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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放不下的第六力──不確定性的根源

馬紹章（本文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副祕書長）

經商，本來就是一場冒險，到大陸經商，更是冒險中的冒險。冒險，需要勇氣、準備與智慧，才能滿載而歸。到大陸冒險，最怕的是先入為主的自以為是，只可惜，因此而陣亡者比比皆是。記得二○○一年第一次參訪大陸，一位已在大陸經商十餘年的台商就告訴我：「來大陸，先放掉過去你在台灣的認知和觀念，否則連怎麼失敗都不知道。」在海基會服務六年期間，也碰到不少台商陳情案件，準備不足、自以為是，幾乎是共同的問題。除了台商，外商也是一樣，這些都是許多血淚的教訓。這本書，是到大陸經商冒險的必讀指南，尤其是在每一章之後提出的問題，就像在提醒冒險者：「小心，陷阱就在這裡。」

進入中國，必須了解中國。本書三位作者，熟悉中國，既具有微觀的透視能力，也有宏觀的視野，有如最好的嚮導，帶領讀者進入中國複雜的政經世界而不至於迷路。中國的崛起是如此顯而易見，更有不少書籍以聳動的標題來吸引讀者目光，認為中國將會統治世界。這些書籍對民族主義者而言，有如鴉片，讓人自我陶醉。然而，作者用客觀的分析告訴讀者，他們並不贊同這樣的觀點。

三十年前，鄧小平的問題相對單純，主要就是經濟發展。為了經濟發展，共產黨引進了市場機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施一胎化政策，打破大鍋飯，並且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今天，習近平面對的問題，複雜而險峻，四處可見矛盾的現象。中國的法律愈來愈多，可是司法依然無法獨立；GDP愈來愈高，但貧富愈來愈不均；網路人口愈來愈多，監控卻愈來愈嚴密；發展要靠民間，可是又放不下國有企業；它想競逐全球領袖，卻又自知底氣不足。中國的崛起，已碰到了瓶頸。以現在中國的實力，既無法買下世界，更無法領導世界，就像作者所言，大陸還缺少了文明化──包括文人治理的文官體制及代表某種持久的人性價值，讓文明超越政治控制、物質發展和軍事力量。

誠如作者所言，在中國經營企業，不能不認識黨公司。共產黨和領導，這兩個不確定性，既可以是公司成功發展的助力，也可以是公司失敗的那隻黑手。作者的比喻很奧妙，麥可．波特有五力分析，但黨和領導是看不見的第六力。儘管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從鄧小平立下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個原則，卻歷久彌新。如果要說「中國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應該是這個模式的核心。

這個中國模式，既是今日成功的原因，但也是問題的來源。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其根源都在於政治體制，本書作者也不例外。如書中所言：「全世界沒有一個政黨永遠統治。問題不在它是否會失去權柄，而是它何時失去權柄、如何失去權柄。」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事實上，也沒有學者能解答這個問題，即使過去有關民主化的研究，放在中國的案例上，也是僅供參考而已。這是中國最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現在是百病齊發，黨和領導也了解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但放不下第六力，於是我們看到的改革，其實可以稱之為「類固醇療法」。習近平現在以強化共產黨與政府的治理能力、控制能力為手段，以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然而，類固醇固然有相當效果，但治標不治本，一停用可能讓病況更為嚴重。關鍵就在於服用類固醇期間，是否能找到更好的藥方，這才是對中共最大的考驗。

導讀重新檢視中國經濟奇蹟

過去十年，有關中國將如何改變世界、甚且領導世界的論著汗牛充棟。然而，我們並不認同此一說法。儘管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都接近一○％，但其他領域如今正處於重大的轉折點。

中國基礎設施大規模改善、外匯存底龐大、在國際組織中地位上升、商品遍銷全球，這一連串令人目眩的成就之中，有一個現象卻很突出，那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沒有改變。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循著蘇聯模式建黨，迄今仍掌握權柄，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前鋒」。它站在中國經濟、國家和社會的舵盤前，但是再也沒有人敢輕鬆地斷言它是中國穩定之源。

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體擋住了這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轉型之路，不論是經濟持續成長、社會福利永續等方面。問題其實很簡單：共產黨掌握了全中國的企業、大專院校、公民組織和國家機器，它是否能節制自己？如果不行，我們認為我們所認識的中國「奇蹟」將會走到終點。為確保組織的最高階層更能當責（accountability），中國必須要有所變革，讓共產黨的權威受到制衡，甚至是更劇烈的政治改革。

這並非無的放矢。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確已有了巨大的積極改變，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可惜並不均衡，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以國民生產毛額（GNP）來看，中國在全世界排名仍只是第八十九名；反映貧富不均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中國也高於它一向喜歡拿來做對比的美國和印度。然而，中國的整體所得已有長足進步，人民現在享有的自由程度是一九四九至七六年毛澤東時期所無法想像的。此外，受到下述三大力量影響，農村也已轉型：農業恢復商業化；工業快速拓展；人口由農村移入城市。這些浪潮已經以新形式重新整合了中國。如今，接受教育的機會大增，大學的品質也相當進步。中國企業踏入全球舞台競爭，和北美、歐洲企業在電信、重工機械及再生能源方面激烈競爭。此外，新興的中產和新富階級也已培養出對奢侈品、旅行和海外不動產的胃口。

從許多面向來看，中國蒸蒸日上，但也同時面臨很大的一些挑戰。缺乏當責、透明，加上高官貪腐駭人聽聞，使得國內外企業家都心懷忐忑。公路完善彌補不了治理拙劣。民營企業雖然生氣盎然，其發展卻深受依舊被國有企業壟斷的部門所限制。如果擔心智慧財產被竊的疑慮不能排除，研發就不會興盛。最直接的一個問題就是：政治會穩定嗎？最近一次政治過渡所出現的動盪，提醒我們，共產黨攫取權力已經超過六十年，中國政治制度的體制化依然付之闕如。

若把注意力擺在政治集中化上，本書要翻轉中國奇蹟的傳統故事。我們不談中國政府如何協助好幾億人「脫貧」，強調的是中國工人、農民和企業家得到公平機會，如何讓自己脫貧的故事。同時，評估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共產黨往特定方向推動體制改革，卻造成經濟愈來愈無法永續增長的模式，甚且到了危險的水平。

鄧小平，從一九七八年直到一九九七年過世之前，都是中國最高領導人，他形容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中國今天的斷層可不是那麼容易跨越。在填補創新、社會平等、取得財務資源和產品品質保證等方面，摸著石頭過河可能還管用，可是黨和「人民」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每當高層貪腐醜聞在傳媒上爆開，或是在如今非常活躍的中國博客中非正式傳開來，這個鴻溝就愈加擴大。縱使有時候壓得下去，容許社會有空間討論、批評政經事務仍然很重要。

我們關注中國經濟模式背後的政治動力。我們相信，試圖回答「中國能領導群倫嗎？」、「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嗎？」這樣的問題，將使讀者更容易評估本身在中國做生意的策略，以及和愈來愈多在全球營運成功的公、私競爭者合作或對抗的策略。

要了解現代中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是什麼獨特力量導致中國出現特殊的經濟形式。歷史的、政治的過程，持續影響在中國經商做生意的方式，如果你不了解，仍以西方慣用的方式做決定，肯定會把你帶到毀滅之路。書中充滿了歷史的描述，因為這在今天的中國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將助於界定未來中國的走向。

三位作者集合起來，把數十年來在中國田野研究的心得和經驗灌注到這本書裡。除了個別有關中國的著作外，我們還製作了數十個哈佛商學院個案，成為哈佛商學院課程「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經商」的骨幹，也啟發了本書的寫作，從以下三個視角來撰寫這本書。

我們採取歷史學者的角度，從中國過去及當代的脈絡中，試圖了解今天面對的挑戰根源。柯偉林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忙著從最後皇朝的廢墟中推動現代化、建設「新中國」，有時也會出現悲劇結果。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時期經歷最苦的慘境，當時既無外國占領，也無內戰可被中共用來做為「解放」的承諾何以破滅的藉口。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故事就是這個大論述的一部分。今天，在我們思考中國的未來時，「過去」仍是重大因素。

另一個觀點來自政治經濟學者。瑞吉娜．艾布拉米把我們的注意力聚焦在中國共產黨統治逾六十年的影響。統治的後半期，經濟更加自由化，也更加和全球整合，然而私有企業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依然脆弱。本書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既寬容又衝突，中國共產黨依賴民間部門提供重大經濟力量的故事。中共在政治上接受民間企業家的同時，也在測試自己是否有能力一邊鼓勵私人財富，另一邊防止最惡劣的濫權，如裙帶攀附、貪瀆橫行和非法的私有化。

最後一種視角是，管理專家從「欲在中國市場繼續成功，需要注意哪些變化」，提出觀點。沃倫．麥克法蘭曾經指導和觀察數十家想在當地成功的外資企業，看遍企業在中國的興衰，其中有些經營者就是我們的學生。現在，麥克法蘭同時在哈佛商學院和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開課，他發現本地及外資民間企業對此都愈來愈悲觀。

我們各自以不同的觀點和對中國的理解，為今天的中國勾勒出更完整的形貌，以及讀者需要注意的事項。本書獨特的歷史和政治觀點，對在中國工作的、對這些議題完全陌生的人士來說，極具參考價值。不論是跨國企業經理人、擘劃市場戰略的人士，乃至一般讀者，想對中國有更深入了解，都應該一讀。

如果你自覺對中國的了解不夠，想知道中國是如何走到現今的景況，本書提供的長期觀點肯定是預測未來的基礎，對中國的發展軌道提供了清醒的評估。

我們固然對中國近年的經濟改造感到敬佩，但如果不做出具體改革的話，我們也必須對其未來方向提出警告。我們希望本書能帶來對話和辯論。不是要批評中國人民或中國文化，中國的確在上個世紀創下許多不凡成就，但中國也承認自己需要體制改革，而且肯定很艱難。危害中國未來的斷層線全導向一個方向：目前的政治制度仍對國家及人民的經濟生活持續強大的控制。在我們看來，這力量太強大了。

本書的每一章都將檢視造成今天中國狀況的力量，並探討如何改革，然後附上一系列戰略問題，供有興趣了解中國或在中國投資的人士思索。

第一章談「迷思與現代中國的形成」。我們對中國真正理解多少？本章一一檢視影響我們對中國及其市場、政治制度、近來經濟發展認知的種種迷思。針對中國經濟、全球整合，以及強大的企業文化集中性，提出比較觀點。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塑造出中國今天的選項。

第二章談「紅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侷限」。本章檢視黨對主要經濟勢力所施加的槓桿及控制程度，以及其正當性。自古以來，中國的掌權者依賴商界為其創造利益，例如稅收來源、解決社會福利問題、提供經濟增長動能，同時又駕馭他們。共產黨統治時期打亂了平衡，先是控制，然後影響所有稍具規模的企業，透過偏愛的國企集團強化根基。矛盾的是，中國必須依賴民間企業做為未來經濟增長的引擎。

第三章「工程國家：路的盡頭」。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對如何讓中國現代化有一套高瞻遠矚的想法，希望打造一個和過去完全不同、全新的中國。本章顯示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徹底改造中國，同時也指出其偏重基礎設施的做法恐怕是有極限的。中國在「硬體」方面成就可觀，現在能在「軟體」上領袖群倫嗎？

第四章「計劃創新？」探討中國有長久的發明傳統，但始終居於落後地位，本章將思考中國是否及如何能急起直追。除了檢視教育新政策，全面關照人文、科技，也注意個別公司的創新策略。我們發現，中國有相當可取的改進和令人振奮的發展，然而黨國在這個領域會安於什麼狀況，還不清楚。中國的未來端繫於此，而我們看到了極大風險。

第五章「在中國經商成功」。過去幾十年，無數企業在中國開創，有許多人成功，失敗者也不少。大部分個案可以用企管碩士學生都知道的傳統商業分析來解釋，但下列四項特質卻不是標準MBA課程所能涵蓋的：黨最重要；地方黨政官員扮演掌門人的重要角色；新的實體基礎設施帶來不尋常的機會；軟體基礎設施發展意想不到地落後。這是發展三十年前仍不存在的「消費者經濟」時，所遇到的特別挑戰。

第六章「全球中國：權力的極限」。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仍會是全球經濟的核心角色。以下三個因素推動中國更密切地和國際往來：依賴外國的能源和其他天然資源；中國的企業大舉收購國際最高層級的科技；在從出口導向經濟轉向內需型、消費者導向經濟的大規劃下，需要平衡其貿易流動。這些力量促使中國企業更迅捷地在國外進行收購，不再僅限於在非洲拓展，如今中國也在歐洲、美國和加拿大伸展手腳。同時，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愈來愈覺得遭到排擠。

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大國，卻沒有像美國在二十世紀、英國在十九世紀崛起時那樣，同步促成了相當的「軟實力」。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理想或許正在國外興起（例如「孔子學院」），但這不是共產黨政權在中國尊崇的價值。

第七章「中國二○三四」。中國能否再像兩百年前一樣成為世界主宰力量？預測中國的未來、即使只預測今後二十年的狀況，都是非常不確定的一件事。中國面臨極大的國內壓力，因為再也沒有出口導向的增長可做為「安全閥」。中國人民及在中國經商的人士有更多的要求，包括乾淨的空氣、安全的產品，以及平等的經濟、教育和社會機會……意味著黨國至少需要允許真正有紀律規範的國家出現，要有另類的權力中心，並且出現更深刻的政治變革。對此，我們仍深感懷疑。政治領域若不改革，我們認為，中國在全球市場仍是強大的競爭者，但不會是主導一切的領頭羊。

本書各章反映了我們過去幾年在教學及撰寫案例上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基於這個理由，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學生，每一回教授「在中國經商」的課程時，都幫助我們實地測試許多想法。也要感謝在中國境內及其他地方的許多企業、政府組織和友人，提供時間和見識，尤其是允許我們就其中國業務撰寫教案的單位和人士。

這本書是多方合作的結晶。特別感謝崔西（Tracy Yuen Monty），她孜孜不倦和我們並肩努力了四年，是我們成功的泉源。此外，我們要向寶拉．亞歷山大（Paula Alexander）、莫琳．多諾萬（Maureen Donovan）、茉莉．馮堤（Molly Forte）、康雲峰（Iacob Koch-Weser）、凱特．皮爾賓（Kate Pilbeam）、艾利森．瑞恩（Alison Ring）、珍．席孟斯（Jan Simmons）、路祖．委拉茲蓋茲（Luz Velazquez）和張偉奇表示謝忱，他們為這本書都做出貢獻。謝謝艾芮卡．山戴爾（Erica Zendell）協助良多，完成定稿。伊麗莎白．寇爾（Elisabeth Koll）教授和金李教授提供的建議和見識極有價值，讓我們受惠良多。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夏冬林教授和賈寧教授，為我們引薦了許多中國企業。此外，我們非常感謝哈佛商學院研究組的支持，以及後兩任院長杰．萊特（Jay Light）、尼汀．諾瑞亞（Nitin Nohria）的鼓勵。

最後，我們特別感謝編輯梅琳達．梅里諾（Melinda Merino），她對經常慢條斯理的作者非常有耐心，也提出許多建議，協助本書的結構，迫使我們更深入思考管理結論。本書有三位不具名的評審，也協助我們增益本書，在此一併致上謝意。本書如有謬誤，一概由我們負責。

第一章迷思與現代中國的形成

不理性地堅持真理，所造成的傷害可能更甚於理智的錯誤。

──湯瑪士．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一八八○年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富有群眾魅力的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前任遼寧省長、前任商務部長、革命元老之子，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身為與黨的最高層政治精英有直接血緣的人物，所謂的「官二代」，薄熙來闖出「中國最文質彬彬、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的名聲。他因為改造被垂死的工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城市，以及保護中國企業對抗外國競爭，獲得各方好評。

現在，他被控訴種種濫權罪名，包括貪腐、掩護已被定罪的太太謀殺英國商人，以及「和若干女子有不當性關係」。即使他在二○一三年八月以較輕罪名被起訴，薄熙來在次月遭定罪早已是定論。

原本似乎注定要躍登高層領導的薄熙來被打倒，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的政治醜聞之一。這代表什麼意義？從共產黨英雄被貶為貪婪惡棍，薄熙來證明了即使是高階幹部也必須站在國家和法律面前接受裁判嗎？或者薄熙來二○一三年的受審只是證明，在中國國力大增、創造驚人繁榮、躍居全球大國之際，共產黨及其政治文化依然停留在從前？換句話說，法治仍然屈服於中國共產黨變化多端的政治需求嗎？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經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曾演出一齣公審大戲。一九八○年十一月，上海演員出身的毛澤東遺孀江青出現在法庭，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夥「四人幫」，被以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動亂及其他罪名起訴。庭審還未開始前，江青已在官方傳媒上被宣布有罪；法院派給她的公訴辯護律師稱她為「犯人」，電視每晚播放四人幫受審的新聞，向中國百姓昭告由亂而治，恢復秩序。關押已經四年、等候審判的四人幫，最後定讞犯下反革命之罪。他們全都長期坐牢，無聲無息死去。江青則在一九九二年自殺身亡。

相隔數十年，我們目睹了兩場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大案。引人關注的是，兩案都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點，也就是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底所展開的市場導向建設，以及現階段的地位。兩個案件都發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之時；兩案都要讓人民覺得政府、而非共產黨在當家做主。它決心重建秩序。過去三十五年，中國的變化何只日進千里，但這個領域似乎沒怎麼變過。由此來看中國未來成長的能力，也就是它的領導能力，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如果中國崛起為全球領袖，它會是什麼樣的領導人？答案端視你如何看待現代中國的故事，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角色。

這段歷史我們必須拿出來重提，讓讀者了解，否則根本無從了解現代中國的複雜性。許多談論中國的書，有關「歷史」部分只講近來的事件，本書不然。中國不是昨天才誕生；中國現代化的故事並非始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主政後，也不是從一九七八年推動市場經濟後才開始，中國的崛起之路已經悄悄進行了一百多年。沒錯，共產黨把中國帶到一條獨特的路上，但從許多方面來講，這條路是過去許多做法的延續與結果。

換言之，我們必須先回顧過去，才能前瞻這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預言中國將要崛起。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就和現在一樣，市場上出現許多「中國崛起」的書刊，書名幾乎雷同，例如《The Dragon Awakes》、《China Awakened》、《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Rising China》，以及一九○四年出版的不尋常的一本書《New Forces in Old China: An Unwelcome but Inevitable Awakening》。[1]今天，我們又看到這類的書名，如《The Dragon Awakes》、《China's Rise》、《The Rise of China》、《China's Ascent》、《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以及或許最震撼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2]但是我們對於這次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角色，又有什麼真正的了解？

讓我們先從一開始就會提的問題開始：中國究竟有多老？通常中、外學生都異口同聲說：「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每一本教科書裡，你都會找到這個答案。對此，我們則有不同看法：中國有悠久、偉大的文明，的確是世界史上最長久、持續的文明，但中國也是非常年輕的國家。做為一個政治實體，「中國」直到一九一二年才存在，接續著大清帝國，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從這點來看，中國可說相當現代。

有關中國現代史的論述，建構在幾個迷思上，這些迷思已經普及化到被人視同真理。不排除這些迷思，我們就無從處理支撐官方描述的慣常說法，包括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發展、在面對當前經濟挑戰上扮演了哪些角色。我們需要重新檢視歷史，才能回答本書的大哉問：中國能領袖群倫嗎？我們必須知道這個現代國家過去曾是什麼，才能評估未來會成為什麼。

長期存在的迷思

二十世紀的「新中國」建立在統治中國及其鄰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的廢墟之上。對於不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而言，西元前二二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帝制時期可用幾個簡單通則來描述。以下是幾個對現代中國認知的常見迷思。

迷思一、中國始終是統一的國家

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兼併六國、一統天下之後，「政治統一」便成為了理想；由於經常分裂，又更加大力倡導統一。中華帝國的疆界並不固定，帝制時期不斷地經歷分分合合（見表1-1）。

秦朝征服鄰國，宣布首建帝國之後，統一文字、度量衡制度和貨幣。秦的國祚只有幾十年，這些制度卻垂為定制，流傳迄今。繼秦而起的漢朝在西元二二○年覆亡後，接續的是三個半世紀的分立時期，從二二○至五八九年。先是三國鼎立，後又南方有六朝、北方有十六國。直要到隋朝（五八一至六一八年）和唐朝（六一八至九○七年），中國才又恢復大一統。

檢視中國早期的帝國史，會發現它是治亂交替、分分合合的周期過程。這些周期以「天命」嬗替為基礎，失去「天命」，朝廷就失去正當性。皇帝即「天子」，被期許要盡孝道，在祭祀中扮演宇宙和塵世的中間人。如果皇帝不能盡責，據說會出現天災示警，政府大亂，臣民就有正當理由和權利起義，將天命移交給新皇朝。中國歷史上出現許多次天命轉移，每次都誕生新國家，各有其獨特的地理疆域。（見圖1-1、1-2、1-3、1-4）

甚且，在帝制中期和末期，帝國版圖擴張到中華文化圈之外，也是由異族朝代所領導。首先是元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中國一度是蒙古人橫跨歐亞大陸帝國的一部分。然後在清朝（滿洲人由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統治期間），帝國版圖超越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涵蓋了大清皇室滿洲本部、蒙古、新疆（東突厥斯坦）和西藏等邊疆。因此，就地理而言，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沒有滿洲人的大清、沒有皇上的帝國」。

其實，共和中國仍是一個帝國的世界。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包括鄂圖曼、羅曼諾夫和哈布斯堡這些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幅員廣袤的帝國，其根源都可上溯到中古及近現代時期；英國和法國算是「新」帝國，一起主宰了大部分非洲、整個印度次大陸和大部分印度支那；另外就是滿洲人的大清帝國。如今，一百年前存在的帝國僅剩下大清，也就是今天的中國。

因此，中國統一的概念必須以相當現代的現象來看待。它能支撐多久？《三國演義》開宗明義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著實掌握了歷史真髓，以及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十分努力地在教科書中倡導統一，或許就是因為它知道要維持今天的和諧，殊為不易。

不論是分是合，區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的土地面積約略和美國大陸相當，儘管大家都遵守北京中原標準時間，但其實老百姓的作息時間不同，講的方言、吃的菜色天南地北，拜的神、做的夢也大有差異。然而，這些區域差異不僅只在文化面。在現代中國，經濟生活大體上也以區域經濟為中心，即學者所謂的「宏觀區域」（macro regions）。就商業而言，我們要記住很重要的一課：儘管從當年上海記者卡爾．克羅（Carl Crow）以來，一再有人提及《四億消費者》（400 Million Customers，一九三七年），事實上，一個全國性的中國市場未曾存在過。[3]從過去到現在，只有非常少數的商品有明顯的全國市場。因此，中國是由數個交互連鎖的區域經濟體組成，各個區域經濟體人口約等於歐洲國家或稍大一點。

薄熙來事件顯示，在號稱統一的國家，區域權力基礎依然固若金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委書記」好比二十世紀初期的軍閥，經常握有不受羈束的政治權力，甚至像薄熙來那樣握有絕對權力；他在重慶能呼風喚雨，直到他被中央剝奪一切。因此，若有西方企業執行長認為自己可以調動在北京部委的關係，以確保生意能普及全國，肯定是徒勞無功的。政府在中國的確勢力強大，但是別忘了政府有很多個；全國的、省的、市的、地方的，然後還有同樣多的各級黨委。每一層政府的利益未必有交集。沒有地方上的靠山、夥伴和顧客，北京還真是「天高皇帝遠」，是救不了「近火」的。

迷思二、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中國歷史上，大帝國都可以靠很小的官僚統治廣袤又差異懸殊的領土，因為它有個共同價值的、歷久彌新的制度。即使其他帝國起伏跌宕，今天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塊地方，成為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文明的大本營，有最長久持續（雖然三不五時會重新詮釋）的哲學和文學傳統。

中國文化的公約數經常被稱為「儒家哲學」，認定中國人奉行單一的思想和習慣這個迷思。然而，儒家思想這個概念太泛泛，旨在透過遵守道德原則，依據個人身分地位做出合宜舉止的方法，不能反映中國文化的多元性。

直到二十世紀，儒家哲學代表統治者高於被統治者、精英高於平民、老人高於年輕人、男人高於女人的階層體系，也代表了研讀儒家傳統，不僅是做為學者的途徑，也是兼有權力和道德地位的方法。在精英階層，成功端賴十年寒窗苦讀，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而科舉考試的目的就在拔擢人才為國家服務。日本學者宮崎市定稱之為「中國的考試煉獄」，如今，只是換了進入高等教育機關念書必須通過「高考」這個名義進行，換湯不換藥。[4]除了用考試確認政治正確，也要考數學、科學和作文，以決定誰將進入中國最著名的學府，如清華、北大念書。

在共產黨統治下，毛澤東的《毛語錄》一度取代儒家經典。儘管標籤改了，例如，一九五○年代是農民高於地主、工人勝過經理人，但「依據個人地位做出適當行動」的原則不變，個人地位由統治權力決定，中國仍是世界上階層最分明、地位又敏感的國家之一。任何參加過中國官方會議，見識過座位都按階級、地位小心排定的生意人，對這點想必都能心領神會。至於那些曾經被貼上「地主」、「資本家」標籤的人更能明白。

今天，很少生長在中國大陸的人懂得儒家經典，也或許相信毛澤東思想和他那一代革命價值的人更少。這應該就是為什麼薄熙來主政重慶時，力主恢復毛派道德、提倡「唱紅」，會在北京產生恐懼的原因。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十一世紀之初談到建立「和諧社會」時，工作更加艱難，因為如今各方對「中國價值」是什麼，並沒有共識。

迷思三、中國是孤立的

在中國，學者曾經強調中國相較於其他文化顯得閉鎖，直到西方帝國主義時期才被迫向世界開放，而從此也淪為「東亞病夫」。中國的防衛心理可以從某些符號和紀念碑看出，其中又以萬里長城最為人所熟知。不過絕大部分帝制時期，中華帝國不時越過通常防禦鬆散的邊境，理由是：從事貿易、調停外交爭端和抵禦外侮。

例如，漢朝與今天的滿洲、朝鮮和越南有貿易和政治關係，經常派遣使節沿日後所謂的絲路出使各國。唐朝之前和唐朝期間，包括日本、印度和西亞，來自全球各地的旅人入境是被歡迎的。隨著商人和僧侶的到來，新文化和宗教影響也進入中國，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佛教所帶來的改造影響只有十九世紀因西方叩關而大開門戶，堪可比擬。

到了清朝，中國民間創業家也勇闖海外，並與祖國親屬保持聯絡。○一一年底，中國海外僑民超過四千零三十萬人。[5]有人估計，今天這個數字已增加到近五千萬人。他們大多集中在亞洲，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美洲和歐洲長久以來也是華僑定居的地方，前者估計有六百萬人，後者約兩百萬人。此外，目前或許有七十五萬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非洲各國工作。

若不了解中國和廣大世界長期以來即有接觸，就無法理解中國目前的繁榮盛景。只有在很短一段期間，與外界的接觸曾有退縮，即毛澤東不顧一切魯莽追求中國自給自足時。然而，長期以來的迷思卻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就孤立，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共產黨才「改革開放」。事實上，除了毛澤東時期的自我封閉外，中國一向著重國際化。

即使今天，中國的醜聞和整肅也不脫國際色彩。曾經擔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墜機身亡，據傳就是要逃往蘇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受到舉世矚目，正是因為CNN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其他媒體來到北京，要報導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到訪。而薄熙來遭整肅的部分原因是，他涉嫌掩飾妻子謀殺一個英國商人，而這位仁兄可能協助薄家把資產移到境外，並且幫助他兒子薄瓜瓜進入倫敦名校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念書。

迷思四、中國無法發展資本主義

早期中國和西方學者的傳統觀點，都有種強烈的反商業活動的文化偏見，使得中國資本主義只能「萌芽」，未能全面發展。理想的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型，商人居最下。這個順序反映了儒家不主張獲利，因而反對資本家，不過或許和中古時期的歐洲差不多。到了十五世紀，商人不得參加科舉考試的禁令取消，打開商人或許可追求更高地位之路。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是個有相當大自由的專制國家。清朝治下的中國人可以自由交易，經濟高度商業化。至少直到十九世紀，中國人在經濟上的自由程度大於多數歐洲人。土地可以自由交割，買賣、租賃和耕作全依市場力量運作。

帝制末期的中國也有地主階層，但不像法國和普魯士那般。中國並沒有東歐習見的農奴制度，後者持續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戶口要登記，但基本上可在國境內大部分地區自由遷徙，巨大的遷徙潮甚至湧入官方設定的禁區──滿洲。大體上，人與貨物流動都沒有受到政府法規阻礙。國家壟斷全然絕跡，國內貿易只有少許行政障礙，稅負極低。在地及遠距金融系統，尤其是民營的，都相當興旺。

關係到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財產權的發展和保護，以及契約受到實質尊重的精神。即使缺乏正式的商業法典，也沒有法律程序制度，契約中明載的權利與義務在法庭上通常也都能得到尊重。這一來又促成民營企業的大幅增長，例如農、礦、商領域的持股合夥制。先是依據行會和家族世系組成的「公司」，後來又出現共同持股的企業合夥制，其中有幾家早在二十世紀制訂公司法之前很久，就發展成為非常大型的公司。

總之，到了帝制末期，中國是個活潑、進取的場域，形形色色的商業活動，從流動攤販、小店鋪到大宗物資，在國內大規模交易；遠距金融、連鎖零售店，和國際商業大幅流動，無不興旺。此時，中國活潑的資本主義體制架構莫不完備，甚且出現高度商業化、金融化，也接受監理與指正。

這個巨大的商業經濟，或者更精確地說，這個大型區域經濟在商品和錢幣的全球流動上扮演極重要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國際化程度更加增進。換句話說，中國不是只有單一特色的地方。它有活力、又不時變化；既城市、又農村；有國際觀、又重鄉土；既和平、也戰爭。中國已進入世界經濟體，而且是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前，這已經有數百年之久，不只是近幾十年的事。

然而，這一切全被中國共產主義摧毀殆盡。一九五○至七○年代，共產黨把中國經濟往後拉，反觀東亞其他國家則正在奮力向前衝。要了解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革命之前，看看當時中國的許多做法，包括允許家庭農耕、允許某種形式的混合經濟，以及鼓勵大規模的國際投資和國外貿易。

換句話說，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元素都還在。但是，黨為了鞏固其權力和正當性，建構出一套迷思，宣稱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處於「黑暗世紀」，實則是為了維持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才是解放和自由的印象，強化「中國必須要先跌倒、才能再站起來」的說法。

迷思五、中國「站起來」

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教導老百姓，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中國才做到毛澤東所謂的在世界上「站起來」。這是最堅韌的一個歷史迷思。沒錯，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展現了它有力量和美國打得難分難解。但是有必要證明這一點嗎？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已經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讓日本佔不到便宜。

為了對抗日本侵略，在一九三○、四○年代，中國展現了自己是世界的要角，先後糾合或結盟德國、蘇聯和美國三個世界強國，以便擊退第四個強國日本。在此之前，中國是國際聯盟重要成員，也積極參與當時有影響力的其他國際機構。一九四三年，中國正式躋身大國之列，後又成為聯合國創始國。日本仆倒，戰後的中國儼然成為亞洲的領導大國，也必然是全球社群的主角。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毛澤東劃地自限，中國的實力被圍堵住了，也逐一退出全球社群。首先，中國不和西方來往，十年後又和蘇聯及東歐盟友疏遠。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國在外交上遭到隔離、經濟上孤立無援，軍事上同時面對來自蘇聯和美國兩大超強的威脅，陷於近乎災難的情勢。實際上，中國「站起來」只讓自己處於現代史上最危險的戰略地位。

「站起來」也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將代表誰站到前鋒位置。換言之，接受誰的領導？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重新想像「中華」是什麼？共產黨奪得權柄之前，這個問題已經浮現了。

前文提到，大清帝國不是漢人國家，孫中山及二十世紀初的其他中國革命派致力推翻這個「異族」朝代，另創一個現代中國。

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以漢民族意識為主，透過將中華民族的疆界與國家主權覆被區域重疊來落實。一九一二年，民國肇建，採取兼容並蓄做法，以五色國旗強調中華民國是由漢、滿、蒙、回、藏五族組成。

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統治大陸，追求的是比較有種族色彩的民族主義，其象徵就是國旗上只有一顆白日，而孫中山個人也相信，漢族既已擊敗異族滿人，中國的使命便是要殖民蒙古、新疆和西藏。[6]

後來，一九四九年起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保證恢復某些「少數民族」的自治，其統治特色仍是漢族在治理多民族的大清版圖上享有壓倒性的主宰地位。大清皇帝康熙（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及乾隆（一七三五至一七九六年）近年來地位上升，在電影和教科書裡不斷被描繪成中國的愛國份子。因此，今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都可以是「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基於這個推論，中國共產黨宣稱它強化了「民族團結」，因此取得做為他族的「前鋒」地位。

關於這點，最清楚的證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傳唱開來的一首政治歌曲，幾乎每個世代的中國人都記得這段歌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觀點在過去六十多年滲透進中國官方對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描述，也影響外國觀察家對中國的認識。根據這個概念，共產黨為中國帶來了秩序、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

很顯然，掌握歷史的話語權非常重要。每一朝都給前朝編纂歷史，欲從歷史觀察現代並不容易。我們需要拋開「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發展功績卓著」這種聖徒式的描述，換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現代中國的形成。持平地說，最近幾十年中國已經在經濟發展上「站起來」，經濟增長率十分亮麗，不過各個區域的發展並不均衡，所得不均正在惡化（見本書附錄）。一九四九年所承諾的「全新的中國」似乎很薄弱，我們看到共產黨勝利前夕困擾中國的所有問題統統又出現了：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亟待改革；高層貪腐駭人聽聞；國有企業擁有壟斷的大權；人民愈來愈不覺領導人有盡責關心民瘼。

我們很快瀏覽中國人民所製作的網頁，得到的印象是農村政府草菅人命、仿冒猖獗、產品不安全。同時，黨的官員衣著、舉止和奢侈浪費都顯示他們與「人民」距離遙遠。中國在這個階段的發展，矛盾大於和諧，其根部仍然是作威作福的列寧式黨國體制。

中國的黨國體制

把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引進中國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一九二○年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界定其使命是帶領中國人走向民主，訂下了為期六年的「訓政時期」。然而，不論在大陸及日後在台灣，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民經歷了近六十年的訓政；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被推翻，也換成共產黨式的黨國體制，直到今天。

「黨國」就是一黨統治國家，意即政府的目標被導向保護執政黨的權力、而非法律和政策的自主。黨分派給自己的宗旨不僅是指導政府，還要改造政體，打造新民族國家的新公民。例如，蔣介石在一九三○年代推行「新生活運動」，旨在讓國民遵守紀律，賦予他們對國家的責任感。毛澤東則把這種改造努力推向更極端的方向，在一九六○年代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黨國追求開發，其目標是由上而下動員及工業化中國。孫中山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名著《實業計劃》即是最早試圖規劃統一的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直到今天，它仍是最大膽的、最讓人銘記在心的全國發展方案。當今許多「三年計劃」、「四年計劃」、「五年計劃」和「十年計劃」，莫不脫胎自同樣的思維。孫中山深信，可以動員國際資本來建設中國的民生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人也都有同感。孫中山更具體的計劃也留下痕跡。他有兩段話提議「改進長江上游」，要蓋一座大水壩，帶動了長達七十五年的辯論和準備，終於在一九九○年代開工興建三峽水壩。[7]

中國的黨國企圖建立軍事國家。國民黨的軍隊宣誓捍衛國家，在抗日戰爭時英勇奮鬥；人民解放軍則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黨第一、國第二。

