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致谢

前言

引论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上编

短暂的辉煌：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年代

——介于风流浮华和积极斗争之间的同性恋者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同性恋记忆：1869-1919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颠覆的语言

魔幻的城市，神话的城市：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德国模式：群体性和斗争性

受到影响的运动：德国模式的教导

法国道路：个人主义走向末路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被诱惑的少年：公学中的同性恋

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

中编

内心的恐惧和欲望：矛盾的言论和典型的形象

——同性恋者，两次大战之间的类型化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医学模式的传播：由外界强加的身份

成为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要求

怎样界定女同性恋者？一种正在建构中的认同

一个同性恋社群的诞生？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偏见的负担

同性恋，时尚现象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积极介入：政治角逐中的同性恋者

误解或者叛卖：清教思想与机会主义之间的左派

罪行的族谱：同性恋，一种“法西斯变态”？

下编

假意的宽容：30年代的镇压和回潮

——同性恋者，罪犯和牺牲者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英国的反对（1919-1939）

魏玛时期的德国，纵容与镇压之间（1919-1933）

在自由中被监控的法国同性恋者（1919-1939）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3-1935：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5-1939：反同性恋恐怖的组织

30年代末：风暴中的法国和英国同性恋者

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附录

表格

德国女同性恋之歌《淡紫色的歌》

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案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1944）

缩略语表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欧洲同性恋史

——柏林、伦敦、巴黎

1919-1939

〔法〕弗洛朗斯·塔玛涅　著

周　莽　译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Florence Tamagne

HISTOIRE DE L'HOMOSEXUALITÉ EN EUROPE

Berlin, London, Paris

1919—1939

Copyright © 2000 by Éditions du Seui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8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Éditions du Seuil 2000年法文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同性恋史／（法）塔玛涅著；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926-8

Ⅰ．欧…　Ⅱ．①塔…②周…　Ⅲ．同性恋－历史－研究－欧洲　Ⅳ．D7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288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欧洲同性恋史

〔法〕弗洛朗斯·塔玛涅　著

周　莽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926-8

2009年　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6

2009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致　谢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让－皮埃尔·阿泽玛，感谢他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还有安东尼·罗雷在我写作DEA论文时帮助过我。我同样要感谢克罗德·库鲁夫愿意告诉我对于同性恋史的了解，借给我许多资料。我同样感谢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帮助和友善。我向在我研究中乐于帮助我的英国和德国博物馆员们致意。最后，我感谢迪迪埃·埃里邦，他总给我明智的建议。

我的家人也一直支持我。我感谢我的母亲，她重读我的论文，帮助我翻译了许多德国文件，感谢我的父亲画图表，感谢我的姐姐塞琳给我很多电脑技术的宝贵建议。我同样感谢克里斯蒂安·多尔录入图表，在论文写作中帮助和支持我。

我最后要感谢瑟伊出版社的米歇尔·维诺克和里夏尔·菲杰，他们信任我，使这一计划得以完成。

前　言

这本著作是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通过的博士论文的缩略本，论文指导导师为让－皮埃尔·阿泽玛，原名为《从运动成员、警察、司法、医疗和文学资料出发研究法国、英国和德国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同性恋问题》（Recherches sur l'homosexualité dans la France, l'Angleterre et l'Allemagne du début des années vingt la fin des années trente， partir de sources partisanes, policières, judiciaires, médicales et littéraires），论文在1998年通过答辩。原书的许多事例都已删节，批评注解也大大缩减，另外一些认识论方面的思考也大多简化。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可以阅读原博士论文。

这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引文。对于重构时代风貌并重新赋予那些见证以生命，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了。这些引文在未有法译本的情况下均由笔者本人由英文或德文译出。同时，笔者对于习惯用语在法语对应词容易让人误解的情况下，保留其原文形式，例如public schools［公学］和Eton crop［平头］的问题。另外一些同性恋的专门词，如Butch［女同性恋男方］或camp［同性恋的做派和装束］，在法文中则是从英文原文借用的。

语言问题是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词汇的问题更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候，通常以invertis［性倒错］或pédéraste［男色，指对男子特别是少年进行狎玩］来指称同性恋。在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时，笔者选择重新使用这些提法，这些词反映了认同感上的细微差别，通常这正是同性恋者所要求的称谓，并无贬义的内涵。同此，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使用gays来指称同性恋就脱离了时代了。再者，为了阅读方便，我并未系统地重复使用homosexuels［同性恋者］和lesbiennes［女同性恋者］来指称这两个群体，我有时用homosexuels的普遍意义来统称两者。也许会有人责怪我的做法过于轻率，但不断地重复会使文字冗长。最后，称呼某人homosexuel［同性恋者］或lesbienne［女同性恋者］并不意味着其本人自认如此。

引　论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性爱在人类社会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然而，性爱的历史却是一门新历史〔1〕。其范畴并不确定，处于几个学科的交汇处——历史、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医学，这门历史仍在寻找自身的定位和深层含义，这无疑是因为它处于羞愧的静默和不知趣的喋喋不休的中间位置，谈论性事总是负罪的或是挑衅性的，很少有中立客观的谈论。确实，性爱不是脱离环境的固定材料，恰恰相反，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反映社会的力量关系、基础神话、潜在张力和不能克服的禁忌。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性爱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对应着一种对性爱的不同态度。性爱的观念并不仅仅由文化决定，同时也是由阶级和性生殖（gender）决定的。所以，所谓“布尔乔亚”性爱的传统结构即一夫一妻制之异性爱家庭。可以对其进行经济的考察（女性不工作），意识形态的考察（女性没有独立的性爱，应该体现“永恒之女性”的形象，适从自己的妇女“角色”），政治的考察（家庭是社会中的一种稳定因素）。自从19世纪末起，这一循规蹈矩的模式就从中产阶级散播到工人阶级中间，是通过资产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大举教化来进行的。这种对性爱规范的过于褊狭的界定导致了将所有不合于这一结构的所有性爱形式纳入不正常的范畴。由此，在宗教、医学、法律和道德的合成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明确的反常类型；儿童手淫、歇斯底里妇人、天生娼妓、同性恋。

性爱历史与普遍历史的许多领域相关，必会涉及风俗史、心理史，尤其是人类想象和表现的历史，也会触及医学史、法律史、警察史、宗教史，当然还有政治史。经常，文学艺术史会揭示这一问题的许多重要侧面，语言史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能将对性爱的态度涵盖在一种整体视角之中。在人的心中，性爱触及一切的活动和一切的思想。性爱的历史，同性恋的历史，是一种整体历史，并不能够仅仅定义为社会史。性爱史揭示性爱中一些看起来相距甚远的领域，而且借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时期的特异性。这笔财富也同时构成了其自身的困难，材料是繁复多样的，并无彼此的直接联系。综合性的工作要求史家向陌生的领域探寻，比如医学和人类学。比如对于任何心理史，史家应极力避免将较晚时期的思想方式加之于欲研究的人群，而且还应该充分意识到因其自身教育、性别、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出身和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偏见。除了这些困难，还有材料的中立性的问题。在心理、表现和公众舆论的领域，我们始终是在与主观性的资料，与个人的见证打交道，对于这些材料有时是难有结论的。大量使用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见证同样会导致不自觉的偏离。尤其，对于像同性恋这样的问题，经常会遭遇到沉默、缺少见证或虚假证据。所以必须谦虚地承认性爱的历史，尤其是同性恋的历史，不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的中立，甚至不能够获得大概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是放弃。至少可以寻求、表述和分析一种最小的真相。这正是笔者在此尝试做的事情。

同性恋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其中的性吸引指向一个同性别的人。这是最起码的界定，却要涉及多种问题〔2〕。确实应该明确这样的定义会涉及“谁”，我们是把只受同性吸引的人视作同性恋，还是将同时受两个性别的人吸引或者与两个性别都发生关系的双性恋包括进来？这是实在的问题，因为出于社会强制，许多同性恋者过双重生活，表面上看是异性恋的。而且，承认一个人是同性恋者，必须是说他跟同性发生性关系，而他感受到的同性的纯粹柏拉图式的吸引并不算数？这一问题也至关重要，“同性恋者”（homosexuel）是最近发明的名词，对18和19世纪男人间或女人间的那种激烈的友情并不恰当。然而，这些个人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是否足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之外呢？

这些问题处于同性恋研究的核心位置，对之不同的回答往往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同性恋活动分子的文字中采用的对“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非常狭义的界定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意愿，欲把同性恋社群凝聚在与异性恋社会完全对立的一种明确而且是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之下。这种现象是少数群体对含有敌意并对之不能理解的多数的一种回避和弃绝。所以，苏珊·卡文肯定地说：“对女性感受的女性描述在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分离主义女同性恋那里得到完美表达。” 〔3〕在这一观念中有不可否认的正确性。同性恋史直到最近仍是未知之地（terra incogita），极少在历史中提及“同性恋者”（homosexuel）或“女同性恋者”（lesbienne），有的也只是为某一外传添油加醋或者是对历史上摒弃的人物加上些疑点。靠着杰弗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莉莲·法德曼（Lilian Faderman）和克劳迪娅·朔普曼（Claudia Schoppman）等历史学家的卓越著作才得以披露社会史中被完全隐晦掉的这一方面。法国尤其欠缺大部头的著作，在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特别薄弱。另外，许多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完全忘记了对女同性恋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零零碎碎的。

然而也不应该堕入相反的极端。同性恋社群自述历史的意愿是可理解的，但有时会导向一种“报复性”的历史，自己缩进隔离区里，根据对排他性的“同性恋”概念的接受程度来评判好坏。如果考察两次大战之间，这样的态度会对某个人物或某个人物的同性恋行为展开无聊争论。比如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可被看作完全的女同性恋者，几乎是同性恋运动的活跃分子，是她同时代女同性恋者的楷模，但有其他人拒绝这样看，因为她结了婚而且她从未自承是女同性恋。两种立场都是要不惜一切地否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将之简约为一个预先界定的概念，因为这对这个或那个阵营有利。这就清楚地出现了两种危险：“同性恋”的概念在个体经验的无限差异中冲淡或是“同性恋”与其他人群分离，使这一名称只能指向满足“同性恋”的所有政治标准的个人的非常局限的群体，即排他性的吸引、完整的性关系、自承其身份、公然的战斗精神。

同性恋史经由普遍意义的同性恋行为与同性恋认同的划分，后者是特别意义上的、有时代性的。同性恋者被同性吸引也好，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也好，并不由此来定义〔4〕。同样，社会也并不以人的性行为来区分个人。“同性恋”（homosexualité）这个词本身完全是由所处的时空决定的。这个词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并渐渐取得认可。似乎是匈牙利人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Karoly Maria Kertbeny）在1869年创造了这个词，后通过医学研究流传开来。在那之前，社会是只论行为不论人的。鸡奸在很多国家都判以刑罚。从19世纪末到1939年，“同性恋”这个词都很少使用，渐渐地才得到认可。同时竞争的还有其他的词，特别是inverti［性倒错］和uraniste［男子同性恋］。词汇的变迁并非无关紧要，相反证明了社会和同性恋者本身对这一现象的观感的变化。直至19世纪末，只有一些贬义的或辱骂性质的词被用来指称同性恋者，“同性恋”作为行为并未与鸡奸相区别。医生采用“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是为确定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客观看法、他们的科学研究和不存偏见。通过采用这个词，同性恋者完成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但也带来了沉重的后果，他们将自己纳入了科研和医学的范围，好像把异性恋社会赋予这个词的定义一股脑接受过来。由此我们明白gay［同性恋者］这个词的流行标志着20世纪后半叶的一次重要演变。选用gay标志着要与homosexuel的负面和依附性含义有所区别的意愿，要以一种自由的语言纯粹以群体为基础来重新确认同性恋的身份。

同性恋的历史并非性行为的历史，性行为差不多是没有变化的〔5〕，同性恋史主要研究同性恋者和社会的关系，考察同性恋者为确立自身身份所作出的回应。同时，我们就同性恋身份发出诘问，根据性行为来划分个体的类别是否具有有效性。因此我采用了对同性恋的一种宽泛定义。我认为任何有同性依恋的人即便其依恋只是暂时的或纯精神的，都跟我的题目有关，而且在对同性恋的表现和阐释方面，我广泛发掘了“同性恋爱慕”（homoérotisme）的主题，即是指混沌地，甚至是毫无意识地受同性的吸引。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选择比较方法对同性恋进行研究显得是无谓的繁复。为什么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做穷尽式的研究？这一选择是经验总结的结果。在从前的研究中〔6〕，我将研究集中在英国（1919-1933）的同性恋问题〔7〕。但英国同性恋者的命运明显受到德国榜样的影响。所以对这两个国家应该做平行研究。但在我当时的阅读中，对法国的描述只是次要性的、轻描淡写的。这显得很奇怪，而且不合逻辑，20年代的法国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构成欧洲的一个恒定参照，有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影响就足够了，所以理解法国的特殊性显得尤有教益。因此，从这有代表性的三国的事例出发，可以勾勒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全貌，确定一些模式，掌握其间的互动关系，也许可能分辨出一种共同的土壤，三个国家思考和经历同性恋的共同方式。这一视角显得比国别研究更富有教益，国别研究不利于研究外来影响，不能够把特殊性从普遍性中分离出来。而且，所选择的国家被认为是有可比性的。这三个国家都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重要地位。三个国家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个国家都因之受到动摇，而德国的处境更为特别。战争之后，三国都是有议会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最后，三个国家处于在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上的相互的持续影响中。所以对三国进行对比研究并非是随意的。

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在长时段内展开。许多著作试图囊括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今日的同性恋史，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是可以轻易约简的，对于变化的考察以世纪乃至千年为单位。在中时段内研究同性恋问题违逆那些迅速的变化和各阶段的真正特色。我希望自己能够证明同性恋是历史现象，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只有借助内在于和外在于同性恋团体的事件来观察才能了解。对于阶段的选择应该说其决定性是不言自明的。从英国的例子，我确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概念都是一个关键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当时未被人知的同性恋解放阶段，其反响以零碎的方式延续至今，在同性恋文化中被广泛神化。然而，20年代同性恋团体并未有大的成就。甚至，在30年代的德国出现反同性恋的打压，在纳粹统治下尤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连同性恋黄金时代的提法都消失了，同性恋者在集中营的命运也成为禁忌。20年的同性恋生活被掩埋。事实上，直至最近一段时期，同性恋史研究几乎完全掩盖了两次大战之间的事实，而优先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或者是二战之后。这种方法开始受到质疑，而两次大战之间在同性恋史上的特殊性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视角的翻覆应归功于德国史学研究。将同性恋者送进集中营、对同性恋者进行的一些医学实验为德国同性恋史蒙上阴影，研究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法国和英国，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所以，对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是重要的。〔8〕

诚然，同性恋史的研究并非一项简单任务。到目前对同性恋史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人开展的，因为同情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是在“男女同性恋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的框架里进行的。这种历史主要关注运动的形成和同性恋的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的波动与艾滋病的联系。但是，一些男女同性恋作者执著地寻找同性恋生活方式在过去世纪的印记，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也是同性恋作为概念而诞生的时期。在欧洲，这方面研究较少。英国得益于美国潮流而发展自身的研究。同样，作者们对最近的时期更有兴趣。对于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形成理论著作不断增加。有关较前时期的研究著作还很少。我们主要提一下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的著作《初现峥嵘，19世纪至今英国同性恋政策》（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是对英国同性恋问题的有益总结。在德国，我们已经提及年轻一代致力于完成一部完整的德国同性恋史，能够说明魏玛时期的辉煌和纳粹的镇压。在法国，70年代在居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和米歇尔·福柯的引领下，涌现了大量理论著作，但并未由此引导出名副其实的历史研究。〔9〕目前，战后时期开始得到研究，但此前的年代还普遍不为人知。

对任何同性恋史研究者最主要的问题都是资料的收集。医学的、文学的、自传的、论战的，材料丰富而且容易获得，虽然一些两次大战之间出版的论及同性恋问题的德文著作已经亡佚，或因希特勒掌权而焚毁，或毁于轰炸；而且尚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时代的直接见证稀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民意调查，而媒体也很谨慎。司法和警察资料往往前后不一，而且存在空缺。某些主题的资料丰富：同性恋生活空间，同性恋运动，尤其是公学中的同性恋。同样，医学著作中有大量论述，小说数量众多，知识分子和名人的自述也洋洋大观。不利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同性恋我们较少了解，民众的反应也不尽可信，因为都是间接的报道。媒体通常都保持缄默，通过这个途径来研究必然有误。对女同性恋的研究受困于材料的零散，各个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关于男同性恋的见证和文书都多于女同性恋问题。我曾尽可能来保持平衡，但并不甚成功。正如大家所见，女同性恋造成的社会问题较少，所以争议也少。而且，许多女同性恋者都能谨慎生活，并未曾寻求见证她们的经验。然而，目前对女同性恋的研究正飞速发展，著作在不断增加，证明了这个问题深究的可能。

总之，在20年的时段中进行对比研究不能够涉及更细小的地区差异，这一点是很明了的。关于同性恋的场所研究，还是偏重大都市。都市集中了主要的同性恋活动，构成了一个好的观察点。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外省或乡间不存在同性恋，恰恰相反。但我们能得到的见证少之又少。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对外省城市进行研究。同性恋史的地区性研究在德国已经很好展开，这对心态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余下来就是关于警察和司法材料的问题。这方面研究的重心倾向于英德，特别是德国。英国的资料不可谓不少，但不能由此描绘出对同性恋镇压的规整画面。材料构成主要是司法统计、同性恋诉讼的报告、庭审记录和警方对该问题的备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研究无疑可以深入挖掘材料和确定地域性的细微差别。而德国的档案材料异常丰富。最大的不足则是分布零散。所以，只好限定于几个全国性的事件。一些德国研究者已经对单独城市做出了杰出的研究，科内莉亚·林普里西特（Cornelia Limpricht）和于尔根·缪勒（Jürgen Müller）对科隆的研究正是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法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大打折扣的。法国情况特殊，同性恋并不受二三十年代法国法律的惩治。所以很正常，找到的资料也少。但是，关于海员中同性卖淫的一份案卷的发现还是证明了对同性恋者的半官方的监控。可惜的是此刻还未有更多进展，在国家档案馆和警局档案中的研究都没有收获。

有些材料很少被利用，比如口头见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生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者取证是费力不讨好的。相关的人的数目有限而且所涉及的年代较远，涉及的问题也极具主观性，研究起来要倍加小心。一些对事实的歪曲，即使是非自觉的，都会使回忆的可信性受到影响。所以，我更倾向使用书面见证和已经经过整理的口头见证，对它们进行批评性阅读。对报刊材料要珍惜使用。那些同性恋刊物都经过系统的梳理，至少是那些存留下来的期刊。其中一些仅存留一两期。我选择梳理数量有限的报刊，鉴于留存材料的众多，操作起来确实是繁重的。我对于每个国家的一种全国性报刊进行梳理作为我的参考。另外，对一些特别的点我也使用一些其他报纸。鉴于研究规模的宏大，不可能对每个国家的所有报刊都系统地梳理。这一研究领域是开放性的。更可以借助报刊分析形成对同性恋问题的政治学的阅读。这些研究在德国已经开展，左派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也梳理了一些当代刊物，例如《同性恋新闻》（Gay News）。电影的材料采用得很少，除了那一时期几部象征性的电影。

所采用的许多作品都需要批评地阅读。这主要是些回忆录和同性恋者撰写的一些回忆集子。材料是珍贵的，因为对于同性恋生活方式来说这是不可替代的资料，但仍应慎重对待，尤其是当这些作品是在事隔多年后才撰写的。如同口头见证，时间的久远会导致事实歪曲。一些见证所体现的立场并不构成阻隔，其本身就是分析的对象。同样，那个时代的文学也被大量使用。但我的研究并不仅仅以文学材料为中心。对同性恋史研究者的常见的批评是他们由于缺少档案材料而把同性恋史研究窠臼于文学范围，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其有益的信息来源。作家是时代的见证，同性恋作家带有自身对情势的体察，异性恋作家则反映舆论的倾向，所以不应该借口客观性而排斥文学。而且，其中的立场的采取与最中性的分析都同样有揭示性。文学作品还没有得到重视。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与最糟糕的列车文学汇于一堂，各自对不同的读者散播自己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我的研究并不奢求一网打尽。所得到的结果无疑会因为司法和警察档案的开放以及新的私人见证材料的发现而部分地得到修正。即便如此，我认为自己已经汇集了相当丰富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我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坚实的、多样的、可信的，可以保证我研究计划的进行。有大量的材料需要梳理，而且主题所涉及的三国比较要求我多次往返于英德。我希望这份研究可以阐明我认为是在一个关键时期的主题，一个人们对其缺乏认识的主题。我还希望，除了揭示三国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还能告诉大家同性恋问题并非只是性爱史的一个次要部分，它在社会形态和表现的历史上自有其地位，它作为一种吸引或反感的作用揭示一个社会的幻想和恐惧。当然，我并不企图仅仅借助性爱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纳粹问题和二战的发生。显然，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我们也不同于心理学史，尽管有时借助心理分析的假设也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同性恋史研究应该把舆论的恐惧和政府的恐惧区别对待，也许应重新估量性幻想在社会想象中的分量。

注释

〔1〕　见《政治与社会科学史》，Denis Peschanski, Michaël Pollak, Henry Rousso: Histoire poli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Bruxelles, Complexe, 1991，共285面；Jacques Le Goff主编：《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8，共334面。

〔2〕　此处不能涉及对同性恋的各种理论的具体分析。一般了解，参看福柯《性史》卷一《知的意愿》，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211面；英美理论综述见《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Kenneth Plumm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res, Hutchinson, 1981，和《同性恋概念的建构》，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同性恋欲望》，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2也很有益。关于同性恋起源的人类学研究综述见《同性恋的多个面孔》，Evelyn Blackwoo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3〕　《女同性恋起源》（Susan Cavin, Lesbian Origins, San Francisco, Ism Press, 1989）。

〔4〕　或者是由于根本不了解“同性恋”的概念，这正是19世纪末之前的普遍情况；或者认为这只是自己个性中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也是20世纪前的通常态度；或者断然拒绝被用“同性恋”来指称：例如许多男妓和囚犯因为他们的处境而有同性恋行为，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异性恋的。词汇的问题很重要，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可能承认自己喜欢男人，但却不接受“同性恋”的标签，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娘娘腔”的意思。

〔5〕　当然这种确信是相对的。存在不同的性方式。比如在英国同性恋关系就在演进，在维多利亚时期恋童癖大盛。相互手淫、口交、腹部性交经常比肛交更受偏爱。

〔6〕　《同性恋在英国》，Florence Tamagne: L'Homosexualité en Angleterre, 1919-1933，由Anthony Rowley指导的博士预备论文。

〔7〕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对同性恋并没有类似法律。而且从心态上看，那里明显有特殊性。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少资料。

〔8〕　但是我不想涉及二战期间的同性恋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题目。冲突深刻改变了平衡，导致特别的措施。

〔9〕　举出几部分量和规模不等的著作，《同性恋的种族：一个世纪的同性恋形象》（Ep是颠倒构词的切口，来自pédé，pédéraste意为男性同性恋——译注），Guy Hocquenghem: Race d'Ep. Un siècle d'images de l'homosexualité（1979）；《法国同性恋运动》，Jacques Girard: Le Mouvement homosexuel en France，（1981）；《毫不含糊的选择：对于女子之间情爱关系的历史研究16-20世纪》，Marie-Jo Bonnet: Un choix sans équivoqu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entre les femmes, XVIe-XXe siècle，（1981）；《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索多姆的火刑》Maurice Lever: Les Bûchers de Sodome（1985）；《玫瑰色与黑色》，Frédéric Martel: Le Rose et le Noir（1996）。

上　编

短暂的辉煌：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年代

——介于风流浮华和积极斗争之间的同性恋者

“性，性，性，只要性和爵士乐就好。”

——T. C. 沃斯利在《穿法兰绒的愚人》

中引述他父亲的话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20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同性恋的神话中，大战的结束开启了新的自由、同性恋运动的蓬勃、柏林同性恋亚文化非凡地多样性。一个出奇摩登的新世界离我们很近，似乎经历过短暂的辉煌。这是欲望的投影抑或历史的真实？这一“黄金时代”确曾存在过么？

诚然，自由的倾向已经勾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公众舆论之中，而在20年代得以成形。同性恋者与其他人一同享受到战争后欧洲宽松的气氛。在战胜国，时代是乐观主义的，是追溯过往的，在隐忍之后人们想要笑，想要乐，更容易宽容特别性取向的表达。20年代同性恋解放有多重来源，在历史上可以纳入19世纪末运动的大方向，试图借助医学理论的发展使公众舆论发生演进。同性恋解放还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和大战冲击的印痕，这些奠基的事件都根植于同性恋的记忆之中。解放依靠一种颠覆文化，创造自己的准则，确定自身的地域。语言、服装、俱乐部、勾搭技巧构成同性恋行为认同的基础，也是同性恋解放的基础，所谓解放根植于一种神话的语境，但也并非不真实。

同性恋记忆：1869-1919

同性恋史上成为神话的日子中有几个特别重要，比如1969年6月27日夜的“斯通沃（石墙）酒吧”事件（Stonewall）。另外一些比较任意，但是却见证了一种想把“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历史纳入身份认同的视角的合理愿望。1869年，匈牙利报刊作家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Karoly Maria Kertbeny）第一次使用了“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这是一位无名者的回忆录，向普鲁士司法部长莱昂哈特（Leonhardt）博士要求废除刑法中“反常性行为”的条款。虽然这一名词经过了数十年时间才得以确立，但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日子宣布了断裂，使得鸡奸者作为反上帝的罪人与作为反社会罪犯的同性恋者清楚地区分开来。事实上，1869-1919年间可被视作同性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根基。

丑闻的时代

在同性恋记忆的奠基神话（迷思）中，那些19世纪末的丑闻占有特别位置。这些丑闻实际是在一种矛盾的语境中爆发。因为得益于城市化、匿名的保证、医学理论的发展、社会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舞台”乃至同性恋圈子开始形成，反同性恋的立法也加强了，道德秩序的反弹也有了借口。事实上，这种暧昧难明的情况在英国和德国表现得最清楚，法国则以某种方式受到连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局限于一些精英圈子（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前卫派）的同性恋运动和公开社交。英国20年代性解放的先驱者为“新异教徒”（Neo-Pagans）。这一知识分子团体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小圈子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一度辉煌。乔治五世时期的文学明星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周围聚集了贾斯廷·布鲁克、雅克和格温·雷夫拉特、弗朗西丝·康福德、凯瑟琳·考克斯（“Ka”）和奥利弗四姐妹（玛格莉、布莱恩西尔德、达芙尼和诺埃尔）。他们聚集剑桥乡间的格兰德切斯特，试图通过创立一种乡村神话来超脱现代主义，他们基于身体崇拜、运动的自由、“天体”主义（nudisme）、男女混浴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坦诚态度和自由争论性问题为基础，“新异教徒”建立了对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一种新观念。这种对社会成见的抛弃却仍然与妇女婚前严守贞洁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挫折和压抑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代表着一种遁途。鲁珀特·布鲁克在“公学”和剑桥大学都有过同性恋经验，〔1〕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获得性满足的方便快捷的方式。他与德纳姆·拉塞尔－史密斯保持的这种意义上的关系是引人注意的。他在一封信中向詹姆斯·斯特雷奇详尽披露了其中种种〔2〕。他对性行为的描述所表现的超脱和自由表现出对性爱和同性恋问题的一种全新见解。享乐超越了道德禁忌成为可能。鲁珀特·布鲁克与德纳姆从实践“公学”男生的种种恋爱游戏开始：“德纳姆和我，许多年来我们相互搂搂抱抱，直到一个平静的夜晚我一言不发地在黑暗中替他手淫，就在两间宿舍最小的那间里。” 〔3〕德纳姆来与鲁珀特消磨假日，是鲁珀特决定付诸行动：“我完全清醒地决定第二天晚上动手。我根本不知他会怎样反应。但我想乐乐，还想看看自己怎样摆脱作为处男的耻辱（在我看那是种耻辱）。” 〔4〕鲁珀特·布鲁克没有表达丝毫悔恨，只是害怕他的同伴会拒绝他：“一些平凡的念头扫过我的脑际，就像伊丽莎白朝代关于‘床单舞’的玩笑，我希望他喜欢。我只用第三人称想到他。” 〔5〕由此，同性恋不再被视作误入歧途和禽兽恶行，反而被视作性爱形式的一种。虽然“新异教徒”因为其精英特色而并未对英国社会有可观的影响，但他们却在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输入一种新思想。他们关于把身体从清教徒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理想将会在大战后重生。1915年鲁珀特·布鲁克在前线阵亡大大动摇了维多利亚朝社会。他成为所有为国捐躯的青年士兵的象征，传播了神采动人、金色头发和天真无邪的理想青年形象，这种理想形象在战争之后则屡见不鲜。谢里尔·谢尔的摄影作品使“英国最英俊小生”的形象得以不朽，体现了“视觉影像紧跟危难中的民族需要”。〔6〕在仍然深受清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背景中，这一崇拜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是同性泛爱。

法国的巴黎享有快乐之都和宽容之港的美誉，尤其是在国外。高雅的女同性恋者大多来自美国，她们把“塞纳河上的莱斯博斯岛” 〔7〕作为她们的天堂。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那莱塔·辛格的沙龙〔8〕是巴黎同性恋的一个中心。她22岁嫁给路易·德·塞－蒙贝里亚尔王公，很快便离婚。她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希望能独立。让·洛兰在其《德·佛卡斯先生》中对她作了嘲讽的描述：“一个亿万美国富婆，其最大的不检点就是与一位太过漂亮的女朋友在剧场抛头露面。” 〔9〕她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的朋友，她遵从他们的建议再婚以便确定社会地位。她嫁给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他也是同性恋者。她很快便开始结交上流社会，并吸引众多作家，尤其是普鲁斯特。她出生于美国，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十分了解。她是亨利·詹姆斯的朋友，是她让巴黎上流社会发现了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爵士并引起轰动。矛盾的是，恰恰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普鲁斯特回避他们，认为他们“堕落”！他们张扬的同性恋行为引人注目，使人相信一种新的宽容。萨芙之爱合乎潮流，尤其是在上流社会。牵涉其中的有奥尔塞伯爵夫人、维奥莱特·缪拉女王公、克莱蒙－托耐尔公爵夫人、卡特琳·波尼亚托夫斯卡女王公、范·翠乐恩男爵夫人，当然还有波利尼亚克女王公自己。著名的交际花们维系着女子之间的联络，如莉亚娜·德·普吉、艾米莲娜·德·阿朗松、莉亚娜·德·朗西。文学界更是有很多女同性恋者：娜塔莉·巴内（Nathalie Barney）、勒内·维维安（Renée Vivien）、安娜·德·诺瓦耶（Noailles）、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艾丽斯·B. 托克拉斯（Toklas）、韦尔农·李（Vernon Lee）当时都生活在巴黎。巴黎吸引众多侨寓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都市中寻到了特别的自由，女同性恋的圈子已经高度组织化。雅各布街22号的娜塔莉·巴内家的沙龙是巴黎女同性恋的胜地。〔10〕在那里可以找到众多文学名流，保罗·瓦莱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埃兹拉·庞德、纪德和普鲁斯特都是座上客，还有巴黎女同性恋的精英罗曼娜·布鲁克斯（她曾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有染）、多莉·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柯莱特、伊丽莎白·德·格拉蒙、鲁西·德拉吕－玛尔德吕、拉西尔德、格特鲁德·斯泰因、玛丽·洛朗森、玛格丽特·尤瑟娜尔、梅塞德斯·德·阿科斯塔、西尔维亚·比奇、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多萝西·伯西（利顿·斯特雷奇的姐姐）、玛塔·哈里、埃德娜·圣文森·米莱和伊迪斯·西特维尔。圈子成员生活富足，有来自各国的世界公民，多是文人或者有文学抱负，而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讲这个圈子是精英主义的，对其他的社会阶层通常一无所知。法国象征着一种耀眼的、戏剧化的、有时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性恋，却很少卷入社会和政治活动。由于没有法律的镇压，同性恋者似乎是融入社会的。但这种世外桃源的看法并不正确，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属于上流社会，默默无闻地在外省生活，同性恋仍然是需要隐藏和缄口的污点。

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从19世纪末就可观察到同性恋聚集成团体开展运动，比如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和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的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致力废除《刑法》第175条，该条款对男子间的“猥亵行为”处以5年监禁。他们各自的报刊《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和《唯一者》（Der Eigene）分别于1899年和1903年开始发行。这种特殊性表明1914年前的德国已经牢固地建立性爱自由的声誉。到德国旅行通常是大学生活的一站，经常是猎奇的借口。因此，鲁珀特·布鲁克于1911年去了慕尼黑，那里是当时前卫艺术的胜地。但却是在柏林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同性恋生活空间，酒吧、俱乐部、聚会场所，有男性的，也有女性的。1905年，同性恋已然是一个时髦话题，受到讽刺小报的幽默对待。慕尼黑的《青年》（Jugend）周刊一幅漫画描绘一个德国资产阶级家庭接待人口普查员。普查员问家长：“你们有几个孩子？”母亲回答说：“两个女儿、一个男孩、一个同性恋，还有三个几乎是同性恋。”漫画标题《人口普查，现代风格》。

在这三个国家，清教徒的反弹借助一些重大丑闻动摇了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在英国，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诉讼和宣判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11〕。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称他为“鸡奸犯”（Somdomite），奥斯卡·王尔德随后提出毁谤名誉的诉讼。诉讼于1895年4月3日开始，很快转为对王尔德不利，几个年轻的男妓被传召出庭作证，诉讼以侯爵无罪结束，但却展开另两起诉讼，4月26日和5月22日，王尔德被控告有伤风化和鸡奸。5月25日，他被判处2年监禁，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的热烈欢迎。〔12〕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被告为知名人士，而且造成了丑闻，这是困扰英国维多利亚朝的道德恐慌的一个爆炸性事例。对王尔德的判决是清教徒的胜利，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德行者”的形象，是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接之而来的是对同性恋有预谋的沉默，意图保护家庭道德。我们在《柳叶刁》（Lancet）上读到：“尤为重要的是，此类事情不得在街巷谈论，对少年男女不宜。” 〔13〕为避免此类丑闻重演，霍尔斯伯里受到保守派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支持，使议会在1896年通过《风化案庭审记录发布条令》，禁止公布与同性恋相关的庭审记录。索尔兹伯里认为：“显然，公开此类案件庭审细节会引起对罪行的仿效。” 〔14〕矛盾的是，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引发了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意识。案件确实披露了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的存在。王尔德与小学院街13号一个公寓中的男童卖淫网有牵连。这并非此类事件首次发生，早在1889年和1890年就有一些年轻电报员牵涉在克利夫兰街丑闻案中。〔15〕

在德国，同性恋问题从1907年起越来越重要，威廉二世的帝制突然受到一系列丑闻的冲击。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前景》（Die Zukunft）报上指控皇帝的两位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贝格亲王和库诺·冯·莫尔特克伯爵是同性恋者。这一事件有双重起因，意图通过在威廉二世周围散播怀疑以使君主失信，而且还对德国外交政策表示质疑。奥伊伦贝格和莫尔特克被怀疑向法国驻柏林使团一秘雷蒙·勒孔特提供情报。一秘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他将德国在1906年1-4月间摩洛哥危机中的欺诈行为汇报给法国外交部。〔16〕事件无疑有政治起因，威廉二世的顾问也是他的挚友奥伊伦贝格是反对帝政的外交官，赞成与法国接近。他很快便引起军人和俾斯麦信徒的反感。由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组织的反对他的运动以集中攻击其同性恋行为来作为毁伤他的仕途和影响的便宜手段，而且还能间接削弱皇帝。看起来哈登的确掌握了威廉二世同性恋行为的许多丑闻资料，但他宁愿不用。很清楚，同性恋指控只是政客们行动的幌子。同样，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同性恋的攻击也经常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哈登起先敲诈奥伊伦贝格，以揭露其私生活威胁他于1902年退出公众事务。但是，奥伊伦贝格在1906年再次涉足政界，由此引发反对他的行动，牵涉到当时的柏林卫戍司令库诺·冯·莫尔特克将军。这次行动也有可能是在军界的压力下发动的，军队自身也刚刚由于同性恋丑闻受到动摇。面对指控，皇帝要求莫尔特克辞职，奥伊伦贝格也被迫离开外交界并交出勋章。如同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案件互相引发。莫尔特克反诉哈登。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领导人阿道夫·布兰德指控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与他的秘书有染。比洛以毁谤反诉。莫尔特克对哈登的诉讼于1907年10月23日开始，很快引起轰动。莫尔特克的妻子对丈夫的性行为作了惊人披露，希尔施费尔德被召作为专家出庭作证。他确认莫尔特克“无意识的取向”可归为同性恋。这一证言的目的在于揭露政府的虚伪，对高层人物的同性恋行为视而不见，却判决其他人。这一策略没有什么成效，10月29日哈登被判无罪，新的诉讼开始了，首相比洛控告布兰德毁谤。布兰德被判18个月监禁。稍后，医疗专家确定莫尔特克的妻子歇斯底里症，希施费尔德撤回自己的证言。哈登被判处4个月监禁。出狱后，他重新开始反奥伊伦贝格的行动。奥伊伦贝格案件未能结束，因为亲王病重。他死于1921年，与莫尔特克不同，他没有得到平反。奥伊伦贝格案件造成对同性恋的严重偏见。奥伊伦贝格失宠而破产，报界和公众此后将同性恋者与民族叛徒联系起来。犹太同性恋者希施费尔德的介入加深了对于这两个集团密谋颠覆国家的想法。反同性恋的游行多了起来，经常与反犹太人、反女权、反现代主义的运动联合在一起。对同性恋的指控和宣判增加了。德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这些黑暗时日遭遇严重危机。对WhK的经济支持在1907和1909年间削减了三分之二。希施费尔德的介入肯定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一直以来支持他的富裕同性恋者害怕会受到同样的指控。〔17〕

三国间的交互影响从世纪初就很明显。同性恋的世界已经具有统一性，虽然是表面化的，但却是真实的。在法国，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的沙龙承受了清教徒风潮的反击。接连的丑闻在这个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国籍混杂的圈子里造成很大反响。1895年的王尔德案件深刻动摇了这个唯美的、行事乖张的群体。一些人墙头转向，彻底加入卫道潮流，奥克塔夫·米尔博与唯美派反目，保罗·布尔热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与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接近。1903年，阿尔福雷德·克虏伯自杀身亡。同年，孔多塞中学丑闻之后，德·阿德尔斯瓦德－费尔森男爵在巴黎被捕。1907年，奥伊伦贝格事件。米歇尔·德·考萨认为“整个欧洲的同性恋共济会都受到波及”。〔18〕事件的反响是极其可观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仍有著述论及。〔19〕普鲁斯特也不忘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记上一笔：“先生，在一些男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共济会，我不便对您讲，但目前其成员中有欧洲的君主，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皇帝，他幻想治愈他的痼疾。这可是严重事件，可能会让我们开战。” 〔20〕法国报界开始将同性恋称为“德国病”。柏林被戏称为“施普雷河上的索多姆城”（柏林别名叫作“施普雷河上的雅典”。——译注），德国人被叫做“奥伊伦贝格人”。在小便池边，同性恋的暗号有了新形式：“您说德语么？” 〔21〕

战前的丑闻持久地影响同性恋的想象。这证明了同性恋解放尝试的脆弱，受到变幻不定的舆论的左右，舆论顾及体面，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为了拯救民族的“罪行”而牺牲这些理想的牺牲品。这也向孤立的同性恋者揭示了同性恋网络的存在，同性恋文化正在成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这些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20年代同性恋想象的主要创始神话。两次大战之间的矛盾倾向源于世界性的冲突，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和平主义与军国主义、雄武与雌媚的冲突。这种暧昧不明产生于围绕着同性情爱概念的混乱，概念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它与行伍情谊、英雄主义、阳刚之美、雄武之气相关联，但同时又可以作为怯懦的、变节的、无力的、雌媚的化身加以贬斥。而且，虽然一次大战对于20年代的同性恋群体可能唤起男性友谊的时光，发展对美好牺牲的怀恋，但同时也反映出歧视妇女和军国主义，在反民主的运动和宣扬雄性暴力中体现出来。同样在公众舆论中，自由倾向在战后的享乐意愿中壮大，而与之对立的镇压倾向却将同性恋与堕落等同起来。

同性恋者，祖国的叛徒

战争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弱点。1914年起，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面对对手的威胁。不论在德国、英国还是法国，精诚团结表明了对民族价值的回归。战争没有给少数人留下位置，任何的越轨行为都是可疑的。同性恋成为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们选中的目标。在德国，同性恋运动在谨慎的沉默中消失。个人受到谣言的左右。D. H. 劳伦斯《袋鼠》中的主人公理查德·萨默斯的特点是体质羸弱不能扛枪、受社会主义蛊惑、性取向不明。他成为一个科努瓦耶村庄里的替罪羊，每个村民都把监视他作为一种责任。他后来不得已逃到伦敦，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泄愤的对象。〔22〕

在英国，战争很快成为清除国家所有污点尤其是性事方面污点的大好机会。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1914年仍然记忆犹新，他是旧时代颓废的象征，要让英国成为雄壮胜利的民族就必须消灭他。如果说反和平主义者的斗争是一个宣传主题，我们发现其中插入了反性错乱尤其是反同性恋的言论，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属于德国的。这是奥伊伦贝格事件的直接后果，但因此这也是把同性恋等同于叛国罪的一种方式。同样的现象在法国也可以见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精辟分析了这种由战争引起的对夏吕斯的同性恋看法的变化：“从战争开始风头就变了。男爵的性倒错被揭露，连同他的所谓德国国籍。‘德国佬夫人’、‘范·登·德国佬夫人’成为德·夏吕斯先生平常的绰号。” 〔23〕英国军方颁令严惩男子间的性关系，对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行为处两年监禁，鸡奸则判10年。对军官在判决前撤职。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军中同性恋行为仍然存在，战争期间，22名军官和270名士兵因同性恋判刑。〔24〕同性恋不仅是反对军队的罪行，而且是反对战争中的英国的罪行。平民也成为打击目标，真正的迫害开始了。议员诺埃尔·彭伯顿·比林对同性恋者发起圣战。〔25〕 1918年他发表题为《第一批47000》的文章，据他称是已知的服务于德国情报部门的英国同性恋者的数目。德国特务掌握一部黑皮书用以敲诈那些身居要职者以诈取国家机密。他在下院反复重申他的断言。他还在《阴蒂崇拜》一文中攻击女舞蹈演员莫德·阿伦，她在王尔德的戏剧中担任莎乐美的角色。阿伦控告他毁谤。比林声言“这部戏像她演的那样直接投合性变态、鸡奸者和女同性恋”，制作人J. T. 格伦选择“在民族危难之际上演这部所有堕落作品中最堕落的戏，其作者正因为这种逆反天性的恶行而遭重判” 〔26〕。诉讼是一次巨大丑闻，比林根本没有被视为被告。他将听证变成反对同性恋的法庭，以正直爱国的形象捍卫国家免于德国阴谋。他被判无罪。〔27〕围绕同性恋的歇斯底里说明了同性恋被视作对国家是不祥的和危险到了何种程度。两次大战之间，一再出现对叛国的同性恋者掌权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二战中不断加强，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由于“剑桥间谍案”于50年代达到极致。

前线，同性恋学堂

战争使男人们在极度危险中靠近，所以也是同性恋友谊发展的适宜土壤。基于此，战争是使同性恋变得平常的一个有力因素。战争审美很大程度上依靠同性爱慕（homoérotisme），通过展现雄性美、强调雄性特色来重新创造一个理想的男性社会。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圣－卢就得以利用战争来经历一场同性恋的激情罗曼史。战争表现一种理想，“想象中追寻的理想就在他最具体的欲望之中，不过蒙上了意识形态的云雾。在纯粹男性的骑兵团里，他们远离女人，他们的理想是与自己的知己共同效忠，在这里他可以为了救他的传令兵而冒生命危险，牺牲会引起手下人狂热的爱意。” 〔28〕

安托万·普罗斯特和斯特凡·奥杜安－鲁佐两人都提到“战壕里的博爱”，这是关于大战的一个典型言论〔29〕：士兵与官长在战壕中如何投契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们经历一些脉脉温情的时光。在德国，“钢盔”（Stahlhelm）组织也以同样方式维系着“前线的友爱”的崇拜。老兵联盟（UNC）的口号“像在前线一样团结”总结了这个神话，它是有真实基础的，却只是短暂的。战后，只有回忆还见证着这种神奇的团结。但是也不应该轻视这种“有限经验”的影响。斯特凡·奥杜安－鲁佐在《堑壕战士兵们》中所引用的见证揭示了强烈的同性爱慕的内涵，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明确指出过。在1916年的《潜望镜报》上：“（由于共同经历的苦难）他们互相结下深厚友谊。从共同的回忆和苦痛中发展出一种不可摧毁的联系把他们永远连结在一起。人们发现在战斗班里他们成双成对，似乎这友谊不可能毫不减弱地扩展到更多人，会由于更多人分享而减淡。人们见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大家称他们为同伴。”1916年10月的《胸毛与鹅毛笔》上：“在救护所，一个支持不住的伤员扑向他碰到的第一个担架兵：‘拥抱我。我愿和你一起死。’”

事实上，战争使一向谨慎畏缩的同性恋大发展，但同时，战争让平时会对这种关系报以冷眼的人认清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理解还是做作的娘娘腔。堑壕中结成的友谊却基于另一种逻辑，是由荣誉和共同经历为信条铸成的雄性社会。前线最平常的同性恋友谊建立在军官和他的弟兄们中间，J. B. 普里斯特利说〔30〕：“他们大多是些出身上层和富裕阶层的人，在公学就养成这方面的热情，他们欣然接受摆脱了女性繁琐的、完全男性的生活方式。”这些激情的、理想化的、没有肉体接触的友谊是由年轻人的青春、美貌和纯真引发的，通常是军官的勤务兵或随营管家。萨默塞特·毛姆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遇见年轻的救护车司机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他们成为了伴侣。J. R. 阿克利也有记述：“我的通讯员和勤务兵都是根据外在气质选定的。事实上，希望有俊俏士兵服务的愿望是许多军官中的普遍倾向，我不知道是否他们比我更多享受到这种近似父爱的关系。” 〔31〕许多军官试图通过对手下更加尽心来升华他们觉得负罪的欲望。心理学家W. H. R. 里弗斯遇到几宗案例，军官们在性欲与军中严格的责任和纪律观念之间左右为难，他们的感情在对下属命运的无私关注中得到升华。许多神经症的案例都是这种煎熬的后果。西格弗里德·萨松在诗中表达了这种痛苦，其精神性多于肉体性，负疚感与密友的死亡相关联：

但今日我忧愁满怀。坐在火旁，

火带走我的梦，化之为灰，

因为死亡使我明智、苦涩和坚强。

而我因我所失而富有。

噢，星光照在既往的原野，

还给我黑暗和夜莺。

逝去的夏日中黑暗的幸福，家园的宁静，

还有沉默，朋友们的面孔。〔32〕

战后，萨松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发展与菲力普·德·黑塞、加布里埃尔·阿特金、格伦·拜厄姆·肖尤其是与斯蒂芬·坦南特的关系。久经磨折的孔武老兵和颓废的公子哥的相遇概括了战争之后同性恋的质变。两个对立的世界互相汲取，在自身的放纵中、在反对旧秩序的不断抗争中创建新的秩序，一种“标准”的、没有限制的同性恋模式。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33〕似乎毫不困难地接受了自己是同性恋，他无疑在赴前线之前已经有所认识。在他的战地诗〔34〕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同性之爱的段落。欧文不满足于描述同伴们的英伟，他分担他们的苦痛，描述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特别纽带。虽然他控诉战争的恐怖，但他审美的视线和对男性身体的激情使他展现了前线生活的一幅别致的图景：

红唇并不如此地红

像英国亡灵吻过的斑驳的石头。

情人和他爱人的温情

与他们纯净的爱相比像是一种耻辱。

噢，爱神，你的眸子失却了媚惑

当我看到失明的双眼！

心，你从未如此火热，

如此宽广和饱满，因伤痕而伟大。

虽然你的手苍白，

比焰与冰中拖着你十字架的手更苍白：

哭吧，你可以哭泣，因为你再不能触摸它们。〔35〕

一种非常男性的视角排除了女性的介入，因为那是与后方连成一体的。从这一点来讲，欧文的态度在战后的同性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男人们因为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希望继续远离妇女而单独相处，他们已经不了解女人，而且也不信任她们。

情爱不局限在军官的圈子里，田园浪漫曲同样在战士中发展。比如普通士兵安东尼·弗伦奇对战友艾伯特·威廉·布拉德利产生激情，后者在1916年9月死在他的怀中。第一次见面，他就为其美貌打动：“我喜欢他的脸。很青春、苍白、精致。额头宽而高，嘴唇构成迷人的曲线，在腮上有酒窝。” 〔36〕士兵本身也可能发展一种对某些长官的崇拜，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剧作《但这仍在继续》（1931）中就能见到。这个时代同性恋想象的一个主题就是共同洗浴。我们见到在大多数老战士的回忆集中都看到对在长官亲切注视下裸体洗澡的士兵的描述。从中表现出带情色内涵的肉体的脆弱与外部世界残酷的强烈对比：“在较远处，一个小兵站在喷头下。这个脆弱的金发小家伙很漂亮，在阳光下如此白皙，在单调棕色的巨大空地的背景中突现出来，他本身就是广阔无限，痛苦像长矛洞穿了我。” 〔37〕

最终，战争向女同性恋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天地。许多妇女参与军事行动，主要是作为救护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提到这种想成为有用的人的愿望，单身无子女的妇女有了这种可能，得以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恐怕他们会拒绝我这样的人’，斯蒂芬小声说道。女诗人将手坚定地搭在她肩上说：‘我还不能肯定，这场战争也许会给你这样的女人带来机会。我想你会发现他们需要你，斯蒂芬。’” 〔38〕女主人公加入了伦敦的救护队，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那种团结一直持续到战后。“（女权主义者、护士）出色地响应国家号召，希望英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另一些人，她们也奉献自己最好的东西，希望她们也不会被忘记。她们看起来很怪，起码其中一些人是这样，在街上大家不会注意她们，虽然她们阔步行走，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也有点想得到肯定，骄傲和羞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她们是天翻地覆的参与者，由于自身的功绩被世人承认。虽然她们的武装带上没有武器，帽子上也没有团队徽章，但一支劲旅已经在这些恐怖的岁月中形成，而且永不会解散。” 〔39〕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些阶层中男性和女性隐藏的同性恋情感得见天日，驳斥了认为同性恋即堕落的偏见。在《世界大战中的性生活史》中，费希尔和杜伯伊斯描述了俘虏营中的生活处境。“士兵们逐个屈从于违反天性的爱情的诱惑。即使那些本性对此反感的人也逐渐被他们同伴们恳求说服，也许直到彼时他们还不知道在平民生活中有同性恋存在。” 〔40〕此类诱惑的影响在当时的讽刺报纸上也可见到，在漫画上可以看到军中明星被一群崇拜者等待，坤角装扮的士兵引发阵阵激悦。战争之后，产生波动的意识已不再能漠视由战斗引起的心理转变。但是“疯狂年代”的“性解放”还不彻底。柏林酒吧里的男妓、堕落的大城市中的同性恋者都有死亡临近、快乐将尽的困扰。相反，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神话，尤其是英国知识界的神话，是要找到一个“知己”、一个“终生朋友”。这种对特殊伴侣的绝望寻找似乎是对战时无私友情的怀恋，那时男人之间的博爱可以不受限制，不受外界、女人、母亲和姐妹的影响。

战争，同性恋的显影剂

告诉全英国人。你应该写部书告诉他们，鲁珀特，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死去的学生。〔41〕

战争留下深深的伤痕。在英国，744000人战死，50万平民因战争死亡。1918-1919年这个冬季的流感疫病导致10万人丧生。在德国，200万人在战斗中和因伤死亡。74万平民死亡包括正常死亡，这还不算出生人口降低估计有300万。但法国的损失更重，130万人在前线丧生，另外15万人死于战争，还不算因病死亡的。战争动员了800万人，只有645万生还。〔42〕但据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述，许多接到动员令的人根本没有离开过后方，老战士的数量只有100万而已。但这种老兵意识在战后影响了六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加上战争寡妇（60万）和孤儿（76万）就有750万人。〔43〕各种老兵组织维持着战壕友谊的神话，尤其是不断提醒后方的幸存者“他们有权向我们要求”（克列孟梭语）。老兵组织的和平主义主张以过去的苦难回忆和战争恐怖为依托，也在人们思想中留下心理和审美的印记。死者被定义为满怀幻梦地牺牲于战争的少年一代。如花青春遭炮火摧折的这种感觉以英国围绕鲁珀特·布鲁克产生的神话为代表。通过对青春和美貌均成追忆的少年英雄的崇拜，战后在社会的某些小范围内开辟了一条通向隐性的同性情爱的道路。对身体的崇拜因1914年大战的杀戮而准备成熟，与“再不要如此”的想法密不可分。自然主义、“候鸟”（Wandervogel）运动的发展、服饰的解放是战争摧残审美的后果，源于对肢体伤害的恐惧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身体的伤害。一种幸存者道德替代了主导的伦理价值，享受高于牺牲精神。

孤儿的数量也揭示出战争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单位的变化。比如诗人W. H. 奥登把自己的同性恋归罪于父亲战争期间不在家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则是父亲的阵亡。虽然片面而且还需要加以心理分析，但这样的解释也讲得通。战争还伴随离婚的突然增加，这是战时长期分居和个人不定因素的后果，但同时也伴随着结婚数量的增加。寡妇的形象不是中性的，理想中的未亡人闭锁在悲痛中、忠于“亲爱的死者”，将自己奉献给孩子。再婚的、解放的快活寡妇充当着被挖苦对象，保持着挥之不去的荡妇形象，是后方的叛徒和享乐者，在拉迪盖的小说《魔鬼附身》（1923）中重现。此外还有男女比例的失调。英国1911年男女比例为1000∶1068；1921年为1000∶1096；1931年为1000∶1088；1939年为1000∶1080。〔44〕在法国，据雅克·迪帕基耶所述，1931年法国人口中妇女人数比男子多100万。男子的缺乏被错认为是20年代所谓女同性恋大发展的原因。〔45〕

随后，与老兵的反战背道而驰，一些30年代的同性恋者在1914年还是孩童，他们发展了一种战争神话。众多少年觉得错过了此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们被剥夺了战斗的团结，无法证明自己是男子汉。战争之后，在牛津，老学生从前线归来，满载光荣，大学的墙上镌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新生们难免失落。另一方面，从战争发展出的一些运动，比如德国的“天体”（Freikorps［裸体］）运动，以雄性崇拜和战士光荣为中心维持一种神秘的同性爱，这些可见于恩斯特·冯·萨洛蒙的作品。马克斯－勒内·埃斯1929年发表的小说《帕特诺》中叙述了“回归正常”的一幕，某些军人不能接受平民社会的价值观。30岁的恩斯特·帕特诺中尉是团队的光荣，他与22岁的出色的准尉斯特凡·基伯德秘密相爱。他们的关系引起上级的警觉。斯特凡试图说服帕特诺这种爱情是荒谬的，他将之归结于战争。“你如今仍拒绝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无力认清，因为4年来你都生活在无人地带，在营旅中、在麻木与爆炸中、在粗鲁男性和烧酒的气氛中生活。但是可以随意地给女人套上缰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46〕帕特诺在斯特凡离开后立刻自杀身亡。

暴力也成为同性恋文学的优先主题。詹姆斯·汉利的中篇小说《德国俘虏》（1930）围绕同性恋虐待妄想开发了战争主题。战争像是同性恋关系概念中所隐藏的暴力的一种催化剂。敌人既是仇恨又是欲望的对象，是和平时代可能的情人，又是敌对民族的标志。由于无法克服天性中的双重性，主人公放任于杀戮的冲动。当两名英国士兵强奸并杀死了年轻、金发、没有胡须的德国俘虏，暴力达到顶峰，这个典型片段当时颇为流行。“触到少年柔软的皮肤，埃尔斯顿几乎疯了。抚摸天鹅绒般的皮肤使他狂躁起来。也许是他的天性本就异常。他曾经否认德国少年身体的优雅，他的金发、蓝色的眼睛似乎表现了莱茵河所有美丽和韵律。这使他疯狂。奥加拉喊道：‘脱掉他的裤子。’埃尔斯顿粗鲁地撕破俘虏的长裤。在一阵沉默中奥加拉将刺刀捅进德国人的肛门。德国人号叫着。埃尔斯顿大笑着说：‘我想操这屁精。’‘那来啊！’奥加拉喊道。‘你知道，咱们来把他的鸡巴上拴上马鬃。’他们在他的阴茎上拴上马鬃，声嘶力竭地笑。随后是莫名的沉默。‘杀了这屁精！’奥加拉喊道。” 〔47〕文字暴力让人无法忍受，残酷揭露出作战引起的挫折感。士兵无法承受自己在前线显现出的同性恋行为，他们宁愿将之倾泻到敌人身上而将其彻底否定。“‘如果我们不把他毁掉，他会把我们毁了，即便是死了。’他们两人开始在尸体上跳。每个动作都在增加他们的狂怒和仇恨。视线模糊，神志模糊。被撕碎的尸体开始在污泥中消失。” 〔48〕紧接着，两人被炮弹的气浪掀倒。文中似乎集成了战时与同性恋相关的所有恐惧。性压力被推向极限，身体成为困扰，但这种对男性吸引力的发现而且还是由一个敌人引起的男性吸引力实在太激烈，让人无法接受。所有的主人公都遭毁灭，不留下丝毫出轨的痕迹，似乎这种情况的发生只限于战时。

失去的纯真是这一时期的另一大主题，以欧内斯特·雷蒙德的小说《告诉全英国》（1922）为代表。战前的同性恋以两个公学学生热烈友情体现出来（英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之对立的是战后的幻灭。战争是这种变化的显示剂。主人公雷在朋友死于加利波利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爱他。“我见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在布兰豪宿舍我旁边的床上，在法尔茅斯河上的灯影中荡舟。‘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的，是我的！！我爱着你，爱着你，爱着。’我反复对自己说着。” 〔49〕他独自意识到逝去的恋情，模糊地感到这恋情恰是因为其未知才存在。同性恋感情的尴尬在于它在沉默或不确定中才合理，一旦有了要求就会遭到贬斥。小说的所有参照都承载着同性爱的内容，能够唤起出身英国中上层的读者对一种潜在的同性恋文化产生共鸣。这本书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对青春的崇拜。同性恋成为对其他男孩的爱意和同情的表达，是一种否认其性爱特征的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的渗透。“我现在了解了他对男孩子们的感情，当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那是爱，强烈的爱。我遇见过许多类似的对青春的爱恋者。事实上，我想这本书是为他们而作的。” 〔50〕

战争标志了性生活方面的决定性转折，前线出现的情况不可能在和平重建后没有结果。由于唤醒了某些人对深藏的天性的感觉，战争摧毁了使维多利亚朝社会得以保存其道德外貌的谎言和欺骗的大厦。此后，同性恋不再能轻易隐藏在社会生活中，因为它不再是仅仅触及少数人而被视作病态或邪恶的东西，它成为每个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即使这种承认是闪躲的或无意识的，它却动摇了性道德的基础。同时，同性恋并未超越其奠基神话的限制：青春的奉献、死亡中包含的快乐、面对社会的负罪、持久满足的不可能性。这些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持续发展，对同性恋“阵线”的道德解禁也有了几分侥幸的可能。而颓废生活的拥护者也总是将同性恋的新面貌归因于战争，将之与灾祸联系起来。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颠覆的语言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是一个舞台。其组织形式并非与时代无关，情形正相反，是与时俱进的，反映时代的关切，体现流行理论。同性恋言谈、服装、勾搭方式与同性恋对自身的认识同时演进，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它经常是通过内行人才明了的方式表达身份差别和性习俗。通过这些可以洞悉同性恋生活的核心，了解其中奥秘，对实际的同性恋生活和属于异性恋的妄想加以区分。20年代同性恋舞台的张扬属于这种文化奠基神话的一部分，是在颠覆中取得力量。

同性恋言语：从slang［同性恋的隐语］到camp［同性恋的作势］

米歇尔·福柯在其《性史》中强调了语言在同性恋认同形成中的作用。他主要揭示与资产者的清教徒沉默同时存在一种放肆谈论性事的语言。性事的“话语形成”是镇压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也是一种规避绕行和颠覆的方式。性事尤其同性恋经过一种秘语的方式过滤和传递，这些现成的表达法既可以使言语合辙、不惹争论，又发布出异性恋观点的裁判。但是这同一种语言和表达也可以经由同性恋者说出，改变其属性，清空所有内容，变形成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对同性恋的谈论成为有自身规矩的自成一体的类别。我们先简要区分出同性恋语言和日常的言语、称谓和“标注”（labelling）。

谈论同性恋语言有些时序的错误。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当时除了在一些德文转译的医学著作中出现外，很少在同性恋者中使用。许多“同性恋者”对这个词的意思一无所知，对之并无认同。“‘你是同性恋的，’她亲切地对我说。‘真的么？’我惊讶地问。‘你不是？’她执意要问。‘我不清楚’，我坦然答道。但我是么？怎说得清呢？我当然是同性恋的，但没有性。这个词那时还不常用。那时还只是个专业名词，我对之一知半解。总的来讲就是娘娘腔的意思。我根本不娘娘腔。与此相反，我难道不是坚强有力的么，至少有运动员的外形。” 〔51〕实际上，称谓方式因文化和社会成员而异。例如阿利亚斯，莫里斯·萨克斯同名小说的人物，他将自己的处境简而言之：“‘是个屁精（pédé）’，他对我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对同一事物都有自己特别的说法或者赋予不同的词同一意义：中学生说屁精，医生说同性恋［homosexuel］，女人说变态［anormal］，记者说性倒错［inverti］，强悍的男人说臭娘娘腔［sale tante］，蒙玛特高地的酒保说女疯子［folle］等等）。” 〔52〕资产阶级通常对这个烫手的话题保持沉默。不能当众谈论性事，尤其是同性恋。年轻姑娘更是对男女同性恋一无所知。如果有必要涉及这个问题，也缺少词语来表达。T. C. 沃斯利写道：“在我们这些边远省份没有词指称现在称为‘queer’［男女同性恋者］的这些人。” 〔53〕在他书中的“公学”里同性恋频繁发生，而“在日常语言中没有特定说法”。这一时期同性恋的见证都证实了这个说法。〔54〕往往是一些极端的团体表现出最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用切口来粗鲁地称呼同性恋者，而在一些前卫团体比如在布卢姆斯伯里，风气很自由。

但是推断说同性恋是在沉默中进行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研究法、英、德的同性恋词汇，会发现称呼是多样的。三类词可指称同性恋者，所指的行为有差别：医学和科学名词、俗语和切口，后两类是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指称，但有时同性恋者也会以此自称，另一类词汇是同性恋人群自己的称呼，通常像暗语。三国语言中的医学词汇：同性恋者（homosexuel）、女同性恋（lesbienne）、性倒错者（inverti）、男同性恋者（uranien, uraniste）、单性恋（unisexuel）、逆反生理（antiphysique）、冷漠（indifférent）、偶发性的（occasionnel）、中间性的（intermédiaire）。“是那个”是对同性恋的通常称呼。俗语和切口更是多种多样。根据布拉萨依统计，巴黎俚语中对男同性恋者有四十来种说法，对女同性恋只有六种。在二三十年代最常见的叫法中，我们可以举出：娘娘腔（tante）、塞子（tapette）、屁精（pédé, pédale）、耶稣（jésus）、小可爱（mignon）、兔子（lapin）。对于女子的称呼有阿马宗女人（amazone）、肥婆（gouine，英文goin）、馋嘴（goulues）、豆荚（gousse）、tribade［女同性恋］等。“我母亲说‘豆荚’，因为我不懂，她对我解释：‘你瞧，就是专找女人的女人。’车间里的伙伴私下谈‘gouines’，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清楚，我不觉得自己是，我不喜欢这些词。但大家从来不用‘女同性恋者’（lesbienne）这个词。” 〔55〕在英国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一群真正同性恋的女孩子。虽然我们不常用这个词，我们知道词的意思，也用过。” 〔56〕在德国，Schwule［淫荡］这个词最常用。那些像Tunte［娘娘腔］这样的词是贬义的。一些像Puppenjunge［小宝贝］或Strichjunge［男妓］这样的词专指男妓。年轻女子叫Lesbierin或更常用的Lesbe，有时也叫Tribadie。Bube［坏蛋］和Bübin［女流氓］是对男女情人的亲切称呼。法文uranien对应德文Urnishe或Urning。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圈子里，颜色被用作暗号，女同性恋被称作紫丁香、紫罗兰、淡紫、Fliederfarben［丁香色］、Veilchenblau［泛紫的］。柏林最重要的女同性恋俱乐部叫“紫罗兰妇女俱乐部”（Damenklubs Violetta），女同性恋之歌为《淡紫色之歌》（Lila Lied）。〔57〕在英国，最常用的是“那样的”（to be so）和TBH（to be had，随时奉候）。〔58〕 Queer［同性恋的通称］已有使用。这一说法来自爱尔兰，随后在戏剧界传开。后来才有了贬义。还流行多种说法，比如to be musical［直译为有音乐的］。同性恋者自身也使用大众的贬义称呼如：pansies［潘西，女名］、poofs［象声词，哎呀］、nancy boy［南茜男孩］。Queer也可用于女同性恋，大众一般称她们为horsey［马女］或collar and tie girls［戴硬领和领带的姑娘，指她们的穿着］。〔59〕 Butch［女男人］和fem［指同性恋女方］要晚一些。同性恋切口扩展到很多领域。对性事的种种有多种称谓，不能一一枚举。与男孩子做爱叫to shag someone［钉后面］或to have a go with someone［来一遭］。〔60〕 Plain-sewing［缝纫中的素缝］意思是相互手淫，是从海军里流行起来的同性恋切口，还有Princeton-first-year［普林斯顿号第一年］，意思是就着肚皮性交。〔61〕

但切口不限于性事，在同性恋生活的各种活动中留下印记，是high camp［高款］的表现。所谓high camp是指夸张的姿态和一些同性恋的典型做派，本是对五月墟市（Mayfair，伦敦海德公园东的贵族居住区）居住的那些有爵位的富人的“正常”生活的滑稽模仿。男孩子们使用一些出身高贵的女子姓名，将年分成“季”，命名“时尚”酒吧和饭馆，使用建立在做派（camp）、变装（drag）和戏仿（send up）之上的秘密行话。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晚间世界》中给出了high camp的最佳定义：“你们以为所谓‘camp’就是一个染了头发的优雅男孩戴着盖恩斯伯勒那样的帽子和羽毛围脖把自己比作玛琳·黛德丽？我说的可是high camp。真正的high camp［高款］从骨子里可是很严肃的。大家不会笑话，反而是high camp去笑话别人。在嘲笑、做作和排场中透着严肃。” 〔62〕 camp［做派］帮助同性恋者形成自身的文化。昆廷·克里斯普是high camp的最佳代表，他认为，如果说high camp产生于20年代，那是因为这是一种对性价值危机的反应，对这一时期妇女和男子角色的颠倒的反应。“所有作势的游戏现在统称为camp（这个词我1926年头一次听说）是不言自明的。女人们的动作和姿势就是那样子。同性恋者模仿的原因很明显。奇怪的是camp已经作古了。但做作本身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女人并紧膝盖坐着、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轻轻地抚颈上的头发，我就会想要么她是在重温1926年的最后韶华，要么就是一个化了装的同性恋者。” 〔63〕

使用特殊语言是同性恋区别的第一步。切口作为一种秘密语言使同性恋者接近流氓和罪犯，后者也有匿名和隐身的需要。语言的丰富反映出文化的丰富和同性恋者使自身得到肯定的愿望。相对于市民阶级的沉默和拒绝承认，对应的是同性恋喧闹的世界、多嘴多舌的做作和无所不言。

风流少年（dandy）和假小子（garçonne）：同性恋者也各有风格

睫毛膏让我目盲，口红让我张不开嘴，我在平里科区昏暗的街道巡行。我的刘海儿太厚，挡着我完全看不到来路。这没有关系。其他人在那里盯着看我去哪里。〔64〕

在关于20年代同性恋的神话当中，张扬的风格无疑是最生动的。事实上，对一个群体的归属解释了使用服装为标记识别成员身份的做法。当然，大多数同性恋者竭力混同在“正常”的人群中，他们的行为符合时代流行的男性风范，只在举止上有微小的差别。米歇尔·迪·考格雷认为，穿着招眼的服装只是少数人的做法，同性恋者中“严肃的、聪明的、害羞的都看不出来”。〔65〕脖子上的头发留得不长，用发蜡梳成一绺或平整如漆皮。〔66〕服装颜色暗淡，料子厚重，裁减宽大，裤脚有些喇叭口。这种宽松（baggy）的时尚取得了性魅力的成功。“男裤很宽大，几乎能提到胸前。如果穿内衣，也要同样飘，让性感部位很宽松。任何行走造成的摩擦都带来最大动静。在街上，同性恋的谈话中掺杂着：‘你看过这块料子么？’或‘看那边那个人，他很有样！’往往只是为了一个衣褶，但这却是愉快的闲聊话题，也不破费什么。” 〔67〕另一些人试图远离古典。铁青、淡绿、干玫瑰色的服装也很有人欣赏，但敢于穿着的人很少，他们害怕在那些时尚场所遭到拒绝。〔68〕一些衣物成为同性恋者互相标识的记号，主要有麂皮鞋和驼毛大衣。有些人敢于留长发。所有的怪异都很容易被当做“性倒错”的证据。张扬的同性恋者昆廷·克里斯普在征兵局遇到麻烦。“他简单地检查了我的眼睛后说：‘您染了头发。这是性变态的标志。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我回答说知道，我是同性恋者。” 〔69〕这并不意味着街上的人能一眼识别出同性恋者和知道识别的标记。但穿着的某些特别之处会引起怀疑，很容易让人作出同性恋的假设。还有一个出路是被当作艺人，也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人。“行为的性意味只被人们大致了解，但服装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穿麂皮鞋会让你受到怀疑。披头散发被人认为是艺人、外国人或者更糟。我的一个朋友那时还年轻，他对我说别人把他作为艺术家介绍给一位老先生，那位先生说：‘噢，我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艺术家。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穿棕色衣服’。” 〔70〕

同样，化妆的习惯传播开来，以至于后来拥有粉盒都会被警察当作同性恋的证据。伊夫林·沃如下回忆：“沙尔韦家里一些下流的年轻人用粉和口红补救石榴汁和可可脂的污迹。” 〔71〕涂粉的做法仍被认为是下流的，但其中自有秘密的兴奋。“有时我设法在车站与我的朋友乔治见面。我们上头等车厢，因为夜里这个时候没有查票员，而且包间是私人地方，墙上有镜子。乔治痴迷于化妆，还教会了我。这只不过是从莱斯特广场旁的剧院供货人那里买的棕粉。化好妆，我们就会互相问是否看得出来。‘是’就赶快去掉一层，‘不’就再加一些，就这样一直到利物浦街站。一次在地铁里，我们直到最后一站都缩在角落里，害怕被人发现而进监狱。” 〔72〕时髦的斯蒂芬·坦南特在和姑妈喝茶时受到训斥：“斯蒂芬，亲爱的，去洗洗脸。”由此可见涂粉的做法不仅仅是男妓所为，可能涉及不同的社会阶层。这种做法远没有被承认，即使是在富人圈子里。塞西尔·比顿在彭布罗克伯爵的舞会上被几个男子气的人扔进水里，他们中间有人说：“你觉得这屁精淹死了么？”据在场的坦南特说，攻击是因为妆化得太浓造成的。“睫毛膏、口红、香粉。那些淹他的混蛋肯定是看不惯他化妆的脸。看他化妆，他们觉得不自在。” 〔73〕

斯蒂芬·坦南特代表20年代同性恋审美的高峰。他美貌异常，喜欢施展各种诱人的造作，善于摆出各种姿态。他只是加强了当时易装癖的潮流。《时尚》（Vogue）杂志1920年春季版中写道：“没有比男扮女装、涂脂抹粉更有趣的了，就像塔卢拉·班克黑德说的：‘再多口红也不怕’。” 〔74〕在塞西尔·比顿为他拍摄的照片上，他看起来像个迷人的王子。即使是穿家居的服装，他仍卓尔不群。传记作家菲利普·霍尔强调了他的风格、他与生俱来的对姿态的感觉，这使他成为20年代伦敦灿烂青春（Bright young people）的代名词。“在20年代末，斯蒂芬代表时尚的前沿，至少对男人是这样。他女气的举止和外形并没有被笔挺的衣服掩藏，他的衣服品位和裁剪与城里其他人差不多。但活生生的斯蒂芬足以推翻这些设想。他身材高大、为人专横，但他走起来有一种刻意的举止，被称为孔雀开屏，就像膝盖被捆住了。他的每个动作，从面部肌肉到四肢似乎都精心计算过效果。斯蒂芬的头发本来是浅色，现在似乎又染了金色。他使用金粉，使用某些药剂染发根。头发是手卷的，可能是在邦德街的一间高档发廊做的。因为他的身材纤细、娇弱无力，斯蒂芬很可以作《时尚》杂志的活插图——或许是出自勒帕普手笔。” 〔75〕 “灿烂青春”中最著名的都是牛津大学出身，比如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赖恩·霍华德。〔76〕阿克顿是首先穿薰衣草色宽腿裤（Oxford bags）的人。他们和塞西尔·比顿、斯蒂芬·坦南特及其他年轻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同举办各类主题晚会。斯蒂芬·坦南特的女性气质引起矛盾的反应。有些人只是被惊呆了。“我不知道这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但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77〕海军上将刘易斯·克林顿－贝克爵士如是说。另一些人不这么宽容。当斯蒂芬·坦南特装扮夸张地出席一个晚会，批评声哗然。他的朋友雷克斯·惠斯勒为他遗憾：“他的举止就像个女子。”雷克斯的弟弟这样写道：“男人不应该吸引注意。这是对斯蒂芬的唯一真正的指责，这是无法辩驳的。”家长们抱怨孩子与斯蒂芬交往。伊迪斯·奥利维尔写道：“海伦娜·福克斯通伤心地说他是不被人理解，那些中伤他的人讨厌他。依我说这是他们的老把戏，如今很多男孩像女孩子但并不女性化。这是那类战争后长大的男孩。” 〔78〕

我们在男性中发现的这些大趋势在女性中也同样存在。20年代妇女与假小子的神话联系在一起，所依赖的是一种典型视觉形象：短发、短裙、香烟。这是一位现代的、独立的女性，她在意仪表修饰，常常光顾跳舞场和电影院。假小子标志欧洲社会美国化的开端。这一形象首先是好莱坞电影通过路易丝·布鲁克斯和克拉拉·鲍这些女演员传播的，还有一些著名时装设计师像普瓦雷、玛德莱娜·维奥内、可可·夏奈尔，还有一些摄影师如爱德华·施泰肯、霍斯特和比顿。女性报刊的增加也使这一样板传播到整个社会，对产生群众效应有所贡献。〔79〕短发和不妨碍行走的飘逸短裙是独立的象征。但是，虽然新时尚使人震动，但并不总是被人否定，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假小子与同龄的年轻人交往，很容易被当作女伴来分享对运动或舞蹈的共同兴趣，她不忸怩，不需要特别关照。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发现假小子完美体现出影响战后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男人婆的太太取代了战壕里伙伴的位置，她胸部扁平、短发盖头，使人回想起战时遇到的理想朋友。比如莱斯利·朗西曼，他是伊顿公学和剑桥的毕业生，有着同性恋的过往，他最终娶女小说家罗莎蒙德·莱曼为妻。她的个性也使她的性取向让人捉摸不定：“我知道我愿意和女人共度一生看起来很不平常，但罗莎蒙德更像男子。她有男人的思想。” 〔80〕

透过“假小子”传统形象，可以分辨出女同性恋者的轮廓。虽然假小子被指责为动摇女性价值，不过她的男性举止却由衣饰缓解，长丝袜、折扇、遮阳伞、围脖。她摆弄烟嘴也只是为了炫耀。浓妆与拔细的眉毛、羽饰、刘海儿和头发上珍珠饰品很相称。如果说批评日渐激烈，那首先是针对参加工作的、赶时髦的单身女性，她们很容易被人指责为行为异常。在法国，从共和9年雾月16日的元老会法令就禁止妇女穿着男装。如果一定要穿着长裤，必须向警察局申请特别许可。19世纪初已有多次请愿希望废除此法，但未获成功。直到20年代，这种易装的嗜好都不曾与女子同性恋系统地联系起来。与此相反，女同性恋者要求女性化，比如利亚娜·德·普吉：“我们喜欢长头发、漂亮的胸部、撅嘴、撒娇、魅力、优雅。不大喜欢假小子。‘为什么想要与我们的敌人相像？’娜塔莉－弗罗西用尖细的鼻音小声说。” 〔81〕但是前卫的女同性恋者遵从拉德克里夫·霍尔和尤娜·特鲁布里奇的榜样，夸大假小子的时尚。〔82〕战后短发流行，但拉德克里夫选择的短发型比通常发型更短，更男性化。当20年代末时尚回归女性化的长发，她剃了平头。她喜爱男性着装，穿西装，系领带，穿系带皮鞋。为了加重男性气质，她吸雪茄烟，采用男性的姿态，叉开腿，手插在口袋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同性恋伴侣间采用的严格角色分别导致了伴侣服装上的分歧。拉德克里夫·霍尔作为“真正”的同性恋（butch［男方］）应该穿男性服装，尤娜·特鲁布里奇（fem［女方］）在化妆上还是女性化的。她的头发从来不短于拉德克里夫·霍尔，穿高跟鞋和长裙。法国的维奥莱特·勒迪克也以着装出名，她的女友“白鼬”就曾指责她说：“你在学她们。”在她工作的出版社有人嚼舌头：“我在音乐会上看到维奥莱特·勒迪克了……是啊，还是同一副怪模样。”这种态度是刻意的：“我剃掉鬓角的头发使我怪异的脸变得僵硬，我要成为咖啡馆和音乐厅休息室里人们好奇的中心，因为我为我的脸害羞，同时我让大家都看见。” 〔83〕变装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中间也非常流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20年10月5日与瓦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同游巴黎时扮成男子，这方便她毫无顾虑地表现对女伴的激情：“我穿男装。很容易，我在头上用咔叽布带扎起来，这是当时很平常的做法，而且不引人注意。我在脸上和手上涂棕粉。我身材高大对我帮助很大。我看起来像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像是19岁左右的大学生。” 〔84〕但虽然服装的乖张在无知的公众眼中可能被当作贵族荒唐的延续，但对于无名的女同性恋者来讲却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她们首先会遭遇母亲的反对：“我母亲想让我穿考究的女装。我却想穿短裤。七八岁时，我用指甲剪剪掉鬓角的卷发。如果我是男孩，我会留短发。我母亲揍我。他们给我剪了圣女贞德式的发型，12岁时我剪了伊顿式的平头。那次吵得很厉害，我举出名门望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85〕

到30年代，时尚回归女性气质，长裙颜色越来越明丽，越来越长，身体曲线重新受到重视。女同性恋者变得尤其显眼。仍然是短发，但却打成大卷小卷或锯齿。对男性风格的唯一让步是水兵裤和30年代出现的沙滩睡裤，可以在家里，在海滩和船上穿着，但这仍与同性恋有很大联系。女同性恋者越来越难以隐身。当彼得·昆内尔在1936年遇到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时被她非凡的外貌打动：“她比丈夫块头大，他站在她身边，红脸，吸欧石楠根烟斗，穿旧式花呢上装，看着像大学生，她则让人想起两性的混合：查特莱夫人和她情人集于一身。黑头发的大卷从宽边西班牙草帽中露出来。她的眉毛很浓，眼睛很黑。腮红很重，她对明显的小胡子毫不掩饰，维吉尼亚也曾亲切地提到过。她戴着沉重的耳坠，纤细的珍珠项链垂进花边胸衣里。她穿着一件肥大的灯芯绒上装，她的曾让伍尔夫女士联想起有力的树干的腿被狩猎裤罩住，还有鞋带一直系到膝盖的大皮靴。” 〔86〕

所以，二三十年代发展了同性恋自身的服饰文化。虽然方便了同性恋者之间的识别，却因社会对暗语的逐渐了解而受到制约：“伦西布勒小姐穿着男人的裤子，而迈尔斯在旅馆饭厅里重新作睫毛，她们在那里停下吃中饭。人家让她们立刻离开那里。” 〔87〕

魔幻的城市，神话的城市：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在20年代同性恋“解放”神话中，柏林、伦敦、巴黎几座城市占有特殊地位。同性恋生活场景的丰富、大量的约会地点、夜生活的繁荣使这些城市成为享乐和宽容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仍让人记忆犹新。但在光彩的表面后却隐藏着脏乱的酒吧、偏僻的外省和羞怯的同性恋者。

尝试建立英、法、德三国两次大战之间男女同性恋场所的地理分布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三个国家约会地点是多样的，而且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而隐藏巧妙。一个可疑地点可能会关张而在附近换个名字重新营业。在外省的小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个酒吧，一个舞场或者俱乐部充当同性恋聚会所，但并不专门于此。与大都市的同业不同，他们是混合性的，对异性恋者也开放。不管怎样，业主是合作的，甚至本人就是同性恋者。〔88〕虽然限制重重，仍可能从现有材料入手绘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会所的分布图。这是对“疯狂”年代的总览。

柏林，同性恋之都

20年代的柏林是欧洲同性恋者的必游之地。游客的见证总是充满热情：“马塞尔，你肯定会喜欢这座金发婊子似的城市，我从旺斯蹿到这里。在这里快乐让我无法入睡。这里有最漂亮的男孩子，但我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 〔89〕许多由记者和作家写的法文著作在主旋律之外会打趣地或义正词严地列举许多同性恋会所和酒吧的地址和名称，它们有时充当了柏林同性恋生活的真正指南。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描述了1930年6月在柏林的发现。他走进一间酒吧换零钱，酒保问：“‘法国人？’‘对。’‘同性恋？’我可不习惯这么大的摇摆（swing）。我眨眨眼，酒保想必以为我这是承认了。他向我伸出软绵绵的戴满戒指的手说：‘幸会。’然后给我倒酒：‘告诉你吧。你来得早了点。今晚来，十点左右。’” 〔90〕对柏林城的每次探索都让他迷惑。他想和一位女士去旅馆，旅馆老板问他的伴侣是否是易了装的。鲁瓦耶矢口否认，老板说：“哦？那你来干什么？”

在外国人的笔下，似乎整个首都已经由同性恋掌握。〔91〕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也要承认约会的场所确实增加了。有些俱乐部只开业了几个月，还有一些却是真正的机构。夏洛特·沃尔夫是20年代的同性恋者，是纳粹执政时流放的性学家，据她说：“夜间的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不仅在柏林西区的时尚区涌现出来，在贫民区也出现了。可以看到奔驰车停在男同性恋酒吧，或者富裕的女同性恋夜总会前。异性恋的男女也对‘地下世界’的车水马龙艳羡不已，现在用‘亚文化’这个可怕的词来称呼。许多来看热闹的人也参加到娱乐之中，与同性的舞伴一起跳舞。” 〔92〕丑闻中的成功迫使一些最知名的会所如“黄金时代”接纳很多异性恋的猎奇游客，这些人甚至比同性恋者更多。这个族群是支离破碎的，这是因为性的要求不同，而且社会和文化出身也不同。

男性生活场景

最高档的夜总会是路德街上的黄金时代（Eldorado）。那里的易装表演闻名全欧洲，这个会所只是对柏林的同性恋生活的片面反映，是其辉煌和诱惑的一面。“黄金时代”1927年在莫茨街扩大营业，就在卡尔克罗伊特街角。这是城中艺术家、作家、演员和上流社会聚会的地方，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柏林人，也有外国人。那里是必须光顾的地方。“日本天皇”（Mikado）、“比洛赌场”、“克莱斯特赌场”也有易装表演。“日本天皇”赌场出奇地长命，1907年开张，1932到1933年间关闭。同样风格的盖斯贝格街24号的“侧影”是名人聚会的地方。可以在那里遇见著名同性恋演员胡贝特·冯·迈林克、康拉德·法伊特、玛琳·黛德丽等人。最豪华的俱乐部都在西柏林，比洛街、诺伦多夫广场到选帝侯大街的范围内。

还有众多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各有特色，顾客和环境也不同。有些有演出，有些只是接头地点，找个伴儿跳舞或过夜。这些酒吧构成柏林同性恋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些店名有提示性（如“友谊咖啡店”），另一些则是无名的。只有有心人才知道里面有什么。许多装修考究，营造一种沙龙情趣，光线柔和，座椅舒适方便交谈，便于谨慎的交往。这些是中产阶级同性恋者光顾的地方，他们首先要保存名誉，避免招揽性的演出，讨厌男妓纠缠和过分惹眼的人。沿胜利大道有许多酒吧，比如斯卡里泽街7号的小狮子酒吧、文德斯伯那赌场、马里恩赌场、友谊咖啡馆、欧罗巴宫、鹦鹉宫，这条同性恋小道一直通到勃兰登堡门。孔第赌场举办主题晚会，星期二音乐晚会，星期四精英晚会，星期六私人派对。克莱斯特街14号的克莱斯特赌场，主要是由银行和工商界的职员和小资产者光顾，他们喜欢这里的沙发、大灯罩和鸡尾酒。

最后一类场所是酒馆（Lokale）和酒店（Diele），在柏林的中心和北边。柏林的腹地有很多小酒馆，是工人和失业者光顾的地方，他们经常充当临时男妓，与顾客喝一杯啤酒，很少的钱就跟着走。奥登和衣修午德到柏林时光顾的就是这类酒吧。“科西角”实际叫作“诺斯特茅屋饭馆”，在措森人街7号，靠近哈勒门的工人区。它们主要靠熟客，游客不去那里，因为觉得不可靠。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颓废，墙上有拳击手和自行车赛手的照片装饰，常来的是些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穿皮夹克，衬衣一直敞到肚脐，卷着衣袖，一边玩扑克一边等顾客。同样风格的还有亚历山大街的阿多尼斯游乐场、新格林街的弗里茨咖啡馆、马尔堡游乐场、尼恩贝格游乐场、亚历山大宫俱乐部、霍亨索伦游乐场。波兹坦人街的甜食店卡尔斯巴德咖啡馆是吸毒者和男妓的地盘：“厅里到处是人，年轻人吵闹，喋喋不休，伴着温柔的手势。一个少年吸了吗啡瞳孔放大，在大厅中央摇摆。从外衣下看去，他赤裸上身，有闪亮的斑纹，赤足穿着拖鞋。随着钢琴和提琴粗野低沉的节奏，他像印度舞女一样扭动，伸胳膊，扭曲手腕，摆臀，伏下去，突然弹起。” 〔93〕还有许多军人夜总会。士兵们在人行道旁拉客，“有时一个人，有时成群”。〔94〕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同性恋亚文化。有些是未知的名字，可能是些小游乐场和酒馆的名字，比如伦特（Lunte，意为“狐狸尾巴”，俚语里是阴茎的意思）。克劳斯·曼的见证说明20年代的同性恋者有可能经历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性生活，甚至会应接不暇。1931年10月30日日记：“我去了‘巴黎女人’。与一个脖颈漂亮的小水手同桌，他可是个说谎的家伙。叫了一份减肥汤，与福莱迪调情。”12月4日：“与可爱的年轻农夫（家伙很大，在考芬格街附近的一个地方）。”12月30日：“去浴室（洗了澡），找人按摩。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不过什么也没发生，只有些胖家伙，按摩师也什么都没敢做。”1932年1月2日：“和巴布斯去伦巴赫广场。找到一个叫纳西索斯的男孩。带他三人一同去巴布斯那里。他很有趣，也很粗俗，但是让人兴奋。”1月17日：“友好的同性恋氛围，模仿上流社会的味道，有许多易装者。威利和我过夜。做爱。” 〔95〕

女性生活场景

柏林同样发展了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多亏由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928年出版的《柏林的女同性恋者》〔96〕使我们得以了解，该书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作序。德国首都有多种女同性恋会所可供选择，总共有50来家，适应各类顾客的要求。“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因为这里立志满足各种口味。” 〔97〕

马尔堡人街13号的“干妹妹”妇女俱乐部是很高档的地方，但那里也接受男人。接待员是个13岁的小女仆。墙上的壁画画着米迪莱娜，包厢挂着帘子，掩藏着姑娘们的嬉戏。但似乎这里只是代表性的，吸引路过首都的外国人。路易－夏尔·鲁瓦耶问过的一个姑娘告诉他：“那些‘真的’，你知道吧，她们不来这里。” 〔98〕时髦的女同性恋者有自己的私人俱乐部，有时会在“顶楼”（Top）和“黄金时代”看到，这两个大俱乐部足够时尚。有名的地方还有比洛街57号的“道连·格雷”，这一家是同性恋俱乐部中最老、最知名的。这也是个混合型俱乐部，一星期中一些日子女，一些日子男。比如星期五是女士精英日，有多彩晚会，舞蹈和谈话交替。还有些主题晚会：巴伐利亚登山节、莱茵葡萄酒节。维也纳美食很讲究，气氛很传统，很有品位。迈尔沙龙在西柏林的克桑滕人街，是间由两名妇女开的小酒吧，里面没有人奏乐，但有台留声机营造气氛。顾客也很讲究，在那里常能遇到伯爵夫人、艺人和名流。马尔堡人街13号的多米诺咖啡馆只接待女同性恋中的精英。在那里可以听着爵士乐喝加冰的雪莉酒、鸡尾酒和汽酒。沃尔姆斯人街和路德街之间的蒙比茹是家封闭的私人俱乐部，有大约600名会员，只有经会员介绍才能入会。内部很讲究，隔成小间，灯光柔和，周围是主题漫画，扶手椅坐着女同性恋中的电影明星、歌手、知识精英。她们一年两次在柏林大剧院举办舞会。总的来讲，柏林的女同性恋会所都很讲究，灯光柔和，音乐抒情。会所的开张和关闭并不是因为警察的检查，而是根据女同性恋族群的时尚和口味。比洛街101号的“霍亨索伦”是首先宽容和庇护女同性恋者的咖啡馆，1928年受到同业的竞争而失去往日名气。路德街16号的马利和尤格尔是封闭俱乐部，玻璃窗后的厚帘子挡住视线，内装修用石榴红和珠灰搭配，配轻松的画、软扶手椅和一架钢琴。这里气氛严肃，都是成对来的，看不到“外国人的夜总会”的喧闹景象。女同性恋报纸《女友》（Die Freundin）对聚会场所提供很多信息，基本上在同一街区，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有些场所在一个星期不同的日子接待不同的俱乐部。通常，女同性恋者会光顾几个地方，两三个内容相同的俱乐部。“和谐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三在雅各布街32号的节庆礼堂聚会，女友协会每星期四在梅尔街24号的克勒会堂，海德玫瑰俱乐部每星期天在司令部街62号的圆形剧场。克莱斯特街36号有维罗纳游乐场。1928年塔加娜妇女俱乐部开张，每星期三在亚历山大宫聚会。1929年，爱拉图俱乐部在司令部街72号开张。同一地址的三层是萨芙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二四六19点以后、星期天17点以后集会。克纳豪夫旅店星期一和星期四17点到20点接待女同性恋。每年都有新的名字和地址出现。1932年最后一批：若阿基姆史塔勒街26号的“玛纽埃拉”、布达佩斯人街14号的单片眼镜游乐场、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艺妓”。

并非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光顾上等俱乐部，有些只是在街区咖啡馆见面或者到下流酒吧。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奥卢卡是个污七八糟的地方。齐伦街的哦啦啦咖啡馆比较粗俗，里面有男有女。施文街13号的顶楼酒馆是女夜总会，但接待男人喝酒和看演出，在那里比赛“最美小腿”。有时在深夜也会有知名的女歌手、演员或舞手，但气氛总的来说很简朴：“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个高个子女人，她戴一顶宽边毡帽，看着像个男人，目如鹰隼，她指挥着那些舞女。她叫我们过去，我们围着她坐下。她站在圈子中央，用催眠的声音发布命令。我们上前，退后，一手拿酒杯，一手挽着旁边的人。一直继续，直到接到命令把酒喝掉，然后把杯子从肩后扔出去。” 〔99〕乔治街上的小酒店是A. E. 魏劳赫的女同性恋小说中蝎子酒店的原型。这里一个厅是女士专用的，可以吸烟、跳舞、喝酒。她们定期组织啤酒节、假面舞会、沙滩游。环境有些粗野，性意味强，经常发生口角。在那里有柏林最邋遢的女人，未老先衰。女友俱乐部里聚集了一小群下层女性，在兰茨贝格人街的亚历山大宫每星期举办两三次舞会，周六和周日人很满。比洛街37号的“紫罗兰”最受欢迎，是年轻女同性恋的据点，在那里可以遇到些商人、售货员、体力劳动者和小职员。大家在那里跳舞，组织一些文化信息讲座，有一个运动组组织郊游。“紫罗兰”的使命是建立爱情和和谐的统治，反击对同性恋的歧视，为反对刑法第175条扩大到女性而战。许多女性化装成男子来这里，这里会组织联谊晚会，在已婚女性节上有拔河比赛，紫色夜晚舞会上会唱《淡紫色之歌》，是柏林女同性恋之歌。在“快乐晚会”，每个女性可以去衣帽间选带号码的服装当众穿着。午夜时分发交友卡，每个人可以写自己选中的号码。她们为了让大家认识而想尽办法，在跳“蒂罗尔舞”时，每个人都不能坐着，都要上前跳舞，然后换舞伴。1929年，紫罗兰和蒙比茹合并，9月15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美国舞厅举办庆祝会。两个俱乐部联合后在这个地址每周三六和周日聚会。为了庆祝1929年圣诞，她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假面舞会。格莱迪齐街4号的“公主”咖啡馆每周四都有快乐婆娘来聚，不醉不归。其他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也选中这家咖啡馆作聚会地。“魔笛”是司令部街一家跳舞厅，是女同性恋报纸《女士之爱》（Frauenliebe）的读者聚会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女同性恋的男方（Bubis）和女方（Mädis）。

每个星期《女友》都预告化装舞会和晚会。1927年4月23日预告中心节庆礼堂的大型舞会，9月2日亚历山大宫大型易装舞会。1928年2月4日举办狂欢节大型假面舞会。1929年10月3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佛罗里达举办化装舞会。9月6日，司令部街58-59号的阿明厅的拉手舞。但是，柏林经常跳舞。城里的同性恋者汇集易装舞会，过境的同性恋者也一定会出席：“我们去了同性恋舞会。许多人扮成女人，但我觉得我是唯一货真价实的。” 〔100〕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出席了1929年在露营地举行的圣诞舞会。他在那里遇到著名演员康拉德·法伊特。外国记者也对这些晚会作了惊人描述。奥斯卡·梅泰尼耶出席了德累斯顿人街的德累斯顿赌场的假面舞会。里面有四五百人，所有人都化了装，清一色是男人。其中一半扮成女人。梅泰尼耶尤其被集会的平静和克制打动。大家只跳华尔兹、苏格兰舞、马祖卡和波尔卡。没有人吃惊，也没有人发笑。最奇怪的团体也不会引起注意，大家各自取乐不关心周围的人。梅泰尼耶还注意到警察不干涉聚会。警方发放特许令，但也借机获得同性恋者名单。这种政策使警方容许不危害公共秩序的活动，却能保持对危险团体的监视。

非职业卖淫（Amateur）的胜利

并非所有约会场所都有性意味。既是协会总部，同时又兼私人俱乐部、会议地点、讲演厅，很多会所依赖同性恋组织存活，给了会员讨论和联谊的机会。柏林联谊会每个星期二都在老雅各布街89号的地点集会。男女情人会在同一条街的32号。协会组织化装舞会，举办文学、艺术、科学讲座，还组织郊游小组。但牵线搭桥是多数会所存在的主要原因，它们使同性恋者得以毫无危险地见面和秘密地联谊。不过，酒吧和俱乐部的增加并没有终止公园和小便池自发的勾搭。经常看到有人在小动物园（Tiergarten）的树丛里，警察来了他们就跑：“在一个水池附近，十来名警察围住四个15岁到20岁不等的小子。他们似乎统一着装：丹东领的丝绸衬衣，浅色肥腿裤，漆皮鞋〔101〕。”

柏林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男性卖淫者的殿堂。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中指出许多临时场所的存在，它们主要接待一些社会上层和军官中的同性恋者，他们害怕敲诈。20年代的街道色情业发展迅速，主要是在1920-1923年的经济危机和1929年危机之后。〔102〕 20年代柏林男妓的人数有650名职业的，但加上临时的有2万2千，数字巨大。〔103〕战前约有12000名男妓，其中400人是职业的。增长率为60％！〔104〕男妓主要在柏林北区和东区活动。多数集中在弗里德里希路，平均总能见到60人左右。100来所酒馆接纳男妓。他们愿意去公共地方，可以吸引很多人，比如集市、展览会、节庆、步行街、火车站、公园。他们的社会出身很杂，有许多是旅店雇员、车夫、猎人、电报员、司机、售货员，当然还有当兵的。士兵卖淫的数量在战后有所下降，因为国防部采取了措施，特别加派了便衣士兵在涉嫌场所监视，看到有士兵拉客就会出面干涉。理查德·林泽特（Richard Linsert）所调查的多数青年都没有专业技能。49人是在丢了工作后开始卖淫的。但有19人是为了支付额外开支，攒些零花钱。其他人的原因各异，有的是为了取乐，有的是为了买某样东西，有的是为了付房租，有的是懒惰。从性方面看，31人自称是异性恋，34人同性恋，22人双性恋。11人承认有受虐倾向，5人虐待狂倾向，5人易装癖。36人承认酗酒，6人吸食可卡因。73人独自生活，19人与父母住，6人无家可归。临时拉客的男妓穿着平常，有品味（“学生”Klassejungen）的会置办些行头（高跟鞋、皮靴）和化妆品。穿制服的人享有特别方便：水手、司机、士兵。有些人年纪已经超过20岁，却穿学生装拉客。希尔施费尔德所遇到的男妓B，很抢手，一个月见20到25个顾客，一年大约300个。他们中10％是柏林人，50％-60％是外省人，30％-40％是外国人，尤以法国和美国为多。价码根据受欢迎程度而变，高级的平均为20-30德国马克，“学生装”的大约要10马克。价钱有可能降到50芬尼。多数人每天挣不到5马克。每星期收入从10-12或60-80马克不等。职业男妓和高级男妓比较贵。还有些男孩只求有地方过夜，吃顿饭，得些礼物。在旅馆卖淫的要交回扣给夜间门卫。与妇女不同，男妓是事后付钱。偷窃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敲诈。多数人的愿望是找到个有钱人包养起来，带他们出外旅行。一些这样的伴侣装成叔侄或主仆旅行。男孩子干的时间通常很短，非职业的平均站一年半马路。有些人开始较早（14岁），结束较晚（30岁）。100名接受调查的男孩中，3名替警方做眼线，圈里黑话叫“八芬尼男孩”（Achtgroschenjungen）。如果能躲过官司、贫困和疾病，他们有望做些小生意，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柏林并非唯一男妓数量增长的城市。汉斯·穆泽（Hans Muser）博士1933年调查《同性恋与青少年福利救济》（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主要关注汉堡城，港口城市的作用发展出特别的同性恋亚文化。“圣保利”区以下流酒吧闻名，那里可以与男人跳舞，几马克就能找个水手。斯蒂芬·斯彭德1930-1933年间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在同性恋会所中有“汉堡科学探险会”，向男人和女人提供医疗咨询，组织郊游。另外，阿多尼斯酒吧和三星酒吧也很知名。妇女们周四晚在法林酒吧聚会。在汉堡的男妓有3000人左右。同在柏林一样，有些人在城里拉客，有些在酒吧。直到1924年，多数男妓都在中心车站活动，特别是四等候车室。1924年警方决定采取闪电行动清扫车站。男妓扩散到城市各处。1928年和1929年警方的新动作使男妓集中到一些同性恋会所。男妓数量因季节而异，整个夏天他们都涌向柏林找观光客。青年办公室的统计说明，非职业卖淫的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关系。1929年只有13％的男妓是临时的，87％是职业男妓。1930年职业男妓只占40％，1931年占46％。而且，未成年人的份额不断增加。1925年，男妓中11％为未成年人，1926年35％，1928年49％，1930年52.8％。竞争激烈，顾客都想找小男孩，男童的数量很多，年长的没有人光顾。经常为了留住顾客，他们拒绝向新来者提供同性恋聚会地点。失业者人数也在增加。1925年，48％的男妓是失业者，1931年达到83％！汉堡青年办公室试图重新安插年轻男妓有稳定的职业，使他们重回社会。年轻人中的一部分被遣送回原籍。

德国同性恋的生活场景显得特别辉煌。提供各个档次的多样服务，满足各种欲望，从简单娱乐到豪华舞厅，从羞怯的勾搭到肆无忌惮的买春。如果说柏林是无可怀疑的中心，外省也并不缺乏。〔105〕如果他们读同性恋报纸——夹页里提供各种预订，他们一定会得知附近存在某家不起眼的咖啡馆，“朋友”们定期去聚会。对许多不敢在街上勾搭，也不敢与太招眼的男妓搭讪的人，俱乐部可使他们向同性恋群体迈出第一步。

伦敦，军服的魔力

虽然20年代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也很活跃，却比柏林逊色很多。会所比较少，也没有那么风光。看不到德国首都以之闻名的大型易装表演，同性恋舞会很少。缺乏同性恋的组织，几乎没有约会地点。因而伦敦同性恋生活比较分散，不如柏林同性恋生活那么容易说明白。但另一方面，伦敦却以军人卖淫领先，公园是同性恋者约会的首选地。

有限的生活空间

由于警方的频繁监控，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主要在夜间，在一些必须是内行人才知道碰头的地点。这些地点多半不便于隐藏同性恋的顾客。这些地方经常是由同性恋者自己赋予其内容，业主并不知晓他们在与谁打交道。“美达·威尔”区就以“快活”（法文“gaie”与“gay”相似。——译注）气氛闻名，许多同性恋艺人和作家住进那里，结果很快就变了颜色。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斯蒂芬·斯彭德和他的伙伴托尼·海因德曼、威廉·普洛美尔和J. R. 阿克利都住在那里。伦敦的同性恋派对从一些剧场和音乐厅的走廊开始，主要有威尔士亲王剧场、霍尔本剧场和“帕拉狄昂”充当着追逐和约会的场所。有些演出特别受欢迎，比如G. S. 梅尔文、巴特利特和罗斯的易装表演。许多出戏受到同性恋者们的支持。在弗兰克·沃斯珀的《绿色月桂》中，一个贵族同性恋者收容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把他重塑成自己的样子。同样，《穿制服的孩子们》（克里斯塔·温斯洛《穿制服的姑娘们》的英文版）获得巨大成功。散戏之后，同性恋者在各咖啡馆碰头。叫喊咖啡馆在克里斯特里翁旅店的地下室。多数同性恋都走杰明街上的后门，但也有些人大摇大摆地从皮卡迪利的大楼梯进来，大家会报以掌声。一些著名的易装者是这里常客，比如薰衣草夫人，他看着是20岁的金发少年，实际已经40岁。还有伯兹维斯（Bothways［两路］）男爵夫人罗西是个年龄难测的威尔士人，衣着华丽，披挂着金质的链子和镯子。尽管号称百万富翁，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富有的老同性恋者的厨子，他把衣服和首饰借给他去伦敦西区夜游。考文垂街的“街角屋”是一个“圣地”。同性恋者晚间在那里约会，但下午也有人去，那里二层有一个房间被他们戏称为百合池塘（lily pond）。咖啡馆是由两个老妇人打理，她们对这些张扬的客人一无所知。星期天，大家可以去一间叫茶炊的茶室，离皮卡迪利广场一步之遥。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恋俱乐部，但在某些演艺界的俱乐部里同性恋占多数，比如篷车俱乐部、伦巴巴俱乐部、阿波罗俱乐部和佛罗里达。并没有很多同性恋酒吧。莱斯特广场有凯沃尔酒吧和JB酒吧，埃齐沃路上有狄更斯，在索霍区（Soho）有法国时光和约克敏斯特，考文垂街女王一楼都常有同性恋者光顾。还有威灵顿兵营旁边的巴基斯坦，谢泼德市场附近的跑马也很风潮。沙夫茨伯里大道的托卡德罗饭馆里的长吧（long bar）只对男人开放。

警方时常到酒馆盘查，记下顾客名字，逮捕可能的同性恋者。这就意味着酒吧不再是同性恋聚会地。有时只要一群同性恋者决定到一家咖啡馆聚会，而老板同意，那里就成为同性恋接头地点。所以，昆廷·克里斯普和朋友们到老康普顿街的“黑猫”咖啡馆聚会：“它与索霍的其他十几间咖啡馆差不多。马蹄铁形的木制吧台，不经常打扫，地上是黑白格漆布，到处是镜子。一个个沉闷的日子，一个个无爱的夜，我们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互相请喝茶，梳头，试彼此的口红。” 〔106〕

女人们交际的场所很少，不能与柏林和巴黎相提并论。橘树俱乐部1921年开张，很有名气，可以在那里看到女人们一起跳舞。30年代门道（Gateway）俱乐部成为城中女同性恋的中心。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对妇女酒吧有过不堪的描述。纳克索斯酒吧和阿莱克酒吧对她来说就是同性恋衰落的标记，即使是提供了约会的可能。“不去酒吧又去哪里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两个女人跳舞而不招非议或嘲讽、不被看作怪物。” 〔107〕

伦敦同性恋大事记中的一件是马尔科姆夫人在艾伯特礼堂举办的慈善舞会。那本来是为仆人们举办的，而且凭票入场。因为是化装舞会，所以给了各种娱乐以借口。大家扮成一些知名女士。最后的游行是一个重要时刻。随着岁月增长舞会演变成纯粹的易装舞会。

勾搭与卖淫

在伦敦，主要的勾搭方式是“去小便”（cottaging），就是在城里各个男子小便所转，快速而匿名地约会。最合适的地点是维多利亚车站和南肯辛顿的小便池、大理石拱门的公厕和海德公园角。小便池经常是警方突击的对象，是不安全的接头地点，经常出现的暗探挑衅使危险加剧。还有其他地方充当接头地点，比如皮卡迪利广场的郡防火局的拱廊、杰明街的土耳其浴室、大桥广场的僻巷、多佛巷、达德马斯顿巷和福尔肯堡。在克拉威尔街、莱斯特广场和格罗夫纳山可以找到人度夜。〔108〕

大多数男妓在皮卡迪利广场和莱斯特广场周围活动。昆廷·克里斯普回忆他当初发现这个法外世界时的惊讶：“我正沿着皮卡迪利和沙夫茨伯里大街闲逛，碰见一些站在街角的年轻人招呼我：‘今晚不难过么，伙计？一个男人也碰不着。皮卡迪利也不是老样子了。’虽然学校里印度男孩让人吃惊地告诉我们在伯明翰有男妓，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会碰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能认出他们。一个路人真的很天真，竟不明白这种模特姿态的含义，要不是有一只手扶在腰上，胯骨一定会错位。” 〔109〕可以带着猎物去伦敦西区找间便宜旅店。J. R. 阿克利在“五月墟市”的谢泼德市场找到一间，这个区以卖淫闻名。不提任何问题就可以租给你一个房间。地方大多很寒酸：“半月街11号。就是这种自杀用的房间。” 〔110〕除了职业男妓，还有一些“乖”男孩要先领他们去吃晚饭，还有些是被包养的。〔111〕这与德国相似，但比例小得多，男性卖淫因为失业而得到发展。在查林十字街的“猫与笛”就能见到一些青年工人。通常的做法是他们双双就位，合喝一杯啤酒，顾客接近他们，提出再买一杯。过一会儿，其中一个走开，留下另外两个。这些男孩不一定是同性恋，而是迫于经济原因卖淫。所以不时能听到：“我攒钱娶媳妇呢。” 〔112〕价格写在一本册子里，如果要肛交则加收10先令。另一类男妓由士兵（主要是近卫团）和水手充当。与工人不同，他们卖淫不是出于必需，而是因为军旅传统。伦敦的公园是他们约会的最佳地点，特别是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圣詹姆斯公园、骑士桥附近“塔特索尔”酒馆、伦敦塔附近的“圆鼓”海员酒吧。〔113〕近卫团的红制服和水手服具有魔力和性吸引力，当时的人常有提及：“就像弗洛里·福德，我和我所认识的多数同性恋者都渴望‘军服一类的东西’。任何国家制服和传统装备都可能具有性吸引力，有多少种制服就有多少种怪异的性趣味。” 〔114〕海员制服是当时同性恋者中最欢迎的，尤其欣赏其紧身和平裆。而且，士兵自己支配的时间一般很少，海员却有很多周末。陪同去公园散步，士兵收两先令，而海员却收3英镑。斯蒂芬·坦南特提到过这种迷恋：“他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屁股小的，我总在描绘小屁股的水兵，就像夹紧尾巴猎狐犬。” 〔115〕许多名人都喜欢水手。当时流传一些刺激的逸事，比如爱德华·盖索恩－哈迪的晚会充满禁卫军。一个笑话里说一个士兵被当作礼品送给此间主人。〔116〕士兵们认为卖淫是一种传统，似乎新兵在参加团队后就被老兵拉上贼船。顾客被称为“绿茶”、“蒸汽机”或“钳工老兄”。一个好顾客会很抢手。阿克利有一天接到一封信说他的情人死了，团里的另一个士兵主动要求替换。临时卖淫可以让士兵们赚些零花钱，随后他们就拿去喝酒或找妓女花掉。此类交往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许多士兵和海员可能表现得很粗暴。查尔斯·戴蒙是世纪末老辈的颓废者，是奥斯卡·王尔德圈子里的古董，他曾对诺埃尔·科沃德说过：“亲爱的，我的奢望就是在一个近卫军的裤裆里挤死。” 〔117〕

如果说伦敦提供了同性恋娱乐的最多选择，外省也有些胜地。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大学城，同性恋者可以在一些酒吧相会（比如剑桥的“酒坛和棒糖”）。牛津和剑桥每年度的赛艇是相会的好时节。J. R. 阿克利就在那儿遇到了E. M. 福斯特、科里尔·阿博特、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哈里·戴利，他的众位情人还有众多警员、士兵、水手和其他少年犯在那里秘密聚集。在20年代，J. R. 阿克利、雷蒙·莫蒂默和埃迪·萨克维尔－韦斯特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朴次茅斯约会。30年代，由于首都的镇压加强，同性恋者向港口城市退缩，主要是布赖顿，那里晚间有快车到达，乘6点钟的车，4先令往返，整个周末不过10先令。当地有些可靠的地方为同性恋者提供方便，比如“老船”旅店有一个侧楼只对男性开放。房间门不锁，方便进出。还有些酒吧接待同性恋者，主要有圣詹姆斯街的皮戈特，蒙彼利埃街上的东方和不伦瑞克之星。有一部分海滩是男士专用，同性恋者实际上也喜欢那里。〔118〕另一个同性恋者光顾的城市是多佛，这里驻扎了四个团和大批水兵。J. R. 阿克利光顾那里许多酒吧，“英国女王”、“格兰维尔”、“摄政王”、“克拉伦顿”。他有一套公寓，邀请许多朋友。城里到处是同性恋名人，比如T. C. 沃斯利、格雷厄姆·贝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E. M. 福斯特、杰克·斯普罗特、约翰·汉普森。莱昂内尔·查尔顿和汤姆·惠切罗长期住在那里。威廉·普洛默在那里住过一年。福斯特开玩笑说如果一发炮弹落在城里可以除掉这个国家差不多全部讨厌鬼。〔119〕价格很便宜，平均10先令，但并不总有保障。许多男妓都不诚实，而且很危险。城市的组织以性为中心，士兵和水手卖淫得到钱，随后就花在妓女身上。多佛的神话保存在W. H. 奥登的诗《多佛》中，其中一些双关意义的诗句反映暧昧的夜生活和同性恋者的约会，描绘出这座城市气氛，只在寻花问柳的关系中打发时间才是它存在的合理性：

穿着漂亮制服的大兵在酒吧拥挤，

像贵族学校的女生一样粉嫩和愚蠢；

狮子、玫瑰、王冠，并不会要他们赴死，

不是此地，不是此时：他们杀的是时间，

一个未来的穷苦平民。

……

海鸥黄昏的叫声像工作般哀伤：

士兵保卫游子为兵士付账

每人真正地为己，却没有人

控制流年和时间。有些可能做英雄：

我们并非同样不幸。〔120〕

伦敦同性恋生活显得比德国传统，这是一种退缩的文化而不是征服，这也证明了警方的镇压更强、旁观者的宽容更少。英国同性恋生活在城市扩展，却对城市无益。更大的镇压同样解释了为何俱乐部和勾搭更具有性意味，因为缺少争论、聊天和交换信息的时间和机会。酒吧并不是做这些的，因为一个眼神、要一支香烟就足以搭上一个伴儿，不用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所以，英国同性恋文化更倾向是一种地下文化（underground），为世俗禁止，令胆怯者却步，主要集中在伦敦和港口的一些阴暗街区。

巴黎，高地，皮条客

20年代的巴黎有得天独厚的地位。由于没有镇压，许多男女同性恋的专门会所得以开放，法国首都以夜间娱乐的丰富著称。〔121〕到30年代中期，柏林同性恋遭纳粹镇压，巴黎顺理成章成为同性恋生活新的中心。

舞会的时代

约会地点主要隐藏在三个街区：蒙马特、皮加勒和蒙帕纳斯。从19世纪末开始，蒙马特高地是巴黎女同性恋的主要约会地，可以见到她们在咖啡馆的露天座搂抱或是在红磨坊的舞会跳舞。埃德加－基内大道的单片眼镜是最早的女同性恋夜总会之一，由露露·德·蒙帕纳斯打理，所有的女人都扮成男子，穿吸烟套服，留贞德式短发。在巴黎有许多同性恋酒吧：蒙马特高地诺文街的叔叔、小茅屋、布朗什广场的帕尔密、自由、红宝石、塔纳格拉、布朗什广场的雷卡米耶、莫里斯酒吧、勒匹克街的表姐家，克勒韦尔常光顾布朗什广场的格拉夫，皮加勒广场的月光从下午三点开到早晨五点，招待水手和士兵。克利希大街旁一条死巷中的我的俱乐部的地下室接待售货员和职员。还有旧菜场的莱昂，大碗在左岸雨燕夹道的一间酒窖里，朱莉在圣马丁街。维克多－马塞街的疯狂酒店后来变成皮加勒街的烈日酒店。穴居人本来是一家私人俱乐部。小茅屋的气氛属观光酒吧，特别吸引寻求感官刺激的外国人：“手滑过琴键，钢琴师开始一段西迷狐步舞曲。一些当地的职业男妓被招募来表演，他们立刻纠缠在一起。说他们在跳舞不如说是在扭动。每个停顿，他们都用下流的动作互相撞肚皮，抖动上身的肉发颤，用指头夹着裤线，每向前走一步就向上提裤子露出漆皮靴子，向顾客抛媚眼。他们穿着很考究。有些似乎用棉花填了假胸。有些穿着大开领的日本和服。还有一个穿满是银饰的东方服装。” 〔122〕据说很多会所还兼营毒品：“几乎所有蒙马特和圣德尼门还有圣马丁门的同性恋酒吧都是可卡因的窝点，有店内消费，也有贩卖。” 〔123〕

但最重要的约会地点还是那些同性恋酒吧，当时有很大名声。圣热纳维耶夫山舞会是在先贤祠后面的大众舞会，狂欢节那天就变成易装舞会。可以见到成双成对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可以结对跳舞。最著名的舞会当属科尼亚克－热街的“魔力城”的舞会。易装舞会接待各个年龄段和各种出身的男性。舞会在1934年2月6日后被禁止。在此以后，同性恋者企图屈就一些“正常”舞会但徒劳无功，不得以退到郊区。1935年的圣诞夜，百名同性恋者乘大轿车到巴黎市外50公里守夜。“魔力城”（Magic-City）因其魔力吸引了同样多的看客和同性恋者，性倒错者经常会受到大批看热闹的人欢迎：“因为巴黎人中有些人每年都来‘魔力城’看‘阿姨’。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一场噩梦。我并不怕被他们看到，我看起来并不像，是因为我知道同性恋者害怕这些窥视者来舞会。对他们而言，索多姆就是‘魔力城’的‘阿姨’，他们就是些可悲的漫画人物。” 〔124〕夏尔－埃蒂安将之作为小说《疯女人的舞会》（1930）的主题。尽管有小说的外表，我们可以认为作者表现了接近原生态的视角，尤其是关于那里的氛围和看热闹的人的反应。他刻意采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观众的立场置身于同性恋者中间，在惊讶、厌恶和愉悦的相互混杂中发现巴黎“女疯子”的大聚会。他借此描写了聚集在一起看易装者走过的群众的反应。有些人喊：“垃圾！”另一些人喊：“等着坐牢吧，屁精！” 〔125〕或“把这些屁精送去服苦役！”这些辱骂来自卖票的叫卖“可耻的阿姨”、“贵族穷亲戚”。还有一种不这么鲜明：“她们早晚死在这上边，这些婊子！不能让她们这样侮辱大家！今天我们有权找回自尊，也有权找些乐子。” 〔126〕去那里是为了招摇，也是为了看别人：“在外面辱骂的进攻之后，是内部简单的欢迎，但同样怀有恶意。沿着扶手有一堆堆的人，高高低低，让人窒息，百来人扯着脖子笑骂，眼睛发亮，嘴里骂着，行使入场券的权利，聒噪而单调的合唱抛出一些恶毒的、可笑的字眼、应时的绰号〔127〕。”这无疑是巴黎同性恋的最大吸引力，无论如何不可以错过。通过服饰，易装者表现了这个在一年中其他日子都秘密隐藏着的群体的壮大和活力，同时通过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夸张也对“正常”世界进行激烈嘲讽，手段几乎是典型性的：穿着有裙撑长裙的伯爵夫人、疯狂的少女、与水手跳舞的东方舞女、阿飞、大兵。

在“瓦格朗厅”的舞会上可以见到同样的气氛，而且也是在狂欢节举行。夏尔－埃蒂安在其《莱斯博斯圣母院》中有所描述，类似“魔力城”。对易装者的刻画能使我们对总体情况有所了解，比如“蒂蒂娜”（Didine，俗语指女性性器）“裹着一条黄缎子长裙，头上戴猩红假发，上面乱插着假钻石鹰头花，胸前开得很低，后背一直裸露到腰际，露出一幅斗士的裸体画，一个戴花边胡须面具的男子，画中人摆着臀爬上楼梯，小心地提起裙子的后摆〔128〕。”一大堆绰号特别有启示性：“Fontange”（女帽）、“塞维尼”（历史上有塞维尼夫人。——译注）、“蒙泰斯班”（路易14的情妇）、“布永公爵夫人”、“小俄多西”（东罗马皇后）、“四球戏”、“紫老鼠”、“女魔王”、“跳蚤”、“甜面包”、“荡妇”、“英国女人”、“疯狂玛丽”、“缪斯”、“茶壶”、“母狼”、“萨芙”、“费尔南德·德·鲁贝”、“娜娃”、“戴瓦尔”、“梅丽”、“木樨花”、“湿猫”（猫指女子性器）、“小钢琴”、“发情猫”、“马莱公主”、“玛格丽特·德·勃艮第”等等。这是camp［作势］的胜利，用廉价的贵族派头嘲笑等级制度和传统价值。像在“魔法城”一样，瓦格朗街的舞会吸引众多看客，多数是出身下层：“从泰纳大街到蒙梭公园，从米埃特到星星广场，所有附近的下人都涌向‘瓦格朗’。这有点像仆人舞会，但那些匪徒和他们的娘儿们也来这里，他们从普安－迪－茹尔和维莱特到这里找便宜〔129〕。”

除了这些巴黎同性恋中心，还有些次要的地点。香榭丽舍大道常有议会里的有钱主顾和文人光顾。英国人在杜勒伊公园对面的一家茶室约会。圣马丁门周围聚集着一些借着卖淫偷盗的人和皮条客。战神广场被一些意大利男妓垄断。高蒙影院的骑廊是著名的接头地点，还有那几条林荫大道附近的“贝利兹”游艺场。巴士底区有许多手风琴舞会酒吧，在那里，尤其是拉普街，有些烂醉的水手和殖民地人。那里不全是同性恋，但是允许男人结对跳舞，晚上很容易找到伴儿。达尼埃尔·盖兰就提到过这个平民区的环境：“我是巴士底附近拉普街一家风琴舞会酒吧的常客，大家跳爪哇舞，有戴鸭舌帽的家伙、有水手、有妓女、有上流社会的女人、男女同性恋者。那个放纵的年代，法国还不坏，跳男步的可以当众找同性跳女步的，根本不会大惊小怪。乐队在小阳台，主要是手风琴，节奏激昂。有时，坏脾气的会做个打架的手势，但不当真。两个婊子互相揪头发打架。警察检查不多，也都很温和，所谓风化警察很宽容，也很不张扬。我们太太平平地喝酒和薄荷汽水〔130〕。”但并非所有看客都像达尼埃尔·盖兰一样热情：“在那里常见些肮脏的小流氓，毫无顾忌地浓妆艳抹，戴鸭舌帽，戴彩虹格围巾，在没找到嫖客的时候，他们会消耗不少菜叶子和无烟煤。” 〔131〕

夜生活

作为同性恋娱乐城，巴黎与柏林不同，勾搭和卖淫都在同一地点。虽然没有同性恋者聚会和讨论的地点，但有更多澡堂子和同性恋落脚地。

无组织的勾搭多在小便池边，也叫“茶壶”或“茶杯”，是圆形便池，一般有三个隔间。可以偷偷观察同伴的行动，想要的话也可以参加。如果被发现，可能因为公然猥亵判两到三年监禁，并罚款500-4500法郎。同性恋者光顾的小便池多在几条林荫大道、几个火车站、荣军院、战神广场、托卡戴罗、香榭丽舍大道、蒙马特高地、蒙帕纳斯、库塞尔大街、埃德加－基内大街、豪斯曼大街、马勒泽布大街、巴蒂尼奥勒区、拉雪兹神甫公墓、维莱特区、旧菜市场、拉丁区和天文台。除了这些单独拉客的地点还有一些公园，特别是布洛涅森林和樊尚森林，身家清白者与男妓、借卖淫偷盗者和“放鸽子”的混杂在一起。蒙梭公园更浪漫些，那里的同性恋伴侣在夏天一起散步。最后还有杜勒伊公园，聚集着一些有名的“女疯子”，他们绰号类似于“朗巴勒夫人”、“彭巴杜夫人” 〔132〕一类。巴士底附近一条叫“诺瓦耶”的驳船泊在圣马丁运河，据达尼埃尔·盖兰说这里是同性恋者游乐的所在。此外，游泳池也是很好的勾搭地点。达尼埃尔·盖兰特别提到特雷维斯街基督教青年会（UCJG）的游泳池在体育课或操练之后可以裸泳，还有蓬图瓦兹街的泳池，可以两人溜进更衣室做爱。〔133〕

巴黎男性卖淫的圈子很有组织。与柏林和伦敦不同，多数男妓都是专门从业，许多是在特定会所范围内营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已经提到男妓院，那里可以满足各种苛刻的愿望。市民阶级的顾客对那里的“家庭”气氛感到踏实，提供的选择比较多，装修舒适，私密性也比较好。对盗窃、袭击和敲诈的担心也较少。某些会所的设施经得起最严格的挑剔。如同莫里斯·萨克斯的描述：“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会有一个已经建立的同性恋市场。别人告诉我某条街上一个地方表面上是浴室，隐藏着一些男妓，是些懦弱的青年，懒得去找规矩的工作。他们与男人睡，挣钱带回去交给老婆，这是这代迷途青年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对这些无耻的堕落既不感到乐趣，也没养成习惯。” 〔134〕威利也提到这些地方，在提克多纳街有一家，另一个在泰纳区，还有一个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附近：“找到了模样中意的年轻伙伴，就塞点零钱到浴场服务生的湿手里，他立刻会通知那美少年说有先生要按摩。然后就钻进一个拉了帘子的隔间，那里可以找到你非法的灵魂的另一半。作为按摩师，他负责让你最迟钝的器官都恢复血液循环。” 〔135〕另一个在福利－梅里古街，是性交易的场所：“在浴池两侧，沿着边，一些条凳围着桌子形成小间，坐满穿了浴衣的听众，在大厅中间高几级台阶的地方立着一架钢琴，形成一个半圆小舞台。” 〔136〕

许多男妓独立工作，通过暗号、土话和识别标记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圈子。〔137〕大多数男妓都取战争意味的名字，通常是受演艺界的启发：米斯坦盖、贝克，还有索雷尔、格雷塔、马莱娜、加比、克劳福德、梅·韦斯特……他们有时候穿女人衣服，总是涂着粉：“克利希大街所有年轻人都化着妆。染了头发的‘梅萨林娜’过时了。” 〔138〕皮条客主要在皮加勒、克利希和罗什舒阿地区活动，在蒙马特高地也能见到。价格和支付方式多种多样。一开始，男妓每夜能挣200-300法郎，随后价格一直跌到50法郎。还要付旅馆的房间附加费，但如果顾客阔绰，旅馆反过来会付给男妓一笔中介费。还有预订系统，是为了那些羞怯的顾客和不想惹人注意的一家之主，比如可以与男妓一星期见一次或两次。

男妓们生活在一起，在巴黎社会底层形成一个特别群体。他们在巴黎的剧场骑廊会齐，寻找顾客，尽力施展魅力：“这些‘夫人’（当地的姑娘们这么称呼他们）们聊着天。时间不早了，‘奥尔加’动身去蒸汽浴室的夜场，‘蒂蒂娜’勾引了一个家伙。‘鹌鹑’听‘猎手’介绍的一个客人说话，‘猎手’是第一个认真的业余男妓。” 〔139〕每个男妓的营业方式都不同。除了在大道旁的美少年，还有“放鸽”的，他们第一想的就是赚钱，想尽办法让顾客破财。这些男孩子经常成对行动，一个在小便池勾搭，一个藏在一边，手里拿着警棍，准备对付难缠的顾客。有些人口袋里装着伪造的失业证，可以避免因流浪被收容。与男妓不同，这些人不是流落街头的同性恋者，他们是些贪图方便地挣些钱的小流氓。他们替自己强辩，否认职业的性意味：“如果说我接受这份工作，那是因为这是最干净、最没有风险的。奇怪么？但是偷这些老流氓的钱，我是在帮助他们的老婆孩子。” 〔140〕被偷窃和欺骗的顾客往往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他投诉诈骗，警方会对他嘲笑谩骂，甚至虐待。所以吸引人关注他的遭遇是无谓的。通常一个皮条客控制一个或数个男妓：“他远不及‘菜市场的夏洛’，人家手下有八个或十个街上的孩子，人家认为他没什么名堂。” 〔141〕通常年幼的男孩入行以后会在年纪大些的控制之下：“浓棕头发的‘马赛女人’领着两个面色苍白的小徒弟向他们面授机宜。两个都未成年，‘洋娃娃’和‘劳劳特’（lolotte，指乳房）在他面前跑来跑去。常听他说：‘我有两个孩子，先生。’” 〔142〕这些放鸽的经常和妓女在同一个地盘营业，她们经常告发这种她们认为不正当的竞争。但在两种卖淫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对立。有时，一个皮条客手下有女也有男，妓女和男妓搭伴也不希奇：“与‘耶稣’相好的妓女还少么？弗里盖特、加比、小吉塞尔都不介意与‘红磨坊’里最女气的‘衰崽’好。她是自由的，她想起弗里盖特的话：‘宝贝，他比真娘们儿还棒！’” 〔143〕这种结合在圈内不被看好，皮条客不愿意有人染指他们的特权，嚼舌的人嘲笑他们：“你不认识‘鹌鹑’。他见不得那些小可怜。一见到就发情。有几次，他听说有女人与同性恋欺骗丈夫，他就像自己戴了绿帽，非要报复。” 〔144〕除了经济上的依赖，还涉及在巴黎边缘人内部的地位。男妓不光彩，黑帮、皮条客甚至女人们也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盗贼侵害。在这个大男子主义的圈子里，大家喜欢表现雄壮，甚至暴力，男妓则被怀疑是告密者，不被人信任。相反，小流氓为了讨好警方经常出卖男妓：“他了解‘科西嘉人’对这对儿暧昧伴侣的本能仇恨。与‘科西嘉人’一样，他讨厌‘竹子’、‘鹌鹑’和他们的同类，但却不表现出来。相反，他谨慎行事，帮助警方在蒙马特高地行动，却痛斥他们以表现自己的暴力情绪。在酒吧里，他们宣称：‘让这些蠢驴和娘娘腔去死吧！’” 〔145〕所以男妓常常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被内部人毫无悔意地出卖和抛弃，而正是这个圈子让男妓成长起来。男妓的寿命相对较短，往往在贫困中死去。这一行是青春饭，青春易逝，〔146〕而转行干其他的犯罪勾当的几率很小，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欺诈的名声。而且，男妓往往是吸毒者，这加速了他们的凋落。

二三十年代，职业男妓在他们的地盘上受到“野”妓的竞争，通常是些年轻工人。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对此现象感到惊讶：“据罗杰（马丁·迪·加尔）说，在这里卖淫的年轻人中十分之九都不是同性恋者。不过他们对做这个并不反感，只是为了钱罢了，而且这可以让他们养一个情妇，在白天一起招摇。” 〔147〕虽然经济危机助长了临时卖淫，但似乎在法国这种现象的规模不如别处，也许是因为危机来临得较迟。〔148〕除了紧急的金钱需要，巴黎的非职业卖淫也是因为奢侈生活和礼物的吸引，有时是为了晋身上层，还有性放纵的大环境：“年轻泥瓦匠石膏般的纯真投合外国人的欲望，在流行英美壮汉之前，大家喜欢这些匀称的小童子。只要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许诺。闭着眼睛听凭任何一只手抚慰，这是如此容易。最终会不知不觉发现喜欢上这个。” 〔149〕这些业余的男妓很容易最终沉沦于卖淫业，一个见识过另一个世界的男孩子很快会在工人阶层里感到不自在，希望摆脱环境而成为一位英俊先生的朋友。这类罗曼史往往在贫困中结束，因为正是工人出身和业余卖淫吸引着顾客。一旦加入职业男妓的群体，涂脂抹粉，说着切口，年轻的工人就失去了他主要的诱惑本钱：“工人区的男孩不能忍受过去的平凡，因为已经见识男子漂亮的身体，他出卖自己只是为了找乐子，为了看看。一天他折断了粗条绒裤兜里贴身装着的四截曲尺。一罐奶油使面孔变得温柔。晚上的大众舞会。外国人喜欢圣母院那样的地方。小流氓很快就学会选择漂亮的领带。他收藏了很多领带。他会跳舞，会唱歌。他也要搞艺术。” 〔150〕

这些男孩维持着国际性的巴黎的夜生活。职业男妓招徕巴黎和外省的资产者，这是一些口味确定的熟客。他们不在乎新花样，不大愿意去时尚场所表演而有损名誉，而那些业余卖淫的工人、小混混、烂醉的水手在巴黎卖淫业中是招之即来的。正是这些人，富有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美国人想见到他们，回国后可以骄傲地假装声音颤抖地讲述与小混混的艳遇：“剃掉颈毛的小流氓，在红围巾的掩映下脖子是那么白皙，隔着一杯白兰地等待着一个伙伴来忘记夜雨和孤独，一个不要付钱的伙伴。Sweet pimp［可爱的男妓］，他说道，这一夜的顾客。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大兵教会少许英语，他理解成‘可爱的小流氓’，他生气了：‘不，我不是小流氓。我在包间里讨生活。对我好点。’来巴黎找男孩的外国人摸着他的二头肌，他很高兴。‘可爱的小坏蛋。’他兴奋起来。外国人坏笑。他请他跳舞。当他跟外国人一起走的时候，一个平时喜欢的姑娘辱骂他。他摸摸姑娘的头发，对咒骂置之不理。” 〔151〕对这些男孩子，巴黎上层名流大加称赞，作为厚礼介绍并赠送朋友。科克托的圈子、克勒韦尔的圈子在一些时髦的夜总会消磨晚间，在那里他们建立和毁灭那些充满幻梦的年轻人的名气。出众的美貌、发达的肌肉、流氓的名气都能保证在蒙马特高地的短暂辉煌，引起伙伴的艳羡，得到金表作礼物。但缺少刺激的上流社会的人很快会厌倦，很快就抛弃他们的挚爱。

外省的同性恋生活比较难以确定。土伦〔152〕，这个“迷人的索多姆”是同性恋强势的地方，科克托在《白皮书》中歌唱：“来自世界所有角落，喜爱雄性之美的人们来欣赏独自或成群游荡的水手，对媚眼报以微笑，从不拒绝爱的给予。” 〔153〕马赛吸引许多寻找异国情调和休假海员的同性恋者。斯蒂芬·坦南特在那里逗留过数次，在港口生活中汲取小说《印度水手》（Lascar）的主题和草稿。达尼埃尔·盖兰在上船去贝鲁特的时候勾引过一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在随后的旅途中则受到那些最强壮的水手的追求。同样，安德烈·纪德描绘了卡尔维城的生动画面，表现出纪德式的热情：“在卡尔维，所有男性不论老幼都操淫业。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似乎他们追求快乐胜于赢利。在众多的酒吧中，男人只与男人跳舞，以比较淫荡的方式。小男孩从八岁起就与哥哥们被外国人带去嬉戏，在沙滩、在岩石上或在松树下。他们在附近把风，如有麻烦就发出警报，他们也乐意做窥视者。在白天和晚上的任何时间，他们随时恭候。” 〔154〕所以很难确定巴黎以外的同性恋者的数量。威利用一句话来解决问题：“要想统计外省有强大同性恋顾客群光顾的那些多少有些商业化的场所，那就需要一本上流社会的名册。” 〔155〕这种热情看起来可疑，因为尽管在外省的大城市存在几所酒吧和旅店偷偷接待同性恋者，但是搭客主要在夜间，而且与德国不同，不存在有组织的结构来处理同性恋顾客的需求。

20年代同性恋生活的主要特点是会所的创立，在传统的勾搭和卖淫网络之外，这些会所临街开放，公开接待同性恋顾客。这首次使同性恋者结伴外出成为可能，他们可以光顾专门的酒吧，没有风险地勾搭，至少在首都是这样。这种安全感是首要的，可以鼓励交流，使对话得以建立，方便了约会。在酒吧和跳舞场，一个社群建立了：“在工作时间，同性恋者是社会的构成成分，与从事有用工作的人们完全无法区分。但在自由时间，他们变得很明显，成为特别阶层。” 〔156〕同时，这种安全感维系了风俗彻底改变的幻象：在一个保护壳中无拘束地生活，他们有时会忘记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变化。在英国和德国，同性恋仍是罪行。对于一些人来说，30年代对秩序的回归是令人痛苦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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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是张扬的时代。同性恋的记忆丰富起来，视觉上的典型、有意味的名字、魔幻的地点，由于话语形成的力量，它们勾勒出神话的轮廓，成为同性恋身份认同构成元素。在这种想象的建构中，重要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真实中不能忘却的是辱骂、嘲笑和排斥，重要的是所象征的力量和人们赋予它的权力。这些奠基神话的成功是无可否认的。一方面，它们充当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基础，这些由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和英国精英中真正的同性恋崇拜的出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构成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参照系。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20年代同性恋的巅峰不能归结为神话的背景。之所以能够毫不夸张地谈到2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那是因为解放运动以具体的方式，通过激进团体和互助网络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通常的同性恋运动与70年代联系在一起，但其发动却早得多。最早的一些团体在19世纪末的德国创立，已经取得了一些技巧、传播和不可小视的影响面。虽然他们主要的要求是废除反同性恋的法律，他们同样表现出身份和群体认同的雄心，承担对公众舆论宣传和教育的使命。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缺乏统一不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这些运动是多样的，有时是敌对的，女同性恋者普遍在斗争行动之外。另外，同性恋的激进运动在一战前的英法两国未能确立。在这两个国家，同性恋解放采取了不同形式。在英国，虽然同性恋形成组织的企图值得一书，但只表现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崇拜”相关的附加现象。〔157〕而法国与德国民主的、激进的模式相反，是一种个人主义模式，要求很少，并且以特殊人物为中心。

德国模式：群体性和斗争性

作为同性恋斗争的摇篮和欧洲其他运动的组织榜样，德国在同性恋运动的产生中占有特别地位。大约从1890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试图引起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他们主要集中努力于废除刑法第175条，这一条款判罚男性的同性恋行为。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身份认同斗争的先驱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158〕（Magnus Hirschfeld）1868年5月14日生于波罗地海边的科尔贝格，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在慕尼黑和柏林学医后去美国和北非游历，在马格德堡随后在柏林定居，住在夏洛滕堡区。他的一个同性恋的亲戚在婚前自杀，这使他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这个课题当时很时髦，希尔施费尔德加入自由行医的行列，要求对同性恋加以科学治疗并废除刑事控诉。他提出一套复杂的同性恋成因理论，他认为这是先天的，可以归纳为简单公式：“一个女性的灵魂囚禁于一个男性的身体。”根据这一理论，存在着一些“雌雄之间的性级”，一套对人类根据从雌雄同体到雌雄间性的不同等级的精细划分。希尔施费尔德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一本著作发表于1896年，化名Th. 拉明发表《萨芙和苏格拉底》。后续发表另外30种。希尔施费尔德关于同性恋的理论主要表述于其巨著《男子和女子的同性恋》，这本1000多页的纪念碑式的著作论述了同性恋名下的所有形式。依据了大量的材料，许多自己阅读结果和积累起来的见证，此外他还加入了行医时顾客的资料，还有他分发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在工人阶层中。《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和《从过去到现在》（1923）可算是对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历史描述。另外，《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1933）使他得以对比不同国家的性实践和性观念。但希尔施费尔德不满足于做一个同性恋理论家，他是第一次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者。

WhK的开端（1897-1914）

1897年5月14日，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在柏林创建，发起人有医生、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有编辑马克斯·施波尔，有公务员、法学家爱德华·奥贝格和前军官弗朗茨·约瑟夫·冯·比洛。这是同性恋运动史上的奠基事件，因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创立。组织宣布在政治上独立。委员会的目标〔159〕分为几级：首先是取得废除第175条，随后是就同性恋问题对公众舆论进行宣传，最后是引导同性恋者保卫自己的权利。为此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WhK是一项合理的和有效的事业，采用媒体行动的现代手段，在主导机构周围作为压力集团来起作用。

为了废除第175条，希尔施费尔德于1897年发起请愿，他希望争取最多的有影响的人签名。这次请愿要求废除反同性恋条款，但使用暴力、骚扰公共秩序或行为涉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时除外。他很快就征集到600个签名，有些是至今有名的人物：艺术家有赫尔曼·海塞、托马斯·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斯特凡·茨威格、卢·安德里亚斯·萨洛美、卡尔·雅斯贝斯、格奥尔格·格罗茨、格哈德·豪普特曼、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政治家有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学家有马克斯·谢勒和弗朗茨·奥本海默，性学家有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神学家有马丁·布伯，科学家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些外籍人士如埃米尔·左拉和列夫·托尔斯泰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一些身居高位的同性恋者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却拒绝签名。1914年，请愿书汇集3000名医生、750名大学教授和另外1000人的姓名。请愿也不是全无结果。希尔施费尔德引起几位左翼政客对他事业的关注。1898年1月13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议会发表演说并会合其他议员签名支持请愿。希尔施费尔德认为受到国家司法部长鲁道夫·阿诺德·尼巴丁接见是一个巨大成功。部长当时对他说：“政府不会干预，直到公众了解你们的请求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性或科学的某种异想天开。你们应该教育公众，使他们理解如果政府废除条款会有什么意义。” 〔160〕委员会加强了攻势，向天主教神甫、向国家议会成员、向行政官员、向市镇长和法官发出信函。1905年第175条的问题提交帝国议会，倍倍尔和阿道夫·梯勒请求将之废除，论据是根据希尔施费尔德的研究6％的人口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而成千的德国人受到敲诈者的威胁。自由派和保守派以道德秩序和德国人民的生命力的名义互相对立。法律仍然没有修改。在这个时候，WhK已经聚集了408名会员。

希尔施费尔德同时开展了其他活动：举办国际会议传播同性恋知识，出版关于同性恋的杂志和小册子，向负责修改德国刑法的委员会投递宣传册，同样也寄送国外和各公众图书馆。关于同性恋的资讯分几个层面，有医学方面的，但也有法律、历史、人类学、文学、论战、科研的内容。1901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民对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Was soll das Volk vom dritten Geschlecht wissen?）的小册子。该书连版19次，印发超过50000册。书中有同性恋名人的名单，附加同性恋者的道德保证，他们融入社会的愿望，对规则的遵守。用词刻意追求平和，实际上是同性恋合法化的第一次尝试，希尔施费尔德并不愿意做出挑战的姿态。WhK的出版物一直小心不去否定现存的道德。“触犯教会领地将是背离我们初衷的”，他在《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上写道。〔161〕

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了新异的研究。他注意收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可能的信息，特别是在1903年对夏洛滕堡的大学生和柏林的炼钢工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放了8000多份问卷，〔162〕包含关于性实践的一些具体问题。答卷的大学生中1.5％宣称被同性吸引，4.5％自称双性恋。在工人中，1.15％自称同性恋，3.19％自称双性恋。希尔施费尔德从调查中总结出人口的2.2％为同性恋者，3.2％为双性恋者。即便这次研究工作有值得批评之处（取样不具备全民代表性），却标志着同性恋研究新的社会学方法。原籍普勒岑希的新教牧师威廉·菲利普斯控告他“传播淫秽文字”以及对同为控方的六名大学生进行毁谤。希尔施费尔德援引了多起同性恋者自杀案例，其中之一在夏洛滕堡的工科学校，他强调资讯和同情的必要性。他最终被判罚200马克，法院否定关于淫秽的控状。

奥伊伦堡事件是对WhK的一次严重打击，使委员会失去大部分财政支持。1910年新的刑法修订草案建议将对同性恋行为的判罚扩展到女同性恋，证明了制度对同性恋问题的强硬。女权主义者作出反应，组织集会并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废除法令。海伦尼·施特克尔的保卫母亲和性改革联盟（Bund für Mutterschutz und Sexualreform）在1911年2月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同举行集会。直到此前，女同性恋者在委员会内部一直不在前列，这反映出斗争与法律压力的本质联系。在1912年的大选中，WhK站在支持同性恋事业的政党一边。委员会在某些报纸发表号外，我们可以读到：“参加议会选举！第三性！想想吧！在帝国议会，1905年5月31日，中央委员、保守派和经济联盟宣布反对你们，而左翼的演讲者支持你们！所以投票吧！” 〔163〕这些提醒因每次选举而更替，WhK不断在会员中培养政治意识。〔164〕

WhK的巅峰和衰落（1919-1933）

德国战败后，委员会重新找回同性恋权利斗争的前沿位置，拥护制度的改变。1919年对希尔施费尔德是关键一年，他在柏林建立了“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他向冯·赫兹费尔特亲王买下泽尔滕10号的建筑。在门口，一个标牌迎接来访者：“献给痛与爱”（Dolori et Amori Sacrum）。WhK的口号则是：“由科学而达到公正”（Per Scientam ad Justiciam）。学会有两大方针。首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汇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现存资料；另外包括一家图书馆和一家博物馆。这里同时是一个所有寻求医疗帮助的同性恋者的接待中心，或者只是为了见到一些朋友〔165〕。开幕式在1919年1月1日举行，选择一些医生、科学家和政治家列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表演说，称学会是“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的这类机构”。另外他强调了政治上的归属：“我们的学会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 〔166〕这所机构很快扬名国外，吸引了医生、性学家、知识界和记者的注意。安德烈·纪德、爱德华·布尔代、勒内·克勒韦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都访问过这里。在当时的文学中可找到诸多相关描述，这里成为对柏林有一定了解的游客的必经之地。外交官安布鲁瓦兹·戈在其《赤裸的德国》（1923）中、记者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为法国读者对学会作了很长的描述。鲁瓦耶由希尔施费尔德的助手亚伯拉罕博士接待，后者让他填写一份48页的《生物心理学问卷》。在楼梯侧面是摄影展览。博物馆中有著名的性倒错者和易装癖的画像和照片。橱窗中展示的材料与个案相关：恋物癖、虐待狂、连体孪生、雌雄同体等等。在希尔施费尔德自己的工作间里挂着爱翁（Eon）骑士肖像（本名夏尔·德·博蒙，喜着女装）。鲁瓦耶列席了几次谈话，他还遇到两名请求做阉割手术的恋童癖。

WhK的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中间性别年鉴》，1899-1923年间定期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份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性恋行为的报刊。其中既有医学文章也有社会学研究，有WhK的行动报告，也有同性恋问题研究述评，同性恋名人传记和关于性倒错的文学随笔。《年鉴》还对“性学会”的活动发布年报。比如，1919-1920年间施与18000次问诊，总共诊疗3500人（三分之二为男性），其中30％为同性恋者。从1923年起，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中间性别年鉴》停刊。1926年由《WhK通报》代替，一直刊行到1933年。

在20年代，希尔施费尔德四处旅行，频繁在德国和国外做讲座，不懈地传播他对于第三性的观点，为确立同性恋权利进行斗争。1922年的一轮讲座，他到达荷兰、维也纳和布拉格。1930年，他赴美国和中国演讲。1932年周游欧洲，主要在瑞士和法国作报告。同样，他不懈地继续为废除第175条斗争，强调敲诈的危险。希尔施费尔德例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一名受害者在数年内付出242000马克，一个慕尼黑人付出545000马克。〔167〕有些受害者为了避免家族名誉受损而自杀。〔168〕为了警醒公众舆论对此问题的关注，WhK使用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工具。希尔施费尔德促使了第一部同性恋斗争影片的拍摄，即《与众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影片是应制片人兼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尔德的要求拍摄，他是社会教育电影的专家。在电影公映前，1919年5月24日的首映针对报界，地点在柏林的阿波罗剧院。主要角色保罗·克尔纳由康拉德·法伊特扮演，他后来在《卡里加里医生诊所》中担任主角。〔169〕这部情节剧的剧情是有教育意义的。著名的同性恋提琴家不能自由享受爱情。他被敲诈者骚扰，最终被出卖给警方。名誉扫地后，他自杀身亡。影片的伦理意义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阐明，他在其中扮演宽容的医生，呼吁废除第175条，要求社会给予同性恋者更大的宽容，因为他们并不能为自己的境况负责。不出所料，影片引起一次大论战。他受到一些报纸的赞誉，强调他的严肃性和角色分配的合理。但是也引发了来自卫道士的攻击，比如一些反犹团体。1919年7月17日，在柏林公主剧院举行了专场放映，针对科学家、作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希尔施费尔德收到来自名人和普通人的许多来信，表示对电影的支持，或者相反表示他们的愤怒。事实上，电影在民众中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放映过程中重复出现的几次事件促使警方在一些城市如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禁演。同年10月起，影片仅限对医生和科研机构放映。尽管采用这种限制，影片仍然是同性恋斗争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影片在德国广泛的传播使之成为同性恋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有助于向公众舆论宣传一种残酷的不公正的存在。

WhK同样也为了修改第297条而积极斗争，这一条有关男性卖淫，而且新的法律草案预期将判罚提高到7年强制劳动。主要由共产党人理查德·林泽特出版的小册子《297条，男子间的淫乱》（1929）收集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证据。除了一份关于德国男性卖淫状况的详尽文件，〔170〕其中还有修改刑法的呼吁，发自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曼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WhK继续在议会的院外施加影响。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拥护任命社会党人奥托·兰兹贝格为新的司法部长，向他致贺信附带一份请愿书。〔171〕他请求召集刑法改革的新委员会，要求不仅由法学家构成，还应有医生、性学家和犯罪学专家参与。兰兹贝格向他保证自己的良好意愿，但1919年的新法案仍然判罚同性恋者。随后的每位新司法部长都收到WhK附带宣传册的信。〔172〕国家议会的议员们也同样收到要求废除该条款并科学解释同性恋起源的论文。比如在1924年选举时，WhK寄给议员们一份论文，内容为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的历史，提请他们注意有众多名人签署请愿书。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强调指出德国同性恋者代表着100-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的投票根据对第175条的立场。所以WhK要求各政党对这一问题公开表态。

这些施压手段成果微小，WhK寻求与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联合行动来扩大影响。1922年，希尔施费尔德的亲密合作者、作家兼法学家库尔特·希勒发表《第175条：世纪耻辱！》，他在这篇激烈的论战文章中对议员们提出质疑。据他看来，至今没有任何政党明确地保护同性恋者。希勒特别提请社会民主党（SPD）将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加入下届选举名单。这一要求并无下文。事实上，有一段时间WhK有意成立一个同性恋者的全国党派，参加选举以便保卫“第三性”的权利。这一企图落空了，希尔施费尔德于1927年苦涩地分析道：“我们并不愿意争论这些企图的正确和最终成功的让人渴望，应该强调的是企图创立同性恋者‘群众组织’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为了互相保护，同性恋者不得不结成某种‘黑社会’，有各种秘密暗语和安排。除了某些未成年团体，同性恋者几乎完全缺乏团结互助精神。事实上，人类群体中找不出另一个比他们更不具备组织起来确保自己基本权益的能力。” 〔173〕为了加强影响，WhK从1919年起也曾试图统一德国各同性恋运动。1920年8月30日，在库尔特·希勒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主要集合了WhK、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和德国友谊联合会（Deutscher Freundschaftsverband），以便组织反对第175条的斗争。对此关注的人被邀请向律师瓦尔特·尼曼捐赠，为此在德意志银行开了一个专门账户。1921年，希勒向所有德国同性恋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团结起来为申明自己的权利斗争：“同性恋者的解放只能由同性恋者自己来做。”行动委员会重新发出WhK从前的请愿书，撰写新的宣传册，向国会议员们大量投递。同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新的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提交新草案，其中成人间互相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被判罚。拉德布鲁赫本人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而且他在就任两个月后于1921年12月接见了WhK的代表团。但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拉德布鲁赫的草案并无结果。行动委员会也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德国友谊联合会，即此后的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由新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领导，他的激进立场导致他们相继退出“唯一者联盟”和WhK。

面对失败，希勒寻求异性恋性改革运动的合作。1925年关于刑法性问题改革联盟（Kartell für die Reform des Sexualstrafrechts）成立。除WhK以外，联盟还聚集了五个其他组织。〔174〕 1927年为反对新法案维持对同性恋的镇压，库尔特·希勒以个人权利为名起草了一个反对案，〔175〕引起了报界激烈论战，成功将废除第175条的问题摆在公众面前。〔176〕联盟同时还要求妇女的平等，婚姻的法律自由化，传播避孕方法和修订堕胎法。再一次，同性恋者的要求湮没在整体社会要求中间。团体未能确立自己作为有资格的谈判者的地位。1929年对同性恋免罪的附加条款引起WhK的愤怒。〔177〕从这时起，WhK日渐分化，逐渐失去影响力。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会员尤其是他的老朋友理查德·林泽特的批评，他不得已而辞职。他开始了新一轮游历，成为他的著作《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的基础，该书1933年在瑞士出版。在WhK存在的最后三年中，其影响只限于内部。从1930年起，经济危机打击德国，政治压力上升，对同性恋的要求构成不利环境。〔178〕由于失去领袖，WhK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作为。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出任何倡议。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总结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因为他的知名度和先驱者的角色成为攻击和辱骂的中心。作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他的名字尽人皆知。他是同性恋斗士的典型，但同时也是医学对性问题取得新权威的象征，他涉足各个领域，常常激怒别人。

WhK最重要的活动是在世纪之初。战争之后，它一直未能恢复开始时的影响。1922年5月15日，WhK举行二十五周年庆典，由《中间性别年鉴》出版纪念册。值此时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自己的行动作了临时总结。他认为WhK的任务一直都是“召集、调查和教育”。运动没有辜负这一使命，而且将不懈地继续宣传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种子，会结出果实，但还未到成熟收获，丰收和休息的季节还没有来临。” 〔179〕五年以后的1927年，在庆祝三十周年时，报界主要是左派报纸报道了庆祝会，指出了运动完成的功绩。〔180〕《前进》（Vortwärts）1927年5月14日文章虽然多有褒词，但也指出WhK的一个根本失败：尽管施加了许多影响，却没有能力使同性恋免罪。实际上，委员会的失败主要是政治性的。由于想要超离各党派之外，希尔施费尔德保证了其组织的独立性，但却排除了在议会中得到真正的支持。WhK的非政治化是相对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热情地迎接1918年革命，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库尔特·希勒（1885-1972）于1908年参加WhK，他属于革命的和平主义团体，是《目标》（1916-1924）的报社编辑。他们两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WhK的另一位领袖理查德·林泽特是德国共产党员（KPD）。另外，为了寻求各种可能性，希尔施费尔德不自觉地做了最保守党派的同谋。自始至终，他确信能够使其对手认清问题，得到宽容。他对于说服保守党从未绝望，不断发出驯顺的呼吁。比如1925年1月29日寄给巴伐利亚人民党（BVP）议员的信写道：“我们恳请你们，尊敬的议员们，对此进行考虑，我们希望你们的心理辨别和你们的爱心使你们赞同我们的看法。” 〔181〕他对纳粹党的态度更加懦弱。有多次，他不得不面对极右派的尖刻攻击，他们对集会进行破坏活动。在德国的几座城市，如斯德丁和纽伦堡，他甚至未能做演讲。1920年3月在汉堡，他被一些抗议者用臭皮袋和焰火攻击。在慕尼黑，会议变成闹剧。尽管收到恐吓信，他选择不回避这座城市。1920年10月4日，当他出门做演讲时受到了攻击，人们推搡，起哄，对他吐口水，扔石块。他严重受伤。一些民族主义报纸宣布他已死亡。10月24日的《巴伐利亚信报》借机攻击他的理论，提请读者小心他的流毒。《德国民族青年报》（33-34）更加过分：“杂草没有除掉。著名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博士在慕尼黑做讲演时受了致命伤。现在我们得知他已经伤愈。我们不害怕表示遗憾，这个下流无耻的教唆人民腐化的人最终没有罪有应得！” 〔182〕事件发生后数日，希勒亲自赶到慕尼黑做了评述。1921年在慕尼黑发生了另一起事件。1922年维也纳讲演期间，一名年轻男子向他开火。从1929年起，纳粹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他几乎不可能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使在死后，他被当作魏玛时期的典型代表而遭到批判。比如在学会出版的研究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册子《德意志的犹太人》中，在“犹太人与永恒”一章中希尔施费尔德的名字赫然出现。然而，希尔施费尔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认为纳粹党会支持废除第175条。他于每次大选前都寄一封信试探国社党（NSDAP）对同性恋问题的立场。1932年初，《WhK通讯》发表篇名《国社党与性倒错》的“冲锋队”中一名同性恋者的匿名信，说明党内同性恋者众多，而且得到宽容。库尔特·希勒举出纳粹仇视同性恋的许多例证作为回应，他总结说国社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反动的或虚伪的。此后许多次，这封信被同性恋者用来说服自己纳粹的敌意只是逢场作戏，为了取悦民众。

