日贷款商店，等等。[36]与此同时，一些定期播出的电视娱乐节目（尤其是有线电视频道），自从2008年以来，偶尔也会包含对华尔街公司的越轨行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相关形式的阶级不平等进行批评的内容。由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主持的《每日秀》节目以及由史蒂芬·科拜尔主持的《科拜尔报告》都是有线电视娱乐节目将新闻和阶级不平等议题与幽默和讽刺相融合的突出例子。[37]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互联网就像大多数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与和解的联系远比与挑衅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即便如此，正如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互联网确实同样为人们提供了接触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团体和组织创办的网站的机会。上网者访问这些网站并参与到这些组织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减少阶级不平等的组织中。因此，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时促进了和解与挑衅。

最近，我们瞥见了互联网在促进社会运动，寻求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潜在效用。首先是在2011年初，埃及和其他邻近国家出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38]2011年9月，纽约的祖科蒂公园上演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紧接着在美国的几个城市也发起了类似的行动。[39]在这两个事件中，通过社交媒体网站以及由社会正义团体和独立媒体（加上手机通讯）维护的网站，互联网在吸引参与者、支持者以及电子和纸质公司媒体的新闻报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技术还有助于促进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内部交流以及运动的协调活动。尽管互联网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很有用，但这两个运动都未能在美国、埃及或是其他地方生产不平等的制度结构中实现实质性的改变。“阿拉伯之春”运动产生了一些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例如，在埃及），但允许或加强政治压迫和经济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基本没有被触及。[40]在美国，占领运动受到了警方的袭击，并逐渐被公司媒体所忽视，接着在一年后变得支离破碎。[41]即便如此，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些运动表明，新的数字技术不仅仅可以促进日常生活中的和解。

上述例子说明，和解过程的对立面可以继续下去，但关键是还有另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社会机构（地方社区、刑事司法体系、国会）和电子媒体（电影、电视、互联网）的日常运作，主要是为了分散非精英对阶级议题的注意力、缓和阶级矛盾并促进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但与此同时，这些机构和媒体的日常运作能够，甚至有时会颠覆和解过程。在那些不常见的场合，来自冲突的阶级利益暗处的碎块，从阶级冰山的吃水线以下涌向表面，给精英阶级成员造成了短暂的麻烦、尴尬，甚至惹人恼怒的局面。但是对他们而言幸运的是，这种挑衅行为通常是孤立的，并会迅速地被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强大而可预测的精英阶级控制的制度惯例和电子媒体所掩盖，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日常生活中的和解。

[1] Patrick Morrison，“Media Monopoly Revisited，” Extra！（October 2011）：13-15.

[2]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2011，”18，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paa.com （accessed May 10，2012）；Nielsen Company，“State of the Media：Consumer Usage Report，201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ielsen.com （accessed May 10，2012）.

[3]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723.

[4]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720；Nielsen Company，“State of the Media：Consumer Usage Report，2011.”

[5] John Suhler，“V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Forecast 2010，”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Spending & Consumption Trends，Veronis，Suhler，Stevenson （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vssforecast.com （accessed May 10，2012）.

[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6（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572.

[7] “Average Time Spent with Consumer Media per User per Year，” VSS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Forecast，2011-2015，Veronis，Suhler，Stevenson （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vssforecast.com （accessed May 10，2012）.

[8]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March 2011）：1-30；Suzanne M. Kirchhoff，“Advertising in the Digital Ag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bruary 1，2011）：5-16.

[9] Jerry Mander，“The Privat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Monthly Review（October 2012）：18-41；Robert W. McChesney，John Bellamy Foster，Inger L.Stole，and Hannah Holleman，“The Sales Effort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April 2009）：1-23.

[10] Tom Zaniello，Working Stiffs，Union Maids，Reds，and Riffraff：An Expanded Guide to Films about Labor（Ithaca，NY：IRL Press，2003）。在“劳动电影数据库”网站（可以找到“1500多部聚焦于劳动人民的电影和视频”的清单。但是与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网站上列出的2371463部电影、视频和电视节目相比，1500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来源”见Labor Notes（March 2013）：13。

[11] Internet Movie Database，Inc.，“IMDb Database Statistics：Feature Titles，” 1880-201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imdb.com/stats（accessed November 11，2012）.

[12]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2011，”17.

[13] Mick Martin and Marsha Porter，1995 Video Movie Guide（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4）；Jim Craddock，ed.，VideoHound’s Golden Movie Retriever：2006（Detroit：Thomson-Gale，2006）. 我们无法使用马丁和波特2006年版的《DVD &视频指南》（DVD & Video Guide）作为我们2006年研究的一个来源，因为该杂志不再按题材分类对电影进行划分。我们使用的《视频猎犬》（VideoHound）确实将电影划分为题材类别，但这些类别比我们第一次研究中使用的一般类别更具体。为了重复我们在1996年研究中使用的类别，我们将《视频猎犬》中所使用的几个特定类别的电影标题组合成三个一般类别。例如，我们在2006年研究从戏剧类别（518部电影）中抽取了518部戏剧，它是由12个特定戏剧类别的电影组合而成的，它们被用来对《视频猎犬》中电影的片名进行分类（例如，冒险片、喜剧片、历史片等）。

[14] Earl Wysong，“Class in the Movies” （1996），unpublished paper.

[15] Earl Wysong and Robert Perrucci，“Media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ocial Class Inequalities，” Journal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 （2007）：14-26. 参见，获得两项研究中使用的内容分析方法的完整描述。

[16] Internet Movie Database，Inc.，“U.S. Documentary Releases，by Year，” 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imdb.com/stats （accessed November 11，2012）；Michael Cieply，“A Strong Crop of Documentaries，but Barely Seen，” New York Times，January 2，2011，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nytimes.com （accessed June 1，2012）.

[17] Michael Atkinson，“Greenwald vs. Goliath，” Progressive（September 2012）：33-34.

[18] Steven J. Ross，Working-Class Hollywood：Silent Film and the Shaping of Class in Americ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19] Matthew Rothschild，“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Roger Ebert，” Progressive（August 2003）：34.

[20] Ross，Working-Class Hollywood，255.

[21] Marketing Charts Staff，“Average Hour-Long TV Show Is 36% Commercials，” MC Marketing Charts （May 7，2009），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marketingcharts.com（accessed November 10，2012）.

[22]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7（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785；Kantar Media，“Kantar Media Reports U.S.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creased 0.8 Percent in 2011，” press release （March 12，2012） 6，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KantarMediaNA.com （accessed May 10，2012）.

[23] 营销制表员：“平均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包含36%的商业广告。”

[24] Diana Kendall，Framing Class：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in America，2nd ed.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1），49，68；Karen Sternheimer，Celebrity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Routledge. 2011），10-15.

[25] Richard Butsch，“Class and Gender in Four Decades of Television Situation Comedy；Plus sa Chang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s 9 （1992）：387-99.

[26] Lewis Freeman，“Social Mobility in Television Come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s9 （1992）：400-406，quote from 405.

[27] “心灵的奥普拉化”概念并不是作为个人批评或对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的个人攻击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奥普拉在2011年（25年之后）结束了她的联袂节目《奥普拉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但她继续出现在她的OWN网络上，该网络和美国探索传播公司一起于2011年1月1日推出。［参见，Ileane Rudolph，“Oprah’s Grand Finale，” TV Guide（May 23-29，2011）：18-21。］在我们看来，奥普拉的原创节目仍然是许多时下流行电视—脱口秀—娱乐咨询节目争相模仿的典范。奥普拉的节目围绕着一种闲聊式的、非正式的、类似于新闻的风格进行，有时也会处理严肃的话题，但通常遵循这样公式：“保持轻松，保持光明，继续前进！”她的遗产在类似的节目中继续存在，比如《视野》（The View）和《凯利一起生活》，以及很多其他的节目。
由于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娱乐商业，所以类似奥普拉节目的目的就是吸引和娱乐大量的电视观众，他们有着“恰当的人口统计特征”，能够为制作节目的公司以及在这些节目上做广告的公司带来最大的利润。娱乐并没有什么错（我们就是为了它！），但是当像奥普拉这样的节目专注于“严肃的”话题（比如阶级或种族）时，其处理必然是肤浅的，而且常常带有一点迷惑色彩。最终的结果就是，观众经常被娱乐，但他们也被诱导感觉自己被告知了——但我们相信，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这（告知）都是罕见的。奥普拉的节目和那些正在模仿她风格的节目反映了商业媒体的制度要求，与其他要求相比，这种要求能产生巨额利润，并制作不会以任何严肃方式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现状提出问题、挑战或威胁的内容。奥普拉化是一种阴险的媒体诱导过程，通过观看此类节目让观众相信，他们会被告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被娱乐、被迷惑、被欺骗，最终被和解。奥普拉作为一种安慰性的文化存在的类似观点，请参见Bhaskar Sunkara，“Oprah-iate of the People，” In These Times（August 2012）：40-41。

[28] Vito Rispo，“How to Stop Ad Blindness：Novelty in Advertising Is Key，” Ad Savy（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adsavy.org （accessed November 10，2012）.

[29] Ronald Dahl，“Burned Out and Bored，” Newsweek（December 15，1997）：18；Thomas Frank，The Conquest of Cool：Business Culture，Counterculture，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Thomas Frank，One Market Under God（New York：Doubleday，2000）；McChesney，Foster，Stole，Holleman，“The Sales Effort and Monopoly Capital，” 10.

[30] Alexa，“Top Sites in United States” （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www. alexa.com （accessed December 1，2012）；Nielsenwire，“May 2012—Top U. S.Web Brands and News Websites” （June 22，2012），on the Internet at http：//blog.nielsen.com （accessed July 14，2012）.

[31] Michael Wolff，“The Web Is Dead？，A Debate；Who’s to Blame：Them，” Wired18 （September 2010）：122-27.

[32] Nielsenwire，“May 2012—Top U.S. Web Brands and News Websites.”

[33] Peter Hart and Julie Hollar，“Guide to Election Coverage 2012，” Extra！（October 2012）：6-9. 在2012年的大选之后，精英阶级专家们的建议仍在继续。他们鼓励奥巴马支持“中间派”政策，比如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专家们想让他按照他们眼中的“中间”进行统治，并表现得好像他输掉了选举一样。参见 Jim Naureckas，“The Hall of Fame of Bad Ideas，” Extra！（January 2013）：5。

[34] The Editors，“A Progressive Surge，” Nation（November 26，2012）：3-6.

[35] Ruth Conniff and Matthew Rothschild，“A Victory for the 99 Percent，” Progressive（December 2012-January 2013）：10-11.

[36] 这些例子通过扫描全国广播网络电视新闻节目和杂志的新闻内容的副本来进行识别。该副本是对三家全国性的网络晚间电视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2008～2012年三个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日界线》、美国广播公司《20/20》、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内容的扫描。这些副本是通过奈克思美国电视副本数据库而获得的。

[37] 这两个节目都在《喜剧中心》（Comedy Central）播出，这是维亚康姆传媒公司旗下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

[38] Samir Amin，“An Arab Springtime？” Monthly Review（October 2011）：8-28；Jonathan Schell，“The Revolutionary Moment，” Nation（February 21，2011）：3-6；Rami G. Khouri，“The Arab Awakening，” Nation（September 12，2011）：13-15.

[39] Jeremy Gantz，“Voices from the Occupations，” 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1）：16-18；Arun Gupta，“An Occupy Road Trip，” In These Times（December 2011）：18-20；Nathan Schneider，“From Occupy Wall Street to Occupy Everywhere，” Nation（October 31，2011）：13-17.

[40] Fadhel Kaboub，“On the Jasmine Revolution，” Dollars and Sense（March-April 2011）：7-8；Karl Vick，“Big Brothers，” Time（December 24，2012）：26-30；“Newswatch：President Mohammed Morsi’s Power Grab Inside Egypt’s Union Federation，” Labor Notes（January 2013）：5.

[41] Rick Wolff，“Turning toward Solutions，” Dollars and Sense（January-February 2012）：7-8；John Knefel，“Bored with Occupy—and Inequality，” Extra！（May 2012）：6-7；Rachel Lears，“The Death and Life of Occupy，” In These Times（September 2012）：27-28；Nathan Schneider，“Occupy，After Occupy，” Nation（September 24，2012）：13-17.