薄熙來事件讓我們對軍隊的角色有了全新的認識。共產黨征服中國時，把全國劃分為幾個軍區，延續到今天。薄熙來很明顯地在全國及區域的解放軍內部獲得相當大支持，他和軍方的親密關係讓北京心生警惕。因此薄熙來被捕之後，全國軍事領導人奉命要重新宣誓對黨效忠。直到今天，解放軍仍維持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期的傳統，即軍事力量是政權的核心。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國務院總理、國家主席或黨的總書記，而是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今天，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三個職務合一，都由習近平一人擔任。

中國的黨國有一部分仍延續了朝代世襲。蔣介石從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統治大陸，然後退據台灣、主政到一九七五年去世為止。他的兒子蔣經國旋即繼任。共產中國雖然沒有父傳子這套直接世襲制度，但是薄案又給我們一個重要教訓：薄熙來是「太子黨」，是共產中國開國家族之一的後裔。他的事業、野心和沒落提醒了我們，中國人仍活在由開國家族主宰的世襲制度裡，一旦寶座空出來，王子們便各顯身手爭奪大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被指稱有四大家族；共產中國至少有四十個開國家族，手中握有的權力、勢力和財富，絕非國民黨的權貴家族能望其項背。

中國的黨國也允許大權集一人之手，很少有制衡力量。賦予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正式職銜根本未能詮釋他們主宰一切的特色。然而，他們當家主政的結果與非正式頭銜給了我們真相，比如毛澤東被推崇為「偉大的舵手」；薄熙來遭批的罪名之一就是模仿毛澤東，試圖建立個人崇拜。

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這個脈絡，我們發現中國的黨國沒有虛位領導人，階層和職位非常重要。對於有野心的人來說，代表必須靠攏某個長官才能攀緣而上。單靠苦幹實幹、建立功績還不夠，攀上哪個大門檻才重要。同理，所遇非人的風險也很大。薄案證明，在中國，政治事業的起伏要看同盟中某位高層的言行舉止是對或錯而定。因此，下屬總是栖栖惶惶盡力培養好上層關係，以免碰上最惡劣狀況時求助無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確是談不上文人政府的自主，官僚利益繫於他處。甚且，黨員遍布政府高層，以確保政府的政治目標和黨的利益呼應。黨員誓詞使這點更加清晰無誤。基於這個原因，中國雖是靠法律治理的國家，卻完全不循法治精神運作。

於此，薄熙來案又是最典型案例。薄案及其衍生出來的戲目，包括薄妻谷開來被判刑、手下公安局長王立軍受審，充分展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和警察體系並非鐵板一塊，可依政治目的而調整。身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利用法律為粗暴的工具抓人坐牢，槍斃政敵。最後，谷開來和王立軍受到政治操控的審判，毫無自我辯白的機會。雖然薄熙來本人獲准抗告，審判過程仍受到國家機關嚴密管理。薄熙來的兒子後來在國外研習法律，但即使是一流的律師出馬，也不足以協助薄熙來脫罪。

既非依法賦予職權、又無法律侷限，即使在今天，中國高階領導人的一舉一動仍帶著驚人的、近乎皇帝般的影響力。毛澤東跳入長江游泳，為的是象徵中國可以逆流而上、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一九九二年，鄧小平模仿乾隆皇帝下江南的盛大「南巡」，象徵支持重新啟動市場導向的改革。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不久，即在二○一二年十二月抄襲此動作，也要南下巡示，以彰顯「持續的經濟改革」是中國該走的路。

唯有在這些堅決的政治姿態之後，政府機關才開始認真展開決策過程，試圖執行黨領導人所思考的路線。共產黨內並非沒有辯論，但若要評估中國經濟往哪個方向發展或是中國需要什麼，卻不能細膩察知高層政治的風向，是愚不可及的。

正確地判讀政治也十分重要。例如，一般所了解的「中國模式」乃是國家領頭進行經濟自由化，加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因此我們看到的是政治意志的故事，而不是黨的政治和家族鬥爭。

歷史很重要

本章一開始，我們就談薄熙來垮台，此事件充分暴露中國政治制度不健全的一面。沒有人會相信，這件醜聞所反映出來的家世淵源的重要、據地為王、軍方勢力、政治力介入司法，以及貪瀆，有什麼迥異於其他案件的地方。不尋常之處在於，這些已根深柢固的因素竟會同時冒出來，讓全世界看得一清二楚。這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強勁，反而暴露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始終脆弱，內部緊張也從未緩和。

往後各章，我們將介紹目前在中國引領風騷的創業領袖，他們必須在這套體系內小心走路才能成功。我們也將說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如何影響企業成敗。

對於中國的企業家而言，歷史也十分重要。二○一○年一月，「中國創業家論壇」在黑龍江省的著名滑雪旅遊度假區亞布力慶祝成立十週年時，曾宣稱二○○○至二○一○年是中國私有企業的「黃金十年」。許多位世界級的優秀中國創業家都出席了這項論壇。論壇主辦人、泰康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陳東升在主題演說中提醒與會人士，現代中國企業的第一個「黃金十年」發生在南京國民政府主政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8]

陳東升的發言受到相當矚目，因為此刻公、私有企業之間的緊張再度升起，而且不無向政府高層示警的意味：若環境愈來愈險峻，民營企業將往別的地方發展。

另一位企業家提出更寬廣的視角。頗富魅力的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民國時期出生於浙江杭州市附近一處以培育創業者出名的地方。魯冠球天生是個生意人，但生不逢辰，偏偏就在共產黨當家初期要創業。這還真是中國歷史上對創業最不利的年頭。即使如此，他還是挺了下來。他被獲准於一九六九年開辦的小事業，現在是中國最大的汽車零組件製造廠，二○一二年營業額達一百四十億美元。萬向集團現在也是全球多角化經營的公司，在美國也雇了不少員工。

魯冠球成功的祕訣何在？公開場合，他歸功於在他年輕時扼殺創業和經濟增長的同一個中國政府。私底下，他談到現代中國真正的實力在於區域的力量：「我們開玩笑說，有人類的地方，就會有中國人；只要有市場，就有浙江人。」[9]

一般的說法都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幾十年幫數億人脫貧。但真正出力的是誰呢？一旦有了成功機會，是魯冠球幫他的家人、同鄉，以及數萬名員工脫貧。

這些不尋常的民間創業家的故事，也是我們教學的個案研究，在往後幾章中可以說明今天中國的希望和侷限。尤其這些案例讓我們可以評估共產黨在中國商業上持續、大有問題的角色，以及它對經濟行動者如何評估其成本和效益的影響。

因此，「中國能領袖群倫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清清楚楚指向當權者，以及他們是否有意願放棄部分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公民權利。換句話說，該是承認由上往下的控制可能已經過時的時候了。現在，這不僅是效率不彰的源頭，還是不公平、不夠透明和社會緊張的原因。

中國現在位於十字路口。一般的說法是，中國需要「經濟再平衡」，即從投資驅動、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轉向著重消費支出和本土創新。然而，中國的成功其實更緊密地繫於更大的再平衡，相關元素我們在本章已一一提出。

在人民共和國時期，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有顯著變化，近幾十年來才開始恢復共產黨上台前的創業精神，但共產黨的影響還未消失。因此，國家和社會要如何互動，以便最佳利用人民的才智呢？中國人民，尤其是創業家，如何能夠了解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呢？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能否領先群倫這個問題，要看共產黨能否正視國家現在面臨的兩難而定。下一章我們就要提到「紅色資本家」的問題。

我們從這裡能汲取什麼樣的教訓？第一、歷史很重要。中國文明或許超過五千年，但中國成為國家只有一個世紀左右，仍然在打造現代國家的體制。第二、中國由不同區域組成，各區有其歷史、文化、經濟利益，有時候也有強大的區域領導人。在中國，任何策略都必須精微地演進，同時處理地方和中央的問題。第三、黨國無所不在，無法逃避，必須學會和它打交道。然而，和中國市場交往絕非短期的承諾，因為黨國本身就由人事、區域和複雜的組織網絡組成。你需要了解，而這很花時間。第四、軍方仍然是政權的基礎，和大清帝國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征服的朝代，將領土劃分為幾個軍區，薄熙來或許在其中幾個軍區有盟友。第五、既是征服的朝代，世家大族的統治延續不斷。一不小心就會碰到他們、他們的親戚、友人。

再次提醒，你必須知道自己是在跟「誰」說話。這可不容易啊！

在中國經商

★我的公司在中國有區域策略嗎？或是只有全國策略？

★我的公司是否了解，黨、政機關間的衝突會如何影響到公司身上？

★我的公司在中國有既廣又深，而且持久的人脈關係嗎？我要怎樣開發人脈關係？

★我的公司了解來往對象的階層關係嗎？

★我的公司了解軍方在我們的服務和產品上，有什麼重要性嗎？

★我的公司了解在其業務活動上，誰是相關的權勢家族嗎？

Aage Krarup-Nielsen, The Dragon Awakes (London: J. Lane, 1928); Min-ch 'ien T. Z. Tyau, China Awaken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James Cantlie,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F.H. Revell, 1912); William F. Burbidge, Rising China: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 and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London: J. Crowther, 1943); Arthur Judson Brown,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An Unwelcome but Inevitable Awakening (New York: F.H. Revell, 1904).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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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紅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侷限

婚姻不諧常是八卦雜誌嚼舌頭的最佳素材。然而，中國共產黨和私有企業間琴瑟是否合鳴，卻很少被報導。最近幾十年，儘管中國共產黨高階領導人有時會刻意透過意識型態加以曲解，仍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私有企業家和市場攸關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

「紅色資本家」指的是有強大政治關係的創業家。今天，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們正領導著大型私有企業和海外國有企業集團。這些資本家包括中國統治精英的子女、兄弟姊妹，個個都十分富有。同時，中國共產黨內對於真正自主的私有經濟發展也感到深刻的不安。可是，愈來愈多黨員為中國最成功的私有企業掌舵，黨也為非黨員和私有企業領導人創造正式空間，使他們可以透過官方的「政治協商會議」此一榮譽立法機關提供建言。

除了這些關係良好的私有企業主外，還有較具官方色彩的紅色資本家。這些高階管理人領導中國大型的、跨足全球的國有企業，許多國企的附屬公司股票在全球各交易所上市。最後，還有中國政治精英的子女，把家世關係用來海撈財富。[1]

由一黨主政衍生出來的這些現象，使得中國和其他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不一樣。後者試圖維持政府的自主，而中國的紅色資本主義卻以維持黨的自主、權力和地位為目標。這個目標包括控制並納入中國最富有的個人，以及最大的非國有組織。若想了解今天中國企業如何在全球無遠弗屆，就要先了解中國的紅色資本家。

到二○一一年止，中國共產黨有八千三百萬個黨員。[2]黨員人數占全國十三億人口的六．三％。二○一○年，有兩千一百萬人申請入黨，只有約三百萬人成功。[3]入了黨，就等於成為中國精英的一分子。這群人居於中國國內政治地位的前鋒，過去十年紛紛躍居企業舵手，不論國有或私有企業皆然。我們稱此現象為「黨公司」（Party, Inc.）。

本章旨在探討「黨公司」的形成。黨在企業界的角色，雖是支持企業的主力，也對其廣泛正當性帶來挑戰。問題不只是私有企業和強大國有企業共存的問題，黨員所積累的巨量私人財富，也對中國共產黨做為執政黨的道德地位造成實質傷害，並且影響到黨對黨員控制的能力。

二○一二年，國際媒體上出現好幾次對黨公司現象非常刺耳的報導，其中甚至直接指向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家人。企業的成功與否關係到統治精英，這點和一般民營企業主所面臨的挑戰截然不同。即使成功的民間企業家也不能保證可大可久，因為成敗與否仍要取決於黨公司的政治動態。

中國的私有企業在一九七八年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然而並沒有完全獲得自由。情況迄今持續不變，今天的民間企業家對此仍不能放心。任何人要在今天的中國經商做生意，都應該了解私有企業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演進。這是一段包容和衝突交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確需要依賴舊敵人的成功。

然而，持續並不代表絕對相似。一九七八年以前，不會有人幻想黨和私人企業之間會有共同利益，任何規模的民間經濟活動都不被允許。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了。私有經濟重新崛起，成為中國最大的雇主，以及製造品主要的出口商，主宰服務業和消費者商品部門。雖然政府對私有經濟的監管仍是黨和人民最直接的關聯之一，管理市場行為的法規和控制，執行起來並不一致，因地而異，也視個案而不同，通常也偏袒有政治靠山的業者。例如，以食品安全為例，經常是出現重大紕漏才亡羊補牢。

這正是中國經濟自由化的弔詭現象。目前需要的是，在意識型態上更加開放允許私有經濟活動，但也代表中國共產黨現在必須捍衛獲利，甚至保護黨員獲利，否則他們也會出走。高階幹部的家人投入企業的趨勢，顯示出對黨的忠誠並未超越另一個更高的價值：效忠家族及其福祉。今天中國共產黨最需要加強的是，對黨員經濟活動的內部監管，卻沒有意志去貫徹，也就不足為奇。

本章將探討中國目前的企業模式如何形成。這不是為了史學家細加考究的歷史。私有企業的演進是中國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儘管有愈來愈多的法律保護依據市場進行的交易，私企發展所走過的路，正是民間企業家和黨國之間仍然強烈互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後面各章將透過個案實例顯示，儘管存在著這種不信任，民間企業家仍然成為中國經濟改造最重要的力量。然而，這樣的故事是原本就功能失常的關係、在黨和民間部門刻意相互迎合下的結果。

黨與私有企業的不和諧

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掌握政權時，他們繼承的主要是戰略性產業，已經國有化的經濟。規模不大的重工業、所有的主要銀行、鐵路，以及重要部分的能源業，全在政府控制下，換句話說，當時六○％以上的現代工業產出由國家控制。原來執政的國民黨英文名字Nationalist Party真的不是浪得虛名啊。[4]

然而，就國內生產毛額而言，中國經濟大體上還是私有性質及農業為主。非農業的私有企業多是家族事業，屬中小型企業或合夥制，使中國成為全世界商業最活躍的地方。另外也有少數大型的民營企業，多數集中在華東沿海城市。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的問題是，它要拿中國一百三十萬家的私有輕工業及企業怎麼辦？答案早在中國共產黨還未掌控城市前就已經有了。一九四七年，毛澤東把資本家分為兩類：「買辦」是和外國企業或舊政權關係太密切的一類；「民族資本家」則被認為是主要為中國服務，有可能效忠中共的「新中國」。然而這純粹是政治性質的分類，因為大型企業或多或少都有國際關係。

中國共產黨先是稱讚這些民族資本家跟他們攜手對抗外國競爭者，拚命勸說他們留在中國。已經跑到國外的，則努力爭取他們回國。早年曾在國民政府擔任過官職的大工業家劉鴻生就被說服在一九四九年回到上海，並且動員其他資本家跟他一起支持中國共產黨。[5]劉鴻生的第六個兒子是哈佛商學院一九四九年班畢業生，選擇不跟他一道回去。

然而象徵共產主義的鐮刀榔頭旗幟出現在中國城市，不能讓民間企業家放心，尤其是對那些熟知蘇聯歷史的人。中共注意到了這點，一再告訴中國企業家他們是多黨、多階級的「新民主主義」的一員。毛澤東起先還提醒黨內，不能在「社會主義改造」上走得太快，[6]同時保證聯合政府和混合經濟要維持十五年以上。

之所以要如此保證的理由很簡單：當時的共產黨就跟今天一樣，需要民間企業協助來經濟發展。一九五二年六月，當時負責經濟規劃的中共副主席陳雲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籌備會議中發表談話，他宣稱，「守法」的企業家沒什麼好害怕的。然而，此時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重建法律體制，擴大黨對社會的控制。

聯合政府的諾言沒撐太久。企業主被迫宣誓效忠黨，以保護他們的公司、員工和家人。有人預先表態，自承有罪；有人「自願」交出一切，急欲被當做工人階級；還有人盡全力讓自己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論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或其他大城市，凡是做生意的人都遭到政治顯微鏡仔細檢查。一九五三年，這些地方的民間部門統統遭到嚴厲懲罰。

一開始，各地受到的待遇不大相同。中國九大城市受到調查的四十五萬家企業，有四分之三被發現從事「不法活動」。像成都這樣較小的城市，民間企業多是小型家庭作坊和做小生意的店家，僅有三分之一受到調查的企業有違法情事。[7]很快地，每家企業都被掃進了新體系。政府穩定地提升它對私有資產的控制，以企業支持社會主義的程度來評斷它們。[8]

一九五六年，中國的經濟徹底改變。私有工業、製造業不復存在，承諾要給東主的配紅停止了，小型零售店也被改造，大小城市的景貌不再。農村方面，代代相傳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不復存在，農耕家戶被迫納入公社，一切行事要依據計畫和配額生產。

當時，唯一具有正當性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即使有革命歌曲、放大喇叭宣傳，《人民日報》也強調要慶祝「新中國」，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卻從來沒出現。由於傳統交易網絡快速遭到剷除，經濟全面匱乏，人心惶惶不安。

中國共產黨宣稱，經濟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幾個月後，陳雲在一九五六年中舉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在社會主義底下，小販也有合法地位，和市場裡的攤商一樣，是「有生產力的人」。這是從社會主義角度迄今最高的讚許，讓他們和被貼上「資本家」標籤的人有了區別。

這樣的改變使得做小生意的人可以在高度保護下做生意，當下就出現效應。例如，四川農村裡的手工業工人和商人才剛被納入產銷合作社，又重新回到城市販售商品了。[9]同時，新成立的國有企業直接提供貸款給城市及其他地區的生產合作社，協助他們追上生產配額。

結果，工廠工人指控共產黨有雙重標準，聲稱還不如不要生產、去做生意更好。對此，共產黨的回應是小商販也是勞工，要把他們列入當時歷史正確的一方。這個戰術在一九八○年代又被搬出來用在民間企業家身上。

小商販的好日子並沒有太久。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奪走剩餘的財產權。中國農民被迫住進人民公社，幾乎所有私人物品都得和人分享。這是從根本上對傳統及現有商業和生產制度的攻擊。毛澤東拿美好的目標做誘餌，保證全民都將「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這項運動把中國動員起來，瘋狂投入農業和工業，不料卻把中國經濟帶上極其可觀的崩潰，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間，GDP重挫二五％。隨之而來的是大飢荒，造成四千萬至六千萬的人民死於飢餓。[10]

大躍進闖下的大禍，迫使共產黨再度短暫地擁護私有生產和貿易，試圖降低本身的負荷，同時應付各方紛至沓來的危機。大躍進期間被召募進國有企業的人，全數都被裁掉，有些人被調派到農村，也有人回到一九五○年代初營運的小型商業合作社。城市地區又再度出現非正式的小販和乞丐。

在農村，龐大、無效率的人民公社名存實亡，允許經濟管理決定權力下放。於是，小規模的創新開始浮現。例如，把小塊耕地發還給民家，引進「包產到戶」制（一九七○年代末期就是恢復同樣的做法）。這段期間，類似鄉鎮企業的東西也開始出現，地方黨政官員只能悄悄支持，深怕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

接下來十年，也就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大搞文化大革命，停止一切商業行為，在東亞各國紛紛經濟起飛之際，中國經濟發展為之倒退。這一次，即使是最小規模也沒有調整的空間。之前把小商販描述為勞工的說法，再度被推翻。他們現在是「資本家」，一旦被貼上這個標籤，不問青紅皂白就會產生許多不幸後果。在中國，表面文字都很重要，背後的含意卻會隨著時間而有變化。一九五七年中國有部電影《不夜城》說得有道理，我們經常在課堂上採用它做為輔助教材。《不夜城》演的是一個商人家庭在各方面都被「社會主義化」的故事，包括子女起而反抗父母親。可是，隔不了幾年，電影就被批判成「資產階級溫情」，意即它透露太多人性溫情、對階級性質強調不夠。[11]文革期間，電影更遭到禁映處分。在哈佛企管碩士班上的中國學生完全沒人聽過有這部電影，更別說看過了。電影的內容當然還是一樣，但是意義變了。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就是，界定何謂合法經濟活動的是中國的政治氣候，不是法律。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浙江本色控股集團創辦人吳英的故事也很曲折。吳英象徵了民間企業家在一九七八年以後的起伏興衰、機會與限制。出身農家的吳英以開辦美甲沙龍起家，很快就擴張、進軍其他服務業，最後跨入中國的地下金融投資。這個行業二○一二年的產值估計有兩兆四千億美元。[12]她的成功靠的是支付高息、從別人哪裡吸金集資，再以更高利息放貸出去，賺取利差。吳英不到三十歲已是中國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如此龐大的金錢非正式地流動，包括官員在內，人人都清楚。浙江省溫州市經濟復甦，成為中國私有企業心臟地帶，靠的就是它，連地方政府官員也多方替這類業務辯護。[13]二○一一年為止，溫州市有將近兩百家擔保公司、一千多家投資公司、超過四百家委託行，以及將近五十家當鋪，[14]吳英是這個體系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儘管現有法律禁止民間非正式集資和收受存款，吳英仍順利地經營。

二○○七年，吳英的好運道落空了，先後遭到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的罪名起訴。二○○九年因無力償還從民間投資人募集到的五千五百萬美元，更遭判處死刑。她對浙江省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二○一二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對她有利的裁決，改判死緩兩年，日後很可能減為有期徒刑。[15]

在法院還未做出裁定前，政治（和政治感情）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已經起了作用。大大小小企業家從吳英身上看到自己前途凶險，於是在公開信和網路社群媒體上指出，政府在搞雙重標準，白手起家創業的人被抓去坐牢，而有特殊背景的人犯了同樣罪行卻逍遙法外。也有人責備中國的國有銀行制度，在放貸上永遠偏袒國有企業。許多人指出，除了以非正式金融取得創業、展業資金外，民間創業家沒有太多管道。

黨持續地不肯讓私有部門自主發展，使得它和國家的經濟引擎格格不入。二○一二年三月，當時擔任總理的溫家寶承認吳英案的敏感，敦促法院要「據實辦案」，民間金融機構應該在中國有更大的角色。[16]一個月之後，政府推出一個試點新計劃，准許溫州地下放款業者可登記為民間貸放業，這是早自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就已經在從事的業務。[17]

今天，民間的微型放貸業相當興旺，已有四千多家業者，[18]包括信而富、宜信和拍拍貸等公司，放貸項目從小型企業融資到結婚、升學貸款，無所不包。他們的經營團隊也十分注意政治風向。信而富的主要投資人德魯．梅森（Drew Mason）就說，中國一向缺乏「清晰的法規」。[19]

這類故事不只存在風險高的金融業。私有的凱賽生物科技曾是生產尼龍的市場領袖，突然間它的優勢萎縮了，因為冒出來一家國家支持的公司和它競爭。尼龍被重新歸類為「國家安全」物資。民間業者一成功，國家可能就跟進。最近，中國政府想要設計自己的互聯網、行動通訊標準，以及取名為「地圖世界」（Map World）的中國版谷歌地圖，把鬧得沸沸揚揚的幾個島礁也列入中國領土。在國家建立標準和控制以利本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之際，外國公司已經視同被驅逐出境。

如何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章提到，私有企業在中國由來已久。一九七八年以前，當局多少默許私有企業的存在，其規模和形式在過去三十年起了極大的改變。

創業能量的釋放為經濟帶來不凡的增長（參見附錄），製造出三億人以上的中產階級，[20]卻也顯示，這樣的增長並未均衡地在全國各地出現。儘管一般的說法是，市場環境和法律鬆綁是驅動此一發展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發現，意識型態改變的影響其實更大。

一九七八年的中國，是個身穿毛裝，手持配給券，歷經數十年動盪而人人心懷戒慎恐懼的國家。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派的首要之務便是說服「群眾」：市場導向的活動和思想才是中國該走的路，即便這些過去曾讓他們被捕、受辱。

私人創業的模式反映出黨的意識型態出現極為重大的改變。榮毅仁就是最好的例子。榮毅仁是民國時期首富榮宗敬的侄子，全家七兄弟只有他一個人留在中國。和其他人一樣，榮毅仁的生意在一九五六年統統被共產黨收歸國有，他本人還得負責幫國家徵收自己的事業。榮毅仁後來成為改造過的民族資本家的象徵，意識型態寬鬆時就被推出來表揚一番，激進主義當道時，如文革期間，則備受羞辱。好在榮毅仁活得夠久，得到鄧小平平反，最後扮演恢復民間企業的樣板人物。

一九七八年，榮毅仁得到資源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國有投資公司，也是西方投資人進入中國市場的必經門戶。他的兒子榮智健正是中國第一代太子黨之一。榮智健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搬到香港，先和香港親戚合夥做生意，恢復家族財富，之後加入父親的中信集團，成為香港分支中信泰富的董事長；榮智健的女兒榮明方也受聘加入中信泰富，直到後來涉及一項交易醜聞被迫退出。榮智健後來也因這件醜聞而辭職。現在，年登七旬的榮智健據估資產身家超過十億美元。[21]

宏觀一點來看，中國大陸經濟改造開始得頗低調。一九七八年，中國共產黨承認以市場為基礎的農業活動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有合法的地位。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主張從前的工業家和商人現在也當得起「同志」這個身分。[22]一年之後，政府鼓勵人民在城市自行創業，允許失業青年及無法受雇者自謀生活，包括有犯罪前科者及從前的資本家。

因此，中國註冊登記的個體戶事業大增。一九八○年，個體戶不到一百萬人，一九八九年已接近一千三百萬人。[23]他們不僅是小商家和農民，也有小型作坊主人和手工業者，需要再雇幫手。當時的規定是雇用工人不得超過兩人、學徒不超過五人。然而這個限制幾乎立刻就證明無法遵行。

一九八七年，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承認，私有企業是「對公有經濟必要、有用的補充」。[24]一九八八年，中國修訂憲法，首次採用「私有企業」這個字詞，並宣稱它是「對社會主義的補充」，因此享有國家的保障及權利。同年，國務院頒布「私有企業暫行規定」，訂出一套規則和規定，雇用八人以上的私有企業可以合法存在。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創業家可以把私有企業登記為獨資、有限責任公司、合資企業或合夥制。國內外普遍都看好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前途。

與此同時，國家仍持續歧視規模稍大或有野心的私有企業。為了生存，民間企業家必須培養和政府官員、國有企業供應商，以及與顧客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對地方官員來說，這種關係在許多方面都有好處：協助本地企業主、創造就業機會，有時候也可以中飽私囊。

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家之間的合作形式，隨著地區而不同，也因它和經濟部門的關係及規模大小而有所差異。浙江省溫州市的狀況值得一提。溫州的商業一直都以私有企業為主，滿清和民國時期就培育出許多創業家。溫州在毛澤東時期受到的壓迫少，因此和廣東一起崛起，成為私有企業發達的關鍵地區。

一九七九年，張華美（音譯，Zhang Huame）在溫州開辦她的鈕扣廠生意，起先是非正式，後來則是第一批在後毛澤東時代領到「個體戶」事業執照的業者之一。[25]她今天還在做生意。陳文達也是，他的打火機工廠在一九八八年開辦，加上其他事業的支持，他坐擁一個酒窖，收藏不少法國波爾多名列第一等五大酒莊之一所出的拉菲古堡葡萄酒（Chateau Lafite）。[26]

附近的魯冠球則打造出不一樣的夥伴關係，他在一九六九年獲准在杭州城外寧圍鎮的人民公社成立一個社隊企業。這個社隊企業後來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零組件公司萬向集團。魯冠球碰上政治緩和的好時機，在一九七三年及一九七九年，政府政策相當自由。萬向集團成為第一個加入國家計劃來生產汽車零組件的非國有企業。

像萬向這樣由企業家經營、名義上則是集體擁有的企業，在文革鬧得最凶時期，相當罕見，但在經濟改革初期則相當普遍。和真正的鄉鎮企業一起，這些「紅帽子」企業是讓「中國製造」走向全球的推手。一九九○年，集體企業，不分農村或城市，已崛起成為中國最大的雇主，[27]它們也是中國輕工業製造品出口的引擎。

民間企業家反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正當性的源頭。雖然私有企業和創業風潮先從農村起飛，不消多久，愈來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紛紛下海經商。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任正非一九四四年出生，一九八二年由軍中退役。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北邊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了一家小型私有企業華為，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如今他被譽為「中國的英雄」、「有價值的共產黨員」。

另一位創業家萬潤南就得不到這樣的榮譽。一九四六年出生的萬潤南，清華大學畢業，是知名的軟體工程師，和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大學裡就是好朋友。[28]一九八四年，萬潤南成立四通電腦公司，一九八九年成為中國最大的私有企業，旗下有七百多個員工。他也支持一個獨立的智庫，不時向中國最具改革思想的領導人，如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供建言。萬潤南後來因為支持及資助天安門廣場抗議人士，遭到中國官方通緝，迄今仍流亡海外。[29]萬潤南在一九八九年被開除黨籍，人生起落令人不勝唏噓。

前述兩個人都是黨員，都有各自良好的人脈關係，命運卻是大不同。由此可以見得，在中國，儘管關係再好、財富再多，也不能完全平衡政治上的失誤。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之後，黨因此更向左傾，私有企業再度陷入淒風苦雨。

直到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到深圳視察，私有企業才又重新大幅啟動。鄧小平在他的「南巡講話」中提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兩碼子事。他說，因此中國有可能既有市場、又保持社會主義。同理，私有資金的注入，不管來自國外或國內，只要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都不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鄧小平這番話立刻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但也清晰地表明中國仍將是社會主義國家，由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

一九九三年底，中國官方將經濟制度正式定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黨的論述改變，賦予私有企業愈來愈大的正當性。企業家，不論大小，再次被推崇為「將在社會主義的發展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二○○○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又往前更踏出一步，拋出「三個代表」理論。「黨究竟代表誰」這個大哉問，答案是「先進的社會生產力量」。從此，中國共產黨又重新界定民間企業家，把他們和工農兵及知識分子並列，視為可以對社會主義有所貢獻。

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的紀念會上，江澤民表態支持准許民間企業家加入共產黨。不久，中共修改黨綱，正式准許企業家入黨，而且就從中國政治社會化的最頂端中央黨校開始，影響非常大。中央黨校為在中共黨內及政府機關任職的各級黨員提供在職訓練。

不到一年，民間企業家開始到中央黨校上課，或自費，或透過地方政府或企業公會的贊助入學。有誰會料想到，中國共產黨竟然和哈佛商學院、中國的其他教育機構競爭起培訓高階主管的業務？然而，上黨校念書的吸引力及因之而帶來的人脈關係，著實吸引企業家們趨之若鶩。

從意識型態到法律

從前文敘述來看，每次的意識型態干預後必會伴隨著在立法上有所更張，以便把黨的意向在法律和政策上制度化。一九九八年，中國修訂憲法，首度正面看待「私有經濟」這個字詞，定調為對社會主義的「補充」。一九九三年，政府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時，廢掉「商品計劃」。九○年代末，私有部門在憲法內的地位又有變化，終於被當做是經濟制度的「基本元素」。政府通過法律，以加強市場為基礎的交易及民間企業家的權利。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的國家經濟似乎已在敗退。二○○二年，全國人二民代表大會提議一項新的財產法，賦予所有形式的財產，不論國家的、集體的，抑或私人的，在法律之前都享有平等權利和保障。二○○四年，憲法再次修訂，確立「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二○○七年，有兩萬三千多位民間企業家在各級立法機關據有席位，[30]甚至還有人進入準政府顧問機構。其中最重要的當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它每年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一時間召開，正是為了反映更廣泛的社會團體的不同利益。

企業界對這樣的改變有正面回應，過去未登記的企業家和企業紛紛從地下走出來，註冊的民間企業家人數從二○○○年的一百七十萬人，增加至二○○五年的四百三十萬人。註冊的私有企業家數也爆增，從二○○○年的三百九十萬家，增加至二○○五年的一千一百萬家。[31]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經濟的結構組成似乎已徹底改變。

另一方面，一九九○年代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徹底改變經濟的特質。國有企業提供的城市就業百分比，從二○○一年的五二％下跌至二八％。完全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出毛額占全國經濟的比例，從一九九九年的二五％降到二○一○年的九％，非國企的部門顯著上升。[32]

把這些改變擺進政治脈絡，可以明顯看出，黨國也甩掉原本該保障工人的神聖責任，同時亦透過私有化和企業併購的過程讓現存的國企部門更加成功。此外，愈來愈多法律保護、鼓勵私有經濟及市場為基礎的活動。

或許是這個原因，沒有人正確預測到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政治影響。在這個脈絡裡，黨也擠進了私有部門這個新位置。此外，黨也清楚表明，國有企業將保持對國家「戰略工業」的控制。

通往二○一四年之路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黨做出決定，國家不再負責硬撐小型國企。[33]這些企業大多是位於農村、負債累累的國企，有些甚至已轉包給民間業者經營。還有一些未能達成一定的經濟規模，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二○○○年，據估計八成的縣級及以下集體企業已經私有化。[34]

在許多地方，政府多年前即把集體企業出租給民間企業家，打造出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紅帽子企業」的現象，萬向集團就是個例子。這些企業及其後繼者成為全中國地方政府製造就業、稅賦收入等來源。在最好的狀況下，民間企業家協助地方政府官員撐起良好表現，換取官員等級的保護。最壞的情況就是裙帶主義和不公平競爭浮濫，帶來另一種不公平。

私有化促成的第二件事，便是裁汰國有企業冗員。即使是做為樣板的大慶油田，數十年前被譽為中國的工業模範，如今也要大量裁員。[35]另一個象徵時代變遷的跡象，就是地方政府被告知碰到國企工人抗議要多容忍。中國各地，尤其是北方工業帶，經常出現動輒數千人跑到地方官署門口靜坐抗議。

事實上抗議也沒用。一九九五至二○○三年間，國企員工人數被裁減近一半，四千三百四十萬中國工人失業「下崗」，這個數字相當於英國人口的三分之二（二○一一年七月，英國人口約六千三百萬人）。國企家數的減少也十分壯觀，從十一萬八千家降到只剩三萬四千家。[36]

在私部門有了正面的政治訊號之後，無形中也鼓勵國企及相關部門（如政府及教育界）內的個人，在一九九○年代大量離退。中國人用「下海」來形容投入私企，由此就能理解這個舉動多麼讓人心懷忐忑。某些知名的資訊科技巨擘就是在這段期間投入私有企業，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辭去政府工作、湖南三一重工集團創辦人梁穩根都是在此時「下海」。

還有一些人重新架構自己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也投身創業行列。中國飲料業巨人娃哈哈集團就是這類型轉變的代表。娃哈哈創辦人宗慶後拿到許可在家鄉的學校系統販賣零食而起家。今天，他擁有集團二九．四％的持股。娃哈哈轉投資的一家合資公司，員工擁有約略相當的股權，其餘股權握在杭州市某區政府手中；公司就是從這裡起家的。[37]

除了這些新人投入外，還有原本就在民間的農民、小店主和小型製造業者，循著沃爾瑪（Walmart）的軌跡，靠本身力量拚出非凡的經濟成就。劉氏兄弟的故事就是個例子。劉永言、劉永行、陳育新（劉永美）和劉永好四兄弟是有錢的地主後裔，在熬過了政治迫害後，建立新希望六和集團，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動物飼料和養雞場。雖然開頭的時候小、又沒經驗，劉氏兄弟最後終能成功地與泰國華僑謝國民在中國投資的卜蜂正大集團競爭。