WhK最终的失败应该放在其背景中考察。委员会不仅需要与保守派斗争，还要与一部分德国同性恋激进分子斗争，他们认为委员会的行动对同性恋的事业起反作用，是对事业的削弱。主要是德国第二大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持这种看法。另外，希尔施费尔德必须面对国外尤其是法国评论者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他们在他的行动中只见到“土风”（folklore）和江湖骗术。比如威利，他对“第三性”写过一本专著，对希尔施费尔德持有保留意见：“他的唯心主义与其花哨主张中表现的某种贪欲结合在一起，不论他的期刊、电影，甚至他的学会，在那里他适症诊断。他很善于开发其同代人的变态的好奇心。” 〔183〕有些法国同性恋者对他的行动评价很苛刻，比如勒内·克勒韦尔在《你们疯了吗？》（1929）中对他进行严厉的清算。他将其刻画为奥普提姆斯·塞尔夫－梅耶医生，这个委琐的江湖郎中做各种可笑的手术。〔184〕总之，以同性恋的斗士来总结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是名不副实的。委员会聚集的积极分子从未超过500人，希尔施费尔德也不得不指出大多数的同性恋者还没有准备好为赢得对自己权利的尊重而战。对于某些积极分子来说，他不倦的宣传只能激怒公众舆论，使同性恋者成为极端分子的明显靶子。但是，尽管他的判断错误和他对权力和荣誉的兴趣，很难否认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同性恋运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由于他，同性恋在德国得以在科研和人道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课题。他所遭遇的辱骂和羞辱表现出他的对手们并未轻视他的说服力和他斗争的独特性。

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和《唯一者》，精英和唯美的同性恋

阿道夫·布兰德（1874-1945）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区别。〔185〕他做过教师，由于无政府主义言论和与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他被迫放弃教职。他是马克斯·施蒂纳的忠实读者，他就是根据这位哲学家的著作为自己的报刊起了名字。〔186〕无政府主义和同性恋对他来说密不可分，首先要确立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反对国家、教会、医学团体、资产阶级道德的干涉。他将尼采作为榜样。〔187〕

布兰德1896-1897年创办《唯一者》（Der Eigene），但由于金钱短缺在9个月后停刊。1898年，布兰德尝试复刊，称之为“全世界首份同性恋刊物”。出版7期后，1900年3月23日他被柏林终审法庭判处200马克罚款。他的合作者汉斯·亨茨·埃韦斯和保罗·莱曼被处以50和150马克罚款。他的第三次尝试在1903年1月，到1903年9月被再次判罪，因为道德败坏罪他必须服两个月监禁。编辑马克斯·施波尔必须付150马克罚款。但《唯一者》仍然复刊了，成为一本同性恋的标志性刊物。阿道夫·布兰德还主编报纸副刊，命名为《爱神》。此外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小册子、诗集、小说和年轻美男的暴露照片。他还为一些唯美的同性爱刊物编辑美男照片，比如《裸体文化》（Blätter für Nacktkultur）、《种族与美》（Rasse und Schönheit）、《德意志种族》（Deutsche Rasse）。

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同性恋刊物一样，《唯一者》力图成为同性恋的论坛，将科学、文学、艺术、历史论文与诗歌、小说和暴露的美男照编排在一起。但总体的格调是向上的，有教益的，出版的作品都追求一定的水平。主要撰稿人中有埃利沙·冯·库普费尔（Elisar von Kupffer 1872-1942），他是贵族同性恋者，唯美主义信徒；有埃德温·巴布（Edwin Bab 1882-1912），是一名医生。《唯一者》根据不同年份改变编辑策略，比如1932年刊物中只见到文学作品和泛同性爱的照片，就像报纸创刊时一样，这是因为运动开始受到政治强硬化的威胁。相反，1919-1931年的特点是所涉及主题的丰富、政治立场多元和讨论的哲理性。如同在大多数同性恋报刊中所见到的，有大量的小广告，这是刊物成功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使同性恋者得以用匿名方式联谊。有些人只是想找一个朋友，还有些是寻求工作：“大学生，身家清白，22岁，金发，喜爱身体和智力的活力，寻求一份相互理解和鼓励的男性的真正友谊，要求年纪相仿男性或年纪稍长的大学生。如有可能请回信加照片给编辑部”；“萨尔地区：男性，29岁，寻求与出色、纯洁、25-30岁男性交流思想，最好是大学生，住萨尔、莱茵河区或法国。匿名信无效”（《爱神》，n°7）。报纸继续定期被判处道德败坏。比如1922年1月3日，柏林终审法庭判处5000马克罚款。

1903年，布兰德还与哲学家、生物学家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Benedict Friedländer 1866-1908）创办唯一者联盟（Gmeinschaft der Eigenen），一个同性恋者联合组织。在创始成员中除了弗里德伦德，还有“小候鸟”（Jung-Wandervogel）的创办者威廉·扬森、画家菲都斯、作家恺撒隆、彼得·希勒、瓦尔特·海因里希、汉斯·富克斯和赖菲格（奥托·基弗的化名）、作曲家理查德·迈恩雷斯、作家和教师保罗·勃兰特、医生吕西安·冯·勒默尔和女参事玛尔塔·马夸特。战后，布兰德企图将运动扩展到柏林之外和外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我们不了解联合会的会员数目，也不清楚《唯一者》的发行情况，但战后似乎是运动的一个扩张时期。如同WhK的做法，唯一者联盟围绕司法部组织院外影响。〔188〕 1929年5月29日，司法部收到的一份完全文件汇集了有利于同性恋事业的各类文件，其中有多期《唯一者》和《爱神》，以及各类宣传文章。

虽然“联盟”的一些成员也是WhK会员并与一些相同期刊合作，但政治和战略分歧因布兰德和希尔施费尔德的敌对而加大，导致“联盟”对WhK的攻击。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两个组织的区别很大。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自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而布兰德对同性恋文化抱有浪漫的过时想法。他对性问题的一些立场表现的前卫性被他的反动基础抵消。虽然弗里德伦德鼓吹裸体，他本人从1893年起就是“天体”组织的成员，但那首先是为了卫生的原因。〔189〕同样，他虽赞成恋童癖，但他只是强调这种关系的精神性和教育性侧面，否定了性的内容。由于痴迷于古希腊的榜样，“联盟”持反女权的态度，否定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主要成果，将之解释为衰落的标志。它所要达到的理想是以荣誉为纽带的男性社团，接近于骑士制度，通过对英俊雄武的年轻人的崇拜表现其美学主张。我们在这些渴望中找到德国浪漫主义的许多特征：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崇拜、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信仰、对自然的热爱、友谊的信条，就如同歌德和尼采所表达的那样。运动同样与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宣扬的哲学接近，主张由希腊式的爱和同性爱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颂扬来维系一个男性爱慕者的圈子。实际上，唯一者联盟与一些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有一致愿望，比如“候鸟运动”（Wandervogel）。一些理论家如汉斯·布吕厄和古斯塔夫·维内肯都与“联盟”接近，赞成一种精英主义的唯美同性恋观。唯一者联盟的纲领直属于这一路线，“宣扬朋友之爱的社会和道德复兴，承认其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自然权利，如同在最高声誉的古希腊时代，鼓励艺术，创造自由。联盟将以话语和形象，通过艺术和竞技，建立对少年之美的崇拜，就像在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联盟赞成废除所有有悖于自然权利的法律。特别要求废除第175条，因为这构成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恒久侵害。同样，联盟反对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物）和由此产生的监管。” 〔190〕

而且，唯一者联盟拒绝希尔施费尔德传播的对同性恋的看法。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是首先反对“第三性”理论的人之一，他认为这是侮辱性和欺骗性的。同样，阿道夫·布兰德认为希尔施费尔德应对同性恋者在德国的反面形象负有主要责任。由《唯一者》出版的一本Ch. 瓦尔德克的小册子以攻击WhK为目的，题目为《WhK，为什么要打击它以及为什么它的活动对德国人民有害》。〔191〕他反对将同性恋医学化，确定与左派的联合是危险的，因为正是左派报纸揭发了克虏伯、奥伊伦堡和维内肯。尤其是希尔施费尔德混淆了爱情和友谊、鸡奸和同性恋。布兰德和弗里德伦德尔也同意这些指责。他们特别指责了希尔施费尔德将恋童癖排除在外以使同性恋受人尊敬，他们彻底否定将性生活合法年龄定在16岁的主张。这种特异关系并不与婚姻排斥，多数“联盟”领导人都结了婚，是双性恋者。另外，两大团体在战略选择上有很大分歧。布兰德多次表现出热衷于当众揭发同性恋名人。他在1905年出版一本论战小册子揭发强烈反对废除第175条的“中央党”（Zentrum）领导人卡普兰·达斯巴赫是同性恋者。〔192〕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如我们所知，他揭发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是同性恋者。而在此后的诉讼中，他却不能提出确信的证据。在这条道路上，他没有得到WhK支持。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中，唯一者联盟毫不犹豫地采用反犹为论据反击希尔施费尔德。认为“作为犹太人”他是反对第175条运动“不恰当的领导人”，因为他代表对性和爱情的“东方的观点”。

20年代初，“联盟”和WhK暂时结束分歧，在“行动委员会”内部合作，以准备废除第175条的新的运动。同希尔施费尔德一样，布兰德也感到需要动员自己的人员，因为道德约束放松的环境不能鼓励同性恋者继续斗争：“我们之后年轻的一代经常忘记我们仍在战斗的中心。” 〔193〕这种缓和只是短暂的，从1925年起，阿道夫·布兰德重新开始指责希尔施费尔德。态度的强化部分因为两位年轻作者在“联盟”内部影响不断扩大，他们是埃瓦尔德·切克和卡尔·京特·海姆索特。〔194〕两人同为“第三性”理论的激烈反对者。1925年《唯一者》第9期成为反对希尔施费尔德的论坛。期刊当时有了另一个题目《娘娘腔，一种嘲讽和打击——唯一者纪实专号》。希尔施费尔德再次成为激烈的反犹攻击的对象〔195〕。实际上，在运动的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政治倾向，与WhK相同，“联盟”也很难在政治上定位自己。1928年，阿道夫·布兰德请求所有的政党就废除第175条表明立场。在1925年，他已经对社民党（SPD）的按兵不动感到失望，他曾呼吁读者投票给社民党，但一旦进入政府，社民党就对同性恋事业失去兴趣。在名为《右派政党和朋友之爱》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右派从来都是同性恋者的敌人，他再次呼吁投票给社会党、共产党或民主党派。〔196〕虽然“联盟”某些成员如海姆索特、汉斯·亨茨·埃韦斯后来与纳粹接近，但布兰德本人似乎对国社党（NSDAP）的本质不抱什么幻想，尽管他也为纳粹对同性友爱的反应所迷惑。对罗姆的性事的揭露使他确信纳粹是虚伪的，他们拒绝承认在自己阵营内发生的事情：“借罗姆案件之机，德国公众最终清楚看到我们斗争的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同性恋者自己，他们有意识地扶助政治伪善和谎言，不断毁灭我们通过斗争和工作所获得的所有道德的胜利。” 〔197〕

因此，唯一者联盟为德国同性恋者提供了另一种范例。它是精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将对男性美的崇拜与对当代社会的揭露联系起来，表彰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种来源于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在20年代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和反动的色彩。同时，运动提出男性同性恋的正面形象，将其置于历史的、艺术的和文化的视角当中，可以充当一种强烈认同情感的基础，独立于医学理论，超脱于社会的注视。布兰德对WhK所表现的反感对德国同性恋各运动的失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维持割据、排除女性化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过于狭窄的定义，他与反对者周旋，阻碍创立强大的和统一的同性恋运动。

同性恋刊物和群众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出现同性恋组织的一次爆发。〔198〕在两大先锋运动WhK和唯一者联盟之外，增加了众多地域性或私人性的小团体，名称多为“友谊”、“男女朋友俱乐部”、“联谊会”，将同性恋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既远离了布兰德的精英主义，又没有WhK的科研使命。这些俱乐部中的大多数是由地方和私人发起的，互相不一定有联系。他们希望提供给同性恋者一个交际场所，可以讨论、娱乐和联谊。通常会包括一个妇女部，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女同性恋者首次得以组织起来。

许多此类组织以它们的刊物著称，大多数坚持不了几年，因为发行量大的杂志垄断着市场。《希腊信使》由汉斯·卡纳特1923年创办，针对男女读者。1923年5月售价300马克，内容主要倾向文学性，有诗歌、同志小说，但也鼓励读者自己选择话题发表看法。在1923年6月9日的一期中，读者厄恩斯特·贝伦鲍姆发表题为《呼吁组建报刊通讯网》的文章，他认为打动公众的最佳手段是在全国性报刊中占有一个讲坛。他建议定期向社会党、共产党和民主派的报纸寄送关于同性恋运动的材料。杂志于1925年停刊。《军乐队》1924-1926年间由作家库尔特·诺伊布格出版，他还建立一个独立俱乐部“国际友谊会”（IFB）。他明确地反对主要的同性恋运动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弗布斯画报》（Phoebus-Bilderschau）1927年由库尔特·埃特尔布斯创办，他只出版插图漫画。20年代同性恋刊物数量大增，这是因为经过战时的新闻审查之后出现新闻自由化。〔199〕这些刊物针对的读者不尽相同，有些是高品味的，针对唯美的有文化的读者，还有些是大众型的；有些参与回归自然运动，以竞技游行为幌子出版裸体运动员摆有暗示姿态的照片；另外一些妇女刊物对假小子进行颂扬。期刊面对中层的同性恋读者，他们渴望平静的性生活，但也渴求关于同性恋群体和可能的约会和娱乐场所的信息，这些刊物保持娱乐路线，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当时的一些主要刊物，如《友谊》（Die Freundschaft）、《友谊报》（Das Freundschaftsblatt）、《假小子》（Garçonne）和《女友》（Die Freundin）实际上成为一些强大的同性恋团体的机关报。

德国友谊联合会（Der Deutsche Freundschaftverband）

1919年8月13日，卡尔·舒尔茨创办《友谊》杂志，副题为《男友女友俱乐部通讯提要》。杂志在报亭自由售卖。第二期遭到禁止，几个星期后以《朋友》为名出版。《友谊》很快就有了读者，1922年吞并了两个从前的竞争者，由阿道夫·布兰德出版的《友谊和自由》（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和勒内·施特尔特的《乌拉纳斯》（Uranos）。《友谊》的主编是马克斯·H. 丹尼尔森，但从1922年起由WhK前任秘书长格奥尔格·普洛克接替。杂志在柏林巴鲁特街1号出版，按月发行。杂志的正式性以及在同性恋俱乐部中的基础可由其协会登记文书中“柏林交友会”证明，由柏林初审法院1920年9月28日备案。〔200〕实际上，《友谊》是一份严肃刊物，出版关于同性恋的基础研究的文章，呼吁免予刑事追究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同性恋者状况。同性恋文化遗产被不断回顾。杂志有大量暗示性的照片作插页，但都是有唯美追求的。刊物还以登载小启事著名，使德国的有时是外国的同性恋者彼此相识。与同性恋会所的广告一样，启事也给刊物带来金钱。最初的一些文章都是化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场辩论认为使用化名对同性恋者得到肯定的斗争有害。随后，多数撰稿人都用了真实姓名。杂志闻名国外，成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安布鲁瓦兹·戈（Ambroise Got）访问柏林时震惊于日耳曼风俗，他注意到《友谊》杂志售价很高，50芬尼，却获得很大成功：“目前很难搞到这份刊物，至少要在出版当日买才行。在德国几个城市都是如此，尤其是法兰克福和柏林，那里有一支‘变装’大军，杂志一抢而空，到第二天去报亭问也没有用的。过期的刊物根本找不到。” 〔201〕

《友谊》是十一月革命的孩子。杂志在政治上明确地支持魏玛共和国。但杂志的首务是将刚刚诞生的同性恋群体凝聚起来。从1919年起，已有一些“友谊会”在德国的大城市中组成。这些协会对会员提供各种活动：辩论、讲座、午后音乐会、运动会等。协会通常拥有一个会议厅、一个图书室、一个医疗部和一个法律援助部，有时还有一个妇女儿童特别部。1920年8月30日，这些不同的协会由同一个名称德国友谊联合会（DFV）统一起来，集合了柏林友谊会、汉堡分会、法兰克福分会和斯图加特分会。其他一些俱乐部逐渐归并进来，DFV组织几次大会以便使不同成员能够会面和讨论斗争行动。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27-28日在卡塞尔召开，第二次大会1922年4月17日在汉堡召开。DFV意图囊括所有的同性恋运动，希望控制斗争活动。事实上，DFV很快遭遇危机，无法控制老牌的团体WhK和唯一者联盟，它们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DFV很快遇到一个新的运动的竞争，这得益于其创立者的人格力量。

人权联盟（Der Bund für Menschenrecht）

1901年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Freidrich Radszuweit, 1876-1932）在柏林开设一间女士成衣店和一个零售商店。他于1919年加入同性恋运动，由于他的组织才能被任命为柏林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男友女友联合会”主席。1922年5月，他将其重命名为“人权联盟”（BfM）。1923年他成功将DFV和其他一些同性恋俱乐部归并在内。他与《友谊》决裂，因为对方不赞成他的专断做法。但这份刊物仍继续出版到1933年。〔202〕拉楚魏特创办了众多期刊，都成为同性恋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1923年2月有《人权杂志》，1924年的《女友》，1924年11月有《岛》，1925年6月有《友谊报》。1923年8月1日，拉楚魏特在新雅各布街9号开办一家书店，随后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书局。1924年1月，他推出一套同性恋作品丛书“人权大众图书馆”。

运动的机关报为《人权杂志》。期刊每月出版，有时每星期出版，在文学和科研信息之外还确定了联合的路线：为废除第175条而战、同性恋者融入社会的斗争、反对敲诈的斗争和要求免费的法律援助。《友谊报》是一份同性恋经典刊物，每周四出版，售价20芬尼。除了传统的医疗、社会、文艺文章，还可以找到许多政论文章。拉楚魏特经常将报刊作为讲坛，使他能够影响最大数量非积极分子的同性恋者。他希望借此使越来越多的“性倒错者”对政治斗争和争取社会承认的斗争产生兴趣。比如1932年11月刊，头版标题为《我们应否投票？》拉楚魏特着重指出投票的决定性一面和同性恋者应该起到的作用。如同其他同性恋组织，人权联盟向各政治组织发出问卷，询问它们对第175条的立场，潜移默化地鼓励读者投票给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政党。然而，他也指出左派政党的暧昧态度。1932年11月10日，他揭露共产党报刊《柏林早晨》和《晚间世界》出版的一篇文章用“资产阶级恶习”来形容同性恋，将之与卖淫、受虐狂和兽交并列。

人权联盟成为德国同性恋群众最大的组织。DFV在1922年已有2500名会员，1924年人权联盟已聚集了12000名会员，1929年8月达到巅峰，有48000名会员，其中1500名为女性。几乎所有的德国城市中都能找到从属人权联盟的机构。通讯地址在团体的刊物上发布，通常是用邮政信箱指称。运动甚至发展了在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纽约、阿根廷和巴西的国外分部。人权联盟的每份刊物的月发行都超过10万份，《岛》售价30芬尼，取得发行超过15万份的纪录。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同样活跃。比如1925年5月刊向陆军部长奥托·格斯勒抗议将同性恋士兵从国防军中开除。1926年8月，向兴登堡总统就开除同性恋公务员问题提出申诉。人权联盟还介入那些涉及第175条的诉讼，以便获得无罪释放或较轻判决。其成员可享受法律援助，经常是由著名律师瓦尔特·巴恩来辩护，他也参与同性恋运动。如同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和唯一者联盟，人权联盟也向司法部发出大量的信件、申诉、小册子和报告。1925年寄给司法部长弗伦肯的信中询问他对于同性恋的立场，不忘向他指出同性恋者代表着200万人，所以他们是不容忽视的。〔203〕 1925年4月20日，人权联盟送交国家司法部长及各州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中重申同性恋的主要事业，强调同性恋者的正常性。〔204〕 1926年8月27日，寄给司法部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和一册《人权杂志》。1927年，所有议员都接到《第175条应当废除！要求德国国家议会废除此项文化耻辱申求书》的小册子。

虽然同WhK和唯一者联盟在行动委员会中共同斗争，人权联盟却站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理论的反面。同布兰德一样，拉楚魏特拒绝“第三性”理论，拒绝将同性恋者归入“女性化”一类。不过，他出版了一种专门针对易装癖的杂志《第三性》，其中主要对怎样穿着才不引人注意提出建议。刊物售价1马克，有丰富的插图。人权联盟还因对同性恋中少数群体的不宽容态度而与WhK有所区别。因为顾虑到正常性和社会融入，人权联盟对不属于此列的“性倒错者”有所歧视。这尤其将“女疯子”们排除在外，还有恋童癖和男妓。因而，人权联盟反对第175条的斗争比之希尔施费尔德更有局限性，很快便阻碍了任何可能的共同行动。比如1929年10月9日，拉楚魏特递交给普鲁士司法部长由人权联盟1929年9月20-23日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组解决方案。〔205〕他们只要求豁免成年人出于自愿的同性恋行为，要求将男子的性合法年龄定在18岁，另外要求对男子卖淫判罪。1928年由卡尔委员会起草的法律草案基本上是同样的内容，但草案遭到WhK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希望对同性恋行为整体免于判刑，只有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除外。再一次，因所采取的立场不同而危害同性恋的斗争，政府利用这些分歧，只允许部分改革。而人权联盟与唯一者联盟的关系也不妙，认为他们只是名流窝。另一方面，这些同性恋运动从未能将女同性恋者整合在他们的斗争中，因而加剧了分裂。

女同性恋者，处于同性恋运动的边缘

德国女同性恋者的斗争开始于20年代。在此之前，妇女在WhK内部仅仅被赋予微不足道的角色，而唯一者联盟是严格的男性组织。德国友谊俱乐部的增加使“女同性恋分部”得以产生。多数俱乐部接受男性和女性，但两性有各自的会议厅和自己的活动。通常，这些会所分日子对男性或女性开放。人权联盟依照相同框架组织，不仅向女性提供专门部门和丰富的活动，而且还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女友》，成为20年代女同性恋的象征。

《女友》起先是一份月刊，后来成为周刊。最早时，杂志中夹有易装癖的副刊《变装》，后来被取消。第一期在1924年8月8日出版，最后一期在1933年3月8日出刊。杂志的宗旨在第3期中明确表达：“《女友》将保卫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女友》将通过发表女通讯员的文章对维系理想化的友谊有所贡献，我们请求所有认为自己有此能力的妇女寄给我们此类的文章和作品。” 〔206〕这本杂志投合了女同性恋读者的渴望，她们想要以独立的方式肯定自己，在同性恋运动的内部作为完全特别的群体得到承认。妇女在人权联盟内部自成体系，她们可以自己聚会，讨论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些部门经常被排除在运动的主要斗争之外，如政治参与、法律斗争、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权联盟本身就是由男性领导的。《女友》是一份专门的女同性恋杂志，但不完全由女性撰稿。如同当时的多数同性恋刊物，杂志提供一揽子文章，主题多样。占主导地位的有记述女同性恋昔日辉煌（罗莎·包诺尔、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萨芙等）的历史性文章，有关于德国女同性恋者遭遇到的问题（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办公室里的问题、与警方的冲突……）的基础文章，有文化类的（同性恋者的团体、国外同性恋生活、图书综述，以及同性恋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戏剧或影片）。还有些科学或医学文章探究同性恋的起源，一些号召同性恋者团结起来的政论文章、一些同性恋者创作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一些迷人的姑娘的照片。除了各类女同性恋会所和酒吧以及本周各类同性恋者活动的广告，其中还有一些个人广告页，这是这份期刊最吸引人的部分。这些启事不限于女同性恋者，有些启事是征求男同性恋伴侣，甚至还有异性恋的启事。这些启事立即获得成功，因为这符合女同性恋群体的真实期待。不是所有妇女都放心出入女同性恋会所，相对于积极斗争她们更愿意谨慎行事。从第8期开始，小启事占据了大半版。“柏林护士寻下午茶聊天伴侣。” 〔207〕 “易装者廉价出售完备的女性服装，全新。” 〔208〕 “科隆职业妇女，富生活情趣，喜欢游泳，寻女伴。” 〔209〕 “现代夫妇，38-42岁，舒适住宅，寻柯尼希斯堡同类夫妇联谊。” 〔210〕

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是不断提起的话题。许多女同性恋者给杂志写信表达她们的焦虑和封闭。比如，1927年3月7日一个外省妇女伊丽莎白·S. 的来信：“我多么羡慕柏林的伙伴和朋友们！她们一定不难碰到有魅力的女孩子。有那么多约会地点、咖啡馆、俱乐部……我唯一的安慰是还有更多的妇女像我一样被抛弃了。我充满怀念地一直等待我的爱人。” 〔211〕一名已婚妇女来信说明她的丈夫得知她是同性恋者后允许她与女友见面：“希望众多与我一样的已婚女性在丈夫那里得到对她们性倾向的同样的理解，因而和女友终身友爱地生活。” 〔212〕对于其他女性，《女友》被看作是救命稻草，使她们走出绝望：“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天性，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和亲人。” 〔213〕《女友》是20年代女同性恋者明确的参照。“我们只有几个生丁。有时买些衣服，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我们有时能出去玩。只要有能力，我就买《女友》。里面有些小启事，说明将会有什么发生。因此我们去一个女同性恋联谊会的圣诞舞会玩了几个钟头。很大的厅里有一个舞台。还有合唱团。我们还去过一次比洛街一个同性恋会所。就一两个钟头。就这些。” 〔214〕

《女友》的女同性恋读者是现代女性，有工作，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准备使之得到尊重。所以似乎有可能发动她们参与明确的事业，并使她们成为废除第175条的盟友，虽然这与她们不直接相关。人权联盟将杂志用作自己的广告，向友好的读者发表自身的主张，希望募集更多会员。在1928年第10期中，一篇题为《女同性恋者和选举》的文章试图引导女同性恋者投票左派政党。这些号召似乎在女同性恋读者中只引起非常有限的反响。政治讯息并不引起读者来信的回应，而社会和医学文章却引起论争。为了尝试动员女同性恋公众，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与柏林最著名的会所之一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的领导人洛特·哈姆推出一个新的联合会理想友谊联盟，章程在《女友》1930年5月28日第22期中刊出。似乎这次倡议的目标是通过一个人的号召来激发女同性恋者的好奇心。不言而喻，娱乐只图一时之快，还应当想着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对杂志的重新控制说明了政治局势和女同性恋者的被动，一种困惑在增强。1930年7月刊中首次提及人权同盟大会时与警方发生的冲突事件。刊物反映了同性恋群体所感到的震惊，发表长文对侵犯行为表示抗议。1931年2月，一名年轻女子写信表明她的职业困扰。她留短发，穿男性服装，她的外形引起顾客的非议，而老板要求她改变自己的举止，否则解雇。她屈从了，重新恢复女性装束。1932年，小启事消失了，出版物的最初形式已不复存在。

然而，面对某些问题刊物找不出解决办法，因为担心引起部分女读者的不快和招来报复，他们拒绝采取立场。但1928年《女友》明确号召投票给社民党（SPD），逐渐否定了以同性恋为主的政治倾向。希特勒的阴影笼罩在人权联盟上方，拉楚魏特回避对国社党（NSDAP）改变态度。他的缺乏政治清醒表露无遗，1931年8月11日他决定发表《致希特勒一封信》，请求他表明对同性恋的态度。他提醒他纳粹曾经对同性恋者发表的言论（“当我们掌权后，他们将全部吊死或驱逐”），但仍以为希特勒对于同性恋行为不太了解。他的言辞采用了同性恋者的羞耻的辩护者的腔调。更严重的是，他卑躬屈膝地保证同性恋并不是“犹太人的创口”。他预期到希特勒可能掌权，如果他肯考虑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准备支持希特勒。另外他强调同性恋者在纳粹党中的重要性，错误地以为这是有利的策略：“我认为，希特勒先生，您为了贵党利益也会接受这些请求。而我希望您在贵党纲领中放弃追究同性恋行为，在起草新刑法的质询会上，贵党议员能赞同废除第175条。几十万同性恋者将感谢您，尤其是众多贵党党员。” 〔215〕拉楚魏特未得到任何答复。但他却继续持同样看法直到1932年4月3日死去。1932年3月30日，他在最后的文章中指责左派利用罗姆的同性恋行为使他丧失威信。在拉楚魏特死后，《女友》并未改变编辑方针。1932年的几期证明了德国同性恋者状况明显恶化。不断宣布有同性恋者自杀，警方采取措施，会所关闭。1933年3月8日，在希特勒掌权一个多月后，《女友》停刊。

《女友》并非唯一的女同性恋刊物。《理想女性友谊杂志》（BiF）的特色在于它是唯一的完全由女子创作的女同性恋杂志。其他的女性杂志都是由男性同性恋运动发起，他们接受女性，但不把女同性恋的事业放在首位。许多文章由男性主笔，充满讥讽，负面证明了女同性恋群体极度缺乏组织。“BiF”的主编泽尔玛·恩格勒后来加入了《女友》的编辑部。1928年，重组后的“德国友谊联合会”也曾试图出版一份与《女友》竞争的刊物。《女子爱情和生活》的出版未获得很大成功。第1期将刊物宗旨定义为：“它应当是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的纽带，将以多样的方式对待科学、艺术、运动、时尚和个人事务，充当各种观点的交流处。” 〔216〕实际上，《女子爱情与生活》的目标与《女友》不同，不是为了解放的女同性恋者或柏林的积极分子，而是针对现代女性，她们对女性话题，对实际的建议和圈子里的趣闻的兴趣高于对德国女同性恋状况的真实分析。刊物始终坚持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并重，以求建设宽容和理解的共同未来。刊物的排版没有特别之处，如同传统的女性杂志，时时装点些比较经典性的花絮，比如女同性恋名流的照片、女子诗歌、美容和星象专栏、保持体形的体操锻炼〔217〕和关于女同性恋生活〔218〕的几篇文章。《女子爱情》后来被另一份杂志《假小子》代替，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10月刊行，发行量1万份。《假小子》继续《女子爱情》的方针，针对解放的，同情妇女运动的，但不一定是同性恋者的中产阶级女性。

德国的运动，比如人权联盟，证明了2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渴望。虽然斗争活动对其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而言是本质性的，但这条道路不一定为所有会员和读者遵从。多数同性恋者首先希望发现一种同性恋的新的生活场景，受到教益，与朋友相识。参与分成几个程度：积极分子的圈子相对有限，主要运动的参与者和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名单可以证明。通常，同一批人活跃于两三份杂志，领导一些支部和俱乐部。各联合会的会员众多，仅人权联盟就有48000人，但却少于杂志的读者。但是尽管有其局限性，德国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证明了在20年代的欧洲一种独特的认同意识的觉醒。

受到影响的运动：德国模式的教导

德国的榜样虽然特殊，却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反响，这主要是因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他致力于组建世界性的组织，目的是传播有关性学和精神病学的新知，教育民众，使“性少数”的权利得到发展。运动的成果虽然有限，却使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意识觉醒，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形成同性恋运动。但是，这些运动从未能影响群众，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世界性改革联盟：同性恋国际？

从1921年起，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一系列世界性改革大会，最终组建了世界性改革联盟。〔219〕这个组织集合了科学家、医生还有致力传播新知的知识分子。同性恋问题归属于标志着20年代的性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集中了关心更好的性卫生的医生，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同时还要求承认女性性生活、离婚权、传播避孕手段和堕胎自由，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师、教育工作者和各类理论工作者。医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说明了医生对性问题新取得的话语优先权。联盟的第一次大会1921年在柏林召开。选择德国首都意味着德国的各运动在性问题上担任前卫的角色。联盟日常的总部和刊物出版地点设在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haft）。联盟的领导掌握在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由主席和另外5人组成。国际委员会由加入联盟的各国代表组成（每个国家最多3名）。指定了3名荣誉主席：希尔施费尔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奥古斯特·福雷尔，这从总体上说明了运动的主张。威廉·赖希认为联盟包含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性学家和性改革者” 〔220〕和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的代表。的确，如果看一下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的国际委员会名单，会发现众多国家派出了代表，〔221〕其中有许多名人。〔222〕 “任何在科学基础上为性改革工作的人”和“追随同样目标的联合会”都可以成为联盟成员。每个协会由一名会员代表。在全盛时期，联盟有13万名会员，分散不同的附属协会。联盟采用的决议由多数票决定。每个人拥有1票，协会每500人有1票，但不能超过5票。会费每年5先令，但如有可能，鼓励会员多交会费。联盟的刊物《性改革报》售价12先令（会员价9先令）。〔223〕

第一次柏林大会时，几个发言人涉及了同性恋问题。〔224〕 H. C. 洛格博士（荷兰）作了“施泰纳赫对于假性同性恋问题研究的意义”的讲演。C. 米勒博士（德国）建立了“心理分析和性改革”的联系，他主要解释了因何第175条是有害的：“条款在社会和道德法上视其为非法。而同性恋行为本身对社会无害。对社会有害的过分行为可以独立于有伤风化的认识而单独受到刑事追究。” 〔225〕其他几位发言人，特别是库尔特·希勒在其“法律和性少数”中谈到废除第175条。他的发言以这句话结束：“第175条是这个世纪的耻辱。”联盟第二次大会192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委员会当时有30名成员。这次大会明确规定了联盟的目标，修订了章程。联盟的目标由1928年7月3日大会最后通过的总决议表达出来：“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性改革大会号召立法团体、报界和各国人民来协助建立一种对男性和女性性生活的新的社会和法律态度（其基础为从性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得到的知识）。目前，众多男性和女性的幸福牺牲于错误的性规范、无知和不宽容。所以，迫切的是对许多性问题（妇女地位、婚姻、离婚、避孕、优生、婚姻能力、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卖淫、性反常、性犯罪、性教育……）以理智和不带偏见观点予以重新考量，并进行科学的对待。”联盟主要要求“男女政治、经济和性的平等”，“将婚姻（特别是离婚）从教会和国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控制受孕，使生殖只在自愿时以必须的责任感来对待”，“通过实行优生知识改善人种”，“保护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以理性的态度看待性反常者，特别是男女同性恋者”，“预防卖淫和性病”；“性本能的困扰应适当看作病理现象，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当作犯罪、邪恶或罪过”；“只有侵害他人性权利的性行为才能视为犯罪；有负责能力的成人间的共同认可的性行为应当视为属于私人领域”；最后，“系统的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联盟的纲领是雄心勃勃的、详尽的和进步论的。这类似于一个立法大纲。性问题被看作一个专门领域，仅仅属于统治者、教会和公众舆论以外的科研人员的能力范围。普及和教育应该克服过时的行为、改变心理状态并开展立法的改变。同性恋问题在第6点里明确提及，隐约见于第9点。同性恋如果并不侵害他人的性权利，只属于私人空间，所以不能落入法律之手。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同性恋者被定义为反常的人，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害于改善其公众形象。在这种表述中无疑应该看到联盟中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一种妥协的结果。

世界性改革联盟并不满足于发出良好愿望、表述观点和介绍关于性问题所取得的医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为了保证各条纲领的实施，联盟开展了多种活动。联盟章程列举由其领导各类行动。联盟应当通过“在赞成其观点的各国的组织和个人间充当联系纽带”，“传播有关性问题的科学知识”，“向阻挡理性看待这些问题的所有势力和偏见开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出版和鼓励出版针对科学基础上的性改革的技术和普及性的科研著作”，“刊行一份《国际性改革报》”，“通过讲座进行宣传”，“收集各个国家有关性问题的法律和统计材料”，“起草法律，协助有关性问题的立法建设”。我们看出，联盟采取的主要行动仍大致属于宣传和教育领域。作为知识和科学组织，它倾向思考甚于真实的行动。虽然由于其成员的知名度而对政府有切实的影响，而且通过出版物和讲座也能对改变公众舆论有所贡献，但是联盟仍是不落实地的。对统治者并没有直接压力（请愿、游行、新闻攻势……）。联盟是一个改良派的组织，与赖希的《性政治》（Sexpol）大不相同。尤其是联盟不采取实际措施，比如在避孕领域。但应该明确指出，联盟由许多协会组成，这些协会有基本的实践，面对个人日常的问题。联盟负有国际使命，却不具备相关行动必须的手段和组织。它更像是一个合作组织，为各性改革协会规定一个共同政策。

联盟第三次大会1929年在伦敦举行。就与会人数来说是一次巨大成功，有350名代表参加，而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只有70名代表。葡萄牙是唯一没有派出代表的欧洲国家。有几个发言说明同性恋问题在联盟内部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多拉·罗素认为“与会发言几乎都是为了宣传和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政治行动”。〔226〕 R. B. 克尔谈到“独身者的性权利”的根本主题。H. F. 鲁宾斯坦的发言名为《英国的性、新闻审查和公众舆论》，谈到拉德克利夫·霍尔因为《孤独之井》（1928）而被提起诉讼。他对内务部长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的言辞尤为严厉，他是判罚该书的起因：“在他的控制下，行政部门抱着明确的目的结起伙来拒绝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任何公众讨论。” 〔227〕乔治·艾夫斯在《禁忌的态度》中也强调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报界所起的作用：“还有某些形式的刑事追究不被报纸报道，多数正经女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或宁愿不知道”，比如《晚报》就能证明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诉讼案期间，《每日快讯》的观点如下：“在这世界上有些邪行，因为不能治疗而只好忍受，但要默默地忍受。” 〔228〕 “禁忌”的问题似乎特别现实，因为伯特兰·罗素也分析了《关于性知识的禁忌》。他指出“对《孤独之井》的判罚揭示了新闻审查的另一面目，也即是说在英国对同性恋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虚构创作都是不合法的”。〔229〕最后，H. S. 沙利文在《过时的性文化和精神分裂》中探讨了同性恋与精神分裂的联系。

当第四次大会1930年在维也纳召开时，委员会有2000名成员。同性恋问题被多次谈到。弗里茨·维特尔斯在《性苦闷》中将德国同性恋的增长解释为德国妇女太过强大的道德的后果。〔230〕恩斯特·托勒的《拘禁和同性恋》论述两者关系，而埃尔加·克恩的讲演关于《女子监狱中的生活困难》。西多尼·菲尔斯特探讨《单身女性问题》，赫尔曼·弗里施豪夫谈到《关于年幼性犯罪者的几个心理分析经验》。最后一次大会本应当1932年在莫斯科召开，但被取消，最终在布尔诺召开。预期193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没有举行，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对组织造成致命打击。联盟的目标曾是以性改革的理性来战胜政府，但当欧洲面临经济衰退，眼见到法西斯的威胁日盛，联盟的这些首要关注都不再有意义。联盟最终于1935年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死后由诺曼·海尔和伦巴赫博士解散。但是，联盟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到许多国家，它成为一个论坛，人们在其中既可以讨论同性恋问题，也可以讨论避孕或离婚。联盟是改良主义的，却是进步论的，促进了精神状态的演进。联盟还表现出民族的首倡，使世界发现了德国运动的壮大。最主要的是联盟对英国同性恋运动起了决定性影响。

英国斗争的软弱

19世纪末，在英国有过几次边缘性的同性恋运动的尝试。1890年代，乔治·艾夫斯创建喀罗尼亚会，〔231〕一个以组织同性恋者“抵抗”和推进改革的同性恋秘密团体。与艾夫斯一起的有劳伦斯·豪斯曼，他是卡彭特和王尔德的朋友，有蒙塔古·萨默斯，他是未来的《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同性恋小组委员会秘书长，还有约翰·甘布里尔、BSSP的财务秘书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以及A. E. 豪斯曼，他是劳伦斯的弟弟，是大学教师兼诗人。这一首创行动不了了之。英国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除了其领导人物爱德华·卡彭特，鲜有标志性的人物。唯一的同性恋运动团体BSSP甘做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英国分部，行事谨慎，只取得有限成果。

爱德华·卡彭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无疑是19世纪末至30年代英国同性恋斗争的主导人物。〔232〕卡彭特生于布莱顿一个富裕家庭。在其自传《我的生活和梦想》中，他自己将其一生分成四个部分。1844-1864年他生活在布莱顿，一个他“厌恶的，追求时尚的世界”；〔233〕 1864-1874年在剑桥；1874-1881年在英国北部做讲演；从1881年起，他将自己完全贡献给工人阶级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也承认：“我可以将我对激情的男性关系的渴望追溯到最初的童年。但这种欲望那时无法表达，也根本没有机会表达。” 〔234〕

卡彭特的性改良主义从属于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更大背景。性问题在逻辑上从属于他的理性思辨：文明（由达到私人占有来定义）“将人类分化和腐败——将其从内部腐化，破坏其天性的同一性”。〔235〕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必须恢复人类真正的天性，将对身体和性重新置于人类关切的中心。1880年代，卡彭特首先因其保卫女权和在设菲尔德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作用而引人注意。1890年起，因为个人原因（他和乔治·梅里尔的关系开始于1891年）和政治原因，性问题成为他的优先问题。他与印度智者“格纳尼”的相遇使他发现印度教对性问题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他想使人了解这些。1894年，他在曼彻斯特劳动出版社发表三篇杂文《性爱》、《女性》和《婚姻》。1896年出版了《爱的成年》，包括关于“中间的性别”一章。这本书受到王尔德案件的株连，停止销售。1902年，他出版了《伊奥拉乌斯：友谊文集》，收集关于同性爱的杂文；1908年《中间的性》；1912年《原始部落人中的中间性类型》。还可以加入几篇关于沃尔特·惠特曼和雪莱的杂文。

卡彭特在其理论建设上受到他的朋友哈夫洛克·埃利斯和性学家如奥托·魏宁格尔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著作的影响。从拉马克进化哲学、印度玄学和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吸收的多种观念叠加在一起。虽然这些著作今天看来有时代局限，但应该看到在当时都是非常时新的。卡彭特是要求性风俗解放的第一人，他影响了几代读者。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的创意是将性与生殖区别开来。同样，感觉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对生理快感和性的平反对于把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至关重要。他在《中间的性》中表述其同性恋理论。他利用了乌尔里希的命题（“女性的灵魂困于男性的肉体”），否定退化的看法。同其他人一样，他试图将同性恋分成几类。他分离出极端种类（“女疯子”、“假男人”），认为他们不代表“正常”的性倒错者，“正常”的在外表上无法辨认，而其特征为高度的敏感、情绪复杂化（男性）、爱好条理、组织意识（女性）。同性恋可能是各个级别的，但都是本能的、先天的、不可根除的。对他来说，“习得性”同性恋的仅有案例是因为好奇心驱使、淫乱和缺乏女性。但对他而言，双性恋将成为新社会的规范。他还努力证明同性恋者是民族的正面力量，他强调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作用，比如发明家、教师和艺术家。卡彭特显示出对女性性问题的局限性。他确信两性的分工是男女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造成的；较之男性，女性更原始，更感性，更本能，更接近自然。尽管如此，他为女性的社会和经济独立辩护，要求改革婚姻，进行生育控制。

如果他仅仅作为理论家，卡彭特的影响不会如此之大。他之所以成为如此多同性恋者的榜样、“先知”，是因为他实践了他所写的东西。实际上，他的私生活与他的著述有密切关系。对爱情关系的恒久追求使他得到完全满足，但在很多年中他苦于一种挫折感。经历了与一些手工艺人和社会主义者（乔治·哈金、乔治·亚当斯、鲍勃·缪尔海德和詹姆斯·布朗）的尝试之后，1890年在一节火车厢里他结识了乔治·梅里尔。他们再没有分开。梅里尔20岁，在设菲尔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他在性方面自信、解放，但他的举止和有些粗俗的语言让卡彭特的朋友们震惊。除了卡彭特有些家长作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真诚的感情之上。数年之后，梅里尔到梅尔索普的卡彭特的产业定居。两个同性恋者公开生活在一起的情景不大能被人接受，即使是他们的朋友，梅尔索普也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同性恋者的天堂。这处产业变成各类同性恋运动的朝圣地，工人、进步论者试图使卡彭特归顺他们的事业。他们一律热情接待，不论是名人如戈尔德斯沃希·洛斯·迪金森，一些政界朋友如伊迪斯·李斯和奥里夫·施赖纳，还是寻求指导的封闭的同性恋者。时时有丑闻的危险，卡彭特必须注意自己的名声。1909年，他受到自由和财产权保卫联盟成员清教徒M. D. 奥布赖恩的攻击，后者出版题为《社会主义和丑行：同性恋或伙伴爱的暴露：致社会主义先知的一封公开信》。他揭露存在着意图破坏道德基础的惠特曼党的国际阴谋。〔236〕

卡彭特的影响是可观的，因为传播甚广。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作品中可以找到痕迹，他们将个人关系置于关注中心，这体现在E. M. 福斯特的同性恋小说《莫里斯》的意旨中，甚至在D. H. 劳伦斯的作品里。罗伯特·格雷夫斯从卡尔特豪斯给卡彭特去信，坦承《伊奥拉乌斯》和《中间的性》使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天性。他的影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女权主义，甚至在国外都同样重大。〔237〕最终，卡彭特于1914年被任命为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主席。

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羞怯的改良主义

卡彭特参加了20年代英国唯一的同性恋运动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是1914年由喀罗尼亚会的前会员组建的。劳伦斯·豪斯曼被任命为主席，爱德华·卡彭特被任命为终身名誉主席。中性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团体谨慎的愿望。BSSP没有作为同性恋协会而引人注目，而是力求隐蔽对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的隶属，甚至隐藏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学会的发起占重要位置。1912年，他创立WhK在英国的分部，第二年来到在伦敦举行的第14届国际医学大会作演讲。他展示证明“中间性别”存在的多种男性和女性的挂图和照片。这次讲演对许多与会医生是一次启悟，因为性问题尤其同性恋问题那时很少得到研究。正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种无知才创立了BSSP。

学会在一份出版物《政策和原则》中界定了其行动和目标。从中可以得知，学会的任务是“对于与性心理有关的问题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238〕即对公众进行关于性问题的教育，因而为必须的改革打通道路。由三个工作组组成：第一组负责性教育，第二组负责性倒错，第三组负责异性恋问题。建立一个私立图书馆供学会会员使用，在图书馆内设一个分组委员会，尝试获得大英图书馆内“私人事务”目录，其中包括因为性问题被排除在普通阅览之外的图书清单。对广大公众开放的讨论在20年代每月进行，许多讲演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共17种）。谈论到不同的主题，但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同性恋研究。在第一本小册子中，同性恋问题已经明确提出，质疑了社会、政府和医学界采取的保守态度，他们在多数时间拒绝谈论这一主题。第二册宣布BSSP对同性恋问题的参与，还发表了希尔施费尔德的著名文章《人民对于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的节略本。英文版叫做《性倒错的社会问题》，要求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和法律态度自由化：“流传的一个德国小册子要求修改法律和刑法第175条。我们不认为英国已经准备好提出同样要求，因为在法律修改之前，同性恋必须得到更好的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首先是讨论并阐明这一问题。” 〔239〕几本小册子针对同性恋问题。〔240〕一个特别分组委员会建立，有多位人士发表讲演。比如艾夫斯作了《希腊－罗马的青年观》和《少年的境况》的讲演。

BSSP有怎样的影响呢？1920年7月，学会有234名会员，这似乎是其平均人数。40-50人能够参加会议，小册子发行很广。但似乎学会成功地影响了广大公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界。萧伯纳、E. M. 福斯特、莫里斯·伊登和希德·保罗（“独立劳动党”和共产党内控制生育的捍卫者）、维维安·荷兰（奥斯卡·王尔德的儿子）、剧作家哈里·葛兰维尔－巴克是学会会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尤娜·特卢布里奇、伯特兰·罗素和多拉·罗素也与学会关系密切。〔241〕学会与国外保持联系，除了与希尔施费尔德及其同事，还有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芝加哥的人权协会和法国性学会。俄国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是20年代BSSP荣誉委员会成员。BSSP的成绩平平，其可贵之处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讨论同性恋问题，领导持续的行动，在这一领域对社会进行教育。但学会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可以夸耀。BSSP倾向改良主义的言论胜于激进言论，因此而排除了斗争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同意杰弗里·威克斯的意见：“直到30年代初，学会是英国唯一关注同性恋问题的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242〕

法国道路：个人主义走向末路

与德国和英国不同，法国同性恋运动不结成社团。这种对联合组织的保留态度应当是司法宽容造成的——没有镇压法令使得协调斗争成为必要，但也是因为法国同性恋者的个人主义。群体意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国家比较典型，在法国却很匮乏。所以，同性恋的要求只是几个头面人物的事情，他们等同于同性恋事业。

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

这里不是要对普鲁斯特的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而是指出他的作品对法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索多姆和戈摩尔》当作法国关于同性恋问题论争的出发点。〔243〕普鲁斯特没有直率揭示其作品的中心主题。〔244〕同性恋的影射散见于《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但不大引人注意。《在斯万家那边》中可以轻易摘出樊特伊小姐和女友的萨芙之爱。只有威利在1914年6月18日的《微笑》中幸灾乐祸地影射了这一段：“小心别让姑娘们读到，如果您还认识纯真无邪的——什么都有可能，在这些篇幅里普鲁斯特向我们展示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施虐狂，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一位年纪较长的坏名声女友同室而居，拒绝关上房间的百叶窗，她们在房里游戏，念出一句混账的亚历山大体诗：‘好吧，让人看见我们才好呢’，最后得到女友的同意拿起钢琴上父亲照片向上面吐口水。” 〔245〕《在少女们身旁》1919年7月出版，12月10日获得“龚古尔奖”。莱昂·都德在12月12日《法兰西行动》上将普鲁斯特与伟大的道德家相比。评论总体上是正面的。《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卷1920年秋天出版。保罗·苏代在1920年11月4日《时代》中称之为“神经质的唯美主义者，有些病态，近乎女性气质”。虽然如此，很清楚的是直到那时还根本预见不到最后的反应。评论家更关注形式、风格和普鲁斯特布道的才能，而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内容。要等到《索多姆和戈摩尔》出版才真相大白，通过夏吕斯男爵暴露出来，这个人物部分取材于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他是巴黎的纨绔子弟和著名同性恋者。但批评界对正面谈论这一话题仍有迟疑。《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一卷接着《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二卷出版，苏代1921年5月12日评论的十分之九都是谈第一部的。另外一些人更尖锐。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246〕在1921年5月22日《戏剧》中发动攻击：“1910年我就对某些沙龙中生出的风尚感到厌恶，我想那位大人物会觉得很难过，他的儿子肩负的辉煌家世的重担。在这一点上，我已多次表达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洞察秋毫的才能的钦佩，如果这座丰碑冠以4卷研究性倒错的作品，我认为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不再要假贵族（还是国际的）的迷狂来侵占我们的文学。我痛恨这些附庸风雅的家伙。”许多出版物认为提醒读者是适当的。《法兰西行动》8月6日刊写道：“我们最后提醒大家普鲁斯特书中最后几页是下一卷第一章。题目不堪引述，主题亦然。无所顾忌的狂热！” 〔247〕尽管如此，评论整体上不是负面的。保罗·德·贝兰在7月1日《自由言论》中积极评价，但他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接受同性恋：“要遏制一种邪恶，必须有勇气揭露它，使之变得可憎。”只有罗杰·阿拉尔在9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NRF）中指出主题的创新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史上记下一笔的日子”，“展现一种魅力，性倒错的审美魅力。”

《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二卷于1922年5月出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主题变得很难回避，实际应当指出对于作品没有什么“缄默协议”。但是，某些评论家采用委婉方式和间接影射，常诉诸读者的想象来评价相关问题。〔248〕而且大家赞扬普鲁斯特不描写下流的细节。苏代在1922年5月12日《时代》中评论说该书比其题目所启发的联想要谨慎：“普鲁斯特先生回避将不堪的景象展示在我们眼前。他并不直接描写这些迷途者的放纵，而是根据他们的丑行来研究他们的心理。这是大胆的，但其实没有多大价值，与其说是真正的丑闻倒不如说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题目惊人，普鲁斯特先生并不将七八百页文字专注于这种乏味而令人厌恶的研究，对于他和他的前驱们这只是点缀。这种研究只配这样，甚至连这样都多余。”实际上，苏代同其他人一样欣赏普鲁斯特，尽管他对所选择的主题根本没有兴趣，觉得震惊和厌恶，他只接受以间接的、影射的和道德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通过对主人公的不幸的描写来谴责这种丑行。虽然有人对普鲁斯特的客观性有所疑惑，但却未对其私生活有丝毫影射。在这一时期，普鲁斯特的同性恋行为只限朋友圈子知道，很少人怀疑他是所涉及主题中的主角。对他性问题的谣言口耳相传，但到他死后才公开。

普鲁斯特于1922年11月18日去世，著作的剩余部分在死后出版。从这时起，攻击越来越激烈，既针对其作品也针对他个人。吕西安·迪拜克是1923年4月25日《思想与图书批评杂志》一篇最激烈文章的作者，他提问：“有人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吗？”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就将其写作归入色情，还从中看出了外国影响。《女囚》于1924年2月出版。某些评论是积极的，尤其是苏代的文章，但弗兰克－诺汉在《巴黎回声》将普鲁斯特视为“病态”和“色情”。《法兰西信使》的评论是独特的，拉斐尔·科尔在署名“贝尔格特”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对同性恋者给以宽容。无疑，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冲动是对于一部关于女同性恋者的作品，这一主题对于公众不如男性同性恋行为那样“让人震惊”。《失踪的阿尔贝蒂娜》（1926）引起了强烈不满，因为大家不能原谅普鲁斯特突然将圣－卢写成“性倒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出最初一些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性别和普鲁斯特的生活作风的传言。1926年也是同性恋文学受限制的一年，纪德出版了《伪币制造者》，招致苏代的痛击。《重现的时光》于1926年开始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连载，但直至1927年11月才在书店出售。这本书被尊为一次伟大的文学事件。此时，大家已不再避忌直接谈论同性恋问题。论争的焦点集中在道德问题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虽然普鲁斯特的才能被广泛承认，但性倒错仍然成为问题。实际上，人们指责他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主题，他要为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负责。某些人仍然坚决反对，比如路易·雷诺在《我们文学的危机》（1929）中说：“普鲁斯特，我们重复这一点，是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病人、一个变态的人的感受，是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病例，与其余的人们无关。”因此，对普鲁斯特作品在法国报界的接受情况的研究显示出《追忆似水年华》起着根本作用，由此作为出发点可以考究法国的同性恋问题。在他之前，这一主题很少争论。他的榜样解放了同性恋写作和话语。大规模的争论使这一主题公开，即便他的读者相对较少。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或作品就足以在受过教育的公众当中唤起某些形象。应该通过同性恋问题来探询普鲁斯特思想的独特性和在法国同性恋民众中的影响。

的确，如果研究一下《追忆》中出现的对同性恋的描写，普鲁斯特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因为他的性倒错经历是19世纪末典型性的：性倒错已经被一些医学理论“阐明”，但仍承担着社会犯罪感的重负。乔治·佩因特〔249〕认为普鲁斯特可能到20岁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对伙伴们的炙热友情与对女孩子们的柏拉图恋情交替出现。他与雷纳尔多·阿恩的关系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他明白了他的友情只是压抑着的欲望的升华，同时他也感到罪恶感，因为必须向母亲说谎，隐瞒可能对她致命的真相。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找不到对同性恋的认可，更没有作为同性恋者的骄傲。他的人物的成熟缓慢似乎是依据他个人痛苦的身份认同过程，与同性恋主题相异的不断地揭示似乎正是为否认事实的最后斗争，企图抓住理想的虚构的正常，这正是小说中叙述者的正常。普鲁斯特的性行为的演变表现了爱情幻梦的逐渐丧失和向肉体满足的退缩。同样，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逐渐转变成对性伴侣的追寻。他所崇拜的年轻贵族如安东尼·比贝斯戈被一些工人阶级的男孩代替，差不多是被包养者，比如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里，然后在最后几年里他找巴黎阿卡德街11号马里尼旅馆阿尔贝·勒·居其阿妓院中的那些职业男妓。这种缓慢的退化是普鲁斯特式同性恋的寓含：性倒错是一种缺陷，只能导致罪恶。想要用高贵和宽厚的情感来表达只是自欺欺人，其面目应该是粗暴的性、不洁的变态和卖淫。读者也越来越幻灭，而他所同情的人物却在罪恶和腐朽的深渊越陷越深。最后关于阿尔贝蒂娜的双重生活的揭示似乎标志着这种真相的考验的最后阶段，即便是最迷人的女同性恋者也证明对她们的诅咒，她们无邪的游戏让位给与夏吕斯相同的变态，她们的堕落在樊特伊小姐亵渎父亲照片的场景表现出来。同性恋者所犯的第一桩罪就是背叛父母，他不可能从这原罪中解脱。在这必然中有一种宿命：生于罪恶，性倒错者只能表现其罪恶。

所以，尽管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创新，但就同性恋理论看来，他更能代表19世纪末而不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观点。他选择将叙述者写成一个异性恋者，虽然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却使作者的同性恋问题模糊了。普鲁斯特以小说的形式用感人的方式记述了那些敢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性学家惯常采用的途径。比如夏吕斯和于比安的相遇对叙述者是揭示性的，采用了一篇博物或动物学论文的形式。同性恋被归入“不治之症”，性倒错者总是被与犹太人相比，他们分担着黯淡的命运和坏名声。而且，普鲁斯特收罗了大量世纪初流行的偏见，比如叛国的指控和阴谋的主题。因为想对同性恋的乌合之众做详尽的描述，他通过事例使众人加强了提防。尤其他认可同性恋者人数众多混迹群众之中的看法，他对小说中一大部分人物的性取向的揭露加强了这种印象，这些人一直都是丝毫不让人生疑的：“这些大家同情的特别的人他们人数众多，正如将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他们抱怨自身人数太多而不是太少，理由会在结尾处告诉大家。” 〔250〕普鲁斯特提前考虑到对他的指责，他之所以不鼓励也不支持同性恋运动是因为他坚信他们会失败：“但在此不妨预言创建同性恋运动来重建索多姆城是不幸的错误，就如同去鼓励犹太人复国。因为还没有进城，索多姆人就会离开城市，假装不是那里的人，到其他的城市娶老婆，养情妇，在那里他们能找到所有合意的消遣。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去索多姆城，因为那时他们的城市空了，饥饿使狼走出树林，就是说那时伦敦、柏林、罗马、彼德格勒和巴黎都一齐空巷。” 〔251〕普鲁斯特的严峻导致了错误的欣赏。关于“索多姆”的这一章被人认为是“道德的”和“科学的”。雅克·里维埃本人还未了解作者的真正天性，他欣赏这部作品的语气：“我经常听周围的人歪曲爱情的概念，以至于听到一个像您一样健康稳重的人说话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种舒服的放松。” 〔252〕安德烈·纪德对普鲁斯特的描写评价苛刻，他认为是宣扬罪恶、不受控制的激情和过分变态的想象：“我们那晚大概只谈了同性恋问题。他说对这种‘不决断’自责，因为这促使他为了丰富书中异性恋的部分而把自己同性恋记忆中觉得优美、温柔和诱惑的一切都移至‘少女们身旁’，以至于要写索多姆时只剩下了古怪和下流。但当我对他说似乎他想要贬斥同性恋行为时，他显得很激动。他矢口否认。我最终才明白那些我们看起来可耻的东西，那些耻笑和厌恶的对象并不让他觉得厌恶。” 〔253〕纪德同样反感普鲁斯特引用柏拉图，把同性恋者当作原初的同体人〔254〕：“更有甚者，这种对真理的冒犯很可能让大家都满意，使异性恋者的偏见得到合理的解释，肯定他们的厌恶情绪，而其余的人因为与他的描述那些人不能对症也得到好处，洗脱嫌疑。简单地说，由于这种整体退缩，我不知道有什么作品能比普鲁斯特的《索多姆》更能让舆论深陷谬误之中。” 〔255〕实际上，虽然“阿姨”们让普鲁斯特着迷，但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神秘感和他们表现的变态。整齐划一、融入社会、没有区别的同性恋者是德国同性恋斗争的愿望，是融入社会斗争胜利的证明，但普鲁斯特对此毫无兴趣。他的作品的功绩在于第一次将同性恋生活的错杂，他们的暗号和陷阱，激情和戏剧化，他们的丑恶和美丽都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眼前。普鲁斯特是感到羞耻的同性恋者，确信自己属于一个“被诅咒的种族”，他不可能传播一个同性恋的正面形象，更不能被当作同性恋斗争的先驱。据加斯东·伽利玛说，安德烈·纪德曾对普鲁斯特说：“您使这个问题倒退了五十年。”普鲁斯特回答说：“对我来说并没有问题，只有人物。” 〔256〕不过，我们无可否认普鲁斯特作品对法国公众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使性倒错首次成为时尚话题，让大家讨论、评述、分析，尽管不一定用正面的词句。这中间有着一种奇妙的启示。

安德烈·纪德，斗争的同性恋者？

安德烈·纪德这个人物虽不断被法国同性恋者引为同类，但他是暧昧不明的。实际上，同普鲁斯特一样，安德烈·纪德对同性恋的看法建立在自身经历之上。纪德并非严格意义的同性恋斗士，他从未为同性恋者的权利斗争，他也没有创建运动和杂志。然而，因为他坦承自己的性生活，出版《哥利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使他站在了法国同性恋者的发言人和代表的位置。这种局面并非其所愿，甚至是没有预见到的，这首先是因为缺少更具竞争性的人物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大批法国同性恋者认同纪德的思想，尽管他的思想是特殊性的，很难适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另外，他的思想把女同性恋者从思考范围内完全排除，因纪德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普鲁斯特尚能使戈摩尔人时时浮现，纪德完全排斥她们。

同普鲁斯特一样，纪德也有一前和一后。〔257〕在《哥利东》（Corydon）之前，纪德有严肃道德家的声名，因为他的清教徒出身和他对伦理问题的兴趣。《窄门》这本书甚至被认为是刻板的、冷峻的，因其无情的基督教道德而让人失望。《背德者》（1902）受到好评，年轻男孩对米歇尔的诱惑被谨慎地略过，只有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2年7月刊多次巧妙提到纪德的性问题。《扫罗》1922年在“老鸽笼”剧院上演引起更激烈的反应。一些批评家指责纪德选择的主题不宜，但语气总体上是和缓的，因为情节出自《圣经》。《哥利东》（1924）将最终把纪德归入同性恋作家。从1895年起，纪德就开始建立一份叫做《狎玩》〔258〕的档案，里面收集了相关主题的所有信息，目的是撰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著作。似乎是在1908年和盖昂、科波、施伦博格一起到巴尼奥勒和英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写下了头两段对话。1911年5月22日，《哥利东》的第一版包含了头两段对话和第三段对话的一部分，在布鲁日用化名“CRDN”出版。只印了12本。1920年3月5日匿名出版了21本。直到1924年5月，《哥利东》才以定本形式出版。纪德在日记中解释说他，之所以等了很久才出版这本书，是因为不愿意让珍爱的人们伤心。从此以后，他更加成熟，思想更加坚定，准备好将之公开。同时，他意图回应《索多姆和戈摩尔》，因为他对这本书很生气，他还针对雷米·德·古尔蒙，他的书《爱情生理，论性本能》1903年出版，包含一章《性反常问题》。他主要受希尔施费尔德、莫尔、克拉夫特－埃宾、拉法洛维奇、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尤其渴望向世人揭示自己的真实天性，执意毁掉自己的声名：“我等不下去了。我必须顺从内心的必然，比一切都珍贵！理解我吧。我需要，需要，最终驱散这从少年、从童年时就躲藏其间的谎言的云雾。我在其中窒息！” 〔259〕

这本小册子包括四则对话，将哥利东医生〔260〕与一个天真的异性恋者相对立。头两则对话探讨天性中的同性恋问题，而后两则主要探询其社会后果。实际上，这部根本性的作品阐明了安德烈·纪德的个性和同性恋的法国模式。奥伊伦堡案件充当了哥利东医生和对话者见面的借口。他认识哥利东多年，但他的生活作风让他不愿相见。他决定询问他以便更好地了解同性恋。他的偏见从会见开始就表现出来，他因为公寓的装饰不够女气而觉得吃惊，却看到米开朗琪罗风格的照片和一幅沃尔特·惠特曼的肖像。纪德利用这个人物作为“正常性”的传达者。他本能地厌恶同性恋，不齿于承认某些论述的依据。虽然通过讨论他更好地理解了哥利东，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气，但他无法克服最初的反感。他学会宽容，但并不认可。在第一则对话中，哥利东向他表达想写作《男风的辩护》的愿望，他希望为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位牺牲者，就是“某个去面对攻击的人，他不说大话，不虚张声势，承受谴责和侮辱，最好是一个因才华、正直和诚实而出名的人，让指责的人一开始还犹豫不决。” 〔261〕我们从中看出纪德自己的雄心。哥利东随后以戏剧化的方式回顾自己身份认同的揭示。因为爱上一个自己并无渴望的女孩，他拒绝了弟弟的爱，结果弟弟自杀。这一悲剧促使他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纪德同其同时代的人一样，意图使读者产生兴趣以使其改变厌恶和蔑视的感情，他倾向于呼吁同情和怜悯。然而这种介入是欺骗性的，因为纪德——哥利东——并不置身于牺牲者的位置，他们为自己的性倾向骄傲，甚至坚信自己的优越。

哥利东立即对行动加以限制。他只想谈“正常的好男色者”，而不是像医生一样谈令人同情的病态的“羞愧的同性恋者”。从此，一部分同性恋者被判除在外。纪德的对话只与他自己的激情有关，即喜好男风。对于其他的个案，他统统加以异性恋的偏见。我们明白这种限制在对同性恋的法国式的界定中起着根基的作用。与德国不同，那里的斗争运动既有同性恋大众也有精英（“唯一者”），第一类人在法国找不到捍卫者。纪德确为精英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同性恋的斗士。他的模式是柏拉图式的，他的参照是古希腊。为了解释同性恋的源起，哥利东首先深入到自然史之中，采用医学著作的方式。他随后攻击了将同性恋归入“性反常”丑行的指责。异性恋只是因为“约定俗成”而不是天性，因为受到社会和教育中一切的鼓励。同性恋者之所以不顾相逆的鼓励而坚持自己的性取向，是因为激情由天性决定。第三则对话将同性恋重新置于文化的视角。纪德将人类“自然”和高等的美与女性做作的和“虚假”的吸引力相对立。他将美和艺术并举，将对雄性美的崇尚与辉煌的盛世联系在一起，把对女性的“柔美”赞扬与衰落的世纪相联系。最后，第四则对话谈论好男色者在社会中的位置。雄性的消耗要比生殖功能所必需的要多许多，他寻求欲望的排遣。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只有卖淫和通奸才能提供婚姻的替代。哥利东提出一种历史上健康和高贵的解决方法，就是古希腊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如同当时的同性恋捍卫者寻求通过列举英雄和名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纪德回顾了斯巴达灿烂的过去和底比斯人的神圣之战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选择古斯巴达人的例子并非偶然，因为这个城邦是斗士精神、勇气、雄性力量的化身，与民间赋予同性恋者的特点恰恰相反。纪德在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他与马克·阿莱格雷的关系是模仿希腊教导和训练的模式。第四则对话以这一范例结束。来访者未发一言就离开了，丝毫未被说服，却没有论据来反驳。

从这篇作品能得到什么结论？纪德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他对同性恋的辩护是温和的。在他其他的书中他总在强调克制和节制，而不是本能的泛滥。但就作者的社会地位来看，这部作品是有勇气的。甚至可以说他陷入了虚张声势，一些孩子气地想要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灵魂深处。纪德努力为同性恋平反，隶属于德国由阿道夫·布兰德唯一者联盟群体和居斯塔夫·维内肯这样的教育家所代表的长期传统。他的杂文的主要论调透露出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同性恋者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美学家，他们懂得分辨真正的美，忠于灵魂甚过肉体。纪德的作品是否有独特之处？当然，对于法国是创新的，那时法国还没有真正为同性恋辩护的人，普鲁斯特的作品是遮遮掩掩的。但是，这类工作早在德国和英国广泛展开，相比希尔施费尔德、卡彭特和布兰德，纪德的新意只是采用对话这种考究和说教的形式，使解释更容易听从。我们要问这部作品写作是否与时代相符。纪德在世纪初就开始写作，准确地讲是在他的国外同行发表散文的同时期。1924年，《哥利东》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过时了。它的对象，渔猎男色，不是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核心。相反，占首要位置的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对承认的需要，“性倒错”、“鸡奸”、“狎玩”不分种类和倾向。对于所有无名的同性恋者，《哥利东》也许是一种安慰，但几乎算不得一种希望。很少人能从这个有德行的乃至道德家同性恋者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他用艺术品味和教育关注来使自己的“丑行”合理化。

直到这本书出版，纪德都极其焦虑。他害怕公众的反应，期待着裁决：“因为《哥利东》，我自比阿贝尔·费弗尔的漫画，一个男人躺在铁路上，头枕铁轨，等着火车碾掉，他掏出怀表说：‘见鬼！这趟快车晚点了！’” 〔262〕这种担心伴随着一种明显的不耐烦和一种多少有意识的挑衅的愿望。1924年8月，他却为这本书缺乏宣传而难过：“《哥利东》在卖，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因为没有借助任何报界和书店的宣传。” 〔263〕实际上，对《哥利东》接受是有限的。人们赞赏作者的勇气，但却回避评判他的理论。多数批评家自觉没有资格探讨这个问题。让·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1924年10月1日刊上表现得最辛辣，认为《哥利东》是“对鸡奸的辩护”，纪德写这本书是为了“引人谈论”。莱昂·皮埃尔－坎在《文学报》上指出“作品几乎完全过时”，“安德烈·纪德本想写学者著作，却写成让－巴蒂斯特·卢梭式的诗人著作”。〔264〕威利故意表示出藐视：“《哥利东》的这些对话散发着实验室和医院的怪味，不大能吊起同道们的胃口，而且虽然夹杂着几句天才评论，我们感到这位先生强烈的不宽容，作为该辱骂的少数一员，他觉得只有这少数才代表真、美和善。” 〔265〕在最激烈的反应中，我们注意到弗朗索瓦·纳兹耶1924年出版的《反哥利东：论性倒错》。总体上是对纪德的《哥利东》的戏仿，因为同样是以对话开始，这次谈话者是萨芙和卡萨诺瓦。第欧根尼、亚西比德、吕西安·德·萨莫萨特、魏尔伦、拉伯雷轮流被请来发表意见。纳兹耶的目的是与纪德捣乱，他指责他缺乏独特性，特别是他斗士和说教的口气：“《哥利东》不过是一种古怪的传教狂热的显现，的确是光彩夺目，像一个胡言乱语的圣人拥有‘颠倒之爱’的信徒。” 〔266〕《哥利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年代末。马塞尔·雷亚的一篇题为《金龟们的反抗》的著名文章在1928年3月1日《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仍然直接影射那本书。这是反同性恋的论战文章，金龟（hanneton）被用作指称文学领域越来越多性倒错者。这种局面的主要负责人被明确指出：“哥利东或者说安德烈·纪德不顾任何廉耻宣称同性恋非但不是一种畸形和丑恶，反而是世上最正常不过、最值得称道的事情，试图用雄辩的理由向我们证明。我们要以礼貌却无情的方式打击安德烈·纪德。”同性恋者自身有时也是有保留接受《哥利东》。克劳斯·曼在日记中评论：“许多合理成分，没什么新意。整体上算得感人。”特别是：“将‘正常的同性恋’和‘性倒错’鲜明地分开是危险的，因为这界限是浮动的，超越个体本身（纪德本人就是证明）。所有区别在于程度的问题而非秉性。” 〔267〕

《哥利东》之后，纪德更多亲身参与同性恋诉求。他不顾朋友们劝他谨慎的建议，最终置身关于同性恋的论争中心。《伪币制造者》在1926年2月出版。该书描写了两个同性恋者，爱德华是一个好男色者，而罗贝尔·德·帕萨旺按照纪德的定义是“性倒错者”。两个男人争夺男孩奥利维耶·莫里尼埃的友谊，爱德华代表了纪德认为的所有同性恋者的品质，他亲切、谨慎，关心对心上人的教育和保护，他害怕被无忧无虑的渴求快感的少年抛弃。在他的追求中，他反倒受到孩子母亲的鼓励，她希望为儿子找一位可靠的引导者。男风在此取得最终的信任：“‘我明白了男孩们的纯洁是多么不定，然而看起来又保持得很好。而且，我不认为最贞洁男孩以后会是最好的丈夫。而且，唉，也不是最忠诚的’，她苦笑着补充说道。‘他们父亲的例子使我希望儿子们具有其他的品德。但我担心他们放纵或者有什么堕落关系。奥利维耶很容易被教唆。您必须用心拉住他。我认为您会为了他好。他只依恋您。’” 〔268〕但对唯一一次提到爱德华和奥利维耶之间的性关系只是简化成两行，再次表现出某种清教徒的隐忍：“‘在你身边，我快乐得不想睡去。’他直到早晨都不让我离开他。” 〔269〕对这本书的评论更丰富，触动了发行量大的报刊。毁誉参半，著作的文学品质被注意到，但同性恋人物被认为太多。有些人开始怀疑性倒错是纪德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偏执。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本书是闷人的，很难有大的影响，但另一些人却担心读者的反应。保罗·苏代在《时代》（1926年2月4日）概括了这种整体感觉：“噢！书里的用词并不露骨。一切都很谨慎，经过掩饰，一个天真的读者可能根本不明白谈的是什么。但这太明显了。真的，这已经变得无可忍受了，尤其这种严肃的、干瘪的多愁善感。这种绕弯子多么可笑！我们别谈什么古人了吧！风俗已经改变！而且我们已经受够了，超过了限度。”这篇文章引起《边缘》杂志一次关于“文学中的同性恋”的调查，调查结果在1926年3月15日发表。杂志编委会制定一份文卷发给几个作家。主要向他们提问是否“对同性恋的关注在1914-1918年战争后发展起来”，是否同性恋人物在文学中的引入可能对风俗和艺术带来不良后果。多数作者同意同性恋文学从战后发展起来，尽管有些人如米歇尔·佩回忆起在世纪初女同性恋文学传播很广。对于一些人如热拉尔·博埃而言：“马塞尔·普鲁斯特就像是这个小部族的弥赛亚，利用一种天才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另一些人质疑心理分析。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文学只再现社会的演进。比如亨利·巴比塞就在同性恋文学的发展中看到社会退化的证明，将之归入“知识分子堕落群体”。他呼吁青年民众纯净自己的心灵。安德烈·比利声讨“因战争引起的神经衰竭，所有体育运动，所有当代艺术中的用脑过度”。夏尔·德雷纳从中只看到浅薄和“嬉闹”，甚至他认为对性倒错者判“鞭笞和强制劳动”。对于克莱芒·沃特尔这仅能“让布尔乔亚吃惊”。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危险不足道，他们满足于叹叹气或者嘲笑同行。让·卡苏对这个问题未表现任何兴趣，安德烈·比利和皮埃尔·博纳尔迪认为应该让人们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很谨慎，解释说自己既不反对也不宽容。安布鲁瓦兹·沃拉尔作为好天主徒不读这类作品，莱昂·韦尔特厌恶这一切，也选择弃权。但是存在一些狂热分子决意要铲除祸害，依靠审查制度，甚至是焚书，夏尔·德雷纳断言：“我未能注意到同性恋在文学中的发展，因为所有与此相关的书都立刻被我毁掉。”罗伯特·朗多也要求阻止同性恋者扩散“他们特殊文学的细菌”。另一些人，如夏尔－亨利·伊尔什主张医生和立法者联合起来扑灭“这种让人厌恶的变态”。卡米耶·莫克莱尔惊呼：“想象一下男人之间的性行为，试试别呕吐出来！”他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得出结论，无意中揭示出公众舆论在同性恋者与外国人、叛国和国家威胁间建立的联系：“我们已经忘记了德国佬，我们还会忘记这些鸡奸者。”乔治·莫尔维尔呼吁回归秩序和民族复兴：“当法国重新回到应该的样子——靠一个人和一根棍棒的统治，这些坏风俗会自己消失。”他补充说：“‘男人主法律，但女人主风俗’，拉布吕耶尔说过。有一天当健康而勇敢的法兰西妇女把招眼的娘娘腔和卖弄的兔儿爷从沙龙里驱逐，抽一耳光，风俗会立刻改变。而男人将会主法律。”讽刺杂志《奇想》1926年4月15日出版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了论战的新意。谴责仍然不可避免：“我们受够了屁精文学。”

纪德1926年10月出版《只要种子不死》，跨越了揭示自身同性恋的最后一步。他致信给批评家埃德蒙·戈斯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亲爱的朋友，我讨厌谎言。我无法赞同这种约定俗成的伪装，系统地乔装X的、Y的和其他人的作品。我写作这本书是为‘开个先例’，作一个坦承的榜样，启发一些人，安抚另一些，迫使舆论认识所不知的或者不顾对心理学、伦理、艺术和社会的损害而假装无知的东西。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因为我甘愿被仇视也不愿因做我所不是的人而被爱戴。” 〔270〕《只要种子不死》构成可贵的见证。在这本书中，纪德坦承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他分析了自己的历程，对同性恋的觉醒。虽然纪德似乎有时会为自己缺陷抱歉，但另一些时候却为此自豪，以用艳史来震惊读者为乐。这部自传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他的历程，他在同性恋道路上缓慢的进展。他回顾了在中学时最初的情感骚动，他的特异性的突然显现：“我与其他人不同！我与其他人不同！” 〔271〕他向母亲承认。但是他是在突尼斯与阿拉伯男孩阿里和阿特曼有了最早的鸡奸经历：“在这称为罪恶的门槛上，我可曾犹豫？没有，如果艳遇是以我的美德战胜结束我会很失望，我蔑视德行，感到厌恶。” 〔272〕因为屈服于肉体的召唤，纪德偏离了清教徒的教育，放纵于异教价值。因为一心要说明同性恋不是一种负担，他用田园诗的方式展示他的艳遇。他的诱惑企图总获成功，尤其在北非，他的伴侣们的驯顺引人遐思。纪德的情节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发展，他的同性恋欲望总被人领会、预见、满足，没有任何障碍拦路，除了自己的顾虑。报界对《只要种子不死》的反应是温和的。几位批评家赞扬纪德的勇气和真诚，但另一些人，如苏代和古尔蒙指责他袒露私生活。亨利·德·雷尼耶在《费加罗报》上的评论是不利的。对安德烈·纪德的攻击在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言明的爱情》（1927）出版后重新开始。皮埃尔·利埃夫尔在《诊疗床》1927年7-8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导火线：“我们将纪德的作品归入这类因目的而败坏其整体乃至源头的东西。这是一种大家已不愿喝的饮料，因为它的回味恶劣。浪漫晚餐最后的犯罪警告使人忘记所有先前得到的享受，因为你们被下了毒，先生们。正是这种变态的乐趣，加上对儿童的贪恋——对此我们不用希腊语学名称呼，使他对败坏的男童、小偷、偷猎者、杀人犯、骗子、盗窃犯和其他伪币制造者充满宽容，他恭维他们的恶劣习性，这一诲淫的和腐朽的群体充斥他的作品像一个罪恶天使大合唱。”

虽然他的小说为同性恋辩解，而且《哥利东》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之书，但如果声言纪德从事斗争活动是错误的。他的言论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一定高度为自己的特异辩护。他论证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同性恋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宽容，而且同性恋者是独特个体，他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他人。当然，纪德有理由对当代人的缺乏勇气而愤怒，他们留下他在第一线孤身奋战：“X和T到处说他们已假装够了，他们今后决心坦率说话，无视公众舆论，破釜沉舟云云。但他们不破也不沉，他们都留着。他们吹嘘的勇气是廉价的，不破费他们的所有。而且，在他们给我们的新书中，他们注意自己的‘表白’的隐蔽，只有有心的读者才能读出含义。因而他们如果以后要重皈正道或竞选院士根本无需收回前言。” 〔273〕但是他自己从来未能消除犯罪感，在他向罗杰·马丁·迪·加尔的告白中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向他坦承自己是世代清教徒的产儿，并总结说：“我为他们付出代价，我是对他们的惩罚。” 〔274〕

《性倒错》，同性恋刊物的孤立企图

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同性恋运动。但是，一份同性恋刊物创办，昙花一现，它以德国为样本。这并非法国的首家同性恋刊物。1909年，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奇和雅克·德·阿德尔斯瓦德－费森已经创办了《阿加德谟》（Akademos）。〔275〕

《性倒错》（Inversion）杂志是由居斯塔夫·贝利亚和加斯东·莱斯特拉德于1924年创办。贝利亚生于1896年，是独身的办公室职员。莱斯特拉德生于1898年，邮局职员，与一个织毯匠24岁的瑞士人阿道夫·察恩德一同生活。但首先应注意到，这是从边缘自发的，与巴黎的同性恋群体无关。杂志既没有文艺为依靠，也不传播医学。当然杂志也受时兴的理论的影响，但并非同性恋专门团体的机关报。实际上，这份唯一的法国同性恋刊物是无名者的作品，不享受任何外部的援助。杂志在布甘维尔街1号匿名出版。价格很高，1.5法郎，是豪华杂志，面向有限读者。杂志在报亭有售，但也可以订阅，用隐蔽信封接收。在被禁止前只出版了5期《性倒错》。首刊于1924年11月15日出版。《性倒错》宣言“不是作为一份同性恋的杂志，而是为了同性恋所享的杂志”，“我们想要向性倒错者呼喊他们是正常和健康的，他们有权利享受人生，对于异性恋者创造的约束他们的印象和感受、压制他们的欲望、克服他们激情的道德，他们毫无亏欠。”各位与同性恋者圈子接近的作者参与了杂志工作，比如同体论的“理论家”卡米耶·施皮斯和作家阿克西洛斯，但没有任何头牌人物助阵。《性倒错》直接从希腊榜样得到启发，如同德国的《唯一者》一样对古人多有引述。杂志求助于德国运动，传播希尔施费尔德和德国性学家的科学发现。同德国的同性恋杂志一样，提供关于同性恋的多种主题的全貌。在第一期中，有一篇关于奥斯卡·王尔德案件的文章，一些医学文章，一篇关于鸽子的性倒错的文章，新闻剪报和传统的不起眼的小启事。启事从第二期就消失了。这一期宣布下期更名，从第三期起，杂志本应取名《同性恋》（Urania），比较不引人注意。但这一改动未能实现，因为对其有伤风化的调查已经开始。在第四期中，德国的影响非常明显，发表了一篇努玛·普雷托里乌斯关于德国同性恋的文章。还有一份对读者的调查：“《性倒错》杂志伤害风化了吗？依您看反对这份杂志的公开宣传是否构成对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桎梏？您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看法如何？”几位名人回答，表达对同性恋宽容的看法，主要有苏珊·德·卡利亚斯（梅纳尔卡斯）、克罗德·卡安、亨利·马克斯、哈夫洛克·埃利斯、卡米耶·施皮斯和欧仁·阿尔芒的亲信乔治·皮奥什。杂志随后遭禁，但仍成功地以《友谊》为名出版了新的一期。其中主要可以读到阿道夫·布兰德和《唯一者》的合作者St Ch. 瓦尔德克的一篇文章。〔276〕

杂志招致了竞争者的嘲讽。除了欧仁·阿尔芒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界外》，其他报刊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幻梦》更是将《性倒错》当作靶子。以《让我们做法国人！妇女万岁，妈的！》，照例对“性倒错者”进行揭露，他们已经充斥各处。该杂志明确表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毒害”，要求回归法兰西的异性恋“传统”。〔277〕《灯笼》则从中看到了德国印记。〔278〕所以《性倒错》停刊并未引起多少骚动。威利在《第三性》中嘲讽地说到这种法国的不幸：“我并不惋惜《性倒错》停刊，他们太傻。但不管怎样必须了解公共秩序的要求：要么大家都平安无事，要么把所有罪犯一视同仁都抓起来。” 〔279〕

除了《性倒错》，我们找不到任何法国同性恋斗争的迹象。这种特异性当时已经有人觉察到，主要是德国的观察者。努玛·普雷托里乌斯（欧根·威廉的化名）在1922年《中间性别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法国的同性恋》中对这种特殊性作了长5页的论述。他推想法国的同性恋者少于德国，但他也强调了缺少反同性恋的法律和对女性的神化，他认为这是法国特色的。同样，威利在《第三性》中也注意到：“这一条款［第175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兔儿爷们觉醒并组织起来，作出牺牲的姿态，有所要求，甚至将不少异性恋争取到自己一边。” 〔280〕尽管在法国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亚文化，但却没有斗争，法国同性恋者仍然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环境比邻国更为有利，但也是由于某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围绕同性恋的争论仍局限于文学领域，被视为与政论写作和社会论战不同的领域。言路的稀少解释了为何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会被看作同性恋事业的使者。谈论同性恋已经是一种斗争行动。然而，法国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没有统一战线。普鲁斯特和纪德捍卫互相对立的假设，法国同性恋生活的另一个标志人物让·科克托明确表示反对纪德。〔281〕非但没有为法国的同性恋者带来进步，同性恋名人的显著性构成一种缺陷，加强了把同性恋看作局限于感觉错乱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恶习的观念，使无名者的自发行动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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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这一提法有其合理性。这一时期同性恋组织增加，德国的同性恋斗争到达顶峰。然而，成功应该相对地看。除了刊物和宣传册的丰富，议会的院外影响，他们仍然遭遇到主要领袖间的意见不一、误解和敌对，缺少共同的纲领，甚至是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排除了女同性恋者，她们在运动中的影响几乎没有，这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离心离德的又一证明。无疑应该能从这些分歧中找到斗争的政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在性解放的背景下同性恋亚文化繁荣，而对权利的争取看起来只是次要的、令人生厌的和流于形式的。这种轻疏在魏玛时期无关紧要，但到1933年后却具有悲剧意义。然而，也不可以贬低这些对同性恋的组织和肯定的尝试。作为先驱者，这些运动永远是勇敢的、有气魄和充满生气的。它们证明了群体的急迫渴求，他们在欧洲首次成型，但也表现出主张的多样性。身份认同的选择可以通过反对的斗争，如同在德国，可以是颠覆性的融入，如同在英国的情况，也可以是法国享乐的个人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男女同性恋的自明方式。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就2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特色而言，斗争积极分子的组织无疑是最显著的一个侧面。但是，如果要解释同性恋运动的高峰、其文化影响、其在公众舆论中的反响，就必须转向一个不那么显著却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特色的现象：在英国上层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一种同性恋榜样的传播。

尽管与德国同性恋生活的繁荣关系紧密，“同性恋崇拜” 〔282〕是英国特殊的东西，特别对应的年份在1919-1933年间。替代对于同性恋传统的怀疑的是在某些社会范围内的一种宽容，很快便表现为一种肯定，继而成为一种崇拜。同性恋在公学（public school）、大学、知识分子圈子中传播。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品味、一些阶层和圈子里的一种认同手段。英国的同性恋崇拜充当同性恋在英国体系中进取的基础，入侵写作领域，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力量的胜利或者对同性恋群体的宽容。而且，这些只关系到少数的女同性恋者，在法国和德国的反响也非常有限。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同性恋崇拜构成对传统制度体系颠覆的一个独特现象，要求肯定一种正面意义的差异。事实上，30年代中期的回退并不是完全的退步，因为至少有两代青年的教育被这种亲同性恋的气候扰乱。

被诱惑的少年：公学中的同性恋

公学〔283〕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长久以来（至少延续到60年代男女同校的引入）都是罪恶的温床，在那里同性恋是司空见惯的。这并非英国的专利，寄宿学校、教会中学都有这样的坏名声，这通常与封闭的住所和大规模的群居相关。然而，英国的公学从多方看来都是独特的。首先，对于主要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公学是唯一的就学方式：与法国和德国不同，那里的儿童有多种可能，〔284〕英国儿童在寄宿制中教养，只与伙伴们分享生活。他们与父母的联系很少，除了在假期。他们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与女孩子也不接触。〔285〕随后，如同我们所见，等级和自治的作用使学生之间织起亲疏联系。总之，英国的公学通常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不同时期的学生可能会认为表现同性恋关系是最时髦的。而且，这一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很普遍，虽然学校的领导者和教育当局对之进行打击。〔286〕所以，应该对这种大大超过简单的“特殊友谊”的现象进行探询，如果视其无关紧要将是轻率的。公学部分地决定了学生未来的人生，构成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个参照。由于把少年期的同性恋经验视为平常，助长了成人以后有较大的宽容。公学在精英中传播同性恋崇拜，为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打通道路。

公学，同性恋崇拜的摇篮

公学接纳年龄约10-18岁的少年。寄宿制度几乎影响到所有学生，他们在6年中每年大部分时间共同生活在一个纯粹男性的环境。在一个完全性觉醒的年纪，这样的生活状况对性和爱的发展不算有利。虽然假期是结识异性的有利环境，但男孩子并不总能把握。他们按照“公学”中严格的荣誉规则教养成人，他们有歧视女性的倾向，或者至少对她们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浪漫的和情爱的友谊在学校内部发展并不让人吃惊。

公学一直都是性放纵的场所。尤其是在伊顿，宿舍（“长房间”）里睡着52个学生，是著名的性凌虐和性嬉戏的场所。家长们被极力建议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如果他们的健康脆弱。〔287〕在整个18和19世纪，放纵和虐待在这些学校中司空见惯。二三十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但是，情爱的激动仍然笼罩着这些宿舍。分配单人房间由达廷顿和伊顿开始，却方便了性行为。在罗宾·毛姆的自传《逃离阴影》中描写了他1929年在“伊顿”的生活。他14岁时同一个同学有了第一次性经验：“——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疯狂地爱上你，德鲁说，疯狂地爱上。……——等到明晚，我迟疑地说。给我时间想想。但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了现在是我想要……这个男孩坐在我的脚头。他突然站起，我害怕他会离开。但他没走。他缓缓脱去睡衣，扔在一把椅子上，裸露着对着我。他的肩膀很丰满，皮肤光滑，腰和大腿那么细使性器显得粗大得下流。‘我求你了’他说。……我笑了，因为我很快乐。我知道我自身一部分所一直向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好吧。’他慢慢地、平静地钻上我的床，用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我抱紧他柔软的身体。他的胯很热很光滑。我真想留在这种奇妙的状态里，平静中混着我从未领略的至乐。但很快德鲁的身体开始动，他转过身去，我可以抚摸到他瘦削的脊背和丰满的肩膀。这时他拿起我的手，引导它，我们的身体合在一起。” 〔288〕

同性恋是否时尚要根据学校和年代。只要在一届学生中有大比例的男孩达到性成熟就会使这些活动推广。昆廷·克里斯普记述，在他的公学中通常每学期最后一天都会是放纵之夜。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也回忆起“贝奥蒙德”的大宿舍里的气氛：“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画面，在我们运动后更衣的房间里一个稍大的男孩抵着一个较小的手淫，在一群崇拜者中间。” 〔289〕塞西尔·比顿1918年1月进入哈罗，在那里呆到1922年，据他说每座房子情况不同。有些房子很少有性，另一些房子“明目张胆的恶行”占上风。比顿本人获得了坏名声，因为他英俊，大家为他假设了很多艳遇：“我在哈罗是平静的，弱小的，有些女性气质的。我从没玩过足球和这类运动。我穿得很好，我想穿得漂亮因为我喜欢，有些可怜的家伙认为因为我不可思议地漂亮和迷人，我一定是个小婊子，穿得漂亮是为了与人出去。这使我感到难受，我做的所有事都被理解成坏的意思……多数人惊人地放荡，与成堆的人睡，但我不。我只跟G（戈登·费尔－克拉克）睡过。” 〔290〕这样的一届学生之后可能接着一届比较克制的，甚至是反对同性恋的。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1919-193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同性恋似乎无所不在。那个时代的一名证人讲述：“我在学校很开心。我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在那时，同性恋是好事。几乎所有男生都与其他人有过性经验。” 〔291〕 1920年在昂多公学，当桑德斯顿校长问有谁向同学传小条，学校中一半人起立。黑尔斯伯里的一个老学生，当被问及他在1921-1926年间的学校生活，他解释说：“有很多的性，很多。我也有过，但我还想要更多。你递给某人一张纸条：‘你想跟我去高地散步么？’如果他同意，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同好。男生们喜欢通过别人传信，如果他们住在不同的房子。大家没有很多时间。要赶快。晚饭和自习之间是做爱的理想时间。可以和自己找到的人溜到自习室。” 〔292〕

公学中的同性恋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排除极端暴力的。G. 洛斯·迪金森谈到在查特豪斯公学的野蛮行径。在威灵顿，30年代一些男生被强奸。同一时期在贝德福德，一个老学生承认他和一些同学定期对一个叫纽的同学手淫。有一天，他们发现天花板上两根裸露的电线。他们把纽举到电线的高度，用一把军号放在电线和男孩阴茎之间：“有一道可怕的闪电，他惨叫。我向你们发誓他的鸡巴变了颜色。我至今能听到他的叫声。”另一些手段没有这么危险。J. R. 阿克利如此描述了一个学生经典的性爱历程：“我那时是个有天使般举止、闪亮的大蓝眼睛的小男生。我的第一个外号叫‘小妞’，年长的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班长看起来像个男人而不像男孩，整个学期他都习惯晚间坐在我床上，一晚接一晚，求我让他做，对我嘀咕一些话吓得我流泪。我不记得自己何时开始手淫，但那是我首次恋爱。一个叫祖德的无耻而逗乐的男生，他上课时坐在我旁边，他拆掉了裤兜的缝线。这样他的手和他同好的手可以直达里面的宝库。” 〔293〕不可能知道有多大比例的男生之间有性关系。约翰·盖索恩－哈迪提出25％的学生定期做爱。可以肯定在情爱激情以外，同样建立起更“浪漫的友谊”（romantic friendships）。实际上，害怕被发现，加之害羞和按年纪分隔使性关系比较困难。约翰·贝杰曼讲述：“唯一让我坚持的事就是爱。我本来也许永远也不会碰一个人。那时我想我会进监狱或者地狱。” 〔294〕通常，以比较自然的方式看，男生们仍然太年幼，太羞怯，太害怕，不敢付诸行动，即使是跟自己喜欢的男孩。作家兼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回忆了一次流产的经历：“我想，我向你提过，我的致命的挫折，我们最后的一夜在浴室里，当他想拥抱我时，我是那么羞怯和笨拙，当时他的腰上围着浴巾，他额上的棕发闪亮，他的胡桃形的眼睛非常温柔，他的小嘴唇半张着。” 〔295〕

这些行为的差异只反映性发展的一个不同阶段。在学校中，早熟、群居与最纯净的贞洁相伴，有时是由非常崇高的感情维系，是不玷污初生的爱情的愿望。其中一个男生应该是年轻、漂亮，如果可能的话是来自另一个社会阶层。他需要保护，某种程度扮演女孩的角色。首先，年幼男孩和大孩子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纯净。欲望的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征服意中人所面对的众多困难。有时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起的关系也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T. C. 沃斯利在一所著名的公学（他未提供名字）做助教时注意到：“在那里，多数老师也程度不等地有明显的同性爱。” 〔296〕沃斯利本人是同性恋者，他清楚地描写出教师面对自己的爱恋和欲望的处境：“这是我的职位的缺陷，因为我不如更谨慎的同事那么能控制自己的表露，但也许尤其因为我对此有意识。并不是我真有犯错的理由，因为我对任何男孩都没有欲望，即使是对那些我最后‘爱上’的男孩。而我的同事们也是同样情况。我们最终发现其中只有一个行为丑恶。” 〔297〕似乎确实有相当比例的“公学”教师是同性恋者，多数从未实现他们对学生的倾向。沃斯利推想主要是因为那里一直占上风的同性爱的气氛：“我从运动场的仪式中发现的广义的同性之爱足以满足我的性倾向使我能将之保持‘纯洁’。” 〔298〕

在女子学校中，框架比较相似，虽然缓和些。主要是学校没有那么多，见证稀少，丑闻很少，而且更难下结论。性关系似乎比男生中少得多，虽然每所学校都有女同性恋的案例。但是没有任何见证提到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似的放纵的场景。最普遍的现象似乎是种迷恋（crush），一种年幼女孩对一个稍大的女孩的单方的恋情。如同在男生中一样，这种浪漫友情是按照异性恋的构架铸成。年长的女生代表男生，但她也可能是一个女英雄的化身，或代表不在场的母亲的角色。年幼的女孩对她表示依恋，为她拿作业本、书籍，在她枕头下放糖果或为她铺床。无休止的讨论分析爱人的服装、言谈、动作，但每个女孩秘密保持一种效忠形式，是她个人对爱人崇拜的供奉。关系是十分纯真的，一个微笑，一句简单问候足以成为一星期的快乐。似乎性关系恰恰意味着爱恋过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对爱人的替代。年龄和威信的差异加强了欲望。15岁时，暗恋的对象更多是女教师，学生们争夺宠爱：“——西班牙语老师是朱莉小姐一伙的。——你们想得到么，另一个说，德语老师是个寡妇！——对，头一个又说。但这个是卡拉小姐一伙的！” 〔299〕

同男孩中间一样，教书似乎吸引了数目众多的女同性恋者。在英国，如同在法国和德国，教师必须单身。这些女性通常教书，因为她们未能结婚，她们的态度有时透露出一种对男性报复、恐惧和反感的感觉。但对于学生，她们代表着社会成功的范例，这增长了她们的威望。这部分解释了在“公学”中成长的女孩对同时代男人感到的常见的恐惧和厌恶。当她们离开学校，她们请求最喜欢的女教员写信给她们。老师很乐意，通常借此给她们提些建议使她们能够对付外面的世界，不会屈从它的诱惑。

体制的暧昧

公学中的性状况显示了制度的虚伪。虽然有清教的镇压性的言论，似乎某种放任占了优势。少年同性恋行为被看作无关紧要，几乎是性生活的必经之路。〔300〕然而，后维多利亚朝言论的卫道狂热在这些机构中达到极点。比如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对性丑行（手淫）做了含糊的、令人不安的评价”。〔301〕对手淫的恐慌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对之有专门的布道文，男孩们祈祷能从中解脱，他们必须就这一主题忏悔。为了与诱惑斗争，学校有时会实行非常复杂的制度。比如在罗塞尔公学，教师无权与一个学生单独呆在房间里超过10分钟，而且必须开着房门。年长的学生必须远离年幼的，所有学生都在持续的监视之下。所有与性相关的都是无情镇压的对象。所有被看作是危险的著作都被禁止，比如D. H. 劳伦斯的作品。在昆斯伍德，一所女子学校，在30年代《飘》是被禁止的，学生通信要检查。T. C. 沃斯利在马尔伯勒的老师解释说：“你可能会看到一种白色物质从你们的隐秘处流出，沃斯利。不要担心。这只是一种病，就像麻疹。” 〔302〕校方处理他们认为是大规模犯错时通常表现得很严厉。在兰辛，汤姆·德莱伯格被小男生向校长揭发他晚上骚扰，被取消了“学长”（prefect）〔303〕资格，学期的剩余时间被隔离起来。实际上，浪漫友情有着禁果的魅力，这种游戏使学校生活的常规被动摇。正因如此它不大可能被抛弃。昆廷·克里斯普就讲述了他的学校里一起同性恋丑闻的故事：一天晚上，一个男孩穿过整个房子去他朋友的宿舍。如克里斯普所述，两个男孩本来可以毫无危险地在白天找个偏僻地方会面，但这种挑战、面对危险的气氛激发了欲念。这个男孩被抓住。他在全校面前遭到责打。结果是在这个男孩周围发展起一个“崇拜者团体”，他被当作英雄而更令人向往。为了结束这一切校方把他开除了事。

在兰辛做学生时，伊夫林·沃企图讨论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为此，他在校刊编者按上发表了虚构的一个来访者和一个像他一样的男孩的谈话。他想借此说明学生之间的激情友谊不一定是败坏和混乱之源，校方错误介入了一个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他的哥哥亚历克曾经在数年前通过其获得成功的小说《青春隐现》（The Loom of Youth）〔304〕（1917）攻击公学。在一本不大有名的作品《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1922）中，他仔细描写了公学中的同性恋，为浪漫友情辩护，揭发关于这一话题的虚伪态度。〔305〕他认为“公学系统在这方面是违反自然的，应该可以料到会有违反自然的结果。”“公学”阶段标志着性发育的一个阶段。“多数学校中活跃的不道德行为发生在15-16岁的男生中间，而不是像常常想象的那样发生在小孩子和大孩子之间。”同性恋首先是一种从众行为：“一所公学中的一切都必须符合一个模式，有规则来很好地处置任何局面。友情如同个性都由一个模子来铸造。”正是围绕同性恋的无休止讨论维系了对它的兴趣，保证了这一现象的衍生。沃同样指出公学中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被忽视的一些侧面。首先，在一些18-19岁男生宿舍中只会营造一种有害气氛，因为在这个年纪性冲动必然更需要生理满足。再者，浪漫友情可能会对男孩造成有害后果。比如，一个小男孩成为一个大孩子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推到学校等级的顶端，他认识另外的大班男生，成为特权的对象，同班的男生忌妒他或憎恨他，他与现实失掉接触。当他的保护人离开学校，他将发现自己独自一人，一文不值。而且，爱与性的持久分离可能导致成人后的生活困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沃为男女同校辩护，他特别提出了对这些问题自由讨论，对公众进行宣传：“如此之多的无知需要驱除。母亲的无知，父亲的无知，他们自己没上过公学，学生们、校友和教师沉默的密谋。关于不道德主题的谈论太滥，却又不足。学校老师向我们保证这种现象的出现纯属偶然，但他们对之的态度是一个医生怀疑病人患了重症，不断观察他，为了探知症候。”

这些对同性恋进行讨论的企图并非孤立，也不仅仅来自学生。比如沃斯利作为助教曾试图借助几位年轻教师、“学长”、学生来与老教师的顽固精神斗争，他称他们为老卫队：“霍夫曼比任何人都坚持一种暗自的疑惑，认为只要有一线机会，性罪恶就会在学校蔓延。塔尔博伊用一句话来形容他：‘霍夫曼盯着每个男孩，就像在怀疑他们怀了孩子。’这真阴险，在空气中感觉得到，让人厌恶。这就是老卫队抵触所有自由进展的根源。” 〔306〕老卫队以抓有同性恋嫌疑的学生典型而著名。学校的气氛不仅恶劣，充满了报复和怀疑，而且还被告密、“性错误”批判、“召唤哭泣的家长”和“反恶行运动”后开除所毒化。沃斯利认识到这种持续暧昧的状况，他了解为学生辩护并不比竭力责难他们更好：“我准备以道德的愤慨来反对霍夫曼对性问题的态度，却没有发现我的宽容态度的理由可能是可疑的。” 〔307〕他的斗争首先是通过揭发教师对学生生活的无休止的审查和他们对学校的专制控制。当校委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在学校内必须戴帽的规定时，老卫队坚决反对，沃斯利指出这些教师的执著是因为帽子上丝带的颜色因宿舍而不同，使他们能够借此很容易抓到与别的宿舍男孩交谈的人。戴帽子很快被废除，而且宣布学校中所有学生可以自由交谈。在另一个场合，一位性学家被请到学校发言：“因此造成的羞辱感是不可思议的。但使这个问题更加羞辱的是当这位性学家来的时候说自己是个女人！” 〔308〕

无论其形式，公学构成一个同性恋主要的传播、讨论和理解的场所。对同性恋的担忧如此深重以至于校方希望即使学生离校仍然影响他们。当西里尔·康诺利离开“圣西普里安”后仍然受到神甫和校长惯常的“播种善因劝诫”：“我们前往一个诱惑的世界。我们必须举报任何企图上我们床的男孩，决不与同校男生一同走路，绝不同比自己大一岁半的男生做朋友（或者更小的），特别是不要玩弄自己。” 〔309〕面对这种想在公学中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愿望，同性恋的大规模传播是引人思索的。在伊顿，威廉·科里赞成对美的崇拜，尤其是个人对漂亮男孩的崇拜。他自己与某些学生有着浪漫友情。某些学校，不仅是公学，可能成为同性恋的家园。瓦伦丁·阿克兰转到一所职业学校——伊斯特本的“家政训练学校”，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女同性恋的世界。校长是一个“男人”，其他的女教师鼓励“迷恋”（crush）和“热恋”（pash）。〔310〕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要能避免丑闻，学生的性关系是被默许的，甚至得到赞同，对于领导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培养“绅士”，尊崇传统、效忠国家的英国公民。这种敬意从公学就学会的，由于老学生对学校的依恋和成年后形成的“老校友网”（old boy network），一种类似大学中共济会的东西使老学生得以重聚，在社会中互相找到或者是在职业生涯和社会晋身中互相提携。这种友谊和忠诚关系以简捷的方式凝铸了学生未来对他们祖国英国的忠诚。男孩们被号召以后共同领导国家或者至少为学校中灌输的理想而工作，他们之间的同性恋的、强烈爱意和生理激情的关系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

以社会凝聚为名义默许同性恋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新生配学长”（fag and prefect）〔311〕制度。本来是用来保护年幼学生免于年长学生欺负，很快就成为一种奴役，不排除性奴役。这使得公学越发由“学长”自治，教师和主任不再直接插手关系和纪律问题，这有时会导致过分行为。男孩们互相非常依赖，学习着去领导，获得责任感，但仍被广泛的情爱感情联系在一起，正如直率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证词所指出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两个新生做打扫。两个新生叫贝里和达令。每次我在走廊里叫‘贝里，达令’或‘达令，贝里’都让朋友们觉得好笑。我和多数同学一样不善领导，与另一些比就更不行了。开始时本着友好的意图，很快我变得不稳定，为一些臆想的叛变征兆不满。我的情绪好与坏的交替使我的两个手下狼狈不堪，我通常的表现就像任何一个部门的小头头那样。我们学校中办公室的执掌者可以打他们的手下，我们甚至被鼓励行使这一特权。” 〔312〕总的说来，领导者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似乎特别虚伪。性作为所有禁令的对象变得尤其让人向往。公学男生为性所困，由此反映出“后维多利亚朝”体系核心中的基本矛盾：“任何人不得手淫，而所有人都做。所以所有人都变成白痴，没有人能免。同性恋的引诱是一种罪，然而却在肆虐，无法抵御，哪怕是优秀的教师。” 〔313〕

1919-1939年间在公学中进行的同性恋是否造成学生形成同性恋倾向？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确实一些有过深度同性恋关系老学生后来结了婚，并坚决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一个黑尔斯伯里的毕业生这样回忆说：“噢，对，有大量的性。这会让你成为同性恋，当然不会。我那时认识的最积极的人变成了出色的泡妞老手。” 〔314〕同样，亚历克·沃在《快乐》（1921）中描述了一桩走向终结的浪漫友谊。步入成年和社会是通过婚姻和异性关系。谁要是不明白学校只是插曲那他就完蛋了：“他应该对他说出将会发生的事。他将会忘记梅里克，爱上一个姑娘，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序幕。” 〔315〕但那些因求学经历而揭示未来的同性恋行为的人的名单也很长，单一的同性恋或者成年后保持双性恋。〔316〕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公学不生产同性恋，却可能使男孩们了解自己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因而使许多男孩确定了自己的性认同。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的谴责。一旦成为社会活跃的一员，毕业生们可能难以承认他们有时认为是年轻时的错误的东西。比如西里尔·康诺利在致伊顿旧友诺埃尔·布莱基斯顿的信中意图向他证明他们的关系从来是正常的，他们从未曾是同性恋者。当西里尔·康诺利在36岁结婚时，他承认：“当然，问题是我在感情上仍然是同性恋者。” 〔317〕所以，极大的不理解存在于两性之间，这部分解释了经常性的婚姻失败和资产阶级中的性的不满足。男孩们的遗憾之上还要加上女孩恐惧和遗憾。马莎·维奇努斯认为：“许多妇女似乎是在少年期找到了比她们对男子的爱更完整的爱情。” 〔318〕

体制对少年同性恋的暧昧有着双重后果：因为接受特定年纪的同性恋行为，以后要打击就变得困难；另外，有了经验的学生有在未来继续的倾向，至少用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 〔319〕这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揭示的，集体去俱乐部，去狩猎，去城里，他们生活在单一男性的环境，努力重建公学里的气氛。之所以20年代同性恋成为时尚，同性恋者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那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之秘密联系在一起。

失乐园：英国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崇拜的根源在于英国的教育体制，在事实上宽容了同性恋行为。其传播首要通过对少年之爱的褒扬，由公学文学和老学生们的回忆所神化。这是英国的特殊性。确实，虽然法国和德国的寄宿学校也有同性恋行为的多种见证，但少年之爱并不造成同样的迷恋，同性恋从好处讲被看作一个必经阶段，从坏处讲是败坏的教育体制造成的恶果。为了理解英国模式的特殊性，研究其在邻近国家的反响看起来是有益的。

在法国和德国如同在英国，中学被教育当局看作是一个危险场所，助长同性恋的滋长。在德国，学校中展开过一些调查以确定同性恋行为的比例。1928年“国家教育、文化、科学部”发表一份总结题目为《中学校中的猥亵行为和纪律处分》。调查在1921-1925年展开，针对552名学生，467名男生，85名女生。调查统计出总共36名男生有同性恋行为，而没有一个女生。这是一个很少的结果，应该将未被发现的案例考虑在内。调查的作者区分出两组，年长的男生，他们是主动的，与处于被动的年幼男生交往。通常没有性行为，仅仅是相互的激情，亲吻、抚摸。还有一组是“受成人诱惑的牺牲者”，他们被礼物吸引（戏票、烧酒等等）。这些结论在1936年格哈德·赖因哈德·里特尔的《德国民众教育中的性问题》中被重新提起。他强调在他看来中学中的同性恋行为的比例很高，但他认为只是习得性的同性恋。事实上，很难确定法国和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因为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见证很少。某些经验似乎可以当作参考。比如戈洛·曼在其回忆录《德国的青春》中非常自然地谈到他少年期的恋情：“一天，在学校或是在院子里，我看见埃利卡和克劳斯同一个男生在一起，我喜欢他，但不知为什么。但打那以后，我恋爱了，没有理由也无法言传。这是我对那些课间休息院子里的大男生的第一次恋情，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这是我旧习中的又一个因素。” 〔320〕在沙乐姆学校，尽管这是由库尔特·哈恩领导的男女混合学校，但校方对任何同性恋威胁都表现出恐惧。因为库尔特·哈恩本人就是一个抑制型同性恋者，他对他称为“群居”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当一个学生的手搭在另一个学生的肩上“群居”便开始了。1925年春，一个新生到了寄宿部，戈洛对他有了朦胧爱意。寄宿部主任觉得事有可疑，禁止他们与他前往五旬斋的自行车郊游。

虽然戈洛·曼毫无问题也不曾被怀疑地度过少年时期，这像是一个正常的、过渡的时期，但另一些人却相反，他们被中学的经历持久地打上印记。小说家恩斯特·埃里希·诺特就曾处于施特格利茨中学一场悲剧的中心。1927年6月27日，京特·舍勒用手枪打死见习厨师汉斯·斯特凡，然后自杀。舍勒想要报复他得到一个富有保护人更多恩宠，这个人因为邀请他的被保护人去巴黎旅行而著名。诺特本人也曾经利用过自己的魅力：“我那时看着像是个漂亮男孩，也许我真的是。老头的抚爱不总是那么规矩，但他很衰弱，确实，使他不能给我更具体的恩宠。” 〔321〕对于诺特来说，同性恋是平常事，可以从中获利：“然而，虽然公众舆论非常‘假正经’，狎玩儿童在当时的德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些同学，全是良家子弟，他们定期去拜访一些无耻的柏林佬来赚些零花钱。” 〔322〕此类见证虽然极端，但却证明同性恋经验在德国学校中相对普及。

法国学生也不例外。在《白皮书》（1928）中，让·科克托描绘了巴黎孔多塞中学颇有启示的一幕：“感观不受控制地觉醒，像杂草一样生长。只有破洞的口袋和脏手帕。”然而他指出：“但孔多塞是一所走读学校。这些行为不会达到爱恋。几乎不超过私下游戏的范围。” 〔323〕在《调皮的孩子们》（1925）中，他回忆了中学中对一个神化了的学生形象的热情：“苍白的学生绕过人群，穿过弹雨杀出一条通路。他在寻找达尔热罗。他爱他。这爱意摧毁他，超过此前对爱的认识。这是种模糊的痛，强烈，对它无药可救，没有性也没有目标的一种贞洁的欲望。达尔热罗是学校里的雄鸡。他喜欢那些顶撞或追随他的人。每当苍白的孩子见到剃光的头发，受伤的膝盖，暗兜的上衣，他就会发狂。” 〔324〕

同样，莫里斯·萨克斯在《巫魔夜会》中讲述自己在一所英国制中学受的教育（1919年于吕扎学校）。萨克斯与他的队长经历过一次“贞洁的激情”，后来被一个同学开了窍。另有一个同学送网球拍讨好他。整体的气氛让人联想到英国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和小班学校：“一股感性的浪潮席卷了这所中学。淫乱在各班泛滥，不夸张地讲100个学生里超过50人与同学做爱。只有最小的孩子幸免，还有一些品行坚定的男孩自发地排斥这些游戏。年纪大的孩子追求年纪小的。有时在课间休息，我们七八人滚在一团，在仓库的草堆里互相拥抱。” 〔325〕像别处一样，放纵被熟视无睹，甚至一段时期内受到校方纵容。然后突然重建健康的环境〔326〕：“让人吃惊的是校方竟看不见这些。某一天他们看到一些事情，就进行大规模清洗。如大家所想，我有幸名列开除学生名单，幸亏他们对我们家长很客气，他们并没有知道。我认为这种宽容的理由应该是不少老师，尤其是我们的英国老师都有问题。” 〔327〕

因此，同性恋在法国和德国的中学中并非没有。但若要谈到其中有同性恋崇拜却是不恰当的。确实，比较三国的教育体制，有一个重大差别：在法国和德国，寄宿制也存在，但虽然全无男女同校，〔328〕寄宿制却不是独一的就学方式。其后果，学生之间的关系较少，受到家庭接续的影响，保持同社会的接触。虽然特殊的友谊可能存在，但发展成一种“同性恋崇拜”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要求建立一个微型社会，部分独立于成人，并由学生协同形成的一套规则体系来管理，不从者予以排斥。我们可以假定走读制解除了群体权威对学生的影响，只能允许形成“不可避免的”同性恋友谊，也就是说这些男孩不论在怎样环境下都会成为同性恋者。男孩子们在寄宿学校出于模仿、社会压力、简单好奇或信任尝试同性恋，在更自由的学校体系中却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或欲望。因此，同性恋大规模发展和持久影响一代人的机会较少。这就解释了作为个人的不牵涉群体的同性恋结果，“法国同性恋个人主义”与“英国同性恋崇拜”的对立，那是集体同性恋的文化和过往的果实。

对文学的考察在这方面特别有说服力。公学小说几乎是英国文学中一个完整的单独门类，除了直接针对少年的作品，还有这对怀旧的成年人的故事。通过表现团队精神、“光明正大”（fair play）和一个单性社会里潜在的同性之爱，作者使认同变得容易。读者将同性恋经验归整为一种必经之路，一种证明社会融入的决定性考验。非常惊人的是法国文学连同德国文学从来只把同性恋经历看作与团体性的断裂，是对本我的肯定，是特异化的意愿。读者即使从小说中认出自己，却重见弃舍的境遇，可能是极端化的，也可能是隐蔽的（对秘密的爱好、暗语、口信等等）。同性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构成成人社会的一个共同参照。同性恋是沉默的，作为独特经历来体验。一组事例可以使我们验证这个假设。在德国，恩斯特·冯·萨洛曼的小说《士官生》（1933）将与英国在性方面最解放的公学中相同的词汇、约定、规则照搬到一所普鲁士军校〔329〕：“6号宿舍进了新麻包。埃米尔·蒂利希是伙里最小的家伙，但他的肢体柔软，眼中充满生气，他长得不坏。‘一只可爱的兔子’，格勒肯说，我为此恨他。这是我头一次为这样的评论不高兴。我嘟囔说：‘你，你总是立刻就想到那些事情。’他只是表达了一种普遍观点。麻包蒂利希引起所有人好感。” 〔330〕漂亮新人的到来引起同学们行为的转变：敌对加剧，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与他呆更长的时间：“在游泳池，戈斯拉尔设法把麻包加到他的学生中间。他甚至拒绝表演跳水，这是他平素所擅长的。他真是太卖弄自己游泳教师的身份，通常并没有几个爱好者。” 〔331〕叙述者施密特爱上了蒂利希，但他担心戈斯拉尔已经得手。他很快便发现他一无所获：“在一次校外散步中，他一下拉住我的手。这先是吓我一跳。他动作很冷静，我先是以为他没有多余的想法。然后到了草地旁边的石板路，由一条神圣约定规定那里只属于高班学生。因为蒂利希走到哪里，所有人都明白我对他动手了。他肯定不是不知道。” 〔332〕从此，两个男孩体验一种完全古典的浪漫友情。在学生的荣誉规则中，非正式地建立了一套体系等同于英国“新生配学长”制：“他戴着我的友情印记。如果有人伤害他，就是在伤害我。当然，我们之间没有秘密，除了有关感情的那些，一种微妙的羞耻心阻止我们表达。虽然他必须擦亮我的纽扣，整理我的物品，在课间休息时把他最大的黄油面包片给我，这只是既定的传统。但是，作为交换，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会在那里。” 〔333〕施密特像很多公学男生一样，想防止自己的爱恋有任何性的诱惑和任何道德败落的危险。戈斯拉尔这个人物使得贞洁的愿望和学校内的性压力之间的反差显现出来：“当然，仍有可能互相亲吻。但在欲望和实现之间竖起一堵墙。戈斯拉尔那方面似乎受此类抑制。我觉得他的行为粗鲁、低下、‘普罗’，就像我们通常说的。他对蒂利希保持一种喧闹的快乐，在锻炼时粗暴地掐他的屁股，在工作时间，走过他椅子时从来不会忘记亲切地拍拍他的脸。” 〔334〕这种境况以幻梦结束。施密特发现了蒂利希从一开始就同戈斯拉尔欺骗他，他通过侮辱他来报复。系统却继续运作。如同格勒肯在书中指出的：“一只真正的兔子害怕任何持久的关系。” 〔335〕小男生在学校的同性恋微型社会中，如果他漂亮，如果他有幸讨人喜欢，他就对同学们有相当的左右。他远非制度的牺牲品，他往往是主要受益者，当他长大后保留拥有自己的“兔子”的权利。〔336〕那些浪漫的男生，如同施密特，他们最终对周围的玩世不恭更加感到痛苦。

另一部德国作品更能表现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的传播，这就是克里斯塔·温斯洛的《曼努埃拉或穿制服的女孩》（1934）〔337〕。作品因为改编为戏剧而得到很大知名度，随后被改编为电影。克里斯塔·温斯洛的灵感显然来自个人经历，因为她少年时被送入德国北部一所贵族女校。书中以一种简约风格描写了年轻的曼努埃拉因为一起丑闻被送到一所军事管理的女校，因为她被认为与一个青年男子相恋，而实际上她是爱上了此人的母亲。寄宿学校中的气氛隐藏着浓重爱意，学生们在制服上佩戴一个徽章，背面一个被射穿的心中刻着一位老师名字的首字母。同时在学生中间爱慕友谊在发展，她们互送礼品，交换情书。校中最受欢迎的老师是伊丽莎白·冯·伯恩博格小姐，她28岁，而曼努埃拉痴迷地爱上她。她向她承认自己想做一个男人：“为了永远与您在一起，小姐。”女教师本人并非对这些感情流露无动于衷，但却小心地掩藏着。情势的结局悲惨，在一次化装戏中，曼努埃拉成功易装为男人。酒醉后，她向整个寄宿学校坦承她爱冯·伯恩博格小姐，而且这爱情是相互的。丑闻是巨大的。校长称之为“变态感情”。她提醒这位教师：“您知道我们的社会对这类妇女怎么想？”曼努埃拉被与同学们和她的老师隔离，绝望中她从窗口跳出。她倒卧在地面上，冯·伯恩博格小姐最后一次把她搂在怀里。

确实，关于学校中同性恋爱的德国作品比之英国作品其特点是更加强调这些机构中的病态的、虐待狂的气氛。男孩之间的关系明确地用力量和敌对来表述，对纯洁和绝对的渴望在幻梦中被有系统地销蚀。在女子学校中，无情的规章阻止任何个人的表露，否定学生们对柔情和放任的权利。这种对教学机构状况的消沉的、负面的表现解释了为何同性恋崇拜未能得到发展，那些可能会在这些书中找回童年记忆的读者并不被鼓励以正面方式来理解。这种情况在法国没有这么严重，那里的多数同性恋者回忆的少年时期是在区别于寄宿制的环境，避免了压力和秘密。而且，教育制度特别强调智力的成绩，而不是体育的表现。身体暴力、粗鲁的游戏也不是男孩间关系的基础。总之，关于中学同性恋的文学通常不是那些试图重新找回过去爱情的幸福的同性恋者的作品，相反是同性恋的反对者的作品，他们企图贬低某种教育形式。

法国最著名的作品是《克洛蒂娜在学校》（1900），早于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但却保留了其影响力。与其他法国作家不同，柯莱特并不以道德和病态的方式处理这一主题。克洛蒂娜和朋友们的经历被表现得正常、有趣，属于少年之爱的准许范围内，是更持久的依恋——对男人的依恋的前奏。唯有艾梅和塞尔让小姐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隐晦，正是因为校长已经不是小女孩，她将艾梅置于一个变态的，在社会意义上不可接受的境地。与英国小说不同，此书目的首先是愉悦读者，此目的之外加以对萨芙之爱的间指。〔338〕最接近英国式同性恋崇拜的见证是亨利·德·蒙泰朗，如同他在其《男儿们》一书中用非常小说化的手法表现的。蒙泰朗从中讲述他在讷伊圣十字中学的少年时期，从1911年1月入学到1912年3月被开除。这一短暂的插曲对他造成持久影响，他此后对之不断回顾。他在《王子童年的城市》中首次回忆这一段，这个剧本写于1929年，但直到1951年才出版。〔339〕他对这一时期保留的回忆让人联想到英国的见证：“爱意使学校变得神奇。” 〔340〕在《男儿们》中，蒙泰朗发展了两个主题：少年恋情及其对成人的吸引。作品的核心是阿尔邦·德·布里古尔和塞尔日·苏普里耶的关系，安置于一个极端精确和规则化的框架中。园中圣母院学校的男生按美丑标准和性觉醒程度分成群体。“他们称作团队的小团体成员都在马甲外打领带，作为归顺标志。但卢沙尔不属于小团体，他也开始把领带打在马甲外面。于是团伙里所有人都收回了领带。” 〔341〕 “被保护人”名单流传，甚至被老师知道，他们维持这种同性之爱的气氛：“比内对萨兰说：‘要布吕拉做被保护人，怎么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选他，看他的大耳朵！选被保护人的时候要选脸蛋漂亮的。’我问他：‘那您呢，先生，像您这把年纪还找一个小伙计？’他回答说：‘噢！我有成堆的！’” 〔342〕实行的这套体制是传统的：“一大配一小，也许吧。但也有大孩子之间的！是反叛的，或者不如说是不可想象。” 〔343〕爱慕通常以“肉刑”的形式出现：大孩子折磨小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关心。整个学校似乎都以爱恋关系为中心：“自习后（或之前），园中圣母院唯一的事由也是唯一关心的就是特殊的友情。” 〔344〕气氛富于性意味，整个日常生活都是情爱性的：“‘瞧园中这些词汇！贴、粘、一路走、把一个马子等等。大家还以为自己是在红磨坊的走廊里。你就不能换种说法？’——‘这里所有人都这么说，修士和老师还有其他人，你知道。’” 〔345〕阿尔邦和塞尔日之间的友谊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开始：崇拜、亲吻、抚摸，大家叫他们“理想的一对”。在这一封闭的少年世界，复杂性来自接触到的极少成年人，阿尔邦的母亲起着混乱的作用，值得仔细分析。纵容她的儿子，渴望了解他的秘密，她明显在享受这种不健康状况和这个纯粹男性的世界，保留独一无二的女人的地位，获得不同的情色感受。但只有那些修士维系着这种有害气氛。虽然他们宽容特殊的友情，但他们不允许这干扰到他们的权威，也不愿助长年幼学生的解放。如同阿尔邦的母亲，他们享受这种旁观者的状况，男孩们的情感骚动引起他们的回应，深深地困扰他们。少年同性恋行为只有在揭露出成人同性恋时才最终成为过错：普拉特修士爱上了苏普里耶，因为自己无法接受而找尽理由。他说服阿尔邦认为自己的爱并非纯洁，必须注意小男孩的道德观。很快便见到了形式的逆转：“时尚转向美德。”最后，阿尔邦和苏普里耶被发现关在一起，机构发动起来：普拉特获准开除阿尔邦，但上级觉察到普拉特的倾向，也将苏普里耶开除。作品的结尾是说教性的，因为它极好地总结了同性恋崇拜。机构的丑闻被揭露，修士们被驱除，换成了一些不知名的人。园中新一代将不再知道保护制度。阿尔邦发现了女孩子，他的“场景性同性恋”很快成为过去。少年期是个封闭的世界，他最终不可能回去：“当谈到某一天再找到苏普里耶，普拉特修士对院长说：‘太迟了。’然后对阿尔邦说：‘孩子们，这很快会过去。’所以，一切都是年龄的问题。” 〔346〕尽管如此，蒙泰朗并不将少年同性恋问题作为一种过渡经历排除在外，他有意或无意地指出这将决定未来的人生：“德·普拉特撕掉了塞尔日的照片。为了不经过他的房子，阿尔邦绕开走。林堡更喜欢不与孩子们见面。”后来，他们所有人都把孩子送入园中，就像那些英国父亲把孩子送到自己上过的公学。

教会学校中的同性恋问题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主题。达尼埃尔·盖兰在“波舒埃”学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发现了，因为我迟钝的不谨慎，他们互相拥抱时很用力，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靠近礼拜堂，一些修士和他们宠爱的学生。” 〔347〕在《灰色本子》（1922）中，罗歇·马丁·迪·加尔以朦胧的方式回顾雅克·蒂博和达尼埃尔·丰塔南之间的浪漫友情，这里绝无寄宿制中淫秽的气氛。男孩们正派，有热情，他们交流永久忠诚的感情和激情的诗篇。他们甚至对自己的过错毫无疑虑。修士发现了本子，将这种关系斥为一种罪过：“这些信件的语气、内容，唉，使这种友谊的内容再无疑问。” 〔348〕平庸的通俗小说利用教会中学里的特殊友情做文章，言下之意这些场所本身要对变态行为负责。这种论调是由长久以来的反教会传统造成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举出让·罗德的《少年们：中学风俗》（1904）、阿梅代·吉亚尔的《安东纳·拉蒙》（1914）、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激情少年》（1927）、勒内·埃蒂安布勒的《唱诗班的孩子》（1937）。罗德在前言中宣称不愿意只批判教会教育，而是要批判整个学校体系和风气的根本。他的小说以加斯科涅的圣－樊尚·德·艾格拉腊克中学为背景，是耶稣会办的“英国味”的中学。由于“变态的教育”和“经院哲学的男性退化”，特殊友情从中发展。人物是漫画化的，比如乔治有一副“邪恶女子的面孔”，是“十足罪恶的化身”。恋爱的把戏的观察者是一个贞洁的学生，他严厉地批判这种制度，留下一封信给校长后离开学校。对他而言，这种风气源于“这种主导圣－樊尚的奇怪教义，根据这种教义，女性的亲吻是不可去除的耻辱，是比同性的荒唐更严重的罪过。” 〔349〕在《唱诗班的孩子》里，我们可以找到同样论调。主人公安德烈·斯坦岱尔是莫里斯的朋友，同他一样是个新生。他们的浪漫友谊受到老生的嘲笑：“啊！啊！这可真是的！已经玩兔儿爷了。你们也行动太快了。这家伙没规矩……。一个认不得面孔的家伙阴阳怪气地喊。只有大孩子才有权找兔儿爷。” 〔350〕很快他们就被整体气氛感染。安德烈成了一个大孩子的“兔儿爷”，而“莫里斯，被环境战胜，在圣诞前，拆掉了左边的裤兜。” 〔351〕安德烈和莫里斯一起成为唱诗班的歌童，他们在教堂圣器室里做爱。一些比赛举行，评比“地图作业”，选床单上最漂亮的“地图”。安德烈经常得第一，他的眼圈发黑，脸庞消瘦，他的脸看着像死人。没有人注意到的他的情况，因为“所有学生都一个样子”。1924年，气氛有所转变：新生不再被强奸，放纵的情况减轻。作者的意思是同性恋的时期是风气涣散的生活方式和战争后家长丧失权威造成的。随着时间情况会恢复正常。在《安东纳·拉蒙》中，学校的名字叫“圣弗朗索瓦·德·布尔格”，主人公安东纳·拉蒙13岁，被同学起绰号“妮耐特”，他爱上一个保护他的大孩子乔治·莫雷尔。经过一系列的误会，某些同学的恶意捣乱，再加上乔治父母的反对，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他接受种种妥协。小说以他的意外死亡结束，像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正义惩罚。阿尔贝·诺塔尔和夏尔－埃蒂安的作品是反对教会教育的一枚炸弹。前言中就定下基调：“友谊关系的平静比忏悔隔间里的平静更可取，忏悔室里教士的口臭、阴险的提问能够产生火灾一样蔓延的罪恶，挑起淫邪。” 〔352〕三位主人公是圣阿莱中学的学生，学校是由神甫们办的，他们的故事编排也是漫画式的。罗贝尔·埃利17岁，“身体柔弱，被发育迟缓困扰”；费尔南·帕日，“13岁的纤细身材，金色头发下脸庞牛奶一样白皙，散发这一种不无危险的魅力”；还有“暗淡苍白的费拉里，他的黑眼睛中的惆怅，娇柔而野性的优雅与同班同学们青春迸发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争夺让－路易·马西亚斯，“一个可怕的媚惑者，拥有毁灭性的肉感。”在自习室中，“淫乱的思想同样在蓬勃，粗暴、短促，以便很快逃逸，因罪恶而羞耻。”小说对男生中复杂的情爱关系津津乐道。埃利长得丑，满足于看看美男照片。帕日绰号“宝贝”、“兔儿”、“耶稣”，受马西亚斯控制。他们的关系以交换情书开始，而通常“这类结合的开端是拳头暴打或者揪耳朵。” 〔353〕竞争是激烈的：“贝戈亲了我的脖子，巴耶想拽我去小便池。” 〔354〕风气败坏，帕日和马西亚斯一起睡，但从假期回校后帕日被费拉里代替。马西亚斯另一方面还暗恋他的表弟。费尔南沉沦于性爱和群交，他的体貌发生恶化，目光呆滞、面色铁青、两腿发软。在一次拷问中，他强奸了一个体弱的同学。在这次丑闻之后，我们的几位主人公被开除。马西亚斯没有通过中学会考，虽然他是最有天赋的。当他向表弟坦承自己的爱意，表弟用这样的话来谴责他：“我生来正常，这是种运气，而不是例外。所有中学生不一定都坏。”他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一些医学著作，理解马西亚斯忍受着怎样的“病痛”。他想带他去找一位医生，但马西亚斯向他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引述奥斯卡·王尔德、让·洛林、皮埃尔·路易、拉希尔德、普鲁斯特、纪德和哈夫洛克·埃利斯！在一夜沉醉中，他与表弟一起睡。在一些旁支的波折之后，小说以马西亚斯自杀结束。再一次，少年同性恋似乎是腐朽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在学校内部维系一种不健康的气氛。学生们只可能有两种命运：在邪恶中自弃并沦落到卖淫或者是自杀。

因此，法国和德国的中学生活是以破除幻想为标志的。少年恋情留下背叛、放纵和负疚的回味。那些公然的同性恋者后来都不愿唤起这些回忆。至于那些成年后转向女性的，他们宁愿忘记这些迷途。在英国则相反，文学致力称颂少年年华，将同性恋崇拜最终与公学崇拜联系在一起。公学代表着少时年华，纯洁而自由，一种友谊的理想一去不返。在学校里结成的激情关系之后，成年的恋情总是显得缺乏少年时光的自发和热情。公学的崇拜同样在女子中发展。从1902年起，“罗丹”的校友就每周末回学校，她们重新穿上自己的旧校服，把头发扎起来，就像什么也没有改变过。其他的公学也举行类似的聚会，大家唱校歌，交流回忆。从中也有一种文学发展形成，虽然规模较小。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发表了十多本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355〕安杰拉·布拉奇尔（Angela Brazil）的系列小说尤其成功，颂扬女孩们在公学的青春时光。〔356〕她的关于少年学生间的友谊故事，有时也包括教师在内，带着某种天真来表现亲吻、拥抱、嫉妒。很难知道女读者们是否投入名叫莱斯比亚·费拉尔或莱斯比亚·卡林顿的女主人公一边，她的绰号“薰衣草女士”和“可怕的假小子”。〔357〕据吉利恩·弗里曼说，安杰拉·布拉奇尔的写作来自少年的回忆和既往的经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小说的性内涵。但对于读者来说，学校的气氛似乎富含情色和感伤。数以千计的女读者从某些描写中找到自己，这说明不管在性的方面的真实状况如何，女性之爱是怀着很大的激情在日常中体验的。这些作品颠覆性的一面不容忽视，这些小说很不讨好女校校长们。1936年，伦敦圣保罗学校的一个新生受到校长埃塞尔·斯塔德维克的严厉斥责，她在早祷后宣布收走并烧掉所有安杰拉·布拉奇尔的书。〔358〕

公学成为神话，与之内在相关的同性恋从中找到一种合法性和荣耀。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确切地描写出这种成年期产生的理想化的进程：“逐渐地，在最绝对的隐秘中，我在开始发展一种公学的崇拜。当然，假装自己的求学生活毫无浪漫、英勇、危险、传奇是毫无意义的，那并无必要。我建筑起一个英雄的求学历程的梦境，梦中的主角是想象中的自我，是一位古板的年轻教师，意外地被要求去领导一所‘坏学校’，他被蔑视的批评和公开的敌意环绕，与精神的放任和腐败开战，严厉地镇压着自己对一个小男孩的浪漫情感，最终展示一切阻碍，成功通过考验，终于成为一个男人。” 〔359〕神话、理想化在衣修午德和他的朋友爱德华·厄普沃德的想象中达到顶点，还有此后和W. H. 奥登的关系。对于后者，他想象出一些英雄传奇，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他们学校的校友。对于奥登和衣修午德，少年的性爱是参照、理想，同时是一种他们力图尽可能长久保持的不成熟状态的标志：“他们的友情根植学生时的回忆，他们性爱的性质是少年期的。他们一起睡过，没有浪漫但在最后十年中有许多快乐，只要每次一有机会，就像他们现在做的这样。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像从前一样，但是性带给他们的友谊一种附加的维度。他们对此有意识，这也让他们有些为难，实际上，复杂的成年人因为学校中的性伴侣而困扰。” 〔360〕同样对于西里尔·康诺利，公学代表了他的爱情生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永远定型了他未来的情爱氛围，当他30岁时这样回忆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青春时光：“在圣沃尔夫里克（圣西普里安）最后三年里，我所爱的男孩叫托尼·沃森（特里·维尔森）。他矮个子、棕发，有活力，体育好。整个一生这个家伙定期会来找我，给我找麻烦。12岁时，我喜欢的四个家伙出现了。牧神、红毛、黄毛和棕毛。” 〔361〕当男孩们在18岁分开时，他们交换了各自地址，许诺永不相忘。这是无用的担忧，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西里尔·康诺利数年后同一个朋友去剧场，他突然发现一个红脸男人，白色胡须，他盯着他看了很久。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突然痛哭失声，最终说道：“在学校他身上有橘子味。” 〔362〕作为逝去的青春、逃逸的爱、隐去的梦想的象征，同性恋因此成为一代人的理想。公学对神话的产生有很大的贡献。

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

同性恋在英国由许多知识分子传播，他们多数人自身有公学经历。他们升入大学，英国同性恋的胜地，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许多见证，以小说或自传的形式使得将20年代看作同性恋解放年代的神话观念得以传播，就像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独一无二的时代。

同性恋的第一代人：先驱者

第一代同性恋者成长于剑桥，随后聚集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知识分子的聚合注重人文的联系，打击维多利亚朝精神，他们在一战中以和平斗争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自由主义而出名。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1880年代，在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看法转变中起到中心作用。1919年，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榜样。

剑桥和“使徒”

对于第一代来说，剑桥是同性恋崇拜的象征。多数教授鼓励男性之爱，他们自身也多少会公开奉行。A. E. 豪斯曼是著名的颂扬恋童之爱的诗人。他的诗作《致施罗普希尔·拉德》（1896）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同性恋圈子里的通行令。哲学家C. G. 布罗德表现出明显的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偏好。同样知名的还有维多利亚朝历史教授D. A. 温斯坦利、中世纪专家盖拉尔·拉普斯利、H. O. 伊文尼特、F. A. 辛普森、安德鲁·格鲁、经济学家A. C. 庇古（他常带着最漂亮的学生去游览阿尔卑斯山）、图书馆员A. F. 斯科菲尔德、古代史教授F. E. 阿德科克，最后还有校长J. T. 谢泼德本人。最著名的人物还是奥斯卡·布朗宁，他是历史教授，E. M. 福斯特的导师，曾经任伊顿公学的校长，但在一桩巨大的同性恋丑闻之后被解雇。〔363〕

在学生这方面，倾向同样明显。可以说大约1895-1910年间剑桥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田园诗的环境，一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牛津：“在剑桥，我觉得，鉴于事情的性质，这种天性的人（同性恋）的数目非比寻常，虽然他们不一定意识到。我毫不怀疑，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有同好的教授的私交是剑桥可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364〕在牛津是同性恋审美的胜利和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荣耀的肯定，然而剑桥的特点是谨慎的宽容，是善意的，无声无息的。学生们，如果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把这种偏好当作一种几近智性的选择，通常将他们的性事纳入一种刻板而贞洁的环境。他们要求将对男孩的爱意作为从古希腊衍生来的哲学理想，把它理想化，以至去除了所有感性和具体的性含义。这些观念持久地影响着第一代同性恋者，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前提将同性恋作为一种高尚活动、纯洁的理想来维护，是对异性恋的淫乱和无耻地追求快感的弃绝。同时，这种态度不利于风俗的解放，想法上被宽容，但行动必须隐蔽。

对同性恋问题的最初思索主要是由后来成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阐发出来，他们当时是“使徒”（Apostles）的内部成员，这是一个创立于1820年的秘密社团。成员中有一些如今有名的人物，主要有伯特兰·罗素、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H. O. 梅瑞狄思、克莱夫·贝尔、索比·斯蒂芬和J. M. 凯恩斯。出于智性的关注，多数“使徒”有相同的对男孩的口味。在凯恩斯入选“使徒”之后，在学生中的选拔更偏重美貌和魅力（亚瑟·李·霍布豪斯）而不是智慧（鲁珀特·布鲁克两者兼备）。伯特兰·罗素记述，同性恋成为共同的东西，而在此前还是未知的。〔365〕这种新倾向伴随着对同性恋爱情的理论化，在同性恋崇拜的建立中是决定性的。男孩的恋情被定义为人们所能体验的爱情最高形式（高等的男性爱），妇女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较低等：E. M. 福斯特在《莫里斯》中写道：“我对于你体验到的是同皮帕对她的未婚夫感受到的相同的东西，在许多方面更高贵、更深沉、更绝对，没有感性也没有脱离肉体的‘中世纪风格’，而是身体和灵魂的特殊的和谐，我认为是女性所不能明了的。” 〔366〕我们从中发现了柏拉图恋爱的重现，一种对男性关系的辩白，将同性恋定义为智性和唯美的终极阶段，有品味男人的必然选择。“使徒”们的理论总是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这使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极为恼火。虽然他们的影响是解放性的，为同性恋者开脱，但他们的行动根植于根本上保守的父权和男性背景。这种对同性恋的观感逐渐改变，在战后，新一代完全接纳了这个模式，对于要求将同性恋行为作为一种积极标记不再迟疑。

缺少女性的陪伴，普遍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剑桥的学生围绕男性友谊组织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保存了一部分童年，把自己与一个他们认为是敌对的世界隔离开：“在中学，情感和欲望几乎唯有指向男性。这并不意味着有许多的‘性’，实际性事在那些出于羞怯或德行的人看来是要否定的，但也不无羡慕的意思。” 〔367〕感性的友情占据首位，同性恋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个神话，第一代人绝非性放纵的一代。中学时光仍然极具同性恋想象的内涵，《莫里斯》的最后一章在这方面是具代表性的，是一种不能逝去的怀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克莱夫从没有确定莫里斯离开的确切时刻，随着时光流逝，他开始疑惑他从没有离开。蓝屋子闪着柔和的光，蕨草起伏，在远方剑桥的深处，他以为见到他的朋友对他做手势，罩着太阳的光环，在混杂的喧闹和春季的芳香之中。” 〔368〕

布卢姆斯伯里

1905年3月可被接受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的成立时间，因为是在这个时期瓦内莎、索比、阿德里安和维吉尼亚·斯蒂芬发起了他们在伦敦戈登广场46号的星期四晚会。很难确定圈子解散的确切时间，但大概是在1931年（利顿·斯特雷奇逝世）到1934年间（罗杰·弗莱死亡）。要列出团体的成员名册也是复杂的，因为有些人这整个时期都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相反，只在有些时间内积极参加活动。不过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积极成员：伦纳德和弗吉尼亚（斯蒂芬）·伍尔夫、瓦内莎（姐姐斯蒂芬）·贝尔和克莱夫·贝尔（瓦内莎的丈夫）、阿德里安·斯蒂芬（他们的兄弟）、利顿·斯特雷奇、詹姆斯和马乔里·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大卫·加尼特、德斯蒙德和莫利·麦卡锡、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萨克森·悉尼－特纳、J. M. 凯恩斯和弗朗西斯·比勒尔。〔369〕他们的聚会不拘形式，充当了朋友重逢的借口，谈论绘画、文学和普通的生活。男人和女人聚会来自由讨论问题已经是很前卫的了。但在布卢姆斯伯里同时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可以从中见到“新异教徒”的影响，其信徒与他们是同一学院的学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鲁珀特·布鲁克在剑桥的一个池塘一同沐浴，并在没有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同他外出宿营，这是震动人心的事情。爱德华·卡彭特的影响同样是明显的。E. M. 福斯特在米尔索普遇到卡彭特和梅里尔。据福斯特说，卡彭特施与他“磁石般的影响”，而梅里尔触摸他后背，让他感受一种新的情色感观，持久地影响了他。〔370〕新的性理论对他们也并非陌生，哈夫洛克·埃利斯被利顿·斯特雷奇、弗吉尼亚·伍尔夫、瓦内莎和克莱夫·贝尔阅读和讨论。所有人都受到G. E. 穆尔的影响，他的著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将成为他们的思想基石。对于穆尔来说，“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比行动或实现优先。在积极的精神状态中爱情占主导地位，等同于“成功的人生”（a good life）。穆尔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人性观点的“好”和道德观点的“善”。这一区分被布卢姆斯伯里采用，始终将人性优先于道德。因此，小圈子当作虚伪的象征同时排斥了布尔乔亚的性政治和性习俗，否定物质的成就而光大艺术，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论，捍卫和平事业。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多数男性是同性恋者，至少有一个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同性恋倾向。〔371〕所以，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必然成为优先讨论的问题。布卢姆斯伯里的特色首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谈自由，不计较性别和廉耻：“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瓦内莎·贝尔写道。〔372〕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强调：“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与谈论善良本性。” 〔373〕这些谈话也可能只是些闲话，弗吉尼亚·伍尔夫常抱怨某些聚会的浅薄，男人们乐于描述他们的艳遇格格笑着说：“我走进一个小便公厕。”这种言语的自由是革命性的。通过对同性恋的平常化，重新赋予一种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布卢姆斯伯里否定了变态的危险和对“性倒错”隔离的必要。下一代人将把这一教诲牢记在心。“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也许同性恋并非一个动人的话题，也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少如果你不是同好的话。但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去私下议论。还有，很多的约定俗成和坚信都得到了修正。确实，布卢姆斯伯里后来证明了对于性问题这个主题人们可能有多种角度，其结果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父亲迟疑之后才喊出一个他看来合适的词来包容一个同性恋和一个通奸男子，这就是：混账！” 〔374〕

但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宽容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尽管这个圈子并不是由性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它至少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侣的不断的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圈子里多数成员都体验过极端主动和动荡的性生活，他们互相探讨其中波折。比如凯恩斯，他在中学有过多次经历（主要是同迪尔文·诺克斯、伯纳德·斯威辛班克和A. L. 霍布豪斯），随后他又热恋邓肯·格兰特。邓肯最先是利顿·斯特雷奇的情人（他自己则觊觎霍布豪斯）。邓肯·格兰特随后离开凯恩斯跟了霍布豪斯，随后又跟了大卫·加尼特。同时大卫·加尼特与凯恩斯有过一度，而凯恩斯当时与弗朗西斯·圣乔治·纳尔逊（17岁）和弗朗西斯·比勒尔保持关系。多拉·卡林顿喜欢利顿·斯特雷奇，她却嫁给拉尔夫·帕特里奇，而斯特雷奇也喜欢他，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要建立团体成员间的不同关系的详尽图表是无益的，也不可能。但是很明显，这种反从众主义影响到年轻成员，如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他们常到布卢姆斯伯里拜访。那些生活并不如此动荡的成员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倾向。E. M. 福斯特在中学时喜欢H. O. 梅瑞狄思，在印度与穆罕默德·埃尔－阿德体验第一次性经验，那是一个有轨电车司机。随后，他有过几次艳遇，主要在亚历山大城。在伦敦，他和一个警察鲍勃·白金汉一同生活数年。福斯特的事例说明了布卢姆斯伯里现象的另一个侧面。同性恋解放并不能够限于放纵的性生活，同性恋感情的纯洁性也应该肯定。在《莫里斯》中，福斯特表达了数以千计的男孩们所感受过却不敢承认的事情：“他隐约见到一个面孔，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说：‘这是你的朋友’，他眩晕迷乱着从柔情中醒来。他可以为了这样的朋友死去，他会接受这样的朋友为自己死去，他们互相可以奉献一切而不担心外界和死亡，什么都不能将他们分离，哪怕距离和阻碍。” 〔375〕出于这个原因，《莫里斯》可以被看作是一代人的宣言。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在福斯特1970年去世后才发表。但这部书在同性恋者中间流传，将被承认为他们对自由表达爱意的渴望的表述。首次，男性同性恋被不加羞耻和悔恨地描写，在路的尽头也没有惩罚或分离。“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挑战全世界。” 〔376〕一种新的感情诞生了，即骄傲。在小说的结尾，莫里斯和亚历克为了完全体验他们的爱情放弃了布尔乔亚的生活，放弃了前途和社会晋身的希望。这种幸福的结局充满了希望，却将读者置于不确定的境地。《莫里斯》并不保证莫里斯和亚历克爱情的成功，但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这种爱情将成为可能。所以，布卢姆斯伯里留给同性恋者的讯息尽管沉重却充满希望。他们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关系的神圣。“只有联系”，福斯特写道，必须重建身体与精神的联系，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将其中断。通过颂扬身体的智慧和爱情的再生力量，布卢姆斯伯里开辟了坚决斗争的道路。同性恋成为一代人的象征。

第二代同性恋者：顶峰

将二三十年代这一代总结为三个人名是大胆的做法。但选择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作为团体的见证并非独断。他们代表了不仅是彼时知识分子的，〔377〕还有社会中层和高层多数同性恋者的一种共同态度。〔378〕他们在小说（衣修午德）、诗歌（奥登）、自传（奥登、衣修午德、斯彭德）中描写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可能被引证用来反对他们的代表性的隐匿和篡改的部分（即使是非自愿的）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时代、渴望和恐惧的揭示。在此意义上，这是不可替代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生于1909年，W. H. 奥登生于1907年，斯蒂芬·斯彭德生于1909年。1919-1939年间是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最初的性关系时期，至少到1933年是他们对德国的发现时期，德国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在性方面的反从众是与对维多利亚朝社会的弃绝密切联系的。新的一代没有这个参照坐标，因而将在新的价值基础上建筑其同性恋观念。

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首先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特别是E. M. 福斯特的继承者，衣修午德于1932年与他相遇。他后来说：“我的英国是爱德华·摩根的英国。” 〔379〕衣修午德读过《莫里斯》。虽然对有些规避的用词感到不自在（比如用“分享”来指“做爱”），但他受到触动，感到从先于他的斗争中受益颇多：“这本小说的神奇在于它写作的年代，奇迹来自福斯特本人，他受困于战前的偏见的丛林，他成功地用言语表达了这些不能坦白的想法。” 〔380〕当福斯特谦逊地询问他一个30年代的成员可能对《莫里斯》的想法，是否他觉得小说过时了，衣修午德回答他说：“怎么会过时？” 〔381〕确实，这本书宣告了同性恋爱情的可能的幸福结局，此后所需的只是去证明。

新一代的区别在于对同性恋问题采取的立场更为前进。他们的立场不仅鲜明，而且要求自己同性恋的权利：“有谁愿意被女人纠缠？她们很无趣。她们只想着自己。我们最后的时光不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吗。” 〔382〕这并非是四处张扬一种在英国仍被当作犯罪的行为，而是使之成为神秘的事情。奥登和衣修午德的朋友亲人了解他们的倾向。当他们最早的作品发表时，一部分警醒的读者也觉察到了。〔383〕新一代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接受自己的同性恋，他们渴望着改变社会。在《下去看看》中，其中一个人物这样描写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的“王国”：“恐怕我们开始时不可能使异性恋合法——有太多的抗议。至少要经过二十来年这些反感才能消除。这期间，当然了，如果是私下做我们就闭上眼睛。我认为甚至可以准许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区开几间酒吧给这些感染不良倾向的人。应该明确地做标记，警察在门口警告外国人他们光顾的地点的性质——这样才不会有人误入其间而看到使他们震惊的事情。自然，有时神经不大坚强的旅游者会因受到惊吓被送进医院。我们将安排一位心理学家向他解释有这样的人存在，这并非他们的过错，我们应该对他们感到同情并试着找到科学手段来矫正他们。” 〔384〕同性恋者从此有了唯一的斗争，为他们自己的斗争。所有拒绝帮助他们的人都被看作是敌人：“让我们看看这几乎所有人。女孩子是国家、教会、法律、新闻界和医学界肯定并要求我去渴望的。我母亲也肯定她们。她默默地、粗暴地请求我结婚，给她抱孙子。她的愿望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而他们的愿望意味着让我去死。我的愿望是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找到一个可以做我自己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即使我的天性使我与他们相同，我仍要以某种方式打击他们。如果男孩子并不存在，我也会把他们创造出来。” 〔385〕此后，同性恋者成了社会对少数施以的压迫的象征。同性恋的解放、风俗的解放是一个更广阔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质疑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战争之后，同性恋成为了政治。〔386〕

“资产阶级”道德被认为是父权的、保守的和专断的道德，它的一个最先被质疑的基础就是家庭。奥登和衣修午德已经同他们的母亲关系紧张。之后，他们不断地表示出对家庭的蔑视，为此，他们使用了一种他们最偏爱的武器，即用嘲讽对抗资产阶级看重的体面。他们采用虚假的婚姻形式，仅为了符合政治的需要。奥登娶埃利卡·曼（托马斯·曼之女）为妻以便使她能取得护照离开德国，大卫·加斯科因同样也娶了一个叫英格丽德的德国女子，约翰·汉普森娶了埃利卡·曼的女友演员特蕾泽·吉泽。

但是，对家庭价值的最大触动是他们的性放纵。虽然感性的激情并不缺乏，但以寻找性伴侣为单一目的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得到特别的提倡。奥登在这种意义上的行为是典型性的：在牛津，他花整晚的时间在城里找不同的伴儿，回校后向又惊奇又羡慕的朋友们做诊疗意味的报告。他之所以讲述性戏的细节（主要是口交，是他最喜欢的性形式），是为了解放他的听众，向他们展示人们可以战胜负罪感。通过奥登的事例，新一代为性的快感平反，这仍是系于同性恋的最大禁忌。然而，从几个世纪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是困难的，虽然在态度上是自由的，但新的一代仍必须与怀疑作斗争。奥登面对同性恋的立场也不总是明确的。1922年，他爱上一个同学罗伯特·梅德利。他15岁，在他的学校格雷沙姆公学，“荣誉规则”对这个问题是很严厉的，而且很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对自己的感情还不完全确定。此后，他的超脱甚至是玩世不恭与悔恨和怀疑的阶段交替。1927年，他写道：“在我的精神中仍残余着认为在彼此的同性恋关系中有某些下流东西的想法。”同样，在1933年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坏习惯，就像吮手指。” 〔387〕尽管有这些消沉阶段，他的焦虑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朋友们把他看成是他们解放的使徒：“奥登对他的性偏好丝毫不感到羞耻和负疚。他只在一些场合感到负罪，那时他认为自己表现得没有心肠、残酷或漫不经心。” 〔388〕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后来在70年代成为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成员，似乎这种心理倾注是他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态度的负疚感造成的。衣修午德非常遗憾在早先的自传和小说中没有更加明确表白，没有公开显示自己是同性恋者。定居圣莫尼卡后，他体验了旧金山同性恋团体的繁荣，他利用这种缓和的环境来修正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分析那时的同性恋经历。另外一些新一代成员从未能真正认清他们的处境，甚至于对此厌弃。斯蒂芬·斯彭德后来抱怨“窒息于这个同性恋的世界”，他最终于1939年结婚，当时同性恋崇拜已经过时。