第14章 21世纪的阶级

无知与误导，贫穷或过劳，人们被来自金融、工业、政党和教会的领导者所误导或背叛，他们满腹狐疑、疲惫不堪、非常忙碌，但无论如何，在所有伟大的人类案例中，他们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是最具吸引力的……而且，虽然每一个体在庞大的群体中都会缺乏一些道德，但他们都具有任何个体所不具有的东西，即所有美德的结合。

——Lincoln Steffens，Upbuilders（1909）

在本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我们提及过学者和大众对美国阶级结构与不平等的探索相对缺乏。我们希望1999年出版的这本书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第三版前言中指出了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观察到2008年出版前的一段时期，在阶级不平等研究中出现的“作坊式生产”现象。从那以后，学者、记者、智库、社会正义团体、博主、极客和推特用户们纷纷发表了海量的关于经济或阶级不平等的文章、报告、书籍、网络文章、博客和推特。在我们看来，也许除了比萨送货员之外，每个人都就不平等问题进行过研究、写作，发过博客或者推特。

这种突然“发现”不平等的火花，以及大量源源不断的关于不平等的报道，显然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大衰退有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危机似乎还没有结束。自2008年以来，我们都读过、听过或看过众多媒体的报道，称纳税人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储备金曾被且仍被用于救助华尔街的银行，并为这些公司高管的薪资和奖金注资。与此同时，那些被取消赎回权的房主、负债的学生、失业者和穷人的经济和社会苦难，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联邦官员忽视了，他们贸然地使用纳税人提供的数万亿美元的现金来帮助和安慰“强盗银行家”和亿万富翁。[1]公众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抗议演变成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后者突显出1%和99%人群之间巨大的经济鸿沟。

我们认为，增加对不平等的关注是重要的，但关注不平等并不是中心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更多地了解美国的阶级结构是如何运作的。美国人对经济不平等了解很多。大多数人显然知道，用他们停滞不前的工资来支付不断上涨的房租、食品和医疗费用越来越难了，更不用说让他们的旧车继续运转了。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一些“大富豪”，比如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也知道一些大牌影星和运动员的薪水。但大多数美国人不太了解美国阶级体系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基本上不利于他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担忧可能不会比对华尔街“强盗银行家”的蔑视高出多少。也许是由于对美国阶级体系缺乏充分的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美国人会在公众抗议活动中愤怒地反对它，或者参加社会运动来改变它。或许，正如我们在第5章结尾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准富人阶级”的成员，并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真正富有的精英中的一员：“正如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说，‘社会主义从未在美国扎根，因为穷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暂时困窘的百万富翁。’”[2]

如果斯坦贝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他所描述的幻觉被当今大多数美国人广泛地、坚定不移地持有，那么这本书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将毫无用处。另外，如果斯坦贝克是错的，如果今天许多美国人不仅关心不平等，而且对更好地理解和减少不平等感兴趣，我们相信这本书将是一份有用的资料。如果你已经读到了这里，你就会知道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探讨了我们称之为新阶级体系的“冰山”的许多关键特性。你知道，我们这样做主要是把重点放在这个体系或结构的特征上，我们认为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在广泛的公众意识的吃水线之下。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证据充分的、比其他来源更完整的美国阶级结构的图像。

在这最后一章中，我们通过一系列贯穿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主题来考虑美国阶级体系的连续性和变化的前景。标题为“当前的现实性检视”的一节回顾了美国阶级结构的力量，并提请大家注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结构是如何强化它的。在“过去是序章吗？”一节中，我们通过回顾过去曾反对精英阶级力量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重新审视了美国弱势群体传统的阶级基础。我们考虑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早期民粹主义传统的当代表现形式。在最后一节“阶级不平等的未来”中，我们考虑了重建新阶级体系的两条一般路径。我们将以精英阶级为基础的、受“改革”领导人青睐的“吝啬鬼方案”与民粹主义般的“结构性民主”方案进行了对比。后一种情况受到那些将美国想象成一个更平等、更包容社会的人们的青睐，这种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以参与性、透明性、真正的民主实践为基础运作。这是许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积极分子和在第6章中描述的替代性权力网络中与工人阶级结盟的一些特权阶级成员所共有的愿景。

当前的现实性检视

（阶级）是一种幽灵般的问题，若隐若现……事实上，阶级是有价值的。它塑造我们的生活，且与种族、族群、性别和地理有着深刻的交织……当你从整体上看待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时，你会看到一种模式，即所有者将某一种族、族群或性别与另一个种族、族群或性别对立起来的模式……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

——Janet Zandy，“Decloaking Class：Why Class Identity & Consciousness Count” （2005）

“当前的现实性检视”这个短语旨在提醒我们，高度不平等的美国阶级结构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强大的、以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好像我们可以忘记），而且其力量也为与第2章中描述的“不平等脚本”相联系的三个强有力的制度化结构所加强。正如我们所见，由于它像冰山一样的性质，阶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景观中一个看不见的，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虽然我们相信本书对阶级冰山的探索，为读者提供了对其许多隐藏特征的独特见解，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即使对阶级结构进行了特征显著而丰富的描述也不能削弱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正如读者从前面几章中可以回忆到的，对于精英阶级以及那些在其之下的大部分特权阶级成员，这种结构牢固地确立了他们拥有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四种形式的资本的大部分，并确保了他们的财富、权力、特权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读者可能还记得，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来说，同样的结构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这是一种腐蚀性的力量，它消耗和减少了工人和他们孩子的生活机遇、选择和机会。但是，由于阶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大多数特权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成员不太可能把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机遇或经历归因于暗藏在吃水线之下的力量特征。

除了我们在前几章中所学到的关于我们阶级体系的结构和运作的内容外，当前的现实性检视还呼吁注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制度化”结构是如何帮助强化这一体系的。很多支持和延续美国阶级结构的大型组织活动都是围绕“制度化”的政策和实践来组织和指导的。这就意味着，精英阶级所有者和特权阶级管理者会利用这些通常是毋庸置疑的、理所当然的假设、政策和实践来实现他们认为最佳的组织成果（符合其阶级利益的），而这都是被建构在纵贯并支配新阶级社会的大型组织的日常活动与运作中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组织包括处于新经济核心的最大公司，特别是金融公司、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主要办公室和机构、媒体集团、主要基金会、智库和精英大学。

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化的政策和实践指导着高管、股东、雇员、民选官员、求职者、客户、顾客、学生和公民如何被大型组织例行公事地对待，这些大型组织既反映传统文化规范，又反映精英阶级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利益。在我们看来，涉及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别的制度化的政策和实践强化了阶级体系，原因有二：第一，它们促进了资源丰富的组织对精英阶级成员和更大特权阶级成员的优惠待遇；第二，它们加强了以组织为基础的歧视形式（通常是微妙的），并助长了精英阶级中通常不存在的群体的边缘化（有色人种、妇女和工人阶级的成员）。我们指的是基于组织实践产生的结果，如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这些制度化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第2章中提到的不平等脚本。

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精英阶级主导

嵌入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是一系列的信仰、政策和实践，它们构成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基础。作为一种观念，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体系之上的，这种信仰体系将被认为与“少数”群体（拥有的权力比主导性群体小的群体）有关的生理特征以及被认为与这些群体（如非裔美国人、女性）有关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特征联系起来。这些关于少数群体的假定特征被主导性群体成员判断为低级的。[3]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本质。[4]意识形态上的种族主义甚至可能给最贫穷的工人阶级白人带来心理上的收获，而这些收获可能来自相较于他人的优越感；而意识形态上的性别歧视可能使工人阶级男子在将妇女排除在自己的活动之外，或在家中控制她们时确认自己的男子气概。

当有关种族和性别的观念系统与企业、学校、刑事司法体系、公司媒体和许多其他组织的政策与实践交织在一起时，其结果就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些处理形式体现了一种社会支配原则，即被视为低等的群体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身体上受到剥削和压迫。这种支配性原则是由学校执行的，这些学校没有为有色人种学生和妇女提供平等的准备，使其能承担其社区和工作场所的领导角色；它体现在公司和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中，这些组织结构并不能平等地为所有员工提供学习、成长及进步的机会和职位晋升的阶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揭示了禁毒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刑事司法体系对少数群体施加的不平等的监禁率；电视节目有时把少数民族和妇女排除在外，或以不现实或贬低的方式描绘他们，以及媒体公司的雇用做法限制了他们的就业前景，这些都反映在公司媒体中。[5]

我们发现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与精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力和利益之间的联系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工作场所。虽然联邦法律规定，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歧视性雇佣、薪酬和晋升做法在工作场所是非法的，但这种做法仍然存在。[6]在基于种族与性别的持续性职业隔离中，它们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职业隔离体现在黑人、西班牙裔和女性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与白人男性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的差异上。[7]尽管存在违法行为，但职场中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各种方式强化了精英阶级所有者和特权阶级管理者的利益。

与阶级利益有关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的一个直接好处是，这种做法为企业主和管理者提供了在就业和工资方面歧视黑人和妇女的隐蔽的或看似“中立”的方式，从而增加了利润。[8]精英阶级的雇主可以通过雇用那些与他们的“核心”全职雇员相比，工资更低、没有保险和养老金福利、只做兼职工作的工人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种低工资的兼职工人通常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当然，大多数雇主不太可能把雇佣低薪兼职工人与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可能会否认对黑人或妇女抱有偏见。大多数人几乎肯定会否认在他们的企业中歧视黑人或妇女。更确切地说，他们的人事安排可能会基于“价值”来解释，或者在低薪工人中相对缺乏。这意味着雇主会说，他们的低薪黑人员工或女员工的工资较低，是因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也不如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作技能更复杂、更精细的高薪员工。由于雇主寻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当他们雇用低工资的黑人或女性工人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利用“劳动力市场”如何将工人划分为不同的技能和工资类别。如果是这个“市场”产生了一个被隔离的劳动群体，那么他们不太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

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精英阶级雇主的另一个好处是，这些做法帮助管理者对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保持更大的控制。在美国的劳动历史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例子，其中种族、族群和性别差异被用来划分工人以加强对劳动力的管理控制。[9]在最近的一本关注1830～1930年这一时期的书中，大卫·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和伊丽莎白·艾施（Elizabeth D. Esch）揭示了美国白人精英企业主和管理者有意识地开发和使用了利用种族和族群分裂以及不同工人阶级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信仰来加强对员工的控制的管理方法。[10]正如一名书评人所写的那样，两位作者探讨了企业雇主是如何“长期利用工人之间的种族和族群差异来分裂和征服他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11]这些作者的研究表明，至少某些形式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可以被视为源自精英白人企业主和管理者有意识地发展的“种族化”管理实践。这些作者还指出，种族化的管理技术继续在美国的各种职业和全球经济中使用，例如，在贫穷国家的低收入工人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高收入白人工人竞争的情况下。

在工作场所之外，我们发现在许多其他领域，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结构加强了精英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利益。例子包括两个主要政党、政治进程（包括竞选活动）、各种联邦和州政府办公室和机构、刑事司法体系、公司媒体，以及学院和大学。在每一个领域，很可能只有小部分美国人支持公开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观点或制度化的实践。更有可能的是，更大比例的人可能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有组织的实践是一种“历史”——过去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在。许多人认为黑人赢得了民权革命，而女性也“苦尽甘来了，宝贝！”

许多美国人认为，黑人和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现在认为，许多组织中实施的平权行动政策为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12]在某种程度上，许多工人阶级的美国白人，尤其是男性，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日常经历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整个工人阶级因种族和性别的分歧而分裂、怨恨和怀疑。一个分裂的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对于精英阶级的成员来说，这种情况有利于他们追求阶级利益。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不是由超级阶级阴谋造成的，但它们的存在和影响确实有助于加强精英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制度性阶级歧视与精英阶级主导

