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 埃赫那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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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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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

- 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

- 尼禄

- 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时代

-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帝国和宗教

- 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从查理大帝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 萨拉丁：苏丹和他的时代（1138～1193）

- 路易十四：太阳王的生活

- 威廉二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赫那吞/（德）赫尔曼·A.施勒格尔著；杨稚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埃… Ⅱ.①赫…②杨… Ⅲ.①埃赫那顿（阿孟霍特普四世IKhnaton Amenhotep IV）-传记 Ⅳ.①K834.1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20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埃赫那吞

著者/［德］赫尔曼·A.施勒格尔

译者/杨稚梓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肖世伟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875 本册字数：97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6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继位之路

- 第二章 在多神教环境中成长

- 第三章 年迈的法老

- 第四章 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纳芙蒂蒂：在卡尔纳克享有巨大王权

- 第五章 找到了阿吞——创造一位神祇

- 第六章 三神组

- 第七章 “我将这一职责交付于你”

- 第八章 阿吞找到他的城

- 第九章 眺望天空之景

- 第十章 “你塑造人及其品性”

- 第十一章 神之光

- 第十二章 强加的信仰

- 第十三章 阿吞光辉下的死亡

- 第十四章 诸神陨落

- 第十五章 管理国家

- 第十六章 国界的另一侧

- 第十七章 日落之前

- 第十八章 基雅——纳芙蒂蒂阴影下的贵妃

- 第十九章 法老驾崩

- 第二十章 混乱无序

- 第二十一章 图坦卡吞和不堪重负的遗产

- 第二十二章 弄权者阿亚

- 第二十三章 时代终结

- 第二十四章 阅读曼涅托史书

- 第二十五章 发现埃赫那吞

- 阿马尔纳遗迹分布及埃赫那吞陵墓示意图

- 大事年表

- 图片出处

- 参考文献

- 人名和地名索引

第一章 继位之路

无论什么，一经想到就再不可逆。

——弗雷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公元前1351年，一位名叫阿蒙霍特普四世（Amunhotep IV）的年轻人登上了法老的宝座。他的名字发音可能是“阿曼夏特帕”（Amanchatpa），我们德语里通用的是它的希腊语形式“阿门诺菲斯”（Amenophis）。这个年轻人将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物，对文化和宗教史产生的影响延续到我们的时代，因为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神宗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门诺菲斯的踪迹我们只能看个大概，这位奇人引发的种种推测和大量假说往往使他的形象更加扑朔迷离。不过，过去数年间的考古发现恰好大大扩充了我们现有的关于他的材料，所以是时候重新观察一下这个人物的全貌了。本书主要叙述我们已经确定的情况，毕竟有些出版物让一些猜测流传开来，如果对每个猜测都荡开一笔去讲，或者去处理那些有时候还彼此矛盾的假说，本书的篇幅就不够了。

阿门诺菲斯四世是著名的埃及第18王朝第10位法老，第18王朝当时已经统治尼罗河谷地180多年了。它的缔造者阿赫摩斯（Ahmose）（公元前1540～前1525年在位）把外来的闪米特人赶出了埃及，这些亚洲统治者被尊称为“贺考夏苏特”（Hekau-chasut），意为“异国的统治者”，希腊语称为“喜克索斯”（Hyksos），曾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城市阿瓦里斯据为都城百年以上，现在阿赫摩斯永远地终结了他们的统治。此举开创了新王朝的灿烂时代，其间埃及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埃及吞并了独立国家库施（Kusch，即努比亚），向那里派遣了一位埃及总督，实行严酷的统治。总督职位一般交给一位高级行政官员或军官，他们拥有“库施王子”（Königssohn von Kusch）这一头衔。拥有采石场和金矿的努比亚对这一时期埃及经济的蓬勃发展至关重要。

相比于努比亚，埃及对同为其占领地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则没有那么严苛，这是因为米坦尼王国（Mitanni-Reich）控制着叙利亚北部，与埃及的势力范围相邻，因此埃及无法完全保障在这两个地方的权力。这个地区的军事争端直到阿门诺菲斯四世的祖父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is IV，公元前1397～前1388年在位）时期才随着北方赫梯人的入侵结束。因为那时，米坦尼被夹在两军前线之间，只得与埃及讲和，和约通过图特摩斯四世与一位米坦尼公主的婚姻缔结。这样，两国对峙多年后终得和平，可以一致对敌了。

然而，图特摩斯四世英年早逝。他的儿子阿门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III，公元前1388～前1351年在位）年仅12岁就继承了王位，不过最开始是由其母穆特姆亚（Mutemuia）摄政。王国的边界总的来说还算安定，有案可稽的只有法老执政第五年的军事行动：一场努比亚人的起义被镇压，不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不在法老手里，主帅是库施总督梅利莫泽（Merimose）。

阿门诺菲斯三世册封泰伊（Teje）为大王妻（Große Königsgemahlin，亦称“王后”），她出身平民，来自位高权重的官员家庭。统治者和平民女子的婚姻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因为泰伊尽管出身显赫，却不满足大王妻的身份前提。至今，唯独有王室血统的公主才具有当大王妻的资格。她的父亲尤亚（Juja）是“公牛主管”（Rindervorsteher）和“敏神的先知”（Prophet des Gottes Min），来自埃及中部城市艾赫米姆（Achmim，古埃及语为Ipu）。作为法老的岳父，他获得了一些荣誉头衔，如“神之父”（Gottesvater，埃及语it-netjer），这个头衔表明他是法老的亲属。惊人的是，尤亚及其妻图雅（Tuja）的数位子女左右埃及的政治长达几十年。大王妻泰伊生下两个儿子——王子图特摩斯（Thutmosis）和阿门诺菲斯，四个女儿——公主塞塔蒙（Satamun）、伊西丝（Isis）、赫努塔奈（Henutaneb）和尼贝塔（Nebetiah）。她举足轻重，十分强势，很快就扮演起国家领导者的角色。不过她的兄弟阿南（Aanen），后来尤其是阿亚（Aja），也得到了重要的职位，意义非常。

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位期间，王宫豪华，空前绝后。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外交家，而且热衷搞王室排场。就这样，作为建设者，他超越了所有前朝君王，在这方面他显然对巨型建筑偏爱有加，这种品味是开创性的。他委派来自尼罗河三角洲城市阿特里比斯（Athribis）的哈普之子阿门诺菲斯（Amenophis，Sohn des Hapu）总领建筑工程。这位建筑师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法老甚至允许他在底比斯西侧（Theben-West）

[1]

为自己建造一座陵庙，这之前可是法老独享的特权。因其赫赫功绩，建筑师阿门诺菲斯在埃及的民众中也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人物，直到几百年之后，他还被人们当作伟大的贤人加以崇敬，乃至被奉为神灵。然而，赞助他的国王此时已经被人遗忘。“建设者”法老阿门诺菲斯三世建造了卢克索神庙（Tempel von Luxor），这座神庙至今仍是古埃及建筑最惊人的代表之一。底比斯西侧的法老陵庙同样规模巨大。除了一些有趣的出土残块之外，保留至今的只有曾经守候在大门两侧的那两尊将近20米高的法老坐像。古典时代，游历尼罗河的希腊和罗马游客把这两尊坐像看成对门农（Memnon）的写照，这位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在特洛伊城前死于阿喀琉斯之手。因此，这两尊坐像至今仍被称为“门农巨像”（Memnonkolosse）。

政治方面，阿门诺菲斯三世周全地考虑了埃及与周边民族的平衡关系，为此缔结了几次政治婚姻。还在统治初期，米坦尼国王舒塔尔纳（Schutarna）之女基鲁克帕公主（Prinzessin Giluchepa）就进了他的后宫，不过后宫里面还有不少其他王公之女，包括一位巴比伦公主。后宫嫔妃居住在宫殿中一个单独的区域里（埃及语cheneret），她们和自己的随从在这里得到照管。这里有农田、牛群、磨坊和织造工场。管理后宫的任务被交给专门的官员，而不是后宫看守或者宦官。这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组织，其成员构成或多或少相对独立的群体，几乎全员没有姓名。生活在后宫里的贵妇和公主作为嫔妃，只对法老一人负责，是他的女伴，全心全意地迎合他。为了取悦他，她们还要提供音乐、舞蹈表演。到统治末期，国王已经体弱多病，但最后还是迎娶了米坦尼新王图什拉塔（Tuschratta）的女儿、年轻的公主塔杜刻帕（Prinzessin Taduchepa）。图什拉塔希望米坦尼与埃及的关系坚不可摧，因为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Suppiluliuma I，公元前1355～前1320年在位）的大军已经开始进逼米坦尼。在最后的这段岁月里，阿门诺菲斯三世还晋封自己的两个女儿为“大王妻”。不过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实际的婚姻，两位公主只是通过这个头衔获得了负责重要王室应酬的权限。

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位第30年，王储图特摩斯突然去世。王储取了祖父图特摩斯四世的名字，长期生活在孟菲斯（Memphis）。和之前所有的王储一样，他在这座卫戍城市里接受了军事训练，由此获得了“军队司令官”这一头衔，不过同时也在该地的卜塔神庙里履行大祭司职责。这个时期有一座石棺（现存开罗博物馆，编号CG 5003）保存下来，是这位王储为了安葬一只神猫供上的，他接受的传统宗教培训恰好被以这种方式记录了下来。过世后，王储有可能被葬在孟菲斯地区。

只因王储早亡，他的弟弟才有机会登上王位。这样一来，继任的国王不叫图特摩斯五世，而是称阿门诺菲斯四世。

[1]
底比斯横跨尼罗河两岸，西侧是法老的安息之地。——编者注

第二章 在多神教环境中成长

位于底比斯的阿门诺菲斯三世时期的谢赫阿布代库尔纳墓（Scheich Abd el-Qurna 226号墓）里有一幅图像，上面画的是一位可惜不知姓名的“王室抄写员”兼“王子教师”，他怀里坐着他四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这些小王子是阿门诺菲斯三世的儿子，留着少年人的鬈发，戴着圆盘形的耳饰。可惜，记录受监护人名字的铭文没有被发现。王子中看上去年龄最大的那个伸着右胳膊，正在抚摸老师的肩膀。这有可能是王储图特摩斯一张早年的画像；紧挨着他坐的可能是他的弟弟阿门诺菲斯。他们在老师那里为未来的宫廷生活做准备，学习书写和阅读，从事体育活动。不过他们首先要被引领接触最精深的宗教奥秘。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宗教创始人是在什么样的宗教理念和信仰中长大的？又是哪种精神氛围可能对他产生了影响？

埃及神祇的起源要归功于直接体验：地下天上，人们感知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体现了某位神灵的力量，所以神灵数量庞大。他们居住在天上或者地府，但是人在地上为他们建造了巨大的庙宇，让他们也可以在人间逗留。神庙最里面那一部分有他们的神像，用金子、石头和青铜做成，摆在神殿里，只有少数选出来的祭司可以进入神殿，为的是每天用宗教祷文做祈祷，并对神像履行规定的职责。但神灵的庙宇中其余的场所和院落也只有一群有特权的人可以踏入；普通信徒在庙门，也就是双塔式门（Pylon）前进行祈祷。

无疑，公元前2500年之后，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神就包括太阳神拉（Re）。他偏爱的祭祀地点是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埃及语为Junu，即《圣经》里的昂（On）］，这个城市在埃及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政治方面则毫不突出。除了拉还有其他太阳神，他们各自呈现着太阳的一个特殊形象，大致对应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比如彻帕里神代表早晨的太阳（Chepre，“新兴者”），这位神的形象是蜣螂（圣甲虫）。人们把白天的太阳形象化为哈拉克特神（Harachte，“地平线的荷鲁斯”），他化身为太阳神鹰穿过天空；这位神是从古老的天神及国王的守护神荷鲁斯（Horus，“遥远者”）中分出来的，后者一般作为“荷鲁斯名”处于法老王名圈的第一位。太阳在晚间的形象等同于阿图姆（Atum，“无差别者”），这是一位重要的远古神祇，其主要的祭祀中心同样在赫利奥波利斯。

然而，太阳神拉是创造神，仅是每位法老都把自己称为“拉之子”就体现了他的重要性。他是世界的维持者，乘一小舟，白天穿过天空，夜晚穿过地府。在这种想象中，乘着白日小舟经历一段劳累的旅行后，太阳神和随从一起登上夜舟，踏上下一段12个小时的旅程，穿过地府的江河湖海，但地下的水域并非毫无危险。这里潜伏着诸神的敌人、蛇形的阿波菲斯（Apophis），他超越存在，因此永远也不可能被消灭。整个夜里，阿波菲斯都会在前往地府的太阳神的道路上制造障碍，威胁他，由此也威胁世间万物。只有使用魔法才能免于被阿波菲斯伤害。在前行的途中，太阳神还要与地府的统治者奥西里斯（Osiris）短暂地合二为一，以便在随后的清晨恢复活力，重新在东方升起，再次开始白天的行程。如今，奥西里斯仍然是埃及众神中最著名的神祇，这都是因为奥西里斯崇拜在罗马帝国晚期传播到地中海周围的所有罗马行省。这位神祇之所以在这些地区大受尊重，是因为他的命运。神话中，奥西里斯曾是埃及国王，被自己的弟弟塞特（Seth）谋杀，尸体被切成很多块并被扔进尼罗河。随后凶手篡位。然而，死者的姐妹兼妻子伊西斯拥有强大的魔法，对亡夫的哀悼之情无以复加，甚至用自己的悲鸣把丈夫暂时唤回人世，好让自己怀上儿子，即荷鲁斯。后来，荷鲁斯为自己惨遭杀害的父亲从篡位者塞特那里讨回了公道，作为合法继承人登上王座。不过，奥西里斯并非在人间复活，而是成为地府的统治者。为了模仿这则神话，每位埃及法老都作为荷鲁斯的化身继承父亲的王位，而先王则因死亡扮演奥西里斯的角色。

女神马特（Maat）是埃及诸神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位，她是太阳神拉的女儿，被描绘为头顶一根鸵鸟羽毛，这根羽毛同时也是她的象征。她被视作创世者创造世界时指定的世界秩序的化身。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马特也意味着“真实”和“公正”，是混沌的对立面。一份古埃及文本写道：“世界的准则就是马特的实现。”于是太阳神在宇宙中实现马特，在大地上，这可就是法老的使命了。

从公元前2000年初开始，诸神中至高无上的就是王国主神阿蒙（Amun）。他的名字意为“不可见者”或“隐藏者”。他是微风之神，同时也是万物的统治者，赋予万物灵魂。他还有一个别名——“强者中的最强者”。“神庙之城”卡尔纳克（Karnak）被献给阿蒙，这是尼罗河国度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历代法老都对这座城市进行建设和扩建。法老会以阿蒙的名义出征，获得战利品，由此惊人的财富涌入阿蒙神庙，而巨大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则归他的祭司所有。后来，希腊人在这位神祇和宙斯之间画等号。在艺术作品中，阿蒙通常被表现为人的形象，有一个高高的羽冠作为头饰。在都城底比斯——今天的卢克索就有一部分处于这座城市的遗址之上——人们安排女神穆特（Mut，“母亲”）作为阿蒙的妻子。穆特和阿蒙结合之前，只是一个低微的神祇。月神孔苏（Chons，意为“漫游者”）被视为这两位神祇的孩子，在底比斯享有特别高的名望，通过不断获得新生的月亮来展示自己的青春。此外，孔苏还是预言之神，而且人们向这位救苦救难的神祈祷，求他帮自己战胜恶兽和疾病。在底比斯，阿蒙、穆特和孔苏被尊为三神组（“三联神”），因为埃及的神学家倾向于把多位神灵系统性地编排为夫妻和家庭。旧都孟菲斯也有这样一组三联神。在那里，卜塔神（Ptah，其名字含义不明）是人们信仰崇拜的中心，也被视作一位创世神。据刻在一块磨损严重的玄武岩板（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编号498）上的一份重要宗教文书记载，卜塔通过思想和言语创造了世界，这种创世观让人想起《约翰福音》的开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1]

不过，卜塔首先是各种手艺者的保护神，因此他的大祭司拥有“手艺人的最高首领”这一头衔。各种雕像把这位神表现为肢体没分节的人的形象，戴着一顶紧贴着头顶的便帽。他身边站着他的妻子塞赫美特（Sachmet，意为“最强大者”）。她表现为长着狮子脑袋的女人形象，性格中包含狮子那种危险的天性。她用毁灭性的力量对付埃及的敌人，但也会把危险的疾病带给埃及人。要想成功治愈疾病，必须让女神心平气和。这对神祇夫妻的儿子是涅菲尔图姆（Nefertem，意为“无瑕的美男子”），他出现在莲花之中，是香气之神和王宫香水的主宰。但他身上也有一种危险的特质，那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的。

同样是在孟菲斯，从远古时期开始，阿匹斯神（Apis）就为人们所尊崇，他受到崇拜的神圣形象是一头活着的公牛，在他让新法老登上宝座时，这头公牛身上肯定会显现某些标志。他要保证整个国家肥沃多产。后来，他也被理解为神使或者卜塔的化身。

埃及最受尊敬、有着最复杂的神学意义的女神可能要数哈托尔（Hathor），她的名字意为“荷鲁斯的房子”。在远古时代，她被视为天空女神，正如她的名字表明的那样，她和荷鲁斯有关系，因此也和太阳有关。后来，人们把她等同于太阳神拉那喷射火焰、灼烧万物的眼睛。她成为“掌管惊恐的女神”，拥有毁灭性的力量。不过，她还是音乐女神、舞蹈女神和爱情女神；可以理解，希腊人为何想要把她认作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最后，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哈托尔还具有某些母性特征。在底比斯，她还被尊称为死神：死者希望追随她，这样就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保护和可靠的照料。哈托尔常常表现为母牛的形象，或者是一个长着牛耳和一只牛角的女人形象，头上有日轮作为饰物。崇拜她的中心地区是埃及中部的丹德拉（Dendera）。

人们给很多神都分配了动物，这些动物最初和相应神祇的本质有关联。比如，胡狼和死神阿努比斯（Anubis，意为“小狗”）联系在一起，而代表上下埃及的双王冠女神涅赫贝特（Nechbet）及乌托（Uto）就和秃鹫与眼镜蛇联系在一起。很多神要么完全以动物形象出现，要么是长着动物脑袋的人的形象，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为埃及人确实把这些神祇想象为这副模样。毋宁说动物或者动物脑袋只是一个标志，便于让人们辨认出某个情景中说的是哪位神祇。

在埃及人的观念中，一位神祇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神祇建立一种十分强大的联系，这种联系被人们称为“寓居”或者“合二为一”。在“寓居”的情况下，神祇的名字就会像化学公式中的元素一样排列在一起。所以，阿蒙和拉就可能建立联系，然后这种关联被称作阿蒙—拉（Amun-Re）。这种结合增强了两位神祇的力量，这种结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但也可能比较持久。阿蒙和生殖之神敏（Min）“寓居”，十分亲密，由此敏能够以阿蒙的形象出现。这种情况下，敏被描绘成一个人，阴茎勃起，右臂抬高，挥舞着一条鞭子。

阿门诺菲斯三世继位后延续了宗教方面的旧传统，但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某些新的重点，或许是他个人的偏好。比如，表现为阿蒙—拉或者拉—哈拉克特（Re-Harachte）的全能太阳神成为崇拜的中心。这段时间里，一群祭司也开始从神学上考虑把“太阳神”这个概念从此前的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他们尝试构思一位独一无二的神祇，他超越一切，是全世界的神，这样一来多神论世界观第一次出现裂痕。仅是从新王朝开始每日神庙仪式中念诵的“阿蒙，……造就诸神的神”就已经昭示了这个新方向。然而，神学家还远不会排除或者忽视其他神祇。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宗教学者之一是阿南，他是法老的妻舅、王储阿门诺菲斯的舅舅，作为阿蒙次席先知掌管着卡尔纳克神庙的所有财产，因此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1.42米高的阿南立像（如今在都灵埃及博物馆，5484号藏品）上的自述铭文写道：

储君、法老的行政官、下埃及法老的掌玺官、准许接近主人之人，在王室得享厚爱，保有君恩，身为神之父，双手洁净，身为仪式祭司

[2]

，通晓苍天之性，拉神庙宇中最伟大的观照者（der Größte der Schauenden，大祭司的头衔），上埃及赫利奥波利斯（底比斯）的塞姆祭司（Sempriester，古老又重要的头衔，法老陵庙中的最高职位），让各种事务各行其序，以其声慰诸神，阿蒙次席先知，阿南，音正之人

[3]

（得享极乐）。

立像中的阿南身穿豹皮，这是塞姆祭司的法衣，不寻常的是，这张豹皮上有密密麻麻的星星图案，这自然不能仅仅被视作装饰，而是强调阿南作为天文学家的博学多才。如今可以确定，讲述了太阳神度过夜里12小时的旅程的重要宗教作品《地狱之书》（Buch von den Pforten des Jenseits）是在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位期间撰写的。或许阿南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少年阿门诺菲斯在宫中常常可以遇见阿南，很容易想象，正是这位作为祭司的学者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在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位第31年，阿南去世，被安葬在底比斯西侧的谢赫阿布代库尔纳（120号墓）。他的母亲图雅希望在死后挨着这个聪慧的儿子。她的棺材上写着：“图雅，音正之人……，及其子，阿蒙次席先知，完美神灵称赞之人，阿南，音正之人。”

国王下令建造了很多比真人大很多的穆特—塞赫美特（Mut-Sachmet）像，由此暗示自己特别偏重于传统信仰，因为他患病后想要讨好神祇，让他们对自己开恩，愿他们治好让他痛苦不堪的痼疾。于是他令人把几百个这样的大型塑像立在卡尔纳克，不过也有一部分立在底比斯西部，其中有些如今还立在那里。萨加拉（Sakkara）所谓的萨拉皮雍神庙（Serapeum）的盛大落成典礼也是阿门诺菲斯三世时期值得记录的大事。此后，孟菲斯的阿匹斯神牛会被定期隆重地安葬在这座神庙里。

[1]
本句引自《圣经》和合本《约翰福音》（1∶1）。（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原文为Vorlesepriester，意译为“朗诵祭司”，根据文献，指的是在葬礼等仪式上持仪式书、念诵祷词和咒文的祭司，中文通常译为“仪式祭司”或者“仪式书祭司”。

[3]
原文为gerechtfertigt，对应的是埃及的特殊称谓Maa-cheru，意为“声音公正”“正人”“声音真实”。早期曾是过世法老享有的称号，后为所有死者都会使用的称谓。

第三章 年迈的法老

法老重新加冕的节庆被称为赫卜赛德节（Hebsed）或者赛德节（Sedfest），它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史前时代。这个节庆照例在法老统治三十年后举行，不过后来也可以不到三十年就重复举行。在赫卜赛德节，埃及所有神灵都会对法老献上美意，就和他登基那天一样，而统治者在现实和神秘领域的力量首先是通过一场祭祀得到证明并得以更新。因此，赫卜赛德节是对法老权力的证明，整个国家都会参与其中。

节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统治者以“地上的太阳神”的身份立起杰德柱（Djed-Pfeiler）。这根柱子外形像一根木桩，上面缠了很多芦苇束，它对应的象形文字是“杰德”（djed），意思是“持久”或“稳定”。杰德柱主要用在奥西里斯崇拜中，它象征奥西里斯战胜塞特，不过也包含太阳每日运转持久稳定的意义。法老立起杰德柱时要有人唱诵赞歌，其他人还要对法老献上颂德文。公牛和驴子“在为神圣的卜塔—索卡尔—奥西里斯（Ptah-Sokar-Osiris）立柱这一天要绕着墙走四周”。四这个数字象征了四个方向，而驴子被视作杀死奥西里斯的塞特的象征，塞特则应该受到侮辱。最后还要举办举着诸神旗帜的节庆游行和行舟活动，要表演舞蹈和朗诵。节庆持续数天。节日高潮是法老在一个名为赛德节祈祷室（Sedfest-Kapelle）的小阁中坐在一个方形宝座上，轮流把上下埃及的王冠戴到头上，由此重新完成加冕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法老披着一件及膝的白色短袍，即赫卜赛德法衣（Hebsed-Gewand），双臂完全裹在袍子里面，又因为脖领开口很宽，双肩几乎露在外面。从袍子里伸出来的双手握着权杖和鞭子，这是权力的标志。穿上这件法衣后，法老等同于奥西里斯神，是重生和重振的化身，因为这场回春节庆应该赋予法老的统治一个新的起点。

赫卜赛德节的准备工作规模宏大，如国王的仪式需要的一些建筑要专门为这场活动而建。此外，还必须从远近各地调集大量食物甚至整个牲畜群，还需要运送啤酒和葡萄酒，这些酒水部分甚至是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送来的。

阿门诺菲斯三世统治30年后举办自己的第一个统治周年庆典时，底比斯法老的王室领地总管兼法老文书涅菲赛赫鲁（Nefersecheru）被委任为庆祝活动的负责人。我们在他位于底比斯的墓中（107号）看到了他的专属头衔——“第一届赛德节任务中两尊御座的主管”。庆典活动在位于底比斯西侧的摩尔迦塔（el-Molgata）的王宫中举办，在这里为法老建造了一个四方形的廊台，走上去恰好要三十级台阶。法老命人聚集到周年庆典的举办地，以便他们向他表达敬意。到场的不仅有作为法老代理人的两位维西尔（Wesir）和供职已久的库施总督梅利莫泽，还有许多重要官员，如哈普之子、年迈的阿门诺菲斯，以及上下埃及粮仓主管查姆马阿特——他可以值此节庆向法老报告全国年度收成十分光彩的结算情况。所有人都对自己能够参加这场法老的庆典并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大为自豪，于是全在自己的墓志铭中提到了这些。

大王妻泰伊的宫廷总管谢里乌夫（Cheriuf）位于底比斯西侧的阿萨西夫（Assasif）的墓（192号）中的铭文记叙了活动的氛围。他描述了阿门诺菲斯三世和天空女神哈托尔以及王后泰伊一起端坐在一个小亭子内。披着赫卜赛德法衣的法老赏赐大臣赠礼。很遗憾，他的墓志铭有缺失：

……在第一届赛德节上。陛下出现在欢庆宫（das Haus des Jubels）那里，高大的宫门旁。诸官员、宫廷人等、侍从官、门卫得以朝见，随后还有陛下的相识、船只管理员、宫殿主管和陛下的学士们。人们被赐予“荣誉金”（Ehrengold）和用压成片的金子制作的鸟和鱼的雕像。接着，大家得到衣物和绿色的亚麻带子，众人听令，各自按照级别列队。大家享用王室早餐——面包，以及啤酒、肉和禽类。饭后，他们按照命令前往陛下的湖畔，来给陛下划船。他们抓住白日小舟的拖绳和夜晚小舟前面的缆绳（对应太阳神的两艘小船），就这样，他们把小舟拉向宫殿。他们在宝座的台阶前站住。是陛下让他们完成这件事，严格按照古时文献样本，因为从先祖的时代以来，人们就没再正确地庆祝过赛德节，而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查姆马阿特（Chaemmaat，对出席节庆的国王的称呼），即阿蒙之子……将被赋予和拉一样的永恒的生命。

法老为了赛德节离开王宫：“法老离开宫殿露面，离开他的宫殿（欢庆宫）。”神的旗帜伴随着法老：“参加赛德节的神灵和陪伴着法老的那些神灵。”法老夫妇和谢里乌夫与两位维西尔一同登上大臣们顺着尼罗河拉过来的小舟。随后这篇墓志铭继续讲道：

……力量的主人和阿蒙的儿子在他于底比斯西侧修建的赛德节庆宫中登上宝座。法老陛下动身前往伟大的尼罗河，为的是用船把赛德节庆上的诸神送走……用白日和夜晚小舟……随后，各位公主被引到陛下面前，她们手持金水罐和银合金制的水壶，以便完成在赛德节上要做的事。人们把她们带到王座脚下，让她们面对着廊台，站在陛下面前。随后她们说：“你那金制的水罐和你那银合金制的水壶洁净。荷鲁斯神的女儿，她会给你凉爽的水，君主啊，你长生不死，顺遂康宁，得享永存……”

刚刚被加封为太子的阿门诺菲斯当时十五六岁，他肯定紧挨着法老夫妇就座，或许就在他父王身边。这样他就可以体验一下自己有朝一日将会拥有的权力和荣耀。

一些较早的著述认为，阿门诺菲斯四世曾作为共同执政者和自己日益年迈的父亲一同统治国家数年——最多12年。这种共同执政的情况自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020～前1793年）在埃及出现过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年迈的国王会和一位较年轻的搭档——通常是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共同执政。比如塞洛斯特利斯一世（Sesostris I）就曾与自己的父亲阿蒙涅姆赫特一世（Amenemhat I）共治十年。不过，埃及人很少给这种二王共治的时期注上两位法老的年号，所以我们常常得不到两位法老共同统治的线索和依据。

之所以特别提出阿门诺菲斯四世和阿门诺菲斯三世是否共同执政这个问题，是因为阿马尔纳［Tell el-Amarna，即阿赫塔吞（Achetaton），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后来的都城］的考古发掘人员发现了一些带有阿门诺菲斯三世姓名的物件。因此，英国考古学家约翰·戴维特·斯特灵菲洛·潘德伯里（John Devitt Stringfellow Pendlebury，1904～1941）得出结论——两位法老曾共同执政，而且计算出他们共治的时间为11年。潘德伯里英年早逝后，赫尔伯特·沃尔特·费尔曼（Herbert Walter Fairman，1907～1982）汇集了所有证据（City of Akhenaten III，152ff.），这些证据应该可以证明两位法老共同执政的假说。然而，不仅这些见解被沃尔夫冈·海尔克（Wolfgang Helck，1914～1993）和埃里克·霍尔农（Erik Hornung），以及近来马克·加博尔德（Marc Gabolde）的结论（Akhenaten，62-98）逐一驳倒，而且人们还发现了驳斥二王共治的重要依据。阿兰·H.加第那爵士（Sir Alan H. Gardiner，1879～1963）1961年就在他那部埃及史中写道：“得到诸多讨论的二王共治肯定只是一种假说。”比如，高官谢里乌夫的墓就提供了证据，证明阿门诺菲斯四世统治的最初几年与他父亲统治的最后几年相承接而非并行。提到阿门诺菲斯三世执政第36年，而在同一墓中的另一处画像中，阿门诺菲斯四世和他的母亲泰伊一同出现在各位神祇面前。如果阿门诺菲斯四世此时真与其父共同统治，我们大概能看到他的画像出现在更显著的地方，在他父亲的近旁。另外，来自阿门诺菲斯三世执政第37年的一坛贡酒上面的铭文也没提到共同统治的君主。最后，僧侣撰写的阿马尔纳文书（Amarnabrief EA 27）中有一份用墨水写的笔记，上面提到阿门诺菲斯四世统治的第2年，但没有提到共同统治者。所以我们不能再继续认为两位法老曾共同统治。

阿门诺菲斯三世最后的岁月大半在摩尔迦塔宫中度过。在他在位第34年和第37年，他还各举办过一次赛德节，然而，久病之后，阿门诺菲斯三世在其统治的第38年（公元前1351年）驾崩，当时他饱受牙痛之苦。他被葬在帝王谷（Tal der Könige）的一条支谷（22号），即所谓的“西谷”中。葬礼及程序礼仪都是由他的儿子、继任者阿门诺菲斯四世负责和操办的。

第四章 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纳芙蒂蒂：在卡尔纳克享有巨大王权

阿门诺菲斯四世的具体生年未知，也没有关于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具体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和其他王储一样在孟菲斯接受过军事教育。唯一带有他名字且可以确定出自他即位之前的时期的证据是一个章印，上面写着“真王子阿门诺菲斯领地”（Domäne des wirklichen Königssohns Amenophis）。

阿门诺菲斯四世即位时估计有二十二三岁。一切迹象表明，他即位前就已经与纳芙蒂蒂（Nofretete）成婚，因为在即位的第一年里他的长女就已经出生。

纳芙蒂蒂这个名字是个常见的埃及名字，新王国时期很多女性叫这个名字，这是有案可稽的。它的意思是“美丽的女人来了”，或者确切地讲是“美丽的女人回家来了”。这是个具有神话内涵的名称，可能暗指的是古老的女神哈托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的发音让人倍感困难，因为象形文字的元音读法缺失，恰好使专有名称难以注音。为此，人们往往退而采用希腊名称（比如阿门诺菲斯），如果没有对应的希腊名称，就在辅音之间加一个字母e，或者把一些弱辅音转变成元音。1960年，格尔哈特·费希特（Gerhard Fecht）发现了一些专有名称的带元音的正确读法，其中包括埃赫那吞的带元音读法“阿汉亚提”［Achanjati（n）］，纳芙蒂蒂则是“纳芙特塔”（Nafteta），阿吞神要读成“亚提”［Jati（n）］。虽然我们如今已经确定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语言里没有o这个音，但我们在本书中还是沿用通常的叫法。

纳芙蒂蒂在艾赫米姆长大，成长在阿亚的家里，而阿亚显然是她的父亲。同时，有迹象表明，阿亚是泰伊王后的另一个兄弟。柏林的埃及博物馆收藏有一个出自图那-埃尔-格博尔（Tuna el-Gebel）的木制小盒（编号17555），它属于“王家国务秘书、军队指挥官及战车部队司令，神之父阿亚”，匣子上另一处铭文中，阿亚的妻子提伊（Tjj）旁边写着“大王妻泰伊”。正是在这样一件如此私人的物品上提及家人的做法暗示了家人的紧密团结。此外，西里尔·阿尔德莱德（Cyril Aldred）指出了一件被认为属于阿亚的石膏面具（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21350）与其父尤亚保存十分完好的木乃伊面孔之间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Echnaton，99）。最后，纳芙蒂蒂的一个名叫穆特诺杰美特［Mutnedjemet，也读作穆特贝娜莱特（Mutbeneret）］的妹妹多次出现在阿马尔纳诸墓的壁画上，铭文中明确地称她为王后的“姐妹”（senet）。

根据记载，阿亚的妻子提伊是纳芙蒂蒂的保姆，因此不可能是她的母亲。这样一来，所有证据都说明纳芙蒂蒂是阿亚前一段婚姻中和一位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妻子所生。作为法老的岳父，阿亚获得了之前的尤亚获得的称号——“神之父”。无疑，有了大量详尽的家庭关系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纳芙蒂蒂不可能像个别人猜测的那样来自外国。

阿门诺菲斯四世可能在底比斯举行了登基仪式，他也在那里度过了执政的最初几年。他为自己选定的称号很有意思，自古以来每位法老都有五个不同的名字，除了出生名之外，其余名字都是法老在统治期开始时一一取定的，透露着法老接下来的统治方针，具有执政声明的意义。阿门诺菲斯四世为自己选定的名字和其父类似，并未昭示那些即将来临的事件。于是我们可以猜测，阿门诺菲斯三世和阿门诺菲斯四世的权力交接中规中矩。

法老的称号遵循历史上形成的范例，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开始是荷鲁斯名（Horus-Name），有了它，法老就成了荷鲁斯神在人间的代表。阿门诺菲斯四世的荷鲁斯名是“强壮的公牛，有两根高高的羽毛”。这个名字的前一部分提到了公牛这种王族动物，这遵循了起名习惯，因为新王朝的每位法老都称自己为“强壮的公牛”；后一部分提到的那两根羽毛指的是神话中在幽暗中引领太阳神的羽毛。法老称号的第二部分是涅布提名（nebti-Name）。“涅布提”即“两位女主人”，指的是上下埃及的双王冠女神涅赫伯特和乌托，她们要守护法老和法老的名字。阿门诺菲斯四世的涅布提名是“在卡尔纳克享有巨大王权”。法老或许借此昭示自己对卡尔纳克神庙的大规模修建计划。第三部分是金名（Goldname）。这个名称的具体意义不明确，或许法老让自己等同于太阳白天的形象，烈焰炽热，穿过长空。阿门诺菲斯四世的金名是“在底比斯（卡尔纳克）高举王冠之人”。第四部分是“涅苏特-比提”（nesut-biti），即上下埃及法老名，它写在王名圈里，即王名字周围的椭圆形框（Kartusche）内。法老称自己为“形态完美，一位拉神，拉神的唯一”。第五部分是出生名或者“扎-拉”名（za-Ra），即“拉之子”名，它也被写在一个王名圈中。除了自己的出生名阿门诺菲斯之外，阿门诺菲斯四世还选定了“底比斯神主”这一名字作为补充。总而言之，阿门诺菲斯四世的称号并不显得离经叛道，在个人特征方面也没有脱离常态。日后的宗教大改革期间，他不仅更改了自己的称号，还特别更改了自己的出生名，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史无前例。

最初，年轻的法老延续旧风，并未着手重组朝廷班子，他从先父手中接管的官员职位均未变。不过尽管法老名叫“阿门诺菲斯”，也就是“阿蒙是仁慈的”，大家很早就已经感觉到，他本人恰好与阿蒙疏远了。比如，阿门诺菲斯四世即位后第一年诞下的女儿取名为“梅丽塔吞”（Meritaton），即“阿吞神的宠儿”，为酝酿中的宗教事件吹响前奏。

阿门诺菲斯四世在卡尔纳克主持的第一个建筑工程也不是献给众神之王阿蒙的，而是为白天的太阳形象——拉—哈拉克特—阿吞神（Re-Harachte-Aton）准备的。慕尼黑国立埃及艺术博物馆保存有一块来自卡尔纳克的砂岩浮雕（ÄS 5338），上面刻画的场景是：法老伸展四肢匍匐在一个通向祭坛的斜面上，正在拜神，只有脑袋对着上方的神祇。他四周围着一些狒狒，它们的前爪向上伸着，摆出崇拜的姿势，这种动物被视作晨间太阳的崇敬者，是一种神圣的动物。这块浮雕仿佛是对《亡灵书》（Totenbuch）中一段内容（第100言）的图像化的演绎：

我歌唱，向太阳祈祷，

我将自己交付给太阳狒狒，

并且是它们中的一员。

第五章 找到了阿吞——创造一位神祇

创造阿吞神是阿门诺菲斯四世独一无二的作品，让我们在世界史上第一次见证一位神祇的诞生。阿门诺菲斯四世虚构的新神并不像我们惯常所称的那样，仅仅叫作“阿吞”，而是拥有一个很教条的长名字，过去没有哪个埃及神祇有过这种名字，之后也不会有。这个名字——“以光之名在地平线上欢跃的拉—哈拉克特万岁，光即阿吞”——被写在两个椭圆形框（王名圈）里。“阿吞”这个词从中王国时期起就存在于埃及世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表示的是作为天体的太阳，确切讲指的是日轮。到新王国时期，除此之外人们还用这个词来标志太阳神的宝座或者地方——“在其圆盘中者”。最后，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引申使用，它也可以用在太阳神身上。这样一来，阿吞在图特摩斯四世和阿门诺菲斯三世时代就成了太阳神的一个常用名字，但它指的并不是阿门诺菲斯四世引入万神庙的那个神的形象。

阿门诺菲斯四世的神和太阳神的传统性质不同：新神纯粹通过光来现身，也只在光里现身。阿吞是光，是太阳光，遍洒世界，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阿吞是世界的统治者、所有神祇的王，他不需要女神作为伴侣，也没有敌人。夜夜对万物世界产生威胁的神之敌人阿波菲斯被消灭。旧神通常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意愿告知统治者，而阿吞则是默不作声的，只通过阿门诺菲斯四世来发声，法老是他的代言人和先知。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笔下的古代波斯一神教宗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约公元前628～前551年）叫道：“啊，我头顶上的天，无滓的深邃的天啊！光之深谷啊！当我望着你时，我因神圣的希望而战栗……你不发言！这样，你向我宣示你的智慧。”这些话简直就像是从阿门诺菲斯四世口中说出来的。

在执政的第3年和第4年，阿门诺菲斯四世在卡尔纳克的阿蒙大神庙东边为自己的神建造了一座神庙，为它起名“格姆帕阿吞”（Gempaaton），即“找到了阿吞”，这座神庙旨在成为一座大型建筑——佩尔阿吞（Per-Aton），即“阿吞的房子”——的一部分。这座巨大的神庙建筑围墙内的面积比此前在埃及建造的宗教建筑都大，由此让阿蒙神最重要的神庙在大小上就已经黯然失色。不过，新神庙的建筑方式也是颇为新颖的。传统神庙里，人们从露天庭院走进前厅时太阳光越来越少。离圣所越近，就越昏暗；放着祭礼用的神祇像的祭坛被笼罩在幽深的昏暗中。相反，阿吞神庙的建筑理念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不亮堂甚或幽暗的房间，因为阿吞作为播撒生命的光，从哪里都可以进入自己的圣殿，应该是无处不在的。太阳光存在于圣地，供人膜拜，仅仅出于这个原因，阿吞自己的神像就是多余的。在这里，神学意识中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其推动力来自阿门诺菲斯四世。祭司的首要任务不再被委派给他人，而是由法老亲自接管。底比斯祭司群体的最高代表、阿蒙神大祭司迈依（Mai）有可能反对这次变革，他被法老毫不犹豫地发配到哈玛特河谷（Wadi Hammamat）去管理一个采石队，他的墓志铭也在那里保存下来。

“格姆帕阿吞”的装饰布置中骤然出现了新的艺术风格，很显然已与前几个时期的艺术流派极为彻底且坚定地决裂，甚至不能说这仅仅是造型主题的缘故。新的艺术形象首先运用于君主像，后来普及到整个塑像世界。阿吞神庙的雕像和浮雕展现了一种极端的风格，肆无忌惮地表现夸张和扭曲的格调。神庙昔日的立柱大厅中发现的法老砂岩巨像用一种堪称古怪的方式描绘了君主的形象：过于狭长的脸上有种怪异之美，长着标志性的斜眼睛、长鼻子和厚大突出的嘴唇；脑袋安在瘦长的脖子上，腹部凸起，大腿粗壮；胸前交叉的双臂和小腿又长又细；双手握着象征王权的权杖和鞭子。从其中一尊巨像上甚至分辨不出法老的性别。阿门诺菲斯四世有意识地使这些挑衅性的描绘和过去那些永远把法老表现得强大有力、青春健美的塑像形成鲜明对照。这无疑是宗教宣传的一部分。阿门诺菲斯四世通过这些塑像的表现力表明自己的神性，这神性让他不同于所有人。他把自己表现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太阳神一样同时是自己臣民的父亲和母亲。他就是他们的生命之神；他那阿吞的教义即绝对的生命教义。

过去也有人试着对君主像尤其是法老的巨像给出一个医学上的解释，把这些形象和疾病与畸形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讨论选错了方向：阿门诺菲斯四世既不是小孩也没有卧病不起。他具有敏锐的理智，精细、坚定又无情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着了魔似的以为自己认识到了神，以为自己是为神实现救世的王。他身处一个新时代到来之际，宣告一种真实的信仰来临，很可能已经让臣民理解自己的使命，接受阿吞神。于是，我们看到其他肖像也这样过分，简直骇人听闻。这些肖像中，法老和他的家人都有着拉长的躯干、丰腴的大腿、细细的胳膊、狭长的脸和非常突出的后脑。这未必反映事实，而是在体现新的宗教观念，同时也是法老有针对性地对历代先王的宗教的清算。这些肖像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图1 法老的赤裸巨像，没有刻画性器官，出土于卡尔纳克，砂岩，400厘米高，开罗博物馆藏

执政之始，阿门诺菲斯四世还允许大多数神祇留在自己那位超越一切的阿吞神旁边。修建于法老在位最初几年的膳务总管帕伦涅法（Parennefer）墓（188号）中的一处铭文显示，相对于其他神祇，阿吞神明显更受青睐。法老吩咐说：“照看献给阿吞神的神牲！”于是膳务总管帕伦涅法回答他的主人说：“拉神知道那受命后照看阿吞神神牲的人！受命后不照看神牲的人，拉神会把他送到你的手里！因为献给各位神祇的馈赠要各按标准，献给阿吞神的则多得过分！”

然而，阿门诺菲斯四世从一开始就把地府统治者奥西里斯从众神中除名，亲自取代了他。过去的死者必须面对的死亡审判被取消，因为从现在开始是法老来断定谁在阴间是“音正之人”（Gerechtfertiger）

[1]

。膳务总管帕伦涅法墓中的另一处铭文记载，墓主人对法老说：“愿你允许我占有音正之人的位置，好注视天堂东方光之国度的阿吞。”

[1]
或译作“义人”。

第六章 三神组

鹰头的拉—哈拉克特—阿吞很快就被一幅新的神像取代。阿吞现在以一个新形象示人，他展现为日轮，下面的边缘上有一条竖起身子的埃及眼镜蛇，以及安卡符号（Anch-Zeichen），即生命之符；此形象从此以后不再改变。日轮光芒四射，光芒末端是一只只人手，这些人手使神和人间联系在一起。阿吞从不被单独描绘出来，一直和国王、王后或神庙一同出现，特别是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纳芙蒂蒂几乎总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安卡符（“生命”）或万斯神杖（Was-Zepter，“成功/权力”），或者把安卡符拿在胸前。

图2 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头戴上埃及王冠，处于阿吞的光芒下，图坦卡吞王子的“日影”祈祷室的一幅石灰岩浮雕的碎片，高19.2厘米，宽26厘米，私人收藏

卡尔纳克神庙中有些图像刻画的场景是阿门诺菲斯四世在王后纳芙蒂蒂的陪伴下穿着赫卜赛德法衣站在光亮的太阳下。在这一场景中，阿吞递到法老面前的不是安卡符，而是一间赫卜赛德祈祷室。这一场景描绘的是一次赛德节庆，早在阿门诺菲斯四世在位第3年就已经举办，这很不寻常。有一个记录“陛下第一届赛德节”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这里缺少官员的详尽报告，而阿门诺菲斯三世时代流传下来的这类报告却还能那么生动地记叙赛德节庆。这次赛德节庆上，其他神祇不再出场，所有可能会指向奥西里斯神的情形和痕迹都消失不见。这次庆典似乎也不只是关于法老一个人的节日，它首先是为阿吞神举办的一个节庆，阿吞神就像法老一样，庆祝自己的统治纪念日，因为王权的模式被照搬到宗教崇拜的领域。阿吞既然已经和王权联系到一起，自然也就获得了“出席赛德节者”和“赛德节之主”的别名。埃里克·霍尔农和伊丽莎白·施特赫林（Elisabeth Staehelin）得出结论：这种新形式的一神节可能是用来代替现在已经不再举办的众神节的。

现在，大王妻纳芙蒂蒂也在宗教生活中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阿门诺菲斯四世令人在卡尔纳克修建的诸多神庙中名为“胡特-本本”（Hut-Benben）的圣殿完全是献给纳芙蒂蒂的，里面没有阿门诺菲斯四世的位置。王后是大祭司，主持所有祭礼工作，操办为阿吞献牲的活动。这些事情往往在她的长女梅丽塔吞陪伴下完成。在一些画面上，大概出生于阿门诺菲斯四世在位第3年的公主玛可塔吞（Maketaton，意为“阿吞是我的庇护”）也参与其中。头戴女神冠冕的纳芙蒂蒂执行象征性“镇压敌人”的仪式，并且向神祇“献玛阿特”。她也得到了一个被写在王名圈里的新名字——纳芙纳芙鲁阿吞（Neferneferuaton），意为“阿吞是最完美者”。这样一来，她就和法老一样，有一个加双重王名圈的名字，和阿门诺菲斯四世几乎处于同等地位，一直伴随在他身边。她是阿吞宗教中的女神元素和法老的女性对应者。如果说阿吞作为两性同体的创造神是“一”，此一“分而为多”，那么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纳芙蒂蒂就是阿吞性别不同的后裔。他们和阿吞一同组成一个三神组（三联神）。类似的是，在原先的神话里，创世神阿图姆—拉（Atum-Re）创造了第一对神祇夫妇，天和地之间的空气之神舒（Schu）与湿气女神泰富努特（Tefnut）。哥本哈根嘉士伯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个蓝色釉陶做的小球（AE. I. 编号1791），上面描绘着各自坐在一叶小舟里的法老和王后，他们举着双臂致意，头部上方附着自己的王名圈；两叶小舟的船头处画着阿吞的日轮，正对着两个人物。这是对这组神的神学图解。

阿吞神庙新创造的艺术形式很快就对官员墓藏的装饰产生了支配性影响。维西尔拉莫泽（Ramose）位于底比斯西侧的墓藏（55号）就明显如此。他这座大墓的前一部分还完全是遵循阿门诺菲斯三世时代的风格装饰的，后一部分则突然转变：人们可以看到用新绘画风格描绘的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纳芙蒂蒂站在卡尔纳克阿吞神庙的一扇窗边，在他们头上，日轮形态的阿吞用一只只手送出自己的光线，把生命之符递到法老夫妇面前；法老和王后周围的朝臣中也有拉莫泽，他皈依了新的宗教。旁边写着：

你升上高空，涅夫彻佩鲁拉，拉神的唯一，你就像你的父亲，生气勃勃的阿吞，愿他使你永世为王，赐予你快乐之王的永福。

后世的埃及法老将阿吞神庙拆除，把石块拿去用于修建其他建筑。如今这些石块在阿拉伯语中叫作“塔拉塔特”（Talatat），意思是“三个”，指的是石块的大小。所有石块都大约一拃高、两拃宽。它们大多被用在卡尔纳克阿蒙神庙的第9座和第10座双塔门上，不过后来也在卢克索和其他地方重见天日。这些经过装饰的石块大约有50000块，是一批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及艺术价值的出土文物。1976年建立的卢克索博物馆展出了来自昔日神庙的375个带有绘画的“塔拉塔特”砂岩块，这些石块被按照原本的顺序码放在长长的两面墙上，呈现了新艺术风格，令人过目不忘。一面墙上描绘的是法老在阿吞的艳阳下，他周围是在新神庙仓库中各尽其事的人。第二面墙上描绘的是赛德节的情景，这是法老统治的第三年，阿门诺菲斯四世与王后和一群卑躬屈膝的朝臣一同庆祝的节日。

第七章 “我将这一职责交付于你”

宗教变革引发了法老与阿蒙神祭司团体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涉及的不止宗教领域。卡尔纳克的阿蒙大神庙拥有各种作坊的雇工，还有商船、大片田产、众多牲畜，甚至还有自己的矿产，经济权力极大，举足轻重，全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都和它息息相关，他们在这个神庙里供职、获取收入。法老和昔日宗教的决裂触及阿蒙崇拜的经济事务时，这种宗教崇拜导致了法老和权臣、高官的分歧。在执政第4年，对法老的批评甚嚣尘上。阿门诺菲斯四世迅速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措施，马上更换了一批重要官员。他委任了一批新官员，因为他认定这批官员可以和自己一同将埃及精神领域的改革推行得更好、更有成效。

这些新官员出身平民阶层或者来自外国。只有少数先父统治时期的显要留任，如阿门诺菲斯四世的忠实拥戴者谢里乌夫，大王妻泰伊的宫廷主管，也被称作塞纳阿（Sena-aa）或者纳阿伊（Naai），后来人们清除异教王的痕迹时也打算毁坏他的陵墓。“法老所有手工业活计的主管”和“阿吞神庙所有建筑工程总管”两个职位，则被阿门诺菲斯四世分配给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膳食总管帕伦涅法。来自亚细亚的维西尔阿佩尔埃尔（Aper-el）早在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位时就被授予这个职位，现在得到“阿吞第一臣仆”这一头衔。由于他位于萨卡拉的陵墓得以发掘，我们可以相信他身居下埃及维西尔一职，在孟菲斯卫戍地及行政中心任职。

相反，上埃及维西尔拉莫泽要么丢了官，要么已经去世，因为接任的是一个叫纳赫特帕阿吞（Nachtpaaton，“阿吞是强大的”）的人，此人在宗教变革前还名叫纳赫特敏（Nachtmin，“敏神是强大的”）呢。一些官员似乎通过改名字很快就迎合了新政权；这些人明确地表示自己转向信奉阿吞新神。比如一位将军兼“征兵令撰写人”过去叫卜塔莫斯（Ptahmes，意为“卜塔诞生了”），现在改名为拉莫斯（Rames，意为“拉诞生了”）。大臣梅里奈特（Merineith，意为“奈特女神心爱之人”）得以升职，在当上孟菲斯阿吞神庙的土地总管和仪式祭司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梅里拉（Merire，意为“拉心爱之人”），却在埃赫那吞去世后用回了过去的名字。

然而，也有一些官员不是出于投机而是确实信赖法老，所以忠诚地跟他站在一边，这样做可能往往也是因为法老亲自任用了他们。拉莫泽宰相的一个侄子伊皮（Ipi）获准以“孟菲斯高级行政官”的身份延续自己的仕途。他位于底比斯西侧的墓葬（136号）中的装饰画表明，他早先就已经是阿门诺菲斯四世的追随者。阿门诺菲斯四世在位第5年时，伊皮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把他称作“统治阿吞周围一切的君王”，同时告诉他所有神庙和宫殿状况良好。他又加上一句：“要献给逗留在孟菲斯土地上的一切神灵的供物都已完好无损地献出，丝毫未被扣留。”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推断，底比斯的改革此时还没有席卷全国。后来，伊皮在新都城阿赫塔吞（Achtaton，位于阿马尔纳地区）担任“宫殿总管”，由此成为法老的亲信。

出身无名家族的梅里拉可能是通过军功晋升为“阿吞大祭司”的。这是阿门诺菲斯四世时代可以授予他人的最高祭司职位。后来，位于新都城阿赫塔吞的梅里拉的墓中出土的铭文记载了他得到委任的原因。

法老说：“看啊，我派你去为我当阿赫塔吞的阿吞神庙中‘最伟大的观照者’。

我这样做，是出于对你的爱，对你有下述话要说：

我可敬的仆人，你确实听从真言教诲！我对你完成的每项任务满意。我将这一职责交付于你，并嘱咐你：你应在阿吞神庙中食尔主法老的膳食！”

梅里拉应道：“哦，你真是体察一众需求、令阿吞心满意足的富足之人！”

梅里拉的副手名叫潘图（Pentu），此前一直默默无名，现在作为“主治医生”和“王室侍医”负责健康事务。还有一位平步青云的官员图图（Tutu），他不仅是“侍从官”，而且还是“王家高级建筑师”和“全国最高喉舌”，类似于今天的政府发言人。图图的感激之情体现在一首献给法老的歌谣中。

你就是拉，你是活生生的阿吞的写照！

你将度过他那高贵的一生！

他行走于天空中，为的是塑造你，我的主人。

你如父亲一般明智，

通晓是非，贤明智慧，体察民心。

你的双手就是阿吞的光束，

你培养众人，陶冶人的性情。

主人啊，愿阿吞赐予你许多赛德节，

那都是他为你指定的，毕竟你是他的孩子。

你由他而生，拉神的唯一，

永远是拉神的化身，你举起拉神，

让阿吞满意，

阿吞让大地知道是谁创造了自己。

你让他的名字对百姓来说充满荣光，

把他的光芒创造的万物交付于他们。

自你出现的那天起，他就为你而欢庆，

整个大地因你而震颤。

叙利亚、库施还有天下万国，

它们对你伸臂乞怜，为你的卡（Ka，生命力）唱诵赞歌。

它们恭顺祈求道：

“让我们得以喘息吧！”

因为对你的畏惧堵住了它们的鼻子！

它们知道如何解脱，

看啊，你强力非凡，深入天下万国，

你战斗时的怒吼毁灭它们的躯体，就如火焰烧毁木头。

愿阿吞的光芒永远在你头上升起，

只要苍天仍在，你的丰碑就会矗立；

你在这些丰碑中永存永现，

因为只要阿吞在，你就在，

永远鲜活年轻。

阿门诺菲斯四世在新都城阿赫塔吞也有一批自己的祭司。其中有图图，他担任“上下埃及君王的首席先知”（Erster Prophet des Herrn der Beiden Länder）一职；他身边的“次席先知”（Zweiter Prophet）名叫帕涅何西（Panehesi），和其他显贵一样，他的墓志铭强调，他曾经贫寒，直到法老垂青：“他让我富有，因为我贫穷。”此外，帕涅何西还拥有“阿吞公牛主管”（Vorstehers der Rinder des Aton）的称号，也就是说，在神庙的经济事务领域担任最高长官。同样身为新贵的是“将军”和“王右侧持拂尘者”（Wedelträger zur Rechten）马雅（Maja），此人也拥有“征兵令撰写人”的称号。马雅讲述了为何法老选中他。

我是那个让他复生的仆人，

我对上下埃及的君主诚实，

对他的主人，那将“真实”（玛阿特）注入他的身躯者，

那厌恶谎言者，

我则是有用的。

我知道，正因如此，

阿吞之子，拉神的唯一——涅夫彻佩鲁拉感到满意，

因为他对我大为宠爱，恩宠多如沙粒。

我是群臣之首，

位在万人之上。

在努比亚担任军队总司令的是图特摩斯，即库施总督兼“南方诸异国主管”（Vorsteher der südlichen Fremdländer），而行政长官则是法老的岳父阿亚。他是法老最信赖的亲信，拥有最高军事头衔——“战车队指挥官”。

除这几个人外，还有二十四五人也被法老委以重任，但受限于流传下来的残缺记载，他们一直形象模糊。只有警卫长官马胡（Mahu）墓（阿马尔纳，9号墓）中的图像使我们了解到他的职责范围。

第八章 阿吞找到他的城

在位第4年或第5年，阿门诺菲斯四世很可能已经觉察到必须为自己的神阿吞选择一处新的基地；都城底比斯和旧神特别是阿蒙神联系太紧密。但即使在埃及的其他地方，过去的千百年间，神祇已经在各处流传甚广，全国人民的心灵都被他们牢牢占据，对这些神祇的圣地心生向往。只有迁移宗教中心，建立一座阿吞的新城才有可能给予旧神的精神和存在致命一击。只有这样，阿门诺菲斯四世才能更接近自己的目标，把自己的臣民变成阿吞虔敬的信徒。

因此，可以符合修建阿吞圣城要求的地点必定不可能是充斥着旧神崇拜的地方。阿门诺菲斯四世找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阿马尔纳地区那片孤寂的荒地，它被半环绕在群山之间，大约处于开罗和卢克索中间。法老打算在这里建造新城，这座新城将被命名为阿赫塔吞，意思是“阿吞的地平线”。南边的两座石碑和北边的一座描述圣地的石碑用来界定新都城的范围。国王在这几座石碑上讲述了阿赫塔吞城应被如何规划，要建造哪些神庙和宫殿。新的王陵也应坐落于阿赫塔吞东边的群山中，太阳就是从那后面升起的。这样一来，阿蒙神的旧中心再次被降格，因为自图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04～前1591年）以来，第18王朝的所有法老都被安葬在底比斯西边帝王谷古老的王国墓地中。

图3 阿赫塔吞界碑U，该岩画及其铭文被修为一处圣所，高处于帝王谷附近的东山之上

阿马尔纳的三座石碑上记载的时间是阿门诺菲斯统治第5年，佩瑞特季（Peret-Jahreszeit，播种之时，即冬季）第4个月第13天（埃及的一年包括三季，每一季有4个月，每月30天，另有5个闰日）。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碑文残缺不全，在提到了阿吞、法老和王后名字的引子后是一篇详尽的长文：

我为我的父亲阿吞在此地建造阿赫塔吞，我不愿把他的阿赫塔吞建在此地的南边、北边、西边或者东边！我不会越过阿赫塔吞南侧的石碑到更南的地方，我不会越过阿赫塔吞北侧的石碑到更北的地方，好把阿赫塔吞建在那些地方。我也不会给阿吞把城建在阿赫塔吞的西侧，而要把阿赫塔吞建在阿赫塔吞的太阳升起的那一侧，就在他为自己准备好的地方，此地有一道山脉为了他而环绕。他对这个地方满意，我在这座城中为他献祭。这就是此城！

王后不应对我说：“看，别处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还要我听从她！

无论我的某个宠臣，或者某个宫人，或者全国上下随便某个人都不应对我说：“看，别处还有个更好的地方来建阿赫塔吞”——还要我听从他们！

无论那个地方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抑或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我永不会说：我要放弃阿赫塔吞，因为我要下令把阿赫塔吞建到这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为我的父亲阿吞建造大神庙，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还要为我的父亲阿吞建造小神庙，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为大王妻建造崇拜我父阿吞的祈祷室“日影”，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为我的父亲阿吞建造一座赛德节神庙，建在阿吞的岛上，这座岛应叫作“托起赛德节者”，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为我的父亲阿吞建造第二座赛德节神庙，建在阿吞的岛“托起赛德节者”上，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将为我的父亲阿吞完成所有必要的活计，处理完所有必须完成的工作，就在此地阿赫塔吞……我为自己建造王宫，还为王后建造一座后宫，就在此地阿赫塔吞！人们应为我在阿赫塔吞的山中修建一座陵墓，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庆祝了阿吞赐予我的千百万个登基纪念日后，要下葬在那里。千百万年后人们要把大王妻纳芙蒂蒂葬在那里……千百万年后人们也要把公主梅丽塔吞葬在那里。若千百万年后我死在某处，无论是在北方、南方、西方还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都应该带我回来，让我的葬礼得以在阿赫塔吞举行。若大王妻纳芙蒂蒂——愿她万岁——千百万年后死于某处，无论是在北方、南方、西方还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都应该带她回来，让她的葬礼得以在阿赫塔吞举行。如果公主梅丽塔吞千百万年后死于某处，无论是在北方、南方、西方还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都应该带她回来，让她的葬礼得以在阿赫塔吞举行。人们要为尼维斯公牛（Mnevis-Stier，赫利奥波利斯的神牛，被视作太阳神拉的信使，但它的墓地从没有人发现过！）建造一处墓地，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让它的墓地得以位于其中。人们应为大祭司和阿吞的诸位神父以及阿吞的仆人在阿赫塔吞的山中修建墓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的葬礼应在此处举行。人们应为所有臣子和居民在阿赫塔吞的山中修建墓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的葬礼应在此处举行！如果不埋葬在这山中，那就会比我在统治的第4年听到的东西更恶劣，那就会比我在统治的第3年听到的东西更恶劣，那就会比我在统治的第1年听到的东西更恶劣，那就会比涅布玛阿特（Nebmaatre，阿门诺菲斯三世）听到的更恶劣，那就会比门彻佩鲁勒（Mencheperure，图特摩斯四世）听到的更加恶劣，这是真的，就像我的父亲活着一样真实……

其余的碑文都严重损毁。法老宣告了阿吞的节庆，称自己想要独自为阿吞神完成献祭活动。埃赫那吞列举的“恶劣事”并非指某些特定事件，而是概括地指从他祖父的时代到他统治的第5年发生的所有负面事件。虽然法老只提到了自己统治3年里的“恶劣事”，但这个数字3还是包含整个统治期。

阿门诺菲斯四世一边建立新的都城，一边把自己的称号和出生名从头到尾改了个遍。新名字改好后立即正式生效。于是，在孟菲斯的伊皮那封写于建都仅仅6天后的信件中，法老最后一次被人用“阿门诺菲斯”之名称呼。法老为自己选定的称号表明了阿吞的绝对统治：荷鲁斯名为“强壮的公牛，阿吞所爱”，涅布提名是“在阿赫塔吞享有巨大的王权”，金名是“托起阿吞之名者”。一小块雪花石做的仪式用石板用图像令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这个新金名，这块小板上刻画了跪着的法老用张开的双臂往上托起阿吞神的两个王名圈（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2045）。法老没有改动自己的涅苏特-比提名，这个名字仍然是“涅夫彻佩鲁拉-瓦恩拉”（Nefercheperure-waenre），意思是“具有完美的外形，一位拉神，拉神的唯一”。法老把自己的出生名改了，这件事非同寻常，而且绝无仅有。他的出生名不再是“阿蒙是仁慈的”，而是埃赫那吞，即“阿吞的光线”，这是他未来的名字。

依照埃赫那吞的命令，阿赫塔吞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建好，这座城中有各种各样献给阿吞的祭祀用建筑，除了几座大型神庙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神殿。重要的王室成员如王后纳芙蒂蒂和王太后泰伊拥有自己的神庙祈祷室，国王把这些祈祷室命名为“日影”，这指的是阿吞的一种非同寻常的表象。法老的孩子们也拥有“日影”来完成他们私人的礼拜活动。

这些祈祷室分为两部分：有一个放祭坛的空场，里面有法老的塑像，让法老以这种方式参与祭礼；里面还有一座主祭坛，它被建造得像一座高台上的庙宇，一条阶梯往上，通向这座朝向东方的祭坛。

就在这一年之后，也就是埃赫那吞统治的第6年佩瑞特季的第4个月第13日，阿赫塔吞周围又立起了11座界碑，它们记载了城市的落成庆祝活动。

这一天，人们在阿赫塔吞的毡子帐篷中，这帐篷是为了陛下在阿赫塔吞搭起来的，意为“阿吞心满意足”。陛下驾着马匹，在一辆银合金制的马车上现身，就像是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阿吞，用自己的爱惠泽上下埃及。自从他发现了阿赫塔吞后，第一次踏上通往它的美丽道路。陛下努力把它建成一座献给阿吞的纪念碑，依照的是他的父亲……那赋予无穷尽生命者……所命令的……为了阿赫塔吞落成日，人们献上了丰盛的祭品，有面包和啤酒、大牛与小牛、牛犊和禽类、葡萄酒和果实、熏香与各种良好的植物，为的是生机勃勃的太阳，它接受人们的赞颂和爱，为的是上下埃及法老的生命、福祉和健康，他靠“真实”（玛阿特）而生，是上下埃及的主人，涅夫彻佩鲁拉，拉神的唯一，靠“真实”而生的拉神之子，冠冕的主人，埃赫那吞，万寿无疆，得享永恒无尽的生命。

法老……发的誓言：

“以我父亲……生命起誓，以我为王后和她的孩子们欢喜的心起誓，愿大王妻纳芙蒂蒂——愿她永享无尽的寿命——得享百万年的寿命，并且属于法老，愿她的孩子、公主梅丽塔吞和玛可塔吞得享百万年的寿命，并且永远属于她们的母亲、大王妻！我永远不会用渎神的意愿道出我心声的真实之誓，这个誓言是：阿赫塔吞东山上的南界碑，是阿赫塔吞的一座界碑，我要让它位于此处。我永远不会越过它向南方去。和它正相对应，在阿赫塔吞南山上立起了西南界碑。立在阿赫塔吞东山上的中界碑是阿赫塔吞的一座界碑，我要让它立于阿赫塔吞的日出之山上。我永远不会越过它向东方去。和它正相对应，在阿赫塔吞西山上立起了北界碑。阿赫塔吞东山上界碑和界碑之间的阿赫塔吞城绵延6伊特鲁（Iteru，1伊特鲁=20000肘=10.5公里）
切特（Chet，1切特=100肘）4肘（Elle，1肘=约52厘米）。与此一模一样，阿赫塔吞西山上城市西南界碑到西北界碑之间也是6伊特鲁
切特4肘。这四座界碑之内，从东山到西山之间的区域是真正的阿赫塔吞，这座城属于……我的父亲，连同山峰、荒漠和田地，连同新的土地、高原和未经使用的净土，连同耕地、水源和村庄，连同河岸、人民和牲畜，连同树木和我父阿吞创造的一切，一起属于他，他让这一切永存。”

图4-1 真人大小的埃赫那吞石膏头像，此头像被视作这位宗教创始人最重要的肖像，王冠的下边缘清晰可见，1912年出土于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现存于柏林埃及博物馆

图4-2 真人大小的埃赫那吞石膏头像，此头像被视作这位宗教创始人最重要的肖像，王冠的下边缘清晰可见，1912年出土于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现存于柏林埃及博物馆

两年之后又补充了以下内容：

统治第8年佩瑞特季第1个月第8日，驻留于阿赫塔吞时重复此誓言。法老于银合金制的马车上现身，站在那里注视那几座阿吞界碑，这些界碑立在山上，位于阿赫塔吞东南边界。

制作这些界碑前后的那段时间里，王后纳芙蒂蒂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安克森帕阿吞”（Anchesenpaaton），即“她为阿吞而活”。

第九章 眺望天空之景

马雅将军墓（阿马尔纳14号墓）中的铭文赞颂了阿赫塔吞的美丽：

你把阿吞的委托交付于你的孩子，他来自你的光线，是上下埃及的法老、涅夫彻佩鲁拉，拉神的唯一，让他为你建造伟大、堂皇又让你钟爱的阿赫塔吞，这座城集你恩宠于一身，城中满是拉神的财产和祭品。人们因看到它的完美而欢欣鼓舞，它富丽堂皇。注视着这座城就像眺望天空之景，仿佛在这里就可以扶摇登天。

从无到有地建造这座城市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法老委派建筑师玛阿纳赫图埃夫（Maanachtuef，意思是“我见识到了他的强大”）作为新都城所有纪念碑建设工程的总建筑师和领导者，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因这项艺术和逻辑意义上的伟大成就向此人致以钦佩之情。他位于阿赫塔吞南城的住所中只有一块门拱保留下来（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20376），由此他的名字不致被人遗忘。我们可以想象，曾有千万名石匠、土方工人、各类手工艺人、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为这位喜欢空想的法老劳作，但又有多少人为了这幅“眺望天空之景”辛苦劳作时在灼人的热浪中死亡。由于埃及位于一片亚热带干旱地区的北部边缘，阿赫塔吞白昼温度非常高，夏天可以达到摄氏50度以上。不过这酷热被极低的空气湿度缓和了一些，因此夏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活也是可以忍受的，这里的冬季甚至挺舒适。

如果我们从南方走向这座最终拥有5万～10万人的新圣城，走过14座界碑中的3座（J，K，M，考古学家用字母对它们进行区分）后，首先会遇到一座较小的宫殿，这座宫殿孤零零地坐落于城市外，名叫玛鲁-阿吞（Maru-Aton），即“阿吞的安乐宫”。这里有一些精美绝伦的地板画（开罗博物馆，编号J. d. E. 33030/1-20及34035/1-11，以及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15335-6，一些碎片现存于英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的博物馆），是利用干壁画技术绘制的。也就是说，这些画是用水粉颜料画在涂了色的石膏板上的，而水粉颜料在干了之后会发亮。绘画题材几乎全部出自动植物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绘画都在阿赫塔吞呈现全新的风格。安乐宫四周是一个带池塘的花园，有多间房屋，还有两间设有太阳圣坛的“日影”祈祷室。

图5 从一片沼泽地上展翅起飞的鸭子及水生植物，玛鲁-阿吞宫中的地板画，高101厘米，宽160厘米，现存于开罗博物馆

如果从玛鲁-阿吞继续往北走，经过尼罗河畔的一座神庙，就来到了阿赫塔吞的南城，上流社会居民的很多地产都在这里。居民的社会地位从他们的房屋就可以看出来，最气派的房舍基座面积在250～400平方米，坐落在广阔的土地之上。它们的墙壁是用风干的砖石砌就的，上面涂了灰浆，漆成了白色。屋顶上有一扇可以开闭的窗户，可以起到空调的作用。走进去之后，人们踏入堂皇的门厅，门厅通往遍布廊柱的前厅、浴室及厕所、走廊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房间，房屋周围建有带人工池塘和泉水的大型花园。在南城还有维西尔兼市长纳赫特（Nacht）建造的拥有24个房间的庄园，这座庄园离市中心比较远，大概有两公里。通往市中心的路上，经过高级掌马官兼驭者拉涅夫（Ranefer）的宅邸后，我们首先会看到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和住所，他就是在这里制作了纳芙蒂蒂那尊著名的胸像（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21300），这尊像自打重见天日以来就让全世界惊艳万分。雕塑师的大型庄园环绕在8栋同样的小住房之中，这些显然是帮工和学徒的住所。离这位艺术家的地产不远处是拉莫斯将军——就是那位以前在新政之初就改了名字的将军的地产。

城市的主干道被现代人称作“国王大街”（Königsstraße）或“国王大道”（Königsallee），因为所有重要建筑都位于它两侧，这条干道是南北向的，它过去的名字可能是“阿吞之岛”［Insel des Aton，参见文后阿马尔纳（阿赫塔吞）中心及北城图，图注8］。这条大道被建设成内城中名副其实的豪华大道：这里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部分是用白色的石灰岩建造的，雪花石膏、石英岩和花岗岩材质的建筑装饰元素则给人们带来一场色彩盛宴。

城市中心北部是这座城最宏大的神庙区域（图注9），这是新宗教世界的核心。为了大举昭告天下自己的神多么有力量又伟大，埃赫那吞曾在这里建造一处圣所，这圣所依照太阳运行轨道建在一条东西向轴线上。他赋予这处圣所名字——“阿吞在阿赫塔吞的房子”。圣所四周巨大的围墙宽250米，长800米，还有一个高大的出入门，这道墙环绕着两座石头建造的神庙，“格姆帕阿吞”（Gempaaton，意为“找到了阿吞”，图注10）和“胡特-本本”（Hut-Benben，意为“本本殿”，图注14）。“本本”这个名字来源于赫利奥波利斯一座神庙中的一尊石碑（或者土堆），在神话中，太阳神拉作为上古之神（uben）从其上方升起，这种观念被埃赫那吞借用到自己的都城里。

两座神庙中较大的是格姆帕阿吞，它是由六个庭院构成的系列建筑，最前面是被称为“欢庆宫”的封顶廊柱大厅，这是神庙震撼人心的入口。庭院彼此被双塔式门隔开，这些双塔式门上既装饰着大量浮雕，又饰以旗帜。庭院里面则是一长列一长列的祭坛，这是给有特权的人做祭台用的。外面还有一些砖砌的祭坛，是为那些没资格进入圣所的人准备的，那些人只能在这里把祭品献给阿吞。东边几百米处的胡特-本本则是供奉王家祭品的地方。这组神庙建筑又被两道墙保护着。跨过两扇双塔式门，进入一个放置着国王巨像的柱廊。柱廊后面是另一扇高大的门，通往一座庭院。在这座庭院中央立着一座高高的祭坛，需要走台阶上去。诸多较小的祭坛围绕在它周围。当法老在家人和国中显贵的伴随下，在音乐声中向圣所行进，以便在高高的祭坛上献上自己的贡品时，一定是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大祭司梅里拉和神庙财务主管帕涅何西墓（4号墓和6号墓）中制作精美的浮雕展示了王家献祭的这一场景。而且，圣所在帕纳赫希的墓中被描绘得尤其形象。

格姆帕阿吞和胡特-本本之间是屠宰场（见图注11），就是在这里屠宰献给阿吞的动物。屠宰场旁边是石英岩建造的巨大石柱（见图注13），石柱上端被削圆，这就是让神庙得名的“本本石”。石柱上面有对王室的描述。此外，这里还立有一尊埃赫那吞的巨型坐像（梅里拉墓，4号）。

阿吞大神庙北边围墙的外侧有一个宽敞的阁子（图注12），法老拿它作为举办庆典的房间；王太后泰伊的大总管胡伊亚（Huia）的墓（1号墓）中描绘了这个阁子。

图6 王后纳芙蒂蒂的脸在阿吞的手下方，石灰岩浮雕残片，阿赫塔吞某神庙或宫殿的立柱碎片，高25厘米，私人藏品

在主干道向河的那一侧绵延不绝的是长达700米的庄严的王宫（见图注18），王宫周围围着一道石墙。宽敞的前庭中有一扇觐见窗，通过这扇窗子，法老就可以在私人领域内给予臣民殊荣和嘉奖（梅里拉墓，4号）。宫殿内部的房间装饰得十分讲究，几处地面上及墙上都绘有手法精湛的湿壁画，其中一部分保留了下来。这些画很吸引人，不仅是因为它们色彩绚丽，还因为并不连贯的色调营造了一种非凡的立体感，在这之前的埃及绘画中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东西。这些画描绘的是植物和盛开的花朵，还有尼罗河畔的情景，画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包括外国人和埃及用人，他们在忙前忙后；还画了一些动物，它们行动时似乎没有一点儿重量。这些画还是未受损坏的完整一组时肯定非常令人着迷。

宫殿区域北部所谓的“北后宫”（阿亚墓中壁画有所描绘，25号墓）。这里有一座洼陷的矩形花园，里面还有泉，花园被树木环绕，周围是许多房间和殿堂。花园旁边是宝殿及其配间组成的广阔建筑群。在这里，法老夫妇的权力和伟大通过建筑和艺术得到展现，令人印象深刻：在一间101平方米的矩形大殿中，一幅画在地面上的画保留了下来，有78平方米，非常优美，正中间画了一个满是鱼儿的池塘，四周是各种植物、扑展翅膀的鸟儿和花束。画的最后是一列外国俘虏。宝殿建筑群北边紧挨着一座大花园。宫殿区域除了各个仓库外，还包括南后宫，不过南后宫比北后宫小得多。最后，宫殿区域最南边还有巨大的加冕大殿［可能是梅丽塔吞和赛门卡拉（Semenchkare）的加冕殿］，里面有一列列立柱。不过，这些大殿是阿马尔纳时代即将结束时才建造的。

法老的居所在“国王大街”的另一侧，正对着宫殿（见图注17），在阿吞小神庙（见图注23）和包括面包房在内的巨大仓库（见图注16）之间，这仓库属于阿吞大神庙。这座王家居所是按照王家庄园的样式建造的，它同样拥有一个带有一眼泉的大花园，还有一个廊柱大厅，大厅旁边是一座宝殿，配有一个方形的走廊。走廊图像刻画的是一列外国人正举着双手乞求。与宝殿仅仅隔着一条走廊的是两个房间（每间房约50平方米），其中一间作为洗浴室，另一间在1891/1892年让英国考古学家威廉·马修·弗林德斯·佩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1853～1942）大为惊奇，因为这里有阿马尔纳艺术的高峰甚至是整个埃及绘画的巅峰。这是一幅湿壁画，面积很大，刻画是的王室群像，被发掘时还保留了好多残片，可以用来复原整幅壁画。这件杰作的一个保存得特别好的碎片（40厘米×165厘米）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两位小公主纳芙纳芙鲁阿吞-塔舍丽特（Neferneferuaton-tascherit）和纳芙纳芙鲁拉（Neferneferure）赤裸着坐在刺绣的软垫上，两人旁边站着另三位公主——中间的梅丽塔吞、左边的玛可塔吞和右边的安克森帕阿吞；公主们在画中赤裸着身子，被她们母亲的手紧紧地搂在膝前；右侧可以辨认出坐在一把放有软垫的单人椅上的埃赫那吞穿着凉鞋的双脚；左边是纳芙蒂蒂坐在一个软垫上，怀里抱着婴儿赛特潘拉（Setepenre），梅丽塔吞的右臂则伸向母亲，她的手指触碰着赛特潘拉的一只小手；在左侧边缘还可以看到一名深深躬身的仆人。这幅风俗画十分不同寻常的新的空间布局法和传达出的亲密感让它具有感染力。画上去的建筑物框架更是让画作更加立体、生动。人脸和身体的颜色都有种细腻柔软的美感，营造出温暖的气氛，十分迷人（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编号1893.1-41）。

图7 家庭场景，诺尔曼·德·加里斯·大卫斯根据法老住所的著名画作绘制

王宫和法老的居所由一座桥连接起来，这座桥架在大街上方，有三个通道供人通行（见图注22）。中间通道的上方是一扇很大的觐见窗，饰有一个埃及眼镜蛇形的窗楣，在某些节庆场合和给予重要嘉奖，比如向有功勋的人赐予荣誉金时，法老会通过这个窗子向民众示意。阿亚的墓中壁画描绘了一个有趣的情景，这里就像一部滑稽小品一样叙述了一次授予荣誉金的场景。警卫、一位过路人和数名男童展开了下述对话：

警卫一：这欢呼声是给谁的呢，孩子？

男童一：人们为神父阿亚欢呼，还有他的夫人提伊！他们成了享有荣誉金的人！

警卫一对另一男童：跑啊，去看看那盛大的欢庆，好说清楚那是给谁的！

男童二：我就去！我马上回来！

过路人：这到底是为了谁欢呼？

警卫一：待在这里，然后你就会看到万寿无疆的法老对神父阿亚及提伊的懿行。万寿无疆的法老正要赐予他大量黄金以及其他馈赠。

男童三对另一男童：你留心看着椅子和器皿。我们只想看看神父阿亚被赐予什么！

男童四：可不要待太久，不然我就拿着东西走了，亲爱的！

法老居所东边是国家档案馆（图注19）及其附属建筑，与当时世界政要的外事信件也保存在这里，这后面是用黏土砖修建的“生命之房”（per-anch，图注21），一座保管机密文件的图书馆就坐落在这里面，此外它还是那些将来要从事公职的祭司、书写员和医生的培训处。与这座房子毗邻的是军队营房以及近旁的地方警卫驻扎处，警卫人员是由已经提到过的马胡领导的。这里也有军械库和马厩，也不缺练兵场和阅兵场——这是有考古证据的。

法老居所南边是埃赫那吞的界碑碑文中已经提及的阿吞小神庙——“阿吞邸”（Residenz des Aton），这是模仿阿吞大神庙建造的。一面被小塔楼隔断的围墙圈定了它的轮廓，使它看上去就像某种类型的城堡或者堡垒。入口处的双塔式门后面，第一个庭院正中有一间很大的“日影”祈祷室，再经过两扇双塔式门，就来到了石头建造的至圣之殿前，这座圣殿给人的感觉与阿吞大神庙里那座一样。这座神庙是埃赫那吞及其家人的陵庙，其中轴正对着阿布·哈撒·埃尔-巴里谷（Wadi Abu Hasah el-Bahri），而且是正对着南北两侧山峰之间暗影般的谷地。早晨太阳从山谷上升起时，就会鲜活地显现象形文字“阿赫特”（Achet，“地平线”）的字样。帝王谷一条短短的支道中，离入口处6公里处是埃赫那吞的王陵（26号墓）；他打算让自己和家人安葬在这里初升的太阳光中。侍从图图的墓（8号墓）中一幅清楚明了的图像绘有神庙。

好了，让我们继续这段穿过阿赫塔吞城中心的旅程。阿吞大神庙围墙的东南端是祭司兼“阿吞公牛总管”帕涅何西的行政办公室（见图注15）。除此之外，帕涅何西还有一座豪华的私宅，位于城市中心略靠南的地方。一面砖墙将行政办公室和外界隔开，在门厅和主厅中可以看到精美的绘画。阳光和空气通过高处的栅栏窗进入。房子里还有一间卧室，由此帕涅何西可以在这里居住——如果他被迫留下继续工作的话。这里也不缺少洗浴室和盥洗室，它们的墙壁被石头做的釉砖保护着。人们往自己身上浇水，是为“淋浴”。有一间小祈祷室是为私人祭祀而设。此外，还有一些为职工们准备的小居室。

修建王陵的工人居住的村子肯定和阿赫塔吞城内的住房形成对比，位于市中心之外，离群山只有1500米。这里狭小的空间拥挤地排列着70座联排房，里面住着拖家带口的石匠、书写员、画家、浮雕艺术家和挑夫。他们的职责是在近旁的东山上开凿岩石墓穴，再用浮雕和铭文装饰这些墓穴。这些熟练的工作者是法老从底比斯西侧征调的，最近才迁徙到这里。因为阿赫塔吞没有排水系统，人们就把垃圾和排泄物倒进坑里，这肯定不只产生难闻的气味，还让寄生虫、害虫和危险的病原体肆意繁殖。有鉴于此，人们在工人居住区饲养了成群的猪，这些猪被有目的地放养到城市街道上，为的是清除垃圾，最后也能提供猪肉。

如果离开市中心往北边走，不到一公里后就到北城郊（见图注7）。城郊的形成也是计划操控的结果：这里除了优雅的建筑，如手工艺者领袖哈提阿伊（Hatiai）的住所之外，还有那些建造得低矮简单的中产阶级的房屋，但也有建造得毫无章法的贫民的小屋。

最后，再往北还有另一座很大的王宫（见图注5）。穿过西侧的一扇大门，是两个前后相连的庭院，它们通往法老的觐见大厅。这座宝殿被围绕在许许多多装饰着绘画的房间之间，那都是为法老及其家人准备的。配套的还有一座花园和一个池塘，它们被柱廊三面环绕。不过，这座宫殿独一无二之处在于这里养了很多动物，所以可以称其为王家动物园。根据保留下来的饲料槽上装饰的浮雕可知，这里曾经饲养着山羊、羚羊和各种各样的牛；鸟舍里则养着飞鸟和家禽。法老及其家人可以从其中一间起居室里通过一扇专门的窗户观看动物。那些迷人的绘画也呈现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动植物世界。埃赫那吞和自然的密切联系在哪里都不像在这座北宫中表现得这么强烈。而且，这里气温特别宜人，因为尼罗河上吹来的北风拂过宫殿，凉意习习。

再往北一些，一道斜坡横穿国王大街（图注4）。阿赫塔吞的最北端还有另一座王宫（图注3），这座王宫正对着尼罗河，由长长的一列建筑组成，另外还有一栋行政建筑（图注2）。按照法老的构想，阿赫塔吞城未来应该发展为一个大都市，也要扩展到尼罗河西岸；计划包含的城市区域，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有人入住。阿赫塔吞的建筑体现了三神组对世界的统治：阿吞通过自己的运转统治东西两个方向，神之子埃赫那吞和神之女纳芙蒂蒂统治南北。我们在阿赫塔吞附近的墓中可以看到一些浮雕，浮雕中法老和他的夫人身处明亮的太阳光下、金子做的大车中，两匹奔驰的马分别拉着一辆车，车看上去就像在往前飞，国王夫妇冠上的带子随风飘动。这样，埃赫那吞和纳芙蒂蒂就像太阳那样，东升西落，快速移动。阿赫塔吞城应该成为世界的神圣中心，它应该永存，“直到天鹅变成黑色，乌鸦变成白色，直到群山起身漫游，河水向高处流淌”。

第十章 “你塑造人及其品性”

从现在开始引领新城乃至全国的所有人进入一个一致的、不容改变的且持久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埃赫那吞的意愿。而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为神效力的，由宗教、崇拜和国家公务联系在一起。这种发展的推动力是法老——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领袖、教育者和先知。这个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重新建构。这样做的前提是所有臣民的头脑中都要形成一种新意识。

法老贯彻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关于书面语言的。此前埃及人书写时使用的一直是古典语言，即我们所说的“中古埃及语”（das Mittelägyptische），这种语言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就通用于全国各地。学校里教授这种古典语言，所有公文及宗教和世俗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它写就的。然而，口头语言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向前发展，甚至发展到使书面语言和它比起来就好像是自己国家的一种外语，让不熟悉书面语言的人很难理解它的程度。为了消除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鸿沟，埃赫那吞下令，只能使用他这个时代的口头语言——“新埃及语”（das Neuägyptische）作为书面语言。正如布克哈特·克罗伯（Burkhart Kroeber）断定的那样，这是埃及语言发展史上最深的一个切口，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不考虑任何习俗惯例。

这样一来，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埃赫那吞就把自己提升为人民的导师。然而，这不仅涉及宗教和语言，还包含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马雅将军（14号墓）说到法老时，讲到了这件事：

……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事，毫不间断地听他的话……我的主人啊，你就像阿吞一样有经验，对“真实”（玛阿特）感到满意，听从你的教诲的人真是受益匪浅啊……跟随你的人真是受益匪浅啊！

侍从图图墓（8号墓）中的铭文也显示：

你的双手是阿吞的光线，你塑造人及其品性。

在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的新教义影响下，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形成了，这种风格——根据阿赫塔吞地区的现代阿拉伯语名称“特尔·埃尔-阿马尔纳”（Tell el-Amarna）——以“阿马尔纳艺术”这一名称闻名。埃赫那吞在位第4年，这种另类的艺术表现方式随着阿吞神庙的修建在一夜之间登台亮相。遗憾的是，我们受限于后世对埃赫那吞的迫害，拥有的几乎只有这个时期艺术品的残片。首当其冲的是浮雕，它们被打碎，被重新用在后世的建筑上，由此失去画面的关联性；只有在阿马尔纳的岩石墓穴中，这些浮雕还被按照过去的次序安放。

在埃赫那吞时代之前，通常的做法是在内室使用凸雕技术，在外墙上则使用凹雕技术，因为日光可以用阴影填充深陷的线条，让画面显现震撼的立体感。阿门诺菲斯四世执政时最开始也允许建造凸起的浮雕，后来就只允许使用凹雕技术。自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种宗教主题：现在的所有场景，无论是在神庙的墙上还是墓穴之中，全都遵循新教义发生在阿吞神的光线之下，没有他的话，世界只能凝滞在死气沉沉的睡梦中。因此，普遍使用这种技术也是合乎逻辑的，毕竟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旨在利用太阳的光线让画面鲜活起来。

除此之外，为使光之神阿吞真正能够接触到死者，阿马尔纳的岩石墓穴被安置成笔直的一列，排列得让太阳光可以照射到里面去。这样，死者和他周围的图像世界就得到了神赋予生命的力量。墓穴浮雕的主题不同寻常，过去这种墓穴中占主导的是得到艺术性升华的彼岸世界，以及画中央被画得很大的墓主人，还有墓主人和地府的统治者奥西里斯在一起时的各种情景；而现在，埃赫那吞和王后占据着画面的绝对中心。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迈步走出宫殿或者到神庙献牲；阿吞总是被画在他们的头上方，使他们在神光下。相反，墓主人自己则退避成一个小角色，从他有时仅仅被画得比较小这一点就能看出。所以这里呈现了新的宗教观念，根据这些新观念，对于阿马尔纳的信徒来说，与法老和王后的关系即使在人死之后也保留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在死后世界就没有希望。墓和神庙的浮雕中有很多对法老的群臣及其礼节的描绘。祭司和官员卑微地躬身走近法老夫妇，其他人亲吻法老面前的地面。在画面中经常可以看到士兵，他们一边向前躬身，一边快步行进，或者看到敬重地隔着一段距离向自己的法老欢呼的男男女女。墙上的图像各部分都是着过色的，幸运的话有些浮雕原本的颜色还能保留下来。

此外，对阿马尔纳的发掘还让大量全景雕塑重见天日，这些作品可能出自图特摩斯、“活计总管”巴克（Buk）和“高级雕塑师”玉提（Juti）的雕塑作坊。很多全景画展示了人们制作雕塑时运用了一种全新的制作方法。现在，工匠通过使用不同种类的石头来区分人体赤裸和穿着衣服的部分。塑像是由一些单一部分组合而成的，而且工匠不只使用各类石头，还使用釉陶和玻璃等其他材料。

在阿马尔纳艺术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很多次转变，如最开始那个阶段的夸张和扭曲越来越缓和，形象上的表现力日益让渡给一种越发强烈的内在精神性。这或许说明艺术表达更加独立自主，但我们绝对不能将这种转变解释为埃赫那吞的宗教热忱相应地减退。

最后，阿马尔纳时代艺术的独创性和创造的多样性也表现在新的图像主题上。除了阿吞的形象外，衔尾蛇（Uroboros，希腊语，意为“咬尾巴者”）这一母题也出现。啮噬自己尾巴的蛇表示世界的边界，在多个世纪内都广泛传播，一直流传到罗马时代。埃赫那吞使用艺术来贯彻自己的宗教改革。没有法老的允许，任何雕塑艺术——即使是最丑恶的那种——都不能出现或展示，因为他才是为自己的艺术家提供母题、形式和技术方针的人。同为“高级雕塑师”的巴克还为我们留下了艺术史上的第一尊自塑像（柏林埃及博物馆，编号31009）。他称自己是埃赫那吞的学生，是“陛下亲自指导过的”，我们显然可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他这句话。

图8 根据图坦卡蒙法老第二座金制神龛左侧外壁上的衔尾蛇图案绘制的示意图，开罗博物馆藏

第十一章 神之光

宗教改革之初，埃赫那吞把阿吞神摆在诸神之首，为他在万神殿中安排了一个最重要的特殊角色。等级地位的改变在埃及宗教史上已经发生多次。比如，金字塔时代（公元前2100年之前），在崛起成为强大的王国之神以前，阿蒙神只不过是一位微不足道的神祇。至此，埃赫那吞的臣民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这场变革的。

然而，埃赫那吞和此前得到广泛接受的宗教根本对立，因为他希求让自己的教义越发纯洁、越发绝对，而且打压其他所有神祇。他坚定不移地让阿吞一步步成为唯一的神，不允许其他神祇与他并驾齐驱，最后实现“除阿吞之外再无其他”。至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一神教信仰，当然，这种信仰是国王规定的。对信仰有异议就被认作对国王不忠，会立即受到惩处。

一神教与多神教相反，后者是对众多被设想为人形的神祇的崇拜。所有一神教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它们建立之始总会有一个创始人，无论是埃赫那吞、摩西、查拉图斯特拉、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这个创始人宣称他的神是唯一的神。一神教没有国界的观念，也不认为有民族能摆脱这唯一真实的神的控制。因此，即便一种观念设想某位特定的民族神祇统治某一民族或者国家，而其他民族有其他神灵，这种观念也会被视作异于信仰而遭到否定。也就是说，谁要是不信那唯一的神，谁就是无信仰的人，必须为了那唯一的神被引导到正路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为了各种一神教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弗雷德里希·迪伦马特在一篇关于以色列的杂文中写道：“因为发现神可能是人类各种发现中后果最严重的一种，无论有没有神都一样。”

阿吞也是一位掌管万物的神祇，他包罗整个世界，只不过他的传道者属于特定民族，是埃及的一位法老。王陵（α室）浮雕为我们展示了阿吞的这种世界性权力：射出光线的阿吞出现在群山之间，他的光线射进阿赫塔吞的神庙，神庙里画的是在晨曦中献祭的王室成员。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穿着自己特殊的民族服饰在神庙前朝拜掌管万物的光之神。动物也参与其中，因为阿吞是大地之主，也就是所有生灵的主宰。过去，信奉多神教的尼罗河国度一般对外国宗教表示宽容，而现在阿吞不容忍其他神祇与自己并驾齐驱。法老甚至越发避免使用“神”（netjer）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和过去的诸多神祇联系得太过紧密，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埃赫那吞在创建一神教时希望自己的教义有多么严格。他通常只说“生气勃勃的阿吞”。

图9 阿亚和他的妻子提伊在祈祷，阿马尔纳阿亚墓（25号墓）入口处的浮雕，这对夫妇上方竖排镌刻着著名的《太阳大颂歌》的唯一版本

埃赫那吞亲自撰写的一首圣歌，即所谓的《太阳大颂歌》（Großer Sonnengesang），刻在他的岳父阿亚的岩石墓穴中，竖列，13行。这是新宗教的“雅歌”（das Hohe Lied），我们可以从这首颂歌中直接了解到埃赫那吞的立论：

你在地平线上光彩夺目，

生气勃勃的太阳，你的生命始于太初。

每当你在东方升起，

都用你的美丽洒遍每一寸土地。

你光明、伟大、耀眼，

高居于每片土地之上。

你的光线拥抱大地，

直到你所创造的一切的尽头。

当你抵达这大地的边界时，

当你让它顺从于你的爱子时，你就是拉神。

即使你在远方，你的光芒也在大地上，

你照耀着人间的面孔，

但你的运转玄妙莫测。

你若是西沉，

大地就黯淡，仿佛处于死亡之境。

睡眠者在斗室之中，

遮盖着脑袋，互不相视。

即使从他们眼皮底下抢走他们的全部财物，

他们也根本注意不到。

猛兽全都从巢穴中出来，

每条毒蛇都欲咬人，

昏暗是座坟墓。

大地沉默于斯，

因为它的创造者在自己的地平线处休憩。

你若在地平线上升起，大地就充满光亮。

白天，你闪亮发光，

再送出你的光芒，驱散黑暗。

上下埃及每日如临节庆。

所有站立者都醒过来了，因为你让他们直起身来。

他们的身体洁净，穿上长袍，

他们高举双臂礼拜，因为你光芒四射。

然后他们遍布全国，各司其职

所有牲畜都心满意足地生长，

靠香草、树木和花朵为生。

鸟儿从巢穴中飞出，

它们的翅膀赞颂你生命的力量。

自从你为了它们升起，

所有野兽都欢腾跳跃

所有飞翔翩跹的禽鸟都生机勃勃。

船只逐波上下，

条条大路畅通，因为你散发光芒。

河流中的鱼在你面前跃起，

因为你的光束也深入海底。

是你让精子在妇女体内成熟，

是你让体液变成人，

是你让儿子在母亲体内存活，

抚慰他，让他不要哭泣，

你就是子宫内的保姆，

是你赋予万物生机，让万物维持生命。

当孩子在出生那天从母亲体内出来时，

你会打开他的嘴，让他呼吸，

为他提供他所需的一切。

当蛋中的雏鸡还在壳中鸣叫时，

你给予它空气，让它维持生命。

你为它规定了破壳而出的期限。

它从壳中出来，为的是赶此期限，

从壳中出来后，它用一双小脚奔跑。

你的作品如此丰富多样，在世人面前隐而不现，

你是唯一的神，独一无二！

你凭一己之力，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了大地，

还创造了人、动物和各种生灵，

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用腿脚四处奔跑的一切，

以及在空中用翅膀翱翔的一切，

无论它们是在叙利亚和努比亚，还是在埃及的大地上。

你让每个男人安居乐业，为人们提供所需的一切。

人人不缺粮食，生命期限已注定。

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本质和长相亦不同，

因为你让诸民族各不相同。

你在地府创造了尼罗河，

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它引到地上，

好让人类维持生命，保持你所创造的样子，

你，万民的主宰，为他们费尽心力。

你，万国的主宰，你为了它们而东升。

白昼的太阳，无比崇高！

你也让所有遥远的国度生存，

因为你在天上安置了一条尼罗河，

它会向它们倾泻而下。

山上的洪流就像大海，

滋润它们的农田，让它们需要的东西出产。

无尽时间的主宰，你的决定多么英明！

你把天上的尼罗河给了外面的民族，

还给了它们用腿脚四处奔跑的异兽。

但真正的尼罗河从地府流入埃及！

你的光芒遍洒所有田地。

当你东升，所有土地生机勃勃，为你生长。

你创造了季节，让你创造的生命欣欣向荣，

你创造了冬天，为了让它们凉爽，

还有夏季的炽热，让它们感受到你。

你让天空高远，为了升到天上去，

以便可以观看你创造的一切。

你升空后独一无二，无论以什么形象，你都是活生生的阿吞，

会显现、耀眼，会远离，也会靠近。

你独自创造了几百万个形象，

城市和村庄，田野、道路和水源。

当你作为白昼的太阳居于大地上方，所有人都看到自己面对你。

但即使你前行，

你的眼睛也不再高悬——这眼睛是你为了它们而造，好让自己不再只看着自己和自己创造的东西——即使这样，你也留在我的心中！

因为了解你的，

除了你的儿子涅夫彻佩鲁拉（埃赫那吞）再无他人；

你让他了解你的意图和你的权力。

世界因你的示意诞生，你就是这样创造了它。

如果你升空，万物就生活；

你若下落，万物就死亡。

你自己就是人的一生，因为人们只为你而活。

所有人看着你的美丽，直到你去休憩。

当你西沉，活计停滞。

而（你的）显现让所有保护国王的臂膀坚实，

让所有腿脚迅捷。

自从你创造了大地，你就为了出自你身体的儿子提升这片土地，

那是上下埃及的法老，涅夫彻佩鲁拉·埃赫那吞。

这首在思想方面构思非常精妙的颂歌是古埃及最令人震惊的诗作之一。埃赫那吞在这里用唯一原理，即用光的力量来解释人和自然的诞生。他的一神教是一种用宗教形式表达的自然哲学，包含对环境中的现象、形式和运动的认识，让人联想到歌德《浮士德》（Faust）中的话：

我莫非是神？我的心境如此光明！

我从清晰的笔画中间，

看到活动不息的大自然展示在我心灵之前。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强调了法老的一项重要发现，即认识到时空的“大小”是抽象的：太阳赋予世界生命，光和时间来自太阳。“如果你升空，万物就生活；你若下落，万物就死亡。你自己就是人的一生，因为人们只为你而活。”这些写于公元前14世纪的诗句表达了那些自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1年）以来就萦绕在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观念。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思维方式完全是数学的思维方式，他强调了上帝的两种属性——思维和扩展，这都是理性可以触及的。思维导致时间的产生，不能出现在时间之外；扩展则决定了物质和空间。时空抽象的“大小”也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著作的基础。

埃赫那吞在《太阳颂歌》的另一个版本，即篇幅较短的《太阳小颂歌》（Kleiner Sonnengesang）中运用了具有革命性的新想象，这首颂歌同样在阿亚的墓中留存下来，内容如下：

你的力量和你的强大牢牢占据我心。

你就是活着的太阳，

无尽的时光就是你的映像。

尽管埃赫那吞关心的不是自然科学，他还是试着凭借自己的教义去认识自然法则，由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和过去的太阳神颂歌相比，这里的变化很明显：法老这位先知完全去除了宗教中大量神秘学的观念，再饰以来自自然的场景，弥补这种缺失。阿马尔纳时期的艺术创作中随处可见的与自然的联系让我们联想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1181～1226）撰写的著名太阳颂歌。在这二者中，神创造的自然均占据了诗歌的核心地位。

《太阳颂歌》也道明了埃赫那吞在新宗教中的地位：阿吞的本质唯独揭示给法老，因为“了解你的，除了你的儿子再无他人”。此前每一位埃及法老因为具有“地上的荷鲁斯”这一职能而都是具有神性的，但他享有的尊敬针对的总是这一职能的践行者，而不是他这个人；具有神性的是职能，不是法老。现在不是这样，阿吞神离开了，沉到了幽冥之中。埃赫那吞具有对神的认识，因为他是神之子、阿吞和人之间唯一的调解人。通往神光的道路只能经由他；只有埃赫那吞理解阿吞的意志，了解神的戒律和法则。《约翰福音》把这一信念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14∶6）有了这种和阿吞的关联，埃赫那吞的权力得到了惊人的增长。

王室成员也共享埃赫那吞这一特殊地位。神话被从新宗教中驱逐后，占据这一真空的除了自然之外还有法老的家庭。王后纳芙蒂蒂在国王执政第10年到来前又诞下了三位公主（纳芙纳芙鲁阿吞-塔谢丽特，即“阿吞是最完美者，小纳芙纳芙鲁阿吞”；纳芙纳芙鲁拉，即“拉神是最完美者”；赛特潘拉，即“拉神选定者”），在祭礼崇拜和国家政治中维持着几乎与国王平等的地位。她代表了三神组中的女性元素。既然停留在天上的父亲阿吞是爱之神，关心自己的创造物，让它们感受到自己的热忱，永生永世照管它们，那么法老埃赫那吞、王后纳芙蒂蒂和公主就在大量图景中出现，他们在用自己的生活表达阿吞的爱，在为他们的信徒做榜样，让这种爱显现在人间。他们彼此维系着异常亲密的关系，互相拥抱，温情脉脉地亲吻彼此。在几幅图像中，埃赫那吞甚至用双臂环绕王后纳芙蒂蒂和他的女儿们，亲热地拥抱她们，而她们可以坐在他的怀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明了地感受到种种温热的情感。

因此，阿赫塔吞的臣民在家里的小祭坛前各自祈祷，祭坛上摆放着光芒四射的阿吞和王室一家的形象，用来取代失落的诸神世界。可能无论在哪个官员的房舍住宅中都不可以缺少这样一种形象，因为埃赫那吞和他的王后是人间生命的保障者和守护者。信徒向三神组祈祷，也为他们献祭。比如，我们在帕涅何西位于阿赫塔吞的府衙中发现了一座长98厘米、宽118厘米的石灰岩私人祭坛，这个祭坛（埃及博物馆，编号JE 65041）装饰得十分华丽，完全是对阿吞和王室进行私人礼拜用的。

第十二章 强加的信仰

埃赫那吞没有努力争取使他的人民信奉新宗教，而是把它强加给人们，因为他作为法老拥有这样的权力，而且独自掌控着神的真理。但这样做是和旧日传承完全决裂，肯定让那些原本生活在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多神教传统中的臣民蓦地感到深深的困惑。此前，他们在熟悉的旧神的庇护下感到安全又有保障，所以要突然放弃这些神并把他们完全忘掉，让他们倍感棘手。而且，他们很难理解这个新的神祇。这个“发光的阿吞”的性质让人感到太陌生、太抽象，它缩减得只剩下太阳光的光亮。然而，埃赫那吞坚定地贯彻自己的理念；臣民被迫尊崇阿吞。质疑他是危险的，在神权政体中当时如此，至今仍然如此，人们不可以做与众不同的叛教者，而且机会主义者、密探和告密者肯定是少不了的。尽管如此，有人偷偷地坚守祖辈的旧信仰，当中甚至有国王贴身近旁的人，阿马尔纳出土的传统神像证明了这一点。不信新神的人不能公开承认对旧神的信仰，因此他们选择了内心流亡。

宗教日益衰微，需要寻求出路，于是一个到第18王朝才开始出名的年轻神祇在阿马尔纳得到崇拜，这是一个反抗困境的斗士，被称为谢德（Sched），即“拯救者”。当需要把人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或者从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时，人们就会希望他出现。这位神祇最早的出土文物恰恰出自阿赫塔吞，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情况。

图10-1 两位正在互相亲吻的公主，未完成的方解石像，出土于阿马尔纳，高8厘米，私人藏品

图10-2 两只正在互相亲吻的猴子，石灰岩，残留部分过去的涂色，1891年出土于阿马尔纳，高9.5厘米，弗林德斯·佩特里藏品

1891～1892年，在阿马尔纳进行发掘时，W.M.弗林德斯·佩特里发现了一些着色的石灰石小雕像。那是一些猴子，正在演奏音乐、进行杂技活动、照顾幼崽、吃吃喝喝。其中有一组小雕像（伦敦佩特里藏品，编号UC029），有的是表现一只猴子站在国王的战车中，有的是表现一对猴子手牵手、互相拥抱或者正在热吻。这样一来，它们被塑造得和王室的官方塑像十分相近。这些小雕像不只是讽刺人类习惯的作品，而且明显是讽刺王室之作，它们身上除了流露人们暗自的快乐之外，还揭示了一些无力的时刻。这是抗拒反应的一部分，它们证明埃赫那吞的世界对于他的臣民来说并非乐土。

埃赫那吞坚定的行动也带给人们真切的绝望，这体现在一首《阿蒙哀歌》中，埃赫那吞驾崩后不久，这首哀歌被记录在底比斯西侧（139号墓）的一处墙面刻字中，内容如下：

再次转向我们吧，永恒之主，

什么都没发生之时你曾在此，

一切结束后你会回来。

第十三章 阿吞光辉下的死亡

死者的国度，即彼岸世界，曾经是由“冥界之神”奥西里斯掌管，现在不见了，在阿吞的光辉照耀下消散了。埃赫那吞有意将彼岸世界搬到人间来，他自己很早就接管了死神的角色。死亡审判也被他废弃，在人间就已经完成对罪行的惩罚。所以，就连人们死后，法老对于他们来说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是为死者带来解脱的人，是他们的拯救者，只有他的恩泽让人在死后可以继续生活。死者在人间继续生活，即在阿吞大神庙之中。如果某个臣民从埃赫那吞那里得到了战胜死亡的恩泽，他现在就成了法老的一位“受到保佑的超脱者”（hesi en），这个词在阿马尔纳时代之前泛泛地指代国王“宠幸的人”。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个词的意义得到扩充。因此，克里斯蒂安·E.略本（Christian E. Loeben）称这个说法为阿马尔纳时代世界观范围内“死亡的一个特定方面”。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自己必须如何行事才能不引起埃赫那吞的不满是尤为重要的。这种情况也让人联想到《约翰福音》：“凡活着信从我的，必永远不死。”（11：26）因此，阿赫塔吞神庙中阿吞的首席仆从帕涅何西对自己的君王欢呼道：

赞美你，我的神，是你造就了我，为我指定了美好的事物，是你创造了我……我的赞美和崇敬之情直上云霄，这献给上下埃及之主、“阿吞的光束”、命运之神、赠予生命者、一切律法之主、每个国家的光，人们因看到他而生活……

死后的生命仅仅因心存阿吞这一观念而存在，死者现在可以随国王一起进入阿赫塔吞的神庙，分享祭品。这样的存在不再呈现发展和变化。侍从图图坟墓入口处的天花板上有一处铭文描述了死后的生命：

早上，你从自己的永恒之所（坟墓）起来，为的是瞻仰阿吞。就像你仍寄寓人间时一样，你清洗自己，穿上一件长袍，为的是接受神那完美之人（即国王）“受保佑的超脱者”（hesi en）、侍从图图的生命力（卡）。当你向阿吞祈祷时，他就会保证你的气息，愿他的光线让你的肢体获得生机。你必须起来，忘记疲惫。当你看着他时，他会让你的容颜熠熠生辉，为的是小舟中的“涅夫彻佩鲁拉，拉神的唯一”的首要仆从、侍从图图。你应该和他在胡特-本本大殿（在阿赫塔吞的大神庙中）“保佑的超脱者”一样追随他。当你身处真实（玛阿特）之所，你可以亲吻他光束下的地面，为的是侍从图图的生命力。

死后的生命简单明了，没有令人神往的前景，也不许诺乐土、天堂，没有前往另一个世界。死亡国度就在阿赫塔吞的中心，在阿吞大神庙中，在埃赫那吞世界的中心。

第十四章 诸神陨落

随着时间的流逝，埃赫那吞离自己臣民对宗教的理解越来越远，而完全醉心于阿吞这种纯洁、绝对的理念，这是他做事依从的模范。这种做法十分粗暴，就像弗雷德里希·威廉·黑格尔（Friedrich Wilhelm Hegel，1770～1831）证明历史作为世界精神发展过程时所述：“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个体并不会清醒地想要这个或那个，处处瞻前顾后，而是会毫无顾虑地投身于唯一目标。因此，事实上他们也轻率地对待其他伟大甚至神圣的利害关系，这种做法自然要受道德谴责。但这种大人物在自己的道路上肯定要践踏一些无辜的花儿，定会让某些东西毁坏。”［《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Kap. Einleitung］

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时代（公元前1279～前1213年）的一封关于公事的信件残篇（柏林埃及博物馆纸莎草藏品3040号）中提到了一个男人的死亡日期：“他死于异端统治第9年。”可能正是在这一年，阿吞神名字的神学意义改变——“拉是光之国的荷鲁斯”这个说法被“地平线的统治者”取代，所以教条的王名圈名字现在变为“拉神长存，这是地平线的统治者，以其名‘父亲拉神，作为阿吞到来’在光之国欢庆”。阿吞的新名字昭示法老努力把这种一神教的形式更改得更加抽象，即便太阳神长久以来受到尊崇的鹰隼形象也并未因此消失，只不过变得不那么突出、显著；同时，神的父子关系得到强调。然而，这场变革并没有让旧名称全然失效，即便在一些纪念碑上人们用意明显地用新名称遮盖了旧名称，旧名字的轮廓往往仍旧是可见的。阿吞的两个名字并列的情况在埃赫那吞统治第9年之后也出现过。或许，埃赫那吞此时试图一边更改阿吞的名字，一边完全消除人们对旧神的怀念。

太阳神的鹰隼和埃及眼镜蛇继续位居阿赫塔吞人崇拜的少数几种神圣形象之列，而年轻太阳神的象征——圣甲虫则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用圣甲虫形象修饰印章和戒指是很常见的，现在戒指上只有简单的戒面，上面刻着阿吞和法老的名字。青蛙形状的印章护身符或者刻画着奇异动物的链坠也很常见。曾经，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和自己的先祖一样让人把自己塑造成斯芬克斯，也就是长着狮身人面的形象，而现在，这类形象从法老像的标准形式中被去除。

埃赫那吞关闭了全国的万神庙，一场有组织的毁神运动就此开始，诸神的名字被抹去，由此变成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整队整队的石匠被送往全国各地乃至努比亚，首先是为了把法老憎恶的阿蒙神像及其名字凿去和抹去，在这件事上，阿蒙神位于底比斯的神庙成了重点破坏的对象。在那些神庙中，他的名字几乎全都受损，就连“阿门诺菲斯”这个名字也被禁止书写。这种破坏是没有限度的，比如就连用楔形文字撰写的信件中的阿蒙神的名字都被删掉了。特别受影响的是哈特谢普苏特女王（Hatschepsut，前1479～前1459年在位）和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is III，前1479～前1426年在位）的各处圣所。不只是他们的陵庙，图特摩斯三世位于卡尔纳克、用来举办庆典的神庙柱外层金漆以及哈特谢普苏特方尖碑顶和门农巨像上阿蒙神的名字都被抹去。甚至连官员墓中阿蒙神的画像和名字也都被抹去。就连阿蒙神的神圣动物——鹅的图像也被人从底比斯18和55号墓以及卡尔纳克“植物园”中去除。这场神像破坏运动中未受波及的只有帝王谷中的墓葬。在底比斯以外的地区，象岛（Elephantine）上女神萨坦特（Satet）神庙和努比亚很多地方的阿蒙神之名遭到清除，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这场迫害运动被执行得滴水不漏，就连“schefit”（威望、尊严、敬畏）这个词都被废除，因为书写这个词要使用一个山羊头的象形文字，而山羊头又是阿蒙神的形象之一。哈特谢普苏特女王著名的宠臣塞南穆特（Senenmut）名字中表示穆特女神的符号同样被抹除。最后，复数形式的“诸神”也都遭到弃用。

图11 蓝色釉陶戒指，上面刻着国王的名字“涅夫彻佩鲁拉-瓦恩拉”作为图案装饰，直径2.2厘米，私人藏品

鉴于这项任务如此浩大，个别的神名得以幸存并不能说是某种宽容的结果，相反，这或许只是因为工人力不能及罢了。

第十五章 管理国家

很遗憾，我们对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时代的行政程序所知甚少。但可以推测，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位于孟菲斯，由下埃及的维西尔阿佩尔埃尔领导。不过，根据国内热火朝天的建设情况，可以得出管理机构显然运作良好的结论。除了法老在底比斯与努比亚的建筑工程之外，迅速建造巨大的新都城阿赫塔吞显然是一流的内政业绩。如果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同时期的经济供应均一切正常的话，如此艰巨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法老的建设工程并不限于上述地点，而是在全国各地都有案可稽。太阳神过去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成了一个特殊的重点。名为“拉神在赫利奥波利斯升起”的阿吞神庙留下很多带有图画的碎砾。孟菲斯自从新王国时期之初就是国家的军事大本营，人们在那里也发现了一座阿吞神庙的石块。那里的行政长官是伊皮，维西尔拉莫泽的侄子。更靠南一些的美杜姆（Medum）虽然没有保留阿吞圣所的痕迹，但我们知道，这里有过一处这样的圣所，因为一位曾在这座神庙劳作的矿田督管的墓中铭文可以确凿地证明它的存在。梅迪纳特·古罗布［Medinet Gurob，即法尤姆（Fajum）］的其他出土文物也可以让人推测，那里曾有一处献给阿吞的圣所。安提诺波利斯（Antinoe）可能曾经建过一处阿吞圣所，这处圣所被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前1279～前1213年）抢占，它的一部分残垣在19世纪被发现，其余的残垣经由意大利人的发掘重见天日。在艾斯尤特（Assiut）也发现了一些残块，它们出自一座阿吞神庙，上面可以看到阿吞名字的新形式。此外，在底比斯附近的阿尔曼特（Armant）可能还有一座阿吞神庙。最后，在阿斯旺（Assuan）的采石场地带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出土物品。相反，在“冥界之王”奥西里斯的宗教中心阿拜多斯（Abydos）发现的出土文物寥寥可数，可能还是出自阿门诺菲斯三世时代，埃赫那吞可能出于宗教上的原因回避了这座城。

如今，这些宗教建筑只剩下一些残迹可循，因为它们在毁坏纪念埃赫那吞及阿吞崇拜之物的过程中成了牺牲品。尽管后世的一手文献如图坦卡蒙光复旧宗的石碑记叙了埃赫那吞统治时期混乱的经济状况，但这些说法定然带有宣传色彩，几乎不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埃赫那吞委派到行政最高层的新人似乎都完全胜任自己的职责，无疑和那些挺过法老清洗运动的官员合作得不错。

第十六章 国界的另一侧

埃赫那吞尽管满腔宗教热情，但还是留意外交局势，尤其是强大的苏庇路里乌玛一世（Supiluliuma I，约公元前1355～前1320年在位）统治下的大国赫梯的威胁。因此，在埃赫那吞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那些出身军旅、后来擢升至国家关键职位的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赫塔吞的墓葬中，士兵的图画比以往的时代更受青睐。埃赫那吞最亲近的圈子中有三位将军，即马雅、拉莫斯和年纪尚轻的帕阿吞纳姆哈布（Paatonemhab，意为“阿吞在欢庆”），他们全都获准在阿马尔纳建造一座坟墓（24号墓）。既然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埃赫那吞也就不想拒绝军队为自己服务。和西亚国家的关系也是埃赫那吞关心之事，于是后来他将接待所有国家使节的任务交给了侍从图图。图图可能来自叙利亚，或许掌握了当时通用的外交语言——巴比伦语。

阿马尔纳文书（Amarnabrief）让我们对外交进程有了很好的了解。这是些有字的黏土板，曾经属于阿门诺菲斯三世及其子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的国家档案馆，在阿赫塔吞城被弃时被埋藏地下。很遗憾，这批重要文件确切的出土时间还是一个谜团。1887年，一位农妇在阿马尔纳的田地——埃赫那吞国家档案馆的旧址——劳作。她在干活时发现了几块黏土板，上面用楔形文字刻着巴比伦语的文段。当地人在这个地方私自挖掘，逐渐让更多的泥板重见天日。当地的农民打算通过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即泥板）销售出去，于是，1888年200多块黏土板在开罗待售。大英博物馆和柏林埃及博物馆的代表买下了大部分，其他博物馆没敢买，因为它们的负责人认为这些泥板是伪造的。W.M.弗林德斯·佩特里1891年冬季至1892年在阿马尔纳进行发掘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发掘出曾经的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更多的黏土板。至今，已知的黏土板有379件，包括王宫与亚洲国家之间数十年间的部分往来信函，其中最早的要追溯到阿门诺菲斯三世执政的最后阶段，而较新的那些贯穿埃赫那吞统治时期。雪花石膏制的标牌证明，这些黏土板曾经被国家档案馆整理得很有条理，还被贴上标签——遗憾的是没有注明日期——保存在木头盒子里，可是发现它们时它们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这使我们很难按照时间顺序对一些信件进行编排。几乎所有信件都是用巴比伦语和楔形文字写就的，只有三封是用赫梯语、亚述语和胡里安语写就的。这里既有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埃及王国寄给亚洲君主的信件的复件，也有埃及王室收到的亚洲信函。与亚洲往来通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一封信是关于政治联姻的，另一封则表达了希望把一尊可以产生奇迹的神像寄给阿门诺菲斯三世国王的请求。有些来自亚洲君主的信函从内容上看实质上就是乞求信，让埃及国王给他们送金子。不过，这些信件中自然也提到了外部政治形势，例如报告了一些相互抗争的埃及的州之间的武力冲突事件。特别有意思的是那封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在阿门诺菲斯三世驾崩后写给国王遗孀泰伊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表示希望自己与埃及王室之间多年的友善关系在阿门诺菲斯四世治下能维持下去，请求泰伊对此加以关照。

阿马尔纳时代晚期，埃及在西亚的外交政治形势展现了这样一幅情景：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治下的赫梯人——他们的国家在今土耳其一带——对与埃及结盟的米坦尼虎视眈眈，但还是对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势力范围予以尊重。于是，埃赫那吞最开始不觉得有迫切的理由进行军事干涉。更麻烦的是各个更小的城邦和诸侯国的态度，这些邦国算是埃及的州，在地理上却离赫梯王国更近。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之间的一个小国阿穆鲁（Amurru）——如今是北黎巴嫩的一部分——的国君阿吉鲁（Aziru）和奥龙特斯河（Orontes）畔的卡迭石城邦（Kadesch）邦君艾塔卡马（Aitakama）在政策上见风使舵：阿吉鲁首先表现得特别亲赫梯，由此损害了埃及的利益，所以被传唤到法老的宫廷，这位君主在那里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得以使法老让他返回阿穆鲁。然而，刚一回国，和不久以前卡迭石邦君艾塔卡马的所作所为一样，他完全转入赫梯阵营。埃及出兵讨伐艾塔卡马，这让赫梯国王也行动起来，于是后者突袭了埃及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姆卡（Amka）州。两个附庸国的叛离发生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的尾声，由此这个阶段的埃及面临棘手的外政局势。但埃及在亚洲的统治地位直到埃赫那吞死后才受被削弱，确切说是在比布鲁斯城邦君主里巴蒂（Ribaddi）——埃及的一位坚定忠实的拥护者——被赶下宝座之后。

努比亚方面发生的外交事件则大不相同。努比亚自新王朝以来通称为“库施”，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对埃及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它位于阿斯旺以南，沿着尼罗河发展、延伸。

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和他之前的其他国王一样，在努比亚大兴土木，这一方面是为了埃及的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力量，以便控制这片居民常常造反的土地。在统治的最初几年，阿门诺菲斯四世开始进一步扩建瑟斯比城（Sesibi），这座城位于尼罗河西岸，在第二瀑布和第三瀑布之间。这座城中的神庙可能还是为底比斯三联神阿蒙、穆特和孔斯修建的，不过这里也出土了其他神像，如奥西里斯和阿图姆、阿门诺菲斯四世及王后纳芙蒂蒂的雕像。后来，人们毁坏纪念埃赫那吞的东西时，阿门诺菲斯四世夫妇的雕像被挖掉。再往南一些，阿门诺菲斯四世又在第三瀑布和第四瀑布之间修建了卡瓦（Kawa）这个地方——它的古埃及名字是“格姆帕阿吞”（意为“找到了阿吞”），此外还让人对努比亚已有的神庙进行了扩建。

埃赫那吞统治期间，努比亚发生了一场暴动，这场暴动被总督图特摩斯镇压。第二瀑布近旁的布亨神庙（Tempel von Buhen）中立有一尊胜利纪念碑，这尊纪念碑上注明的日期是埃赫那吞执政第12年，阿赫特季（Achet-Jahreszeit，即洪水季）第3个月第20日。在提到了国君名字的寻常开篇之后，碑文说道：

陛下在阿赫塔吞现身于其父阿吞的宝座上，就像拉神每日出现在天上和人间，此时有人来向他报告：伊克特（Jket）地来的敌人［阿拉奇干谷（Wadi Allaqi）那里有一处淘金者集聚地，这条干谷是东方沙漠游牧民族前来侵袭时的入口，很危险］意图反叛埃及！他们已经侵入努比亚，要为自己的生计掠夺财物！……于是陛下给库施王子和南方诸异国总督下达指令，令其集合一支军队，去打败伊克特地区来的敌人，无论男女。人们在河东侧、“采石场水塔”（Steinbruchzisterne，未知地名）的北边发现了敌人。君主有力的手臂一瞬间就擒获了他们，在沙漠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逃窜者被击倒，仿佛从未存在。伊克特人心中自负，但君主这头狂野的狮子按照自己父亲阿吞的命令屠杀了他们，勇敢无畏，强大有力。

敌人总共有大约500名战士：370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战斗中死去或被擒获。埃赫那吞无情地虐待敌人，为首者被用残酷的刺穿刑处死，或者就像阿赫塔吞一块浮雕（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编号1927.4087）上展现的那样，被捆缚在战车上。即便根据这篇碑文，埃赫那吞还称不上伟大的军事统领或者战略家。这里也显示他并非空想家，是可以目标明确地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的。

讨伐努比亚后没过几个月，埃赫那吞的对外政治就达到顶峰：外国使节来到国都阿赫塔吞，为的是把自己国家的贸易产品当作贡品呈献给他。阿马尔纳两座岩石墓穴上的浮雕记叙了这一事件，其中一座墓属于王太后泰伊的宫廷总管胡伊亚（1号墓），另一座属于王后纳芙蒂蒂的宫廷总管梅里拉（2号墓）——不应把这里的梅里拉和同名的阿吞大祭司混淆。因为这些生动的图景，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佩瑞特季（播种季，冬季）第2个月第8天举办的这场节庆。外国代表团在建于阿吞大神庙北侧围墙上的那间阁子（图注12）中得到接待。埃赫那吞和纳芙蒂蒂端坐在华盖下，六位公主位列身后。国内高官向法老一一介绍各国代表团，而这些代表团毕恭毕敬地上前觐见。为了这一天的庆祝活动还举办了一些竞赛活动。胡伊亚墓穴浮雕对这场节庆做了记叙：

上下埃及的国王涅夫彻佩鲁拉、拉神的唯一，还有大王妻涅夫彻佩鲁拉·纳芙蒂蒂，愿她永世长存，他们端坐在银合金的轿子上，接受来自叙利亚和库施、来自西方和东方的礼物。所有异邦代表齐聚一堂。就连地中海的岛屿都为阿赫塔吞大宝座上的法老献上贡金，这样才能让法老因收下贡金而赐予他们生命的气息。

第十七章 日落之前

从阿马尔纳时代的一些浮雕中，可以看到埃赫那吞与纳芙蒂蒂和他们的女儿们在一起。这些浮雕展现给我们一个幸福家庭生活的景象，即便这些画面可能是带有部分宣传色彩的。王太后泰伊也被算作家庭的一分子。王太后泰伊的宫廷总管胡伊亚的墓穴装饰画描绘了为了对她表示尊敬而举办的国宴，这场宴会可能举办于埃赫那吞执政第13年。我们看到，泰伊坐在左边，她的外孙女巴克塔吞（Baketaton，意为“阿吞的女佣”）——可能是她某个女儿的孩子——站在她旁边，形象比较小。正中央端坐着埃赫那吞，面向他的母亲，他身后是王后纳芙蒂蒂。两位公主分别站在自己母亲的椅子前面和旁边。泰伊作为王室一员，在阿赫塔吞也拥有一间自己的“日影”祈祷室，正如胡伊亚墓穴中另一幅浮雕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场景中上，埃赫那吞和他的母亲庄重地穿过这座神庙祈祷室外面的双塔式门，而巴克塔吞跟在他们后面，手里拿着一束花。

埃赫那吞执政第12年，王后纳芙蒂蒂诞下他们的第7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取名图坦卡吞（Tutanchaton）。这个孩子是不是埃赫那吞亲生儿子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对孩子名字的选择得到解答。迪特里希·韦尔东（Dietrich Wildung）写道：“我感觉，具有决定意义的正是出生名图坦卡吞——‘阿吞活着的写照’，它只可能被赋予法老的孩子，因为阿马尔纳神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法老是阿吞神在人间的、‘活着的’写照。用这种神学语言去指代一介平民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这个名字中得出更多信息：它包含有权登上御座之意，因为只有正在执政的国君或者他的假定继承人才有权作为阿吞‘活着的写照’。”作为埃赫那吞和王后纳芙蒂蒂的儿子，小王子兼王位继承人得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日影”祈祷室，这间祈祷室的一块残垣上留有一段祈祷词（见图2）：

伟大的鲜活的阿吞，度过众多周年庆典，日轮环抱的一切的主宰，天空之主，大地之主，在国王的亲生儿子图坦卡吞位于阿赫塔吞的“日影”祈祷室中。

图坦卡吞的“日影”祈祷室中展示的是阿吞以前的名字，也就是说，即便在这位神祇改名（埃赫那吞执政第9年）后人们仍继续使用旧名。

在位13年后，王室遭到沉重的打击：埃赫那吞执政第14年，公主纳芙纳芙鲁拉和赛特潘拉，随后不久显然还有她们的姐姐——10岁的玛可塔吞接连夭折。从一幅保存得不是很好的王陵α室浮雕中，可以看到玛可塔吞仍在为自己的妹妹哀悼。但随后她的棺椁也被放在一个滑橇上，被牛车运往王室家族陵墓。葬礼上，首饰、衣服、器皿、化妆用具、菜肴和塑像等随葬品也一同下葬，因为新的阿吞宗教遵循了传统葬礼的外在形式，只在开支和过程上和过去的葬礼有少许不同。此外，从复原的破碎的、为玛可塔吞制作的粉色花岗岩陵墓神龛（发现于α室，β室中没有任何摆设）中，她本人还很小，被放入一个儿童棺材。这样一来，玛可塔吞是死在产床上的这一广泛流传的假说就站不住脚了。

但阿吞对幸福和悲伤的人一视同仁，就连埃赫那吞与王后纳芙蒂蒂都不得不忍受离别之苦。γ室浮雕中，柔弱的公主躺在棺架上，埃赫那吞夫妇俯着身子，悲痛欲绝。如此动人心弦的画面对于埃及来说极不寻常。此前的绘画艺术中从未出现过正在哀悼的法老及王后，而两人在痛苦中互相扶持。

图12 根据王室陵墓γ室两组浮雕绘制的示意图，图中人们在哀悼夭折的玛可塔吞公主

在这里，法老夫妇身上散发着人性之光，用深切的悲痛为臣民做出了表率。而且，如果和过去的送葬图比较，这些今天如此打动我们的场景描绘了人们面对夭折的孩子，在内容上没有宗教意味，这里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没有神祇引导死者进入死后的世界，引导其加入诸神和极乐世界中的死者行列。这样一来，埃赫那吞在自己女儿葬礼中也传达了一种宗教讯息，即对人间世的绝对肯定。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对于死者来说，一切都是持久的；小公主最后一次示以生者的死亡状态会永世长存，永远不再改变。在此，死亡确实被当作死亡接受。

我们看到，灵堂之外，小太子图坦卡吞和他的奶妈一起身处哀恸的宫臣中间，他们之前在灵堂里，现在图坦卡吞被人从里面抱出来。一位宫臣在图坦卡吞面前深深地躬下身子，强调了他作为未来法老的高贵地位。铭文写道：“图坦卡吞，法老亲生的儿子，他的爱子，大王妻纳芙蒂蒂所生，愿她永世长生。”［马尔克·加博尔德（Marc Gabolde）翻译及补充］。所以，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图坦卡蒙是埃赫那吞和纳芙蒂蒂亲生儿子的证据。

埃赫那吞在位14年后，王后纳芙蒂蒂的名字就不再出现于我们拥有的原始资料中。诸如失宠、流亡、对埃赫那吞谋反或者共同执政这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说与这种情况联系到一起。然而，进行这些推测是无益的，因为“对于可以用简单猜测解释清楚的东西，尝试复杂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正如威廉·冯·奥卡姆（Wilhelm von Ockham，1287～1349）所说。所以，我们不如下这样的定论：这位生下七个孩子、饱经磨难的王后在埃赫那吞执政第14年或者第15年去世，正如当年埃赫那吞在界碑上宣布的那样，在王室墓地得到最后的安息之所。墓中少数几处仍然保留的铭文中，王后纳芙蒂蒂的名字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很多次，这似乎也暗示她葬在此处。此外，一个破碎的死亡人俑保存了下来，它给王后辞世这个事实盖棺定论，这个人俑由克里斯蒂安·E.略本于1986年公开。人俑上面的文段把王后称作“受保佑的超脱者”。曾与埃赫那吞分享巨大权力和神性的纳芙蒂蒂身后留下一片真空，两位公主——梅丽塔吞和安克森帕阿吞占据了这片虚空，她们晋升为王后。有人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因，断定这两段父女婚姻中有过孩子。然而，即便较早的文章书籍做过这样的假定，这些孩子其实也从未存在。沃尔夫冈·海尔克（Wolfgang Helck）恰当地把他们称为“幻影孩子”。

第十八章 基雅——纳芙蒂蒂阴影下的贵妃

纳芙蒂蒂死后，一位王妻受到重视，我们知道她有“基雅”（Kija）这个名字。此前这位基雅从未出现过，纳芙蒂蒂活着的时代流传下来的画像中没有哪幅可以确定是她的。她至少给埃赫那吞生过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取名梅丽塔吞-塔舍丽特（Meritaton-tascherit），即“小梅丽塔吞”。

尽管有几个带有她名字的方解石油膏容器和放化妆品的小瓶保存了下来，但这些东西的年代已经无法确定——它们或许带有阿吞的旧名字，但正如上面所述，仅此还不能断定它们来自埃赫那吞执政第9年之前的时代。“基雅”名字的其他凭证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容器铭文中有“贵妇”（ta schepset）这一头衔，这个头衔和一个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的残缺人名联系在一起，被理解为“从属于该人”。然而，基雅从未正式使用过这个头衔，“基雅”这个名字的缀饰也值得商榷。相较而言，一条标注提到了埃赫那吞执政第14年至第17年间“王妻的一处农庄”（hemet nesut），这倒绝对有可能指的是她。

基雅的出身也不确切。她有可能是来自米坦尼的塔杜刻帕公主。阿门诺菲斯三世在自己统治的第36年把图什拉塔国王的这个女儿纳入王家后宫时，她大约15岁。然而，阿门诺菲斯三世和塔杜刻帕之间可能没有实质婚姻关系，因为国王在这个时候已经身患重病，年老体弱。他驾崩后他的儿子可能把塔杜刻帕公主收入了自己的后宫，成为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员。她父亲写给泰伊王后的悼信（阿马尔纳信函，EA 29）让人断定，他的女儿留在了埃及，没有返回米坦尼。

那个时代由于联姻政治，后宫中外国嫔妃及其随从的比重并非微不足道。此外，一位外国公主如果留在后宫，她是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名字的，但如果她作为正式的王妻从后宫中出来，面向公众，那就不可以了。

一些证据说明，纳芙蒂蒂死后塔杜刻帕获得了一个新身份，而且在晋升到伴随国王左右的位置后——按照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Asiatische Personennamen，207 f.）的说法，她开始使用埃及语短名字——基雅。她倒没有使用“大王妻”这个头衔，而是在正式场合被称作“王妻”（hemet nesut）和“贵妃”。她的名字也从被没写到王名圈中，这或许意味着国王仍然赋予神一样的纳芙蒂蒂独一无二的地位。不过，除此之外，虽然没有“大王妻”的头衔，但基雅还是依其地位在系列图画中获得和“大王妻”一样的待遇，她在画面中和埃赫那吞在一起，两人向阿吞神献祭。在哥本哈根嘉士伯艺术博物馆的一块浮雕（编号AE. I. N. 1797）上，她也是如此。

图13 艺术家绘制的草图，图中埃赫那吞头戴努比亚式假发，假发的带子似乎在风中飘动，为石灰石碎片，1891年出土于阿马尔纳，高14厘米，弗林德斯·佩特里藏品

图14 基雅王后的小型石英岩头像，1912年出土于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高11厘米，柏林埃及博物馆藏品

基雅在这些图画上很好辨认：她经常头戴努比亚式假发。假发分五层缝在一起，发梢斜垂额前，有时几乎触及锁骨，由此后颈空出很大空间。阿马尔纳人很喜欢戴努比亚式假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此外，基雅还用圆盘形的耳环装饰自己。没有哪张确定是她的全景画留存下来，仅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块残缺的黄色碧玉头像（编号26.7.1396）和柏林埃及博物馆那个仅有11厘米长但富有表现力的石英岩小型头像（编号21245），根据多萝西娅·阿诺尔德（Dorothea Arnold：The Royal Women of Amarna，37 ff.）和迪特里希·韦尔东（Faraón：el culto al sol en el antiguo Egipto，131）的研究，这两座小像应该是属于她的。基雅似乎是个美丽的女子，有一张非常妩媚又柔和的面孔，双唇饱满，下巴相当明显。她在玛鲁-阿吞分得宫殿和一间“日影”祈祷室，这明确说明她融入了王室，成为王室家庭一员。基雅也以慈母的形象示人，正如阿马尔纳宗教模范应该做的那样。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一块浮雕（馆藏编号60.197.8）中，她就是王后的形象，佩戴冠冕，前额上是一个埃及眼镜蛇装饰物，正在亲吻自己的小女儿。光芒四射的阿吞神亲自将生命之符递交给国王夫妇。一副原本为埃赫那吞打造的金棺后来被改造作为法老赛门卡拉的棺椁，赛门卡拉被葬在帝王谷（55号），这座金棺的底座上有12行象形文字，其中包括一首爱情诗，是基雅献给自己的夫君的：

我呼吸那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息，

它来自你的嘴里。

我每日看到你的美。

只愿在北风中听到你悦耳的声音，

愿我越活越年轻，出于对你的爱情。

把你那双持着你的生命力量的手交给我，

让我握住它们，靠它们生活。

愿你永远呼唤我的名字，

不要让它从你口中消失。

我的主人埃赫那吞，

你永生永世在我这里，

因为你像太阳一样鲜活。

至少在埃赫那吞生命的最后几年及他死后的岁月里，基雅在阿马尔纳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十九章 法老驾崩

埃赫那吞统治的最后几年没有留下确凿的资料，唯一例外是萨卡拉的一处参观者涂鸦，这处涂鸦出自一位教师及其学生，他们在埃赫那吞执政第14年来参观萨卡拉阶梯金字塔一带，当时这座金字塔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埃赫那吞执政第16年，埃及对外政治局势异常紧张，尤以赫梯人入侵北方为甚。在这段时间里，埃赫那吞于自己统治的第17年初即公元前1335年阿赫特季（洪水季）第2个月驾崩。按照儒略历，我们可以把死亡日期确定在8月22日和9月20日之间。他的葬礼在阿赫塔吞的王家岩墓中举行，但这座岩石墓穴此时还未完工（见阿马尔纳的埃赫那吞陵墓结构/26号墓穴示意图）。这里安葬着他的四个女儿（小纳芙纳芙鲁阿吞只比玛可塔吞多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大王妻纳芙蒂蒂和他的母亲泰伊。王陵中泰伊石棺的残片已发掘出土。

埃赫那吞的花岗岩石棺如今已经破碎。这副石棺长2.85米，宽1.25米，高1.32米，安置在井道（D）另一侧的墓室（E）中，被推到陵墓的轴线侧边。如今，这副石棺藏于开罗博物馆。石棺四角均为半立体半平面造型，象征着王后纳芙蒂蒂在太阳神阿吞的光芒下，作为具有神性者拥抱、守护她的丈夫。也就是说，她在这里占据了过去属于伊西丝、涅菲提斯（Nephthys）、奈特（Neith）和塞尔克特（Selkis）的位置。在埃赫那吞那尊雪花石膏卡诺卜坛（Kanopenschrein）中也只发现了一些碎片，散落在王陵中。浮雕上画着拉—哈拉克特—阿吞鹰，它张开的翅膀有一部分重合在一起，守护、环抱着祭坛。几只鹰立在坛子上的横饰带上，这条带由表示“守护”的符号和“杰德”符号组合而成。祭坛王名圈中写的是阿吞的旧名字。随葬品包括大量破碎的人俑，大多是在通道（A）里被发现的。借助这些人俑的碎片复原了埃赫那吞的身体，不过四肢没有分节，呈现的是他在仪式中涂了香膏被制作成木乃伊的样子，透出那种被埃及人称为“令人敬畏的”（sah）气质。埃赫那吞手持弯杖、鞭子或者安卡符，额头上是埃及眼镜蛇装饰物。这些人俑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1）戴着法老头巾（nemes）的人俑；（2）戴着兜状帽子（chat）的人俑；（3）戴着三段式假发的人俑；（4）戴着努比亚假发的人俑。这些小塑像的文字中只有法老的名字，偶尔有些简短的修饰，如“生前伟大”或者“达诚申信”。所有这些小塑像可能共同组成一个有魔力的符号，象征埃赫那吞在冥界的持久统治。然而，根据他的理论，冥界存在于人间界。我们绝不应把这些人俑和如今被我们称为“乌沙布提俑”（Uschebti）或者“冥界工人”的人俑混淆，根据一段写在它们身上的文字，后者需要在冥界干一些令人厌恶的活。

埃赫那吞驾崩后，他的阿吞宗教开始走下坡路。阿马尔纳的这一插曲显示了完结的先兆。埃赫那吞死后就不能继续产生影响力了。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神向自己默示的意志来创造宗教概念，却置自己臣民的需求于不顾；他把人贬低为自己宗教的工具，削减为纯粹的“赞美和弦”。现在很多人不想继续低三下四地充当蝼蚁。神之子兼神的代言人死后，他们打算消除阿吞和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渴望与他们的众神重新亲密无间。

图15 埃赫那吞一个戴法老头巾的人俑的头部残片，棕色石英石，高7.5厘米，私人藏品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埃赫那吞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一个有艺术家特质的人和一个有影响力的先知，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而且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一神宗教。这是他历史性和开创性的伟大功绩，同时也是他的悲剧。他废除了所有神明，甚至废弃了埃及那个遍布精怪神灵的冥府，在人间创造了一个由自己统治的、阴影般的存在，以便取代冥界，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成了自己宗教的敌人，因为他证明这个宗教是荒谬的，毕竟人是渴求超感觉的东西的。如果没有亲身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埃赫那吞提供的宗教观念就毫无头绪；一个不允许人和超然存在之间进行对话的宗教是无法得到信徒的。解脱、悔过和赎罪这样的概念或者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占主导的形而上观念不存在于埃赫那吞的世界观中，阿吞神用自己的光线持续照亮一切，直到最后一个角落。就这样，埃及重新回到自己在宗教上的原点；埃赫那吞则成了那些即将出现的宗教的先行者，不过当然没有证据证明他对犹太教或基督教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二十章 混乱无序

埃赫那吞驾崩后埃及面临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王位继承问题。图坦卡吞作为埃赫那吞唯一的儿子是他的合法继承人，但他才四五岁。于是国王的遗孀基雅和埃赫那吞的长女梅丽塔吞之间展开了权力斗争。有证据表明，埃赫那吞死后，有意夺权的基雅还活着，一坛供给王室的酒上的铭文“（埃赫那吞）17年，王妻私产酒，来自南方绿洲，愿她长生”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她不仅试图争夺宝座，还努力与此时正与埃及作战的赫梯人求和，由此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她给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送去了关于密谋造反的信息，这让她处于危险之中。这一事件以埃及王后头衔命名，即著名的“塔哈门祖”丑闻（“Tahamunzu”-Affäre，头衔来源于“ta hemet nesut”一词，意为“国王的妻子”）。赫梯国家档案馆的许多文件构成这一事件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中最知名的文件为《苏庇路里乌玛的男子汉业绩》（Die Mannestaten des Suppiluliuma）。这份文件由最小的王子，即后来的法老穆尔西里斯二世（Mursilis II）撰写，从中可以了解埃赫那吞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

埃及步兵团和骑兵队出现在被我父王征服的卡迭石地区，进攻卡迭石……然而，获悉（埃及行省）阿姆卡遇袭后，埃及人害怕起来。加之他们的国王纳普楚尔楚利亚（Napchurchuria，源自埃赫那吞的王位名“涅夫彻佩鲁拉”）驾崩，埃及王后即王妻给我的父王送来一位信使，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我的丈夫去世了，我膝下无子。但人们告诉我，你有很多儿子。如果你派其中一个儿子来我这里，他可以做我的丈夫。我不愿嫁给一个仆人，让仆人做我的夫君……”

苏庇路里乌玛一世首先着手调查情况，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落入埃及人的骗局之中，但是在收到了埃赫那吞遗孀的第二封迫切的信件后，还是满足了对方的心愿，把自己的儿子赞南扎（Zannanza）送往尼罗河畔。

然而，这段时间里梅丽塔吞也没闲着，她已经攫取权力。她通往王位之路肯定是她的外祖父阿亚——这个国家的背后操纵者——铺就的。梅丽塔吞采用了女性化的王名——“安彻彻佩鲁拉”（Anchetcheperure），意为“具有众多鲜活形体者，一位拉神”，并加上“梅丽特·瓦恩拉”（merit waenre）这个修饰，意为“拉神的唯一，所爱之人”。“拉神的唯一”在这里指的是埃赫那吞，他即使死后也仍然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梅丽塔吞为自己选定的第二个王名是她的母亲纳芙蒂蒂使用过的，即“阿吞是最完美者”。伦敦大学学院有一尊引人注目的石碑，是用碎片成功拼起来的，呈现给我们的是年轻的女王梅丽塔吞，附注的王名是“安彻彻佩鲁拉”和“纳芙纳芙鲁阿吞”，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她的妹妹安克森帕阿吞。她们站在端坐于王位之上的埃赫那吞面前，埃赫那吞身后是纳芙蒂蒂，她笔直地站立着。两个女儿向父王和母后鞠躬行礼。这是一幅生者向死者道别的图景。同时，这里也显现了一种延续的意志，这是一种决心，确保埃赫那吞的宗教革命不被终结，继续得以进行。

梅丽塔吞登基后，我们就没有基雅的信息了，也无法知晓她女儿的命运。梅丽塔吞则无情地破坏了纪念基雅的东西。她接管了基雅的宫殿和她位于玛鲁-阿吞的“日影”祈祷室。此外，她还命人修改了基雅的画像，努比亚式假发被改为侧边辫，指代基雅的文字说明被凿去，以便它们日后会被视作她自己的画像。不仅如此，她还命人杀害了正在前往埃及的赫梯王子赞南扎。赫梯方面证实了这场谋杀：“我父王送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给他们后，他们把他引过去，然后杀害了他。于是我的父王大发雷霆，突袭了埃及。”儿子的死对于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来说是个信号，意味着他可以令整个军事体系以尼罗河国度为目标运作。随后的多次战场交锋不仅让埃及失去了亚洲霸主的地位，还让一场可怕的瘟疫渐袭埃及。

图16 梅丽塔吞女王石膏头像，1912年出土于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高20厘米，柏林埃及博物馆藏品

为了在这些情况下维持国家稳定，梅丽塔吞和一个名叫赛门卡拉（前1335～前1332年在位）的年轻人结了婚。我们对此人的出身一无所知，但他可能来自王室的一个旁支。通过这场婚姻，梅丽塔吞也让赛门卡拉获得了登上王位的合法权利。如今，图坦卡吞和赛门卡拉是兄弟这个假说，我们已经可以完全排除。赛门卡拉采用了梅丽塔吞王名的男性形式“安克彻佩鲁拉”（Anchcheperure），在政治上十分谨慎地向底比斯和阿蒙崇拜靠拢。不过阿吞神一开始仍没有失去重要性，这一点从阿马尔纳纳芙蒂蒂王后宫廷总管梅里拉的墓室（2号墓）浮雕中可以看出。北边墙上画的是年轻的国王夫妇沐浴在阿吞的光芒下。

两人都享国日短，赛门卡拉有迹可循的纪念碑最晚建于他在位第3年，梅丽塔吞则似乎先他而去。赛门卡拉死时在18～23岁，这个时期宗教方面一片混乱，对外政治困难重重，驾崩的国王被匆匆葬在底比斯西边一个简陋的陵墓中，这座陵墓于1907年被英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拉塞尔·埃尔顿（Edward Russel Ayrton，1882～1914）发现，被编录为55号。正如陵墓入口的印记所证，葬礼是由法老图坦卡吞操持的，现在轮到图坦卡吞——这位埃赫那吞之子合法继承王位。人们把赛门卡拉被制成木乃伊的尸体安放在一副豪华的金棺中。这副金棺过去是为埃赫那吞打造的，或许出于宗教原因没有用来安葬他。埃赫那吞的名字被人小心地抹掉，慕尼黑国立埃及艺术博物馆对这副金棺进行的科学研究可以确定这一点。死者的内脏被装进四个具有高超艺术性的雪花石膏卡诺卜坛中，坛盖是一个女性头像，戴着努比亚式假发，装饰着后来加上去的王室埃及眼镜蛇标志。这些坛盖存在加工的痕迹，因为它们曾经是基雅陵墓中的摆设。这些容器上的铭文虽然被细致地抹掉，但罗尔夫·克劳斯（Rolf Krauss，“Kija–ursprüngliche Besitzerin der Kanopen aus KV 55”，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Kairo 42，1986，pp.67–80）根据对这些卡诺卜坛（其中三个位于开罗博物馆，一个位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进行的一系列精密研究，成功还原了被刮掉的文字。这段文字中，在法老和阿吞的旧名字之后写着：

基雅，愿她永生！靠真理生活的上下埃及法老、活着的阿吞完美无缺的孩子埃赫那吞——他将永生，现在如此，亘古不变——的王妻和贵妃。

第二十一章 图坦卡吞和不堪重负的遗产

通常情况下，法老的孩子出生后会安排一位负责喂奶和看护的奶妈，这个奶妈大多是某位高官的妻子。因此，阿兰·吉维（Alain Zivie）在萨卡拉发现的图坦卡吞的“王家奶妈”玛雅（Maja）之墓及其夫“阿吞神庙宝库抄写员”雷伊（Ray）之墓可以证明图坦卡吞的地位。还有一件出土文物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图坦卡吞的少年时代，那就是1988～1990年悉尼的博尤·G.欧金加（Boyo G. Ockinga）在艾赫米姆附近索哈杰（Sohag）的“红修道院”（Roter Kloster）以西2公里处挖掘的“神父”森纳杰姆（Sennedjem）的墓，而“神父”这个头衔不仅可以表示“岳父”，还可以表示“太子的教育者”。这次考古发掘很有分量，不仅因为森纳杰姆享有一系列国家最高头衔，如“储君”和“王右侧执拂尘者”，还因为如这里的铭文所述，他是小王子图坦卡吞的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总长”（Chef der Studienleiter）。森纳杰姆有可能和阿亚有很近的亲戚关系，甚至可能就是阿亚的一个儿子。小王子图坦卡吞可能在即位之前都是在艾赫米姆度过的，受他的监管，也是在那里为自己的帝王之业做准备。

加冕为王时，图坦卡吞才9岁（或者10岁），他使用的王位名是“涅布彻佩鲁拉”（Nebcheperure，意为“因多种形态而为主，一位拉神”）。公元前1332～前1323年，他试图小心翼翼地采取修复性政策，使旧神和阿吞并存，而后者仍然在宗教生活中扮演领袖角色。所以，阿赫塔吞最开始仍然是全国的中心，图坦卡吞和他的大王妻兼姐姐安克森帕阿吞就居住在这里。他统治的第2年或第3年，埃及逐步回归过去的信仰。在这种秩序下，阿蒙神重新占据首要地位。这种回归也体现在法老名字的改变上。还是在阿赫塔吞时，年轻法老的名字就改为了图坦卡蒙，即“阿蒙活着的写照”。王后现在也不再叫安克森帕阿吞，而是安克森帕阿蒙，意为“她为阿蒙而活”。这场复辟进行得十分谨慎，正如如今保存在柏林的那块纪念碑（编号14197）展示的那样。在这块纪念碑上，法老站在阿蒙神——“万神之王”和穆特女神——“天与地的女主人”面前，但他在这里仍然使用“图坦卡吞”这个名字。

不久之后，年轻的法老离开了阿赫塔吞，举朝迁往孟菲斯。几年前刚刚建好的屋舍被封闭，东山上修建的岩石墓一直没有被使用。这座曾短暂作为埃及都城的城市解体，不只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棘手的对外局势。因此，之所以选择孟菲斯，也是因为它在地理上位于上下埃及之间的有利地带，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开始就是军事中心。相反，不能说这个选择是过去的阿蒙祭司团对法老施压的结果，毕竟阿蒙祭司肯定会选择底比斯这个阿蒙崇拜的中心作为国都。法老在孟菲斯颁布了一道法令，这道法令保存在所谓的“复兴碑”（Restaurationsstele，藏于开罗博物馆，编号34183）上，内容如下：

因为当陛下作为王现世时，

从象岛至尼罗河三角洲潟湖，

所有神庙都即将被遗忘

诸神的圣地都在没落，

即将变成荒草遍地的瓦砾堆，

他们的神殿宛若虚无，

他们的庙宇被夷平为一条小路。

国家生了一场重病，

众神不再关心这个国家。

如果派军队前往叙利亚，

以让埃及的疆域更加宽广，

这次征程就得不到丝毫成果。

如果我们为了询问建议而向一位神祇祈求，

他绝对不会过来，

如果我们以同样方式向一位女神祈求，

她也绝对不会过来。

现在旧神重新掌权，全国各地乃至努比亚大兴土木，为的是尊崇他们。这些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决策自然不是年轻的法老做出的，治国方针由两个人——阿亚和霍朗赫布（Haremhab，意为“荷鲁斯在欢庆”）——决定。已经年迈的阿亚身为维西尔，是国内最高法官和行政官员，因为具有多年行政实践经验，又与王室关系密切，似乎手握真正的摄政权。然而，他不得不和较为年轻的“大元帅”和“统领诸国的国王副手”霍朗赫布分享权力。霍朗赫布的出身和他是如何飞黄腾达坐到这个领导位置一样，我们都不甚清楚。他有可能就是埃赫那吞的宠臣、军事首领帕阿吞纳姆哈布（意为“阿吞在欢庆”），在恢复旧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霍朗赫布。阿亚和霍朗赫布的关系很难评价，但丝毫没有证据表明两人从一开始就彼此争斗，毋宁说两人似乎直接协作，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标。

外政方面，“大元帅”霍朗赫布负责埃及的边境安全。他对逼近的赫梯军队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试图至少部分保住原先埃及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他可能曾率领一支军队讨伐努比亚。

阿亚和霍朗赫布这两位摄政者身边有许多能臣辅佐，但埃赫那吞的重臣中保留职位和卓越地位的只有少数。“宝库主管”兼“建筑工程负责人”马雅得到一个显赫的职位，“阿蒙大祭司”这个再次变得重要的职位由帕伦涅法占据，此人位于底比斯西侧的坟墓在临近20世纪末时被发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重臣的陵墓大多位于孟菲斯，只有少数位于底比斯。霍朗赫布还在担任军事统领时就让人给自己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陵墓。这座陵墓于19世纪被人发现并被洗劫，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下落不明，直到1975年一支英国和荷兰联合考察队在杰弗里·T.马丁（Geoffrey T. Martin）的主持下将其重新发现。由墓中的铭文可知，霍朗赫布强调自己仅次于法老的重要地位。

图坦卡蒙在统治的第10年就驾崩了，他陵墓中酒罐上的铭文也证实了这一点。从对他的木乃伊进行的医学研究可知，他死时只有18～20岁。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第18王朝的血脉由此中断。关于图坦卡蒙的早逝，我们如今可以断定，他并非一场暗杀的牺牲品，而是很有可能死于传染病。有可能恰好就是那些年里在西亚肆虐的瘟疫，或许是外国士兵把它带入了埃及。人们根据木乃伊头骨上的伤推测图坦卡蒙死于谋杀，如今我们确定，这伤是法老死后被制成木乃伊时造成的。

年轻的法老如此出人意料地驾崩之时，新王陵的位置显然还没有选定。于是，新法老决定把他葬在帝王谷，即便都城在北方，离帝王谷很远。每个拜访图坦卡蒙陵墓的人都会注意到，这座陵墓从建筑构造上和其他法老的陵墓大相径庭。从结构设计看，这座陵墓最初肯定不是为了安葬一位法老，还在阿门诺菲斯三世时代，这座陵墓就已经为王室宗族造好，因为得到法老的准许，法老以外的人也可以安葬在帝王谷。不过，这些私人陵墓的规模都很小，一点儿装饰都不能有，只有法老才有权被葬在有装饰的陵墓中。由于年轻的法老突然去世，不可能再按照惯例建造一座寻常的豪华的陵墓，于是人们为图坦卡蒙选定了这座狭窄的墓，只是匆匆加了些装饰，放入了一批华贵精美的随葬品，把它改成一座王陵。我们可以猜测，墓室的装修工作在三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正是在法老驾崩和举行葬礼之间的那段时间。

英国人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1874～1939）1922年对图坦卡蒙陵墓及其完整随葬珍宝的发掘是20世纪考古界最大的轰动性事件。

第二十二章 弄权者阿亚

图坦卡蒙死后，“神父”和维西尔阿亚觉得法老作为最为年长的亲属登上法老宝座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命人把自己画在图坦卡蒙的墓中，描绘他为前任法老举行葬礼——这原本一直是王位继承者的责任，由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自己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阿亚定然是这个时代最有争议的人物。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380年，是阿赫塔吞宫廷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的舅舅和岳父，他肯定从高层对其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战车指挥官”，他手握军权。他是埃赫那吞的股肱之臣，可能也是他的谋士。唯独他位于阿马尔纳的墓（25号）保留了阿吞宗教“雅歌”——长版的埃赫那吞的《太阳颂歌》，同时还保留了短版的《太阳颂歌》。

埃赫那吞死后，阿亚在政治上灵活机敏，很快就适应了现有形势和各种变动。这个娴熟的弄权者精明地利用霍朗赫布因军事原因不在朝中的情况，在图坦卡蒙死后开始行使法老的职权（公元前1323～前1319年）。他选择了“彻佩彻佩鲁拉”（Chepercheperure，意为“塑造形体者，一位拉神”）这个王名，还在自己的出生名阿亚前加上了“神父”这个头衔，此举表明了他的意图，而且极不寻常，他可能打算通过这一举动强调自己与王室的亲属关系从而使自己有权统治国家：毕竟他与图特摩斯四世时代以来的所有法老和王后都有着至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即使他出身平民家庭，也相当于第18王朝王室的一分子，几乎比谁都更能算是王室的一员，因为他是两位王后的兄弟和父亲，又是数位王后及一位法老的外祖父。这些亲缘关系的一个明证可能也是那个至今下落不明的玻璃指环，上面饰有阿亚及仍然在世的法老遗孀安克森帕阿蒙的名字（Percy Edward Newberry，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8，1932，Abb. 1）。不过安克森帕阿蒙显然是作为他的孙女出现在这里，因为我们不能假定她就是他的王后。另外，如今这个指环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此外，迪特里希·韦尔东（“Eine königliche Statuengruppe der Nachamarnazeit”，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6，Hamburg 1978，pp.227–233）成功拼合了两个雕塑残片，其中一部分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编号18577），另一部分藏于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ée d’Art et d’Histoire，编号12440）。雕塑中，纳芙蒂蒂昔日的奶妈提伊现在作为王妻端坐在荣登法老宝座的丈夫旁边。这是为一个来自艾赫米姆的平民家庭势不可当的飞黄腾达之人竖立的纪念碑。