牛津

“在那个时期牛津所有人都是同性恋者。” 〔389〕虽然这种普及是夸大了的，但肯定牛津（超过剑桥）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亲同性恋时期。从奥斯卡·王尔德以后，这所大学一直流行女子气的男生，穿着上世纪的时装，在堆满蓝瓷瓶的房间摆姿势。在19世纪，牛津各剧社有一种特别的闹剧，里面出现一些年轻人化装成女性。但是在大战之后，诺埃尔·安南指出“同性恋变成正常”。伊夫林·沃是这种当时风靡牛津的同性恋时尚最动人的例子。以赛亚·柏林记得曾见到他在虚伪者俱乐部的长沙发上与一个同学拥抱，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至少知道他两次成年同性恋关系，一次和理查德·佩尔斯，另一次和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390〕但是，伊夫林·沃在毕业后结婚，而且随后声称憎恨同性恋者。尽管如此，他无法否认卷入大学里的这类同性恋行为。〔391〕虽然当然英国法律仍然惩处同性恋，但同性恋却突然成为受过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异性恋诗人路易·麦克·尼斯这样回忆他的求学时期：“我发现在牛津，同性恋和智力，异性恋和肌肉是并行的。我呆在边缘，并开始酗酒。”

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得益于大学生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在大学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但必须强调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时尚”的概念，因为学生们可以到城里，有些人还和女仆保持关系，而且还有附属牛津的女校，这方便了异性联系。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异性恋的内涵是负面的，被蔑视为庸俗和可耻：“追求女色会把你不可挽回地打入另册。校外和假期中的浪漫爱情，甚至谨慎的生理体验——最后是毁灭性的——都可以宽容，甚至为你赢得某种尊重。但只要提及当时已经在大学内发展的女校就可能使你变得可笑。” 〔392〕很清楚，牛津的同性恋崇拜不能脱离一种无所不在的妇女歧视，对妇女的蔑视产生于无知和恐惧。这种从男性到男性的丝毫不与女性世界接触的教育保证了精英的凝聚力，他们由共同的经历和目标聚集在一起。自从他们进入公学，学生们就被鼓励摆脱可能制约教育进程的唯一高尚的女性影响，即母亲的影响。公学用大孩子的保护来替代母亲的保护，不论是否伴有性条件，以某种方式将同性恋制度化。进入大学后，男孩们没有面对女性世界的愿望，那是与他们的仪轨和童年神话完全陌生的。公学的过去通常在牛津学生的性趋向上有深刻影响，还要加上一种隐秘但持久的鼓励。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从伯坎斯泰德一所走读学校（day school）进入牛津，不具备同学们的同性恋文化，他继续远离这些圈子，却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状况：“也许这正是我的天真。这从来没有吸引我。伊夫林·沃勾引我。他声称我因为没有经历一个同性恋阶段而失去了很多。” 〔393〕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受到一些教师的鼓励，在牛津，F. F. 厄克特和莫里斯·鲍勒教授以他们牵线搭桥的才能闻名。比如鲍勒，当他得知西里尔·康诺利对博比·朗登的兴趣，他表示首肯，还向他指出他的朋友与一些下流的圈子交往，建议他带朋友去牛津的某个荒僻处。对于安东尼·鲍威尔，校方“对同性恋置之不理，反而不赞成对异性的兴趣。” 〔394〕

同性恋对新一代的吸引也可以理解为对父辈曾经宣判王尔德而随后对这类主题保持沉默的反抗。约翰·贝杰曼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通信被父亲发现，遭到如下训斥：“他说：‘你收到了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来信。’我不能否认。‘你知道他是怎样一种男人？他是同性恋。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就是两个男人互相极度仰慕，而其中一个将他的小便地方放进另一个的屁眼。你对此怎么想？’” 〔395〕尤其是，同性恋与文学和艺术相同，可以借以区分一种前卫、超前的年轻人了解现代的最新动向。艾伦·普赖斯－琼斯这样总结了这种状况：“同性恋是时髦，就像了解一些十二音体系或杜尚的《裸男走下楼梯》一样时髦。” 〔396〕牛津的同性恋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实践，也是将学院分成两个互相厌恶的帮派的一种风格：异性恋的竞技者（hearties）和同性恋的唯美派（aesthetes）。斯蒂芬·斯彭德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局面：“对于他们，我对诗歌、绘画和音乐感兴趣，对运动缺乏兴趣，我服装的怪异和我的外貌都是颓废的标记。” 〔397〕实际上，唯美派乐于加强服装的特异，喜欢摆姿势，对抗他们认为是四肢发达者的笨拙和粗鲁。在这种角色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产生和对否定从众的布尔乔亚社会的变相的肯定。斯蒂芬·斯彭德继续说道：“我受到感染，戴一条红领带，在学院外发展友谊，变成不爱国的人，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天才。我在墙上挂起高更、凡高和保罗·克利画作的复制品。只要天气好，我就习惯地坐在院子里一个垫子上读诗。” 〔398〕竞技者一方对他们认为是退化的人作了讽刺和尖刻的描绘：“我记得曾经遇到一个家伙，我问他姓名，他回答说：‘弗朗索瓦·卡佩勒。’实际上他叫弗兰克·柯蒂斯。他穿一件粉红上衣、一件燕尾服马甲和一条紫色裤子，这可是不大寻常的，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当我问他是哪个学院的，他对我说：‘亲爱的，我记不得了，真的。’” 〔399〕美学和同性恋活跃的中心是“虚伪者俱乐部”，在那里男生们不管禁令在一起跳舞。伊夫林·沃解释说俱乐部成员“不仅以酗酒闻名，还有他们服装和举止的张扬，在某些情况下是同性恋的表示。” 〔400〕 “乔治餐馆”同样是两次大战之间牛津同性恋聚会的中心。牛津最招摇的同性恋由两个唯美派代表，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赖恩·霍华德1918-1922年在伊顿时就在一起了。他们的同性恋行为是进攻性的、自负的，主要建立在风格、姿态、效果的基础上。同样，他们的“审美”是人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立场，不仅仅是服装类型。阿克顿和霍华德是牛津唯美派的前卫，他们欲与现代社会接触，不愿封闭在落满尘土的世纪末崇拜里。与那些认为不出房门并只同经过精选的几个人交往就能培养特立独行的同学不同，他们结识许多人，显现自己的社交才能、报刊文章和诗歌写作，组织对他们“运动”的宣传。马丁·格林将他们描写成“太阳之子”，他们拒绝在战后长大，代表了牛津同性恋神话内核中所有的少年的狂妄。〔401〕伊夫林·沃将布赖恩·霍华德看成“不可改正的同性恋者”，霍华德一点没有负疚感让他吃惊。唯美派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但让竞技者们恨他们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的做作和艺术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敌意经常导致有些醉意的竞技者们洗劫唯美派的房间，但这更像是对湮没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性方式的抵抗手段，而不是有组织的对“贱民”的驱逐。虽然同性恋仍然被打击，但却已经得到承认。

但是，这种放纵的气氛多次将这所大学置于困境。丑闻和因有伤风化开除学生引起全国报界的反感，他们将牛津形容为“浪荡鬼和娘娘腔的老巢”，传言多数学生都是“画了眉目的扭捏作态的真正的小妇人”。〔402〕大约1930-1933年间，关于牛津的作品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作品用严厉的笔调描绘了以懒惰、酗酒和淫乱为特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另一些则通常采用辩护的方式，衷心维护这所被虚伪中伤的可贵的“学堂”（varsity）。第一类作品，我们可以举出P. H. 克劳弗·史密斯的《坩埚中的牛津》和T. E. 哈里森的《致牛津的信》。第一本小册子没有提到所谓的学生同性恋，但却强调大学颓废的空气和他们缺乏阳刚的行为：“让我重复指出，牛津的整个气氛是与劳作和学习陌路的。空气是不健康的，浮浅，饱含性的内容。” 〔403〕哈里森则把他所景仰的牛津这个地方同乐于败坏这个圣地的学生明确地区分出来。在他叫做“牛性”（oxsex）的一章中，他特别强调了同性恋问题，描绘了学生性生活的一幅惊人图景。“手淫占主导。变态滋长。” 〔404〕他正确地将此现象与公学联系起来：“当我们说哈罗公学就是在说变态。这是公学的一个主要副产品，有些人受的影响之深使他们永远不能从一种性的恐水症中恢复过来。牛津充满了变态者——我认为至少有20％。这自然还排除了那些手淫者，他们是合乎英国规矩的。有些最显眼的变态者是在牛津学会他们的调调的。” 〔405〕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同性恋的斗争掺杂着一种更宽泛的反对现代性和文化精英的斗争：“变态者的晚会是这所大学的一个特色。细节不宜刊印，但我希望不久后能发表。男女同性恋者在‘高级知识分子’内特别繁荣。” 〔406〕

面对攻击，牛津校友试图为他们的大学开脱。一些人不触及引起争议的话题，满足于做热烈的颂扬，比如爱德华·托马斯在《牛津》中说：“在牛津做学生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情！除了做大诗人和金融家，对于一个男人没有什么比那里所给予的更绝对！” 〔407〕另一些人则反过来利用他们所有的才能来为牛津进行的同性恋活动辩护。特伦斯·格里尼奇在1930年的《败坏牛津？》中竭力将一种生活方式和根本性同性恋的感情作为年轻人生命中的一种独特和丰富的经验而加以合理化。他揭露报界在寻求丑闻：“我们已经指出竞技者是被通俗报刊认可的学生类型。而且不止如此，这是杂志文章作者偏爱的角色。” 〔408〕相反，唯美派被形容为“颓废”和“腐朽”。尽管格里尼奇倾向于同性恋，但他将牛津中同性恋的规模加以相对化，同时还指出超越柏拉图恋情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制裁：“不管怎样，牛津的罗曼史在不与我们的刑律冲突时通常不被追究，理由很简单，学生还不够成熟，看不到柏拉图情感的价值。在那些从过分解放的公学中来的人中间偶然可能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读过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书，学会了平淡而清楚地看待性事。” 〔409〕然而，他拒绝说同性恋，而偏爱“浪漫”这个词：“男人对男人的吸引，我称之为浪漫。用一个词比两个词要好——‘浪漫友情’的说法有些沉重，而我不赞成用‘同性恋’。因为它似乎太阴险，暗示比相关问题更多的东西。” 〔410〕格里尼奇为牛津的浪漫找到三个解释：男孩们很英俊，牛津是如此独特的城镇，“与寻常女子的寻常的轻浮在这里行不通”，〔411〕而且校方对两性维持隔离：“邀请学院内的女生喝茶总的来说太难了。而且要面对繁琐的陪伴规则，因此要么请一群女孩，要么一个不请。” 〔412〕 “至于城里的女孩，与她们之中随便一个发展任何程度的关系都太危险。审查官似乎有一份牛津镇所有涉嫌放荡的女士的详细名册。你要被看到与其中之一交谈，那你的大学生涯就危险了。” 〔413〕格里尼奇还描写了在牛津多少能觉察到的同性恋文化。他注意到学院的刊物上常登载给学生的情诗。同所有人一样，他回忆起唯美派被竞技者攻击，他们喊着“你们，肮脏的唯美派，你们喜欢男人”，〔414〕但他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关系的暧昧。实际上，经常是唯美派爱上竞技者而竞技者爱上唯美派。这样互补性的友谊可能是会有所结果的。同性恋则充当不同人格和思维方式之间的黏合剂。同性恋维系学院的统一，某种方式上是精神性的统一：“学生只要不乏个人魅力——那样的人很少——不在意与一个崇拜者吃午饭，和另一个崇拜者在下午去乡间远足，与第三个崇拜者去大学里某个舒服的俱乐部用晚餐，而且可能陪第四个崇拜者对着一瓶威士忌结束这一天。” 〔415〕事实上，格里尼奇不知采取何种立场。他的书想要针对那些有关变态的指责来为牛津辩护，但他又不能否认事实。而且，他努力使读者接受牛津生活的这种特殊性的积极方面而不激起反感。这导致了他走入某些自相矛盾和妥协。因此，他支持男女同校，认为只要如此才能克服“浪漫”，但他又对“浪漫”大加赞颂。在他书中最后几行里，他的挣扎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句子使人联想到《莫里斯》的结尾，再次显示出那些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大学时光给这一代人留下的印记：“当我审视离开牛津之后度过的这乏味的几年，独自住在这老旧烦闷的布卢姆斯伯里，试图成为一个重要演员却不甚成功，我再受不了永远演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角色，我再受不了永远地感叹‘我的朋友死去而我的幸福不再’。” 〔416〕

在20年代，牛津也成为一个神话，是同性恋在英国胜利的象征。已成为作家的校友致力于描写他们青春的幸福。在他们之中，我们可以举出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狮子和阴影》，斯蒂芬·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尤其是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莱德斯黑德》。这本书无疑是将牛津同性恋天堂的神话形象传播最广的。沃捕获了牛津的本质，浪漫的激情（查尔斯·赖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之间），放纵的唯美主义和张扬的同性恋（安东尼·布兰奇），对少年期的怀恋（化身为塞巴斯蒂安不肯离开的毛绒熊阿洛伊休斯）。除了对整个一代人都在寻求追回的地方做了田园诗般的描绘，他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年代同性恋生活的生动描写。爱情在其中占首要地位，〔417〕竞技者和唯美派的斗争的描述带着幽默，〔418〕尤其是同性恋的骄傲通过夸耀、嘲讽和淫乱宣扬出来。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419〕做作而怪诞，伊夫林·沃夸张地描写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中肆虐的同性恋崇拜：“在15岁时，为了打赌，安东尼·布兰奇让人把他扮成女孩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骑师俱乐部的大赌桌前。他有机会同普鲁斯特和纪德一起吃晚餐，与科克托和迪亚格西莱夫〔420〕。弗班克寄小说给他，题有热烈的献词。他在加普里引起三起不可平息的仇杀，在希腊凯法利尼亚施行魔法。他吸毒，在加利福尼亚接受戒毒治疗，在维也纳治好了俄狄浦斯情结。” 〔421〕这一段话总结了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在文学界和上流社会的所有参照。同性恋对于精英阶层不止于一种性行为，还是一种风格、一种生活方式。在与竞技者冲突的一个场景中，安东尼·布兰奇表现出完全没有羞耻心、缺少任何的复杂性、对自己的同性恋的确信，最终使对手们落败：“我看到二十来个最没品味的年轻人，您知道他们唱什么？安东尼，我们要安东尼·布兰奇，像是一种祈祷文。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当众宣布的方式？亲爱的朋友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像是一群没规矩的跟班。这时他们中的一个，说真的是个漂亮家伙，指责我逆反自然的淫行。亲爱的，我对他说，可能我是一个性倒错者，但我并非不知餍足。哪天你一个人的时候回来找我。” 〔422〕

通过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体现了同性恋崇拜。〔423〕面对社会的敌意或困惑，“性倒错者”从此露出不加掩饰的面目。又一次，与邻国的反差是强烈的。比如在法国，没有任何学校像牛津或剑桥那样维系这种同性恋者智力优越的神话。〔424〕当然能找到一些大学同性恋经历的见证，但都是个人行为，不能与一种真正的社会现象相提并论。比如达尼埃尔·盖兰，他是圣西尔军校的住校生，与他的邻屋结成友谊：“我的邻屋是一个吸引人的二年级生，他在同一栋楼里租了一个房间，当我们喝起啤酒就丧失了对我们各自军人处境的任何概念，我们像疯子，用靠垫或长枕头互相击打，进行自由搏击，在地板上滚做一团，做这一切的时候带着一种满足，对我而言是出于堕落的需要的刺激。” 〔425〕师范学校是有强烈同性恋意味的机构，有时被认为是真正的女同性恋之家。比如在《克洛蒂娜在巴黎》（1902）中，大阿娜伊斯继续她爱情的斩获：“没什么特别，她‘跟’了一个三年级生。你知道，在师范宿舍是两排对门的开放隔间，中间由一条巡视走廊隔开。晚上，她们拉上隔间的红棉布帘子。好了，阿娜伊斯几乎每晚都有办法找沙勒里耶，她们还不曾互相掐过。” 〔426〕同样，塞弗勒的高等师范被认为助长同性恋友谊的滋长。几部塞弗勒毕业生的小说以比较朦胧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主题。加布丽埃勒·雷瓦尔的《塞弗勒女生》（1900）就属于此类，还有让娜·加尔奇的《温室里的姑娘》（1934）。同一作者的《空手的女启蒙老师》（1929）强调一位年轻教师在求学生活结束后所感到的感情空虚。塞弗勒的岁月成为魔力时光，那时还可以有任何憧憬。安托万·普罗斯特回忆起这些女孩的状况并不容易，年纪轻轻取得教师资格到一个外省城市，那里没有任何人迎接她们。她们不定的地位使她们置身民众之外，人们因为她们的独立和文化而怀疑她们。只有个性强的才能渡过难关，不会陷入忧郁症。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任命到卢昂，对众多学生施加了强大的吸引，尤其是对奥尔加·科萨基维奇，一个17岁的白俄女孩，她后来也成为萨特的情人。1936年在巴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在女子酒吧招摇，做出女同性恋的姿态，尽管她们否认其中的情色成分。〔427〕但这只是特殊案例，不大能够普遍化。大学岁月不足以构成身份认同进程的决定时刻，对在青年中传播一种同性恋崇拜也没有助益。相反，对于许多英国大学生，牛津提供了一种同性恋自由的环境，伊夫林·沃说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个同性恋极端阶段，在一个短暂时期，在情感和生理上毫无束缚。” 〔428〕老校友即使已经循规蹈矩，仍保留着青年经历的痕迹。西里尔·康诺利如此描写了英国的新精英的心态：“是少年型的，来着学生气，做作，懦弱，伤感，归结起来是同性恋的。” 〔429〕但是，那些“真正”的同性恋者走出校园后很快明白他们在英国仍没有自己的位置。为了追求新的快乐和自由，他们寻找一个接纳他们的地方。由度假的朋友的转告或通过阅读丑闻报纸使他们认为幸福在德国。一直到1933年，此后的英国的同性恋史都将是德国样板的模仿。

出游德国

对于克里斯托弗，柏林就是男孩子们。〔430〕

关于性，德国是唯一的地方。英国不值一提。〔431〕

在同性恋神话谱中，异域始终是一个着迷的对象。异国他乡为那些通常在故园被看作贱民的人们提供了逃亡或重生的可能。很简单，在国外更容易体验性生活的满足，而社会道德的压力似乎离得更远。19世纪末的殖民地就有过大的风潮。起因却是真正军事性的，非洲军在法国有同性恋的名声，在高层以利奥泰元帅为代表。同样，英国殖民地军队的一些帝国督军结婚很迟，比如米尔纳、莱亚德、巴登－鲍威尔，另一些则不然，如罗兹、戈登、基奇纳。他们多数人都在自己周围维持一个宠臣圈子。同样，一些探险家如斯坦利和爱德华·艾尔也选择年轻小伙子作为每次远征的伙伴。而且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军中。异国情调的吸引和关于殖民地土著同类爱好的传言使得殖民地被当作保守而谨慎的同性恋者的乐园。一本法文著作，安娜·德·科尔内的《殖民地的爱情》（1932）特别强调了某些地方同性关系的便捷。首先是一些亚洲国家：“男色在欧洲是特别举动，却是中国人风俗的一部分，与卖淫和吸鸦片同样对待，而且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同样。”为了解释这种特殊性，书中搬弄一些种族理论。比如，安南人是“古老的文明人，将所有的怪癖与精致的头脑和谐起来。”此类的辩解预见到对欧洲人利用其在亚洲的统治来进行性旅游的所有责难。亚洲并不对同性恋独占，而“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屁精”。〔432〕此类言论在某些同性恋者中间有所反响，发展了异域欢迎同性恋的神话。通常，在殖民地的逗留显得是一种真正的揭示。J. R. 阿克利1923年赴孟买任职，发现土邦宫廷是同性纵欲的环境。这些发现使他开始批判自己的国家和那里性的虚伪：“我乐于看到男人和男孩们拉着手散步，或者胳膊搭在对方的肩上。我在埃及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也见到过这些。但英国人却认为这样‘不够阳刚’，甚至更糟！噢，这些英国人！这些英国人！更糟的还有那些苏格兰人！” 〔433〕殖民地帝国经常充当那些在本国因丑闻失势的名人的退路。比如罗伯特·艾顿曾是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公学的校长，在一次重大丑闻后于1900年流亡昆士兰。〔434〕在马来西亚，30年代到任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同性恋者。在揭露了一名华人男妓之后，几位本地人物受到怪罪。接下来有几人被流放，两人自杀。〔435〕丹吉尔在30年代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波希米亚和同性恋的知识分子。斯蒂芬·坦南特将这座城市的迷恋解释为它象征了异国情调和离乡背井：“很奇怪，但这里如此靠近西班牙，仅30英里，海水却更热，阳光更炙热。非洲的精神，大家呼吸得到，闪耀在街道上，铺开泥土和人行道，让我觉得异常的舒适。” 〔436〕除了常驻者，还找得到与殖民地相关的一种真正的同性恋旅游的痕迹。在国外，一切都似乎更便捷，被人认出的恐惧消失了，司法也同样不过分追究。当地的异国情调掺加了形式中的情色。纪德颂扬了这种便捷和有益的关系。到处都只是一些棕皮肤的花季少年，极其合作，随时奉候，免除偏见和禁忌：“一到那里，在倾斜的沙坡上，阿里卸去头巾和大衣，他自动躺下，交叉双臂，开始笑着看我。我没有土到不明白他的邀请，但我没有立刻回应。我坐下来，在他不远处，但也不是太近，轮到我紧盯着他，我等待，很好奇他将会做什么。” 〔437〕男孩们被交换，从一人手中转到另一人手中。在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陪伴下，纪德发现男孩们的交易是有组织的，满足过往的外国人。人们不禁疑问他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类关系变相卖淫的特征，他坚持认为，人家向他提供的东西是男孩子们的自发行为。〔438〕在《只要种子不死》和《埃及手记》中，所有金钱的问题都被回避。但给小费是平常的，狎童与金钱特权直接相关。殖民者由于其金钱优势确定自己能够得到满足。结果，他竭力证明金钱在他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作用。读者自己也失去判断能力，纪德成为共谋，因为他竭力表现自己的软弱、匮乏、犹豫。但虽然他对自己的性生活进行深究，他从不对他的伴侣的选择提出疑问。同纪德一样，蒙泰朗作为性冒险的持续的源泉回忆了在阿尔及尔的生活。他游荡于“埃塞花园”、巴布－埃尔－瓦德、电影院，寻觅阿拉伯少年，他随意命名为“布理达刺玫瑰”、“贝尔古茉莉”、“美狄亚染料”、“开启天门者”。对于蒙泰朗，北非的殖民者来到阿尔及尔满足自己的幻想。“或者是法国梦：约简、统治、开放，或者是艺术梦：舞女、茉莉、男童，或者是‘人文’梦：皈化、公正、博爱。” 〔439〕在殖民经验之外，还有地中海国家的一种普遍吸引。再一次，地域被理想化、神化。意大利特别受到称颂，主要是E. M. 福斯特。他的某些小说，比如《看得到风景的房间》将充满阳光、对爱情开放的意大利与清教徒、伤感和昏暗的英国对立起来。但小说背景仍然是严格异性恋的。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许多是死后发表的），福斯特发展了意大利是同性恋天堂的认识。〔440〕如同那些殖民地，在本国经历多种丑闻之后意大利可以充当新的祖国。诺曼·道格拉斯是J. R. 阿克利的朋友，在被判对一个小于16岁的未成年少年犯有风化罪之后，他流亡到佛罗伦萨，在那里他能够任意满足他的所有偏好。他的建议使J. R. 阿克利还未登船离开英国就已经着迷，在一个年轻侍者面前如下表现：“他完全没有胡须，乔。深入他就像刀子插进黄油。你什么时候与我们会合？” 〔441〕在诺曼·道格拉斯的朋友意大利导游吉乌塞佩·“皮诺”·奥里奥利的陪同下，J. R. 阿克利游览了佛罗伦萨。奥里奥利声言佛罗伦萨人穿着华达呢长裤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性本钱，他最喜爱的一个游戏就是从下到上地打量一个年轻人，从裤子到脸孔，以便自己能勃起。但是，虽然男孩们通常也有同好，他们并不希望建立正式关系。奥里奥利与他的情人度夜，情人发誓永远忠诚，随后他跟踪发现他进了一家妓院。殖民地和地中海国家的爱情更直接地关系到第一代同性恋者，王尔德、纪德、福斯特一代人。〔442〕其中保留着很多维多利亚朝的内容，尤其是在性方面的特点，欲望的对象是一个少年，甚至是儿童。而且，关系总是金钱交易，游客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断得到肯定。在德国，第二代同性恋者接受与第二自我交锋，面对一个同龄的男子，不带有异国情调，没有很大的差异。年轻的情人不再是一个“下等人”，尽管金钱继续起一些作用，因为情人们通常是男妓或工人家庭的男孩暗地接受包养。更重要的是，年轻的德国人代表着曾经的敌人。所以性解放与社会挑衅混同。在这个意义上，出游德国在同性恋确信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在英国同性恋者看来，德国像是个天堂。艺术的创新搀杂着阳光、勾搭和性的快乐。至少一直到1933年，柏林引起非凡的迷恋，成为一个时髦的地方。夏洛特·沃尔夫是医生和女同性恋者，她如下记述：“柏林有欧洲最开放城市的名声，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尤以英国为甚，他们享受一种他们祖国不给予他们的自由。” 〔443〕 20年代末有众多知识分子、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在那里居留，其中有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布赖恩·霍华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米切尔和汉弗莱·斯彭德、T. C. 沃斯利、弗朗西斯·培根、温德姆·刘易斯和约翰·莱曼。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1929-1933年间不间断地生活在那里。斯蒂芬·斯彭德在1930-1933年间每年去德国生活6个月。汉堡和慕尼黑同样是同性恋聚会的地方。德国罩上神秘的光环，很快就超越了特别的圈子。衣修午德的第二本书《可回忆的》（1932）的宣传广告就利用了这种可疑的声名：“在1928年柏林的小心封杀的世界中，一个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在他德国情人的坚实怀抱中找到了爱情。” 〔444〕

对于英国同性恋者来说德国是一次决定性的经历：“克里斯托弗对柏林的第一次访问很短暂，一个星期，六天，但这足够了。我现在承认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决定性事件。” 〔445〕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孤立，而是属于一个捍卫自己权益的世界性群体。参观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对衣修午德是一次启示。他首次面对自己的“部族”。直到那之前，他都以为同性恋是自己和朋友们发现的一种私密的生活方式。他出身特权阶层，直到此前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发现了希尔施费尔德为废除第175条的斗争、他对那些无法承受自己的性倾向的人提供的帮助和纳粹党对他的敌意。衣修午德克服了最初的反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参与了初生的同性恋运动事业。〔446〕但德国不仅是投入斗争的土地，它首先是快乐的地方。当战后的英国仍难以摆脱维多利亚朝的偏见，德国已为身体平反。斯蒂芬·斯彭德那时发现了太阳、裸体、卫生、没有羞耻地暴露的宗教。他认为太阳是当时德国一个首要社会力量。“裸体是新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 〔447〕那个时代的英雄是裸体的阳光肤色的少年，他们在公共泳池旁或沿着河流和湖泊进行日光浴。阳光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身体的美好和脆弱。罪过似乎随着1923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消退，此后的唯一目的就是苟且度日和利用免费的东西：阳光、水、友谊和身体。但对于英国人，免除偏见地融入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斯彭德特别指出，最初他是那么神经质，生理上那么畏缩和抑制，那些德国男孩与他在一起时不能表现得跟平时一样。但是，融入很轻易：“只要脱了衣服就行。” 〔448〕

在德国，英国同性恋者同时找到了平和和兴奋。在一个同性恋被自然看待的国家，他们不再需要掩饰或相反表现出挑衅。在提供给他们的多种娱乐场所，他们得知一种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存在，是为了男性快乐独特设计的。他们发现了便捷的性和白日里体验的恋情。价值观完全混乱，一切都不具真正意义。男孩似乎是女性的，女孩有男性的举止，对伴侣的性别无所谓：“我被人揽腰、搂脖子，被亲吻、被拥抱、搔痒、脱得半裸，我和女孩、和男孩、和两三人一起跳舞。” 〔449〕在衣修午德和海因茨、斯彭德和约阿希姆、奥登和皮普斯、布赖恩·霍华德和托尼之间更为持久的激情产生了。英国人被这些男孩的美丽、力量、灿烂的健康和他们的无拘无束迷住。在他们的小说和自传中，他们试图表达受男孩们启发的崇拜和欲望：“宅子里满是有匀称的棕色身体的漂亮男孩，他们涂抹油脂，在阳光下晒几个小时。他们吃东西像狼，在桌上用餐的方式让亚瑟难过。多数人都说最土的柏林话。他们在沙滩上搏斗拳击，从最高的跳板用最危险的动作跳入湖中。男爵陪伴他们参加各类活动，经常被欺负。他们的粗暴没有恶意，他们跟他开玩笑打碎他的备用眼睛，差点把他的脖子折断。他带着英雄的微笑忍受这一切。” 〔450〕德国男孩有着同性恋梦幻的外表，通常十六七岁，晒黑的皮肤，浅色头发比较长。他有痞气，危险让人投降，纯真的外表掩盖了丰富的经验。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骄傲，不停做各种肌肉锻炼，他乐于在友谊的打斗中展示。英国男孩被这种身体的力量吞没，从中发掘一种自己缺乏的能量。在这些身体的对抗中，是两个民族相遇，在一个短暂的阶段里互相理解：“在他与奥托的竞赛中，似乎他仅凭借着一种巨大的、疯狂的意念力量在坚持。是彼得的意志在与奥托的身体较量。奥托只是一具身躯，彼得只是一个头脑。奥托流畅地运动，毫不费力。他的动作具有一只高贵而残忍的动物的野蛮的无意识的优雅。彼得被迫着动作，用无情的意志之鞭来催打粗笨而僵硬的身体。” 〔451〕

但德国不仅限于阳光和水的游戏，柏林的名声是提供游客一些不像这些度假乐趣那么单纯的感官刺激：“柏林对于狎童者是一个觉醒着的梦。那里有受警方控制的170家男妓院。我可以好好说说我的伙伴，他是橄榄球员和约瑟芬·贝克的混合体。我们把D. H. 劳伦斯当作一个唱诗班歌童。我是浑身青紫。” 〔452〕这些英国小伙子有时很难认识到是在与男妓打交道，他们还以为在经历一种共谋和友谊的关系：“要么是海因茨活干得好，要么就是他真诚地爱我。我们共同度过幸福的十天来游览城市和出去到附近的湖边远足——噢，德国的郊游！” 〔453〕关系确实非常简单。“我喜欢性而皮普斯喜欢钱，这是一桩好交易”，W. H. 奥登后来很简要地说道。危险的因素并非不存在，使得这种形式的性快乐更加刺激：“维斯坦有些喜欢被虐待。在我的房间里有过一次。以枕头仗开始，但却以拳打脚踢接受，然后他们做爱。维斯坦不大喜欢别人这样看着他。” 〔454〕对于沃斯利，如同对于其他在本国从未或几乎从未有过性关系的英国同性恋者，德国男妓是一种解放和一种揭示：“当一个了解我的倾向的同事告诉我在德国比如慕尼黑有些地方男孩子们很少价钱就提供服务时，从我表现的吃惊、怀疑可以判断出我缺乏经验。一些拉客的家伙！这真的存在吗？我设法下一次度假去了德国。” 〔455〕

距离加上德国男孩的自由和手法使他们得以超越自己的禁忌。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性的游猎入门，比如W. H. 奥登开始在日记中开列一些暗示性的名单。〔456〕而当希特勒在1933年终结了自由无虑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之时，英国同性恋者带回性的实践和经验，他们决定在自己的国家继续下去：“经过了柏林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就好比是我发现了什么。我立刻开始左右搜罗一些人。” 〔457〕同时，他们无力与自己的祖国和解，成为一些游客和难民。衣修午德、霍华德、斯彭德、约翰·莱曼、奥登永远成为背井离乡者，从一个国家流徙到另一个国家，为了保留一种从此在他们第二故乡也消亡了的自由。当衣修午德的情人海因茨1933年被纳粹逮捕并因性变态行为被判刑，他们指控他与他的朋友在包括德国在内的14个国家犯下可指责的行为。

英国同性恋者未来的斗争在德国的坩埚里铸就，是通过一代冒险青年的经历，幸福的时光正因其被镇压与战争中断才更加可贵。德国因此加入定义1919-1933年间同性恋崇拜的内容。它将把自由的快乐的体验加入神话范畴，证明同性恋并非注定要在秘密中或受到挫折。德国在同性恋意识中的作用无疑更本能地通过W. H. 奥登所献的6首诗得到理解。尽管他的德语水平平平，他仍用这种语言写诗。在诗中他回顾了柏林的咖啡馆，一夜的恋情，带着情色和柔情的阳光假日：

苏格兰的土地上雨淋在我身上

那里我们永远不曾在一起

这里人们在周末谈论艺术

我是在自己家里。我已不在柏林。

这类事情总是这样

我们将永无再见，平静些：

你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必做什么

变得越来越美，而只要

当你在车站遇到朋友，噢，那么

当周日的公共汽车准备出发

而你想上去，那就看看

它们之间经过的列车。

再不然，当一位老先生拥抱你

你跟他走吧；我不需付钱。走吧。〔458〕

*　　　　　　*　　　　　　*

罗纳德你认识，他像多数英国人，

本能地是个鸡奸者

但他害怕知道

所以他发泄在女人身上。〔459〕

同性恋崇拜是一个独特和复杂的现象，首先与英国男性精英有关。妇女们不了解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法国和德国也谈不上同性恋崇拜，即使是存在一些制度化的同性恋活动的痕迹。很难分析这一现象。它首先表明性的自由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后开始出现。成千的年轻人死于战场刺激了年轻一代，他们竭力颂扬同窗的美丽，充分体验少年期的神圣时光。布卢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以及第二代奥登一代的作品使关于性问题的讨论更加公开。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禁忌，在社会的某些范围内可能被毫无羞耻和悔恨地表达出来。同性恋崇拜使众多同性恋者得以更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性生活，不畏惧被谴责和排斥。它使整整一代人熟悉了这种性实践，他们将更加宽容和理解。少年时强烈的体验使成年期的与无知和恐惧关联的偏见退位。尽管如此，宽容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在有限的和受保护的圈子之外，英国同性恋者即使出身精英仍任由社会舆论裁判，这解释了他们往德国的逃亡。所以应该将作用于英国社会的转变相对化。虽然同性恋崇拜显示出更大的性自由，但它同样是英国青年认同危机的征兆，他们意图否定制造战争的维多利亚朝一代人并建立新的价值。男孩们生活在封闭的、男性的环境，这构成他们唯一的参照系。女性是未知的存在，几乎是社会道德所强加的敌人。同性恋作为颠覆性的性行为而得到重视，一种代替父权模式的性行为。这是一种博爱的性行为，保护内部成员并产生不可解的联系。这同样是反叛和毁灭的少年期的性行为。它根植于边缘并以之为荣，不能真正对英国风俗持久性的转变有所助益，却秘密地破坏其基础。尽管同性恋崇拜应在性的维度内被看作对所肩负的差异性的骄傲的确信，但还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弃绝社会的象征，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对传统上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道德价值的颠覆宣告了一些更彻底的颠覆，比如某些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460〕

我们可以用一个见证来总结同性恋自由的岁月，这一见证交叉了经验，显示了各个模式间的互动。美国作家朱利安·格林常年生活在法国，他同时具备了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的经验。他曾在一所美国大学见识过与同性恋崇拜相当的事情，总的来说是自由同性恋模式的传播。他的文学活动使他与法国同性恋经验遭遇，而他到德国的旅行使他体验了与英国同性恋者相似的经历。他的双重文化使他置身一种暧昧的状况，使他无法自我认同于一个具体的圈子。他自己不断重新诠释他在天主教背景中所亲历的经验。通过这个事例，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者的所有希望和幻梦都显现出来。克劳斯·曼也在日记中总结了这种错综人格：“很吃惊地发现他在自己书里不透露任何私生活。他进行一种严格的隔离：‘一个另外的我在写作。’为了恢复平静，他每天写一些同性恋的文字。他的报告令人难以相信地激荡，同时对于性又很冷静。他向我展示切里切夫（Tchelitchev）的色情作品，罪恶的英雄史诗的金字塔。” 〔461〕

注释

〔1〕　在“公学”中他与卢卡斯·圣约翰和查尔斯·拉塞尔斯有同性关系，后在剑桥与A. L. 霍布豪斯和乔治·马洛里有同性关系。

〔2〕　《新异教徒：鲁珀特·布鲁克圈子的友谊与爱情》，Paul Delany: The Neo-Pagans: Friendship and Love in the Rupert Brooke Circle, 1987, pp. 78-80。

〔3〕　同上，p. 78。

〔4〕　同上。

〔5〕　同上，p. 79。

〔6〕　引述克里斯托弗·哈索尔（Christopher Hassall），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p. 276。

〔7〕　Lesbos，希腊的莱斯博斯岛是女诗人萨芙与众女友所居之地，据说是女同性恋的发祥地。——译者

〔8〕　《一个在巴黎的美国女人：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和她的沙龙》，Micha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La princesse de Polignac et son salon, 1865-1943, 1979。

〔9〕　引文见前书98页。

〔10〕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福勒于斯街27号主持着一个与之竞争的沙龙。关于纳塔莉·巴内的生平与艳遇的补充细节，请参见乔治·韦克斯《文坛阿马宗女人：纳塔莉·巴内的生平与情事》（George Wicks: The Amazon of Letters. The Life and Loves of Natalie Barney, 伦敦，W. H. Allen, 1977, 共266页）。

〔11〕　这一主题始终刺激公众的想象。两次大战之间，我们主要提一下1933年，也是同性恋的关键一年，西拉里·派克出版《奥斯卡·王尔德案件》。

〔12〕　见理查德·艾尔曼著《奥斯卡·王尔德》，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87年，632页。

〔13〕　《柳叶刁》1898年11月26日九版，引文见《性、死亡与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1990, p. 139。

〔14〕　索尔兹伯里爵士，1896年3月20日。

〔15〕　小学院街卖淫网详情见《奥斯卡·王尔德》，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pp. 414-417。克利夫兰街丑闻见《性、政治与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p. 113-114。

〔16〕　详情见《一桩丑闻的图解：威廉皇帝德国的政治卡通与奥伊伦堡事件》，James D. Steakley: “Iconography of a Scandal: Political Cartoons and the Eulenburg Affair in Wilhelmin Germany”，收于《从历史中被隐去的》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Jr. : Hidden from History, 1991, pp. 233-263。

〔17〕　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p. 121。

〔18〕　《一位在巴黎的美国女人》，Mich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p. 95.

〔19〕　《奥伊伦贝格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Maurice Baumont: L'Affaire Eulenburg et les Origine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1933。

〔20〕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巴黎，Gallimard，七星丛书，1988，t. III, 共1952页，pp. 586-587）。

〔21〕　见《在“他”的身后：德国的同性恋》，John Grand-Carteret: Derrière“lui”: l'homosexalité en Allemagne, 1907。

〔22〕　小说依据劳伦斯本人在战时的经历。

〔23〕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出处同前，t. IV, 共1728页，p. 347。

〔24〕　《想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Samuel Hynes: 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 1991，第225页。

〔25〕　比林激烈打击犹太人、德国音乐、和平主义者、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外侨、金融家和国际主义者。

〔26〕　见《想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p. 227。

〔27〕　同上。

〔28〕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卷4，pp. 324-325。

〔29〕　见《老战士和法国社会，1914-1939》，Antoine Prost: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77，3卷；《1914-1918，堑壕战士兵》，Stéphane Audoin-Rouzeau：14-18, les combattants des tranchées, 1986。

〔30〕　引文见《一次大战和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p. 273。

〔31〕　同上。

〔32〕　《记忆》，见《诗选》，Collected Poems, 1908-1956, 1984。

〔33〕　《威尔弗雷德·欧文：遭遇厄运的青春的赞歌》，Kenneth Simcox: Wilfred Owen, Anthem for Doomed Youth, 1987。

〔34〕　《威尔弗雷德·欧文诗集》，Jon Stallworthy编：The Poems of Wilfred Owen, 1985。

〔35〕　《更伟大的爱》（1917），出处同前，第143页。

〔36〕　《一次大战与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p. 274。

〔37〕　保罗·菲塞尔引述雷基诺德·法勒，出处同上，第301页。洗浴的主题见于诗歌，但也见于画作。亨利·斯科特·图克、弗雷德里克·沃克和威廉·斯科特专门画一些水边的少年。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E. M. 福斯特强调了吸引的同性爱特性。正是洗浴的异教仪式解放了乔治·埃默森、弗雷迪·霍尼彻奇和毕比牧师。

〔38〕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p. 271。

〔39〕　同上，第275页。

〔40〕　引文见《性、死亡与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8。

〔41〕　《告诉全英国：对一代人的研究》，Ernst Raymond: Tell England: A Study in a Generation, 1922，p. 314。

〔42〕　还应计算平民死亡：约57万人死于逃难、占领、轰炸、婴儿夭折和西班牙流感。

〔43〕　但并非所有老兵和受害者都参加老兵运动。在1930-193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00万成员。

〔44〕　《20世纪英国史》，François-Charles Mougel: Histoire du Royaume-Uni au XXe siècle, 1996。

〔45〕　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安德烈·阿芒戈指出，妇女过剩人口部分被单身男子数量降低抵消，还有大量法国妇女跟国外更年轻的男子结婚。见《20世纪法国人口》，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1965）1992。

〔46〕　《帕特诺》，Max-René Hesse: Partenau, 1930，pp. 312-315。

〔47〕　《德国俘虏》，James Hanley: The German Prisoner, 1930，pp. 32-33。

〔48〕　同上，p. 36。

〔49〕　《告诉全英国》，Ernst Raymond: Tell England, p. 298。

〔50〕　同上，p. 92。

〔51〕　《穿法兰绒的愚人：30年代生活片段》，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p. 25-26。

〔52〕　《化名》，Maurice Sachs: Alias, 1976，p. 38。

〔53〕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第74页。

〔54〕　来自各个阶层的匿名同性恋者的见证被用来重现这一时期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在英国主要是口头证据，保存在国家有声档案馆，其中一些见出版物：《幕间：同性恋者的生活，1885-1967》，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K. Porter, J. Weeks编，1990）；《午夜散步：同性恋生活事迹》，Walking after Midnignt. Gay Men's Life Stories（豪－卡彭特档案馆，1989）和《创造我们自己：女同性恋生活事迹》，Inventing Ourselves. Lesbian Life Stories（豪－卡彭特档案馆，1989）。

〔55〕　B女子的见证，她1910年出生于巴黎，时装店学徒。收录于克罗蒂·莱斯里耶（Claudie Lesselier）在巴黎八大R. 喀斯特尔指导下完成的社会学硕士论文《法国女同性恋经验的各侧面，1930-1968》，Aspects de l'expérience lesbienne en France, 1930-1968，1987，第93页。

〔56〕　农妇埃莉奥诺的见证，由苏珊·内尔德和罗莎琳德·帕森（Suzanne Neild, Rosalind Parson）收录于《像我们一样的女人》（Women like us），1992，第73页。

〔57〕　见《附录》。相关更多内容见《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紫丁香，关于同性恋审美》，Das Lila Wien um 1900, zur Ästhetik der Homosexualitäten, Vienne, Promedia, 1986。提醒大家，勒内·薇薇安的绰号就是“戴紫罗兰的缪斯”。

〔58〕　海军机械兵弗兰克·奥里佛口述，引自《午夜散步》，舞者约翰口述引自《幕间》（p. 137），仓库保管员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同性恋新闻》（Gay News），第135期文章《浴室鸡尾酒》（Cocktails in the Bath），pp. 21-24。

〔59〕　国家有声档案（豪－卡彭特档案）麦托·所罗门和奥里弗·埃热档案，《浴室鸡尾酒》吉弗德·斯金纳口述。

〔60〕　火车司机弗莱德口述见《幕间》，p. 15。

〔61〕　W. H. 奥登是首先刊行这些词汇。

〔62〕　引文见：《同性恋新闻》，第60期，p. 19。

〔63〕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1986, pp. 26-27。

〔64〕　同上，p. 22。

〔65〕　《在坏孩子中间之所见》，Michel du Coglay: 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 1938，p. 137。

〔66〕　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浴室鸡尾酒》。

〔67〕　同上。

〔68〕　同上。

〔6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115。

〔70〕　同上，p. 28。

〔71〕　引文见Lain Finlayson：（《同性恋服装》），《同性恋新闻》，60期，p. 19。

〔72〕　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浴室鸡尾酒》。

〔73〕　引自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严肃的快乐：斯蒂芬·坦南特的一生》（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an Tennant），1992, pp. 85-86。

〔74〕　同上，p. 75。

〔75〕　同前，p. 81。

〔76〕　见本书第3章。

〔77〕　引自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严肃的快乐：斯蒂芬·坦南特的一生》（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an Tennant），1992，p. 81。

〔78〕　同上。

〔79〕　法国的《时装回声》（1880）、《时尚与手工》（1919）、《时尚花园》（1923）、《玛莉·克莱尔》（1937）。英美主导的是《哈珀百货》和《时尚》，1920年出法文版。

〔80〕　引文见《罗莎蒙德·莱曼：一种审美》，Gillan Tindall: Rosamund Lehmann: An Appreciation, 1985，p. 47。

〔81〕　引文见《利亚娜·德·普吉》，Jean Chalon: Liane de Pougy, 1994，p. 277。

〔82〕　见《匆匆一笔：拉德克里夫·豪与尤娜·特鲁布里奇的服装》，Katrina Rolley: Cutting a Dash: The Dress of Radclyffe Hall and Una Troubridge，载Feminist Review, 35期，1990。

〔83〕　《私生女》，Violette Leduc: La Bâtarde, 1964，p. 166。维奥莱特·勒迪克的个性暧昧，她的见证应放在环境中看待。她跟“白鼬”交往，但也同“加布里埃尔”在一起，是为了讨好他才作出这副模样。同时还有挑衅的意味，她女同性恋的模样。另外，衣着的怪异分散对她丑陋的注意，忽略她的性别。

〔84〕　见《一桩婚姻的肖像》，Nigel Nicolson: Portrait d'un marriage, 1992，p. 151。

〔85〕　奥利弗·埃热，国家有声档案馆（霍尔－卡彭特档案）。

〔86〕　引文见《维塔：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一生》，Victoria Glendinning: Vita, la vie de Vita Sackville-West, 1987，pp. 316-317。

〔87〕　《卑贱的身体》，Evelyn Waugh: Ces corps vils, 1991，p. 167。

〔88〕　如想更好了解外省同性恋亚文化，必须对当地和省级档案做研究。这类研究最好在全国范围内做对比研究，但却没有人做过。我会在本章和第七章提及一些港口的同性恋生活，像土伦、多佛、汉堡，那里有许多同性恋会所（但肯定不是女同性恋的）。

〔89〕　1928年末，勒内·克勒韦尔致马塞尔·茹昂多信，见《面具》，第17期，1983，p. 49。

〔90〕　《爱在德国》，Louis-Charles Royer: L'Amour en Allemagne, 1936，p. 2。

〔91〕　战前同性恋人数众多，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同性恋者》（1908）中说在首都有5万同性恋者。

〔92〕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p. 73。

〔93〕　威利（Willy）引用安布鲁瓦兹·戈，见《第三性》，Le Troisième Sexe, 1927，p. 52。

〔94〕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柏林的同性恋者》（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p. 72。

〔95〕　《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p. 32, 37, 42, 47-48。

〔96〕　《柏林的女同性恋者》，Ruth Margarete Röllig: Les Lesbienne de Berlin（1928），Cahiers Gai-Kitsch-Camp, n°16, 1992, p. 53。

〔97〕　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887-1969）是一位通俗作家，她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和连载；另外她在几家女同性恋报刊当记者，比如《女友》（Die Freundin）和《假小子》（Garçonne）。她在家中接待一些戏剧演员、变装客、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一些歌唱晚会或者玄学讨论。

〔98〕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1936，p. 14。

〔99〕　夏洛特·沃尔夫：《事后明白》，pp. 76-77。

〔100〕　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1929年1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见路易丝·德·萨尔沃和米切尔·A. 李斯卡编：《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1984，p. 366。

〔101〕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p. 68。

〔102〕　从1920年到1923年，德国货币迅速贬值，由战争赔偿、全球危机和鲁尔区的占领造成。1922年1月一个金马克兑46马克纸币，1923年7月兑84000，9月兑2400万，10月兑60亿，12月兑1万亿。工人尤其受失业和购买力缩减的影响，因为工资增长赶不上贬值的节奏。1923年柏林有21万失业者。

〔103〕　理查德·林泽特，共产党活动家和WhK成员，对100名柏林男妓作调查，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社会背景。他的结论见1929年发表的《男性之间的淫乱》（Unzucht zwischen Männern），297节。见第2章。

〔104〕　1920年柏林大区共380万居民；1939年，430万。

〔105〕　外省同性恋生活见《男性的“勾引”：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和Nina Oxenius著：“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1991）。德国比英法有更多同性恋酒吧、专门会所和协会。“德国友谊协会”（Deutsche Freundschaftsbund）遍布德国全境。在布伦斯维齐的施洛斯街3号设办公室。卡尔斯鲁厄的西尔什街20号的“威廉王子”。在埃森纳赫、魏玛、法兰克福、克雷费尔德、莱比锡、扎勒布鲁克、多特蒙德有通讯处。布雷斯劳的“射手”，开姆尼茨的“我们”，卡塞尔的“好运”俱乐部接待同性恋者。杜塞尔多夫的名人俱乐部在“新世界”饭馆聚会，在法兰克福是“帝国”咖啡馆。

〔106〕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8。

〔107〕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p. 403。

〔10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6。

〔10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6。

〔110〕　1921年笔记，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p. 40。

〔111〕　被包养男童的细节见《幕间》中约翰和贝尔纳的证言，pp. 137-143, 117-124；职业男妓的情况见托尼的证言，pp. 117-150。

〔112〕　引文见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20年代的同性恋者”，《同性恋新闻》，30期，p. 9。

〔113〕　见第7章。

〔114〕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96。

〔115〕　引文见《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Biography, p. 158。

〔116〕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114。

〔117〕　《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 Biography, 1995，p. 81。

〔118〕　对伦敦和外省同性恋生活的描述根据《幕间》中罗伊、萨姆、贝尔纳、巴里和约翰的见证；《浴室鸡尾酒》中吉福德·斯金纳的见证；《30年代同性恋》中伽利略见证见《同性恋新闻》54期，pp. 11-12；乔治·马洛里：《20年代的同性恋者》。

〔119〕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212.

〔120〕　《短诗选》，W. H. 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1966, p. 98。

〔121〕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巴黎同性恋约会地点的严肃研究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和《30年代的秘密巴黎》Brassaï：Le Paris secret des années trente（1976）。我将采用他们的部分结论。为了丰富内容，我借助了威利的见证（《第三性》），夏尔－埃蒂安的见证（《莱斯博斯圣母院》，1919，和《疯女人的舞会》，1930），米歇尔·迪·考格雷的见证（《在坏孩子中间》）。一个会所的寿命很少超过一年，主要因为警方的控制，频繁的丑闻败坏俱乐部的名声，而且顾客总有新的要求。

〔122〕　《第三性》中威利的见证，pp. 173-174。

〔123〕　同上，pp. 177-178。

〔124〕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1936，p. 258。

〔125〕　夏尔－埃蒂安（Charles-Etienne）：《疯女人的舞会》（La Bal des folles），p. 153。

〔126〕　同上，p. 154。

〔127〕　同上，p. 155。

〔128〕　夏尔－埃蒂安：《莱斯博斯圣母院》，出处同前，p. 62。

〔129〕　同上，p. 67。

〔130〕　达尼埃尔·盖兰：《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p. 169。

〔131〕　《第三性》，威利的见证，pp. 162-163。

〔13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

〔133〕　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34〕　莫里斯·萨克斯：《巫魔夜会》，Maurice Sacks: Le Sabbat, 1960，p. 194。

〔135〕　《第三性》，威利见证，p. 181。

〔136〕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p. 282。

〔137〕　对这个圈子最好描述见弗朗索瓦·卡里耶（François Carlier）：《反生理卖淫》（1887）：巴黎警局风化组组长1850-1870年间将男妓和顾客分门别类。以及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的《鹌鹑耶稣》（1914），夏尔·埃蒂安的《性别异常》（1924），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1938）。

〔138〕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Jésus-la-Caille），p. 76。

〔139〕　同上，p. 151。

〔140〕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39。

〔141〕　同上，p. 239。

〔14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134。

〔143〕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p. 104。

〔144〕　同上，p. 65。

〔145〕　同上，pp. 9-10。

〔146〕　《巴黎生活》1934年一篇文章显示，某些男妓红很长时间。在蒙马特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一个男孩穿水手服，戴贝雷帽，是会所的招牌。他的语言孩子气，惊惶的大眼睛让顾客满意。警察的一次搜捕结束了他的生涯。警察要他的证件，他一边掏出军人证一边说：“我是老战士，这里写着1914-1916年的参加的战役。”“老先生们差点晕倒，必须面对现实，这孩子40岁了！”

〔147〕　安德烈·纪德：《日记1889-1939》，1951，“1932年10月24日”，pp. 1144-1145。

〔148〕　德国的工业生产从1929年就开始下跌。1930年春，危机打击英国。法国在1931年秋才被触及。

〔149〕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54-55。

〔150〕　同上，pp. 57-58。

〔151〕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161-162。

〔152〕　参见第七章。

〔153〕　让·科克托：《白皮书》，1983（1928），p. 56。

〔154〕　安德烈·纪德：《日记》，“1930年9月3日”。

〔155〕　威利（Willy）：《第三性》，p. 185。

〔156〕　《同性恋的30年代》，Galileo，“The Gay Thirties”。

〔157〕　见第三章。

〔158〕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生平见《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一位犹太人兼同性恋者兼社会主义者的性学家的生平与工作》，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Leben und Werk eines jüdischen, schwulen und sozialistischen Sexologen, 1992。

〔159〕　在委员会内部，一个大约70人的学院讨论和做重要决定。他们中选7人构成执行机构，一人任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任主席直到1929年。另外设一两名秘书，是唯一领薪水的成员。

〔160〕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 p. 31。

〔161〕　《中间性别年鉴》，n°VI, 1904。

〔162〕　有3000份问卷发给夏洛滕堡的大学生，5721份给钢铁工人。1696名大学生和1912名钢铁工人回答问卷。1901年，学医的荷兰学生吕西安·冯·勒默尔曾对阿姆斯特丹595名大学生做过同类调查，结果相近：1.9％为同性恋者，3.9％为双性恋者。见《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p. 63。某些作者如理查德·普兰特谈到有6611份问卷，结果相同。

〔163〕　引文见《早期同性恋权利运动》，John Lauritsen和David Thorstad: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1864-1935）, 1974, p. 22。

〔164〕　已不可能知道WhK对同性恋者的投票有何影响。虽然一部分同性恋者已经感到强烈的认同并投了票，但很可能他们中多数不是很积极投入，他们根据其他的因素来投票。

〔165〕　对性问题的科学研究扩展到4个领域：生物学、病理学、社会学和人种学。接待中心同样分为4个部门叫做“婚姻与职业咨询”、“精神病理状态和精神疾病”、“心理性性苦痛”和“生理性性苦痛”。医学小组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神经病学家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皮肤病学家弗里德里希·韦特海姆和放射科专家奥古斯特·贝松格领导。

〔166〕　《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 51。

〔167〕　在《WhK通讯》第19期（1929年1月）中，希尔施费尔德提到一个莱比锡人不得不首先支付600马克，随后又付了200马克。但他又被要求支付额外的264马克时，受害者报警受到敲诈，敲诈者被定罪。一个判3年监禁和剥夺3年公民权，另一个被判9个月监禁，第三人被判6个月监禁。此类案件是稀有的，因为受害人通常不愿提出指控，害怕自己因第175条被定罪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歧视。

〔168〕　1914年对10000名同性恋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中四分之一的人曾试图自杀。51％的人的自杀企图是由于害怕受审，2％因为与妻子的性困扰。这些自杀中18％与同性恋伴侣有关。3％的人自杀成功。

〔169〕　所有关于影片的资料都来自《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p. 1-51。其中有一份特别完备的报刊综述。

〔170〕　参见第1章。

〔171〕　BAB, R22/FB 21764.

〔172〕　同上。1921年7月21日给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1923年4月29日给总理威廉·库诺；1925年9月25日给赫格斯特。1929年10月16日，第175条从新的刑法草案中消失的同一天，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寄给司法部长一封新的请愿信，要求撤销与第175条有关的暂停审理的案件。

〔173〕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p. 82。

〔174〕　1925年1月19日开幕式出席的有德国保卫母亲联盟、性改革协会、性教育协会、婚姻法改革联盟、WhK和性学会的性改革部。随后，德国人权联盟加入。WhK是唯一参加刑法改革联盟的同性恋组织。

〔175〕　起草委员会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库尔特·希勒、费利克斯·哈勒、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理查德·林泽特、海因茨·施塔贝尔、海伦尼·施特克尔、费利克斯·A. 泰哈勃、西格弗里德·魏因贝格和约翰娜·韦特豪尔组成。

〔176〕　WhK在《WhK通讯》10、11和13期上发表45篇关于反提案的各报刊文章。

〔177〕　见第7章及附录。

〔178〕　1929年失业率为8.5％，1930年达到14％，1931年21.9％，1932年29.9％，即560万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很可能有多于100万人未登记。从政治角度看，1930年3月是联盟的结束。海因里希·布吕宁上台后扶植反议会的总统政府。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时，国社党获得18％的选票。魏玛政权的最后几年的标志是体系的瘫痪。见《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 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1995。

〔179〕　《中间性别年鉴》，1922年1-6月刊，pp. 5-15。

〔180〕　《前进》、《星期一世界》、《晚间世界》发表了正面的文章，还有《萨克森人民报》、《开姆尼茨人民之声》、《柏林人民》、《柏林交易所信报》、《新柏林12点日报》和《新纪元》。

〔181〕　引文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性研究和启蒙》，Joachim S. Hohmann: Sexualforschung und aufklä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5, p. 36。

〔182〕　引文见《中间性别年鉴》，1920，7-10月刊，pp. 105-142。

〔183〕　威利：《第三性》，1927，p. 47。

〔184〕　勒内·克勒维尔：《你们疯了吗？》（Êtes-vous fous?）, 1929，pp. 141-142。

〔185〕　见《纳粹之前德国的同性恋和男性联合》，Harry Oosterhuis和Hubert Kennedy主编：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 1991。

〔186〕　《唯一者及其特性》，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参见第6章。

〔187〕　《尼采和青年》，Hansfried Hossendorf：“Nietzsche und der Jugend”，载《唯一者》，n°XI/2, 1926, pp. 34-35。

〔188〕　BAB, R 22/FB 21764．

〔189〕　阿道夫·布兰德：“裸体文化和同性恋”，《唯一者》，n°VII/1, 1919。

〔190〕　阿道夫·布兰德：《领袖与民众之间友情的重要性》，1923，p. 5。

〔191〕　由阿道夫的《唯一者》在柏林出版。最初是1925年1月27日对“唯一者联盟”的演讲。

〔192〕　布兰德因此是“丑闻出局”（Outing）的先驱者之一。

〔193〕　《唯一者》，n°VII/1, 1919。

〔194〕　曼弗雷德·赫策：“唯一者联盟”，《性运动一百年》, 1997。

〔195〕　在此前1924年和1925年的几期中，他成为瓦伦丁·舒德尔的《书籍与人类》（《唯一者》，n°VII/8, 1924）、《友爱和同性恋》（n°VIII/9, 1925）的攻击对象，有关“犹太委员会”正使“德国爱神”处于险境。

〔196〕　《唯一者》，n°XIII/8, 1928。

〔197〕　阿道夫·布兰德：《政治流氓：一个词来形容罗姆倒台》，《爱神》，n°2, 1931, pp. 1-3。

〔198〕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性运动一百年》。

〔199〕　詹姆斯·D. 斯特克利曾尝试列出这些期刊的名单：Agathon, Die Blätter für ideale Frauenfreundschaften, Blätter für Menschenrecht, Das dritte Geschlecht, Die Ehelosen, Der Eigene, Eros, Extrapost, Die Fanfare, Frauenliebe, Die freie Presse, Der Freund, Die Freundin, Die Freundschaft, 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 Das Freundschaftblatt, Der Führer, Garçonne, Geissel und Rute, Der Hellasbote, Die Insel,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Ledige Frauen, Der Merkur, Mitteilungen des WhK, Monatsberichte des WhK, Mundbrief, Phoebus-Bilderschau, Die Sonne, Der Strom, Die Tante, Uranos。一些杂志发行量数十万册，有一些只出过几期。

〔200〕　WhK1921年6月2日记入同一文件。

〔201〕　安布鲁瓦兹·戈：《赤裸的德国》，1923，p. 103。引文同样可见阿兰·罗克斯：《你将孤独》，1936，p. 269。

〔202〕　马克斯·H. 丹尼尔森在1928年也创办了《新友谊》，他试图重组DFV。杂志只维持了1年，因为受到揭发，似乎是被拉楚魏特，列入“色情与污染”名单。丹尼尔森1928年5月4日召开的会议在“亚历山大宫”聚集大约200人，在阿道夫·布兰德的演讲后在一片迷惑中结束。最初发言题目为《第175条与选举》，但他在其中指责拉楚魏特向当局揭发这本杂志（BAB, R 22/FB 21764）。DFV面对人权联盟和拉楚魏特未能确立地位。

〔203〕　BAB, R 22/FB 21764。提交部长9个问题。1．部长对同性恋怎样看，认为它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2．是否知道德国有200万同性恋者？3．部长是否认为同性恋使公共道德处于险境？4．是否认为200万德国人应该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感到羞耻？5．是否相信通过第175条能够将同性恋消灭？6．是否准备在新的法律草案中维持这一条款？7．是否记得有众多名人1910-1911年宣布支持废除这一条款？8．部长怎样认为？9．对请愿书上数千签名怎样看？

〔204〕　BAB, R 22/FB 21764.

〔205〕　GstA, I. HA, Rep. 84a, 8101.

〔206〕　《女友》，n°3, 1924。

〔207〕　《女友》，n°8, 1924。

〔208〕　同上，n°13, 1927。

〔209〕　同上。

〔210〕　同上，n°22, 1929。

〔211〕　同上，n°4, 1927。

〔212〕　同上，n°6, 1927, 1927年4月4日信。

〔213〕　同上，n°7, 1927, 1927年4月18日信。

〔214〕　格尔达·M（1904-1984）的见证，她30年代与当时失业的女友在柏林生活。引文见Kristine von Soden和Maruta Schmidt主编：《新女性：20年代》（Neue Frauen, die zwanziger Jahre）, 1988，p. 162。

〔215〕　《女友》，n°32, 1931年8月1日信。

〔216〕　《女子爱情与生活》（Frauenliebe und Leben）, n°1, 1928。

〔217〕　阿格内斯·谢尔特博士：《女同性恋者户内体操》，出处同上，n°2, 1928。

〔218〕　欧根·居尔斯特博士：《变装与女性解放》，出处同上。

〔219〕　报告可以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联盟名称用三国语言分别表述为：Weltliga für Sexualreform, World League for Sex Reform, Ligue mondiale pour la réforme sexuelle。

〔220〕　引文见《性、政治和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 185。

〔221〕　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立陶宛、埃及、利比里亚、阿根廷、智利、英属印度和马来西亚。

〔222〕　英国的诺曼·海尔和多拉·拉塞尔，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德国的马克斯·霍丹海伦尼·施特克尔，法国的维克多·玛格丽特，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隆泰。

〔223〕　关于联盟信息参考《世界性改革联盟章程》，见《性改革大会，第二次大会议程，哥本哈根，1928年1月1-5日》，1929。

〔224〕　这些发言都收录在A. Weil主编《性改革与性科学：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改革和性科学大会上的发言》，Sexualreform und Sexualwissenschaft, Vorträge gehalten auf der erste internationale Tagung für Sexualreform auf sexualwissenschaftlicher Grundlage in Berlin, 1922。

〔225〕　同上，p. 144。

〔226〕　多拉·罗素：《红柳树，我对自由和爱情的追寻》，1975，p. 218。

〔227〕　WLSR：《性改革大会》，伦敦1929年9月8-14日，1930，pp. 308-309。

〔228〕　《晚间新闻》1920年11月12日刊，《每日快报》1928年9月5日刊。乔治·艾夫斯还引述了《每日新闻》1927年8月25日刊，《蓓尔美尔街》1921年7月16日刊，《星报》1927年8月7日刊，《每日快报》1927年9月8日刊。

〔229〕　同上，p. 401。

〔230〕　WLSR：《性改革大会》，维也纳1930年9月16-23日，1930，p. 45。

〔231〕　关于艾夫斯和喀罗尼亚会（Chaeronea），参见《初现峥嵘：19世纪末到当前英国同性恋政策》，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 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 pp. 118-127。

〔232〕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很长时间被忘却，由于同性恋史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被重新发现。1944年在他百年诞辰时举行了纪念活动，一些文章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众》、《听众》、《新政治家》。他的著作《走向民主》被再版。E. M. 福斯特1944年9月25日在BBC发言。这些平反的尝试直到60年代末之前都没有效果。

〔233〕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68。

〔234〕　《文选》第一卷《性》，Edward Carpenter: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Sex, 1984, p. 83。

〔235〕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71。

〔236〕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81。一份警方案卷显示曾对卡彭特进行调查，许多证人对梅里尔对他们的追求提供了大量证据。一个在卡彭特家住过几星期的年轻人披露卡彭特3次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为同性恋辩解。面对这些证据，检察官作出如下结论：“爱德华·卡彭特是一个政治性秘密社团的领导人，其成员之间靠同性恋来维系”；“该秘密犯罪社团的领导人们的目的是摧毁文明”；他们之间靠暗号识别，“手放在大腿上，对这部分身体进行按压”。除了此处表现得很可笑的对同性恋密谋的趣谈性的一面，警方没有行动。可能是卡彭特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导致了对他真实目的的迷惑。没有对他以猥亵罪逮捕，检察官可能希望证明更严重的包含叛国内容的罪行。卡彭特的著作《同质性的爱》被停止出售，但处罚并没有扩展到作者（HO 144/1043/183473）。

〔237〕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80-82。《日久生情》（Love's Coming of Age）的出版导致在意大利组成一个叫“青年联盟”的团体，讨论和思考性问题。

〔238〕　《政策与原则》（Policy and Principles），BSSP, n°1，p. 3。关于BSSP参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128-143。

〔239〕　《性倒错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 of Sexual Inversion），BSSP, n°2，1915，p. 3。

〔240〕　《同伴感情的联系》Lawrence Housman: The Relation of Fellow-Feeling, BSSP, n°4；《病态、反常与人格》Harold Picton: The Morbid, the Abnormal and the Personal, BSSP, n°12；《惠特曼的一些朋友们》Edward Carpenter: Some Friends of Walt Whitman, BSSP, n°13；《性与中间性》F. A. E. Crews: Sexuality and Intersexuality, BSSP, n°14；《同性爱慕与性倒错的心理学原因》H. D. Jennings Whit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Homoeroticism and Inversion, BSSP, n°15。

〔241〕　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拒绝支持并宣称：“我从不认为任何人需要受到鼓励，我们自己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去培养新的”（引文见《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51）。

〔242〕　《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137。

〔243〕　有关对《追忆》的接受，我依据《危机中的廉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接受的一个侧面1913-1930》，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Un aspect de l'accueil d'《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e Marcel Proust, 1913-1930, 1985。

〔244〕　他1912年致信编辑告知他们这是一本“不体面”的书，有一些“好男色”的人物。但是，他坚持对书籍的这一方面保密直到最后的揭露。

〔245〕　引文见《危机中的廉耻》，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p. 30。

〔246〕　比内－瓦尔迈（Binet-Valmer）是小说家和记者，他本人发表过一部同性恋小说《吕西安》，获得很大成功。他还是一个激烈的爱国者，在战争中得到勋章，是一个老兵组织“分队长联盟”的副主席，后任主席。

〔247〕　署名“Orion”，是Eugène Marsan和Lucien Dubech的联合笔名。

〔248〕　只有比内－瓦尔迈在《戏剧》（Coemedia）、罗杰·阿拉尔在《新法兰西杂志》、安德烈·热尔曼在《新作品》上用了“性倒错”这个词。

〔249〕　《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1985（1959）, vol。

〔250〕　《索多姆和戈摩尔》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Sodome et Gomorrhe I,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88, t. III, p. 32。

〔251〕　同上，p. 33。

〔252〕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p. 388。

〔253〕　纪德《日记，1887-1925》，André Gide: Journal, 1887-1925, 1996, 1921年5月日记，p. 1126。

〔254〕　androgyne，雌雄或雌雌或雄雄同体，被神分开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译注

〔255〕　同上，1921年12月2日日记，p. 1143。

〔256〕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Erman: Marcel Proust, 1994，p. 227。

〔257〕　我此处参照《安德烈·纪德与关于同性恋的辩论》，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et le Débat sur l'homosexualité, 1994。

〔258〕　Pédérastie指对男性狎玩，通常是对少年。——译注

〔259〕　引文见《关于安德烈·纪德的记述，1913-1951》，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1913-1951），收入《全集》，1983, t. II, p. 1375。

〔260〕　哥利东（Corydon）是维吉尔作品中一个牧童的名字，他爱上另一个牧童。

〔261〕　《哥利东》，André Gide: Corydon，（1924）1991，p. 20。

〔262〕　纪德1923年12月26日致多萝西·伯西的信，见《纪德、多萝西·布西通信，1925年1月至1936年11月》，Correspondance André Gide/Dorothy Bussy, janvier 1925-novembre 1936, 1981, t. II, p. 448。

〔263〕　“1924年8月4日”，同上，p. 476。

〔264〕　《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n°12，1924年7月12日，p. 12。

〔265〕　威利：《第三性》，p. 109。

〔266〕　《反哥利东：论性倒错》，François Nazier: L'Anti-Corydon, essai sur l'inversion sexuelle, 1924, p. 11。

〔267〕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1996，1932年7月10日和12日，p. 76。《哥利东》1932年译成德文出版。但在英国直到战后才出版。

〔268〕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1926，p. 398。这位母亲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亨利·德·蒙泰朗小说《男孩》中德·布里古勒夫人，她宁愿儿子跟班上同学有关系也不愿他与轻佻的女孩来往。

〔269〕　同上，p. 403。

〔270〕　1927年1月16日，引文见《安德烈·纪德》，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271〕　安德烈·纪德：《只要种子不死》，1986，p. 133。

〔272〕　同上，p. 299。

〔273〕　André Gide: Journal, 1889-1939, 1991, p. 660，1929年12月8日日记。

〔274〕　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 p. 1373。

〔275〕　法国在前几个世纪中有过同性恋组织的企图，特别是17世纪的“袖筒会”和18世纪的“好家伙”。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叫“埃米尔会”的组织在格勒内勒区的一栋房子里聚会。见《同性恋者和其他人》，Claude Courouve: Les Homosexuels et les Autres, 1977。

〔276〕　吉勒·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苏在他们的著作《巴黎同性恋1925》（1981）提到《性倒错》杂志的存在。请参阅档案AN, BB 18 6174/44 BL 303和第7章。

〔277〕　《幻梦》（Fantasio），n°427，1924年11月15日刊。

〔278〕　《灯笼》（La Lanterne），1924年11月19日刊。

〔279〕　威利：《第三性》，p. 108。

〔280〕　威利：《第三性》，pp. 58-59。

〔281〕　由围绕马克·阿莱格雷的争论所引起的同性恋者的敌对同样反映于同时代的几部作品，科克托的《神圣的怪兽》（1919）和纪德的《伪币制造者》（1926）。

〔282〕　诺埃尔·安南在他的书《我们的时代：两次大战间英国知识分子群像》（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1991）中使用了这一表述。他认为这一表达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精神状态，至少是在英国上层阶级和知识界。

〔283〕　公学（public schools）体系包括两个级别。9所最大的面对“上层阶级”，培养民族未来的精英。7所是寄宿制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 1382年建立）、伊顿（Eton, 1440）、西斯敏寺（Westminster, 1560）、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1611）、哈罗（Harrow, 1571）、鲁格比（Rugby, 1567）、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 1552）。2所是走读的：圣保罗（1509）和麦钱特泰勒斯（Merchant Taylors, 1561）。多数公学是晚近建立的，它们面向中等阶层的少年，培养商业、行政和自由职业的国家高级人才。最著名的有切尔顿汉姆（Cheltenham, 1841）、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842）、罗塞尔（Rossall, 1844）、拉德利（Radley, 1847）、兰辛（Lancing, 1848）、艾普松（Epsom, 1853）、克利夫顿（Clifton, 1862）、黑利伯里（Haileybury, 1862）、马尔温（Malvern, 1865）。为了了解公学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1937年，张伯伦内阁21个部长中有19个出身公学。公学是少数人的特权，托尼（Tawney）在1939年估计有3％的家庭。见François Bédarida: La Société ang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nos jours, 1990。

〔284〕　安托万·普罗斯特指出19世纪末寄宿制在私立学校中占多数——但并不绝对，在公立学校中占少数。而且，寄宿制涉及的乡下学生多于城市。富裕家庭有可能请家庭教师。见《法国教育史1800-1967》，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1968。

〔285〕　我此处主要研究男孩中同性恋，但同样涉及女校中的这个问题。问题几乎是同样的。我的研究依据《工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1977。

〔286〕　“人们说同性恋行为在英国和英国公学中很普及，虽然就我来说我非常怀疑”（《研究男性气概，男孩们健康的性态》，Rennie Macandrew: Approaching Manhood, Healthy Sex for Boys, 1939, p. 67）。

〔287〕　雪莱在公学被凌虐，终生留下生理和心理的后遗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288〕　《从阴影中逃亡》，Robin Maugham: Escape from the Shadow，（1940）1991。

〔289〕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53。

〔290〕　引文见《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 1985，p. 23。

〔291〕　达德利·凯夫证言，见《午夜后的漫步：同性恋男性生活故事》，Walking after Midnight. Gay Men's Life Stories, 1989。

〔292〕　引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p. 163-164。下面一则同样（p. 164）。

〔293〕　J. R. 阿克利：《我的父亲和我自己》（My father and Myself），（1968）1971，pp. 70-71。

〔294〕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66。

〔295〕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伊夫林·沃和他的朋友们》，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Evelyn Waugh and His Friends, 1989, p. 23。

〔29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74。

〔297〕　同上，p. 75。

〔298〕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89。

〔299〕　见《奥莉维亚》（Olivia），1949，p. 26。作者奥莉维亚，是多萝西·伯西的笔名，她是利顿·斯特雷西的妹妹和安德烈·纪德的朋友。

〔300〕　见第5章。

〔301〕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p. 54。

〔302〕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47。

〔303〕　负责纪律的高年级学生。见以下。

〔304〕　Loom的意思是“编织”，但也有“幻影”的意思，在旧英语中有“阴茎”的意思。

〔305〕　《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Alec Waugh: Public-School Life. Boys, Parents, Masters, 1922.

〔30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101。

〔307〕　同上，p. 107。

〔308〕　同上，p. 132。

〔309〕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23。

〔310〕　《为了西尔维亚：一份诚实的报告》，Valentine Ackland: For Sylvia: An Honest Account, 1985, p. 68。

〔311〕　“fag”是一个年幼学生，必须服从学长（prefect）的命令，负责替他整理房间和其他事务。制度从19世纪初由于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在鲁格比公学发起的改革风潮而在公学中普及。

〔312〕　《狮子和阴影》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1985, p. 26-27。

〔313〕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92。

〔314〕　同上，p. 164。

〔315〕　《严肃的快乐》，Alec Waugh: Serious Pleasure, 1921, p. 44。

〔316〕　这一时期的著名事例中，我们可以举出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斯蒂芬·斯彭德、E. M. 福斯特、西里尔·康诺利、西塞尔·比顿、J. M. 凯恩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利顿·斯特雷奇和伯特兰·罗素。

〔317〕　《浪漫的友谊：西里尔·康诺利致诺埃尔·布莱基斯的信件》，Cyril Connolly: A Romantic Friendship, The Letters of Cyril Connolly to Noel Blakiston, 1975。

〔318〕　《距离与欲望：英国寄宿学校的友谊，1870-1920》，Martha Vicinus：“Distance and Desire: English Boarding-School Friendship, 1870-1920”, 见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和George Chauncey：《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 1991，p. 219。

〔319〕　一名当代人的见证，引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78。

〔320〕　《德国的青年》，Golo Mann: Une jeunesse allemande, 1988, pp. 27-28。

〔321〕　《一个德国人的回忆》，Ernst Erich Noth: Mémoire d'un Allemand, 1970, p. 57。

〔322〕　同上，p. 98。

〔323〕　《白皮书》，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 1983，pp. 22-23。

〔324〕　《调皮的孩子们》，Jean Cocteau: Les Enfants terribles，（1929）1990，p. 19。

〔325〕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1960, p. 35。对于法国人而言，英国代表中学生的堕落。比如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自由或爱情！》中表现一所英国寄宿学校“蜂鸟花园”中女同性恋虐待的情景，在那里女教师以鞭打学生为乐。

〔326〕　维奥莱特·勒迪克因与同学“伊莎贝尔”的关系被开除。见《私生女》，Violette Leduc: La Bâtarde, 1964。

〔327〕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p. 35。

〔328〕　除了在一些实验学校，比如维内肯在威克尔斯多夫的实验学校。

〔329〕　《学生托莱斯的不安》，Robert Musil: Les Désarrois de l'élève Törless，（1906）1960。

〔330〕　《士官生》，Ernst von Saloman: Les Cadets,（1933）1953, pp. 167-168。

〔331〕　同上，p. 169。

〔332〕　《士官生》，Ernst von Saloman: Les Cadets,（1933）1953，p. 171。

〔333〕　同上，p. 172。

〔334〕　同上，p. 173。

〔335〕　同上，p. 174。

〔336〕　参见恩斯特·格莱泽1929年的《22班》和布鲁诺·福格尔的《阿尔夫》。

〔337〕　这部小说首先被作者在1931年改编成戏剧，同年拍电影获得成功，到1934年才出版。

〔338〕　关于“克洛蒂娜”参见第5章。

〔339〕　受到罗歇·佩尔菲特的《特殊友谊》（1943）的发表的鼓舞，蒙泰朗1947年重新开始写这部作品。还有《男儿们》，他1919年已经酝酿成熟，到1969年才发表。

〔340〕　《不戴面具的蒙泰朗》卷一《天才儿童》，Pierre Sipriot: Montherlant sans masque, t. I, L'Enfant prodigue, 1895-1932, 1980, p. 39。

〔341〕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 p. 187。

〔342〕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p. 26。

〔343〕　同上，p. 35。

〔344〕　同上，p. 91。

〔345〕　同上，pp. 294-295。蒙泰朗做出的估计与英国事例相符。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保护”，有些年份甚至过半。

〔346〕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p. 469，下一段见p. 484。

〔347〕　《青年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 p. 71。

〔348〕　《灰色本子》，Roger Martin du Gard: Le Cahier gris，见《全集》, 1981, t. I。

〔349〕　《少年们：中学风俗》，Jean Rodes: Adolescents: moeurs collégiennes, 1904, pp. 211-212。

〔350〕　《唱诗班的孩子》，René Etiemble: L'Enfant de choeur, 1937, p. 25。

〔351〕　同上，p. 45。

〔352〕　《激情少年》，Charles-Etienne和Albert Nortal: Les Adolescents passionnés, 1928, p. 13。

〔353〕　同上，p. 37。

〔354〕　同上，p. 45。

〔355〕　人们有理由对伊妮德·布莱顿的小说在法国的坏名声提出疑问，这与小说在书店的成功相反。写作围绕唯一主题：自治生活儿童或少年（《5人俱乐部》、《7人帮》等）。侦探情节只是研究少年生活的依托，这是个由秘密和暗号构成的封闭世界。最惊人的还是关于寄宿制的系列（《马洛里学校》、《孪生姊妹》）。每本书中都结成一些排他性的友谊，因此典型的爱恋性的嫉妒，女孩间的关系是感性的、激情的。小说的颠覆性是明显的，在读者中引发法国就学体系中无法表现的感情，法国体系不鼓励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崇拜之上的同性爱氛围。

〔356〕　《女中学生的伦理：安杰拉·布拉齐尔的生活和学习》Gillian Freeman: The Schoolgirl Ethic. The Life and Work of Angela Brazil, 1976；《你是个同性恋者，安杰拉！埃尔西·奥克森海姆与女中学生故事的兴衰》Rosemary Auchmuty: “You're a Dyke, Angela! Elsie J. Oxenham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choolgirl Story”，见《并非一个消失的阶段：历史上对女同性恋者的改造》（Not a Passing Phase. Reclaiming Lesbians in History, 1840-1985）, 1989。

〔357〕　1936年，伯纳斯爵士为了取悦圈内朋友在伦敦私人出版了阿德拉·魁北克的讽刺读物《拉德克利夫·豪的女儿们》。作品是双重的戏仿，一方面描写了一所学校女孩间的关系，将安杰拉·布拉奇尔的情节加以讽刺，而寄宿学校的名字取自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约翰”即拉德克里夫·豪。小说照搬了一些知名同性恋者的事迹，主要是塞希尔·比顿和彼得·沃森。塞希尔·比顿成功让人销毁了几乎所有库存。见《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女孩们》Adela Quebec: The Girls of Radclyffe Hall, 1935。

〔358〕　见《女中学生伦理》，Gillian Freeman: The Schoolgirl Ethic, p. 19。

〔359〕　《狮子和阴影》，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p. 47-48。

〔360〕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语见《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1981, p. 63。

〔361〕　《布莱德斯黑德一代》，H.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22。

〔362〕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80。

〔363〕　《我们的年代》，Noel Annan: Our Age, p. 102。

〔364〕　《公学现象》，p. 146。

〔365〕　《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Robert Skidelsky: J. M.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1983。

〔366〕　《莫里斯》，E. M. Forster: Maurice,（1914）1987, pp. 97-98。

〔367〕　伯纳德·斯威辛班克语，见《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p. 104。

〔368〕　《莫里斯》，p. 279。

〔369〕　根据昆廷·贝尔提供的名单，见《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1990, p. 15。

〔370〕　这次相遇给了他《莫里斯》的灵感。见《福斯特》，Francis King: E. M. Forster, 1978。

〔371〕　奥托琳娜·莫雷尔的女儿回忆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在我母亲家见到过一个性方面正常的男人。”

〔372〕　《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p. 248。

〔373〕　《生命的瞬间》，Virginia Woolf: Instants de vie, 1986，pp. 240-241。日记中的见解见《严肃的快乐》, 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52。

〔374〕　《生命的瞬间》，p. 241。

〔375〕　《莫里斯》，p. 22。

〔376〕　同上，p. 149。

〔377〕　《我们的年代》，Noel Annan: Our Age, p. 98-135。

〔378〕　对于那些无名的同性恋者的见证，见Kevin Porter和Jeffrey Weeks主编的《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91。

〔379〕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下去看看》（Down there on a Visit）, 1962，p. 134。

〔380〕　作者同前，《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 1977，p. 99。

〔381〕　同上。

〔382〕　《下去看看》，p. 156，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对朋友沃尔德迈说的话。

〔383〕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维斯坦和摩根》，Norman Pittenger，“Wystan and Morgan”，见Gay News, n°156。

〔384〕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下去看看》，p. 83。

〔385〕　作者同上，《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p. 17。

〔386〕　见第六章。

〔387〕　《奥登传》，p. 105。

〔388〕　《维斯坦和摩根》。

〔389〕　约翰·贝杰曼语，引文见《我们的年代》，p. 113。

〔390〕　《20年代的牛津：五位朋友的重聚》，Christopher Hollis: Oxford in the Twenties, Recollection of Five Friends, 1976; Françoise du Sorbier（主编），Oxford 1919-1939, “Mémoires” n°8, 1991. 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是《重访布莱德斯黑德》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原型。

〔391〕　沃在一次面对小范围观众的访谈中承认：“您有过同性恋经验？——是，首先是在中学，还有后来。——您想说您爱上了另一个男孩。但这在我们年轻时是常有的。——是啊，但是中学时代会影响以后的人生。我总是受到同性恋的制约，我总是受到这个的影响”（1973年6月14-27日Gay News）。

〔392〕　J. M. 斯图尔特语，见: Oxford 1919-1939, p. 23。牛津1920年接收女生，剑桥是在1947年。

〔393〕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111。

〔394〕　同上，p. 113。

〔395〕　同上，p. 81。

〔396〕　同上。

〔397〕　斯蒂芬·斯彭德：《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91，p. 33。

〔398〕　斯蒂芬·斯彭德：《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91，p. 33。

〔399〕　以赛亚·柏林爵士，见《牛津1919-1939》。

〔400〕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p. 79。

〔401〕　见《太阳的孩子们：英国1918年后“颓废”的叙事》，Martin Green: Children of the Sun: A Narrative of《Decadence》in England after 1918；和《一位唯美派的回忆》，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 1984。

〔402〕　《伊西斯》（Isis）1925年10月14和21日刊。

〔403〕　《熔炉里的牛津》，P. H. Crawfurth Smith: Oxford in the Melting-Pot, 1932, p. 22。

〔404〕　《致牛津的信》，T. E. Harrisson: Letter to Oxford, 1933, p. 24。

〔405〕　同上，p. 27。

〔406〕　同上，p. 28。

〔407〕　《牛津》，Edward Thomas: Oxford, 1932, p. 103。

〔408〕　《败坏牛津？》，Terence Greenidge: Degenerate Oxford?, 1930, p. 40。

〔409〕　同上，p. 90。

〔410〕　同上。

〔411〕　同上，p. 95。

〔412〕　同上，p. 96。

〔413〕　《败坏牛津？》，Terence Greenidge: Degenerate Oxford? 1930, p. 97。

〔414〕　同上，p. 92。

〔415〕　同上，p. 105。

〔416〕　同上，p. 245。

〔417〕　“对我来说，牛津的生活从我遇到塞巴斯蒂安开始”（查尔斯·赖德《重访布莱德斯黑德》中的自白，p. 35）。

〔418〕　类似的片段可见于斯蒂芬·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p. 34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下去看看》（Down there on a Visit），p. 93。

〔419〕　与《下去看看》中安布罗斯·西尔克这个人物比较接近。

〔420〕　Diaghilev, 1872-1922，俄国自由芭蕾舞演员。——译者

〔421〕　伊夫林·沃：《重访布莱德斯黑德》，p. 61。

〔422〕　伊夫林·沃：《重访布莱德斯黑德》，pp. 64-66。

〔423〕　伊夫林·沃利用布赖恩·霍华德的形象创造了这个人物。

〔424〕　1921年一份和平主义刊物《青年欧洲》由几个文科预备班学生出版，其中有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三期后因为一篇关于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的文章被禁。实际上，大学生与女孩们的关系从1924年起被承认，让人联想到牛津学生与女校学生的关系：冷淡和怀疑。参见《学术一代》，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aris, 1994, p. 212。

〔425〕　达尼埃尔·盖兰：《青春自传》，p. 155

〔426〕　柯莱特：《全集》，Paris, Gallimard, 1984, t. I, p. 323。

〔427〕　见《西蒙娜·德·波伏瓦》，Dei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1991。

〔428〕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p. 124-125。

〔429〕　同上，p. 443。

〔430〕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族类》，p. 10。

〔431〕　斯蒂芬·斯彭德：《寺庙》（Le temple）, Paris, 1989, p. 24。

〔432〕　安娜·德·科尔内《殖民地恋情》，Anne de Colney: L'Amour aux colonies, Paris, 1932, pp. 14, 45, 92。

〔433〕　引文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kerley, 1989, p. 74。

〔434〕　《帝国与性：英国经验》，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990。

〔435〕　同上，p. 109。

〔436〕　引文见《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p. 295。

〔437〕　安德烈·纪德：《只要种子不死》，Paris, Gallimard, 1986年再版。

〔438〕　这一问题参见《感官、享受、旅游、情色：安德烈·纪德两篇关于殖民地的虚构作品中的金钱》，Hédi Khelil, Sens, jouissance, tourisme, érotisme, argent dans deux fictions coloniales d'André Gide, Tunis, 1988。

〔439〕　引文见《不戴面具的蒙泰朗》，第二卷《用你的血写成》，Pierre Sipriot: Montherlant sans masque, t. II, Ecris avec ton sang, 1932-1972, Paris, 1990, p. 30。

〔440〕　见《永恒之一瞬及其他中篇小说》，Un instant d'éternité et autres nouvelles, Paris, 1988。

〔441〕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kerley, p. 55。

〔442〕　《只要种子不死》写作于1919年，部分发表于1921年，1926年完全发表，叙述的事件大约在1893年发生。

〔443〕　夏洛特·沃尔夫：《事后明白》（Hindsight），伦敦，Quartet Books, 1980，p. 72。

〔444〕　引文见《去国外，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修学旅行》，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1980。

〔445〕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族类》，op. cit., p. 10。

〔446〕　衣修午德与纪德一同参观了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纪德似乎并不欣赏这些医疗案例展览。

〔447〕　斯蒂芬·斯彭德：《寺庙》，op. cit., p. 65。

〔448〕　作者同上，《世界中的世界》，op. cit., p. 109。

〔449〕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1984［1935］, p. 48。

〔450〕　同上。

〔451〕　作者同前，《永别柏林》，p. 99。

〔452〕　W. H. 奥登引自《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0。关于柏林同性恋卖淫的性质，参见第1章。

〔453〕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op. cit., p. 130。

〔454〕　约翰·莱亚德引自《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0。

〔455〕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op. cit., p. 124。

〔456〕　“我在德国有过的男孩：1928-1929：皮普斯、库里、格哈德、赫伯特、过道的陌生人、（酒吧名不可辨）陌生人、科隆陌生人、（酒吧名不可辨）陌生人、奥托、我怀念的（名字不可辨）。他不和气而且很脏。另一些很好”（引文见《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7）。

〔457〕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在Gay News第126期的访谈。

〔458〕　写于1930年9月。原文为德文。

〔459〕　D. H. 劳伦斯：《潘西》（女名，指称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460〕　见第6章。

〔461〕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巴黎，1996，p. 132，1933年3月27日日记。

中　编

内心的恐惧和欲望：矛盾的言论和典型的形象

——同性恋者，两次大战之间的类型化

公众场所的私密面孔　

比私密场所的公众面孔

更明智更亲切。　　　

——W. H. 奥登：《短诗选，1927-1957》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在二三十年代，有关同性恋的言论不断增加。这些言论是科学的、文学的、道德的和趣闻性的，证明了同性恋作用于当时的群体想象的吸引力。同性恋者自己树立的代表形象与公众舆论中流行的通常是漫画性的形象相反。认同的过程已经启动。在社会的注视之外，男女同性恋者正意图确立自身的特殊性。

同性恋认同与同性恋行为不同，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现世性的，不是神启的而是建构的，所以它表明一种环境的产生和一种特别的意识使得同性恋者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群体。〔1〕这种同性恋认同不易区分。从哪个时刻开始我们能够说一个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者？仅仅是当他接受了自己的性倾向，还是当他自己认为是同性恋的、或者必须当他在政治上要求归属一个同性恋群体？甚至很难确切定义同性恋认同的产生。实际上，这个时间因国家、地区（同性恋认同在首都的出现早于外省）、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更容易自己定义为同性恋者，因为他能够接触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和医学著作）而不同。由于采用的角度不同，同性恋的理论家们对于同性恋认同确定的时间大不相同。〔2〕对于一些人，服饰、语言、约会场所中出现的同性恋“信号”已足以让人接受一种同性恋认同的存在。〔3〕如此一来，同性恋认同存在于任何时代，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找到或多或少隐蔽的同性恋暗语。〔4〕对于另一些人则相反，同性恋认同只是最近时期才形成，随同70年代的同性恋斗争的开始。〔5〕但多数同性恋史研究者同意将同性恋认同的产生界定在19世纪末，当时“同性恋”这个词的采用正在普及，医生明确地定义同性恋，判罚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最终在欧洲各国建立。〔6〕这一假设虽然坚实但却值得细分，要考虑到风格和各代人的多样性。第一代同性恋者受到医学理论和世界初的丑闻的深刻影响。他们被社会的排斥凝聚在一起，这一代仍然依赖外界的注视，对主动的自我确信感到困难。实际上只有男性精英在真正要求一种同性恋认同。与之相比，第二代同性恋者更容易自我认同。他们更好地融入同性恋生活，同时对社会的裁判也更加超脱。女同性恋者的认同出现了，主要是依赖一定数量的女性榜样。结果，一个同性恋群体形成，由共同的参照和文化统一起来，却并不一定引起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医学模式的传播：由外界强加的身份〔7〕

同性恋身份围绕着对同性恋不同的定义构成，部分来自19世纪末大量的医学著述。医学理论对同性恋认同的影响难以界定，这显然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医生介入一个至此之前属于法官的领地无疑是有决定性的。通过介入“变态” 〔8〕的“新”领地，精神病学创立了一些“类型”，而“同性恋”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他人是产生，同性恋对于自身也是产生，因为个人被约简为一种性态的特殊性，经常被表现为一种“疾病”或者是“退化”的一种证明。从此出发，医学模糊了已经存在的“同性恋者”其他认同特征，比如由于光顾相同场所产生的社会联系、某些暗语的知识、所佩戴的一些标记。即使这些特征幸免于医学的“冲击”，但在所谓普遍性的新定义的关照下，它们不免一时成为“附属品”。然而，所提出的定义异乎寻常的多样，它们所揭示的自相矛盾更不必说词汇的极端混乱，这有助于将线索模糊而留给同性恋者以个人的方式相对独立地建构自己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医学的介入

性变态的领域直到19世纪末都属于法院的特权。法律惩治诸如鸡奸的行为，但并不承认罪犯有特别条款。19世纪末，精神病医生开始对性变态感兴趣。自此罪犯由其性变态形式定义，是同性恋、恋童癖、虐待狂、恋物癖。他也是受害者（由于遗传、基因、教育），这使他不负有责任。他的位置不再是在法庭面前，而是在医生的诊所。

直到19世纪中叶，庭审报告和司法记录提供了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知识的主要内容。〔9〕然而，法律并未建立对变态和变态者的定义，他们使用了一些模糊的有侮辱性的词汇，这必然让读者意识到行为的恐怖，但又不能确切地在想象中再现。法律无法定义同性恋并建立一套镇压的策略，同性恋研究因此产生。当时最著名的著作是克拉夫特－埃宾的《性精神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 1885），副标题为：“医学－法律研究供医生和司法界使用。”克拉夫特－埃宾同时担任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法庭法医。同样，在法国，先驱者塔尔迪厄的著作《男色》（Pédérastie, 1857）见证了对于同性恋的新兴趣，预告了试图对同性恋罪犯的面目加以定义的其他著作，如弗朗索瓦·卡利耶的《逆反生理的卖淫》（1887）。塔尔迪厄将其结论建立在他为了寻找“鸡奸的特征” 〔10〕而以怪僻的细致检查过的205个个案的基础上。他的研究在法医的范围内进行，使对盗窃、卖淫和敲诈的同性恋群体的监控更为有效。继塔尔迪厄之后，许多医生对同性恋发生兴趣，尽管它首先是被当作歇斯底里症的特殊表现来研究，但很快就超越精神病态的范围而形成自己的范畴，带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内部分类、自己的症候。新的研究者在前言中回顾前驱者的著作，他们虽然不满足于综述从前的分析，但他们仍经常将已经研究过的同性恋特征作为思考的基础。比如哈夫洛克·埃利斯记述他认识的许多医生从未遇见一桩性变态的个例。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虽然在19世纪末有了可观的飞跃，但仍然依靠微薄的基础。模糊仍旧存在于前所未见的成堆的书籍和文章中间。

首要的决定性的影响来自“退化论”理论家。虽然他们通过强调“先天”性而否定了同性恋的“犯罪”基础，但他们同样提供了以“变态”和“退化”概念为核心的非常负面的认同模式，深刻地影响到第一代同性恋者。比如在德国，年轻的柏林神经科医生、首先以科学为基础研究变态的精神病学家卡尔·韦斯特法尔与约翰·路德维希·卡斯珀一起断言，同性恋是一种先天疾病而不是一种淫行。对于阿图尔·叔本华而言，男性同性恋是由自然当作生育调节手段而预先确定的。神经科医生阿尔贝特·莫尔较为谨慎，在其大作《逆反的性情感》（1891）中，他明确将先天性同性恋与习得性同性恋分开，然而他认为后一种是特例。〔11〕冯·施伦克－诺青男爵在1892年引起注意，他宣传用催眠术治愈同性恋。同性恋权威专家无疑要属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这是众人公认的。在其《性精神变态》中，他把同性恋个性形成分为四个阶段，从性本能的简单变态直到变性信仰。同样，他将同性恋分为四阶段：保留一些异性恋本能的痕迹性心理两性畸形、同性恋、女性化和两性畸形。只有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希斯有所不同，他自己是同性恋者，是“同体性”（uranisme，“男性躯体中女性的灵魂”）的发明者。他为同性恋免于刑罚而斗争，首先化名努玛·努曼蒂乌斯，随后用真名支持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简单的性多样性，并不比头发的颜色带来更多后果。〔12〕他试图借助一套复杂的多名称的分类体系将同性恋者定义为“第三性别”，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被希尔施费尔德采用。在法国，同性恋的研究者有布鲁阿代尔、拉卡萨涅、舍瓦利耶和拉法洛维奇，后者于1896年出版一部力作《同性恋与生物单性》。尽管如此，让·马丁·沙尔科（1825-1893）和维克多·马尼昂（1835-1916）却是最早偏离同性恋犯罪模式并代之以医学和病理模式的人。他们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早著作《生殖意义的变态和其他性变态》的作者，最先是在《神经病学文献》1882年第7期和第12期上发表。两次大战之间，他们的理论仍有反响。〔13〕法国精神病医生对性变态的兴趣最初是间接的，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歇斯底里症，对同性恋只研究其与神经官能症的关系，这使他们的结论导向变态意义和病理意义。同性恋只是“退化”这种整体混乱的孤立症候。然而，这种言论要比看起来更创新，沙尔科的依据是他对一个详细描述的个案的研究，病人是一个31岁男子，从童年起就受到男孩的吸引，他手淫直到22岁，喜欢穿女装。沙尔科注意到他没有丝毫女性气质，他“高大、匀称”，而且“有些军人姿态”。尽管如此，他之所以求诊不是因为受同性恋之苦，而是因为从15岁起他就犯有歇斯底里症。〔14〕对于沙尔科，这是一例“非常特别的性反常”，但并非“更深层的精神变态的明显表征”。他建立了当时一套经典性的治疗（与妇女接触、生理和精神卫生、冷水浴、溴化盐疗法），但这只对歇斯底里症无效。于是，由于同性恋是被当作先天的，主体没有责任，作为精神疾病，它不被看作犯罪。

女性同性恋只引起数目有限的医生的关注。实际上提供给女性同性恋的医学样板数目非常有限，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其身份认同的滞后。另外分析的贫弱也让人吃惊，这是医生和公众舆论缺乏兴趣的结果（女同性恋不被法律制裁），也是因为观察到的案例数量少。克拉夫特－埃宾首先在其《性的精神变态》中区分出四类异常：在外表和精神特征不表露反常但却对男性外表的女性接近有反应的女子、喜欢穿着男装的女子、假装男人的女子、最后是“退化性同性恋的最终阶段，此类女子仅仅性器官为女性，思想、感觉、行动、外貌都属男性”。〔15〕根据这一分析，“真正”的女同性恋者是最像男人的那些，而任何着装和行为上的男性向往都是女同性恋的症候。这类断言直到战后仍有人支持，比如玛蒂尔德·德·肯尼茨的《情色的重生》（1919）、克菲农医生的《性变态》（1932）、安德烈·比内的《妇女的性生活》（1932），后者宣称“妇女中完全的变态很少，在其身上多观察到双性恋”。〔16〕同样，阿尔贝·沙波坦在描述女同性恋者“面部线条生硬，乳房男性化但乳晕更大、乳突更突出，大腿男性化，嗓音女低音”之后，他断言：“人们婉称的轻度变态者在女性中常见，明显发展的变态比较稀少”。〔17〕埃里希·施特恩于1920年、朱莉·本德尔于1921年、詹姆斯·布罗赫于1929年仍然认为在《性学期刊》上发表证明女同性恋存在的文章是有益的。〔18〕

面对先天论的理论家，对立的是体质性同性恋的支持者，同性恋被描绘成一种“后天发育畸形”，所以可以“治愈”。这种假设总体上是少数派的，在30年代重新引起兴趣，很大程度上被纳粹政权利用和鼓励。施泰纳赫是体质性同性恋的主要支持者，他从他的老鼠试验推断出可能通过睾丸外科手术治愈同性恋。他的研究阶段性地在德国医生中有所反响，比如约瑟夫·基希霍夫博士在《性反常》（1921）中持同样论点，还有海因茨·施迈德勒的《当代风化史，性的危机》（1932）。在《论同性恋问题》（1921）中，奥托·埃姆斯曼博士总结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医学理论，强调了施泰纳赫和施伦克－诺青的研究。同性恋可以治愈，通过植入健康的性腺、移植健康睾丸或者通过催眠术。尽管如此，最严重的病案无法治疗，患者的意愿对于疗法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在世界性改革联盟第一次大会上，罗格和哈格博士就《施泰纳赫研究对于假性同性恋问题的意义》的主题作了发言。假性同性恋的解释在于一个个体有两性性腺。精神病派同器官派的斗争是讨论的中心。同一次大会期间，魏尔博士在《由内分泌表现的身体比例和中间性别形式》中断言，同性恋首先是体质性的，如同施瓦茨博士一样支持同性恋可以由注射荷尔蒙来改变。

医学为同性恋者“服务”

与精神病学相逆，一些医生由于他们分析的新异和进步的立场，不仅在公众舆论中而且在同性恋者圈子里，获得非凡的声名。他们中最著名的显然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我们不再重述他的论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论及，但应当强调他的“第三性别”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同性恋认同建构的轴心，因为同性恋认同的建构正是通过某种方式赞同和反对他。实际上他的理论只适用同性恋群众中的一部分，他们觉得自己是“女性”，“男性身体中女性的灵魂”。比如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在一封致朋友弗雷德里克·席勒的信中，用了十几页纸，根据第三性的理论分析自己的同性恋：“有一个女性的灵魂困于男性的身体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似乎这正是我的情况。然而，这种生理冲动从来不能解答我与男性的关系，因为在精神层面上，我有一种更强烈的需要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尊，我实际上需要给予的和需要接受的同样多。” 〔19〕 “第三性”理论却为一种自主的、有要求的强势同性恋认同奠定了基础，因为作为社会内部的边缘群体，同性恋者必须团结起来肯定自己的权益，让世界承认他们的差别。另外，如同我们见到的，这种观点受到好男色者的严厉批判，他们将同性恋归入希腊传统，激烈反对任何“女性化”。他们歧视女性，将同性恋纳入历史和文化视角，但也有政治的视角。这种观点在德国的支持者是阿道夫·布兰德或汉斯·布吕厄，在法国则有安德烈·纪德。希尔施费尔德的理论的影响可由图书销售的成功证明，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还有为了方便大众接受而出版的简写本。然而，另一个人物也同样对同性恋认同建构和公众舆论的演进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在英国。

哈夫洛克·埃利斯（H. Ellis, 1859-1939）是两次大战之间最具影响的性学家。因为与1880年代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接近，他与新左派的领导人物如H. M. 海因德曼、埃利诺·马克斯、爱德华·埃夫林以及最初的费边社交往。他熟悉希尔施费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反对弗洛伊德，主要否定性是所有人类行为基础的看法：“有些心理分析师，当他们认出一些同性恋特征，他们会像多数人那样将其认作同性恋特征。但当他们看到相反情况甚至是强烈的反感，他们同样将其作为一种同性恋特征。似乎他们在说：‘正面，我赢了。背面，你输了。’” 〔20〕他偏爱个性的医学研究，从来信人和来访者自发的见证着手。与其他医生不同，埃利斯非常熟悉同性恋。他与知名的同性恋者如J. A. 西蒙兹和爱德华·卡彭特有深厚的友谊，卡彭特为他获取几部同性恋者自传，其中就有他自己的。他的夫人伊迪斯·利斯是女同性恋者，她离开他去同女人们生活。他的传记作者文森特·布罗姆怀疑埃利斯本人是否是一个抑制的同性恋者。他与男性没有任何性关系，但他生活中的所有女性都抱怨他缺乏阳刚和他性欲低下。他的力作《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 1897）是受到西蒙兹的启发。

《性倒错》无疑是20年代同性恋者的最主要参照，他比其同时代人更正面地表现同性恋，强调其先天性，拒绝将之看作一种“疾病”。在绪论中，埃利斯为他的计划辩解：“我意识到，在英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法律和公众舆论合起来对一种本能的表现压上沉重的刑罚包袱和严厉的社会谴责，而这种本能对于具有它的人而言，通常显得是自然和正常的。” 〔21〕在形式上，这部著作不大新异，在回顾一些从前的著作和一系列有同性恋表现的动物、国家和文明的名单之后，埃利斯提出了许多同性恋案例，新的事实是他们没有“神经官能症”。他的一些局限却显露出来，对性行为很少有文献依据，虽然鸡奸有几个事例，但被回避，无疑这是由于所涉及的是英国法律认定的罪行。而出于为同性恋在公众舆论中平反的良好愿望，埃利斯力图将一些类型边缘化（鸡奸、易装、“女疯子”），这些类型难于融入初生的同性恋群体。同样，他对女同性恋的分析也显得不大对题，也许是由于他个人对他妻子的反感，也是由于对女性案例的研究不多。他建立了“萨芙恋情”的梯级，自激情友谊起至“主动的倒错”终。而且对于他，“倒错的主要特征是某种程度的男性化”。埃利斯按照异性恋的模式建构女同性恋“夫妇”。“假性女同性恋者”实际是异性恋的，她们被真正的同性恋者“勾引”：“这些女人与普通的正常女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不反感和拒绝同性的追求。她们的相貌丑陋和没有姿色，但往往身材很好，对于易装者，这一点比容貌美丽更重要。她们是感情用事的，是女性气质的。可以说她们属于被普通男性拒绝的妇女的精英。无疑这是她们接受同性恋者追求的原因之一，但我并不认为是唯一原因。她们似乎具有对女性有甚于男性的天然的倾向，虽然不确切是性方面的。” 〔22〕这样的描述远非积极的。然而，这是分离“真正”和“假性”女同性恋的基础，这两种模式作用持久，而且对认同过程有深刻的影响。

《性倒错》1896年于德国出版，但英文版遇到一些困难。在奥斯卡·王尔德案件的风波中，1897年版不得已经过修订，西蒙兹的名字也被隐去。第二版立刻被撤下，著作被起诉。诉讼的进行没有丑闻，但书籍被列为淫秽。但是当时该书在美国出版。案件期间围绕该书的广告有些积极的结果。几百名同性恋者致信埃利斯告知他们的经历。他此后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做自己的研究。另外，该书成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绝对参照。比如希尔施费尔德记述：“《性倒错》在德国对于同性恋问题非常重要。著作的精神如此崇高和科学，我们觉得比莫尔的《逆反的性情感》更好。从此，哈夫洛克·埃利斯的名字在德国变得深得人心。” 〔23〕在英国，埃利斯的影响超过弗洛伊德，而且他对同性恋的专注和同情的治疗法使他感染了一些本来对纯粹医学研究不感兴趣的人。〔24〕

心理分析的冲击

心理分析给概念、研究和对同性恋的思考方式带来很大转变，因其方法和结论而产生了一次冲击，在身份认同进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5〕然而弗洛伊德并不全盘推翻前人的著作，在《性力三论》（1905）中他向克拉夫特－埃宾、莫尔、冯·施伦克－诺青、勒文费尔德、奥伊伦堡、布罗赫和希尔施费尔德致敬，他使用他们案例的积累。〔26〕但他的结论却非常不同，他以习得论来反对先天论，以童年“诱惑”假设来替代生物学的解释。同性恋者不再是一个罪犯或先天病人，而是一个神经官能症者：对女性没有阴茎的发现是男性同性恋发展的预先可能。如果他不能将阴茎作为性器拒绝，就会更加回避女性，因为她缺少主要的情欲刺激器官。女性甚至可能代表一种威胁，如果缺少阴茎被看作是切除的结果（阉割焦虑）。弗洛伊德在其分析中走得更远，他在神经官能症与变态之间建立平行关系：“可以说神经官能症是变态的反面。” 〔27〕他认为，在官能症者的无意识生活中可以找到变态的症候（尤其是歇斯底里症者）。〔28〕实际上，神经官能症是变态倾向的压抑的产物。这套理论不幸为许多错误的结论开启门户，因为弗洛伊德的读者立刻将神经官能症与变态合为一体。关于女子同性恋，最初弗洛伊德很少思考，随后由几个案例的心理分析丰富起来。〔29〕女子同性恋的产生与男性同性恋对称，阉割的焦虑也起着主要作用，因为如果女孩不接受缺少阴茎，她将会要求自己成为雄性。〔30〕弗洛伊德强调几乎不可能“治愈”同性恋者，似乎他认为治愈是没希望的。他还注意到多数来找他问诊的人通常都由于社会目的。妇女通常是被家人带来，他们想让她结婚或者害怕丑闻。他认为：“心理分析不是用来解决同性恋问题。分析满足于揭示心理机制，机制导致决定对象选择，遵从由机制导向冲动合成的道路。” 〔31〕

弗洛伊德对同性恋问题的贡献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其方法的重要性，所有的结论都从对患者的倾听得出，这个手段已经被其他医生使用，被分析的实践加以系统化和改造。弗洛伊德随后否定了旧有的退化概念以及同性恋先天论和心理的雌雄同体。他强调“最完备的心理上的阳刚可以同变态兼容”。〔32〕他认为，倒错者在童年经过了对母亲强烈依恋的阶段，他们随后通过将自己作为性对象而把自己与母亲认同（他们以少年自恋的方式寻求与自己相像者并像母亲一样去爱他们）。弗洛伊德指出所有男性都有选择同性恋的可能，选择表述于潜意识中。异性恋选择同样依恋一套复杂过程，所以也并非天然的。他认为在异性恋者中存在可观的潜在的同性恋比例。他区分出绝对倒错者，其性对象只是同性，“双基”（amphigenes）倒错者，意思说实际是双性恋者，还有偶发倒错者，他们因为环境因素的原因没有同性关系。实际上，弗洛伊德偏重人类本源上是双性恋的假设，〔33〕他因此质疑父权社会的确信，为各种少数群体的运动开辟道路。确实，如果说存在着性吸引的梯级，而且每个人都可能被一个同性吸引，那单方面地责难同性恋者就变得困难。

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很多门徒重新提出，他们并不对老师的结论原文照搬。不论弗洛伊德的分析对同性恋的有效性如何，其优点是不责难“性倒错者”，重新质疑了“异性恋＝正常”的公式。他的普及者们经常忘记这个细节，比如萨沙·纳赫特断言“倒错者是一个在成为同性恋者之前面对女性阳痿的人”。〔34〕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论同性恋问题》（1930）中以传播“灾祸”质疑女权运动，断言“同性恋，一种改变天性和不被理解的权宜办法”，是由于男人难以接受女性的独立。〔35〕同样，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发展出对于同性恋问题的一些分歧的理论。对于威廉·赖希，同性恋是“纯粹社会现象，一个教育和性发展的问题”，〔36〕它“只有在男性和女性间正常关系变得不可能或困难时才得到发展”。〔37〕所以避免它的最佳手段是男女同校和在自己愿意的时刻发生性关系。但赖希请求对同性恋免予制裁，因为这涉及一种疾病，他认为这会造成个体深深的痛苦，但是不可能按照一种适宜的精神治疗手段将其治愈。赖希是唯一从社会维度来看待同性恋问题的心理分析者，一切对于他都具有政治含义：“许多年轻的无产者因为穷苦导致委身于富有阶层中的同性恋者。同性恋不论在政治上反动的阶层中，在民族主义的大学生中，还是在军官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这些阶层的道德和性的禁忌的强烈影响关系密切。” 〔38〕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对同性恋问题没有很大兴趣。如同弗洛伊德，他解释说同性恋对应性生活的一个儿童阶段，荣格称它是人类原始阶段的重现。它揭示了心理的不成熟，所以是一种行为的扰乱。心理分析应该可以使同性恋者心理成长，从个体主义走向社会融入。

弗洛伊德在法国遇到特别的反对，〔39〕他们反感他的诱引说，加上对任何德国和犹太来源的思想的根本的敌意。〔40〕而且，法国的精神病医师为自己的发现骄傲，并不倾向于承认他们以外的另一个权威。所以法国精神分析的先驱们把最初诱引的作用相对化，而偏重想象的作用。在法国心理分析学会成员中，〔41〕安杰罗·埃纳尔对同性恋特别感兴趣。〔42〕虽然他很大程度上重复弗洛伊德的思想，〔43〕但他拥有更多样化的参照，医学的（哈夫洛克·埃利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文学的（他列举了普鲁斯特、玛格丽特、比内－瓦尔迈、米奥芒德、卡尔科、纪德、波尔谢）。他的研究仍然是传统的，他以习惯的社会意义甚于科学意义的讲解和描述的语气对立于弗洛伊德的严格分析，与其他同时代的著作相同（除了弗洛伊德），他的论述开始是对所有时代的同性恋的历史回顾。虽然大体上他遵从弗洛伊德理论，但他有几点差别，比如他认为同性恋者是“对性反感”，是一个被女性性爱激怒的“贞洁者”。他认为同性恋者身上柔情和感官享受永久分离，“同性恋者极少获得完全的满足。” 〔44〕如此断言的基础是对性问题从异性恋意义作出的单方面诠释：“缺少完全满足——只有正常的两性关系能够提供，是唯一符合两性器官生理的——一直发展到不满足的性需求加剧。” 〔45〕对于女子同性恋他有所创新，提出女子有同性恋先天条件的观点：“从心理发生意义看，女子从本源上是同性恋的。正常的成年女子是战胜了最初的同性恋的个体，她要达到异性恋的、合于规律的成熟的性生活要比男性更辛苦。” 〔46〕他建立女子同性恋与性冷淡的简单平行关系作为总结，女子同性恋实际只寻求非生殖器的简单的身体接近，可能有虐待倾向。〔47〕

事实上，弗洛伊德影响在同性恋认同建构中是矛盾性的。弗洛伊德主要通过他的普及者们得到了解，他们经常歪曲他的思想，特别是在法国。一些国家如英国只受到非常有限的弗洛伊德影响，因为生物学理论占主导地位。从30年代中期起，心理分析运动在德国就已分裂。而且，心理分析并不解放同性恋者，相反强加给他们一套外在于他们的处境的解释，一个他们对之毫无作为的强制的模式，因为他们的任何反对都可以被潜意识的概念扫荡。同性恋作为“困于童年阶段”而归类很难被认可。然而，因为弗洛伊德学生埃夫杰尼亚·索科尔尼卡的影响，心理分析在两次大战期间很风靡，尤其在法国知识界。索科尔尼卡属于《新法兰西文学杂志》的团体，在那里她遇到了保罗·布尔热。〔48〕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记述弗洛伊德的揭示在他看来与他自己对同性恋的概念是如此完美契合：“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主义……十年，十五年来，我在做着同样的事却不自知。” 〔49〕为了分析自己的案例，他使用了一套典型医学术语：“不，我绝不相信我的特别嗜好是遗传的，这是习得的特性，不可遗传。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本能因为教育和环境而受到了阻抑。我所想象的，你们看，是我本应从遗传中接受一种极为夸张的性生活，但受到阻抑，被前几辈苦行者自觉压制，而我某种意义上必须承载超负荷的压力。” 〔50〕 1921年，他读了《心理分析引论》，与埃夫杰尼亚·索科尔尼卡举办了六场心理分析讲演，后者1921年秋天在巴黎开了沙龙，已经接待了很多巴黎知识分子，其中有罗歇·马丁·迪·加尔、于勒·罗曼和于勒·施伦贝格尔。在日记中，纪德对这些讲演做了逗人发笑的记述。〔51〕心理分析在同性恋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影响的最佳范例要到英国去找，就在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里。詹姆斯和阿利克斯·斯特雷奇是弗洛伊德作品英文版的翻译者，他们对英国了解弗洛伊德颇有贡献。他们两人都有同性恋的既往，阿利克斯闺名萨金特－弗洛伦斯，有神经官能障碍，她是鲁珀特·布鲁克的朋友，曾在比代尔斯读书，后来到剑桥。她与数位女性结成友谊，但并不付诸行动。一种神经质的抑郁使她来到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分析，随后到柏林接受卡尔·亚伯拉罕治疗。詹姆斯·斯特雷奇是利顿的弟弟。他在剑桥读书时与其他人一样爱慕布鲁克，他成为“使徒”成员，迎合当时的同性恋时尚。随后，他否定了自己的青年时光和性经验：“我们花时间鸡奸校长的儿子或者听被唐纳德·托维糟蹋掉的‘热情’歌曲。” 〔52〕他爱上了阿利克斯，他如下解释自己的选择：“女人们讨厌，但一位比代尔斯的小姐除外，她像一个男孩。” 〔53〕詹姆斯·斯特雷奇是世家子弟的完美范例，但他与文艺界交往，虽然无力面对女性但他仍然放弃了同性恋。所以他选择的妻子本身就是双性恋，她同样无法弄清自己的性认同。有趣的是，由这两个他们的时代和环境的产儿肩负起在英国宣传弗洛伊德著作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关系，他们使得心理分析深入英国最辉煌最特异的知识阶层。他们因而促进这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对这些新方法的吸纳。

医学理论在认同进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同性恋文学中找到很多痕迹。比如拉德克里夫·霍尔依据克拉夫特－埃宾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理论来创作了《孤独之井》。普鲁斯特的整部作品是对流行医学理论的出色浓缩，普鲁斯特读过一些最主要的著作，以让不警醒的读者难以觉察的方式合成进一系列宣示同性恋的特别讯号。虽然他在《追忆》一书中看重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希斯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第三性”的假设，但他同样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的阐释、卡彭特的理论、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性爱以及希腊传统。由于吸收了医学知识，许多同性恋者意图通过最新的发现来解释自己的个案。医学独占了对同性恋的解释权，通过讨论医学理论，同性恋者获得部分的身份认同。

从此，同性恋者将自己视作一个案例。他对认同的寻求是通过科学的理解。认同为同性恋者引起许多问题，只能在专业书籍中才能找到答案：“唯一大量存在的东西就是医学书籍。大家找来希尔施费尔德的书，但最终将阅读局限于一些病案的治疗。为了得到这些书我自称是医生，我把它们藏在床下。” 〔54〕对同性恋的一种假设的治疗的想法是空中楼阁，同性恋者互相讨论这种可能性。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记述当她与E. M. 福斯特讨论时，他说黑德博士能够纠正鸡奸者。“您想矫正吗？”伦纳德·伍尔夫问。“不，当然不，”福斯特回答。〔55〕而且通常患者与医生的会见是让人失望的。同性恋者以为能在医生那里得到救助，却遭遇歧视和不理解：“医生没有读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著作。在他做住院医生的时候还不存在这些书，之后出版的书是德文的，所以是可疑的。他本性反对这些风气，他遵从社会的谴责，也就是说他的谴责是宗教意义的。他认为倾向鸡奸一定是反常的，而当有一个道德和生理都健康的人向他坦承这种倾向，他自然地断言：‘无聊’。” 〔56〕

米歇尔·福柯指出医学和精神病学是最方便涉及性领域并将之据为自己领地的学科。〔57〕精神病学声言掌握了性知识的关键，能够诊断，甚至可以治疗。法官只需对付那些犯罪者，而医生则声称能适合所有反常者。如同让·达内指出的，“法律和精神病学显然在为了使自己对变态者的监控形式上占上风而互相竞争”。〔58〕尽管医学的言论具有解放同性恋者的性质，但也是一种毁灭因素。同性恋者未将医生看作服务于统治权力的一个外在因素，而是将之视为联盟者、共谋，甚至拯救者。他们不以正义和权利平等的名义要求废除反同性恋的法律，而是为无负责能力辩护。不知不觉中，同性恋者为医学服务，并使之获胜。

成为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要求

同性恋认同不能简化为一系列医学的套话。在缓慢的认同进程中，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论是社会环境、与同性恋生活的接触、个人的经验。成为同性恋者，首先是自己这样定义，承认自己的特殊并试图接受它。因情况而异，认同可能很快便确定，或者可能是痛苦历程的结果。有多少个体无疑就有多少认同的建构，但对见证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除了命运的偶然性之外还有恒常的框架类型。

同性恋者的自述数量众多，〔59〕通常是以辩解的方式，以出版为目的的回忆录、私人信函或日记，作者首先试图解释自己的不同。异性恋个体无疑认为向读者交待自己性取向的秘密是无用的。同性恋者则害怕对其倾向的错误解释。讲述自己对同性恋的觉悟可以使他强调自己性取向的先天特征，去除任何对变态的怀疑。积极斗争的同性恋者更为稀少，他们的见证是为了推动事业前进，他们为了挑衅而毫不犹豫地添加些内容。这些见证使我们能衡量每个个体的接受程度，这当然是根据个性和教育而大不相同的。然而，年龄起主要作用，虽然很少发现第一代同性恋者（1870-1890年间出生）平静地体验自己的倾向，但我们注意到下一代（1900-1910年间出生）却越来越不同。虽然要考虑到这些建构是人为的，但这些见证对于了解同性恋者想要赋予自己的形象是有益的。

早熟的揭示

对于很多同性恋者，同性恋的揭示很早，通常是在童年。比如莫里斯·萨克斯：“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是女孩，我无视男性尊严而假装蹲着小便。还有更过分的！如果保姆苏不对我发誓说我醒来后性别会改变我就拒绝睡觉。这发生在大约4岁时，必须相信我从很小时就有导致同性恋的倾向。” 〔60〕同性恋可能由早期的性经验揭示，有时是早熟的经验。通常，男孩由一个更大些的男孩引导入门。马塞尔·茹昂多在8岁时与一个19岁的职员有了第一次性经验，那人给他看自己的性器。10岁时他与一个替他手淫的同学第一次体验快感。随后，许多次明悟发生在中学。〔61〕多数作者乐于袒露年少时的冒险。这种将同性恋归入遥远的几乎难以界定的过去的愿望反映了个体要将性生活与更深层的自我结合的需要，同样与医学的决定性影响吻合，特别是心理分析对认同感形成的影响。当变态被定义为先天的或者是控制不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同性恋者便竭力将个人经验纳入一个普遍性框架。这个入门阶段以及同类的承认是根本性的。

同性恋者的苦恼

然而最初的觉醒很少是正面意义的。多数见证人承认了他们的苦恼。一些人们以为没有心理情结的公认的同性恋者承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倾向斗争。比如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承认：“我与男性的友情比与女性的更美好。我从没爱过女人，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像爱男人那样爱一个女人。我真正是一个可怕的同性恋主义者，而我竭力不成为这样。” 〔62〕汉斯·亨尼·雅恩1908年14岁时在圣保利中学遇到他的挚爱戈特利布·哈姆斯。一直到1913年他都在同自己的性取向斗争。1913年7月，他们在“新婚”之后仍不能协调肉体欲望和精神渴望：“我们相互交谈。他对我说睡在一起让他发疯。我的男人，他当我是性欲变态的妓女。他对我的身体和灵魂感到反感。现在我是肮脏的罪人，他也同样。而我们不能够净化自己。” 〔63〕萨默塞特·毛姆一生都生活在忧虑中，害怕自己的同性恋公布于众。他总是使传记作者们泄气，他坚持在其死后烧毁所有信件。在剑桥毕业之后，他遇到约翰·布鲁克斯，于1895年即奥斯卡·王尔德案件那一年发现了卡普里岛（Capri）。丑闻使他动摇，他那时明白了不可能兼顾同性恋和职业生涯：“我当时试图说服自己是四分之三正常而只有四分之一是同性恋——而实际上正相反。” 〔6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努力继续异性恋关系，但他的男性友情总占上风。比如，当他在1917年娶西莉·伯纳多为妻，他却与秘书弗雷德里克·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一起生活，他是于1915年在佛兰德遇到他的。婚姻是一次失败，毛姆认为西莉应该负责。从1920年起，毛姆是单一的同性恋者，他与访问他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保持多种关系，比如戈弗雷·温、贝弗利·尼克尔斯和艾伦·弗兰克·塞尔。然而在他招待朋友的摩尔庄园中，同性恋仍然是隐蔽的。

对于一些人，承认自己的同性恋或者至少是双性恋还是可能的。比如D. H. 劳伦斯在对同性恋行为的强烈反感（他特地表现出对布卢姆斯伯里的蔑视）和男性友情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恋爱中的女人》）之间犹豫。警醒的人不会弄错，比如瓦奥莱特·特里富西斯说：“大家不难从‘伯金’和‘杰拉尔德’的关系猜出劳伦斯先生是怎样的人。他随时在暴露自己。” 〔65〕事实上，似乎是战争唤醒了劳伦斯害怕成为同性恋者的恐惧。他被战争的影像、强奸的想法困扰。他承认强烈憎恨鸡奸，并抱怨关于这一主题的噩梦。但是与一个女子肛交并不让他反感。在他与伯特兰·罗素讨论时对他说无法忍受剑桥的气味，他将之与腐败和堕落联系起来。他向大卫·加内特解释：“我只是不能忍受男子间的性爱。那真糟糕，就像从内部的污泥中出来——一种下水道！” 〔66〕但似乎他成功地与一个农夫威廉·亨利·霍金发生了这种关系，可以在《袋鼠》〔67〕中找到这种关系的余响。劳伦斯对同性恋持暧昧观点，对于他，如同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圈子，这是爱情的一种“高级”形式，超越简单的性爱，应该达到两个伴侣完全的神秘的交融，但同时两个男人间的性关系让他觉得不洁、变态、逆反天性，女性的身体“自然”比男性更美。这两种倾向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不断对立，阻碍了任何完全的满足。

T. E. 劳伦斯同样是一个不适应性生活现实的绝好例子。他被男人吸引，却从未逾越柏拉图式的热情，抑制了他认为不健康的欲望。他在牛津时面对一些同性恋者的追求，他假装不理解。他的朋友维维安·理查兹苦涩地回想起这段往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类型的肉体和感观，他就是不明白。他接受我的感情，我的牺牲，最终我的完全附庸，就好像理所当然。他从来不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他明白我的动机或猜到我的欲望。” 〔68〕他一生最痛苦的往事是被土耳其人俘获强奸，这加重了他羞耻感和负罪感。〔69〕他对于性的反感不断确立，从未得到解决。在1937年致朋友的信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贞洁的单身汉”。他不否认有处境的限制，但他说相对“可以轻易转变为性变态”的友谊他宁愿如此。军营生活因其情欲气氛让他觉得丑恶，他对于肉体本能的庸俗感到愤怒。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他坚决否认军队内部存在同性恋关系，那里的男人都太脏，在体貌上太接近，不会互相吸引，而且他们渴望保持身体健康。RAF（皇家空军）的年轻飞行员对他的吸引似乎在生理上实现。

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困难因人而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些人能够克服恐惧和焦虑，有时是因为外部的帮助。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就是这种情况，直到26岁他没有任何性关系，对任何的生理关系表示出极大反感。他的朋友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非常开放，他们用一些好心的建议来骚扰他，但没有什么效果。在他写于1936年3月的诗作《垂柳荫下》，奥登提到了布里顿的生理反感，鼓励他卷入一场爱恋关系。似乎1937年母亲去世对于布里顿构成了真正的解放，摆脱了母亲的裁判，他从此可以为自己生活。他1937年遇到比他年长三岁的男高音彼得·皮尔斯。在兰辛公学，随后在牛津，皮尔斯有过几次冒险经历，是在传统的框架之内，他对于承担自己的同性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很长时间才成熟，皮尔斯最终在1939年6月在美国旅行时在大急流城勾引了布里顿。从此，他们互相的依恋牢不可破。他们的典型关系与公学的少年模式相符，皮尔斯是主导性的、百无禁忌的、生理性的情人，而布里顿更加依赖、焦虑和浪漫。

J. R. 阿克利以另一种方式通过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表现出不满足感。虽然过着完全放纵的性生活，总共有200到300次征服，阿克利仍然对绝对的爱情心存浪漫信仰，他总结如下：“因为似乎无法在爱情中找到性的满足，我开始通过性爱进行长久的追寻。” 〔70〕如同当时的许多其他同性恋者，他认为其他同性恋者并非真正的男人，而他们因此并不令人渴望。异性恋者却相反，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征服。阿克利倾向于相信接受与他睡觉的男人一定爱他，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往往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艳遇，比对情妇更容易控制。福斯特和戴利一直尝试引导他注意这种矛盾，但并不成功：“当你想跟一个正常的年轻男子长长地接吻（喔！），同他无休止地对永久的爱情发表浪漫言论（你和我在绿篱下，噢，我的爱人等等）之时，必须了解在酒吧里同意为10先令被你玩弄的士兵都不大可能同意。” 〔71〕阿克利的显明的自传似乎部分是为了面对这些问题而写的。〔72〕

对同性恋的弃绝可能会更激烈。比如，马塞尔·茹昂多就不能协调自己的精神渴望和性生活。他的《下流》一书是自我否定的可怕见证：“腐烂！我只是肉。难道仅仅为了这个做出那么多那么高贵的许诺？” 〔73〕这种肮脏感和挫折感之上还要加上对破碎的人生和前程的意识。同性恋在此处是决定整个生活的最大罪过。

自我的肯定

同性恋不一定被看作是一种负担。比如，哈罗德·尼科尔森似乎对自己同性恋生活没有很大困难。他成功地在平静中并行传统的家庭生活、外交生涯和同性恋关系。与他的许多朋友不同，他从未表现出受到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偏爱与自己社会出身相同的知识青年的陪伴。对于他来讲，同性恋只是他个性的一个侧面，生活的一部分，有趣、散漫，不应该当真，也不必要夸耀。〔74〕但是完全接受自己的性生活和生活方式并敢于要求的同性恋者很少。据达尼埃尔·盖兰的《青年自传》（1972），他有很多没有心灵感受也没有浪漫幻想的艳遇：“对于裸体的接触，教会和我所接受的教育都大惊小怪，但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生理形式，就像喝水和吃饭。至多，我敢于摩擦的皮肤是属于一个禁止的性别。禁忌被击败。自由胜利了。我品尝到纯态的快乐，不掺杂感性、智性、自尊。我不再困扰于对我已成为次要的东西（崇高的嘈杂和吹嘘），我追求的是本质。本质就是干净床单里一个年轻的裸体。” 〔75〕

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是张扬的同性恋的最佳代表，他在二三十年代英国的历程是独特的。在其自传《裸体公仆》（1968）中他重新勾画出自己的青年时期，文官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放肆而滑稽。他在书中对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关系显示出批评态度，是因为他很难正面地认识自己：“我注视着所有的异性恋者，即使是最卑贱的，也认为比任何同性恋者哪怕是最高贵的同性恋优越。” 〔76〕昆廷·克里斯普对同性恋的评价并不是单方面的。虽然他个人不可抑制地感到一种自卑，他并不认为其他人尤其是异性恋者会有同样想法。比如，他面对一个朋友被窃时说：“我不反对这些罪行因为他们是对抗法律的。我的生活本身就不合法。他们的狭隘让我困扰，愤怒，因为如果我被认为跟他们有染，我开始不断树立的同性恋者的清白形象会被玷污。” 〔77〕确实，昆廷·克里斯普以教育对同性恋的公众舆论为己任。他并不试图屈从于主导模式，他决心通过公开的表达来加强自己的特殊性：“我不仅成为清醒的同性恋者，而且是一个醒目的同性恋者。也就是说我不仅将我的情况交付与认识我的人，还要交付与陌生人。这并不难做。我化浓妆，在那个年代即使女人涂眼影都是罪过。” 〔78〕这种在世人的眼前肯定自己的愿望促使他在任何场合都表现自己的差异，去面对各种挑战：“我想从正当职业中获得的是某种能使我对付异性恋世界的东西，即最终被作为同性恋者接受。” 〔79〕出于同样的理由，昆廷·克里斯普喜欢在街头表现。必须认识到在20年代要让街上的人接受张扬的同性恋他所肩负的是自杀使命：“压低了声音，警察恳求众人快点走。我对群众感到兴奋、疲惫、厌烦，但既然他们没有把我撕碎，我就不害怕。因为我相信可以教育他们，我很高兴。” 〔80〕

同性恋者并未将认同建立在单一经验上。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找出循环论证，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我很快心里便觉得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论据都可以被提出来反对迫害同性恋者。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情不自禁，而且虽然从司法的观点看是并非不可辩驳，但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了。某些鼓吹者不但为我们的罪过辩解甚至引以为荣，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一个源泉。从莎士比亚以来的历史上的伟大名字被一个个当作念珠上的珠子拨来拨去。” 〔81〕可以肯定，同性恋者主要是在这些自我辩解中在两次大战之间建立了共同的认同。这是一场根本的颠覆。昆廷·克里斯普如下总结：“由于这一进程我成功地将同性恋从负担转变为事业。” 〔82〕同性恋认同的建立所依靠的是同意其他人或者反对他们。但是，第一代的倒错者通常把同性恋作为秘密甚至耻辱，不总能达到性满足，而二三十年代的20岁的同性恋者享有医学的进步、更好的社会形象、更多的性机会和为事业积极斗争者的榜样，两代人在认识上有很大差距。

一代人的榜样：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

托马斯·曼和克劳斯·曼的事例使我们得以平行研究一个第一代成员和一个第二代成员。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性生活体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激荡的叙述当作20世纪上半叶同性恋认同建构的隐喻来阅读。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难于接受，他总在试图克制自己的同性恋本能，或者通过禁欲，或者通过婚姻。〔83〕在25岁时，他爱上了保罗·艾伦贝格，这位年轻画家让他联想起当初他对同班同学阿明·马滕斯的迷恋，后者成为《托尼奥·克勒格尔》中的汉斯·汉森。艾伦贝格是一个吸引女人的男人，他并不回应托马斯·曼的期待，托马斯一直以来都被一些可以满足他的男人吸引，他们正是他的反面。这是些蓝眼睛金发的异性恋的少年，他们有艺术天赋。通过对他们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与他们一样，与“正常”的世界会合。四年以后的1905年，他娶了卡佳·普林斯海姆，她让他着迷。但是，他1918-1921年间的日记显示他很难克服自己的同性恋欲望。比如1911年5月和6月，他与妻子和弟弟海因里希到威尼斯小住，在那里他遇到一家波兰人和那家的美少年，他们为《魂断威尼斯》提供了原型。托马斯·曼被华沙的莫斯男爵的儿子迷住，少年名叫弗拉迪斯劳，昵称阿德齐奥。托马斯·曼不掩饰自己的热情：“看见他让我丈夫很触动。他立刻对这个少年着了迷，非常喜欢他，不断在沙滩上盯着他和他的伙伴们。他没有跟着他走遍威尼斯，这倒没有，但这少年迷住了他，他经常想起他。” 〔84〕托马斯·曼出版了这部小说，他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他的人物塔德齐奥同样显示了他在性方面的演变，这不是一个成年男人，而是一个少年。自此，托马斯·曼通过对未发育的男孩的口味标志对自己性取向的重新掌握，他勾引他们，控制他们。

托马斯·曼的日记使我们能更加接近他的心理演变，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软弱、错乱、欲望。他想使自己的婚姻成功，但对自己的缺陷过于清醒：“靠近卡佳。我不太清楚我对这方面的状态。无疑不是真的阳痿，而更像是困惑和我‘性生活’的惯常的不可预见。不容置疑，存在一种缺陷，可能因为向另一方向的欲望而加剧。如果我‘手里’有一个少年会怎样？任由自己因一个错误而消沉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的，错误的原因在我已经不新了。无忧无虑、好情绪、无所谓、自信心是适宜的行为，不正是因为它们是最好的‘解药’。” 〔85〕困扰随着他的儿子克劳斯进入青春期而加剧，兼具两性的美貌使他变得让人渴望。在日记中，托马斯越来越多提到孩子暧昧的魅力：“这些天爱上了克劳斯。一种新型‘父与子’的元素。”（1920年7月5日）“被埃希（克劳斯）迷住，他漂亮得让人害怕，在洗澡的时候。……埃希正在床上看书，他晒黑的上身赤裸着，这让我慌乱。”（1920年7月25日）“我昨天读了埃希的小说，带有忧郁的痛苦的印记，我在床头一边批评他一边抚摸他，这让他高兴，我觉得。”（1920年7月27日）“我听到男孩子们的房间有动静，发现埃希全裸着在戈洛床前正在做傻事。对他光亮的身体印象强烈，几乎已经是男人了，惊慌。”（1920年10月17日）父亲对儿子的感情非常暧昧，曼家族的传记作者格哈德·黑勒和玛丽安娜·克吕尔认为父亲的欲望对儿子造成毁灭性后果。〔86〕克劳斯·曼意识到父亲受到他的吸引，但他必须掩饰。他自己已经体验到同性恋的感情，但在父亲的态度中只见到隐藏和困窘。这种虚假状况大大影响到他自身的同性恋认同历程。他将会选择相反的道路，具有挑衅性、有所作为的道路。因此他在1926年准备迎娶帕梅拉·韦德金德，她确定无疑是他姐姐的情人，而她的姐姐则在同时嫁给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一个同性恋演员。他们1929年就离婚了。这些虚构婚姻计划是刻意追求怪异，像是对父亲的榜样、他虚假的规矩生活、他对正常性的让步的一种揭露。婚姻没有任何意义，并不表现存在的真实，而这使婚姻完全变得可笑。因此，父亲所缄默的一切，克劳斯以夸张的大肆宣扬的方式公开表达，结果招致父亲的反感。托马斯·曼发现了自己的翻版，他淫荡放纵，是他自己一直以节制和社会习俗的名义拒绝承认的个性的一部分。

克劳斯·曼的同性恋意识很早就形成了，从1921年起，他爱上班上几个同学。他遇到乌托·加特曼时16岁：“我不敢弄清楚自己命运的警告和讯息。” 〔87〕他当时读王尔德、惠特曼、韩波、魏尔伦、斯蒂芬·格奥尔格。虽然他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毫不迟疑地在作品中多次涉及这个问题，与当时的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交往，科克托、萨克斯、格林、纪德、克勒维尔、奥登、斯彭德、衣修午德、福斯特，但他宁愿不对这个主题当众讨论，在与亲近的人的通信中也避而不谈。尽管如此，他的同性恋行为迅速为大众所知，同他的姐姐一样他不断造成丑闻。他们一同陷进柏林违法者的漩涡，克劳斯很快就在两种倾向间挣扎：对与同性恋快感相联的自由的向往和与其布尔乔亚教育相关的罪恶感。20年代柏林风俗的大解放没有使他喜悦却使他失去平衡。当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去抨击什么，要求什么？“我们不能偏离道德标准，但没有任何这类的标准。布尔乔亚年代的道德老调、富裕社会对返祖的禁忌同时被因其引起的神经官能症的抑制在战争和革命的年月里失去了权威和说服力——完全地失去，像我们当时以为的。这种清教徒和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在我们看来已经彻底被清算，完全成为‘过去’，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值得成为我们论战的目标。” 〔88〕这种目标的空缺解释了他为何没有投身德国同性恋运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席很客气地邀请我在他的‘学院’就情色在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发表演讲。《唯一者》以最使我名誉受损的方式向我致敬。” 〔89〕他的特殊处境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使他失去判断，他意识不到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享受与他相同的自由。比如他在发表《感情的迷惑》之后寄给斯特凡·茨威格的信中说：“谢天谢地，像教授如此可怕的命运如今已不可能——或者至少不再无可避免。” 〔90〕对于他的朋友编辑弗里茨·兰兹霍夫，这种态度不仅因为一种自我的无意识，而且因为一种对同性恋者得到接受的过分确信：“同性恋者的权利平等对于他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不认为应该将其列入斗争‘纲领’。” 〔91〕从1933年起这种态度彻底改变，克劳斯·曼意识到同性恋者属于纳粹的第一批靶子。

价值观的解体伴随着对情爱行为和性选择的习以为常。克劳斯·曼完全清醒与柏林的解放相关联的颓废的分量。他的浪漫渴望在交换伴侣的“轮舞”和对身体的麻木中无从表达：“所有人都很配，这没有意义。这个姑娘跟这个小伙子比跟另一个更配，而如果这位小姐扭捏作态（她也可能跟她的马或者厨娘关系特别），那两个小伙子——呵呵！——他们没有姑娘照样可以很好很快活地对付。” 〔92〕他的小说《虔诚的舞蹈》（1925）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公开的同性恋小说，刻画了失控的德国青年一代压抑的画面，他们在性爱、毒品和艺术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多数人物同巴巴拉小姐一样是同性恋者，她“强壮而阳刚”，“明目张胆地跟一个面色苍白的舞女作伴，经常同她度夜”，而小保罗绝望地爱上主人公安德里亚斯，而安德里亚斯却徒劳地爱慕面首尼尔斯。爱情的失意以自杀或缓慢地衰弱结束，如同安德里亚斯在一家夜总会懒洋洋地唱的歌里所回顾的：

现在我们拉客

脖子上红色的披肩，

我们我们拉客，

而这些，我们不在乎！

很快，我们会死，

就像，这不会长久，

我们会完蛋会毁灭。

然后，最后的审判将要来临！〔93〕

他演完一场，就有布尔乔亚的先生们来敲化妆间的门，对他“可疑的美貌”满怀着欲望。

托马斯·曼对他儿子的公开坦白难以接受，但在当时他正沉沦于与一个17岁男孩克劳斯·霍伊泽尔的关系，向克劳斯和埃利卡显现出自己的情感。奇怪的是，他警告克劳斯－埃希不要插手，他不愿他的关系为人所知，另一方面他似乎为自己同样能屈服激情而得意，似乎克劳斯的榜样说服他投身生活的漩涡。人们的印象是父子互相影响，却从来不能达到共识：“请求埃希自觉地不要张扬，别打扰我的客人。我已经老迈而且有名气，难道因此有过错了？生活中秘密的、几乎是缄默的冒险更加伟大。” 〔94〕托马斯·曼对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爱情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这是他终生渴望的最终实现和经历，是对他最深层本能的唯一一次放纵：“这个经验是我一生眷恋的不期而至的实现，是载于人类之书的‘幸福’，即使不是通常的意义，因为对它的回忆意味着‘我也曾’。”

最后，完全实现自己的同性恋的唯一手段对于克劳斯·曼和他父亲来说都是写作。在《堕落儿童的休养所》中，是两个女孩有同性恋的关系。在《逃向北方》中，同性恋被以女性的观点来看待，女主人公约翰娜是“一个像男孩一样的姑娘”，是克劳斯·曼的翻版。克罗斯·曼在文中回忆了1932年的芬兰之行，他在那里爱上一个年轻地主汉斯·阿米诺夫。在《悲怆交响曲》中，他向柴可夫斯基表示敬意，意味深长的是他改变了他的死亡：柴可夫斯基没有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身亡。事实上，在他的多数小说中，同性恋总是被阴郁地表现，死亡或自杀似乎在窥伺着主人公。比如在《火山》中，马丁·科雷拉是克劳斯·曼的隐身自画像，他与基久保持关系，却无法挽救他的衰颓。他周围的许多同性恋朋友自杀，尤其是里基·哈勒加滕和勒内·克勒韦尔。〔95〕托马斯·曼不曾帮助过儿子接受自己的性态，而他儿子却多少自觉接受许多敌视同性恋的偏见。比如，他在日记中回忆起一个极有揭示意义的梦：“我在海水浴场被警察追捕，因为多种动机：羟二氢可待因酮（eukodal，违禁麻醉品——译注）、同性恋……但他们希望因为我的同性恋关系获取一些关于奥地利军队位置的情报。” 〔96〕但是，克劳斯·曼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阻抑和怀疑，他维系着一种完全解放和有担当的性行为的神话。他与父亲的关系纠缠着他，在日记中他比较每一代人的同性恋认同：“今夜，读瓦格纳的时候记下‘色诱’的主题是魔术师（托马斯·曼）的特征－与我正相反。诱惑的主题：浪漫主义－音乐－瓦格纳－威尼斯－死亡－‘与深渊的亲切’－狎童。对狎童的压抑是这个主题的原因（于尼采那里是对‘色诱’的超越；还有瓦格纳）。跟我不同。最初影响：韦德金德－乔治。‘罪过’的概念——未体验过。原因：完整地生活。狎童。沉醉（包括死亡的沉醉），总是被作为对生命的颂扬而绝非‘色诱’来接受。” 〔97〕因而，根据这种解释，对于第一代人，同性恋是一种“色诱”，是一种外界影响，对之可以抵抗，可以与之斗争。同性恋与一些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死亡、堕落。故而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至少向世人掩饰。相反，对于第二代人，同性恋不是一种罪过，也不是外部的引诱，而是自身存在的组成原则，必须对之屈服，应该对之承担。然而，死亡的想法仍在，与吸毒和自杀相关联。被父亲的否定、情感的挫折、朋友们的不幸结局困扰，克劳斯·曼渐渐消沉。纳粹的镇压正面触动同性恋者和他少年时柏林的生活，加重了他的苦涩和恐惧。他旅行、斗争、写作，但注定失败。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他最终于1949年5月21日死去。认同的长路在一条死胡同里结束：克劳斯·曼是柏林黄金时代的象征，他的自杀说明了被承认的、积极斗争、正面的同性恋的梦想的失败，同性恋退缩到私密空间，如同他的父亲的生活。

怎样界定女同性恋者？一种正在建构中的认同

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是成问题的：是同性恋认同的一个简单变种，还是特别的认同？有人也可能问：女同性恋存在否？这是因为女同性恋者在20年代以前从未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虽然19世纪存在一些女同性恋的特殊生活方式，〔98〕但特征为某种若有若无（没有性关系，强烈的感性却没有对欲望性质的认识……）或者强烈的边缘性：贵族和财富的边缘性，比如纳塔莉·巴内的圈子，社会的边缘，比如妓女间的萨芙之爱，经历的边缘性，比如《兰戈伦的女士们》中女同性恋夫妇的范例充当了下一代的榜样，并维系一种女同性恋可能而且可以接受的想法。

从20年代始，由于柏林环境的建立，由于对女同性恋模式的确信通过名人传播和妇女生活状况的改变，一种女同性恋认同得以问世。与男性一样，女性同性恋者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的性态。同样，第二代女同性恋者比生于上世纪末的一代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然而，女同性恋的现实不能与男性混为一谈，多数情况下她们与之毫无瓜葛。当然，她们同样构成一个少数群体，但却享有司法的宽容，即使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对女同性恋的论调。而且，她们更容易融入社会正常标准，因为她们常常被归入“老姑娘”。所以，这种相对的没有危险，未能促进形成一个团结互助的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群体。与同性恋认同一样，女同性恋认同在两次大战之间正在形成。

主导模式和反模式

战后的萨芙之爱是边缘的，因其定义而局限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女性，即“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butch, mannisch）。在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易装模式被同性恋者否定的同时，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模式却被当作标志，不仅是被公众而且是被女同性恋者自身在多年中将其归为值得怜悯的医学案例。这种对女同性恋的有限的表现是医学言论的直接后果，但也是因为一些知名女同性恋者的影响，尤其是拉德克里夫·霍尔。然而，这种女同性恋者的形象并不被完全接受，某些妇女成功发展出一种从外表上和从女同性恋体验上都不同的模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

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无疑是玛格丽特·拉德克利夫·霍尔（Marguerite Radclyffe Hall），人称“约翰”（1880-1943）。〔99〕作为女诗人和小说家，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斯蒂芬·戈登这个人物，使小说《孤独之井》（1928）的主人公成为公众眼中女同性恋者形象的化身。虽然她的生活和做派让规矩的英国社会震惊，但人们却不能说“约翰”过着一种骇人听闻的生活。从少年时，她就与两个表妹发展浪漫友情，但是与梅布尔·巴滕即“莱迪”的相遇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异常美貌、成熟的已婚女子。“约翰”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衣着简朴但仍然是女性化的，有长长的灰黄头发。莱迪使她发现了女同性恋世界的存在，特别是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纳莱塔·辛格的沙龙。1915年，约翰遇到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也是已婚的，她将与她一起度过余生。尤纳比约翰女性化，她不穿男装。两位女子是女同性恋夫妇的典型化身，如同当时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多数性学家定义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女同性恋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她认同为男人，和一个“被引诱的”女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尤纳·特鲁布里奇，担当传统的女性角色。这种生活终究是规矩的，因为拉德克利夫·霍尔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事例不同，并不是不断地征服。只有在30年代末期，艾夫盖尼亚·苏林扰乱约翰和尤纳的和谐。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之所以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她完全代表了“新女性”，而她的书《孤独之井》吸引了英国社会对萨芙之爱的注意，为许多无知的人揭示了女同性恋者的存在。从1920年起，拉德克利夫·霍尔开始穿着越来越男性化的服装：剪裁刻板，戴领带，她还加上了男人穿的带袢的短袜、平跟的沉重的皮鞋、半截护腿、烟斗或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从1930年起，她开始尝试男裤。最后，她将头发剪到很短。她与时髦的女同性恋社群交往，纳塔莉·巴内、罗曼·布鲁克斯、雷纳塔·伯加蒂、咪咪·弗兰盖蒂、玛盖沙·卡萨蒂，但还有莱城的埃迪·克雷格的比较隐蔽的圈子。

拉德克利夫·霍尔早期的诗作和小说只是隐约谈到女同性恋主题。自传体的影响很大，比如《许多天之后》参照她与莱迪和尤纳的关系。小说《奥格尔维小姐找到自我》和《未点燃的灯》特别有揭示意义。但是，其力作仍然是《孤独之井》，约翰在书中重新回顾了一个年轻女性倒错者的痛苦的命运，从童年就与其他女孩不同，直到她孤独的成年。由于该书在女同性恋者和公众舆论中的反响，应该将这本小说当作“新女性”的最佳代表来研究。斯蒂芬·戈登是一个榜样，多亏了她——或者说全因为她——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想使自己男性化。该书的源头似乎是阅读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变态》，约翰在她对性倒错的描述中认出了自己。她对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的形象的描写是对她个人经验的模仿：“因为她绝对确信一本这样的书只能由一个女性倒错者来写，只有她因为她的个人知识和经验才有资格以不被理解的、被人误解的少数的名义说话。” 〔100〕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样阅读过许多论述过同性恋问题的作者的著作，比如克莱门斯·戴恩、罗沙蒙德·莱曼、纳塔莉·巴内、柯莱特、利亚纳·德·普吉、威利、普鲁斯特。但她并不模仿他们，因为她想表现自己对女子同性恋的观点。所以她拒绝写少年的恋情，这更容易被社会原谅，她写成年的同性恋。拉德克利夫·霍尔借助良好的意图，想使公众舆论了解“女性倒错者”的悲惨命运。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加重色彩，画了一幅启示录式的图景，生活仅由痛苦、挫折和牺牲构成。

拉德克利夫·霍尔按照一系列医学程式总结了女主人公的童年。她的父母渴望一个男孩，他们为她取了男孩的名字。孩提时代，斯蒂芬不喜欢裙子也不喜欢长发，她爱上了保姆。她母亲不爱她，父亲怀疑事实真相，花时间读医学著作，其中有乌尔里希斯和克拉夫特－埃宾的书。成年后，她有些与村镇群体格格不入，她拒绝一个求婚者，随后爱上一个已婚女子，她先是接受她的追求，但随后因为害怕女孩的激情，向丈夫坦白了一切。丑闻爆发，斯蒂芬被从家中逐出，她动身去法国。在那里，她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并且瓦莱里·塞穆尔（纳塔莉·巴内的化名）领她发现了巴黎女同性恋者群体。当战争爆发，她投身救护车队并表现出色。她遇到并爱上一个年轻女孩玛丽。她们一起定居巴黎，在数年中和谐生活，但玛丽最终爱上一个男人，斯蒂芬为了她的幸福牺牲了自己。

除了情节的戏剧化，要强调几点。首先，先天性倒错者有男人长相：“这一夜她在镜子里看自己，就是从那一刻她讨厌自己的身体，坚实的肩膀、纤巧的乳房、运动员般瘦削的胯。她一生都必须拖着这副躯壳，像是强加于精神的难看的镣铐。” 〔101〕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一下子强加于整体：“这是我的脸，我的脸有些什么不对头。” 〔102〕斯蒂芬认为没有希望融入，她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还有她的性态被排除在外。唯一的解决是放逐，这样生活更容易，但也郁闷和屈辱。跟女伴外出，女同性恋酒吧只是偏门，因为公开的生活是被禁止的。爱恋本身是隐蔽的，斯蒂芬忍受着不能娶玛丽，不能提供她安全和公众承认。她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她知道只有男人能够保证她在社会眼中的荣誉。通过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认可了分离，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即女同性恋男方的命运是惨淡的，而假性女同性恋即女同性恋女方是浪漫的，总能够重新融入传统的框架。两个曾经与她共同生活的女人都是已婚的。我们可以推测她可能感到自己直接与男人竞争，在她女友们的心中超过男人构成一种重要的报复和她深层的男性气质的证明。女同性恋男方在一对中必须迎接挑战和面对外部世界。这种对伴侣的传统的概念仿照异性恋模式，表现出拉德克利夫·霍尔集成了外部世界的偏见，延续男性统治地位。她的女同性恋并非女权主义。实际上，约翰自认为是困囿于女性身体的男人，她遗憾不能得到真实天性应有的对待。所以她的奇装异服和行为应该把她的真正的认同揭示于世人眼中。而如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在社会上完全承担自己同性恋，对有羞耻感的女同性恋仅表达出蔑视。这种确信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拉德克利夫·霍尔很容易便接受了自己的性态。她的小说中潜藏的宿命是强烈的自卑和负疚的后果，由于她对天主教的依恋而加剧。对于约翰来说，“变态”必定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种病态，一种命运的印记，使她成为边缘的人。

通过如此描写斯蒂芬·戈登，显现她适应社会的困难，拉德克利夫·霍尔自觉将女同性恋者置于边缘。因为采用男性化女同性恋者的立场，拉德克利夫·霍尔不仅认可了性学家们的分类，而且给“假性女同性恋者”提出一个残酷的选择：她们从此必须夸大自己的特征以便被接受为女同性恋者，所以必须接受流言和排斥，或者保持浪漫友情的温存而永远不知道自己更接近怎样的女性认同。〔103〕这种对女同性恋的看法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的基础，因为它基于差异和排斥。通过使女同性恋者成为独特女性，她加强了她们之间的联系，并号召一种命运的团结互助。拉德克利夫·霍尔使成千的年轻女性发现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并形成一个参照体系，甚至直到她死后很久。然而，虽然《孤独之井》被当作一代女同性恋者的旗帜，还存在另外一些模式否定男性化女同性恋的假设。