制度性阶级歧视是一股强大而隐藏力量的另一个抽象标签，这种力量有助于强化阶级体系，掩盖精英阶级和大多数其他特权阶级的利益。一般来说，阶级歧视是指美国社会中一种不言而喻但被广泛接受的观念，即特权阶级，尤其是比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体）优越的精英阶级的价值观、词汇、社会规范、社会技能、文化知识、教育背景、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13]虽然特权阶级的上层和下层在分享上面列出的大多数社会和文化特征方面趋于团结，但因为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所拥有的丰富的财富和权力，所以这些上层群体在建立和强化这些特质以及鼓励他们精致的表达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甚至年龄歧视）相比，阶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声的、隐蔽的“主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阶级结构主要特征的看不见的本质。但就其影响而言，阶级歧视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相似。它导致对非特权阶级成员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下层。“白色垃圾”、“拖车公园”、“低俗生活”和“懒鬼”只是少数几个被用于下层工人阶级的贬义词语。[14]

阶级歧视是建立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信仰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它有时被称为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15]这种思想体系把阶级地位看作天赋和努力的反映。它助长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特权阶级的地位是由那些拥有高智商、成就动机和利他主义等广泛受人尊敬和赞赏的特质的人所占据的。它还鼓励人们把新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看成被合理地安排在较低阶层，因为他们显然缺乏在基于绩效的经济体制中“成功”所必需的有价值的品质。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使阶级分化看起来是天生注定的，并把处于阶级结构顶端的精英视为罕见和有天赋的远见者，这有助于证明阶级不平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很显然，这就是亿万富翁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所说的：“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恩赐……我拥有了这份恩赐，我相信我有责任挣钱和赚更多的钱，并且根据我良心的指引，把我挣的钱用于造福我的同胞。”[16]

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阶级歧视也嵌入或制度化于由精英阶级控制、由下层特权阶级成员管理的大型组织的日常政策和实践中，例如，公司、政府分支机构、基金会、社团媒体、公立学校、刑事司法体系和大学。其结果是，几乎整个社会组织机构的运作都趋向于通过日常惯例（但大多未被承认）的实践，将人们排除在下层社会之外、处于不利地位或以其他方式边缘化。制度性阶级歧视指的是一种霸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以上层、特权阶级为基础的思想、价值观、规范、语言风格和社会行为在由这个阶级控制的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从学校到工作场所，再到政府和其他部门，精英阶级控制的、特权阶级管理的大型组织的看门人积极地筛选或排斥基于工人阶级的价值观、规范、语言风格和行为。

这种把关的做法在一项如今已成为经典的研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项研究表明，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深受”工人阶级出身的污名所苦，他们受到了巧妙（但强烈）的鼓励，以掩盖自己社会身份的这一特征。除了掌握他们的学术机遇，他们还认识到了远离工人阶级耻辱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增加他们被选择加入精英律师事务所的机会，从而最大化他们自己的职业机会来说是必要的。这些学生被精英律师事务所的精英阶级“组织高手”录取，要求他们表现出对精英文化规范的熟悉，并符合受到特权阶级上层人士影响的文化标准、社会行为、着装风格、说话方式。[17]

精英特权阶级的沟通方式所隐藏的力量说明了制度性阶级歧视的另一个层面。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师和教授，特别是那些为学生服务的老师和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拥有了很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他们积极地劝阻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他们的学术工作中使用本阶级出身的语言风格。学生使用精英的语言风格会得到回报，如果他们不使用精英的语言风格，那么他们会受到成绩上的惩罚。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求职面试、招聘和职场晋升，尤其是对于初级职位以上的“专业”职位[18]。这种模式也适用于政治候选人。只有那些表现出对精英阶级词汇和演讲风格熟悉的人，才会被视为“合法”的候选人，并被公司媒体报道。这种词汇和风格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精心编写的代码”。一般来说，它包含使用广泛而微妙的词汇、抽象的概念表述和复杂的句子与他人交流。这种代码（或它的变体）通常在特权阶级成员之间（尤其是精英阶级）建构通信（书面和口头）。[19]它是一种“黄金标准”，是大多数课堂、董事会以及正式政治和政策制定领域中唯一被接受和鼓励的合法交流方式或表达方式。

社会科学研究者、记者或专家很少注意到或探讨其中的优势或劣势，这些优势或劣势与特权阶级守护实践相关联，也与作为沟通方式而精心编写的代码的阶级霸权相关联。事实上，公众对这些现象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在主流学术研究或大众媒体关于“成功人士”的描述中，通常根据优点和才能的作用来解释将具有特权阶级背景的工人安排在高级入门级“专业”的职业职位以及随后的职业发展步伐，而非由于阶级偏见的守门人实践的结果。类似地，学生对“适当”沟通风格和形式的不同程度地掌握（精心编写的代码）通常被作为判断其优点和才能的指标，而不是与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出身和经验相关的优势或劣势的结果。

特权阶级优势的一些特征在人群中得到了非正式的认可，就像（在工人阶级中）关于职业成功的基础的普遍流传的格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这种表述反映了工人阶级成员之间的一种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但它显然过于简单化，并遗漏了精英特权阶级优势所隐藏的制度基础。

作为阶级不平等冰山的一角，特权阶级的守护实践和对于精通精心编写的代码的回报只是经常采用的无数方式的两个特例，借此具有阶级偏见的组织惯例、政策和实践用以延续精英阶级和特权阶级利益。它们只是构成制度性阶级歧视的众多隐秘线索中的两个。作为筛选和分类工具，它们的强大存在有助于使精英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后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取得共同的成功（和罕见的失败），以及使精英阶级控制的工人阶级子弟获得共同的失败和罕见的成功，这似乎是“公平的”和“公正的”结果。

我们通过对当前的现实性检视可以得出结论：虽然美国的阶级体系确实建立在组织基础上并得到支持，但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相关结构以明显和微妙的方式有力地加强了这一体系。在三个“主义”（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三个单词的英文分别是Racism，Sexism，Classism。英文中ism也是主义的意思。——译者注）中，阶级歧视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最不熟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结构。阶级歧视的意识形态尤其强大，因为它鼓励人们把不平等的阶级结果看作合法的、自然的，甚至是所有阶级中太多的人无法回避的或令人向往的。与此同时，交织在各种社会和组织实践之中的制度性阶级歧视，作为一种强大但基本上看不见的力量，每天都在加强我们高度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处于该体系顶层的那些群体的阶级利益。但是，把阶级歧视看作阶级不平等的主要推动力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三种主义都以制度化结构的形式协同运作，共同强化和掩盖了美国阶级体系中的许多不平等。

过去是序章吗？

我们相聚在一个道德、政治和物质濒临毁灭的国家之中。腐败主导着投票箱、立法机构和国会……报纸是被补贴的或者是封口的……数百万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被盗取以积累巨额财富……从同一个多产的政府的不公正的子宫里，我们孕育了两个阶级——穷人和百万富翁。

——preamble to the 1892 People’s Party National Platform，cited in 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0）

特权阶级（尤其是上层群体）和新工人阶级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能持续多久？这类似于问：“股市能持续上涨多久？”2013年初，一些乐观的市场分析师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将在年底前突破15000点，但其他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20]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股票市场就像历史一样，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直线运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现实已明显出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8年10月初的略高于14000点跌至2009年3月的约6600点，随后在2013年初回升至14000点的低位。[21]几乎不是一条直线！

那么，重大的社会运动将如何发展以改变目前存在于双钻石型结构中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权力失衡呢？为了避免因希望或梦想而非现实而产生的乌托邦式幻想，在本节中，我们回顾美国的过去，以帮助指导我们对现在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我们从变革的力量集中到一个单一的项目上开始——改变社会结构，以减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为改变而发起的大众运动被贴上了许多标签，但“美国民粹主义”一直作为一种共同的参考框架，用来描述过去许多旨在减少物质不平等的运动。下一节将考虑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教训，并为理解旨在重塑新阶级社会的当代改革项目提供一个背景。

民粹主义传统：历史的经验

今天，当一些政治候选人对富有的精英和大型公司的集权现象提出批评时，他们正在追随早期批评人士的步伐，那是一群帮忙打造了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人们。在过去，那些作为公司高管、银行家、政治家和官僚的有钱有势的人，成为那些试图动员不满的美国人改变现状的个人和组织高调批评的对象。谴责精英阶级的张扬并推动工人阶级改革的历史运动经常通过使用像“富人”和“穷人”、“有权”和“无权”、“阔佬”和“普通人”等对照鲜明的用语来彰显这种对立。这些词汇也构成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形象和语言。从历史上来看，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会不时地引发抗议活动，要求通过改革消除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

民粹主义论调被大量劳工组织人士、社会运动领袖，有时甚至是主流政治家所利用以塑造和鼓动公众的不满。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形式是在歌颂大众的同时攻击不劳而获的特权者。1892年人民党成立的时候，它联合了负债累累的小农场主、数百个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团体和一些少数派政党，他们都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家的治理有很深的不满。一个多世纪以前，人民党领袖称赞善良的小农场主和工人，认为他们是创造属于全美人民的国家繁荣的“生产者”，对那些懒惰、奢侈和浪费的“富豪”、“寄生虫”和“有钱贵族”则充满蔑视。鲜明对立的阶级形象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最近所言：“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普通民众是一个不受阶级局限的高尚群体，而他们的对立面——精英们则是自私的，要动员前者反对后者。”[22]

19世纪民粹主义社会运动所立足的修辞和意识形态，源于置身经济困境并放手一搏的小农场主、雇佣劳动者和小型企业主。但是民粹主义对大公司、垄断集团和财阀的攻击不是为了颠覆资本主义。相反，民粹主义的改革呼吁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普通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性，并且让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可以公正地享有自己应得的部分。正如作家迈克尔·卡金（Michael Kazin）指出的，温和的民粹主义改革的议程是：“通过民粹主义，美国人能够抗议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但并不是质疑整个制度。”[23]卡金还认为，早期民粹主义社会批评家试图通过回归新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人民中间建立新的联系，这些价值观是：由人民主导、推崇勤奋和努力工作、信仰上帝。

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一直是既充满活力而又蕴含矛盾的改革工具。许多有抱负的领导人都拿起了民粹主义的工具，希望借其力量来鼓动那些沉睡的人民把堕落的精英们扫地出门。这一传统的力量源于美国早期的历史经验，它推崇普通人的尊严，排斥贵族和精英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纽带将人们团结起来维护大众利益，抵制特权和不平等。民粹主义传统蕴含的矛盾源于其多数主义者信仰，反映在其对“直接参与民主”的支持。多数主义者的强调和人数较少的宗教和族群团体成员不太一致，后者会感到他们的利益通常被多数的白人和基督教徒忽视，对于支持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权左派”来说，也无法与多数主义的强调一致，但他们的教育和文凭阶级特权使他们对“与人民一起前进”持谨慎态度。

今天的民粹主义？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近些年来，有两个和早期民粹主义传统有明显相似之处的变革运动出现在了美国：茶党运动（2009年）和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然而，媒体和精英阶级的权威专家对前者的关注度远高于后者，茶党运动受到的媒体的积极关注比占领华尔街运动要多。[24]媒体对两者不同的关注度和处理方式的原因，正如媒体分析人士彼得·哈特（Peter Hart）和史蒂夫·兰道（Steve Rendall）所指出：“当那些拥有媒体的富有的精英们感到他们被更多的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击所威胁时，茶党运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对于公司新闻媒体来说是一种完美的替代。正因如此，茶党运动可能会受到媒体持续的关注。”[25]相比而言，公司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则迟缓得多，并且常常是批判的或者刻薄的，而且在2012年早些时候就消失了。[26]媒体分析师约翰·克内菲尔（John Knefel）指出，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公司媒体和它们的所有者有充分的动机忽视那些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抗议运动或这些运动的潜在原因。”[27]

尽管在媒体报道程度上有差异，公司媒体的报道和精英阶级的专家还是会常常关注与这两种运动相关的三个话题。首先反复强调的是运动的政治效应。这个问题集中在两种运动是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对政治运动和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其次是运动的目的。媒体报道和专家问道“他们想要什么？”最后，运动的参与者也受到了关注。关于他们的问题包括年龄（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种族（白人还是非白人）、教育（高层次或低层次）、工作状态（在职的还是非在职）和职业（他们的职业类型是什么）。除了这些问题，一些独立媒体也关注这些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也就是质疑它们是否是真正的“草根”运动，还是人造“草皮”运动——后者是位于政治谱系右边的富有的精英们创造的假运动。[28]