阿亚登上王位后，他与霍朗赫布的同盟自然破裂。阿亚立即免除了霍朗赫布的所有职位，宣布可能和他沾亲带故的纳赫特敏（可能是“库施王子”）为他的继承人，后者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埃及军队统帅，同时也被立为“储君”。可以确定的是，纳赫特敏和阿亚一样出生于艾赫米姆，但两人之间有着怎样的亲戚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图坦卡蒙下葬时，纳赫特敏参加了葬礼，甚至为驾崩的法老捐献了一个乌沙布提俑。显然，新法老打算马上立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和接班人。阿亚同样把“国务书记”和“建设工程负责人”奈伊（Nai）立为“储君”。

现在，年事已高的阿亚已经不需要官员墓，而是令人为自己在帝王谷中阿门诺菲斯三世陵墓的近旁，即在西谷中修建了一座陵墓。此外，他还在底比斯西侧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陵庙，这座陵庙与哈普之子阿门诺菲斯的陵庙毗邻。卢克索、阿拜多斯、艾赫米姆和卡尔纳克还有一些建筑工程有案可稽。另外，阿亚还自命为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的领头人，最终让旧神回归。他曾为“万有之神”阿吞的崛起出过力，但现在这位神被他从埃及万神殿中移除。

第二十三章 时代终结

阿亚于公元前1319年初夏去世后，军队接管了国家权力。现在霍朗赫布成为国家首脑，宣布自己即位为王（公元前1319～前1292年在位）；同年夏末，他在底比斯最重要的宗教游行节庆欧佩特节（Opetfest）上，用阿蒙神的一则神谕让人们相信自己的确是天命神授：“你是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源自我的肢体。它们聚集起来，为的是把王位交给你。”这样一来霍朗赫布的身份合法了，就开始清算自己的前任及其整个家族。阿亚位于哈布城（Medinet Habu）近旁的陵庙被他据为己有，铭文被他清除，雕像也被毁坏。甚至帝王谷中的阿亚陵墓也被亵渎，那里阿亚的名字也遭到损毁。这股恨意同样发泄在王后安克森帕阿蒙和将军纳赫特敏身上。纳赫特敏和他的妻子伊西丝的那尊精妙绝伦的双人塑像（卢克索博物馆和开罗博物馆，编号CG 779 A + B）现在被人暴力地毁坏，面孔被恶意砸碎。“储君”奈伊的陵墓（底比斯西侧，271号）也难逃一劫。霍朗赫布在图坦卡蒙的塑像上写下自己的王名和头衔，由此把这些塑像据为己有，对他可以占据的神庙浮雕和石碑也是如法炮制。就连埃赫那吞——霍朗赫布平步青云还要归功于他——也没有在这个“除忆诅咒”中幸免于难。最后，霍朗赫布抹消了阿马尔纳时代所有法老的存在，由此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时代，他的统治直接承接阿门诺菲斯三世。鉴于这些事件，霍朗赫布的第二个妻子穆特诺杰美特（Mutnedjemet）是阿亚的女儿和纳芙蒂蒂的一个姐妹的猜测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

尽管霍朗赫布一门心思甚至可以说是狂热偏激地试图将阿马尔纳时代的这些改革岁月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消，但它们还是留下了痕迹，尤其是在艺术和神学领域继续产生影响。比如阿蒙神，在埃赫那吞时代之前无疑是埃及众神之首，却只能有保留地重归曾经的主宰地位，现在他要和拉神与卜塔神分享这一地位。阿蒙崇拜的重地底比斯再也未能重新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城。拉美西斯时代（第19王朝和第20王朝）伟大的宗教作品《地狱之书》（Höhlenbuch）和《大地之书》（Buch von der Erde）中，曾经的阿吞体现为日轮这一形象，而这个主宰一切的角色在阿马尔纳时代之前的文学中从未出现过。埃赫那吞的改革也对第19王朝和第20王朝王陵的构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埃赫那吞之前的新王朝法老位于帝王谷的岩石墓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拱形或者带直角的轴线往地下越建越深，而且每位法老的陵墓都设计得比前一位法老的更宽大一些。埃赫那吞与这一传统完全决裂，他位于阿马尔纳的岩石墓规模很小，位于一条笔直的轴线上，这样阿吞的光芒就可以照亮墓室。然而，这种类型的陵墓正是后来的拉美西斯时代发展起来的那些位于笔直轴线上、被太阳照亮的王陵的原型。

埃赫那吞的语言改革继续产生影响，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催生了一批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最后，阿马尔纳艺术还对视觉艺术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阿马尔纳艺术形式甚至影响到拉美西斯时代的浮雕和雕塑。崭新的多层次的表现能力因宗教改革而大获成功，现在开始和传统、古典的艺术形式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影响了新王朝后期的全部艺术创作。

第二十四章 阅读曼涅托史书

后来，这段被抹去的埃赫那吞时代的记忆首先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得到体现。我们在曼涅托（Manetho）那里可以看到对它尤为详细的记叙，这是一位来自尼罗河三角洲塞本尼托斯（Sebennytos）的埃及僧侣，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显然在赫利奥波利斯作为大祭司供职。他可能是受“与姐姐恋爱者”托勒密二世（Ptolemäus II Adelphos，公元前284～前246年在位）的委托，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有关埃及历史的著作，然而很不幸，这部名为《埃及史》（Aigyptiaka）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110年）摘出的两个片段来了解它。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原名约瑟夫·本·马提加胡（Joseph ben Mathijahu），出身犹太上流家族，在耶路撒冷接受传统教育，是一位作家，用希腊语写作，但是用犹太人的方式思考。除了著名的《犹太战记》（De bello iudaico）外，他还有两部较短的作品存世。其中一部是小册子《驳斥阿皮翁》（Contra Apionem），他一方面将矛头对准了来自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埃及语法学家阿皮翁（Apion）——此人身为驻罗马使节，拥护自己家乡城市的反犹太党派；另一方面严厉谴责他所处时代的反犹主义。约瑟夫斯把一篇短篇小说置于他这篇辩护词的中心，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由两个源自曼涅托史书的片段组成的故事，两部分并没有历史关联。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不过和早得多的喜克索斯人的入侵联系到了一起。按照曼涅托的说法，喜克索斯人是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他们占据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瓦里斯，在埃及实行恐怖统治。现在弗拉维奥·约瑟夫斯试图证明喜克索斯人就是犹太人；他将底比斯诸王迫害犹太人和以色列之子迁出埃及联系在一起，由此证明犹太民族的古老历史。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摘录的曼涅托史书讲述的故事内容如下：阿门诺菲斯三世——弗拉维奥·约瑟夫斯认为这位法老是虚构的，在时间上把他排在拉美西斯二世之后——表示自己希望面对面见一见诸神，哈普之子、智者阿门诺菲斯告诉他，如果他清理掉埃及国内的麻风病人，他的愿望就会实现。于是所有麻风病人——一共80000人——被抓起来，被赶到一起，他们必须去东边沙漠中的采石场服徭役。然而，这些苦力中也包括一些受过教育、有头有脸的祭司。看到此等极为不公之事，哈普之子阿门诺菲斯也开始害怕诸神震怒，并且预言将会有异族统治埃及长达13年。因为他不敢亲自把这个可怕的消息传达给法老，所以把它写了下来，随后自杀。麻风病人却不得不在采石场长久地艰辛工作。而当喜克索斯人被赶出埃及和阿瓦里斯城之后，麻风病人请求法老把这座城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得到阿门诺菲斯三世应允后，他们进入这座城，让一个名叫欧萨尔瑟夫（Osarseph）的赫利奥波利斯祭司担任首领。他们发誓绝对听从于他。欧萨尔瑟夫制定了新的法律：禁止崇拜之前的神祇，但食用神圣的动物是可以的。此外，除了和自己持同一信仰者外，不应和其他任何人往来。他制定了上述法律和其他很多和埃及习俗正好相反的法则，随后命人修复城墙，准备和阿门诺菲斯三世开战。欧萨尔瑟夫派遣使者去耶路撒冷会见被驱逐的喜克索斯人，请求他们和自己一起出征埃及。他还提议说，愿意把他们送回他们父辈的故土阿瓦里斯。喜克索斯人欣然答应，派出20万大军。阿门诺菲斯三世得知大军压境后，召集埃及人和他们的首领一起商议此事。他首先把神圣的动物招来，以便保护它们，要求负责的祭司把神像妥善藏好。他把5岁的儿子塞提（Sethos，曼涅托错误地把第19王朝一位法老的名字跟阿门诺菲斯三世联系到了一起！）托一位朋友照顾。他自己统率30万名久经沙场的士兵跨过尼罗河，与敌人相遇，但没有开战，因为他相信人们不应逆着神灵的意志打仗，于是班师回到孟菲斯。但离开孟菲斯后，他带着阿匹斯和其他之前送到孟菲斯的神圣动物继续前往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国王曾受他之恩，所以臣服于他。阿门诺菲斯三世在那里待了13年。然而，在这期间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一起袭击了埃及，残暴地对待埃及民众，丧尽天良，简直让喜克索斯人过去的统治对于埃及民众来说仿佛成了黄金时代。不过，最后阿门诺菲斯三世和他的孙子拉美西斯（！）从埃塞俄比亚回师，把麻风病人和喜克索斯人赶出了埃及。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摘录的曼涅托的历史故事简要地讲就是这样。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有个后加进去的注释，可能是约瑟夫斯自己写的，这个注释说麻风病人的首领欧萨尔瑟夫还有另一个名字——摩西。

扬·阿斯曼和唐纳德·B.瑞德福德（Donald B. Redford）把这个故事中的某些素材和埃赫那吞时代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在采石场做苦役指的是阿门诺菲斯三世及其子阿门诺菲斯四世大兴土木，而埃赫那吞死后肆虐埃及和西亚20年之久的那场瘟疫则映射在麻风病人的形象中。这些麻风病人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以便为自己革命性的计划找到一个活动中心。他们选择欧萨尔瑟夫——一个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担任自己的首领，此人把一神教介绍给自己的臣民，由此制定新法，并且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加之他们对此前所有埃及神灵和习俗的摒弃，不难看出，这里展现的是埃赫那吞的形象。新宗教的恣意专横和摧毁神像、杀戮神圣动物的做法以及它的祭司和先知背离人道的行径密不可分。麻风病人的13年统治与埃赫那吞的13年异端时代时长一致。现在，这一部分历史和喜克索斯人的历史融合在一起，欧萨尔瑟夫把喜克索斯人从耶路撒冷带回来。阿门诺菲斯三世犹豫不决，不敢攻击他们，逃亡到埃塞俄比亚。这象征着阿马尔纳时代的社会崩溃和喜克索斯人统治（公元前1630～前1528年）的噩梦作为独一无二的历史灾难保留在埃及人的集体记忆中，尼罗河国度在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里遭受另一些敌族入侵的历史也融入了这段记忆。

埃赫那吞时代发生的这些事件自然不只对埃及产生影响。虽然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但还是可以猜测，埃赫那吞的改革对与埃及毗邻的诸国产生了影响。同时，总有人暗示这次改革有可能对古代以色列的一神教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是希伯来语《圣经》中的一个主题。然而，这种关系并非仅仅被描述成负面的，《圣经》中约瑟夫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故事中，埃及被描述为人性和文明的避风港，它的宗教被描述得迷人又神秘。曼弗雷德·杰尔格（Manfred Görg，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alten Israel und Ägypten，Darmstadt，1997）详细地研究了这个课题。并非每个人都打算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8～1939）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走火入魔，弗洛伊德在自己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中提到了宗教和文化史上的讨论，他写道：“现在我们要大胆推测：如果摩西是埃及人，如果他向犹太人传播自己的宗教，那么那就是阿肯那吞（Ikhenaton，弗洛伊德使用的是埃赫那吞名字的英译）的宗教，即阿吞宗教。”

埃及的很多宗教思想和观念也融入了基督教。比如，基督教的核心思想——神化身成人——源于埃及。“没有埃及就没有基督教”，哲学家及多明我会神父约瑟夫·马利亚·波岑斯基（Jóseph Maria Bocheński，1902～1995）说，而这个观点也是扬·阿斯曼的研究性著作《记忆中的埃及》（Erinnertes Ägypten，Berlin，2006）的核心。

第二十五章 发现埃赫那吞

在解读象形文字之前，人们就通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记载知道了不少埃及法老的名字，但埃赫那吞的名字似乎永远地失踪、被人遗忘。然而，阿马尔纳宗教的“雅歌”在《圣经·旧约》之《诗篇》的第104首中留下了痕迹。恰好是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第一次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原文中将埃赫那吞的《太阳颂歌》翻译成德语，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还要再过300多年的时间，埃赫那吞这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才会再次被人们注意到。

18世纪，欧洲游人来到阿马尔纳地区。法国耶稣会神父克洛德·西卡尔（Claude Sicard，1677～1726）1714年作为传教士途经该地，同时也受到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Philippe II von Orleans）的委托，绘制和描述古代文物。因此，他成为第一个临摹图那·埃尔-加贝尔（Tuna el-Gebel）的界碑A的人，尽管画得十分不准确。1738年和1741年，两位英国旅行者来访，他们是：弗雷德里克·路德维格·诺登（Frederik Ludwig Norden，1708～1742），前丹麦海军舰长；查尔斯·佩里（Charles Perry，约1700～1780），一位医生。作为伦敦第一个埃及协会的成员，两人一边旅行一边绘图记叙。大约半个世纪后，拿破仑的探险队断定，在阿马尔纳平原上曾经有过一座城市。法军科考分队成员埃德梅·乔马德（Edmé Jomard，1777～1862）为阿赫塔吞的城市结构制作了第一张地图，他把这张图刊登于重要的汇编集《埃及记述》第4卷（Description de l’Egypte，Bd. IV，Paris 1822）中。1826年，英国埃及学家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iner Wilkinson，1797～1875）和詹姆斯·伯顿（James Burton，1788～1862）开始考察岩石墓，特别是为着色的浮雕绘制了精细又令人震撼的复制品。威尔金森认为阿马尔纳的雕塑太不寻常、太过神秘，所以认为它们并非出自埃及人之手。“异国情调的绘画，”威尔金森说，“展现了法老和王后在孩子们的陪同下朝拜太阳，太阳正用光束上的手把生命之符赠给他们。”王名圈中的名字使他得出推论：这位法老大概属于喜克索斯人的王朝。然而，这些画没有注明确切日期。正是威尔金森的著作随后对阿马尔纳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1836年出版的作品《古埃及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成为约翰·穆雷（John Murray）的《埃及旅行者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Egypt，1847）的主要信息来源，后者是当时所有英国游客使用的权威作品。1828年11月8日，象形文字破译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也于阿马尔纳逗留，他在城市的废墟中辨认出了“阿吞大神庙”，那曾是埃赫那吞世界的中心。德国埃及学创始人理查德·莱普修斯（Richard Lepsius，1810～1884）作为普鲁士埃及探险队的领队在阿马尔纳停留过两次，1843年待了3天，1845年逗留了一周，为的首先是考察他认为值得留意的岩石墓和界碑。莱普修斯记录道：“这一切都带有同一时代建筑设计的显著特征；这座城市显然是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的新都城，只有他的名字在这里随处可见。”1881～1884年，法国人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1846～1916）和于尔班·布里昂（Urbain Bouriant，1849～1903）在阿马尔纳发掘出40座岩石墓。1887年，阿马尔纳泥板面世，震惊了世界。对埃赫那吞城的考察计划是著名的古埃及发掘者英国人威廉·马修·弗林德斯·佩特里于1891/1892年冬启动的，两年后就发布了成果。1901～1906年，同样来自英国的诺曼·德·加里斯·戴维斯（Norman de Garis Davies）来到阿马尔纳，随后把自己的研究分六卷出版。1907年，挖掘权移交给德国东方协会（Deutsche Orientgesellschaft）。德国的一本埃及旅行指南（Meyers Reisebücher，Leipzig，1909）写道：“德国东方协会正要继续挖掘阿马尔纳的王城。”但这次发掘工作直到1911年才在路德维希·博尔夏特（Ludwig Borchardt，1863～1938）的主持下展开，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1912年，博尔夏特发现了雕塑师图特摩斯的作坊，发现了大量雕塑，包括纳芙蒂蒂王后那尊著名的胸像。1921～1936年，在阿马尔纳进行发掘工作的是伦敦埃及探索协会（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其发掘工作的领队是查尔斯·莱奥纳德·沃利（Charles Leonard Woolley，1880～1960）、托马斯·埃里克·皮特（Thomas Eric Peet，1882～1934）和弗兰西斯·卢埃林·格里菲斯（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1862～1934），他们首先专注于对阿赫塔吞南城和工人居住区的发掘（The City of Akhenaten I，1923）。1930年，约翰·戴维特·斯特灵菲洛·潘德伯里接手，他的发掘成果以三卷本著作形式发布——《埃赫那吞的城市》（The City of Akhenaten，1933～1951），他的工作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心。

1881/1882年，当地人发现了阿赫塔吞的王陵，但直到1891年冬季，意大利技师和考古发掘者亚历山德拉·巴尔桑提（Alexandre Barsanti，1858～1917）才较为仔细地考察了这座王陵，并把一些出土物件带到开罗。他还在王陵一个房间的瓦砾间发现了那尊著名的石灰石碑，上面描绘了王室一家为阿吞献祭的场景；这尊石碑以维尔伯石碑（Wilbour-Stele，开罗博物馆，编号RT 10.11.26.4）之名著称，那是以埃及学的美国赞助人查尔斯·埃德温·维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1833～1896）命名的。对岩石墓的第一批科学探究首先由法国人于尔班·布里昂和乔治·勒格朗（Georges Legrain，1865～1917）以及瑞士人居斯塔夫·热基耶（Gustave Jéquier，1868～1946）于20世纪初完成，1931/1932年，潘德伯里又发现了一批较小的物件。1934年，在英国埃及学家赫尔伯特·沃尔特·费尔曼（Herbert Walter Fairman，1907～1982）的主持下，人们用绘图和照相的形式对王陵进行了一次重新测绘。最后，有关王陵的结构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由乔弗里·T.马丁（Geoffrey T. Martin）彻底整编修订，在1974年和1989年出版两卷。1977年以来，巴里·J.坎普（Barry J. Kemp）主持埃及探索协会在阿马尔纳的发掘工作，于1984～1997年将挖掘成果整编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六卷。

图17 石灰岩制浮雕板（维尔伯石碑），或许是一种在法老死后仍然长盛不衰的墙壁装饰的样板，画面中是献花给阿吞的埃赫那吞和纳芙蒂蒂，陪伴他们的是公主梅丽塔吞和玛可塔吞，1891年发现于王室陵墓的一个房间中，高51厘米，开罗博物馆藏品

自埃及学于19世纪第一次研究阿门诺菲斯四世/埃赫那吞时期的古迹开始，人们就在探究为什么法老被描绘成这个样子。早在1855年，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1821～1881）就在《法国雅典娜神殿考古学通报》（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e l’Athénaeum français）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作者声称，法老这些有着奇特面孔、隆起的胸部、肿胀的腹部和肥硕的大腿的雕塑是在表现一个阉人的形象。但因为马里埃特知道，埃赫那吞不仅和纳芙蒂蒂结了婚，还和她生了不少孩子，他就为自己的解释附加了一个想象出来的故事：还是在阿门诺菲斯三世在世之时，很早就与纳芙蒂蒂结了婚的埃赫那吞在一次针对努比亚的军事行动中被俘，按照一些黑人部落自远古时代就有的习俗被阉割致残。马里埃特的这则传说还被加斯东·马伯乐的《古代东方诸民族历史》（Geschichte der Morgenländischen Völker im Altertum，Leipzig，1877）收录。对这一形象自然也有其他解读方法。尤金·勒夫布尔（Eugeˋne Lefébure，1838～1908）认为埃赫那吞的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女人。有人相信，在当时为人所知的阿马尔纳岩石墓浮雕中可以辨认出两位女王。确实，如果不看冠冕的话，浮雕中的埃赫那吞和纳芙蒂蒂有时很难区分，而他们的冠冕常常遭到毁坏。浮雕中的两人有着一样的面部线条、又细又长的脖子、乳房和丰满的大腿。他们的衣服也很像。最后，对于浮雕中埃赫那吞的形象，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医学解释，但这些解释还是误入歧途。这所有的解释无论多么富有想象力，都经不起一次评判性的审视，因为如上所述，这些形象只是一些具有神学意味的画面。

20世纪前半叶，随着阿马尔纳艺术对人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各种展览和艺术书籍中激起全世界的热情，人们开始用一种理想化的方式看待神的传道者埃赫那吞。1922年，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一封信中写道：“那是伟大的埃及时代中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刻？是哪位神祇屏住了呼吸，让第四个阿门诺菲斯身边那群人有了这种觉悟？他们是突然间从哪里来的？这个时代又是如何随即在他们身后关上大门，这个为一个‘存在者’提供余地的时代，这个‘放过了’它的时代！”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在他杰出的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中写道：他的面孔“有种令人不安的吸引力，无怪乎埃及的人民对他满怀深情，给予他华美的名字”。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1878～1938）在他那部1936年问世的《埃及和古代东方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Ägyptens und des Alten Orients）中也使用简直有些狂热的语言赞赏埃赫那吞：“埃赫那吞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之前的所有人要么在神话的迷雾中变得模糊，要么在历史进程中被压缩成虚幻的类别概念。埃赫那吞却是我们的兄弟，甚至几乎是我们的同代人。他生命的歌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传达到我们这里，这首歌谣是用我们的鲜血写就的。尽管犯了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弱点，但他还是动人、独一无二且值得人们怀念。他是一个坐在古老王座上的现代人。”

这段出自20世纪前半叶的对埃赫那吞的评价十分浪漫，甚至带着迷恋之情，因此在历史面前站不住脚。如今，新的历史材料使我们对埃赫那吞和他的时代看得更敏锐、更细致。对于我们来说，他已不再只是那个爱好自然、博爱慈善的传道者，不再是光明的形象，而是一个天才的统治者，果断坚毅，甚至无畏地实行强权统治；这是一位强迫自己的民众接受唯一的、“真正的”神——阿吞的法老，会对那些无法或者不愿服从自己的人进行压迫。而刚刚过去的沉重往事让我们面对埃赫那吞建立的这个极端的神之国度时变得敏锐了一些。

阿马尔纳遗迹分布及埃赫那吞陵墓示意图

阿马尔纳（阿赫塔吞）中心及北城

阿马尔纳的埃赫那吞陵墓结构/26号墓穴

大事年表

此年表可能与其他历史学家整理的时间顺序有少许出入，因为在某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注明确切时间是很困难的。

约前1374/前1373年　　　　　　后来的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作为阿门诺菲斯三世及其大王妻泰伊的次子出生，可能出生于都城底比斯。

约前1359/前1358年　　　　　　阿门诺菲斯王子的兄长、储君图特摩斯在孟菲斯去世。阿门诺菲斯王子成为新储君。阿门诺菲斯三世在底比斯庆祝了自己第一个统治周年庆。泰伊王后的兄弟阿南在底比斯去世。

约前1353/前1352年　　　　　　阿门诺菲斯迎娶王室书记阿亚之女纳芙蒂蒂，阿亚是泰伊王后的另一个兄弟。

约前1352/前1351年　　　　　　阿门诺菲斯三世驾崩于统治的第38年。阿门诺菲斯四世在底比斯即位。纳芙蒂蒂成为大王妻。女儿梅丽塔吞出生。

约前1350～前1348年　　　　　 在卡尔纳克建造阿吞大神庙，此神庙中装饰有新艺术风格的图画。女儿玛可塔吞出生。创造新神阿吞，其长长的名字被写在两个王名圈中。三神组阿吞—埃赫那吞—纳芙蒂蒂问世。在卡尔纳克新神庙举行阿吞周年庆典。然而，即便阿吞居于众神之首，旧神仍继续得到尊崇。

约前1347/前1346年　　　　　　女儿安克森帕阿吞出生。新一批执政官员受命。阿门诺菲斯四世决定在阿马尔纳地区建造一座新都城，新都城被命名为阿赫塔吞。最早的三块界碑标示出城市的范围。建筑师玛阿纳赫图埃夫成为阿赫塔吞的总建筑师。阿门诺菲斯四世修改了自己的头衔和出生名。从今以后他叫埃赫那吞。他最亲近的参谋是他的岳父阿亚。最重要的官员在东山上得到岩石墓。

约前1345年　　　　　　　　　 又建造了11座界碑。王室迁往阿赫塔吞。女儿纳芙纳芙鲁阿吞-塔舍丽特出生。

约前1344年　　　　　　　　　 女儿纳芙纳芙鲁拉出生。

约前1342年　　　　　　　　　 阿吞神被重新命名。全国所有旧神神庙被关闭。纪念旧神的物品遭到破坏。由此，埃及有了一个一神宗教。第六个女儿赛特潘拉出生。

约前1340/前1339年　　　　　　外国使团来到阿赫塔吞，向法老呈上贡品。一场努比亚的起义被镇压。王太后泰伊造访阿赫塔吞。纳芙蒂蒂诞下一位王子——图坦卡吞。

约前1338/前1337年　　　　　　女儿纳芙纳芙鲁拉、赛特潘拉和玛卡塔吞夭折，她们被葬在帝王谷东山中建造的王室墓穴（26号）中。

约前1337/前1336年　　　　　　王后纳芙蒂蒂和公主纳芙纳芙鲁阿吞-塔舍丽特去世。继王后为基雅，她或许就是米坦尼公主塔杜刻帕。梅丽塔吞和安克森帕阿吞被晋封为王后。两个亚洲行省叛离。埃及军队发动远征。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攻打北叙利亚的埃及属地阿姆卡。

约前1335/前1334年　　　　　　埃赫那吞驾崩。法老的遗孀基雅给赫梯王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与一位赫梯王子政治联姻夺取埃及的权力，同时赢得和平。赫梯王子赞南扎在前往埃及的途中遇害。基雅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埃赫那吞长女梅丽塔吞成为女王，开始独自统治。

约前1335～前1332年　　　　　 与赫梯人交战。梅丽塔吞与赛门卡拉结婚，后者可能来自一个王室旁支。身为法老的赛门卡拉打算靠拢过去的王国神阿蒙。

约前1333年　　　　　　　　　 女王梅丽塔吞驾崩。

约前1332年　　　　　　　　　 法老赛门卡拉驾崩，被葬在底比斯帝王谷（55号）。在阿赫塔吞即位的新法老图坦卡吞主持葬礼。此前由他外祖父阿亚的亲戚、高官塞纳杰姆负责他的教育。阿亚和将军霍朗赫布摄政。后者掌控最高军权。宗教方面，采取复兴旧宗教的方针。大王妻为安克森帕阿吞。

约前1330年　　　　　　　　　 法老改名为图坦卡蒙，他的妻子现在名为安克森帕阿蒙。

约前1329年　　　　　　　　　 阿赫塔吞成为废都，新都城是孟菲斯，旧神重获权威。

约前1323/前1322年　　　　　　图坦卡蒙死于传染病。第18王朝随之终结。他被葬在底比斯帝王谷（62号）。新法老阿亚主持葬礼。

约前1323～前1319年　　　　　 阿亚免去霍朗赫布将军职位，把最高军权转交给库施王子纳赫特敏，后者和国王一样来自艾赫米姆。同时，阿亚拥立他为储君。在宗教复辟的过程中，阿吞从众神行列中消失。阿亚的陵墓位于帝王谷西谷（23号）。

约前1319～前1292年　　　　　 军队接管权力。霍朗赫布称王。对阿亚及纳赫特敏进行报复。阿马尔纳时代的所有法老都从法老名单里除名。霍朗赫布的统治现在直接承接阿门诺菲斯三世。

图片出处

阿马尔纳（阿赫塔吞）中心及北城：Regine Buxtorf，nach einer Skizze von Barry J. Kemp 阿马尔纳的埃赫那吞陵墓结构/26号墓穴：Regine Buxtorf

图1、2、4-1、4-2、5、6、10-1、10-2、11、13、14、15、16：Regine Buxtorf

图3：Antje Ohm

图7：The Mural Painting of El-Amarneh，edited by H. Frankfort，London 1929，S. 16

图8：Jan Assmann：Erinnertes Ägypten. Pharaonische Motive in der europäischen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Kulturwissenschaftliche Interventionen，Bd. 6），Berlin 2006，S. 63，nach：A. Piankoff：The Shrines of Tutankhamun，Bollingen Series XL，Princeton 1955，fig. 41

图9：Ludwig Borchardt/Herbert Ricke：Ägypten. Landschaft，Volksleben，Baukunst，Berlin，Wien，Zürich 1929；Aufnahme：Hollander，Schneidemühl

图12：Urbain Bouriant/Georges Legrain/Gustave Jéquier：Monuments pour servir aˋ l’étude du culte d’Atonou en Egypte，MIFAO 8，1903，S. 91

图17：akg-images/Andrea Jem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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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和地名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anen，Bruder der Teje 9，17，18，117

Abydos 76，103

Achetaton passim

Achmin，altäg.Ipu 9，24，97，103，119

Ägyptisches Museum Berlin 24，42，46，47，48，60

Ahmose，König der 18.Dyn.7

Aitakama，Fürst von Kadesch 79

Aja，Bruder der Teje，später König 6，9，24，38，50，52 f.，63，67，94，97，99 ff.，117 ff.

Amenemhat Ⅰ.，König der 12.Dyn.22

Amenophis Ⅲ.，König der 18.Dyn.8ff.，16ff.，22f.，25，27，32 f.，35，42，76 ff.，87，1O1，103 f.，108 f.，114，117，119，121

Amenophis Ⅳ.-Echnaton passim

Amenophis，Sohn des Hapu 9，20，103，107

Amka 79，93，118

Amunhotep Ⅳ. siehe
Amenophis Ⅳ.

Amun-Tempel von Karnak，14，17，25，28 f.，33 f.，74

Amun-Tempel von Luxor 9

Anchesenamun siehe
Anchesen-paaton

Anchesenpaaton，Prinzessin，später Königin 45，52，94，97 f.，102，104，117 ff.

Aper-el，Wesir 35，75

Apion aus Alexandria 106

Aristoteles 67

Armant 76

Arnold，Dorothea 121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52，81

Assasif（Theben-West）20

Assiut 76

Assmann，Jan 66，108，110

Assuan 76，80，122

Aton-Tempel von Achetaton 35 f.，38 f.，41，43，47 ff.，53 f.，58 f.，62，71 f.，82，111

Aton-Tempel von Heliopolis 76

Aton-Tempel von Karnak 28 f.，32 ff.，117

Auaris 7，106 ff.

Ayrton，Edward Russel 96

Aziru，Fürst von Amurru 79

Bak，Oberbildhauer 59 f.

Baketaton，Prinzessin 82 f.

Barsanti，Alexandre 113

Benben-Stein 48 f.

Bocheński，Jóseph Maria 110

Borchardt，Ludwig 112，121

Botanischer Garten von Karnak 75

Bouriant，Urbain 112，114

Brooklyn Museum New York 89

Buhen，Tempel von 80

Burton，James 111

Byblos 79

Carter，Howard 101

Chaemhat，Scheunenvorsteher 20

Champollion，Jean François 111

Cheriuf，Palastvorsteher 20 ff.，35

Davies，Norman de Garis 52，112

Dendera 16

Dorf der Nekropolenarbeiter 54

Dürrenmatt，Friedrich 7，62

Einstein，Albert 67

Elephantine 75，98

el-Molgata 20，23

Erscheinungsfenster 50，52

Fairman，Herbert Walter 22，114

Fecht，Gerhard 24

Felsgräber von Tell el-Amarna 55，58，81，90，98，105，111f.，114，118

Flavius Josephus，Historiker 106 ff.

Franz von Assisi 67

Freud，Sigmund 34，109 f.

Friedell，Egon 115

Gabolde，Marc 22，85

Gardiner，Alan H.22

Gempaaton 28，48 f.，80

Giluchepa，mitannische Prinzessin 10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66

Görg，Manfred 109

Grenzstelen von Achetaton 43，46，86，112，117 f.

Griffith，Francis Llewellyn 112

Haremhab，Generalissimus 99 f.，102ff.，119，123

Hatiai，Leiter der Handwerker 55

Hatschepsut，Königin der 18.Dyn.75

Haus des Jubels 21 f.，49

Hegel，Friedrich Wilhelm 73

Heidegger，Martin 67

Helck，Wolfgang 22，86，121

Heliopolis，altäg.Junu，bibl.On 12，17，41，48，76，106 f.，109

Henutaneb，Prinzessin 9

Hethitisches Großreich 77

Hornung，Erik 22，32

Huia，Haushofmeister der Königsmutter Teje 50

Hut Benben 32，48 f.，72

Insel des Aton 41，48

Ipi，Oberverwalter und Palastvorsteher 36，42，76

Isis，Gemahlin des Generalissimus Nachtmin 104

Isis，Prinzessin 9 f.

Israel 62，107，109

Jéquier，Gustave 114

Jerusalem 106 f.，109

Jesus 61

Jket（Wadi Allaqi）80 f.

Jomard.Edmé 111

Juja，Vater der Teje 9，24

Juti，Oberbildhauer 59

Kadesch 79，93

Kairo 39，78

Kant，Immanuel 67

Kawa 80

Kemp，Barry J.114

Kija，Königliche Gemahlin 5，86 ff.，93 ff.，118

Königlicher Zoo 55

Königliches Familiengrab 84，86，118

Königsstraße in Achetaton 48，51，56

Krauss，Rolf 96

Kroeber，Burkhart 57

Krönungshalle 51

Kusch（Bezeichnung für Nubien）8，20，37 f.，65，74 ff.，80 ff.，99，103，114，119

Lebenshaus（per-anch）53

Lefébure，Eugène 114

Legrain，Georges 114

Lepsius，Richard 111 f.

Loeben，Christian E.71，86

Luther，Martin 110

Luxor 9，14，34，39，103

Luxor-Museum 34，104

Maanachtuef，Chefarchitekt 46，117

Mahu，Polizeichef 38，53

Mai，Hohepriester des Amun 28

Maja，General 38，45，57，77

Maja，königliche Amme 97

Maja，Vorsteher des Schatzhauses 100

Maketaton，Prinzessin 32，44，52，83 f.，90，117 f.

Manetho 6，106 ff.

Mann，Thomas 115

Mariette，Auguste 114

Martin，Geoffrey T.100，114

Maru-Aton 46 f.，88，94

Maspero，Gaston 112，114

Medinet Gurob（Fajum）76

Memphis 11，14f.，18，23，35 f.，42，75 f.，98，100，108，117，119

Merimose，Vizekönig von Kusch 8，20

Merire（Merineith），Vorlesepriester 35

Merire，Haushofmeister der Königin Nofretete 81，95

Merire，Hohepriester des Aton 36 f.，49 f.

Meritaton，Prinzessin and später Königin 26，32，41，44，51 f.，86，93

Meritaton-tascherit，Tochter der Kija 86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88，96

Mitanni-Reich 8，10，79，87

Mohammed 61

Mose 61

Mursilis Ⅱ.，hethitischer König 93

Museo Egizio di Torino 17

Museum Kairo 11，47，69，89 f.，96，98，104，113 f.

Mutemuia，Königin 8

Mutnedjemet（Mutbeneret），Schwester der Nofretete 24

Mutnedjemet，Königin，Gemahlin des Haremhab 104

Nachtmin，Chef der ägyptischen Armee 35，103 f.

Nachtpaaton（Nachtmin），Wesir 35，48

Nai，Staatssekretär und Erbprinz 103 f.

Napoleon Bonaparte 111

Nebetiah，Prinzessin 9

Neferneferuaton-tascherit，Prinzessin 51，68，90，118

Neferneferure，Prinzessin 51，68，83

Nefersecheru，Domänenverwalter 19

Newberry，Percy Edward 102

Nietzsche，Friedrich 28

Nofretete passim

Norden，Frederik Ludwig 111

Nordpalast 55

Nubien siehe
Kusch

Ny Carlsberg Glyptothek Kopenhagen 33，88

Oberägyptisches Heliopolis siehe
Theben

Ockham，Wilhelm von 85

Ockinga，Boyo G.97

Osarseph，Priester von Heliopolis 107，108，109

Paatonemhab，General 77，99

Palästina 8，19，79

Panehesi，Vorsteher der Rinder des Aton 38，49，54，69，72

Parennefer，Hohepriester des Amun 100

Parennefer，Truchsess 30 f.，35

Peet，Thomas Eric 112，122

Pendlebury，John Devitt Stringfellow 22，112，114

Pentu，Oberarzt 37

Perry，Charles 111

Petrie，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51，70，78，112

Philippe Ⅱ.von Orleans 110

Platon 67

Ptah-Tempel 11

Ptolemäus Ⅱ.Adelphos，König 106

Rames（Ptahmes），General 35，48，77

Ramose，Wesir 33，35 f，76

Ramses Ⅱ.，König der 19.Dyn.73，76，107

Ranefer，Wagenlenker 48

Ray，Schatzhausschreiber 97

Redford，Donald B.108

Residenz des Aton 53

Ribaddi，Stadtfürst von Byblos 80

Rilke，Rainer Maria 115

Sakkara 18，35，90，97

Satamun，Prinzessin 9 f.

Scheich Abd el-Qurna 11，18

Schneider，Thomas 87

Schutarna，König von Mitanni 10

Semenchkare，König der 18.Dyn.51，89，95 f.，118

Senenmut，hoher Beamter 75

Sennedjem，Erzieher Tutanchatons 97

Serapeum 18

Sesibi 80

Sesostris Ⅰ.，König der 12.Dyn.22

Setepenre，Prinzessin 52，68，83，118

Sicard，Claude 110

Sohag 97

Sonnenschattenkapelle 47，82 f.，88，94

Spinoza，Baruch de 67

Staatliches Museum Ägyptischer Kunst München 96

Staatsarchiv von Achetaton 53，77 f.，93

Staehelin，Elisabeth 32

Südliche Oase 93

Suppiluliuma Ⅰ.，König der Hethiter 10，77，79，93 ff.，118

Sydney University 97

Syrien 8，19，37，65，77，79，82，99，118

Taduchepa，mitannische Prinzessin 10，87，118

Tal der Könige 23，39，75，89，96，100 f.，103 ff.，118 f.

Teje，Königin 8f.，20，22，24，35，43，79，81 f.，87，90，117 f.

Tell el-Amarna 22，36，39，58，110 ff.，117

Tempel von Luxor 9

Tempelstadt von Karnak 14

Theben 11，14，16 ff.，20 f.，25 f.，28，33，36，39，55，71，74 ff.，95 f.，98，100，103 ff.，117 ff.

Thronsaal 50 f.，55

Thutmosis Ⅰ.，König der 18.Dyn.39

Thutmosis Ⅲ.，König der 18.Dyn.75

Thutmosis Ⅳ.，König der 18.Dyn.8，27，42，102

Thutmosis，Bildhauer 45，48，59，112

Thutmosis，Kronprinz 9 ff.，117

Thutmosis，Vizekönig von Kusch 38，80

Tjj，Ajas Frau 24，53，103

Troja 10

Tuja，Mutter der Teje 9，18

Tuna el-Gebel 24，111

Tuschratta，König von Mitanni 10，79，87

Tutanchamun 60，77，98，100 ff.，119，siehe auch
Tutanchaton

Tutanchaton 6，31，83，85，93，95 ff.，118 f.，siehe auch
Tutanchamun

Tutu，Kammerherr 37 f.，54，57，72，77

Ugarit 79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94

Verwaltungsgebäude von Achetaton 56

Vorderasien 79，100，109

Wadi Abu Hasah el-Bahri 54

Wilbour，Charles Edwin 114

Wildung，Dietrich 83，88，102

Wilkinson，John Gardiner 111

Wohnhaus des Herrschers in Achetaton 51 ff.

Woolley，Charles Leonard 112

Zannanza，hethitischer Prinz 94 f.

Zarathustra，Religionsstifter 28，61

Zivie，Alain 97

作者简介

赫尔曼·A.施勒格尔（Hermann A. Schlögl）是弗赖堡大学埃及学荣休教授，凭借大量关于尼罗河国度的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以及古埃及文献译著而卓有声望，最新出版的作品有通史著作《古埃及》（Das Alte Ägypten
，2006）、文选《埃及的智慧》（Die Weisheit Ägyptens
，2007）等。

译者简介

杨稚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德国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和童话研究。译有托马斯·曼《陛下》、克亚尔·艾斯凯尔森《一个好地方》等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大帝/（德）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著；王诗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亚… Ⅱ.①汉…②王… Ⅲ.①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传记 Ⅳ.①K835.4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19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亚历山大大帝

著者/［德］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

译者/王诗文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125 本册字数：85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0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亚历山大之谜

- 第二章 青年亚历山大

- 第三章 征服者亚历山大

- 1 希腊与巴尔干半岛

- 2 小亚细亚

- 3 伊苏斯及其后

- 4 埃及、亚历山大港与锡瓦绿洲

- 5 决战

- 6 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

- 7 对手的继任者

- 8 中亚地区

- 9 直至世界尽头

- 10 灾难般的返程

- 第四章 统治者亚历山大

- 第五章 历史中的亚历山大

- 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索引

第一章 亚历山大之谜

“历史上爱他恨他的人各不相让，他的形象也模糊不清，摇摆不定。”

[1]

席勒在《华伦斯坦》（Wallenstein
）的序诗中的这句格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态度，至少如同人们看待三十年战争的指挥官们那样。即使在古代，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在很短的时间内，”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

[2]

评价道，“这位君王建立了无数的丰功伟绩。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超越了有史以来所有的君王。在短短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便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几乎整个亚洲，并以此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使自己与古代英雄和半神齐名。”（17，1，3f.）然而与之相反，我们从罗马元老院议员和斯多葛派哲学家卢修斯·阿奈乌斯·塞内卡

[3]

这里读到了截然不同的评论：“不幸的亚历山大的暴戾恣睢令人发指。希腊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初获启蒙，之后却也偏偏从这里开始他的征服之路，难道你认为这样的人是精神健康的吗？……对于那些在被父亲腓力二世（Philipps II）征服或购买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不幸，他并不感到满足，而是继续举着他的武器将整个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他的暴行永无止境，这样的他如同贪得无厌的野兽。”（Epistulae morales
94，62）

这全然相反的两种评论所表现的张力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研究之中。这一研究始于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4]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早期著作（1833）。马其顿国王和世界征服者的身影就像在邀请我们前来评判他。如果仔细揣摩这些关于他的评论，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虽然这些林林总总的陈述都是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且其中也包含着辉煌的研究成果，但是最终它们 都各自指向某一幅特定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图景。这些图景往往更多地展现了其作者与他们的时代的面貌，而不是历史对象亚历山大大帝本身。我们感觉到，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形象仿佛与不同年代的社会背景缠绕在了一起，甚至在近现代，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中，我们也经常能够读到这样带有影射意味的解释。在德罗伊森看来，亚历山大大帝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促进了历史发展，从而为基督教的启示和传播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即某种东西方的结合。在威廉·伍德索普·塔恩（William Woodthorp Tarn）笔下，亚历山大大帝则是开明的英帝国主义意义上的一位“世界祝福者（Weltbeglücker）”，在弗里茨·沙赫尔梅尔（Fritz Schachermeyr）眼中，他又如恶魔般的超人和泰坦，使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回想起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以怀疑主义为标志的战后精神环境促进了实用主义解释的倾向，这种倾向仅仅想要以“极简主义”的方式提供某种确定性，并且相较于总体判断，它更倾向于在不错失全部价值的条件下讨论某个问题。

[5]

事实上，我们所处的“后现代”对这种立场更为开放，甚至可以说是助其一臂之力：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名极具破坏性的精神病患者，或者说是狄俄尼索斯式的纵情过度的酒鬼亚历山大。

[6]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大帝始终伫立于东西方之间这一充满张力的领域之中，邀后人评说。

[7]

本书的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或者说成功避免了——这些历史的影响，就要交由读者来判断了。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我们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正是有这些历史评判在先，作者公开他自己的出发点和应对方法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特别要强调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阿里安

[8]

的历史著作，同时，我也部分地参考了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的最令人兴奋却稍显简略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随着这些作品一道，我开始了寻找亚历山大大帝之旅。当人们通过《伊利亚特》走进大帝的内心世界，窥探他的心性，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大帝的行事动因之时，阿里安则是致力于根本地再现历史——将历史事实中的诸多细节形诸笔墨。以这些作者为基础的阐释起舞于古老的想象视野之中，而不必被现代主义的，因而是不合时宜的看法所拘囿。此外，通过对亚历山大所偏好的某些象征性仪式行为（rituelle/symbolische Akte）进行分析，这些阐释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证实。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比亚历山大大帝早了几个世纪诞生的《伊利亚特》和在大帝逝世将近五百年之后才被创作出来的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呢？阅读荷马史诗是希腊教育的重中之重，马其顿人也沿用了此种教育方式。它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观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了希腊人的心性之中——“永争第一，超越旁人”。这种伊利亚特式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似乎也作为一种独特的竞争思想的表达，在后期指导了人们的行为。这种竞争的主要内容是地位、荣誉、权力和声望。人们可以从荷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还有一些规则：关于付出与收获、友谊与敌意、不公与复仇。虽然自荷马时代（公元前8/前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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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希腊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通过让个人参与城邦（Polis）立法而改变了面貌，但刚刚提到的这些原则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毋宁说，那些在与荷马所描述之处相似的地方生活的人们，也就是亚历山大故乡的马其顿人，更加需要理解并且接受这些原则，它们对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以亚历山大为对象的历史学传统展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事实上，所有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展现其事迹的作品都很晚才出现：狄奥多罗斯的《历史丛书》第17卷的大纲成形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大概100年后，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用拉丁语书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传》（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
）问世；随后在公元2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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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也都写成了。尽管所有作家都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几乎完全遗失了那些诞生于亚历山大生前和他逝世不久后的文献。在这大量的文学作品之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著作，比如卡利斯提尼（Kallisthenes）的作品，他似乎曾以随军史官的身份参与了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还有克来塔卡斯（Kleitarchos），他在对战役参与者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撰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此外，一些高级军官也讲述过亚历山大的时代，其中的大部分是以回忆录的形式被记载的，例如海军将领尼阿库斯（Nearchos）和亚历山大后来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托勒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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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历史学传统的另一个缺点是，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许多作品从一开始就去突出强调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些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与神话般的人物形象，而这也就奠定了人们在描述亚历山大时大多对其歌功颂德的基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克来塔卡斯，之后主要由狄奥多罗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和普鲁塔克所继承和发展。而另一派的作者，例如托勒密，尤其是同样参加了侵略战争的阿里斯托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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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倾向于从更加理智的角度进行叙述。阿里安正是站在这种理智的立场上，在他那个时代的风格中抱守着质朴与清晰，谨慎落笔。虽然我们不能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阿里安的叙述都是较旁人更好的，但是，据个案分析中的历史资料考证，与其他传统文献相比，阿里安的可靠性往往更高。最新的个案研究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一些学者正在试图重新平衡学术界对亚历山大的叙述方式。当然，我们也需要对阿里安的著作进行一些修正，主要是以不同的角度并借鉴其他来源的信息对之进行一定的补充。

[1]
张玉书编《席勒文集》（3，戏剧卷），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60页。（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Diodor aus Sizilien，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
）四十卷，共三部分：首六卷按国别分别介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塞西亚、阿拉伯、北非、希腊及欧洲的历史与文化；第二部分（卷七至卷十七）记述自特洛伊战争至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历史；第三部分（卷十七以后）记述亚历山大以后的继业者至恺撒发动高卢战争的历史。

[3]
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古罗马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主张提高道德、智慧，保持精神上的安宁是人唯一的任务，倡导禁欲主义，要求人们放弃现实生活和欲望，等待神的启示和精神上的解脱。由于塞内卡的这种思想对未来基督教影响较大，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称其为“基督教的叔父”。

[4]
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1833年，随着处女作《亚历山大大帝史》在柏林出版，德罗伊森跻身当时历史学家前列。凭借其开创性的对希腊化历史的记载，德罗伊森将“希腊化时代”一词定义为从亚历山大到埃及艳后的历史时期。德罗伊森是最早主张不应该把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三个世纪看作衰落时代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这段时期仍然应被视为发展时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发展，基督教就不可能出现。

[5]
持这种观点的有罗伯托·安德烈奥蒂（Roberto Andreotti）、弗兰兹·哈姆普尔（Franz Hampl）、恩斯特·巴迪安（Ernst Badian）、齐格弗里德·劳夫（Siegfried Lauffer）等。——原注

[6]
如沃尔夫冈·威尔（Wolfgang Will）、约翰·马克斯韦尔·奥布赖恩（John Maxwell O’Brien）所述。——原注

[7]
如皮埃尔·布赖恩特（Pierre Briant）、汉斯-乌尔里希·维默（Hans-Ulrich Wiemer）所述。——原注

[8]
Arrian（86～146），希腊历史学家和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著有一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功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
）与描述尼阿库斯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著作《印度记》（Indica
）。其中，《亚历山大远征记》描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作战的过程，主要参考史料来自亚历山大身边史官阿里斯托布鲁斯所作记录，以及重要将领、继业者托勒密一世的回忆录，被认为有较高的可信度。

[9]
古希腊诗人荷马生卒年代不明，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50年之间，但学界也存在其他说法。

[10]
Plutarch（约46～125）是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现存版本有46篇是成对的（一个希腊人物比较一个罗马人物，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比较恺撒），另有4篇独立成篇，旨在说明人的性格如何决定命运。除此之外，普鲁塔克也留下大量杂文，后世学者习惯总称其为《道德小品》（Moralia
）。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11]
Ptolemaios（公元前367年～公元前282年），埃及托勒密王朝创建者，亦是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业者之一。

[12]
Aristobulos（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01年），希腊历史学家，继业者时代时定居于卡山德里亚（Cassandreia），早年跟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担任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并与亚历山大结为好友，获得王族的信任。公元前300年前后，阿里斯托布鲁斯写了一部关于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以及其远征的著作，内容包含地理和民族知识。他的史料被后来的阿里安和普鲁塔克作为参考来源和写作素材。

第二章 青年亚历山大

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后，亚历山大在佩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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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母亲奥林匹娅斯（Olympias）是希腊伊庇鲁斯地区（Epirus）摩罗西亚（Molosser）的王室成员。那时，腓力二世整顿马其顿部落的事业已经如火如荼，他一心想要利用权力和武力来维护自己在内部和外部的统治。

马其顿部落主要因其语言而被视作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他们就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以北的皮埃里亚地区（Pierien）的肥沃丘陵中。在那里坐落着他们的旧都艾加伊城（Ai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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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埋葬着很多部落首领。这些人被冠以希腊语称谓“巴赛勒斯（Basileus）”

[3]

，却并不一定拥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因为只有满足下述两种条件的人才能获得这个称谓：第一，他们必须来自王室，即阿吉德王朝（Argeaden），这个王朝自称是神话中的英雄和半神——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的后裔；第二，他们必须拥有能够统治部落的真才实学，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勇敢的战士、优秀的将领，必须是有权力意识和荣誉感的政治家，必须是精明的猎人和善饮酒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尊重部落的重要贵族和勇士，因为若缺少了这些人的支持，他们的地位将岌岌可危。在这里不存在明确的王位继承制度，兄弟和其他男性亲属之间可以结成同盟，以对抗其他潜在的王位继承者。另外，在统治阶级中普遍实施一夫多妻制，这一事实也加剧了上述情况。通常，统治阶级利用缔结婚姻来获得利益和巩固政治与外交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国王可以同时和几个女人 结婚。因此，那时统治阶级的圈子是庞大而复杂的。

与希腊城邦的政体化世界不同，希腊北部的边疆保留了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除了肥沃的农田外，还有富饶、利于灌溉的土地可以饲养牛和马。物产丰富的森林为狩猎提供了完美的机会，人们甚至可以猎到野猪和狼这样的野兽。因此，狩猎被马其顿人视为对勇气的考验，也是获得名望和荣耀的机会。人们也会适时组织一些狩猎活动。另外，与邻邦的战争也尤为重要。那里的人有着同样原始、野性的生活方式，双方之间战争不断。那些还没有在狩猎中杀死过野猪的人，或是还未在战争中杀死过敌人的人，不会被看作一个真正的男人。与希腊人一样，马其顿人最重要的社交形式也是男性的聚众狂欢，但不像希腊人那样有着严格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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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葡萄酒不经混合地享用，马其顿人会从微醺一直畅饮到酩酊大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将其视为未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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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好战的环境中，阿吉德王朝表现了极大的韧性。在国王的带领下，马其顿人向北扩张到了当时最北端的塞尔迈湾（Thermaischer Golf）与山脉之间的边界地带，并逐渐越过阿克西奥斯河（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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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挺进。同时，他们将那些生存在高地西部甚至更北边的部落［埃利米奥特人（Elimioten）、奥雷斯滕人（Oresten）、林克斯特人（Lynkesten）、廷普海尔人（Tymphaier）和佩拉戈尼耶人（Pelagonier）］联合在一起，即使这些部落有着自己的王朝。这样一来，马其顿的下部（在塞尔迈湾周围）和上部（山区）之间的区分便逐渐显现。自公元前6世纪末以来，阿吉德王朝的国王便一直试图在这个范围内建立和维护一个庞大的王国。

然而，这项政策并未促成一个真正稳定的局面，在通往巨大成功的道路背后潜藏着无数的阻碍，甚至是严重的损失：仅仅是阿吉德王朝内部随时可能爆发的在王权问题上的冲突就足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其他部落、王朝中的酋长或国王绝对不会完全屈服于阿吉德王朝，毕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神话起源和传统。除此之外，来自外部的压力也不容小觑。在西北和北部聚居着伊利里亚部落（Illyrer），还有在北部和东北聚居的色雷斯人部落（Thrakien），他们与马其顿人一样好战，并且在语言和习俗上与他们截然不同。正是这个原因让这里的人们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这种状态同时也塑造并维持了他们凶猛好斗的生活方式，毕竟在这里适用的生存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外，阿吉德王朝的南部地区也面临着来自希腊城市的压力：自公元前7世纪殖民统治以来，希腊人就定居在最好的沿海地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土上耕种了肥沃的土地，而且还控制了主要在海上进行的贸易和交通［彼得那（Pydna）、迈索尼（Methone）、哈尔基季基（Chalkidike）］。虽然与马其顿地区之间拥有互惠互利的前景（例如马其顿山区的木材贸易），但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雅典的逐步扩张，马其顿承受的来自希腊诸城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之下，马其顿很容易成为博弈中的玩物。

这一点在公元前4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已经表现得尤为明显，腓力二世（生于公元前383/382年）对此更是有着亲身经历：如果说，尽管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腓力二世的父亲阿明塔斯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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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期间也还算是拼尽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阿吉德王朝的王国地位，那么他的长子和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公元前370/369年～公元前369/368年在位）则很快就落入了希腊维奥蒂亚的底比斯（Theben in Boiotien）的控制之中。亚历山大二世在马其顿内部的王位之争中遇刺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当时，他最小的弟弟腓力二世甚至不得不被劫持到底比斯沦为人质数年。阿明塔斯三世次子，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佩尔狄卡斯三世（Perdikkas III）在位时，他们再度清楚感受到雅典在爱琴海北部的统治地位。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来自伊利里亚部落的进攻威胁，在公元前359年春天的一场战争中，佩尔狄卡斯三世本人和大约4000名勇士牺牲。在这种灾难性的局势下，在马其顿历史上的最低谷，摄政王腓力二世夺权，从自己的侄子阿明塔斯四世（Amyntas IV）手中接过了统治权。

腓力二世很好地借鉴了马其顿王朝的历史经验：为了人民的未来，事实上他只有两条路可走，即通过对外的侵略扩张成为绝对的霸主统治他人，或是被他人所统治。单纯的独立是不存在的，为了实现自由和独立，他必须学会运用强权铁腕去恐吓敌人，最好能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在今天看来，我们会觉得这更像是一种黑手党心态，根本不值得夸耀和尊敬。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从各种细节中看出，腓力二世的统治政策将这种霸权的心态展露得淋漓尽致。他的宏愿显而易见：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地去阻止他年幼时目睹的历史再次上演。对于一个内部已经彻底整顿过的，政治和军事上也已经得到巩固、加强的马其顿来说，是时候进行对外扩张了。同时，外交政策的成功也改善了王朝内部的局面，为一种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腓力二世沿袭了之前几位国王的治国策略与政治制度，尤其参考了阿奇拉一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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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手段。这一切都凭借狂热的决心而疯狂滋长。

和阿奇拉一世一样，腓力二世也在努力尝试革新他的王国。首先，马其顿接受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并借鉴了其中的重要特征：在建立城市时，每个城市都配有一块特殊领土（例如腓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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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人民可以得到补给。马其顿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开始渐渐对希腊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变得熟悉。可增长的经济资源（如木材、贵金属）也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但最重要的还是国王对军队的改革。传统上，骑兵（kavallerie）在马其顿的军事布局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在骑兵马术格斗中，马其顿贵族尚武的风气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其顿的贵族作为伙友骑兵（Hetai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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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王互为朋友和同伴，并以此获得自己的声望。同样参考了阿奇拉一世，腓力二世也重整了步兵，提升了伙友步兵（Pezhetairoi）的地位，将他们列位于骑兵之后。这支装备精良的强力武装部队配备了非常长（约5米）的萨利森长矛（Sarissen），而且他们经受着最严格的训练，在严明的纪律下执行军事任务。因为配备着长矛，所以他们难以在战斗中快速灵活地行动，因此这支队伍通常被用于在防守中实施重要的封堵。当然，他们也可以配备一些较短的矛，以另一种阵型出战。此外还有持盾卫队（Hypaspisten），他们的装备类似于希腊的重装步兵（Hopliten），但装备了相对更大的希腊式圆盾（Aspis）和矛，主要作为机动部队被投入使用。

以上这些军事部署可能是沿袭了历代的传统，但是其中有两项重大的革新应该是腓力二世作出的。一方面，他不仅从名义上提高了步兵的军衔，而且通过给他们提供土地（例如新建立的城市），让步兵能过上与他们的军衔相称的生活：他们不必躬耕土地，而是像贵族一样可以直接使用它。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像一支常备军一样长期进行训练和部署。这样一来，军事活动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通过大规模的攻城略地，部队的规模越发壮大。另一方面，在实际作战中，各个兵种相互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也就是所谓的“兵种联合作战”。此外，通常还有其他兵种，他们大多是雇佣军或盟友，如弓箭手、投矛兵、攻城兵和攻城武器制造兵。只有像这样将各个部队联系起来，启用不同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才有意义，也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才能与伊利里亚山地的部落、色雷斯部落以及希腊重装步兵作战，甚至是武力攻城。

此外，提高不同地区和部落分支间的凝聚力也尤为重要。面对这种情况，腓力二世效仿了波斯人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伙友贵族的效忠原则：来自马其顿王国各地的首领家族的儿子，无论是来自下马其顿还是上马其顿，在14岁左右都要开始成为国王伴侍（paides basilikoi/Königspagen），为国王本人服务几年。在这期间，他们的智力、政治手段和军事能力都通过学习而得到了提升，尤其是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期，他们直接听命于国王，并因此与国王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属于或曾经属于国王的伴侍团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荣誉。总而言之，在由阿奇拉一世建立的都城佩拉，腓力二世缔造了一个辉煌的宫廷。在这里，高贵的马其顿人与国王的社交生活彼此交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同样也是因为在每次的战役中，各部落分支的贵族都会按照等级秩序加入指挥部队或伙友骑兵的队伍，这也促进了归属感的产生。腓力二世的统治变得越来越稳定。虽然他的兄弟的儿子还活着，但毫无疑问，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国王。贵族中的一些人会在政务与军务中毫无间隙地同国王共同理事，国王对他们施以全然的信任。例如其中的安提帕特（Antipatros）与帕曼纽（Parmenion），他们二人比腓力二世年长，亦是亚历山大统治马其顿王国时期的股肱之臣。

在巩固王国的内部统治的过程中，对王位继承者的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腓力二世也遵循了一夫多妻制，同时娶了不同的女人为妻，这样的政治联姻为联盟间所缔结的和平条约又加上了一道额外的保险。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是腓力二世的第四任妻子。二人于公元前357/356年的冬天结婚，旨在促进马其顿国王与西部邻国伊庇鲁斯的统治家族的关系。这个家族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伊利亚特》或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us）。在腓力二世的所有政治联姻中，所有女人的地位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哪一桩联姻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占主导地位。女人的地位取决于她们能够带来多大的政治利益，还取决于她们能否为国王生育王位的继承人。

尽管腓力二世前后有七次联姻，但他一共只有两个儿子，除了亚历山大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叫阿里达乌斯

[11]

。阿里达乌斯的母亲菲莉涅（Philinna）是一个来自色萨利（Thessalien）首府拉里萨（Larisa）的希腊女人。然而，由于精神上的缺陷，阿里达乌斯无法在军事领域与政治事务中达到成为马其顿国王的要求。因此，亚历山大成了被选中的孩子，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腓力二世在各个方面锻炼他，为他日后的统治生涯作准备。亚历山大和其他来自马其顿显赫家庭的同龄男孩一起，接受了几乎完美的教育。这其中自然包括军事训练，但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和狩猎。孩子们接受密集的实践性训练，同时，在训练中，这两项活动通常被结合在一起。这些内容对于希腊式教育而言并不陌生，然而真正的希腊式教育更重视的是对精神的培养与教育。依照惯例，对荷马史诗的精读与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荷马史诗在亚历山大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个由荷马创造出来的世界中，亚历山大将荷马那些价值观以特殊的方式内化成了自己的：“永争第一，超越旁人”这种英勇的理念如同荣誉与复仇、友谊与敌意间严格的规则一般（正如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之间的仇恨），在希腊世界中始终具有特殊的含义。更进一步说，这些荷马史诗中所倡导的精神会使亚历山大英勇好战的现实生活越来越接近伊利亚特式的英雄主义，并且亚历山大不仅通过父系和母系血统将自己与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且特别是与阿喀琉斯联系在一起，还与作为伙友的年轻男子产生了亲密的关系，并一直持续到他的死亡。亚历山大与自己的伙友一起接受训练，其中，与亚历山大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称得上亲密的人是赫费斯提翁（Hephaistion）。如果说像亚历山大的希腊老师那样，我们将亚历山大称为阿喀琉斯，那么赫费斯提翁就是帕特洛克罗斯。

在亚历山大14岁时，这种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像国王伴侍从14岁起要接受教育和训练一样：在旧都艾加伊城以西的米埃札（Mieza）附近的水神庙（Nymphaeum）里，亚历山大与他的伙友一起，向亚里士多德学习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父亲作为御医已经和马其顿王室有了密切的联系。当时，他本人已经是希腊比较受人尊敬的智者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英勇的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后人的联想。自古希腊时期以来，人们始终都在探寻这种关系间的张力。以下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有能力实现老师的想法，当然也有能力违背它。如果考虑到亚历山大还是学生时的年龄和他那时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内容，人们就会更加清醒地看待二者间的师生关系。毋庸置疑的是，王子亚历山大在希腊文学方面受到了很好的教导。在学习过程中，亚历山大尤其加深了对《伊利亚特》的理解，他甚至想要在精神上将自己的生活与伊利亚特式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远征时，他将一本带有亚里士多德注解的《伊利亚特》时刻带在身边，并称其为“英勇无畏者的精神食粮”。他将这本书和一把短剑放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

当然，亚历山大也阅读了其他作家的著作，例如三位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或“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的作品。后者在著作中详细记述了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479年的希波战争中的两场重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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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置于古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系列传统战争与冲突之中。亚历山大还特别喜欢品达

[13]

，这位来自维奥蒂亚的抒情诗人曾歌颂古希腊贵族与君主的竞技精神与荣耀。此外，一定是因为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和指导，亚历山大亦潜心于地理学，因为在远征亚洲的战役中，除了军事事务，他对远方那些有人居住的地区也表现了浓厚兴趣。当然还有道德伦理上的劝告和建议。哲学家一定会鼓励他的学生追求“卓越（arete）”，甚至连神话中的伟大的英雄都将此视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在留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一首诗中，神话英雄对真正的卓越的这种追求被称为“渴望（pothos/Sehnsucht）”。我们将在后文中以亚历山大的视角——尤其通过解释他如何设立自己的目标——来对这个概念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与这种对于成就的渴望相比，其他的一切就都没那么重要了。亚里士多德的诗中列举了赫拉克勒斯、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Kastor und Pollux）

[14]

、阿喀琉斯与大埃阿斯（Aias）

[15]

的例子。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希望自己的学生拥有这样的品德。

除了精神上的教育之外，对于身体素质的教育也没有被忽视。和其他人一样，在实践政治与军事任务的过程中，通过向父亲和父亲的同僚请教，亚历山大学到了在执行具体任务时所需要的技巧。如此，很快地，在完成了米埃札的学业之后，16岁的他就被委派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当他的父亲腓力二世远征拜占庭，与后者在马尔马拉海（Marmarameer）作战时，亚历山大接受了统治马其顿的任务。他与来自波斯的使节谈判，甚至对色雷斯部落进行了一次战略打击。

[16]

从那时起，亚历山大就成了父亲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亚历山大见证了马其顿王国惊人的崛起，从一开始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城邦的玩物，到现在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拥有绝对霸权。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腓力二世的政治手段从一开始就是向外扩张。他将对王国内部的整顿视为对外扩张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对外扩张也是王国整顿的一部分。面对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甚至在面对多瑙河上的斯基泰部落（Skythen）时，腓力二世始终表现着强硬的姿态与强劲的实力。尤其是在马其顿王国以东地区，腓力二世直接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区域。在这里，他不仅将潘盖翁山脉（Pangaion-Gebirge）丰富的贵金属矿藏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还占有了肥沃的土地，为自己的士兵提供补给。正是在这里，他很早就与希腊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并随后逐渐征服了这些城市。其中，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于公元前357年，波提狄亚（Poteidaia）于公元前356年，奥林索斯（Olynth）于公元前348年被攻占。

在逐步扩张的过程中，腓力二世渐渐渗透进了希腊强国——尤其是雅典——的利益领域。然而，腓力二世对此并不太关心。相对于利益，他更关心马其顿在面对希腊诸城时，是否在他的直接管辖区内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前沿阵地。如果可以，那么沿着这个方向，他将有望逐渐掌握希腊内部乃至整个希腊的统治权。一开始，腓力二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南部与马其顿接壤的色萨利地区，在那里聚居的色萨利人有着与马其顿人相同的贵族传统与骑士精神。腓力二世利用色萨利的内部斗争，帮助色萨利人与希腊第二大城邦底比斯相对抗，最终在艰难的胜利中获得了在色萨利同盟中的主导地位：

[17]

公元前352年，他被色萨利同盟推举为终身执政官（Archon），并于公元前344年在色萨利人的城市中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权。

希腊的政治形势对腓力二世的扩张非常有利。在连续不断的争夺霸权的战乱中，各城邦已经精疲力竭，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抗争的意志。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Schlacht bei Leuktra）中大败斯巴达后，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

[18]

借着这场胜仗重整了希腊的政治版图，由此，雅典人和底比斯人仍然是“权力宝座”的最大竞争者。然而，在其附近的希腊中西部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西部地区，各中、小城邦之间也存在着各种骚乱，大城邦随时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此外，当希腊人发现北方的力量关系已经被完全扭转的事实时，一切为时已晚。

腓力二世却看清了局势。他利用这种情况步步为营，在希腊政权中逐渐谋得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通过德尔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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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场至关重要的圣地（Heiligtum）冲突（当时腓力二世作为德尔斐的庇护人对该战争进行了干预），他在希腊中部地区获得了极高的影响力，并在公元前346年开始试图孤立雅典人。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是最早认识到来自腓力二世的威胁的人之一。多亏了他的不懈努力，雅典人开始警惕起来，其他希腊国家也意识到了来自北方的危险。最终，公元前340年，马其顿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际，德摩斯梯尼召集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反马其顿同盟。与大约150年前所有希腊人共同反抗波斯帝国的斗争相类比，德摩斯梯尼将当下与“野蛮的”马其顿王国的战争看作一场对马其顿的解放战争。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us）

[20]

，而且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339年末，在腓力二世入侵希腊中部地区之后，底比斯也感受到了来自马其顿的威胁。德摩斯梯尼将他之前召集的那一小撮反马其顿同盟的参与者加进了由他和雅典人发起的希腊联盟（Hellenischer Bund）。现在，所有的希腊人终于都团结在了一起，共同对抗马其顿人。是时候了，这决定性的一战。在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看来，这是一场为了自由的斗争。

公元前338年8月2日，在维奥蒂亚西部的喀罗尼亚（Chaironeia）平原上，一支已被操练过的马其顿军队与希腊特遣队相遇。其中，由来自雅典和底比斯的重装步兵——特别是底比斯的300人精锐部队“底比斯圣队（Heilige S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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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军队，正经算得上是斗志轩昂的对手了。从兵力来看，双方都有差不多3万人，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这次野地作战是马其顿所谓联合兵种作战的最初舞台，这种新型的作战方式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步兵拖住敌人的时候，骑兵在伙友骑兵的带领下向敌人兵力最强的地方发起进攻。这基本上效仿了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用来击败斯巴达人的斜线阵战术（schiefe Schlacht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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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马其顿左翼的骑兵向底比斯圣队发起进攻。尽管底比斯圣队重创了马其顿军队，但最终还是被马其顿歼灭，秉持着战士精神而战死疆场。这直接导致了马其顿在这场战役的胜利。亚历山大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因为年仅18岁的他，已经指挥过骑兵作战了。

通过这场胜利，腓力二世赢得了前无古人的声望，无论是波斯还是整个希腊，皆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拥有了对希腊的绝对统治权。但毫无疑问，他现在必须通过政治手段使自己在希腊的政界亦赢得声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仅仅被视为一个压迫者和征服者。首先，他通过缔结双边保护和防卫联盟（Symmachien），正式将包括主要对手在内的希腊各城邦联合在一起。他还推动了某些城邦的内部变革（特别是在底比斯），并以与他有裙带关系的政治家为首建立了寡头政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试图利用泛希腊主义的理念，把整个希腊纳入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也让希腊人从内部渐渐习惯马其顿的统治地位。要想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让希腊人看到他为希腊作出的贡献，并且要让希腊人切实感受到，在马其顿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质量确实得到了提升。为此，腓力二世使用了希腊人在公元前4世纪面对众多的霸权战争时发展起来的“普遍和平（Koine Eirene/Allgemeiner Frieden）”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希腊人都宣誓并承诺履行已经缔结的和平条约中所包含的义务。当有人违反了和平条约的时候，无论他是和平同盟的内部盟友，还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盟内的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对抗他。因此，这种和平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联盟，它在大家的和平受到威胁时生效。

公元前338年的秋天，在腓力二世的推动下，希腊人就缔结了这样一个组织性的和平条约。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的机构，当然特别是针对战争借口（casus belli）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机构就是同盟委员会（Synhedrion/Bundesrat），希腊各个城邦都按照一定的比例选派代表加入该委员会。这个比例根据每个城邦在战争中所部署的军队数量来决定。然而，马其顿人并不参与其中。只有在发生战乱，即和平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或他的继任者才会作为军事统帅和绝对的霸主出面进行干涉。因此，腓力二世似乎仅仅是以和平缔造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出现，而希腊人或他们各自的代表在同盟委员会中拥有真正的发言权。然而实际上，这个以条约缔结地科林斯（Korinth）命名的普遍和平，这个所谓的科林斯同盟（Korinthischer Bund），最终正式确立了马其顿人在希腊的统治地位。

由于马其顿国王的权力只有在发生战争时才会生效，所以这个所谓的和平联盟从逻辑上看其实就是为了战争而设立的。事实上，腓力二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的，我们从他决定签署盟约的地点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公元前481年的科林斯地峡上，由波斯王薛西斯一世（Xerxes）亲自率领的波斯大军即将发动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为了内部的和平、为了自由而联合起来，发誓为对抗波斯而献身。波斯人是普遍和平的唯一反对者。虽然当时的斯巴达也没有加入，而且是整个希腊唯一没有加入该同盟的城邦，但那时候的斯巴达还只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城邦，或者说，比起骁勇善战，被忽视更符合斯巴达那时候的形象。不同于斯巴达，波斯人不仅是希腊唯一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个很理想的敌人：通过希腊始终盛行的两个口号，“复仇”和“解放”，过去的敌意很容易就会死灰复燃。“复仇”和“解放”分别指向两个历史事件，即“向波斯复仇”与“解放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一方面，公元前480/479年，希腊（特别是雅典）的神庙被毁，为此，希腊人要进行复仇；另一方面，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要争取解放，因为自公元前386年《大王和约》（Königsfrieden，即《安塔尔基达斯和约》）以来，他们就一直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由这些历史事件所触发的动机与斗争的意愿究竟会强大到何种地步，还有待观察。毕竟，距离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被毁一事已过去140多年，但雅典人始终没有为此而进行复仇。一个多世纪以来，雅典人甚至未曾公开承认，对这一事件的复仇构成了雅典的政治主旨。（顺便说一下，摧毁雅典娜神庙本身就是对一次反波斯运动中破坏神庙的行为的报复。）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腓力二世都将作为领袖，在新一轮的波斯战争中赢得声誉。在当时，他是公认的雅典的恩人，是行善者。正是通过这些以他人为目的而建立的功绩，腓力二世的统治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波斯帝国同样是一个理想的对手。公元前400年前后，在波斯大帝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与他的弟弟小居鲁士（Kyros der Jüngere）之间爆发的兄弟战争中，希腊雇佣军成功的军事行动就已经清楚地表明，波斯这个伟大的帝国的军事能力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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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埃及始终独立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在小亚细亚地区发生了总督叛乱（Großer Satrapenaufstand），波斯帝国的许多总督背弃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虽然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奥库斯（Artaxerxes III Ochos）在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整顿了局势，甚至再次征服了埃及，但是在他和他的儿子被刺杀后，波斯帝国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此时也正是腓力二世夺取希腊政权的时候。直到公元前336年大流士三世科多曼努斯（Dareios III Kodomannos）被拥立为新一任波斯王之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局势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稳定。

腓力二世是否想通过波斯战争来一步步实现更加远大的目标，例如征服整个波斯帝国，这个想法令人怀疑，结合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目标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来自马其顿的国王在整个希腊作为唯一的领导者而独领风骚，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尽管人们对于波斯帝国的实力是否已经被削弱这一点仍旧存疑，但在腓力二世领导下，在小亚细亚的那些成功的战役，还有对希腊城市的“解放”等种种经历使得人们对腓力二世的能力已经完全信服。不过，也可以想象，腓力二世会效仿自己之前在试图统治希腊时所实施的策略，即在政治与军事上双管齐下，利用二者间的张力推动彼此的发展。但是，摆在他眼前的不是征服小亚细亚那么简单的任务，而是征服整个波斯帝国。

公元前337年的春天，科林斯同盟的委员会决议通过了马其顿国王提出的针对波斯的进一步入侵计划。一年后，在两位高级指挥官帕曼纽（Parmenion）和阿塔罗斯（Attalos）的带领下，一支先头部队被派往小亚细亚。当年秋天（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衣钵。腓力二世的政治遗产不仅在于对一个巩固和扩大了的马其顿的统治以及对希腊的控制，还有这场针对波斯帝国的战争——他将这场战争看作自己的战争。

王位继承看似简单顺利，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顺理成章。就在一年多以前，亚历山大与父亲腓力二世的关系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公元前337年的春天或夏天，腓力又娶了一个女人。她叫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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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重臣阿塔罗斯的侄女。这是腓力二世的第七次婚姻，但是，这次婚姻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腓力二世第一次与来自马其顿贵族阶级的女人结婚。不同于克利奥帕特拉，其他的女人，尤其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都是不具有纯粹马其顿人血统的外族人。由此，在腓力二世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婚宴上，身份尊贵的阿塔罗斯骄傲地高声宣布，马其顿王国终于能够迎来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了。亚历山大原本不容置疑的王位继承人地位确实受到了威胁。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斯也受到了牵连，在此之前，她作为王储的母亲，在国王的众多妻子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与腓力二世闹翻后，两人一怒之下离开了马其顿王宫，回到了奥林匹娅斯的故乡伊庇鲁斯。

在腓力二世的一位希腊好友的居中协调下，亚历山大在第二年与父亲和解。然而，这次和解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父子之间仍然如同过去那样存在着隔阂。公元前336年的秋天，当腓力二世在艾加伊城内的剧院被近身护卫刺杀时，正值他的女儿、亚历山大的亲妹妹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与亚历山大的舅舅、奥林匹娅斯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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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盛大的婚礼。教唆刺杀者的嫌疑很快就指向了奥林匹娅斯和亚历山大两人。奥林匹娅斯离得比较远，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筹划这件事。但是，人们至今仍然怀疑亚历山大参与了这起刺杀事件。虽然刺客的动机（名誉受损）本身看起来是符合情理的，但是事实上，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此外，肇事者被捕后立即被杀了。随后，亚历山大被宣布继任，马其顿军队也承认了这位新的国王。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顺利。亚历山大也很快除掉了那些威胁他王位的潜在竞争者和反对自己的人。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有着一个明确的动机，那就是腓力二世才四十多岁，如果不出意外，那么腓力二世完全有能力继续统治马其顿，直到新的王位继承人长大成人，而到了那时候，亚历山大就只能是来自野蛮的伊庇鲁斯的私生子了！

[26]

当然，这只是众多观点中的其中一种。持有这一类观点的评判者对亚历山大的为人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预设。除此之外，人们也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为他开脱的言论：在很多刺杀案件中，犯罪者的动机都是难以推断的，并且涉及的所有异常情况也可以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得到解释。传统的亚历山大崇拜者拒绝承认亚历山大犯了弑父罪，与此相比，那些从根本上批判亚历山大的人则更倾向于相信这一点。我们的考据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全可靠的论点，因此，对这件事的最终判断还必须保持开放。

[1]
阿吉德王朝的阿奇拉一世（Arkhelaos，公元前413年～公元前399年在位）建立佩拉（Pella）作为马其顿王国新都。之后，佩拉成为腓力二世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活动中心。公元前168年，佩拉遭罗马人洗劫。其后，该城市在一场地震中被摧毁，又在一片颓垣败瓦中重建。

[2]
古代马其顿王国都城。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就在此城的剧院被暗杀，而后亚历山大被宣布为国王。遗址于1976年被发现，考古挖掘发现了包括腓力二世在内的多位马其顿国王的墓地。

[3]
一个希腊头衔，表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君主。在英语世界中，人们最广泛地将其理解为“国王”或“皇帝”。该头衔被古希腊的主权者、拜占庭皇帝以及现代希腊的国王使用。其女性形式是basileia，意思是“女王”或“女皇”。

[4]
即会饮（Symposion），希腊语为συμπόσιον，直译为“共同的、用于交际的饮酒”，是古希腊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习俗，人们在宴会上祭祀、歌颂诸神、饮酒和高谈阔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过以“会饮”为名的作品。

[5]
希腊人饮用葡萄酒时会向酒中兑水，水和葡萄酒的比例通常为2∶1、5∶2、3∶1等。他们认为不兑水的葡萄酒是用来敬奉神灵的。

[6]
即瓦尔达尔河（Vardar）。

[7]
Amyntas III，公元前394年～公元前370/369年在位。公元前383年，他被伊利里亚人驱赶，但次年在色萨利人（Thessaler）的帮助下重夺王国。阿明塔斯与斯巴达人达成协议，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79年协助他攻陷奥林索斯（Olynthus，或写作Olynth）。他又加入了色萨利国王伊阿宋的同盟，并积极地与雅典建立友谊。

[8]
阿奇拉一世以改革国家行政、军队、商贸著称，对外化解了雅典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马其顿构成的威胁，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发行大量优质硬币，建造要塞，修直道，改进军队组织（特别是骑兵和重甲步兵）等。注重与希腊地区进行艺术和文化交流，在佩拉新宫聚集了许多诗人、悲剧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此外还重新举办了奥运会。

[9]
Philippi，由腓力二世建立，建造该市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附近潘盖翁山的金矿（该金矿在之后的众多军事行动中为腓力二世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还在于在战略口岸上建立驻军，控制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和奈阿波利斯（Neapolis）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自东向西横穿马其顿王家大路。腓力二世在腓立比建有重要的防御工事，即阻断沼泽与阿比罗斯山脉（Orbelos）之间的通道，并将殖民者送往那里。

[10]
又译“伙伴骑兵”或“马其顿禁卫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的精锐骑兵，源于马其顿王国的国王骑兵卫队，这些成员可能是马其顿贵族或是拥有希腊血统的人，他们与国王有深厚交情并深受信任。在腓力二世的扩充改良下，伙友骑兵成为马其顿军最重要的突击主力，他们骑着马其顿最好的马，并使用最好的武器作战，在古代西方世界可以说是最精锐的骑兵，也被认为是第一支能够发起有效冲锋的骑兵。马其顿伙友节（Hetairideia）就是彰显国王和伙友之间的神圣关系的节日，由双方一同庆祝。著名的雅典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就是马其顿国王阿奇拉一世的一个伙友。在马其顿贵族中，王室好友（Philoi）或国王伙友（basilikoi hetairoi）即是国王授予的终身头衔。

[11]
Arrhidaios，即腓力三世（约公元前359年～公元前317年），是国王腓力二世与菲莉涅（据说是色萨利的一个舞者）所生的儿子。阿里达乌斯明显有智力障碍。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奥林匹娅斯王后蓄谋下毒，导致他智力受损并患有癫痫。据说奥林匹娅斯是要除掉她儿子亚历山大的潜在竞争者，但这可能只是恶意的传闻，因为并无证据显示奥林匹娅斯与阿里达乌斯的病况有关。亚历山大非常喜欢阿里达乌斯，经常和他一起行动，这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避免他成为政治人质而威胁到自己的王位。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巴比伦后，阿里达乌斯被立为傀儡国王（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17年在位），改名为腓力。

[12]
即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与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

[13]
Pindar（约公元前518年～公元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被后世学者誉为九大抒情诗人之首。品达诗里有泛希腊爱国热情和道德教诲，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上的竞技胜利者和他们的城邦，歌颂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役中获得胜利，认为人死后的归宿取决于他们在世时的行为。品达的诗风格庄重，辞藻华丽，形式完美，所传达的思想反映了古风时期希腊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对古风时期的希腊人来说，生命是艰难而短暂的，时刻都可能受到外界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他们却坚信在神的眷顾下，人同样可以达成伟大的功绩。

[14]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是斯巴达王后丽达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常被合称为狄奥斯库洛伊兄弟。哥哥波鲁克斯的父亲是宙斯，拥有永恒的生命，弟弟卡斯托耳的父亲是斯巴达国王廷达柔斯，是一个凡人。兄弟俩都是优秀的猎人和驯马师。传闻双子座即是以二人命名。

[15]
大埃阿斯，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的英雄之一。《伊利亚特》中记述，在阿喀琉斯因愤怒而休战时，大埃阿斯出战与赫克托耳决斗。两人互掷标枪，大埃阿斯使用的是包有七层牛皮的青铜盾牌，结果赫克托耳的长矛刺破其中六层，而大埃阿斯的长矛则穿透了赫克托耳的盾牌。两人缠斗到日落，最后握手言和并交换随身物品以示友好。阿喀琉斯死后，大埃阿斯成为希腊军中最强的英雄，但头脑不及奥德修斯，因此在争夺阿喀琉斯甲胄的继承权中落败。大埃阿斯在愤怒中发狂，最终拔剑自杀。

[16]
在腓力二世不在国内期间，色雷斯的部族密底人（Maedi）趁机造反，亚历山大反应相当迅速，把他们从他们的领地驱逐出去并在当地建立殖民城市，引入一些希腊人作为居民，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

[17]
底比斯人控制了当时近邻同盟会议（一个泛希腊的宗教组织，管理古希腊宗教中最重要的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大部分投票席次，并在公元前357年煽动同盟作出决议，要求福基斯（以耕种圣地为由）和斯巴达（以先前占领底比斯25年为由）上缴金额巨大且不合常理的罚金，意图以其拒交罚金为由发动神圣战争。公元前356或前354年冬季，以底比斯人为首的近邻同盟正式向福基斯发动神圣战争。这场神圣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色萨利的新一波内部斗争。公元前354或前353年，色萨利拉里萨的贵族向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请求，希望马其顿能帮助他们对抗费莱人。腓力因此率军进入色萨利地区，经过为期一年的艰难混战，公元前353或前352年夏季，腓力二世在马其顿聚集了一支新的大军，再度进军色萨利，并最终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8]
Epameinondas（公元前418年～公元前362年），古希腊城邦底比斯的将军与政治家，领导底比斯脱离斯巴达的控制并跃升为一等强国，并解放了受到斯巴达奴役的迈锡尼（Mykene）的黑劳士（Heloten）与其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居住并受到斯巴达奴役逾二百年的人民。伊巴密浓达使旧的同盟解体，创立新的同盟，监督各城邦的建设。尽管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称其为希腊第一人，但可惜的是，他为希腊创造的新政治秩序并不稳固，底比斯的霸权与其创立的同盟也并不持久。在他死后27年，底比斯便被亚历山大大帝消灭。由此，伊巴密浓达虽然在其时代被认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与解放者，但在今天，人们大多只记得其十年战事（公元前371年～公元前362年）大大地削弱了希腊的元气，使希腊在其后无法抵抗马其顿的进攻并被其征服。

[19]
Delphi，位于福基斯，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是在这里颁布的。“泛希腊圣地”是一个外在于城邦政治的复杂构造，在宗教意义上为所有希腊人提供自我认识的唯一途径，据说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处刻着三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不过分”和“妄立誓则祸近”。

[20]
该词由“全部（Pan）”和“希腊（Hellas）”组成，指整个希腊的统一。“希腊”一词强调各个城邦的文化共同性：所有希腊城邦的公民讲共同的语言，崇拜共同的神，并且有共同的习俗（例如城邦设有自治政府，人们在训练场中运动等）。人们以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并将其他民族称为“野蛮人”。

[21]
底比斯圣队最初是从底比斯的军队中选出，安排在军队的前列作冲锋之用。公元前379年，拥有声望的同性恋将军伊巴密浓达为了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战斗能力，将其从原来与普通士兵的混编中独立出来，重新编制成一支战斗力强悍的特种部队。底比斯圣队共300人，由150对“古希腊少年爱”伴侣组成。古希腊少年爱是古希腊时代被当时社会所公开承认的一种社会关系，通常是由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青少年组成。这种关系存在于古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希腊时代。一些学者主张与这种关系有关的仪式起源于克里特岛，该仪式被认为是进入古希腊军事生活和宙斯宗教的入门仪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斐德若以底比斯圣队为例赞美了古希腊少年爱，因为爱欲让人重视光荣与羞耻，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在另一半面前表现胆怯的一面或是陷入失败，所以由爱者和被爱者组成的军队是强大的。

[22]
又名梯形阵，最早被古希腊底比斯的名将伊巴密浓达运用于留克特拉战役，当时针对希腊重步兵方阵一线平推、平均分布兵力的特点，无法在不将列数减少的情况下排出与斯巴达军相同长度的阵形，伊巴密浓达故而集中兵力于一翼，改为将左翼的列数增多，由传统的8～12列改为50列，力求获得突破。但是有强就有弱，如果自己加强的一侧获得胜利，而削弱的一侧被对方突破，仍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受到削弱的一翼，就把它向后回缩并延迟战斗，尽量拖延它与敌人接触的时间，其加强了的左翼则以双倍速度冲向斯巴达军，希望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就在这一战，他用此战阵击败了斯巴达精锐部队。后来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发现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开始，欧洲军队为了充分发扬火力，采取横形阵，威力固然大大提高，但是也存在分散使用兵力的弊病，于是“重新发明”了伊巴密浓达的斜线阵形，将它运用于现代，并在索尔战役及罗斯巴赫会战中取得辉煌成果，令各国纷纷模仿。

[23]
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从小亚细亚起兵叛乱，率领一万多名希腊雇佣兵东进争夺王位，被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击败，但他所雇的希腊雇佣兵却成功退回希腊本土。这件事被色诺芬记录在《长征记》中。

[24]
克利奥帕特拉为其本名，后由腓力二世赐名欧律狄刻（Eurydíkē）。

[25]
即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Epirus，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31年），是希腊伊庇鲁斯地区摩罗西亚王国的国王，统治时间为公元前350年～公元前331年，属于埃阿喀得斯王朝。他在青年时来到马其顿腓力二世的宫廷，后来腓力二世帮助他推翻他的叔叔阿利巴斯，让他登上王位。公元前337年，奥林匹娅斯与腓力二世闹翻的时候，奥林匹娅斯回到摩罗西亚，一直调唆亚历山大一世与腓力开战。然而腓力不愿意两国情势恶化，因而与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第二次盟约。

[26]
据说腓力二世在与克利奥帕特拉·欧律狄刻的婚礼上咒骂奥林匹娅斯为淫妇，宣称亚历山大为私生子。

第三章 征服者亚历山大

1 希腊与巴尔干半岛

作为马其顿国王的合法继任者，亚历山大谨慎地安排着一切。他将父亲腓力二世厚葬在艾加伊城内历代马其顿国王的旧墓地，并开始调查这桩刺杀案的内幕。来自上马其顿（Obermakedonien）的林塞斯蒂斯（Lynkeste）旧王室的两名贵族成员被视为王位的潜在竞争者，亚历山大宣称他们二人是刺杀案的共犯并处决了他们。随后，亚历山大又处死了自己的堂兄阿明塔斯四世，之前，腓力二世作为阿明塔斯四世的监护人，已经接任了其统治。不久后，亚历山大的死对头阿塔罗斯也于小亚细亚落到了刺客的手中。待到马其顿的局势将将稳定下来，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当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又赶往希腊，以确立自己在色萨利的终身执政官的身份，并在科林斯继承了父亲腓力二世在那里的遗产，巩固了自己在科林斯同盟中的统治地位。

在公元前335年的春天，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部落的特里巴利人（Triballer）蠢蠢欲动，他们意图在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山地地区发动一场针对马其顿的战役。得知这些地区有意叛乱的消息后，亚历山大亲自率兵北上，一路攻打到多瑙河，甚至为了向敌方示威而渡过了多瑙河。也有人说，是某种“渴望（pothos/Sehnsucht）”使他渡河。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渴望”这一主题，正如我们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将会看到的那样，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中，这个主题经常与某种“对于边界的寻找”联系在一起。

在色雷斯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接着向西行军，去平定伊利里亚人的叛乱。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亚历山大用来震慑住这些历史上的对手而采用的军事策略：为了让他们知道，与他的父亲相比，年轻的国王的精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335年夏末，在最艰难的地形中，亚历山大在一场大战中终于击败了伊利里亚人。没过多久，他又收到了消息——马其顿在希腊的统治面临崩溃。原来，有谣言传回了希腊，说是亚历山大已经在伊利里亚战死了，底比斯人听闻这一消息后，在他们的堡垒里举兵反抗统治他们的马其顿政府，并呼吁所有希腊人为了自由而战。该呼吁得到了异常强烈的反响。同时，雅典人自己也已作好了准备——他们从大流士三世那里得到了资金支持。当亚历山大得知这些消息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急行军南下，杀向希腊中部，使得底比斯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也将其他希腊人的反抗之势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在接任统治者的初期，亚历山大的行事风格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他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军事力量造成示威性的效果：对于强权政治的冷酷逻辑，亚历山大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则是他彻头彻尾地如他第一个特点那般行事，并不因对未来的战略规划的考量而举棋不定、顾虑重重。在艰难的时局之下，亚历山大的举动无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恰恰是行的这一步险着出奇制胜了。亚历山大成功的秘密似乎正在于此。当然，这也离不开他麾下的马其顿军队对他坚定的、不容置喙的忠诚。自亚历山大继位以来的这几个月里，这种忠诚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亚历山大一定是凭借自己超凡的人格魅力，使得将士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他。

亚历山大敦促底比斯人交出他们的城邦，然而底比斯人毫不妥协。意识到自己的要求是徒劳无功的，在公元前335年的秋天，亚历山大将底比斯城屠洗一空。超过6000名底比斯人战死，幸存者被贬为奴隶，整个底比斯被夷为平地，领土也被瓜分。只有亚历山大钦佩的诗人品达的房子和神庙幸免于难。用权力话语委婉地说，亚历山大在利用底比斯“树立一个典型”。这一切如何发生，从我们刚才强调的亚历山大的思想和行动要素中就可以看出：强势者的冷酷逻辑带来了惩戒式的暴戾行动，特别是针对那些反抗者，他们的命运就是成为为了儆猴而被杀的那只鸡。

然而，另一方面，国王也会出于政治考虑而转变自己的外交策略。尽管雅典人不仅大肆宣扬对底比斯叛军的同情，还曾意图为他们提供军事支持，但是，考虑到雅典的可利用价值，亚历山大最终还是决定对雅典人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雅典还有着一支非常重要的舰队，在希波战争时，国王就是凭借这支舰队获得了胜利。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雅典有着比底比斯更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似乎是可以转移的——可以转移到那些保护它和尊重它的人身上。因此，亚历山大为雅典所做的一切使他在整个希腊世界享有声望。希腊诸城邦中的其他马其顿人也受到了拥护。科林斯的同盟关系得到了重申。亚历山大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打消了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甚至希腊人对他所持决心的所有怀疑，并粉碎了有野心者妄图迅速破坏腓力二世所布局面的种种念头。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他的下一个主要目标——与波斯人的战争。

2 小亚细亚

这场征战始于公元前33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将年近65岁的安提帕特留了下来，并施以全然的信任，命其担任欧罗巴最高军事长官（strate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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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这就相当于让这位最年长的，同时亦是父亲腓力二世最忠诚的伙伴兼任了马其顿副国王与监国。而亚历山大本人则亲自率领军队出征，随行的是最重要的指挥官帕曼纽，他比安提帕特略微年轻几岁，也是腓力二世麾下最忠诚的将领之一。这支远征军总计约有3.75万人，其中步兵有3.2万人，骑兵有5500人。在步兵队伍中，1.2万名马其顿人构成核心——9000名伙友步兵（被分为6个团）和3000名持盾卫兵。此外，还有来自希腊同盟军的7000名重装步兵和同等数量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配备了不同的武器，克里特弓箭手也在兵团之内。巴尔干部落亦派出了部分士兵，例如来自色雷斯的奥德里西亚王国（Odrysen）的士兵，还有特里巴利人、伊利里亚人和阿格里安人（Agrianen）。这些来自巴尔干部落的军队共有6000人，他们作为特种部队负责远距离作战和小规模的轻装作战（轻装步兵包括长矛手、弓箭手与盾牌手）。

骑兵队由1800名马其顿人组成，其中有1200名伙友骑兵（被分为8个中队）和600名远程侦察兵［即前哨骑兵（Prodromoi），被分为4个中队］。色萨利人派出了1200名骑兵，科林斯同盟内的希腊盟友派出了1000名骑兵。此外，骑兵队伍中还分散着600名雇佣兵和900名色雷斯人和佩恩人（Paionen），他们同样担任侦察部队的角色。此外，军队中还专门设置特殊兵种，例如前驱部队、攻城技术研究部队、随军史官（负责撰写官方战役日志和星历表）和负责地理勘察的专职人员，以及与作战军队人数相应的大型辎重部队。随行的还有神职人员、艺术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带这些人同行是为了确保即使是在远征途中，日常宫廷生活中作为交际活动的会饮也能够顺利进行。在这种流动性的宫廷交际活动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Kallisthenes）。在远征期间，他就已经使亚历山大的功绩在整个希腊世界传扬了。

同时，一些重要军官也时刻伴随在亚历山大的左右。尽管他们的资历不及老将帕曼纽，但亚历山大亦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授予了近身护卫（Somatophylax）的荣誉头衔。其中，有三个人非常重要。他们分别是指挥同盟军队的老将安提柯（Antigonos），帕曼纽的儿子、伙友骑兵统帅菲罗塔斯（Philotas）以及这支部队中等级最高的部队——国王骑兵中队——的统帅克利图斯（Kleitos）。部队中的很多将领都与亚历山大私交甚笃，他们曾一起学习与训练，如赫费斯提翁、托勒密和战备金管理员哈帕拉斯（Harpalos）等人。虽然这支军队的整体规模并不算太大，但是它有着非常强悍的战斗力，而且大部分士兵与将领都有着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当然，亚历山大的军队配置也并非铁板一块——海军领域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由于马其顿人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海军部队，因此，亚历山大的海军舰队是由希腊同盟（主要是雅典）提供的160艘三列桨座战船（Tr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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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这有可能使马其顿本就不得人心的统治地位变得更岌岌可危：波斯人可以借机在爱琴海海域经营自己的海军，同时打着“摆脱马其顿压迫”的名号向希腊发起战争。

亚历山大率领大军从赫勒斯滂（Helles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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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并渡海向亚洲进发的这一举动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与历史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开始，而且这一姿态将此次远征的作战目标与个人动机展露无遗。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意图与特洛伊战争以及公元前480年由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发起的那场针对希腊人的战争明确相关。在色雷斯南部克森尼索半岛（Thrakische Chersonnes）上的伊莱厄斯城（Elaius）中，矗立着英雄普罗忒西拉奥斯（Protesilaos）之墓。这里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分界的欧洲一侧，现已成为一处圣地，墓前供奉着祭祀之物。在希腊攻打特洛伊的战争中，普罗忒西拉奥斯是第一个从甲板上一跃而下，跳上亚洲领土的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战争中倒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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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正中央，亚历山大用一个金色的碗向海神波塞冬（Poseidon）献祭，这一举动有可能是出自对祭祀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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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因为薛西斯一世在从亚洲行至欧洲的途中，就曾在他建造的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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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祭祀太阳神赫利俄斯。在即将到达海岸时，亚历山大飞掷一支长矛，插进了亚洲的土地，以表明这片土地是“长矛赢得的（doriktetos/speererworben）”，也就是说，他要用武力征服这块领地，因为根据“战争法则”，这里将属于胜利者。随后，身披铠甲的亚历山大大帝从甲板上一跃而下，踏上了亚洲的土地——一如普罗忒西拉奥斯。随后，亚历山大在这里为“着陆保护神”宙斯·阿波巴特里奥斯（Zeus Apobaterios）、“荷马英雄守护女神”雅典娜和国王们的祖先赫拉克勒斯建立了祭坛。

亚历山大和他的近侍们首先来到了伊利昂（Ilion），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建立在曾经辉煌的特洛伊的遗址之上。亚历山大隆重地祭祀了伊利昂的守护女神雅典娜·伊利亚特（Athena Ilias），就像薛西斯一世做过的那样，为众英雄献祭神之酒。除此之外，亚历山大还把自己的盔甲献给了雅典娜，作为回报，他在神庙里得到了古老的武器。据说，这些武器自特洛伊战争时期以来就一直被保存着，在之后的征战中，亚历山大的军队也可以使用它们。亚历山大还为普里阿摩斯（Priamos）带来了和解的祭品，因为据传说，他的母系祖先阿喀琉斯之子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os）在攻占特洛伊时，在祭坛上杀死了寻求保护的普里阿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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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亚历山大为一座被认为是阿喀琉斯之墓的坟墓献上花冠，相应的，赫费斯提翁在一座所谓的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公元前4世纪，以类比史诗的方式呈现和开始一场战役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亚历山大的事迹表明，他将《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战争与公元前480/479年的那场希波战争联系在了一起，就像当初薛西斯一世所做的那样。如此一来，这场战争便卷起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根本冲突。通过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述，亚历山大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冲突，再加上特洛伊战争与希波战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现在，亚历山大要亲自谱写这场冲突的后续了。波斯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波斯人，按照这种极端对立的二分法来看，都代表着“非希腊人”和“野蛮人”。因此，当亚历山大将自己发起的这场战争与《伊利亚特》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类比，并强调这种类比的象征性意义时，事实上，亚历山大就是意图表明，他所做的一切正是指向这场针对野蛮人、针对他们的王国、针对亚洲的战斗——从而最终指向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德国古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因斯丁斯基（Hans-Ulrich Instinsky）认为，打最一开始，亚历山大就已经作好把波斯甚至全世界纳入自己囊中的准备了，尽管我们直到伊苏斯之战（Schlacht von Issos）后，从大流士三世和亚历山大的谈判中，才能直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此外，亚历山大所做的这些祭祀行为还具有非常个人化的语义。亚历山大在这里并不单单是想将自己与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例如效仿普罗忒西拉奥斯的飞身一跃），更确切地说，他已经直接将自己视为那些最伟大的英雄的后裔。我们从他祭祀普里阿摩斯和为阿喀琉斯之墓献花冠这些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类比神话，而是将自己置于神话之中，或者反过来说，他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神话化了。

对于亚历山大的入侵，波斯人并非毫无准备。公元前336年，大流士三世在质疑声中登上了波斯皇帝的宝座，但正如我们在亚历山大东征的这头几年中所看到的那样，大流士三世的统治能力毋庸置疑。这位皇帝将抵抗亚历山大大军入侵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小亚细亚各个地区的总督们（Satrapen）。为此，总督们集结了大批的军队充分备战，他们希望通过昂扬的斗志与英勇的战斗姿态来证明自己的忠诚。来自罗得岛（Rhodos）的希腊人门农（Memnon）作为沿海地区的指挥官效力于大流士三世，他曾向其提出“焦土政策”，即不与亚历山大正面对抗，而是烧毁他们的粮草并断掉其物资的供应。然而，这项提议被驳回了，因为“焦土政策”不仅与波斯的统治理念相悖，即统治者应当是土地和农民的保护者，而且也与波斯总督的骑士精神相悖。波斯总督们最终决定公开决战，并将军队部署在特罗亚（Troas）东部的格拉尼库斯河（Biga Çay/Fluß Granikos）沿岸。这里的地理位置绝佳，易守难攻：不仅有前方的河水可以保护阵地，背后的平原还为波斯的主力军——骑兵——提供了很好的施展空间，他们的数量几乎是亚历山大的骑兵总数的两倍。这支骑兵构成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驻军的精锐部队。此外，还有一支约2万人的步兵部队，该部队由希腊雇佣兵、部分波斯守备部队和当地特遣队组成，主要部署在骑兵的前方。

自然，亚历山大接受了波斯的宣战。公元前334年5月，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打响。亚历山大通过调动骑兵侦察部队，把波斯骑兵引出波斯军队的阵地并立即对其发起了攻击，将其击逃，此时，趁敌方阵线松动，如同之前的喀罗尼亚战役一样，马其顿伙友骑兵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给予敌方中央阵线最精锐的部队致命一击。这次进攻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与战略考虑背道而驰且极具风险（亚历山大险些丧命）。因此，这场胜利被赋予了无上的荣耀，并且由于采用了突击策略，马其顿军队的战损也比平时要低。

在战斗过程中，亚历山大指挥军队对波斯军队中被包抄的希腊雇佣兵进行了无情的屠杀，幸存者被押送到马其顿的矿区，如奴隶般从事强迫劳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亚历山大自己根本没有动用希腊同盟军队，但他还是对这场胜利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泛希腊式解释：凡是以希腊人身份为波斯一方作战的人，全部都是叛徒。这些人不得希求赦免，而只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亚历山大将缴获的300副波斯盔甲作为祭品带回了雅典卫城，献祭给了雅典娜·帕特农（Athena Parthe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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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祭的题字如下：“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和全希腊人敬献，拉刻代蒙人（Lakedaimoni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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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谨献上从亚洲野蛮人手中缴获的这些战利品。”希腊人与野蛮人的这种对立完全就像是处于一场仪式的交接点上。尽管此时亚历山大还未得到大帝的称号，但他已然是希腊的霸主，而并不属于科林斯同盟的斯巴达人则受到了含沙射影的羞辱。尽管事实看起来并非如此，但将战争的胜利美化为某种荣耀希腊的伟大成就，则是为了让希腊人确信，亚历山大确实一直在追求他所树立的战争目标。同样，自由与民主这一口号也始终如一地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希腊城邦中被践行着。由于波斯人（类似于在希腊的马其顿人）通常实行的是寡头政治，所以亚历山大呼吁民主自决不仅是一则很好的宣传口号，而且也是一项与其政治逻辑相符的政治措施。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希腊城邦都已经倒向了亚历山大。同样，居住在总督区首府萨第斯（Sardeis）的吕底亚人（Lydien）也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权利。由此，亚历山大赢得了小亚细亚这个波斯统治的重要之地。

然而，格拉尼库斯河战役的胜利还导致了其他完全不同的后果。事实证明，大名鼎鼎的波斯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实力还是弱于马其顿骑兵。这场失利不仅使得波斯军队的威望大大受损，更重要的是，还使得整个波斯的军事形势突然恶化。在小亚细亚，除了在那些效忠于波斯的地区还驻扎着一些精良的守备军外，其余地方的部队都已经不具备拖住敌人的实力了。大流士三世现在不得不亲自接手波斯帝国的防务工作。现在，他将小亚细亚的最高指挥权完全交给了门农，如此，门农掌管了波斯仅存的几个沿海地区——尤其是波斯的舰队。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海军可能将会使亚历山大陷入险境。

而亚历山大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危险。在他的泛希腊—亲民主主义式的迎合姿态背后，潜藏着的是他军事上的战略需要。但是，由于希腊舰队士兵不太靠得住，亚历山大不得不通过夺取波斯海军的基地（即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和南部海岸地区）来限制波斯海军的作战半径。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率军攻下了米利都（Milet）之后，亚历山大发现波斯政府的寡头政治并非完全不受当地民众欢迎，但是他采取了与之相对的怀柔政策，这也完全符合他此前一直贯彻的政治路线。随后，亚历山大暂时解散了同盟舰队，并在公元前334年的秋天开始围攻波斯人余下的最重要、最坚固也最难抵达的堡垒——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哈利卡那索斯（Halikarnassos）。在门农的亲自领导下，哈利卡那索斯的波斯军队亦集结成了抵抗力量。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最终以马其顿军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虽然战败，但是门农将波斯残军的基地后撤到了几公里外的科斯岛（Kos）。而且相较于已经被解散了的希腊同盟舰队，仍然完整的波斯舰队依然是亚历山大大军的最大威胁。

因此，将小亚细亚南部的港口地区握在手中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变得至关紧要。鉴于冬季即将来临，他将大部分军队派遣到了位于弗里吉亚（Phrygien）的冬季驻地，并准许年轻的已婚马其顿士兵在家中休假，而自己则在冬季战役中去了吕基亚（Lykien）和庞非利亚（Pamphylien），并以怀柔政策占领了那里所有的沿海地区，使其归顺于自己。穿过皮西迪亚（Pisidien）山区后，亚历山大自己终于也率军来到了弗里吉亚。公元前333年春天，他在弗里吉亚的王室旧都、传说中的迈达斯王（Midas）的所在地戈尔迪乌姆（Gordion）集结了他的部队。

如今，亚历山大已经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的西半部地区，并且他还明确表示，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此，他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地的情况和传统：不仅是本地人的，还有波斯人的。总的来讲，亚历山大的一系列举动展现了他在政治逻辑与方案落实上的结合。在那些存在着明显或潜在的抵抗波斯统治的声音的地方，亚历山大呼吁人们追求自由（如同他对希腊人和吕底亚人做的那样）。在强权者摩索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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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的带领下，卡里亚（Karien）的王公政权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将当地的统治传统与波斯帝国的总督统治制度结合了起来。亚历山大对他们进行了支持：他将被波斯人剥夺了权力的阿妲（Ada），即摩索拉斯的姐妹，重新任命为总督，同时也确立了他们家族的高贵地位。作为回报，阿妲将亚历山大收为干儿子，使之成为其假定的继承者。除此之外，亚历山大还保留了波斯的行政区划，并主要保留了波斯的朝贡制度。现在，马其顿的贵族们也跻身于总督之列了，例如安提柯一世，他被亚历山大任命为弗里吉亚总督，并驻守在弗里吉亚的首府克莱奈（Kelainai），在后续的作战中为远征军的后方联系和协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这些古希腊白日梦想家们做梦都想取得的累累战绩，还有这无数征夺来的领土，为亚历山大赋予了神话般的光环。于是，亚历山大的个人形象开始与奇迹联系在一起，关于他的故事开始在人群中流传，把他推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宫廷史学家卡利斯提尼似乎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根据卡利斯提尼的描述，在吕基亚战役中，当亚历山大沿着一条因布满岩石而理应无法通行的海岸行军时，大海从他身边退去。此外，人们尤其爱传颂亚历山大在戈尔迪乌姆的事迹。那里的城堡里有一辆上古战车，是弗里吉亚王国黄金时期遗留下来的宝物。在战车的车轭与车辕之间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绳结。根据当地传说，谁能解开它，谁就能成为亚细亚霸主。而亚历山大看到它后，一刀斩断了绳结。虽然我们很难断言这件事是否纯属一场添枝加叶的虚构，但戈尔迪乌姆之结的故事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亚历山大是以什么形象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当马其顿军队还在戈尔迪乌姆集结的时候，门农已经趁着春季来临、海上可以复航之际，向爱琴海岛屿发起了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攻占了希俄斯岛（Chios）和莱斯沃斯岛（Lesbos）这两个重要岛屿。门农对爱琴海岛屿的统治严重危及了亚历山大与欧洲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然而，这并未使亚历山大放弃他的远征之路：尽管他在组建和维护新舰队方面花费了一些物力与财力，但他的最终目标却指向别处：如同一场巨大的战争博弈，亚历山大渴望迎接最大的挑战——直指敌人的心脏，即波斯大帝本人。亚历山大没有再执着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en，即小亚细亚）中、东部地区的归属问题，而是率领全部部队——这已经是一支补充了新鲜血液的、更加精锐的新部队了——向着安纳托利亚内陆和地中海之间的托罗斯山脉（Taurus）进军。奇里乞亚（Kilikien）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当然还有那里的波斯海军基地。但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清楚，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与波斯帝国大部，甚至与波斯大帝本人正面对峙了。公元前333年5月，在行军过程中，亚历山大收到了门农的死讯。同年夏天，他率军从戒备松弛的奇里乞亚隘口（Kilikische Pforte）穿越了托罗斯山脉，并占有了奇里乞亚东部广阔而肥沃的平原。然而，一场严重的疾病（很可能是肺炎）使亚历山大在奇里乞亚不得不滞留了几个星期。而帕曼纽则被派往前方，以确保阿曼努斯山脉（Amanus-Gebirges）一带通往叙利亚关隘的安全。

3 伊苏斯及其后

得知门农的死讯和亚历山大进军的消息，波斯王室决定彻底改变战略：在爱琴海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但要削减一些军事支出。然而波斯的新一任最高指挥官法那巴佐斯（Pharnaba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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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托夫拉达提斯（Autophradates）二人在与希腊人打交道时缺乏外交技巧，因此，结果只是使波斯与斯巴达的联系变得紧密了一些，除此之外，爱琴海地区依然是波斯人的副战场。不过，这样倒也与波斯大帝的所图不谋而合：波斯大帝现在是要与眼前的侵略者直接对峙，而非实施外交上的怀柔政策。他的统治理念要求他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并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伟大的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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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代表。

现在，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集结成形了。士兵们主要来自波斯帝国的西部地区：有来自波斯部落军的骑兵和步兵，有来自臣民队伍的其他混合部队，还有一批强大的希腊雇佣兵。在数量上，这支波斯军队是亚历山大军队人数的2～3倍。此外，还有皇帝身边的近卫军、帝国的重要首领和庞大的辎重部队。波斯皇帝带着全部家当，在整个皇宫的陪伴下，出战了。

当波斯皇帝行至阿曼努斯山脉以东时，亚历山大得知此讯，便迅速率军沿着伊斯肯德伦湾（Golf von Iskenderun）的海岸向波斯军队赶去。当大流士三世继续向东边行进时，事实上，两军已然擦肩而过了。因此，在越过阿曼努斯山脉之后，马其顿大军猛然发现波斯军队竟然绕到了自己的后面。公元前333年的10月底/11月初，大流士于皮纳鲁斯河（Pinaros）以北的伊苏斯小镇处（确切位置尚不明确）部署军队。波斯大军的主要作战兵种是骑兵，然而直接临海的这一片平原仅有7公里宽，限制了波斯骑兵的展开，但好处是这同时也迫使敌人将阵列拉薄。在临海的兵阵中，大流士将约2万名骑兵置于右翼临近的岸边，以便发动进攻并从侧翼包抄敌军。位于大军中部和左翼的则是希腊雇佣军和波斯轻装步兵，分别约有2万和3万人。在大军的中央则是大流士与他的近卫军，共2000人。在朝向马其顿所在方位的波斯阵列的最左侧，部队已经处于阿曼努斯山脉的丘陵地带，那里部分地形结构坚固。大流士在这里部署了来自臣民队伍的混合部队，以便在马其顿军冲锋时从侧翼发起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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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敌方的战意，亚历山大照单全收。他掉转军队，将其部署在河流南部的平原上：军队的左翼及中部是马其顿与希腊步兵，这些士兵连同色雷斯的长矛兵一同听从帕曼纽的指挥。这一部分的部队采取防御行动，同时，亚历山大那边则亲自率领右翼的伙友骑兵向波斯军左翼发起突击。面对波斯大军的布阵，亚历山大将色萨利骑兵和希腊同盟骑兵安排在左翼，并命令轻装部队前去对付驻扎在丘陵地带的波斯军小分队。全部安排妥当后，亚历山大开始对敌人的左翼进行攻击，并逐渐向敌人的中央方阵进逼，使其同时遭受来自侧面和后方的两面夹击。而波斯皇帝本人，在波斯精锐部队的镀金长枪兵阵之中，端坐于他那辆华丽的战车之上——这就是亚历山大的目标。然而，在一开始，亚历山大大军一方的进展并不顺利。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右翼的波斯骑兵和希腊重装步兵在海岸上逐渐取得优势。但就在他们胜利在即的时候，波斯中央指挥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由于亚历山大击溃了波斯步兵，并正如他所设想的那般从侧面对大流士三世进行了包抄。大流士惊慌失措，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在兵荒马乱中逃亡。由此，亚历山大得以沿着海岸继续追击波斯骑兵，使得波斯大军仓皇逃窜。

尽管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一方也有着不小的损失，但这依然是一场彻底的胜利。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又快速地攻下了大马士革，而波斯人的辎重部队，最重要的是波斯王室的家当，还有大流士的夫人们以及至关重要的“战争宝箱”（战争资金），也全部落入了亚历山大的手中。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带来了某种强大的心理作用：波斯帝国以及大流士三世的神圣地位被大大地撼动了。在这场公开的战役中，亚历山大成功了，他不仅击退了波斯总督们的军队，而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也依然是胜利的一方。和马拉松（Marathon）战役及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犹如传奇英雄的战士一样，亚历山大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而且这次是在敌人的领土之上。

伊苏斯之战的胜利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成果。马上，腓尼基（Phoinik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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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舰队最后一个重要堡垒——的沿海城市宣布臣服于亚历山大。在爱琴海的海战告一段落之后，波斯的各舰队甚至加入了亚历山大的阵营，但有一个城市例外——腓尼基最重要、最著名的城市推罗（Tyros/Sur），它是迦太基（Karthago）的母城。这是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城市，它从未被任何人征服过，甚至连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大帝（Nebukadnezar）都没有将其征服。推罗城坐落在海岸边的一个岛屿上，难以接近，不仅筑有坚固而高耸的城墙，最重要的是，推罗的居民还拥有自己强大的舰队。推罗人已经作好了与亚历山大和谈的准备，却并不愿完全屈服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向他们表示自己想要带着武器和军事随从进入推罗城，并祭祀该城的最高神美刻尔（Mel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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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刻尔之于推罗人，就如同赫拉克勒斯之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推罗人拒绝了亚历山大的提议，这一举动激怒了亚历山大，他决定动用武力攻城，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一定要将这座城池拿下。这次围城战一直持续了约8个月（公元前332年1月至8月）。亚历山大从陆地上修筑了一道能够延伸到推罗城的长堤。后来，舰队也纷纷倒向了亚历山大，推罗城临海的一面也被包围了，并最终被亚历山大攻陷。和底比斯一样，这座城市也沦为了为儆猴而被杀的那只鸡：8000名市民被杀，3万名市民被贩卖为奴隶，2000名能够服兵役的男人沿着海岸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随后，亚历山大向他的祖先赫拉克勒斯献祭。

伊苏斯之战结束后不久，在推罗围城战期间，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通过正式的信件往来和派遣使节的方式与亚历山大谈判。研究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阿里安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信件的原文，但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在学术圈内仍存有争议。谈判的细节和时间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信件与谈判的主题及中心内容却十分明确：大流士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赎回他的亲属——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在大马士革附近落入马其顿人手中。作为回报，大流士愿意与马其顿交好并结盟，并有意将波斯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割让给亚历山大。尽管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女眷尊敬有加，他依然拒绝了大流士的请求。因为他才是亚洲的主宰者。如果大流士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应该与他争夺统治权。

不久后，大流士三世再次提出和平协议。这一次，他愿意将半个波斯帝国都割让给亚历山大，让亚历山大与自己平起平坐，此外，他还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亚历山大。除去已经征服的领土之外，幼发拉底河以南的所有西部领土，包括埃及在内，都是属于亚历山大的。从马其顿王室会议的讨论结果以及亚历山大本人在应对此事时的反应中，我们应该能够判断这位君主的目标了：据说，在王室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帕曼纽表示，如果他是亚历山大，他将接受波斯皇帝的这个提议。亚历山大随即反驳道：“如果我是帕曼纽，我也会这么做。”和其他别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在真实性上存在争议。但其中至少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波斯大帝在这一次让步中所给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希腊人或马其顿人两年内在亚洲能够收获的战果，即使是那些曾目睹腓力二世带领马其顿飞速崛起的希腊人或马其顿人，也不相信亚历山大能征夺比波斯皇帝给出的这些更多的东西。像帕曼纽建议的那样同意大流士的提议是最明智的做法。很多迹象表明，如果是腓力二世的话，他会听从他最亲密的伙伴帕曼纽的建议。但是现在，决策者是亚历山大。对亚历山大来说，任何选择都不构成问题，因为他的目标从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征服一切。那些对亚历山大的战前仪式性行为所作的分析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并且在亚历山大再次拒绝提议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明白了，早在围攻推罗城之前的那次谈判中，亚历山大就已经决定拒绝任何和平协议了。到现在为止，亚历山大的目标已经很清晰了：他想统治波斯帝国——当然，是带着统治整个世界的念头。

在攻占了推罗城后，亚历山大依然没有与大流士三世进行直接的对抗，而是给了对手喘息的机会。这使得波斯皇帝再次聚集了一支可用之师。我们从亚历山大的政治战略中更容易看到他这样做的原因：尽管黎凡特（Levante）和爱琴海地区没有任何反抗之心，但是希腊的局势仍然云谲波诡。亚基斯三世（Agis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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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对马其顿王国抱有不满的人，并煽动他们奋起反抗。因此，将沿海一带的其他地区控制在手中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尤其是要拿下埃及。当然，这种战略观点也可能与亚历山大的其他动机和考量缠绕在一起：埃及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国度，希腊人对其古老而又极富深意的文化深感钦佩。这个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圣地都值得特别关注。因此，前去参观一番也未尝不可。此外，亚历山大可能还有着相当清醒的经济规划：毕竟，作为黎凡特地区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的推罗城已经被毁了。从亚历山大港（Alexandreia）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早就在心里打好规划经济路线的算盘了。

无论如何，在亚历山大大军一路南下的过程中，他们最初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直到他们到达加沙（Gaza）。加沙城是腓尼基城镇旁的一个重要转运点，经常被用作重要商队路线的最后一站。加沙城里的人拒绝屈服。如同底比斯与推罗城，亚历山大按照杀鸡儆猴的无情逻辑对加沙城内的居民实施了屠杀和奴役的惩戒。至此，在通往埃及的道路上，再没有人能阻挡亚历山大了。

4 埃及、亚历山大港与锡瓦绿洲

波斯的统治从未在埃及真正站稳脚跟。人民爆发起义是常事，特别是在下埃及与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混乱地区。公元前4世纪，埃及在自己本土统治者的带领下完全独立了。然而，大约在亚历山大到来的10年以前，埃及又一次被波斯人所征服。据说，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在这次征服埃及的过程中备尝辛苦，而且他对于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不甚重视。而亚历山大的做法则正好相反。当波斯总督自愿将这里转交给他时，亚历山大完全遵从传统的统治者——法老——应有的礼仪规制，向埃及诸神表示敬意：在下埃及的都城孟菲斯（Memphis），他祭祀了公牛神阿匹斯（Stiergott Apis），并下令恢复上埃及中心卡纳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的所有神庙。显然，亚历山大遵循了当地的基本传统。因此，埃及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大神庙的祭司们，都同意将亚历山大视为埃及的统治者。由此，亚历山大正式成为埃及法老，并且很有可能是按照真正埃及法老的传统举行了登基仪式。同时，属于统治者的所有职责也都转交给了亚历山大，即对国家及其臣民的关怀，履行宗教义务，以及完成行政和司法任务。根据埃及人的观念，这些都是维护世界秩序、孕育生命，特别是维持尼罗河赐福之水的涨落循环所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亚历山大还被视为最高神——“众神之王”阿蒙—拉（Amu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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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天赋神力，受人尊崇。

亚历山大对埃及的管理安排也考虑到了自己受人尊崇的身份。由于他自己本身就是统治者，所以他不再另兼省长身份。作为他的副手，传统的本土行政管理和祭神事务就交到两位埃及贵族的手中（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国防、财政和外贸的组织工作则交由马其顿和希腊人负责。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人是来自诺克拉提斯（Naukratis）的克里昂米尼（Kleomenes）。在埃及宣布独立的最后这几个世纪里，法老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些外国人、雇佣兵和商人。希腊人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诺克拉提斯是希腊人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定居点，借由这里，埃及法老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往来。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把财政和经济管理方面最重要的职务都交给了克里昂米尼。这个出身于诺克拉提斯的希腊人极其精明，短短几年内，他就基本上将埃及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在逗留于埃及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修建亚历山大港和远征锡瓦绿洲（Siwa）。我们会发现，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以及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都极富亚历山大的个人特色，后者更是一项虽然异想天开，却又最为理想的经济与城市规划。公元前331年初，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部，在荷马书中曾提到过的法罗斯岛（Pharos）对面，亚历山大修建了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它坐落在一条细长的山脊上，介于内陆湖泊和大海之间，即与尼罗河和地中海相连，既面向埃及，又面向世界。亚历山大港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造就一个大型贸易和转运中心，这样，不仅商人和消费者可以来此经营、交易，王室也可以从中获益。建设亚历山大港正是亚历山大交给克里昂米尼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推罗城和加沙城被毁之后，亚历山大亟须建立一个新的中心城镇。规划的合理性也决定了整个建筑群的结构：选址，按照希腊城市规划绘制地区图，委托一流的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进行建设。一切都在井井有条地进行着。

当然，进行这一商业项目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提升君王的声誉——这座城市将亚历山大的名字带向了全世界。这将是一个可以与希腊人的城邦媲美的真正的城市。它不仅接纳所有游离在外的希腊人与马其顿人，同时也赋予埃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等其他群体以空间和公民权利。本质上，亚历山大港能够实现自治并自给自足。正因为如此，亚历山大在这里采用了城邦式的政治制度。在接下来的征程中，亚历山大经常采用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手段。对之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和希腊文明的扩张来说，这种将国王和城邦结合起来，将君主统治和原则上的自治意识结合起来的殖民手段意义非凡。

在由法老统治的埃及，古老的利比亚神谕已经在锡瓦大绿洲中流传了很多个世纪。埃及人把它和他们的阿蒙—拉神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神谕对他们的王室意识形态和法老的登基仪式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is III）与他的妻子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开始（公元前15世纪），阿蒙—拉神就在其位于上埃及的底比斯的神庙中为新任统治者颁授神谕。在锡瓦神谕所中，类似的事情也开始流传：神用“点头”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旨意，也就是通过移动带有他自己符号的神车来表示。此外，绿洲中的这座神谕所也受到了希腊人的极度尊重。自公元前6世纪起，它的名声就从位于北非的古希腊城市昔兰尼（Kyrene）传入了希腊世界。早在公元前5世纪，锡瓦神谕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和多多纳（Dodona）的宙斯神谕旗鼓相当——它完全被吸纳进了希腊式的想象视野之中。据说，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和珀尔修斯（Perseus）也曾来到此处求取神谕。希腊人将锡瓦神谕所中的神等同于他们自己的最高神宙斯：这位神被赋予了与宙斯相似的别名，并在造型上也采用了宙斯的元素，他就是耳朵上长有公羊角的宙斯—阿蒙（Zeus Ammon）。

鉴于亚历山大迄今为止对各种文化中的神灵所表现的崇敬之情，他拜访锡瓦神谕所的举动不足为奇。于情于理，我们都很容易解释这一点：一方面，作为埃及的新任统治者，面对神谕时的明智之举只会对他树立形象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作为希腊文化中的一员，他对于神谕的求取之心和对宙斯—阿蒙的虔敬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理由大概就可以充分解释亚历山大这趟前往锡瓦绿洲的征程了，哪怕经历了沙漠中的长途跋涉，哪怕真正的对手还坐在美索不达米亚准备着下一场战争。

事实上，这一举动涉及其他更为深远的含义，而亚历山大早已考虑到这一点，并通过行动呈现给我们了：远征锡瓦绿洲完全就是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专门上演并展示给外界，就如同征战亚洲一样。同时，亚历山大对埃及文化中对待统治者的官方礼仪也有着足够的了解，知道自己在锡瓦会被称呼为“阿蒙—拉神之子”。事实上，这只是埃及的神官对所有统治者的尊称。但是，如果将这个称呼翻译到希腊人的文化视野中，“宙斯—阿蒙的儿子”就如同希腊最高神的儿子，那就是赫拉克勒斯啊！再加上这一称呼的来源是为希腊人所大加尊崇的锡瓦神谕所，经由人们口耳相传，这样一来，亚历山大的名望必能轰动一时。

还有一方面是对于神谕的求取，这对亚历山大未来的统治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对于具体询问的内容、神的回应以及祭司们的解释，亚历山大一概保密。但他应是从神谕中看到了某种对于自己即将征服世界的确认。不管怎么说，后来亚历山大确实听从了锡瓦的神谕，在他认知中的世界的尽头——印度洋——进行了祭祀。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亚历山大在这时候就应该已经下定了统治世界的决心。

远征锡瓦绿洲这一举动所展现给希腊世界的景象始终充满着惊异与奇妙的元素。据传言，小亚细亚早有神谕预示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更是不惜笔墨，用他所掌握的一切修辞手段描绘了这一路上所遭遇的困难与发生的奇迹。很快，这个主题就成了一个文学母题而自成一派，尤其是关于亚历山大的诞生的话题，即神与母亲间的关系。许多故事开始流传起来。不管下笔之人是否抱着阿谀奉承之心——毕竟关于宙斯生育的各个神话英雄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从这个层面上说，马其顿国王现在也已经和英雄们比肩了。

然而，远征锡瓦也有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彰显统治权的做派，它应当也是显示亚历山大自我英雄化的另一个象征要素。我们有理由推测，相比于政治利益，事实上，是亚历山大的个人意愿更为强烈地驱使着他前往锡瓦。在神谕与他的人格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结，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重要的神殿对他来说就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工具或手段了。在传统解释中，学者们认为“渴望（pothos）”才是亚历山大远征锡瓦绿洲的动机，这个词总是在涉及亚历山大那极度个人化的野心时出现。在挚友赫费斯提翁死后，亚历山大希望锡瓦的神谕所将其列为神祇。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也能葬在那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对于神庙有着非常个人化的青睐，这样看来，一些看似极度英雄主义的举动就不仅仅是一种作秀，本质上，它是亚历山大自我认知的某种影射。对他来说，神话世界和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界限显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在特洛伊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自己与神话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果某个人不仅是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的后裔，而且还和他们一起生活、与他们竞争，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就是英雄和半神，并希望为此征求到备受尊敬的宗教权威的确认。那些我们所难以置信的行为绝不能因为普遍的观念而被简单地唾弃，在特殊情况下，它们有可能被人所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这样的角度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心态，即便还是有些难以适应，但是我们会发现，先前我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所作出的非黑即白的判断，就会突然变得值得推敲，进而，“清醒的城市规划者”与“超凡的神之子”这样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冲突了。无论是修建城市，还是求取神谕，亚历山大在埃及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符合他的个人逻辑的。

5 决战

公元前331年4月，亚历山大离开埃及，向着波斯帝国的中心举兵进发。经由推罗和贝卡谷地（Bekaa-Ebene），大军到达幼发拉底河。现在有两条继续行军的路线可供选择：其一是顺着幼发拉底河到达巴比伦，再到苏萨（Susa），其二是可以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大草原到达底格里斯河，再从那里沿着波斯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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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第一条路很可能被封堵了——叙利亚和巴比伦总督马扎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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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沿路的收成和补给站。当然，也可能跟这个理由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的亚历山大就是想要选择那条穿过亚述（Assyrien）的艰难之路，因为他知道，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对手正在等着他，因为他也和对方一样，对二人间的再次交锋迫不及待了。

事实上，大流士也确实是对这场对战摩拳擦掌很久了。自从逃离伊苏斯后，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组建了一支比伊苏斯之战时规模更庞大的军队。无论是他自己作为统治者应有的自觉，还是他的臣民与追随者对他的期望，抑或是面对侵略者时骑士般的英勇姿态，大流士已经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在大流士的军队中，构成军队核心的不仅有来自东伊朗（Ostiran）各部落，尤其是来自巴克特里亚（Bakt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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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索格底亚那（Sog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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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征善战的骑兵，还有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伊朗和米底（Medien）的骑兵。此外，大流士还准备了一种特殊的武器——“刀轮战车（Streitwagen）”，这种特制战车在两个车轮的轮轴尾端装备了镰刀，以对付敌人的骑兵。另外，大流士还找来了印度战象和骑马的斯基泰弓箭手。还有皇帝的波斯卫队、数量仍旧可观的希腊雇佣兵和（尤其是来自巴比伦尼亚的）帝国臣民部队组成的步兵。这支庞大的军队仅骑兵就有4万人左右，步兵大概有20万人。

最重要的一点是，大流士精心挑选了作战场地，将其设在埃尔比勒城（Arbela）附近的高加米拉大平原，这对于庞大的骑兵队伍和刀轮战车的施展极为有利。而且，光是占据绝佳的地形还不够，大流士还命人在马其顿骑兵靠近波斯的进攻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这可谓是作足了准备。此外，他还吸取了之前与亚历山大的作战经验，在左翼，也就是上一次亚历山大领兵冲锋的地方安排了最精锐的部队——由总督贝苏斯（Bessos）统领的巴克特里亚骑兵和索格底亚那的骑兵。这位贝苏斯出身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贵族阶层，而且是大流士三世的亲戚。巴克特里亚的东伊朗总督历来是波斯帝国仅次于大帝的第二高位。大流士本人则坐镇兵阵的中央，两边是他的卫队和希腊雇佣兵，前方是战象和刀轮战车，后面是来自巴比伦尼亚的臣民后备军。总督马扎亚斯在兵阵右翼统领来自中伊朗、米底和东安纳托利亚的同样能征善战的骑兵。

穿越了草原之后，亚历山大得知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在前方集结完毕。他接受了这场宣战。他手里有大约7000名骑兵、1万名伙友步兵、3000名持盾步兵、2000名弓箭手和投石兵以及2万人的其他步兵队伍（希腊雇佣兵和同盟军、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组成的轻装部队）供他支配。与波斯军队相比，亚历山大军队的人数少得可怜。因此，亚历山大还是按照同伊苏斯之战相似的方式排兵布阵：他本人率领伙友骑兵位居大军的右翼，中央及左翼依次是由老将帕曼纽率领的持盾卫队、伙友步兵和色萨利骑兵。此外，鉴于敌军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可能采取包抄战术，亚历山大在兵阵的最外侧额外安排了轻装部队，以便在战局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同时，在第一道阵列后面，亚历山大还布置了由希腊重装步兵组成的第二道阵列，他们位于阵列的中央，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应战。这样的布局方案使得马其顿大军可以进行全面防御。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的早上，随着亚历山大率先带领骑兵朝右边移动，这场大战正式打响。很快，波斯军两翼的骑兵上前对马其顿军队实行包围战术。尤其是马扎亚斯麾下的右翼骑兵的进攻迫使帕曼纽陷入苦战，而贝苏斯则试图从外围包抄亚历山大的骑兵。然而，马其顿的骑兵抓住了波斯左右两翼间暴露的缺口，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一路杀向大流士所在的波斯军正中心。大流士再度抛弃他的军队，仓皇逃跑。亚历山大没有追击他，因为他必须赶去援助另一翼的帕曼纽大军。另外，一些企图掠夺马其顿大营中的辎重部队的伊朗骑兵也据守在这边。尽管落荒而逃的大流士可能会试图纠集波斯帝国东部各省的部队组织下一步的抵抗，但我们都清楚，现在，伊苏斯的胜利得到了确认，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在高加米拉战场上，高喊着“亚洲之王”的马其顿士兵们簇拥着亚历山大。这一称呼既是对大战之前在达达尼尔海峡飞掷长矛所诺之言的确认与达成，也是对伊苏斯之战后的谈判姿态的强调：亚历山大战胜了波斯帝国，为希腊人赢得了“亚洲”。通过军事手段而取得胜利，这完完全全是亚历山大的统治作风。但是，亚历山大将这场军事胜利渲染成了一场具有浓厚的泛希腊化色彩的胜利：他宣布了暴虐统治的终结与希腊城市的自由，并下令重建普拉提亚（Plataiai）城，因为这座城市的祖先曾经捍卫过希腊的自由。亚历山大还将部分战利品送往南意大利的克罗托内（Kroton），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名叫法伊洛斯（Phayllos）的希腊人曾用一艘船加强了萨拉米斯的希腊舰队。这种对希波战争、伊奥尼亚起义、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公元前480/479年）的回忆，以及这种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与征战亚洲所希望表现的象征性姿态殊途同归。至于亚历山大想要借之展示的姿态究竟是什么，在他“亚洲之王”的称号中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故事在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完美结局。通过统治波斯帝国，我们可以说，亚历山大终于取得了希波战争的胜利。作为科林斯同盟的霸主，亚历山大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战争并未彻底结束，这位新的亚洲之王需要继续向世人证明，他将如何实行自己新的统治。当然，机会很快就出现了，原因是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战役中放走了大流士三世。亚历山大继续南下，向波斯帝国的都城进军。

6 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利斯

巴比伦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敬仰的中心之一，这座城市以其高耸的庙宇、巨大的城墙和城门以及清晰的街道布局，在某种程度上被誉为传统东方文化瑰宝的代表和继承者。在巴比伦，国王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表，是整个世界的主宰，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它塑造了这座城市的面貌，并在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它。大约200年前，当波斯人征服巴比伦时，他们欣然让自己融入这一传统，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对这座城市及其神灵，尤其是主神马尔杜克（Marduk）非常虔敬。但自从薛西斯一世继位后（公元前486年～公元前465年在位），这些宗教建筑及宗教崇拜就被统治者忽视了。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时期，情况有所转变。但是巴比伦民众，尤其是迦勒底祭司中的精英群体（chaldäische Priesterelite），对波斯帝国的统治几乎不抱有任何的好感。由此，就像埃及人一样，巴比伦人对于一位新的统治者几乎是抱着巨大的期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人们可能会大为震惊的是，刚刚参加过高加米拉战役并在战役中统帅右翼大军的波斯总督马扎亚斯，也向亚历山大投诚了。

就这样，亚历山大在未遇到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在巴比伦的大门前接受了波斯总督与巴比伦民众的归顺之礼。随后，像迎接一支凯旋的队伍一般，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巴比伦人民欢呼着将亚历山大接入这座享誉世界的城市。和在埃及一样，亚历山大很快就下令修复那些被人为损坏和年久失修的神庙，并向各个神祇献祭，特别是向伟大的马尔杜克。亚历山大同样欣然置身于当地的传统之中，并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才是一个统治者真正应该做的。新的“亚洲之王”坚持贯彻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统治准则：作为统治者，各种传说伴随着他，而他所做的事情又被人们口口相传。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获得必要的认同，使新统治更好地合法化，而且从纯粹的实践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的手里只握有大约4万兵力，他的指挥部也仅有零星几个人，再加上他的梦想不光是行军穿过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还想要将这个帝国据为己有，那么他选择上述这种统治之道便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最简单的一条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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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在原则上也并无不同。

于是，在马扎亚斯归顺后，亚历山大仍令他担任巴比伦尼亚总督。在其他地区的总督做出相同的效忠举止时，亚历山大也下达了相同的命令，将他们继续封为各地总督。马其顿的军官手中只握有控制留在各省区内的军队的军事指挥权。

直至来到巴比伦，亚历山大才对统治东方各国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三千年来，所有统治者的欲望清单中都赫然显示着统治世界这一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再从字面上使用这个词，而仅仅是从名义上理解它们。最初的阿契美尼德人曾使这一念头重新焕发光彩，但很快再一次被人们漠视。然而，对于亚历山大来说，统治世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很有可能早在公元前334年春天的那场祭祀仪式上，这个念头就已经在亚历山大的脑海中浮现了。伴随着成功的经验与对其他传统的不断了解，这个念头从一个空洞的想法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真正可以加以实施的计划。在这条道路上，巴比伦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亚历山大越来越沉浸在统治东方的谋划中，他的举止也越来越像一位东方的统治者，并且他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切。但是，在“亚洲之王”这一尊贵的头衔之中依然存在着某种张力：亚历山大究竟是征服者，还是继任者？对于传统的尊重究竟是掌权者的策略，还是统治观念的体现？

公元前331年12月，和巴比伦一样，古埃兰王朝（das elamische Großreich）的都城苏萨也落入了亚历山大之手。它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埃克巴坦那（Ekbatana）并称为波斯帝国的三个事实上的都城。每当冬季来临，历任波斯皇帝都会迁居苏萨。同时，这里还储藏着皇室财富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传说中的皇室珍宝馆，馆中陈列着无数的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由贵金属制作而成的，而这些贵重金属则都是作为贡品或礼物献给皇帝的。现在，这一大笔财富被亚历山大收入囊中了，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亚历山大逐渐将它们从炫耀权力和财富的媒介变成了正常的支付工具：他命人将贵金属熔化并铸造成硬币，用以资助战争。在随后的几年里，货币数量的巨大增长给整个地中海东部世界招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为经济上的希腊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苏萨，亚历山大还如同作秀一般地登上了阿契美尼德人的王位。这又是一个极具特色和内涵的象征性行为。从“投掷长矛”到“踏上亚洲的纵身一跃”再到“高加米拉战役之后加冕为亚洲之王”，如果比对之前的这种路线，我们就可以理解现在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了。毕竟之前的亚洲之主曾是苏萨的大帝。而现在，亚历山大用看似简单的举动，意味深长地走到了他的位置上。然而，刚刚我们提到过的矛盾依然存在：亚历山大是在什么意义上替代了之前的亚洲之主呢？是作为飞掷长矛一跃而下的征服者，还是作为一个自以为是的继承者？

下一个目的地是波西斯地区（Persis），也就是现在的法尔斯（F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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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波斯人部族的真正故乡。波斯波利斯作为帝国的都城就矗立在这里。自大流士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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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波斯历任帝王都致力于修建波斯波利斯内的宏伟宫殿。除了具有行政功能之外，这里主要被用作举行仪式和典礼的场所：在大殿之上，君主国举行极富宗教色彩的仪式，以恢宏的方式呈现帝国繁荣昌盛的景象。从宫殿的浮雕上，例如石头上所定格的各国使节朝贺和纳贡的场景，我们可以领会到臣民对于大帝的顺从与忠诚。在距离波斯波利斯约6公里远的纳克什-伊-鲁斯塔姆（Naqsh-i-Rustam）坐落着古波斯帝国王陵，自大流士一世以来，历代波斯皇帝都埋葬在这里。这不仅是卓越王权的象征，更是合法的延续性所在。

在高加米拉战役之后，亚历山大第一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阻碍：在从苏萨向波西斯行进的途中，他先是不得不和一个山地部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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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件事后，他又发现通往波西斯中心地带的通道，也就是北部山区的波斯门（Persische Pforte）被一支波斯部队封锁了。亚历山大找到了一条可以通到波斯部队阵地后方的小径，将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尽管没能成功守住波斯门，但这些抵抗也表明了波斯人绝不愿意将自己的城池拱手相让。不过，很快地，他们就不得不向亚历山大的实力低头了：公元前330年1月，波斯都城的指挥官投降，将波斯波利斯城献给亚历山大。有了过去几个星期的经历，亚历山大以统治者和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波斯波利斯，并下令让士兵们将这里掠夺一空。

但这并非代表着亚历山大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亚历山大依旧确认了这里和附近总督区的波斯总督的身份地位，并显而易见地将马其顿军事指挥官安插其中。此外，亚历山大还去了距离波斯波利斯不远的波斯最早的都城帕萨尔加德（Pasargadai），通过寻访位于此处的居鲁士大帝的宫殿和陵墓，亚历山大表示了自己对于这位波斯帝国缔造者的尊敬。

亚历山大在法尔斯和波斯波利斯停留了几个月。在这里，他收到了他的监国安提帕特在与国王亚基斯三世带领的斯巴达人的对阵中取得胜利的消息。后者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与马其顿人作战，并得到了来自其他希腊国家的支持。然而，这些抵抗之举都已经太迟了，亚历山大所率领的百胜之师已经不会再为这些小风小浪受到哪怕一点点影响。

公元前330年5月，在离开波斯波利斯之前，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一众亲信将波斯波利斯内的宏伟宫殿付之一炬。对于这一行为的动机和背景，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了。官方的解释是，这是为薛西斯在希波战争期间（公元前480/479年）烧毁雅典卫城一事复仇。这个解释乍一看确实能说得通，亚历山大总是为自己的行为打上复仇的旗号，而这些示威性的行动也必然且能够证明这一点。另外，对宫殿本身的考古发现表明，殿内的一些珍贵的装置显然在被毁之前就已经被有条不紊地转移走了。这一切都表明，这场大火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但是，古希腊时期的评论者们却很难真正理解亚历山大这一举动的意义。而我们却可以理解这一点，因为相似的示威性的行为已经发生过了，最近一次是在高加米拉战役之后。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已经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希腊复仇战争的领导者，而是作为一个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我们早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转变；他尊重波斯的统治传统，就像他上次在居鲁士墓中所表现的那样。这种立场与纵火的破坏性行为相矛盾。而且在亚历山大攻占波西斯后，那里的居民已经经受了示威性的惩罚。于是，人们又继续寻找合理的解释，结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的观察研究也提供了其他解释的可能。因此，人们只好选择接受这些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信息，即使它与亚历山大的一些理念和行事逻辑并不相符：这起纵火事件是一起酗酒后的事故，当时正值马其顿领导层的会饮，大家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一位年轻将军的情妇煽动了这次纵火行动，这位情妇是雅典一个著名的赫塔拉（Hetä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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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事后可能会把这起事件视为一次官方的报复行为，但这一切都与亚历山大的统治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7 对手的继任者

然而，与大流士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公元前330年的5月或是6月，亚历山大动身朝着米底王国的旧都埃克巴坦那［今哈马丹（Hamadan）］的方向进军。这里是波斯人传统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历代皇帝的行宫（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亚历山大穿过扎格罗斯山脉（Zagros-Gebirge）和东边沙漠、草原之间的狭长地带，继续向米底中心推进。而大流士则逃到更东边去了。他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东伊朗部落，尤其是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骑兵，他期待自己能重建一支抵抗力量，与亚历山大决一死战。当然，他可能还指望着亚历山大能够满足于他已经取得的这些成就，别再继续向遥远、偏僻的亚洲内陆入侵了。

但是亚历山大才不会理会旁人的心思。从他企图未损一分一毫便将埃克巴坦那收入囊中这一心理，我们便早已能够领会这一点。同时，他正式解散了希腊同盟军的部队，并随后将其纳入自己麾下的雇佣军部队。在攻占了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之后，这场“希腊式”的波斯战争自然而然地画上了句点，这一“希腊化”美名曾是腓力二世用来提高世人对自己的接受度，从而稳定他对希腊的统治并使之合法化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如今却早已渗透到了其他领域。亚历山大向世人宣告了这一点。他不再故步自封、局限于这一政治策略，而是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将这一策略向更高、更远处推进。基于此，他将埃克巴坦那设为自己与大后方建立联系的战略中心，如此，埃克巴坦那和雷伊城（Ragai，距离今天的德黑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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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路段便如同马其顿王国的一个枢纽，只有在这里，那带有古老东方传统色彩的西部地区和东部所谓的上总督区才有了交叉点。而马其顿的补给也必须且应当经由这里运输。因此，帕曼纽这个在马其顿身份地位仅次于国王亚历山大的男人被派来镇守这里，负责维护和保障马其顿的固有国土与至今所有被征服的领土间安然无恙，以及协调各个战斗部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亚历山大则显然在计划着更大的动作。

亚历山大并没有在这些组织工作上花费太多时间，他知道大流士的部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因此，他现在只想率军全速追击，直奔波斯大帝的大本营。而大流士则最终选择了穿过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s-Gebirge）与波斯盐漠（Persische Salzwü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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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里海门（Kaspische Tore），继续向东退逃。这条路线恰恰处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枢纽路段中最为狭窄的地带。而大流士再次放弃与敌人决战而选择继续逃跑的举动使得他在波斯帝国其余贵族和臣民的心中威望尽失。在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两场决定性战役中的双重失利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人们开始将责任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失败与失职。现在，波斯人认为他已经不再是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和守护者了，并且开始怀疑阿胡拉·玛兹达的庇佑或许已经离开了他。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东伊朗部落的波斯贵族们以最富威望的总督贝苏斯为首，率先作出反应——他们囚禁了大流士。随后，贝苏斯取而代之，并得到了伊朗人的认可。亚历山大听闻大流士被挟持的消息，明白事态告急，连忙率兵火速追击。当马其顿追兵马上就要逼近波斯部队时，两个挟持着大流士的波斯总督可能是担心大流士会把波斯帝国的统治权移交给亚历山大，从而使得亚历山大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又或许仅仅是为了阻止亚历山大继续追击以使他们二人能够安全撤离，这两位波斯总督刺伤了大流士。对于公元前330年7月的这一事件，阿里安如下记载道：“然而，大流士在被刺伤后不久便因伤势过重而死，亚历山大也因此并未见到他最后一面。”

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夺得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统治权的胜利一方，站在他的对手的尸体面前。这场胜利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变得极富意义，却并未含有凯旋的喜悦之情；相反，那些以前已经显露的，却仍然有些晦暗不明、充满张力的东西，到了现在这一刻，终于完全明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了。当然，亚历山大本人也意欲使这一切拨云见日、水落石出。他接替了波斯大帝的位置，并宣称自己是波斯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这条从达达尼尔海峡飞掷长矛的举动延伸到高加米拉大胜后的欢呼，再延伸到于苏萨城中登上波斯王位的事业线，这条从侵略者转变为统治者的战略线，在这里到达了它的终点。亚历山大下令按照波斯列王的仪仗为他的对手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将其葬于纳克什-伊-鲁斯塔姆的古波斯帝国王陵中。根据马其顿和波斯的统治权与王位交接的观念，在判断一个继任者是否具备延续该统治权的合法性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继任者应该负责将前任者埋葬。亚历山大做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亚历山大还完成了另一个对于合法继任者来讲至关重要的任务：讨伐并严惩弑君者，为上一任统治者报仇。

并且在随后的时间里，亚历山大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例如某些礼仪姿态）向人们表明他对自己的定位，即他始终不仅仅将自己看作马其顿的国王，而更是直接将自己视为波斯大帝。他继续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尽可能地将波斯和伊朗的总督收入自己麾下，甚至越来越多地将波斯贵族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拉拢到身边，成为自己的亲信和同伴。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大流士的兄弟欧克西亚提斯（Oxyathres）和阿尔塔巴左斯（Artabazos）。阿尔塔巴左斯是波斯总督，直到大流士逝世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对其忠心耿耿。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伊朗特遣部队加入了马其顿大军，有大约3万名伊朗青年按照马其顿人的军制和军规进行战斗训练。

作为大帝的威严首先在礼仪方面显露。在穿着用度上，亚历山大特地沿用了波斯大帝的某些规制。在公共场合中，他有时穿着波斯大帝的御用华服，特别是头戴冠冕（那是一种缠在头巾上的缎带），还系着腰带和穿着希顿（Ch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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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一种具有一定设计感和功能性的轻薄长袍。此外，他还使用大流士的印章戒指。但是，无论是在穿着上，还是在印章戒指的设计上，他都还保留着马其顿的民族特色。亚历山大当然不单单是波斯的大帝，但他诚然也不再是专属于马其顿的国王。

于是，在与统治者面对面的交往礼仪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按照波斯人的传统，皇帝与臣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果有人想要谒见皇帝，他就必须向其行跪拜礼（Proskynese）。在行礼之时，应当是根据等级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程度的跪拜，并且还要在一定距离之外行亲吻礼——吻手礼。对于波斯人来说，采用这样的君臣礼制显然是一种对王室尊威的认可。然而，马其顿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国王的伙伴和战友，他们可以随时会见国王而不必遵循什么特殊的礼仪规制，而且马其顿国王还会与他们之中的德高望重之辈进行一些虽然掺有仪式色彩，但终归还是毫无拘束感的交流座谈，例如会饮。根据马其顿人以及希腊人的观念，只有在处理与神有关的问题时才会涉及跪拜礼。而对人下跪则是奴隶才会做的。而希腊人也正是这样描述和理解波斯大帝与臣民间的关系的：统治者是一众野蛮人中唯一拥有自由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而跪拜礼则正这种专制主义暴政的象征。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亚历山大妄图让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也向他跪拜时，他的这些同胞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亚历山大力图令马其顿与波斯二者的王室尊严相统一的大计，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尽管亚历山大仍然小心翼翼地尝试将跪拜礼纳入日常使用，但最终这个努力还是失败了。而恰恰是宫廷史官卡利斯提尼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做法于希腊及马其顿视野下的不妥之处。亚历山大放弃了，但他要让卡利斯提尼明白，他惹恼自己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亚历山大还是慢慢地在波斯王室礼节与马其顿王室传统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然而，伴随着大流士的死亡，亚历山大和他的臣民及下属之间立即又出现了一种清晰而崭新的境况——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下述这件事：波斯大帝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这场浩大远征的结束。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这一想法遭到了马其顿军队中大部分士兵的坚决反对。事实上，在亚历山大所作出的一系列变革中，除了实行跪拜礼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听到其他任何反对的声音。如果人们只考虑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的话，那这个无人反对的情况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些马其顿人发现，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在打败了对手并且雷厉风行地将对手的统治权据为己有之后，竟然尝到了甜头而对接下来的征战与磨难更加抱有期待，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认为这个想法有问题，如果在军队中连一点点抗议的迹象都没有，那么，这显然就是亚历山大在很大程度上以人格魅力征服了自己的军队的最有力的证据。他不仅是他们的军王（Heerkönig）和领袖，还更是他们的偶像。

然而，在亚历山大身边的马其顿贵族圈子里，情况却不尽如此。因为相较于普通士兵来说，这些贵族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亚历山大那些与日俱增的革新所带来的变化，也由此对其更加警惕。尽管他们之中似乎并没有人站出来直接对这些革新表示反对，但是这股愈加浓郁的不安必将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显露端倪。在了解到这一历史背景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菲罗塔斯（Philotas）事件了。菲罗塔斯是帕曼纽的儿子。从出身和个人的家庭背景来看，菲罗塔斯可以算是极富威望之人，并且在马其顿军队中，他亦担任着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职务：军队中最重要也是级别最高的部队——伙友骑兵——的指挥官。亚历山大曾经亲自率领伙友骑兵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菲罗塔斯则紧随其侧。在帕曼纽被任命留守埃克巴坦那后，作为他的儿子，菲罗塔斯完全有理由被视为国王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二人。公元前330年9月，在阿富汗西南部的德兰吉亚那（Drangiana）省，亚历山大聚集了马其顿军队众将领，宣判了对菲罗塔斯的处决：很有可能是在接受了酷刑拷问后，菲罗塔斯供认自己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的密谋而被处以死刑。随后，亚历山大又立即派人杀害了帕曼纽。

这件事的背景尚不明晰，甚至连我们自己参考的信息来源都自相矛盾。军队中似乎一直流传着有人预谋刺杀国王的言论，但菲罗塔斯却并未将这些威胁看在眼中，并由此而始终不曾将诸如此类的阴谋告知国王。据说他还曾向自己的情妇夸耀，那些在战场上最终促使战役走向胜利的成功突袭其实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菲罗塔斯被如此处决的理由。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菲罗塔斯身上汇集了马其顿领导阶层反对亚历山大统治的所有的不安因素。帕曼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个谨慎而克制的劝告者的身份反对亚历山大这种过于广泛和迅速的扩张，而鉴于亚历山大亲伊朗的倾向，一些马其顿贵族可能会更倾向于支持帕曼纽这种更为保守的立场。在帕曼纽的支持者中，许多人与帕曼纽本人及其家族关系密切。在幕后似乎上演了一出权力斗争的戏码，而正如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那样，亚历山大对这些可能的前景的反应是迅速而无情的，并且是“杀鸡儆猴”般的惩戒式的：逆我者亡，这便是他向其他人发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虽然这些都不过是猜测而已，但单是针对父亲的旧部的这桩卑鄙的谋杀就足以证明，这主要是一次维护政权的冷酷行动，毕竟除了与亚历山大的某些政见不合之外，帕曼纽从未有过任何不忠之举。因此，菲罗塔斯事件对于我们评判亚历山大来说尤为重要。同时，通过这一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对于马其顿部队乃至部队的高层依然有着很强的控制力。那些心怀不轨之徒由此受到了威吓，在统治阶层中，也依然是完全支持国王者占据上风。此外，亚历山大还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的私人朋友提拔上来：伙友骑兵的指挥权被瓜分，亚历山大将其交给了他最亲密的伙伴赫费斯提翁和亚历山大的奶妈的弟弟克利图斯，后者曾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救过他的命，也与其私交甚笃。

8 中亚地区

在前文的讲述过程中，在大流士死后，事实上我们跳过了一些内容而直接描述了亚历山大那时的政策变化以及他对马其顿和希腊环境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时间点。在亚历山大找到昔日对手的尸体后，他将其转交给大流士的母亲，并按照最高礼节将其厚葬。在这之后，亚历山大首先确保了里海以南的周边地区的军事安全，随后，他便开始对逃往巴克特里亚避难的贝苏斯展开直接追击。这时，贝苏斯已经自立为亚洲之主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然而，在兴都库什山脉西南以及南部的一些大省，还存在着一些极其不稳定的因素——那里的总督是一些反对大流士政权的反叛者。由此，亚历山大不得不推迟追击贝苏斯的计划，转而首先通过军事手段将这些地区收拾得服服帖帖。在阿雷亚（Areia）、德兰吉亚那以及阿拉霍西亚（Arachosien）这三个总督区，亚历山大重新任命了大部分的总督，其中，阿尔塔巴左斯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坚持原则，只在阿拉霍西亚（今坎大哈一带）任命了马其顿人梅农（Menon）为总督，在其他地方他都尽可能地将总督的任务交给伊朗人。

亚历山大又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几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今后引领了发展的方向，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略和经济上，它们对于兴都库什山脉以西及以南的广大地区具有重大意义：位于哈里河（Heri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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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的阿雷亚的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eia Areia，今赫拉特（Herat）］，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eia in Arachosien，今坎大哈）和位于喀布尔（Kabul）以北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eia am Kaukasus）。亚历山大将退伍的老兵和那些已经不再具备十足作战能力的士兵安置在这些城市中，其中的大部分是希腊雇佣军，同时，这里也居住着这些地区的土著人民。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如此安排并不仅仅是，甚至在第一要义上并非出于某种军事安全上的考量；与此相比，他更希望借助城市化的文明建设及组织规划发展出更大、更新型的空间。马其顿国王世世代代都在他们的国土上做着类似的事情。而这几座城市由于其自身良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好的机会独立发展，同时，它们也起到了稳定亚历山大统治地区的作用。由此，希腊城邦制的这种政体类型传播到了东方。

公元前329年春天，最寒冷的天气刚刚结束，亚历山大就踏上了翻越兴都库什山脉途中最为艰险的一段山路。在这里，军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厚重的积雪路上艰难行军。鉴于贝苏斯已经撤退，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与沙漠之间的巴克特里亚省区及其都城巴克特拉［Baktra，今巴尔赫（Balch/Balkh）］这一大片地区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了马其顿人的手中。这片地区向北一直延伸到阿姆河（古希腊语称Oxos）。这时是公元前329年的6月，自他们离开波斯波利斯以来，大约一年内，亚历山大大军已经走了大约5000公里。