迅速瀏覽《富比士》（Forbes）二○一二年「中國四百大首富」排行榜，就會發現箇中的多樣化：有人讀書不多，有人擁有博士學位；公司從農企業到重工製造業、資訊科技到不動產開發都有。有些公司由相當年輕的CEO領導，如李彥宏在美國深造、工作數年後，回國創辦搜尋引擎公司百度。有些公司則由度過計劃經濟年代十分困頓的個人所領導，更有人過去因家庭背景遭受過迫害（表2-1）。如今，大家全都因為黨的意識型態及政策改變而受惠。儘管如此，一九九○年代發生的兩件事預示了未來的演變。

首先是長住上海的英國會計師胡潤（Rupert Hoogewerf）在一九九九年整理資料，發表中國「首富排行榜」，顯現一開始是在中國共產黨勢力較弱的領域，尤其是消費者商品部門，容易累積大量財富。其次，政府在二○○○年正式發表中國的吉尼係數，這是評估全面所得不均的指標。結果證明了人人已經目睹、感受到的事實：中國貧富差距愈來愈懸殊。此後，中國官方再也不曾公布吉尼係數。[38]

儘管大家對此有不同看法，這項指標的趨勢線卻沒有爭議。中國的貧富不均情況確實已劇烈惡化。有一項研究顯示，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年之間，中國的吉尼係數由○．三七上升為○．四○。二○○○年，又上升至○．四四。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聲稱，二○○五年數字又升至○．四七。二○一二年十二月，中國一所大學公布的報告指出，二○一○年為○．六一，情況介於玻利維亞和中非共和國之間。[39]

根據這些數字，中國國內外觀察家開始提出和所得不均有關的尖銳政治議題，形容這樣的現象代表了中國正在「拉丁美洲化」，意即強大的經濟利益團體和他們在政府裡的盟友已造成難以駕馭的所得不均。[40]中國政府當家領導人開始宣稱，需要創造「和諧社會」。這個概念原本是要把政府注意力移向改善社會發展及環境，現在又連接到期盼全中國可以朝「小康社會」邁進。事實上，這樣的口號正面意義不大，它暗示了政府將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以追求穩定，包括鎮壓異議分子。

中國成為黨公司

過去二十年，中國變得更加貧富不均，而且財富集中的方式使得若要再平衡經濟，不僅政治上的挑戰極大，結構上也很難執行。一切都要從黨必須支持民間部門發展，以符合三個宏觀經濟目標做起：緩和國家預算的債務包袱，持續經濟增長，以及維持低失業率。

事實上，黨從承認民間部門的正當性得到極大的好處。支持民間部門使政府可以甩掉虧損的企業，確保就業水平不會嚴重下降。民間部門的結構也因此有了劇烈變化。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年之間，有限責任公司占全體私有企業的比例，從六％增加至將近五○％，其中獨資事業下降約一六％，而合夥制則呈現上升。[41]這裡也出現了地理上的含意，原本是先鋒類型的「個體戶」現在大多集中在農村。

同時，財富大規模移動也出現政治後果。現在，人人皆知政治精英的家人開後門搞經濟活動，販賣影響力，對於政府處理這些活動的雙重標準產生鄙視心態。第一章提到，原本政治前途看好的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受審判刑，就是一個例子。換作小人物恐怕早就被判死刑了。權貴家庭關說或做生意沒出亂子的故事也不少，前任總理溫家寶家族最近被掀爆財務狀況，仍然安然無事。

沒有背景靠山的民間企業家還是需要發展人脈關係。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五年，我們聽到國內外民間企業家告訴我們，若不接受黨國的政治要求，幾乎就不可能做生意。（我們在第五章會看到更多這方面的例子）

另外有些成功的企業家會在政府內部或準政府機關謀個職位，透過立法管道，以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玖龍紙業控股公司創辦人張茵，父親是解放軍中尉，好幾年前，她利用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主張中國放寬勞動法令。她說，美國不就是這麼做嗎？

立法機關有時也有一些有錢人側身其間，出聲替企業界發言。例如娃哈哈集團的創辦人兼董事長宗慶後，萬向集團的創辦人兼董事長魯冠球，以及龍湖地產公司女董事長吳亞軍等都是。這些立法代表曾經反對地產稅，認為這會打擊外人投資中國的意願，加上營業成本上升，就業機會可能會減少。然而，替窮人講話、尤其是替農村窮人講話的人，則認為地產稅是打擊在城市地區囤積土地、在農村地區搶圈土地的唯一方法。後者使得一些農民勉強獲得地方政府補償，官方強徵他們的土地以便出租或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

民間企業家入黨、黨的精英又大發其財，現在，中國立法機關的成員遠比美國的高官富有。中國全國人大最富有的七十位代表，二○一一年的淨值總額是八百九十九億美元。美國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統統加起來，最高階的六百六十人，淨值總額約為七十五億美元。[42]

即使增加了不少新特權，中國的企業領袖愈來愈強烈反對「國家壟斷」，也就是國有企業主宰某些產業。數百萬民間企業家不認為中國有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些人指出，有一道斷層線正在形成，讓他們感到受挫，處處「碰到紅色天花板」……指的正是某些經濟部門普設進入障礙，黨國又保護某些有政治地位的人。

國家掌控的戰略產業正是如此。國有企業的家數雖然減少，資產卻大幅擴張。趨勢圖顯示兩者呈正反比，代表資產愈來愈集中在少數國企手中。財富會如此集中，並非偶然，全是中國工業政策使然。

在中國步入二十一世紀的開始，因為私有企業巨幅增加，法律亦保障私有企業，我們以為情況將轉為「國退民進」，意即國家在後退，民間部門勇往直前。不料，這個趨勢卻受到威脅。仔細看看《財星》（Fortune）全球五百大企業排行前二十名的中國公司，就會發現國有企業的經濟實力變得多麼強大。（表2-2）中國上榜的公司很少是真正的民間企業，因此，過去十年國家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或許應該改為「國進民退」。前任總理朱鎔基就是這麼說的。[43]

斷層在前方

共產黨在中國勢力無遠弗屆、無所不包，意味著民間企業家永遠處於劣勢。強化中國的監理機構恐怕無濟於事，因為法規並不是一體適用，經常讓外國人處於不利的位置，因為他們習慣注意政策規定，不懂得如何解讀字裡行間的玄妙意義。

這些趨勢也對中國的「黨公司」發展模式頗有影響。成功的民間企業家對於必須逢迎、做作，在這樣一個束縛他們發展的制度內做生意，感到愈來愈厭煩。有些人固然能利用自身和中共領導人的接觸機會，表達這些意見，也有人選擇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把家人或資金移到國外去，重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戲碼。

重新檢視經濟奇蹟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民間部門的關係就不平順。就像過去一樣，需要民間企業家來兌現其所承諾的繁榮。今天，單憑國家之力無法實現習近平主席所宣稱的「中國夢」，這個前景要看中國企業家能做到什麼程度。可是，「黨公司」持續限制住企業家的手腳，因此若只從黨的視角來談中國經濟大改造，肯定會誤導。

官方歷史把中國經濟成功的日期定在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故事集中在鄧小平務實作風和願意多方嘗試，絕口不提民間企業家經歷了多少黨所設下的路障。當我們聽到中國打開門戶時，應該記得中國經濟奇蹟的真實故事是，人民如何披荊斬棘，繞過黨所設下的障礙，尋找獲致繁榮的方法。

換言之，經濟奇蹟得來不易，如今卻又再度面臨來自內部的威脅。以下各章將揭示現行體制的問題，即使在看起來很成功的領域，可能也有它的侷限，例如第三章將提到的基礎設施大建設。

在中國經商

★我的產業在中國的所有權結構究竟如何？國企的勢力是否很大？

★我有沒有證據證明黨國支持我的公司到當地營運？

★我有沒有證據證明黨國支持我的公司到中國營運？\這個證據是多久以前的事？

★今天的政治氣候如何影響我的公司的市場進入和營運模式？

★我的公司有沒有辦法以政治正確的方式擴張？需不需要延攬當地合夥人入股、製造在本土研發的機會，或是在中國市場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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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程國家：路的盡頭

下列兩個重要且相互交織的趨勢，主宰了過去的一個世紀，形塑現代中國的發展。第一，從通才教育的精英文化痛苦地過渡到技術官僚價值導向、技術官僚當家做主的社會。可以說，今天的中國是「工程師治國」的社會。第二個趨勢則是，特別加強興建地方的基礎設施。

技術官僚型的領導人專注在開發基礎設施，以做為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的平台。一般國家建造基礎設施都需要不算短的時間，但中國是快速建設的代表。

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中國快速道路的總長度已從兩千公里增加到六萬五千公里。二○○六年以來，幹道公路每年增加率為二○％。七橫五縱幹道系統到了二○二○年至少將再增加一倍長度。中國的公路網已是世界第二大，可是政府依然雄心勃勃，規劃圖上甚至已出現要蓋一條通往台灣的公路。

中國公路網能力的增進，促成汽車業欣欣向榮。例如福特汽車公司估計，目前全中國每年生產一千六百萬輛汽車，二○二○年將倍增為三千二百萬輛。[1]中國公路及其他交通網的改善也成為推動社會變遷的一股力量，幫助好幾億人遷出貧窮的農村地區，得以追求更大的經濟機會，也因此徹底弱化了戶口制度這項國家控制的重要工具。

中國的交通網也以嶄新方式整合社群和經濟體。例如，中國最富有的城鎮昆山，註冊居民的人均所得是五萬二千美元。這個原本在上海市郊交通不便的窮鄉僻壤，現在公路、鐵道四通八達，連高速鐵路也出現了，吸引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紛紛進駐。若無遷入本地的一百二十萬名「臨時戶口」，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2]

以鐵路交通而言，一九○○年中國軌道僅有三百七十三公里長，二○一三年一月已擴張到將近九萬七千六百公里長。從規模來看，中國的鐵路網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但中國系統所載運的旅客數和貨運量遠超過其他國家。[3]

中國的高速鐵路於二○○七年首度通車，已是全球最長的高速鐵路網，投入營運的長度約九千六百公里。[4]在目前的系統中，平均時速近三百二十公里。二○一五年，中國高鐵網增加近三倍。

這一切似乎來得很突然，而且是撲天蓋地地來：中國全速奔向現代化。然而從許多方面來講，這是始於百年前一齣大戲的最後一幕。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經歷了價值革命，開始重視硬科學和一切現代事物。在過去的一千年，從宋朝到二十世紀初，科舉考試不僅界定了何謂學者和官員，也界定了什麼才是有錢有勢。帝國的教育和考試將最有學問的人拔擢任官，不是因為他們受過良好的實務訓練，而是因為他們嫻熟今天我們所謂的人文科學。這群人一生研讀、背誦經書，一旦任官，即依據《論語》、《孟子》等經書所定的行為原則辦事。在當時，再也沒有比這更高尚的學術理想：一流的人才潛心向學，以待為社稷服務。

這個制度有其侷限：不研讀數學、理工和實際事務。事實上，它還造成帝國在十九世紀無力回應軍事化、工業化，又活力充沛的西方諸國，引發一連串的受辱事件，終致長達兩千年的帝制傳統壽終正寢。

大清帝國在一九一一年傾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年的廢科舉。一九○五年起，中國各層教育開始轉向研究能導至「富強」的科目，主要是數學和理工。十年之內，政權和文化的道德基礎「儒家學說」遭到攻擊，使得人文和社會價值領域出現空隙。到了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入共產黨控制時，公立大學人文學科畢業生已經占不到一○％。之後中共更把這個數字打到幾近於零。

沒有了人文學科，二十世紀的中國教育剩下兩大主旋律。一是相信文化和藝術是為國家發展服務。毛澤東說，文學和藝術可界定為「共產黨政治理想的藝術結晶」。作家魯迅也曾說：所有的藝術或許都是宣傳，但不是所有的宣傳都是藝術。其次，人們開始普遍相信，科學時代的人類可以擁有光明的前途、打造全新的民族。這是孫中山以降中國現代領導人一致的夢想：一個技術官僚主導的專業政府，能夠以公路、鐵路和水壩來「重建」中國。三峽大壩計劃就是一個例子。孫中山在一九二○年代最先發想，國民政府自一九四○年代著手規劃，後來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共產黨政府手上興建。深信科學萬能的信念，導致一個結果：近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主管國務運行的七至九位常委都是工科畢業生。二○一一年，中國留學海外的學生有三十三萬九千七百人，[5]其中十九萬四千零二十九人負笈美國，超過半數修習管理、科學和工程。[6]

一九○○年的中國，以現代標準來看，基礎設施少得可憐。鐵道長度不及四百公里，省級公路最多只是鋪石子，電話和電力線支離破碎。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有進步，二戰、內戰，加上毛澤東主政二十六年，中國在每個領域都遠遠落在東亞鄰國之後。自一九九○年代初期，孫中山等深信技術官僚治國人士的美夢已經實現。想要了解中國今天「硬體」的實力和目的，以及未來會把我們帶到何方，就需要了解它的深根及當前的侷限。

工程文化

蘇聯工程師彼得．帕欽斯基（Peter Palchinsky）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寫了一封信給蘇聯總理，聲稱科技比共產主義更有助於打造社會。他寫道：「二十世紀不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世紀，而是國際技術的世紀。我們需要認識的不是共產國際（Komintern）、而是『科技國際』（Tekhintern）。」[7]這樣的思想害帕欽斯基遭到槍斃，卻在中國被奉為建國戰略的金科玉律。

現代中國也曾出現法學、醫學、宗教和新聞等專業，中國工程師的故事則是截然不同。前者無不渴望專業自主，但全都受到國民黨、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嚴重限制，工程師則不然。工程師是現代中國兩大天之驕子之一，另一個是職業軍人。職業軍人在現代中國，成為或許是最有影響力的一種專業，可以選擇支持、危害，甚至推翻國家。工程師則不然，從一開始就為國家權力、國防、團結和經濟發展效力。在中國，國家權力和工程師是相互依賴的關係。

一九一一年以來，中國就由軍閥和專家治理。中國新一代的專家不再因精通孔夫子的《論語》而出仕，而是受國內外大學教育，得到國際承認的學位認證，其中大多是理工科出身。過去一個世紀，中國有一批傑出的科技界精英畢業自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德國柏林工業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 Berlin），近年頗多出身清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比起主修人文科學的同儕，工程師在動盪時期的中國活得平安多了。

中國第一位官方工程師正是「北京—張家口鐵路興建計劃」的總工程師詹天佑。這條鐵路完成於一九○九年，在外國人主導中國鐵路興建的年代，這是第一條完全由中國人設計和興建、最著名也最艱難的鐵路。[8]一九一二年，詹天佑創立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一百四十八人。今天，中國有六十四個工程學會，會員人數好幾百萬人。現在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國工程師的身影，在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南亞，甚至美國，興建橋梁、道路、水壩、發電廠等重大工程。中建美國公司是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的子公司，近年在改進紐約橋梁和地鐵上扮演重要角色。

孫中山的願景

以科學工程做為中國通往繁榮之路，是孫中山的夢想。國民政府一九二七年開府南京，所追求的目標跟今天沒有什麼不同，就是「開發」中國。這代表了對實質基礎設施現代化的重視，而非只改革政治和經濟制度。南京在上個世紀兩度毀於戰火，現在則要將它打造成一座閃閃發亮的首都。全國城市工業化、農村電氣化，各省要以鐵路、公路及最令人興奮的航空網連結起來，好讓孫中山所謂的「停滯的中華民族」動起來。[9]這一切都由充滿技術官僚信心的政府，依據科學精神詳加計劃，並與先進工業國家合作，以求實現。

湯良禮指出，「現代中國」始於孫中山發表《實業計劃》那一天。[10]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倡議「第二次工業革命」，要鋪設十六萬公里鐵道、在長江興建三峽水壩、製造人人買得起的廉價汽車。[11]孫中山「根據民生主義的原則，藉國際之力開發中國龐大的資源，謀求世界及中國人民之福」的策略，後來也被共產黨政府採用。[12]

孫中山一些更具體的計劃也留下痕跡。[13]他構想的全國鐵路網，強調連結各省省會的政治希望更甚於經濟關係，後來成為國民政府和共產黨路線計劃的架構。[14]今天，造訪孫中山上海故居，就會看到他原本的鐵路網和公路網計劃，與實際興建的路線明顯相符。他提議興建大壩以「改善長江上游」，之後辯論了七十五年，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終於完成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壩。[15]

孫中山是提出遠見的人，儘管他不是科學家、經濟學家或工程師，但事實證明，他的遠見比毛澤東歷久彌新。孫中山相信，基礎設施和繁榮具有直接關係，國家財富可以用鐵路里程長度衡量。他所主張的計劃規模宏大又十分複雜，引進大量科學家、經濟學家和工程師進入政府核心。全世界尊崇的這位現代中國「國父」，於一九二五年去世，其實更精確地講，他是「中國工程之父」。[16]

重建國都

國民政府決定把舊南京建設為新國都。南京雖是明朝首都，情況卻破敗不堪，「燈光昏暗，道路狹窄又不平坦，電話服務品質差」，更不用說泥濘不堪、蚊蠅肆虐。[17]除了髒兮兮的運河，南京並沒有下水道系統，窮人飲水也取自運河。[18]南京的重建可以說處處皆挑戰，幾乎需要無中生有。

國民政府成立後不到一年，在留美的工程師領導下，「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規劃出詳盡又美麗的重建設計藍圖。[19]市界大幅擴張，可容納新政府及兩百萬人口。鐵路網將會成長，也預備蓋一座巨大的飛機場。現代化下水道、飲水和電子系統都有詳細規劃。新的行政官署區將蓋在舊明皇宮之西，占地近十平方公里；明陵南邊要蓋一座宏偉的中山陵。行政官署區的中心將興建現代化的辦公大樓，座落在南北軸線上，位於北端最醒目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結合北京天壇和華府美國國會山莊的特色。鄰近山頭將蓋一座文化中心，包含奧林匹克規模的體育場在內。[20]此外，全市都將美化，政府規劃要蓋十二座新公園；仿效巴黎風格，大馬路兩側將遍植樹木，中式燈籠狀的電燈也會沿路照明。「討厭、危險的工業」將遷到長江北岸，遠離市中心。另外還規劃一套林蔭大道和主要道路，而以宏偉的六線道中山路為主軸。新首都要蓋一條「環狀大道」，但不像日後的北京那樣拆城牆蓋大路，城牆保留下來（或許是認為有朝一日還會有用處）。因此南京的環狀大道高架蓋在舊城牆上方，駕駛人可將城市、長江和市郊景色一覽無遺。[21]

這一切並沒有全部實現，少數的確在戲劇化的方式下完成了。市中心最後拓寬了四十公尺，蓋出中山路，向國父致敬，搶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山先生遺體奉安、送進中山陵之前完工。當地居民奉命在十天之內遷出。[22]黨國的核心建築物的確位於一座舊皇宮附近，不過是太平天國的舊宮殿。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國開府南京，改名為「天京」。政府部會在租借來的建物棲身好幾年之後，逐漸遷入比較像樣的部會公署，種了大量的樹，由法國進口的小樹在共產黨時期已經林蔭蔽天。

南京重建最大的特色是，一切依計劃進行。首開中國城市風氣之先，全面實施了國際標準的使用分區和都市計劃規定，[23]由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起草全國實施都市計劃和使用分區的法律。[24]如果南京今天能號稱是「中國最美麗、整潔、規劃良好的城市之一」，部分要歸功於國民政府工程師和公共工程官員的努力。[25]

首都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政府。共產黨接管北京後，依蘇聯風格將它「現代化」。過去五百多年，北京已發展出壯觀的城牆、塔樓和城門，從紫禁城到皇城、內城、外城，層次分明。除了紫禁城成為今天的故宮博物院，其餘全都拆了或縮小了。許多都是在一九五○年代拆除的，以便興建蘇聯式的大馬路，雖然當時上面很少車輛走動。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大躍進時期倖存下來的建物，到了文革便在劫難逃，也被拆了，以便蓋環狀地下鐵，但其實它做為大型防空設施的作用大於供大眾運輸使用。原本是城牆和壕溝的地方，現在是沒人使用的地下空間。儘管如此，共產黨還是繼承了孫中山的構想。

重建

孫中山在一九二五年去世，他的兒子孫科在一九二○年代末草擬了一項五十年計劃，預備興建孫中山所構想的鐵路、海港及工業。政府成立「全國建設委員會」，由行政院部會級首長及各省建設廳長為委員，負責全國的開發任務。全國建設委員會遵循列寧的格言：共產主義就是「蘇聯電力加上全國電氣化」，專注在電氣化上面。孫中山也曾寫說，文明現在是由「電力時代」來界定。[26]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告訴國民黨同志：「如果中國要向外國學習長處，首先就該嘗試使用電力、而不是用煤做為能源。」[27]建設委員會當中一名年輕的工程師陳元（音譯，Yun Chen），日後指揮中國大部分電力事業，他回憶說，電力能夠促進工商業，開發天然資源，增加農業生產，被認為可以「救國救民」。[28]

興建公路是國民政府的另一項要務。孫中山擬想的「彷彿魔杖一揮，在極短時間內興建一百六十萬公里道路」，迄今尚未實現，但是一九二○年代各省政府和巴士公司快速興建道路，開啟了全國公路網的演進。[29]一九二○年，在列強租界之外，全國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公路，到了一九二八年已蓋出三萬多公里公路。國民政府成立的頭兩年，這個數字達到近六萬五千公里，另外還有五萬六千公里在規劃中。[30]

對此，不論中、外工程師，都力主要集中化、標準化。道路工程的標準和交通法令各省差異極大，甚至各縣都大不相同，路標和交通號誌也不統一，可謂一團混亂。[31]直到一九三二年，汽車在甲省取得許可掛牌，到了乙省卻不能開。經過冗長的談判，浙江、安徽、江蘇三省，以及南京和上海市，同意承認彼此發放的車牌；可是，在甲省掛牌的汽車，若要在乙省駕駛，仍需另外再繳牌照稅。[32]

因此，連結上海和杭州兩大城市，也是連結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滬杭公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通車，轟動一時。滬杭公路是上海通廣西這條幹線的第一段，而滬桂幹線是規劃中七個省、十一條幹線，全長約二萬二千公里的路網之一部分。這是華東地區典型的「現代」公路，按照國際規格標準興建，以碎磚為地基，鋪上柏油路面。通車當天，大約有兩百輛汽車以七小時時間穿過灰塵、意外事故和抗議，從上海開到杭州，有些人在同一天又完成回程，開回上海。這條公路奉命無論如何都要在雙十國慶當天開通。[33]要把公路和鐵路到不了的地方連結起來的任務，就落到民航公司肩上。一九三七年，透過和泛美航空及德國漢莎航空的合資事業，民航業者以定期班機串連起中國主要城市。[34]就和中國公路上的汽車一樣，國內航線飛機最後由國有企業在中國組裝。[35]中國希望能培養自產能力，建立本身工業，以世界級規模生產機械和工具。

於是，中國出現第一個整合的國有企業體系。這些新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國汽車製造公司、中國航空器材製造公司、中央鋼鐵廠、中央機械廠等，全是位於華中地區「新工業中心」的一部分，[36]也是一九三○年代中期被稱為「控制」經濟體的驅動力量，需要有新思維的政府官員來管理。

工程師政府？

一九三○年代，中國開始努力在國際科技界占一席之地。有位國民黨高層曾在一九三二年主張，為了訓練人才以符社會需求，中國的大學應該停招文法科學生十年。[37]這個主張最終沒有實行，但國民政府的確要求各大學普設理、工、醫、農學院。上海交大、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工學院成為中國第一批技術官僚的主要來源。

這些人才被納入負責監督管理重工業、礦業和國防工業的跨部會機構：全國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成為中國最大的雇主，也是今天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前身，其壽命比國民政府還長。資源委員會由地質學家翁文灝領導，他是一位受人尊敬、清廉正直、堅定的學者，也是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一九四八年出任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

資源委員會的動員、國有化，以及遷徙工業廠房和人才，攸關中國在八年抗戰對抗技術先進強敵日本猶能屹立不搖的基礎。[38]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及其規劃人員持續往增強經濟控制、擴大國營事業和計劃經濟的方向快速推進。一九四七年八月，資源委員會的龐大系統共計雇用五十多萬名員工，經費占中國工業資本總額的七○％。[39]這一切促成了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全面工業國有化。

後一九四九中國的遺產

人民共和國的新領導階層明白，國民政府累積的國家資本替共和國的國有企業奠定了基礎。[40]同理，一九四九年之前往集中經濟計劃走的趨勢，預告了共和國初期集中計劃的做法。國民政府最重要的遺澤就是培養了許多人才。共產黨控制大權之後，多數國民政府的經濟及工業規劃人員留在大陸，資源委員會人員便成為共產黨計劃機構的第一批幕僚。這個事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書裡幾乎看不到。[41]

國民政府經驗的複雜程度或許從下面的例子可見一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源委員會利用《租借法案》的經費，派遣許多中國工程師到美國受訓，後來都成為戰後發展的領袖。有些人留在美國，也有非凡成就，例如後來創辦王安電腦的王安博士。多數人之後還是回到中國，在兩岸各有一番成就。第一批精挑細選的青年工程師三十一人，來自資源委員會各部門，於一九四二年赴美，兩年內分別到好幾個美國企業及政府機構見習。雖然專業不同、分派任務不同，但這群人有強烈的團結心和使命感。這群「三一學社」成員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至少四十年，仍保持公開或祕密的聯繫。[42]

一九四九年之後，三一學社成員分散在美國、中國和台灣，獻身於經濟建設。[43]成員有三人在美國定居，其中兩人成為跨國公司經理，另一位成為航運大王、百萬富翁。七個人到了台灣，成為一九五○至八○年代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規劃人和推動者，當中出了好幾位經濟部長和一位行政院長。其餘二十一個人留在大陸，有七個人成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總工程師，兩個人在國有企業晉升為「資深」工程師。另有七個人從事工業和學術研究，其中四個人成為工業研究單位首長，一人主管第一機械製造部外事辦，成為教授的兩人其中之一後來出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有六個人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在一九五○年代末期的反右運動之前，他們大多在技術界享有極高的評價，運動一起，前程就毀了。文革期間，沒有人逃得過政治迫害，其中有兩人被迫害至死。

從被整肅到榮登權位：走向工程師專制

對留在大陸的多數中國工程師而言，人民共和國的頭幾年仍然是實現宏大工業計劃的時期，也是與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工程夥伴密切合作的時期。[44]

一九五二年，高等教育部展開改造計劃，預備加深一九三二年的改革，設定目標是「發展專科學院，改造及強化大學，全面專注提升師生水平進行工業發展」，導致許多大學循蘇聯模式，成立一系列技術工程學院。清華大學和天津大學經歷了改組，志在成為工程秀異的中心。

一九五○年代，循著國民政府執政後期的趨勢，約有三○年代，中國高等教育機構擴大招生，工科學生增加最多。整個一九五○％至四○％的大學生念工科。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工科學生占四一％。[45]在蘇聯及東歐國家新的合作關係下，工科學生占出國留學生的比例相當高。

一九五○年代中蘇同盟期間，工程師之間的國際合作達到高峰。當時，中國與蘇聯集團的貿易往來密切，兩百多項工業項目由蘇聯援助興造，其中多數是全廠一併交付的設施，成為共產黨國有工業部門的新核心。在中國服務的蘇聯和東歐工程師及專家，至少有一萬人，數千項工業設計由蘇聯工程師移交給中國同僚。超過五萬名中國工程師和學生到蘇聯及其盟國學習。

毛澤東思想鬧到最高潮時，這一切統統付諸流水。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下來的一個世代工程師人才遭到冰凍二十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全是因為毛澤東厭惡「科學」計劃的觀念。這在中國二十世紀的領導人當中是很特殊的個案。在中國被帶向經濟混亂和國際孤立之際，政府裡的工程師全部消失。

毛澤東思想造成的大災禍，在一九七九年後快速恢復到開發心態，其實要歸功於國民政府時期對科學與工程打下深厚基礎。一九七九年，國務院重新召募工程師。一九七九年大學恢復招生，到二○○五年期間，每年工科學生占全體學生的百分比恢復到一九五○年代的水平，達三○％至四○％。在留學生當中，一九四○年代中期，工科學生占五四％；一九五○年代統計，工科學生占留學生比例六○％；一九八一年更締造了九○％的紀錄。

工程師專制

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式微，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學歷愈來愈高、也更專注在經濟發展上，工程師角色的重要性大幅攀升。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共二十五人，沒有一個具有大學學歷。然而，到了一九九七年江澤民時代的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共二十四人，其中十七人具有大學學歷：十四人主修工科，兩人主修理科，一人主修企業管理。看看中國共產黨最近幾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工程師掛帥的情勢就更加明顯。

一九九七至二○○二年江澤民時代的七名政治局常委，除了一個人在復旦大學主修國家企業管理外，全部主修工科。大多數常委不僅有工科背景，也有擔任工程師的實務經驗。江澤民本人一九四七年從國民政府時代工學院翹楚的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共產黨主政後，他先後擔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副工程師、科長和第一副廠長，同時兼任動力科長和黨委書記。後來調任上海肥皂廠第一副廠長、再調第一機械製造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機科長。江澤民底下精力充沛的總理朱鎔基則是從清華大學電力工程系畢業，在企業及國家計劃委員會服務，後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下台，直到一九八○年代才復職。

二○○二至二○○七年，胡錦濤時代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工科出身，也都有工程師的資歷。胡錦濤本身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同樣地，二○○七至二○一二年的政治局常委會也一面倒，九名常委中有八人都是工程相關背景。

二○一二年十一月登上大位的新任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延續此一傳統，但新添若干多樣化顏色。總書記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念化學工程系，前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其他五位常委有兩人原本主修統計學和經濟學，其中之一還是北朝鮮金日成大學畢業生，一人修法律、一人念的是歷史。儘管如此，並沒有跡象顯示中國已放鬆它的工程雄心。

唯有工程雄心和共產黨的政治力量結合，才能解釋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實質的改造。中國雖已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但是興建有助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的決心，卻是空前的強烈。孫中山當初認為，能讓中國人「動起來」所必不可缺的這些公路、鐵路、航空、港口和電信設施，現在正在發揮效應，整合起國內市場，再把國內市場連結國外市場，同時促進商品和服務的移動。這還不提透過國內大規模遷徙，促進人員移動，大大提升經濟機動能力。國民政府的公路網在當時已經很了不起，不過只稱得上是省級網線，如今最新的跨省超級公路乃是美國艾森豪總統在任內興建州際公路網以來，全世界最具雄心的公路系統。

航空交通也是。中國現在有兩百多個現代機場，圖3-2顯示中國民航載客量從一九八○至二○一一年的增長。另外，從中國出發到世界各地的民航班次，從一九八○年的五萬一千次大幅成長至二○○九年的兩百一十四萬班次。舉目所及，基礎設施的增長十分驚人。發電廠、供電系統及油氣輸運管的建設亦復如此。

三峽大壩計劃使得原本孤立在內地的抗戰首都重慶成為國際大城市，也是中國最重要的內陸港口。計劃原本由孫中山發想，經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一九三○年代研究，並由美國大古力水壩（Grand Coulee Dam）總工程師約翰．薩維吉（John Savage）在一九四○年代評估過。現在，大壩已經完工。二十一世紀初，全球所有政府中只有中國有工程想像力、政治意志和財力資源可以完成如此宏偉規模的計劃，並且將數以百萬計的居民遷徙安置。

在都市規劃方面，中國也展現同樣的決心。我們姑且拿當今上海的都市計劃和國民政府時期對南京的計劃做個比較，兩者都有由中國及國際工程師創造的宏偉、現代計劃。共產主義原先就像上海的緊箍咒，經歷半個世紀的停滯，上海已經重新想像、重新規劃、大部分改建，並且徹底重生。短短十五年之內，蓋了十三條地下鐵路線，至少還有八條在規劃中，四條河底隧道、三座跨河大橋、一個極大的高架公路系統，以及由公路、地鐵、高速鐵路和一條「磁浮」火車連結的兩座世界級機場。這都是工程國家盡情發揮的成果。

基礎設施國家

孫中山的願景或許還未完全實現，但就基礎建設來說，中國已成為他所夢想的國家。美國曾經是基礎設施完善的國家，其州際公路系統是中國學習的樣板。美國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大古力水壩啟迪了三峽大壩的規劃人員，也為中國提供某些冷靜的教訓。美國花了半個世紀才完成的州際公路系統，現在面臨沉重的維修負擔，而且幾乎不可能再擴建。同理，原本是全世界最大的鐵路網，現在不論軌道、車廂都老舊，加上沿路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即使有充足的政治意志，也無法再蓋高速鐵路。在民主國家，動員民意反對興建新的基礎設施相當容易，導致某些對社會極有價值的基礎設施無法興建。中國有十一個城市興建地下鐵系統，上海是其中之一。截至二○一三年二月，上海已蓋出全世界最長的地下鐵系統之一，總里程數達四百三十九公里，並計劃在二○三○年以前再蓋出三百五十公里。相形之下，美國波士頓目前最大的交通運輸計劃是，將全美國最老、迄今還在營運的地下鐵綠線延伸六．四公里，肯定難逃許多法律挑戰，工期勢必拖延。[46]

和上一個世紀一樣，基礎設施的規劃和打造國家統一是無法切割的。孫中山固然可以畫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全國鐵路系統輪廓，若他目睹斥資一百億美元的從四川到西藏首府拉薩、全世界最艱難的川藏鐵路，恐怕也要咋舌不已。川藏鐵路的興建，政治作用高於一切考量，為的是要讓漢人和商品在西藏高原上更方便地移動，以便和全中國最難駕馭、卻又最不自治的「自治區」實質連結起來。

中國耗費巨資開發行動電話通信，恐怕也是出於同樣用心。「中國移動」的農村連線策略就是一個例子。[47]以農村地帶的雲南省為例，中國移動是否應該投注大量成本，把最後一○％至一五％、罕見人煙的雲南山區連線起來？純就商業考量，答案肯定是「不」。但是，大型國有企業怎麼能迴避「企業社會責任」呢？這是國家資訊要到村到戶的政治任務。因此，中國移動別無選擇，無論如何都得把這些最難連結的村落連線起來。

電信網路的成長及型態的變化，又是一個快速成長的例子。固網電話線用戶從一九八○年的兩百一十四萬戶，成長到二○○四年的三億四千萬戶的高峰，然後開始下降。[48]圖3-3顯示，行動電話從一九九○到二○一一年的成長狀況。圖3-4顯示互聯網用戶從二○○○至二○一一年的爆炸性增長。寬頻互聯網用戶由二○○○年的兩萬兩千多人，激增到二○一一年的一億五千六百多萬人。中國在十分短的時間內，躍升成為電子網路連結社會。如何檢查資訊成為重大挑戰，這個問題將在第五章和第七章討論。

硬體的侷限

當然，擴大興建基礎設施也帶來了許多複雜的問題。第一，固然它把新的供應源頭引進市場，但也把中國境內市場開放給國際產品，這些產品原本因基礎設施不足（有時是政府政策使然），形同無法進入這些市場。其次，基礎設施的大規模開發將無可避免地擾亂環境，產生不利的副作用。

在「廈門PX案」中，民眾抗議成功，逼得這項台商投資的石化工廠延宕、另遷他址，顯示當民眾不滿意環境議題時，反擊力道可能很強大。[49]它也清楚顯示，中國日益崛起的中產階級有潛力自成一股政治勢力。廈門民眾反對這家工廠的理由是它在環境上有害，透過和平「散步」抗議，地方政府官員不能不正視，即使這項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案有最高層的政治關係（前任總書記江澤民），也在北京拿到所有核准文件。今天，中國城市居民愈來愈期望他們的房子能受到保護，免於工業廢棄物之害。「別在我家後院」症候群已經傳到中國。