纳塔莉·巴内和柯莱特

首先是巴黎的女同性恋者驳斥“新女性”的观点。她们代表者贵族和知识阶层的萨芙之爱，将希腊的参照与法国的情爱传统混合。纳塔莉·巴内是这种倾向的最佳代表。〔104〕同勒内·维维安一起，在雅各布街22号建立自己的女同性恋沙龙之前，她试图在米蒂利尼（译按：在希腊莱斯博斯岛，女同性恋者“lesbienne”一词就来源于此。）建立一个颂扬萨芙的诗园，起名叫“友谊殿”。对萨芙的重新发现在女同性恋认同的形成中起了主要作用，她被看作古代的榜样，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者不断引证希腊事例为自己的生活辩护。纳塔利·巴内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开始学希腊语以便更好理解这位女诗人。作为“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的圣地，纳塔莉·巴内的避难所在两次大战之间继续指引着女同性恋的世界。富有的、美貌的、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蜂拥而至，维系着一种可贵的、世界化的气氛。马修·约瑟夫森回忆说：“年轻女子们在文学和香槟酒的催动下互相搂着像疯子一样跳舞”。〔105〕珍妮特·弗兰纳是一位常客，她解释说这些聚会无非是“介绍、交谈、喝茶、很好的黄瓜三明治和贝尔特做的神奇的小点心，但结果成了互相爱慕的或是仅仅想再次见面的女子的一个新的约会场所。” 〔106〕纳塔莉·巴内的沙龙因而建立了一种文化和一种尽管有限却是女同性恋者特别的认同。访客们的爱情是谈话的中心，性的自由很大，同性恋不再是禁忌。当有人问及纳塔莉·巴内她的一次新征服，她回答：“是否我爱她？老天，不，我们做爱，就这些。” 〔107〕纳塔莉对信仰的表述被看作未来女同性恋斗争的基础：“我丝毫不感到羞耻，人们不指责白化病人有红眼睛、白头发，为什么责备我是女同性恋者？这是一个天性的问题，我的同性恋并非罪恶，不是故意的，不侵害任何人。” 〔108〕纳塔莉·巴内的功绩无疑是她拒绝任何社会强加的，尤其是医学界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反对第三性的理论和半个男人的女人的看法，她拒绝怜悯和牺牲者的地位。同样，她避开拉德克利夫·霍尔式的女同性恋，拒绝挑衅和排斥的策略。对于她，对女同性恋者的接纳是通过她们与社会其他人的融合，而不是通过组成分离团体。尽管如此，她的沙龙的精英主义气氛、她的只凭兴趣、她将同性恋看作爱情游戏的方式鼓励私通和易装，这使她成为1900年代的遗老，而不是现代性的代表。1919年，纳塔莉·巴内43岁，不太像一个女斗士。但她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有主要影响。

她的《女骑士的新思想》极好地说明了她对女性爱情的观念和她对淫荡、放纵、对男人完全脱离的女人的口味，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她坦白说：“他们举着滚烫的手来到我们这里。” 〔109〕纳塔莉以贵族女性的极端精致来反对男性化：“我像一篮覆盆子一样经不得旅途。” 〔110〕女子向更为男性化转变让纳塔莉·巴内受不了。她自己长久以来的做派是宁芙式的，自由披散的长发和古代式样的长袍。她认为不应该把思想上的激进与外表的激进混为一谈，后者只是前者苍白的表层。她认为，男性化女子只是时尚现象，属于社会对雌雄同体的渴望而非真正的女同性恋运动，她们甚至助长风格的标准化和男性价值的胜利。因而，这种女同性恋理论附加了女权主义的思索。纳塔莉·巴内是首先肯定女同性恋是一种妇女解放的人，保留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不再畏惧遭受异性恋行为和分娩的暴力。虽然这个反模式的优点是不将女同性恋约简为医学的病态，但仍旧在要求权利或肯定差异上很少收获。作为个人主义的甚至独立主义的模式，这是那些在社会上和金钱上已经自由的女性的特权。相反，似乎它对女同性恋群众没有影响，她们对希腊事例无所谓，甚至很少人会强加给周围人一种丑闻的、奢华的生活方式。

柯莱特是纳塔莉·巴内沙龙的常客，但她却懂得超越萨芙的神话去建立一种女性的现代形象。她因而代表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女同性恋模式，不仅通过她广泛发行的小说，还通过造成丑闻的个人生活。柯莱特1905年与威利分居去跟一个女人“米西”生活，即玛蒂尔德·德·莫尔尼。同性恋的丑闻被两位女子的举止加剧。“米西”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当时42岁。柯莱特32岁。她同米西一起发现女同性恋的夜间场所如布朗什广场的“帕尔米尔”。她在纳塔莉·巴内家演出，裸体跳“马塔·哈里”。1907年1月3日在“红磨坊”，她与米西演出哑剧《埃及之梦》，柯莱特赤裸身体，米西拥吻她，丑闻巨大。1929和1930年还有其他许多年，她在柏林，在那里她可以衡量巴黎女同性恋者与德国的积极斗争的差距。1932年，她为了在法国上映的影片《穿制服的女孩》撰写字幕。

在《孤独之井》出版后，柯莱特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对女同性恋的立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阅读《孤独之井》使她反感，她致信尤纳·特鲁布里奇解释自己的立场：“一个变态者不论男女都绝不应该有变态的感受，而是相反。” 〔111〕所以她是为了回应拉德克利夫·霍尔才出版了《纯与不纯》。写作这部书使她受了很多苦，她向露西·德拉吕－马尔德吕宣布：“我对它呕吐，当然。” 〔112〕她曾在小说中以游戏的形式涉及的萨芙之爱，在这里以残酷的角度表现出来。她揭露那些“唐璜”、“吸血鬼”、贪婪征服和快感的女同性恋者，她们无法平静，不能拥有真实的情感：“对这些露水姻缘的萨芙，在饭馆、跳舞场、蓝色火车和人行道，她挑衅，她不哭反笑，对她们怎样责难都不为过。” 〔113〕这些女人只造成破坏，因而“积极的部分由那些可怜的姑娘、跳窗自尽的女子、破碎的家庭、有时血淋淋的冲突构成”。〔114〕但是这种对女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责难必须重新置于语境之中，巴黎在两次大战之间非常自由的环境，社会的一小部分可以对批判置之不理。此处的柯莱特是其阶层的直接见证者。她的指责不限于性勾引和放浪。威胁女同性恋的主要首要危险是男性化，在这一点上她追随纳塔莉·巴内：“你明白，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她什么也不缺，即使是同‘女伴’在一起。但如果她想成为一个男人，她是古怪的。有什么比一个假男人更可笑、更悲哀的？” 〔115〕尽管有这种蔑视，柯莱特仍会佩服那些超群的人物。因而她为“女骑士”画了动人的肖像，一个决断的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者，完美地承担其男性的一面而不向时尚妥协。而女骑士过着孤独的生活，在时代之外，情爱的经验空白，因为她的渴望距离新时尚的追求太遥远。两代人之间缺乏一致性说明女同性恋社群的脆弱。柯莱特不屑地指出，这些对自己如此确信的女人，如此有见地，但一旦她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却突然变得谨慎、规矩起来。爱恋关系只在私下承认，“只有一个敢于说‘我老婆’”，〔116〕而对丑闻的趣味很快会发现界限，“并非我遮掩，X子爵夫人简短地解释，是因为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117〕《纯与不纯》一书以其宽容和真诚著称，无疑是一本深层次女同性恋的书，一本妇女之爱的书。但也是对巴黎的小圈子和新近女同性恋者的轻浮的一种批判，有时宽容，但常常是严厉的，她们不懂得利用她们的地位来推动妇女整体的前进。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无疑，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对立的最现代最契合的中心模式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代表。两人有保留地接受《孤独之井》，她们认为该书不仅形式上平庸，而且内容危险。实际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生活和恋情倾向于证明可以存在一种既不同于性学家声称的也不同于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模式，而且它是有效的。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女权主义史学掩盖了，因为它与从相对于男性做到自给自足出发而提出的女同性恋认同的严格定义并不相容，那种自足往往是通过对男性完全否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是已婚妇女。她们的约会、通信常常充满激情，她们的性关系是谨慎地、有保留地进行的，更接近被那些默默无闻的女同性恋者采用和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咄咄逼人。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肯定不符合“斯蒂芬·戈登”的类型。当然，她也是从柔弱的童年就梦想做男孩，但这主要通过她非凡的活力、混合了独断的热情来体现。虽然她偏好男装，这更方便，但比之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燕尾服她更喜欢马裤和护腿。虽然她遗憾不能成为男人，但这首先是因为她不能继承家庭财产“诺尔城堡”。在任何情况下，维塔都不将自己男性的一面当作“性倒错”的症候。在其爱恋关系中，她表现出诱惑者的热情，一种使她的战利品屈服自己的任性的磁力。维塔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深层的天性，她勾引了童年的伙伴维奥莱特·凯佩尔。在当时的日记中，〔118〕她以一种自由和本能的缺乏罪恶感详细地描写了她的征服。1918年11月11日，两位女子出发去巴黎旅行，在那里，维塔让人称呼她朱利安，穿成男人。在日间观光后，在到达摩纳哥之前她们都在旅馆过夜。据维塔记述，“这太有趣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可能被人发现”。对于她，同性恋和异性恋没有差别，尤其与道德无涉。她完全接受自己的激情和性需求：“我把她带到房间，粗暴地对待她。我跟她做爱，占有她，笑话她，我只是想伤害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时与维奥莱特订婚），即使他不会知道。” 〔119〕只有1919年3月15日维塔同意与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斯会合参加和平大会。1919年6月16日，维奥莱特嫁给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夜维塔冲进旅馆抢走维奥莱特。此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在法国度蜜月时，德尼斯和维奥莱特分房而居。回到英国后，维奥莱特与维塔恢复关系，在10-11月间重新组织逃亡摩纳哥。在2月与德尼斯又一次闹剧后，家人聚集起来结束丑闻，将维奥莱特与维塔分开。维塔自己重新与哈罗德出发。两位女子的关系从此疏远，主要因为维塔的兴趣减淡，她知道维奥莱特与丈夫睡过了。两人在小说里对故事各有不同陈述。当她们一起逃亡巴黎和摩纳哥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开始写作《挑战》（法文本《岛人》，1924）。她在书中以朱利安的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夏娃。英文版题目《挑战》很好总结了维塔想赋予作品的意义，这既是一种自我辩解，自己对维奥莱特的爱情的幻想，也是对痛苦的陈述。同样，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英国刺绣》（1935）中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该书以法文写成，未被翻译成英文。维奥莱特选择另一种切入，通过亚历克萨这个人物引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的另一挚爱。维塔，作为肖恩爵士以男性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安娜，他的表妹和初恋。维奥莱特没有重述爱情故事，她试图洞悉自己失败的原因和与此有关的人性。事实上，这些女子的经历即使未能到头，仍然是榜样性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历程不同。她经历了痛苦的童年，失去母亲朱莉亚，随后在13岁时失去姐姐斯特拉。在最初一次精神错乱后，她受到异父兄弟乔治·达克沃思的性追求。〔120〕她爱上过两个女人，马奇·沃汉姆和维奥莱特·迪金森，但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是她的激情之恋。当她第一次遇到维塔时，她已经40多岁，而且从1913年就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性事非常反感，而她之所以喜欢女人是因为她将柔情与男性的粗暴对立，她写道：“模糊而不真实的世界，没有爱情，没有心，没有激情，没有性，这是适合我并让我感兴趣的世界。” 〔121〕即便她对丈夫有深深的柔情，但他不能引起她任何生理欲望。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清楚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当她在1922年遇到维塔，她为这个年轻女子的高贵和坚定所倾倒。“我爱她，我喜欢同她在一起，在她的光辉之中〔122〕。”维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代表着女性，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维塔眼中是一个作家，她们的关系围绕着这些她们给予对方的形象。在给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信中，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透露她对维吉尼亚感到“温柔的感情中掺杂着爱护”。尽管如此，她挣扎着不陷入肉体关系，她害怕会对维吉尼亚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一起有过几次肉体经验，但她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是把她们联系起来的那种共谋关系。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很快就重新开始勾引许多年轻姑娘，但继续与维吉尼亚见面，并爱着她。维吉尼亚为维塔写了一本书《奥兰多》（1928），一种维塔所梦想的自传和女同性恋的赞歌。奥兰多是一位年轻贵族，经历了多次冒险，一天醒来后变成女性。从这一刻起，时间被破除，“他－她”跨越了世纪，交替地爱上男人和女人。《奥兰多》散布一种与《孤独之井》完全不同的信息。对于宿命和两性隔阂，弗吉尼亚·伍尔夫以雌雄同体的荣耀、性的融化、对类别的否定来代替：“因为奥兰多只爱过女人，而人的天性总是在适应新的习俗之前被揪着耳朵走，尽管他变成女人，她爱的是女人，如果说属于同性的意识对她有何影响，那就是使她昔日男性的感情更热烈更深刻。” 〔123〕这本书是对性学家们精确建构的嘲讽，同时也是对抵抗所有时代和文明的习俗的美与性的颂扬。当权力坍塌，王朝灭亡，国家毁灭的时候，奥兰多永远活着，永远美丽和被人热爱。弗吉尼亚·伍尔夫借此肯定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使命，这并非20年代的发明，而是女性多重面目之一种，是她对压迫权力的轻蔑和带着差异在社会中平静生活的雄心。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像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指出的，萨芙之爱不是负担而是幸运，一个生活和爱的附加理由：“她肯定因此有双份收成，生活的快乐对于她是增加了，她的经验更丰富了。她交换长裤的刻板和短裙的诱惑，领略被两性同样爱慕的快乐。” 〔124〕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想要证明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同样适合女同性恋者。她们自由地体验她们的倒错，谨慎但没有恐惧。她们证明了萨芙之爱可以融入社会，因为女同性恋者跟其他女人一样。但《奥兰多》并非两次大战之间女同性恋的招牌著作，尽管有些反响。〔125〕由于选择了拉德克利夫·霍尔作为代言人，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将自己置于反社会的位置。她们从中得到一种认同，但也失去所有融入的机会。

个人的回答

阅读生活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的见证，我们吃惊于她们多数人生活在无知的状态。约会场所的稀少并不说明一切。女同性恋者如同其他女性对性的知识匮乏。许多见证确认了无可怀疑的同性恋倾向的存在，而且有时有性的实现，但与之并行的是一种对这类行为意义的完全无知和对正常夫妻生活的追求。

无知

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雷切尔·平尼在30年代通过阅读《孤独之井》发现了什么是女同性恋者。但她却在18岁上布里斯托尔大学时曾与一个女子有过一次经验，但这并没有特别影响她。她因为随俗而结婚，直到战争初期才明白自己是同性恋者。同样，一位德国犹太姑娘夏洛特·沃尔夫成为医生和妇女性学专家，她承认自己长时期对性的无知，她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由于对自己的差别没有意识，她自由体验自己的性态：“伊达（她的朋友）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我们对同性之间的情爱也一无所知。我们对我们的关系不感到害怕和偏见，我们做爱也没有样板。” 〔126〕同性恋常常是一个抽象概念，女孩们并不将其与自己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比如：“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我很迟才了解这个概念。我该怎样过就怎样过，并不对自己说‘我是同性恋者’。这类问题我不曾遇到。我有一些女友，我受女人吸引，我觉得我从很小就这样了。当时似乎很重大的东西我都毫无困难地体验了，因为我没意识到，我不给自己提问题，我这样过因为这是我的喜好，如此而已。” 〔127〕同样，B强调自己完全无意识：“我一直喜欢街上裁缝店的其他女学徒。是我母亲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 〔128〕帕特·詹姆斯回忆她13岁时对自己的偏好没有意识：“我根本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我不感到不同，我甚至不去想。不管怎样我对男孩不感兴趣。” 〔129〕

这种对性的不了解尤其影响到第一代女同性恋者，她们出生于19世纪中叶。没有能力自我界定为女同性恋者并不局限于未受教育的女性。英国作家弗农·李（维奥莱特·佩吉特，1856-1935）一生与女性有关系但却从未有结果，她困在维多利亚朝的良好教养和否定身体的茧子里：“弗农是同性恋者，但她从未能够面对性的现实。她完全纯洁。我认为她接受的话会更好。她经历一系列对女性的激情，但都是很规矩的。她避免肉体接触。她被完全压抑了。” 〔130〕同样，英国女诗人夏洛特·缪生于1869年，有数次糟糕的爱情经历，她为一个年轻女子倾倒，试图支持她，向她示爱，但却不知怎样做，她最终被女友抛弃，她拒绝考虑一种完整的情爱关系。这一模式不断重复，没有解决。〔131〕薇拉·布里顿和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的关系则更复杂，更具揭示性。两人1919年于萨莫维尔学院相遇，这是牛津的一所女子学院。她们学业完成后分租一套公寓。在薇拉·布里顿与乔治·卡特林结婚后，威尼弗雷德继续与夫妇二人共住。她们的友谊直到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死去才停止。但是，两位女子都不接受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同性恋。著名女权主义者薇拉·布里顿的回忆录相反很小心地否认了这种猜测的根据。她甚至费心地把通信中所有倾向性的影射删去。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在写作中较少保留。她反对拉德克利夫·霍尔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拒绝将其视为病理性的。而且，她拒绝在独身与压抑之间建立等同。薇拉却相反采用了对性关系的传统看法，婚姻是必不可少的，独身对于妇女是神经质的源头。薇拉·布里顿的立场同时表明女权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冲突，女权主义斗争一直被认为是首要的。

伊迪斯·西特维尔的事例更加让人尴尬，她的外貌不吸引男人，她从未有过性经历。另一方面，她的生活被同性恋者围绕，主要是她的弟弟奥斯伯特，她爱上了俄国画家帕维尔·切里却夫，他也是同性恋者。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她是同性恋者，尽管她从未跟女性有关系。温德姆·刘易斯在《上帝的人猿》（1930）中为她画的漫画和诺埃尔·科沃德将她作为女同性恋画肖像都遭到她的反对。很难断定这里涉及一种从未能接受的同性恋或者仅仅是无法面对寻常意义的性，这是困难的童年和生理的情结造成的。

一种被接受的认同感

但如果认为多数女同性恋者仅仅经历柏拉图恋爱，不敢在肉体上表达性态，这也是错误的。纳塔莉·巴内不断征服，人们认为她有40名情人，还不算偶然的艳遇。许多女同性恋者完全接受自己受女性身体的吸引和做爱的快乐。吉尤娜·巴尔纳据真实故事写的《女士的年历》（1928）是女性快感的赞歌和对巴黎女同性恋小世界妖魔化的嘲讽。女主人公埃旺热利娜·缪塞（纳塔莉·巴内）是一个充满健康活力而渴望征服的女人。吉尤娜·巴尔纳1919年和女友美国雕塑家塞尔马·伍德来到巴黎。她是女权主义者，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她回答奥托林娜·莫雷尔的影射：“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爱塞尔马”。〔132〕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同样以极大的自由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在30年代，她过着一种放纵的生活，不断地征服，直到她1937年遇到美国大学教师格雷斯·弗里克，她随后便与之一同生活。她在巴黎出入于女同性恋场所，蒙－塔波尔街的哥伦布茶室和里沃利街208号的瓦格朗，充分享受夜生活。

最值得一提的事例无疑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我们已经看到她的非凡活力。维塔的生活以一些丑闻事件为标志，比如她与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逃亡，她后来被认为要为几桩婚姻的破裂负责，比如多萝西·维尔斯利的婚姻。其他一些关系因为丈夫的默许而继续，比如她同玛丽·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她是真正的女中唐璜，维塔不断地征服而能完全无忧无虑。我们还可以把罗沙蒙德·格罗夫纳、玛格丽特·沃伊特、希尔达·马西森、伊夫林·艾恩斯、克里斯托弗·圣约翰、格温·圣奥宾，还有其他人加入她的战表中。她与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婚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上流社会完全是失仪行为。他们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各自分别追寻艳遇，心中没有计较却彼此保持深深的依恋。维塔对于自己的长子本是同性恋的新闻表示欢迎。她给他写去长长的信，信中她将对性倒错的辩护和对婚姻的辩解调和起来：“但是爸爸做错了一点，而这并不会让我烦恼。我烦恼的是你认为这会禁止你拥有你称为‘全部幸福和婚姻的快乐’的东西。立刻把这些从脑袋里去除。我所知道的两对最幸福的夫妇，我因为谨慎而不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夫妻都是同性恋者。因为你肯定知道同性恋在女人和男人中都存在。再者，看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莎（贝尔），他们并不是真的结婚，但却多年共同生活，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相爱就像爸爸和我，虽然邓肯是完全的同性恋者。所以你看这不一定是对我们这类幸福的阻碍。” 〔133〕

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件揭示了她热烈的个性、情感的自由和对性欲的完全放任。她身上毫无人们以为有教养的女孩会有的矜持。在她的信中，维奥莱特经常用一个男人名字来称呼维塔，朱利安、迪米特里或米佳，她毫不犹豫地对她进行骇人的表白。我们发现是维塔在使关系和缓，试图将她保持在体面的限度内，而维奥莱特在爱情的狂热中无疑会同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噢，我的上帝，米佳，魔鬼的力量在我身上爆发，我这个大傻瓜！在你有时间做任何事之前我就想占有你，你竟然对如此明显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天，风暴来临，你将同所有一切被卷走。” 〔134〕维奥莱特的爱情很清楚是肉体上的，她以身体爱维塔，不断发出恳求的邀请和情色的挑逗。她身上没有羞愧和廉耻。性是自然的事，爱是合理的：“我的白昼消耗在一种不能自已的欲望中，夜晚被无可忍受的梦境纠缠。我贪婪地、谵狂地、热烈地想要你。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因渴望你而死去。” 〔135〕同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日记揭示一个良家女子在远离性的实际的地方教养成人，她能够完全地体验对性的发现，没有顾忌也没有悔恨：“前一夜，我让她抱在怀中——而今夜我恨她——这解释起来就是我爱她：我躺在床上无法不感到她肉体的魔力。与她在一起我感到比跟任何男人在一起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所谓的性冲动。而现在她来了——我抱着她，抓着她的手，她的脸与我的脸贴在一起，我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女人，超过一半是男人〔136〕。”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的替代生活方式质疑了父权社会的基础。有始有终的女同性恋生活经历的最佳事例是由伊迪斯·克雷格30年代创办的“社团”，她是女演员埃伦·特里的女儿。伊迪直到她1947年去世都与克里斯托弗·圣约翰生活，这是克里斯特贝尔·马歇尔的化名。克里斯托弗将自己定义为先天女同性恋者，而伊迪是双性恋者。她到英国乡间的斯莫尔海斯定居与克里斯托弗和克莱尔·阿特伍德（托尼）三人行，她们使自己的家成为女同性恋偏爱的一个约会场所。1931年7月，她邀请邻居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们当时住莱城）来观看她在家里“巴恩剧社”组织的演出。当时所有人都穿男装。1932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被邀请朗读诗作《土地》，同被邀请的还有她的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维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斯蒂芬·斯彭德、雷蒙德·莫蒂默和威廉·普洛美尔，英国的同性恋精英。193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加入进来。她们之中性关系很自由，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同克里斯托弗过夜。然而，乡邻似乎并没有被这种生活方式吓到。三人行被认为奇怪而使人惊讶，但并不引发反感，对此类活动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常常遇到。〔137〕但这样的经验仍然是稀有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不管著名或无名，她们选择过传统夫妇的生活，与多数异性恋者的夫妇生活很少差别。此类情况是最常见的，但相关的见证却稀少，因为她们并不引起注意。

西尔维亚·比奇对阿德里安娜·莫尼埃的爱情正是根植于这个模式中。这个年轻害羞的美国女子1917年在她的书店里遇到阿德里安娜。她们在1937年关系破裂前都是相好。多亏了阿德里安娜的帮助和建议，西尔维亚创办“莎士比亚书店”。两人过着规矩的生活，没有什么故事。为了消遣，她们常拜访纳塔莉·巴内，因而与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保持联系。〔138〕她们两人对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多谈，似乎是一种平衡的模式，她们不模仿异性恋的角色，而是各自接受自己的认同，没有男性作参照，她们不将自己封闭在冲突和毁灭的关系之中。同样，女记者珍妮特·弗兰纳（热内）虽然不否认自己的性态，但她反对任何公开表现，相对于她的一些朋友的张扬她更倾向谨慎。珍妮特·弗兰纳来自美国，属于巴黎左岸松散的女同性恋群体，女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于纳塔莉·巴内周围。她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更自由的生活、不受公众舆论持续的压制而离开美国。她与作家索利塔·索拉诺的关系没有什么枝节，两人都确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常和自然的。所以借此制造丑闻和惊恐是无益的。

许多被访问的无名的女同性恋者同样强调她们关系的自然。“我么，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正常。但觉得正常的同时，我很高兴有差别。因为，从根本上我与家庭决裂，然而所有人都有家。我与婚姻决裂，而所有女人都结婚。我从根本上是同性恋者，而多数女人喜欢男人……我很高兴自己不一样，就这样。” 〔139〕但是与父母的关系是复杂的。比如西尔维亚的见证：“在那个时代人们不谈论性，但从11岁起我开始爱上女孩子。当这变得更严重时，我母亲开始嘲笑我的感情。” 〔140〕但是，许多女同性恋者并不一定受到周围人的压力。因为与另一个女孩的爱恋关系如果是谨慎的，那不像跟男孩调情那样容易招致丑闻。比如B的见证：“我母亲任我自由。因为她只害怕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未婚先孕。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这个却不行，她常说。对于她来说成为‘未婚妈妈’是某种丑恶的事情。当她看到男孩子不吸引我，她对自己说这样她就不会有孩子！于是她给我比我姐姐更多的自由。” 〔141〕对自己同性恋的肯定也不一定造成与父母的决裂：“我的女友被家里接纳，一天在她走后，我母亲和我争吵，我母亲对我说这种态度无法形容，我过一种这样的生活，她不明白等等。我回答：‘好啊，妈，既然这样，我走好了。’我父亲通常不参与，其实他是个善良有理的人，他对我说：‘说定了，你明天走，走之前你休息一下，我们再谈。’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再谈。事情就这样被接受了。” 〔142〕 A与自己的女伴生活了40年，她被家人视作另一个成员。两人被邻里接纳，在她们随后定居的村镇也一样：“问题对我们不存在。几十年时间，我们生活，我们是朋友，我们是‘25号的小两口’，如果你愿意，应该说就我们的情况我们从未有过麻烦。我么，我保持安静，不打扰这些先生，我不强加于人什么。人们可能在我们背后笑，我根本不在乎。” 〔143〕夏洛特·沃尔夫出身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同样享有很大宽容：“中层犹太人对诸如非正统的性这样的问题通常是无知的，但我父母和他们的家族并非如此。我很得意地吃了一惊当我姑姑贝尔塔一次提起：‘我想你是爱上了X太太。’我回答：‘不是爱，是很着迷。’她笑了。”夏洛特·沃尔夫指出：“我在我的私人和职业圈子里被作为我自己接受，我想我天真地以为全世界都会同样做。” 〔144〕

但是与父母的关系并非总是容易。比如，对于瓦伦丁·阿克兰来说，少年时期构成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相反是她父母向她揭示出她的特别，导致她走向激进。1922年她16岁，爱上比她年长3岁的劳拉。她们完全天真无邪，互相亲吻，互赠礼物，写一些热烈的信，这些信很快被发现。父亲和女儿在互相的不理解中对立起来：“我完全不明白他想发现什么。我对他说我们相爱。我真切地记得他脸上厌恶的表情。他立刻变得狂怒——以前我从未看到他如此愤怒。他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做了怎样卑劣的事情。这是某种奇怪的事，但没什么不好。我认为我们中一些人生来就有问题。他愤怒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劳拉本应是个男人。我认为劳拉前世会是个男人。” 〔145〕在与父亲争吵后，他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嘲弄，瓦伦丁必须面对母亲的责难，“任何男人如果知道了这个都绝不愿娶你”；“这是件恶心的事情，不可原谅。”虽然瓦伦丁不为所动，但劳拉却被说服：“她母亲对她说不能结婚她会成老姑娘，名誉受损、穷苦潦倒、被人抛弃”。〔146〕以尊严作论据在一个由别人的目光控制的社会里是强有力的。当这还不够，医学的恐怖会来帮忙：瓦伦丁因而得知如果她继续“逆反自然”的行为，她会变盲变疯。正是通过与父母作对，渐渐发现他们对她隐藏的真相，瓦伦丁将形成自己的认同。在一次未能圆房的婚姻之后，她决定独立生活。她自己剪了短发，发展与女性的友谊。1926年，她遇到西尔维亚·汤森·沃纳。从1930年起，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写诗，在多塞特郡定居。她们在政治上很投入，打击法西斯主义，是赴西班牙救护队的志愿者。在四十年间，她们过着独立的生活，成功的让人接受她们的同性恋认同，并无反复。

对自我的拒绝

如果认为所有女同性恋者都能做到接受自己的认同和充分体验同性恋就错了。许多妇女不能接受自己的差异或者放弃其中最极端的侧面。风气的自由和服装的挑衅可能与某种从众心理和认同的不适共存。画家罗曼·布鲁克斯是这种精神分裂的绝佳例子。同其他人一样，罗曼·布鲁克斯逐渐树立自己的认同，既是对母亲抛弃的反应，也因为随后她在卡普里和巴黎与国际化的同性恋群体的交往。很长时间中，罗曼在性方面仍是纯真的，虽然她在少年时期爱上过几个同学。她将自己界定为“被人丢石块的有罪女人”，这表明她很难接受自己的性态和差异。同性恋对于她远非一种正面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在她看来是一种宿命和缺陷。这种感情因多次关系的失败加强。她与约翰·布鲁克斯的相遇是决定性的。如同其他许多英国同性恋者，布鲁克斯在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后立刻从英国到卡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他与E. F. 本森和萨默塞特·毛姆住同一所房子。他遇见罗曼，她母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一笔巨额财产，她应他求婚嫁给他，两人都不爱对方。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布鲁克斯贪图体面，无法面对妻子的转变，她剪短了头发，并开始穿男装。她当时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埃达·鲁宾施坦、雷纳塔·伯加蒂、邓南遮、孟德斯鸠、科克托、惠斯勒交好。她1912年遇到纳塔莉·巴内，是她平生挚爱。〔147〕但是，罗曼仍然未获得平静，纳塔莉不断征服，对她的忠诚并不看重。

罗曼·布鲁克斯对女同性恋团体的态度是暧昧的。她是完全独立的成员、巴黎同性恋名人，被康普顿·麦肯齐写进《非凡的妇女们》（1928）〔148〕，但在她的作品中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却是冷酷残忍的。她的两个最偏爱的镖靶是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厌恶她们的做作和牺牲者的姿态。但是，她一直同她们交往，而她自己也只穿男装。她为尤纳·特鲁布里奇画的肖像是她一幅最著名的画，是对“新女性”的漫画，对女同性恋的一种老套的责难：“生硬的眼神，左眼被单片眼睛撑大，紧闭着嘴，头发短而平贴，几何图样的刘海。衣着也不见得更好：折角高领的白衬衣上系宽领结勒着脖子，黑上装搭配灰黑格短裙，这可是极度夸张的穿着，这类着装助长了对女同性恋者的丑化。” 〔149〕罗曼·布鲁克斯无法超越这些矛盾。根据她的传记作者弗朗索瓦茨·维尔纳，她“钟情传统价值，不能幻想她成为伟大的反叛者、反习俗的人，她陶醉于靠着外表来保持她的女性社会”。〔150〕她无力接受自己为同性恋者影响到她的社会态度，她蔑视与自己过分相像的妇女。这种爱恨关系导致她采取极右派的政治立场。〔151〕

有时，差异的道路因为过于受痛苦的影响、过于孤独而不能走到尽头。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是克劳斯和埃利卡·曼的朋友，1908年生于一个苏黎世极端保守的富有实业家庭，他们后来投靠了纳粹。她的母亲勒内·施瓦岑巴赫是体面的大资产者、将军的女儿，却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的侵略性的人格窒息她的女儿，她禁止她提及自己的同性恋，然而却鼓励她的男性倾向和对女人的兴趣。她自己与女歌手埃米·克吕格尔有关系，与她同住一所房子。1928年，安娜玛丽逃出家到巴黎，随后到柏林。所经之处，她让人着迷的绝望的美貌触发激情，埃利卡·曼、卡森·麦卡勒斯、埃拉·马亚尔、巴巴拉·汉密尔顿和玛尔戈·冯·奥佩尔男爵夫人。她的一生只是在毒品、旅行和写作中逃亡。在《抒情小说》（1933）中，她安排自己以男性面目出场，是夜总会歌手西比拉的神经衰弱的恋人。同性恋爱的不可能性在这里体现为一个有外交前程的年轻资产者与一个柏林夜间的女爱神之间的对立。为了找到某种表面的稳定，她1935年嫁给克罗德·克拉拉克，他是法国驻波斯使馆的二秘，本身也是同性恋者。尽管如此，她沉沦于吗啡之中，34岁时在有过数次自身企图后从自行车上摔下死亡。

女同性恋的认同在20年代出现，但仍然是有争议的。按照拉德克利夫·霍尔的描写，多数女同性恋者根据女同性恋男方的模式界定自己。《孤独之井》中的瓦莱里·塞穆尔宣称〔152〕：“我觉得更喜欢大家都是殉道者的时代！”然而，这个模式不是唯一的，不应忘记某些女同性恋者成功散播了乐观的理想和一种在自我接受和社会融入基础上的认同框架。

一个同性恋社群的诞生？

可否说20年代有同性恋社群？这种表述假定存在协调一致的同性恋团体，有共同的参照，有同样的渴望，而且无疑有着相同的目标（斗争、公众宣传、同性恋互助……）。还应该了解能否谈及广义的同性恋社群（男女同性恋者），或者应该将两者分别对待。根据我们此前所见，似乎排除了一个想象的男女同性恋社群。两个社群独立地生存，互相很少交往，甚至根本不交往，他们没有共同的参照，也肯定没有同样的目标，因为女同性恋在三个国家都不受法律制裁。第一点是微妙的。实际上，一个同性恋社群的最佳征兆——就欧洲来说——是参照系社群。英国、法国和德国同性恋者有一些“著名的先辈”，他们阅读某些作家的书，看某些戏，欣赏某些画家。这一现实存在着并比斗争运动更有效地黏合同性恋群众，运动只触及少数人。反过来说，同性恋社群仍然不大协调一致，虽然在精英层运转良好，但似乎仍然不太有能力融入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同性恋类别。

一种共同文化的赞同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社群通过共同参照系的建立而形成。文学提供了同性恋文化的主要内容。某些名字不断被引用，显示出存在一种共同的“同性恋文学”基础。古典作者比如柏拉图对大学生们起着决定作用，当文字没有被删去时他们间接通过暗示发现了希腊之爱的神秘：“康沃利斯先生打断了正在‘弄清’文字的学生，指出一条中间道路：‘您可以跳过这一行，这影射希腊人的难以形容的罪过’。” 〔153〕某些文字享有邪异的名声，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马娄的戏剧、更近的沃尔特·佩特和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的作品。甚至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意味着罪恶，就像勒内·维维安的名字在法国：“我有所有初版的勒内·维维安的作品，恰好我的女伴知道了我对勒内·维维安的迷恋，只要她能够，她就会在‘勒迈尔’旧书店买一本这样小书，有插图的。” 〔154〕在英国，同性恋诗歌受到同性恋群体的一定欢迎。〔155〕许多诗人都与“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有联系。A. E. 豪斯曼的《什罗普郡少年》（1896）就是被整一代人崇拜的诗作。阅读最多的是当代人的作品，他们被引用的最多，因为他们符合同性恋者们的个人经验，他们从中找到自己的历程、怀疑、苦痛，有时还有自己的斗争和骄傲。第一代中，爱德华·卡彭特和J. A. 西蒙兹在英国很流行，还有罗纳德·弗班克，西格弗里德·萨松和塞西尔·比顿曾会合斯蒂芬·坦南特一同阅读他的作品。在小说家和诗人中，英国最知名的作者无疑是D. H. 劳伦斯、康普顿·麦肯齐、沃尔特·惠特曼、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鲁珀特·布鲁克和稍迟些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无疑也构成了两次大战之间女同性恋者的最经常的参照。当妇女们被问到她们受到的重要影响时不断地提到这部书。埃利诺在16岁是读到这本书：“我们全都想不计代价地得到《孤独之井》，甚至当书被禁后我们还互相传看。这本书完全卷边了。我们只是觉得这很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样的。” 〔156〕该书的影响不限于英国，比如两位法国女子就这一阶段的见证解释了这部著作在她们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可是件大事，是整整一个时代，我并没有完全经历，当然……但总之，当我们开始阅读，在法国传播这本在英国很火爆的书，显然这在女同性恋者中创造了一种穿衣的时尚。我一直想念‘叙尔卡’的领带，领带是通过拉德克利夫·霍尔传来的。总之，确实不同凡响，我们很高兴……显然，现在人们可能更喜欢其他东西，虽然这是不太复杂的文学，但却让人愉悦，‘温暖女同性恋者的心’”。〔157〕在德国，托马斯·曼的作品充斥同性恋的暗示，被小心地掩藏起来。他的儿子克劳斯很快获得同性恋作家的声名，主要是因为出版《虔诚的舞蹈》，非常鲜明。同性之爱的伟大布道者是斯特凡·格奥尔格，他的玄秘诗颂扬少年的美丽，但局限于有限的精英。热莱娜·纳格罗兹卡娅的小说《青铜之门》（1911）取得很大成功。该书在德国五次再版，被翻译成数种语言。A. E. 魏劳赫的一千页小说《蝎子》构成女同性恋读者的主要参照。希尔德·拉杜希曾为德国共产党的市委委员，她指出：“对于我，这本书是一次启示，我从中认出了自己。” 〔158〕 1931年，《女友》杂志将其描写为“所有女性小说中最美的”。但是这部作品仍然是古典的，属于同性恋“成长小说”的范畴，有其强加的阶段。但它在许多点上接近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未点燃的灯》（1924）。在法国，大家当然读魏尔伦和韩波，还有世纪初的风流作家如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和让·洛兰，后者的《德弗卡斯先生》（1901）讲述一个男人被他一个在11岁时去世的同学困扰。普鲁斯特的影响尤其不可否认，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知道他的暧昧。《索多姆和戈摩尔》被同性恋精英阅读，但并不总受欢迎。对于男性同性恋的内容，反对主要针对普鲁斯特隐藏自己的同性恋，尤其是他借用阿尔贝蒂娜作替身：“比如普鲁斯特将阿尔贝写成阿尔贝蒂娜，这使我怀疑整个作品。这种欺诈破坏了我们的信任。” 〔159〕同样，女同性恋者严厉地评价他对她们的风气的描写，反对她们认为是男性的、父权的、可耻的看法：“但他是误解还是无知？当他将难以捉摸的败坏的女孩子聚成戈摩尔，他透露出一种谅解、一个集体已经失去我们通过索多姆所见的真相的支援，尽管普鲁斯特先生异想天开或者犯了错误，但并没有戈摩尔。青春期？孤独、禁闭、错乱、时髦……贫瘠的苗圃不足以滋生众多的、扎根的罪恶，其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完整无缺的、巨大的、永恒的索多姆高高在上地审视着自己的赝品。” 〔160〕但对普鲁斯特的阅读仍然掺杂着挑衅，乐于见到这个主题终于被谈及，能够搬弄这部作品却并不要真正知道为什么。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26年写道：“其余的时间，我读普鲁斯特。因为船上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鲁斯特，但法语水平却足以翻译书名，人们对我另眼相看多是因为甲板上摊着多卷《索多姆和戈摩尔》。” 〔161〕但主要是纪德构成了法国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终极坐标。纪德不只被男性阅读，女同性恋者似乎也在书中找到特别的收益：“安德烈·纪德，是在我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么我当时19岁（1936）。在《只要种子不死》中是一个男人的同性恋，但我想这是同样的问题。《哥利东》我也读过……这是我的老好人，纪德。” 〔162〕这种主导影响是明显的，对于一些同性恋者，纪德是一个启示：“在一个特定时刻，在读了纪德之后，《家人我恨你们》、《纳塔那埃尔》，我一切都不在乎了。我离开师范学校，我离开家庭，我离开一切，我来到巴黎（1937）。” 〔163〕

但是同性恋文化并不局限于文学秘密的快乐。在城市里完全可能出去看同性恋的表演。在许多同性恋会所可以找到传统的易装夜总会的演出，这是德国的专长，此后有了在完全传统的场所看同性恋表演的可能。在英国，文学和艺术批判是公开“亲同性恋”的。《新国民》和《旁听者》分别因为T. C. 沃斯利和J. R. 阿克利的关系而捍卫同性恋艺术家。〔164〕另外，迪亚格西莱夫和俄国芭蕾舞在战前就使同性恋的舞台表现为人熟知。迪亚格西莱夫的同性恋是众人皆知的，还有他同尼金斯基的关系。俄国芭蕾舞在同性恋知识分子中获得巨大成功，普鲁斯特、科克托、利顿·斯特雷奇为之着迷。1919年后，舞蹈家艾弗·诺韦洛和戏剧演员诺埃尔·科沃德在演艺圈内维系着同性恋神话。〔165〕科沃德一生都比较谨慎，他不公开宣扬自己的同性恋，虽然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喜好，他的剧作态度暧昧，观众经常仍然不明白其中深意。尽管如此，他的贡献是在20年代英国舞台上散播了时髦而颓废的同性恋形象。在《年轻的想法》（1923）中，两位主人公肖尔托和格尔达代表同性恋的极端，女气的男孩和完全女性化。在《旋风》中，尼基·兰卡斯特吸毒，这被批评家们解释为对同性恋的替代。1929年，他上演了《苦苦的甜》，是关于奥斯卡·王尔德那一代人的同性恋的音乐剧，他仍然巧妙地绕开了20年代。我们从中找到明显的暗示：“因为我们，90年代是同性恋的。”最后，在《生活设计》（1930）中，他涉及了双性恋的主题。

当时最著名的英国演员，约翰·吉尔古德、马克斯·阿德里安、盖尔斯·艾沙姆、亨利·肯德尔、查尔斯·劳顿、恩斯特·米尔顿、埃斯米·珀西、埃里克·波特曼、厄恩斯特·塞西杰和弗兰克·沃斯珀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在德国，演员如威廉·本多、马克斯·汉森、阿道夫·沃尔布吕克、胡贝特·冯·迈林克、汉斯·海因里希·冯·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掩饰他们的同性恋。在法国，让·马雷是最著名的人物。在女性中，马琳·黛德丽、扎拉·利安德、葛丽泰·嘉宝是双性恋者。在与时尚和艺术相关的圈子里，我们同样找到许多同性恋者，尤其在英国有室内装潢师约翰·福勒、舞台美术奥利弗·梅塞尔、服装设计师诺曼·哈特内尔和摄影师塞西尔·比顿。

在德国，我们发现一次同性恋戏剧的尝试，爱神剧社1921年7月6日在柏林－施特格利茨由布鲁诺·马图塞克创立。这是一个流动剧团，在私人家里和公馆演出。剧团上演同性恋主题的剧作比如恺撒龙的《讽刺与悲剧》，关于一个性倒错者的生活。同性恋报刊在广告里发表剧团节目单。比如《光明信使报》1923年5月26日刊预告6月4日演出赖因霍尔德·克卢格斯的一部剧作叫《谁之罪？》我们对此次实验了解很少。似乎尽管马图塞克有良好意愿，但他缺少戏剧才能。在更加传统的环境中，有几部同性恋主题的剧作在两次大战之间上演。在德国，克劳斯的剧作《安雅和埃斯特》直接受到曼家族孩子的少年期的启发。在舞台上，埃利卡和克劳斯扮演自己的角色，埃斯特由帕梅拉·韦德金德扮演，雅各布由古斯塔夫·格林格根斯扮演。角色分配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帕梅拉是埃利卡的情人，而克劳斯和古斯塔夫也是同性恋者。1925年10月，剧作同时在慕尼黑和汉堡上演，但并不受欢迎。1926年进行巡回演出，角色安排也不同，取得了许多成功，尤其在柏林和维也纳。另一部针对同性恋的剧作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少年之痛》（1925）同样将柏林一所寄宿学校的少年搬上舞台。性支配着行为：因为对一个男孩的爱，一个女孩开始卖淫，另一个因为喜欢她的女伴而自杀。〔166〕在英国，J. R. 阿克利的《战俘》（1925）被宣布为“同性恋新剧”，是首部以当代方式处理这个主题的剧作。评论界是善意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很振奋：斯蒂芬·斯彭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T. E. 劳伦斯、西格弗里德·萨松都恭贺他成功。同一时期，阿克利与艾弗·诺韦洛交往。1933年1月25日莫当特·谢普的《绿湾树》在伦敦圣马丁剧院首演，由劳伦斯·奥利维尔扮演被一个老年同性恋者勾引的少年。在法国，罗歇·马丁·迪·加尔的《寡语者》1931年在路易－茹韦剧院上演。剧作非常阴郁，其中以激烈方式涉及同性恋问题。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同性恋主题的剧作无疑是爱德华·布尔代的《女囚》〔167〕。法国首演是1926年3月6日在费米纳剧院，也曾在英国和德国上演。是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文化的必然参照，不断被作为女同性恋再度流行的例证来引用。女主人公伊雷娜受一个已婚女子的左右。在父亲的压力下，她最终同意嫁给儿时的朋友雅克。后者受到他妻子女友的丈夫的警告：“你要明白，她们跟我们不一样。必须躲开她们！随她们去！在友谊的掩护下，一个女人可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进入一个家庭，她败坏那里的一切，她破坏一切，而那被人摧毁家园的男人却根本不知发生什么。当他发现时就太晚了，他孤独一人！独自面对两个人默契的联合，因为她们相近，因为她们同样性别，与他来自不同的星球，而他是陌生人，是敌人。” 〔168〕雅克不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夫妇便分开。这部剧作饱含病态，其中对女同性恋的肤浅的反对和众多偏见让人吃惊。奇怪的是，剧作的完全成功被归功于其现代性和大胆，被很多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和揭露时弊的。作为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文化的标志，该剧发起一种时尚：剪裁刻板、领带和剪“女囚”式发型。与《女囚》同年在双面具剧院上演《错乱的女人》，这部剧作同样给予女同性恋最坏的形象，将两位犯罪的同性恋女教师搬上舞台。〔169〕

虽然同性恋电影文化在两次大战之间还很有限，但我们发现某些有趣的参照。〔170〕通常，同性恋主题被隐藏起来或者一带而过。在1927年一部德国喜剧片理查德·艾希贝格的《帕彭海姆亲王》中，库尔特·博伊斯扮演一个歌舞剧场演员作易装表演。电影被纳粹利用，将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在1929年出品的威廉·迪特勒的《锁链》中，一个服刑犯发现了监狱中的同性恋。他出狱后，他的情人敲诈他，他被逼自杀。这些事例显示在电影中同性恋仍然以简化框架来处理。同性恋者要么是一个成为喜剧笑料和误解来源的易装癖，要么是一个悲剧人物注定名誉扫地和死亡。唯一完全同性恋的影片《与众不同》（Anders als Andern, 1919）已经按照悲剧的模式来处理同性恋主题。至少，它传达了一种希望和斗争的讯号。〔171〕另一部电影，卡尔·特奥多尔·德赖尔的《米克尔》（1924）也以悲观的方式对待同性恋。一个画家爱上自己的模特米克尔，但他只对他的钱感兴趣，为了一个女人离开画家。临死，画家使米克尔成为自己所有财产的遗赠受益人。1929年《教养院的反抗》和1931年卡尔·安东的《雷德尔上校》同样将一些同性恋人物搬上舞台。1933年让·维果的《操行0分》走出这个框架，将同性恋用作反叛、拒绝既有秩序的象征。这里，同性恋具有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的维度。电影的颠覆性影响导致直到1945年都被禁演。

女同性恋在电影中通常被放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看待，比如1937年S. 德·波利尼亚克的《克洛蒂娜在学校》，尤其是1931年上演的根据克里斯塔·温斯洛小说改编的莱昂蒂娜·萨冈的《穿制服的女孩》。这是一部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女同性恋电影，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籍一样影响一代女同性恋者。“我要说一部电影影响了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穿制服的女孩》。我甚至对我祖母说：‘我必须去看这部电影。’这部影片上演的时候我有十四五岁大。我看到海报，这促使我对祖母说：‘你知道，你必须给我钱去看电影’。” 〔172〕影片的力量在于忠实反映了一所德国寄宿学校里败坏的环境。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场景是宿舍里所有女孩等待着她们所钟情的老师冯·伯恩博格给她们带来晚安之吻。女孩们跪在床上，低着头。女主人公玛纽埃拉在一种痴迷中全身投入这一吻。在小说中，剧情以玛纽埃拉自杀结束。在电影中，当她要跳楼时被同学们拉住并被当作英雄举起，整个学校起来反抗校长，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同玛纽埃拉一样经历过与同学或老师的恋情。这个完全不真实的胜利的结局说明一种打破同性恋宿命框架的愿望，代替必然灭亡的是意识觉醒和反抗。这部影片因而可以看作发起女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号召，要求自己的权利，并骄傲地肯定自己的认同。在当时，影片主要被解释为对普鲁士专制的批判，同性恋被分析为政治反对派的标志。另一部涉及女同性恋的重要影片是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的《露露》（1929），由路易斯·布鲁克斯担任主演。格施维茨伯爵夫人爱上露露，露露挑逗她的欲望，却从不满足她。这种关系中的暧昧无法逃脱新闻审查。在几个国家，尤其是英国，与伯爵夫人一起的场景被剪掉了。该片无法获得与《穿制服的女孩》同样强烈的女同性恋认同，因为同性恋只是作品中的一个小主题，尤其是露露这个人物是轻浮的女人、不祥的女人，采用了女同性恋者一定是堕落的女人、随时准备体验任何新的感官刺激的老套。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电影仍然受到偏见和习俗的影响，但对于许多同性恋者来说，电影已经构成一种有力的揭露。他们可以认同自己为同性的主人公，有些人物因而成为“品味”的偶像，比如马琳·黛德丽和扎拉·利安德。

通俗歌曲也能够构成一种同性恋参照。一些法国女同性恋者提及苏西·索利多尔，她是女歌手，一家女同性恋夜总会的经理，1932年她推出一张限量发行的唱片《女同性恋的巴黎》。女歌手达米亚是双性恋者，也很受欢迎：“我一直听达米亚。我记得：‘什么也别说，我想要／让，让你的眼睛／在我许多亲吻下闭合……’这可以同样适用两个女人和一男一女，而我们认为是为我们写的。许多事情并非是为了女同性恋做的，但我们将其转变，不用男性口吻，把它们变成女性的。” 〔173〕当时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巴尔贝特，他是让群众着迷的易装空中飞人，而莫里斯·萨克斯1926年看他表演后说：“或许我没有看到过比这个穿着羽毛衣服的女孩更优美的，她勇敢地从吊架上荡起，做危险的跳跃，飞行中用脚重新勾住吊架，然后过来向大家致意，拿去卷曲的假发，显露出她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个子美国人在音乐杂耍剧场以巴尔贝特的名字出场，我曾见到他全裸地躺在床上，脸上糊着一层厚厚的黑药膏——在舞台上两个性别而在家里两个颜色。他的床头柜上只有三本书：《尤利西斯》、《大偏移》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单独的和两人的手淫》。” 〔174〕

同性恋群体还认同某些艺术家，他们在作品中侧重同性之爱的表现。〔175〕 19世纪末，男性同性恋往往只是通过暗示表达。同性恋出现于唯美和颓废运动的某些作品，在古典和中世纪的背景中，通过懒散的和女性化的年轻男子的形式，比如在前拉斐尔派画家伯恩－琼斯的绘画中。自学成才画家、“唯一者联盟”成员埃利沙·冯·库普费尔的媚俗画作表现一些易装少年的性别模糊的形象，他们被送进一个同性恋的天堂。更具暗示性的是冯·格勒登男爵、古格利尔莫·普吕朔和科尔沃男爵的摄影作品，表现裸体的西西里少年，他们的同性恋动机不难觉察。奥布里·比尔兹利的色情画，用木雕和漫画表现比例超大的阴茎，明确肯定了它们的导向，还有德国人莫里斯·贝诺（马库斯·贝默）的作品，他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成员，他绘制了奥斯卡·王尔德《莎乐美》的插图，在《简约》和《岛屿》上发表。

20年代可以见到男女同性恋主题以更加张扬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在德国，许多画家和插图作者效力同性恋刊物，或者与同性恋运动有所关联。许多同性恋书籍包含插图。有数家出版社出版这类作品，主要有海因里希·伯梅出版社、茨维曼出版社和保罗·施特格曼出版社。艺术品商人和出版者弗里茨·古立特和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是柏林此类作品的主要发行者。艺术家不再表现双性少年的理想形象、习惯上转移到古代，而是描绘柏林的生活场景，酒吧、舞会、公开的性环境。〔176〕同性恋领导者也被作为模特：1921年4月《简约》中有爱德华·特尼斯为希尔施费尔德画的漫画，埃里希·哥达尔也为他画过两幅肖像。鲁道夫·施利西特将他和朋友们画在一起，而彼得·马丁·兰佩尔则画了理查德·林泽特，他在1928年曾担任WhK的秘书长。阿诺尔德·西格弗里德1924年为阿道夫·布兰德作肖像。奥托·朔夫（1884-1938）创作了许多同性恋绘画，主要是为皮埃尔·路易和奥古斯特·冯·普拉滕的书籍作插图。他还画了很多关于柏林同性恋亚文化的画稿，比如克里斯蒂安·沙德、居伊·德·劳伦斯（埃里希·哥达尔）、勒内·辛特尼斯、格奥尔格·埃尔利希、马特尔·施维希滕贝格、马吉特·加尔、保罗·卡姆和卡尔·阿诺尔德的画像。多数画稿只表现少年，对成年人的表现仍属禁忌。画家和教育家彼德·马丁·兰佩尔与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和“唯一者联盟”接近，他专门为德国大城市里走入歧途的少年画肖像。他最初是“突击队”的成员，拥护社会主义，为青年的教育积极活动。他试图帮助由经济危机造成的年轻失业者和卖淫者。他在其著作《困苦中的少年》（1928）中描述了这一代青年，随后上演剧作《教养院的反抗》，后来被拍成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电影。他的大多数画作如今已经亡佚。

在法国和英国，同样有许多同性恋艺术的事例，但它们并不明显属于同性恋亚文化，虽然在30年代，科克托的绘画彰显士兵和水手的雄壮形体，是当时纯粹的同性恋幻想的创作。斯蒂芬·坦南特为《印度水手》作的插图体现出同样的灵感。布卢姆斯伯里圈子成员邓肯·格兰特的画作有时表现出他的双性恋，尤其在《洗浴》（1911）中一个赤裸的男人肌肉发达，他跳水、游水，然后登船。塞西尔·比顿的摄影作品，如同德国的霍斯特·P. 霍斯特和赫伯特·利斯特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同性之爱的内涵。在英国，专擅同性恋艺术的人中有H. S. 图克（1858-1929）。〔177〕他的画作表现赤裸的少年从事水上运动，在同性恋者圈子里掀起潮流。与T. C. 沃斯利同一公学的一位教师就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幅图克的画《夏日的梦境》，一个少年赤裸躺在草丛里。

女同性恋艺术在20年代经历一次特别的飞跃，发展出自己的参照，从男性同性恋作品同时也从传统的萨芙之爱的表现中摆脱出来。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艺术家中，可以举出格鲁克（汉娜·格鲁克施泰因）、多拉·卡林顿，还有罗曼·布鲁克斯，她的肖像作品细致入微地突显模特们被扭曲的人性。她的裸体画表现了对超性别的女性身体的理想化，苍白，纤细，童稚的乳房，没有阴毛。《交叉》（1911）表现的埃达·鲁宾施坦是黑色背景上白色的线条，这是她的最佳代表作品。究娜·巴尔纳的女伴美国人塞尔马·伍德通过花卉构图表现女性器官，而定居巴黎的阿根廷移民利奥诺·菲尼接近超现实主义，她表现女神般的女性，具有神秘的能力，长长的头发掩着白得透明的脸庞。〔178〕德国的让娜·玛门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她在《简约》上发表柏林女同性恋生活场景的漫画，在人们记忆中确定坚毅线条、细长眼睛、平头、叼着香烟、穿着男装互相抵着胸跳舞的假小子形象。让娜·玛门同时为《时尚》杂志工作，为许多同性恋杂志绘制插图，设计书籍封面。她的作品大部不幸在战争中被毁，而大多数杂志被纳粹焚毁。所以，同性恋文化在两次大战之间特别繁荣，公众舆论也看清了这点，呼之为丑闻和侵略。这种新景象通过文学和视觉“类型”的产生加强了同性恋认同，为之提供了共同参照的积累。

一致性和排异性

一个同性恋的小集团完全自成一体，由一些规则和识别信号来协调，这种看法是反同性恋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同性恋者因而建立起“一种罪恶的共济会，四处有分支，不要见面就可以互相识别，不要说话就能够互相达意，而且当有人从异乡来到陌生地方，他们会负责介绍同好，张臂欢迎他加入，或者为得到他青睐，在他没有生活来源时为他获得生活手段。这就是他们的互助方式”。〔179〕这种幻想的看法包含一部分真相，如同所有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同性恋者倾向于隐蔽生活、发展只有知内情者才明白的暗语。昆廷·克里斯普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其间的持续的危险气氛将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 〔180〕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者常被指控在社会内部形成一个以性为联系、秘密帮助同类的独立群体。米歇尔·迪·科格利就说过“国家鸡奸共济会”。〔181〕弗朗索瓦·波尔谢同样想象出一个分支众多的秘密社团：“从此，同性恋将首先成为一个有共同习气的个体的集合，而第二步将是世界性的，包括哲学、伦理、美学，甚至政治，有自己的共济会、卡片、报刊杂志、附属沙龙、展览、新闻战、发布会、诡计、秘密协议、支持和友爱。” 〔182〕

但是，同性恋者因为缺少独特标志而区别于其他少数群体。比如，犹太族群数个世纪间凝固和运作靠一种家族和社会的团结互助，而同性恋者仍然是一个个体。其同性恋通常是在少年期才显露，所有差异的发现较迟。年轻的同性恋者不能求助家庭和惯有的关系。同性恋者的团结一致和积极活动是永远的重新开始：没有家庭或社会的传承。生于一个社会宽容时期的年轻同性恋者对压制会回归的假设并不在意。通常，同性恋者的一致性只是虚幻的，同性恋者并不感觉被他们的性态联系起来。所以应该发问在多大程度上有条理的同性恋群体可能是一个协调一致的结构，既保留其成员的利益又在对敌中统一。

这个时期最独特的现象无疑是“同性恋国际”。实际上，由英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同性恋崇拜引导他们在社会内部形成一个独特群体，仅仅由性的因素统一起来。在精英中形成一个同性恋群体促使加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和嫉妒感，人们指责他们形成一个小集体，是在英国社会中分裂的一极。这种敌对具体反映在西里尔·康诺利——他本人是同性恋者——对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戏称同性恋国际（Homintern）。〔183〕文字游戏意味深长。如同共产国际（Komintern），这些同性恋者成为国内密谋的外国势力的标志，他们试图吸引追随者。〔184〕 W. H.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一对儿从中学就是情人，他们代表了这种性与知的博爱。诗人和小说家构成同性恋国际的核心，因为他们公开的同性恋和同情左派。实际上，同性恋国际的运作像共济会，成员不为公众所知，但互相可识别并捍卫他们共同的利益。团体团结通过其成员互相对私密事件的了解和使用个人信号来进行同性恋暗示。在福斯特的《戈兹沃希·洛斯·迪金森》中，这位作家的同性恋被掩盖，但这部传记却成为奥登、萨松和衣修午德崇拜的书，他们熟悉事实，从字里行间读出对爱德华·卡彭特、杰拉尔德·赫德、乔·阿克利和迪金森自己的暗示。他们的题赠系统也显示出集体内部的相互作用。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斯蒂芬·斯彭德互相题赠他们的著作，斯彭德将几部书题赠T. A.R. 海因德曼，他的秘书兼情人。福斯特题赠《阿宾杰·哈维斯特》给威廉·普洛美尔、乔·阿克利、鲍勃·白金汉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四人均为同性恋者。一个附庸集体以同样方式，在莱昂内尔·查尔顿周围形成，他在一战中曾任将军，随后任中东旅将军。他同一个皇家空军老兵汤姆·惠切罗一起隐退。他撰写自传，题赠给惠切罗、福斯特和J. R. 阿克利，随后为青少年写了些冒险小说，表现爱好体验的少年迷上飞行。在他周围团结一些人物如雷蒙德·莫蒂默、邓肯·格兰特和一些演员如约翰·吉尔古德。他们聚集在伦敦，新康普顿街的杰纳罗馅饼店，那里以其漂亮侍者著名，他们都是此间主人到意大利度假时挑选的。

这些同性恋知识分子团体通常对外部人士开放，主要是对漂亮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牛津的大学生，也是出身寒微的男孩，主要看他们的长相来募集。比如，福斯特在1930年J. R. 阿克利组织的一个晚会上遇到鲍勃·白金汉，他是一个警员，后来成为他的情人。白金汉在那里是作为阿克利的情人哈里·戴利的朋友。人们指责同性恋国际的是他们成功地非正式地建立了一个旨在帮助年轻同性恋者社会晋身的影响网络。杰基·休伊特这样描写30年代的同性恋世界：“您要明白当时的同性恋世界有一种今天没有的格调。有一种你们如今根本不了解的共济会。这就像奥运会旗上五环。每个圈里一个人在另一个圈里认识另一个人，这样大家就聚在一起。一些像我一样的人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我不是婊子。不道德也许，但不是婊子。” 〔185〕约翰·帕德尼是奥登的老情人，他当时在BBC工作，为奥登和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获得了一次在有关哈德良长城的节目中合作的机会。斯蒂芬·斯彭德为他的情人海因德曼在《左派评论》找到一份半工工作，随后请求衣修午德也参与进来。同性恋出版商约翰·莱曼同样为自己的朋友出版著作，其中有威廉·普洛美尔、福斯特、衣修午德、斯彭德和约翰·汉普森。据E. M. 福斯特说，乔·阿克利“总是帮助朋友们”，作为《听众》杂志的文学艺术主编，他支持许多年轻情人的事业。对阿克利本人作品的评论则是由衣修午德和福斯特撰写。因为一位同性恋朋友莱昂内尔·费尔登的帮助阿克利1928年进入BBC。从此，他利用自己的影响给许多熟人工作，E. M. 福斯特成为BBC常客，G. 洛斯·迪金森谈论柏拉图，莱昂内尔·查尔顿谈和平主义。利顿·斯特雷奇被邀请，但他的嗓音很糟。接下来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德斯蒙德·麦卡锡和哈罗德·尼科尔森。1929年3月，他邀请自己的一个情人哈里·戴利在广播里讲述一个警员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方式，希尔达·马西森邀请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休·沃波尔在BBC讨论现代女性。温德姆·刘易斯称这些行动为“非法团体的高度智力”。其中并没有真正同性恋特有的东西，这些知识分子互相帮助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上学，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与相同的家族交往，有同样的朋友。但最吸引外界观察者的是性的特殊性和招募中有时带倾向性的特征，不能确定是否始终根据职业的标准。最让同时代人震惊的无疑是利维斯夫人，她发表一篇报复文章：“这就是这些高雅的失业者如何渗透进报界的最高层，甚至于大学，看他们的声名是怎样建立的。只要去找到你认识的和别人介绍的合适的人，人家就会写你最好的事情发表在最佳位置。那些被康诺利先生宠坏的可恶的孩子和许多位作家的一些童年的朋友们涌进大学，成为自负愚蠢的青年，又以同样方式进入文学界来替代一些同类的位子。康诺利先生和他的团体希望接替鲁珀特·布鲁克，目前正努力使文坛成为他们被保护人的狩猎保留地。一些明显不称职的评论家何以能占据我们的文学杂志，那些惯于疑问的人们不必再费神了。他们曾是‘学校最漂亮的男孩’，或者拥有猫的柔媚、性感的嘴和长睫毛。” 〔186〕知识分子的傲慢，加之他们建立在性的基础上的精英主义，对保守派的回潮有不少助益，因为英国正焦虑地看到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展出颠覆性的一极。但是，斯蒂芬·斯彭德对这个时代的解释无疑更接近被其多数诽谤者称为“同性恋国际”的本质：“我从未失去这种对友爱的需要，那种同一个与我同样追求的男人分享我的智性冒险的欲望。” 〔187〕

但是除去这些事例，同性恋者的团结互助似乎是相对的。当然，德国同性恋运动为了共同目的斗争，但他们也互相争斗。精英是互助的，但往往一些同性恋以外的原因却成了不和与敌意的源泉，比如要同时属于纪德的圈子和科克托的圈子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同性恋者并不构成统一阵线，个人争吵常常阻碍共同斗争。克劳斯·曼就回忆了同性恋的这种缺乏团结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新法兰西杂志》上有一篇安德烈·热尔曼令人厌恶的文章：《克劳斯·曼，臭水坑的自恋》，这是可能从一个‘阿姨’处得来的最恶毒的东西。我很乐意能狠揍这只蜘蛛。” 〔188〕更严重的是一些同性恋互相揭发的典型场面，似乎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形式。自卑的同性恋者将自己的犯罪感转嫁给同类，对待他特别严厉，与他自己的自我贬低相匹配。比如，当德国政治局势恶化，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请求他的朋友海因茨来英国同他会合。海因茨不幸在边界被移民局阻拦，询问他旅行的目的。移民官拒绝相信海因茨会是衣修午德的仆人而将他送回德国。当克里斯托弗吃惊于这一决定，奥登对他解释：“打从我看到他小老鼠一样亮的眼睛，我就知道我们完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形势，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人。” 〔189〕

融入社会的愿望是更加严重的不公正的源头。作为被打上烙印的团体，同性恋社群自己却又在模仿它所遭到的排斥。随着同性恋社群确立合法性和获得一定承认（比如开办同性恋俱乐部），他们却发展出一些更为保守的规矩，强加一种对同性恋的一致看法，融入、谨慎、得体。昆廷·克里斯普的斗争、他坚持扮演“女疯子”的角色使他因而成为被同性恋排斥的牺牲品：“在我最乐观的那些日子里，我去两三家俱乐部，我发现他们每年都变得更体面，或者只是更昏暗。即使是开始还比较寒酸的时候，我在那里也感到不自在。经理们害怕我的出没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我明白，但我不解地发现，即使是在顾客中我的到来也造成沉默和非议。我开始遇到更多也更多样的同性恋者，我不得不面对事实，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喜欢我。” 〔190〕这种在同性恋社群内部的排斥现象对于其遭受者是一种扰乱的经历。克里斯普记述：“发现同性恋者不喜欢我，这比正常人的敌意更难以忍受。”

同样，巴黎男女同性恋的圈子也首要看重谨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的沙龙几乎完全由两性的同性恋者组成。当有人向她解释可能的新成员，她只简单地问：“您是同性恋者不是吗？当然……那么，很好，我们谈些音乐可好？” 〔191〕另外，巴黎不同的同性恋沙龙间的竞争是激烈的，女王公的沙龙不接纳与纳塔莉·巴内或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沙龙同样的人，对立是严重的。拉希尔德的朋友玛丽斯·舒瓦西被指责为不忠：“我出席了两次纳塔莉·巴内的鸡尾酒会。当我要去雅各布街的时候，拉希尔德同我吵得那么激烈，我只好放弃——纳塔莉和柯莱特两人的名声都很坏，我不想你跟柯莱特交往。” 〔192〕同样，露特·勒利格1928年发表《柏林的女同性恋者》以女性缺乏团结一致来解释女同性恋运动的贫弱：“但是，如我们所知，妇女无一例外地没有任何团队精神，即使是女同性恋者也不脱离这个规律。因为这个原因，根本谈不上形成一个共同阵线，这谈不上。” 〔193〕

缺少共同的目标是对男女同性恋之间缺少团结一致的另一种解释。女同性恋者总是置身同性恋运动之外，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受警方镇压。另一方面，同性恋群体对妇女存有男性的偏见，不亚于异性恋者的大男子主义。许多男性同性恋者围绕阴茎崇拜、对雄性友爱的颂扬、否定妇女来建立自身的认同。歧视女性在一些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在《莫里斯》中，妇女们没有能力有真正的感情，被描写成小白痴；在伊夫林·沃的《一抔土》（1937）中，女人是主人公毁灭的原因，而在衣修午德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女性，除了萨莉·鲍尔斯这个人物。同样，一些女同性恋者对男性同性恋者有深深的反感。在寄给海明威的一封信中，格特鲁德·斯泰因惊人地堆砌了一些偏见：“男性同性恋者的作为是丑恶的和恶心的，而且他们彼此厌恶。他们为了补偿而酗酒和吸毒，但他们讨厌这种行为，他们不断换伴侣，不能真正地幸福。女性不做任何她们厌恶的事，而她们是幸福的，她们能够一起幸福地生活！” 〔194〕

所有同性恋者团结一致的问题是存疑的。虽然存在一些团结互助的明显事例，但并不妨碍按照性以外的标准形成小集团：社会出身、职业、经济情况、个人的意气相投、赞同的方针。故而应当对20年代慎重使用同性恋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新想象，仍在进行之中，它不能企图囊括相关国家的同性恋群众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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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的认同围绕两个轴心形成：自我的发现和他人的注视。同性恋者利用20年代相对的宽容建立一种个人意义的界定。向着自我肯定方向缓慢的进程在战前开始，通过医学理论的传播和德国积极斗争的开展。但是这些努力仍然只是涉及一些边缘的群体。在20年代，同性恋认同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最有力的媒体得到传播——主要是文化的——而且同性恋生活场景对一些无名的同性恋者来说充当了坐标。女同性恋认同不大确定而且更具争议性，因为时间较晚而且不具有有组织的结构。再者，女同性恋者没有明确的斗争需要进行。同性恋者也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虽然他们试图自我肯定，但他们并不能超脱外界强加的概念。缺少团结一致部分由于对起始定义感到不满足。许多人不愿意与“第三性”的信徒或者先天性的性倒错联系在一起，他们对自己不信服的论点没有什么支持，他们怀疑这会服务于相反的利益。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在20年代是一个时髦的主题。直至20世纪初这还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看到大战之后在文学和艺术中同性恋主题的一次真正爆发。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广大社会范围内，尤其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种同性之爱的形象。崇尚运动使有浓厚情色成分、举止超越性别的裸体形象得以传播，而非男女合校的群体出于卫生和教育目的的运动，不断增长维系一种同性恋的神秘感。公众舆论对在众人看来前所未见的、现代的、战后典型的而且不断增长的现象中的这种倾向，表现出一种掺杂着焦虑的兴趣。在20年代还没有人拉响警报，高呼堕落。同性恋的形象形成，很奇怪地掺杂着旧有的偏见、新的医学定义和一些视觉上的典型。

公众舆论的概念非常难以界定，我们此处所用的意义是面对一种特殊现象的集体的表达，但也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的一种主导立场的确立”。〔195〕实际上，公众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而是根据事件、外部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屈从于无穷的多样性、断裂、反复。公众舆论作为集体现象很难约简为一些大的实体，比如新闻、议会、社团或者任何以舆论自居的表现。同样，舆论并不机械地依照阶层、社会出身和教派及政治上的隶属。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塑造和影响舆论都有作用。所以应当谨慎，特别是涉及像同性恋这样有争议的研究课题，它在集体想象中有重大反响，承载着旧有的责难的负担。研究公众舆论隶属于社会想象的领域，不能使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真相，但却可以反映其恐惧和幻想。

偏见的负担

关键的问题是宽容，我不仅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现象的许可，而且是对其接受。舆论积重的倾向显示了对于同性恋者维持不利的偏见，透过主要的机构和相关的新闻，尽管我们看到相对于战前有所进步。某些主题比如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联系、青少年保护和对外国人的恐惧充当了反同性恋幻想的扩音器。

传统道德的卫道士

制度的话语使我们得以界定一种对同性恋的典型态度。作为政治表述，它享有历史和政治的合法性。由于通过主要的媒体传递，制度话语充当了众多私人话语的参照。出于不决断、无所谓或简单的从众，许多人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见解基础上。出于教派、社会或团体的考量，他们将本身团体的偏见合成进去。

教会

二三十年代间，教会在相关三国的影响仍然很强，虽然有人谈到与城市化、国家冲突和经济危机相联系的宗教危机。〔196〕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首先依据宗教话语。鸡奸作为“无用”、“逆反自然”的行为，同避孕、在月经期、孕期、哺乳期的性交、手淫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宗教的谴责是一个最常被引用为歧视同性恋辩护的理由。但是，约翰·博斯维尔〔197〕指出，宗教通常只是一个为个人偏见辩解的借口。

天主教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改变。教会从此时承认了性教育的合法性，性教育由家庭和基督教婚姻协会合力承担，而且教会承认婚姻有双重目的：生殖和“夫妇主体的满足”，对关闭妓院开展讨论，但同性恋仍然遭到谴责，同样受责难的还有避孕，虽然自1934年起奥基诺避孕法开始传播。这种态度根植于更普遍的对追求肉体满足的责难，认为这分散人类的精神追求而使道德处于险境。〔198〕同性恋以彰显的方式代表这没有目的和束缚的性。新教教会和英国圣公会对这一主题也未表现更多的宽容，虽然圣公会在1930年承认了节制生育的合法性。

许多抨击风俗败坏和同性恋的传播论战小册子由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的宗教组织出版。克罗岱尔1924年得知纪德是同性恋后的愤怒，揭示了大多数天主教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还有贝尔纳诺在《新文学》1926年4月17日刊登的文章，指责普鲁斯特的作品缺少精神追求和宗教伦理追求。医学理论虽然也被考虑在内，但并不决定有意义的改变，比如一部新教著作的一节：“同性恋者表现的对异性的反感清楚地将他们分类为病人，而且是危险病人，因为他们追求新的伙伴——尤其是女性在儿童中寻找伙伴，他们使众多伴侣也变得反常，但是性倒错者们道德上的苦难值得我们同情。” 〔199〕这些著作出版供教士使用，构成对同性恋的封锁，传播一种特别落后的性观念。教堂司铎彼得·格林在其著作《正确行为的问题》（1931）中，支持同性恋应当像其他不健康状况一样得到治疗（他列举了杀人狂和偷窃癖），并受到法律惩罚。〔200〕

某些教团采用一种更为极端的态度，向同性恋的“传播”宣战，认为从战争结束以来是令人担忧的。德国由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福音教派委员会既是如此，还联合了其他一些世俗和宗教团体。〔201〕穆姆还是国民议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成员，该党集合了保守和极右势力。他领导“反色情和污秽”（Gegen Schund und Schmutz）的运动，致力于保护青少年、反流产、性病、卖淫和同性恋。这种宣传的目的是竭力避免在更自由的意义上修改刑法。所采用的论调是极其悲观的：“人类从未比今天如此接近一场巨大的灾难！” 〔202〕穆姆的一种出版物《打击淫秽报》在封面上表现圣乔治降龙。象征意义是明确的。

同性恋问题广泛吸引这些团体的注意，虽然只代表它们首要关注的一部分。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联盟纪要（1920年7-9月）提到同性恋团体，主要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和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电影《与众不同》。报告对文化部长黑尼施1920年3月1日访问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感到愤怒，访问历时四个小时。报告特别指出《友谊》杂志胆敢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之中的基督徒》的文章。穆姆和一些不同团体发起一份称为《声明！德国人民的前途危险》的抗议书。抗议主要针对“新女性”及其通过服装和发型男性化，要求政府立法“反对色情和污秽”，为了保护青少年而更严格地执行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对剧院立法，禁止“萨克斯管、黑人舞、裸体剧”，镇压毒品、吗啡和可卡因。出于同样想法，教会团体联盟1928年3月14日要求禁止几份同性恋刊物，《友谊报》、《人权报》和《女友》〔203〕。“反下流作品”斗争胜利。1928年6月19日，大多数同性恋刊物列入“淫秽作品”清单。1928和1929年，《女友》被禁达12个月，1931年《假小子》同样被禁。

反同性恋运动的斗争在各条战线展开。1921年3月《基督教民权》杂志中，我们见到小学教育督学埃伯哈德的名为《性倒错潮》的文章。1922年2月，德意志福音教派委员会重申对废除第175条的反对。〔204〕一份小册子《第175条必须保留》由德国天主教公众道德中心工作委员会出版。同样，由玛尔塔·布劳尔领导的德意志妇女斗争联盟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份激烈的论战册子，揭露同性恋杂志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常的男人不能在性伦理领域为健康人提建议。”攻击同样针对左派政党，他们因此成为保守派方便的靶子：“人们应当特别关注这场色情革命多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的保护而传播。”保护妇女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女性角色被限定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由著名的“三K”来代表（Kirche教堂，Küche厨房，Kinder孩子）。1924-1925年围绕将第175条扩展到女性而发起了一场运动。

德国福音教会的斗争仍然是相对孤立的，通常，这个主题在论战册子和性教育课本以外很少提及。但是，我们发现以孤立的方式存在一些独特的、甚至离经叛道的态度，指出即使在教会内部同性恋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模棱两可的。比如白十字联盟依附英国教会，1929-1930年就曾帮助伦敦卖淫的男孩。这一组织此前曾支持卖淫妇女，想借此来面对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非职业卖淫的上升。联盟委员会选择将相关男孩安置在收容中心，试图为他们找到工作以便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在英国圣公会各级别中找出同性恋崇拜的痕迹。牛津运动尤其被指责为亲同性恋的，其领导人约翰·亨利·纽曼以其与男孩们保持浪漫友谊而著名。同样，一些教会人士也做到将职能与个人倾向相协调，比如E. E. 布拉德福德教士就是著名的恋童癖诗人。牛津的大学生由约翰·贝杰曼领导来向他致敬，而他在治疗过程中去世。布拉德福德认为“他对男孩的懒懒的柔情／来自基督而非苏格拉底”，尽管如此，他的诗作仍然明显与教会原则冲突。这些事例都属于例外。

公众权力

政府、议会、行政和司法关于同性恋的公众权力话语是典型的官方话语。是制度的代表，并不能代表公众舆论整体，虽然是来自公众舆论并对其有影响。这种话语根据个体的人格和环境，但超越了个人立场而成为国家的观点。通常，二三十年代公众权力以道德和出生率为名，并不有利于同性恋。男性同性恋还被指责质疑了传统的等级，资产者和工人在寻找伴侣时混杂在一起。女性同性恋通常享有较大的宽容，因为没有威胁社会建构，妇女在父亲、丈夫和社会压力的权威之下，可能被迫重新融入规范。

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同性恋的仇视投入增长。随后，英国政治权力对男性同性恋保持严厉的方针，而反对女同性恋的斗争规模很小。同性恋比控制生育和离婚权利更容易招致非议，因此构成了国家显示其在道德方面的行动的理想主题。而且，一些在反同性恋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与道德和清教徒运动联盟保持紧密联系。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在1922-1936年间曾多次担任皇家法律顾问，他是福音会的激进成员。检察长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曾经是国民警戒会成员。特别是1924-1929年间担任内务部长的是极端清教徒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Jix”），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独之井》就是因为他被禁，他参与或建议了对同性恋者的许多诉讼。对同性恋的恐惧主要与对帝国衰落的恐惧相关，因为爱德华·吉本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种错误的倾向性分析的推演：“罗马衰亡了，其他民族衰亡，如果轮到英国衰落，这将是由于这种罪恶，因为它不信上帝，而这将是它的灭亡。” 〔205〕

反同性恋的压力并不放过领导层的精英。〔206〕 1922年，自由派下院议员刘易斯·哈特考特子爵因为害怕自己的同性恋被公之于众而自杀。他曾不懈地追求一个名叫爱德华·詹姆斯的伊顿学生，他曾在母亲陪同下到议员在纽汉姆·考特尼领地住过几天。1931年，嘉德勋团骑士比彻姆伯爵，时任“五港”总督和自由党领袖，他突然辞去所有职务并离开国土。他的内弟威斯敏斯特公爵威胁他向公众揭露他与许多少年及其在沃尔默堡领地农庄内的侍从之间的关系。他在五年后儿子葬礼时，得到保证不被逮捕才回到英国。乔治五世在风闻丑闻后，作了简短评论：“我以为他们头脑发热。”同性恋还有可能被用于一些激进目的。在法国，1933年10月末奥斯卡·迪弗雷纳被杀，他是宫殿音乐杂耍戏院老板、巴黎第10区市政委员、同性恋者，他的死引发了政治丑闻。一名雇员看到他跟一个海员关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找到他的裸体，颅骨破裂。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在马尔维宣读了他的悼词之后，《秩序》报发表激烈的文章：“奥斯卡·迪弗雷纳生前死后提供给我们的演出是有象征意义的，他揭露了我们民主的腐朽。”莱昂·都德也写道：“谋杀者是一个水手，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侄子，他的男性器官部分受损，正在纳伊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在德国，同性恋指控被左派政党广泛使用，特别是用于反对“国社党”（NSDAP）。〔207〕

报界

通过对报刊的研究能够更明确认清对同性恋的宽容。新闻反映舆论，但也是新潮流的主要载体，在思想上打上自己的印记。20年代的标志正是新闻手段的惊人发展。新闻取得重大进步，广播和电影作为通俗媒体确立地位。英国、德国和法国大发行量的报纸大发展，靠着惊人的资本的支持。〔208〕

全国性报章和党派大报很少探讨同性恋问题。比如《时代》〔209〕平均每年发两三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同样，《泰晤士报》〔210〕每年有一两篇短文，有些年这个问题根本未被提及。德国报界发言较多，主要是因为围绕刑法改革的辩论针对废除第175条，还由于同性恋运动的积极活动，他们作讲座、发请愿书。同性恋可能通过四类专栏提及：文学戏剧批评、司法专栏、议会辩论报告、关于风俗发展的论战文章。还表现为第五类，但属于例外：论战目的的政论，主要是将对手作为同性恋来揭发。这些不同可能性并不被所有报刊以同样方式运用。

在《时代》中，同性恋通常不出现于司法专栏。例如该报没有报道玛尔特·阿诺或奥斯卡·迪弗雷纳的同性恋。1928年12月16日的一篇短讯让人联想到一桩同性恋事件。银行职员雷蒙·贝尔纳连续三星期每日拜访赫尔曼·戈德施密特。当15日早晨他来到时，侍从照常引他进入还未起床的主人的房间。一段时间后，他听到东西落地的声音。贝尔纳开了三枪。他被仆从抓住，但他自杀身亡。17日，我们读到：“一个富有的荷兰寓公被他的年轻朋友雷蒙·贝尔纳打伤，在悲剧发生后几小时死亡。”事件的场景，还有“他的年轻朋友”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男妓间的争吵。同性恋问题同样也不在议会辩论中出现，甚至也不见于关于妇女和现代青少年的论战文章。政治专栏并不提及，除了一些有关希特勒德国的文章。

所以主要是文学和戏剧评论充当有关同性恋的辩论论坛。第一篇富有暗示性的文章有关普鲁斯特的《索多姆和戈摩尔》（一），小说继《盖尔芒特家那边》（二）之后发表。保罗·苏代写道：“我也补充说，在最后一章故事走到一个很难卒读的方向。据圣西门说，甚至皇家也有类似普鲁斯特先生的夏吕斯男爵的人物，但《回忆录》的作者（圣西门）的描述更为简略。” 〔211〕第二篇文章恰好在一年之后发表，正当《索多姆和戈摩尔》（二）1922年5月12日出版。第三篇发表于同年8月17日。这是一篇罗歇·马丁·迪·加尔的《灰本子》的书评。保罗·苏代建立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新方式，即以普鲁斯特为参照。由于同性恋不能直接表述，所以通过暗示一个参照性的同性恋者使读者得知：“老师们曾以为这属于马塞尔·普雷沃斯特（译按：原文如此）先生的小说中德·夏吕斯先生进行的那些可恶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只是纯真的友情，被一种表面上可疑的词汇夸大和神秘化，使纯真的孩子们不明白其含义。”1924年2月21日，阿贝尔·埃尔芒的“切尔西爵士”系列的出版使得暗示得到更新：“所以切尔西爵士是英国的夏吕斯或奥斯卡·王尔德，跟王尔德一样是唯美派，但同夏吕斯男爵一样是简单的大贵族，而不是文人。”愤怒已经表现出来：“可怜的家伙。难道他们不能默默服罪而免得公开自辱吗？美德和罪恶都同样适宜保持谦逊。”1926年2月4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批评文章，保罗·苏代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戏剧批评家皮埃尔·布里松接续他在1926年3月8日批评了在费米纳剧院上演的《女囚》。剧作赤裸上演，是关于一个“出奇地大胆而淫秽主题”的一部“极其值得注意的作品”。所谓主题从未言明，是因为“如果说出则可能赋予它粗陋的外表，而布尔代先生费尽心机想避免这样”。在第二幕，“争论将扩大，具有人性意义和严肃性。但不幸正是这一时刻让人很难意识到”。保罗·苏代1926年12月23日重新出场评论《只要种子不死》。“其中难堪远多于乐趣。”不能误导读者，他们已经对《索多姆和戈摩尔》习以为常：“这跟夏吕斯的艳遇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同好们不能比，他们至少还有些可鉴赏处。人们不会调查安德烈·纪德先生的私生活，让他安然无事。他有何需要展示他生活中最无可救的疯狂？”1927年11月17日，保罗·苏代评论《重现的时光》。小说的后半部尤其让他不满：“具有了丑闻小说的所有手段。”1931年9月25日，安德烈·泰里夫在文学专栏取代了保罗·苏代，他对莱昂·勒莫尼耶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传记写了几行评论。他没有明确暗示到他的同性恋。他谈到“他承受的几乎是天真无邪的天谴”、“残酷的细节”和一种“道德方面过分的自由主义”。1931年10月23日泰里夫在恩斯特·塞埃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拉蒙·费尔南德斯的《安德烈·纪德》两部作品发表之际才大段论及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同性恋，但他仍然未使用明晰的名词。“自然，我谈到一种更深层的缺陷，可以借此解释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不可解之处。”否定占主导，特别是在下一段将纪德与普鲁斯特作比较：“对一个虽然关键却如此难堪的主题，我们不多赘言。只要知道普鲁斯特的悲观与纪德先生尼采式的乐观相对立就够了，普鲁斯特在其同好们身上看到不祥的宿命，而他的追随者（指纪德）却倾向认为他们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我让大家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有害的宣传。是第二种无疑了。”同性恋的命题虽然被避免，但仍是分析的对象。

实际上，涉及同性恋问题的文章在30年代初不断增加。戏剧创作对其有利。比如，1931年11月2日香榭丽舍剧院上演罗歇·马丁·迪·加尔的《寡语者》。皮埃尔·布里松将之描写为一部“最淫秽的剧作”，但“作者最出色的巧智正是避免了争论的实质”。1932年1月11日，布鲁克纳的《青春之痛》在马莱剧院上演；1932年6月20日，《穿制服的女孩》在巴黎电影场上演；1932年10月10日，爱德华·布尔代的《豌豆花》在米绍迪埃尔剧院上演。这个日期是重要的，因为“性倒错”和“同性恋”的名词第一次在《时代》上采用。但是剧作让布里松失望：“我不指责布尔代先生，他写了一部剧作将一些反常的人搬上舞台，却避免表达一种谴责。我不仅不指责他，我还恭喜他有勇气。卫道倾向的戏剧、所谓“正统”戏剧在我看来在原则上是完全不可取、效果平淡而且过时已久。我责备他的是将一个如此危险的主题简化为一场闲聊的乐趣。”1932年3月24日，安德烈·泰里夫对柯莱特的《这些乐趣》作了正面的评论，虽然他强调该书“对弱者是危险的”，但“对强者有益”。局面已经形成，1935年2月25日，莫里斯·罗斯唐的剧作《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艺术剧院上演。虽然都是些委婉的说法，但皮埃尔·布里松这回用了“同性爱”的说法，道连·格雷被描写为“索多姆的主保圣人，是他信仰的使徒、义士和牺牲者”。但是这是在1939年前发表的关于同性恋主题的戏剧和小说的最后一篇评论。这种突然的停顿需要与公众舆论对同性恋的兴趣骤降联系起来。媒体的首要关注转向危机、外部紧张和人口减少的威胁。

《泰晤士报》保持中立。同性恋通常只在司法专栏中涉及。事实的描述尽量简短。比如1919年1月11日刊：“中央刑事法庭，1月10日。伦图尔法官庭前，38岁园丁威廉·弗雷德里克·甘蒙被认为犯有严重妨害风化行为，二次裁定判处12个月监禁。”此类边角新闻仍属罕见，与每年判刑数量不对应。除了这些专栏，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长的文章是拉德克里夫·霍尔《孤独之井》一书的庭审报告。该报对此仍然保守严格的中立，仅限于原文转述法庭辩论。最后，在谈到希特勒德国时也涉及同性恋问题，适值罗姆被除去，同性恋酒吧被袭击。“同性恋”一词从未被使用过。罗姆的性倾向被说成“不幸的倾向”，而同性恋酒吧有一种“特殊的名声”。所以我们看到大报刊很少使读者熟悉同性恋。与之比较，讽刺性报刊对谈论同性恋问题较少保留，而且三国之间也有明显区别。

对德国《简约》周刊的研究揭示出在德国讽刺报刊中同性恋问题真实可见。战前的《简约》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以及与人道科学委员会相关已经发表许多同性恋漫画。随后停止，在战后渐渐恢复。我计算过，1919-1939年间有15幅同性恋漫画。多数是在1924-1929年间发表，与柏林同性恋亚文化的高峰期相符。在1919年没有，而1933年后也没有。最后一幅发表于1932年5月15日。漫画大多数表现女同性恋和柏林同性恋生活。比如，1924年9月24日刊，一个Bubikopf短发女孩四肢伸展躺在沙发上，她母亲对她说：“怎么对你说呢，我的孩子，你现在到岁数了，保拉，跟男人我们……——打住，妈妈，我变态。”1928年2月20日发表一幅让娜·玛门的著名画像《她表现》。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年轻女子说：“爸爸是律师而妈妈在地方法院就座。我是全家唯一有私生活的人。”但我们也发现一些男同性恋的漫画。1921年4月1日的一幅漫画影射希尔施费尔德，题目为《希尔施费尔迪亚娜》，我们在画中看到同性恋领导人同他的年轻的非常女性化的秘书在一起：“请您写信吧，小姐。在我们重建经济生活的时刻、在全面萧条中，时下必须做的是强烈要求立刻废除第175条。”1927年9月12日一幅叫《感情的混淆》，直接针对斯特凡·茨威格的书。我们看到两个妓女，一个水手靠近她们。一个妓女对另一个说：“告诉我，贝拉，这个水手，你觉得是一个顾客还是同我们竞争的？”1929年1月28日的一幅漫画表现一个同性恋舞会，在中央一个化装成天使的男孩是所有注意的对象。解释文字是一首小诗：

化装成爱神的马克斯大获成功

他置最勇敢的男人于险地

有人讲，在另一营地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本人也在场。

纳格尔大妈保护马克斯——作为希腊女性

一位非常细心的“舞会妈妈”

因此没有一个畜生胆敢靠近他

就像人们说的：即使是希尔施费尔德在这里。〔212〕

《简约》的漫画并不反映对同性恋者真正反感。他们被嘲笑，就像其他许多人被嘲笑一样。我们见到希尔施费尔德的斗争被夸大和搞笑，一些假小子，但最终一切都是战后的标志，有现代性的趣味。与其说是一种对同性恋真正的仇视，不如说报刊的嘲弄反映公众舆论面对同性恋的现身所感到的无措。

与之相比，《幻梦》〔213〕显得更有敌意。该刊上的同性恋漫画也很多。多数是关于女同性恋，时间上对应1922-1928年间。《幻梦》对同性恋的暗示同样散见于花边新闻和社论。比如192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报复文章，题为《情感异类，这些女士先生》。1923年5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女孩一起跳舞，题为《舞场的花朵，但男人们什么也不会知道》。1923年10月1日，阿贝尔·埃尔芒被画成穿院士服正在涂脂抹粉，题目《圣西门内特》。1924年3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头发越来越短的女子，说明文字：“小心，女士们！如果你们过多改动头发，你们有朝一日会像是老先生一样。”1925年9月15日发表一幅《简约》杂志风格的漫画。两个女孩一同跳舞，文字指出：

睡吧，老歌，

曾让人舞蹈，无拘无束，

女孩和男孩！

在这些宰客的时髦酒吧

以放纵的身姿

只有……假小子！

1926年5月1日，安德烈·纪德被画成漫画，题目《男性之花》。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命名的爱情》发表时，有一篇激烈文章和一幅漫画：“是否该是我们抗议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有些过分了，这些‘亲爱的朋友’！他们可以自顾自地找乐，玩门口的玩艺或者是后门。但他们如此大张旗鼓，宣扬他们特别的风气，应该作出反应了。我们谈到的这本书是否讲发出信号？在人们谈论清洁巴黎之时，也许大家应该扫一扫一些圈子。” 〔214〕 1932年4月1日是一则阴郁的新闻，署名梅丽塔，题目《莱斯博斯》：“她们不漂亮，这些女囚，眉毛剃得太浅，眼睛看着像牛犊，她们的面色在灯罩的黄布下显得暗淡无光，羸瘦臂膀从睡衣里伸出。”同样主题，我们在1938年6月11日《巴黎生活》〔215〕上找到一幅叫《小滑头》的漫画，表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其中一个是瘦削的假小子，叼着香烟。注解文字：“我打赌，侯爵夫人，您将在古希腊的一个岛上度假。”《幻梦》自命“法兰西精神”的使者，在此做出高卢精神的保卫者的姿态。所以杂志的商业基础就是利用最通行的偏见。同性恋生活的新的显现和同性恋文学的大发展加强这种基本倾向，成为所谓受到威胁的异性恋进行再度争夺的借口。《简约》将同性恋展现为一种现代现象，而《幻梦》则将之看作颓废的讯号。

对《潘趣》的研究如同此前对《泰晤士》报的研究，显示英国报界极端的谨慎。1919-1939年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同性恋漫画，唯一影射性的图画是一些短头发的女孩，但始终未归入女同性恋者，主要是一种表现时尚发展的漫画。先看到一个长头发姑娘，随后是贞德短发，随后是假小子，然后是平头，漫画接下来表现已被避免的光头和逐渐向中等长度回归。〔216〕另一幅表现男性同性恋者：1922年2月1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招待会画面前景是两个年轻女子，在后景上是两个非常女性化的男子。画中有文字，女招待：“真烦人，亲爱的，我们缺一个男人。”女客人：“您别着急，我带来两个‘宝贝’。”还需要研究其他杂志和报纸才能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尽管如此，作出英国社会对这个主题有少许宽容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

最终，对德国派系报纸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分辨因政治所属不同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的细微差别。〔217〕多数德国报刊首先是在议会范围内涉及同性恋问题。某些同性恋丑闻引发报刊中大量文章。尤其是罗姆在1931年的一些信件。最后，在谈论战后风化的论战文章中也提到同性恋。《德意志日报》〔218〕是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机关报，代表容克贵族和极端保守派商人的利益。人民党敌视魏玛共和国而且反犹太人。它的目标是复辟君主制。从1925年起该党参加政府。《德意志日报》在这个阶段激烈反对同性恋者，甚至将性别平等和和平主义的青年、堕胎的“摩登”女性和性解放一并指责为苏俄和犹太的产物。〔219〕该报全力支持由人民党党员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反色情和污秽”的斗争。1920年11月12日，该报提到“变态医生”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1921年3月25日以《同性恋冠军》为题，揭露淫秽文字的传播，特别是《唯一者》杂志。对于新的医学理论的兴趣见于许多文章，但是该报刻意选择最不利于同性恋者的那些。比如，1924年2月10日发表一篇题为《性生活与遗传缺陷》的文章，支持异性恋是先天的，而同性恋如同受虐和施虐是变态的。1928年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警世文章题目为《种族的自杀》，揭露“妇女男性化、男性女性化以及自然对立的减弱”。这种非常负面的态度与民主派报刊《柏林人日报》〔220〕的立场相反。该报在1919年9月4日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刊登一则启事以及学会纲领和举办的主要讲座的主题。消息得到了客观对待。

我们可以更好地比较两份报纸就刑法改革委员会1929年10月16日废除第175条的决定所作的反应。〔221〕《柏林人日报》从10月8日起发表委员会报告。10月17日文章名称为《文化的进步：第175条陷落》。该报对这一决定感到欣慰，并特别向威廉·卡尔致敬，他已年过八旬，任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民党（DVP）〔222〕成员，他反对本党决定投票支持废除，他的影响使投票改观：“如果他所有的朋友都同他一样年轻，事情会变得更好。”与之相反，《德意志日报》几日以来将“同性恋免于刑罚”归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文章题为《人民罪人的胜利：犯第175条免于刑罚》。从中可以读到：“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先生及其门徒目前要获胜了。只能期望关于这一条款最后的讨论和决定能在另一次议会搁浅，目前的议会取得明显多数，但也从道德角度决定了德国人民的毁灭。”该报同样攻击卡尔，指控他叛卖。1929年10月25日，卡尔在《孚日报》上回应这些指责，为自己的立场辩白，他采用这样的立场不是出于对同性恋的宽容，他认为这是一种恶行和不名誉，他是出于实际的理由，因为镇压有利于敲诈，尤其有利同性恋宣传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传播。所以我们于此看到德国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因政治立场而异。这对于《德意志日报》是德国衰落的一个新证明，但民主派却相反解释为一个历史进步。在希特勒掌权后，不再可能进行这样的区分。比如，对罗姆的清洗在《德意志日报》和《柏林人日报》上都以同样方式处理，犹太和自由派编委已经被“清洗”。它们在1934年7月1日的文章满足于忠实传达官方版本，按照戈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述。

作为结论，我们根据所研究的事例发现报界在不同国家起到的作用不同。在德国，问题被公开辩论，而“同性恋”、“性倒错”这些词及其变体被寻常使用，因为它们享有科学的保证。在英国，报界顺从仍有生命力的沉默法则，没有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同性恋。在法国，报界说话较多，但仍然极其谨慎。虽然一些丑闻报刊使用同性恋作为一个卖点，但它们冒着查禁的风险。1935年7月，《侦探》的主编马里于斯·拉里克被判三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1000法郎罚金，经理夏尔·杜邦判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500法郎罚金，但记者马塞尔·卡里埃被免予起诉。该报发表了在不详情况下被勒死的一个年轻同性恋者尸体的照片。他的裸尸在一个长沙发上找到。报刊所给的题目为《小家庭》。〔223〕

更大的宽容？

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有多重原因。其形成根据家庭出身、教育、宗教、个人偏见、舆论的总体倾向。在缺乏民意调查和对民众的其他形式调查的情况下，很难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心态的发展。尽管如此，通过收集见证和对资料的评判，我们可以建立起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的总体和细分的图形。

同性恋者可能因他们属于不同阶层而在日常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况。一个自由的同性恋者生活在一个欧洲都市，他只是偶然遇到敌意。比如女同性恋者B在30年代过着艺术家的生活：“当时像我那样自由地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并不容易，因为我是在艺术圈里，那里是很平常的，艺术家们不在乎，甚至相反，这带来某种独特性。”女同性恋者N与无政府主义圈子交往，她同样被她的环境接受。〔224〕相反，一个无名的生活在外省的同性恋者如果他的特殊性被人得知，他可能会面对真正的粗暴打击：“时代已经习惯了妇女出现在从前男性的场所，习惯了香烟、粗话、当众大笑。但在大城市以外，人们认为我们这些解放派狂妄、粗俗和危险。是一些家长认为应该防止女孩子效仿的坏典型。” 〔225〕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农民埃利诺：“而且这是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同男人穿着一样。尤其是马裤，因为这是在农场工作唯一能穿的东西。我任何时候都穿着。当然我必须穿，我的女伴同我生活，但我认为农场主对此不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不谈这些。我不认为他们对此操心，真的。” 〔226〕

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有较大差别。在柏林，如同在其他都市，宽容度比外省大得多，甚至确切地说是漠不关心。相反，德国的其他地区以仇视同性恋著称，巴伐利亚尤甚。同样，青年运动的同性恋理论家汉斯·布吕厄到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尔市的系列讲座也被禁止〔227〕。1921年3月19日，内政部长接到该地区主席的一封信，据说他收到威斯特法伦州各街区协会的27封抗议信，反对公开的不道德行为，有教师和教士团体、天主教青年会、福音教会和许多协会，抗议信递交警察部门，警告说将以各种手段阻止布吕厄进城，甚至在必要时通过暴力手段。类似的事件已经在慕尼黑发生过，“屁精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差点丧命。

多数民众虽然反对同性恋，却避免谈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谈论同性恋。甚至没有暗示。我认为当时对我而言这并不明显，我刚18岁或20岁。在这个年纪，我意识不到那是什么含义。我仅仅是做一个同性恋者。但我认为结婚本身是应当做的事情，即使我已经有过不同经历。” 〔228〕同样，昆廷·克里斯普解释为何他没有向一个女友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她不会相信我，因为在那时，同性恋者绝非你真正认识的某人，很少会是你见过面的人。” 〔229〕对于同性恋本身，人们知道得很少。克里斯普如下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套话：“人们认为这源自希腊，不如社会主义传播得广，但更加危险——尤其是对儿童。” 〔230〕 20年代同性恋者比较显眼，却不一定意味着被更多人接受。许多人对这种“堕落”感到愤怒，但采取一种比较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特别的咖啡馆对公众开放。对他们的风气的评论见于音乐杂耍剧社的歌曲、报刊反应、日常谈话。但不该使这种和善成为宽容。” 〔231〕正是在这时，昆廷·克里斯普发起了同性恋教育的圣战：“我意识到在伦敦西区被承认是同性恋者并没有什么结果，这里罪恶肆虐，索霍酒馆里清一色是各类违法者，但英国的其他地方却确实是应该传教的土地。那里人口稠密的土著根本未听说过同性恋，当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恐惧而愤怒。我要去改造他们。” 〔232〕对他的反应从惊呆的好奇（他引起众多围观）发展成多数有敌意的嘲笑，直至针对性的攻击。昆廷·克里斯普指出：“在所有局面中最神秘的事情不是那些外国人攻击我，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神秘的是他们不杀死我。” 〔233〕此类事件并不少见，同性恋者总是被“揍屁精”的人殴打，他们成群攻击。克劳斯·曼在土伦有过惨痛经历，幸亏有警察救助：“一个小个子年轻人立刻找我搭讪，急不可待而且毫无魅力。我同他去了保留区，去了几间酒吧，跟一个海员争论等等。小个子突然把我拉到僻静处。那里有另一个人在等着。（真是让人不解的傻事，竟然完全没有看到！）有叫声：‘我杀了你！’。我挨了几下，落荒而逃，他们又抓住我，继续打我，拿走了我全部东西——钱（130法郎）、大衣、钱包等等。我流着血，气喘吁吁地来到最近的警局，一个警察陪我去了医院，那里有人给我包扎。我在警局报案，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乘出租车回了家。这是一起糟糕的事件。” 〔234〕宽容虽然有所进展，但并不普遍。教育程度之外，一个阶层对于某种社会裁断的依赖也解释了这些态度的差别。在大学、文学艺术界，思想的开放很明显。大资产者和中层阶级受性学著作传播的影响。在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中，类型化的东西仍然有生命力，虽然达尼埃尔·盖兰确信，同性恋在工人阶层中比资产者阶层中更好得到承认：“我曾住第20区，晚上在小饭馆里看到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都是单身，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现出性的欲望，他们绝不恼怒。对于性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仍处在生理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被道德价值污染过。” 〔235〕实际上，20年代很普遍的非职业同性卖淫多出于工人阶层。中小资产阶级保持着建立在家庭价值上的清教道德理想，他们对同性恋者最为保守。由于缺乏对农民的态度的了解，难以作出判断。而且这类普遍化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掩盖了起作用因素的复杂性。为了得出严肃的结论，必须深入研究以村镇为单位的民众的行为，比如他们对一起同性恋丑闻的反应。可惜似乎如今很难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敏感话题

在一些辩论中可显出宽容的限度。确实，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容忍，但当他又成为外来人时就会被否定。我们发现，某些话题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敏感的，引起反感和非理性的恐慌。有三个主题在整个时期不断反复：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保护青少年的必要性和外族的危险。

女权主义者的过错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问题被直接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女权主义不断被公众舆论揭露为女同性恋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说她们借此招募和引诱新的信徒，致力败坏年轻女性，将她们从家庭和丈夫身边支离。这些指责不断壮大，在德国纳粹时期达到顶峰。女权主义者还被认为对所谓男性同性恋的进展负有部分责任，由于她们因为自己的要求和独立意愿会使男性讨厌女人。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权运动多数与女同性恋隔绝，虽然并不明白地敌对。在两者之间非但没有沟通，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缺乏团结和她们努力与之保持距离让人吃惊，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后者没有组织。

英国女权运动由希拉·杰弗里斯在其《老处女和她的敌人》中做了很好的研究。运动19世纪末由出身富裕中等阶层的几位女子创立，她们受过较高教育，她们的主要领导人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约瑟芬·巴特勒结婚，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米利森特·福西特守寡，弗朗西丝·科布和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未婚。她们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她们要求投票权、行使自由职业的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家庭发出的批评并不针对这种制度的有效性，而是在财产和税收方面的妇女权利，比如丈夫对妻子的法权。对于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怀孕不应该是强加的，这包括控制生育、预防性病和揭露男性的性癖好。她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完全的贞洁、禁欲期或者避孕。实际上，女权主义者首先要求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她们将男性看成对这种自由的威胁，要求男性从此服从妇女“更崇高”的道德规范。战前的口号是：“妇女投票，男人贞洁。”

二三十年代女性阉割者神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们恨男人，想强行建立一个母系社会，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面对女权主义的激化，占主导的男性社会倾向于将所有现代妇女的要求归为一种对其优势的威胁。战争非但没有使思想平和，反而加重了男性的恐惧和仇恨。某些男性将大屠杀分析为将男孩献祭来保全妇女，她们留在后方的安全之中，借机解放自己。女权主义被认为对这种内部反叛直接负责。很快，批评便针对“新女性”，她们具有所有恶行，是本世纪的退化标志。报界聚焦独身妇女的问题，要求将无用的妇女迁移出国以便有助于殖民地的人口增长。〔236〕这是一种视角的完全颠覆，老姑娘曾经是英国传统风景的一部分，突然间却成为对社会的一种危险，在每个独身者身上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女同性恋。为了提出谨慎的建议和警告，关于女性性学的著作不断增多，特别是在30年代，这表明了由危机造成的道德强化。J. M. 霍泰普在其《爱情和幸福，现代女性私密问题》（1938）中解释说，同性恋是“女巫伎俩”，将男孩的外貌变为女性或者相反，但如果一开始就打击她则可以驱除。T. 米勒·尼特拜在《青年与纯洁》（1937）中指出：“战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性恋尤其是妇女同性恋越来越普遍。” 〔237〕从战时开始，妇女们“团结在一种广泛而危险的亲近中，在工作中、在闲暇时，在家中”。克服同性恋的唯一手段是一种“完全的、立即的禁欲”，父母和监护人应当注意立即终止所有太强烈的友谊。在其《接近妇女世界，女孩子们健康的性》（1939）中，伦尼·麦克安德鲁写道：“从不对异性而只对同性感兴趣的女性是女同性恋的迟到阶段。无疑，这部分地由1914-1918年战争前的女性参政运动造成。运动的某些领导人仇视男性。” 〔238〕最完全的著作是劳拉·赫顿1937年发表的《单身女性及其情感问题》。作者区分了“首倡者”的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她们男性化，从童年就发现有假小子的趣味，而被勾引的女性并非同性恋者，她们因为单纯的无知和性挫折而落入前者的圈套。对后者危险的是向“教唆”让步而再也无法戒除这些反天性的抚慰。她有成为神经症的危险，因为她从来不能达到完全的快乐，也不能通过生育达到自然的满足。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则有可能沉沦酒精或毒品，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构成被征服者的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尽管如此，鉴于男性短缺，劳拉·赫顿思考是否放任这些女子在一起是更明智的，因为并没有更好的可以提供给她们。

将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的最强烈的攻击主要在德国。〔239〕 1925年，35.6％的妇女工作而1907年是31.2％。女孩同样在教育中获得一席之地，1931-1932年女大学生比例达到16％。女性还成功获得一定政治影响，1919-1932年间112名女子被选举进国会。她们在地方机构中也有代表。但女权运动是分裂的。存在一种政治女权主义，要求权利平等，以克拉拉·蔡特金和海伦娜·施特克尔这些人物为代表。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往往失望，因为她们几乎得不到自己的政治伙伴支持。那些极端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的赞同避孕、堕胎、离婚改革的斗争仍然是孤立的，因为多数妇女组织害怕妇女男性化，并且宣扬忠诚、隐忍，将主要的美德作为妇女理想。然而，20年代发展出一种警告性话语，指责女性停止生育并要她们对家庭价值塌陷负责。某些著者在现代女性身上看到一种阉割者，她们剥夺男性的工作。德国妇女协会联盟（BDF）聚集了80个协会的50万会员，虽然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妇女教育，但却接受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某些妇女组织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比如女新教徒联盟（近200万会员）、红十字女志愿者（75万会员）和路易斯王后联盟的13万会员。

反女权主义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有可能采用仇视同性恋的攻击的形式。当时没有任何运动支持女同性恋者的事业，女权主义被指责为大举的同性恋诱惑充当掩护。安东·许克在其《妇女运动的精神病理学》（1931）中系统地攻击现代女性。据他认为，女权领导人符合一个特殊类型，即“男性化的女性”，宽肩、声音低沉、嘴唇上汗毛重。她们还有易装的倾向。解放斗争依靠各种因素：社会困境、临时的妇女过剩、“精神病态和神经官能反应机制的激活”。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诞生就投身其间以便实现她们的个人目的，通过将“广大正常女性的建议”转变为妇女事业的大军。女权运动“不仅加速了家庭文化核心的塌陷，而且助长这种塌陷，但至今未能建立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所以女权运动助长了性别特征的混合”。〔240〕德国最重要著作是E. F.W. 埃伯哈特的《妇女解放及其情色基础》（1924），其中一章60页关于“女同性恋和妇女解放”。埃伯哈特认为，多数女权主义者是“雄壮的女子”，属于“中间性别”，表现“许多男性特征”，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所以，女权运动实际是隐藏的女同性恋运动。当然，大多数会员是异性恋者，但运动领导人是女同性恋者，她们力图满足自己的支配幻想，利用自己的吸引力来奴役其他女性。通过她们的影响，传播女子同性恋，而且此后比男同性恋更普遍。作为结论，埃伯哈特要求法律惩处女同性恋以遏止国家的道德衰退。

在法国，虽然这个主题不大轰动，但也并非没有争论。早在1908年，泰奥多尔·若罗就混淆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一开始是对平等的偏执，变成了为自由的本能辩护。它散发着淫荡的暧昧气息。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中最无耻的一位，某位勒内·维维安不是在一本蹩脚诗集里认为女人在那些迷狂时刻有诗歌的韵律，自命‘女同性恋爱情’的现代女诗人？这位萨芙不断在其‘抒情’中掺进女权主义的宣言。” 〔241〕

面对逆潮，应该转向女权主义者本身找原因，将她们在现实中所采取的立场与她们引起的幻想做比照。在英国，女同性恋问题在战前并不为女权主义者提及，之后被极为谨慎地审视，虽然对单身女性的不断增多的攻击促使她们做出激烈反应。1913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中63％是单身，还有其他许多是寡妇。她们中有几位宣扬创立一个新的单身阶层的必要，其政治影响会改善妇女状况。〔242〕露西·雷－巴特立特走得更远，她确信现代女性本能地喜爱其他女性、她的姐妹甚于喜欢男子。西塞莉·汉密尔顿抛弃了义务婚姻的想法，但是虽然她有过对女性依恋的经历，她在自传中却从来没有提到。实际在战前，没有女权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这种坦承可能会有损政治斗争。况且，这些妇女并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243〕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女权主义运动走向衰落。〔244〕战后，女权主义者从此成为体面的女性，她们放弃暴力的表现和张扬的宣扬，在议会内部形成压力集团。性改革的火炬交给了两位女性，斯特拉·布朗和玛丽·斯托普斯。这两位先驱者对女同性恋的事业毫无助益。玛丽·斯托普斯是《婚姻的爱情》（1918）的作者，这本畅销书宣传优生，就性问题提供建议。斯特拉·布朗是英国性心理学研究会成员，这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从1914年直到30年代中期为了控制生育和堕胎而奋斗。两人都有一种异性恋的理想，通过对女同性恋者的谴责来表达。对于玛丽·斯托普斯，萨芙之爱是一种威胁，因为有同性恋关系经验的女性偏爱这种性形式而抛弃她们的家庭：“如果一个已婚妇女做出这样反常的行为，她将会对她的丈夫越来越失望，他将失去扮演传统角色的所有力量。任何重视家庭安宁和丈夫的爱情的女性都不应该向同性恋行为妥协，无论是怎样的诱惑。” 〔245〕同样对于斯特拉·布朗，妇女对男子有一种生理需要，她在1924年在英国性心理研究会发表题为《女性性倒错研究》的论文中肯定：“既无丈夫也无情夫、没有丧失活力也没有性缺陷的女子感到精神和生理的痛苦——通常并不知道为何受苦。她们神经质、易怒、贫血、总是疲劳或为小事烦恼。如若不然，她必有其他的安慰，使她所谓的‘贞洁’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虚伪。” 〔246〕在这篇论文中，她描写了5例萨芙之爱。然而，有些案例并没有性关系，也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布朗根据比较奇怪的标准把她们定义为女同性恋，其标准独立于对女性的任何生理或情感吸引。因此，通过夸大她们的数量和诱惑能力，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者当作对家庭尤其是对年轻女孩的切实威胁。通过将女同性恋男方和假性同性恋严格分离，她们摧毁了女同性恋者逐渐融入社会的希望。为了保留浪漫友情的纯洁，她们否定“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爱和被爱的权利，最终将她们归入异常的类别。

在法国，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同样明显。主要是围绕易装的问题。“假小子”风格只吸引少数女权主义者，是最极端的那部分。而且论据首先是实际的：废除胸衣是健康卫生的，太长的裙子造成事故；而且男装打消那些色狼和其他讨厌的人，直接质疑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易装甚至可能作为政治举动出现，马德莱娜·佩尔蒂埃的表现即是如此。这个举动并不一定被看好，即使是在左派之中。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了不招致批评而穿裙子留长发。在法国，易装癖有些追随者，主要是乔治·桑和罗莎·博纳尔，但她们仍属例外。拉希尔德偶然变装，但这并没有与同性恋倾向联系起来。20年代，她甚至在论战册子《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1928）中对假小子做例行的攻击。甚至在运动内部，积极分子也反感易装。奥运会女冠军维奥莱特·莫尔尼取得过汽车赛金奖，创造铁饼和铅球的世界纪录，她1928年被法国体育协会除名，因为她表现的举止太男性化。她当时留短发，穿西服上衣系领带。流言说她为了方便开车而接受乳房摘除。她对协会提出控告，但是败诉。但协会的两位女律师伊冯娜·内特和朱莉叶·韦莱是知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本身认为维奥莱特·莫尔尼构成一个对运动女性的坏榜样。这里很清楚的是，原告假设中的同性恋（虽然这个词从未说出）构成开除她的主要理由，比她的运动表现更有分量。〔247〕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 1874-1939）是属于无政府团体的共产主义者，自命“雄壮女性”理论家，是众人批评的中心。作为法国首位女性精神病治疗师，她被看作“有特别的趣味，在她交往的圈子被说成是同性恋者。” 〔248〕她被女权主义者责难，被迫保持沉默。但似乎她的男性外表更多地表现了对性的总体厌恶而非一种同性恋倾向。她很少提及萨芙之爱，而在她的乌托邦小说《新生活》（1932）中，她甚至想象同性恋消亡。在她的思想中，同性恋显然只是旁门左道，虽然比隶属于男人要可取，但远非是令人满意的。她对同性恋者的描写附会医学偏见和时代的陈词滥调。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最终对法国女权主义者深深失望，她们露着胸背，太过女性化而不合她的口味：“归根到底，女权运动充斥着半妓女。” 〔249〕在阿里亚·利（约瑟芬·戈登的化名）的经历中，我们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她发展了处女女权主义的想法；性关系玷污女性，所以应该避免与男人的任何接触。她对性的反感源于极端的清教教育。她对男性的弃绝并未将她推向女性。1911年，她向一个记者提出决斗，因为他指责她是同性恋者。似乎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曾对她有过同性恋感情，但很快压抑下去。她给她写信：“附上我的肖像，穿男装，千万别爱上了，是我们在莱斯博斯岛照的。莱斯博斯之旅并不比去基西拉岛（译按：爱神阿芙洛蒂忒之岛）更吸引我。” 〔250〕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谈到她时采用男性文体，如同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寻求一种新语言，将自己从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在各种文章中，她将自己的男性化加以理论化：“我的服装告诉男人：我与你是平等的。”还有，“留短发、戴假领的男人享有所有自由、所有权力。好啊！我也要留短发、戴假领”。〔251〕她写信给阿里亚·利：“如果我有年金，我会取得男性身份，投身科学或政治。”但她仍然明白自己的局限：“我矮小、肥胖，必须掩藏、假装我的嗓音。在街上我走得很快为了不被人看到。” 〔2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因为堕胎而受审。她被宣布不负法律责任，在一所精神病休养所去世。

与她相对，法国女权主义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折中。比如法国妇女投票权联盟（NFSF）成员是共和派，她们首先要表明自己是好公民，与右派天主教的和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都不同。她们为废除卖淫和尊重女性发动清教徒的圣战。她们执著性别差异，担心体面，着意不因为挑衅性的奇装异服来加强反女权的潮流。与之比较，女同性恋的阶层看起来较庸俗。当城郊俱乐部组织关于《莱斯博斯圣母院》的辩论时，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盖佩揭露“这些个被坏环境扭曲、败坏的女人”。〔253〕实际上，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并非前卫，唯一涉及的性主题是避孕和性病预防。极端女权主义者如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和阿里亚·利自我封闭在贞洁的保卫之中，拒绝给女同性恋者任何帮助，因为害怕被归入她们一类。女权主义者置身批评女同性恋者的前沿，她们想借此避免公众舆论将对女同性恋的责难转加于女权的危险。通过将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中排除，拒绝给她们完全的妇女地位，甚至将她们表现为女性的敌人，女权主义者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且给所有的污蔑指定了负责者。

青少年保护

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本，尤其是针对男孩的著作特别能够代表“制度话语”的发展。虽然存在一些针对女孩的课本，但数量有限而且很少涉及同性恋问题，无疑是因为这些书针对孩子，但也针对家长，他们很少关心灌输给女孩同性恋关系的想法：“女孩的自然本能使其倾向贞洁，性教育的任务只是将她保持在这种自然的贞洁中。过分的道德约束反而有刺激好奇心的危险，导致女孩对这种自然本能的反叛。” 〔254〕

医学理论的传播和战后表现出的对性问题的新兴趣通过性教育课本数量突然增长反映出来。这些课本通常20来页，也可能采用一两百页的真正书籍的形式。作者有的是医生，但通常是神甫、预科学校或公学的校长和清教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书籍针对10-15岁男孩，目的是向他们提供适应学校生活的必要的性知识，预防可能的同性恋热情。但其中有一些，比如T. 米勒·尼特拜的《青年与纯洁》是针对年纪更大的15-30岁间的读者，这表明卫道的忧患扩展到人们可能认为已经解放的年龄段。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课本并不以同样方式构成。英国课本的特点是其落后、危言耸听、带有偏见。关于手淫的问题无所不在，引出最可笑的论述。少年同性恋明确地受到揭露。法国的书籍很少涉及这个问题。警告首要相关的是妓女、性病和普遍意义的放纵。至于德国课本，更倾向于采用厚厚的医学论著形式，要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依据。同性恋问题频繁被提到，但是以科学的文体。从1933年起，这一主题消失，而性教育则为“德意志种族”服务。

有一定数量的论题循环往复地出现。在大多数著作中，尤其是英国的著作中，我们首先看到一些对盥洗、饮食、睡眠的实用建议，一个“健康快乐”的男孩应该做的所有一切。他们强调卫生问题和规律地从事运动。建议间杂（作为分隔）一些道德或宗教箴言，要在年轻的思想中加强肉体纯洁和精神纯洁的联系。德国著作也给予卫生建议很大位置，道德纯洁与生理纯洁相伴：“肉体的防范包括节制饮食、睡硬床、冷水浴、锻炼、食品蛋白质含量少、穿白色衣服。” 〔255〕另外，通常会有一章作性功能的描写，这些解释可能会很详细，充满技术术语，所以对于年幼无知的孩子是很不清楚的。F. H. 舒史密斯的两部著作《生命的火炬，性知识初阶》（1935）和《青少年可以知道的》（1935）特别能代表这种倾向，第一部包含20章，19章是关于花和动物，最后一章很简略地谈到人类的性行为。第二部包括4章，头两章是关于植物和动物，第三章关于“青春期和少年”，而第四章是一则布道！

与同性恋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手淫问题。手淫被所有著作通篇贬斥，很难确定什么时候是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什么时候是用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广义，因为在著者的思想中，独自的手淫会导致互相的手淫。手淫本身已经是强烈谴责的对象，而指称此行为的侮辱性词语更多到难以统计，书中只谈“可耻堕落的恶行”、“亵渎的癖好”必然导致“早衰”。〔256〕在这一领域，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众口一词，不大能找出明显差异。但是，英国书籍的特色是禁令的明确。比如，他们普遍建议左侧卧睡眠，因为仰卧睡眠容易梦遗，而俯卧会因摩擦导致勃起；手要放在被子外面。〔257〕盥洗服从明确的规则，必须全部符合一条命令：“除了洗澡，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手持你们的性器。” 〔258〕每个动作都被描写，为了尽量减少接触；主要批评了手叉兜的坏习惯。〔259〕在德国，像希尔施费尔德这样知名的自由派竟要求把口袋移到衣服后面以避免手淫。一个清教团体荣誉联盟列出爱好这种恶行的男孩的所有坏毛病：“触摸器官或者只是有肮脏的想法触发扩展到全身包括大脑的神经冲击。这种兴奋是危险的，因为它导致全身的乏力和松懈。男孩变得委靡和羞怯，学习成绩下降。神经系统变得非常脆弱，健康恶化以致不能康复。心脏变弱，嗓音变低，血液循环困难，手潮湿，面色苍白，肌肉松软，视力下降。” 〔260〕在法国，让·普伊博士告诉我们诸如手淫可能是结核病的原因、导致体重下降、头脑愚钝。他认为一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因为这种恶习死亡。〔261〕然而在30年代很少有著者支持手淫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如荣誉联盟的T. 米勒·尼特拜新著《私事，致男孩子们》于1934年在《健康的少年期》后出版，承认手淫不引起疾病；但手淫被谴责为一种使孩子变得“自我中心”的“坏习惯”。但是也不乏宗教的论据，劝阻下流孩子的最佳方式仍是以天谴的诅咒相威胁：“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本身并非罪恶。但这种行为经常引起欲念，是在婚姻之外，是罪过，所以因其提供罪过的可能而被禁止。” 〔262〕一些意想不到的爱国的和社会的理由也被当作论据。“孤独的快乐”威胁社会的统一，而手淫者实际是一个有力的反叛者：“自私、伤感而孤独的手淫者的社会素质衰退。” 〔263〕性教育者的言论绝非无谓，于性教育之外更大的目的是使孩子成为一个能够融入社会而不消解其主导价值的男人：“对性功能的早熟的练习常使少年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成人。” 〔264〕所以，手淫的孩子必须面对四重谴责：宗教的、医学的、道德的和社会的。有同性恋行为的少年将承受同样的裁判，但是以更严重的方式。

在英国的课本中，同性恋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手淫当然是一种反常的性形式，所以是一种变态，但下一种最普遍的变态是同性恋，近几年来有很大增长。” 〔265〕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感到有同性恋冲动的人都堕落到反常的恶行。” 〔266〕但是，同性恋几乎从未被明确提及，男孩很可能在阅读书籍后仍然不知道所涉及的是什么问题。男孩们被告诫不要同比自己大的男孩混在一起，也不要与有恶习的男孩交往（那些谈论和做“脏事”的）。〔267〕所有著者都同意特别禁止一个男孩与另一个男人同睡一张床，即使是因为设施的原因：“绝不要与另一个人同睡，无论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孩。与另一个人同睡在被子里散发令人不适的热量，影响性器官。热量使血液涌到那里，导致这些敏感器官内部的吸引的感觉。其表现通常是最终的勃起——并非自然的，因为热量而不是因为要清空那两个充满的小袋子。而且，许多男孩会被引诱互相玩弄。男孩们也许开始时还无知而纯真，但最终他们会互相手淫。” 〔268〕与手淫的联系被不断提及：“最后是关于友谊，但男孩的生活中首先是对自己的兴趣，而手淫的发展前面已经讨论。随后而来的是通过英雄崇拜的对同性的兴趣，英雄也许是一种真正的帮助和启发。如果沉沦于任何生理形式的不健康的感伤和情绪化，他有很大危险不能过渡到异性恋阶段。” 〔269〕玛丽·斯托普是这一时期性教育的先驱，她总结了当时的各种倾向。她首先否定了频繁的手淫，她将之比作“吸收毒药或毒品”，〔270〕她在这两种“恶行”间建立联系：“相互手淫者许多方面比独自手淫者更危险，因为用手手淫相对简单，当几个人一起会使恶行更大更恶劣。我在本书中不想提及，但是提出反对的警告并不多余，在如今同性恋行为几乎成了一种崇拜。” 〔271〕

从30年代起，习惯上的警告经常让位给关于同性恋的一套医学话语的建立。比如格拉迪斯·M. 考克斯承认不了解这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是一种性发展的停顿。莱斯利·D. 韦瑟黑德在其《通过心理学和宗教来控制性》（1931）中区分习得性同性恋和先天性同性恋，探讨自恋和催眠疗法。许多其他著者援引哈夫洛克·埃利斯或弗洛伊德作为参照，少年期有一个自我同性恋阶段的假设也被提出，但有时是有保留的：“少年同性恋标志一个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是反常的，而且仅少数男孩有此经验。” 〔272〕这一假设被英国著者们热情采用，因为它解释了公学中风行的同性恋，使家长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放心：“作为对同性恋行为是否坏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将13-15岁男孩和12-14岁女孩的同性恋包括在内。在这个年纪，性本能尚未定位在性器官，以这个问题对于成人的严重性来对待儿童间的这类行为是不公正的。” 〔273〕哈夫洛克·埃利斯关于性教育的著作〔274〕以其视界开阔引人注意：埃利斯强调儿童的性表现的早熟，他维护不加审查的阅读和裸体，他认为这是卫生的。然而，同德国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样，他对于治疗手淫和同性恋的论述让人失望。甚至同性恋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而在附录提供的四个少年的见证中，第二例关于一个经常手淫的男孩。他从5岁时就与一些同学有过一些性经验（口交），在少年期与众多男孩相恋，而当时在25岁时，他正致力成为一位牧师！对于一些著者，同性恋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记者、小说家、轻松戏剧作者被揭露为不道德分子，连同这一时期的新事物有声电影一起，都被正统人士视为怪物。对同性恋的谴责不再只是卫道士们的作为：R. H. 英尼斯在其论战册子《从青年的立场谈性》（1933）中宣传赞成自由恋爱和控制生育，强烈地谴责少年同性恋。成年同性恋者被以离奇的方式描写为贪恋青春的怪物，躲藏于所有的门户和面孔之后，他们代表人类的卑劣和败坏的顶点：“存在一些穿长裤的被叫做男人的东西，他们如此卑鄙地躲藏着等待纯真的男孩。这些东西通常高雅、斯文，实际上是太斯文了，被人当作绅士。但这是一些黄鼠狼和响尾蛇。他们流连于一些有家庭居住的度假旅店、出租房屋和民宿。你们不要跟这些家伙散步，因为整个过程他们只想着教你们手淫和其他更肮脏的事情。只要一有反常的话语和举动，你们就揍他，狠狠揍他，让他留下终身的伤痕。你们不要害怕，这些黄鼠狼都是胆小鬼。” 〔275〕

法国著作的警告主要围绕阅读色情杂志、卖淫、离婚、“放纵潮流的上涨” 〔276〕。风气整肃、贞洁被称赞，因为“被延长的童年即获救的童年”。〔277〕但是，这些著者并未忽略生殖的功能，这是他们研究的唯一相关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个体首先是种子载体”，而“单身和无子女婚姻是反常状态”。〔278〕只有两部书提到同性恋。第一部是亨利·德鲁安博士的《给青年的建议》（1926），有两页是关于“性本能的迷途”。他认为同性恋不如人们说的普遍，而“真正的性倒错”是一种反常而不是一种变态。第二部是勒内·阿朗第博士和埃拉·洛布斯坦的《学校中的性问题》（1938），更像是一篇对儿童和少年性问题的论文而非一部性教育课本，虽然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使之归入课本类。书中给予同性恋一整章（165-181页），放置在学校友谊的传统背景之中。虽然阿朗第反对那些反动著作（他主要揭露的《爱神维纳斯和她的危险》），不断引用弗洛伊德，甚至希尔施费尔德和埃利斯，但他的结论不够明确。对于他，少年同性恋是一个关键问题：“排在手淫之后的学校性问题是同性恋。” 〔279〕但是，同性恋在他看来并非早熟的性行为的产物，而更像是性的天真、误解的结果：“有多少小男孩为了某天在学校门口遇到的一个漂亮先生的糖果变成了同性恋者。” 〔280〕 “对于性的恐惧将导致一些男孩在妇女面前严重害羞和或多或少的阳痿，如果不是导致同性恋的话。” 〔281〕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外倾的证明（手淫代表着内倾），一种把握真实世界、将自己感情外化的方式。他以此得出惊人结论：“只要孩子不固定在这种儿童满足方式，同性恋行为可能比手淫更可取，手淫将儿童导向一种病态幻想或类精神分裂状态。” 〔282〕实际上，在早熟异性恋关系不被鼓励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赋予一种社会角色。男孩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方便地满足性冲动，没有受谴责（去妓院）和退化（手淫）的危险。在社会中有一种长久以来的虚伪，揭露同性恋却在它可能避免更多危险时准备宽容它，维系着“有身份”的同性恋圈子却谴责男女同校和自由恋爱。

德国著作的建议明确属于战后的背景：“当代的性困扰很大，也许比以往都要大。” 〔283〕时髦的词是“败坏”（Verwahrlogung），即失去参照和道德价值的青少年的堕落。这些宣传册的题目往往是提示性的：《性困扰中的青春》、《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青少年堕落以及如何进行打击》。大城市让人失去稳定的影响、战争造成的家庭的秩序混乱、经济危机之外再加上女权运动、精神分析、性解放的支持者和同性恋理论家的责任。其中汉斯·布吕厄尤其使少年同性恋是积极力量的论题得到普及。与英国和法国不同，以批评为目的，责任由少年和社会分担。杂志被轻易定为色情，小说、戏剧、现代舞还有解放身体并以不体面方式展现形体的服装时尚不断被指责。蒂阿莫·托特在《纯洁的青春期》中鼓励青年“打击毒龙”，归咎于现代文明。如同在英国，手淫和同性恋被密切联系起来：“这并非单纯手淫，而是过度手淫或由其他人和对其他人手淫，是真正的绊脚石，必须受到负责的教育组织的打击。” 〔284〕海因里希·汉泽尔曼《儿童性教育》（1931）中有几页是关于这一主题。通常，“真正”的同性恋与少年同性恋区别开。后者是正常的和暂时的；男孩感到不明确的性张力，需要一个“对象”来表达爱的渴望。〔285〕一些专家却确信现代的青年比前辈较少对女性感兴趣；在单纯男性的群体中，在学校和少年团体同性恋的危险尤其大。特别重要的是保护男孩们不被“真正”的同性恋者利用这一不确定阶段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和腐蚀青少年：“这是因为成年同性恋者接近少年的最初手段是并无大碍的，可能通过小礼品和效劳来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依恋。他们因此而力图进入提供指导青少年的可能的组织。” 〔286〕最激烈的著作如埃里希·扎哈里亚斯的《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1929），明确地怪罪同性恋运动。这一德国的特殊性可由这些团体的公开性来解释，它们构成反对者和卫道者的首选目标。某些教育者将同性恋运动归入力图通过吸收新的牺牲品来毁灭德国青少年的宣传和腐蚀组织：“所谓倒错的学说只不过是对我们的青少年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和有预谋的感染，他们在青春期特别接受此类影响。学说本身就有同性恋毒害的危险，即有预谋地使我们的青少年变态。” 〔287〕我们注意到与传染和中毒有关的医学词汇被不断使用。E. 德德丁在《防止我们的青少年性犯罪！》（1929）中则要求阉割强奸儿童者。德国自由派性学家们虽然广泛论述性教育问题，但奇怪地忽略了同性恋问题。比如希尔施费尔德在其关于青少年的著作《性教育》（1930）中并没有涉及这个主题。

最重要的一场争论与教育体系相关：传统教育的支持者与模仿希腊模式的泛同性爱教学的支持者相互对立。德国是唯一对有同性恋成分的教育有明确要求的国家。比如库尔特·蔡德勒在《教育的爱神》（1919）中、西格弗里德·普拉切特在《友谊和性爱》（1927）中研究了情爱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蔡德勒依据汉斯·布吕厄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对德国社会进行严厉批评，他认为社会不能够估计到性倒错的教学潜力。占主导的道德强加给教育者的束缚实际对他们的教学行为有害，因为如果正确地使用，他们的媚惑能力可能会实现奇迹。〔288〕但是，同性恋关系应该保持一种完全精神的表达：抚摸头发、按一下手、一个拥抱、一个微笑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的最终表达。普拉切特将此总结为一个让人震惊的口号：“教学法是男色的特殊领域。” 〔289〕他认为同性恋教师能够向学生解释其感受的性质来避免许多性迷误。但是少年期一过，男孩必须转向女性。同样，他提醒家长提防危险的同性恋者，这些“诱惑者”忘记了他们对孩子的义务，利用他们的职位来满足自己的本能。同性恋教育的捍卫者着重于少年恋情的文化和美学侧面，男孩们在性方面被禁止，因社会道德的责难受到压抑，这些支持者力图建立一种成人与少年之间柏拉图恋情的理想模式。他们的言论既腼腆又张扬，吸引了审查者和学生家长的注意，引发许多涉及教师的丑闻。

德国最著名的改革者无疑是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 1875-1964），他是维克斯多夫实验学校的创始人和爱情理论家。〔290〕维克斯多夫自由教学团体1906年9月1日由维内肯和保罗·格希布开幕，接纳男孩和女孩。女孩们集中在单独的校舍。晚上9点以后，男孩和女孩不再能见面。领导是共同的和分权的，但维内肯是主要负责人。学校有精英主义的方针，要培养在对身体和精神的尊重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教学将哲学（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音乐（巴赫和布鲁克纳）、宗教、静思和数学与体育、舞蹈、形体表达和戏剧结合起来。从1910年起，维内肯受到告发，认为维克斯多夫学校对孩子施加一种恶劣的宗教影响。维内肯不得不隐退，但他1919年又回来。六个月后一桩新的事件爆发，他被指控猥亵两个男孩。他被判处一年监禁，不得不放弃对学校的领导。

维克斯多夫学校的组织是独特的：学生被编成“伙”，每伙都有“伙长”。伙长是全体的中心。他必须照顾每个学生，陪同他们的培训，但也要维系团体的联系，创造一种团队精神。学生通常非常依恋他们的伙长，对他尊敬和崇拜。感情关系（eros）被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使学校关系人性化，使听课更专心、团体成员之间更好理解：“我所能见到的最严肃和最牢固的友谊总是在学生和老师之间。” 〔291〕维内肯很清楚地区分同性恋与男色或情爱（eros）。对于他，男色（pederastie）定义为结合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男童的情爱联系。他强烈批评将同性恋医学化：爱情不能约简为分泌问题。在其论文《爱神》（1924）中，维内肯对老师和学生或学生之间的情爱关系做了很长辩解，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情感、一种纯洁高贵吸引的自然表露：“男孩之间的爱更加严肃、更加强烈。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不完全理解。男人生活在等同于男孩的精神世界里。多数女人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一个高尚而聪明的男孩却可能表达出来。” 〔292〕

维内肯与“候鸟运动”有联系，曾仔细研究过领袖和崇拜者之间的错综关系。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教育体系带来的革命性冲击。除了他的同性爱理论，他的意愿是将儿童同家庭环境及其传统影响隔离，这解释了他为何受到司法当局和时代道德的迫害：“这就是我们称为青年文化（Jugendkultur）的东西，这样的青年文化明显不能通过对青年的真正的隔离来实现，脱离了家庭、阶层和党派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和世情的不诚实。” 〔293〕维内肯意图解除青年的奴役，将之组织成自治、自由、无政府的群体：“朝向青春的冲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的确青春本身就是革命和未来。”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理解青春代表着力量和更新。他的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反布尔乔亚的、反教会的，但维内肯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曾对以军国主义目的操纵青年和以权威的目的获得特殊的、同性爱的联系表示焦虑。他的立场使他特别孤立，他的精英主义和同性恋使他与左翼圈子有部分的分歧，而右派却否定他极端自由的、和平主义的模式。

因此，少年同性恋问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持续忧虑的主题，特别是在英国。幻想的成分不可忽视，代替医学信息的通常是道德宗教论调的言论，重复迷信，宣传性问题的一种虚假形象。但是，这种言论也并非没有暧昧之处，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认为浪漫友情比与女性过早的关系或者接受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更可取，这种关系如同在古希腊时代那样会引导少年的充分发展。

我们之中的外人

同性恋持续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最后一个恐惧症的主题是将同性恋者与外国人联系起来。对于舆论来说，同性恋者始终是一个他者。从奥伊伦堡事件开始，同性恋在法国就被说成“德国病”，而德国人则把它当作“法国病” 〔294〕。各方都捍卫自己国家的道德性：“同性恋在法国很罕见。” 〔295〕承认自己国家存在同性恋者就是怀疑整个民族。相反，在这一领域攻击邻国是获得民族主义的一丝快意的方便手段。国外的事例充当着陪衬，可以提醒本国民众提防此类堕落。英国的同性恋在让·维奥莱的《世界的放纵》（1927）中占有18页篇幅，还有《幻梦》杂志中的辛辣文章。1927年8月1日刊确言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是同性恋者。但主要是德国充当了靶子：“德国的放纵比在我们这里造成更大破坏。” 〔296〕《巴黎新闻》〔297〕 1919年11月15日一篇文章的有意味的题目《柏林生活》似乎是暗示电影《与众不同》，意图揭露这个战败国中肆虐的不道德行为：“电影为所有的错乱效劳。为两性的易装癖的可减罪情节辩护，而国会对这些不健康行为长篇争论，似乎就不能禁止。”1922年11月1日《幻梦》指出：“虽然在巴黎不幸地有太多可疑的‘夜总会’，奇怪的‘假小子’和雌雄不辨的‘娘娘腔’在那里出没，但根本没法同柏林比，在那里感情的异端满不在乎地肆虐。”德国同性恋系列杀手哈尔曼的案例引起《时代》一篇反日耳曼色彩的长文：“人们想将他比作朗德吕（译按：1921年朗德吕案，10名妇女和一名男童被杀）。荒谬。他们的动机、方法、作案后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出色的会计’、微笑、迷人、真正的高级退化者，另一个是血腥的疯子、萨克逊森林的土著。完全是塞纳河与莱纳河的差别！” 〔298〕快乐的法国所有的是一些出色的杀人犯。实际上，不计其数的文章将柏林和索多姆（译按：圣经中同性恋之城）联系起来。威利的著作《第三性》（1927）以阐述德国事例开篇：“如何能谈论同性恋而不立刻想到德国，那里‘恶行’的非凡组织的泛滥甚于欧洲其他国家。” 〔299〕在其他代表这种倾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举出奥斯卡·梅泰尼耶的《德国的美德和恶行》（1904年初版）、安布鲁瓦兹·戈的《赤裸的德国》（1923）、加布里埃尔·戈布龙的《与德国青年一代的接触》（1930）、路易－夏尔·鲁瓦耶的《爱在德国》（1936）。以伪科学的兴趣为掩盖，作者们乐于能够加诸往日的敌人以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的堕落、退化和怯懦的指责。

希特勒掌权并未改变法国报刊的说法。比如1933年2月15日仍然是揭羞的时刻，《幻梦》发表的一篇题为《漂亮的阿道夫》的文章是安德烈·内吉斯的一篇假采访，希特勒被表现为一个没救的娘娘腔。《巴黎生活》1934年7月在罗姆被清洗后不久的文章也是同样风格：“罗什舒阿尔大道一家面包店橱窗上贴着许多小广告，有一则出人意料：‘带家具房间只租给两个男性。’在下面，广告者用大字补充：‘女士不必登门。’业主大概是爱好希特勒德国的某些风尚。” 〔300〕同年，该杂志发表了关于柏林同性恋者的一篇文章。〔301〕居伊·德·泰拉蒙的文章继续像魏玛时代一样描写柏林同性恋亚文化，这与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别，从1933年起整个同性恋生活环境就被摧毁。1937年9月，《小臼炮》仍发表《性生活的现代观念》，其中有一些柏林易装者的照片。

“长刀之夜”是法国反同性恋运动的契机，矛头指向德国。虽然法国报刊重复德国的用词，但是以个人的评述扩大了批评。比如，1934年7月2日《时代》（Le Temps）欢迎希特勒的介入：“这些命令暗示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坦白和语调的坚定都是值得注意的。对刑法第175条（有关同性恋）的任何违犯都将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首先予以开除出冲锋队和纳粹党。”罗姆的同性恋被大肆揭露。《民众报》最为谨慎。该报在这一举动中看出一种“大杂烩”。认为纳粹德国是同性恋天堂的想法奇怪地根植于法国记者的思想中。很难了解这是无知还是挑衅。丑化纳粹政权的愿望和希特勒的野心似乎共同维系这个笑谈，在如今看来特别不合时宜。比较而言，《泰晤士报》的判断很谨慎。这份英国报纸指出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清算“二次革命”，其余的都是借口。同性恋并不是首要关注，《时代》中对罗姆的丑行没有任何暗示。与《时代》不同，《泰晤士报》多次发表对同性恋酒吧的大搜捕报告。

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外国人，通常被比作一个渗透进社会的人。他隐藏在社会核心，他懂得隐身，但他会突然行动，破坏国民道德。这种偏执幻想狂的看法最为危险，它为过激行为辩解，在社会内部维持一种偏执。这也是最难以解除的，因为这个想法有时也被同性恋者本身相信。普鲁斯特在《追忆》中就围绕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阐发外来人的主题，当叙述者发现她与其他女子有关系，他从她身上看到“另一个人，一个同她们一样的人，说同样的语言，这使她成为她们的同胞，让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外国人”。她长久保守的秘密使她成为“奸细”，甚至更糟，“因为奸细只欺瞒国籍，而阿尔贝蒂娜欺瞒自己最深层的人性，她不属于普遍人性，她是混入、隐藏其中却永不相容的另一种族”。〔302〕隐藏的敌人的主题在德国最获成功，随后被纳粹不断重复。汉斯约格·毛雷尔的论战册子《第175条，对同性恋问题的批评思考》（1921）预示了纳粹关于种族拯救和同性恋在德国文明中消解能力的论点：“同性恋的捍卫者想要的只是尽力模糊、误导和腐蚀德意志种族的道德观念。他们想破坏道德，这恰恰意味着种族的毁灭！而他们将大获全胜！” 〔303〕更有甚者，他混合了反犹主义和同性恋仇视：“可怕的危险盘踞于此，这些外族的犹太教师和同性恋的流浪预言家有权以科学为名，将死尸变身来毁灭和粉碎我们德意志同胞的灵魂和躯体。” 〔304〕

同性恋，时尚现象

在20年代，同性恋是时尚。这是作家、艺术家、漫画家们偏爱的主题，他们创作的男女同性恋者乖张、颓废、享乐，是“疯狂年代”的标志。虽然这个现象使许多人作出否定的回应和产生不道德行为增多的印象，但也有助于一种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形象因频繁出现而规范化、平凡化，较少让人震惊，而体育、裸体主义、青年运动有益于将性别模糊的形象作为现代形象来传播，因而不自觉地在社会中传播了同性之爱的主题。

民众的恐惧和幻想：文学表现中的男女同性恋者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潮流的最显著的侧面是这一主题在文学中的传播。虽然这并非一种新现象，却按照新的规模发展，特别是在法国。

男女同性恋的类型化

对易装癖的表现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变化。青少年腐蚀者、潜在的色鬼或罪犯的同性恋神话却是新的流行，这与德国爆发的几桩性丑闻有关。首先是弗里茨·哈尔曼（1876-1924），他从精神病院脱逃，不断对一些少年施以虐待狂的罪行。案件很轰动，使国际舆论激愤。特奥多尔·莱辛1925年以《哈尔曼——狼人故事》为题复述了他的故事。1918-1924年间在汉诺威有多人不明失踪，主要是一些14-18岁的男孩。人们在穿过城市的莱纳河中找到至少22名男孩的残肢（骨头、头颅……）。1924年6月23日弗里茨·哈尔曼被捕。他有同性恋前科，曾多次被判刑，从1918年起为警方做报信人。他还以买卖旧货和倒卖肉食闻名。案件在德国和国外造成轰动，168份报纸进行报道。当时发行量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报特别派出一名记者欧仁·坎什到汉诺威旁听诉讼。他随后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本书，题目为《哈尔曼，汉诺威屠夫》。〔305〕他在书中描写了庭审的火爆气氛、追求刺激的记者对证人和哈尔曼的邻居们的追逐、公众对这个人物的着迷。同时，这份报道说明了舆论中隐含的一些反同性恋的偏见在这样的契机得以自由表达。数年之后，一桩相似案件披露一个流浪汉和宗教狂阿道夫·泽费尔德（1871-1936）毒死了十多个少年。他在1936年被处决。我们不难想见此类案件可能对舆论造成的不幸后果。妖魔化的变态者的漫画形象因之加强，关于青少年面临危险的已然强烈的偏执更加突出。〔306〕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形象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我们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颓废文学和象征主义绘画创造的“病态”女同性恋者形象仍被某些作者提起。〔307〕她通常混同于妓女，〔308〕这是当时的一个类型，想象着整日向男人出卖肉体的女性私下里希望品味没有那么粗鲁而且更细致的抚慰。“硬领女郎”在对卖淫内幕的表现中是一个常项。女同性恋者通常被看作一个高超的情人、一个折服妇女为自己取乐的唐璜。这些表现将女同性恋者与妓女直接联系起来，妓女是唯一能够要求完全自由的性生活的女性。女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成为教导者，让女性准备男人的进攻，教会她讨好丈夫的技巧。从同样的角度，女囚犯也被归入女同性恋者。在《女子监狱内幕》中，罗伯特·布卡尔解释说每个新人都被整个监室强奸，每个监室拥有一位“女王”，每个女王都有“妃子”。在《女子监狱》中，弗朗西斯·卡尔科写了几页内容关于萨芙之爱。女囚犯建立一套真正的女同性恋仪式，按照异性恋模式结成夫妇，情感激烈：“在克莱蒙，我见过有五人因为同伴侣分开而死亡。我可以告诉你们名字，如果你们想要。你们想想吧。在教养院里满是小家庭。分成男女。我那时是男方。我在裙子下摆别上别针就成了裤子，我的便鞋上绣着一颗心和一把匕首。所有男方都这样做。” 〔309〕监狱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一个避难所：“疯子安德烈声称如果我们不被关起来，我们会落入男人手里。” 〔310〕在圣拉扎尔，女同性恋占主导，女看守也无可奈何：“在房顶、禁闭室，大大的被箭穿透的心旁佩上三个字母PLV，意思是终生（pour la vie），或者ALM，至死不渝（A la mort）。此处是沙罗纳的玛尔特爱巴士底的洛洛特，彼处是贝尔特要报复伊尔玛抢走若尔热特，更远处是玛塞尔和加比互相交出彼此。” 〔311〕但是关系仍然是谨慎的，任何确切的证据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在雷恩中心，交换情书要受三个月禁闭：“开始我常收到台头‘我亲爱的小女人’的这类情书。好吧，我立刻制止了她们的把戏。她们不再冒险了。她们只是在晚上有些恼人的举动，我们不能阻止，这是天性，但如果一个在押犯恋上另一个、制造对立、争吵、殴斗，那就要制止。” 〔312〕许多有文学抱负的女同性恋者同样维持着这一形象，比如利亚纳·德·普吉在《萨芙牧歌》中以阿尼纳·德·利斯的名义表现自己与纳塔莉·巴内（弗洛西·唐普勒）的恋情。〔313〕

与“堕落”的女同性恋者一样，克洛蒂娜代表着法国女同性恋的一个类型。这个人物诞生在战前，在20年代享有很大知名度。在舞台上由波莱尔扮演，她创造一个时尚现象，许多妇女力图模仿。但是，虽然将许多暧昧的情状用游戏和玩世不恭的风格处理对于舆论解释女同性恋有所助益，但这也标志着此类表现的局限。在《克洛蒂娜在巴黎》中，克洛蒂娜与雷诺的婚姻将克洛蒂娜的同性恋倾向做了新解释，克洛蒂娜不是现代意义的女同性恋者，她甚至不是一个自由女性：“我的自由使我难过，我的独立让我厌烦。我数月来——很久以来——不自觉地在追寻的是一个主人。自由女性不是女人。” 〔314〕把克洛蒂娜表现为同性恋者只是一个情色的借口：“因为我的短发和我对他们的冷淡，男人们暗忖：‘她是喜欢女人的’。” 〔315〕克洛蒂娜代表的并非女同性恋者，而是两次大战之间对女同性恋者的认识，在一些时尚阶层流行解放的和玩世的姿态。法国的精英不会容忍积极进取的女同性恋者，却很适应一些不超越私密而且刺激想象的性幻想，这不会质疑男性的优越：“这与男子同性恋不是一回事。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你们其他人。这是迷人的，无关大体。” 〔316〕同样，克洛蒂娜和雷奇的关系被置于丈夫共谋的和温情的庇护之下，他方便她们相会，甚至提供一套公寓给她们使用，良好的愿望中透露着他的放荡。对女同性恋关系本身的认识即是如此，像是一种可行的爱与性的替代，但这却被粗糙的结局抹去：雷奇投入了雷诺的怀抱。归根结底，克洛蒂娜为对女同性恋者的表现有何贡献？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0年5月）上对《克洛蒂娜在学校》的评论中指出，这是第一次有人敢于“像自然的异教一般谈论反天性的牧歌”。〔317〕但文学处理的轻率的根源在于威利的最初愿望，“少许叙事，加上少许土话、淘气和女同性恋的气氛”，〔318〕不可能使克洛蒂娜成为解放的、无悔承担自己的爱情趣味的女同性恋的典型。

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也属于克洛蒂娜类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朋友罗斯蒙德、安德烈和整群的花季少女、同性恋女歌剧演员，她们放荡的“女人／孩子”的童真幻想。她们分享共谋的秘密，品味着迷乱的快感，以取乐和嘲弄男人。在这些女孩的游戏中有一种天真和变态的混合非常接近克洛蒂娜的迷恋，对男性的表现则让人联系到雷诺的悲观。马塞尔为阿尔贝蒂娜的离去和不忠感到痛苦，但正是因为她的秘密、她的毫无顾忌使得她独特和珍贵。如果阿尔贝蒂娜不“追女人”，她肯定不会令他感兴趣。在其对女同性恋者的处理中，普鲁斯特最终与堕落说的传统合流，将自己置于未知世界的窥伺和探险者的地位。叙述者发现樊特伊小姐和阿尔贝蒂娜的女同性恋虐待的场景就是幻想的和类型化的。夏吕斯及其同类的迷误被以一种医学的精确进行分析，但女同性恋的世界仍然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普鲁斯特描写的女同性恋者最终被公众熟悉：迷失的女人、被诅咒的女人，她们天然地放纵自己的本能，使男人觉得可爱。一旦满足，她们就被悔恨折磨，正是对她们享乐的惩罚。实际上，在男性的想象中，她们只是渴望被一个她们喜爱的男人拯救。最终阿尔贝蒂娜与克洛蒂娜会合，女同性恋者并不存在：“但阿尔贝蒂娜事后非常悔恨。她希望您会拯救她，您会娶她。其实，她感觉那是一种犯罪的疯狂，我常有疑问是否是在经历这种事情之后、造成了家人的自杀她才杀死自己。” 〔319〕

第三类型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就是“女同性恋男方”、“新女性”的类型，由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描写的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代表。〔320〕但公众很难不将之混同于假小子一类。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如果作者是赞同的，她就是有先天性倒错的特征，是命运的牺牲品；如果作者不赞同，那她就是致命的、恶魔般的女人，勾引她的牺牲品，随后毫无顾忌的抛弃她们。繁荣的小说创作大大帮助了这些典型在舆论中的传播。

大量的小说

将同性恋问题当作一个现代主题的小说似乎在法国最多。〔321〕许多同性恋主题的法国小说喜欢冠以提示性的副标题：“现代小说”、“当代风俗小说”等等。虽然这些作品中一部分是同性恋者的创作，但许多是异性恋者写的。

实际上，把男性同性恋作为主题的兴趣从世纪之初就在一些小说中有所表现，比如让·洛兰的《弗卡斯先生》，属于对离奇和迷误的性行为的堕落的热情。男性同性恋与虐待狂、易装癖、吸毒并列，共同改变着贪图新感受和人为刺激的人的人格。英国同样有通过美学运动对同性恋的迷恋，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肖像》是这一派的最佳范例，还有罗纳德·弗班克的作品。两次大战之间，我们可以找到E. F. 本森对男性同性恋的自嘲和典雅表现的遗风，〔322〕但他描写的老去的“女疯子”和出身望族的“倒错者”一边喝着茶一边做编织，更像是对英国刻板道学的上流社会的怪僻的漫画和揶揄，而不是回味在鸦片鬼的硬木棺盖上洒落白色百合的那个时代。