索格底亚那位于海拔高度超过7千米的中亚山脉以西。这个地区处于极其边远的位置上，与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相接，并由源自这里的富饶河水所滋养。这里那些原本适宜耕种和畜牧业发展的地区逐渐被沙漠所掩埋。波斯帝国曾保护这里的农民免受来自沙漠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斯基泰和马萨革泰（Massageten）部落——的攻击。这些游牧部落与伊朗人有着亲缘关系，也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然而，在生活模式上，他们却与伊朗人迥然相异。来自他们的频繁的袭击给生活在索格底亚那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持续的危险。长居于此的当地居民由尚武好斗且具有骑士精神的贵族阶级领导，这些贵族在波斯军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城市、城堡和庄园的内部形成了他们的势力中心。起初，贝苏斯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是当人们发觉他已经无力击退朝阿姆河进军的马其顿人时，他被抛弃了，并最终被转交到了亚历山大的手中：被用缰绳牵到亚历山大面前时，贝苏斯浑身赤裸，脖子上戴着铁枷。亚历山大用鞭子抽打了他，并割下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将他押回了埃克巴坦那，召开一场波斯—伊朗贵族大会对其进行判决。对大流士的背叛者的复仇已经完成了。但是，按照马其顿的惯例，必须在一场大会上正式决定和宣布这一点。在这样做的时候，亚历山大一方面是波斯大帝，但另一方面，他又以明确的姿态表明，在他的统治观念中，波斯精英和他的马其顿追随者们平起平坐。他让这些波斯人在处决反叛者这一核心问题上拥有正式的发言权，从而强调了他们古老的封建贵族传统。

亚历山大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索格底亚那，它的省会马拉坎达（Marakanda，今撒马尔罕）也落入了亚历山大之手。最终，马其顿人到达了药杀水（Iaxartes，锡尔河的古称），这条河清楚地标志着文明世界与荒蛮鞑靼之间的界线。在希腊人的认知里，他们现在所在之处就已经是世界的尽头了，毕竟在沙漠与群山之后只有俄刻阿诺斯（Okea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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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将可栖之地、人类世界（Oikum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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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起来的汪洋大海。亚历山大在这里建立了城市绝域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eia Eschate），意为“最遥远的亚历山德里亚”，以此向世人证明自己到达了世界的尽头。绝域亚历山德里亚位于药杀水之滨、费尔干纳盆地通向西部沙漠草原的谷口处［苦盏（Chodschent）］。由于人们起初以为药杀水与塔内斯河（Tanais，即顿河）是同一条河，他们似乎看到了从这里通往已知世界的可能性，即通往迈俄提斯（Maiotis）与蓬托斯（Pontos），也就是通往亚速海与黑海的可能性。但是，亚历山大却被印度吸引了目光。

然而，他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阻碍。几乎轻而易举便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感觉是具有欺骗性的。不久，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骑兵精英们便开始反抗新的统治。他们最主要的领袖是斯皮塔米尼斯（Spitamenes），他是他们骑兵队伍中的一员。由这群当地人煽动起来的叛乱是亚历山大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战役，他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在这无数的山脉与固定的城镇之中，聚集着众多的抵抗势力；另一方面，斯皮塔米尼斯在处于耕地之外的游牧民族的支持下，率领着骑兵中的一小队核心人马进行高机动性的游击作战。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马其顿人的抓捕，在沙漠中隐匿自己的行踪。亚历山大完全没有机会与其进行大型野战。就这样，这场游击战一般的战争持续了近两年。

亚历山大针对敌人的作战方式采取了两种策略。他把自己的军队划分成几支完全独立行动的小队，并交由那些久经战阵的可靠的军官统率。现在，他们可以在小范围内进行联合兵种作战，并由此能够对敌人的机动性作出灵活的反应，从而越来越频繁地将敌人逼入防守状态。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对陆续而来的各路抵抗势力都全然不留情面。一路上，他示威性地将那些被认定为坚不可摧的岩石堡垒一个个攻破，还袭击了药杀水对岸的游牧骑兵，为的就是让他们明白，自己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方式可不像对待他们位于多瑙河下游的西方亲戚们那样友善。

但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要在政治上赢得这场战争。在此过程中，我们又一次见识到了亚历山大行为中的辩证性。对于那些确定的对手，亚历山大采取了最为残忍的手段大举屠杀，而对于那些从一开始或者在适当的交涉后便表露交好或忠诚之意的人，亚历山大便友好相待。公元前327年初，斯皮塔米尼斯被他的马萨革泰盟友杀害，他的首级被献给了亚历山大。不久后，最后一座岩石堡垒也被征服了。然而，最能够表明同盟关系的建立和承认的姿态是：亚历山大与罗克珊娜（Roxane）缔结了婚姻。这个女人是索格底亚那最杰出的领主之一奥克夏特斯（Oxyartes）的女儿。奥克夏特斯本人也被亚历山大身边关系最为密切的伙伴群体所接纳，他的一个儿子也被编入了国王骑兵中队——伙友骑兵中最为杰出的部队。这是针对伊朗骑兵精英群体的整合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结合是所有事态发展的最高潮，同时，它也在镇压叛乱期间促使了相当一部分的巴克特里亚及索格底亚那战士被收编到亚历山大的军队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亚历山大的帝国主要依靠马其顿和伊朗的贵族和战士这两大支柱，并且在与他们的礼仪交往中，亚历山大一方面采用了波斯元素，但另一方面也将马其顿人的特点传递给波斯—伊朗臣民。

至于这种新的角色以及新的统治方式对于马其顿精英群体意味着什么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菲罗塔斯事件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但这并未积下什么伤及根本的沉疴。这一时期的两起重大事件，即克利图斯之死和卫兵谋反事件（Pagenverschwörung），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公元前328年夏天，在马拉坎达的一场会饮上，亚历山大和他情同手足的朋友克利图斯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克利图斯醉得厉害，以至于对亚历山大口出不逊，对其新颖的东方做派大加指责。亚历山大喝得也不比克利图斯少，闻言后暴怒。争吵愈演愈烈，最终，亚历山大抄起卫兵的长枪刺死了克利图斯。意识清醒后，亚历山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虽然克利图斯当时发了一些其他人也会发的牢骚，但这并不涉及根本，不涉及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基本对立问题，而只是关于他个人的荣誉问题，而且是双方丧失理智才导致了这一极端结果。

在索格底亚那的叛乱被镇压之后，一些国王的近侍为亚历山大的行为所不齿并由此策划了一场相当业余的谋反。阴谋很快便被揭露和镇压。然而，亚历山大却利用这起事件将火引到了卡利斯提尼的身上，显然，这是针对卡利斯提尼反对跪拜礼而开始秋后算账了。这位历史学家作为国王伴侍的教育者，应当为其策划的这场阴谋活动而负责。亚历山大将卡利斯提尼关进了监狱，并最终杀害了他。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冷血的、有预谋的行动，针对的还是一位曾经歌颂自己的人。这或许能够向我们说明，一个侵犯国王荣誉和尊严的人会落得何种下场。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论从前如何亲近或如何忠诚，这种忤逆的行为都会在情感和理智中留下印记。而部队和精英团体则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着忠诚。亚历山大在他们身上真正赋予了很高的期望。

9 直至世界尽头

对位于中亚地区的伊朗领土的征服已经表明，波斯帝国这位新的统治者愿意并且有能力动用一切手段，残暴而慷慨地执行他自己的统治。除此之外，极具标志性的“最遥远的”亚历山德里亚的建立也向我们表明，亚历山大对于世界帝国的理念拿捏得相当到位。因此，对人类已知世界的统治也在这个地方打上了烙印。按照同样的逻辑，亚历山大现在将目光转向了印度。印度曾经松散且短暂地隶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认知也仅仅是印度河及其支流附近的西部地区，即所谓的旁遮普地区（Punjab，今巴基斯坦北部）。在希腊世界，印度由于希罗多德的记述而为人所知，但人们对它也仅仅是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它完全就像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同时，它的身上还联结着人们对于人类世界尽头的想象。印度河和尼罗河的同源理论也很流行，由此，人们似乎有机会沿印度河而下，到达埃及，从而回到远征最开始的地区周围。

我们应当将这些对于印度的憧憬作为背景，从而评判亚历山大的印度之行。当然，这位新的统治者一定想要去他的帝国实地考察并确保将那些领土据为己有。作为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继任者，他当然也可以这样对待印度的领土。如果仅仅是想要让这里的人民臣服于自己的统治，那其实他已经做到了：公元前327年的夏天，亚历山大接受了一些部落首领的臣服礼，这些人一部分自发地这样做，另一部分是在亚历山大的敦促下同意这样做。如果现在亚历山大还要继续他的远征，那么，他最主要的是想要真正地踏足于近在咫尺的已知人类世界的尽头，将自己的统治真正地推行到已知人类世界的边境，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这片传说中的土地上流传着的丰富的传说和神话也可能对这位向往英雄事迹的帝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亚历山大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为这场远征作足了准备。他要求印度众罗阇（Rad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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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行臣服礼，并利用当地的政治冲突化解他们对自己的反抗。由此，塔克西莱斯（Taxiles）打一开始就已经加入亚历山大麾下。这位是塔克西拉（Taxila，位于今拉瓦尔品第附近）的国王，亦是旁遮普西部地区最重要的首领之一。同时，亚历山大将塔克西莱斯手下的部队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并大规模征调了东伊朗的战士。他将进军印度的大军分成了两个纵队。其中一支运载着各式军需品的部队穿越开伯尔山口（Khaibar-Paß），沿着主要线路向印度河行军并为渡河作好准备。同时，在行进的过程中，这一部队还应通过怀柔政策或武力镇压使所到之地皆承认马其顿的统治。而亚历山大自己则选择了一条更靠北的、位于努里斯坦（Nurestan）和斯瓦特（Swat）地区的路线。

公元前327年夏天，大军从高加索的亚历山德里亚启程了。在赫费斯提翁与佩尔狄卡斯的率领下，南边线路的部队在一路上并没有遭遇什么较大的阻碍。他们在预计横渡印度河的位置上修建了一座桥。而另一边的亚历山大却花费了总共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征服了山地中的那些部落。这里的居民全都逃退到了他们的避难城堡中。在所有需要被征服的土地上，亚历山大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屠杀了无数的居民和战士。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军事上的要求，而且也并非什么有意义的举动。亚历山大还特别想要征服一个大型的天然堡垒——阿尔诺斯之岩（Felsen von Aornos）。这里容纳了一些当地的居民，但几乎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去夺取这里，因为这些受惊的民众几乎不会阻碍马其顿大军的前进，越过印度河的继续行军是有所保障的。但人群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是连赫拉克勒斯都无法攻占这座阿尔诺斯之岩。恰恰是这一点唤起了亚历山大的渴望，他的pothos。尽管征服这个坚不可摧的地方在军事考虑上是多余的，但亚历山大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渴望了。他想直接与神话中的英雄，与他那知名的祖先——宙斯之子比肩。

这一段远征历史具有一种特别的传奇色彩。这个神秘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国度遥远地矗立在一切为人所知的事物背后，暗示着世界的尽头。在最一开始，亚历山大来到了奈萨城（Nysa），这座城市的周围长满了常青藤。马其顿人一听到这个城市的名字便由于谐音而想到了狄俄尼索斯（Dionysos）；这位在其他人眼中十分陌生的葡萄酒之神，却被马其顿人极度尊崇。亚历山大的奶妈的名字就叫奈萨，同时，常青藤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神圣的。也许当地的居民利用这些联系使得亚历山大确信他们的这座城市是神祇为了纪念他的养母而亲自建立的，并由此将亚历山大的注意力吸引到附近其他一些重要的宗教场所上来。我们的原始资料也再次谈到了亚历山大的渴望。它指引他前往那些地方，在那里，亚历山大为狄俄尼索斯举办了祭祀仪式。在今后的时间里，亚历山大与该神之间的特殊的亲和力会表露得越来越明显。

公元前326年春，亚历山大率领全军横渡印度河。塔克西莱斯表现了十足的忠诚，并将自己的都城塔克西拉献给了亚历山大。和其他罗阇一样，塔克西莱斯也成了附庸国的首领。当然，接下来，亚历山大会遭遇一番抵抗。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毕竟最强大的邻居位于塔克西拉东边，国王波罗斯（Poros）拒绝向亚历山大臣服。这位国王将自己的整个军阵铺排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即杰赫勒姆河（Jhelum）］东岸。公元前326年6月，亚历山大远征中的最后一场大战拉开了序幕。然而，亚历山大却面临着两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必须在对面全副武装的敌军的眼皮子底下渡过这条宽阔的大河，并且他还得与一大群训练有素的印度战象对抗。在亚历山大的精心策划下，这一切都被成功实现了，这项成功也得益于伙友骑兵一贯高标准的机动性与战斗效率：亚历山大只留下了一部分军队对抗波罗斯的大军，他自己则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另外一众大军穿越了约20公里的河道，并在与敌人先头部队的小型交战后，朝着波罗斯本人前进。波罗斯将阵型布置成了两条阵线：战象阵列位于第一阵线，这样，位于战象后方的步兵便能够在骑兵和战车的侧面掩护下从战象间的缝隙中进行突进。亚历山大率领着大部分骑兵向波罗斯兵阵的左翼发起冲锋，当马其顿士兵在左翼集结时，一支规模较小的马其顿骑兵分队在科那斯（Koinos）的率领下从另一翼赶来，与敌军的后方部队交战，而马其顿的持盾卫队则紧随己方的骑兵部队之后，从正面迎击敌人。然而，这些印度战象依然给马其顿大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随着包围加强，战象也逐渐陷入狂乱，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控制，导致很多己方士兵在冲击践踏下伤亡。最终，克拉特鲁斯（Krateros）率领另一队马其顿大军渡河了。现在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他们了。印度人的败局已定，这场战斗以血腥的屠杀告终。

波罗斯的两个儿子都英勇战死，波罗斯本人亦是骑着自己的战象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并在负伤后被亚历山大俘虏。亚历山大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了他，并确认了他的地位：他依然是其王国的罗阇，甚至在周边的王公中具有统治地位。只是从今以后，他与塔克西莱斯等人一样，是亚洲之王的臣子。显然，亚历山大非常清楚，这里是遥远的印度而不是推罗或加沙，在这里，他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无情的惩戒在这里似乎并不适用。这里的任何统治都必须建立在罗阇及其传统地位的基础之上，无论他们是和平臣服还是战败受俘。但其实这种做法在原则上与亚历山大迄今为止所践行的理念完全一致。毕竟正如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那样，他因地制宜，在合理且可行的范围内维持每个地方既有的条件；他建立了这样一种政治，即尊重一切可以以该政治为基础的已经成熟并世代流传的文化结构。

在战场附近，亚历山大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名为尼西亚（Nikaia），意为“胜利之城”；而在它对面的西岸，亚历山大又建立了另一座城市布西发拉（Bukephala），这座城市是以他最喜爱的战马的名字布西发拉斯（Bukephalos）命名的，它在那里年迈衰弱而死。此外，亚历山大还为计划中的印度河之行建造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他自己则率领了大部分的军队转身向东，向着旁遮普的边境，直奔世界的尽头。

当然，对终点的追逐就如同望山跑马：一个人见识和了解的事物越多，就越清楚很多东西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个所谓的已知人类世界的边界可能比自己所设想的更加遥远。首先是印度河：人们得到的信息是，它根本不是尼罗河的上流，而是将会汇入一个巨大的海洋——那显然会是一个大洋（Okeanos）。不过，这样一来，亚历山大无论如何也能到达已知人类世界的边缘了。但是再往东是什么地方？印度究竟有多宽广？这支对艰苦已然习以为常的大军在这条前进之路上面临着最为艰难的路段。马其顿人毫不知情的是，像往常一样，夏季的季风雨已然来临，这些降雨使得旁遮普的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水汽弥漫、毒蛇出没的沼泽。热带的大雨以及雷暴使得前进难上加难，而且还得算上当地土著的抵抗——他们不会轻易就向波罗斯俯首称臣。经过70天的艰苦行军后，军队终于到达了旁遮普东部地区的最边缘，黑发西斯河［Hyphasis，即比亚斯河（Beas）］之滨，也就是今天的阿姆利则（Amritsar）以东一点。这时候，远征大军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

与此同时，从东方流传来的消息也变得越来越多。人们得知有一条巨大的河流（也就是恒河），通过它可以进入大洋。那里居住着能干的农民，那里的政治秩序也良好而公正。但这些居民也同样非常好战，并且拥有非常多的大象，甚至这些大象比大军迄今为止所见过的都要更大，作战能力也更强。现在，这片地区作为亚历山大的特殊渴望的目的地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早有计划的直到世界尽头的征程与英雄般的挑战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亚历山大希望继续行军。但现在，远征军第一次拒绝了亚历山大的指令。科那斯是等级最高且能力最强的将军之一，他用简洁的，但也正因此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表达了士兵们的感受。亚历山大深受打击，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被抛弃了。他用了三天时间克制自己，避免和将士们的一切接触。最终，他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士兵们欣喜若狂。也有可能是下述这一判断促使亚历山大作出了最终的决定——在印度这片全然不同的土地上生活的部落和人民恐怕难以真正地融入马其顿王国。但即便真的如此，在亚历山大的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将梦想的突然终结归咎于一场拒绝。他能忘掉这些吗？

无论如何，现在，这场远征在这个地方以充满宗教气息和仪式感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一般来说，在体育竞赛中都需要向诸神献祭。为此，亚历山大建造了十二座比塔楼还要高的巨大祭坛，“以感谢带领他一路上取得胜利的诸神，并将这些祭坛作为他丰功伟绩的纪念碑”，阿里安如此写道。随后，亚历山大又回到了希达斯皮斯河的尼西亚和布西发拉城。作为亚历山大麾下的附庸国国王，波罗斯凌驾于其他所有首领和部落之上，他现在统治着希达斯皮斯河与黑发西斯河之间的所有领土。

在希达斯皮斯河上，为印度河之旅而建造的舰队早已作好了准备。它们由80艘小而敏捷的战舰和多种类型的运输船组成，据说总共约有2000个单位。亚历山大将这些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克里特人尼阿库斯。这位仁兄是亚历山大年轻时的好友，最初被留在吕基亚担任总督，在前段时间却奉命重新加入了亚历山大的军队。舰队预计向南航行，河的两岸上都布有陆地战斗部队陪同舰队一同行进。公元前326年11月，舰队启航了，他们沿着希达斯皮斯河进入了阿塞西尼斯河［Akesines，即奇纳布河（Chenab）］，再从那里进入印度河。大军主要在东岸的马里和欧克西德拉卡地区遭到了严重的抵抗。在一场对马里人（Maller）城市的攻占行动中，亚历山大一上来就在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冲锋后与马其顿士兵们失去了接应，并被一箭（应是伤及肺部）射成重伤。最终，各部落纷纷臣服。然而，他们并不臣服于他们所憎恨的波罗斯，而是臣服于管理印度河以西直到喀布尔河谷（Kabultal）的马其顿总督腓力（Philipp）。

在阿塞西尼斯河汇入印度河的河口附近，亚历山大又建了一个亚历山德里亚城，这里处于巴基斯坦南部与旁遮普之间，是交通枢纽的中心地带。这个城市主要是作为一个河道航行中心，不仅用于军事目的，而且类似于埃及的亚历山德里亚，这里最重要的目的是进行商业贸易。

公元前325年春天，亚历山大开始征服印度河下游一带的信德省（Sindh）。这再次引发激烈的战斗。其中，一部分对手是之前本已自愿屈服之辈，他们面临着更为严厉的惩戒式的考察。亚历山大任命培松（Peithon）掌管印度河下游的新总督区。约在公元前325年6月底，马其顿人到达了印度河大三角洲的起点帕塔拉［Pattala，今海得拉巴土邦（Haidarabad）］。现在亚历山大分调了军队。他吩咐克拉特鲁斯将一大批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也不再适宜作战的老兵经由阿拉霍西亚送回王国的中心，他自己则想要率领舰队以及剩下的军队和一大支辎重部队沿着海岸线行军回去。不过，在这之前，他至少要先在这里抵达已知居住世界的确凿的尽头——大洋。在沿着印度河的两条不同的支流航行之后，亚历山大终于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如同远征的开幕以及其他重要的地点和事件，这个终点也被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仪式性地标示了出来。在大洋边岸，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潮水的汹涌之势感到震惊和恐惧。亚历山大在这里按照锡瓦的宙斯—阿蒙神谕所的指示进行了祭祀。最后，为了确认自己真的到达了大洋，亚历山大驶入汪洋之中，直到再也看不到陆地。在那里，他把公牛和金质的器具献给了波塞冬——把它们沉入海中。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远征的最开始，联想到达达尼尔海峡的祭祀，并因此将这场远征的开始与结束如同画一个圆一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 灾难般的返程

我们已经多次明确地感受到，亚历山大的远征也与地理勘探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说远征军侦察到了一条新的从世界尽头回到王国中心的返程路线，貌似也是有可能的。从帮助王国内部实施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探索甚至尤为重要。公元前500年前后，大流士一世就曾委派卡利亚航海家西拉克斯（Scylax）前去探索波斯湾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航线。借由西拉克斯的这些报告，海上联系的可能性变得显而易见，这一点也由此为早期古希腊地理学家所熟知。后来，认为印度河和尼罗河同源的理论逐渐成为公认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亚历山大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现在终于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也正因为如此，对海路连接进行精确的探察就变得更有必要了。由于大军将要穿过完全未知的地域，所以不能单单采用舰队的形式进行探险，而是必须要求陆军在海岸上伴随其前进并提供补给。通常希腊人习惯于沿着海岸航行，因而亚历山大的这种行进路线与希腊人在海上进行商业往来的习惯相符。因此，亚历山大的这一想法——把舰队派往西边，他自己则率领陆军在陆路上随行——是出于理性的考量，人们也很容易便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便带上大量的军队很难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出发时，除了船上的士兵，亚历山大光陆地上的军队就有6万人左右，包括补给部队。

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才是亚历山大更为关心的事情——陆军所要穿越的区域被格德罗西亚沙漠［Gedrosische Wüste，今莫克兰沙漠（Wüste von Makran）］覆盖着，它是世界上最为荒凉、最难以穿越的荒僻之地之一。要想带着大批的人马，例如带着大批的军队穿越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有人说，那两位最伟大的，在希腊世界中被梦幻般的传奇色彩所围绕的东方统治者——巴比伦王后塞弥拉弥斯（Semiramis）

[34]

和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不但都未曾成功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还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生天。

这样的挑战对于亚历山大来说简直更像一种激励。因此，他用自己部队数万人的性命做筹码，只为了再与过去的英雄们较量一场。有些学者甚至将此举视为大帝的报复性行为，即将士们曾在黑发西斯河问题上让亚历山大孤掌难鸣，现在亚历山大故意将他们的生命置于险境。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于偏激，但是这场死亡行军也并不单纯是一场由不准确的认识和错误的后勤规划造成的灾难，因为人们清楚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困难程度——极度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成功——而且他们认为，就如同西拉克斯的探索之旅一样，这样一场纯粹的勘察行动原本可以以更小的规模进行。

公元前325年9月，亚历山大率军出征。他的进展很顺利，在一开始便按照计划建立了舰队的补给站，这样大约两个月后，舰队便可以借着东北风的来临，也就是借着转向的季风启航。然而，很快，军队就不得不远离海岸，沿着大自然所指示的唯一可能的路线穿越这个荒僻之地。沙漠中的一切危险都被他们遇到了。大军在沙丘的流沙中艰难地前进，时而无助地四处乱走。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干涸的河床变成了汹涌的洪流，很多士兵因此而丧命。然而，更重要的是，水的供应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很多的人和动物都因此而渴死了，对于舰队的补给更是早就被无视了。人们面临着赤裸裸的生存问题。大约六十天后，当亚历山大到达格德罗西亚的都城保拉［Pura，今班布尔（Bampar）］的肥沃土地时，他的军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只有大约一万五千人还活着，舰队则早已杳无音信。可以想象，舰队方面很有可能也是由于后勤规划的失策而陷入了灾难性的境地。但塞弥拉弥斯和大流士已经被超越了。

这次返程也因一场极具特色的仪式性表演而被提升了一个高度，而这应当是为了掩饰这次返程的灾难般的结果。公元前325年12月，亚历山大在卡曼尼亚（Karmanien）总督区的东部与克拉特罗斯的军队会合后，将行军队伍组织得如同狄俄尼索斯游行一般，他自己则仿若狄俄尼索斯本人，因为在神话中，狄俄尼索斯也是从蛮夷之地进入希腊。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同伴和士兵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文明世界。在队伍的前面，大帝乘着由八匹马驾驭的战车，战车上有一个大祭坛。为了纪念狄俄尼索斯，亚历山大与他最亲近的几位伙伴在归途中举行了漫长而流动的会饮，畅饮了七天七夜，成群结队的酒客和狂欢者则乘坐着其他装饰华丽的战车紧随其后。这是一场盛大的狄俄尼索斯游行。现在，亚历山大是否将自己与神祇同一化，是否自比宙斯之子，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狄俄尼索斯正从印度走来。正如希腊文化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以狄俄尼索斯为参照（而非其他神祇）上演统治者的权力和辉煌，亚历山大此举确实是首开先河。

与此同时，舰队的士兵们也已经在尼阿库斯的带领下克服了最大的困难。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成功获得了物资供应。但是这条航线明显不适合常规的海上运输。希腊人熟知的运输方式——沿着海岸线从一个港口移动到另一个港口——在此处根本不可能。但无论如何，这次航行带来了最早的关于阿拉伯半岛的较为详细的消息：该半岛能够通过一个有着突出的海角的地方接近波斯的海岸（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而且这一认知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当舰队到达霍尔木兹的海湾时，他们还与亚历山大见了面，彼时亚历山大正逗留在不远处的卡曼尼亚。亚历山大与尼阿库斯的这次老友相聚变成了一场欢愉与感恩的盛宴。不过，他们还是踏上了各自的征程。舰队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进，经由底格里斯河和巴希底格里斯河（Pasitigris）到达苏萨，亚历山大则经由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到达那里。公元前324年3月，这场浩大的远征结束了，这个帝国完成了自己侵占、探索以及用已知人类世界的尽头作为标记圈定自己领土范围的伟业。

[1]
strategos（复数形式为strategoi，拉丁化为strategus）意为“将军”，是古希腊统领军队的高级武官，另外，该头衔也指称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中的军事最高长官，其主要职责是统帅雅典的海军舰队及陆军。在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的改革下，以往由雅典四大部落任命的四个将军随着新的十个部落的组成而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每年任命的十个将军，他们由新部落选出，即每个部落各选一名。十名将军再由城邦内少数官员采用选举形式而非抽签确定，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可以连任多次。

[2]
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快速、敏捷的三列桨座战船占据了地中海军舰的主导地位，直至被更庞大的四列桨座战船和五列桨座战船取代。在希波战争中，三列桨座战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即达达尼尔海峡，赫勒斯滂为古称，是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海峡，属土耳其内海，也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之一，常与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称土耳其海峡，而且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4]
在希腊人终于到达特洛伊的海岸之后，预言家警告，第一个踏足海岸的人会最先死亡。奥德修斯为了鼓动士兵们上岸，把盾牌扔到岸上并灵活地跳上盾牌，并未接触到土地。而普罗忒西拉奥斯渴望建立军功，并没有留意到奥德修斯的诡计，立即跳上海岸杀敌，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朝他飞掷一支长矛，结束了普罗忒西拉奥斯的性命。

[5]
赫利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与古罗马神话中的索尔（Sol）相对应。在后来的神话里，赫利俄斯逐渐和阿波罗混同，但他们也常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神，前者为提坦神，后者为奥林波斯神，二者同属奥林波斯神系。

[6]
该浮桥指萨拉米斯海战时，薛西斯为了进攻希腊，将庞大的舰船首尾相连，横跨海峡组成了巨大的“浮桥”。波斯大军正是通过这座浮桥迅速进入了欧洲。

[7]
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儿子赫克托耳在与阿喀琉斯决斗时战死。普里阿摩斯为了讨回儿子的尸首，趁夜冒险潜入希腊阵营中请求阿喀琉斯，最终获允。普里阿摩斯最后被阿喀琉斯的儿子涅俄普托勒摩斯在特洛伊城中心的宙斯祭坛上杀死。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到，普里阿摩斯原本披坚执锐准备冲入敌阵，但在妻子赫卡柏（Hekabe）的劝说下，与她及女儿们逃至宙斯祭坛处。他在此处目睹儿子波吕忒斯（Polites）被涅俄普托勒摩斯杀死，遂向后者抛掷长矛，长矛刺中铠甲而未造成伤害，涅俄普托勒摩斯反将普里阿摩斯杀死。

[8]
希腊文原意是“处女雅典娜”，此处指古希腊雅典帕提农神庙里巨大的雅典娜女神像。

[9]
即斯巴达，城邦本名为拉刻代蒙。

[10]
Mausolos（？～公元前352年），公元前377年～公元前353年在位。当时的卡里亚虽然名义上服从于波斯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却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权。摩索拉斯曾参与总督叛乱，与希腊人合作，反对波斯人的统治，并夺取了吕底亚的大片土地。在位期间，他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庙宇等大型建筑。死后，其妻阿尔特米西亚二世继位，遗体葬于著名的摩索拉斯陵墓中。该陵墓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11]
约公元前370年～约公元前320年，波斯赫勒斯滂弗里吉亚总督阿尔塔巴左斯之子。公元前358年，其父亲和其他总督发动对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叛变，最终被国王军击败。于是阿尔塔巴左斯、法那巴佐斯和门农等人逃到马其顿王国，投靠腓力二世，并在马其顿结识了年少的亚历山大，后返回波斯王国。当亚历山大朝亚洲进军，并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和哈利卡那索斯围城战击败波斯的军队时，法那巴佐斯开始辅佐已是妹婿的门农统领波斯海军，并且计划夺取爱琴海诸岛来迫使希腊诸城邦倒向波斯这一方，同时威胁亚历山大的补给线。随后，法那巴佐斯和门农一起率领波斯舰队成功夺下希俄斯岛和莱斯沃斯岛。在围攻米蒂利尼岛（Mytilene）时，门农病逝，并把舰队统帅权暂时交给法那巴佐斯。

[12]
名称来自阿维斯陀语，是古波斯的神名，Ahura意为光明，Mazda意为主，全称即“光明的主”。公元前1200年前后，琐罗亚斯德教宣称其为创造一切的神，将阿胡拉·玛兹达奉为“唯一真正的造物主”，因此后来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

[13]
此时，大流士部队的部署位置已经延伸到了马其顿军的右后方。

[14]
腓尼基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地区，其范围接近于如今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为了便于修筑堡垒以及防御，大部分的腓尼基城镇都建在沿海地带，而且是各自独立的。腓尼基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善于航海与经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也在中东和北非建立了不少殖民点，成为今天地中海国家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腓尼基字母与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同源。

[15]
古代腓尼基人的神祇之一，在腓尼基语中意思是“城邦之王”。推罗的国王常常自称是美刻尔的后裔。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其比作“推罗的赫拉克勒斯”，也有观点指出，希腊人认为推罗城内神殿主奉的腓尼基神祇美刻尔就是赫拉克勒斯。随着腓尼基的殖民扩张，叙利亚地区都开始信仰美刻尔。根据《塔纳赫》的记载，美刻尔信仰被亚哈带到以色列，在耶户在位期间被根除。在迦太基势力达到全盛的时候，美刻尔的信仰被传播到西班牙以及广阔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16]
第20位欧里庞提德世系的斯巴达国王，公元前338年～公元前331年在位。继位不久，斯巴达的地位因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崛起而逐渐下滑。公元前333年时，亚基斯三世搭上一艘三列桨座战船前往爱琴海某处会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指挥官法那巴佐斯和奥托夫拉达提斯，要求波斯提供金钱和军备来对付马其顿王国，不巧，波斯在伊苏斯之战大败的消息传来，使得波斯无法提供大量的资助，仅仅留下30塔兰同（作为货币单位时指1塔兰同重的黄金或白银，一些权威学者估计罗马人衡量贵金属所用的塔兰同的实际质量大约在20至40千克之间）和10艘战船给斯巴达，而亚基斯三世先派遣其弟阿格西莱前往克里特岛，尽可能争取当地人站在斯巴达这一方。后来，这些措施获得显著成功。

[17]
阿蒙是底比斯的主神，拉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在底比斯成为全埃及的都城后，太阳神拉的名字与阿蒙的名字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作为“众神之王”的时候。

[18]
波斯御道由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建于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修筑此路的目的是促进他的庞大帝国境内从都城苏萨到萨第斯的交通。在御道上，波斯信差可以在7天内走过1677英里（约2699公里）。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波斯信差还要走得快了。”

[19]
Mazaios（？～公元前328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贵族，先前曾担任奇里乞亚的总督，后来奇里乞亚被交给阿萨米斯管理，马扎亚斯转任巴比伦总督。

[20]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中亚古地名，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以北地区。古希腊人在此地建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史籍称之为大夏，但巴克特里亚在张骞到达时已不复存在。据西方历史学家记载，大夏为“Dahae”，与西方的达契亚部落为同一支，汉朝记载的大秦也为大夏或达契亚，此地一说为吐火罗。

[21]
即粟特，中亚古代民族，生活在今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受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影响，由大小不一的绿洲国家组成，常臣属于外族，属于商业民族，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

[22]
居鲁士二世，即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位国王（公元前549年～公元前529年在位）。在其统治下，波斯帝国不仅囊括了古代近东的所有文明国家，还包括了西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亚和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从西边的赫勒斯滂延伸到东边的印度河，是前所未有的最大帝国。居鲁士大帝的称号全称为“大帝，波斯国王，安善国王，米底国王，巴比伦国王，苏美尔和阿卡德国王，四方之王”。他还通过居鲁士圆柱宣布了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人权宣言（约在公元前539年到公元前530年之间）。

[23]
法尔斯泛指古波斯南部的广阔地区，涵盖现今法尔斯省及附近其他省份。它是古波斯人最初定居的地方，亦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及苏萨王朝的中心所在。

[24]
即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50年～公元前485年），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5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历经多年平定各地叛乱，在国家稳定后颁布了法典，向各省派遣军事长官和财务长官。他重视王国的情报网络系统，以此监督地方官员，并直接确定和收取各省税额，加强中央集权。在商业上，大流士改革税法，调整度量衡和货币，并鼓励通商，积极探索海上通道，凿通了红海和尼罗河之间的运河，派遣卡里安达的西拉克斯探寻印度河入海口，促进了各省商业繁荣。

[25]
亚历山大大帝在夺取苏萨后继续朝东进军，山地部落乌克西亚人（Uxian）向亚历山大索要过路费，这项过路费在波斯诸王时期就有缴纳，然而亚历山大拒绝缴纳并在乌克西亚峡谷战役中以武力征服了他们。

[26]
古希腊社会对于妓女的称呼，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学习音乐和舞蹈。在会饮上陪酒的成年女性大多是高价位的赫塔拉，她们其中的一些人是有成就的音乐家，有些人亦十分富有，甚至为公民改革提供资金。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齐娅（Aspasia）也被视为赫塔拉。

[27]
也写作Ray、Raya、Rhages等，在语源上与古波斯语及波斯古经里的剌伽（Rhaga）有关系，在《元史》等史书中被称为“剌夷”，是操伊朗语的米底人及阿契美尼德人的活跃地区，约自公元前6000年已有人类居住。位于今伊朗北部，由德黑兰省负责管辖。

[28]
即卡维尔盐漠，位于伊朗高原中部，总面积约为77600平方公里，从西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卢特沙漠，沙漠内部盐沼广布。

[29]
一种典型的古希腊服饰，取大块完整的长方形面料，不作裁剪，直接用以包裹身体并在肩部固定，腰部用绳子束紧。希顿主要分为具有简朴、庄重的男性特征的多利安式希顿（Doric Chiton）和具有纤细、优雅的女性特征的爱奥尼亚式希顿（Ionic Chiton）。

[30]
或译作赫里河，从阿富汗中部山区流入土库曼斯坦，下游名为捷詹河（Tedzhen），消失于卡拉库姆沙漠中。

[31]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泰坦，大洋河的河神。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海洋”一词的词源为俄刻阿诺斯的名字。

[32]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Oikumene指当时已知的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范围。

[33]
或译叻差、拉惹、拉者、拉贾，为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于国王或土邦君主、酋长的称呼。在印度宗教中，该称呼也用于某些神明，佛教也用以称呼佛、法王、菩萨等。

[34]
根据狄奥多罗斯等人的描述，塞弥拉弥斯是女神德尔克托（Derketo）的女儿，尼诺斯国王的王后，在丈夫死后继承王位，建造了巴比伦空中花园和堡垒、桥梁、引水渠、水库、街道等许多巨大工程，并领兵攻打米底地区。有观点认为塞弥拉弥斯在历史上对应真实人物萨穆-拉玛特（Sammu-ramat），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女王，她在丈夫萨姆什-阿达德五世逝世后摄政，直到儿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成人。希罗多德曾认定是她兴建了幼发拉底河围堤，巴比伦大门的界标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

第四章 统治者亚历山大

在远征印度归来后的几个月中，亚历山大颁布了一系列规定，这些措施使我们极其清晰地领略了亚历山大是如何理解自己作为统治者这一角色的：他建立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统治规则，并成功将其制度化。军事征服者和指挥官身份中的暴力元素与马其顿人的习俗，尤其是与东方式的伊朗的统治和领导传统结合到了一起。从前，军队的营地便是中心，大帝带着他大部分的军队在全国各地活动：他的军营即是他的宫廷。但现在，营地位于帝国的中心地带，处于威严的都城之中。公元前324年夏天，亚历山大经由俄庇斯（Opis），也就是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去往埃克巴坦那过冬。公元前323年春天，他前往巴比伦，从那里出发去参加阿拉伯战役。和从前一样，不存在深宫中的无聊消遣，只有战斗和征服。这位统治者没有耽于安乐，他永不止步。

尽管如此，人们对于亚历山大心目中的帝国的结构还是拥有了一定的认识。从印度回来之后，亚历山大必须首先整顿纲纪。在过去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实际上已是杳无音讯。他是否还会回来，想必很多人都对这一点存有疑问。于是，在这个偌大帝国的各地纷纷出现了起义、揽权以及篡位的状况。那些在遥远地区的城市中定居的马其顿雇佣军在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以及旁遮普西部地区发起叛乱。一些总督的忠诚度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尤其是在卡曼尼亚和苏萨地区。某些地区的叛乱是由位高权重的贵族阶级发起的，他们反抗统治并开始像君主一样行事，例如在阿拉霍西亚，甚至在米底总督区和波斯的部分重要地区也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许多地方的掌权者都招募了自己的军队。亚历山大儿时的朋友哈帕拉斯的行径简直就是不再服从统治的标志性举动：这位肩负着管理王室资产之重任的仁兄直接将自己当作统治者，居住在巴比伦城内，不仅招募了自己的军队，还贪污和挥霍财产，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从卡曼尼亚起，亚历山大便一路以最严厉和最猛烈的方式对叛乱和揽权的行为进行打击。他解散了雇佣军，并惩戒或至少罢免了非法的总督以及叛乱分子。在整顿的过程中，马其顿人取代了伊朗人。与此相比，那些忠心耿耿的总督，例如自行镇压了自己管辖区内叛乱的米底总督阿特罗巴特斯（Atropates），则受到了特别的嘉奖。而奥克西涅斯（Orxines）则落得了极具代表性的下场：他是波斯高等贵族中的一员，自作主张篡夺了总督的职位；尽管他携带了丰厚的礼品前去拜见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依旧处死了他。除了其他各项罪名之外，他还被指控亵渎了位于帕萨尔加德的居鲁士之墓。这一罪名是否属实值得商榷，但至少居鲁士墓穴被盗一事确实是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发生的。亚历山大针对这一点责罚了奥克西涅斯，并随即命人修复居鲁士的陵墓，由此向世人表明，对于自己来说，尊重波斯和伊朗的传统至关重要。亚历山大在任命新的总督时也表现了这一点：他选择了明显对波斯人非常友善的马其顿人朴塞斯塔斯（Peukestas），甚至允许他以波斯和米底人的方式穿着打扮。此外，朴塞斯塔斯还学习了波斯语，并按照波斯人的习俗担任总督的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所惩罚的对象同样包括那些违反纪律的马其顿军官和士兵。他对那些掠夺当地神庙和墓穴的行径也进行了追究。而哈帕拉斯早在公元前324年的1月就卷走大量的资金并携带大批军队逃回了希腊。

大帝在苏萨所采取的一系列颇具象征意义的措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他是如何设想自己的帝国的性质的，当中尤具代表性的是：他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亚历山大本人和他最重要的九十几位同伴和跟随者按照当地的礼仪，与来自波斯和伊朗最高精英阶级的女性缔结了婚姻。亚历山大迎娶了大流士三世的长女斯妲特拉二世（Stateira II）和他的前任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帕瑞萨娣丝二世（Parysatis II），而大流士的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赫费斯提翁。由此，亚历山大与他这位伙伴间特殊的亲密关系再次得到了彰显。克拉特鲁斯是中间一代军官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人们将其视为帕曼纽的继任者。他迎娶的是大流士的弟弟欧克西亚提斯的女儿。在亚历山大身边最亲近的年青一代军官中，佩尔狄卡斯迎娶了米底总督阿特罗巴特斯的女儿，托勒密和宫廷书记官的领头人物欧迈尼斯（Eumenes）分别迎娶了阿尔塔巴左斯的两个女儿，尼阿库斯迎娶的是门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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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塞琉古（Seleukos）迎娶了曾经的战场死敌斯皮塔米尼斯的女儿。亚历山大亲自为每一位女子送上了贺礼。这些门第间的许配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确规划的，在考虑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仔细顾及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这件事意义重大，一个新的精英帝国即将出现。原则上，忠诚的马其顿人、希腊人和伊朗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并肩而立。最重要的是个人与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马其顿国王对待部落大员的一贯方式在这里也转移到了波斯人和伊朗人身上，同时，这种方式与在这里仍然盛行的封建体系相遇了。精英阶级由个人的亲信和统治者的同伴组成，他们之间的纽带因为姻亲关系而变得密切非常。

正如历代马其顿国王将军队纳为其个人的追随者（如伙友步兵Pezhetaires一词，直译即“步行的同伴”），马其顿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联系同样也转移到了军队及其核心部队之中。不仅是精英阶层，就连“执行人员”之间也要尽可能建立紧密的联系，同心同德。因此，亚历山大将马其顿人与当地妇女迄今为止所缔结的所有关系都合法化了。他为他们登记了姓名，并向每对夫妻都赠送了一份结婚礼物。这样的新婚夫妇共有1万多对。这一举动之重要性首先体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因为这些后代实际上组成了征募的首选储备军。这一切都远非一般的兼并政策，因为亚历山大并不是希望借此将帝国的人口统一化，而是希望从今往后政府和军队的在职精英们能够尽可能地建立紧密的联系，相互团结。

亚历山大也对中央军队进行了相应的重组。早在此之前，伊朗的作战骑兵就已经逐渐融入马其顿的阵形。现在，他们已然按照马其顿人的战术，与马其顿人并肩作战。还有自公元前327年起就接受希腊和马其顿作战训练的3万名伊朗步兵。在他们也加入了帝国的军队之后，这种混合作战的情况现在也延伸到了步兵体系。作为“厄庇戈诺伊（Epigo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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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军团。那些从远征初始就跟随着亚历山大的老兵中还剩下2000名骑兵和13000名步兵，其中，马其顿人只占了三分之一。虽然这期间也有不少新鲜血液涌入，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老兵被送回了家乡。尽管亚历山大又转头从马其顿召集了一些人马，但在可供调遣的帝国军队中，马其顿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只有10%左右。

马其顿核心部队的士兵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越发感到不安。公元前324年的夏天，亚历山大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俄庇斯召开军队大会并最终宣布：解雇那些由于年岁和体力衰竭而不再具备作战能力的士兵并将其送回马其顿。听到这一消息，人群中一片哗然。士兵们发出了激烈的抗议，并大声叫喊亚历山大应该把他们全部解雇，同他的父亲——宙斯—阿蒙神——单独作战。亚历山大跳下演讲台，当场命人将13名叫嚣最厉害的人抓去处决。随后，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细数自己与父亲腓力二世为马其顿人所做出的功绩，回忆他们曾共同经历的战斗和那些他们共同完成的难以想象的壮举。亚历山大还向士兵们说，在他将他们遣散回家乡之后，他们便可以说，他们抛弃了他们无人能敌的指挥官，并“把他交给了被征服的野蛮人照顾”（Arrian 7，10，7）。之后的两天，亚历山大拒绝与马其顿部队作任何接触，并下令让伊朗人悉数补充到军队单位之中，直到马其顿大军回心转意，恳请亚历山大的宽恕。亚历山大执行了自己之前的命令，按照先前计划的那样遣散了老兵，并派克拉特鲁斯带领老兵们返乡。他还举办了隆重的仪式庆祝马其顿人与伊朗人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同时更是一种新的、有序的联结：祭祀是由希腊祭司和波斯巫师共同进行的，人们召唤并祈求诸神“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带来和睦、统一的统治”（Arrian 7，11，9）。实际的行为与仪式的举行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马其顿人和伊朗人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持这个帝国。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统治者的绝对意志。

几乎在同一时刻，希腊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元前324年8月，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传统上，各类公告便是在此时、此地宣布的），亚历山大的一位特使颁布了大帝几个月前决定的一项法令：希腊的各个城市的流亡者都将被允许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在那里受到欢迎。这种恩典行为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对希腊政治规则的大规模干预，同时，这种做法也向我们展示了早在亚历山大父亲在位时，统治者对于希腊政治规则的理解之精妙与运用之娴熟。希腊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即其倾向于动荡和内战的国家结构，一再导致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在城邦中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政治群体之间事实上也通常互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因而，一种建立在缔约之上的共同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过着一种流亡般的生活，他们总是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且想要用武力去驱逐对手。自古以来，一些更为强大的政权就利用这种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称为“内部爆炸物（inwendiger Explosivstoff）”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支持个别群体来对抗他们的对手，支持城邦中的统治阶级来对抗外来者，或者反其道而行之。腓力二世采用的便是此种手段。在这种方式下，特别是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后，亲马其顿群体便在城邦中占据了上风，而他们的对手则大量地移民。科林斯地峡（Isthmos）上的普遍和平，即科林斯同盟，明确禁止改变这些内部条件。这正是马其顿统治的一个根本策略。而作为欧罗巴统帅的安提帕特正是遵循了这些原则。

当亚历山大现在下令扭转这一策略，尤其是随后开始接纳那些移民者的时候，他不仅使很多城邦的统治阶级迷惑不解，还把城邦中的状况搅得一团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项措施甚至会使之前反对马其顿统治的群体受益。但这恰恰表明了亚历山大是如何评估他自己的权力的：希腊人不再是可怕的，他们的小打小闹已经不再有能力对他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父亲所精心设计出来的统治策略已是明日黄花。科林斯同盟没有正式解散，但它的具体任务——波斯战争——早已实质性地和象征性地结束了。亚历山大不再是希腊人的霸主，而是他们的君主；他可以允许自己实施一些超越政治利益的恩典性行为，并且是大张旗鼓地实施这一切。

而希腊人则很快就向亚历山大表明，他们明白应该怎么做。大多数城邦里的人们决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亚历山大致以神圣的敬意。他们向他献祭、向他祈祷，为他修建祭坛，把他请到神庙里与其他神祇一同接受供奉，还向他派出了朝拜使团（Festgesandtschaften）。原则上，这些举动在希腊世界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一切要与埃及和东方的其他视角下的神权或神定的统治区分开，同样，也要与亚历山大自己的想法区分开。在此之前，希腊人就已经像歌颂英雄一般，有时甚至是充满神圣感地歌颂那些伟人，特别是那些为社会作出特殊贡献的人，例如斯巴达将军吕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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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等。这样的歌颂从来都与宗教热情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政治利益相关。由此，公元前323年的春天，当希腊各城邦都决定向亚历山大派出朝拜使团的时候，这一举动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某种特殊的忠诚的表达：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代表着希腊人对亚历山大的卓越的确凿无疑的承认，以及对这位统治者的尊重。

然而，亚历山大与希腊双方之间绝非铁板一块。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亚历山大所颁布的这条放逐者赦免令（Verbanntendekret）导致了显著的紧张关系，某些人对此感到大为恼火，尤其是在希腊西部的埃托利亚（Aitolien）同盟和希腊的第一强国——雅典。在那里，放逐者的回归问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因为它涉及非常多的层面。雅典人曾在大约四十年前驱逐了一大批萨摩斯岛（Samos）上的居民，并在那里安置了几千名公民作为神职人员。因此，萨摩斯岛就这样被雅典吞并了，这些被驱逐的萨摩斯人生活在小亚细亚大陆上，他们将自己视为外来者。而亚历山大的条令当然也清晰地加诸彼身。因此，雅典人必须确保将这些萨摩斯人接回萨摩斯岛，同时，还要将那些神职人员送回他们的家乡。这一切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政治后果简直不可估量。虽然在这一点上希腊人与亚历山大进行了谈判，然而，鉴于亚历山大惯常的强硬态度，他们并没有什么理由对此感到乐观。毕竟雅典人驱逐了哈帕拉斯，甚至在亚历山大提出将其引渡回来的要求之后还囚禁了他，并在公元前324/323年的冬天一直保持忠诚。但奇怪的是，哈帕拉斯很快就被释放并逃离了雅典。到处都在谈论战争。很快便有人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泰纳龙角（Tainaron Kap）的众多雇佣兵建立秘密联系。亚历山大死后，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应当能够表明帝国内部对于亚历山大的统治的真实的接受程度。

如果人们以整体性的眼光看待亚历山大的统治，则可以相对清晰地描述它的特点。亚历山大的王权是建立在不同的传统之上的，有些是个别臣民群体中所盛行的传统，有些是个别地域所沿袭下来的传统。奉行这些传统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唯亚历山大马首是瞻，亚历山大便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他们的传统。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是靠马其顿和伊朗的精英群体来保证的，这些群体中的成员有着内部的凝聚力，并且整体水平也日趋精进（特别是在作战能力上）。根据功绩和表现，其他一些成员也属此列，例如希腊的组织专家和军事专家。这些精英群体、领导圈子以及作战部队中的部分成员之间关系友好，有些人私交甚笃，还有些人通过适当的纽带与统治者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统治者是帝国的唯一中心：无论那些传统以及追随者如何巩固了他的统治并使之合法化，统治者本人都永远凌驾于它们和他们之上；在遇到疑问之时，他的命令便是唯一的法律。处决或是赦免，驳回或是接受，尊重传统或是废除传统，这些决定都只在他的一念之间。此时此刻，亚历山大的统治范围是如此之广，地位是如此之不可撼动，以至于他可以无视较大的权力组织内部对于他的法令的接受程度。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的帝国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完全基于他个人重量的帝国，可以说是一种“个人制度”。而每一个个体，作为这个帝国统治下的一颗螺丝钉，也总能为自己的这一地位找到仪式性的和象征性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苏萨的集体婚礼与在俄庇斯的和解以及在奥林匹亚（Olympia）的赦免并无不同。

如何将传统进一步提升，即将新型的、个性化的元素吸收并与统治者的个人风格相结合，这一点在礼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帝接管了波斯皇帝的大帐以及里面装饰的丝绸锦缎、地毯和纱巾，并将其作为臣民们以各种事由觐见和接受委派的场所。大帐的前面是数千名士兵，还有马其顿卫队和传统的波斯卫队（长矛手）以及印度战象，他们以夺目的姿态展示着大帝基于军事力量的个人实力。大帝本人则高坐于金色宝座之上，周围都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和拥有很高军衔的近身护卫同伴。伊朗人也属于大帝身边最核心的圈子，按照古代习俗，他们被称为大帝的“亲戚”，并被认为能够与之行兄弟间的亲吻礼。亚历山大将这种主要面向波斯人的习惯与希腊和马其顿的社交活动、会饮、戏剧演出还有体育竞赛结合到了一起。这些也是统治的一部分。但帝国的中心，帝国的“国都”，永远都只在大帝所在的地方，它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流动的“军营中的宫廷”。

在亚历山大这种极具个人特征的统治中，赫费斯提翁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公元前324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便在苏萨任命其为自己贴身卫队（Leibgarde）的指挥官。按照波斯人的观念，这是最高的军事荣耀，传统上，这一军衔可能还包括某些特殊的附加权力。但就赫费斯提翁而言，这显然就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现在，大帝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以官差之身站在其身边，这全然就是私人意义上的君主政体。苏萨的婚礼也早就以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通过缔结姻亲来巩固友谊，这种做法在希腊和马其顿是相当普遍的，这种深切的私人元素不仅在精英阶层更新换代、势力重组的仪式性举措中，而且在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关系中，都被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亚历山大在赫费斯提翁逝世（公元前324年秋天）之后的行为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首先，从情感联结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对亚历山大来说是一场可怕的个人灾难，他表现了极度的悲恸，并且公开举行了哀悼活动。一方面，亚历山大按照波斯人的习俗暂时性地熄灭了圣火（如同历任波斯大帝逝世时一样），另一方面，葬礼仪式也被塑造得极富神话意味，并且得到了亚历山大本人的宗教性升华。根据宙斯—阿蒙的神谕，赫费斯提翁被追封了英雄的尊荣。随后，亚历山大将他的尸体运至巴比伦火化，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集会，数千名艺术家和运动员参与其中。在这里，一个新的阿喀琉斯埋葬了他的帕特洛克罗斯。此外，亚历山大还计划建造一个巨大的墓碑，占地面积约400米×400米，建有数层，堪比巴别塔。在等级制度中，赫费斯提翁的位置明显空了出来，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也没有人应该取代他。

就像我们之前提起的那样，苏萨、埃克巴坦那和巴比伦这几个月以来的平静绝非代表着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静态的、“常规化”的统治阶段。征服和探索的势头并没有消退。下一个目标是阿拉伯。从公元前324年起，亚历山大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和准备发动对阿拉伯半岛的远征了。特别是在公元前323年春天，当亚历山大迁往巴比伦之后，他的精力便主要集中在这次远征上。部队也养精蓄锐，专门为沙漠战争作准备。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沿着幼发拉底河向波斯湾推进。他还从腓尼基和叙利亚的城市中招募了大批居民，让他们作为殖民者定居在即将被自己征服的地区。这一切都清楚地展现了这项远征事业的目标：数千年来，保护两河流域的居住区免受阿拉伯沙漠地区贝都因人（Beduinen）的入侵或袭击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亚历山大也抱有类似的期待，但后者所做的却远不止于此。亚历山大想用他特有的激进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征服他们的全部领土。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可以再次让他的伟大的帝国向世界的尽头延伸，延伸至一个像无限富饶的印度那样的，传奇般的历史悠久的地区。同时，这种延伸也被看作对该地区的海上交通以及通信交流的全面开放。占据阿拉伯可以确保从印度到埃及的路线畅通，从而保证远东地区与帝国南部的联系。新的交通路线也将促进各种奢侈品以及其他多种商品的贸易。亚历山大所做的这些就像他建立亚历山大港和在印度河流域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一样，他计划将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安置在这里——而这些人也恰恰是那些懂得海上贸易的人。

在军队和舰队即将离开巴比伦之际，亚历山大却病倒了。可能是由热带疟疾引起的严重的高烧迫使他中断了准备工作。一开始，他对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很在意，但随着病症的发作越来越频繁，大军开拔的安排还是终止了。关于重病的传闻传播得越来越广。大帝越来越虚弱，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几乎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他把自己的印章戒指留给了近身护卫佩尔狄卡斯，并在临终时接受士兵们的道别。经过近三天的昏迷，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历代西俄斯月（Daisios）28日（即公历6月10日）晚上逝世，终年不到33岁。

不久后，人群中便开始有传言说亚历山大之死另有文章。有种声音说是毒杀，并且很快就开始流传有嫌疑的人名。与老将安提帕特间的冲突已然激化。后者已奉命前往亚洲，克拉特鲁斯接替了他的位置。安提帕特的儿子伊奥拉斯（Iolaos）和卡山德（Kassander）被认为是这起毒杀的凶手。我们的消息来源——这里指官方的王宫日志以及历表——并未提供丝毫与之相关的线索。

关于“最后的计划”的说法同样缺乏可信度。据说，这些计划是在亚历山大的官方文件中发现的。这位世界的征服者即使是征服了阿拉伯地区后，也绝不会“金盆洗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站在亚历山大的角度上，无论是面对蓬托斯以及里海以北的斯基泰人，还是面对迦太基人，他的统治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计划会以书面的形式制订出来。这与亚历山大的心态不符。首先，远征阿拉伯的计划刚刚步入正轨，他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计划和准备这件事情上。但如今，伴随着号令一切的亚历山大与世长辞，最大的问题产生了——这个完全建基于亚历山大个人身上的帝国将如何发展？传闻中的亚历山大的那句遗言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当被问及他将把他的帝国留给谁时，据说亚历山大回答道，“给最强者；因为我预见到我的朋友们将会举行盛大的葬礼集会”（Diod. 18，1，4）。事实上，他的朋友和共事者最终在旷日持久的血腥纷争中，即在继业者战争（Diadochenkämpfen）中，将帝国的统一毁于一旦。亚历山大遗体的命运似乎已然昭示了这一结局。根据亚历山大本人的要求，他的遗体拟定于锡瓦绿洲处进行安葬——这是最后一个向我们展现亚历山大其人其事的盛大姿态。然而，亚历山大的近身护卫托勒密却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运到了听由自己统治的埃及的中心地区。一开始，他命人将遗体安置在孟菲斯，后来又运到了他的总督区治所亚历山大港，并用雪花石膏制成的石棺将亚历山大安葬于自己的宫殿之中。因此，即使是死去的亚历山大也依然起到了使希腊化的统治者王朝合法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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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40年），古希腊雇佣军将领。公元前358年，门托耳和其弟门农受雇于弗里吉亚总督阿尔塔巴左斯，并娶阿尔塔巴左斯的女儿巴耳馨为妻。后因与阿尔塔巴左斯一同参与公元前356年反抗波斯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的叛变失败而流亡到埃及，而门农、阿尔塔巴左斯和巴耳馨则逃到马其顿王国，投靠腓力二世。公元前346年被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俘虏。然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相当欣赏门托耳的才华，赦免并招募他至自己麾下。在公元前342年消灭埃及后，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任命他为西部最高统帅，门托耳便请求赦免阿尔塔巴左斯等人，让他们回到波斯，之后门托耳在任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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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后辈英雄”，此处是借用了希腊神话英雄人物的称号。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克斯相争，后者被逐来到阿尔戈斯（Argos），阿尔戈斯国王等人协助他远征底比斯重夺王位。阿尔戈斯军队在战斗中惨败，七位英雄战死。十年后，英雄的后人为父辈报仇，发起第二次底比斯之战，他们被称为厄庇戈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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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ander（？～公元前395年），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凭借出色的外交手段获得波斯的支持之后，吕山德指挥斯巴达舰队于公元前405年在阿哥斯波塔米战役中击溃了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从而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军队随后占领了雅典城，在吕山德的扶持下建立了三十人僭主集团，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五章 历史中的亚历山大

对于亚历山大的人格我们应当作出何种评判？他在历史的洪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就历史上的其他风流人物来说，这类问题也往往属于历史学家们最难回答的问题。而就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甚或是对于像克里特的尼阿库斯那样了解他的人来说，亚历山大其人也通常像个谜。他们将亚历山大所作出的那些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决定和举动归结为亚历山大个人的“渴望（pothos）”，即某种非理性的冲动所导致的结果。这是某种强大的，但最终却难以解释的力量的源头。这种冲动无法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所通达，甚至亚历山大自己都无法对此作出解释。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迹象，因为它们可能与亚历山大那些极具象征意味的具体举动中所包含的巨大神话特质密切相关。亚历山大的行动的参照点是半神，甚至是神。

他效仿这些神祇的征战与辛劳，并且还想超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自己被号召与这些先人竞争。最迟的一个时间点是当亚历山大前往锡瓦的阿蒙神谕所之后，他终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那些先神中的一员。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他便不必再去容忍任何忤逆，也不必再去惧怕任何险阻。他必须去往边界，去往已知人类世界的尽头。他必须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天下莫敌的统治者，他的名声和荣耀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甚至是在未来。这便是他所渴望的一切。从他的童年开始，当他沉浸于那些讲述着他的祖先获得至高荣誉的英雄传说时，这些念头便驱使着他。在他所实现的巨大而难以想象的成功中，这种冲动得到了证实。他也在自己所享受的宗教崇拜中获得了某种庄严。

但亚历山大不是一个完全被冲动左右的狂暴斗士。他对于世界尽头的追寻遵循着前沿的地理知识的指引，并且他还抱有对于完善地理认知的兴趣。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系统的、专业的准备之上的，同时还有军队人员进行辅助。“整个世界！”——虽然亚历山大的冲动如此叫嚣着，但这条路完全是铺设在客观、明智的轨道上，并且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总体而言，在一般的政治交往中，亚历山大按照友善或是敌对、怀柔或是惩戒、提携或是毁灭的简单逻辑，冷酷地进行着计算。

不管是出于什么冲动，也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亚历山大都是极具个人魅力的，对于马其顿人来说尤其如此，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成就这番连最大胆的想象都难以企及的伟业。由此，亚历山大也同时成了一个备受讨论的问题的典型案例——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扮演了何种角色？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以及历史事件？这些事情脱离了，或者说似乎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因为它们是由如此多的人类冲动及其行为所滋养的，以至于它们不再能够被分门别类地确定出来。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也在这个意义上更倾向于认为，个人在对历史的影响中只占有很小的比重。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也主要是关注那些不可支配的、过程性的、自主性的东西，这使得历史上那些强大的个体也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而在经历了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之后，情况似乎有所转变，至少是对于某一事件本身来说，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重视个人因素。而亚历山大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说明，在世界史意义上，个人的行为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来巨大的改变。

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比别人更高的起点：他的父亲在马其顿给他留下了一个组织严密且内部稳定的王权国家；希腊的各个城邦不仅皆因旷日持久的战乱而疲惫不堪，而且在腓力二世的影响下陷入依附马其顿的状态；而伟大的波斯大帝的王国也仍在与自身强烈的解体倾向抗争；亚历山大自己的士兵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表现着难以动摇的忠诚。此外，亚历山大还拥有个人才能，比如前面提到的政治上的独断力以及军事能力，使得他在紧要关头能够冷血地，几乎是本能地执行正确的选项。并且在许多危急的情况下，好运总站在他的一边，这一点在古代就已经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内在驱动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极端的、难以理解的、非常具体的对于神话的神往，以及与英雄们比拼的强烈欲望。刚才提到的历史机遇和个人才干也可能发生在他人的身上并助其一臂之力。但一方面具备理性规划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对神话有着好似全然生活于其中般的着迷，这完全是亚历山大的个人特质。这一点可以为亚历山大的很多行为作出解释：无论是他拒绝了波斯大帝提出的分割统治权的建议，还是他开启一场在现实意义上直至世界尽头的远征。正是亚历山大的这种个人特质推动了波斯帝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完全融合，从而为希腊文明的扩张和多元化文化移入的进程创造了空间，同时，这种文化融合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因此，亚历山大的身影在自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以来的历史判断中跻身首列，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对于整个历史判断来讲也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他的残暴总是引起人们的厌恶，而且还将一遍又一遍地引起人们的厌恶，正如他的伟大与仁慈所带来的与将会带来的赞赏一般。我们在本书伊始提到的对于亚历山大这个人物形象的各类判断的投射更是提醒我们，在下判断时应当保持克制。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往往是由历史学家们指出的，他们一再提请人们加强关注那些受时代影响的视野。他们强调在亚历山大生活的世界中，暴力逻辑与恐吓逻辑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出于自我保护，人们很难不去考虑这种逻辑，从而使得这种逻辑强烈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心态以及价值观。但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注意到了亚历山大的特殊性，注意到了他的某种“过火”；而亚历山大将这种倾向极端化，并从而再度增加了这种过火的程度。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无法按照“理解即宽恕”的原则对他进行评判——尽管这种“过火”促成了难以想象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也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分化并不绝对导致相对化。我们没有理由将自身封闭在对伟人或隐秘或张扬的崇敬之中。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转向那些被他的冲动所影响和波及的人群，转向受害者，那么，另一种评判便会浮出水面。由于我们的资料主要是围绕着英雄本人所展开，因此，与重述英雄事迹相比，本质上我们必须在另一些人群身上使用更多的历史想象力。如此，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召回我们的文学想象力，例如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在他的文章《亚历山大或什么是真理》（Alexander oder Was ist Wahrheit
）中对大帝身边的环境的描述。如果人们能够将主客二元同时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那么人们便能够从这个成功的故事中鲜活地体会到政治暴力在宽严并济的紧张关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能够衡量，或者至少能够想象，在个人的标志性的伟大背后，在这个撼动世界、改变历史的伟人身后，隐藏着的是成千上万人所遭受的苦难。

大事年表

前360～前336年　　　腓力二世统治马其顿。

前359～前338年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统治波斯帝国。

前356年7月20日前后　亚历山大出生。

前352年　　　　　　 腓力二世担任色萨利同盟的执政官。

前343～前340年　　　亚历山大于亚里士多德处求学。

前340年　　　　　　 亚历山大担任腓力二世的副手。

前338年8月2日　　　 喀罗尼亚之战爆发。

前338年秋　　　　　 缔结普遍和平条约（科林斯同盟）。

前337年春　　　　　 科林斯同盟决定共同对抗波斯。

前337年春/夏　　　　腓力二世与克利奥帕特拉·欧律狄刻结婚，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决裂。

前336年春　　　　　 希波战争拉开序幕：帕曼纽与阿塔罗斯率领先遣部队前往小亚细亚。

前336年秋　　　　　 腓力二世在他女儿克利奥帕特拉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婚礼上被暗杀；亚历山大继任；亚历山大担任色萨利同盟的执政官并执掌科林斯同盟；大流士三世科多曼努斯成为波斯大帝。

前335年春/夏　　　　发动针对特里巴利人和伊利里亚人的巴尔干半岛远征；横渡多瑙河。

前335年秋　　　　　 摧毁底比斯。

前334年春　　　　　 对波斯发动远征。

前334年5月　　　　　格拉尼库斯战役。

前334年夏/秋　　　　攻克小亚细亚西部和西南部的沿海地区。

前334年冬　　　　　 在弗里吉亚驻扎。

前333年春　　　　　 门农入侵爱琴海。

前333年5月　　　　　门农逝世。

前333年夏　　　　　 亚历山大滞留奇里乞亚。

前333年10～11月　　 伊苏斯之战。

前332年1～8月　　　 围攻特洛伊；大流士与亚历山大谈判。

前331年初/春　　　　修建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前331年春　　　　　 远征锡瓦绿洲。

前331年10月1日　　　高加米拉战役。

前331年10～12月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和苏萨。

前330年1～5月　　　 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

前330年7月　　　　　大流士遇刺。

前330年9月　　　　　处决菲罗塔斯；帕曼纽被暗杀。

前329年春　　　　　 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攻占巴克特拉；贝苏斯落入亚历山大手中。

前329年秋　　　　　 修建绝域亚历山德里亚。

前328年夏　　　　　 刺死克利图斯。

前328年末　　　　　 斯皮塔米尼斯被杀。

前327年春　　　　　 亚历山大与克罗珊娜结婚；平衡巴克特里亚以及索格底亚那；卫兵谋反事件。

前327年夏　　　　　 启程远征印度。

前327年秋/冬　　　　在努里斯坦省和斯瓦特战斗。

前326年春　　　　　 横渡印度河。

前326年6月　　　　　于希达斯皮斯河战役中对阵波罗斯。

前326年夏　　　　　 从黑发西斯河返程。

前326年11月　　　　 印度河之旅启航。

前325年春　　　　　 对战马里人。

前325年夏　　　　　 抵达印度河三角洲；在印度河河口及印度洋祭祀。

前325年秋　　　　　 返程，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

前325年12月　　　　 在卡曼尼亚与大军会合；狄俄尼索斯游行。

前324年春　　　　　 亚历山大在苏萨；集体婚礼；将士兵们的婚姻合法化。

前324年夏　　　　　 俄庇斯士兵哗变；颁布放逐者赦免令。

前324年秋　　　　　 赫费斯提翁逝世。

前323年春　　　　　 希腊向亚历山大派出朝拜使团：祭祀神祇；准备对阿拉伯发动远征。

前323年6月10日　　　亚历山大逝世。

参考文献

此处简要列出的文献为对写作本书启示良多并提供了大量信息的著作，以及其他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亚历山大，尤其是认识其多面形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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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haimeniden 53，57，58，63，73

Achilleus 19，20，22，35，51，94

Ada 39

Afghanistan 66

Ägäis 16，23，34，40，41，44，46

Agis Ⅲ.46，59

Agrianen 33

Ägypten 27，46 ff.，56，73，95，97

Ahuramazda 41，62

Aias 22

Aigai 13，20，28，30

Aischylos 21

Aitolien 91

Akesines 79

Alexander Ⅱ.15

Alexander von Epirus 28

Alexandreia 46 ff.，79，95，97

Alexandreia am Kaukasus 68，74

Alexandreia Areia 68

Alexandreia Eschate 70

Alexandreia in Arachosien（Kandahar）68

Alkohol 10，14，60，72

Allgemeiner Frieden（Koine Eirene
）25-6

Amanus-Gebirge 41-2

Amphipolis 22

Amritsar 77

Amudarja 68

Amun-Re 47，49，50

Amyntas Ⅲ.15

Amyntas（Ⅳ.）16，30

Anatolien 41

Andreotti，R.10

Antigonos 33，40

Antipatros 19，32，59，89，96

Aornos，Felsen von 74

Arabien 85，94-6

Arachosien 67，68，80，85

Arbela 53

Archelaos 16，17，18

Areia 67

Argeaden 13-5

Aristobulos 12

Aristoteles 20-2，33，81

Arrhidaios 19

Arrian 10-12，44，62，78，89

Artabazos 63，67，87

Artaxerxes 67

Artaxerxes Ⅱ.27，56

Artaxerxes Ⅲ.27，47，87

Asien 21，34，45，50，55，62，96

Asien，König von 54，56

Asowsches Meer 70

Assyrien 52

Athen 16，22，23，24，26，32，34，37，91

Athena 26，34，35

Athena Ilias 35

Athena Parthenos 37

Atropates 86，87

Attalos 28，30

Attentat 28，29

Ausbildung 19-20，33

Autophradates 41

Axios 14

Babylon 44，52，53，55 ff.，85，86，94，95，

Badian，E.10

Baktra 68，69

Baktrien 52-3，61，67-8，70，85

Balch 68

Balkan 22，30ff.

Bampar 82

Barbaren und Hellenen 35，37

Basileus
（König）13

Beas（Hyphasis）77

Bekaa-Ebene 52

Bessos 53，54，62，67，68，69

Biga Cay 36

Boiotien 21，24

Bukephala 77，78

Bukephalos 77

Bund der Thessaler 23

Bund，Hellenischer 24

Bund，Korinthischer 26-7，30，32，55，90

Bundesrat（Synhedrion
）25，27

Byzantion 22

Chaironeia 24，37，90

Chalkidike 15

Chenab 79

Chios 40

Chodschent 70

Curtius Rufus，Q.12

Damaskus 43，44

Dareios Ⅰ.58，80

Dareios Ⅲ.27，31，36，42-5，52-3，61-7，69，87

Delphi 23，49

Demosthenes 23-4

Diadem 64

Diodor aus Sizilien 9，11-2，96

Dionysos 75，83

Dodona 49

Donau 22，30，71

Don 70

doriktetos
（speererworben）34

Drangiana 66-7

Droysen，J.G.9，10，100

Efeu 75

Ehe 13，19，71，87

Ekbatana 57，61，66，69，85，94

Elaius 34

Elburs-Gebirge 62

Elefanten 53，75，76，78，93

Epameinondas 23-4

Epigonoi
（Nachkommen）88

Epirus 13，19，28，29

Erziehung 11，20-2，33

Eumenes 87

Euphrat 52，95

Euripides 21

Europa 34，40，90

Europa und Asien 35

Fars 58-9

Fergana 70

Festgesandtschaften 91

Flotte 32，34，38，40，44，79-82，83-4，95

Forschung 9-10，12，44

Frau，-en 13，44，87-8

Ganges 78

Gaugamela 53，56，58，60，62-3

Gaza 46，48，76

Gedrosien 82

Gedrosische Wüste 81

Golf von Iskenderun 42

Gorbatschow，M.99

Gordion 39-40

Grab，-mal 35-6，58，60，63，86，94

Granikos 36，38，66

Haiderabad 80

Halikarnassos 39

Hamadan 61

Hampl，F.10

Harpalos 33，86，92

Hegel，G.W.F.10

Hegemon
25，30，37，55，90

Hegemonie 23，25

Heilige Schar 24

Heiligtum，-tümer 23，26，31，46，49，51，56，60，86

Hektor 20

Helios 34

Hellenen und Barbaren 35，37

Hellespont 34，40，54，63，80

Hephaistion 20，33，35，51，67，74，87，93，94

Herakles 13，20，22，34，44，49，50，51，74

Herat 68

Herirud 68

Herodot 21，34，35，55，73

Hetairenreiterei 33，43，54，66-7，71，76

Hetairoi
17，24，37，54

Hindukusch 67-8

Hinrichtung 66，69，86，89

Hitler-Erlebnis 10

Hochzeit von Susa 87，93-4

Homer 10，11，20，21，35，48

Hopliten 17，18，32，43，54

Hormozia 83

Hydaspes 75，78，79

Hypaspisten 17，32，53，54

Hyphasis（Beas）77，79，82

Iaxartes 69，70，71

Ilias
siehe Homer

Ilion 35

Illyrer 15-6，18，30-33，54

Indien 53，73-4，76，77，80，83，95

Indischer Ozean 50

Indus 73-5，77，79，80-1，95

Instinsky，H.U.35

Iolaos 96

Issos 36，41ff.，52，54

Isthmos 90

Jhelum 75

Kabul 68

Kabultal 79

Kallisthenes 12，33，40，51，65，72

Kandahar 68

Karien 39

Karmanien 83，85-6

Karnak 47

Karthago 44，96

Kaspisches Meer 67，96

Kaspische Tore 62

Kassander 96

Kastor und Polydeukes 22

Kavallerie，-isten 17，32，37，43，53，54

Kelainai 40

Khaibar-Paß 74

Kilikien 41

Kilikische Pforte 41

Kleinasien 26，27，28，30，32 ff.

38-9，45 Kleitarchos 12

Kleitos 33，67，72

Kleomenes 47，48

Kleopatra，Frau Philipps Ⅱ.28

Kleopatra，Schwester Alexanders 28

Koine Eirene
（Allgemeiner Frieden）25-6

Koinos 76，78

Königspagen 18，20，72

König von Asien 55，57

Korinth 26-7，30，32，55，90

Kos 39

Krateros 76，80，83，87，89，96

Kriegselefanten 53，75，76，78，93

Kroton 55

Kyrene 49

Kyros Ⅱ.，der Große 56，59，60，81-2，86

Kyros，jüngerer 27

Lane Fox，R.10

Larisa 19

Lauffer，S.10

Leibgarde 33，93

Leibwächter 96，97

Lesbos 40

Leuktra 23-4

Levante 46

Libyen 49

Luxor 47

Lydien 38

Lykien 39，40，79

Lysander 91

Maiotis 70

Malaria tropica
95

Marakanda 69，72

Marathon 43

Marduk 56

Marmarameer 22

Mausolos 39

Mazaios 52-4，56-7

Medien 53，85-7

Melkart 44

Memnon 36，38，39，40，41

Memphis 47，97

Menon 68

Mentor 87

Mesopotamien 50，52，85，95

Methone 15

Midas 39

Mieza 20，22

Milet 38

Mord 15，27，30，66-7，96

Mytilene 40

Naqsh-i-Rustam 58，63

Naukratis 47，48

Nearchos 12，79，83，87，98

Nebukadnezar 44

Neoptolemos 35

Nietzsche，F.90

Nikaia 77，78

Nil 47，48，73，77，81

Nildelta 46，48

Nurestan 74

Nymphen 20

Nysa 75

O’Brien，J.M.10

Obermakedonien 30

Odrysen 33

Oikumene
70，73，77

Okeanos 70，77，78，80

Olymp 13

Olympia 93

Olympias 13，19，28，29

Olympische Spiele 89

Olynth 22

Opfer 34-6，44，47，50，56，78，80，91

Opis 85，88，93

Orakel 49-52，94

Ormus，Straße von 83

Orxines 86

Ostanatolien 53

Ostiran 61，62，74

Oxos 68，69

Oxyartes 71

Oxyathres 63，87

Pagenverschwörung 72

Paides basilikoi
18

Paionen 33

Pakistan 73，79

Pamir 69

Pamphylien 39

Pangaion-Gebirge 22

Panhellenismus 24-5，38，55

Parmenion 19，28，32，33，41，43，45，54，62，65，66，87

Parysatis 87

Pasargadai 59，84，86

Pasitigris 84

Patroklos 20，35，94

Pattala 79

Peithon 79

Pella 13，18

Peloponnes 23，46，59，92

Perdikkas 16，74，87，96

Persepolis 55 ff.，68，84

Perseus 49

Persis 58，60，85

Persischer Golf 80，95

Persische Pforte 59

Persische Salzwüste 62

Peukestas 86

Pezhetairen 32，53，54，87

Pezhetairoi 17

Pharnabazos 41

Pharos 48

Phayllos 55

Philinna 19

Philipp Ⅱ.9，13，15-9，22-30，32，37，45，91

Philipp，makedon. Satrap 79

Philippi 17

Philotas 33

Philotas-Affäre 65-7，71

Phoinikien 43，44，95

Phrygien 39，40

Pierien 13

Pinaros 42

Pindar 21，31

Pisidien 39

Plataiai 55

Plutarch 12

Polis，pl.Poleis 11，14，22，48，49，68，90

Polygamie 13，19

Pontos 70，96

Poros 75-7，79

Poseidon 34，80

Poteidaia 22

pothos
（Sehnsucht）21，30，51，74-5，78，98

Priamos 35-6

Proskynese 64-5，72

Protesilaos 34

Ptolemaios 12，33，87，97

Punjab 70，73，74，77，85

Pura 82

Pydna 15

Rache 11，20，26，60，63，69，72，82，

Ragai 61

Rawalpindi 74

Reiter，-ei 38，41，42-3，52，53，88

Rhodos 36

rituelle/symbolische Akte 11，34，36，45，55，91

Roxane 71

Salamis 43，55

Samarkand 69

Samos 91

Sardeis 38

Schachermeyr，F.10

schiefe Schlachtordnung 24

Schiller，F.von 9

Schmidt，Arno 101

Schwarzes Meer 70

Sehnsucht （pothos
） 21，30，51，74-5，78，98

Semiramis 81-2

Seneca，L.Annaeus 9

Siegelring 64，96

Sindh 79

Siwa，Oase 46 ff.，80，97，98

Sklaven，Sklaverei 31，37，44，46，64

Skylax 80，82

Sogdien 52，61，69，70，85

Somatophylax，pl.-akes
（Leibwächter）33，93

Sophokles 21

Sparta 24，26，41，46

Spitamenes 70，71，87

Stateira 87

Susa 52，55 ff.，63，74，84-5，87，93-4

Swat 74

symbolische/rituelle Handlungen 11，34，36，45，55，91

Symmachie 25

Symposion 14，33，60，64，72，83，93

Synhedrion
25，27

Syrdarja 69

Syrien 41，95

Tainaron，Kap 92

Tanais 70

Tarn，W.W.10

Taurus 41

Taxila 74，75

Taxiles 74-6

Teheran 61

Theben in Boiotienl5，16，23，24，25，31，32，44，46

Theben in Oberägypten 49

Thermaischer Golf 14

Thessalien 19，23，30，43

Thrakien 15，18，22，30，32，42，54

Thrakische Chersonnes 34

Thron 58，63，93

Tigris 52，84，88

Troas 36

Troja 34，35，51

Tyros 44，45，46，48，52，76

Verbanntendekret 89-91

Vergina 30

Versklavung 46

Weltherrschaft 35，57

Will，W.10

Wiiste von Makran 81

Xerxes 26，34，35，56，60

Zagros-Gebirge 61

Zentralasien 67 ff.，73

Zeus 13，49，51，75，83

Zeus Ammon 49，50，80，89，94

Zeus Apobaterios 34

Zweistromland 95

作者简介

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Hans-Joachim Gehrke），1945年生人，曾于哥廷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任教，2007年至2011年任德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为国际著名古希腊研究专家。

译者简介

王诗文，生于北京崇文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士，Erasmus Mundus欧洲哲学硕士，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旅居德国数年。尼采有言，翻译之事，肯綮之处莫过于把握原语言风格之节奏。由此时刻谨记：尽力体味原作中风格文体的幽微之处，切莫使用心可嘉而近乎伪造的翻译在无意中将原文平庸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尼拔/（德）佩德罗·巴尔塞洛著；丁树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汉… Ⅱ.①佩…②丁… Ⅲ.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2）-传记 Ⅳ.①K834.1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12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汉尼拔

著者/［德］佩德罗·巴尔塞洛

译者/丁树玺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肖世伟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5.125 本册字数：71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07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 第一章 成长于一座危机四伏的城市

- 第二章 青少年时光：寻找阿根索尼奥斯

- 第三章 从加的斯到萨贡托：西班牙发展策略

- 第四章 罗马参战：一场世界级大战的爆发

- 第五章 新世代的亚历山大：从新迦太基到坎尼

- 第六章 汉尼拔兵临城下：罗马开始反击

- 第七章 突破不可能：汉尼拔在意大利

- 第八章 在北非做出决断：西庇阿和汉尼拔

- 第九章 重返迦太基：一段新的旅程？

- 第十章 逃亡之路：汉尼拔在东方

- 后记

- 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汉尼拔（Hnb’l，布匿语意为“巴力的恩泽”）这位历史上最有名的迦太基人不仅与他的家乡共享着世人无限的钦佩，也共同背负着一个可疑的声誉。我们所知的关于这两者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他们敌人的记述。这意味着，虽然他们的杰出表现都被记录下来，但总是带有批判性甚至是负面的弦外之音。李维为汉尼拔撰写的简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这样写道：“他有着无人可及的果敢与沉着。寒冷或炎热他都能很好地适应；饮食对他而言只是满足自然需求，而不是享受；他的穿着和其族人没什么两样。他是最好的骑兵，也是最好的步兵。然而，这些伟大的美德却被天平另一端极大的恶行——毫无人道的残忍，更甚于普通迦太基人的不忠，不敬畏上帝，不遵守誓言，没有虔诚的责任心——抵消。”（李维 XXI 4）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os）比较中立地总结了自己对汉尼拔的认识：“由于朋友的影响和环境的压迫，很难对汉尼拔做出客观的评价。”（波里比阿IX 25）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对他的评价总是十分极端，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汉尼拔一直被古代的历史学家高度关注，有些人甚至对他着迷。塞利努斯（Silenos）、索西卢斯（Sosylos）、费边·皮克托尔（Fabius Pictor）、波里比阿、李维、狄奥多罗斯（Diodor）、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阿庇安（Appian）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等人都为他写过传记。然而，同时代人的作品仅有少数片段保留了下来，塞利努斯和索西卢斯作品的佚失尤其令人感到遗憾，他们都曾以迦太基的视角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整合残存的其他学者的作品，对汉尼拔不平凡的一生进行相对令人满意的历史重现。

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他本人的原句得以留传，让我们可以对他的性格、智慧或气质做出准确的判断。波里比阿和李维虽然提供了一些汉尼拔的演讲，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其内容，因为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中的片段，用以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创造文学张力。我们的古罗马作家创造了它们来增强情节的戏剧性。此外，它们也总被认为是刻画某些人格品质的最有效手段。

汉尼拔以其非同凡响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他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第一人，他一次次地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年少时，他随父西征，并在那里长大成人；在巩固了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之后，他踏上了书写世界历史的征程。在当时世界舞台的中心，他耗尽半生精力，使强大的罗马帝国陷入艰难境地，给罗马人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难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名字依旧有魔力，再次引起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轰动，让那些世界掌控者重新领教恐惧的含义。

纵览他的一生以及他那些狂热激进的行为，首先我们会注意到他本人总是处于事件的中心。他个人对于改变当时格局的政治及军事事件的参与度远高于平均水平。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崇拜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异议。他的激情、才能及多样化的能力，尤其在军事领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我们很难基于古罗马作家贫乏的陈词滥调，即那些杂糅了反迦太基情绪的关于汉尼拔的描述来对他做出评价。只有逐一对史实的来源进行考究才能帮助澄清一些有争议的真相。

我们必须考虑汉尼拔人生中的各个里程碑与古罗马作家笔下那位故事主角间的真正联系，其中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发展阶段，这样才能再现汉尼拔的历史形象。只有从他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避免人为加工的前提下，他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赞赏，而且我们必须同时着眼于影响他一生的两个对立面——迦太基与罗马。汉尼拔时期这两座城市的历史是每一部汉尼拔传记不可避免的关注点。

就像所有短篇作品一样，本书也面临调和主线与细节之间张弛关系的难题。对于一部翔实的能够体现主题复杂性的作品而言，对整体历史背景的追溯和对特定时间、地点内个人表现的描写缺一不可。

第一章 成长于一座危机四伏的城市

公元前247年，汉尼拔出生在迦太基。他是家中的长子，另有两个弟弟和几位妹妹（他的母亲名字不详）。时值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期，这场持续了将近20年之久的冲突对于迦太基人而言并不乐观。虽然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在公元前255年攻占北非的计划失败了，但是罗马人的斗志并未消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这场战争的主战场表现得十分被动，但他们在努米底亚浴血奋战，尽其所能地将领土扩大到泰贝萨（Theveste，今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当罗马人在西西里岛进一步加强攻势时，迦太基人将舰队统率权委派给了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Hamilkar，布匿语意为“麦勒卡特的仆从”）。无论是意大利岛沿岸的海战还是西西里岛的陆战，这位将领都做到了最好，竟然未尝一败。但这一切无法改变战争的最终结局，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迦太基人不得不向强大的罗马低头。

哈米尔卡，汉尼拔之子（爷爷与举世闻名的孙子同名），出生于迦太基的名门望族巴卡（意为“闪电”）家族，但家族起源不详。哈米尔卡在军队的晋升也使整个家族站上了迦太基政权的顶峰。为了稳固和扩展政治影响力，巴卡家族与其他迦太基和努米底亚领袖家族进行了一系列联姻。哈斯德鲁巴（Hasdrubal），汉尼拔之前的西班牙统治者，是汉尼拔的姐夫；汉诺（Hanno），波米尔卡（Bomilkar）之子，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最出色的将领则是他的外甥，而他的妹妹嫁给了努米底亚首领那拉瓦斯（Naravas）。虽然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结合，但迦太基人并未丢失自己的民族特点。

迦太基城的居民对自己可以成为这座古老而又威严的城市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公元前8世纪，来自泰尔城（Tyros，也译作“推罗”“苏尔”“提尔”等）的腓尼基人建立了这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迦太基在当时世界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撒丁岛、西西里岛、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n）以及北非地区的人民都要接受它的领导。大量负责雅典—加的斯（Cádiz），马赛（Marseille）—昔兰尼（Kyrene）之间贸易业务的商铺也证实了它对北非经济的重要性。和巴卡家族类似，许多迦太基上层家族和统治西西里岛的希腊家族以及北非努米底亚领袖家族都有着紧密的联姻关系，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迦太基势力范围内的政治稳定性。

大海是迦太基的组成部分，商船队是它的生命线。有识之士以及先进思想和商品都通过海路从偏远之地传到迦太基，这座城市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在这里，原材料被加工成商品，周边地区的土地也被有计划地用于农业发展。迦太基人拥有先进的种植方法，罗马农夫间流传的种植手册也以其为范本。城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工程师、学者和冒险家。艺术、建筑和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在这里都备受关注。

这座城市独有的海洋优势促进了它在各个方面的开放政策。因此，希腊的教育模式早在扎根罗马之前就在这里找到了立足之地。全面吸收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也使得它在与邻国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希腊精英都赞扬迦太基人的政治制度，并称从中看到了层次感与整体繁荣的结合。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更能证明这一点，他曾指出迦太基宪法的优点，并将其和斯巴达法律相提并论。与罗马一样，迦太基拥有一个基于各种机构（民众议会、议会、公职人员）的由贵族组成的共和制政体。但在最终决策权上，领袖家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迦太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艺术家以及工匠。此外，还有来自希腊、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的职业雇佣兵，他们也对这里的城市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迦太基自身的人口不足以应对不断的军事冲突，为了维持在这段时期取得的世界地位，他们用雇佣兵来填补民兵的空缺，将一部分作战任务完全交由外国人完成。尽管受到诸多外部影响，迦太基仍能保持其布匿人的特点。他们乐意接纳新鲜元素，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调整。但他们也坚持着长久以来的传统，无论是国家机关、军事法律、经济制度还是最重要的宗教规定。某种程度上，汉尼拔的传记直接反映了当时迦太基的文明程度。一方面，他精通多门语言（后文也会提到），接受希腊式教育，热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他也绝没有忘记故乡的政治习俗，并对迦太基宗教充满了敬畏之情。

迦太基女祭司，Christophe Walter摄，©Paris-Musées，1997

这座杰出的城市令人羡慕，受人尊重，自然也树敌无数。在经历了与罗马20余年的艰苦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后，城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几乎陷入瘫痪，现在它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而与罗马签订的和平条约［《卢塔提乌斯条约》（Lutatius Vertrag）］中的苛刻条款更是使情况雪上加霜。失去了制海权和西西里岛，迦太基不仅要忍受战败带来的后果，还要养活战后的雇佣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怒火被点燃也是理所当然。很快，一波接一波的指责声不绝于耳，呼喊着谁应该为失败负责。但他们必须学会忍受失败，尽管这对惯于成功的迦太基人来说可不容易。在和罗马的战争中，战略家汉诺（Stratege Hanno）将城市的势力范围向南方延伸（公元前247年）。时局的紧迫性赋予了这次势力扩张特殊的意义：迦太基的未来将立足于北非。

但是这个问题不得不先搁置一边，因为有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大灾难。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241年）后，从西西里岛向北非转移的雇佣兵向政府讨要本该属于他们的佣金，而囊中羞涩的当局则试图压低金额。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可谓下下策，大家心中的怒火被点燃，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雇佣兵起义反抗自己的雇主，还联合了部分受到迦太基压迫而心怀不满的北非国家发动叛乱。一个错误的决定引发了恶性循环，随暴动而来的是无情的大火。第一次布匿战争甫一结束，利比亚（雇佣兵）战争（公元前241～前238年）即爆发。

这一切发生时，汉尼拔还只是个孩子，而更加残忍的是，刚从西西里岛战场归家的父亲又被委以镇压兵变的重任。正如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指出的那样，这世上鲜有比这一系列战争更凶狠、残酷的军事冲突，它们将迦太基一步步推向深渊，而这一切正是汉尼拔在孩童时期经历的悲剧。这座城市完全在为生存而战，而且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能度过这样的危机。自己祖国土地上的悲惨经历，在汉尼拔日后的命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象，正是受到这些童年经历的影响，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将对抗罗马的战争带到意大利土地上的想法。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雇佣兵战争无情地将迦太基卷入危机旋涡的中心且结果犹未可知时，罗马人参战了。如果说公元前241年签订的和平条约让迦太基拱手让出了地中海海上霸主的地位，那么罗马人现在想充分利用迦太基这种令人绝望的局面来进一步扩张自己的领土。吝啬的罗马人以毫无法律效力的说辞强占了撒丁岛，这种行为让所有迦太基人感到愤慨。由此，罗马人得以再次限制迦太基的发展机会。一连串的噩耗伴随着迅速转变的世界格局迫使迦太基妥协、被动地适应新环境。一开始，迦太基几乎没有周旋的余地。

所有迦太基人，包括小男孩汉尼拔，都因为未来将任由一位贪婪无情的对手摆布而感到毛骨悚然。在这方面，普鲁塔克（Plutarch）提到的罗马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值得我们注意。他在为罗马将领、日后汉尼拔的对手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所著的传记中写道：“时至今日（马塞勒斯时代之前），罗马在他国人民看来就是一台战争机器，是肉搏战中的可怕对手；而怜悯、博爱和政治美德从来与它无关。”（普鲁塔克，Leben des Marcellus 20）

多亏了哈米尔卡（公元前238年）决定性的指挥，在一系列反击之后，叛变的雇佣兵被镇压。虽然最直接的威胁已经被解除，一种解脱感也在民众中弥散开来，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安全。因此，迦太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这刚刚得到解决的破坏性的危机再次发生。当时的政治主导权掌握在两位男子——汉诺（战略家）和哈米尔卡——手中，二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

汉诺主张放弃海外殖民地，集中剩余力量有针对性地实现迦太基在北非的扩张。而这种观点自然得不到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支持。如果这个方案取得成功，将会得到更多农业资源。然而，这却只有在征服利比亚大部分地区并成功奴役其居民后才能实现。对于利比亚战争鲜活的记忆或许成了这一计划的绊脚石，因为这意味着会增加暴动起义的可能性。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提供了一个在非洲集中发展的帝国模板，他们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为领导阶级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而这一计划的关键性替代方案是哈米尔卡倡导的，延续了迦太基的海外扩张传统。他们必须支付罗马人强征的贡品，而失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收入使这个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迦太基需要一片新的领地来弥补损失，它不仅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原材料，还要成为迦太基地中海贸易的新基地。而迦太基周围的非洲城市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哈米尔卡将目光对准了一片全新的、收益更高的土地。

伊比利亚半岛（die Iberische Halbinsel）满足了这些条件。它拥有充足的原材料（如木材、羊毛、谷物等），特别是金属材料（铅、银、铁、锡）。另外，事实证明，这片土地还能够提供大量有经验的士兵，而这正是迦太基政权的支柱。此外，还有一点支持哈米尔卡的计划，那就是西班牙土地上有很多腓尼基人的定居点，加的斯是其中最有名的，未来它们都是可能的盟友。更棒的是，罗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影响力。罗马人当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北部的高卢，集中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行省的建立，以及集中于伊利里亚地区（der illyrische Raum）。他们虽然不希望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发展，但也没有特别感到困扰。南西班牙地区与罗马当时的活动区域之间距离很远，仅此一点，他们便无须担心权益遭到侵犯。然而，这些在迦太基人看来合理的计划是在排除罗马人的情况下制订的，这可能会使他们很快遭到猛烈的回击。

在最高军事指挥部确认了穿越利比亚的战略之后，哈米尔卡做好了在西班牙殖民探险的一切准备。这支大部分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目标是加的斯，迦太基人仅在军官中占多数的军队一路沿着北非海岸向直布罗陀海峡进军。一支小型迦太基舰队连通了非洲和欧洲大陆，并保证了军队供给。刚满10岁的汉尼拔和他的兄弟一同跟在父亲哈米尔卡身边。童年时光随之戛然而止，人生的全新篇章就此翻开，熟悉的迦太基变成了异国他乡，意想不到的新机遇出现在眼前。对于汉尼拔和迦太基来说，即将迎来一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汉尼拔的童年恰逢迦太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早早地经历了对罗马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对家乡政治版图带来的伤害。毫无疑问，之后的雇佣兵战争及撒丁岛遭到洗劫激发的愤慨给这位少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家人，特别是父亲哈米尔卡，作为决定性的政治领导者，与这一系列事件紧密相连。巴卡家族的命运与迦太基的未来交织在一起，而发展的机遇似乎就在西班牙。

第二章 青少年时光：寻找阿根索尼奥斯

希罗多德时代（公元前5世纪）以来，黄金国——地中海最西端伊比利亚人居住的盛产银和贵金属的那片土地——的传说，就和塔特苏斯（Tartessos）国王阿根索尼奥斯（Arganthonios）的传奇统治紧密相连（希罗多德 I 163）。古代海民、腓尼基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经常访问该地区并建立了贸易基地，与当地上流社会接触以保证商业发展的安全。

迦太基统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时，其军队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行动。在割让这些对于迦太基经济至关重要的岛屿后，哈米尔卡整合剩余的迦太基军事力量以开展突袭行动。最紧迫的是支付罗马要求的赔偿金（4400塔兰特白银），以避免给这位新霸主进一步的反迦太基行动提供借口。

哈米尔卡的西班牙探险队还有一个目标。这位意志坚定且野心勃勃的迦太基战略家自然希望能在西班牙建立未来迦太基政权的新基地。在迦太基的漫长历史中，这是迦太基军队首次在欧洲大陆作战，其使命便是征服或有效控制南部主要经济区，特别是韦尔瓦（Huelva）和卡斯图罗（Castulo）。他们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哈米尔卡也很快就巩固了迦太基在该地区的权威与地位。在意识到自己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后，他没有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里，而是选择了和平外交的方式，寻求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可持续性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迦太基人长期生存的稳定性并维持其影响力。

哈米尔卡可能在卡斯图罗矿区附近建立了一座新城市——阿克拉-卢克（Akra Leuke），这显然引起了罗马人的不安。他们派出元老院使团来到西班牙调查迦太基的殖民情况并询问未来计划（公元前231年前后）。哈米尔卡被允许在自己的新住所接待他们，以消除罗马人的怀疑。他郑重申明在西班牙的行为不仅服务于迦太基人，也是出于对罗马经济利益的考量（更快地偿还战争赔偿金），这显然成功说服了罗马使者（卡西乌斯·狄奥 XII Frg. 48）。年轻的汉尼拔目睹了这次会面，这也是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罗马的强大。

几年之内，哈米尔卡就成功地控制了西班牙南部的几个重要经济中心，今天的西安达卢西亚地区（Westandalusia）和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中下游沿岸土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接下来则是要着手控制东安达卢西亚。这片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与塞古拉河（Segura）之间直至地中海海岸的区域成为已经征服的土地天然的地理政治界线。

据称，汉尼拔自抵达西班牙之后主要居住在加的斯。这座大西洋沿岸的腓尼基城市以城中的麦勒卡特神庙闻名于世。港口与腹地肥沃土壤的组合总能让汉尼拔想起自己的家乡迦太基。在这里他接受着迦太基精英的教导。伴随他一同来到西班牙的老师包括卡里阿克特的塞利努斯（Silenos von Kaleakte）和斯巴达人索西卢斯，汉尼拔向他们学习希腊教育体系中的经典课程（修辞学、数学、文学等）。其他迦太基老师的姓名并没有被记录。汉尼拔本就会说布匿语、希腊语和一些北非方言，现在他学会了伊比利亚语，之后又学习了拉丁语。汉尼拔的阅读材料可能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亚历山大文集或是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os）的回忆录。而汉尼拔的老师索西卢斯则很有可能引导他深入理解了克桑提波斯（Xanthippos，斯巴达人，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人的救世主）的军事著作。汉尼拔对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神迹报道十分感兴趣，特别是牵回革律翁的牛群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新家附近的地区。这位走遍世界的大力士击败了长着三具身体的巨人革律翁，并赶着他的牛群经过西班牙，横穿高卢前往意大利。在那里，赫拉克勒斯又严惩了小偷卡库斯（Cacus）。考虑到其后历史的走向，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故事一定深深地印在了汉尼拔的脑海里。

关于汉尼拔在历史舞台上的初次登场，有一份极具传奇色彩的报道。整个场景充满戏剧元素。9岁的小男孩在父亲的鼓励下宣誓，永远不会忘记对罗马人的仇恨（波里比阿III 11；李维XXI 1）。这绝对不是史实记载，而是由忠于罗马的作家日后创作，为的是强调巴卡家族对罗马的复仇之心有多么强烈（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IX 3，2描写了哈米尔卡如何以推翻罗马为目标，将他的儿子们当成幼狮一样来教导）。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可以完全归咎于迦太基人。这段历史和其他很多有关汉尼拔的趣闻逸事都不是基于真正史实的记录，而是在时局利益推动下完成的创作。它们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心虚的罗马人为了掩盖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而指责迦太基人，特别是汉尼拔。

另外，可以确定的史实是，哈米尔卡这位天才儿子，除了自己的日常课程，在很小的时候就全面地了解了军事艺术。汉尼拔偶尔会随父亲参加镇压伊比利亚人民的军事行动，在战场上用自己的双眼感受这片土地及其居民的不同之处，更重要的是从父亲不知疲倦的工作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军事行动规划、与外国人谈判、签订条约、赢得采矿特许权、建立军事基地、接待使团、招募雇佣军并保持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和迦太基国内政敌周旋——这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技巧都是汉尼拔通过在父亲身边观察牢牢掌握的。他学习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更有日常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

公元前229年，哈米尔卡在一场围攻西班牙城市赫里克（Helike）的战役中意外去世。当时只有18岁的汉尼拔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士。他的姐夫哈斯德鲁巴接替哈米尔卡成为新的统帅，并任命汉尼拔为一支特遣队的队长。关于这一年的信息我们所知甚少，因此无法断言汉尼拔是立刻还是推迟了一段时间才接受了这一职务，因为他有可能先回迦太基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哈斯德鲁巴再次征召他回到西班牙（公元前224年）。汉尼拔领导的是一支完全由努米底亚骑士组成的骑兵队，并在哈斯德鲁巴任期内得到了士兵们的广泛好评。但具体由他指挥的军事行动有哪些我们无从得知。

父亲留下了许多未竟的事业。哈米尔卡的最后一次军事进攻——对塞古拉河上游城市赫里克［今埃尔切-德拉谢拉（Elche de la Sierra）］的围攻，就表明了迦太基人进一步行动的方向——控制东安达卢西亚的沿海地区。在哈斯德鲁巴的指挥下，这项任务圆满完成，此外还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新迦太基（Carthago Nova），即今卡塔赫纳（Cartagena）。

新迦太基的建立代表着哈斯德鲁巴为当时迦太基最重要的领地东安达卢西亚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这座城市拥有西班牙地中海沿岸最好的港口，能够容纳大量战舰并且比加的斯更靠近迦太基。此外，这里还因靠近银矿、利坚草（植物，主要用于制造船用绳索）场以及渔场而拥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新迦太基作为巴卡家族在西班牙实力的象征，在未来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随着新迦太基的建立，迦太基人将西班牙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行政总局以及军队总部都迁入该市。就像哈米尔卡建立阿克拉-卢克一样，罗马人再次变得焦躁不安，并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西班牙。他们要求哈斯德鲁巴保证在未来限制自己的军事力量。显然，他们希望将新迦太基的势力中心限制在科拉（Chora，内陆地区）。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交涉的结果是签订了《埃布罗协议》，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签订了《哈斯德鲁巴协议》（波里比阿II 13）。签订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新迦太基的建立，而不是在当时看来完全抽象的界线划分（以今天的埃布罗河为界），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当时迦太基实际的势力扩张范围。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当罗马人看到迦太基人新建的港口时，他们认为这是对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威胁。他们将执政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来加强自己新领地的防御。因此，罗马人当时意在削减对手在新迦太基城北部领地的势力。

《哈斯德鲁巴协议》的内容是保证迦太基不会越过伊比河（Iber）进行军事活动。这条河划定了迦太基在其领地北部的军事行动范围，它应该是一条位于西班牙南部、新迦太基城附近的河流，最有可能的就是今天的塞古拉河。对于这个猜测还有一些重要的线索。没有任何一份古代资料显示《哈斯德鲁巴协议》中的河流就是今天埃布罗河；反之亦然。而且，相关的作者（波里比阿、李维、阿庇安）都指出这是一条位于萨贡托（Sagunt）南部的河流。

波里比阿对下一个事件的记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如果将对萨贡托的进攻视作战争的起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迦太基人的不正当性。他们不仅违反了路泰提乌斯条约——确保同盟国双方安全不受威胁，也违背了《哈斯德鲁巴协议》中禁止迦太基越过伊比河采取军事行动的条款。”（波里比阿III 30，3）这句话的措辞很具有启发性，因为它表明了汉尼拔在进攻萨贡托之前必须越过《哈斯德鲁巴协议》划定的界河（伊比河）。在另一章节中（III 21，1），波里比阿记述了在攻陷萨贡托之后，迦太基人对带来战争最后通牒的罗马代表团的反应。他这样写道：“你们（迦太基人）已经完全违背了哈斯德鲁巴签下的协议，就如同这份协议完全不存在；或者，也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份协议对你们完全没有约束力，因为它是在违背你们意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这意味着罗马人根据《哈斯德鲁巴协议》中双方不得越界引战的条款，指责汉尼拔进攻萨贡托是对协议的违背，这也进一步说明《哈斯德鲁巴协议》中的河流位于新迦太基城和萨贡托之间。

此外，考古学发现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塞古拉河以北的地区并没有迦太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人控制了被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塞古拉河包围的封闭区域，就扩张而言已经非常成功（领土面积比之前的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大四倍）；但在签订《哈斯德鲁巴协议》时，这片区域绝对没有被完全征服。人们将塞古拉河误认为埃布罗河，这不仅高估了迦太基的海外扩张效率，还莫名地彰显了罗马人的慷慨，这与他们一贯的吝啬风格完全不符。我们不要忘了他们针对撒丁岛的所作所为。

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逐渐成熟的汉尼拔在哈斯德鲁巴的战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他在军队中的受欢迎程度看出，他展现了非常高的军事才能。这为他加分不少，当哈斯德鲁巴（公元前221年）意外去世时，迦太基军队推选他作为继任者。迦太基公民大会立刻予以批准。就这样，26岁的汉尼拔成为迦太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与他的前任一样，汉尼拔接任利比亚和西班牙地区的统帅（军事高级统帅）一职。迦太基最强的军事力量及大量其他资源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巴卡家族族谱

哈斯德鲁巴的突然去世使统治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就像哈米尔卡去世时一样，这次军队又主动采取了行动。他们选择了一位希望之星，而且他还是哈米尔卡的儿子，哈斯德鲁巴的妻舅。在过去，马戈尼德家族（die Magoniden）在迦太基的海外政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自3世纪中叶以来则是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成功凸显了巴卡家族的领导能力。

尽管如此，迦太基的共和主义特征并没有改变。哈米尔卡、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虽然拥有极大的权力及极其广泛的职权，但他们只是执政官，即以迦太基之名代人民进行统治。

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通过获得军队的支持，在西班牙民众中树立了统治者的形象，利用自己的成功和威望增强了其合法性，像继任者一样建立新城甚至发行货币，在独立于本土迦太基的西班牙逐渐建立起由巴卡家族掌控的独立王国的雏形。尽管偶尔会出现紧张局势，但巴卡家族与迦太基之间总能保持利益平衡。有关西班牙的决策会寻求迦太基的确认，以互相协商为原则，共同做出重要决定。迦太基委员会的成员也追随汉尼拔。当反抗罗马的战争最终爆发时，迦太基支持汉尼拔的每一次行动。反过来，汉尼拔也尽力而为，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迦太基成功地避免了来自北非的战争。

巴卡家族的西班牙铸币

第三章 从加的斯到萨贡托：西班牙发展策略

曾经的海上霸主迦太基在20年间成了西班牙地区的陆军强国，巴卡家族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汉尼拔接手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最高军队指挥权时，他十分注重将身边出色的人才凝聚在一起。努米底亚骑兵队长、先锋队领袖马哈尔巴（Maharba），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萨莫奈人马戈或希米尔克（Himilko）——这些日后成名的军官，从一开始就是汉尼拔的左膀右臂。

除了强大的陆军之外，与最重要的伊比利亚王室家族的联姻也为迦太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保障。正如哈斯德鲁巴所做的那样，汉尼拔也通过联姻迎娶了一位来自卡斯图罗的贵族女士。据传她的名字是伊米尔珂（Himilke），但这和汉尼拔是否有子嗣这个问题一样令人怀疑。无论如何，这种姿态促进了西班牙裔人民对他们领导权的认可，而这正是巴卡家族所期望的。

尽管汉尼拔因接管统帅一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我们对他个人依旧所知甚少。关于他的私人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本人究竟是谦逊、英勇、坚韧还是残酷，能刻画其本质的行为方式都只能从他的公开活动或他人对他形象的描绘中进行猜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波里比阿的一段展现其贪婪的描述，并声称马西尼萨（Massinissa）是见证人：“两人（汉尼拔与萨莫奈人马戈）自青年时期起便在所有行动中忠实地支持对方，他们通过武力攻占或受降在伊比利亚和意大利攻占了很多城市，但是从未一起指挥过行动……这是为了避免因城市归属或是战利品分配而陷入争吵。”（波里比阿 II 25）在该章节的末尾，波里比阿又从中立的视角指出了这个评价的相对性：“世人皆知迦太基人贪婪、罗马人残酷。”

自公元前221年起，汉尼拔的行动策略便与其前任保持一致。为了测试和保持当时主要由西班牙人组成的军队的力量和可靠性，他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远离自己势力范围地区的军事行动。我们无法断言，他是否计划将卡斯蒂利亚高原（die kastilische Hochebene）的一部分和东海岸地区纳入迦太基的统治，尽管这个想法从迦太基人的角度来看是显而易见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军事计划是出于对迦太基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哈斯德鲁巴去世后，巴卡家族的追随者在迦太基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对手为了打破其一段时间来压迫性的统治尝试了所有手段，剥夺汉尼拔的权力自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在西班牙的军事成功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年轻的将军汉尼拔仍旧是一张白纸。当我们回顾他的一生，必须强调在当时（公元前221年）他还不是那位广受好评的、杰出的军事家。他必须首先向世人展示他能够做到什么。因此，他只能通过军事胜利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并以此来保证自己是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代言人。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将取得的战利品用于疏通迦太基国内的政治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巴卡家族支持者在迦太基的地位，并让巴卡家族的反对者闭嘴。

公元前221年夏天，汉尼拔出征与生活在塞古拉河上游的欧尔卡德斯人（Olcaden）交战。通过周密的计划以及积极的贯彻实行，最终以征服阿尔塔亚（Althaia）为这次征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汉尼拔在这场战争中快速把握战机、坚决实施战略的行军方式正是他日后作战的标志。接着，他率军前往新迦太基过冬。在那里，他向军队发放军饷以保持其凝聚力，并为第二年的征战做好准备。

公元前220年春，汉尼拔率领军队沿着古老的银色水路——从西安达卢西亚一直延伸到卡斯蒂利亚——向瓦凯伊人（Vaccäer）的定居地杜罗河（Duero）中游地区行军。他成功突袭了赫尔曼迪卡［今萨拉曼卡（Salamanca）］，虽在阿尔巴卡拉［今托罗（Toro）］遭到猛烈抵抗，但最终还是一举将其拿下，并取得了丰厚的战利品。回师南方途中，迦太基部队在托莱多河（Toledo）附近被卡尔培塔尼人（Carpetaner）伏击。这个定居在塔古斯河（Tajo）中游的部落先前为汉尼拔大开绿色通道，现在却有了别的打算。这次交锋最终演变成一场大战，与汉尼拔同行的战象部队以及训练有素的努米底亚骑兵都投入战斗中，成功地击溃了卡尔培塔尼人。汉尼拔也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真正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即使是在逆境中也能通过出色的战术构想赢得胜利。

当汉尼拔在公元前221年成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统帅时，萨贡托并不存在矛盾。由哈斯德鲁巴定下的分界线也确定了塞古拉河是长期以来迦太基军事行动的边界。当时萨贡托人并没有因为迦太基领导层的变化而感到震惊，而汉尼拔在上任之初也并没有针对萨贡托的战略意图。但是对欧尔卡德斯人、瓦凯伊人和卡尔培塔尼人的军事行动在西班牙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这些远征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与掠夺（并没有吞并），但汉尼拔与瓜达尔基维尔河及塞古拉河北部的部落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仍旧造成了政治格局的突变。他当然有权力这么做，这并没有违反《哈斯德鲁巴协议》。西班牙中部的许多民族（卡尔培塔尼人、欧尔卡德斯人）和东海岸的民族［奥雷塔尼人（Oretaner）、康泰斯塔尼人（Contestaner）、埃德塔尼人（Edetaner）、凯尔特特布雷达人（Turboleten）

[1]

等］都被迫承认了汉尼拔成为迦太基势力的新代表。直至此时，特布雷达人才和其他种族一起第一次成为迦太基人的盟友。这样的体系并不陌生，在迦太基人曾经统治的西西里岛上，他们也和自己势力范围外的城市与人民保持着盟友关系。

西班牙政治版图上的突变使与特布雷达人存在矛盾的萨贡托人开始向外寻找盟友。罗马向其伸出了橄榄枝，萨贡托人也相信在这位强大同伴的保护下，自己可以对抗特布雷达人和汉尼拔。罗马与萨贡托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在公元前220年才变得亲密，但我们并不清楚其具体形式。很有可能两者之间存在一份协议，当萨贡托遭到袭击时，罗马有义务提供帮助。但在这座城市最危险的时候它并没有生效，这一事实也让萨贡托人在罗马守护下高枕无忧的美梦彻底破灭。

萨贡托事件最初只是伊比利亚内部矛盾。萨贡托人与邻近部落——迦太基盟友特布雷达人发生冲突，而对方向汉尼拔寻求帮助，后者又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萨贡托人。汉尼拔与萨贡托之间的冲突是未来迦太基在西班牙策略的试金石。如果汉尼拔放任萨贡托人，会给其他西班牙人留下他惧怕对抗罗马的印象，这样那些试图脱离迦太基控制的人也就同样拥有了安全的保障。对汉尼拔势力影响范围的干扰是他难以容忍的。放弃对萨贡托的敌意意味着承认海外力量在西班牙的统治地位，迦太基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对自己权力诉求的打压与分割。随着公元前219年对萨贡托的攻击，汉尼拔明确向罗马人表示，迦太基不愿意再听由对方决定西班牙的政治规则。

年初汉尼拔率领一支军队从新迦太基出发，沿着海岸线越过塞古拉河前往西班牙东海岸中部的萨贡托。这座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山脉与帕兰西亚湖（Palancia）之间的狭窄地带。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汉尼拔将城市围得水泄不通。萨贡托顽强地抵抗了8个月，一直期待的罗马援军却始终没有到来。汉尼拔坚持围攻策略，最终在一次攻坚战中拿下城池，并允许自己的战士肆意掠夺。而后他将一部分战利品送回迦太基。汉尼拔在萨贡托的残酷统治对西班牙人起到了警示作用，也打消了他们加入反迦太基阵营的想法。

征服萨贡托之后（约公元前219年12月底），汉尼拔在西班牙的第三轮军事行动圆满完成。这座伊比利亚城市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土地也十分肥沃。迦太基通过对它的控制，将自己未来向北扩张的供给基地进一步前移。

自从汉尼拔成为统帅以来，这位迦太基人手中的战略资源稳步增加，来自西班牙的盟友数量也大幅增长。迦太基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作战水平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西班牙商品贸易量的增加和对众多矿山针对性的开采增加了迦太基的收入，仅位于卡斯图罗附近拜贝罗（Baebelo）的一座矿井每天就能为汉尼拔带来300磅白银的收入。

一代人之前，当哈米尔卡经历了迦太基最严重的危机向新海岸出发之时，他的西班牙计划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现在，迦太基人在他儿子汉尼拔的领导下，已经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努力带来的成果。由于巴卡家族的西班牙策略，迦太基再次成为地中海西部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一立场也代表着对抗任何敌对势力甚至是罗马。

罗马人是当时地中海西部最有权势的族群。罗马建国之初只是一个小国，在征服伊特鲁里亚（Etrurien）和拉齐奥（Latium）之后成为一个贵族共和国。不久之后，它的军事能力就增强到能够向整个意大利宣告自己的主权。几十年来，罗马一直与威胁这座城市的凯尔特人和萨莫奈人作战。但一次又一次，罗马人总会展现比对手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当罗马人战胜萨莫奈人后（公元前295年），在意大利已经没有能够让其畏惧的对手了。

罗马与其他意大利国家遵守着他们相互间签订的协议，其他国家需要保证必要时向罗马提供军事援助。在这样的双边义务关系中，意大利盟友与罗马紧密相连，使其力量日益增强。虽然盟友各自的内部独立性未受到影响，但它们无法自主地进行外交活动。

罗马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次重大考验，当时它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成功击退了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公元前275年将对手赶出意大利后，罗马成了亚平宁半岛无可争议的霸主。

普鲁塔克的一段关于对抗皮洛士的描述充分展现了罗马元老院的形象及价值，其中故事的主角是阿庇乌斯·克劳狄·卡阿苏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克劳狄虽德高望重，但由于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已不再参与国事讨论。但当他了解到国王（皮洛士）的提议并听到元老院打算和平解决的谣言后，决定不再坐视不管。他让自己的仆人备轿前往元老院。当他抵达那里时，他的儿子和女婿出来搀扶着他进了元老院。元老院成员出于对他的尊敬保持安静。他走上前说道：‘迄今为止，是你们罗马人让我失去了眼睛。现在我很遗憾，虽然已经失明，但我还不是聋子，因而不得不听到那些耻辱的提议和决策，践踏我们城市的光荣……’当克劳狄说完这些话，元老院成员又重新拥有了战斗的勇气。他们做出回复，皮洛士首先应该撤出意大利，然后才有讨论友谊与联盟的余地……否则罗马人会全力应战，如果他想像拉埃维努斯一样在仓皇逃跑中还不得不面对成千上万的敌人的话。”（普鲁塔克，Leben des Pyrrhos 18）这一片段生动地表达了罗马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并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优秀品质：永不屈服。汉尼拔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手。

[1]
其聚集地为Turda，具体位置不详，但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其地点为现在的西班牙特鲁埃尔（Teruel）附近。（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第四章 罗马参战：一场世界级大战的爆发

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波里比阿写道：“罗马吞并撒丁岛后，哈米尔卡内心的愤怒与所有迦太基人的怨恨交织在一起，于是在他镇压雇佣兵暴乱保证了自己故乡的安全与和平之后，就将目标瞄准了伊比利亚，以期望在那里获得对抗罗马人的援助。这可以被认作第三个原因，我认为迦太基针对伊比利亚的政治策略是十分成功的。他们相信在那里即将取得的力量，因此他们对这场战争势在必得。”（波里比阿III 10）

虽然在这段描述中波里比阿尽可能合乎事实地解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但它仍带有偏见。根据这一逻辑，战争的爆发似乎是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的直接后果，而罗马在其中的作用却被大大弱化。

但人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冲突早在汉尼拔袭击萨贡托之前就开始了，而罗马人也以战争宣言作为回应。其起源可以从罗马人对迦太基在西班牙事务的干涉中找到蛛丝马迹。20年来，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稳步扩张。而在此期间，罗马人一直观察着这位老对手是如何在偿还战争赔款的同时还能额外积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的。

罗马人阶段性的视察与造访从未中断。自签订《卢塔提乌斯条约》以来，他们就开始以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绝对霸主自居，插足当地政务。元老院使团审查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行动，正是罗马人自信的表现。罗马人也同样不信任哈斯德鲁巴，因为他进一步扩张了迦太基的势力范围。而哈斯德鲁巴也承诺会自我限制，并签订了一份相应的意向声明，但这仅限于其个人。

罗马人想要年轻的汉尼拔也这么做，迫使他遵循罗马制定的规则。他们以战争为要挟，限制其活动范围。如果迦太基人想要制定他们与意大利人之间来往的规则，他们只需优先考虑罗马人的反应就可以了。但是，罗马人过度干涉了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事务。

这实际上是对权力问题的解答。罗马人究竟准备给予汉尼拔和迦太基多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汉尼拔如何看待罗马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更为关键。当然，人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争端。如果说西西里岛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金苹果”，那么曾经的交战双方现在又各自宣称拥有西班牙的主权。一方是希望在这里取得合法收益的迦太基人，另一方是一向追求至高权力的罗马人。这关系到西班牙及其蕴藏的财富，以及它对重建迦太基权力基础的重要意义。

这些就是罗马与迦太基冲突背后的基本事实。罗马已经不是第一次将自己卷入其他势力统治下的遥远国度的命运了，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战争。公元前264年，罗马干预西西里岛而引发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据。而亲罗马派的作者如何呈现这些事件总是非常耐人寻味。请看接下来的这个例子：“罗马人长时间以来对自己该做些什么一直犹豫不决，因为这可能与他们过往的作为前后矛盾。不久前，他们严厉惩罚并处死了自己的公民，因为他们发动叛乱，攻陷了雷吉乌姆城（Rhegina）。然而，在这之后，罗马人又立刻帮助那些以同样的方式侵犯了墨西拿（Messenia）以及雷吉乌姆的马麦丁人（Mamertiner），即使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错误。他们也完全清楚，迦太基不仅拥有了整个利比亚，更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此外，撒丁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第勒尼安海（das Tyrrhenische Meer）中的全部岛屿也都在其统治之下。如果再取得西西里岛的统治权，那么迦太基将成为罗马最危险的邻邦，因为其已经形成了对意大利的合围之势，这必然会是罗马人的心头大患。”（波里比阿I 10）

波里比阿对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局势的描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汉尼拔之魂”（Hannibalgespenst），也就是说试图以包围圈理论证明罗马人入侵西西里岛是完全正当的。而公元前264年的实际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迦太基人在当时并没有西班牙领地，也根本没有进攻罗马的想法，而且他们已经在西西里岛定居了整整两个世纪。

当两代人之后（公元前218年）罗马再次与迦太基交战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汉尼拔的能量、决心以及超凡的能力会使它成为一场古老的世界大战，其影响也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然而，这些事件的古代记录者多为罗马人，他们为我们所描绘的导致战争冲突的原因都是偏向罗马而不利于迦太基的。当我们研究这些记述时，最先想到的总是对法律问题进行辨析，即遵守或违反条约，并以此界定战争责任。而实际上，这一切的本质是嫉妒、贪婪、恐惧、扩张的欲望、国家的独立、领土的争夺和统治。

从公元前218年的视角来看，法律责任对战争爆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所了解到的违法行为，包括对罗马结盟城市的袭击及违反《哈斯德鲁巴协议》，都是日后为了使罗马人的行为正当化而提出的论点。至少在萨贡托事件后，罗马人已经决心在西班牙开战。而他们并没有立刻开始军事行动则与其他外交事务有关。此外，从罗马战争宣传的角度来看，较之于领土分界线遭到破坏，为遇难盟友复仇是一个更好的开战理由。总之，罗马人绞尽脑汁，试图使他们对条约的忠诚度与迦太基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的不断升级在李维的一段极具戏剧性的独白描写中得到体现。这是一场被李维归于迦太基政治家汉诺之口的面对迦太基议会的演说：“但是我讨厌这个年轻人（汉尼拔），他和这充斥暴怒与贪婪的战争一样让我感到厌恶。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将他视为违约的抵偿，更应该将他送到海陆的尽头去，即使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将他带到一个他的名字和声誉再也无法干扰我们的地方，这样他就不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生存。因此，我要求立刻派遣使团前往罗马，以满足元老院的赔偿要求，并差人通知汉尼拔从萨贡托撤军。根据条约，汉尼拔也应该被交给罗马人。”（李维XXI 10，11-13）

这个场景是虚构的，其内容也非真实的历史陈述。李维声称是迦太基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叛国，这是对事实的扭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表明迦太基想要引渡汉尼拔。由于迦太基内敌对派系的存在，罗马人借此巧妙地为其战争宣传设计了一段故事，将战争责任都归咎于汉尼拔。就像这些亲罗马的作者所写，一旦迦太基内部出现分歧，那就意味着一大部分迦太基人像罗马人所想的那样，希望化解这次危机，甚至已经做好准备，要交出真正的战争推手——汉尼拔。类似这样的内容无疑是罗马人的宣传手段。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波里比阿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历史及冲突下一步进展的客观描述。虽然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苦涩的结局，但汉尼拔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家乡的无条件支持。

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当萨贡托人袭击特布雷达人时，汉尼拔宣称支持受迫害者是迦太基人的优秀品德。在对萨贡托采取实际行动前，他获得了来自迦太基的指示。尽管汉诺的支持者反对汉尼拔（可能李维有记述相关内容），但他仍被允许自主采取行动。虽然罗马人并不占理儿，但他们的使者仍企图恐吓迦太基人。罗马支持萨贡托的理由与汉尼拔帮助盟友特布雷达人完全一致。罗马人确实有权这么做，但他们在阻止迦太基人行使相同的权利。考虑到汉尼拔已经成长为一位坚持强硬政策而且冷酷无情的对手，让他屈服是不可能的。罗马人对西班牙的干涉在未来收益很小。因此，对迦太基人而言，战争所带来的风险很小，至少比单纯的妥协要小。

有趣的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为我们记述了一段汉尼拔在战争开始后向士兵们发表的演讲，他将罗马总结如下：“这些毫无人性、傲慢无礼的人（指罗马人）想要统治一切、决定一切。他们擅自做出决定，要求我们和谁开战，和谁讲和。他们用山川划定界线，缩小并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准我们离开，但自己从不遵守这些界线。”（李维XXI 44，5）

在与罗马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或是更早一些时候，汉尼拔便开始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交战双方各有优劣。罗马拥有更大的人口基础，这意味着它能够组建庞大的军队。此外，迦太基在上次战争败北之后交付的舰队使它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海上霸权。最后，意大利城市联盟的存在也进一步增强了罗马的军事实力。而迦太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罗马外交政策引起的各地区的分裂，也将拥有战争优势。罗马人对伊利里亚的干预招致了马其顿的敌意；在西西里建立行省时并没有明确叙拉古（Syrakus）的地位；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长期以来也对罗马构成威胁。如果迦太基能够利用政治手段成功地点燃这些潜在冲突的导火索，将会令罗马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些在汉尼拔考量之内的战术意图必将成为他未来外交努力的主题。从现在起，成立一个由自己领导的横跨地中海的反罗马联盟成了这位迦太基政治家的愿景。能否实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他的行动。

汉尼拔非常清楚，对抗罗马的最强武器就是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而这一切都源于军队的备战状态和作战效率。汉尼拔对自己的军队完全信任，军队就是他的家。由迦太基人、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已经过多年的历练与提升并完全效忠于他。西班牙裔步兵团完全可以匹敌罗马军队，而努米底亚骑兵队则是罗马人的噩梦。著名的迦太基战象也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前提是它们能够挺过漫长而艰苦的旅途。

可以想象，汉尼拔从凯尔特人对抗罗马的战争（公元前225～前222年）中总结了罗马军队的现状。罗马人以牺牲骑兵为代价，组建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步兵军团。为了针对这一布阵，汉尼拔强化了骑兵队并将其作为主力。

攻陷萨贡托之后，汉尼拔回到新迦太基休整并在那里过冬。与此同时，他自己则为迫在眉睫的战争积极备战。一支伊比利亚部队被派往北非，相对地，非洲盟友则来到西班牙；而迦太基则得到了毛里塔尼亚雇佣军的增援。此外，他还下令，如果自己离开西班牙，则由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指挥剩余的部队。

汉尼拔计划与部队一起向意大利进军，并在那里做出下一步决定。这无疑是古代军事史上最大胆、最精彩的战术规划之一。将战争带到对手国家的领土上，从地理上考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一旦取得成功，就几乎代表着胜利了一半。汉尼拔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他的想法简直令人着迷。成功的关键在于计划的精确执行，而这么做的前提是针对所有可能性的细致准备。为了保证这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在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顺利行军且得到充分的供给，一切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完善的补给运输计划在当时绝对是开创性的成就。武器与粮食都需要在行军途中完成补给。部队将通过大量不同的领地，甚至有些是敌对区，因此途中的行军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迦太基使节通过金钱或是武力威胁的方式使周边地区的人民臣服或至少保持中立。而与罗马的敌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凯尔特人则达成合作意向，配合完成针对罗马的军事行动。

汉尼拔在新迦太基冬歇时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公元前218年1月至4月）。对任何细节他都一丝不苟。在动身挑战罗马人的西地中海霸权之前，他先去参观了位于加的斯的麦勒卡特圣坛。在西腓尼基人最著名的圣地，汉尼拔请求天神支持他的事业。这次精心策划的访问取得的象征含义是无与伦比的。腓尼基的麦勒卡特在其他文化中就是赫拉克勒斯。而这位大英雄有着一段著名的传说：他曾带着革律翁的羊群从加的斯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并在那里惩罚邪恶的小偷。汉尼拔希望沿着赫拉克勒斯的足迹，让“偷窃成瘾”的罗马人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请求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的帮助还传递了另一条信息。汉尼拔——这位随身携带着一个曾属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天神雕像的将领，现在要为受到罗马压迫的腓尼基—希腊城邦发声，呼吁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以及马其顿人加入他的阵营。他的号召并不是没有效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他得到希腊民众的支持。而罗马人对此做出的回应则可以在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的历史作品中找到，他以罗马为中心记述了这一系列冲突。汉尼拔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挑战了罗马，更是在文化和思想上对它构成了威胁。

汉尼拔的这项任务越艰巨，完成时取得的荣耀也就越大。除了迦太基政治决定的总体方针，其中的个人动机也不容小觑。当汉尼拔做出挑战罗马的大胆决定时，他对荣耀及声望的渴望自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尼拔在西班牙下令铸造的硬币（正面是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像）

就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李维仿佛也成了“华纳兄弟”的一员，他为开拔前的汉尼拔设计了一场“梦中旅行”，异常生动地描绘了汉尼拔的野心。其中，汉尼拔是在傲慢女神海珀利斯（Hybris）的引诱下越过了埃布罗河，而这在李维看来，已经注定了其悲惨的结局，胜利的天平永远不会向迦太基一方倾斜（李维XXI 22，6-9）。

罗马内部就对抗汉尼拔的策略也存在分歧，一些元老院成员呼吁要谨慎对待。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身边的成员对于战争宣言的法律依据仍存在疑虑，此外他们也害怕与迦太基再次开战，并且认为科尔涅利乌斯（Cornelia）以及埃米利乌斯（Aemilia）家族选择的道路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而迦太基国内对此也有反对的声音。由巴卡家族确定的政治路线在汉诺及其支持者看来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与罗马达成和解。而这一想法却显得那么不切实际。由罗马人的世界霸权诉求和巴卡家族的西班牙政策引起的利益冲突已经大大增加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罗马对西班牙的武装干预就是一条通往战争的单行道。虽然罗马人的利益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但他们看到了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崛起，这让迦太基实行强硬的海外政策再次成为可能。罗马人对迦太基的战争宣言表明，第一次布匿战争对他们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们对本国的国土安全多么重视，而面对他国势力的崛起与威胁，他们又是多么不知所措。

第五章 新世代的亚历山大：从新迦太基到坎尼

罗马的海上优势及自身缺乏强大的舰队迫使汉尼拔选择由陆路出征意大利。这是一段化腐朽为神奇的道路。野心勃勃的他就像新世代的亚历山大一样，征服了沿途所有地区。当他离开伊比利亚半岛时，其北部地区也都在迦太基人的控制之下。公元前218年春，他带领一支由9万左右步兵、1万多骑兵和约40头战象组成的军队从新迦太基出发。在抵达萨贡托之后，他选择沿着伊比利亚山脉与大海之间的狭长海滨继续前进。为了能赶在冬季来临前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不得不快马加鞭。然而，即使他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围攻，而只是选择使用突袭敌对城市或是以武力威吓敌对部落的策略，也仍然在北西班牙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越过比利牛斯山之前，他对军队进行了重组，留下驻军以保护新征服的领地，遣返了忠诚度欠佳的士兵，并将一部分军队派给兄弟哈斯德鲁巴以补充战力。

带着重组的军队，包括约4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汉尼拔向高卢进发。8月底，他越过了罗讷河（Rhône）。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用木筏将战象运过这片宽广的水域，这对迦太基先锋们的临场应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波里比阿对此写道：“通过将两块木筏拼接在一起的方式，大部分随军动物被成功地运过河去。但仍有一部分战象由于惊恐跳入河中，虽然它们最终安全地走上岸，但赶象人都淹死了。战象拥有强壮的身体，并能将巨大的鼻子举过水面……尽管它们必须在水中走过很长一段距离，但它们仍能站稳。”（波里比阿III 46）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和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隆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森普罗尼乌斯将与罗马主力部队一起转移到西西里岛，并从那里进攻北非，对迦太基构成直接威胁，而西庇阿则在北部战场为其提供掩护。

公元前218年9月，西庇阿在马塞利亚地区（今马赛）遇到了推进中的迦太基部队，但他无法阻拦其继续前进。了解到汉尼拔的野心后，他果断地选择撤回意大利，并将两个兵团留给自己的兄弟格奈乌斯（Gnaeus），让他进攻西班牙，以扰乱迦太基人的后方补给线。

一些怀疑论者的担忧现在变成了现实。汉尼拔拥有相当强大的战争潜力，并实现了整合化一；但罗马人分散了自己的力量。一支部队在南方，整装待发进军迦太基；另一支部队则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而意大利北部也迫切需要一支部队抵挡迦太基人。不过，罗马人还可以如此自我安慰，即使汉尼拔真的成功入侵意大利，那也意味着他的供给线将会拉得极长，而且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之间还隔了一座阿尔卑斯山。

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为无疑让人联想到亚历山大的军事成就，特别是他征服巴克特里亚（Baktria）的事迹。这一切虽早在古代就得到高度认可，但很多围绕其展开的传说故事使它显得有些虚幻。而现实则更加清晰明了，汉尼拔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三个军团，分别沿迪朗斯河（Durance）、热内夫山（Mont Genèvre）和伊泽尔河（Isèretal）、小圣伯纳德山口（Sankt Bernhard）进军意大利。虽然迦太基军队在途中遭遇损失，但并不惨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充分的准备工作。最糟糕的是战象，其中大多数没能在艰苦的行军和恶劣的天气中存活下来。在汉尼拔的后续作战中，它们扮演的也只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然而，迦太基军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作战能力。此外，汉尼拔还获得了罗马敌对势力凯尔特人的增援。在大约5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就从罗讷河流域挺进到了波河流域（Poebene），而这时已经11月了。

从新迦太基到意大利，近6个月的紧张行军让汉尼拔的部队筋疲力尽。汉尼拔决定先做短暂休整，然后沿着波河向帕辰察［Placentia，今皮亚琴察（Piacenza）］推进。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西庇阿和两万名士兵。最终在提契诺河（Ticinus）畔爆发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战役，汉尼拔依靠骑兵的优势取得了胜利，罗马执政官西庇阿身受重伤。这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军事对抗。令人惊讶的是，迦太基人完全有能力在战场上抵挡可怕的罗马军队。这次战役如果失败，就意味着汉尼拔的探险之旅将提前结束。他比对手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但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提契诺河战役之后，西庇阿开始避免与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至少是在另一位执政官森普罗尼乌斯放弃进攻北非带领增援部队赶到之前。迦太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也应运而生：在北非战场拖住罗马人。森普罗尼乌斯反对西庇阿的建议，敦促其做出与汉尼拔作战的决定。

公元前218年12月，两军再次交战。汉尼拔灵活地运用战术，引诱处于不利境地的罗马人进攻。当罗马人越过特雷比亚河（Trebia）时，整个军团被团团围住，毫无还手之力。侧翼和后方部队被汉尼拔的骑兵击溃，只有中央军团杀出一条血路逃回了帕辰察。超过一半的罗马军队被歼灭，此外还有一大部分成为汉尼拔的战俘。对俘虏的区别待遇也值得深思。在严酷惩罚作为战俘的罗马公民的同时，汉尼拔将非罗马公民的意大利战俘遣送回家，并且没有勒索任何赎金。

不同的对待方式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汉尼拔希望意大利人将他视为罗马霸权国家的解放者。为了让人们对这一意图有更深的印象，他还派出使节，试图说服意大利人背叛罗马。汉尼拔非常期待这样的改变。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他的战略计划可能就无法取得成功。然而，意大利人对他仍抱有怀疑态度，与罗马的同盟关系也暂时维持现状。

尽管如此，公元前217年初，种种迹象都表明迦太基人可能会无功而返。而与之相对的是，罗马人的动员工作却十分成功。汉尼拔按照计划行动，在博洛尼亚（Bologna）度过了冬天。罗马人召集了新的军队，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解除日益增加的威胁。入春后，汉尼拔向南行军，穿过亚平宁山脉后沿着阿诺河（Arno）中游继续前进。他本人却在经过沼泽地区时病倒了，并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

他在今天的菲耶索莱（Faesulae）停下了脚步，并命令军队对阿雷佐（Arretium）地区进行掠夺，以引诱正逗留在那里的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出击。草率的弗拉米尼乌斯在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ischer See）北岸与汉尼拔交战。罗马军队在一条狭长的沿湖通道上遭到迦太基人的伏击并被彻底击败。15000多名罗马士兵战死，这其中也包括弗拉米尼乌斯，同时还有超过1万人被俘。汉尼拔采用了一年前特雷比亚战役后对待战俘的方式。他把意大利人遣送回家，希望他们可以为迦太基的理念做宣传。之后他选择南下，前往亚得里亚海的皮塞嫩（Picenum）地区。自公元前218年春迦太基军队离开东西班牙海岸之后，地中海终于再次出现在汉尼拔的视野中。这之后，他又纵容军队抢掠了阿普利亚（Apulia）附近的肥沃地区。

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恐慌彻底笼罩了罗马城。一天又一天，元老院成员不间断地进行辩论。民众对于解决方案和取得胜利的呼声日益高涨，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位谨慎的战略家。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承诺将不负众望，因此民众推选他为独裁官，组建临时政府，在有限的6个月时间内行使最高行政权。马尔库斯·米努西乌斯·鲁弗斯（Marcus Minucius Rufus）则以骑兵统帅的身份担任费边的助手。他与费边一样也曾出任执政官，并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他们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费边温和谨慎，而米努西乌斯易怒且鲁莽。

首先，费边改变了罗马的战争策略。他的前任总是在对己方不利的地形上匆忙地和汉尼拔交战，最终输掉战争，而他并没有强迫自己与迦太基人正面交锋。他选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利用这些时间训练军队来提升士气，同时寻找下一次交战的有利时机。

与此同时，汉尼拔自由地穿越了阿普利亚和坎帕尼亚（Campania）。由于费边高挂免战牌，他可以肆意地抢掠那些富庶地区。而经过漫长等待之后，费边也终于等到了扭转战局的机会。在汉尼拔经过离泰阿诺（Teanum）不远的伏尔图尔努斯河（Volturnus）时，费边成功地将其包围并展开反击战。不过这一部署被对手机智地化解：汉尼拔在牛角上绑上火把并驱赶着牛群冲向罗马人的营地。把守隘口的士兵本应该防止迦太基人脱逃，却因此陷入恐慌，擅离职守和迦太基的赶牛部队作战。汉尼拔利用由此产生的混乱逃出了费边的包围，而费边则不敢在夜晚离开自己的营地与汉尼拔作战。不过这段历史是否真如文字记载的那样还有待考证（波里比阿III 93-95）。然而，无论如何，它都凸显了汉尼拔作战的灵活性和费边的小心谨慎，后者也因此在历史书中被称为“拖延者”（Zauderer）。

对费边战术的质疑声越来越大。许多人认为他的助手——骑兵统帅米努西乌斯是更好的选择，因此他们地位上的差异日渐消失。米努西乌斯希望通过进攻来扭转战局。罗马军队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在杰罗尼翁（Gereonium）

[1]

附近，米努西乌斯向汉尼拔发起进攻。而汉尼拔十分清楚罗马军营内的紧张气氛，正面应战并将对手击败。若不是费边出兵为米努西乌斯的逃亡部队提供掩护，这场失败将会更加彻底。虽然费边的谨慎策略被证明是更好的，但从长远来看，罗马人并不满足于此。

费边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他没有为这场战争带来众所期盼的突破。公元前216年，执政官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和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决心调动一切力量做出改变。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支由8个军团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从罗马同盟者那里招募的士兵。整体对比来看，罗马方面约有9万人，而迦太基约有5万人。此前从未有过一场战役动用过如此之多的兵力。

汉尼拔关注罗马城内的事态发展，并为不可避免的战斗做着准备。他占领了奥菲杜斯河（Aufidus）畔的罗马营地坎尼（Cannae），这片地区地势平坦，有利于迦太基骑兵摆开阵形。他十分清楚罗马军团不可阻挡的冲击力，尤其是当他们按计划冲锋时。为了取胜，他不得不兵出奇招。因此，他正对着罗马阵线中央摆出了一个向前凸出的由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半圆形步兵队列。他们的任务是抵挡罗马人的猛攻并有序地撤退。汉尼拔自己也留在了战斗部队中，他们将面对的是对手最强力的冲击。而攻击则由北非部队从侧翼展开，骑兵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努米底亚、西班牙和高卢的骑兵必须击败罗马骑兵，并从后方包抄罗马军队。这个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的表现。

1.迦太基军营

2.罗马军营

3.迦太基重装骑兵队

4.迦太基轻装骑兵队

5.迦太基非洲步兵军团

6.迦太基伊比利亚、高卢步兵军团

7.迦太基轻武装部队

8.罗马轻武装部队

9.罗马军团

10.罗马骑兵队

战斗当天（可能是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的策略起到了效果，迦太基人成功了。罗马军队被包围击溃，他们甚至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罗马人损失惨重，据说超过7万名战士战死，包括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超过1万名罗马士兵被迦太基人俘虏。只有少数人设法逃脱，执政官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也在其中。相对而言，汉尼拔的损失就小得多。

罗马军团不败的神话被打破。通过成熟的战略部署和巧妙的战术运用，汉尼拔展示了如何战胜在数量上有明显优势的对手。

汉尼拔是众神的宠儿？迦太基的守护神更强大？面对他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答，更何况罗马史学家一直在指责他不信教（李维XXI 4）。坎尼战役后不久，汉尼拔和马其顿宣誓结盟，这份盟约透露了对汉尼拔行为的宗教肯定。我们可以在盟约中读到：“在宙斯、赫拉和阿波罗面前，在迦太基的守护神赫拉克勒斯和伊奥劳斯（Iolaos）面前，在阿瑞斯（Ares）、特里同（Triton）和波塞冬面前，在那些与我们共同奋战的神灵面前，在太阳、月亮和大地面前，在河流、港口和海洋面前，在所有掌管迦太基的众神面前，在所有统治马其顿和其他希腊地区的天神之前，在所有陪伴我们征战的众神之前，大家都见证了这份誓言。”（波里比阿VII 9）

坎尼战役是罗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罗马人现在在意大利已经没有可以一战的军队了。汉尼拔登上了权力巅峰。据说，在这位常胜将军召集的作战会议中，一部分军官建议他进军罗马。迦太基骑兵指挥官马哈尔巴曾说：“你知道如何取得一场胜利，汉尼拔，但你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李维 XXII 51）这句话虽流传甚广，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证。

但汉尼拔有不同的计划。他并没有在战局和心理都最占优的时刻进军罗马，这可能是他在整场战争中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也许是对萨贡托旷日持久的围攻仍心有余悸，又或许汉尼拔认为他的军队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这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从未尝试进攻可能是一次灾难性的不作为，也最终给汉尼拔带来了苦果。事实上，其他规模相仿的部队都接受了这样的挑战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例如，若干年后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攻占叙拉古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带领的军队并不比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指挥的部队更强，而叙拉古的防御工事更坚固，比罗马更难攻破。费边·马克西姆斯攻下塔伦图姆（Tarent）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都只是基于坎尼战役的过程和结果得出的片面观点，其主要论点如下：正面进攻的罗马军团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汉尼拔则以灵活的战术与之抗衡，其特点是机动性和对地形的充分利用。相对于罗马的巨大损失，迦太基方面损失较小，但汉尼拔并不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他给了罗马喘息的机会，放弃了几乎已经到手的胜利。从现有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者的陈述中，都可以得到与之相应的论点。问题是，这一切是否与历史实情一致。在任何情况下，针对我们讨论的事件及其导致的后果，都不会只有一种解读，而是存在不同的声音。对坎尼战役的主流看法是，这对于汉尼拔而言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却因为他的犹豫不决而最终败北。正如人们声称的那样，汉尼拔本可以在罗马军队溃败之后一举拿下罗马城，结束战争。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据此可以认为汉尼拔虽是一名军事鬼才，却也只是一位没有政治远见并最终败下阵来的老兵。此外，巨大的失败使罗马的最终胜利更为耀眼，它好似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而且有能力反败为胜。

另一个似乎更接近真实历史的解读则对坎尼战役的影响范围有更清楚的判断。虽然汉尼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但罗马的惨败仍是以迦太基军队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换来的。汉尼拔的损失比两军战力间明显的纯数字比较要大得多。坎尼战役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后，迦太基的军事实力也遭到了削弱。汉尼拔已经无法继续实行原有的主动进攻策略。他没有选择进攻罗马，一方面表明了其军队战力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则是他对情报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他认为这样鲁莽的冒险并不会带来胜利。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之后积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这并不是一位门外汉的拙劣表现，而恰恰相反，即使情势所迫，他仍试图找到最佳的出路。赢得新的盟友为他创造了必要的喘息机会（李维XXII 61）。坎尼战役后不久，罗马人也被迫将新组建的军队拆散成小部队，同时派往不同的战线。而此时，迦太基人不必再单独承担战争的压力。汉尼拔一开始所追求的对抗罗马的理想战争形态取得了成果。而这也使他能够兑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誓言：将战争带到意大利的土地上去。这一目标的实现使北非免受战争之苦；而对于汉尼拔来说，当他作为一个孩子目睹了反叛雇佣军对迦太基的围困时，其意义远不止这一次战略目标的完成。

如果汉尼拔以为罗马会因为坎尼之战中的溃败而准备和解，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即使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指引方向，他仍然没有直接进攻罗马，而是间接地削弱对方，这样的战术有其更深层次的考量。在坎尼战役胜利的影响下，属于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Lukanien）、布鲁提乌姆人（Bruttien）和阿普利亚人（Apulien）的一部分城市加入了迦太基一方。特别重要的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位于亚平宁半岛土地最肥沃的坎帕尼亚地区的卡普亚（Capua）也选择脱离罗马，加入汉尼拔的阵营。

政党变化往往和国内政局改变以及社会斗争相关。受罗马霸权影响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纷纷转投汉尼拔。

但即使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刻，汉尼拔也清楚地意识到罗马的颓势很快就将结束。拉丁人、伊特鲁里亚人（Etrusker）、萨宾人（Sabiner）、翁布里亚人（Umbrier）、皮切诺人（Picentiner）以及大多数坎帕尼亚人仍旧忠于罗马。而重要的港口城市那不勒斯也拒绝了汉尼拔一次又一次的招降。

自汉尼拔到达意大利以来，他赢得了四场胜利（提契诺河战役、特雷比亚战役、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坎尼战役），而且最后一战对于罗马人而言是毁灭性的，但罗马人并没有屈服。至少在当时他们仍坚信，这座位于台伯河畔的城市（Tiberstadt）的政治力量不会因军事失败而被击垮。

离开新迦太基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汉尼拔的事迹令世界震惊。无论是大自然还是那个时代最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无法阻挡他。这些前所未有的成功对他个人又有何影响？是否改变了他？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很难得到解答，因为古罗马的作者们几乎没有记述这位让全世界屏息凝神的将领的个性。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看待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的，或是在坎尼战役大胜之后他表达了什么样的感受，抑或他多年来是如何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的。我们仅有的信息总是和他的公开活动有关。那些对他的描述或是指责都将他视作一位军事将领（普鲁塔克，Leben des Fabius Maximus 15，16）。波里比阿如此赞扬汉尼拔的成就：“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由这个男人负责，汉尼拔，他有着无比的才智和坚韧的意志。他在意大利赢得了优势；西班牙的事务都交由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和马戈；在西西里岛，则先后由希波克拉底（Hippokrat）及其兄弟和利比亚人米托诺斯（Myttonos）代理。他还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希腊和伊利里亚。他从那里威胁着罗马人，让他们陷入恐慌，并通过与腓力的合作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就是这样一位如此伟大和令人钦佩的人，并且能够把上天赐予的天赋转换成无与伦比的能力。竭尽人之所能，达成自己设定的一切目标。”（波里比阿IX 22）

这位非凡的常胜将军在和亚历山大相仿的年纪令骄傲的罗马战栗，而那位大帝曾多次击败并最终征服波斯。然而，在坎尼之战之后，迦太基人与马其顿人的发展却完全不同。不像亚历山大占领了庞大的异国领土［波斯帝国、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汉尼拔并没有作为胜利者进入罗马，而罗马也没有成为第二个波斯帝国。

汉尼拔是为了迦太基的独立而战。他试图效仿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通过创造各方势力间的平衡，使几个相互竞争的政体同时存在，从而阻止一个全能的霸权国家出现。事实上，罗马断然拒绝受到这样的束缚。而这一点是汉尼拔在坎尼之战后才体会到的。在自己成功的顶峰才有所领悟，对他而言可能为时已晚。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悖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情况：罗马从未如此接近深渊，而属于汉尼拔的胜利却远在天边。

[1]
也译作“吉鲁尼乌姆”，位于意大利中部山岳地区萨莫奈（Samnium），即今天部分属莫利塞大区的桑尼奥（Sannio）。

第六章 汉尼拔兵临城下：罗马开始反击

罗马执政官特伦提乌斯·瓦罗在坎尼被汉尼拔彻底击败。根据李维的说法（XXII 61，14），当他在战后回到罗马时收到了如下的通告：“即使在这危机时刻，执政官铩羽而归，公民们依旧展现了他们崇高的品质。尽管很多人认为执政官要为失败承担大部分责任，但依旧感谢他没有放弃这个国家。而迦太基的将领则会受到各种惩罚。”

这份回顾性的报告除了描述场景的悲凉外，还记录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罗马人骄傲的自我意识。坎尼之战过后，罗马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相反，他们开始将自己带入罗马历史学家描绘的氛围。读者们感受到的是罗马非凡的气量和在危急情况下的团结一致，以及迦太基的微不足道。这段时期内，罗马政界的平静与其所支撑的困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坎尼之战带来的恐慌迅速在罗马扩散。人们对即将出现在罗马城外的汉尼拔感到无比害怕。绝望、喧闹、宗教狂热、盲目的愤怒以及迷信活人祭祀带来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被献祭的是外国人），统治着整座城市。

然而，失败的痛苦也让罗马人不断反思。在汉尼拔兵临城下的冲击下，国内政治争议被搁置一旁，各阶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从这一刻起，元老院与民众表明决心，展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元老院推选的高级指挥官普遍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挑选标准也是轻政治重军事。久经考验的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以及后来的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Marcus Livius Salinator）再次得到任用，逐渐成熟的人才如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Gaius Claudius Nero），尤其是年轻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都开始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切可以想到的资源——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都被调动起来，再次展示了罗马巨大的军事潜力。

坎尼之战后一年，一支由近20个军团组成的部队再次被集结起来。这台强大的战争机器绝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以傲慢的心态草率地加入战斗。因此，指挥官在战略上达成一致：尽量降低自身风险，以谨慎的策略对抗汉尼拔，正如费边之前所做的那样。

凭借军队巨大的数量优势，罗马人能够在意大利多线作战。罗马中央军紧随汉尼拔的脚步，任务是在避免正面交战的前提下限制对手的行动空间。而其他罗马军队则去攻击迦太基人的新盟友，或阻止罗马军事同盟国数量进一步减少。

从长远来看，只有当汉尼拔能够从迦太基和西班牙获得足够的供给时，他才能继续留在意大利。第一种可能性因为罗马海军的巨大优势难以实现。罗马人为了阻止第二种可能性——来自西班牙的援助——发生，不得不在西班牙加大兵力投入。

早在公元前218年夏天，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Gnaeus Cornelius Scipio）就带领一支军队在西班牙东海岸的比利牛斯山附近登陆，并与敌人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迦太基人没有能够成功赶走罗马人。就像汉尼拔希望通过自己在意大利的行动打破意大利联盟一样，西庇阿也试图在西班牙通过炫耀武力来破坏西班牙人和迦太基人之间的联系。这首先影响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西班牙沿海地区。因为迦太基人对这里的控制并不长久，罗马人得以成功地驻扎下来。

第二年，一场海战在埃布罗河入海口爆发。马赛人站在罗马人一方，他们一起成功地将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北部。西庇阿兄弟（这意味着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被派往西班牙）正尽一切努力来切断迦太基与身在意大利的汉尼拔之间的供给线，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巴——西班牙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此无能为力。总体而言，战争前两年，西班牙的战况与意大利主战场完全不同。当汉尼拔在意大利一次又一次地以弱胜强时，西庇阿兄弟也在西班牙建立了罗马基地，并成功地拖住了迦太基军队的行动。

西庇阿家族逐渐成为公众的焦点。类似于迦太基海外发展的代表巴卡家族，西庇阿家族的成员从此刻起成了罗马在西班牙的门面。切断西班牙为汉尼拔提供的部分供给线并最终为罗马攻下这里，这一切都是西庇阿家族的功劳。

战争转入僵持阶段，汉尼拔绝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只要自己仍能够不受阻碍地逗留在敌人的领地上，同时迦太基能保证稳定的后方支持，并且自己的西班牙基地一切正常，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担心。罗马人现在才是受害者。一方面，他们必须忍受意大利土地不断遭到掠夺，部分地区甚至彻底成为废墟；另一方面，他们还不得不顾虑如何维系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无法再承受另一场惨败，那就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汉尼拔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巩固这一系列使罗马感到被动的境况，绝不能让罗马在战争中赢回主动权。为了做到这一点，汉尼拔将目光放到了那些和他一样正在和罗马交战的意大利同盟者之外的城邦。似乎没有比赢得他们的支持更有效的办法了。

由于罗马对伊利里亚政局一再干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Philipp V）对罗马人从来都没有好感，他十分担心对方在自己狭小的势力范围内过度活跃。因此，当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时，他果断选择与其结盟。汉尼拔身边的迦太基议员代为签署了这份联盟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双方必须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保证相互支持。尽管这位马其顿盟友对汉尼拔在正面战场的帮助微乎其微，但他并非一无是处。他给予迦太基的支持体现在亚得里亚海区域（der adriatische Raum）的军事行动，这使罗马不得不分兵于此。

由波里比阿（VII 9）记录的汉尼拔与腓力五世之间的联盟协议（于公元前215年，迦太基极盛时期生效）是仅有的一份可以推测汉尼拔政治意图的文件。其措辞清楚地表明汉尼拔从未想过要毁灭罗马。罗马对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统治也完全没有受到质疑。汉尼拔并不反对一个强大的罗马，而是拒绝一个过于强大的罗马。他对于未来地中海西岸政治的规划并不是由自己一统天下，而是仿效地中海东岸希腊文化区那样做到各方权力的相互制衡。汉尼拔的政治理念与他当下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无关，他的政治愿景也完全不会因为这些振奋人心的胜利而黯然失色。相反，他的考量是出于对交战双方潜在实力的客观评估。

比马其顿盟友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叙拉古在其国王希伦（Hieron）去世后态度的反转。这个国家自第一次布匿战争以来便是罗马人忠实的盟友。

在一系列由汉尼拔精心策划的起义和内政暴动之后，叙拉古站到了迦太基一方。在汉尼拔军队中服役的叙拉古人同时享有迦太基公民的权利。可以想象，他们起到了决定性的宣传作用（波里比阿VII 2）。汉尼拔的心腹希波克拉特斯（Hippokrates）和埃皮库代斯（Epikydes）被选为将军。叙拉古政权的变动影响了整场战争的进程，因为罗马人现在不得不加强他们在西西里岛的驻军。不久之后，叙拉古便直接参与到战争中来。

一条全新的战线就此形成。汉尼拔最初出征意大利的行动已经转变成影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全面战争。若我们分析公元前215年和公元前214年的战况，最先注意到的便是战争区域的扩大。

强大的迦太基军团正在西班牙与西庇阿的军队交战。汉尼拔则在意大利南部指挥着迦太基的中央军队；他身后是由执政官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以及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率领的追击军团。罗马舰队正全力拦截来自迦太基的护航舰队，以阻碍它们向西班牙的哈斯德鲁巴以及意大利的汉尼拔提供补给。此外，迦太基还派遣了一支先锋部队前往撒丁岛，试图将罗马人从那里赶出去。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Appius Claudius Pulcher）和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在西西里岛与迦太基雇佣兵作战，并开始围攻叙拉古。马尔库斯·瓦莱里乌斯·拉埃维努斯（Marcus Valerius Laevinus）旗下的罗马舰队则出现在希腊西海岸，以抵挡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对罗马的进攻。

从南西班牙到马其顿，从北非到阿尔卑斯山，战场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展也带来了战斗节奏与速度的变化。汉尼拔最初的运动战渐渐发展成了阵地战。战争的胜负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硬的防线、坚韧的前线、稳定的供应和盟友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对对手的消耗。汉尼拔获胜的概率随着战争流动性的减弱而降低。他的策略是专注于维持现状，其战争角色从进攻者转换为防守方。对于罗马人而言，一年又一年，得以不在战败中毁灭就是一种胜利。

但在当时，双方总是互有胜负。公元前213年，在意大利南部行军的汉尼拔再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塔伦图姆宣布脱离罗马，加入汉尼拔阵营。与卡普亚和叙拉古一样，塔伦图姆也是一座重要的大型城市。对于任何希望统治意大利的人而言，都不可避免地想要将它收入囊中。但是城中的城堡和港口仍在罗马人的掌控之下，那里的罗马驻军只是将自己多年来坚守的防线后撤。就像预言所说的一样，这种战略象征着罗马人永不屈服的精神。当汉尼拔转攻为守后，罗马人很快恢复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一场属于罗马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并最终改变整个战局。