政府計劃和社會、環境衝擊間矛盾愈來愈大，最明顯、最大的案例莫過於三峽大壩。全世界最大的這個水利計劃如今供電給數以百萬計的家戶，控制洪泛，最重要的是讓長江可以行船。從上海一路到重慶，暢通無阻。這是正面的結果。

然而，大壩淤泥大量堆積，不但削弱壩體結構，也大幅降低發電量。大壩所製造出來的巨湖弱化了周圍的山，產生土石流，恐怕也導致了廣泛的地質不穩。[50]甚且，大壩下游的田地少了重要的營養物。

伴隨著中國燒煤做為能源，加上全民迷戀汽車，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已經危害到人體健康。北京每個居民都知道，要看真正的蔚藍天空有多難，也都記得一九五○年倫敦的煙霧會殺人，所以禁止生煤取暖。

回顧上個世紀，中國拚命興建基礎設施，我們看到了中國的侷限，也看到中國的實力所在。例如，國民政府時期民用航空的成長使得長途航空郵遞首度能夠發展，但同時農村的地面郵遞服務變差。有個批評者說，這不過是把問題「騰飛」到地面上。[51]早在一九三○年代，中國對國際航線也有所期待，擬想開闢南京飛柏林的航線，可惜在首航就發現這個計劃有政治上的侷限，蘇聯飛機在蒙古上空就攔截、迫它降落，機組人員為此跌斷骨頭，還被判刑五年在蒙古坐牢。好在有西藏班禪喇嘛出面交涉，人員才被釋放。總而言之，光憑科技是不夠的。

我們將在第四章談到，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培養精英的學府愈來愈多，尤其是著重理工科系發展。過去十年，主修工科的學生比例一直維持在三三％至四○％之間。所謂的「官二代」，即黨的高級幹部的子女，在大學念工學院的比例更高，或許超過六○％。工學院學生人數的絕對值增加得更顯著。一九九七年，公立大學全體學生三百一十七萬人，工學院學生一百二十六萬人，比例三九．八％。到了二○○五年，全體學生一千五百六十萬人，工學院學生五百四十八萬人，比例三五％。這樣的數字讓西方國家心生恐懼，因為美國每年工學院畢業生只有七萬人，中國遙遙領先，每年有六十萬名工學院畢業生。[52]或許更重要的是，從品質來看，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國大學的工學院及應用科學學程將會是世界翹楚。

工程之路的盡頭？

此刻，工程師才智對現代中國具有空前影響力，未來數十年又會是什麼樣的景況？如果台灣的發展軌跡和政治走向可做指引的話，未來恐怕不屬於工程師，而是律師出頭的時代，還是傾向爭吵、好辯的政治文化。未來幾十年，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人和工程師可能還是互相交織，但由於中國經濟的民營和「混合」部門快速增長，國家將不再是工程師們唯一或主要的雇用者。這個趨勢應該有助於專業協會的重振，以及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即付之闕如的專業自主大幅提升。過去，他們的歷史一直很緊密地和國民政府及建國工作的相關國有計劃連結在一起。

目前，中國正處於實現當年建國先賢的技術官僚夢想的階段，沒有人比他們表現得更傑出。精確掌握基礎設施的硬體，使中國得以「富國強兵」，急起直追，甚至超越原先技術獨霸的西方。但是這樣就夠嗎？該不該注重軟體呢？理想、價值、想像和教育這些將會界定中國未來的東西呢？我們將在第四章繼續討論這些更根本的挑戰。

對於要在中國經商的人士，本章所要提出的問題和前兩章的不同。現實狀況是中國在某些領域遙遙領先，如鐵路技術，可是在其他領域則落後許多年，例如部分的製藥和生物科技業。了解自己公司的強項和弱項，對處理這些問題很有幫助。

在中國經商

★新的基礎設施開發能為我的公司帶來什麼樣新的區域機會和全國機會呢？或者說，基礎設施的興建會替我公司製造問題嗎？我的公司能解決嗎？

★在不失去對該技術控制的情況下，我的公司能透過選擇性的專利技術轉移進入基礎設施市場嗎？

★透過這個基礎設施興建，我的公司會取得新的維修機會嗎？

★我的公司是否可能因為基礎設施投資的失敗，例如水污染、空氣污染，出現新的環境補救商機呢？

★我的公司是否具備工程技能在工程文化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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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計劃創新？

中國能創新嗎？它有火花能創造全新的工業與技術嗎？對於未來的領導精英而言，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二○一二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溫州市商會、荷比盧商會（Benelux Chamber of Commerce）和博司管理顧問公司（Booz & Company）共同發表一份報告。針對工業、汽車業、醫衛及生命科學業、消費者商品業和能源業的一百多家中外企業進行調查，詢問他們對中國目前及未來創新能力的意見。結果顯示，外資企業認為他們的中國競爭者的創新能力和他們幾無二致（四五％認為中國人有同等或更好的創新能力）。相較之下，中國企業的樂觀程度稍為小一點。受訪者普遍認為，中國可望成為區域或甚至全球創新中心，特別是若能留住人才、妥善處理智慧財產權問題的話。三分之二以上受訪的中國企業預期，未來十年會向海外延伸企業的研發成果。可是，只有少數受訪的跨國企業認為中國是創新的特別地點，在中國搞創新的策略大致和別處相同。[1]

簡單講，中國是進行研發的地方，但罕有新穎發現；它有許多專利，但很少發明。因此，中國是一個玩家、一個夥伴、一個收購人，但還不是領導人。坦白說，中國已精通現代發展的硬體。過去一個世紀，它發展出的軍事、工業和基礎設施能力深受其他開發中國家羡慕。以製造最基本的商品來說，中國是全球領導者，在最精密的商品製造上，也逐漸領先群倫。它有技術能力把太空人送入外太空，很可能十年之內送人往返月球。

自古以來，許多突破性的發明都來自中國，包括火藥、造紙（以及紙鈔）、印刷術、水車、指南針等。中國的年輕人都曉得，十五世紀的明朝，鄭和率領艦隊下西洋的成就，比起西方的哥倫布早了幾十年。中國科舉考試、公平甄拔人才的制度歷久彌新。儘管如此，許多中國人相信，西方、尤其是美國人，才是最會創新、最有創意的民族。中國自古雖然有許多發明，卻總自認為太傳統、太拘泥規則、重視標準答案。認真探究起來，原因五花八門。

有人怪到工程師頭上。美國知名線上媒體VentureBeat曾刊登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大部分新事業不是由設計師或藝術家創辦，而是工程師；他們沒有創意去思考新構想或設計。」[2]然而，我們不免要想，美國又有多少成功的企業真正由設計師和藝術家創辦？工程師創設的公司反而比較有名。

有人責怪中國政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夠。蘋果電腦的產品在全世界都遭到盜版仿冒，但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徹頭徹尾假到底的蘋果專賣店，連員工都不曉得他們不是替蘋果公司服務。更有人責怪中國的教育制度，指責它是現代版的「考試煉獄」。[3]學生一心一意專注考試分數，以便進入大學，怎麼可能會創新？

我們將在這一章討論，什麼「軟體」將有助於中國的持續發展。當代中國企業的創新疆界在哪裡？國家要如何促進、規範或遏抑企業的創新？跨國企業如何被動員起來協助中國國內創新，並且逐漸及於國外創新？針對全球競爭力的需求，中國的教育制度如何做好調整，以培養下一世代的領導人和創新家呢？最後，創新文化能否和一個懲罰異議、檢肅網路、不太容忍失敗、重視正統和穩定、輕忽遠見和改變的政治文化共存呢？

由下而上的創新：企業家的角色

第一章提到，中國有長久的民間創業的歷史，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比起歐洲任何國家，中國多數商品都有更自由的市場。中國的商業主義受到市場創新推進，例如十一世紀即試推紙鈔、十九世紀出現別具風格的遠距金融作業方式，都是了不起的創舉。中國商品，尤其是上等絲綢和陶瓷攻佔全球市場，到了十八世紀末，英國和美國消費者無不趨之若鶩，迷上中國茶。

西方工業革命一啟動，迫使中國及其他國家急起直追，不僅軍事技術，企業經營也一樣，東西方的交流更密切。

哈佛商學院教授伊莉莎白．寇兒（Elisabeth Koll）最近做了研究，告訴我們中國現代紡織工業如何在十九世紀由大學者張謇奠定基礎。張謇結合東、西方之長，從德國購進第一組全套的紡織生產機具，在江蘇南通建立中、美混合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時至今日，南通仍有他的銅像供後人景仰。[4]

另一個案例是民國首富、無錫榮氏家族的故事。榮宗敬十四歲就被送到上海當學徒，受過本地及國際金融方法的訓練，以日本資金和家鄉無錫的人才及支援網路，成為國際金融業者，是共產黨執政前最成功的企業家。[5]在財務和管理方面的創新，使榮氏家族和它的中、外競爭者有明顯的區隔。

執政初期，共產黨只知模仿抄襲。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人民共和國忠實地模仿史達林的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便是依據蘇聯的指導方針設計，第一部憲法（一九五四年）仿效了一九三六年蘇聯的《史達林憲法》訂定。蘇聯不僅給了中國數百個工業廠房藍圖，還提供黨國體制的基本架構。

毛澤東逝世後，尤其是頭二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特色不是創新，而是放鬆管制，以及寬容剽竊智慧財產和仿冒品。以模仿做為市場策略，在中國企業的演進上並不稀奇。由於中國市場規模極大，加上政府官員視若無睹，潛在的經濟損失規模之大令人咋舌。仿冒奢侈品成了新聞報導的焦點。然而，專利權科技得不到保護，加上剽竊業者機密的產業間諜橫行，導致前美國國家安全局長基斯．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忍不住說了重話：「中國的工業升級是『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6]

企業創新者

今天，中國企業已經和國內外的人才、資金流動整合在一起，我們也再次看到充滿想像、創新和挑戰的新時代來臨。牽繫到許多創新故事的核心，正是許多中國留學生從海外回國，把國際教育和國內機會結合起來。

田溯寧的故事特別有啟發性。田溯寧在文革期間出生、長大，在美國花了近五年時間修完德州理工大學博士學位。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回到中國創立亞信，是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公司。三年之內，這家電信公司成長為員工三百二十人，年營收四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九八年初，我們首度拜訪亞信時，對其矽谷風格象深刻。中西融合的這家新創公司，直到今天仍蒸蒸日上。[7]

一九九六年，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對電信產業的技術和服務改革腳步太慢，感到不滿，於是說服田溯寧離開亞信，新組中國網路通信集團公司，簡稱「中國網通」。新公司由中國科學院、中國鐵道通信集團（簡稱「中國鐵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信息中心、上海聯合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各投資二五％成立。中國網通的使命是建立光纖網路，把近三百個城市連結起來。二○○一年，本書作者之一寫了一份個案研究，討論這家步伐快的創新公司其溫暖、參與式的文化。[8]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開放、有創意，把西式管理結構帶進中國國有企業。這份個案首次傳授給一群中國企業高階主管時，儘管沒有一人出身電信業，仍激發他們的興趣和欽佩。

後來，中國電信業由國家控制，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二○○二年，電信巨人中國電信集團由政府下令分拆，華北十個省市場併入中國網通。一夜之間，田溯寧要負責員工高達二十三萬人的大型組織。這些員工多數來自國有企業，不滿最高主管是個年輕的「海歸派」。

中國電信僵硬的國企文化和中國網通比較開放的文化，自然產生了衝突。田溯寧不被視為圈內人，而被當成是從美國回來的外來者，試圖改革一家歷史悠久的中國國有企業及其抗拒改革的文化。合併後六個月，當本書作者之一要向七十名中國高階主管進修班講授這個案例，其中二十位是電信業高級主管，或許是最痛苦的教學時刻。當田溯寧出現在課堂時，這群學員痛批他徹頭徹尾「不是中式」的處事方法，把他打得幾乎跪地求饒。這群學員也批評老師太差勁，竟在中國以如此正面角度談論矽谷文化。田溯寧很快就交卸主管職位，數年後也退出中國網通董事會，後來成為中國一家高科技投資公司合夥人。同時，中國網通終於讓外界看清，雖然它看似是現代電信公司，具有在國際證券交易所掛牌的條件，但本質上還是國有企業。現在，我們教到中國網通的個案時，會要求企管碩士班學生從董事會名單中找出真正的老闆。[9]在公司內部那麼多委員會裡，誰是黨組書記？這是中國公司治理中的典型謎題。顯示儘管有最令人佩服的組織圖，實質影響力遠勝過形式。這裡指的是國企文化和政治控制的力道。

另外一個例子也證明了，即使在高科技國有企業，環境中充滿種種限縮條件，創新仍有可能。特別是，當公司被國際競爭者逼到角隅，以及公司被一個對文化有敏銳意識、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領導時，創新可以快速推進。

這裡要舉的例子是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全世界貨櫃量第二大的國有海上貨運公司。[10]雖然到一九九九年為止，中國遠洋已經嘗試了快二十年，要利用資訊科技來現代化它的作業，可是成效不彰。一九九九年，中國科學院發表一份苛刻的報告，指出中國遠洋的資訊科技系統非常差勁，代表中國戰略弱點。和大部分國企不一樣，中國遠洋和外籍業者不僅在價格上直接競爭，也在服務上競爭。高品質的航運服務包括要可靠、有能力改變貨櫃送達目的地，而且永遠要掌握貨櫃目前的確切地點。為此，中國遠洋的首席執行長投下十億元人民幣的資本，投資在一套頂尖的企業軟體SAP上頭。這是一套由德國SAP公司研發的「科學、應用與產品系統」。花了好幾年的努力，徹底翻新了公司每一個部門、每一個貨櫃運送辦事處、每一個顧客的辦公室，甚至每一艘船的作業，終於成功地解決了最基本的服務問題。最大功臣是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的總裁魏家福，一個非常有魅力的資深員工、黨員。他把改造擺在公司首要任務，加上領導有方，政府也給予正確助力，使得一切進行順利。不消幾年，中國遠洋藉由資訊科技成就了世界級的服務。

漂亮、反覆的改進和創新很難區分。例如，我們很難說微軟近年來的創新趕得上蘋果、臉書、推特，畢竟有許多人超越微軟，創造全新的服務，因而打開廣大的新市場。然而，微軟持續增強它的服務，分段式創新，持續大量投資在研發上，例如它在北京那個五百人的設施，就被某些企業高階主管認為極端強大、有生產力。中國搜尋引擎領袖百度也面臨同樣的兩難。百度因為開發出不挑戰中國政治正統的搜尋引擎，例如你不會在百度上搜尋到「天安門廣場事件」的隻字片語，在中國市場成長驚人，其成長和市場占有率非常了不起。然而這是創新嗎？一方面，線上搜尋的概念並非百度發明的；另一方面，百度特製出組織和生產特性，來處理中國廣大和區域性差異的新市場。如今，百度在全世界最大的搜尋市場中國，占有八○％的市場。不論創新或調適，百度在步伐快速、技術為重的這一行，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的公司。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李彥宏，在北京大學修習資訊管理專業，再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取得電腦科學碩士，他在二○○一年被選為中國「十大創新先鋒」之一。

另一家先鋒型的公司是由活力充沛、又富有想像力的創業家馬雲所創辦的阿里巴巴。他最先開辦的「中國黃頁」據說是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二○○○年，哈佛商學院首度撰寫阿里巴巴的個案教材時，公司既小又不穩，大家曾擔心會不會還來不及在課堂上討論，它就先倒閉了。[11]多數人都認為它的商業概念很模糊，然而它不但沒有倒閉，還結合了一位有魅力的執行長及B2B（business-to-business）平台，導致大成功，會員有八千萬人。它的拍賣網站淘寶網十分成功，終於迫使eBay退出中國市場。阿里巴巴抓對了時機，加上創意和大膽，是中國調整外國技術以符其需求的另一個實例。

由上而下的創新：國家的角色

國家在創新經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協助或阻礙創意和創新？中國共產黨深入稍有規模的每個組織裡，公司的黨組領導可以向省、市黨委直接報告。因此，公司的策略方向、作業問題等所有事項，無從保密。這顯然不符競爭行為的標準範式，也傷害到研究創新的優勢。

創新不只要有創意的火花、承擔風險的意願，還要有持續的專注、失敗的空間，也得忍受途中可能會碰上的許多阻礙。在中國，政府躲在背後過濾，比起美國，對創新投資設下更高的障礙。亞信和設在北京的微型金融貸放業者宜信都由留學美國回來的海歸派主持，兩者都有充沛的精力、深刻的洞見，明白資訊科技可以如何對中國有所貢獻。我們在第五章將會看到，由於協助可創造就業機會的組織取得資金，宜信曾經得到中國政府監理機關的支持。然而本章前文也提到，亞信能創新又成功的執行長無法在中國網通的文化裡一展長才，因為他來自與國企文化徹底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被當成是威脅、不是工作夥伴。

更令人寒心的是中國最大私有鋼鐵公司建龍集團一位經理人的遭遇。二○○九年，國企通化鋼鐵公司經營不善，被建龍集團併購，此君被派為通化總經理，卻被工人殺害殞命。二○一三年，美國某企業執行長查爾斯．斯塔恩斯（Charles Starnes）因為想關掉他設在哈爾濱的工廠，竟遭員工挾持。[12]這個世界離矽谷十分遙遠。

以基礎設施為創新的國家

中國肯定有能力成為強力監管的國家。可是，政府志不在僅是控制或監理，還要從上而下刺激創新。從一九七○年代末期起，中國就提出一套新的科技政策，做為創新和繁榮的引擎。[13]這些措施想為中國科技的基礎設施恢復活力。多年下來，它們成為大學院校和產業界取得研究補助款的重要管道。一九八六年，中國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仿效美國的類似機構，藉由同儕評審的補助款甄選過程，支持商業化之前的研究。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府也廣設各項「重點實驗室」，以支持主要大學在若干領域的研究工作。

一九九○年代末期，仿蘇聯風格的中國科學院積極確保轄下研究機構的未來前途。[14]「知識創新計劃」幫助中國科學院達成目標，使得旗下許多研究機構能成功拿到同儕評審補助經費。[15]北京對科技研究的支持並不僅限於研究機構。一九八八年，國家贊助在北京海淀區發展「北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後來又稱為「中國的矽谷」或「中關村」。同時，北京宣布「火炬計劃」，明白宣示將透過設立創新育成中心和高科技園區把發明進一步商業化。

開發科技園區也是中國創新規劃的一部分。一九八五年，第一個高科技園區在深圳開發，此時的深圳已是知名的民間企業發展和政策實驗的地區。

接下來十年，高科技園區成為中國每個主要城市競相爭設的項目。園區經費通常來自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合作，以及業界的投資。事實上，每個園區都競相符合國家規劃期待的水準，以及地方官員開發的雄心。

今天，我們可以區分各地科技聚落的差異。例如，深圳的高科技園區專注電信和積體電路科技，北京「矽谷」一開始專注軟體開發和高端電子計算。上海因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紫竹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正在崛起為中國主要的生物科技聚落。大連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成為電腦遊戲和動畫中心，蘇州「納米城」可望成為奈米科技重鎮，其運用遍及許多產業。

外國公司被鼓勵到匯集本地區人才的這些園區設廠，而許多公司也樂於如此做。例如，微軟、摩托羅拉和西門子便率先響應，以求業務跟得上中國政府的計劃。中國政府宣稱，會支持和保護外國創新家的心血。可是，當中仍有許多侷限。就這方面來看，摩托羅拉和中國的長期交往很有意思。

一九八○年代，摩托羅拉搭上熱潮，前往中國。和西方許多企業不同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它留在中國，因此受惠良多。摩托羅拉可以不需要在地合夥人，獨立營運，這在當年可是聞所未聞。後來，摩托羅拉在中國取得主導地位。然而，來自政府最高層級的壓力致使摩托羅拉與幾個本地夥伴建立合作關係。二○○一年，摩托羅拉在全中國擴大手機、呼叫器和其他設備的供應據點，增加了好幾百個。後來市場變了，摩托羅拉的市占率急速下降。新崛起的本國貨競爭者，包括著名的華為和中興，從原本在中國獨占鰲頭的摩托羅拉汲取經驗，搶下半壁江山。摩托羅拉的忠誠在短期內得到酬報，但它的產品過時了。走筆至此，摩托羅拉正遭到中國傳媒痛批，指責它大量裁員。

二○○六年，政府在「中長期科技發展計劃」中宣布，將在二○二○年前把中國改造成為「創新社會」，二○五○年前讓中國成為全球科技領袖。這可不是隨口說說，北京畢竟有堅實的記錄，訂出方針後，透過政策和激勵手段，監督層級下至村級的執行者遵照辦理。在這個案例上，政府的目標是數年之內將中國依賴進口的科技降到三○％以下，增加研發經費，最後是在它選定的戰略新興部門大躍進。這項計劃的目標是要讓勞工的成果留在國內，不再以專利權權利金、特許協議，以及外商導入第二代科技等形式流失到外國人手中。

為了增加本國公司的前景，中國政府訂定出口補貼，允許中國公司付了出口稅及規費，可申請退還。另外，政府也訂定國家採購政策，要求政府各部委及國有企業在可行狀況下向本國人公司採購商品。

國際公司為此強烈抗議，其中有些是早先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跨國企業。中國在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已施行相當重大改革以支持非本國公司更方便進入市場，但中方執行的程度一直未如預期。然而，很少外國公司為此離開中國，他們必須承認有需要更支持在中國國內搞創新。本書第六章會進一步討論。

這一來引發外國研發中心在中國大量出現。二○○四年，中國境內有六百多家外國研發中心；二○一○年，數字倍增，超過一千兩百家。輝瑞藥廠在那一年把它的亞洲總部遷到上海。二○一一年，微軟在北京設立亞太研發中心。另外，耕耘中國市場已久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開辦一個先進技術中心，下轄好幾個工程與設計實驗室。同樣在二○一一年，著名大藥廠默克在北京動土興建亞洲研發總部，並在二○一四年啟用這個四萬七千平方公尺的實驗室和辦公室空間。

為了更進一步推進創新的觀念，許多大城市紛紛設立「創新育成園區」，通常設在大學附近，由政府支援初期階段的公司。「創新工場」在北京和上海支持高科技新創公司；上海的「快創營」則由中國和來自矽谷的華裔美國創業家出資成立。[16]另外兩個領域也值得注意。過去五十年，美國的太空計劃是創新和產品開花繁殖的重要源頭。中國急起直追，透過積累、「借取」和發明專利技術，成為第三個將人類送進太空的國家，現在正計劃登陸月球。這需要有能力發明並採納無數的科技，它可能會如先前美國的太空計劃一樣，刺激經濟增長。

比較接近人間的是中國的高速鐵路網，被視為是地面跑的太空計劃。高鐵是整合全套嶄新科技的先鋒，要能安全營運時速三百公里的火車，肯定也會帶動許多產品和服務。

推動國家領導的創新有一項危險，就是產品可能搶在工程知識和技能成熟前先出現。英國的彗星（Comet）民航機就是一個例子，一九五○年代中期有三架飛機在空中解體。一再地，當舊的作業規範和新的結構碰上新興的科技，並不是每件事第一次就順利。二○一一年高鐵在溫州出軌，奪走四十條人命就是一個例子，導致整個高鐵系統降低速度。這和美國太空梭「挑戰者號」（the Challenger）發生事故，致使載人太空旅行計劃停止兩年，並無不同。

創新是有風險的。只要有可能，中國公司不分國有或私有，都希望做成買賣、取得新技術，以便創新改造。例如，中方與波音公司達成協議，為中國民航業者買進大批夢幻客機（Dreamliners），就與波音決定在中國建造飛機方向舵有直接關係。假如中國不能取得這項技術，就不會向波音下單。

殘酷的現實是，再怎麼錯綜複雜的技術，過了一段時日後就會從原本的公司移出。要維持優勢唯一可行的長期方法是，持續不斷發明新技術，並且強化舊技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十年內，許多產業從技術上超越美國，中國今天也在急起直追。

取得創新，走向世界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說過，購得、並把這個「硬體」帶回中國，是長久以來的優先要務，到國外藉由併購取得則是新趨勢。中國在海外直接投資已蔚為風潮，媒體有太多報導，其中以爭奪商品資源最受注意。中國在非洲活動的消息頻上頭版，引人關注。然而，當目標轉向美國和歐洲時，中國公司不斷尋找技術合作的機會及有獲利的併購，以便透過技術取得，領先競爭對手。

我們在第六章將會提到，有一個政治框架正大力地支持中國企業走向全球。但是，單憑政策還不足以決定這個趨勢的方向。從嶄新的投資到價格不菲的併購，端視領導人和策略而定。

以華為為例。一九九九年，華為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開設第一個國際研發中心，一年後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設立第二個中心。今天，華為有二十三個研發中心，遍布全球。[17]華為決定將它的美國總部設在德州普拉諾（Plano），一度在美國引起辯論，探討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國際角色。[18]

威廉．普拉莫（William Plummer）曾任美國外交官，現在應聘擔任華為主管涉外事務的副總裁。他曾經形容這家電信巨擘是「你從來沒聽過的最大公司」，今天已經沒有人會這麼說了。[19]研發中心分布在波士頓、聖地牙哥、矽谷和紐澤西州橋水市（Bridgewater），華為打算在美國主要的創新聚落之內運作。二○一二年，它把研發總部由普拉諾遷到矽谷，等於是從普拉諾的布希總統公路起飛，安頓到矽谷的中央快速道路。這座嶄新的二十萬平方英尺設施，贏得地方政客的稱頌，他們感謝投資增多、創造就業機會。

二○一○年，華為聘請北方電訊公司（Nortel）前任技術長約翰．羅伊斯（John Roese）擔任華為北美洲研發事業資深副總裁兼總經理。一年前，華為延攬前英國電信、BT集團的前任技術長麥特．布洛思（Matt Bross），出任華為美國公司共同總裁兼研發事業技術長，由他負責華為二十五億美元的整個研發預算和相關業務。[20]兩人直接向華為董事長任正非負責，而任正非從前是解放軍軍官。

華為轉向聘請外國人擔任高階主管在中國企業並不罕見。中國主要的風力發電機製造商金風科技禮聘綠能界著名人物提姆．羅森茨維格（Tim Rosenzweig）擔任北美總部第一任執行長。他後來引進有跨文化經驗及產業專業背景的優秀人才加入華為。

從跨國公司招聘人才的模式，可以看出中國企業愈來愈注意取得在地市場知識，以及最先進的研發成績。例如，今天的華為有兩萬三千名外籍員工，其中許多任職於遍布全球的研發中心。[21]其他產業也存在類似的模式。海爾是中國主要的家電和消費性電子商品製造商，它在美國洛杉磯、南卡羅萊納州、日本、義大利、荷蘭和南韓，都有設計和研發中心。二○一二年，海爾在德國紐倫堡設立最新的研發設施。[22]對中國汽車製造業者而言，義大利北部城市杜林（Turin）是聖地：江淮汽車、中國第一汽車和長安汽車全到這裡設立研發中心。

反之，主要的重工業機械製造商「三一重工集團」，它在國際上主要競爭對手包括美國的開拓重工（Caterpillar）和日本的小松（Komatsu）。三一重工起先想依賴本國人才勇闖歐、美市場。幾度吃癟後才學乖，市場進入新戰略採取雙軌制，兼顧人才和機遇。三一重工現在的研發中心與它設在德國科隆和美國喬治亞州桃樹巿（Peachtree）的美國區域總部保持密切聯繫。[23]此外，它在二○一二年併購德國主要的水泥漿唧筒生產商普茨邁斯特（Putzmeister），無疑是打開了取得昔日競爭對手技術的一扇窗戶。[24]

中國最大的化學公司中國化工集團董事長任建新總結他對此一趨勢的看法：「你可以和外國公司成立合作協議；你也可以到海外設廠。但對我公司而言，我認為上上之策是進行併購。透過併購，我們可以有更大的市場、取得更先進的技術，還有更優秀的人才。」[25]中國化工奉行這個信念，在法國、澳大利亞和挪威進行併購，還買下全球第七大農化公司，以色列的馬克西姆—阿甘公司（Makhteshim Agan Industries），並改名為Adama Agricultural Solutions。

簡單說，我們看到重大的創新落差，正靠著國外併購和合夥予以填補。然而，接下來數十年要如何訓練未來的領袖呢？這是中國各大學的任務。

透過下一代的創新：高等教育

要有持之以恆的創新文化，或許最大的希望寄託在年輕的學生身上。這裡假設的是，大學是創新的孵育者。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像中國，近年來有如此革命性的變化。讓我們先以堪稱「中國最古老的現代大學」武漢大學為例。一般想到中國的大學，通常就想到北大、清華等少數名校，但武漢及其所在的湖北省，一直以來就是商務、學術和政治領導的主要中心。早在北京大學成立的前五年，有改革意識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在一八九三年便創辦武漢大學的前身：自強學堂。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也始於武漢。一九二七年北伐期間，國民黨寧漢分裂，其中一派即以武漢為根據地；抗戰軍興，蔣介石撤出南京，一九三八年即先以武漢為中樞所在地。在人民共和國建政初年，武漢成為工業中心，今天的湖北西部，即武漢的上游，就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工程項目三峽水壩的所在地。當地甚至還有一所「三峽水壩大學」。

一九四九年以前，武漢大學成長強勁。文革期間幾乎全毀，現在是一所專業學科完整的大學，教員近五千人，大學部學生三萬三千人、研究生一萬兩千人，總計開設一百四十三個授與博士學位的課程，比哈佛大學還多。現在，它和美國杜克大學正在合作開發一個占地兩百畝的校區，預備開辦世界級的人文領域大學部課程，以培養明日領袖。

規模宏大

武漢大學近年來的革新與擴張，是現代中國第二次高等教育革命的一部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發展堅強的國立教研機構，包括北京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以及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另外它有一些相當優秀的私立大專院校，包括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和北京協和醫學院等，全在一九五○年代「蘇維埃化」，到了一九六○年代更是全毀了。

現在，中國的大學重整旗鼓。以清華大學為例，一九一一年清華創校時，是一所以人文科學為主、兩年制的留美預備學校。進入民國之後，演進成為完全的大學。美國研究現代中國的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九三○年代便在清華攻讀中國史。它在一九五○年代成為蘇聯式的理工大學，現在又重登頂尖全科大學的地位，比哈佛或耶魯都更難進去。二○一六年，清華將開辦第一個真正的國際學院，以美國捐款人史蒂芬．施華茲曼（Stephen A. Schwarzman）的姓氏命名為「蘇世民書院」。每年將招收來自世界各國的兩百名研究生。清華認為，「蘇世民書院學人」的地位將等同於美國知名的「羅德學人」（Rhodes Scholars）。

單就受教學生人數而言，中國最近的變化可比美國戰後高等教育大擴張，或是歐洲一九七○、八○年代大學的增長，來得更劇烈。經過文革十年，大學幾乎全部關閉之後，一九七八年中國大學恢復招生，當時大學學生約八十六萬人，到了一九九○年，在學大學生約兩百萬人。一九九○年代末期，政府決定大幅度加快擴張步伐，二○○○年中國在學大學生高達六百萬人。

此後幾年，整體官方數字大幅增加。根據教育部充滿雄心壯志的第十個五年計劃，高等教育入學率預定在二○○六年達到一千六百萬人，二○一○年達到二千三百萬人。事實上它增加得更快速，今天高等教育機構在學生已超過三千萬人（圖4-1）。相形之下，美國二○○○年的大學部在學生約一千三百萬人，另有兩百萬名研究生和在職進修學生；今天的大學部在學生或許有一千五百萬人。簡單講，二○○○年，中國大學生約為美國的一半，但今天已是美國註冊學生數約兩倍之多。至少就人數而言，美國彷彿站立不動，聽任中國遙遙領先。

中國正朝教育平民化的目標前進，十八至二十一歲青年進入大學受教的比例設定在二○％左右。中共建政以來，這項數字都處於個位數的低檔。甚且，中國計劃在二○二○年之前，讓四○％的年輕人都能進入大專院校學習。相較之下，二○一○年，美國只有二八％人口具有高等教育學位。

臨沂師範大學原本是個小型學院，二○○○年有三千五百個學生，現在學生數是三萬五千人。私立大學也快速增長。西安外事學院二十年前根本還不存在，今天已有三萬四千名學生。由此可見，中國各大學的動能不只限於公立院校，私立院校家數現在占全體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增長速度比公立院校還快。[26]私校非常懂得創新，尤其是行銷、招生和輔導就業方面。私立院校由二○○二年的一百三十一所增加到二○○九年的六百五十六所；同一時期，公立院校由一千二百六十五所增加為一千六百四十九所。

大型企業也涉足高等教育。阿里巴巴旗下淘寶事業部計劃開辦「淘寶大學」，培訓電子商務的創業家、經理人、業務人員和專業人員；然後再延伸到開辦商學課程，供數以百萬計有心開創中小型企業的人士線上學習。淘寶也希望吸納兩萬名學生「離線」學習，意即面授上課。

若從實質空間來看中國大專院校的增長趨勢，過去十年大專院校的面積增為四倍以上。許多新辦大學幾年內就在荒郊野外拔地而起；更多大學也增闢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個校區。

以研究生來講，中國每年培養出來的博士很快就會遠超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我們和中國朋友開玩笑，這麼多博士在經濟局勢不佳的時候同時湧入就業市場找工作，肯定會製造政治不穩定。

和美國一九五○年代的擴張、歐洲一九七○年代的增長不同，中國教育此番成長有十分明顯的精英取向。中國的大學志在成為高水準、有創造力的研究者的搖籃；開拓科學研究領域；藉由研究與創新提升生產力；做為國際和文化交流的橋梁。針對上述目標，中國政府和其他許多來源提供大量經費給主要的機構，得勝的學校各可得到數億元供往後五年之用。此外，中國的大學也向民間、善心人士及基金會爭取大量捐助。十年之內，中國頂尖大學的研究預算將趨近歐美頂尖大學的水準。以理工科系而言，中國的大學將躋身世界領導地位。

國際競爭力

對美國大學來說，中國高等教育的革命不論在競爭上、合作上都構成挑戰。雖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大學整體而言在全球仍居領先地位，但是並沒有理由證明這會是長期的現象。畢竟再往前一個世紀，頂尖大學幾乎全都在德國。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和中國的哈佛、北大，在二十世紀初期都採用德國制度。根據上海交通大學頗具公信力的調查，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德國大學再也不獨領風騷；全世界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學竟然沒有一所是德國的。

坦白講，這種大學排行榜還真無聊，被拿來品頭論足的通常與教育無關。雖然美國有人試圖以師生比來衡量大學教育的品質，這個方法或許有用，但其實很少有方法能衡量比較教學的成功與否。所有的國際排行榜都注重研究成果，以及得過什麼獎項（如諾貝爾獎）。大學以諾貝爾獎得主列名學校師資而引以為傲，但其實有些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可能是幾十年前做的、甚至是在別的大學做的。（中國領導人仍然迷戀諾貝爾獎，可是最近有四位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土地的得主，其中三位和北京當局不和）

全人教育

中國的大學現在也想向美國人學習如何培養領導人。精確地說，他們開始相信美國文科學院的信條，相信一流的領導人是有人文科學教育基礎的人。所謂「全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源自德國的概念，已在北美落地生根。它指的是「全人」的教育，不只是培訓專家；確保畢業生有好奇心、能深思反省，並且永遠抱持著懷疑去學習。換言之，培養出的人才應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不會從一而終，第一份工作肯定不會是最後一份。

在哈佛，我們才剛恢復關注大學教育的礎石，提出中國大學領導人向學校提問的相同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所謂受過教育的人指的是什麼？我們曉得，我們所有的教案和課程計劃在北京受到的重視，一點都不亞於麻省劍橋同仁的細心審閱。中國高等教育有個令人振奮的現象是，頂尖大學的資深老師和行政主管都能理解，學生所受的一般教育將和他們接受的專業訓練一樣，對未來很重要，不論是藝術人文、理工，還是社會科學知識。默背學習一個狹隘學科的事實和理論，再也不夠了。