这些文学手法在20年代似乎是做作和过时的。新的潮流由吕西安·都德的《死路：当代小说》（1908）在法国开创。主人公阿兰·马尔索尔了解到一个青年“倒错者”的悲惨命运，他先是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的被保护人，随后当他人老色衰时被遗弃，最后在与他的老“朋友”争吵后被有轨电车碾死。同性恋的和社会的戏剧问世，而且前景美好。一年以后，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写作《吕西安》，这本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对它的阅读尤其影响了普鲁斯特〔323〕。故事是典型性的，在整个这一事情有多种翻版，叙述了一个“性倒错者”的生平，尽可能用医生们定义的所有特征来装点他，让他经历同性恋者的必由之路，不论他做什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自己道德的拷问。通过强调同性恋者的边缘性，小说将社会重新围拢于共同价值，使之得以确信其虚构的同一性。阿诺尔特·布龙宁的实验小说《九月故事》非常悲观，〔324〕小说于1923年出版，回顾了胡贝尔的悲剧。他是一个已婚男子、一个孩子的父亲，爱上男孩弗朗茨。爱情完全解放了他，他发现了快乐、狂热，忘记了所有谨慎。最终他的妻子杀死男孩然后自杀，胡贝尔也自杀身亡。阿兰·罗克斯的《你将孤独》（1936）标志着一个阶梯，因为他表现了一个完全融入巴黎同性恋生活的青年罗兰·泰里耶。威利和梅纳尔卡的同性恋系列小说《爱情的代用品》（1923）和《溺水者》（1924）以另外一种风格巧妙地绕开小说的俗套，他们对同性恋圈子有很好的了解，不带偏见，有示范的意愿。但这并非积极斗争的作品，也不无矛盾之处。比如《爱情的代用品》刻意科学化（引用弗洛伊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克拉夫特－埃宾），但是作者特意表明他们认为“女人优于代用品”，而此后的故事是受他们的一个朋友启发。威利在他的每部小说中都懂得依附时代色彩，投合他的读者们惯常的期待而采用一些低级主题。这个大战前后的故事表现一个年轻法国人马克·雷纳瓦尔，他1913年在德国同一个年轻军官卡尔·冯·鲁多夫领略了同性恋。在宣战的时刻，卡尔因为同性恋的忠诚而做了逃兵，而他的朋友却在前线阵亡。《溺水者》重历了卡尔在1918年的生活。作为同性恋运动分子，他继续想念他的情人，不知道他已死去。在一次到法国旅行时他得知了消息，他在凡尔登朋友的墓前自杀。

总的来讲，法国创作的特点是对名声不佳的酒吧、流落的妓女、没有未来的吸毒者进行龌龊描写的趣味。同性恋只是承载的主题，刺激读者的情绪。感官的处理手法维持着兴趣，而保守的道德将读者保持在作为正常人的舒适感受中。在夏尔－艾蒂安的作品《性退化者：风俗小说》（1924）中，主人公桑德罗“漂亮得像个女人”，有音乐天赋，在童年就与一个同学有过性的最初体验，随后被学校的一个学监腐蚀：“这个知识分子绝不会承认身体是一座无人有权亵渎的神殿，所有感官的戏仿会永久毁伤大脑，而干扰一个人的平衡是一种与谋杀同样大的罪行。” 〔325〕桑德罗随后越来越堕落，成为男妓，混迹“人行道上焦虑的众人”、小便池、鸦片鬼、白粉客。他在故乡的一个女友来到巴黎，她也沉沦于卖淫，因她曾被人引入萨芙之爱。在40岁左右，他们两人决定结婚，但很快重新堕入歧途。收养一个小女孩本来可能为他们带来救赎，但她同样被引诱卖身给一个老鸨。桑德罗杀死她的供养人，在精神病院度过残生。他的妻子去世，他的女儿卖淫。关于同性恋堕落和通过婚姻来救赎的困难的主题还有弗朗西斯·德·米奥芒德创作的《这些小先生》（1922）和亨利·马克斯的《里尔斯：非法的爱情》（1923）。更可笑的还有让·德·谢尔韦的《变装爱情》，只是对男变女主题的胡言乱语。同一主题的莫里斯·罗斯唐的《他身体里的女性》（1937）稍好一些。福蒂内·帕约的《情夫还是情妇？让人困惑的雌雄同体》（1922）表现了一名阴阳人，而亨利·德贝尔利的《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1928）表现两名船难者，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妻子”，随后被杀。

同性恋并不总是构成小说的主要命题。许多作者满足于装点他们的作品，随便加进一些同性恋内容。引入同性恋足以提升平淡的通奸故事。比如保罗·勒布的《年轻情人》（1928）表现年轻寡妇艾莱娜·茹桑在狂欢日的舞会上遇到马塞尔·塔尔热，一名年轻的同性恋演员。如果故事不限于少年期，那么中学的调情可以使主人公重归更符合常规的趣味。在恩斯特·格莱泽的《22班》（1929）中，少年同性恋被归咎于战争、父亲不在身边、无能的母亲们的纵容。同样，约瑟夫·布雷特巴赫的《男女对手》（1935）〔326〕中，战争充当了普遍腐败的背景。有时只是题目与此相关，但在小说中却找不到任何对同性恋的暗示。比如让·戈尔的《索多姆和柏林》（1929），其中只有一段话能说明题目。〔327〕米歇尔·乔治－米歇尔的小说《威尼斯节日》（1923）意图反映威尼斯堕落的群体，将同性恋者的问题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面。我们的印象是同性恋者对任何稍许大胆的小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同通奸的女人、白粉客和黑人舞女。

同性恋主题并非总是如此明白地出现。通常，有品质的文学创作回避丑闻。斯特凡·茨威格在《情感告白》（1926）中在字里行间散落一些同性恋的暗示，能够让人明白而不需要明言他的人物是一个“性倒错者”。〔328〕实际上，小说的中心是爱恋关系而非同性恋。托马斯·曼的作品同样富于同性恋意味。〔329〕著名的《魂断威尼斯》（1912）很大程度上是自传体，表现一个中年作家爱上兼具两性之美的少年塔德齐奥，对青春和纯艺术的迷狂追寻导致了他的死亡。在《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中，通过少年期的友谊暗示了性倒错，但同性恋已经充当了表达差异和排斥、质询艺术家的命运的隐喻。在《魔山》（1924）中，托马斯·曼规避真正地描写同性恋，汉斯·卡斯托普的同性恋吸引在少年期后只隐蔽地表现；他喜欢的女人符合与他上学时爱上的男孩同样的相貌理想，她重复同样的勾引步骤。我们发现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同性恋的实现，这使卡斯托普不必质询自己的性认同。托马斯·曼将同性恋重新纳入私人领域。同时，他对主题的畏缩反映了他自己无力承担自己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在两次大战之间相当风靡，尤其在法国和英国。女同性恋有时与假小子不作区分，是一个理想的现代主题。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却与男同性恋大有不同。首先，主题更有情色成分，因为女同性恋身后有很长故事。〔330〕作为男性文学中的幻想人物，她总是在轻浮小说中充当情色的调味品。人们认为男性同性恋的做爱场景会使读者厌恶，与之不同的是人们可以无限丰富萨芙之爱的亲吻和抚慰，富有暗示而没有危险。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的作品《睡在沙上》（1929）是这种新风格的绝佳典范。故事梗概无关紧要，只是充当表现淫秽的爱恋关系的背景，书中一名美国女同性恋者梅布尔·韦伯莱特漂亮、富有、男性化，她竭力勾引一名兼两性之美的年轻法国女子马蒂娜。结局彰显某种道德获胜的观念，败坏的女孩被还给母亲，母亲回归家庭责任，而女同性恋者在当一个雄壮的男人获得她时令人奇怪地摆脱了病态倾向。属于此类观念的，我们可以举出马塞尔·巴里埃的《新危险关系》（1925）和马塞尔·普雷沃斯特的《女唐璜》（1936），隐约地提到女同性恋跳舞场的环境。埃里希·克斯特纳的《法比安》（1931）更为动人，描写两次大战之间柏林女同性恋。这本悲观的小说反映一个垂死的世界，利用最后的时刻沉溺于集体纵淫。这种论调被一些哗众取宠的法国作家采用，比如梅纳尔卡，她本名苏珊·德·卡利亚斯，是威利的一位女友，她在1932年出版《埃尔纳，柏林女孩》。作品意图浓缩柏林的现代性。埃尔纳短发、苗条，做记者工作，与一些“代表性”的颓废圈子交往：柏林的“黄金时代”、巴黎的“市郊俱乐部”、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圈子。她遇到众多两性的同性恋者，记述了其中一位相识：“他有一天宣布自己不再喜欢男人了。如今，这意味着不干了。” 〔331〕不幸的埃尔纳结束自己的事业，嫁给一个极右派青年，他强迫她此后呆在家里。小说的起落是独特的，似乎宣示着在1932年这个最后时刻同性恋神话即将坍塌和道德回归的邻近。夏尔－艾蒂安的小说《莱斯博斯圣母院》（1914）非常著名，确立了纪实性女同性恋小说的风格。“不可能的爱情”的老套只是表现时尚的女同性恋场所和评述女子同性恋的借口。小说中女性的名字都是代码，对应一些著名的女同性恋者。

更巧妙的是女同性恋小说有时采用时兴小说的形式，被认为反映了风俗的发展。当涉及对“新女性”的描写时仍让人感到是时尚现象，强调那些花哨和挑衅的侧面。在《假小子》（1922）中，维克多·玛格丽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时髦的女主人公不恭的画像：双性恋、艳遇和猎获不断，吸鸦片、海洛因、可卡因，但总不满足。假小子正像其名称所指，她渴望成为男人，特别是在情爱的领域〔332〕。但如果认为玛格丽特称赞妇女的解放将是错误的，“假小子”走向灭亡：“想到她的两重性，一种骄傲的快乐让她振作。男人！她笑了，不屑。因为想要成为男人，她在生理和精神上变得与他们一样。但她不能不承认在自己报复的渴望中有一种不得抒发的感情……孤独？乏味？她尚未明确地感到。但在水果堂皇表面下虫子在生长。” 〔333〕我们在此又见到了占主导的男性精神，认为解除了妻子和母亲功能的妇女是不完整的和不幸的。小说的结局标志着一种回归：假小子爱上一个拯救她的生命的男人并嫁给他。这部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丑闻成功的小说可以解读为对妇女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同性恋妇女状况的发展的一种隐喻：对所谓“自然秩序”的回归是通过所有“迷途”者重新融入同一的、没有差异的社会肌体。小说1923年拍成电影，但被禁映，因为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该作品是“对法国少女的特点的拙劣歪曲”。〔334〕 1927年2月26日，剧作在阿尔邦布拉·德·里尔剧院上演引起骚乱，两名警察受伤，四名大学生被捕，派出一个宪兵队才恢复秩序。〔335〕

许多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更为明确地反对女性同性恋，选择以嘲笑和丑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主题。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是康普顿·麦肯齐的小说《灶神之火》（1927）和《非凡的妇女们》（1928），以定居卡普里岛〔336〕（小说中为塞壬）的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群体为背景。这个颓废而肤浅的世界在1927年已经过时，但麦肯齐却使之成为英国式的时尚而附庸风雅的同性恋的象征。《灶神之火》大为阐发了男性同性恋关系。主人公马萨克极尽放纵，他追逐岛上的牧童，吸鸦片，写诗，甚至写了一部小说。他的缺陷得到谅解，因为他曾在牛津求学：“十年前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曾是牛津颓废派最热的小团体的一员主将。他曾是一个叫作烂豌豆的俱乐部成员。” 〔337〕在塞壬岛，古典趣味占主导。马萨克出版一份合法命名为《宴会》的文学杂志，封面上是一张穿紧身泳装的男孩照片，浓密的头发在额头形成刘海，中心被剪开形成一个心形。这个世界是属于战前的，无忧无虑、唯美，似乎是直接出自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或奥布里·比尔兹利的木刻。在《非凡的妇女们》中，卡普里经历了战争和20年代的变迁。岛屿首先变成了女同性恋者的天堂。小说只是在同居和嫉妒背景中接连的艳遇、节日、争吵和重归于好。麦肯齐认为女同性恋之爱脱离现实，只是无所事事的上流社会年轻女性和堕落艺术家的消遣，一旦遇到男人就会结束：“他整个夏天都宣称这些可怜的女人之所以互相追逐只是因为男人短缺。” 〔338〕他所提到的女人可能的智慧在他看来似乎是可疑的：“噢，你应该读读安德烈·纪德。我为安德烈·纪德着迷。我对他说的一个字都不懂。” 〔339〕但是，每个人物都仿照某个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小说在讽刺之外仍忠实再现了时代的倾向。肤浅主宰着情感关系，对美貌的崇拜无所不在：“确实，亲爱的，我觉得你有太多美男子味道。” 〔340〕这些女同性恋者迎合男性时尚，通常为自己取男人的名字，“罗里”不带她的斗牛犬就绝不外出、穿男礼服赴晚宴。仿照纳塔莉·巴内，奥林匹亚·利拒绝采用新规矩：“我喜欢女人就是纯粹的女人。是她们的女性气质吸引我。真的，某种方式上，我喜欢一个女性化的男人甚于一个男性化的女孩。” 〔341〕她严厉批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否定女性价值本身：“可怜的弗里曼特尔显然属于此类夸大性倾向的女人，从她幼年就注定对男人造成恶劣印象。她的自然倾向，我肯定，绝对是正常的，但因为发现男人同她跳舞时无动于衷，她就否定他们。” 〔342〕很有趣的是女性化的奥林匹亚·利代表女同性恋的积极斗争，以最极端的方式拒绝男性：“她想象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同性恋种族由于重复的、无谓的性活动造成退化而消灭了性行为的生理表达。崇高的本能将再现，最终将获得一个创造精神完全控制肉体的种族。” 〔343〕这两部小说之外还可加上两部纯粹戏仿的、受英国现实启发的作品，阿德拉·魁北克的《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女儿们》〔344〕和伊根·贝雷斯福德的《孤独的沉没》〔345〕（1928），尖刻的论战册子指向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的《孤独之井》，配有一系列颓废风格的讽刺漫画，将女同性恋者表现为一些色情狂。论战册并非卫道作品，相反嘲笑所有对拉德克利夫·霍尔的著作感到愤怒的人，主要针对希克斯提起的诉讼。〔346〕

此类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作者决意以比较严肃的方式对待同性恋问题，忽略低级趣味，以医学为依据写作个体女同性恋者的小说。这类作品倾向同情，甚至表示好感，乐于以柔和和怜惜的文风写作，其中的女同性恋者是一种自己不曾选择的倾向和社会的抛弃的牺牲者，背负着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在雅克·德·拉克雷泰勒的《博尼法》（1925）中，女主人公玛丽·博尼法丑陋而男性化。她少年期的恋情是不幸的。20岁时她成为外省小城的富有孤儿，她拒绝结婚造成坏名声。很快，她对克莱尔的恋情引起流言。当她的女友死于痨病后，玛丽的行为激化，她吸烟、骑马，着装变成“典型”的女同性恋：“人们见到她冬天穿一件宽袖长外套，类似公务员的大衣，戴一顶漆布礼帽，是她从圣－卡达莱带回来的，她的鞋子仿照男人靴子样式，她绝少不拿着手杖出门。” 〔347〕愤怒达到顶点，人们寄辱骂的信给她、打碎她的玻璃、在她的墙上写骂人话、在她身边喊叫：“淹死她，女吸血鬼！”战争提供了救赎。玛丽的组织能力和勇气出类拔萃，她挽救了城市。战争结束时，她的事迹传遍法国，“韦尔蒙女英雄”得到勋章。但她仍然悲伤和孤独。玛丽的命运已有定数，她不能体验幸福，幸福不会给予她这类女性。拉克雷泰勒不是乐观主义者，他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合理地利用女同性恋者的社会素质。为了让人宽恕自己的“恶行”，她必须完全献身社会，将通常对自己不利的男性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这种社会承认的代价很明显是放弃任何性满足和与一个女性共同生活的想法。

罗莎蒙德·莱曼的小说《含混的回答》（1927）获得巨大成功，〔348〕将浪漫友情与成人同性恋对立。女主人公朱迪思从童年时就喜欢一个男孩罗迪，她在剑桥受到女伴詹尼弗的吸引。宿舍中的气氛败坏，詹尼弗的美貌和人缘使其他女孩与朱迪思对立。罗迪也在剑桥，经历同样状况，因为他与同学托尼特别要好。詹尼弗很快被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杰拉尔丁勾引，她是一名确定的女同性恋者，她的特征按照惯常的类型化来描绘，“她像男人一样吸烟”，〔349〕她的外貌男性化而且追求感官享受，“宽而胖的脸庞，粗脖子，这些粗糙的男性线条，暗淡的皮肤，詹尼弗真没有品味！噢不，这不是真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漂亮的，她整个人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吸引。” 〔350〕詹尼弗离开朱迪思转向可想而知的与杰拉尔丁的完全的和贪婪的性关系。她失去的女伴，她不理解这种吸引，离开大学后自然地转向男性。

实际上，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文学有很多女同性恋人物，倾向对萨芙之爱进行“黑色”处理。女同性恋者通常被表现为一个强硬、专断的女人，但她有令人不安的魅力，窥伺着年轻女孩和纯真的主妇，要将她们从社会中夺走并置于自己的专制之下。〔351〕通常，被勾引的女孩被拯救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罪有应得，被众人抛弃。在弗朗西丝·布雷特·扬的《白色女士》（1935）中，17岁少女阿拉贝拉迷上女教师卡什小姐，这是一个充满仇恨、自我中心的同性恋者。她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离开女友爱上一个男孩。内奥米·罗伊德－史密斯写作了两部极为消沉的女性同性恋小说。在《玳瑁色的猫》（1925）中，一位年轻女教师（惯常的老套）爱上一个女邻居，漂亮的黑发女人维多利亚·范德莱登，在朋友们中绰号维克多。维多利亚与众多女子关系混乱，她还勾引男人让他们自杀来取乐。年轻女子及时发现了女伴的“真正”本性并离开她。《岛屿，爱情故事》（1930）更加强化了这些特征。不修边幅的红发女郎古西讨厌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他们。她爱上同龄的女孩弗洛西（人称阿尔蒙德），她卖弄风情、女性化、让人着迷。在阿尔蒙德结婚后，古西成为时装设计师，在洛克矛斯岛定居。她拒绝一次求婚，眼见自己的名声因为自己的怪癖受损。阿尔蒙德离开丈夫归来，这只是引起更多人恶意。两个女子共同生活数年，但是不断的争吵和嫉妒终结了她们的友谊。阿尔蒙德最终再婚，而古西被众人歧视，成为半疯的老姑娘，孤独地谢世。在多萝西·塞耶斯《非自然死亡》（法译《尸检无结果》，1927）中，女同性恋者成为不折不扣的罪犯。以警探故事为掩护，这部作品散播仇视同性恋的偏见。老姑娘克林普森小姐与温塞先生一同调查，充当道德的见证人，使现代女性的堕落与传统英国妇女的正直相对立，而不会谴责所有的英国单身者。但信息是明确的：必须学会区分老姑娘与她的恶魔姊妹女同性恋。〔352〕犯罪的和精神变态的女同性恋者在两次大战之间很有读者。这一主题最著名的作品是作家兼神经病学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投毒》（1924），是根据当时一则著名的社会新闻写作的。文笔纯净，故事确立了两个神经症的妇女形象，她们不太聪明，完全被相互的激情主宰以至忘记所有基本准则。女同性恋者被当作畸形的个体，因为其性态而处于罪行和反常的临界线上。两位女主人公埃利·林克和玛格丽特·本德是两个年轻的柏林姑娘，嫁给她们不爱的丈夫。她们互相吸引，开始通信，随后互相献身。她们的关系属于异性恋的模式，埃利是男方。除了她们的爱情，将她们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对丈夫的仇恨：“两位女子以对丈夫不断增长的恨意来助长她们的爱情。因为头脑中的仇恨，她们试图为自己认为有罪的恋情开脱和掩盖其受到责难的特殊性。” 〔353〕她们的关系在悲剧中结束。埃利用砒霜毒杀丈夫。死后，尸检显示是谋杀。她与女友被逮捕。在审理时，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一名专家指出她们智力迟钝，另一个专家则直接归咎同性恋：“对于这种深深的仇恨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来自这两个女人的同性恋倾向，她们因此难以忍受丈夫的要求，她们渴望在一起，像林克所说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自由。” 〔354〕埃利·林克被判处4年监禁，玛格丽特被判18个月。

时尚现象、类型小说的传播之外还要加上大量同性恋者创作和寄宿学校恋情的小说，这有着决定性影响。按悲剧或悲情剧方式来处理同性恋问题，会鼓励读者以怜悯和理解的名义给予更大的宽容。但时尚的概念本身可能鼓励短暂的迷恋，使人疑心社会心态发生深层的改变。

同性恋者，现代性的象征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主要是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巴黎生活》这样描述“现代女郎”：“她读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她知道怎样生孩子和怎样不生孩子。没有什么自然史是她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名人逸事、各种畜牲和人的做爱姿势是她不知道的。她见过下流图画和照片，对实际情形也一清二楚。她通过科学了解，但很大程度上是凭经验。她睡过，而在亲爱的女伴身边不能入眠。她们的金发和棕发搅在一起，湿润的唇相互品尝，不纯洁的手失落在阴暗的角落。一声呻吟的喘息充满了玫瑰死去的午后。” 〔355〕 “现代”这个词通常用来指称一种很大的风俗自由。比如一个青年乔瓦尼·孔福尔蒂在被土伦警方逮捕时反驳说，自己是“喜欢两个性别的现代青年”。〔356〕

作为“抛弃社会”约定俗成的同义语，同性恋对于艺术家是一种表达他们否定传统、资产阶级价值、1914年前世界的手段。它与叛逆、生命力、纯洁的性联系在一起，但也同智性主义、放纵、在快感陶醉中忘记战争恐惧联在一起。众多战前的异性恋画家在20年代有兴趣表现同性恋生活场景。鲁道夫·施利西特擅长表现偶像崇拜。同性恋酒吧也没有被遗忘，格奥尔格·格罗斯画小茅屋酒吧，1927年奥托·迪克斯画黄金时代夜总会。刺眼的颜色表现浓妆艳抹的易装者。迪克斯对波希米亚的超常人物和社会的边缘人感兴趣。他1923年为同性恋珠宝匠卡尔·克拉尔画像，以暧昧的方式来表现，他穿礼服、手扶胯、束腰、胸部很女性化地隆起。嘲弄有时占主导，比如1922年一幅水彩画《理发师之神》中，一个赤裸的青年男子很女性化，头发和胡须很做作，他在理发器具中间的地上飘舞。对于格罗斯，柏林的放纵、犯罪是战争恐怖的延伸。他的画作也是他投身革命的反映。在其《这就是人》（1923）系列中，他揭露布尔乔亚的性偏执，画出失控的世界的惨景。克里斯蒂安·沙德擅长风俗场景。他主要为库尔特·莫雷克的《放荡柏林指南》作插图以及为许多同性恋酒吧画石版画，比如《阿多尼斯酒馆》（1930）和《比格尔赌场》（1930）。在以《圣－热那亚·德·阿诺古伯爵》命名的画中，伯爵被安置在一个易装者和一名妇女之间，似乎在害怕闯入者的竞争，而伯爵隐藏的同性恋通过背景人物隐约表现出来。〔357〕 “新女性”不断被表现，就像是现代性的形象本身。克里斯蒂安·沙德1928年的肖像画《索尼亚》是其中的典范：模特穿黑衣、短发、手持烟嘴独自坐在饭馆桌旁。《洛特》（1927-1928）重复同样的元素。阴郁的年轻女性，黑眼圈、皮肤苍白、留短发、白衬衣、深色短礼服。她独自在一间酒吧和夜总会，灯光映照在后景的一面镜子里。同样，奥托·迪克斯画的女记者西尔维亚·冯·哈登的讽刺肖像（1926）表现了模特很强的个性，但却是用血腥的笔调。同样是香烟、单片眼镜、鸡尾酒，强调妇女的独立。克里斯蒂安·沙德的《两位女友》（1928），她们巨大的眼睛、短发、懒洋洋的神气，互相手淫，表明“新女性”沦落为女同性恋。

在文学领域，汉斯·亨尼·雅恩在《贝鲁甲》（1929）中的实验，依靠一种双性恋论调和对消除性别的颂扬。〔358〕作品的颠覆性很快被批评界察觉。1923年6月9日《民众观察》撰文《医生，是男孩是女孩》，谈到犹太复国和变态：“这一剧作所表现的很不幸是对拐骗儿童、狎童、离婚、鸡奸、乱伦、虐待狂和谋杀的称颂。” 〔359〕《贝鲁甲》引起强烈的反应，被描述为“病态大脑的恶心的挥发物”。〔360〕同性恋的象征作用很早就为托马斯·曼看到，他在《论结婚》中为艺术和美学潜质的性倒错辩解：“我们满可以以情色美学来形容同性恋。这是‘自由’的爱情，其内容包括不生育，没有前途，没有后果和责任。因为没有结果，也不会建立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在美学层面可能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由的态度，但无疑是不道德的。” 〔361〕同性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托马斯·曼的这一说法概括了这一现象的实际，同性恋是现代的，与拉夫加迪奥的谋杀和库尔特·施威特斯的“无意义”（Merz）诗同样，都是无动机的行为。被战争谋害的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无谓、无责任和无生育的行为中重新发现自己。这种将同性恋当作现代性的阐释主要是一种德国现象。并非所有前卫派都给予同性恋这种首选地位。比如，超现实主义运动对这一主题的表现特别负面。超现实主义运动从1928年1月到1932年8月分12次举办的“性学研究”活动，参加者多样，但对这一主题是说教性的〔362〕。提出了一些仇视同性恋的最糟糕的偏见，捍卫“男色”的声音稀少。我们注意到勒内·克勒韦尔没有出席，他在辩论中无疑会特别孤立。1928年1月27日从会议一开始，同性恋就被粗暴地责难。只有雷蒙·格诺和普雷维尔表示宽容。皮埃尔·于尼克说：“从生理角度看，鸡奸让我感到对粪便的厌恶，而从道德角度我对之谴责。”布勒东忿言：“我谴责这些鸡奸者向人类的宽容提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缺陷，倾向于建成体系并使我所尊崇的所有事业瘫痪。”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布勒东甚至不能容忍谈论这个话题：“我坚决反对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如果讨论转向鸡奸的要求，我立刻放弃。”因为本能的和臆想的反应，辩论无法进行。对好男色者的恨意以辱骂的方式表达出来，〔363〕避之唯恐不及：“我对这些人只感到根本性的、器质性的反感。在这些人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道德关注”（马塞尔·诺尔）。萨芙之爱并不引起同样的骚动。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男性正统不受威胁时就重新找回了平衡：“女同性恋者在我看来是有趣的。”伊夫·唐吉在被问及这一主题时以“无所谓”作答。阿尔贝·瓦朗坦说：“我赞成女人之间的关系。我喜欢旁观，甚至是看我喜欢的女人。鸡奸是世上最让我厌恶的。”我们在此重新看到传统的男性态度，只要提到鸡奸就是对男子气概的攻击，但对妇女的关系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当他可以作为窥淫者介入的时候。但是，他们反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因为她会与他们在同一地盘竞争。保罗·艾吕雅说：“对女同性恋男方最恨，对其女方最爱。”尽管布勒东和艾吕雅颂扬所谓女性崇拜，超现实主义者的性态首先是男性性态，首要关注男性欲望和快感。妇女对辩论的介入较迟。卡佳·蒂里翁是非常传统的：“两个男人之间，这种念头让我恶心。我不去想象这种关系。两个女人之间，我原则上能够接受，但我从来没有过。”西蒙娜·维翁表现出很大的性自由：“这绝不让我讨厌，我有很好的朋友是鸡奸者，这种想法不会让我难堪。任何表现。我坚决拒绝了几个女人，因为我不想要她们，但很快会有的。”唯有莱纳夫人承认有确实的同性恋倾向：“对于男人之间，我接受，觉得这种想法很刺激。两个男人互相抚摸，但不要肛交。我很想看。对于女人我也接受，我赞成这种关系。我有过16个女人。”但我们仍然吃惊于这些女性的顺从，她们并不试图肯定对一种自主的性态的权利，也不质疑她们的对话者的男子主义的神话。总之，超现实主义对同性恋的立场显得传统、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典型布尔乔亚的、遵从习俗和充满偏见。艺术的前卫并不一定是性的前卫。

同性之爱的传播：青少年与性别消除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与青少年主题不可分割，同性恋的情爱理想就是理想中的少年、公学同学、德国朋友，有健康的和肌肉感的身体，无忧无虑，没有犯罪感。同性恋的性爱在20年代经常被表现为一种少年的、不负责任的、没有禁忌的性爱，萨克斯总结说：“少年的爱情吸引我的可能是感官之外的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共谋气氛，我觉得这比完全施展雄性力量更加有魅力。” 〔364〕

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运动得到了发展。〔365〕在这些运动中，与自然的接触受到重视，是因为一种卫生的考虑。男孩们按年龄段分组，穿短裤和开领口的衬衣。他们远离成人学习自治、责任。营地是一所领袖的学校，传播一种父权的意识形态。同时发展起一些青年旅舍，由马克·桑尼耶〔366〕引进法国，他是“犁沟”（Sillon）的创始人，是对德国的模仿。德国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en）大发展，其中“候鸟”（Wandervogel）是最著名的典范。1926年，900万青少年中的430万是青少年组织成员。〔367〕但在这一数字中，学联运动（“候鸟”发起）只有51000会员，但在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显著，虽然德特勒夫·J. K. 波伊克特怀疑其对青少年日常生活是否有切实影响。“候鸟”1895年由卡尔·菲舍尔和路德维希·古立特创立，最初由高中学生和关注改革的教育家组成。战后，其民族主义围绕领袖原则得到加强，发展了青少年作为德意志民族再生力量的神话。〔368〕战争助长了这一神话的发展，尤其通过瓦尔特·福莱克斯的有强烈同性爱内涵的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漫游者》（Der Wanderer zwischen beiden Welten）得到推广。该书1917年出版，不到两年时间就有29版，达到25万册。福莱克斯1915年春天在东部前线遇到恩斯特·伍施，但伍施8月便阵亡，留下绝望的福莱克斯，他把他看作德国未来的拯救者。他写作该书以作纪念，表现了朋友的理想化形象，是为德国捐躯的爱国青年的象征。这与同期在英国发展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神话惊人地相似。〔369〕

青少年置身属于国家专政的成人世界的对立面，颁布自己的法则、自己的价值等级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青年通常被视作一种危险，舆论中蕴涵少年犯罪的主题。许多政治和宗教组织的目的是将青少年重新纳入一个严格框架。而“候鸟”则是支持实验新的生活风尚，置身性改革的前列。他们在男性至上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同性之爱的意识形态。在魏玛时期不存在女孩独立的课余组织，虽然她们也被一些青年运动接受，但她们多数时候被禁锢在家庭范围，没有机会发展自主性的联系。同性之爱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370〕在其《作为情爱现象的候鸟运动》（1912）中，肯定同性恋是确保运动的凝聚力和成功的纽带。布吕厄认为青年运动私下由情爱关系支配，通常是团队领导和少年之间的升华的关系。在青年运动内部，同性恋者起特殊作用，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献身于青年的人。布吕厄的书反响巨大。他使同性恋成为少年叛逆布尔乔亚和家庭伦理的象征以及对于清教社会中不可能自由体验完整的异性恋性生活的一种回答。1908-1909年，在奥伊伦堡事件后，反同性恋的狂热同样打击了青年运动。几位领导人同威廉·扬森（1866-1943）一样是“唯一者同盟”成员，他们被迫辞职，“候鸟”分裂为两个不同组织。1910年，“小候鸟”成立，与“大候鸟”相对。新的运动更加极端，主张友谊，布吕厄将其定义为一个奠基原则，虽然另一名创立者奥托·皮珀指出该团体的同性恋者并不比其他组织更多。〔371〕实际上，同性恋与青年团体的联系不涉及回归自然运动、体育组织和后来的极右运动。1922年，库尔特·邦迪在其《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就青年工人运动中的“性倒错”问题写了一章内容。虽然与布吕厄相对立，但他不否认同性恋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之中，而是强调此类依恋的少年特性。而且他将青年运动中的同性爱恋分析为资产阶级道德压力灌输给青年对妇女的恐惧和歧视而造成的后果。邦迪总结指出，在资产阶级党团和无产阶级党团之间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无产阶级党团要努力不使“性倒错”在自己组织内发展。

在青年运动中，同性之爱采取热烈友谊的形式：“手拉着手，我和汉斯回到宿舍。在我们的身体里，心在歌唱和颤抖，而我们相拥在昏暗的门洞里，我们的东西挂在那里，他靠着墙捧起我的头，长久地注视我，最终他吻了我。然后我们吃饭，他唱歌。我把他送回火车，然后跑着回家，为了宣泄我的快乐。” 〔372〕理想是保留这份纯洁的友谊，但生理吸引和纯洁的向往之间的斗争折磨着这些少年，他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的要求：“我们寻找朋友而我们找到了，我们为亲吻和拥抱而羞耻地颤抖，我们是梦想家——有见识的少年。我们有一天注意到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摄于青春的魅力！我们到处都嗅到和看到性，和叔本华一样，我们已经把性器握在热乎乎的手里！而性让我们害怕，在我们看来是恶心的。” 〔373〕乌尔弗里德·戈伊特深入研究过青年运动的性问题，他指出，在“候鸟”中生殖器是禁忌。运动刊物如少年报刊对性关系小心缄默，特别是任何少年与领导和同龄男孩之间的关系。他推测这里的同性恋与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相同。与中高等学校相同，青年运动发展一种同性之爱的神话而不是赞成完整的同性恋关系。但是，“候鸟”虽然不是专门的同性恋团体，但是帮助了在舆论中传播一种性别不明、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暧昧的青年形象。

身体崇拜是标志两次大战之间阶段的一个主要元素。〔374〕美学的参照混合了阳光、水和裸体，裸露的、肌肉感的、年轻的、性别淡化的身体代表着现代的、健康和体育的美。对身体和青春的崇拜虽然在法国和英国也很显著，但尤其在德国得到实现。20年代，裸体仍然与自由思潮、与魏玛共和国相关的享乐潮已经在柏林兴起联系在一起。〔375〕这些表现中的情色价值特别是同性情色价值是强烈的。画家菲杜斯（胡戈·赫普纳）以其在慕尼黑《青年》周刊上的插图闻名，他表现裸体青年作为太阳崇拜。摄影提供越来越多的裸体形象，不是在摄影棚拍摄，而是外景拍摄。在法国有联谊团体创办的图片联盟，通过身体解放来表达人民阵线的生活的快乐。塞西尔·比顿、赫伯特·利斯特和霍斯特·P. 霍斯特的摄影图解了男性身体的胜利，带有强烈的同性情爱色彩。纳粹德国则将“完美”的身体作为种族价值的说明。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美貌主要是兼具雌雄之美。在魏玛时期和后来的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伏贴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托马斯·曼已经注意到青年的非性别化的新潮流，他们意图创造超脱性别典型的一种新类型的美貌：“我曾经谈过采用浪漫派在两性友爱中尊崇的一些消除性别的想法，两性在人性的层面是等同的。无疑，新的可能性与心理分析发现的人类天生的自然的双性恋并非巧合。如果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恭喜他们！——对待性问题持一种比前辈更加平和的态度，而且这一领域似乎去除了可怕的禁忌，这一切都因为或至少伴随着同性恋现象获得新青年的更超脱和熟悉的宽容，就像布吕厄所做的。我们的意识在这一元素和‘候鸟’青年运动的活动间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无疑，同性恋作为男人之间的爱情联系、性的友爱，在今天由于时代气氛而获得某种赞同，在有教养的头脑中不再仅仅是以医学的怪异来看待。” 〔376〕

身体的超性别之美承载着强烈的同性恋冲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二三十年代对身体表现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两种矛盾而互补的运动：女性的“男性化”与新一代男性中一部分人的“女性化”相对。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美国化的淡漠政治的青年中，他们渴望晋身有闲阶级，借此与将世界引向战争的那一代人决裂。这一类型仅仅出现在20年代，主要在1928-1929年间，在危机之前。

超性别的主题不仅是外部表现，还被当作一个新社会的基础、对人类整体危机的回应来严肃地讨论。这一主题主要由卡米耶·施皮斯阐发，他现在已被人忘却，但在当时却因为他的许多出版物而引起兴趣。他的事例非常明确地揭示出在性别混同概念背后所发展的哲学、政治、性和种族的幻想，这个概念远非中性，可能承载着一些危险和反对的观念。施皮斯1878年出生于日内瓦，曾经学医，是动物学专家。他是戈比诺（译按：Gobineau，日耳曼人种理论家）的门徒，也是尼采的妹妹弗斯特夫人的朋友。他利用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在他的作品中称为天才），但这些参照往往是多重的和矛盾的，他引用柏拉图、施蒂纳、歌德、惠特曼、弗洛伊德和卡彭特。他强烈反对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极力否认他的“第三性别”理论。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一些杂乱的玄学，包括阅读印度《奥义书》、犹太神秘哲学、一些神智学著作、老子思想、莱布尼茨、雅各布·伯姆、让－保罗、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乃至占星术和宣告“宝瓶座”新纪元。“宝瓶座”新纪元则是典型的性别混同。他的政治取向很难界定。他在界外出版社（En-dehors）出版《性倒错》，这家出版社通常出版无政府主义作品。他激烈反对法兰西行动，否定其民族主义立场。他认为真正的祖国不是国家而是种族。1932年，他撰写一封致罗曼·罗兰的公开信，其中揭露“当代理想主义的贫血的人道主义”。总之，他可以被确定为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不确定但属于复仇性多言癖，试图通过当时的一些基本命题——种族、性、权力——来建立一个个人模型，他夸大其词地命名为“心理综合”。

施皮斯的作品的特点首先是他的玄奥、偏执和狂热的文风。他的整个思考围绕作为人类前途和人类高级形式的超性别崇拜：“必须在自身中发展肉体和精神的男女两种能力，从童年和少年起，来建立我们的解放，这种解放是情色的复兴，是人类心中不可磨灭的童年，产生于人类意识之中。” 〔377〕施皮斯认为，人的原型是雌雄同体的（他此处依据柏拉图的神话），是完美的形式，他渴望重新成为雌雄同体。超性别的问题与消灭“不纯”种族来进行种族改良的问题会合。对于施皮斯，超性别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超性别代表神性的、酒神精神的和超基督的人，与以色列的、杂种的、割伤性器的堕落的人相对立。同样，对超性别的颂扬伴随对女性的歧视，女性被看作人类低级形式。他认为改良人种只能从男性入手。

施皮斯把超性别的雌雄同体与少年期联系起来，这并非他独创。但是，他建立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来证明人的生命历程经过所有的性别（gender）：男人最初变成女性（身体、童年）、然后是一个男子（灵魂、少年期），然后二者兼有。他从中得出结论，男人可能变成一个女性（倒错）、一个男子（倒转）或一个天才即超性别（排斥）。对于施皮斯而言，天才是好男色者，而倒错者是同性恋的和退化的。好男色者的理想是男性身体，但他的高层精神渴望禁止他有性行为。夸张的文风显示出同性恋被作为低级人类形式受到谴责：“复兴，无性别的双性是诗意的、恋童的或单性的，是天才性，源自超性别的单一的和柏拉图恋爱，是正常人的，完整的，理智的。这不是生殖，失去平衡者的异性恋，也不是退化，偏执的失去平衡者的同性恋——一些屁精、王八和退化者。总而言之，恋童并非同性恋，恋童者不是同性恋者也绝不会是同性恋。” 〔378〕要变成天才，男性必须在青春期使自己的大脑再生。不再有性行为，也不再与他人接触。男人自我生殖。在大篇幅颂扬情色和酒神力量的同时，施皮斯表现对性行为的整体弃置。他意图培养一个天才种族，去除所有不纯净元素（女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自我生殖并以其高等智力统治世界。

超性别理论中有众多种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狂热，建立在对社会的悲观分析和通过排斥来复兴的愿望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优生学，因为不现实而显得没有危险。此类胡言乱语在极端主义者群体中得到反响，能够很轻易与传统的种族理论结合，比如戈比诺理论和所有的反民主和反现代主义的批评：“心理综合的伟大功绩是预见到恶，种族的、性的或犹太的衰退，其名称就表现出不可治愈的特性。另外他消除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力必多和仇恨的学说，我们生活的不健康（金钱、利益、愚蠢、宗教）就来源于此，因为人类心中的自我和爱情中的卖淫是造成仇恨、战争和死亡的犹太污染。” 〔379〕施皮斯的著作被当时各类著作引述和分析，证明其理论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路易·埃斯泰夫在《雌雄同体的谜题》中为这种学说辩解：“我们只需等到汉·里纳的未来制造者们采用性选择原则的日子，使卡米耶·施皮斯的理论得以实行，通过普遍的超性别在地球上建立天才统治——文化、智慧和人性的黎明，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380〕埃斯泰夫从杂乱的玄学中找出政治和社会的终极性，与此前研究过的汉斯·布吕厄的理论比较接近。超性别是新人类，被召唤创立一个完美的、男性的、好斗的、胜利的世界，与战后出生的人正好相对立。超性别是一个乌托邦的遗传计划，以种族纯化的标准、力的幻想和一种从人性中消除女性的愿望为基础。

这种对超性别的反复颂扬显示围绕这一概念的含混性。超性别最初是青年对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动，但是也充当了极右派理论的基础。超性别既代表一种情色理想——健美身体的理想，人们以之为典范，也是性角色深刻颠覆的讯号，某些人认为是颓废的症候。在30年代，这种得到传播的同性之爱不再有表现，但继续变相存在，通过“男性同盟”的美学、穿着制服游行的雄壮男人群体、对运动会的鼓励和所有的纳粹神话。实际上，男性危机横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其首要特征是男性面对妇女价值（本身为男性经验所改变）的退缩，随后的形式是一种对阳刚的过分投入，最终重归传统的坐标。两种态度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社会想象中男性身体的主要地位，其起源是战时的某种情色化。同性情色孕育于社会内部，说明男女同性恋者的形象为何混入30年代的风潮之中。他们同时是欲望和恐惧的对象，映照民众的幻想，但民众并未准备好承认自己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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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标志是性行为的变迁。公众舆论受到矛盾潮流的激荡，在道德反对和自由改革之间难以选择。整个时期的同性恋仇视仍然非常明显，因为它由主要的机构教会、公众权力、媒体来传载。作为新的事实，同性恋成为一个必须谈论、分析、演义（romancer）的时尚主题。文学对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前所未闻的。

尽管如此，宽容的进步仍然非常有限。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交接时期，民众的恐惧和否定、科学进步与同性恋自身的要求相对立。虽然20年代中期人们可能认为进步力量取得长久胜利，但1931-1933年就明显表现出初现雏形的运动既不受一种真切的改变愿望的支持，也没有一种现代价值的广泛承认。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任性的时间，裁决一切，

宣示爱情，而不是朋友们的死亡。

苍穹下，竞技者的阳光，

他们三人赤裸身体：古铜色的新德意志人，

共产主义者小职员和我这个英国人。〔381〕

对于居伊·奥康让而言，同性恋是政治，它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同性恋关系承载着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萌芽，质疑其基础：家庭、权威、男权。作为消解、侵蚀力量，同性恋正中垓心。它破坏了道德的确信，创造新的超越于社会等级的联系。在二三十年代，这些潜质为当时的政治力量觉察。尽管他们宽容或羞辱同性恋者，但所有人都惧怕这股无政府力量，它几乎无法容纳于任何党派的纲领之内。但是，同性恋者是一个筹码，他们积极斗争，他们的支持总是求之不得的，但却没有足够分量让人接受他们的要求。作为敌人、反对者，他们则是理想的靶子、完美的替罪羊，吸引了辱骂而能保证公众的支持。

积极介入：政治角逐中的同性恋者

可否假设在性行为和派性选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回答此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我们资料匮乏的时候。实际上，各政党关于党员出身的统计并不涉及性行为的特殊性。同样，同性恋组织也并不分析其成员的政治倾向。德国的运动组织较好，但表现得不问政治，虽然我们看到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接近，至少是在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会员都投票给左派，虽然运动的口号号召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据知名人士的见证来分析同性恋者与政治的关系，因为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中上层阶级。我们观察到当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左派政党、社会党，特别是共产党。当然，政治参与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性行为只是其中一个变量。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强调自己的同性恋在政治介入的选择中所起的作用。

工人阶级的幻想

对工人阶级的幻想是当时许多同性恋者的一个主要论题，这不仅是二三十年代同性恋情色想象的一个主要侧面，而且也是许多同性恋者政治觉醒的原因。这种现象在英国特别普遍，但在德国和法国也有表现。斯蒂芬·斯彭德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出这个问题〔382〕：“在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一种奇特的联系，而这无疑是英国特有的，虽然可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其形式为受到工人阶层青年的一种深深的吸引。” 〔383〕这种看法得到所有人的证实，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当时的同性恋者以一种社会其他阶层所未见的从容穿透社会障碍。” 〔384〕这是偶像的崇拜，工人阶级或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承载着强烈的情色内涵。这是让人吃惊的，比如马塞尔·茹昂多的《回忆录四，学徒与男孩》回顾他少年时与父亲店里的年轻屠夫和学徒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骚动。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受到禁止，这在当时社会上层的同性恋者中并不罕见。他不能与他自己阶级或自己国家的一员一同解脱。他需要一名出身工人阶级的外来者”。〔385〕其中有两种不同的确信：首先是确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为同性恋者的生理和情感需要提供解决；其次是确信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性态而摆脱了他们的阶级，与各种出身的男孩进行接触。这种理想化在两次大战之间颇为典型，当时的工人子弟似乎属于一种特殊性：“在那个遥远的时期，郊区的年轻人有着金子般的心。” 〔386〕

很难接受这种中上阶级对工人阶级少年的迷恋，这几近神话，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达尼埃尔·盖兰在其《青春自传》中得意地描写他与青年工人的多次约会：“对话在他简陋的学徒宿舍结束，他全无恶意也无需请求，就让我遍尝疯狂的爱抚，将他稚嫩的、渴望爱情的身体交给我。” 〔387〕读到这些段落，人们的印象是工人阶级完全自由，是性革命的典范，不计利益（不涉及服务的酬劳），非政治化（工人与望族的少年睡觉并没有异议），没有任何偏见和禁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理想化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让人以为工人阶级对同性恋有很大宽容，这是难以证实的，因为出身贫寒的同性恋者的见证很少。但许多记述反映工人对同性恋相对淡漠：“同性恋如果是为了钱才做不被看作是不名誉的。” 〔388〕 “同性恋在伦敦东区完全被接受。我年轻时，我们定期去东区一间酒吧，我们的父母习惯去那里。他们用工作时的名字叫那些侍者，你好洛拉，亲爱的。好吗宝贝？你给我们唱一首？东区房屋密集的小巷里聚集一些家庭，在这家或那家，纵容并接受他们的儿子的一切。” 〔389〕

工人阶级作为取乐对象的主题在19世纪末已经普遍，滋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390〕奥斯卡·王尔德描写过与“黑人作乐”的乐趣，而爱德华·卡彭特与他工人出身的情人乔治·梅里尔定居米尔所普，深刻地影响到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但是，维多利亚朝的趣味是年轻的男孩，甚至是恋童癖，属于一种交易，而二三十年代将工人主题发展为“理想朋友”，〔391〕可以不顾世俗歧视与之生活的伙伴——可能是终身。这种理想当然需要相对地看，多数同性恋者的许多经历是与偶遇的男孩，虽然他们也同两三个人维持有规律的关系。阿克利记述一生中有过200到300名情人，而盖兰则描写了他无耻的感官追求：“我只想增加、堆积、收集，掐着指头计算此类艳遇。” 〔392〕某些年轻工人在发现自己只是一种可爱的休闲时，感到强烈的失望。〔393〕尽管如此，与一个工人朋友保持稳定关系的神话被小心地维系着。E. M. 福斯特的小说《莫里斯》表现了最彻底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同性恋者可以独立于道德压制和社会差异而自由地生活。莫里斯在守林人亚力克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朋友，他宣称为了保全这份爱情准备接受社会的放逐。但是虽然《莫里斯》中两个少年成功找到了幸福而不再分离（人们不知他们此后如何生存），真实的状况却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通常很难理清这些缺少金钱、准备向有钱的绅士的引诱让步的年轻人是真诚的爱情还是隐蔽的利用。尽管如此，似乎信心占主导，带有很多天真成分，因为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将自己想象为皮格马利翁（译按：Pygmalion，希腊雕塑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教育他们的被保护人，重塑他们的人生，通过自己的恋情将他们提升到本身社会状况之上。阿克利宣称〔394〕：“我不排斥教育，但我不渴望教育，我可以自己补救。”有时，他们甚至设想一种真正的超越社会阶级的平等，仅仅通过同性恋的奇迹：“男子没有称他先生，这忽略让他得意。‘您好，先生’可能是对一个成年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富有的顾客最自然的问候。但是这有活力的声音却喊了‘你好，多好的天儿’，就像他们是平等的。” 〔395〕当盖兰记述他与青年工人的关系时，同样是对一种际遇的平等的信念让他激动：“我们成为真正的‘哥们儿’。” 〔396〕他认为一种真正的共谋关系将他与这些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个会使他遇到“意大利广场的另一些装饰”，而另一个又会“告诉他可以交往或应该回避的家伙”。虽然肯定有一种利益群体，但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理解上的真正的友谊还很遥远。

但是必须尝试着澄清二三十年代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性质。J. R. 阿克利对这个现象发表自己如下看法：“之所以我的寻觅引导我走出自己的阶级，朝向工人阶级即这种我从未能在本阶层内达到的纯真，是为了摆脱自己对社会低层的性行为所感到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认识。上层的同性恋者往往接受一种清教徒教育，教育谴责性快感，当然还有各类性异常。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因为性而被人瞧不起，而在工人阶级中，性是自然的，没有束缚和偏见。此处必须辨清这个神秘概念：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未发现工人在性方面更自由，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如此。理想化实际通过对他们发展的新环境的误解：“好奇多于贪欲，我冲向这些放纵的家伙，再没有黑暗的阻隔将我们分开。他们极度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们别致的男性着装、他们有时让我觉得玄奥的脏话、他们因户外生活晒黑的脸孔、他们肌肉的活力、他们坦率而自然的反常是当时任何人为禁忌、任何小资产者的偏见（他们比今天更不讨姑娘喜欢）都不能阻止和磨灭的。这一切让我吃惊，让我变形，让我着迷。” 〔397〕这种感情在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那里特别显著，地点的异国情调加上阶级差别。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同这些少年一起时感到一种美妙的自由。他过去只用英语做一些隐约的暗示，现在他可以用德语直接要求他想要的东西。他有限的语言知识迫使他直截了当，用外语说性词汇不会让他难堪，这与他在英国的生活没有联系”。〔398〕因此，对于衣修午德，英国代表异性恋和情色禁忌，他不断地想着国外。摄影师汉弗莱·斯彭德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弟弟，他发现衣修午德失业工人出身的年轻德国情人海因茨是“他一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他在国与国间的所有漫游的原因”。〔399〕

在同性恋者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中似乎有一种自卑感，也可能是一种负罪感。他们对使自己得以供养男孩的物质优裕感到羞耻，力图接近他们、否定障碍。这种关系可能属于一种施虐／受虐形式。马塞尔·茹昂多喜欢想象一些夸张的情节，他在其中被年轻工人羞辱：他邀请一些工人、一些罪犯到他的房间，请求给他们修指甲或者用石膏给脚打绷带。奥登与他的几位德国伙伴的关系发展为拳打脚踢。虽然威胁是潜在的，但我们仍然惊异众多英国同性恋者渴望与警察交往，这原本应该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对此种对秩序力量的矛盾的激情感到吃惊，她发现普洛美尔、沃波尔、斯彭德、福斯特、奥登和阿克利皆是如此。〔400〕

然而，关系要复杂得多。男孩不仅仅是一种性的解脱，还是一种同性恋理想的化身。在这个为身体平反的时期，在对身体和生理价值的歧视中长大的中上层阶级的同性恋者怀有强壮而健康的工人幻象。他们通常体形瘦小（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布赖恩·霍华德），追求因为劳作而身体强健的体力劳动者：“我很快找到理想的伙伴。这是个海员，一个强壮的水手，一个工人阶级子弟，简单、正常、没受过教育。他在海员圈里是著名的轻量级拳手。他的皮肤像丝绸，肌肉发达，完美的身体像克里特岛的美男子，看着就是种享受。他棕色的眼睛、微微猴相的脸、丰满的鼻子和厚嘴唇立刻吸引了我。” 〔401〕往往会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因为别人的崇拜而自豪，他一般肌肉发达，为引人注意的美貌而自恋。吸引力是双方的。同性恋者崇拜工人，而工人在不断恭维下自己也有所意识，有时会失去他们魅力中的朴实：“莫里斯代表我最喜欢的类型。他的肩背像运动员，轮廓坚毅，脸长得像波旁王族。他擅长游泳和水球。他不华贵，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本身已足够，不需要衣装。衣服是瘦弱者的伪装，对强壮者纯属多余。他有健美运动员的自恋。他喜欢展示肌肉，他漂亮的肌肉是他的骄傲和本钱，他知道这对他的男女追求者的魔力，甚至他自己对此也觉得得意。他颤动、隆起他的肌肉，对它们说话就像是对陌生人。‘我漂亮的壳’，他小声对自己说，在镜子前面摆出古典拳击手或掷铁饼者的造型。” 〔402〕阳刚的象征、身体的优越、强弱的对立之下的这种关系常常转为肉搏，成为男孩们做爱行为中的角力：“转变为性行为的打斗对这些德国男孩来说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让他们幸福。也许是因为这是不能同女孩做的事情，或至少不能在生理平等基础上，某种他们喜欢的存在于两个男子之间的攻击－吸引的感情表述。也许这种略带虐待的游戏是德国的性爱特征。他们中许多人喜欢被人用腰带打，不是很重。” 〔403〕身体施展着一种魅力，其力量是无限的。在E. M. 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中，一个残疾者以为在他的情人一个农场男孩的怀抱中重新找回了力量：“他向他张开手臂，克力桑特接受了邀请。克力桑特常为自己的病骄傲，但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招人喜欢。突然的意识让他迷乱，他名誉扫地，但他并不孤独，他有个人可以依靠，肩膀宽阔，皮肤晒黑的胸膛，双唇在亲他时微微张开。” 〔404〕青年工人似乎居住在一个神话世界，那里的价值相反，所有的禁忌都得到许可，而幸福是可及的：“来我这里，你将像我一样快乐、强壮。” 〔405〕两个阶级之间产生一种磁力现象，但从未达成平衡，因为他们因财富、社会地位和文化的隐形障碍隔开。所以幸福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因为青年工人的吸引中附加着要占有“正常”的、异性恋男孩的愿望。奥登苦涩地描写了调和两种渴望的不可能性：“有两个世界，不能同时属于两者。如果你属于第二个世界（讲究的知识分子），你将永远不幸，因为人们总是爱上第一个世界（身强体壮者的，而非知识分子的世界），虽然人们同时看不起它。另一边的第一个世界不会返还你的爱，因为它天性只爱自己。” 〔406〕

对工人的迷恋很快掺杂了一种对中上层阶级的厌恶，似乎在一个被认为过于体面和卫道的阶级内部，性不可能是自发的和自然的：“我觉得上层阶级的男孩有些娇气，不够强健。我们全都装得一本正经，多少有些拘谨。这一切都需要放松。” 〔407〕这种身体崇拜同时成为一种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贬低。首先，工人文化作为一个纯洁、保存完好的新世界引人入胜：“工人阶级男孩较少保留，较少想法，他们的友谊向我展开生命中有趣的领域，是我从前未知的。” 〔408〕但是这种摆脱自身阶级的愿望很快成为职业知识阶层中一种不合时宜的积极反智主义。同性恋者为了向朋友证明他从此与他“一边”，不再满足于分担其忧虑，他愿意否定自己的文化和自己过去的所有印记：“有一种阶级的原始本能，一种叛逆者的苦涩。对于他，我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一个资产者，他通过我来报复。因为他缺钱，他让我卖掉一部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旁》的珍版，有作者大量手迹。我毫不犹豫地作了牺牲，乐于向他作出这样爱的证明，但他通过鼓励我这样做而感到一种反知识分子的乐趣。” 〔409〕福斯特的小说《安塞尔》表现为这种阶级冲突的一种比喻。爱德华是一个可能成为大学教师的年轻人，他隐居乡下写毕业论文。在那里他重逢儿时的伙伴园丁安塞尔，〔410〕他羡慕他的力量和思想自由。但是在路上他的车翻了，博士论文写作所必需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落入河里，他只能抢救一两本。因为这次命运的改变，爱德华明白真正的生活在自然中，在安塞尔身旁，他放弃了求知的抱负。这个例子特别能反映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认同过程。他们首先受到工人阶级子弟的性吸引，进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缺乏教养、他们的自由。智慧因而成为压抑和禁忌的同义语。

这种认同很快成为对他们自身阶级的弃绝。鲁珀特·布鲁克斯首先宣布：“我恨上层阶级！”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解释说，自己受此类男孩吸引的原因是他对资产阶级的反感，这导致他自觉追求的不仅是其反面，而且是最能震惊资产阶级道德的东西。〔411〕 W. H. 奥登在德国时表达了相同的感情：“德国无产阶级是善意的，但我不喜欢其他人，所以我多数时间都跟少年犯们在一起度过。” 〔412〕斯蒂芬·斯彭德走得更远，他解释说：“我对家族的态度的叛逆使我同样反叛道德、工作和纪律。我暗自对违法者、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堕落者、懒汉、迷途者着迷，我渴望给予他们所有被体面的人们否定的爱。” 〔413〕有趣的是，我们在法国的达尼埃尔·盖兰那里找到了同样的词句和辩解：“我对下层子弟的兴趣中一部分是对既定秩序的叛逆，对我家庭的反叛。如果我很清楚是生我的人传给我他的趣味，这就会不再是我独有的，不再是叛逆的。” 〔414〕因此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有时对民众阶级体验到一种真正的移情作用。跟着这些被渴望的男孩，同性恋者学会观察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因为他们爱其子弟，他们就会爱其家庭，很快就爱上他们的环境：“吉米和我之间的阶级和兴趣的差异，肯定提供了一些相当于性别差异的神秘元素。我实际上爱上了他的出身、他的士兵职业、他的工人家庭。” 〔415〕因为熟悉了他们情人的经济和家庭困难，富裕阶层的同性恋者发现了受到英国危机打击的工人们的消沉和德国无产者的贫困。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想发生转变：“多亏了瓦尔特，我想象出遗弃、道德沦丧、失业的打击。我觉得自己想象到了某种在思想中叫做‘革命’的东西将改变他的命运，我感到自己作为富裕阶级的成员对他欠了债。如果他偷窃，我理解他所能偷窃的永远不及社会剥夺他而给予我的多，因为我属于一个阶级，它的金钱使我能够自动从这些偷窃的制度中获利，自动接受体面的伪装。所以我明白了有两个盗窃阶级：社会的和反社会的。” 〔416〕同性恋的本质是平等。通过性行为，两个性伴侣忘记了他们的最后差别——出身、阶级、种族——而只看到同样命运联结的两个情人，“因为在这种浪漫的、反时代的生活中，大使和苦役犯做朋友”。〔417〕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性恋者约会的奇迹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是两个被社会排斥、不被接纳、受到歧视的群体的会合，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低下的。“我可以同犯法者交谈，因为我自己也是犯法者”，斯蒂芬·斯彭德承认。〔418〕除了社会差异，是共同的斗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同性恋者和左翼政党的联盟虽然是矛盾的，但这是一种解释。

投身左翼的同性恋者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动摇体面的见解和动摇制度的一种手段。有什么比拜访同性恋者更好的方式来宣布自己反对社会正统道德？同性恋像如今的毒品一样引起犯罪的兴奋和确保能够羞辱老一辈。” 〔419〕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局限于英国，在那里同性恋受到法律镇压。在法国，自称是同性恋者对于一个良家子弟来说也是一个政治行动，有时我们不清楚是否同性恋卷入政治还是情况相反。“当我进入社会斗争，我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也是革命者，不能区分智性成分（阅读、思考）和感性成分（对工人阶级的肉体吸引、反叛、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环境）。” 〔420〕作为“反常的”性态，同性恋解释了反潮流的立场：“接纳马塞尔时，我的言论不仅是感情层面的，其中已经有一种超越社会的趣味。我挑战自己的阶级。” 〔421〕做同性恋者，就是在边缘。选择一种极端的政治斗争就是将排斥逻辑推向极致，践行正统社会认为同性恋者是潜在危险和叛徒的指责。“同性恋者不论他知道和愿意与否，都潜在地是一个反社会者，所以是一个潜在的颠覆者。” 〔422〕最后，通过投身革命政党，同性恋者希望能够推动自己的事业。对工人阶级的热情、苏维埃立法所引起的希望，维系着同性恋与革命之间有一种自然投契的想法。米歇尔·迪·科格利提到某些同性恋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天真热情。在蒙马特的一间咖啡厅他遇见“一个年轻的制图员，大鼻子，宣称自己对希尔施费尔德和莫斯科的信心，他竟然以为莫斯科是同性恋自由和民主自由的福地。” 〔423〕关于工人阶级同情同性恋者的神话解释了对一种平均主义的、对少数群体宽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仇视同性恋的丑陋偏见不能仅仅通过我称为改良的手段来对抗，通过说服、通过向异性恋对手让步，只有通过一种反权威的社会革命才能将之从意识中最终去除，就像对种族偏见。” 〔424〕达尼埃尔·盖兰如此确言。正是在20年代，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可能是一种政治筹码。

和平主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已经因为采取和平主义立场而与众不同。第二代同性恋者在30年代接过了火炬。众多前列的英国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青年、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友谊，被视作对正统社会的一种挑衅。在战后拥有一位德国情人，这是叛卖所有死于堑壕战的人们，是抛弃祖国，是以快乐和变态的名义来整体弃绝构成苦难中成长的这一代的凝固力的东西。这是自我表明是罪犯，正式站在敌人一边：“公众的仇恨产生私密的爱情。爱你的敌人！我的上帝！我爱这些英国的敌人！” 〔425〕这种与敌人的友爱部分地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作战所感到的异常的负罪感：“如同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我纠缠于一种恐怖情结和与‘战争’的想法相联系的欲望。‘战争’在它纯粹神经症意识上意味着考验。考验你的勇气、成熟、性的果敢。‘你是真正的男人吗？’我在无意识中相信我渴望这种考验，但我也害怕失败。我如此害怕失败——实际上我如此确信自己会失败，因而我有意识地否定自己被考验的欲望。我否定自己对‘战争’的想法的病态的强烈兴趣。我自称无所谓。我说战争是下流的，甚至不刺激，一种麻木，一种难堪。” 〔426〕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和平主义是这种掺杂着仇恨的迷恋的产物。菲利普·托因比承认〔427〕：“在我们30年代初的和平主义高峰时期，我们实际上几乎爱上了我们所揭露的恐怖。”斯蒂芬·斯彭德儿时便遗憾缺少自己可以为之战斗的事业。在牛津，与未经验战争的同代人一样，他承认嫉妒那些一次大战的战士，就像是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可能和胜利的光荣被剥夺了。但是在中学时，他同奥登及其朋友一样是激烈的和平主义者，仇恨教导团（Officer Training Corps），当时在公学中仍实行强制军训。战争的神话、战壕的恐怖、武装的荣誉和厌恶混合在一起，这一代人没有可以吹嘘的过去，他们对错过的事件有深刻的意识。所以二三十年代的同性恋生活往往是通过对制服的热情、对战争的戏仿，包括国民卫队士兵、水手、警察。E. M. 福斯特指出，不论是什么制服都好，哪怕是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司机的制服。〔428〕

这种与战争、与德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关系的政治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最真诚承认自己的政治动摇：“要嘲笑这种同性恋浪漫是很容易的。但那些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并不笑——他们明白而且利用这些幻想和欲望。我自问，如果一位足够聪明的英国法西斯领导人以一种隐蔽的、友好的方式向我传信，我那时会如何应对？我想他只要半个钟头就能让我归顺〔429〕。”通过他们与德国工人阶级的特别关系，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学会了爱德国，某些人此后也绝不会与之战斗，比如奥登和衣修午德1939年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但是，和平主义的选择已经被奥登和斯彭德超越，他们支持过西班牙国际纵队。但是他们虽然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接待政治难民，参加拒服兵役者活动，他们做不到拿起武器与德国作战。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在《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中解释说，当他的朋友海因茨作为同性恋者而成为纳粹的镖靶，他对他们感到一种无条件的仇恨。但是海因茨很快便被迫穿上军装，加入德国军队。衣修午德当时的心理说明了同性恋作为一种包容意识所能起到的作用：“让我们假设，克里斯托弗现在对自己说纳粹军队是受我支配的。我可以一按按钮就摧毁它。这支军队以酷刑和杀害平民著称——除了一个人，海因茨。我会按下按钮吗？不。等等，让我们假设，我知道海因茨参与了罪行。那么，我会按下按钮吗？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这是一种纯粹情绪化的反应。现在让我们假设军队进攻并遭遇了唯一的损失——海因茨本人。现在我会按下按钮摧毁这些罪犯吗？这一次没有情绪化反应，而是一个明确的回答，无法逃避：一旦我因为海因茨而拒绝按下按钮，我永远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支军队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海因茨，而我没有权力偏袒。于是克里斯托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虽然这是他只能带着反感来接受的自己思辨的结果〔430〕。”

共产主义和极左派

同性恋使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接触，在他们的政治立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达尼埃尔·盖兰在自传中在工人阶级男孩的吸引和自己的政治参与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他出身资产阶级，正是他与工人男孩的亲密关系开启了他的社会良知。他发现了贫困和隐蔽卖淫。他给男孩们的金钱是一种弥补形式，赎买他对自己出生于有利环境所感到的负罪感：“我对于所谓卖淫不感到任何不快。我的伙伴们充其量只是一些被过度盘剥的或失业的工人、报酬微薄的军人，我补偿他们社会和军队的错误。” 〔431〕盖兰后来一句代表性的话说明这种独特的情境：“通过阴茎崇拜我走向社会主义。” 〔432〕他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对同性恋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思考。他如下描述自己的政治历程：“我朝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是客体性、智性层面的，而是主体性的、生理性的、出于感觉和心灵的。这不是书里写的，是在我自身，首先是通过那些性压抑的时光。通过接触这些被压迫的青年我学会了仇恨既定的社会秩序。肉体的追求使我跳跃了社会的障碍。除了肉体诱惑以外，我因努力而坚强，我寻找友爱。我想在社会主义中寻求的正是加倍的友爱。” 〔433〕选择革命道路就是以某种方式被工人阶级接纳。当盖兰谈到“这种我自己的生活所排斥的民众子弟的博爱” 〔434〕时，带着伤感和遗憾。盖兰发现自己的社会出身和性取向始终是政治融入的一个障碍：“某个同志为了唤起我的宽容和把我与真正的无产者区分开而将我轻蔑地当作理想主义者。另一个同志当他风闻我的性差异时辱骂我。我总是这里或那里不合他们的标准。” 〔435〕可以肯定的是，同性恋作为政治参与的动机被认为是可疑的。很难认真对待一个似乎感情用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与情色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相关联。对于同性恋者，他的性态已经有“叛逆”性，是一种政治行为，而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其中混合着一些偏见和不相容性。盖兰对此有充分认识：“我决心利用自己的特殊情爱形式——至今为止是失控的、浪费的、相对反社会的——而使其服从更崇高的目的：全体的解放同时是我自己的解放。通过不同途径加入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无疑很难理解我的道路。” 〔436〕在革命团体内部对同性恋下意识的不宽容以亨利·巴比塞在《边缘》杂志（1926年3月15日）的文章为代表：“我认为这种自然本能的变态同其他的变态一样，是当前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征兆。颓废知识分子的好意只会加强健康而年轻的民众力量对这些病态和做作学说的代表所感到的蔑视，而我认为，这一切将加速愤怒与复兴的时刻。”直至1968年盖兰都试图掩盖自己的同性恋：“我同类的人这段时间最难忍受的是一直恐惧我们的同志，一旦现场抓获，我们的同性恋倾向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引起他们的蔑视甚至反感。必须不惜一切地沉默、隐藏，在必要的时候说谎，为了保留革命的‘体面’，其代价是如果露出面目便有堕入污秽的危险。” 〔437〕

同性恋者的参与可能采用更极端的形式。最著名的事例是苏联特工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伦特和唐纳德·麦克莱恩。〔438〕伯吉斯是伊顿毕业生，1930年进入剑桥，在那里他的魅力和怪异引人注意。他是活跃的同性恋者，与安东尼·布伦特交好，布伦特曾在马尔伯勒公学学习，那里同性恋崇拜风行。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样属于唯美派，发展一些同性恋关系，但是比伯吉斯行事谨慎。正是布伦特在“使徒”内部配合伯吉斯。伯吉斯当时引起彭布罗克学院经济学教授莫里斯·多布的注意，他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师之一。他将他介绍给金·菲尔比。伯吉斯与其他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一样受工人阶级子弟的吸引，喜欢同他们讨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他在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艳遇，对卡车司机、工人、大学生和退休教师一视同仁。从1933年到1934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布伦特加入共产党是受到伯吉斯的影响，他对他狂热迷恋。伯吉斯以同样方式说服唐纳德·麦克莱恩，当时他在性和政治方面都不确定。1934年进程加快。菲尔比到剑桥的一次访问是决定性的。伯吉斯充满热情，菲尔比招募他进入苏联间谍部门。于是伯吉斯1934年夏天去德国完成政治培训，随后与安东尼·布伦特去了苏联。1935年，他成为一名极右同性恋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他是盎格鲁－日耳曼会成员，这个组织集聚了纳粹的同情者。伯吉斯获取麦克纳马拉信任，他们两人一同组织了到国外主要是德国的性旅游，在那里麦克纳马拉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有些关系。伯吉斯成功地与许多同性恋高层人物结交，比如爱德华·普费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秘书长、战争部长、法国情报二处和英国军情六处特工。麦克纳马拉和伯吉斯多次被要求参加普费弗家和巴黎一些夜总会的聚会。有趣的是，伯吉斯的同性恋在他加入共产党和间谍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伯吉斯有20年代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公学、剑桥、工人子弟的吸引。但是，他也是30年代的产物，他对工人阶级的发现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投身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在“红色”牛津不断增长的倾向。在谍报方面，他的同性恋本来可能是一种缺陷。菲尔比将性倒错看作是一种病态，并不与伯吉斯谈这个话题。同样，伯吉斯的苏联联络人尤里·伊万诺维奇·莫丁也不反对：“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但我认为这以某种方式方便了我们的关系。” 〔439〕这种默许的原因似乎在于同性恋网络的有效性，即著名的“同性恋国际”：伯吉斯的同性恋为他打开了多扇大门，使他得以接触国家机密，与政治各界交往。同性恋的团结起了充分作用。伯吉斯是巧妙的诱惑者，能够迷惑他的情报人或完全欺骗他们。剑桥间谍的成功在战后重新掀起以叛国和内部敌人为主题的仇视同性恋运动。

投身共产主义并不总是采用如此极端的形式。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在整个时期都与马克思主义接近。斯蒂芬·斯彭德最终于1936年在赴西班牙之前加入共产党。他的情人海因德曼稍后也加入。〔440〕这种立场并不容易。斯彭德回忆当他们在剑桥的一个朋友宣布入党时他们极为震惊：“我们将此视为非同一般的行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极端事业，几乎是反天性的，而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任何一位朋友会是共产主义者。” 〔441〕斯彭德的加入很大程度是情绪化。他支持德国工人阶级，否定自己的出身：他被一种与自己社会阶层、文化、优越境况相关的深深的负罪感困扰。对于斯彭德，同性恋和政治始终相联。在他1935年的诗作《维也纳》中，面对多尔福斯清除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同时他回顾自己与“吉米”的爱恋关系：“我想要说明，两种经验虽有差异但却有联系。因为两者皆强烈、情绪化和个人化，虽然其一是公共的，另一个是私密的。两者互为依靠，因为在一个人性被公然践踏的世界，私人感情也受到破坏。” 〔442〕西班牙战争将揭示斯彭德的政治参与基础中的矛盾。1936年，他不仅加入英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本政治思考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被选为左翼读书俱乐部当月读物。而且他离开海因德曼并结婚，这种突然转变使他措手不及。当海因德曼入党并随后加入国际纵队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很快海因德曼便后悔自己的参与。斯彭德于是接受《工人日报》的建议，他们请求他报道苏联海军舰艇被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击沉。他找到海因德曼，后者请求他帮助自己从国际纵队脱身。斯彭德获准让他不再作战，但海因德曼做了逃兵。当他试图为他辩护时，他的问题暴露，英国共产党明确表现出对同性恋的仇视。“我觉得很清楚您为什么单单不承认这位同志没有价值”，这是对他的驳斥，而下面的意见听着像是警告：“您认识太多男孩对您没有好处。”最终，海因德曼获救并被遣送回英国。斯彭德于1937年夏天回到西班牙，作为在马德里召开的“作家大会”代表。大会让他十分失望。他没有再返回西班牙。奥登也曾受到与“青少年犯罪”群体交往的深刻影响，他在他们中间遇到几位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加布里埃尔·卡里特和爱德华·厄普沃德的影响下，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增长。1932年8月，他发表诗作《被人当作共产主义者》，以呼语“同志们！”开头。很快，他在1932年9月接着发表《英俊的剪影》。1933年4月，他在《信使》报发表文章《怎样成为机器的主人》，宣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仍然是浪漫性的，从1932年秋天起他就曾致信鲁珀特·多纳：“不。我是一个资产者。我不会加入共产党。” 〔443〕

在苏联于1934年宣布同性恋为犯罪后不久，对共产主义的好感也消失。纪德的事例是启示性的。纪德以一部彰显享受和自由的著作奠定自己的作家声誉。他的《地粮》（1897）曾为一代人的指引。他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从众的揭露、他的同性恋要求促使他同样质疑20年代法国政治。在《刚果之行》（1927）和《乍得归来》（1928）中，他揭露殖民主义。从1932年起，共产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解放人类的学说，使人类远离资本主义的虚伪而得以完全发展”。〔444〕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他说出自己渴望看到“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一个没有隔阂的社会能够带来什么”。〔445〕纪德的认可首先是精神性的，他厌恶任何积极参与。希特勒掌权使他决定站在共产党一边。他成为一名“同路人”，参加多种斗争行动：他名列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刊物《公社》的编委会，主持集会，与马尔罗一同赴柏林为国会纵火案后入狱的季米特洛夫辩护。〔446〕 1935年，他主持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开幕式。他的热情很快低落。他1936年的苏联之行是一次大幻灭，虽然他受到隆重的接待。苏联的实际与他所希望的非常不同，在那里人们并不比别处更超脱习俗。对同性恋的镇压同样在他的否定中起了作用。在《苏联归来》中，纪德只在一个注解中谈及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反堕胎法是否说得通？它回应一些非常可悲的滥用。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何看待更早些的反同性恋的法律呢，将他们归入反革命（因为性问题中的不合规矩也要受到追究），对他们判处五年流放，如果流放改造不好还可加刑。” 〔447〕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也讲述了他如何同朋友们一同试图缩小这则消息的影响，引述在英美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此类法律。但社会主义的神话受到动摇，因为假设中的由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新社会如果排斥同性恋者就不可能比其他社会更好：“因为如果共产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这是否会使他们对同性恋者的不公正更加不可原谅，而他们的虚伪更加卑劣？克里斯托弗明白自己现在必须与共产主义者脱离，即使是作为同路人。他可能在某些场合接纳他们为同盟，但是他绝不可能将他们视为同志。他绝不会重新陷入迷惑，绝不否定自己种族的权力，绝不为它的存在抱歉，绝不想以受虐的方式在虚假的集权主义上帝、最大多数的最伟大的神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只有那些祭司拥有决定什么是‘好’的权力。” 〔448〕同性恋的认同从此明确。虽然曾经在政治选择上举足轻重，虽然能够改变阶级行为，但是认同首先确立的是自身的存亡。希特勒1933年掌权和苏联实行斯大林主义是强加于同性恋者的两个主要威胁，结束了他们对国际解放的希望。1933年，选择已做出，同性恋事业从此优先于其他政治、社会和智性的归属：“作为同性恋者，克里斯托弗曾在难堪与怀疑之间游移。当他感觉自己正在一个以集体行动为重的时刻表达一种有利于个人权利的自私请求时，他变得很为难。当他以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来考量政府和党派，他变得怀疑起来。他对他们的挑战是：‘好吧，你们在谈言论自由。这是否包括我们在内？’” 〔449〕

法西斯主义的迷恋？

并非所有同性恋知识分子都投身左翼。有些人为法西斯模式着迷，它符合某些同性恋圈子中流行的美学和政治理想。法西斯的诱惑很少通过积极加入来实现，诱惑仍属于好感、接近的范围。它在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中奇怪地得到了特别的反响。所以了解同性恋对法西斯的参与也是重要的，虽然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比如社会立场。尽管如此，应该探究这种从原则上反对同性恋者的政治运动的吸引力。

精英和贵族的同性恋

德国同性恋运动的一部分主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男性联盟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认为，一个男性国家是理想的政治形式，他对之衷心地呼唤。他还是阿道夫·布兰德的运动唯一者联盟的成员，其意识形态是贵族的、反女权的和反平均的，直接与接近社会主义的人道科学委员会对立。布兰德和布吕厄没有加入纳粹，但他们在30年代并不担心，虽然他们曾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的著名人物。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曾围绕16岁夭折的少年马克西敏的崇拜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诗歌和贵族团体，他也曾与纳粹接近，但拒绝厕身其间，他流亡瑞士时去世。所以必须谨慎对待这个问题，德国同性恋的精英主义倾向受到一个浪漫的怀古模式的启发，接近民粹主义多于法西斯倾向。虽然他们的思想可能使他们接近纳粹，但他们没有投身国社党。似乎是因为纳粹的民众构成而不是对同性恋的态度阻碍了他们加入。对于许多“贵族”同性恋者，纳粹党是粗汉和边缘人的乌合之众，并不能使德国社会复兴。

我们同样看到二三十年代许多女同性恋者采取接近法西斯的政治立场。这个问题震动了聚集巴黎的女同性恋知识分子群体，她们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一些人如究娜·巴恩斯、西尔维亚·比奇、柯莱特、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选择了自由派阵营。然而，罗曼·布鲁克斯、拉德克利夫·霍尔、露西·德勒吕－马尔德吕、利亚纳·德·普吉、艾丽斯·托克拉斯、尤纳·特鲁布里奇、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纳塔莉·巴内与法西斯接近。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矛盾选择：后者的特征不仅是其多数成员的可观财产，还有其反犹主义。这些妇女矛盾地模拟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通过与法西斯分子接近，她们希望自己是歧视女性的、仇视同性恋的，她们将对他人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450〕她们非但不起而反对这种只想压迫她们的意识形态，反而认同反动力量。她们默默追随敌视她们的法西斯纲领，以为她们的经济特权、她们的社会阶层甚至她们的宗教会保护她们。〔451〕她们以为未来的战争将结束她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而她们随后可以在她们以为法西斯主义将要建立的贵族和文化制度下恢复以前的社会方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事例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她致力于建立的女同性恋模式很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价值。拉德克利夫·霍尔自己认同为男性，所以实际上认同男性事业。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对妇女命运发展的看法是悲观的和让人不快的。少数妇女将能获得独立和占据一些责任岗位，而多数妇女始终情愿束缚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性问题以外的所有领域，拉德克利夫·霍尔代表着英国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保守价值。作为富有的女性，她忠于保守党，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机构。在她的诉讼中，她震惊地看到她的著作只受到工党维护。30年代末，她定居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颇有敬意。比如在与一个想诈骗的商贩争吵之后，她求助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在类似情况下，党真是一种安慰的源泉。” 〔452〕国际形势的恶化在她看来是凡尔赛和约和犹太影响的直接后果。在与她的朋友俄国流亡者艾芙哥尼亚·苏林接触后，她的反犹和反共加剧：“犹太人。是的，我开始真正害怕他们。当然我害怕的不是在英国的几位亲爱的犹太朋友，而是普遍意义的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恨我们，他们想引起欧洲战争，然后是世界革命，为了将我们全部毁灭。” 〔453〕同样，格特鲁德·斯泰因投身右翼只是她反女权和反犹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她与艾丽斯·B. 托克拉斯结成的一对“夫妇”几近漫画，建立在严格的角色分工之上，艾丽斯局限于“女性”工作，只有格特鲁德接受“知识分子”的赞誉：“异性恋社会很少受到一种在文化上如此确定的关系的威胁。斯泰因写作和睡觉，而托克拉斯在做饭、刺绣和打字。她不是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是反犹的犹太人、歧视妇女的女同性恋者、对经济无知而且反对社会主义。” 〔454〕某些人经历中的盲目让人吃惊。邓南遮的女友罗曼·布鲁克斯在佛罗伦萨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墨索里尼充满信心。1943年7月25日，当人们宣布逮捕她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随着墨索里尼入狱，一个统一欧洲的梦想也破灭了，这是法西斯党人说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不断进展，噩梦加剧了。”纳塔莉·巴内也在佛罗伦萨定居，她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圈子，对所发生的事件全不了解。格特鲁德·斯泰因留在法国，为维希政府翻译英文文件。柯莱特的态度同样暧昧，她的某些作品在《格兰瓜尔》上连载，特别是在1936年9月的《美景》上连载。在一期《格兰瓜尔》上，她揭发莱昂·布卢姆并非祖籍法国，指责萨朗格罗，报道纽伦堡年会将希特勒称为“法国真正的朋友”。〔455〕虽然她1938年3月在左右翼作家宣言上签名，号召法国人团结于阿拉贡、马尔罗、马里坦、莫里亚克和蒙泰朗一边，但她在战争期间继续在卖国报刊如《小巴黎人》上发表不问政治的文章。《朱莉·德·卡耐扬》在1941年的《格兰瓜尔》上发表。1942年11月，她卖给《花束》报一篇关于勃艮第的文章，她的传记作者赫伯特·罗特曼指出，该报当时把勃艮第说成是一个旧德国省份，将柯莱特的文字变成宣传。还需要了解是否她受到操纵。但不管怎样，作家在这方面是失之轻率，她从未对政治问题采取明确立场。她的出版物通常远离意识形态和战争问题，证明她并不明白其中利害。另一些作家只是选择了默许的合作。比如在德国，畅销的女同性恋小说《蝎子》的作者A. E. 魏劳赫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出书。她没有加入国社党，但她成为纳粹作家组织国家写作协会的成员。

许多女同性恋者被自己的特权迷惑，关心保全自身的小集团，她们仍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分析充耳不闻，她在《三畿尼》中确言女权主义与建立在社会父权观念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对立的。逃亡巴黎的女同性恋者之所以可能自由体验她们的性生活，是因为她们的社会和经济的优越。她们因为这些特权而与同样压迫她们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们并不试图反对一种符合她们内心确信的意识形态。

情色和美学的吸引

纳粹施与某些同性恋者的情色和美学吸引更加难以辨清。在《袋鼠》中，D. H. 劳伦斯将群众的说服力与潜在的同性恋联系起来。比如袋鼠，他是澳大利亚迷人的政党领袖，同时通过自身强烈的媚惑力和政治理念来吸引门徒。主人公理查德·埃文斯虽同情社会主义，但一段时间也受到袋鼠的一种近乎肉体的引诱。政治斗争、工人友爱以一种男性联盟的方式结合，将同志友爱作为直接行动的基础。

对于其他同性恋者，法西斯的吸引带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追求。因为认同了社会的偏见，他们竭力证明自己的“卑劣”。自卑、恶行、叛卖形成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灭亡之路上的几站。莫里斯·萨克斯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典型性的。萨克斯生于1906年，原名埃廷豪森，是犹太人，但拒绝承认。他在儿时就想成为一个女孩。他在一所仿照英国模式的学生自治的学校就学。萨克斯后来被几个学生凌虐，可能被强奸。〔456〕学校中有许多体育活动，男孩间结成特殊友谊，他的小说《巫神夜会》记述这一段的放纵。最终1920年许多学生被开除。随后，萨克斯出入时尚场所，与著名的同性恋者结交，如阿贝尔·赫尔曼、让·科克托。他遇到阿尔贝·勒屈奇亚，是普鲁斯特笔下朱利安的原型。1926年，他进入阿萨街的加尔默罗修院团体，但他爱上一个15岁的美国少年汤姆·平克顿。丑闻结束了他的宗教生涯。他随后继续过一种混乱的生活。1936年，虽然此前他一直对斯大林主义怀有戒心，他仍签约写作《莫里斯·多列士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一时期，纪德从苏联归来，萨克斯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落伍。1940年后，他继续自己的边缘生活。他走私，与战争的获利者交往，肩负一些肮脏使命，但他与德国人没有关系。1942年，他突然离开自己的公寓，行踪变得诡秘。1942年他在汉堡，虽然他是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而且不说德语。有可能从1942年起，他在法国加入盖世太保。在德国，他在一个俘虏营做义工。他遇到一个反纳粹的同性恋医生，晚上为他翻译伦敦的广播。随后，他结识另一名同性恋医生，但他是纳粹分子，任命他为另一个营地的法国领班。1943年4月末，他想结束这种活动，但希望继续为德国效劳。1943年11月16日，他和朋友们因为同性恋违反第175条被逮捕。他被关押在汉堡北部的富尔斯比特尔监狱。他死于1945年4月，在英军到来前一天被同牢房的伙伴打死。他是绝对的边缘人，同热内一样曾将反忠诚作为生活方式。他信仰尼采，受到纪德及其无动机行为理论的影响，他安排自己堕入地狱作为对一种永远待赎的罪行的必要惩罚。

误解或者叛卖：清教思想与机会主义之间的左派

在20年代，许多同性恋者相信左派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世纪末以来就对同性恋者的事业表示出兴趣。俄国革命确立了左派支持性少数的想法，因为左派决意使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战胜虚伪保守的资产阶级道德。但是，左派的态度在30年代的绝对化之前是暧昧的和不稳定的。

对苏联的幻想

对于英国和德国同性恋者，苏联在20年代代表着参照的一极。1918年，布尔什维克俄国对同性恋免于刑事追究，〔457〕这使苏联置身20年代性改革的前列，为之赢得欧洲同性恋者的感激和崇敬。〔458〕通过对同性恋免罪，布尔什维克代表进步力量。他们似乎带来一种新的性道德，不是建立在虚假的体面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身体平反和性交流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在1934年，同性恋作为“法西斯的变态”在苏联重新成为罪行。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对同性恋的立场从未明确。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础文本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工在其中未受到质疑，异性恋被认为是自然倾向。同性恋主题在其中只是在谈到古希腊时附带地提及，是以最否定性的方式：“但是与妇女的堕落相对的是男性的堕落，腐蚀他们直至沉沦于进行鸡奸并通过以甘尼米（译按：宙斯的侍酒少年）的神话污损他们的神来污损他们自己。” 〔459〕而且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他称“鸡奸的可耻行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天性恶行”，是性挫折和妇女堕落的征兆。比如，在卡尔·马克斯1869年6月寄给他一份卡尔·乌尔里希斯的宣传册之后，恩格斯回信：“你给我寄来的是一名非常奇怪的‘同性恋者’的东西。这真是反天性的暴露。鸡奸者开始清点自己，而且发现他们在国家内部代表一股力量。他们只是缺乏组织，但在这篇文章之后，似乎组织已经存在了。幸好我们已经太老了，不必害怕在这个党派胜利的时刻我们必须用身体向胜利者进贡。但你可以料到，一旦德国北方刑法立法采纳‘肛门权利’ 〔460〕，那就大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些用前面家伙的可怜人、受到女人的幼稚引诱的人，这会变得很难过。” 〔461〕所以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宽容。对智性主义的指责使纯真的工人阶级的神话加强，工人阶级“天然地”向善，不受任何性变态的影响。从同性恋的角度，这突出了“法西斯变态”的概念：一种“走入歧途”的性行为只能是腐朽阶级的产物，工人同性恋者显然是受了资产者腐蚀。同样，一个女同性恋者是一个不积极的女人，企图逃避烦恼。一个革命女性不可能是同性恋者，她甚至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我不相信这些女性斗争的团结和持久，她们的个人罗曼史与政治活动纠结在一起。我也不相信这些好色的、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哄骗的男人。不，不，这一切与革命是不相容的！” 〔462〕青少年也未幸免：“青年运动也不脱这种病态，即对‘摩登’的关心和过分强调性问题。如同许多人向我汇报的，性问题也是青年组织偏爱的主题。这很容易导致某些人性放纵、健康和力量的损害。” 〔463〕最终，性与革命似乎是不协调的：“革命不容许性放纵，就像邓南遮的堕落的男女主人公认为正常的东西。性生活的混乱是资产阶级的，是一种颓废的表现。” 〔464〕

但某些文字却维系着苏联在同性恋问题上自由的神话。莫斯科社会卫生学院领导人格里高利·巴特吉斯的宣传册子《俄国的性革命》（1923）于1925年在德国出版。他在书中确言苏维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性问题，只要没有对人施暴或损害。在1930年《苏维埃百科全书》初版第17卷中发表的“同性恋”词条同样是有启示性的。词条参照希尔施费尔德和弗洛伊德为免罪辩解，指出虽然同性恋者不是罪犯，但以苏维埃法律来看仍然是一个病人。因此，虽然法律的改变有利于同性恋者的发展，但并不保证心态的转变。当然，在同性恋合法的时期没有迫害。1921、1928、1929和1930年苏联派代表参加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世界性改革联盟大会。希尔施费尔德甚至在1926年驻留苏联时受到欢迎。他还得到通知，联盟第五次大会将在莫斯科举行，但最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尽管如此，西蒙·卡林斯基指出，如果比较法律镇压的沙皇时期和所谓自由革命时期，人们发现在沙皇时期有更大的默许的宽容。苏联同性恋作家如米哈伊·库兹明在苏联报界不被提及。他们从未因性取向，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受到批评。许多艺术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前程而结婚。西欧对苏联同性恋状况感到迷惑的一个最鲜明事例是谢尔盖·艾森斯坦。在苏联，他曾经试图压抑自己的同性恋。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受到党的路线影响，他向批评家谢尔盖·特加科夫透露：“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和弗洛伊德，我会成为一个新的奥斯卡·王尔德。” 〔465〕他最终在一次驻留柏林和巴黎期间摆脱了自己的恐惧。与此矛盾的是当时德国和法国同性恋者视苏联为典范。在墨西哥的一次丑闻之后，艾森斯坦在苏联政府威胁下不得已坦白了自己私生活，他再不能够拍摄电影，回国并同意结婚。

但是对同性恋的敌意在报刊和政府内部不断增长，直至1934年颁布新法。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宣称这些措施保证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性恋合法化是法西斯所为。〔466〕他还创造惊人的口号：“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 〔467〕报界发起反同性恋运动，将同性恋归入一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退化”。这不仅是一桩反道德罪行，还是反国家、“反社会”的，与抢劫、反革命行为、破坏、间谍等同列。情节轻微的可判处三至五年监禁，如果其中一个由另一个供养（154a和121条）则判五至八年监禁。威廉·赖希认为同性恋案件归属国家安全局。1934年1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有多起对同性恋者的逮捕，其中许多是艺术家。同性恋被归入反对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工人阶级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是同性恋者。虽然同性恋者受到严厉的和歧视的看待，但他们没有受到有系统的迫害。如果他们保持谨慎，如果他们结婚，他们通常不被打扰。所以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对苏联榜样的热情主要建立在误解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性问题持清教徒言论，与风俗解放相去甚远。同性恋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否定，同性恋者在苏联也很少得到宽容。对同性恋免罪的根本进步也不过是临时的让步。

无政府主义的支持

在两次大战之间，某些无政府主义潮流表现出对同性恋者事业的最大支持。但是，因为他们人数少而且缺乏组织，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微不足道。〔468〕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性问题感兴趣。欧仁·阿尔芒对个人主义作了界定：“所有想强加给个人和集体一种经济、智性、伦理或其他的生活单边概念的单位或组织，都不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个体无政府主义的试金石。” 〔469〕个体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受到了马克斯·施蒂纳及其弟子约翰·亨利·麦凯的哲学的启发。

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充当了为同性恋辩护的基础。他的哲学发展个体超脱社会束缚的观点使“性少数”得以发展，肯定了个人的特殊性。施蒂纳质疑了直接源出统治阶级的道德：“‘罪行’和‘疾病’是两种非自我的看法，即并非出自自我的、来自他者的判断，不论所损害的是普遍概念的‘权利’还是个人（病人）和团体（社会）的健康。‘罪行’受到无情对待，‘疾病’待之以一种‘慈悲的温情’、加以怜悯等等。” 〔470〕这一段可以适用于同性恋，根据不同的角度，同性恋同时被看作罪行和疾病，受到严厉的或者怜悯的裁判。施蒂纳还指出，普遍感情支配道德思考。同性恋者如同所有“个体”，即为自己着想和捍卫自己“独一无二”权利的人，只是一只使群氓团结于共同的斗争的替罪羊：“民众狂怒地发动警察扑向所有他们觉得不道德的人或只是不得体的人，这种民众的道德狂热比政府更能够保卫这种制度。” 〔471〕施蒂纳的继承者们对同性恋者表现出很大宽容。与立场游移暧昧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同，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坚定并明确地维护同性恋者。在法国，在欧仁·阿尔芒的主持下，界外出版社出版的几部著作明确表明他们对同性恋者的善意：“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含偏见，不偏不倚，将科学观点和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尊重结合起来。” 〔472〕这种自由主义可见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几部著作，也表现在对同性恋刊物《性倒错》的友情支持。但是并不能普遍化，无政府主义领袖表明的这种宽容并不总是被基层赞同。《性倒错》更是界外出版社的读者间争论的话题。〔473〕

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我们看到两个赞同同性恋的论据。首先是其挑衅和质疑既有价值、现存权力的作用。同性恋从内部破坏父权社会。阿尔芒回想起无政府主义者艾萨克·戈德堡的一句格言：“性变态之于爱情就像无政府之于资产阶级习俗。” 〔474〕再者，同性恋源出个人主义，为所有秩序中的少数斗争。同性恋者就像自由联盟分子，有权生存和表达自己的差异。“从纯粹自由的角度看，显然不能拒绝个体随意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若非如此，禁止将从同性恋扩展到手淫和卖淫，不需太远就会导致独断和前后矛盾。” 〔475〕但是，这种宽容绝不可理解为热忱的宣扬。阿尔芒是明确的异性恋者，他不希望同性恋占主导，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高级的爱情形式。这解释了他为何批评《哥利东》和那些区分“性倒错者”和“好男色者”的人。简言之，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应该加以裁断：“每个人都有自由做爱的自由，但不要把我们的床帷敞开！希望那些同性恋的幻想者只是说：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并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 〔476〕个人主义的论据将维护同性恋置于少数权利的背景中，但同样依据对同性恋群体和积极斗争者所遇到的问题的了解，比如阿尔芒引用卡彭特、乌尔里希斯、埃利斯、克拉夫特－埃宾、费雷、莫尔。他调查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对同性恋的司法状况。他熟悉德国斗争者的刊物《唯一者》和《友谊》。但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虽然是自由派的，但却是间接的。他们没有以个人主义和质疑社会偏见为核心来重视维护同性恋，他们宁愿基于民众教育的传统并借助医学论据将同性恋者表现为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维持坚定和积极的立场：“先天性倒错的情况只与同性恋者本身有关。真正有病的人，如果得到证明，属于病理性而不是纪律处罚的范围。个体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同性恋者有权结社和出版报刊、杂志、书籍来表达、捍卫他们的事业以及将无知的同性恋者团结到自己的群体。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倒错者均无例外。” 〔477〕

最能代表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维护同性恋的影响的是J. H. 麦凯（1864-1933），他是施蒂纳的弟子并为他写过传记，是接近阿道夫·布兰德的唯一者联盟的同性恋者。他以笔名“萨吉塔”作为同性恋积极斗争者为人所知。对于麦凯而言，保卫同性恋是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压迫的总体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拒绝为同性恋辩解，他将自己置于极端处境，不适应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他的行动虽然值得称道，但不会使同性恋者的解放和舆论的宣传有决定性进步。彻底的个体哲学更像是浪漫理想而不是政治行动。读他的小说《小玩偶》（1926）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小说复述一个15岁少年京特的遭遇。他出身乡下，来到柏林找工作，沉沦于卖淫。小说对柏林罪恶的描写和对同性恋关系独特的见解都很有趣，摆脱了任何对医学的参照和辩解企图。他首先揭露了一个金钱主导的系统，符合那些富裕家庭的家长的要求，他们希望不为人知和不受惩罚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尼采哲学的影响同样充当了道德批判和为同性恋平反的基础。尼古劳斯·松巴特记述了一个全慕尼黑闻名的特别的同性恋者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他为平民子弟授课，他对尼采无限崇拜，想“通过向他展现少年的迷人舞蹈”来使尼采复生。除了轶事以外，他在尼采哲学中找到为性反常辩解的论据。对于他而言，道德只是保存一个半残缺或者完全缺陷的物种的必要条件的总和。〔478〕他指责教会通过“阉割”来打击激情。“然而从根本上打击激情就是从根本上打击生命，教会所为正是反对生命。” 〔479〕 “逆反自然”的正是这种道德，“即几乎所有至今被传授、教诲和宣扬的道德，与生命本能对立，是对这些本能或明或暗的粗暴谴责。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道德——像叔本华最后表述的‘生存愿望的否定’——是强加于人的堕落本能，它对人说：‘去堕落吧！’这是由被谴责者作出的判断。” 〔480〕这些论断质疑整个传统社会的基础，将角色翻覆，使“不道德者”成为生命的持有者，他们关心的是理解和赞同。以尼采哲学为起点，某些同性恋者建立起精英主义的同性恋理论，并从中推导出同性恋者是贵族，是上层阶级成员，蔑视共同的法律，将自己的差别作为一种光荣。我们尤其在阿道夫·布兰德、古斯塔夫·维内肯和汉斯·布吕厄身上找到这些思想的印记。

德国左翼的混乱路线

德国左翼与德国关于同性恋的辩论紧密相联。所以，左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事例。〔481〕相反，法国和英国政党不需要在任何辩论中对这个问题表态，所以很难得出结论。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同性恋运动的盟友

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同性恋者权利的兴趣上溯到19世纪末。虽然党对这个问题仍然极为含混，某些个人却宣布支持同性恋者，比如费迪南·拉萨尔、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魏玛时代，德国社会党（SPD）是德国第一大党。〔482〕虽然该党似乎始终支持同性恋斗争，但并不公然站在斗争者一边。但是，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签署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书，如财政部长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鲁道夫·希法亭、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国会议长勒贝和赫尔曼·米勒，米勒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社会民主党多次宣布反对镇压同性恋。比如在1927年基尔大会上，该党采纳一项决议，要求废除反离婚和同性恋的法律。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显露出斗争性，甚至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比战前退步。

德国共产党（KPD）1919年1月成立。〔483〕它立刻关注同性恋事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定期发表，尤其是在《柏林早报》和威利·明岑贝格的《晚间世界》上。尽管如此，在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信上并没有知名的共产党人签名。但德国共产党和人道科学委员会关系紧密，因为理查德·林泽特既是党员又是委员会秘书长。同样，社民党法学专家费利克斯·哈勒曾参与起草人道科学委员会的反提案。他还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世界性改革联盟1928年在哥本哈根的大会。社民党对同性恋的立场明确见于哈勒著作《性生活与刑法》（1931）：“有阶级认识的无产阶级摆脱了私有制意识形态，并从教会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对社会结构的整体了解，不含偏见地对待性生活问题和同性恋问题。与现代科学的深入相对应，无产阶级将这些关系看作性满足的一种特殊形式，为这些形式的性生活要求与两性关系同样的自由和约束，即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攻击、控制自己的身体及尊重未包含在此的各方面的权利。” 〔484〕哈勒发表几篇文章力图引起共产主义读者对性问题的注意。比如，他在1926年11月1日《国际》上发表一篇《刑法的性改革和无产阶级》，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统治阶级使用刑法来满足自身虐待狂本能，它的利益在于控制民众阶层的性生活并借此掌握无产阶级。哈勒认为，在这个成百万年轻失业者被抛弃街头的时代，谴责同性恋卖淫是可笑的。最后，他提及在苏联同性恋不受法律制裁。所以，我们在此看到为同性恋事业辩护的一种独特看法：无产阶级必须同同性恋者团结一致，因为彼此都是那些想要确保对个体的控制以便使之成为低廉的驯服劳动力的统治阶级的牺牲品。同性恋与社会状况相关。男妓不一定放荡，而是因为必要。通过将同性恋与工人阶级相联系，哈勒重复了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论题，但他与已知的观念相反，因为长久以来同性恋被看作是富人和堕落贵族的恶行。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需要在各种关于刑法改革的辩论中表明自身的立场。社会党此后作为执政党宣称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485〕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11月任司法部长，曾宣布支持免罪，但他的废除第175条的法案未被采纳。1929年，社民党投票支持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免罪，但它与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一致同意镇压涉及依附人、未成年人和男妓在内的同性恋者。与社民党不同，德共不愿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所以德共是国会中最可能支持同性恋者的政党。德共要求同性恋不受到法律有别于异性恋的特殊对待，这意味着对同性恋卖淫不予判罚、没有“性多数”的优越、不将猥亵概念扩展到羞耻感。这些目标与人道科学委员会恰好相合。因而德共确立为同性恋事业的最佳捍卫者，而它与斗争运动的关系也加强。1924年6月，德共在国会宣布支持废除第175条，支持对所有被判刑和正在审理中的人特赦。1927年，在讨论政府法律草案的全体会议上，共产党议员克伦发言要求废除这一条款。他的论据主要基于南德各州的例证，直到1871年这些州都不判罚同性恋。1929年，共产党是唯一无条件投票支持同性恋免罪的。10月8日是刑法改革委员会展开辩论的日期，共产党议员亚历山大表态支持全面废除刑法第21则，关于同性恋以及乱伦、兽交、强奸、与未成年人性关系和淫秽写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在1932年国会讨论时，共产党议员又一次表现了他们对同性恋事业的支持。议员马斯洛夫斯基强调了立法的前后矛盾，支持女同性恋和手淫都未被定罪。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参与，社民党和德共都未表明自己是同性恋事业的盟友。

党派斗争中的同性恋

社会民主党和德共对同性恋问题采用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它们支持同性恋运动，要求废除第175条，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同性恋丑闻来质疑资产阶级和它们的政治对手，毫不迟疑地发起反同性恋运动。比如在1902年，《前进》发表一篇文章揭露富有的军火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加普里的别墅里供养着一些少年。丑闻导致克虏伯自杀。奥伊伦堡案件同样被社民党用于政客目的。1924年7月，哈尔曼案件〔486〕是另一场运动的借口。共产党报纸《红旗》1924年7月17日刊将哈尔曼描写为“一个重罪犯、警方和法庭闻名的虐待狂同性恋者”。共产党报刊从此将警方的粗暴行为称为“哈尔曼方式”，要求“去除警察内的虐待狂、同性恋、刑事犯、王权和法西斯分子”。〔487〕这些滥用导致人权联盟在《人权报》1924年第24号发表一份抗议书，表达了同性恋组织的困惑和失望。

但是，最严重的是1931年和1932年爆发的关于恩斯特·罗姆的丑闻。第一阶段开始于1931年。事实上，在这一年中罗姆处于一个重大丑闻的核心。〔488〕第一次起诉针对他和他的几位朋友，6月6日在慕尼黑开庭。侍者弗里茨·赖夫指控罗姆。1930年圣诞节前夕，他曾被一个朋友旅店雇员彼得·克洛宁格引进巴勒街一间出租房。在那里一个叫恩斯特的男子赤裸躺在床上，克洛宁格几天后告诉他这个人是恩斯特·罗姆。恩斯特脱了他的衣服以后，亲吻他并替他手淫。随后他转向已经脱光的克洛宁格并替他手淫，之后克洛宁格为他口交。克洛宁格向赖夫保证为服务付钱，但时间过去报酬仍没有收到，赖夫传信威胁，如果没有立刻收到25马克他将向警察告发。他只通过克洛宁格收到8马克。克洛宁格和罗姆否认整个事件。克洛宁格认识罗姆已经两年，他们之间从未有性关系。而罗姆一方则承认“从性的角度而言是不正常的”。他将自己描写为双性恋者，承认曾经与一些年轻“家伙”打过交道，曾经与其中一个在巴勒街房间里手淫。他曾给他10或15马克。他从未违犯与第175条相关的罪行。〔489〕他交给警方一个叫施佩克的工人1931年3月26日敲诈他的信件。1931年7月，克洛宁格与罗姆撤销以前的话。罗姆否认曾经与任何少年在巴勒街手淫。克洛宁格则否认曾经见过罗姆。起诉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但是，1931年4月14日，社会党报纸《慕尼黑邮报》发表一封前纳粹党员的匿名信，指控罗姆是同性恋者。6月，该报发表的几封信重复同样的证明。6月22日刊的题目是轰动性的：《棕房子里的热烈友情：第三帝国的性生活》。1931年6月24日，纳粹机关报《民众观察》否认了指责，并指责该报伪造文件。事件在1932年重新开始。1932年3月7日，正值大选之中，《慕尼黑邮报》发表日期为1928年和1929年的罗姆写给朋友海姆塞特医生的信件。罗姆当时在玻利维亚，他遗憾自己不能与朋友们见面，他想念柏林的少年。为了描述罗姆的同性恋，社会党报纸所采用的是通常民族主义报纸让人震惊的、歇斯底里的语气。德国的青少年正掌握在可怕的变态者手中，他们在纳粹党内部占据重要位置。1931年6月22日，《慕尼黑邮报》谈及“第175条意义上的奸淫让人头发直立”。1932年3月10日，《前进》的标题为《罗姆先生魔爪下的冲锋队青年》。共产党更进一步，在1932年3月11日《红旗》上称：“希特勒党是暗探和间谍、领导人之间钩心斗角和最可怕的腐败的巢穴！”《晚间世界》标题《纳粹总部的棕色腐败泥沼》、《黑德曼街关于第175条的密谋和性的虚伪》、《罗姆上尉蹂躏青年失业工人》。运动揭露纳粹的虚伪，该党声言要恢复德国人民的美德并将同性恋贬斥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瘟疫。左派政党希望让投身纳粹运动的孩子父母猛醒。

运动对舆论造成灾难性后果，因为将同性恋、腐败和法西斯归结在一起。人道科学委员会极度担忧，寄给社民党总部一封长信，要求对所采取的策略进行解释，对该党支持同性恋运动提出疑问：“我们认为，通过众多社民党出版物可以看出，反对国社党领导人所代表双重道德标准的合法斗争渐渐被一种舆论超过，认为同性恋本身就是缺乏性格、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缺陷。” 〔490〕社民党作出正面回答：“社民党没有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社民党报纸利用罗姆案件只是因为国社党员赞成镇压同性恋，因为想通过此案表明该党的虚伪，他们想给同性恋者打上罪犯的标记却任由一名同性恋者占据高位。社民党并不想侮辱同性恋者，也不是要辱骂他们。我们会与党派报刊代表适时讨论此事。” 〔491〕虽然在社民党领导人看来，运动是很好的政策，但是仍然与该党对同性恋的态度相矛盾。而且，该党使用了与他们想要击败的对手相同的手段。作家库尔特·图赫尔斯基是《世界舞台》记者、共产主义同路人，他猛烈攻击左派对同性恋者的随便态度：“一段时间以来，极端左派报纸对希特勒党成员罗姆上尉施以指责、玩笑和中伤。罗姆如大家所知是同性恋者。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下流的。首先，不应该到对手的床下去窥伺他们。唯一可以允许的事情如下所示：着重指出纳粹对‘东方恶行’和战后时期的看法，认为同性恋之类的事情是俄国的发明，渗透到高贵、纯洁和无邪的德国人民内部；如果有纳粹这样说，那就可以告诉他：你们自己党内有同性恋者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甚至为此自豪，那么请住嘴！我们打击丑恶的第175条，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不应附和那些因为某人是同性恋者就将他从社会中放逐的人。” 〔492〕

事实上，共产党内部对于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也存在分歧。某些言论将同性恋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比如《红旗》1927年10月28日发表的文章，将同性恋描写为“非无产阶级的”。从1934年起，同性恋被明确指称为一种“法西斯变态”。共产主义与性问题的微妙联系可以通过威廉·赖希在德国遇到的困难加以说明。赖希最早在1927年是奥地利社民党党员，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说服德共将个性改革运动合并为一个组织德国无产阶级性政治联合会（Sexpol），主要要求废除第175条。赖希意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论，对他而言，社会革命不可能排除性革命。1932年末，他与党的关系恶化，1933年2月被开除。同年，他离开德国前往丹麦，随后于1939年移民美国。

所以德国左翼与同性恋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社民党和德共是人道科学委员会废除第175条的最佳盟友，它们也利用同性恋者作为政治筹码。所以，不论人道科学委员会、唯一者联盟还是人权同盟，多数同性恋领导人都支持左翼，他们对盟友态度失望也不足为奇。虽然说叛卖似乎言过其实，我们可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轻率和机会主义。

罪行的族谱：同性恋，一种“法西斯变态”？

集权和同性恋是一路货。〔493〕

共产党从1934年后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法西斯变态”。另一方面，有些作者多次提及纳粹主义与泛同性爱之间的紧密联系。〔494〕然而从1933年起，对同性恋的镇压表明纳粹从根本上敌视同性恋。所以必须阐明纳粹对这个问题的立场。长久以来，同性恋在纳粹党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没有任何措施针对纳粹中的同性恋者。实际上，两个系统一直有冲突：一方是汉斯·布吕厄捍卫的男性联盟，另一方是希姆莱代表的对同性恋的疯狂仇视。希特勒在长时间内以实用主义对待这个问题，不表明立场。他之所以最终倾向镇压，是因为这是种族和人口论政策背景下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

男性联盟（Männerbund）的神话

汉斯·布吕厄（1874-1945）是世纪初德国两部获得巨大反响的著作的作者，《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发表于1912年，《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分两卷于1917和1919年出版。汉斯·布吕厄与突击队和某些冲锋队团体接近，他是唯一者联盟成员。第一部著作使布吕厄成名，他肯定了青年运动中的同性情色成分。在他的基础论著《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中，布吕厄走得更远，试图以协会为基础，组织一套男性国家的总体理论。

布吕厄向柏拉图借用了移情概念，这个词同样被古斯塔夫·维内肯利用，代表对一个对象（一个人）的独立于其价值的依附。〔495〕布吕厄所理解的国家并非城邦，而是世纪初专断的、陷于危机的群体社会。他所列举的历史上的男性联盟具有启示性：圣殿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和见习骑士学校。每个都是实行军事纪律的严格等级团体。斯巴达比雅典更有参照性。布吕厄向弗洛伊德借用了双性恋、压抑和升华的概念。但他拒绝同性恋是一种定型，不可能改变欲望对象的想法，因为这一假设与理想的、必要的和可取的性爱相反。事实上，布吕厄属于阿道夫·布兰德的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的路线。瓦尔德克就曾经在《唯一者》上发表一篇文章《男性联盟与国家》〔496〕。其中男性联盟被描写为一种组织的最高级形式、一种国家的反权力，将民族精英集合于一场永无止境的解放斗争。男性联盟的目的不是弱者所希望的平等，而是强者渴望的自由。布吕厄则想要建立一个精英、贵族的社会，一个聚集优秀青年的文明国家，他们由看不见的爱情纽带团结在一起：“少年摆脱了母亲和最初与妇女的联系之后，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子。”那些不是注定统治别人的人应该服从，这就是经过一种情爱和文化等级重新定义的民众的作用。男性联盟的敌人被明确指定：女性、家庭（男性国家应该“打破家庭原则”）、学校、将成人与少年分开的年龄段。男性联盟是初始结构，最终会普遍化。国家应该是一种全球的男性联盟，建立一个同性友爱的社会。“男性社会是倒错者用来避免社会死亡的一种社会学方法。”布吕厄对完全的性关系很反感，只有升华的同性恋者能够到达国家的最高层。布吕厄的男性联盟理论意图代替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布吕厄思想对纳粹的影响如何？希特勒读过他的书，在《桌上言谈》中引用过他。他的男性联盟思想尤其在冲锋队和突击队分支机构中得到实行。它充当了纳粹上台的意识形态基础。纳粹被认为代表德意志精英、注定将统治麻木群众的政治贵族。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中重复了这种思想：“条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共济会、耶稣会、犹太教长团、英国俱乐部、德国学生会、1918年后的德国突击队、冲锋队、国社党等等都是鲜明事例，无可否认地证明，一个政治类型不论是世俗或宗教的，不论在形式上怎样不同，几乎都能上溯到一个男性社会及其公民教育。” 〔497〕布吕厄的理论引发许多极端化注解，成为关于少年团体组织的思考基础，揭示了团队领袖权力起源的同性爱成分。确实，如同尼古劳斯·松巴特所解释的，男性的、精英主义的、贵族的和文化的团体的出现是对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式的取代。它在战后不断增多的极端主义小派别中有许多信徒。这些党派发展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意识形态，拒绝共和，称之为灾难的和叛卖的后果。松巴特本人属于一个青年团体，受到突击队和男性联盟神话的启发。他将之描写为“一种阳刚、友爱和忠诚的崇拜，这个群体的关系框架通过约定，其秘密是男性情爱，不加掩饰地说，其基层成员保持同性恋关系，由上天指定的男性英雄指引，即Männerheld［男儿英雄］”。〔498〕

纳粹的神话属于同样想法。〔499〕它吸收了左派的形象，裸露的、自由的、健美的身体，将之转变为强直粗暴的意义，战斗、斗争和毁灭的意义。其中散发的魅力始终是强烈同性爱的，但是又有魏玛形象中所没有的虐待成分。如同克劳斯·曼事后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当然，在这个政治纯真和情色彰显的时代，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性神话中危险的潜力和侧面。我们看不出我们建立在‘身体意义’上的哲学有时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 〔500〕纳粹党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同性爱的形象。希特勒很明确地将美与“雅利安种族”、丑与“犹太种族”联系起来。美是识别健康人的不变标准，所以必须将之作为根本价值、一个要达到的目标。该制度的“艺术家”如阿尔诺·布雷克尔和约瑟夫·托拉克代表德国理想、种族优越的化身。他们美貌的理想来自古典模式，但是被约简为几个典型——肌肉感、纪念碑式、男性至上。男性的身体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身体象征。他的雄壮力量和争胜愿望宣告社会的复兴，而民主与腐烂的尸体联系在一起，就像在“退化艺术”中所表达的。这种非常自恋的表现压抑异常、不健康、缺陷，将之作为一种可能坏疽整个躯体的危险和疾病。与身体崇拜和争胜愿望相关的同性爱内涵同样非常明确地出现在汉斯·祖伦的体育论著中，他是一名纳粹军官，宣扬体育为一种拯救种族纯洁和颂扬德意志民族伟大的手段。在他的一部著作《德国体育，种族意识的自我教育》（1935）中，体育练习的大量图解是作者的裸体的、肌肉发达的照片，身上涂着油。运动员的姿态也具有暗示性，意图引起读者对如此表现的完美身体的羡慕。崇拜和羡慕掺杂着一些更为混乱的感情，突出表现为对雄性友爱的呼唤。国社党英雄的理想有强烈的同性爱内涵，在第三帝国的电影制作中也很明显。动作片如《希特勒少年奎茨》、《小骑士》、《D3 88》和《多拉班组》，利用英雄主义、雄性之美和同志友谊的吸引来激励献身。〔501〕莱尼·里芬施塔尔的宣传纪录片《运动场之神》同样使用同性爱美学为体育和歌颂制度服务。他同样利用身体解放于保守目的。纳粹主义依靠作为民族复兴力量的青年，他颂扬青年的独立和热情。对他而言，热情的青年是用以建立国家的柱石：“青年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以一种团结阵线与成人对立，这是完全自然的。” 〔502〕纳粹神话同样依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503〕纳粹想使自己成为战壕友爱的延续，维持对战死者的回忆以激发青年的热情。在《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中，冲锋队的队列中伴随着前线战死的爱国者无形的存在。在纽伦堡庆典时对为党服务的死者进行点名，每个死者都有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员答到。虽然纳粹无可否认地部分依靠同性爱审美，但是不应该以此推断它是亲同性恋的党派。虽然纳粹同其他党派一样吸引同性恋者，尤其是在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中，但这仍然是边缘现象，不属于主流话语。可能国社党内部的同性恋者与其他党派一样多。但是，很快国社党就以对同性恋强烈仇视而有所不同。

狂热的同性恋仇视

纳粹与同性恋根本敌对的原则在希姆莱1937年2月18日对党卫军将领的讲话中明确地表明。〔504〕其中列举了纳粹仇视同性恋的主要理由。

希姆莱讲话是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同性恋的典型言论。他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重复了已被多次引用的命题和论据。希姆莱将自己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没有任何部门比德国盖世太保在同性恋、堕胎等领域积累同样多的经验。”他认为同性恋者首先构成一种人口的危险。据估计，同性恋团体聚集200-400万会员，但他个人认为只有100-200万：“并非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都真正是同性恋者。”这一假设与许多医生的见解相符，他们区分“性倒错”即“真正”的同性恋者与“假性同性恋者”即被勾引的并能够回归异性恋的人。但是，“如果形势不改变，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会被这种传染病消灭”。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我们已经看到这在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堕落的谈论中是常见的，希姆莱在传染病与国家肌体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不是他们的私生活：性领域可能意味一个民族的生死，可以让我们称霸世界或者使我们的重要性缩小成瑞士一样。”德意志民族必须人口众多才能征服生存空间。与同性恋相关的第二个威胁是同性恋者在国家内部秘密组织的危险：“只要你们发现任何岗位的人有这种倾向，而且这个人有决定权，你们肯定会在他周围遇到3个、4个、8个、10个或者更多的人有这种倾向。”对于希姆莱来说，同性恋者实行团结互助。如果部长顾问X是同性恋者，他不会选择一个有才干的人联合，而会选择一个同他一样的同性恋者。同性恋领导人在职业领域不再服从理智而是追随本能。不可能信任一个同性恋者，他是病人、懦夫、说谎者，不负责任、不忠实。这是一个“理想的施压对象”，被“不厌烦的表白需要”控制。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最平常的偏见在此汇集成集中火力，用来证明同性恋者在国家内部的存在是极端危险的。

在各种警告之后，希姆莱触及问题的核心：党卫军内部的同性恋。对于希姆莱而言，这是一种根本矛盾。党卫军是民族精英，注定要复兴国家，它不可包庇变态者和懦夫。希姆莱维系一个原始的、北方的、纯净的和粗暴的德国神话，它不会有同性恋（同性恋是种族混合的后果）。他在德国乡村找到了这个德国的影子，他认为那里幸免于难。为了复兴种族，必须作出让步。希姆莱的清教主义配合了一些奇怪的妥协。比如，他宣称支持卖淫，“因为人们不能一方面希望青年不沉沦同性恋，另一方面又封锁出路”。〔505〕他宣称支持早婚，容许非婚生育。城市青年受到大城市堕落气氛的腐蚀，将通过纪律、秩序、体育、工作和集中营使他们回归正常。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同性恋宣传的危险，希姆莱准备不顾资产阶级的传统和道德深刻地改变国家的运作。他想停止女孩因背包行军训练而“男性化”，废除男性团体的特权。男孩不得以喜爱女孩为羞耻，停止过分看重男性友谊。而且希姆莱攻击布吕厄，指责他传播同性恋思想。德国青年应该做骑士，“一些为女人而战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两性友爱和性自由的想法合法化，希姆莱不得不摆脱基督教道德。1937年，一场揭发天主教神甫和修士的大浪潮开始：“我们将证明教会从领导到神甫中的多数构成一个男性情色团体，压抑人类至今达1800年之久，强求人类大规模牺牲，教会的过去证明它是虐待狂和变态的。” 〔506〕在其清教徒和理想主义论调掩盖下，希姆莱的理想是一个异教酒神精神的社会：“让15-16岁少年在舞会、晚会和一些场合和女孩相会，我认为是必要的。在15-16岁时——这是一个经验证明的事实——男孩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如果他在跳舞时有女伴或者早恋，他就得救了，他远离了危险。在德国，我们不需要操心是否我们让男孩过早与女孩接触和是否我们促使他们有了性关系。” 〔507〕所以，希姆莱的言论集合了几种影响。依据一系列的典型话语，对同性恋的传统的歧视同时见于民众和领导层。另一种是种族主义的、异教的、北方国家的影响，揭露人口减少和退化，宣扬毁灭内部敌人和通过生殖和狂欢来更新种族。最后是希姆莱的个人影响，这是一种狂热的同性恋仇视、一种恐惧和非理性厌恶，使同性恋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首要关注的主题。他的清教思想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窥淫癖和组织并约束他人性生活的真正乐趣。〔508〕传统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偏见的这种结合，解释了他的言论的影响。作为镇压的组织者，他不断将纯洁幻想推向极致。比较之下，纳粹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显得滞后或反复，不论是1935年5月22日《黑色军团》上题为《逆反自然的恶行应当判死刑》的文章的作者，纳粹法学家卡尔－奥古斯特·埃卡特，还是在《泥沼》和《20世纪神话》中猛烈攻击男女同性恋者为“文明堕落和欧洲毁灭的象征”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但是，萨芙之爱通常被纳粹理论家认为没有男同性恋严重。女同性恋被认为较不普遍，人们认为“假性女同性恋”比“真正的女同性恋”多。尤其是纳粹理论家将女性性生活仅仅看作“被动的”和“受主导的”。关于这一点，他们也没有什么独特性。

实用主义和替罪羊

按照希特勒的界定，纳粹对同性恋的政策首先是实用主义的。希特勒并非男性联盟支持者，虽然他意识到党派内部运作中的同性爱倾向。他不是狂热的同性恋仇视者，他懂得在有用的时候宽容本党内部的同性恋。他的性政策由唯一的因素指引，即种族存亡的必要性。

种族主义与性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阐发他的性批判的主要论点。性与种族之间的联系始终得到肯定：“反血缘与种族的罪行是这个世界的原罪，标志着沉湎其间的人类的终结。” 〔509〕威胁种族的危险主要是梅毒和犹太人，犹太人代表着个人的退化。对于他，如同对于教会，性行为的唯一目的是生殖。这一主要忧患促使他否定可能影响性行为的所有束缚，所以他否定基督教和资产阶级道德：婚姻本身不是目的，通奸、单身母亲与其他人一样为终极目标作贡献。〔510〕故而，重要的是性能量不被错误分散。英国教育家鼓励从事体育来节制性热情，同样德国青年要服从军事纪律，使他们变得坚强，使他们在性方面疲惫以促使他们贞洁。健康的、生殖的、对国家有用的性生活与堕落、淫荡、变态的性生活之间的差别被一再申明。所以被认为有罪的是那些在生理和精神上不健康的人，他们不具有社会价值，还有那些拒绝为社会生孩子的人。真正的罪过是不育、身体残疾、智力优于体力。照此同性恋属于有罪的一类，即使他们没有被直接提到。

1934年9月8日在纽伦堡，“元首”界定了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作用。妇女解放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发明的说法”。如果说“男人的世界是国家”，那么“女人的世界较小，实际她的世界就是丈夫、家庭、孩子和房子”，“她每生一个孩子就是为民族打胜一仗”。〔511〕同样，约瑟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18日妇女展览会开幕讲话时不是将妇女描写为“较劣等”而是“不同等”。〔512〕他同样强调了出生率下降。〔513〕在这些条件下，婚姻不再是私人事务，而是一种政治责任。抚养孩子成为一种民族责任。〔514〕妇女的形象是“家庭的天使”、爱与和平的保护者，不具有政治观点。所以，重要的是她要有“女性”的举止。在其《女子教育的转折》（1937）中，弗兰克·卡德强调德国青年女性的生理侧面：“最近反映在裸体的涂鸦小玩偶上有小乳房和纤小上半身的‘理想的美貌’现在正在动摇。人们重新追求强壮、丰满、充满健康的女性形态，这是德国妇女的典型，其骄人的精神和生理的美丽代表着神圣的多产和德意志人民生存的愿望。” 〔515〕

是否应该将希特勒的性理论看作他私生活的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多次被人提出。许多希特勒的传记作者谈到过他的性挫折和对女性的歧视。而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他在女性中间大获成功。总的来说，他的性生活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知，相信那些将他说成是虐待狂或同性恋者的言论是危险的。这些指责是由一些报纸以及此后的一些德国移民和共产党提出的，属于一种以同性恋仇视为基础以使其名誉扫地的策略。实际上，关于希特勒性行为的争论无助于对他的性政策的理解。希特勒很少担心同性恋者。当他们有用时他允许这些同性恋者在自己周围。他歧视女性，他将纳粹国家建成男性联盟，有很强同性爱内涵。但他的强权和征服政策依靠高出生率，根据这个标准，同性恋是反社会的。国社党的反对很早就已公开。1921年在慕尼黑对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袭击是民族主义报刊欢天喜地的时刻。随后，报复文章不断增加，而国社党在国会中对刑法改革的立场也毫不含混。1927年9月15日，国社党的国会议员弗里克博士表达了该党对废除第175条的看法：“相反，我们赞成对这些第175条的人，即男性间反常的性行为给予全力打击，因为这类丑行定会将德国人民引向灭亡。自然是犹太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及其族类在此作指引和教唆，值此时刻，犹太道德正在侵害德国人民。”1928年5月14日在慕尼黑，国社党公开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你们和我的生存不要紧，但德国人民必须生存。而只有有斗志才能生存，因为生存是一场战斗。而只有表现得像个男人才能战斗。向往同性恋者爱情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最强者有理，而最强者总是与最弱者对立。今天，我们是最弱者，但我们要重新成为最强者！我们只能通过践行美德才能做到。我们弃绝所有恶行，首先是男子同性恋，因为它剥夺了将我们的人民从今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最后可能。”1929年法律草案针对的刑法改革引起民族主义报刊的愤怒。1930年8月3日《人民观察家报》特别具有威胁性：“我们恭喜卡尔先生和希尔施费尔德先生获得成功！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德国人在掌权以后会让这个法律生效一天。”纳粹的同性恋仇视从该党初期就很明确，但只在很晚才被察觉。该党内部存在的同性爱倾向尤其误导某些同性恋团体，他们直到最后都情愿相信能与希特勒达成谅解。在立法选举时期，德国同性恋团体人道科学委员会、唯一者联盟、人权同盟多次向各党派发出问卷，询问他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直至1932年，国社党根本没有答复过。而最终该党表明了完全的、毫无疑义的反对：“对你们本月（10月）14日信答复如下，你们关心的主题，明白地说，让我们极为反感。” 〔516〕

罗姆案件

我们已经谈到的罗姆案件特别能揭示希特勒对同性恋的态度。恩斯特·罗姆1887年出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童年是平静的。他在18岁时参军，1914年他热情地迎接战争。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组织才能，但在战斗中破相。1919年，他遇到希特勒，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希特勒欣赏他组织冲锋队的才干，〔517〕无视所有对他同性恋的影射。罗姆在1924年才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他很少担心自己的名声，不掩饰自己的偏好，甚至还是人权同盟成员。他与同性恋圈子频繁交往，与柏林男妓卖淫系统联系紧密。1925年，希特勒与罗姆之间爆发一场与同性恋无关的争吵，罗姆辞职。他卷入一场跟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官司，这名柏林男妓掌握一些有伤名誉的信件。〔518〕他离开德国，接受在玻利维亚军队内的一份工作。正是在拉巴斯，他写信给医生和同性恋星象家卡尔·海姆塞特，信件后来被《慕尼黑邮报》披露。1930年，瓦尔特·施滕纳上尉领导的哗变几乎摧毁冲锋队，1931年希特勒召回罗姆，任命他为冲锋队领袖。〔519〕为了方便组织，赋予冲锋队军事职能的想法被维持，但不知道它能够采用何种形式。在危机的影响下，冲锋队人员并没有停止增长，1932年达到70万人。虽然对罗姆性生活的谴责越来越多，但希特勒仍然无动于衷。1931年2月3日，他在一份通报中维护罗姆：“冲锋队不是一所良家少女的宗教教育机构，而是一个强悍战士的组织。冲锋队成员的私生活只在表现出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和责任相违时才受到指责。” 〔520〕直到1933年，希特勒都需要罗姆来实现自己掌权，虽然他的信件引起多次丑闻，但并没有失去希特勒的信任。1933年11月，罗姆被任命为政府成员。

除了时过境迁的原因，怎样理解对罗姆的清洗？〔521〕希特勒长久以来将冲锋队看作一种平衡党内新旧力量的手段。但是在1934年，冲锋队合并了钢盔团（Stahlhelm），该组织有150万会员，多数出身无产者。冲锋队一直进行革命运动：在“民族”革命之后，必须完成“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或“二次革命”。而且，罗姆希望将冲锋队改造为常规军，代替国防军。这种企图与军人的政治野心直接冲突，军方得到共和国总统兴登堡的支持，他是军队的最高首领。希特勒一方则反对任何可能引起与作为政权基础的常备军冲突或对立的行动。另外，罗姆的敌人众多。海因里希·希姆莱1929年1月6日被任命为党卫军首领，他讨厌自己的上级罗姆，因为党卫军隶属于冲锋队。自从1930年哗变之后，党卫军受命监视冲锋队。但建立于1923年的党卫军〔522〕在1932年只有50000名成员。冲锋队的权势构成对希姆莱野心的阻碍。希姆莱得到安全部门首脑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普鲁士部长主席、盖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秘密警察）头子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他在希特勒思想中维持一种罗姆政变的想法，因而加剧了国社党内部的紧张。反对“二次革命”的警告不断增加。1924年2月28日，希特勒宣布军队仍然是唯一合法军事力量。罗姆表现出极度失望，造成有人风传他有阴谋。2月4日，希特勒和罗姆最后一次会见。在此期间，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戈林收集伪证，旨在使人相信关于密谋的说法。

“蜂鸟”行动展开。6月29日，希特勒由其亲信和几名党卫军军官陪同赶到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阿道夫·瓦格纳被委托武装本地的党卫军。国防军在维尔纳·冯·弗里奇的命令下秘密提供武器、弹药和运输工具。希姆莱、戈林和海德里希负责柏林的局势。罗姆的继任者已经找到，是冲锋队头目维克多·卢泽。罗姆和朋友们正在慕尼黑附近威瑟的泰根湖边汉瑟鲍尔旅馆度假。他与希特勒约好7月1日会面。29-30日夜，希特勒到达慕尼黑。他命人逮捕了几名冲锋队少尉，然后到达旅馆，“手里拿着马鞭，以便混入‘叛徒’们中间”。〔523〕党卫军占领旅店。埃德蒙·海纳斯大队长被人发现跟司机在床上。一部分冲锋队被就地处决，其他人被送进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在柏林，希姆莱和戈林领导镇压，扩大出冲锋队范围。将近300人被杀，其中有“左派阴谋”的组织者格雷戈尔和前首相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有保守反对派的代表如“天主教行动”的首领克劳泽纳博士，有巴本的合作者以及希特勒从前的对手如冯·卡尔，他在1923年挫败啤酒馆暴动。〔524〕罗姆没有立刻被处决。7月1日，党卫军达豪第一集中营长官特奥多尔·艾克走进罗姆的牢房，递给他一把手枪。罗姆拒绝自杀，因为这等于承认有罪。他被艾克击毙。

在任何时刻，罗姆的同性恋在对他的清洗中都没有起过作用。但是，这却是向公众解释这场屠杀的最主要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企图暴动。首先想让人相信这个版本的是戈林对报界的通报，被国内和国际报刊采用。他特别强调了冲锋队的风化和旅店的场景：“在与罗姆隔壁的房间，元首看到布莱斯劳警察局长和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纳斯由一名男妓陪伴。”罗姆被表现为一个病态、被自己的同性恋困扰而且有影响力的人：“罗姆由于其不幸的倾向被人扯进一个对他致命的地域。无疑是由于这种倾向的推动，他的总部聚集一些使他感到他是整个德国的强者的男人。正是因此才形成了由这些病态的个人建立政权的计划。” 〔525〕随后，这种说法广为传播。戈培尔的报告更为明确：“他们让我们冲锋队的荣誉和威信扫地。因为他们无比堕落的生活、奢靡的铺张、大吃大喝，他们损害了我们党的个人简朴和清洁的原则。他们在这一点上招致对党的整体领导的可耻的和令人厌恶的性反常的怀疑。我党数百万党员、冲锋队和党卫军为这次清洗风暴感到欣喜。整个民族因为摆脱了噩梦而能重新呼吸。一旦问题涉及得体、简朴和公共卫生的原则，我们的民族再一次看到元首坚决无情的行动，当问题涉及高层人物时惩罚尤其严厉。” 〔526〕 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在前克洛歌剧院召开的国会发表演讲，在全德国广播，解释这次“清洗”行动：“在冲锋队中开始形成一些派系，形成反对一个健康民族的正常概念和国家安全的密谋中心。我们发觉一些人在冲锋队内晋升只是因为他们属于特别倾向的圈子。我已经命令枪决了这一叛变的主要罪犯，烙平我们内部和国外毒害的脓疮直至烧到鲜活的肌体。” 〔527〕随后，罗姆的朋友们被清洗。1934年10月10日慕尼黑中级法庭开庭起诉彼得·格兰宁格〔528〕和其他几名罗姆的亲信，多数是年轻的同性恋者，其中两名未成年。〔529〕

对罗姆的清洗以反对不道德的圣战为掩护。元首亲手剪除叛徒和堕落者的形象在民众想象中加强，使人相信一种有德行的、捍卫家庭和道德的政权的想法。但是，罗姆的同性恋只是一个借口，从未构成真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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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从未对同性恋表达统一认识。男性联盟分子颂扬雄性友谊，使之成为国家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性恋从未被政权视为基础。相反，某些领导人如希姆莱阐发一套狂热的反同性恋的说辞，充当了镇压的基础。在纳粹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中，世界分为一些互不相容的群体：种族必须分离，性别不应混同。同性恋者逾越了这些界限，抹杀了差别。同性恋者是不可容忍的闯入者。

20年代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政治幻灭的年代。虽然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左翼政党，但他们的努力只获得微小成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是同性恋的最佳捍卫者，但它们毫不犹豫地维持反同性恋的偏见，在公众舆论中固定了虐待狂的、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法西斯的同性恋者形象。对于纳粹，同性恋者是魏玛和左翼政党腐败的一个标志。同性恋始终是政客斗争中的一种工具。

注释

〔1〕　同性恋认同问题是同性恋史的核心，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在此和此后的注解中指出一些对这一问题提供线索的著作：《同性恋的过去：历史杂文选》，Salvotore J. Licata和Robert P. Petersen: The Gay Past: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Essays, 1985; 《同性恋概念的建构》，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1988。

〔2〕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见《同性恋分类：对同性恋区分定义的想法中的研究问题》Kenneth Plummer: “Homosexual Categories: Some Research Problems in the Labelling Perspective of Homosexuality”，载于《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1981, pp. 53-76。

〔3〕　玛丽·迈金托什建议将17世纪作为英国同性恋认同的奠基时期。见《同性恋的角色》（The Homosexual Role），出处同上，pp. 30-44。

〔4〕　《西方的爱情与性》（Amour et sexualité en Occident）中：《古希腊的同性恋》，Maurice Sartre：“L'homosexualité dans la Grèce antique”；《罗马的同性恋》，Paul Veyne：“L'homosexualité Rome”；《一个少数人群的诞生》，Michel Rey：“Naissance d'une minorité”。

〔5〕　《潘西，性倒错和受虐狂的男人们：改变男性同性恋的概念》，John Marshall：“Pansies, Perverts and Macho Men: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见《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Kenneth Plumm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pp. 133-155。

〔6〕　《初现峥嵘：19世纪末至今英国同性恋政策》（Jeffrey Weeks: Coming Out。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 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和《性、政治和社会》（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7〕　这一部分作了很大删减。关于医学理论的综述见我的博士论文。

〔8〕　perversion［变态］一词1885年由维克多·马尼昂在关于恋物癖的报告中首次使用。

〔9〕　《司法话语与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XIXe-Xxe siècle）, 1977。

〔10〕　例如“肛门漏斗状变形”是“进行鸡奸”的“征兆”。

〔11〕　阿尔贝特·莫尔（Albert Moll）1936年在其自传《作为心灵医生的一生》（Ein Leben als Arzt der Seele）中立场突然改变。他称同性恋通常是不洁性经验的结果，只有少数同性恋者是先天的。这一看法的转变使他对纳粹的镇压措施表示欢迎。

〔12〕　“他们因为他头发的颜色而对他诉诸法律”（A. E. 豪斯曼谈王尔德案件）。

〔13〕　弗洛伊德受沙尔科（Charcot）关于神经症研究的启发，将之推进到更远。在其《马尼昂百年纪念》（1935）中，克罗德·维尔帕重新提到他的性变态研究。同样，各种科普读物也提到他，如1896年出版的乔治·圣保罗的《变态与同性恋者》（埃米尔·左拉作序），曾多次再版，直到1930年，还有亨利·阿莱博士的《从性倒错到性别的决定》（1930）。

〔14〕　他从未付诸行动，这是医生们在对案例选择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似乎介绍幻想比表现真实经验更容易让人容忍。

〔15〕　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引文见《神话中男子气的女同性恋者：拉德克里夫·霍尔和新女性》，Esther Newton: “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yffe Hall and the New Woman”，收于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主编《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 1991, p. 287。

〔16〕　《妇女的性生活》，André Binet: La Vie sexuelle de la femme, 1932, pp. 183-184。

〔17〕　《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Albert Chapotin: Les Défaitistes de l'amour, 1927, pp. 18, 183。

〔18〕　《关于妇女性倒错的知识》，Erich Stern: Zur Kenntnis der weiblichen Inversion（1920）；《关于女性同性恋问题》，Julie Bender: Zur Frage der Homosexualität der Frau（1921）；《乌贝尔·特里巴迪：一位担任领事馆秘书的年轻女性》，James Broch：“Uber Tribadie: eine Jungfrau als Konsulatssekretär”（1929），见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性科学》），vol. 6, 7, 15。

〔19〕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10。

〔20〕　《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哲学家》，Vincent Brome: Havelock Ellis, Philosopher of Sex, 1979, p. 220。

〔21〕　Havelock Ellis和J. A. Symonds：《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1897）1975, p. XI。

〔22〕　Havelock Ellis和J. A. Symonds：《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1897）1975，p. Ⅺ。

〔23〕　《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哲学家》，Vincent Brome: Havelock Ellis, Philosopher of Sex, p. 95。

〔24〕　有关他的作品的数量和其中崇拜的语气让人吃惊。1926年出版艾萨克·戈德堡的《哈夫洛克·埃利斯，生平与研究综述》；1928年休斯顿·彼得森的《哈夫洛克·埃利斯，爱情的哲学家》；1929年，约瑟夫·伊希尔主编的《哈夫洛克·埃利斯评述》，收集了一些名人的观点，如H. L. 门肯、爱德华·卡彭特、亨利·巴比斯和托马斯·哈代，对他大加赞扬。

〔25〕　弗洛伊德的贡献显然在众多领域都是巨大的，我们在此不赘述两次大战之间心理分析的历史。

〔26〕　而且，弗洛伊德曾去“萨尔佩特里耶”受教于沙尔科。

〔27〕　《性力三论》，Sigmund Freud: Troi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e la sexualité,（1905）1987, p. 81。

〔28〕　关于这一问题，参阅《神经症、精神病与变态》（Névrose, psychose et perversion），1992，《癔病幻想及其与双性恋的关系》一章。同样，弗洛伊德认为偏执狂与自己不断增强的同性恋倾向斗争。

〔29〕　《神经症、精神病与变态》，《关于一例女同性恋的心理成因》一章。

〔30〕　海伦尼·多伊奇致力于建立女同性恋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她而言，育儿和被人哺育的行为是女同性恋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依恋，与弗洛伊德道统的假设相反。

〔31〕　《神经症、精神病与变态》，Sigmund Freud: Névrose, psychose et perversion, p. 270。

〔32〕　《性力三论》，Troi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e la sexualité, p. 47。

〔33〕　似乎弗洛伊德从一个柏林医生威廉·弗利斯那里借用了这个理论。

〔34〕　《爱情生活的病理学：精神分析的尝试》，Sacha Nacht: Pathologie de la vie amoureuse: essai psychanalytique, 1937, p. 155。

〔35〕　《同性恋问题》，Alfred Adler: Das Problem der Homosexualität, 1930, p. 65。

〔36〕　《青年们的性斗争》，Wilhelm Reich: La Lutte sexuelle des jeunes,（1932）1972, p. 90。

〔37〕　同上，p. 89。

〔38〕　同上，p. 90。

〔39〕　弗洛伊德著作从1922年开始翻译到法国，1926年创立“法国心理分析学会”和《法国心理分析杂志》。

〔40〕　教育部长彭加勒在1928年说：“有人对我肯定地说德国青少年被弗洛伊德毒害。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北方民族的现象。在法国，他无法成功”［引文见《巴黎精神分析学会》，Marcelin Pleynet：“La 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收于Olivier Barrot和Pascal Ory：《两次大战之间》（Entre-deux-guerre）, 1990］。

〔41〕　学会包括9名创始会员：希腊的乔治女王公（本名玛丽·波拿巴）、埃弗杰尼亚·索科尔尼卡、安杰罗·埃纳尔、勒内·阿朗第、阿德里安·博雷尔、勒内·拉福格、鲁道夫·勒文斯坦、乔治·帕尔舍米内和爱德华·皮雄。学会成立较晚，因为1914年在维也纳、苏黎世、布达佩斯、柏林、伦敦和美国已经存在一些心理分析学会。

〔42〕　他在《个体与性：自恋的心理学》（L'Individu et le Sexe. Psychologie du narcissisme）, Paris, Stock（1927）；《同性恋心理学》Psychologie homosexuelle（1929）；《正常和病理的性理论》Traité de sex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1933）中谈到这个问题。

〔43〕　马塞兰·普莱内认为埃纳尔实践一种“温和的反弗洛伊德论”，弗洛伊德对于他只是一名学者。见《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出处同前。

〔44〕　《同性恋心理学》，Angelo Hesnard: Psychologie homosexuelle, p. 109。

〔45〕　同上，p. 113。

〔46〕　同上，p. 198。

〔47〕　《同性恋心理学》，Angelo Hesnard: Psychologie homosexuelle, p. 198。在其他心理分析师那里找到同样的论点，如勒内·德·索绪尔的《神经症女性的同性恋的固定》（1929）。索绪尔特别强调“阴茎欲望”和“阉割感”，他认为女性外阴被女性看作一个伤口。

〔48〕　关于这一问题，见《法国精神分析的开端，1895-1926》，Jean-Paul Nordier: Les Débuts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1895-1926, 1981；《法国的弗洛伊德梦，1900-1926》，Marcel Scheidhauer: Le Rêve freudien en France, 1900-1926, 1985。柏格森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引起文学界对心理分析的兴趣。

〔49〕　纪德《日记，1887-1925》，1996, pp. 1170-1171，似乎纪德通过詹姆斯·斯特雷奇的妹妹、他的朋友多萝西·伯西发现弗洛伊德学说，她是弗洛伊德的英文译者。

〔50〕　“1921年4月”，引自《关于安德烈·纪德的记述》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1913-1951），见Oeuvres complètes, 1983, t. II, p. 1374。

〔51〕　纪德：《日记》，p. 1173，“1922年3月17日”。

〔52〕　Perry Meisel和Walter Kendrick：《布卢姆斯伯里／弗洛伊德：詹姆斯和阿里克斯·斯特雷奇通信，1924-1925》（Bloomsbury/Freud. James et Alix Strachey, Correspondance 1924-1925）, 1985, p. 31。

〔53〕　同上，p. 37。

〔54〕　安德烈·迪·多尼翁的见证，见Gilles Barbedette和Michel Carasson：《同性恋巴黎1925》（Paris Gay 1925）, 1981, p. 60。

〔55〕　《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61。

〔56〕　《莫里斯》，E. M. Forster: Maurice, 1987, p. 178。

〔57〕　福柯《性史》，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1976。

〔58〕　《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 p. 46。

〔59〕　书面的见证主要来自中上阶层。在口头见证中，有一些来自工人阶级，但很少。我们几乎没有关于农民的资料。只能寄希望于发现新的档案来使分析平衡。

〔60〕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1960, p. 21-22。

〔61〕　见第三章。

〔62〕　《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 1985, p. 40。

〔63〕　《汉斯·亨尼·雅恩与男性之间的爱情》，Friedhelm Krey: Hans Henny Jahnn und die mannmännliche Liebe, 1987, p. 423。

〔64〕　向他的外甥罗宾·毛姆的自述，引自《毛姆传》，Robert Calder: Willie. The Life of W. Somerset Maugham, 1989, p. 68。

〔65〕　1921年7月19日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信，见《致维塔的信》，Violet Trefusis: Lettres Vita, 1910-1921, 1991, p. 493。

〔66〕　《已婚男子：劳伦斯的一生》，Brenda Maddox: The Married man: A Life of D. H. Lawrence, 1994, pp. 203-204。

〔67〕　同样在《白孔雀》中，洗浴的情景是对他的朋友艾伦·钱伯斯的回忆。还有《恋爱中的女人》是对米德尔顿·默里的回忆。

〔68〕　《阿拉伯的劳伦斯》，Jeremy Wilson: Lawrence d'Arabie, 1994, p. 84。

〔69〕　《智慧的七个支柱》，T. E. Lawrence: Les Sept Piliers de la sagesse,（1926）1989。

〔70〕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 p. 117。

〔71〕　同上，p. 119。

〔72〕　阿克利还有早泄的困扰。

〔73〕　《论卑鄙》，Marcel Jouhandeau: De l'abjection, 1939, p. 130。茹昂多经历了一些对自我接受和厌恶的阶段。比如在1938年秘密出版，1949年再版的《激情纪事》中，他抛弃了社会的裁判，特别是教会的裁判：“在父亲走后，我收回自己的话，改了我的自白，我后悔。他所说的混乱是什么？有那么严重吗？破坏一个本身就是人为的秩序、这个‘夫妇秩序’有什么惹人恼火的？我整晚自责在最近一部书里玷污了同性恋，这不一定让我下流，只要其中有感情”（《激情纪事》Chronique d'une passion, 1964, pp. 135-136）。

〔74〕　《哈罗德·尼科尔森传》，James Lees-Milne: Harold Nicolson, a Biography（1886-1929）, 1980, t. I。

〔75〕　《青春自传》，Daniel Gr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 p. 168。

〔76〕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68。

〔77〕　同上，p. 44。

〔78〕　同上。

〔79〕　同上，p. 73。

〔80〕　同上，p. 50。

〔81〕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p. 30。

〔82〕　同上，p. 33。

〔83〕　对此的分析见《魔法师们：曼家族的另一部历史》，Marianne Krüll: Les Magiciens. 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famille Mann, 1995。

〔84〕　引用卡佳·曼语，出处同上，p. 174。

〔85〕　“1920年7月”，同上，p. 190。

〔86〕　“1932年5月5日”：“我梦想‘魔术师’的秘密同性恋生活（与音乐家维尔纳·克鲁泽）”（《日记，棕色年代》，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 208）。

〔87〕　《转折》，Klaus Mann: Le Tournant,（1949）1984, p. 164。

〔88〕　《转折》，Klaus Mann: Le Tournant,（1949）1984，p. 161。

〔89〕　1926年致埃里卡信，引自《克劳斯·曼的性态》，Stefan Zynda: Sexualität bei Klaus Mann, 1986。

〔90〕　1927年9月致斯特凡·茨威格信，出处同上，p. 58。

〔91〕　引文出处同上，p. 87。

〔92〕　1927年9月致斯特凡·茨威格信，引自《克劳斯·曼的性态》，Stefan Zynda: Sexualität bei Klaus Mann, p. 167。

〔93〕　《虔诚的舞蹈》，Klaus Mann: La Danse pieuse,（1925）1993, p. 107。

〔94〕　《魔法师们》，Marianne Krüll: Les Magiciens, p. 239。

〔95〕　勒内·克勒维尔在《困难的死亡》中已经表现了性基础上爱情的宿命性。主人公皮埃尔是吸毒的同性恋者，爱上一个性感的双性恋的年轻人亚瑟，在亚瑟抛弃他后自杀。

〔96〕　克劳斯·曼《日记》，Klaus Mann: Journal, p. 64，“1932年3月24日”。

〔97〕　克劳斯·曼《日记》，Klaus Mann: Journal, p. 134，“1933年4月4日”。

〔98〕　《超越男性之爱》，Li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1981。

〔99〕　《我们的三个我：拉德克利夫·霍尔传》，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1985。

〔100〕　尤纳·特鲁布里奇语，引自Gay News, n°148。

〔101〕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1982, p. 187。

〔102〕　同上，p. 71。有趣的是为了强调同性恋的先天生理，拉德克利夫·霍尔让人修改了自己童年的肖像。在其中一幅中她有金色发卷，她让人重画背景，显得她头发很短，像个男孩。

〔103〕　这一问题是现代女性同性恋史的中心问题。《孤独之井》对女同性恋认同的影响受到重新审视，将女同性恋与男性化武断的联系受到激烈批判。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次讨论，见Lilian Faderman和Ann Williams：《拉德克利夫·霍尔与女同性恋形象》（Radclyffe Hall and the Lesbian Image），收于Conditions, n°1, 1977-4；Lilian Faderman:《超越男性之爱》，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pp. 322-323;Anne Koedt：《极端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 1973, pp. 240-245。

〔104〕　关于纳塔莉·巴内有很多著作，见《文坛女骑士：纳塔莉·巴内》，George Wickes: The Amazon of Letters, Natalie Barney, 1977；《左岸的女人们》，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aris 1900-1940, 1986。

〔105〕　《超越男性之爱》，Li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p. 369。

〔106〕　同上，p. 370。

〔107〕　同上。

〔108〕　同上。

〔109〕　巴内：《女骑士的新思想》，Natalie Barney: Nouvelle pensée de l'Amazone, 1939, p. 198。

〔110〕　同上，p. 122。

〔111〕　《柯莱特》，Herbert Lottman: Colette, 1990, p. 295。

〔112〕　同上，p. 296。

〔113〕　柯莱特《纯与不纯》，Colette: Le Pur et l'Impur,（1932）1971, p. 123。

〔114〕　同上，p. 109。

〔115〕　柯莱特《纯与不纯》，Colette: Le Pur et l'Impur,（1932）1971，p. 112。

〔116〕　同上，p. 78。

〔117〕　同上。

〔118〕　这份日记由她的儿子奈杰尔·尼克尔森在1973年出版，收录于《一桩婚姻的肖像》。

〔119〕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语，引文见《超越男性之爱》，Li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120〕　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一段生活的详情见《生命的瞬间》（Instants de vie）, 1986。

〔121〕　伍尔夫致马奇·沃姆信，1906年6月。

〔122〕　Louise de Salvo和Mitchell A. Leaska：《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The Letters of Vita Sackvill-West to Virginia Woolf, 1984。

〔123〕　《奥兰多》Virginia Woolf: Orlando, 1974, p. 178。

〔124〕　同上，p. 239。

〔125〕　“一位妇女给我写信说她读《奥兰多》时忍不住亲书页，她是你一类的，我想。女同性恋者在美国的比例正在上升，全是因为你”（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2月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信，见Correspondance, p. 379）。

〔126〕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 p. 26。

〔127〕　A的见证，见《法国女同性恋经验的各个侧面》，Claudie Lesselier: Aspects de l'expérience lesbienne en France, 1930-1968, 巴黎八大硕士论文。

〔128〕　B见证，同上。

〔129〕　帕特·詹姆斯生于1921年，从8岁起在市场工作。其见证见Suzanne Neild和Rosalind Parson：《像我们一样的女人》（Women like us）, 1992, p. 57。

〔130〕　弗农·李的朋友和遗嘱继承人艾琳·库珀·威利斯语，引文见《女同性恋想象（维多利亚风格）：对弗农·李的心理学和批评研究》，Burdett Gardner: The Lesbian Imagination（Victorian Style）: A Psycholog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f Vernon Lee, 1987, p. 85。

〔131〕　详情见《夏洛特·缪和她的朋友们》，Penelope Fitzgerald: Charlotte Mew and her Friends, 1984。

〔132〕　《左岸的女人们》，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 245。

〔133〕　《维塔，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一生》，Victoria Glendinning: Vita, la vie de Vita Sackville-West, 1987, p. 290。

〔134〕　信未署日期，见《致维塔的信件》，Violet Trefusis: Lettres Vita, p. 169。

〔135〕　同上，“1919年6月30日”，p. 154。

〔13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07年6月1日日记，关于她与伊迪·本多尔的关系，引文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Antony Alpers: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1980, p. 49。

〔137〕　详情见《埃伦和伊迪：埃伦·特里和她女儿伊迪斯·克雷格的传记》，Joy Melville: Ellen and Edy: A Biography of Ellen Terry and her Daughter Edith Craig, 1847-1947, 1987。

〔138〕　详情见《西尔维亚·比奇和迷惘的一代》，Noel Riley Fitch: 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1983；《左岸的女人们》，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139〕　N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60。

〔140〕　西尔维亚见证，见《像我们一样的女人》，p. 63。

〔141〕　B的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56。

〔142〕　A1907年生于巴黎，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p. 74。

〔143〕　A1907年生于巴黎，父亲是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p. 74。

〔144〕　《事后明白》，Charlott Wolff: Hindsight, p. 73。

〔145〕　《为了西尔维亚：一份诚实的报告》，Valentine Ackland: For Sylvia: An Honest Account, 1985, p. 67.

〔146〕　同上，pp. 68-69。

〔147〕　关于罗曼·布鲁克斯，见《在我与生活之间：罗曼·布鲁克斯传》，Meryle Secrest: Between Me and Life: A Biography of Romaine Brooks, 1976；《罗曼·布鲁克斯》，Françoise Werner: Romaine Brooks, 1990；《左岸的女人们》，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148〕　见第五章和第七章。

〔149〕　《罗曼·布鲁克斯》，Françoise Werner: Romaine Brooks, p. 267。

〔150〕　同上，p. 262。

〔151〕　见第六章。

〔152〕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p. 391。

〔153〕　《莫里斯》，E. M.Forster: Maurice, p. 54。

〔154〕　A的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102。

〔155〕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研究见《爱在恩内斯特：1889到1930年英国同性恋诗人的生活和写作》，Timothy d'Arch Smith: Love in Earnest, Some Notes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English《Uranian》Poets from 1889 to 1930, 1970。

〔156〕　埃里诺见证，见《像我们一样的女人》，p. 34.

〔157〕　A的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101。

〔158〕　《蝎子：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女性之爱》，Claudia Schoppmann: Der Skorpion, Frauenlieb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4.