那么汉尼拔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两者之间的顺利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塔伦图姆远离战场，它的任务就是为战争的继续协调资源。此外，它还需要不断招募新的雇佣兵，并将他们送至各个战场。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只有在本国贸易收入稳定、非洲部落按时交纳贡品与作物以及西班牙的白银出口定期完成的情况下，它才能做到长期提供巨额的战争开支。由于这场战争迫切地需要各方的资源涌入迦太基，这也在公民内部产生了紧张情绪。尽管大多数人支持巴卡家族的战略，但反对的声音从未消失。汉尼拔第一次史诗般的胜利无疑再次增强了迦太基人在上一场对抗罗马的战争中被摧毁的自信心。不难想象，迦太基同胞对汉尼拔的军事行动有多么担忧，对他的胜利就多么渴望。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和平解决的有利机会越来越少，质疑的声音自然也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新战线的展开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物资和军队的需求都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就这一点而言，缺少一支能与罗马相媲美的舰队导致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公元前213年，在汉尼拔的建议下，一支由25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在希米尔克的指挥下前往西西里岛，解救被罗马军队围困的叙拉古。虽然希米尔克成功地征服了阿格里真托（Agrigent），但面对围攻叙拉古的罗马军团他毫无办法。另外，一支由50艘战舰组成的迦太基中型舰队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罗马海军占据了绝对优势，致使它无法为守军提供有力的增援。这座伟大的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坚持抵抗如此之久，要归功于学者阿基米德（Archimedes）——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发明的武器及设计巧妙的防御工事，一度让罗马军团陷入绝望（波里比阿VIII 5-9）。非凡的军事指挥官、政治家汉尼拔和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阿基米德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并肩战斗。这种军事武力与科技智慧并非纯粹巧合的结合也许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时代精神：对突然出现的罗马霸权的绝对排斥。

公元前212年，由于守卫的疏忽，罗马人成功地攻占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叙拉古卫城——埃皮波拉伊（Epipolaei）。迦太基曾试图再次解救陷入困境的叙拉古人，却无功而返。不久之后，这座城市就彻底沦陷了。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任由自己的士兵在城中掠夺。大量的希腊艺术珍宝和金币成了罗马人的战利品。在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之后，战胜这位长期以来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主导战争的外来者汉尼拔的希望之光终于再次闪耀。

征服叙拉古是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不久之后，他们又迎来了一场更重要的胜利。卡普亚转投汉尼拔阵营对罗马人而言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害怕会出现效仿者。因此，罗马人迅速组织了一支重装军队，意图集中力量尽快夺回最重要的城市卡普亚。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带领了6个军团将卡普亚围得水泄不通。而对于汉尼拔来说，卡普亚同样重要。作为除罗马外意大利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取代罗马统治地位的不二选择。鉴于卡普亚的重要性，汉尼拔自然会为其倾尽全力。但当他意识到妄图打破罗马人的包围圈只会是一场徒劳之后，他决定直袭罗马，希望可以将罗马人的注意力从卡普亚转移回自己的都城，以解除卡普亚的围困之难。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罗马人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最终于公元前211年攻破了这座“饥饿之城”（波里比阿IX 3-7）。这次投降对罗马的战争宣传有着特殊意义。罗马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向全意大利表明，他们依旧不容小觑。与此同时，罗马对卡普亚的征服也标志着汉尼拔战争统治力的局限性，这位著名的迦太基将军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盟友。

叙拉古及卡普亚的陷落对汉尼拔来说都是致命的失败，但是西班牙战况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抵消了一部分损失。自第一军团抵达伊比利亚半岛以来，迦太基人将自己在西班牙北部的战线逐步后撤。罗马人在建立根据地之后，沿着东海岸继续进军。由于西庇阿兄弟手下的军队人数较少，因此他们依赖与当地反迦太基人民的合作。公元前211年，罗马人策划了一次重要的进攻行动，行动得到当地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支持。西庇阿兄弟将军队拆成小队并编组，分别向南挺进。但由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背叛，行动失败。迦太基人得以将罗马军队的小分队逐一击破。西庇阿兄弟双双战死，得以逃脱的罗马军队群龙无首，撤退到伊比利亚半岛最北端。令人费解的是，迦太基人却没有抓住这个将罗马人赶出西班牙的绝佳机会。现在交战双方处于均势，互相都找不到一招制胜的方法，而常年征战也使将士们身心俱疲。罗马人减少了作战部队的数量，而汉尼拔也没有在意大利发动任何重大攻势。迦太基和在西班牙的巴卡家族都表现得十分从容。自公元前218年开战以来，虽然罗马人遭遇的失败多于迦太基人，但他们的备战工作从未中断。最近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取得的胜利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士气。迦太基人成功地守住了自己在西班牙的补给基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上的小型战役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罗马人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并对自己的对手产生影响。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仍旧保持不败，但他在那里所能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

罗马人现在的目标是孤立汉尼拔。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彻底摧毁作为供给基地的西班牙。此外，来自迦太基的增援物资也必须被截停。最后，还要防止汉尼拔赢得新的盟友。汉尼拔的策略则是激活所有的可用资源，赢回意大利战场的主动权。在意大利北部，罗马的传统敌人凯尔特人碌碌无为，而罗马与意大利的同盟关系却日趋稳定，这两点都给汉尼拔带来了负面影响；而积极因素则是他仍然掌握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到目前为止罗马人并没有对北非的迦太基本土造成威胁。然而，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汉尼拔无法预测到的。自公元前211年起，一位与他在政治及军事才能上不相上下的将领在罗马横空出世，并很快对整个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称“阿非利加征服者”（Africanus）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他正是那位在西班牙战死的西庇阿将军的儿子。与汉尼拔的人生经历相同，他在25岁时被任命为罗马军队在西班牙的最高指挥官。虽然这有悖于传统，因为他太过于年轻，并且此前没有当选为高级元老，但西庇阿家族及其政治伙伴的影响力以及民众对年轻力量的支持最终战胜了元老院的担忧。对于西庇阿而言，西班牙战争不仅是一场国家战争，更是一桩家庭事务，国家利益与私人恩怨交织在一起。他想要赢下这场战争，为父亲和叔叔报仇并恢复罗马不可战胜的荣耀。西庇阿充满活力并且十分自信，而且有着坚定的宗教立场，在这几点上他远远超过大多数同龄的罗马人。西庇阿十分虔诚，并给周围人留下了他是“天选之人”的印象。这也增强了国内外对他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李维曾指出：“在处理公共或私人事务之前，他总会先前往元老院，在神殿里静下心来，独自度过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他一生从未中断的习惯有意无意地让信徒们认为他就是天神的传人，而与亚历山大大帝相关的传说也再度出现……在他母亲的房间里曾总能见到巨蟒出现的神迹，而他正是母亲与巨蟒交合后诞下的天选之子。”（李维XXVI 19）

第七章 突破不可能：汉尼拔在意大利

汉尼拔试图通过对意大利最南部城镇雷焦（Rhegion）的突袭来弥补卡普亚战败的损失。然而，就如同他进攻塔伦图姆的罗马要塞一样，这次军事行动依旧未能取得成功。因此，汉尼拔不得不带着未竟的事业撤回位于卢卡尼亚（Lukania）的冬营（公元前211年）。

次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叙拉古征服者、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他通过占领萨莫奈人的城市马若涅亚（Maronea）以及梅莱斯（Meles）成功地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之后不久，他又顺利地将阿普利亚人的城市萨拉皮亚（Salapia）收入囊中，其中还包括500名守城的努米底亚骑兵。

然而，公元前210年汉尼拔在赫多尼亚（Herdonea）地区摧毁了罗马将军奈维乌斯·弗尔维乌斯·桑图马卢斯（Gnaeus Fulvius Centumalus）的两个军团，这再次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能力。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迦太基军队的军事效率及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依旧出众。

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一直紧追汉尼拔，直到对方退回卢卡尼亚的冬营。赫多尼亚战役中损失的士兵多为拉丁裔，这本身就给罗马带来了一些骚乱。当他们在公元前209年想要再次征兵时，有12个拉丁城市拒绝加入这场对抗汉尼拔的战争。意大利同盟内部出现明显的裂痕，这对罗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公元前209年，费边·马克西姆斯第五次出任执政官，再次承担起了对抗汉尼拔的职责。他的计划是让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去追踪汉尼拔，而自己则出兵塔兰图的罗马城堡，解救被困多年但仍坚守阵地的罗马军队。

汉尼拔的军队与马塞勒斯的军队在距离如今卡诺萨（Canusium）不远的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罗马人不得不再次接受惨败的结局。与此同时，费边·马克西姆斯却能专注于对塔兰图的围攻。

一周之后，对塔兰图的总攻从各个方向展开，塔兰图人的防线最终被击溃了。和叙拉古一样，塔兰图遭到了洗劫，约3万人沦为奴隶。被抢夺的贵金属器物以及艺术珍品数不胜数。试图解救塔兰图的汉尼拔急速行军，但为时已晚，他并没能阻止这场于他而言十分敏感的挫败。

然而，汉尼拔的意大利战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的战况。公元前210年底，当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登陆西班牙时，他要面对的是三支迦太基军队。因此，他最初并没有选择与占据优势的对手直接对抗。也许是联想到汉尼拔出其不意的惊世壮举，西庇阿决定进攻敌人的总部——新迦太基（公元前209年）。这次突袭发生时，迦太基军队均驻扎于偏远地区。部队的转移并不是因为迦太基内部领导人的不团结或是相互之间无法协调行动，这一点和西庇阿设想的有所偏差。汉尼拔兄弟马戈的军队驻扎在加的斯附近的韦尔瓦，那里是全国最具生产力的矿区之一；基斯戈（Gisko）之子哈斯德鲁巴的军队则选择在塔古斯河口（Tajomündung）扎营，这也与确保并促进迦太基的战争经济发展有关；而由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巴领导的迦太基大军则在卡尔培塔尼展开防御，以保护其他部队的侧翼，同时防止对手进攻安达卢西亚。迦太基人的错误在于完全没有想到对手会直接进攻新迦太基，因此并未对其做任何防御准备。

对新迦太基的突袭是一次异常大胆的军事行动。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可以重建本次行动的部分细节。西庇阿带领军队突然出现在新迦太基的城墙之外，并在短暂的围困之后成功破城。西班牙骄傲的统治者——迦太基人这一次也不得不接受被残酷掠夺的命运。这次突袭给迦太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心理影响。西庇阿一击致命，除了大量的战利品、资金储备、武器以及供给物资外，迦太基为控制西班牙挟持的当地人质也都落入西庇阿手中。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通过适当的处理，西庇阿就能由此获得西班牙人民的支持。

罗马人在西班牙取得的进展改变了整个战局，胜利的天平不再向迦太基人倾斜。汉尼拔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那些转投汉尼拔阵营的意大利城市对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其造成的问题正日益增加。事实就是大多数加盟的是那些原本散落在危险的敌对环境中的独立城市，而城市联盟很少会选择冒险背叛罗马。这给迦太基军队带来了相当大的供给问题，使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本就有限的精力还不得不用来应对过于分散的威胁。如果汉尼拔希望维持自己的威信，他就必须给这些新加入的伙伴提供保护，但也正是这项义务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在意大利盟友数量大幅增加的压力下，汉尼拔不得不采取进攻措施。每当获得新的盟友，他就必须为其提供保护。但他的军队实力还不足以胜任这项附加任务。当罗马人意识到汉尼拔正面临如此困境之时，他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放弃与其进行正面交锋，而是不断收紧包围圈以持续制造压力。面对这样的政治及军事限制，汉尼拔逐渐失去了战争主动权，无奈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潭。

公元前208年，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汉尼拔陷入了与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的缠斗，而另一支罗马军队则可以借机攻占洛克里（Lokroi）。然而，罗马军将领的粗心大意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迦太基人突袭罗马军队，多次交锋后成功地击退了对手。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也战死沙场，汉尼拔对他表达了最高的敬意。然而，这些行动并未带来实际效果。汉尼拔需要增援才能逆转意大利战局，而随着战事的推进，这样的帮助只可能来自西班牙。

公元前209～前208年，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战况的影响。与罗马军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对抗之后，迦太基人的西班牙领土仍基本保持完整，此时他们更倾向于在意大利执行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但西庇阿成功占领了新迦太基并立刻开始对南西班牙地区发动进攻，这一切给迦太基人的军事规划带来很大的困难。迦太基人希望集结一切可用力量在意大利取得新的突破。常年征战带给罗马及其盟友的疲惫，以及意大利北部利古里亚与凯尔特人部落的合作，一切因素都被考虑在内。很显然，迦太基人的意图便是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新的战略据点。汉尼拔可以在那里和哈斯德鲁巴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会合，进而为整场战争带来决定性的转折。与此同时，马戈也在招募更多的增援部队。基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则继续在西班牙统领留下的部队对抗西庇阿。但是西庇阿极具侵略性的作战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一计划。公元前208年，当西庇阿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已经足以进一步向南方进军时，他果断选择与哈斯德鲁巴正面交锋，以阻止其前往意大利与汉尼拔会合。战斗在今天的巴埃库拉地区（Baecula）打响。西庇阿主导了整场战役，当哈斯德鲁巴意识到自己令人绝望的处境后，他选择撤退，带着残余部队北上。

汉尼拔期待着兄弟哈斯德鲁巴带来的军事增援。巴埃库拉战役败北之后，哈斯德鲁巴重新整合了军队。公元前207年，他以令人震惊的行军速度向意大利进发，其军事表现绝不逊色于汉尼拔。如果两支迦太基军队在意大利联合起来，那么在汉尼拔的指挥下，他们将给罗马造成无法估量的威胁。感到惊慌的罗马人自然要竭尽全力阻止两军会合。

在意识到哈斯德鲁巴的部队即将抵达意大利之后，罗马人在公元前207年选择了两位颇具军事经验的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和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久经考验的禁卫军将领大多已战死沙场（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只留下了费边·马克西姆斯和他们之中最有能力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而他正投身于西班牙战场，无法脱身。充分利用所有的储备资源，罗马人再次集结了约20个军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挥全力。

哈斯德鲁巴穿越阿尔卑斯山之后，取道帕辰察大区，向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今天的里米尼（Rimini）］进发。他还在途中招募了凯尔特人和利古里亚人，据说总人数超过3万人。但他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被罗马人截获，两人的配合作战计划并未成功。汉尼拔带兵由意大利南部出发，逐步向内陆挺进，之后驻扎在阿普利亚，希望可以收到兄弟的消息。与此同时，哈斯德鲁巴也在向南进发。他穿过亚平宁山脉，越过梅陶罗河（Metaurus）。然而，这一切都在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的掌控之中。

另一位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则一直在坎努西姆（Canusium）附近观察汉尼拔，并拟定下一步的计划。为了分散对手的注意力，他佯装向卢卡尼亚发动攻势。而实际上却带着选定的精锐部队一路向北疾行，计划在一周后与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的部队会合。哈斯德鲁巴的部队被对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在非常不利的地形中行动，完全无法抵挡罗马军团的冲击。梅陶罗河一役，迦太基部队被彻底歼灭，哈斯德鲁巴也不幸战死沙场。这是罗马人第一次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击败迦太基军队。之后克劳狄乌斯·尼禄立即赶往阿普利亚，并将哈斯德鲁巴的首级扔进汉尼拔的营地。直至此刻，汉尼拔才意识到自己胜利的希望彻底破灭。

公元前206年，两军在西班牙迎来了最终的决战。在巴埃库拉战役之后，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交由基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统领，但其实力已无法与西庇阿相抗衡。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被西庇阿牢牢地握在手中。与此同时，西庇阿又加强了他的军队，并得到了更多的西班牙人的支持。公元前206年，哈斯德鲁巴在梅陶罗河战败（公元前207年）的消息迫使迦太基人做出决定。基斯戈之子决定采取新的行动，他们绝不希望看到自己在西班牙最后的领地就这样拱手让人。同年，最终决战在塞维利亚附近的伊利帕（Ilipa）打响。大局观与临阵指挥的完美结合以及军队更加出色的战术素养确保了西庇阿的胜利。此后只有一小部分迦太基反抗势力留存，但他们终究难成气候。在迦太基人失去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之后，汉尼拔的战争变得越发困难。

公元前206/前205年，被击败的迦太基部队被迫撤离西班牙，迦太基扩张的辉煌时代也走到了尽头。随着最后一座海外堡垒的丢失，迦太基人面临的现实就是他们的领土在不断减少，而罗马的领土却在日益增加。一段将持续几个世纪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罗马统治时期就此在西班牙开始。

当哈斯德鲁巴在梅陶罗河战役中战败之后，汉尼拔立即撤军至布鲁提乌姆（Bruttium）。整个公元前206年，意大利半岛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战役。直到西庇阿将战火再次带回意大利。载誉而归的西庇阿与普布利乌斯·李锡尼·克拉苏（Publius Licinius Crassus）于公元前205年一同被选为执政官。罗马领导层首先要确定后续战争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将汉尼拔赶出意大利还是主动进攻非洲。为此，元老院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费边及其支持者更倾向于前者，而西庇阿等人则选择后者。

西庇阿被派往西西里岛，他将在那里带领军队做好登陆北非的准备。此前从没有任何一位罗马将领拥有过如此之大的权力。他得到的指示如下：在他能掌控的范围内，只要能为国家带来利益，他便可以在北非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罗马人在洛克里也取得了胜利，这进一步限制了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行动。

此时，汉尼拔已经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意大利只会徒劳无功。他来到克罗顿（Kroton）附近的朱诺神庙，并在那里留下了一段记录自己至今的所作所为的布匿语和希腊语双语碑文（波里比阿III 33，56）。这段碑文因记录了汉尼拔军队的构成，包括其具体人数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由此得知，汉尼拔的部队自战争开始就从未超过5万人。相较之下，罗马军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公元前225年的“托袈长袍名单”（formula togatorum，记录了能够参军的罗马公民的名单），罗马及其盟友的军队可达将近70万人。双方海军之间的实力相差也很悬殊。公元前218年驻扎在非洲及西班牙的迦太基战舰约100艘，而罗马舰队的数量是其两倍多。

即使离乡10年之久，并且持续处于高强度的作战压力下，汉尼拔的军队仍旧听命于他，这充分体现了这位将领的军事才华和个人魅力。尽管在意大利的战争并未取得胜利，部队也即将撤往北非，但没有发生任何叛乱。即使是在逆境中，汉尼拔也没有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公元前20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在腓尼基与罗马签订和平条约，这使得罗马人能够专注于最后给予迦太基致命一击。按照惯例，罗马人非常仔细地研习了所有基础性的宗教典籍，以保证他们的胜利。神圣的《西卜林书》提到：如果人们能够将小亚细亚培希努（Pessinus）的“大地之母”玛格纳玛特（Mater Magna）迎回罗马，那么意大利的敌人就会被驱逐。为了迎接女神，罗马人必须选出国家的“最佳公民”。他们选择的是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他是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战死于西班牙）之子，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即将出征北非）之兄。

如果汉尼拔希望避免迦太基直接遭到罗马的攻击，他就必须加强自己在意大利的攻势，以阻止西庇阿在北非登陆。由于受到瘟疫的持续影响，人数上占优的汉尼拔军队被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雪上加霜的是，来自迦太基的大量补给资源——整整100艘船的黄金、粮食补给和武器装备在海上遭遇风暴。幸存的舰队不得不登陆西西里岛，而在那里等候它的却是罗马士兵。最终，汉尼拔没有得到哪怕一艘船的补给和支援。

他在意大利留下的最后希望是其兄弟马戈。当迦太基人在西班牙战败后，马戈前往巴利阿里群岛，并在那里得到了迦太基的支持，竭尽全力招募了一支实力可观的军队。直至今日，梅诺卡岛（Menorca）上的马翁市（Mahon）仍旧承载着他的名字。他带着30艘战舰在利古里亚海岸登陆。征服热那亚（Genua）之后，他向伊特鲁里亚进发，并在那里招募到了更多的雇佣兵。然而，他在里米尼附近被两个罗马军团击败，他甚至还未能率军抵达意大利中部就结束了自己的征程。而现在，撤离意大利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位陷入困境但仍未尝一败的将领正处在命运的转折点。波里比阿对他做出了如下评价：“综观整场战争，汉尼拔不间断地与罗马人抗争了16年之久……其部队由利比亚人、伊利里亚人、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组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没有法律条款，只有道德准则约束着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语言不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维系其关系，而且所有的指挥权都由汉尼拔一人掌控。然而，这支多元化的国际雇佣军却从未发生过任何叛乱。面对这样的成就，谁还能够否认这个人（汉尼拔）的英明勇武、出众的军事技巧和其与生俱来的大将气概？”（波里比阿XI 19）

第八章 在北非做出决断：西庇阿和汉尼拔

罗马军队北非登陆作战是西庇阿的倡议。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决策，最终在元老院反对派的强烈质疑中被强制实施。西庇阿的计划显然和汉尼拔类似，即在对手的家门口决一胜负。

罗马入侵前的北非政局对于迦太基人而言也是十分紧张。西法克斯（Syphax）和马西尼萨统治下的努米底亚王国和迦太基之间的关系逐渐产生裂痕。在西班牙，他们曾偶尔帮助巴卡家族对抗罗马。但当迦太基人在伊利帕落败之后，马西尼萨改变了立场，转而与西庇阿合作。这使罗马人在迦太基腹地拥有了一位重要的盟友。而迦太基人则与西法克斯继续结盟。哈斯德鲁巴（基斯戈之子）将自己的女儿索福妮斯巴（Sophoniba）嫁给了西法克斯，从而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204年夏天，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在西庇阿的领导下抵达北非海岸。他们向尤蒂卡（Utica）进军的道路畅通无阻。当西庇阿进攻尤蒂卡时，遭到了一支迦太基军队的抵抗，最终他选择放弃围攻而是前往冬营休整。西法克斯试图让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各自撤出北非和意大利，并签订一份和平协议。西庇阿假装表现出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致使谈判一再拖延（波里比阿XIV 1）。尽管他当时的军队实力不及迦太基，但仍想要自己拿下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他并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西庇阿利用了这一时机，在公元前203年春天放火突袭了西法克斯及迦太基人的营地。借着大火产生的混乱，他一举击溃对手，自己的损失被降到了最低。这一战使得迦太基人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而西庇阿则可以更主动地采取攻势。

迦太基人失去西班牙之后，哈斯德鲁巴便成了北非的军事统领。他又重新组织了一支由4000名凯尔特伊比利亚雇佣兵组成的军队，与西法克斯一同在距离迦太基西南100公里的宽阔平原上扎营，静候罗马人的到来。西庇阿的部队以步兵为主，但为他赢得胜利的则是表现出色的骑兵。这也是罗马骑兵第一次战胜迦太基人。西法克斯选择逃跑，指挥权交由马西尼萨。而西庇阿则成功地占领了突尼斯（Tunis），将迦太基的非洲领土拦腰截断。

在又一场大败面前，迦太基元老院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大多数人支持缓兵之计。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为即将到来的围攻做好准备，考虑召回汉尼拔，并且从西法克斯那里得到帮助。只有小部分元老认为应该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但形势在公元前203年夏末又发生了变化，当时西法克斯已完全被罗马人控制。西法克斯与马西尼萨之间争夺努米底亚统治权的斗争中还掺杂了爱情、嫉妒与复仇的情节，这不禁让人想起狄多（Dido，《埃涅阿斯纪》）和海伦（Helena，《伊利亚特》）的故事。马西尼萨在锡尔塔（Cirta）遇到了西法克斯的妻子——这位本该嫁给他的迦太基女子。马西尼萨立刻迎娶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索福妮斯巴。与此同时，被关押的西法克斯在被罗马人拷问其转投迦太基的根本原因时提到，他是受到自己迦太基妻子的影响。西庇阿担心马西尼萨也会同样变卦，于是建议后者与自己的新婚妻子分开。这段故事的结局甚是悲惨。索福妮斯巴饮下毒药惨死，成为罗马强权的牺牲品。当个人命运不得不被强权政治左右时，历史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这段充满必然性的悲惨历史在希腊悲剧中被无比生动地演绎。从李维的巨著中（李维XXX 11-15）我们可以读到，这段历史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戏剧元素，它影响着直至今日每个时代人类社会与艺术的发展。

迦太基人派出一个使团与西庇阿商讨如何和平解决战争。未能拿下尤蒂卡的西庇阿并没有感到灰心丧气，只要迦太基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他仍旧可以视自己为战争的胜利者。此外，他还可以避免与迦太基继续这段旷日持久的战争。

西庇阿要求迦太基释放战俘，交出除20艘战舰外的全部海军，放弃西班牙以及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所有岛屿；要求汉尼拔从意大利撤军，并向罗马军队提供粮草以及支付5000塔兰特白银的赔款。

索福妮斯巴之死

这些条件对于迦太基人来说非常苛刻。不过，倘若汉尼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对罗马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比这些仁慈。如同汉尼拔希望削弱绝对强大的罗马，西庇阿对迦太基也是这样想的。他的目的是杜绝迦太基人在未来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协约条款已经给予了迦太基人致命的打击，但现在他们身后还有马西尼萨在捣鬼。这位国王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倾尽全力打压迦太基力量，阻止其复活。在和平协议生效之前，双方决定停火。

罗马方面一直等到汉尼拔正式离开意大利才批准这些条约。汉尼拔的部队在莱比提米纽斯（Leptis Minor）附近登陆，人数约为两万。不久之后，他已故兄弟马戈的残余部队也抵达北非海岸（公元前203年秋）。

尽管最初的军事目标显然已无法达成，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迦太基人内心深处仍保有一线希望，即当汉尼拔归来之时能够给予西庇阿致命一击，就像公元前255年的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那样，这位罗马执政官曾率军在北非登陆，但不久之后便被击败。

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却导致了双方军事行动的再次展开。一支罗马供给船队遭遇海难在迦太基海岸搁浅。附近城市的迦太基人由于粮食短缺洗劫了船只上的货物。汉尼拔重回北非使得大家备受鼓舞，因此完全没有理会西庇阿的抗议。这一事件的持续升级最终导致停战协议被撕毁。双方开始了各自的战争准备。

公元前202年秋，两支军队在距离纳拉迦拉（Naraggara）不远的迈杰尔达（Medscherda）上游的河谷相遇。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史称扎马战役（Schlacht von Zama），正是整场持续了17年的战争的终局之战。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已成军事神话的汉尼拔和年轻有为、正逐步追赶对手的西庇阿，故事的两位主角终于在战斗打响之前相遇了，他们曾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避免战斗。汉尼拔想要协商签订一份条件更为宽松的“罗马和平”协议。他或许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毕竟自己从未被罗马人击败过，凭什么现在会输？然而，西庇阿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拒绝了这个请求。这位年轻有为的罗马将领与那位或许早已厌倦战争的迦太基“里程碑”，或者用李维的话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军事家”之间的会面无疑是这场战争的高潮，这一情节自然也由历史学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波里比阿XV 6-9；李维XXX 29-32）。

汉尼拔和西庇阿的军队人数不相上下，二人各自统领着超过4万名士兵。但是，西庇阿的骑兵远远优于汉尼拔。自汉尼拔离开西班牙之后，他再次拥有了战象部队，而且比之前的规模更大。但它们在战场上完全没有出彩的表现，因为罗马军队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依靠队列留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让战象可以冲锋“通过”。双方步兵则势均力敌，但罗马人依靠骑兵撕开了对手的防线。迦太基人的骑兵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在对手的追击下四散而逃。罗马骑兵的离去正是汉尼拔的机会，他试图依靠自己麾下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罗马骑兵返回之前击败罗马军团。但是迦太基人所有的进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汉尼拔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罗马骑兵的重新归队为这场战役画上了句号。如同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的部署一样，罗马骑兵从后方包抄，将迦太基人团团围住。西庇阿也亲自上阵，矛头直指汉尼拔。至此，迦太基的最后一支军队被彻底击败。

汉尼拔先是逃到了位于哈德鲁米图姆（Hadrumetum，今苏塞）的基地，之后才前往迦太基。迦太基元老院派出代表前往正在突尼斯扎营的西庇阿处提出议和。这位罗马将军接待了他们。他向迦太基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现在的和平条件将比之前更加苛刻。迦太基人除了放弃在一年前的协议中已经提出的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之外，还要向马西尼萨割让一部分北非的领土。除了引渡战俘与逃兵之外，迦太基还必须承诺在未来放弃使用战象；舰队规模也要进一步缩减，只能保留10艘战舰。而将迦太基纳入罗马共和国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在未来，迦太基只被允许拥有内部的政治及军事自由，其对外政策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迦太基被禁止在非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作战，即使在非洲范围内开战，也必须先征得罗马的同意。最后，战争赔偿金额再次增加，最终确定为1万塔兰特。

面对这些更为严苛的“和平”条件，迦太基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即终止谈判并组织军事反攻。这时汉尼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建议接受条约（李维 XXX 35，11）。他非常清楚，继续抵抗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相比于无条件投降，他更愿意选择接受和平条约。

庄严的签约仪式在迦太基举行。迦太基代表在众神面前发誓将遵守和约条款，而来自罗马的缔约神官（Fetialpriester，专门负责缔约等国际关系事务的神官）也抵达了现场。仪式结束之后，迦太基人不得不通过另一种方式象征性地承认了战败，以及因此一并失去的那些曾经的权力与地位：交付给罗马的迦太基舰队缓缓驶入大海，并在沮丧的迦太基公民面前被焚烧殆尽。曾经强大、独立且骄傲的迦太基沦为罗马的附庸。

大部分罗马军队驻扎在突尼斯。西庇阿带领他们从那里登船，取道西西里岛，踏上回乡之路。整个意大利都洋溢着战争胜利的喜悦。他回到罗马后，举办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凯旋仪式来庆祝自己战胜了汉尼拔。罗马又一次接受了全部挑战并战胜了对手。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再会对罗马在西地中海地区的霸权提出异议。

在罗马不断向外扩张的背景下，波里比阿逐渐成为一名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作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编年史作者，对于取得胜利的罗马帝国，他写道：“不论是罗马人掌控了西班牙还是再次接管西西里岛，派遣军队及舰队到那里探险，这些都不值得夸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一切都是由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在同时处理其他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这段时间内，这个国家自己也身陷险境，国家的人民还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只有考虑到这些我们才能真正领会这一切的意义，并给予它们应得的关注与钦佩。”（波里比阿 VIII 4）

罗马人在这场异常漫长的战争中面临诸多挑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切都对罗马未来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罗马权力阶级的显著变化。原本的政务官任期通常为一年，但在战时延长这一时间成为共识。而一些政务官多年任职逐渐使他们拥有准君主制的指挥权。如何收回他们的特权并回归人人平等的元老院制度，将成为罗马共和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尽管汉尼拔曾做出诸多努力，但他仍无法破坏罗马和意大利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依靠各城市中贵族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形成的纽带使得这一关系越发紧密。尽管仍会出现紧张局势，但这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完成整合只是时间问题。

战争的胜利还给罗马的“世界帝国”建设带来了决定性的新动力——曾经属于迦太基人的财产。撒丁岛、西西里岛和西班牙成了新生的罗马帝国的前沿阵地。罗马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把目光聚集到了希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这是其不可阻挡的发展步伐的必然结果。但是战争的消耗对于意大利来说仍旧是巨大的。整个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南部的人口大幅减少，人口结构也遭到破坏。为了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一状况，必须采取全面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重组措施。它们的成功决定了罗马社会未来的稳定以及罗马帝国能够一步步走向巅峰。

第九章 重返迦太基：一段新的旅程？

相较于汉尼拔的戎马生涯，我们对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知甚少。只要他在罗马行军，就一定能吸引古罗马作家的全部注意力。然而，现在他渐渐远离了罗马的政治舞台，这就是战后信息量骤减的原因。首先是公元前200～前195年他投身迦太基内政的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主要了解的是他作为军事指挥官的一面，而现在他将以迦太基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身份再次面对我们。

几十年来，汉尼拔一直远离家乡。毫无疑问，他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凯旋时的壮丽景象；而现在，和他一起前往西班牙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和马戈都已经战死沙场，自己姐妹的命运他也是一无所知，迦太基展现在他面前的一切大多都是陌生的。他当然希望得到朋友、亲戚和政治支持者的帮助。关于汉尼拔在这一时期内的私人生活，我们只能得到极其有限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迦太基的舆论将导向何方。国民会怎样看待他？他害怕受到指控吗？他会成为战争失败的替罪羊吗？他的影响力仍有多大？他是否将面临制裁？

毕竟汉尼拔发动了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它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消耗了迦太基多年来积累的大部分资源。而最终与罗马签订的和平条约也给他的家乡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另外，这位如今失落的迦太基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击败罗马人，那些鲜活的记忆依旧在人们脑海中徘徊。对于许多迦太基人而言，汉尼拔依然是他们光辉的榜样与自己民族实力的鲜活证明，甚至还是这段黯淡时期的未来之光。

随着和平条约给民众带来的负担日益沉重，未来迦太基的政治定位已经被重新提上日程。长时间的战争以及海外领地的丢失使得迦太基的经济一蹶不振，而现在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复苏经济，其中包括消除战争造成的破坏，重建贸易通路，利用仍受迦太基控制的北非领土发展农业。由于国库空虚，每年200塔兰特白银的赔款自然转嫁到了百姓身上。筹措这笔赔款是最优先之事，因为迦太基人已经从以往的痛苦经历中了解到罗马人绝不会在这种问题上开玩笑。

多年来迦太基内部关于专注海外发展还是专注北非的争论也在罗马人的和平条约面前偃旗息鼓。舰队的上交排除了大规模海上活动的可能，但恢复海外贸易仍有机会。而在北非政治中，虽然马西尼萨的强势地位是一个障碍，但也并不是不可逾越。

现在的问题是，回到故乡的汉尼拔会在其政治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会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吗？一项针对他的指控似乎就想达成这一点。国内的政治对手指责他故意不征服罗马，此外他还被指控贪污战利品。但他毫不费力地反驳了这些指控，最终诉讼也被成功撤回。

战争刚结束时，汉尼拔仍是迦太基残余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执行守备任务，但迫于罗马人的压力很快便被撤职了。他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甚至不清楚之后他是回到了位于北非的营地还是留在了迦太基城。

有关他的下一条消息来自公元前197年。当时他被选为“苏菲特”（Suffet）——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他的同僚另一位“苏菲特”的姓名不详。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迦太基人中仍然有巴卡家族的忠实拥趸。对罗马的赔款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其任期内主要应对之事。因为迦太基国库紧张，汉尼拔还曾与一位最高级别的税务人员发生冲突。李维（XXXIII 46，3）称他为财务官（quaestor），这个词源自罗马通用的最高财政官职。他拒绝公开自己的账目，并且不愿意与汉尼拔对质。他自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在其任期结束后他将成为“104人法庭”（Gerichtshof der Einhundertvier）——这座迦太基贵族的终极堡垒——的终身成员。但汉尼拔仍旧下令逮捕他，并在公民大会上对其提出诉讼。此外，汉尼拔还做出规定：104人法庭的成员今后应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而且任何人不得连任。自此，汉尼拔给了自己国内的政治对手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汉尼拔的提议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认可并得以实施。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改革家。他揭露和抨击了税务机关内部存在的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惩罚了相关责任人，并建立了更加透明和高效的税收制度。

很显然，汉尼拔对迦太基内政实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迦太基人的财政政策也重回正轨，公共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在偿还罗马人的赔款之外，仍有盈余供他们增加经济储备。受到限制的外交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迦太基带去了好处，他们得以更纯粹地专注于国内发展。过去用于建造和维护舰队以及支付雇佣军报酬的资金现在可用于发展国家的基础建设。战争失败、政治影响力也惨遭削弱的迦太基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高效的农业和利润丰厚的商业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

汉尼拔大力倡导的更公平的税收制度以及更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给他带来的并不只有拥护。与他披露的腐败丑闻相关的一些迦太基权贵一直伺机报复，他们想把汉尼拔赶出迦太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罗马进行了一次针对汉尼拔的诽谤宣传，谎称汉尼拔正在与塞琉古（Seleukiden）帝国君主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秘密谈判，建立反罗马联盟。罗马人自然非常愿意听到针对汉尼拔的抗议，这给了他们再次重创这位可怕敌人的机会。大部分元老院成员听信了谣言，而西庇阿再次证明了他的伟大。他意识到这项指控证据不足，并请求减轻处罚。最终一个罗马代表团被派往迦太基引渡汉尼拔。后者意识到事态的危急，在公元前195年夏天为了躲避抓捕逃离迦太基。

这一系列事件代表了汉尼拔一生的最低点，也是迦太基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让我们回溯到约20年前，汉尼拔仍是那位西班牙最出色的战略家。当时也曾有一个罗马代表团抵达迦太基，要求引渡他。自信满满的迦太基议会当场拒绝了罗马人的要求，并表示宁愿开战也不会顺从罗马。而现在，罗马使节就像统治者一样莅临迦太基，而迦太基议会的成员则是以一种完全自我否定的姿态讨好对方。“逃犯”汉尼拔的财产被尽数没收，住宅也被夷为平地。巴卡家族最后的希望之火竟是由迦太基人亲手掐灭。

汉尼拔在迦太基的时光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回到故乡并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输掉了战争，罗马的势力日益壮大，这都使得他的处境十分糟糕。尽管他在迦太基拥有足够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绝对安全的。只要迦太基仍受制于罗马，内部事务的决定权仍在对方手中，那么汉尼拔就必须为他的命运担忧。他在哪里能够感到安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必须脱离罗马的势力范围。而剩下的选择并不多，前往极具希腊特色的地中海东部是他唯一的机会。

9岁的汉尼拔怀着重振家乡雄风的远大志向随父亲远走西方。而在输掉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52岁的汉尼拔不得不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东方的土地。不知彼时的他是否仍存有希望，期待自己像在西班牙时所做的那样，为远大理想开辟一个新据点。

罗马人在战胜汉尼拔之后得以更为专注地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展开政治及军事行动。当他们介入时，当地的诸强正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公元前205/前204年，尚未成年的托勒密五世（Ptolemaios V Epiphanes）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继承王位。这也直接导致马其顿王朝的腓力五世和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三世对托勒密王朝在叙利亚及爱琴海地区的领地发动袭击。帕加马（Pergamon）、罗得岛（Rhodos）以及雅典等地区的中等势力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向罗马求援（波里比阿XVI 23-28）。有了迦太基的前车之鉴，罗马自然想要阻止另一股超强势力在爱琴海地区成形，而且看上去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这一目标。

公元前197年，罗马执政官提图斯·昆西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在库诺斯克法莱（Kynoskephalai）击败了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者也因此失去了希腊地区的霸主地位。自亚历山大大帝起，马其顿军队公认的军事霸主地位被罗马军团取代。次年，弗拉米尼乌斯又在科林斯（Korinth）的依斯米安竞技会（Isthmische Spiele）上宣布，所有的希腊城邦将获得自由，进一步增强了罗马对希腊民众的影响力。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之时向希腊民众提出解放倡议。而现在罗马人的举措正是对这份倡议的最佳回应。罗马希望通过相同的手段彻底击败这位老对手，弗拉米尼乌斯正是出于这一考量做出这个决定。此后，罗马的外交政策明显有所收敛。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可以一次次击败对手，但始终无法彻底摧毁对方。罗马以最少的付出对该地区长久以来的政治平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并未亲自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在如此胜负未决的紧张局势下，汉尼拔只得选择前往一个对罗马充满怨恨的避难所。

第十章 逃亡之路：汉尼拔在东方

汉尼拔前往东方，并不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重燃对抗罗马的战火。然而，如果你想说他廉颇老矣，那么他在未来几年内不懈的努力将会给你最有力的反驳。汉尼拔于公元前195年逃离迦太基，是因为在罗马人的威胁之下其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一段紧张的冒险之旅过后，他首先抵达了泰尔，并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接着他取道安条克（Antioch）前往艾菲索斯（Ephesos）会见安条克三世（公元前195年秋）。这位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者自然很高兴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罗马抵抗者来到自己的宫殿，他非常希望获得有关地中海西部地区政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是，他想要了解罗马的潜力。当时安条克三世与罗马的关系十分紧张。在不久前的利西马其亚（Lysimacheia）会议上，罗马人要求他放弃曾隶属于安提柯（Antigoniden）王朝及托勒密王朝的领地。安条克三世认为罗马人的诉求是完全不合理的政治干预。我们只能想象汉尼拔为了坚定这位君主对罗马作战的信念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汉尼拔仍旧坚持自己原先的策略：战争应该在意大利进行，在罗马人自己的领地上征服他们。此外，他还努力使安条克三世认识到先发制人的必要性。

汉尼拔向安条克三世提议：由他本人带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重返迦太基，这样他就可以直击对手腹地；与此同时，安条克三世应该在希腊做好各方的战争动员工作，并做好出征意大利的准备。

迦太基人知晓了汉尼拔的意图。巴卡家族的反对者立即集结政治力量进行反击，他们让迦太基议会派代表团前往罗马报告汉尼拔的阴谋。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赢得罗马人的好感，并得到对抗马西尼萨的军事支持，因为后者一再向迦太基提出无法接受的割让领土的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罗马派出了两个使团，其中一个隶属于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前往迦太基做进一步调查，同时给当地残余的巴卡家族的支持者一个下马威。

另一个使团则拜访了安条克三世。但他们并未前往艾菲索斯，而是来到皮西迪亚（Pisidia），因为安条克三世当时正在此地作战。罗马使节在那里还遇到了另一位关键人物：汉尼拔。罗马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挑拨汉尼拔和安条克三世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汉尼拔在安条克三世的宫廷逐渐被边缘化。如果罗马与塞琉古达成一致，那么汉尼拔将即刻成为这面“同盟大旗”的第一个祭品。久经沙场的将领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之中。这位迦太基“难民”简直如履薄冰，处处小心警惕。幸运的是，罗马人最终并没有达到目的，不得不空手而归。

而塞琉古人对抗罗马的决心也就此生根发芽。汉尼拔丰富的作战经验让他回到了对抗罗马的最前线，在北非再次点燃战火。在一支小型舰队的陪同下，他先来到了昔兰尼，在那里他可以打探到迦太基的情况。但他没能和自己的人民达成一致，因为巴卡家族的对手希望得到罗马的谅解，他们不想承担爆发新一轮战争的风险。

但是，汉尼拔并没有彻底放弃。当机会出现时，他仍希望迦太基人能够改变主意。尤其是在拜访利比亚阿蒙神谕之地时，他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消息。但由于在北非仍然无法施展拳脚，他只得在公元前192年回到亚洲。在那里，安条克三世与罗马的大战一触即发。

安条克三世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计划已久的希腊战略，他在缺乏明确的政治及军事构想的前提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半吊子攻势，这自然无法带来决定性的突破。汉尼拔在北非袭扰意大利北部，而安条克三世以伊庇鲁斯为原点将希腊纳入保护范围并以此威胁意大利南部。这一切终究只能是汉尼拔美好的愿望。尽管如此，这些计划还是在民众中流传开来。希腊人民对这些大胆的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布巴鲁（Boupalos）的预言正是这种情绪的表达。根据他的预言，愤怒的宙斯将结束罗马的统治。据弗莱贡·德·特拉雷斯（Phlegon von Tralleis）记载，即使多次在温泉关（Thermopylen）受伤，布巴鲁也坚持要前往罗马营地宣告这“来自上天的警告”（FGrHist 257 F 36 III）。

安条克三世自一开始便没有彻底地执行自己在希腊的战略意图，而现在只能是一败涂地。公元前191年，塞琉古军队在温泉关被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西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rcus Acilius Glabrio）彻底击败，不得不撤回小亚细亚。一场战役的胜负就足以将安条克三世的军队赶出希腊。罗马人并没有乘胜追击，这也使得安条克三世有时间为抵御罗马人进军小亚细亚做好准备。

汉尼拔并没有参加希腊的陆地战役，而是随一支舰队前往腓尼基保护小亚细亚的安全。塞琉古舰队最终在赛德港（Side）败给了罗马的盟友——罗得岛人的舰队。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安条克三世竟然在一次小型的海上作战中委派了汉尼拔，而不是让这位经验丰富的战术大师担任军事总指挥，或者至少在决定性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战役中听取他的意见。要知道，这可是罗马人第一次进军亚洲领地（公元前189年）。

罗马与塞琉古冲突期间，罗马的附庸迦太基也没有闲着。他们要为罗马将领盖乌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Gaius Livius Salinator）提供6艘战舰以完成自己对联盟的义务。此外，迦太基人在向罗马军队提供粮食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希望一次性付清仍未偿还的战争赔款。由于金额十分庞大，我们不得不认为在汉尼拔出任“苏菲特”（公元前196年）期间进行的金融改革十分有效，使迦太基的经济得以迅速复苏。然而，罗马人拒绝了这笔还款。很显然，他们希望迦太基人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对罗马的依赖。

公元前188年在安帕梅亚（Apameia）签订的和平条约为罗马人在马格尼西亚的胜利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此后罗马将军路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Lucius Cornelius Scipio）向安条克三世提出引渡汉尼拔的要求。但安条克三世并未出卖汉尼拔，而是保证他安全地离开小亚细亚。

在匆忙逃离迦太基约5年之后，汉尼拔再度踏上逃亡之旅。而他可选择的目的地也越来越少。哪一座城市、哪一位统治者愿意以自己的热情好客换来罗马的兵戎相向呢？

汉尼拔乘船从赛德港前往克里特岛（Kreta），并在岛上的戈尔廷市（Gortyn）落脚（公元前189年夏）。那里的故事均与汉尼拔的财宝有关。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有如下记述：“他（汉尼拔）用铅灌满了好几个双耳瓶，并在瓶身上涂了薄薄的金层。在克里特当地官员的注视下，将它们带入阿尔忒弥斯神庙（Artemis-tempel）进行祭拜，就好像自己真诚地把财富委托给对方一样。在成功地混淆视听之后，他将自己的金币塞满了带上岛的青铜雕像，然后把它们埋在自己房屋的前院，仿佛它们毫无价值。”（Hannibal 9）。

然而，我们很难确定这个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史实，因为它由广为人知的偏见堆砌而成：克里特人偷窃成瘾且诡计多端，而汉尼拔则以贪得无厌闻名于世。

无论如何，汉尼拔并没有在戈尔廷逗留很久，因为罗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使他再次感受到了威胁。依旧是公元前189年，他动身前往亚美尼亚（Armenia）。

这片土地在国王阿尔塔什斯（Artaxias）的带领下从塞琉古帝国独立出来。可以想象，汉尼拔早在安条克三世的宫廷内就已经结识这位亚美尼亚统治者。在汉尼拔抵达之后，国王委派他监督修建新的皇城阿尔塔沙特（Artaxata）。汉尼拔以规划师的身份完成了整个计划。然而，这片新的避风港也没能给这位迦太基人长久的保护。罗马在小亚细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汉尼拔不得不离开此前被认为是安全的亚美尼亚，再次寻找合适的避难所。

他在比提尼亚（Bithynia）找到了容身之所。国王普鲁西亚（Prusias）因和罗马在小亚细亚的盟友帕加马国王冲突不断而与罗马交恶。不久之后，汉尼拔出众的军事才能便又在比提尼亚与帕加马的局部战争中大放异彩。据说和在亚美尼亚一样，他还在国王的授意下于公元前184年参与修建了普鲁萨（Prusa，今布尔萨）。

汉尼拔生命的最后篇章随着罗马使节提图斯·昆西图斯·弗拉米尼乌斯造访比提尼亚（公元前183年）展开。后者作为帕加马和比提尼亚争端的调停者来访，那么汉尼拔的未来自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的故事历史上有诸多版本。根据地点的不同，普鲁西亚或是弗拉米尼乌斯都被认为应该为汉尼拔的自杀负责。自（公元前195年）逃离迦太基以来，汉尼拔的足迹遍布东方的希腊世界，先后到过艾菲索斯、克里特岛、亚美尼亚和比提尼亚，但始终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他就像一名勇士，一次又一次地独自面对挑战。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只能忍受自己像一株小草一样随“罗马之风”飘摇。无能为力的他心灰意冷，认为自己只剩下自杀这唯一的出路。

李维与我们分享了他“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将罗马人从长久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认为等待一位手无寸铁的老者死去需要的时间太久。弗拉米尼乌斯绝不会因为战胜了一位遭人背叛的战士而庆祝伟大且难忘的胜利。这一天将向世人证明罗马人民的仁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先祖曾警告皮洛士要小心毒药，后者当时正全副武装，率军在意大利与罗马战斗。而现在他们曾经的执政官却以使者之名，诱骗普鲁西亚以亵渎神灵的方式杀死自己的坐上宾。”（李维XXXIX 51，9）

历史上对汉尼拔死亡的确切日期仍有争议。李维认为是公元前183年，波里比阿则认为是公元前182年。汉尼拔最终被葬在比提尼亚的利比萨（Libyssa）。

汉尼拔的故乡迦太基并没有比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仅仅两代人之后，它便被罗马人（公元前146年）夷为平地。而这一残酷行动的指挥官正是西庇阿家族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罗马人又一次“请”出了汉尼拔的亡灵，以“迦太基威胁论”为由为自己的野蛮暴行辩白。毕竟，从未有人取得过汉尼拔那样的成就。每当罗马人回想起曾被他支配的恐惧，“迦太基威胁论”总能取得新的支持力量。这也是他的家乡最终被毁灭的原因之一。

后记

古罗马时期能够给后世留下鲜活形象的人物并不多，而汉尼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所作所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人难以忘怀。他怀着绝对的勇气与决心向当时世界的霸主罗马发起挑战，并成功地取得了将罗马逼入绝境的惊人成就。这一切都令其后几个世纪的人对他的故事心驰神往。这场夺取无数生命、毁灭整个国家的可怕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在后世常常被提起，而汉尼拔在其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尼拔并没有因为其家乡迦太基渐渐被人忘却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他的所作所为仍旧可以在历史长河中掀起波澜。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一位汉尼拔，更有后世一次又一次的模仿与艺术加工。而每个时代的“汉尼拔”又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征。李维在奥古斯都时期为了迎合“全民罗马”的复兴运动所刻画的汉尼拔强调了布匿人的“负面形象”，并以此来凸显罗马人的“正直”。

而在包括北非在内的罗马帝国曾经拥有的其他外部行省，罗马和古代意大利人偏爱的布匿人形象大大弱化。汉尼拔不再是残忍、贪婪的代名词，而成为拥有卓越军事才能之人及强大政治力量的代表。北非土生土长的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更是对自己的这位“同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重修了汉尼拔的坟墓，并给予最高级别的装饰。君士坦丁家族中的一位成员甚至直接取名为汉尼拔里阿努斯（Hannibalianus）。

中世纪晚期，汉尼拔的形象多出现在小型画像之中；而现代的早期视觉艺术将他带入大银幕。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事迹被反复演绎：翻越阿尔卑斯山、坎尼战役和扎马战役，当然也有与西庇阿、马西尼萨和索福妮斯巴等有关的戏剧性情节。

汉尼拔是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效仿的榜样。1801年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为拿破仑作的骑马肖像画《波拿巴穿越阿尔卑斯山》（Bonaparte franchissant les Alpes
）中就写有汉尼拔与查理大帝的名字。这是在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拿破仑正在实践他们过去的伟大壮举。即使流亡圣赫勒拿岛（Sainte-Hélène），拿破仑仍旧是这位伟大军事将领的忠实粉丝。

最终塑造汉尼拔如今历史形象的是19世纪以来与其相关的诸多历史文献。其中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萨朗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福楼拜为故事中的女主角、汉尼拔的妹妹取了萨朗波这个名字。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姓名也与小说一起享誉世界。欧洲美好年代（Belle-Epoche）时期的人们在福楼拜的迦太基世界中构建着自己对东方世界的想象。福楼拜在创作《萨朗波》的过程中表示：“我沉醉于古代世界，看他们如何用葡萄酒来麻醉自己。”故事里的迦太基更像是一个神秘黑暗的“古董柜”，充满谜团和危险。每个人物都被神秘的现实笼罩。故事的主要情节虽然与历史事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但直到今天依然深入人心。最新的汉尼拔小说——吉斯伯特·哈夫斯（Gisbert Haefs）的《汉尼拔》（1989），罗斯·莱基（Ross Leckie）的《我，汉尼拔》（1995）——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混合着异域情调与暴力的经典情节。

因此，更重要的是基于严格的历史学标准对汉尼拔及迦太基展开可靠的研究，如奥托·梅尔策（Otto Meltzer）的《迦太基人的历史》（Geschichte der Karthager
）或是斯特凡·基瑟尔（Stéphane Gsell）的《北非古代史》（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且清晰的历史基础。它们为基于历史研究兴趣展开的工作提供了材料，尤其对这本汉尼拔的传记作品帮助良多。

大事年表

前247年 汉尼拔出生于迦太基，其父亲被任命为西西里岛战争的指挥官。

前241年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签订《卢塔提乌斯条约》。

前241～前238年 北非雇佣兵之乱。

前237年 哈米尔卡出任探索西班牙部队的指挥官，汉尼拔随父出征。

前229年 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在围攻赫里克时去世，哈斯德鲁巴接任。

约前227年 新迦太基建立。

约前226年 签订《哈斯德鲁巴协议》，承诺不会越过塞古拉河开展军事行动。

前221年 哈斯德鲁巴去世，汉尼拔成为继任者，军队的选择得到迦太基议会的认可。

前219年 萨贡托冲突导致罗马宣战及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

前218年春 汉尼拔从新迦太基出发前往比利牛斯山。

前218年8月 汉尼拔越过罗讷河，并在深秋翻越阿尔卑斯山。

前218年11月 在提契诺河战役中战胜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

前218年12月底 在特雷比亚河再次战胜罗马军队。

前217年6月 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湖击败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成为独裁者，负责对抗汉尼拔。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胜利。

前216年8月 汉尼拔在坎尼击溃罗马，一部分意大利城市转投汉尼拔方，其中包括卡普亚。

前215年 汉尼拔与腓力五世签订条约。叙拉古在国王希伦去世后转变态度，加入汉尼拔阵营。

前213/前212年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围攻叙拉古，这座城市在阿基米德的帮助下抵抗至最后；汉尼拔攻占塔伦图姆，但城堡仍由罗马人据守。

前211年 为缓解卡普亚危机，汉尼拔进攻罗马，但两项军事计划均未取得成功。卡普亚重回罗马人之手。罗马军队在西班牙受挫，西庇阿兄弟去世。

前210年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父亲于前一年去世）接管西班牙的罗马军队并攻下新迦太基。

前209/前208年 西庇阿在西班牙的巴埃库拉地区取得胜利。塔伦图姆被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夺回。哈斯德鲁巴带兵前往意大利。

前207年 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在梅陶罗河战役中被击败。

前206年 随着西庇阿在伊利帕取得胜利，迦太基失去了对西班牙的控制。

前204/前203年 西庇阿将战争带到北非。罗马军队战胜了基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的联军。汉尼拔不得不撤出意大利，重回迦太基（于哈德鲁米图姆登陆）。

前202年 扎马战役，汉尼拔与西庇阿之间的决定性战役，汉尼拔第一次被击败。

前201年 罗马与迦太基签订和平协议。迦太基人失去了海外领地并被迫交出海军、支付高昂的赔款。罗马彻底控制了迦太基的对外策略。汉尼拔被免除军职。

前196年 汉尼拔出任“苏菲特”，实行税制改革。

前195年 罗马人要求引渡汉尼拔，后者逃离迦太基。途经泰尔，最终汉尼拔抵达艾菲索斯，并受到了塞琉古帝国君主安条克三世的欢迎。

前193/前189年 汉尼拔支持安条克三世对抗罗马。他试图从北非进攻意大利，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行。

前189/前187年 汉尼拔逗留克里特岛，逃亡来到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什斯的领地，不得不再次躲避罗马人。

前186年 汉尼拔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并参与了对帕加马王国的战争。

前183年 罗马使者弗拉米尼乌斯出访比提尼亚，汉尼拔迫于压力选择自杀。

参考文献

本书所罗列的参考书目仅为从大量汉尼拔相关作品中挑选的，具有国际研究代表性的一小部分；而作为专业级研究的入门，应参考卡尔·克里斯特（Karl Christ）所发表的论文集，他本人将大量的心血投入到了对汉尼拔生平的研究中去；想要更深入地学习、探讨，则可以选择雅各布·塞伯特（Jakob Seibert）和塞吉尔·兰塞尔（Serge Lancel）的作品，其中不仅有介绍和阐述，还包括丰富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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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bios，Geschichte，hrsg. v.H.Drexler，Zürich und Stuttgart（Artemis）1961.

Titus Livius，Römische Geschichte，hrsg. v.J.Feix，München（Heimeran）1974.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M.Acilius Glabrio 106

Adriatisches Meer 55，68，102

L.Aemilius Paullus 57，81

Ägäisches Meer 102

Agrigent 71f.

Akra Leuke 23，27

Alexander der Große 24，47，50f.，63

Alexandria 102

Alpenübergang 51f.，81，113

Althaia 34

Ammon-Orakel 106

Antigoniden 104

Antiochia 104

Antiochos Ⅲ.102，104-107，109

Apameia（Friedensvertrag） 107

Apennin 54，82

Apenninenhalbinsel 37-8，42，46f.，50-61，66-89，94-96

Appian 9，28

Apulien 55f.，62，76，82

Arbukale（h.Toro） 34

Archimedes 72

Arganthonios 22

Ariminum（h.Rimini） 81，85

Aristoteles：Politik 15

Armenien 109f.

Arno 54

Arretium（h.Arezzo） 54

Artaxata 109

Artaxias 109

Athen 14，102

M.Atilius Regulus 13，91

Aufidus 57

Baal 9

Baecula（h.Bailén，Schlacht） 81f.

Balearen 85，90，93

Barkiden 13f.，21，25，27，29ff.，32ff.，49，71，87，99，101，105

Bithynien 109f.

Bologna 54

Bomilkar（Schwager Hs.） 13，29

Bruttium 62，83

Campanien 54，62，72

Cannae（Schlacht） 57-63，93，113

Canusium（h.Canosa） 78，82

Capua 62，72，76

Carpetanien，Carpetaner 34f.，78

Cassius Dio 9，24

Castulo 22f.

Cirta（h.Constantine） 89

App.Claudius Caecus 38

Contestaner 35

M.Claudius Marcellus 18-9，60，66，70，72，76，78，80f.

C.Claudius Nero 66，81f.

App. Claudius Pulcher 70，72

Cornelius Nepos 9，108f.

Cn.Cornelius Scipio 51，66f.

L.Cornelius Scipio（Sohn desAfricanus） 107

P.Cornelius Scipio 51f.

P.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Africanus Numantianus 110

P.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75，78-85，87-93，100，105，113

P.Cornelius Scipio Nasica 84f.

David，J.L.（Maler） 113

Diodor 9

Duero 34

Edetaner 35

Ephesos 104f.，110

Epikydes 69

Epirus 106

Etrurien，Etrusker 37，62，85

Q.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Cunctator） 49，55f.，60，66，70，76，78，81，83

Q.Fabius Pictor 9，48

Faesulae（h.Fiesole） 54

C.Flaminius 54f.

Flaubert，G.：Salammbô
113

Cn. Fulvius Centumalus 76

Q.Fulvius Flaccus 66，72

Gades（h.Cádiz） 14，20，24，47，78

Gallien 50

Genua 85

Gereonium 56

Gortyn 108f.

Griechenland，Griechen 22，47，59，63，70，86，95，102-107

Große Ebenen（Tunesien） 88

Gsell，St.：Histoire Ancienne del’Afrique du Nord
114

Guadalquivir 24，28，35

Hadrumetum（h.Sousse） 93

Haefs，G.：Hannibal
113

Hamilkar Barkas（Vater Hs.） 13，19-26，29，37，40

Hannibal：

-Baumeister 109

-Biographen（ant.） 9，11

-Charakter 9f.，32f.，48，63f.，84，112

-Erziehung und Ausbildung24-6

-Exil in Kleinasien 104-110

-Freitod 110

-Kindheit und Jugend 18，20-1，24

-Privatleben 10，32，97

-Protagonismus 10f.，33，42，92

-Reden 10，43f.

-Reformpolitiker（Suffet） 97-100，107，112

-Stratege 30，33-4，46f.，50-52，59-62，70，76，84f.，92，99，107，109，112

-Urteile 9-11

Hannibalianus 113

Hanno（der Große） 19，43f.，49

Hanno（Neffe Hs.） 13，17，29

Hasdrubal（Bruder Hs.） 29，46，50，63，67，70，78，80-83，97

Hasdrubal（Schwager Hs.） 13，26f.，29，32，40f.，43

Hasdrubal（Sohn des Gisko） 78，81，87f.

Hasdrubal-Vertrag 27-9

Helike（h.Elche de la Sierra） 26

Helmantike（h.Salamanca） 34

Hera Lakinia 83f.

Hercules（Geryon-Episode） 24-5，47f.

Herdonea 76

Herodot 22，48

Hiberus s.Iberus

Hieron von Syrakus 69

Himilke 32

Himilko 32，71

Hippokrates 63，69

Hispanien s.Iberische Halbinsel

Hispanier s.Iberische Völker

Huelva 22，78

Iberus（h.Ebro） 48，67

Iberische Halbinsel，Iberien 20-1，22-5，30，32-7，40ff.，46，50f.，63f.，66ff.，78-85，87，90，93ff.

Iberische Völker，Iberer 22，32f.，35f.，46，57，67，73，79，82，86

Ilipa（Schlacht） 79，87

Illyrien，Illyrer 20，45，63

Italien s.Apenninenhalbinsel

Italische Völker，Italiker 38，40，54f.，73，86

Karthago，Karthager：

-Bildung（grie.） 14f.，24

-Bundesgenossen 28，34ff.，79

-Expansion des Machtbereichs12，14f.，18ff.，33，35，37，41，49，68f.，83f.，91，98

-Frieden（Verhandlungen，Verträge） 87，89-96，97f.

-Führungsschicht 14f.，30，100

-Innenpolitik 15，19，33-4，43-4，49，89，93，98-102，105f.

-Kriegsreparationen 40，90，93，97ff.

-Landmacht（Heer） 13，15，19，22，30ff.，37，46，50，57，84，92

-Rivalität mit Rom 11f.，20，23，25，27，29，35-7

-Seemacht（Flotte） 13f.，17，19，29f.，32，45，49f.，71，84f.，93f.，98

-Stadt 82，87-94，97-103

-Verfassung 15，29-31

-Wirtschaft 14f.，20，22ff.，26f.，37，41，71，98ff.，107

Kelten（oberital.） 20，37，45ff.52，57，74，80f.，86

Keltiberer 73，88

Korinth 102

Kreta，Kreter 108-110

Krieg：

-1.römisch-karthagischer Krieg13，17，21，24，41-2，49

-2.römisch-karthagischer Krieg40-96

-Kriegsursachen 25，28，40，42ff.

Kriegselefanten 34，46，50ff.，92f.

Kroton（pun.-grie. Inschrift） 84

Kynoskephalai（Schlacht） 102

Kyrene 14，106

Latium，Latiner 37，62，76

Leckie，R.：Ich Hannibal
113f.

Leptis Minor 91

Libyen，Libyer 19f.，30，42，86，106

Libyscher Krieg 14-21

Libyssa 110

P.Licinius Crassus 83

Ligurien，Ligurer 81f.，85f.

Livius 9f.，25，28，43，45，48，59，65，75，89，91，93，99，110，112

M.Livius Salinator 66，81f.

C.Livius Salinator 107

Lokroi 80，83

Lukanien 60，76，82

Lutatius-Vertrag 17，28，40

Lysimacheia（Konferenz） 104

Magnesia（Schlacht） 107

Mago（Bruder Hs.） 29，63，78，80，85，91，97

Mago der Samnite 32

Magoniden 30

Maharbal 32，59

Mahon 85

Mamertiner 42

Maroneia 76

Massalia（h.Marseille），Massalioten 14，51，67

Massinissa 32，87-89，91，93，98，105，113

Mater Magna（Kult） 84

Mauretanier 46

Medjerda 91

Meles 76

Melkart-Heiligtum 24，47f.

Meltzer，O.：Geschichte derKarthager
114

Menorca 85

Messenier 42

Metaurus（Schlacht） 82f.

metus Punicus
（Karthagergefahr） 42，111

M.Minucius Rufus（magisterequitum
） 55f.

Myttones 63

Napoleon Bonaparte 113

Naraggara 91

Naravas（Schwager Hs.，Numiderfürst） 13-4，29

Neapel 62

Neu-Karthago（Charthago nova
，h.Cartagena） 26-8，34，36，46f.，52，63，78-80

Nordafrika，NordafrikanischeVölker 17，31，46，51f.，70，74，83ff.，87-95，98，105f.，112

Numidien，Numider 13f.，35，46，57，76，89

Olcader 34f.

Oretaner 35

Palancia 36

Pergamon 102，109f.

Philipp Ⅴ.von Makedonien 63，67，70，84，102

Phlegon Trallianus 106

Phönikien，Phöniker 20，22，47，86，107

Phoinike（Frieden） 84

Picenum，Picentiner 55，62

Pisidien 105

Placentia（h.Piacenza） 52，54，81

Plutarch 18-9，38-9，63

Polybios 9f.，17，25，27f.，32f.，40ff.，50f.，56，59，63，68f.，72f.，77，84，86f.，92，94f.，102，110

Pompeius Trogus 9

Prusias Ⅰ.109f.

Prusa（h.Bursa） 109

Ptolemaios Ⅴ.Epiphanes 102

Pyrrhos von Epirus 24，38-9，110

Quellenkritik 9-11，25，40ff.，65，112ff.

T.Quinctius Flamininus 102，109f.

Rezeption 112ff.

Rhegion，Rheginer 42，76

Rhodos，Rhodier 102，107

Rhône 50ff.

Rom，Römer：

-Bundesgenossensystem（ital.） 38，45，54，66ff.，73f.，76，80，93，95

-Führungsschicht 39，49，95

-Flotte 45，66，70ff.，84，94

-Gesamturteil 45，65

-Hegemonialmacht（imperiumRomanum
） 10，12，18，37-41，45，49，62，68
，72，83，94ff.，101f.，112

-Rivalität mit Karthago s.Karthago，Karthager

-Senat 23，38，40，48，55，66，75，83，87，95，100

-Stadt 62f.，73，95f.

-Verfassung（aristokrat.-republ.） 15，37，95

Sabiner 62

Sagunt，Saguntiner 28，34-7，40，43，44，46，50，60

Salapia 76

Samnium，Samniten 37，62，76

Sardinien 20ff.，27，29，40，42，70，74，85，95

Scipionen 67，69，73

Segura 24，28f.，34-5，36

Seleukidenreich，Seleukiden 100，102-106，109

Tib. Sempronius Gracchus 70，81

Tib. Sempronius Longus 51f.

L.Septimius Severus Pertinax（Kaiser） 112

Side 107f.

Silenos von Kaleakte 9，24

Silius Italicus 9

Sizilien 13，17，20，22，27，29，35，41f.，45，47，51，69ff.，83，94f.

Söldner 15，17-20，71

Söldnerkrieg s.Libyscher Krieg

Sophoniba（Tochter Hasdrubals，Sohn des Gisko） 87，89f.，113

Sosylos von Sparta 9，24

Syphax 87-89

Syrakus，Syrakusaner 45，50，69ff.，76，78

Syrien 102

Tajo 34，78

Tarent 60，70，76，78

C.Terentius Varro 57，59，65

Thermopylen 106

Theveste（h.Tebessa） 13

Ticinus（Schlacht） 52，62

Teanum 56

Toledo 34

Trasimenischer See（Schlacht） 54f.，62

Trebia（Schlacht） 54f.，62

Tunis 88，93f.

Turboleten 35f.，44

Tyros 14

Tyrrhenisches Meer 42

Umbrier 62

Utica 87，89

Vaccäer 34f.

M.Valerius Laevinus 70

P.Valerius Laevinus 39

Valerius Maximus 25

Volturnus 56

Xanthippos 24

Zama（Schlacht） 91f.，113

作者简介

佩德罗·巴尔塞洛（Pedro Barceló）是波茨坦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重现迦太基和罗马—西班牙地区的历史生态。

译者简介

丁树玺，同济大学学士，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硕士。曾翻译出版《匡特家族》，《全球货币进化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德）马丁·耶内著；黄霄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恺… Ⅱ.①马…②黄… Ⅲ.①恺撒（Caesar，Gaius Julius前100-前44）-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10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恺撒

著者/［德］马丁·耶内

译者/黄霄翎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0mm×1060mm 1/32

本册印张：4.75 本册字数：67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22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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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上了贼船？

- 第二章 艰难跋涉——通往执政官之路

- 第三章 走向终点——前59年执政官恺撒

- 第四章 逃入战争——征服高卢

- 第五章 绝不妥协——内战爆发

- 第六章 铁剑雄心——恺撒内战

- 第七章 恺撒帝国

- 第八章 刺杀成功而政变失败——罗马独裁者和共和国的悲惨结局

- 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索引

第一章 上了贼船？

没人会在公元前81年想到19岁的盖尤斯·儒略·恺撒（Gaius Iulius Caesar）日后会前途无量，就连怀疑他是否还有前途也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恺撒正在逃亡。他化装成平民连夜逃出罗马，因为怕被人出卖，不顾自己高烧未退，频繁更换藏身之处。可最后杀手还是找上门来，恺撒只好使出最后一招：献上一大笔买命钱，在他看来，伴随了他一生的好运这时发挥了奇效：杀手们盗亦有道，收钱留人。恺撒活了下来，不过还未完全脱险，直到他的豪门亲戚说服威风八面的独裁者苏拉饶了这个无足轻重的毛头小子，他才能略感安心。

那么恺撒是如何惹上杀身之祸的呢？前82年11月1日，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在科林门（罗马的一扇城门）战役中获胜，打赢了一场血腥内战。由于苏拉开战前就宣布将消灭现政权及其党羽，被苏拉之敌控制了五年的罗马和意大利完全有理由在胜利者苏拉面前发抖。而苏拉果真将报仇雪耻和消灭国家公敌（他觉得这两项目标基本上是同一回事）视为己任，铁腕落实。

世人怀疑正是苏拉发明了公敌宣告黑名单（proscriptio）。该词原意只是把某样东西写下来并公布，就是一份普通名单，可到了苏拉那儿就平添了一层骇人的含义：上名单者被视为人人可以诛杀的国家公敌，杀手不必受罚，反而有赏，“公敌”的资产则被没收。首批黑名单公布前，杀戮就已开始。公布黑名单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让那些暂时幸免者松一口气。但是目标群体的清晰界定并未减轻政治恐怖的可怕程度，恰恰相反，白纸黑字地公布杀戮名单这种坚定冷静的做派进一步强化了恐怖，难怪无论古今，世人谈到苏拉时总是想到黑名单，而忘却苏拉政权实施国家重大改革的积极层面。

而恺撒不幸正好站在败将这一边。加入苏拉的对立面并非恺撒主动做出的一个政治决策，而只是因为亲戚关系。曾将罗马从西姆布赖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i）之祸中解救出来并七次担任国家最高官职“执政官”（consul）的大人物盖尤斯·马略（Gaius Marius）是苏拉的宿敌，也是恺撒的姑父。马略和恺撒虽只是姻亲，但毕竟沾亲。属于曾掌控政权的罗马少数氏族贵族（patricius）的儒略家族甘心把女儿下嫁给马略这样一个老兵和新贵，可见已然辉煌不再。恺撒的直系祖先没能做到执政官的高位。前四世纪，罗马贵族被迫向平民（plebeian，即不属于氏族贵族的公民）开放公职，自此，担任每年选出两名的执政官一职成为官员从平民升格为显贵（nobilis）的主要途径。出过执政官的家族构成显贵阶层，成员有望飞黄腾达甚至也当上执政官。不过针对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即使家族一直不出执政官，氏族贵族也能享受显贵待遇。但是，由于有助于显贵在激烈的高位争夺战中胜出的并非以某种方式形成的法律资格，而是祖先靠丰功伟绩赢得的声望和人脉，因此，在竞选令人心仪的高位时，候选人是能够提到选民记忆犹新的父祖辈执政官，还是只能从远古史册中挖掘家族荣耀，两者差别巨大。所以像恺撒的父亲这种氏族贵族的机会虽然不像家族中别说执政官，就连个元老院成员都没出过的平民姐夫马略当年那样渺茫，但恺撒之父的仕途辉煌也绝非与生俱来，纵然他在前92年做到了公职的第二高位“司法官”（praetor），不过就算他前85年不死，是否还能当上人人垂涎的执政官，也很难说。

恺撒的父亲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名人马略，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儒略家族接纳人气极旺的马略肯定是明智之举。而对马略来说，这位氏族贵族女子无疑是他的良配，因为她代表了上流社会对他的认可。恺撒的父亲则娶了奥勒留家族的一个姑娘——前平民执政官卢基乌斯·奥勒留·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之女，也实现了对仕途大有裨益的联姻。不言而喻，有志从政的罗马家族的联姻重点在于有益仕途，但是有两个目标很难兼顾：门第（通常关乎政治影响力）和财富。由于仕途支出已成为潜在的败家因素，通过迎娶富家女来重振家业常常成为必要手段。这种富家千金可以在上流社会的骑士阶级（仅次于人数很少的元老阶级）中找到。攀上贵亲的恺撒之父在儿子的婚事上显然改变了策略，他替儿子和康苏夏（Cossutia）订了婚，亲家是个富有的骑士。父亲过世后，政治发展出现崭新的机遇，恺撒的家族才放弃经济优先原则，转而追求显赫门庭和直接政治优势的路线：少年恺撒与康苏夏的婚约被解除，前84年，恺撒娶了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之女科涅莉亚（Cornelia）。

16岁的恺撒就这样成了统治罗马整整两年的秦纳（和前82年以后的苏拉相似）的女婿。秦纳篡位其实是主要由马略受挫引起的前88年内战的产物。当时，马略靠攻打努米底亚人（Numidian）、西姆布赖人和条顿人所摘得的胜利月桂在罗马恶劣的政治气候中凋谢了。前88年，马略最后一次试图靠大规模征伐回归罗马豪门一线，结果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奇特的决议，派马略攻打入侵小亚细亚行省的本都（Pontos）国王米特里达梯斯（Mithradates），全然不顾当值执政官苏拉此前已经正式获得此役的指挥权。于是，不甘心错过荣立不朽军功良机的苏拉在罗马起兵追杀马略及其随从，马略侥幸脱险，逃亡北非。但是苏拉前往东方征伐后，他在罗马颁布的规定没能存活很久。前87年秋天，马略率领一支私人军队满腔怒火地返回罗马，当时意大利已经陷入一场新的内战：苏拉一派的执政官盖尤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对阵共同执政官秦纳。秦纳在几件违反苏拉指令的争议事项上出了风头，但是在内战中暂时落败，被迫离开罗马。不过机灵的秦纳迅速学会了苏拉武力征服家乡的新战略，说服了几个罗马军团（legio）随他进军罗马，把国家从一小撮人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不出意料，秦纳和马略联手获胜并于前86年一同出任执政官，不过马略在这第七次出任执政官后不久就去世了。

秦纳则从前87年至前84年连任四届执政官，四届共同执政官也都是秦纳的同党，这实际上是帮派统治（dominatio，帮派为“factio”）。持此观点的罗马人必然得出共和国（res publica）已然名存实亡的结论。罗马人认为共和国必须保持传统形象，即每位公民根据自己的阶层享有一定的自由，而国家机构在此框架内各司其职。如果像秦纳时代一样，统治阶层成员不再有机会将担任执政官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因为此职已被某个人及其同党垄断，那就算不上共和国了。而这种局面的受益者自然会持不同观点，比如靠亲戚关系突然进入统治集团核心圈的恺撒家族显然并不忌讳利用这种优势。

迎娶科涅莉亚后不久，这桩姻缘就结出了硕果：恺撒被任命为最高神朱庇特（Jupiter）祭司（flamen Dialis）。朱庇特祭司无疑属于罗马宗教界众多神职中最荣耀的职位，专门由氏族贵族担任，不仅能在最显赫的位置上主持朱庇特祭礼，在民众面前大放异彩，也能像执政官一样坐高官折叠椅（sella curulis）、穿紫边白色托加长袍（toga praetexta），并参加元老院会议。不过担任朱庇特祭司者根本无法考虑争取罗马国家高官职位，因为此职禁忌太多，比如不得宣誓、不得离开罗马（连一夜都不行）、不能见刀兵，更不能见尸体。基于这种种繁文缛节，朱庇特祭司显然无法领军。但是由于军功在罗马会带来最高声望并由此为获得权势铺平道路，所以朱庇特祭司尽管有些影响力，但威望通常不及军队统帅。因此，对于恺撒这种在政治军事领域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担任此职或许代表年轻有为，但他绝不会志得意满。恺撒为何要去当朱庇特祭司，我们不得而知。可能因为他还年轻，自己做不了主，得遵守家族的规矩；也可能他指望能够在有必要时解除禁忌，就像在该职位上已数次发生的那样。无论如何，氏族贵族青年恺撒显然是秦纳一派看中的朱庇特祭司人选，而恺撒本人乐意效劳。

前84年，秦纳死于兵变，这起先似乎并未影响到恺撒，但是前82年底苏拉夺权后，对于恺撒来说，形势至少变得复杂了。虽然恺撒不算苏拉的敌人，也并未在决策岗位上与苏拉做对，但是由于血统、婚姻和神职的缘故，恺撒正好处于苏拉发誓要残酷报复的群体的中心。不过苏拉倒没有径直将恺撒列入公敌名单，或许他认为青年恺撒在现职上作为有限，分量不重。苏拉只要求恺撒同科涅莉亚离婚。治国安邦的独裁者和罗马全境统治者苏拉要求恺撒用此举给出一个愿意脱离旧圈子、融入新体系的明确信号，但是恺撒不配合，他峻拒与秦纳之女分手。

恺撒的态度非常惊人。当然，对人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大相径庭的行为准则，比如不能用衡量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恺撒拒绝离婚的举动。但是即使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恺撒的拒不从命也令人震撼。当纳粹时代“雅利安人”被劝说抛弃犹太配偶时，部分人服从了，这些人的行为即使我们可以谅解，但是在道德上肯定是卑下而非高尚的。我们的判断既可以基于普遍人性也可以基于具体的违规界定，因为五十多年前的道德规范和今天并无二致：婚姻即使并非长久的爱情，也是一个理当同甘共苦的互信联盟。而当年那些坚守婚姻的人值得我们无上钦佩，因为他们没有在巨大的压力下抛弃处境艰难的配偶。不过这些人至少有一个无法随便摒弃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可以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而若是研究恺撒时代罗马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就会发现这种行为规范当时并不存在。罗马上流社会成员年轻时就频繁嫁娶，离婚是在法律和程序上都简单易行的家常便饭，而且婚姻旨在得到合法后代、保障或增加家族财富、建立并稳固政治关系，因此至少挑选首个配偶时并不征求少男少女本人的意见，父母往往自小就给他们订婚，在十三至十六岁之间完婚。众人期待夫妻之间产生一种互敬互让的关系，若能发展出深层感情则只是巧合，而且如果突然另一段姻缘似乎更有利于家族利益，那么家族也并不会顾及夫妻感情。这就是恺撒不肯抛弃发妻的社会环境，虽然发妻不仅给他带来了长此以往有害无益的政治关系，还难以创造资金收益，因为她的家产已作为公敌宣告的附带处罚被没收，而且恺撒无疑有理由认为自己有能力另外娶妻生子（结果他后两次婚姻没有子女）。也就是说，按照罗马标准，恺撒没有理由维持与科涅莉亚的婚姻。支持这桩婚姻的只有两条与科涅莉亚本人并不相干的行为准则：骄傲的显贵从不屈从他人；一个恩主（patronus）有责任保护亲友。在此事上，恺撒首次表现出超强的自信心和恩主责任感。

那么苏拉作何反应呢？拒绝融入新体系的恺撒失去了担任朱庇特祭司的资格。苏拉由此给了恺撒追求传统军政前程的自由，最终恺撒毁掉了苏拉费尽心力才安定下来的共和国，这无疑是命运开的一个特大玩笑。不过恺撒因抗命而面临的危险绝没有随着撤职而消失。相反，史料记载恺撒被迫离开罗马，至少部分家产被没收，并受到苏拉黑名单杀手的追击。恺撒是否真被列入黑名单，史无记载，但即使他幸免于此，也绝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这一手续随时可以补上，在上峰暗示的死刑被执行后再补都行。这群残酷无情的赏金猎人行事粗放，而苏拉放手让他们去干。因此，当恺撒被苏拉的一队杀手追到时，他是否真在黑名单上对他来说毫无差别。结果恺撒运气好，杀手先生们对他付的一万两千第纳尔（denarius）表示满意，放了他。

后来苏拉显然向逃亡的恺撒发出了某种赦免令，恺撒离开意大利，前往罗马帝国东部，在一位行省总督的班子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并首次得到积累作战经验的机会。其间恺撒以英勇无畏脱颖而出，荣获与门第无关的最高奖项“公民桂冠”，这是专门颁发给在战斗中拯救战友生命的军人的。恺撒还奉命执行外交任务，请求比提尼亚（Bithynien）国王尼科梅德（Nikomedes）派出一支船队支援。恺撒和尼科梅德之间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很快就引出了他们俩是同性恋人的传言，这一点是否属实，无据可查。起因也许只是恺撒对尼科梅德和王室事务竭尽殷勤，超出了朋友和恩主的本分，才导致毒舌声称背后另有文章。恺撒尽恩主之责极其用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早年作为中判断基本可信，但是古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不过其实这桩轶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至少对罗马政治而言无关紧要。因为只要被议论的人不是自己，花边新闻人人喜欢，而且也适合用来抹黑当事人，是职场竞争的惯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恺撒一反常态地强烈回应，那只会增强这桩轶事的吸引力。

其间，苏拉在罗马辞去独裁官职务，于前79年退休。据说恺撒后来因此批评苏拉是个政治盲。其实退休后的苏拉仍然是一股需要重视的潜在力量，所以恺撒直到获悉苏拉去世才返回意大利。大统治者一死，势必重新洗牌。果然，新任执政官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前78年上任，也称老雷必达）大举攻击苏拉建立的秩序。马略和秦纳的近亲也有望晋升的政治条件形成了，于是恺撒重返罗马。生存危机和政治边缘化时代业已过去，赌局正式开场了。

第二章 艰难跋涉——通往执政官之路

每个元老院成员的后代都有走仕途的天然义务，而仕途又与高级军职紧密相连。唯有走这条路才能光宗耀祖。经济、艺术、科学和体育等领域虽然也能获得杰出成就，但是对元老院子弟来说不是太寒酸就是太平凡。因此恺撒这种门阀子弟无须决定从政，也无须信仰某种愿意为之献身的目标，只要不想被统治阶层视为废人，他就别无选择，只能从政。

各人起点不同，但是人人的上升道路都是漫长而曲折的，要想最终实现至高目标，当上执政官，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精力、毅力和智力，恺撒样样不缺。他以相当传统的方式开始了公开活动：控告一位著名的元老院成员。这种做法让青年政客有机会在论坛公开辩论上展示对大众福祉的关切和自己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展示口才，让他们可以同时在民众面前和政界出名。约于前77年，恺撒控告前执政官格内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Cornelius Dolabella）任行省总督期间非法敛财。经过激辩后，多拉贝拉被判无罪，也就是说诉讼——对于原告来说！——大获成功，因为恺撒既显露了演说家的风采，表明了坚决反腐的立场，又不必因为一位著名政治家真的被判罪而引起其支持者的持久敌意。针对当年在苏拉麾下显然严重损害希腊人利益的盖尤斯·安东尼乌斯（Gaius Antonius）的特殊民事诉讼不了了之，虽然遗憾，但是肯定无损于恺撒。现在他可以满意地开始“骑士游历”了，罗马贵族青年通常会前往东方做这样一次文化旅行，瞻仰希腊历史遗址并听指定的修辞术教师上课。

可惜还没等见到住在罗得岛（Rhodos）上的雄辩大师米隆（Molon），恺撒乘坐的船只就被海盗劫持，海盗索要一大笔赎金，才肯释放这位年轻的贵人。古罗马的恺撒传记作家们为求文章精彩而努力发掘传主自幼就显示出来的发迹征兆，搜罗并夸大了诸多恺撒早年故事，基本可信的故事寥寥无几，而遇海盗一事就是其中一则，因为其主要情节是一起惊人的外部行为，必定有众多知情者，若是胡编出来的，造谣者无望逍遥法外。总之，恺撒被当时成群结队危害地中海安全的海盗抓住，被迫在船上隐忍了四十天左右，才等到亚洲行省各市凑齐赎金。他在小亚细亚海岸获释上岸后，自行在周边城市组织了一支小型舰队缉盗，擒获海盗后没收赃物。当主管总督还在犹豫是否要按恺撒所请处决海盗时，恺撒已经自行命人把凶徒钉上十字架。海盗一案表明青年恺撒就有能力果断决策、大胆作为，而且不惮在实施计划时无视规定。后来恺撒率领一支从市民中招募的私人军队参加再度爆发的征讨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之战，表现出了同样的自负和果敢。

恺撒在帝国东部期间，罗马政府任命他担任大祭司（pontifices）。大祭司团是被赋予重任但没有规定禁忌的罗马三大祭司团体之一，所以政治领导层成员对大祭司职位青眼有加。大祭司团成员终身任职，团队实行补选制，即因成员死亡而出现职位空缺时，由在任大祭司酌情补选新人。这个凝结了苏拉集团精华的团队选中恺撒接替其亡舅盖尤斯·奥勒留·科塔（Gaius Aurelius Cotta），凸显了青年恺撒的人脉和令誉：尽管恺撒曾与马略和秦纳交好而与苏拉交恶，但是他的名声在前70年代并不差，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为自己在统治阶级核心圈里赢得了朋友而非敌人。因此，当恺撒后来返回罗马并于前73年首次参加普选时，作为出身尚属显赫的氏族贵族，他当选为二十四名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中的一名，也并不突兀。

然后恺撒首次着力修正苏拉统治，致力于恢复被苏拉严重削减的保民官（tribune）权利，并发表演说，支持保民官普洛提乌斯（Plotius）关于召回因追随反抗苏拉的执政官老雷必达而被流放人员的提案。用现代眼光来看，很容易将这些举措定义为走上民粹道路（via popularis）的坚定步骤，在古人眼里却不一定。古罗马的民粹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公民大会贯彻法令、必要时不惜与元老院对抗的做法，民粹政客高度重视自己的个人威信。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民粹政客使用一组几乎成为标配的悦民术：要么迎合民众的荣誉感（加强自由权利或扩大职权范围，打击不受欢迎的政客），要么满足物质利益（主要靠土地和粮食分配）。民粹政治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改革，但并非一定如此，百姓的利益通常只是工具而已。尽管如此，民粹政治活动却是统治集团的眼中钉，因为政治中心元老院由此被旁置，笼络单个政客加入小圈子的力度遭到削弱。罗马共和国是个寡头政治国家，由元老院成员组成的小集团治国。寡头政治的生存法则之一是领导层成员联合决策，避免单独行动。而民粹道路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会危害体制，因此元老院总是会有一帮以精英“贵人派”（optimates，原意为“最好的人”）为核心的成员反对大规模民粹行为。

由于民粹政客一再利用保民官职位获得成功，苏拉治国期间大幅缩减了保民官的职权范围和升迁机会。此举尽管完全符合苏拉的一贯作风，但是就连他的改革支持者也饱受委屈，因为苏拉无情地抛弃了神圣的传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除了苏拉和恺撒，几乎没有其他罗马人愿意并且能够在旧机构和制度公认失败的情况下启动冷静而有效的改革，而非指望美好旧时代能够通过道德重塑而再现。苏拉本欲巩固的寡头政治最终承受不住他启动的社会改造，因此可想而知，恢复保民官职权的运动不仅深得民心，就连统治集团都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因此恺撒前72年的这番举动并不唐突，尤其因为其舅科塔已于前75年争取到了保民官部分权利的恢复。大势所趋，前70年，在庞培（Pompeius）和克拉苏（Crassus）两位执政官的要求下，苏拉对保民官的限制被全部取消。

真正棘手的是召回老雷必达的追随者。前78年执政官老雷必达因违抗苏拉命令而受尽冷落，致使心怀不满的老兵和农民于前77年在伊特鲁里亚（Etrurien）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老雷必达死在逃亡途中，其追随者先去西班牙投奔造反的秦纳派将领森图里乌斯（Sertorius），其中活下来的人后来被处以流放。召回老雷必达追随者攸关一批武装打击苏拉政权——相当于打击罗马共和国——的罗马名人，由于这批人在公敌宣告和后续斗争中家破人亡，不能假定他们在遇赦后能够轻易融入社会。而此举对于当事人的后代来说意义更大，这批人迄今为止仕途无望，因为他们有为亲人复仇和修正苏拉秩序的刚需。因此恺撒关注这一棘手事件必然引起众人猜忌，幸好他有一个冠冕堂皇又通俗易懂的理由：搭救流亡的小舅子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而这正是公认的家族团结责任。

前69年左右，恺撒出任财务官（quaestor）。罗马共和国的财务官负责现金和账目管理，有些财务官直属罗马，有些则归各行省总督管辖。财务官本身虽然鲜有机会表现自己，但此职却是仕途必经的一站，因为自从苏拉改革后，财务官卸任后即自动进入元老院。因此，恺撒在西班牙总督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Antistius Vetus）麾下任财务官期满，于前68年返回罗马后，即加入元老院——掌握帝国命运、全国势力最大也最尊贵的机构。元老院的每位成员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绝非有平等的影响力，成员等级森严，按地位高低排序，依次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执政官，然后依次是司法官、市政官（aedile）、保民官，最后才轮到财务官。这意味着财务官事实上很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在元老院发表演讲，而只能附议某项提案。因此，不愿一辈子做应声虫的人就必须升迁，而想主政的人必须当上执政官，但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当上财务官不久后，恺撒公开致悼词缅怀新丧的妻子和他姑姑——马略遗孀尤莉娅（Iulia）。这种殡葬仪式在罗马绝非私事，而是大族光耀门楣的盛举。在通往罗马广场（Forum）的大型葬礼游行中，奴隶和获释奴隶头戴显赫祖先的死亡面具

[1]

，身穿祖先的官服，以示祖先的英灵也到场了。在讲坛发表的颂词中赞誉的不仅仅是死者本人，而且是每位祖先。不难想象此种奇观会给围观市民留下何等印象。不过为女性费这么大功夫，即便不算创举，也属罕见。恺撒为两位女性举办由于饮宴和葬礼竞技而耗资巨大的豪华葬礼，表明了他利用每个机会亮相的决心。而且恺撒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在为尤莉娅姑姑致悼词时，恺撒指出，姑姑的母系为古罗马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Ancus Marcius）后裔玛西·雷格斯（Marcii Reges）世家，父系则为传说中逃出特洛伊的埃涅阿斯（Aeneas）后裔“特洛伊氏族贵族”，是维纳斯女神的后裔

[2]

。恺撒的结论相当大胆：他，恺撒，出身于一个同时拥有作为人中翘楚的众王和能统领众王的诸神的神圣家族。这些言论体现的自信心和恺撒在精彩表演中流露出来的表现欲或许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警惕，不过苏拉政权没有理由产生深层怀疑，恰恰相反，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娶了苏拉的孙女庞培娅（Pompeia），更深地融入了统治集团。

前65年，恺撒当选贵族市政官，这是他首次重要的胜选，表明这个年轻人前程似锦。比财务官高一级的官职是保民官和市政官，同一个人亦可先后担任两职，但是每年新选的二十名财务官只有十个保民官职位和四个市政官职位，如此算来，有四分之一以上财务官升迁无望。不过这种局面只对恺撒这种贵族构成困难，因为保民官职位和两个平民市政官职位是专给平民的，贵族只能竞争两个贵族市政官职位，而且贵族不但要互相竞争，还得跟平民竞争，因为平民也有资格出任贵族市政官。显然贵族要当选贵族市政官很不容易，不过官场经验表明贵族市政官日后当上执政官的比例很高。

罗马市政官的任务是监管市场和举办竞技庆典等各种祭礼。这些作为神祭组成部分的活动可以是戏剧演出或马戏团表演，对举办方来说极其昂贵，因为国库只提供一小笔基础款项。传统要求主管官员为举办盛大活动慷慨解囊。视这些竞技庆典为枯燥生活亮点的罗马民众用掌声和人气回报大方的主办者，而搞活动不舍得花钱的官员则要付出失去人心的代价，这将会严重损害职业前景。这种风险恺撒当然不会去冒，为父亲举办的盛大葬礼竞技再次表明他的出名欲望几近无限。由于他担任市政官期间举办的竞技庆典轰动一时，盖过了同样大力资助共同活动的市政官马库斯·卡普纽斯·比布鲁斯（Marcus Calpurnius Bibulus）的风头，弄得人人只夸恺撒大方而无人提及比布鲁斯，这造成了日后两人的长期不和。

按照罗马政府关于公职的规定，恺撒要等上三年才能把在市政官任期内赢得的人气用以申请新职。其间恺撒必须设法不被公众遗忘。若是现在淡出公众视野，他此前为出名而投入的巨大精力和资金就只能算是坏账了，难怪他会做出一些博眼球的事情，比如据载他支持埃及并入罗马帝国，有些政客希望借此增加权力，但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恺撒还在一场“夜雾行动”

[3]

中修复了被姑父马略的宿敌苏拉下令拆毁的马略胜利纪念碑，这项邀买民心的举措肯定会让苏拉集团起疑，但还是可以算作是维护家族利益。更出格的是恺撒呼吁惩罚“公敌”杀手，要求审判他们，剥夺赏金并指控其谋杀罪。这无疑是对苏拉政权基础的挑战，因为公敌宣告及其所有后果被视为虽不光彩但已翻篇的一章。不过这些都还说得过去，毕竟恺撒本人曾被苏拉派出的杀手迫害。前63年的“拉比利乌斯案”

[4]

事关元老院宣布紧急状态，进而宣布己方暴行在紧急状态下合法的权力，恺撒虽然干预了此案，但是也无法由此认定他已坚定地走上民粹道路。

然而，前63年，恺撒正努力竞选司法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其他选举。其间，恺撒的野心勃勃和无畏自负昭然若揭。当时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昆图斯·恺西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Pius）去世了，只有现任大祭司（pontifices）有资格申请继任，然后由民众普选决定。大祭司长历来由年高德劭的大祭司团成员竞选，两位德高望重的前执政官——前80年执政官、第一元老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鲁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和前79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赛维利乌斯·伊扫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Isauricus）——名正言顺地参选了。既然罗马人普遍认为长者睿智，而且在官职问题上讲究论资排辈，那么，还不满37岁、连司法官都没当过的恺撒竟敢与两位年长他二十多岁的前执政官竞争，简直就是放肆。

不过恺撒的选战开展得相当巧妙又充满激情。大祭司长选举和政治职位选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更为夸张：既无竞选纲领，也没有哪位候选人宣布当选后将实行何种异于并优于竞争对手的政策。就是一群大同小异的候选人向选民做自我介绍，人人都提到血统的高贵和家族的辉煌、本人的优秀业绩和高尚品格。除非欠某位候选人的情，按伦理标准必须选他，选民实际上并没有清晰的选择标准。由于辩论不涉及具体政策，关键其实在于选举赠品和候选人的行为举止。据说恺撒为竞选挥金如土，这在罗马意味着遍邀宾客观赏竞技庆典和参加饮宴，加上直接发钱给选民。虽然贿选是被禁止的，但是由于赐予包括真金白银在内的好处符合恩赐制（clientela）的基本原则，贿选行为其实并不受到大众鄙视。只有当恩主和受益人此前并无交情，通过恩主在选战中大方撒钱双方才热络起来时，贿选行为才令人不齿。但是不难想象这种情形很难查实，所以打击贿选的法条基本上是一纸空文。而选民估计也不会感到愧疚，因为他们并未为了不义之财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们选的本就并非信念，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选择标准，而一笔小钱、温暖的笑容或亲切的话语都可以构成这种标准。

起先恺撒的两位竞争对手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占优，可是后来恺撒成了他们的劲敌，最后卡图鲁斯甚至愿意倒贴一大笔钱请恺撒退选。不过恺撒大获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出手大方，也是因为他的竞选技巧精湛无比。罗马选举中往往会选出一个相对较小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甚至无需向选民承诺什么好处，民选更像是一种对寡头政治的顺服和认可。但是获得这种认可的前提是政治集团成员对待民众特别随和尊重，尤其是在竞选中。所以你得一直带着一群形象讨喜的随从在广场上转悠，同每位路人握手，尽可能地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做出关心喜爱他们的样子。懂得留下真心爱民印象的候选人最受欢迎，大有希望胜出。而在这一领域，恺撒无人能及！

据说选举日一早恺撒离家时曾告诉母亲：“当不上大祭司长，我就不回来了。”此话估计是后人杜撰的，但它传神地体现了恺撒的孤注一掷：万一败选，他就只能以输家的身份参加即将举行的司法官选举，而这将会大大削弱选举胜算；而且他债台高筑，根本承受不起失败，因为债主会拼命从输家手里捞回一点，害得输家彻底垮台。事情如果真到了这一步，就只有两条绝路可选：要么自杀，要么为了逃避对破产者的羞辱性惩罚而流亡。

但是恺撒满载而归，从此终身担任大祭司长。“大祭司长”这一荣誉职位和称号因为恺撒而焕然一新，后世每位罗马皇帝都兼任此职，就像他们在其余诸事上都模仿罗马帝国之父恺撒一样。直到基督教被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皇帝才放弃大祭司长头衔，但是从十五世纪起这一头衔被授予教皇，沿用至今。

这场大胜之后，恺撒几无悬念地赢得了司法官选举，于前62年1月1日就任司法官。此前罗马经历了一场危机——喀提林阴谋，给了恺撒一个在元老院充分表现的机会。后人对苏拉以后罗马共和国的了解多于古罗马任何一个其他时期，这要归功于大演说家兼作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流传于世的诸多作品。西塞罗于前63年任执政官，这对一个背景一般的“新人”来说是一项非凡荣誉。而西塞罗的竞争对手卢基乌斯·塞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同年第二次竞选执政官落败，身处恺撒不久前也面临的危局：职场惨败加债台高筑，只能期望用一场彻底改变来重振家业并恢复受损的尊严。喀提林及其同道确实是在坚定地计划革命，还是仅仅为了应对志向高远的执政官西塞罗发起的救国行动，这一点无法查实。无论如何，喀提林是在西塞罗发表元老院控告演讲后离城去指挥伊特鲁里亚起义的。在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宣布紧急状态后，滞留城内的一批喀提林的知名下属被捕。前63年12月5日，元老院就这批人的命运举行辩论，先是按照西塞罗的建议呼吁处决这批国家公敌，唯有当选司法官恺撒提议改死刑为终身监禁。恺撒并不否认这批人的罪行和元老院的紧急状态权，但是他也提到全体罗马公民均享受只有民众决定才能被处极刑的基本权利。恺撒的演讲成功地赢得了人心，直到当选保民官马库斯·波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又大力呼吁立即执行死刑，他忠于原则的坚定决心感染了众人，元老院才再次转向。最后恺撒在西塞罗的保护下突破陷于狂热的执政官警卫队的阻挠，安全离开了元老院。喀提林下属在狱中被勒死。西塞罗言简意赅地向到场民众通报了处决一事：“他们已离世。”

恺撒出面参加喀提林辩论虽未获胜，但是他动摇了拥有十四名前执政官的元老院，并且有力地展示了自己作为演说家和独立政客的潜力。不过这回罗马政府不能再把此举视为一名青年政客无害的自我表现行为了：由于恺撒反对元老院的主导意见，在没有令人信服的个人原因的情况下脱离主流，他违反了在紧急状态下所需的与元老院领导层保持一致的义务，表明自己是一个危险的民粹主义者。恺撒肯定明白会有这样的后果，但还是坚持这样做，可能主要是因为通过竞选大祭司长，他反正已和势力强大的前执政官卡图鲁斯和伊扫里库斯结仇，不能再指望贵人派的支持了。

随着更清晰地定位于民粹政策的影响范围，恺撒大力寻求与庞培联手。庞培与当政元老院集团明显关系紧张。前62年初的罗马骚动不安，计划召回刚完成罗马东部整顿的庞培部队来消灭盘踞在伊特鲁里亚的喀提林幽灵。恺撒支持这一倡议，或许是希望以此来确保第一强者庞培的感激之情。但元老院要员却展开大规模抵制，因为他们不想再次帮助庞培坐大。争议剧烈升级，恺撒甚至被暂时免除司法官职务。针对元老院的这一胁迫措施，民众游行示威支持恺撒，元老院只好马上给恺撒复职。其间伊特鲁里亚叛乱被元老院召集的一支军队镇压下去，喀提林阵亡，幽灵散去了。挫败喀提林阴谋使得元老院终于找回丧失已久的独立克服内忧外患的感觉，有了底气应对庞培的回归。

统帅庞培抵达罗马城门前的场面和他那令人瞠目的凯旋式，恺撒未曾亲历，因为恺撒当时已动身前往抽签选定的行省西班牙任职。自从实行苏拉新规后，每位司法官都有资格出任一省之长，通常在罗马任司法官一年后赴任。不过恺撒险些没能走成，因为债主们不肯在他还清债务前放他走。这段插曲既表明了当时罗马政治结构的诸多缺陷，又体现了恺撒独特的行为方式。想在共和国晚期飞黄腾达的人，一方面不仅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要投入巨资，举办昂贵的竞技庆典，竞选要撒钱，生活要体面；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一概不领工资，连对晋升至关重要的审案也不发薪水。只有去为行省总督工作，才有机会略微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但代价是必须离开可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罗马。因此，罗马政客在做到司法官之前几乎只有支出而鲜有收入，而且由于竞争加剧，支出有直线上升之势。这些青年男子尽管个个出身富家，但几乎没有谁的家产足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后果显而易见：几乎人人被迫靠借贷获得所需的大部分资金，有些是向亲友和支持者借的无息贷款，有些是向资本市场借的有息贷款。放贷人投资于某人的仕途相当于一项长期的投机买卖，因为只要还没当上司法官，在罗马当官就等于贴钱，只有出任了行省总督，才能靠搜刮民脂民膏敛财。

可见对行省的剥削是罗马内政的一个结构性后果，在当上司法官前失势不仅羞耻，还可能倾家荡产。不过这样一来，债主试图拦阻一个当了司法官、现在要外放敛财的人上路，就不合常理。使这种行为合理的唯一可能性是：尽管当时负债成风，恺撒的债务之高还是吓到了债主。根据罗马帝国历史学家阿皮安（Appian）所述，恺撒欠的六百多万第纳尔的确是个天文数字，有一个比较可以证实这一点：罗马帝国全境年收入不过是恺撒债务的十倍左右。显然债主们不信恺撒能在行省总督任上弄到这么多钱。直到财力雄厚得让债主安心的金融大亨马库斯·利西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出面为恺撒担保，恺撒才得以脱身。

这个小插曲更为清晰地体现了恺撒的上升途径。我们可以看到，恺撒的上升之路不见得有多大新意：他长期遵循的行为方针虽然令同阶层成员不悦，但是并未造成无法消除的对立，新意或特别之处在于恺撒投入之大。人人都为了仕途负债，但是恺撒借债之大胆已经到了濒临险境的地步，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然而恺撒没有失败，他显然认为自己不会失败。他坚信自己的天赋和运气，认为投入再大都是值得的。他玩的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且似乎从未担心过自己会输。

在西班牙任职的恺撒不负克拉苏的厚望，很懂得如何重振家业，在罗马行省总督中敛财最多，他还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en）打了胜仗，而打仗总是抢劫、罚款和没收财产的良机。恺撒在西班牙好像也懂得不激怒当地民众，让民众对他保持一定程度的忠心。前60年中期再度现身罗马城前时，恺撒不但已经度过财务危机，而且还打完了作为正规指挥官的第一批仗，这些战争非常光荣，所以他期待一场凯旋式——罗马公开庆祝胜仗的盛大庆典。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恺撒在罗马经历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格局，他本能地为权力而果断放弃了荣耀。

[1]
用石膏或蜡将死者容貌保存下来的塑像。（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希腊神话中，埃涅阿斯为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之子。

[3]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推行“夜与雾”政策，逮捕在占领区反抗纳粹统治的人，被捕者好似突然消失在“夜与雾”中，家人不会收到任何音讯。

[4]
罗马元老院成员盖尤斯·拉比利乌斯（Gaius Rabirius）涉嫌于前100年参与杀害保民官卢基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尼努斯（Lucius Appuleius Saturninus）。恺撒敦促一位受害人亲属指控拉比利乌斯。

第三章 走向终点——前59年执政官恺撒

顺利结束了司法官和西班牙总督任期的恺撒自然想当执政官。罗马执政官职位大受欢迎的原因很多，不仅在于该职位带来的权力。执政官有权召集并主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的确令人心仪，不过司法官也有此权。但是执政官不仅级别更高，职权范围还包括众多庄严的荣誉活动。执政官还是罗马国家的军队统帅，常有机会立下军功，大多还能分到肥得流油的行省。还有一点估计也很诱人：执政官终身保留头衔。古罗马纪年不像我们今天采用的基督纪元法那样从某个固定时间开始算，而是用当值执政官的姓名来纪年，所以执政官的大名会进入年表，永垂不朽。罗马共和国所有执政官的姓名的确因此而流传至今。

但上述毋庸置疑的优点还不足以解释执政官职位的巨大魅力。自苏拉改革以来，每年都有八名司法官，但是执政官一直只有两名，因此形式上有资格晋升的司法官至少有四分之三永远当不上执政官。尽管如此，候选人还是冒着落选时名财两空的风险，年复一年地投入竞选。此种行为的唯一理由是执政官职位的最大优势：只有当过执政官，才能有执政官身份。

罗马共和国政客当官的比例低、任期短，若是一切顺利，四十四五岁时可以担任四年元老院官员（财务官、市政官、保民官、司法官或执政官）和三年左右行省总督，即十五年内当七年官，此后可能会当一年半监察官（censor），在极少数情况下二度出任执政官或指挥一支特遣部队，但通常就到此为止了。一个人只当十年官，就能在元老院任职三十到三十五年。显然，那些想不断参与操控罗马命运的人必须依靠自己在元老院的地位，而元老院成员的排名与官位高低是一致的。罗马权贵大多只当一年执政官，但终身保留执政官身份，并以此跻身建议决策、寻求妥协、团结多数的罗马政界十五到三十名领导人之列。没有当过执政官的罗马元老院成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分量。所以，执政官职位是通往权力核心的门票。

恺撒竞选执政官胜算很大。他任职至今凭借大方随和的风格不仅在罗马民众中收获了人气，无疑也受到上流社会大部分人士的喜爱。他还是一名无人能敌的宣传大师，能在竞选白热化阶段吸引和争取众多摇摆分子。而且恺撒支持伟人庞培，虽然他不一定需要庞培的大力提携，但至少需要庞培的善意默许。再说恺撒显然与人脉极广的克拉苏关系不错，因为克拉苏替他做了担保。凭借在西班牙打了胜仗，恺撒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资产状况。军功一直是罗马的最高荣耀，有资格举办凯旋式的统帅更是无比光荣。凯旋式是个古老的习俗，如果胜仗的意义足够重大，元老院可以为获胜统帅举办凯旋式，凯旋者身穿代表罗马最高神朱庇特的绛红色托加长袍，头戴由一名奴隶献上的金冠，驾驶战车从城门到卡比托利欧山（Collis Capitolinus）上的朱庇特神庙献祭致谢。车旁，士兵驱赶战俘前进，还陈列着各种奇异的战利品，并有大幅图画描绘战争场面和重点战役，民众带着自豪、喜悦和嫌恶的复杂心情围观，最后通常由凯旋者出资邀请全城饮宴。总之，凯旋式就是一场能让凯旋者人气再度猛增的精彩表演。

恺撒渴望一场凯旋式，不过此愿能否成真尚不确定，因为恺撒现在有了强敌：毕竟，虽然他在喀提林派辩论中的行为最终没能阻止元老院成员的联合行动，但是损害了众人团结一举成功的喜悦感。除了凯旋式，恺撒还想竞选执政官，这时他遇到了手续上的障碍：古法规定一位申请凯旋式的卸任行省总督不得越过“神圣边界”（pomerium）进入罗马城，否则将自动失去兵权；而没有兵权，就不能庆祝凯旋式。然而，恺撒若要竞选执政官，又必须在选举前某一时间亲自进城向选举负责人报名参选。元老院本可批给恺撒一个特许，免得他左右为难，这其实是常事。但是，当恺撒的朋友试图为他申请特许时，却被恺撒在喀提林派辩论中的对手、自此一辩在元老院地位非凡的保民官加图阻止了。当时加图就此前商定的一个议题长篇大论，由于每位元老院成员都有权想说多久就说多久，而且元老院必须在天黑前休会，因此当天就无暇讨论恺撒的特许申请了。而恺撒必须当机立断，因为参选迫在眉睫。当晚，恺撒越过神圣边界，次日正式报名参加执政官竞选。

在未来的凯旋式和眼下的参选只能二选一的两难境地中，恺撒选择了参选，这可绝非寻常之举。因为凯旋式虽然可能还未获批，也不一定会获批，但其实值得一试，而恺撒一进城，凯旋式就肯定无望了。而执政官竞选他本可推迟，可以晚一年——或许以光荣凯旋者的身份——参选。恺撒放弃凯旋式不但出于尽早当上执政官的雄心，而且与前60年夏天的特殊政局有关，他在此中察觉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这个良机就是青年时代就荣获别名“伟人”（Magnus）的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前62年从东方回来了。凌驾于所有军政官职规定之上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奇人庞培不仅襄助苏拉讨伐西西里岛和非洲，也已举办过凯旋式。之后庞培征讨西班牙多年，前70年首次担任公职就直接出任执政官。此后庞培的伟大统帅声誉蒸蒸日上，前67年受命打击海盗，他果真依靠杰出的组织才能制住了海盗；前66年受命与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作战，结果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战争。在长年战争中分崩离析的帝国东部需要重整，庞培在整顿期间自行颁布大量规定，而未依例与元老院协商或等待元老院特使到来，或许他认为鉴于自己的盛名，大可自行其是，但这一漏洞很快就成了一块绊脚石。当前62年庞培从东方返回时，因粉碎喀提林阴谋而重获自信的元老院领导出于不同动机想给他一个教训。因此，元老院拒绝全盘批准庞培在东方颁布的规定，而是要逐项讨论表决。显而易见，这主要是想刁难一下这位自负的统帅。庞培尽管威名赫赫、仆从如云，前61年和前60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但是他没能做到让自己的东方规定被全盘接受，也没能让老兵土地分配计划获得通过，这表明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困境：庞培这类伟人在帝国境内积累的威名在罗马内政中施展的余地不大。

庞培和元老院之间的持续冲突为一位聪敏果断的执政官提供了极大的运作余地。身居高位的恺撒可以帮忙实现庞培的心愿，让这位强人心存感激。而作为酬劳，恺撒肯定已经在设想庞培帮助自己获得一项军事重任，使自己有机会获得金钱、名望和权力。而且恺撒也的确需要庞培相助，恺撒免于亲自报名参选的特许申请受阻，表明他在元老院成员中已有顽敌，这些人或许无法阻止他参选，但会妨碍他顺利履职，还会损害甚至摧毁他的雄伟计划。

不太清楚恺撒是在夏季选举之前还是之后与庞培联络的。总之，在竞选期间，恺撒已与庞培的追随者、同样参选执政官的卢基乌斯·卢西乌斯（Lucius Lucceius）合作。在此格局中，贵人派认为最好支持一个可靠的候选人、恺撒的老对手比布鲁斯。据说即使是严守习俗的加图也同意采用为人不齿的向选民发放巨资的做法，以便至少能够阻止危险的恺撒和庞培派的卢西乌斯共同当选。阻止行动成功了，不过结果比较棘手：恺撒和比布鲁斯双双当选。

恺撒于前59年1月1日就任执政官之前组织了一个由三名男子组成的联盟，三人都遭到元老院领导假公济私的刁难，这个联盟史称“前三头同盟”。此三人集团并无正式职权，只是三位政客私下结盟，旨在确保国内不会出违反三人中任何一人意愿的事。除了庞培和恺撒，这个联盟还包括克拉苏。此时正逢克拉苏优待小亚细亚包税人的努力失败。罗马政府将其在各行省的很大一部分税收债权承包给财团，而财团当然会努力从这些行省赚取比他们付给政府的包缴税金更多的钱。多数财团都获得了丰厚利润，但是这回小亚细亚包税人的投机失败了，他们试图在克拉苏帮助下通过减付包缴税金的办法将损失转嫁到公众头上，但是克拉苏在元老院的提案受到了抵制，就和庞培的另一个提案一样。克拉苏与庞培本来不睦，但是当恺撒努力与庞培联合并将他自己已经在债权担保一事中欠了人情的克拉苏拉进联盟时，即便只是为了将来也能分享战果，克拉苏显然没有多大犹豫就搁置了自己的怨恨。

前59年就任执政官后，恺撒立即着手实现两位盟友的心愿。最紧迫也最难办的事是一项大规模垦殖法，垦殖法规定在除了肥沃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以外的意大利各地分发公共土地，并分发用国家资金按最新估价购置的耕地。此法既是为了安抚庞培手下的老兵，也能帮助城市贫民谋生。按照执政官的职责，恺撒向元老院提交法案供审议讨论。法律的事实适宜性毋庸置疑，但是元老院成员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做出决议，这回又是加图点明了元老院的意思：应该保持现状不变，他再次为了拖延讨论而开始发表长篇演讲，但是恺撒动用执政官权力，让随员把加图关进监狱。结果有一批元老院成员跟随加图，恺撒问一位司法官为何在休会前就离开元老院，此人答道：“我宁可和加图一起坐牢，也不愿和你一起留在元老院。”恺撒只好释放了加图，但他向元老院宣布，由于元老院拒绝合作，他只得不经元老院决议就将法案提交给民众。

前59年的首次重大冲突表明元老院领导打算坐等恺撒执政官任期结束，恺撒实现庞培和克拉苏愿望的举措落空。他们拖延审核所有提案，任其自生自灭；他们不肯讨论和寻求妥协，而是退回彻底的保守主义，拒绝任何改变，无论其内容如何。执政官比布鲁斯在民众面前重申了这一态度，当恺撒要求他在民众面前对垦殖法案提出批评意见时，比布鲁斯只是固执地答道，他任执政官期间不会容许任何变化，当恺撒和围观市民一起恳求他同意时，被逼无奈的比布鲁斯失口说出：“即使你们人人都想要，此法今年也通不过！”

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内政迄今最动荡的一年，同时也是共和国走向终点的开始。罗马共和国宪法的特点是阻碍手段的形式优势，即阻止国家行动的手段非常有力。凭借十位保民官的干预权（intercessio），可以否决所有法律提案和元老院决定。凭借观天象报“凶兆”（obnuntiatio），每项官方行动都可以一再推迟。当然，罗马政府容忍此种强大的潜在破坏力的前提是：总体而言，这种力量的存在就足以使得政府行为适当，破坏力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了。由于总是有干预权被动用的危险，任职者必须寻求共识，避免孤立行动；而干预权一旦真的启用，也不一定非要一拍两散，可以提议重新谈判、重建共识。当恺撒将垦殖法提交给民众时，干预权显然将被动用，而此前元老院的拒绝态度已经表明双方无望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恺撒只能不声不响地放弃。而恺撒绝对不甘心放弃，他为该法确定了表决日期，让助手连夜占领会场，并派人把比布鲁斯执政官和同来并打算干预的保民官打下罗马广场。还有人打散了比布鲁斯的“束棒”（fasces，执政官身前卫兵肩扛的权杖），向他身上泼粪。此举损害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民官，实际上是渎神行为，但是恺撒不管这么多了。采取这些准备措施之后，垦殖法通过了。

次日比布鲁斯试图说服元老院撤销法律未果，因为恺撒背后有大批罗马市民给他撑腰，庞培及其老兵又支持该法，元老院认为无望撤销。相反，元老院成员咬牙按照垦殖法定稿中的规定依次起誓守法。此局恺撒完胜。

比布鲁斯愤然回家，全年任期内再未露面。恺撒得以轻松执政，设法通过了一部又一部法律。他降低了亚细亚行省的包缴税金，完成了克拉苏的心愿，并使得庞培在帝国东部颁布的规定获批。对于埃及这个难题，他正式承认托勒密十二世（Ptolemaios XII）为国王，暂时缓和了局势。不久后，他凭借又一部垦殖法将肥沃的坎帕尼亚土地也供分配，并切实推行三个及以上子女家庭申请分地时享受优待的福利政策。他还设法通过了一部内容上考虑周全的保护罗马行省居民不受总督剥削的法律。他为日耳曼斯维比（Sueben）部落首领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争取到了“同盟者”和“罗马人民之友”的地位。他也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打算，凭借和他合作的保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提出的法案，把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上意大利地区）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亚得里亚海东岸）分给自己五年。而在主管总督突然去世后，元老院还应庞培的提议给恺撒的行省组合增加了纳博讷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大致相当于今普罗旺斯地区），这是一个让恺撒高兴而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巧合。

不过，虽然恺撒暂时摆脱了讨厌的比布鲁斯，完成了自己的各个项目，但是这些外在成功是脆弱的，甚至适得其反，执政官恺撒绝不是个闪亮的胜利者。比布鲁斯用自己的撤退生动地表明罗马政府的两位最高代表中的一位不得不屈服于另一位的野蛮暴力，还不断让人在城中挂出对政府政策冷嘲热讽的文书，提醒大家记住这种实际上是全体罗马人耻辱的情况。更糟的是，对于恺撒及其帮手的每次公开行动，比布鲁斯都宣布他将观天象报凶兆。依此，前59年通过的每部法律均为非法颁布，原则上可由元老院撤销。比布鲁斯的这种哀兵之计也的确颇有成效，群众在剧院里对恺撒和庞培喝倒彩或不理不睬，而热烈鼓掌欢迎加图和不怕得罪三巨头的显贵盖尤斯·斯克利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重视等级的罗马民众是否顺服政府主要取决于官员的行为，而恺撒的残酷无情和对比布鲁斯的羞辱严重违背了行为规范，垦殖法等热门项目引发的欣喜无法长期抵消民众的不满。

为了不让整个执政官任期得不偿失，恺撒必须为卸任后的自己和他的法律留好后路。他本人已由瓦提尼乌斯法律任命为行省总督五年，由于当值官员免受控告，只要前59年的各部法律不被撤销，他就可以暂时放心。而要让法律不被撤销，每年的官员中都得有信得过的人能够阻止撤销法律的企图。而恺撒法律继续存在的第一大保护神是与之利益攸关的庞培，因此恺撒执政官卸任后依然需要庞培。于是恺撒顺理成章地把女儿尤莉娅（Iulia）嫁给庞培，加强了与这位伟大统帅的联系。而恺撒本人在与庞培娅离婚后娶了前58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之女卡尔普尼亚（Calpurnia），皮索一上任就有机会为女婿效劳。

但是恺撒和对手们前59年的冲突并不属于靠时间流逝就能得到缓和与解决的性质，而是为导致罗马共和国崩溃并转为帝制的前49年内战埋下了伏笔。罗马的严重内部冲突渐成常事，许多冲突比前59年的打斗血腥得多。虽然元老院领导以前一般会孤立甚至武力消灭挑战他们的外人，但是他们一时还动不了恶行累累的恺撒，因为恺撒背后不仅一如既往地有公民大会撑腰，而且还有庞培和克拉苏的潜在联合力量。恺撒的反对派不但动用干预权而且一再报凶兆，而恺撒对这些阻碍手段的置之不理导致这些手段永久失效，这势必影响整个体制。而最后恺撒还弄到了五年行省管辖权，可以免于受罚。此事从共和寡头政治的角度看来就是：有一位执政官无视反对单个提案绝对化的各种制度措施，硬性推行自己的纲领，此人一旦逃过惩罚（细看会发现有这个苗头），就会有人效仿他，而共和国统治就有垮台的危险。

因此，可想而知，一群头脑清醒的元老院成员试图力挽狂澜，他们向恺撒提出妥协方案，建议他以符合圣法（lex sacrum）的程序重新提出法律提案，他们保证不报凶兆。但是，尽管这意味着恺撒法律的内容可以得到接受，新的通过方式也会确保这些法律不会随时被撤销，恺撒却拒绝了，这种反应一时有点令人不解。可以肯定恺撒对元老院成员突然呈现的灵活性感到怀疑，但是关键可能是一个冷静的想法：即使恺撒接受妥协方案，他仍然还是被他严重羞辱的元老院集团的异己分子，但是庞培等恺撒法律的受益者将会不必再为了保护对他们有利的法律而着力维护恺撒的整个执政官任期包括其任职期间的所有罪行。恺撒一旦让步，庞培就可以放弃恺撒，而不必同时放弃他的东方新规的批准。恺撒显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让步。

在这一事件中，恺撒和元老院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显然已经难以弥合。对于恺撒来说，多次违反现行秩序核心规定已经成为把庞培和自己绑在一起，从而确保自己能在各行省扩张权力的手段，而且他认为即使他接受并实施妥协方案，对手也不会停止打击他。前50/49年恺撒重归内政时发生的对抗正是前59年重大冲突的延续。

就这样，前58年春前往行省赴任的恺撒背负了几乎无力偿还的重债：他严重侵犯惯例，树立了死敌。即使只是为了保住政治生命，恺撒也必须通过打胜仗来扩张权力和提高声望，好让对手无法再伤害他。恺撒这份建功立业的压力只好由高卢人来承担了。

第四章 逃入战争——征服高卢

恺撒的执政官任期一满，元老院部分成员就群起而攻之，声称他颁布的法律无效。尽管只是讽刺挖苦，最终也没有形成针对三巨头的元老院决定或法院判决，但是反对派表明了自己绝不善罢甘休的立场。恺撒避开了元老院的口角之争，但还在罗马城附近待了几周，以便操控内政。恺撒虽然没有主动提议，但是在他的默许下，可能会走向恺撒对立面的、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西塞罗被自己的死敌——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Publius Clodius Pulcher）——给流放了。这时从高卢传来一些坏消息，不过对恺撒来说倒是好事，恺撒迅速动身前往行省赴任，没有目睹老对手加图被赶到塞浦路斯去完成光荣使命。

关于从攻打赫尔维提人（Helvetii）开始的高卢战争，截至前51年，恺撒写了七本《战记》（commentarii），后来他的爱将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又写了一本，讲述内战爆发前期。《战记》是一种客观朴素的报道，按古罗马标准主要是史料，而非言辞华丽的史书。但是恺撒之作不朽的原因不仅在于作者和他所述事件无可争辩的重要性，也在于他简洁清晰的文风。不过尽管我们高度赞赏《战记》的文学水平，但是我们在寻找高卢战争起因的过程中当然不能简单停留在胜利者恺撒的说辞上。然而，由于我们并无其他关于高卢战争的同时代独立报道，恺撒的说法不易纠正。唯一的办法是严格审查恺撒的文本有无事实错误，并分析行动各方的利益所在。利益分析使人怀疑恺撒的行为绝非只是为了无私捍卫罗马利益和保护罗马盟友。

在罗马共和国，没有比带兵打胜仗更光荣的事了。因此志向高远的行省总督们纷纷利用总督任期打仗，而对恺撒来说，这种赢得声望和权力的机会不仅意味着人人喜爱的丰厚金钱，他更关心的是仕途：因为他在执政官任期内结下的仇人企图毁掉他，而目前尚可帮助压制对他法律正当性攻击的三巨头是个脆弱的联盟，恺撒别无选择，只能争取增加自身分量并以无可置疑的成就胜过对手，也就是说，他需要军功和打仗赢得的资金，以及一连串胜仗和分发战利品可以换到的官兵的忠心。再说他并非只是出任普通总督，而是得到了瓦提尼乌斯法律赋予他的五年专用指挥权。这种兵权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为了应对危机的，所以恺撒这五年若是只安分守己地履行总督的司法和行政职责，他就会沦为罗马公众的笑柄。

所以恺撒必须打一场大仗。他设法弄到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两个行省，说明他估计这两地可以挑起并打上这样一仗。山南高卢的吸引力无疑也在于当地总督能坐镇上意大利而与罗马保持密切联系，以此影响国内政治。这对恺撒来说至关重要，比如若是坐镇叙利亚，运作起来就难了。还有，山南高卢有大量罗马公民居住，因为波河（Po）以南地区已被完全并入罗马本省；故此可在山南高卢招募军团，还可以让追随者去罗马给选举投票。而由于该行省北部波依人（Boii）前不久与罗马人民之友打仗，山南高卢也可能会出现最终酿成战争的冲突。不过一开始就更有希望的应该是伊利里库姆，因为罗马统治的亚得里亚海峡一直受到内地各部落的威胁，而当时多瑙河畔俨然正在形成一个达契亚人（Daci）之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统治的帝国，这样就应该不难找到理由展开兼并缓冲区的维和行动。

恺撒分到纳博讷高卢这个行省纯属侥幸，因为总督职位偶然空缺。高卢前不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动乱：爱杜伊人（Aedui）与塞广尼人（Sequani）作战落败，塞广尼人找了斯维比人首领阿里奥维斯特助阵；前61年镇压了一场阿罗布洛格斯人（Allobroges）起义；赫尔维提人也蠢蠢欲动，使得元老院派出了一名特使。然而令恺撒懊恼的是，局势又缓和了下来，元老院认为暂时无须采取行动。但只要动点脑筋，或许还是可以找到理由，挑起一场让动武合理化的危机。恺撒就这样凭借三个行省获得了在任期内大战一场的契机，有机会补上获得五年兵权的外因。不过他还没有十足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巧合——赫尔维提人的迁徙——为他提供了动手的机会。

恺撒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经过两年准备，赫尔维提人离开了今属瑞士的祖居地，要在大西洋边上开辟一个新定居区。他们有两条路可选，穿过纳博讷高卢北部阿罗布洛格斯人地盘的那条路要好走得多，所以他们到日内瓦附近的罗讷河（Rhone）请求匆匆赶到的恺撒总督批准渡河。恺撒说要考虑两周，其间在边境设防，召来部队，然后向返回的赫尔维提使节宣布驳回请求，理由是让外族人穿过行省领土迁徙不符合罗马习俗。恺撒竟然需要十四天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深刻道理，赫尔维提人难以接受，可想而知，他们觉得被愚弄了，还是试图渡河，但被恺撒轻松地打了回来，只好换走穿过塞广尼的艰难道路，塞广尼人准许他们通行。

恺撒在战记中写道，他了解到赫尔维提人拟穿过塞广尼人和爱杜伊人的地盘，到桑东尼人（Santones）境内定居，那儿离已属罗马行省的托洛萨（Tolosa）不远。他马上意识到，让好勇斗狠的赫尔维提人住在一个拥有广袤良田的地区旁边将是对行省的巨大威胁。因此恺撒让副将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监视防御工事，他亲自赶到上意大利招募了两个新军团。加上此前驻扎在那里的三个军团，恺撒带着五个军团前往危机地区，随后渡过罗讷河进入塞古西阿维人（Segusiavi）的地盘。他开诚布公地指出塞古西阿维是行省境外的第一个部落。

恺撒以此为理由起兵无疑很牵强，因为桑东尼人居住的今桑特（Saintes）地区与今图卢兹（Toulouse）地区的托洛萨相隔两百多公里（直线距离！），而且两地之间还居住着莱摩维斯人（Lemovices）、佩特罗科里人（Petrocorii）、尼提奥布洛格斯人（Nitiobroges）和卡杜尔契人（Cadurci）。恺撒这是利用了罗马元老院成员不可能熟悉高卢地形，也没有可以迅速查看地图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恺撒坦率地写道，他是为了预防性地保护罗马行省才越过边境的。他有资格这么坦率，因为这完全符合罗马对外政策的准则：在各个行省的边境地区，稍有异动的蛛丝马迹，就主动出击。故此恺撒不必担心会在罗马遇到麻烦，于是他直言相告是在越过省境之后才收到爱杜伊人的求助的。无论如何，他现在可以为保护盟友而开战了，这是一个罗马熟知并喜闻乐见的战争理由。

恺撒伏击了正在渡索恩河（Saone）的赫尔维提人的一个分支，杀死了许多人，其他人逃走了。随后他追赶赫尔维提余部。敌人对他的突然到来感到惊讶，派特使警告他，他们部落的战斗力很强，还无聊地提到他们曾于前107年打败过罗马人，敦促恺撒休战并和平地给他们指定一块新地盘。而恺撒当然不肯接受对方的傲慢态度，所以他强调罗马人拥有优先权，并提出，只有赫尔维提人赔偿战争损失并留下人质作为顺服的保证，他才同意议和。特使拒绝了，于是双方展开比布拉克特［Bibracte，近欧坦（Autun）］决战，恺撒艰难获胜。此后赫尔维提人由于供给崩溃，被迫投降。恺撒逼他们交出人质、武器和叛徒，然后打发他们回原来的领土，要他们留在那里防御日耳曼人。

恺撒就这样获得首次大捷，幸好很快又有人求助，他可以接着打仗。恺撒告诉我们，可靠的“罗马人民之友”——爱杜伊人迪维奇阿库斯（Diviciacus）在一次密谈中让他睁开了眼睛：原来自从阿维尔尼人（Arverni）和塞广尼人在同爱杜伊人打仗时叫来了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军队帮忙，日耳曼人就大量涌入，高卢人已经面临被赶走的危险。日耳曼军队首领是斯维比首领阿里奥维斯特，他紧抓住请他帮忙的塞广尼人不放，禁止塞广尼人和在战败后不得不向塞广尼人派遣人质的爱杜伊人向罗马求助。暴躁的野蛮人阿里奥维斯特若是获悉了这次密谈，一定会把手里的人质统统杀掉。只有恺撒能阻止阿里奥维斯特和日耳曼人侵入高卢。而恺撒当然不肯忽视高卢绝望的求援。

这种恐怖的情景显然是恺撒专门为他的罗马观众设计的：提到日耳曼人，罗马人对前二世纪末好不容易才制服的西姆布莱和条顿部队的恐惧记忆犹新。出于这种神经质的安全需求，罗马人本就倾向于一发现在势力范围内有人坐大就出手镇压；但是恺撒在此展示的威胁在罗马的威胁等级表上至少相当于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后常被援引的“西方的没落”。结论很明确：非拯救面临北方威胁的文化大国罗马不可！而且绝不能容忍一个放肆的野蛮人对罗马及其盟友不敬。恺撒认为，光是罗马之友爱杜伊人要向塞广尼人和阿里奥维斯特派遣人质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现在注意顺序——对他本人和罗马政府的冒犯。

在这件事上，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恺撒。今人知道，所谓莱茵河右岸日耳曼和左岸高卢由于两地民众的根本差异而隔阂深重，这一说法主要是恺撒创造的，而非基于对当时情况的观察。但是恺撒不仅需要莱茵河边境作为标志，也需要将其作为“民族分水岭”，以便能够将他征服高卢直至莱茵河作为一次完整的行动来呈现。对于当时局势中存在的危险和可能的事态发展，恺撒无疑也有所夸大，因为他需要强有力的理由与阿里奥维斯特开战，毕竟正是他本人任执政官期间把此人认定为罗马人民之友和同盟者的。恺撒现在才知道爱杜伊人受了委屈，这一点殊不可信。

恺撒派了两个特使去找阿里奥维斯特谈判，给他一个机会改弦更张，接受恺撒这位仁慈导师的指引，因为毕竟是恺撒让阿里奥维斯特拿到罗马人民之友这个头衔的。可惜阿里奥维斯特的行为完全符合罗马对野蛮人的印象：由于不懂得公正的世界秩序，阿里奥维斯特坚持要与罗马政府代表平等谈判，而且还自以为打过几场胜仗就拥有罗马获胜后主张的同等权利。此等“傲慢”只能用一个答案来回应：恺撒北上讨伐阿里奥维斯特。

罗马军队到达维森奇奥［Vesontio，今贝桑松（Besançon）］时，恺撒突然发现士气大降，日耳曼人阿里奥维斯特在传言中越来越高大威武，恺撒的部下勇气锐减，有人请求返乡，其他人垂头丧气地在营地徘徊，人人都忙着立遗嘱。恺撒指出，这些出于交情跟着来的将官没有多少战斗经验。外行的沮丧传染了职业军人：连久经沙场的百夫长、十夫长和老兵也吓慌了，有抗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恺撒立即召集由将官和罗马军队骨干百夫长组成的战争委员会。恺撒的讲话证明他的确是个帅才，他指出危险并不是很大、罗马兵器拥有优势、部队战功赫赫、攻打赫尔维提人一役证明恺撒既有运气又有能力，他倡导团队精神，鼓励大家展开竞争，并谨慎地展望未来可以得到的好处。

恺撒懂得用恰当的言辞鼓舞士气，我们认为他本人描述的这个特点是可信的。若非统帅拥有出众的领导素质，军队此后的奋勇和忠诚无从解释。赢得人心的本事也许是恺撒最令人心仪的天赋。恺撒在竞选时能够让每一个无论其出身或级别如何的公民都觉得恺撒重视尊敬自己。打仗时也是这样，恺撒能让士兵坚信他真心关注他们的命运，他不会要求士兵做任何不符合共同利益的事，他要求士兵做到的，他也会要求自己做到。正如西塞罗告诉我们的那样，连强硬的高层政客也抗拒不了恺撒的迷人魅力。恺撒这么令人信服，没有人觉得他虚伪，原因可能是恺撒就像一个真正的明星人物一样充满自信，在应对特殊情况时，他风度翩翩、感情真挚，沉浸在对整体关注和个人关怀的肢体和口头语言中。因此他在这些时刻显得特别可信，不过这绝不等于他不会冷静精明地算计。

士气危机平安度过后，恺撒继续挥军北上，估计在阿尔萨斯（Elsass）遇到了阿里奥维斯特，阿里奥维斯特这回建议双方谈判。按照罗马人看待野蛮人的世界观，这位日耳曼领袖在谈判期间没有表现出任何理性，他的部分骑手甚至边谈边打，充分体现了野蛮人的奸猾，于是恺撒终止了谈判，现在只能打仗了。恺撒在一场伟大的战役中击败了日耳曼人，将活下来的赶回莱茵河对岸，暂时把高卢——还有罗马！——从日耳曼人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

在这第二次大捷以后，恺撒提早把各军团派到塞广尼冬季营地，他自己则前往山南高卢行省办公。在上意大利过冬几乎成了恺撒总督任期的固定模式，只有前54/53年和前51/50年的冬天是在高卢过的。恺撒管理山南高卢，前57/56年和前55/54年两次搬到伊利里库姆，一个原因当然是他不愿忽视自己在这两个地区的职责，不想为他人的攻击制造口实。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上意大利能与罗马再接上头，积极影响罗马局势的发展。不过在高卢时他也并未与世隔绝：他安排了信使，定期从首都给他传递内线的报告和其他信件；他本人则不断写信给罗马政坛的各个大人物。听说恺撒连在路上都能同时给四名秘书口授。即使考虑到罗马元老院成员的工作量普遍很大，恺撒的专注力和充沛的精力依然令人惊叹。恺撒努力通过频繁联系来弥补某些地区距离罗马很远的地理劣势，总体效果不错，但是并非每回都能成功。

早在冬天时，恺撒就收到了贝尔格（Belgae）全族密谋颠覆罗马的消息。恺撒写道，这是因为贝尔格人担心高卢平定后会轮到他们挨整，而且高卢人还煽动他们。以前乐见日耳曼人被逐的高卢人现在却不肯让罗马人在高卢过冬，这既是出于轻率——恺撒认为这是高卢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出于权力欲望。恺撒随后招募了两个新军团送到纳博讷（Narbonensis），由他的亲戚昆图斯·佩蒂乌斯（Quintus Pedius）指挥，恺撒亲自去中高卢攻打贝尔格人。

可以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一场战争是如何引出下一场战争的。罗马军队在高卢内地过冬这一事实本身就在迄今为止尚未参战的北方各部落中引起了恐惧和采取预防措施的倾向，而且确实不能说这些恐惧是没有理由的。另外，很难要求罗马人在阿尔萨斯获胜后返回本省，因为即使他们无意吞并高卢，高卢形势也太不稳定，若是胜利者放任不管，很容易乱套。因此，双方的行为方式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最终恰恰发生了本应避免的事：罗马军队继续挺进，高卢各部落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而恺撒迅速主动地进入贝尔格人的地盘，将潜在的阴谋变成战争，说明他无疑是乐见出现这种引起冲突的局面的。

虽然贝尔格人有一半日耳曼血统，被视为高卢人中的勇士，但恺撒很快就成功地使他们分裂，逼他们就范。只有内尔维人（Nervii）不降；为了安定军心，恺撒亲自投入战斗，最终获胜。他宽大处理了伤亡惨重的内尔维人，然后攻打阿杜亚提西人（Aduatici），因为阿杜亚提西人的地盘上有个被恺撒围困城市的居民诈降并伏击了上当的罗马军队。活下来的阿杜亚提西人被卖为奴，为欺诈行为付出代价。恺撒简洁地写道，奴隶贩子共算出53000名奴隶。在恺撒盟友克拉苏之子、副将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Publius Licinius Crassus）征服海边各族后，恺撒总结道，高卢现已完全平定。罗马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长达十五日的感谢宴来庆祝此事，通常这是一个获批举办凯旋式的可靠前兆。

不久后大家就发现恺撒宣告胜利为时过早了。高卢还谈不上罗马人设想中的平定，更莫说占领，当年冬天高卢就重新陷入混乱，生活在今布列塔尼（Bretagne）领土上的弗内特人（Veneter）起义并迅速组成一个反罗马联盟。恺撒还没能制住高卢，他本人肯定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捷报当然能让他在罗马受人敬仰，而且大声宣布高卢已平定给了他现在将高卢人的任何敌意行动算作叛乱的机会，而叛乱当然必须镇压，也就是说，恺撒终于不愁找不到理由打仗了。

然而，在恺撒能腾出手来处理高卢西北部动乱之前，他首先必须确保重新稳定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势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光是宣布打了胜仗还不够。前57年，庞培在罗马和前59年时的敌人开始接近，庞培还被授权负责罗马粮食供给，同时，对恺撒法律的攻击再次发生了，恺撒的敌人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竞选执政官并宣称要终止恺撒非法获得的高卢总督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恺撒首先设法在拉文纳（Ravenna）会晤克拉苏，两人决定继续合作，然后他们俩在卢卡［Luca，今意大利卢卡（Lucca）］与庞培会面，秘密商定继续三巨头联盟。估计要到庞培和克拉苏拖延选举很久后悍然动武阻止讨厌的竞选对手阿赫诺巴尔布斯及其姐夫加图参选，最终于前55年双双当选为执政官后，罗马公众才真正明白卢卡密谋的内容。这次执政官任期内，庞培被授权管辖两个西班牙行省五年，克拉苏则拿到了叙利亚，有希望指挥与罗马唯一还需重视的竞争对手帕提亚帝国（Parther）的战斗。作为对这个亲率大军立功机会的回报，恺撒的兵权也被延长了五年，并附加了一项条件：不得在前50年3月1日以前分配恺撒的三个行省。恺撒的地位由此再次得到保障，可以继续征战，不过他迟早必须回归国内政治这个根本问题当然并未得到解决。

第三年战役导致了东高卢罗马统治区的扩大，恺撒先是及时镇压了抓捕罗马军官的弗内特人，处决其贵族并罚民众为奴，然后移师北上，攻打沿海民族莫里尼人（Morini）和梅纳皮人（Menapii）。副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同期征服了阿基坦（Aquitanien）。

当年冬天，梅纳皮人地盘上的日耳曼部落乌西皮人（Usipii）和滕克特里人（Tencteri）强渡莱茵河，定居高卢。此前高卢人是因为害怕被罗马人统治而密谋反抗，现在日耳曼人以为能趁高卢人因败于恺撒而势弱的机会坐大，这是恺撒必须用武力惩罚的另一种恶行。恺撒写道，他担心高卢人可能因喜新厌旧的习性而受日耳曼人的影响脱离罗马，于是他提早去高卢找照例在那里过冬的部队。事实证明恺撒的顾虑有道理——若是一个行动者事后为读者记下自己的预测而又想让读者佩服他，那么这个预测又怎么可能会没有道理呢？幸好恺撒提早到了高卢，成功地把高卢人脱离罗马的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然后马上开始攻打乌西皮人和滕克特里人。对方的特使刚在恺撒面前答应停火，他们的骑手就攻击罗马骑兵而且获得小胜。恺撒写道，所以他不再相信谈判能解决问题，于是他把新的一批包括全体王公和长者在内的日耳曼特使扣在了军营里。双方随即开战，恺撒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乌西皮人和滕克特里人惨败。为了使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今后不敢再入侵高卢，恺撒派人在莱茵河上空架设了一座桥梁（对当地居民来说无疑是一项杰出技术成就），渡过莱茵河。罗马军队在苏刚布里（Sigambri）地区洗劫一番，十八天后撤离，双方没有再交战，日耳曼人躲起来了。恺撒是否希望从这次行动中得到比散布恐惧心理更多的东西，不得而知。

此后恺撒短期去不列颠（Britannien）打了一仗。此次费事的行动最终未能获得大的战果。双方数次交锋各有胜负，然后恺撒撤军，对方模糊地答应派遣人质，但是只有两个部落兑现承诺。恺撒是否真的实现了自己宣布的目标——从不列颠岛出发阻止叛乱高卢部落驰援，这一点非常可疑。这时高卢的梅纳皮人和莫里尼人再次叛乱，恺撒只好再次出手弹压，此后部队才能住进冬营。

元老院用一场长达二十天的感谢宴庆祝恺撒这一年的功绩，头功或许是进入神秘的不列颠。不过恺撒的人品和成就并未引得人人叫好，加图就提议将因扣留乌西皮和滕克特里王公而违反神圣特使权的恺撒交给日耳曼人处置。尽管这项动议可能从未有过机会在元老院获得足够支持，但是加图此举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前59年树立的死敌眼中，恺撒任总督期间的一举一动都是可以用来打击他的靶子。

恺撒在上意大利过了冬，从那里出发短暂地攻打了伊利里库姆。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后，他于前54年初夏再度远征不列颠。此行果真有所斩获，但是罗马军队战后乘船返回了高卢，没能至少把南方部落带入更稳定的附属关系。这次行动在资金方面也是一个败笔，西塞罗在一封信中写道，满以为不列颠盛产金银的罗马人两手空空地从这个贫瘠的岛屿返回，大失所望。

恺撒在高卢度过前54/53年冬天，因为在他照例去上意大利之前，在高卢中部和东北部的罗马冬营周围爆发了一场给大多数单独驻防的军团带来灭顶之灾的动乱。最惨的是驻扎在厄布隆尼斯人（Eburones）地盘上的一个半军团，由于厄布隆尼斯人首领阿比奥里克斯（Ambiorix）使诈而被全歼。而驻扎在内尔维人地盘上的西塞罗之弟昆图斯（Quintus）麾下军团则力战到恺撒的援军赶到，之后叛乱被成功镇压，但高卢的气氛依然骚动不安。因此恺撒觉得有必要在上意大利招募两个新军团，另外再向庞培借一个军团。现在恺撒的兵力扩大到十个军团约五万名士兵了，于是他于前53年春天再次动手教训内尔维人、塞诺内人（Senones）、卡尔努特人（Carnutes）、梅纳皮人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短渡莱茵河行动的背后可能有更深远的野心，但在斯维比人撤退后，恺撒满足于展示一下力量，而谨慎地放弃深入崎岖难行、补给困难的地区。随后恺撒歼灭了厄布隆尼斯军队，全力搜捕阿比奥里克斯，可惜还是被他逃脱了。

在意大利北部过冬时，恺撒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才能改变对他构成威胁的国内政治格局？以联姻确保恺撒和庞培合作多于对抗的恺撒之女尤莉娅前54年去世了。前53年，因期盼军功与庞培和恺撒比肩而自不量力地攻打帕提亚人的克拉苏在美索不达米亚阵亡，三足鼎立演变成两雄相争。而在罗马，围绕选举的暴力行为猖獗，使统治阶级认识到了平静和秩序的价值，并不怎么反对一个据称即将到来的庞培独裁。有迹象表明庞培和元老院中的恺撒之敌越走越近。

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发展，恺撒向前女婿建议两家再度联姻，但是庞培不予理睬，因为这种宣示团结之举在前53/52年冬固然对恺撒有利，对正从在恺撒和加图一派之间摇摆中受益的庞培却全无好处。前52年1月，伟大的民众动员者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被对手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Titus Annius Milo）的下属打死，继而罗马爆发严重动乱，庞培暂时达到了目标：元老院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资深执政官（proconsul）庞培出兵恢复城市治安。恺撒为防止自身地位受损而急需的盟友庞培由此与元老院建立了深度互信，而且庞培还得到了更为荣耀的奖赏，当选为全新的“单独（sine collega）执政官”。庞培后来真的再婚了，他的选择有一种强烈的信号特征：他娶了昆图斯·恺西里乌斯·梅特卢斯·西庇阿（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Scipio）之女科涅莉亚（Cornelia），西庇阿是坚定的贵人派，被视为恺撒敌对面的中坚力量。

面对这些事态发展，恺撒无能为力。但是，当高卢叛乱、恺撒只好前往高卢弹压时，连留守上意大利、对内政施加微弱影响的机会也被剥夺了，难怪恺撒自负地写道，知道他的灭亡会让很多罗马人高兴是刺激高卢人叛乱的主因。这当然是夸大了，不过高卢人肯定乐见恺撒由于罗马困局而试图拖延领军。但是后来在凯纳布姆（Cenabum）和奥尔良（Orléans）大批罗马商人被杀点燃了起义的烽火，叛乱迅速扩大，恺撒不能再拖了，他迅速赶往高卢。

高卢起义领袖、阿维尔尼人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靠纯熟的外交技巧和组织才能建立了一个反恺撒大联盟，谨慎妥帖地指挥作战。维钦托利让同胞感到他们现在还有机会摆脱永远被异国统治的命运，从而实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卢深度团结。

恺撒由此陷入生存危机，因为除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生命和身体危险以外，他由于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而经受不住重大挫折，更受不了领土扩张行动的彻底失败，否则就会失去政治生命。于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恺撒再次处于孤注一掷的境地。而他凭借一贯的充沛精力和坚定的自信整肃部队，打下一个又一个的部落。

恺撒的反击很成功，主要是在长期围城后攻下了阿瓦利库姆［Avaricum，今法国布尔日（Bourges）］。恺撒写道，屠城后四万居民中只有约八百人逃脱。然后他试图攻克高卢阿维尼人居住的格尔果瓦［Gergovia，近今法国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却遭受了无可遮掩的重大挫折，因此未能实现凭借罗马在维钦托利故土的胜利而动摇此人的地位并削弱高卢军队士气的目标，从发展趋势来看起到了反作用。战斗随后集中在阿莱西亚［Alesia，今法国阿利斯圣兰（Alise-Sainte-Reine）］，恺撒围攻正在城中等待高卢援军的维钦托利。显然决战的时刻到了。恺撒生动地描述了军队如何包围这座山城，设了两个包围圈，外圈负责对抗预计会来的高卢援军。援军果然到了，罗马军队遭到内外夹击，数次陷入严峻的困境。恺撒的军团岌岌可危，但是最终坚持了下来，漫长的一天战斗结束后，援军撇下维钦托利及其部下散去了。维钦托利缴械投降后被关押起来，准备凯旋式时游街。由于恺撒直到前46年秋天才有机会举办凯旋式，这位高卢起义的伟大领袖整整坐了六年牢，最后被带到罗马示众处决。常常自夸仁慈宽宏的恺撒对这位高卢反叛者毫无怜悯之心。

恺撒最终战胜兵力占优的高卢部队，原因肯定在于他毋庸置疑的统军才干、强大的判断力、冷酷无情的性格和鼓舞士气的本领。同样重要的是罗马军团纪律严明，胜过高卢军队。不过阿莱西亚一役体现了罗马军队后勤的关键地位：高卢军队作战的最大短板是无法确保部队长期给养，因此援军迅速撤走可能不仅是由于强攻恺撒阵地受挫必然引发的士气下降，更重要的可能是供给出了问题。如果没有及时足量地计划好物资储备和异地运输，一支大军可以很快吃空整片地区。后勤规划组织是恺撒的强项，而高卢军队却不断陷入供给困境。罗马军队的后勤远胜高卢军队，因此甚至可以尖刻地说，恺撒征服高卢主要归功于后勤搞得好。

就这样，恺撒于前52年底挽救了他的伟大征服，罗马政府又办了二十天感谢宴加以表彰。但是恺撒的老班子已分崩离析。许多他从前大力提携的贵族成了叛乱分子首领，就连他特别优待的爱杜伊人也叛变了。由于罗马无力亲自管理被征服领土的基层，恺撒必须依靠当地贵族搭一个新关系网，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再加上利诱建立执行亲罗马政策的部落领导层。因此恺撒当年冬天待在高卢，开春后开始整顿，用“甜面包政策”和“鞭子政策”系统地瓦解了快速形成也经受住了一些考验的高卢团结。恺撒切断了最后一个抵抗堡垒乌克赛洛杜努姆（Uxellodunum）的供水，迫使被困人员投降，并派人砍掉所有带武器者的双手，活生生地向高卢人展示反抗罗马统治的下场，残忍地树立了一个反面榜样。前51/50年冬，恺撒继续留在高卢，着力重建信任关系，然后于前50年中期前往上意大利，预备重返国内政坛。

世人回忆前58年到前51年恺撒的总督任期和伟大征讨时难免产生矛盾的感情。征战、打击外族潜在强权以及在罗马扩大势力在当时肯定都算天经地义，用现代和平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恺撒是不恰当的。但若是想到这些战争均为恺撒主动挑起并进行，按照罗马标准或许并无绝对必要性，我们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一块巨大的领土经历了八年苦战后被征服，主因只是罗马政府把一个强人排挤到纳博讷高卢当了总督，而此人急需一场大战。战争牺牲的人命很难估计，据恺撒本人说死了近一百二十万人，而恺撒很可能是说多了而不是说少了，古代的观念就是这样！就算死了一百万人，再试着加上同样数量的战俘和奴隶，考虑到高卢人口不过一千多万，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恺撒的伟大胜利对高卢来说是多么深重的痛苦了。再加上财产损失，有些毁于战火，也有些毁于征用和抢劫。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写出了恺撒及其伙伴和士兵得到的好处：恺撒向罗马市场投放黄金的数量大得致使当时金价下跌了四分之一。恺撒规定高卢进贡一千万第纳尔，由于这个新行省地域辽阔，这个数字乍一看并不过分，但对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来说肯定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高卢人在不久后爆发的罗马内战中表现平静，主要是因为精疲力竭而非真心顺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卢真的接受了罗马文化和生活方式，成为罗马帝国一个罗马化程度很高的行省，今天的法语还能体现出这一点。

对恺撒本人来说，高卢战争标志着一个巨大突破。恺撒获得了赫赫军功，让已经有些褪色的庞培军功相形见绌。恺撒拥有一支至少包括十一个军团和众多骑兵队的大军，更可贵的是，凭借恺撒的帅才、战功和慷慨，军队对他个人的感情极深，他拥有一批主要是从贵族以外阶层招募并因而高度忠于他的军官。凭借在高卢赢得的战利品，恺撒还彻底解决了财政问题。有了高卢黄金，他不但能够慷慨赏赐所有战友，而且还能向罗马无数政客承诺提供资金援助。据苏埃托尼乌斯所述，恺撒并不介意要求借款人宣誓效忠。民众已经兴奋地期待着恺撒从前50年代中期就开始策划的宏大庆典和辉煌建筑。高卢战争之后的恺撒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人，但是他在前59年作的恶还没有被遗忘。而且正是因为恺撒的威望日高，盟友庞培对他的疑心才越来越重。因此，前50年中期搬到上意大利的恺撒既功业辉煌又前途飘摇，再次遭遇他一生中的常态：成败在此一举，要么成为执政官和罗马帝国第一强人，要么被耻辱地赶出统治阶级，躲到帝国某地度过余生。恺撒和对手之间的斗争渐近高潮。

第五章 绝不妥协——内战爆发

前52年恺撒忙于镇压维钦托利起义时，单独执政官庞培正在整顿罗马内政，按传统做法巩固体制。庞培带兵进城，组织在军队保护下针对造反头领的快速审判，颁布禁止在选举中动武滋事的新法。特别有新意但也引起争议的是庞培根据上年一项元老院决议制定的行省管理法：为了打破竞选负债与盘剥行省敛财之间的恶性循环，在罗马司法官或执政官任期和行省管辖之间插入一个五年过渡期，这一做法的另一效果是——这当然是针对恺撒的——今后官员任满后可以被立即追责。这法子很妙，但也有令人不悦的副作用，因为连累了那些以前逃避去行省任职的前执政官，比如西塞罗就只好垂头丧气地去了奇里乞亚（Kilikien，今土耳其南部），恺撒的老对手比布鲁斯也无精打采地去叙利亚做了西塞罗的邻居。

然而新法对恺撒的影响更为严重。旧法规定元老院须在执政官选举前确定当选执政官卸任后管辖的行省，结合前55年延期法中元老院不得在前50年3月1日之前分配恺撒行省的规定，最早要到前50年中期才能把高卢和伊利里库姆分给两位前49年当选的执政官，即要等到前49年才能派人去接替恺撒。而庞培新法让形势突然逆转：现在，在前50年3月1日之后就可以立即向恺撒的行省派遣新总督，新总督只需在前55年担任过执政官即可。

前52年，十位保民官申请批准恺撒缺席报名参选执政官，表明恺撒正在致力于回归国内政治。因为如果可以缺席报名，恺撒就因不必在选举和就任执政官前卸去总督一职而能确保不受控告，也就不会重蹈前60年因被迫亲自报名参选执政官而失去举办凯旋式良机的覆辙。而现在庞培却让人通过了一部规定人人均须亲自报名参选的法律，这实在太过分了！当保民官问庞培为何不对恺撒破例时，庞培轻描淡写地说只是疏忽，并在新法中增加了一个附属条款，可是这一附属条款自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前52年的恺撒发现庞培越来越显现背离的意向，而恺撒返回罗马的时间迫近了，征伐已于前52/51年之交结束，他的兵权渐近尾声，但是他的敌人显然并未忘怀并宽恕他的罪过，那他该如何顺利回归国内政治而不至官司缠身呢？此类指控不一定需要充分的理由，因为罗马刑法被理所当然地政治化了，而恺撒恰恰给敌人控告他送上了现成的罪名：担任执政官期间使用武力和攻击国家体制，这两项罪名很容易坐实，再者恺撒的总督任期为敌人控告他盘剥行省提供了口实。一旦恺撒被定罪，虽然不至丧命，但是政治生命会丧失，因为违法者必须流亡，自绝于政界。那么恺撒能否让下属动用武力来阻止罗马审判他，或者靠贿赂打赢官司呢？至少，自从前52年延长了西班牙兵权但仍留在意大利的庞培及其军队似乎要与恺撒为敌以后，这一点就没把握了。因此恺撒必须提防不丢掉官位，因为官位是防止被控告的最佳保证，或者他至少要带着自己的老兵在罗马做到武力垄断。恺撒前52年至前49年的全部政治策略正是为了实现这些核心目标，而敌人的计策则是为了实现相反的目标。

在前50年冲突的热点阶段，此前被视为恺撒敌对分子的保民官盖尤斯·斯克利波尼乌斯·库里奥最为巧妙地捍卫了恺撒的利益。库里奥的举动表明恺撒当时已经拥有巨大潜力。恺撒替前程远大的政客库里奥还清了据说高达250万第纳尔的债务，收买了他。但两人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金钱交易，对于像库里奥这种志向高远的人来说，投靠恺撒这样一位强大的恩主是极有吸引力的。这件事清楚地体现了恺撒当时如日中天的地位。

库里奥让恺撒敌人的日子很难过。他不但否决了所有会造成恺撒丢官的提案，而且数次驳倒恺撒对手有漏洞的论点。他还懂得巧妙地利用元老院成员和民众对内战的恐惧，比如他一再赞同恺撒冠冕堂皇的说法——要恺撒交出兵权，庞培就必须同时交权，这一提案甚至于前50年12月以370票对22票获得元老院的绝对多数赞成。这一主张一旦落实，则不但意味着即将告终的恺撒兵权和要到前48年才到期的庞培兵权被混为一谈，而且届时还会出现没有军队能够阻止带领大批老兵返回的恺撒任意妄为的情况。

库里奥卸任后，两位新的恺撒派保民官上任了：一位是日后名声大噪的马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另一位是卢基乌斯·卡西乌斯·隆基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前49年初恺撒的一封信被宣读，恺撒在信中重申自己的要求：要么批准他在上意大利总督任上缺席报名参选执政官，要么召回所有部队指挥官。时任执政官卢基乌斯·科内利乌斯·雷恩图鲁斯·克鲁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拒不理睬恺撒之请，反而要给恺撒规定一个解散军队的最后期限，恺撒若不从命，就判他谋逆。两位恺撒派保民官否决了这一提案；双方私底下不断讨价还价，恺撒甚至同意只留伊利里库姆一个行省和一个军团，据说庞培答应了，但是加图不肯。恺撒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而安东尼乌斯和卡西乌斯用否决权阻止了其他提案，元老院为了摆脱僵局，只好宣布紧急状态，授权庞培等官员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国家。在紧急状态下豁免权有可能不保的安东尼乌斯和卡西乌斯逃去投奔恺撒，恺撒得以竖起捍卫保民官、为保卫神圣民权而斗争的大旗。当机立断，前49年1月10日，恺撒渡过山南高卢和意大利之间的界河，即现已成为知名景点的卢比孔（Rubico），打响了内战。