自从这些运动出现以来，以上提到的这些主流媒体提出的问题，已经充斥了各种商业电子和印刷媒体、互联网网站、博客、脸书帖子和推文。一些回答具有基于事实的合理性，例如对于选举结果的审视、参与者的特征和运动的真实性。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大多数独立观察员认为虽然许多茶党抗议者对经济和政治现状表现出愤怒，但茶党运动的很多特征都揭示了这是一场草皮运动，而非草根运动。[29]相对而言，公司媒体和独立媒体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都显示它确实有真正草根社会运动特征。[30]

与上面提到的基于事实的答案相比，很多与第一个和第二个主题有关的问题的答案通常都只不过是基于对运动事件的肤浅观察或者对与这两个运动相关的小部分人群的采访。在两次运动中，大部分公司媒体的记者和专家们所缺乏的是认真考虑两个运动的相似之处以及这两个运动未来合并成一场统一的变革运动的潜力。我们相信，从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的某些特征是一种当代的、基于阶级的社会现象，它和我们的民粹主义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场运动的大多数核心成员和支持者的一个共同特性是他们都是我们称为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些运动的成员来自特权阶级的底层部分，但大部分是对自身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有很大不满的工人。在对这些阶级的不满中大家产生了共同的愤怒。参与运动的成员和支持者的不满指向他们共同的生存环境，以及针对政府与富有的精英站在一起反对普通民众的利益的现象。

他们对于自己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而感到愤怒。他们对中产阶级的工作、工资、福利、机会的消失感到愤怒，认为税收政策对富人和大公司更加有利。他们对于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尤其是穷人和富人之间财富和收入上不断扩大的差距感到不满。即便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体面的工作、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他们对由纳税人资助的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华尔街公司的紧急救助和负责此次危机的公司高管获得的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和薪水感到愤怒。他们也对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输出到海外，而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在公司媒体上因为他们的商业智慧而受到吹捧，并被任命加入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的小组而感到不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在第3章提到的，奥巴马任命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领导总统就业与竞争委员会。[31]在两个运动中明显的愤怒情绪正是过去那些激励和凝聚了工人、农民和小企业主们的情绪。

虽然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些重大区别，比如关注的是不同的不平等，有时目标也是不同的，但两个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显然都很愤怒。他们的气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源于阶级的不满。这些共同的性质可以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如果目前的情况继续持续下去，一旦特定事件或新进展的出现成为“导火索”，这两种运动所共有的愤怒、不满和失望就有可能把它们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扩大化的民粹主义运动。

目前来说，很难知道这两种运动是否有一天会合流。我们确实认为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大公司和大政府经常在一起对抗普通美国民众的利益。这表现在美国民众对主要社会机构，如大公司、银行、总统、国会、美国最高法院等缺乏信任。[32]对很多人来说，传统美国理想中，政府和社会应该以公平、平等和民主的方式运行，他们很难接受富豪统治的现实。腐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现状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的差异导致认知失调，刺激了愤怒的主观感受的产生，有助于激励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

在某些方面，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过去的民粹主义运动是相似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非精英阶级希望改变不平等、不公平和腐败的经济及政治体制，使之与传统的美国民主理想更加一致，这引领许多公民开创并加入民粹主义运动来改变现状。然而，正如以前的民粹主义运动有着兴起到平息的过程，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有可能转变为一种休眠模式，成为一些社会学家所谓的“悬置结构”（abeyance structure）的一部分[33]。但是即便今天的运动平息而非融合，它们也不太可能完全从公众的认知中消失，因为引发公众的不满还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如果有新的不满出现，或者现有的不满重新加剧，我们很有可能看到这些运动也许会以一种统一的、目前还难以想象或预测的新形式再次出现。

阶级不平等的未来

我曾经看见过群山愤怒，排成战斗队形。一个小个子男人在与它们对峙，我笑着跟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会获胜吗？”“当然会，”另一个人回答道，“因为他的祖辈们曾经打败它们多次。”

——Stephen Crane，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and Other Writings（1960）

抚今追昔，新阶级社会的未来是什么？我们相信没有单一的未来。相反，未来有多种可能。阶级不平等的未来取决于支持和加强新阶级体系（主导性权力网络）的组织机构、趋势和社会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反对和挑战这个体系的对手（替代性权力网络）。正如前面几章所述信息和分析以及本章所阐述的，有一种可能性是：精英阶级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们的不平等阶级结构的努力将会是强大而难以抗拒和逆转的。我们预期，精英阶级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与今天相比，将会产生更多的投资、消费、社会和技能资本集中在本阶级以及他们那些更大的特权阶级的盟友手中。但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一黯淡前景并非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在21世纪早期的美国，扭转反民主、反平等主义、财阀政治的趋势是可能的。一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团结一致，多次击溃了“群山”。

“吝啬鬼方案”和“结构性方案”的对比

战争和革命通过强制分配财富摧毁寡头政体，但民主从未如此。民主可以驯服寡头。关于寡头政治如何扭曲并挫败了民主参与的力量，美国人再次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Jeffrey A. Winters，In These Times（March 2012）：20

在狄更斯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改革是由良心引起的。在《圣诞颂歌》中，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被三个圣诞精灵造访：“过去之灵”、“现在之灵”和“未来之灵”。结果，斯克鲁奇对他自己的自私行为所出现的后果感到震惊和胆寒。所以他改过自新，社区变得更加美好了。这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令人欣慰的道德故事，它基于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富人对狭隘的经济利益的自私追求，可以被一些唤醒良心的体验所改变，从而唤醒人们潜在的社会道德感。这似乎过于简单了，不能被作为一种改革更广泛的社会世界的严肃方式，但这是一种改革信息，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深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浸染的工人阶级中引起深刻共鸣。

“吝啬鬼方案”代表的这种改革模式受到精英阶级和许多特权阶级领导人的青睐。这是一种个人层面的方案，将个体视为我们最棘手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和不平等的根源及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把精英阶级中的个人造成的社会伤害看作可以挽回的。信奉基于吝啬鬼的改革方案的精英阶级领袖认为，即使他们阶级中的一些“贪婪的人”摧毁了经济，他们也有可能像斯克鲁奇一样，经历一种精神上的改过自新，从而达到救赎。在这一链条上，有缺陷的精英们唤醒了他们内心潜在的社会良知，这一良知成为一股强大的驱动力，驱使他们放弃“罪恶的”贪婪，驱使他们忏悔并承诺以美德行事，从此为大众利益而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精英阶级的“违规者”不接受或不遵守“吝啬鬼方案”，改革者可能会采用所谓的“正当程序替代方案”。这种在今天某些情况下会被采用的替代方法，利用传统的组织纪律和法律条例，将有缺陷或不合格的精英阶级人士从他们的权威位置除名。然后，那些不称职的人就会被更有道德的、由精英授权的人所取代，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从而避免他们的可耻前辈的耻辱和越轨行为。一个例子是把“庞氏骗局”大鳄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f）收监入狱，他的非法投资交易是由法院指定的精英阶级专家处理的。

“吝啬鬼方案”和替代方案的变种，在那些公司媒体如何对那些似乎是没完没了的阻碍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负面事件的报道中是显而易见的。公司媒体的报道常常把卑陋的、贪婪的事件、事态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连带损害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他们滥用了自己在公司或主要政府部门（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权力。当公司媒体报道诸如金融公司导致经济崩溃、亿万富翁赞助选举、大公司说客与国会和联邦机构进行内部交易、私募基金公司掠夺工人养老金、美国标志性公司剥削本国工人和在海外使用童工等话题时，所有这些和其他卑陋的行为都通常被定义为是由在大型组织中担任权威职位的精英阶级个人的贪婪或错误判断（或两者兼而有之）造成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被认为是由当代组织和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需要为这些事件对其他个人或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负责。

关键是，我们被告知，这个体系是好的。我们只是需要让那些“害群之马”公开忏悔他们的错误，表现出一种深刻的醒悟，拥抱他们重新焕发的良知，请求公众的谅解，并且承诺不再犯罪。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精英们认为有效的个人层面的改革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替代方案”来实施。在涉及执迷不悟或出格的精英阶级不法分子的案件中，一些戴着手铐的精英阶级恶棍被脸色铁青的警察押解进监狱的电视画面可能会有伸张正义的效果，从而减轻公众的愤怒。但只有少数像伯纳德·麦道夫那样的精英才会入狱。大多数人表达了忏悔或缴纳罚款后，回去继续工作。

“结构性民主方案”对“吝啬鬼方案”或“正当程序替代方案”不抱有任何信心。反对新阶级体系的改革人士认为，不民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植根于由精英阶级控制的、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大型机构。民粹主义者所倡导的“结构性民主方案”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分布在替代性权力网络的许多不同团体和组织中，如在劳工运动、社会正义团体、草根教育和媒体改革团体、另类媒体、公司责任团体、环保组织、LGBT群体（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译者注）和许多其他团体中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4]拥护和支持所谓的结构性民主方案的个人和团体的主要目标通常包括：①恢复政治和政府的真正民主参与；②将民主管理的原则扩展到在我们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公司结构中；③扩大所有公民参与民主进程的机会，这对实现前两个目标至关重要；④提高美国人民的阶级意识，即不仅要认识到阶级认同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我们社会认同和生活的核心特征，并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更深入了解阶级结构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怎样被组织、加强和延续的。

藉由“结构性民主方案”所启发的方式，大幅度减少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实现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并为每个人提供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某种版本的“美国梦”，这种前景充其量只能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即便如此，我们相信这个方案和受它启发的项目可以作为一个有关阶级本质和与之相关的许多不平等问题的全国性对话的出发点。越来越多的有阶级意识的公众能够提供经济、政治和人力资源的支持，来帮助现有的和尚未成立的机构致力于新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改革建立新阶级社会。我们从某些证据——如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对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简短分析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参与到新的社会变革行动中，这些可视为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现代版本。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在我们高度不平等的新阶级体系中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我们看来，试图通过清除在大型组织高层的腐败和坏分子来改革阶级结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怎样的改变是必需的？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些读者写信给我们，抱怨我们没有清晰罗列改变我们不平等的阶级体系所需要的结构性变化的改革议题。我们感谢他们的兴趣和热情。但我们认为，向读者提供一份我们认为需要推行和实施的改革清单，对我们来说过于冒昧。

只有集体行动的美国人团体才能决定需要做什么，必须采取什么步骤来重塑阶级体系并减少阶级不平等。有兴趣参与改革进程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那些在替代性权力网络中很活跃的群体的公开发行物和网站。那些网络中一些组织的许多出版物和网站，在本章和前几章以及参考书目的各种注释里都有引用。替代性权力网络集团提议并发起的改革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展示了那些旨在改革目前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纠正阶级不平等的结构变化可能是什么样子。例如，一个小的举措就是采取联邦“最高工资”政策来限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35]

随着未来即将来临，公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条件、环境和机会，不断发展新的改革举措、战略和战术。如果我们想要融化不平等的冰山，避免它撕开新阶级社会这艘“泰坦尼克号”巨轮，将美国沉入历史深渊中，在不断增长的规模中发展和实施新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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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今天，专业这个词被应用于许多职业，并不局限于那些传统上被社会学家认定为职业的职业，如法律、医学和牧师。参见Hodson and Sullivan，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2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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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New York：Basic Books，1995），1.