〔159〕　《我的身体和我》，René Crevel: Mon corps et moi, 1926, pp. 62-63。

〔160〕　《纯与不纯》，Colette: Le Pur et l'Impur。

〔161〕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伍尔夫通信。Correspondances, pp. 129-130。

〔162〕　N的见证，她生于1904年，在外省与祖母生活，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 p. 104。

〔163〕　N的见证，她生于1904年，在外省与祖母生活，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 p. 104。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927年也读过《伪币制造者》和《只要种子不死》，但不太感兴趣：“非洲这部分让我厌烦。我认为淫乱本身无趣，纪德跟一个非洲男孩一晚上来过5次对我没有触动。但关于王尔德的那部分很好，虽然是叛逆的”（Correspondance, p. 238）。

〔164〕　《我们的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知识分子群像》，Noel Annan: 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1991, pp. 114-115。

〔165〕　关于科沃德，见《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 Biography, 1995。

〔166〕　有几部剧作的主题是奥斯卡·王尔德，奥伊伦堡案件也有所表现。

〔167〕　《女囚》，Edouard Bourdet: La Prisonnière, 1926。

〔168〕　同上，pp. 70-71。

〔169〕　安德烈·布勒东在《娜佳》中极力称赞这部戏。

〔170〕　详情见《银幕上的同性恋》，Bertrand Philbert: L'Homosexualité l'écran, 1984。

〔171〕　见第2章。多数电影拷贝在30年代被烧毁。

〔172〕　B的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105。

〔173〕　B的见证，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 106。

〔174〕　《“屋顶上的公牛”的时代》，Maurice Sachs: Au temps du“Boeuf sur le toit”,（1939）1987, p. 194。

〔175〕　《性视角：西方近百年同性恋与艺术》，Emmanuel Cooper: The Sexual Perspective: Homosexuality and Art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 the West, 1986；《同性恋运动一百年》，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1997。

〔176〕　关于这一主题，见《男孩的欲望之家：同性恋与艺术》，Andreas Sternweiler：“Das Lusthaus der Knaben, Homosexualität und Kunst”，收于《同性恋运动一百年》，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177〕　《图克的作品和生活》，Emmanuel Cooper: The Life and Works of H. S. Tuke, 1858-1929, 1987。

〔178〕　塔玛拉·德·朗皮卡的肖像，是移民美国的波兰人，与充溢性能量、体形丰满、享受生活、男女皆宜的形象相反。

〔179〕　《逆生理卖淫》，François Carlier: La Prostitution antiphysique,（1887）1981, p. 94。

〔180〕　《裸体公仆》，O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9。

〔181〕　《在坏孩子中间》，Michel du Coglay: 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 Choses vues, 1938。

〔182〕　《不敢道出名字的爱情》，François Porché: L'Amour qui n'ose pas dire son nom, 1927, p. 134。

〔183〕　亚瑟·韦利则以同性恋“团伙”来指称福斯特、阿克利和普洛美尔的团体。

〔184〕　1951年，两名英国外交官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逃往东欧使人更确信了两个组织之间假设中的联系。见第六章。

〔185〕　《本杰明·布里顿书信与日记选》，Donald Mitchell和Philip Reed: Letters from a Lif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Benjamin Britten, vol.1, 1923-1939, 1991, p. 606。

〔186〕　《30年代英国的作家们》，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1988, p. 149。

〔187〕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1951）1991, p. 185。

〔188〕　克劳斯·曼《日记》，Klaus Mann: Journal, p. 60。“1932年3月8日”日记。

〔189〕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125。

〔190〕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84。

〔191〕　《一个在巴黎的美国女人：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和她的沙龙》，Micha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La princesse de Polignac et son salon, 1865-1943, 1979, p. 173。

〔192〕　Maryse Choisy和Marcel Vertès：《独身的女士们》Dames seules, Cahiers Gai-Kitsch-Camp, n°23, 1993, p. 33。

〔193〕　《柏林的女同性恋者》，Ruth Röllig: Les Lesbiennes de Berlin, Cahiers Gai-Kitsch-Camp, n°16, 1992, p. 41。

〔194〕　《性视角》，Emmanuel Cooper: The Sexual Perspective, p. 112。

〔195〕　《从公众舆论到社会想象物》，Pierre Laborie：“De l'opinion publique l'imaginaire social”，见《20世纪》，n°18, 1988年6-7月刊。

〔196〕　关于教会的影响，见《1914-1945的英国》，Roland Marx: L'Angleterre de 1914-1945, 1993；Dominique Borne和Henri Dubief：《30年代的危机，1929-1938》（La Crise des années trente, 1929-1938）, 1989；《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 Peukert: La Republique de Weimar, 1995。

〔197〕　《基督教义、社会宽容和同性恋》，John Boswell: Christianisme, tolérance sociale et homosexualité, 1985；《基督教对同性恋的态度》，Peter Colema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Homosexuality, 1980。

〔198〕　《医生、教会和信仰》，Pierre Guillaume: Médecins, Eglise et foi, 1990。

〔199〕　《基督新教与性问题》，Theodore de Felice: Le Protestantisme et la Question sexuelle, 1930, p. 73。

〔200〕　详情见《基督教对同性恋的态度》，Peter Colema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Homosexuality。

〔201〕　例如埃森的大众医学联盟（Verband für Volksheilkunde）、世俗性伦理联盟（Laienbund für Sexualethik）、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公众道德外省联盟（Schleswig-Holsteinischer Provinzialverein zur Hebung der öffentlichen Sittlichkeit）和教会社团联盟（Kirchlich-Sozialer Bund）。

〔202〕　关于穆姆的宣传及其“反色情与污秽”（Gegen Schund und Schmutz），见档案BAB, 90 MU 3 506-532。此处引文来自1924年的《加入世俗性伦理联盟的号召》（Aufruf zum Beitritt in den Laienbund für Sexualethik, BAB 90 MU 3 506）。

〔203〕　BAB, 90 MU 3 509，“R. 穆姆”。

〔204〕　Potsdam, 90 MU 3 507, R. 穆姆”。

〔205〕　J. M. 威尔逊神父《肉体之罪》，见《性、政治和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 107。此处他所指的罪过是手淫，直接与同性恋有关。

〔206〕　H. Montgomery Hyde: A Tangled Web, Sex Scandals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6.

〔207〕　第六章。

〔208〕　为了研究，我系统梳理了法国和英国的一份大报，对德国的党派报纸进行了调查。而且，我有W. U. 艾斯勒的结论可以利用，他在《工人政党与同性恋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SPD和KPD的性政策》（Arbeiterparteien un Homosexuellenfrage zur Sexualpolitik von SPD und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0）中系统梳理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关于同性恋的内容，特别是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和《新纪元》，共产党报纸《柏林早报》、《晚间世界》和《红旗》。我还整理了各国一份讽刺性刊物。当然这份研究只是概略的。确实应该对各国报刊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梳理，除了日报还要选择党派报纸、发行量大的大众刊物、漫画和图片刊物等。

〔209〕　《时代》（Le Temps），晚报，由冶金工业工会控制，发行量7万份。

〔210〕　Times，保守派报纸，最高发行20万份。

〔211〕　《时代》，1921年5月12日。

〔212〕　原文为德文。——译注

〔213〕　这份轻松的讽刺刊物由漫画家鲁比耶1906年创办。刊物每两周一期。在30年代中期，其受欢迎度下降，因为受到一些更大胆、更现代的刊物的竞争，它们的特点是发表一些色情照片。

〔214〕　《幻梦》（Fantasio），1927年8月1-15日刊，pp. 311-312。

〔215〕　同《幻梦》一样，《巴黎生活》（La Vie parisienne）创办于1869年，是一份轻松讽刺刊物，在30年代中期开始衰落。

〔216〕　《潘趣》（Punch），1928年10月17日。

〔217〕　为了估测法国和英国政治立场在对待同性恋态度上的影响，必须对整个时期的党派报刊进行系统梳理。这并非简单的工作，因为与德国相反，不存在一些关键事件可以通过调查来进行分析。

〔218〕　《德意志日报》（Deutsche Zeitung）1896年创办，因为要求“直接准备了第三帝国的光荣”的荣誉，于1934年12月31日停刊。

〔219〕　例如1921年2月20日刊。

〔220〕　《柏林人日报》1871年创办，1939年1月1日消失。在纳粹掌权后，报纸编辑部和领导层被清洗。20年代发行量35万份，30年代跌落到35000份。

〔221〕　见第六和第七章。

〔222〕　DVP是商界的政党，有保皇倾向，1920年出于战略而归附了共和。

〔223〕　AN BB18 6178 44 BL 402.

〔224〕　B的见证，她1910年生于巴黎，时装店学徒，见Claudie Lesselier论文，pp. 73-75。

〔225〕　热尔梅娜，见《疯狂年代的女人》，Dominique Desanti: La Femme au temps des années folles, 1984, p. 46。

〔226〕　埃利诺的见证，见《像我们一样的女人》，Suzanne Neild和Rosalind Parson: Women like us, 1992, p. 34。

〔227〕　Qst, I. HA, Rep. 77, Tit, 435, n°1, vol.1.

〔228〕　杰拉德证言，见《幕间》，K. Porter和J. Weeks: 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 1990, p. 6。

〔22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1968, p. 24。

〔230〕　同上，p. 25。

〔231〕　《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Albert Chapotin: Les Défaitistes de l'amour, 1927, p. 177。

〔232〕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33。

〔233〕　同上，p. 67。

〔234〕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 345。“1936年5月10日”日记。

〔235〕　《同性恋巴黎》，Gilles Barbedette和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981, p. 47。

〔236〕　英国1851年人口统计已经显示英国社会中女性多出405000人。这种过剩保持到战后。

〔237〕　《青年与纯洁》，T. Miller Neatby: Youth and Purity, 1937, p. 24。

〔238〕　《接近妇女世界，女孩子们健康的性》，Rennie Macandrew: Approaching Womanhood, Healthy Sex for Girls, 1939, p. 29。

〔239〕　《第三帝国的女人国》，Claudia Koonz: Les Mères-patries du IIIe Reich, 1989；《当生物学成为命运：魏玛和纳粹时期德国妇女》，Renate Bridenthal, Atina Grossmann, Marion Kaplan: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1984。

〔240〕　《妇女运动的精神病理学》，Anton Schücker: Zur Psychopathologie der Frauenbewegung, 1931。

〔241〕　《共和国的女儿们：法国女权主义史1914-1940》，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en France, 1914-1940, 1995。

〔242〕　Cicely Hamilton：《作为交易的婚姻》（Marriage as a Trade, 1909）；《漂泊的生活》（Life Errant）, 1935。

〔243〕　见《超越男性之爱》，Li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1981；《老处女和她的敌人：女权主义与性，1880-1930》，Sheila Jeffreys: The Spinster and her Enemies: Feminism and Sexuality, 1880-1930, 1985, p. 102-127；《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 1991）中的《距离与欲望：英国寄宿学校中的友谊》，Martha Vicinus：“Distance and Desire: English Boarding-School Friendships, 1870-1920”, pp. 212-229；《神话中的男子气的女同性恋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和新女性》，Esther Newton：“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yffe Hall and the New Woman”, pp. 281-293。

〔244〕　埃米琳和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 Women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因为在战争之初就归顺了反对者。和平主义者离开她们加入一些组织如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WSPU在消失前一度改组为妇女党。

〔245〕　《忍受激情》，Marie Stopes: Enduring Passion（1928）, 《老处女和她的敌人》，Sheila Jeffreys: The Spinster and her Enemies, p. 120。

〔246〕　《女性性倒错研究》，载于《性学与精神分析》期刊，Stella Browne：“Studies in Feminine Inversion”, ournal of Sex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1923。引文见p. 117。

〔247〕　引自《共和国的女儿们》，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248〕　根据一份警务报告，见《共和国的女儿们》，p. 197。

〔249〕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政治角斗场中的一位女权主义者》，Charles Sowerwine, Claude Maignier: Madeleine Pelletier, une féministe dans l'arène politique, 1992, p. 130。

〔250〕　同上，p. 142。

〔251〕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政治角斗场中的一位女权主义者》，Charles Sowerwine, Claude Maignier: Madeleine Pelletier, une féministe dans l'arène politique, 1992，p. 144。

〔252〕　同上。

〔253〕　《共和国的女儿们》，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p. 197。

〔254〕　《性心理学与性教育》，Oswald Schwarz: The Psychology of Sex and Sex Education, 1935, p. 21。

〔255〕　《青年的性启蒙：他们的权力、方式和界限》，Friedrich Niebergall: Sexuelle Aufklärung der Jugend: ihr Recht, ihre Wege und Grenze, 1922。

〔256〕　《给青年的有关性教育的建议》，Jean Pouÿ：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1931。

〔257〕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1928；《男孩们的性教育》，F. V. Smith: The Sex Education of Boys, 1931;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1924。

〔258〕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19。

〔259〕　Edwin Wall: To the Early Teens or Friendly Counsels to Boys, 1931. 裁掉口袋内部以便偷偷手淫是当时学校里一种平常的做法。

〔260〕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19。

〔261〕　见《给青年的有关性教育的建议》（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262〕　基督教婚姻协会出版《教会和性教育》，1929。

〔263〕　《爱神维纳斯和她的危险》，Laignel-Lavastine: Vénus et ses dangers, 1925, p. 10。

〔264〕　《为爱情效劳》，Jean Carnot: Au service de l'amour, 1939, p. 26。

〔265〕　《纯洁的问题》，Violet Firth: The Problem of Purity, 1928, p. 107。

〔266〕　《纯洁的问题》，Violet Firth: The Problem of Purity, 1928，p. 108。

〔267〕　《健康的少年期》，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p. 33。

〔268〕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p. 94。

〔269〕　《我要让你们了解》，Reginald Churchill: I Commit to Your Intelligence, 1936, p. 14。

〔270〕　《性与青年》，Marie Stopes: Sex and the Young, 1926, pp. 41-43。

〔271〕　同上，p. 44。

〔272〕　《性心理与性教育》，Oswald Schwarz: The Psychology of Sex and Sex Education, p. 18。

〔273〕　《通过心理学和宗教来控制性》，Leslie D. Weatherhead: The Mastery of Sex through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1931, p. 153。

〔274〕　《性心理学研究》卷7《性教育》，Havelock Ellis: Etudes de psychologie sexuelle, t. VII, L'Education sexuelle, 1927。

〔275〕　《与男孩们交心聊天》，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p. 95。

〔276〕　《给青年的有关性教育的建议》Jean Pouÿ: 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p. 25。

〔277〕　《必要的引导》，S.-J. de Ganay, Henri Abrand, Jean Viollet: Les Initiations nécessaires, 1938, p. 4。

〔278〕　《为了种族的拯救：性教育》，Sicard de Plauzoles: Pour le salut de la race：éducation sexuelle, 1931, p. 37。

〔279〕　《学校中的性问题》，René Allendy, Hella Lobstein: Le Problème sexuel l'école, 1938, p. 165。

〔280〕　同上，p. 54。

〔281〕　《学校中的性问题》，René Allendy, Hella Lobstein: Le Problème sexuel l'école, 1938，p. 130。

〔282〕　同上，p. 176。

〔283〕　《当前的性教育问题》，Klaus Steigleder：“Die sexualpädagogische Frage der Gegenwart”，见《性教育问题》，J. p. Steffes: Sexualpädagogische Probleme, 1931, p. 177。

〔284〕　《关于高中的道德和教育》，Heinrich Schulte-Hubbert: Um Sittlichkeit und Erziehung an höheren Schulen, 1929。

〔285〕　《性与人格》，Oswald Schwarz: Sexualität und Persönlichkeit, 1934, p. 73。

〔286〕　《青春期性过错的危险与预防措施》Wilhelm Hausen：“Die Gefahren sexueller Verirrungen in der Pubertätszeit und ihre prophylaktische Behandlung”，见《性教育问题》，J. P.Steffes: Sexualpädagogische Probleme, 1931, p. 105。

〔287〕　《保护青少年的方法和斗争》，Heinrich Többen: Die Jugendverwahrlosung und ihre Bekämpfung, 1922。

〔288〕　《论爱的教育》，Kurt Zeidler: Vom erziehenden Eros, 1919, p. 18。

〔289〕　《友谊与性》，Siegfried Placzek: Freundschaft und Sexualität, 1927, p. 66。

〔290〕　维内肯曾在赫尔曼·利茨的实验学校任教。他还是当时影响欧洲的教学法改革运动成员，如英国的塞西尔·雷迪和法国的埃德蒙·德穆兰。1919年，他在社民党政府的文化部短期任职。

〔291〕　《维克斯多夫》，Gustav Wyneken: Wickersdorf, 1922, p. 58。

〔292〕　《爱神》，Gustav Wyneken: Eros, 1924, p. 46。

〔293〕　《革命与学校》（Revolution und Schule）, 1921, p. 13。

〔294〕　在16和17世纪人们说是意大利的恶习，在18世纪是法国和英国恶习，从斐特烈二世后成了德国的毛病，在19世纪成了阿拉伯风气。

〔295〕　《性倒错与同性恋者：心理学的主题》，G. Saint-Paul: Invertis et homosexuels, thèmes psychologiques（1895），1930, p. 142. 由埃米尔·左拉作序。

〔296〕　《赤裸的德国》，Ambroise Got: L'Allemagne nu, 1923, p. 94。

〔297〕　这一期是因为印刷业罢工巴黎几个刊物合作的，其中有《时代》。

〔298〕　《时代》，1924年10月2日。

〔299〕　《第三性》，Willy: Le Troisième Sexe, 1927, p. 39。

〔300〕　《巴黎生活》，1934，p. 1019。

〔301〕　同上，p. 1733。

〔302〕　《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89, t. IV, pp. 107-108。

〔303〕　《第175条，对同性恋问题的一种批评看法》，Hansjörg Maurer: §175, eine kritische Betrachtung des Problems der Homosexualität, 1921, pp. 41-42。

〔304〕　同上，p. 43。

〔305〕　《哈尔曼，汉诺威屠夫》，Eugène Quinche: Haarmann, le boucher de Hanovre, 1925。

〔306〕　1938年5月的《小臼炮》上发表一篇《犯罪与本能变态》，其中说同性恋在罪犯中特别普遍。

〔307〕　《地中海人的形象：“被诅咒的女性”》，Jean Desthieux: Figures méditerranéennes：“Femmes damnées”, 1937。

〔308〕　Alexandre Parent-Duchâtelet: La Prostitution Paris au XIXe siècle（《19世纪巴黎卖淫业》）中有一段关于女同性恋。

〔309〕　《女子监狱》，Francis Carco: Prisons de femmes, 1933, pp. 5-6。

〔310〕　同上，p. 7。

〔311〕　同上，p. 31。

〔312〕　《女子监狱》，Francis Carco: Prisons de femmes, 1933，p. 145。

〔313〕　《萨芙牧歌》，Liane de Pougy: Idylle saphique,（1901）1979。

〔314〕　柯莱特《全集》，Colette: Oeuvre Complètes, 1984, t. I, p. 364。

〔315〕　同上，p. 447。

〔316〕　同上，p. 453。雷诺在谈到他儿子的同性恋时喊道：“这些故事让我厌恶。”克洛蒂娜自己对马塞尔说：“这些小玩艺儿被孩子们叫‘寄宿生的游戏’，但如果是个17岁男生那就差不多是一种病了”（同上，p. 253）。

〔317〕　《柯莱特》，Herbert Lottman: Colette, 1990, p. 69。

〔318〕　同上，p. 67。

〔319〕　《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 180-181.

〔320〕　见第四章。

〔321〕　以下提到的篇目并不完全。选择是根据案例价值而非文学性。

〔322〕　比如《附庸风雅的人们》，E. F. Benson: Snobs, 1994。还有他的马普和露西亚系列。

〔323〕　J. E. 里弗斯：《普鲁斯特和爱的艺术》，p. 25。

〔324〕　《九月故事》，Arnolt Bronnen: September novelle，（1923）1989。

〔325〕　《性退化者》，Charles-Etienne: Les Désexués, 1924, p. 46。

〔326〕　法译本题目用德文原文：《苏姗娜·达塞尔多夫的转变》（Die Wandlung der Suzanne Dasseldorf）。

〔327〕　“索多姆和戈摩尔在柏林复现。人们公然承认自己对毒品的口味，宣扬神秘的魅力，不顾第175条表现同性恋倾向”（《索多姆和柏林》，Jean Goll: Sodome et Berlin, 1929, p. 139-140）。

〔328〕　教师有一尊甘尼米胸像（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侍酒童子）和一尊圣塞巴斯蒂安，他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惠特曼的诗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最热烈的段落献给了马娄。

〔329〕　对于托马斯·曼的同性恋的全面研究，参见《女性化：克劳斯和托马斯·曼的性态》，Gerhard Härle: Männerweiblichkeit, zur Homosexualität bei Klaus und Thomas Mann, 1988；《自我迷恋与强求之间：托马斯·曼和同性恋的烙印》，Karl Werner Böhm: Zwischen Selbstsucht und Verlangen, Thomas Mann und das Stigma Homosexualität, 1991。另请参见第四章。

〔330〕　比如狄德罗的《修女》、波德莱尔所写的“被诅咒的女人”和众多颓废小说，如夏尔·蒙福尔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小说》、阿德里安娜·圣阿让的《女情人》等等。

〔331〕　《埃尔娜，柏林姑娘》，Ménalkas: Erna, jeune fille de Berlin, 1932。

〔332〕　《假小子》，Victor Margueritte: La Garçonne, 1978。

〔333〕　同上，p. 135。

〔334〕　引自《假小子》，Georges Bernier：“La Garçonne”，见《两次大战之间》，Olivier Barrot, Pascal Ory: Entre-deux-guerres, 1990, p. 161。

〔335〕　《时代》，1927年2月27日。

〔336〕　在世纪初，卡普里成为同性恋者喜爱的乡间度假地。一些人为躲避丑闻和自由体验性爱在王尔德案件后在那里定居。著名的有阿德尔斯瓦尔德－费尔森男爵（小说中马萨克）、萨默塞特·毛姆、E. F. 本森、J. E. 布鲁克斯和妻子罗曼·布鲁克斯、纳塔莉·巴内、高尔基、斯科特·菲兹杰拉德、D. H. 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威利这样描写卡普里岛：“这是小型的同性恋首都、性倒错的麦加城、未来的同性恋国际主义的日内瓦或莫斯科。”（《第三性》，pp. 67-68）。

〔337〕　《灶神之火》，Compton Mackenzie: Vestal Fire,（1927）1986, p. 92。

〔338〕　《非凡的妇女们》，Extraordinairy Women,（1928）1986, p. 298。

〔339〕　同上，p. 261。

〔340〕　同上，p. 28。

〔341〕　同上，p. 251。

〔342〕　同上，p. 252。

〔343〕　同上，p. 231。

〔344〕　见第3章。

〔345〕　《孤独的沉没》，Egan Beresford: The Sink of Solitude, 1928，系列漫画作品。

〔346〕　他以一首长诗结束，对事件进行总结：“唱吧，社交的缪斯，拉德克利夫·霍尔／她写了怎样的一段故事，落在／一些狭隘的心灵像成吨的砖头／压垮詹姆斯·道格拉斯和乔因森·希克斯爵士／萨芙燃烧的希腊岛屿／我们通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对它们分析／虽然萨芙烧起一团特别的火／上帝理解她，我们也应该同样做／对此类怪异的事情说／真的遗憾，她生来如此”。

〔347〕　《博尼法》，Jacques de Lacretelle: La Bonifas,（1925）1979, p. 201。

〔348〕　维奥莱特·勒迪克在《私生女》中回顾阅读该书时的激动：“两个少女相爱，有个女人竟敢写这个。詹尼弗，这个名字让我着迷。您喜欢詹尼弗吗？最喜欢詹尼弗？您不觉得她太大胆，詹尼弗？啊，不！野蛮？您觉得詹尼弗太野蛮？那可不是詹尼弗”（La Bâtarde, 1964, p. 159）。

〔349〕　《含混的回答》，Rosamund Lehmann: Dusty Answer,（1927）1978, p. 188。

〔350〕　同上，p. 197。

〔351〕　腐蚀和控制学生和教师的小学校长的另一个例子见《妇女军团》，Clemence Dane: Regiment of Women（1917）1978。

〔352〕　《尸检无结果》，Dorothy Sayers: L'autopsie n'a rien donné, 1947。

〔353〕　《投毒》，Alfred Döblin: L'Empoisonnement, 1988, p. 50。

〔354〕　同上，p. 89。

〔355〕　《摩登女郎》，Eryximaque：“La jeune fille moderne”，见1934年《巴黎生活》。

〔356〕　AN, F7 13960（2），“土伦，1932年9月14日”。

〔357〕　《新的客观性》，Sergiusz Michalski: Nouvelle objectivité, 1994, p. 47。

〔358〕　《贝鲁甲》，Hans Henny Jahnn: Perrudja，（1929）1995, p. 234。

〔359〕　《汉斯·亨尼·雅恩与男性之间的爱情》，Friedhelm Krey: Hans Henny Jahnn und die mannmännliche Liebe, 1987, p. 14。

〔360〕　Paul Fechter: Die neue Literatur, 1931年1月，出处同上，p. 15。

〔361〕　Thomas Mann: Sur le mariage,（1925）1970, pp. 55-57.

〔362〕　超现实主义的档案《性学研究》（Recherches sur la sexualité），1990。

〔363〕　安德烈·布勒东纠正伊莱亚·艾伦堡等人，因为他们曾说过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一种男色行为。

〔364〕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1960, p. 167。

〔365〕　在英国，童子军的人数从1913年的152000人发展到1938年的438000人，巴登－鲍威尔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在法国，童子军运动在一战初期出现，首先是在新教徒中。保守的天主教徒在1920年建立童子军，1923年成立“向导”。法国1933年有超过5万童子军（Scout），12000名童子军联盟成员，6000名童子军（éclaireurs）。

〔366〕　桑尼耶是1929-1930年法国青年会联盟创始人。1933年为左派青年成立法国青年会世俗中心。

〔367〕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男孩和略低于二分之一的女孩。总共160万青少年加入运动协会，120人属于宗教团体。工人青年运动有368000会员（未计算大约1000名共产主义青年）。见《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p. 98。

〔368〕　关于青年神话，见《同我们一起，新时代在召唤》，载《青年神话》，Thomas Koebner, Rolf-Peter Janz, Frank Trommler：“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Der Mythos Jugend, 1985。

〔369〕　《1914的一代》，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1980。

〔370〕　见第六章。1912年，布吕厄24岁，他本人是“候鸟运动”成员。

〔371〕　《德国青年运动中的同性恋》，Ulfried Geuter: Homo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994。

〔372〕　选自一个无名男孩1917草稿本，引文出处同上，p. 125。

〔373〕　鲁道夫·B1920年致阿尔福雷德·库雷拉信，同上，p. 130。

〔374〕　《民族主义与性，现代欧洲的尊重得体与性反常》，George L. Mosse: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1985。

〔375〕　比如社会党之歌：“兄弟们，朝向太阳，朝向自由”。

〔376〕　《论婚姻》，Thomas Mann: Sur le mariage, pp. 53-55。

〔377〕　《爱神，或人类生理学史》，Camille Spiess: Eros ou l'Histoire physiologique de l'homme, 1932, p. 36。

〔378〕　《男性狎玩与同性恋》，Pédérastie et homosexualité, 1917, p. 36。

〔379〕　《爱神》，Eros, p. 88。

〔380〕　Louis Estève: L'Enigme de l'androgyne, 1927, p. 32.

〔381〕　《寺庙》，Stephen Spender: Le Temple, 1989, p. 310。

〔382〕　《牛津，1919-1939》，François du Sorbier: Oxford 1919-1939, 1991。

〔383〕　同上，p. 51。

〔384〕　乔治·马洛里语，见《幕间》，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 1990。

〔385〕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10。

〔386〕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 p. 165。

〔387〕　同上，pp. 164-165。

〔388〕　乔治·马洛里语，见《幕间》。

〔389〕　约翰是工人子弟，被包养，同上。

〔390〕　这个问题需要同那些大户人家的男人与女仆、绣花工、裁缝、卖花女和其他工人阶层女子的异性恋关系进行比较。

〔391〕　《我父亲和我自己》，J. R. 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1968）1971, pp. 109-110。

〔392〕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6。

〔393〕　比如伊万·阿尔德曼，他15岁在里士满公园遇到阿克利。他疯狂爱上他，对于他这是有魅力的王子、一个富有的同性恋者，很漂亮，有教养，开跑车，到他的街区带他去一些名人出没的晚会。六十年后，他在回忆中仍然把这当作一生最重要的恋情。他逐渐发现他认为的最终的关系只是阿克利爱情生活的一个阶段。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 pp. 94-95。

〔394〕　《我父亲和我自己》，出处同前，p. 109。

〔395〕　福斯特：《阿瑟·斯耐齐福德》，载于《永恒之一瞬》，巴黎，1988。

〔396〕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5。

〔397〕　同上，p. 167。

〔39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110。

〔399〕　《去国外，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修学旅行》，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1983。

〔400〕　见弗吉尼亚·伍尔夫1933年12月21日致昆廷·贝尔信。

〔401〕　《我父亲和我自己》，J. R.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 p. 10。

〔402〕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72。

〔403〕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30。

〔404〕　E. M. 福斯特的《伍拉科特大夫》，见《永恒之一瞬》，p. 136。

〔405〕　同上，p. 134。

〔406〕　《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1981, p. 260。

〔407〕　克里斯托福·衣修午德在Gay News, n°126上的访谈。

〔408〕　《我父亲和我自己》，J. R.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 p. 110。

〔409〕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74。

〔410〕　福斯特童年时对家里的园丁首次感到同性恋的情感，他名叫安塞尔。

〔411〕　Gay News, n°126, 克里斯托福·衣修午德访谈。

〔412〕　《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p. 90。

〔413〕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1991，p. 9。

〔414〕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75。

〔415〕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p. 184。

〔416〕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p. 118。

〔417〕　《索多姆和戈摩尔》见《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Sodome et Gomorrhe I, 见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88, t. III, p. 19。

〔418〕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p. 119。

〔419〕　《我们的年代：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知识分子群像》，Noel Annan: 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1991, p. 113。

〔420〕　《同性恋与革命》，Daniel Guérin: Homosexualité et révolution, 1983, p. 11。

〔421〕　《青春自传》，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7。

〔422〕　《同性恋与革命》, p. 17。

〔423〕　《在坏孩子们中间》，Michel du Coglay: 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 Choses vues, 1938, p. 159。

〔424〕　《同性恋与革命》，p. 15。

〔425〕　《寺庙》，Stephen Spender: Le Temple, p. 41。

〔426〕　《狮子与阴影》，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1985, pp. 46-47。

〔427〕　《牛津1919-1939》，Françoise du Sorbier: Oxford 1919-1939, p. 49。

〔428〕　瓦伦丁·坎宁安：《30年代的英国作家们》，1988，p. 55。

〔429〕　衣修午德：《狮子与阴影》，p. 48。

〔430〕　衣修午德：《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pp. 249-250。

〔431〕　《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169。

〔432〕　《同性恋与革命》，Homosexualité et révolution, p. 44。

〔433〕　《血之火：政治与肉体的自传》，Le Feu du sang: autobiographie politique et charnelle, 1977, pp. 13-14。

〔434〕　《青春自传》，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 205。

〔435〕　同上，p. 209。

〔436〕　《血之火》，Daniel Guérin: Le Feu du sang, p. 14。

〔437〕　《同性恋与革命》，Homosexualité et révolution, p. 39。

〔438〕　《我的剑桥同学们》，Youri Ivanovitch Modine: Mes camarades de Cambridge, 1994。

〔439〕　《我的剑桥同学们》，Youri Ivanovitch Modine: Mes camarades de Cambridge, 1994，p. 86。

〔440〕　见英文教师大卫的见证，收于《幕间》（Between the Acts）。1929-1930年，在德国度过两年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441〕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 p. 132。

〔442〕　同上，p. 192。

〔443〕　《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p. 133。

〔444〕　《30年代的法国》，Serge Berstein: La France des années trente, 1993, p. 99。

〔445〕　《安德烈·纪德》词条，Nicole Racine：“André Gide”, 见《法国知识分子词典》，Jacques Julliard, Michel Winock: Dictionnair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1996。

〔446〕　《30年代的法国》，Serge Berstein: La France des années trente。

〔447〕　《苏联归来》，André Gide: Retour de l'URSS, 1936, p. 63。

〔44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p. 248-249。

〔449〕　同上，p. 248。

〔450〕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巴黎的女同性恋与反动政策》Shari Benstock：《Paris Lesbia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action, 1900-1940》，收录于《从历史中被隐去的》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Hidden from History, 1991, pp. 332-346。

〔451〕　利亚纳·德·普吉是天主教徒，拉德克利夫·霍尔和艾丽斯·托克拉斯皈依天主教。

〔452〕　拉德克利夫·霍尔1939年3月15日致艾芙哥尼亚·苏林信，见《我们的三个自我：拉德克利夫·霍尔传》，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1985, p. 329。

〔453〕　拉德克利夫·霍尔1939年3月22日致艾芙哥尼亚·苏林信，同上。

〔454〕　布朗什·威森·库克写关于格特鲁德·斯泰因，见《左岸的女人们》，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aris 1900-1940, 1986, p. 19。

〔455〕　《柯莱特》，Herbert Lottman: Colette, 1990。

〔456〕　《莫里斯·萨克斯或轻浮的苦役》，Henri Raczymow: Maurice Sachs ou les Travaux forcés de la frivolité, 1988. 另请参阅第三章。

〔457〕　在沙皇俄国，同性恋是一种罪行。根据1872年《刑法》第995条，男性间肛交（muzhelozhstvo）被禁止，可判剥夺公民权和流放西伯利亚4-5年。对于强奸和勾引未成年人或智障者，第996条规定判10-20年苦役（《俄国同性恋文学与文化：十月革命的影响》Simon Karlinsky：“Russia's Ga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Impact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见《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 pp. 347-364）。

〔458〕　但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仍是罪行。

〔459〕　恩格斯：《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riedrich Engels: 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Etat,（1884）1971, p. 64。

〔460〕　书中为法文“droits du cul”。

〔461〕　1869年6月22日信，见《德国的同性恋者：一部政治史》，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1989, p. 20。

〔462〕　列宁1920年给克拉拉·蔡特金的回信，发表于1925年，见《为了妇女们的战斗》，Clara Zetkin: Batailles pour les femmes, 1980, p. 192。

〔463〕　列宁语，同上。

〔464〕　同上，p. 192。

〔465〕　引自《俄国的同性恋文学》，Simon Karlinsky：“Russia's Gay Literature”。

〔466〕　同上。

〔467〕　摘自1934年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人道主义》，1938年译成法文。

〔468〕　确实，无政府主义运动从一战后就受到很大削弱，只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无政府工团主义在一战初也未能达成“总罢工”的神话。在法国，1938年大约3000人加入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如学校和军队。对于性和家庭问题，他们宣称反对家庭和婚姻，支持自由结合。见《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卷二《从1914至今》，Jean Maitron: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 t. II, De 1914 nos jours, 1983。

〔469〕　同上，p. 174。

〔470〕　《唯一者及其特性》，Max Stirner: L'Unique et sa propriété, 1972, p. 283。

〔471〕　《唯一者及其特性》，Max Stirner: L'Unique et sa propriété, 1972, p. 284。

〔472〕　《同性恋：手淫与个人主义者们》，Eugène Armand: L'Homosexualité, l'Onanisme et les Individualistes, 1931, p. 19。

〔473〕　舒贝尔斯基博士在1925年3月12日刊中写信，他很生气。他认为同性恋者是病人，而性倒错是一种“先天缺陷”。同性恋行为是可耻的，“使得粗鲁醉汉与女性有生殖力的正常性交都显得很美好”。同性恋者对爱的含义一无所知，注定只见识一些男性或正常女性的替代品。另一些读者则表现出对同性恋相对宽容，但对于杂志所持精英主义论调和某些性倒错者所谓的比其他人高等感到惊奇。但是宽容不等于肯定，同性恋者仍然是变态者。

〔474〕　《性解放：同伴之爱和各前卫运动》，Eugène Armand: l'Emancipation sexuelle, l'Amour en camaraderie et les Mouvements d'avant-garde, 1934, p. 2。

〔475〕　同上，p. 4。

〔476〕　《情爱的同伴关系》，Eugène Armand, Vera Livinska, C. De St Hélène: La Camaraderie amoureuse, 1930, p. 31。

〔477〕　同上，p. 20。

〔478〕　《尼采》，Jean Granier: Nietzsche, 1982。

〔479〕　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

〔480〕　同上。

〔481〕　《工人政党与同性恋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SPD和KPD的性政策》，W. U. Ei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frage zur Sexualpolitik von SPD und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0；《性揭露：政治论争中的性》，Friedrich Koch: Sexuelle Denunziation, die Sexualitä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1986。

〔482〕　拥有100万党员，203份报刊，与德国工人总会联成一体。作为执政党，SPD直到1923年都参加左翼联盟，联盟除了SPD之外还包括中央党、民主党（DDP）。在1919年选举中，SPD得到45％选票，但是在1924年只得到21％。此后收复失地，1928年有30％，但在1932年明显下滑，只有20％。

〔483〕　前身为斯巴达克斯运动，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15日死后经历了考验，迅速成为一个群众政党，有35万党员，30份日报，1932年选举获得15％选票。共产党比社民党吸收更多青年，也没有忽略农民。从1923年起，德共清理了“左派”成员，成为服从莫斯科命令的政党。

〔484〕　《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 p. 83。

〔485〕　中央党反对对同性恋免予制裁。

〔486〕　见第五章。

〔487〕　《红旗》（Die rote Fahne），1924年7月26日刊，见《工人政党与同性恋问题》，W. U.Ei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frage, p. 105。

〔488〕　BAB, R 22/5006.

〔489〕　根据第175条，只有对“类似性交”的行为予以惩罚。

〔490〕　《工人政党与同性恋问题》，W. U.Ei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rage, p. 111。

〔491〕　《工人政党与同性恋问题》，W. U.Ei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rage, p. 112。

〔492〕　Ignaz Wrobel（又名Kurt Tucholsky库尔特·图赫尔斯基）：《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17，1932年4月26日。

〔493〕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1980, p. 43。

〔494〕　《雄性幻想》，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isies, 1987-1989, 2vol.；《民族主义与性：现代欧洲的尊重得体与性反常》，George L. Mosse: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1985。

〔495〕　《男性社会中情色的作用》，Hans Blüher: Die Rolle der Erotik in der männlichen Gesellschaft, 1919, t. I, p. 226。

〔496〕　《唯一者》，1920年10月1日刊。

〔497〕　《20世纪的神话》，Alfred Rosenberg: Le Mythe du XXe siècle,（1930）1986, p. 465。但是，布吕厄最初被纳粹政权赏识，随后他的书被禁，直到1945年他都退居在家。似乎他们指责他没有表明自己的民族主义，没有明确男性联盟是德国的而且只是德国的。

〔498〕　《柏林青年的编年史1933-1943》，Nicolaus Sombart: Chroniques d'une jeunesse berlinoise, 1933-1943, 1992, p. 26。

〔499〕　《德国艺术大展与蜕化艺术》Ulrike Aubertin, Annick Lantenois：“La grande exposition de l'Art allemand et l'Art dégénéré”，见《艺术与法西斯主义》（Art et fascisme）, 1989, pp. 139-154。

〔500〕　《转折》，Klaus Mann: Le Tournant,（1949）1984, p. 162。

〔501〕　《第三帝国社会史》，Richard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1971。

〔502〕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 1934）, p. 415。

〔503〕　《战争回忆与树碑立传在纳粹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eorge L. Mosse：“Souvenir de la guerre et place du monumentalisme dans l'identité culturelle du nazisme”，见《战争与文化》Guerres et cultures（1914-1918）, 1994。

〔504〕　希姆莱《秘密谈话》，Heinrich Himmler: Discours secrets, 1978。

〔505〕　希姆莱：《秘密谈话》，Heinrich Himmler: Discours secrets, 1978，pp. 87-88。

〔506〕　希姆莱：《秘密谈话》，Heinrich Himmler: Discours secrets, 1978，p. 93。关于这一问题，见第八章。

〔507〕　同上，p. 94。

〔508〕　希姆莱多次重复他对于同性恋威胁的论调，特别是在1937年警察大会的广播演讲中（BAB, NS 19/4004）。

〔509〕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p. 247。

〔510〕　同上，p. 409。

〔511〕　《时代》，1934年9月10日。

〔512〕　《国社党的性政策和妇女的性状况》，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1991, p. 18。

〔513〕　在《凡尔赛和约》后，德国失去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约10％的人口。在14年中，德国人口增长500多万，达到6500万。德国人口继续增长，但在1910-1933年间未满20岁的人比例下降。战前的出生率下降由于一次大战而加剧。在战后的头3年有短暂的回升，随后出生率再次下降，增长了关于人口减少的恐惧。

〔514〕　1938年的一项新法律允许在拒绝生育和绝育的情况下离婚。于是人们看到了离婚的上升，从1938年的49497例到1939年61789例。在60％的案例中，女方被宣布有过错。见《国社党的性政策和妇女的性状况》，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同样，避孕器具的广告被定罪，堕胎和绝育被禁止。1943年，堕胎被处以死刑。

〔515〕　《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p. 74。

〔516〕　发表于《友谊报》，n°44, 1932年11月3日。

〔517〕　冲锋队（SA, Sturmabteilung）成立于1921年。其目标是在街上和政治集会上打击纳粹党的反对者。冲锋队最初由老兵和突击队成员组成。随后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和工人，还有许多破产者。

〔518〕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1986, p. 59。

〔519〕　同性恋者海内斯中尉1927年5月曾因不遵守纪律和不服从上级被开除，他在同一天被召回。

〔520〕　《老爷们的道德》，Hans Peter Bleuel: La Morale des seigneurs, 1974, pp. 100-101。

〔521〕　关于这一点，见《希特勒传》，Marlis Steinert: Hitler, 1991。

〔522〕　党卫军的前身可追溯到1923年，当时希特勒成立了一支亲卫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支卫队1925年最终命名为“党卫军”（Schutzstaffel）或SS。这是一个精英团体，处于党组织的外围。

〔523〕　《希特勒传》，Marlis Steinert: Hitler, p. 268。

〔524〕　《20世纪史》，Serge Berstein, Pierre Milza: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1987, t. I, pp. 327-328。

〔525〕　《时代》，1934年7月2日。

〔526〕　《时代》，1934年7月3日。

〔527〕　同上，1934年7月15-16日。

〔528〕　可能是彼得·克兰宁格，他在1931年已经涉案。

〔529〕　BAB, R 22/5006.

下　编

假意的宽容：30年代的镇压和回潮

——同性恋者，罪犯和牺牲者

既然，我心所爱，我们不能飞　

往土星，抑或水星　　　　　　

我们必须遵从，只要我们能够，

这异域的法度，由神与人制定。

——A. E. 豪斯曼：《最后的诗篇》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同性恋崇拜、同性恋组织的激进言论、那些“快乐”（gaies也指同性恋者——译注）城市的张扬、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不应使人忘记反同性恋镇压的现实。男子同性恋在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和德国是一种罪行。这一事实是本质性的，虽然在社会某些部分，宽容在增加，但作为同性恋者始终要面对羞耻和社会排斥。但是在法国，同性恋不被法律追究。法国状况的独特性有决定意义，这部分地解释了法国缺乏积极斗争的同性恋团体和法国的同性恋个人主义。同样，在三个相关国家，女子同性恋不构成犯罪，女同性恋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男同性恋者丧失一致性，她们没有同样的忧患。〔1〕但是，反对势力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它们依靠传统的制度，国家、教会、报界，并依靠舆论中潜在的同性恋仇视。它们维持着一种阴郁的恐惧气氛，即使是在解放的同性恋者中间。

英国的反对（1919-1939）

我不知道这种仇视同性恋的偏见是否有一天会被经验、知识和理性克服。这是纯粹非理性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而英国就是其守护人和中心。〔2〕

20年代英国社会处于十字路口。“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享乐主义受到卫道士的谴责，时新的随便做派和对旧的“体面”规则的抛弃引起他们的反对。同性恋是一桩受到法律制裁的罪行和一种社会错误，受到歧视和贬低。同性恋者的危险是立法者和法官们偏爱的一个论题，警方对之实行特殊手段来克服。同性恋的行动仍然是边缘的和无效率的。

司法状况

对同性恋立法在英国经历几个阶段。自从1533年亨利八世法典，鸡奸（buggery）行为被定义为“性反常的罪过”，根据基督教传统，男女之间、男性和动物以及男性之间的肛交都是禁忌。对于这种“卑劣恶行”的裁决是死刑，直到1861年才替代死刑为从十年到无期的监禁。这条法律针对性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不是针对一类人，虽然执行中的多数情况与同性恋者有关。法律的目的首先是保护种族的繁殖避免将男性精子散播于非生育行为。〔3〕在1885年拉布谢尔《刑法修正案》〔4〕后形势发生变化：“所有公开和私下违犯和参与违犯的男性、提供方便和试图提供方便给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进行猥亵行为的犯有罪行。一旦确定有罪可处两年以内监禁，还可处以苦役。”修正案的表述非常不准确，可以随意进行严厉的解释。虽然新法令没有旧法严厉，大大减少刑期，〔5〕但它从此判罚任何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首次，鸡奸者不再是一个宗教罪过者，而是一名罪犯。同性恋不再以性行为定义，而是以寻找同性伙伴来定义。同性恋者被看作一个与民众分离的群体，应该特别对待。女同性恋者仍然不受法律治辖。对隐私行为的制裁助长了敲诈。英国成为唯一判决男性之间手淫的欧洲国家。而且，1861年法令刚实行不久，拉布谢尔修正案引起对同性恋的注意，这表现为判决数量明显增加。王尔德是法令的首批也是最著名的受害者。1898年，《流浪罪法》强化了法令，将之扩展到非道德目的的拉客，只适用于同性恋者。1912年《刑法修正案》明确了《流浪罪法》对拉客处以六个月监禁，并对重犯者处于笞刑。这类犯罪由轻罪裁判所裁定。

镇压的组织

在司法状况之外，应该看看这些条文在日常现实中如何执行。对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警事的和司法的判决和行动。

对同性恋判决的演变

研究这一时期对同性恋处刑的变化是有益的，能够揭示出镇压的真实倾向。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这一时期造册的案例持续增长。警方的统计显示罪案数量增加。〔6〕显然，这一倾向并不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同性恋者，而是说明镇压和侦察手段强化了。性反常犯罪（U代表unnatural offences）的数量在1919-1938年间增长了185％，最大值在1938年达到134例。所以由警方统计的罪案增加了185％。猥亵（I代表indecency）的数量在1919-1938年间增长155％。数量最多的是“性反常行为企图”，这种比较模糊的称呼似乎与大多数警方突击发现的同性恋案例对应，但都是没有完成性行为的。人们似乎情愿将同性恋者归入这一类而不是前两类，因为这类案例所必需的证据较少。而我们确实看到统计案例增长了902％，1919年有92例而1938年有822例，达到最大值！所以这一时期持续加强的镇压在1931-1932年间突然得到确认。我们从中看出警方加强镇压的明确意愿，这明白地表现于数字及其起伏之中。但是似乎逮捕的增加没有立刻表现于审判。比如在1919年，81％的因性反常罪行被捕人员被审判，而在1938年只有55％。对于猥亵罪，从1919年的88％降到1936年40％的可笑数字。对于性反常行为企图，审判率从1919年的81％跌落到1938年的50％。在1937年只有41％。两个理由可能解释了这种突然的下滑。司法机构并不希望加强对同性恋的制裁，这意味着只有警方才是镇压增加的原因。这似乎是不大可信的。更可能是警员越来越忽略收集将嫌犯治罪的足够证据。警方的镇压依靠恐吓多于惩罚。通过加强突击、搅扰集会、逮捕众多嫌犯，警察维持一种恐慌气氛，促使同性恋者退缩于匿名和私人空间之中。这很可能被警方看作足够的成功，因为公共空间从此符合主导道德。其反面是多种同性恋“罪行”相对地免于制裁。

我们同样发现审判数目的增长也并不平均（罪行增长94％，企图增长409％，猥亵增长81％）。性反常罪行的大多数继续由重罪法庭审理，然而大多数的企图不合常规地被轻罪法庭审理。比如，在1919年只有49％案例被轻罪法庭审理，在1938年有75％。我们的印象是，法官们想加速诉讼程序，增加减刑判决，指控也越来越轻。这类审理程序同样见于现场抓获的案例。因拉客被逮捕的男性也同样被以轻罪审理。关于这一类案情我们只拥有1919-1935年数字，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并不规律。但数字是稳定的（平均45例），而且出奇的低，所以可能多数男性卖淫案是以其他罪名对待而不是特殊对待。

逐年的精细研究使我们得以发现几大倾向。判决的数量在1919年到1938年之间明显上升。以1919、1933和1937年为参照，1919年被以性反常罪行审理的人中78％被判刑，但1933年为90％，1937年为87.5％。对于犯罪企图，从1919年的76％升到1933年80％，到1937年为87％。因此，我们注意到，由警察工作加速和缺少证据引起的审理数目的下降被法官的严厉程度的增加抵消。到达庭审的案件被无情判决。宣判的性质和刑期是很好的说明，从战争结束到1923年性反常罪行被处以可达10年的苦役，从1924年到1930年只有监禁的判决，从1931年起，苦役重新得到严厉的施行。被判刑者的年龄同样是一个有趣的信号，从1919年到1929年，被判刑者在30-60岁之间，从1929年起尤其是1931年，被判刑者年龄通常在16-21岁之间。这可能同样是一个非职业卖淫增多的信号，如我们所见，这与失业青年有关。〔7〕所以似乎此后对所有年龄段都同样施刑严厉，对青少年没有特别宽容。但上诉的数目却是非常稳定的，数目非常有限，几乎被悉数驳回。轻罪审理的结果显示与重罪审理相似的倾向。判决的数目明显增加，从1919年的74％到1933年和1937年的87％。按照地区对审理结果进行研究同样有启示性，对于三个参照年份，首都行政区警局（伦敦）排在首位，1919年有62例逮捕，1933年149例，1937年185例。这似乎是正常的，因为伦敦是英国同性恋生活的中心。尽管如此，还应该谨慎，在德国的统计中，柏林并非排在逮捕的首位。在英国首都的镇压特别猛烈，这是案例研究所证实的。在这一时期实行有力镇压的其他地区有兰开夏郡、南安普敦和约克郡（西区）。某些地区的判决激增，这意味着针对同性恋执行的特别政策。

柴郡就是这种情况，1930年有10起判决，1933年13起，1937年105起。德文郡1919年9起，1933年65起，1937年53起。肯特郡1919年2起，1933年20起，1937年83起。有些地区则完全没有，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同性恋者特别谨慎，或者是警方对这种现象不感兴趣。难以判断。但是在乡村地区，比如多塞特郡（1919年0例，1933年3例，1937年2例），同性恋者很可能在非常隐蔽地生活。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从1933年起罪案分布到广大地区。罪案的激增触及大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但是触及的地区数目不断增加，使我们推测对同性恋的刑侦运动遍及全国。

我们从对统计的研究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虽然20年代是风俗解放的年代，但并非是司法纵容的年代。但我们同意，直到1930-1931年间存在一种司法的宽松。惩罚较轻，司法系统在审理中遏止了逮捕的影响。但是，刑罚即使很轻（罚金、缓期徒刑），甚至仅仅是诉讼拘留，都可能破坏前程、毁灭家庭或者意味着社会屈辱。从1931年起，镇压的强化是明显的。我们将看到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精心组织的。

警事手段

虽然不可能画出警方所采用方法、被逮捕者的社会成分和对他们的控状的详尽图表，但我们拥有足够多的档案〔8〕对近卫团士兵卖淫、伦敦公园中拉客、对公厕的监视、警方的逮捕手段、法官对同性恋罪案的处理和领导层处理同性恋的政策提供详细情况。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警方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其特征是歧视和某种随便。性罪犯不是一种有趣的猎物，警察偏爱其他案件。20年代，同性恋仍然是一种相对附带的问题，警察满足于借机威吓男妓和顾客，驱逐那些“假女人”。目的更多是让他们害怕，使他们离开辖区，而不是进行大规模逮捕：“穿制服的警察从前并未被看作食人者。我从前没有丝毫的法规概念，但他们并不追捕我们，只是让我们走人。” 〔9〕在30年代，警方加强了手段，同性恋群体整体上成为镖靶。在这一时期，同性恋者被警方看作一种特别卑劣类型的罪犯。一位当时的警员回顾对同性恋逮捕的气氛：“屁精被当作没有知觉的无生命对象。警察为了收集化妆的证据用手纸擦他们的脸，开玩笑嘲笑他们，就像他们不在场，总是在他们的口袋里发现凡士林油。” 〔10〕通常逮捕介乎违法的边缘，特别是拉客的案件。男孩因为面色、服装和化妆被逮捕。提供拉客的证据成为次要条件：“法律的态度是任意性的——近于满不在乎。因为拉客被逮捕的男孩在没有开口前就被宣布有罪。如果他们有办法说些什么，他们说话的结果只会让庭长加重判决。我认为男孩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因为自己女性化而被判刑。” 〔11〕在哈默史密斯的警局里，有一组人“专门抓捕同性恋者。他们几乎不谈别的，在共谋的公众面前发出疯狂野兽的笑声，公众由于害怕别人以为自己对所谈论的事有兴趣而发出骂声——这些流氓！他们通常穿便衣，隐藏在帕特尼小道附近的树林和公厕，每两星期就胜利地带回一对互相手淫的老绅士。而他们下面一个月都会一边回顾细节一边跟朋友们神经质地发笑”。〔12〕这种态度似乎很平常。伦敦首都地区警局的警探被指定到重要监视地点，主要是一些公园和公厕。这些警员两人一组最多工作两个月。对于海德公园的大理石拱门和海德公园角的男厕（两处同性恋勾搭的胜地），地区派出所要求“整周派出两名便衣警官。我们不会让同一组人长期工作”。〔13〕不让同组警察太长时间值勤反映了两个担忧：害怕他们被男厕的常客认出而变得无用，但同样是因为感到让年轻警员暴露于此类卑劣恶行有可能干扰他们的心理，甚至使他们变质。〔14〕

对男厕的监视是警方的官方行动。这直接属于镇压同性恋的范围。首次提到这种监视是在1872年。警员指示手册（instruction books）中直到1923年都包含一条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示〔15〕：“以可能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的人应当以逮捕加以威胁，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的行为而且有证据进行传讯，他们应当被传讯和治罪。”1923年指示手册修改了这一条。第140条：“以看起来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的人应当以逮捕加以威胁。如果他们继续并且违犯，他们应当被逮捕。”第141条：“每当一个男人因公开拉客被传讯，应尽一切努力保证证据确凿。被勾引的人必须提供姓名和住址并出庭。如果他们拒绝出庭，警员必须在袖珍手册（pocket book）上记录并作为证据提出。”我们从中见到警事行为的演变中明确的镇压意义。同时，我们注意到加强了一种保证行动结果的意图。为了尽量避免失败，1937年8月明确了任何没有经验的警员不得安排于“这种微妙情境”。实际上，外部的见证难以收集，在针对同性恋者的斗争中，警察似乎始终未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要获得判决的结果是很难的。比如约翰·亨利·洛文达尔案件，他67岁，住在伦敦郊区的哈默史密斯，1938年1月被判猥亵。他1937年12月24日在北富勒姆警局落案。有人发现他在富勒姆北路的王冠通道当着路人手淫。两名便衣巡逻的警员12点半进入王冠酒吧旁的一个男厕。洛文达尔当时正在中间的便池手淫。目击的警员召唤同事与他一起见证事件。洛文达尔从12点半到55分留在男厕。当他离开时，两名警员逮捕了他。在此期间，25人进入男厕，没有人同意留下姓名和住址作证。虽然有些人肯定是不愿意协助逮捕洛文达尔，但更有可能的是多数人害怕自己名声有损。这一场所已经与同性恋行为分不开。进入男厕，一个著名的同性恋勾搭场所，不是已经是赞同同性恋吗？

男厕与公共道路拉客的问题是警方的棘手问题，他们多次试图加强镇压机制。曾有多次指示手册的修改提议，比如1937年的提议：“如果发现有人以看起来不恰当的目的出入男厕而没有足够证据进行逮捕，对事件必须立刻汇报以便在必要情况下采取特别措施解决问题。”相当于其他罪行，虽然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可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发现警察很在意这方面的工作。继1937年8月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后，皮尔·豪斯警局高级督察F. 史密斯披露，在警校中他们详细分析“以可疑的方式游荡”和“频繁”的准确意思，以便学生们能够准确界定自己的行动。但是，他认为警告嫌犯很少运用，因为不是很有效用而且相对危险。所以我们从此看出，这一时期英国警察内部对镇压同性恋进行了真正的思考。对同性恋的镇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便衣警察问题。使用便衣警察是一种有争议的手段，因为许多敲诈者通过装作警察来从同性恋者那里诈取钱财。在1919-1939年间，曾有多次提议处理同性恋问题的警员恢复穿制服，皇家警察权力和规程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Police Powers and Procedure）的一条建议要求不再利用便衣警察逮捕同性恋者，要公开逮捕以便避免敲诈的危险。1929年6月17日，内务部长发出的一份保密级备忘录同样要求禁用便衣警察。尽管如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事例见证了使用便衣警察造成的困难。1933年9月26日在一个男厕对同性恋者的逮捕遭到质疑：“我们接到投诉一个男厕被鸡奸者使用，并记入事件报告。随后，便衣巡逻人员注意到这一场所，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行动指示。结果是几个人因风化问题落案。法官不满警察所提供证据的性质——这并不让我吃惊。很明显，如果警方以这种方式行事，可能让人推测警方在某种意义上诱导违犯行为！” 〔16〕另一则1933年8月的记录报告一起相似案件。一名警员通过诱捕手段在一个男厕逮捕四人，他在男厕中游荡等着路人搭讪。被逮捕的人进行无罪辩解，法官谴责了所采用的手段，只建议从轻处罚：3-15个月监禁和少量罚金（5镑）。这类手段肯定会失去作用。著名的同性恋者昆廷·克里斯普与男妓群体接近，他指出职业男妓很快就能够认出值勤警官，即使警官穿便衣。那些被逮捕的是一些偶然出入男厕的同性恋者，但也有一些是被警察的把戏欺骗的：“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但他们完全自然的好奇心受到别人奇怪行为的刺激，他们因为警察手段而处于险境。我们可以确定，即使仅仅在某个好天气的日子跟侦探谈谈天气就可能被逮捕，而在一个恶劣的晚上只要朝他的方向看一眼就足够了。” 〔17〕

逮捕通常发生在男厕出口和伦敦的公园，特别是海德公园，那里是著名的男妓和妓女卖淫场所。罪名很少是“性反常罪行”，多是猥亵和有损廉耻。这后两条包括了从简单的接吻到相互手淫。一些职业男妓和近卫团士兵因拉客而被逮捕。伦敦警察似乎对公园内的高犯罪率感到特别烦恼。两名因在海德公园猥亵被捕的青年威廉·理查生和查尔斯·普理查德的案件被警方报告如下描述：“这是一起奇怪案件，一件此类奇怪事情的补充案例，在公园里发生，从道德角度看真难以置信。一个看来非常体面的年轻人在冬天夜间11点从海德公园找到一个社会状况比自己低下的青年，邀他散步。他们坐下来，很快他就跟陌生人行为不检。” 〔18〕虽然许多平民因此被捕，但当局似乎主要关注近卫团士兵。这些士兵确实为了增加收入而在城内公园从事隐蔽卖淫。一个责任问题被提出，因为这些卫队士兵隶属军方。但是在打击同性恋的背景下，民事和军事当局准备合作：“军方希望尽可能帮助警方消灭这些性反常案件。军方了解一些下流案件发生在公园，但军方认为这些平民比军人更坏，因为他们请军人喝酒，随后把他们带到公园并在那里与他们犯下罪行。” 〔19〕将平民作为军人卖淫的主要责任者是当时通例。军方还要求宪兵有权逮捕被发现有士兵陪伴的平民。军方特别提出军官作为个人能够抓捕平民，将其交给警方并作证。这些提议并没有结果。〔20〕同性恋是军官严重关切的问题，因为对卫队士兵不断的指责触及军队荣誉，质疑了军队作为国家保卫者的角色。之所以平民也没有受宽待，是因为同性恋对于各类权威都代表着一种危险。同性恋在惯常的等级结构的边缘发展，这种等级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始终很明显。所以在堕落和变态的通常指责之下隐藏着更严重的谴责，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罪犯，因为他触及国家安全，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和道德的基础。

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理解对英国同性恋者采用的手段及其相关情况，参考现存的庭审报告是有益的。第一例由莱昂内尔·珀西瓦尔案件提供，这个21岁的青年被指控在1925年4月1日在海德公园拉客。〔21〕逮捕他的警员在庭审时作证：“他微笑着盯着街上穿着体面的先生们的脸。”他来回走动的细节也被报告法庭。珀西瓦尔进入“大理石拱门”的一个男厕，他占了一位体面绅士旁边的位置并对他笑。他没有使用小便池，很快便走出去。他回到海德公园同一个男子交谈，随后他走入一条小径并不时回头看，似乎等着男人跟上他。该男子稍后同他会合，两人一同走向公园的僻静处，警察在那里跟丢了他。他最终在稍迟时候又发现嫌犯在此前相同地点正在做同样的把戏。犯人在被捕时说：“我今晚什么也没做。让我走吧。我以后再也不做了，再也不到这里来了。”这一见证代表了对拉客场所的男子的传唤程序。警员观察形迹可疑的人，从他们的行踪推断他们的活动，但不一定等到在犯罪现场抓捕。在本案中，莱昂内尔·珀西瓦尔被无罪释放，因为一名警员的见证不足以作为定罪证据。

下一个例子很有趣，因为它质疑了警事手段。56岁寄宿学校教师弗兰克·香潘案件载入1927年年鉴。〔22〕弗兰克·香潘因性骚扰和拉客被捕，1927年8月10日至23日在鲍街警事法庭由查尔斯·拜伦法官审理。他被判处3个月苦役，他9月21日上诉，判刑被撤消。他的无罪释放直接与警事手段有关，因为最后加入卷宗的文件似乎可以证明被捕者有罪。当香潘被捕时，他已经流连于两个男厕，一个在“阿德尔菲拱门”，他进去过三次，另一个在约克广场。但是，逮捕的情况却是可争议的。香潘当时被25岁警员汉福德监视。在18个月间，汉福德已经传唤了12名同性恋者，其中8人他为同事作见证，4人由他主管。他熟悉工作辖区。对他有两项职责，他能轻易联络到附近工作的同事但他却单独行动，而且他的表现像“诱捕”。最后一点是主要的，汉福德在香潘第一次进入男厕时跟踪他并站在他旁边，香潘递给他一支香烟，他拒绝了。汉福德还曾跟踪进入约克广场的男厕。在审判时法官提出几点，汉福德的见证不充足，他的口述与香潘不符，而香潘是一名体面的教师。汉福德见证的不准确对他不利。香潘坚持说在他个人物品中找到的一盒油膏是他必须的，因为他有皮肤问题，他出具医疗证明说明水疱使他必须频繁上厕所。他特别强调请陌生人吸烟是普通的礼貌举动，而且看到自己被一个男人跟踪一个小时会引起误会。法官接受了这些论据并将香潘无罪开释。新闻界在整个诉讼期间都支持被告，这是极为少见的现象。这一事件使人认为所有公民的通行自由受到质疑。我们读到：“那类事件不会发生在像香潘这样体格强健的人身上。” 〔23〕《每日邮报》（1927年9月21日）报道：“这个人因为给便衣警察一根香烟而被送上法庭并判刑。”加入卷宗的某位J. 切斯特1927年9月27日的信函反映出舆论对于任意逮捕的厌倦，即使见证也许说明倾向：“我向上帝祈祷，赶紧通过一条法律，明确只要没有公众成员投诉并提供性骚扰证据，就不能进行逮捕。你们不要误会，我对于从事卖淫的堕落青年的真实事例没有任何好感，但我坚持认为很多无辜的青年现在狱中，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金钱。我认为我应当尽我所能，直至人们能够重新自由地呼吸，可以午夜后在伦敦西区散步。”

与警察逮捕时的行为相关的问题似乎很频繁。1937年11月G. H. 白金汉案件显示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任何真实的进步。白金汉50岁，单身，因骚扰被判一个月苦役。一个男孩在电影院前同他搭讪要他陪同去看一部禁止没有陪伴的儿童观看的电影。在电影院里，白金汉抓住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性器上并要求他从上到下地进行按压。男孩亚瑟·弗莱彻9岁，他以上厕所为理由脱身并提出控诉。众多警方和司法的错误导致审判无效，而警方不得不支付一笔赔偿。孩子的证言是可信的（有证人见到白金汉裤子前一个扣子是打开的），但是警方所使用的手段再一次被诟病。下一个案例是休·A. 查普曼案件，他是海员，34岁，被怀疑“精神缺陷”。〔24〕他在1934年因猥亵落案。案件的价值在于它说明了医学理论在警方对同性恋者的处理上的影响。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为查普曼做检查的医生认为，他神经质、非常单纯。医生认为他的性变态是习得性的，很可能是在出海时染上的。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健康和精神缺陷的迹象。在此证言之后，控状修改为侵犯。他被判处两个月苦役。1935年3月，查普曼再次被捕。大马尔伯勒街派出所警员约翰·沃尔什的警事报告叙述了这起新案件。沃尔什看到查普曼于20点45分同一名男子在三王场的男厕便池前交谈。男子推开他，然后走开。查普曼回到小便池，在那里停留5分钟，对一个进来的男子笑。随后他到了福佑庭的男厕，在进去之前跟一个男子搭话。他呆在门口，手握自己的性器，说话并向几个男子微笑。他们中的一个推开他，抬起手臂似乎要打他。查普曼在三王场和天道院之间往返。21点40分，他到达牛津街，警察逮捕了他，查普曼毫无反抗地跟他回去。他因为拉客被判处6个月苦役，上诉被驳回。在警事报告中我们发现查普曼是惯犯，因为他在1931年10月9日已经因骚扰被判6个月苦役。嫌犯的名声在对他的处理中起主要作用。查普曼，海员、惯犯、智力低下，是理想的同性恋罪犯，因为他集合了一整套的类型化的东西。但是，米特福德·布赖斯的事例说明偏见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25〕布赖斯46岁，1936年9月因猥亵被判刑。他勾引了15岁少年H. G. 奥尔德顿，然后把手放在少年的性器上。他必须偿付10镑罚金。我们在他的卷宗里发现一条记录说明，这是一个为当局和猎犬俱乐部熟知的人，他曾被前任国王授权撰写一部关于皇家猎犬队的著作。布赖斯是一名绅士，他专注于一些典型的英国活动，熟悉上层社会。所以对他提出的指责是可疑的和不大可能的。在警察记录中成为同性恋者，这首先是表现一个性罪错者的典型形象，这种“丑行”不可能涉及社会精英。

最后一个案例来自《泰晤士报》司法年鉴，使我们得以看到司法机器可能存在严重疏漏。一桩特别严重的案件1926年3月26日被提交沃辛法庭。莱斯利·布坎南·格林耶35岁，被指控在1923年7月至1924年8月间对5名男童猥亵。格林耶教授游泳课和组织马球比赛。在假期，他邀请一些男孩到他的公寓，警方在那里找到一些淫秽照片。这些男孩作证，报告了相似的经历。一名从前的杂役作证说，曾听到被告对一个男孩发表一些淫秽见解。一名警员证言被告在被捕时脸色苍白并且说：“这意味着彻底完了是吗？”7月1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案件的后续部分。格林耶和他的两名担保人没有出席审判。法官宣称这属于最令人厌恶的罪行。他不明白被告怎样被取保释放，询问曾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阻止他离开。我们不了解这一事件如何解决。

1931年5月7日关于同性恋犯罪的大会

1919-1939年间，同性恋成为警方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反“灾祸”斗争的强化和逮捕的增加印证了许多同性恋者的抱怨，他们认为从1931年，特别是从1933年起，同性恋崇拜开始在上层社会减淡，而经济危机的后果和国际法西斯的威胁给性改革运动带来致命一击。似乎在1931年，同性恋问题首次在英国成为一个威胁性的问题，一次关于同性恋犯罪的大会在伦敦里士满台场1号举行。〔26〕大会旨在正式确定一套行动和协调相关各方力量的策略。出席的有B. A. 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将军、迪兹将军（主管人事）、科克伦将军、H. D.F. 麦盖上校、诺曼·肯德尔、首都警局警长J. 怀特黑德、检察长及其助手N. S. 彭斯。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改善警方刑侦手段、军中纪律措施、在军团产生一种反同性恋思潮的可能性、保护士兵不沾染此类犯罪以及地方当局和军方的合作。

有几点内容从一开会就被提出。检察长指出，只有当涉及鸡奸和猥亵时此类罪行才与他的工作有关。多数涉及士兵的案件属于《反流浪法》（Vagrancy Act），只作简单审理。所以他只能在有敲诈的情况下介入。新闻界处于讨论的中心。许多文章指称近卫团是男妓卖淫中心，（此前提到的）香潘案件造成许多谬误，而此后警方确实屡成攻击对象，人们怀疑警方头脑发热、作伪证，负责监视约会场所的警员特别不受欢迎。最终，司法追诉越来越少。首都警局的两位代表表达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卷入同性恋案件的卫队士兵比例被分析出来。在1930年的127宗拉客案件中，只有7宗与卫队有关。所调用的警员绝对值得信任，他们隔月执勤。警方不认为同性恋罪犯构成一个有组织团体，虽然许多人似乎彼此相识。年轻士兵可能会落入这类人手中并被腐蚀。至于反复争论的将海德公园列为士兵“禁地”的问题，N. 肯德尔认为这不会使形势改观。他还表态不愿意进行“太强的攻势”，总之不要比目前更强。军事当局要求在公众舆论中发起运动及警方采取附加行动，用以说明这类罪行不能被容忍。通过一名叫埃文斯的卫队士兵的揭发，建立了一份疑犯黑名单。他承认其他士兵教唆他做这些事，他可以列出相关士兵姓名以及每个人的标价。军方保证要以一切代价保护年轻士兵免于军队外部和内部的任何人的“传染”。所有被卫队开除的人要接受一个特别委员会的审查。科克伦将军补充说，希望在军内发展一种强烈的反同性恋情绪。年轻士兵将在入伍时被告知性犯罪的威胁。麦盖上校指出如此“强大的攻势”只有得到警方同类攻势的支持才能奏效。真正的责任者是出钱的平民。检察长建议年轻士兵旁听关于同性恋罪行的大会以便了解这些罪行的实际情况。人们将警告他们，哪类人会接近他们、给他们钱以及此类行为的恶劣后果。最后，科克伦将军指出，每年许多被怀疑的卫队士兵被开除，他恐怕他们会成为中间人。

因此，反同性恋犯罪的斗争此后协调了各级警察、军队和司法当局。风俗解放进程从30年代初起在很大程度上被遏止。

女同性恋的困扰：镇压的企图

从英国法律来看，女子同性恋是不存在的。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假设，想象一种女性同性恋，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腐蚀”，这就面对了一种女性独立于男性的自主的性生活的可能，因此也是一种女性拥有权力的可能。这在18和19世纪立法时的背景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英国历史上也没有过先例。两次大战之间，女性的地位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在社会中形成的结构性的“老姑娘”阶层提出了妇女经济和法律独立的微妙问题，虽然人们讳言潜在的性问题。对于一种通过“腐蚀”传染的同性恋的假设，促使立法当局采取措施反对女同性恋者，尤其是因为独立女性的增加使人以为这个现象正在蔓延。

1921年法案

因臆测中的英国女同性恋行为蔓延引起的忧虑导致了1921年第一次镇压企图。〔27〕三名保守派议员弗雷德里克·麦奎斯顿、恩斯特·怀尔德爵士和霍华德·格里滕要求在《刑法修正案》增加一条，将预期对男性同性恋的刑罚扩展到女同性恋者。这个条款叫做“女性之间的猥亵”，规定：“任何女子之间的猥亵行为是犯罪行为，应该受到1885年《刑罚修正案》第11款对男子相同行为的同样方式的惩罚。”为了证明请求的合理，麦奎斯顿指出这种措施“早就应该加入本国刑法”，他竭力强调女同性恋罪行的蔓延和危险，他质问众议院议员有谁不了解这种“可怕的堕落和罪恶的地下浪潮”威胁着现代社会？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被一个这样的无耻女人追求，结果她们的诡计使他破产。他接下来提到此类堕落使大英帝国面临危险，他指出“当这些道德缺陷在一个国家普及，国家的衰亡就邻近了”，所以条款针对的是“挫败一个能够破坏最高文明的基础的恶魔”。恩斯特·怀尔德支持他清除罪恶，为“这些卑劣的细节污染下议院”感到遗憾。他指出这一祸患的紧迫的危险，“否认我们社会中许多人是有罪的是愚蠢的”，这就像“当罪恶的存在被证明时不去惩罚它”。怀尔德随后忧虑到女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影响：“首先，她们遏制了出生率，因为众所周知，进行这种恶行的女性不再愿意与异性交往。她们腐蚀少女，导致她们神经衰弱和疯狂。”女同性恋被控诉为现代的和紧迫的危险。对于海军准将R. 霍尔爵士，这显然是“一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斗”。面对这番论证，很少有反对修正案的声音。工党议员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指出，这一措施将为所有的敲诈者敞开大门，而且他恐怕采纳修正案会促使这种行为传播，不然这种行为是大多数人所未知的，他指出：“我认为，许多工党成员并不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J. T.C. 穆尔－布拉巴宗上校是唯一的另一个提出保留的议员。他认为对惩罚的畏惧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同性恋，只存在三种彻底消灭的方式：处决同性恋者、把他们像疯子一样关起来或者“让他们单独相处”。麦奎斯顿的修正案只会在纯真的人们的思想中引入淫秽的想法：“她们是极端文化的范例，但她们会自己消亡，所以她们不会蔓延，也不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损害。采用这类条款会造成错误，在人们纯真的头脑中引进最叛逆的想法。”1921年8月4日，修正案以148票对53票被下院通过。但上院将此事终结。从辩论开始，玛姆斯伯里伯爵宣称这一条款未经过足够的研究。他得到检察长德萨特爵士的支持，他指出一个如此重要的修正案应该由政府提出，而不是由一个议员提出。诉讼增长的威胁和敲诈的危险在他看来比对女同性恋的指控更重要，他怀疑其真实影响：“我们了解少女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所感到的所有这些几乎歇斯底里的浪漫友情。让我们设想一个年轻女子在某个场合听说这则法律时会想：‘提出指控多么容易。也许他们不了解法律所指的是什么。’你们以为一个会损失社会声誉的女子将敢于面对这样的指控？这不是这个女子为自己辩护的问题，问题是她将面对指控，被带到陪审团面前回答这样性质的控状。我认为敲诈是肯定的，而且一定成功。”司法大臣伯金黑德爵士随后强调使女性得知存在此类怪癖的危险。他认为1000个女人中999个从来没有听说过此类行为。坎特伯雷主教带来致命一击，他表态说确信此法律无用。上院站在他一边，修正案因而被放弃。

1921年法案是英国首次企图使女同性恋非法。这说明了妇女作为独立社会角色的兴起。女同性恋的困扰反映男性统治阶级面对自身性特权和社会特权动摇所感到的恐惧。恩斯特·怀尔德爵士声言：“一个女人坏，她就是一个坏女人，她会把你拖进地狱。”他在自编的诗中描写了理想女性，“女性化、任性和柔弱”。〔28〕法案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女同性恋者的胜利，恰恰相反。用来反对法案的论据是法案对反对罪恶无效，敲诈的威胁，特别是害怕女同性恋更大的传播。没有任何声音为同性之爱辩护。矛盾的是，议会通过放弃法案加强了对女同性恋的歧视，她们的行为不值得人们对她们施加与男性同性恋同样的惩罚。

拉德克利夫·霍尔案件

虽然法律草案失败，但反对女同性恋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它只是采取了变通手段。拉德克利夫·霍尔因此成为危险的女同性恋者的象征，她的案件是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反女同性恋狂热的一个标志。案件说明了两个要点：文学作为同性恋宣传方式的影响的增长和对女同性恋的隐蔽的镇压。

作为“先天性倒错”的象征，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因她已经出版的诗作和小说为公众所知。她的男性举止、刻板的服装使她成为上流社会的名人。关于她的丑闻最初是在1920年，乔治－福克斯·皮特爵士指责她不道德和破坏海军上将恩斯特·特鲁布里奇的婚姻。确实，尤纳在遇到拉德克利夫·霍尔之后抛弃了自己的丈夫，随后要求离婚。拉德克利夫·霍尔起诉福克斯·皮特毁谤，判决对她有利。在出版《未点燃的灯》之后，拉德克利夫·霍尔进行了一项自己很重视的计划，写作一部关于“性倒错者”命运的书《孤独之井》。这部500页的小说写作于1926年6月至1928年4月之间，随后交给三个出版商都遭到拒绝，乔纳森·凯普最终同意出版，1928年7月27日首版1500册。书籍装帧简单，售价高昂。最初的评论是简短的，有的是有利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赞作家的气魄，但否认该书的文学价值，这是伦纳德·伍尔夫和薇拉·布里顿笔下常见的批评，他们两人多少是支持同性恋者的。8月发行第二版3000册。1928年8月19日《周日快报》头条为《一部应该禁止的书》。文章署名为总编詹姆斯·道格拉斯，配有一张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照片，表现她最男性化的姿态。对于道格拉斯，《孤独之井》是“一部不可容忍的著作，在英国小说年鉴此类书籍中排第一”，它的发行只能是有害的，因为任何年纪的人都可能读到。他总结说：“我宁愿交给一个男孩或女孩一瓶氢氰酸，也不给他们这部小说。毒药杀死身体，但道德毒药杀死灵魂。”“文学和道德处于危险中”，这本书应该被禁止。〔29〕《周日新闻》和《人民报》追随《周日快报》。争论在全国报刊展开。工党报刊《每日信使》得到《晚间旗帜》支持，提出文艺审查问题，指责道格拉斯想通过煽动丑闻来制造卖点。所有报刊都刊发了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照片，配有对她奇异外貌的注解。面对这种失控局面，乔纳森·凯普选择将书籍寄送内务部以获得他们对书籍淫秽与否的意见。8月21日，内务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Jix吉克斯”）本人回复他，命令他如果不想因诲淫被起诉，就立刻停止出版此书。同日，西里尔·康诺利在《新政治家》上发表对该书的批评，他认为是长篇大论、令人厌烦、缺乏幽默，是一次对倒错者的、与从不同者的福祉和尊重天性的布道。

面对这些攻击，防守组织起来。许多读者对反对该书的罪名感到震惊，认为是可笑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事件发生时正在波茨坦，她感到了自由的德国和清教的英国之间的差别：“《孤独之井》事件引起我的强烈反应。完全不是由于你所说的我的癖好，也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本好书，而是真诚地出于原则（我准备写信给吉克斯建议他禁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读《新政治家》上的文章让我差点爆发。我个人为了有所表示情愿放弃我的国籍，但我并不希望成为德国人，虽然在我昨天看的杂志里有两个动人的年轻女士唱萨芙的对偶诗篇。” 〔30〕拉德克利夫·霍尔受到作家和批评家支持，有阿诺德·贝内特、E. M. 福斯特、伍尔夫夫妇。E. M. 福斯特建议写一封公开抗议信，由众多知识分子签名。拉德克利夫·霍尔最初对此有热情，但她破坏了计划，因为她要求这封信附一则对作品的质量和道德正统的明确称赞。

该书在巴黎继续流通，飞马出版社将这部书在全世界发行，其中包括英国。书籍在海关被扣留，书店被警方搜查，没收存货。乔纳森·凯普和飞马在伦敦的代理被传到鲍街法庭共同出庭，以决定这些书是否应该销毁。辩方律师试图召集有利的证人。很快就明确了很少有著名作家愿意为此书的文学性辩护，而且接受作证的作家本身就是些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笔会”（Pen-Club）主席约翰·高尔斯华绥是同性恋者，但他拒绝为这本书辩护，还有“笔会”的秘书长赫蒙·乌尔德，他也是同性恋者。伊夫林·沃不愿谈及此事。哈夫洛克·埃利斯也拒绝作证，理由是从前对他的著作《性倒错》诲淫的指责使他成为不恰当的证人，相反会使形势加剧。阿诺德·贝内特声称反对为这本合法禁止的书平反，萧伯纳自称太不道德而无法作为可信的证人出席辩护。最终召集了40名证人，其中有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休·沃波尔、A. P. 赫伯特、朱利安·赫克斯利、奥利弗·鲍德温议员、《周日评论》主编德斯蒙德·麦卡锡、性学家诺曼·海尔博士、英国性心理学会的劳伦斯·豪斯曼、演员克利福德·巴克斯，还有女小说家罗斯·麦考利、斯托姆·詹姆森、希拉·凯－史密斯。许多人是勉强同意作证。斯托姆·詹姆斯找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告诉她对必须支持《孤独之井》是艺术作品感到不安，弗吉尼亚·伍尔夫向她保证这不是必须的。〔31〕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也有疑虑，她这样回顾了审判前的令人眩晕的气氛：“伦纳德和内莎（瓦内莎·贝尔）说我不该去，这会对布鲁姆斯伯里带来阴影。伦敦上层感到不安。我的多数朋友因为一些人们不愿猜测的理由逃避作证。他们通常借口父亲心脏不好或者一个表亲刚生了双胞胎。” 〔32〕

诉讼于11月9日开始。大部分辩论在《泰晤士报》转载。法官查尔斯·拜伦爵士事前对此书很反感。总监察约翰·普罗瑟罗曾督导对书店的搜查，他确信“此书是淫秽的，因为主题是淫秽的”。乔纳森·凯普的律师诺曼·伯基特宣称，许多名人支持此书并非诲淫。他认为该书谈论的并非变态，而是医学术语称为倒错的一种“缺陷”，其受害者并没有责任，而是因之痛苦。当拜伦询问他是否确信该书不涉及性反常罪行，伯基特回答：“我确信。在任何部分都无法找到淫秽词语和段落。”他提供第一名证人德斯蒙德·麦卡锡，他否认该书有淫秽性质。伯基特宣布他还有39名同样出色的证人，但拜伦法官宣布将他们全部否决。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这本书是否诲淫。诉讼已经提前失败。11月16日，拜伦宣判。他认为该书“涉及性反常行为和最可怕、最让人厌恶的诲淫”，他拒绝“对淫秽很好地描写就不再是淫秽”的“荒唐见解”。他总结道：“我毫不迟疑地说，这是诲淫文字。所以我命令销毁该书。”11月22日，由45名知识分子集体签署的一封抗议信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但没有下文，其中有阿诺德·贝内特、萧伯纳和T. S. 艾略特。12月14日的上诉中，总检察长托马斯·英克里普确认了判决。他宣布只知道文学中两处对此类女子的暗示，一处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书的第一章，另一处在《朱维纳里斯》第六编。他认为此书是“有史以来最巧妙地毁伤腐蚀道德的”书〔33〕。

《孤独之井》虽然在英国被禁，〔34〕但在美国继续流通，在那里成为畅销书，在拉德克利夫·霍尔生前卖出100万册。尽管如此，丑闻对作家造成一定打击，她在1929年决定离开英国。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的女友尤纳·特鲁布里奇此后不停地在国外旅行，她们在巴黎久驻时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甚至小说改编的戏剧在1928年9月2日由维莱特·克肖在巴黎闲话剧场上演，但是未经作者同意，她否定了这部剧作。书籍发行量大为增加。但是这本书的命运是矛盾的。对它的判决标志着一战后激荡英国社会的反女同性恋的高峰。但是指向该书的攻击并不直接针对作者，她的男性服装和激进的同性恋使她成为伦敦的知名人物。《孤独之井》对于女同性恋性行为的描写相当谨慎，书中最直露的句子是：“那一夜，她们没有分开。” 〔35〕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康普顿·麦肯齐在同一时期出版《奥兰多》和《非凡的妇女们》，并没有遇到困扰。对这部书的主要指责是它从未提出对同性恋的谴责。而司法和道德当局不愿被人提出一种独立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平行生活的可能性。要想了解司法当局对女性同性恋的立场，将《孤独之井》与《非凡的妇女们》的命运相比较是有益的。后者不曾被追究，虽然也曾有被追究的可能。

《非凡的妇女们》

康普顿·麦肯齐的《非凡的妇女们》于1928年8月出版，恰好与《孤独之井》在同一时期。〔36〕这部主题小说对一次大战期间卡普里岛的女同性恋圈子津津乐道。〔37〕这本书相对未被人注意，但受到《周日评论》1928年9月8日文章的好评。左派报刊《新政治家》的主编也是同性恋者，他1928年8月25日也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这本书不是因为文学性受到称赞，而是因为它说明了现代社会的灾祸女同性恋。该报简要总结了舆论对女同性恋者的立场：“二十年前，这样的主题对于小说是冒犯和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战后充斥女性化男孩和男性化女孩的世界里不可能对之沉默。从前这是心理病态的问题，说得越少越好。现在这是一个相对普及的社会现象，其根源无疑是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性参政运动和她对男人的憎恨，还有与战争及其后果有关的更广泛的原因。人们今后不能再期待小说家对这一现代生活的侧面视而不见。尽管在1913年，《非凡的妇女们》可能会被看作某个丑闻发掘者的无聊作品，而且可能同《彩虹》一样会被禁止，但我们如今会自问，康普顿·麦肯齐先生是否对公众有所贡献。”总之，“对这本书我们应该鼓掌而不是抱怨。不管怎样，他有勇气对现代社会的病态进行忠实的描述，某种意义上说是轻度的病态、一种神经衰弱、一种被当作我们社会时尚的伪装的激情，因为多数情况下做作多于事实，只要真正的男人到来就会消散”。文章这样总结：“这本书让人厌烦。但这厌烦来自女同性恋生活内在的单调。它多少暗示了爱上其他女性的女人不可能健康和得体。”

这篇文章反映出令女同性恋困扰的、反复出现的三个主题。首先是将女同性恋归入女权运动。其次，将女同性恋者表现为生活在悲伤和苦涩中的病态和变态的个体，这一形象与假设的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充分发展形成有益的对比。最后，矛盾的是女同性恋的存在被否认，因为萨芙之爱被归咎于男性的无用和缺离。尽管这些批评是有利的，内务部、上议院和检察长收到一些个人来信，将这本书与拉德克利夫·霍尔的书类比，要求予以禁止。希克斯部长与拜伦法官当时的通信尤其有意义，因为他们是禁止《孤独之井》的两大负责人。反对禁止此书的主要论据属于司法和道德范畴。查尔斯·拜伦爵士指出此书只是讽刺，其中人物的生活和幸福被打碎。《孤独之井》“寻求为那些堕落于罪恶者开脱，《非凡的妇女们》却揭露这些行为的不堪及其所引起的堕落”。部长认为此书“恶心”，为英国社会沉沦其中的道德腐败而愤慨：“很讨厌见到这些书分别独立写成，两本书主题相同说明反常性关系发展的广度，霍尔小姐知道这点，麦克·昆奇对此亦有所见。这两本书不是内务部唯一所知的，内务部对此态度鲜明。这类书的危险在于一些没有强大的家庭健康环境的妇女对这一让人厌恶的主题感兴趣，她们因为好奇而付诸行动。”但是道格拉斯爵士在一封给希克斯的信中指出：“人物让人厌恶并不使书籍受到刑法追究。”因此事件被平息，没有任何追究。需要强调两个因素：我们首先注意到，当局宽容淫秽的但属于打消对同性恋同情性质的书籍，然而另一本并不明显诲淫却支持女同性恋者的书被禁；再者，在寄给内务部要求禁书的信件中，有两封是以同性恋者的名义写的。这些信的作者认为麦肯齐的书毁谤，将对同性恋者形象的偏见带给读者。他们指出，《孤独之井》因为定价高而只限于有限的、有教养的读者，而《非凡的妇女们》面对大众。这些论据被忽略。〔38〕

魏玛时期的德国，纵容与镇压之间（1919-1933）

魏玛德国的情况有特别意义。确实，魏玛德国集成了20年代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一方面是镇压力量，另一方面是解放力量。在德国，同性恋不仅是一个隐私现象，而且是一种政治参与。存在一些积极斗争的组织呼唤同性恋的权力。因此制度也必须面对一种寻求废除镇压法律的真正的反对力量。

司法状况

关于古日耳曼法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所知甚少。〔39〕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秽行者”要被活埋。《西哥特法》（Lex Visigothorum）和《萨克森镜鉴第三卷第24条评注》（Glosse zum Sachsenspiegel Buch III Art. 24）以阉割来威胁。对鸡奸的刑罚也见于中世纪。在舒阿布从1328年起犯鸡奸的男子被处绞刑。1532年，《加罗林刑法》第116条对鸡奸处以火刑。但“鸡奸”（Sodomie）这个词的准确含义难以确定，可以指男女之间、男人之间、人兽之间、鬼交、异端等等。在启蒙世纪，人们终止了野蛮的处决。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学家想建立“自然法权”，尊重人的天性。鸡奸不再是一种罪恶，它成为一种“性反常”行为，因为它与生殖相对立。因此，1794年普鲁士刑法惩罚“鸡奸以及其他性反常罪恶，因其丑恶在此不能列举”，处以苦役并加以笞刑。〔40〕

在法国采用了拿破仑法典以后，德国一些州开始修改刑法。巴伐利亚州1751年仍然对鸡奸者斩首后火刑，1813年废除，法律判处成人自愿的同性恋行为。符滕堡州在1839年，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1840年也同样修改了法律。在巴登州只处罚公开行为，在萨克森、奥尔登堡和图林根，最大刑罚为一年监禁。但是这一演变并无下文。实际上，在统一后非常保守的普鲁士法律充当了德国刑法的基础。在1851年4月24日颁布的普鲁士刑法中，第143条与同性恋行为有关，判罚两名男子、男子与兽之间的性反常性行为。法律扩展到1867年并入的汉诺威，随后是1869年的德意志北部联邦（成为第152条）。最终，1872年这些内容由国家刑法第175条重申：“所犯的性反常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和人兽之间均可判监禁，同样将宣布免去公民权利。”尽管条款的陈述模糊，但司法选择以最狭义的方式解释。可由法律惩处的性反常行为是“类似性交的行为”。表述不是非常清楚，同样会引起争议。法学家们讨论这是否意味着参与者为裸体，精液被纳入。在诉讼时，希望一位医学专家介入以便证明同性恋行为。只有数量有限的同性恋者受到法律制裁，但同性恋因为助长敲诈，被当作一种持久的危险。

制度的犹豫：法案的反复

德国刑法改革拖延了数年。每次预案都提出第175条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多次的反复，预案中对这条法令的加强与废除相交替。〔41〕这种缺乏延续性反映了矛盾的力量在德国社会内部起作用，加强镇压的意愿与自由主义的渴望势均力敌。矛盾同样反映在国会内部，各党派以两个阵营对立，一方要求废除条款，另一方或赞成维持或赞成加重。

在一战前已经提出两项法案。1909年草案的背景为奥伊伦堡事件，准备加强法律，特别是对卖淫和通过权势和影响取得的关系，而且扩展到女性同性恋。1911年草案却相反，准备对同性恋免予刑责，在1913年被放弃。1919年法案几乎与1913年法案相同，1925年法案标志着镇压的转折。在此时，魏玛联盟（社民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被一个更为保守的政府代替。〔42〕一个由内阁官僚组成的受保守影响的小组起草法案。其中领导人布姆克曾参与起草1909年草案。虽然1925年草案没有重新提出女同性恋问题，但草案要求在“特别严重的情节下”判处5年监禁，所有性反常行为受到法律制裁。法案重复1909年草案同样的表述来揭露同性恋的危险：“另外以此促使德国舆论将男性之间性关系视为一种以变换个性和毁伤道德情感为特征的错乱。如果这种错乱蔓延，将会导致种族的退化和它势力的衰落。”为了回应一些同性恋运动围绕先天性“倒错”进行的斗争，法学家们回答说，大部分同性恋者是被勾引或者传染的。“如果第175条被废除，危险在于这些勾引和宣称的企图将以比如今更公开的方式进行，尤其因为年轻人不仅受到直接勾引，而且受到话语和文字影响的引诱。而同性恋行为将在目前一些因禁令而幸免的范围内爆发。” 〔43〕

1929年10月16日〔44〕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委员会得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以15票对13票决定废除第175条。在这15票中有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民党员、有影响的私人顾问卡尔，民主党2票，社民党9票，共产党3票。投反对票的是德意志人民民族党（DNVP）5名成员，德国人民党（DVP）2名，国民党1名，中央党3名，经济党2名。但是次日，卡尔与集合了社民党、各民主党、中央党和德国民族党的议员联盟以“第297条，男性间严重猥亵”为名通过一项反同性恋的新法，但是不追究出于自愿的成人间非金钱交易的关系。只有3名社民党议员投反对票，由此显示了同性恋者运动所获支持的脆弱。第297条判罚男性卖淫、与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和由权势获得逼迫性的勾引、对处于依附状态的人施加影响和威胁。但这套新法并未实行，因为经济危机改变了关注的次序。1933年法案重新采纳1925年原文。因此我们看到对同性恋进行刑罚的法案远未取得多数票。只有1911年和1929年法案考虑对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行为免予刑事处罚。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总的路线是对同性恋行为予以刑罚，甚至是加重刑罚。

真实的镇压

通过研究判刑的演变、警方的态度和数起对同性恋的判决，我们将试图从实际操作中考察魏玛共和国所执行的政策。

定罪的演变

1919-1934年间对同性恋定罪的演变并不规律。但是在此期间的平均逮捕数字高于世纪初，对此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20年代德国同性恋群体更加凸显，但是也可能反映了警方镇压的强化。1902-1918年〔45〕间平均逮捕380起。1919-1934年间平均为704起。在英国同期平均逮捕数字只为574起（1919-1939年间为702起）。〔46〕所以德国的数字特别高，我们可以由此否认德国制度方面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松懈。

某些年份镇压明显加强。对逮捕记录的最大值在1925年和1926年，1925年1226例，1926年1126例，即在1924-1925年间增长32.4％。这一过程从1924年开始，记录的逮捕与1923年相比升高了69％！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突然增长与政治局势相关联，因为在1924年魏玛联盟分裂。从1928年起，逮捕数字稳定于600-750，这是一个平均数字，但是比这一时期之初的500例左右要高。1919年被判刑的比率为71％。1925年逮捕数字最高，83％的人被判刑。1933年为86％。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司法宽容较少。被逮捕的人被释放或在审判之后宣判无罪的机会越来越少。另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被判刑者是惯犯（1920年为20％，1933年为40％）。多数人被判处监禁。最轻微的案件受到训斥或轻微处罚。类似剥夺公民权的处罚可能与监禁配合。剥夺公民权只涉及有限比率的人，在整个时期平均为2.5％。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初（1925年以前）轻微处罚较为普遍，涉及约30％的案件。在1933年，只有12％多的人。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轻微处罚被监禁代替，因为在1919年多于97％的被判刑者受到监禁，而1933年为85％。更有可能的是附加刑渐渐被放弃。另外，我们看到刑期并没有增加。

只有9％的被判监禁者须服刑1年以上，在1933年为5.2％。1919年被监禁者中23％的人刑期在3个月到1年之间，1933年为29％。所以多数人被判处少于3个月的监禁：1919年为68％，1933年为65％。各州（Länder）提供的统计使我们得以列出镇压最重的州的等级。1925年普鲁士以730例高居首位，随后是巴伐利亚（207例）、萨克森（139例）、符滕堡（69例）、汉堡地区（48例）、巴登地区（46例）、图林根和黑森（28例）、梅克伦堡（21例）、不伦瑞克（9例）、奥尔登堡（8例）。定罪的比率同样显示了司法镇压中的差异。汉堡地区只有75％，普鲁士和符滕堡78％，梅克伦堡80％，但是奥尔登堡为87％，萨克森88％，黑森89％，巴伐利亚90％、巴登98％，图林根和不伦瑞克100％。1930年进行了分城市统计，数字很有启示性。我们看到定罪数字与人口和存在的同性恋群体不成比例。德累斯顿有98例居首位，随后是慕尼黑（75例），这反映慕尼黑人极度仇视同性恋的说法和国社党的强大影响。随后是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及柏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很有意思地看到国际同性恋之都柏林仅统计41例，而知名的男妓卖淫的港口城市汉堡为24例！这解释了柏林同性恋相对不受惩罚的感觉，以及外省的同性恋者为何逃往首都。

从1928年的年龄分布中可看出涉及最多的年龄段是18-21岁。多数被捕者年龄在18-50岁之间。1928年的职业分布非常有意义。多数案例涉及产业工人和工匠（804人中占306人），随后是在商业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工人（146人），再后是农业工人（134人）。所以相对于业主、监工、自由职业来说，工人阶层占多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民众阶层更经常当街拉客，而中上层有更谨慎的约会手段。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的面子或影响对他们有利，使他们不必担心。

司法统计与已有的想法相反。从制度的角度看，德国对于同性恋者并未奉行比英国更自由的政策。观点的差异主要来自两个现象：英国警察存在的不断加强在英国同性恋群体中维持一种紧张气氛；德国警方默许一些流行的同性恋现象（舞会、俱乐部、酒吧等），却严厉镇压同性恋行为（拉客、在男厕勾搭、鸡奸等）的暧昧态度。

警方的暧昧

如同在英国一样，便衣警察被派岗在一些战略地点（男厕、车站、公园等）监视，负责分辨可疑的人。尽管如此，出入这些同性恋约会场所是被允许的，即使警方实行谨慎的监控，特别是假面舞会举行时。两个同性别的人跳舞得到默许。虽然男女同性恋酒吧有时受到盘查，但此类行动的目的是可怀疑的：“我们认为‘突击’是一大玩笑，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总的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警方登记在场的人的姓名，向我们警告，然后离开。” 〔47〕同样，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指出：“柏林警方‘宽容’酒吧。如果只是因为他在酒吧里，没有顾客有被捕的危险。当酒吧是突击搜查对象的时候——这不常见，只是那些年轻人要出示证件。当警察到来时，那些没有证件或者正被追捕的冲向后边的门或者窗户逃跑。” 〔48〕而且这些突击搜查的目的似乎是甄别可疑的人，而不是逮捕同性恋者。1919年11月14日和1920年1月23日的《柏林日报》报道，对同性恋酒吧（报刊并未明确这种特殊性）的突然搜查，主要是针对蒙比茹和多米诺。在这一时期，赫尔曼警长进行一场反赌博俱乐部行动，突击几乎每日进行，获得一定成功，因为负责监视街道和警告赌博者的密探随后分散到邻近的酒吧。1919年11月14日，800人被搜查！这类行动的目标不是同性恋者，而是男妓和非法交易者。实际上，自从19世纪末柏林警长利奥波德·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之间达成谅解，在柏林警方与同性恋运动之间建立了宽容的传统。随后，汉斯·冯·特雷施科也同样与人道科学委员会（WhK）合作。〔49〕但是，同性恋档案（粉卡片）存在着，主要是冯·梅尔沙伊特－许勒瑟姆建立的，包括许多名人在内。档案使警方得以保持对同性恋群体的压力，但是很难作为大规模镇压的依据。希尔施费尔德指出：“如果警方——鉴于梅尔沙伊特－许勒建立的同性恋名单包括成千姓名——想象对平常罪犯一样对付同性恋者，其后果将是现行刑法很快无法执行。” 〔50〕但这些名单却造成悲剧后果，因为在纳粹掌权后名单充当了甄别同性恋者的依据。

某些城市在对待同性恋违法上有所不同。比如1930年逮捕数量居首位的德累斯顿市的警察局曾采取一些特别措施，〔51〕对以下违犯行为处以3天监禁：“在男用公共小便池和这类场所附近无故逗留”、“在此类场所逗留以便准备或寻求与同性恋者发生亲密关系或者与男性有可疑行为”、“为同性恋者提供住宿，特别是与此类人过夜”、“无目的和无住所的漫游，特别是在老市场、邮政广场、维也纳广场、车站附近无故游荡以及在这些场所和公共场所无故暴露自己”、“勾搭男人”。德累斯顿警察配备了专门传唤同性恋者和男妓的表格。人道科学委员会也在1930年3月的《人道科学委员会通报》上对慕尼黑警方态度表示不满：“德国其他城市警方谨慎注视当地同性恋者，以便能够控制敲诈者和其他反社会者，而慕尼黑警方以警察不断突击和盘问来骚扰这些场所的顾客。”《通报》描述了1930年1月9日和10日的一次突击搜查。50名警察列队出现。他们喊道：“任何人都不要动，呆在自己座位上！”他们向每个人要证件。没有证件的人被逮捕并带回警局。另一些人离开酒吧，有的还没付酒钱。许多人被粗暴对待，一名男子被打。他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释放。因此德国警察的态度似乎有两面性。在许多城市，特别在柏林，奉行的是宽容。在另一些城市则相反，警察的行为或者因为地区政治走向或者因为舆论压力，可能具有更大的镇压性。

案例研究

对于研究魏玛时期对同性恋的镇压，我们拥有几卷非常完整的特赦文件可以参考。文件双面书写，是以归纳的形式，其中有关于原告的所有信息、事件报告、主要判决的陈述，以及授权上诉合法性作出决定的几个人的理由陈述通告。这些通告如果内容详细，就是一个珍贵的资料来源，使我们得以考量法官对同性恋行为的宽容度。

让我们来看看提尔西特地方法庭1931年6月19日为本诺·扎美尔特赦上诉所准备的报告。〔52〕扎美尔生于1905年12月9日，是商店店员，单身，没有财产。他已经被判过刑。同他一起被判刑的库尔特·塞德勒48岁，单身，退休职员，还有海因里希·杜马特20岁，糕点店学徒。扎美尔被描述为“同性恋倾向”，他在1928年遇到有同样倾向的塞德勒。两人维持性关系直到1930年，“他们一个将另一个的性器含在嘴里直至射精”。杜马特与塞德勒有同样的关系。另外，扎美尔从塞德勒处接受“可观的钱款”，这加重了他的案情。1931年3月15日到5月15日的诉讼结束时，扎美尔被判3个月监禁，塞德勒被判300马克罚款或以两个月监禁代替，杜马特被判50马克罚款或者10天监禁。扎美尔还没有服满刑期，他请求特赦上诉，但未加讨论就被驳回，因为这是一个“心态不良”的人。这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案例，几个出于自愿的成人间的性关系，没有鸡奸。但是有一个加重情节，被告多少出售了自己的爱情。3个月监禁已经代表着很高的刑罚（60％的判刑者被判处3个月以下监禁）。另外两名犯罪人所判刑期短得多，这明显是加重情节的作用。对杜马特判刑最轻显示持续时间和关系的次数也在量刑的考量之内。

另一个例子是弗朗茨·巴特尔的特赦上诉，1931年交与普伦茨劳地方法庭。上诉同样被驳回。〔53〕巴特尔1897年4月23日生于滕普林，他做安装炉灶的工作，单身，没有收入。1930年6月2日，他在一个旅店遇到同案人林登贝格。在喝酒和赌骰子之后，林登贝格陪着已经喝醉的同伴到了他的公寓。在路上，巴特尔曾试图握住他的性器。林登贝格立刻入睡。在他睡着时，巴特尔“曾试图将性器插进林登贝格的肛门”，巴特尔在1930年9月25日到1931年1月15日普伦茨劳举行的诉讼中被判处3个星期监禁。林登贝格被免予起诉。似乎酒醉状态在此案中未成为减刑的理由，无疑是因为陪审团认为，一个健康人即使在酒醉状态也不会导致这类行为。而仅具有企图这个事实无疑解释了量刑相对较轻。

海因里希·基弗的特赦上诉报告有更为严重的案情，1929年9月14日上交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54〕基弗在事件发生时26岁，单身，无工作，生活来源可疑。1928年2月，基弗在一间旅店任厨师长助手。他在这一时期对一个见习厨师施以猥亵，他握住他的性器，摩擦直至射精，随后他曾试图鸡奸他。他未能成功，他将阴茎插入男孩两腿之间，“因而进行了类似性交的行为”。学徒在这些行动的时候试图推开基弗，未能成功。基弗还到男孩的房间同他会合，再次抓住他的性器。4月7日，学徒向警察控告基弗的行为，但基弗在对质时否认有任何责任。同日，男孩卧轨，留给母亲一封信解释了这个男人让他丧失荣誉，他不能再同他一起工作。基弗被杜塞尔多夫法院判处10个月监禁，在报告之日尚未服满。刑罚固然重，但本来可能更重，因为曾有重复的暴力。特赦上诉被驳回。公诉人和附带民事律师两人均对这一请求不满。民事律师更是写了一份无情的公诉状反对基弗。即使男孩没有自杀，他也会被“这个禽兽罪犯腐蚀和毒害精神生活，即使他有力量和意愿来抵抗道德的攻击，这名罪犯的腐臭气息在他周围仍会很浓烈！”

1923年2月13日上呈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特赦上诉是一份很厚的案卷，〔55〕是关于一个惯犯。莱奥·罗曼诺夫斯基是内科医生，34岁，被指控犯有一系列猥亵。他的案例是有启示性的，有极为详尽的描述。1921年圣诞节，16岁的恩斯特·席拉斯基、14岁的埃里希·孔特尔、16岁的弗里茨·孔特尔和12岁的埃里希·普法伊费尔逗留柯尼希斯贝格的罗斯格特市场。他们背圣诞树到买主家里来挣些零花钱。被告在这群男孩周围逡巡，甚至用肘碰弗里茨·孔特尔。孩子们嘲笑他的举动，他问他们为什么。他向他们提供香烟，随后进入谈话。他问埃里希·孔特尔能否给他找个姑娘。孩子们随后不再理他，他重新走开。次日，罗曼诺夫斯基再次与孔特尔和席拉斯基在离市场不远的军营街交谈。他对席拉斯基说：“你的嗓音像女孩一样响亮，你是个两性人，有一天我会找你。”他请席拉斯基跟他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他抓住男孩的性器，男孩推开了他。罗曼诺夫斯基掏出自己的阴茎来摩擦，他还试图将孔特尔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男孩推开了他。被告给了席拉斯基10马克。1922年4月13日17时左右，罗曼诺夫斯基在车站旁的旧城墙附近遇到孔特尔和普法伊费尔。他给了他们香烟和4马克，随后试图把他们的性器从裤子里掏出。他同时自己手淫并对孔特尔说：“你的家伙真大。”并对普法伊费尔说：“你的还小。”然后再次对孔特尔说：“把它擦亮的话将得到5马克。”次日，他到了同一地点。他再次找到两个男孩。孔特尔以买面包为借口找来了马车夫格罗瑙和福拉特。他们走向罗曼诺夫斯基，但他朝罗斯格特有轨电车站逃去并跳上一辆正在开动的车。两名车夫也上了车并将他抓获。罗曼诺夫斯基被判处1年零9个月监禁，量刑特别重。这可由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和他多次犯罪来解释。罗曼诺夫斯基不仅诱惑男孩，在1922年4月22日他已经因性暴露（对一个女孩）而被判处300马克罚金。特赦请求是很有理由的。被告有12个兄弟姐妹，10名在世，全部“正常”。他则“极度神经衰弱”、“本性中有变态倾向”而且“明显是一个手淫者”。他已经服刑1年，剩余刑期在1923年4月11日决定缓期3年执行。这一决议在1928年4月11日取消，是因为1928年12月1日到9日在柯尼希斯贝格进行的新诉讼。1927年夏天，罗曼诺夫斯基遇到15岁学生埃里希·戈尔茨，据被告称，少年本身有同性恋倾向。戈尔茨已经与一个女同学有过性关系，随后还与一名美国男子有过关系。他同罗曼诺夫斯基去了一家同性恋会所，随后去了他的公寓。两人在几日中有性关系。戈尔茨随后被赶出家门，等待柯尼希斯贝格少年法庭审理。罗曼诺夫斯基此次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第三次判刑较重，但是很明显这一次有一些可减罪情节对被告有利，因为他没有“勾引”未成年人，戈尔茨已经有过同性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司法而言，“少年”本身的定义就是“正常”的。首次同性恋行为不论自愿与否一律视作勾引和暴力。但是，如果此后少年进行同性恋行为，他将被看作同性恋者。对于特赦上诉，意见书没有异议，司法援助要求量刑考虑已经服过的刑期。上诉提及被告曾试图与自己的天性斗争，他甚至尝试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不成功。他甚至考虑结婚。而且，罗曼诺夫斯基在通货膨胀时破产，他无力前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他的兄弟姐妹无法帮助他。被告有减罪情节，因为“受害人”本身是同性恋者。刑期是无益的，因为无法治愈被告。相反，判刑会使他失去工作。而且，人们当时可能以为新刑法实行后将不再判罚同性恋。但共和国检察长和法院表示反对重新量刑。特赦不被准许。

另一个案例是奥托·格尔波特提交的特赦上诉。他37岁，单身，是内科医生，1929年4月12日上交托尔高地方法院。〔56〕与他同案的见习收款员瓦尔特·门策尔是1911年2月4日出生，店员学徒卡尔·施佩希特1911年5月7日出生，七年级学生奥托·格布勒1909年3月31日出生，学音乐的大学生维利·哈巴赫1909年4月2日出生，店员赖因哈德·温克勒1910年2月3日出生，店员伯恩哈特·克雷奇曼1909年12月18日出生。在1927年，格尔波特与他们每个人都有过“性反常行为”。他被判处一年半监禁和剥夺两年公民权。判决很重，监禁期也不同寻常，而剥夺公民权则少见。定罪严厉是因为男孩们年纪小和犯过次数多。格尔波特被视作“勾引者”、人们想象中同性恋者的典型。特赦被否决，因为被告已多次显示自己对青少年是种危险。他服刑的良好表现并不说明他将来的态度。1929年11月19日再次递交特赦上诉。律师增加了有利于被告的理由。在德累斯顿有一个位置在等着他，他可以重开诊所。他身家良好，曾经认真钻研学业。在战时，他曾在海军做军医。从1925年起，他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开始了不稳定的生活。因此律师建议将剩余刑期减为缓期。直到1933年3月31日提议才得到准许。1930年1月9日曾递交新的上诉以恢复公民权和减刑。但是事情变得更糟。律师承认被告的行为已经改变，他没有任何悔恨，他对过去的行为无所谓。因此上诉被驳回。1932年4月的另一次上诉也遭失败。

另一个“勾引者”的案例是恩斯特·多姆沙伊特1930年6月17日提交柯尼希斯贝格地方法院的上诉案。〔57〕多姆沙伊特38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分别7岁和12岁。他每星期都接受国家的经济援助。他曾在一战中作战，得到勋章，保留着“一名中尉的个性”。他的名声很好，他顾家而且循规蹈矩。但是，1928年7月他的妻子和孩子去度假时他独自留在公寓，他对朋友的儿子13岁的学生维尔纳·布罗施科施加猥亵。他在摸过他的性器之后，脱光他的衣服，把他带到卧室，将自己的性器在他两腿间摩擦直至射精。在另外几次来访时，他也施加了猥亵。在新年前夜，他以替自己掌灯为借口将男孩堵在地窖，再次将自己性器在其两腿间摩擦至射精。他被判处8个月监禁，量刑较重，虽然比格尔波特轻，因为只涉及一名儿童。上诉请求企图将刑期改为缓期并处100马克罚款。多姆沙伊特的名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对他有利。上诉被驳回。他递交了新的请求。律师解释多姆沙伊特不是一个堕落者，诉讼已经毁了他，不必再增加他的痛苦。卷宗附加了一封案犯妻子埃尔莎·多姆沙伊特致普鲁士司法部长的信件。她请求部长考虑自己悲惨的家庭状况。孩子们吃不饱，在冬天没有衣服穿，她自己每日哭泣。几天以后，多姆沙伊特本人也提出请求。无效。第三次审理在1931年1月12日进行，这一次特赦被批准，1934年1月31日准予缓期，被告必须支付100马克。

最后让我们看看雅各布·米勒1931年6月30日递交威斯巴登地方法院的特赦上诉。〔58〕案情复杂，因为涉及外侨和大人物。案情的好处则在于它展现了警察手段。两名案犯分别是裁缝雅各布·米勒，奥地利人，生于1903年，和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兰克福领事泽旦耐克·拉库沙姆，生于1887年。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要求共和国检察长、新闻界不作影射。拉库沙姆回国，没有出庭，他持有外交护照，也不大可能要求引渡。位于威斯巴登圣博尼法斯教堂附近的男厕是一个同性恋者偏爱的约会场所，警方也对那里保持监控。1931年6月29日下午，警方协理员席廷格尔注意到两名男子反常地在小便处逗留，“像是同性恋者要进行联系”。席廷格尔观察了5分钟，他看到——遮挡小便池的墙下可以看到他们的脚——两名男子换了位置，有另一些人在这时进去。一个从厕所出来的人对他做下流手势，意思是里面两个人在进行猥亵行为。席廷格尔走进男厕，两名男子立刻分开，而米勒试图遮住自己的性器。两名男子被逮捕。米勒声言自己进厕所是为了撒尿，当他将要尿完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进来，抓住他的性器和他“玩”，然后放进嘴里吮吸。在他射精之前席廷格尔就进来了。米勒保证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他开始时对男子的行为没说什么，但随后他曾试图推开他，但没有成功。法庭认为这种说法不真实，因为如果米勒曾经想拒绝，他可以轻易做到，通过挣扎或者求救。拉库沙姆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他进厕所是为了方便，在他要出去的时候遇到另一名男子，于是他回到厕所，站在他旁边，抓住他的阴茎直至勃起，然后为他口交。米勒被判处30天监禁并罚款120马克。特赦未被准许。刑期中等，但相对案件性质手淫和口交而言，量刑较重。加重他的案情的是行为发生在见证人面前，涉及扰乱公共秩序和引起丑闻。

我们可以从这些报告中得出几个要点。首先，报告总是非常准确，性行为描写得很详细。法官们对同性恋行为的定罪不统一。刑期和判刑的性质总是依据行为：隔着裤子摸到性器与相互手淫或鸡奸的定罪不同。行为的次数以及对象的年龄同样在对违法和罪行（德国法官明确将这两种指控分开，虽然被告往往既违法又犯罪）估量中起重要作用。多数判决同英国一样，是因为警方对可疑场所的监控。一些警员被派到公厕和其他同性恋者光顾的战略地点。他们尽可能现场抓获或至少拥有一名证人以避免可能免予起诉。另一部分逮捕是由于告发，主要来自成为成人暴力受害者的青少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更重，但惩罚更多依据被害者的年龄和“纯洁”程度，而不是案情。比如见习厨师和维尔纳·布罗施科的案件涉及强奸，但却没有导致与格尔波特案件同样重的判决，格尔波特勾引的几个少年明显是自愿的。还有罗曼诺夫斯基案件，他固然是惯犯，但他仅仅是手淫和暴露。逮捕还有可能是因为事外证人的告发。还有，我们看到多数上诉都不成功。我们区分出几类对在押者有利的论据：某些传统的论据比如表现良好、好名声、无前科；其他的特别论据如被告精力充沛、曾参战或者相反是病人、先天性倒错曾尝试治疗无效，判刑并不能治愈。这一论据通常是起反作用的，共和国检察长认为人犯不能自己控制才更危险。接下来援引的是经济状况，危机的灾难后果常被强调。同样还有家庭状况。30年代初则更独特，他们有时以法律草案为借口，指出不久以后同性恋将不再被判刑。多数时间，特赦以道德名义被拒绝。被告被描述为一个败坏的人，对青少年尤其危险。特赦往往是一种考验——部分刑期被转为缓期，有时为罚款，如果被告不履行义务，特赦可能被取消。

审查制度

研究德国反同性恋镇压的最后手段是对审查制度的研究。有一点要首先明确，普鲁士警方保留的审查案卷充满了淫秽的插图、文字和表演，大多数卷宗不涉及同性恋事件。〔59〕

最著名的同性恋审查事件是禁止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电影《与众不同》。几种同性恋期刊也受到审查，《友谊》在1921年受到审查，〔60〕女同性恋出版物《理想女性友谊》在1924年出现在警方的淫秽出版物名册上。〔61〕对两起审查的研究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判罚中是什么在起作用。1928年，同性恋刊物《岛屿》12月刊被禁。〔62〕《柏林晨报》报道了事件，解释说刊物被禁是因为出版了彼得·马丁·兰佩尔《困境中的少年》（1928）的片段。兰佩尔对由社会扶助的儿童的生活做了很有反响的调查，他在一章中提到了他们的同性恋关系。《岛屿》刊载的正是这一段。总检察长在1929年2月26日一封信中解释为何该杂志列入“色情与污秽”名单。他认为该刊物登载的兰佩尔的段落旨在刺激读者的性本能和满足一些性偏执。总检察长没有质疑兰佩尔的著作，该书未受审查，因为他认为同性恋的段落只是资料性的。然而，同样的段落脱离了上下文，发表在一份同性恋杂志上的目的，只能是满足读者的情色冲动。而且，因为刊物是自由售卖的，它可能落入不解内情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手中。

1926年8月31日，同性恋编辑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寄给普鲁士司法部长一封抗议信，他对《友谊报》的小广告受到追究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小广告总是被警方作负面解释。他要求一次听证以便澄清同性恋者的立场。总检察长答复司法部长的通告，解释说这份同性恋刊物只因为第7期上发表的一则广告被判罚过一次：“士兵，因同性恋倾向被开除，寻求各类工作。邮政信箱波茨坦HR24。”1926年6月25日该报被判处100马克罚款。判罚的理由也得到解释：一则这样的广告只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淫秽想法，因为该刊物只探讨性问题。如同《岛屿》的案例，是刊物的同性恋性质使得文章和广告变得可疑。

警方有时也得到一些个人的揭发。普鲁士司法部长1931年接到一封佛罗伦萨德国侨民马丁·福格尔的来信。后者控诉在书店的摊位找到一些他认为淫秽的书。他列举了几个题目，其中有一些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著作。于是一次调查展开。总检察长的答复非常明确。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主编的《性与犯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冒犯一个正常人的廉耻和道德感情，因为著作的科学性质被放在首位。一部这样的书以其历史全局的观点旨在丰富对性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了解，在如今具有特别的价值”。〔63〕事实上，审查既不系统也不盲目。法官并非主观地审查所有同性恋出版物，而是追究扰乱公共秩序的刊物。因为同性恋行为存在“严重性”的细微划分，所以淫秽也存在着等级。

在自由中被监控的法国同性恋者（1919-1939）

在法国，由于康巴塞雷斯风尚和《拿破仑法典》的长寿，这种恶行不会导致苦役。但我不承认人们对我宽容。这伤害了我对爱情和自由的热爱。〔64〕

法国在这一研究中构成一个特例，因为这是唯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理论上的不受处罚背后发展了对同性恋的监控，其根源在于司法和警方对同性恋的某种仇视。虽然法国警方对同性恋者采用同英国和德国警方一样的手段，但由于法律的缺乏，法国的法官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面对同性恋问题。

法国，同性恋的宽容之地？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群体中，法国享有盛名，特别是在国外。女同性恋者尤其选择巴黎作为国际都会，称赞这里风气的自由：“巴黎对于我始终是唯一能够自由表达和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国外造成的不利影响，巴黎继续尊重甚至鼓励个性。” 〔65〕克劳斯·曼如下回顾自己的巴黎生活：“鲜花商人逗两位买主。‘啊，两个人闲逛呢！’她们快乐地喊叫，笑得长出皱纹，挥着红色、黄色和蓝色的花。其中一个特别喜欢捉弄人，提出一个调皮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他的男朋友？’然后笑成一团。甚至盛气凌人地站在篮子旁边的警察也和善地说：‘啊，大家在我们巴黎找乐子。’” 〔66〕但除了这些抒情的描写，必须探询关于法国的宽容的实际情形。

不被法国法律所知的同性恋

从1791年革命和1810年刑法以来，同性恋不再受到法国法律的镇压。〔67〕在旧朝，所涉及的不是同性恋，而是鸡奸。这个词指称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类人，但其宽泛定义也可以包括“异端”的概念，并没有性含义。王法和教权将两者都处以火刑。法国法律以革命原则为依据，只在有受害人时进行处罚。结果性“变态”虽然被允许，但是不进入法律领域。还有，《民法》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是同性恋者，有些人则由此推断法国法律对同性恋特别宽容。

同性恋问题使法官们感兴趣

如果因为在法国法律中未提及同性恋是罪行而因此认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完全沉默将是错误的。〔68〕从19世纪开始，司法制度开始形成一套关于同性恋的话语，因此超越了其纯粹的镇压职能。其特征为滥用一些贬斥的形容词（“不道德行为”、“有罪的放纵”、“可耻的激情”等等）而拒绝对变态行为给予定义。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建立准确的定义。当时司法非常依赖医学理论，医学在法律之前对变态行为进行定义和分类。同性恋问题也可能涉及妨害风化和猥亵，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塞纳河省轻罪法庭的一项裁决判处一个叫贝尔纳的人教唆未成年人淫乱〔69〕：“1928年11月8日，贝尔纳将18岁少年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带到沙朗东街旅馆的房间。他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对他们施以淫秽行为，并要求他们互相进行此类行为。他付给每人25法郎报酬，还付给两人一笔20法郎的晚餐和香烟钱。次日，在旅馆另一个房间，贝尔纳对少年普雷沃斯特一个人重复同样行为。”1930年10月11日，巴黎上诉法院取消判决，因为两个少年的前科与控告明显不符：“鉴于本案中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在巴士底－凯尔麦斯大街认识贝尔纳之前在理查德－勒努瓦大街拉客，贝尔纳不是他们的中间人，也没有腐蚀他们。他们是性倒错者，一段时间以来利用他们的恶行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上的教唆未成年人淫乱不适用于贝尔纳。”我们从中看到司法语言的操作以获得判刑为目的。虽然上诉法院否定了事实陈述，但并不排除追究的可能。因为贝尔纳不是第一个顾客，他才被认为无罪。同样，未成年人只要不被看作腐蚀教唆者的受害人，也是有罪的。我们从中看出与德国法官同样的区分。另一起案件涉及一个未成年人。约瑟夫·吉勒，18岁，“1931年11月10日在巴黎被发现在公共通道流浪，住在出租房屋，靠卖淫为生”。〔70〕吉勒因流浪而被捕，被监管在梅特雷监护会，〔71〕由一个可信任的人巴泰勒米先生负责。他的“勾引者”皮埃尔·莫尔博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

同男性同性恋一样，女性同性恋也不被法国法律判罚。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未见特别的打击女同性恋的意图。法官只是在一些未成年人案件中涉及这个问题，只有未成年人才与法律有关。帕里尼案件的案情是一名妇女被指控腐蚀少女。艾克斯上诉法庭的判决（1934年12月6日）回顾了事件：“被告人在1932年和1933年曾多次引诱多名少女回家，尤其是年幼的加利亚诺和阿尔班，两人均为17岁。在夜间，她让她们睡在自己床上，轮流与她们进行淫秽行为。她用手接触让娜·加利亚诺的性器，让娜第一次时感到强烈疼痛。西蒙娜·阿尔班宣称自己有‘强烈的感受’。虽然刑法第334条（334-1）原则上不涉及个人和直接的勾引行为、异性间的自然生理反应，但条文在本案中适用，因为涉及性反常行为，应被视为变态、败坏和唆使堕落的行为。这些行为使行为人成为一名腐蚀者。”《司法周报》〔72〕记述这项判决与最高法院的法理不符。克莱尔·帕里尼被艾克斯法庭判处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25法郎罚款。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的判决撤销艾克斯法院判决：“无论有怎样的放纵行为，第334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只适用那些做中间人来满足别人欲念的人。被否决的判决中只提到克莱尔·帕里尼将年轻的工作伙伴引到家里，对她们进行无耻行为，而这些场面并不因此展现于她的女伴之外的人面前。这些陈述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被告试图在这些行为中满足自己以外的他人的欲望。因此第334条第1款的适用不能得到解释，判决缺乏法律基础。”总的来说，法官对于同性恋者的镇压权力非常有限。但是，应该看到司法权力只从不利的方面适用法律。所以不能得出结论说法国的司法对同性恋完全不关心。

审查制度

在法律缺乏的情况下，仍可能通过判罚色情淫秽杂志的途径涉及同性恋问题。被指控的主要杂志有《裙边》和《假小子》，这些刊物纸页薄，以轻佻的小广告著称。在关于这些杂志的案卷中没有找到对同性恋问题的明确指示，但是下塞纳河省总委员会在1925年第二次会议上提及败坏风化的出版物增多和质疑社会传统组织的“学说”的传播。〔73〕主要针对同性恋、风俗解放、离婚和避孕措施。一些出版物并不淫秽，但是传播了有可能被追随的颠覆思想。典型的事例是同性恋刊物《性倒错》。这份杂志我们已经提到过，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立刻因妨害风化被追究。但是，没有什么合法的解释说明对它的判罚和禁止。所以这次事件特别能够揭示法国对同性恋问题的处理方式。〔74〕

事实上，是正式的和匿名的投诉的积累吸引了司法部门对这份杂志的注意。〔75〕《性倒错》首期在1924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抗议的对象。议员普雷韦1924年11月5日递交议会书面质询第1359号，他询问司法部长是否法律准许一份名称为《性倒错》的同性恋刊物通过报刊广告来宣布其出版。他得到答复说，塞纳省检查机关已经召开对刊物经理败坏风化的听证会。另外，司法部长1924年11月26日收到老战士作家协会副主席德·福尔热先生的信函，他对于该杂志“公然宣告其可耻纲领”感到愤怒。德·福尔热强调，他仅作为一家之长来写这封信：“如果明天我的儿子被这一显著的题目吸引，买了杂志并变坏，你们将负有怎样的责任？德国警方查禁《自由》［可能是《友谊》］，那是同类的下流杂志，偷偷摸摸地售卖［实际是在报亭合法出售］。《性倒错》却在大街上出售，公开地址，刊登广告。”在第二期杂志出版后，不满增多了。内务部在1924年12月30日转给司法部长一份《法兰西信使》12月15日刊的剪报，其中有《性倒错》的广告。这份文件由战时伤残的退休上校路易·科凯寄出。我们看到是法国的“道德力量”在呼吁禁止这份杂志。禁止是成问题的。巴黎最高法院总检察长12月23日告知司法部长市郊俱乐部和一些报纸特别是《新纪元》，宣布将举行一次关于同性恋的大会，主要是关于安德烈·纪德的《哥利东》和纳杰博士的《反哥利东》。〔76〕检察长的结论简单而且有典型性：“大胆和惊人的主题本身并不违法。”但是他仍然报告了司法部长调查的情况。已经与出版商马泽尔先生联系，他在杂志出版期间外出，不了解出版物的性质。他现在打算终止合同。杂志的地址布干维尔街1号实际上是他们接收邮件的布干维尔旅店的地址。邮件由加斯东·莱斯特拉德领取，他23岁，在旅店里有一个小房间，“出于经济原因”，他与一个织毯工人同住。贝里亚自己的住址在科利塞街26号。检察官的最终报告让人吃惊。他本人读过了《性倒错》，他认为是唯美的和有质量的：“我从中没有找到任何肮脏的表达和淫秽的词语。”他回顾最高法院对1882、1898和1908年关于败坏风化的法律解释，从1911年3月25日起如果淫秽未被证明则不能追究。检察官书信的结尾突然转向卫道：“需要考虑舆论表现出对猥亵的镇压和防止青少年堕落的支持。这一出版物虽然不涉及淫秽，但原则上与风化对立，是丑闻性的，是危险的。”所以他同意以妨害风化进行追究。

吉尔·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松在他们的著作《1925年巴黎同性恋》中研究了事件的后续部分。塞纳省初级法院第12轻罪法庭1926年3月20日给予第一次判决，宣布贝里亚有伤风化，莱斯特拉德为同谋。贝里亚被判处10个月监禁并处200法郎罚款，莱斯特拉德被判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在被判刑之后，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提出上诉，案件于1926年10月13日被提交巴黎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要求闭庭审理。10月27日作出判决，判处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但是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听审于1927年3月31日进行。诉讼的关键在于对妨害风化的定义。高法首先提出：“这一出版物从开始就告诉读者刊物的精神和追寻的目的：‘《性倒错》不是一本同性恋的刊物，而是为同性恋服务。’” 〔77〕法院的理由不容辩驳：“鉴于刊物的文体在形式上没有问题，而且没有找到任何猥亵的词语，如果没有淫秽表述，则在原则上不能认定应受法律制裁，不考虑诉讼本身因素。”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出版物为同性恋辩解，这是加重的和决定性的因素：“1882年8月2日，法律在它得到通过的时代足以压制当时的放纵行为，但如今却使风化和公众道德对于新的色情形式没有防护。新形式巧妙地钻法律空子，善于想象。”《性倒错》因为其广泛意义的“明显的不道德性”而受到法律制裁。法庭举出杂志构成妨害风化的许多段落并总结说：“法庭认为这一出版物的每一页都构成了对一种同性恋的玩世不恭的辩解、一种对同性恋激情的召唤和对不健康好奇心的唆使。而且尽管杂志小心遵守形式上的正确，这类文章构成妨害道德和一种能够因其新马尔萨斯主义倾向而危及种族未来的宣传，而且即使不是因为文字，也因其所探讨问题和整体风格而属于淫秽出版。”其中社会问题占主导地位，对社会普遍败坏的恐惧加上对同性恋者旨在从内部摧毁社会基础的更严重的担忧。法庭列举一名柏林的《友谊》读者在法国征寻通信人的小广告：“虽然措词隐蔽，但内容明确，该杂志充当各国同性恋者联络的机关报，负责对同性恋的积极宣传。这种淫秽教唆，对最可耻的淫性的阴险唆使，构成对风化的最严重和最危险妨害。”所以法庭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法庭确认了判决，只承认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未参与杂志撰稿，只是接收文章、印行、发售，为减刑情节。因此，他们被判处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

监控之下的同性恋者

既然同性恋者不被看作罪犯，为何警方要监视他们？我们可以在司法部有关性病预防法的预案找到初步答案：“无疑，在现行的风化警察的制度中，行政当局确实命令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行政性的逮捕和拘留。但这是一些法律忽视的行为。法律上的准许和这些行为的意图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 〔78〕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在法律中找不到合理解释。然而，行政当局特别是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确实，法国法律在精神上是超前的。所以司法和警方的变通似乎是一些个人想要实行隐蔽的镇压政策的结果。

普通犯罪的同性恋者

通常，虽然同性恋本身在法国法律中不能被作为罪行，但是被看作刑事案件中的加刑因素。一名因与风化无关的罪行被追捕的疑犯，会发现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在警务报告中被提到。比如爱德华·里盖因贩卖毒品被追捕，他与许多同性恋者有来往。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不良交往对他不利，可能在诉讼中被看作加重情节。〔79〕以同样方式但是不同类型，巴黎伯爵第六子、波旁家族蒙庞西耶公爵费迪南在1915-1931年间被登记为“顽固的生活放荡者”、喜欢吗啡和年轻的同性恋者。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作为同性恋者还是吸毒者被警方监视：“费迪南·德·波旁长期使用麻醉品，而且喜好男风，他在圣莱莫的好景别墅一直是集体放纵的场所。”本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被登记在册，关于他们的主要弱点的情报被记录在案。比如德·布里侯爵，他是厄尔省议员，“不幸染有恶习，使他受制于一伙不规矩的年轻人。他的所谓秘书梅桑，人称‘梅莎琳娜’，与他在巴黎和城堡同住。此人得到他的特别青睐，目前是他无耻放纵的组织者，以此为目的寻找一些青少年”。梅桑的亲密合作者于盖特·德普雷嗜好可卡因和吗啡。1916年，她曾经被关进圣安娜医院：“她与两个性别的人、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不可想象的滥交。”某些同性恋者有时成为敲诈的受害者：“我被召去照顾的A. S. 小姐在2月底成为两名性倒错者的猎物。他们住在特吕代纳大街17号，其中帕拉（人称克莱雷）是《小红帽》主编，勒伊尔（乔治）据说是《小报》的编辑。这两人经营一家鸦片馆。”将毒品与同性恋相联系是经典性的。这些人首先是因使用麻醉品而被登记，但是发现有同性恋行为只会加强警方的兴趣。比我们研究时段较早的一起案件，可用来研究在警方思想中将同性恋与普通犯罪联系起来的机制。1916年4月19日，一封寄给安全部门的揭发信吸引了警方对中学教师马塞尔·塞拉的注意：“请注意一个叫塞拉的，他与一些年轻人有不道德行为，并向蒙马特所有妇女出售可卡因。署名：厌恶者。” 〔80〕调查开始了。警长在1916年8月22日致内务部的一封信中说明，马塞尔·塞拉“出入蒙马特的会所”，特别是“克利希大街76号的莱昂啤酒馆”。他在那里经常与毒贩和同性恋者碰头。“而且他有同性恋者的举止，所以他可能与他们有同样的作风。”但是，他是“毒贩和同性恋特别档案中所未知”的，他被描述为“一个羞怯的、女性化的男子，品行良好，在普亚克享有良好名声”。这使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监视是一种传统措施。他们的约会地点、他们的习惯为人所知。我们特别注意到存在一些集中了同性恋者的特别档案，虽然很难确定是否是一种有系统的措施。〔81〕调查的附加部分说明了马塞尔·塞拉个人的一些新情况。“马塞尔·塞拉曾与歌手马约尔共同生活过几年。马塞尔·塞拉介绍他与许多生理反常者相识，这是他的主要工作。稍后，当马约尔自己开音乐厅时，塞拉成为他的主要检票员，但在三个月后的一次冲突后，马约尔把他赶出门去。”另外一些信息描述他“经常接待一些少年的来访”。“他以喜欢狎童而闻名，出入一些有这种爱好的人和皮条客聚集的场所。他在塞尔加音乐厅任职，但因为他的特别习气和他招引的特别顾客而被开除。”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没有予以追究。

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对女同性恋者同样也适用。比如格里涅特，人称阿尔巴诺，给交际花埃米莉安娜·达朗松提供鸦片，后者在案卷中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警方文件中此类记录是少见的。同样，画家玛丽·勒萨热夫人是女同性恋者（在警务报告中着重指出），是让·吉特里的女友，出入于皮加勒街的“椎棒”酒吧，在那里消费吗啡、可卡因和鸦片。〔82〕但是，1917年2月22日的一份报告对她如下描述：“关于她的情报不佳：堕落者、假斯文、女同性恋者，有众多情人，出入一些约会场所。”我们仍然迷惑不解，“女同性恋”这个词是否有真实含义？性的定义似乎不大明确，在警务报告中被形容为女同性恋者足以证明放荡和堕落。同样，女银行家玛尔特·阿诺的名声也在她的诉讼中对她不利。她以行为怪诞和男性举止（衣着刻板、短发、烟嘴）闻名，她与女伴约瑟夫在一些最典型的场所如“屋顶公牛”和“单片眼镜”招摇。她是犹太人、无神论者、离婚、女同性恋者，在1928年经济丑闻爆发时成为法官的理想目标。她在1930年被审判，1935年7月才从圣拉扎尔女子监狱出来。但是，我们缺乏研究的材料。似乎疑犯的同性恋行为通常会记录在警务报告中，被作为加重情节，尽管这并非是警察感兴趣的最初原因。

同性恋与卖淫：军方的监控

同性恋与卖淫之间的联系难以分析，因为很少找到警方监控的痕迹。妇女卖淫构成了案卷中的绝大多数，无疑是因为妇女卖淫有组织而且容易监控。男妓们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在街上工作。所以对他们难以甄别，尤其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非职业的，只偶然卖淫。但我们找到几份男性卖淫的零散资料。比如，1914年2月10日内务部长寄给各警察局长一份通告，“禁止任何经营出租房屋、咖啡馆、夜总会、酒吧或其他公共会所者经常性接纳放荡女子或者有特别趣味的人从事卖淫”。〔83〕

实际上，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实施于可能威胁某些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具体案例中。档案〔84〕显示，法国口岸实施了类似英国警方采用的严密监视手段，以控制水兵和平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强调，同性恋是对海员进行监视的次要原因，因为同性恋水兵的卷宗与海员中共产党的卷宗保存在一起，有时，一些有同性恋或者“赤化嫌疑”的会所被列在一起。与英国和德国不同，对同性恋水兵（和市民）的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并不谴责这些人的性倾向，这仅仅招致警员的嘲笑。同性恋与嫖妓同被看作疑犯品行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出入下流场所和当街拉客。而且，更严重的是同性恋者会交谈，在他们的约会场所，在旅店里跟伙伴结交。军事当局害怕水兵多嘴，他们可能会出卖国家机密，而他们的情人可能会散布出去。

卷宗包括1927-1932年这一时期。警务报告相关的城市是一些大军港和海军基地。土伦、布雷斯特和洛里昂。报告由相关城市的特派员撰写。有的报告是通知另一城市特派员以侦察疑犯（比如在土伦和戛纳、土伦和德拉吉尼昂之间），也有的是发给海军方面的通告。而且，警务报告每月转给警长，由警长以“实行监视以甄别军人和平民同性恋者”的名义寄送内务部。随后，内务部可以通报海军部可疑水兵的姓名。这些报告的题目通常是雷同的：“同性恋者”、“海军中的同性恋者”、“同性恋事件”。多数的月报只是由一些区别平民与军人的名单构成。其中明确指出关于嫌疑人的怀疑、被发现的地点、可能针对他的控状。在某些案例中描写了监视工作，负责报告的警察经常对疑犯的同性恋行为和习惯作出评判。

同英国的卫队士兵一样，水兵、“蓝领”享有特别的情色魅力。“制服的威风”、对旅行的迷恋、性的开放，维系着一个神话。一份警务报告指出，“水手或者因为‘强壮’或者因为‘娇小’特别受到追求，发展起一种利用这种迷恋的地下产业”。〔85〕同性恋军人多数是水手，他们利用休假来轻松地挣些钱或者得些好处。“同舰艇的几个水兵在戛纳和尼斯通过同性恋挣了许多钱”。〔86〕同样，一名海军军士乔治·巴尔迪西在休假时接受“由一些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陪伴”，“以可耻的殷勤、消费、饭局、烟草和钱物为代价”。〔87〕一次口交或手淫的费用15-20法郎不等，度夜费40-50法郎。可以直接拉客，但一些人有中介人或常客。警方认为，不论在卖淫中的性角色为主动或被动，都发现有“敲诈者”，一些“放鸽子”的主要进行敲诈和偷盗，偷嫖客财物或者进行恐吓。〔88〕卖淫可能是非正规的，水手在跟“顾客”走以前并不要求一定的钱数，报酬是不言自明的，嫖客会给他钱，作为礼物而不是作为性取悦的费用。因为这一原因，付款并不是总有保障。有时，水手并不收钱，满足于让伙伴支付吃饭、看演出和房间的费用。同样，即使水手拒绝鸡奸或其他服务，他仍可能被付给钱物，无疑是为了确保他保持沉默和避免情绪的转变，因为被突然冒犯的水兵可能会转而攻击他的伙伴。实际上，没有水兵自称是同性恋者，多数人解释说自己因为缺钱才进行卖淫。1932年5月15日0点30分，海军下士鱼雷兵乔治·勒卢在土伦的圣罗克广场被发现与一名著名的同性恋者在一起，他坚决否认是约会。警察认为他“明显不诚实，听从尚夫里先生建议，尚夫里首先想让他的朋友避免处罚，这会剥夺他的可耻服务”。〔89〕卷宗里附加一封尚夫里5月15日致勒卢的信，信中赞扬他如此回答，向他保证在有新的麻烦时给予支持。实际上是警方的监控使约会变得复杂，水手的朋友们利用各种拖延策略来留住同伴。一些被发现的水手可能是偶然进行同性恋活动，另一些则相反，将此作为一项外快，承认与许多性倒错者交往，或者有一个被引诱的情人。有些平民在向水兵献殷勤时被发现，而水兵立刻拒绝他们，有时甚至有暴力行为。比如一个德国人阿尔弗雷德·波克兰特跟着一个18岁的年轻水手进入土伦自由广场的一个男厕。“而且，在他小便时，他曾抓住他的阴茎，明显想进行手淫。” 〔90〕水手感到震惊，一边走出一边痛斥不速之客，后者感到害怕，向警察求救。而波克兰特向警察坦白：“我讨厌女人，我喜欢手淫。”我们从此处看出与英国和德国的不同。同性恋者不将自己看作潜在的罪犯，当他害怕攻击时向警察求救。这不大可能是常见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登记，而是如果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话，他们害怕丑闻的传播。但是，警务报告指明了所有涉嫌者并不总有对于他们同性恋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海军下士机械师欧仁·布尔什拒绝了两名平民的勾引，但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不能避免指责：“虽然辩称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但他承认与博尼维塔和拉菲特交往时有些轻浮。他保证以后在选择朋友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 〔91〕事实上，所有在土伦休假的水兵都是潜在的违法者。出入某些场所、与某些名声可疑的人来往、可疑的态度都足以让人作出同性恋的假设。

被警方登记的平民同性恋者并不构成一个特别阶层，包括各个年纪，大约在17-50岁之间；嫌疑人的职业也不尽相同，但表现出以工人阶级和小资产者为主。工人与水手出入相同的场所，经常在码头工作，这方便了他们的接触。这些关系肯定比发生在城内的更不易觉察，在城里，一个水手和一个富裕阶层的人深夜争吵很容易吸引警方注意。比如，一名退休领事最初交代了假名字，“随后很恼火地承认是性倒错者，但他坚持保护自己的名誉”。〔92〕通常，这些男子偏爱在一个他们不被认出的城市行动。但是，警方将某些疑犯看作“众所周知的倒错者”，或者是一个城内的知名人物，或者是一个几年或者几月前登记在册的人。确实存在一种港口同性恋亚文化，他们不求隐蔽，互相熟识，他们在性方面的识别通过一些暗示性的绰号。比如安德烈·尚夫里绰号“女检票员”，皮埃尔·克勒曼的绰号“小姐”，让·吉约被人叫做“扎扎”，古斯塔夫·普卢维耶“迪亚娜·德·博利厄”，莫里斯·博塔“莫莉塞特”，弗朗索瓦·勒康“拉莫娜”，马蒂兰·舍瓦利耶“若尔热特”，亨利·卡尔庞捷“苏西”，路易·费斯特“露露”，鲁道夫·勒布勒东“奥尔加”。在1932年1月23日的警务报告中，我们找到几张性倒错和易装者的照片，“他们在土伦的名气可以和一些著名交际花相比”。对于这些男子，港口，特别是土伦港是他们的地盘，是一块保留地，以同性恋拉客为主要目标。警方提到了罗伯特·拉菲特的情况，“土伦最知名的同性恋女方”。“他被迫更加谨慎行事，越来越难以找到人，他对警方表示不满，指责他们毁掉了他所认为是我们城市吸引力的东西，这是旅店业繁荣的一个原因。” 〔93〕一些人如安德烈·布里桑则毫不掩饰，公开进行夸张举动以吸引注意，“他刻意夸大女性化外表，满不在乎地以做同性恋女方为荣”。〔94〕同样，根据警方报告，画家克里斯蒂安·贝拉尔、〔95〕作家乔治·大卫以及许多年轻人在马约尔苗圃与一些年轻水手相会。他们冬天在巴黎生活，夏天到“蓝色海岸”。〔96〕虽然他们承认自己的性倾向，但他们拒绝签署声明。这些半公开的同性恋者并没有感到羞耻，他们对警方的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感觉自己被监视，经常在私生活中受到干扰，有时不得不去警局按照一些羞辱性的程序作证。除了土生土长的土伦人，我们还发现一些顺路的旅客，他们因为这些性方面的好处选择土伦。比如安德烈·尚夫里，“这位公务员经常来土伦，唯一目的是在那里会朋友，满足他的变态本能”。〔97〕港口自然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在警务报告中也有所表现。〔98〕

他们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建立联系？首先，同性恋者有一些识别信号。上衣或大衣的左上口袋的小手绢表明性倾向，手绢翻出来的是一个女性角色，分成两部分的是不论男女都可以，分成三部分是男性角色。其次，最简单的方法是天黑后在土伦同性恋者和警察都熟知的几个海员经常光顾的广场拉客。自由广场、军器广场和圣罗克广场是几个受到偏爱的约会场所，但还有人提到“19点到21点”的沃邦大街和泰塞大街。乘车拉客的有北大街，是“晚上比较僻静的街道”。一旦勾搭上了水手，他们一般会到城里的一个酒吧，有些酒吧主要接待同性恋。在尼斯的塞甘酒吧里，当老板以一定方式走过椅子后面，他们就可以上楼上的房间。报告指出很难列出这些酒吧，因为每个季节地址和名字都会变。在马赛的艾蒂安酒吧，老板有一份水手名单，他充当中介，拿10％的佣金。埃克塞尔西奥和瑞士咖啡厅也是同性恋约会场所。在布列斯特，我们可以举出企鹅咖啡厅和出发咖啡厅。在土伦，我们有一份非常详尽的酒吧名单。在1929年，玛纳酒吧、杰基酒吧、人称海军钱包的锚地酒吧、蝉声酒吧、迪布瓦跳舞场。1930年，在桑西－韦尔姆、玛德莱娜、小世界跳舞场（前“迪布瓦”，非常有名，英国远东航线的旅客很愿意怀着好奇心到那里看看）。1931年，在海神酒吧、剧场餐厅、摄政酒吧、王宫酒吧、克拉里奇酒吧。喝酒以后，两个人会去一家旅店。总是同一些旅馆：贝尔韦代雷旅店、终点旅馆、泰塞大街旅馆、北方旅馆、法兰西旅馆、皮热广场旅馆、吉罗旅馆、谦卑街旅馆、贸易商旅馆、共和国街旅馆。这无疑是因为那里的人员是串通好的。这些旅馆受到警方特别监视，他们经常组织查房。有些人采用小广告交友，主要是在《裙边》报上。在跳舞场也可以遇到一些水手，比如土伦的民众舞场。另一些人则通过水手的透露来建立一份可选水手名单，他们可以直接联系。“福西尼－吕桑热亲王旅店的店主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有一个本子，上面列着弗雷余斯－圣－拉斐尔航空中心的水手的住址。” 〔99〕警方的手段是依靠对同性恋约会场所和拉客习惯的掌握。除了公共场所和旅店内的逮捕，多数行动是在男厕，那里是传统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所有这些人是在2月24日到3月11日战神广场公厕内进行的巡查中被甄别出来，同性恋者长久以来在那里约会，他们的可耻行径招致街区居民的抗议。” 〔100〕这些公厕内外的逮捕可能采取多种方式。比如，伊万·菲利普被发现在便池旁“与一名著名的性倒错者亲密交谈”，这使他成为嫌疑人。同样，二等文官约瑟夫·勒巴尔克在公厕内被捕，他在20点15分与两名平民进入公厕，“他们的犹疑举止给人约会的印象”。两名警官在21点10分进入，但发现这些男子态度正常，他们的解释纠缠不清，但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在小便公厕逗留对警察而言肯定是一个讯号，比如对于两名声称自己是为解手而去厕所的疑犯，他们总结说：“有两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们的不诚实。第一个事实是他们逗留大约30分钟，持续时间至少是不正常的。第二个事实是这些小便公厕‘常客’的明显的不道德。” 〔101〕另一些逮捕出于偶然，比如两名自行车巡警停在一辆停止的汽车前，发现“奥尔坚跪在吕里安面前，正在对后者进行口交”。他们被逮捕，关进土伦拘留所，被轻罪法庭判处两个月监禁。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为警方熟知的同性恋者来发现他交往的人，比如“对吉约·拉菲特周围进行严密监视”。〔102〕某些同性恋者也可能通过揭发被发现，一名大学生揭发一名公证人和一名希腊语教师是同性恋者。〔103〕

但是警方还掌握一套“心理”档案，可以很容易识别性倒错者。报告着重一些体质特征：“根据他的举止和他的交往，他可能是同性恋者。” 〔104〕 “吕西安·奥尔坚有女性气质，而且他通过化浓妆、拔除眉毛和用油性笔重新勾画弧度来使面部线条柔和。” 〔105〕 “高大、纤细、面部和举止女性化，费利克斯·布雷塞代表女性角色同性恋者的典型。” 〔106〕警察以对所描述行为采取批评角度来确保自身的道德，这涉及一些“可耻的激情”、“特别的激情”、“性反常的关系”。而且，报告刻意采用科学文体的描述，给予警方的监视一定合法性。通过适应时代话语，警方在反变态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警务报告怀疑奥古斯丁·加尼耶否认与一个水手睡觉的证词，因为他是“一个彻底倒错的同性恋者，对他而言‘蓝领’构成对他病态色情的一种排遣”。〔107〕同性恋者本身往往重复着一些医学话语：“我天生是同性恋者，同许多人一样我拿自己身上这种无法治愈的恶习毫无办法。” 〔108〕 “萨米埃尔·斯卡塔齐尼自称阳痿并因此倾向于同男子取乐。” 〔109〕这些报告涉及嫌犯的性行为，总是指明涉及的是“被动”（女方）或“主动”（男方）的同性恋者。他们区分向海员提出的要求的类型，但他们对伴侣和持久关系的存在也有所认识。“吕西安承认与一些男性和女性保持性关系，特别是进行手淫和口交。” 〔110〕 “科隆巴尼对利吉贝尔进行手淫，随后向他提出肛交。” 〔111〕 “我曾把阴茎插进他肛门一次。而且，他对我施以猥亵，给我手淫直至射精。” 〔112〕 “两名男子组成性倒错夫妇。” 〔113〕 “有理由相信，这名水手目前是勒布勒东的情人。所以这无疑涉及一名男性角色的同性恋军人。” 〔114〕法国警方的措辞与英国官方的措辞有很大不同，超越了刑事评述而承担起规范社会生活的职能。土伦和拉塞纳警长给保安总局的报告〔115〕可谓是一份这一时代对同性恋的真正知识和偏见的总结。报告区分“先天性倒错”和“通过接触和交往习得的变态”，表明其“莫名却真实的原因在于许多个体的病态退化”。报告人声称“真正的倒错者通常属于富裕阶层，是一名以本能、生理需要而不是出于邪恶行事的‘病人’”。他并不危险，而是女性化和柔和。在他们周围有“一伙人”，他们的变态是习得。这是一些惯犯、军人，是“对公众的真正威胁”，其中有“许多水手，多数进过惩戒营，曾经是海上服刑人员”，还有一些年轻人从军是为了逃避教养院。为了支持这一论证，报告引用《法医年鉴》1929年第3期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医关于文身问题的证言。〔116〕

除了这些日常报告，我们找到一些更严重的案件，更清楚地说明了海军和卖淫、巴黎与法国港口之间的联系。在布列斯特进行了一次关于几名水手在首都卖淫的调查。水手赖特尔多次在休假时到巴黎，他与情人拉卡兹一同生活，后者提供吃住和零花钱。赖特尔被拉卡兹的一个朋友看到接受服务费（200法郎）。他的活动仅限于此：“我曾去过拉普街，但我没有卖淫。” 〔117〕对他的两个朋友也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出入巴黎拉普街的布斯凯酒吧。他们经常被一些同性恋者搭讪，然后带他们去旅馆。据费利克斯·里夏尔说他们“进行鸡奸”，他做“婆娘”。通常是第一个水手成为一个巴黎人的朋友，然后开始形成网络。巴黎人随后物色其他水手，找他们来巴黎。他把他们带到不同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很快发现制服可以带来的好处。比如，水手罗歇·阿德罗在假期去了巴黎洛凯特街的一间风笛酒吧，在那里遇到一个男人，“他立刻明白这是一个‘阿姨’，就是说一个找人干的”。他乐于接受他的殷勤，“希望借此赚些钱”。〔118〕一桩更严重的案件涉及阿莫里克舰艇学校的见习水手。在巴黎，中介勒布歇雇用这些休假的未成年海员从事卖淫。这些男孩在邦迪街86号的泰奥饭馆和拉普街的诺埃格舞厅拉客。他们随后把顾客带到圣马丁门、克利希广场和皮卡勒的旅馆。有时，勒布歇以海洋为主题组织特别音乐晚会。一些年轻海员招募了一些新伙伴。这些报告“使艇上已经普遍的恶行更加传播”。〔119〕海军、军队的名声乃至法国的荣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受到威胁，舆论骚动。芒什省参议员寄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人们将宽容土伦丑闻更久吗？》。〔120〕他在文章中指出，几名警长同时而且以几乎相同的通报提请海员注意妨害公共道德的情况，建议向检察官指证。很难相信这是巧合，他们很可能得到内务部的警示。文章这样结尾：“塔尔迪厄先生是否了解使马赛、土伦、尼斯和其他港口名誉扫地的这些可耻的放纵？”这些担心不是孤立的。1929年9月13日《十字架》报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关注海员的道德》的文章，向海军部指出，在土伦“一些外国人出入的夜总会正在上演与战前在科孚岛凯泽和朋友们的淫乱同类的集体放纵”，“一些无耻的拉客者守在休假码头，邀请年轻的海员”。文章的作者是马比勒·迪歇纳将军，他强调警方镇压的软弱，指出海军军方对不负责任的平民无能为力，要求相关各部门更好地合作。这些不同文章反映舆论对与军人相关的男性卖淫问题的新的认识。人们可能疑惑这些担忧是否正是加强监控的原因，或者海岸警察局采取的新措施使这个问题暴露。