各种消息来源提供了关于恺撒和他的敌人（庞培现为其军事领袖）之间爆发内战的详情，详尽程度估计超过古罗马时代的任何其他事件，而且这些来源当然已多次经过现代研究的审查检验——主要是为了查清战争罪责问题。在恺撒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执念：恺撒认为自己凭丰功伟绩而有资格获得大家的认可。罗马巨头的这种自我中心观令人诧异，其实它基本符合罗马贵族的行为标准，尽管恺撒显然绝对化和夸大了这些行为标准。而恺撒的敌人则显得狭隘、偏执，这一论断不久前被推向了极端，有人声称内战是恺撒的敌人故意挑起的，因为他们债台高筑，只能靠打内战重整旗鼓。然而这一判断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即使我们承认矛盾升级为战争是受短期又短视的利益驱动的，但其背后也存在根本冲突：恺撒前59年首次任执政官时把寡头政权必不可少的干预手段变成了一场闹剧；如果允许恺撒顺利地再度担任执政官——这也是最后几场谈判的关键，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对他违规责任的追究。而且可以预见，如果恺撒前48年再度担任执政官，他的行为不会与前59年时有根本差别，也就是说，他将再次不顾宪法规定可以提出的反对意见而强行贯彻自己的诉求，而这其实就等于独裁（dominatio）。由于恺撒执政官卸任后不太可能什么官都不当，而听任敌人控告自己，所以其实也已经可以预见他将会进行下一场大型讨伐，或许会攻打帕提亚或者布雷比斯塔的达契亚王国，反正会选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专用兵权能说得通的地方。这样罗马就有出现一个超级庞培的危险，而这个超级庞培甚至没有条件像真庞培一样暂时忍受不当官而只做统治集团一分子的元老院成员，因为恺撒一直需要官位自带的豁免权，而在当官的过程中，他几乎必然会坐大。因此，前50/49年阻止恺撒从行省总督职位上立即转任执政官的那些元老院成员不仅是个人想找恺撒算账或者想借机扩大权力，他们确实在捍卫罗马共和国。再者，虽然恺撒在最后几场谈判中一再让步，提出新的和解建议，但是这绝不能掩盖他在核心问题上保持强硬的事实，他在乎的始终是达成一种确保他能够转入国内政界并当选执政官，而不是事先被对手用审判毁掉政治生命的解决方案，这也正是恺撒的敌人若是不想放弃罗马共和国就不能让步的原因。因此，这两种各有各理的观点之间没有妥协余地。

庞培摇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定位于恺撒敌对面，这既是危机升级的重要时刻，因为加图一派若是没有庞培的权势做靠山，应该不敢这么强硬；另外，庞培始终是以个人利益为先，他最初与恺撒交好就是为了实现一些非常具体的目标；两人的关系后来得以保持，是因为庞培仍然需要这种关系，才能保全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前59年恺撒法律。时至今日，显然庞培不必再担心元老院攻击与自己有关的法律了，因此与恺撒结盟对庞培就没用了。而且恺撒在高卢的巨大成功激起了庞培的嫉妒和猜疑，庞培并不乐见这个昔日的军事小伙伴成长为竞争对手。因此，想要纠正恺撒对共和国机制无情破坏的共和国捍卫者和努力将自己在帝国赢得的特殊地位转移到罗马的伟人庞培最终决定联手对付恺撒，这并不奇怪。相反，恺撒能拖延多年，使得这个对他构成威胁的格局这么晚才形成，这是很令人佩服的。

前49年1月恺撒发动内战之前大家其实已经害怕了很久。自从恺撒即将返回罗马，这种可能性在讨论中不断出现，公开场合谈得少，私底下谈得多，我们可以通过西塞罗的信件掌握部分情况。但是尽管大家显然常常谈论即将到来的内战，并且一直将之视为行动考量的背景，尽管他们曾在前80年代亲身见识过罗马内战从理论变为事实，但罗马人似乎还是不太肯去思考这件恐怖的事情有多真实。尽管大家揣测恺撒凡是罗马人能想到的政治恶行全都干得出来，但是说来奇怪，人们似乎还是并不真信恺撒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这种意识分裂的原因之一肯定在于：不去想内战等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生存策略——过日子没法时刻想着天要塌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罗马领导层缺乏多样化理解。由于高度标准化的行为守则，他们的想法普遍倾向简单化，以为他人的世界观天经地义地等同于自己的。发动一场攻打合法政府的内战是犯罪，这一点确实很清楚，但是恺撒的敌人显然还不明白恺撒这类人能够无比坚定地相信自身要求的正义性和立场的合法性。在恺撒眼里，政府已经由于“不义”而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对恺撒来说，内战的门槛远远低于他的敌人潜意识中的假设。即使是像庞培这样一个冷静精细的人似乎也没能摆脱这种对形势的偏执看法，庞培没有做好应对恺撒攻击的军事准备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前51年秋的一件小事可以更生动地体现庞培的错误。当时有人在元老院会议上问庞培：“要是恺撒想既当执政官又保留军队，那怎么办？”庞培的回答是一个严格父权制罗马社会表达此问荒谬的反问：“要是我儿子想用棍子打我，那怎么办？”15个月后，当确定不交兵权就无法参选执政官时，恺撒起兵了。

第六章 铁剑雄心——恺撒内战

恺撒起兵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引起了众人的恐慌。尽管恺撒军队主力还在高卢或至少还在意大利北部，但是他手中的一个军团足够先发制人了。意大利小城纷纷投靠，当地驻扎的罗马士兵大批反水。恺撒的敌人虽然事先做过模拟演示，恺撒的进攻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满以为自己全心信赖的庞培能一举制服这个恶人，没想到庞培明言必须弃守罗马，被这一军事小策略吓慌了的元老院成员大肆攻讦庞培。烽烟一起，局势就明朗了：主要为了个人目的起兵的恺撒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战争的一大优势；而站在执政官和大部分官员一边被迫应战的庞培尽管对外占据道德高地，却不得不忍受己方那些不买账的高层人物的阻难和傲慢。

恺撒的进攻引起了罗马城的大逃亡。但凡有点地位名望的人都想方设法要在这个从北方打来的逆贼进城前逃走。庞培呼吁全体正义的元老院成员撤到意大利南部。人人都认为恺撒会像昔年苏拉那样对敌人大开杀戒。惊慌失措的执政官们不顾应战急需资金，连国库宝藏都抛下了。不过有一条理由可以为他们辩解：当时的货币还是用贵金属制成的，无法把大笔资金简单地打包带走，需要组织一个驮队运输，得先去买驴，还得装货，而且运输速度缓慢。不过罗马政府认为无暇携带资产主要还是恐慌引起的。

这时庞培宣布将离开罗马，动用帝国东部半数武装力量对付恺撒，这对许多被牵涉到的元老院成员来说是一场新灾难。庞培夸口说他一跺脚就会遍地冒出来的军团究竟在哪里呢？完全误判军事形势的恺撒之敌显然还在指望能在意大利拦住恺撒，等到当年夏天就能再次享受那不勒斯海湾迷人浴场的惬意。没想到现在敌人攻上门来，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地去打仗，还得完全仰仗东方恩主庞培的帮助。无论如何，最后有两百名左右绝望的元老院成员跟随庞培渡过亚得里亚海。

恺撒打仗最可怕的特点是他著名的做出并落实决定和组织军队行动的神速（celeritas）。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杰出能力并不仅仅限于军事行动。一个人的能力通常是以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来计算的，这样算来，恺撒确实是个大能人。前49年，他差不多是一收到罗马宣布紧急状态的消息就决定主动出击，让罗马寥寥几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大吃一惊。恺撒打仗的诀窍就是永远比对手能想到的更快，所以他可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罗马，还截住了庞培派（今人对恺撒内战敌对面的统称）招募的几支队伍。他意志坚定地迅速推进，因为只有抓住庞培，他才能彻底胜利。恺撒日夜急行军，可惜到达布仑地苏门［Brundisium，今意大利南部港城布林迪西（Brindisi）］还是太晚了，没能拦住庞培及其部属渡海。由于船只不够，恺撒只好作罢，转而进军罗马。

但是若论起兵理由的说服力，恺撒现在是明显落后。罗马上流社会认为恺撒起兵攻打合法政府是令人发指的恶行。恺撒夸大为内战理由的种种说辞——捍卫保民官自由、功勋统帅恺撒受到无礼冒犯、元老院被一个敌对小集团控制——无法改变问题的核心。但是恺撒在无数信函和演讲，后来也在战记中关于内战所做的宣传显出了效果。在强权人物手按剑柄讨论法律问题的时代，被威胁者的生存本能会催生一种极强的适应力，因此很多人愿意接受恺撒那套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了掩盖叛国行为的论据。意大利上流社会迅速发展出一种威权政府治下民众典型的人格分裂：他们表面上相信官方宣传，骨子里却不信。

但是恺撒还用了另一种办法为罗马官员袖手旁观提供便利。烽烟一起，庞培派就宣布，因为每个正义市民均有责任保卫罗马国家不受一个叛乱总督所害，所以市民必须积极行动，否则就被视为敌人。而恺撒则宣布此战是他和敌人的私人恩怨，民众不宜卷入。双方立场都有道理，但是庞培派的“非友即敌”准则在当时局势下苛求了意大利的罗马人，而恺撒建议民众保持中立则符合正当的安全需求。恺撒起兵理由的弱势由此得以反转。当时罗马的基本气氛就是：宁可不出头，也别做无谓抵抗或跟随庞培派浪迹天涯，而恺撒用一次引人注目的行为强化了这种气氛：他的宿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在科菲尼乌姆（Corfinium）被擒，恺撒释放了他，此人投奔庞培，继续和恺撒作战。恺撒用“科菲尼乌姆饶恕”（clementia Corfiniensis）证明自己不会像苏拉那样滥杀，而只想夺回自己应得的东西：象征对其功勋认可的一个罗马尊位。在接受此说和忍受长年艰难征战这两条道路面前，大批统治阶级成员决定选择舒适的前者。

到达罗马后，恺撒不顾此前的中立建议，逼迫元老院留守成员与他联合执政。而元老院成员不答应，连派人去庞培处劝和都不肯，恺撒就说，你们若不与我联手，我就单独执政。内战打到这一天，恺撒充分表现出他在前59年就初露端倪的立场：他给每个人机会赞同他，但是不接受拒绝。

对元老院大失所望的恺撒摘下了法治面具，越过城界，攫取国库宝藏。依法此举会导致他失去行省总督权，可恺撒现在顾不上表面形式了。但是更令罗马人寒心的是恺撒对用身体保卫国库的保民官卢基乌斯·梅特卢斯（Lucius Metellus）的态度：恺撒用武力威胁迫使他让路，也就是说，恺撒对待保民官神圣权力的态度与他所指责的敌人的态度并无二致。恺撒撤回西班牙时，他在罗马的名望已跌至冰点。

恺撒转而挺进西班牙，那儿驻扎着由庞培的三员副将指挥的七个军团。恺撒没有渡海去希腊追庞培肯定不仅是由于缺乏船只，虽然他不愿把敌人唯一完好的大军留在背后，但是他肯定担心西班牙军队会在他去希腊时攻入意大利，致使庞培派重新占领帝国的核心领土。结果恺撒在西班牙大捷，短短四十天就智胜庞培亲信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和马库斯·佩特雷乌斯（Marcus Petreius）率领的五个军团，敌人被迫在伊列达（Ilerda）投降，由著名博识学者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指挥的余部不久后向恺撒投降。恺撒迅速整顿各个行省，赏功罚过，征收军税，解散不愿归降的敌军，任命新总督。然后他回到意大利北部，意外地遭遇了一场特殊而严重的危机：普莱森奇亚（Placentia）兵变。

罗马军队渐渐从一个保家卫国、扩张领土的民兵组织发展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战争往往是苏拉之后罗马共和国士兵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士兵的物质欲望极强。原本统帅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内战时就变成了统帅严重依赖军队，因为毕竟士兵对付的不再是外敌而是同胞，叛变总是可以说成弃暗投明，常常得到很大的好处，士兵可以很容易也很占便宜地换阵营或者完全退出争端。而统帅则唯有咬牙走完同一条路，非胜即败。在这种局面下，士兵的筹码增加了，现在第九军团就是利用了这种情况，从那里开始传播对恺撒的批评，说恺撒故意拉长战争就是为了拖延支付赏金，而且还没有财物可供士兵抢劫。恺撒决定硬碰硬，宣布对第九军团实行十一抽杀率（decimatio），这是极其残酷的一种古罗马传统刑罚，每十个士兵中不论对错而抽签决定处决一人。军团余部恺撒决定解散，他宣布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增加赏金，结果加薪无望的哗变士兵纷纷请求留任。恺撒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同意减轻处罚，但坚持对一百二十名哗变头领实行十一抽杀率，无情地处决了十二个人。

恺撒聪明地克服了危机，而上述举动体现了他的极度冷血。他当然非常需要士兵，所以威胁解散军队其实是虚张声势，但是他也知道一旦妥协，自己就完全受制于士兵的情绪和利益需求了。普莱森奇亚的恺撒和高卢的恺撒一样深谙驭兵之道，战时也不例外。恺撒军队的斗志、纪律和忠心优于所有其他军队，这主要归功于恺撒治军有术，当然也同他的士兵在高卢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恺撒常常慷慨劳军有关。

然后恺撒去了罗马，在通过一部人民法后，司法官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老雷必达之子，也称小雷必达）任命恺撒为独裁官。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和中期，独裁作为一种紧急状态权曾多次动用，最初只是为了克服军事危机，后来也用于完成组织选举等中小型内政任务，由两位当值执政官中的一位在元老院事先做出决议后任命一位有权指挥其余官员的独裁官。这位独裁官马上任命一位听他指挥的骑士统领（magister equitum），然后一直任职到任务完成，但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由于任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条规定在远征时代不再合用而且会加剧监管问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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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职位不复使用，直到一百二十年后被苏拉再度启用。不过苏拉独裁与远古罗马的独裁相比有一个本质变化：新的独裁官职务描述为“起草法律，稳固国家”，六个月的任期限制随之被取消，因此苏拉最后的辞职相当出人意料。无论如何，现在每次独裁都会唤醒民众对苏拉独裁的联想。因此，恺撒出任独裁官是进入了一个历史负担沉重的地带。

恺撒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用勉强正规的手段当上执政官，以便既能拿到这个战前争执的标的物，又能一举填补落后于庞培派的国家法律缺陷。如果恺撒当上罗马执政官，就能顺理成章地要求罗马帝国各个机关服从，而用不着再作为叛乱总督与对立面的执政官相争，那将会是一个巨大优势。但是执政官选举只能由执政官或独裁官组织，而前49年的两位执政官在希腊与恺撒作对，要当上执政官，就绕不过当独裁官这条路。其实本来独裁官也得由执政官任命，但是这相对还算好办，因为可以由民众破例批准来勉强过关。

恺撒首个独裁官任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选举，选举结果是恺撒与前63年大祭司长职位竞争对手之子普布利乌斯·赛维利乌斯·伊扫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Isauricus）共同当选执政官。其余官位当然全由恺撒的人就任，出缺的神职现在也满员了。恺撒还出台措施缓和债务问题，由于大家在战乱年代不愿借钱或允许缓付，越来越多的债主索回欠款，所以债务问题日益严重。他还终于如他初入仕时就关注的那样批准被流放者后代返回。当上独裁官仅仅十一天，恺撒就辞去职务，前往布仑地苏门，他的十二个军团已经在那儿等他一起去希腊了。

在前几个月里，庞培派已经占领了罗马帝国整个东部，拉起了一支大军，还占领了北非，全歼恺撒麾下指挥官库里奥的部队。庞培派的海上优势进一步增强，他们雄踞亚得里亚海，还不时袭击意大利。但是恺撒还是成功地在前48年初带着两万人渡过亚得里亚海，悄悄地在伊庇鲁斯（Epirus）登陆，迅速说服几个城市投靠，但是庞培的海军上将、恺撒的宿敌比布鲁斯加强了对亚得里亚海的防守，导致下一批恺撒士兵一时无法渡海。

据说恺撒在这些天里为了争取对庞培作战所急需的援军，曾经乔装改扮，只带了几个人乘小船回意大利搬救兵。海浪凶险，船长想掉头，恺撒鼓励他道：“你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好运！”可惜这也没用，恺撒最终无功而返。

这个只载于后世文件的段子肯定并非毫无疑点，不过它传神地体现了恺撒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好运充满信心。今人眼前会浮现一个自信得敢于冒虽非无谓但不理智的风险的人物。恺撒的主要性格肯定是擅长冷静谋划，但他也是一个赌徒。恺撒还有一句名言可能是目击者和后世历史作家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说的，比较可信，此言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恺撒昔日渡卢比孔河时曾经——当然是用希腊语——援引他最喜爱的诗人米南德（Menander）的一句话：“骰子即将掷下！”顺便说一句，今日流行的说法“骰子已经掷下！”有一个重大的意义转变：恺撒渡卢比孔河时强调的是他即将开始一个结果未知的游戏，而不是做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决定。这种愿意冒险的性格无疑与他深信自己幸运有密切关系。老是走运的人普遍好赌，而恺撒一再强调此战主要是凭运气。

渡海失败后，恺撒致函副将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和昆图斯·弗费乌斯·卡勒努斯（Quintus Fufius Calenus），严令部队尽快渡海。四月，部队成功渡海，恺撒并不在场，说明他此前亲身赴险实无必要。恺撒麾下现有三万四千人，可以开始给庞培施压了，尽管庞培的兵力仍远胜于他。恺撒试图在底耳哈琴［Dyrrhachium，今阿尔巴尼亚都拉斯（Durozzo）］围住庞培军，尽管地理位置不佳，还是形成了包围圈，可惜庞培突围了，恺撒军只好撤退。庞培过于小心地止军不追。恺撒评论道：“若是敌方拥有一个胜者，今天胜利会在敌方。”

打了胜仗的庞培反而陷入了压力。他阵营中那些自视高明的官员认为恺撒已经不行了，现在应该给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庞培行动谨慎只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兵权而故意拖延战争。于是他们催促庞培在希腊色萨利（Thessalien）的法萨卢斯（Pharsalos）决战。庞培被迫出战，因为他身边的元老院成员又是小吵小闹不断、又是夸口胜利后要如何如何，尖酸刻薄，不可理喻，导致疲劳战必需的军队纪律日益松懈。结果虽然恺撒兵少，而且庞培的线性战术很巧妙，但是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获胜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高卢军团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庞培军奔逃四散，有几位名人阵亡，还有几位后来与恺撒和解或退出战争，但是还有一批打算继续打仗的强硬派逃到北非，北非成了庞培派的新据点。庞培自己则逃到小亚细亚，乘船到达埃及。恺撒按原计划追击庞培。

十月初，恺撒只带了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乘35艘船到达亚历山大城，这时他获悉庞培已死。为了打消对这一消息任何可想而知的怀疑，来人不但带来了庞培的印章戒指，而且索性带来了庞培的头颅。据说恺撒刹那间热泪盈眶，原因肯定不仅是被这个恐怖的证物给吓着了。恺撒派人埋葬了庞培的头颅。曾为罗马第一伟人的前女婿庞培的悲惨结局肯定也让恺撒大为震撼。战败后逃到埃及的庞培原以为埃及人会回报他昔日的善举，结果却被作为败将残酷杀害，因为托勒密十二世智囊团认为庞培是埃及与赢家恺撒订约的绊脚石。这一骤变让世人有足够理由思考命运的起伏，不过恺撒还有一个理由伤心：他一直努力想抓获庞培，也追击庞培去了法萨卢斯，而没有追击在克基拉岛［Korkyra，今希腊科孚岛（Corfu）］和帕特雷（Patrai，也写作Patras）与余部会师的敌军主力。如果能在埃及生擒庞培，除非恺撒想毁掉费尽心机树立的宽宏形象，否则他就不能杀庞培，而应该和庞培谈判，当然谈判条件主要由恺撒定，这样一来，恺撒在罗马的名望就会更高，他的对立面会进一步缩小而且更加孤立。但是如今覆水难收，恺撒没能使昔日战友回心转意，庞培死了，虽然不能说是恺撒杀的，但可以说庞培是因恺撒而死。

因此法萨卢斯战役的结局在许多层面意义深远。除了上述情况外还须补充一点：罗马收到捷报后，决定授予恺撒各种荣誉和权力，最重要的是任命恺撒为一年独裁官并授予普遍作战权。帝国整个东部均与恺撒媾和，急着用唯命是从来洗刷此前与庞培派合作的污点。

恺撒本人写道，他在亚历山大城登陆时，虽然兵力不足，但他深知法萨卢斯战役大捷会引起巨大的心理效应，而且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他痛楚地发现自己的威望不足以让当地民众完全顺服。当十二名卫兵肩扛束棒导引罗马执政官恺撒进城时，亚历山大城人就将此举视为罗马政权的傲慢，因为埃及形式上依旧是一个独立国家，罗马官员不应持皇权标识踏上埃及领土。民众的反对引发了暴力事件，恺撒的几名士兵死于非命。

恺撒在埃及住下而且硬是搬进了宫城，这对于朝廷和百姓来说都是一个打击。他们杀死庞培本是为了尽快摆脱恺撒，结果反而引狼入室。恺撒要求埃及支付前59年托勒密十二世为了让罗马政府承认他而在罗马承诺支付的钱款。恺撒肯定料到亚历山大城人会生气，尤其因为一千万第纳尔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估计他没想到会由此陷入一个天大的危机。

滞留埃及和不久后爆发的亚历山大城战争是恺撒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平日里对付盟友和敌人都游刃有余的恺撒在亚历山大城却粗笨得宛若大象闯进了瓷器店。面对错综复杂的埃及局势，通常算无遗策，甚至在办公处整理人员档案的恺撒一反常态地无知而幼稚。继卫兵出事后，恺撒又莽撞地卷入了埃及王位之争。

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驾崩，遗命儿子托勒密十三世和女儿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即位，两人根据古老的埃及传统结为夫妇。在一段充满争吵和诡计的共同统治后，前49年秋，克利奥帕特拉被逐。此时正急于摆脱尴尬处境的恺撒灵机一动，决定硬是以受托勒密十二世之托监督遗嘱执行的罗马人民执政官的身份仲裁王位之争，召见这对反目的姐弟。克利奥帕特拉答应来，但是要求单独谈。按照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传奇描述，结果克利奥帕特拉让人把自己装进麻袋偷运入宫，突然出现在恺撒面前。托勒密十三世次日来开会时，意外地发现姐姐已经在场，他大叫一声“上当了”就冲进人群，扯下古希腊式王权头带（Diadem）。这个戏剧化的陷阱激怒了民众，恺撒的士兵刚截住小国王，民变骤起，恺撒等人只好赶紧退守王宫。为安民心，恺撒宣布姐弟共同执政。可是服侍13岁小国王的太监波提诺斯（Potheinos）还是担心小主人尊位不保，叫来阿基拉斯（Achillas）将军的部队，打响了亚历山大城之战，其间有一回罗马军队兵败，恺撒竟然被迫跳海逃生。

总之恺撒卷入埃及王位之争是一场灾难。他本想撤出舆论火线，把这一争端交还给埃及人去处理，可惜不但未能如愿，民众对他个人的敌意反而越来越深。显然恺撒此前并不知道克利奥帕特拉在国内多么不受待见，她在朝廷、民众和军方均无势力，恺撒本想扶持她，结果却导致对手齐心对敌。克利奥帕特拉无疑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众所周知她和恺撒开始了一段恋情，因此可以理解古人和今人都喜欢把恺撒的失策归咎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过这一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恺撒是在认识克利奥帕特拉之前就想扮演仲裁者角色的，当恺撒宣布将推出何种解决方案之前，托勒密就已经觉得上了错选克利奥帕特拉的恺撒的当。此后，恺撒若是不想破坏自己坚定的罗马政府代表和伟大恩主的形象，就不能抛下克利奥帕特拉不管，况且即使他这时改变态度，埃及人也不会转而信任他。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对于罗马贵族来说，很难想象政客会受情爱的影响。这些大人物频繁娶妻又迅速离婚，谈情说爱潇洒随便，看重性生活的男人可以畜性奴，何况恺撒是个有名的唐璜，和布鲁图斯（Brutus）之母、加图的同母异父妹妹塞尔维利娅（Servilia）就长年私通。罗马上流社会男性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性欲，当然不能因此排除他们因深爱某位女性而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政治——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概率很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恺撒严重误判了形势。

救星是一支由恺撒亲信、帕加马（Pergamon）的米特里达梯斯（Mithridates）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召集的援军。士兵中有很多犹太人，恺撒一直优待犹太人，赋予他们后来由奥古斯都及后世罗马皇帝确认并扩展的重要特权，这些特权为犹太人提供了罗马帝国宽容接受犹太生活方式的保障。此前被恺撒释放的小国王托勒密十三世在亚历山大城战争中阵亡，克利奥帕特拉顺利即位的道路扫清了，她照习俗嫁给一个更小的弟弟。然后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不顾埃及烽烟四起而同游尼罗河。恺撒肯定很享受与美丽聪颖的女王相伴，但是估计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巩固女王的统治，募集急需的资金，毕竟这是他冒了这么多险的目的所在。

前47年春天，恺撒乘船去叙利亚，因为在他着手处理意大利乱局、对付在非洲坐大的庞培余部之前，他还得教训一个放肆的战争受益者：罗马宿敌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之子，博斯普鲁斯王国（Bosporan Kingdom）国王法尔奈克（Pharnakes）。此人利用罗马威势因内战而削弱和恺撒忙于处理埃及事务之机，侵入罗马帝国小亚细亚各行省，在尼卡亚（Nikaia）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恺撒迎战法尔奈克，在泽拉［Zela，今土耳其卡帕多西亚（Kappadokien）］全歼其部。此役之后，恺撒创造了“到、见、胜”（veni，vidi，vici）这句名言。

现在恺撒得火速赶回乱成一团的意大利去了。前48年，不满的下属和宿敌就在罗马和意大利批评恺撒的减免债务规定，要求发布一个债务公告来安抚那些绝望的债主，但是因为主要人物旋即过世而未能付诸实施。前47年，恰巧也是西塞罗女婿的恺撒下属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Publius Cornelius Dolabella）旧话重提，另外还要求发布一个租赁公告。多拉贝拉的随从和恺撒独裁官的骑士统领、奉命维持意大利治安的安东尼乌斯的军队产生武力冲突，八百名市民丧生，这对恺撒政权的声誉有损无益。局势一触即发，经济又吃紧，为非洲战争招募的几个军团还闹了一场兵变。

前47年秋天，恺撒再度来到罗马，他得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又不能把得罪不起的富人得罪得太狠。他打算暂定一个租金上限。为了非打不可的非洲战争，他又需要一大笔钱，于是他开始没收和拍卖内战敌人的财产，并且在意大利征收军税。最后他着手处理兵变。暴怒的士兵甚至挺进罗马，要求解散军队，他们显然知道这对恺撒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恺撒在练兵场上对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称他们为市民（quirites）而非战友（commilitones），等于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平民。他还许诺从非洲带领其他士兵凯旋时就支付承诺的赏金。就像前49年在普莱森奇亚时一样，他这回也成功地使得强硬的士兵回心转意，他们苦苦哀求留任。恺撒当然同意了，还答应士兵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给他们分配住房和补贴。

从前47年冬天到与小雷必达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前46年，恺撒在罗马主持了选举，前46年年底渡海前往非洲。庞培派则利用这段时间重整法萨卢斯之后低落的士气，重建军队，并与虽然在世界帝国罗马面前有点放肆但实力强大的努米底亚（Numider）国王犹巴（Juba）结盟。恺撒给犹巴的骑兵制造了一些困难。前46年4月，在几次交战后，恺撒在塔普索斯（Thapsos）会战中险胜。这场内战大大消耗了双方士兵的耐性，连恺撒军队都出现了自相残杀的惨状。庞培派领导中唯一逃脱的是在内战前叛变的恺撒副将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庞培二子格奈乌斯（Gnaeus）和塞克斯图斯（Sextus）逃亡西班牙。

恺撒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在尤蒂卡（Utica）主管庞培派军队后方的恺撒对手加图的耳朵里，加图决定结束生命，他以真正斯多葛式的淡定自裁了。加图的死并非出于惊慌，而是一个政治信号。加图很清楚恺撒会乐于在他身上展示精心设计的赦免措施体现的仁慈（clementia），但是加图不愿接受一个没有赦免民众资格的人的赦免。此事再次表明统治者赦免行为所体现的被赦免者的臣服与一个共和国贵族的自由精神是相悖的。共和国后期无可争议的道德楷模加图用自裁永远保存了这一真理，以致那些——情有可原地——缺乏加图的勇气和原则性、只好接受恺撒式仁慈的贵族愧疚终生。恺撒马上领会到死加图能比活加图制造更大的麻烦，对加图的这一回击大为恼怒。

罗马用新一轮尊荣和权力回报塔普索斯捷报，任命恺撒为十年独裁官，这样恺撒就能长期领导罗马政府了。前46年夏天返回罗马的恺撒终于举行了各场战役的凯旋式，包括由于紧急的内战任务而推迟多年的高卢战役凯旋式。辉煌的凯旋式及大型竞技和全民饮宴清楚地向罗马民众表明胜利者恺撒已在这场可怕的内战中站稳脚跟，身经百战的他如今拥有前无古人的权力。恺撒开始推行一项大规模老兵安置计划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不久后不得不再去西班牙，因为他留在那儿的副将无力应付组建了一支新军的庞培二子。

这最后一仗恺撒不得不靠大批新兵来打，他由此深切体会到高卢老兵的可贵。前45年3月蒙达（Munda）战役一直陷于绝境，恺撒被迫亲自上战场稳住阵脚。幸而获胜后，恺撒写道，他常常为了胜利而战，但还是头一回为了保命而战，可见当时的战局有多险。

恺撒用了四年多时间在环地中海地区和对手全力争战成功，成为罗马世界的独裁者。现在恺撒的权力、罗马政府和罗马帝国亟须巩固。统治阶层的期望显而易见：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集团内部力量相互制衡的共和国，所以他们虽然可以接受恺撒为了稳固政权而短期独裁，但是不能接受把国家体制改为帝制。但是事实很快表明恺撒无意重回老路。

[1]
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第二次发生在前218年到前201年。

第七章 恺撒帝国

恺撒于前46年击败北非庞培派，这些恺撒前50/49年敌人的事业终告覆灭。后来在西班牙再次集聚的那股敌对势力不过只是庞培派中层领导向恺撒个人寻仇的一次动乱而已，因此就连旧共和国的信徒也不支持那股势力，尽管他们并不赞成恺撒集权。

从前49年到前44年，罗马政府中恺撒一人独大。为了抵御外敌，最初的确需要人担纲指挥，代表罗马开战并要求行省居民提供帮助。前49年短期担任独裁官后，恺撒当选前49年执政官，前48年秋天被任命为一年独裁官，卸任后落实前48年底获得的重建安宁和平的任务，补上了仕途缺口，前46年三度出任执政官。前46年中期成为十年独裁官，这并没有妨碍他于前45年兼任单独执政官。前44年他第五次出任执政官，当年2月底就任终身独裁官。

除了终身独裁官，恺撒还逐渐增添了许多特殊权力。很久以前，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庞培派的命运就已掌握在恺撒手中，他还有权不经抽签直接分配给卸任司法官行省，后来也有权直接分配执政官行省。塔普索斯战役之后，恺撒任风化官（praefectus moribus）三年，拥有约束罗马上流人士公私生活并制裁过错的重要监督权，并在任职期间出台了一部廉政法，不过恺撒的监管努力与众多前任一样收效甚微。估计在前47年，恺撒就获得了照顾其老兵所需的分配土地和建殖民地的权力，蒙达战役之后又增加了三项重权：只有恺撒本人或经恺撒授权的人士才能拥有军队，恺撒由此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军队总司令，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军队要员，他权力的事实基础——军队——得到了全面保障；几乎同等重要的是对此前一直由元老院掌管的公共资金的控制权；恺撒还于前44年左右被授予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权（sacrocsanctitas）。

现在只缺关于选举的权利了。恺撒高度重视选举，尽管长住罗马的时间不多，但他执政期间亲自主持了几乎全部选举。早在前48年，就已决定由恺撒举荐全部高级官职候选人，由于举荐人人可为，此权的妙处倒不在举荐本身，而在于正式的选举过程：何时选举取决于恺撒的举荐，也就是说，恺撒若不愿某职在他缺席时被授予，只需拒绝举荐即可，前48年、前47年和前45年的选举就这样被推迟到他返回罗马后才举行。前44年，恺撒又被授予对除执政官以外职位半数的有约束力的举荐权。他还下令提前选出前43年的全部官员和前42年的执政官和保民官。

恺撒自内战爆发后积累的这批职位和授权清晰地表明，罗马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国即独裁国家。就各种官方决策权力而言，恺撒凌驾于除公民大会以外的所有集体机构以上，而公民大会在罗马共和国也只是一个没有独立影响力的赞成机制。除了手握重权外，还有无数尊荣将恺撒置于其他贵族之上、几乎近于神的领域，比如抬神像游行时也会抬一座身着凯旋礼服的恺撒像，还有一座恺撒像矗立在朱庇特神庙里，脚踩一个象征文明世界的圆球，铭文中称其为半神，总之恺撒像遍布罗马。通常由军队授予打胜仗的统帅、在凯旋式后即取消的“皇帝”衔成了恺撒的一个可世袭的名字，显然是作为常胜将军的象征。恺撒得到一座具有皇宫和神庙式样山墙的公房（domus publica）。恺撒诞生的月份被由古罗马历的“Quinctilis”改称恺撒的名字“儒略”（Iulius），成为欧美语言中“七月”的词源。还决定建一座庙宇弘扬恺撒的仁慈并任命一名祭司，不过此庙直至恺撒去世还未建成。尊荣清单还很长，但上面的缩略版就能体现恺撒在罗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优越地位。

恺撒的大权是建立在他的军队和罗马帝国资源的基础上的，而恺撒又把帝国与他本人紧紧相连：他几乎去过每个行省，在当地颁布无数法令并向帝国居民做出种种承诺。他赐予各种特权并褒奖个人和地方组织，到处给人留下若想在罗马总部办成事就得求他的印象。他还向整个帝国派遣了一支至少包括34个军团的军队，既极大程度地确保了罗马对当地的控制，又能随时提供应付动荡和骚乱所需的强大力量。帝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得罗马城中的争吵显得无足轻重了。若是再想到恺撒也在罗马和意大利靠施恩笼络了众多个人和团体，那么显然他已经在罗马恩赐制中赢得了一个其他贵族的力量全部加起来也无法抗衡的地位。

恩赐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群体之间交换服务的个人关系，每项善举（beneficium）都会产生一项义务（officium）的古罗马原则使得就连寻常互动也会不断产生并加强恩赐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通常代代相传。想在罗马政坛发挥主导作用的恩主必须拥有一大批义务人。然而寡头政治的生存法则之一就是不准大恩主中的任何一个势力太大，因为特殊地位一旦形成，会由于大恩主的吸引力而越来越高，难以回头。纵观恺撒内战后发展起来的罗马恩赐制，就可以发现罗马正是从苏拉和庞培等伟人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帝制的。

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屡屡引起争论：实施事实独裁的恺撒是否也有称帝的意愿呢？罗马人厌恶帝王称号，各阶层民众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是：帝王必定是民众必须尽一切力量摆脱的暴君。尽管如此，恺撒还是在某些情况下被与王权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事情起因和幕后人物不明。比如有一天夜里，演讲台的恺撒像被戴上了王权头带，盖尤斯·埃皮迪乌斯·马鲁路斯（Gaius Epidius Marullus）和卢基乌斯·恺赛提乌斯·弗拉乌斯（Lucius Caesetius Flavus）两位保民官立即派人摘掉这一王权象征。前44年1月26日恺撒从阿尔巴诺山（Monte Albano）拉丁节（Feriae Latinae）庆典返回时，热情的群众中有几个人呼他为王，又是这两位保民官立即派员逮捕了这些人。恺撒对此表示不满，保民官的回应是一篇谴责对其自由的威胁的公文。这太过分了。恺撒召集元老院开会，称保民官的行为损害了他的尊严，但是没有同意元老院匆忙提出的死刑建议，只是批准将这两位放肆的官员撤职并从元老院成员中除名。不久以后，前44年2月15日，恺撒身着凯旋礼服，脚蹬罗马国王穿的红鞋，头戴金花环，坐在演讲台的一把金椅上观看牧神节（Lupercalia）活动。牧神祭司之一、恺撒的亲信和执政官同事安东尼乌斯，按照据说有助于增进生育力和洁净的民俗，光着身子在城里四处跑动并持鞭抽打围观群众。在一片欢腾中，安东尼乌斯跑到台上的恺撒面前，想给他戴上王权头带，人群顿时清醒过来，陷入冰冷的沉默。恺撒拒绝接受头带，他说，只有朱庇特才是罗马之王。他派人把头带挂在朱庇特神庙里并在日历中记下：安东尼乌斯执政官应民众要求向终身独裁官恺撒劝进被拒。

这些关于王位的故事不易解读。一方面，恺撒拒绝称帝；另一方面，很长时间不清楚恺撒是否想要王权和王位。最佳的解释或许是这样：恺撒显然是想过要称帝的，但前提是民众想要他称帝。因为在共和国的最末一个世纪，底层民众由于生活疾苦而越来越易于接受强烈的宗教体验，他们受到各种东方教派的影响，希望获得救赎，而这种希望往往被寄托在某个精英身上。因此罗马民众希望将其恩主抬高到神授君权的地位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一点必须先加以检验。在前两次尝试中，保民官立即干预，民众情绪未能完全爆发。保民官因此被撤职，现在需要最后再试一次。但是，虽有浓烈的节日气氛烘托，民众还是沉默了，并没有为安东尼乌斯的倡议鼓掌，结果显而易见：对帝制的传统敌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强行戴上王权头带不合民意。所以恺撒大张旗鼓地拒绝了劝进。

恺撒的大权和尊荣使得他和元老院同僚渐行渐远，他对民众的绝对领导地位，对王位的念念不忘，这一切都不可能合乎惯于在罗马政府最重要的机构里参政的元老院成员的心意。恺撒将一批世家子弟拉入阵营，有些是从一开始就进来了，有些是在恺撒打胜后进来的，恺撒那种——虽被过度宣传但是依然可敬——允许昔日敌手回归政府并分给一个好位子的大度为这种合作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一批态度中立者在战争结束后重回元老院。但是恺撒的元老院已经不是昔日的元老院了。大批元老院成员死于内战，其中庞培派死得最多，而恺撒不但用自己人填补了空白，还把元老院成员的数量从苏拉之后罗马共和国的约六百名增加到约九百名。这些元老院新成员大多出身于一直是培养对象的骑士阶级，但也有几个来自行省，至少让元老院旧人心生不屑，另外还有几个是恺撒的老兵，这些人就遭到了公然鄙视。再者，元老院高层在内战中伤亡惨重，而近年来出缺职位履新的几乎全是恺撒派，这些人借此实现了阶层跨越。就这样，新元老院一眼看去就是恺撒的元老院，绝大部分成员全靠恺撒才得以升官。恺撒需要犒赏大批支持者，也想笼络很多人，这可以理解，但是他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元老院的工作能力，因为就本质而言，元老院存在的目的是事先就执政官的个人联系和活动达成共识，这样一个机构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约五百名新成员团结进来。恺撒死后，西塞罗有一回说自己根本不认识某位元老院成员，这不仅说明前执政官西塞罗看不起新人，也体现元老院的交流机制已经崩溃了。

这种种变化都很深刻而且可以预见，但是恺撒满不在乎。他的施政方针表明元老院在他眼里不再是一个政府部门，因此他不必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受到质疑，而是可以利用这个依然倍受尊敬的机构来安置功臣。前45年的最后一天，恺撒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获悉一位执政官亡故后，他断然指示在当天选出一位代执政官，然后此人继任执政官，这在旧共和国的信徒看来是一场屈辱的演出。虽然恺撒依然需要元老院成员，因为他也从元老院吸收自己的骨干，比如行省总督，但是元老院的顾问和决策功能恺撒从未认真动用过。既然如今元老院已经无力阻挠他，他就不愿再花时间去操心那帮贵人的狂妄做作和繁文缛节了。

政务则由恺撒自己的幕僚管理。早在高卢战争期间，恺撒就笼络了一批亲信，现在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全国，这批人就辅佐他治国。卢基乌斯·科内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盖尤斯·奥皮乌斯（Gaius Oppius）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这些人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分量，他们在罗马历史上留名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和独裁者恺撒合作。这个小圈子负责起草元老院决议和法律，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他们以元老院决议的形式起草一批文件，再交给元老院一揽子统一批准。于是就会怪事迭出，比如西塞罗某一天突然收到素昧平生的诸侯寄来的感谢函，感谢他为其申请授予国王头衔。可想而知元老院成员觉得这种做法令人沮丧至极。但是若想为自己和别人做点什么，就必须讨好恺撒。就像西塞罗经历的那样，骄傲的元老院贵族很难忍受在恺撒的接待室等候接见，而奥皮乌斯和巴尔布斯这种暴发户却可以随意出入。此种场景表明罗马权力中心已从元老院转移到恺撒办公处。西塞罗前执政官在给朋友的信中总结了这一深刻变化：“昔日为（国家之）船掌舵的我们如今几乎连在舱底水中都无处容身了。”

元老院唯一的出场机会是不断通过决议，为恺撒颁发日益升级的各种荣誉，恺撒甚至拒绝了其中一部分。如果认为是恺撒让亲信放风索取荣誉，而很多其实不赞成这种尊荣和权力泛滥的元老院成员不敢表示反对，那就肯定无法看透这一现象。相反，从现代角度看，尊荣热是独裁政权的一种自发现象。若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国家之巅、一不高兴就能让人头滚落，那么公职人员就有保住此人欢心的生存压力，而给予荣誉始终是一个有效手段。连独裁者本人也无法推翻这一机制，因为即使他反复强调自己不重尊荣，他人也永远无法了解他是否真的无所谓，猜错上意的风险太大。是独裁者的独掌大权破坏了交流，独裁者本人也是受害者，因为他无法让人相信他并不介意下属有异议。因此恺撒冷落元老院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在元老院只能听到赞同的声音，而于事有补的讨论（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只能和亲信进行，因为基于长期互信，亲信还敢直陈己见，或许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

恺撒利用自己在罗马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了一整套改革，后人常常只知道个大概，有个碎片化的印象。总之恺撒打击了非因公特使即元老院成员动用公务特权在行省办私事的弊端；规定前执政官任行省总督期限最多两年，司法官最多一年；调整了对动武（vis）和谋逆（maiestas）等罪行以及陪审法庭人选的规定；授予多地民众公民权，比如北意大利民众就于前49年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他可能还为意大利民众颁布了统一的组织规章，不过这一点不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他推行大型安居政策，主要为老兵提供承诺分配的农田，让他们退役后能有一份生计，此外他还在海外殖民地安置了约八万名罗马市民，这项福利措施很英明，因为许多罗马居民在罗马生计无着。恺撒所建城市和安置人口数量很难确定，但是估计在各行省建立的新城就有三十多座。他把领国家赈济粮的罗马居民人数定为十五万人，因为此前领粮人数高达三十二万，他肯定得罪了这一国家优惠政策的许多受益者，但是此举提高了定居罗马以外地区的吸引力，并使得国库支出在可规划和可控范围内。他解散了一批团体，只允许古已有之的继续存在，从而降低了在共和国末期成立的反政府团体作乱的可能性。他还试图用给多子女家庭发奖金的办法来解决罗马怨声载道的人口下降问题。估计恺撒对后世影响最久的改革是修改历法，改用共有365日的太阳年。

对恺撒改革的评价大相径庭。有研究者认为这证明恺撒能够富有创意和远见地处理罗马政府和帝国的问题；也有研究者强调恺撒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无须为了解释这些措施而假设恺撒的愿景。后者说得对，不过不应高估这种观察的意义。相反，建立殖民地、授予公民权、前49年整顿债务、组织国防、分配粮食等措施表明恺撒懂得同时满足自身和公众利益，这正是他治国高明之处。要求政治家为了公益而损害自身利益是过分和不切实际的。因此，如果公众福祉与政治家的既得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就说明政治结构有问题，换言之：倚仗精英舍己为人的政治体制有严重的先天错误。

前46年秋恺撒在非洲战胜后回到罗马，当时罗马统治阶级普遍认为恺撒将在国家稳定后退隐，恢复共和制。西塞罗在元老院感谢恺撒赦免前51年敌对派执政官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尔塞鲁（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的演说《为马尔塞鲁辩护》以独一无二的形式表达了这些期望。前45年恺撒被迫再次离开罗马，指挥攻打庞培二子的西班牙征讨，这被视为事出有因的推迟。然而，前45年秋天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虽然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种种活动，却似乎依然无意恢复共和，这使得一批元老院成员放弃了回到旧日的希望。前44年初，恺撒显然不久后就会开始与帕提亚的长年战争，这时已没有人再幻想恺撒会主动退隐，或哪怕是把恢复共和制当作远期目标了。攻打帕提亚意味着恺撒将有数年手握大权，率军深入亚洲，罗马政界将继内战中的遭遇之后再次沦为宏大战略的附属品。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攻打帕提亚肯定是合理的，毕竟马库斯·克拉苏及部分下属遭到帕提亚人的杀害或俘虏，而且帕提亚还于前51/50年侵入叙利亚行省，支持叛乱的恺西利乌斯·巴苏斯（Caecilius Bassus）。种种恶行必须惩罚，但此事其实并不紧迫。恺撒此前曾说自己不会在完成罗马内政任务之前去东方，那么他此时为何又急于动手呢？

帕提亚战争计划也被今人严厉批评为败绩，认为恺撒开战的一个目的是因为无法打消罗马政府内部的怀疑和拒绝、完不成巩固内政的任务，而以攻打外族来逃避。不过冷静观察后会发现恺撒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诺言，尽力巩固了内政：他拥有单独治国的权力，为帝国的每个阶层都做了好事，他周围有许多帮手。他唯一缺乏的是领导层对他推行帝制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即使他继续留在罗马，他也得不到。另外，他可以预见，只要他一走，感觉到权力真空的罗马就会再度陷入动乱和冲突，这时他就可以像前47年那样回来平乱。这样就可以使得一种观念逐步形成：维持——君主制所代表的——平静和秩序是很可贵的，如此一来，元老院旧人或许也能慢慢接受变化。虽然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但是为了不让大家误判他的意图，无谓地拖长这个过程，恺撒把话挑明了：前44年2月中旬，他应前45年底元老院之请开始实行终身独裁（dictatura perpetua），正式终结罗马共和国。没有一个罗马人，至少没有一个或多或少参政的罗马上层人士能够无视此举的意义：现在有一个人要终身担任国家元首，终身独裁等同于正式宣布国家体制由共和转为帝制。有一点观察者也要注意：前46年秋天被任命为十年独裁官的恺撒本可稳坐元首宝座直到前36年秋天，所以他急着在任满八年前当上终身独裁官并非为了达到某个实用目的，此举唯一明显的目的是向民众尤其是共和贵族彻底表明，恺撒独裁不应被视为旨在重新稳定政府的临时状态，而是共和国被永久变为君主国。

“永久”事实上不久。恺撒享受悦耳的“终身独裁官”新头衔不过约莫四周，就于前44年3月15日遇刺身亡，“三月望日

[1]

”后来也成了专用语。

[1]
Iden，古罗马历三、五、七、十月的15日和其他月份的13日。

第八章 刺杀成功而政变失败——罗马独裁者和共和国的悲惨结局

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表明无意恢复共和后，一个超越此前内战阵营的反对派迅速形成了。参加刺杀的有前庞培派，两位主角是恺撒的老情人塞尔维利娅之子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Iunius Brutus）和估计是真正主谋的盖尤斯·卡西乌斯·朗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但是不止庞培派，连从前50年代起就忠于恺撒的内战战友盖尤斯·特雷博尼乌斯（Gaius Trebonius）和德西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 Iunius Brutus）等一批以前的恺撒派也参加了。这清楚地体现出刺杀恺撒的动机有一个本质，即主要是为了恢复元老院领导层视为天经地义的基本框架甚至是生存空间的共和国。连积极参与恺撒帝国建设的恺撒战友们最终也拒绝帝制，说明这批人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地位的影响。这一点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们以前一直效忠恩人恺撒并得到了回报；但是他们靠恺撒提携当上司法官甚至执政官后才发现履职的政治空间已经严重缩水，在这个层次上，他们开始怀念在基层时不甚关注的共和制自由了。

恺撒本人为刺杀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解雇了原有的西班牙保镖，也不肯另用新人。恺撒对此举的解释凸显了他与死亡的关系，他说，死一回好过怕一世。恺撒明知自己不受某些圈子欢迎，却潇洒地忽视危险，这一点是可信的。他以一贯的自信态度为了不被视为暴君而宁愿放弃护卫，尽管此举明显有风险。不过恺撒显然也没想到看似听天由命的元老院成员会采取断然行动，这是一个误判。

共有约六十名男子参与弑君。3月15日，元老院会议决定行动，三天后恺撒就要远征帕提亚了。当天早上恺撒觉得身体不适，想不好还去不去元老院，据说妻子卡尔普尼亚因为噩梦连连，恳求他别去。但是德西穆斯·布鲁图斯说服了恺撒，结果恺撒还是在中午11点左右动身去元老院了。据说路上还有人塞给恺撒一封透露刺杀计划的信，他收下了却未曾展读。恺撒抵达元老院后，特雷博尼乌斯约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在前厅谈话，好让安东尼乌斯无法阻拦刺客。提利乌斯·森伯尔（Tillius Cimber）恳求恺撒赦免其弟，同谋们假意为森伯尔求情，把恺撒团团围住。恺撒拒绝赦免。森伯尔马上按照约定暗号拽住恺撒的托加长袍，把袍子从恺撒脖子上扯下，刺客们立即挥舞刀剑刺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恺撒的血溅在庞培像上，正是庞培当年建造了这座议事厅并安放了自己的塑像。关于恺撒遗言的各种报道均不可信，恺撒似乎并未给后人留下任何遗言就死了。

完事后马库斯·布鲁图斯要对吓瘫了的元老院成员讲话，结果他们爬起来慌不择路地跑掉了。多为恺撒党人的元老院成员纷纷逃命，因为他们不知道刺客杀死恺撒后会不会接着杀他的朋友。

密谋者对刺杀后的行动计划甚少，这可能与罗马领导层广泛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有关。对旧共和国的执着使他们看不到自身行为对无关人士的直接影响，也使他们看不清恺撒独裁的性质。布鲁图斯在演讲中说要按杀死暴君后的通常做法，拖着恺撒的尸体进行大规模游行，享受民众雷鸣般的掌声，然后弃尸台伯河。除了这篇演说辞，密谋者没有为后续事宜做更多准备。元老院成员在可以理解的恐惧中逃走而没有掀起爱国风暴，这一点似乎大大出乎刺客的意料。而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恺撒的死讯传出后，工匠商家关闭店铺，各色人等留守家中防御。密谋者在卡比托利欧广场召开民众集会，虽然他们说服与会者无须害怕，但是没能得到众人对刺杀恺撒的赞同。罗马市民先是感到震惊，后来却对这位大恩人的死深感悲痛，对于解放的激情表现得麻木不仁。这样一来，恺撒刺杀者的恢复共和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此事体现了恺撒刺杀者乍看令人惊奇的严重感知误判，这种误判是在罗马领导层盛行的自我视角绝对化的典型表现。由于民众偶尔表达对恺撒行为的不满，密谋者得出了民众彻底反对恺撒统治的结论。他们显然真心认为除了少数几个铁杆恺撒派，人人都同他们一样视恺撒政权为恨不得一举推翻的暴政。他们本以为能够得到罗马市民的积极支持，结果却发现罗马平民的诉求绝非用旧日寡头统治来替代慷慨大方的人民之友恺撒的仁政。

恺撒刺杀者刺杀成功后的政变失败表明广大民众是或积极或消极地支持帝制的，至少他们并不想改换体制。古今与恺撒及后继帝王政权对立的共和国自由几乎完全是统治阶级的自由，支持这种自由的恺撒刺杀者不得不亲身体会到多数公民并不介意对这种自由的损害。虽然上流社会对恺撒政府的攻讦表明这个新的权力关系在接受度上存在缺陷，但是广大民众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攻讦。而且这种攻讦是必然的，对于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可能永远无法期待被夺权的旧时代精英能够赞同。而罗马领导层又不能简单地换掉，因为统治者还要依靠这些人。要让领导层也接受帝制，需要打更多内战并经历长期的适应和忍耐过程。自恺撒执政以来，军队和帝国民众一直依靠恺撒一人，他们相信自身利益会在帝制中得到保障，所以共和制浪漫主义不再有机会扭转乾坤。很快，跟随恺撒脚步的人得势上台，主要是安东尼乌斯和恺撒遗命收为养子和主要继承人的甥孙盖尤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后来屋大维荣获敬称“奥古斯都”（Augustus），巩固了帝制。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再次发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人当时已经变成了同那些争坐恺撒宝座的罗马领导人一样专横独断、无视共和国法规的人。

从共和到帝制的剧变不只包括恺撒的终身独裁，独裁者一死，终身独裁官一职也就没了，但是有些变了的制度再也变不回去了。若非存在历史进程的某些发展状况，无法想象会发生此类剧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为辞旧迎新做准备的历史阶段。罗马帝制其实并非从天而降，恺撒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在于共和制被帝制取代，而是共和制在这一时刻被取代。

恺撒的罪责当然不小，是他于前49年导致整个环地中海地区战火连天和数十万人丧生，此种恶行永远不容辩解。不过，处于了解事态发展结果这一有利地位的后世历史学家可以在评价时引入一个对当时民众来说意味着希望的标准，即赫尔曼·斯特拉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在《同时代人眼中的恺撒》一书第76页所述的“较之旧生活对多数帝国居民福祉的更好保障”。尽管很难准确估计，但是帝国时期的罗马与共和国时代相比的确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这一全球视角来看，似乎可以对古罗马由共和制转为帝制做出正面评价，因丧失自由而受损的只是一个声音很大但规模很小、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适应这一变化的领导阶层。

因此，若是只看结果，就无须否定恺撒对共和国衰落和罗马转为帝制的促进，不过恺撒是否如其拥护者所述至少预见到了部分的后世发展，只有恺撒本人才知道。若是用共时和历时即古今两种标准比较恺撒的行为与刺杀者的行为，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悖论：恺撒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使罗马世界陷入内战，在同时代人眼里犯了罪，刺杀恺撒按当时标准是善举，因为独裁被视为恶；而若看后世的长期发展，为罗马帝国统治奠基的恺撒帝制却远优于刺杀者的恢复共和梦，这个无望实现的梦只给罗马世界带来了原本或可避免的十年血腥内战。由于无法同时涵盖这两个层面，用任何一种标准均无法对行动的正义性做出明确判断。因此，与多数伟人一样虽非光辉英雄却是闪亮奇人的恺撒也理应在世界历史的荣誉长卷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事年表

前100年7月13日　　　恺撒出生。

前84年　　　　　　　娶秦纳之女科涅莉亚（后得女尤莉娅）；任朱庇特祭司。

前82～前80年　　　　苏拉独裁，被公敌杀手追杀，靠贿赂幸免于难。

前80年　　　　　　　在小亚细亚荣获公民桂冠。

前77年　　　　　　　控告格内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此人被判无罪）。

前75年　　　　　　　遭海盗劫持，赴罗得岛做文化旅行。

前73年　　　　　　　被增选为大祭司。

前72年　　　　　　　当选军事保民官。

前69年　　　　　　　任西班牙行省财务官。

前67年　　　　　　　娶庞培娅；庞培打击海盗。

前66～前62年　　　　庞培整顿东方。

前65年　　　　　　　当选贵族市政官。

前63年　　　　　　　当选大祭司长。

前63年下半年　　　　喀提林阴谋和伊特鲁里亚起义。

前62年　　　　　　　任司法官。

前61年　　　　　　　任西班牙总督。

前60年　　　　　　　当选执政官，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结盟（“前三头同盟”）。

前59年　　　　　　　首任执政官；娶卡尔普尼亚。

前58年　　　　　　　任纳博讷高卢、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总督；攻打赫尔维提人；讨伐阿里奥维斯特。

前57年　　　　　　　攻打贝尔格人。

前56年　　　　　　　拉文纳和卢卡会晤，巩固三巨头联盟；攻打弗内特人；征服阿基坦。

前55年　　　　　　　庞培和克拉苏二度当选执政官；恺撒总督权延期；攻打乌西皮人和滕克特里人；首渡莱茵河；首征不列颠。

前54年下半年　　　　二征不列颠；高卢动乱，一个半军团被厄布隆尼斯人全歼；女儿尤莉娅去世。

前53年　　　　　　　征讨叛乱部落；二渡莱茵河；克拉苏在攻打帕提亚时阵亡。

前52年　　　　　　　克洛狄乌斯被杀；庞培第三次出任执政官；维钦托利起义，恺撒在格尔果瓦战败后在阿莱西亚获胜，维钦托利投降。

前51年　　　　　　　高卢决战，乌克赛洛杜努姆立威。

前50年　　　　　　　恺撒总督数次险些被解职，库里奥巧护恺撒。

前49年　　　　　　　罗马宣布紧急状态，向恺撒发出最后通牒；恺撒发动内战（1月10日）占领意大利，庞培退守希腊，恺撒在西班牙获胜（伊列达战役）；普莱森奇亚兵变；恺撒首任独裁官（11天）。

前48年　　　　　　　恺撒二度出任执政官；渡海到希腊，底耳哈琴反击，法萨卢斯大捷（8月9日），庞培逃亡埃及遇害（9月28日）；恺撒登陆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战争爆发；恺撒被任命为一年独裁官。

前47年　　　　　　　获得增援，尼罗河战役获胜（3月27日）；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加冕；前往小亚细亚，在泽拉击败法尔奈克；罗马动乱，坎帕尼亚兵变，恺撒返回意大利处置；渡海前往非洲。

前46年　　　　　　　第三次出任执政官；在塔普索斯击败庞培派（4月6日）；被任命为十年独裁官；在罗马举办四场凯旋式；庞培二子在西班牙恢复元气，恺撒被迫出征。

前45年　　　　　　　第四次出任执政官；蒙达战役获胜（3月17日）；荣誉和权力泛滥（狂热崇拜、终身独裁、独掌军权和财权）。

前44年　　　　　　　第五次出任执政官；计划出征帕提亚；出任终身独裁官（在2月9日和15日之间）；在牧神节上拒绝称帝（2月15日）；三月望日（3月15日）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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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hillas 94

Aemilius Lepidus，Marcus （Consul 78） 17，20，22

Aemilius Lepidus，Marcus （Consul 46） 87，97

Africa 38，89，91，96f.，101，112

Afranius，Lucius 85

Ägypten 26，91ff.

Alesia 67

Alexandria 91ff.

Allobroger 52f.

Ambiorix 64f.

Annius Milo，Titus 66

Antistius Vetus 23

Antonius，Gaius 19

Antonius，Marcus 75，90，96，106f.，116，119

Aquitanien 62

Ariovist 44，52，55f.

Arverner 55，67

Asia 19，44

Asinius Pollio，Gaius 90

Atuatuker 60

Augustus 95，119

Aurelia 10

Aurelius Cotta，Gaius 20，22

Aurelius Cotta，Lucius 10

Avaricum 67

Belger 59f.

Bibracte 55

Bibulus，s.Calpurnius Bibulus

Boier 52

Bosporanisches Reich 96

Britannien 63f.

Brundisium 83，89

Brutus，s.Iunius Brutus

Burebistas 52，77

Cadurcen 54

Caecilius Bassus 113

Caecilius Metellus，Lucius 85

Caecilius Metellus Pius，Quintus 27

Caecilius Metellus Scipio，Quintus 66

Caesetius Flavus，Lucius 105

Calpurnia 46，116

Calpurnius Bibulus，Marcus 26，40，42ff.，72，89

Calpurnius Piso，Lucius 46

Carnuten 65

Cassius Longinus，Gaius 75，115，119

Catilina，s.Sergius Catilina

Cato，s.Porcius Cato

Cenabum 66

Cicero，s.Tullius Cicero

Cinna，s.Cornelius Cinna

Claudius Marcellus，Marcus 112

Clodius Pulcher，Publius 49，66

Corfinium 84

Cornelia（Tochter Cinnas） 10，12ff.

Cornelia（Tochter des Caecilius Metellus Scipio） 66

Cornelius Balbus，Lucius 109

Cornelius Cinna，Lucius（Praetor 44） 23

Cornelius Cinna，Lucius 10ff.，16

Cornelius Dolabella，Gnaeus 18

Cornelius Dolabella，Publius 96

Cornelius Lentulus Crus，Lucius 75

Cornelius Sulla，Lucius 7f.，10f.，13，15ff.，19ff.，26，38，81，84，87f.，105

Cossutia 10

Crassus，s.Licinius Crassus

Daker 77

Diviciacus 55

Domitius Ahenobarbus，Lucius 61f.，84

Dyrrhachium 90

Eburonen 64f.

Epidius Marullus，Gaius 105

Epirus 89

Etrurien 30ff.

Fufius Calenus，Quintus 90

Gallia Cisalpina 44，52，54，59，64ff.，69，71f.，75，81，85，111

Gallia Narbonensis 44，52f.，59，70，72

Gallien 49ff.，78，81，87，99

Genf 53

Gergovia 67

Griechenland 89

Haeduer 52ff.，69

Helvetier 52ff.，57

Hirtius，Aulus 49，109

Ilerda 85

Illyricum 44，52，59，64，72，75

Italien 7，11，16f.，41，74f.，81ff.，89，96f.，104

Iulia（Frau des Marius） 24，46，65

Iulius Caesar，Gaius（Caesars Vater） 9f.

Iunius Brutus，Decimus 115f.

Iunius Brutus，Marcus 95，115，117，119

Juba 98

Kappadokien 96

Kilikien 72

Kimbern und Teutonen 10，56

Kleinasien 11，91，95f.

Kleopatra Ⅶ. 93ff.

Korkyra 92

Labienus，Titus 54，98

Lemovicen 54

Licinius Crassus，Marcus 22，34，36，41f.，44，46，51，61f.，65，113

Licinius Crassus，Publius 60ff.

Luca 61

Lucceius，Lucius 40

Lusitanien 34

Lutatius Catulus，Quintus 27f.，31

Marius，Gaius 8ff.，16，24，26

Menapier 62f.，65

Mesopotamien 65

Mithradates von Pergamon 95

Mithradates Ⅵ.von Pontos 11，20，39，96

Molon von Rhodos 19

Moriner 62，64

Munda 99，102

Nervier 60，65

Nikaia 96

Nikomedes Ⅳ.von Bithynien 16

Nitiobroger 54

Numider 10，98

Octavius，Gaius（Consul 88） 11

Octavius，Gaius，s.Augustus

Oppius，Gaius 109

Parther 62，65，77，112f.

Patrai 92

Pedius，Quintus 59

Petreius，Marcus 85

Petrocorier 54

Pharnakes 96

Pharsalos 91f.，97，101

Placentia 85ff.，97

Plotius 20

Pompeia 24，46

Pompeius Magnus，Gnaeus 22，31f.，36，38ff.，51，61f.，65f.，71ff.，81ff.，89ff.，105，116

Pompeius，Gnaeus 98，112

Pompeius，Sextus 98，112

Porcius Cato，Marcus 31，38，40ff.，45，49，62，64，66，75，77，95，98

Potheinos 94

Ptolemaios Ⅻ.44，93f.

Ptolemaios ⅩⅢ. 93ff.

Rabirius，Gaius 27

Ravenna 61

Rhodos 19

Rom 7f.，10ff.，14ff.，20，23ff.，27f.，30ff.，46，52，59，61，65，68f.，71ff.，78，81ff.，87，92f.，96ff.，102ff.，107，110ff.，117f.

Rubico 75，90

Santonen 53f.

Scribonius Curio，Gaius 45，74f.，89

Segusiaver 54

Senonen 65

Sequaner 52f.，55f.，59

Sergius Catilina，Lucius 30，32

Sertorius，Quintus 22

Servilia 95，115

Servilius Isauricus，Publius（Consul 79） 27，31

Servilius Isauricus，Publius（Consul 48） 88

Sizilien 38

Spanien 22ff.，32，34f.，37，39，74，85，98，101，112

Sueben 44，52，55f.，65

Sugambrer 63

Sulla，s.Cornelius Sulla

Syrien 52，62，72，95f.，113

Tencterer 62ff.

Terentius Varro，Marcus 85

Thapsos 98f.，101

Tillius Cimber，Lucius 116

Tolosaten 53f.

Trebonius，Gaius 115f.

Treverer 65

Tullius Cicero，Marcus 30f.，49，58，64，72，78，96，108f.，112

Tullius Cicero，Quintus 65

Usipeter 62 ff.

Utica 98

Uxellodunum 69

Vatinius，Publius 44f.，51

Veneter 61f.

Vercingetorix 67 f.，72

Vesontio 57

Zela 96

Zypern 49

作者简介

马丁·耶内（Martin Jehne），1955年出生，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古代史教授，重点研究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和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所著《独裁者恺撒之国》已名列经典书籍，另外还出版了《罗马共和国：从建国到恺撒》（2013年）等著作。

译者简介

黄霄翎，浙江杭州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资深翻译，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著有《译家之言——德语口译》、《同传十讲：资深高翻黄霄翎带你入行》。译有《黑塞童话集》《特洛伊的秘密》《幸福》等。获2006年“字谜”德汉翻译比赛优胜奖和2017年德译中童书翻译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德）曼弗雷德·克劳斯著；王瑞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埃… Ⅱ.①曼…②王… Ⅲ.①克利奥帕特拉七世（Kleopatra Ⅶ 前69-前30）-传记 Ⅳ.①K834.1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07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

著者/［德］曼弗雷德·克劳斯

译者/王瑞琪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韩宜儒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 本册字数：84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5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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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 第一章 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港

- 第二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 第三章 皇位之争

- 第四章 恺撒在埃及

- 第五章 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

- 第六章 内战以及台伯河畔的宣传

- 第七章 尼罗河畔的日常执政

- 第八章 与安东尼在塔索斯相遇

- 第九章 安东尼的帕提亚战役

- 第十章 宫廷生活

- 第十一章 众王之女王

- 第十二章 备战：罗马

- 第十三章 备战：以弗所

- 第十四章 决战之际：公元前31年

- 第十五章 公元前31年12月2日：阿克提姆之日

- 第十六章 死亡之谜

- 第十七章 现在让我们举杯吧——罗马人的凯旋

- 第十八章 永远的克利奥帕特拉：艺术与商业

- 大事年表

- 文献综述

- 图片来源

- 索引

前言

埃及的“历史”从克利奥帕特拉开始：“克利奥帕特拉”是19世纪20年代末，人们从菲莱城（Philae）一座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中破译出的第一个埃及单词。

克利奥帕特拉！她的名字已成为一个传奇，尽管（确切地说是因为）我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古代的记载可以证明，埃及女王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她是统治者，知道如何充满力量、重点推行她的政策；另一方面，她是爱着别人的人和被爱的人。以上这些都是男人的证词，显示了女人美丽的两面性，关于这一点，女性话题的研究者知之甚多。

克利奥帕特拉非同寻常，神秘莫测，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们对她的评判。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她几乎对每一代人都产生了神奇的影响。克利奥帕特拉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由百分之十的事实和百分之九十混合了传说、象征和愿望的部分组成的。

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是由男人决定的，既有活生生的故事，也有被讲述的故事。虽然她是一个独立地区的统治者，但她不能独立行事。是男人们替她做了决定，在他们看来，她只是众多棋子中的一枚。因此，恺撒、屋大维和安东尼在接下来的正文中也常被提及，他们的政治或生活也与克利奥帕特拉有些许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在恺撒死后的权力斗争中，对于安东尼和屋大维来说，没什么比罗马帝国更重要，克利奥帕特拉是这两个罗马人都渴望得到的对象。两人都想要埃及的财富和权力，而克利奥帕特拉正是这些的象征，安东尼还对她投入了很多私人感情。正是在这些私人关系中，克利奥帕特拉试图对安东尼施加影响，当然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由此，她完全陷入罗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她陷入了宣传纷争的旋涡中。

在这类宣传战中，谁更占理并不重要，相反，其目的都是煽动情绪。安东尼的反对者们把他的命运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针对埃及统治者的完美的证据链。她给屋大维和罗马贵族提供了两个攻击点：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外域者。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两个“方面”都有偏见，而这些偏见恰恰集中在克利奥帕特拉身上。女性这一方面最终归结为粗鄙的性暗示，外域者这一方面最终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的不可理喻。克利奥帕特拉最终屈服于屋大维，因此他的观点也决定了故事的走向。赢家只需用他们想要的方式讲述故事。

罗马战胜者的视角在中世纪和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中，以及科学中都有体现。现代历史学家则往往坚持这样的观点：古代作者在修饰中夸大了事实，但在历史上一定有“真实”的东西。很明显，这种声明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求实作用。在阐释心理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往往透露了更多关于克利奥帕特拉本人的信息，而非从埃及女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无论如何，历史真相的还原都因其原本的情形、古代的证据而困难重重。

也许写一本偏袒克利奥帕特拉的书会有所帮助，就像任何历史记录都不能避免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一样。

第一章 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港

古埃及于公元前3200年前后建立了王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庞大王国之一。曼涅托（Manetho）——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甫斯（Philadelphos）］时期的一位古埃及祭司——将古埃及历史分为由法老统治的三十个王朝，并据此写成了三卷史书。在写到第二十七个王朝时，曼涅托提及了公元前525年到前404年统治古埃及的波斯国王。在此后的三个王朝，埃及人重新掌握统治权，直到公元前343年内克塔内布二世统治的终结。波斯人重新征服了古埃及，并将之变成一个对波斯帝国有纳贡义务的行省。内克塔内布二世则从波斯人手中逃脱，在努比亚省（Nubien）的某处销声匿迹。古埃及传说将内克塔内布二世视为“法老亚历山大”（后世所称的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内克塔内布二世通过魔力吸纳了宙斯—阿蒙（Zeus Ammon）的形象，并以这个形象与亚历山大的母亲结合。这些传说也因此让入侵者亚历山大得到了埃及人的宽宥——他战胜了驱逐法老的波斯人。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将军托勒密开始，直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艳后）自杀，马其顿国王对埃及的统治长达三百年。

埃及的统治者自古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托勒密二世在位时，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在他的赞歌中带领读者遍览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全貌并写道（Idylle
17，95）：“在财富上，他（埃及国王）与其他国王的总数相当。”这巨大的财富是一份礼物，是慷慨的尼罗河的馈赠，它年复一年地按照节律近乎有条不紊地流过河床，灌溉了田地，并以水中的泥浆滋养了田地。埃及，也是尼罗河的化身。

为使尼罗河的泥浆能够滋养每一寸土地，开挖河道并对其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清理是必不可少的。严苛的管理机制控制着对土地的耕作，也剥削了人。官员从各方面操控着大量的农民，其中一名官员曾骄傲地指出作为管理者的功绩（Papyrus Lansing
，7）：“未受过教育的人等同于驴，充当运输工具，会写字的人则操控、驱赶着这些具有耐心的动物。”劳作和服从，就是农民的任务。“没有人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名高官在指挥时如是说（Papyrus Tebtunis
，703，第230～232行）。

越是规划得有条不紊，能被尼罗河的泥浆滋养的区域便越广阔。国家的收成以及最终国王的收益都依赖于此，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归国王所有。埃及的农民开垦土地，国王在每一寸土地上都能得到收成。这些收成（尤其是粮食），最终由统治者以毫无竞争力的低价推向世界市场。

恺撒自称从高卢征税4000万赛斯特斯（Sueton，Caesar
25，1）。在埃及，托勒密十二世时期的统治者（见第二章）每年能征收12500～14000塔兰特的税（Cicero，据Strabo 17，1，13），这几乎是恺撒所征得税额的八倍［1塔兰特=6000德拉赫马（Drachmen）≈6000第纳尔（Denaren）=24000赛斯特斯（Sesterzen）］。

后期由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执政的王朝，从建立到壮大历经三代国王，历时一百余年。托勒密一世［索特（Soter），人称“救主”］为拉古斯（Lagos）之子，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建立了新王朝（公元前323～前283年）；托勒密二世（人称“与姐姐恋爱的人”），壮大了王国（公元前283～前246年）；在托勒密三世［奥厄葛提斯（Euergetes），人称“施主一世”］的统治下，托勒密王朝达到鼎盛（公元前246～前221年）。

对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之间的龃龉，托勒密王朝长期以来都置身事外。不过，到了公元前2世纪，这种情况已不能继续维持。从托勒密六世［菲洛梅托（Philometor），人称“笃爱母亲的人”，公元前180～前145年］开始，埃及就已成为古罗马的“客人”。并且，此后每一位皇位继任者都极有可能为了埃及能成为“古罗马人民的朋友和盟友”而努力。对于古罗马人来说，这个国家的财富便是其干涉埃及内部利益的充分理由，而托勒密王朝显然想阻止这样的局面形成。《马加比一书》的佚名作者这样评价这个时代（此评价并非仅仅针对埃及，1. Makkabäer
8，13）：“所有受助于罗马的人，以及罗马人所希望的统治者，执行着统治；而罗马人不希望的，则由罗马人终结。”托勒密王朝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荒谬之处在于：正由于古罗马人长期直接征用埃及的财富，埃及才得以幸免，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给古罗马带来如此丰厚的“赃物”。

正如托勒密一世成功地在他建立的王朝开启新的统治，其继任者也有意凸显统治的神圣性。托勒密二世强化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王朝的狂热崇拜，尽管在后期几代国王的统治下局势渐颓，但民众对于王朝的崇拜却始终如一。托勒密二世将其去世的父亲尊为“救主”，并为他修建了一座庙。母亲死后，托勒密二世将双亲尊为“救主”。接下来，他又发起了对“姐弟神”的狂热崇拜，以此赋予他的亡妻以及他自己生年时神圣的尊荣。

这种狂热崇拜最直观、最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是“托勒密节”（Ptolemaia），这是一个盛大的民俗节日，每四年举办一次，同时彰显了统治者显赫的地位。历史上留下了关于公元前271年或公元前270年节日庆贺的记载，空前的盛况让读者叹为观止（Athenaios 196a～201f）。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集聚亚历山大港，6000人拿着画作坐在节日花车上，57000名步兵、23200名骑士和上千头牲口从观众身旁走过。1600名男孩穿着白色的节日盛装，拿着从皇家宝库中取出的华贵的全套装备：250只金壶和400只银壶，320只金制的和630只银制的冰鉴，以及300件以不同颜色绘就的乐器。这一记载的高潮是对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描绘：在一部7.70米长、4.40米宽的车上展示着一幅高4.50米的画作，画面中，酒神穿着以金线绣成的紫色长衫。180名男子拉着这部载有酒神的车，而酒神正从一个600升容量的金制酒器中分发葡萄酒。这一系列宏伟的场景最终以一顿晚宴告终，为了这顿晚宴，人们须宰杀2000头牛。而上演这一幕幕场景的舞台，便是这个王国的都城：亚历山大港。

图1 亚历山大港

一名公元前1世纪50年代的参观者写道：亚历山大港的美丽、辽阔、富裕、舒适和奢华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Diodor 17，52，5）。有什么能比一个发脾气的小男孩写给父亲的信更好地表达人们对于一览这座“城中之王”的渴望呢？他稚嫩的语言毫不影响对愤怒的表达（Joachim Hengstl，Griechische Papyri aus Ägypten，München 1978，Nr.82）：“你没有带我一同去‘城里’，这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你不带我去亚历山大港，我将不再给你写信，不再与你说话，也不再祝你身体健康；如果你去亚历山大港，我将不再牵你的手，不再问候你。如果你不带我去的话，我真的会这样做！”

就连罗马——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权力中心，在文明和文化方面都逊色于亚历山大港。当罗马还在盛行砖瓦结构时，用大理石建造的华丽的埃及官邸即已引人注目。宏伟的寺庙、宫殿、石柱长廊、雕塑和喷泉围绕着30米宽、相互交错的两条街道。近1.5公里长的海波塔斯塔堤翁（Heptastadion）石坝连接着陆地和法罗斯岛（Pharos），岛上伫立着130米高的同名灯塔，这是亚历山大港的标志（见图1），被当时的人誉为世界奇迹，同样享有盛名的是博学园（Mouseion）中托勒密王朝耗时两世纪构建的宏大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通过近五十万卷莎草纸文本承载着古典时期的文献。由此，亚历山大港在知识方面也超越了其他世界名城。除了图书馆之外，这座城市还拥有最好的科学学院、天文台、植物园和动物园，这吸引了当时最为杰出的学者。许多学生因仰慕这些学者而来到此地，菲罗塔斯（Philotas）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普鲁塔克（Plutarch，见第十章）家族的朋友，在亚历山大港学习医学。

亚历山大港与数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著名人物都有关联：欧几里得在这里写出了有关基础数学的著作；阿利斯塔克发现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克特西比乌斯研究气压，研制出压缩空气的弩炮；赫洛菲洛斯解剖了人类尸体并对神经系统进行检查；埃拉托色尼测算了地球的周长。在亚历山大港，人们将伟大的古希腊作品汇集在一起，并精心进行了编辑。

国王的宫殿和花园坐落于亚历山大港的海边，拥有自己的港口，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宫殿建筑群越来越深入城市；最初它只占城市面积的五分之一，最终扩大到三分之一。富丽堂皇的建筑、豪华贵气的陈设和郁郁葱葱的公园被认为是王权的缩影。托勒密的墓地在亚历山大的墓地附近，让人们对这位世界前统治者的记忆得以延续。

还有另一个地方名为亚历山大，即克诺珀斯（Kanopos）郊区，在一条穿过居民区的水渠尽头。它原本是萨拉匹斯神的圣地，但实际上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娱乐胜地，想要玩乐和纵情享受的人纷纷前往克诺珀斯。那里有美食餐厅和妓院，可以提供各种口味和价位的食物和服务。在这里，富人以惊人的价格选取他们的女舞伴和男伴，恺撒也是如此，据说他拒绝向监察官透露这些巨款的数额（Sueton，Caesar
47）。从大舞台到庸俗的巡回表演，这里处处有舞蹈，处处有演出。不知道克诺珀斯的人就不了解生活！没有去过亚历山大的人对这个伟大世界的欢乐就一无所知！

第二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出生于公元前69年底，是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女儿。人们称托勒密十二世为“吹笛者”，因为他热衷于用长笛为合唱队伴奏。

埃及统治者名后的编号是现代才加上的，因此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编号存在误差。经研究，托勒密·尼奥斯（“笃爱父亲的人”，公元前145～前144年）因成为其父亲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0～前145年）的继任者而为人熟知，并冠以托勒密七世的名号；此后，托勒密王朝的编号基本标准化。然而，就在最近，托勒密七世这个说法再次受到质疑，并已致使一些研究者重新对托勒密王朝的执政者进行编号。但即使在更早的研究中，也有足够多的名字与在这里使用的不同，这些命名也涉及克利奥帕特拉的兄弟和孩子们。如果算上她的父亲（本文就是如此），即托勒密十二世，那么她的大弟是托勒密十三世、二弟是托勒密十四世，她的儿子恺撒里昂是十五世。在对女性统治者进行编号时，也有类似差别。

我们对克利奥帕特拉的童年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日常的和称王前的预兆——这本是体现伟人价值的独特现象。在这方面，罗马人对记忆的毁灭，也就是对记忆的根除，是彻底的。我们不知道谁是她的母亲，也不知道谁是后来出生的兄弟姐妹的母亲。据推测（仅仅是推测），即使这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托勒密十二世和一位来自“顶级”圈子的埃及女子结婚，她来自孟菲斯的大祭司家庭，其家庭成员喜欢将自己描述为“埃及的大贵族”。

克利奥帕特拉可能就是在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婚外关系，但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合法）中登场的。这样的出身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事实：克利奥帕特拉不仅能说一口完美的希腊语，而且与在她之前登上王位的人不同的是，她还会说流利的埃及语，这是她的“母”语。我们可能会在稍晚时期的犹太预言家语录中找到她埃及出身的后续影响，语录中提到的克利奥帕特拉的死亡并非与亚历山大港这个希腊的焦点相关，而是与孟菲斯这个埃及的缩影相关（Oracula Sibyllina
5，16-18=12，20-22）。

普鲁塔克的家族中流传着关于克利奥帕特拉宫廷事务的口头传说，他写道（Antonius 27，4）：此外，克利奥帕特拉还善于用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米底亚人、帕提亚人，甚至是阿拉伯海湾上的穴居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普鲁塔克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描述，我们勾画出这位埃及女统治者的形象，但与其他罗马作者笔下的形象大相径庭（见第十三章）。也许这才是女王本人的真面目，而为爱痴狂的女人形象是夸张描写。

在克利奥帕特拉去世后的两个世纪里，希腊东部的人写了许多关于她的文学作品，这意味着人们对她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就算以她的口吻写一本美妆方面的书也不足为奇；同时，她也被认为是测量、重力、铸币、妇科和炼金术等方面相关著作的作者。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在写下克利奥帕特拉和哲学家之间一段虚构的对话时，把她定为主角。在10世纪，阿拉伯作家阿尔马苏迪（Al-Masudi）将她描述为最后一位重要的希腊统治者［《淘金书》（Les prairies d’or
），hrsg. v. Charles Pellat，Paris 1962/65，Kap. 27］：“她是一位精通科学的统治者；由于热爱哲学，她把思想家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她是医学、巫术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著作的作者。”克利奥帕特拉不仅在科学上积极参与，还被认为是工程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按照公元4世纪罗马史学家马塞林（Marcellinus）的说法，她是法罗斯灯塔的建造者（22，16，9），尽管他推算的这座建筑的落成时间比实际晚了200多年。

埃及女王长什么样？铸币上展示的是怎样的形象？克利奥帕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第一个将自己的名字和肖像铸刻在货币上的女性。我们总共确认了两种类型的肖像，根据造币地点的不同，分别叫作亚历山大式和叙利亚—罗马式。

亚历山大式（见图2a）确定起源于埃及政府执政的头几年，当时埃及女王最多只有20岁。这个肖像保留了多年，并没有随着女王年龄的增长而进行大的调整，这种做法对于古希腊铸币上的肖像来说并不罕见。一幅肖像和它被创作的时间间隔越大，与现实不符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艺术家努力使它接近现实。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亚历山大式铸币的肖像在后期会因过于年轻而显得被美化了。

相比之下，叙利亚—罗马式（见图2b）是在公元前36年前后出现的。这位女法老的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得更加刚毅。与此同时，罗马铸币模的工艺也起了作用，工人们有意识地严格塑造面部特征。因此，比起青春，叙利亚—罗马式铸币的肖像强调的是克利奥帕特拉的年龄。

在亚历山大式铸币上，克利奥帕特拉除了绑着王冠发带之外，只戴着一条项链或耳朵上的一颗珍珠，没有其他珠宝。叙利亚—罗马式铸币上的女王戴着王冠和用珍珠装饰的发网。她有时会在肩上披一件华丽的披风，披风的两角装饰有连接着几条珍珠链的硕大的搭扣。

图2 铸币上克利奥帕特拉的肖像

两种肖像皆受上述条件的影响，和相机拍的照片存有偏差。现在（男）人们应避免评论克利奥帕特拉是否漂亮。“她的美貌本身并非无与伦比，不可能仅仅被她的外表所吸引，”普鲁塔克（Antonius
27）说，“然而在谈话中，她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说话的魔力，她整个人精神上的优雅，使她的魅力犹如一根刺，深深地刺进了灵魂。”那时候，显然只有少数女性懂得如何聪慧地与人交谈。她的演讲，她闲聊时透出的幽默，她的智慧和表演才能提升了她的吸引力和女性魅力。“倾听她的声音也是一种享受，”普鲁塔克继续说，“她的舌头像一把万能的古琴；因为她精通的每一种语言都同样完美。”

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曾开过20世纪一些人的玩笑，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恺撒的脚是扁平足，卡斯特纳夸大了这一点。除了这类讽刺之外，一些研究者还根据铸币上的肖像刻画克利奥帕特的病态形象和性格，并根据她的祖先计算她马其顿、波斯和希腊血统的比例，并根据这些血统占比合成她的性格特征。

克利奥帕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由于亚历山大港内乱而不得不逃离埃及。他去罗马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在罗马军队的支援下返回亚历山大港。公元前59年，他通过向恺撒和庞培支付巨额货币得到认可，据说，托勒密十二世曾许诺支付他们两人6000塔兰特。因此，在经历了由恺撒引起的漫长的国内政治纷争之后，元老院与罗马公民做出了令人难忘的决议，宣布放弃对埃及的吞并，并将托勒密十二世视为“罗马人民的盟友和朋友”。克利奥帕特拉曾陪同父亲前往罗马，当在雅典时，雅典人对“努比亚国王的11岁女儿”赞赏有加，她当时刚为已故的乳母竖立了纪念碑［Inscriptiones Graecae
33，1309=Adolf Wilhelm，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orientales
2，2，1934（Mélanges Bidez），1007］。根据年龄推算，这可能说的就是克利奥帕特拉。

托勒密不得不逃离亚历山大港，一些亚历山大人希望他已经死了。当奥勒忒斯在罗马的消息传到埃及后，亚历山大港派了近100人前往罗马，针对奥勒忒斯的指控为亚历山大人辩护，同时对这位国王提出控诉。奥勒忒斯通过杀戮、恐吓或贿赂其中部分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在罗马，这桩丑闻的规模也被认为是非比寻常的，所以元老院对此进行了调查，然而，由于大量的贿赂，调查再次无果而终。但最后老天给出了回应：一道闪电击中了位于阿尔班山上的朱庇特雕像，这被认为是众神不满的表现。

另外，有一则神谕同时在罗马广为流传（Cassius Dio 39，15，2）：“当埃及国王来请求帮助时，你不应该拒绝他的友谊；但你不能出兵支援他，否则你会受尽艰难险阻。”当罗马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奥勒忒斯应该由庞培还是其他统帅带回埃及时，奥勒忒斯去了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在这里，他希望能够说服总督加比尼乌斯（Gabinius），（同样通过钱）把他带回亚历山大。

他的大女儿贝列尼凯（Berenike）此时正坐在王位上寻找一名合适的丈夫。第一位候选人是托勒密家族的成员，自公元前75年起就在罗马，是奥勒忒斯的表亲。在罗马，有人支持贝列尼凯和他成亲，但他在此事结束前就去世了。

下一位候选人是另一个继任竞争者塞琉西家族的成员，即腓力二世，最后一个塞琉西统治者腓力一世的儿子，被庞培赶下了王位。罗马的叙利亚总督加比尼乌斯反对这桩婚事，因为这侵犯了罗马的利益。对这个年轻人来说，罗马人的否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再下一位候选人终于成为贝列尼凯的丈夫，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据说他也是塞琉西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有失教养的举止。亚历山大港人称他为“咸鱼商贩”，几天后贝列尼凯就将他杀害了。

当叙利亚总督加比尼乌斯准备帮助奥勒忒斯恢复在亚历山大港的统治时，贝列尼凯正在寻觅她的“第四号”丈夫候选人，并发现了阿基劳斯（Archelaos），他是安东尼的老朋友，冒充为本都的米特里达梯斯之子。阿基劳斯和奥勒忒斯都曾用巨额财富贿赂过加比尼乌斯，而后者是两者中比较成功的。亚历山大港最终在公元前55年被加比尼乌斯征服，他的追随者中就有时年27岁的安东尼。他在突袭中拿下了贝鲁西亚，从而影响了贝列尼凯的命运。当然也多亏了他，奥勒忒斯才将他的对手，尤其是亚历山大港人的报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奥勒忒斯杀死了他的女儿贝列尼凯和一些富有的亚历山大港人，因为他再次急需要钱。他任命罗马主债权人拉比里乌斯（Rabirius）为财务大臣，并以财产受托人的身份又执政了四年。

据说在亚历山大港，安东尼看到一个14岁的女孩，她将在未来改变他的命运。正如阿庇安（Appian）所写（Bürgerkriege
5，8）的，安东尼当时就被克利奥帕特拉的美貌所打动。古代的人们也喜欢用这种方式编织爱情故事。

第三章 皇位之争

克利奥帕特拉终年39岁，统治了将近22年。她父亲有五个孩子，他们在追求政治目标和权力时都表现出个人的勇气、毅力和坚韧。这些孩子都不是自然死亡的。最年长的贝列尼凯在她父亲被流放期间担任统治者，并在父亲回国后被处决。当奥勒忒斯在公元前51年2月或3月去世时，还有四个孩子活着，即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时年18岁）、阿西诺伊四世（时年约15岁）、托勒密十三世（时年10岁）和托勒密十四世（时年8岁）。

这位“吹笛者”留下了一份遗嘱，将备份分别存放在罗马的庞培和亚历山大港，并将王位分给了他的长女和长子。他一本正经地以神的名义以及神与他签订的契约向罗马人施压，以保证他的孩子继承王位（Caesar，Bürgerkrieg
3，108，3）。罗马将军加比尼乌斯为奥列忒斯的两个孩子加冕。分享统治权的决定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忽视克利奥帕特拉是不合理的，但也不应该让一个女人独自统治。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三世按照那个时代的习俗结婚了。在贵族家庭中，人们往往渴望门当户对的婚姻，托勒密王朝也是如此。唯一合适的妻子人选只能是王室公主，甚至是国王的女儿。另一种选择是兄弟姐妹相互结婚（参见第一章托勒密二世的别称），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也这样做了。

克利奥帕特拉称自己为“父亲的情人”，为的是连上她父亲的外交政策战线，并与姐姐贝列尼凯的目标划清界限。当然，也出于宣扬自己的意图，克利奥帕特拉将她执政的第一年与她已故的父亲执政的第三十年相提并论，官方记载其执政日期开始于公元前52年9月5日。她所戴的埃及王冠，是最古老的王冠之一。

当克利奥帕特拉登上王位时，托勒密王朝似乎走到了尽头。叙利亚、昔兰尼和塞浦路斯等重要领土失守。当“吹笛者”沦为罗马人的仆人时，王室的尊严降到了最低点。埃及几乎成了罗马的一个省。然而，克利奥帕特拉做了处于同样地位的男性统治者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她在与罗马将军的对抗中，使埃及保持了独立。

然而，亚历山大港人首先看到的是王室子女间的又一次较量，这在他们一起登上王位后即开始了。公元前51年，也就是他们共同执政的第一年，在底比斯南部的荷蒙蒂斯（Hermonthis），布希斯神牛死去了，人们用它来敬拜太阳神活着的灵魂。布希尤姆（Bucheum）的铭文记录了公元前51年3月22日引入了一头新牛，并进行了难以从字面理解的公式化登记，文中提到公牛是国王自己引来的（Robert Mond-Oliver H. Myers，The Bucheum，London 1934，Bd. 2 Nr. 13）。接下来的句子是：“女王，这两地（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女主人，爱父的女神，在底比斯和荷蒙蒂斯的居民以及祭司面前，与皇家巨轮一起在阿蒙神的船（公牛）中划着桨。”这意味着克利奥帕特拉与她的前任者不同，她参加了仪式，并且已经将她的弟弟赶出了官方的统治范围，因为他甚至没有被提及。

类似情景出现在下埃及的法尤姆（Fayum）地区的石碑铭文中，日期为公元前51年7月2日（Etienne Bernand，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du Fayoum，vol. 3，Cairo 1981，205；见图3）。当地的伊希斯神殿（位于诺菲里斯）的首领和大祭司欧诺弗里斯（Onnophris）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纪念爱父女神克利奥帕特拉女王”，但没有提到她弟弟的名字。石碑上的浮雕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向正在哺育荷鲁斯的伊希斯献祭。

图3 克利奥帕特拉石碑

在这对执政夫妇登基后，加比尼乌斯留下了一支“罗马”军队，即“加比尼亚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坚守此地并驻扎在亚历山大港附近。这些士兵与不同国籍的女人结婚，从而表明他们愿意留在当地。当叙利亚总督M.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卢斯（M. Calpurnius Bibulus）派他的两个儿子去埃及把军队带回叙利亚战场时，他们就被杀害了。克利奥帕特拉无法保护罗马人，并把凶手送到总督那里接受惩罚。

可以说，这是克利奥帕特拉上位后做出的第一个为人熟知的政治决策，表明她渴望与罗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后来对杀人犯的引渡导致加比尼亚人站在托勒密十三世一边。

在执政的第三年，从公元前50年9月5日到公元前49年9月3日，克利奥帕特拉事实上的独立统治结束了。托勒密十三世的谋士们成功地帮他争取了他应得的执政权，因此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奥勒忒斯的两个孩子实现了联合统治。托勒密十三世身边的重要职位是由国王的三名谋士担任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太监波提诺斯（Potheinos），他掌管着国家的行政和财政事务，是年轻的国王的保护人。另外两位是这位统治者的教仆和演讲老师，俄西斯的西奥多图斯（Theodotos）和三军统帅阿奇利亚斯（Achillas）。

托勒密十二世是在马格努斯·庞培的努力下登上王位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卢斯也是他的追随者之一，因此马格努斯的儿子格奈乌斯·庞培在公元前49年春夏之际来到亚历山大港时得到了帮助。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三世为他提供了60艘船、金钱、粮食和500名加比尼亚人。根据这一事件，普鲁塔克认为克利奥帕特拉与庞培之子有过一段风流韵事（Antonius
25）。

可能就在当年，也就是公元前49年仲夏，克利奥帕特拉受到弟弟和其谋士的排挤。她最初从都城撤退到上埃及的底比斯，后来她在那儿非常受欢迎。公元前49年12月，庞培在帖撒罗尼迦召开元老院会议，承认埃及统治者为托勒密十三世，而非克利奥帕特拉。在恺撒到达埃及的前几个月，她最终被驱逐出境（Caesar，Bürgerkrieg
3，103）。

执政的前几年是出现内部纷争的几年，统治者之间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争斗。尽管年轻，但托勒密十三世——尤其是因为他的三个谋士——似乎终于在这场较量中与克利奥帕特拉平起平坐。最后，他不仅准备拿起武器对抗克利奥帕特拉，而且准备对抗恺撒——最终他死于对抗罗马人的战争中。

第四章 恺撒在埃及

公元前49年，在庞培和恺撒之间爆发战争之前，地中海世界已被掌控于两者手中。整个希腊东部都欠庞培的债，尤其是亚历山大港的这对执政夫妇，因为奥勒忒斯曾客居罗马，而加比尼乌斯曾是庞培的追随者。

这种纷争要求希腊东部的城市具有高度敏感性或好运气：一旦身陷囹圄能够及时做出正确决定的运气，而敏感性和外交技巧则能在做出错误决定时迅速与胜利者达成妥协。

公元前48年9月底，庞培在法萨路惨败后抵达亚历山大港，对于亚历山大港来说，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决定。庞培希望在亚历山大港得到帮助，因为之前克利奥帕特拉派船来支持他的追随者。但庞培同时卷入了埃及的内战，因此站在前线之列。克利奥帕特拉被赶出了这个国家，为了重新夺回王位，她在东部沙漠地区集结了阿拉伯军队。托勒密十三世离开亚历山大港，在贝鲁西亚附近扎营，并干预他姐姐的行动，阻止她回来。因此，当庞培想上岸时，他求助于托勒密十三世和他的谋士——因为这个13岁少年的政治决策主要是由谋士波塞诺斯、西奥多图斯和阿奇利亚斯做出的。也许卢坎（Lucan）正确地还原了这三人的想法（Pharsalia
，475-535）：接纳庞培意味着与恺撒为敌。他们把赌注押在胜者恺撒身上，并希望杀死战败者庞培。“死人是不会咬人的”是他们的口号（Plutarch，Pompeius
77）。谋杀庞培让托勒密十三世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像该隐和犹大那样。

三天后，也就是公元前48年10月1日，恺撒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他要在那里待上半年多。结束与庞培的争斗后，他直接引爆了埃及内战；然而，并没有像埃及大臣们期望的那样，对他的敌人被谋杀做出回应：恺撒不仅没有表达任何感激之情，而且开始在亚历山大港树立自己的威信。作为一名好战的罗马执政官，他和侍从们一起进入城市，住进王宫，并宣布他来这里是为了遵照奥勒忒斯的遗愿结束王位之争。恺撒这一举动甚至是有合法依据的，尽管罗马的将军们没有这个依据也这样做了，只要他们认为是恰当的。奥勒忒斯把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三世的联合统治置于罗马民众的保护之下。因此，恺撒作为“国王导师”和国王的监护人，要求这两个交战的姐弟解散他们的军队，服从他的判决。

克利奥帕特拉立即表示服从，因为她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她和她的军队分开，向亚历山大港进发。普鲁塔克将她抵达皇宫描绘成一出闹剧，这的确是关于她一生的记载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城市和宫殿仍在克利奥帕特拉的对手，即她的弟弟的控制之下，因此她把自己塞进装被褥的旅行袋里，在夜里偷偷被送到恺撒的宫殿。不管这个21岁的女人那天晚上做了什么（历史学家和诗人用数百种方式对此进行了描述，不过最好还是让每个人自己去想象），她到达了宫殿，而且是安全的，她的存在迫使对手采取行动，特别是得到恺撒——这个极度好色的男人的同情，正如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42，34，3-4）描述的那样，“恺撒明显地转向这个年轻的女人”，“当时，青春美貌的克利奥帕特拉尤为迷人”。

还留在宫殿里的波塞诺斯开始行动了。虽然他把托勒密十三世带到了亚历山大港，但他没有解散军队，并设法在都城掀起一场反对恺撒的暴动，因为他要求“罗马”归还从托勒密十二世那里得到的钱。这要求恺撒立即给出许诺托勒密的3000塔兰特，即7200万赛斯特斯。这笔钱引发了他与波塞诺斯的争执，波塞诺斯逼迫恺撒离开。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越来越频繁地鼓动愤怒的市民聚集在亚历山大港的街道上，当罗马士兵落单时，聚集的本地人便会杀死他们。与此同时，波塞诺斯严重影响了罗马军队的物资供应。当他认为是时候公开进攻了，他就会开始出击。阿奇利亚斯接到命令后，要他带着军队从贝鲁西亚来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战役由此拉开序幕，这是恺撒指挥过的最引人注目的战争之一。

恺撒来到埃及是为了逮捕正在逃亡的庞培，这次行动并不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把庞培之死完全看作埃及拥护自己的行为，没有意识到埃及官员想从根本上独立于罗马的意愿。苏维托尼乌斯（Sueton）写道（Caesa
r，35），恺撒完全没有做好打一场战役的准备，只有几艘船和几个士兵可供他支配。此外，他的小型船队在“大港”安营扎寨，要想进入公海，就必须穿过洛基亚斯和灯塔之间的狭窄地带（见图1）。在尤诺斯托斯港，埃及舰队有72艘船，是地中海东部最好的船队之一。恺撒在这种情况下一如既往地火力全开。首先，他放火焚烧了埃及舰队。船上的一些仓库着火了，里面储存着两种主要的出口货物——粮食和莎草纸卷，据说有40000卷被烧毁。后来这件事被流传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着火。

然而，为了能够离开城市，上文描述的那些情形必须得到控制。当时埃及炮兵驻扎的法罗斯和洛基亚斯之巅，则必须被攻占。然而，为了在城市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恺撒需要士兵，但数量远远不够。他的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对抗的是敌方的22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想要更好地训练罗马人，或许能在野战中实现，但在巷战中不算。亚历山大港人被认为是路障高手，因为在他们迷宫般的城市街道上经常发生骚乱。

由于无法逃脱，恺撒不得不等待外界的援助。然而，不能排除庞培阵营的敌人仍然强大，甚至了解恺撒的困境后乘虚而入的可能。但这并没有发生，而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生的最简单的说法便是众人皆知的“恺撒的幸运”。

恺撒将宫殿和剧院改建为堡垒。那里有通往大港的通道，它们保卫着这个地区，因为恺撒无法控制整个城市的起义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800名士兵在防御中牺牲。在宫殿里，恺撒、克利奥帕特拉、波塞诺斯、托勒密十三世和其他王室成员生活在一种紧张的局势中，这类似于一种相互控制的软禁。在这种情况下，恺撒处决了波塞诺斯；克利奥帕特拉的妹妹阿西诺伊逃到阿奇利亚斯的营地，在那里她被册封为王后。托勒密之女和阿奇利亚斯迅速反目，后者被推翻并被杀害。恺撒随后解散了托勒密十三世的一支军队，这是一种阻止战争的尝试，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正向亚洲的密友多米提乌斯·卡维努斯（Cn. Domotius Calvinus）请求军团援助，但他们还没有赶到。

这支期待已久的军团在公元前48年12月才到来。次年2月，帕加马的米特里达梯斯率领一支由纳巴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军队穿过巴勒斯坦，绕过贝鲁西亚，到达亚历山大港。在3月25日入夜到26日，恺撒和他的军队离开了宫殿并与米特里达梯斯的军队合流。第二天，他们与托勒密十三世的军队展开战斗，托勒密十三世被打败了，并与许多士兵一起阵亡。亚历山大港投降了，埃及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在整个战争期间只能静候消息的克利奥帕特拉，很可能立即与她最小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结婚，以再次登上王位。这样，局面便完全是按照罗马的意图来安排的。阿西诺伊被送到罗马，后来被铐在恺撒的凯旋队伍中一同前行。赫提乌斯（Hirtius）写道（Der Alexandrinische Krieg
，33，4）：仅仅在登基后的几天，恺撒就离开了亚历山大港，这应该发生在4月中上旬。

所以，如果恺撒继位后和女王待在一起的话，也只有几天时间。也许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埃及女王）一起“虚度”了几天，这样的日子不多，但人们非要无时无刻不在搞政治吗？是否在所有事情面前，人们都要把感情置于政治要求之下，就像罗马充满阳刚之气的历史描述所期待的那样？

在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现代记载中，都有她与恺撒乘埃及轮船，同游尼罗河的情节。只有古代资料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卢坎在发生了这些事的一百多年后写道，当恺撒在一次对话中对尼罗河的源头表示好奇时，尼罗河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Pharsalia
10，192）。对罗马人来说，“寻找尼罗河的源头”是众所周知的，意味着徒劳无益的尝试。很明显，一些作者认为这个评论值得记录。根据苏维托尼乌斯在恺撒驻留亚历山大港170年后的记载，恺撒想乘坐埃及的船前往尼罗河；然而，他的军队拒绝随行，由此阻止了他带军抵达终点（Caesar
，52，1）。又过了30年，距离这些事情发生已经两个世纪了，阿庇安描绘了恺撒率领400艘船在尼罗河上组成舰队的画面（Bürgerkriege
2，378）。在埃及的阳光下开启这样的爱情之旅可能很浪漫，但这可能从未发生过。

当他离开的时候，恺撒在亚历山大港留下了鲁菲努斯（Rufinus）率领的三个军团，以巩固在那里的战果，后来他又加派了一个军团。托勒密十三世的谋士波塞诺斯、西奥多图斯和阿奇利亚斯无一生还。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军队的庇护下很安全，然而罗马军队也负责制约她的行动。

恺撒通过陆路抵达叙利亚，并登上一艘船前往塔索斯。同年8月2日，他已在本都（Pontus）的塞拉（Zela）附近的战斗中击败了帕尔纳克（Pharnakes），即博斯普鲁斯王国和庞培家族的国王。在那里，恺撒向罗马送去了广为流传的名句——出处是希腊谚语——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veni，vidi，vici）。而事实上，漫长的战斗过程恰恰可以证明他文辞优雅又懂得宣传技巧。

恺撒于公元前47年4月初离开埃及，克利奥帕特拉在9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托勒密·恺撒（恺撒里昂）。一篇用埃及人的文字写的铭文将公元前47年9月6日称为“伊希斯的节日，是恺撒国王（恺撒里昂）的生日”（Heinrich Brugsch，Thesaurus Inscriptionum Aegyptiacarum，5th Abt.，Leipzig 1891，889）。这种并列可能是后来虚构的。既然克利奥帕特拉被尊为女神伊希斯，那么她让自己的儿子在这一天出生即是合理的；如果这天真的是其生日，那就更好了。恺撒里昂父亲的身份一直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质疑，但大多数古代作家都没有这样的疑问。

第五章 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

当恺撒在公元前46年秋回到罗马时，他庆祝了征服四国（高卢、本都、利比亚和埃及）的胜利。有两人与胜利的游行队伍同行，分别代表着埃及的过去和未来，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代表过去的是阿西诺伊，她和托勒密十三世一起战败，阿西诺伊是第一位在罗马以囚犯身份示众的王后。代表未来的是一个小男孩——毛里塔尼亚的尤巴（Juba），他后来娶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女儿。克利奥帕特拉没有出席这次胜利游行，但她在恺撒的邀请下于稍晚时抵达罗马，官方目的是促成罗马和埃及的联盟。她住在台伯河对岸的恺撒花园。陪同她的是同为国王的丈夫，也就是她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还有她的儿子恺撒里昂和一大批随从。在她到达罗马后不久，恺撒就前往了西班牙，让她和罗马人独处了将近一年。

克利奥帕特拉向经常参加她举办的沙龙的罗马“上流社会”展示王室荣耀和财富。她举办的游园会和招待会之盛大以及宴会之豪华很快就广为流传。在其中一些场合，克利奥帕特拉最喜欢的哲学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会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并主持辩论，克利奥帕特拉也会参与；在其他的日子里，全城闻名的罗马歌手赫摩吉尼斯（Hermogenes，“散发着油膏气味的人”）会登场并招待客人。

人们直接称克利奥帕特拉为女王，并不连名带姓。公元前44年6月，当克里奥帕特拉不再处于危险之中时，西塞罗写道：“我恨女王。”（Briefe an Atticus
15，15）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即使答应从亚历山大港买一些珍本书籍，女王也没能像说服其他人那样赢得西塞罗的心。不过，西塞罗至少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克利奥帕特拉对文学的兴趣。

恺撒于公元前45年10月返乡后，向女王献礼。他为克利奥帕特拉建了一座金制雕像，是罗马的维纳斯女神——阿弗洛狄忒的化身，被置于恺撒广场上新建的维纳斯神庙（维纳斯族谱神庙），她被认为是恺撒家族的守护女神。此外，恺撒承认恺撒里昂为他的儿子，尽管这在罗马的法律中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按照罗马的继承法，只有合法婚姻出生的孩子才被考虑选为继承人。

克利奥帕特拉和恺撒在罗马相聚的6个月里，气氛无疑是很特别的。恺撒和妻子卡尔普尼亚（Calpurnia）住在他的官邸里，而他的情妇住在别墅里，离官邸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恺撒毫不掩饰他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感情。有一封西塞罗写给他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的信，在信中，他几乎逐字逐句地描绘了这些，可惜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Briefe An Atticus
14，20）。因此，以下句子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我对特尔图拉（Tertulla）的流产感到遗憾，因为卡西乌斯（Cassius）这样的男人一样有必要像布鲁图斯（Brutus）这样的男人一样去‘播种’。我希望关于女王和恺撒的消息（是真的）。”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而且都是关于流产的，那就意味着克利奥帕特拉有可能又怀上了恺撒的孩子，但最终流产了。

恺撒开始将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罗马即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也意味着他在世时被当作神来崇拜。在恺撒看来，克利奥帕特拉女神是否应该在这个新的帝国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遗嘱是指定屋大维为主要继承人，这符合罗马的传统。人们不应该期望非罗马人，比如克利奥帕特拉或他们的儿子恺撒里昂会被考虑作为继承者。

在这段时间里，克利奥帕特拉的期望不得而知，很多人不清楚她是否认为自己是这个新帝国除了恺撒这个神之外的女王，以及是否把他们共同的孩子恺撒里昂，也是恺撒唯一的亲生儿子，作为他未来的继承人。或许她在小范围内表达过这种想法，或许这种心理游戏影响了公元前44年3月刺杀恺撒的凶手的决定，或者一切都不是这样的。

就在恺撒遇刺几天后，克利奥帕特拉逃离罗马，沿着尼罗河返回了家乡。

第六章 内战以及台伯河畔的宣传

恺撒死后，罗马内战的主要角色由安东尼和屋大维扮演。本书统一用“屋大维”这个名字，他自称的C.尤利乌斯·恺撒以及后来改过的名字在本书中都不会出现，这样能更容易地将他和他的养父恺撒大帝以及恺撒之子恺撒里昂区分开来。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认为屋大维是对他本人的轻蔑称呼。

如果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Agrippa）在阿克提姆战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内战认为是罗马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那也是因为胜利者对这个事件重新进行了诠释。毕竟，胜利者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精雕细琢地书写他们的胜利。这并不意味着屋大维的说法就一定是完全失真的，但怀疑他的宫廷诗人和宫廷历史学家人为地、艺术化地描绘这些画面却是非常合理的。

为了激励自己的追随者并使对手的追随者泄气，甚至促使对方阵营的人叛变，一种早期的公共宣传形式应运而生，这很快就变成了纯粹的个人诽谤。宣传册以书信的形式出现，并逐渐成为媒介。虽然屋大维和他的党徒最终成功地蛊惑人心，而且不只有古代文献这样记载，但是在舆论贬低中，安东尼的角色并没有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完全消失。这两位主角之间的竞争很快就呈现了更具体的形式；在他们纠缠的过程中，女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扮演了重要的，且很快成为中心的角色。

如果去探究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这些纷争的根源，则需要不断地回到他们冲突的初始阶段，即从公元前44年5月中旬到公元前43年11月建立的后三头同盟时期。恺撒死后不久，屋大维来到罗马，他必须仔细观察安东尼是如何尽其所能地给他设绊脚石的。安东尼试图阻止屋大维继位恺撒，拒绝向继承人支付已故独裁官的遗嘱所规定的款项，并反对屋大维成为护民官候选人。然而，由于双方当时都试图向公众隐瞒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只能暗中较劲儿。军队迫使双方表面上达成了和解。

公元前44年10月初，安东尼指责屋大维雇用刺客，双方的敌意再次升级。大马士革的尼古劳斯（Nikolaos）——可以参考后来的奥古斯都（屋大维）回忆录——详细描述了所谓的袭击，尽管文字可能是偏向于屋大维一方来渲染的（Leben des Augustus
30-31）。现任执政官安东尼逮捕了一些士兵，并公开宣布他们是被派来刺杀他的；他隐晦地宣告屋大维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之后，安东尼的亲信们急忙赶到执政官的住所集结军队。下午，屋大维知道了企图谋杀的事。因为他认为杀害恺撒的凶手是始作俑者，便给安东尼送了口信，并提出在他床边看守。安东尼不仅拒绝屋大维进入自己的房子，而且以屋大维是袭击的始作俑者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拒绝是合理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并传到了屋大维信使的耳中，他立即向主人报告了情况。屋大维立刻明白了这项指控对他的影响。他和几个亲信商量了一下，亲信们建议他立即离开罗马，直到事情得到调查为止。如果假设正确的话，他可能会被判为罪人，但他还是留在了都城。

第二天，屋大维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与此同时，安东尼也召见亲信寻求建议，他说他知道屋大维正在发动袭击。一个雇来的刺客泄露了这个阴谋，他的同谋被逮捕了。亲信们想见犯人，安东尼表示了拒绝，他认为这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早就招供了，之后便转移了话题。由于没有证据，亲信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安东尼解雇了他们，并在几天后的10月9日出发前往布仑地苏门（今称“布林迪西”）。

这件事似乎就由安东尼来做决定了，同谋者们无人知晓。屋大维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发怒了，或者说被激怒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到安东尼的攻击上。这在他向恺撒的老兵们控诉时达到了高潮，他说：“我的父亲是多么不公正地死去，人们居然对他‘施行了’谋杀。”（Nikolaos von Damaskos，Leben des Augustus
31）。从那时起，这些指控就再没消停过。

在古代，这种争论永远得不到澄清；即便是现代，谁在谋杀中获利、谁的谋杀能获利这种讨论也会陷入僵局。这是罗马军团、意大利乃至整个国家斗争的前奏。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双方都试图赢得公众的支持，都使出浑身解数。每个人都尽力贬低和诽谤对手。对于所有这些指控，至关重要的是公众能把双方各自的指控想象成真实的，并在脑海中留下烙印。

虽然古代历史学家不给我们展现关于双方指控的客观场面，但对于宣传斗争有一个公正的来源。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41年或公元前40年冬天，在贝鲁西亚（今称佩鲁贾）附近，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支持者，特别是他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和弟弟卢修斯（Lucius）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在这场围攻中，双方都使用了弩炮，在拉丁语中被称为龟头（glans），这种称谓和其酷似阳具的形状已经表明双方借用词语来互相辱骂。

在这些弩炮中，军队侵略和性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虽然敌人通过“性”词语攻击所造成的侮辱也是一种“高级”的宣传形式，但在士兵日常的单调语言中，这一切都维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他们重复地说peto（我在寻找）这个词，以表明他们要找准攻击目标。于是，当屋大维的臀部被当成攻击目标时，为了以牙还牙，屋大维的士兵们朝富尔维娅的阴部攻击。一种特别的讽刺手法是，有些石弹上刻有“屋大维娅”（“屋大维”的阴性写法）这个女名。这表明了在任何人格污蔑中都不会缺席的东西：对同性恋的谴责，尤其是对被动的、某种程度上女性化的那一方，即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的被动部分的指控。或许正是随着两派之争愈演愈烈，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纷争才很快成为焦点。

第七章 尼罗河畔的日常执政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埃及。克利奥帕特拉离开罗马后，带着她的弟弟、共同摄政的托勒密十四世回到亚历山大港。公元前44年7月26日，在一份奥克西林库斯的文件上记录了这两个名字（Papyrus Oxyrhynchus
14，1629）。不久之后，托勒密十四世去世了。在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Jüdische Altertümer
15，39）看来，是女王毒害了自己的丈夫。约瑟夫斯一直对克利奥帕特拉愤恨不已，他继承了希律王对这个埃及女人的仇恨。

按照埃及传统，为了确保在她身边的男性统治者的继承权，克利奥帕特拉在托勒密十四世去世后，将她与恺撒所生的儿子（见第四章）以托勒密十五世的名号加冕。在丹德拉神庙里有一个女王的巨大雕像，其形象是哈托尔女神，旁边那个男孩则是法老恺撒里昂。此时，一位来自法尤姆的希腊人将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恺撒的石碑奉献给鳄鱼神，他称鳄鱼神为这位小国王的曾祖父（Etienne Bernand，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du Fayoum，Bd. 1，Leiden 1975，14）。

回来后，克利奥帕特拉的任务就是解决她在罗马期间埃及出现的困难。尼罗河的水道放任不管，没有清理掉淤泥，这导致公元前44年或公元前43年收成的急剧下降，并发生了饥荒。除了饥荒，还有几乎不可避免的疾病。亚历山大港的医生狄奥斯库里得·帕卡斯（Diskurides Phakas）详细描述了猖獗一时的流行病的症状：淋巴结化脓并出现可怖的黑色斑块。此即为当时席卷了这个国家许多地区的腺鼠疫。

当地官员在没有亚历山大港政府协助的情况下解决了一些问题。一篇可能来自那个时期的铭文这样写道（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194）：“由埃及女王，即‘笃爱父亲的女神’，和（小）托勒密，又名恺撒（里昂），即‘笃爱父亲和笃爱母亲的人’……”这块刻有铭文的石头是由底比斯的阿蒙祭司和当地官员以及城市居民竖立起来的，是为了纪念该地区的最高官员，一个叫卡利马库斯（Kallimachos）的人。据说，底比斯城在各种悲惨境遇下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而卡利马库斯对底比斯做出了贡献。即使在饥荒和流行病肆虐期间，卡利马库斯也尽一切可能减轻损失。在人们看来，他就像一颗闪亮的星和一个善良的神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此外，他还尽力确保埃及人的祭礼能够如期、有序地进行。在传统的埃及南部，这个远离亚历山大港中心的地方，埃及宗教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卡利马库斯被尊为“城市救世主”，当地人为他建了黄金和大理石雕像，放置在神庙和城市的突出位置。除了援引日期的部分，文本中没有提到埃及的统治者。这两位男女摄政王对政府事务放任不管，由于克利奥帕特拉长期不在，上埃及的官员显然完全独立行事。

但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克利奥帕特拉重组了政府，以提高土地产量。女王很快就奔忙于埃及的日常管理，而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对此只字未提，对于克利奥帕特拉，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她的丑闻。最典型的便是将她的宫廷描述成一个纵欲和娱乐的地方。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高效率的官僚机构中心，而这些内容却不被提及。

只有少数的莎草纸卷和铭文记录了有关税收制度、法律、亚历山大港人口和官员的信息，以及收成好坏的消息。

一篇注明日期为公元前41年4月13日，即克利奥帕特拉继位的第十一年的铭文写道：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五世颁布了法令（Gustave Lefebvre，Le dernier decredes Lagides，Melanges Holleaux，Paris 1913，103-108）。这个法令的实施——仍然与饥荒有关——是为了确认那些在都城以外从事农业劳动的亚历山大港人的特权。地方政府曾试图让这些人劳动和纳税，而作为亚历山港的居民，他们本无须纳税。公元前41年3月，一些被迫纳税的亚历山大港人组成代表团，向女王提出申诉。一个月后，她做出决定：“‘爱父之神’克利奥帕特拉女王，还有同被称为恺撒（里昂）的‘爱父爱母之神’托勒密国王，向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地区的谋士问好！请将此法令和王室文书翻译成希腊文和当地语言，公布于都城和地方上最重要的区域，并按我们的命令安排一切事情！祝好！公元前41年4月13日。”

那些来自城市（亚历山大港），在普罗索皮斯和布巴斯提斯区务农的人于法莫诺斯月（pharmenoth）

[1]

的第15日（3月15日）会面时因反对十个地区（下埃及）的请愿而提出：

地方官员违背我们的意愿和统一下达的命令，即任何人都不可以要求他们（亚历山大港人）做超出其义务范围的事，比如向统治者纳税，然而他们（地方官员）却无视法律，规定亚历山大港人与地方及农村人履行同等的义务，这并不合适。我们（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五世）非常愤怒，认为应该就整起事件发布一个普遍的、通行的政令，我们决定：所有来自这个城市（亚历山大港）、在周围地区务农的人，不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向统治者额外纳税，也无须在紧急情况下纳税，比如地方时不时提出的特殊理由，他们的货物不能被上贡，也不能要求他们上缴新的税。一旦为种植谷物或葡萄的土地缴纳了他们所要求的税，无论是货物税还是货币税，这些土地在过去经常被纳入皇室的国库，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为其他事情而烦恼了，尽管没有任何借口。请确保我们这样做，并依照法律公开这篇文章！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托勒密统治者颁布的最后一道政令。

克利奥帕特拉在稳固国内局势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正在罗马爆发的恺撒谋杀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内战。公元前44年3月，安东尼作为执政官，成为罗马事实上唯一的统治者。将塞浦路斯划分给托勒密王朝是涉及希腊东部的众多规定之一，这可能被认为是恺撒提出的一项措施。在克利奥帕特拉的统治下，她的妹妹阿西诺伊正式成为该岛的统治者——她在公元前46年恺撒的胜利中获得了自由。显然，她在罗马很受欢迎，公元前44年，作为托勒密王朝的一员，一些人认为她可与克利奥帕特拉相抗衡，尤其在克利奥帕特拉名义上的丈夫、其弟托勒密十四世蹊跷而死的时候。

克利奥帕特拉也许对这位新的王室对手的出现不太高兴，于是便寻求机会对阿西诺伊采取行动，一年之后，她找到了机会。公元前43年春天，局势日益动荡的消息从西部传到东部，克利奥帕特拉派塞拉皮翁（Serapion）率领舰队前往塞浦路斯。舰队指挥官后来将这些船只提供给恺撒的刺杀者卡西乌斯（Cassius）。塞拉皮翁的任务原本是把阿西诺伊赶走，也可能是要逮捕并杀死她。然而，阿西诺伊设法逃脱了。由于恺撒的杀手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最初在东部行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没有逃到意大利，而是逃到小亚细亚海岸，以便为罗马人服务。在米利都，她上岸了。当地的阿尔忒弥斯祭司相信她不久之后能在亚历山大港复位并盛情款待了她。但是刺杀恺撒的凶手们的希望破灭了，随着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和解，历史最终围绕着他俩展开，阿西诺伊的命运注定如此。

公元前43年年中，克利奥帕特拉重新获得了塞浦路斯的控制权。在这段时间里，她让人铸造的货币背面刻有岛屿的名字，正面是戴着王冠、手执权杖的女王，她将一个婴儿抱在胸前，这个婴儿就是托勒密十五世。

克利奥帕特拉在这些硬币上使用的主题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已经看过石碑上的图案。她将自己与正在为其子荷鲁斯哺乳的伊希斯相提并论。克利奥帕特拉就是伊希斯，她的儿子就是荷鲁斯。如此类比意义重大：她带我们去了上埃及的一个古老圣地。在荷蒙蒂斯，有法老的“诞生神庙”。生完孩子后，法老和妻子在这里举行庄严的仪式。除此之外，那里还有浮雕。其中一个浮雕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跪在地上，被女神包围着，上方用象形文字写着她的新名字：“太阳神之母”。在这个新生儿的上方我们可以辨认出是圣甲虫，它象征着太阳神，意味着这个孩子被认为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之神。两个牛头女神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给两个孩子喂奶：一个是荷鲁斯，另一个是年幼的恺撒里昂。理解这个场景的关键在于荷鲁斯在埃及神话中的地位。在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是埃及的国王，伊希斯是王后，他们的儿子，即年轻的王子，是荷鲁斯，注定会成为“强者”，后来在他父亲被谋杀后取代了其位置。在神话中，荷鲁斯将为他惨死的父亲复仇。两者之间的关联很清晰：恺撒里昂的父亲也死于暴力，两个儿子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因此有同样的义务。正如荷鲁斯为父亲奥西里斯报仇一样，恺撒里昂也要为他的父亲恺撒报仇。最晚从那时起，托勒密十五世就有了“笃爱父亲者”的称号。

克利奥帕特拉在埃及密切关注着罗马内战。在代恺撒执政的屋大维和安东尼介入地中海东部之前，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就决定了那里的事态。在这个地区，多拉贝拉（Dolabella）作为恺撒的支持者，赢得了埃及女王的好感。恺撒离开时留下的罗马军团，派阿利努斯（Allienus）将克利奥帕特拉带往小亚细亚，以把她交给多拉贝拉。因此，她和托勒密十五世的统治获得了认可。然而在叙利亚，军团很快就投靠了卡西乌斯。克利奥帕特拉本来要派给多拉贝拉的舰队也被暴风雨阻止了航行。公元前43年7月，这位恺撒一派的领袖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而自杀了。卡西乌斯请求得到埃及舰队的帮助，但舰队忠于职守，无视他的请求。在此期间，卡西乌斯从塞浦路斯得到了支持，这违背了克利奥帕特拉的意愿。后来，对于克利奥帕特拉以埃及的经济吃紧为由向卡西乌斯致歉一事，安东尼几乎没有责备她。

不久之后，克利奥帕特拉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出发，与安东尼和屋大维会面；然而，船只在风暴中被吹散了。卡西乌斯的一位海军将领斯泰乌斯·穆尔库斯（Staius Murcus）曾想在泰纳龙（Tainaron）上拦截克利奥帕特拉的舰队；当他得知事故发生的消息时，仍能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残骸。克利奥帕特拉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不能再和其余船只一起扬帆起航了。这时，支持恺撒的人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她的耳中。

公元前43年底，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博诺尼亚（今称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河岛上会面，讨论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他们达成协议，建立了后三头同盟，即三人共同执政（然而雷必达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计划为期五年，到公元前38年结束。最重要的目标是除掉刺杀恺撒的凶手。屋大维娶了安东尼的继女，这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

当刺杀恺撒的凶手被击败时，安东尼和据说因肠道问题在战斗中撤退的屋大维，最终于公元前42年秋天，在色雷斯的腓立比之战后获胜。安东尼的权力达到顶峰，超越了其竞争对手。他在领土分割时有选择权因而选择了东部，事实上，东部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比西部更有优势。正如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所说明的，东部可以脱离西部而存在，但协议规定，屋大维不得不重建征兵的主要地区——意大利，此地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安东尼。他当时肯定不知道自己不能使用它。

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人的纷争中做了许多表明政治立场的事，她可能在最早的时候希望儿子从中获益。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她来说向胜利者解释她做了什么并不是难事。

[1]
古埃及月份。（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第八章 与安东尼在塔索斯相遇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安东尼身材高大，蓄着漂亮的胡须，有着宽阔的前额和鹰钩鼻，这使他的脸具有绘画和雕像中赫拉克勒斯特有的阳刚之气。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安东尼家族是希腊英雄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安东尼认为这个传说可以通过他的体态和服装来证实（Antonius
4）。

安东尼是其士兵们崇拜的对象，他在战斗中不畏死亡，在危急时刻也不苛求什么，与士兵共患难。在罗马，他的风流韵事成了全城的热门话题，不管是像赫拉克勒斯一样驾着狮车载着著名女演员穿越城市，还是以危及生命的方式越过屋顶躲避债主。

在腓立比之战中的决定性战役结束几个月后，安东尼抵达以弗所，他在那里广受欢迎，被认为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这一直是罗马将军在东部地区的惯例。在这里，恺撒已经被誉为“阿瑞斯和阿弗洛狄忒之子”，即从火星和金星降临的“天神”，“他称自己为人类的救世主”。女人们装扮成酒神的追随者巴克坎忒斯，男人们装扮成森林之神萨提，酒神杖缠绕着包裹着茴香茎的常春藤，顶端有一颗松果。人们就这样伴随着笛声和琴声欢迎安东尼进城。晚期古典语言学家塞尔维乌斯（Servius）用几句话总结了古人对再现场景的理解：在宗教仪式中，模仿的意思和现实相同（Kommentar zu Aeneis
2，116），感应将会成为现实。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行为，但也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在安东尼的“现实”与“象征”之争中，前者似乎占了上风。

在东部等待安东尼的众多政治任务之一是解决卡帕多西亚的争端，他以仲裁人的身份介入其中，拒绝了阿里阿拉特（Ariarathes）王位候选人的要求，并将王冠授予阿基劳斯［或称西西纳（Sisina）］。在这里，虽然古代作者们写作时对于名字的写法不同，但动机却不会有出入。卡西乌斯·迪奥写道（49，32，3）：“这个阿基劳斯是淫妇格拉伊拉（Glaphyra）的儿子。”阿庇安对此评论道（Bürgerkriege
5，7）：“他把王冠给了西西纳，因为西西纳的母亲格拉伊拉，在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安东尼麾下的省长马尼乌斯（Manius）显然想促成此事，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被格拉伊拉激起了妒火。屋大维在一首粗俗下流的诗中提到了这种情境，这个故事得以流传至今（11，20）：“因为安东尼睡了格拉伊拉，富尔维娅便规定了一种惩罚，即我（屋大维）现在要去睡富尔维娅。我要睡富尔维娅吗？如果马尼乌斯让我睡他呢？我睡吗？只要我清醒，我就不会做。‘要么睡我！要么开战！’她这样说道。我的阳具比我的生命更可贵吗？——让战斗的信号响起来吧！”

这首诗向我们展示了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这对于克利奥帕特拉的主题很重要。这也就是男性对待“女性”主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女性的评判方式。在这种“高品质”的诗歌背景下，当克利奥帕特拉遇到安东尼时，她是否有机会获得同代人的公平对待？

安东尼让他的亲信昆图斯·德利乌斯（Quintus Dellius）将克利奥帕特拉带到小亚细亚，更准确地说是到奇里乞亚的塔索斯，在这里，基德诺斯河汇入地中海。在这次会晤中，克利奥帕特拉完全赢得了安东尼的信任，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出于政治原因也需要密切合作。然而，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权宜之计，克利奥帕特拉的主张也绝不只是政治上的。

普鲁塔克说，在塔索斯的会面使安东尼将克利奥帕特拉视作阿弗洛狄忒。这位神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的名字——伊什塔尔、阿施塔特、维纳斯、阿弗洛狄忒，但有一点共性：裸体。这位女神常常被描绘成这样的形象：头戴金色皇冠，戴着耳环，一条珍珠项链绕着脖颈，一长串珍珠链在胸前交叉，从而形成一个X形，这也是金星的象征。她还戴着由珍珠或宝石制成的腰带、手镯、脚踝链，偶尔还穿着用珍珠制成的、现在被称为“丁字裤”的东西（见图4）。因此，当克利奥帕特拉接待安东尼时，她便佩戴了非常华丽的饰品，且几乎赤裸着身体。

图4 阿弗洛狄忒

在她的船上，年轻的男孩们像好色之徒一样站在爱的统治者身边。这些年轻男子和年轻的女孩一样都是在克诺珀斯（Kanopos）长大的，是用来满足性欲的。阿弗洛狄忒在这艘船上，周围的环境与她相得益彰。（男）人们可以找到所有渴望的好东西，就像亚历山大港的诗人赫伦达斯（Herondas）在3世纪描述的那样：酒，漂亮的男孩，女人美得像那些曾经获得选美奖项的人，美女云集如天上的繁星（Mimus 1，21-40）。这些女孩扮成海中仙女和美惠三女神的样子，在船上进行表演，这种“装扮”也是对裸体的巧妙呈现。克利奥帕特拉可能从亚历山大港的阿弗洛狄忒神庙带来了妓女，以营造女神的真实氛围。毕竟是去面对一个神——狄俄尼索斯/安东尼。船上的宗教氛围以及高度色情的气氛是由香水来调节的，香水的气味一路飘到海滩上，伴随着充满挑逗的竖琴、长笛和木笛之音。

在这场精心安排的亮相中，我们不应该试图区分克利奥帕特拉以女神的身份还是以女性的身份更讨人喜爱。她是爱的女神，对她来说爱就是生活，爱和性也是宗教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从安东尼之前和女人相处的经历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新的“征服”感到自豪。他非常重视自己的高贵血统，并一再向屋大维强调这一点。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他娶了一个“被释奴”（Freigelassener）的女儿，也就是说，她是奴隶的后代。相比克利奥帕特拉，他的妻子富尔维娅的身份也相对低微。在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富尔维娅的画像与克利奥帕特拉的画像很相似。富尔维娅深知自己是统治者的妻子，因此举止得体。这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只有克利奥帕特拉超越了这一点，她甚至不是罗马人，而是一个“东方人”，正是这一点刺激了卢坎（见第十七章）。因此，普鲁塔克尖锐地批判富尔维娅，说克利奥帕特拉实际上应该向她支付将安东尼驯化成“妻管严”的“驯兽费”，因为富尔维娅已经完全驯化了安东尼，让他听女人的话（Antonius
10）。安东尼通常从演员和妓女的圈子里招募其他女性，而现在他有了女王。他对这种“财产”感到自豪，并夸口说他和女王睡过觉。

多年后，他以一种典型的男性沙文主义的态度给屋大维写信（Sueton，Augustus
69，2）：“是什么让你变化如此之大？是我和女王上床吗？她难道是我的妻子吗？我是现在才开始这样的还是说9年前就开始了？你呢？你只是和德鲁西拉（Drusilla，你的妻子）上床吗？我敢用你的生命打赌，当读这封信时，你一定和特尔图拉（Tertulla）或特伦提拉（Terentilla）或鲁菲拉（Rufilla）或萨尔维亚·提提萨尼亚（Salvia Titisenia）或是和她们所有人睡过觉。你在哪儿、和谁睡，这有区别吗？”安东尼的信写于公元前33年，他说他认识克利奥帕特拉9年了，也就是说公元前42年，他与克利奥帕特拉在塔索斯相识。安东尼是否因为想向对手炫耀男人的雄壮而不愿意承认爱情，克利奥帕特拉又是否知道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两人的秘密。

来自罗得岛的苏格拉底曾描述阿弗洛狄忒为狄俄尼索斯举办的宴会（Athenaios 4，147e-148 b）：克利奥帕特拉在奇里乞亚会见了安东尼，并为他准备了一场皇家宴会……她布置了12张供3人用餐的长椅，并邀请了安东尼和他的朋友们。他完全被这壮观的景象所吸引，但她只是微笑着说，这都是送给他的礼物。第二天早晨，她又邀请他和他的朋友和将军们一起吃饭。这次她把筵席布置得更加精致，将第一次宴会衬托得非常朴素，并且把所有器具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每位将军都被允许带走他们坐过的长椅，甚至放在椅子上的杯托。告别时，克利奥帕特拉把轿子和脚夫分配给官职高的人，给大多数人配备了佩有银色马具的马，并给所有人分配了举着火把的黑奴。

安东尼和他的同伴们从未体验过如此精致和奢华的宴会。皇家大船铺着厚厚的带着玫瑰花香的地毯，有着宽敞的餐厅墙壁和天花板，镜子两旁伴有数不胜数的烛台，熠熠生辉。桌子上放着闪烁着宝石光泽的金碟子，来自腓尼基的水晶杯里盛满了美酒。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一应俱全：塔兰托产的牡蛎、雌孔雀、黑松鸡、羊肉和野猪，简直数不胜数。这样的宴会在诗歌中总是暗指性诱惑：情侣共进晚餐，然后共眠。在塔索斯，是克利奥帕特拉安排了宴会，后来的史学资料乐此不疲地强调，是她引诱了安东尼，而不是安东尼引诱了她，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

根据我们的记载，庆祝的同时也伴随着具体的谈判。对于克利奥帕特拉来说，眼下最有权势的人已成为她的情人，这在表面上是很重要的。他几乎可以满足她的任何愿望。阿西诺伊从公元前43年起就留在了以弗所，成为这段情谊和克利奥帕特拉复仇的牺牲品。安东尼把她（阿西诺伊）和支持卡西乌斯的塞浦路斯总督都处决了。纵观托勒密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家族一直是各统治者的危险来源，因为从中可能出现竞争对手。远超过一半的托勒密人认为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并因此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或其他觊觎王位的人。如果说克利奥帕特拉也这么做了，那其实是在做她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学到的事情。

安东尼在埃及度过了公元前41年或公元前40年的冬天。他需要用这个国家的资源来对抗帕提亚人，他们已经越过叙利亚和奇里乞亚进入小亚细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这是一段充斥着爱情和庆典活动的时期。然而，他所描述的轻浮的奢侈（Antonius
28-29），更适合后期阶段（见第十章）。根据阿庇安的说法，安东尼参观了寺庙和学校，并与学者展开探讨，如果没做这些，阿庇安是不会一一列出的，因此这些信息来源是可靠的（Bürgerkriege
5，11）。他刻画了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即通过与统治者交谈来了解亚历山大港和埃及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活动绝不能排除与克利奥帕特拉的私人会面，当然也留下了休息和意乱神迷的空间。

当这对情人住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身处意大利的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和他的兄弟卢修斯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战争。后来的罗马历史记载已经把这场内战和克利奥帕特拉联系起来。据说，富尔维娅发动战争是为了迫使安东尼挣脱埃及女王的怀抱。的确，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使安东尼无动于衷，这是事实。于是他在公元前40年的春天离开了埃及。人们感觉到，一旦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克利奥帕特拉便不在列。在雅典，安东尼与他的妻子富尔维娅相见。几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与屋大维和解的障碍也消失了。

在公元前40年秋签订的《布仑地苏门协议》中，屋大维和安东尼明确了各自的立场，并制订了未来几年的计划。罗马世界再次分裂，安东尼再次占领东部行省，同时他也有权往意大利增派军队。新缔结的联盟达成了共识，类似于我们在公元前43年的协议中所了解到的：安东尼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而她刚刚成为寡妇。古代作者对克利奥帕特拉的侮辱越激烈，屋大维娅就被推得越高，而她正好和克利奥帕特拉年龄相仿。据说这是一个“女人的奇迹”，梅塞纳斯（Maecenas）称赞了她美丽又自然的头发。

公元前39年夏天，三头同盟与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在米赛诺（Misenum）签署协议，并就任命下一期的最高行政长官达成一致。直到公元前39年底，安东尼一直待在意大利；当他离开罗马后，本该永不回来，但仅仅于公元前37年，他就短暂地踏上了意大利塔兰托的土地，在那里决定延长三头同盟的时间。

安东尼于公元前39年底前往希腊，准备和妻子在雅典定居并在此处管理东部。在这三年里，屋大维娅生了两个女儿，公元前36年后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三头同盟——实际上是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结盟能在塔兰托再度巩固，主要归功于屋大维娅。公元前36年，安东尼离开妻子前往叙利亚，准备与帕提亚人作战。

安东尼在公元前40年离开埃及后，克利奥帕特拉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他们被命名为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Kleopatra Selene），与天神太阳（男性）和月亮（女性）等同。克利奥帕特拉可能想利用双胞胎出生的事实来推动与太阳、月亮有关的占星预测，并试图昭告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希腊东部的一些人梦想迎来一个没有罗马专制的新时代，克利奥帕特拉用她的宣传来滋养这些梦想。亚历山大·赫利俄斯这个名字唤起了人们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回忆，在现代研究中，这个孩子是许多候选人中的神圣之子，维吉尔（Vergil）的著名作品《牧歌》（Ekloge
）的第四首，就通过这个孩子的比喻来庆祝新的和平时代的到来。

在安东尼缺席的三年里，克利奥帕特拉做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史书中都没有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她已经得到了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结婚的消息。如果她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男人天赋异禀，那么当他们在帕提亚战争中再次相遇时，她不再轻易让安东尼离开便说得通了。

第九章 安东尼的帕提亚战役

帕提亚战役的爆发有以下几个原因。帕提亚帝国在这个时候再次扩张，对罗马帝国东部构成了威胁。在叙利亚，帕提亚人逃跑时杀死了安东尼任命的总督，并成功地征服了耶路撒冷。当地的希律王只有撤退到岩石堡垒马萨达（Masada）才能拯救自己、家人和财宝。对于严格执行了恺撒作战计划的安东尼来说，胜利意味着威望的重新提高。自从公元前53年在卡雷（Carrhae）击败克拉苏（Crassus）后，罗马战俘和罗马军团的标志——鹰就一直在帕提亚人手中。屋大维与庞培之间的战争很快又爆发了，最终屋大维击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阿格里帕击败的。按照罗马人的荣誉惯例，安东尼也被要求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因为屋大维娅怀孕了，安东尼不想让她有海上航行的危险，便把她送回罗马，自己则动身去往叙利亚。现在便是他与埃及女王重修旧好的时候了，克利奥帕特拉也来到他身边。从那一年（公元前36年）开始，安东尼越来越依赖埃及的资源和女王。

在战争最终爆发之前，东部地区必须重整。安东尼想扩大罗马附属国的范围。和之前的许多将军一样，安东尼更信任强大的君主制及其统治者，而不是罗马的行政长官，因为罗马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他构成威胁，而且他觉得自己更忠于“国家”而不是个人。最重要的是，马格努斯·庞培在罗马帝国的领土周围建立了一个附属国保护圈。这些统治者熟悉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希腊化时期的东部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所熟悉的那样。安东尼在重新分配附属国时便沿袭了这个传统。加拉太（Galatien）辅佐军的首领阿敏塔斯（Amyntas），获得了加拉太以及巴弗拉哥尼亚（Paphlagonien）和吕高尼亚（Lykaonien）的部分土地；卡帕多西亚则被安东尼分给了阿基劳斯，他是美人格拉伊拉的儿子（见第八章）。希律王也是安东尼的心腹之一，尽管他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帕提亚人重新夺回。直到公元前37年，罗马和犹太军队才成功地“解放”了耶路撒冷。为了更好地防患于未然，希律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堡垒，命名为“安东尼亚”，以致敬他的庇护人。公元前37年，希律开启了他的第二次王朝统治。

在提到的附属国中，埃及是最重要的，所以安东尼准备扩大埃及的疆土，尤其是因为这里有一位女王统治，他信任她的忠诚，因为她是他的情人。

普鲁塔克写道，克利奥帕特拉在公元前36年接受了安东尼对部分领土的统治：腓尼基和奇里乞亚的部分土地，耶利哥（Jericho）附近犹太（Judäa）的巴尔桑地区和居住着纳巴泰人的一小块阿拉伯地区（Antonius
36）。多亏了弗拉维奥·约瑟夫斯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转让给克利奥帕特拉的两块土地：分别来自犹太国王希律和纳巴泰统治者玛利可斯（Jüdische Altertümer
15，95-96，106-1070）。希律王和玛利可斯都继续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着克利奥帕特拉统治的地区，因为埃及女王只对名义上的统治和稳定的收入感兴趣。耶利哥周围的地区是犹太最富有的地方，因为那里生长着枣椰树和香脂灌木。因为希律留下的钱显然够他自用，他还有能力每年付给克利奥帕特拉200塔兰特作为“租金”。死海东部的纳巴泰地区靠生产沥青促进经济增长。确切地说，这笔收入只是一部分，属于克利奥帕特拉。她每年拿到纳巴泰领地的200塔兰特，实际上由玛利可斯支付。我们可以假设，除了克利奥帕特拉，希律和玛利可斯也能从中获利。

与塞浦路斯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奇里乞亚周边的城市——斯特拉波（Strabo）称它们为哈玛西亚（Hamaxia）和埃莱乌萨（Elaiussa）（146，669，671）——一些土地处于埃及的控制之下，为造船提供原材料。安东尼显然想加强托勒密的海上力量。波菲利（Porphyrios）也提到哈儿基斯（Chalkis）王国。吕撒聂（Lysanias），这个位于黎巴嫩斜坡上的小国的国王，因受到克利奥帕特拉的指控，被判处死刑，埃及女王随后承接了他的统治权。历史学家强调，对克利奥帕特拉来说，权力的扩张成为新时代的起点（Porphyrio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3，724），这个时代可以从公元前37年9月1日算起。从那时起，贝来图斯（Berytos）、的黎波里（Tripolis）或奥索西亚（Orthosia）的硬币的正面是埃及艳后的形象，反面则标注着时间，例如：第16年，也就是1年。

这个新时代的开启是由埃及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成就所推动的。埃及法老和托勒密国王为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发动的战争是大规模的。因此，对于克利奥帕特拉来说，一个梦想在公元前36年实现了：埃及的大国政治已经成为现实，受惠于罗马的三头同盟亦成为现实，这“三头”里有她的男人，也即她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不是她的丈夫。尽管安东尼承认他和女王的孩子是合法的，但克利奥帕特拉的地位没有改变。安东尼的头像第一次出现在埃及的硬币上，带着罗马指挥官和三头同盟的头衔。

克利奥帕特拉陪同安东尼攻打帕提亚人，一直攻到幼发拉底河，然后返回叙利亚，在那里她踏上了新的领地。希律王到叙利亚的边境迎接她。两人都依赖于安东尼，因而掩盖了彼此之间的仇恨。按照古代史料对克利奥帕特拉的记载，例如，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就提出了克利奥帕特拉试图引诱希律王的假设（Jüdische Altertümer
15，4，2）。这是否令人惊讶呢？

帕提亚战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最初，帕提亚人先于安东尼行动。当安东尼还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他们入侵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打败了安东尼的使节L. 德西迪乌斯·萨克夏（L. Decidius Saxa）。然而，安东尼的将军们在对亚美尼亚和犹太的战争中更胜一筹。当安东尼在公元前36年末亲自执掌指挥权时，战争的风向却发生了变化。在公元前53年著名的卡雷战役中击败克拉苏近20年后，帕提亚人再次缴获了两个罗马军团的标志——鹰。在围攻弗拉沙巴（Phraaspa）过程中，安东尼徒劳无果，而不得不撤退；但当他再次到达叙利亚海岸时，还是拯救了三分之二士气低落的军队。

帕提亚战争结束后，安东尼与妻子屋大维娅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关系逐渐明朗。当他从失败的战役中回家时，罗马和亚历山大的妇女都已准备好援助远征队，为他运送士兵、金钱、给养和衣物。安东尼选择了克利奥帕特拉，她在西顿（Sidon）和贝来图斯之间的叙利亚海岸与安东尼相遇。

屋大维娅得到弟弟的同意后，从罗马出发前往东部与丈夫会合。我们不知道屋大维娅·安东尼从弟弟那里听说了什么，只是看到了几个手势，但意味深长。公元前39年，安东尼在意大利徒劳地等待着征募军队，公元前37年，他再次徒劳地等待着。作为回报，这些部队是安东尼希望妻舅能为舰队提供的。屋大维却让这一希望落空。他觉得与这位“埃及女王的情人”之间没有任何契约关系，所有的承诺都没有效力。但屋大维娅的丈夫希望得到妥协，甚至指望签订条约，这是罗马贵族甚至连襟之间的惯例。最终，安东尼得到了2000名士兵，只有之前约定的20000名士兵的十分之一。

如果这是为了互相理解，那安东尼会予以拒绝。对现在已毫无吸引力的妻子的拒绝也意味着向她的弟弟，即安东尼的妻舅、三头同盟的盟友、西部的统治者发出有针对性的政治示威。人们一再强调做出这一决定的个人原因。不过，即使克利奥帕特拉更有魅力、更漂亮、更聪慧、更迷人，是更好的情人，也有客观原因造成了安东尼与屋大维娅之间的距离。

和屋大维娅在一起有什么政治好处？像公元前37年一样签一个新的《塔兰托条约》？谁能保证屋大维这次会信守诺言？他甚至没有对帕提亚战争的失败者、更强大的安东尼做出这样的举动。但屋大维有什么理由要帮助安东尼锻造这把会自我毁灭的剑呢？即使屋大维有更好的意图，又能实现什么呢？让两个男人重新瓜分帝国：一个西罗马帝国由屋大维统治，一个东罗马帝国由安东尼统治吗？

如果安东尼回到屋大维娅身边，试图与她的弟弟达成和解，他会得到什么？当时没有人知道结果如何，但相对于益处，怀疑应该占上风。另外，如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分开会失去什么，是可以清楚地预测的。其中一些只能由安东尼本人回答，而他的谋士可以轻松地列举其他各项：埃及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的财富摆脱帕提亚战役后的困境的国家；现有的军团必须达到规定的编制人数，新的部队需要集结，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舰队。

如果说安东尼越来越依赖东部的资源，那也是因为屋大维对他封锁了西部的资源。屋大维当时指责安东尼是“浪漫的蟋蟀”，或克利奥帕特拉有着恶魔般的女性魅惑力，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屋大维为了政治而强加给他们的污名。

然而，克利奥帕特拉似乎没什么安全感。这是普鲁塔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及的，她使用的手段和演感伤剧一样（Antonius
53）：“她通过禁食毁了自己的健康。她给人的印象是，当他来的时候，她看起来像是吃了一惊，当他走的时候，她的目光充满了沮丧和渴望并跟随着他。她知道怎样安排才能让人经常看见她哭，然后很快擦干眼泪，为了不让他看见。”克利奥帕特拉是真的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还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无论如何，安东尼还是把妻子送回了罗马，而之前妻子也早已赶到雅典与他会合。他把她带来的2000名士兵编入军队。显然，他的妻舅屋大维猜测的事情真实地发生了，与屋大维娅事实上的分离只需要正式的说明。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就此决裂，每一个政治头脑清醒的人都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决裂就像庞培和恺撒一样。因为罗马只能容纳一个“恺撒”。

在罗马的封赏过后，屋大维娅拒绝接受法律裁决，安东尼则犹豫着是否寄出离婚信。因此，他仍然是屋大维娅的丈夫，因为他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关系虽然影响了他和妻子的感情，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婚姻。对于克利奥帕特拉来说，这种不受控制的关系还在继续。然而，和安东尼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她得知：他不准备和她分开。快到年底时，她生下了和安东尼的第三个孩子——托勒密·费拉德尔菲（Ptolemaios II Philadelphos）。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托勒密二世，他在公元前3世纪初进行了扩张。

公元前35年，安东尼从埃及出发，准备再次发动帕提亚战役，但仅仅到了叙利亚。之后，他就撤退了。究竟是政治上还是战略上的考虑，抑或是克利奥帕特拉和宫廷生活使他折返，一直是一个谜。

第十章 宫廷生活

有关宫廷生活的资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但是否一切都正确仍值得怀疑：普鲁塔克从祖父兰普里亚斯（Lamprias）那里听说了许多事情，而兰普里亚斯是从他的朋友菲洛塔斯（Philotas）那儿听说的——在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那个时代，菲洛塔斯是亚历山大港的一名医学生。随后，菲洛塔斯成为安东尼及其儿子的御医。任职期间，他在亚历山大港的宫廷认识了一位厨师，厨师告诉了他很多事情（Plutarch，Antonius
28）。

让我们从“一手资料”开始说起（如上文所述）。有一天，厨房里的烤肉叉上烤着八头野猪，每头野猪被烤熟的时间各不相同。有人告诉这位震惊的来访者，它们本来是为安东尼准备的。当来访者得知只有12位客人时，他更加惊讶了。主厨的解释也让人了解了当时什么才是奢侈的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安东尼什么时候用晚餐或喝饮料，因此我们往往不是准备一餐，而是要多准备几餐。”

据说宫廷里的一切都非常罪恶，但对于谁来说罪恶呢？对于那些过于“拘谨”和缺乏想象力的罗马人？安东尼的反对者在罗马传播着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Munatius Plancus）的故事，普兰库斯是三头同盟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值得信赖的亲信之一，他被允许使用三头同盟的胜利指环。普兰库斯曾在一个音乐节上进行裸体表演，他从头到脚都涂满了海绿色的颜料。这样的装扮代表着鱼形海神格劳克斯（Glaucus），水手们描述了他的外表，并用他占卜运势。普兰库斯/格劳克斯戴着芦苇编成的皇冠，拖着一条“鱼尾巴”（Velleius Paterculus 2，83，2）。

古代的作家在描述这些带有寓意的、越发富有想象力的关于奢侈和铺张成性的故事时经常会夸张。

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克利奥帕特拉是铺张成性最典型的例子。她拥有当时最大的两颗珍珠；对罗马人来说，珍珠是奢侈的象征。在一次与安东尼共同进餐时（据说他们的餐食总是异常奢华），克利奥帕特拉——被普林尼称为妓女女王（regina meretrix），是他讲述了这个故事——说整顿饭都很寒酸。当安东尼问及还能给他那华丽的爱情提供什么时，她回答说，下一次她要吃一顿价值1000万赛斯特斯的饭。安东尼认为这太夸张了，于是两人打了一个赌，第二天就可以兑现。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是裁判。这一餐一如既往的丰盛，却不是非比寻常，安东尼已经开始取笑输家了。随后，克利奥帕特拉端上了“甜点”——盛有醋的饮具。当时她戴着两颗珍珠，“那是极其罕见的，也是真正的大自然唯一的杰作”，当安东尼等着看她会做什么时，她拿了一颗珍珠，把它扔进醋里，喝了一口（见图6）。当她想用同样的方式吃掉第二颗时，普兰库斯出面，宣布她获胜（Plinius der Ältere，Naturkunde
9，119-121）。这个故事想表现的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傲慢和奢侈，但也在今天促使许多化学研究者对这一插曲发表评论。其他的现代解释则是克利奥帕特拉吞下珍珠，希望能“通过自然的方式”把它拿回来。

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掷骰子，一起打猎，一起喝酒。他们的娱乐活动之一是所有统治者的老把戏——乔装打扮，在都城的街道上散步。

安东尼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度假的学生，至少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很像。有一次，他钓鱼时一无所获，非常恼火，尤其是克利奥帕特拉还在一旁观看。他命令渔夫们偷偷地游到水下，把已经钓上来的鱼系在鱼线上，然后再把猎物拽几次。第二天，女王发现了这个把戏，就叫人把一条腌鱼拴在安东尼的鱼竿上。安东尼当即把鱼竿拉了起来，大家看得很开心。克利奥帕特拉也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她的评论立即平息了英雄可能要发泄的怒火（Plutarch，Antonius
29）：“把鱼竿留给我们法罗斯和克诺珀斯的国王吧，殿下！你的战利品是城市、王国和陆地！”

安东尼听从了情人的建议。公元前34年，他引爆了另一场战役，这次是对亚美尼亚发动的战争，亚美尼亚国王被指认为公元前36年帕提亚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这一次，安东尼终于成功了。当回到亚历山大港时，他不仅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还俘虏了亚美尼亚国王。在罗马，这样的凯旋总是一种庆祝的由头，安东尼也不想放弃庆祝胜利的机会。

第十一章 众王之女王

安东尼战胜亚美尼亚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罗马人看来是前所未有的：一位罗马将军以某种方式庆祝胜利，却没有在通往朱庇特（罗马地位最高的国神）神殿的神圣道路上庆祝。安东尼的确走过了一条街道，去拜见一位神，但这是亚历山大港的主街，在街道的尽头，埃及女王作为伊希斯女神，坐在金色王座上等待着他。维列乌斯·帕特库勒斯（Velleius Paterculus）这样描述安东尼的登场（2，82，4）：“他（安东尼）之前曾下令称他为新一代的利伯·帕特（Liber Pater，狄俄尼索斯的拉丁名字之一）。他戴着常春藤花环，穿着金丝编织的橘红色长袍，拿着一根酒神杖（见第八章），穿着高筒靴，像利伯·帕特一样驾着一辆战车穿过亚历山大港。”这不是罗马人的欢庆，而是以狄俄尼索斯的游行方式庆祝胜利，正如本书开头所提到的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港人了解的那样（见第一章）。

几天后，在亚历山大港的学校发生了更刺眼的一幕。在银制讲台上，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坐在金制宝座上。克利奥帕特拉穿着埃及长袍扮演女神伊希斯，而安东尼作为罗马大将军，穿着金色盔甲和紫色托加袍。女王的四个孩子也坐在宝座上，但位置稍低。最靠近这对情人的是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与他母亲同为官方的摄政王，然后是安东尼的孩子亚历山大·赫利俄斯，穿着米底亚国王的长袍，戴着王冠和高顶波斯帽，托勒密·费拉德尔菲穿着马其顿国王的服装，戴着宽边毡帽，穿着外套和靴子，最后是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所有统治者身旁都站着一个穿着民族服饰的侍卫。历史似乎在这里成形了。

一位传令官宣布，克利奥帕特拉从此将拥有“众王之女王”的称号，恺撒里昂的合法血统再次被公开宣布，并获得“众王之王”的称号。6岁的亚历山大·赫利俄斯被宣布为亚美尼亚、米底亚和幼发拉底河对岸所有土地的“大国王”，这些是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的领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当然，印度还得由帕提亚人征服。2岁的托勒密·费拉德尔菲成为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国王，和双胞胎弟弟一样大的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则成为昔兰尼的女王。

安东尼宣告恺撒里昂是恺撒的后裔，不仅正合克利奥帕特拉的心意，还给了屋大维打击，因为他只是恺撒的养子而不是亲生儿子。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宣传方面的争论之一是：谁是恺撒“更合法”的儿子？是养子还是亲生儿子？自从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有了关系，他就为恺撒里昂的利益而战，这可是恺撒真正的儿子，他在全国宣布。安东尼可能先于罗马元老院这样做了，就像苏埃托尼乌斯认为的那样（Caesar
52）。在这方面，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儿子对于安东尼来说也不过是一枚棋子。

安东尼下令铸币时用拉丁文，这在西部也很普遍。铸币上印着铸文Antoni Armenia devicta，意为安东尼铸币，战胜亚美尼亚。在另一面可以看到：Cleopatrae reginae regum filiorum regum，意为众国王和王室之子的女王克利奥帕特拉铸币。此外，作为女王，克利奥帕特拉还管理着她作为国王的孩子们，是众王之王。带有姓名和头衔的非罗马女性肖像第一次出现在罗马官方货币上。安东尼还让人铸造了金币，上面印着他与富尔维娅所生的与他同名的儿子。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从那天起，克利奥帕特拉更加强调她作为女神的角色。除了按照托勒密国王的传统，从她统治之初就被冠以“笃爱父亲的女神”的称号外，她还采用了“新伊希斯”的称号，因为伊希斯已经被克利奥帕特拉三世用过了。然而，更多的时候她被冠以“年轻女神”的称号，这其实意思相同：著名的女神以一个新的女人的形象回到地球。从此以后，她总是在正式场合穿着伊希斯的服装出现（见图5）。

图5 被刻画成伊希斯的埃及女王

也许在亚历山大港的那天，祈祷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就像在埃及和整个古希腊世界里常见的那样。向伊希斯祈祷，就像克利奥帕特拉在神庙的献祭仪式上说的那样，祷告者也称呼她为伊希斯女神。这样的祈祷或信条可以从小亚细亚的库麦（Kyme）了解到，它可以说明什么是与伊希斯有关的，因此标题“众王之女王”也被考虑在内（Inscriptiones Graecae
12，5，739）：

我是伊希斯，每个国家的女主人，我是由赫尔墨斯抚养长大的，我和他一起发明了文字，象形文字和通俗文字，所以一切都可以用文字写出。我为人类制定并推行了没人能改变的法律。

我是克洛诺斯的长女，是奥西里斯国王的妻子和妹妹。是我为人们找到了农作物。我是荷鲁斯国王的母亲。

我是在神圣的天狼星中冉冉升起的。我被女人称为女神。布巴斯提斯城是为我而建的。

我把天地分开。我已经给星星指明了它们的路。我决定了太阳和月亮的轨迹。我发明了航海的杰作。

我使正义变得强大。我把女人和男人聚在一起。我命令女人怀胎十月生下孩子。我命令孩子要爱父母。我将会惩罚那些对父母没有爱的人。

我和哥哥奥西里斯一起为人类准备了食物。我向人们展示了进入神秘世界的过程。我教人如何崇拜神明。我已经圣化了神的领地。

我结束了暴君的统治。我迫使女人接受男人的爱。我使正义比金银更坚固。我命令人教导真理。我草拟了婚姻合约。

我是河流、风和海的主人。没有我的知识，谁都不受尊重。我是战争的主人。我是雷电的主人。我掀起海浪，又平息了水面。我在阳光的照耀下，伴着太阳同行。

如果我愿意，该结束的总会结束。一切服从于我。我解开绳子。我是航行的主人。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将通航变为不可通航。