今天，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包括光華管理學院學生，全都修了一大堆課，文史哲無所不包。蔡元培先生是留德的哲學家，二十世紀初擔任北大校長。北大如今以他之名設置「元培計劃」人文學科課程。北大的對街是清華大學經濟暨管理學院，正在推動或許是中國大學僅見的最有想像力的人文學科和通識教育課程。

美國頂尖學府認為，真正的全人教育就是修習人文學科。儘管中國過去一個世紀心心念念不忘工程救國，我們發現，今天中國愈來愈多人認同這個觀點。或許是因為中國教育界領袖比任何人更深刻體會，若無人文關懷，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模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文明若是失去文化基礎、道德方向，天下就會大亂。

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革命或許不在規模，而是在工程師領導下，頂尖學府已經理解到，缺乏人文的教育是不完整的。這是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儘管結果如何猶不明朗。

創新能力的重要

我們肯定會懷疑，創意是天賦或者創新是可以規劃的嗎？無論如何，兩者是可以在不同的教育和體制環境中培養的。問題在於，中國有良好的體制框架來從事創新嗎？

我們目前的答案是：沒有。中國國有企業和國立大學的治理結構仍把太多決定交付在太少、太自以為是的人士手中。中國的大學就像國企，仍然設置黨委，學校的黨委書記通常地位高於校長。的確，有少許傑出的黨委書記是所屬大學能夠成功的關鍵，但是一般而言，這種雙軌平行治理制度限制了、而非增強意見和思想的流通。少數黨委書記，就和少數美國大學校長一樣，看好大學教授無羈束治校的前景。大學教授可以自由發揮思想，是大學永續創新的先決條件。和頂尖的國際大學相較，中國院校的教授在治理上的角色不大。二○一二年六月，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訪中國幾所頂尖大學，呼籲增加黨對高等教育的監督，這可不是好兆頭。

每所院校的院長、校長都必須做決定、排訂優先順序。然而，在現實上，許多真正的好點子是經由「由下而上」的過程，來自在各自領域拔尖的老師的主意。支持這種作風的體制結構在任何地方都很罕見，更別說在中國了。

世界級大學能在政治不自由的制度內存在嗎？或許吧。但或許也只是因為它們大都是自主管理，所以才有可能。十九世紀的德國大學也受到相當大的政治壓力，但仍深受世界稱羡，部分原因是它們也有體制自治的傳統，因而培養並保護了有創意的思想家。今天中國的大學有一流的學者，也有一流的學生，但是這些學生被迫乖乖坐在課堂聆聽黨的意識型態，從簡編版本的教科書去了解本國歷史，幾乎完全不知道執政黨從前的悲劇。在政治和歷史的領域，學生必須學會才能畢業，和事實真相之間的斷裂日益嚴重。這也是為什麼香港學生在二○一二年走上街頭抗爭，抵制即將實施的「愛國教育」課程。

中國的大學能在二十一世紀引領全世界、訂定標準嗎？從中國具備的資源來看，這當然有可能，但也要看別的情況而定，尤其是美國。美國的高等教育現正處於慢動作的自我毀滅中。加州大學系統原本是全世界公辦高等教育最偉大的系統，由於加州預算問題，大學系統功能已經被削弱。因此，其他頂尖的私立大學，例如和加州大學競爭教授師資和研究生的哈佛、史丹福等，可能因為挑戰降低，也走上式微。

目前來講，美國大學仍是培養領導人的最好環境。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把子女送到美國念大學的人數愈來愈多。一九二○、三○年代，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把兒子蔣經國、蔣緯國和戴安國分別送到當時蘇聯和德國的頂尖學校學習。物換星移，今天不乏美國家庭把小孩送到中國留學。在中國的大學增收國際學生之下，這是值得觀察的趨勢。

或許，絕對的創新就像絕對的領導和權力一樣，過度受到重視。教育產業在中國，和在它之前的美國一樣，暫時可享有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後進者優勢」（latecomeradvantage）：跟某個領域的前輩學習並改善。中國在企業和教育方面，近數十年來肯定已透過有創意的調適，如今有能力更加發揮。

因此我們已經清楚，中國可以追隨，也可以有創意地調適。但中國能做領頭羊嗎？中國的國家機關有智慧鼓舞，有耐心允許熊彼得所謂的「企業家精神」（Unternehmergeist，即真實的創業精神）在企業界、藝術界，甚至政治界全面興起嗎？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所懷疑的。

對生意人而言，這一切創造出複雜的挑戰、風險和機遇的環境。中國已經有世界級的工程師，正在設法教育下一代成為有創意的解決問題高手。但在學術和知識自由受到限制的領域，這會成功嗎？在研究、教學和學習受到政治侷限的地方，這會成功嗎？在知識財產權猶在嬰兒期的國家，這會成功嗎？我們認為，問題不在中國人民有沒有創新或智慧能力，這方面他們很豐富；問題出在學校、大學和企業需要營運的世界束縛太大了。

在中國經商

★誰是我的中國技術競爭對手？

★他們的強項在哪裡？他們是值得重視的競爭對手嗎？他們的技能和我們接近嗎？他們的強項在哪裡？他們正在我這一行裡進行併購嗎？他們得到黨和政府的支持嗎？

★我的公司保護住核心技術嗎？或是它們很動態演進，因此不需要我的擔心、保護？

★我的公司對中國的增長和技能，在全國、區域及地方層級有什麼貢獻？它是否為中國帶來價值，足以繼續做為受歡迎的公司？

★我的公司是否替本身吸引並訓練了優秀的中國員工，最後也替我的競爭對手和區域內其他公司培養了人才？我有沒有把人員召募架構好，以便管理技術純熟員工的高流動率呢？

★我公司的國外總部是否跟中國優秀、敏銳和跨國的技能有關？我是不是一直保持消息靈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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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在中國經商成功

前面談過中國商業環境的脈絡及其成因。我們認識了黨國的無所不在，以及區域間巨大的經濟差異。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基礎設施的大量興建，以及維持創新文化的困難。這一切都伴隨著三億多人脫離貧困，晉身中產階級。在這個環境中，國有企業大為興旺，許多外國公司及無數的在地創業家都致富發財，也有不少私人企業雖有意大展鴻圖，卻因為沒有能力設計符合中國特殊環境的策略而告失敗。

對在中國經商的企業而言，傳統企管碩士課程中，有關策略、發展和執行的部分都可以派得上用場。在中國，一百九十八個企業碩士項目的課程，的確也和美國課程近似。策略、行銷、領導統御、創業精神和供應鏈管理，全都在課堂上講授，也相當有用。然而，有些議題卻有部分受到輕忽或完全遭到遺忘，而我們發現，這些是在中國經商成敗的主要決定因素。其中又以下列四項特別明顯，使中國的商業環境和西方大不相同。成功掌握的企業或許會成功，忽視的則會招致禍害：

對於中央級黨國的要求保持敏感，並能做調整。

對於省市級黨政機關的要求保持敏感，並能做調整。

找出新技術基礎設施呈現的機會，避開很弱或根本不存在的軟體基礎設施的暗礁。

在高端或中階市場層級找到快速興起的商機，並能立即行動。

我們在本章選出一些公司，有些成功、有些失敗，重點是都特別有啟發意義。透過上述四個條件分析它們的成敗，標示出執行上的細膩之處。表5-1便摘記了這四個因素如何影響每家公司。

國家、省和黨的結合

黨國攸關到每家公司的成敗，尤其當你想要擴張或多樣化業務時。長時期且遍及公司業務所及地區，維持良好黨國關係，是在中國成功經商的根本元素；創造並維持這些關係需要有一組高度專業的公共事務團隊，來打點一切。某些商業機會在其他國家有道理，到了中國卻可能觸及政府的敏感而做不得。反之，外國公司若能在技術轉移、新創產業及就業機會方面為中國帶來貢獻，就可能會得到強大的政治庇護。

政府的永續支持

中央政府和黨有許多方法可以打造中國的商業環境，企業的根本要務是持續與兩者來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過於全球汽車零組件巨人萬向集團的崛起。

萬向是一九六九年始於浙江杭州的一家社隊企業。[1]身為社隊企業，它是一個法人，首要目的是完成政府的計劃目標，包括所在農村地區的自給自足。社隊企業只得到中央政府最低度的支援，非常依賴自身領導人的活力、專業知識和建立關係的能力。

萬向的創辦人魯冠球，第一章曾提到，就是這樣一號人物。起先，他利用社會主義時期官員在相當浪費的制度中厭惡「浪費」的特點，來個「化劍為犁」，設法從解放軍取得報廢的野戰砲，改造成犁頭賣給附近的農村。接下來幾年，這家社隊企業擴張到非農用產品，包括汽車零組件。此時，魯冠球又看到中國計劃制度的另一個落差，也就是及時供應高品質補給品的能力，他又設法解決了問題。

十年之內，魯冠球打著萬向的名義做生意，在區域間建立信譽，終於在國家計劃中掙得一席地位，可以生產汽車和卡車的「萬向接頭」（universal joints）。萬向在中國國有汽車公司開始要擴張的時機點上，和另兩家公司從數百家競爭者當中脫穎而出，爭取到供應商合約。

萬向能夠成功的核心因素是，它努力不懈維持住地方政府高品質的支持，又有能力把國家供應系統的落差轉化為市場機會。由於是社隊企業出身，萬向不在國家分派工人和大學畢業生的名單之列。為了爭取第一流的人才，萬向提供獎金給推薦優秀畢業生到該公司服務的大學，不僅解決了大學現金流動不足的問題，也替企業長期成長奠定基礎。

二○一三年，萬向的全球營業額可達二百億美元，其中美國部分占約三十億美元，員工約四萬人。根據萬向美國公司總裁倪頻的說法，這個數字不斷在變化，其中有一萬二千人歸屬萬向美國管轄。如今，萬向已轉型為一家控股公司，在中國及全世界進行併購，目標鎖定能夠補益中國政府戰略目標的部門，例如綠能，以及有助於萬向業務保持高度競爭力的其他公司。二○一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美國進行國是訪問，魯冠球受邀做為訪問團團員，由此足證萬向集團的分量和地位。胡錦濤還未和美國總統會面，就先到芝加哥的萬向美國總部參觀，魯冠球隨侍在側。

建立經濟特區

中央政府建立經濟特區，備齊公用設施及其他基礎建設，以吸引外資推動出口工作，通常還有更大的意圖：促進技術轉移及其他正面的溢出效應。經濟特區攸關中國許多重要企業的育成和崛起。

第一個經國家核定的經濟特區於一九八○年在深圳成立。位在香港附近，可以試驗資本主義如何在社會主義的脈絡裡運行。經濟特區的成立凝聚了一股力量，使得珠江三角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聚集區之一。深圳人口從一九八○年的三十一萬人，到二○一一年已近千萬。

由於深圳和其他幾個經濟特區表現不俗，經濟特區的模式得到中央及各省當局的支持，在全國各地複製。近年來，就連內陸也紛紛設立經濟特區。二十一世紀初始，全中國就有十五個自由貿易區、三十二個國家級經濟特區、五十三個高新科技區。[2]這些區域還伴隨著科學園區的成立，以便為新設的科技公司提供基礎設施。

以用友軟體為例，就是藉著一九八○年代末期政府各部門電子會計需求的浪潮崛起。[3]目前員工達一萬四千人的用友一九八八年創立於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間的新科技園區，該園區試圖複製美國矽谷的成功經驗。用友的執行長原是政府機關員工，在上司支持下，離開政府公職，創立公司。

北京是許多第一流學生嚮往的城市，用友總部設在北京，刻意興建宿舍、優質辦公空間吸引並留住不想離開北京的大學畢業生。當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顧客需求有了改變，用友都會深入了解，並適度調整產品和服務。除了關注顧客需求之外，用友也追蹤兩大競爭對手德國SAP和美國甲骨文（Oracle）的產品發展和併購計劃。擁有堅實的基礎，用友可以看清國際同業的發展趨勢，儘快提供有競爭力的產品。由於本土創新是國家重視的優先項目，用友天生比外國競爭對手占上風，因為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顧客大多偏愛它。只有在最大型的中國企業，SAP和甲骨文才贏過用友軟體。

對於用友這類資訊科技產業而言，不論是銷售或人員招募，地理因素非常重要，因此用友主要的國內對手金蝶國際軟體集團的總部原來設在深圳，最後只能遷到北京，一則搶攻北京國企的市場，再則便於汲取首都豐富的人力資源。[4]用友軟體也受惠於時機良好，加上政府協助其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取得相當大的財務資源，從事多項併購和研發。

總之，用友的成功歸功於它居於國家大力支持的全國優先項目的中心，地理位置又在首都。在適當的時機、選擇了正要起飛的產業，因而吸引第一流的大學畢業生，享有種種稅負和其他經濟優惠，又有一位實力雄厚的前任政府官員當家。因此可以說，用友成功的關鍵是中央政府提供了堅實的脈絡。

成也黨國、敗也黨國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能給，例如在基礎設施上的慷慨投資；當然也能收走，例如改採特許或開放土地。想要成功，需要政府積極支援，或至少善意地不來干涉。

排除掉在其他國家可能做的某些投資，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沒有其他行業比現代資訊產業受到更嚴峻的限制。雅虎和谷歌等網路搜尋引擎是最典型的例子。每家公司領導都受到道德兩難的煎熬，思索是否該依中國政府指示做內容檢查。[5]想搜尋「六四天安門」和「茉莉花革命」等字詞肯定會被封殺。外商也必須和政府拉鋸，因為政府要求他們提供可能威脅社會安定的個人和組織的搜尋歷史。

谷歌抗拒這些政策，決定限縮在這個市場的活動，也讓位於中國境內的顧客明白，當他們搜尋某些項目卻出現「從缺」的原因。中國公司可就沒辦法這麼做，有些人更趁外商互聯網公司退出中國市場而大肆發展。例如，谷歌在本地的勁敵百度，現在掌握中國搜尋市場六七％的市場，在中國境外卻是寂寂無名。谷歌現在從香港服務中國客戶。至於有能力創造更廣泛社群網的「臉書」（Facebook），根本就進不了中國。如今是中國的「人人網」掌控了這個市場，它和政府監管人員密切合作，確保營運順利。同樣，中國的微博取代推特，有千百萬用戶，但受到政府嚴密監看。

企業無法在這種環境下存活，Dorm99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創業只有四年，Dorm99是由哈佛商學院兩位企管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在二○○七年所創辦。[6]其中一位是華裔美國人，已經創辦兩家公司，並賣出其中一家。另一位是中國公民，有良好的政治關係。他在美國拿到學士學位，留下來工作了幾年。他們的概念是成立大學生臉書型的網站，讓中國的大學生在校內或跨校更容易結交朋友。在當時，這是一個強有力的點子。兩位創辦人拚命尋找連結，能讓人們點入網站，並鼓勵他們登錄成為用戶。最後他們想出一個點子：在一個非政府擁有及管理的網站刊登點入式廣告。

中國大陸大學生要畢業，必須通過英文能力測驗，每年辦兩次。考生在特定日期登入這個網站，可以查看自己是否及格過關，但網站只告訴他們是否及格。可是，若進入Dorm99的網站、登錄為用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績在本校及該省全體考生中的落點。求職時，可以拿這個資訊向雇主表明成績不俗。兩位創辦人覺得，學生一定會對此資訊感到興趣。事實證明他們對極了！系統一上線，立刻爆紅。短短四個小時內，得到將近二十萬用戶。兩位創辦人大為振奮之際，教育部來電話了，要求這個「不和諧的網站」立刻關閉。兩位創辦人以為自己已經跟政府相關部門打過招呼了，卻沒計算到考生家長的反彈。家長們很生氣，「子弟通過能力測驗，但成績落點在一五％」這類原本不會出現的資訊，這下子全都曝光。教育部不堪其擾，最終一個很有前景的創業就在政治因素下遭到扼殺。Dorm99無法重拾生氣，淪為由大學主辦的學生電玩平台，之後就沒落了。

從這個案例得到的教訓是，即使後台硬的人也很難理解不同層級黨國的複雜利益。搞錯了，後果嚴重。黨國對任何事業都掌握生殺大權，使得中國成為非常不透明的經商環境。Dorm99就是這類型的負面教材；關係再好也保不了這個事業。

對中國的特殊價值

外商想在中國做生意，千萬記住最基本的一點：光想賺錢營利，很難讓政府支持你，必須在中央及地方層級展現你的組織如何能替國家及地方帶來價值。如果你能促進技術轉移、改善生活水平、延長人民餘命等，肯定會受歡迎。你的貢獻可以透過很多形式表現。例如，美國著名的投資公司黑石集團（Blackston）在中國化工集團一家大型子公司投資了二○％，雖然只是小股東，但受到矚目的原因倒不是投資多少錢，而是它把精細的治理機制轉移給一家中國公司。[7]

溢達集團就是把特殊價值引入中國的好例子，這家年營業額十億美元的襯衫公司專攻國際高檔市場。[8]它是傳了四代的紡織公司，有濃厚的企業社會責任傳統。把最新的紡織機和製程引進廣東省高明市員工兩萬三千人的工廠，是一家注重環保的「綠色企業」。此外，溢達也向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大量採購棉花。溢達集團的供應鏈已垂直整合，並且嚴格管控品質。同時，在必要的政治和社會關係上也做好垂直整合工作。溢達參與政府許多公共事務，例如經管一座地方發電廠；董事長楊敏德出任政協委員，也擔任兩所中國大學校董，五○％以上時間花在這些活動上。這麼做的好處就是替公司取得物料資源，同時擴張業務。溢達集團是除了就業機會外，也能帶給中國特別價值的典範。

資金分配

能否取得資金奧援攸關新創事業能否茁壯。來自海外華僑的資金，以及透過股票上市取得的大眾資金，經常是這類公司僅有的來源。這是因為政府會在財務上支持主要的國企，並透過合併及必要時關閉的手段，讓沒有競爭力的國企「軟著陸」。為了讓國有企業有秩序地重整陣容，大銀行會在政府指示下，將放貸活動專注在滿足這些企業的流動需求。因此，大部分中、大型新創事業要靠外國創投基金和公司內部的現金流量來支撐資金需求。近來也靠上海證交所和深圳證交所的股市來支撐。一九九○年，即天安門事件後成立的這兩個證交所非常重要，讓私有企業首度可以有管道取得中國國內資金，但也僅限於經政府核准上市的公司。

政府政策規定所造成的資金短絀，影響到哪一種企業組織能夠生存。也就是說，不需要外來資金，或是能夠吸引外資、靠股市支持的企業，比較容易存活。資金短缺也開啟了新的商機，新組織能提供資金給創業家。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宜信。

宜信是二○○七年成立的微型融資平台，在中國非常沒有效率的小額貸款資本市場營運。從二○○九年的三十名員工成長到二○一二年底超過一萬七千人。通常小型企業唯一的借貸來源是家人、朋友和吸血鬼般的高利貸業者。宜信的產品策略鎖定這個問題。創辦人唐寧是中國公民，在北京大學主修兩年數學，後轉到美國田納西州的南方大學唸了兩年經濟系。畢業後在紐約幾家財務公司歷練，包括DLJ財務公司，然後才回國。因此，他對信用市場如何運作有深刻的了解。宜信現在得到美國重要創投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支持，已擴張到五十幾個城市。中國並沒有類似美國易速傳真（Equifax）那樣的全國徵信紀錄制度，宜信培養一個兩百人團隊，可以充分調查就業、銀行帳戶等各種資料，對個別人士賴債不還的風險有充分掌握。目前宜信把呆帳率抓在二％，實際表現遠低於這個數字。當然，公司成立歷史仍短，尚未經過不景氣的考驗。它的商業模式是，找出資金源頭，也就是所謂高淨值人士，這些人圖的是風險相對低的高報酬率。宜信把這些人和需要資金、看來有償付能力的企業人士撮合在一起，對貸款不承擔風險，對交易雙方收取服務費。

宜信是中國力圖追上落後西方六十多年的例證。這家公司的價值在於，創意地在一個資本匱乏的環境裡，以政府監理機關可以放心的方式，創造出取得資本的途徑，提供資金給可以創造就業的組織，而這些組織是現有金融單位無法服務的。然而，它活在剃刀邊緣，就和Dorm99一樣，一旦得罪了部委那一號人物，可以立刻遭到勒令歇業，負責人因此小心翼翼。公司陣容裡有許多出身中美兩地知名大學的企管碩士，的確生氣蓬勃，但其脆弱程度也是美國公司所罕見。宜信執行長唐寧也兼公司黨組書記，最近還被選拔為「北京市優秀黨員」。這是他妥善管理人際關係的重要象徵。

簡單講，黨國無所不在，勢力不僅伸入國有企業，也幾乎遍及所有外資、私有企業。光是精通管理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經典論述的「五力分析」或是價值鏈理論，仍不足以在這個環境生存。[9]黨和政無所不在地滲透到企業的每個角落，是看不見的第六力。

地方政府和黨的結合

中國是由多個區域、各有不同經濟模式與能力組成的國家。卜蜂正大集團、昆山市和優創數據技術有限公司便是三個最典型的例子。

卜蜂正大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農工企業之一，過去數十年對改造中國商業化農業做出極大貢獻，建立了「從農場到刀叉」的整合型供應鏈。也就是說，從動物飼料、動物養殖，到食品加工，再送進集團經營的超級市場行銷，全部一條龍經營。[10]在全中國二十個省份，不推動土地革命之下，卜蜂正大進行了農業和商業的革命。它逐省推進，在每個地方複製經驗，必要時也因地制宜，採「本地化」作業方式。因為中國太大，根本還談不上豬肉、家禽、雞蛋和海鮮的全國市場。

在上海市南方的浙江省慈溪市，卜蜂正大集團和當地市政府密切合作，實驗中國農業的新未來。慈溪市政府把在杭州灣填海造陸所產生的近八十平方公里海埔新生地出租給卜蜂正大集團，在當地投資十億美元，興建一座極大規模的現代化農業和生態園區，數百座溫室種植有機蔬菜。原本帶鹽分的土地，每四畝劃為一塊，數千塊地以機械耕種小麥、大麥和稻米。這些田地以數以千計的雞所下的雞糞當肥料，雞群每年要生產一百萬顆雞蛋。雞群完成任務後，被加工製作為雞湯，有些被拿去餵鱷魚。農場能源來自現場安裝的許多座風力發電機。卜蜂正大集團享譽全國及全球，但也需要在地夥伴。若無慈溪市政府提供支持和基礎設施，難以在當地立足、發展。

中國地方政府最偉大的一則成功故事發生在昆山市。[11]一九七八年，中國重新打開門戶迎接全球經濟整合時，江蘇省昆山市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會成為國際貿易重鎮的跡象。企業家王安來自昆山，他在美國成就一番事業，創立了王安電腦。昆山是個小小農業城市，位於上海西方約五十公里、蘇州東方約三十七公里處。最著名的特產是毛蟹，到了節令就出現在上海餐廳；製造業並非它的強項，也沒有資源可依恃，進一步發揮位於長江三角洲兩大城市間的地利。結合地方政府的雄心、本地創業家的勇氣和海外的投資，尤其是來自台灣的資金，短短二十年，昆山從一個農業偏鄉成為高度全球化的都會科技聚落。

中央政府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做為新指定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時，昆山並不在其中。地方政府領導人不想等待國家核批，一九八四年決定自己來辦開發區。[12]一九八五年誕生的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高新技術工業園區。即使是先斬後奏，未經核准就先開辦，由於十分成功，也沒受到懲罰。三十年來，昆山吸引許多世界頂尖資訊科技和通訊業製造商，如富士康、仁寶電腦和緯創資通，以及消費者商品公司，如捷安特自行車，也是主宰全球嬰童用品的本地大廠好孩子國際控股集團的大本營。

對這些企業來說，最關鍵的支持者是黨幹部；昆山市政府有八六％的官員是共產黨員。黨委書記管愛國形容黨國在推動昆山的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們管理舞台，企業扮演主角。了解彼此的角色後，雙方都能專心做好自己的事。」[13]昆山在地主要企業家、好孩子國際控股集團總經理宋鄭還形容昆山先斬後奏的做法是：「我年輕時候在農村工作。每天我要經過一個池塘，注意到鴨群經常在岸上呱呱叫，繞著走，然後有一隻鴨跳進水裡。只要第一隻鴨跳進水裡，其他鴨就跟進。看著牠們，我心裡想，當我知道我要往哪裡去時，我不會等別人帶頭。這個思想指導我的行動，似乎也適用到昆山政府身上。」

二○一一年，若只計昆山登記有案的戶口七十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人，全市人均所得大約五萬二千美元；即使計入昆山的移民工，全市兩百萬居民人均所得仍有一萬九千美元。以任何指標來看，昆山都是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中國政府不是一成不變、永遠不透明、不變通的有機體，只是它的調適無法預測。

另一個地方政府協助具有戰略重要性公司發展的例子，是青島市政府和優創數據技術有限公司。[14]優創數據是家員工一千人的業務流程外包公司，位於山東省南海岸的青島市。公司業務是承擔美國保險經紀人的後勤文書作業，但是活動移到中國，工資成本可節省七五％，還能及時、有效率地完成任務，營收和獲利穩定成長。了解優創數據成功的緣由是個很重要的經驗。它是完全以英語作業的公司，員工必須不斷地透過電話、網路和位於美國、只講英語的客戶接觸。員工平均年齡二十六歲，八五％為女性，除了少數兩、三人，全都是中國公民。其中多數是大學畢業生，一半以上來自青島。甄選過程十分嚴格，重點是評估求職者的能力，尤其是英語能力。青島的大學裡，男生壓倒性地攻讀理工科，女生重語文，因此優創數據的員工多數是女性。

從青島市政府的角度來看，優創數據是個非常受歡迎的雇主，因此給予它許多稅賦優待，又協助它找到漂亮的辦公地點。政府給予優惠是因為優創數據提供一千個優質的初階白領工作給本地大學畢業生，使他們留在青島，此外也提供機會給員工發展資歷、學到新技能，替本地其他雇主培訓優秀員工。從優創數據的立場來看，公司員工流動率高並不好，對市府來說卻是利多，因為它想爭取其他新雇主進駐，而新雇主需要迅速建立一支能說英語的本地員工核心。這是外商公司受地方政府重視的一個例子，因為它能給地區引進新技能。以優創數據為例，員工有機會學到用英語作業，使青島更容易爭取其他大型跨國企業進駐。優創數據的經理是個美國公民，普通話流利，娶華人女子為妻，這可以消除某些重要的緊張點，讓政府覺得公司不是那麼洋味道。主要的競爭者是一家印度公司，優創數據因為員工英文程度高，實質上起相當大的正面作用。公司主要幹部定期到美國拜訪客戶，使公司形象更加全球化，連帶青島也沾光不少。

從這些例子看得出來，各層黨國勢力對事業成敗有極關鍵的影響。有了政府積極鼓勵和基礎設施支持，許多事情就有可能實現。當企業在資金匱乏的社會創造就業機會時，另類的金融管道會受到容忍，至少一陣子不會有影響。但如果公司威脅到政府的控制，即使是無心之過，都注定不會有前途。在這個國家，資訊管理是重大關鍵，谷歌就栽在這裡。最後再補充一句：不論哪個層級的政府都很重要。

基礎設施

相對於西方，中國的硬體基礎設施快速發展，而軟體發展相當遲緩，同時帶來商業機會和風險。接下來，我們從希悅爾、伊利集團和東南融通的例子來看。

當組織對中國的軟體基礎設施的發展有所貢獻，就可以被視為優秀公民。希悅爾是一家美商包裝公司，在中國依此建立了員工五百人的成功營運。[15]肉品包裝可以大幅改善食物安全，也讓中國消費者安心享用肉品。希悅爾相信，不久的將來，超級市場將取代露天市場，成為未來主流，因此肉品及其他易腐敗產品必須包裝起來出售。此外希悅爾也假設，從南京到上海每五輛卡車就有一輛是載運活豬，並不衛生，若有現代化的冷凍卡車運輸業必能將希悅爾包裝得妥妥當當的商品送到超級市場。這家公司能夠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參與各個訂定標準的政府機構開會，協助中國演進並執行符合國際食品安全標準和衛生的做法。在這個脈絡下，希悅爾到處都備受歡迎，因為它利用了專業的技術和技能協助中國將一個重要產業提升至世界水平。居於這個制訂標準過程的核心，希悅爾被認為對改善中國人民健康及安全有所貢獻，因此受到歡迎，可以穩健地成長、賺錢。

相反地，缺乏標準可能會導致災情慘重的後果。伊利集團是設在內蒙古的一家股票上市國企牛乳公司。[16]過去十五年，牛奶業在伊利集團帶頭下蓬勃發展。自古以來，中國人不愛喝牛奶，伊利說服了消費者，唯有牛奶才有助小孩成長。

伊利集團在研發方面大手筆投資，員工就有五百人，並與醫學專家合作，製造出添加物，讓牛奶更易於為中國人消化。行銷手法也擅於利用消費者把牛奶和內蒙古蒼綠草原聯想的心理。

同時伊利集團也面臨另一個挑戰：一般公認牛奶是奢侈品，有錢人和洋人才消費得起，伊利要讓牛奶成為中產階級飲料。但是保持牛奶新鮮、價位公允，是個重大挑戰。要讓高溫殺菌過的牛奶保持新鮮七至十天的冷藏過程，就生產和後勤輸送而言都是很花錢的事，售價會居高不下。為了讓牛奶供應到地理位置分布極廣的消費者手上，伊利集團很快地併購一些小型競爭對手，擴充公司供應網，並採用歐洲普遍使用的極高溫製程，以大幅延長牛奶的上架生命。

伊利集團的成功也依賴農村地區的改變，尤其是中國牛奶業的本質起了變化。伊利集團發展出讓產業大為改變的收集牛奶制度，在地方上設立牛奶收集站，備有擠奶機，農民可把乳牛趕來。這解決了原本做法的限制：要從許多村莊個別農戶哪裡去收集，再運送許多桶生奶，同時也把產業從人工擠奶提升為自動化擠奶。各型公路等新基礎設施的出現，也加速此一作業過程的改進。二○○八年，伊利集團有七萬名員工，配銷網遍及全國。總而言之，它把牛奶業產業化、大幅擴張，也讓內蒙古富裕起來。為尊崇其貢獻，伊利集團被指定為二○○八年北京奧運官方優酪乳的供應商。這個創新和行銷的故事，也是企管碩士班最感人的個案研究。

但是，伊利集團的崛起，以及它在新的牛奶業市場的競爭對手，卻隱藏著我們看不到的危險和成本。二○○八年，情勢急轉直下，牛奶產品被加入三聚氰胺，對兒童構成系統性的下毒。伊利集團的高階管理人不曉得自己的供應鏈出了問題，對於競爭者的步步進逼更束手無策，莫可奈何。總之，消費者信心已經受到傷害。中國人愈來愈偏好進口奶粉，尤其是嬰兒配方奶粉。伊利集團兩家競爭對手的關鍵高幹被判處死刑，其他人亦被判無期徒刑。後來出現的另一結果是，中國開始發展並實施與美國一九○七年《純淨食品與藥物法案》（the Pure Food and Drug Act）所規定的品質和檢查標準。這些標準很快就被這個產業採納。可是，伊利集團的案例還是告訴我們，創造配銷的硬體技術容易、創造執行的標準和製程軟體技術就不簡單。

東南融通代表欠缺另一種軟體基礎設施，即可靠的會計和查帳。東南融通是一家中國軟體公司，二○一○年是供應金融軟體產品給金融業的最大業者。一九九六年以系統整合商起家創業後，二○○一年成為軟體和解決方案供應商，後來有非常顯著的成長。全國四大國企銀行有三家是東南融通的客戶，十三家全國商業銀行和若干大型保險公司也多是它的客戶。東南融通提供客製及標準化軟體解決方案。獨立研究機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在二○○八、二○○九年把東南融通評為「金融業解決方案市場表現最優」的公司。二○○七年十月，它成為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的第一家中國軟體公司。簡單講，東南融通是全球公認的明日之星。很不幸，它的基礎是黏土打造的。

二○一一年六月，東南融通的簽證會計師德勤事務所在一連四年簽署無保留意見後，因為無法查證其現金餘額，決定辭去簽證工作，東南融通從紐約證交所下市。最後發現，這家公司的現金餘額幾乎根本不存在。查帳過程中，東南融通交待銀行不要跟德勤合作，甚至告訴銀行，德勤不是它的委任簽證會計師。德勤找上東南融通不管事的董事長質問究竟怎麼一回事，以及是誰的錯時，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簡短地說：「高幹啊！」行文至此時，東南融通已經破產。

簡單講，在中國，財務與法律遵循的體制比在美國脆弱得多，即使大家都知道這是恩隆（Enron）和世界通訊（WorldCom）惹出來的禍端。什麼事都靠不住。我們相信這些問題要解決，很難。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的許多中國企業，現在紛紛下市，以躲避《薩歐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嚴格要求。他們打算在中國重新掛牌上巿。要了解並管好軟體基礎設施的現實很難。習慣和心態的落差，外表看不出來。這裡所講的落差最牢固、也最難解決，讓我們非常關切中國如何能在全球領先群倫。

新型的中國消費者

傳統觀點認為，消費增長是中國未來繁榮的關鍵。雖然實質限制阻礙創業成功（第四章），我們相信傳統看法在這一點是正確的。本書的兩位作者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首次訪問中國，消費者帶頭的需求爆炸是我們當時難以想像的。在機場書店，主打的是《毛澤東選集》；無所不在的「友誼商店」堆滿毫無品味可言的低檔廉價品和衣物；上海的和平大飯店在國民政府時期是江灣的明珠，已經形同廢墟；肉塊高掛在肉舖，蒼蠅四處飛，毫無乾淨形象可言。國有餐廳裡客人都沒上門，桌上杯裡已裝滿啤酒，美其名曰「社會主義效率」，其實消費者服務的概念根本不存在。

到了二○一四年，情況完全改觀。今天走在中國大城市街道上，可以看到華洋精英錯落在人群之中，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人數之多，相當於整個美國的人口。星巴克咖啡館和肯德基炸雞的隔壁，可能就是米其林星級豪華餐廳。雖然這些變化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引領風氣的城市最為明顯，創業的、消費的革命在全國內陸城市也都看得見。這些變化未來在全國會多快、多深，我們並不知道。需要個人儲蓄來彌補不見了的社會基礎設施、國有企業再度崛起獨霸一方，以及貧富差距擴大，都是實質的障礙。

中國的消費狀況正在打造新世代的公私企業及企業家，同時也受到他們的影響。這群人改變了中國人穿著的衣服、食用的食物和飲料、居住的住房，以及在城裡、在全國交通往來的方式。僅僅十年，中國已進入消費者經濟型態，行銷手法一直在蛻變，也受無所不在的黨國影響。黨國訂定民間華洋企業的角色和界域。

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極短時間內就發展出品牌意識。品牌觀念現在是中國行銷作戰必不可缺的，但因為歷史短，影響力和複雜度還在繼續演進中。一九七八年的中國，沒有什麼全國品牌，只有供應商，而且全部商品都由國企在國內製造。當時最好的「品牌」就是「上海貨」。二○一三年，情況大改觀，全球知名品牌幾乎統統在中國到齊，和在其他市場一樣各顯神通、互相較量。例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在本地廣告和產品線延伸支援下，在全中國競爭瓶裝可樂的龍頭地位。近年來，靠著產品創新、成熟的細節，以及有創意的廣告，可口可樂保持領先。在中國，可口可樂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由很有魅力的執行長宗慶後所領導的杭州娃哈哈集團。娃哈哈在二線城市特別強勁，推出的「未來可樂」標誌上打出中國國旗，特別強調是「中國人的可樂」，在全國市場占有率居第三，略遜於百事可樂。