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警方监控的原因。在我们涉及的案例中，似乎以与水手交往的同性恋者为目标的特别监控于1925年前后从土伦开始。一些报告确实提到1925年2月2日土伦警察局长的指示。该城警长法布尔先生在1927年6月24日给土伦警察局长的报告中回顾说，自他任职以来就注意到该城存在大量同性恋者。他因此在1924年12月16日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采取措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1925年警局的指示是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警长指出“在您的许可下”对一些同性恋者出入的会所进行“严密监视”，渐渐有所发现，提供平民与军人的名单和他们的全面信息。这些细节似乎证明，在此前未进行任何特别监控，在土伦也没有登记同性恋者的习惯做法。一些被警方逮捕的同性恋者也抱怨这种新气氛，抗议这种他们认为没有先例的专断的迫害。在1931年12月1日报告中，法布尔先生详细解释他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公共权力应该通过严厉措施来限制这种威胁我们年轻人的危险，并遏制其传播。其流行给我国各阶层带来一些深重的和无可补救的困扰。”“监视、驱逐、控告在土伦和拉塞纳出现的同性恋者是我们的职责。”这位新警长似乎是调子转变的原因，同性恋问题是他个人的关注。例如他记述说“他的关注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一局势”。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因为这一大规模警察行动不纳入任何司法框架：“不顾任何规章上的欠缺，我有所成效地对一些人们指出是同性恋会所的经营者施加了半官方的压力，八家中有七家。” 〔121〕警长很遗憾不能够对发现的土伦同性恋群体诉诸法律。他指出对众多性倒错的平民无能为力，对于水兵也只能通知军方采取纪律措施。同性恋酒吧的问题多次提出，比如瓦尔省长写信给内务部长：“我认为不可能合法地决定关闭这些提供给我的名单中的会所。” 〔122〕所以地方当局只能对经营者施加半官方的压力以使他们采取措施疏远同性恋者。但军方却可以禁止陆军和海军进入同性恋约会场所。土伦海军司令也谈到“可遗憾的立法情况”使任何镇压都“不起作用”。除了一些罕见案例，对法国平民的追究以不予起诉和无罪释放告终。“希望现行条文得到修改以使对同性恋的镇压更为有效。” 〔123〕在所参阅文件中，我们发现仅有的一些被判刑平民是在公然猥亵和引诱未成年淫乱的范围内。1931年12月1日报告列出甄别的“性倒错者”名单，然后列举了对公然猥亵的判决。1929年有24名法国平民性倒错者、12名外国人、35名水兵和军士、1名海军见习生，共72人。1930年有37名法国平民、3名外国人、19名水兵和军士、1名第7北非骑兵队中士、1名第8塞内加尔步兵团士兵，共61人。1931年（1-10月）有28名法国平民、5名外国人和8名水兵，共41人。判决因情节而有所不同。退休殖民地步兵军士路易·韦尔甘两次因猥亵被判刑，第一次被判两个月监禁和25法郎罚款，第二次两个月监禁和50法郎罚款。量刑明显因重犯而增加。夏尔·贝雷塔于1930年6月28日被捕，当时他刚刚对帆索水手艾哈迈德·本·曼苏拉手淫。他们被判处4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勒内·加朗1930年6月25日凌晨3点30分被发现在军器广场对塞拉芬·雷努齐进行口交，他们被判处两个月监禁。让－玛丽·拉卡德1930年6月30日0点30分在圣罗克广场被发现正在由一名水手为他口交，判两个月监禁。量刑最重的（6个月监禁）是对朱斯坦·梅萨热，他对一名六岁半男孩施以“不道德行为”。我们发现量刑在2-6个月之间，有或者没有缓刑不等，罚款与否不等。可能有不同的因素起作用。一名军士与一个平民在小世界跳舞场被捕，他被送交当地海军惩戒机构，他穿着非制式的“奇特”服装。同样，水手路易·德叙涅因与一名平民睡觉被捕，他在舰上有不服从上级的不良记录。对于水手，实行的惩戒也不尽相同。一名水手曾两次被降级，第二次因为“特别性质的有悖道德的提议”。因为他继续与一名16岁水手保持关系，他因猥亵被判三个月监禁，并被从海军除名。〔124〕在洛里昂，一名海军少校是流言的对象，他最终承认了事实，自己要求退休。事实上，监控措施首先触及军人。平民不会直接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刑。但是逮捕可以个体甄别，如果他们以后涉及违法就不可能指望法官的宽容。

从这些不同报告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行政、军方和警方的协同镇压还谈不上。尽管如此，似乎在港口范围内保安局下达特别指示给沿海警察局，对同性恋行为进行监视。〔125〕这些命令首先说明他们长期将同性恋和颠覆混为一谈。在被登记的性倒错者中，外国人是特别措施的对象，他们会立刻成为驱逐性逮捕的对象。西班牙人米盖尔·波库伊与一些年轻水手交往，他否认是同性恋者，但承认有“一些缺陷”。警务报告表明，他是长期监控对象，在必要情况下会成为驱逐的对象。对同性恋者监视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比如一名意大利铁匠恩斯特·福特请求入籍，已经获得了有利的批示。他在1931年10月14日被捕，他承认“寻找倒错者的目的只是为了弄些钱”。他被驱逐出境。似乎也曾有针对已经入籍的外国人的案例，瓦尔警局局长抱怨，根据现行法律不可能取消他的新国籍。我们再一次看到民事当局尽可能补足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缺陷，瓦解脆弱的同性恋团伙。外国同性恋者是一种特别恐惧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潜在的间谍：“我特别专注于发现与海员有关系的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 〔126〕同样，我们看到从内务部发出的报告总是关系到“共产党和反军方的宣传”、“军港的共产党和同性恋宣传”、“共产党和同性恋海员出入的公共场所”。1927年，海军部发给内务部“共产党和同性恋者酒吧和约会场所名单”。这种持续的联系意味着对于法国当局来说，这两种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目的针对瓦解陆军和海军、维持不服从上级的气氛和传播反军方的口号。约瑟夫·迪布瓦案件是一个典型事例，他在土伦经营迪布瓦跳舞场。1928年12月12日警务报告将这个跳舞场描写为“一间真正的下流酒吧，充当各类污点分子、同性恋者和惯犯的约会场所”。老板是一名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坚决主张反对军队。他买《人道报》放在桌上给顾客看。

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并非是单向的：“这种特别状况对青年道德有所影响，海军新兵特别容易受到一些有害唆使——‘蓝领’似乎是一种诱发因素，必须看到它对共产主义的协助，共产党不会错过借此宣传。” 〔127〕莫尔比昂省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派双周刊《莫尔比昂警报》披露了1930年1月15-23日一桩同性恋丑闻，其中涉及一名海军军官。报纸暗示有人曾施加压力以平息事件：“当然是丑闻，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涉案者的‘胳膊长’就使事件平息，那将是更严重的丑闻。” 〔128〕 “我们之所以现在打破我们一直遵守的沉默法则，是因为有人施加影响来平息事件。” 〔129〕同性恋不论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报刊中，都被看作是特权者的恶行，是另一种剥削民众的方式。而卖淫如我们所见，主要是水手所为，出于明显的金钱的原因。但是海军中的同性恋并不限于最底层，“贝亚恩号”事件证明了这一点。1928年11月28日《人道报》一篇文章披露贝亚恩号航空母舰上一起丑闻。一名水手以“特别作风”告发舰上指挥部。似乎他曾遭“16名鸦片鬼”凌虐。按照报纸的说法，在比塞大水域8天演习之后，舰上人员劳累过度。指挥部为了消遣决定组建一支爵士乐队，被舰上人员戏称“屁精爵士乐”。在一次热闹的晚会后，这名水手被“施暴”。受害者被逮捕并隔离。报纸的结论：“这是指挥我们水兵同志的变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的无耻展示。代表着行动中的法西斯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调查报告中的几点使我们相对地看待事实。受害的水手维克多·库赞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一名同性恋者，警务报告描写他女性化、喷香水、注重个人仪表。对于警方而言，这是一名“危险的污点分子”，他在1927年因在和平时期开小差被判一年监禁。而且这名水手与一名海军军官德·舍维尼海军上尉似乎有染，上尉在1924年和1925年曾被指出是同性恋者。而且这名军官有毒瘾。对于警方，这种关系从民族的角度看来代表着一种很大危险。一名军官和一名水手的亲密关系本身无疑已经触犯等级精神、军队权威、海军荣誉。而且，一名有毒瘾的军官不大可靠，也可能多嘴多舌，他与一名共产党水兵的关系似乎体现了地方和军方对同性恋关系的最大恐惧。警方报告承认，“在这艘舰艇上存在一个真正的海员同性恋‘窝点’，他们以丑恶的场面互相满足令人厌恶的激情”。〔130〕所以爵士晚会可能已经变质，而海员是否是受害者则很难确定。事件对于警方是清楚的，库赞与《人道报》直接有关，报纸将他表现为海军军方的受害者。所以这是以同性恋为掩护的“反军方宣传”。同性恋者和共产党被联系起来，后者利用前者散布自己的宣传。另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揭发对同性恋施暴可以描绘一幅指挥部的不堪画面，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恶习，将舰上人员用作性目的。同性恋于此处只是一个鞭挞对手的借口。

从这些文件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警务报告使我们对猜测中有组织的港口同性恋亚文化形成具体的了解。报告还显示出实行过一些介于法律边缘的监控。尽管如此，因为缺少资料，很难对法国其他地方的警事状况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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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作为同性恋解放的年代并非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对反同性恋镇压的研究使我们排除了任何对当局的“宽容”的假设。在英国，镇压加强，从1931年起更加系统化。但是，英国警方对这一问题充满热忱，却只能针对一些最具现行性的案例，这些案件发生在公共道路，妨害风化，通常是男妓、近卫团士兵和屡教不改的拉客者所为。除非有举报，警方对私下的成人间自愿发生的行为几乎无所作为。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与先入为主的想法相反，镇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几乎看不到判刑数字降低，法律草案说明同情同性恋的力量薄弱。虽然左派政党支持同性恋事业，但同性恋的议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只有一些特殊案例解释了德国20年代的宽容名声，如同统计数字所证明的，柏林警方是随和的，尤其是同性恋的表达得到宽容。同样，除非举报，成人间自愿的行为不太可能诉诸法律。虽然法国由于刑法的缺乏而享有宽容的名声，但只是相对而言。这种不受制裁使许多人不满，他们竭力打击那些最薄弱的同性恋群体，或那些同时有其他非法行为的人，尤其是消费毒品。同性恋宣传仍然受到审查机构的严厉控制，而对“海员和共产党”群体的监视使对港口同性恋者的严密监视合法化。

这些沉重的方面在20年代受到忽略。同性恋者愿意相信“疯狂年代”的无忧无虑、风气的解放、群众的宽容。30年代的危机将显示社会内部的张力作用。突然，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地位动摇。对于所有相信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人，这一打击是彻底的。宽容是虚假的、脆弱的、梦幻的、有时代局限。回潮只会更加可怕。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20年代的德国由于同性恋运动的蓬勃和同性恋生活的张扬，被看作欧洲同性恋者的榜样。但是宽容只是局部的，限于某些大城市，比如柏林。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纳粹对同性恋的政策与此前的政策完全断裂。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纳粹善于利用民众中已经存在的思潮。但是纳粹大大加强了镇压，关于同性恋的论调更为狂热，实现了此前已经有所预示的仇视同性恋的想象。我们此处不对纳粹统治下同性恋情况作详尽描述，许多情况仍然不为我们所知。〔131〕尽管如此，对于1933-1939年间的研究会使我们解开一道痛苦的谜题，这个象征同性恋解放的国家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强力迫害的国家，而形势的反复在几年之内完成？对第三帝国时期反同性恋镇压的描述超出了1939年，我试图分析的是一个模式的毁灭，并且说明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132〕

1933-1935：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权后的最初几年中，德国模式毁灭：同性恋生活空间被消灭，团体和报刊消失，同性恋者重新回到阴影中。镇压随机进行，并不遵循确定方案。到“长刀之夜”和后来的反同性恋舆论的大规模运动之后，立法才得到加强。

劫掠

希特勒掌权立刻伴随着一场反同性恋的镇压运动。〔133〕普鲁士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颁布三项法令打击公开猥亵。第一项有关卖淫和性病，第二项关于关闭用于不道德目的的酒吧。这一定义主要包括“仅仅或多数由一些进行反常性行为的人出入的酒吧”。〔134〕第三项法令禁止报亭、书店、图书馆出售或借阅一些书籍和出版物，“或者因为包含裸体插图，或者因为题目或内容可能对阅读者造成色情效果”。〔135〕违者可能被罚款、撤销执照和借阅许可。同性恋出版物显然由于这一措施的打击而衰落。这些措施使同性恋亚文化迅速毁灭。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大城市中的多数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戈林的第二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3日，正式许可了镇压。〔136〕他命令关闭妓院和诸如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一类场所：“这类会所不能再对之容忍。德国的复兴最终依靠德国人民的道德复兴。” 〔137〕因此，有嫌疑的酒吧必须被监视，如果错误被证实，执照将吊销。

结果立竿见影。1933年3月3日《柏林人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宣布柏林最知名的男女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138〕但是，并非所有的酒吧一同消失，某些酒吧被警方用作监视场所。20年代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工人酒馆关闭或者改换了风格。比如在1933年，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见证了他最喜爱的科西角酒吧的变迁：“在最近几年，政治使酒吧的男孩们越来越分化。他们分别加入一些街上团伙，虽未经正式承认，这些团伙分别受到纳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的鼓励。非纳粹团伙此后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其中许多改换了阵营并被吸纳。各类同性恋酒吧从此受到突击，许多被关闭。” 〔139〕男厕的拉客得到复兴，因为这成为约会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一手段有一定危险，因为有警察监视。〔140〕对酒吧的新一轮突击搜查发生在1934年6月以后，与罗姆的“叛乱”有关。如同1934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所指出的，12月10日装满了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的车辆对西区的三家酒吧进行突袭。顾客和店员被逮捕，其中几人着冲锋队军装，他们被带到警察总部。据报纸称，这些酒吧有“一种特别名声”，突击的目的是圆满完成6月30日的“清洗”。12月19日《泰晤士报》宣布一个星期以来在全德国进行了突击，导致几百人被捕。这次行动的起因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件，是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对柏林一所公寓中举行的一次私人晚会的突查。女招待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在凌晨，两名客人无意间将一个花盆碰落到街上。花盆砸到路人，吸引了警方注意。警察上楼到公寓，发现了一些柏林名人，其中有几位纳粹党员和俄国移民。在公寓进行的搜查暴露出几份与6月30日事件有关的文件。这一发现促使当局重新开始清洗冲锋队有关的群体。

戈林的第三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4日，针对淫秽出版物。拥有淫秽书籍和杂志的报亭、书摊、图书馆、书店必须被监控。业主必须向警方保证他们不会推荐此类出版物。如有违犯，他们必须付一笔罚款。出售或借阅出版物的权利可能被取消。法令第六点强调警方与宗教势力在反淫秽出版斗争中的协作。其中继续了某些党派的政策，比如魏玛时期德国人民党的“反色情和污秽”斗争。这一法令受到了传统势力的欢迎，如《全德日报》（1933年4月6日）所证明的：“梵蒂冈欢迎德国人民反淫秽的斗争。” 〔141〕继法令之后，所有的同性恋杂志不得不停止出版。1933年8月26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色情文学的生产、传播和使用” 〔142〕的一份报告，证明在这一时期所有同性恋刊物都停止了存在。它们所属的一类意味深长地集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附属组织（包括青年团体、工会、体育、时尚等）的文学和期刊、色情和同性恋情色文学、“所谓的关于性行为的科学论著”、关于堕胎和避孕方法的文字，还有所有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特别是自然主义出版物。

为了完成对同性恋生活的摧毁，最终必须摧毁同性恋团体。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暂停各项自由，允许取消反对党派。多数同性恋运动自行终结。1933年5月6日，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科学学院被纳粹劫掠并摧毁。5月10日，文件、图书馆书籍被当众烧毁，包括哈夫洛克·埃利斯、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著作。幸运的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正在国外旅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当时在场，他激动地记述了这种粗暴和野蛮的表现，标志着伟大的德国同性恋运动的终结：“5月6日，学院被百名左右的一群大学生劫掠。他们乘卡车到达，在清晨，带着一支铜管乐队。听到音乐，埃尔温（汉森，学院的共产党职员）从窗口看去，因为希望阻止巨大的破坏，他礼貌地请求他们等他下去开门。但是大学生们宁愿像战士一样进入，他们推倒了大门，冲进大楼。他们整个上午都在向地毯和手稿上泼墨水，把学院图书馆的书籍装上卡车，其中包括与性无关的书、历史书籍、艺术报刊等等。一群冲锋队下午到达，进行一次更细致的搜查，因为他们显然知道来找什么。（有人曾推测有些知名的纳粹成员过去曾经是希尔施费尔德的病人，他们害怕显示他们是同性恋者的病历会被用来反对他们。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更谨慎地检查学院的档案。有人稍后对克里斯托弗说，所有真正重要的文件和书籍都在此前不久被希尔施费尔德的朋友们拿走或者寄到国外。）几天之后，被没收的书籍和文件在歌剧院对面的广场被烧毁，包括一尊希尔施费尔德的半身像。克里斯托弗当时在人群中，说着‘可耻’，但是压低了嗓音。” 〔143〕纳粹报纸《进攻》的报道更为简短：“德国大学生昨日占领犹太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领导的性科学学院。这个学院以科学为掩护，在14年来得到马克思主义势力的保护，正如搜查所显示的是一个淫秽的巢穴。” 〔144〕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于1933年6月解散。〔145〕希特勒上台同样终结了唯一者联盟。一些纳粹部队抢劫了阿道夫·布兰德的住宅，〔146〕没收他的所有物品、照片、书籍、文章。他的主要出版《唯一者》的出版社被关闭。〔147〕人权同盟同样遭到镇压，似乎从1933年3月就不再存在。〔148〕

所有同性恋者都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存活。一些人出国，另一些结婚。布鲁诺·巴尔茨，他是几份同性恋报刊的撰稿人，在服满监禁后于1936年结婚。人道科学委员会的一位前合作者京特·梅德于1940年结婚。某些艺术家得以幸免，多少是由于政权的保护，比如导演罗尔夫·汉森和汉斯·德佩。某些同性恋艺术家群体曾经幸免一时，比如理查德·舒尔茨的圈子和UFA电影公司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圈子。可以辨别出一些同性恋生活的痕迹。1938年在卡塞尔，一个由原人权同盟成员组成的小圈子成功地运转。在维尔茨堡，在一名被捕的同性恋艺术家的地址簿里发现一个同性恋书店的地址，另外还发现另一名艺术家的一些同性恋报刊。此类发现是特例。在10个月以内，德国同性恋生活空间化为乌有。

最初的受害者：“青少年的腐蚀者”和男妓

在第175条重新实行以前，反同性恋的斗争集中于某些特别明显的类型。1934年2月10日，内务部的一条法令命令对“职业犯罪者”和“性犯罪惯犯”进行常规监控。这些措施还涉及恋童癖和同性恋男妓。警方获准对这些罪犯加以限制，〔149〕在对方不合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羁押”。〔150〕地方警力必须定期向刑警地方局汇报这些人员的情况。必须掌握这些人的卡片和照片、指纹。

采用这些措施之后，1934年10月5日在汉堡举行一次会议以发展青少年办公室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协作。涉及解决汉堡中心车站的问题，那里是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地点。在这次会议上，两种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之间出现明显分歧。希特勒青年团的两位代表对形势提出警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汉堡警方仍然在传统框架中行事，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打击不是当务之急，不必要采取大规模措施，必须防止任何狂热行为。报告附有一份作为青年疑犯掩护所的旅店、青年旅舍和民宿的名单、主要聚集场所的名单和在1934年10月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员名单。〔151〕

这些措施很快扩展开来。清洗勒姆以后的动荡成为盖世太保创建一个负责处理同性恋事件的特别科（Sonderdezernat Homosexualität）的借口。〔152〕在年底，所有的地方刑事警局必须提供已知同性恋人员名单，特别是纳粹组织成员。这些名单必须在1934年12月1日前交给盖世太保的特别科。〔153〕根据一份上交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报告，1935年6月“羁押”的1170人中有413人是同性恋者。325人关在利希滕堡。〔154〕在这一时期，反同性恋的镇压已经在非人的状况中进行，“羁押”是严重侵犯的借口，正如一名德国同性恋者1925年致德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的一封匿名信所证明的。〔155〕根据这封信所说，突击逮捕由盖世太保组织、由年轻的党卫军执行，他们多数来自德国南部，逮捕在柏林和全德国进行。囚犯被带到盖世太保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让他们面壁12小时或更长，不吃不喝。他们只有权6小时上一次厕所。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队成员对囚犯进行殴打和谩骂。〔156〕行动由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157〕指导。随后，他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被遣送哥伦比亚－豪斯、柏林－滕佩尔霍夫，那里是一个专门遣送同性恋者的拘押中心。同性恋者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在那里继续被折磨。下一步是利希滕贝格集中营。在那里，囚犯仍然受到酷刑。他们让囚犯从早上开始做运动，直至精疲力竭。惩戒公开进行，一些人被送到禁闭室。这封信的作者强调指出，这些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几百囚犯已经从利希滕贝格出来，但许多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作者抗议这些行为，向教会求助。他仍然满怀幻想，相信如果元首了解这些，他会谴责这些失控行为。他要求进行调查和审判有罪者，诸如对哥伦比亚－豪斯和利希滕贝格集中营进行一次搜查。

立法的强化

立法的加强标志着纳粹反同性恋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直至1935年9月，所采用的措施仍然是孤立的和不协调的。纳粹国家首先消灭了一些同性恋生活的有组织形式，消灭其活跃成分和同性恋群体。主体结构已经被摧毁，此后必须消灭个体同性恋活动。纳粹的“怒火”的对象有明确界定，对象不是同性恋者而是同性恋行为、同性恋欲望。同性恋者并不代表一类独立个体，至少人们希望将之重新纳入社会。所以制度针对的只是进行同性恋行为（性行为、勾引、宣传、聚集）的同性恋者，根据一套逐步完善的标准，其罪行也不尽相同。但是，同性恋者仍然是受害者，因为他只能通过否定自己的深层天性才能幸免。

1933年10月，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国家司法部长居特纳创立了一个刑法委员会以起草一部新刑法。刑法理论家文策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来自维也纳，他受命负责性犯罪部分。1935年6月，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大大加强了对男性同性恋的镇压，但是任由女性同性恋逍遥法外。

新第175条

纳粹提出的加强反同性恋立法的根据并无独特之处。他们多数依据医学理论，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退化。其中涉及防止感染纯洁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可能落入同性恋者的掌握。

对于奥因法官〔158〕来说，同性恋可能是一种先天倾向，但是存在一些勾引的案例，这就为刑罚提供理由。同性恋者丝毫不受女性吸引的事实也不是放过他们的充足理由。奥因嘲笑这一请求，人们是否会以没有女人要他为借口对一个强奸犯无罪开释？在此之上还有一条公共道德和政治策略的理由：“而且，如果现政府‘承认’同性恋行为的合法性而取消刑律威胁，大多数民众的健康的道德观念肯定会感到不解。”刑法委员会的辩论也毫无疑义。司法部长居特纳认为：“不需要讨论对同性恋的刑罚问题。”委员会主席格莱斯帕赫是报告起草人，他指出，这种争论是“某些多半不是雅利安血统的性病理学家偏爱的话题”。他要求刑罚不仅限于“类似性交的行为”，因为“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很大一部分不采用类似性交的行为”。共同报告人洛伦茨博士是终审法院法官，他总结了男性同性恋者的危险，男性同性恋“对于国家是一种危险，因为它以最严重的方式损害男性特征和公民生活，瓦解健康的家庭和腐蚀男性青少年”。最后，萨克森州司法部长蒂拉克强调同性恋危险的多样性。他区分出“三个群体”：青少年之中的群体、男妓群体和最危险的退化家族后裔和不再喜欢正常关系的年长男性的群体。最后一个群体诱惑青少年，通常是通过向他们提供金钱。各种看法导致于1935年采用了得到强化的第175条。

按照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德国刑法修正案第6款，新的第175条于1935年9月1日生效。〔159〕其中有一些革新。首先，“性反常行为”被“性行为”代替，这大大扩大了刑罚执行范围。从1935年起，所有由对另一男性的性欲望引起的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手淫，还有以性为目的的任何接触，例如抚摸或者两名裸体男子之间的打斗。射精不是证明罪行的必要条件。其中有囊括同性恋的所有可能形式的明确意图。从19世纪末以来，医生和法学家曾想以最精确的方式来定义同性恋。新法是这种执著的最终结果。纳粹法律的特点是将法官对于监控的愿望推到极致。为了发挥完整的效力，同性恋行为成为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的。第175a相比而言没有什么独特性。它重复了20年代一些草案中的革新。“严重”同性恋行为（卖淫、使用暴力、使用权势）在1909年以来的所有法案中都是特别量刑的对象。实际上，1935年6月28日修正案的最大革新是为法官量刑提供很大自由。法官们被要求不仅仅考虑法律条文，而且要考虑“刑罚的基础原则”、“通常的健康情感”和“不成文法律来源”。这说明“无法，则无刑”的原则受到质疑，法官可以自由地判罚一种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行为。

女同性恋者的状况

女同性恋者的地位无疑是特殊的。〔160〕纳粹意识形态赋予雅利安妇女非常有限的地位，将她们束缚于母亲和家庭守护者的角色。纳粹上台后立刻将妇女从她们可能占据的有影响的位置上排斥出去。〔161〕而且，女权主义团体被命令在解散或纳入国社党机构〔162〕之间选择。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消灭了反对派，特别是一些参政的女权团体如海伦尼·施特克尔的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1933年5月10日，纳粹劳工阵线负责人宣布创立妇女阵线，并要求莉迪亚·格特舍夫斯基吸纳230个世俗和宗教妇女组织。从1933年11月起，禁止结成新的妇女组织。〔163〕 1933年10月1日建立了德意志妇女工作（DFW），是归附所有雅利安妇女的中心，从1934年2月起，由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领导，她还是一个精英组织国社友谊（NSF）的负责人。1941年，这两个组织聚集了600万会员，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国社友谊。纳粹妇女组织合计1200万人。〔164〕

女同性恋问题从未成为首要问题。但是，在关于第175条改革的辩论时，有些人表示支持对她们加以刑罚。〔165〕所援引的论据是“正常”女性被女同性恋者勾引的危险和人口衰减的危险。国家委员会主席克莱在1934年9月的刑法委员会第45次会议上对此作了发言。但多数理论家同意女性同性恋危害较小，被勾引的妇女终究会重归正道。从1942年起任司法部长的蒂拉克对这一问题进行总结：“与男性不同，妇女随时对性行为有所准备。” 〔166〕妇女既然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判罚女同性恋者是多余的。犯罪学家E. 梅茨格尔指出，对男性同性恋的判罚并不自然引出对女同性恋的镇压，要“估量两种不同的罪恶”。〔167〕而且这样的法律恐怕会导致连锁的判刑，特别是在妓女中间，还会导致对无辜妇女进行无妄的揭发。我们从中看到与20年代初在英国阻止了对女同性恋判刑的相同论据。

这一立场从未完全被某些法学家接受。鲁道夫·克拉雷是最激烈的反女同性恋分子。在其著作《同性恋与刑法》〔168〕（Homosexualität und Strafrecht, 1937）中，他对1935年法律感到满意，但希望看到更有效的镇压。他认为女同性恋是一个与男同性恋同样让人警惕的现象，必须受到同样的镇压。〔169〕同样，法学家恩斯特·延内1936年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第175条是否应该扩展到妇女？》。他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应该过健康的性生活。证据难以收集和可能提出虚假指控的事实对于男性同样是真实的，并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理由。

无法估计女同性恋者在多大程度上被一些镇压措施触及。同男性一样，她们看到自己的酒吧关闭、报刊被停刊。但是，多数女同性恋者通过采用各种策略而在纳粹统治下幸存。有些人服从了制度如格特鲁德·博伊默，另一些选择与男同性恋者假结婚，还有一些如夏洛特·沃尔夫移居国外。许多女同性恋者为了不被人注意而留起头发，穿上女装。某些人试图掩盖她们过去的行为。《女友》的前撰稿人埃尔斯贝特·基尔默、BIF编辑泽尔玛·恩格勒和《柏林女同性恋者》的作者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成功地隐藏了她们的同性恋行为，继续她们的作家和艺术生涯。〔170〕犹太画家格特鲁德·桑德曼假装自杀以逃脱盖世太保，在数年中被女友们藏在一所公寓中而得以幸存。被揭发的可能性很大。柏林诺伦朵夫广场剧院芭蕾舞教师萨比娜·R. 〔171〕被两名女演员指控与一些芭蕾舞女演员有猥亵行为。1934年2月她们寄了一封信给宣传部。她们的指控出于复仇动机，因为她们的合同没有再续，她们将自己被解雇归咎于萨比娜的反对。戏院经理支持被告，萨比娜没有被追究。两名女演员因毁谤被判罚。但是某些女同性恋者受到追究，多数是因为与她们的性行为无关的原因。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主席洛特·哈姆因勾引一名未成年人被捕。她被投进监狱，然后被送进集中营。她出来时已经半身瘫痪。希尔德·拉杜施作为共产党员被追捕。另一些人作为反社会者和妓女被捕。1940年11月30日遣送拉文斯布里克的名单中，我们在“政治犯”一类中发现埃莉·S. 的名字，26岁，批注“女同性恋者”。〔172〕

司法材料几乎从未提及女同性恋者。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对妇女判刑，根据第174条判处“与被监护人发生猥亵行为的监护人、猥亵儿童的养父母或保姆、猥亵未成年学生的教士、教师、教育工作者”6个月以上监禁，并可判5年苦役。女同性恋者有时被警方登记，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和有怎样的后果。秘密警察1938年6月20日给国社党种族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记述：“相对于同性恋的规模和传播，足够的设施现在已经就位。为了同样打击女性同性恋，我们紧急要求我们同事所作观察的情报或者从外部获得的资料。出于这一目的，应尽快向我们提供已知女同性恋者的地址。报告必须寄送种族政策部（Rassenpolitisches Amt）——帝国领导部门——威廉大街63号柏林W8法律处。” 〔173〕法兰克福安全部门1936年1月9日给国家警察部门的一份报告提到“金发海迪”和“K夫人”的案件：“K夫人与金发海迪保持同性恋依赖关系。据报告，K夫人是一名党卫军的前妻，已经离婚。她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居处不明。金发海迪是一名22-23岁年轻妇女，很有气质，黑森州朗根人。她的父亲经营旅店，但从前是有影响的德国社民党员，克雷费尔德的警长。1933年，他曾在集中营度过一年。海迪在法兰克福的两居室接待很多人，所有人都外貌可疑，是一些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有人声称在那里进行一些群体淫乱。海迪出入贝蒂娜大街的贝蒂娜咖啡馆和同性恋约会场所乡村啤酒屋。” 〔174〕

总的来说，女同性恋者受到的迫害无法与男同性恋者相比。如果她们同意放弃个性和遵守规矩，她们不大可能受到困扰。

1935-1939：反同性恋恐怖的组织

新的立法成为加强打击同性恋的基础。在党卫军和警察首领希姆莱〔175〕的推动下，反同性恋斗争集中化和层级化。一些政治案件针对天主教士和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而国社党对于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内的同性恋行为也加倍警惕。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怎样对待被捕的同性恋者？两种倾向共同存在：“根除”和“再教育”。两种解决将同性恋者非人化，将他们贬低为一些数字和实验品。

镇压的加强

1935-1939年时期经历了镇压的突然增长。与魏玛时期和同期的英国相比，纳粹的独特之处是其极权主义意志，所有的同性恋行为都必须统计、登记、镇压。没有什么能脱离国家的监控。

反同性恋斗争的集中化和理性化

反同性恋镇压在1936年的停顿意味深长。当时正值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希姆莱1936年7月20日下达如下命令：“以下几个星期，我禁止未经我准许对任何外国人以第175条为名采取措施，包括讯问和传讯。” 〔176〕镇压在秋天就恢复了。从那时起，对同性恋的打击以系统化的方式组织。〔177〕希姆莱1936年10月10日的一条指令的目的为“打击同性恋和堕胎”，这成为镇压的依据。〔178〕在国家刑警局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科“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RKPA）。〔179〕中心的活动首先是对报告给他们的所有同性恋案件登记、建卡片和分类。1940年，中心的案卷有41000个被判刑或有嫌疑的同性恋者姓名〔180〕。对于男妓和恋童癖（第174和176条）建立了一些特别档案。中心的案卷被用来提供给不同部门，特别是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任主席的德国心理学和精神治疗研究院。提供给他们经过选择的个人卷宗，对他们进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中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盖世太保专门负责这类事件的部门消失。〔181〕两者均由同一个人，即党卫军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领导。〔182〕

在1937年4月5-6日的一次讲座上，迈辛格向手下的专家和医生解释了反堕胎和同性恋斗争的目的和任务。〔183〕他认为同性恋者不仅应当受到惩罚，而且应当受到再教育。将堕胎与同性恋结合起来与这一任务相符。两者均对生殖不利，所以对德国的强大不利。不仅要阻止同性恋者发展新人，还要引导他们重归“正常”性生活即生殖性行为。中心的工作首先依靠与地方警察协作。警方在追究的情况下必须向中心作一个报告，还有另外一些可疑案件，违犯第174条（对被监护人的性犯罪）、第176条（强迫儿童进行性犯罪）、第253条（与同性恋有关的敲诈）、第175条（男子间的性犯罪）、第175a（第175条加重条款）。对最后两种情况，只有当相关人是国社党员或下属组织成员、占据领导职位、隶属军队、教会人员、官员、犹太人或者在纳粹上台前占据重要职位时才必须报告。〔184〕这些明确规定说明一种筛选的意愿。这似乎说明“寻常”的同性恋者不是中心的主要关注，对他们，中心任由地方警察负责。被认为危险的同性恋者是恋童癖、“青少年腐蚀者”和各类占据权力地位或党内职位的同性恋者。这种筛选反映出希姆莱的好恶，他特别关心同性恋者在他的工作范围内的不利影响、他们结成小团体的能力。事实上，对同性恋的处置从来不是协调一致的。某些人受到重点惩罚，如一些累犯者，而另外一些则受到庇护，比如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演员和艺术家的措施。〔185〕希姆莱1937年10月29日对盖世太保、国家警察地方局、国家刑事警察局和刑警地方局下命令，〔186〕规定“任何对演员因性反常行为拘押都要获得他的事先认可，除非是现场抓获”。德累斯顿刑警1938年9月8日关于在拉特瑙逮捕一些演员的一份备忘录证明被捕者有现行行为〔187〕：“但是因为涉及演员，未经党卫军首领许可不能逮捕。”相反，1937年12月14日内务部长的一项命令加强逮捕其他类型同性恋者的条件。〔188〕改造营或劳动营的羁押只能适用于累犯和男妓。必须最晚在两年以前核实拘押的必要性，但不得提前12个月。

判刑的演变（1935-1939）

1935年进行的对第175条的修改和镇压的加强导致了判刑的激增。如果我们把1935-1939年统计数字与1919-1934年的统计数字〔189〕相比，从整体看来，1935-1939年与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对同性恋最强力的镇压相符合。1934年，因同性恋被审判的人数为872人。1935年为2121人，1936年为5556人，也就是说1934-1935年间增长143％，1935-1936年间增长162％！被判刑人数随之增加，1935年1901人，1936年5097人。我们只有1937年的被判刑（包括兽奸）人数，有8271人，即增长62％。1938年，9479人被审判（包括兽奸），8562人被判刑。最后在1939年，8274人被审判（包括兽奸），7614人被判刑。我认为1939年的下挫可能是因为战争，因为此后的几年也明显较低：1940年判刑3773人、1941年3739人，1942年2678人。〔190〕开战显示出判刑的下降，无疑是因为反同性恋斗争在这一时期不是当务之急，国家力量被征用到其他的领域。

而且，应征入伍对于众多同性恋者可能构成一种掩护。所以镇压的高峰是1938年，9479人被审，8562人判刑。1919-1939年间年平均受审人数为704人。平均数在1935-1939年间高于6000人。判刑数量也同样增加。1933年，受审者中86％被判刑。1935年的被判刑比率升至89％，1936年为91％，1938年为90％，1939年为92％。

我们没有1935年和1936年的详细统计数字。1935年，1901名被定罪者中12人被判苦役，1703人被监禁，129人被判罚款，108人剥夺公民权。1936年的5097名被定罪者中192人被判苦役，4617人被判监禁、183人被罚款、291人剥夺公民权。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可以同其他刑罚累计。1935年，多于90％的被定罪者受到监禁或苦役。1936年为94％。1933年，只有85％的被定罪者受到监禁，而在1919年为97％。所以是重新进行强力镇压，恢复到了这一时期之初的比率。苦役的增加也是镇压加强的信号，因为宣判了越来越多3年以上的苦役。而在1936年因违犯第175条宣判12例苦役，其中5人超过3年。因违犯第175a条被判刑180人，其中46人超过3年。罚款仅占1935年宣判的6.7％，1936年的3.6％，这说明法官们想要通过其他方式惩罚同性恋。相比之下，1925年以前记录中罚款占30％，1931年时仍占12％。剥夺公民权也在增长，从在定罪中平均占2.5％升到大约5.6％。这些统计数字印证了反同性恋政策的强化，不过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些数字仍然大大少于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和盖世太保的特别科所登记的数字，1937-1940年登记的同性恋人数可达约9万人。〔191〕这一差距说明情况的多样性。对同性恋者的监视是极端细密的，档案登记了所有可疑案例而不是已证实或审判的案例。尽管如此，很可能并非所有案件都体现于司法统计。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些累犯、“青少年腐蚀者”、男妓受到特别对待。〔192〕他们可能未经审判就被遣送劳动营，甚至可能从未被审判过。某些囚犯如果被认为表现令人满意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表现出受到女性的吸引，可能被释放，但他们也可能因为拷打、营养不良或医学实验死亡，同性恋者在医学实验领域是很抢手的。所以很难说总共有多少同性恋者是纳粹镇压的牺牲品。

警务和司法行为

为了确定国社党是否改变了对待同性恋的“传统”方式和了解警方的行动，我们可以首先研究一下地方警察的指令。比如卡塞尔刑事警察1937年5月11日命令，〔193〕其中同性恋者被称为“国家敌人”，“他们通过诱惑手段不断说服和传染青少年”。男妓被描写得特别危险，但他们并非全是同性恋者。因此，他们决定长期监视道路、车站、公园、男厕、劳工联合会、酒吧以“彻底根除男妓”。旅店的门童、行李员、出租车司机、医护、理发师和澡堂工人被讯问关于他们的顾客的情况。一些调查针对学校、青少年团体、军人机构和修道院。学生和这些组织的成员被讯问关于他们的领导人和同伴的情况。所有已知的同性恋者必须登记卡片，带有他们的照片和指纹。如果不能证明罪行，嫌犯也不能释放。必须进行搜查以便找到一些朋友或其他同性恋者的信件。如果搜查没有提供证物，嫌犯必须接受详细的警告，置于监视和“不断的控制”之下。审讯应该有策略地进行，特别是未成年案件和受到敲诈的案件：“被敲诈的人当他向警方作证时必须抛弃禁忌。他必须相信，如果没有警方协助，他绝不会摆脱他的‘骚扰者’，而警方会富于理解和谨慎地对待他的报案。”这些指令非常有启示性。它们首先证明了一些手段被采用和对反同性恋斗争的重视。城市被系统地分区控制，监视同性恋者可能出现的所有场所。监视不仅仅是警方的工作，民众也被动员监视和甄别疑犯。某些组织成为特定目标，比如在1937年反同性恋运动中监视传统上亲同性恋的学校和青少年团体、修道院。我们发现一些心理学方法的采用。同性恋者不是一个正常的罪犯。逮捕他需要使用一些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获得他的信任以便让他提供情况。如果被告表现出“赎罪”愿望，必须为其“再教育”提供方便。这种态度反映出同性恋者的特殊地位和处理方式的细微差别。“青少年腐蚀者”是一种危险，一种不值得怜悯的怪物，因为他传播罪恶，破坏德国人民的道德。他被看作不可救药，不能够被再教育。相反，男妓不一定是同性恋者，有可能重新融入，被勾引的青年也同样。同性恋本身不是一个排斥的标准，是其行为及其反复使同性恋者成为“国家敌人”。

这些细分要求警员必须有非同一般的心理学知识，似乎这些命令的复杂性有时导致一些失误。他们被命令彻底镇压同性恋，同时又要了解罪犯的心理，有些警察失去了自己的使命感。比如，1937年9月在法兰克福爆发了一起严重事件。法兰克福中级法院法官写信给国家司法部长居特纳，告诉他在与第175条相关的一些案件中有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失误是党卫军首脑希姆莱的法兰克福之行的后果，他在那里对警员特别发表了一篇特别激烈的反同性恋的演讲，督促他们进行有力打击。某些警员错误地理解了信息。居特纳1938年1月24日将各种案卷转给希姆莱。所有案卷都是关于警员诱捕。〔194〕在各类案件中有警员维尔德希特案件，他利用一名17岁男孩于1937年4月7日诱捕同性恋者卡恩，还有戈里乌斯警司任由一个叫尼克尔的对自己口交以建立犯罪证据（1937年6月25日）。司法部长居特纳总结道：“虽然我不否认急需一场反同性恋的无情斗争来保持德国人民的力量，但我认为一些警察用自己的身体诱捕同性恋者对于警察的声誉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人们可能怀疑是否允许警员利用第三者配合同性恋者的违法行为，但是不能证明这些容易受影响、且面对特别严重的受腐蚀危险的年轻人，可以像在第一个案例中一样被用来诱捕罪犯。”希姆莱1938年6月7日作出答复：“我也不能够赞同某些法兰克福警员采取的诱捕同性恋者的措施。我已通知相关警员，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以便以后不再采用此类诱捕同性恋者的手段。”这份文件说明了反同性恋斗争在某些人思想中可能引起的困惑。同样使我们看到警方的手段与同期英国警方所采用的手段没有很大差别。

但是，纳粹德国所特有的是盖世太保机动小组在某些城市进行的扫荡行动。在接到告发以后，行动有可能触及一个特别窝点，比如学校。1936年8月28日，在汉堡城中的酒吧里发动了一次清洗行动。数百人被捕。同样，1937年12月23日在萨克森州的哈勒发动了一次行动。〔195〕纳粹体制特别助长了告密。通过在报刊大量散布反同性恋宣传，煽动民众参与反犯罪斗争，国家鼓励低劣的本能，将普通市民转变为执法者。1934年，本笃派神父威廉·杜特利（帕特尔·诺科特）被木工约瑟夫·霍尔向霍亨舍夫特拉恩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告发。〔196〕霍尔从1933年起在舍夫特拉恩修道院的木器厂工作，他指控神父有违犯第175条和政治颠覆的罪行。神父是瑞士人，他接收国外报刊，霍尔认为其中包含反民族主义的文章。霍尔的同事路德维希·魏格尔施贝格21岁。从1934年7月11日以来，“魏格尔施贝格和帕特尔·诺科特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霍尔的证言被其他两人的证言证实。路德维希·魏格尔施贝格承认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从1933年以来他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于1934年6月遇到杜特利神父，他们互有好感。神父给他《隐居者报》（Einsiedler Anzeiger）阅读。他还对他说，教皇对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持批评态度。从6月30日事件（罗姆的“叛乱”）以来，神父认为纳粹在德国不可能持久。魏格尔施贝格与神父曾有几次一同散步。神父曾多次抚摸他的身体、大腿、腹部和裆部，他曾对他手淫七次直至射精。魏格尔施贝格没有收过钱，但是神甫许诺他在艾因西德恩修道院的木器厂找一个职位。神甫的证言与此相符。威廉·杜特利到舍夫特拉恩修道院已经两年。他被艾因西德恩的修道院长派到那里，因为他因与一些小学生特别是一名15岁男孩，发生性行为而犯过。他承认对魏格尔施贝格有些“不检点的动手动脚”。他发誓到来后没有碰过德国学生。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悔恨，保证不再重犯。案卷中加入的一份1934年11月28日警务报告告诉我们，曾在他家里进行搜查，但是没有找到煽动性报刊。神父事件似乎到此为止，因为他是瑞士国籍，所以不可能追究。我们不知道他是仍留在修道院，还是被遣送回国。同样，我们不了解魏格尔施贝格的命运。他似乎不大可能受到追究。

外国国籍并不总是一种保障。杜特利神父是瑞士人，这使他置于保护之下。对属于被德国兼并国家的人，情况并非如此。1939年3月15日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苏台德地区被帝国兼并。从此，苏台德居民有可能被依照德国法律判刑。更严重的是，法律可能有追溯效力。一些在兼并前所犯的行为可能受到惩罚。1939年9月30日，总检察长递交国家司法部一份靠近埃格尔地区的翁特桑道的安东·普尔克勒的案卷，当时他因性反常罪行被关在德累斯顿。普尔克勒生于1887年，已婚，有一子。1913年他被候鸟组织开除。战争期间，他被囚禁在俄国。1923年，他加入建筑师海因斯·鲁塔领导的青年组织，宣扬布吕厄的理论。他从前没有被判过罪。他因两次对一名未成年学生猥亵（第174条）、对另一名男子进行严重猥亵行为（第175a）和三次进行猥亵行为（第175条）而受到审判。控状使我们了解到被告的性历史。在1925年或1926年，普尔克勒在一次山地远足时首次猥亵一个叫卡尔·米勒的。米勒当时在睡觉，根本没有觉察。他当时38岁，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发现较晚。1925-1928年，他与约瑟夫·苏希博士保持关系，苏希曾是国社党的省教育主管，当时正因其他原因被监禁。苏希是青年组织的领导，赞同领袖与群体的情爱关系。普尔克勒承认曾被苏希“勾引”，但苏希比他小18岁，而且是他找苏希一同睡并对他手淫。1929年，在一次接待萨克森州的一个青年组织时，他们在他在桑道的家里过夜，他引导一名男孩进行不道德行为。同期，他曾与教他滑雪的体育教师福内克发生关系。他逐渐确信自己是同性恋者。在1929年或1930年，他曾与一个外国人在丹普夫巴德有过短暂关系，同样在1934年，他在同一城市手淫过一名捷克斯洛伐克税务员。在这份陈述中明显表现出纳粹政权的笼统化愿望，因为按照加与普尔克勒的指控并不足以对他判罪。他的“被动性”在终审时似乎起了很大作用。普尔克勒是一名“青少年腐蚀者”，而且是累犯。对普尔克勒的指控涉及1934-1939年。主要是与一个学生奥托·赖希尔在1934年和1936年圣诞节相互手淫，并与其他男性手淫，其中有桑道的商人黑茨和埃格尔的假牙制作者魏因曼。1939年12月22日，对普尔克勒、魏因曼和黑茨判刑。普尔克勒被判3年监禁和6个月剥夺公民权。〔197〕宣判明确说明，行为发生在苏台德地区，而且是在1939年2月28日之前的事实，不能阻碍执行刑罚。普尔克勒随后多次上诉均被驳回。

几桩特殊案例

如果说国家警察负责日常案件，那么盖世太保则处理特别案件。党卫军首脑和警察头目希姆莱很早就关注同性恋可能在党内占据的地位。党卫军受到特别关注。希姆莱害怕同性恋会在军中发展，腐蚀新兵并助长小团体，这正是他对冲锋队的指责。同样，希特勒青年团同所有青少年组织一样，有吸引同性恋者的倾向。希姆莱也曾试图清洗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但是没有很大成效。最终，1935年和1938年发起两场反同性恋的大规模运动。两者均告失败，但是却有助于在舆论中散播对同性恋传染到社会各阶层的恐惧。

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中的同性恋

国社党及其附属组织内部的同性恋很早就是纳粹领导人关心的问题。〔198〕罗姆的“叛乱”为党内清洗提供了借口。〔199〕希特勒本人宣布每位母亲应该能够送“自己的儿子入冲锋队、国社党和希特勒青年团”，而“不用担心他在作风和道德方面受到腐蚀”。1934年7月30日，一封写给德累斯顿警方的信件要求提供国社党和青年组织中因第175条被定罪或有同性恋嫌疑的人员名单。〔200〕 1934年8月，萨克森州国社党总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开姆尼茨地区各宪兵队提供“生活方式违犯刑法第175条”的党员名单，连同他们的姓名和等级。从1936年起，“国家中心”收集关于同性恋者的情报。中心要求各地区警局上报与第175条和175a条相关的案卷，但是如我们所见，只需报告有影响的案件，特别是国社党及其组织成员的案件。希姆莱特别重视党卫军内部的同性恋行为。1937年2月18日，在对党卫军将军的巴特特尔茨讲话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他谈到示范性措施时，他的讲话特别激烈：“在党卫军中每个月都会出现一起同性恋案件。我们每年有8-10个案子。所以我做出以下决定：在所有案件中，这些个人将被正式降职、驱逐出党卫军并交付法庭。在服满法庭所判刑期后，他们将被依照我的命令关进集中营并以‘企图逃跑’击毙。每个案子中的个人所在部队将按我的命令得到通知。我希望借此把这些人从党卫军彻底根除，我要保持我们的组织所吸收的高贵血液和我们在德国进行的种族净化工作。” 〔201〕如我们所见，这些措施是极端的。在党卫军内部“根除”同性恋是一个明确表达的愿望。仍维持着一种假装的合法性——诉讼、审判、正式刑罚，但实际上党卫军的同性恋者被判死刑。〔202〕所以，对同性恋的指控比所能表述的要严重得多。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希姆莱的朋友路德维希·莱西纳律师1938年被指控猥亵一名16岁半的女孩，他应希姆莱的要求得到特赦。此后不久他被认定对一名14岁男孩犯下违反第175条的罪行。1939年1月19日，他被判处1年零3个月苦役和剥夺公民权利3年。〔203〕

党卫军总队长（将官）维特耶的案件非常有启示性。〔204〕维特耶1938年因酗酒被开除出党卫军。但事件是复杂的，希姆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1938年6月17日的报告中，希姆莱很罕见地建立事件时间表，解释自己如何逐渐确信党卫军将军维特耶有罪。1934年6月在清洗罗姆之后，希特勒打电话告诉希姆莱，当时的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将军曾经对他说，在党卫军内部有一个人是因为同性恋被国防军开除的，这个人就是维特耶。希姆莱表示觉得很突然，很吃惊在这种情况下维特耶仍被允许穿军装而且享受军队的年金。所以希姆莱要求会见冯·布隆贝格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冯·赖歇瑙。维特耶1930年从最底层党卫队员进入党卫军，因其工作受到重用。但是维特耶在国防军时曾两次在酒醉时搂抱和亲吻一名士官。他在次日就不再记得发生的事情。众人要求他离开，他递交了辞呈。于是希姆莱召见维特耶，询问他这次事件。维特耶立刻提出辞职。希姆莱拒绝了他，因为他从未在党卫军出过错。他要求他此后停止喝酒，并提防同性恋的危险。在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1935年，党卫军总队长洛伦茨在汉堡代替维特耶工作，宣布他必须因为同性恋开除两名从前隶属维特耶参谋部的人。1934-1935年，维特耶重新开始喝酒。在联谊会上，他对突击队长和突击大队长们不分年龄和职别一律以“你”称呼，他们的军衔比他低得多。希姆莱再次要求他停止喝酒，而关于他被国防军开除的风声也开始传出。希特勒建议希姆莱替换他，维特耶辞去职务。希姆莱第三次要求他停止饮酒。维特耶被任命到汉堡党卫军中心。另一些因素使事件复杂化。在党卫军旗队长（上校）约翰森死后，大队长陶贝特揭露约翰森在两三天前对他说，在一次同维特耶乘车兜风时受到猥亵。1937年，维特耶从前的司机、突击中队长埃哈特证实了同性恋的说法，但是当他必须在庭前重复指控时，他又收回自己的话。他因毁谤被定罪，被逐出党卫军并遣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希姆莱从1937年至1938年风闻了维特耶在汉堡所为。他又开始喝酒和组织联谊会。希姆莱委托汉堡盖世太保调查这些传言，但他认为盖世太保对事件处置不当。两起新案件，本茨和西门子的案情汇报上来，维特耶曾搂抱和亲吻他们。更严重的是时年43岁的维特耶带着25岁的里泽去度假，留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对这个年轻人以“你”称呼，替他付旅费，而他自己却有经济困难。希姆莱将里泽从党卫军开除，“因为我在这方面宁愿严厉些，也不愿让同性恋瘟疫在党卫军扎根”。希姆莱提到的另一起案件涉及商人舍穆特，但他认为是次要的。这起案件卷入了两名男子，迈尔和库尔马赫，但是同约翰森案件一样，因证人死去使案情不能澄清。希姆莱如下总结了自己的报告。他的“经验”向他显示，一个男人很可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同性恋。一个酒醉的男人有可能偶然拥抱另一个男人。一名男子也可能一次或两次受到其他人出于报复的不公正的指责，因为他们知道同性恋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出身不同、彼此不在一处的证人不可能是因为搞错而提供相同的证据，而且有系统地描写这名男子拥抱和亲吻他的同伴。是否确定对维特耶同性恋的指责成立？他认为成立。维特耶能否重回党卫军任总队长？不能。但是事件似乎很复杂，无疑是因为被告的官阶。辩方和控方的一些证人被传唤到处理案件的特别法庭，即党卫军首脑的仲裁法庭，希姆莱认为党卫军法庭太过宽容。我们不掌握审判的原件和结论，使我们很难进行任何解释。尽管如此，在他1938年6月17日给司法官的信中，希姆莱指出“对维特耶总队长的审理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样板”。维特耶被免职并从党卫军开除。对酗酒的指控虽然成立，但在此似乎只是充当借口来清除一个变得碍事的人物，因为希姆莱竭力避免向元首证明关于同性恋的传言。

国社党关心的另一项内容是青年问题。从1936年起，希特勒青年团展开与旧有的青少年组织的激烈斗争，这些组织遭到禁止。许多诉讼展开，一些领导人因与第175条有关罪行涉案。〔205〕最著名的案件1936年9月18-19日在杜塞尔多夫开审，涉及前莱茵区青年联合会。其领导人罗伯特·厄尔伯曼被判处21个月苦役。18个月后，他被移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1年3月28日死于达豪。但是，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同性恋也很普遍，以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为首的国家青年团的领导层希望终止这些行为。自纳粹上台后，一些严厉措施得到采用，从1936年起必须举报同性恋行为。〔206〕男孩只要受到怀疑就会失去所有领导职务，如果怀疑被证实将通知检察官。定罪记录在国家中心。希特勒青年团同样记录在案。1938年决定在每年的晋升中，各团队领导将接受关于第174条和176条的训示。〔207〕但是，是由家长来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一些案卷牵涉到一些希特勒青年团成员。〔208〕 1934年9月14日，总检察长交给普鲁士内务部长关于希特勒青年团中队长弗里德里希·朔恩的性犯罪案卷。朔恩已于1934年9月11日被萨冈法庭因违犯第174.1条而定罪。他是哈尔鲍的织造厂的见习教员。他作了完整的供述。朔恩当时羁押在萨冈监狱。1934年11月3日，总检察长将对朔恩的控状上交内务部长。他被指控在1929-1933年间七次侵犯未成年学徒。弗里德里希·朔恩生于1892年，离婚，没有被定过罪。直到1923年他都是常备军军官。他因骚扰一名勤务兵而不得不离开军队。从1933年起，他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任萨冈预备中队和哈尔鲍一队的领导。在哈尔鲍，他与一些年轻人保持亲密关系，送他们礼物，带他们乘车兜风，时常在公寓和W. 温克勒公司在伯肯湖森林的一套住所与他们同睡。他在1930-1933年间对几名少年进行猥亵，他“玩弄”他们的性器并让他们“玩弄”自己的。他与其中之一进行口交。朔恩被判处5年监禁，因为他还不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时就曾犯过猥亵行为。〔209〕帝国青年团首领1934年11月7日上交内务部长一份希特勒青年团和青年大众（Jungvolk）中因第175条被定罪和开除的人员名单。〔210〕在5个月中至少有11名希特勒青年团和青年大众的领导被定罪或开除。所以在国社党各组织中的反同性恋斗争是以严厉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缺少统计，很难说是否获得成功。

国防军中的同性恋

直至战争初期，国防军对于同性恋一直特别对待。虽然这些案卷同平民案件中一样属于第175和175a条，但军队对于当局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同性恋传播环境。〔211〕国防军为同性恋者建立了一份特别档案，在1940年有5000个姓名。每个同性恋者必须填写一份文卷，寄送到中心。同样，中心会发给征兵处一份青少年腐蚀者和男妓的名单。军队与中心的合作并不总是很容易。比如在1938年9月5日，最高统帅部拒绝对军队进行健康审查。统帅部退回了恋童癖和男妓的名单，指出交给征兵局也没有用，或者是因为名单不及时，或者是人员还没有受到审理，或者因为一些年轻人有可能“因为从来没有被法庭审理过的、通常是年轻时由勾引造成的错误而毁了整个人生”。而且，“如果名单需要不断更新，那征兵登记对于征兵局就成了多余工作，因为征兵局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结果与所付出的时间不相称。” 〔212〕确实，国防军中对同性恋的诉讼在战前没有增长。从1940年起定罪的数量增加，无疑是因为有许多同性恋者入伍。〔213〕如果涉及“不可纠正的倾向”，刑罚为监禁，严重的情况为苦役和集中营。如果涉及“环境”和“勾引”的同性恋，被告可能在刑满后重回部队。这一优待会使他们能够面对敌人来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尽管如此，与第175条有关的罪行被看作与行使指挥权不相容。

同性恋作为消灭对手的手段

纳粹政权在消灭敌手方面表现出实用主义。为了将敌人提交公诉，纳粹选择一些有号召力的主题，反同性恋斗争就是其中之一，正如罗姆事件所显示的。1937年发起了新的反同性恋运动，这一次是针对天主教徒群体，特别是宗教团体。100名左右的僧侣和修女因各种罪行在德国各法庭受到指控，同性恋的控状是最常见的。一些天主教教会人士此前已经被指控倒卖外汇或共产主义阴谋，但没有很大成功。这些迫害的目的是使天主教宗教团体和教会失信，以便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希特勒希望借此对梵蒂冈和德国教会施加压力，以使他们停止对德国的单一制学校提出抗议。盖世太保曾经进行过调查，掌握了材料以便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导火索是1937年3月14日的教皇通谕《关于紧急的忧患》，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基础提出警惕。

盖世太保的第一个目标是特里尔附近属于莱茵伯爵领地的村庄瓦尔德布莱特巴赫的杂务修士的小团体。他们以非正式方式受方济各会领导，在医院照顾残疾人。他们并非由教会选择和培训，教会承认有疏忽。尽管如此，诉讼失败。盖世太保所举出的一名证人是弱智病人。检察官问他能否向法庭指认一个曾试图勾引他进行猥亵的人，证人指向法庭庭长。审理被延迟。〔214〕在莱茵河区，发起的约1000桩司法调查针对杂务修士。约300桩不能诉诸审判，因为150名受传召的证人逃亡，而且有150名享有法律规定的理由。1937年5月22日，300起诉讼展开，另一些则在准备。针对的教派除了瓦尔德布莱特巴赫的方济各会，还有诺伊斯和科隆－林登塔尔的阿莱克斯派、蒙塔布尔的慈悲会兄弟、嘉布遣会和本笃会的杂役团体。〔215〕

盖世太保1937年8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216〕显示约瑟夫·迈辛格、政府顾问哈泽尔巴赫和党卫军突击旗队长哈特尔发起了毁谤攻势。每次诉讼都提供一些具体细节以打动舆论，而且还发表了一些以科学为依据的宣传文章。总共发行了10万份题为《你们应该通过他们的行为识破他们》的宣传册。1937年发表了布格哈德·阿斯穆斯的反教会著作《修院生活，修院中之风化堕落揭秘》，诬蔑僧侣的性生活。运动的高峰是戈培尔1937年5月30日为答复芝加哥主教的谴责在柏林的德意志会堂对25000人发表的演讲。他认为，这些诉讼反映“一种史无前例的可怕的和谋逆的道德堕落现象”。“天主教教士的罪行威胁青少年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向德国人民宣布这种瘟疫将被彻底根除，而且如果教会表现得太软弱，那么国家将承担起来。” 〔217〕演讲巧妙利用民众的本能，不仅将教士表现为同性恋者，而是将他们表现为“青少年腐蚀者”和一些侵犯病患和残疾人的变态者。戈培尔和纳粹领导人却相反，被标榜为家庭美德的完美化身。演讲多次被听众打断，他们高喊：“吊死他们！杀光他们！”反天主教运动持续到1941年。1936年，所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被取缔。超过35个修道院中的教士被驱逐。1941年，戈培尔禁止所有天主教杂志和报刊。1937-1945年间，4000多名教士在集中营中死于酷刑、疾病和饥饿。〔218〕反同性恋运动虽然对天主教教士投下阴影，但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在约20000名德国神甫中只有57人被定罪，在4000名入会修士中只有7人被定罪。而在3000名杂役修士中有170人被定罪，方济各会受到的打击最大。〔219〕 1933-1943年间，德国2240万天主教徒中不到0.5％的人离开教会。

1937年发起的另一场运动的目的是使军队不稳定。冯·布隆贝格将军和冯·弗里奇将军提醒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可能引发法国和英国参战。1938年在将军们和希特勒之间爆发了危机。〔220〕形势有利于清除冯·布隆贝格将军，他在1938年1月12日再婚娶了一名年轻女子埃娃·格鲁恩，她的母亲经营一家按摩厅。戈林发现这名年轻女子曾拍过色情裸照，而且曾被登记为妓女。婚礼进行得很谨慎，希特勒和戈林是见证人。不久以后，戈林向冯·布隆贝格出示这些照片，他因为害怕丑闻而辞职。他的后任本来应该是冯·弗里奇将军，他是普鲁士军人的典范，顽固的独身主义者，害羞，信仰宗教，只为军队而生。他受到军官们和部队的崇拜，他无懈可击。但是他的独立、他对纳粹领导人的不信任和不与他们来往使他受到敌视，特别是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三人组”的敌视。希特勒虽然了解冯·弗里奇的职业素质，但不大欣赏他。于是戈林插手，挖掘出1936年的一桩丑闻。在这一时期，一名29岁的小偷、有敲诈前科的奥托·施密特指控冯·弗里奇是同性恋者。案件当时由盖世太保IIH处负责。在由约瑟夫·迈辛格进行的刑讯中，他承认曾于1933年11月22日在柏林波茨坦人广场地铁站看到一个他认识的同性恋者约瑟夫·魏因贝格去上厕所。据他所说，冯·弗里奇将军随后进去，他看见他为魏因贝格口交然后给他钱。奥托·施密特当时称自己为冲锋队成员，风化警察的刑事专员克勒格尔向他敲诈500马克来保持沉默，但此后继续敲诈他。我们不知道是否从这时起就知道案件涉及的不是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而是退役的阿希姆·冯·弗里奇上尉。迈辛格递交希姆莱一份报告，但是希特勒下令烧毁了案卷。作为外部问题，在1936年的时候不宜在军队上层引起同性恋丑闻。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听从希姆莱的建议，没有完全销毁卷宗。他在档案中留下一份最重要文件的副本。〔221〕 1937年使用的正是这个副本。戈林重新立案。奥托·施密特此时再次入狱，他们以向警方提供关于性犯罪的情报为条件释放了他。希特勒得到通报，他比1936年时对这个案子更感兴趣。他召见国防军上校霍斯巴赫，此人是他与军队之间的联系。霍斯巴赫不太相信指控。他警告弗里奇，弗里奇感到震惊。戈林和希特勒安排与冯·弗里奇会见。当他到达时，奥托·施密特从黑暗中走出，发誓说认出他。弗里奇很吃惊，否认曾经看见过他。1月28日，他被停职。很快阴谋被实施。在3月2日第一次审讯时，律师成功辩明奥托·施密特见证的矛盾之处。年老的上尉因在狱中被打，他承认了一切，而奥托·施密特也承认作伪证。3月18日，冯·弗里奇被释放，但他再也不能恢复到军中的要职。他1939年9月在波兰的战斗中死去，率领的是一支不知名的部队。施密特被遣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4年，依照戈林的命令他被处决。〔222〕希特勒取得了国防军的指挥权。并吞的道路畅通了。站不住脚的同性恋指控再次奏效。

是“再教育”还是“根除”？

纳粹政权大力进行反同性恋斗争。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被同等看待，从来没有提及将同性恋者整体“消灭”的问题。只有“顽固不化”的同性恋者才应该剪除，特别是那些对青少年构成危险的。因为不涉及正式的措施，所以很难确定被遣送集中营的确切人数、他们留在那里平均多长时间、有多少人死去。对于那些被认为通过堕落或勾引而习得同性恋的人采用的是“再教育”。遣送集中营依据的想法也是同性恋者可以通过劳动得到“再教育”。以后的问题是治愈他们，采用几种方法，从心理分析到阉割。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战争爆发前，希姆莱曾经积极支持“再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愿意为了这些“反常者”浪费时间和金钱。遣送集中营变得更加常规化，普及到所有勾引过一个伙伴以上的同性恋者。

通过劳动消灭

吕迪格·劳特曼和理查德·普兰特曾研究过集中营里同性恋者的命运。〔223〕劳特曼1977年发表了他与一组年轻研究者对13-14个关押同性恋者的机构所进行研究的结果。理查德·普兰特则研究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同性恋者的状况。两者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确实有许多档案缺失，一些文件在撤离集中营时被销毁，另一些则没有及时更新。某些档案因为散落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永远缺少。在军官中间只有鲁道夫·赫斯留下回忆录。劳特曼和普兰特只收集到很少从前的“粉色三角”（对同性恋者的标记）的见证。所以我此处的分析也是小范围的。分析集中于1933-1939年，因为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时期。

从纳粹上台起就有一些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比如人道科学委员会的库尔特·希勒被送进奥里亚农堡。希姆莱1937年12月14日的命令和他1940年7月12日的法令明确了所涉及的类别：“青少年腐蚀者”、男妓，从1940年起累犯者也必须被“羁押”。〔224〕所以并非所有同性恋者自刑期后被送进集中营，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可能发生任意关押。第一个集中营1933年3月30日在达豪建立。1933年6月，希姆莱任命特奥多尔·艾克来组织这个集中营，成为此后的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毛陶森集中营的样板。一些同性恋者被关押在这些营地，但我们不知道逐月和逐年的准确人数。他们似乎只占营中的少数，营中还有出逃国外者、“种族亵渎者”和流动的军队人员。劳特曼统计出1938年3月至9月间在达豪有150名同性恋者。他认为可以估计1933-1945年间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人数在5000-15000之间，不可能更细致地统计。

同其他囚犯一样，佩戴粉色三角的同性恋者必须面对非人的关押条件。似乎他们所受的苦特别多。理查德·普兰特的一名见证者讲述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在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被打得最厉害。欧根·科贡讲述同性恋者与其他群体相比更多地被遣送弗勒森堡、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毛陶堡。在奥兹维辛和萨克森豪森，他们被送进营中妓院以受到“再教育”。〔225〕同性恋者被特别隔离。1939年12月15日，国家司法部长给党卫军首脑的一封信〔226〕中要求将同性恋者与其他囚犯分开，勿使他们聚在一起以避免任何同性恋接触。在奥地利的集中营（奥斯特马克），囚犯单独过夜。一所特别建筑包括一些单人囚室，特别是在罗德高集中营。在艾姆斯和罗德高集中营，在不能保持夜间隔离时实行“稀释原则”：“原则就是分散同性恋者，他们在各处必须由多数非变态者控制，因为在囚犯中对同性恋的恐惧也很普遍。”这一系统被营地管理加强，同性恋者被安置在容易监视的地方，在有上下铺时被安置在上铺。同性恋者不能在工作中与人交谈，所以他们不能在厨房工作，或者分发配给。在奥兹维辛，鲁道夫·赫斯将他们关押在一个大棚。他们的特别地位使同性恋者失去任何外部援助。他们的朋友不敢写信给他们，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当作同性恋者，他们的家庭通常会疏远他们。其他的囚犯群体回避他们，因为常常对他们存有偏见。各处的党卫军和囚犯似乎都坚信同性恋者是性偏执者，必须进行严密监视。他们境况由于一些党卫军看守是同性恋者而更加恶化，他们找一些年轻的囚犯，特别是波兰人和俄国人做他们的“宝贝”。党卫军与狱头（Kapos）争夺“宝贝”，囚犯们对此很不以为然。对于政治犯来说，同性恋者不可信，有可能会分裂“反法西斯”联盟。对一些年轻囚犯的优待并不意味着对同性恋者的待遇较好，粉色三角对于群体而言是不利的。实际上，同性恋者之间的团结互助非常有限。他们在囚犯等级制度中不占据决定地位，他们几乎从来当不上狱头。在集中营等级中，粉色三角处于最底层，仅比犹太人略高一些。

布痕瓦尔德的情况得到较好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将结论加以提炼。集中营建立于1937年，1938年营中有28人佩戴粉色三角。1939年有46人，1940年有51人。在希姆莱关于累犯的法令之后，他们的人数在1942年升至74人，1943年169人，1944年189人。总的来说，同性恋者只占很小比率，少于总人数的1％。直至1938年秋天，同性恋者一直被归入政治犯队伍。〔227〕 1938年10月，他们被派到惩戒营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受到党卫军任意施暴。他们从此成为营中最底层。与他们的数量相比，他们比其他人更频繁地被遣送诺德豪森、纳茨维勒和格罗斯－罗森的处决营。劳动力的缺乏为他们带来一些转机，他们1942年夏天同其他囚犯一起被派到军工厂劳动，但1944年1月他们被派到多拉集中营参与生产V-2导弹。劳动、住宿和卫生条件很差，1945年2月8-13日有96名同性恋者死亡，这一时期半数以上的人关押在布痕瓦尔德。根据囚犯报告，布痕瓦尔德的多数同性恋者被阉割。另一些人被用于关于伤寒的医学实验。在一些稀有的被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的直接见证中，海因茨·黑格尔〔228〕的见证最为著名，但他无疑不太能代表整体的命运。1939年，原籍奥地利的海因茨·黑格尔22岁。他出身一个资产者天主教徒家庭，他的父亲在维也纳的一所大使馆中任高级职务。〔229〕 1939年3月，黑格尔被判处6个月监禁，随后被遣送萨克森豪森。他的情人弗雷德是一名纳粹高官的儿子，他没有被定罪，因为他们认为他有“精神障碍”。〔230〕在集中营内，同性恋者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囚犯。他与其他一些粉色三角被安置在一个队。在夜里，他必须穿衬衣睡觉，手要明显地放在被子外面，因为“你们屁精仍然有办法取乐”。〔231〕他无权与其他“三角”交谈，为了不勾引他们。多数同性恋者必须在非人条件下在黏土挖掘场劳动。黑格尔因为成为一名狱头的情人而幸存下来。这名狱头后来被遣送弗洛森堡。同性恋队被取缔。营地由“绿衣服”（普通犯）来领导，狱头们瓜分同性恋者和年轻囚犯，特别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把他们当作情人。黑格尔有幸成为一名队长的情人。据黑格尔说，在囚犯中同性恋关系被作为性的“替代”得到接受，但是同性恋者之间却不行。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保存“正常”的和雄壮的性生活的神话，将“过错”的负担和女性化的指责加在同性恋者身上。直至1940年，营中都对同性恋关系执行死刑。此后风气似乎有所放松。公开拷打是平常事，黑格尔从中看出某些党卫军身上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他们通过窥淫和虐待来满足自己的冲动。黑格尔因为他的支持者而成为狱头，这似乎是特例情况。卡尔·维利·A的案例似乎更符合常规。A在1914年生于巴伐利亚的雷豪。1943年，他做泥瓦匠工作，在莱比锡附近的霍尔茨豪森任工头。1943年5月17日，他作为累犯被判处羁押。1934-1940年间，他曾4次因性反常行为被定罪，最后两次他因腐蚀未成年人被判处苦役。最后一次服刑，他在奥尔登堡的费希塔苦役监狱服一年半苦役。刑期结束时，他被送回莱比锡监狱。“因为最后一次案件发生在他结婚前不久，所以不能指望他会治愈。”所以维利·A在1943年6月10日被遣送布痕瓦尔德，他1943年11月24日死于化脓性胸膜炎。“由集中营医生下令，尸体因卫生原因无法示人。”他被火化，维利·A的妻子得到通知，她拒绝了骨灰盒。〔232〕

很难估算遣送集中营的女同性恋者的数量。如我们所见，女同性恋被受法律惩罚，被逮捕的女同性恋者往往是以其他借口。我们也不确知是否女同性恋者佩戴区别标志。见证人伊萨·费尔梅伦确定地说，女同性恋者佩戴内侧有“LL”（Lesbische Liebe［女同性恋］）的粉色三角。她在拉文斯布吕克登记站展示各种标记的牌子上看到过这个记号。对于其他证人，粉色三角并不指女同性恋者而是“耶和华的证人”。而且某些女同性恋者似乎被登记为反社会者（黑三角）和刑事犯（绿三角）。关押在集中营的所有女同性恋者的案件都时间较晚，没有反映1933-1939年的情况。克劳迪娅·朔普曼〔233〕讲述了埃尔泽的案例。埃尔泽生于1917年，是波茨坦的女招待，与女友一同生活，她被作为反社会者遣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随后转到弗洛森堡。她的命运因埃里希的见证才为人所知，埃里希被关押在弗洛森堡，1943年在妓院中遇到埃尔泽。她似乎在拉文斯布吕克时被强迫卖淫，在那里如果她们接受在妓院卖淫一段时间则允许她们自由。女同性恋者则被特意送到那里以使她们重回正道。埃尔泽随后失踪，人们不知道她后来怎样。在另一个案例中，羞辱女同性恋的意图也很明显。这一案例时间较晚，但是要小心对待。证据由海伦尼·G的一位女友提供，海伦尼1943-1945年是驻奥斯陆空军的助理。她是电报员，负责秘密和间谍信息。她与另外一名助理在空军军部生活，但后者不幸地吸引了一名少尉的注意。她拒绝他的追求。两名妇女被军方秘密警察逮捕和隔离。海伦尼·G因破坏军事潜力被传到军事法庭，国防军将之开除并遣送梅克伦堡的比索夫集中营，那里最初是战俘营。她与其他6名女同性恋者被安置在特别队。她们与其他妇女分开，由男性来看管。当狱头领她们见党卫军看守时，看守对战俘们说：“这些女人代表一种低等生命形式。人们甚至不愿意用椅子腿去搞她们。如果你们愿意搞她们，你们将获得一瓶烧酒。”他们先让俄国和法国俘虏上前。随后，女同性恋者与其他女性隔离并被强迫劳动。有两人死于饥饿。海伦尼·G活到战后一年，随后死于肺结核。如果证据属实，它显示对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和仇恨和一种独立的女性性生活可能引起的敌视。而且，以这种观点看，女同性恋者丧失雅利安妇女的权利，因为她们被交给外国俘虏。〔234〕

我们对集中营中女同性恋者的存在只找到零星的线索。有两个女同性恋者案例属于拉文斯布吕克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医生的受害者。燕妮·萨拉·S于1912年2月19日在法兰克福出生，犹太人，单身，在法兰克福做售货员，“本能的同性恋者，出入此类场所”。埃尔娜·萨拉·P于1904年8月24日在汉堡出生，犹太人，已婚，“非常主动的女同性恋者，寻找仍在营业的女同性恋咖啡厅，在咖啡馆调情”。〔235〕如同男性一样，在集中营结成一些女同性恋友谊。法尼亚·费纳隆在1982年的《奥兹维辛的女子乐队》中作证，她回忆了狱头希尔德，她是“黑三角”，与女友英格保持无耻的关系。法尼亚是奥兹维辛的乐队成员，1944年夏天乐队被邀请到“反社会”队活跃夜间“舞会”。这个队集中了一些从前的妓女，法尼亚·费纳隆认为她们中90％变成了同性恋者。〔236〕克里斯蒂娜·齐伍尔斯卡在《从前的桦树》（1980）中也提供同类的见证。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是拉文斯布吕克的政治犯，她在《米莱娜，卡夫卡的朋友》（1977）中见证：“激情的友谊在政治犯、反社会者和刑事犯中都同样普及。政治犯的爱恋关系与反社会者和刑事犯的唯一区别是精神恋爱性质的，而其他的往往有同性恋性质。” 〔237〕此类关系如果发现则受到严厉惩罚，惩罚可能是一天或几天剥夺食物、笞刑（25-100下）、关禁闭或遣送惩戒队，甚至是处死。惩罚因年份和营地而不同。共产党员多丽丝·马斯记述在拉文斯布吕克，1941年以前的女同性恋关系被处死刑。鲁道夫·赫斯同样记述了同性恋行为的存在：“甚至最重的惩罚、遣送惩戒营都不能终止。” 〔238〕

“治愈”和阉割

希姆莱虽然积极支持反同性恋斗争，但在其计划中仍保留“再教育”的尝试。他本人坚信只有2％的同性恋案例是先天性的，其余的属于恶行或者勾引。目标是通过一个时期的惩罚和再教育将这后一部分人重新纳入社会。希姆莱本人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医学研究很感兴趣并加以鼓励。再教育的第一种形式可以通过心理分析。〔239〕 1935年，心理分析被“雅利安化”。所有犹太人会员必须从德国心理分析学会（DPG, Deutsche Psychoanalystische Gesellschaft）辞职。卡尔·米勒－布伦瑞克和费利克斯·伯姆对领导层进行重组。1936年成立了德国心理学研究和精神治疗学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sychotherapie），由赫尔曼·戈林的堂兄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领导。DPG在1938年11月被并入学院。学院表示支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宣称成功率为70％。对于510名同性恋患者，学院声称“治愈”341人。有几名学院成员发表关于治疗同性恋的文章。〔240〕学院还建立与空军的合作计划。马蒂亚斯·戈林企图将精神治疗扩展到反同性恋斗争领域，尤其是在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进行的运动中间。学院秘书长费利克斯·伯姆1938年2月28日的一份手稿说明了这一意图。〔241〕他建议在所有党的组织特别是青少年组织中，创建“知心医生”的岗位，人们有危险情况时可以对他谈。1939年12月6日，伯姆对学院成员发出一份通函。〔242〕他要求他们上报对同性恋的治疗以便对他们进行评估。希姆莱本人曾委托几位医生进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1936年12月5日，党卫军总队长维尔纳·扬森以希姆莱的名义致信人民科学教育部，〔243〕以了解对于左撇子和同性恋者的研究是否已经开展。党卫军将领乌尔曼12月8日作了肯定答复，克罗伊茨费尔特博士将很快提交研究成果。我们不了解这份研究的结论。1937年6月14日，图灵根种族事务地区局主席、内务部图灵根最高法院院长卡尔·阿斯特尔致信希姆莱，请求他将至少100名图灵根同性恋者的姓名和地址交给他，以便展开对同性恋本质的研究。〔244〕希姆莱在6月22日回信中表现出很大兴趣，向他许诺将通过盖世太保转给他所要的名单。我们不知道研究的结果。但是医生们应该对他们的结论很谨慎，因为党卫军首领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一些固定看法，不允许实验质疑他的确信。〔245〕

除了心理分析，一些更极端的手段被用来“再教育”同性恋者。1933年7月14日，《预防后代感染遗传病法》〔246〕得到采用。法律于1934年1月1日生效。1934-1945年间，20万名男性和20万名女性被正式绝育。其中数千人在手术后死亡。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在集中营中被绝育。1933年11月24日的《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改善措施》准许在某些情况下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实行阉割。〔247〕阉割只能适用于强奸、亵渎、恋童癖、胁迫的性行为、当众性行为、出于性目的的谋杀。受到这条法律处罚的同性恋者只是那些与14岁以下男童发生性关系或者有暴露癖的人。多数因第175和175a定罪的同性恋者不包括在内。1935年6月26日的《预防后代感染遗传病法》使“自愿阉割”成为可能。第14条第2款〔248〕允许在同性恋案件中实行阉割，但是必须得到本人同意，还要得到医生的许可。1936年1月23日的命令明确指出不能强迫，即使是间接地强迫罪犯同意阉割。1939年5月20日，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取消了这条命令。而且，很有可能在此前几年中某些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同性恋者因希望得到释放而同意接受手术〔249〕。1935-1945年间接受阉割的同性恋者数量不为人知〔250〕。

尽管如此，用阉割来“治疗”同性恋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份关于《同性恋原因和同性恋者阉割》的报告显示这一问题得到非常深入的研究。〔251〕我们清楚地看到，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理论从1933年以来变得极端化。在此前的阶段，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一种先天的反常或者自然状况，然而在此后我们看到对旧有的退化理论（沃尔夫、多伊森、朗、延施）的回归，以生物学的解释强调激素机能障碍（拉姆克、哈贝尔），甚至简单地断言同性恋是一种习得的恶习（施罗德）。同性恋与种族退化之间的联系在洛塔尔·戈特利布1935年发表的《种族、精神和灵魂》中特别明确：“继北欧人种与近东人种、北欧人种与东方人种、北欧人种与西欧人种混合以后，产生了一类中间性别的男人和女人，人们在一些大城市可能随时遇到。” 〔252〕报告随后研究了各位医生对刑法镇压的立场，他接着进行了阉割的假设。对于这一点，各种看法是非常矛盾的。那些认为同性恋是先天性的医生反对阉割。另一些则认为手术是没有保证的。尽管如此，一些医生已经进行了实验并肯定他们实验的成功。瑞士人沃尔夫、丹麦人桑德和德国人罗登贝格各自提供一些统计数据。〔253〕沃尔夫阉割了22名同性恋者，他仅有一例失败。桑德阉割了72名同性恋者，也只有一例失败。罗登贝格进行了88例手术，只有6次失败。所以报告指出，182例中只有8例失败，成功率为96％。同样，伯特斯〔254〕肯定阉割几乎一定导致“性死亡”。朗的观点相反，指出这些实验缺乏时间考验。实验进行只有几年，还不可能了解长期的后果。报告的结论措辞谨慎，强调缺少时间考验和实验数字的有限。报告还对阉割条件提出疑问，是自愿还是强迫？报告附加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的参考书目，在报告结尾有1900年以来关于阉割的47份资料，有20份是1930年以来的。

事实上，许多报告提及阉割作为同性恋“解药”的可疑性。阿图尔·克龙费尔德在其《性病理》中对此有明确的观点：“有效医疗意义的对同性恋的治疗几乎不存在。由利希滕施特恩和米萨姆进行的生殖腺移植，不论事先阉割与否似乎都没有持久效果。同样在我的实验中，我也只观察到暂时的成功。通过心理治疗使同性恋冲动转变为正常的性冲动通常也以失败告终。”京特尔·格劳在《被掩盖的大屠杀？》中提供了弗里德曼·普费夫林博士的结论，普费夫林研究了600份阉割案例，其中1934-1945年有120名“志愿者”。〔255〕他将案例分成三类。第一组是将阉割作为处决的替代。比如，一名70岁老人到1934年6月1日因行乞被12次定罪，因第176-3款被定罪6次。阉割的命令是为追溯既往罪行，1934年8月14日执行。这名男子在阉割后立刻上吊。第二组集中的案例中阉割被认为比羁押要轻一些。阉割的有益疗效受到强调。第三组是在权衡成功几率和与其他刑罚相比后出于治疗目的选择阉割。到1937年底，这些手术在附属监狱或集中营的73所法医学研究中心进行。〔256〕 9个地区性中心收集了结果并送交国家健康局。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研究阉割的中央机构，但是战争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行。〔257〕事实上，主要是在1939年以后，阉割成为治疗同性恋的例行措施。同样是在战争期间，卡尔·维尔内特博士的实验得以进行，他意图通过自创的激素疗法来“治愈”同性恋者。〔258〕

1933-1939年，“再教育”和“根除”同时进行。在战争开始后，“再教育”退居为末选。首要的是清除破坏民族健康和道德的“反社会者”。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在那里，“再教育”的假面仍在维持，同性恋者被安排劳动或者送到妓院以便得到治愈。当战争全面开始，而男性短缺开始出现，“阉割”似乎是将“治愈”的同性恋者遣返军队的一个有效方法。

30年代末：风暴中的法国和英国同性恋者

30年代末对英法同性恋者同样意味着逆潮。情况当然难以与德国相比。虽然英国的镇压明显加强，但法国仍然相对幸免并从此代表着欧洲同性恋中心。在这两个国家，我们看到反对言论的增长，他们将同性恋只看作文明衰落的证明。

同性恋不再是时尚

1929年的危机构成舆论对同性恋看法的一个主要转折。从此，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舆论中占主导，从众随俗重新成为一个确定价值，而少数受到责难，被指责为满足个人私利的目的而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并非是一种新现象，早在20年代反对者已在活动，但是在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呼声更能打动正在寻找替罪羊的社会舆论。

人口减少

在30年代，人口减少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在英国，出生率下降加剧，1930年出生率跌落到16.3‰。〔259〕在法国，形势同样让人不安。出生率从1920年的21.4‰跌落到1930年的18‰，1938年为14.6‰。因为人口减少，法国吸纳了许多外国劳工。〔260〕尽管如此，法国并未实行真正的鼓励生育政策，虽然也采用了一些措施。1920年7月31日，议会投票通过一些反避孕宣传的法令，禁止出售避孕用品，加强对堕胎的镇压。〔261〕 1932年3月11日，议会决定各行业成立社会救济局。30年代末，舆论对生育宣传越来越热心，将居民人数当作国际对抗中的一个筹码。死亡率过高影响到舆论。医学和道德的言论将之归咎于青少年的不道德和女性工作，要求恢复家庭价值。1938年2月8日，参议院开展的一个议题是关于“出生率下降的危机”。〔262〕同样，《时代》（1938年7月4-22日）的一次大调查题目为《令人焦虑的人口减少的问题》。1938年的法令将家庭补助扩大到一些新的工作种类，但是1939年7月29日的《家庭法》标志着法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阶段。法令恢复和规整了关于继承、税收和家庭补助的各类措施。反堕胎的法令被强化。

衰落

在30年代的论战文学中，同性恋被表现为一个正在增长的威胁。民族的肌体和人的肌体被混为一谈，“倒错”被与民族的衰落联系起来。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生活苦难，同性恋者与其他少数群体——犹太人、外国人、工作女性——被交付社会的公诉，为堕落社会的所有罪恶负责。从20年代起就有些言论指责他们为国家“破产”直接负责，对于另一些人，他们只是一个借口，被用来揭露民主制、议会制、自由主义允许此类的放纵。〔263〕乔治－安克蒂尔的《撒旦指挥舞会》（1925）一书中，故事发生在彭加勒第一次执政时期（1921-1922），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证。〔264〕该书揭露“神经症的世纪导致世界和人类的迷失，这是歇斯底里、放纵和淫乱的世纪，装点着美德的假面”。〔265〕公然的放纵、集体淫乱、色情的表演似乎是“神经症” 〔266〕的民主制的家常便饭。关于同性恋的言论只是摧毁民主的、自由的和议会制的社会基础的一种手段，同性恋被认为要对道德堕落、经济危机和国家影响丧失负责：“法国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第一个标志无疑是面貌上的混乱，是道德意义上表现出的变态。如同所有堕落的时代，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可诅咒的时代，一种真正的激情的疯狂在全世界肆虐，一如既往地最沉重地打击领导阶层和有闲阶层。” 〔267〕对制度的批判通过诽谤和辱骂。因此，乔治－安克蒂尔将名人的姓氏卷入淫乱的场景，肯定法国由其领导者引向衰落的想法。他的政治批判涉及所有党派，他对所有政治家、银行家一概批评，对报纸从《人道报》到《法国行动》全不放过。他攻击“渔民乔治·克列孟梭是胜利与卖淫的组织者”，“参议院主席安托南·迪博被人发现死在巴黎最下流的妓院，据说被警方毒死，但不管怎么说，他在70岁还与两名年轻屁精沉沦于最下流的淫乱”。〔268〕腐败的精英的反面是关于幸免了恶俗的新奇的法国内地的神话：“我们乡间纯净的空气使我们的农民幸免于这些腐败，工人们健康的疲倦使他们免于这些诱惑，即便他们有可能受到引诱。” 〔269〕同性恋因而成为限于社会高层的变态：“这种奢侈的恶行，不是那些卑微的人们所进行的。” 〔270〕在30年代，关于堕落的言论强化，成为普遍言论。政治制度的败坏、出生率降低、国外和犹太影响对社会的渗透与风化解放和同性恋同样受到谴责。一种通常是极右的反对思想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比如，罗伊·坎贝尔在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不列颠联盟季刊》1937年1-4月号上对西班牙共和者写道：“鸡奸者属于你们那边，这些懦夫和病人。”对于那些关于堕落的理论家，同性恋者的增长（纯属想象）是“传染”造成的，因为同性恋者的唯一目的是进行他们无法以正常方式做到的“再生产”。而且，同性恋被归入现代性，现代性在此以贬义解释。关于堕落的理论家们维系着一个理想社会的神话，依托一种道德共识，保证民族的统一和强大。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战胜者或战败者，所有人都希望重新回到一战前的生活状况：经济稳定、社会循规蹈矩、国际上的领先。他们非但不寻找两次大战之间危机的深刻原因，反而宁愿指定一些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过失：“同性恋的不知羞耻正是某些现代观念的结果，其代表人不知道他们的看法的悲剧性后果。” 〔271〕社会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罪恶传播的一个原因，而个人主义的胜利导致教会影响的下降和不道德的上升。〔272〕多数堕落揭露者的目的是打动公众对威胁祖国的危险作出激烈反应。阿尔贝·沙波坦医生的《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1927）关于同性恋的一章题为《堕入地狱：怪物》，该书以激励的话语开篇：“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增加好公民的数量，他们倾向于尽早地建立家庭，而不是沉湎于一些有害的发现。我们将以此为阻止人口减少作出贡献，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273〕西卡尔·德·普洛佐尔博士在《为了种族的拯救：性教育》（1931）一书中指出，健康、强壮、身材匀称的入伍者越来越少。相反，反常者和退化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原因是“文明”，即酒精、穷困、梅毒、肺结核、性坐标的迷失。同样，让·普伊博士在《给青少年关于性教育的建议》（1931）中，解释人们可能“无法改变许多青少年沉沦于恶习，而人口减少的法国正需要他们的能量”。唯一的解决：“可敬的生殖行为”。T. 鲍恩·帕廷顿在《性与现代青年》（1931）中持同样论调，归咎于承载着不道德的一些坏书、坏戏剧，特别是一些坏电影的有害影响。〔274〕

我们看到对女性同性恋的谴责也不断增加。夏尔－诺埃尔·勒纳尔在其谵狂的小说《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1930）的绪言中强烈攻击女同性恋者。他认为法国已经置于同性恋精神的控制中，阳刚和雄性勇气的所有痕迹已经消失：“人们将看到我们的文明在每个细节上完全都是阉人、怪癖和同性恋的特殊表现的结果。” 〔275〕对于勒纳尔，战争只是无益的牺牲，男性从中得不到好处，而女性掌握权力，对文明进行毁灭。在他的小说中，他将自己描写进去。在一列火车上，他偶然同一群年轻姑娘同一节车厢，在他内心深处他只将她们叫做“婊子”、“傻妞”、“婆娘”、“疯婆”，她们认为他又聋又哑，继续很自然地闲聊。因此使他了解到女性的险恶：“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何种女子远离男人。我从她们的举止、相貌就知道这些人属于哪一类。” 〔276〕在对她们的描写中，这些年轻女子似乎是一些歇斯底里的、淫荡的、虐待狂的、邪恶的怪物。她们都是知识分子，只有一个例外。一个教师、一个药剂师、两个做行政工作。勒纳尔注意到：“每个假正经的女人都是同性恋者，如同每个解放女性。” 〔277〕她们的职业使她们得以散布毒素，秘密地掌握社会：“行政管理归我们。所有都归我们。很快，世界属于我们。” 〔278〕一个巨大的国际女同性恋阴谋正在进行。“男性仇视者”正在6岁或8岁的小女孩中寻找牺牲者：“这不只是为了我的快乐，这是为了在她们想到之前就使她们远离男性。我掌握她们，教育她们，使她们成为老虎，然后放她们进入斗兽场，而男人们碰到她们就会惨叫。” 〔279〕勒纳尔想警告民众，但他却在两种方式之间犹豫。一方面，他对妇女进行有系统的攻击，认为她们是愚蠢的，可以简单理解为性：“女性是一种可发声的、可自行移动的生殖工具。” 〔280〕但他同时又对人类的不幸命运津津乐道。他令人吃惊地以此来颠覆“双重标准”的概念：“男性的一切除了性行为都可以原谅。女性的一切因为性行为而得到原谅。人们总会为谋杀找到一个减罪情节，但决不会为强奸找到。一个敢于以妻子的恶行来为自己的小过错辩护的丈夫会吃官司，而且被文明的群众投以石块，然而一个杀人的妻子只需以同性恋来指责被她杀死的丈夫就会被无罪开释、被人称道并拥有他的财产。而且如果她能再证明自己是完全的、狂热的女同性恋者，那她将获得巨大的胜利。” 〔281〕这种偏执的胡言乱语是可笑的，却反映了一部分男性民众的精神状态，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和德国。此类激昂的演说在战后的失意者、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失业者中间，在所有可能认为女性工作和有限数量的女性成功是不公平的人中间得到深刻的反响。夏尔－诺埃尔·勒纳尔的最后号召也想当然地以危言耸听的方式提出，如同要预告未来的灾难：“拯救者将是摧毁女性事业的人。让我们为了照明道路、铸造武器，准备最大的革命、血染土地的最大的战争。” 〔282〕

与同性恋相关的对衰落的忧患由德里厄·拉罗谢勒作了很好的总结。德里厄本人与性倒错的关系复杂。“被女性覆盖着的男性”，他怀疑自己的男性能力。在与阿拉贡一同去妓院时，他透露了自己的焦虑：“阿拉贡听到旁边的客厅有人叫他。是德里厄，抱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腿绕在他的腰上。这个女人一边牢牢地骑在他身上一边在呻吟。路易，路易，德里厄很焦虑地喊，路易，路易，我是阳痿的。” 〔283〕对自己男性能力的怀疑使他恐慌。他对那些性倒错者只有歧视，他们让他厌恶。但是，他本人曾在少年时经历过几次同性恋友谊，他此后曾不成功地尝试过与一名男子睡觉。〔284〕如同许多男性，女性的同性恋吸引他，但同时又让他难堪：“我多年来着迷于女性的同性恋，这是一种受虐的偏执。我希望又害怕那些想象中的场面对我造成的痛苦。” 〔285〕德里厄将力量等同于男性能力，将女性化等同于同性恋。他被衰落的想法困扰，倾向于将性的暗喻与政治的解释混同起来。让－路易·圣－伊尼昂分析过德里厄的衰落的概念，指出对他来说，西方文明从中世纪以来就在走向衰落。身体与精神的平衡被打破而倾向于后者，城市超过了乡村。德里厄象征性地将法国人比作一个从小便厕所出来的性倒错者：“一个村镇广场。小便厕所在广场中央竖起淫秽的善意。从行政部门小心油漆过的小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是法国人。这位公民傲慢地将一团轻浮而没有多少繁殖力的肉体退回裤子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男人。” 〔286〕性的衰退被等同于绝育，通过它将民族衰落和人口减少体现出来。同性恋话题、女性身体被与社会肌体的分解、女性化和被外国人腐蚀的民族的象征联系在一起。

退缩回自我

30年代敲响了享乐主义的丧钟。1931年12月，十月俱乐部在牛津成立，大学成为“赤色”的坐标，共产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大学生支持罢工工人，作为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从1931年起，英国加强了对同性恋者的镇压。似乎是因为伦敦警察的新负责人菲利普·盖姆爵士的领导。酒吧业者被告知，他们不得再为同性恋顾客服务。局势很快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一套监视系统组织起来，从此那些比较张扬的同性恋者被请求离开，酒鬼也一样。昆廷·克里斯普受到了这种新的镇压姿态的正面打击：“我不得不接受一种完全的排斥，因为警方的警惕性增强，最龌龊的咖啡厅的业主都不愿意让我进去。” 〔287〕警方越来越频繁地组织突击搜查，伦敦西区的酒吧变得不能去，同性恋者退缩在平利克和布卢姆斯伯里，那里的艺术和文学氛围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宽容。〔288〕男厕也是有组织突击的对象：“警方的手段越来越险恶。警员的诱捕成为每夜的常规。这种特别策略主要实行地点是伦敦一些荒僻街道的照明不良的公厕。警方设计同性恋者就像北美印第安人对付野牛。他们寻求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手段。由报信人协助，他们发现那些大型变装舞会举行的地点并将注意力转向这方面。在一次搜捕中，100多名男孩又叫又笑，跺着脚，穿着装饰羽毛和镶着钻石的晚礼服，他们被一组警察抓获，推上或扔进囚车。这些舞会停止举行，因为所得的快乐不及危险，于是警方开始对那些同性恋俱乐部动怒。” 〔289〕

在法国，镇压比较不明显，但是同性恋俱乐部的时代已成过去。室内散步场的时尚已经结束，因为警察局长夏普的一项措施要求照亮这些过于昏暗的走道。尽管如此，面对德国同性恋环境的毁灭和英国环境的萎缩，法国似乎成为新的同性恋者归附的中心。希特勒上台标志着英国同性恋者的离去，不论是知识分子如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还是一些无名的同性恋者。〔290〕当勒内·克勒维尔1933年8月到达慕尼黑时，变化让他吃惊：“慕尼黑的环境让人无法呼吸，卖淫的繁荣并不能补救纳粹面孔的阴暗（紧闭的嘴唇和皱起的额头）。” 〔291〕冲击是巨大的，德国的两种景象相互对立，无法协调。最让人失衡的无疑是发现一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价值观有可能被拿来并改造成法西斯的化身。斯蒂芬·斯彭德将他所见的辉煌的德国与新的现实作了对比：“克里斯托弗和我把德国当作我们个人问题的良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朋友们无忧无虑的私生活只是一团混乱外面的门脸。我们逐渐看到这种生活将被扫荡。当我们到吕根岛度假时，那里的‘天体’浴者在烈日下成百地躺在沙滩上，我们有时听到从河畔森林中传出一些命令，甚至是枪声，在那里一些冲锋队正被训练成刽子手，等待着杀害那些赤裸的没有武器的牺牲者。” 〔292〕一些人对自我重新审视：“当我第一次来德国，我是以一种完全没有责任的方式来临，令人悚然。我就是那个某日下午踏进瓦尔德马的寓所的坏男孩，而且后来还想去。但是，当我完全探索了柏林的夜生活并开始厌倦时，我变成了清教徒。我严厉地批判来柏林追寻快乐的那些堕落的外国人。他们剥削正在挨饿的德国工人阶级并将他们变成娼妓。我的不满是严肃的，甚至是有理由的。当人们看到其内幕时，柏林的夜生活是相当可怜的。但是我真的改变了吗？难道我不是与从前一样不负责任地在逃避后果？难道这不是一种形式的叛卖？” 〔293〕不负责任通常让位于对这个国家的爱，它曾经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自由。美学家布赖恩·霍华德的历程在这一点上具有典型性。他1931年与克劳斯和埃丽卡·曼结交，他们告诉他德国的政治局势和纳粹所代表的危险。霍华德直到此前还比较漠然，他成为积极的左翼活动家，越来越关心德国政治。他后来与《新政治家》和《左派图书俱乐部》合作。他1934年在巴伐利亚与曼一家在一起，写过几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他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见到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克劳斯·曼，曼当时在出版反纳粹杂志《汇编》。他1937年成为盖伊·伯吉斯的朋友，1938年加入独立劳工党，该党当时宣布反战。当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法国，而他的德国同伴被关进土伦的一个集中营。因此，除了捍卫个人利益——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参加了更广泛的捍卫普遍自由和某种人性概念的斗争。

有些同性恋知识分子通过帮助德国移民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勒内·克勒维尔就属于这种情况，他1934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应克劳斯·曼的要求同意参加了一次反纳粹斗争和支持知识分子移民的会议。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认为移民才是解决办法，他们失去了一个所爱的国家，在敌对的英国也不可能受到欢迎，他们主要选择前往美国。1934年3月26日，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离开伦敦到阿姆斯特丹与朋友海因茨会合。“这样，他象征性地抛弃了凯瑟琳（他母亲）的英国。”这只是长途流徙的开端。海因茨最终被逮捕并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1年苦役，另外在军中服务2年。衣修午德“被指控与该犯在14个境外国家和德国犯有相互手淫行为”。〔294〕英国和平主义的同性恋的离开在英国也让人瞧不起。奥登和衣修午德长时间受到攻击，1940年6月13日议员乔斯林·卢卡斯爵士向下议院提问：“我尊敬的朋友能否了解一些年轻人因为不愿意打仗而离开祖国所引起的愤怒？如果他们不被登记为拒服兵役者，是否要让他们放弃国籍？”本杰明·布里顿和彼得·皮尔斯1939-1942年在美国度过，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毫不掩饰的敌意。他们的朋友拉尔夫·霍克斯1940年9月就回到伦敦，他写信告诉他们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上演你的作品会有一些困难，对你的离开有一些尖刻的评论。”同样，梅杰里·法斯写道：“比尔（埃塞尔·布里奇）对我说各大报刊有许多关于本杰（本杰明·布里顿）和奥登的文章，他们最后永远不回英国。” 〔295〕 1941年，在《音乐时报》上爆发了关于布里顿的一场论争，空军少尉E. R. 利维斯的一封题为《去往西方的一名英国作曲家》引发了论战，论战从8月持续到10月。所以，30年代的同性恋者退缩回私人空间，而同性恋却变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政治化的话题。W. H. 奥登写道：“公共场所的私密的面孔。”对同性恋的仇视甚至占据了最自由的阶层，比如那些德国移民。

流亡的德国移民

让－米歇尔·帕尔米耶认为，希特勒掌权后离开德国的人数估计在59000-65000人之间。〔296〕流亡有多种原因，一些人是担心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离开德国是因为厌恶、因为团结一致、因为信念。许多政治反对派和犹太人最早离开。一些德国同性恋者也选择了流亡的道路。在名人中就有歌剧明星和UFA的编舞延斯·凯特，他于1937年在被告发和收到警方的传召时离开德国。他直到德军占领前都留在巴黎，占领后回到柏林为大都会剧院工作。电影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朋友维利·特施与他同时离开德国。他后来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在投身政治的同性恋者中，除了克劳斯·曼，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和汉斯·西姆森也离开德国。在最初时期，流亡同性恋者取道奥地利或匈牙利，另一些去瑞士，主要是巴勒州和苏黎世，那里存在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但大多数人去了巴黎。费迪南德·布鲁克纳1933年离开德国到维也纳、巴黎，随后于1936年到了美国。同一时期，摄影师赫伯特·利斯特也在巴黎。许多女同性恋者也离开了德国。比如犹太女医生夏洛特·沃尔夫1933年离开柏林前往巴黎，随后到了伦敦。同样，《穿制服的女孩》的作者克丽斯塔·温斯洛1938年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南部。她和她的女友在1944年6月被杀害。埃丽卡·曼、特蕾泽·吉泽、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的道路更为曲折，展示了跨越欧洲、美国甚至东方的长途流亡。女演员扎尔卡·菲特尔描写了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生活：“夏天酷热的夜晚吸引众多的闲逛者到大街上，各种肤色和各个国家的一对对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在美国度过11年之后，巴黎爱情生活的自由给我留下印象，双性恋和同性恋的混合自从纽伦堡法令以来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297〕克劳斯·曼对这种被迫流亡的看法更加苦涩些：“同埃迪、波比以及两个出身良好的英国同性恋者过了一阵。（人们同这些同性恋者讲话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同样，现在人们经常被迫同犹太人和流亡者谈话，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流亡者。）” 〔298〕

对于许多人来说，流亡是总结、回归自我和政治思索的时代。《汇编》杂志想要汇总所有与纳粹斗争和想要捍卫真正的德国文学的流亡作家。杂志有亨利希·曼、奥尔德斯·赫胥黎、安德烈·纪德赞助，发表一些托马斯·曼、勒内·希克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赫尔曼·黑塞和斯特凡·茨威格的文章。杂志在德国被禁，参与的作家被德国的书店抵制。很快，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勒内·希克雷便脱离了杂志。对于克劳斯·曼来说，流亡是政治和同性恋成熟的时机。他的小说《火山》（1939）以寓意的方式表现流亡者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情感灾难和自我毁灭倾向。他起而反对这些圈子里盛行的对同性恋的仇视。他关于《同性恋与法西斯》的想法来自1934年12月2日读到的《性经济期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人们差不多将同性恋与法西斯等同起来”，批判苏联的新法律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对罗姆事件的发挥。他对纳粹想“一边组织同性恋乐队，一边把他们禁闭、阉割和处决”的态度进行探究。对于勒内·克勒维尔，这篇文章揭示了同性恋者所处的死胡同。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性要求的地位：“从性的角度看，似乎被承认、容忍的自由将被这一方和那一方否定。” 〔299〕

确实，德国流亡者与同性恋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虽然同性恋者受到政权的挞伐，但纳粹的反对者也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反希特勒的宣传武器。共产党的新路线是这种带倾向性的混同的起因。1933年，援助希特勒法西斯受害者国际委员会出版《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恐怖的棕皮书》。年轻的荷兰纵火者范·德·鲁贝被表现为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因为自己的性倾向而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范·德·鲁贝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举止女性化，他对女人的拘谨和害羞有很多证据证明。他喜欢与男性交往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倾向使他与纳粹群体接触，特别是“罗姆的皮条客”贝尔博士：“范·德·鲁贝与一些纳粹首领的同性恋关系、他的物质依赖使他动摇，服从了纵火犯们的意愿。” 〔300〕在“长刀之夜”以后，《真理报》同时揭露了希特勒的阴谋和罗姆的作风，被认为代表了该政权的整体。流亡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签署宣言并地下分发到德国各城市，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希特勒将荣誉等同于杀人犯、打手和堕落者的荣誉。如今他对他们进行指控并将他们交付公众的蔑视，他正是在谴责他自己，因为他的体系依赖这些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可耻。” 〔301〕

一些德国流亡作家出版的作品助长了使同性恋与纳粹勾结的说法深入人心。最著名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6月30日叙事谣曲》，表现了“长刀之夜”，提到罗姆和希特勒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汉斯·西姆森1940年在伦敦出版的《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和路德维希·雷恩的《为了巨大的改变》。在后一本书中，纳粹和一个贵族自杀者是同性恋者，而抵抗战士都是雄壮的异性恋者。我们在维基·鲍姆1939年出版的《上海旅店》中也找到一些仇视同性恋的味道。小说交织了上海一家旅店的几位顾客的生活，而这间旅店在小说一开始就毁于轰炸。倒叙使我们了解这些人的过去，他们由复杂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在顾客中，埃马纽埃尔·海因博士有一半犹太血统，他的儿子罗兰是一个神经敏感的“战争儿童”。他被送进一所露天实验学校。但是“一位教师爱上了男孩，他对罗兰的古怪魅力过于敏感，用手枪自杀”。在20岁时，罗兰加入国社党，不知道自己的犹太出身，并与一名领导人睡觉。他儿时的朋友库尔特是异性恋者而且反纳粹，带着悲伤和焦虑观察着罗兰的转变：“他也属于这战后一代人，同性之间的爱恋并不让他们吃惊。也许是战时男人共同生活的残余？或者是讨厌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度生孩子？一些人觉得可笑，另一些觉得悲哀，还有一些觉得有趣。许多人是因为附庸风雅，就像人们赶时髦。” 〔302〕罗兰的生命悲惨地结束。他的同志们发现他是犹太人，他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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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年当中，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解放自我。角色从此后颠倒了过来，是德国的同性恋者来国外寻求自由和宽容。除了警察的镇压以外，还因为公众舆论的重大改变：同性恋者被抛弃在阴影中，或者相反，被人指指点点。令人惊奇地看到，就在同性恋者在德国遭遇最严厉的迫害的时刻，他们却被与刽子手归为一类，好像他们永远只能在敌人的阵营。

很难说有多少同性恋者成为纳粹的受害者。根据国家官方统计、遗存的纳粹统计和武特博士的备忘纪要来大略地估计，可以估计出“国家中心”为反同性恋和堕胎斗争而登记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在他们当中，大约5万人被定罪。5000-15000名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303〕同期的德国同性恋人口估计在150万-200万人之间，似乎大多数同性恋者成功地在纳粹统治下幸免。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始终是纳粹政权的靶子，而且他们是在焦虑和耻辱中度过这一时期。纳粹是否在对待同性恋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在这一领域存在一种纳粹的特殊性：利用警察恐怖、将受害人非人化、流刑、大一统的愿望。但是，所实行的手段早已在英国和魏玛时期得到测试。纳粹也并未发明反同性恋的政治运动，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首创的。医学的谬误因为控制变态者的精神治疗的愿望而成为可能，阉割则是受到国外的、丹麦和瑞士的研究的启发。威廉·赖希从法西斯主义中看到压制自然的性需求的后果。〔304〕这种解释虽然只是部分性的，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纳粹对同性恋的处置是传统的反同性恋言论的延续。纳粹主义和对同性恋的镇压在欧洲的延续已经被注意到，尤其是居伊·奥康让从这种极宽泛的相似性中看出对关于镇压同性恋者保持沉默的原因：“纳粹只是加重了剂量，但是消灭或者关押疯子、同性恋者和所有那些行为属于医学而非政治和民族问题的人，没有一个盟国没有这样做过。总之，屠杀同性恋者特别应该保密，因为这一点在纳粹与那些声称是纳粹的法官和死敌的人之间建立起联系。” 〔305〕

注释

〔1〕　我们此处将研究英国1919-1939年间对同性恋的镇压，关于德国的研究只限于1919-1934年以保持可比较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的分析是针对民主制度中警方的镇压。

〔2〕　《狄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12。

〔3〕　《西方历史上的同性恋与鸡奸概念》，Arthur N. Gilbert：“Conce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Sodomy in Western History”，见期刊《同性恋》（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ol. 6, n°1-2, 1980-1981；《罪过、疾病和明智：性态度的历史》，Vern L. Bullough: Sin, Sickness and Sanity: A History of Sexual Attitudes, 1977。

〔4〕　这次修正案的起因复杂。最初与青少年卖淫有关，意图通过将法定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来保护少女免受性侵犯。但草案“1885年8月6日深夜”提交下院讨论时，自由党议员亨利·拉布谢尔提出修正案，最初目的是通过嘲笑而挫败草案。几位议员担心这一条款涉及法律所要镇压的东西以外的另一类犯罪，但是下院议长亚瑟·皮尔曾宣布，为了修改刑法“可以提出任何内容”，结果修正案仅差一票就全票通过。

〔5〕　与未成年人所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仍被处以10年监禁，还可能判无期徒刑。

〔6〕　在《附录》中有主要罪项的统计表格。对1919、1933和1937年表格进行了复制。1919-1938年每年发布统计数字。由于战争，1939年统计数字不够详细，而是与1939-1945年的统计累计在一起。我在《附录》中标明1940年统计数字。

〔7〕　日期符合。1929年统计的失业者有1304971人，从1930年起突破200万，1931年8月6日《泰晤士报》公布的记录为2713350人。

〔8〕　档案局的HO 45, HO 144, MEPO 2, MEPO 3。但多数文件要保密70年或者不可查阅。而且，似乎多数案卷都丢失了。

〔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29。

〔10〕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1990, p. 145。

〔11〕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30。

〔12〕　《性、死亡和惩罚》（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5。

〔13〕　公园和开放空间的不道德行为（MEPO 2/3231）。

〔14〕　1921年12月7日《泰晤士报》发表一桩涉嫌警员的案件的法庭纪实。38岁的福里曼·霍华德·卡尔在伦敦警局任警员18年，因对两名男孩猥亵被判9个月监禁。

〔15〕　MEPO 3/989整个是关于这个问题。

〔16〕　MEPO 3/990.

〔17〕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81。

〔18〕　1926年1月18日，对威廉·A. J. 理查生和查尔斯·普里查特的检查材料（MEPO 2/297）。

〔19〕　士兵在公园中行为不检（MEPO 2/1485）。

〔20〕　海德公园中猥亵：宪兵（MEPO 2/1485）。

〔21〕　莱昂内尔·珀西瓦尔（MEPO 3/248）。

〔22〕　弗兰克·香潘（MEPO 3/405）。

〔23〕　1927年8月28日《世界新闻》。香潘曾经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24〕　MEPO 3/992.

〔25〕　MEPO 3/994.

〔26〕　同性恋犯罪大会（HO 45/24960）。

〔27〕　HO 45/12250；《几乎建立的法律》，Joseph Winter：“The Law that Nearly Was”，Gays News, n°79；《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p. 151-153；《议会议事录：众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ol. 145, col. 1799-1807；《议会议事录：上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Lords Debates）, ol. 46, col. 567-577。

〔2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52。

〔29〕　《我们的三个自我：拉德克利夫·霍尔传》，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1985, p. 223.

〔30〕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928年8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信，见《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Louise de Salvo, Mitchell A. Leaska: The Letters of Vita Sackville-West to Virginia Woolf, 1984, p. 335。

〔31〕　《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p. 236。

〔32〕　同上。

〔33〕　1928年10月31日、11月10日、11月17日、12月15日《泰晤士报》。另见《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第18-19章；《出版与被取缔》，Jean Raison：“Publish and Banned”，Gay News，n°148.

〔34〕　禁令直到1949年。

〔35〕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1982, p. 316。

〔36〕　见伦敦档案局：“康普顿·麦肯齐：《非凡的妇女们》”（HO 45/15727）。

〔37〕　见第五章。

〔38〕　部长和检察长的一些铅笔记录暗示可能对一些同样有倾向的作家收集。

〔39〕　此类的回顾是有益的，纳粹法学家从1935年起致力于证明对男性同性恋定罪是日耳曼传统。

〔40〕　第二部第二十章§1069及以下。见《关于反天性淫乱的通告》，Oyen: Merkblatt betreffend die widernatürliche Unzucht, 1935, BA, R 22/973。

〔41〕　所有这些法案与同性恋有关的文字见《附录》。

〔42〕　从1924年的立法选举起，政府因为DNVP的加入而两次扩大，形成一个拥有多数席位（两个天主教党派“中心”和BVP、保守的DNVP、两个自由党派DDP和DVP）的右倾的资产阶级政府。1925年，在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候选人旧朝元帅兴登堡被选上。政权倾向于极端保守派。

〔43〕　《德国的同性恋者：一部政治史》，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1989, pp. 66-67。

〔44〕　1928年是社民党取得进展的最后一年，社民党甚至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德共同样获得可观的成果。

〔45〕　1902年的统计首次将同性恋与兽交分开。

〔46〕　英国当时有4500万居民，德国6500万。相对于人口来说，英国的镇压强于德国。

〔47〕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 p. 76。

〔4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p. 29-30。

〔49〕　在其回忆录《王公们和其他凡人》（Von Fürsten und anderen Sterblichen, 1922）中，冯·特雷施科对同性恋者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也不乏偏见。他认为第175条毫无意义。

〔50〕　《柏林的同性恋者》，Magnus Hirschfeld: 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1908），1993, p. 98。

〔51〕　《同性恋与青少年辅导》，Hans Muser: 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 1933。

〔52〕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2.

〔53〕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6.

〔54〕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45.

〔55〕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09.

〔56〕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57.

〔57〕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63.

〔58〕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5.

〔59〕　当然只是一部分案卷，但这部分几乎只是关于堕胎案、反避孕宣传和“裸体文化”，特别是表现裸体舞女的戏剧演出和所谓“艺术”照片。

〔60〕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39.

〔61〕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41.

〔62〕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47.

〔63〕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55.

〔64〕　《白皮书》，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1928）1983, p. 123。

〔65〕　《不谨慎的回忆》，Natalie Barney: Souvenirs indiscrets, 1960, p. 21。

〔66〕　《虔诚的舞蹈》，Klaus Mann: La Danse pieuse,（1925）1993, p. 264。

〔67〕　《19-20世纪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XIXe-XXe siècle）, 1977。

〔68〕　见《阴茎与西方的非道德化》，Jean-Paul Aron, Roger Kempf: Le Pénis et la Démoralisation de l'Occident, 19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s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对法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很有启示。他特别指出，虽然法律宣布禁止和惩罚，但法庭并不满足于严格执行。19世纪上半叶都在致力于定义变态。世纪末围绕同性恋和手淫的公开性展开辩论。1900-1939年首要关注的是鸡奸。

〔69〕　巴黎上诉法院1930年10月11日——GP 1930，2 e sem., p. 886，见《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0〕　GP 1932, 2 e sem., p. 7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1〕　让·热内当时在这所教养院。

〔72〕　La Semaine Juridique, 1935, pp. 259-260。由克洛德·库鲁夫提供。

〔73〕　AN, BB 18 6173 (1925).

〔74〕　AN, BB 18 6174/44 BL 303.

〔75〕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另一些出版物被一些人告发为“败坏”青少年或法国（AN, BB 18 6172/44 BL 228）。

〔76〕　这次大会1924年10月20日召开，在巴尔贝斯大街10号，聚集了500人。

〔77〕　最高法院判决原本，见《1925年巴黎同性恋》，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981, pp. 269-274。

〔78〕　AN, BB 18 6186.

〔79〕　AN, F7 14837.

〔80〕　AN, F7 14840.

〔81〕　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因各种犯罪（吸毒、偷窃、卖淫等）被发现的人同样被登记为同性恋者，如果他们是的话。在其史料性著作《在坏孩子们中间》（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中，米歇尔·迪·科格利声称在巴黎的25万同性恋者中警方登记了20000-25000人。这些数字因为缺少档案而无法证实。

〔82〕　AN, F7 14840.

〔83〕　AN, F7 14663.

〔84〕　AN, F7 13960（2）：海员中的同性恋（1927-1932）。

〔85〕　关于海员地下卖淫的国家资料收于首都各类机构。

〔86〕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87〕　1932年9月14日报告（土伦）。

〔88〕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89〕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0〕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1〕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2〕　1931年12月19日报告（土伦）。

〔93〕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4〕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5〕　贝拉尔属于考克托的圈子，可能是报告的原因。

〔96〕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7〕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8〕　特别提到4名意大利人、3名英国人、2名荷兰人、2名智利人、2名西班牙人、1名保加利亚人、1名美国人和1名德国人。

〔99〕　1932年12月2日报告（土伦）。

〔100〕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

〔101〕　同上。

〔102〕　1932年3月21日报告（土伦）。

〔103〕　1929年3月18日报告（情报汇总，巴黎）。

〔104〕　1930年9月8日报告（土伦）。

〔105〕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106〕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女性角色同性恋者典型”被时常提到。

〔107〕　同上。

〔108〕　1930年8月7日报告（土伦）。

〔109〕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0〕　1932年6月7日报告（土伦）。

〔111〕　1932年2月29日报告（土伦）。

〔112〕　1930年6月6日报告（土伦）。

〔113〕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4〕　1931年2月19日报告（土伦）。

〔115〕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116〕　一些文身是指同性恋行为：在下层同性恋者的包皮上文着靴子形状，还有在左右三角肌上的五角星或八角星上标一两个蓝点，有时还有“爱”的字样，在暴露部位的各种图形比如眼皮上或拇指与食指连接处的蓝点。

〔117〕　1929年4月23日报告（布列斯特）。

〔118〕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119〕　1929年12月11日报告（巴黎）。

〔120〕　但可惜没有提供任何参照（1930年1月3日土伦报告）。

〔121〕　1927年6月24日报告（土伦）。

〔122〕　1927年6月30日报告（德拉吉尼昂）。

〔123〕　1927年5月6日记录。

〔124〕　1929年4月24日报告（土伦）。

〔125〕　关于海军中的同性恋（1929年12月7日，巴黎）。

〔126〕　1929年2月11日报告（尼斯）。

〔127〕　1931年12月1日报告（土伦）。

〔128〕　1930年1月15日《莫尔比昂警报》。

〔129〕　同上。

〔130〕　1928年12月1日报告。

〔131〕　第175条战后仍然生效。多数同性恋者在战时重归无名的生活，在不利的道德环境中并不企图从中走出。被流放的同性恋者对作证反感，因为此类回忆引起的痛苦，而且他们长久以来被看作“不光彩”的受害者。一些人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隐瞒被关押的真实原因。

〔132〕　关于1939年以后时期，见《研讨：社会与同性恋》，Rüdiger Lautmann: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1977）；《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1983）；《卐字下的同性恋者》，Burckardt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1990）；《国社党的性政策与妇女的性状况》，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c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1991）；《被掩盖的大屠杀？德国对男女同性恋的迫害1933-1945》，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1993）。

〔133〕　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充当了政权清除主要反对者的借口。这次事件曾被看作是天意。人们长久以来怀疑国社党特别是戈林是纵火案的炮制者。但是并没有证据。戈林的日记似乎确证了纵火者是头脑简单的放火癖的假设，马里努斯·范·德·鲁贝是同情共产党的荷兰人。很可能他被纳粹利用来为希特勒清除共产党对手找借口。纳粹领导人指责共产党在国会放火，逮捕了4000名德国党员。共产党报纸被禁，社民党的报纸被禁15天。纵火案同样成为2月28日签署总统令废除宪法对个人自由保障的借口。见《希特勒传》，Marlis Steinert: Hitler, 1991。

〔13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6。

〔135〕　同上。

〔136〕　1933年后成为盖世太保头目的柏林警察局政治警察头子鲁道夫·迪尔斯在1932年就曾禁止跳舞玩会和同性恋聚集。

〔137〕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8。

〔138〕　路易斯赌场、魔笛、道连·格雷、克莱斯特赌场、尼恩贝格尔酒馆、国际酒馆、单片眼睛酒吧、艺妓、马里和伊格尔、博拉尔（又名水手）、霍亨佐伦咖啡馆、侧影、日本天皇、荷兰人。

〔139〕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98。

〔140〕　纳粹上台对外省同性恋者造成的影响见《“被男人诱惑”：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 et Nina Oxenius：“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1991。

〔14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30。

〔142〕　GstA, I. HA, Rep. 84a, n° 5343.

〔143〕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101。

〔144〕　《国会纵火案与希特勒恐怖棕皮书》，1992。

〔145〕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尝试在巴黎重建学会之后逃往尼斯，1935年5月14日在那里去世。他的密友卡尔·吉森于1938年自杀。理查德·林泽特1933年2月初突然死去。库尔特·希勒在3月逃往法兰克福，1933年3月23日被捕，但于5天后被释放。他回到柏林，4月2日再次被捕，随后被释放直到7月14日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他9个月后从那里出来，离开德国前往布拉格，随后到达伦敦。他1972年去世。海伦尼·施特克尔1933年出国逃亡美国，曾经过瑞士和瑞典。

〔146〕　1933年11月3日到24日间曾有5次搜查。

〔147〕　有一少部分材料被他的助手卡尔·迈尔挽救。布兰德自己没有遇到麻烦，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库尔特·希勒不同，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左派。他在国社党内部有熟人。他最终结婚。1945年布兰德在美军轰炸时死于家中。

〔148〕　主要刊物《人权报》、《女友》、《友谊报》在同日停止出版。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在波茨坦的出版社被洗劫。他的养子被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在那里被杀。《友谊》杂志同时消失。

〔149〕　尤其是未经警方许可禁止更换住所、在某些时间（夏日晚11点至早5点，冬日11点至早6点）禁止离开住所、禁止驾驶和使用轿车和摩托车、禁止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禁止深入公园和树林。见《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38-39。

〔150〕　在性犯罪案中，这些限制只适用于已有2次被判刑者。

〔15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3。

〔152〕　“同性恋特别调查科”（Sonderdezernat II 1 S）。

〔15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6。

〔154〕　同上，pp. 60-61。

〔155〕　同上，pp. 55-58。

〔156〕　这一见证被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描述突击搜查的报告证实，同上，pp. 51-53。

〔157〕　盖世太保“II 1 H1”部头目。他1936-1940年是盖世太保镇压同性恋和堕胎部门的负责人。正是他组织了反同性恋的行动，特别是在政治事件中（勒姆、冯·弗里施）。迈辛格是一个粗暴的人，即使在党卫军内部也让人畏惧。

〔158〕　要了解1935年法律的产生，我们有奥因法官的文件，他发表过一份反同性恋措施的历史综述。他还发展了个人看法，要求加强立法。我们还可以参照刑法委员会的辩论，1934年9月18日第45次会议涉及第175条改革。BAB, R 22/973。这份文件没有日期，但早于1935年6月刑法改革，晚于1933年。

〔159〕　条文见《附录》。

〔160〕　参见《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61〕　从1933年4月7日起，女性不再能任公务员。1934年5月，她们不再能自由行医，从1935年2月不能当牙医。职业女性只占据低级职位。

〔162〕　Gleischschaltung是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称呼，可将之翻译成“统一”、“协作”和“齐步走”。就是要将国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来建立集权主义。

〔163〕　许多保守派组织如路易斯王后联盟、DNVP妇女联盟接受了归并条件，包括开除犹太会员和服从纳粹原则。汇集60个组织有50万会员的德国妇女协会联合会解散，德国女教师总会也一样。德国天主教女教师协会和德国新教女教师协会拒绝解散。许多受教育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出身能使她们免于警察的恐怖。

〔164〕　要理解为何众多妇女追随一个意识形态明显歧视妇女的政党，请参阅《第三帝国的女人们》，Claudia Koonz: Les Mères-patries du Troisième Reich, 1989。

〔165〕　这一问题主要与奥地利相比较而提出，奥地利从1852年起对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恋行为可处以1-5年监禁。在“合并”之后，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从未明确决定一个在德国犯同性恋行为的奥地利妇女是应该根据奥地利法律定罪，还是按照德国法律释放。

〔166〕　BAB, R 22/973.

〔167〕　同上。

〔168〕　1937年，他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古日耳曼法律对同性恋处以死刑。

〔169〕　见《关于女性同性恋问题》，“Zum Problem der weiblichen Homosexualität”, 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律》），1938年12月。

〔170〕　《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71〕　BAB, R 55/151.

〔172〕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3。

〔17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81。BAB, NSD 17/12。

〔17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80-81。

〔175〕　希姆莱1936年成为警察首领。

〔176〕　《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 p. 28。

〔177〕　希姆莱1936年6月17日刚刚重组了刑事警察（Kripo）。

〔178〕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88-91。1936年10月10日的密令随后被补充。1937年2月9日明确了最好使用“特别警员”打击同性恋。这一指示似乎意味着负责处理同性恋者的警察必须接受过特别培训。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希姆莱本人多次对警察力量就这个问题表态。

〔179〕　RKPA成立于1936年9月20日。1939年与RSHA［国家安全中央局］合并。各国家局属于“打击犯罪5局”，而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成为B组3科不道德行为科。

〔180〕　比如，在1938年统计数字说明有28882名同性恋者被登记，其中7472名“青少年腐蚀者”和587名男妓，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116。

〔181〕　1934年10月，同性恋调查科成为II S 1调查科。1935年5月，命名为“II 1 H 3”，由坎特哈克警长领导，1939年被席勒警长代替。

〔182〕　1940年，迈辛格被埃利希·雅各布代替，此人从1935年起领导柏林警察的反堕胎部门。1943年6月，对同性恋者进行阉割的倡导者卡尔－海因茨·罗登贝格博士被任命为科学指导。

〔18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10-115。

〔184〕　这些同样与男妓有关。涉及不满25岁青年和应征入伍者的案件必须标明。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87。

〔185〕　最著名的是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案件，他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被戈林任命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1936年，克劳斯·曼在《梅菲斯托》中对他进行了尖刻描绘。

〔186〕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37-138。

〔187〕　同上，pp. 137。

〔188〕　同上，pp. 138-144。

〔189〕　为保证可比性，我保留了1942年发布的《德国国家统计》577卷，其优点在于可信和详细。统计区分了与175条相关犯罪和与兽奸有关的犯罪。这一区分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数字不可小视。比如在1933年有778人因同性恋被审判，213人因为兽奸。很可惜，从1937年起，统计不再区分这两类。见图表和《附录》。

〔190〕　从1943年起，统计空缺。

〔191〕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1。军方精神病医生奥托·伍特在1943年撰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军中同性恋的备忘纪要，指出由所有警察机构统计的数字，1937年高达32360人（308名军人），1938年28882人（102名军人）、1939年上半年16748人（327名军人）。此后统计空缺。在1942年上半年统计到4697名同性恋者（332名军人）。

〔192〕　从1940年起，勾引超过1人的同性恋者也被遣送集中营。奥托·伍特1937年计算有7452名青少年腐蚀者，800名男妓。1938年7472名“腐蚀者”和587名男妓。1939年上半年4162名“腐蚀者”和300名男妓。1942年上半年1257名“腐蚀者”和114名男妓。所有这些案例列入“被指控者”而不是“被定罪者”，这使得计算很困难。

〔19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95-96。

〔194〕　BAB, R 22/1460.

〔195〕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3。

〔196〕　BAB, NS 19/889.

〔197〕　他因与小学生奥托·赖希尔的两起案件被判1年零4个月和1年监禁，与奥斯瓦尔德的案件被判1年监禁，与魏因曼的案件被判6个月监禁，与黑茨的案件判4个月监禁，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案件判3个月。如我们所见，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并非纳粹的特例，在魏玛时期已经如此，法官对恋童癖判刑唯恐不重。

〔198〕　关于党组织中同性恋的见证，见《没有给好朋友们的时间了，德国的同性恋者》，Joachim S. Hohmann: 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 1982。其中特别是康斯坦丁·奥尔洛夫的见证，他1930年时17岁。他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与团队领导做爱。他1931年退团，加入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黑色阵线。他认为多数团员是同性恋者。1932年，他遇到罗姆，罗姆追求他并想将他带去旅馆。

〔199〕　西里西亚省党部头目赫尔穆特·布吕克尔在“叛乱”后被撤职。阿希姆·格尔克博士是双性恋者，从1925年就是党员，是国家部委关于驱逐犹太人的种族研究专家。他在1935年因为一年前的一次同性恋艳遇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他成功地转移了怀疑，但是不得不放弃职位。同性恋者恩斯特·冯·拉特从1932年就是党员，本可以继续他的外交生涯。1938年，他是德国驻法国使馆的公使团秘书。

〔200〕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44-45。

〔201〕　《被掩盖的大屠杀》，p. 87。

〔202〕　这一决定在1941年11月15日“清洁党卫军和警察”密令中正式表述（BAB, R 58/261）。见《后记》。

〔203〕　BAB, NS 19/1087。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如何。

〔204〕　BAB, NS 19/3940.

〔205〕　很难知道这些案件中有些是否人为设置的。这些组织的名誉使得此类指控成立，使它们在舆论中失信。

〔206〕　这些措施在战时大大加强。见《后记》。

〔207〕　BAB, R 22/1176.

〔208〕　GstA, HI, Rep. 84a, n° 17298.

〔209〕　同一份案卷包括对另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控告。科隆商业职员汉斯·米勒是青年大众（Jungvolk）的小队长。1933年4月，他与自己的队参加到哥廷根的学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像1934年复活节和同年五旬斋的旅行中一样，他猥亵一些他陪同的少年。1934年9月22日，他羁押在科隆监狱。我们不知道案件的结果。

〔210〕　奥托·罗森贝格、霍斯特·格尔克、格哈德·舍温斯基、库尔特·齐普里克都是巴滕施太因人，1934年11月25日被从希特勒青年团开除。弗拉图的中队长汉斯－于尔根·普齐格1934年4月23日被开除。科隆的区队长迪韦尔1934年8月25日被开除。前里格尼茨分队长屈彭本德尔1934年10月25日被开除，还有朔恩和汉斯·米勒。青年大众的前中队长卢肯巴赫1934年11月25日被开除。

〔211〕　1935年对所有18-45岁男性恢复义务兵役，对于军官和军曹到60岁。1936年，军中有50万人，1939年有260万人。

〔212〕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27。

〔213〕　这一解释从1943年就由军方精神病医生奥托·武特提出，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军中同性恋的备忘纪要。从1939年9月1日到1944年6月30日总计7000次定罪，军队人数是相对很少的。

〔214〕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1986。另外一些事例使我们认为多数指控是子虚乌有的。比如，帕德博恩法庭无罪释放了西登森教区的佐默修士，他被指控猥亵。证人在庭前收回证言。检察院要求判9个月监禁。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赫特米尔教区的戴特马林修士被指控猥亵，他也被无罪释放，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要求判3-5年监禁（《时代》，1937年5月16日）。

〔215〕　《时代》，1937年5月22日。

〔216〕　《被掩盖的大屠杀》, pp. 135-136。

〔217〕　《时代》，1937年5月30日。

〔218〕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p. 136。

〔219〕　关于这一问题，参阅《对天主教会成员与神甫的道德声讨》，Hans Günth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1937，1971。

〔220〕　许多著作将对将军们的清洗表现成希特勒的安排，为了让自己领导军队。马利斯·施泰纳特认为是希特勒善于利用一些并未预见到的事件。

〔221〕　《性揭露：政治论争中的性》，Friedrich Koch: Sexuelle Denunziation, die Sexualitä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1986。

〔222〕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pp. 140-143。

〔223〕　《德国的恐怖与希望》，Rüdiger Lautmann: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1980；《研讨：社会与同性恋》，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1977；《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224〕　1944年5月12日安全警察头子的一份密令要求将从国防军开除的同性恋者遣送集中营，也就是那些表现出“先天倾向或习得冲动而且明显不能纠正的”。他们在开除后立刻或者是在服刑后进入集中营。

〔225〕　《党卫军国家》，Eugen Kogon: L'Etat SS,（1947）1993, pp. 290-291。

〔226〕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152-153。

〔227〕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266-270。1945年春季报告。

〔228〕　《戴粉三角的人们：一位同性恋流放者的日记》，Heinz Heger: Les Hommes au triangle rose. Journal d'un déporté homosexuel, 1939-1945, 1981。

〔229〕　由于不能承受儿子让人羞耻的逮捕和邻居的讽刺，他父亲1942年自杀。

〔230〕　黑格尔猜测自己被遣送集中营是为了不暴露弗雷德的同性恋。这也说得通，但由于档案不足无法证明。实际上，黑格尔不属于可以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类别。

〔231〕　《戴粉三角的人们》，Heinz Heger: Les Hommes au triangle rose, p. 48。

〔232〕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275-279。

〔23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4。

〔234〕　同上，p. 83。这份见证是最著名的一份，曾被众多作者引用。是伊尔莎·科库拉首次引用。但是，克罗迪亚指出一些不符之处。比索夫集中营是战俘营，不是为了接纳女囚。而且，战俘营由国防军指挥而不是党卫军。她总结说，由于缺少关于比索夫的资料而不可能解释这些矛盾之处，但也可能这是战争最后几个月组织混乱的结果。

〔235〕　《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p. 235。

〔236〕　同上，p. 237。

〔237〕　同上，p. 238。

〔238〕　同上，p. 247。

〔239〕　《纳粹主义与精神分析》，Thierry Féral: Nazisme et psychanalyse, 1987.纳粹认为心理分析出自犹太思想，是为了腐蚀德国人民。弗洛伊德的著作在1933年5月10日被烧，许多心理分析师被迫流亡。一些人如K. 兰道尔和J. 米特迈斯特被杀害。……

〔240〕　主要有学院综合诊所主任约翰内斯·海因里希·舒尔茨、费利克斯·伯姆、玛利亚·卡劳·冯·霍费、弗里茨·莫尔、维尔纳·坎珀。见《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24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29。

〔242〕　同上，p. 130。

〔243〕　BAB, NS 19/073.

〔244〕　BAB, NS 19/1838.

〔245〕　因此，他与柏林医生马丁·布鲁斯特曼突然关系破裂。布鲁斯特曼是国社党员，马蒂亚斯·戈林的合作者、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家的私人医生，还是国家安全局的医疗顾问。1943年，在战争最吃紧时，他被认为太温和。对同性恋者“再教育”此后被看作浪费时间。

〔246〕　法律尤其关系到“先天性虚弱”、躁郁症、精神分裂、癫痫、“舞蹈病”、先天性目盲和失聪、遗传性畸形和酗酒。

〔247〕　第一例阉割于1933年12月10日在柏林杜伊斯堡法院宣布，一个33岁男子因强奸小学生被判处20个月监禁和阉割。

〔248〕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50。

〔249〕　1940年9月23日帝国刑事警察局一份命令要求预防羁留不再适用累犯同性恋者，如果罪犯已被阉割或按专业医生意见不用担心再犯的话。

〔250〕　1944年发表的精神病医生尼古劳斯·延施的《关于被阉割的性犯罪者的研究》中认为，在研究相关的693名被阉割者中，285人是同性恋者。

〔251〕　BAB, R 22/950, p. 39. 无作者无日期（1942？）。

〔252〕　《种族、精神与灵魂》，Lothar Gottlieb Tirala: Rasse, Geist und Seele, 1935, pp. 72-73。

〔253〕　《男性同性恋变态与不道德犯罪的阉割》，Die Kastration bei homosexuellen Perversionen und Sittlichkeitsverbrechen des Mannes（BAB, R 22/950）；《司法阉割：丹麦1. 6. 1929绝育法及其结果》“Die gesetzliche Kastration; das dänische Sterilisationsgesetz vom 1. 6. 1929 und seine Resultate”，Mon. Krim. Biol., 1935, pp. 5-49；《关于绝育同性恋罪犯治疗犯罪的成功》“Zur Frage des kriminaltherapeutischen Erfolges der Entmannung homosexueller Sittlichkeitsverbrecher”，DJ, 1942, p. 581。

〔254〕　《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Gedanken zum Problem der Homosexualität”，Mon. Krim. Biol.1938, p. 333; 1939, p. 430；1941, pp. 32, 248。

〔255〕　这是些从汉堡1137档案中找出的文件，与汉堡监狱的法医报告相符。

〔256〕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253-256。

〔257〕　国家安全部门1942年1月2日密令（同上，p. 256）将被阉割者置于警察看管。他们必须通知任何住所变迁。在这些案件中，虽然已经阉割，但这些个人的行为始终是对社会的威胁，特别是对青少年，刑事警察可以不经审判将他们直接遣送集中营。

〔258〕　见《附录》。

〔259〕　凯恩斯在1937年《优生学评论》上一篇文章中谈到“种族的自杀”。同期，希特勒在对国家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发言中指出英国的衰落不可逆转（霍斯巴赫议定书）。

〔260〕　外国人占1919年人口的3.7％，在1931年占7.1％。

〔261〕　堕胎从1791年在法国就是罪行。1808年刑法也予以禁止。1923年3月23日法律又加强了镇压。

〔262〕　《时代》，1938年2月10日和17日。

〔263〕　关于这一问题，见《知识分子们：30年代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现代化》，Marc Simard：“Intellectuels, fascisme et antimodernité dans la France des années trente”，《20世纪》（XXe siècle）, -6 1988, pp. 35-75。

〔264〕　《撒旦指挥着舞会》，Georges-Anquetil: Satan conduit le bal,（1925）1948, p. 226。时代风俗论战和哲理小说。安克蒂尔是追丑闻的记者，用刊物《大木偶》攻击当代名人。

〔265〕　《撒旦指挥着舞会》，Georges-Anquetil: Satan conduit le bal,（1925）1948，p. 5。

〔266〕　同上，p. 27。

〔267〕　同上，p. 22。

〔268〕　同上，p. 224。

〔269〕　同上，p. 229。

〔270〕　同上。

〔271〕　《性道德与性教育》，F. W. Foerster: Morale sexuelle et pédagogie sexuelle, 1929, pp. 163-165。

〔272〕　《性伦理》，H. E. Timerding: Sexualethik, 1919；《性卫生》，Max von Gruber: Hygiene of Sex, 1926。

〔273〕　《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Albert Chapotin: Les Défaitistes de l'amour, 1927, p. 9。

〔274〕　《性的新闻检查与民主》，Waldo Franck：“Sex Censorship and Democracy”；《性革命》Samuel D. Schmalhausen：“The Sexual Revolution”，见《文明中的性》，V. F. Calverton, S. D. Schmalhausen: Sex in Civilization, 1929。

〔275〕　《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Charles-Noël Renard: Les Androphobes, 1930, p. 59。

〔276〕　同上，p. 118。

〔277〕　同上，p. 224。

〔278〕　同上，p. 126。

〔279〕　同上，p. 142。

〔280〕　《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Charles-Noël Renard: Les Androphobes, 1930，p. 204。

〔281〕　同上，pp. 60-61。

〔282〕　同上，p. 63。

〔283〕　拉罗歇尔《日记》，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1992, p. 29。

〔284〕　可能是在军中。与阿拉贡去寻欢的事要慎重对待。

〔285〕　拉罗歇尔《日记》，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p. 31。

〔286〕　《思想中的延续》（La Suite dans les idées），引文见《德里厄·拉罗歇尔，或对颓废的偏执》，Jean-Louis Saint-Ygnan: Drieu la Rochelle ou l'Obsession de la décadence, 1984, p. 147。

〔287〕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86。

〔288〕　见吉福德·斯金纳的见证，Gay News, n° 135。

〔28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p. 82-83。

〔290〕　诺曼的见证，收录于Between the Acts.1991。

〔291〕　致马塞尔·茹昂多信，见《勒内·克勒维尔》，François Buot: René Crevel, 1987, 黎第八大学博士论文。

〔292〕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1951）1991, p. 131。

〔293〕　《下去看看》，Christopher Isherwood: Down there on a Visit, 1962, p. 56。

〔294〕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213。

〔295〕　《本杰明·布里顿书信和日记选》，Donald Mitchell, Philip Reed: Letters from a Lif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fo Benjamin Britten, vol. 2, 1939-1945, 1991, p. 870。

〔296〕　《流亡的魏玛》，Jean-Michel Palmier: Weimar en exil, 1988, t. I, II。

〔297〕　《同性恋运动一百年》，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1997, p. 171。

〔298〕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 377。“1936年11月30日”日记。

〔299〕　《勒内·克勒维尔》，François Buot: René Crevel, p. 346。

〔300〕　Livre brun sur l'incendie du Reichstag（《国会纵火案棕皮书》）。

〔301〕　《时代》，1934年7月3日。

〔302〕　《上海旅店》，Vicky Baum: Shanghai Hotel,（1939）1997, pp. 67，95。

〔303〕　一些作者估计受害者人数有数10万人甚至100万，比如让·布瓦松（《粉三角：同性恋者的流放》，Le Triangle rose. Le deportation des homosexuals, 1988）。这些数字没有严肃的依据。为同性恋受害者平反的意愿不能通过对历史歪曲。谈论“最终解决”或“同性恋屠场”是荒谬的，对同性恋事业不利。

〔304〕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1933）1972, p. 92。

〔305〕　见居伊·奥康让给海因茨·黑格尔的《戴粉三角的人们》所作的序言，pp. 11-12。

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或者你们小心藏匿的东西不会

被一眼识破：

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不要错误地相信我们死去；

我不会代替你跳舞。〔1〕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性恋历史上构成一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当的冲击。在德国，战争是纳粹镇压的高峰。其特点是恐怖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遣送集中营和频繁地将阉割用作“再教育”措施。从1940年起，勾引过一个以上同伴的同性恋者被直接遣送集中营。1941年8月18日，希特勒命令加强国防军和党内的反同性恋斗争。1941年11月15日发布了“清扫（Reinhaltung）党卫军和警察” 〔2〕的密令。他命令对所有犯有同性恋行为的党卫军和警察执行死刑。对于较轻的情节，可以改判苦役或监禁，监禁不少于6个月。如果犯罪人不满21岁，法庭可以在较轻情节下免予处罚。同样，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同性恋者的处境也恶化了。国家安全局（RSHA）1940年令准许将未成年人安置于警方领导下的青年拘押营。这种手段针对有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男孩，一些同性恋者有可能也被遣送到那里。最后，国家司法部、盖世太保、国家刑事警察局和军队医疗监察部门展开了一次秘密研究，以确定对国防军中同性恋案例应该采取的措施。司法部反对任何赦免和重新入伍。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赞成维持原有的对先天倾向的同性恋者和被勾引者的区分。军方的精神病医生奥托·武特1943年2月撰写了一份关于“感染”在军中扩大的备忘纪要。最终采用了两套措施，1943年5月19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首脑凯特尔将军发布了《处理反天性犯罪行为指针》。1944年6月7日，空军医疗机构领导人施罗德发布一份14页的指令，题目为《对于医生如何评估同性恋案例的指示》。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些解决方案。1943年9月14日，党卫军的司法部门建议将因第175条罪行被定罪人员调入一些特殊单位。党卫军首脑希姆莱此前已经决定未成年人可以调入党卫军军械部的一些特别单位。最严重的案例必须被遣送集中营。提议建议，将一些中间情节的人安置在党卫军军械部的特别单位。1944年5月12日，安全警察首领的一份密令要求将国防军开除的同性恋者遣送集中营，即那些表现出“一种倾向或习得性的冲动而且明显不能纠正”的人。最后，阉割是几次辩论的主题。1943年的一项法案是关于“处置社会异己分子”。这一群体被描述为社会的包袱，包含流浪者、乞丐和同性恋者。全面战争阻止了法案的实行，法案准备对同性恋者强行阉割。另一方面，1942年11月14日负责集中营的党卫军经济和行政部门发出的一份密令交由营地指挥官在法律未预见到的特殊情况下发出阉割命令。这条法令使对营地中的同性恋进行阉割“合法化”。战后，从集中营逃生的同性恋者难以让人听取他们的见证。第175条仍然生效，同性恋流放者通常受到歧视。1969年，联邦德国决定21岁以上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不受法律制裁。民主德国在1968年修改了第175条，18岁以上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免予制裁。70年代初，一些同性恋运动团体创立，往往是遵循美国模式。1973年6月7日，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决定将自愿的年龄降到18岁。对于异性恋者性行为合法年龄定在14岁。1988年12月14日，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废除了第151条，该条惩罚成人与16-18岁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在两德统一后，1994年6月11日，第175条被最终废除。

在英国，警方的监控在战争年代似乎有一定松懈，同性恋生活有所复苏。这种发展在50年代初再次被打击，50年代的特点是从众，冷战助长了对同性恋的仇视的增长。在英国，剑桥间谍案的丑闻（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安东尼·布伦特）重新引发了同性恋叛国者的虚妄之说。50年代，因同性恋被定罪的人数达到顶峰，平均每年2000人，而丑闻牵涉的同性恋名人也不断增加。1954年，这一问题在上议院辩论，内政大臣委托约翰·沃尔芬登爵士研究这个问题。1957年，他的委员会要求对同性恋免予刑罚，但在十年后才投票通过，海军和陆军中的同性恋除外。男性关系的自愿年龄仍然是21岁，1994年降至18岁。1970年11月，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成立，按照美国运动的模式。

在法国，虽然巴黎吸引着同性恋者，但是镇压同样加强了。按照1942年8月6日法律第一条，改革后的刑法第334条第1款制裁“下流的或反常的”的与21岁以下未成年人所犯的男女同性恋行为。因而，50-60年代是暧昧不明的。虽然一些作家如罗歇·佩尔菲特和让·热内发表了一些公开的同性恋小说，安德烈·博德里创办了一份同性恋杂志《阿卡狄亚》（古希腊的世外桃源——译者），但是1960年7月的米尔盖修正案却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社会灾害”。1971年3月，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成立。1942年8月6日法律仍然生效，直到1982年才废除。〔3〕

注释

〔1〕　W. H. 奥登诗《证人》（1932）。

〔2〕　BAB, R 58/261.