[23] 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New York：Basic Books，1995），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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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具体的例子，参见Kenn Burrows，“Signs of Health and Emerging Culture—Stories of Hope and Creative Change from 2010 and 2011，” in Censored 2012，ed. Mick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229-60；Nolan Higdon and Ryan Shehee，“Media Democracy in Action，” in Censored 2012，ed.Mickey Huff and Project Censored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1），280-92；Debra Minkoff，Silke Aisenbrey，and Jon Agnone，“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in the U.S. Advocacy Sector，” Social Problems 55 （2008）：5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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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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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Gregory 格雷戈里·阿克斯 77

Adams，James Truslow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4，291

Advance Publications 前进出版公司 258

advertising：and media content 广告：媒体内容 194，196

revenues 广告收入 194

television 电视广告 262

AFL-CIO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168，268

Aguirre，Adalberto 阿达尔贝托·阿吉雷 215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 含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 181，182

Ailes，Roger 罗杰·艾尔斯 195

Akre，Jane 简·阿克勒 195

Alcoa，Aluminum 美国铝业公司 114，164

Alger，Horatio 霍雷肖·阿尔杰 221

Alter，Jonathan 乔纳森·奥尔特 208

alternative power networks 替代性权力网络 123～125，127，166，169，268，274，285，287，288

Amazon.com 亚马逊网站 165，189，267

American Assembly 美国智库大会 162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ABA） 美国银行家协会 166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美国律师协会 114

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 （ACC） 美国化学理事会 166

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 美国人寿保险协会 166

American culture 美国文化 111，258，286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 3～6，39，60，78，79，102，120，127，215，216，218～221，231，236，238，288，291

college-route version of 大学版美国梦 236，238

modern 现代美国梦 4，5

myth of 美国梦的神话 218～221，231

power of 美国梦的力量 221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111，119，160，161

American Farm Bureau 美国农场局 168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County，and Municipal Employees （AFSCME） 美国州县市雇员联盟 117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 of 2004（AJCA） 《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 174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ALEC） 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 46，117，159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美国管理协会 65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美国医学协会 26

American Mining Congress （AMC） 美国矿业大会 166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 美国石油学会 166

American populism，See also populism 美国民粹主义 281，282，288

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繁荣美国人组织 151

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 of 2012 《2012年纳税人救助法案》 175

Anderson，Charles，查尔斯·安德森 5

Anderson，Rocky，洛奇·安德森 156

Anti-Drug Abuse Act （1986 and 1988） 《反毒品滥用法案》（1986年和1988年） 249

“Anything But Class”（ABC） 除了阶级以外的任何节目 262

AOL-Time Warner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 137

Apple，苹果（公司）50，71，108，208

Arab Spring movements 阿拉伯之春 270

armed state 武装起来的国家 61，183

Armey，Richard 理查德·阿米 135

Ashcroft，John 约翰·阿什克罗夫特 254

attorney：as lobbyists 律师：是说客 134 income of （see salaries） 收入，见薪水

Audacity of Hope（Obama） 《无畏的希望》 154

austerity policies 紧缩政策 6，45，46，103，104，158，193，207，208

auto workers：employment 汽车工人：雇佣 43

wages 汽车工人的工资 110，117

Bagdikian，Ben 本·巴迪根 196，204

Bain Capital 贝恩资本 270

Baker，David 大卫·贝克尔 215

Baldwin，Tammy 塔米·鲍德温 269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 《2005年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保护法案》 167

banks 银行 106，167

Bernanke，Ben 本·伯南克 174，55

Berkshire Hathaway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08

Bertelsmann 贝塔斯曼（出版公司） 258

Biden，Joe 乔·拜登 89

Big Ten （colleges） 十大联盟高校 232，235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46，162

billionaires 亿万富翁 106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 （BCRA） 《两党竞选改革法案》 141

BKSH & Associates 巴克斯伙伴公司 136

Blitzer，Wolf 沃尔夫·布利泽 197

Bluestone，Barry 巴瑞·布卢斯通 38

Bochner，John 约翰·博纳 170

Bopp，James 詹姆斯·波普 142

Borch，Fred 弗雷德·伯奇 114

Borosage，Robert 罗伯特·博洛吉奇 4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17

Bowie，Blair 布莱尔·鲍伊 28

Bowles，Erskine 厄斯金·鲍尔斯 170

Bowles，Samuel 塞缪尔·鲍尔斯 213

Broad Foundation 布罗德基金会 46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 138，159，162～164，168，205，252

Brown，Sherrod 谢罗德·布朗 269

Bruyn，Severyn 塞文瑞·布鲁因 45

Buckley v.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 141，142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Fiscal Year 2013，2013年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预算 181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7 （BRA），《1997年预算调节法案》 172

Buffett，Warren 沃伦·巴菲特 56，108，273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e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劳动统计局，见美国劳动统计局

Burson-Marstellar 博雅公司 136，208

Bush，George W. 乔治·威廉·布什 46，73，118，144，153，167，168～170，171～175，254，255

Business Council，商务委员会 159，166

Business Roundtable 商务圆桌会议 73，104，105，114，121，130，159，164，166～168，171，174

Bybee，Roger 罗杰·贝比 59

Cameron，David 大卫·卡梅伦 207

campaign：contribution 竞选：捐款 115，139～143，146～157

cost 竞选费用 143～145

donors 竞选捐款人 146～149

funding 竞选资助 141，143

mega-donors 竞选巨额捐款人 152，153

See also campaign money；elections；political，campaign financing 另见竞选金，选举，政治选举的财政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 竞选财务研究所 152

campaign money：hard/soft 竞选资金：软/硬 141，142

Campaign to Fix the Debt 整理债务运动 208

Cantor，Gerald BB. 杰拉尔德·康托尔 219

capital：four forms o f资本：四种形式 22

capital gain tax 资本利得税 172，175，177

cargo containers 货物集装箱 49

Carlin，George 乔治·卡林 3

Carter，Jimmy 吉米·卡特 250

Case Steve 史蒂夫·凯斯 137

Cato Institute 卡托学会 161

CBS （TV）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42，165，186，187，189，190，193，200～203

cell phones 手机 258，259，270

censorship，See media，censorship of 审查，见媒体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91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Studies 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 66，109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中心 161

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CAFTA）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42

CEOs/CFO：compensation 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报酬 107，108，193

GM and Ford 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 109，110

charter schools 特许学校 46，239，240

Chevron 雪佛龙 71

ChicagoTeachers Union （CTU） 芝加哥教师工会 204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90

China：exports，中国：出口 68～69

taxes on corporations，公司税 72

Chomsky，Noam 诺姆·乔姆斯基 268

Chrysler 克莱斯勒 43，109，316

Citigroup 花旗集团 138，163，168

Citizensfor Tax Justice 公民税收正义组织 72

Citizens United decisions，公民联合会的裁决 115，133，139，142～144，147，270

class：collaboration，阶级：合作 132，133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5，120，199，249，262，268，269，288

cultural/economic 文化阶级/经济阶级 18

issues/themes in movies 以阶级为问题/主题的电影 262

issues/themes on television 电视中的阶级议题/主题 262，263，269

models 阶级模型 16～19

polarization 阶级两极化 3，40，76，97，99，101，102

power network model 阶级权力网络模型 121，122，126，127，131

pre-rich 准富人阶级 102，273

rigidity 阶级固化 13～15，40，97，99～102

segments 阶级组成部分 30～32，35，55，99，101，104

structure 阶级结构 15～19，31，40～41

as taboo 作为禁忌 7～9，41，126，164，211

unity 阶级团结 149，150

war 阶级战争 2，76，97，103～105，111～118，159

Class-Action Fairness Act of 2005，《2005年集体诉讼公平法案》 167

class images：diamond，阶级图像：钻石型 15

double-diamond 双钻石型 30～37，75

pyramid 金字塔型 13～16

classism 阶级歧视 278～280

classwide：business unity 全阶级：商业团结 148，150

coalitions 全阶级联合 165，166，172，272，339

community 全阶级共同体 130

lobbying 全阶级游说 133，164～175

Clear Channel 清晰频道 257

Clinton，Hillary 希拉里·克林顿 142，168

Clinton，William，威廉·克林顿 47，66，118，138，141，167，171，172，181

Clooney，George 乔治·克鲁尼 65

CNN （TV）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86，197，201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 《煤矿健康与安全法案》 113

Cockburn，Alexander 亚历山大·科克本 127，248

Colbert，Stephen 史蒂芬·科拜尔 201，270

college：alumni contributions 大学：校友捐赠 234

cost of attending 上大学的费用 214，229

degrees awarded 大学学位 92，222，229～236

enrollment 大学入学 230

faculty 大学教师 52

graduates’ income 毕业生收入 229，230

level job openings versus job seekers 大学水平的职位空缺与大学毕业求职者比较 93

student debt/loans 学生债务/贷款 230

tuition 大学学费 230

colleges/universities：community 学院/大学：社区 234

elite/non-elite 精英/非精英 230～234

two-years 两年制 231～233，239

Collins，Chuck 查克·柯林斯 176

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意识殖民化 259，260，264

Comcast 康卡斯特（公司）165，186～188，197

Comedy Central 喜剧中心 201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CFMA） 《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 167

community：classwide lobbying 共同体：全阶级游说 133，164～175

federal lobbying 联邦游说共同体 130，134，136

political finance 政治金融共同体 130，146，154

policy-planning 政策规划共同体 130

computer-based：production systems 以计算机为基础：生产体系 48

telecommunications 电子通信 49

Conference Board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 159，162，166

conflicting class interests 冲突的阶级利益 8，17，104，105，112，124，125，241，260，271

congressional：salaries 国会的：薪水 108，136

wealth，See also elections，congressional 财富，另见选举，国会

Conoco Phillips 康菲（国际石油公司） 71

Conrad，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1

conservative/conservatism 保守派/保守主义 34，46，119，120，123，141，142，159～162，167，179，181，185，186，193，194，197，198，199，202，204，205，207，223，243 see also ideology；political orientation，另见：意识形态，政治取向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保守的基金会 164，205

consumption capital 消费资本 22～24

contingent class segment/employment 不稳定就业阶级组成部分/就业 54

Cooper，Anderson 安德森·库珀 201

core and peripheral workers 核心和边缘工人 53～55

corporat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公司信息部 190，209

corporations：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expenditures 公司：广告和市场营销支出 194

and educations 教育 46，223，239

image advertising 公司形象广告 208

influence on news reporting 新闻报道的影响 196

number of 公司数量 115

ownership of 公司所有权 111～112

power of 公司权力 108～110，113～120

profits of 公司利润 13，46，47，57，61，72，73，105，108，109，110，113，116，184

interlocks and news reporting 内部连锁和新闻报道 195

share of federal revenues paid by 支付的联邦总收入的份额 178

size of 公司规模 106～107

stateless 无国家状态（无国）公司 62，70～71

taxes on 税收72～73，171～175，177～18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159，162～164

CounterPunch 《反击》 185，248

Craigslist 克雷格列表（网站名） 165，267

Crane，Stephen 史蒂芬·克兰 285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刑事司法体系 250，252，253

Crossroads GPS 十字路口草根政策战略 151

Crotty，James 詹姆斯·克罗蒂 112

cultural：capital 文化：资本 27，218

hegemony 文化霸权 119

products 文化产品 56，111，118～120，124，220，258

culture industry 文化产业 131，186，220，257～259

The Daily Show 《每日秀》 201，270

dark money 暗钱 144，151～153

Davis，James 詹姆斯·戴维斯 222

deck stacking 布局 200～202

deep structure 深层结构 192，196，197，201

defense spending 国防开支 180，181

deficit. See federal deficit 赤字，另见联邦赤字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38，64

Delan，Colin 科林·德兰 152

DeMint，Jim 吉姆·德明特 160

Democracy Alliance 民主联盟 161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DLC） 民主党领袖委员会 154

depoliticalization 去政治化 211

Dickens，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286

disaster capitalism 灾难资本主义 46，247

Disney. See Walt Disney Company 迪士尼，见迪士尼公司

distributional model 分配模型 21，22

documentary films 纪录片 260，261

Dole，Bob 鲍勃·多尔/罗伯特·多尔 135，181

Domhoff，G. William 威廉·多姆霍夫 116，121，129，133，158，182，191，242

dominant group 主导性群体 275

dominant power network 主导性权力网络 122～124，126，127，169，285

Donahue，Phil 菲尔·唐纳修 197

double-diamond class structure 双钻石型阶级结构 22，30，35，44，48，52，55

Douglas，Susan J，. 苏珊·道格拉斯 7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81

Downs，Alan 阿兰·唐斯 65

Downsizing 裁员/裁减 29，61～63，71～73，112

downward mobility 向下流动 95，96，100

drones 无人机 183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DARE） 药物滥用抵抗教育 252

drug control：budget，毒品控制：预算 250

demand reduction 减少需求 250，252

supply reduction 减少供应 250，252

drug war，See war on drugs 禁毒战争，另见对毒品的战争

dual labor markets 二元劳动力市场 51～53，59～61

due-process-replacement scenario 正当程序替代方案 287

DuPont 杜邦 208

earnings 收入 79～86，230

median annual earning 年收入中位数 23，80～86

trends in，收入趋势 86

See also incomes，salaries 另见收入，薪水

eBay 易趣 165，267

Ebert，Roger 罗杰·埃伯特 262

economic crisis；acute and chronic 经济危机：急性与慢性 55～57

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lieve Reconciliation Act of 2001，《2001年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 172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 经济政策研究所 92，168，205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 171

economy：market 经济：市场 45

moral 道德经济 52

new 新经济 52，53，55～58

old 旧经济 12

social 社会经济 45

education：attainment 教育：获得 222

socialization effects of 社会化影响 223，224

See also colleges/universities；per-pupil sp-ending；schools 社会效应，另见学院/大学；学生人均支出；学校