運動球鞋也發生類似的戰爭。耐吉（Nike）和愛迪達（Adidas）挾著品牌的威力進入第一線城市。起先滿足於他們在當地已占有的地位，很快地決定深入到第二線、第三線城市，對國內品牌造成極大壓力。例如「李寧」，是中國人開辦的運動衣飾、鞋類公司，你若參觀廠區，一定覺得就像耐吉，只是規模小了一半。公司共同創辦人之一是中國著名的奧運選手李寧，品牌原本在二線、三線城市最為強大。漸漸地，即使李寧出現在二○○八年北京夏季奧運開幕式上，仍難敵其他品牌引入全球資源拚搏，已無力招架。

還有，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的互相爭雄。兩家公司都要在這個全世界最大、成長也最快的汽車市場爭當老大，建立品牌地位。例如，福特汽車最近擴廠，把中國廠產能增加一倍；二○一一年，中國汽車銷售了一千八百五十萬輛，通用汽車就超過兩百五十萬輛。通用中國業務表現亮麗，是全公司獲利和恢復元氣的主要貢獻者。在美國已經快速褪色的別克（Buick）品牌，卻因在中國大受歡迎而復活過來；在上海製造的別克，結合高水準的品質和奢華元素，已在中國建立豪華汽車的好口碑。最後，星巴克、肯德基和麥當勞等餐飲業也在全中國開設數千家分店，風行起來。

從娃哈哈和李寧的例子來看，本地品牌在消費者市場已穩定興起、茁壯。其他的例子還有青島啤酒，是全國最老牌、現在也是成長最快速的啤酒廠；海爾，是家電的領導品牌。中等市場童裝首推浙江的森馬服飾，來勢洶洶。借助廣告、網路行銷和國內放鬆貿易壁壘，本土品牌大量興起。

對於品牌的迷戀，在奢侈品方面最為極端，不但有錢人競相光顧，還有不少人非名牌精品不買。今天，不論是在上海法租界，抑或是北京金魚胡同，舉目所及，盡是出手闊綽的高檔商品消費。送高價禮品疏通關係的風氣，對奢侈品市場更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二○一三年，政府新領導人高調肅貪掃腐，暫時讓豪華腕錶市場陷入冰宮。有關奢華文化深入有錢有勢人士骨子裡的一個例證是，中國政府最近宣布，解放軍今後不得以保時捷（Porsche）做為公務車。

根據貝恩管理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的一份報告，二○一二年底，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17]卡地亞（Cartier）在中國的十八個城市設了三十二個專賣店，希望四年之內，展店再加一倍。卡地亞認為，中國將是它最大的市場。蒂芙尼珠寶公司（Tiffany & Co.）在中國有十四家店，預計未來五至十年，在中國的營業額將超過美國。BMW和賓士（Mercedes）在二○一一年第一季銷售量破十萬輛，而中國頗有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豪華車最大市場之勢。高端產品新市場的大爆發，當然可能引起窮人豔羡眼紅，造成經濟動盪，引爆社會不安。高端產品和服務的機會或許居世界第一，只要階級仇視的鐘擺不會再盪回來。

三個贏家

在這個市場建立大企業和品牌的機會非常特別。以下是三個不同的贏家的故事，分別是中國招商銀行、怡園酒莊和海底撈。

中國五個最大的銀行全是國有，中國招商銀行總部在深圳，一九八七年創立，是中國第一家合資銀行，現在是中國第六大銀行，規模與第五大銀行不相上下。中國招商銀行善加利用既有的基礎設施和外國科技，同時發展品牌、爭取官僚支持。[18]

中國有一道法令，限制了合資、私有銀行每年新增分行不得超過五家，大大侷限了中國招商銀行的增長。可是，中國招商銀行的前任行長馬蔚華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負責全國銀行業監理業務，在他領導下，招商銀行快速成長。

招商銀行先從發行信用卡做起，理由是信用卡業務並不需要設置分行。因為預期有朝一日要和花旗等大型國際競爭對手競爭，中國招商銀行向台灣一家較小的銀行買進必要的軟體，以支持它往這個市場擴張。二○○三年，招商銀行的信用卡用戶達到六十二萬戶。二○○七年底，信用卡發行了將近二千一百萬張，幾乎是中國信用卡發行量的三一％。

儘管缺少類似美國易速傳真公司的消費者信用評等資料庫，然而中國招商銀行對客戶個人熟悉、一旦發生呆帳立即追蹤處理，使得中國招商銀行的呆帳打消率遠遠低於同業。建立起強大的市場占有率後，中國招商銀行又透過增加信用卡功能、網路銀行服務和財富管理，跟上消費者導向的成長方式，來增加產品獲利能力。中國招商銀行的信用卡市占率雖降到二一％，仍是業界最大，使其現金流量大增。儘管，實體分行比同業少了許多，仍能達成比其他金融機構更強大的資產負債比。

今天，中國招商銀行有八百個分行，包括一個紐約分行，以及六萬多名員工。它正是以吻合政府利益方式、服務原來沒有人照顧到消費者需求而成長的一個實例。在一個有遠見、關係又良好的領導人主導下，中國招商銀行非常賺錢，二○一二年的總資產達四千五百億美元。二○一三年五月，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的田惠宇出任中國招商銀行新任行長。

創新、又能改變品味的第二個例子是怡園酒莊，位於山西省中部，距省會太原南方約兩個小時車程，[19]由印尼歸國華僑陳進強所創辦。陳進強在中國長大，於香港創業，一九九四年把公司以八千萬美元賣掉。他認為中國變得愈來愈消費者導向，押寶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中產階級喝酒的風氣也會來到中國。一九九七年，他投資五百萬美元創立怡園酒莊酒廠。四年後，他的第一瓶酒出廠，二○○二年損益兩平，二○○三年贏得第一座獎牌。

葡萄園的土地是向自古以來即很貧窮的山西省太谷縣政府簽了五十年租約取得。公司原本雇了三百名農民，葡萄根莖來自澳大利亞。到了二○○八年，葡萄園裡有四百五十名農民，每年產製七十萬瓶酒，另有約十八個月的存貨保存在酒窖等候熟成。這是非常長期的一種投資，需要十年以上時間才能回收。

怡園酒莊是家族企業，專攻高價位、高品質的酒。這個行業原本由國企酒廠主宰，傾向產製廉價酒、創造優異的短期財務收入，但不會激勵長期的結果。這點合乎國有企業經理人的脾性，因為他們通常任職四、五年之後就會調到別家公司去。因此，資金足、有戰略眼光的投資人若是有耐心且重品質，就找到了市場契機。這個例子顯示，創業家有了機會空間。以品質而言，老闆親管的葡萄園一般表現都優於資源更豐富的國有企業，品質持續地高出長城製酒。怡園酒莊把它的價位校準在國際標準上，也展現信賴政府和本地的財產權制度。怡園酒莊給山西省帶來榮耀和名氣，相信五十年的租約靠得住。如果你天天擔心會被徵收，或者政府背棄承諾，就無法建立一個實際上會有十多年負現金流量的投資。這是一個消費者導向的公司，藉著搭上中產階級日益富裕、希望達到較高生活品質的浪頭，業績蒸蒸日上。

怡園酒莊現在由創辦人陳進強膽識過人的女兒陳芳經營，她在中國主要城市開設精品名店。怡園的酒在國泰航空公司供應頭等艙乘客享用，也受香港半島酒店青睞，在中國新興的酒業占上風。《紐約時報》報導，五十年之內，中國酒可媲美法國第一流的波爾多（Bordeaux）佳釀，其中，「怡園酒莊代表了中國的潛力。」[20]

第三個例子海底撈是由一個高中輟學生，靠家人出資幫助，晚上才營業的六張桌子火鍋店，在華中地區起家的餐飲業。[21]靠著嚴謹的品管過程、專注服務和友善（中國的餐飲業一向不重視這兩樣東西），加上老闆總是熱情洋溢、全神投入，客人很快聞風而至，願意排長龍光顧。今天，海底撈已是中國百大餐飲業排行榜第二十名，包括北京在內，在全國有五十家大型火鍋店，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營業。海底撈在二○一四年賺翻了，目前有一萬四千名員工，不久前才在美國開設一家分店。

海底撈的成功建立在由下至上的細膩服務和關心品質。公司上下沒有一個企管碩士，經常有來自農村、一家三代都在店裡服務的例子。公司照顧他們在城裡的一切需求，從住房到上學，無微不至。資金是侷限海底撈成長的唯一問題。海底撈拿不到銀行貸款，也不販售連鎖加盟權利。海底撈的老闆和本書作者表示，他強烈偏向控制整個事業，也不考慮賣股票，完全是一人公司的經營理念。基本上，政府對這家公司毫無戰略興趣，除了例行地關心它的公共衛生問題之外。

重視服務和產品品質、有深刻的人際關係網來吸引及維持員工、小心注意現金流動，加上全心投入的最高主管，是海底撈成功的動力。

綜合來講，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一群非常了不起的創業家，帶頭建立消費者導向經濟的基礎。消費者的重要需求，過去沒有、未來也不會由在基礎設施革新、興建起重大作用的國有企業來滿足，只有靠民間創業家的活力和創意。這群人創辦、發展公司，提供新產品和新服務。

我們已經看到創業家在中國的辛苦，外國創業家恐怕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五○％以上的經濟及更大比例的增長，全是來自私有部門。簡單講，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和健全仰賴創業家。然而，一路上的每一步都隱藏著從地方、省到中央各層政府的障礙，以及基礎設施的機會與不足，任何想要成功的企業家都必須了解並掌握。

巨人陰影下的私有企業

以上的敘述除了呈現一系列強大的成功故事，也提醒了一些很有啟示性的失敗。如果，國家建了那麼多基礎設施，而許多人的成功有一部分就靠它，為什麼他們還是怕國家？為什麼中國的民間企業執行長那麼擔心未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想方設法把資產、子女送到國外？

我們在第一章提到的泰康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中國創業家論壇共同創辦人陳東升，提供了一個答案。他注意到，二十一世紀頭一個十年是民營企業的「黃金年代」，每一個層級的國有企業也都強力重振。例如，卜蜂正大集團的主要競爭者不是另一家私有企業或外資企業，而是國有糧食企業「中國糧油食品公司」，簡稱「中糧集團」。[22]中糧集團源自毛澤東執政初期，是全國最大的食品加工廠、製造商和農產品貿易公司，又是中國最大的國企之一。它幾乎和每一家農工業民營業者都競爭，例如怡園酒莊必須和中糧集團大量生產、無所不在的長城葡萄酒競爭；長城葡萄酒有九五％裝瓶和標籤都說是中國原產，但或許一半含有混裝的大桶進口酒。

在地方上，小型新創事業也得完全看權力不受制衡的區域官員的臉色討飯吃。十年前，陝西省北邊偏遠的靖邊縣約有民間企業家和小型投資人所經營的四千個小油井，產量約占全國原油二％至三％，他們合法地從地方政府買下開採權。結果因為他們太成功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區域性的國企陝西延長石油公司出於壟斷野心，竟然設法使合約作廢，這些民營油井遭到充公。地方黨委負責人成為這家區域性石油公司的高官，而提訴要求取回資產的民間企業家竟被以擾亂治安的罪名被抓去坐牢。前任總理朱鎔基有一句話很傳神：「國進民退」，意即「國家前進、民間敗退」。[23]

最後，我們要引中國最成功的創新企業家、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的話做結語。[24]二○一一年，阿里巴巴旗下淘寶事業群員工在中國主要民企薈萃之都杭州召開年度大會。馬雲在會上講到阿里巴巴／淘寶和國有企業的差別。他振臂疾呼：「他們大，是因為他們是國企。我們大，是因為我們優秀！」然後，他用雙關語說：「他們是所謂的國營企業，我們才是真正的國有企業。」換句話說，民營企業才是真正為人民需求服務的大眾公司：「我們是中國真正的國家財庫。」

馬雲說的對。但他的話會是對未來的遠見嗎？我們在本章結尾提出一系列問題，相信讀者應該不陌生。

在中國做生意

★我的公司認得影響我們成敗的關鍵部委和黨組嗎？我們認得關鍵人物嗎？我們有和他們及其部屬定期互動嗎？誰是黨政部門即將崛起的領導人？

★我的公司認得影響我們成敗的關鍵地方政府單位和黨組嗎？彼此有來往嗎？

★我的公司帶給中國什麼獨特貢獻和技術？我們在和黨政部門談話時有強調這一點嗎？

★我的公司帶給省、市什麼獨特貢獻和技術？我們有讓他們清楚明白嗎？

★有什麼新興的硬體或軟體基礎設施將影響我們的產品和營運？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我的公司有建立具競爭力的品牌嗎？不論全國和區域都關照到了嗎？

★我的公司有適當的區域行銷策略嗎？有與時俱進嗎？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Tracy Yuen Manty, and Keith Chiho Wong, “Wanxiang Group: A Chinese Company's Global Strategy,” Case 308-058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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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全球中國：權力的極限

中國如今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製造品出口量早已超越德國，全世界每個角落都看得到。一九一二年以前，中國只稱得上地理實體，不是政治實體；二十世紀中期若不是半殖民地的話，也算遭到列強監管，而今卻崛起成為大國。雖然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全球化的歷史常被形容成列強入侵、國家崩壞的故事，今天全世界都見識到中國如何積極在全球爭取影響力。

從企業及其出口快速增長，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全球崛起。二○一二年《財星》雜誌全球五百大企業，有七十六家是中國企業，數量僅次於美國（中國前二十大公司名單可參見第二章表2-2）。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平衡，也大幅偏向對中方有利（圖6-1，過去二十七年的歷史）。儘管人民幣近年來穩定升值（圖6-2），這個模式仍讓各界指控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傷害美國製造業的主幹，包括紡織業和鋼鐵業，以及其他新興產業，例如太陽能等乾淨能源技術。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已深刻介入全球經濟。中國企業在全球貿易、投資和併購時都比以往站在更有實力的地位。

中國進軍國際：來往的工具

新千年伊始，中國企業受到鼓勵要走向全球，於是果真大規模進軍國際。二○○二年，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表示，海外擴張可以提升「強大的跨國企業和（中國的）品牌聲名」。[1]有三個政府機構協助中國企業在國際上擴張業務，同時保持政府對企業活動的監督。簡述如下：

一、中國進出口銀行：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提供融資給出口商和他們的買主，協助中國企業進入新市場。中國的電信公司，如華為、中興，都因此而得到數十億美元的融資信用額度，能夠在非洲和亞洲成功地競爭。根據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年報，該行融資的企業和工業，範圍之廣已超越美國輸出入銀行。美國這家政策銀行一面倒地貸放給航空運輸業，二○一○年總額七百五十億美元的放款組合中有四七％是給了航空運輸業。[2]同年，中國進出口銀行放款的金額約相當於六百四十億美元。[3]

二、國家開發銀行：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最初的使命是支持中國國內基礎設施的改善，協助關鍵產業升級。一九九八年，陳元奉派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老、歷任重要財經決策職位的陳雲的兒子。陳元成功改造國家開發銀行的財務，部分是因為他讓銀行超越原始的國內任務。二○一○年，國家開發銀行帳上放款餘額六千七百八十億美元，是世界銀行的兩倍以上。[4]其中將近二五％是外幣放款，反映出給予中國企業極為強勁的力道支持。

三、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於二○○三年，意在透過監督上百家中央級國企及其附屬公司，促成公有企業系統的現代化。國資委雖不直接控制這些國企的營運，還是成功地推動一系列公司治理的改革，包括策略性部門的併購。二○○六年，國資委規定所有中央級國企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國資委不僅有意改善政府的監管，也有意增強國企的全球聲譽。在所有簽署「聯合國全球公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的企業中，中國是數量最多的。這是全球企業自願性的行為規範，意在讓企業行為符合勞工、經濟和社會權利的最佳做法。

中國遠洋運輸集團是國有企業透過政府擁抱全球化，業務蒸蒸日上的經典實例。幾十年前還是默默無聞的中國遠洋，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大航運公司。[5]然而，即使在當時，中國遠洋已採取行動，設法提升全球競爭力。首先，中國遠洋學習全球第一流做法。一九七九年，中國遠洋和日本一家頂尖航運公司簽訂船員培訓合同，強化員工訓練水平。同年，中國遠洋旗下一艘商船駛往西雅圖，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開往美國的第一艘中國商船。一九九○年代末期起，中國遠洋在董事長魏家福的領導下，整頓內部作業，建立海外合作夥伴，包括取得全世界第二忙碌的新加坡港口一個碼頭四九％的股權。除了比利時安特衛普、埃及蘇伊士運河貨櫃碼頭，中國遠洋也投資美國若干港口。[6]今天，中國遠洋在全球共有八萬名員工。

中國其他國企也追隨類似的模式增強全球競爭力。先尋求從國外技術轉移，然後再透過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協助進行海外併購，結果十分亮麗。登上《財星》全球五百大企業排行榜的七十六家中國公司當中，有三家躋身前十名，而且全是國有企業。他們的成功可歸功於許多原因，但政府的財務支持是全球擴張成功的關鍵因素。

過去的力量，一九一二～一九七八年

雖然有傲人的傳統，一九一二年建立民國時，中國還是一個新國家。「新中國」的定義出現在無可避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中，在上海這種大城市中最為明顯。街道平整、電燈、公共公園，以及大型電影院播放好萊塢電影，更不用說還有數千名外國居民。國際化的跡象在其他地方也很明顯，例如鐵路線在外國資金融資下興建，泛美航空和德航與中國政府合作，引進民航班機到中國。[7]即使是偏遠地區也可因國際經濟力量進入，一夕之間出現變化。

以江西省西南部大余縣為例，它在二十世紀劇烈地併入全球市場。數百年來，大余是連結廣州和華東交通路線上一個繁盛的貿易中繼站。法國歷史學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形容一七三六年的大余，「約和美國奧爾良一樣大（人口十萬人），人口多、景色美，有興盛的貿易，是個別墅林立的地方。」[8]在中國所有對外貿易都由廣州包辦進出口的時代，也是大余最為興旺的時候，茶葉、絲綢、鴉片都在這裡進出。十九世紀中葉，大余開始沒落，通商口岸擴張，加上上海崛起，大余淪為窮鄉僻壤。[9]

直到大余發現鎢礦。十九世紀末，一個外國傳教士住在附近的西華山，無意間發現全世界蘊藏量最大的鎢錳礦，可以進一步提煉出鎢礦。一九○六年，各方瘋狂搶地，西華山被分割成好幾百個小區塊，兩萬名礦工在此挖掘全世界最有價值的戰略礦苗。[10]大余因此欣欣向榮，發展出精致絲綢的市場。接著從西方進口羊毛織品，甚至化妝品，茶肆酒館相繼開張。一連二十多年，大余成為全世界鎢礦交易中心，如日中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需求尤其旺盛，因為西方軍火工業需要利用鎢鍛造最堅硬的鋼。一九三○年代起，中國政府擁有鎢礦，占全世界八五％的蘊藏量，並控制稀土元素的出口。政府的鎢礦收入用以支付二戰期間國際援助的償付，以及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需的款項。[11]

絲織業則呈現另一套不同的問題和挑戰。中國的糟糕品質和差勁行銷已經嚴重危害這項重要的出口產業。一九三二年，中央和省政府與民間業者合力推動絲業改造，訂定生產絲的品質標準，以符國際水準。[12]

這些改革大多成功，不僅是這些產業走向國有化的第一步，也為國際化鋪路。[13]政府內化了國際標準，把它訂為國家標準。這個戰略今天還持續，不僅在礦業和絲織業，也在電信等其他產業存在；中國國家規劃者和產業公會希望從生產和市場的規模分潤好處，迫使外國和本國製造廠遵守「中國標準」。

文化與經濟國際主義

除了礦業和製造業，國際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相當進展。例如，我們在第四章提到的教育。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沒有協調的、相當活潑的國際教育交流。今天，中國許多著名大學的校園，是蓋在一個世紀前開始興旺的中外合辦院校的實體或知識的基礎架構上，包括北大、清華、南京大學、復旦大學。

最大的國際學校其實就是通商口岸。這些大城市是多元文化學習、交會和民族主義衝突的場域。這些地區的全盛時期正好是中國資本主義第一個「黃金時代」，也是中國第一批中產階級及國際導向的知識分子興起的時代。就和今天中國大城市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業和文化過客一樣，通商口岸讓我們看到「前共產中國」的對外關係。[14]當時就和今天一樣，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企業都有很重要的國際來往關係，而國民黨幾乎全都有部分所有權。[15]

第二章介紹過的榮氏家族建立一系列成功的輕工業。創辦人榮宗敬成為前共產中國最富有的人。他的兒子、女婿都出國留學，關注全球紡織業最新的商業和技術挑戰。[16]

溢達集團的故事告訴我們，國際上的關係在中國的家族事業裡可以傳承好幾代。今天的溢達集團總部設在香港，年營業額十億美元，生產高檔襯衫等服裝飾品。創辦人蔡聲白在美國人出資辦的清華學校念過書後，進入美國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是民國時期上海美亞絲綢廠的直系傳人。他「西化」了絲織業的產業做法和技術，使美亞絲綢廠成為中國早期公司之一，能為輕工業產品取得相當大的出口市場。他在家族事業的後人，結合在中國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美國羅威爾紡織學院（Lowell Textile Institute）的國際教育，近年來也到哈佛商學院和哈佛大學進修。溢達集團已是相傳四代的國際紡織事業大廠，依然植根在中國。[17]

國家模式

國際化一直是中國政治的重心，曾經試驗過各式各樣的外國政治模式，包括議會民主、軍事獨裁和共產主義等等。特別是直接向德國及蘇聯兩國學習。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八年間，關係最密切的友邦就是德國。德國的軍事代表團協助改造國軍部隊，還擔任過蔣介石個人政治及經濟顧問。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德貿易、融資和技術援助協定替中國工業國有化奠定基礎。同時，德國有一項工業計劃補助中國技術人力的培訓教育，留德歸國學生漸漸進入中國控制工業及軍事現代化的各機關服務。一九三○年代末期，中德關係受政治因素影響而瓦解。希特勒征服全球的世界政策及和日本締結同盟的決心，導致中國另覓夥伴。

至於蘇聯，我們必須永遠記住，沒有蘇聯，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由於毛澤東強烈主打他獨創的共產主義，人們很容易忘掉中國共產黨早年和國際勢力有緊密的關係，也將蘇聯式的政治教條、組織方式深刻內化。[18]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統治的儀式，看在前蘇聯任何一個公民眼裡，都會覺得似曾相識。

中共奪得政權之後，中蘇同盟界定了人民共和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初期而言，這是意識型態的同盟，建立在蘇聯積極扶植中共數十年的基礎上，也是中國歷史上規定得最詳盡的軍事同盟。此外，兩國在文化、教育上也建立了同盟關係；數千名中國人到蘇聯學習，數千名俄羅斯人到中國任教。

同時，比起現代中國任何對外經濟關係，這是更深入、更複雜的經濟同盟；中國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有計劃技術轉移的受惠國，人民共和國得到了國家工業的新核心。

中蘇交流的範圍令人驚詫。包括興建兩百多個工業項目，大多是整廠設備一次移交，成為中共國家工業部門的核心；移轉數千項工業設計；上萬名蘇聯和東歐專家到中國訪問，五萬多名中國工程師、學員和學生到蘇聯及其歐洲盟國受訓。[19]當時的蘇聯集團根本沒有智慧財產的概念，包括藍圖在內，許多科技文件都是分文未取地就交給中方。中國只需付費取得實體機具，但技術基本上是免費供應。或許這正是中國今天看待智慧財產如此隨便的原因吧！

就和一個世代前中德關係生變一樣，破壞中蘇同盟的也是政治，而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毛澤東企圖成為史達林的繼承人、要統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美國當然也在中國扮演要角，尤其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和國民政府同盟對抗日本。他們是戰略夥伴，有共同的敵人，但和德國、蘇聯情況相異的是，中美在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建立同盟之前，並沒有堅實的同盟基礎，不論貿易、意識型態或個人交情上都談不上。或許因為如此，同盟關係在戰後很快就觸礁。[20]

事實上，在這個戰時同盟之前，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都不是最重要的。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二年，中共和美國在全球冷戰的態勢下，更站在不同的陣營，相互敵對。

中國、美國外交關係大事記

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個應邀訪問中國的代表團。象徵雙方在交惡二十多年之後，都有意恢復接觸。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到中國進行國是訪問，雙方簽署「上海公報」，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奠定基礎。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從台灣撤兵，並於一九八○年一月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幾個星期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成為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國和美國發表「八一七公報」，目標是逐漸降低美國對台灣的軍售。

一九八六年六月：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導致美國及其盟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一系列外交及經濟制裁。

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明顯是要針對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恫嚇選民。這項行動引爆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美國派出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海峽。後來台海緊張降低，美國與中國關係也有改善。

一九九七年十月：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華府。江澤民和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同意就國防事務建立常態諮商機制。兩個月後，兩國高階國防官員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雙邊防務諮商。

一九九年四月：當時的朱鎔基總理和柯林頓總統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事宜簽署共同聲明。五個月之後，兩國簽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定。

二○○五年八月：當時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和美國副國務卿羅伯．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一次「中美戰略對話」。此後，兩國每年輪流舉辦。

二○○八年八月：小布希總統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典禮。

二○○九年四月：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倫敦會談，是兩位領導人首次會談。會中決定把戰略對話擴大為「中美戰略及經濟對話」。

二○一三年六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加州進行兩天的非正式「峰會」。網路犯罪是其中一項主題。

意料之外的國際化：尼克森訪問中國

在文革即將結束前，中國得到意想不到的協助，那就是堅決反共的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全球政治史上很少有事件稱得上「外交革命」，這件絕對夠得上資格。尼克森訪華後，後續產生的效應給予華府和北京槓桿，用以對付共同敵人蘇聯。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的中美同盟一樣，一九七○年代的中美關係幾乎是因為雙方有個共同敵人而得到界定。

「尼克森訪華期間及事後，中美關係究竟為的是什麼？」我們把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和毛澤東會談的紀錄發給學生時，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要問，尼、毛會談有哪些部分觸及到貿易？他們沉默不語。事實上，毛澤東和尼克森根本沒提到貿易，也沒有預見到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會是這樣。縱使如此，中國重新加入全球貿易體系時所預測的不凡經濟成長，已經使它清楚地與一九七二年大不相同。現在的中國已是一流的經濟大國，美國和中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相互依賴、文化相互連結」的景況。

美國政府在一九七一年秋天規劃尼克森訪華時，如果知道中國是那麼不穩定（它對林彪事件的了解最多只能說是略知梗概）；毛澤東當時身心狀況已經非常差；或是知道中共領導人肇致的禍害之全貌，這位美國總統恐怕絕不會到中國訪問。然而，情報的缺漏從來沒有阻礙過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尼克森跨出行程，展開了外交革命。

重新交往：新的美中關係

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過世，「毛澤東思想」也跟著壽終正寢。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出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允許十年的開放和實驗，包括和美國擴大往來。

美中關係首度成為兩國的優先要務。美國企業界和他們的先人一樣，又在夢想著巨大的「中國市場」；中國企業（起先全是國有）則努力爭取外來投資和專業知識。一九七九至二○一一年之間，美中之間的貿易數額由二十億美元爆增至五千零三十億美元，而且一面倒地對中國有利。[21]伴隨著經濟的增長，知名的西方品牌紛紛進入中國，有人到肯德基炸雞店辦婚禮，星巴克咖啡開店展業進駐紫禁城（現已撤出），別克汽車首度開上中國街頭走動，只不過它們現在已經是「中國製造」。

一九八○年，中國獲得優惠地位進入美國市場。「最惠國待遇」（後更名「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允許中國以優惠低關稅出口商品到美國。做為回報，中國保證美國會有豐富的夥伴和強大的承諾，好幾家美國大型公司迅速進入市場。某些公司，如AIG保險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可口可樂，則是重回他們在一九四九年被迫撤離的市場。

對於恢復貿易往來後重回市場的業者而言，中國的商業環境相當有挑戰性，雙方懷抱不同目標結為夥伴。第一波外資投資人想要銷售貨品給龐大的中國市場，中方夥伴圖的是美國技術、而非消費者商品。經典案例是北京吉普公司（Beijing Jeep），這是美國汽車公司（AMC）和北京汽車廠的合資事業。

直到今天，由於孟傑慕（James Mann）詳細記載了北京吉普的前因後果，我們才看清進入中國市場的結構設計根本錯誤。[22]外國投資方不僅驚訝地發現，它在和北京汽車廠合作的商業發展策略上沒有發言權，後來還遇上和退出有關的問題，包括獲利難以結匯出境。美國汽車公司要的是，把旗下奇羅基（Cherokee）這款吉普車送到中國組裝，然後賣給中國公司和消費者；北京汽車廠要的是，打造傳統的、士兵容易上下車的那一型吉普車，供解放軍之用。

總而言之，雙方對產品、消費者和策略意見都不一致，全部導向悽慘後果。北京吉普以中美合作的象徵為起始，卻成為相互不了解的隱喻。一九八○年代許多合作案都重蹈此一覆轍。

重新啟動雙邊關係後，兩地政府都想防衛自身的國內政治利益。一九八○年代初期，即使美國商品和電影源源不斷送往上海，中國共產黨仍發動了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批評中國也成為一九八○年後美國歷屆總統大選必演的戲碼。最大的挑戰出現在一九八九年，在幻想破滅的美國人眼裡，中國的領導人證明自己是「北京屠夫」，這是柯林頓後來在選戰中的說法。北京政府在天安門廣場攻打平民示威者，嚇壞全世界。特別震撼的是美國的「中國之友」，他們竟然讓盼望鄧小平當家主政的意念遮蔽，沒有看清楚中共決心緊抓權柄的野心。

許多外資公司撤離中國，大部分後來又回去。自從一九八九年以後，中美不論商業、文化和教育關係都顯著深化，只有政治關係仍然因為雙方政治制度所根植的信念不同，而有一定程度的緊張。不再像冷戰時期敵意深重，也不像毛澤東初逝頭幾年的強烈好感，兩個政府之間的關係在一九九○年代變得更專業、更清醒、更可預測。

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美國大型公司極力主張和中國建設性交往的好處。反對的這一方幾乎都是勞工組織、人權團體、台灣及西藏的支持者、反共人士，以及擔心「中國製造」現象的低階美國商品生產商。

微軟便強烈支持與中國交往，甚至成為代表全面投入中國市場精神的表徵。事實上，微軟也經歷過一段挫敗史。一九九二年，微軟進入中國不久，非常不滿意當地侵犯智慧財產權蔚為風氣的惡習。即使如此，微軟中國負責人說服總公司，不要動輒威脅要興訟對付侵犯智慧財產權的人。一九九八年，微軟在北京創設研發中心，又與幾個大學建立關係，發出合作的訊號，而非粗糙的競爭。同時也和政府夥伴打造親密關係，簽署協議分享軟體密碼，以交換中方在管轄範圍內加強保障微軟的智財權。

其他美國公司也深入中國市場，期望中美貿易會正常化。最積極、最焦慮的莫過於汽車製造業和航太工業。一九八九年以前，這兩個產業在中國即已相當活躍，預備透過經濟承諾改造中國。他們投入極大資源遊說美國政客，力主若不全力和中國往來，勢必讓日本和歐洲競爭者先占優勢。

與此同時，中國也學會如何在美國政界運作。在美國國會召開相關聽證會之前，中方發動「向美國採購」運動，以確保其最惠國待遇不會生變。其中最有力的一項說詞是，出口到美國的許多「中國」商品，正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產製的商品，打擊北京就等於打擊美國廠商。種種因素有助於化解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美方對中方所施行的經濟制裁。一九九一年，北京政府簽約向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購買一億三千萬美元以上的汽車及相關零組件。[23]

不到一年，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 Douglas）得到一張十六億美元的訂單，購買四十架全新的噴射飛機，但全都要在中國製造。麥道公司已在上海參與製造MD-82噴射機，現在它得答應讓中國的夥伴插手飛機設計。中國政府利用巨大市場為餌，爭取美國企業界的讓步，以取得新技術；美國政府也積極回應，以推動自身的戰略政治經濟利益路線。

一九九二年，距離美中第一份貿易協定已超過十年，雙方簽署了第一份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備忘錄。和後續的許多協議相似，每份備忘錄都得先經過美方威脅要祭出制裁才取得協議。商業談判簽署先得勾心鬥角一番，配合政治威脅，才獲致結果。中國逐漸開放市場給更多的美國商品，美國政客堅持原則直到中方讓步。最後，中國在二○○○年得到美國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先鋪好了路。

二○○○年十月十日，柯林頓總統簽署法案，賦予中國對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美國出口商，尤其是農業部門，大為興奮，在中國直接投資的業者也期望有正面收穫。但紡織業及其他輕工業製造商則預見衰退，而美國勞工組織要保護美國人就業機會的談判地位也宣告消失。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的領導人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更加打開經濟體系、又不用冒政治自由化風險的一條捷徑。前總理朱鎔基相當支持這樣的看法，利用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以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沒有什麼事會比把國家從中央計劃角色轉為監理者，更來得有爭議。代表政府部委不得經營自己的事業，以免招致大規模改組和分設新公司。中國境內已出現全球競爭的這個事實，支持朱鎔基展開第一波國有企業大改革。

事實上，許多國企毫無出路了。例如，在東北的重工業地帶，許多公司無法因應市場壓力，只能靠國家補助而生存，但也害得地方政府債台高築。

一九九八年，朱鎔基提出對國企要「抓大放小」的做法，推動一波私有化、合併和直接關廠的改革。一百家重要產業的國企脫離管控它們的部委，獲准自行擬訂經濟計劃及財務規劃，直接參與對外貿易。名單逐漸擴大，一九九九年達到五百二十家大型國企，其中一百九十六家中央級國企被認為攸關全國發展目標。這些事業法人公司化，國家保留大股東身分，只要它們能在幾年內崛起為「全國冠軍」，能在全球競爭，就有相當自主權可設計自己的發展路線。

政府的立場是，企業的競爭力必須從內部制度改革做起。在中國來說，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因為社會主義的許多聖牛將不再受到崇拜。最著名的就是消除「鐵飯碗」，這是對城市公民提供的一種從生到死統包的社會福利保障。為此，房地產、保險和醫療照護等行業應運而生，以取代這些保障。當然，這些都變成要收費的。政府選擇退出或棄權，不再承擔這些。

這些轉變反映出，政府對全球經濟體制相當有信心，認為它會把國家拉向前。歷經十五年的談判，中國在二○○一年十二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象徵經濟開發進入新階段，全球地位也隨之上升，關稅及其他的貿易障礙必須逐步拆除。換得的是，保證中國在其他市場會受到平等待遇；國內政治情勢也不必每年接受檢查，以做為他國是否和中國做生意的條件。並不是所有的業者都歡迎國內市場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但是企業向海外發展時會受到平等待遇，確實為中國開啟了新機遇。

後來居上爭奪資源

第一波走向全球的企業，正是那些尋找原物料以供應國內經濟振興之用的公司。迄今，中國仍被迫必須向上個世紀即已控制全球資源的跨國公司購買這些原料。這是不公平的競爭。

中國渴望事態能夠重新平衡。例如中國對現有的鐵礦砂採購定價制度相當不滿。這套制度使得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Vale do Rio Doce），英澳合資的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力拓集團（Rio Tinto）這三家主要生產商對全球定價擁有巨大影響力，買方沒有太多議價空間。[24]當中國財力大增後，便開始強力推動透過企業併購取得這些資源。