〔3〕　《玫瑰色与黑色：1968年以来法国的同性恋者》，Frédéric Martel: La Rose et le Noir. Les homosexuels en France depuis 1968, 1996。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两次大战之间是同性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也是19世纪末的大量医学理论和60年代的反叛潮流之间的桥梁，这些岁月本身总纳了同性恋者的斗争、公众舆论中起作用的多种倾向和围绕着这些“异常”的意识形态的筹码。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不论是从同性恋的行为还是从精神状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看到一些共同的现象。首先，我们注意到在20年代各国的风俗解放伴随着宽容的增长。其特点不但表现为同性恋生活环境的发展，而且形成一种同性恋文化，并不限于文学和舞台艺术的一些共同参照。两种认同的模式相互对立：阿道夫·布兰德和安德烈·纪德主张的排斥的模式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融入模式。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最初表现为同性恋旅游，是在19世纪末由到意大利和卡普里岛旅行的时尚开创的。柏林在20年代确立为同性恋世界的新首都。这一认同的进程却只是处于起始阶段，将之总结为一种真正的同性恋的团结一致是错误的。

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宽容在增长。虽然宽容还未触及所有阶层，但是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各大城市扩展。同性恋通过卖淫与工人阶级也直接相关。工人情人的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是代表性的主题，使富裕的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靠近。中产阶级、小资产者、外省家庭似乎仍最多地受到偏见和传统道德的影响。30年代构成一个断裂，但是要细察其影响。确实，不要忘记反对力量在20年代已经存在，虽然还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批评同过去一样再次涌现出来，显示出宽容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表面化的。在十年中，宽容还没有时间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中。

尽管有这些相似性，对行为和思想的细致观察是我们得以确定三个民族的特殊的和互动的模式。德国构成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主要参照。其特殊性是双重的。首先，德国是群体同性恋模式的中心，其特点是一些同性恋运动团体的创立。同性恋认同在那里表现为要求的意识、权利的肯定、政治斗争。由于不存在镇压和缺少动员，女同性恋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斗争中落后。德国模式同样是外向的，同性恋运动始终与政治、司法和宗教当局以及公众舆论对话。德国的同性恋同样也向国外开放，德国模式向外输出，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一些模仿的现象。互动是频繁的和有成果的。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访问，带回去一些运动团体计划、新的性自由和对同一团体的归属感。德国的另一个特殊性完全是负面的。德国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中心，从1933年起却成为镇压的中心。德国是唯一一个加强了反同性恋法律的国家。迫害由纳粹政权组织，明确将同性恋人群指定为一个需要从社会中消灭的群体。这一政策最终导致将他们遣送集中营和他们中数千人死亡。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也很明显。德国镇压的开始与英国同性恋者的退缩巧合，英国同性恋亚文化逐渐消失，警方的措施加强。德国的逍遥的结束伴随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流亡，其中一些同性恋者在他们的见证中保持着“疯狂年代”的回忆。

相比之下，法国的模式差别很大。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参照，因为法国对同性恋不定罪。与德国相反，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断裂。法律没有修改，警方的强硬也相对温和。法国对于女同性恋者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她们选择巴黎而不是柏林作为她们的首都。萨芙之爱同样是通过文学取得胜利，随意发展出解放的、冒险的、往往是同性恋的“新女性”主题。与英国的互动是明显的，许多英国女同性恋者来访问她们的女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属于这种情况。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她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关系结束后甚至选择定居法国。但是，法国社会仍很少受同性爱的影响，这种同性泛爱其特征为对男性身体的崇拜，可见于同一时期的英国和德国。法国的同性恋模式是极为个人化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仍只是约会和取乐的场所，无助于结成群体结构或者唤醒一种认同意识。同性恋的鼓吹者最终是一些知识分子，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表述。实际上，法国的模式被证明不大能够输出。它不是斗争性的，注定是一种有限的发展。但是，法国模式的缺乏抱负解释了为何法国同性恋者比其他国家同性恋较少受到30年代道德危机的影响。

最后，英国模式似乎特别独特。在英国，同性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既受到邻国的启发，又保留自己的特殊性。如同在德国，在英国同性恋仍然是犯罪。所以，同性恋者始终面对实在的威胁，这使得同性恋认同得以发展。但是，同法国一样，同性恋群体仍然集中于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所以，同性恋认同不是通过斗争运动来表达（除了畏缩不前的“英国性心理学会”），但是也没有采用个人斗争的形式。实际上，英国的同性恋模式既非群体也非个人的，而是文化和社会模式。某些机构如公学、大学、秘密机关、文学界，显示出特别吸引同性恋者。我们甚至可以说领导阶层“同性恋化”，其原因是男女不混合的结构（“同性社会性”）占主导和对男性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何英国女同性恋者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受到保守派的攻击。阉割者、吸血鬼、鸦片鬼、退化者，女同性恋者成为对女性的最糟糕的幻想的化身。英国的特殊性不包含更大的宽容。这里比别处更多遵守思想和行动、实践和精神的二分法。所以英国模式既是互动的又是民族的。英国同性恋者善于吸取法国和德国的范例来建立自己的认同。同时，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不可输出的共同文化。30年代，20年代初现雏形的积极斗争回落，有组织的同性恋退缩。同性恋者的形象重新归入过去的阴影，更多地混同于王尔德式的神话。但是与德国不同，镇压没有涉及同性恋大众，他们与社会多数融合在一起。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主题的含义丰富。这一主题使我们发现人们精神的一些侧面，涉及社会最隐秘的恐惧和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父权的、清教徒的和专制的社会受到质疑，这个社会依靠着父亲在家庭结构中的至上性和男性在制度层级的主导。战争确证了男性原则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失败：暴力、傲慢、体力显示出局限。它们将人类引向灾难。男人被侮辱、击败、贬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构筑于相反的价值、女性的价值之上：和平、快乐、和谐。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胜利。虽然有一些切实的成果，如英国和德国的妇女投票权和工作的可能，但妇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假象。尽管如此，男人们仍然受到了女性的这种新自由的打击，他们觉得是一种男性的失败和对他们阳刚之气的触犯。

“泛同性爱”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应方式。青少年抛弃了象征战争的父权模式，选择了两性融合。青年男性按照英国灿烂青春（Bright young people）的形象加重自己的女性气质，将唯美主义、美貌和时尚作为新的价值观。女性通过短发和实用的服装来展示她们的解放，否定传统的女性象征，表现她们对于男性注视的超脱。文艺忠实反映了这些倾向，年轻、柔软、纤细、肌肉感、晒黑皮肤的男女趋同的身体成为社会的理想。这种同性爱的形象富于幻想，再现了被牺牲的一代的形象，这一代青年倒在了战场上，而他们的美貌曾引起同性恋的迷惑。同时，这种形象要否定死亡，肯定生命的胜利，化身为一个完美的男／女人，他自我完备，成为新社会的基础。同性恋成为青年的象征，是永远的少年期、一个不愿长大和不愿面对成人世界的社会的表现。两次大战之间的行为方式仿照少年的行为：遗忘、快乐和不负责任成为社会规划的主导线索。

与少年神话联结在一起的同性恋崇拜同时被进步力量和反对力量利用：雅利安人只是雌雄同体的一个变种。魏玛共和国偏重由同性恋承载的女性价值（男女融合、温情、和解），而纳粹则对其雄性成分感兴趣（女性歧视、男人联盟、男性崇拜）。实际上，虽然左派由于机会主义和利益共同体而支持同性恋者，但是一旦政治局势需要，就毫不犹豫地转而反对他们。于是，同性恋被揭露为“法西斯变态”。同样，虽然法西斯和纳粹以最具侮辱性的词语来谴责同性恋者，随后组织对同性恋者迫害，但是他们同样围绕着同性之爱的神话和审美来构建他们的组织。同性恋者在这种对抗中只可能失败。他们不具备真正的支持，被一种与他们无关的同性爱的时尚超越，他们成为各党派的靶子，是30年代危机的最早受害者。

在这些言论之上还要加上这一时期人们内心的反女权主义，这解释了为何女同性恋者似乎总是置身事外。社会的泛同性爱虽然经由女性价值的复兴，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女性化。相反，这一时期的标志是男性社会结构的复兴（公学、大学、青年团体、男人联盟）。事实上，女同性恋者是双重意义的受害者。作为妇女，她们属于社会少数群体，只拥有有限的而且是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作为同性恋者，她们攻击社会的基础，威胁着家庭单元也是道德的最后避难所。为了肯定自我，她们必须进行两场不可调和的斗争，进行女权主义斗争以获得作为女性的发言权，进行女同性恋者的斗争以肯定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者拒绝正视女同性恋者的特殊性，而同性恋运动则认为女权事业是次要的。对女同性恋的镇压是出于父权国家重新控制社会的意愿，为此必须首先从家庭问题进攻，这是权威的中心和社会最基础的模型。但是对男性优越的信心如此之大，对于能够驾驭女性性行为的确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订立特别的法律。社会的压力本身足以使妇女回归本位。

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到社会整体而非少数民众。这份研究揭示的要点之一是材料异常丰富。同性恋远非一个禁忌话题，在这一时期一直受到重复、分析和演义。人们对之称赞和辱骂、赞同和反对，但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因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同性恋者失去了他们最后的自主的希望。同性恋斗争失败是因为过快地取得了最初胜利。他们沉醉于一次大战后的成功，意识到人们的思想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同性恋者以为他们被社会接受和最终融入只是时间问题。利用他们新的自由、同性恋生活环境的潜力和镇压的松懈或缺乏，许多同性恋者将政治和司法斗争置于次要地位，忽视了一些同性恋组织的警告，这些组织提醒在德国和英国同性恋仍然是受法律惩罚的罪行，而镇压的言论远没有消失，反而正在增多。

对于那些衰落理论者，进行战争只可能消灭弱者、退化者、寄生者。同性恋者处于第一线。最后的结局是从一场战争到另外一场战争，男人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男性能力。那些未能在一战中通过作战来证实自己的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必须重新接过火炬，放弃20年代的理想和榜样。此后不再有男女融合的、充满阳光的同性恋神话。单一性和黑夜重新来临，持续了至少三十年。

附　录

英国1919-1940年同性恋案件数量的发展

U: Unnatural Offences［性反常犯罪］

A: Attempt to Commit Unnatural Offences［性反常犯罪企图］

I: Indecency with Males［男性间猥亵行为］

资料来源：议会文件，司法统计。

表格

1．警方统计

2．受审人数

3．重罪法庭审理人数

4．轻罪法庭审理人数

5．分地区统计（警方统计U＋A＋I）

1919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5．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1933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4．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1937年统计数字

1．重罪法庭审理结果

2．刑期（重罪法庭结果）

3．被定罪者性别与年龄

4．轻罪法庭审理结果

德国依据《刑法》第175条对同性恋定罪统计（1919-1934）

1．对成年同性恋定罪情况

资料来源：德意志国家统计局。

P＝业主，工头；O＝工人、雇员。共804名被定罪者。

2．对青少年同性恋定罪情况

3．分州统计（1925-1926）

A＝被捕者；C＝被定罪者

4．按年龄统计（1928）

5．社会职业分类统计（1928）

6．分城市统计（1930）

德国同性恋（《刑法》第175条）犯罪统计

1．因同性恋被定罪情况（1935-1936）

资料来源：《德意志国家统计》，第577卷。

2．因同性恋被定罪情况（1937-1939）

资料来源：伍特博士备忘纪要，见G. Grau编：Hidden Holocaust？，London, Cassell& Cie, 1995。

3．特殊的被定罪者

资料来源：伍特博士备忘纪要，见Hidden Holocaust？同上。

4．由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造册的同性恋者以及被定罪的同性恋者

资料来源：H.-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慕尼黑, C. H. Beck出版社, 1989。

德国女同性恋之歌《淡紫色的歌》

我们可否断言

这就是文化，

如果每个人都被否定，

每个拥有智慧

仁慈、果敢

和特殊性的人，

而且正是这些人

被视为违法

但是多数人自豪

自己是不同的。

副歌

正是如此，我们与其他人不同，

他们走着，走着道德的脚步

穿越无数最初的惊叹，

随后对于他们一切变得那么平凡，那么平凡

并非那么奇特，这些感觉

因为我们是另一世界的孩子：

我们喜欢有令人窒息的香气的淡紫色的夜晚

正是如此，我们与其他人不同！

这是一种恶

这道德

是他人置于我们头上

因为我们是

我们自己

即使人们逮捕我们。

脖子上的绳索

不是我们，

我们将忍耐

因为很快

非常快

我们的时刻将来临

而我们将没有苦难！

平等！不宽容已终结！

副歌

……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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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案

刑法第175条

所犯反常的性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或者男性与动物之间都可判监禁。还可以宣判剥夺公民权。

1909年法律预案

第250条：对于同性犯性反常行为处以监禁。如果所犯行为利用了权力、权威或类似方式之上的依赖关系，则处以苦役，可以高至5年，或在减轻情节下处以不低于6个月监禁。同样量刑适用于以性反常行为为交易的职业行为。第1款的量刑同样适用于与动物进行的性反常行为。

第255条：对第250条第3款适用第42条（教养院）和第53条（限制居住地）。

1991年法律草案反方案

第245条：对男性与同性未成年人所犯性反常行为或与同性成年人利用权力、权威或类似方式上的依赖或者出于利益诱惑所犯的性反常行为处以苦役，可以高至5年。

1913年委员会法律草案

第322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男性之间所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对利用建立于权力、权威之上的依赖关系所犯行为或作为成年人腐蚀一个少年处以苦役，可至5年，在减轻情节下处以不低于6个月监禁。

同样量刑（第2款）适用于以职业为名有此类行为者。

以职业为名进行此类行为或预备有此类行为者处以监禁，可至2年。

在第3和4款的案件中可以于监禁之外独立宣判禁止居留权。

第323条：对与动物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1919年法律草案

第325条：男性之间性行为。

对男性之间犯类似性交的行为处以监禁。

对通过腐蚀少年犯此行为的成年男子处以苦役，可至5年。

对利用权力或权威之上的依赖关系犯此行为者同样处置。

同样量刑（第2款）适用于以职业目的犯此行为者。

对进行或预备以反常性行为的交易为职业者处以监禁，可至2年。

对于第2至4款的案件可以处以禁止居留，可独立于监禁之外宣布。

第326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犯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1925年法律草案（国会草案）

第267条：男性之间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对引诱少年男性以进行性行为的男子处以监禁，不低于6个月。对作为职业和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与其他男子有性行为的男子同样处置。在特别严重的案件中量刑可以高至5年苦役。

1927年法律草案（国会草案）

第295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发生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第296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第297条：男性之间严重的性行为。

可处以不低于6个月的监禁：

1．一名男子通过暴力或对其身体和生命危险的威胁，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和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

4．一名已满18岁的男子腐蚀少年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在第1种情况下，即使是企图也可以处刑。在特别严重的情节下，量刑可以升至10年苦役。

1933年法律草案

第295条：与动物的性行为。

对与动物发生类似性交行为者处以监禁。

第296条：男性之间的性行为。

对与其他男子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男性处以监禁。

第297条：男性之间严重的性行为。

可处以不低于6个月的监禁：

1．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上的依赖关系，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成年男子腐蚀未成年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目的向他提出。

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可以升至10年苦役。

1935年法律

第175条：对与其他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为目的利用的男子处以监禁。

在参与者一方于行为发生时未满21岁的情况下，法庭可以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免予惩罚。

第175a：处以可至10年苦役，在减罪情节下处以不低于3个月监禁的情况：

1．一名男子通过暴力或对其身体和生命危险的威胁强迫另一名男子与他发生性行为和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2．一名男子利用权力和工作或上下级关系基础上的依赖关系使另一名男子决定与他发生性行为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3．一名已满21岁的男子勾引未满21岁的男性以便与他发生性关系或被他利用于此目的。

4．一名男子以职业目的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或以此为目的任由男性使用。

第175b：对男性与动物发生反常性行为处以监禁。可同时宣布剥夺公民权。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1944）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进行的实验晚于本书所研究的阶段。尽管如此，我认为将之列入附录是有益的。这些实验实际是两个政策的结果：医生希望绝对地控制同性恋者和证明这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以及纳粹领导人寻求通过“再教育”将同性恋者重新融入民族共同体（即在军中作为全面战争的辅助力量）。这些案例的资料特别翔实。〔1〕

这些意图“治愈”同性恋者的实验在布痕瓦尔德进行。实验由丹麦医生卡尔·彼得·延森进行，他的另一个名字为卡尔·维尔纳。他在被迫放弃了他从1934年以来在哥本哈根开的诊所后于1942年来到德国。在丹麦，他与丹麦纳粹党首领弗里茨·克劳森有所接触。是“帝国”医生党卫军的格拉维茨博士向希姆莱通报了维尔纳所进行的关于荷尔蒙的研究。希姆莱对他的同性恋“治愈”计划很感兴趣，要求给他“最高礼遇”并给他提供在布拉格继续研究的可能。〔2〕

1944年7月，他开始了人体实验。他与魏玛－布痕瓦尔德的党卫军驻防军医生席德劳斯基一同选择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6名囚犯，随后又选了其他10名囚犯。〔3〕

最初6名囚犯名单（9月13日手术）：

N°33463/3（homos.）约翰·松塔格，1912年2月24日生于卢高

N°43160/3（SV 〔4〕）被阉割。菲利普·卡佩尔斯基，1908年9月1日生于杜伊斯堡－汉博恩（入选，但最终未保留）

N°21686/4（homos.）伯恩哈德·施泰因霍夫，1889年8月6日生于厄尔德

N°22584/4（homos.）格哈德·施莱歇，1921年3月13日生于柏林

N°21912/4（homos.）卡尔·萨克斯，1912年9月21日生于法尔克瑙

N°7590/4（homos. 已阉割）恩斯特·林登贝格，1895年3月10日生于海因德

另外10名囚犯名单（12月8日手术）：

6名被阉割（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性恋者）：

N°9576/4　莱德茨斯基

N°21526/4　赖因霍尔德

N°31462/4　施密特

N°20998/56　亨策

N°29941/56　伯克

N°21957/56　克斯特

4名同性恋者：

N°779/4　威廉·福斯

N°6169/4　弗朗茨·帕尔特

N°6186/47　弗里德里希·克伦茨

N°41936/3　弗里茨·米尔施

在这16名男子中，维尔纳对12个做了手术。他从鼠蹊部切开，埋入盛在胶囊中的荷尔蒙制剂。对尿液和血液的检验使他能够追踪实验的发展。1944年10月30日，维尔纳递交格拉维茨博士一份报告。1944年9月13日，5名同性恋者接受手术，2名已被阉割，1名被绝育，2名未曾做过手术。手术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植入“人工性腺”能够使同性恋者的性导向正常化、确定必要的剂量、控制腺体的标准化。植入的腺体荷尔蒙量不同（1a，2a，3a）。根据短期效果，3a剂量将同性恋者转变为有正常性冲动，2a剂量唤起了一个7年前阉割的人的正常性冲动。1a剂量引起一个被阉割者重新出现勃起，但是没有性冲动。而且，三种剂量都改变严重的消沉和紧张，成为乐观、平静和自信。三种剂量都产生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舒适感。1944年10月28日，有如下的暂时性结果。3名患者的同性恋冲动转变为异性恋冲动。患者更加乐观。体力更好，较少疲劳。睡眠改善。他们的气色改善。其他囚犯也注意到这一点。5号患者也要求手术“以便与其他人一样好”。维尔纳认为手术是巨大成功。但是，虽然患者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推测他们至少部分地为了让人宣布他们“治愈”而得到释放。我们不知道接受实验的这些男性的命运。1944年12月21日，囚犯亨策死于与肠炎和全身虚弱有关的心脏病。

维尔纳提供了一个接受手术的同性恋第21686号伯恩哈德·施泰因霍夫的详细案卷，他出生于1889年，是一个教会团体成员。间断的生平介绍他为：“总是生病，很封闭，但是脾气好，与人为善。18岁开始青春期。1911-1912年间企图接近一个女孩，但因为焦虑而未完成性关系。在学校，最初因为生活条件不稳定是一个中等生，随后是好学生。1924-1928年，与一些年轻男子有性关系，是两股之间的性关系，没有焦虑感。1932-1935年重新与男子有性关系，然后与一个女孩有正常性关系。甚至有满足。最后一次犯错在1944年2月，判8年苦役，对此没有特别情况。”

1944年9月16日植入一个“人工男性性腺”（3a剂量）。

术后：

44年9月16日：疼痛，神经性疼痛无

44年9月17日：无疼痛

44年9月18日：勃起

44年9月19日：早晨勃起更坚

44年9月20日：几次更坚硬勃起

44年9月21日：再次勃起

44年9月22日：勃起，但较弱——无疼痛

44年9月23日：晚间和早晨勃起

44年9月24日：同上

44年9月26日：手术伤口痊愈，无反复。植入“人工腺体”无反应。情况更好，梦到女性。视觉明显改善。显得更年轻。线条更柔和。今天，他来时笑着，对检查无禁忌——第一次检查时他沉默寡言，只直接回答问题，但是今天他言谈自由，详述他的过去和植入后的转变。

据患者报告：

手术后不久睡眠改善。从前他感到疲劳，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他很消沉，他的思想只限于集中营内生活。

消沉感消失，他愉快地等待治愈的时刻。他对未来有所计划。现在他的控制力更好，甚至在心理方面，他在各方面自我感觉更自由。

其他囚犯对他说他变了，他看起来更年轻，气色更好。

他的情色想象世界也完全改变。从前，他所有的思想和所有性梦都与一些少年有关，但是现在与女性有关。他认为集中营的生活不好，他想妓院中的女人，但他因为“宗教”原因不能去。

44年10月12日血液中胆固醇：190％。

44年10月24日血液中胆固醇：210％。

我们对这些受害者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些实验在纽伦堡审判时没有被明确指出。维尔纳成功地逃亡南美洲。

注释

〔1〕　BAB, NS 4/50, NS 3/21.

〔2〕　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1993］, London, Cassell&Cie, 1995, pp. 282-283: 1943年12月3日希姆莱对帝国医生党卫军格拉维茨博士的命令。希姆莱还要求一份3-4页的月报，因为他“对此类事情很有兴趣”。

〔3〕　Hidden Holocaust？同上。p. 284。

〔4〕　SV: Sittlichkeitsverbrecher（性罪犯）。

缩　略　语　表

参　考　书　目

这份书目虽然已经很详细，但不可能包罗一切。我偏重与同性恋有关的、不太为人所知的资料，对一些总论性的著作也有所提示，这些著作可使我们将问题置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中。

原　始　资　料

档案

1．法国

国家档案馆

F7 13960（2）：鸡奸，特别是海员中的行为（1927-1932）。

F7 14663：风化警察。

F7 14836：麻醉品交易。

F7 14837：麻醉品使用。

F7 14840：麻醉品使用。

F7 14854：拐卖妇女。

BB 18 6172：44 BL 228.

BB 18 6173.

BB 18 6174：44 BL 303.

BB 18 6175：44 BL 340.

BB 18 6175：44 BL 386.

BB 18 6178：44 BL 402.

BB 18 6178：44 BL 403.

BB 18 6186.

2．英国

公共档案馆

HO 45/12250：刑法修正案（1921）。

HO 45/24867：性犯罪行为（1926）。

HO 45/24955：性犯罪的处理。

HO 45/25033：诺曼·海尔（1937）。

MEPO 2/2470：刑法修正案。

MEPO 3/946：裸体。

MEPO 3/982：Hugh A. Chapman（1934-1935）．

MEPO 3/989：男厕。

MEPO 3/990：便衣警探。

MEPO 3/994：Mitford Brice.

MEPO 3/995：G. H. Buckingham.

MEPO 3/997：John Henry Lovendahl.

3．德国

a．柏林档案馆

内务部：

R 18/5308.

国家司法部：

R 22/850/854/943 /950/970/973/1175/1176/1197/1460/3062/5006.

R 22/FB 21764 (5774/5775/5776/5777).

国家人民教育与宣传部：

R 55/151/1219.

国家安全局：

R 58/239/261/473/483/1085/1127.

种族与移民局：

NS 2/41 fol. 1.

集中营：

NS 3/21.

NS 4/21/5O.

党卫军人事部：

NS 19/889/897/1087/1270/1838/1916/2075/2376

/2673/2957/3030/3392/3579/3940/4004.

Reinhard Mumm赖因哈德·穆姆遗物：

90 MU 3 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26/527

528/529/530/531/532.

b．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秘密档案，柏林

国家司法部：

I. HA, Rep. 84a, n° 5339/5340/5341/5342/5343/8100/8101/8104

/17209/17214/17224/17245/17257/17263/17272/17275/17276

/17298/17355/17347.

内务部：

I. HA, Rep. 77, Tit. 435, n°1, vol.1, vol.2.

c．档案汇编

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 London, Cassell & Cie, 1995, 308 p. 译自德文本Homosexualität in der NS-Zeit: Dokumente einer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Francfo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B．刊印资料

除了一些单篇文章收入总论书目，这些资料都警告系统梳理。

1．刊物

a．日报

Berliner Tageblatt, 1919-1921, 1931, 1934.

Deutsche Zeitung, 1919-1929.

Das schwarze Korps, 不同文章。

Le Temps, 1919-1939.

The Times, 1919-1939.

Völkischer Beobachter, 不同文章。

b．轻松和讽刺刊物

Fantasio, 1919-1937.

Punch, 1919-1939.

Simplicissimus, 1919-1939.

La Vie parisienne, 1920, 1924, 1934, 1938.

2．同性恋刊物

二三十年代的同性恋刊物只部分保存下来。很少找到完整的系列。多数德国杂志保存在柏林的“同性恋博物馆”和“Spinnboden”。

L'Amitié.

Das dritte Geschlecht.

Der Eigene, 1919-1933.

Eros, 1928.

Frauenliebe und Leben, 1928.

Die Freundin, 1924-1933.

Die Freundschaft, 1928.

Das Freundschaftsblatt, 1926, 1932.

Der Hellasbote, 1923.

Die lnsel, 1930.

Inversions.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1919-1923.

Mitteilungen des WhK, 1926-1933.

Die Tante, 1925.

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919-1931.

3．司法统计

使我们得以研究英国和德国对同性恋定罪的演变。

Parliamentary Papers, “Accounts and Papers”, 1919年, 1922-1939年.

Judicial Statistics，英格兰和威尔士，1920（1921），BS 18/4.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刑事统计, vol. 301, 311, 320, 328, 335, 346, 354, 370, 384, 398, 429, 433, 448, 478, 507, 577.

4．医学著作

医学在对同性恋的界定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此有关于此问题的主要著作。

Alfred ADLER: Das Problem der Homosexualität, Leipzig, S. Hirzel, 1930, 110 p.

Henri ALLAIX: De l'inversion sexuelle la détermination des sexes, Le Chesnay, Imprimerie moderne de Versailles, 1930, 10 p.

W. M. BECHTEREV, Uber die Perversion und die Abweichungen des Geschlechtstriebe vom reflexologischen Standpunkt aus, Stuttgart, Verlag von Ferdinand Enke, 1928, 20 p.

André BINET: La Vie sexuelle chez la femme, Paris, L'Expansion scientifique française, 1932, 240 p.

Dr J. R. BOURDON: Traitement de la froideur chez la femme, Paris, Librairie《Astra》, 1931, 221 p.

Edward CARPENTER: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Sex, rééd., London, Gay Men Press, 1984, 318 p.

Dr CAUFEYNON（Jean FAUCONNEY笔名）：La Perversion sexuelle, Paris, Bibliothèque populaire des connaissances médicales, 1932, 108 p.

Jean Martin CHARCOT, Victor MAGNAN：《Inversion du sens génital et autres perversions sexuelles》, in Archives de neurologie, n° 7 et 12. 1882.

Havelock ELLIS, J. A. SYMONDS, Sexual Inversion［1897］,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299 p.

Otto EMSMANN: Zum Problem der Homosexualität, Berlin, Verlag der vaterländischen Verlagsund Kunstanstalt, 1921, 100 p.

Sigmund FREUD: Névrose, psychose et perversion［1894-1924］, Paris, PUF, coll.《Bibl. de psychanalyse》, 1992, 303 p.

-Trois Essais sur la tédorie de la sexualité［1905］, Paris, Gallimard, 1987, 211p.

-La Vie sexuelle［1907-1931］, Paris, PUF, coll.《Bibl. de psychanalyse》, 1992, 159 p.

Alfred FUCHS: Die k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und andere Anomalien des Sexuallebens, Stuttgart, Verlag von Ferdinand Enke, 1926, 129 p.

Max yon GRUBER: Hygiene of Sex, 译自德文, London, Tindall & Cox, 1926, 169 p.

René GUYON: Sex Life and Sex Ethics,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1933, 386 p.

Angelo HESNARD: L'Individu et le Sexe. Psychologie du narcissisme, Paris, Stock, 1927, 227 p.

-Psychologie homosexuelle, Paris, Stock, 1929, 208 p.

-Traité de sex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Paris, Payot, 1933, 718 p.

Magnus HIRSCHFELD: Die Homosexualität des Mannes und des Weibes［191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4, 1067 p.

-Perversions sexuelles, 译本Paris, Les Editions internationales, 1931, 333 p.

-Le Sexe inconnu,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36, 224 p.

Magnus HIRSCHFELD（主编）：Zur Reform des Sexualstrafkechts, vol. IV, Sexus, Monographien aus clem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in Berlin, Berlin, Verlag Ernest Birchner. 1926, 186 p.

Pierre HUMBERT: Homosexualité et psychopathies, étude clinique, Paris, G. Doin et Cie éditions, 1935, 139 p.

Josef KIRCHHOFF: Die sexuellen Anomalien, Francfort, Verlag Oswald Quass, 1921, 132 p.

Sacha NACHT: Psychanalyse des psychonévroses et des troubles de la sexualité, Paris, Librairie Alcan, 1935, 324 p.

-Pathologie de la vie amoureuse: essai psychanalytique, Paris, Denoël, 1937, 198p.

Bertram POLLENS: The Sex criminal, London, Putnam, 1939, 211 p.

Dr RIOLAN: Pédérastie et homosexualité, Paris, F. Pierre, 1909, 108 p.

Dr Georges SAINT-PAUL: Invertis et homosexuels, thèmes psychologiques［1896］, 埃米尔·左拉作序, Paris, Editions Vigon, 1930, 152p.

René de SAUSSURE: Les Fixations homosexuelles chez les femmes névrosées, Paris, Imprimerie de la Cour d'appel, 1929, 44 p.

Richard SCHAUER: Désordres sexuels,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34, 254 p.

-Sexualpathologie, Wesen und Formen der abnormen Geschlechtlichkeit, Vienne-Leipzig-Berne, Verlag für Medizin, Weidmann & Co, 1935, 272 p.

Oswald SCHWARZ: Uber Homosexualität: ein Beitrag zu einer medizinische Anthropologie, Berlin, Georg Thieme Verlag, 1931, 122 p.

-Sexualität und Persönlichkeit, Vienne-Leipzig-Berne, Verlag für Medizin, 1934, 205 p.

Max SENF: Homosexualisierung, Bonn, A. Marcus und E. Weber's Verlag, 1924, 74 p.

Ambroise TARDIEU: La Pédérastie［1857］, Paris, Le Sycomore, 1981, 247 p.

Kenneth WALKER, E. B. STRAUSS: Sexual Disorders in the Mal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Medical Books, 1939, 248 p.

Dr A. WElL（主编）; Sexualreform und Sexualwissenschaft, Vorträge gehalten auf der ersten internationalen Tagung für Sexualreform auf sexualwissenschaftlicher Grundlage in Berlin, Berlin, Julius Püttmann, 1922, 286 p.

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 Sexual Reform Congress, Copenhague, 1928年7月1-5日, Copenhague, Levin & Munksgaard, 1929, 307 p.

-Sexual Reform Congress, London, 1929年9月8-14日, London, Kegan Paul, 1930, 670 p.

Sexual Reform Congress, Vienne, 1930年9月16-23日, Vienne, Elbemtihl, 1931, 693 p.

5．性教育读本

在所有参阅过的性教育读本中，我只保留那些多少明确谈到同性恋的。

René ALLENDY, Hella LOBSTEIN: Le Problème sexuel l'école, Paris, Aubier, 1938, 253 p.

Rudolf ALLERS: Sexualpädagogik, Salzbourg-Leipzig, Verlag Anton Postet, 1934, 270p.

佚名：The Education of Boys in the Subject of Sex,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7, 115 p.

Eugène ARMAND: L'Emancipation sexuelle, l'Amour en camaraderie et les Mouvements d'avant-garde, Paris, Editions de l'En-dehors, 1934, 23 p.

Association du mariage chédtien: L'Eglise et l'Education sexuelle, Paris, Aubin, 1929, 201p.

Mary Everest BOOLE: What One Might Say to a Schoolboy, London, C. W. Daniel, 1921, 24 p.

T. BOWEN PARTINGTON: Sex and Modern Youth, London, Athletic Publication Ltd, 1931, 136 p.

Dorothy BROMLEY, Florence BRITTEN: Youth and Sex. A Study of 1 300 College Students, New York/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8, 303 p.

Adolf BUSEMANN: Das Geschlechtsleben der Jugend und seine Erziehung, Berlin, 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29, 57 p.

V. F. CALVERTON, S. D. SCHMALHAUSEN（主编）：Sex in Civiliz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29, 719 p.

Dr Jean CARNOT: Au service de l'amour, Paris, Editions Beaulieu, 1939, 256 p.

Reginald CHURCHILL: I Commit to Your Intelligence,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6, 137 p.

Gladys M. Cox: Youth, Sex and Life, London, Arthur Pearson, 1935, 229 p.

E. DEDERDING: Schützt unsere Kinder vor den Sexualverbrechern!, Berli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31, 47 p.

Henri DROUIN: Conseils aux jeunes gens, Paris, Librairie Gamier frères, 1926, 185p.

Havelock ELLIS: Etudes de psychologie sexuelle, t. VII, L'Education sexuell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27, 220 p.

Violet FIRTH: The Problem of Purity, London, Rider & Co, 1928, 127 p.

F. W. FOERSTER: Morale sexuelle et pédagogie sexuelle, Paris, Librairie Bloud & Gay, 1929, 270 p.

Sigmund FREUD：《Les explications sexuelles données aux enfants》［1907］, in La Vie sexuelle, Paris, PUF, 1992, 159 p.

R. P.S. J. de GANAY, Dr Henri ABRAND, abbé Jean VIOLLET: Les Initiations nécessaires, Paris, Editions familiales de France, 1938, 47p.

Brian GREEN: Problems of Human Friendship, London, The“Pathfinder”Papers, 1931, 37 p.

Heinrich HANSELMANN: Geschlechtliche Erziehung des Kindes, Zurich-Leipzig, Rotapfel Verlag, 1931, 69 p.

Magnus HIRSCHFELD, Ewald BOHM: Education sexuelle,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34, 271p.

William Lee HOWARD: Confidential Chats with Boys, London, Rider & Co, 1928, 144 p.

Kenneth INGRAM: An Outline of Sexual Morality, London, Cape, 1922, 94 p.

R. H. INNES: Sex from the Standpoint of Youth, London, The New World Publishing Cie, 1933, 16 p.

N. M. IOWETZ-TERESHENKO: Friendship-Love in Adolescence,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36, 369 p.

Dr LAIGNEL-LAVASTINE: Vénus et ses dangers, Paris, Ligue nationale française contre le péril vénérien, 1925, 14 p.

Jean LEONARD: Le Lever de rideau ou l'Initiation au bonheur sexuel, Paris, Jean Fort éditeur, 1933, 219 p.

Rennie MACANDREW: Approaching Manhood, Healthy Sex for Boys, London, The Wales Publishing Co, 1939, 95 p.

-Approaching Womanhood. Healthy Sex for Girls, London, The Wales Publishing Co, 1939, 93 p.

R. MACDONALD LADELL: The Sex Education of Children, Birmingham, Cornish Brothers Ltd, 1934, 24 p.

T. MILLER NEATBY: Personal: To Boys, London, The Alliance of Honour, 1934, 27 p.

-Youth and Purity, London, British Christian Endeavour Union, 1937, 27 p.

Friedrich NIEBERGALL: Sexuelle Aufklärung der jugend: ihr Recht, ihre Wege und Grenzen, Heidelberg, Evangelischer Verlag, 1922, 25 p.

Dr Jean POUY: Conseils la jeunesse sur l'éducation sexuelle, Paris, Maloine, 1931, 29 p.

Preussisches 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Vorbildung: Sittlichkeitsvergehen an höheren Schulen und ihre disziplinäre Behandlung, Leipzig, Verlag von Quelle & Mener, 1928, 141 p.

C. Stanford READ: The Struggles of Male Adolescen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28, 247 p.

George RILEY SCOTT: Sex Problems and Dangers in War-Time. A Book of Practical Advice for Men and Women on the Fighting and Home-Fronts, London, T. Werner Laurie Ltd, 1940, 85 p.

Gerhard Reinhard RITTER: Die geschlechtliche Frage in der Deutsche Volkserziehung, Berlin-Cologne, A. Marcus und E. Weber's Verlag, 1936, 397 p.

Robert RITTER: Das geschlechtliche Problem in der Erziehung, Munich, Verlag von Ernst Reinhardt, 1928, 88 p.

Père S. V. D. SCHMITZ: A la source pure de la vie, Mulhouse, Editions Salvator, 1937, 48 p.

Dr Heinrich SCHULTE-HUBBERT: Um Sittlichkeit und Erziehung an höheren Schulen, Münster,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29, 62 p.

Oswald SCHWARZ: The Psychology of Sex and Sex Education, London, New Education Fellowship, 1935, 33 p.

J. S. N. SEWELL: The Straight Left, Being Nine Talks to Boys who Are about to Leave their Public-School,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64p.

Eddy SHERWOOD: Sex and Youth,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28, 150 p.

F. H. SHOOSMITH: That Youth May Know. Sex Knowledge for Adolescents, London, Harrap & Co, 1935, 117 p.

-The Torch of Life. First Steps in Sex Knowledge, London, Harrap & Co, 1935, 150p.

Dr SICARD DE PLAUZOLES: Pour le salut de la race：éducation sexuelle, Paris, Editions médicales, 1931, 98 p.

F. V. SMITH: The Sex Education of Boys,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1, 15 p.

J. p. STEFFES（主编）：Sexualpädagogische Probleme, Münster, Münster Verlag, 1931, 231 p.

Erich STERN（主编）, Die Erziehung und die sexuelle Frage, Berlin, 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27, 381 p.

Marie STOPES: Sex and the Young, London, The Gill Publishing Co, 1926, 190 p.

Heinrich TÖBBEN: Die Jugendverwahrlosung und ihre Bekämpfung, Münster,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22, 245 p.

Tihamer TOTH: Reine Jugendreife, Freibourg, Herder & Co, 1931, 140 p.

A. TREWBY: Healthy Boyhood, London, The Alliance of Honour, Kings & Jarcett, 1924, 63 p.

Theodore F. TUCKER, Muriel POUT: Sex Education in Schools, London, Gerald Howe Ltd, 1933, 144 p.

Edwin WALL: To the Early Teens or Friendly Counsels to Boys, London, The Portsmouth Printers Press, 1931, 120 p.

W. J. WATSON: Ce que tout jeune homme doit savoir l'âge de la puberté, Paris, Editions Prima, 1932, 94 p.

Leslie D. WEATHERHEAD: The Mastery of Sex through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1, 249 p.

Erich ZACHARIAS: Die sexuelle Gefährdung unserer Jugend, Berlin, Buchdruckerei des Waisenhauses, 1929, 38 p.

Alfred ZEPLIN: Sexualpädagogik als Grundlage des Familienglücks und des Volkswohls, Rostock, Carl Hinstorff Verlag, 1938, 117 p.

6．关于同性恋的各类著作

这里收集了一些以各种方式涉及同性恋的著作。

a．调查、报刊论争、报道

René ALLENDY：《Le crime et les perversions instinctives》, in Le Crapouillot, mai 1938.

-《Les conceptions modernes de la sexualité》, in Le Crapouillot, septembre 1937.

Maurice BAUMONT: L'Affaire Eulenburg et les Origine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3, 281 p.

Robert BOUCARD: Les Dessous des prisons de femm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France, 1930, 236 p.

Francis CARCO: Prisons de femm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France, 1933, 244 p.

Maryse CHOlSY: Un mois chez les filles, Paris, Editions Montaigne, 1928, 254 p.

Maryse CHOISY, Marcel VERTES: Dames seules, Lille, Cahiers Gai-Kitsch-Camp, n°23, rééd. 1993, 53 p.

Michel du COGLAY: 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 Choses vues, Paris, R. Saillard, 1938, 221 p.

Anne de COLNEY: L'Amour aux colonies, Paris, Librairie《Astra》, 1932, 214p.

Alexis DANAN: Mauvaise graine, Paris, Editions des Portiques, 1931, 249 p.

Gabriel GOBRON: Contacts avec la jeune génération allemande, Toulouse, Editions la Lanterne du Midi, 1930, 284 p.

Ambroise GOT: L'Allemagne nu, Paris, La Pensée française, 1923, 248 p.

John GRAND-CARTERET: Derrière《lui》：l'homosexualité en Allemagne［1907］, Lille, Cahiers Gai-Kitsch-Camp, 1992, 231 p.

《L'homosexualité en littérature》, Les Marges, 15 mars 1926, n°141, t. 35.

Joseph KESSEL: Bas-fonds de Berlin, Paris, Les Editions de France, 1934, 224 p.

Peter Martin LAMPEL: Jungen in Not, Berlin, G. Kiepenheuer, 1928, 240 p.

Theodor LESSING: Haarmann. The Story of a Werewolf［1925］, in Monsters of Weimar, London, Nemesis Books, 1993, 306 p.

Oscar METENIER: Vertus et vices allemands, Paris, Albin Michel, 1904, 281 p.

Hilary PACQ: Le Procès d'Oscar Wilde, Paris, Gallimard, 1933, 263 p.

Eugène QUINCHE: Haarmann, le boucher de Hanovre, Paris, Editions Henry Parville, 1925, 182 p.

Marcel REJA：《La révolte des hannetons》, in Mercure de France, 1er mars 1928, p. 324-340.

Louis-Charles ROYER: L'Amour en Allemagne, Paris, Editions de France, 1936, 225p.

b．同性恋运动、司法改革

Albrecht BÖHME：“Soziale Medizin und Hygiene: die neuen Gesetze über Kastration und Homosexualität”, in 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MMW），1935年8月16日, n° 33, p. 1330-1331.

Adolf BRAND（主编）, Die Bedeutung der Freundsliebe für Führer und Völker, Berlin, Adolf Brand, 1923, 32 p.

Fritz DEHNOW: Sittlichkeitsdelikte und Strafrechtsreform, Berlin, Julius Püttmann, 1922, 22 p.

Documents of the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in Germany, 1836-1927, New York, Arno Press, rééd. 1975, 未编页码。

Isaac GOLDBERG: Havelock Elli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urvey, London, Constable, 1926, 359 p.

Kurt HILLER: §175：die Schmach des Jahrhunderts!, Berlin, Paul Steegeman Verlag, 1922, 132 p.

-《Die homosexuelle Frage》, in Die neue Generation, cahiers 7/8, 1927 7-8月, p. 223.

-《Das neue Sexualstrafrecht und die schwarze Gefahr》, in Die Weltbühne, 1930-8-5, n°32, p. 191-196; 1930-8-12, n° 33, p. 224-229; 1930-8-19, n°34, p. 266-270.

Magnus HIRSCHFELD: 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1908］, Paris, Cahiers Gai-Kitsch-Camp, 1993, 103 p.

-Von einst bis jetzt［1923］,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6, 213 p.

-“Der neue § 175, ein Gesetz für Erpresser”, in Die Weltbühne, 1925-1-20, n°3, p. 91-95.

Magnus HIRSCHFELD（主编）：Sitten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s, Berlin, Müller & Kiepenheuer, 1929, 607 p.

Hans HYAN：《§175》, in Die Weltbühne, 1926-6-22, n° 25, p. 969-973.

Joseph ISHILL（主编）：Havelock Ellis in Appreciation, Berkeley Heights, Oriole Press, 1929, 299 p.

Kartell für Reform des Sexualstrafrechts: Gegenentwurf zu den Strafbestimmungen des Amtlichen Entwurfs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Strafgesetzbuchs über geschlechtliche und mit dem Geschlechtsleben in Zusammenhang stehende Handlungen, Berlin, Verlag der neuen Gesellschaft, 1927, 99 p.

Botho LASERSTEIN：“§175”, in Die Weltbühne, 1926-7-20, n°29, p. 91.

H. LENZ: Verbrechen und Vergehen wider die Sittlichkeit, ein kritischer Beitrag zur Strafrechtsreform, Trier, Paulinus-Druckerei, 1928, 72 p.

Richard LINSERT: §297, Unzucht zwischen Männern, Berlin, Neuer Deutscher Verlag, 1929, 130 p.

Hansjörg MAURER: §175, eine kritische Betrachtung des Problems der Homosexualität, Munich, Willibald Drexler, 1921, 62 p.

“Neueste Entscheidungen von grundsätzlicher Bedeutung”, in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1935-9-1, 40, cahier 17, p. 1047-1048.

《§175 StGB》, in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35-9-28, p. 2732-2734.

Houston PETERSON: Havelock Ellis, Philosopher of Love, Etats-Unis, Houghton Miffin Cie, 1928, 432 p.

PFORR：“Die widernatürliche Unzucht”, in Preussische Polizeibeamtenzeitung, 1924-10-4, n°40, p. 408-410.

“Reichsgericht. §175 StGB”, in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38-1-22, p. 167.

Botho SCHLEICH：“Die Bekämpfung der Homosexualität und die Rechtssprechung”, in Deutsches Recht, 1937, cahiers 13/14, p. 299-300.

SIEGFRIED（Viktor CATHREIN笔名）：Im Zeichen der Zeit ! § 175, Berlin, Verlag der vaterländischen Verlags-und Kunstanstalt, 1920, 14p.

St Ch. WALDECKE（Ewald TSCHECK笔名）；Das WhK: warum ist es zu bekämpfen und sein Wirken schädlich für das deutsche Volk？, Berlin, Adolf Brand, Gemeinschaft der Eigenen, 1925, 18 p.

Johannes WERTHAUER：“§ 175”, in Die Weltbühne, 1926-10-5, n°40, p. 525-526.

“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in Die Weltbühne, 1933-2-14, n° 7, p. 253.

c．党派作品

Eugène ARMAND: L'Homosexualité, l'Onanisme et les lndividualistes, Paris, Editions de l'En-dehors, 1931, 32 p.

Eugène ARMAND, Gérard de LACAZE-DUTHIERS, Abel LEGER: Des préjugés en matière sexuelle, Paris, Editions de l'En-dehors, 1931, 32 p.

Eugène ARMAND, Vera LIVINSKA, C. de ST HELENE: La Camaraderie amoureuse, Paris, Editions de l'En-dehors, 1930, 32 p.

Burghard ASSMUS: Klosterleben, Enthüllungen über die Sittenverderbnis in den Klöstern, Berlin, A. Bock Verlag, 1937, 102 p.

Curt BONDY: Die Proletarische Jugendbewegung in Deutschland, Lauenburg, Adolf Saal Verlag, 1922, 152 p.

Carl Christian BRY: Verkappte Religionen, Kritik des kollektiven Wahns［1924］, Munich, Ehrenwirth Verlag, 1979, 253 p.

Karl August ECKHARDT：“Widernatürliche Unzucht ist todeswürdig”, in Das schwarze Korps, 1935-6-22, p. 13.

Friedrich ENGELS: 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Etat［1884］,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1, 364 p.

Felix HALLE：《Die Reform des Sexualstrafrechts und das Proletariat》, in Die Internationale, 1926-11-1, p. 666-668.

Institut zum Studium der Judenfrage: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Munich, Verlag Franz Eher Nachf., 1936, 416 p.

Rudolf KLARE: Homosexualität und Strafrecht, Hambo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7, 172 p.

-《Die Bekämpfung der Homo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in Deutsches Recht, 1937-7-15, cahiers 13/14, p. 281-285.

Alexandra KOLLONTAI: Marxisme et révolution sexuelle, Paris, Maspero, 1973, 286p.

Livre brun sur l'incendie du Reichstag et la terreur hitlérienne［1933］, Paris, Tristan Mage éditions, 1992, 2 vol.

Klans MANN：“Homosexualität und Faschismus”［1934-1935］, in Heute und morgen. Schriften zur Zeit, Munich,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9, 364 p.

Wilhelm REICH: La Lutte sexuelle des jeunes［1932］, Paris, Maspero, 1972, 148 p.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1933］, Paris, Payor, coll.《Petite bibl. Payot》, 1972, 341 p.

-La Révolution sexuelle［1936］,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2, 340 p.

Alfred ROSENBERG: Le Mythe du XXe siècle［1930］, Paris, Editions Avalon, 1986, 689 p.

-Der Sumpf, Querschnitte durch das《Geistes》Leben der November-Demokratie, Munich, Verlag Franz Eher Nachf., 1930, 237 p.

Lothar Gottlieb TIRALA: Rasse, Geist und Seele, Munich, J. F. Lehmann Verlag, 1935, 256 p.

Ignaz WROBEL（Kurt TUCHOLSKY笔名）：《Röhm》, in Die Weltbühne, 1932-4-26, n°17, p. 798-799.

d．公学、青年团体

Hans BLÜHER: Die deutsche Wandervogelbewegung als erotisches Phänomen［1914］, Francfort,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6, 190 p.

-Die Rolle der Erotik in der männlichen Gesellschaft, Iéna, Eugen Diederichs, 1919, 2 vol., 248 et 224 p.

-Der Charakter der Jugendbewegung, Lauenburg, Adolf Saal Verlag, 1921, 56 p.

Richard COMYNS CARR（编）：Red Rags, Essays of Hate from Oxford, London, Chapman & Hall, 1933, 291 p.

p. H. CRAWFURTH SMITH: Oxford in the Melting-Pot, London, The White Owl Press, 1932, 24 p.

Terence GREENIDGE: Degenerate Oxford?, London, Chapman & Hall, 1930, 245 p.

T. E. HARRISSON: Letter to Oxford, Reynold Bray, The Hate Press, 1933, 98 p.

Lucien MIALARE: La Criminalité juvénile, Paris, Les Presses modernes, 1926, 254p.

Hans MUSER: 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 Paderborn,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1933, 184 p.

Siegfried STURM, Das Wesen der Jugend und ihre Stellung zu Blüher und Plenge zu Sexualtheorie und Psychoanalyse, Wurzbourg, Hannes Wadenklee, 1921, 20 p.

Edward THOMAS: Oxford, London, Black A. & C. Black, 1932, 265 p.

Alec WAUGH: Public-School Life. Boys, Parents, Masters, London, Collins Sons & Co, 1922, 271 p.

Gustav WYNEKEN: Die neue Jugend, ihr Kampf um Freiheit und Wahrheit in Schule und Elternhaus, in Religion und Erotik, Munich, Steinicke Verlag, 1914, 60 p.

-Revolution und Schule, Leipzig, Klinkhardt Verlag, 1921, 74 p.

-Wickersdorf, Lauenburg, Adolf Saal Verlag, 1922, 152 p.

-Eros, Lauenburg, Adolf Saal Vefiag, 1924, 72 p.

Kurt ZEIDLER: Vom erziehenden Eros, Lauenburg, Freideutscher Jugendverlag Adolf Saal, 1919, 39 p.

e．杂文、论战、宣言

Egan BERESFORD: The Sink of Solitude, London, The Herness Press, 1928, 未编页码。

Paul BUREAU: L'Indiscipline des moeurs, Paris, Librairie Bloud & Gay, 1920, 608p.

GEORGES-ANQUETIL: Satan conduit le bal［1925］, Paris, Agence parisienne de distribution, 1948, 536 p.

André GIDE: Corydon［1924］, Paris, GaUimard, 1991, 149 p.

-Retour de I'URSS, Paris, Gallimard, 1936, 125 p.

Pierre LIEVRE：《André Gide》, in Le Divan, 1927 7-8.

Thomas MANN: Sur le mariage［1925］, 双语, Paris, Aubier Flammarion, 1970, 191 p.

François NAZIER: L'Anti-Corydon, essai sur l'inversion sexuelle, Paris, Editions du Siècle, 1924, 126 p.

Ernst Erich NOTH: La Tragédie de la jeunesse allemande, Paris, Grasset, 1934, 261p.

François PORCHE: L'Amour qui n'ose pas dire son nom, Paris, Grasset, 1927, 242p.

WILLY, Le Troisième Sexe, Paris, Paris-Edition, 1927, 268 p.

f．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

E. F. W. EBERHARD: Die Frauenemanzipation und ihre erotischen Grundlagen, Vienne-Leipzig, Wilhelm Braumüller, 1924, 915 p.

J. M. HOTEP: Love and Happiness, Intimate Problems of the Modern Woman, London, Heinemann, 1938, 235 p.

Laura HUTTON: The Single Woman and her Emotional Problems, London, Tindall & Cox, 1937, 173 p.

Mathilde von KEMNITZ: Erotische Wiedergeburt, Munich, Verlag von Ernst Reinhardt, 1919, 212 p.

RACHILDE: Pourquoi je ne suis pas féministe, Paris, Editions de France, 1928, 87p.

Alice RILKE：《Die Homosexualität der Frau und die Frauenbewegung》, in Deutsches Recht, 1939-2-15, cahiers 3/4, p. 65-68.

Ruth Margarite RÖLLIG: Les Lesbiennes de Berlin［1928］, Lille, Cahiers Gai-Kitsch-Camp, 1992, 140 p.

Anton SCHÜCKER: Zur Psychopathologie der Frauenbewegung, Leipzig, Verlag von Curt Kabitzsch, 1931, 51 p.

Clara ZETKIN: Batailles pour les femme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80, 444 p.

g．杂类

ANOMALY（化名）：The Invert and his Social Adjustment, London, Baillein, 1927, 159 p.

Archives du surréalisme: Recherches sur la sexualité, 1928.1-1932.8, Paris, Gallimard, 1990, 212 p.

Association for Moral and Social Hygiene: The State and Sexual Morality, London, Allen & Unwin, 1920, 78 p.

Floyd BELL: Love in the Machine Age, London, Routledge & Sons, 1930, 428 p.

Paul BROHMER: Biologie-Unterricht und völkische Erziehung, Francfort, Verlag Moritz Diesterweg, 1933, 84 p.

François CARLIER: La Prostitution antiphysique［1887］, Paris, Le Sycomore, 1981, 250 p.

Albert CHAPOTIN: Les Défaitistes de l'amour, Paris, Le Livre pour tous, 1927, 510p.

Louis ESTEVE: L'Enigme de l'androgyne, Paris, Les Editions du monde moderne, 1927, 161 p.

Theodore de FELICE: Le Protestantisme et la Question sexuelle,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930, 80 p.

Remy de GOURMONT: Physique de l'amour［1903］, Paris, Les Editions 1900, 1989, 236p.

Alexandre PARENT-DUCHATELET: La Prostitution Paris au XIXe siècle［1836］, textes présentés et annotés par Alain Corbi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1, 217p.

Siegfried PLACZEK: Freundschaft und Sexualität, Berlin-Cologne, A. Marcus und E. Weber's Verlag, 1927, 186 p.

Paul PROVENT: La Criminalité militaire en temps de paix, Paris, Marchal et Billard, 1926, 340 p.

Heinz 8CHMEIDLER: Sittengeschichte von heute, die Krisis der Sexualität, Dresde, Carl Reissner Verlag, 1932, 372 p.

Camille SPIESS: Pédérastie et homosexualité, Paris, Daragon, 1917, 68 p.

-L'Inversion sexuelle, Paris, Editions de l'En-dehors, 1930, 5 p.

-Eros ou l'Histoire physiologique de l'homme, Paris, Editions de l'Athanor, 1932, 280 p.

H. E. TIMERDING: Sexualethik, Leipzig, B. G. Teubner, 1919, 120 p.

Hans von TRESCHKOW: Von Fürsten und anderen Sterblichen, Erinnerungen, Berlin, Fontane, 1922, 240 p.

Harvey WICKAM: The Impurita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29, 296 p.

7．虚构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

W. H. 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London, Faber & Faber, 1966, 351p.

Djuna BARNES: L'Almanach des dames［1928］, Pads, Flammarion, 1972, 165 p.

Natalie BARNEY: Aventures de l'esprit［1929］, Paris, Persona, 1982, 215 p.

-Nouvelles pensées de l'Amazon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39, 215p.

Vicky BAUM: Shanghai Hôtel［1939］, Paris, Phébus, 1997, 669 p.

André BEAUNIER: La Folle Jeune Fille, Paris, Flammarion, 1922, 282 p.

Pierre BENOIT: Monsieur de la Ferté, Paris, Albin Michel, 1934, 314 p.

E. F. BENSON: Snobs, Paris, Salvy, 1994, 217 p.

Gustave BINET-VALMER: Lucien, Paris, Flammarion, 1921, 283 p.

-Sur le sable couchées, Paris, Flammarion, 1929, 246 p.

André BIRABEAU: La Débauche, Paris, Flammarion, 1924, 246 p.

Edouard BOURDET: La Prisonnière, 三幕喜剧（1926-3-6在费米纳剧院首演）, Paris, Les OEuvres libres, 1926, 116 p.

Joseph BREITBACH: Rival et rivale［Die Wandlung der Suzanne Dasseldorf］, Paris, Gallimard, 1935, 389 p.

André BRETON: Nadja［1928］, Paris, Gallimard, coll.“Folio”, 1982, 190 p.

Arnold BRONNEN: Septembernovelle［1923］,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9, 65 p.

Rupert BROOKE: The Poetical Works, London, Faber & Faber, 1990, 216 p.

Ferdinand BRUCKNER: Le Mal de la jeunesse［1925］, Amiot-Lenganey, 1993, 108 p.

Francis CARCO: Jésus-la-caill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14, 250 p.

CHARLES-ETIENNE: Notre-Dame-de-Lesbos, Paris, Librairie des Lettres, 1919, 309p.

-Les Désexués, Paris, Curio, t924, 267 p.

-Le Bal des folles, Paris, Curio, 1930, 255 p.

CHARLES-ETIENNE, Albert NORTAL: Les Adolescents passionnés, Paris, Curio, 1928, 253 p.

Jean de CHERVEY: Amour inverti, Paris, Chaubard, 1907, 212 p.

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1928］, Paris, Editions de Messine, 1983, 123 p.

-Les Enfants terribles［1929］, Paris, Grasset, 1990, 130 p.

COLETTE: Le Pur et l'Impur［1932］, Paris, Hachette, 1971, 189 p.

-0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3 vol., 1984, 1986, 1991.

René CREVEL: La Mort difficile, Paris, Simon Kra, 1926, 202 p.

-Mon corps et moi, Paris, Editions du Sagittaire, 1926, 204 p.

Clemence DANE（Winifred ASHTON笔名）：Regiment of Women［1917］,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8, 345 p.

Lucien DAUDET: Le Chemin mort, Paris, Flammarion, 1908, 382 p.

Henri DEBERLY: Un homme et un autre, Paris, Gallimard, 1928, 220 p.

Lucie DELARUE-MARDRUS, L'Ange et les Pervers, Paris, Le Livre moderne illustré, 1930, 159 p.

Robert DESNOS: La Liberté ou l'Amour !［1924］, Paris, Gallimard, 1962, 160 p.

Jean DESTHIEUX: Figures méditerranéennes：《Femmes damnées》, Paris-Gap, Ophrys, 1937, 135 p.

Alfred DÖBLIN: L'Empoisonnement［Die beiden Freundinnen und ihr Giftmord, 1924］, Arles, Actes Sud, 1988, 108 p.

André du DOGNON: Les Amours buissonnières, Paris, Editions du Scorpion, 1948, 286p.

René ETIEMBLE: L'Enfant de choeur, Paris, Gallimard, 1937, 251 p.

E. M. FORSTER: Maurice［写作于1914］,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87, 279 p.

-Un instant d'éternité et autres nouvelles［The Life to Come, and Other Stories, 1972］,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 1988, 306 p.

Michel GEORGES-MICHEL: Dans la fête de Venise, Paris, Fayard, 1923, 256 p.

André GIDE: L'Immoraliste［1902］, Paris, Gallimard, coll.《Folio》, 1996, 182p.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1917］, Paris, Gallimard, coll.《Folio》, 1997, 246p.

-Les Faux-Monnayeurs, Paris, Gallimard, 1926, 499 p.

Ernst GLÄSER: Classe 22, Paris, V. Attinger, 1929, 317 p.

Ivan GOLL: Sodome et Berlin, Paris, Emile-Paul frères, 1929, 250 p.

Julien GREEN: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1éiade》, 7 vol.

Daniel GUERIN: La Vie selon la chair, Paris, Albin Michel, 1929, 281 p.

Amédée GUIARD: Antone Ramon, Paris, J. Duvivier, 1914, 390 p.

James HANLEY: The German Prisoner, London, 个人出版, 1930, 36 p.

Max-René HESSE: Partenau, Paris, Albin Michel, 1930, 323 p.

Christopher ISHERWOOD: Mr Norris Changes Train［1935］,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4, 190 p.［法译本, 1964］.

-Adieu Berlin［Goodbye to Berlin, 1939］, Paris, Hachette, 1980, 288 p.

-Down there on a Visit, London, Methuen, 1962, 271 p.

Hans Henny JAHNN: Perrudja［1929］, Paris, José Corti, 1995, 802 p.

Marcel JOUHANDEAU: De l'abjection, Paris, Gallimard, 1939, 156 p.

-Mémorial IV. Apprentis et garçons, Paris, Gallimard, 1953, 161 p.

Eric KÄSTNER: Fabian, Paris, Balland, 1931, 308 p.

Jacques de LACRETELLE: La Bonifas［1925］, Pads, Gallimard, 1979, 338 p.

D. H. LAWRENCE, Le Paon blanc［1911］, Paris, Calmann-Lévy, 1983, 413 p.

-Women in Love［1921］, London, Penguin, 1960, 541 p.

-Kangourou［1923］, Paris, Gallimard, 1996, 668 p.

T. E. LAWRENCE: Les Sept Piliers de la sagesse［1926］, Paris, Payot, 1989, 820p.

Rosamund LEHMANN: Dusty Answer［1927］, London, Collins, 1978, 355 p.

Wyndham LEWIS: The Apes of God［1930］, London, Penguin, 1965, 650 p.

Compton MACKENZIE: Vestal Fire［1927］,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6, 420 p.

-Extraordinary Women［1928］,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6, 392 p.

Klaus MANN: La Danse pieuse［1925］, Paris, Grasset, 1993, 272 p.

-Le Tournant［1949］, Paris, Solin, 1984, 690 p.

Thomas MANN: Tonio Kröger［1903］, Paris, Stock, 1923, 124 p.

-La Mort Venise［1912］, Paris, Fayard, 1971, 189 p.

-La Montagne magique［1924］,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77, 2 vol., 509 p.

Victor MARGUERITTE: La Garçonne［1922］, Paris, Flammarion, 1978, 269 p.

Roger MARTIN DU GARD, Le Cahier gris, in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1éiade》, 1981, t. I, 1403 p.

-Un taciturne, in OEuvres complètes, ibid., 1983, t. II, 1 432 p.

Henry MARX: Ryls, un amour hors la loi, Paris, Ollendorff, 1923, 252 p.

MENALKAS（Suzanne de CALLIAS笔名）：Erna, jeune fille de Berlin, Paris, Editions des Portiques, 1932, 254 p.

Francis de MIOMANDRE: Ces Petits Messieurs, Paris, Emile-Paul frères, 1922, 258p.

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Paris, Gallimard, 1973, 549 p.

Robert MUSIL: Les Désarrois de l'élève Törless［1906］, Paris, Eitions du Seuil, 1960, 250 p.

Beverley NICHOLS: Patchwork,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1, 305 p.

OLIVIA（Dorothy BUSSY笔名）：Olivia, Paris, Stock, 1949, 148 p.

Wilfred OWEN: The Poems of Wilfred Owen, éd. par Ion Stallworth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200 p.

Fortuné PAILLOT: Amant ou maîtresse, ou l'androgyne perplexe, Paris, Flammarion, 1922, 283 p.

Liane de POUGY: Idylle saphique［1901］, Paris, Lattès, 1979, 272 p.

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4 vol., 1987-1989.

Adela QUEBEC（化名）：The Girls of Radclyffe Hall, 私人刊印, London, 1935, 100 p.

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 London, Virago Press, 1982, 447p.

Ernest RAYMOND: Tell England: A Study in a Generation, London, Cassell & Cie, 1922, 320 p.

Paul REBOUX: Le Jeune Amant, Paris, Flammarion, 1928, 289 p.

Charles-Noël RENARD: Les Androphobes, Saint-Etienne, Impr. Spéiale d'édition, 1930, 324 p.

Maurice ROSTAND: La Femme qui était en lui, Paris, Flammarion, 1937, 127 p.

Alain Rox: Tu seras seul, Paris, Flammarion, 1936, 403 p.

Naomi ROYDE-SMITH: The Tortoiseshell Cat, London, Constable, 1925, 310p.

-The Island, A Love Story, London, Constable, 1930, 328 p.

Maurice SACHS, Alias［1935］, Paris, Editions d'Aujourd'hui, 1976, 220 p.

-Le Sabbat［写作于1939, 发表于1946］, Paris, Gallimard, 1960, 298 p.

Vita SACKVILLE-WEST: Ceux des îles［1924］, Paris, Salvy, 1994, 360 p.

SAGITTA（J. H.MACKAY）：Der Puppenjunge［1926］, Berlin, Verlag E. C. H., 1975, 367p.

Ernst von SALOMON: Les Réprouvés［1930］, Paris, Plon, 1986, 378 p.

-Les Cadets［1933］, Paris, Correa, 1953, 277 p.

Siegfried SASSOON: Collected Poems, 1908-1956, London, Faber & Faber, 1984, 317p.

Dorothy SAYERS: L'autopsie n'a rien donné［Unnatural Death, 1927］, Paris-London, Morgan, 1947, 253 p.

Stephen SPENDER: Le Temple［The Temple, 1929］,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89, 310 p.

Violet TREFUSIS: Broderie anglaise［1935］, Paris, UGE, coll.《10/18》, 1986, 185p.

Bruno VOGEL: Alf, Berlin, Gilde freiheitlicher Bücherfreunde, 1929, 349 p.

Alec WAUGH: Pleasure, London, Grant Richards Ltd, 1921, 320 p.

Evelyn WAUGH: Retour Brideshead［Brideshead Revisited, 1947］, Paris, UGE, coll.“10/18”, 1991, 429 p.

-Ces corps vils, Paris, UGE, coll.《10/18》, 1991, 245 p.

A. E. WEIRAUCH: Der Skorpion, Berlin, Crest Book, 1964, 192 p.

WILLY, MENALKAS: L'Ersatz d'amour, Amiens, Librairie Edgar Malfère, 1923, 206 p.

-Le Naufragé, Amiens, Librairie Edgar Malfère, 1924, 181 p.

Christa WlNSLOE: Manuela ou Jeunes filles en uniformes, Paris, Stock, 1934, 253p.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1923］, Paris, Stock, 1988, 220 p.

-Orlando［1928］, Paris, Stock, 1974, 351 p.

Francis Brett YOUNG: White Ladies, London, Heinemann, 1965, 693 p.

Marguerite YOURCENAR: Alexis ou le Traité du vain combat［1929］, Paris, Gallimard, 1971, 248 p.

-Le Coup de grâce［1939］, Paris, Gallimard, 1971, 248 p.

Stefan ZWEIG: La Confusion des sentiments［1926］,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91, 127 p.

C．见证

1．回忆录、自传、日记、访谈

J. R. ACKERLEY: My Father and Myself［1968］, London, Penguin, 1971, 192 p.

Valentine ACKLAND: For Sylvia: An Honest Account,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 135 p.

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1948］,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4, 416p.

Noel ANNAN: 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479 p.

Natalie BARNEY: Souvenirs indiscrets, Paris, Flammarion, 1960, 234 p.

Simone de BEAUVOIR: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1958］, Paris, Gallimard, 1995, 503 p.

Claude CAHUN: Aveux non avenus, Paris, Editions du Carrefour, 1930, 238 p.

Jean COCTEAU: Portraits-Souvenir 1900-1914, Paris, Grasset, 1935, 253 p.

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 London, Fontana, 1986, 217p.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Paris, Gallimard, coll.《Témoins》, 1992, 519 p.

André GIDE: Journal, 1887-1925,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96, 1840 p.

-Journal, 1889-1939,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51, 1374p.

-Si le grain ne meurt［1926］, Paris, Gallimard, coll.《Folio》, 1986, 372 p.

Daniel GUE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Paris, Belfond, 1972, 248 p.

-Le Feu du sang: autobiographie politique et charnelle, Paris, Grasset, 1977, 286 p.

Cecily HAMILTON: Life Errant,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5, 300 p.

Heinz HEGER: Les Hommes au triangle rose. Journal d'un déporté homosexuel, 1939-1945, Paris, Editions Persona, 1981, 160 p.

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1929-1939］, London, Methuen, 1977, 252 p.

-Lions and Shadows［1938］, London, Methuen, 1985, 191 p.

Marcel JOUHANDEAU: Chronique d'une passion［1949］, Paris, Gallimard, 1964, 223p.

Violette LEDUC: L'Affamée, Paris, Gallimard, 1948, 197 p.

-La Bâtarde, Pads, Gallimard, 1964, 462 p.

Ella MAILLART: La Voie cruelle［1947］, Paris, France Loisirs, 1987, 369 p.

Golo MANN: Une jeunesse allemande, Paris, Presses de la Renaissance, 1988, 412p.

Klaus MANN: Kind dieser Zeit［1938］, Munich,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5, 264 p.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Paris, Grasset, 1996, 452 p.

Robin MAUGHAM: Escape from the Shadows［1940］, London, Cardinal, 1991, 472 p.

Walter MUSCHG: Entretiens avec Hans Henny Jahnn, Paris, José Corti, 1995, 203 p.

Suzanne NEILD, Rosalind PARSON: Women like u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92, 171 p.

Nigel NICOLSON: Portrait d'un marriage［1973］, Paris, Stock, 1992, 319 p.

Ernst Erich NOTH: Mémoires d'un Allemand, Paris, Julliard, 1970, 506 p.

Dennis PROCTOR（编）：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London, Duckworth, 1973, 287 p.

Francis ROSE: Saying Life, London, Cassell & Cie, 1961, 416 p.

Maurice SACHS: Au temps du《Boeuf sur le toit》［1939］, Paris, Grasset, 1987, 235p.

Annemarie SCHWARZENBACH: La Mort en Perse［写于1935］, Paris, Payot, 1997, 161 p.

Pierre SEEL: Moi Pierre Seel, déporté homosexuel, Paris, Calmann-Lévy, 1994, 198p.

Nicolaus SOMBART: Chroniques d'une jeunesse berlinoise, 1933-1943, Paris, Quai Voltaire, 1992, 369 p.

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1951］,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 344 p.

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London, Quartet Books, 1980, 312 p.

Virginia WOOLF: Instants de vie［1976］, Paris, Stock, 1986, 273 p.

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London, Alan Ross, 1967, 213 p.

Marguerite YOURCENAR: Quoi? L'éternité, Paris, Gallimard, 1988, 340 p.

2．书信

Cyril CONNOLLY: A Romantic Friendship, The Letters of Cyril Connolly to Noel Blakiston, London, Constable, 1975, 365 p.

Correspondance André Gide/Dorothy Bussy, janvier 1925-novembre 1936, Paris, Gallimard, Cahiers André Gide, 1981, t. II, 650 p.

Klaus MANN: Briefe und Antworten, vol. 1, 1922-1937, Munich, Spangenberg, 1975, 405 p.

Donald MITCHELL, Philip REED（编）：Letters from a Lif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of Benjamin Britten, vol. 1, 1923-1939, vol. 2, 1939-1945,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 619 et 1403 p.

Louise de SALVO, Mitchell A. LEASKA（编）：The Letters of Vita Sackville-West to Virginia Woolf, London, Hutchinson, 1984, 473 p.

Violet TREFUSIS: Lettres Vita, 1910-1921, Paris, Stock, 1991, 509 p.

Virginia WOOLF: Paper Darts, The Illustrated Letters, London, Collins, 1991, 160p.

3．口头见证

以下著作援引了一些在这个时期生活过的男女同性恋者的口头见证。

Gay Men's Oral History Group: Walking after Midnight. Gay Men's Life Stories, Hall-Carpenter Archiv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238 p.

Joachim S. HOHMANN（编）：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 Berlin, Foerster Verlag, 1982, 208 p.

Lesbian Oral History Group: Inventing Ourselves. Lesbian Life Stories, Hall-Carpenter Archiv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228 p.

Kevin PORTER, Jeffrey WEEKS（编）：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 London, Routledge, 1991, 153 p.

间接材料

A．二三十年代的法国、英国和德国：参考著作

此处罗列的著作使我们可以将同性恋史置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研究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著作显然很多，所以不能说我在此提供的书目最详尽。我主观地选择了一些我认为对于研究这一时期是必不可少的著作，侧重综述性著作和那些能够澄清性和精神历史的研究。

1．认识论

一些提及性行为、社会心态和行为历史关键问题的著作。

Guy BOURDE, Hervé MARTIN: Les Ecoles historiqu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89, 413 p.

Alain BOUREAU：《Propositions pour une histoire restreinte des mentalités》, in Annales ESC, 11-12 1989.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PUF, 1950, 170 p.

Pierre LABORIE：《De l'opinion publique l'imaginaire social》, in XXe siècle, n° 18, 4-6 1988.

Jacques LE GOFF（主编）：La Nouvelle Histoi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8, 334 p.

Bernard LEPETIT: 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Paris, Albin Michel, 1995, 337 p.

Denis PESCHANSKI, Michael POLLACK, Henri Rousso: Histoire poli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Bruxelles, Complexe, 1991, 285 p.

2．性学史

我在此指出一些在性历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这使我得以将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史重新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中。这些作品还开辟了一些研究角度，提供了一些研究方法。

Amour et sexualité en Occiden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91, 335 p.

Alain CORBIN: 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 XIX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1978, 496 p.

Jean-Louis FLANDRIN: L'Eglise et le Contrôle des naissances, Paris, Flammarion, 1970, 133 p.

-Le Sexe et l'Occiden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81, 375 p.

-Familles, parenté, maison, sexualité dans l'ancienne société,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84, 332 p.

-Les Amours paysannes, XVIe-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3, 334 p.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 211 p.

Philippe PERROT: Le Corps féminin, XVIIIe-XIX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84, 279 p.

Anne-Marie SOHN: Du premier baiser l'alcôve, la sexualité des Français au quotidien（1850-1950）, Paris, Aubier, 1996, 310 p.

3．政治生活

我在此指出一些特别有用的综述性著作。

Fabrice ABBAD: La France des années vingt, Paris, Armand Colin, 1993, 190 p.

L'Allemagne de Hitler, 1933-1945,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91, 420 p.

Jean-Pierre AZEMA, Michel WINOCK: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Calmann-Lévy, 1976, 520 p.

Hannah ARENDT: Les Origines du totalitarisme, t. III,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politique》, 1972, 313 p.

Pierre AYCOBERRY: La Question nazi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79, 314 p.

Jean-Jacques BECKER: La France en guerre (1914-1918), Bruxelles, Complexe, 1988, 221 p.

Jean-Jacques BECKER, Serge BERSTEIN: Victoire et frustrations, 1914-1929,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90, 455 p.

Serge BERSTEIN: La France des années trente, Paris, Armand Colin, 1993, 186p.

Serge BERSTEIN, Pierre MILZA: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Paris, Hatier, 1987, t. I, 433 p.

-Histoire de l'Europe, Paris, Hatier, 1992, t. V, 378 p.

-L'Allemagne, 1870-1991, Paris, Masson, 1992, 278 p.

Dominique BORNE et Henri DUBIEF: La Crise des années trente, 1929-1938,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89, 322 p.

Martin BROSZAT: L'Etat hitlérien: l'origine et l'évolution des structures du IIIe Reich, Paris, Fayard, 1985.

Jacques DROZ（主编）：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t. III, 1919-1945, Paris, PUF, 1977, 714 p.

Eugen KOGON: L'Etat SS［1947］,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93, 445 p.

Jean MAITRON: Le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 t. II, De 1914 nos jours, Paris, Maspero, 1983, 435 p.

Roland MARX: L'Angleterre de 1914 1945, Paris, Armand Colin, 1993, 175 p.

François-Charles MOUGEL: Histoire du Royaume-Uni au XXe siècle, Paris, PUF, 1996, 600 p.

Norman PAGE: The Thirties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1990, 147 p.

Detlev J. K. 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Paris, Aubier, 1995, 301 p.

René REMOND: Notre siècle, 1918-1988, Paris, Fayard, 1988, 1012 p.

Marlis STEINERT: Hitler, Paris, Fayard, 1991, 710 p.

Rita THALMANN: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Paris, PUF, coll.《Que sais-je?》, 1986.

David THOMSO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1981, 382 p.

Jean TOUCHARD: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1958］, Paris, PUF, 1985, t. II, 865p.

4．社会、经济、文化

一些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Années trente en Europe: le temps menaçant, 1929-1939, catalogue d'exposition du 20 février au 25 mai 1997, Paris, Paris Musées, 571 p.

André ARMENGAUD: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1965］, Paris, PUF, 1992, 127 p.

Jean-Pierre AZEMA: De Munich la Libér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79, 412 p.

Stéphane AUDOIN-ROUZEAU：14-18, les combattants des tranchées, Paris, Armand Colin, 1986, 223 p.

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en France, 1914-1940, Paris, Fayard, 1995, 528 p.

Olivier BARROT, Pascal ORY（主编）：Entre-deux-guerres, Paris, François Bourin, 1990, 631 p.

Jean-Jacques BECKER,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L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Nanterr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Nanterre, 1990, 495p.

François BEDARIDA: La Société ang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nos jour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oll.《Points histoire》, 1990, 540 p.

Hans Peter BLEUEL: La Morale des seigneurs, Paris, Tallandier, 1974, 247 p.

Renate BRIDENTHAL, Atina GROSSMANN, Marion KAPLAN: When Biology Became Destiny, Women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364 p.

Renate BRIDENTHAL, Claudia KOONZ, Susan STUARD: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ie, 1987, 579 p.

Asa BRIGG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nouvelle éd., 1994, 348 p.

Claude CAHUN: Photographie, catalogue d'exposition du 23 juin au 17 septembre 1995, Paris, Paris Musées, 169 p.

Jean-Louis CREMIEUX-BRILHAC: Les Français de l'an quarante, Paris, Gallimard, 1990, 2 vol., 647 et 740 p.

Dominique DESANTI: La Femme au temps des années folles, Paris, Stock, 1984, 373p.

Yvonne DESLANDRES, Florence MULLER: Histoire de la mode au XXe siècle, Paris, Somogy, 1986, 404 p.

Georges DUBY, Michelle PERROT（主编）：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Paris, Plon, 1992, t. V, 647 p.

Modnis EKSTEINS：《Le Sacre du Printemps》, la Grande Guerre et la Naissanc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Plon, 1989, 424 p.

André ENCREVE: Les Protestants en France de 1800 nos jours, Paris, Stock, 1985, 276 p.

Norbert FREI: L'Etat hitlérien et la Société allemande, 1933-1945,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4, 369 p.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63 p.

Peter GAY: Le Suicide d'une république, Weimar 1918-1933, Paris, Gallimard, 1993, 268 p.

Richard GRUNBERG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535 p.

Pierre GUILLAUME: Médecins, Eglise et foi, Paris, Aubier, 1990, 267 p.

Guerres et cultures (1914-1918), ouvrage collectif, Paris, Armand Colin, 1994, 445p.

Samuel HYNES: 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ar World and English Culture, New York, Atheneum, 1991, 514 p.

Claudia KOONZ: Les Mères-patries du IIIe Reich, Paris, Lieu Commun, 1989, 553 p.

Sergiusz MICHALSKI: Nouvelle objectivité, Cologne, Taschen, 1994, 219 p.

Jean-Pierre NORDIER: Les Débuts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1895-1926, Paris, Maspero, 1981, 274 p.

Jean-Michel PALMIER: Weimar en exil, Paris, Payot, 1988, t. I et II, 533 et 486 p.

Antoine PROST: 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 Paris, Armand Colin, 1968, 524 p.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39,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1977, 3 vol., 237, 261 et 268 p.

Lionel RICHARD: La Vie quotidienne sous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Paris, Hachette, 1983, 322 p.

Paul ROAZEN: La Saga freudienne, Paris, PUF, 1976, 474 p.

Marcel SCHEIDHAUER: Le Rêve freudien en France, 1900-1926, Paris, Navadn, 1985, 227 p.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aris, PUF, 1994, 720 p.

Rita THALMANN: Etre femme sous le IIIe Reich,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2.

Françoise THEBAUD: La Femm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1914, Paris, Stock, 1986, 314 p.

John WILLETT: L'Esprit de Weimar. Avant-gardes et politique, 1917-1933,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1, 287 p.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0, 307 p.

Theodore ZELDIN: 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s, ambition et amour, 1845-1945, Paris, Payot, rééd. 1994, 1278 p.

B．同性恋史

同性恋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参考书目是丰富的，主要是关于二战后。但是这些著作的质量不齐，有一些徒具历史研究的形式，另一些过分宣扬斗争性。所以我在可选书目中指出一些最著名的，即使在我看来是有缺陷的。我认为有必要点评。

1．参考书目

存在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参考书目，但很少有涉及早于二战时期的。一些篇目可用作开始研究。

Vern L. BULLOUG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Garland, 1976, 2 vol.

Claude COUROUVE: Bibliographie des homosexualités,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1978, 27 p.

Waynes R. DYNES: Homosexuality: A Research Guide, New York, Garland, 1987, 853 p.

Manfred HERZER: Bibliographie zur Homosexualität,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2, 255 p.

2．通论

这些著作使我们得以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史进行总体研究。多数著作注重研究同性恋运动。我们看到法国研究的薄弱。

Barry D. ADAM: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Boston, Twaynes Publishers, 1987, 203 p.

Jean BOISSON: Le Triangle rose. La déportation des homosexuels (1933-1945),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8, 247 p.［应避免使用，不太可信，请参见德国研究。］

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0, 439 p.［非常有用］.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Jr（主编）：Hidden from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579 p.［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文章］.

Waynes R. DYNES（主编）：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London, Garland, 1990, vol. 1 et 2, 1484 p.［关于多数同性恋名人和历史大事，非常有用］.

Eldorado, homosexuelle Frauen und Männer in Berlin, 1850-1950, Geschichte, Alltag und Kultur, Berlin, Fröhlich und Kaufmann, 1984, 216 p.［魏玛时期同性恋展览目录，必不可少］.

Günther GRAU（编）：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 London, Cassell & Cie, 1995, 308 p., 译自德文本：Homosexualität in der NS-Zeit: Dokumente einer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Francfo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基本参考书，汇集了关于纳粹德国对同性恋迫害的档案］.

Joachim S. HOHMANN: Der unterdrückte Sexus, Lollar, Achenbach, 1977, 627 p.

-Der heimliche Sexus, Francfort, Foerster Verlag, 1979, 330 p.

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Berlin, Schwules Museum, 1997, 384 p.

Burckhard JELLON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0, 354 p.［必不可少］.

John LAURITSEN, David THORSTAD: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1864-1935), New York, Times Changes Press, 1974, 91 p.［先驱之作］.

Rüdiger LAUTMANN: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cfort, Suhrkamp Taschenbuch, 1977, 570 p.［参考书目，被后来者剽窃］.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Reinbek, Rowohlt, 1980, 570 p.

Salvatore J. LICATA, Robert p. PETERSEN: The Gay Past: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5, 224 p.

Neil MILLER: Out of the Past, Gay and Lesbian History from 1869 to the Present, London, Vintage, 1995, 657 p.［综述性著作，有一些时代文件的摘录］.

Harry OOSTERHUlS, Hubert KENNEDY（主编）：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1991, 271 p.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New York, Holt & Cie, 1986, 257 p.［必不可少］.

A. L. ROWSE: Les Homosexuels célèbres, Paris, Albin Michel, 1980, 310 p.［很有名的著作，但要避免用，是逸闻性的］.

Heinz-Dieter SCHILLING（主编）：Schwule und Faschismus, Berlin, Elefanten Presse, 1983, 174 p.［很有用］.

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Arno Press, 1975, 121 p.［开创性著作，对问题有很好的研究角度］.

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Munich, Verlag C. H. Beck, 1989, 184 p.［丰富］.

Hans-Georg STÜMKE, Rudi FINKLER: Rosa Winkel, Rosa Listen, Homosexuelle und“gesundes Volksempfinden”von Auschwitz bis heute, Reinbeck, Rowohlt, 1981, 512p.

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9, 278 p.［对于研究英国同性恋问题必不可少］.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1989, 325 p.［比前者更宽泛，但同样有用］.

3．男女同性恋理论

这些斗争性的著作是同性恋史的关键。

Simone de BEAUVOIR: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France Loisirs, 1990, 1059 p.

Evelyn BLACKWOO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Homosexual Behavior,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217 p.

Vern L. BULLOUGH: Sin, Sickness and Sanity, New York, Garland, 1977, 276 p.

Susan CAVIN: Lesbian Origins, San Francisco, Ism Press, 1989, 288 p.

Susan FALUDI: Backlash, Paris, Des femmes, 1993, 743 p.

Gay Left Collective（编委）：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223 p.

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635 p.

Daniel GUERIN: 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sexuelle, Paris, Belfond, 1969, 247 p.

-Homosexualité et révolution, Paris, Utopie, coll.《Les Cahiers du vent du chemin》, 1983, 66 p.

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2, 125p.

Sheila JEFFREYS: The Lesbian Heres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esbian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Spirifex Press, 1993, 262 p.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Love your Enemy? The Debate between Feminists and Political Lesbianism, Leeds, Only Feminist Press, 1981, 68 p.

Kate MILLETT: La Politique du mâle, Paris, Stock, 1971, 463 p.

Kenneth PLUMMER（主编）：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1981, 380 p.［最好的著作，介绍各种冲突的命题］.

4．关于女同性恋者的著作

这些参考书目只涉及女同性恋。

Marie-Jo BONNET: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entre les femmes du XVIe au XXe siècle, Paris, Odile Jacob, 1995, 416 p.

Claudine BRECOURT-VILLARS: Petit glossaire raisonné de l'érotisme saphique, 1880-1930, Paris, La Vue, 1980, 123 p.

Terry CASTLE: The Apparitional Lesbian, Female 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7 p.

Lil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New York, Morran & Cie, 1981, 496 p.［必不可少，创新的研究］.

Sheila JEFFREYS: The Spinster and her Enemies: Feminism and Sexuality, 1880-1930, London, Pandora, 1985, 282 p.［很有用］.

Ilse KOKULA: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um 1900 in zeitgenössischen Dokumenten, Berlin, Frauenoffensive, 1981, 288 p.

Lesbian History Group: Not a Passing Phase. Reclaiming Lesbians in History, 1840-1985,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9, 264 p.［有益］.

Claudie LESSELIER: Aspects de l'expérience lesbienne en France, 1930-1968, mémoire de DEA de sociologie, Paris-VIII, sous la direction de R. Castel, novembre 1987, 148 p.［对法国的研究很有用］.

Das Lila Wien um 1900, zur Ästhetik der Homosexualitäten, Vienne, Promedia, 1986, 127 p.［关于维也纳颓废运动］.

Jane RULE: Lesbian Images, New York, Doubleday & Cie, 1975, 246 p.

Claudia SCHOPPMANN, Der Skorpion, Frauenlieb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Frühlings Erwachen, 1984, 81 p.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Berlin, Centaurus, 1991, 286 p.［基本参考书］.

Kristine von SODEN, Maruta SCHMIDT（主编）：Neue Frauen, die zwanziger Jahre, Berlin, Elefanten Presse, 1988, 176 p.［很有用，一系列关于20年“新女性”的文章］.

Eric TRUDGILL: Madonnas and Magdalens, London, Heinemann, 1976, 336 p.

Catherine VAN CASSELAER: Lot's Wife, Lesbian Paris, 1890-1914, Liverpool, The Janus Press, 1986, 176 p.

5．专著

这些著作研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状况的某一侧面或阐明了同性恋史上某些问题。

Jean-Paul ARON, Roger KEMPF: Le Pénis et la Démoralisation de l'Occident, Paris, Grasset, 1978, 306 p.

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Paris, Presses de la Renaissance, 1981, 312 p.［一本少见的法国著作］.

Hans Peter BLEUEL: Strength through Joy, Sex and Society in National-Socialist Germany, London, Pan Books, 1973, 352 p.

John BOSWELL: Christianisme, tolérance sociale et homosexualité. Les homosexuels en Europe occidentale des débuts de l'ère chrétienne au XV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85, 521p.

-Les Unions du même sexe dans l'Europe antique et médiévale, Paris, Fayard, 1996, 537 p.

BRASSAÏ：Le Paris secret des années trente, Paris, Gallimard, 1976, 190 p.

Vern L. BULLOUGH:“Challenges to Societal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i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7-6, vol. 58, n°1, pp. 29-41.

Peter COLEMA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Homosexuality, London, SPCK, 1980, 310 p.［很有用。对教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很好综述］.

Emmanuel COOPER: The Sexual Perspective: Homosexuality and Art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86, 324 p.［很好］.

Anthony COPLEY: Sexual Moralities in France, 1780-1980. New Ideas on Family, Divorce and Homosexuality, An Essay on Mo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89, 283p.［丰富］.

Claude COUROUVE: Les Homosexuels et les Autres, Paris, Editions de l'Athanor, 1977, 155 p.

-Les Origines de la répression de I'homosexualité, Paris, C. Courouve, coll.《Archives des homosexualités》, 1978, 19 p.

-Vocabulaire de l'homosexualité masculine, Paris, Payot, 1985, 248 p.

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 (XIXe-XXe siècle), Nantes, Université de Nantes, 1977, vol. 6, 105 p.［出色的著作，对于理解法国对同性恋的法律立场必不可少］.

W. U. ElSSLER: Arbeiterparteien und Homosexuellenfrage zur Sexualpolitik von SPD und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0, 142 p.［必不可少，关于德国左派政党对同性恋态度］.

Thierry FERAL: Nazisme et psychanalyse, Paris, La Pensée universelle, 987, 92 p.

Hubert FICHTE: Homosexualität und Literatur, Francfort, S. Fischer, 1987-1988, t. I et II, 502 et 359 p.［复杂］.

Lain FINLAYSON：《Gay Dress》, in Gay News, n° 60, p. 19.

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478 p.［关于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见证丰富］.

Ulfried GEUTER: Homo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Francfort, Suhrkamp, 1994, 373 p.

Arthur N. GILBERT：“Conce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Sodomy in Western History”, i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6, n° 1-2, 1980-1981.

Günther GOLLNER: Homosexualität, Ideologiekritik und Entmythologisierung einer Gesetzgebung,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74, 264 p.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Das Matriarchat I, Stuttgart-Cologne-Berlin, Verlag W. Kohlhammer, 1989, 192 p.

Kurt HILLER：“Against Injustice”, in Gay News, n0 98, p. 15-16.

Hans Günth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n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1937, Mayence, Mathias Grünewald Verlag, 1971, 224 p.［对纳粹反教会诉讼的很好综述］.

Joachim S. HOHMANN: Sexualforschung und -aufklä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Foerster Verlag, 1985, 300 p.［很有用］.

Homosexualität und Wissenschaft, 集体著作,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92, 287p.

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4 p.

H. Montgomery HYDE: A Tangled Web, Sex Scandals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Constable, 1986, 380 p.［逸闻性，避免使用］.

James W. JONES：《We of the Third Sex》,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Homosexuality in Wilhelmin Germany, 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346 p.

Philippe JULLIAN: Montmartre, Bruxelles, Séquoia, 1979, 206 p.

Friedrich KOCH: Sexuelle Denunziation, die Sexualitä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Francfort, Syndikat, 1986, 223 p.

Thomas KOEBNER, Rolf-Peter JANZ, Frank TROMMLER（主编）：《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Francfort, Suhrkamp, 1985, 621 p.［对于德国青年神话的丰富内容］.

Rüdiger LAUTMANN（主编）：Männerliebe im alten Deutschland,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92, 268 p.

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 Nina OXENIUS：《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Volksblatt Verlag, 1991, 146p.［少有的外省同性恋研究，此处为科隆］.

Andrew LUMSDEN：“Censorship in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Gay Review, vol. 1, 1986, p. 75-81.

J. A. MANGAN, James WALVIN: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8p.

Hans MAYER: Les Marginaux: femmes, juifs et homosexuels dan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535 p.［可争议，异性恋观点］.

Jörn MEVE:《Homosexuelle Nazis》, ein Stereotyp in Politik und Literatur des Exils, Hambourg, Männerschwarmskript, 1990, 111 p.［很有用］.

George L. MOSSE,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Respect and Abnormal Sexuality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85, 232 p.［论战性］.

Rictor NORTON：“One Day They Were Simply Gone”, in Gay News, n° 82, p. 13-15.

Detlev PEUKERT: 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Batsford Ltd, 1987, 288 p.

Bertrand PHILBERT: L'Homosexualité l'écran, Paris, Henri Veyrier, 1984, 181 p.

Klaus THEWELEIT: Male Fantasies［Männerphantasien, 1977］,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1989, 2 vol., 517 p.［很有争议］.

Achim THOM（主编）：Medizin unterm Hakenkreuz, Berlin, Verlag Volk und Gesundheit, 1989, 503 p.

Joseph WTNTER：“The Law that Nearly Was”, in Gay News, n° 79, p. 11.

C．与这一时期同性恋知识分子和名人相关研究

我在此列出大量关于同性恋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众多传记和文学研究使我们建立更为个人性的同性恋历史，比较他们的历程，确定认同的道路。很明显这几乎不能使我们了解到无名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因此只能算作局部研究的著作。我们必须参照其他资料以期能够界定其他的社会群体。

1．通论

Quentin BELL: Bloomsbury［196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6, 127 p.［由与小圈子接近的人作的很好的综述］.

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aris 1900-19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518 p.［对于美国居于巴黎的女同性恋“迷失的一代”的研究必不可少］.

Bernard BERGONZI: Reading the Thirt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8, 157 p.

Alexandra BUSCH: Ladies of Fashion, Djuna Barnes, Natalie Barney und das Paris der 20er Jahre, Bielefeld, Haux, 1989, 229 p.

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1880-1939, London, Faber & Faber, 1992, 246 p.

Jon CLARK, Margot HEINEMANN, David MARGOLIES, t Carole SNEE（主编）：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9, 279 p.

Valentine CUNNINGHAM: 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0 p.［必不可少］.

Timothy D'ARCH SMITH: Love in Earnest, Some Notes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English“Uranian”Poets from 1889 to 1930, London, Routledge & Keagan, 1970, 280p.［关于“缪斯”诗人小团体］.

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6 p.

GALILEO：“The Gay Thirties”, in Gay News, n° 54, p. 11-12.

Martin GREEN: Children of the Sun: A Narrative of Decadence in England after 1918, London, Constable, 552 p.［关于布赖恩·霍华德和哈罗德·阿克顿，很有用］.

Christopher HOLLIS: Oxford in the Twenties, Recollection of Five Friends, London, Heinemann, 1976, 136 p.

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76, 427 p.［有用］.

Incognito (George MALLORY)：“Gay in the Twenties”, in Gay News, n° 30, p. 9.

Youri Ivanovitch MODINE: Mes camarades de Cambridg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4, 316 p.［关于剑桥间谍案］.

S. P. ROSENBAUM（编）：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Commentary and Criticism, London, Croom Ltd, 1975, 444 p.

Gifford SKINNER：“Cocktails in the Bath”, in Gay News, n° 135, p. 21-24.

Françoise du SORBIER（主编）：Oxford 1919-1939, Paris, Editions Autrement, série“Mémoires”, n° 8, Paris, 1991, 287 p.［收录文章和访谈，“唯美”与“竞技”的对立］.

George STAMBOLIAN, Elaine MARKS（主编）：Homosexualities and French Literature,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387 p.

Lewis D. WURGAFT, The Activists Kurt Hiller and the Politics of Action on the German Left, 1914-1933, Philadelphie,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 1977, 114 p.

2．专题论文

Anthony ALPERS: The Life of Katherine Mansfiel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0, 466 p.

Deir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Fayard, 1991, 854 p.

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5, 386 p.

Vincent BROME: Havelock Ellis, Philosopher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79, 271 p.

François BUOT: René Crevel, biographie, thèse présentée Paris-X Nanterre, sous la direction de René Rémond, 1987, 395 p.

Robert CALDER: Willie. The Life of Somerset Maugham, London, Heinemann, 1989, 429 p.

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495 p.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Evelyn Waugh and his Friend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9, 523 p.

-Benjamin Britten,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 Faber, 1992, 680 p.

René de CECCATTY: Violette Leduc, Eloge de la Bâtarde, Paris, Stock, 1994, 256p.

Jean CHALON: Liane de Pougy, Paris, Flammarion, 1994, 389 p.

John COLMER: E. M. Forster, the Personal Vo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75, 243 p.

Emmanuel COOPER: The Life and Work of H. S. Tuke, 1858-1929, London, Gay Men Press, 1987, 72 p.

Micha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La princesse de Polignac et son salon, 1865-1943, Paris, Plon, 1979, 245 p.

Paul DELANY: The Neo-Pagans: Friendship and Love in the Rupert Brooke Circle, London, Macmillan, 1987, 170 p.

Eric DESCHODT: Gide, le contemporain capital, Paris, Perrin, 1991, 335 p.

Lovat DICKSON: Radclyffe Hall at the Well of Loneliness, London, Collins, 1975, 236 p.

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632 p.

Michel ERMAN: Marcel Proust, Paris, Fayard, 1994, 286 p.

Andrew FIELD: Djuna Barnes, Paris, Rivages, 1986, 303 p.

Noel Riley FITCH: 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 1983, 447 p.

Penelope FITZGERALD: Charlotte Mew and her Friends, London, Collins, 1984, 240 p.

Gillian FREEMAN: The Schoolgirl Ethic. The Life and Work of Angela Brazil, London, Allen Lane, 1976, 159 p.

Burdett GARDNER: The Lesbian Imagination (Victorian Style)：A Psycholog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f Vernon Lee, New York, Garland, 1987, 592 p.

Victoria GLENDINNING, Edith Sitwell, a Unicorn among Lio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1, 391 p.

-Vita, la vie de Vita Sackville-West, Paris, Albin Michel, 1987, 437 p.

Richard Perceval GRAVES: A. E. Housman, the Scholar-Poe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79, 304 p.

-Robert Graves, The Heroic Assault, 1895-1925,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6, 432 p.

Dominique GRENTE et Nicole MÜLLER: L'Ange inconsolable, Annemarie Schwarzenbach, Paris, Lieu commun, 1989, 274 p.

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Leben und Werk eines jüdischen, schwulen und sozialistischen Sexologen, Francfort /New York, Campus, 1992, 189 p.

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London, Penguin, 1992, 463 p.

-Noel Coward: A Biography,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1995, 605 p.

Michael HOLROYD: Lytton Strachey, a Biography, London, Penguin, 1979, 1144 p.

Christopher ISHERWOOD：“A Figure-Head, not a Leader”, in Gay News, n° 126, p. 17-19.

Francis KING: E. M. Forster,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8, 128 p.

Friedhelm KREY: Hans Henny Jahnn und die mannmännliche Liebe, Berlin, Peter Lang, 1987, 458 p.

Marianne KRÜLL: Les Magiciens. 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famille Man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5, 398 p.

Monique LANGE, Cocteau, prince sans royaume, Paris, Jean-Claude Lat-tbs, 1989, 347 p.

James LEES-MILNE: Harold Nicolson, a Biography (1886-1929),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0, vol. 1, 429 p.

Herbert LOTTMAN: Colette, Paris, Gallimard, coll.“Folio”, 1990, 496 p.

Irmela von der LÜHE: Erika Mann, eine Biographie, Francfort/New York, Campus, 1994, 350 p.

Brenda MADDOX: The Married man: A Life of D. H. Lawrence,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1994, 652 p.

Joy MELVILLE: Ellen and Edy: A Biography of Ellen Terry and her Daughter Edith Craigh, 1847-1947, London, Pandora, 1987, 293 p.

Wendy MULFORD, This Narrow Place, Sylvia Townsend Warner and Valentine Ackland, Life, Letters and Politics, 1930-1951, London, Pandora, 1988, 276 p.

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1959］,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85, 2 vol., 464 et 515 p.

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London, Constable, 1989, 465 p.

Norman PITTENGER：“Wystan & Morgan”, in Gay News, n° 156, p. 23-24.

Henri RACZYMOW: Maurice Sachs ou les Travaux forcés de la frivolité, Paris, Gallimard, 1988, 503 p.

J. E. RIVERS: Proust and the Art of Lo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327 p.

Jean-Louis SAINT-YGNAN: Drieu La Rochelle ou l'Obsession de la décadence,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84, 260 p.

Josyane SAVIGNEAU: Marguerite Yourcenar, l'invention d'une vie, Paris, Gallimard, 1990, 790 p.

W. I. SCOBIE：“Christopher Isherwood”, in Gay News, n° 93, p. 16-17.

Meryle SECREST: Between Me and Life: A Biography of Romaine Brooks, London, Macdonald & Jane's, 1976, 432 p.

Kenneth SIMCOX: Wilfred Owen, Anthem for Doomed Youth, London, Woburn Press, 1987, 166 p.

Pierre SIPRIOT: Montherlant sans masque, t. I, L'Enfant prodigue, 1895-1932, et t. II, Ecris avec ton sang, 1932-1972,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0-1990, 500 et 505 p.

Robert SKIDELSKY: J. M.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London, Macmillan, 1983, 447 p.

Charles SOWERWINE, Claude MAIGNIER: Madeleine Pelletier, une féministe dans l'arène politique, Paris, Editions ouvrières, 1992, 250 p.

Gillian TINDALL: Rosamund Lehmann: An Apprecia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 201 p.

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5, 656 p.

Françoise WERNER: Romaine Brooks, Paris, Plon, 1990, 334 p.

George WICKES: The Amazon of Letters. The Life and Loves of Natalie Barney, London, W. H. Allen, 1977, 286 p.

Jeremy WILSON: Lawrence d'Arabie, Paris, Denoël, 1994, 1288 p.

Brenda WINEAPPLE: Genêt, a Biography of Janet Flanner, London, Ticknore Fields, 1989, 361 p.

Charlotte WOLFF: Magnus Hirschfeld: A Portrait of a Pioneer in Sexology, London, Quartet Books, 1986, 494 p.

3．专著

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un aspect de l'accueil d'《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e Marcel Proust, 1913-1930, Paris, Jean Touzot,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1985, 276 p.

-André Gide et le Débat sur l'homosexualité, Paris, Jean Touzot,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1994, 291 p.

Karl Werner BÖHM: Zwischen Selbstsucht und Verlangen, Thomas Mann und das Stigma Homosexualität, Wurzbo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91, 409 p.

Henri BONNET: Les Amours et la Sexualité de Marcel Proust, Paris, Librairie A. G. Nizet, 1985, 101 p.

Lilian FADERMAN, Ann WILLIAMS：“Radclyffe Hall and the Lesbian Image”, in Conditions, n° 1, 1977-4.

Barbara FASSLER：“Theories of Homosexuality as a Source of Bloomsbury's Androgyny”, in Signs, vol. 5, n° 2, 1979.

Serge GINGRAS: L'Homosexualité dans la prose d'Henry de Montherlant, thèse Calgari, 1985, 90 p.

Gerhard HÄRLE: Die Gestalt des Schönen, Königstein/Ts, Hain, 1986, 165 p.［关于托马斯·曼］.

-Männerweiblichkeit, zur Homosexualität bei Klaus und Thomas Mann, Francfort, Athenäium Verlag, 1988, 412 p.

Marita KEILSON-LAURITZ: Von der Liebe die Freundschaft heisst, Berlin, Verlag Rosa Winkel, 1987, 159 p.［关于斯特凡·格奥尔格］.

Hédi KHELIL: Sens, jouissance. Tourisme, exotisme, argent dans deux fictions coloniales d'André Gide, Tunis, Editions de la Nef, 《Passerelles》1, 1988, 172p.

Rebecca O'ROURKE: Reflecting on the Well of Lonelin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89, 146 p.

Arthur King PETERS: Jean Cocteau and André Gide, an Abrasive Friendship,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3, 426 p.

Patrick POLLARD: André Gide, Homosexual Morali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98 p.

Jean RAISON：“Publish and Be Banned”, in Gay News, n° 148, p. 17-18.

Katrina ROLLEY：“Cutting a Dash: The Dress of Radclyffe Hall and Una Troubridge”, in Feminist Review, n° 35, 1990.

Sonja RUEHL: "Inverts and Experts: Radclyffe Hall and the Lesbian Identity", in Brunt et Rowan (dir.), Femin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Lawrence & Wishart, 1982, 190 p., p. 15-37.

Stefan ZYNDA: Sexualität bei Klaus Mann, Bonn, Bouvier Verlag, 1986, 156p.

人　名　索　引

Abbot, Colleer，克莱尔·阿博特

Abraham, Karl，卡尔·亚伯拉罕

Ackerley, Joe Randolph，乔·兰道夫·阿克利

Ackland, Valentine，瓦伦丁·阿克兰

Acosta, Mercedes d'，梅塞德斯·达科斯塔

Acton, Harold，哈罗德·阿克顿

Adams, George，乔治·亚当斯

Adcock, Sir Frank Ezro，弗兰克·埃兹洛·阿德科克爵士

Adelsward-Fersen, baron Jacques d'，雅克·阿德尔斯瓦尔德－费尔森男爵

Adler, Alfred，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drian, Max，马克斯·阿德里安

Agostinelli, Alfred，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

Alcibiade，阿尔西比亚德

Alderman, Ivan，伊万·奥尔德曼

Alençon, Emilienne d'，埃米利安·阿朗松

Allais, Henri，昂利·阿莱

Allan, Maud，莫德·艾伦

Allard, Roger，罗歇·阿拉尔

Allégret, Marc，马克·阿莱格雷

Allendy, René，勒内·阿朗第

Aminoff, Hans，汉斯·阿米诺夫

Annan, Noel，诺埃尔·安南

Anton, Karl，卡尔·安东

Aragon, Louis，路易·阿拉贡

Armand, Eugène，欧仁·阿尔芒

Armengaud, André，安德烈·阿芒戈

Arnold, Karl，卡尔·阿诺德

Arnold, Thomas，托马斯·阿诺德

Arria Ly（Joséphine Gordon），阿利亚·利（约瑟芬·戈登）

Assmuss, Burghard，布格哈德·阿斯穆斯

Astel, Karl，卡尔·阿斯特尔

Atkin, Gabriel，加布里埃尔·阿特金

Atwood, Clare，克莱尔·阿特伍德

Auden, Wystan Hugh，奥登

Audoin-Rouzeau, Stéphane，斯特凡·奥杜安－鲁佐

Aveling, Edward，爱德华·埃夫林

Axieros，阿克西罗斯

Bab, Edwin，埃德温·巴布

Bach, Jean-Sébastien, J. S. 巴赫

Bacon, Francis，弗兰西斯·培根

Baden-Powell, Robert，罗伯特·巴登－鲍威尔

Bahn, Walter，瓦尔特·巴恩

Baker, Josephine，约瑟芬·贝克

Baldwin, Oliver，奥利弗·鲍德温

Balz, Bruno，布鲁诺·巴尔茨

Bankhead, Tallulah班克黑德

Barbedette, Gilles巴伯代特

Barbette巴尔贝特

Barbusse, Henri, 巴比塞

Barnes, Djuna巴恩斯

Barney, Natalie巴内

Barrière, Marcel，马塞尔·巴雷尔

Batkis, Grigorii，格里高利·巴特基斯

Baudry, André，安德烈·博德里

Bauer, Gérard，热拉尔·博埃

Baum, Vicky，维基·鲍姆

Baümer, Gertrud，格特鲁德·博伊默

Bax, Clifford，克利福德·巴克斯

Beach, Sylvia西尔维娅·比奇

Beardsley, Aubrey，奥布里·比尔兹利

Beaton, Sir Cecil，塞西尔·比顿爵士

Beauchamp, comte de，博尚伯爵

Beauvoir, Simone de，西蒙娜·波伏瓦

Bebel, August奥古斯特·倍倍尔

Bell, Clive，克莱夫·贝尔

Bell, Graham，格雷厄姆·贝尔

Bell, Vanessa，瓦内莎·贝尔

Bell, Quentin，昆廷·贝尔

Bellen, Paul de保罗·德贝朗

Bellenbaum, Ernst，恩斯特·贝伦鲍姆

Bender, Julie，朱利安·本德

Bendow, Wilhelm，威廉·本多

Bennett, Arnold阿诺特·贝内特

Benson, Edward Frederic，爱德华·弗里德里希·本森

Bérard,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贝拉尔

Beresford, Egan，伊根·贝雷斯福德

Berlin, Sir Isaiah，以赛亚·柏林爵士

Bernanos, Georges，乔治·贝尔纳诺

Bernard, Raymond，雷蒙德·贝尔纳

Bernardo, Syrie，塞利·贝尔纳多

Berners, Lord Gerald杰拉德·伯纳斯爵士

Bernstein, Eduard，爱德华·伯恩施坦

Besnaux, Maurice（Marcus Behmet），莫里斯·贝诺（马库斯·贝迈）

Bessunger, August，奥古斯特·贝松格

Betjeman, Sir John，约翰·贝齐曼爵士

Beyria, Gustave，古斯塔夫·贝利亚

Bibesco, Antoine，安托万·比贝斯科

Billing, Noel Pemberton诺埃尔·彭伯顿·比林

Billy, André，安德烈·比利

Binet, André，安德烈·比内

Binet-Valmer, Gustave，古斯塔夫·比内－瓦尔迈

Birkenhead, Lord F. E. Smith, F. E. 史密斯·伯肯黑德爵士

Birkett, Norman，诺曼·伯基特

Biron, Sir Charles，查尔斯·拜伦爵士

Birrell, Francis，弗兰西斯·比勒尔

Bismarck, Otto von，奥托·冯·俾斯麦

Blakiston, Noel，诺埃尔·布莱基斯顿

Bloch, Iwan伊万·布洛克

Blomberg, Wernert von，维尔纳·冯·布隆贝格

Blüher, Hans，汉斯·布吕厄

Blum, Léon，莱昂·布卢姆

Blunt, Anthony，安东尼·布伦特

Blyton, Enid，伊尼德·布莱顿

Bodkin, Sir Archibald，阿奇巴尔德·博德金爵士

Boehm, Felix，费利克斯·伯姆

Boeters, Dr伯特斯医生

Böhme, Jakob，雅各布·伯梅

Bois, Curt，库特·博伊斯

Boisson, Jean，让·布瓦松

Bonaparte, Marie（princesse Georges de Grèce），玛丽·波拿巴（希腊乔治女王公）

Bonardi, Pierre，皮埃尔·博纳尔迪

Bondy, Curt，库特·邦迪

Bonheur, Rosa，罗莎·博纳尔

Bonnet, Marie-Jo玛丽－乔·博内

Borel, Adrien，阿德里安·博雷尔

Borgatti, Renata，雷娜塔·博尔加蒂

Bory, Jean-Louis，让－路易·博里

Boswell, John，约翰·博斯韦尔

Boucard, Robert，罗伯特·布卡尔

Bourdet, Edouard，爱德华·布尔代

Bourget, Paul，保罗·布尔热

Bow, Clara，克拉拉·鲍

Bowra, Maurice，莫里斯·鲍勒

Bradford, révérend E. E. 布拉德福德

Bradley, Albert William，阿尔伯特·威廉·布拉德利

Brand, Adolf，阿道夫·布兰德

Brandt, Paul，保罗·勃兰特

Brassaï（Gyula Halatsz），布拉萨伊（朱拉·哈拉茨）

Brauer, Martha，马莎·布劳尔

Brazil, Angela，安杰拉·布拉奇尔

Brecht, Bertolt，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reitbach, Joseph，约瑟夫·布赖特巴赫

Breker, Arno，阿诺·布雷克尔

Breton, André，安德烈·布勒东

Bridge, Ethel，伊特尔·布里奇

Brisson, Pierre，皮埃尔·布里松

Brittain, Vera维拉·布里顿

Britten, Benjamin，本杰明·布里顿

Broch, James，詹姆斯·布罗赫

Brome, Vincent，文森特·布罗姆

Bronnen, Amolt，阿莫尔特·布龙宁

Brooke, Justin，贾斯廷·布鲁克

Brooke, Rupert，鲁珀特·布鲁克

Brooks, John E.，约翰·E. 布鲁克斯

Brooks, Louise，路易斯·布鲁克斯

Brooks, Romaine，罗曼·布鲁克斯

Brossolette, Pierre，皮埃尔·布罗索莱特

Brouardel, Paul Camille Hippolyre，布鲁阿代尔

Brown, James，詹姆斯·布朗

Browne, Stella，斯特拉·布朗

Browning, Oscar，奥斯卡·布朗宁

Bruckner, Anton，安东·布鲁克纳

Bruckner, Ferdinand，费迪南·布鲁克纳

Brückner, Helmut，赫尔穆特·布吕克纳

Brüning, Heinrich，海因里希·布吕宁

Brustman, Martin，马丁·布鲁斯特曼

Buber, Martin，马丁·布伯

Buber-Neumann, Margarete，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

Buckingham, Bob，鲍勃·白金汉

Büllow, Franz Josef von，弗朗茨·约瑟夫·冯·比洛

Büllow, prince Bernhard von，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

Bumke, 布姆克

Burgess, Guy，居伊·伯吉斯

Bussy, Dorothy，多萝西·伯西

Butler, Josephine，约瑟芬·巴特勒

Caesareon，恺撒隆

Cahun, Claude，克洛德·卡昂

Cambacérès, Jean-Jacques de，让－雅克·德·康巴塞雷斯

Campbell, Mary，玛丽·坎贝尔

Campbell, Roy，罗伊·坎贝尔

Cape, Jonathan，乔纳森·凯普

Carassou, Michel卡拉苏

Carco, Francis，弗兰西斯·卡尔科

Carlier, François卡利耶

Carpenter, Edward，爱德华·卡彭特

Carrière, Marcel，马塞尔·卡里埃

Carrington, Dora，多拉·卡林顿

Carritt, Gabriel，加布里埃尔·卡里特

Casanova de Seingalt, Jean-Jacques卡萨诺瓦

Casati, Marchesa卡萨蒂

Casper, Johan Ludwig，约翰·路德维希·卡斯珀

Cassou, Jean，让·卡苏

Catlin, George，乔治·卡特林

Caufeynon, Dr（Jean Fauconney），科菲农医生（让·福科内）

Cavin, Susan，苏珊·卡文

Chanel（Gabrielle Bonnet, 人称Coco），香奈尔

Chapotin, Albert，阿尔贝·沙波坦

Charcot, Jean Martin让·马丁·沙尔科（旧译夏尔科）

Charles-Etienne，夏尔－埃蒂安

Charlton, Lionel，莱昂内尔·查尔顿

Cherveix, Jean de，让·德·谢尔维

Chevalier，舍瓦利耶

Chiappe, Jean，让·夏普

Choisy, Maryse，舒瓦西

Choubersky, Dr，舒贝尔斯基医生

Christine de Suède，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

Christopher St John（Christabel Marshall），克里斯托福·圣约翰（克里斯特贝尔·马歇尔）

Clarac, Claude，克洛德·克拉拉克

Claudel, Paul，保罗·克罗岱尔

Clemenceau, Georges乔治·克列孟梭

Clermond-Tonnerre, duchesse de，克莱蒙－托奈尔公爵夫人

Clinton-Baker, Sir Lewis，刘易斯·克林顿－贝克

Cobbe, Francis，弗兰西斯·科布

Cocteau, Jean，让·科克托

Coglay, Michel du，米歇尔·迪·科格利

Colette，柯莱特

Colney, Anne de，安·德·科尔内

Connolly, Cyril西里尔·康诺利

Copeau, Jacques，雅克·科波

Coquet, Louis，路易·科凯

Cor, Raphaël，拉斐尔·科尔

Corkran, 科克伦将军

Comford, Frances，弗朗斯·康福德

Corvo, 科尔沃男爵

Cory, William，威廉·科里

Cossart, Michael de，米歇尔·德·科萨尔

Coward, Noel，诺埃尔·科沃德

Cox, Gladys M.，格拉迪斯·M. 考克斯

Cox, Katherine（“Ka”），凯瑟琳·考克斯

Craig, Edith（Edy），伊迪思·克雷格（埃迪）

Crawfurth Smith, p. H., P. H. 克劳福斯·史密斯

Crevel, René，勒内·克勒维尔

Crisp, Quentin，昆丁·克里斯普

Cuno, Wilhelm，威廉·库诺

Daladier, Edouard，爱德华·达拉第

Daley, Harry，哈里·戴利

Damia，达米亚

Damon, Charles，查尔斯·戴蒙

Dane, Clemence（Winifred Ashton），戴恩

Danet, Jean，让·达内

Danielsen, Max H.，马克斯·H. 丹尼尔森

D'Annunzio, Gabriele，邓南遮

Dasbach, Kaplan，卡普兰·达斯巴赫

Daudet, Léon，莱昂·都德

Daudet, Lucien，吕西安·都德

David, Georges，乔治·大卫

Deberly, Henry，亨利·德伯利

Dederding, E., E. 德丁

Deedes, 迪兹将军

Delarue-Mardrus, Lucie德拉吕－马德卢斯

Demoulins, Edmond，埃德蒙·德穆兰

Deppe, Hans，汉斯·德佩

Derenne, Charles，夏尔·德雷纳

Desart, 德萨特爵士

Desnos, Robert，罗伯特·德诺

Deussen, Julius，朱利叶斯·多伊森

Deutsch, Helene，海伦纳·多伊奇

Diaghilev, Serge de塞奇·德·迪亚基莱夫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

Dickinson, Violet，维奥莱特·迪金森

Diels, Rudolf，鲁道夫·迪尔斯

Dieterle, Wilhelm，威廉·迪特勒

Dietrich, Marlene，玛琳·黛德丽

Dimitrov, Gueorgui，迪米特洛夫

Diogène，第欧根尼

Dix, Otto，奥托·迪克斯

Dobb, Maurice，莫里斯·多布

Döblin, Alfred，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Dognon, André du安德烈·迪·多尼翁

Dollfuss, Engelbert多尔富斯

Doolittle, Hilda，海尔达·杜利特尔

Douglas, James，詹姆斯·道格拉斯

Douglas, Alfred, 阿尔福雷德·道格拉斯爵士

Douglas, Norman，诺曼·道格拉斯

Dreyer, Carl Theodor，卡尔·特奥多尔·德赖尔

Driberg, Tom，汤姆·德赖伯格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

Drouin, H., H. 德鲁安

Dubech, Lucien迪贝什

Dubost, Antonin，安托万·迪博

Duchamp, Marcel，马塞尔·杜尚

Duckworth, George，乔治·达克沃西

Dufrenne, Oscar，奥斯卡·迪福雷纳

Dupâquier, Jacques，雅克·迪帕基耶

Dupont, Charles，夏尔·杜邦

Dutli, Wilhelm，威廉·杜特利神父（Pater Nokter II）

Eberhard, E. F. W., E. F. W. 埃伯哈德

Eden, Maurice，莫里斯·伊登

Ehrenberg, Paul，保罗·埃伦贝格

Ehrenbourg, Ilya，伊莱亚·艾伦堡

Ehrlich, Georg，格奥尔格·埃尔利希

Eichberg, Richard，理查德·埃希贝格

Eicke, Theodor，特奥多尔·艾克

Einstein, 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stein, Sergueï Mikhaïlovitch，爱森斯坦

Eitelbuss, Kurt，库特·艾特尔布斯

El-Adt, Mohammed艾尔－阿德特

Eliot, Thomas Stearns, T. S. 艾略特

Ellis, Havelock哈夫洛克·埃利斯

Eluard, Paul，保罗·艾吕雅

Emsmann, Otto，奥托·埃姆斯曼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ngler, Selma，塞尔马·恩格勒

Eon（Charles de Beaumond），爱翁

Estève, Louis，路易·埃斯泰夫

Etiemble, René，勒内·埃蒂安布勒

Eulenburg, Albert，阿尔贝·奥伊伦堡

Eulenburg, Philipp von, 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亲王

Evennett, Henry Outram，亨利·奥特兰·伊文尼特

Ewers, Hanns Heinz，汉斯·海因斯·埃韦斯

Eyre, Edward，爱德华·艾尔

Eyton, Robert，罗伯特·艾顿

Faderman, Lilian，丽莲·法德曼

Fass, Marjorie，玛乔里·法斯

Fawcett, Millicent，米利森特·福西特

Fell-Clark, Gordon，戈登·费尔－克拉克

Fenelon, Fania，法尼亚·费内隆

Féré, Charles，夏尔·费雷

Fernandez, Ramon，拉蒙·费尔南德斯

Fidus（Höppener, Hugo），菲都斯（雨果·赫普纳）

Fielden, Lionel，莱昂内尔·菲尔登

Fini, Leonor，列奥诺尔·菲尼

Firbank, Ronald，罗纳德·弗班克

Fischer, Karl，卡尔·费舍

Fitzgerald, Francis Scott，菲茨杰拉德

Flanner, Janet（Genet），弗兰纳（吉内特）

Flechtheim, Alfred，阿尔弗雷德·弗莱西特海姆

Flex, Walter，沃尔特·福莱克斯

Fliess, Wilhelm，威廉·弗利斯

Folkestone, Helena，海伦娜·福克斯通

Ford, Ford Madox，福特·麦道克斯·福特

Forel, August，奥古斯特·福雷尔

Forster, Edward Morgan，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Förster，弗斯特夫人

Foucault, Michel，米歇尔·福柯

Fowler, John，约翰·福勒

Fox-Pitt, George，乔治·福克斯－皮特爵士

Franc-Nohain（Maurice Etienne Legrand），弗朗－诺安（勒格朗）

Franchetti, Mimi，米米·弗朗盖蒂

Frederic II，腓特烈二世

Freeman, Gillian，吉莲·弗里曼

Frenken，弗伦肯部长

Freud, 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ick, Grace，格雷斯·弗里克

Frick, Wilhelm，威廉·弗里克

Friedländer, Benedict，本尼迪克特·弗里德伦德尔

Frisch, Achim von，阿基姆·冯·弗里施

Frischhauf, Hermann，赫尔曼·弗里施豪夫

Fritsch, Werner von，维尔纳·冯·弗里奇

Fry, Roger，罗杰·弗莱

Fuchs, Hans富克斯

Fürst, Sidonie菲尔斯特

Gaal, Margit，玛吉特·加尔

Gallimard, Gaston，加斯东·伽利马

Galsworthy, John，约翰·高尔斯华绥

Galzy, Jeanne，珍尼·加尔齐

Gambrill, John，约翰·甘布里尔

Game, Philip，菲利普·盖姆

Garbo, Greta，葛丽泰·嘉宝

Garnett, David，大卫·加尼特

Gartman, Uto，尤托·加特曼

Gascoygne, David，大卫·加斯科因

Gathorne-Hardy, Edward，爱德华·盖索恩－哈迪

Gathorne-Hardy, John，约翰·盖索恩－哈迪

Gauguin, Paul，保罗·高更

Geheeb, Paul，保罗·吉布

Genet, Jean，让·热内

George V，乔治五世

George, Stefan斯特凡·格奥尔格

Georges-Anquetil，乔治－安克蒂尔

Georges-Michel, Michel，米歇尔，乔治－米歇尔

Gercke, Achim，阿基姆·格尔克

Germain, André，安德烈·热尔曼

Gessler, Otto，奥托·格斯勒

Geuter, Ulfried，乌尔弗里德·戈特伊

Ghéon（Henri Léon Vaugeon），盖翁（亨利·莱昂·沃日翁）

Gibbon, Edward，爱德华·吉本

Gide, André，安德烈·纪德

Gielgud, John，约翰·吉尔古德

Giese, Therese，泰蕾丝·吉斯

Giesen, Karl，卡尔·吉森

Girard, Jacques，雅克·吉拉尔

Glaeser, Ernst，恩斯特·格莱泽

Gleispach, Wenzeslaus von, 格莱斯帕赫伯爵

Gloeden, Wilhelm von, 格勒登男爵

Gluck（Hannah Gluckstein）格卢克（汉娜·格卢克施泰因）

Gobineau, Joseph Arthur de，戈比诺伯爵

Gobron, Gabriel，加布里埃尔·戈布龙

Godal, Erich（Guy de Laurence），埃里希·哥达尔（居伊·德·劳伦斯）

Goebbels, Joseph，约瑟夫·戈培尔

Goering, Hermann，赫尔曼·戈林

Goering, Matthias Heinrich，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歌德

Goldberg, Isaac，伊萨克·戈德贝格

Goldschmidt, Hermann，赫尔曼·戈德史密特

Goll, Jean让·戈尔

Gordon，戈登

Gorki, Maxime高尔基

Gosse, Edmund，埃德蒙·戈塞

Got, Ambroise，安布罗斯·戈

Gottschewsky, Lydia莉迪亚·戈特舍夫斯基

Gourmont, Jean de，让·德·古尔蒙

Gourmont, Remy de，雷米·德·古尔蒙

Graham, Alastair，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

Gramont, Elisabeth de，伊丽莎白·德·格拉蒙

Grant, Duncan，邓肯·格兰特

Granville-Barker, Harley，哈莱·格兰维尔－巴克

Grau, Günther，京特·格劳

Graves, 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en, Peter，彼得·格林神父

Green, Julien，朱利安·格林

Green, Martin，马丁·格林

Greene, Graham，格雷厄姆·格林

Greenidge, Terence，特伦斯·格里尼奇

Greffulhe，格雷菲勒伯爵夫人

Grein, J. T., J. T. 格赖因

Grew, Andrew，安德鲁·格鲁

Gritten, Howard，霍华德·格里滕

Grosvenor, Rosamund，罗莎蒙德·格罗夫纳

Grosz, Georg，格奥尔格·格罗斯

Gruhn, Eva，伊娃·格鲁恩

Gründgens, Gustaf，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

Guépet, Marguerite，玛格丽特·盖佩

Guérin, Daniel，丹尼尔·盖兰

Guiard, Amédée，阿米迪·吉亚尔

Guillaume II，威廉二世

Guitry, Jean，让·吉特里

Gurlitt, Fritz，弗里茨·古利特

Gurlitt, Ludwig，路德维希·古利特

Gürtner, Franz，弗朗兹·居特纳

Haag，哈格博士

Haarmann, Fritz，弗里茨·哈尔曼

Habel，哈贝尔博士

Hahm, Lotte，洛特·哈姆

Hahn, Kurt，库尔特·哈恩

Hahn, Reynaldo，雷纳尔多·哈恩

Haire, Norman，诺曼·海尔

Hall, R., R. 霍尔爵士

Halle, Felix，费利克斯·哈勒

Hallgarten, Ricki，里基·霍尔加滕

Halsbury，霍尔斯伯里伯爵

Hamilton, Barbara，巴巴拉·汉密尔顿

Hamilton, Cicely，西塞莉·汉密尔顿

Hampson, John，约翰·汉普森

Hanau, Marthe马特·哈瑙

Hanley, James，詹姆斯·汉利

Hanselmann, Heinrich，海因里希·汉泽尔曼

Hansen, Erwin，埃尔温·汉森

Hansen, Max，马克斯·汉森

Hansen, Rolf，罗尔夫·汉森

Harden, Maximilian，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Harden, Sylvia von，西尔维亚·冯·哈登

Hardy, Thomas，托马斯·哈代

Härle, Gerhard，杰哈德·黑勒

Harms, Gottlieb，格特利·布哈姆斯

Harrisson, T. E., T. E. 哈里森

Hartcourt, Lewis卡特考特子爵

Hartnell, Norman，刘易斯·哈特内尔

Hassall,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哈索尔

Hauptmann, Gerhart，杰哈特·豪普特曼

Hawkes, Ralph拉尔夫·霍克斯

Haxton, Gerald，杰拉德·哈克斯顿

Heard, Gerald杰拉德·赫德

Heger, Heinz海因兹·黑格

Heimsoth, Karl Günther，卡尔·京特·海姆索特

Heines, Edmund，埃德蒙·海内斯

Heinrich, Walter，瓦尔特·海因里希

Hemingway, Ernest，恩斯特·海明威

Henry VIII，亨利八世

Henry-Marx，亨利－马克斯

Herbert, A. P., A. P. 赫伯特

Hergt, 赫格特部长

Hermant, Abel，阿贝尔·赫尔曼

Hesnard, Angelo，安杰罗·埃纳尔

Hesse, Hermann，赫尔曼·黑塞

Hesse, Max-René，马克斯－勒内·埃斯

Hesse, Philip de，菲利普·德·埃斯

Heuser, Klaus，克劳斯·霍伊泽尔

Hewit, Jackie，杰克·休伊特

Heydrich, Reinhard，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Hilferding, Rudolf，鲁道夫·希法亭

Hill, Leonard，列奥纳德·希尔

Hille, Peter，彼得·希勒

Hiller, Kurt，库尔特·希勒

Himmler, 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兴登堡

Hirsch, Charles-Henry，赫希

Hirschfeld, Magnus，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are, Philip，菲利普·霍尔

Hobhouse, Arthur Lee阿瑟·李·霍布豪斯

Hocking, William Henry，威廉·亨利·霍金

Hocquenghem, Guy，居伊·奥康让

Hodann, Max，马克斯·霍丹

Hoess, Rudolf，鲁道夫·赫斯

Holl, Josef，约瑟夫·霍尔

Holland, Vyvyan，薇薇安·霍兰

Hollis,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霍利斯

Holtby, Winifred，维尼弗里德·霍尔特拜

Horst, Horst P.，霍斯特·P. 霍斯特

Hossbach,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

Hotep, J. M., J. M. 霍特普

Housman, Alfred Edward,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

Housman, Lawrence，劳伦斯·豪斯曼

Howard, Brian，布莱恩·霍华德

Hukin, George，乔治·休金

Humperdinck, Engelbert，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

Hutton, Laura，劳拉·赫顿

Huxley, Aldous，奥尔德斯·赫胥黎

Huxley, Julian，朱利安·赫胥黎

Hyndman, Henry Mayers，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

Hyndman, Tony A. R.，托尼·A. R. 海因德曼

Innes, R. H., R. H. 英尼斯

Inskip, Sir Thomas，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

Irons, Evelyn，伊芙琳·艾恩斯

Isham, Gyles，吉尔斯·艾沙姆

Isherwood,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衣修午德

Ives, George，乔治·艾夫斯

Jahnn, Hans Henny，汉斯·亨尼·雅恩

Jakob, Erich，埃里希·雅各布

James, Edward，爱德华·詹姆斯

James, Henry，亨利·詹姆斯

Jameson, Storm，斯托姆·詹姆森

Jansen, Werner，维尔纳·扬森

Jansen, Wilhelm，威廉·扬森

Jaspers, Karl，卡尔·雅斯佩斯

Jean-Paul让－保尔

Jeffreys, Sheila，希拉·杰弗斯

Jenne, Ernst，恩斯特·延内

Jensch, Nikolaus，尼克劳斯·延施

Jorau, Théodore，特奥多尔·若罗

Josephson, Matthew，马修约瑟夫森

Jouhandeau, Marcel，马塞尔·茹昂多

Joynson-Hicks, Sir William，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

Jung, Carl Gustav，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Juvénal，朱维纳尔

Kade, Franz，弗朗兹·卡德

Kahl, Wilhelm，威廉·卡尔

Kahnert, Hans，汉斯·卡纳特

Kahr, Gustav von，古斯塔夫·冯·卡尔

Kalau vom Hofe, Maria，卡劳·冯·霍夫

Kamm, Paul，保罗·卡姆

Kamper, Werner，维尔纳·坎珀

Kant, E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

Kanthack, Gerhard，杰哈德·坎特哈克

Karlinsky, Simon，西蒙·卡林斯基

Kästner, Erich，埃里希·克斯特纳

Kaufmann, Nikolaus，尼克劳斯·考夫曼

Kautsky, Karl，卡尔·考茨基

Kaye-Smith, Sheila，希拉·凯－史密斯

Keitel, Wilhelm，威廉·凯特尔

Keith, Jens，延斯·凯特

Kemritz, Mathilde von，玛蒂尔德·冯·肯里茨

Kendal, Norman，诺曼·肯德尔

Kendall, Henry，亨利·肯德尔

Keppel, Violet，维奥莱特·凯佩尔

Kern, Elgar，埃尔加·克恩

Kerr, R. B., R. B. 克尔

Kershaw, Wilette，维莱特·克肖

Kertbeny, Karoly Maria，卡罗利·马利亚·科特伯尼

Keynes, John Maynard, J. M. 凯恩斯

Kiefer, Otto，奥托·基弗

Killmer, Elsbeth，埃尔斯贝斯·基尔默

Kirchhoff, Josef，约瑟夫·基希霍夫

Kitchener, Herbert，赫伯特·基施纳

Klages, Ludwig，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Klare, Rudolf，鲁道夫·克拉雷

Klausener, Erich von，埃里希·冯·克劳泽纳

Klee, Paul，保罗·克利

Klee，参议院主席克莱

Klugs, Reinholds，莱因霍尔兹·克鲁格斯

Knox, Dilwyn，迪尔温·诺克斯

Kogon, Eugen，欧仁·科贡

Kokula, Ilse伊瑟尔·科库拉

Kollontaï, Alexandra，亚历山大·科隆泰

Kosakiewicz, Olga，奥尔加·科萨基维奇

Kouzmine, Mikhaïl Alekseïevitch，米哈伊尔·阿历克谢维奇·库兹明

Krafft-Ebing, Richard von，理查德·冯·克拉夫－埃宾

Kröger，警长克勒格尔

Kronfeld, Arthur，阿图尔·克龙费尔德

Kronninger, Peter，彼得·克龙宁格

Krüger, Emmy，埃米·克吕格尔

Krüll, Marianne，玛丽安·克吕尔

Krupp, Alfred，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Kupffer, Elisar von伊丽莎·冯·库普费尔

La Bruyère, Jean de，让·德·拉布吕耶尔

Labouchère, Henri，昂利·拉布谢尔

Lacassagne, Antoine，安托万·拉卡萨涅

Lacretelle, Jacques de，雅克·德·拉克雷泰勒

Ladye（Mabel Batten），拉迪

Laforgue, René，勒内·拉福格

Lampel, Peter Martin彼得·马丁·兰佩尔

Lancy, Liane de，莱尼·德·朗西

Landauer, Karl，卡尔·兰道尔

Landru, Henri Désiré，昂利·德塞尔·朗德吕

Landsberg, Otto，奥托·兰茨贝格

Landshoff, Fritz，弗里茨·兰茨霍夫

Lang, Theo，特奥·朗

Lao-Tseu，老子

Lapsley, Gaillard，盖拉尔·拉普斯利

Larique, Marius，马里乌斯·拉里克

Lascelles, Charles，查尔斯·拉塞尔斯

Lassalle, Ferdinand，费迪南·拉萨尔

Laughton, Charles劳顿

Laurencin, Marie，玛丽·洛朗森

Lautmann, Rüdiger，鲁迪格·劳特曼

Lawrence, David Herbert，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Lawrence, Thomas Edward，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Layard, John，约翰·莱亚德

Le Cuziat, Albert，阿尔贝·勒屈齐亚

Leander, Zarah，扎拉·利安德

Leavis, E. R., E. R. 利维斯

Leavis, 利维斯夫人

Lechner, Ludwig，路德维希·莱希纳

Lecomte, Raymond，雷蒙·勒孔特

Leduc, Violette，维奥莱特·勒迪克

Lees, Edith，伊迪丝·利斯

Lehmann, John，约翰·莱曼

Lehmann, Paul，保罗·莱曼

Lehmann, Rosamund，罗莎蒙德·莱曼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莱布尼茨

Lemke, Rudolf，鲁道夫·莱姆克

Lemonnier, Léon，莱昂·勒莫尼埃

Lempicka, Tamara de，兰皮卡

Lénine（Vladimir Illitch Oulianov），列宁

Lesage, Marie，玛丽·勒萨热

Lessing, Theodor，特奥多尔·莱辛

Lestrade, Gaston，加斯东·莱斯特拉德

Leunbach, Jonathan，乔纳森·洛恩巴赫

Lever, Maurice，莫里斯·利弗

Lewis, Wyndham，温德姆·刘易斯

Ley, Robert，罗伯特·利

Liebknecht, Karl，卡尔·李卜克内西

Lietz, Hermann，赫尔曼·利茨

Lièvre, Pierre，皮埃尔·利埃夫尔

Limpricht, Cornelia，科尔内利娅·林普雷希特

Linsert, Richard，理查德·林泽特

List, Herbert，赫伯特·利斯特

Llangollen, 兰高伦

Löbe, Paul，保罗·勒贝

Lobsteim Hella洛布施泰姆

Loewenstein, Rodolphe勒文施泰因

Longden, Bobbie，勃比·朗登

Lorenz，洛伦茨

Lorrain, Jean，让·洛兰

Lottman, Herbert，赫伯特·洛特曼

Louyes, Pierre，皮埃尔·路易

Löwenfeld, Leopold列奥波德·勒文费尔德

Lucas, Sir Jocelyn，乔斯林·卢卡斯爵士

Lucien de Samosate吕西安·德·萨莫撒特

Luxemburg, Rosa，罗莎·卢森堡

Luze, Victor，维克多·吕兹

Lyautey, Louis Hubert，路易·于贝尔·利奥泰

Maase, Doris，多利斯·马斯

Mabille, Duchesne, 马比勒将军

Macandrew, Rennie，伦尼·麦克安德鲁

Macaulay, Rose，罗斯·麦考利

MacCarthy, Desmond，德斯蒙德·麦卡锡

MacCarthy, Molly，莫莉·麦卡锡

Macgeagh，麦盖上校

Mackay, John Henry，约翰·亨利·麦凯

Mackenzie, Sir Compton，康普顿·麦肯齐爵士

Maclean, Donald，唐纳德·麦克莱恩

MacNamara, Jack，杰克·麦克纳马拉

MacNeice, Louis，路易·麦克尼斯

MacQuisten,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麦奎斯顿

Maeder, Günther，京特·梅德

Magnan, Victor马尼昂

Maillart, Ella马亚尔

Mallory, Georges马洛里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伯爵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

Malvy, Louis，路易·马尔维

Mammen, Jeanne，马曼

Mann, Erika，埃里卡·曼

Mann, Golo，戈洛·曼

Mann, Heinrich，海因里希·曼

Mann, Katia，卡佳·曼

Mann, Klaus，克劳斯·曼

Mann, Thomas，托马斯·曼

Mansfield, Katherine，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Marais, Jean，让·马雷

Margueritte, Victor玛格丽特

Maritain, Jacques，雅克·马里坦

Marlowe,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夫·马娄

Marquardt, Martha，玛莎·马夸特

Marsan, Eugene，欧仁·马尔桑

Martel, 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马特尔

Martens, Armin，阿明·马滕斯

Martin du Gard, Roger罗歇·马丁·迪加尔

Marx, Eleaonor埃莱奥诺雷·马克斯

Marx, Henry，亨利·马克斯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

Massingberd, B. A., B. A. Montgomery，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将军

Mata Hari（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马塔·哈里

Matheson, Hilda，希尔达·马西森

Matussek, Bruno，布鲁诺·马图塞克

Mauclair, Camille，卡米耶·莫克莱

Maugham, Robin罗宾·毛姆

Maugham, Somerset萨默塞特·毛姆

Maurer, Hansjörg，汉斯约格·毛雷尔

Maurevert, Georges，乔治·莫尔维尔

Mauriac, François，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yol, Félix，费利克斯·马约尔

McCullers, Carson，卡尔松·麦卡勒斯

Medley, Robert，罗伯特·梅德利

Meerscheidt-Hüllesem, Leopold von，列奥波德·冯·梅尔沙伊特－许勒泽姆

Meienreis, Richard，理查德·迈恩雷斯

Meier, Karl，卡尔·迈尔

Meisinger, Josef，约瑟夫·迈辛格

Ménalkas（Suzanne de Callias），梅纳尔卡

Mencken, H. L., H. L. 门肯

Mennecke,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梅内克

Meredith, H. O., H. O. 梅雷迪特

Merrill, George，乔治·梅里尔

Messel, Olivier，奥利弗·梅塞尔

Méténier, Oscar，奥斯卡·梅泰尼埃

Mew, Charlotte，夏洛特·穆

Meyerinck, Hubert von，赫伯特·冯·迈林克

Mezger, E., E. 梅茨格尔

Michel-Ange（Michelangelo 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

Millais, Edna St Vincent米莱

Miller, Neatby, T. 米勒

Milner米尔纳

Milton, Ernest，恩斯特·弥尔顿

Miomandre, Francis de，弗兰西斯·德·米奥芒德

Mirbeau, Octave，奥克塔夫·米尔博

Mirguet, Paul，保罗·米尔盖

Missy（Mathilde de Moray），米西

Mittmeister, J., J. 米特梅斯特

Modine, Youri Ivanovitch，尤里·伊万诺维奇·莫丁

Moes，默斯男爵夫人

Moes, Wladyslaw（Adzio），符拉迪斯拉夫·默斯

Mohr, Fritz，弗里茨·莫尔

Moll, Albert，阿尔贝·莫尔

Moltke, Kuno von莫尔特克（毛齐）伯爵

Monnier, Adrienne，阿德里安娜·莫尼埃

Montesquiou, Robert de, 孟德斯鸠伯爵

Montherlant, Henry de，亨利·德·蒙泰朗

Moore, G. E., G. E. 穆尔

Moore-Brabazon, J. T. C., J. T.C. 穆尔－布拉巴宗上校

Morek, Curt，柯特·莫雷克

Morni, Violette，维奥莱特·莫尔尼

Morrell, Ottoline，奥托兰·莫雷尔

Mortimer, Raymond，莱蒙·莫蒂默

Mosley, Oswald，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Muirhead, Bob，鲍勃·缪尔黑德

Müller, Dr C., C. 米勒博士

Müller, Hermann，赫尔曼·米勒

Müller, Jürgen，于尔根·米勒

Müller, Karl，卡尔·米勒

Müllerr, Ludwig，路德维希·米勒

Müller-Braunschweig, Carl，卡尔·米勒－布伦瑞克

Mumm, Reinhard穆姆

Münzenberg, Willi，维利·明岑贝格

Murat, Violette，维奥莱特·缪拉女王公

Muser, Hans，汉斯·穆泽

Mussolini, Benito，墨索里尼

Nacht, Sacha纳赫特

Nagrodskaya, Jelena，耶莱娜·纳格罗兹卡娅

Nazier, François，弗朗索瓦·纳济耶

Négis, André，安德烈·内吉

Netter, Yvonne，伊冯·内特

Neuburger, Curt，库特·诺伊贝格尔

Newman, John Henry，约翰·亨利·纽曼

Nichols, Beverley，贝弗利·尼科尔斯

Nicolson, Francis，弗朗西斯·尼科尔森

Nicolson, Harold哈罗德·尼科尔森

Niebarding, Rudolf Arnold，鲁道夫·阿诺德·尼巴丁

Niemann, Walter，瓦尔特·尼曼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

Nijinski, Vatslav Fomitch，尼金斯基

Noailles, Anna de，安娜·德·诺瓦耶

Noll, Marcel，马塞尔·诺尔

Nortal, Albert，阿尔伯特·诺塔尔

Noth, Ernst Erich，恩斯特·埃里希·诺特

Novello, Ivor，艾弗·诺维罗

O'Brien, M. D., M. D. 奥布赖恩

Oberg, Eduard，爱德华·奥伯格

Oelbermann, Robert，罗伯特·厄尔伯曼

Olivier, Edith，伊迪斯·奥利维尔

Olivier, Sir Laurence，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

Opel, Margot von，玛戈特·冯·欧佩尔男爵夫人

Oppenheimer, Franz，弗兰兹·奥本海默

Orsay，奥塞伯爵夫人

Oswald, Richard，理查德·奥斯瓦尔德

Ould, Hermon，赫尔蒙·乌尔德

Owen, Wilfred，威尔弗雷德·欧文

Oyen，奥因法官

Pabst, Georg Wilhelm，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

Paillot, Fortune，福琼·帕约

Painter, George，乔治·佩因特

Palmier, Jean-Michel，让－米歇尔·帕尔米耶

Pankhurst, Christabel，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

Pankhurst, Emmeline，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Papen, Franz von，弗兰兹·冯·巴本

Parcheminey, Georges，乔治·帕舍米内

Pares, Richard，理查德·佩尔斯

Partington, T. Bowen, T. 波文·帕廷顿

Partridge, Ralph，拉尔夫·帕特里奇

Pater, Walter，沃尔特·佩特

Paul, Cedar，锡达·保罗

Paul, saint, 圣保罗

Pay, Michel，米歇尔·佩

Pears, Peter，彼得·皮尔斯

Peel, Arthur，阿瑟·皮尔

Pelletier, Madeleine，马德琳·佩尔蒂埃

Pence, N. S., N. S. 彭斯

Percy, Esme，埃斯米·珀西

Peukert, Detlev J. K.，波伊克特

Peyrefitte, Roger，罗歇·佩尔菲特

Pfäfflin, Friedemann，弗里德曼·普费弗林

Pfeiffer, Edouard，爱德华·普费弗

Philby, Harold（Kim），哈罗德（金）·菲尔比

Philips, Wilhelm，威廉·菲利普斯

Pichon, Edouard，爱德华·皮雄

Pierre-Quint, L., L. 皮埃尔－坎

Pigou, A. C., A. C. 庇古

Pinkerton, Tom，汤姆·平克顿

Pinney, Rachel，雷切尔·平尼

Pioch, Georges，乔治·皮奥什

Piper, Otto，奥托·皮珀

Placzek, Siegfrie，西格弗里德·普拉切克

Plant, Richard，理查德·普兰特

Platen, August von，奥古斯特·冯·普拉滕

Platon，柏拉图

Plock, Georg，格奥尔格·普洛克

Plomer, William，威廉·普洛美尔

Plüschow, Guglielmo，古列尔莫·普吕朔

Poincaré, Raymond，雷蒙·彭加勒

Poiret, Paul，保罗·普瓦雷

Polaire，波莱尔

Polignac, Edmond de，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

Polignac, Winaretta Singer, 波利尼亚克女王公

Poligny, S. De, S. 德·波利尼

Poniatowska, Catherine，凯瑟琳·波尼亚托夫斯卡

Porché, François，弗朗索瓦·波尔谢

Portman, Eric，埃里克·波特曼

Pougy, Liane de，利亚纳·德·普吉

Pound, Ezra，埃兹拉·庞德

Pouy, Jean，让·普伊

Powell, Anthony，安东尼·鲍威尔

Prévert，议员普雷韦

Prévert, Jacques，雅克·普雷韦

Prévost, Marcel，马塞尔·普雷沃

Priestley, J. B., J. B. 普里斯特利

Prost, Antoine普洛斯特

Prothero, John，约翰·普罗瑟罗

Proust, Marcel，马塞尔·普鲁斯特

Pryce-Jones, Alan，艾伦·普赖斯－琼斯

Pudney, John，约翰·帕德尼

Purkl, Anton，安东·普尔克勒

Quebec, Adela，埃德拉·魁北克

Queensberry, John Sholto Douglas de昆斯伯里侯爵

Queneau, Raymond，雷蒙·格诺

Quennell, Petter彼得·昆内尔

Quinche, Eugène，欧仁·坎什

Rabelais, François，拉伯雷

Rachilde（Marguerite Eymery, Alfred Vallette）拉希尔德

Radbruch, Gustav拉德布鲁赫

Radclyffe Hall, Marguerite（John）拉德克利夫·霍尔

Radiguet, Raymond，雷蒙·拉迪盖

Radszuweit,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

Radusch, Hilde，希尔德·拉杜施

Raffalovitch, Marc-André，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齐

Randau, Robert，罗伯特·兰多

Rath, Ernst vom，恩斯特·冯·拉特

Raverat, Gwen哥温·雷夫拉特

Raverat, Jacques雅克·雷夫拉特

Raymond, Ernest，恩斯特·雷蒙

Re-Bartlett, Lucy，露西·雷－巴特利特

Reboux, Paul，保罗·勒布

Reddie, Cecile，塞西尔·雷迪

Régnier, Henri de，昂利·德·雷尼埃

Reich, Wilhelm，威廉·赖希

Reif, Fritz，弗里茨·赖夫

Réja, Marcel，马塞尔·雷雅

Renard, Charles-Noël，查尔斯－诺埃尔·勒纳尔

Renn, Ludwig，路德维希·雷恩

Reval, Gabrielle，加布里埃尔·雷瓦尔

Reynaud, Louis，路易·雷诺

Rhodes, Cecil，塞西尔·罗兹

Richards, Vyvyan，薇薇安·理查兹

Riefenstahl, Leni，伦尼·里芬施塔尔

Rilke, Rainer Maria，莱讷－马利亚·里尔克

Rimbaud, Arthur，阿瑟·韩波

Ritter, Gerhard Reinhard里特尔

Rivers, W. H. R., W. H. R. 里弗斯

Rivière, Jacques，雅克·里维埃

Rodenberg, Karl-Heinz，卡尔－海因兹·罗登贝格

Rodes, Jean，让·罗德

Rogge, H. C., H. C. 罗格

Röhm, Ernst，恩斯特·罗姆

Rolland, Romain，罗曼·罗兰

Röllig, Ruth Margarite，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

Romain, Jules，朱尔·罗曼

Römer, Lucien von，路德维希·冯·勒默尔

Rosenberg, Alfred，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Rostand, Maurice，莫里斯·罗斯唐

Rousseau, Jean-Baptiste，让－巴蒂斯特·卢梭

Rox, Alain，艾伦·罗克斯

Royde-Smith, Naomi，瑙米·罗伊德－史密斯

Royer, Louis-Charles路易－夏尔·鲁瓦耶

Rubinstein, H. E., H. E. 鲁宾施坦

Rubinstein, Ida，埃达·鲁宾施坦

Runciman, Leslie，莱斯利·朗西曼

Russell, Bertrand伯特兰·罗素

Russell, Dora，多拉·罗素

Russell-Smith, Denham，德纳姆·拉塞尔－史密斯

Rutha, Heins，海因斯·鲁塔

Ryner, Han，汉·赖纳

Sachs, Maurice，莫里斯·萨克斯

Sackville-West, Ben，本·萨克维尔－韦斯特

Sackville-West, Edward（Eddy），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

Sackville-West, Vita，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

Sagan, Léontine，莱昂廷·萨冈

Saint-Simon，圣西门

Saint-Ygnan, Jean-Louis，让－路易·圣伊尼昂

Salengro, Roger，罗歇·萨朗格罗

Salisbury, Robert Cecil，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

Salomé, Lou Andreas，露·安德列斯·莎乐美

Salomon, Ernst von，恩斯特·冯·萨洛蒙

Sand, George，乔治·桑

Sand，桑德医生

Sandmann, Gertrude，格特鲁德·桑德曼

Sanger, Margaret，玛格丽特·桑格

Sangnier, Marc，马克·桑尼耶

Sapho，萨芙

Sartre, Jean-Paul，让－保罗·萨特

Sassoon,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萨松

Saussure, René de，勒内·德·索绪尔

Say-Montbéliard, prince Louis de，路易·德·塞伊－蒙贝利亚亲王

Sayers, Dorothy，多萝西·塞耶斯

Schad, Christian，克里斯蒂安·谢德

Schell, Sherrill，谢里尔·谢尔

Scheller, Günther，京特尔·舍勒

Scheller, Max，马克斯·舍勒

Schickelé, René，勒内·希克雷

Schiele, Eberhard，埃伯哈德·席勒

Schiller,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席勒

Schirach, Baldur von，巴尔杜尔·席拉赫

Schleicher, Kurt von，库特·冯·施莱歇

Schlichter, Rudolf，鲁道夫·施利希特

Schlumberger, Jules，尤勒斯·施伦贝格尔

Schmeidler, Heinz，海因兹·施迈德勒

Schmidt, Otto，奥托·施密特

Schoff, Otto，奥托·朔夫

Scholfield, Alwyn Faber，埃尔文·法伯·朔勒菲尔德

Scholtz-Klink, Gertrud，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

Schopenhauer, Arthur，阿图尔·叔本华

Schoppmann, Claudia，克劳迪娅·朔普曼

Schreiner, Olive，奥利弗·施赖纳

Schrenck-Notzing, baron Albert von，阿尔伯·冯·特施伦克－诺青男爵

Schröder，施罗德博士

Schücker, Anton，安东·许克

Schultz, Johannes Heinrich，约翰尼斯·海因里希·舒尔茨

Schuitz, Karl，卡尔·舒尔茨

Schultz, Richard，理查德·舒尔茨

Schwarzenbach, Annemarie，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

Schwichtenberg, Martel，马特尔·施维希滕贝格

Schwitters, Kurt，施维特斯

Searle, Alan Frank，瑟尔

Seefeld, Adolf，泽费尔德

Seillière, Ernest，塞埃

Shairp, Mordaunt，谢普

Shakespeare, William，莎士比亚

Shaw, Glen Byam，肖

Shelley, Percy Bisshe，雪莱

Sheppard, J. T.，谢泼德

Shoosmith, F. H.，舒史密斯

Sicard de Plauzoles，西卡尔·德·普洛佐尔

Siegfried, Arnold，西格弗里德

Siemsen, Hans，西姆森

Simpson, F. A.，辛普森

Sintenis, Renée，辛特尼斯

Sitwell, Edith，西特韦尔

Sokolnicka, Evgénia，索克尔尼卡

Solano, Solita，索拉诺

Solidor, Susy，索利多

Sombart, Nicolaus，松巴特

Souday, Paul，苏代

Souline, Evguenia，苏林

Spender, Humphrey，汉弗莱·斯彭德

Spender, Michael，米歇尔·斯彭德

Spender, Stephen，斯蒂芬·斯彭德

Spiess, Camille，施皮斯

Spohr, Max，马克斯·施波尔

Sprott, Jack，杰克·斯普罗特

St Aubin, Gwen，格温·圣奥宾

St George Nelson, Francis，弗兰西斯·圣乔治·尼尔森

St John, Lucas，卢卡斯·圣约翰

St Paul, Georges，乔治·圣保罗

Stabel, Heinz，海因兹·施塔贝尔

Stanley, John Rowlands, Sir Henry Morton，斯坦利

Stanpfer,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

Steakley, James D., D. 詹姆斯·斯特克利

Stefan, Hans，汉斯·斯特凡

Steichen, Edward，爱德华·斯泰肯

Stein, Gertrude，格特鲁德·斯泰因

Steinach, Eugen，尤金·施泰纳赫

Stelter, René，勒内·施特尔特

Stennes, Walter，沃尔特·施滕尼斯

Stephen, Adrian，阿德里安·斯蒂芬

Stephen, Julia，朱莉亚·斯蒂芬

Stephen, Stella，斯特拉·斯蒂芬

Stephen, Thoby，索比·斯蒂芬

Stern, Erich，埃里希·施特恩

Stirner, Max，马克斯·施蒂纳

Stöcker, Helene，海伦娜·施特克尔

Stopes, Marie，玛利·斯托普

Strachey, Alix，阿利克斯·阿利克斯·斯特雷奇

Strachey, James，詹姆斯·斯特雷奇

Strachey, Lytton，利顿·斯特雷奇

Strachey, Marjorie，马乔里·斯特雷奇

Strasser, Gregor，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Strasser, Otto，奥托·施特拉塞尔

Strudwick, Ethel，埃特尔·施图德维克

Sucky, Josef，约瑟夫·苏希

Sullivan, H. S., H. S. 沙利文

Summers, Montague，蒙塔古·萨默斯

Suren, Hans，汉斯·祖伦

Swithinbank, Bernard，伯纳德·斯威辛班克

Sydney-Turner, Saxon，萨克松·悉尼－特纳

Symonds, John Addington，约翰·艾丁顿·西蒙兹

Tacite，塔西佗

Tanguy, Yves，伊夫·唐吉

Tardieu, Ambroise，安布鲁瓦兹·塔迪厄

Tardieu, André，安德烈·塔迪厄

Tchaïkovski, Piotr Illitch，柴可夫斯基

Tchelitchev, Pavel，帕韦尔·切里切夫

Teilhaber, Felix A.，费利克斯·A. 泰尔哈勃

Tennant, Stephen，斯蒂芬·坦南特

Terry, Ellen，艾伦·特里

Tesch, Willi，维利·特施

Thérive, André，安德烈·泰里夫

Thesiger, Ernst，恩斯特·塞西杰

Thiele, Adolf，阿道夫·蒂勒

Thierack, Georg格奥尔格·蒂拉克

Thirion, Katia，凯蒂娅·蒂里翁

Thomas, Edward，爱德华·托马斯

Thönys, Eduard，爱德华·特尼斯

Thorak, Joseph，约瑟夫·多列士

Tirala, Lothar Gottlieb，洛塔尔·戈特里布·蒂拉拉

Toklas, Alice B.，埃里斯·B. 托克拉斯

Toller, Ernst，恩斯特·托勒

Tolstoï Léon Nikolaïevitch，列夫·托尔斯泰

Toth, Tihamer，蒂哈莫·托特

Toynbee, Philip，菲利浦·托因比

Trefusis, Denys，德尼斯·特里富西斯

Trefusis, Violet，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

Treschkow, Hans von，汉斯·冯·特雷施科

Trefiakov, Sergueï，谢尔盖·特雷菲亚科夫

Troubridge, Ernest，恩斯特·特鲁布里奇

Troubridge, Una，尤纳·特鲁布里奇

Tscheck, Ewald，埃瓦尔德·切克

Tucholsky, Kurt，库特·图赫尔斯基

Tuke, H. S., H. S. 图克

Twardowsky, Hans Heinrich von，汉斯·海因里希·冯·特瓦尔多夫斯基

Ulrichs, Karl Heinrich，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希斯

Unik, Pierre，皮埃尔·于尼克

Upward, Edward，爱德华·厄普沃

Urquhart, F. F., F. F. 厄克特

Vaernet, Carl，卡尔·韦尔内

Valentin, Albert，阿尔贝·瓦朗坦

Valéry, Paul，保罗·瓦莱里

Van der Lubbe, Marinus，范德鲁贝

Van Gogh, Vincent，凡高

Van Zuylen，范楚伦男爵夫人

Vautel, Clément，克莱蒙特·沃泰尔

Veidt, Conradt，康拉德·法伊特

Verlaine, Paul，保罗·魏尔伦

Vermehren, Isa，费梅伦

Vernon Lee（Violet Paget），弗农·李

Vicinus, Martha，玛莎·维西努斯

Viertel, Salka，萨尔卡·菲特尔

Vigo, Jean，让·维果

Violet, Jean，让·维奥莱

Vion, Simone，西蒙尼·维翁

Vionnet, Madeleine，马德莱娜·维奥内

Vivien, Renée，勒妮·维维安

Vogel, Martin，马丁·沃热尔

Voigt, Margaret，玛格丽特·福格特

Vollard, Ambroise，安布罗斯·沃拉尔

Vosper, Frank，弗兰克·沃斯珀

Vurpas, Claude，克劳德·维尔帕

Wagner, Adolf，阿道夫·瓦格纳

Wagner, Richard，理查德·瓦格纳

Waldecke, St Ch.（Ewald Tscheck），瓦尔德克

Waley, Arthur，阿瑟·韦利

Walpole, Hugh，休·沃波尔

Warner, Sylvia Townsend，西尔维娅·汤森·沃纳

Watson, Peter，彼得·沃森

Waugh, Alec，亚力克·沃

Waugh, Evelyn，伊夫林·沃

Waugham, Madge，马奇·沃海姆

Weatherhead, Leslie D.，莱斯利·D. 韦瑟黑德

Wedekind, Frank，弗兰克·韦德金德

Wedekind, Pamela，帕梅拉·韦德金德

Wedgwood, Josiah，乔西亚·韦奇伍德

Weeks, Jeffrey，杰弗瑞·威克斯

Weigelsberger, Ludwig，魏格尔斯贝格尔

Weinberg, Siegfried，西格弗里德·魏因贝格

Weinberger, Josef，约瑟夫·魏因贝格尔

Weininger, Otto，奥托·魏宁格尔

Weirauch, A. E., A. E. 魏劳赫

Weller, Juliette，朱丽叶·韦勒

Wellesley, Dorothy，多萝西·韦尔斯利

Werner, Françoise，弗朗索瓦丝·维尔纳

Werth, Léon，莱昂·韦特

Werthauer, Johannes，韦特豪尔

Wertheim,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韦特海姆

Westphal, Carl，卡尔·韦斯特法尔

Whistler, Rex，雷克斯·惠斯勒

Whitehead, J., J. 怀特黑德

Whitman, Walt，沃尔特·惠特曼

Wichelo, Tom，汤姆·威切罗

Wild, Ernest，恩斯特·怀尔德

Wilde, Dolly，多莉·王尔德

Wilde, Oscar，奥斯卡·王尔德

Wilhelm, Eugen（Numa Praetorius），尤金·威廉

Willson, Terry，特里·威尔森

Willy（Henri Gauthier Villars），威利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温克尔曼

Winn, Godfrey，戈弗雷·温

Winsloe, Christa，克里斯塔·温斯洛

Winstanley, Denys Arthur，温斯坦利

Wittels, Fritz，弗里茨·维特尔斯

Wittje，党卫军队长维特伊

Wohlbrück, Adolf，阿道夫·沃尔布吕克

Wolf，沃尔夫博士

Wolfenden, John，约翰·沃尔芬登

Wolff, Charlotte，夏洛特·沃尔夫

Wood, Thelma，塞尔马·伍德

Woolf, Leonard，伦纳德·伍尔夫

Woolf, Virginia，弗吉尼亚·伍尔夫

Worsley, Thomas Cuthbert, T. C. 沃斯利

Wusche, Ernst，恩斯特·伍什

Wuth, Otto，奥托·伍特

Wyneken, Gustav，古斯塔夫·维内肯

Young, Francis Brett，弗兰西斯·布雷特·扬

Yourcenar, Marguerite，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Zacharias, Erich，埃里希·扎哈里亚斯

Zahnd, Adolphe，阿道芬·察恩德

Zeidler, Kurt，库特·蔡德勒

Zetkin, Clara，克拉拉·蔡特金

Zola, Emile，埃米尔·左拉

Zweig, Stefan，茨威格

Zywulska, Krystina，克里斯蒂娜·齐伍尔斯卡

Table of Contents

致谢

前言

引论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上编

短暂的辉煌：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年代

——介于风流浮华和积极斗争之间的同性恋者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同性恋记忆：1869-1919

同性恋的生活场景：颠覆的语言

魔幻的城市，神话的城市：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德国模式：群体性和斗争性

受到影响的运动：德国模式的教导

法国道路：个人主义走向末路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被诱惑的少年：公学中的同性恋

两代同性恋知识分子

中编

内心的恐惧和欲望：矛盾的言论和典型的形象

——同性恋者，两次大战之间的类型化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医学模式的传播：由外界强加的身份

成为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要求

怎样界定女同性恋者？一种正在建构中的认同

一个同性恋社群的诞生？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偏见的负担

同性恋，时尚现象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积极介入：政治角逐中的同性恋者

误解或者叛卖：清教思想与机会主义之间的左派

罪行的族谱：同性恋，一种“法西斯变态”？

下编

假意的宽容：30年代的镇压和回潮

——同性恋者，罪犯和牺牲者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英国的反对（1919-1939）

魏玛时期的德国，纵容与镇压之间（1919-1933）

在自由中被监控的法国同性恋者（1919-1939）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3-1935：德国模式的破灭

1935-1939：反同性恋恐怖的组织

30年代末：风暴中的法国和英国同性恋者

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附录

表格

德国女同性恋之歌《淡紫色的歌》

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案

卡尔·维尔纳博士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1944）

缩略语表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