Egypt 埃及 270

Eisnet，Michael 迈克尔·埃斯纳 193

elaborated code 精心编写的代码 279

elections：congressional 选举：国会 144～146，149

financing 选举筹资 141，143

outside spending on 选举外部支出 143～146，150～154，157

presidential 总统选举 141，144，146，149

See also campaign；campaign money political，campaign financing 另见竞选；金钱政治；竞选筹资

Emanuel，Rahm 拉姆·伊曼纽尔 254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 《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 90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11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环境保护局 63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机会平等 39，193，200，215，221，231

Esch，Elisabeth D 伊丽莎白·艾施 277

estate tax 不动产税 172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出口加工区 50

Extra！ 《号外！》 195，201，203

ExxonMobil 埃克森美孚 71，164，205，209

Facebook 脸书 6，108，137，209，267

factors of success 成功的因素 220，222

fake news 假新闻 208

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 报道公正与准确 202，203

Fair Taxes for All 公平交税 173

family income，See income，family 家庭收入，见：收入，家庭

Featherman，David 大卫·莱泽曼 100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187

federal deficit 联邦赤字 7，140，158，170，175，207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106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FECA） 《联邦竞选法》 140，141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 联邦选举委员会 115，139～144，147，148，150～152，330

Federal Register 联邦公报 142

Federal Reserve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74，270，272

Ferguson，Charles 查尔斯·弗格森 261

Ferris，Kerry 克里·费里斯 35

Field，Sally 莎莉·费尔德 269

film festivals 电影节 261

financial：crisis 金融：危机 38，42，47，54，91，103，167，272

firms 公司 44，46，169

financialization 金融化 44，46，47，56，106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FSMA）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47，167

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 金融服务圆桌会议 167，168

fiscal cliff 财政悬崖 174，175，208

Fitch，Robert 罗伯特·费奇 103

501（c） groups 美国501（c）条款组织 115，121，143，144，150～152，157

527 committees，527 委员会 142～144

Fonda，Henry 亨利·方达 269

food stamps 食品券 35，182

Forbes，Steve 史蒂夫·福布斯 205

Forbes：400 福布斯400富豪榜 47，190

magazine《福布斯》 47，203，205

Ford，Michael 迈克尔·福特 3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 162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车公司 43，72，109，110，162

foreign investment by U.S. multinationals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 69

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 10

Fortune：500，财富500强 136，154，164，189

1000，财富1000强 190

magazine 《财富》 189，203

Forest，John Bellamy 约翰·贝拉米·弗雷斯特 70

Foundation Center 基金会中心 162

foundations 基金会 162～164，205

Fourth Amendment 第四修正案 253～255

Fox（TV） 福克斯 123，186，188，189，193，195，197，201，202，263

Frank，Thomas 托马斯·弗兰克 154

free market 自由市场 45，61，105，119，155，160，192，197，207，208，198，346

Free speech and free assembly right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 255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贸易协定 42，50，118，138，168，169，210，336

free will 自由意志 251～253

functionalist model of class analysis 阶级分析的功能主义模型 16，21，22，35

Fudge，Ann 安·富奇 163

Gallup Poll 盖洛普民意测试 42

Gannett，甘尼特公司 189，190，258，347

Gates Bill，比尔·盖茨 108，137，273

See also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另见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gender inequality 性别不平等 35，37，125

General Electric （GE） 通用电气公司 19，50，114，187，190，193，195，284

General Motors （GM） 通用汽车公司 19，43，109，110，164，209，316

generative capital 生成性资本 22，23，28，35，36，52

Gephardt，Richard 理查德·格普哈特 135

Getty Oil 格蒂石油公司 162

Gharib，Susie 苏茜·佳里布 197

Gingrich，Newt 纽特·金里奇 135

Gintis，Herbert 赫伯特·金迪斯 213

glamour，shock，perverse，novelty（GSPN） 魅力、震惊、变态、新奇 264

glass ceiling 玻璃天花板 36

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47，167

global economy 全球经济 58，59，61～63，65～69，71，73，74，106，114，204，207

golden triangle of class power 阶级权力的金三角 130，131

Goldman Sachs 高盛公司 33，164，168

good jobs 好工作 51，56，57，91，92

Google，谷歌 165，209，257，267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美国审计总署 72

Graeber，David 大卫·格雷伯 73

Gramm-Leach-Bliley bill. See Financial Servicer Modernization Act 《格拉姆—里奇—布利法案》，见：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Granholm，Jennifer 詹妮弗·格兰霍姆 42

Grapes of Wrath 《愤怒的葡萄》 269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4，5，13～15，62

GreatRecession 大衰退 99，109，167，272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 112

Greenwald，Robert 罗伯特·格林沃尔德 261

Gregory，David 大卫·格雷戈里 201

Grieder，William 威廉·格雷德 138

Hamilton Project 汉密尔顿项目 138，155

Hardt，Michael 迈克尔·哈特 61

Harper，John 约翰·哈勃 114

Harrison，Bennett 本尼特·哈里森 38

Hart，Peter 彼得·哈特 283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37，232～235

Harvey，David 大卫·哈维 346

Hastert，Dennis 丹尼斯·哈斯特 135

Hauser Robert M.，罗伯特·豪泽 100

Hayek，Friedlich August von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45

Hayes，Chris 克里斯·海耶斯 197

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IAA） 美国医疗保险协会 166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premiums 医疗保险覆盖/保险费 87～89

Hearst 赫斯特集团 258

hedge fund managers 对冲基金经理 32，42，107，155

He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 111，119，120，160，161，205，351

Hewlett-Packard 惠普公司 73

Hodai，Beau 博·霍戴伊 164

Hollywood 好莱坞 65，165，188，261，263，269

Honda 本田汽车公司 43，54，243

Hoover Institution 胡佛学会 161

Hudson，Tom 汤姆·哈德逊 197

Hudson Institute 哈德逊学会 161

Huff，Mickey 米奇·赫夫 205

Hurricane Katrina 卡特里娜飓风 247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19，43，50

Iceberg metaphor 冰山比喻 46，55，57，59，74，120，126，127，133，249，271～274，280，289

ideological racism and sexism 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273，275～277

ideology：defined 意识形态：界定

dominant American 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221，224

superclass 超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37，194，199

See also conservative/conservatism；liberal/liberalism；political orientation 另见：保守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取向

Immelt，Jeffrey R.，杰夫·伊梅尔特 50

imports of foreign products 进口产品 63

income：CEOs 收入：首席执行官 107，109，110，284

college graduates 大学毕业生收入 229，230

family 家庭收入 82～84，92，231

household 家户收入 97

members of Congress 国会议员收入 108

middle 中等收入 5，40，76，102，172，230

shares by quintiles 按五分位计收入 82

sources of 收入来源 107

tax rates 收入税率 118，174～177

trends 收入趋势 80，86，99，101

wealthy 富人收入 97，99，170，171

workers 工人收入 86

independent groups 独立团体 139，142，144～146，150，153

independent expenditure-only political committee，仅限独立支出政治委员会，See super PACs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 个人退休金账户 24，25

inequality：and media freedom 不平等：媒体自由 209

scripts 不平等脚本 36，37，274，275

trends 不平等趋势 76～79，86，91，101，112

See also gender inequality；racial inequality；tax inequality 另见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征税不平等

inequity 不公正 125，177，281

information Industry 信息产业 130，131，183～186

infotainment 资讯娱乐 201

defined 界定 262

inheritance taxes，遗产税 See estate tax 见不动产税

institutional：elites，制度化的：精英 121

classism 制度化的阶级歧视 275，278～280

racism/sexism 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275～278

insurance companies 保险公司 106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代际流动 94～96，99～101，219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美国国税局 118，142

International Movie Database （IMDb） 国际电影数据库 260

international trade，see also global economy 国际贸易，见全球经济

Internet：access 互联网：接入 258

campaign fundraising 互联网竞选筹款 146，148，149

corporate websites 公司网站 189

digital pacification 数字化和解 266

as news source 作为新闻来源 186

promo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促进社会运动 270

In These Times 《在这些时代》 185

investment capital 投资资本 23～26

invisible class empire 无形的阶级帝国 129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44，67

Ivy League 常春藤盟校 163，232，235

J. Paul Getty Trust 保罗·格蒂基金 162

Japanese automobile firms. 日本汽车公司 54

state incentive package for 一揽子激励 243，244

transplants 转移 57～60，244～247，251

Job Creation and Worker Assistance of 2002 （JCWAA），《2002年增加就业与援助雇工法案》 174

jobless recoveries 失业型复苏 56，57

jobs：creation of 工作岗位：创造 57，67，69，91～93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制造业岗位减少 19，43，48，69

downsizing 裁员 53～58，63～65

growth projections of 预测增长 69，92

losses 工作岗位流失 43，53，57，64

outsourcing of 外包 43，66，67，116，117

polarization of 两极化 92

service 服务业 69

stability of 稳定 86，87

Jobs，Laurence Powell 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 108

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and Reconciliation Actof 2003 （JGTRRA），《2003年就业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173

Johnson，Lyndon B. 林顿·约翰逊 112

Johnson & Johnson 美国强生公司 162

Jordan，Michael 迈克尔·乔丹 193

JPMorgan，chase 摩根大通集团 109

Kazin，Michael 迈克尔·卡金 282

Kellogg Corp 凯洛格公司 162

Kennedy，Joh，F. 约翰·肯尼迪 116

Kerbo，Herold R. 哈罗德·克尔博 120

Klein，Naomi，娜奥米·克莱恩 247

Knefel，John 约翰·克内菲尔 283

Knight，Philip H. 菲利普·奈特 108

Knight-Ridder 奈特-里德报业 190

Koch Brothers 科赫兄弟 151，261

Krugman，Paul 保罗·克鲁格曼 20

Kudlow，Lawrence 劳伦斯·库德洛 181，197

Kudlow Report（CNBC） 库德洛报告 123

L.L. Bean 宾恩公司 58

labor market：primary/secondary 劳动力市场：初级/次级 51，52

labor movement. See movements，labor 运动，见运动，劳工

LandingPoint Capital 落点资本公司 163

Lauer，Matt 马特·劳尔 201

Ledbretter，Huddle （Leadbelly） 胡迪·莱德贝特，（莱德贝利） 126

legitimation process 合法化过程 241

liberal/liberalism，see also ideology；political orientation 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见意识形态，政治取向 26，160，161，193，197，200，202，207，253

life chance 生活机会 2～4，221，290

lifestyles 生活方式 17，18，60，65，92，101

lifetime employment 终身雇佣 66

Limbaugh，Rush 拉什·林堡 123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215

Lioz，Adam 亚当·里奥兹 28

lobbying 游说 114～115，132～135

classwide 全阶级游说 158，164～175

community 共同体游说 146，150

corruption 游说腐败 135

expenditure 游说开支 134，139～141

firms 公司游说 133～136

by former members of Congress 前国会议员游说 136

revolving door 游说旋转门现象 135

special interest 特殊利益游说 133～134，140，165～166，170

Lobbying Disclosure Act of 1995，1995年《游说公开法案》 134

Lombardi，Vince 文斯·隆巴迪 145

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矶时报》 190

Lott，Trent 特伦特·洛特 135

Maddow，Rachel 雷切尔·麦德 197

Mad Money（CNBC） 《我为钱狂》（电视节目） 123

Madoff，Bernie 伯纳德·麦道夫 287

Magdoff，Fred 弗雷德·马格多夫 67

mainstream ideology process 主流意识形态过程 131，191～193，199，200

mainstream media，see media，mainstream corporate 主流媒体，见媒体，主流公司

Manhattan Institute 曼哈顿学会 161

Manpower 万宝盛华 54

manufacturing：employment/jobs 制造业：雇佣/工作 19，43，48，69

firms 公司 47

Marger，Martin N，马丁·麦格 224

marginalization of alternatives 替代性选择的边缘化 199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15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 17

maximum wage 最高工资 289

Mazda 马自达汽车公司 243

McCain，John 约翰·麦凯恩 146

McChesney，Robert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70，143，211，257