過去十年，中國從巴西和南非購買鐵礦蘊藏；從阿富汗、祕魯和智利購買銅礦；從澳洲購買鋅和鐵礦；從非洲各國購買鈾和黃金現貨。廣東核電集團購買力拓在喀拉哈里礦業公司（Kalahari Minerals）的持股，顯示中國經濟安全的意識日益上升，目光逐漸轉向全球。[25]透過這筆買賣，廣東這家公司控制了全世界第二大鈾礦，位在納米比亞（Namibia）的胡薩布（Husab）鈾礦場，因為喀拉哈里礦業公司擁有該礦場四三％的持股。[26]

然而，併購並非萬能，尤其當對象是他國的國有企業時。儘管如此，中國雄厚的財務資源仍能透過其他方式穩定地取得原物料的供應。例如，二○○六年智利國家銅礦公司（Corporación Nacional del Cobre de Chile，Codelco）同意在十五年內供應八十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公噸的銅給中國的生意夥伴五礦集團，以交換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二十億美元資金，協助這家智利公司擴張。[27]

二○○九年，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一百億美元的信用額度給巴西的國營石油公司「巴西石油」（Petrobras）。這筆交易能達成，條件是巴西石油公司承諾為期十年保證供油給中國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第一年十五萬桶，往後九年每年二十萬桶。[28]

中國的企業有能力藉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政策銀行為後盾，取得原物料，加大控制重要的中間產出，特別是石化和有機材料等化學製造業的關鍵成分。[29]第四章提到的中國化工集團，其成長大部分就是透過戰略性併購，取得甲硫氨酸（methionine）、有機矽（silicone）等原料的全球控制的份額。[30]我們在第五章也提到，中國的其他公司利用海外併購取得專利技術，以增加其在全球主要價值鏈上的加值份額，例如汽車零組件的萬向集團、風力發電機的金風科技，以及重機械的三一重工等。

有國家財力支援，幫助企業成長，也延伸到糧食安全上。二○一○年，中國的公司開始提供融資給巴西農業部門，交換保證供應黃豆，降低對美國的依賴。[31]二○一一年，黑龍江省北大荒農墾集團和阿根廷內格羅河省（Rio Negro）政府也簽訂類似協議。中方提供資金用以開發荒地，並改善附近港口設施，換取內格羅河省保證在未來二十年出口黃豆到中國。[32]更近的是二○一三年五月，雙匯國際控股公司宣布最大的併購協議：斥資四十七億美元買下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史密斯斐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 Inc.），這是全球最大的養豬廠和豬肉製造商。

中國的企業追求海外農地和其他天然資源，看似合情合理，然而某些協議的規模卻大到令人不得不關注，是否有野心增強對貿易管道的地緣戰略控制。[33]瓜達爾港（Gwadar Port）計劃就是特別明顯的案例。

二○○一年五月，當時的總理朱鎔基訪問巴基斯坦，慶祝中巴建交五十周年，並藉這個場合宣布，中國將資助瓜達爾港的興建，提供二億四千八百萬美元貸款給第一階段工程之需，其中五千萬美元是贈與。中國開發銀行在這筆交易扮演相當角色。港口一旦投入營運，加上相關支援的道路網，將使中國西部更加接近海上路線，並且創造了一條替代管道，方便中國運送目前來自荷姆茲海峽（Straits of Honmuz）的商品，包括石油在內，同時也可以監視阿拉伯海的海上活動。[34]瓜達爾港所在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二○○四年有好幾個來自中國的工程師被殺，當局也反對，卻擋不了這項協議過關。[35]阻擋中國控制瓜達爾港的最後一道障礙，是新加坡港務局轄下的PSA國際公司已簽約做為瓜達爾港的營運公司。二○一二年八月，巴基斯坦政府交涉妥當，PSA國際公司退出，中國得到對這個重要港口的全面控制權。[36]

中國與開發中世界

中國企業全球擴張的衝擊，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感受最深刻。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這些地區國家的志向相同，支持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因此對中國的崛起更加興奮。然而今天，這些地區國家卻覺得備受威脅。中國曾經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員，如今已演進成為強大可怕的競爭者。

二○○五年一月，這股緊張不安的氛圍圍繞著取消「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Multi-Fiber Arrangement，MFA）的遊說活動。一九七○年代初期，這個協定透過給予開發中國家配額優惠關稅，以便利出口成衣和紡織品到已開發國家。這個制度自始就有爭議。從支持市場的人士看，全球訂定貿易配額的制度違反市場力量，引誘國家持續營運已不再擁有競爭優勢的工業。對支持開發中國家的人士而言，這個制度不公義，因為核定配額時不僅有政治考量，也有和勞工、環境和其他項目有關的條件。

在協定即將結束之前，開發中國家努力爭取保留。複雜的計算方式預測有多少件中國襯衫會進入市場，以及它對賴索托和柬埔寨這類地方會有多少負面效果。果真，在中國取得加入世貿組織時是以開發中國家入會、而非以已開發國家入會，造成控訴中國企業傾銷的案件大增。[37]

許多開發中國家期待，從中國的援助和投資能多得一些好處。一九七○年代初期，中國資助興建的坦尚尼亞鐵路還在營運。這個五億美元的援助項目反映出中國在當時如何看待自己的國際角色。中國總是特別關注那些有「特殊友誼」的國家，這個名詞是毛澤東時代的外交辭令。中國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是「特殊」的，因為他們扮演扭轉了大局、協助中國在聯合國取代台灣席次的角色。

一九九○年代，中國再度找上老朋友，這次是要為剛萌芽的經濟尋找資源和市場。中國和非洲的貿易量，由一九九五年的三十億美元暴增到二○一○年的一千二百三十億美元（見表6-1）。[38]目前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都透過直接投資或援助項目進入非洲。

由於道路系統有限、電力不足、貪瀆普遍和人力資源亟待提升，非洲迄今仍是最難經商的地方之一。中國帶頭的基礎設施開發項目，多靠給予夥伴優惠貸款等援助來做，並專注在降低這些項目的交易成本。其他項目則包括國宅開發、設立瘧疾防治中心、生物燃料研發，以及在非洲四十八個國家提供醫生、護士和教師。這些援助的模式大多是受惠國日後必須透過一份核定的中國企業名單從事採購。

中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是否經得起考驗，現在還言之過早。然而，中國的策略的確令人印象深刻。開發中國家領袖毫不猶豫地就做出比較：中國官員來訪，一待就是好幾天；美國官員來訪，往往幾個鐘頭就走人。中國通常也不理會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為了確保永續經濟發展而定的「最佳做法」，例如反貪腐措施、利益關係人對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等。

相反地，中國的政府和企業保證「政歸政、商歸商」。這個做法讓中方的項目從藍圖到執行，動作很快，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為非洲做了很多事」，事實上也是。二○○八年中期至二○一○年中，中國放款給非洲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的金額高達一千一百億美元。[39]這個數字大過世界銀行同一時期對全世界的承諾。簡單講，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持續增加，但仍然集中在原物料和能源產業。

從以上事例看出，中國的全球布局與美國的國際開發模式全然不同。前者選擇和政府合夥，不去找非政府組織和民間企業共推開發，強調國家主權、政治安定和基礎設施條件，做為改善經濟福祉的最佳手段。透過本身的採購網交出援助，北京政府同時也避免了最惡劣的援款貪瀆，事實上，援款根本沒離開開發中國家部長的辦公室。

中國在非洲大陸也有一長串惡形惡狀的紀錄，包括工人被中國上司射殺、和獨裁者合作、嚴重破壞環境、製造偽藥、違法捕獵野生動物，尤其是象牙，以及對當地政府官員行賄等。這些行為在當地和國際傳媒上都得不到好評，尤其當中國官方和這些海外企業關係密不可分。中國政府因此被批評為「殖民主義者」、「重商主義者」，卻搞不清楚這在全球會有重大影響。[40]

在非洲的外交失誤顯現出中國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做為全球經濟大國別人有何期許，兩者之間有極大落差。一方面，中國對商品原物料的需求日益上升，而領導人認為中國在世界資源分配地圖上居於極為不利的位置。主要油田、優質礦區和肥沃耕地大多被美國財團簽約包產，或者根本不得買賣，是中國落居下風。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自身在海外投資的影響似乎毫無自覺，抑或是政府要替國企的全球活動負全責。以蘇丹為例，二○○八年北京奧運會揭幕前不久，美國女演員米雅．法蘿（Mia Farrow）指控中國支持種族屠殺，提供輕型武器給地方民兵。儘管官方宣稱不願介入其他政府內政事務，事實上已經介入內戰的一方。「不能以鮮血換汽油」，這句話原本是針對第一次美國、伊拉克戰爭而說的，現在轉過頭來批判中國。[41]二○○六年，耶魯大學和十個分校的加州大學系統停止購買跟蘇丹有生意往來的中國公司的上市股票，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都被列入拒絕往來戶。[42]二○○七年，社運團體盯上財金界，向富達（Fidelity）、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等公司施壓，停止和在蘇丹營運的中國企業往來。[43]

因為蘇丹事件，中國錯失許多發揮國際領導力量的機會。多年來，北京堅持反對制裁蘇丹政府，也不肯承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權威。蘇丹內戰中針對非軍人的大規模施暴，被北京說是「內部事務」。二○一一年，當蘇丹正式分裂成為兩個國家時，北京才發現自己站錯邊了，因為蘇丹大部分的石油都蘊藏位於新獨立的南蘇丹境內。[44]非洲國家想要控制外人投資，中國也難逃。二○○四年，中國中鋼集團公司碰上《黑人權利法》（Black Empowerment Act）實施，南非政府要求境內所有公司至少要由本地「黑人」合夥人擁有二六％股權。由於中國中鋼集團公司原本透過合資事業取得礦場控制權，代表南非方將取得過半數股權，這讓遠在北京的國企非常不痛快。

中國與已開發世界

除了開發中世界，中國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直接投資也日益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是透過併購進行，但經常遇到抗拒和不利的公開報導。另外，中國的企業也被控在這些市場傾銷產品。

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的案例特別有意思。十年前，沒有人認為中國的企業會成為這些行業的領頭先鋒。二○一二年，中國的金風科技、華銳風電、聯合動力和明陽風電等四家風力發電機製造商已躍居全球前十大。[45]美歐報章媒體很快就出現要針對中國風電和太陽能製造商實施貿易制裁的威脅。美國聯邦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便指控北京政府不公平地補助這些行業出口，即使中國業者已超越競爭者。華銳風電也被控從它的美國主要供應商竊取風力發電機技術。德國的西門子、日本NEC等業者，採取不同的策略來面對中國的競爭，例如與合作對象在其母國建立策略聯盟，或者在中國境內成立合資事業。包括美國、印度等政府則對這種合作模式有疑慮，認為事涉國家安全。

美國政府便設立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CFIUS），來管理外人投資，已成功阻擋華為、中興等中國的電信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然而，它在二○一三年核准萬向集團以二億五千萬美元收購A123系統公司。這家位於麻州的電動車電池公司已經破產。萬向的投資保住了工人就業機會，也使自身有個強大的平台可進而增長。

儘管如此，中國的併購行動仍在其他地方受阻，而且大多沒有可預測的模式。例如，中化集團想併購加拿大鉀肥公司（Potash Corporation of Saskatchewan Inc.），這家全球最大的農業肥料供應商，卻因為遭質疑會擾亂市場而寸步難行。[46]反之，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卻獲准以一百五十億美元買下加拿大主要的上游石油及天然氣供應者尼克森公司（Nexen）。[47]

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營建公司之一，旗下的中建美國公司自一九八○年代中期起在美國就非常活躍，雇用加入工會的美國工人，也經常承攬地方政府工程項目。[48]中建美國開始營運後，就慢慢建立在地的夥伴關係。因此當它在美國的房地產界和營造業要晉升至為更顯要地位時，許多部門都有人出面支持。

論者往往會認為，中國有一套運作良好的系統在整合政府和企業的國內外營運。然而仔細分析，卻發現不僅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就連政府各部委、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間，都存在更複雜、甚至混亂的利益糾葛。若以十九、二十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勢力和活動來衡量，今天的國際化已經出現大轉彎，中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正在大肆投資和併購。

全球軟實力

中國的國際化已經進行一個多世紀了。一九一一年以後，做為一個新國家，中國試驗了好幾種政治模式，在不同的時間也效仿特定的國家。一九六○年代，有短暫一段時間，中國本身成為一種國際的、反蘇的「人民革命」模式，啟發了尼泊爾、祕魯等地自命的毛派分子。更晚近，有人形容今天的中國是一種新型的「威權發展型國家」。

自一九七八年重新開放後至今已有二十年，儘管政府努力標舉自己很弱小、不是世界大角色，但是今天，中國已經從全球供應的主要源頭轉變為最大需求者。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福祉正繫於中國的需要。也因此，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勢必將擔負更大的全球責任，不論政府或企業都無可避免地會被人以高標準要求。

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益發重要

愈來愈多中國人在國際組織躍居領導地位，擴大了開發中國家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包括：

聯合國

吳紅波：二○一二年五月以來，出任聯合國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的副祕書長。在他之前擔任這項職務的沙祖康，也是中國的外交官。吳紅波曾任駐德大使。

何昌垂：二○○九至二○一一年擔任聯合國糧農組織副總幹事。何昌垂從糧農組織亞洲部門逐級晉升而上。

國際貨幣基金

朱民：二○一一年，朱民成為首位出任國際貨幣基金副總裁的中國人。

世界銀行

林毅夫：二○一二年六月剛卸下擔任了四年的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世界衛生組織

陳馮富珍：二○○六年十一月接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迄今。她在一九七八年進入香港衛生署工作，二○○三年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電信聯盟

趙厚麟：擔任過兩屆國際電信聯盟副祕書長，現為祕書長。

外國在中國的投資，或是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投資，很少只因商業或經濟因素就失敗，政治因素往往扮演重要角色。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應當取得並發揮我們哈佛同事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謂「軟實力」的潛力，以補充其國際經濟實力，攸關其未來全球角色的原因。[49]崛起的國家若是太過強硬，例如近來的南海爭議，將很難打造夥伴關係。

追求軟實力正是當前中國對外的核心任務，努力在外交上、文化上爭取好感。目前約有四百所孔子學院在全球教授中國語文和文化，初步取得成功，但光靠這些肯定不夠。二○一二年六月，《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中國如果想要克服其他國家人民的誤解、偏見和疑慮，就迫切需要推動更有效的公共外交。」[50]

軟實力不能單靠媒體上的有利報導。畢竟在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的主要任務是報導壞消息，監督和批評政府的表現。持續在中國境內封鎖外國媒體和網站，大力在國外推銷歌功頌德的《中國日報》，不可能對推動中國政府的目標有幫助；五百五十家出版社全由政府統轄經營，也不會為中國的形象加分。

軟實力植根在別人也有、或希望也有的價值上。帝制時期，中國文明遍布東亞，主要不靠征服，而是別人有心效仿。近來中國處處模仿外國，部分也是因為仰慕外國的價值。但是今天何謂「中國價值」？中國重工程和基礎設施的模式算是嗎？重新導入人文精神到大學課程，能夠及時促進人民在二十一世紀有更細膩的文化特質嗎？這些才是最根本、最艱鉅的問題。

在中國經商

★誰是或誰將是我公司主要的中國競爭對手？他們的長處在哪裡？我的公司能生存或是應該求售？它需要新的策略同盟去抵擋這些競爭者嗎？

★有中國公司會以全新之姿進入我們這一行嗎？或是藉由併購加入？

★我的公司擁有中國非有不可的關鍵技術或天然資源嗎？如果是，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的公司能透過遊說或籲請政府干預得到保障嗎？公司有什麼倫理做法？有什麼界線是公司不會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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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中國2034

他們採取長期觀點。他們認為歷史站在他們那一邊。

──季辛吉論中國領導人（一九七二年）

天命不可恃。

──孫中山

北京，一九九○年

大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西元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下詔對世界宣戰，清軍包圍北京外國使館。二十世紀第一場世界大戰以挾持人質大戲之姿堂堂上演。好萊塢後來拍了一部電影《北京圍城五十五天》（Fifty-five Days at Peking），查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和愛娃．嘉娜（Ava Gardner）勇敢對抗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然後八國聯軍前往救人。

僅只兩萬人的八國聯軍很快就制服清廷正規軍，惹來慈禧宣戰的義和拳兵勇。八國聯軍洗劫北京、占領皇宮、破壞四周鄉郊。朝廷倉皇逃出紫禁城，最後屈服於嚴酷的條件，包括大清年歲入四倍、要付到一九四○年才能償清的巨額賠償。

世界變化真大。一百多年前，美國獨立戰爭時，大清帝國統轄地表上最強大、最富庶、最精致的文明，超級有自信。大清以武力和文化優勢恩威並濟，統治中國、稱霸東亞，文官體系吸引天下英才加入，連歐洲都欽佩。帝國的經濟居世界第一，世界首富都住在中國。

可是，到了一九○○年，中國被入侵、擊敗，先被西方國家欺負，又被日本羞辱。義和拳之戰是政府、乃至整個治理系統最後的抵抗，最後被徹底摧毀。十一年之後，滿清終被推翻，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傳統也告終結。

北京，二○一四年

義和拳亂過的一百多年，中國再度成為大國。北京正是獨霸東亞的一個多元民族帝國的首都。它的領導人就在紫禁城的蔭影下居住與工作。北京不再威脅外國人；北京歡迎外國人，後來還盛大舉辦奧運會。外國學生湧至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學習、生活和工作。他們在光鮮亮麗的機場入境，許多人在自己國家恐怕從未見過如此宏偉的建築。他們坐上時速約三百公里的高速鐵路在全國各地旅行。他們在全新或改建的中國大學上課；這些大學世界排名日益上升，設備器材更是許多外國大學不敢夢想。他們可以在上海淮海路、重慶解放廣場等地服務愈來愈有錢的中國中產階級的華洋百貨商場購物。

中產階級憧憬的繁榮國家，和一九五○年代美國人普遍嚮往的生活無異：擁有一戶房子（八○％的中國中產階級家庭自有住宅，而且大多數沒有房屋貸款）、一輛汽車（三○％已晉身有車階級，其他人渴望也能擁有汽車）；有現代化的全國公路網，可以開車任遨遊；子女能夠上大學念書。[1]對他們來說，習近平主席提過的「中國夢」不啻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夢」。這些中產階級所生活的國家看來強大，有個強大的政府，顯然在世界上受人尊敬，而且在現代史上首度有相當長時間未受到實質的外來威脅。這怎麼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盛世」、不是中國歷朝歷代的頂峰？

中國的經濟發展、教育和基礎設施模式被全世界研究、甚至欽羡。拜全球一百個國家、三百多所孔子學院之賜，中國語文和文化被廣為傳播。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十五年之內將躍為世界第一，企業家們如今名聞遐邇，愈來愈多的巨富是中國人。前面提過，許多全球最大企業來自中國，前途無限遠大，重新恢復霸業已是十拿九穩的事。中國怎麼可能不領袖群倫？

一九○○年庚子拳亂時的西方侵略者絕對想像不到，二○一四年的中國會是統一且日益繁榮的國家。毛澤東時期窮又吃不飽的中國人，也不敢想像今天的社會如此繁榮、活潑。總而言之，比起未來，過去比較容易預測。

我們在本書開頭提到許多跟中國有關的著作書名，這些書都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世紀」，包括《The Dragon Awakes》、《China's Rise》、《The Rise of China》《China's Ascent》、《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以及《China Rules the World》。那麼，中國將會「統治世界」嗎？這麼說的意思，不是指政治上的主宰，而是在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有廣泛、強大的影響力，如同二十世紀被稱為「美國世紀」一樣。

我們在本書已經檢討過中國的是非成敗，不論是從下而上的私人創業到由上而下的官僚資本主義；無與倫比、也無法抑制的工程雄心文化；背誦學習和教育實驗；精緻品味和對食品安全的基本關切；中國過去的盛世繁榮和在新全球角色的混淆、找不到定位的種種故事。現在，我們要如何想像二十年之後的中國面貌？

北京，二○三四年

北京雖然常被用來作為中國的代表，但它畢竟不是中國。這個華北平原最北的據點被蒙古人選為首都，過去七百年大部分時間是這個政治和文化大國的中心。然而，到了二○三四年，北京是否仍將是首都卻是個疑問。它實體上仍可永續嗎？或者將成為中國經濟成長和環境惡化的受害者？政府各部委能將二十世紀拚命從事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嗎？大學會領導中國教育走上國際領導地位嗎？將是全球影響力中心嗎？目前的政府或其後繼者將持續執政嗎？如果不然，對我們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環境

談到環境問題，北京就是中國的標準縮影。它的空氣惡劣出了名，除了跟當地及區域污染問題有關，亞洲內陸的沙塵暴又讓情況雪上加霜，只在二○○八年奧運期間短暫有過改善。這座兩千萬人口的都會水源愈來愈短缺，原本著名的湧泉已經消失，水庫也漸枯竭。然而，北京地圖上仍標示出許多溪泉。二○一一年底，中國水利部發現，中國估計有五萬條江河，但只有二萬二千九百零九條仍然存在。[2]北京市有三分之二的用水來自地下，但是消耗量比自然補足量來得大，而且也已受到污染。目前的做法是使用更大量地下水，另外從華中的長江引水北上供應。批評者認為，這個做法是「飲鴆止渴」。[3]根據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非正式的估計，二○一三年初的「空氣末日」，北京空氣超過二○一○年的「瘋狂惡劣」水準。[4]

全世界最髒的二十個城市有十六個位於中國，生水系統多已污穢不堪，而且日益沙漠化。[5]即使對最大手筆的「長江南水北引」的執行有所懷疑，我們認為，這個領域還是有可能進展。中國的環境惡化，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就連中南海的政府官署區也籠罩在有毒霧霾中。環境補救已成為第一要務，經濟增長和民眾健康全要看這個領域能否持續改善。近年來我們看到北京政府在每種環境資產上都做出重大投資，從核電廠到風電廠、太陽能板和水力發電設施，莫不力圖精進。

和美國情況不一樣的是，從北京高層到省和村級政府都廣泛認知到這些議題的重要，也願意有所行動。環境挑戰範圍甚大，需要什麼科學做依據都很少有辯論。全球氣候變遷在中國沒有爭議；中國人感同身受，也相信這是事實。

中國重視工程，對這方面或許很有幫助。或許有一天我們可以說起「有中國特色的環保行動」。

有了政府大手筆補貼，環境領域也是中國企業商機之所在。我們預期在未來十年，中國企業將崛起成為全球乾淨能源的領袖。對電動汽車的重點投資，發生在美國的機會將小於在中國。（收割舊投資的自私心理，加上欠缺風險資金，將限制住美國企業）因此，前面一再提到的萬向集團，既已精於萬向接頭器，主宰中國汽車零組件業，也收購許多家美國汽車零組件公司，決定先進軍電動汽車電池，再進而製造「綠色」汽車。本書第六章已提到，萬向在二○一三年併購了美國鋰離子電池製造商A123系統公司，取得高端技術。[6]今天，訪客一到杭州市萬向總部，立刻被帶去參觀生產電池和未來電動汽車的廠房「萬向EV」。

書中個案的另一家企業金風科技，一九九○年代由新疆省進軍北京，[7]如今已名揚全球，是全球最大的風力發電機製造商之一。萬向、金風科技都是私有企業，從全球延攬人才推動成長、維持企業的創新。和國企不一樣。因此，台灣經驗讓我們懷抱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彷彿就是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威權政治和相當大程度的市場經濟並存。台灣在一九七○年代也是空氣污染、水污染嚴重，就連農村溪流也被污染得相當嚴重。今天，再經歷了二十年的環保抗爭，加上各種補救的政策，台灣再度重現天然美景，有清淨的天空、乾淨的河川和溪流，民眾廣泛承諾保持環境清潔。台灣的小企業主很難和政府偏袒的大企業競爭，進不了某些產業。然而，全球經濟整合為中小企業開啟了新門戶和機會，迫使政府多關注他們對經濟福祉的貢獻。

從基礎設施國家到消費者國家

過去三十年，中國持續大幅投資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上溯到孫中山時代，一九八○年代開始大規模付諸實現。這類投資又接續著更有野心的項目。本書截稿之際，中國開放了全世界最長的高鐵線，從北京到廣州；未來五年規劃要蓋四十五座機場；傳言北京打算再蓋全新的第三座機場，並誓言新機場規模將是世界第一，約相當百慕達那麼大。[8]

只是到頭來，公路、鐵路、機場、電力線和電信寬頻總有盡頭。由於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口遷徙開始放緩，這個經濟引擎可能在二○三三年就會失去動力。未來二十年，當城市人口超過全中國的六成後，將出現新需求。預估汽車年產量將達三千二百萬輛，勢必需要增建道路。[9]此外，也將需求更多的中低所得者的住屋，生活必須的各式都市基礎設施，例如自來水、下水道和學校。

然而，我們對未來估測的基礎是，中國有能力大幅提升國內的消費者支出水準，不但絕對值要增加，占可支配所得的百分比也要提高，前提是目前相當高的儲蓄率應該下降。而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此一徹底改變繫於在國民年金、醫療系統安全網上要有重大改善。近來，把最基本的健康保險延伸至九五％的農村人口，就是往正確方向邁出一步，儘管仍只涵蓋到基本照護，[10]而且自付額仍然極端地高，許多窮人根本負擔不起。如果保險項目能涵蓋到重病，就會有非常不凡的效果。[11]這些問題不會在一夜之間解決，時機和福利的延伸也因不同區域而大不相同。

在比較富裕的城市，年輕世代普遍使用信用卡，一、二線城市的奢侈品購買力相當強勁。這樣的消費模式，在一線、二線，甚至三線城市都愈來愈稀鬆平常，而且穩步移往鄉下地區。電視普及、網路發達，都助長了更高的物質期望。

從我們對信用卡公司的研究結果顯示，年輕人和城市居民對借款的需求日益增長，我們也將看到它在未來十年大幅散布開來。[12]政府已表態願意允許類似宜信和信而富等放貸者進入市場，以協助滿足位於金字塔底部的創業小組織的融資需求。假設，中國金融制度出現認真的改革（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例如中國大型國有銀行只專注貸放給國有企業、大型私有企業，並且利率可以大增到足以遏阻地下金融業的激增，情形就會改變。

最近發放許可給既存的地下金融網的動作，只是個起點，若沒有讓大型銀行依據審慎評量、只憑政策指示就辦貸放，現有的弱點只會再加劇，中小型企業取得正式銀行融資的可能性也不會太大。監理鬆懈的財富管理產品興起，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爆炸性成長，只是財金制度亟需變革的兩個跡象。

新的基礎設施網、新世代常見的獨生子女、低儲蓄率，以及政府在二線、三線經濟特區的投資，全都要靠長期地擴大消費者經濟來支應。但若無健全的財金制度，一切都會受到威脅。二○一一年，香港大型貿易商利豐公司將員工由一萬五千人倍增為三萬人，以專注中國上升中的消費者經濟。這個舉動是否明智，要看健全的財金制度演進而定。[13]

創新與教育的經濟體？

我們在第三章、第四章探討了中國技術急遽成長的狀況：從模仿、抄襲西方的做法，到對既有技術做修訂和延伸，然後又在某些新技術領域開發。我們注意到，中國在教育上，尤其是科技方面大手筆投資，而此刻美國各大學卻在想方設法撙節。中國有半數以上大學生修習理工科系，美國大學生卻偏愛財務工程和會計學。此外，數十萬中國到海外求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也是一面倒地專攻應用科學與技術。近年，愈來愈多學生回到中國，在大學及企業實驗室找到很好的發揮機會。如果投資足以催生創新，中國毫無疑問地在新創技術上將會是全球領袖。美國曾經出現過亞歷山大．葛萊漢．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並不保證將來還會培養出這類有創意、全力精進的人才，這需要寫另一本書來探討。我們對美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十分關心。

前文也提到，直到今天，中國對本土的創新能力仍缺乏信心。愈來愈多中國家長把子女送到美國念書的原因之一，就是對中國最精英的教育機構也缺乏信心。正是這種競爭挑戰，以及力圖成為「東方哈佛或柏克萊」的心理，促使中國許多頂尖大學將人文學科重新引入高等教育，以期未來的領導人能比現今掌理國家的工程師、軍人有更深廣的教育背景。過去，都是進不了頂尖中國大學的年輕人才到國外念書，如今，就連北大、清華這些最著名、關係網絡一流的學校，有時也爭不過美、英、香港的知名大學。即使這些學生大部分畢業後仍回到中國，他們還是會捨北大、清華，選擇外國名校。這是個警訊。中國在通才教育的創新課程上的努力，成效如何猶待觀察，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大學仍受到相當的官僚和政治拘束。

監管中國大學的人（各層黨國官員）和實際治校的人，兩者之間頗有扞格。從國家的角度看，「中國模式」的高等教育宗旨是：建設國家實力，為集體利益培養人才，而非追求個人成績表現；為國家戰略服務；把來自中央、省市及地方政府的大筆經費做最好的戰略性運用；接受黨和國家的指導。其中，主要提供經費給大學的省和地方官員，通常會有短期、功利的觀點，他們要的是能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善用國有銀行為擴張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低利率融資。因此，大學也成為國有企業，被政府銀行拴住，這時往往被忽視掉的就是人文學科教育的基本理想。美國頂尖大學對此十分重視，中國也正在實驗，希望能解放並教育出具有批判思維、積極進取的公民。

二○○○年，中國公立大學每學期學費為人民幣五千元。今天，約為一萬六千元至二萬七千元不等。按照美國標準而言，這個數字不算高，卻是中國農村居民可支配所得的一五○％左右，私立大學的學費更昂貴，以至於家境最窮的學生往往進學費最貴的私校上學，而家境富裕或有背景關係的學生比較容易進相對便宜的精英學校就讀。

從農村學生念大學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以全中國而言，大約有五○％的大學生出身農村家庭，但在北大、清華等大學，只有約二○％學生來自農村地區。今天，比起一般大學，中國的軍隊和公安部門更能讓農村及貧窮青年有出頭的機會。

教育機會的不均也反映在區域比較上。和其他產業一樣，教育領域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全國的市場。近年來，北京、天津和上海大學的學齡青年入學率都超過五○％，遠高於全國平均的二三％，上海甚至已經超過六○％。可是，在雲南、廣西、貴州和西藏，政府訂了很不可能實現的一五％的大學入學率。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差距不減反增。

再來看入學的情況。「高考」仍然十分重要，因為它維持了公平的表象。原則上，只有從競爭激烈的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學生才被錄取。但是，高考的侷限性大家也都知道。精英大學正在率先建立新的入學平台：透過其他的考試、面試、特別成就獎和其他機制，使得家境富裕、有權有勢家庭的子弟更容易進入一流名校。

到頭來，中國在這方面是否能領先，就和在其他領域一樣，也要經過比較。我們已經看到，就國際排名而論，美國制度顯得最強大。但是，一百年前可不是如此，因此也沒有理由認為不需要持續改革、再投資和再創新，美國就會穩坐領導地位。以擴大高等教育受教人數而言，美國制度本身已陷入停滯危機，高等教育深陷財務麻煩。近年來，加州大學系統緩慢地走在自我毀滅的路上。就這一點來講，美國人不想繳稅，可謂部分罪魁禍首。有所著名的公立大學校長曾經對我們說：「這所大學太好了，本州州民根本配不上它。」其次是治理的問題。我們很容易批評中國的大學有黨委在監督、限們，但是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治理又有多透明呢？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的判斷是，縱使美國制度面臨種種困難，中國還不足以在教育、乃至創新方面，躍居領導地位。儘管全球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比中國更重視教育，認為教育攸關其國家未來。

中國的世界秩序

自古以來，帝制中國的國內、國際事務並無清晰的分界線，渾然一體，文明的價值沒有堅實的界線。帝國治理得好，自然就會四夷來朝、景從華夏。現在，情況已今非昔比。

新中國從大清帝國繼承了兩項重擔。首先是需要防衛一個相當大、又多元歧異的帝國，現在已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儘管政府嬴弱，國境的確保護得很好；中國步向現代國家的進程也進行了一百年以上。

國防的重擔無可避免地導致二十世紀初國家的軍事化，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社會的軍事化，以及文革期間軍隊成為社會楷模，全民心靈企圖軍事化。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軍方在每個轉折點上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然而，中國的國境現在已經安全，沒有受到外國勢力威脅，在東海和南海的領土野心，大致上是繼承國民政府的權利主張。即使台灣問題，近年來也暫時擱下，因為台北和北京同意「一中各表」這個含糊的共識。那麼，中國軍方的預算為什麼還似乎遠超過應有的幅度，持續大量調升呢？我們請教了一位解放軍的領導人，為什麼解放軍年復一年要求預算調升一○％以上呢？他的答覆很坦率：「因為我們負擔得起呀！」鑒於過去的歷史及目前的資源，中國軍方預算年年上升，並不令人意外。

那麼這是否意味中國無可避免會走向和美國軍事衝突的路子？（美國目前的軍事支出超出全世界國家加總起來的總數）我們不這麼認為。中國現在再次成為重要的海上貿易國家，應該和美國一樣關心海上航行自由、打擊海盜等議題。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的榮景是以東亞和平為假設前提，事實上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東亞也罕有和平。持平地說，儘管中、美之間的戰略決策存在緊張，估計錯誤一直都有可能，兩國避免衝突肯定符合雙方重大利益。中、美之間縱使有競爭，我們相信主要是經濟性質、而非軍事性質的競爭。

現代中國從大清帝國繼承的第二個重擔，就比較不易界定：希望代表文明普世價值的想望。這一套普遍共有的價值觀涉及家庭、社群、國家如何組織，界定了數千年來帝國的治理，也是中華文明長久以來遍及東亞的主要原因。中華文明有極大量的軟實力。

中國非常重視軟實力的概念，力圖改善國際形象。中國訪客有時候會問我們，為什麼《紐約時報》報導的中國總是那麼負面？中國要怎麼做才能改善？我們的回答通常是：第一、因為中國很重要，《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導多過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報導。第二、美國傳媒通常報憂不報喜，只有中國媒體才會全是正面好消息。第三、如果中國不是定期騷擾和恫嚇全球意見製造者，例如那些中國的異議分子、駐中國的國際新聞記者，形象或許會好轉。

自古以來，至少直到十九世紀，帝國所據以統治的價值，是它所接觸的外邦人士都能廣泛共有的價值。今天則不然。你最近一次聽到有人向中國尋求政治庇護，是多久前的事？

中國已在許多全球組織擔任要職，但還稱不上廣義的領導人。反之，當中國想在外國投射其價值觀時，全都在辯護狹隘的國家主權，以及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概念，例如近來的利比亞和敘利亞危機。我們很容易忘掉，中國也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中華民國是宣言的共同起草人）。

因此今天的世界尊敬中國，是因為敬畏中國的硬實力，包括基礎設施強大、軍事居於核心，而不是因為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硬體俱全，但軟體方面還配不上當全球領袖。

中國能領導群倫嗎？

中國將會「統治世界」嗎？我們不認為。我們相信，今天統治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會認為。

當代中國有個極大的矛盾，就是力量與財富和透明的焦慮並存。有人或許會問，中國經過數十年的經濟增長，現在又是西方經濟陷於危機的時期，為什麼中國的黨國依然沒有安全感？為什麼仍覺得需要多花經費（至少是在公開宣布的歲出預算上）在穩定國內治安、大於投注在國防事務上？

有一個解答是：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首度有相當長的一段時候，邊境並沒有受到任何外敵的積極威脅，包括日本、俄羅斯、印度、越南或美國。反而今天中國政權所面臨的所有危險都來自內部：藝術家和小說家；維吾爾人和西藏人；主張人權、擁護環境權利的人士；來自數億在工作和居住的城鎮淪為次等公民的農民工；來自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所得淪為最低的那些人；來自活潑的、一向是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民間部門……