我筑起了城墙。我被称为立法者。我让这些岛屿从深处浮出水面。我是暴风雨的主人。我改变了命运。命运听我指挥。

的确，似乎伊希斯/克利奥帕特拉是命运的主宰。那时，女王看到自己的目标，即关于埃及—东地中海帝国的愿景，即将要实现了。当时她可能在历史中迷失了自己，在对托勒密王朝美好时代（托勒密二世或三世）的回忆中迷失了。安东尼在“众王之女王”的要求下建立了一个王国，虽然不大，但终将在她的儿子和继任者，同时也是亚历山后裔的统治下扩展为庞大的帝国。

恺撒里昂，这个名字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他是恺撒大帝的后裔，为了他的继承权，安东尼和屋大维战斗了多年，如果安东尼在这场战役中获胜，恺撒里昂终有一天会继承恺撒，那么克利奥帕特拉之子不仅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者，还会统治恺撒的帝国。这个规模超越了所有关于大帝国的旧有观念：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印度洋。在这个难以想象的权力结构中，世界贸易和世界文学之都亚历山大港因其核心位置，将会扮演世界首都的角色。毕竟，亚历山大港隐藏了上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世界统治者亚历山大的坟墓。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一定有实现的那天，只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必然需要屋大维的失败。

第十二章 备战：罗马

在本章所描述的安东尼的备战中，克利奥帕特拉一直积极参与，但本章出现的屋大维总是以她敌人的身份出现。

到公元前35年秋天，安东尼在东部的战事愈演愈烈，每次胜利都有罗马的庆典相伴。他的将士们对帕提亚人的最初胜利也得以隆重庆贺。公元前37年，人们庆祝耶路撒冷被征服，甚至在帕提亚战争之后，还向众神献祭，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役是成功的。直到公元前35年，屋大维娅被丈夫安东尼送回之后，屋大维在庆祝自己战胜塞克斯图斯·庞培时还“嘉奖了”安东尼：他在讲坛前为安东尼布置了一个凯旋战车，竖立了雕像，还允许他与家人们在康考迪亚的神庙里用餐。

但后来，这样的荣誉突然消失了。相反，有迹象表明屋大维或多或少地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安东尼唯一的重大胜利，即公元前34年对亚美尼亚王国的征服，在罗马却被忽视了。与此同时，作为对比，在公元前34年6月，屋大维为他的将士们举行了一系列胜利庆典，即使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战果，有不少于5名将士获得了这项荣誉。

与此同时，屋大维将宣传中的争议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的庆祝活动以及公元前34年秋天，分配给自己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的领土在罗马引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至少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一致表达了这种情绪。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的爱国者看来，安东尼的行为似乎是极大的背叛；如果理智地看待这件事，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能够或愿意做出清醒的判断呢？在《塔兰托条约》中，安东尼和屋大维将天下一分为二：一方接管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部，另一方接管东部。当安东尼庆祝他在罗马取得的胜利，尤其是屋大维没有公开承认他在罗马战胜亚美尼亚时（第67页），安东尼真的考虑到后果了吗？至于罗马土地的重新分配，从屋大维“贱卖”的观点来看，恺撒曾经把行省塞浦路斯给了埃及女王阿西诺伊，而屋大维一直遵照他的遗嘱行事。屋大维本人也同意将罗马行省的土地转为希律王的皇家土地，并在阿克提姆战役后进一步扩大这一地区的范围。此后，屋大维也毫不顾忌地把奇里乞亚行省的一半——据说是安东尼转让的——留在各王手中。事实上，在公元前34年，罗马的行政管理形式在由小孩子统治的新的“伪王国”中仍然完全有效。然而，正如普鲁塔克所解释的（Antonius
55），亚历山大港事件成为打响宣传战的原因，虽然我们直接注意到的开始的时间是在恺撒死后（见第六章），但直到此时才被真正地煽动。

和安东尼不同，除了私人通信之外，屋大维还利用了向罗马公众发表演讲的机会。这个机会出现在公元前34年与公元前33年之交，屋大维在都城逗留了几天，只为在1月1日开始执政，这是在《米赛诺条约》中为他自己保留的职位。屋大维尖锐地批评了安东尼的政策，他采用意大利人的爱国腔调，以指责他“浪费”罗马民众的土地达到高潮。因此，安东尼在当年年初向元老院递交了一份冗长的正式信函。焦点集中在安东尼离开意大利后，对屋大维政策的批评上。安东尼谴责了屋大维对雷必达的撤免，对西西里岛和非洲的独自占领，以及将意大利殖民地的土地完全分配给其麾下的退伍军人等。安东尼要求从所有分配的领土以及所有在意大利招募的新兵中分一半给自己——这是老生常谈了。

公元前33年夏天，屋大维在亚美尼亚给了安东尼答案。除了许多政治指控之外，还拒绝了他的所有要求。这样的通信不是关于争论，而是为了宣传，直到那年岁末，元老院才收到安东尼的另一封信函。

这又是一个宣传打击的绝佳时机。一方面，三头同盟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方面，两位执政官在公元前32年都是安东尼的支持者。屋大维仍然尊重《米赛诺条约》，因为赢得元老院的支持对他来说仍然很重要，而安东尼也知道自己有元老院的支持。在三头同盟结束后，后者提交了一份关于其执政措施的详细说明，并要求参议院确认他的命令。他表示，如果屋大维辞职，他也会辞职，但他暗自希望，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知道这不会发生。

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屋大维的回答，官方通信显然已经终止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继续探讨了。这场假惺惺的口水仗已经结束，只不过是在公众面前贬低对手，让人出洋相而已，还是私下的诽谤更适合这种情况。这不是关于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关于“道德”和情感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屋大维赢了，因为另一边是克利奥帕特拉，而她“只是”一个女人，并不是罗马人。

公元前32年伊始，两位执政官都是安东尼的支持者。因此，其中之一的索西乌斯（Sosius）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了安东尼对屋大维的指控。我们无法知晓元老院中安东尼的支持者和屋大维的支持者所占的权力比重。无论如何，依旧有这么多人支持安东尼，以至于在元老院进行投票，即便是出于外部影响，在屋大维看来也是不能接受的。结果，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支持者们整个1月都在罗马谈判，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站到自己这边。

屋大维还利用这段时间策划了一场行动，有些专家称为“政变”，并计划在2月实施。屋大维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了他的立场。以现任执政官为首的安东尼的重要支持者都逃离了都城。即使没有估计的400人，这次逃离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并引起了轰动。因此，屋大维在与安东尼正式决裂之前，赢取了更多的准备时间。

为了跟进事件的发展，我们必须改变场景，把目光转向以弗所。

第十三章 备战：以弗所

公元前32年春，安东尼召集了所有附属国的首领前往以弗所。到了冬天，一个由500艘战舰和300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已经在以弗所集结。这座城市的海湾和许多港湾，几乎为所有规模的舰队都提供了空间。从这里还可以舒服地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从而在那里集结部队对抗意大利。

罗马的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也在以弗所会见了安东尼。他们对安东尼的支持是无可争议的。唯一的问题是，克利奥帕特拉该怎么办。她是争议的焦点，但更多是被当作一个讨论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至少对那些刚从罗马来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两位执政官索西乌斯和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对罗马公众的情绪有着最鲜明的印象，特别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建议安东尼把克利奥帕特拉送出以弗所，离开安东尼及其身边的人。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安东尼的私人关系因他们的孩子订婚而更加亲密，这次讨论也体现了城市罗马贵族对克利奥帕特拉的态度。他只称呼她的名字，没有称呼她的头衔。据说，安东尼曾要求克利奥帕特拉返回埃及。但那些刚从都城来的人和罗马人站在一边，他们反对在东部和安东尼待了很长时间的人。后者包括卡尼迪乌斯（Canidius），他后来在阿克提姆接受陆军的最高指挥。据说，他试图说服安东尼，让克利奥帕特拉留在军队里。克利奥帕特拉或许贿赂了他，但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人支持克利奥帕特拉留下：海军船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埃及人，他们不能被冷落。毕竟，克利奥帕特拉能补充兵力并提供可观的资金。她对东部首领的团结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西卜林神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当时希腊东部对罗马的厌恶，以及对领袖和救世主的普遍渴望，偶尔才有对应于具体的历史状况的细节。比如这一句便提到了罗马三头同盟和埃及女王（Oracula Sibyllina
3，46-52）：“当罗马还在犹豫是否入侵埃及时，这位女王将以一位不朽的女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民众中……三个男人即将征服已经陷入深渊的罗马。”这些预言显然是克利奥帕特拉在世时写的，它们将这位埃及统治者与神秘的女人形象画上了等号，她总有一天会拯救世界，并宣布黄金时代的来临（Oracula Sibyllina
3，75-76）：“然后宇宙在一个女人的手中，由她统治，万事服从于她。”当时，这样的说法可能在东部广为流传，更有可能的是，安东尼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

公元前32年夏天，军队从小亚细亚出发，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集结。海上运输成为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10万步兵、1.2万骑兵和500艘战舰（至少15万士兵）组成的舰队必须跨越爱琴海。面对这样的人群，尤其是如此庞大的骑兵队伍，必须同步运输大量的补给。这无疑呈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接连几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匹马接着一匹马，一个罐子接着一个罐子被送上船，无数船队消失在地平线上，向希腊迈进。由于没有足够的货船可用，船队很快便返回，以运输新的人员和补给。

缓慢行进中，对抗西部的下一站是萨摩斯。在萨摩斯岛上的几个星期里，东方宫廷的所有辉煌再次显现。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竞相争夺祭品，并将大量动物用于无止境的仪式祭祀。凡是东部的统治者或想成为东部统治者的人，都来到了萨摩斯，以前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王聚集在一起，几乎每个人的王国都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接壤。安东尼亲自到场，指挥众王（此排名按字母顺序，不按等级）：加拉太的阿敏塔斯（Amyntas）、卡帕多西亚的阿基劳斯、毛里塔尼亚的博库斯（Bocchus）、加拉太的戴奥塔罗斯（Deiotaros）、埃米萨的伊安布利霍斯（Iamblichus）、科马根的米特里达梯斯、帕夫拉戈尼亚的费拉德尔甫斯、本都的波莱蒙（Polemon）、色雷斯的洛梅塔克斯（Rhoimetalkes）和萨拉达斯（Sadalas）以及奇里乞亚的塔康迪莫托斯（Tarkondimotos）。犹太的希律王和纳巴泰王玛利可斯派使者带着队伍前往。

安东尼从萨摩斯迁居雅典，并在公元前32年五六月与屋大维娅离婚。安东尼如果和克利奥帕特拉结过婚，那么他在与屋大维娅离婚后，就有可能再和克利奥帕特拉再婚。即便如此，这也不是罗马法律承认的婚姻，而“仅仅”是埃及法律承认的婚姻。这样的婚姻也不太可能达成。

在决定离婚之前，又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讨论和考量。历史资料记载了几个讨论者的名字——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提丢斯（Titius）、普兰库斯、马库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德利乌斯，以及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克利奥帕特拉参战、与屋大维娅离婚。安东尼的支持者是否反对战争本身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安东尼花了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离婚，克利奥帕特拉也等了很长时间。这绝不是指安东尼与屋大维娅分居的事，安东尼已经三年没见她了，而是指在罗马正式离婚的事。对此，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周围的人有话要说。只要安东尼和屋大维娅还存在婚姻关系，对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关系的指控就至少建立在罗马三头同盟的合法婚姻之上。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间还有什么，即便是其身边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可能弄清楚，顶多说一句“男人都这样”，但是离婚会催生已经消退的闲话和偏见。最后，最有效的争论便是：离婚有什么好处？对罗马没有，对罗马人没有，对东部的军队和盟友也没有。只剩下克利奥帕特拉了，她想把这个男人紧紧地绑在自己身上，她想成为他唯一的女人。

最终，克利奥帕特拉一如既往地打出了更好的牌。这个决定背后的心理谜题无法解开，因此我们应该给它打个问号。毕竟，古人已经为难以解释的问题准备好了答案：施魔法（Cassius Dio 50，5，3-4）。安东尼因为埃及女人的魔力而失去了理智。今天的读者可以在这种解释和莎士比亚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莎士比亚在其《性感的赞歌》中展示了一个女人是如何在没有魔药和混合剂的情况下出现的（见第十八章）。

在进攻意大利之前，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在雅典度过了一个冬天。屋大维娅在这里很受欢迎，所以克利奥帕特拉想尽一切办法来赢得市民的好感。为了向克利奥帕特拉表示尊敬，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并交给雅典公民代表团。带头的是安东尼，他不久前才被授予雅典公民身份。雅典人在雅典卫城的安东尼雕像旁竖立了一尊穿着伊希斯服装的克利奥帕特拉的雕像。

公元前32年夏末，率领大部队穿过希腊到达西海岸的任务失败了。与此同时，舰队不得不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次行军是在秋天结束的。舰队驻扎在西海岸提供庇护的港口和安全的驻地，军队则转移到冬季的营地。安东尼和手下驻扎在佩特雷。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这个季节太早了，不适合向意大利进发。如果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那么舰队在意大利需要有大的港口停靠，当下只有塔兰托和布仑地苏门两个港口达标。但这两个港口都有强大的城市保护屏障，并已被屋大维的舰队占领了。此外，根据安东尼的个人经验，他知道包围布仑地苏门需要多长时间；他曾试图在公元前40年带领舰队在那里登陆。秋天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屋大维只能采取防御行动，把其他的一切都留给了“布拉风”和“西罗科风”。根据时间表，除了搬到希腊西海岸的冬季营地，在那里静下心来规划下一年的行动，再也没有其他明智的选择了。

随着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从安东尼转向屋大维，我们也再次把目光转向意大利，那里的备战也在10月底结束。随着战线的改变，屋大维迎来了一个重要帮手。普兰库斯是安东尼的亲信，他带着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的离婚信，以及安东尼在罗马留下的遗嘱来到这里，普兰库斯也在遗嘱上署了名。前文所述的那个把全身染绿的普兰库斯（见第十章），在以前所有的内战中幸存下来，现在他又做出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背叛安东尼。当他在元老院面前演讲时，首先谈了常规话题，最后谈了对安东尼遗嘱的了解。遗嘱包含三条规定：托勒密·恺撒为恺撒之子；为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子女确立遗赠；他的遗体安葬在亚历山大港。许多人对这些遗嘱条款的真实性感到困惑；不过，它们在当时的罗马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也给了屋大维一个宣战的契机。

安东尼的亲信叛逃后，屋大维需要近六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以向克利奥帕特拉宣战，这表明罗马的公众舆论仍然存在分歧。屋大维的支持者迫切需要这六个月的时间，以使针对安东尼尤其是克利奥帕特拉的宣传舆论达到最终可以针对这两个人的程度。公元前34年的领土划分显然不像后来的诗人奥古斯都认为的那样是对祖国的背叛。直到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离婚，并在罗马正式宣布了他的“遗嘱”，罗马和意大利的态度才逐渐反转。“遗嘱”中表明了安东尼无论如何要葬在亚历山大港的决心，这激起了群众的嫉妒，他们把这种情绪对准了安东尼。同时，这也显示了屋大维是多么谨慎地策划行动、多么仔细地备战的。

安东尼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对屋大维来说，公民和各行省共同的效忠誓言造就了一个新的权力位置，取代了已经失效的三头同盟。向克利奥帕特拉宣战的仪式以一种庄严而传统的方式展开：当祭祀团在举行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祭礼时，向她投掷战枪。

在罗马，对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好感几乎是平分的。当孩子们在街上玩战争游戏时，两组孩子很容易就能找到几乎数量相同的支持者。一个来自都城的工匠，想根据预判的结果为胜者服务，结果他教了两只乌鸦，每只说一句话（Macrobius，Saturnalien
2，4）。一只说：“向胜者致意，恺撒（屋大维）大帝！”另一只说：“向胜者致意，安东尼大帝！”

第十四章 决战之际：公元前31年

没有公开的声明帮助我们理解安东尼的策略，或许可以在回顾历史中找到答案。公元前49年，在与恺撒决战之前，马格努斯·庞培在更靠北的地方驻扎。当时，他已将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底耳哈琴（Dyrrhachium）作为陆军和海军基地，并将整条战线从北部的萨洛纳（斯普利特）扩展到南部的克基拉（科孚）。

此外，对于安东尼来说，克基拉是北部的基石，他利用了希腊西海岸的自然条件。在克基拉南部有许多面积大、质量高的港口，他把舰队部署在那里。克基拉本身也有前哨。安东尼的大部分舰队驻扎在阿克提姆附近的安布拉基亚湾（Ambrakia），那里有许多碇泊处，特别是在南边。拥有出色的港口条件的洛卡斯（Leukas），由一个骑兵中队把守。安东尼的总部在佩特雷。梅托涅（Methone）和泰纳龙的舰队继续从佩特雷向南行进。更遥远的基地在克里特岛，战线的尽头是驻扎在古利奈的皮纳留斯·斯卡普斯（Pinarius Scarpus）带领的四个军团。

安东尼集结了如此庞大的军队准备进攻意大利。他的两个重点是阿克提姆和佩特雷，因此他并未决定是否一定要渡过布仑地苏门或塔兰托；屋大维也是这样理解的，因此他派军队驻守这两个港口。

然而，早在年初，屋大维的统帅阿格里帕就主动挑起争端，以让安东尼现身。他的快速战舰，拦截了来自东方的补给船，袭击并占领了安东尼在梅托涅的基地。之后他逐渐转向北方，驱逐了安东尼的几个前哨，最后一个是在克基拉，从而得以不受干扰地撤退。这主要是一次掠夺之行，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副作用，即让屋大维带领主要舰队成功渡河。

屋大维带领主力部队从布仑地苏门穿过亚得里亚海。他率领8万名步兵和1.2万名骑兵顺利登陆，并朝东南方向行进。几天后，陆军和海军在托莱尼（Toryne）集结以备进一步行动。这是进入安布拉基亚海湾之前的最后一个好港口，从安布拉基亚海湾也方便通往内陆，离阿克提姆只有25英里。

住在佩特雷的安东尼收到了惊人的消息：托莱尼被敌人占领了。可以想象当安东尼和他周围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时有多么恐惧（Plutarch，Antonius
62）。即使是用最快的船传递消息，也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送达安东尼那里。由于随行人员登船前往阿克提姆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克利奥帕特拉和其他女人与他们同行，安东尼最早要到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才能到达阿克提姆，而屋大维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屋大维的进攻并没有成功。为了保护驻扎在阿克提姆的舰队，安东尼在安布拉基亚海湾仅有的700米宽的入口两侧建立了堡垒和投石机，他的军队可以在此控制这条通道。其入口也被警卫船保护着。考虑到军队成员的安全，屋大维不敢进攻。因此，尽管安东尼的舰队到达阿克提姆时毫发无损，但对意大利的进攻暂时不予考虑，更重要的是考虑部队进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安东尼清楚地认识到他现在的处境：连接安布拉基亚内海湾和外海的海峡在两个半岛之间延伸开来，从南部和北部向外突出，有12～13公里长。安东尼的主要营地驻扎在南部半岛，这里也是他的舰队停靠的站点。其中一个停靠站点就是阿克提姆港口，它位于半岛的西侧，由强大的海军管理，并通过长墙与营地相连，以抵御攻击。

屋大维意识到直接攻击安东尼的舰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在北部半岛安营扎寨。这个营地“位于一个高点上，从这里可以同样的方式俯瞰帕克索斯岛周围的外海、安布拉基亚内海湾以及两者之间的入口”（Cassius Dio 50，12，3）。舰队停靠在戈马洛斯（Gomaros）海湾，屋大维还用长墙把海军营和陆军营连接起来。

屋大维的海军基地处于不利的位置上，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特别是对于西南的暴风雨，这导致他迅速向对手发起陆战和海战。安东尼还没有集结军队，就知道应该向屋大维隐瞒其实力并拖住他们。当他把陆军集中起来后，就发动了进攻。他带着军队渡过海峡，在屋大维基地以南大约半小时路程的一个低海拔的地方搭建了一个临时营地。双方瓜分了一个最窄的区域——大约2.5公里宽。

这样，安东尼就带领陆军脱离了险境，并主动提出与屋大维开战，但屋大维对这场战斗不感兴趣，于是安东尼撤回固定营地，因为阿格里帕指挥的另一场海战的胜利终于使屋大维的舰队占了上风。阿格里帕仿佛是在安东尼眼前打败了驻扎在洛卡斯的舰队，并攻占了城市。这是一种无须高估的成功，洛卡斯的失守，使安东尼失去了从海上获取补给的天然聚集地。屋大维的舰队现在有了可用的港口，从而实现了对安东尼船只的封锁。从北方和南方施压，使得安东尼的船只无法离开狭窄的阿克提姆而不被发现或不受干扰。一队巡逻船不断地巡查入口。

洛卡斯之战胜利后，阿格里帕征服了其他港口；在佩特雷，他占领了安东尼之前的大本营，最终攻击了科林斯（Korinth），因此消除了安东尼从科林斯湾得到补给的可能。普鲁塔克对这种情况下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生动的描述（Antonius
68）。在他的家乡谢洛尼亚（Chaironeia），居民们当时受到了猛烈的鞭笞，被迫越过山区，将粮食运送到更远的地方，而不是近得多的科林斯湾。因为科林斯湾被阿格里帕的船只挡住了入口，粮食必须通过崎岖的陆路运到阿克提姆。

在此期间，安东尼试图摆脱这麻烦的包围。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很难完全守住船只。他的一位将军索西乌斯驶出阿克提姆湾，向屋大维的侦察舰队发起猛攻。这虽然可以把他们吓跑，却不能摧毁他们。当阿格里帕带领船只加入战斗时，最初的胜利也已烟消云散，索西乌斯因损失严重而不得不撤退。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心理战。安东尼结束了几个月以来萎靡不振的状态，孤注一掷，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也动摇了人们对舰队的信心。

还有什么比试图改变陆地上的僵局更紧迫的呢？安东尼派骑兵包围了安布拉基亚湾，试图在他们的帮助下从北边观察屋大维的营地，并尽可能地阻止他们获得补给。然而，安东尼的骑兵和海军同样不幸，他们在屋大维军营入口前的一场大战中失败了。然而，逃跑时情况要严重得多，骑兵尤其明显。帕弗拉哥尼亚的戴奥塔罗斯·费拉德费亚，色雷斯人洛梅塔克斯和其他人都消失了。安东尼从希腊内陆考察归来，带回了阿敏塔斯和2000名骑手，这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想以此增强军人的自信心。但安东尼失败了，阿敏塔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带着骑士去了屋大维那里，这样屋大维的骑兵就是安东尼的两倍之多。安东尼想破坏屋大维军队粮食补给的计划也失败了，同时自己的兵力补给问题却越来越难解决。由于两方正在争夺希腊和马其顿的控制权，供应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任何一方攻占希腊或马其顿的城市的成功都会削弱另一方粮食供给的可能性。

封锁战争就这样单调乏味地持续了好几个月，但它明确地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果：在舰队、骑兵和整个供给体系方面，天平越来越偏向屋大维。相应地，安东尼阵营的气氛逐渐恶化，过去勉强平息下来的争论又重新爆发了。那些想与克利奥帕特拉作战的人与那些认为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战争只关乎罗马的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在之前只是被压制了，并没有彻底消失。许多人从安东尼阵营中逃离的原因之一是对个人和事实问题的看法不同。然而，每一个叛逃者都加剧了大家对其首领的不信任。安东尼在营地使用了真正的监测系统，从而渲染了不祥的气氛，并引发了进一步的“叛逃运动”。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改变战线投奔了屋大维，这对安东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本是一个只要效力于一方，就必会忠于职守的人。现在，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跟随安东尼了，因为安东尼终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很多人和他有着同样的感受和想法。在谋划最后的战争时，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关系也变得牢不可破；直到那时，传统的罗马人才成群结队地离开他。如果说所有这些导致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关系的紧张也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叛逃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军官队伍中，陆军士兵和一些舰队成员也跟随他们的上级，彻底改变了阵营。他们不仅逃离了一位不再相信他会赢的将军，而且用安东尼不利的营地换取了条件较好的屋大维的营地。饥饿和疟疾加剧了叛逃，而8月和9月——这些地区最易发病的两个月即将来临。安东尼必须做点什么，否则陆军和海军就要在敌人的围剿下灭亡了。

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在营地召开了战事会议。在考虑如何应对时，他一开始便放弃了一种可能性：很明显，屋大维不会接受陆战。罗马人的战术没有办法迫使一个紧靠着自己阵营的敌人参加这样的战斗，那么就只剩下两种方案供讨论了。克利奥帕特拉建议进行海战。相反，卡尼迪乌斯·克拉苏则提出不战并放弃阿克提姆的阵地，到另一个条件更有利的地方进行决战。

这一计划意味着要放弃经营多年的舰队，而这支舰队在计划对意大利的侵略战争中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海上的长期控制权。牺牲了舰队，甚至连尝试拯救它的勇气都没有：安东尼或许没有想到这一点，尤其是在一场海战战败之后，这条出路依然存在。如果安东尼失去了舰队，屋大维便可以更有效地切断军队的食物供应渠道，并可能逐渐占领所有的海岸。不管人们如何评估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间的关系，即便出于军事考虑，一场海战或至少是尝试海战，也能为从困境中营救部分舰队提供一个好的前景。

在实施海战计划之前，有必要先进行评估。安东尼能驾驭的船只只有230艘，最终率领的船只有170艘。他们是从一支大型舰队中留下来的，据说在战役开始时有500艘船。然而，安东尼的舰队并非全部驻扎在阿克提姆，而只是大部分。屋大维也留下了三分之一的舰队来保护意大利，他们谁都没有“押上全部家当”。

安东尼的这些船中还有60艘埃及的船，虽然不是真正的战舰，但对抗敌人时有两到三倍的优势。屋大维率领的从布仑地苏门出发的中型舰队，由230艘船和阿格里帕的船队组成。虽然屋大维的船比安东尼的小得多，但却能承载更多士兵。安东尼安排20000名步兵和2000名弓箭手加入他的舰队，普鲁塔克写道（Antonius
64）：屋大维的士兵大概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我们可以假设双方都大致了解对方的实力。因此，对于安东尼来说，这根本不是击败和摧毁对手的问题。他只能实际一点，用武力攻破屋大维的封锁，从而获得公海。与此同时，陆军不得不离开其在阿克提姆的阵地，前往安全地带。

卡西乌斯·迪奥，作为阿克提姆之战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准确地描述了克利奥帕特拉的计划（50，15，1）：“克里奥帕特拉的意图，即只想通过驻军保护最坚实的部分，而将其他军队派往埃及，被战事会议采纳。但他们不想返乡或公开逃亡，而是武装起来，准备打一场海战，万一敌军抵抗成功，他们至少还有一条退路。”所以，舰队还是要驶向埃及的。普鲁塔克（Antonius
，90）将这一过程与帕里斯在逃跑时躲进海伦

[1]

怀里联系起来，这个比较虽然诙谐却并不恰当，毕竟它扭曲了事实。

安东尼烧毁了他不能驾驭的所有船只，因为它们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就算安东尼的计划成功了，这些船以后也不能再用了，因为他们想带着舰队冲向埃及。虽然与所有传统的海战技术相违背，但对此次作战计划来说，将主帆投入战斗是必要的。这些帆阻碍了所有的机动动作，使安东尼本来就很重的船只更加不堪重负，但封锁解除后，要想在公海上航行，就必须使用这些帆。带上主帆的原因必须向士兵们解释一下，因为他们未被告知实际的作战计划。安东尼要带上船帆，这样一来，在胜利之后，敌人的船只就无法逃脱，我们不知道这个没什么说服力的论点有多少人相信。安东尼让人把营地里所有的贵重物品都搬上了船，包括宫廷所需的财宝和侍从，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60艘船则在战线后方严阵以待。

安东尼将军队托付给卡尼迪乌斯·克拉苏，他既是克利奥帕特拉忠实的门徒，也是屋大维的死敌。接到命令后，船一启航他就离开了。当屋大维在海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攻击安东尼的营地时，那里早已空无一人了。克拉苏已经向马其顿出发了。

就像在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营地一样，对方阵营也有两种不同的计划可供参考。一是让敌军舰队畅通无阻地出航，这将证明安东尼不敢参加海战。然后全世界都会明白，他的撤退是一种逃避，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可能会收获颇丰，尤其是阿克提姆的军队。舰队可能在逃跑时被俘。

但阿格里帕反驳道：谁能保证追得上敌方舰队？当风向有利的时候，它就能够领先，这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两支舰队都扬帆起航，安东尼的重型船就能和屋大维的轻型船跑得一样快，这样就不可能追上他了。阿格里帕继续反驳道，安东尼在古利奈和埃及仍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如果他带着整个舰队，连同战争资金和22000名精选的战士甚至是阿克提姆陆军的精锐再次聚集在埃及，后果将不堪设想。到那时也许一切又要重新来过了，因为还不确定阿克提姆的陆军是否会投降。阿格里帕警告大家，不要损害在阿克提姆取得的战果，并建议阻止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逃跑。

屋大维确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并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阿格里帕，就等在阿克提姆见分晓了。但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又使他们耽搁了四天。

[1]
帕里斯与海伦，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情人关系。

第十五章 公元前31年12月2日：阿克提姆之日

舰艇的类型和装备决定了双方的战术。安东尼拥有的大多是大型战舰，是真正的巨轮。这些船本身已经很难驾驶，又没有配备完善的驾驶团队，因此在操作性上不如屋大维的舰队。因此，安东尼不可能指望用撞击的方式来对付敌舰，敌人也很容易通过巧妙的转弯来躲避。安东尼战舰的优势在于炮兵和船员。因此，大家准备用大石头和投石机来攻击敌人。安东尼的船体要高得多，这本来就是优势，而在甲板上建炮塔，又使这一优势得以加强。他的战术是向敌人发出“枪林弹雨”。如果能靠近敌方，安东尼想擒住他们并登上他们的船只。

与此相反，阿格里帕的优势是船的机动性。他必须在靠近敌军的时候试着摧毁敌船的桨，击碎敌船的舵或者通过撞击损毁敌船的侧翼。阿格里帕的船不能被困住或被逼停，否则他们一定会战败。

和许多陆战一样，对于阿克提姆的这次海战来说，为各自的战术找到有利的“地形”也是很重要的。安东尼知道浅水会使阿格里帕的船只失去机动性，从而把战斗变成一场持久战。他的炮兵优势会因此发挥出来，而又宽又深的海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有了这些战术指导方针，最后一场古罗马著名海战终于打响了。

按照安东尼的计划，他停在海湾的入口，其船队排成一长列，紧紧地挨在一起，等待着敌人的进攻。狭窄的队列和浅水可避免敌人接触和摧毁船桨。如果炮兵能对敌人造成重创，那么安东尼就会高歌猛进，乘风破浪，夺取公海。中午的时候，这种风一般会把船吹向南方。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安东尼才亲自指挥北翼作战。如果他先发动进攻，前线就会自动转向南方，这正是他想要的方向，海风则会从他的背后吹过来。然而，这些考虑的先决条件未被满足：阿格里帕没有履行他计划中的职责。他甚至没想到要进攻。毕竟，他认为根本不需要战斗，而风也不像预期的那样吹。他迫使安东尼的左翼和南翼向前行进，这使前线转向了北面而不是像安东尼计划的那样。正对这个侧翼的屋大维，立即把船撤回去，引诱敌人远离海岸，进入对屋大维更有利的更深的航道。为了与舰队保持联系，安东尼只得前进。屋大维也用阿格里帕的方法对付安东尼，安东尼的战术此时只能随风而逝了。

安东尼战舰的指挥官可能误把敌方的海军行动视为逃跑，因为他们一直前进。但当南方的屋大维和北方的阿格里帕到达更深的水域时，就可以充分利用船只的优势，于是他们停了下来，调转船头，将航线向左右两侧延伸。由于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能够拉开宽阔的弧线，安东尼的船只对此毫无抵抗之力。他们的船线越来越松，最后从中间撕开。安东尼的战术失败了，阿格里帕运筹帷幄，占尽了所有的优势。

卡西乌斯·迪奥详细地描写了战役的下一阶段（50，32，1-8）。阿格里帕的快船包围了孤立无援的对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安东尼的船驶去，以便尽可能缩短被敌军石炮攻击的时间。在被敌军抓住之前，他们立刻转变航向。尽管如此，还是对敌人的船桨、船舵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他们用这种方法破坏了几艘大船后，又顺利地集结了三四艘船，一个接一个地与敌方巨舰近距离搏斗以征服他们。火和风最终导致了安东尼船只的毁灭。

这一切就像惊人的戏剧一样在克利奥帕特拉的眼前上演，她和她的60艘船以及财宝跟在安东尼后面。南翼的突袭一定让她和幕僚们大吃一惊。在行动失败后，她眼瞧着安东尼也即将落败，而且这一点正随着每一艘燃烧的船变得越来越明显。她失去了之前计划中的保护，迟早会受到敌人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她实施了她的部分计划，用中型舰队避开了敌军和友军的船。现在安东尼也不再犹豫了，他放弃了那艘可能已被敌军挤压或严重破坏的战舰，并登上一艘小船，幸运地避开了敌方的船舰。所有能跟上他的人都跟上来了。炮塔、器械、沉重的负载都从船上抛了下来以减轻船的重量，帆也升了起来以充分利用风势。在混乱中，许多人一开始完全没注意到这位大将军的离去。然而，战争最终以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在阿克提姆取得胜利告终。

第十六章 死亡之谜

安东尼的确在阿克提姆逃过一劫，拯救了四分之一的舰队，另外还有一些部队供他使用，以及他继续发动战争最需要的东西——战争资金。然而，这次失败是毁灭性的。战斗结束后仅仅7天，阿克提姆的陆军就在进军马其顿中途投降了。安东尼投降后，屋大维以同样的方式让他们离开，并许诺他们在意大利拥有一席之地。如此，士兵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后来，胜利者在宣传时将阿克提姆海战缩减成为期一天的战役，后续战争也被简化为一场战役。与此同时，安东尼的统治接连崩溃，他首先从阿克提姆航行到古利奈这个边境要塞，再从那里匆匆赶往他在昔兰尼加的军团。

皮纳留斯·斯卡普斯领导的古利奈军队拒绝由安东尼率军前往埃及。直到此时，安东尼才认输。他第一次试图自杀，却被亲信们阻止了，这并非发生在阿克提姆海战失败当天，而是在皮纳留斯·斯卡普斯背叛他之后。尽管如此，安东尼还是再次站了起来，但却无法阻止原先听命于他的总督或附属国王逐渐涌向屋大维。希律王也背弃了安东尼，阻止叙利亚的军队与其会合。

阿克提姆战役之后的一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对阿克提姆难民的精力、抵抗力和生命力进行了高度评价。屋大维准备了差不多一年，才敢踏上埃及——克利奥帕特拉的土地，在那里还有安东尼的大部分后备军。

与安东尼相反，克利奥帕特拉试图从阿克提姆尽快赶到埃及，如果失败的消息在她到达埃及之前传到亚历山大港，就可能引发暴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船只进入港口时像胜者一样都带着花环，周围笛声和歌声飘扬，似乎在庆祝胜利一般。

回来后，克利奥帕特拉开始征收庙宇的各种财产，为抵抗屋大维筹集资金。在阿拉伯海湾，她组建了第二支舰队，据说这支舰队的任务是把女王和她的财宝带到安全的地方。叙利亚总督昆图斯·迪迪乌斯（Quintus Didius）转投屋大维时，把船都烧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在公元前31年与公元前30年之交的冬季庆祝了另一个盛大的节日，即宣布安东尼的儿子小安东尼，又称安提勒斯（Antyllus）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儿子恺撒里昂成年。恺撒里昂被登记为亚历山大港的公民，安提勒斯作为罗马公民被授予成人托袈袍。或许，这次成人礼表明了克利奥帕特拉第一次考虑她的继承人选。

根据历史资料，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当时分别向屋大维传递了消息。据说，安东尼曾请求允许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亚历山大港或雅典生活，好像这个曾经主宰半个世界的人能再次成为一个普通公民似的！

克利奥帕特拉则送去了她的王位标识，请求允许她的孩子们统治埃及，确保托勒密王朝的延续：这在她父亲在世时就已经是政治的核心主题，她从小就知道这些。奥勒忒斯为实现这个目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也决定了克利奥帕特拉统治时期与恺撒和安东尼之间的关系。当她看着儿子想到恺撒的时候，她就不能，也许也不想看清她的要求有多么荒谬。对于屋大维来说，克利奥帕特拉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从明面上看女王是有价值的。这绝不是肤浅地将她展示在凯旋的游行队伍中，而是她拥有屋大维迫切需要的珍宝，因为他需要财力来养活自己和安东尼手下的退伍军人，以及巩固在意大利的统治。克利奥帕特拉在伊希斯神庙旁边竖立了一个巨大的墓碑，里面存放着金、银、宝石、珍珠、象牙、乌木、珍贵的香料，还有大量的火绒和麻絮。

公元前30年夏天，屋大维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而贝鲁西亚也被轻易占领了。的确，虽然安东尼在一场骑兵战斗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并和克利奥帕特拉一起授予最值得嘉奖的士兵一副金胸甲和一顶头盔；但非常讽刺的是，这名士兵立即被调到了屋大维的营地。这可能是这个故事中最意味深长的一段，普鲁塔克以此强调安东尼的绝望处境（Antonius
74）。几天后，当舰队倒戈屋大维时，骑兵也步其后尘。

公元前30年8月1日，屋大维攻占了亚历山大港。同日，安东尼死亡。胜利者乐此不疲地重复安东尼在阿克提姆是如何可耻地抛弃了他的士兵。最终，他以自杀逃避了最后的责任。即使是罗马历史上最无能的失败者C.弗拉米尼乌斯（C. Flaminius），死于公元前217年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也比安东尼得到的评价高，因为他在战斗中的“牺牲”为其在后世赢得了荣耀。

屋大维允许克利奥帕特拉为安东尼举行葬礼，排场盛大，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0年8月2日或3日。之后，克利奥帕特拉试图以绝食结束生命，但屋大维威胁要报复她的孩子，于是她很快就放弃了。在8月8日左右，亚历山大港的征服者和克利奥帕特拉进行了谈判。

和古代历史学家的叙述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关于这次会谈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是无法调和的。按照卡西乌斯·迪奥的说法，克利奥帕特拉出现在屋大维面前，就像第一次与恺撒或安东尼相遇时一样：既美丽又淫荡。她带着恺撒的信，跪在屋大维面前，施展她的女性魅力，“但于屋大维而言，她的美丽远不如贞洁”（Florus 2，21，9）。相反，普鲁塔克将她描述为一个哭得眼睛红肿，只穿着内衣的女人，脸和胸部都被安东尼的丧服刮伤了（Antonius
83）。她精神崩溃了，只想一个人待着，但求一死。

第二天，克利奥帕特拉从科尼留斯·多拉贝拉那里得知，屋大维决定带她去罗马庆祝胜利。她不想重蹈妹妹阿西诺伊在恺撒统治下的覆辙，于是请求屋大维允许她再次前往安东尼的坟墓。请求得到了允准，她在8月10日左右去了情人的墓地，然后自杀了。普鲁塔克记录了她最后的祷告（Antonius
84），最后的话是留给安东尼的。这些遗言见证了一个女人的伟大爱情——或者说正好符合普鲁塔克擅长的悲剧风格：“在我无数的叹息声中，没有一声像我在没有你的这几日里那样苦涩和剧烈。”

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维苏威火山爆发，从保存在泥浆中的莎草纸卷中，人们发现了一部“关于埃及战争”的史诗的碎片。佚名作者描述道，克利奥帕特在亚历山大港集市中心让罪犯尝试不同的死法。对于牺牲者痛苦的细节描写能让古代的读者感同身受。克利奥帕特拉不需要经历这样的场景，但不意味着她没有在死亡时上演这样的故事。至少人们对她的死亡存在分歧，比如使用毒药或毒针，我们遵循古代最被认可且最为流行的说法：通过被蛇咬而自杀。然而，这无关她通过死亡获得永生的问题。在她的一生中，她已经是好几个神：作为女王，她是太阳神的女儿，是新的伊希斯，也被当作阿弗洛狄忒崇拜。作为太阳神的女儿，当她死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与神结合的，应该以神的方式死去。但她最终还是以埃及女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蛇咬死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自杀行为。乌赖乌斯蛇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圣物，是法老特有的象征突出地装饰在王冠上。蛇是一种死亡工具，它威胁着法老的敌人，同时使统治者得到神圣的父亲拉（Re）的保护。

上述关于她死亡秘密的分歧为她因蛇咬身亡提供了有趣的延伸探讨：埃及女王是被几条蛇咬死的？最早的罗马目击者认为，克利奥帕特拉准备了好几条蛇，至少两条；后来流传的说法是她在自杀时只用了一条蛇。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猜测中，还有一种更趋近于现代的观点值得一提。根据古老的记载，克利奥帕特拉因手臂被咬伤而身亡。在后来的诠释中，尤其是在绘画中显示咬痕是在胸部，如马卡特（Makart）的画，这样的表现更有视觉冲击力。

人们发现克利奥帕特拉穿着皇家长袍，这被认为是伊希斯的长袍。屋大维显然相信，或希望人们相信她是被蛇咬死的。卡西乌斯·迪奥写道，屋大维试图救活她（51，14，3-4）：他召来了以能从伤口处吸出毒液而闻名的医师；然而，他们来得太晚了。在第二年的罗马凯旋游行中，有一幅绘有克利奥帕特拉手臂环绕着蛇的画作。

克利奥帕特拉的御医奥林波斯（Olympos）后来公布了她的死亡，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信息很可能就是来源于他。无论他是在说真话，还是想让他的故事听起来生动，或是取悦罗马人，这都是他的秘密，也许他的叙述毫无价值。克利奥帕特拉或许不是死于蛇咬，而是死于口服了植物毒汁。尽管有一些看似说得通的解释，但她的死仍然充满了神秘感，足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克利奥帕特拉孩子们的命运就没那么神秘了。托勒密·恺撒，时年17岁的在位国王，曾被克利奥帕特拉和他的教仆送往红海。屋大维把他遣送回亚历山大港后立即杀害了他。现在屋大维可以肯定自己是恺撒的“独生子”了。

屋大维把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的孩子交给他的姐姐，也就是安东尼的前妻抚养长大。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两个兄弟的命运未被提及。她自己成为努米底亚王子尤巴的妻子。公元前25年，毛里塔尼亚的王位空缺，罗马人让他当了国王。所以在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候，在非洲的西端还有一位埃及王后。

屋大维在征服了亚历山大港和克利奥帕特拉死后才算彻底胜利。他通过征服亚历山大港将克利奥帕特拉的“Sextilis”（拉丁文6月的意思）重新命名为“August”（8月），这一事实表明了罗马人对其战胜克利奥帕特拉的高度评价。

第十七章 现在让我们举杯吧——罗马人的凯旋

直到克利奥帕特拉死后，贺拉斯（Horaz）才唱响了他的胜利之歌：《现在让我们举杯吧！》（Nunc est bibendum
）：

现在让我们举杯吧！现在用自由的脚跺在地上吧！

现在来享受萨利安的感恩之宴，

来装饰神的座椅吧！

现在是时候了，朋友们！

直到现在都是一种亵渎，

从祖先的地窖取出高档的（意大利产的）凯库布酒，

疯女王的垮台还在威胁着都城，

帝国也面临毁灭的威胁。

她自己和错乱的，

病态的，毫无节制的男人是一伙，

渴望一切，喝下甜蜜的幸运之酒！

但这降低了她的错觉，

几乎没有一艘船逃过火海。

马留提斯（埃及）酒造成的麻木头脑，

让她公开逃跑，

恺撒（屋大维），划桨追击，

那个逃离意大利的女人，

像鹰追逐轻柔的鸽子，

像敏捷的猎人追逐雪地上的兔子。

荷莫尼斯（色萨利）——他被铐着，

罪恶之恶魔！而她的思想被指引着，

不以女人的方式，更有尊严地死去，

她对着剑颤抖，或试图乘着飞快的舰艇，

到达未知的海岸。

她勇敢地看着皇家城堡变成一片废墟，

带着冷静的神情，勇敢地抚摸着狂躁的蛇，

让它的黑色毒汁浸入她的身体，

甚至比计划周密的自杀还要野蛮。

因为她嫉妒野蛮的利伯尼亚人，

在骄傲的胜利游行中将她以废后展示——而不是低贱的女人。

沉醉在喜悦中，贺拉斯（Oden
1，37）的话语像美酒一样滔滔不绝。这首歌原本是一首饮酒歌，后来被改编为颂歌，讲述了克利奥帕特拉威胁罗马的存在、屋大维的胜利以及克利奥帕特拉自杀的故事。颂歌以罗马人的庆祝之酒开始，与克利奥帕特拉最后的死亡之酒形成对比。中间的段落是描述这位统治者醉酒的样子，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因而看不清现实。

第5～12节将克利奥帕特拉描述为狂妄自大的“实干家”，她甚至想摧毁都城罗马。从第12节开始，她不再是“主体”和“人”、“女王”和“女人”这样的形象，而是作为一个“客体”出现。屋大维以猎人的形象出现，以“实干家”的身份占据主导地位。他面对的不是“人”和“女王”，而是疯狂、醉酒、怪物，所有这些负面的评价组成了克利奥帕特拉的化身：用贺拉斯的话说就是致命的怪物、可怕的恶魔。有多少讶异和蔑视，就有多少赞美。此外，它还有一种宗教内涵：在这样的表达中，邪恶之前是神圣的战栗。克利奥帕特拉从两方面扰乱了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女人和作为罗马的敌人。直到最后，她才再次成为“主体”和“人”。女王被剥去了华丽的外衣，就站在我们面前。只有在结尾，当她自杀的时候，才出现了一句正面的描述：克利奥帕特拉不是一个卑微的女人（non humilis mulier）。因为罗马贵族终于理解了她的自杀行为，也即从失败中得出了相应的结局。

回顾过去，贺拉斯认为阿克提姆的胜利是对抗埃及的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直到克利奥帕特拉死后，罗马才恢复了安全和自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史上最伟大的战役——阿克提姆战役成为焦点。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Properz）对这一事件的再现，也就是流传至今的“阿克提姆传说”。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第8卷（Aeneis
8，675-713）中对军事冲突和克利奥帕特拉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和阐释，并对比了东西部的具体状况。一边是奥林匹斯诸神、公民、元老院和化身为神的屋大维：火焰从他的太阳穴喷射而出，他同样被奉为神的父亲恺撒许诺帮助他。另一边是安东尼和他的“埃及情妇”，维吉尔对他们的关系只用了“亵渎”（nefas）这个词来描述。安东尼已经不是罗马人了，所以他在实际的战斗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作为诗人，维吉尔忽略了这个事实，把克利奥帕特拉放在了敌军的中心位置。她并不以“人”的身份发出命令，而是用伊希斯的号令，指挥着野蛮的民众。于是，一方面是尼普顿、维纳斯和密涅瓦，另一方面是其他埃及动物神，比如阿努比斯。最后，太阳神阿波罗出面干预，他拉开弓，把这个可怕的幽灵干掉了。所有东方的外域民族——埃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塞巴人，都在克利奥帕特拉的带领下逃跑了。

屋大维试图让人们忘记内战的耻辱。因此，安东尼的名字几乎到处被掩盖，或者被时而明显、时而含糊的影射所替代。贺拉斯有一个经典问句（Epode
9）：“后人们，你们相信吗？这个罗马人被卖给一个女人，作为士兵（为她）背着用于筑堡的木桩和武器，并接受满脸皱纹的太监的命令。”但由于罗马人和屋大维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对手，尤其要正式对抗外部敌人，人们的目光便越来越集中在克利奥帕特拉身上，她是唯一的对手。

“就像在画中，翁法勒拿走了赫拉克勒斯的棒槌，披上了他的狮皮，克利奥帕特拉也经常解除安东尼的装备并戏弄他。”普鲁塔克对这两个人的刻画符合一个古老的主题，这在克利奥帕特拉时代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安东尼本身就被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Antonius
90；也可参见本书第八章）。相应的，一种对调的、扭曲的角色行为由此衍生而来：“安东尼的行为像个女人一样。”据说这是屋大维在阿克提姆战役之前，在路上跟他的士兵说的（Cassius Dio 50，27，4. 6）。克利奥帕特拉领导着男人，颠覆了自然秩序。其“男性”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酗酒，根据普罗佩提乌斯（Elegie
3，11）的记载，女王临终前只能用“被酒哽住的声音”喃喃自语。

后世即使抗议将这位美丽的女性描述为历史上掌权的祸害，如荷马第一次将她比作美丽的海伦引入西方文学，对于她的根本观点也依然不变，罗马的诗人、雄辩家、历史学家都坚持这个观点，漂亮女人克利奥帕特拉和一代又一代的偏见捆绑在一起：“蛇蝎美人”、放荡的情人、勾引者、皇家妓女。正是克利奥帕特拉的对手们把她描绘成男人的对手，同时也是男人欲望的理想对象。奥里利乌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在4世纪简要地描述了这些观点（Berühmte M
änner
86，2）：“克利奥帕特拉是如此淫荡，她经常堂而皇之地勾引他人；她又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许多人可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与她共度一夜。”通过把克利奥帕特拉描绘成一个谋杀男人的海妖，人们塑造了一个符合男性占有欲的梦幻形象。

由于对埃及女王发动战争需要一个理由，克利奥帕特拉的野心也随着罗马历史记载中事件的增多而逐渐凸显。反对她的战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争取自由和荣誉的战争，崇尚道德和反对奸淫的战争。最初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冲突，在诗歌和史料记载中则以拯救了野蛮的东方和受希腊影响的君主制而结束。为了展示来自东方颇具威胁性的危险，普罗佩提乌斯使用了维吉尔和贺拉斯在他之前使用过的主题，他的成就在于，超越了后两位学者所描绘的这位埃及女人的特征。没有人比他更偏激、更恶毒地描绘克利奥帕特拉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她最终变成了一个妓女。克利奥帕特拉在朱庇特神殿搭起卧榻，并在她的爱情营地里聊着正义，这一怪诞的画面是侮辱的高潮，也是愚蠢的高潮（Properz，Elegie
3，11，45-46）。这不再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攻击，而是纯粹的妖魔化。

卢坎对她的侮辱也没有停止：埃及的耻辱，拉提姆（Latium）可怕的愤怒，她的淫欲使罗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Pharsalia
10，53-69）。当描述克利奥帕特拉统治全世界的可能性触手可及时，他最终屈服于这个传说：“一个女人，一个外来人能否赢得全世界？鲁卡迪亚（Leucadia）海潮的命运还真是摇摆不定。”

据说，埃及艳后为了缅怀罗马的众多反对者而宣称：“我不会装饰凯旋的游行队伍。”（Livius bei Porphyrios im Kommentar zur Horaz-Ode
1，37，30）普罗佩提乌斯对这个想法颇有微词（Elegie
4，6，65-66），并这样羞辱她：“一个女人孤零零地走在从前由朱古达（Jugurtha）

[1]

率队走过的街道上，那将是怎样的一场胜利游行！”她的自杀救了她，她也不需要看到埃及的方尖碑——国家的神圣象征之一——成为屋大维胜利的标志，其在罗马已沦为一个超大的日晷指针。而屋大维在此期间被称为奥古斯都。

克利奥帕特拉为托勒密王朝的王位而战。她在恺撒的帮助下保住了王位，并希望和安东尼一起，扩大王国的权力范围。在亚历山大港那些幸福的日子里（见第十一章），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她离自己的梦想非常近，甚至相信梦想已经实现了。克利奥帕特拉作为女王和女人，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战斗。记录就到此为止吧。她对恺撒或安东尼的感情是不能被猜测的。一段关系的真实状态最终总是对外界保持封闭，偶尔也会当局者迷。人们一直在问：埃及艳后是好人还是坏人？无论如何，她至少初心未改。

[1]
朱古达，努米底亚的国王。

第十八章 永远的克利奥帕特拉：艺术与商业

克利奥帕特拉！很多女人都叫这个名字，但大家几乎只能想到一个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对一些人来说，她的名字让人联想到一位重要的统治者的形象——众王之女王；对另一些人来说，她的名字代表着恺撒重要的情人，而她的第二个情人是安东尼。还有一些人在她身上看到了象征性的和字面的意义，即谋杀男性的野兽，淫荡的妓女，通奸的女人，疯狂的挥霍者，奢侈、异国、情色的象征。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克利奥帕特拉，而很多人眼中的她正反映了他们对女人的厌恶。

很少有女性能如此吸引画家、作曲家、作家和电影导演。无论哪个时代，她本人和她的名字都成为男人们美梦和噩梦的代号。

无数画作都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审美和各个时代的品位完成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常常以她的光辉和死亡时的悲惨来描绘她。1473年在乌尔姆（Ulm）出版的一幅薄伽丘的木刻版画，遵循了古老的自杀版本：两条长着老鼠耳朵的引人注目的蛇咬着她“贞洁的”前臂（见图6）。

薄伽丘在其1361年的作品《名媛》（Famous Women
）中展示了104个古代女性形象，其中就包括克利奥帕特拉。对薄伽丘来说，克利奥帕特拉代表着美丽，但也代表着贪婪、残忍和欲望。1473年的木刻系列作品将这一主题转换成了图像语言。图6左半部分展示了她赢得了1000万赛斯特斯赌注（见第十章）。克利奥帕特拉一边喝着溶解了的珍珠，一边挑衅地看着旁边的两个男人。安东尼举起手指予以警告，而另一个人吓得盘子都掉了下来。安东尼戴着王冠，这象征着他的身份；克利奥帕特拉戴着头饰，当时的教会认为这是淫乱和私通的象征。

图6 薄伽丘木刻系列作品《名媛》：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

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并在图6的右半部分被展示出来。安东尼没能阻止克利奥帕特拉的恶毒行为，反而躺在地上被人谋杀了，这张图让人们产生的联想是，克利奥帕特拉把剑刺进了他的胸膛。然而，杀害男人的女人后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文学之路和绘画之路就由此开启了。大多数画作都以这两个情节为主题：有60多位画家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的盛宴，有150多位画家描绘了她的死亡。

尤其是巴洛克艺术家，他们从克利奥帕特拉的活动场景中取材，经常将她备受谴责的生活作风与正面的例子进行对比。她在亚历山大港的华丽宫廷尤为激发了威尼斯人的想象力，他们可能常常把她和追求排场联系在一起。在拉比亚宫，蒂埃波罗（Tiepolo）创作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在塔索斯的会面》《克利奥帕特拉的宴会》等巨幅壁画。

19世纪的画家把克利奥帕特拉带到土耳其的公共浴室，带到了东方。在屋大维的宣传中，克利奥帕特拉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东方人，是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男性幻想的对立面：她是东方，东方是女性。汉斯·马卡特的不朽画作《克利奥帕特拉之死》（1876年）是大量同主题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在这幅画中，克利奥帕特拉把一条毒蛇放在胸前，撩人的情欲，东方的奢华，一如她向人们展示的那样（见图7）。

图7 《克利奥帕特拉之死》，汉斯·马卡特画作，1876年

克利奥帕特拉这一主题在歌剧舞台上也很受欢迎。自1633年威尼斯人朱利奥·瓜兹尼（Giulio Guazzini）创作了《戏剧性歌剧》（opera drammàtica
）以来，它被编成了100多部歌唱剧、歌剧、小歌剧和芭蕾舞剧。至少有两个著名的歌剧片段以克利奥帕特拉开场：在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创作了悲剧之后，1742年的柏林皇家剧院，也就是后来的柏林歌剧院，演出了乔瓦尼·瓜贝尔托·伯塔雷里（Giovanni Gualberto Bottarelli）的《庞培之死》（La mort de Pompée
），并由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Carl Heinrich Graun）谱了曲子——《克利奥帕特拉和恺撒》（Cleopatra e Cesare
）；1966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了赛谬尔·巴伯（Samuel Barber）和佛朗哥·泽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的作品《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
）。

如果列举出所有以这个女人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诗人，那就数不胜数了。文献学“大师”西奥多·贝斯特曼（Theodor Besterman）在20世纪初提供了一份诗人的名单，从普鲁塔克到薄伽丘、莎士比亚、高登齐奥（Gaudenzio）、罗哈斯·佐利拉（Rojas Zorilla）、马蒙泰尔（Marmontel）、科策布（Kotzebue）、贝塞尔（Bethell）、布莱希特（Brecht）和怀尔德（Wilder），这里只提几个。

现代对于克利奥帕特拉的理解和接受以乔瓦尼·薄伽丘为开端，正如上文所述，自古代以来，他在1361年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

威廉·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The Life of Anthony and Cleopatra
）于1608年首次上演，是17、18世纪众多作家的范本。该戏剧被翻译成120多种语言，至今已有1500多个版本。这部作品塑造了克利奥帕特拉独一无二的形象，无关学界内外。

莎士比亚描写了以毁灭告终的热恋。他在《性感的赞歌》（第2幕第2场）中塑造了克利奥帕特拉的人格，至今未变：

年龄不能使她衰老，

习惯也不能使她黯然失色。

其他女人久处而生厌，

她却愈处愈让人饥渴，

因为最丑恶的事物也让她如此圣洁，

即使她卖弄风情，神圣的祭祀也为她祈福。

帕加尼诺·高登齐奥于1642年在比萨写下了《克利奥帕特拉——埃及女王》（Di Cleopatra reina d’Egitto la vita considerata
）一书，其中描绘了克利奥帕特拉的两种“生活”，一种是历史上的，另一种是想象中的。

1645年，弗朗西斯科·德·罗哈斯·佐利拉创作了戏剧《克利奥帕特拉的蛇》（Los aspides de Cleopatra
），就连女王的蛇也成为专门的创作主题。这条蛇似乎也是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1750年创作的戏剧《克利奥帕特拉》中的主要道具。在克利奥帕特拉死亡的那一场戏中使用了机械蛇，但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一位评论家称（Ponce Denis Ecouchard Le Brun，Epigramme
2，17）：在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出色戏剧中，机械蛇登场了，发出如此强烈的嘶嘶声，以至于地板和舞台一齐发出嘶嘶声，提词人听到了这个，认为他仍须继续提词，于是他也发出嘶嘶声。

早在1805年，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就创作了大量讽刺克利奥帕特拉的作品，在其中一部讽刺作品中，托勒密十五世穿着水手服出场。他笔下的克利奥帕特拉对恺撒被杀的反应如下（Cleopatra
第1幕）：

我的恺撒去世了！带着他所有的欢乐！

所以我喝着绿茶，读着《维特的烦恼》。

在这个几乎每位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人都尝试讨论的话题上，出现诡异的内容是在所难免的。1921年，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收到了英国人A. J.贝塞尔的作品：《从克利奥帕特拉到基督》（From Cleopatra to Christ
）。作者试图证明克利奥帕特拉并没有死于公元前30年，而是多次改变身份，并最终以圣母玛利亚的身份成为耶稣的母亲。

在20世纪的诗歌中，克利奥帕特拉代表着充满爱意的女人和意志强悍的伴侣这两个极端。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在《三分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
第3幕第1场）中表现了其中一个极端：

你看到了美丽的克利奥帕特拉，

你知道她带来了什么！

两个皇帝都成了她的牺牲品。

她淫乱至自刎，

枯萎为尘土。

在《三月十五日》一书中，桑顿·怀尔德让他笔下的恺撒讲述了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卓越的女人。去交谈，去交谈！很荣幸再次……是她提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昏睡的，除了你，克利奥帕特拉！”

没有什么能比电影更鲜明地塑造克利奥帕特拉的现代形象。法国人乔治·梅里埃（Georges Méliès）的《克利奥帕特拉》（1899年）便属于电影先驱时代的作品。1934年，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在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s）的电影《埃及艳后》中饰演埃及女王，并一举成名。导演在这部电影中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女性，在性和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女王向恺撒建议说：“我们可以一起征服世界。”恺撒答道：“很好，你把我也算在内了。”克劳黛·考尔白，作为一位运动型女演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代表着克利奥帕特拉的形象。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销售热潮促成了这一点，即使它不能与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相比。克利奥帕特拉香水可以在专门的“电影院商店”购买。专卖店还提供了一款模仿考尔白在电影中佩戴的刘海饰品的复制品。该公司确信，这种发型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征服有很大关系，因此不能把她的秘密埋没在“古代历史”中。现代埃及女王的化身是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在1963年上映的那部经典电影中的形象。与其他女演员不同的是，她按照人们想象的克利奥帕特拉的日常，诠释了她的私生活。在一系列关于埃及女王的漫画和电影中，《高卢英雄和克利奥帕特拉》（Asterix und Kleopatra
）最为出名。

“商业”这个词绝不仅仅与新时代捆绑在一起。埃及女王死后，一套简称“克利奥帕特拉”的美容秘方流传了很长时间。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凭借女性的好奇心，想要窥探王室化妆盒的秘密。通往现代广告的道路就是从这里开始规划的。一款名为“克利奥帕特拉”的肥皂也想在今天达到类似的效果，其配方中添加了治疗脱发的成分——毕竟克利奥帕特拉是秃头恺撒的情人，桑顿·怀尔德在一个场景中提供了这类素材。他笔下的恺撒整天东奔西跑时，头上涂满了蓝色的膏药，但是最终他安慰道，一个男人“要么有头发，要么有头脑，两者只能取其一”。这句话配得上克利奥帕特拉的聪明才智。

大事年表

克利奥帕特拉、托勒密十三世、托勒密十四世、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执政年表

前100年　　　　　　　　　　　　恺撒诞生。

前83/前82年　　　　　　　　　　安东尼诞生。

前69年　　　　　　　　　　　　 克利奥帕特拉诞生。

前63年　　　　　　　　　　　　 屋大维诞生。

前58～前49年　　　　　　　　　 恺撒在高卢。

前58年　　　　　　　　　　　　 托勒密十二世被逐出亚历山大港。

前58～前55年　　　　　　　　　 贝列尼凯四世统治埃及。

前55年　　　　　　　　　　　　 托勒密十二世重返王位。

前52年9月5日～前51年9月4日　　 托勒密十二世执政第三十年，克利奥帕特拉执政第一年。

前51年2/3月　　　　　　　　　　托勒密十二世逝世，克利奥帕特拉登基。

前51年9月5日～前50年9月4日　　 执政第二年。

前50年9月5日～前49年9月3日　　 执政第三年（与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

前49年　　　　　　　　　　　　 恺撒跨越卢比孔河，内战开始，克利奥帕特拉被逐往东埃及。

前49年9月4日～前48年9月3日　　 执政第四年（与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

前48年　　　　　　　　　　　　 克利奥帕特拉被逐出埃及。

前48年8月9日　　　　　　　　　 恺撒在法萨路战胜马格努斯·庞培。

前48年9月4日～前47年9月2日　　 执政第五年（与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执政）。

前48年9月28日　　　　　　　　　马格努斯·庞培遇刺。

前48年10月1日　　　　　　　　　恺撒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前47年3月27日　　　　　　　　　托勒密十三世逝世，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四世登基。

前47年4月中旬　　　　　　　　　恺撒离开亚历山大港。

前47年8月2日　　　　　　　　　 恺撒在塞拉取胜。

前47年9月6日　　　　　　　　　 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诞生。

前47年9月3日～前46年9月2日　　 执政第六年（与托勒密十四世共同执政）。

前46年4月6日　　　　　　　　　 恺撒在塔普索斯取胜。

前46年　　　　　　　　　　　　 恺撒征服埃及。

前46～前44年　　　　　　　　　 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十四世在罗马。

前46年9月3日～前45年9月1日　　 执政第七年（与托勒密十四世共同执政）。

前45年3月17日　　　　　　　　　恺撒在蒙达取胜。

前45年9月2日～前44年8月31日　　执政第八年（与托勒密十四世、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4月3月15日　　　　　　　　　恺撒遇刺。

前44年7/8月　　　　　　　　　　托勒密十四世逝世，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4年9月1日～前43年8月31日　　执政第九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3年4月21日　　　　　　　　　穆提那战役。

前43年9月1日～前42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3年11月11日　　　　　　　　 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结为三头同盟。

前42年9月1日～前41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一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2年10月23日　　　　　　　　 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在腓立比战败。

前41年9月1日～前41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二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40年　　　　　　　　　　　　 贝鲁西亚没落，富尔维娅逝世，《布仑地苏门协议》，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结婚，帕提亚人入侵叙利亚和小亚细亚。

前40年9月1日～前39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三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39年　　　　　　　　　　　　 《米赛诺条约》。

前39年9月1日～前38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四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38年9月1日～前37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五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

前37年　　　　　　　　　　　　 《塔兰托条约》，三头同盟延期五年，安东尼在东部开展土地改革。

前37年9月1日～前36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六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一年。

前36年　　　　　　　　　　　　 阿格里帕战胜塞克斯图斯·庞培，安东尼发动帕提亚战役。

前36年9月1日～前35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七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二年。

前35年　　　　　　　　　　　　 塞克斯图斯·庞培遇刺。

前35年9月1日～前34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八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三年。

前34年　　　　　　　　　　　　 屋大维在达尔马提亚战斗，安东尼发动对亚美尼亚的战争，亚历山大港开展土地改革，克利奥帕特拉成为“众王之女王”。

前34年9月1日～前33年8月31日　　执政第十九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四年。

前33年9月1日～前32年8月31日　　执政第二十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五年。

前32年　　　　　　　　　　　　 执政官和众多元老院议员离开罗马加入安东尼阵营，屋大维向克利奥帕特拉宣战。

前32年9月1日～前31年8月31日　　执政第二十一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六年。

前31年9月1日～前30年8月31日　　执政第二十二年，与托勒密十五世恺撒里昂共同执政第七年。

前31年9月2日　　　　　　　　　 阿克提姆战役。

前30年8月1日　　　　　　　　　 屋大维到亚历山大港，安东尼自尽。

前30年8月10日（？）　　　　　　克利奥帕特拉逝世。

前29年8月13～15日　　　　　　　屋大维三次胜利。

文献综述

此处不对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众多虚构作品进行概述。

整体概述

Adolf Stahr，Kleopatra
，Berlin （2）1879第一次以书面形式为克利奥帕特拉进行“荣誉平反”。这是一次充满激情的还原，驳斥了那个时代诗人、画家以及历史学家所描绘的轻浮而叛逆的女性形象。

“The House of Ptolemy.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aic Dynasty
” von Edwin Bevan，Chicago 1927 （Nachdruck 1968），359～384这一章节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克利奥帕特拉时代的很好的概述。

Oskar von Wertheimer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的书可能是德语读者圈中流传最广的一本。该书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出版，书名为《克利奥帕特拉》。它在重印时改了几次副标题：“克利奥帕特拉：尼罗河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世界历史上最聪明的女人”。作者把女王的成功建立在她的美丽和爱之上，恺撒和安东尼则完全受其支配。他的作品游走在历史重现和虚构小说之间。

William Woodthorpe Tarn-Martin Percival Charlesworth，Octavian，Antonius und Kleopatra
，München 1967是对1934年《剑桥古代史》相应章节的翻译，描述了三头同盟的冲突，此著作虽只是对克利奥帕特拉偶然提及，却超越了古籍资料的片面性。

Emil Ludwig，Cleopatra
，Amsterdam-London 1938一文虽然在历史上站不住脚，但值得一读，它用诗意的想象力将普鲁塔克的记载重新演绎。

Hans Volkmann，Kleopatra. Politik und Propaganda
，München 1953这部研究著作呈现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时代，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现代历史研究中的最佳。然而，比起埃及艳后，屋大维和他的煽动手段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读者还可以在此著作中找到详细的出处和文献列表。

Arthur Weigall，The Life and Times of Cleopatra Queen of Egypt. A Study in the Origin of the Roman Empire
，Philadelphia 1924 （Nachdruck New York 1968）将克利奥帕特拉描述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和政治家，而将安东尼描述为一个傀儡。他一方面低估了罗马三头同盟的品格，另一方面又高估了埃及艳后行动的可能性。

Lindsay，Cleopatra
，London 1971这本书的描述非常详细，通过埃及、恺撒、内战、文学等众多话题将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嵌入时代背景。德语版为Kleopatra. Eine Frau und eine Epoche
，Düsseldorf-Köln 1972，与原版相比删减了一些关于同时代事件的重要的段落，尤其是注释部分。

Michael Grant的克利奥帕特拉专著有好几个英文和德文版本，其中包括1981年出版于贝里吉斯-格拉德巴赫的版本，他在描述这位希腊—埃及统治者时并没有屈服于罗马的主流宣传。他强调了东方的独立，这之后在拜占庭帝国的漫长统治历史中得到了证明。

最详细的描述来自C. Schäfer，Kleopatra
（Gestalten der Antike
） Darmstadt 2006。

专题视角

关于克利奥帕特拉统治的最初几年，参见Heinz Heinen，Rom und Ägypten von 51 bis 47 v. Chr. Untersuchungen zur Regierungszeit der 7. Kleopatra und des 13. Ptolemäers
，Tübingen 1966。

Werner Huss撰有专题论文“Die Herkunft der Kleopatra Philopator”，Aegyptus
70，1990，191-203。

铸币肖像的不同设计，如按照父王要求的亚历山大式和按照安东尼要求的叙利亚式，可参见Robert Fleischer，Kleopatra Philantonios，Istanbuler Mitteilungen
46.1996，237-240。

Heinz Heinen，Cäsar und Kaisarion，Historia
18，1969，181-203为恺撒是恺撒里昂的生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

有关恺撒驻留亚历山大港的讨论，参见Louis E. Lord，The Date of Julius Caesar’s Departure from Alexandria，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8，1938，19-40。

Berthold L. Ullman，“Cleopatra’s Pearls”，Classical Journal
52，1957，193-201，以化学家的视角对克利奥帕特拉的珍珠作出探讨。

关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可能结婚的问题，参见Alvaro d’Ors，Cleopatra uxor de Marco Antonio
？，Anuario de Derecho Espanol
49，1979，639-642，该文反对这样的假设。

Johannes Kromayer为研究屋大维同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间的军事冲突提供了最好的基础：Kleine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zweiten Triumvirats VI
：Die Vor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Actium，Hermes
33，1898，13-70；VII：Der Feldzug von Actium und der sogenannte Verrath der Cleopatra，Hermes
34，1899，1-54；Actium.Ein Epilog，Hermes
68，1933，361-383。

Ilse Becher，Das Bild der Kleopatra in de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Literatur
，Berlin 1966根据不同的主题编排，涉及古代作家和他们对克利奥帕特拉的陈述。

关于企图自杀的内容，参见D. Mebs-C. Schäfer，Kleopatra und der Kobrabi
ß -das Ende eines Mythos？，Klio
90，2，2008，347-359，该文认为服用植物毒汁是最可能的自杀方式。

Mary Hamer，Signs of Cleopatra
，London 1993强调克利奥帕特拉在不同时代对女性角色的象征。作者解读了书中的插图，比如薄伽丘的作品、提埃波罗或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以及现代电影。

Lucy Hughes-Hallett以知识性和娱乐性的视角分析了克利奥帕特拉的接受史，参见Cleopatra. Histories，Dreams and Distortions
，London 1990。作者展现了克利奥帕特拉在诗歌、绘画和电影中的多重形象——情人、女人、女王、杀人犯、外域者。

Cleopatra of Egypt. From history to myth
，hrsg.v.S.Walker-P.Higgs，London 2001这本书是克利奥帕特拉国际展览的随附科学出版物，书中有关于克利奥帕特拉接受史的精彩章节。

图片来源

图1、2、3：Zeichnung von Gertrud Seidensticker；

图4：Eduard Gerhard（Hrsg.），bearbeitet von Gustav Körte，Etruskische Spiegel，Berlin 1884/97，Band 5，Taf. 18；

图5：Bildarchiv Foto Marburg；

图6：British Library，London；

图7：Staatliche Museen Kassel（Ausschnitt）。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hillas 25，27，29，32

Actium 37，75，78，85f.，87
，88f.，91-95，97f.，105，107，118，123

Adria 86

Afrika 76

Ägäis 79，123

Agrippa 37，58，85，88f.，92，94-97，118

Ägypten 7，9，11，19f.，23，27，29，32，34，41f.，46，55，58-60，64，71，78f.，93f.，98，105，108，123

Al-Masūdī 16

Alexander 7，9，14，57，69，72f.

Alexander Helios 57，68

Alexandria 12，13f，16f.，19f.，22，25，27-32，34，41，43-45，52，55，61，65，67f，71f.，74f.，83，99-101，103，109，111，117，119，123

Allienus 46

Ambrakia 85，87
，89

Ammianus Marcellinus 17

Amon 23，102

Amyntas 59，80，90

Antonius 7，20，34，37，40，44，46-50，52-54，58，60-63，65-69，72，74-78，80-86，89-101，103，106f.，109-111，117f.

Antonius，Sohn des Antonius 65，70，99

Anubis 106

Aphrodite 35，51，53，102

Apoll 106

Apollonia 85，123

Appian 32，50，55

Arabischer Golf 99

Archelaos 20，50，59，80

Aristarch 14

Armenien 61，67，69，74-76，123

Arsinoë Ⅳ.22，30f.，34，44，54，75，101

Artemis 20，45

Astarte 51

Asterix 116

Athen 19，55f.，63，80f，99，123

Augustus 108

Auletes，s.Ptolemaios Ⅻ.

Aurelius Victor 107

Barber，Samuel 113

Berenike Ⅳ.20-22，117

Berlin 113

Berytos 60f.，123

Bethell，A.J.114

Boccaccio，Giovanni 110，113，122

Bocchus 80

Bononia（Bologna）47，123

Bosporanisches Reich 32

Botarelli，Giovanni Gualberto 113

Brecht，Bertolt 115

Brundisium（Brindisi）39，56，82，85f.，92，118，123

Brutus 35，45f.，118

Bubastis 71，123

Caesar 7，10，14，19，26-30，32f.，35f.，38f.，41，44，46，49，58，63，69，75，82，85，99，101，106，109f.，114-117

Calpurnia 35

Calpurnius Bibulus，M.25

Canidius 78，91，93

Capitol 68，105，108

Carrhae 58，61，123

Cassius 35，45-47，54，118

Cassius Dio 28，50，93，97，101f.

Chaironeia 89，123

Chalkis 60，123

Cicero 34f.

Colbert，Claudette 115

Corneille，Pierre 113

Cornelius Dolabella 101

Crassus 58，61

Dante 28

Deiotaros Philadelphos 80，90

Delacroix，Eugène 122

Dellius 80

DeMille，Cecil B.115

Dendera 41，123

Dionysos 12，49，52f.，68

Dioskurides Phakas 41

Dolabella 46

Domitius Ahenobarbus 78，80f.，90

Domitius Calvinus，Cn. 31

Dyrrhachium 85，123

Elaiussa 60，123

Emesa 80，123

Ephesos 20，49，54，77f.，123

Eratosthenes 14

Euergetes 72

Euklid 14

Euphrat 61，69，123

Fayûm 23
，41，123

Film 122

Flavius Josephus 41，59，61

Fulvia 40，50，53，55，70，118

Gabinius 20，22，25，27，59，80

Galatien 80，123

Gallien 10，34，117

Gaudenzio，Paganino 114

Glaphyra 50，59

Glaucus 65

Gomaros 87
，88

Graun，Carl Heinrich 113

Guazzini，Giulio 113

Hamaxia 60，123

Hathor 41

Helena 93，107

Herakles 49，107

Herculaneum 101

Hermes 71

Hermogenes 34

Hermonthis 23，45，123

Herodes 41，58-61，75，80，98

Herondas 52

Herophilos 14

Hirtius 31

Homer 107

Horaz 104-106，108

Horus 24，45f.，71

Iamblichos 80

Indien 69

Ischtar 51

Isis 24，32，45f.，68-72，81，100，102

Italien 45，48，55f.，61，76，78，81f.，85f.，91，100

Iupiter 20

Jericho 59，123

Jerusalem 58f.，74，123

Juba von Mauretanien 34，103

Judäa 59，61，80

Judas 28

Jugurtha 108

Kain 28

Kaisar，s.Ptolemaios ⅩⅤ.

Kallimachos 42

Kanopos 12
，14，52，67

Kappadokien 50，59，80，123

Kästner，Erich 18

Kilikien 50，53，55，59f.，75，80，123

Kleinasien 45f.，55，61，69，79f.，123

Kleopatra Selene 57，68f.，103

Kommagene 80，123

Korinth 89，123

Korkyra（Korfu）85f.，123

Kotzebue，August von 114

Kreta 85，123

Ktesibios 14

Kydnos 50

Kyme 71，123

Kyrenaika 98

Kyrene 23，69，85，94，98，123

Lamprias 65

Latium 108

Le Brun，Ponce Denis Ecouchard114

Lepidus 47，76，118

Leukas 85，88，123

Libanon 60，123

Liber Pater 68

Libyen 34

Lucan 27，31，53，108

Lykaonien 59，123

Lysanias 60

Maecenas 56

Makart，Hans 102，112

Makedonien 90，94，98

Malichos 59f.，80

Manetho 9

Manius 50

Marcus Silanus 80

Marmontel，Jean-François 114

Mars 49

Martial 50

Masada 58，123

Mauretanien 80，103

Medien 69

Méliès，Georges 115

Memphis 15，123

Methone 85，123

Milet 45，123

Minerva 106

Misenum 56，75f.，118，123

Mithridates von Kommagene80

Mithridates von Pergamon 31

Mithridates von Pontos 21

Mittelmeer 50，123

Munatius Plancus 65f.，80，82

Munda 117

Mutina 118

Nektanebos Ⅱ.9

Neptun 106

New York 113

Nikolaos von Damaskus 38

Nil 10，31，36，41，123

Nubien 9

Octavia 56-58，61f.，64，74，80-83，103，118

Octavian 7，9，35，37f.，40，46-48，52，56，58，61-63，69，72，74-77，82-86，88-103，105-108，112，117-119

Olympos 103

Omphale 107

Onnophris 24

Orthosia 60

Osiris 46，71

Oxyrhynchus 41，123

Palästina 31，60，100，123

Paphlagonien 59，80，90，123

Paraitonium 98，123

Paris 93

Patrae（Patras）82，85f.，89，123

Paxos 88，123

Peloponnes 78f.，82，123

Pelusion 21，31，100，123

Perusia（Perugia）40，118，123

Pharnakes 32

Pharsalos 27，117，123

Philipp Ⅱ.20

Philippi 47，49，118，123

Philostratos 34

Philotas 14，65

Phönikien 59，123

Phraaspa 61，123

Pinarius Scarpus 85，98

Plinius der Ältere 66

Plutarch 14，16，18，25，49，53，55，63，65，75，89，92f.，100f.，107，113，120

Polemon 80

Pompeius（Magnus）19f.，22，25，27，29，58，63，85，117

Pontos 32，34，88，123

Porphyrios 60

Potheinos 25，27，29f.，32

Propaganda 120

Properz 106-108

Ptolemaios Ⅰ.Soter 9f.

Ptolemaios Ⅱ.11

Ptolemaios Ⅱ.Philadelphos 9-11，64，68

Ptolemaios Ⅲ.Euergetes 10

Ptolemaios Ⅵ.Philometor 10，15

Ptolemaios Ⅶ.15

Ptolemaios Ⅻ.（Auletes）10，15，19f.，22，25，28f.，99，117

Ptolemaios ⅩⅢ.15，22，25，27f.，30-32，34，117

Ptolemaios ⅩⅣ.15，22，31，34，41，45，117

Ptolemaios ⅩⅤ.Kaisar 15，32，34-37，41-43，45f.，68f.，72，82，99，103，114，117f.

Ptolemaios Philadelphos 64，68

Quintus Dellius 50

Quintus Didius 99

Rabirius 21

Re 46，102

Rhoimetalkes 80，90

Rojas Zorilla，Francisco de 114

Rom 13，19f.，22，31f.，34，36-38，44，49，56，58，61，63f，67f.，74f，77-79，81，83，101，103，105，108，123

Rotes Meer 103，123

Rufinus 32

Sadalas 80

Salona（Split）85，123

Samos 80，123

Sarapis 14

Serapion 45

Servius 49

Sextus Pompeius 56，58，74，118

Shakespeare，William 81，113

Sidon 61，123

Sizilien 76，123

Sokrates von Rhodos 53

Sosius 77f.，89

Spanien 34

Staius Murcus 47

Strabo 60

Sueton 29，32，69

Syrien 17，23，32，46，55f.，58，60f.，64，69，98-100，123

Tainaron 47，85，123

Tarent 56，62，75，82，85，118，123

Tarkondimotos 80

Tarsos 32，49f.，53f.，112，123

Taylor，Elizabeth 116

Thapsos 117

Thebaïs 26，123

Theben 23，42，123

Theodotos von Chios 25，27，32

Theokrit 9

Thessalonike 26，123

Thrakien 47，80，90，123

Tiber 34，37

Tiepolo，Giovanni Battista 112，122

Titius 80

Toryne 86，123

Tripolis 60，123

Velleius Paterculus 68

Venus 35，49，51，106

Vergil 57，106，108

Vesuv 101

Wilder，Thornton 115f.

Zeffirelli，Franco 113

Zela 32，117，123

Zeus 9

Zypern 23，44f.，47，54，60，75，123

作者简介

曼弗雷德·克劳斯（Manfred Clauss）生于1945年，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担任古代史教授，以大量关于古代世界的国家、社会和宗教的作品著称。

译者简介

王瑞琪，女，199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硕士、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文学硕士。目前为译林出版社德语编辑。翻译作品有《极简工作》《我的身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德）维尔纳·埃克著；林晓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奥… Ⅱ.①维…②林… Ⅲ.①奥古斯都（前63-14）-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09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

著者/［德］维尔纳·埃克

译者/林晓萌

出版/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韩宜儒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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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25 本册字数：87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21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奥古斯都及其家族（部分）

- 第一章 尾声

- 第二章 好出身——前途无量的亲族关系

- 第三章 篡权及其合法化

- 第四章 合法的专制

- 第五章 成为合法领袖之路

- 第六章 决战：阿克提姆与亚历山大港

- 第七章 新的政治秩序：成为第一公民之路

- 第八章 元首制的设立

- 第九章 第一公民与罗马上层阶级

- 第十章 政治权力实践：帝国的治理

- 第十一章 军队的整合

- 第十二章 扩张者与“救世主”

- 第十三章 罗马城——奥古斯都之城

- 第十四章 对政治可持续性的求索——继承人问题

- 第十五章 死亡与未来

- 大事年表

- 图片来源

- 参考文献

- 索引

第一章 尾声

公元14年末，一封内容翔实的信件被寄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加拉太—潘菲利亚省的首府安卡拉市

[1]

。收信人是总督，寄信人是时任代理执政官们。这些名义上的最高官员们告诉总督，在被奉为神明的奥古斯都逝世后，他的书面遗嘱已在元老院被当众宣读，其中包括他亲自撰写的《功业录》（Res Gestae
）

[2]

，里面记录了他为罗马人做出的丰功伟绩，以及他本人的资金贡献。遵照奥古斯都在罗马城宣布的遗命，这篇文章被镌刻在了他陵墓前的两根青铜柱上。然而，仅在罗马城宣扬这些功绩是不够的，按照元老院的意思，各个行省也都该通知到。因此，执政官们把这份《功业录》附在了信里。

为了达成元老院的意愿，省长最先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很可能把人们召集到剧院或集市广场，用希腊语向他们宣读了这篇文章，但是肯定不止这些。原因是，他最终将这位已逝统治者的话语传遍了全省，并镌刻在石头上得以永存：在安卡拉，拉丁文和希腊文版本的《功业录》被刻在为罗马和奥古斯都建造的安卡拉神殿（Monumentum Ancyranum）的墙壁上。

这部被西奥多·蒙森称为“铭文女皇”（Königin der Inschriften）的《功业录》是一幅奥古斯都的自画像，是他的生平与功绩的写照；它所呈现的正是罗马第一公民

[3]

希望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样子。在19岁时，奥古斯都忽然“出于自愿”、凭借“私人财产”站上了罗马的政治舞台。他以领导者的形象站在这一舞台之上，直至他生命的第76年（公元14年），《功业录》最后一次被当众宣读。这一在公元前44年其自愿从事的事业，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元老院的首肯与祝福，虽然一开始他们是被迫的。年迈的奥古斯都详细地列出了他从元老院和民众那里承接来的公共职能与责任。奥古斯都在整个罗马世界的地位是前无古人的，他所获得的成就无与伦比，他的才干无人能及。他把对罗马民众的统治延伸到各个角落，即使是那些他出于审慎考虑而未去征服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明确的主导地位。在他的领导下，帝国在国境内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力与声望，远至阿尔巴尼亚、伊比利亚以及印度的诸王国都派遣公使来到罗马。元老院和民众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可了他的卓越成就。元老院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还用月桂树和槲叶环装饰了其住所的大门。他们将一块金质荣誉盾牌挂在了元老院议事堂中，盾牌上写有奥古斯都的美德：勇气（virtus）、仁慈（clementia）、正义（iustitia）、虔诚（pietas）。这些美德是其独一无二地位的基石。奥古斯都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也顺理成章地坐稳了他通过个人功绩获得的“第一公民”之位。

我们无从知晓全省居民对这位逝去的领导者的自我陈述做出了何种反应。文中记述的一些功绩是已经为人熟知的，人们经常听闻奥古斯都的种种非凡业绩。每个城市都给予这位遥远的“尊主”无上的荣光，并在各处为他塑造雕像。人们为他设立祭坛，每年，全省的居民都会来到祭坛前，向他和他的子女宣誓，会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他。四十年来，对于加拉太的居民来说，奥古斯都虽然与他们相隔千里，但一直是他们心中强大的君主、超越凡人的存在。他向人们征收赋税，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宁。

在罗马城里也是如此，人们在奥古斯都死后谈论起他在罗马帝国的非凡地位，从他那前无古人的13个任期谈到他获得的21个帝国荣誉，其中有很多是为他特设的。大约一百年后，历史学家塔西佗将人们的这些闲谈称为浅薄的空话，因为它们只注重表象，专注于头衔、荣誉以及嘉奖的数量之多。在他看来，那些清醒地审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人，会得出一些其他的结论。他们没有忘记，年轻的奥古斯都如何肆无忌惮地在政治斗争中转换立场，如何通过行贿，在没有接到任何官方授命的情况下征召士兵，以及如何通过表面上关心共和国事务而骗取了官位。背叛和欺骗政治对手、对公民的野蛮行径才是他的“美德”，因为只有这些才能真正服务于他的事业、服务于他对权力的追求。他在反抗共和国时期的盟友——安东尼与雷必达，最终都被他以政治欺诈的方式打败了。尽管在那之后罗马获得了和平，但那是一种血腥的和平，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政治敌人都被扫除了，罗马军队也被消灭了。这些足以说明，那场令人震惊的、大败于日耳曼的战役为什么会发生。在奥古斯都去世的五年前，瓦卢斯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惨败

[4]

。

从塔西佗的描绘中看到的是一个强大且权力意识很强的人格，而不是以实现罗马人的诉求为主要政治目标的理想形象。如果人们能够且愿意透过那些遮遮掩掩的官方记录一探究竟的话，那么从道德范畴来看，奥古斯都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

无论是对于他的批评者还是忠诚的追随者来说，无可争议的是，奥古斯都在过去的58年里一直是罗马的创造力和动力。公元前44年恺撒去世，奥古斯都随即站上政治舞台，并再也没有离开过。有望动摇其权力地位的政敌到公元前30年为止已全部消失。从那以后，他在政治和文化上决定性地塑造了罗马和整个帝国。当他去世时，人们都认为，如果失去了奥古斯都所创立的君主制，罗马的国家结构也会不复存在。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要么是主宰地中海的罗马被彻底消灭，要么是再确立一个君主制政权。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制度。通往这一最终结果的道路是漫长而血腥的，充满了种种艰难的探索与妥协。必须承认，这种新型统治形式的稳定性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图1 奥古斯都陵墓

[1]
原文为Ancyra，也译作安基拉，现为土耳其首都。（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全称为Res Gestae Divi Augusti
，直译应为《奥古斯都神的功业》，中文通常译为《奥古斯都功业录》。

[3]
译自拉丁语Princeps，源自Princeps Senatus，意为元老院首席议员，中文通常译为第一公民。这原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荣誉职衔，后用于屋大维所创建的罗马元首制度，即历史俗称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

[4]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日耳曼人反对罗马占领军的一次战役，大致发生于公元9年9月。

第二章 好出身——前途无量的亲族关系

奥古斯都的家族来自韦莱特里，一座距罗马城约30公里远、坐落于阿尔巴尼山脚下的城市。父亲盖乌斯·屋大维出生于此地，最初属于骑士阶层，但是他同当时许多城市贵族中的领导成员一样，成功跻身罗马元老院，从而进入帝国的领导层。在公元前61年成为裁判官后，他赴马其顿行省任总督，在那里击败了色雷斯部落的培西人，因而被嘉奖为大将军。这件事为他凯旋罗马铺平了道路，不久他就当选为执政官。然而，他在途径坎帕尼亚的诺拉时去世，因而未能获得进入罗马城核心领导层的殊荣，即未能成为拥有执政官身份的元老院家族的一员。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其子女的地位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因为在公元前70年到来前不久，他与一位名为阿提娅的女子缔结了一桩影响极为深远的婚姻。阿提娅的母亲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妹妹，她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的外甥女。这样，奥古斯都便与这一属于城市贵族行列的古罗马城家族建立了联系。不过，这个家族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曾在政治中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国都元老院圈子里，这样的家族资本很容易被重新激活。这一亲族关系决定了她儿子未来的人生命运。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罗马的历史会被彻底改写，至少，决定罗马命运的人不会是奥古斯都。

公元前63年9月23日，阿提娅在罗马城生下了她和盖乌斯·屋大维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得到了与父亲一样的名字。四年之后父亲去世，母亲很快便嫁给了马尔库斯·菲利浦斯，他在公元前56年成为执政官。由于这层关系，他的继子也受益不少。不过，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的舅爷爷恺撒。恺撒没有儿子，年轻的盖乌斯·屋大维和名叫L.皮纳里乌思（L. Pinarius）、Q.佩迪乌斯（Q. Pedius）的男子便是他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同所有罗马人一样，恺撒想建立一个“王朝”，以尽可能地使他获得的地位在家族内通过血缘传承。后来的奥古斯都也是这样做的。

恺撒在公元前46年4月被“选举”为独裁官，任期十年（是在他的外甥孙的帮助下选上的），为此他做了哪些具体的计划，如今已经不得而知；据猜测，这些计划并不十分明确。可以确知的是，恺撒在他的遗嘱里将这个外甥孙定为主要继承人，让他继承了3/4的遗产，并且收养了他；另外两位继承者则共同获得了1/4的遗产。恺撒的老部下们也获得了部分遗产，恺撒能获得政治领导权，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他们。很难想象恺撒在遗嘱中只做了这些安排，这份遗嘱是在公元前45年9月13日起草的。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看清，恺撒不可能放弃他在内战中获得的权力。但是，只要他在形式上遵守共和国的某些规章，就不能直接确定继承人；此外，他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早为他的身后事做出具体安排。不过，原则上，他的政治地位要交给谁，在他的遗嘱中已经体现得很明确了。同样明确指明的还有授予这位小亲戚的荣誉，以及对他进入贵族阶级的准许。然而，无论是恺撒还是年轻的屋大维都未曾料到，他的故事这么快便走到了尾声。

第三章 篡权及其合法化

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反对者谋杀身亡之时，年轻的屋大维正身处马其顿的阿波罗尼亚。他本应在那里发挥聪明才智，等待舅爷爷发动对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众多军团在马其顿整装待发。据称，接到恺撒死讯的时候，屋大维的同行人员很可能向他建议立刻将军队收归己有。诚然，这个建议提得正当其时，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这一决定为时过早。他尚未获知遗嘱中的指令，直至回意大利的路上，他才接到指令。他随即做出决定，要成为舅爷爷在政治上的继承人。这是舅爷爷留给他的指示，他理解了这一点。

恺撒最亲密的顾问前来见他。在布仑地苏门（今布林迪西）为帕提亚战役集结的军队很有可能热切万分地迎接了他。这样一来，屋大维的实力得以增强，于是主动迈出了其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步。他动用了一部分为帕提亚战争准备的资金，还征收了亚细亚行省的岁贡——不具备合法性，也没有官方的授命。他在写《功业录》的时候说他个人决定并凭借私人资金组建了军队，是为了解放这个被小团体操控的国家。这其实只是部分事实，获得那位握有军权的逝者的政治地位是他的个人决定；但如果只动用个人资产，他的行动势必迅速失败。

利用这些资金，屋大维厉兵秣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他在返回罗马途中获得了驻守在坎帕尼亚的恺撒旧部的支持。公元前44年5月6日，屋大维抵达罗马后立即继承了恺撒的遗产，包括恺撒的名字。他将自己命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也从未使用过那个在他看来带有领养意味的别名——屋大维安努，因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低微的出身。

恺撒被刺后，政治局势尚不明朗。然而在公元前44年3月17日，所有刺杀恺撒的参与者都得到了赦免，由恺撒决定的嘉奖也都得到确认。比屋大维年长近20岁的马克·安东尼联合格奈乌斯·多拉贝拉，行使执政官的职权。很快，通过在恺撒葬礼上的煽动性讲话和舆论宣传，他成功地将恺撒的刺杀者驱逐出罗马城。尽管如此，想要理所当然地成为恺撒追随者们的领袖，对他来说还是毫无希望的。这种结果是他长期以来在不同的政治团体间讳莫如深的暗中操作所造成的。他失去了平民和老兵的支持，在一部分恺撒追随者那里也是如此。原因是，他起初试图违背罗马大多数居民的意愿，将恺撒划入诸神之列。此外，他制定了相关法律，将意大利北部的山南高卢、长发高卢等恺撒征服的高卢地区转到自己名下，这充分表明了他意欲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野心。同时，这也引发了他与恺撒追随者的冲突。安东尼恐怕未曾料到，这件事会为屋大维——他长期的、主要的对手——进入政坛提供便利。

在罗马城，这位“小恺撒”迅速获得了支持。一方面，他公开表明，要向杀害他养父的凶手们复仇。罗马城所有社会团体都要求他这样做，因为他们将这种“儿子的爱”（孝）视为一种义务。同样被视为义务的是按照恺撒遗愿，向罗马部分居民每人发放300赛斯特斯；但安东尼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也正是这一疏忽造成了他的劣势。同样，在公元前44年7月底举行的纪念恺撒胜利的竞技庆典也是屋大维主持的，因为被指派的祭司对此事非常消极。举行祭典时出现了彗星（恺撒彗星），这被视作被害者神化的象征，并加以政治宣传，附在恺撒所有的雕像上。与此同时，屋大维也有意识地与一些温和派的恺撒追随者联合起来，并与一些共和国的支持者建立了联系。虽然安东尼试图对这个“小子”（他这样轻蔑地称呼屋大维）的从政之路进行阻碍，但这种阻碍是十分有限的。总之，他向罗马的第一次进军还是失败了。公元前44年的晚秋，屋大维在来自坎帕尼亚的老兵们的陪同下接管了罗马。这些忠于恺撒的战士们还不想与其他恺撒的追随者开战，然而安东尼已经感受到当前的危机四伏，于是决定离开罗马。他召集了驻扎在布仑地苏门的四个军团，以在时任总督德西摩斯·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卸任之前接管高卢的两个行省。然而，两个真正属于安东尼的军团却背叛了他，归顺了屋大维，毕竟从后者那里得到的金钱奖赏比听从时任执政官的命令更有吸引力。安东尼从罗马的撤离更像是一场逃亡。

到现在为止，屋大维还只能以恺撒儿子的身份或履行合法义务的名义做事，尚不拥有任何能够让他合法行动的正式职位。然而，新的政治形势使他在不满20岁的时候便获得了他渴求的行动空间。在62岁的执政官西塞罗的带领下，尽管大多数成员都倾向于“恺撒式”的制度，但元老院还是确定了共和国式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安东尼的强权政治令很多恺撒的支持者感到恐惧。元老院多数派可以做决定，但不能控制军队，用以对抗安东尼。这便是屋大维抓住的机会。表面看来，他似乎忘记了给恺撒复仇的责任。因此，杀父之仇并没有成为他做这件事的阻碍。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与恺撒的谋杀者联合起来，这一联合正是西塞罗促成的。屋大维命他的军队听从元老院多数派的指令，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元老院的正式任命。这样，他在从未担任任何职务的情况下被元老院接纳，并得以进入领导者（即从前的执政官）行列来表达看法。此外，他还获得了军权（imperium），从而可以对安东尼发起进攻。公元前43年1月7日，他第一次接过了象征君权和兵权的“束棒”（fas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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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后来的一次祭祀将这一天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开端。除此之外，元老院还批准了屋大维许诺给士兵们的金钱奖励。但这位恺撒之子究竟是如何让军队理解这一表面上的政治转向的，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必定是做到了，因为军队自此开始听从他的指挥。

屋大维和他的军队向北意大利的穆提那开拔，安东尼和德西摩斯·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驻守在那里。公元前43年的两位拥护恺撒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也一同前往此地。安东尼在4月21日穆提那城下的关键一役中败北，两位执政官也最终战死。屋大维理所当然地接管了他们的全部队伍，因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军权。但这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因为政治权力格局瞬息万变。

一方面，元老院多数派在此期间承认了两位刺杀恺撒的主谋马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和马其顿行省“自作主张”（据奥古斯都后来的描述）形成的领导势力。这样一来，屋大维在元老院获得的军事地位就失去了意义。有人甚至不加掩饰地说，可以让他“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安东尼在从北意大利逃往高卢的那个夏天很可能又拉拢了西部地区的一些总督：阿西纽斯·波利奥、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和埃米利乌斯·雷必达。这些人将为恺撒复仇视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达成目标的前提是恺撒追随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的话，屋大维很清楚他应该在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层面上站在哪一边。然而，他还是试图先提高自身地位。由于两位执政官都已去世，受他们指挥的军队撤回罗马城，军队的百夫长们组成代表团，要求元老院像早先许诺的那样向他们的指挥官支付执政任期的薪酬，给士兵们支付报酬。由于误判了当下的权力形势，元老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屋大维再次班师回朝，这次他成功了。同叔父昆图斯·佩迪乌斯一起，屋大维在公元前43年8月19日被民众（他在《功业录》中强调）选为执政官。事实上，民众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因为这一次百夫长们不是独自出现的，而是与军团站在了一起。随后，一个针对恺撒谋杀者的特殊法庭通过一条法律得以设立，由此，屋大维以具体的法律形式履行了他在政治宣传中提到的为恺撒复仇的义务。此外，恺撒在遗嘱中对老部下的许诺也得到了兑现，他们从国库中拿到了钱。对于屋大维来说，当下的威胁来自北方聚集在安东尼周围的恺撒追随者联盟。出于智慧和远见，屋大维再次回绝了将安东尼及其追随者宣布为国家敌人的提议。这一步妙棋让屋大维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游刃有余。

图2 安卡拉神殿中的奥古斯都功业录，此为拉丁语版本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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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权力和威信的标志。

第四章 合法的专制

公元前43年10月，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博洛尼亚附近会面，共同探讨政治未来。向恺撒的谋杀者复仇与巩固自身权力地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并没有确定要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然而根据他们为自己选择的头衔——三位复兴共和国的执政官（tres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可以猜测，他们确有这样的想法。与此前恺撒、克拉苏和庞培之间纯粹的私人协定不同，这次的同盟是通过公民大会官方缔结的。为了获得官方合法性，这几位统治者的地位不能超越共和国时期的领导者们，不过这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11月27日，通过公民决议，他们获得了职位与头衔。任期虽被限制为5年，但就本质而言几乎是没有时限的。他们想由个人决定的事情都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人能通过法律渠道对其加以阻拦。反对他们的方式仅剩下暴力反抗，也不再有什么好的变化值得期待。

对三头同盟来说，“向好的变化”并不在考虑之中。他们瓜分了帝国的西部地区：雷必达得到了纳博讷高卢和西班牙，屋大维得到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阿非利加，安东尼则依照之前公民大会的决定，保住了山南高卢和长发高卢。这样一来，他就拥有了最强的军事实力，屋大维则成了最弱的一方。因为只要格奈乌斯·庞培那幸存下来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庞培继续控制海军、掌握海权，他那两个岛就没什么用了。而且，这位恺撒之子还得先征服阿非利加。

安东尼和屋大维需要一起对付恺撒的谋杀者们。为此，他们首先需要拿到用来动员军队的资金，确保反对者们不会在其背后获得权力。苏拉，公元前88年内战中引领罗马政治走向的人，同时也是放逐制度的首创者。三巨头效仿了苏拉的残酷模式，宣布放逐政敌，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人人得而诛之；为了激发人们对“猎杀政敌”的兴趣，他们发布了悬赏。被杀者的财产被征收和变卖，收益归三巨头所有。约300位元老院议员和2000名骑士被列入放逐者名单。据说，屋大维曾有一段时间反对该行动，尤其是安东尼怀着深仇大恨追杀西塞罗时，屋大维曾试图解救他，但最终没有成功。不过，就算屋大维在西塞罗这件事上表示了反对，但从原则上来说，让他接受这一残酷的政策也几乎不需要任何胁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为自己的残忍行径提供了充足的例证。直到很久之后，他养父的宽厚，所谓的“恺撒仁慈”（Clementia Caesaris），才被他奉为政治美德。

放逐政策导致议会领导层人员以骇人的速度骤减。元老院中很多共和派的核心成员被彻底除名。以这种方式导致的领导层空缺，使三巨头可以用自己的人填补上。在地方议会（市议会），他们也通过谋杀富有的成员的方式取得类似效果。军队中，三巨头的忠诚拥护者占了多数，他们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财产。连同其他举措，这一政策引发了深层的人事变动，正如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所说，这是一场未曾引发罗马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革命。然而，它的结果是政治忠诚的激进转向，首先便意味着共和制传统的丧失。沿用至今的政治制度失去了有效性，新制度便会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即将到来的奥古斯都式统治就具备了条件。

然而，放逐却没有带来期待中的财政收益。甚至在意大利本土，人们都要被迫上缴更多的特别税，用以支持内战。在东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通过压榨臣民获得了相应的资金，组建了19个军团。当地的王国也加入其中。他们将兵力集中到马其顿，安东尼和屋大维的28个军团正乘船前往那里。因为共和派的海军占据着亚得里亚海，阻断了马其顿通向意大利本土的海路，他们需要尽快决定究竟在哪一侧停靠。

公元前42年10月，“在腓立比重逢”

[1]

的日子到来了。恺撒谋杀者的队伍和三巨头交锋了两次；在这两次战役中，真正的胜利者都是安东尼。他在后来的辩论中称屋大维是胆小鬼，面对敌人的时候躲了起来。确实，这样的军事决策对他来说压力过大。此后，他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了如马尔库斯·阿格里帕这样更有经验且意志更坚定的人。10月23日是政坛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日子，共和派人士不再有军队和领导者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死了，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描述，布鲁图斯的头颅被悬挂在了罗马城。现在，罗马世界可以被重新划分了。

安东尼因其在高卢的统治权而保有强大的政治地位，他首先应当维持东部地区的稳定，并筹集支付给老兵们的报酬，这件事似乎是不难做到的。屋大维则需要做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要按照安东尼的意思，把西班牙行省划成自己的势力大本营，从而削弱雷必达的实力。然而，这位“小恺撒”的首要任务是安顿老兵，他们在腓立比战役之前曾得到许诺，可以在内战结束后解甲归田；另外，共和国的士兵们也不能继续被视为潜在的军事力量了。此时，几乎只能将他们安顿在意大利本土，也就是罗马公民的土地上，而不能在广阔的、土地更充裕的其他行省。在意大利已经没有国有土地了，要想腾出地方，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征收土地。然而，这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因为那些从自己的家园被驱赶出去的居民将会投靠施暴者的反对者。这一点屋大维必定也看到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这件事，至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为自己建立了广泛的“客户群体”，并借此在罗马权力的中心——意大利，获得了远强于此前的存在感。

重新安置老兵涉及至少18个意大利城市；一些城市驱逐了原有的全部居民，另一些城市则需要出让部分领地，愤怒的呼喊响彻整个意大利。只有少数人是例外，比如维吉尔，他得以将父亲留下的家产保存在曼托瓦，并在一首田园诗里表达了得以幸免的感激之情，赞美屋大维是神一样的存在；然而，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在咒骂他，但终归无法阻止安置老兵的进程。

这件事对屋大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给他带来了生命威胁。因为那些被剥夺了产业的居民找到了他们的头领：卢基乌斯·安东尼——另一位巨头的弟弟。这件事和他的哥哥到底有没有关系，如今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在意大利成功地建立起反屋大维的联盟，并得到了元老院的多数支持。对他们来说，危险的人不再是活跃在东部地区的马克·安东尼，而是屋大维，即使是恺撒的支持者都能看出他行为的肆无忌惮。人们甚至尝试将三头同盟指控为违法，从而废除这一联盟，并将屋大维指控为国家敌人。然而，这样一来便会威胁到老部将们的财产安全，以及在役士兵的未来前景，因为他们的权利与三巨头的政治地位密切相连。因此，屋大维最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战胜了政治赌徒卢基乌斯·安东尼。卢基乌斯·安东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包括很多元老院议员）盘踞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之间城防坚固的贝鲁西亚（佩鲁贾），但在公元前40年年初还是不得不投降了。考虑到他那据守东部的势力强大的哥哥，屋大维放过了卢基乌斯，但是处决了贝鲁西亚无数的居民，在处决的这些人当中，数量最多的是罗马议员和骑士。据称，其中三百人于3月15日这天，即恺撒遇刺的日子，在贝鲁西亚的城墙前、神化的（尤利乌斯）恺撒祭坛前被残忍杀害。对这一行为的诅咒长期伴随着屋大维。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普罗佩提乌斯的诗歌和其他很多资料都有对死者的悲叹与对三巨头的控诉。

即使从短期来看，屋大维的胜利也未能让他感到轻松。因为很多被屋大维在贝鲁西亚豁免无罪的安东尼的追随者冲向了东方，去鼓动这位巨头攻占意大利。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帕提亚人取得了对安东尼具有威胁性的胜利，安东尼却在此时转向西方。在那里，他的政治地位似乎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因为屋大维在意大利的行事态度就仿佛那里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似的。这给了安东尼一个机会，即与控制着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塞克斯图斯·庞培合作，一起干掉屋大维。一个“恺撒支持者”几乎与一位“共和党派人士”建立了联盟——可见政治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对于盟友的无情无义，屋大维并不在乎。为了保全自己，他也尝试与另一阵营联手，并在公元前40年与司克里波尼娅结婚，她是屋大维的支持者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的女儿，也曾是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妻子。从仅维持了一年的婚姻中，屋大维获得了他唯一的孩子——女儿尤莉娅。她在未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其人生遭遇却是非常悲惨的。

安东尼带着兵强马壮的军队来到了意大利，却没有和屋大维发生军事对峙，尽管他被围困于敌军占领的布仑地苏门地区。然而，这些以忠于恺撒为主要使命的军团，尤其是大部分百夫长再次拒绝了军事对抗。基于与士兵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百夫长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样一来，这两位当权者不得不联合起来。公元前40年秋天，双方达成了《布仑地苏门协议》，总体来看，签订这个协议对屋大维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除了雷必达所控制的阿非利加地区，所有西部省份都归他所有了，安东尼分得了他之前占有的东部地区。意大利则为所有人共有，尤其是在征兵的时候，这在协议中做了特别声明。由此可以看出，安东尼大概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然而，只有屋大维留在了意大利，安东尼要回到东部去，所以这一协定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协定在一场婚礼的见证下被签订：屋大维的姐姐和新近成为鳏夫的安东尼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的未来，以及她的孩子们的未来，都和弟弟的政治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很难说她到底是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冲突的受害者，还是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1]
参见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恺撒变成鬼去见布鲁图斯，对他说“我们将在腓立比再见”，这预示着将在腓立比向他复仇。

第五章 成为合法领袖之路

意大利的和平并没有因为《布仑地苏门协议》的签订而到来，尽管诗人维吉尔曾在他的第四首田园诗中宣称，这一协定标志着黄金时代的开启。海洋的统治者塞克斯图斯·庞培对意大利本土产生了威胁，并封锁了粮食运输的通道。他自称“尼普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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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称号是名副其实的。除了罗马城的居民，意大利其他地区也受到了影响。对屋大维来说，与对手达成协议的压力日益增大，这致使他在公元前39年被迫签订了《米赛诺条约》，并不得不将庞培视为同场竞技的玩家。依照协定，撒丁岛、科西嘉岛、西西里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都被划为他的势力范围。庞培还得到保证，将于公元前35年就任执政官，这是实现国内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作为回报，庞培解除了对意大利的封锁，取消了舰队的进攻命令，老百姓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来侍弄庄稼了。条约中还有对庞培支持者的安排。他们中有些人是在放逐中侥幸逃脱的，有些是在内战中投靠了庞培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家或是重新打理自己的政治事业了。其中一位支持者是提·克劳迪·尼禄，他来自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娶了莉薇娅·杜路希拉为妻。这位妻子本身也来自克劳迪家族的一个分支：公元前91年，她的祖父M.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曾为意大利人融入罗马的政治统治而尽心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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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薇娅拥有强大的政治约束力，这得益于当时人们对罗马核心家族的王朝谱系传承的普遍认可。屋大维自是没有忽略她的能力，因为克劳迪·尼禄刚一回到罗马，便试图从他那里将这位元老之女占为己有。光从政治角度不能完全解释屋大维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娶她为妻，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他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女人。她那时正怀着现任丈夫的第二个孩子，按照通常的礼法，她已经不能再下嫁他人了。然而不出所料，屋大维获得了来自祭司团的特殊许可，并在公元前38年1月17日与莉薇娅成婚。三个月之后，她的儿子德鲁苏斯出生了，此时她的第一个儿子提贝里乌斯已经四岁了。在父亲去世后，这两个儿子被送到屋大维家，尼禄在遗嘱中将屋大维指定为他们的监护人。他也许感觉到已经没有什么比与这位当权者建立紧密联系更能对他们未来的政治生涯有所助益了。但他一定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儿子会在52年后成为罗马的统治者。这条路对于屋大维——未来的奥古斯都来说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荣耀和充满屈辱的。

这场婚姻巩固了屋大维在旧贵族中的地位，但是没能阻止他摆脱《米赛诺条约》的束缚。庞培的势力不减，现在他的地位又得到了官方认可，这对屋大维的限制太大了。毕竟，和偏居东部的安东尼不同，庞培这个“盟友”和他离得太近了。因此，公元前38年，屋大维开始尝试压制他。庞培的舰队中有一位领导者把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交到了屋大维手上，但想在短时间内把庞培解决掉还是很不容易的，安东尼也不想看到他被消灭；他的存在对另一位野心勃勃的盟友来说是个有力的阻碍。因此，屋大维既要努力增强用来作战的舰队的实力，也需要获得安东尼的认可和帮助。这支舰队由阿格里帕组建，为迎接新式海战做准备，而安东尼是在东部面临困境时获得支持的。虽然帕提亚人的进犯已被平息，但在公元前53年，罗马军团在执政官克拉苏的率领下，在卡莱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但对敌人的报复尚未到来。为了兑现复兴罗马的诺言，安东尼不能让公众等得太久。此外，他可能已经受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鼓动，试图将势力范围拓展到现有的东部边界之外。这也曾经是恺撒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愿望，安东尼需要经验丰富的军队来助力，但只有在屋大维实际控制的意大利本土才能获得这些军队。两人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因此谈判很难进行下去；最终还是得益于屋大维的谈判技巧，二人的利益才得以均衡。在南意大利的海滨城市塔兰托，安东尼与屋大维再次见面，并重新确立了关系。同时，他们还要共同规划三头同盟的未来；这一同盟最终瓦解于公元前38年12月31日。

公元前37年9月，三头同盟决定续约5年。但这次续约起始于公元前37年1月1日还是公元前36年1月1日，我们已无从得知，而且这对于实际的权力关系也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为了理解三巨头的法律地位和他们对国家机构的态度，准确了解他们之间的协议是很重要的。遗憾的是，现有史料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更多的人倾向于将公元前37年视为这次合约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屋大维是经公民大会正式批准此次续约的，因此他自称为“第二任的三头执政官”（triumvi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 iterum）。借此，他希望向公众特别是元老院表明，他是多么地尊重法律规范，他是共和国的一分子，而非他们的统治者。安东尼没有在乎这些细节，而作为最初的三头同盟之一的雷必达，在此次续约中却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按照协约中互相提供军事支持的规定，安东尼派出120艘舰艇来协助屋大维对抗塞克斯图斯·庞培；相应的，屋大维也该派出两万人支援安东尼对帕提亚的战争。舰队很快就派来了，但屋大维的军队却只向对方派出了约定人数的1/10，这是一个蓄意挑衅行为。在塔兰托的友好会面是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接触。六年之后他们才再次相遇，即在阿克提姆的兵戎相见，这也成为安东尼一生的句点。

然而，在那之前，这位“小恺撒”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塞克斯图斯·庞培，这意味着内战将会继续。后来，奥古斯都在他的《功业录》中将这次内战粉饰成剿灭海盗之战。然而在公元前36年，没有人是这么看待这次战争的。屋大维将他的陆军和舰队都集中到西西里，雷必达也将他的军团从阿非利加调来，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夺取统治地位而努力。经历了几次连屋大维本人都陷入生命危险的挫败之后，阿格里帕终于率领舰队在西西里北方的米拉佐（公元前36年8月）和纳洛丘斯（公元前36年9月3日）对庞培予以致命打击，他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随后，他率领余下的舰队前往东方，在那里给安东尼带来了一段时间的麻烦。公元前35年，庞培落入安东尼手中，最终在米利都被处决。庞培的一部分陆军于西西里岛投奔了屋大维，另一部分则投奔了雷必达。这件事让雷必达自命不凡，并想接管西西里岛。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低估了对手左右军队的技能。自公元前44年5月开始，屋大维就多次展现了他影响大规模人群的能力；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力都是和金钱的许诺直接相关的，也正是这种许诺让对方将士反水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眼下，这件事又发生了。雷必达的军队倒戈了，而长久以来名存实亡的三头同盟也终于走到土崩瓦解的一刻。他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不得不放弃三巨头之一的地位，并被囚禁在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两地中间的齐尔切奥峰的一座别墅里。到公元前12年他去世之时，唯有最高祭司的头衔还是属于他的。借此，屋大维意图再次展现他对罗马传统的尊重。依照传统，祭司是终身制的，即使是仇敌也须同等对待。雷必达退位之后，三头同盟已不复存在，这给了一些好事之人说三道四的口实，但除此之外，再也没人有能力阻拦屋大维前进的脚步了。

或许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屋大维是如何向意大利的居民们展现他对所有权以及旧有社会结构的尊重的。无数的奴隶曾投奔庞培，其中一些还加入了庞培的陆军和舰队。胜利者屋大维将被俘的三万名奴隶交由他们的主人处置，只有主人有权处罚他们，使之“失去价值”。只有六千名无法查明其主人身份的奴隶被公开处决了，他们被无情地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些拥有自由之身的庞培的追随者，尤其是将领们，得到了屋大维的赦免。人们充分理解了他释放的信号，尤其是针对军队的那些。庞培战败后，退伍老兵们要求兑现许久以前承诺的好处，这些许诺，屋大维是无论如何都要兑现的。但是现在，他们需要去意大利本土之外的地方定居，如同在恺撒治下时一样。“意大利母亲”再也无法收容她所有流离失所的儿子了，而这意味着所有权的斗争将会长期延续。然而，明确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必须是截然相反的：已经定居的人们不需要再为他们的财产担心，他们期盼的长治久安终于要实现了。诚然，要过上真正安稳的日子，他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

屋大维回到了罗马城，这次回城被塑造成一次凯旋。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或许是因为他所战胜的是一群海盗。按照惯例，他没有直接越过神圣的城市边界，即城界（pomerium），而是先将元老院议员集结在城界之外。在这位胜利者正式宣布内战结束之后，元老院授予了他从数量到类型都超越常规的荣誉，从此刻开始，他便是西方唯一的霸主了。对于日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被授予了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权”（sacrosanctitas）。这是公职人员的权力之一，从名义上来说，拥有这一权力的官员当依据政治理论与实践，为广大民众的福祉负责。公元前23年以后，这一职权将为奥古斯都的权力建构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莉薇娅和屋大维娅也很快被纳入神圣不可侵犯权的保护范围，元老院和公民们有责任为屋大维和这两位女士提供特殊保护。若有人违反此项法规，便是与民众作对。这预示着，这个家族很快便会全权代表整个国家来彻底统治它。

当然，截至目前，他们还没能做到。帝国的东部还牢牢掌握在安东尼手中，他在意大利本土也有很多追随者，尤其是在元老院里。作为一个遥远的统治者，他不需要为人们政治生活的残酷艰辛和无能为力负责。对罗马城的公共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位“小恺撒”。同样不怎么影响安东尼的还有人们私底下的怒气和沮丧情绪——尽管他想重新处理日常的政治事务。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旧元老家族的成员们。其中，屋大维的反对者依然不在少数。理所当然的，屋大维增加了他的支持者在元老院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从意大利的多个城市选拔了很多人才，包括财务官、护民官、市政官以及裁判官等尚未进入元老院的下层官员，这些人是屋大维为他自己缔造的政坛支柱。安东尼鞭长莫及，对其影响力非常有限。唯有两位执政官，是自《布仑地苏门协议》签订以后，由两方权衡后确定下来的。即使用尽全力削弱对手的影响力，屋大维也对这两位执政官奈何不得。

安东尼也做了一些尝试，使这场竞赛对他来说变得更简单。但人们应当记住，最终是胜利者屋大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历史的记述。有关安东尼的行为及其追随者的很多信息只是部分真实的，甚至是全然虚构的。然而，安东尼的确给了屋大维充足且极具威胁性的理由，让他来反对自己。在屋大维战胜庞培的同时，安东尼在东部与帕提亚人的战役中遭受了重创，得到的只是屈辱的失败、灾难性的战力与军备损失，而非胜利的荣耀、失地的收复和战利品的收益。扩充军队和战备都需要时间，这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反应能力。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向罗马发送了战胜的消息来阻挡当下的直接伤害，但最终仍无法避免战败的舆论影响。在罗马城，人们甚至以庆祝感恩节的方式庆祝胜利。但时间一长，战败的事实便无法掩饰了。大将军的威名受到损害，随之而来的是威信的丧失。屋大维精心计算，在屋大维娅陪同下，只向安东尼派出了两千名军团士兵，而不是协议中说好的两万名，这使安东尼陷入了困境。派给他的士兵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此时，只有与他早有往来、已为他生下孩子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有条件通过她的国家资源帮助安东尼恢复战败前的军事实力。而当他把妻子屋大维娅带到东方时，便无法再期待女王给他任何帮助了。仅当前的军事形势就足以使他投奔有经济实力的女王了，更何况，他还受到女王深沉爱意的束缚。因此，他要求屋大维娅返回罗马城。这样一来，他便给屋大维娅的弟弟送来了一个更好地宣传意识形态的礼物：因为一个“东方的情妇”，这位罗马的女人、合法的妻子被退了回来。元老院里那些共和派的安东尼支持者几乎无法为此做出辩驳。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在听到这种针对安东尼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时，单纯的大众很可能会被激怒。公元前34年，罗马军队征服了亚美尼亚，安东尼将其交由他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儿子亚历山大·赫利俄斯统治，而克利奥帕特拉本人则自封为“众王之女王”。这时，屋大维收集了足够的武器，用以在公共舆论中消灭他的对手——罗马的伟大与尊严的敌人。安东尼的行动是否有他自己的理由，对屋大维来说并不重要，他想从安东尼的举动中看到挑战的意味。如果说与恺撒的联系仍是维系其党羽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公然宣称恺撒里昂是恺撒的亲生儿子，只能被视为安东尼最大的挑衅了。屋大维继承了那位已故独裁者的名字，并强调自己的出身：神之子（Divi filius）。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恺撒的养子，血缘关系无疑更有说服力。互相挑衅的一个好处是，二人都明白对方想一局定输赢的意愿正在滋长，唯一的问题在于谁先发出战争的信号。政治宣传的战争已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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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普顿是古罗马的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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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同盟者战争。

第六章 决战：阿克提姆与亚历山大港

公元前33年1月1日，屋大维重新登上执政官之位，召开了第一次元老院会议，并大肆批驳了安东尼在东部发布的命令，指控他出卖罗马。安东尼在亚美尼亚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取消了对帕提亚的进攻，因为他害怕屋大维会联合帝国以外的势力（诸如他与克利奥帕特拉共同联系的那些国王们）来对付他。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遂下令将陆军、海军、附庸国的军力，以及最为重要的托勒密王朝的军力全部调至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尽管根据《塔兰托条约》，两位统治者都有权在意大利本土自由招兵，屋大维却拒不承认安东尼的招兵份额。在权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协议又算什么呢？如果安东尼不甘心做一个虽有权力却只能偏居东部的统治者，而想在罗马城也拥有发言权，他就需要用武力来达到目的。

屋大维也早已开始为兵戎相见做准备，并将伊利里库姆用作练兵场，公元前35年到公元前33年，他的军队都在此训练。与此同时，他还展现和宣传自身的指挥才能。即使是受伤，也会被他变成一个“卖点”，因为这样便没人可以指责他是懦弱之人。过去，安东尼也做过很多这样的事。阿格里帕继续扩充海军，因为从战略位置来看，双方最终有可能在海上发生军事摩擦，但首要任务是避免敌军越过亚得里亚海。意大利本土不能再次沦为战场了。

安东尼早在公元前33年便集结了军队，但直到第二年，冲突才真正爆发。或许，安东尼曾希望通过政治宣传和军事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因为公元前32年1月，与安东尼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盟友——盖乌斯·索西乌斯和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当上了执政官。此外，三巨头签订的协约在公元前33年底就要到期了。对身在千里之外的他来说，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他那身居罗马城、需要认真对待罗马公民做出的决定的对手来说就可能有些麻烦，这些麻烦并非不可克服，但也需要战术上的应对之策。这一点在公元前32年1月1日就显露端倪，盖乌斯·索西乌斯在元老院会议上对恺撒进行了猛烈攻击，在元老院里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屋大维不得不出面回击。第二次元老院集会时，他带领一群披坚执锐的拥护者走进会场。比起他对安东尼在东部出卖罗马的指控来说，这是一个更为明确的信号。屋大维直到下一次元老院会议召开时才真正拿出了指控安东尼的证据，但是，这两位名义上仍是罗马最高官员的执政官早已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罗马城。和他们相勾连的还有三百多位元老会议员，其中很多来自有着共和派渊源的名门世家。对他们来说，那位东方的当权者虽然独断专权的本事不比屋大维差，还和东方女王暧昧不清，但比起冷酷无情、行事保守的屋大维还是更容易忍受。他们见识了屋大维的冷酷无情与精于算计，对他既恐惧又鄙夷。安东尼与他们距离遥远，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在人们看来只是一种夸张的政治宣传。一些“逃亡者”很快从幻梦中醒来，发现安东尼并不比屋大维更好。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改变了立场。

眼下，很多声名显赫的元老院议员投靠了安东尼，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他可以组建自己的元老院，使自身地位更具合法性，其对手则会被看作共和制自由（元老院议员的自由）的阻挠者。在现代，有人将屋大维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元老院的行为视为一场政变。这一判断不无问题，因为三头同盟在那时是否正式到期至今尚无定论。安东尼仍然自称三巨头之一，其地位的合法性并不比屋大维更强。何况，法律考量仅仅是双方政治斗争的工具罢了。人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用用，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权力。

得益于如此多的元老院议员投奔了安东尼，屋大维获得了指控安东尼的证据。这些议员来到东部，见到的不仅是安东尼，还有代表着希腊式王室辉煌的克利奥帕特拉，她跟随安东尼从以弗所去了雅典，并在这里促成了“她的男人”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的离婚。安东尼是否与这位埃及女王正式结婚，至今尚未确知。按照罗马关于婚姻有效性的规定，他需要得到来自雅典元老院的一份特殊许可，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安东尼身边的“罗马人”和女王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人们看到，克利奥帕特拉作为一个女人，也公开地对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发挥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屋大维的指控正具体体现在这位托勒密王朝的女人身上：埃及诸神已经对罗马的朱庇特发起进攻了。这对罗马意味着什么？对男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意味着什么？情感与理性的考量在许多议员心中纠缠不清。安东尼并不想承认，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多么危险，又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对手的实力。公元前32年秋天，跟随他近十年的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和他的侄子马尔库斯·提图斯倒戈了。到了这个时候，安东尼才意识到他的处境有多么危急。但是，他没有正确看待当前的情形，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现在胜券在握的人只能是屋大维了。

这两位叛逃者为屋大维带来了他急需的信息，他由此掌握了指控安东尼的确凿证据。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作为见证人签署过安东尼的遗嘱，因此比较了解那份遗嘱的内容。他还知道，遗嘱的原件保存在维斯塔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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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安东尼在其中写道，他死后要在亚历山大港与克利奥帕特拉合葬。他和女王的孩子将成为那些被罗马军队征服的土地，即罗马领土的国王。自此，安东尼出卖罗马这件事似乎已经坐实，埋葬在亚历山大港的这个决定表明，他已经与自己的出身之地没有了关系。至少，屋大维和他的鼓吹者们是这样宣称的。这些证据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忽视了贞女之家的不可侵犯性：强迫主贞女交出安东尼的遗嘱，随后在元老院公布了其中的一些内容。然而，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读过这份遗嘱。凭借《紧急状态法》，打着“为了罗马”的旗号，尽管屋大维做出了人神共愤的可怕事情，但他的行为依然享有合法性。屋大维所传达的安东尼遗嘱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对于他是否向元老院公开全部信息，人们有理由表示怀疑，也应当怀疑。

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行动了。元老院收回了安东尼的一切权力，包括公元前31年授予他的执政官之位。但是，屋大维宣战的对象却是克利奥帕特拉，因为正是她的军队威胁着罗马城和意大利。安东尼迷恋这个女人，彻底沉沦于她的魔力，已经不再具有实际的决策能力了。这样一来，屋大维便从名义上避开了发动内战的罪名。早在击败庞培之后，屋大维便宣布要改变这一可怕的处境。但事实上，所有人都清楚，接下来的战争的性质与之前无异，真正重要的是增加并动员己方的支持者。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写道，整个意大利都在背后支持他，拥护他做战争的统帅（dux）。于是，他满足了罗马人民的意愿，和西方诸行省的居民一样，他们也宣誓效忠于他。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自发自愿地效忠于他。为了达到“自愿”的效果，屋大维使用了一些手段。此外，成千上万的退役老兵生活在意大利诸城，从前的百夫长们有很多都在市议会任职，这些人都感激这位恺撒之子的照顾，愿意为他挺身而出。他们知道谁是反对派，对之施加恐吓，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他们。对屋大维来说，现在到了为腓立比战役后那引起愤恨的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困难已经足够多了。再者，除了忠诚和誓言以外，屋大维现在更需要的是钱。他强制意大利居民上缴他们年收入的1/4，这件事导致一些地区爆发了骚乱。不过，那些地方有充足的兵力以供调配，他们足额收取了要求上缴的费用。

在罗马城，阿格里帕在公元前33年任市政官期间做了许多减轻大众生活负担的好事，从而提升了民众对恺撒拥护者的支持度。他兴建了两条大型水道——维尔戈水道和尤莉娅水道，并在城市各处修造了新的水井。清洁的饮用水、下水管道对卫生状况的改善以及向浴池供水等，对于城市生活的重要性不亚于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屋大维便是以这样高明且高效的方式换来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支持。对罗马城和意大利的担忧得到了有效的宣传，意大利和罗马城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敌人，阻止“一个堕落的罗马人帮助一个豢养着阉人、坐在幔帐中支配着奢靡东方的一切的蛮族女王在卡比托利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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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治的尝试”（Syme，Roman Revolution 289）。屋大维和罗马、意大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从那时便开始在战神广场为自己修建雄伟的陵墓，这与在遗嘱中要求葬在亚历山大港的安东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克利奥帕特拉宣战的立场也非常鲜明：被意大利选中的统帅，作为国务祭司，将带有仪式感的长矛掷向了罗马城中一块宣称是敌方领土的地区。传统再一次得到了尊重。

安东尼想让战争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爆发，屋大维则必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他和阿格里帕在公元前31年将军队部署在亚得里亚海便是为此做打算。来自东方的陆军和舰队的主力集结在安布拉基亚湾附近，一小支派遣部队负责看护从南方运送来的补给。阿格里帕迅速击溃了这一小队兵力，补给供应自此中断。屋大维从克基拉岛登陆，一路向南进发。安东尼和他的陆军及舰队很快便遭到围追堵截，靠陆军迫使交战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切努力就此付诸东流。屋大维只需要用时间来消耗安东尼的力量就够了，叛逃很快就成了安东尼的日常。东部地区的一些国王，不甘受克利奥帕特拉的管制，此刻看到她权力渐衰，便做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离开安东尼的队伍。来自罗马的埃及士兵的数量也在减少，尤其是在阿格里帕封锁了粮食供给的海路，以及酷暑引发了诸多疾病的情况下。到了8月，安东尼能够支配的军队已经不到出发时的一半了。然而，最打击安东尼自信心的事情莫过于长期以来他的重要支持者——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倒戈。阿赫诺巴尔布斯深知，克利奥帕特拉堂而皇之地扮演战争统领的角色、积极地参与政治决策，会对安东尼造成极大的伤害。当他意识到安东尼不会再改变心意时，便彻底离开了他。一些议员跟着他一起离开了。对于这个赌注的结果，有的人更清醒，有的人则更绝望。在奥古斯都政权统治下，在阿克提姆战役中有没有为“正确的”一方而战，是十分重要的。奥古斯都本人在《功业录》里写道，当时有超过700名议员支持他，其中83位都做过罗马的最高执政官，约170位担任过罗马祭司团圣职。这两种身份只有占据领导地位的官员及其家人才能享有，因此，罗马社会政治领域的所有重要人物，究竟是如何爱国、如何衷心拥护领导者的，想必当时的屋大维是明了于心的。

在阿克提姆，安东尼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如果再等下去，恐怕他的军力会弱到连自己都无法决定该在何时以及如何行动了。于是他决定为了逃跑而战。这听上去自相矛盾，实则是个非常理智的决定。其战舰上的主帆表明，他并不想在此时进行决战。在真实的战斗中，这些船帆只会阻碍作战，也就是说，他的实际目的是突围和逃跑。公元前32年9月2日，在执政官盖乌斯·索西乌斯和阿格里帕的指挥下，双方舰队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午，交战终于开始，安东尼的舰队成了阿格里帕手中的牺牲品，阿格里帕用体量小但数量占优的船队将对手强大而笨拙的大船逼入窘境。阿克提姆海湾中等待自己舰队的克利奥帕特拉此刻意识到，突围不会按计划进行了，于是扬起船帆，逃离了正在奋战的舰队，安东尼也跟着她一起逃走了。至此，一切都已注定。军团也纷纷投降，但是，他们事先就已经谈好了条件，可以保全自身。战胜者的慷慨，使他在政治与军事上得到了回报。洛卡斯岛的阿波罗，后来被称为阿克提姆的阿波罗，战胜了埃及诸神。在瑙洛库斯之战后饱受赞誉的帕拉蒂尼神庙，从现在开始被用来供奉这个神灵。在屋大维驻扎营地的地方，胜利之城那不勒斯建立起来；为了答谢尼普顿水神、玛尔斯战神和阿克提姆的阿波罗，屋大维建立了一座祭坛，作为战争的纪念碑。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体育赛事，让人们能不断想起作为重要转折点的阿克提姆之战。

然而，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在埃及又筹划了一次反击，让这件事有了简短的“续集”。公元前30年8月1日，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遭到屋大维队伍的袭击。他用剑刺穿了自己的身体，死在了克利奥帕特拉怀中。当胜利者企图将她也变成自己的战利品时，埃及女王则故意让蛇咬伤自己而避免被敌人抓住。连贺拉斯都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及了这一举动。屋大维失去了他最高贵的战利品，但这件事也许没有被他放在心上。他和他的军队及党羽是唯一的胜利者，且胜利的奖赏是整个帝国。他还为罗马和自己赢得了一个全新的、富庶的省份。克利奥帕特拉死后，整个托勒密王室的宝藏都归屋大维所有，加上埃及的财政收入和其他战利品，他的党羽也得到了出乎意料的丰厚奖赏，尤其是在三连胜之后，这位恺撒之子从8月29日起在罗马举行了持续三天的庆典：庆祝他在伊利里库姆、阿克提姆以及亚历山大港的胜利。这在罗马是史无前例的，并结束了罗马持续了20年的内战，这场内战始于恺撒横渡卢比孔河。苦难、仇恨和不安让人们疲惫不堪，许多曾经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家族瓦解了，新的家族又开始出现。对他们来说，共和国的传统不再是他们的生活经验，而变成了一些空洞的字眼。但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和平的共同渴望，大部分人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公元前29年，屋大维关闭了位于罗马城的雅努斯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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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门，这标志着整个罗马帝国重获和平，同时也昭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1]
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

[2]
卡比托利欧山（拉丁文为Collis Capitolinus，意大利文为Campidoglio）是意大利罗马的七座山丘之一，也是最高的一座，为罗马建城之初的宗教与政治中心，处于古罗马广场与战神广场之间。

[3]
古罗马时期位于古罗马广场的神庙，两侧刻有门神雅努斯。神庙大门在平时关闭，只有发生战争时才会打开。

第七章 新的政治秩序：成为第一公民之路

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本人也是元老院议员，他撰写于3世纪初的历史著作中收录了两篇演讲，据说是公元前29年在屋大维面前发表的。据他的记载，这两位演讲者分别是：阿格里帕，战争的实际领导者，也是将屋大维送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宝座的人；梅塞纳斯，一位出身伊特拉斯坎贵族、受过高等教育的精明的政治家，然而他始终在政治舞台背后筹谋，既没有进入元老院，也未担任过裁判官，屋大维曾将一些重要且棘手的事务交由他处理。公元前31年到公元前29年，这位阿克提姆的胜利者在东部逗留期间，梅塞纳斯在罗马城和意大利担任其代理人。

按照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他们在这两篇演讲中探讨了如何在内战后重建罗马的政治秩序。阿格里帕请求恢复共和秩序，这对屋大维来说意味着放弃他所获得的权力。与之相反，梅塞纳斯不仅立即主张实行公开的君主制，还详细地规划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涉及议会、官员、军队、税收和司法的系统。这实际上是梅塞纳斯精心设计的一次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影响深远的改革。

这两份演讲实际上从未发表。在当时，没人能够预想出如此深刻的结构改革方案，并在理论上进行提炼升华。但是，卡西乌斯·迪奥用这两篇演讲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阿克提姆战役后的几年，屋大维一定同他信赖的同僚们激烈地讨论过政治形态问题，为的是将他自己及其拥护者的权力合法地握在手中。这些探讨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们都不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在元老院甚至公民大会上公开探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通常只有已经制定完成的方案才会被递交元老院表决。由此可知，屋大维和他信赖的同僚们商讨后提出的纲领性意见，最终导向了种种决策，这些决策便是内战胜利者得以长期稳定统治的基础。

两个基本点是明确且不可动摇的。第一，屋大维不打算交还他得到的权力。必须找到一种形式，确保他的权力处于核心位置。这也是恺撒支持者所希望的。毕竟，屋大维不是独自取胜的，和他一起获得胜利的人也想分一杯羹。第二，恺撒所开创的模式是不能考虑的，即彻底抛弃共和制传统，建立形式明确的君主制政体，刺杀恺撒这件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近年来，罗马社会尤其是其领导阶层遭受了诸多创伤之后，对于接受一位独裁者，比起公元前44年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公开要求进行政治革命。

因此，屋大维和他的党羽做出的基本决定是，至少在名义上恢复旧有的共和制。在过去数年间，他本人也多次这样表示过。为了维护屋大维的权力，他们使用共和国后期发展出的法律工具来应对一些特殊情况，同时，使庞培、恺撒和克拉苏等人的野心在共和制框架下变得合理化。这样一来，“宪法”框架，即政治上可操作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因为这些新事物被元老院和民众接受后，便成为罗马传统的一部分了。在很大程度上，“宪法”正是来源于这些不断扩张的传统。现在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让恢复共和制和巩固权力的行为显得自然且相得益彰。

屋大维在战胜安东尼之后的那段时间寻找这个合适的时机。人们称赞他为和平的开创者，这份荣誉彰显了他的非凡功绩。他的名字被写进了所有祭司的祷告和誓词，特别是写进了塞利祭司团（Salier）的颂歌中，这个祭司团可以追溯到罗慕路斯时代；他的生日和阿克提姆战役胜利之日被设为节日。在公民们私下庆祝的节日里，也要为屋大维的天才献祭。经历了长期中断后，“安康祈祷”（augurium salutis）活动重新开始举办：人们向众神祈求，赐予罗马人更多的安康（salus populi Romani）——众神在人间的代表就是屋大维。他被提升到超人的高度，这昭示着全体公民的存在都有赖于他一人。此时，他需要人们对他真心实意地信服，以和他的政治谋划一起发挥作用。

想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之前的“乱局”。全罗马的庙宇和圣所被重新开启，并展开了全民人口普查。这时，距离上一次人口普查已经过去了40年。4063000名公民，这一数字是公元前63年普查数据的四倍多，彰显了罗马的实力。奥古斯都没有忘记在《功业录》里提及这一数字。内战期间，很多贵族家庭都消亡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使罗马得以继续存在。因为只有贵族才能担任一些特定的神职，通过他们虔诚的仪式，众神才能施以仁慈，帝国上下所有民众的福祉才能得以保障。公元前30年，屋大维获得了授予新的贵族头衔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行使了这一权力，其党羽所在家族纷纷成为新的贵族。最终，在公元前28年，屋大维宣布在三巨头时期违反法律规定实施的各项举措全部失效。尽管这一声明恰恰针对的是他本人的行为，但这不会削弱他的权力。相反，他行动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大，因为他本人不再需要被之前的允诺和誓言所束缚。

这是复兴共和事业（res publica）的重要一步，屋大维在《功业录》第34节中强调了这一点，并于第六或第七个任期内实现。正如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卡西乌斯·迪奥指出的那样，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最近公开面世的一个金币也显示，屋大维早在公元前28年他的第六个任期内，便将权力与法律（iura et leges）都交还给了罗马民众。这件事最重要的影响是，从现在起可以重新进行自由选举了，法院也可以在不受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行使权力，这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氛围。然而，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最后的决定性行动发生在公元前27年1月。这件事远没有卡西乌斯·迪奥形容的那么富有戏剧性，更不像他记述的那样——屋大维彻底交出了他所有的权力。但确实，这一行为的影响是足够深刻的——屋大维交出了他对所有行省及其驻扎军团的全部且不受限制的指挥权，这是他实权的根基。

我们不知道当时屋大维在元老院里具体做了怎样的演讲。无论是卡西乌斯·迪奥总结的，还是《功业录》里陈述的，都只是一半的事实。因为尽管他把国家还给了法定的“最高权力者”——元老院和人民手中，让他们重获决定权，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处理任何事务的权力，甚至连提案的权力都没有。更重要的是，交还了行省和军队指挥权的屋大维并没有变成一介平民，相反，作为执政官，他仍拥有帝国最高的立法权，因为他没有辞去公元前27年与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共同出任的执政官之位。此外，军团的士兵以及退伍老兵们依然对他忠心耿耿。在整个帝国中，受他照拂的“客户”数量众多，此外，已经没有人能在经济实力上和他匹敌了。这意味着，他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握有大权。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十分清楚。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明白或是预感到，他无意随便放弃权力。一些人对此心知肚明。屋大维在元老院做完演讲之后，议员们开始讨论。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这位恺撒之子为罗马人民立下的功劳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和平才得以到来。人们将他的名字视为国泰民安的保证，写进了对诸神的祷告词中。为了罗马，神明会护佑屋大维。那么现在，他会置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于不顾吗？会任由骚乱再次爆发吗？在一些边境省份，安宁尚未降临，与帕提亚人的关系依然甚是紧张。他不能逃避这份紧要的责任，必须为全体罗马人坚守阵地，最好是像之前那样，获得全面的成功。

然而，屋大维能够拒绝也必须拒绝承担这份责任，否则，交还权力的全部意义就不存在了。不过，他还是一步一步地促使自己重新担起了重任。最终，他宣布将去平定那些尚未获得和平的省份：西班牙、高卢、叙利亚、西西里，当然还有埃及。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已经关闭了，但这些省份对帝国来说意义重大，必须收复。公元前55年，恺撒、庞培和克拉苏三位巨头最先划入帝国领土的三大地区是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这一选择并非偶然。如今，这三个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土都将归于一人，屋大维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这一局面变得越发清晰了。即便如此，合法且终身掌握无可非议的大权的目标，此时还未实现。因此，屋大维只同意在有限时间内持有这些省份的控制权，以十年为期。其间，他将努力使这些地区恢复和平；若是有哪个地方提前实现了和平，他便会提前交出对该地的控制权——他是这样保证的。当然，这一决定涉及的不仅是这些省份，还有驻扎在当地的军团。这些军团虽然不是罗马帝国武装力量的全部，但是占了其中的大部分。其他军团驻守在伊利里库姆、马其顿、潘菲利亚和阿非利加，这些省份（被称作罗马人的行省）不归屋大维管制，但此地大部分军团由他统领。这也是他推行强权政治的重要目标。对他来说，想完成这些任务，并不需要获得其他职权。他本人是执政官，仅凭这一身份便可领导这些行省并指挥驻扎在当地的军团。对于合法化和巩固他个人的权力，既简单又有效。这并非他首创的，早在公元前55年，庞培作为执政官就未曾离开罗马城和意大利而治理所有的西班牙行省。他派遣一些议员前往那里，作为代理和特使，在当地处理具体事务。屋大维完全照搬了他这套做法，将这些行省的行政权交给了元老院。

相比屋大维原来的权位，如今的这种权力分配方式表面看来似乎是对其力量的削弱。然而事实上，比起“失去”的，他得到的更多。因为现在的他可以正当地要求（元老院甚至敦促着他）接受这些国家事务。构成屋大维权力地位根基的不再是始于混乱时代的、难以掌控的“全体决议”（consensus universorum），而是元老院的正式决议以及执政官制度。奥古斯都在《功业录》里宣称，从那时起，他的威望便超过了所有人，然而他的职权却不比和他共同执政的官员们更大。这样一来，他的所作所为便合法了。但他没有提到的是，其威望背后有着怎样坚实的基础：对各省及其驻扎军团的指挥权、无可匹敌的财政资源及庞大的仰仗他庇护的“客户”群。在罗马城，罗马禁卫军是屋大维的私人保镖，供他随时调遣。屋大维收回行省和军队的统治权以后，元老院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将禁卫军的饷银翻倍。他们的忠诚对屋大维来说生死攸关。由此可见，威望这个词虽然听上去无害，似乎没那么重要，但其背后的实权却是不能忽视的。不过，对于在意识形态层面掩饰自己的独裁意图，他做得相当出色。尽管和他自己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从官方角度来说，屋大维确实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一方面，他是执政官，可以从政策上领导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帝国的行省都隶属于他，任何高级官员都没有有与之匹敌的地位。

这一套创立于公元前28年～公元前27年的政治和法律秩序被元老院看作“共和国的重建”。然而，这一说辞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仅仅归功于之前数十年的内战以及三巨头时期独裁制度受法律保护的背景。重建过去那个政治上自由的元老院是不可能了，权贵家族为实现其利益追求而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全面竞争，这样的场面也不会再出现了。不过，人们还是可以看到恢复旧制的一线希望、重获自由的一丝曙光。

图3 赛斯特斯，约公元前16年或公元前15年，写有ob civis（sic）servatos并画有槲叶环（corona civica）

为了感谢这个给他们带来一丝虚幻光亮的人，元老院和罗马民众必须找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方式。他被授予一块金质荣誉盾牌，并将其悬挂在元老院大厅里。上面写着他的四种美德：勇气、正义、仁慈、虔诚见第一章。元老院声称，这四种美德在屋大维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彰显其优秀品质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为恺撒报了仇，在阿克提姆战役后宽恕了许多对手，虽然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然而，有些人对这一完美的形象心存疑虑。同样遭人质疑的还有授予他公民冠冕一事，即槲叶环（corona civica），这是一份颁给救罗马人民于水火的公民的荣誉：献给拯救罗马人民的人（ob cives servatos）。由于拯救了罗马人民，他的头像被印在了硬币上。不过，自然并非所有人都忘记了过去，人们记得征服帕提亚之后残忍的屠杀，还有除此以外的许多事情。

长远来看，比这项荣誉和其他荣誉都重要的是元老院授予了他一个新的称号：奥古斯都。这一称号通常被译为“高尚之人”。在这件事上，元老院没有立刻做出决定，屋大维身边的人们左思右想，到底选哪种称号能使他显得与众不同。长期以来，屋大维都偏爱罗慕路斯，希望通过重建国家秩序成为罗马的再造者。但是，罗慕路斯的名字与王权时代的关联太过紧密，而对君主制的公开信仰正是此刻最需要避免的。此外，坊间还有传言，罗慕路斯在末期堕落为残暴的君主，因此被议员们谋杀。冠以这个名字恐怕是个不祥的征兆，还会唤起人们对恺撒的回忆。因此，他们最终挑了奥古斯都这个称号，这个名字能让人们产生对宗教的联想，从而让屋大维和宗教领域建立联系。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公元前32年的叛逃者，在元老院提议用这个名字。此前，他收到了指示，这个名字并不是偶然的产物。

从此，恺撒的儿子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名字，再也没有其他罗马人能与之抗衡了。最晚至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初，他便开始称自己为“大将军恺撒神圣的儿子”［Imp（erator）Caesar Divi Filius］，这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因为构成这个名字的所有元素都前所未见。通过新冠以的名字——大将军，他再次将罗马的胜利永久性地归功于自己。恺撒家族此前是从未存在过的，而只是尤利乌斯家族的一个分支姓氏。通过这个名字，一个全新的家族——他自己的家族，被载入罗马史册。也只有他本人，是那位列诸神之中的父亲的儿子。大约在公元前27年1月16日，他为自己冠以这个非凡的称号——大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罗马名字，而且是一个全新而杰出的名字。

但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并非头衔，也不是从法律上确立其地位的称号。至少在奥古斯都活着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名字。只有他的继任者继承了这个名字的某些部分、人们开始使用它时，它的内涵才逐渐转变成官衔，名字中的三个部分都可以表示皇帝的意义。不过，奥古斯都本人还不是皇帝，在公元前27年重建政治秩序之后不是，再后来也不是。对于这件事，我们会在后文再次提及。他担任了“第一公民”，代表元老院和人民承担起保护全体公民的责任。共和国时期，很多官员担任这一职位，他们共同领导着全体人民；现在，担任这一职位的却只有一个人了。作为个人，他承担了所有职务，并将权威施加于全体公民。这样，他便“赢得”了“第一”的称号，即第一公民。这一新型统治形式便是罗马元首制。公元前27年当然只是一个开始，此后很多年直到奥古斯都去世，这一制度才确立了它的完整形式。正是这种缓慢的发展方式，这种很少出现突发事件或暴力变革的方式，才确保了这一制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奥古斯都的一句座右铭是急事缓做（festina lente），他从经验中学习到，比起急躁冒进地行事，沉着谨慎往往能给他带来更多收获。

第八章 元首制的设立

新制度的框架有了，但进一步的细节尚不明晰。因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治上还有什么空间、哪些行为可能会被视为越轨的，都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政治家们必须相互确立游戏规则，尤其是在当权者面前行事的准则。在反复试错、探求规则的过程中，有些人因为迟钝而断送了仕途、丢了性命，另外一些人则很快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明确了新的方向。

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就是起警示作用的一例。战胜了克利奥帕特拉之后，屋大维任命他为埃及总督，在埃及行使职权。这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因为按照传统惯例，所有总督都应是元老院成员，而伽卢斯从未进入过元老院，却得到了一个如此富庶的行省的领导权，以及三个军团的指挥权。伽卢斯没有意识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应当多么谨慎才能保全自己，因为屋大维决不允许有除他以外其他“神”的存在，最高统治权只能由他一人掌握。然而，这位埃及的第一任总督几乎把自己当成法老和托勒密的继承人了。野心和对荣耀的渴望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准许（如果不是他主动要求的话）在全省上下为他塑造雕像，用浮夸的铭文宣扬他本人的事迹，而不是那位身在罗马城的主子的功勋。人们在尼罗河上的菲莱岛上发现了其中一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想见，伽卢斯是如何宣传自己的。他的所作所为传到罗马，变成了大逆不道之事和一桩丑闻。奥古斯都撤了他的职，并宣称和他的友谊到此为止。这意味着，伽卢斯的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元老院下令对伽卢斯的财产进行司法调查和收缴，现在留给他的只剩下自我了断这一条路了。

这件事让奥古斯都忧心忡忡，因为伽卢斯原本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连一个备受他信任的人都能做出如此严重的政治误判，难以想象反对者能做出什么事来。李锡尼·克拉苏（从恺撒的同盟、他的祖父那里继承了这一名字）于公元前27年自马其顿省胜利归来，他不仅想举行凯旋仪式，还想将他亲手诛杀的敌军将领的铠甲献祭给朱庇特。这一举动将彰显他举世无双的勇气，甚至暗示着他会超越奥古斯都，取代他“第一英勇”的地位。第一公民不能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利用法律手段阻止了这场献祭，只允许他举行凯旋仪式。不久，克拉苏的政治生涯也因为这个越界的要求而骤然终止。

奥古斯都大概意识到，新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是需要时间打磨的。因此，他不能过于明显地干预太多事务。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公元前27年中，他离开了首都，前往高卢。公元前26年，他再次启程，前往西班牙北部。在那里，阿斯图拉和坎特布里亚仍在激烈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他之所以在这两个省份停留，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借此表明态度：许诺在十年内平定那些尚未恢复秩序的省份。对于这一承诺，他是相当严肃的。停留在这两个省份还巩固了他与军团和老兵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不少人驻扎在南法，也有一些驻扎在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如艾梅里达（梅里达）。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的各个圈子、奥古斯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大概都在探讨着时局与未来。对这一“重获之自由”应当持怎样的态度呢？按照奥古斯都声称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公民大会、元老院和高层政务官都应按传统惯例行使职权。但该如何掌握这种自由度，才不致与第一公民发生冲突呢？毕竟，自公元前31年以来，他一直占据着两个执政官之位的其中之一。这一点并不符合共和制传统。过去，同一人若想重复担任执政官职务，两次任职之间必须相隔十年，而现在罗马却有了一个长期任职的执政官。这件事消磨了贵族们的野心，也磨灭了奥古斯都同党的斗志。难道他们的功劳就这么小，以至于连跻身上层政务官之列乃至擢升至元老院的最高地位——执政官的资格都没有吗？此外，还有迹象表明，一些非常年轻的后备人员恐怕很快就要取代他们的位置了。克劳迪·马塞卢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第一段婚姻中的儿子，于公元前25年与奥古斯都唯一的女儿尤莉娅结婚了。公元前24年，年仅18岁的他便当上了市政官，这已经非比寻常了，更何况他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即提前十年于法定年龄便可申请担任执政官。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作为奥古斯都的外甥和女婿之外，他还做过什么贡献呢？这些迹象令第一公民的支持者和其他人都感到不满。人们议论纷纷，说马塞卢斯会在奥古斯都死后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件事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虽然我们今天掌握的细节非常少，但还是可以知道，在公元前23年，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发展到无法被忽视的地步。有人策划了针对奥古斯都的谋反事件，与其同任执政官的泰伦提乌斯·瓦罗·穆里纳极有可能也被牵涉其中，因为他提前卸任了执政官之职。然而，我们无法知晓背后的确切原因，因为在那块写有正式执政官列表（Fasti Capitolini）的大理石板上，恰好缺了写有相关内容的那块。此外，在一次针对前马其顿省省长马尔库斯·普里穆斯的诉讼中，据称奥古斯都本人和马塞卢斯也都向这位资深的执政官、所谓独立帝国的领导人做了指示。卷入这场诉讼的人也都被牵涉进密谋之中。他们暴露之后，法庭很快便将他们处以死刑，逃亡者也纷纷落网，随即被处决。取代瓦罗·穆里纳与奥古斯都同列执政官之位的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恺撒遇刺后，他加入了共和派。共和派没落后，他便远离了政治生活。现在，他与奥古斯都共同执政，对于第一公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皮索可以被视为元老院中共和派议员的代表，从而彰显了奥古斯都对不同政治倾向的开放性态度。

奥古斯都的精神压力非常之大。因为精巧而复杂的新秩序还未能在各方面步入正轨，他本人也须继续探索。在这种紧张情绪之下，他在公元前23年春末得了一场危及生命的大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病榻上，他将自己的印章戒指交给了阿格里帕。然而，一份他所管辖的省份的部队名册和国家的财政清单却被交给了与他共同执政的皮索，即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举动，意味着“党派”和国家都得到了授命，继续履行职责。他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指派一位“继承人”。不过，若说奥古斯都想毁掉他刚刚建立的一切，那也是不可能的。况且，正确的运作机制还未创立。

这次政权划分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也不必获知，因为奥古斯都康复了。不过，面对他的支持者和其他重要议员，奥古斯都吸取了教训。他辞去了长期执政官的职位，直到很久之后，即公元前5年～公元前2年，为了向公民引荐他的一个养子，他才重新担任执政官。

放弃了执政官之位，使奥古斯都失去了直接领导罗马的权力。而在他执掌的省份，他的地位没有根本性变化，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作为执政官在那些地方行使的职权，直接变成了他作为资深执政官

[1]

的权力。公元前15年，他在西班牙的厄尔尼诺别尔佐（El Bierzo）颁布的一项法令中明确了这一点。公元前27年，各省的十年领导权被移交给他，这样的处理方式既符合逻辑也符合法律，因为四年半之后他的领导权才会到期。不过，这些职权仅限于在划归给他的省份行使，他无法干涉由其他资深执政官掌管的省份的事务，那些省份的官员是元老院独立任命的。然而，执政官显然允许奥古斯都在必要时对那些省份进行合理的干预。一份来自亚细亚省的塞姆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此彻底地失去在各省的合法干预权，奥古斯都是无法接受的。为此，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奥古斯都的职权，即军权（imperium）

[2]

，允许他在与资深执政官发生冲突时优先使用。当时是否如他的继任者提贝里乌斯在任时期那样，已经出现了优先军权（imperium maius）的概念，至今仍存争议。无论如何，这项规定允许奥古斯都根据需要对各省进行干预。此外，决议还指出，即使奥古斯都跨越了罗马城的神圣城界，他的职权也不会被剥夺。这项权力没有时限，但是与他作为资深执政官继续掌权这件事密不可分。按照共和国法律，其他资深的执政官若自所在行省返回罗马城时越过了城界（pomerium），当即便会失去职权。在这一点上，奥古斯都再次突破了常规。

在罗马城，奥古斯都不能凭借作为资深执政官的军权而进行统治。尤其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政治体制中最为核心的机构，奥古斯都无权召集它们。然而，这一情况也因奥古斯都发生了变化。元老院授予他护民官权（tribunicia potestas），而不仅仅是职位本身。此外，他们还特别决议，赋予他随时召集元老院成员的权力，即使是在一般规定之外的情况下。就这样，为他创造了一整套官方权力和特权，使他能在法律基础上采取政治行动。最重要的是，护民官权本是为保护全体公民而存在的权力，如今却成了新型统治形式的象征。拥有这一权力的年限因而可被视为统治者的在位年限。奥古斯都把护民官权也作为他的头衔之一，却很少提及其作为资深执政官的军权。唯有从他亲自于西班牙的厄尔尼诺别尔佐颁布的法令中，可以看到资深执政官的头衔。

对那些时常反观共和国时期的人来说，新的政治形式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不过，那个曾经让所有人都觉得可信的想法，即奥古斯都会长期占据统治者之位，已经不再可能。他的“同党”倒十分满意，因为现在阿格里帕成了名正言顺的二把手。公元前23年，阿格里帕也获得了作为资深执政官的军权，但是仅限于东部地区，限期五年，因而比奥古斯都的十年任期结束的要早。权力分配的等级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第一公民迎合了共和派议员，因为无论是公元前23年接任奥古斯都之位的人还是公元前22年新上任的两位执政官都来自他们的“阵营”。某种程度上，这一行为或多或少地起了安抚和团结议员的作用。但罗马城的平民发生了骚动，因为他们的权利不再被充分保障了。公元前22年，罗马城爆发了饥荒，有人恶意中伤奥古斯都，说这是他有意谋划的。人们想强迫奥古斯都进行独裁统治，但他做了一场秀，撕毁了自己的长袍，宁愿被威胁他的人群用刀刺死，也绝不接受安东尼在公元前44年通过法律废除的独裁制度。但是他同意负责罗马的食物供给：接受了“负责粮食供应”之职（cura annonae）。在这件事上，庞培也是他的先行者。饥荒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奥古斯都同样拒绝就任监察官，这一职位负责的是人口普查、重组元老院和审查骑士身份等。然而，替代他成为监察官的官员却难以胜任该职。这让人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奥古斯都，一切公共事务都将难以处理。人们越是频繁地意识到这一点，便越能接受他公开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几年，选举执政官出现了争议，人们越发意识到，没有奥古斯都是不行的。奥古斯都先去了西西里，又远赴东部省份，一直拒绝担任执政官。但是，即使是从东部派回罗马的阿格里帕也无法平定首都的乱局。奥古斯都本人因为和帕提亚人之间的一项重要协定而脱不开身，他不能以此冒险。直到公元前19年秋天他才回到罗马。根据元老院决议，一部分裁判官、护民官和为首的元老院议员都来迎接他，这一荣誉是前无古人的，如同他本人在《功业录》里强调的那样。元老院还决定，在亚壁古道上的第一大门处建造一座回归之神福尔图娜的祭坛，是她守护了奥古斯都。在相关事迹中，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提及这份荣誉。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通过献祭和比赛来庆祝并纪念他的回归，这个节日被称作“奥古斯塔利亚”。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的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奥古斯都的领导是多么重要。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元首制初期，人们从未表达过这份感激之情。