McClatchy 麦克莱齐报业集团 347

McConnell v.FEC，麦康奈尔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141

McDonald’s 麦当劳 71

media：advertising，媒体：广告 205，206，208，209

alternative 其他 6

censorship of 媒体审查 192～193

consumer consumption of 消费者消费 259

consumer spending on 消费者支出 14

content 媒体内容 194，196

corporate interlocks 公司内部连锁 190，191

distribution networks 媒体分布网络 258

liberal bias charge 自由主义者偏见的指责 198，207

mainstream corporate 主流公司媒体6，185，191

public skepticism of 公众的怀疑 186，203

MediaNews Group 媒体新闻集团 347

media salaries CEOs 媒体首席执行官的工资 194

pundits/commentators 专家/评论员 201

TV news anchors 新闻主播 201

median income：family 收入中位数：家庭 80～86，90，235

household 家户收入中位数 97

Medicaid/Medicare 联邦医疗补助/联邦医疗保险 46，104，112，119，140，170，179，207，208

Merck 默克公司 73

meritocracy：ideology of 精英主义：意识形态 278

myth of 精英主义神话 219

Michael & Susan Dell foundation 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 46

Microsoft 微软 137，162，165，209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3～6，13，15，16，20，21，28，38～40，43，56，57，60，64，74～82，85～87，89～98，100～102，108

defined 定义 78，79

disappearance of 消失 39，75，76

incomes 收入 78～86，88～92，94，96～99，101

statistical 统计学 102

middle incomes 中等收入 5，40，75，76，102，167，230，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 35

minoritygroups 少数群体 275，276

Mitsubishi 三菱汽车公司 243

Moberg，Eric Michael 埃里克·迈克尔·莫伯格 79

Monsanto 孟山都（公司） 195

Monthly Review 每月评论 143

Monticello，Indiana 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 59，60，66

Moore，Michael 迈克尔·摩尔 197，261，268

moral economy 道德经济 52

Morrison，Patrick 帕特里克·莫里森 184

Mother Jones 《琼斯夫人》 185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 美国电影协会 165

movies and class 电影与阶级 260～261，269

movie theaters 影院 259

movements：astroturf 运动：草皮运动 208，284

grassroots 草根运动 208，284

labor 劳工运动 76，123，124，288

populist 民粹主义运动 273，285，286

social 社会运动 112，264，267，270，273，281，282，284

MSN/WindowsLive/Bing MSN/WindowsLive/ 必应 267

multinational firms 多国/跨国公司 44，45，50，64，72，73，74

five largest 五个最大 71

taxes on 税收 72～73

Murdoch，Rupert 鲁伯特·默多克 187，193，347

Myers，Lisa 丽萨·迈尔斯 195

Nader，Ralph 拉尔夫·纳德 58，268

NAFTA. Se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tion 《国家》 127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全美制造商协会 74，115，159，162，166，168，171～174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holesalers-Distributors 全美批发商推销商协会 173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全美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 170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NCRP） 责任慈善全国委员会 161

national debt 国家债务 174，207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113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NFIB） 全美独立企业联盟 166，171，172，173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 116，117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 全国纵向调查 94

NBC （TV）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7，165，168，186～88，193，195，197，200～203

Negri，Antonio 安东尼奥·内格里 61

neoliberal/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 44～46，50，61，119，160，193，198，200，253

new catch-22，新22条军规 246～247

New Deal 新政 112，114，120，298，306，340

new Democrats 新民主党人 154，155

new economy 新经济 12，13，19，38，40，42，44，49，52，53，55～58，62，67，74，76，297，307

crisis 新经济危机 54～57

five features of 新经济的五个特征 44～57

news media credibility 新闻媒体的可信度 186

soft 软新闻 194，195

sources of Americans 美国人的新闻来源 186

News Corporation 美国新闻集团 187，188，189，193，347

new working class 新工人阶级 3，9，30，31，34，37，40，53，60，64，65，66，70，97，101，123，137，192，278，281，284，288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189，190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42，63，66，133，184

New York Times Company，纽约时报公司 190，258，347

Nichols，John 约翰·尼克拉斯 143

Nightly Business Report （PBS），晚间财经报道（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197

Nike，耐克（公司） 50，69，71，108，164

9/11，see September 11，2001

Nissan 日产汽车公司 43，54，243

Nixon，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114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46，160

Norma Rae 《诺玛·蕾》 269

non-standard employment/workers 非标准雇佣/工人 52，54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42，50，118，138，169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国东北大学 66，109

Obama，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50，75，118，137，138，144，149，152～155，160，166～171，174，175，208，254，255，266，269，284

Obamacare. Se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奥巴马医改法案，见《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88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113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63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race and genders 因种族和性别的职业隔离 36，276

Occupy movement 占领华尔街运动 1，7，9，42，103，210，273，283～285，288

O’Donnell，Lawrence 劳伦斯·奥唐纳 197

Okonjo-Iweala，Ngozi 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 163

Olbermann，Keith 基斯·奥博曼 197

one percent，See wealthiest 1 percent 百分之一，1%（见百分之一最富有的）

opinion-shaping progress 舆论塑造过程 131，200

Oprahfication of the mind 心灵的奥普拉化 264～266

O’Reilly，Bill 比尔·奥雷利 197，201

organized labor，See also movements，labor unions 有组织的劳工 63，154，157，165，另见运动，工会

Orr，James F.，III 詹姆斯·奥尔三世 163

Orszag，Peter B，彼得·奥萨格 138

outplacement professional 再就业专家 65

outsourcing 外包 43

defined，界定 94

global 全球 65

history 历史 116

pacification：and culture industry 和解：文化产业 257～271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和解 241～256

and provocation 和解与挑衅 267～271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88

Patriot Act. See USA Patriot Act 《爱国者法案》，见美国爱国者法案

Parsons，Richard 理查德·帕森斯 163

Pearson 皮尔森集团 262

Pelley，Scott 斯科特·佩利 201

Pell grants 佩尔奖学金 229，236

pension：coverage，养老金：覆盖范围 87～89

defined-benefit contribution plans 固定缴纳/收益计划 79

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 （PBGC） 美国退休福利担保公司 90，91

People’s Party 人民党 282

PepsiCo 百事可乐公司 164

per-pupil spending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学生人均支出：学生成就 226～228

average 平均 229

inner city 市中心 228

studies of 研究 229～230

suburban/rural/urban. See also schools 郊区/乡村/城市，另见：学校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 《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 181

Pew Research Center 皮尤研究中心 44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PhRMA） 药品研究与制作商协会 166

Phillips，Peter 彼得·菲利普斯 185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 137

Physician income 医生收入，见薪水

Pizzigati，Sam 山姆·比齐加迪 139

plant closings 工厂关闭 38，50，59，60，63～65，67，70，104，117，229，243，246，247，270

pluralism model 多元模式 198

plutocracy 富豪统治 129，139，285

policy planning：community 政策规划：共同体 130

discussion groups 政策规划讨论小组 161，162

network 政策规划网络 158～166

political campaign financing 政治选举筹资 141～153

contributions by wealthy individuals 富裕个人捐款 146，147，152，153

community 共同体 133，134，136，146，150，154

outside spending on campaigns 竞选外部支出 139，142～146，150～154，157

See also campaign；campaign money；election 另见竞选；竞选资金；选举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 政治行动委员会 140～144，146～153，156，157，181，198，199，270，327，329，330

political-economy ideology 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132，192，193，199

political orientation 政治取向 7，155，159，191，197，203

popular culture 流行文化 6，119，130，131，186，221，259，262，264～266，292

populism，see also movements，populist 民粹主义 281～283，另见运动，民粹主义者

Postman，Neil 尼尔·波茨曼 231

Powell，Lewis F.，Jr 小刘易斯·鲍威尔 114，115

power：economic 权力：经济 28，29

elite 精英权力 121，122，129，130，137，138，170，183，191

political 政治权力 29

social 社会权力 29

prep schools 预科学校 233，234

Prime Policy Group 重要政策集团 136

prison：inmates incarcerated for drug offenses 监狱：因涉毒犯罪入狱 250

inmates by race 囚犯种族 250

labor，劳动 253

private，for-profit 私人，营利性 253

private welfare states 私人福利国家 76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45，46，105，119，160，169，170

privileged class 特权阶级 3，27，29～32，36，97，103～105

production model 生产模型 16，17～19，21，22

productivity 生产力 82～84

changes in and wages 工资的变化 83

profit maximization 利润最大化 105，121，185，200，277

profits：declining，see also corporations，profits 利润：下滑，20，29，52，62，63，64，70，91 另见公司，利润

Progressive 《前卫》 185

Project Censored 项目审查 184，185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卓越新闻项目 196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17，273

propaganda 宣传 206，208，210

property taxes 财产税 179，225，228，233，239，242，243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PIPA）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 164，165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抗议和示威 6～8，273，282，284，313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197，202，257，263

public opinion polls/surveys 民意测试/调查 7，75，117，133，168，186，204，206，210，221，245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公共关系产业 205，206，208

employment in 雇佣 211

Punahou School 普纳荷学校 137

Race to the Top 力争上游 160

racial inequality 种族不平等 37，125，273～275

racialized management practices 种族化管理实践 277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 60，70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 159

Reagan，Ronald 罗纳德·里根 67，117，120，167，171，181，249

real：earnings 实际：收入 80～85，307

income 收入 80，83

wages 工资 5，83

recombinant bovine growth hormone （rBHG） 重组牛生长激素 195

redistribution pie 再分配馅饼 179，180

regional wars 区域战争 243

Rendall，Steve 史蒂夫·兰道 283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不平等的再生产 35，231，239

Responsible Wealth 良心财富 321

Retail Leadership Association 零售领导协会 168

retirement income 退休收入 24，25，35，86，89，90

right-to-work laws 工作权法 117，160，270

Robert，Paul Craig 保罗·克雷格·罗伯特 37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162

Rockefeller，David Jr. 小大卫·洛克菲勒 163

Rockefeller，John D. Sr. 老约翰·洛克菲勒 27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 163

Roediger，David R. 大卫·罗迪格 277

Romney，Mitt 米特·罗姆尼 144，146，156，176，179，270，341

Roosevelt，Franklin 富兰克林·罗斯福 112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40

Rose，Charlie 查理·罗斯 197

Ross，Steven J. 史蒂文·罗斯 262

Rothschild，Matthew 马修·罗斯柴尔德 105

Rousseau，Jeau-Jacques 让·雅各·卢梭 241

Rove，Karl 卡尔·罗夫 145，151

Rubin，Robert 罗伯特·鲁宾 138

Rust Belt states 锈带各州 243

Ryan，Paul S. 保罗·瑞恩 140

Sachs，Jeffrey D. 杰弗里·萨克斯 75

salaries：attorneys/physicians/professionals，薪水：律师/医生/专业人员 33，34

media anchors/hosts/pundits 新闻主播/主持人/专家 201

Sawyer，Diane 黛安·索耶 201

Scher，Abby 阿碧·谢尔 44

Schieffer，Bob 鲍勃·希弗 201

schools：creaming in 学校：凝固 233，235

elite prep 精英预科 233，234

expenditures 开支 226，227，228

funding sources 资助来源 225，226，227

privatization of 私有化 46，240

segregation in 隔离 36，276，277

high school graduates 高中毕业生 89，229，230，234～236，238

streaming in 分流 213，217，224～228，231～233，235，354

tracking in 分轨 214，216，217，224～228，231～233

vouchers 教育券 239，240

Schulz，Ed 埃德·舒尔茨 197

Scrooge scenario 吝啬鬼方案 274，286，287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的隔离 36

selective reporting 选择性报道 200，203，204

September 11，20119.11 事件 12，13，56，64，112，113，119，128，191，196，197，209，215，238，247，254，259，264～266，270，284，287，329

service sector 服务业 31，36，48，61，67，69，92，167，240

shadow political industry 影子政治产业 130，132～134，139，157，183，190，193，199，211，212

Sharpton，Al 阿尔·沙普顿 197

shock doctrine 休克主义 46，247

Silicon Valley 硅谷 165

Silverstein，Ken 肯·希尔维斯通 248

Simpson，Alan 阿兰·辛普森 170

Sirius XM （radio） 天狼星卫星广播 257

skill capital 技能资本 22，23，26～28，30，40，132，233，286

Sklar，Leslie 莱斯利·斯科拉 50

Smith，Adam 亚当·斯密 44

Smith，Tom W.，汤姆·史密斯 222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22，23，27，28，30，31，40，52，55，137，221，229，232，279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15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126

socialism：Americans’ view on 社会主义：美国人持的态度 210

failure to take root in America 扎根美国的失败 273

socialization to novelty 新奇社会化 265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6，139，270

social mobility，see downward mobility，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upward mobility 社会流动 见向上流动，代际流动，向下流动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社会保险 25，46，90，104，107，119，140，158，166，169，170，175，179，207，208

social wage 社会工资 76，200，306

socioeconomic：groupings/ranks/strata 社会经济：群体/等级/阶层 18

mobility by quartile 按四分位计社会经济流动 95

status/ranks 地位/排名 94～95

Sony/Columbia 索尼-哥伦比亚 165，257

spatially decentered firm 空壳公司 143

SpeechNow.org v FEC，SpeechNow 非营利组织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 142