由於無法寬容異議，中國共產黨把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搞成敵人：先是西藏的達賴喇嘛，近年則是勇敢的作家劉曉波。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怎麼會害怕手無寸鐵的一個批評者劉曉波呢？或許歷史能提供了解的線索。

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在廣東省的小島澳門建立據點。葡萄牙人在澳門安住好幾年後，明朝政府才曉得他們的存在，嚴禁葡萄牙人在澳門以外的地方活動。有人或許要問，大明帝國處於盛世，怎麼會怕占領其海岸的一小撮歐洲人呢？

歷史學者衛思韓（John Wills）的答案是：「外人看來，中國人排斥外國人，害怕間諜、侵略和征服，往往失之過當、不理性和病態。中國如此巨大、人口又稠密，幹嘛要害怕外國征服？統治者很清楚……中國人民信賴不得。」[14]缺乏信任迄今仍存在，也有深刻的影響。

今天，中國人民不能在沒有官方監督下互相溝通。中國設計一套「防火牆長城」限制某些外來資訊源頭，扮演電子監視和內容檢查的角色。哈佛大學政治學者金加里（Gary King）最近帶隊研究中國的互聯網限制，並形容為「歷來僅見選擇性地檢查人類表達思想最廣泛的努力」。他的研究團隊發現，中國的黨國體制試圖壓制兩個領域：一是對檢查者的批評，他們似乎臉皮很薄，經不起任何批評；一是可能導致集體行動的任何批評。[15]他們害怕什麼樣的集體行動呢？王岐山在二○一二年出任主管中紀委的政治局常委、負責肅貪掃腐，當他推薦同志們閱讀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政權與法國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時，肯定不是有信心的跡象。[16]

因此，共和國的人民是不能被信賴的。偶爾他們可以被導引到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無足輕重的蕞爾小島釣魚台，針對日本人爆發民族主義怒火，但他們不能受到信賴。

或許就因為看破這一點，稍為有點錢、有點辦法的人都想把他們的子女和財產送出中國。中國人進美國念大學的人數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教育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統計，二○○一至二○○二學年度，有六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就讀。十年後，這個數字增為三倍，在二○一一至二○一二學年度，中國在美註冊入學學生有十九萬四千零二十九人。[17]逃出中國的資金也上升，調查顯示，中國擁有百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富人有半數考慮要移居國外。[18]老百姓在網路上痛罵貪瀆橫行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在一黨專制、權力不受節制的國家其實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例如山西省有個官員有大小老婆四人、一共生了十個子女（中國過去可是嚴格要求一胎制的國家）；雲南有個官員吸食鴉片，擁有二十三棟房子，其中六棟位於國外。[19]這還是省級官員的故事，一般咸信北京執政當局家人的財富規模更大。

當然，黨偶爾由上而下發動肅貪，但在缺乏誠實又獨立、不受政治操縱的警察機關、司法機關，以及真正能自由批評當局的傳媒的體制下，這些肅貪行動只會時起時落，不會有制度性的效果。

我們在這裡要表達的重點是，中國未必需要美國式的代議民主制度才能大幅增進清廉、透明和對政府的信心，因而啟發信賴。中國的經濟已遠遠超越其治理過程的進展。高科技的工業園區和低科技的監視與舊式暴政並存。

有一個領域特別需要改革，就是司法機關。目前，司法機關是黨國直線結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我們也看不到有任何力量推動司法獨立的跡象。對外國投資人而言，這是壞消息，代表他們要在中國地方法院訴訟打贏的機會不大。對中國公民而言，恐怕更是壞消息，他們發現法律和法院根本管不了專橫的權力當局。持平地說，每當發生影響公眾信賴的重大案件時，懲處會又快又重，但根本談不上正當程序。以前幾年發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為例，官方亟需立即、明顯地祭出霹靂行動以防民間動亂。然而，涉案當事人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可就談不上正當程序了。中國也沒有機制可從源頭來避免問題發生，或是在發生後有管道建設性地申訴不滿。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為黨服務；和軍隊不一樣的是，司法機關本身沒有影響力。除非司法機關變得真正專業、擺脫政治束縛，也不再受黨委監管。在中國，這一切仍是令人寒慄的現實。

中國共產黨今天統治中國，靠的不是革命思想或馬列主義做基礎，而是因為它承諾帶給老百姓繁榮與安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頭三十年，既無經濟增長，也無社會安定可言，後來是因為放棄毛澤東時代失序的政策，才得以安度經濟危機，但是對於如何制度化地進行政治變革，尚無具體作為。

我們不久前才目擊新聞記者們通稱的「十年一次」權力過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六十二年來又一次例行的權力交接。其實，中國的政變遠比和平過渡多得多。二○一二年的權力交接，有薄熙來遭整肅、黨內和軍中明顯動盪，絕對稱不上是平穩過渡。中國領導精英當中擔心交接過程會出亂子的人士，現在或許可以鬆一口氣；那些希望看到政治改革的人士，恐怕也要大失所望。目前，陣營或許更加收攏。二○一二年十一月，在北京各就各位、踏上政治舞台的七個人（仍然全是男性），承諾的是秩序和穩定，不是改革。

對中國有興趣、或在中國有投資的外國人，肯定盼不到很快會有重大政策倡議、國企不會迅速收斂、銀行體系不會深刻改革、不會提早試驗政治革新，中外關係也不會有重大改變。

這會是最後一次的這般權力過渡嗎？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威權統治不會沒完沒了。歷史有個簡單的規則：全世界沒有一個政黨能永遠執政。問題不在它是否會失去權柄，而是它何時失去權柄、如何失去權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方領導人的問題是，他們是否、以及何時，將選擇為中國的長期利益而動作，走向更持久的政治結構，而非只為中國共產黨利益考量。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中國共產黨能否像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成功地監督一個政治改革的過程，允許正當的競爭，而是它是否有意願這麼做。孫中山相信，他的革命最終目標是達成某種形態的民主；毛澤東則根本不做此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和在它之前的國民黨黨國一樣（或甚至和更前面的滿清一樣），是在六十多年前透過軍事征服而掌權。中國共產黨和滿清、乃至中國歷史上每個統治王朝不一樣的是，進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共產黨征服者還無法顯示自身的權力可以轉移給文職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使其具有永久的正當性。文官若是幸運，可以為黨國效勞，但他們絕對無法脫離黨國單獨治理。

身為舊帝制的繼承人，中國的黨國顯現它在許多方面可以有更好的表現：可以組織、可以工業化、可以軍事化，也可以用恐怖手段鎮壓老百姓。但和一九一二年消失的制度不同的是，它還未顯示自身可以文明化。這麼說有兩個意義：一是建立持久的文官治理的制度，善用人民偉大的才智；二是代表某種持久的人性價值，讓文明超越政治控制、物質發展和軍事力量。這是舊帝國延續下來的偉大力量，其影響力和典範在東亞閃耀。或許，這代表將追求還未形成的政治結構。

我們的確相信未來數十年，中國將在許多領域有不平凡的表現。我們也相信，中國若能超越已經走過的政治模式，必定能有更好的表現。歸納起來，今天需要什麼條件才能競逐全球領袖地位？

經濟活力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國家最成功的公民不會想要帶著財富移民國外。

國家最成功的公民不會競相把子女送到國外念書。

國家需要法治，不是只有秩序或藉由法律統治。

國家的貨幣不能封鎖。

國家不能不相信公民，竟然到每個部落格都要監視的地步。

國家不能既要領導，卻又害怕承認自己國家的諾貝爾獎得主。

國家必須在國內外都有道德領導的能力。

二十一世紀會是中國人的世紀嗎？我們的判斷是，目前還不會，因為我們還沒看到它處理好上述問題。一旦這些問題都處理妥當了，二十一世紀將不只是中國人的世紀，也是我們全體的世紀。在這個相互牽連的世界，有共同的期望、也有共同的問題。

美國人依然相信美國夢。習近平也揭櫫了他的中國夢。過去有人，說中美關係是「同床異夢」，今天中美雙邊關係在許多方面緊密相連，需要十分努力地界定共同的未來。雖不是全然相同，也有許多夢一致。

到了二○三四年，我們預期中國會更加富裕、人民會愈加繁榮、解放軍會更加強大，而它的政體不再那麼集權中央。如果能夠不發生政治動盪而臻至此一階段，那麼，中國及整個東亞都將欣欣向榮。在重大政治問題得到解答之前，在有持久正當性和信心的政治制度能建立之前，中國將會興盛，但不會領袖群倫。最後，我們留下幾個大問題，企業界或許不是那麼容易能回答，有些問題十分敏感，要啟齒都很難。

在中國經商

★我的公司要怎麼在法治如此有限的環境營運呢？在這種環境中，我的公司要投入多少資本去冒險呢？我的公司要保留多少預備金？

★如果我們覺得被欺負了，我的公司規模夠大、關係夠深，可以動員本國政府和政治支持嗎？

★我公司的中國風險組合有適當的避險安排嗎？

★監看政治環境穩定度要注意什麼指標？信得過嗎？

★我的公司在區域及全國的網絡廣泛到足以迴避重大政治變化的風險嗎？

For a stimulating set of papers, see Cheng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返回

“28,000 Chinese Waterways Dry Up amid Pollution Tidal Wave,” Russia Today, March 31, 2013, http://rt.com/news/china-pollution-rivers-devlopment-101/.返回

See the superb study by Dai Qing, “The Heritage of Beijing Water,”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 no. 16 (December 2008),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editorial.php?issue=016.返回

Edward Wong, “On a Scale of 0 to 500, Beijing's Air Quality Tops ‘Crazy Bad’ at 755,”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2,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13/science/earth/beijing-airpollution-off-the-charts.html?_r=0;Chi-Chi Zhang, “U.S. Embassy: Beijing Air Quality Is ‘Crazy Bad,’” Huffington Post , November 19,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1/19/usembassybeijing-air-qu_n_785870.html.返回

Clifford Coonan, “Beijing Is Left Fighting for Breath as Pollution Goes off the Scale,” The Independent , January 29, 2013,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green-living/beijing-is-left-fighting-for-breath-as-pollutiongoes-off-the-scale-8471743.html.返回

William C. Kirby, Nancy Hua Dai, and Erica M. Zendell, “Wanxiang Group: A Chinese Company's Global Strategy (B),” Case 313-096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3).返回

Regina Abrami and Iacob Koch-Weser, “Goldwind USA: Chinese Wind in the Americas,” Case 912-416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返回

“World's Biggest Airport Planned,” CNN Travel , September 13, 2011, http://travel.cnn.com/shanghai/life/world's-biggest-airport-planned-328259.返回

“Urban and Rural Areas 201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http://esa.un.org/unup/Wallcharts/urban-rural-areas.pdf.返回

“China to Expand Insurance So Sick Don't ‘Lose Everything,’” Bloomberg News,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9-17/china-to-expand-insurance-so-sickdon-t-lose-everything-.html.返回

Bryant Ott and Rajesh Srinivasan, “Three in 10 Chinese Adults Smoke,” Gallup World , February 9,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2546/three-chinese-adults-smoke.aspx.返回

Wei Tian, “Credit Card Use Up, So Are Risks,” China Daily , May 9, 2012, English China News Service,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2-05/09/content_15244850.htm; and Wang Yuxia,“Young People China's Main Credit Card Users,” April 8, 2013,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2-05/09/content_15244850.htm.返回

F. Warren McFarlan, Michael Shih-ta Chen, and Keith Chi-ho Wong, “Li & Fung 2012,” Case 312-102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返回

John E. Wills Jr., “Chinese and Maritime Europeans,” unpublished paper cited in William C. Kirby, “Traditions of Centrality, Authority,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 eds. T.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21.返回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2013, http://gking.harvard.edu/files/censored.pdf.返回

Andrew Jacobs, “Chinese Officials Find Misbehavior Now Carries Cost,”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5,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26/world/asia/corrupt-chineseofficials-draw-unusual-publicity.html.返回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Data: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eading Places of Origin,” 2013, 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Leading-Places-of-Origin/2010-12.返回

Minxin Pei, “China's Troubled Bourbons,” Project Syndicate, October 31,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ising-political-uncertaintyin-china-by-minxin-pei.返回

Jacobs, “Chinese Officials Find Misbehavior Now Carries Cost.”返回

附錄中國總體經濟數據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在其他書刊雜誌中已有廣泛討論，我們不再贅言，只提出一些縱覽經濟數據。本附錄提供若干數據供讀者了解，一九七九年以來情況演變的幅度。

圖A-1是中國一九七九至二○一二年每年平均實質增長率。顯示穩定地近兩位數的年成長，只有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出現低於六％的增長率。圖A-2以二○一一年美元幣值為準，追蹤一九六○至二○一一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增長。從這一數據明顯看到爆炸性增長，尤其是近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從二○○○年的一兆二千億美元爆增為二○一一年的七兆三千億美元。

圖A-3是中國若干省巿的人均生產毛額數值。它顯示在高端的北京、上海，與低端的西藏、寧夏，兩者之間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中國各區域並沒有一致性地繁榮起來。迄今，主要的增長出現在華東沿海各省。

本書個案簡介

Alibaba.com
F. Warren McFarlan, Carin-Isabel Knoop, and David Lan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 Case 301-047
This case focuses on the early-stage strategic issues of an emerging dot-com in the rapidly emerging internet nation— China. Alibaba, based in Hangzhou, China, was trying to carve out a niche in the B2B e-commerce world. The issues are surprisingly similar to those confronting compani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ibaba (B)
F. Warren McFarlan and Fred You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 Case 302-073
The largest Chinese electronic commerce company faced many challenges at the end of 2001. This case describes its strategy reorientation to become a B2B.

Appellation Shanxi: Grace Vineyard
Michael Shih-ta Chen, Keith Chi-ho Wong, and William C. Kirb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09-075
A family-owned, private winery in China, Grace Vineyard is set on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world-renowned quality vintner in 1997. Its wines were rapidly growing a strong following and had won international awards. The key issue is: how can the company capitalize on this success? Should it expand its operations to multiple Chinese provinces, continue as a premium boutique winery serving a growing market in China, or seek to make a mark internationally?

Beyondsoft Co. Ltd. (A)
Donghong Li, F. Warren McFarlan, and Hong Zha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TU0001
Beyondsoft Co. Ltd., established in 1995, is a leading software outsourcing compan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hinese software and outsourcing industry has risen from almost nothing to real significance. It is currently growing much faster than the world market. This case describes Beyondsoft's challeng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world financial turmoil of 2008–2009.

Beyondsoft Co. Ltd. (B)
Donghong Li, Hong Zhang,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TU0030
This case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path of Beyondsoft during 2010–2011 an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faced by the company in early 2012, when Beyondsoft did an IPO, as it sought to broaden its footprint.

Boardroom Battle Behind Bars: GOME Electrical Appliances Holdings—A Corporate Governance Drama
William C. Kirby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312-025
Despite widespread news of the incarceration of GOME Electronics’ CEO, Huang Guangyu, Bain Capital felt that it had carefully undertaken due diligence before making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the company. Bain was confident that it an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could work together to revamp the fortunes of China's leading electronics retailer. However, it did not anticipate the power Huang had behind bars. As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 Huang managed to manipulate shareholder meetings, current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structure. The case surfaces important issu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hallenges of Launching a Start-Up in China: Dorm99.com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7-075
An internet start-up, Dorm99 had receive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repared a product launch for its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On the day of the launch, it faced an unexpected setback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was forced to withdraw the product. The case highlights both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firms by China's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th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hemChina
Donghong Li, Hong Zhang, Lei Li,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Case TU0028
ChemChina is China's largest basic chemical manufacturing firm. In the 2012 Fortune Global 500, it ranked 402. A representative of “big but less strong” companies, ChemChina lags far behind the world's leading chemical giant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Nevertheless, its evolution to becoming a Fortune Global 500 giant and a leading chemical enterprise in China in less than thirty years, through both internal product innovation and global acquisitions of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makes it an important story. New opportunities exist, as Blackstone has become a strategic partner.

China in Africa: The Case of Sudan
Regina Abrami and Eunice Ajambo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0), Case 308-060
The case highlights the tensions between China's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like oil and the political risks that come with securing them. China's approach to business ethic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third-world countries are described.

China Construction America (A): The Road Ahead
Regina Abrami and Weiqi Zha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1-408
The case examines the US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the CSCEC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hina's leading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company. The company strikes deal after deal in South Carolina (despite political backlash) and in New York, where well-established competitors dominate. These deals enable exceptional growth of the company, despite a major slowdown in the US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ina Construction America (B): The Baha Mar Resort Deal
Regina Abrami, Malcolm Riddell, and Weiqi Zha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1-411
This case describes how CSCEC beat out Harrah's and other contenders for a stake in the Baha Mar Project in the Baha-mas. It shows the role of project financing by China's Export-Import Bank and highlight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in encouraging the growth of its companies outside China.

The China Entrepreneurs Forum
William C. Kirby, Tracy Yuen Manty, and G. A. Donova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312-095
Some of China's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found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hare insights and tactics for growth of successful private firms in China. The group expands its role to advocate government policy change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China Merchants Bank: Here Just for You
F. Warren McFarlan, Chen Guoqing, Zhu Hengyuan, Michael Shih-ta Chen, Bin Yang, Yan Yang, Wai Shun, and G. A. Donova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 Case 307-081
China Merchants Bank (CMB) is a pioneer in the us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T as a competitive tool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Chinese banking sector. Its IT-driven products enabled CMB to become the number-six Chinese bank in terms of assets. Critically, by April 2006, CMB had captured one-third of the Chinese credit card market.

China Merchants Bank in Transition
Guoqing Chen, Ziqian Zhao,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TU0017
China Merchants Bank underwent a seco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post-2006. In the 1990s and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CMB used IT to expand nationwide by credit card differentiation. In a changing government policy environment, the company changed its market share strategy focus dramatically to become a profit-driven firm by 2009.

China Mobile's Rur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G. A. Donov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09-034
The world's leading mobil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 China Mobile had over 400 million customers at the time of the case. It planned further investment in new product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to make its mobile phone network more valuable to the lifestyles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China Netcom: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Ning Xiadong,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8-027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 and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China Netcom must develop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to meet exchange- mand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ndards. The company hoped that its commitment to developing globally accepted governance would help capital market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understand that the company was a true, modern corporation, even with the state as a majority owner.

China Netcom: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B)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8-091
Description of progress in the company's approach to developing globally accep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China Risk Finance: Riding the Wave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Regina Abrami, Weiqi Zhang, and Matthew Shaff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912-417
As China shifts toward a consumer-led growth model, non-bank lending plays an ever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case focuses on the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this industry. The company's approach to trying to navigate them is identified.

China and the WTO: Doing the Right Thing?
Regina Abrami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4), Case 704-04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late 2001. The case describes why business, organized labor, and other governments either favored or oppos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It provid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especially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Chinese Start-Up's Midlife Crisis: 99Sushe.com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 Case 309-060
In its third year, the original Dorm99 has morphed from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 to an online gaming business. Having an entirely new staff and established new partnerships, it now urgently needs new funding. No longer a start-up, it faces the ramifications of midlife.

Cisco China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and David Kir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1), Case 302-069
The case describes how Cisco has taken its US-based infra-structure and adapted it to its China operations and highlights how so much of Cisco's US intranet practices have been made operational in China.

COSCO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and David Lan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2), Case 302-051
The case identifies the IT challenges facing COSCO, one of the largest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COSCO must aggressively deal with the internet an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ompete effectively as a Chinese company in a globally IT-intensive industry. It highlights the role the state can play in energizing a laggard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a critical sector.

The Comeback: Baosteel Stays in Brazil (C)
Regina Abrami and Iacob Koch-Wes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2-413
Baosteel's efforts at building a steel mill in Brazil continue to face regulatory approval problems. This is compounded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at is impacting global steel demand.

CP Group: Balancing the Needs of a Family Business with the Needs of a Family of Businesses
William C. Kirby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12-059
CP is the leading Thai agri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ailand. It is a diversified conglomerate expanding its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case highlights a business culture that combines the closeness of a family business with the strategic vision, innovations, and transparency of a professionally run company—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business units are public companies.

CSCE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onghong Li, Hong Zhang,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TU0019
In 2001, CSCEC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the largest residential building constructor in China, appointed Sun Wenjie as general manager. In the next decade, Sun transformed CSCEC from a bureaucratic to a highly competitive firm. In 2010, Yi Jun, Sun's close associate, took over and reviewed potential adjustments in the corporation's strategic goals, business structure and mix of business,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controls to bring them into alignment with the new competitive landscape.

Digital China Holdings Ltd.: Manag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Product-Oriented to a Service-Oriented Company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and Kai Reimer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7), Case 307-093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rategy of China's largest independent systems integrator (IBM and HP are larger) is described. A seven-thousand-sevenhundred-person company, it is rapidly growing. It is largely unknown outside China.

Digital China Holdings Ltd.: ERP as a Platform for Building New Capabilities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Kai Reimers, and Xunhua Guo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2), Case 302-080
This case analyzes a complex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hat takes place in 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China. The issue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facing a US organization trying to do similar things.

Enterprise 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y: Zhang Jian and the Dasheng Cotton Mills
Elisabeth Köl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0), Case 308-068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successfu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prewar China, Dasheng was founded by the famous entrepreneur Zhang Jian (1853–1926). It became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1953. In 1996, it was restructured as the Jiangsu Dasheng Group Co. Ltd. Issu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family business structure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how they shape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prewar China and continue to influence Chinese enterprise culture today.

Esquel Group: Integrating Business Strateg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07-076
This case highlights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largest shirt manufacturer in managing government relations at multiple levels in China. It identifies a wide variety of social initiatives Esquel has undertaken as part of being a good citizen in China.

Fiyta: The Case of a Chinese Watch Company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Luc Wathieu, Fei Li, Gao Wang,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8-025
Fiyta has long been one of China's foremost watch brands. As China's economy improved, however, Chinese consumer tastes began to change. Exposed to more luxurious foreign brands, many Chinese now strive to purchase a Swiss or Japanese watch. The case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 Fiyta faces in rebuilding its brand image for the more sophisticated Chinese consumer.

Goldwind USA: Chinese Wind in the Americas
Regina Abrami and Iacob Koch-Wes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912-416
Renewable energy is a fledgling, high-risk market. Goldwind USA, a leading producer of wind turbines, is trying to overcome the odds and succeed in this market. The case examines the strategic challenges the Chinese company Goldwind faced in establishing its first major overseas subsidiary. These included building a local team around a US CEO, bridging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management, overcoming regulatory hurdles, sourcing from local suppliers, and facilitating turbine sales through innovative deal structures.

GOME Electronics: Evolving the Business Model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Gao Wang, Fei Li, Tracy Yuen Manty, and Wai Shun Lo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8-026
After twenty years of expansion, GOME Electronics has become China's largest consumer electronics retailer. It has opened stores in almost every province in China, has acquired some of its competitors, and went public in Hong Kong. However, it has begun to experience a slowdown in growth as sales per square meter have declined. The company is now being challenged to develop new ideas for growth, including experimenting with its product mix, renegotiating its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 and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o maximize profitability.

The Haidilao Company
Ziqian Zhao, Zheng Xiaoming,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Case TU0021
This restaurant chain's workforce is mostly composed of young employees. Instilled with the founder's unique entrepreneurial values, they are enthusiastic and motivated to deliver extraordinary service to customers creatively. This case depicts the founder's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nd values. It also shows a firm that was built on entirely internally generated funds.

Heavy Metal (A): Baosteel Enters Brazil
Regina Abrami and Iacob Koch-Wes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2-411
Baosteel, a top Chinese steelmaker, respond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o global” policy and a possible rise in iron ore input costs by building a plant in Brazil. Steel mills are complex, capital-intensive projects, and Brazil is an emerging market that poses manifold risks to foreign investors. Baosteel evaluates if Brazil is the right country, partner, and site for its first overseas greenfield investment.

Heavy Metal (B): Baosteel Struggles in Brazil
Regina Abrami and Iacob Koch-Wes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2-412
Baosteel has built a steel mill in Brazil with Vale do Rio Doce, the world's leading iron mining company. Regulatory obstacles and unexpected costs have placed the project in jeopardy. Outside Brazil, however, Baosteel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and market trends favor an overseas plant. Baosteel is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in Brazil.

HNA Group: Moving China's Air Transport Industry in a New Direction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9-029
The parent company of Hainan Airlines is positioning itself to go global as the largest private airline in China. Positioned behind the “Big Three” state-owned carriers, Hainan Airlines seeks to create a world-class business by following modern management practices, keeping sharp attention to cost control, and making aggressive entries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COSCO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and David Lan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5), Case 305-080
The second largest container shipp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COSCO, is developing new IT applications. The case shows a series of organizational and application choices it must make in the future. As a subtext, it highlights the growing IT sophistication of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Inner Mongolia Yili Group: China's Pioneering Dairy Brand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08-052
Setting the goal to become one of the top twenty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dairy industry by 2010, the Inner Mongolia–based Yili Group had ambitious plans. To set itself apart, Yili focused on R&D and innova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industry. Proving that it could shift industry standards and lead a country not accustomed to dairy consumption to a point where demand outpaced supply, the Yili Group hoped to go global. When milk was poisoned with melamine, all these plans were put at risk.

International Agribusiness in China: Charoen Pokphand Group
William C. Kirby, Michael Shih-ta Chen, Tracy Yuen Manty, and Yi Kwan Chu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0-418
The leading Thai agribusiness corporation and largest agri-business investor in China, Charoen Pokphand Group (CP) faces a crossroads in China as the country starts to undergo rural reform. CP is trying to balance its place as a key investor in China's burgeoning agriculture market with its obligation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expertise in food safety, technology, and jobs for rural farmers.

Jiamei Dental: Private Health Care in China
William C. Kirby and G. A. Donova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910-404
Founded in 1993, Jiamei Dental Medical Management Group (“Jiamei”) rode the wave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China's largest private dental chain, with eighty-four clinics in Beijing and seven other major cities. In 2009, Jiamei planned to open dozens more clinics. At the same time, it faces stiff competition from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dental clinic competitors, high-end private hospitals, and possibly the government.

Journey to the East: Natcore Technology in China
Regina Abrami, Weiqi Zhang, and Matthew Shaff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912-414
A US solar technology firm is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nst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S government are assessing this decision. The case examines the making of a new joint venture in China at a time when both the U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re eager to expand and develop their clean-tech sectors.

Juner New Materials: On the Road to IPO
Donglin Xia, Ning Jia, Ziqian Zhao,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Case TU0003
A private China-based company, Juner develops, produces, and distributes modified plastic compounds. Founded in 1995 by serial entrepreneur Chen Xiaomin, Juner has exhibited strong performance and growth potential. The company has a workforce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employees and is an icon of high-technology ventur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board of Juner has concluded it is opportune to take the company public. This decision has led to several issues: (1) the choice of stock exchange, (2) the “justified” valuation, and (3) the methods Juner should adopt to maintain its growth rate after the IPO.

Kingdee
Ziqian Zhao, Jin Zhang,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Case TU0005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of Kingdee, the number-two management software company in China, is laid out. The Shenzhen-based firm is competing with Beijing-headquartered UFIDA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firms SAP and Oracle for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Given its young non-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bearing staff in Shenzhen, the company has focused heavily on its internal culture as a competitive weapon.

Kingdee in 2011: Stranding or Dormancy?
Jin Zhang, Xiaohui Li,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Case TU0041
In 2011, reacting to competitive pressure, Kingdee made strategic investments, expanded its business, and suffered a net profit decline despite operating revenue growth and changes in top management.

Kunshan Incorporated: The Making of China's Richest Town
William C. Kirby, Nora Bynum, Tracy Yuen Manty, and Erica M. Zendel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3), Case 313-103
The city of Kunshan in 1980 was mere countryside, registering neither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nor o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s radar. By 2010, Kunshan was the richest city per capita in China and a global technology powerhouse. The case describes its entrepreneurial self-star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c location, and high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 A key question is: would the foun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campus with Duke and Wuhan University keep the city of Kunshan innovative and ahead of the curve?

Li & Fung 2012
F. Warren McFarlan, Michael Shih-ta Chen, and Keith Chi-ho Wo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312-102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y facing a large global supply-chain company ($20 billion sales and twenty-nine thousand staff) and the strategy it has chosen to deal with the expanding demand for its services. It tries to do supply-chain orchestration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ly than anyone else with the aid of a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sys-tem. Midway through its current three-year plan, Li & Fung is assessing the path it is taking in extending its distribution network business in Asia.

Li & Fung: Internet Issues (A)
F. Warren McFarlan and Fred You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5), Case 301-009
The issues facing a Hong Kong–based trading company in an electronic age are highlighted. The firm links hundreds of factories in India and Asia with major customers like Gap and The Limited in Europ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opes its dot-com operation will allow its extraordinary network of factories in Asia to target much smaller retail chains in Asia and Europe.

Qingdao TGOOD Electric Corporation
Hong Zhang, Zheng Xiaoming, Chen Hao,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2), Case TU0035
The largest specialized developer and producer of cubicle-type trans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equipment in China, TGOOD sells its products mainly to the railway, coal-mining, and power industries. In seven years, TGOOD developed into an enterprise with net annual operating revenue of RMB 600 million and employment of around one thousand. In 2011, the stepping down of railway minister Liu Zhijun (for corruption) and the HSR (high-speed rail) accident of June 2011 caused China to slow down its railway construction, leading TGOOD to rethink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company.

Real Blue? Viagra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w in China
Regina Abrami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0), Case 910-409
Pfizer's China team received disappointing news on July 5, 2004. China's patent review board had just invalidated the company's existing patent on one of its most successful drugs, Viagra. Making matters worse, a Guangdong-based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aid claim to Viagra's street name Wei Ge (Great Brother), arguing that the term was not a well-known trademark in China. Pfizer is left to wonder whether trade politics or the rule of law will prevail.

ReSource Pro
Elisabeth Köll, Lynda M. Applegate, William R. Kerr, and David Lan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812-031
An insurance agency back-office outsourcing firm, ReSource Pro employed 250 people, of whom only four were US-based. With aggressive growth plans, they were examining potential cities in China for expansion.

The Rong Family: A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Elisabeth Köl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0), Case 308-066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Rong family, China's most prominent industrialist family in pre-1949 China, the case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in terms of managerial hierarchies, kinship alliances, and local networks. It highlights the response of family business to major political crises and interprets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revival of family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wak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Sealed Air China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Case 308-051
The US-based packaging company Sealed Air China bet on China to help propel its growth as a global company. The company identified China as one of the initial investments in the company's global manufacturing strategy that aimed to create efficiencies in its operations across the globe. It opened its new Shanghai plant in 2008.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 Warren McFarlan, Guoqing Chen, Iris T. Li, and David Kir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2), Case 302-070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s the second-largest stock exchange in China. It shows a surprising sophistication for so young a company. This case describes the Exchange's growth and underlying technology as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s slowly mature.

Taikang Insurance: Standing Out in China's Crowded Insurance Market
William C. Kirby and Tracy Yuen Man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2), Case 312-109
As a joint-stock insurance company in China, with bo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firms as investors, Taikang Insurance wa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layer as an entrepreneurial upstart. It competes with wellentrenched state-owned rivals. Taikang has had to be innovative to maintain its place as the fourth-largest insurer in China in an ever more competitive insurance landscape.

UFIDA (A)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07
The six-case UFIDA series describes China's largest supplier of management/ERP software, its twenty-year evolution, and current strategic challenges. The (A) case introduces the company's history, strategic turning points, current market position, and competition.

UFIDA (B)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09
This case highlights the leadership, 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imensions of UFIDA. The case focuses on the people and their valu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students can feel Chairman Wang Wenjing's management style and his personal impact on UFIDA.

UFIDA (C)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11
The evolution of UFIDA's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is documented over a decade as it grew fivefold from RMB 325 million in sales to RMB 1.66 billion in sales, while its staff grew by more than threefold.

UFIDA (D)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13
The financing decisions of the company are described as it passes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Started in 1988 as an individual business under the umbrella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he firm has experienced tremendous growth and became the leading publicly listed soft-ware company in China. It had more than RMB 2.3 billion revenue from business product sales in 2009.

UFIDA (E)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15
UFIDA bega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2004. In the subsequent six years, UFIDA entered Hong Kong, Singapore, Japan, Thailand, Vietnam, and other overseas Asian markets. Nonetheless, UFIDA's overseas business footprint was still very limited. Overseas revenue accounted for only 0.43 percent of UFIDA's total sales in 2009. The case highlights UFIDA's launch of its 2010–2012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notes the barriers to its success.

UFIDA (F)
Bin Yang, E. Chen,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2012), Case TU0037
An extension of UFIDA (A–E), UFIDA (F) looks at the major steps UFIDA has taken during 2010–2011. It identifies accomplishments, major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FIDA's core strategy has shifted from being the leading accounting software vendor in China to becoming the largest management software vendor in Asia and eventually a world-class cloud service provider.

Wanxiang Group: A Chinese Company's Global Strategy
Regina Abrami, William C. Kirby, F. Warren McFarlan, Tracy Yuen Manty, and Keith Chi-ho Wo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8), Case 308-058
For nearly forty years, the Wanxiang Group has navigated through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to succeed as a global leader in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Beginning in 1994, when it first began its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nxiang expanded as a parts supplier by being a discerning acquirer of distressed US companies, with specif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US sensitivities.

Wanxiang Group: A Chinese Company's Global Strategy (B)
William C. Kirby, Nancy Hua Dai, and Erica M. Zendel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3), Case 313-096
Wanxiang has just won the bankruptcy auction for A123, a leading developer and manufacturer of advanced lithium-ion batteries. A key issue is how to handl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 deal. A secondary issue is Wanxiang's strategy to ensure this battery technology will become mainstream.

Xiamen PX Project: The Rule of Contract or Citizens in China Today
Regina Abrami and Weiqi Zha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 Case 808-123
Focusing on the petrochemical sector, this case examine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on China's investment climate. It shows how tensions between a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make for a more unpredictable investment climate, despite evolution in the rule of law within China.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he Growth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Michael Shih-ta Chen, William C. Kirby, Tracy Yuen Manty, and Keith Chi-ho Wong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9), Case 309-074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AIU) was founded as a privat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1992. Throughout its ensuing years, it met the demand of students who did not test into one of China's public institutions. In 2008, it was seeking to grow by aggressively pursuing opportunities in other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ts plan was to franchise the university through-out China. A core concern was whether franchising or expanding into tier-two and tierthree cities would compromise the ground-work that had already been laid and jeopardize XAIU's funding opportunities and academic quality and integrity.

Xinxing Ductile Iron Pipes: Transforming the Management Control Process in Time of Crisis
Ning Jia, Xiaohui Li,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TU0023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at manufactures cast pipe products and steel products, the company is the dominant player in the ductile iron pipe industry, holding more than 40 percent domestic market share and nearly 20 percent global market share. Historically, Xinxing Pipes’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was based on standard costs, which worked well until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hen market demand for steel declined rapidly, resulting in intense price fluctuations in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perations.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failed to respond in a rapid and efficient manner, and Xinxing Pipes tried to reform it.

Zhejiang Semir Garment Co., Ltd.
Jie Jiao, Yuren Fang, and F. Warren McFarla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TU0039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China's increasing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s leisure clothing and garment enterprise has achieved a rapid ris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etitive force confronting foreign brands trying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Zhejiang Semir Gar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6 and currently owns two brands. Both occupy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Intensified market competition, changes of cost elements, and new sales channels, however, have caused the two brands to come under significant pressure.

強國不強？

作者：瑞吉娜．艾布拉米（Regina M. Abrami）、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沃倫．麥克法蘭（F. Warren McFarlan）│譯者：林添貴│出版者：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6/06/29│檔案格式：EPUB│檔案製作日期：201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