危机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法律后果，在学术界仍有争议。可以明确的是，奥古斯都获得了权力，这些权力既与执政官的职权相关，也给了他在政治上发挥的空间。正如他在《功业录》中所述，在公元前8年和公元14年，他曾行使执政官职权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consulari cum imperio），却没有亲自任职。这说明，他在当时是拥有执政官军权的。另外，按照法律逻辑，同一个人不能两次拥有最高职权，即军权，因而所谓的执政官军权很有可能是与资深执政官军权等同的。但是，这又意味着，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并没有重新得到军权，而是将他的资深执政官军权（长期以来仅限于行省统治）拓展到了罗马城和意大利。这一权力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想必是与延长了他的资深执政官任期有关。但这样一来，他的权力还是有时限的。因此，他又获得了一项权力，即获得所谓的贵人凳（sella curulis），以及十二个手持荆条权杖（fasces）的侍从，作为罗马共和国最高官员的外在象征。如此一来，奥古斯都在法律上的地位就和执政官等同了。那些由选举执政官引发的动荡和骚乱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有了这些新的权力武器，在法律框架下，奥古斯都的政治地位算是基本确立了。不过，在这一年内，政治上明确方向的工作没有彻底完成，尤其是对于与军团的关系、元老院议员们的权限等问题。恰好在公元前19年3月27日，一位拥有不受奥古斯都限制的军权的人民行省的资深执政官，在罗马举行了最后一次凯旋仪式：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阿非利加的资深执政官，击败了加拉曼提斯人。他的家族来自加的斯，他是该省第一个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举行凯旋仪式的统帅，同时是最后一个被写入凯旋统帅名录（Fasti triumphales）的人，这份名录被刻在了古罗马广场上一座为奥古斯都建的凯旋门上。

罗马军团的胜利并没有就此结束，但是没人有权再举行凯旋仪式了。这是由于大部分军团现在都由奥古斯都手下的副将指挥，他们的战功都归于奥古斯都，毕竟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征战的。那些资深执政官拥有独立军权的省份，内部和外部都少有敌军威胁。此外，大约在公元前13年，伊利里库姆被划归奥古斯都所有，并由他手下的一位副将出任总督。在那时，仅存的一位还控制着一支军团的资深执政官是阿非利加的资深执政官，而他也必须时不时地听从第一公民的命令。公元6年，时任阿非利加资深执政官的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战胜了盖图里人的部落，那时的他已经从属于奥古斯都，而且和奥古斯都手下的副将已没有区别了。不过，对政治上的总体定调最为重要的还是阿格里帕做的决定。自公元前23年起，他便被授予独立于奥古斯都的军权，元老院多次提出要为他的胜利举行凯旋仪式，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将胜利都归于奥古斯都，后者所获的帝国荣誉在公元13年达到21个。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阿格里帕都是与第一公民地位最接近的人，现在连他都退居后台，将罗马所有的胜利都归功于奥古斯都，谁还敢宣扬自己的战功呢？奥古斯都的两个继子提贝里乌斯和德鲁苏斯在日耳曼尼亚和伊利里库姆顺利完成了军事任务，同样不能在罗马以凯旋仪式的方式庆祝，尽管元老院投票支持他们这样做。直到十多年后，人们才渐渐明白，第一公民、军团和胜利是三位一体的，奥古斯都允许且仅允许他的家族成员进行凯旋游行。公元前7年1月1日，也就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凯旋游行的十二年后，罗马再次获得了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奥古斯都的继子，掌有军权（imperium）的提贝里乌斯，庆祝了在日耳曼尼亚的胜利。然而，其他所有受第一公民委派打了胜仗的人，都只能获得一份替代品，即胜利的标志（ornamenta triumphalia）。不过，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一安排，并以能得到这份替代品而感到骄傲。新建的奥古斯都广场上为这位至尊之人竖立起一座新铜像，新秩序的样貌自此一目了然。

在那个时代，共和制的政体形式以及对这位“第一人”特殊地位的推崇是现实中最鲜明的特征。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对行省的十年统治权到期，这一权限（仅仅）被延长了五年。背后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可以推测，有人会提出如果没有了奥古斯都，整个帝国都将无法继续运作。与此同时，阿格里帕的军权期限也被延长了，自此，他和奥古斯都一样获得了护民官的职权。同年，他和奥古斯都一起重整元老院，这项工作既艰难，又充满了风险。两人携手为罗马操劳，分配彼此的权力，但是第一公民却始终只有一人。不久，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娅为丈夫阿格里帕生下第二个儿子——卢修斯，而她的长子盖乌斯已于公元前20年出生。奥古斯都收养了这两个孩子。全世界都明白他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虽然他没有大言不惭地直接说出来：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未来，他们是我的“继承者”。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件事在未来会有另外的走向。当下，最重要的是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奥古斯都家族（domus Augusta）的未来，与罗马人民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图4 罗马战胜记录的末尾，刻于罗马广场的奥古斯都拱门上，最后几行提到了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于公元前19年取得的胜利

在收养这两个儿子前不久，奥古斯都还做了另一件在全罗马引起轰动的事：举办百年大祭（ludi saeculares）。按照伊特鲁里亚人的信仰，和人的生命一样，一个民族的生命也是不断轮回的。当所有亲历过一个时代（saeculum）或“世纪”的人都已离世时，新的时代便会开始。现在，伊特鲁里亚先知的预言实现了，除此之外，恺撒彗星再次出现，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作为“祭司团十五人”之首，奥古斯都在阿格里帕的陪同下举办了庆典。庆典自五月末开始，持续到六月中，向公众提供祭祀、马戏表演、狩猎、戏剧演出等活动，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甚至包括家里正在办丧事而不宜公开露面的妇女。就这样，国家的新面貌清晰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庆典上最重要的两位神是第一公民的守护神阿波罗和他的妹妹狄安娜。贺拉斯为他们创作了《世纪之歌》（Carmen Saeculare
）。罗马人民和帕拉蒂尼之王奥古斯都都是活在他们的庇佑之下的。罗马的这一“新起点”不能被遗忘，要在后世的记忆中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罗马境内竖起铜柱和大理石柱，在上面记录下这次百年大祭的原因。大部分的大理石柱今天仍可以在古罗马浴场博物馆见到。

图5 第纳尔，约公元前12年，正面是恺撒·奥古斯都，背面是阿格里帕

“新起点”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意味着彻底失去希望。因为全罗马对于奥古斯都的认可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另一件事也与之前别无二致：自公元前1世纪20年代起，便几乎只有贵族家庭的成员才能担任执政官。新币铸造也重归元老院的铸币师掌管，他们自然不能像共和国时代那样，将自己的家族铸刻在硬币上，而是要更多地刻上奥古斯都与他的功绩。反对第一公民的声音依然存在，但是，大量不愿与奥古斯都共事的元老会议员都主动放弃参与公共事业。要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在那两个养子15岁时便把他们送上执政官之位，其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五年之后他们就将成为执掌权杖之人。与当权者的血缘关系取代了功绩和成就的地位，就和当年的克劳迪·马塞卢斯一样。这必然导致很多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不过，罗马的大多数人，包括政治领导阶层，也在日常实践中渐渐丧失了共和国时期的理想。人们逐渐适应了现实，并开始在新局面下努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奥古斯都自然是因此获利的，尤其是阿格里帕（公元前12年）和他的两个养子卢修斯（公元2年）、盖乌斯（公元4年）先后意外死亡，接二连三地破坏了他对未来的计划之后。不过，他本人的地位没有因此受到威胁。在法律层面上，自公元前19年起，他的地位就没有什么变化了，直到公元前12年，“独自存活下来”的大祭司、之前的三巨头之一雷必达去世，奥古斯都又接任了他的职位。全意大利的人都涌向罗马，为了参加3月6日举办的公民大会，根据奥古斯都在《功业录》（第十章）中的记述。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罗马公民前来参加选举活动。自此，他被官方认定为诸神在罗马的最高代表，并通过一种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方式来展现这一全新的地位：复兴共和制传统。他恢复了为至善至伟的朱庇特（Iupiter Optimus Maximus）司祭之职，并任命了第一位朱庇特祭司（Flamen Dialis）。上一个任此职位的祭司是在公元前87年被人谋杀的。现在，维斯塔贞女的人选也可以由他安排了，因为她们是从属于大祭司的。她们在维斯塔神庙守护着圣火，这圣火永不熄灭，保佑罗马共和国永远存续。她们代表着对罗马的守护，就像奥古斯都本人所做的那样。奥古斯都象征性地宣称，他在帕拉蒂尼居所中的一部分财产是公有的，依照传统，他本人作为大祭司可以在那里居住；同时，他还在那里为维斯塔神建造了一座神殿，他的妻子莉薇娅在那里守护着圣火。这接二连三的行为确立了奥古斯都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本人代表着罗马——这一观念在大众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当他被授予“国父”这一称号时，大众终于找到了感情宣泄的方式。《功业录》记载了这件事对他本人有多么重要：人们决定，授予他这份国家荣誉。元老院、骑士和全体罗马公民都敦促他接受这一称号。最终，他于公元前2年2月5日接受了这个称号，在马尔库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他曾在奥古斯都命运攸关的公元前31年与他共同执政）的进谏下，元老院同其他社会团体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帕拉蒂尼山上他的住所前厅、罗马广场上的元老院议事厅、玛尔斯神庙前四轮马车下方的铭文都在宣告着这一获得普遍认可的称号。同时，他的头衔也在加上“国父”这一后缀后得以完整。这一称号想必给他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满足感，因为他可以认为自己为罗马未来的付出是富有远见的（providentia），正如一位父亲为他的家庭所做的奉献一样。他的两位养子在那时已经接受了官方任命，可以继承他的职位了。奥古斯都这样希望着，然而，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1]
执政官卸任后，赴罗马的某个行省担任一年总督，被称为资深执政官。

[2]
或帝权、最高权力、统治大权，该项权力可以针对军队或行省及领土。

第九章 第一公民与罗马上层阶级

在《功业录》中，元老院的地位举足轻重。公元100年，时任执政官的小普林尼称皇帝图拉真为“我们中的一员”。元老院议员们在公元前43年很可能用这句话来形容过屋大维。自然，很多人心里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他们不信任这位尚无任何作为的年轻人，在那时，他甚至连进入元老院的法定年龄都不到。公元前2年，当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国父”称号时，他们再次将他称为“我们中的一员”，因为奥古斯都在那时也是元老院成员。但是，一些人大概会因为和他平起平坐而感到惶恐。从权力和权威的角度来说，奥古斯都远高于任何一位议员。但是奥古斯都本人接受这一说法，因为这能体现出罗马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任何想参与罗马政治生活的人都属于元老院，并被元老院承认。对于这一点，奥古斯都的新政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屋大维通往权力的道路、作为第一公民被世人接受的过程，也是与元老院进行协商与达成共识的过程。他几乎所有的对手和竞争者都是元老院成员。就此而言，奥古斯都这几十年的故事也是元老院和议员们的故事。

随着屋大维在公元前28/27年交出特权，元老院的管辖权在法律层面得到全面的恢复。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说，整个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奥古斯都的身份只剩下执政官，除了执政官固有的权力之外再无其他特权，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他对多数大省的军团仍有指挥权，这让他在元老院的日常事务中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发言权。影响更大的是，元老院的内部组成也发生了变化。内战中，大量古老的家族灭亡了，另一些则陷入贫困，只有在奥古斯都的资助下才能继续生存。他们必须倚赖奥古斯都生活，因而失去了独立发挥影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从恺撒到三巨头，再到现在的奥古斯都，他们先后将自己的拥护者安排进了元老院，这些人的政治渊源与传统家族大有不同。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共和国时期影响力匮乏的意大利本土，还有不少人的家族是内战爆发之前才刚刚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其中有萨莫奈人、派利纳人，还有的来自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亚平宁北部地区的领导者们也进入了罗马的政治阶层。他们忠诚于那些准许他们参与罗马事务决策的人：先是恺撒，接着是继承了其政治遗产的奥古斯都。克劳迪一世，作为奥古斯都之后的第三位第一公民，招揽了各个殖民地和自治市的精英——自然都是富裕且颇有声望的男人。不过，他针对的不仅是意大利本土精英，因为从奥古斯都的时代起，他便从各个行省中选拔人才，用以充实元老院，尤其是南部高卢和西班牙，这些地方的人许多代以来一直深受罗马语言和文明的影响。最后一位得以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加的斯。在奥古斯都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到了公元2世纪末，元老院终于成了一个由罗马全境各地代表组成的议事机构。被征服者们现在享有和征服者一样的权力，与他们一同治理罗马。这一点，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也无人可以预料。

在奥古斯都治下，元老院重组的过程也是符合共和传统的：监察官负责取消议员资格；当选财务官的人有权成为元老院成员。不过，通过因循旧制的推选议员的方式，奥古斯都尚无权将特定个人直接送入元老院。比如，他无法为已卸任的财务官或裁判官直接增设新的议席，因为这会强烈唤起人们对于恺撒的记忆。不过，这些传统手段同样可以帮助奥古斯都实现一些迫切的目标。现在，元老院门庭若市。阿克提姆战役之后，议员人数达到了一千人，远多于苏拉在初建时设置的六百人。第一次缩编发生于公元前29年或公元前28年，手段是相当温和的。只有最“不合身份”的人才被要求离开元老院，即那些出身明显不符合一般标准的人。确有一些政敌也被剔除了，不过这不是缩编的主要目的。家族历史长久的政敌如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等得以幸免。真正猛烈的减编直到公元前18年才发生，有三百多位议员失去了席位，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迫的。尽管奥古斯都试图说服其中一些人主动请辞，准许他们保留荣誉议员的权力，但还是很少有人听从这一劝告。其后，他又费心安排了一次议员内部选举，但也没有成功，奥古斯都便亲自做起了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些“出局者”愤怒至极，以致奥古斯都不得不在他的丘尼卡

[1]

里穿上铠甲，防止受到伤害。无论如何，他终于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元老院的人数降到了600人。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公元3世纪后期。

判断一个人是否“配得上”元老院议员职位的标准之一便是拥有财富的多寡，即收入的多少。虽然，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低收入标准始终存在，但奥古斯都以前，这一标准仅为四十万赛斯特斯，对进入骑士和元老院阶级都适用。而现在，要成为元老院议员至少需要拥有一百万赛斯特斯，因而与骑士阶级（equester ordo）划清了界限。元老院阶级（ordo senatorius）在罗马社会中的地位更清晰、鲜明。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并不是随便哪个拥有一定数额财产、生是自由身的罗马人都有资格申请政务官之职从而在元老院中获得席位。成为元老院阶级的前提条件是，拥有穿带紫色宽边的丘尼卡的权利——这是元老院议员的身份象征。元老院议员们的儿子生来就有这份权利，其他人则要自己努力获得。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奥古斯都有权授予这项权利——这便成了把新家族带进元老院的绝佳方法。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成为元老院议员的方法还是公民选举。不过，有选举权的罗马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参与选举，因为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住在意大利和其他行省，离罗马太远了。另一些人则基于选民的自由决定权已经被压缩得太小，而不参与投票。不过，公元前27年后，很多参选者还是立刻参加了激烈的竞选，尤其是为了执政官之位。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不再担任长期执政官之后，也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竞争。公元前19年之后，这种竞争便不再为人所知了。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这段历史的失传，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第一公民的权力优势。他有权同意或否决对各个职位的提名，从而操控选举。此外，他还有权直接提名候选人，在随后的选举中，这名候选人必会毫无悬念地当选。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诸如财务官和护民官等职位甚至出现了候选人不足的情况。太多的人意识到，像护民官这样的职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奥古斯都每年都会代护民官行使职权。因此，有时候一些骑士会被任命为护民官，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在任期结束后可以不必继续留在元老院。由此可见，只有当奥古斯都明确了自己作为第一公民的统治地位后，他才会将自己视作元老院的一员。这一点在公元5年奥古斯都的儿子盖乌斯·恺撒死后变得尤为明显，根据为此特设的法律，一系列新的选举机构产生了。这些机构仅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组成，旨在对参选者们进行一次预选，选出的人随后便顺理成章地正式承担相应的职责。这些机构以奥古斯都死去的两个儿子命名——盖乌斯与卢修斯·恺撒，意在以他们的名义举荐候选者：这样一来，一切政策出自何处、谁在决定选举结果等便再明确不过了。

在奥古斯都几十年的漫长统治中，通过引入新家族来改造元老院这项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共和派家族失去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奥古斯都安排他的近亲和远亲都来与这些家族联姻，希望他们的特殊地位能长久地为他所用。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自杀的昆克蒂利乌斯·瓦卢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都和奥古斯都有着亲缘关系，后者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即是皇帝尼禄。其他的家族也被列为贵族，促成这一身份转变的法律是屋大维在公元前30年颁布的。新旧贵族大都被任以圣职。人们普遍认为，由奥古斯都全面恢复并由他们执行的祭祀仪式保障了罗马共和国的存续。因此，这些高贵的家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但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地位并不是基于自身的权利，而是归功于奥古斯都。他们对奥古斯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同样具有两面性的是针对元老院的手段。奥古斯都很早便在元老院内部成立了一个小委员会，除了他和阿格里帕，还包括两位执政官、一位裁判官、一位护民官、一位市政官、一位财务官和十五位议员。每六个月，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要更换一次。在开元老院全体会议之前，奥古斯都会在这个小组内部先提出一些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这无疑会让很多小组成员产生他们的意见很重要的感受。不过，正是因为小组成员时常更换，对于两位永久成员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来说，个人意见相对于他们两位的分量就大大减轻了。此外，小组务必尽量避免让这些被事先讨论的话题出现在元老院全体大会上，因为这些委员会成员也是元老院的议员，他们必定支持委员会小组的意见，大体上也等于是拥护奥古斯都本人的意见。具有双重影响的还有每年执政官的增选。自公元前5年起，除了两名常规当选于1月1日的执政官外，还需要再选出两名执政官，他们会在同年的7月1日上任。这样一来，更多的元老院成员有了担任共和国最高职位的机会，从而得以提升其在元老院中作为执政官的声望。但是，执政官的增选也意味着任期的急剧缩短，以及相应权力的削弱。那时自然没人能预想到，在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和克劳迪（公元41～54年）治下出现了同年内选出两到三组任期仅为三四个月的代理双执政官的情况。不过，试图彻底架空执政官权力这件事是自奥古斯都开始的。他绝对没有通过缩短任期来架空执政官的权力，相反，执政官人数的增加应该是由无数的元老院议员施加巨大的压力来推动的。因为个别政务官乃至整个元老院职权的丧失使得元老院要采取提升权力的手段。在此方面体现得最明显的一种情形是，针对元老院成员在政治上的危险行为乃至一般罪行，元老院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行使司法职权。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娅引发了一场政治丑闻，几位出身显赫家族的年轻议员也卷入其中。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在今天已经难以确知，但能够想象的是人们可以借此发起一次针对奥古斯都的“谋反”。这件事将性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于第一公民来说，且不论他在政治上陷入了怎样的险境，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本身就相当尴尬，因为其在立法时针对通奸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他自己的女儿在全体公众面前用挑衅的行为违反了他的政令。奥古斯都本可以在家族法庭裁决女儿的行为，却将这一丑闻带到了元老院，让议员们做决定——自然是在他的授意之下。这样的罪行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本该由正规的司法机构审理，现在元老院却在并未制定任何法规的情况下拥有了判决权。这一结果导致了元老院职权的明显扩张。到了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贝里乌斯的时代，议员们已能明显地感受到，政治与司法权力的冲突将伴随他们一生。尽管权力丧失、对第一公民的依赖性加强，元老院还始终仅是一个政治机构，因此，它是无法拥有独立的刑事审判权的。

在奥古斯都对元老院采取各种手段的过程中，一个问题也许始终盘旋在他的脑海中：该如何确保他的个人地位，并让他的家族始终牢牢地将权力握在手中？他自然不想通过削弱元老院及其官员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是必须通过法律条款或借助握有实权的统治机构来确保自己真正掌握决策权。但出乎意料的是，奥古斯都不仅把罗马城全部有影响力的职位都交到了元老院议员手里，还把行省的这类职位也给了他们。所有能指挥军团的总督都来自元老院——除了埃及统领，这个职位最初统率着三个军团，后来降为两个。不过，做出这一规定的时间是在政治秩序尚未明确的公元前30年。在奥古斯都治下，这一模式已不复存在。因为其他骑士统领都不是独立的行省长官，如在阿斯图里亚斯、北西班牙、多瑙河下游的默西亚、犹太等行省，他们只能在元老院派来的总督的最高领导之下治理一些很小的区域。犹太省的统领便是受叙利亚的执政官特使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的统领则是从属于塔拉科西班牙行省总督的。这些被派往行省的议员所掌握的军事权力似乎是没有限制的。此外，这些省份中的个别军团被还分配给一些年轻的议员来统领。按照传统，国家与军队的指挥权只能交给元老院议员，这一点对于奥古斯都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以致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在该领域进行革命。此外，几乎所有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政治、军事盟友都是元老院议员，若是在这方面进行改革，首先波及的必然是他们，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在奥古斯都治下，几乎所有在政治、军队、国家治理等方面掌权并承担责任的都是元老院议员，与共和国时期无异。因此，元老院具备各种有助于确保其重要地位的条件。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最晚于公元前20年，元老院已不再是一个能主动发挥作用的机构了，而是失去了塑造罗马政治形态的动力。其背后的原因是，议员之间对于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基本消失了。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一个反对派领导人愿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大声疾呼。奥古斯都是这个舞台最后的中心，所有人都唯他马首是瞻。在阿克提姆战役后的十年里，共和国后期那个生机勃勃的元老院还存在于一些年长议员的记忆里。他们同样记得的是当年那些斗争的后果——残酷的内战。很多人深感疲惫，无论如何都不想再看到战争爆发。时间越长，元老院中的内战幸存者就越少；不久，大部分议员对于共和国的经验就仅限于第一公民掌权以后的时期了。即使是对元老院议员来说，奥古斯都也是中心。公元20年，离奥古斯都去世仅六年，元老院就自然而然地授予提贝里乌斯“我们的第一公民”（princeps noster）称号——不仅是罗马的，也是议员们的第一公民。

[1]
是一种像睡袍一样的宽大的袋状贯头衣，最初为伊特鲁里亚人的穿着，后被罗马人继承。

第十章 政治权力实践：帝国的治理

公元前27年构建的政治新秩序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规划也具有决定性影响。沿袭共和制传统、掩饰断崖式变革的努力让传统体制的激进转型免于发生。最重要的是，对于奥古斯都和他的同代人来说，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压力。况且，在新制度推行的早期阶段，他尚没有能力在此方面设计出一套组织有序、影响深远的整体方案，虽然当代史学家常常将这份功绩归于他。在他四十多年的统治接近尾声时，体制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但是它们都发展得相当缓慢，而且很多是在人们意识到单靠旧有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被引入的。政治变革后，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没有发生迅速而深远的变化。

罗马的相对稳定是这座城市当时最明显的特征，但这也是后期的诸多变化所导致的。面对庞大的城市和人口规模（至少超过五十万人），政府管理缺陷与日常危机应对方面的不足清楚显现。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包括犯罪、一再发生的火灾以及台伯河的水灾，政府对这些都缺乏防范机制。更糟糕的是，这座世界都市的粮食供应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虽然庞培曾经向人们展示过如何保障基本的粮食（尤其是谷物）供应，但随着这位组织者的覆灭，这套方法也失传了，就连三巨头时期由饥荒导致的暴乱都没能促使屋大维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公元前22年，罗马市民在灾难性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迫使屋大维承担起保证粮食供应的责任（cura annonae）。就我们今天所知，尽管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但屋大维没有推出任何改革治理体系的举措，很可能只是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并动用他的个人财产暂时解除了危机。另外，新上任的元老院官员们被指派发放免费的粮食，然而，外部粮食补给的来源并不归他们负责。外部粮食补给才是问题的关键。直到三十年以后，持续的粮食短缺竟然导致了大量居民外迁，罗马的政治生活几近瘫痪，（最早在公元8年）奥古斯都终于决定设立一个长期负责粮食供应的职位（praefectus annonae）。这个职位的官员仅是骑士级别，并不属于元老院阶级，仅负责从其他各省调运粮食至罗马，而不负责城内的粮食分配。日后，这位长官会掌握怎样的权力，此时的人们已无从知晓。

同样被奥古斯都拖延许久的一项工程是为城中不断爆发的大小火灾建立防范机制。从公元前21年起，他便开始训练一支由600个强壮的男性奴隶组成的队伍，用以应对火灾。这个主意不是他本人想到的，而是来自那位野心勃勃的市政官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相对于这个国际都市的庞大体量来说，它所拥有的奴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奥古斯都先是把这些奴隶的领导权交给了市政官，而后转交给各区区长（vico-magistri）。罗马城被分为265个小区，每个小区有四个区长。在这一政策彻底失败后，他又设置了七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500或1000名消防员，每队负责保障罗马十四个大区中两个大区的消防安全。罗马城消防的总负责人也是骑士级别，元老院及其官员不在这些方面担任职责。在人们看来，这样的职位是不符合元老院阶层的身份的。这一消防管理机制自公元6年起开始实施，持续了几个世纪。

以相似的方式，罗马的其他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奥古斯都任命三位元老院议员解决供水问题。在此之前，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阿格里帕利用其私人手段独自处理的，现在有必要设立一个职位来长期保障用水了。此外，一方面为了保护公共建筑与国家庙宇，另一方面为了界定罗马的哪些土地属于公共区域，一个由五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成立了，当时他们被称为负责判定公共区域的人（curatores locorum publicorum iudicandorum）。这一委员会直到奥古斯都执政后期才开始运作，而且它不被视为一个专门解决建筑问题的机构，与奥古斯都城市规划改革（见第十三章）也毫无关系。直到奥古斯都的统治结束时，罗马才有了常设的市长职位。其职责首先是保障公共安全，并为普通百姓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市长有权调配三个五百人步兵队。到了提贝里乌斯的时代，罗马禁卫军被安排驻扎在埃斯奎利诺山，同样也是为了保障罗马的公共安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他们被派驻在意大利本土的其他城市，罗马城里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

意大利本土并没有进行行政改革。帝国核心领土上的大约四百座城市必须独立为市民的所有问题负责。通常情况下，中央和第一公民不进行任何干涉，尽管从南部的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到北部的伊斯特拉半岛的11个大区都是奥古斯都创设的，但似乎没有掌握对它们的长期行政权。据我们所知，只有在登记土地所有权和进行人口普查时，这些大区才发挥行政职能。一个例证是，人口普查的清单便是按照大区来划分的。然而，这些大区却没有常任官员，那么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就算有过这样的行政机构，也是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当地官员不得不僭越传统政务官员，尤其是裁判官的职权。只有一个领域，奥古斯都认为是有理由出于维护政治和军事权力进行干预的。为了在帝国范围内快速而有效地行动，他必须掌握一切信息，意大利本土范围内良好的交通状况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确立统治后不久，奥古斯都便着手修护和拓展道路网，虽然起初是以共和国时期的方式，通过其个人手段推动的，但随后他便要求元老院的其他领导者利用战争收益来扩建意大利的道路。这件事并没有成功。因此，公元前20年，他亲自担负起“道路治理”（cura viarum）的职责，同时与这一职责相伴的是他可以比过去更多地参与财政工作了。借着道路扩建之名，他有理由将钱款汇入国库（aerarium Saturni）。公元前16年，这项公共事业甚至被铸刻在硬币上，并向公众宣布。然而，由于他决意将道路建设事业长期发展下去，便让元老院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由多位议员组成的道路委员会，共同负责道路运行，尤其是维修的工作。不过，他们没有建立任何公共机构，而是要与意大利各大区以及修路的商人合作，定期进行维护。奥古斯都进行这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与意大利各地尤其是各省之间建立联系，以便向它们传送信息并接收来自它们的消息。此外，他还建立了一个中转系统，便于信使以及旅途中的官员更换车马，还可以过夜。在意大利，这一系统是由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人组织和管理的，这一官职名为“司车之官”（praefectus vehiculorum），含义一目了然。保障役畜和车辆供应的工作不由“国家”而是各个城市的行政长官负责。这些车马不是免费提供的，使用者须按规定缴纳钱款。然而，从一开始，滥用职权的种子就被埋进这一制度。当带着随行人员、位高权重的资深执政官要求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中超过规定的车马权限时，身份低微的行省财务官该如何拒绝他的要求呢？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奥古斯都治下，这一负担不单单是加在意大利公民乃至建立这一系统的行省之上的。奥古斯都清醒地意识到，残酷的内战之后，不能指望从意大利人和行省那里得到太多的东西。他所说的对意大利“负责”不只是一句政治宣传的空话。

然而，这份责任心没能助他建成一个覆盖全国的行政体系，连一个组织结构清晰的官僚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即使是在帝国的核心地区也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在共和国时期的旧制度下，行省总督握有最高职权，可以管辖下属区域的全部居民，这一点基本上没有改变。奥古斯都推动的变革大体上都发生在政治领域，而不是行政领域。一些省份的资深执政官是通过抽签选出的，任期一年。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的任期也会被延长。最初，这些省份的数量起伏不定；到了奥古斯都执政后期，即公元后的第一个十年间，行省数量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十个。所有行省总督在法律上都是独立于奥古斯都的，甚至保留着独立的军权，虽然当代研究经常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他们很少能真正掌握实权，因为尚有军团驻扎的行省仅剩阿非利加一个。不过，资深执政官还是留有后援部队的。

自公元前27年起，其他行省的法定总督都是奥古斯都。公元前23年后，他又凭借军权成为这些省份的资深执政官，这些省份的数量由公元前27年的5个逐步增长到他统治末期的13个。由于没有亲自治理所有省份的必要，奥古斯都需要让代理人替他在一些省份行使职权，即所谓的“裁判官中的奥古斯都的代理”（legati Augusti pro praetore）。法律与政治的等级划分在这一称谓中都明确表达出来：奥古斯都的名字表明他们是受其委托、代行其职责的，“裁判官中的”充分说明他们是从属于资深执政官的。奥古斯都亲自决定由谁在哪个省份中行使代理职权，其任期也由本人决定。通常情况下，代理在行省中的任期比资深执政官要长。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奥古斯都是否在早期阶段就已经明确规定总督的平均任期为三年左右。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在此时还尚未出现。

在职权上，除征收税款之外，代理与资深执政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定期征收基本税和人头税等税款仍是资深执政官和其下属财政官的职责所在，当然，还要有私人收税员的参与。一开始代理们没有获得这一权力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所在的省份并没有设置财务官一职。自苏拉以来，每年按规定选出的财务官一直都只有二十个，随着行省数量的增加，财务官便不够用了。若要选出更多的财务官，则与重建“共和制度”相抵触。因此，为了控制这些省份的税收，奥古斯都设立了财政代理（Prokuratoren），代他行使职权。这一模式是从私人的经济活动借鉴来的，从逻辑上讲，这些财政代理首先是奥古斯都的私人代理；从官方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处理任何公共事务，也不能被视为公职人员，而仅对奥古斯都负责。从这层依附关系中还可以获知，元老院议员等真正属于政治阶级的成员是无法成为财政代理的，非元老院成员才是这一职位的人选，尤其是骑士阶级，初期偶尔还有一些奥古斯都解放的自由民，包括臭名昭著的李基努斯——他曾在高卢以“非常手段”协助奥古斯都攫取了大笔财政收入。不过，没过多久，财政代理所处理的事务就变得与政务官相差无几了，因此，自由民的身份成了这些代理在政治上的障碍。奥古斯都后来只将财政代理之位（至少是行省级别的职位）交予罗马骑士阶级，也即生来便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但是，财政代理的候补人选仍无一例外地出自奥古斯都的奴隶和被他解放的自由民。

这次税收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是奥古斯都时代政治上的一项重要举措。自共和时代后期以来在各省盛行的包税制是一种纯粹的剥削制度，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尽头。现代意义上通过“国家”机关直接收取税款的制度雏形似乎已经显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财务官还是财政代理都无权直接从行省的纳税人那里收税，因为这必须倚赖一个由无数下级人员组成的密集的行政网络。然而，二者没能创建这样的网络，在当时，罗马人尚未构想出这样的概念，收税的通常还是地方政权、城市或部族层次的市政官或包税人，唯一失去政治影响力的是包税行业。罗马共和后期，他们曾凭经济实力操控了许多政客，并让他们在行省中施行了许多有利于包税行业的政策。现在，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适应新的制度。同时，必须仔细计算行省的财政收入，防止出现外省人由于过度的税务剥削而频繁向罗马迁移的状况。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子奥古斯都“关心”的是整个帝国，不允许因个别包税人的利益而造成整个地区臣民的动荡不安，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来自元老院的、想从行省民众身上得到好处的总督们。这些总督作为奥古斯都的下属，自然不会受到亏待，但是，在发生某些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对奥古斯都来说，某个行省的利益要比元老院个别议员的利益更重要。奥古斯都用政治手段防范了可能发生的利益侵害，这让整个帝国的行政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然而，某些滥用职权的情况还是没能避免。

第十一章 军队的整合

《功业录》是以一句具有纲领性的话开篇的。奥古斯都说：“十九岁时，我动用个人财产组建了一支军队，为深受党团暴政压迫的人民重新带来了自由。”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一目了然：军队是他强权政治的起点和基础。

如果不是军队变成了内政问题，罗马共和国很可能不会灭亡。罗马的国家强权被各个党派领袖瓜分，继而导致军队也被瓜分。直到罗马的党派领袖定为一尊，分散的军队才重新统一。阿克提姆战役之后，这一切都实现了。但是对于奥古斯都来说，重要的是建立起他与军队之间的持久性联系，不然，便时时要面对再次爆发内战的威胁。不过，内战的终结合法化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奥古斯都从未考虑过恢复共和国时期必须一次又一次征召民兵的制度。一旦这样做，他便会失去自己的权力根基。因此，奥古斯都成为常备军的真正缔造者。他需要确定帝国的居民（尤其在经济层面上）所能承受的常备军规模。

阿克提姆战役爆发时，两大强权手中共有超过六十支军团。此外还有一些援助部队，多是由当时的独立部族和诸侯出资组建的。战争的胜利者需要为罗马军团负责，很多服役多年的士兵期待能够光荣退伍。奥古斯都遣散了所有军队，为的是拥有一支既能满足需要又负担得起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大小究竟如何计算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推测，对最终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阿格里帕。最终确定的军团数是26个，而在加拉太王国被划归为行省之后，这一数字上升至28个。此后，奥古斯都治下的军团数量一直没变。在早期，除了正规军团之外还存在一些援助部队，即所谓的auxilium（拉丁语“帮助”），每一支援助部队有500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在战败后立刻被征召入伍，包括北西班牙的亚里斯图里亚人、潘诺尼亚的布罗伊克人和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拉埃提亚人等。这样一来，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了，罗马的军力也得以提升。此外，一些同盟部族承担了兵员份额，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巴达维人和乌尔比人。这些部族依照同盟协约从各自军队中派出部分兵力，因此，他们从法律上来说不属于罗马军队，并受本部贵族指挥，薪金也由各自部族分发，不过发的是罗马货币。即便在罗马的攻势驻地（尤其是利珀河畔的白金豪森）发现了大量的巴达维或乌尔比硬币，也并非发给士兵的薪金。毫无疑问，这些当地的援助部队必须执行罗马部队将领分派的具体军事任务。

如今，我们无法确知各省驻军的具体数量。28个军团的总编制人数是17万人，而早期阶段援助部队的人数无法准确掌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参与公元6～9年镇压潘诺尼亚叛乱的至少有80支队伍。即使与罗马军团实力相当，这些队伍也始终保持着相对克制的规模，尤其是从占国家总体规模的比例来看。尽管如此，罗马民众还是为此承受了极大的经济负担。虽然我们不知道罗马从赋税、关税和附庸诸侯的进贡中所获收入的准确数字，但毫无疑问的是，军队吞没了国库的大半财产，致使奥古斯都不得不使用并制定各种紧急手段和改革措施，以保障军队各项支出。军团士兵年饷的最低标准是9000赛斯特斯。就算部队仅由普通士兵组成，每年也要消耗一亿四千万赛斯特斯。实际消耗远高于此，因为相比普通士兵，骑士们的待遇要好些，更高级别的百夫长、护民官和副将的薪饷则高得惊人。此外，装备、驻地、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舰队也各有开销。新组建的罗马禁卫军的步兵队和三个城市步兵队的薪饷标准高于其他队伍，也要算入其中。另外，援助部队的数量增加了，它们的用度亦要纳入罗马的财政预算。最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奥古斯都还会为全体士兵或部分军队发放奖金。他在遗嘱中声明，为每位禁卫军士兵、城市步兵和军团士兵分别发放1000、500和300赛斯特斯。这笔钱出自他的个人财产，同他在某些场合为军队提供大额资金时一样。此外，他还多次收购土地，用以安置他的老部下。他在意大利本土花费了6亿赛斯特斯，在其他行省花费了2.6亿。奥古斯都在《功业录》第十六章中着重指出，他所做的这一切前无古人。然而，对于通过将一些外省臣民驱离其生活的土地的方式来安置老兵的事情，他并未提及。

但是，认为军队运营费用大部分出自奥古斯都的私人财产，其实是一种被误导的想法。即使有巨额的个人收入，奥古斯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内战中收获的战利品都被视为他的“个人财产”，凭此他或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承受在意大利本土和行省进行安置的费用。来自行省税收的常规财政收入则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且足额、无一例外地完全流入了罗马城的国库（aerarium Saturni），即使那些归属奥古斯都的省份也是一样。遣散费同样出自国库。自公元5年起，每位普通军团士兵在其服役结束时都会获得12000赛斯特斯，禁卫军则获得20000赛斯特斯。尽管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军团士兵和禁卫军士兵曾被遣散并获得了遣散费，但是每年付给这些老兵的钱至少有5000万赛斯特斯或者更多。大约在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安置退伍老兵的方式由土地安置转为资金安置，说明他已经在解决资金流动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至少要在官方通报中保证，会依照规定按期安置士兵。由于元老院时常会否定一些必要的规定，退伍老兵和现役部队便成为将领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奥古斯都必须设法避免这样的斗争一再发生。他尝试了一些方法，比如，公元前7年、公元前6年以及公元前4～公元前2年，他动用家族遗产（patrimonium）付了这些钱，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到了公元5～6年时，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当时，一场预料之外的财政危机使国库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新的行政制度下，奥古斯都意识到，他不仅要为罗马居民的福祉负责，也要顾及外省臣民承受的压力。他们要负担驻军的全部花销，因为在罗马城、意大利本土以及恺撒和他本人在行省开辟的专为安置老兵和无产的意大利居民的罗马殖民地，居民都无须定期缴纳税款。而现在，还要让外省人继续负担军团退伍老兵们的养老金吗？这些军团老兵无一例外都是罗马子民。奥古斯都没有这样做，而是敦促元老院议员们（作为定居罗马城的居民，他们也无须缴税）想出一种让帝国核心土地上的居民也要为罗马的和平承担责任的财政手段。他的同僚们显然没有提出现实可行的建议，于是奥古斯都落实了他自己的想法：向全体罗马居民征收5%的遗产与遗赠物，即所谓的遗产第二十条（vicesima hereditatium）。近亲之间的小额遗产继承是免税的，而大额遗产或遗赠，尤其是由社会—政治领导阶层的逝者遗留给众多亲友和从属的都会被课税。为了将“遗产税是符合军队利益的措施”这一点深刻植入罗马人对所有权的认识，奥古斯都专门设立了一项特别基金，即军事专款（aerarium militare）。尽管叫作军事专款，但这笔钱不是为了有军事行动任务的常备军（传统上归国库负责），而是单为退伍老兵的养老问题设立的。元老院阶级选出了三位负责长官，至少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从属于奥古斯都的。为了使基金开始运作，奥古斯都本人投入了1.7亿赛斯特斯。对于这件事，他也没有忘记在《功业录》（第十七章）中提及。他不接受来自他人的特殊捐款，这从侧面说明该举措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军队进行政治宣传。

当然，军队自身也要为退伍老兵的养老出一份力。奥古斯都曾将禁卫军的役期定为12年、将军团士兵的役期定为16年，相比从前有所减短。20年之后的公元5年，奥古斯都开始寻找军队问题的解决之道，又将这两种役期分别延长至16年和20年。此外，士兵从常规部队退役后，还会作为应对紧急状况的后补力量继续留在军队若干年。公元前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下莱茵河与达尔马提亚出现了兵变威胁，军团士兵们遂被迫服役30～40年。此外，退伍老兵还要被重新纳入特殊编制，这些政策引得天怒人怨。虽然表述中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深植于人们心中的不满必定有非常明确的根源。整件事的背景即财政手段的匮乏，这很有可能不为士兵们所知。与被迫缴遗产税的元老院议员一样，他们也被迫为解决军队的资金问题出了一份力。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奥古斯都确实是在竭尽全力地满足士兵服役期间对于财务安全与可靠性的需求的。除少数例外，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几乎没有任何部队发生过叛乱。公元前19年，经历过内战的一群士兵在西班牙行省哗变，阿格里帕分文未付便遣散了他们，这是对他们的羞辱。这件事之所以从政治角度可行，是因为已没有任何领导者能且愿意利用士兵的不满来与奥古斯都竞争了。

奥古斯都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从法律角度来看，罗马人民行省的资深执政官仍是其下属部队的直接指挥官。提贝里乌斯就曾提醒阿非利加的一位资深执政官，说他作为总督有权决定如何奖赏自己省份的士兵，无须事先向他这位第一公民请示。这一事件表明，第一公民的“总指挥权”来自元老院议员主动的顺从，而非实质性的法律规定。确实，因为握有军权，奥古斯都可以动用军事手段与资深执政官对抗，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相互冲突的时候。从职位类型的角度来说，第一公民与最高指挥官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在个别情况下，资深执政官也会受到来自奥古斯都“最高指令”（auspicia）的制约。公元6～8年的阿非利加总督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便在这一指令下战胜了加尔图人。不过，使用这一指令需要元老院单独决议通过。通常情况下，军权是资深执政官固有的权力。拥有军权的元老院指挥官即使提出举行凯旋仪式的要求，元老院也无法通过法律规定否决。然而，奥古斯都的政治军事实践，尤其是在公元6～8年之后，让资深执政官的这一权力成为历史。在此之后，如果哪位议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便是作为第一公民的副将、代表第一公民取胜的。如果奥古斯都认为一场战争值得表彰，想为此举办一场全国性的欢庆活动，他便会授予那位战胜的将军胜利的荣誉，向公众表达对他的认可。如果在罗马城中心——奥古斯都广场上为这位亲自打了胜仗的将军立起一座凯旋铜像，他的功绩便可以不朽了。

伊利里库姆取消了资深执政官这个职位，以奥古斯都的一名副将取而代之；马其顿省的军团也撤出此地。这两件事之后，奥古斯都便实质性地控制了罗马全军。在几乎所有的行省中，他都是合法掌控军队的人。奥古斯都亲自任命每一位副将以及每个军团的指挥官，他们没有独立的指挥权，其权力是从奥古斯都的军权中衍生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着指挥官们的心态，同时也影响着士兵们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就连行省军队的领导者、位高权重的元老院议员也是要仰承第一公民鼻息的。此外，很多百夫长和护民官很感激奥古斯都给了他们这样的军职。每年，他们都会起誓效忠奥古斯都。有了这份誓言，加上不菲的薪水和升职的前景，百夫长和护民官们自愿结成了一张效忠皇帝之网，元老院派来的副将也与他们绑在一起。奥古斯都需要军队为他做很多事，比如在西班牙、巴尔干和日耳曼尼亚的侵略战争中，军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惨痛的代价。然而，遗忘的斗篷很快便遮盖了一切，人们忘记了战争中他们所咒骂的一切，只记得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与队伍共同取得的功绩，并为此感到骄傲。从无数碑文、荣誉雕像的铭文中可以看到，奥古斯都是如何向大众传达他所嘉奖的军功的。每一份嘉奖都是大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胜利的见证。

第十二章 扩张者与“救世主”

奥古斯都本人在其生平事迹中反复提及他在军事上的成功。勇武与战功不仅在公元前27年经元老院决议成为“奥古斯都四种美德”之一，还在他的名字和头衔中反复体现。大将军这个词已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其头衔说明，战场上的士兵们无数次地以“大将军”之名称呼他，他都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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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公元前13年出现了21次。也就是说，如果奥古斯都想举行凯旋仪式的话，他已经可以举行21次了。在他之前，没有任何罗马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之相提并论，也从没有人像他这样“谦逊”，多次拒绝凯旋仪式的殊荣。《功业录》第四章几乎全在讲述他的胜利和军事成就。

奥古斯都曾宣称要为罗马带来和平，他的这些功绩便是履行这一承诺的证明。他的统治当以“奥古斯都之治”（pax Augusta）为名，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公元前13年，平定了西班牙和高卢行省后，奥古斯都回到罗马城，并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他三次关闭雅努斯神殿的大门，象征着罗马军队的取胜和罗马帝国全境重获和平。这些举动都是在向罗马的公众们宣扬奥古斯都的功业。在《功业录》第十三章中，奥古斯都强调，在他之前，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只被关闭过两次，而他本人却关闭过三次。

事实上，这种政治宣传是在帝国内部进行的。从军事扩张的角度来说，奥古斯都确实史无前例地发起了太多损失惨重然而整体上成功的战争。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间，罗马开疆拓土的总面积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等长的时间段，包括北西班牙、阿尔卑斯地区的拉埃提亚和诺里库姆、伊利里库姆和潘诺尼亚，以及北起阿哈伊亚、马其顿直至多瑙河的整块区域；小亚细亚本都的部分地区、帕夫拉戈尼亚、加拉太、奇里乞亚和犹太也被划为行省。埃及则早在公元前30年便归罗马人统治了，阿非利加行省也向东部和南部扩张。同《功业录》第二十六章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奥古斯都在环绕地中海的几乎所有区域推进罗马帝国的统治，在每一个行省，他都将统治拓展到那些尚未向罗马人臣服的部族所在的地区。

并非所有的疆域扩张都是战争的结果。公元前25年，加拉太国王阿敏塔斯去世后，这一地区几乎未经军事力量介入便被罗马收归为行省。公元6年，犹太大希律王的继承人希律亚基老陷入危机，奥古斯都遂将其废黜。犹太并入叙利亚行省，一位骑士阶级的统领被委任为犹太巡抚。由于叙利亚当时正在进行人口普查，犹太的居民便成为这次普查的对象。这即是“居里扭普查”，曾经出现在《路加福音》中，与耶稣降世有关。

不过，大部分拓展帝国领土的方式都不那么和平。在这一点上，奥古斯都是共和国时期伟大的将领们忠实的接班人。但相比他们，奥古斯都可以调动整个帝国的军事力量发起掠夺战争。最重要的是，在漫长的统治中，他可以不断发展并长期实践自己的理念。他的所作所为基本是符合民意的，几个世纪以来，公众舆论几乎将“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扩张罗马领土”视为罗马的使命。用维吉尔的话来说就是，诸神给了台伯河上的这座城市无限的权力（imperium sine fine）。这句话不仅代表诗人的想法，也反映了罗马人尤其是罗马统治阶层的内在想象。奥古斯都确信，人们渴望罗马的扩张。他想替公众实现这一愿望，也没有人会阻拦他。不过，他心中的具体目标与他同代人的预期大相径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向东扩张，自亚历山大时期以来，罗马人就深深眷恋着那片土地，在苏拉和庞培自东方满载而归后，人们对东方的热情更加高涨。另外，在被帕提亚战败后，罗马的自尊心受到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克拉苏在卡莱惨败、公元前36年安东尼颜面尽失且损失惨重，让人们记忆犹新，罗马军团的标志至今还在敌人手中。这一切令罗马人渴望复仇和恢复昔日的荣光。为此，恺撒计划对帕提亚采取行动，然而奥古斯都却没有效法。他没有这样做的确切理由今天已无从得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并非因为和平比扩张更有价值而做出决定的。也许，他最先关注的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区域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将过往的失败看得太重，以至于最终放弃了对强大的帕提亚大举进攻的计划。公众对他“深感失望”。为了抵御来自东部的威胁，奥古斯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被他与罗马帝国绑在一起的王国，这些王国用自己的军队保卫着罗马的阵地。几次外交谈判后，叙利亚的罗马军队做好了展开一切军事行动的准备。公元前20年，一项筹谋已久的计划开始实施。奥古斯都本人留在东部，派他的继子提贝里乌斯前去帕提亚交涉。提贝里乌斯带回了之前三位罗马将军在帕提亚丢失的军团标志，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政治宣传。在罗马城，元老院和人民在广场上立起一座凯旋门，在上面刻画了奥古斯都的凯旋队伍与罗马军团的标志。位于奥古斯都广场的玛尔斯神庙建成之后，凯旋门便被保存在这里。这座神庙后来成为罗马军事行动的祭祀中心，在这里，元老院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抉择。在战争中得胜的将军的雕像也会被竖立在玛尔斯神庙前。这样一来，对帕提亚的外交成就以一种军事上的胜利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满足了罗马人的部分期待。

真正的战场位于帝国西部，主要集中在莱茵河、多瑙河流域。在这些战争中，罗马有胜有负、有得有失，但总体上是成功的。

公元前27年，共和国重建不久，奥古斯都便去了西班牙。此前十年间，这里战乱不断。一些总督打过几场胜仗，但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尚有一些拥有独立武装的部族活跃在这一地区。但是，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奥古斯都亲自解决的程度，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内部政治秩序的整顿后，要向公众证明，行省在他心中也是占据相当分量的。一支异常庞大的、至少由七个军团组成的队伍，在西班牙西北部集结。尽管屋大维很快便宣称征服了坎塔布里亚，但是战争直到公元前19年才真正结束，最后阶段是由阿格里帕接手指挥的。这片新征服的区域部分归属卢西塔尼亚，部分归属塔拉科西班牙。也就是说，它是归奥古斯都领导的。这次取胜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获得了西班牙西北部的一片矿山，由它带来的大量财富被立即投入其他侵略战争中。

此战结束后，大部分驻扎在当地的军团立即转移到高卢。据推测，他们去那里应该是为了同当地居民一起修建和扩建长途公路。这些公路是阿格里帕下令铺设的，自卢格杜努姆始，途径莱茵河流域，直至英吉利海峡。奥古斯都及其领导集团明显对莱茵河右侧、从上游至河口的区域相当感兴趣，包括修建长途公路、在莱茵河上游北侧的丹斯泰特建设军事驻地，以及从公元前19年～公元前18年将日耳曼部族的乌比尔人自莱茵河右岸和兰河流域的敦斯堡迁移至土地肥沃但几乎无人定居的科隆谷地，公元前20年～公元前10年铸造的乌尔比币证实了这段迁移的历史。作为罗马人的盟友，乌尔比人需要保卫罗马领土，抵抗其他垂涎高卢地区财富的日耳曼部族的入侵。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在当时对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尼亚有何种打算。但是，他们的意图从一开始便给人留下充满攻击性的印象。公元前16年，奥古斯都的副将马尔库斯·劳里乌斯在一场掠夺战争中被日耳曼部族的斯坎布里人、滕科特利人和乌西皮特人击退，损失惨重，甚至还有一面鹰旗（aqu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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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夺。罗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意图因此强化，不过，这次惨败并非触发战争的关键。同年，阿尔卑斯山东麓的诺里库姆王国率先挑起争端，侵入罗马领土。诺里库姆成为后来自伊利里库姆独立出来的潘诺尼亚行省的一部分，受一位出身于骑士阶级的统领指挥，而这位统领是伊利里库姆/潘诺尼亚省元老院阶级总督的下属。公元6年的犹太也使用了这一治理模式。诺里库姆划归行省一年后，奥古斯都的两个继子提贝里乌斯和德鲁苏斯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西部，后来划归为拉埃提亚行省的一部分。罗马边境线上的所有部族都臣服于它在史上是第一次。现在，这些被征服的领地像一把弓一样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区域展开，保护着罗马的居民。人们十分看重这场战争的胜利，贺拉斯在《颂歌》第四卷中为这两位年轻的将领建起了两座文学意义上的纪念碑（第四卷第4、第14首）。几年之后，元老院在摩纳哥附近的拉蒂尔比的一座小山上为奥古斯都竖立起阿尔卑斯胜利纪念碑（tropaeum Alpium）。直至今日，它仍在歌颂着奥古斯都的功业：将阿尔卑斯地区的居民永久地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

公元前12年，德鲁苏斯发起了对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部族的进攻，阿格里帕则在伊利里库姆讨伐潘诺尼亚部落。阿格里帕去世后，提贝里乌斯接手了他未竟的事业。罗马帝国对阿尔卑斯山及其北麓的征服，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为基础的。这两个地方爆发战争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彼此有亲缘关系的部族有的生活在罗马统治范围内，有的则相反。这样的关系对于行省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对策。此外，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很可能希望借此实现开疆拓土的战略目标，然而，在此方面没有可作为依据的史料流传下来。

在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的战争期间，伊利里库姆和潘诺尼亚地区的大部分部族都归顺了接手阿格里帕工作的提贝里乌斯，接下来的几年仅发生了几场规模较小的战役。这些部族的反抗能力似乎很弱，在迎战之时，彼此之间很可能没有商量对策。因此，罗马人较为轻松地拿下了这片土地，从而使其错误地以为，这些被征服的臣民会满足于罗马统治下的安宁生活。十五年后，这一错误判断几乎给罗马带来了灾难。

在日耳曼尼亚发起几次进攻后，德鲁苏斯很快就收获了领土。罗马人在这里想展开的不仅是一场报复性战争，体现这一点的例证有很多。他们早期便在利珀河畔设立了一些军营，如欧博拉登的军团驻地、白金豪森为军队过冬建立的补给营等。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已经攻到了易北河，威拉河畔的新军营也已建成。此时，大部分日耳曼部族都已被征服。德鲁苏斯在回程途中坠马死亡后，提贝里乌斯接过了其指挥权。公元前8年的战争结束后，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断言，提贝里乌斯几乎已将日耳曼尼亚变成一个负有朝贡义务的省份。虽然这位作者在当时是出名的谄谀之臣，但这句话大体上是中肯的。至少，罗马始终在扩大势力范围，通过建立军营和堡垒，罗马人想长期统治这些领土的意图昭然若揭。在利珀河畔的哈尔滕设立的军营，从外形上看几乎是一座堡垒；兰塔尔地区的瓦尔德基尔梅斯已经失去了军事驻地功能，而完全转变成一座平民居住的城市。罗马人对这片区域的掌控力非常强，以至于奥古斯都可以将邵尔兰的铅矿承包给罗马商人。

公元前6年，提贝里乌斯申请隐退，不再参与政事，并自我流放至罗得岛，但这没有改变罗马在日耳曼尼亚的统治地位，不过还是有一些暴动发生。由于史料不足，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提贝里乌斯于公元5年重返莱茵河地区时，日耳曼尼亚仍然牢牢地握在罗马人手中，留给他的唯一任务便是战胜国王马尔伯德。马尔伯德同他的部族马科曼尼撤退到波希米亚，并与易北河对面星罗棋布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仍然是臣服于罗马统治的日耳曼人的盟友，提贝里乌斯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计划分别向日耳曼尼亚的美因茨和潘诺尼亚的卡农顿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后勤工作做得相当全面，其中包括在缅因河中部地区的马克特布赖特建造的巨型谷仓，然而，这一谷仓从未被使用过。就在十二个军团都已整装待发的时候，提贝里乌斯接到了潘诺尼亚人起义的消息，此次进攻亦被取消。马尔伯德的势力没能被摧毁。

奥古斯都需要将全部兵力集中到潘诺尼亚。那里的部落显然已经联手，意图共同抵抗罗马的侵略。罗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以至于身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受到严密的看护，一项他试图推行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法案（见第九章）恰好在此时遭到强烈的反对，从而不得不放弃。奥古斯都组建了新的援助部队，一些奴隶也被征召入伍，他们的主人为了应对兵役制度，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就连罗马城的居民也被迫服役。最终，提贝里乌斯得到了10个军团至少80支援助队伍。凭借这些队伍，他终于在公元9年成功镇压了起义，但这场战争使双方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提贝里乌斯来说，他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然而整个帝国的财力和人力都已消耗殆尽。军队和罗马的财政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但是，就在罗马人宣布战争胜利的几天以后，又一条可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率领着3个军团和9支援助队伍的总督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在莱茵河右岸被日耳曼人歼灭了。统领日耳曼人军队的是阿米尼乌斯——切鲁西人年轻的诸侯，他曾在罗马军中担任援助部队的统领，并和许多日耳曼部族的首领一样，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奥古斯都和他的党羽都曾十分信任这些首领。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但是，诸如切鲁西和其他意图反抗的部族迫使所有日耳曼人团结起来，和他们一起对抗罗马。这次战争究竟是一场全面的暴动，还是那些曾在罗马援助部队服役、最熟悉罗马军队作战方式的日耳曼人的反抗，至今学界仍有争议。即使是后者，大部分日耳曼部族也还是加入了叛乱的队伍，光这一点便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瓦卢斯可能太过于信任阿米尼乌斯和他的盟友们了。后来，罗马人指责他，并认为是他的所作所为诱发了日耳曼人的暴动。因为他收取贡物、行使司法权，像统治行省那样统治日耳曼尼亚。事实上，瓦卢斯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当时的日耳曼尼亚确实已经成为罗马帝国一块行省化的区域。

据推测，瓦卢斯于公元9年接到了日耳曼人起义的消息，并在其诱导之下发起进攻，最终却同他的部队一起被打败了。阿米尼乌斯与同盟们利用了雨天和熟悉地形的优势，打赢了这场战役。塔西佗将这次灾难发生的地点命名为条顿堡森林（Saltus Teutoburgiensis）。直到近代早期，那片地区才第一次被称呼这个名字，然而这些低矮的山脉其实不是当时罗马人战败的地方。过去十年间，在距离布拉姆舍的卡尔克里泽几公里范围内出土了许多车辆的配件、武器和装备的零件、倒塌的城墙以及匆忙掩埋的钱币。因此，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这片区域才是当年瓦卢斯的军队被歼灭的地方。其实，这里并不是所谓的“瓦卢斯战场”。这一战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场屠杀涉及一片广阔的区域，耗时三天之久。瓦卢斯和其他高层官员是自杀的，剩下的群龙无首的士兵全部被日耳曼人屠杀或俘虏。

罗马城弥漫着恐慌的气氛。人们认为，日耳曼人会渡过莱茵河占领高卢。然而，日耳曼人并没有这样的打算。阿米尼乌斯把瓦卢斯的头颅寄给了马尔伯德，但后者拒绝和他联手对抗罗马。莱茵河地区局势紧张，但是依然平静。很多研究者认为，奥古斯都在那时意识到，他需要改变对日耳曼人的政策。事实上，他似乎更加坚定地推行那具有攻击性的政策。因为被歼灭的部队没有被新的部队所替代，莱茵河畔的军力甚至比之前更强了。重新被派至日耳曼尼亚的提贝里乌斯立刻对那些不忠诚的日耳曼人部族发动报复性战争。不过，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德鲁苏斯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最晚于公元13年）被派至莱茵河前线指挥作战，并在同年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让奥古斯都最后一次被敬称为“大将军”。也是因为这次取胜，奥古斯都决定委派日耳曼尼库斯收复失地。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尼亚领地并未全被日耳曼人夺回，北海沿岸的一些部族对罗马仍然是忠诚的。因此，奥古斯都在《功业录》第二十六章中说他平定了自西海岸的加的斯至易北河入海口，包括西班牙、高卢、日耳曼尼亚的整片区域并非妄言。直到提贝里乌斯时期，罗马才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日耳曼尼亚的扩张性政策。

为了发动侵略性战争，奥古斯都让罗马帝国承受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压力。在他的领导下，公元前25年公元前22年，埃及统领埃利乌斯·加路斯和盖乌斯·佩特罗尼乌斯发动了针对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王国、阿拉伯半岛南端的赛伯伊王国的战争。奥古斯都在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述中骄傲地宣称，他的军队南进到此前罗马军队从未踏过的土地，不仅充分维护了罗马人的自尊心，还提升了第一公民的威望。然而，如同后来的日耳曼尼亚一样，罗马军团在这里的成功没能持续太久，与帕提亚的边界争端也没有彻底解决。公元前20年，罗马与帕提亚达成和解，两国之间的和平状态维持了二十年后，奥古斯都不得不将他的另一位养子盖乌斯·恺撒再次派至帕提亚，而他也没能为两国争端找到长期的解决方案。这件事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盖乌斯·恺撒在围攻一座城市时受伤去世，这对奥古斯都个人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在第一公民去世时，解决东部问题的方案也仍未找到。

尽管帝国遭受了许多挫折，在多瑙河流域、莱茵河右岸损失惨重，但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奥古斯都仍然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帝国的“扩张者”。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奥古斯都治下征服的每一块土地都是罗马帝国的领土，证明了其选择的“正确性”。

[1]
指军队在奥古斯都的指挥下取胜。

[2]
罗马军团最为重要的标志，由一只金色雄鹰和战旗组成，敌军夺走鹰旗被视为军团的奇耻大辱。

第十三章 罗马城——奥古斯都之城

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全面了解帝国的领土。从旅途总里程数来看，只有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超过了他。早在奥古斯都全面掌权之前，他便走过了意大利、希腊、伊利里库姆、西西里等地，阿克提姆一役之后，他又走遍了东部的广袤大地。公元前21年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再次探访东部，彼时提贝里乌斯正在与帕提亚交涉。不过，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西部省份度过的，尤其是西班牙和高卢。公元前27年公元前24年与公元前16年公元前13年，他都是在这些地方治理着整个帝国。其生命中最后两次旅行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1年（或公元前10年）和公元前8年，目的地也是高卢。罗马君主制的一个特征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体现：统治者在哪里，帝国的中心就在哪里。公元前25年，印度诸国王派出的使臣们曾在塔拉科谒见奥古斯都；公元前20年，他们再次觐见，这次的地点是萨摩斯岛和叙利亚的安条克。埃塞俄比亚女王坎迪斯的代表也到访过萨摩斯岛，并在那里与罗马人签订了一项和平协定。奥古斯都不在罗马时，元老院多次遴选成员组建小组，并派遣他们与奥古斯都商讨政治问题。只有奥古斯都在场时，元老院才会做长期决策。

然而，真正的权力中心依然是罗马城。奥古斯都从未想过要另建一个帝国中心，其行动也与这种“罗马中心式”思维密切相关。他是第一个从城市规划角度将罗马建成帝国中心的人。人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政治气息，这座城市新出现的种种景象无不体现着君主的权力——尽管他多多少少表达了对共和制的尊重。

这份尊重体现为他并没有建造一座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住所。直到他的继任者统治时，帕拉蒂尼山才被建成一座皇家山丘，今天，游客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宏伟”的废墟。奥古斯都本人则遵循了西塞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的一条原则：“罗马人不喜欢骄奢淫逸的个人，却乐于见到奢华浪费的公共服务。”早在三巨头时期，奥古斯都就买下了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是罗慕路斯依照传统建造的。可能是考虑到自身的政治前景，奥古斯都才做了这一决定。从规模和布局来看，他买下的这座多姆斯（domus）

[1]

是比较朴素的，尤其是与共和国后期领导者们展现的那种令人生厌的骄奢生活相比要更加明显。不过，在奥古斯都漫长的一生中，他为这座房子做了许多象征性的改动。公元前27年1月，内部政治格局形成，元老院通过决议在这座房子的大门两侧种下了两棵月桂树，大门上方挂上了槲叶环，表彰他拯救罗马人民于水火之中，其他任何一个罗马贵族的住所都没有得到过这种程度的官方表彰。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被选为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后，将这座房子的一部分改成了公共建筑，即“公有多姆斯”（domus publica），因为大祭司需要住在这样一座正式住所中。不过，奥古斯都并不想搬进他位于罗马广场的官邸，即“治理多姆斯”（domus regia）中。他还在自己的住所建造了维斯塔神殿，维斯塔女神的女祭司、维斯塔贞女们在此守护着圣火。莉薇娅负责处理大祭司居所的各项事宜。奥古斯都的公共职能和个人生活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房子的结构设计上明确地体现出来。买下这一产业后不久，房子被雷击中，奥古斯都遂对外宣称这是一块圣地，并建立了守护神阿波罗的神庙。这是罗马城的第一座神庙，完全由卡拉拉大理石建成，后来还埋藏了刻有西比拉女先知神谕的雕塑。百年大祭时，这座神庙是整个庆典的中心，人们在这里演唱贺拉斯谱写的世纪之歌。与神庙相连的还有一个门廊、一座图书馆。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古斯都越来越频繁地在这里召见元老院议员。由共和旧制下的元老院议员们组成的委员会听从奥古斯都的指令，他们被召集到罗慕路斯山丘的行为仿佛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他们对尤利乌斯家族神秘先人的尊崇。

奥古斯都并未亲自指挥改建罗马广场——罗马共和国的中心，建造与筹资的问题都由元老院负责（至少部分是这样的）。不过，奥古斯都的理念及其本人和家人都以纪念碑的形式被呈现在这座广场上。逐渐地，“他的”建筑和纪念碑一个接一个地建了起来。到他去世时，这座广场焕然一新，几乎被完全掌握在尤利乌斯家族手中。广场东侧的第一座新建筑是已被神化的恺撒的神庙，这件事表明奥古斯都正在筹谋罗马的政治改革。神庙前面的祭坛便是恺撒的尸体被火化的地方。此前，这里有一座演讲台，是阿克提姆战役之后设立的，上面装饰有掠夺来的战舰的撞角。广场西侧也同样建起了一座共和派的演讲台。两个演讲台象征着两个时代在这里相遇，而新的时代此刻已占据主导。恺撒神庙的一旁矗立着华丽的帕提亚拱门，拱门共有三个门洞，上面饰有奥古斯都的形象以及从帕提亚夺回的军团标志。共和国时代便已存在的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耸立在拱门旁边，后来，提贝里乌斯以他和兄弟的名义用大理石彻底重建了这座神庙，并用巨型字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了上面。由于规模巨大，这座神庙占据了整座广场，与它相连的是为纪念奥古斯都那两位早逝的儿子盖乌斯与卢修斯修建的五门洞的巴西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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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全面重建了元老院议事堂，并使之朝向罗马广场。议事堂冠以尤利乌斯的名字是在对外宣称，重建工作是当权者推动的。议事堂是奥古斯都在罗马城重建的第一批建筑之一，这一点他也没有忘记在《功业录》（第十九章）中提及。唯有由埃米利亚家族于公元前2世纪始建的埃米利亚巴西利卡是原家族重建的。唯一与奥古斯都的名字无关的新建项目是一个用以自由讨论的小广场，是由裁判官奈维乌斯·苏尔蒂尼乌斯负责修建的，很可能是元老院下令、国库出资建设的。无论从视觉冲击还是象征意义来看，整个广场都被奥古斯都式的建筑占据了。

除了重建位于共和国中心的罗马广场，第一公民还新建了一座广场。它在议事堂的北侧，中间只隔了一座恺撒广场。“在我自己的地产上，我用战利品修建了复仇神玛尔斯庙和奥古斯都广场。”他在《功业录》第二十一章中这样写道。这片广阔的圣地曾在腓立比战役前得到奥古斯都的赞美，现在它已经成为建筑群的一部分，同时还能满足日常的实际需求。但是，建造这座广场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让罗马人从视觉上感受到这位新上任的当权者与尤利乌斯家族的联系，摆正他在罗马历史上的位置，让人们以他为核心。神殿的墙壁上绘有玛尔斯——罗慕路斯的父亲，以及维纳斯——尤利乌斯家族的女性祖先的画像。在这座矗立在高台上、用大理石建成的庙宇两侧立着两座门廊，在这里，神话时代的亲族关系流传为有据可查的史实。罗马历史上重要人物的雕像都摆在这两个门廊的壁龛里：从罗慕路斯到知名的监察官克劳迪，再到独裁者苏拉、恺撒的反对者庞培。题字记述了他们的政治、军事生涯与为共和国做出的功绩。他们所有人的功业为奥古斯都的统治铺平了道路，也被奥古斯都的个人功业所超越。神庙的右侧以类似方式陈列着尤利乌斯家族成员的雕像，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到奥古斯都的女婿马塞卢斯、继子德鲁苏斯。这两条线的交点是奥古斯都，他的雕像立在一座凯旋战车上，主宰着神庙前的广场。雕像下方的题词敬称他为祖国之父，这位军权在握的统治者被塑造成一位世袭了家族权力的君主。

当然，奥古斯都心中的罗马不仅仅是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中心的罗马。《功业录》展现了他心中规划的部分图景。其中包括建设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神殿：坐落于奎里纳莱山的奎里努斯神庙，或是阿文丁山上的狄阿娜神庙。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仅公元前28年一年，他便在元老院的请求下重建了82处圣迹。内战期间它们被忽视了。屋大维——奥古斯都，共和国的重建者，罗慕路斯第二，恢复了它们昔日的光彩，从而向公众证明，他已经使国家根基恢复稳定。

然而，相比“圣迹”，奥古斯都主持的“实用性建设”出乎意料的少。除了议事堂，他还修建了庞培剧院和为纪念女婿而建的马塞卢斯剧院，修缮并扩建了下水系统。这些“实用性建设”大多交由阿格里帕负责。早在公元前33年任执政官期间，奥古斯都便将这一工作交给了市政官，并以公开任命的方式，令市政官处理重建事宜，但经费出自奥古斯都的私人财产。在卸任执政官后，他便亲自接手公共建设工作。两条新的高架渠：维尔戈水道和尤莉娅水道为罗马城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水源供应。维尔戈水道主要解决位于战神广场的阿格里帕浴场及与其相连的公园和水上设施的用水问题。浴场旁边便是万神庙，它的前廊矗立着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里面是诸神的塑像，其中包括被神化的恺撒。人界与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界是相联系的，但在罗马城，这两者不能融合。

阿格里帕在紧邻万神殿的地方建成了从恺撒时期便开始修建的朱里亚神庙，人们聚集在这里并就政治议题进行投票，与之相连的一座礼堂是计票的地方。它们规模巨大，大理石质地使之显得富丽奢华。不过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些宏伟的建筑是多余的，只是徒有其表。它们很快就变成了居民们散步和娱乐的地方。不过，对于这个人口众多、居住环境拥挤的大都市，这一功能也是有价值的。同样有价值的还有市场和仓储设施，比如以奥古斯都的夫人莉薇娅命名的、坐落于埃斯奎利诺山上的莉薇娅市场。

和政治生活一样，在短短四十余年间，罗马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筑随处可见，有的是奥古斯都本人下令修建的，有的是为了他或他的家人而建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因为这些建筑的铭文上清楚地写着第一公民奥古斯都和他的儿孙们、他的同僚阿格里帕，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今天，我们还能在万神庙的题词上看到阿格里帕的名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巨型的镀金铜制字母（litterae aureae）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它们出现在庙宇的门梁、方尖塔或是凯旋门上，向罗马人宣扬着第一公民的荣誉和事迹。到处可见的还有他的雕塑：广场的演讲台上、复仇神玛尔斯庙前、万神庙的前厅里，以及公元前12年～公元前7年在罗马城265个区建成的小教堂里。在这些教堂中，主要供奉的是拉尔神的雕像，他是区域的守护神。同时，一尊“守护者奥古斯都”的小雕像也被供奉其间，用以展现他身上的男性力量。奥古斯都亲自向各区捐赠了这些小雕像，每当人们庆祝节日或是供奉本地神灵时，“守护者奥古斯都”也会被供奉。这样一来，第一公民便渗透进公共空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公共建筑、题词和雕塑让人们渐渐看清，“所有第一公民中最优秀的一位”是不足以形容奥古斯都的。他是君主，是独一无二的。

[1]
罗马共和国、帝国时期上层阶级或一些富有的自由人居住的房子。

[2]
古罗马的一种公共建筑形式，呈长方形，外侧有一圈柱廊，主入口在长边，短边有耳室，采用条形拱券做屋顶。

第十四章 对政治可持续性的求索——继承人问题

奥古斯都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皇帝。他的同代人没能找到准确的词语，用以形容其身份地位。没有任何术语可以同时概括他的权力、政治空间，以及其合法地位和所谓“共和制”的全权代理身份。后世回看奥古斯都时，意识不到其地位随着时间慢慢发生的变化，因此才能从上文提到的那些角度给他明确定位。人们将简单粗暴地描绘他的身份地位，因为这可以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奥古斯都的地位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变化。后世将公元前27年左右的奥古斯都直接称作皇帝，这样一来便歪曲了他的形象，此外，罗马君主制是数十年后才正式确立的，这一事实也变得不甚明确。奥古斯都的权力根基包括：元老院和人民在不同时期赋予他的各种权力、他个人的巨额财富，以及他同帝国上下数不胜数的个人和群体建立的如同客户—代理人一般的联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他才获得了让他本人非常重视并视为一切政治行动的基础的威权（auctoritas）。现代的研究经常从这方面入手。

由如此众多的因素造就的权力地位自然不能轻易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至少不能由奥古斯都本人转交。如果他尝试这么做了，那么他精心设计的整套权力体系很可能就和共和国一起成为历史了。他自然不能表现出，整个帝国都在他一人掌控之中。元老院和人民需要“选举”出那个能统治整个帝国的人。得到元老院和人民的支持不难，不过，这个过程不能违反重建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奥古斯都用行动证明了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能让民众尤其是元老院顺应他的想法，同时不破坏既定的规则。

奥古斯都当然从未考虑过，要让他创设的地位同他的人生一起走向终点。与共和国的每个罗马贵族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守住他所获得的地位，现在，这一地位便是罗马共和国的君主。因此，毫不奇怪，他在早期为传位之事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的问题始终在于没有子嗣，如此也就没有能自然而然地继承其政治权力、家族势力（财产、“客户”）的人。他唯一的孩子是公元前39年与第二任妻子司克里波尼娅所生的女儿尤莉娅。她的人生命运很大程度上被父亲的政治需求所左右，正因如此，她的生命以悲剧告终。外人看来，她漫长的一生是灿烂多彩的，但对她个人来说，却从没有得到过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奥古斯都尚在西班牙时（公元前26年～公元前24年），便将尤莉娅嫁与他的外甥——他姐姐刚满17岁的儿子马塞卢斯。让这位年轻人进入家族的愿望是如此迫切，以至于奥古斯都在自己无法出席婚礼的情况下，让阿格里帕代行父亲的职责，使二人完婚。作为第一公民的女婿，马塞卢斯的地位迅速提升。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公元前23年对曾任马其顿省资深执政官的马尔库斯·普里穆斯的审判更有说服力了。他被指控，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发动对奥德里西亚人的战争。他为自己辩护，称接到了来自奥古斯都以及马塞卢斯的指示才下令进攻。他的说法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足以证明，仅仅由于马塞卢斯是奥古斯都的女婿，人们便如此认可他的政治影响力。毋庸置疑，奥古斯都已经将马塞卢斯认定为可以长期与他共担大任的人选。但奥古斯都没能如愿，公元前23年马塞卢斯便去世了。

根据奥古斯都的行为很容易看出，掩饰将大位传予马塞卢斯的个人意愿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尽管公元前23年6月他已大病痊愈，传位问题也不再急迫，但是马塞卢斯将成为他的“接班人”的传言依然甚嚣尘上。最终，奥古斯都决定在元老院宣读他的遗言，从而消除公众的全部疑虑。不过，相比打消公众的疑虑，他的这一行为更有可能是针对他的党派和他最重要的伙伴阿格里帕的。

马塞卢斯死后，阿格里帕便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这依然是通过成为奥古斯都最亲近的家庭成员来达成的。阿格里帕不得不与妻子离婚，并迎娶刚刚失去丈夫的尤莉娅。自公元前23年起，他便握有同资深执政官一样的军权，五年后，他又获得了护民官的职权。其在法律上的地位进一步向奥古斯都靠近，然而还是存在区别的。公元前20年，尤莉娅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公元前17年，次子也出生了。奥古斯都公开收养了他们，他的外孙盖乌斯和卢修斯，现在变成了他的儿子，并被载入《功业录》中。收养他们的目的起初是一目了然的：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他甚至没有做任何表面上的掩饰，毕竟没有人能公开指责他违反了自己所设立的罗马共和国法规。况且，这件事从现实层面来看尚不迫切，因为就算出现紧急情况，也只有阿格里帕——两位“奥古斯都之子”的亲生父亲堪当重任，取代奥古斯都。此外，长期来看，接任奥古斯都之位的是他的儿子。因此，阿格里帕与这两位年轻的“恺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太年轻，尚不足以参与政治纷争。

这样一来，奥古斯都貌似优雅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一连确定了两代继承人。然而，短短五年以后，这一美梦便破灭了。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奥古斯都的两个外孙还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有紧急情况出现，他们是没有能力接手大权的。第一公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他实在不想看到这一局面，于是再次从他最亲近的家族成员中寻找解决办法。莉薇娅在嫁给奥古斯都的时候带来了两个儿子——提贝里乌斯和德鲁苏斯。她迫切地希望，两个儿子能守住大位。因此，可以想见，她会不断地提醒丈夫，现在到了重新考虑未来的时候了。第一步是为尤莉娅寻一位丈夫。彼时莉薇娅的次子德鲁苏斯已经娶了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安东尼娅为妻，这一层亲属关系已经很近了，为此打破这段婚姻并不划算。而提贝里乌斯则相反，他只娶到了维普萨尼亚，已故阿格里帕在第一段婚姻中的女儿。因此他必须结束婚姻，待阿格里帕的丧期结束后，即刻迎娶尤莉娅。可以确信，提贝里乌斯是因为巨大的政治利益才被迫同意这门婚事的，因为他和尤莉娅性格十分不合。当然，他也可能是隐藏了自己对于共和国最高职位的野心，因而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过，相比阿格里帕，奥古斯都对提贝里乌斯明显有所保留，并不放心授予他相应的代理权，进而明确向他许诺未来的权力。但是，随后几年中，提贝里乌斯凭借在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地区的战功，多次获得大将军的荣誉。公元前7年，正值他的第二个执政官在任期间，他在日耳曼地区打了一次胜仗，竟然举行了凯旋仪式。这是公元前19年以来，奥古斯都第一次允许举行凯旋仪式。公元前6年，第一公民终于授予他护民官职权。对于他未来的许诺，奥古斯都终于松了口。然而，这已经太晚了。因为同一年，提贝里乌斯主动走下政治舞台，而且离开罗马去了罗得岛——形同流放。关于原因的推测多种多样，但是至今尚没有定论。他与尤莉娅的恶劣关系无疑是原因之一。目前无法判断，尤莉娅与其他一些男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好事的公众恶意编造出来的八卦。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公元前6年，提贝里乌斯逐渐意识到，两位“奥古斯都之子”——一个14岁、一个11岁——日益受到奥古斯都的重视。在奥古斯都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戏剧表演中，他们代表着人民，观众完全明白奥古斯都想借此传递怎样的信息。此外，他们二人很早便通过增选进入了教长会。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带着盖乌斯·恺撒前往高卢，向他展示驻扎在当地的军队。莱茵河畔地区的军团除了军饷外还收到了一笔以盖乌斯的名义发放的拨款，因此，这些军团忠诚地为他效力。提贝里乌斯隐退后，这一局面变得更为清晰。公元前5年，奥古斯都再次担任执政官是为了使身着托袈长袍

[1]

的盖乌斯焕发光彩。元老院决议，准许盖乌斯参与元老院议事。同年，他被选为执政官，这一职权将在5年后、他年满20岁时交给他。在此之前，罗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年轻的执政官。青年骑士团将盖乌斯选举为领导者——“第一青年”（princeps iuventutis）。这与奥古斯都“第一元老院议员”（princeps senatus）的身份是平行的，不容轻视。各行省也都意识到，谁会成为未来的掌权之人。因此，他们纷纷派出使节向这位“王子”表忠心。南西班牙和小亚细亚的碑文显示，每年向奥古斯都宣誓忠诚的誓词中附加了对盖乌斯·恺撒和他弟弟的忠心。公元前2年，卢修斯·恺撒达到规定年龄，也被授予和哥哥一样的权力和荣誉。这样一来，奥古斯都看似在家族内部为权力的传承上了双保险——如果命运再多给他几年时间，帮助他的“继承者们”做好准备的话。要做好准备，他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还要学会处理与军队、行省领导层的关系。公元前1年，盖乌斯·恺撒被派往东部，他要熟悉那里的行省，与帕提亚缔结新的协约，并任命一位亚美尼亚国王。公元1年，他在叙利亚履任执政官。公元3年，占领了阿塔吉拉之后，他被敬称为“大将军”。

大约在同一时间，卢修斯本应去西班牙看望当地军队，从而在经验和威望上与哥哥保持同步。然而，他在途径南法兰克的马西利亚时突然死亡，奥古斯都不得不将这位寄予厚望的儿子安葬进他的陵墓。命运的打击很快再次到来：盖乌斯在围攻阿塔吉拉时受伤，最后未能康复；公元4年2月，在返回吕基亚省的利米拉途中，他去世了。奥古斯都再次开启了他的墓园，埋葬了第二个儿子的骨灰。随骨灰一同埋葬的，还有他对传位于血亲的希望。

属于提贝里乌斯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卢修斯死前不久，他被准许返回罗马城，此前，尽管莉薇娅多加干预，但奥古斯都还是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尤莉娅陷入了一桩丑闻之后，奥古斯都亲自解除了她与提贝里乌斯的婚姻关系，这样一来，对于提贝里乌斯，他几乎不再负有任何义务了。提贝里乌斯现在只是他的继子。然而，在盖乌斯死后，奥古斯都不得不有所行动——他的意图很明确，行事也十分谨慎。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安排，一旦突然离世，他的大业便会毫无着落。奥古斯都此时一定想尽快按照个人意志做出一个长远安排，然而谈判进行了很久，他与莉薇娅和提贝里乌斯的争论想必也十分激烈。尽管提贝里乌斯已经有一个18岁的儿子德鲁苏斯，奥古斯都却要求他收养他兄弟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他只比提贝里乌斯的儿子大一点点。日耳曼尼库斯因为他母亲、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安东尼娅的原因，属于第一公民的家族。最终，公元4年6月26（或27）日，提贝里乌斯顺从了奥古斯都的要求，收养了日耳曼尼库斯。当天（或第二天），奥古斯都便收养了提贝里乌斯，把他从继子变成了儿子。

提贝里乌斯掌握了一切用以有效领导人民的必要工具：公元4年，他获得了护民官权，以及作为资深执政官的指挥权。对奥古斯都“大将军”的敬称，现在也附加上他的名字。公元13年，他举行了第二次凯旋仪式。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是，外国使臣也纷纷投奔提贝里乌斯。最终在公元13年，通过公民法，他获得了与奥古斯都同等的军权。从此以后，他便可以在罗马城、意大利以及所有行省采取行动，同时成为军队的统领。提贝里乌斯确信，公元13年4月3日，奥古斯都会在他的遗嘱中将他确定为主要继承人。这样，第一公民去世后，解决法律和权力问题便有规律可循了。这便是奥古斯都修改其生平自述的最后阶段。为了写下这一笔，他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公元14年七八月间，他对《功业录》做了最后的修改。奥古斯都的一生，尽管有过种种缺憾，但终究是充实而完满的。

[1]
罗马男性衣着。

第十五章 死亡与未来

对死亡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奥古斯都。他体质虚弱，因此必须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提前离场做好准备。正因如此，他很早就开始为身后事做打算，防止出现政治上的长期空白。

这位第一公民也提前为自己建好了陵墓。早在公元前32年，他和安东尼的较量还未结束的时候，就在城市边界之外神圣的练兵场上为自己和家族兴建了陵墓——奥古斯都墓（Mausoleum Augusti）。据推测，这一行动在政治上主要是为了向罗马公众声明，对于屋大维来说，哪里是帝国的中心，也即他本人眼中的中心。然而，当公元前28年这座圆形的巨大陵墓基本建成时，内部的政敌都已经消失了。它在这时已经变成了第一公民及其统治家族政治理念的纪念碑。

奥古斯都墓在当时是全罗马规模最大的陵墓。直径达89米，改建后的高度是45米，盘踞在练兵场的北部。如今，在四周建筑的环绕之下，这座墓园失去了昔日雄伟的风采。外墙上白色的石灰岩与常绿灌木相互映衬，这些植物就种在古墓的土堆上。入口两侧是由亮白色大理石连接起来的环形外墙，上层圆柱体的正面也是由这种大理石制成的。第一个在这里下葬的人是奥古斯都的女婿马塞卢斯，随后葬入的家庭成员包括阿格里帕和他的两个儿子盖乌斯、卢修斯。环形外墙上刻有记录他们功绩的铭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下葬，外墙上的铭文也逐渐增加。前院立着两座方尖碑，是专门在埃及制成后运来的。第一公民死后，紧靠大门的两侧竖起了两根方形的青铜柱，上面镌刻了《功业录》，以供后人阅读。

这座陵墓是一个政治家族的统治纪念碑，这一点通过它的构造、地理位置得以体现。奥古斯都在陵墓周围修建了广阔的庭院，好让人们驻足观看陵墓上和周边的铭文、雕塑及战利品。公元前13年，第一公民自高卢回到罗马，元老院为他设立和平祭坛时决定重建陵墓以南的整片区域。随后这里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太阳钟，它的指针是用从埃及运来的第一座方尖碑制成的。今天，这座太阳钟矗立在意大利议会门前。接近椭圆形的石板路面上用青铜标注了月、日、时的刻度。这座钟的校准方法是，让和平祭坛正对着标示二分点的那条线。这一天即9月23日晚上，方尖碑的影子刚好落入祭坛入口。人们借此表明这座祭坛是为谁而建的——奥古斯都的生日是9月23日。在他出生时，宇宙便做出决定，他就是那个将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人——当然，这要等他结束内战、战胜了安东尼和埃及女王之后。敬献给太阳神的方尖塔象征着屋大维征服了埃及。这样，第一公民的出生、胜利和死亡融入了同一座巨型纪念建筑。这座建筑的构造象征着对易朽的生命的超越。

最迟于公元13年，奥古斯都已经感到体力的衰弱。因此，他组建了一个由20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小组，与他们讨论国事，他的决定与整个元老院的决定具有同样的效力。他的身体状况是提贝里乌斯在这一年获得和他相同等级的军权的原因之一。公元14年夏天，奥古斯都陪同提贝里乌斯前去看望驻扎在伊利里亚的部队，随后又去了贝内文托，最后抵达诺拉，这里是屋大维的父亲去世的地方。也许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而有意选择了这个地方。公元14年8月19日，奥古斯都去世。据称，他死在了父亲去世的房间里。当时，莉薇娅在他的身边。被她召回的“奥古斯都之子”、继承者提贝里乌斯也在他身边。第一公民努力确保政治过渡期不发生动乱，他的计划成功了。提贝里乌斯接手了整个帝国，也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

带着奥古斯都的遗体，送葬队伍从诺拉出发，缓慢地向罗马行进。奥古斯都亲自安排了自己的安葬事宜。在下葬那天，一切公共或私人商铺都关门歇业，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和各行省成百上千的居民赶来参加葬礼。被委任的祭司们将他的遗体装进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棺材中，从他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家中抬向罗马广场。在两座演讲台上，提贝里乌斯和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分别做了演讲。随后，行进的队伍穿过凯旋门到达战神广场。火化的地点距离陵墓很近。火焰燃起时，一只鹰飞向天空，象征着逝者的灵魂已经升到了诸神所在之地。随后，一位元老院议员发誓，宣称看到了逝者的灵魂向诸神的方向飞升。莉薇娅以一百万赛斯特斯嘉奖了这位见证者。元老院对公众宣称，奥古斯都已经成为诸神的一员（divus）。他们决定为他建立一座神庙，以供公众祭拜，并专设一个祭祀这位神化的第一公民的圣职。奥古斯都彻底成为罗马的万神之一，成为罗马宗教与祭祀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共和国稳定与未来的基础。火化后的第五天，莉薇娅将奥古斯都的骨灰收入一个大理石制成的骨灰瓮中，放进陵墓中央的一间简朴的墓室中。在高过入口40多米的古冢顶部伫立着一座超过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用以纪念这位罗马的再造者。他像守护者一样，护卫着他的作品。

即使面貌改变，这个作品还是会存在下去。所有的继任者都将他视为合法性的来源。即使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也会公开宣称奥古斯都为自己的楷模，并将“奥古斯都”加进自己的名字。因此，这个名字背后的个性消失了，“奥古斯都”变成了一个头衔。在卡西乌斯·迪奥看来，奥古斯都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此后的几个世纪并推动了未来的种种发展，从公元前29年梅塞纳斯的演讲中就可以预见（原书第40页）。他建议创设元首制和帝国，其实是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基础上，对未来两个世纪发展规划的总结。以后人的视角回看，奥古斯都去世后发生的所有事件的基本元素早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虽然当时出现的只是这些元素的雏形。尽管某些领域的发展方向与过去有所不同，但是，罗马的未来确实是基于奥古斯都的统治时代建立的。不过，他也不可能预知并提前计划好一切。毫无疑问，罗马帝国时代是由他塑造的，但这个时代并不限于其个人意志。即使是在如此保守的一个时代，人们依然可以洞见深刻的变革。奥古斯都的统治阶段也是如此。如果从阿克提姆战役算起，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帝国45年：除他以外，再也没有人的统治时期达到过这个长度。但是，由于我们的史料大多是后人的记述，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始终不够清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似乎很少或从未发生过变化，如同他的肖像，四十多年间始终只有一种面貌。他老年时期的肖像也从未出现过。

他的所作所为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引起争议，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中记述奥古斯都的葬礼时，分别站在其反对者和支持者的立场上表述了对他的看法（见第一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批判性表述与众不同，但也仅限于三巨头时期，并未涉及他战胜了最后一位反对者后的行为。残忍、狡猾、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这些曾是对他的指责。然而，即使是最严厉的政敌也不会否认他真正的政治功绩：通过个人努力重建了稳定的共和国、创立了君主制，重新界定了行省的政治意义，最终使帝国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和平稳定。他在罗马帝国的任何继任者都未能创下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功业。而后世的国家领导人中，又有几人相及呢？

图6 头戴槲叶环的奥古斯都

大事年表

前63年9月23日　　　　　 盖乌斯·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降生。

前59年　　　　　　　　　其父盖乌斯·屋大维去世。

前49～前45年　　　　　　恺撒与庞培展开内战。

前45年秋　　　　　　　　驻扎阿波罗尼亚。

前44年3月15日　　　　　 恺撒遇刺；不久后，遗嘱公开。

前44年5月8日　　　　　　屋大维正式继承恺撒的遗产。

前43年1月2日　　　　　　被元老院接纳；获得财务上的军权。

前43年4月21日　　　　　 穆提那战役；两位执政官去世。

前43年8月19日　　　　　 屋大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

前43年11月27日　　　　　“三头同盟”立法通过。

前42年10月23日　　　　　在腓立比与恺撒谋杀者交战。

前40年　　　　　　　　　征服贝鲁西亚。

前39年　　　　　　　　　《米赛诺条约》。

前38年1月17日　　　　　 与莉薇娅成婚。

前37年秋　　　　　　　　塔兰托会面后，三头同盟的协约更新。

前36年9月3日　　　　　　于纳洛丘斯挫败塞克斯图斯·庞培。

前37～前33年　　　　　　安东尼于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交战。

前35～前33年　　　　　　屋大维在伊利里库姆进行军事储备。

前32年　　　　　　　　　获得意大利与西部行省的宣誓效忠。

前31年9月2日　　　　　　在阿克提姆击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

前30年8月1日　　　　　　接管亚历山大港。

前29年8月13～15日　　　 举行三连胜庆典。

前28年　　　　　　　　　人口普查与元老院重组。

前27年1月13日　　　　　 将至上权力交还元老院与人民。

前27年1月16日　　　　　 对行省的十年控制权；被授予“奥古斯都”的荣誉称号。

前27～前25年　　　　　　居高卢与西班牙。

前23年　　　　　　　　　罗马城中针对奥古斯都的阴谋；卸任执政官；获得护民官权；在行省中任资深执政官；他的军权影响力扩散至所有省份；阿格里帕获得了五年期的资深执政官军权。

前22～前19年　　　　　　居东部省份。

前21年　　　　　　　　　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娅结婚。

前20年　　　　　　　　　从帕提亚夺回罗马的军团标志。

前19年　　　　　　　　　将其军权拓展至罗马城和意大利。

前18年　　　　　　　　　将护民官权转给阿格里帕。

前17年　　　　　　　　　收养盖乌斯·恺撒和卢修斯·恺撒。

前17年5月31日～6月12日　举办百年大祭。

前16年　　　　　　　　　劳里乌斯战败；奥古斯都重新规划高卢地区。

前13年7月4日　　　　　　重返罗马城；决定建立和平祭坛。

前12年　　　　　　　　　当选大祭司；阿格里帕去世。

前12～前9年　　　　　　 德鲁苏斯进攻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部族；同时，提贝里乌斯征服了潘诺尼亚。

前11年　　　　　　　　　提贝里乌斯与尤莉娅结婚。

前9年1月30日　　　　　　和平祭坛献词。

前9年　　　　　　　　　 德鲁苏斯在日耳曼尼亚去世。

前8年　　　　　　　　　 原名为赛克斯提里斯（Sextilis）的月份更名为奥古斯都（Augustus）。

前9～前8年　　　　　　　提贝里乌斯驻扎于日后被征服了的日耳曼尼亚。

前6年　　　　　　　　　 护民官权转交至提贝里乌斯；提贝里乌斯退归罗得岛。

前5年　　　　　　　　　 盖乌斯·恺撒身着托加长袍。

前2年2月5日　　　　　　 被授予“国父”称号；奥古斯都广场完工。

公元2年　　　　　　　　 提贝里乌斯从罗得岛返回。

2年8月20日　　　　　　　卢修斯·恺撒在马西利亚去世。

4年2月21日　　　　　　　盖乌斯·恺撒在利米拉去世。

4年6月26/27日　　　　　 奥古斯都收养提贝里乌斯，在此之前，提贝里乌斯收养了日耳曼尼库斯；将资深执政官军权与护民官权交给提贝里乌斯。

6～9年　　　　　　　　　潘诺尼亚叛乱。

9年　　　　　　　　　　 罗马最大军团之一在日耳曼尼亚被歼灭；瓦卢斯去世。

10～12年　　　　　　　　提贝里乌斯再征日耳曼尼亚。

13年　　　　　　　　　　最后一次延长他本人的军权，同时也延长了提贝里乌斯的军权。

13年4月3日　　　　　　　奥古斯都写完了最后一个版本的遗嘱；日耳曼尼库斯获得军权并前往日耳曼尼亚；被嘉奖为大将军。

14年5月　　　　　　　　 和提贝里乌斯共同完成人口普查；最后一次修改《功业录》。

14年8月19日　　　　　　 奥古斯都于诺拉去世。

14年9月17日　　　　　　 元老院宣告奥古斯都成神：奥古斯都神。

图片来源

贝克出版社向以下图片提供者致谢：

图1：Professor Henner von Hesberg，Köln；

图2：Professor Edmund Buchner，München（Photo：F. Funk）；

图3：John P. C. Kent / Bernhard Overbeck / Armin Stylow：Die römische Münze，München（Hirmer）1993，KO 130 V，Tafel 34；

图5：John P. C. Kent / Bernhard Overbeck / Armin Stylow：Die römische Münze，München（Hirmer）1993，KO 132 V，Tafel 33，KO 132 R，Tafel 33；

图6：Die Staatlichen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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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tium 32ff.，38f.

adlectio
66

Adoption 60，62，64，109，112

adulterium
71

Aelius Gallus 99

Aemilius Lepidus 16，18，23，26，27f.，63

Aeneas 104

aerarium militare
86

Africa 18f.，58f.

Agrippa 25，32，36ff.，40，44，53，56，59ff.，70，93f.，104f.，108，109，110，114

Ägypten 39，50

Alexander 91

Alexandria 35，39

Alpen，Eroberung 94

Ambracia 37

Amyntas 90

Ancyra 7

Antonia 112

L.Antonius 21f.

M.Antonius 13，15，16，18ff.，29ff.，32ff.，37ff.，91，113，115

Apoll von Actium 39，61，101

Aqua Iulia 105

Aqua Virgo 105

ara Fortunae Reducis
57

ara Pacis Augustae
89，114

Archelaus 90

Armenien 31

Arminius 97f.

Artagira 111f.

Asinius Pollio 16

Asturer 51

Asturien 72

Äthiopien 99，100

Atia 11

auctoritas
46，49，107

Augustalia 57

Augustus：

Geburtstag 11，115

Mutter Atia 11

Vater Octavius 10f.，115

Namensformen 13，48f.，89

Augustus als Beiname 48，116

Octavianus 13

Aufnahme in den Senat 15f.

Beratung über Staatsform 40f.

als einziges Machtzentrum 73

princeps noster
73

nicht Kaiser 49，106f.

cura rei publicae
78，81，85f.，92f.

und der Senat 33，63ff.，115

Reisen 100

Ehrungen 42f.，100

Porträt 118

Selbstdarstellung 100ff.，113ff.

als Zielpunkt der röm. Geschichte 103f.

Omnipräsenz 105f.

Residenz 100f.

Privatvermögen 84f.

Testament 7，113

Tod 7ff.，113ff.

Grabmal 37，111，113ff.

Begräbnis 116

Urteil über sein Werk 7ff.，116ff.

Charakter 20

Grausamkeit 9，118

Skrupellosigkeit 9

Vergöttlichung 116

Außenpolitik 89ff.

Basilica Aemilia 103

Basilica Gai et Luci Caesarum 102f.

Bataver 82

Beckinghausen 95

Böhmen 96

Bologna 18

Brundisium 13，23

D.Brutus 16

M.Brutus 16，20

Bürgerkrieg 35f.，39f.，82

Caesar 10，11f.，14，15，17，48f.，65，91

Rache für C.16，17

Caesarianer 14，15，17，22，41

Calpurnius Piso 53，67

Campania 13

Cantabrer 51，93

Carnuntum 96

C.Cassius 16，20

Cassius Dio 40，117

Census der Bürger 43，76

Centurionen 23，83，88

Cherusker 97f.

Cicero 15，19，101

Circei 28

App.Claudius Caecus 103

Claudius Marcellus 52，103，108f.，114

Ti.Claudius Nero 24f.

clementia
19

Cleopatra 26，3Of.，34ff.，115

clipeus virtutis
8，47f.

consensus universorum
36

Corcyra 37

Cornelius Balbus 58ff.，66

Cornelius Gallus 50f.

Cornelius Lentulus 58，87

corona civica
47，48

Corsica 25

cura annonae
56，74f.

curatores locorum publicorum iudicandorum
75

curatores viarum
77

Curia Iulia 103

cursus publicus
77

Cyprus 45

Dangstetten 93

Dictatur 56

Divinisierung 116

Cn.Dolabella 13

Cn.Domitius Ahenobarbus 33，38

domus Augusta
60

Drusus 25，94f.，104，109f.

Egnatius Rufus 75

Eid für Augustus 9，36，111

Emerita 52

Ephesus 32

Expansionspolitik 89ff.

fasces
58

Fasti Capitolini 53，57

Fernstraßenbau 93

Fetialpriester 37

Feuerwehr 75

Flamen Dialis 63

Flotte 20，25，26，37f.

Forum Augusti 60，103f.

Forum Romanum 102f.

Gaetuler 58，87

Gaius Caesar 60，109ff.，114

Galatien-Pamphylien 7，90

Gallia Cisalpina 18

Gallien 18，45，100，111

Garamanten 58

Germanenpolitik 93ff.

Germanicus 98，112

Germanien，Provinz 95ff.

Haltern 95

Heer 81ff.

stehendes 82ff.

als politischer Faktor 23

Revoke 86

Oberkommandierender 87，113

Auszeichnungen 87，89

Rekrutierung 96f.

Finanzierung 83ff.，88f.

Dienstzeit 86f.

Herodes 90

Hilfstruppen 78，82

Hirtius 16

Horaz 39，62

Ianus Quirinus 40

Illyricum 32，58，94f.

Imperatorenakklamation 11，59f.，88，89，112

imperium maius
55，87

imperium proconsulare
54，60，113

Inschriften 7，58f.，102，104，114

Italien 21ff.，29f.，32，36，65，76f.，84f.

Iudaea 72，90，94

Iulia，Tochter des Aug.23，52，60，70，107ff.

Jesus，Geburt 91

Kaisarion 31

Kaiser 49，106f.

Kaiserzeit，Charakter der 117f.

Kandake 100

Kapitol 104

Karrhae 26

Klientel 44，46，107

Klientelkönige 20，92

Konsul/Konsulat 43，46f.，54，56f.，62，68，69f.

Kriege，Expansions-90ff.

Landanweisungen 85

Larenkapellen 106

latus clavus
67

Lebensmittelversorgung 74f.

legati Augusti pro praetore
58，79f.，88

Legionen 44，45，72，78，82ff.，98，111

Licinus 80

Licinius Crassus （Triumvir） 18，91

Licinius Crassus 51

Limyra 112

litterae aureae
105f.

Livia Drusilla 24f.，29，101，109，112，115f.

M.Lollius 94

Lucius Caesar 60，109ff.，114

Lusitania 93

Macedonia 11，12，20

macellum Liviae
105

Maecenas 40f.，117

Mainz 96

Marbod 96，98

Marcellustheater 104

Mars 103

Marsch auf Rom 15ff.

Massilia 112

Mausoleum des Augustus 37，112，113ff.

Milet 27

Misenum 24f.

Monarchie 10，40f.，106，118

Monumentum Ancyranum 7，17

Munatius Plancus 16，34f.，48

Munizipalaristokratie 10，19f.，29

Münzen 61

Mutina 16

Mylai 27

Nachfolgeproblematik 52f.，60，106ff.

L.Naevius Surdinus 103

Narbonensis 18

Naulochos 27

Nicopolis 38

Nobilität 11，52

Nola 11，115

Noricum 94

ob cives servatos
47f.

Obelisken 114f.

Oberaden 95

Octavia 23，29，30f.，34，52

C.Octavius 10f.

öffentliche Meinung 91，92

Opposition 62

ornamenta triumphalia
60，88

Palatin 38，63f.，101

Pannonien 82，94，96

Pansa 16

Pantheon 105f.

Parther 25f.，30，91f.，99，100，102，111

pater patriae
8，63，64，104

Patrizier 11，43，69

pax Augusta
89

Q.Pedius 16

Perusia 22

C.Petronius 99

Philae 51

Philippi 20，103

pietas
14

Plebs，stadtrömische 55f.

pomerium
55

Pompeius Magnus 18，45f.，74，91，103

Sex.Pompeius 18，22ff.，27，35

Pompeiustheater 104

pontifex maximus
28，63，101

praefectus annonae
74

praefectus vehiculorum
77

praefectus vigilum
75

Präfekt von Ägypten 72

Präfekten als Unterstatthalter 71f.，94

Prätorianer 46，76，83

Priesterämter 69

M.Primus 53，108

Princeps 49，52，59f.

princeps iuventutis
111

princeps senatus
111

Prinzipat 40ff.，50ff.，117

Nachfolgeproblematik 52，60，106ff.

Spielregeln 50ff.

Prokonsul 54，57f.，77f.，87f.

Prokuratoren 79f.

Propaganda als politisches Mittel 31

Proskriptionen 18f.

Provinzen des Augustus 45，54

Provinzen des Volkes 45，54，78f.

Provinzen/Provinzverwaltung 21，28，77ff.

Quästur 66，79

C.Quinctilius Varus 69，97f.

Rätien 94

Rednertribüne 102

Republik，Wiederherstellung 47f.

Republikaner 14，20

res gestae
7，8，13，17，27，36，38，43f.，46，57，63，64，81，84，86，89，90，99，103f.，109，113，114

Revolution 19f.

Rheinfront 93ff.

Rhodos 96，110

Ritter 19，22，67，68，111

Rom 24，28，36，54f.，74ff.，99ff.

Romulus 48，101，102，103

Sabäer 99

sacrosanctitas
29

Saepta Iulia 105

Säkularspiele 61f.

Samos 100

Sardinien 18，25

Scribonia 23，107f.

sella curulis
57

Senat/Senatoren 15，19，22，29，33，38，44，46，47，50，53ff.，63ff.，66ff.，80，100，103，106，107，115

sidus Iulium
14，61

Sizilien 18

Sklavenkrieg 28

Sonnenuhr 115

C.Sosius 33，38

Spanien 18，45，52，92，100

Staatskasse 84f.

Stadtpräfekt 76

Statthalter 78ff.

Statuen 103，104，105

Steuern 20，79ff.，83ff.

Erbschaftssteuer 86

Steuerbelastung 83f.，87

Steuereinzug 80f.

Suffektkonsul 70

Sugambrer 94

Sulla 18，91，103

R.Syme 19，37

Syrien 45，111

Tacitus 9，118

Tarent 26

Tarraco 100

Tarraconensis 93

Tempel der Diana 104

Tempel des Castor und Pollux 102

Tempel des divus Caesar 102

Tempel des Mars Ultor 92，103，106

Tempel des Quirinus 104

Terentius Varro Murena 53

Thermen Agrippas 105

Tiberius 25，59f.，71，89，92，94-98，102，109f.，112f.，115

M.Titius 34f.

Traditionen，republikanische 20，39f.，59f.，62，72f.

Traian 64

tribunicia potestas
29，55，60，110，113

Triumph 39，51，58ff.，88，89，110

Triumphbogen 92，106

Triumvirat 18ff.，26，28，33，34，43，118

tropaeum Alpium
94

Ubier 82，93

M.Valerius Messalla Corvinus 64

Velitrae 10

Venus 103

Vergil 21，91

Verschwörungen 52

Verwaltung des Reiches 73ff.，80

Vesta 63，101

Vestalinnen 35，63

Veteranen 12f.，14，20ff.，28，36，44，51，84ff.

vicesima hereditatium
86

vico-magistri
75

Volkstribunen 68f.

Wahlen 68

Waldgirmes 96

Wasserleitungen 36，75，104

作者简介

维尔纳·埃克（Werner Eck）1939年出生于纽伦堡，1979年成为科隆大学古代历史学教授，自1979年起为《纸草学与铭文学杂志》主编之一，荣获马克斯-普朗克国际研究奖。

译者简介

林晓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硕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禄/（德）于尔根·马利茨著；王洁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尼… Ⅱ.①于…②王… Ⅲ.①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 37-68）-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05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尼禄

著者/［德］于尔根·马利茨

译者/王洁辰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韩宜儒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75 本册字数：95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9608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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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玄外孙

- 第二章 帝位继承人

- 第三章 尼禄五年

- 第四章 弑母

- 第五章 “好一个艺术家”

- 第六章 皇帝与罗马人民

- 第七章 帝国的行省

- 第八章 罗马大火

- 第九章 反对派

- 第十章 希腊之行

- 第十一章 王朝的终结

- 第十二章 “你往何处去？”——尼禄“死后”

- 家族谱系

- 大事年表

- 图片来源

- 参考文献

- 要目索引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玄外孙

公元37年12月15日，尼禄，这位日后的罗马皇帝诞生了。在九天后的庆典上，他有了名字。参加庆典的不仅有他的父母，还有当时的皇帝（Princeps）

[1]

盖伊乌斯·卡里古拉（Gaius Caligula）。尼禄的父亲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的健康状况已明显不如年轻之时。孩子的母亲阿格里皮娜（Agrippina）恳请自己的哥哥卡里古拉无论如何给孩子起个名字，而这个男孩的出生却让卡里古拉多少有些不悦，毕竟男孩身上有王朝建立者——神圣的奥古斯都的血脉，卡里古拉担心国都中将因此流言四起。卡里古拉常爱取笑别人，有时显得很恶毒。他指向自己的叔父克劳狄乌斯（Claudius）——这位和他同在宫中生活而无法回避的古怪亲戚说道：就叫他的名字吧！人人都明白皇帝的意思——这孩子可以叫克劳狄乌斯的个人名

[2]

“提贝里乌斯”或者他的附加名“尼禄”：皇帝想以此明示，他这年幼的外甥和他那年迈的叔父一样，成为他的继任者的机会渺茫。

然而皇帝的玩笑话并没有被他的妹妹听进去。依照父亲家族取名的传统

[3]

，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取名为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他日后被克劳狄乌斯过继为子，并成为他的继任者。

阿格里皮娜当时只有21岁或22岁，是皇室家族中受人爱戴的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的女儿。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在帝国东部执行一次外交任务时意外去世，时年34岁。罗马贵族间的联姻皆出自精心安排：公元28年，尼禄的父亲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奉皇帝提贝里乌斯（Tiberius）之命与13岁的阿格里皮娜成婚。他是奥古斯都大帝的姐姐的后裔，也就是奥古斯都的侄外孙，因此是奥古斯都的曾外孙女阿格里皮娜非常合适的伴侣人选。多米提乌斯一族（Domitier）历来是奥古斯都王朝的拥护者：新郎的祖父在内战中及时倒向了胜利者一边；新郎的父亲则是日耳曼尼亚（Germanien）战争前线英勇忠诚的指挥官，并且被指定为奥古斯都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因此，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与阿格里皮娜的联姻几乎可被看作对其家族效忠于统治者家族的回报。公元32年，提贝里乌斯又让他当选为罗马执政官（Konsul）。

事实上，对于任何贵族来说，阿格里皮娜都是极佳的联姻对象。作为日耳曼尼库斯和大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d. Ältere）的女儿，她算是统治者内部家族的一员。她的父亲，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是屋大维娅（Octavia）的外孙，也即罗马帝国开国君主的侄外孙。他的附加名日耳曼尼库斯，不仅是从其父亲德鲁苏斯（Drusus d. Ältere）——奥古斯都那受人拥戴的继子——那儿继承来的，而且是他在日耳曼尼亚战场上为自己赢来的。毋庸置疑，他有魅力，有教养，热爱希腊文化。由于英年早逝又死因神秘，他在公众记忆中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美化。阿格里皮娜的母亲也叫阿格里皮娜——这在罗马贵族家庭里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精挑细选出来的女性名字。尼禄是奥古斯都独生女尤莉娅（Julia）的曾外孙。尤莉娅嫁给了玛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后者虽只是骑士阶层出身，却一直是奥古斯都多年来最重要的心腹。因此，卡里古拉的恶毒玩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继承权的问题上，不得不把阿格里皮娜的儿子纳入考量范畴，而不管他的个人才能如何。

古代批评家在尼禄的父母身上已然看到了一些他日后人生轨迹的端倪。阿格里皮娜生尼禄的时候，结婚快十年了。她的权力意识想必在那个时候就已异常强烈，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坚信，是提贝里乌斯毒死了她的父亲，从而夺去了本应属于她父亲的帝位。她的母亲、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以及她的两个哥哥，也一并沦为提贝里乌斯时期皇家禁卫军长官（Prätorianerpräfekt）塞雅努斯（Seianus）阴谋的牺牲品。她的另一个哥哥卡里古拉则是在提贝里乌斯的干预下才逃过一劫，避免了同样的命运。

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也指出，尼禄的一些招人厌恶的品性继承自他的父系祖先：据说，他的祖父嗜好残忍的角斗士比赛（Gladiatorenspiel），以至于受到奥古斯都的斥责；他的父亲性情暴躁、残酷无情——正如苏维托尼乌斯指出的那样，尼禄的祖父和父亲两个人，都有着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的热爱战车比赛和戏剧表演的嗜好。

关于阿格里皮娜生下尼禄之前的人生，除了公元28年的这桩婚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撇去她父母的命运不说，她的丈夫多米提乌斯尽管坐拥可观的家族财富，但在政治上表现平平，这恐怕并不符合她当初的期望。在提贝里乌斯统治末期，多米提乌斯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要不是提贝里乌斯于公元37年去世，他差点人头不保。历此一劫后，多米提乌斯便不复见于史籍记载，直到他于公元40年去世。倘若他关于自己儿子降生的言论不是真实的记载，那么这话也虚构得很合理：阿格里皮娜与他的孩子只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厄运。

在哥哥卡里古拉在位的头两年里，阿格里皮娜和她的两个妹妹德鲁西拉（Drusilla）、尤莉娅·莉维拉（Julia Livilla）一同扮演着与她们相称的宫廷贵妇的角色。三姊妹被赐予与维斯塔贞女（vestalische Jungfrau）

[4]

同等的特权；士兵和高级政务官（Magistrate）对皇帝的誓言中，也加入了敬祝皇帝姊妹们幸福安康的话。

大概在多米提乌斯死前一年，阿格里皮娜在国都的生活就以一场丑闻告终。卡里古拉最疼爱的妹妹德鲁西拉的死伤透了他的心，两个还活着的妹妹阿格里皮娜和尤莉娅·莉维拉可能没有充分预计到哥哥的敏感猜忌之心。没过多久，他就怀疑到自己的妹夫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列比杜斯（Marcus Aemilius Lepidus）的头上了。同他一样，这妹夫也算是奥古斯都留下的一支余脉，卡里古拉预感他将成为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不久，阿格里皮娜便被指控与自己的妹夫通奸，并被勒令将她被处死的情人的骨灰从被捕地点带回罗马。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卡里古拉又把他的两个妹妹流放到地中海的一个荒岛上。阿格里皮娜涉嫌淫乱不伦，这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罪名，而这些指控的真实性现已无从查证，但也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早在多米提乌斯死前，阿格里皮娜就想尽一切办法，为她的儿子，也间接为自己获取权力铺路，她可能有过打算让情人列比杜斯成为尼禄的监护人。

尼禄在4岁时被卡里古拉骗走了遗产，又被扔给他的姑母多米提娅·列庇妲（Domitia Lepida）抚养。这位非常有钱的姑母却出了名的吝啬，尼禄应该是在十分寒酸的物质条件下长大的。只要卡里古拉还活着，这位奥古斯都的玄外孙就没有机会获得与其身份相称的地位。

[1]
Princeps，在拉丁语里的原始含义是“第一公民”，源自罗马共和国时期授予元老的荣誉职衔“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从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首次自称Princeps开始，Princeps便成为罗马皇帝的代称。自公元3世纪末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开始，罗马皇帝不再使用Princeps这个代称，而是改用dominus（拉丁语中“主人”之意）的称呼。史学家通常将罗马帝国早期的屋大维至戴克里先时期的政体称为“元首制”（Prinzipat，拉丁语为principatus），而戴克里先改制之后的政体则被称为“君主制”（Dominat，拉丁语为dominatus）。（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古罗马男性取名习俗，男性名字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以尼禄父亲的名字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为例，格奈乌斯是父母选择的个人名（praenomen），多米提乌斯是父系的氏族名（nomen），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家族名（cognomen）。家族名往往源自某一家中男性祖辈的特征，比如Ahenobarbus便有“青铜色胡须”之意，此类绰号后来由父传子，代代相传，最终变成了一个家族区别于庞大氏族的标志。后来在家族名之后，有时还会出现附加名（agnomen），比如下文中出现的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是国家为表彰他征服日耳曼的功绩而授予他的称号。除了荣誉称号，附加名还有更普遍的来源，比如绰号就可以用作附加名，文中作为附加名的尼禄（Nero）在拉丁语里有“骁勇、健壮”的意思。附加名承担了在同一家族内区别不同人名的功能。

[3]
尼禄父亲一族，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的男性个人名只用格奈乌斯（Gnaeus）和路奇乌斯（Lucius）两个名字。有时家族中连续三代成员都叫同一名字，有时交替使用两个名字。

[4]
维斯塔贞女（拉丁语为virgo vestalis）是侍奉女神维斯塔（Vesta）的罗马女祭司。维斯塔贞女祭祀团由六名女祭司组成，由最高维斯塔贞女（virgo vestalis maxima）领导，同时受到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监管。维斯塔女神被古罗马人看成家庭和社稷的保卫者，维斯塔贞女们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守护维斯塔神庙的圣火永不熄灭，她们守护的火种象征着国家的存续和兴盛。正因为有着如此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维斯塔贞女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在许多方面，她们享有与罗马男性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还拥有许多特权，包括下文第三章中所提到的，维斯塔贞女可以在公共场合配备棍束侍从（Lictor）等。但在侍奉期间，维斯塔贞女们必须保有处子之身。一旦失去贞操即意味着触犯了神灵，便不再具有守护灶神的资格，同时也使罗马人违背了保护神灵的誓言，这时她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第二章 帝位继承人

尼禄还没有和他那吝啬的姑母在一起生活多久，卡里古拉就在公元41年1月24日被谋杀了。皇家禁卫军（Prätorianer）没给元老院过多时间讨论，便宣布由克劳狄乌斯即位。当时众人都很惊讶，但克劳狄乌斯一直是朝中一员，并且在郁郁不得志多年之后竟又显得踌躇满志。禁卫军断定，只有他才能满足他们作为皇家护卫的所有物质要求，光凭这点就足以拥他即位。元老院也只好顺从。

阿格里皮娜获允归来，拿回了自己的财产，并得以和儿子团聚。她立即开始物色新的丈夫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审慎的伽尔巴（Galba），也是公元68年尼禄的继任者，避开了阿格里皮娜抛来的橄榄枝。有钱有势的盖伊乌斯·萨路斯提乌斯·帕西埃努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Passienus Crispus）做了她的丈夫没几年，即于公元47年去世。阿格里皮娜和儿子从他的遗产中得到不少好处。也许不难想象，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她的丈夫是自然死亡。

阿格里皮娜处心积虑地向新皇帝——她的叔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示好。早些年，她就试图让她的儿子在公开场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组织的百年庆典（Säkularfeier）

[1]

上，尼禄精心准备，在贵族子弟的特洛伊游艺会（Troiaspiel）

[2]

中精彩亮相。这个奥古斯都的玄外孙由此获得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比小他3岁的皇子不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更受欢迎。克劳狄乌斯对于这类登场并不重视，即便这已经给他的儿子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不列塔尼库斯的母亲瓦蕾莉娅·梅萨莉娜（Valeria Messalina）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她清楚地意识到，阿格里皮娜将来会成为不列塔尼库斯的一大威胁。

仅仅一年后，梅萨莉娜就被克劳狄乌斯下令处死。古代文献记载，梅萨莉娜与所谓罗马最美的男子盖伊乌斯·西利乌斯（Gaius Silius）举办了一场不成体统的婚礼，皇帝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梅萨莉娜被认为是欲求不满，但这场“疯狂的恋爱”也可能只是政治计谋的一部分，旨在提前结束极具争议的克劳狄乌斯的统治；而盖伊乌斯·西利乌斯届时将成为不列塔尼库斯的监护人。忠心耿耿的顾问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克劳狄乌斯，以叛逆罪将梅萨莉娜处死。

这位丧偶的皇帝对婚姻生活的偏爱在国都是出了名的，尽管与宫中比较单纯的女眷们打交道也让他乐此不疲，但他立刻成了贵族家庭政治中任人摆布的玩偶。阿格里皮娜在位高权重的被释奴（Freigelass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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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斯（Pallas）的帮助下，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说服了克劳狄乌斯娶她为妻。当然，这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叔父和侄女的近亲关系被认为是婚姻的阻碍。为了废除这一传统规定，元老院通过了一项专门为此安排的决议。然而，年近60岁的克劳狄乌斯与阿格里皮娜结婚，不仅是因为他这位侄女本身魅力四射，还因为把野心勃勃的阿格里皮娜掌控在手中，对他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没有别的男人能成为尼禄的继父。

凭借公元49年初的这场婚礼，阿格里皮娜爬上了高位，若在一年前，是没有规规矩矩的占卜官（Augur）或占星家敢预言她能获得如此地位的。阿格里皮娜为确立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她从一开始就肆无忌惮地为尼禄的未来明争暗斗。尼禄的地位很早就通过与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年仅10岁的屋大维娅缔结婚约而得到巩固和提升。当时，屋大维娅已被许配给了路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Lucius Iunius Silanus）。西拉努斯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外孙，因此同样具备成为帝位继承人的基本条件。阿格里皮娜为她的阴险计谋赢得了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Lucius Vitellius）的帮助，维提里乌斯是皇帝最亲信的谋臣之一。年轻的西拉努斯被指控与妹妹乱伦，并被开除出元老院，随即自尽于阿格里皮娜的婚礼当日。他的自杀当然不是出于认罪，而只是为了挽救家族财产不被没收而付出的最后的努力。如果他被正式判处有罪的话，财产没收将不可避免。阿格里皮娜到底打的什么算盘，众多元老心里一清二楚。他们顺水推舟，达成了一项决议，要求克劳狄乌斯把女儿许配给年幼的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也就是尼禄。

图1 儿童尼禄雕像，巴黎，卢浮宫。他脖颈上佩戴的气泡状护身符匣子（Bulla）表明，他还未成年

阿格里皮娜的儿子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罗马城内的百姓并非不明白，而那些直接受雇于阿格里皮娜的人，对她的目的更是一清二楚。她并不局限于在元老院和皇家禁卫军中赢得可靠的追随者。在尼禄的教育方面，她更是高瞻远瞩：没有按照贵族家庭的惯例，随便找来一位有名望的老师了事（当时的老师多出身于奴隶阶层），而是把当时13岁的尼禄托付给了国都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智者之一，他同时也是元老院的成员。

阿格里皮娜在公元49年任命路奇乌斯·阿奈乌斯·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为年轻皇子的“侍讲”。相比之下，两位来自希腊的家庭教师显得无足轻重。塞内卡对阿格里皮娜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激（关于这一点，他非常谨慎，从未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过），而对克劳狄乌斯则只有本能的反感。这位志向高远的哲学家和文艺爱好者出身于西班牙的骑士家庭。在公元41年卡里古拉统治时期，他在一场宫廷阴谋中沦为牺牲品。这位饱受哮喘之苦的学究据说被指称为尤莉娅·莉维拉的情人，险些被处死。此后他不得不在科西嘉岛（Korsika）忍受着单调的生活，这里完全没有国都那种激动人心的精神生活。所有的赦免请求，即使是以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代价，也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阿格里皮娜出面，说服了克劳狄乌斯赦免塞内卡，还准予他回到罗马担任裁判官（Prätur）。同时，阿格里皮娜还委任他培育皇子。他当然清楚阿格里皮娜对自己的期望：少教些哲学——这些自然会有希腊老师负责，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培养尼禄成为一名娴熟的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上，待时机成熟时，将其培养为帝位继承人。

即便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阿格里皮娜依然觉得不够。公元50年2月25日，她下了非常关键的一步棋，劝说克劳狄乌斯过继尼禄。这位统治者毕竟有一个合法、健康的儿子，也许是效仿奥古斯都晚年过继的举动让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从现在起，尼禄的全名叫作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恺撒，或者尼禄·克劳狄乌斯·恺撒·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他比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大3岁。克劳狄乌斯完全迎合了阿格里皮娜的要求，这当然让政治观察者感到惊讶：若参照奥古斯都过继提贝里乌斯以为传位做准备的先例，尼禄获此殊荣，即暗示了他很有可能成为帝位继承人，而非克劳狄乌斯的亲生儿子。

随着尼禄的过继和地位的提升，阿格里皮娜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元老院决议授予阿格里皮娜“奥古斯塔”（Augusta）这一荣誉称谓——这项殊荣是奥古斯都的妻子莉维娅（Livia）在死后才正式获得的。阿格里皮娜的肖像几乎耸人听闻地出现在了铸币上君王像的背面。这标志着，克劳狄乌斯的这位新妻子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在宫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公元51年，年仅13岁的尼禄就早于惯例，提前一年穿上了标志着成年的成人托袈袍（toga vir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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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获得的荣誉和头衔越来越多：被授予“第一青年”（princeps iuventu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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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誉称号；加入庞大的祭司团（Priesterkollegien）；被指定到公元57年，以19岁的年纪破格担任罗马执政官，甚至得到了帝国所有行省的统治权（prokonsularische Gewalt，拉丁语为imperium proconsulare）——这被视作帝位继承人的明确标志。国都内外的民众不难从那些年的铸币中看出：在克劳狄乌斯眼里，比起他的亲生儿子，尼禄才是自己的接班人。

图2 阿格里皮娜像，梵蒂冈博物馆，基亚拉蒙蒂画廊

在被任命为罗马皇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克劳狄乌斯一直以研习历史打发时间，显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对尼禄的偏爱多过亲生儿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尼禄在公元51年一成年就被用来大做文章：在一场环形竞技赛会（Circuss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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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尼禄身着凯旋长袍（Triumphalgewand）亮相，而一旁的不列塔尼库斯还穿着未成年男孩的托袈袍——相比之下，不列塔尼库斯不光是在年龄上位列第二，其位居其次的政治地位也被凸显出来。

尼禄的成年让他从此能够进入元老院发表演说，展示他师从塞内卡的成果。在收获了最初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之后，14岁的尼禄立即发表了感言——当然是在塞内卡的指导之下。一年之后，他又在元老院前立下誓言，要在皇帝康复后筹办竞技赛会（Festspiel），以此表示自己的孝心。

公元53年，尼禄与不幸的屋大维娅完婚，而且是时候在元老院发表一篇水准更高的演说了。他演讲的内容涉及古代历史，深入阐述了特洛伊（Troia）与罗马之间的关系——特洛伊是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乡，而罗马则是由埃涅阿斯的后人建立的。最后，元老院按照事先商定的，通过了他关于减免所有税收的提案。尼禄不止一次以这种扶弱济贫的形象示人：为火灾后的博诺尼亚市（Bononia，今天的博洛尼亚）提供经济援助；提议恢复罗得岛（Rhodos）民众的自由；叙利亚的阿帕梅亚（Apameia）因地震而满目疮痍，由于皇子的动议得以延期五年缴纳税款。通过这样的演说，尼禄不仅能展现自己在塞内卡的指导下有所提升的演讲才能，还能在那些他慷慨施恩的城市赢取民心。

即使可以操纵罗马的民众，让他们为尼禄欢呼喝彩，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公众舆论。在宫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出于对阿格里皮娜的忌惮而时刻把不列塔尼库斯牢记于心。那个在卡里古拉死前吝啬地抚养过尼禄几个月的姑母多米提娅·列庇妲，同时也是梅萨莉娜的母亲和不列塔尼库斯的外祖母。她企图对尼禄施加影响，而这让阿格里皮娜起了疑心。多米提娅·列庇妲受到了指控，据说，她妄图用巫术谋害阿格里皮娜，并对家中奴隶管教不力，致使公共秩序受到影响。

列庇妲的死是阿格里皮娜与敌人的权力斗争愈加激烈的一个标志。她的对手们十分清楚阿格里皮娜的目的。对于不列塔尼库斯阵营来说，他的成年将是一个重要时刻。公元55年2月，不列塔尼库斯在14岁生日当天，将穿上成人托袈袍。克劳狄乌斯也似乎逐渐意识到他冷落不列塔尼库斯是个错误。然而，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克劳狄乌斯死于公元54年10月13日，据说是因为蘑菇中毒。对于阿格里皮娜来说，克劳狄乌斯可谓死的正是时候，以至于有人推测是毒杀也就不奇怪了。在古代，原因不明的死亡很容易招致此类怀疑，当然现在也已无从考证。就算克劳狄乌斯不是被下了毒，而只是误食了毒蘑菇（不过他似乎是宴席上唯一一个病倒的），阿格里皮娜请来的她所信赖的医生们也不会全力挽回皇帝的性命。恰恰在这个时候，皇帝信赖的被释奴纳尔奇苏斯（Narcissus）正在休假疗养中。

皇帝还在做着垂死挣扎，那些伴侍左右的人就已经张罗起继位人选。事不宜迟，尤其是克劳狄乌斯的蘑菇中毒来得如此突然。克劳狄乌斯自然立下了遗诏，写明了尼禄和不列塔尼库斯将来各自的角色和职责。然而，在阿格里皮娜的命令下，遗诏秘而不宣。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在遗嘱里对亲生儿子和继子一视同仁，就像提贝里乌斯在他最后一份遗嘱里所写的那样，他的孙子提贝里乌斯·盖梅路斯（Tiberius Gemellus）和侄外孙卡里古拉被列为权力平等的对象。

自从有了克劳狄乌斯即位时的先例，皇家禁卫军的支持就成了最重要的因素。阿格里皮娜早在公元51年就开始谋划：她让塞克斯图斯·阿弗拉尼乌斯·布鲁斯（Sextus Afranius Burrus）接替了两名皇家禁卫军长官，独揽指挥大权。在此之前，布鲁斯不仅是一名军官，而且担任了多年的皇家财务总管（Procurator）。布鲁斯的升迁完全仰仗于阿格里皮娜。他自己并无野心，却仕途极顺，大权在握。

公元54年10月13日午时，罗马大街上冷冷清清，17岁的尼禄在布鲁斯的陪同下来到了正在执勤的皇家禁卫军面前。禁卫军长官示意士兵们做出应有的反应，他们便用洪亮的声音问候了尼禄。尼禄坐着轿子来到禁卫军军营，发表讲话，许诺赠予每个禁卫军士兵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15000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Sester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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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他们五年的军饷。这篇极合时宜的讲话与承诺自然是立竿见影，尼禄随即被禁卫军拥为皇帝。不久后，元老院采纳了皇家禁卫军的决定，并通过了赋予尼禄皇权所需的全部决议。

权力交接的过程之所以如此顺畅，不仅在于所有这些都已事先安排妥当，让众多元老能够迅速接受这个17岁少年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年克劳狄乌斯的独断专行让他们深恶痛绝。在克劳狄乌斯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他的昏聩无道早已让元老和军官们不堪忍受。

尼禄通向帝位的道路是母亲阿格里皮娜一手为他铺就的。恺撒（Caesar）的继承人屋大维（Octavian），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在公元前44年读到恺撒的遗嘱时，仅仅比此时的尼禄大几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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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维则凭借超乎自身年龄的见识和自律展开了与政敌的较量。

我们并不确定，阿格里皮娜是否真的认为尼禄具备统治才能，毕竟他的父亲多米提乌斯是那么的难以相处。她关心的只是儿子的地位。她显然盘算过，至少要间接地在权力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按照罗马人的传统，女人是永远不能临朝称制的。当尼禄后来不得不对自己的弑母行为进行辩解时，他声称阿格里皮娜在公元54年曾动过亲自去找皇家禁卫军的念头。至少，阿格里皮娜的政敌一定不会认为这项指控是无中生有。

现存的关于尼禄青年时代的记述，可能会因为撰述者知道了尼禄后来的种种行迹而变得有失偏颇。即便如此，没有任何关于尼禄在公元54年前的描述可以证明，除了他母亲的野心、他与奥古斯都的亲缘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成为至高王权的有力争夺者。

尼禄的成长过程完全受他无所顾忌地追求权力的母亲的影响。面对母亲的强硬态度，他不敢有半点违逆；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某些史料推测，他曾时不时地试图摆脱母亲的过分管束。塞内卡对尼禄进行了全方位的培养，以便为他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君王做准备。不过，这些课程对于每个年轻贵族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母亲有意识地限制他学习哲学课程，想必是担心这个年轻人会因为不切实际的哲学思想而对母亲为他准备好的权位失去兴趣。也许阿格里皮娜偶尔会感觉到，儿子并非如她所愿，拥有登上权力巅峰的野心。尼禄对于诗歌、绘画和表演艺术兴趣浓厚，而这些爱好对于一个贵族来说也并非不体面。但问题在于，他是否有能力把控好自己对艺术的喜好和追求，从而首先扮演好作为罗马贵族的传统角色。

皇家禁卫军和元老院都同意了帝位继任者的人选。皇家禁卫军对尼禄的拥戴，一方面来自金钱的收买，另一方面出于对尼禄的祖父日耳曼尼库斯的感念。元老院的大多数人欢欣于克劳狄乌斯统治的终结。让具有奥古斯都血统的尼禄继承帝位，也符合人们当时对于王朝政治的惯常理解。尼禄身边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重臣——塞内卡和布鲁斯，首先就保证了克劳狄乌斯统治的最后几年里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不会重演。而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也在公开场合展现了他审时度势的一面，甫一即位，他就以“最好的母亲”（Optima Mater）作为自己给禁卫军的第一条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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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庆典是一种标志着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的节日。依据后来的传统及史料推算，在公元前249年和公元前146年分别举办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百年庆典，但这种习俗实际上从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7年举办了前所未有的百年竞技会（Säkularspiel，拉丁语为ludi saeculares）才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奥古斯都为给自己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寻找机会，以罗马城建于公元前753年的传说为出发点，并以110年为纪念周期。克劳狄乌斯在公元47年修正了奥古斯都的计算方式，将saeculum等同于100年，即以100年为纪念周期，举办了罗马建城800年来的第八个百年庆典。尽管该庆典译作“百年庆典”，然而saeculum作为一个时间长度，大约等于一个人的潜在寿命，或者一代人完全更新换代的时间周期，通常没有固定的时间。这个词最早由伊特鲁里亚人使用，最初的意思是指从某个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比如城市的建立）直到所有在那一刻活下来的人都死了为止的这段时间。在那一刻，一段新的saeculum将开始。罗马进入的新千年被称为“新世纪”（saeculum novum），这个词在基督教中得到了一个形而上的意涵，指的是相对于基督教的、世俗意义上的世间的纪年，后来发展成现代英语里“世俗的”（secular）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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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游艺会（拉丁语为ludus troiae或lusus troiae）是罗马贵族青年展示自己骑术的游艺会，其起源可见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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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奴是古代罗马社会中通过合法方式解除奴役关系并获得自由的人。在罗马帝国时代早期，皇帝身边的被释奴参与重要的政治事务，曾权倾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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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袈袍是罗马人身份的象征，只有拥有公民权的罗马男人才有资格穿托袈袍，奴隶和外来者是不允许穿托袈袍的，不同类型、不同装饰的托袈袍代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级别。比如，最常见的是罗马普通公民身着的白色“成人托袈袍”；“镶边托袈袍”（toga praetexta）是在白色的托袈袍边缘加上紫色的镶边，所有高级政务官、某些特定的祭司以及自由民出身的未成年男孩可以身着这种托袈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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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ps的含义是“第一公民”，iuventutis是“青年”之意，那么princeps iuventutis就是“第一青年”的意思。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但是，只有在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之后，才开始用作一个固定的专属头衔。塔西陀《编年史》第1卷第3章记载，奥古斯都曾最早将这一头衔授予他的孙子盖伊乌斯（Gaius）和路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授予这一荣誉头衔的习俗从此被保留下来，与授予帝国行省的统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一样，在罗马帝国早期被用来表明皇帝选定的继承人。（本书译者注中对塔西陀《编年史》的直接引用均出自商务印书馆1981年4月第1版，不作改动，个别人名翻译与本书及其他译著中的译法不同，也一并保留，后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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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竞技赛会（拉丁语为ludi circenses）是古罗马常见的也是最早的庆典性公共赛会（ludi publici）之一，主要由马车比赛和斗兽表演组成。ludi是竞技赛会、节日庆典的意思，罗马人的庆典性公共赛会（ludi publici），兼具“庆典”和“赛会”的双重特性，既带有宗教特征，是祭献神明的官方节日庆典，又是一种竞技赛会，主要包括体育竞技和戏剧演出，往往持续多日。公共庆典赛会是罗马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娱乐活动之一，作者也在下文中（第六章）展开论述，表明这是统治者博取人民欢心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形竞技赛会名称中的circenses特指赛会场地的造型——拉长的环形竞技场，这种造型的竞技场最早见于希腊人用于赛马和马车比赛的竞技场（Hippodrom），在罗马被称为Ci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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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Sesterz，拉丁语为Sestertius），罗马共和国以及帝国时期的主要铸币之一。最早是银币，在帝国时期改为铜币，并成为大量发行的货币。一个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的价值等于1/4个德纳里乌斯银币（Denarius），抑或等于1/100个奥里乌斯金币（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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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去世时屋大维19岁，克劳狄乌斯去世时尼禄17岁。

第三章 尼禄五年

经由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年仅17岁的尼禄就当上了皇帝。这恰恰说明了，奥古斯都一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得以全面贯彻。当时，没有一个识时务的元老会对尼禄的地位进行质疑，毕竟统治者的合法性在于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阿格里皮娜对此亦判断准确。尼禄当上皇帝没多久，她就命两个忠心耿耿的小亚细亚走狗把当时还在那里任职的行省执政官（Prokonsul）尤尼乌斯·西拉努斯（Iunius Silanus）给毒死了，想必是得了年轻皇帝正式的密令。这个看上去相当无害的男人，还曾被卡里古拉讥讽为“金绵羊”。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同为奥古斯都的玄外孙，就亲缘关系而言，他丝毫不逊色于尼禄。

一个对日常政务没有太多兴趣的年轻皇帝，对于尼禄身边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大的挑战。统治者的“角色”已经被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界定得非常明晰，以至于帝位继承人倘若无心朝政或者有什么失误疏漏，也不会马上使整个政治系统崩坏。数量庞大的元老长期以来弥补了“君主制”的不足。卡里古拉死前最后两年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挑衅元老阶层的机会。而他并非死于元老院的密谋，刺杀卡里古拉的是一名皇家禁卫军军官，因为卡里古拉总是不合时宜地一再羞辱这名军官。毫无经验的尼禄想稳固自己的帝位，就得听从身边政治顾问审时度势的建议。

塞内卡为尼禄起草了他在元老院的首次致辞，其中包含许多承诺和对前景的展望，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尼禄强调了自己因为年轻而没有政治宿敌的优势，也表达了自己想听取谏言的意愿，并决心以奥古斯都为榜样。具体而言，尼禄表示将革除积弊：克劳狄乌斯在司法判决上的独断专行将一去不复返；被释奴“大臣”影响执政的尴尬局面也将终止（这项宣言对元老院来说意义重大）。最后，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允诺，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将注重维护元老院的传统职权。这是大多数元老最想听到的。

阿格里皮娜膨胀的野心自然是政权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尼禄即位后最早的一批铸币中，阿格里皮娜的肖像就被印在了正面，而这个位置通常只留给皇帝的头像。克劳狄乌斯刚去世，阿格里皮娜就获得了一项不同寻常的荣誉，元老院特许她在公共场合享有配备两名官方侍从，即所谓棍束侍从（L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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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权——在这之前，只有高级政务官和最高维斯塔贞女才拥有这一特权。

除此之外，在尼禄统治的头几个月里，阿格里皮娜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毫不顾忌儿子的脸面，无所不用其极。布鲁斯和塞内卡之所以能达到今时今日的地位毕竟要完全归功于阿格里皮娜，此时他们也是进退两难。塔西陀记述了塞内卡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一次出色表现，他如何成功地避免了一桩外交丑闻。有一次，尼禄准备接受亚美尼亚使团的觐见，一开始，阿格里皮娜就意欲坐在尼禄身旁，以彰显她享有同等的地位。当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对此尴尬局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塞内卡十分镇静地请尼禄起身并向自己的母亲致意，随即顺势恭送她离场，或者在后排给她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尼禄听取了塞内卡这个绝妙的建议。

尼禄统治初期的五年，被后世皇帝图拉真（Traian）称颂为罗马历史上的典范时期——“尼禄五年”（Quinquennium Neronis）。对此，图拉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标准，抑或承续了怎样的历史辩护传统，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尼禄统治的头几年完全受到了元老院上层的赞赏——毕竟，元老们首先是决定历史说法如何流传千古的人，而他们对“好的”统治者的标准又是显而易见的。皇帝在国都、意大利（Italien）乃至其他行省的治理对元老院下放的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元老们的支持。上文提到的尼禄的“执政宣言”细细看来其实并无多大新意。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在即位之初也都发表过类似的宣言，但很快他们就将这些宣言抛之脑后。相反，尼禄倒是老老实实地奉行了几年他的“执政宣言”，赐予元老院些许的自由与权限，虽然很多都不足挂齿，而对于十分在意自身定位期许的元老院来说，却是极大的抚慰。

图3 尼禄和阿格里皮娜像，奥里乌斯金币（Aureus），铸造于公元54年或55年

说明：左边是年轻尼禄的胸像，右边是他母亲的胸像。如图所示，这枚钱币的正面刻写的是关于阿格里皮娜的文字：Agrippina Aug（usta）divi Clau（i uxor）Neronis Caes（aris）mater（阿格里皮娜·奥古斯塔，神圣的克劳狄乌斯的妻子，尼禄·恺撒的母亲）。因此，给人的印象是，皇帝的母亲可能亲自安排铸造这样的钱币。

塔西陀的《编年史》（Annalen
）关于尼禄统治初期的记载中，着重强调了尼禄（以及他的智囊团）在一切涉及元老院问题上的示好态度。而那些迎合元老院的具体政策往往又无足轻重，这也证实了元老院事实上的职权范围相当有限。财务官（Quästor）在其任期内有义务在国都举办花费高昂的角斗士比赛，而免除这项义务就已经意味着极大的讨好而备受称颂了。甚至是官员之间关于昔日共和制的争论这点微弱的余晖也足以让元老们感觉到自己昔日的荣光，而皇帝若任其讨论这类“元老院的”问题，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

元老院想彰显自己的独立性，但又乐意接受皇帝的眷顾。公元58年，尼禄接济过三位潦倒落魄的元老，使他们再次具备了保留其地位所必须满足的财富条件。皇帝的这一举动被视为对元老阶层的高度重视，因而广受赞誉。所以，元老院在恰当的时候用一些谄媚的提案来讨皇帝的欢心，并不违背元老院对自我定位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些投机者弄巧成拙，险些使皇帝下不来台。例如，有人曾建议将12月也就是尼禄的诞辰月作为罗马历一年的开端。尼禄起初还曾“谦逊”地拒绝过“国父”的称号，但后来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头衔。这种不需要任何政治成本的故作矜持的姿态，与他那些有利于元老院拓展职权的政治决定一样，对于他在死后赢得“尼禄五年”的名声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尼禄统治初期，国内政治形势缓和，这也能从铸币上看出来。这几年金银币上铸刻的字母SC（拉丁语ex senatus consulto的缩写，意思是“来自元老院的决议”），并不是指元老院对相应的贵金属铸币的授权，而是皇帝想以此感谢让他能够享有自己头衔所带来的荣耀的元老院。

尼禄对这五年的政绩有什么贡献吗？我们很难从古代历史文献里获知，他在统治初期究竟有没有对日常政务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还是说他为了闲暇和自由时间，把政务都留给了他的顾问和专业团队。在“尼禄五年”里，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尼禄在政治上有什么远见卓识。如果说皇帝早年的那些提案被明确地称作个人决定的话，那么这往往是意图良好但没什么实效的凭空而来的主意。例如，公元58年他取消赋税的提案，后来经历了几轮专业性讨论，才得以撤回。那些可以证实是尼禄自主做出的决定，通常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公元61年（也就是“尼禄五年”之后），尼禄派遣被释奴波里克利图斯（Polyclitus）去贯彻执行他的不列颠（Britannien）政策。在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当危机来临他必须独自决断的时候，他就会惊慌失措。只要布鲁斯和塞内卡能够自由行使顾问之责，那么尼禄的突发奇想便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危害。即使是嫉妒他们权位的人也不能否认，正是有这两位政见一致的顾问才确保了政务的顺利开展，这种情况最迟持续到公元62年布鲁斯去世。

布鲁斯的官方职务是皇家禁卫军长官，他主要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为尼禄提供建议。塞内卡主要负责向皇帝提供个人建议，并制定政治方针。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位皇帝的“顾问”（am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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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在奥古斯都所有的继任者中，尼禄是第一个（至少在他统治初期）连自己的公开演说都明显由别人事先拟好的皇帝。

塞内卡非常注重他作为帝师（educator）和顾问的双重身份及其在公众眼中的良好形象。他于公元55年发表的《论仁慈》（De clementia
）不仅是做老师的写给他年轻的被监护人看的，同时也向知识阶层昭示了他培育和辅佐皇帝的准绳。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找到塞内卡处理日常政务的蛛丝马迹。这位哲学家来自西班牙，即便是在那些与其个人利益极有可能相关的事务上，如关于奴隶权利或者行省管理的决定中，也没有他直接参与或施加影响的证据。公元55年，塞内卡还担任了三个月的罗马执政官。不管是在这段任期内，还是其他时期，元老院的会议中都未提及塞内卡的参与，尽管众人毫无疑问都希望听到他的意见；显然，也正因如此，他有意回避在重要会议上露面。可见，尼禄也没有命令他参加元老院的会议；也许他想让会议显得更自由些。即使是在退出公众视野之后，塞内卡也并未在写作中提及多年来自己作为统治者身边最重要的顾问的工作。

塞内卡长期以来都以斯多葛学派（Stoa）严苛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很多时候，他一定感受到了贯彻信念的巨大难度。上述为尼禄写的王侯行为规范《论仁慈》，很有可能发表于不列塔尼库斯死后不久。或许，塞内卡也认为潜在继位者的暴死可以避免内战爆发。他在宫廷中履行职务时常常面临自我良知的巨大考验，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阿格里皮娜被杀后参与的“危机管理”。他觉察到了灾祸的来临，但对皇帝的计划可能并不知情。然而，当尼禄直接下达弑母指令时，他却在尼禄身边，并在其指示下起草了要在元老院宣读的文书，说明所谓的阿格里皮娜谋刺皇帝计划的来龙去脉和她死亡的经过。那些熟悉塞内卡文笔的元老们立刻就能意识到，这份报告并不是皇帝本人撰写的。

回过头来看，要批判塞内卡妥协于宫廷现实和自身野心是很容易的。他既想努力奉行斯多葛学派的生活准则，又被迫卷入宫廷的阴谋斗争，这点毫无疑问令他饱受哲学同行的吹毛求疵。塞内卡为自己在本质上忠于他的哲学信仰而感到自豪，这从他与尼禄私下里的谈话中可见一斑。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本着良心、尽其所能地担负起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责。塔西陀对任何伪善和自欺都能敏锐地觉察到，他认为，尽管塞内卡偶尔有些虚荣和阔绰，但本质上是个正直、尽责的人。

后人对于尼禄统治初期这五年典范治理的印象，也得益于其在内政外交上未曾遇到特别大的考验这一事实。在塔西陀看来，公元57年就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除非把圆形竞技场（Amphitheater）的兴建也囊括在内。

在公元58年也即“尼禄五年”接近尾声之际，元老院有人提议授予尼禄终身执政官的职权，以便尽可能地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尼禄和元老院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尼禄拒绝了该提议，这让绝大多数元老松了一口气。

自从布鲁斯去世、塞内卡辞官以来，尼禄便不再保持谦逊谨慎的姿态，因为他在取悦元老院的做法上获得的好处明显越来越少。公元62年，他第一次批准了对大逆罪（maiestas）

[3]

的审判。这标志着尼禄不再对元老院有所顾忌。到了最后，在公元67年“解放”希腊之际，尼禄甚至提都没提元老院。

公元54年尼禄即位之时，元老院的贵族们没有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没人指望他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励精图治”。克劳狄乌斯时期那些尽人皆知的弊端能得以克服，他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只要这位皇帝能够保持诸如体恤民情（civilitas）、慷慨大方（liberalitas）这样的传统美德，就没人会要求他进行深度改革或大胆规划。总体来看，基于与统治末期骇人行迹的鲜明对比，人们对尼禄初期相对良好的治理越发记忆深刻。同时，尼禄后来的受害者参与了这头几年的治理，这也使得元老院在官方报告里似乎有必要通过着重渲染初期治理的微弱优势来宣告他们参与治理的贡献。

图4 塞内卡的方座头部塑像，柏林，国立博物馆，古典收藏，库存编号391

[1]
该词源自拉丁语动词ligare，意为“束缚”。棍束侍从的一大外在特征就是左肩扛着一束捆扎在一起的棍棒，并插有刀斧，该武器在拉丁语里又称刀斧棍束（fasces）。棍束侍从及其刀斧棍束是他们护卫的官员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力标志，以这种方式公开展示国家权力。这种习俗可能是罗马人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沿袭而来的。他们主要在公共场合随侍和护卫高级政务官（Magistrate）和少数高级祭司（如最高祭司和维斯塔贞女），为他们开道并保障其人身安全；他们有时也承担抓捕等执法任务。不同级别的官员或祭司拥有的棍束侍从数量不同，与其职权高低相匹配。

[2]
amicus，拉丁语“朋友”的意思。从奥古斯都称帝、罗马进入帝国时期起，amicus意指独立于个人友谊的政治同盟关系。此处应指amici augusti（“皇帝的朋友”），他们是amicus中的最高阶层，往往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或者顾问，具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3]
“大逆罪”在法律上的定义相当模糊，主要指“对不容置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位的不敬”，可以有忤逆神意的宗教意涵，也包含对罗马人民、对共和国及其高级官员乃至对帝国时期的帝王的背叛或忤逆之罪责，总之是具有政治和宗教意味的“大逆不道”。从奥古斯都晚年起，maiestas更多地被用来指控对皇帝个人的背叛，后来在提贝里乌斯时期，maiestas更是被当作消灭政治对手的重要手段。提贝里乌斯死后，卡里古拉不再使用这条罪名，而是用更直接的方式对付敌人，克劳狄乌斯也是如此。公元62年，尼禄再次启用这一律法，直到公元68年倒台之前，他利用大逆罪迫害了很多无辜的受害者。

第四章 弑母

尼禄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得归功于他母亲的一系列阴谋诡计。可以想见，她对尼禄的高压掌控迟早要酿成大祸。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鲁斯和塞内卡两人的立场也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对阿格里皮娜知遇之恩的感激逐渐被年轻统治者眼下的恩宠取代。克劳狄乌斯驾崩还不满一年，阿格里皮娜攫取权力的野心就遇到了危机。这个年轻的统治者已经表现了独立自主的意图，这一切来得出人意料的快。尼禄常常得忍受母亲的许多说教，其中就包括与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屋大维娅联姻在国家层面上的重要政治意义。当时的屋大维娅13岁，但与宫中其他漂亮姑娘相比，显然缺乏个人魅力。这场婚姻纯粹是一种王朝政治的惯例。

然而，尼禄却迷上了一个名叫阿珂特（Acte）的年轻的希腊被释奴，这个姑娘大概也是在寻求这个年轻皇帝的关注。起初，尼禄成功地对母亲隐瞒了这段恋情，后来他不得不忍受她的责备——不过多半是指责他冷落了妻子，使屋大维娅怀上合法继承人变得遥遥无期。

有许多迹象表明，尼禄对阿珂特的感情是真挚的，或许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是，阿珂特爱上尼禄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身份：公元68年，是她和两个乳娘一起安葬了尼禄。尼禄与阿珂特的热恋持续了至少有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尼禄甚至还想过和阿珂特结婚，而罔顾自己与屋大维娅的政治联姻；也有些资深元老（Konsular）

[1]

想在元老院替阿珂特求一个体面的出身，以便扫除她被释奴身份带来的婚姻障碍。

阿格里皮娜也察觉到，尼禄的顾问们是如何通过对这段意想不到的真挚恋情的支持，来赢得其信任的。当激烈的指责毫无结果时，她试图妥协让步并用好言好语来恢复对儿子的掌控，也一定因为这短短几个月来的迅速失势而心生愤恨。

然而，她又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尼禄慷慨地赠予她丰厚的礼物以期和解，而她却气冲冲地说，这些不过是罗马皇室的家底，而她儿子能得到这些财富，都是因为她。如果说这些话可能只是不留情面（虽然很快就传到了尼禄的耳朵里），那么她对不列塔尼库斯的溢美之词，就让尼禄有些提心吊胆了。阿格里皮娜喜欢称自己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不过，由于她的那张臭嘴，这个“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也早已臭名昭著。她贬损骄傲的布鲁斯为瘸子，又诋毁塞内卡是个爱慕虚荣的职业空谈家，而这些错误都会在日后令她自食其果。

就在不久之后，克劳狄乌斯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就死了，年仅13岁。据说，阿格里皮娜曾把他当作自己儿子的替代品。宫中仍有势力在观望着这个男孩的政治前景，而男孩自己的一些言行也加剧了尼禄对他的怀疑：在农神节（Saturnalien）的一次狂欢活动上，尼禄安排不列塔尼库斯演唱一首歌曲，大概纯粹是盼望克劳狄乌斯的儿子会像他父亲一样在社交场合出尽洋相，然而事与愿违，年轻的不列塔尼库斯唱歌本就动听，他从容不迫地即兴吟唱了一首歌谣，讲述的是一个王子被夺去统治权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可被看作对现实的影射，那么古怪的克劳狄乌斯留下的儿子似乎也将大有作为。

根据古代相关记载，不列塔尼库斯的突然死亡是由经验丰富的药剂师洛库斯塔（Locusta）调配的毒药所致，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不高。因为只有少数几种已知的毒药能迅速可靠地发挥作用，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受害者体内。或许这位后来招收门生的洛库斯塔在她的领域的确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大师呢。

不列塔尼库斯死在了一场宴席上，可以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去世的。当着尼禄的面下毒，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战，因为没有一个爱惜自己前程的人会有胆量将此归咎于在场的皇帝。不列塔尼库斯喝的东西，据说试食官已经尝过了，但送上来的时候太烫，就用下了毒的凉水调和了一下。这可能就是下毒的过程。此外，不列塔尼库斯的抽搐看上去很像癫痫发作。尼禄看着他年轻的对手发作，并且对他的痉挛发表了评论，暗示人们联想起不列塔尼库斯曾经有癫痫症状。后来的皇帝提图斯（Titus），也就是韦斯帕芗（Vespasian）的长子，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无论如何，后世的传言都确凿无疑地认定，是尼禄下令毒死了不列塔尼库斯。而不列塔尼库斯的葬礼没有公开、匆匆完事，也进一步加重了同时代人对此事的怀疑。那些坚信尼禄谋划了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的人用政治考量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像不列塔尼库斯这种对手的存在将会成为今后破坏政治秩序的危险因子；那些熟悉历史的人也会这样辩解，说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上台后，也各自铲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心怀叵测的人声称，在不列塔尼库斯死后，尼禄用丰厚的赏赐把塞内卡以及其他顾问和自己捆绑在同一条船上，而对于这种赏赐，人们自然也是难以拒绝的。

阿格里皮娜也在宴席现场，不列塔尼库斯的突然身亡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塔西陀记述了她毫无掩饰的惊恐状，并且暗示读者，此时她意识到儿子与自己一样冷酷无情、毫无廉耻。据说在公元54年前，她曾通过预言获悉，她的儿子将会成为统治者，但也会杀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他能统治，杀了我也无妨”，据说是她当时的回应。也许现在她有了不同的想法。

此次事件之后，她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倘若儿子再为所欲为，也该让他有所忌惮。不列塔尼库斯死后，她找可怜的屋大维娅做她的盟友，拉拢共和国贵族的最后一批子孙，还聚敛了大量财富，以便日后赢得更多政治盟友。对于尼禄的顾问来说，最值得警觉的信号或许在于，阿格里皮娜对派来护卫她、亲善她的皇家禁卫军也纡尊降贵、亲切相待。

对此，尼禄可谓反应机敏：不列塔尼库斯死后不久，阿格里皮娜就被迫搬离权力中心，住到了她祖母安东尼娅（Antonia）的近郊别墅。在那里，尼禄下令撤走了护卫她的皇家禁卫军和日耳曼人卫队。这明显是昭告天下，皇太后的圣容被铸刻在钱币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阿格里皮娜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很快便门庭冷落；只有她那个儿子会定期看望她，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做个样子，冷冷地见个面，草草了事，又忙不迭地离开。

往日的朋友作鸟兽散自不用说，而这些年她招惹的一个个对她恨之入骨的宿敌是一个都没有少。尤尼娅·西拉娜（Iunia Silana）就有好几笔账要找她算——她的家族成员曾惨遭阿格里皮娜的迫害，再加上阿格里皮娜还挖苦过她爱上一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男子，这些伤害足以让西拉娜指控阿格里皮娜密谋背叛皇帝。尼禄的姑姑多米提娅，无疑也是阿格里皮娜的死敌。她则负责找准时机，巧进谗言：在深夜，尼禄酒过三巡之后，正是精神涣散、丧失判断力的时候。

这个趁着夜深人静对阿格里皮娜做出的指控可能完全是捏造的，却恰到好处地使尼禄相信了他母亲的危险性：她正计划联手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Rubellius Plautus）推翻皇帝。普劳图斯虽然不是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但毕竟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后人。

在危急时刻，尼禄总是处于惊慌之中，无论他有没有喝酒。听闻指控后他胆战心惊，甚至在没有进一步查明事实之前就想处死母亲和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对于布鲁斯来说，一方面他得到现在的位置要归功于阿格里皮娜；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皇家禁卫军敬重这位“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在没有审判和认罪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对她采取行动。所以，他坚持让阿格里皮娜先接受审讯。尼禄对布鲁斯还是不太放心，以至于第二天布鲁斯口气严厉地开始审讯时，他还在现场安排了塞内卡和几个被释奴。

面对指控，阿格里皮娜以其沉着冷静和惯有的狠辣应付自如——看来，没有一丁点儿证据能表明她的确和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有任何实际的勾结。这场成功的自我辩护的高潮是她获准面见尼禄。阿格里皮娜那或真或假的怒气，通过对一些与她关系密切的元老和骑士的拔擢得以平息。那些指控她的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处死。重要职位的安排满足了阿格里皮娜的心愿，这使她在短时间内显得几乎和以前一样有权势。