Spencer，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26

Spendspoitation 支出剥削 177，179

spin-control process 倾向性言论控制过程 131，191，200，205，206，209

State Farm 州立农业保险公司 164

state investment incentives 州投资激励 243～244

status groups 地位群体 18

stealth industries 秘密产业 211

Steffens，Lincoln 林肯·斯蒂芬斯 272

Stein，Jill 吉尔·斯泰因 156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 273

Stephanopoulos，George 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 201

Stewart，Jon 乔恩·斯图尔特 201，270

Stiglitz，Joseph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70

stock ownership 股票所有权 32，107，110

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 164，165

structural democracy scenario 结构性民主现象 274，287，288

Subaru-Isuzu 斯巴鲁五十铃汽车公司 243

superclass：ideology 超阶级：意识形态 131～132，137，173，178，191，192，193，194，196，197，199，200

leader 领导人 113～116，118，120～122，129～132，137，138，150，162，185，193，199，249，286

political dominance 政治统治 128，129，130，131

segment 组成部分 32，160，161

sponsors 赞助人 108，137，156，169，171，248

super PACs（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115，121，142，143，144，146，150～152，156，157，198，199，270，327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35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SPM） 补充性贫穷测量标准 23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 126

Sydnor，Eugene 尤金·西德诺 114

symbolic politics 符号政治 248，249，251，252

tax cuts 减税 29，73，104，118，134，135，171～175，177～179，207，242，243，321

taxes：on corporations 征税：向公司 72，73，118，171，177，178，195

estate 不动产 39，172

property 财产 24，179，225，233，239，242，243

on the wealthy 向富人 12，103，104，114，116，118，120，140，170，171，175，178，179，268

Tax Foundation 税收基金会 176

Tax Increase Preven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ct of 2005 （TIPRA） 《2005年增税预防与调整法案》 174

tax inequality 税收不平等 173，177，178

tax pie 税收馅饼 177～179

taxexploitation 税收剥削 177

Tax Reform Act of 1986，《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 171

Tax Relief Coalition 减税联盟 173

Tea Party 茶党运动 42，283～285

television：advertising 电视：广告 262

and class 阶级 262～265

comedy 喜剧 201，263，264，364，367

households 家庭 258

newsmagazines 新闻杂志 185，262～264，367

tabloid-style magazines 小报式杂志 262，263

talk shows 脱口秀 262～266，348，366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TANF） 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180～182

temporary workers （temps） 临时工 35，52～54

tenure 终身/任期 52，86～87

terrorism/terrorists 恐怖主义/恐怖分子 158，181，248，254，255

think tanks 智库 104，105，111，119～121，130，138，158，159，160～163，186，204，205，207，272，275，334，335

Time 《时代》 7，189

Time Warner 时代华纳 137，187，189，190

Titanic，see iceberg metaphor 泰坦尼克号，见冰山隐喻

tokenism 象征性 36，75，157，268

tort reform 侵权行为改革 168

Toyota 丰田汽车公司 243

tracking，See schools，tracking in 分轨，见学校，分轨

trade deficit 贸易逆差 67～69，118，168，16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see multinational firm 跨国公司，见多国公司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169

transportation systems 运输系统 49

Tribune Company 美国论坛公司 190，258

Trilateral Commission 三边委员会 159

Trumpka，Richard 理查德·乔姆卡 268

TV Guide，《电视指南》 189，262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1

Twitter 推特 6，165，209，261，267，272

two-tiered system of schooling for privilege 为特权服务的双层教育体系 233，23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 61，69，92，93，307

U.S. Census Bureau 美国人口普查局 23，99

U.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国商会 74，114，115，152，160，162，166～168，171～174

U.S. Commerce Department 美国商务部 77，78，314

U.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 253，254，25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美国国防部 181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美国教育部 230

U.S. Department Homeland Security 美国国土安全部 25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美国司法部 254，255

U.S. Department of Labor 美国劳工部 61，69，92，93，307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美国财政部 172，316

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Business coalition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商业联盟 168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48，316，345，347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176

U.S. Supreme Court 美国最高法院 114，115，133，139，141，142，143，285

underclass 下层阶级 13，31，38，226，269

underemployment rate 不充分就业率 43，44，66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 6，13～15，43，44，66，206，230，246

unions：attack on 工会：攻击工会 63，104，116，117，121，160

attitudes toward 对工会的态度 52，224

campaign contribution 工会竞选捐款 141，146，153，156，199

declining power of 工会力量的衰落 52

membership in 工会会员 52，116～117

TV/media coverage of 电视/媒体新闻报道 199，202～204

unionization rates 工会化比率 52，117

United Auto Workers （UAW）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26，110，316

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 美国木匠和工匠联合会 60

United Electronical Workers 全美电子工人联合会 26

Up in the Air 《在云端》 65

upward mobility 向上流动 4，5，14，30，37～39，40，55，76，78，79，94～97，100～102，106，108，129，149，214，219，221，231，235，236，239，264

USA Patriot Act：passage 美国爱国者法案：通过 254～256

Sunset clause/reauthorization 届满条款/重新授权 255

USA Today 《今日美国》 107～108，190，204

Uygur，Cenk 申克·吾伊古尔 197

Vanden Heuvel，Katrina 卡特琳娜·凡顿·休维尔 4

Viacom 维亚康姆公司 165，201，257

Vidal，Gore 戈尔·维达尔 212

W.K.Kellogg Foundation 凯洛格基金会 162

wages，See earning，income，maximum wage；minimum wage 工资：见挣钱、收入、最高工资、最低工资

Walker，Scott 斯科特·沃克 117

Wallace，Chris 克里斯·华莱士 201

Wallerstein，Immanual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62

Wall Street，华尔街 1，6，7，9，42，44，47，48，63，103，133，154，168，175，177，189，190，203，210，268，270，272，273，283～285，288，313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 7，63，154，168，189，190，203

Wal-Mart 沃尔玛 51，71，108，163，209，315

Walt-Disney Company 华特迪士尼公司 186，188

Walton Foundation 沃尔顿基金会 46

Walton heirs：wealth of 沃尔顿继承人：继承人的财富 108

war on drugs 禁毒战争 241，248～253，256，257，276

War on Poverty 向贫穷宣战 112

Warren，Elizabeth 伊丽莎白·沃伦 269

War ResistersLeague 反战者联盟 181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7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华盛顿邮报公司 190

wealth：distribution 财富：分配 27，182

pie 财富馅饼 182

total net worth and financial wealth 净资产总额和金融财富总额 25

wealthfare 富人福利 180～182

wealthiest 1 percent 最富有的百分之一/1% 8，57，107，137，172，177

Weber，Max 马克斯·韦伯 17，94，290

Weissman，Robert 罗伯特·魏斯曼 146

Welch，Jack 杰克·韦尔奇 193

welfare 福利 35，180～182

state 福利国家 76，113

Weyrich，Paul 保罗·韦里奇 159

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Middle-Class Working Families 白宫中产阶级工薪家庭工作组 75，92

Wikipedia 维基百科 165，267

Williams，Amie 埃米·威廉斯 261

Williams，Brian 布莱恩·威廉斯 201

Wilson，Steve 史蒂夫·威尔逊 195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128

Winfrey，Oprah 奥普拉·温弗瑞 196，201，264

Winters，Jeffery 杰弗里·温特斯 286

Wolff，Edward 沃尔夫·爱德华 26，178

workers：core 工人：核心 53～54

peripheral 边缘工人 53～54

working class，See new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参见新工人阶级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63

world economic system 世界经济体系 62

World War II 二战 13，162，175，238

WPP Group，WPP集团 29，48，109，121，133，136，138，140，163，168，187～190，193，198，199，208，212，257，258，275，282，288，347

Xerox施乐公司 71

Yahoo 雅虎 165，257，267

YouTube 优兔 6，261，267

Young & Rubicam 扬·罗必凯公司 136，163

Zandy，Janet 詹奈特·詹蒂 274

Zaniello，Tom 汤姆·扎尼洛 260

Zinn，Howard 霍华德·津恩 281

Zuccotti Park 祖科蒂公园 270

Zuckerberg，Mark 马克·扎克伯格 108，137

译后记

2017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这本书。仔细阅读后，发现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非常“社会学”。当时，美国知识精英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和2016年大选前我访问杜克大学时的氛围完全不同，那时我接触到的教授们觉得特朗普参选就是一场闹剧，没有获胜的机会。一年后，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反思对大选结果集体误判的深层原因。越来越多的反思指出，精英们忽视了近年来美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包括大选在内）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本书由于出版时间早于大选，对此次大选的内容只字未提，但是书中阐释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回答了美国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了怎样变化的问题，因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图景来观察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对美国社会从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演变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钻石型社会，再到双钻石型的新阶级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美国新阶级社会何以终结美国梦进行了详尽的解剖，呈现了美国阶级结构的动态演变和当代特征，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极具启发意义。

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动议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很快落实版权等事宜。谢寿光社长、童根兴副总编辑、责任编辑杨桂凤和隋嘉滨老师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杨桂凤老师为打造高质量的译本倾注了大量心血。

翻译的过程历时一年有余，最初采用读书会的形式，参与翻译的各位译者逐字逐句地讲解原书内容，对有疑议的内容进行讨论或请教专家，最后形成译文。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校对和通读润色文字。除译者外，杜平、杨城晨、马壮等一直坚持参加读书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陈蒙老师为个别术语的翻译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本书翻译工作由集体合作完成。全书翻译工作分工如下：引言由张海东翻译，第1章由朱颖、张海东翻译，第2章由张海东、刘晓曈翻译，第3章由王晓楠、蒋晓慧翻译，第4章由王晓楠、闫堃翻译，第5章由王晓楠、袁博翻译，第6、7、8章由蒋晓慧翻译，第9、10章由刘晓曈翻译，第11章由朱颖、闫堃翻译，第12、13章由闫堃翻译，第14章由袁博、吴玮翻译。全书由张海东负责校对。蒋晓慧、刘晓曈、袁博和闫堃协助校对并做了大量的图表、文字等技术性处理工作，为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

在此，对支持本书翻译和出版的上述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翻译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责任完全由译校者负责，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进一步改进翻译质量。

张海东

2019年1月26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美）厄尔·怀松（Earl Wysong），（美）罗伯特·佩卢奇（Robert Perrucci），（美）大卫·赖特（David Wright）著；张海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2020.1重印）

（社会研究新视野丛书）

书名原文：The New Class Society：Goodbye American Dream？（Fourth Edition）

ISBN 978-7-5201-5000-2

Ⅰ.①新… Ⅱ.①厄…②罗…③大…④张… Ⅲ.①阶级分析-研究-美国 Ⅳ.①D7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8912号

社会研究新视野丛书

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

著者/〔美〕厄尔·怀松（Earl Wysong）

〔美〕罗伯特·佩卢奇（Robert Perrucci）

〔美〕大卫·赖特（David Wright）

译者/张海东 等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杨桂凤 隋嘉滨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010）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5 字数：475千字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5000-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1788号

定价/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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