在西拉娜对阿格里皮娜的指控以不了了之而尴尬收场之后，尼禄想必成功地把母亲逐渐推向了政治边缘地带——至少与她在尼禄即位头几个月的地位相比，越来越无足轻重。从公元55年起，尼禄就真切地感受到来自母亲的威胁。母子二人的私人会面变得越来越少：每次她来到罗马，他就指使人变着法子状告她，一定要让她在国都待得不得安宁；如果苏维托尼乌斯的一项记述可信的话，那么，即便她退居乡里，尼禄也还是专门派人去母亲的庄园里捣乱。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阿格里皮娜都被排挤在政治舞台的边缘，除了忍气吞声别无选择。尽管如此，尼禄还是在公元59年3月下定决心，要铲除他的母亲。

是什么驱使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这势必让他同时代的人想起神话里的恐怖场景，记起希腊化时代那些堕落的贵族。仅凭现存的记载，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尼禄要在公元59年春天做出这个弑母的决定。

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建议和警告始终不绝于耳，弄得他神经紧张，这一点也早已尽人皆知。事实上，令人意外的是，在阿格里皮娜活着的时候，尼禄还是不敢肆意发展他对艺术的兴趣。直到她死后，尼禄才真正地投入其中。他对母亲的愤懑程度，从苏维托尼乌斯引述的他以想要退隐于罗得岛、远离朝政（就像曾经对奥古斯都不满的提贝里乌斯一样）相“威胁”一事就可以看出。如果苏维托尼乌斯说的话可信，那么早在公元59年春天之前，尼禄就已经被他母亲的威胁性建议和私人干预搞得心神不宁、精疲力竭，以致他曾三次企图毒死她，然而均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格里皮娜对下毒早有防备。

尼禄同时代的人难以用一个具体的理由来解释他弑母的决定。塔西陀的记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用一个女人的影响来解释这次新的也是最后的母子危机，正如他用尼禄对阿珂特的爱来解释公元55年尼禄与母亲的第一次疏远。公元55年对阿珂特的迷恋使尼禄第一次疏远了母亲。公元59年，据说是尼禄的新欢波培娅·萨比娜（Poppaea Sabina）不断地用尖刻的言辞折磨这位统治者，常常嘲笑他对母亲言听计从，直到尼禄最终决定要谋杀自己的母亲。

波培娅比尼禄大6岁左右，不仅充满魅力，而且极具野心。按照通常的标准，只有老练的溜须拍马者才能大言不惭地把她的出身说成是高贵的。她的父亲提图斯·奥利乌斯（Titus Ollius）并非出身于元老阶级，在公元31年去世时不过是一介财务官，追随的是塞雅努斯。波培娅的名字非常罕见地取自她的外祖父盖伊乌斯·波培乌斯·萨比努斯（Gaius Poppaeus Sabinus）。她的这位外祖父曾在公元9年担任过执政官，并且在多瑙河地区担任了多年的行省总督。波培娅的第一任丈夫是克劳狄乌斯在位时的一名皇家禁卫军长官，他们的儿子在公元66年被尼禄杀害。这段婚姻可能没有维持多久。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尼禄的宠臣萨尔维乌斯·奥托（Salvius Otho）。也正是在这段婚期内，她和皇帝勾搭上了。这段三角关系想必一度成为城中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公元58年，尼禄将他的朋友兼情敌打发到遥远的卢西塔尼亚（Lusitanien）行省（今天的葡萄牙）。结果，他在行省总督的职位上做得还不错——这让所有对他在罗马的夜生活了如指掌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2]

阿格里皮娜想必对这个出身并不显贵而婚史丰富的女人言语轻蔑。不过，与被释奴阿珂特不同的是，将这段关系合法化（离婚后）的想法并非完全不现实，而且波培娅的生育能力也已经通过育有一子的事实得到了证明，那么为尼禄诞下一个帝位继承人自然也是大有希望。

阿格里皮娜几乎用尽了各种办法，以阻止儿子发生婚变，这显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只要翻一翻现存的少量关于波培娅个性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阿格里皮娜为何如此急切了。她不仅驻颜有术，知道怎么调配异域秘方来让自己保有年轻靓丽的肌肤，同时，对于精神信仰也兴趣浓厚。有许多证据表明，她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抱有好感：著名的犹太战争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就曾在公元63年作为外交特使与波培娅打过照面，并称赞其为犹太人利益的维护者。

有些元老阶层的历史学家在尼禄面前从来都是俯首帖耳、噤若寒蝉，后来却能报道出种种不利细节，说阿格里皮娜试图通过乱伦关系拴住尼禄。即便按照古代的标准，乱伦也是相当可怕和不堪的行径。那些——回想起来——特别反感尼禄的人，甚至说是他主动这样做的。所有这些对尼禄形象的败坏都只存在后来记述者的幻想之中——恰恰相反，尼禄尽可能地和母亲保持着距离。他们长期回避任何私人接触，以至于谋杀阿格里皮娜前的那次见面竟被世人视作“冰释前嫌”而受到称颂。

尽管就私人关系而言，母子俩早就井水不犯河水了，但尼禄在公元59年春还是下定决心除掉阿格里皮娜。布鲁斯和塞内卡对尼禄的计划一无所知。尼禄先是琢磨着下毒，然而，自从不列塔尼库斯在饭桌上意外身亡之后，阿格里皮娜就已经对此有所防备。尼禄也探查到这个情况，便又想派皇家禁卫军去执行死刑，这对他们来说也早已习以为常。不过，就算不用说，尼禄也一定明白，他未必能在这件事情上确保皇家禁卫军百分之百地忠诚于他。因此，现在只剩下驻扎在米塞努姆（Misenum）的舰队了。舰队指挥官阿尼凯图斯（Anicetus）是尼禄少年时代的老师，同时不知何故，他也是阿格里皮娜的仇人。他向尼禄提议建造一艘船，事先在船舱上做好手脚，让舱顶在恰当的时机塌陷下来，砸死毫无戒心的阿格里皮娜。

在坎帕尼亚（Kampanien），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公元59年3月，尼禄邀请母亲过来，与他一起共庆大五日节（Quinquatrus maiores）

[3]

，以示和解。据说，作为母亲的阿格里皮娜对此感到很高兴。在包利（Bauli）的一栋别墅里，尼禄特地为阿格里皮娜举办了晚宴。与往年不同的是，她被安排在了当晚宴席的主座上。尼禄一直招待母亲到深夜，以便阿尼凯图斯策划好的袭击能在夜幕中悄然进行。夜深人静，阿格里皮娜和两名仆从被护送到为她准备的新船上。

正当阿格里皮娜的宫女阿凯罗尼娅（Acceronia）津津乐道于晚宴的完美，以及尼禄对自己之前不孝的悔悟时，船舱突然间出现了塌陷的信号——一名仆从被砸死了。阿凯罗尼娅和阿格里皮娜蜷缩在残损的船舱里，惊讶地发现不但没有人来救她们，船反而被击沉了。阿凯罗尼娅作为阿格里皮娜忠实的朋友，恰好坐在她的身边，她惊慌失措地发出不安的尖叫声，装作自己是皇帝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此时小心翼翼、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阿凯罗尼娅被误认为是自己而被水手活活弄死。她的肩膀受了点轻伤，并向岸边游去，后来被注意到沉船的几艘小渔船救了起来。

现在，阿格里皮娜完全看清了尼禄的意图，他想在既不用利刃也不用毒药的情况下，不着痕迹地悄悄除掉她。不过，她意识到，不去揭穿才是更明智的做法。她派被释奴阿盖尔姆斯（Agermus）尽快将自己在海难中幸运获救的消息告诉尼禄，并恳请尼禄准许自己好生休养，以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阿格里皮娜在海难中获救的消息传开了。午夜时分，当地人纷纷前来，向获救的阿格里皮娜表示敬意。有趣的是，被边缘化了那么多年之后，阿格里皮娜在民众中竟还能有这样的反响。

这一切都发生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之内。阿格里皮娜获救的消息吓得尼禄大脑一片空白，他又一次慌了神。现在，他是真的害怕母亲了。万一她煽动海军和皇家禁卫军来对付自己，那可如何是好？不过，如果塔西陀对阿格里皮娜那些谨慎思虑没理解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在危急关头，阿格里皮娜想到的不是什么政变，而是她那被水手杀死的有钱朋友的遗嘱。

[4]

就像在其他紧要关头一样，尼禄向布鲁斯和塞内卡寻求对策。在此之前，出于谨慎，他一直都没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无论当时他们讨论了什么，在塔西陀的记述里，这两位顾问一开始都持沉默不语的观望姿态，以便让尼禄意识到眼前事态的严峻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尼禄采取了之后的那种方式去控制局势就不足为奇了。布鲁斯拒绝让皇家禁卫军参与这场迫于形势的对皇太后的诛杀，理由是禁卫军忠于皇室所有成员，他们必然会违抗这个命令。于是，尼禄想到了舰队司令官阿尼凯图斯。好在阿尼凯图斯作为阿格里皮娜的宿敌，早就做好了为皇帝效命的一切准备。尼禄刚做好部署，阿格里皮娜的信使阿盖尔姆斯就来了。这时，尼禄又回过神来，并堂而皇之地把剑扔到阿盖尔姆斯脚下，厚颜无耻地命人以行刺皇帝的罪名把他给抓了。此时，作为顾问的布鲁斯和塞内卡也还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吗？

没过多久，阿尼凯图斯的士兵就抵达了阿格里皮娜的别墅，并赶走了所有围观的人。阿格里皮娜的家仆要么被捕，要么逃走。当阿尼凯图斯终于赶到阿格里皮娜灯光昏暗的卧室时，只剩下一个侍女还陪着她，但现在就连侍女也要逃走了。据说，阿格里皮娜感叹道：“你也要离我而去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格里皮娜确实表现了非同寻常的镇定自若，甚至可谓大家风范。她对士兵说，如果他们是来询问她的状况，那么她已经好多了；如果他们是来杀她的，她则不能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下了弑母的命令。

阿尼凯图斯带了两个随从，并让他们动手、执行命令。他们二话不说，跑上来就是一顿棍棒伺候。据传，阿格里皮娜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那个拔出剑来准备刺死她的军士说的：“来刺我的腹部（ventrem feri）！”——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她是让他刺向那孕育了弑母者的身体。无论怎么想，这都是一个非常可怖的姿态，充满了各种影射。恺撒在死的那一刻还顾忌自己倒下时不要出现什么不体面的裸露。与之相反，阿格里皮娜则有意让自己裸露，这违背了所有的女性行为准则。繁衍子嗣是王朝得以延续的根本，她可能是故意要让这个象征着女性生育能力的部位受到破坏。

死去的阿格里皮娜像当年的不列塔尼库斯那样被草草埋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起初连墓穴的标记都没有——更像是在安葬罪犯。直到后来，她的家仆才敢在墓上放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

天还没亮，阿格里皮娜就死了——距她与尼禄分别还不到六个小时。此时的尼禄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布鲁斯知道该怎么做，他派了一些禁卫军去恭贺尼禄终于脱离了险境。与此同时，朝臣们则在神庙里进行感恩祷告。

尽管如此，尼禄还是难以保持镇定，他也不敢回罗马，而是躲到那不勒斯（Neapel），并从那里向元老院报告了母亲的死讯。凡是听得仔细的人都会注意到，并不是皇帝，而是塞内卡，写了这份自圆其说的辩护词。这封信写得尤为浮泛空洞，单凭其文风就足以流传后世。

塞内卡称阿盖尔姆斯为刺客，说阿格里皮娜在密谋败露后自行做了了断。过去人们对她的种种指控和谴责被悉数提及，并被渲染夸大，与事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塞内卡事先并未参与尼禄的计划，就自身而言，他以这样的方式介入危机、收拾残局也许是想表明，这实在是别无选择，不得已而为之。有些人很高兴，认为尼禄的地位不会再受到他那诡秘莫测的母亲的威胁。就如同先前不列塔尼库斯的死一样，有人认为这么做是有好处的。元老院接二连三地通过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感恩决议和荣誉决议，但尼禄却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他正饱受噩梦的折磨，罪恶感从未离开过他。即使是在后来漫长的希腊之旅中，他也避免参访厄琉息斯（Eleusis）和雅典，而这往往是古人游历希腊时的必去之地。尼禄不去那里，很有可能是出于对复仇女神弗里亚（Furien）

[5]

的畏惧。

[1]
资深元老（拉丁语为consularis）是指元老院中那些至少担任过一次罗马执政官的元老。在罗马共和制时期，他们是元老中的最上层阶级，是在元老院的讨论过程中被首先征询意见的人。

[2]
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第7卷《奥托传》第2章里对奥托做了相关描述：“据说，夜间他习惯于在大街上游游逛逛。遇到体弱者或醉汉，就捉住，放在披风里抛摔。”塔西陀《编年史》第13卷第46章记载，“奥托在私生活方面虽不免随便，但在公事方面却是严于律己的”。（本书译者注中对《罗马十二帝王传》的直接引用均出自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第1版，不作改动，个别人名翻译与本书及其他译著中的译法不同，也一并保留，后不再说明。）

[3]
原文中Quinquatrien指的是古罗马的两个宗教节日，拉丁语Quinquatrus或Quinquatria，原义是指古代罗马历伊都斯日（Idus）后的第五日（拉丁语的“五”是quinque），这也是该节日名字的由来。五日节（Quinquatrien）有每年3月19～23日举行的大五日节（Quinquatrus maiores），以及每年6月13～15日举行的小五日节（Quinquatrus minusculae）。据此，文中所指的节日即“大五日节”。大五日节最初可能是为将来的军事行动祈福而祭献战神玛尔斯（Mars）的节日，后来在帝国时期主要是为了庆祝密涅瓦女神（Minerva）的生日，以及纪念其神庙在阿文提努斯（Aventinus）山上落成。

[4]
塔西陀《编年史》第14卷第6章记载，“她下令寻找阿凯罗尼娅的遗嘱，并把她的财产封存起来，只有这一个行动她不是做作的”。书中对这句话的注解如下：“阿格里披娜要求寻找阿凯罗尼娅的遗嘱，可能是希望通过遗嘱取得她的全部财产。关于阿格里披娜的贪婪，参见本书第12卷，第7章。”

[5]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nyen（希腊语为Erinyes），在罗马神话中的对应者是弗里亚（拉丁语为Furiae）。复仇女神的主要职责是追踪那些杀害血亲尤其是谋杀父母的人。例如第五章后面提到的希腊悲剧中的经典人物俄瑞斯忒斯（Orest）和俄狄浦斯（Ödipus）都因谋杀自己的父母而激怒了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在雅典及其附近地区（厄琉息斯位于雅典西北约30公里处）受到崇拜，每年人们都在这里为其举行祭祀庆典。

第五章 “好一个艺术家”

“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据说尼禄在死前如此哀叹道。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因为符合他去世前最后几年越发强烈的作为一名艺术家（artifex）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作为一名基塔拉琴（Kithara）演奏家。

尼禄热爱登台表演，然而这与罗马统治阶级的社会准则背道而驰。他如此“追求艺术”，曾遭到公元65年那些谋反者的批评，甚至在公元68年下台前不久流传的传单里，他被斥骂为“基塔拉琴手”，但仍然我行我素。尼禄对“艺术”的执念并不讨人喜欢，这对于他形象的损害或许并不亚于他处死那么多或真或假的政敌、谋杀阿格里皮娜以及最终抛弃并残忍地处死屋大维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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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当时的罗马，这两种身份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一个皇帝，需要树立奥古斯都大帝以来众人所期待的英明神武的形象；一个艺术家，按照贵族阶层的标准来说，不过是下九流。

对文学艺术的广泛涉猎和爱好，以及出色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算是罗马精英阶层良好的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尼禄的前任们也无一例外。苏维托尼乌斯在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De vita Caesarum
）里总是提到历代帝王在智识上的爱好。作为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始祖，恺撒就显示了全方位的才能：作为演说家，他的雄辩可与所有同时代的人匹敌；凭借《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
），他完全可以跻身一流作家之列；他还能写诗，不过，他颇有自知之明，从未公开过自己的手稿。

奥古斯都也尝试创作自己的诗歌，但随着后来的自我批判和审视而将手稿付之一炬。他自己发表的作品都是些“政治性”作品，如他的自传，及其在死后发表的《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Res Gestae Divi Augusti
）。他在书写后者时，可谓字斟句酌。在诗歌方面，奥古斯都更愿意扮演赞助人的角色。

提贝里乌斯，这位稳重的继任者，在拉丁语之外，还能用希腊语写诗，而且他像亚历山大城的饱学之士那样卖弄学问，炫耀自己对希腊神话中那些生僻的细节都了如指掌。据了解，卡里古拉没在这方面下过什么功夫，但他也想借着评价维吉尔（Vergil）和李维（Livius）这两位古典学者而附庸风雅一番，但即便是苛刻的塔西陀也不得不提及卡里古拉的演说才能。尼禄的前任克劳狄乌斯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饱学之士。在意外成为卡里古拉的继任者之前的数十年里，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名留青史的历史学家和古文物学者。当上皇帝之后，他能够回溯那些浩瀚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仅有关于罗马史的著作，还有关于伊特鲁里亚人（Etrusker）和迦太基人（Karthager）的历史作品。

然而，在尼禄同时代的人中，他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总是一次次被人提起。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对希腊语的精通和他极其深厚的文学修养。阿拉托斯（Aratos）的《物象》（Phainomena
）是希腊化时代一部包罗万象的天象学诗歌著作，日耳曼尼库斯对之极富水准的翻译留存至今。尼禄在希腊还能追寻一番外祖父的足迹。日耳曼尼库斯甚至在公元19年就去过亚历山大城（Alexandreia），那是后来尼禄从未到达的地方。日耳曼尼库斯对埃及的文物有着强烈的兴趣，以至他不顾提贝里乌斯的明令禁止到那里旅行。

从一开始，尼禄的兴趣爱好就超出了贵族教育传统的常规门类，不仅包括诗歌，还有音乐和雕塑，这些对于一个罗马贵族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学习的技艺。与他的母亲相比，少年尼禄从自己最初的老师贝里卢斯（Beryllus）和阿尼凯图斯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这两位老师日后也从皇帝那儿得到了高官封赏，贝里卢斯负责帝国东部的机要信函往来，阿尼凯图斯则担任米塞努姆舰队的指挥官，并在上文提到的谋杀阿格里皮娜的行动中为皇帝效劳。公元50年，塞内卡被阿格里皮娜指定为尼禄的老师。塞内卡文学上的声誉，意味着他在教育尼禄时所承担的特殊使命，也暗示了母亲对尼禄的期望。塞内卡被要求尽量少教些哲学，这个事实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对塞内卡的攻击，谴责他因此把尼禄培养成了一个暴君。

从尼禄对自己爱好的执着追求来看，他和阿格里皮娜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无声的斗争。一点也不像外界普遍认为的那样，阿格里皮娜完全掌控着她成长中的儿子。在尼禄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狂热而执拗地崇拜着那些著名的战车手。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谈话是被禁止的，尼禄的老师们也被要求遏制他对此的追求。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从他父亲那一脉传下来的不良基因。他那个在公元16年做过执政官的祖父就是一名狂热的战车手，曾因这一与他身份极不相称的癖好而被人议论。此外，在许多史料里，除了说到尼禄对音乐的热情，还总会提及他对绘画和雕塑的喜爱——对于这个年纪以及这个阶层的男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

在尼禄即位之前，母亲显然成功地阻挠了他发展自己的爱好，而在当上皇帝之后，他试图立即夺回在这方面的自主权。除了避免极端尴尬的场面出现，布鲁斯和塞内卡也做不了什么，不过，他们也由此获得了作为顾问在政治决策上的一些自由空间。当时最出名的基塔拉琴歌手特尔普努斯（Terpnus）被召进宫，夜以继日地为皇帝唱歌，并最终向尼禄传授歌唱技艺。另一位时代“巨星”梅内克拉特斯（Menekrates）也应邀入宫。从此，尼禄便不懈努力，训练自己成为一名歌唱家。他训练严格，试图改善自己就专业角度而言并不完美的嗓音。为了开启一段名副其实的舞台生涯，他没有放弃职业艺术家应做的任何努力：为了增强肌肉力量，他在胸口放置铅板；不吃据说不健康的食物；甚至还服用了泻药，以期清理肠胃。这种种努力，都源于他难以抗拒的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渴望，以及享受当之无愧的欢呼和掌声的欲望。

对于以上种种，虽然阿格里皮娜的反对立场始终都为人认可，但自公元55年以来，她的话语权越来越小。她的反对也不难理解，毕竟这些癖好与一个罗马精英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作为一个罗马贵族，就算你爱听职业乐师的表演，时不时还想玩个票，这种对音乐爱好的追求充其量也只能严格限制在私人领域，即便如此都还可能招致批评。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公元65年阴谋名义上的头目，也拥有基塔拉琴弹唱的才能，不过他足够谨慎，顶多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亮一亮嗓。这也说明，尼禄对于艺术活动的热衷，在当时绝非孤例。奥古斯都早就颁布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禁止纨绔子弟登台表演或参加角斗士比赛这类有违身份地位的举动，然而并未完全奏效。不过，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大家族里对政治生涯毫无兴趣的“败家子”身上，人们还能勉强容忍，然而一旦发生在皇帝本人身上，就另当别论了。尼禄这种赤裸裸的登台表演的欲望，已然有损于他在政治精英中的威望，从长远来看，很有可能危及他的地位。尼禄也完全清楚自己破坏了基本的游戏规则，所以后来他说自己作为皇帝理应不受任何约束，也是意有所指。直到阿格里皮娜去世前，尼禄对艺术的爱好都还只是维持在私人消遣的范围内。这些兴趣爱好必定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文献中往往也会顺带提一笔他对绘画和雕塑的爱好，但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可供参考。

尼禄的另一大消遣是战车比赛，这可是一项不无危险的活动。要驾驭好马车，需要大量的训练。后来在希腊，尼禄甚至能够驾驭十马战车。不过，在另一次比赛中，他从马车上摔了下来。在半昏半醒间，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继续赢得比赛，甚至还惦记着如何佩戴优胜者的桂冠。

除了音乐，这位“艺术家”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诗歌创作了。尼禄的诗句符合当时的艺术品位，但可能远胜于前任皇帝们那些零星的警句。有些诗句写得非常出色，光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谣传指责尼禄热衷于剽窃他人的作品。根据塔西陀的记述，公元59年阿格里皮娜死后，尼禄举办宴会，召集有才华但未成名的文人清客。当他们想用新作的诗句在宴会上博得尼禄的关注时，尼禄就会仔细倾听，据说不久后就用到自己的诗作中去了。但其实塞内卡早在公元51年就提到过尼禄的诗歌才华，苏维托尼乌斯则更加坚决地维护了尼禄作为诗人的名誉。这位传记作者在皇室文献里找到了尼禄一些著名诗句的手稿，这些手稿都清楚地表明尼禄在诗歌创作上是独立的。

皇帝张罗着出版自己的诗作和歌谣，并冠以《君主御作》（Liber Dominicus
，字面意思为“大师之书”）的显赫标题。公元69年，维提里乌斯（Vitellius）为了让自己受到宾客的欢迎，还鼓励别人演唱这本书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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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只有极其少量的诗句流传了下来，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一首称颂波培娅秀发的诗歌，以及一首关于特洛伊的叙事诗的残篇。但与这个题材通常的作品不同，作为一家之主的勇猛的赫克托耳（Hektor）并不是主角，反而他的弟弟帕里斯（Paris）被刻画成了英雄。

这位诗人皇帝有着雄心壮志，他计划创作有关罗马历史的诗歌，欲与维吉尔和卢坎（Lucan）一较高下。在正式创作之前，他让众人给他推荐了相关的作品，溜须拍马者立马给他献上了多达四百本的书。这也是个有趣的例证，可见布鲁斯和塞内卡要对付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佞臣。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把阿格里皮娜反对尼禄发展艺术爱好也视作他弑母的一个理由。毕竟母亲一死，尼禄就首次以公开或半公开的身份登台表演基塔拉琴弹唱并参加战车比赛，还为自己寻找名正言顺的理由：《荷马史诗》里以及其他的古代英雄都是战车手；阿波罗是基塔拉琴弹唱艺术的守护神，这门艺术也由此显得高雅。没有阿格里皮娜的撑腰，塞内卡和布鲁斯现在别无他法，只能至少满足他两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他们显然更倾向于战车比赛，因为这项军事化运动更显男子气概。

在台伯河（Tiber）的另一边，有个卡里古拉的私人赛马场，不对公众开放，如今为了供尼禄参加战车比赛，这里又被整修一新。然而没过多久，观众就被允许入场，给这位战车手皇帝送去了雷鸣般的掌声。又没过多久，战车手队伍中还出现了来自元老阶级的上层贵族。令塔西陀诧异的是，他们并非自愿参加，而是被丰厚的赏赐诱惑而来的。

公元59年，尼禄还举办了青年游艺会（Iuvenalia）来纪念自己第一次刮胡须。这种早先只在家族内部庆祝的活动现在变成了一项公共活动，其中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戏剧表演。有身份的男男女女也纷纷登台演出，但节目的水平参差不齐。身份显赫的资深元老登台表演，或是八十岁老妇跳舞时展现了超乎年龄的活力，都会引来嘲讽。到了最后，皇帝终于亲自登台表演。他小心翼翼地给基塔拉琴校了音，并在歌唱老师的指导下，找准了起调的音。随后，安排好的喝彩声响起。从公元59年的青年游艺会开始，一个名叫“奥古斯提亚尼会”（Augustiani）的罗马上层青年团体成立了。他们模仿亚历山大城观众的风格提供各种声效的欢呼与喝彩，以此换来职业生涯的快速晋升。

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0年，尼禄又创办了一场希腊式的赛会，并按照罗马人的惯例，设定为每五年举办一次，该赛会后来被冠以创办者之名“尼禄尼亚”（Neronia）。赛会的音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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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数日，以希腊传统为基础，包括诗歌朗诵和音乐表演。如果说这对于罗马人来说还算稀松平常的话，那么体育部分就一点也不“罗马”了，参赛者全都赤身裸体参加比赛——这让老派的观察者联想到传言中东方的同性恋恶习。

尼禄自己并没有上场比赛，这也许说明他在那时还有点判断力和自制力，心里明白自己作为皇帝在这种场合下抛头露面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尼禄试图援引奥古斯都为纪念阿克提乌姆（Actium）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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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而设立赛会（实际上只在希腊盛行）的遥远先例，来使自己新创立的赛会更加合法。尼禄随即被授予了两个头奖。他受宠若惊地接受了拉丁语诗歌和演说比赛的桂冠，但未接受基塔拉琴弹唱比赛的最佳表演奖，而是命人将这个桂冠放在奥古斯都的雕像脚下，想以此表明奥古斯都的雕像并不会因为歌唱比赛的奖项而蒙羞。皇帝的意图也被心领神会。

流传下来的史料总在强调尼禄那难以抑制的公开亮相的冲动，而人们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个事实：在公元60年的赛会之后，尼禄等了很久，才获得一次完全公开露面的表演机会。直至公元64年，他才像其他职业艺术家一样公开登上舞台，但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不勒斯。可见，对于在罗马公开登台表演的风险，尼禄自己也一清二楚。

尼禄的第一批观众中，有他在平民和军队中的追随者，有来自周边小镇满怀好奇的人，最重要的是还有那不勒斯的热情民众。即便剧院突然间因为轻微的地震而发生晃动，也不能阻止演出的进行。尼禄激动不已，他满怀热忱和信心，台下观众各种各样的欢呼声和掌声更是让他大为振奋。在那不勒斯最后的大彩排本是为接下来去希腊更多地方演出做准备，原本计划的规模相当于公元66年开启的那场希腊之旅。尼禄本已在路上，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决定留在贝内文托（Benevent）。

图5 尼禄装扮成阿波罗神，手持里拉琴（Lyra）阿斯铜币，铸造于公元64年或65年

原定于公元64年将再次举办尼禄尼亚赛会，但那年夏天的熊熊大火使举办赛会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延迟到公元65年举办。许多元老担心尼禄这次要亲自登台演出。第一届尼禄尼亚赛会召开时，元老院通过给他颁发各项桂冠，成功地满足了其愿望。这次尼禄想自己说了算。如果说这真的不仅是出于纯粹的表现欲的话，那么他或许还想向元老院宣示他拥有自主的决定权，并想借此机会在城内罗马平民中获得支持和好感，从而更胜元老院一筹。

尼禄在罗马的首次登台演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众人纷纷表示想欣赏皇帝那“神圣的嗓音”，尼禄回应说，他将在自己的花园里献唱。这时，正在执勤的禁卫军士兵也表达了对民众愿望的支持，而他们的请愿起了关键作用。直到此时，尼禄才授意将自己的名字列入登台献演的艺术家名单；他出场时的阵仗——两位禁卫军长官一同替他搬运乐器，后面跟着其他禁卫军军官以及通常情况下的那一大群随从——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登台的是皇帝本人，而不是随便哪一个艺术家。宣布他登台演出的报幕员是资深元老克路维乌斯·卢弗斯（Cluvius Rufus）。即使在尼禄死后，他也仍然受人尊敬。他是尼禄时期的历史学家，并撰写过一部关于戏剧演员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和作家，克路维乌斯·卢弗斯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或作家，比如塔西陀认为，尼禄的表演糟糕透了，而卢弗斯的看法自然要宽容许多。

尼禄对自己艺术天赋的自豪或许不是完全的盲目自信：他死后，在东方冒出许多“假尼禄”，而且他们的演出总是门庭若市，这些人都必须是相当优秀的音乐家，不然很难取信于人。事实上，尼禄非常努力，掌握了表演各种各样剧目的技巧。苏维托尼乌斯提到了他的拿手角色，其中不仅有像“安提戈涅”（Antigone）这种比较经典的角色，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角色和剧目，如《分娩之痛中的卡娜珂》（Kanake im Geburtswehen
），讲述的是卡娜珂在同自己的兄弟乱伦之后自杀身亡的故事；还有《弑母者俄瑞斯忒斯》（Orest der Muttermörder
）和《自毁双目的俄狄浦斯》（Der geblendete Ödipus
）这样的剧目。对于尼禄这样一个杀害自己母亲的人来说，选择表演这些剧目似乎不太明智。皇帝的这类表演迎合了老百姓的口味，使得罗马市民对他的喜爱有增无减。尼禄或许偶尔想用他的“艺术”与元老院的贵族对抗来获得政治利益。反过来，他的演出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甄别政敌。凡是像特拉塞亚·帕埃图斯（Thrasea Paetus）那样，逃脱了为皇帝那“神圣的嗓音”献祭的人，立刻就会被视为反对者。凡是不去观赏皇帝的演出，或者在聆听的时候流露无聊的神情甚至皱眉，又或者像后来的皇帝韦斯帕芗那样，在演出过程中打了瞌睡，都有被皇帝的各类眼线发现的危险，并将承担一切随之而来的后果。

也有人揣测，尼禄积极举办希腊化的文体活动以及亲自登台演出都是为了教化民众，让那些迄今为止在罗马被忽视的希腊文化元素生根发芽。然而，依循他所选择的这种极其自我的方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尼禄的艺术沦为了镇压政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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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塔西陀《编年史》第14卷第63、64章，尼禄与屋大维娅结婚之后，“一名女奴隶占了女主人的上风，而尼禄和波培娅的结婚竟把屋大维娅完全毁掉了。最后则是最难堪的命运，她受到了控告……她全身被绳索捆绑起来，四肢的血管都被切开；但是她的恐惧却不能使血液顺畅地流出来，继而她就被拖到极热的蒸汽浴室里去被窒息死了。更加可怕的残酷行径是她的头被割了下来，送到罗马去给波培娅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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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7卷《维特里乌斯传》第11章记载：“一个弹唱者受到了欢迎。他［维特里乌斯］当众鼓励他演唱《君主御作》中的某部作品。当弹唱者开始演唱尼禄的歌词时，维特里乌斯第一个为他鼓掌，甚至高兴得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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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罗马竞技赛会中的音乐部分，广义上还包括诗歌和演说。

[4]
阿克提乌姆海战，公元前31年9月2日爆发于希腊西海岸的阿姆夫拉基亚湾（Ambrakischer Golf）附近，是屋大维与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屋大维在玛尔库斯·阿格里帕的帮助下，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法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Kleopatra VII）的联军，从而确保了他在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权。此后，屋大维把埃及降为行省，并划作皇帝的私人领地。后来，成为奥古斯都大帝的屋大维为了庆祝阿克提乌姆海战的胜利，举办各种庆典活动，建立新的城市，扩建阿波罗神庙，大肆宣传该战役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 皇帝与罗马人民

罗马统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关心罗马城内普通民众的福利。在《功业录》里，奥古斯都花费大量篇幅去书写他对城市平民的慷慨和体恤。他对贫困百姓的种种善举并非出于一腔赤子情怀，更多的是为了保证作为权力中心的罗马的安全和秩序。罗马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表明，通过动员不满的群众，可以施加多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奥古斯都把从分发粮食到赠送现金等捐助和馈赠的权力垄断在皇族和一些忠实的追随者手里。如此一来，其他贵族就没什么机会利用城中罗马百姓对粮食供给或其他弊端的不满情绪，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倘若有个体或小团体在公共场合表达不当的意见，皇家禁卫军就会出面维护公共秩序。相比之下，监管剧场或竞技场里大规模的匿名集会则要困难得多，不公开使用武力的话，基本上是管不了的。由于当时已不再有任何共和国式的政治集会，唯有在剧院和竞技场这样的场所可能存在相对自由的意见表达。也只有在这里，皇帝才可能偶然听到公众的意见和想法，而无法立即阻止或自我辩解。故此，剧院里的民意可能成为危急政治形势下的重要信号。因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规范甚至改善粮食供给以满足平民的期待，此外，还要通过举办各种庆典或赛会来堵住这部分民众批评的嘴巴。

罗马平民阶层组成了所谓的“无名的大众”，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赤裸裸的恩惠左右，但并非总是如此。在本就危急的时刻，对公众舆论的错误判断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尼禄时期的一个例子就是，屋大维娅饱受人民爱戴，当传出尼禄与她重归于好的不实消息时，欢欣鼓舞的民众立马自发表达了内心的喜悦之情。另一个例子则是百姓对包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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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声载道，这使得尼禄不得不对这些控诉展开调查。当皇帝与政治精英产生矛盾的时候，博取这部分民众的欢心就变得尤其重要。

除了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求，民众对皇帝还有别的期待。这些期望倘若不能满足，便有可能酿成大祸。老百姓并不喜欢看到上层阶级，包括皇帝本人，明显表现出对个人享乐的拒绝。恺撒去世前最后几个月里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竞技场的包厢里，他仍在批阅公文，而没有观看眼前的血腥比赛。公众对此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恺撒只好顺应民意，放下公文。奥古斯都从这个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竞技场上发生的一切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观赏戏剧表演和竞技比赛成了奥古斯都所有继任者的一个必选项目。在剧院和竞技场里也给皇帝提供了机会，通过其包厢内的座次安排来展现当下的权力格局，或者试探公众对于新的人事安排的反应。

尼禄压根不需要假装对竞技赛会和战车比赛感兴趣，他从来就为这些娱乐活动所吸引，并且远远超过了对于一个年轻贵族来说合适的程度。除此之外，尼禄还热衷于亲自探访这座城市里隐秘的欢愉，并乐在其中。在夜幕的掩饰下，他伪装成奴隶，努力了解关于罗马夜生活的一切。他似乎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皇室成员。起初，他独自一人四处游荡，后来由于卷入过几次危险的斗殴，他开始在便衣禁卫军和角斗士的保护下出行。因此，尼禄可能是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中最通晓罗马这座城市阴暗面的人。想当年，他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为了探察军队士气，就曾经乔装混入他率领的莱茵河军团。然而，并无迹象表明，尼禄穿梭于罗马的街区，是为了更好地体察民生疾苦。

与此相比，尼禄更乐于满足民众对奢华庆典的期待，像奥古斯都举办的那般奢华。为了突出这些“场面”的传统特性，尼禄下令安排骑士与元老分开列席，以凸显骑士阶层的特殊地位。尼禄所举办的那些赛会的铺张程度，并不比克劳狄乌斯时期的那些更耸人听闻。克劳狄乌斯对角斗士的死亡似乎有着虐待狂般的热情，对此欲罢不能。与之相比，尼禄则更少地举办角斗士比赛。或许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有自己的主意——如果说尼禄真有什么推动文化教育的想法，那就是在罗马引入希腊传统的竞技比赛。

尼禄在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娴熟地利用与平民百姓的接触所产生的政治可能性。在阿格里皮娜精心安排的权力斗争中，尼禄在特洛伊游艺会上首次公开亮相，这是贵族青年较量马术的传统竞技赛会。他在比赛中收获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或许完全是民众自发的）向克劳狄乌斯和他的心腹表明，日耳曼尼库斯盛名的光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尼禄成年之时在元老院的亮相就已经说明了他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其帝位继承人的地位也通过给百姓捐赠粮食（congiarium）而得以凸显。公元53年，在尼禄与克劳迪娅·屋大维娅的婚礼之后举办的竞技比赛和斗兽活动，也帮助他进一步赢得了罗马百姓的爱戴。

直到最后，尼禄都一心想获得罗马人民的拥戴，这绝不仅仅因为他渴望得到欢呼声和掌声，他清楚地知道，比起赢得那些苛刻的元老们的支持，他更不能轻易失去公众的爱戴。后来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曾讥讽道，普罗大众就需要“面包和竞技赛会”，有了这两样东西，公共秩序就有了保障。其实都不必等到尤维纳利斯这种批判式的揶揄来点明，奥古斯都早就意识到了大众的需求所在。在共和国衰落的危机年代，国都的粮食供给有时会采取集中化的监管方式，因为原本负责的高级政务官已无法完成任务。奥古斯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避免像庞培（Pompeius）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那样拥有一人独揽的粮食供给（annona）权。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别人谴责他这是过分扩张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一旦管理不善，那么这一切都将归咎于他一人。然而，在他统治的几十年里，几次粮食供应危机最终使其意识到，这个关系着国都安危的核心问题最好还是纳入统治者的职责范围。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任命了首位“粮食供给长官”（praefectus annonae）。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必须密切注意粮船是否定期抵达，一旦无法如期而至，罗马很快就会发生骚乱。例如，克劳狄乌斯曾在一次粮食供应危机期间遭到示威平民的暴力袭击，他的禁卫军护卫好不容易才在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把他救了出来。

因此，与前几任皇帝一样，尼禄毫不含糊地让罗马民众看到他对粮食供给的妥善管理。在危机时刻，他总能慷慨大方地妥善处理，而且他那些影响深远的建造工程中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进一步改善粮食供给。在必要时刻，他总会伸出援手，用他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去平抑价格或迅速弥补运输过程中的损失。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公元62年，尼禄曾巧妙地遏制了恐慌的发生。当时，300艘粮船严重受损，大量变质的粮食必须被销毁。即便如此，粮食价格也并未上涨。毫无疑问，他采取了良好的预防措施，以至于300艘粮船的损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弥补。也有人推测，公元64年他临时取消希腊之行，也是出于对罗马城粮食供应的担忧。

罗马百姓的粮食，特别是20万左右官方免费粮食领取者的粮食，主要是用运粮船从埃及和北非运来的。由于罗马没有自己的港口，船只大多停靠在奥斯提亚（Ostia）。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奥斯提亚港得到了扩建，并与台伯河连通，以方便粮食被进一步运往罗马。公元46年，这些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最终竣工于尼禄统治时期。新落成的港口被印刻在铸币上，意在昭告天下，尼禄是多么尽心尽力地履行他的职责。

公元62年的一场海上风暴表明，仅仅靠扩建港口并不能确保运输航线的安全。因此，尼禄开始着手推进恺撒时期的一项重大工程，以改善国都的粮食供给情况。恺撒曾打算用一条运河连通奥斯提亚南部的泰拉奇纳港（Terracina）与台伯河，而尼禄更进一步：大约自公元64年起，他开始推进连通普台奥利港（Puteoli）与台伯河的运河项目，因为从亚历山大城过来的粮船通常会停靠在普台奥利港。这些工作最迟进行到尼禄倒台之后才被搁置。元老和骑士们抱怨他们在郊外别墅安宁的生活受到喧扰的牢骚，以及对该地区一些葡萄种植园品质下降的埋怨，倒是都没有成为阻碍这个项目进一步落实的因素。正是这些大规模建筑工程的存在（即便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使罗马城的百姓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皇帝并非只想着艺术。

图6 奥斯提亚港，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铸造于公元64～68年

说明：上面是灯塔，左右都是系泊设备，正中的是船只。铸刻文字为Port（us）Ost（iensis）Augusti（奥古斯都·奥斯提亚港）。

直到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周，他依然在各阶层民众中备受拥戴，因为他们特别重视对粮食供给的保障。当时尼禄在希腊得到了“动乱”的消息，而不得不提前返回。这场“动乱”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他怠慢了罗马的平民百姓，而是由于北非的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北非地区的行政长官兼军团指挥官（Legat）克劳狄乌斯·玛凯尔（Clodius Macer）已经为自己打起了算盘。如果说从公元68年春天起，粮食供给就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当时北非的运粮路线开始受阻。塔西陀从来没有把粮食供给问题算作加速尼禄倒台的因素之一。

只有在临近他统治终结的最后几周时间里，尼禄才连罗马人民都不再指望了。每时每刻都能在公共场合听到抗议的声音，比往常的那些欢呼声更加响亮，就连他在罗马城内招募人马的几次尝试都惨遭失败。尼禄可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在临死前，他还想着向罗马人民发表演说以寻求支持。

后来，胜利者伽尔巴以一副不合时宜的老古板姿态入主罗马。没过多久，尼禄慷慨、亲民的形象就在百姓的回忆中不断得到美化。尼禄死后的人气并未止于伽尔巴在位期间，在公元69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统治时期仍然出乎意料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这两个继任者不得不考虑做些什么来调整局面。奥托通过模仿尼禄的服装和发式来表达他对这个死去的前代皇帝的敬意，最终还在自己的头衔里加上尼禄的名字，并将一大笔钱用于筹建“黄金屋”（Domus Aurea）——他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巩固自己在国都的地位。就连曾经陪同尼禄游历过城市夜生活的维提里乌斯也认为，不能完全无视尼禄的拥护者。他在战神广场（Marsfeld）为尼禄举行了一场祭奠仪式。在欢愉的社交场合，他偶尔也会请求别人表演尼禄的歌谣集《君主御制》里的作品。只有到了韦斯帕芗时期，这样的追忆才算终结。同时，人们也很识趣地不去过分夸奖他的儿子提图斯的音乐天赋。

所以，在赢得国都百姓的爱戴上，尼禄的做法是相当成功的。这种人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对于那些前代皇帝来说也是如此。但如果把在剧院里赢得百姓的掌声和欢呼看的比在政治和军事精英中拥有威望重要，就大错特错了。

[1]
罗马帝国在税务管理上推行“包税人”制度。国家将某一种捐税按一定数额包给私人或团体征收，各行省的包税人，换句话说就是罗马的税务代理人，向当地百姓收集缴纳国家的税金，他们把事先协商好的定额税金交给罗马后，剩余的全归自己所有。

第七章 帝国的行省

罗马皇帝既要顾及各行省的福利，又肩负着积极扩张帝国版图的使命——这是每一个罗马人都能从《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里读到的，它被镌刻在王朝开创者陵墓的铜板上以流传千古，这也是奥古斯都对后世继任者们的提点。奥古斯都几乎掌握了所有行省的第一手资料，提贝里乌斯也是如此。卡里古拉至少还打算对不列颠采取军事行动，就连不好战的克劳狄乌斯也在不列颠组织了一场战役，为自己赢得了些许军事上的名气。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他的儿子取名为“不列塔尼库斯”。

与他们不同的是，尼禄在公元66年之前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一方面，他出于私心，为了发展自己的艺术爱好，回避了罗马的所有军事传统；另一方面，他认为，君王不用亲临也能监管行省。此外，在克劳狄乌斯远征英格兰之后，看上去没有任何一个战场是如此的重要或危急，以至于皇帝有必要御驾亲征。直到尼禄统治后期的高加索（Kaukasos）战役计划才表明，即便是尼禄也不会且不能忽视率军征战是罗马君王公共责任的一部分。

罗马的“外交政策”至少在尼禄统治的最初几年里，都还掌握在塞内卡、布鲁斯和其他资深顾问的手中。其间，不但军事问题暂时被边缘化（以期实现所有边界的和平安定），而且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行省的管理问题也未在尼禄的“执政宣言”中提及，毕竟塞内卡和布鲁斯都来自行省。尤其是作为斯多葛派学者的塞内卡，通常被认为可能会特别关心这方面的事务。但没有任何记载显示，他曾致力于这方面的顾问工作。

自奥古斯都以来，各行省的管理总体上比共和国时期要好。像西塞罗（Cicero）控诉过的维勒斯（Verres）这种臭名昭著的大肆榨取民脂民膏之人，已不复存在。当然，行省管理者中总是不乏中饱私囊之徒，但大约到了奥古斯都或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那些贪得无厌之辈就已清醒地意识到，共和国时期的那种过度盘剥是不会被容忍的。

在尼禄统治时期，有一连串营私舞弊的事件威胁着行省百姓的福祉。有的渎职者因皇帝的干预而逃脱了罪责，因为皇帝欠他们人情。或许另一个可以为尼禄开脱的理由是，在许多情况下，元老院自身都不太热衷于给自己阶级的贪赃枉法者治罪。

几乎不会有哪个行省长官会在任期内变穷的。只有极少数元老抱有理想主义情怀，认真对待托付给他们的百姓，并忍受来自同阶层的人对自己恪守原则的讥讽。那些秉公执法且毫不掩饰的人，必然会引人注目。比如后来的皇帝奥托，在卢西塔尼亚行省时忠于职守，完全超乎他那些罗马夜生活玩伴的想象。

驻扎在各行省的军队遍布全国，而并非所有的卫戍部队都在他们的野战军营里。所谓“罗马治世”（Pax Romana），实则是一段武装守卫之下的和平时期。在尼禄统治时期，这种“和平”曾在三个地方受到过威胁：不列颠、亚美尼亚（Armenien）和犹地亚（Iudaea，即犹太地区）。其中，犹太地区的动乱，直到公元68年尼禄倒台也仍未得到解决。

由于恺撒的征战，不列颠地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疆域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恺撒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英格兰南部（Südengland）的入侵，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占领这座岛屿的第一步——就连恺撒本人在向元老院报告时也信心满满地用了这样的表述。到了奥古斯都时期，他只限于对亲罗马的南英格兰国王使用自己娴熟的外交手腕，而提贝里乌斯更关心那些比征服遥远的不列颠更加紧迫的事情。卡里古拉由于一直没有取得军事上的功绩，曾认真考虑过入侵不列颠岛，光是需要横渡并“征服”大海就十分吸引他了，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刚刚行军到海岸边就止步不前了。

就连克劳狄乌斯也需要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实际上，进攻阶段的风险全都留给了奥路斯·普劳提乌斯（Aulus Plautius），而在帝国后来的官方宣传里则把皇帝克劳狄乌斯塑造成了亲自率领军队、面对不列颠的抵抗而竭尽全力指挥作战的统帅形象。只用了短短十六天的时间，克劳狄乌斯就奠定了罗马人最终获胜的战局，终于在公元44年，得以庆祝罗马成功征服不列颠，将其作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可靠的傀儡国王要负责抑制和削弱其他部族独立的呼声。

尼禄时期，将军们的任务是守住已经获得的领土，只在有利机会面前攻占新的土地。狄迪乌斯·伽路斯（Didius Gallus）受命于克劳狄乌斯，他满足于维持现状。尽管这会受到同时代人的嘲笑，但能守住固有领土也已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了。继任的将军昆图斯·维拉尼乌斯（Quintus Veranius）还曾决心拿下威尔士（Wales），但却死得太早。他的继任者盖伊乌斯·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Gaius Suetonius Paulinus）是个野心勃勃的军事家，十分渴望能与东部地区战功赫赫的科尔布罗（Corbulo）相匹敌。公元60年，伊凯尼人（Icener）［生活在今天的诺福克（Norfolk）和沙福克（Suffolk）地区的一个部落］起义的消息阻断了罗马人进军威尔士的步伐。伊凯尼国王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对罗马人的传统风俗和礼节持有比较乐观的判断，他把尼禄立为自己女儿们之外的共同继承人，希望以此保住她们的地位。然而，普拉苏塔古斯的让步换来的却是悲惨的下场。伊凯尼从此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当地的罗马人开始用各种可以想象的手段欺压和蹂躏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孀布狄卡（Boudicca）和他的女儿们。罗马人的这种暴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导致了伊凯尼人及其同盟的揭竿而起。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不过难以得到证实：起义的导火索不仅是基层罗马士兵和军官的胡作非为，还包括罗马投资人对伊凯尼人债务不合时宜的追讨——据说，塞内卡也在其中。可是，一方面，斯多葛派学者并不是不被允许做放贷生意；另一方面，这位哲学家的反对者们虽乐此不疲地对他横加指责，但塔西陀在相关记述中却对此只字未提，这也是反对塞内卡在这些交易中负有罪责的一个佐证。

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叛军是由一名女性领导的——布狄卡，她有着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当罗马军官们目睹这位女王驾驶战车驰骋沙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起在学校里读过的那些古老史诗。卡姆罗杜努姆（Camulodunum）、伦蒂尼翁（Londinium）和维鲁拉米翁（Verulamium）被起义军占领，罗马平民损失惨重。许多罗马商人不得不为他们在那里迅速聚敛的财富而付出代价。公元61年，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得以将布狄卡和她的部队击溃。这位女王的斗争终究还是回天乏术，就像之前的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一样，她为了避免被罗马人在凯旋游行（Triumph）中公开羞辱而服毒自尽。

在随之而来的冬天，罗马军队仍旧没有停歇，而是时刻保持备战状态。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对士兵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帝国东部边境的科尔布罗。行省财务管理官（Procurator）德奇亚努斯·卡图斯（Decianus Catus）由于管理不善而引发了叛乱，接替他的盖伊乌斯·尤利乌斯·阿皮努斯·克拉西奇亚努斯（Gaius Iulius Alpinus Classicianus）熟谙西部地区的情况，是罗马化的上层特雷维里人（Treverer）

[1]

。他写给罗马的报告促使尼禄亲自出面干预。为了回应他对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的不实指控——至少塔西陀是这么写的，公元61年，尼禄派来的不是高级别的元老，而是被释奴波里克利图斯，以解决当地的问题。

尼禄因此遭到非议，说他像克劳狄乌斯那样给了被释奴太多的权力。波里克利图斯想必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尽管他此行可能激怒了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和罗马传统的“拥护最高统治权的”

[2]

元老圈层，但其还是贯彻了皇帝的指示，即军事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并没有立即受到羞辱。直到一年之后，当一个可以接受的时机出现时，他才被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Petronius Turpilianus）取代。佩特罗尼乌斯的任务就是必须确保当地的和平。尼禄尤其可以指望他——公元65年，他因粉碎“皮索阴谋”有功而获得了“凯旋者”（Triumphator）

[3]

荣誉勋章。

围绕亚美尼亚王国的危机持续了多年，从公元53年至64年，它一直是罗马帝国东部政治的焦点。古代文献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对亚美尼亚的基本政策制定上，尼禄有过个人贡献。不过，尼禄对不列颠战区事务的积极干预让人有理由推测，从公元60年起，其在基本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尽管一会儿一个想法。亚美尼亚问题最终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使得尼禄能够在公元65年进行一场宏大的政治表演，向世人展示他那不完全依赖于军事决定而取得的政治成果。

亚美尼亚位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之间，鉴于这个地理位置，它对罗马人和帕提亚人（Parther）关系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奥古斯都并不认为帕提亚人带来了足够大的威胁，所以并未重启恺撒被刺杀前制定好的对帕提亚人的作战计划。虽然罗马公众对征战有所期待，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以外交方式来处理罗马与帕提亚的关系。

亚美尼亚被视作罗马的附属国，但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并非总能成功地指定一个忠于罗马的国王。罗马对亚美尼亚施加影响的诉求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减弱。在克劳狄乌斯的统治即将结束时，也即公元52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权力更迭。亚美尼亚宫廷的一场叛乱导致了帕提亚人的入侵，而当地为数不多的罗马军队也没能抵挡住。

克劳狄乌斯死后不久，罗马就得到消息：亚美尼亚被帕提亚国王沃洛伽西斯（Vologaeses）的兄弟提里达特斯（Tiridates）占领了。由此可见，帕提亚人对亚美尼亚土地的垂涎已然让罗马的传统存在受到威胁，罗马再也不能按兵不动了。罗马皇帝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帝国边境的安全，并维持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公元55年，能征善战的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Gnaeus Domitius Corbulo）受命重新夺回罗马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民众认为，重用这位如此能干的将军是皇帝自信的表现。其实，比起三年后委派波里克利图斯前往不列颠的决定，尼禄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决定。科尔布罗被授予了管辖面积极广的指挥权，他从几个行省抽调了一些兵力，集结在卡帕多奇亚（Kappadokien），为战争做准备。附属国的傀儡国王们也参与了军事计划的制订。

经过长时间的备战，直到公元58年，科尔布罗才发起进攻。他的作战目标并不是铲除提里达特斯，而是以尼禄的名义向他提议：只要承认罗马的宗主国地位，他就能保住王位。帕提亚国王的这位兄弟拒绝了这一提议，而宁可选择逃亡。

罗马方面正在寻找一名合适的接替者，为目前空缺的亚美尼亚王位挑选一名有利于罗马的候选人。尼禄是否参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识被选中的提格拉尼斯（Tigranes）。提格拉尼斯的父亲是早前一位由罗马指定的失败的国王，他本人长期留在罗马做人质，被当作死心塌地地服务于罗马的一枚政治棋子。为了保全他的地位，罗马给他配备了一批精兵强将。与此同时，毗邻的王侯们也被赠予了亚美尼亚边境的一些土地，以争取他们对领地的保护。

然而，提格拉尼斯一到亚美尼亚就犯了错误：他攻打了阿狄亚贝尼（Adiabene）从而侵犯了帕提亚人的利益，因为帕提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领土。令人意外的是，当地的罗马顾问竟然没能阻止提格拉尼斯的这次冒险行动。沃洛伽西斯把他的兄弟、被驱逐的提里达特斯派往前线与提格拉尼斯作战，他自己则在后方的叙利亚示威，以牵制住科尔布罗向亚美尼亚的进军。

沃洛伽西斯的政治原则之一就是尽可能避免与罗马人公然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科尔布罗向他提供这种可能性——既能避免罗马人进军又可保存自己的颜面，他就会接受这一提议，并派外交使节前往罗马，就亚美尼亚的王位问题进行谈判。关于公元62年初在罗马的谈判，我们只知道，特使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回去了。此时，恰是布鲁斯去世的时候。

如果说，科尔布罗在亚美尼亚危机之初就接到了指示，要他保持外交上的谨慎，而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新上任的卡帕多奇亚和加拉提亚（Galatien）地区的行政长官兼军团指挥官凯森尼乌斯·帕埃图斯（Caesennius Paetus）却公开谈论罗马对亚美尼亚直接统治的好处。他如此嚣张的言论激起了帕提亚人的进攻，而他却没能抵挡住。科尔布罗虽派兵解救，但却无济于事。帕埃图斯出人意料地迅速投降，并与帕提亚国王达成协议，让战败的罗马军队撤出亚美尼亚。沃洛伽西斯仍然保持着温和的态度，想再次就罗马承认他的兄弟为亚美尼亚国王进行谈判。

科尔布罗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来夺回亚美尼亚。这种克制的姿态符合自奥古斯都时期以来就开始奉行的东方政策的基本原则。尼禄也不想卷入正面的军事对抗，因为即使是在距离如此遥远的战场上也必须小心谨慎。

公元63年初，沃洛伽西斯的使臣来到罗马谈判，提出如果提里达特斯被认可为法定的国王，他便会归顺于罗马，向罗马寻求庇护。此时，皇帝的顾问们大吃一惊。朝中众人对局势的了解完全基于帕埃图斯粉饰太平的报告。于是，陪同帕提亚使者前来的一名叙利亚军团的百夫长（Centurio）受到询问，他向瞠目结舌的先生们叙述了罗马军队失利并撤离亚美尼亚的真实情况。

尼禄并没有和他的被释奴商讨此事，而是咨询了元老院顾问们的意见。罗马方面知道，沃洛伽西斯希望避免与罗马人发生重大冲突，因此，在战区全面部署兵力，被认为是强调罗马人意愿的绝佳手段。沃洛伽西斯方面，则在外交手段上寻求出路：在难以估量的战争爆发之前，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正如之前所提议的，提里达特斯愿意在尼禄立像前放下他那象征着国王地位的头饰——王冠，并郑重宣布，直到他在罗马从尼禄手中接过王冠之时，他才会再次戴上它。对于身为帕提亚人的提里达特斯来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谦卑姿态。另外，他未来的亚美尼亚臣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统治者依附于罗马的支持。

双方终于在公元63年达成了协议，但提里达特斯随后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启程前往罗马。他先是找了他的兄弟帕提亚国王，准备行程并商讨后续的和谈条件。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留在科尔布罗那里作为人质。尼禄也利用提里达特斯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争取舆论导向——把军事上的胜利作为这场漫长战争的结果传达给罗马民众，这一点很重要。为了庆祝战争的结束，亚努斯（Ianus）神庙的大门将会庄严地关闭，以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广袤疆域的和平。与此同时，也没有人愿意谈论罗马在东方的地位已被削弱的事实。

提里达特斯从亚美尼亚出发，历时九个月，于公元66年夏天抵达意大利。据说，这趟旅程每天要耗费8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这几乎相当于当时一名元老的财富水平。旅行团无论到哪里，当地的权贵们都必须表现他们的慷慨，因此，这次旅行对于提里达特斯经过的行省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随行的有帕提亚贵族，也有罗马人，其中就有科尔布罗的女婿阿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Annius Vinicianus）。根据事先的商议，提里达特斯无须拜访各行省的行政长官，甚至还将享受执政官级别的元老的待遇。这次旅行之所以行进缓慢还有一个原因：作为密特拉神（Mithras）的信奉者，提里达特斯拒绝海上航行

[4]

——越过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是个例外。他一路骑马完成了整个行程，身旁的妻子也是骑在马背上。她没有用通常的面纱来遮掩面容，而是戴着头盔来抵挡侵扰的目光。随后在意大利境内的线路也是由尼禄事先定好的。抵达意大利北部（Oberitalien）之后，提里达特斯坐上备好的双驾马车，但并未直接赶赴罗马，而是接到指示，前往皇帝最喜欢的城市那不勒斯，与尼禄会合。

提里达特斯奉命在那里向罗马霸主致敬，但他有一个条件：即使在尼禄身边的这段时间里，也允许他不取下佩刀，当然刀会被钉在刀鞘里而无法拔出。尼禄和提里达特斯一同从那不勒斯出发前往罗马，途经普台奥利。在那里，皇帝的被释奴、有钱的帕特罗比乌斯（Patrobius）斥巨资组织了角斗士比赛。据记载，其间提里达特斯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弓箭手的高超技能。据说，他一箭射死了两头公牛。那些喜欢激烈场面的观众一定会兴奋不已。

国都广场上最核心的仪式环节已做了最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还在夜里，观众即已经就位，士兵与平民分开就座。拂晓时分，尼禄穿着罗马凯旋英雄的盛装，在元老们和禁卫军的陪同下出现。他在广场演讲台的官椅上一就座，提里达特斯和他的随从们就从禁卫军的两列护卫队中穿行而过，向皇帝致敬，并把他当作密特拉的化身：“主人啊，我是阿尔沙克（Arsakes）的后人，是沃洛伽西斯国王和帕科鲁斯（Pakoros）国王的兄弟，但现在我是你的奴仆。我来到你的面前，是为了像敬拜密特拉一样敬拜你。我会成为你所选定的人，你就是我的福祉和命运。”皇帝威严地回答道：“你做得很好，亲自来到这里，以当面领受我的恩典。你的父亲没有留给你的、你的兄弟们没有交给你并为你守住的，我现在就赐予你。我封你为亚美尼亚的国王，让你和他们都知道，我有权力将王国夺走，也有权力将其送予他人。”［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罗马史》（Historia Romana
）第63卷第5章第3节］

即便是持怀疑态度的记述者也认为，这一幕政治表演是尼禄统治期间的一大辉煌时刻。11次高呼尼禄为“英白拉多”（Im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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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凯旋统帅”，也是安排好的展示项目——借此把亚美尼亚问题的外交和解巧妙地评价为沙场上的胜利。尼禄把外交和解粉饰成军事胜利的最后一步是，他决定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Imperator”，将此作为他与罗马传统紧密相连的最高标志。

提里达特斯带着丰厚的赏赐踏上了归途，为了加快返程的速度，这一次他完全不畏惧海上航行，并宣布把罗马人摧毁的亚美尼亚都城阿尔塔克沙塔（Artaxata）更名为“尼禄尼亚”（Neronia），这让大批的罗马工匠代表团纷纷前来重建这座城市。直到公元72年阿兰人（Alanen）入侵之前，他在亚美尼亚的统治都未受到任何威胁。如此，这个多年来一直饱受威胁的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现在似乎终于得到了保障：与帕提亚人的妥协保证了这个地区的稳定。公元66年夏天，公众对亚美尼亚人宣誓效忠罗马的这场典礼的反应增强了尼禄的信心，让他有把握认为，自己长期离开罗马和意大利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现代观察者看来，这本是对罗马绝非有利的局面，只不过被巧妙加以修饰和利用，而在帝国东部却没有人认为，这实则暗示了尼禄统治的外强中干，即在政治或军事上是有机可乘的。自公元66年举办了这场庆典以来，尼禄在东方享有无可争议的高人气，尤其是在帕提亚人中。尼禄很清楚这一点——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天里，帕提亚人那里甚至在他看来是最后的避难所。

帝国东部边境的另一边，犹太危机正在发酵，而尼禄只经历了这一危机的开端。他任命韦斯帕芗为犹太战场的指挥官，这一决定的后果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当把韦斯帕芗从希腊调往犹地亚时，尼禄选择了一位在军事上有经验的军官，但由于韦斯帕芗只是骑士阶层出身，尼禄不用像惧怕科尔布罗那样忌惮他有更大的政治野心。据说，就在他受命前不久，韦斯帕芗还惹得龙颜不悦，他在尼禄的一次演出过程中没能挺住，打了瞌睡。

公元70年圣殿被毁事件对于后来的犹太人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而这最初在罗马人眼里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威胁。由于希律王（Herodes）后代长期的管理不善，犹太人的土地在公元6年被奥古斯都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由一位骑士阶层出身的行政长官即所谓的行省总督以及少量的辅助部队负责管理。当臭名昭著的庞提乌斯·彼拉图斯（Pontius Pilatus）被调往犹太地区时，他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出现特别的跃升。设立这种级别的行政区（Praefectur）说明了罗马对犹太地区有着怎样的初始判断：撒丁尼亚岛（Sardinien）、科西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sche Halbinsel）的荒蛮地区，在当时也是类似的行政区——这些地区的民政事务处理起来难度大，又没多大意义。即便很快事实就证明，犹太地区的行政管理并非易事，然而罗马方面却在行省总督的人选上没有什么好运。克劳狄乌斯就曾委派来自亚历山大城的提贝里乌斯·尤利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Iulius Alexander），他已经放弃了犹太教信仰，这自然不会让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感到高兴。而公元64年盖西乌斯·弗洛鲁斯（Gessius Florus）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位，并非因为他具备什么特殊的职业能力，而是由于他的妻子与波培娅良好的私人关系。事实上，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职位：他有着希腊血统，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居住在犹太地区的希腊人的支持和偏爱。起义最终的导火索就是，在希腊人与犹太人对凯撒里亚（Caesarea）的影响力之争中，弗洛鲁斯行事贪腐；后来为了抵付欠税，他没收了供奉在圣殿的财宝。公元66年夏初发生了第一波暴力袭击事件——这差不多也是提里达特斯在罗马受到接待之时。不久之后，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祭司决定不再举行受罗马皇帝之托的传统献祭仪式。当犹太人内部为这一决定发生争执，有辅助部队的罗马军人被杀害的时候，战争在所难免。叙利亚的行政长官塞斯提乌斯·伽路斯（Cestius Gallus）未能掌控局势，在公元66年多次惨遭挫败，最终迫使尼禄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迟在公元67年春天，韦斯帕芗在希腊接到委任，他等了多年才得到这个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指挥权。当时，他是尼禄希腊之旅的随行人员，并受到佞臣们的刁难。韦斯帕芗在指挥作战的头几个月里就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犹太战俘被送往科林斯（Korinth），帮忙修建地峡运河。

尼禄从未料想到，这个未来战胜犹太人的胜利者会产生更大的野心。按照当时的观念，韦斯帕芗根本不可能成为权力的争夺者。只有后来的作者才会写到，尼禄由于害怕韦斯帕芗夺权而担惊受怕、噩梦连连——这其实是一种文学上的报复，因为韦斯帕芗在希腊时也曾对尼禄和他的佞臣们心怀畏惧。

[1]
特雷维里人（拉丁语为Treveri）是生活在高卢东北部、莱茵河中游一带的一个凯尔特人部落。根据恺撒的《高卢战记》，特雷维里人素来与罗马有着良好的关系。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特雷维里人的领地被划为比利时高卢行省（Gallia Belgica）的一部分。公元前19年前后，阿格里帕在他的第二个行省总督任职期内，在包括特雷维里人领地的高卢地区贯彻实施了影响深远的行政政策和具有军事战略性的调整管理。从此，特雷维里人越来越罗马化。

[2]
此处原文为“imperialistisch”，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应该与“imperium”一词直接相关。imperium源自拉丁文imperare，意为“统治、命令、指挥”，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及帝国时期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概念。“imperium”指的是高级政务官（Magistrate）所拥有的职权范围。拥有“imperium”的高级官员在其职权管辖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几乎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或者说拥有最高权力。在行省内，波里克利图斯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在军事指挥权上的“imperium”。

[3]
Triumphator（拉丁语为vir triumphalis），意为“凯旋者”或“凯旋英雄”，与罗马神话和半神话的历史有关。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该荣誉头衔通常被授予在军事上获得杰出成就的人。

[4]
塔西陀《编年史》第15卷第24章指出，“提里达特斯所担任的祭司职务方面有一些禁忌”。文中注释做了具体说明：“因为他本身是玛哥斯僧，所以他拒绝渡海。‘因为精通魔法的人照例是不允许向海里吐痰或是用人身不可免的其他任何排泄物玷污海水的’（普利尼：《自然史》，第30卷，第2章，第16节）。”

[5]
拉丁语Imperator和前文的imperium在词源上来自动词“imperare”，意为“统治、命令、指挥”。Imperator作为一个头衔，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一开始被用来指称“具有军事指挥权的高级政务官”，后来在共和国晚期的内战中，渐渐成为授予军事指挥官的一种荣誉头衔。当重大的战争获得胜利之时，战场上的大军会高呼他们的指挥官为Imperator，即“凯旋将军”或“凯旋统帅”，而在凯旋庆典或凯旋游行中通常也会欢呼获胜归来的将领为Imperator。到了帝国时期，这个头衔仅限用于在任的皇帝，尽管它仍然延续了共和国时期的意义被用作胜利将领的头衔，但只能被赠予皇帝（一开始还包括少数皇室成员），哪怕皇帝本人未曾亲自统领过获胜的大军。自尼禄始，Imperator几乎成了罗马皇帝的固定头衔。Imperator是大多数罗曼语系里“皇帝、帝王”一词的词源，法语empereur、英语emperor，皆源于此。由此可见，到后来的帝国时期，“英白拉多”或“凯旋统帅”这个头衔，不同于“凯旋者”（Triumphator）的头衔，更多了一层影射“拥有最高权力的帝王”的政治意味。

第八章 罗马大火

公元63年，尼禄的女儿克劳迪娅·奥古斯塔（Claudia Augusta）出生没几个月就夭折了。自此以后，尼禄变本加厉地挥霍财物和制订冒险计划，以寻找慰藉。公元64年初，在那不勒斯，他在舞台上给了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自由。不像在罗马时那样只在自己的花园里表演，在这里，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抛头露面。那不勒斯是尼禄最喜爱的城市，因为它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与此同时，皇帝也时刻不忘自己地位的安稳。托尔夸图斯·西拉努斯（Torquatus Silanus）由于与奥古斯都有远亲关系而成为尼禄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喜欢赐予家仆们类似皇宫中被释奴的官衔，这种特殊嗜好更是让尼禄眼里容不下他，故而被勒令自杀。

尼禄在那不勒斯的登台演出可以说是为了日后举办更盛大的活动的一次总彩排。如前所述，尼禄正计划前往希腊，但被临时推迟了。他原本计划随后访问东部行省和亚历山大城。埃及方面也已经接到了建造任务，要为这次备受瞩目的高层造访兴建浴场。在那里逗留过的上一名皇室成员是尼禄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他在那里尽享人民的爱戴，这让严厉的提贝里乌斯很是恼火。

[1]

为了安抚百姓对皇帝长期不在国都的忧虑情绪，尼禄向罗马人民颁布了诏书：他不会离开罗马太久，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然而，就连这趟旅程也未能成行。官方的说法是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或者仅仅是因为尼禄意识到国都可能有危险。一封谕旨随即宣布：皇帝将放弃他的个人意愿，以免除人民因为他不在国都而可能引发的担忧。所有的旅行计划若要暂时告一段落，都会以欢庆活动来收尾，这让罗马城的百姓们看到，皇帝是多么乐于照顾那些喜好享乐之人。有些娱乐活动太过放纵，让那些循规蹈矩、品行端正的元老实在难以容忍。他们意识到，尼禄和他的宫廷侍从们将来还是走得越远越好。皇帝与俊俏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举行的那场荒诞奇诡的婚礼，简直让这几日的淫纵狂欢登峰造极。

宫中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一场大火戛然而止。公元64年7月18日晚上，突然发生了大火，烧毁了罗马城的大片区域。国都曾屡屡发生大火，最近一次是在提贝里乌斯时期。由于房屋建筑狭窄，再加上居民的粗心大意，很容易引发这样的大火。奥古斯都率先组建了一支正规的常备消防队（vigiles）

[2]

，但这种预防措施始终不足以真正遏制大火。

大火始于马克西姆斯环形竞技场（Circus Maximus），并蔓延到了附近堆积着易燃物的商铺和住宅区。在疾风的助推之下，火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在奥古斯都设立的十四个城区中，只有四个城区幸免于难，有三个城区被烧得一无所有。这场大火在罗马肆虐了六天，而在大火第一次熄灭之后，又复燃了三天。

奥古斯都通过设立消防队来表明，安防问题也是统治者的职责之一。他本人就曾与妻子莉维娅亲临火灾现场，以激励救火人员——后来，莉维娅甚至仍以奥古斯都遗孀的身份继续亲临现场，这让她的儿子提贝里乌斯惊恐不已。

[3]

克劳狄乌斯有一次曾两天两夜守在一场难以扑灭的大火附近，用金钱和语言来援助和鼓舞人民。

这也是公元64年火灾发生时民众所期待看到的。正是因为这些期待，人们看到，尼禄并未出现，或者至少也是姗姗来迟。大火发生时，他正在距离罗马60公里的安提乌姆（Antium），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立马赶来，而是在他的宫殿“寄旅之屋”（Domus Transitoria）受到火势威胁时才赶到——也许后来的记述者刻意夸大了他的迟到。到达这里后，他积极为那些受到火灾威胁的或已无家可归的百姓提供帮助。他开放了自己的花园，收容亟须庇护的人们；临时应急的住所也很快被搭建起来；从奥斯提亚和其他邻近城市运来了廉价的粮食。

然而，尼禄的姗姗来迟使他身陷舆论的怒火之中。有些刚刚听闻皇帝在那不勒斯登台演出的人，想必是相信尼禄为了实现自己的建筑计划而做得出蓄意纵火这种事情的。一个谣言又催生了另一个谣言，到最后有人非常确信自己看到了纵火犯的黑影，以至于火灾的受难者甚至勾勒出皇帝本人和他的帮凶们——首要的就是令人厌恶的提格里努斯（Tigellinus）——制造了这场灾难的画面。是否真像流言蜚语所说的，尼禄在塔楼或皇宫的屋顶上，以国都的火光为现实的舞台背景，咏唱着特洛伊在大火中陷落的歌谣？难道不像这个痴迷于舞台表演的皇帝做出来的事情吗？

塔西陀没有为这一谣言的真实性做担保。公元65年的“皮索阴谋”当时已在酝酿之中。那名大胆直言的禁卫军军官在被处决前唾骂尼禄为纵火犯，

[4]

他也一定是相信了尼禄咏唱特洛伊陷落的传言。

当人们知道重新燃起的大火的源头可能就在提格里努斯的一个花园里时，公众的怒火几乎难以抑制。人们相信这位禁卫军长官做得出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情，包括为了皇帝的建筑计划而纵火。所有的馈赠、贿赂和誓言都是白费力气，尼禄和他的骑士们对这场毁灭性灾难负有罪责的传言从未消散。

老谋深算的顾问们，也许包括提格里努斯本人，指认了一个犹太人宗教团体，希望能将民众的怒火转移到他们身上。塔西陀是第一个在此次事件中提到基督（Christus）和基督徒（Christen）的异教作者。

然而，不管是关切的援助措施、慷慨的馈赠还是平息神怒的祭祀仪式，都无法平息尼禄本人指使人纵火这种可怕的谣言在外流传。为了终止谣言，尼禄便找到一类人作为挡箭牌，并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因其令人反感的行为而遭到憎恶，他们被民众称为基督徒。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基督，在提贝里乌斯统治期间便被行省总督庞提乌斯·彼拉图斯处死了。这种险恶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仅在其发源地犹地亚，而且在国都罗马又再度流行起来。世界上所有可怕的、可憎的宗教习俗都汇集在罗马，并在这里得到实践和传播。于是，那些公然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首先被抓了起来，然后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一大群人被逮捕。这些人获罪，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了火，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恶。他们的行刑还被安排成博人眼球的游艺活动：他们被披上兽皮，不是被狗撕咬，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在天黑后被点燃以充当火炬。尼禄为这次观赏活动提供了自己的花园，并将其与竞技表演结合在一起。他自己则穿着战车手的服饰，混迹在人群里或者驾驶他的战车。即便他们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一切依然激起了民众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个人的残忍而沦为了牺牲品。（塔西陀《编年史》第15卷第44章）

即便尼禄是在更晚些时候才被基督教作者算作基督徒迫害者的，但也没有充分理由怀疑塔西陀的记述。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当时的基督徒会被视作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派系，他们的行为方式总体上与罗马的犹太人并无多大不同。罗马的犹太人自恺撒以来享有特殊的地位。特权允许他们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即便这意味着他们因此而不得不放弃敬拜罗马皇帝的传统祭祀活动。尼禄也有可能是受到他那些顾问的怂恿而把纵火犯的罪名安在了罗马的犹太人身上。他们由于不参与君主崇拜和日常社会活动而一再遭人责难。按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理解，这种脱离社会传统的行为简直就是“仇视人类”。

此时距犹太起义的爆发仅两年时间。有迹象表明，在宫中的上层显贵中，存在对犹太文化抱有好感的人——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中的一个分支派别、基督的信徒成了替罪羊。在这些年里，罗马的教众通过保罗（Paulus）和彼得（Petrus）的传教布道而日益发展壮大。

尼禄很有技巧地选择了这些牺牲品。上层阶级对基督徒几乎没什么好感，以至于苏维托尼乌斯根据他读到的关于这场罗马大火的记述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皇帝当时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整治了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教派。尼禄可以料想，罗马民众对他们也有类似的反感和厌恶，而他又想借此摆脱民众对他所有的猜忌。令人惊讶的是，塔西陀记述道，民众由于各种残忍的处决方式而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们一方面同情受害者，一方面自然也对尼禄的残忍行径进行批评。罗马人民是被大规模的处决震惊，还是如后人所推测的那样，被包括彼得和保罗在内的受害者的英勇行为感动呢？用在松油里浸泡过的衣袍把将死之人包裹起来从而变成活人火把的残忍主意，似乎是提格里努斯的个人贡献，这也成为后来人们拿来诟病尼禄身边走狗无法无天的一个例证。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作者根本没有提到公元64年基督徒的苦难；直到公元2世纪末，特尔图里昂（Tertullian）才提及这一事件，把尼禄说成是因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才迫害他们的。

被指责在罗马放火的这群人被执行了极其残忍的死刑。但他们遭受如此这般的刑罚，并不是因为皈依了某个新的宗教，而是因为所谓的纵火罪。塔西陀所描述的死刑执行方式，符合对被定罪的纵火犯的刑罚。

尽管有基督徒被严刑拷打后坦白的供词，但仍然有人不愿放弃是尼禄为了从中获益而放火烧了罗马城的这个想法，那么他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历史上的罗马皇帝在火灾后所修建的那些建筑。就此而言，尼禄热衷于大兴土木并没有违背任何王朝传统，而是正好相反。奥古斯都早就在他的《功业录》里夸耀过自己在罗马主持兴建的那些建筑。统治者或他的政治盟友们建造实用性建筑和宏伟庙宇是关怀公共福祉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奥古斯都彻底改变了罗马的城市面貌，并以此为傲。苏维托尼乌斯引述过奥古斯都的原话：他发现的罗马是一座砖坯之城，而他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之城。因此，奥古斯都把进一步美化罗马的义务也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在错误的事务上保持节俭势必被当作消极的例子拿来与王朝的创立者进行对比。哪怕是俭朴节制的提贝里乌斯也毫无疑问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就连卡里古拉主持兴建的一些建筑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克劳狄乌斯还启动了一些重大的建造工程，包括国都的引水渠，以及旨在改善罗马粮食供给的若干大型工程。

建造水道、庙宇和城墙的高昂成本自然有资格获得公众认可，而如果是为了统治者建造纯粹私人的奢华建筑，可能就有些困难了。实际上，共和国最后几十年以来，百姓就已经习惯了贵族们的奢华建筑。没有人会因为统治者的住所与其世界大国的威望相匹配而责怪奥古斯都或他的哪个继任者。达官显贵也追求建筑的奢靡，而且这种风气日益见长。那些出于谨慎而在国都有所克制的人，会在坎帕尼亚建造更加奢侈的住所。通过庞贝（Pompeii）古城那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以及其间描绘住宅景观的大幅壁画，我们便能对当时人们穷奢极欲的审美趣味领略一二。

在火灾发生之前，尼禄就已经建成了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开始兴建的那些实用性建筑。与此同时，他还启动了一些自己的建造项目。在这场罗马大火之前竣工的项目中，有奥斯提亚港，玛凯鲁姆大集市（Macellum Magnum）——一座位于战神广场的圆形竞技场，还有被视为杰作的豪华浴场——就连后来尼禄的那些死对头也对其啧啧称赞。这些以及其他在大火后重新修复的建筑，都出现在了铸币上，以便让公众感知到统治者对自身职责的履行。

公元64年的大火过后，在被其蹂躏过的城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和修葺工作，尼禄还非常审慎地借此机会制定了新的安全法规，以防止类似规模的火灾再次发生。其中有些规定奥古斯都早就颁布过，只不过一直未能贯彻落实。老人埋怨街道宽得令人不舒服，新建筑物的高度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让人比以前更容易晒伤。但实际上，尼禄和他的城市规划顾问为罗马城未来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皇帝提供了船只，免费将大量的建筑瓦砾沿着台伯河运到奥斯提亚。对于需要新建的大量房屋，尼禄本人只是资助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具体说来，他出资建造的是一种新式的建筑外沿，目的是减缓火势蔓延到房屋实体的速度。那些资助私人住宅重建的人获得了十分诱人的好处，其中包括给以前只拥有有限公民权的人以完全的公民权。

尼禄统治的暴力终结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许多建筑项目完全符合传统且对罗马城大有裨益的这一面遭到贬低甚至被掩盖，而只有一个建筑物在后世流传中被重点提及，即用来指摘尼禄好大喜奢的建造癖好的例证——“黄金屋”。这一宫殿建筑群位于罗马市中心，始建于大火之后，直至公元68年都没有完全造完。

尼禄征用了帕拉提努斯山（Palatin）与埃斯奎利努斯山（Esquilin）之间被大火摧毁的这片内城，为其规划了一个占地面积庞大且设计上极具创新意识的建筑群。难怪皇帝的一些反对者会把他的建筑计划与大火本身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计划涉及许多先前作为其他功能性建筑和住宅的用地，而正因为发生了这场大火，才为未来的建筑用地扫清了障碍。

在大火之前，尼禄住在所谓的“寄旅之屋”，它扩建于原来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居住的宫殿的基础之上，并连通了位于埃斯奎利努斯山的皇家花园。这座宫殿可能遵循的是君王殿宇历来的建造法则。“寄旅之屋”已经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尼禄利用建造新宫殿的机会，采纳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并规划了庞大的布局。受托负责这个项目的建筑师是塞弗卢斯（Severus）和凯勒尔（Celer），要是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其名声可能并未如此显赫。他们乐于挑战技术极限，因大胆而奢华的设计风格而声名远扬。

在有关尼禄挥霍奢靡作风的一个段落中，苏维托尼乌斯是这样描述“黄金屋”的：

以下细节足以说明这座宫殿的壮观程度及其装饰之奢华：宫殿的前厅是如此之高大，以至于围绕着足足三排的柱廊且长达三百米。这个建筑群里还有一个人工池塘，就像大海一样，被象征着一座座城市的建筑物所围绕。此外，还装点着农田、葡萄园、草地、森林等，五颜六色地交替出现，里面有各种各样驯养的和野生的动物。宫殿内部全都是镀金的，并装饰以宝石和珍珠母。宴会厅装有象牙雕花的方格天花板，其镶板可以转动，以便把鲜花洒落在客人身上，还设有一个用来喷香的管道系统。主宴会厅是圆形大厅，拱顶如苍穹一般昼夜不停地旋转。浴池里流着海水以及来自阿尔布拉（Albula）的泉水。当为这座华丽的宫殿举行揭幕典礼时，也即尼禄第一次入住和享用之时，不禁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满意足：“现在，我终于开始像人一样生活了！”（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6卷《尼禄传》第31章）

直到尼禄去世，整个建筑群仍未完工。奥托掌了几个月的权，颇为欣赏尼禄的品位，便想继续建造。不过，在他之后，就再也没人愿意建设这座备受争议的宫殿了。维提里乌斯在公元69年成为奥托的继任者，他并不喜欢这座“黄金屋”，他的妻子也很嫌弃它。当公元71年韦斯帕芗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罗马时，“黄金屋”及其整块地皮已被颇有挑衅意味地挪作他用：还有什么比在这里建造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圆形竞技场——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更能真正地把皇家地产转化为公共用地呢？它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池塘，而建造它的尼禄并不喜欢血腥的角斗士比赛。

截止到公元68年，完成的部分“黄金屋”建筑，不是被继任者们拆掉，就是几乎面目全非地被整合到他们自己的建筑物中。公元64年，当建筑工程开始时，尼禄只有27岁。如果他能活得更久一些，如果他的建筑师们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能会作为伟大的建筑资助人之一而被载入罗马史册了。

现在仍能辨认出属于“黄金屋”原始建筑的少量遗迹，据此可以获知参与其中的建筑师和艺术家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其中可以称得上是完全创新的构造有建筑群中央的八角形房间的拱顶，这在罗马建筑中并无前例可考。除了建造技术上的创新，同样不可小觑的还有内部装饰的新颖形式，这些皆出自画家法穆路斯（Famulus）之手。法穆路斯是地道的罗马公民，并深知这一身份的重要意义，他工作时从不穿画家的工作罩衫，而是穿着托袈袍

[5]

。他为建筑墙面设计的图案与色彩之新奇，即便是在庞贝古城最大胆的别墅里也不曾有过。15世纪末，在图拉真晚期浴场下面的地窖或“洞穴”中首次发现了这种类型的湿壁画，并由此诞生了“怪诞画”（Groteske）这一艺术概念。这种室内装饰风格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产生了丰富的灵感。

回过头来看，这种大胆前卫的建筑设计本可以赋予尼禄在罗马的存在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特质，但同时代的人却对此不屑一顾，并视其为皇帝挥霍无度的证明。不过，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引起人们不满的根本不是新宫殿建筑群里异常华丽的建筑装饰——贵金属、象牙和宝石完全是建造豪华别墅的常用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当然有权使用它们。让罗马城几乎各阶层的民众都可能感到恼火的并不是新殿宇的奢华装饰，而是这个建筑群的规模之大实在闻所未闻，其中就包括城市中心在大火之前一直供私人使用的一大片区域。尼禄的宫殿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宫殿了——尽管可以称之为一座巨型宫殿，这个建筑群集皇家宫殿和花园于一体，按照以往的标准，其规格已远远超出了安置在罗马城门内的范围。这个规模也只有后来哈德良（Hadrian）的提布尔（Tibur）离宫方可与之比拟。为了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的想法，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黄金屋”建筑群的占地面积究竟有多大：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也有今天梵蒂冈的国土面积那么大。

图7 “黄金屋”的拱顶大厅

[1]
根据塔西陀《编年史》第2卷第59章：“日耳曼尼库斯到埃及去参观古迹。不过在表面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关心行省的安全。实际上，他也确实用开放国家粮仓的办法压低了粮价，并且执行了不少获得人民群众好感的措施。［……］提贝里乌斯对他的衣着和作风给了温和的批评，但是对于他之未经皇帝的许可便进入了亚历山大，从而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训一事，却作了极为严厉的谴责。原来作为保持专制统治的秘密手法之一，奥古斯都曾禁止任何元老或高级骑士进入埃及，除非是得到了他的许可。他通过这种做法封锁了埃及，以便不使任何一个人［……］企图通过控制这一行省以及海上和陆上的枢纽地点而陷意大利于饥饿之地。”

[2]
公元6年罗马城发生火灾之后，奥古斯都组建了这支队伍作为常备消防队。后来，这支队伍不仅有防火的职责，还负有夜间守备的职责。所以，vigiles发展到后来是一支兼有多重职责的警备队。

[3]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3卷《提比略传》第50章记载：“他为其母利维娅所烦恼，因为她要求与他共治。［……］他常常提醒她不要插手不是妇女应该插手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因为他听说，维斯塔神庙附近失火时，她亲临火场，像她丈夫在世时那样，鼓励人民和士兵努力干。”

[4]
参见本书第九章“反对派”中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Subrius Flavus）被行刑前与尼禄的问答。

[5]
如前所述，托袈袍有着彰显罗马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作用，但穿着托袈袍允许的动作幅度不大，所以穿着托袈袍工作比较费力。

第九章 反对派

尼禄在克劳狄乌斯的宫廷中体会到，即便各种敬意和奉承伴随左右，一个皇帝的地位也终究不是那么安稳。对职位的不满和批评者的个人野心可能勾结在一起，来谋取皇帝的性命。在尼禄刚即位的头几年里，他要提防的并不是元老院的那些道德家。对于这群人，尼禄早就通过塞内卡为其润色过的就职演说赢得了他们的青睐。起初，他可以指望的是元老院对新政权的满意，以及布鲁斯掌管的皇家禁卫军的忠诚。总的来说，尼禄要赢得好感和支持并非难事，毕竟这位新皇帝允诺在各方面都要比克劳狄乌斯做得更好。

更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其他帝位继承人的存在：有些人与王朝创立者的亲缘关系并不比尼禄本人更远。毕竟当时唯一的继承规则表明，帝位候选人必须与奥古斯都有亲缘关系。奥古斯都的家族和联姻政策导致这些年来有不少这样有心或无意的潜在的帝位继承人。

奥古斯都这些最后的血亲，没有一个是活过尼禄的。在公元52年，不列塔尼库斯早早就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折，成了一名碍眼的“前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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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格里皮娜越发强烈的权力欲望也让尼禄备感威胁。撇去不列塔尼库斯和阿格里皮娜不说，奥古斯都的这些后裔之所以被认为对皇帝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奥古斯都的亲缘关系，和尼禄的相比，具有同等的分量和价值。玛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arcus Iunius Silanus）曾担任公元46年的执政官，他秉性沉静，生活无忧，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温和从容，所以才有了卡里古拉给他取的“金绵羊”这个绰号。公元54年，尼禄甫一即位，阿格里皮娜就下令杀死了他。作为最后一位强有力的帝位竞争者，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与奥古斯都的亲缘关系在有些人眼中，与尼禄本人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他不得不在公元60年被流放至位于小亚细亚的庄园，并在公元62年被杀害。公元64年，德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夸图斯（Decimus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也被迫死去，他是公元54年的受害者西拉努斯的兄弟，并且和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外孙。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奥古斯都的男性后裔了。此外，也不存在像尼禄的妻子屋大维娅那样的年轻女子，其地位之尊贵足以点燃一名野心勃勃的贵族男青年的爱意。

禁卫军护卫宣誓效忠的是整个皇室家族。大概只有“皇室”（Domus Augusta）才可能满足禁卫军对犒劳的期望——即使是最心高气傲的元老，倘若试图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会没几天就成为穷光蛋。

所以说，皇帝几乎能被容忍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失去皇家禁卫军对他的忠诚。尼禄在艺术上的胡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公元65年或更晚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扮演戴着镣铐的“狂躁的赫拉克勒斯（Herkules）”，也并未影响禁卫军对他的忠诚。禁卫军军官们并非总是如莽夫般一根筋地对皇帝死心塌地。傲慢自大的卡里古拉曾取笑过一名军官的尖细嗓音，一边讥讽还一边做出下流的手势——这就是日后阴谋的祸端，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面对这位年轻统治者的无理要求，尼禄的禁卫军长官布鲁斯仅有过一次被动的抵制：即便是在皇帝极为胡闹放荡之时，禁卫军也愿意保护他，但不会协助他刺杀阿格里皮娜。这个任务交给了皇家舰队的水手们和他们的被释奴舰长。

当布鲁斯在公元62年去世时，出于安全考虑，尼禄将这个职位分派给了两个人。法埃尼乌斯·卢弗斯（Faenius Rufus），在此之前负责粮食供给，能力出众且为官廉洁，因此他得到这个职位是水到渠成的事；另一位长官奥弗尼乌斯·提格里努斯（Ofonius Tigellinus）是尼禄心中实际的人选，他过去与卡里古拉的妹妹们有过不正当关系，而且连皇帝那些最放肆奢靡的要求他也会竭力支持。

直到1世纪60年代初，尼禄总体上还是有安全感的。虽然至少有一部分禁卫军对尼禄的弑母行为耿耿于怀，但这不足以真正危及他的帝位。直到布鲁斯在公元62年去世，之后塞内卡又主动归隐——这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是令人不安的信号，这一切都给尼禄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得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满足个人的艺术野心。他以艺术家和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简直是一种挑衅，对于一些阶级意识强烈的元老来说，这几乎与他的弑母行径一样可鄙。

尼禄自以为，无论他怎么胡闹，元老阶层大体上还是会听命于他，最多也就是以讽刺诗句——这会受到流放的惩罚——或者在皇家宴会上没什么好脸色为代价。罗马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对皇帝的态度不知不觉发生了转变，最早从公元62年起就能感觉得到，当挖苦皇帝的打油诗在法庭上散布开来的时候，当元老中的道德楷模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在元老院含沙射影地批评皇帝的时候。而当罗马发生大火，再加上许多人认为尼禄在救火过程中行为失当，无疑强化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想谋取皇帝的性命了。

官方宣布将于公元65年举办新一届的尼禄尼亚赛会。赛会前夕，一场真正的推翻尼禄的阴谋正开始酝酿，旨在刺杀尼禄并宣布新任皇帝。在因循守旧的元老眼里，这个赛会是对罗马历来所有传统的嘲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的是，波培娅的再次怀孕让人们备感忧虑——帝位继承人的出生可能会让尼禄更加有恃无恐、肆意妄行。

那些对尼禄的登台亮相越来越愤慨的人，并不想恢复共和制，而是想找个合适的替代者——从出身和个性两方面来考虑谁能够取代尼禄，同时对元老院来说又比较好调教。

盖伊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是共和国贵族的后裔，在卡里古拉在位时被迫流放。在克劳狄乌斯时期，他担任过执政官，并在国都上流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并不是尼禄的顾问之一，也没有表现任何公开的政治野心——取而代之的是，他像他的祖辈们那样，在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做辩护。人们认为他慷慨大方，但不肆意挥霍；即便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也很友好，不摆架子。与尼禄相比，他甚至相貌堂堂，有着贵族男子的理想模样。他的宅府与侍从们的所作所为也告诉人们，在生活中，他绝非禁欲主义者。而且他完全顺应潮流，不拒绝在私人演出中宣传自己作为悲剧演员的那种半吊子的艺术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体现了尼禄时期的时代精神，并以一种连严肃古板的人也能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塔西陀甚至认为，这个名义上的阴谋头目是个失败者，到头来，他终究未能对得起自己祖辈的名声。

按照皮索的性格，这场密谋绝不是他挑的头。塔西陀在记述中强调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密谋起自再也不愿忍受尼禄瞎胡闹的禁卫军军官。这些人的动机被明确地记录并流传下来。在被处决前，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Subrius Flavus）回答了尼禄的问题，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将自己立下的军人誓言抛于脑后：“当你值得人们爱戴的时候，你的士兵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忠于你的。但是，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战车手、一个戏子、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塔西陀《编年史》第15卷第67章）这说明，在那些恪守道德准则的男女眼里，尼禄的胡作非为对他的声誉破坏性极大。其中就包括一名被释女奴埃皮卡莉丝（Epicharis），即使在严刑拷打之下，她也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有一部分密谋者参与其中，是出于非常私人的动机。诗人卢坎，也是塞内卡的侄子，据说是文学上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两位禁卫军长官之一的法埃尼乌斯·卢弗斯，据说只是对他的同僚提格里努斯有所忌惮，因为他更受尼禄的宠信。密谋者的圈子牵扯范围甚广，从女人气的纨绔子弟到声名狼藉的被释奴，这场旨在恢复政治秩序的阴谋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参与者。

关于具体如何行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刺杀尼禄的最佳时机出现在他到那不勒斯湾（Golf von Neapel）的皮索别墅逗留期间。但皮索拒绝了这个方案，表面上看，是因为这将侵犯宾客的权利，而实际上有洞察力的批判者认为，是因为皮索不想在尼禄死后远离罗马，那里才是情势发展的中心。他竟变得野心勃勃起来，担心年轻的路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Lucius Iunius Silanus）可能坐上帝位，因为他在生活中循规蹈矩，这一点对于元老们来说可能很有吸引力——更别提他与奥古斯都还有远亲关系。同时，皮索对当时的执政官维斯提努斯（Vestinus）有所顾忌，据说他甚至是共和制的支持者。

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在4月的谷神节赛会（Ludi Ceriales）期间谋刺尼禄。在那天的竞技比赛期间，尼禄将会离开他那戒备森严的新宫殿建筑群“黄金屋”，去观看赛马。计划的行动方式类似于罗马历3月的伊都斯日（Iden）

[2]

，亦即3月15日刺杀恺撒的行动。以孔武有力著称的拉特拉努斯（Lateranus）会跪在尼禄面前请愿，并顺势将他抓住——禁卫军中其余的刺客便可跑上来把他杀死。皮索会在附近等着法埃尼乌斯·卢弗斯，他会把皮索带到禁卫军军营，让禁卫军拥立他为新的皇帝——与当年布鲁斯把年轻的尼禄带到禁卫军军团面前如出一辙。

致使阴谋败露的是某个参与者的自命不凡和神经衰弱。那天，元老弗拉维乌斯·斯凯维努斯（Flavius Scaevinus）和皮索的心腹纳塔里斯（Natalis）商议了好几个小时。长谈之后，他一回到家里，就带着离情别绪滔滔不绝，这使他的被释奴米利库斯（Milichus）感到很奇怪。他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遗嘱，并令人惊讶地给了所有家仆最后的指令和赏赐。当米利库斯受命重新磨砺主人的匕首时，他起了疑心，并和妻子说起当天的种种异常。他那现实的妻子鼓动他把看到的尽快报告给皇帝，这样才能获得赏金。不久，他就站在尼禄面前，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纳塔里斯和斯凯维努斯都只是嘴上逞强，他们一看到拷问刑具就成了软骨头，争相把密谋者的名字说了出来，或许还包括一些与此毫不相关的人。塞内卡这会儿也卷了进来，这让尼禄特别高兴，不过他多半是无辜的。那些在罗马生而自由的人往往被刑具一吓唬就软了下来，而被释奴埃皮卡莉丝在严刑拷打之下却丝毫没有退缩：再大的折磨和痛苦也无法打垮她，她始终守口如瓶，后来趁人不注意，用自杀结束了进一步的痛苦。

罗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常规队伍中还夹杂着日耳曼护卫，局势的严峻性不言而喻。此时，有一个人却特别卖力地干起活儿来，那就是正直的法埃尼乌斯·卢弗斯，作为最重要的密谋者之一，目前还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在审讯过程中，当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暗示他刺杀一旁的皇帝时，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皮索曾经对自己坐上一国之君的位置寄予相当大的希望，而在这几个小时里，他却像瘫了似的丧失了行动能力——塔西陀在他相当详尽的记述里根本没怎么提他，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亲信们提议他号召军队和罗马人民孤注一掷，但他却无动于衷，宁可待在自己的花园里束手就擒。当看到被派来别墅等他自杀的小分队时，他才意识到召集军队是多么明智的选择：这支队伍里尽是些刚招募的新兵和经验极少的士兵，他们是特意被选出来执行这项任务的。这个男人本有机会接替尼禄。他的遗嘱也被证明是愚蠢的：对尼禄极尽谄媚之词的目的是保护他的妻子萨特里娅·伽拉（Satria Galla），而这个女人还是皮索从她的前夫身边，也即他的朋友那儿勾引来的。

尼禄复仇的受害者中也包括塞内卡。他早已退出了公众生活，并避免做任何可能引起尼禄注意的事情。塞内卡在皮索的计划里哪怕只是有过间接的参与，也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多嘴的密谋者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塞内卡，便引来了尼禄的猜忌：皮索曾让人带话给塞内卡，表示自己非常后悔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对此，尼禄立马派人去询问塞内卡，对这一说法进行核实。当时塞内卡就在国都附近他的一处庄园里。

塞内卡的回答证实了密谋者在审问时所引述的皮索的那段话，但尼禄已无心为他这位年长的老师开脱罪名。怒火中烧的尼禄认定，塞内卡参与了这场阴谋，更何况，提格里努斯和波培娅还在旁边煽风点火。

被派去执行死刑的是禁卫军军官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Gavius Silvanus），他本人也是阴谋的参与者。为了保住性命，他并未拒绝执行这项任务。不过，他还是不忍向塞内卡宣读死刑判决，而是派了一名军士长去塞内卡家。塞内卡毫无惧色，自知死亡是迟早的事。他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给同时代的人和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内卡的死，就像他的著作所宣扬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会去质疑他的生命实践是否符合自己所信奉的学说，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以死践行了自己的学说。特拉塞亚·帕埃图斯是尼禄公元66年的受害者，作为朝臣的他，始终对尼禄颇有微词。在死的时候，他也效仿了塞内卡的做法。塔西陀素来独具慧眼，能明辨所有的诚实和虚伪。他在记述塞内卡之死时，最后提到了他的葬礼。按照遗嘱的指示，葬礼极其简朴——而在写这些指示的时候，他还身处罗马，作为尼禄无可争议的重臣，他还富甲一方，他的权势还如日中天。

后来人们谈论起这场血雨腥风，总会说起当时异常残酷的审讯，许多嫌疑人在双重甚至三重镣铐的重压下几近崩溃。这场阴谋导致至少19名男女丧生，13人被迫流亡。禁卫军得到了丰厚赏赐，以表彰他们实际上已动摇的“忠诚”。在尼禄眼里，有三个人在镇压谋反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并被授予“凯旋勋章”（ornamenta triumphalia）

[3]

，仿佛他们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军事功绩：提格里努斯、科凯伊乌斯·内尔瓦（Cocceius Nerva）和当时的执政官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科凯伊乌斯·内尔瓦从公元96年起做了两年无可挑剔的皇帝，而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直到公元68年，还一直忠于尼禄。

小心翼翼的提格里努斯纵使拥有尼禄的百般信任，也无权独掌整个禁卫军。成为他新同事的是此前担任禁卫军军官的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Nymphidius Sabinus），尼禄确信自己根本无须忌惮和提防他。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享受着自己作为卡里古拉私生子的光环（传闻是他一手炮制的），还竭力强调自己身上与他那所谓的父亲有某种相似的阴沉感。

尼禄出生的月份被提议改名为“尼禄月”（Neroneius），而这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知到来自领导阶层的反对。现在，别人只要流露一丁点儿不苟同于他的迹象就足以受到指控并被拖上法庭。公元66年，最后一个可以想到的帝位竞争者被杀死了。他就是年轻的路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夸图斯（Lucius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也就是公元54年被杀的西拉努斯

[4]

的儿子。也就是说，在奥古斯都的后代子孙里，他的关系比尼禄更远一些。

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还存在一种不那么正面对抗的反对形式。尼禄也开始对这种反对派有所忌惮，并不亚于那些意图谋划暗杀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形式尽管是消极的，但公众完全能感知到它的存在，通常被称为“斯多葛派反对者”。但是，并非每个所谓的“斯多葛派反对者”都能无一例外地算作这个哲学派别的信奉者。对于斯多葛派学者来说，奥古斯都式的井然有序的元首制（Prinzipat）是很容易让他们满意的。况且，斯多葛派学说中也没有任何说法可以被明确地用来反对这个新政体。相反，著名的斯多葛派学者还在希腊化的宫廷中担任过顾问。塞内卡本人就信奉斯多葛派学说，并认为自己的哲学信条与侍奉尼禄的工作长期以来都是相协调的。甚至宣称斯多葛派哲学为国家的“官方”哲学都不为过。

然而，尼禄却是第一个自认为受到斯多葛派哲学威胁的皇帝。更确切地说，那些让他感受到政治压力的人，在批判他时具有斯多葛主义精神。这类政权批评者被斥责为教条主义的斯多葛派——至少他们的反对者是这样指摘他们的。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公元66年，他被判处死刑，并效仿了苏格拉底的死法——这发生在尼禄去希腊前不久。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并不是元老院中上等贵族的代表。他来自意大利北部，算是社会阶层的晋升者，非常自豪于自己的传统原则。他之所以能进入元老院，或许是因为阿格里皮娜，而塞内卡也是他的支持者之一。公元56年，他还担任了三个月的执政官。特拉塞亚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元首制的反对者，只不过是在用尼禄公元54年发表的执政宣言来衡量他。根据这个宣言，他会尊重皇帝与元老院之间传统的职权划分。因此，比起其余那些出身大家族的贵族元老来说，这位社会阶层的跃迁者才更忠诚地承担起了元老的职责。

尼禄也许不觉得这类批评者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威胁，但他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在众元老心中受损的威望。公元63年，特拉塞亚对尼禄的女儿克劳迪娅·奥古斯塔的出生表示祝贺，但尼禄拒绝接受他的祝贺。从此以后，特拉塞亚就几乎很少参加元老院的会议。退出政治生活以示抗议并不算犯法，只不过，特拉塞亚的举动却在国都之外引起了轰动。对于尼禄来说，这是一种无言的责备，不得不让他想起自己违背了公元54年执政宣言中的承诺。特拉塞亚的这种行为称得上是斯多葛主义的地方，充其量只是他坚守着曾经被认为正确的政治方针。

尼禄鼓动特拉塞亚的一个私人仇家在元老院控诉他的这种行为属于大逆罪，并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在他指控特拉塞亚的时候，元老院被军队围了起来。对特拉塞亚的判决是死刑，而他的女婿——同样忠于自己信念的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则被流放。

特拉塞亚并没有在元老院为自己辩护，他选择在家中等待这迟早要来的判决，并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安排了自己生命的终结方式：他生前最后的对话是与一位哲学家探讨灵魂的不朽。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发表任何反对皇帝的言论。特拉塞亚对奉命来传达死刑判决的财务官说的话成了他的政治遗产——劝诫人们要坚守信念（constantia），而没有劝导人们去积极反抗独裁者。元老院里没有人来得及救他，为此，他成了反对独裁者的“烈士”之一。后来，人们把特拉塞亚与恺撒的仇敌加图（Cato）相提并论，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加图的传记。

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尼禄的批评竟出现了相当出人意料的形式。盖伊乌斯·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多年来一直是尼禄的风雅顾问，尼禄那些或好或坏的品味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佩特罗尼乌斯私下是个极其精致的享乐之人，但也是个能干的执政官和行省管理者。公元66年，佩特罗尼乌斯毁于提格里努斯对他的忌恨。当判决变得不可避免，他便戏仿了苏格拉底之死：就在还残存着最后一点虚弱的力气时，他没有讨论最后的哲学问题，而是像往常一样，谈论那些轻松的话题。佩特罗尼乌斯也不像尼禄的其他受害者那样，试图为后人至少挽回些许财产而在遗嘱里极尽谄媚之词，他用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件向皇帝表达了最后的问候，里面详细列举了皇帝喜欢在床上玩的各种疯狂花样。

公元65～66年，尼禄肆意打压各种或真或假的敌人，变得越发随心所欲、冷酷无情。这一方面反映了尼禄强烈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边有尼姆皮迪乌斯和提格里努斯这样的进谗言者。与此同时，尼禄和他的顾问也终于有机会考虑计划了很久的希腊之旅，据说他们还打算在高加索地区发动战役。不管这是不是计划好的，都可以推测出，尼禄离开罗马时已经不存在任何身份显要的批评者。尼禄一心想牢牢抓住自己的最高指挥权，这个念头已经压倒了他对一切重要国务的考量。直到皇家禁卫军铁了心对尼禄弃之不顾时，罗马的形势才又变得严峻起来。

[1]
原文此处为Thronprätendent，指声称或有资格声称自己拥有帝位或王位的人。Prätenden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praetendere，意思是“要求、索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帝位或王位觊觎者”指的是一位前君主或他的后代，但其对帝位或王位的索求权已被（通常更受认可的）竞争者占有或者被废除。其本人不一定真的怀有谋求权位的想法或举动，因此其头衔多以“前皇储”等指代。然而，几位帝位或王位继承人的存在，往往是引发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原因，比如15世纪英国的玫瑰战争等。

[2]
伊都斯日（拉丁语为Idus），在罗马历法里指月中，亦即满月的日子。3月、5月、7月、10月的伊都斯日为当月的15日，在其他月份是13日。罗马历3月的伊都斯日，或称“三月望日”因成为恺撒被刺的日子而臭名昭著。

[3]
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战争中获胜的将军在凯旋游行之后，会被授予一个外在的“凯旋勋章”（ornamenta triumphalia）。然而，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只有皇帝（一开始还有少数皇室成员）才有资格拥有“凯旋统帅”（imperator）的头衔以及举行凯旋游行的权力，这个头衔和凯旋游行越来越政治化，被用来彰显皇权及其合法性。而皇室之外的凯旋将军只会被授予“凯旋勋章”，他们能获得传统的“凯旋英雄”（Triumphator）的服饰和特权，但不能带领军队在罗马举行盛大的凯旋游行。在提贝里乌斯统治后期以及尼禄统治期间，这种“凯旋勋章”的含金量有所降低，除了军事胜利者，他们还把这项荣誉授予了那些告密者或镇压谋反的有功之人。

[4]
公元54年被杀的“金绵羊”玛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与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外孙。

第十章 希腊之行

在尼禄看来，公元66年夏天是开启筹备已久的希腊之旅的最佳时机。公元65年的“皮索阴谋”以失败告终，那个令人头疼的、冥顽不化的特拉塞亚·帕埃图斯也在66年夏末死了，西拉努斯氏族（Silani）最后一个所谓的竞争对手也在同年死了，就连尼禄的妻子波培娅在第一段婚姻里留下的未成年儿子也被除掉了。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东尼娅对于极具野心的政敌来说，是极佳的联姻对象，因此她无论如何都必须得死。

由此可见，暂时不必担心再发生“皮索阴谋”那样的颠覆性事件。在公元66年初的提里达特斯之行后，尼禄积攒了一定的人气。在罗马，人们会记得这场庆祝新东方政策的典礼，也明白皇帝想巩固和加强罗马在世界上的地位。尼禄在东方唾手可得的热情拥戴也会进一步削弱他周围反对派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还存在的话。倘若发生行刺，他仍然可以在禁卫军的护卫下保证人身安全。

公元66年9月，尼禄启程，离开罗马。这绝非仓促的决定，更不是一时冲动。这次希腊之行至少筹划了两年之久。公元67年末的匆忙返程让人很容易忘记，这趟计划好的离开权力中心的旅行持续的时间之久。宫廷的指示一定在公元66年9月之前就已传到东方。奥林匹亚和科林斯都在大兴土木，因为尼禄计划在那儿设立驻希腊总部。亚历山大城为皇帝的来访修建了浴场，而那里的铸币上还刻有皇帝此行目的地的名字，由此可见，尼禄这次旅行在对东方的“公关”方面做得相当细致周全。

尼禄不在罗马的时候，政务交由被释奴赫里乌斯（Helius）和波里克利图斯处理，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从旁协助。尼禄走后留下了一个被吓坏了的元老院，且失去了诸多要员。观察者们还注意到，元老院代表团连尼禄的一个礼节性的告别之吻都没有得到。随他同行的元老们不全是自愿加入的，也不都是人质或马屁精。比如，德高望重的克路维乌斯·卢弗斯就是自愿随行的，他连一丁点儿不忠的嫌疑都没有，主要是为了撰写关于戏剧艺术的书。

皇帝的安全由提格里努斯和皇家禁卫军来确保，鼓掌喝彩则由一个精心挑选的职业捧场团，即所谓的“奥古斯提亚尼会”来负责。尼禄在公元66年初迎娶的新婚妻子斯塔提丽娅·梅萨莉娜（Statilia Messalina）却出人意料地留在了罗马，皇帝的个人“幸福”则不成体统地交由阉人斯波洛斯（Sporus）来负责。据说，斯波洛斯与他心爱的波培娅长得非常像，以致他被交给阴险的卡尔维娅·克里斯皮尼拉（Calvia Crispinilla）细心调教，因为她对宫里各类奇怪癖好了如指掌。

尼禄已提前让希腊人知道，他打算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参加所有重要的竞技赛会。这些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但都不在同一年。来自最高层的愿望改变了往常的节庆赛会日历。如此一来，尼禄就有机会在一年之内参加奥林匹亚（Olympia）、德尔斐（Delphi）、科林斯地峡（Isthmus）和阿尔戈斯（Argos）的奈迈阿（Nemea）举行的竞技赛会。他强烈渴望自己能带着“竞技赛会大满贯”（Periodonikes）的头衔、作为这些伟大竞技赛会的全胜者回家。

横跨海峡后，尼禄抵达科孚岛（Korfu），并首次公开亮相。随后，他大张旗鼓地前往阿克提乌姆，去敬拜奥古斯都推崇的阿波罗神。同时，他想借此彰显自己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这不光是受到他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传承自奥古斯都本人。随后，尼禄在科林斯度过了冬天。

公元67年，尼禄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参与各大竞技赛会。由于尼禄的缘故，不仅像在奥林匹亚那样，节庆赛会的日历有所改变，而且自古以来的规定展演剧目也发生了变化。皇帝想参加什么比赛项目，都能如他所愿，哪怕需要创造条件和机会。因此，在科林斯地峡竞技赛会中，他可以争夺为戏剧演员特设的新奖项。同样，奥林匹亚竞技赛会也宣布了为戏剧演员和基塔拉琴歌手特设的新比赛。皇帝看上去对所有这类比赛都非常重视。他把脖子后面的头发留长，以便拥有适合登台亮相的发式，且在表演过程中忐忑不安，感觉自己是众多角逐者的一员。皇帝的登场令裁判们有些紧张，他们马上意识到该怎么做，不过，尼禄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在备受“意大利”或“西方”冷落的东方，皇帝此番抛头露面深得民心。埃及的行政长官更是顺水推舟，利用铸币上的图像大肆宣传尼禄此行的成功。

这段旅程，乃至王朝的历史，差点就要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画上句号。尼禄此行没有放过亲自驾驭十马战车的机会。对于他来说，仅仅让职业战车手以他的名义驾驭这些马是不够的——提贝里乌斯还是帝位继承人的时候，在奥古斯都的准许下就这么做过，后来日耳曼尼库斯在公元17年的时候，也倾向于选用这种方式。在比赛时，尼禄重重摔了下去，险些丧了性命。尽管遭遇不顺，他还是被判获胜，并在获奖的喜悦中重新振作起来。

据说，尼禄总共获得了1808个奖项，其中有一些可能还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已收入囊中。对于裁判们来说，这种友好的评定毫无疑问是值得的。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情况下很难拿到的罗马公民权，而且能收到一笔可观的赏钱。尼禄为自己在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竞技赛会中夺得桂冠而感到自豪。当后来带着“优胜者”的头衔回到罗马时，他头戴奥林匹亚桂冠，右手高举德尔斐桂冠，虚荣心一度膨胀到十分荒唐的地步：让被释奴赫里乌斯在罗马处死了元老苏尔皮奇乌斯·卡梅里努斯（Sulpicius Camerinus）。因为这位元老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传统附加名“皮提库斯”（Pythicus）

[1]

，而尼禄认为，现在只有作为德尔斐竞技赛会优胜者的自己才有资格拥有这个附加名。

如果说，除了那些心满意足的裁判，还有更多的希腊人指望从皇帝的这次来访中捞到钱财上的好处，那么他们的愿望偶尔也会落空。尼禄不光认真对待这些竞技比赛，而且对于常规的获胜奖励也非常重视。事实上，尼禄从容不迫地照单全收了那些授予他的奖金，而且作为行家的他自然不会放过在巡演途中为皇家收藏添置精美艺术品的机会。

现存文献主要描述的是皇帝抛头露面时的奢华排场。即便尼禄大讲排场，也不能排除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在罗马帝国推广希腊文化。就连最早的那些记述者也注意到，热爱希腊文化的尼禄偏偏没有拜访雅典和斯巴达。也许是科林斯人出于对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地方的嫉妒，用阿谀奉承和盛宴庆典吸引了尼禄，以致到最后，比起那些“伟大的”城市，他只愿为科林斯带来皇帝亲临的荣耀。不过也不难想象，在尼禄对科林斯显而易见的偏爱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区别于“古典”希腊的“罗马”希腊的构想：让希腊真正融入罗马帝国，而不仅仅是帝国的一个行省。

尼禄完全懂得如何在剧院的欢呼声之外持续提升他在希腊的人气。公元67年11月，也就是在他那成功的竞技赛会巡演之后，尼禄精心策划了一出极其浮夸的“解放希腊”的戏码，宣布免除希腊的税负并摆脱罗马的司法管辖。尼禄在科林斯的剧院里向聚集的希腊民众发表了演说，当时他刚刚在奥林匹亚夺得竞技赛会传令官（Herold）

[2]

的头奖。在维奥蒂亚（Boiotien）的一个小城里，一段碑文记录了他的原话。这份演讲词证明了尼禄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说风格。那时，他可能越来越相信自己无比重要且深受神恩庇护，而希腊谄媚者的甜言蜜语、曲意逢迎更强化了他这种自我认知。

“皇帝宣布：为了表达我对最高贵的希腊文化的感恩和崇敬之情，我命令尽可能多的行省居民于11月28日来到科林斯。”

当众人聚集在集会地点时，皇帝说了下面这些话：

“希腊的人民，我要送给你们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你们不曾奢望从一个像我这样至高无上的人这里得到的。这是一份厚礼，一份你们从未向我企盼过的大礼。你们这些居住在亚该亚（Achaia）和迄今为止被称为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的土地上的人们，我赐予你们自由，并免去你们的税负。收下这份馈赠吧，即使在你们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你们也不曾全都拥有过，因为你们不是臣服于他者，就是彼此臣服。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在希腊的鼎盛时期给予这份礼物，这样便会有更多的人享受这份恩惠。因此，我责备时光的流逝减轻了我这份厚礼的分量。但我现在这么做，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善意。我以此感谢你们的诸神，我长期以来都感受到他们在海上和陆地上对我的关怀，也是他们让我有机会赐予你们这样的恩惠。其他统治者也解放过一些城市，而只有尼禄一人解放了整个行省。”［赫尔曼·德绍（Hermann Dessau）编纂的《拉丁铭文集选》（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第8794篇］

“解放希腊”这种陈词滥调，两百年来在争取希腊人的舆论支持的努力中被反复使用，时有成效。希腊人从未想过要放下对过去伟大时代的怀念。正好可以拿来当作例证的是，当时由一位底比斯（Theben）的显贵在维奥蒂亚的这个小城负责写一篇同样浮夸的致辞向高高在上的尼禄表示感谢。而这位底比斯显贵所属氏族的显赫名声毫不逊色于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最伟大的政治家伊巴密浓达（Epameinondas）的氏族名。

于是，亚该亚获得了自由，本来是想尽快以皇帝的名字命名伯罗奔尼撒的——这就是为什么尼禄在提到伯罗奔尼撒的名字时，会使用“迄今为止”这个乍一听令人困惑的限定词。这份自由之礼并未让希腊人享用多久，韦斯帕芗就以当地的动乱为契机，收回了希腊的自由权利。不过，作为一种“热爱希腊”的行为，尼禄解放希腊的这个举动却出人意料地给希腊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尼禄为了他的皇家收藏而对艺术品的大肆掠夺，也因此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后来的希腊作家，如普鲁塔克（Plutarch）和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等人，在写作时还援引了他解放希腊的事例，想借此还尼禄一点公道。

尼禄并未止步于“解放希腊”，其实这本身也没付出多大代价，毕竟亚该亚行省的税收微不足道。尼禄对大胆的水利工程项目很感兴趣，这类项目为意大利提高粮食供给的效率做出了贡献，这点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激励他计划打通科林斯地峡，以福泽希腊。

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涉及希腊的运输和贸易政策，可以免去在伯罗奔尼撒转运的麻烦，被敢于冒险的规划者们反复考虑了几个世纪。德米特里奥思·波里奥尔克特思（Demetrios Poliork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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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提过这个设想，恺撒也下达过这项任务，当时并没有人对这个计划冷嘲热讽，卡里古拉亦想过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尼禄打算以这样的方式为希腊人和贸易往来做点贡献。

这项工程始于公元67年，在希腊“解放”之后。尼禄从卸任的行省财务管理官手中接过金铲，为这个项目破土动工。被安排完成这项工作的并不是具有艺术范儿的希腊人，而是由6000名犹太战俘来负责，他们已被犹太地区的新指挥官韦斯帕芗押解上路。也许连皇家禁卫军也被下令拿起了铲子，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概并不觉得特别荣幸。这条总长约6公里的地峡大约已经被挖了1/5。韦斯帕芗和后来的皇帝们考虑到施工难度后，也不再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直到1897年，地峡才被完全凿穿。

正是以所有这些转移视线的动作为保证，尼禄才有时间来应对自己的安危问题。而且簇拥他的人足够多，同时这些人的荣辱得失与尼禄的生死存亡紧密相关。在罗马，代理长官赫里乌斯通过恐吓性逮捕和处决无辜者来维持治安。元老院可能是尼禄当时仅剩的眼中钉，在地峡的动工仪式上，他只为自己和罗马百姓祈求祝福和恩赐，不再像往常一样提及元老院。

尼禄得到了科尔布罗的女婿维尼奇亚努斯（Vinicianus）密谋的消息，科尔布罗可是多年来在东部地区指挥作战的重要将领，传来的消息促使尼禄用溢美之词把科尔布罗引诱到科林斯。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布罗把皇帝的客套话当真了，还以为自己会得到尊贵的接待，或许他还妄想得到进一步的升迁。当抵达科林斯港，觐见皇帝却被拒之门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走。显然，他也指望不上别人的帮助。对他来说，在正式受到控诉和没收家族财产之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杀了。当时，尼禄更愿意依靠像韦斯帕芗这样的指挥官，他的出身相对较差，想必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更大的政治野心。

奥古斯都家族的皇帝在当时拥有几乎不可撼动的地位。尼禄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掉科尔布罗和莱茵河军团的指挥官斯克里波尼乌斯（Scribonius）兄弟，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兄弟两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人告发到尼禄那儿，他们从莱茵河（Rhein）畔出发，长途跋涉前往科林斯，想到那里为自己辩解。然而，他们的下场无异于科尔布罗。

一系列事件——也许是粮船和军饷的亏空——似乎让罗马的局势变得不太稳定。赫里乌斯陆续发出求救信号，当所有的紧急公函都无济于事时，他便不顾对航行相当不利的天气状况，在隆冬时节亲自上了路。

在希腊，赫里乌斯的到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尼禄正在追逐那些宏大而不现实的计划，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计划不过是个雏形。他本打算在竞技赛会“大满贯”之旅结束之后，投身于军事行动，以赢得他现在仍然缺乏的军事威望。文献记载，他准备在帝国东北边境的高加索或黑海地区发起一场战役。也有史料记载，他计划同时在埃塞俄比亚开战，但尚不清楚这两场军事行动在时间上如何衔接。反正尼禄在亚历山大城的逗留时间已经宣布了。

禁卫军的一支分队已经提前接到命令，前往埃塞俄比亚为行军探路。罗马在公元66年时就已经往埃及增派了2000人，包括日耳曼骑兵在内的辅助部队，也已开拔前往埃及。这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很难判断，但无论如何，尼禄本可以报道一个属于异国他乡的、基本不为人知的战场，一个连亚历山大大帝都不曾踏入的战场。

看上去更为现实的是关于在帝国东北边境计划发动战役的消息。塔西陀明确指出，尼禄曾计划对“阿尔巴尼亚人”（Albaner）发动战争。在历史文献记载中，这个民族被称作“Albani”，据说生活在里海一带，一百多年前庞培就已经对他们发动过战争。有很多证据表明，塔西陀记述中的这个“阿尔巴尼亚人”（Albani），正如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4]

所推测的那样，其实指的是“阿兰人”（Alani），一个生活在现今格鲁吉亚境内、第比利斯以北的民族。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应该是确保黑海北海岸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因为这些地区多年来一直遭受着那些食物匮乏的蛮族部落的侵扰。尼禄想效仿亚历山大大帝

[5]

——他现在才31岁，尽管常年淫逸无度，但据惊讶的观察者们报告，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这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意大利，尼禄还曾让人挖掘出一支新的“高个儿”军团，应征入团的小伙儿身高必须达到1.8米左右，这样的身高对于军团士兵来说是不寻常的。

图8 尼禄晚期肖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库存编号321

真正考验尼禄的军事能力的事情在这些战役中并没有发生——不然，他很快就会因为失去作战经验丰富的科尔布罗而感到痛心疾首。赫里乌斯关于罗马局势的报告让尼禄别无选择，他只能放弃远行，返回罗马。公元67年12月或稍晚一些，他再次踏上意大利国土。

尼禄精心策划了一场“夺魁归来”的好戏，也没人注意到他的返程比预定的时间要早。显然尼禄一点儿也不着急。尽管赫里乌斯向他报告了罗马的灾祸，但这位竞技赛会“大满贯”得主并未立即赶往罗马，而是在那不勒斯这个他进行首次艺术演出的城市举办了庆祝活动。他按照旧时竞技赛会优胜者的惯例，坐在白马拉着的战车上，经由一条切入城墙的通道驶入城中。他以如此拖泥带水、花里胡哨的方式进入安提乌姆、阿尔巴（Alba），最后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罗马——显然没有因为赫里乌斯报告的骚乱而受到影响。为了凸显自己“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尼禄乘着奥古斯都坐过的凯旋战车进入罗马，并把自己装扮成从缪斯国度归来的英雄。他倒是穿着一件真正的军事凯旋服，就是装饰有些浮夸，令人难以辨识。但游行展示的牌板上并不像古代那样，写着被征服的民族和城市的名字，而是写着他在艺术比赛中打败的人的名字，以及他表演的剧目清单。不仅元老和骑士们有义务跟在他后面，希腊之行的那群职业捧场雇佣兵也跟在凯旋战车后面，而通常跟在后面的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士兵。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引述了那些为了讨好这位优胜者的赞颂词：

万岁，奥林匹亚赛会优胜者万岁，皮提亚赛会优胜者万岁！奥古斯都！奥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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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赫拉克勒斯——尼禄万岁！我们的阿波罗——尼禄万岁！伟大竞技赛会的唯一大满贯得主！史无前例的第一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神圣的嗓音！能听到的人有福啦！（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第63卷第20章）

通常凯旋游行的终点是卡皮托利努斯山（Capitol）上的朱庇特（Jupiter）神庙，尼禄则另辟蹊径，前往帕拉提努斯山上的阿波罗神庙，向他的保护神表示感谢。这一切都与在南部和东北部的作战计划形成了奇特的反差，这些作战计划在当时一定是经过讨论的。到了晚上，尼禄命人把那些展示他艺术实践的奖杯和雕像摆放到他的寝宫。在“凯旋游行”之后，还举办了一系列庆祝和演出活动。据说，皇帝为了让他在希腊的优胜获得更高的可信度，偶尔也会主动败下阵来。尼禄在罗马并没有待多久，尤其是在这样的颂扬之后，他显然不再对动乱有所忌惮。在这些庆祝活动后不久，他就回到那不勒斯，提升和修炼他的艺术技能去了。

[1]
Pythicus，在词源上与Pythia同源，与神话传说中阿波罗神刺死德尔斐的巨龙皮同（Python）的故事有关。为了致敬阿波罗，德尔斐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竞技赛会又被称为皮提亚竞技赛会（Pythien）。

[2]
传令官，大型赛会中口头宣布优胜者名字的人，需要声音洪亮，是通过竞争选出来的。

[3]
又称“德米特里一世”，是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王国的著名军事统帅。

[4]
特奥多尔·蒙森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学者、历史学家。其关于罗马史的研究著作对于当代的罗马史研究有着奠基性作用，影响深远。

[5]
亚历山大大帝20岁即位，去世时33岁，年纪轻轻就已东征西战、军功赫赫。

[6]
奥古斯都（Augustus），在拉丁语中意为“崇高的、庄严的”。公元前27年1月27日，这个荣誉称号首次被赐予元首制的开创者屋大维，屋大维又在遗嘱里将其传给提贝里乌斯。后来，“奥古斯都”这个头衔就和“恺撒”（Caesar）一样，成为罗马皇帝官方名字中的固定头衔。

第十一章 王朝的终结

公元68年，尼禄就已经做到，让在世的人里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奥古斯都的血统。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种种事件之后，现在已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障碍了。如果说他因此而感到安全，那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塔西陀对尼禄统治末期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强调，尼禄的垮台与其说是政敌所致，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当西部起义的第一批报告传给在那不勒斯的尼禄时，据说正是他弑母的日子，也就是3月20日或21日。罗马人喜欢关注这种巧合。那些以为尼禄会惊慌失措的人被事实证明自己想错了。对此，他若无其事，显然没有受到惊扰，以至于有人认为，尼禄可能想借此契机，比以往更放肆地掠夺西部行省的财富。他饶有兴致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时而还充当一下专业裁判员和教练员。不断有高卢地区（Gallien）的新消息传来，送信的使者都能感受到尼禄的愤怒。如果说，尼禄长达八天没有回复来自西部地区的紧急公函可信的话，那么很显然他生活在一种错觉里，以为过去几个月在东方受欢迎的程度已经使他的地位无可撼动。

尼禄的“艺术实践”呈现了越来越匪夷所思的形式。在统治的最后几周里，他最关切的问题是，为了将来的演出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为此，有些重要讲话，甚至向禁卫军发表演说或传达命令都交由他人代为处理。当亲自发言实在无法避免时，声乐老师就会站在他身边，以防他用嗓过度。

科尔布罗在前一年还没有抵抗就向命运投降了。当关于卢格敦高卢（Gallia Lugdunensis）地区的行省总督盖伊乌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Gaius Iulius Vindex）叛变的第一批报告传来时，尼禄首先把暴动视作惩罚性掠夺的绝佳契机，这几乎是可以理解的。文德克斯并不是罗马的贵族阶级，而是阿基坦地区（Aquitanien）凯尔特贵族的后裔。他发动叛变，是为了反抗尼禄利用苛捐杂税对高卢人进行盘剥。而之所以能以起义的名义聚集起大量的追随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罗马元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出身于阿基坦地区的旧统治阶级。如果说，后来的记述者偶尔把他说成是反抗罗马统治的凯尔特“民族主义者”，那么这肯定与他在铸币上呼吁把整个罗马世界从独裁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主张是不相符的。但是，文德克斯这个人还不足以让莱茵河军团的指挥官们奋不顾身地参与造反——尽管到目前为止，尼禄都对叛乱之事放任不管。大多数得到这一消息的人，都殷勤地向罗马报告了此事。

西班牙的行省总督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是一位73岁的老人，拥有共和国时期的贵族血统。有些人事后会说，他把自己的野心掩藏得很好：在公元41年拒绝了阿格里皮娜的联姻意向；从公元60年起，就在西班牙的一个行省塔拉科（Hispania Tarraconensis）当上了行省总督，且为官清廉。他为了尽可能活得久些，总是小心行事；出行时，总会随行带着一车金币，以备不时之需。在公元68年的行省总督们中，鉴于伽尔巴的出身，他是唯一一个真正让尼禄不得不有所忌惮的人。即使他与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受到过奥古斯都的妻子莉维娅的提携。他显然是为数不多的没有立即将西部动乱的消息报告给尼禄的人之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尼禄在3月或稍晚一些的时候下令杀死伽尔巴。

文德克斯不仅像对其他行省总督一样，向伽尔巴寻求过支持，而且由于他无可争议的名声，还想请他当起义领袖，以取代尼禄。伽尔巴在经历过一次企图夺取他性命的暗杀行动之后，才意识到尼禄已经想除掉他了，所以才同意这样做。西部地区另外两名官员——卢西塔尼亚的行省总督奥托和巴埃提卡（Hispania Baetica）的行省财务官奥路斯·凯奇纳·阿列安努斯（Aulus Caecina Alienus）——的支持使他变得更加积极，不过他还是有所保留。公元68年4月2日那次针对尼禄的反对声明仍旧执行得小心翼翼。在新迦太基市（Neukarthago）的集市上摆满了尼禄的受害者的画像。旁边还有一个被迫流放到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n）的年轻人，他哀叹着糟糕的现状，显然主要是依靠图像的无声语言来完成控诉。安排好的“英白拉多”的欢呼声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即便如此，伽尔巴也不愿意接受尼禄的继任者这个身份，他更愿意被称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长官”。但与此同时的招兵买马，也让人明白，他是认真的。

八年来，伽尔巴对任何可能引起尼禄疑心的事情都避之不及。当公元68年5月上日耳曼（Obergermanien）行省总督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Verginius Rufus）在贝桑松［Besançon，拉丁名为维松提奥（Nesontio）］击败文德克斯军队的消息传来时，伽尔巴便一蹶不振。这场战役的一手历史记录不详。维尔吉尼乌斯可能并不是于尼禄的拥趸，只不过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背叛尼禄。有许多迹象表明，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当时还是忠诚于尼禄的。后来，当他在弗拉维（Flavier）王朝享有极高的声望之时，他出人意料地长期忠于尼禄的这件事儿，却仁慈地不再被人提起。

不过，在维松提奥发生的上日耳曼军团与文德克斯那支以凯尔特人为主的部队之间的战斗，也不一定基于维尔吉尼乌斯明确下达的作战指令，而可能是由于文德克斯的部队缺乏组织纪律性并渴望战利品，他们想展示自己比维尔吉尼乌斯率领的那支仍旧忠诚的部队更胜一筹的优越感。如果维尔吉尼乌斯与文德克斯确实商议过联手对付尼禄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指望不上自己的部队。对于军团来说，比起他们的统领与高高在上的尼禄的战斗，战利品才是更重要的。

正当文德克斯战败后企图自尽时，维尔吉尼乌斯理智地拒绝了别人向他提议的“英白拉多”的头衔。可想而知，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骑士出身的行省总督，成为最高权力候选人是不合适的。

伽尔巴因维松提奥战役的失利而深感绝望，可见他认为尼禄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意大利北部由两名资深元老卢比里乌斯·伽路斯（Rubrius Gallus）和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镇守，他们在“皮索阴谋”中已经被证明是绝对可靠的。更多来自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的部队已经接到了行军指令，而且他们没有叛变。

但凡尼禄有点勇气，比如立即前往意大利北部与部队会合并主动出击，那么可能一切就不一样了。但尼禄并未抓住机会，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失败了，正如每当他陷入困境而身边没有像布鲁斯或塞内卡那样的谋士能臣一样。

尼禄在那不勒斯收到了文德克斯叛变的消息。整整一星期，他都试图对叛乱之事秘而不宣。不过，文德克斯知道如何在意大利和罗马的公众中制造影响。从西部地区传来了言辞犀利的传单，令尼禄的虚荣心备受打击：文德克斯，像那些元老院的批评家一样，称皇帝是个蹩脚的基塔拉琴手，并像之前的不列塔尼库斯一样，用他的原名“阿赫诺巴尔布斯”来称呼尼禄。

[1]

嘲讽尼禄的艺术造诣，比任何会动摇他统治的军事威胁对他的打击都要大。在过去几个月内，尼禄一直拒绝与元老院进行严肃的会晤，而现在他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写信给元老院，要求他们对侮辱皇帝的文德克斯治罪。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身边人求证，文德克斯如此抹黑他的艺术天分，完全是毫无依据的胡说八道。

在关键的这几周里，尼禄越来越惶恐不安。这位31岁的皇帝茫然无措，在意志消沉与心存妄想之间来回摇摆。每当有什么好消息不期而至时，他勉强还能凑出一些讥讽起义领袖的诗句，并伴以猥琐的手势。当时已经没人愿意给他提供中肯的建议了，史书也只是提了一笔，在这危难时刻，只有他的乳母安慰过他，最后也是她们埋葬了尼禄。作为两位禁卫军长官之一的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在这几周里及时地背叛了尼禄。过去几年里尼禄的恶棍走狗提格里努斯由于生病不在他身边，而精力充沛的波培娅也已经死了。就连皇帝在绝望中转而求助的伊特鲁里亚（Etrurien）内脏占卜之术，也没能提供安抚人心的消息。

朝中凡是看过文德克斯传单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在这场危机中，皇帝确实表现的像个一无是处的基塔拉琴手，而不像一名当之无愧的最高权位者。那些位高权重且保持忠诚的元老们会被召集起来出谋划策，但在短暂的讨论之后，他们不得不开始听皇帝讲解一台新式水力管风琴的用法。大概就在这几天，尼禄公开发誓：在战胜敌人之后，他不仅要像以往一样以基塔拉琴手的身份登台演出，而且要表演水力管风琴、长笛和风笛，最后还要登台献舞——在公开场合跳舞和表演哑剧，这是两个在社会上最被人瞧不上的艺术门类。最起码从他流传下来的那句名言

[2]

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他至少还能以艺术为生。

也许就连这样的言论也不过是为了展现他并不把文德克斯的叛乱放在眼里。但伽尔巴叛变的消息，最迟在4月中旬就传到了罗马，这就表明，局势确实已经失去了控制。伽尔巴是个像模像样的竞争对手，尽管他年事已高，或者正是因为他年高德劭。在多年前，尼禄为了自己与波培娅的爱情不再受到干扰而把他的老朋友奥托派往了卢西塔尼亚。此时，奥托已经盼望着自己能被这位准备接替尼禄且膝下无子的老先生过继为子了。

最后几周的消息让人应接不暇，其可信度也大大降低。意大利北部还存在一些忠于尼禄的部队，而更多的部队正行军前往那里。据说，尼禄最后还是决定出征、迎击叛军，但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的记述读起来更像是想象的产物。难道尼禄真的只关心他的音乐设备、宫中女眷的出行方式和亚马孙族女战士军团的天然装束吗？

看上去更现实的消息似乎是，在最后的这几天里，就连罗马城都下令征兵了。在过去，这无一例外地说明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显然，当时的形势已经糟糕透了，以至于没有一个应征的新兵是合格的。于是，达到一定标准的奴隶也都进行了服役体格检查，说明灾祸已迫在眉睫。以下这条消息大概也是真实的，那就是尼禄下令征收一项税款，并规定用金币和银币缴纳税金，还附加了只许用新铸钱币缴纳的额外要求。旧钱币和新钱币的价值基本上是一样的——难道这位艺术家只想看到“漂亮的”钱币？

越来越多的人弃皇帝而去。从他身边两位禁卫军长官的行为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当时是多么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关于奥弗尼乌斯·提格里努斯的消息流传下来，据推测，他可能是生病了。而对于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几周里只想着自己的前途。他近距离地观察了尼禄糟糕的领导力，并见风使舵地采取了行动。公元41年，克劳狄乌斯先是被禁卫军拥为皇帝，而后才得到元老院的认可。这就说明，娴熟地使用皇家禁卫军的力量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尼禄在位的最后几周里，还在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表演节目做准备：将以驯兽师的形象出场，扮演赫拉克勒斯的角色。早就备好了一只被驯服的动物，它不会对皇帝企图掐死它做出抵抗。而尼禄真正的对手的表现却不一样。文德克斯自杀和维尔吉尼乌斯克制谨慎的消息，可能从来没有传到尼禄的耳朵里，因为公元68年6月初的时候，他就不指望能保住帝位了。6月9日，元老院宣布伽尔巴为皇帝，并判处尼禄死刑。

当时罗马的军事大权掌握在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的手里。他就皇家禁卫军的忠诚问题与元老院进行了谈判，同时声明自己的同僚提格里努斯是过去几年来尼禄放肆行为的罪魁祸首，并将一些特别可恨的宫廷被释奴绳之以法。尼姆皮迪乌斯本人可能还没有完全相信伽尔巴已成功即位，因为在6月的那些日子里，他还在暗示自己是卡里古拉的私生子。

就在尼禄徒劳地请求军队护送他逃跑的那天晚上，尼姆皮迪乌斯在禁卫军军营里宣布了所谓的皇帝逃跑计划。元老们在禁卫军长官的陪同下出现，这让那些即便是最犹豫不决的军官都明白了，皇帝现在大势已去。对有些士兵来说，如果过去几周里尼禄的彻底失败还不足以让他们忘却对皇帝以及皇室家族效忠的誓言的话，那么尼姆皮迪乌斯以新皇帝伽尔巴的名义允诺的巨额赏金——十倍的军饷（尼禄即位时才给了一半），便会让改换门庭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容忍。

苏维托尼乌斯对尼禄最后时刻的记述可谓详尽至极，但却无法一一得到核实。然而，这位极其谨慎的传记作者，似乎对自己掌握的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丝毫没有怀疑。

就在尼姆皮迪乌斯进入禁卫军军营以及部队叛变的新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尼禄终于决定逃跑。也许他想过向伽尔巴求饶，又或许他想过逃到帕提亚人那里去。宫中的房间已空空如也，只有几个被释奴和忠诚的洛库斯塔和他在一起。他从洛库斯塔那儿得到了一个装满毒药的匣子，以备不时之需。人们越来越不情愿执行他的命令。据说，甚至有人对他喊道：“死有那么难吗？”后来，人们找到了一份演讲稿，看来尼禄原本打算对罗马民众发表演讲：他乞求人们饶恕他过去的罪行，把埃及行政区留给他——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去亚历山大城。由于担心在去广场的路上被打死，他犹豫不决，遂把演讲推迟到第二天。

午夜时分，尼禄被告知，执勤的禁卫军部队已经离开了皇宫——至少禁卫军里找不到人去执行死刑。现在，尼禄几乎是独自一人待在宫殿里，他徒劳地敲遍了那些之前觉得有幸住在皇帝身边的人的房门。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内侍们也已经逃之夭夭，还把珍贵的毯子甚至洛库斯塔的毒药匣都带走了，而宫中那些专门执行这类特殊任务的角斗士们也都不见踪影。就连尼禄愿意死在他手里的值得信赖的贴身侍卫斯皮库鲁斯（Spiculus）——这个曾经的角斗士，也不在了。据说，尼禄感叹道：“难道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吗？”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没有抛弃他。被释奴法昂（Phaon）在过去的几年里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还在自己位于罗马附近的别墅里给尼禄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尼禄在4名仆从的陪同下出发了，其中就包括斯波洛斯。当这群人穿过街道的时候，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他们在追捕尼禄！”“城里有什么关于尼禄的新消息吗？”当尼禄的马受到惊吓，在骚乱中显露面目时，一名禁卫军老兵认出了他，并向前施礼问候。

尼禄好不容易抵达了别墅。为了避人耳目，法昂先给他安排了一个位于地下的藏身之处。但尼禄拒绝了，他不想在还活着的时候就到地下去。给他的发霉的面包，他没有接受，但为了解渴，倒是喝了水坑里的水，还怏怏不乐地将其比作他在宫中爱喝的一种用雪冷却的奢侈饮品。

在渺然无望的情形下，以一种体面的方式防止被刽子手处决是罗马精英身为贵族的自觉。在过去几年里，尼禄的许多受害者都通过自我了结的方式彰显自己的高贵。谁都知道塞内卡、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和佩特罗尼乌斯是怎么死的。而那些在生前标榜严肃原则却在面临死亡时失魂落魄、仪态尽失的人，也同样会被记住，就比如“皮索阴谋”的一些参与者，特别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

尼禄那些最后的忠仆知道，现在对于尼禄来说，没有比自杀更好的选择了，只有自杀才能避免颜面尽失的耻辱结局。这时，一个埋葬的洞坑很快就挖了出来，甚至比他母亲的坟墓还要凄惨得多。等到坑挖完了，只能听到尼禄的啜泣声。据说，就在此时，尼禄说了那句传说中的名言——如果是真的话，它完全印证了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的自我认知：“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Qualis artifex pereo！）”

这时，法昂的信使送来了消息，说元老院宣布尼禄为国家公敌，并将“按照祖先的习俗”处死他——将被鞭打致死。即便是如此残忍的死刑执行方式，也不足以坚定尼禄自尽的决心。他再三犹豫，不知道要用两把匕首中的哪一把来结束生命。他更愿意想象斯波洛斯的哀号和痛哭——实际上，他已经把葬礼上的女性角色分配给了斯波洛斯。只有当禁卫军骑兵临近的声音传来时，尼禄才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在被释奴大臣埃帕弗洛狄托斯（Epaphroditos）的帮助之下，尼禄握住匕首并刺进了自己的咽喉。

一名禁卫军士兵遇到了奄奄一息的尼禄，但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奉命前来抓捕他这位曾经的主人，反而装出想要照料尼禄的样子。“这才是忠诚”，这应该是尼禄说的最后一句话。

没有人当真觉得，尼禄会让自己被捕。伽尔巴的被释奴伊凯鲁斯（Icelus）在伽尔巴宣布叛变之初被捕入狱，现已重获自由。他获准以其主人的名义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他下令：不要再玷污尼禄的尸体；安葬尼禄无须大费周章，但要体面。这并不是什么感情用事的决定。众所周知，尼禄在罗马城的民众中仍有拥护者。

作为“国家公敌”，尼禄不能被葬在奥古斯都的陵墓里，火化后，他的骨灰瓮被带到了多米提乌斯氏族（Domitii）的墓地——而在这方面，不列塔尼库斯倒是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安葬尼禄，终究还是花费了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铜币，费用由阿珂特以及他的乳母埃克洛格（Ecloge）和亚历山德里娅（Alexandria）承担。十多年后，阿珂特才再次被人们提起。尼禄火化后剩下的遗骸被放入了一个紫红色的大理石石棺。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尼禄的墓前就放上了鲜花，对他的缅怀在政治上又变得合乎时宜起来。

[1]
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第6卷《尼禄传》第7章记载，“当他被过继之后，就因为自己的兄弟不列塔尼库斯在向他问候时照旧把他当作阿赫诺巴尔布斯，他便企图在父亲面前证明不列塔尼库斯是非婚生子”。文中注释对此做了说明：“不列塔尼库斯似乎不承认克劳狄收尼禄为养子。”塔西陀《编年史》第12卷第41章记载，尼禄和不列塔尼库斯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会面，尼禄在打招呼时称不列塔尼库斯的名字，但对方却称他为“多米提乌斯”。阿格里皮娜对此感到恼火，并向克劳狄乌斯抱怨，把这件事说成是尼禄和不列塔尼库斯不和的最初象征，因为在尼禄被克劳狄乌斯过继为子之后，便不应再被称为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而应被称为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恺撒。

[2]
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6卷《尼禄传》第40章的一条注释：“狄奥·卡西乌斯（63，27）说，当尼禄打算杀死元老，烧毁罗马，乘船去亚历山大里亚时说道：‘即使我们被赶出帝国，我们的人的这种小小的艺术也会在那里养活我们的。’”

第十二章 “你往何处去？”——尼禄“死后”

关于尼禄的最后时刻，流传着许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很快就有谣言传出来，说尼禄根本没有死，而是正准备回归罗马——这一次是真正的军事上的凯旋。显然，有团体在有意散布此类谣言。罗马城内的暴民们对尼禄的出手阔绰、慷慨豪爽很是怀念，对此伽尔巴一点儿都不感到疑惑和惊讶。上文已经提及，奥托和维提里乌斯竭力在公众面前展示他们对前任皇帝的追思，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伽尔巴统治期间，在小亚细亚（Kleinasien）引起骚乱的第一个“假尼禄”来自真尼禄用他的接济和施与讨好的下层阶级。这个男人来历不明，可能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被释奴。他与尼禄有相似之处，据称留有艺术家的发式，也并非没有歌手和音乐家的才华。他的追随者主要由逃亡的奴隶组成，而他们在奴隶主中散布着可以想象的恐惧情绪。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尼禄是完全有可能逃出意大利的。这个冒牌尼禄被抓获处死后，为了打消人们对尼禄“卷土重来”的疑虑，他的尸首在运往意大利途中，以及在小亚细亚的城市里被示众。

如果说在国都罗马或意大利，对尼禄回归的渴望大概只限于旧政权的获利者以及一些头脑简单的剧院和竞技场观众，那么在帝国东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尼禄死后，在那里仍然受到人民真正的爱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对“西方”的偏爱，光是奥古斯都的方针与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所强调的“亲希腊”政策相去甚远这一点，就足以激起希腊上层阶级由来已久的反感。从来没有一个罗马统治者像尼禄那样热情地奉承过希腊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耽于怀念过去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多过眼前的现实。尼禄希腊之行的荒谬与尴尬，最终由于所谓的“解放希腊”政策而被容忍。它在集体记忆中似乎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因为韦斯帕芗一有机会就把它收了回去。普鲁塔克和保萨尼亚斯等受过上等教育的人，也援引了尼禄对希腊的恩惠，作为他种种罪行之外的另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尼禄陆续推行的那些东方政策尽管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还是会带来不少好处。

从帕提亚人对待尼禄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现代人的判断与尼禄同时代人的看法存在差异。帕提亚人完全没有把亚美尼亚战役的结果看成是罗马帝国衰弱的标志，他们对自身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并认为尼禄开创了平局政治的先河。据说，国王沃洛伽西斯还要求缅怀死去的皇帝，提里达特斯也对自己的罗马之行赞不绝口。可以说，这些帕提亚国王对尼禄及其推行的政策多少有些感情用事的倾向。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个“假尼禄”的消息中得到证实，这位尼禄“卷土重来”的计划中还包括来自帕提亚人的支持。

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特伦提乌斯·玛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就像公元69年的“假尼禄”一样，由于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和外表的相像，当起冒牌货来容易了许多——更何况，在尼禄消失十年之后，以假乱真更是没那么难了。他在小亚细亚地区颇受欢迎，这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特伦提乌斯·玛克西姆斯试图利用帕提亚人阿尔达班（Artabanos）

[1]

与提图斯

[2]

之间的冲突来推进他的计划——尽管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被引渡到罗马。

冒名顶替事件并没有削弱这位“亲希腊”的皇帝在东方广受欢迎的程度。在尼禄死后的头几十年里，总会有不满现状的人说起皇帝的回归，只要从尼禄的生平来看还算合理的话——尼禄“消失”的时候才不过32岁。“毕竟就他的其余臣民而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尼禄永远统治下去。因为即使在今天，每个人都希望尼禄还活着。大多数人甚至相信他还活着，尽管他已经死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只死了一次，而是死了很多次，同那些坚信他还活着的人一起一次次死去。”普鲁萨的迪翁（Dion von Prusa）

[3]

在世纪之交的一篇演讲稿中如此写道（《演说集》第21章第10节）。

图9 皮特·乌斯蒂诺夫饰演的尼禄，《你往何处去》（1951）剧照

犹太人也对尼禄的“回归”很感兴趣，原因略有不同：不是为了恢复昔日的荣光，恰恰相反，是为了报复韦斯帕芗和提图斯，因为他们破坏了犹太人的社区。在犹太人的一个预言里，特伦提乌斯·玛克西姆斯成了那个从帕提亚出发、渡过幼发拉底河，最后用武装力量惩罚罗马的人。

基督教关于尼禄“归来”的设想则出于其他目的。尽管尼禄作为基督徒迫害者的这种流行说法出现得很晚，但他在基督徒群体中的形象可能与他在犹太人中的形象很相似。最迟在公元1世纪末开始广泛流传的说法，将使徒彼得和保罗殉道的故事与尼禄的迫害联系在了一起，这必然持久地固化了这种形象。也许《启示录》（13∶1）中的怪物形象是一种对尼禄的想象：他将归来，毁灭罗马。对于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来说，尼禄这个纵火犯和迫害基督徒的人成了反基督的化身，他终有一天会迎来最后的审判。尽管如此，尼禄在罗马城中的人气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所谓的框纹章（Kontorniaten），即一种奖章形式的大铜币上，除了图拉真这类当之无愧的功勋卓著的统治者之外，竟然还出现了尼禄。环形竞技赛会是民众回忆的焦点，这应该会唤起人们对尼禄统治时期的记忆，或许是为了刻意反对公元4、5世纪的基督徒统治者。

在历史爱好者的圈子之外，人们对尼禄的记忆在中世纪之后的近代时期也被简化为他对罗马的纵火以及在迫害基督徒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尼禄20世纪的形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图书史上最伟大的畅销书之一——波兰作家亨利克·冼克威奇（Henryk Sienkiewicz）的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
），这部小说首次出版于1896年，1905年他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完全是将尼禄作为基督徒迫害者来刻画他的。此外，尼禄在书中绝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角”，而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半吊子艺术爱好者。1951年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又进一步强化了尼禄的这种文学形象。今天，那些对尼禄的故事感兴趣的人并不会对皮特·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弹奏基塔拉琴的画面毫无印象。

计算机行业的市场营销专家也不例外。有一款用于“刻录”（burn）光盘的软件就起了个富含传统意味的名字——NERO BURNING ROM

[4]

。

[1]
阿尔达班三世（Artabanos III）作为沃洛伽西斯一世的儿子，是帕提亚帝国的一名篡位者，在公元80年前后发动了反对合法统治者帕科鲁斯二世（Pakoros II）的叛乱。他短暂地统治过帕提亚帝国，但具体的统治时间不详，从铸币来推测，至少要到公元81年。

[2]
提图斯（Titus）作为韦斯帕芗的儿子，是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位罗马皇帝，其在位时间为公元79～81年。

[3]
普鲁萨的迪翁，又称迪翁·克里索斯托莫斯（Dion Chrysostomos），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普鲁萨，是公元1世纪的一名古希腊演说家、作家和哲学家。他有80篇演讲稿流传于世，Chrysostomos在希腊语中是“金口”的意思。

[4]
此处一语双关：burning最常见的意思是“燃烧”，在计算机软件语境下是“刻录、烧录”的意思；ROM，既可指代“罗马”，又可指代“CD-ROM”这种光盘格式。

家族谱系

大事年表

37年　　　　　　　12月15日，尼禄出生于安提乌姆，是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尤莉娅·阿格里皮娜（时年23岁）的儿子。直到公元50年，尼禄的正式名字都是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37～41年　　　　　卡里古拉统治时期。

41～54年　　　　　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

49年　　　　　　　克劳狄乌斯与自己的侄女阿格里皮娜结婚。塞内卡成为尼禄的侍讲。尼禄首次公开亮相，并与克劳狄乌斯的女儿、约10岁的屋大维娅订婚。

50年2月25日　　　 尼禄被克劳狄乌斯过继为子。

51年　　　　　　　尼禄早于惯例，提前一年成年，在元老院发表演说。

53年　　　　　　　尼禄与屋大维娅结婚。帕提亚人入侵亚美尼亚。

54年　　　　　　　10月13日，克劳狄乌斯驾崩，尼禄即位。布鲁斯和塞内卡成为尼禄的顾问。尼禄发表“执政宣言”，反响良好。阿格里皮娜派人杀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帕提亚人占领了亚美尼亚。科尔布罗被任命为东部地区最高指挥官。

55年　　　　　　　帕拉斯被罢免。不列塔尼库斯暴毙。塞内卡发表了《论仁慈》。阿格里皮娜失势。尼禄爱上被释奴阿珂特。

56年　　　　　　　尼禄夜间在罗马胡作非为。元老院就下层阶级问题展开辩论，这被视为阶级流动更加自由的标志。

57年　　　　　　　一座圆形竞技场开始兴建。罗马人民被施与慷慨的现金馈赠。

58年　　　　　　　尼禄接济落魄元老。科尔布罗在出战前整肃军纪，并征服了亚美尼亚的阿尔塔克沙塔。尼禄被授予荣誉头衔，但拒绝了终身执政官的提议。塞内卡遭受抨击。波培娅·萨比娜成为尼禄的情人。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在元老院发声。

59年　　　　　　　阿格里皮娜被杀。在青年游艺会上，尼禄第一次以基塔拉琴歌手和战车手的身份半公开登台亮相。科尔布罗征服了亚美尼亚的提格拉诺凯尔塔（Tigranocerta）。

60年　　　　　　　科尔布罗协助提格拉尼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尼禄尼亚赛会”设立。作为潜在竞争对手的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被流放。

61年　　　　　　　布狄卡在不列颠发动起义。

62年　　　　　　　“大逆罪”律法被再次启用。布鲁斯去世。法埃尼乌斯·卢弗斯和奥弗尼乌斯·提格里努斯共掌禁卫军。塞内卡退隐。竞争对手科尔奈里乌斯·苏拉（Cornelius Sulla）在马西利亚（Massilia）被处死，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在小亚细亚被处死。尼禄与屋大维娅离婚；没过多久，屋大维娅于6月9日被处死。尼禄与波培娅·萨比娜结婚。禁卫军长官奥弗尼乌斯·提格里努斯对尼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提格拉尼斯被驱逐之后，罗马与帕提亚人展开新的斗争。

63年　　　　　　　尼禄的女儿克劳迪娅·奥古斯塔出生，几个月后夭折。

64年　　　　　　　在那不勒斯，尼禄第一次以基塔拉琴歌手的身份公开登台亮相。一场计划好的希腊之行被临时取消。7月18～19日，罗马发生大火。基督徒作为所谓的纵火犯被处决。罗马城得到重建，尼禄的新宫殿建筑群“黄金屋”开始兴建。

65年　　　　　　　“皮索阴谋”。塞内卡死于尼禄之命。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成为第二位禁卫军长官。波培娅去世。

66年　　　　　　　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受到审判并死去。尼禄与斯塔提丽娅·梅萨莉娜结婚。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斯在罗马宣誓效忠尼禄，并从他手中接受了王冠。犹太起义爆发。9月，希腊之旅启程。

67年　　　　　　　尼禄参加希腊的竞技赛会，并获得了1808个奖项。地峡运河项目破土动工。科尔布罗在科林斯自尽。韦斯帕芗被派往犹太地区。11月28日，尼禄免去希腊的税负，并赋予其自治权。据推测，尼禄计划在格鲁吉亚和埃塞俄比亚发动战役。

68年　　　　　　　尼禄提前返回意大利。3月20日，尼禄在那不勒斯接到盖伊乌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在高卢叛变的第一批报告。4月2日，伽尔巴在西班牙被他的军队高呼为“英白拉多”。5月，传出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击败文德克斯的消息。6月9日，元老院宣布伽尔巴为皇帝。6月9日或之后不久，尼禄薨。

图片来源

贝克出版社向以下图片提供者致谢：

图1：Bildarchiv Foto Marburg；

图2、图7：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Rom（Anger，Neg. D-DAI-Rom 90VAT.712；Böhringer，D-DAI-ROM 57.641）；

图3、图5、图6：Hirmer Fotoarchiv，München；

图4：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图9：Interfoto，München；

图8：Stefan von der Lah；

家族谱系：Thomas Göthe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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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Warmington，Nero. Reality and Legend，London，1969.

Th.Wiedemann，The Julio-Claudian Emperors，Bristol，1989.

以尼禄及其时代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两部尤其值得关注：一部是亨利克·冼克威奇的小说《你往何处去》，出版于1896年；另一部是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创作的《假尼禄》（Der falsche Nero：Roman
），于1936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出版（1994年由柏林Aufbau-Verlag出版最新版本）。

要目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ceronia 37

Achaia 96ff.

Acte 29f.，35f.，113

Actium 47，94

Adiabene 63

Aemilius Lepidus，Marcus 10

Aeneas 17

Afranius Burrus，Sextus 18ff.，22，25，28ff.，33，36，38f.，43，45f.，58，63，81ff.，86，106

Agermus 37f.，40

Agrippina （d.Ältere） 8

Agrippina （d.Jüngere） 7ff.，14f.，17ff.，27，29f.，32ff.，43ff.，49，53，81f.，90，104

Ägypten 42，54，70，94，100，110

Alanen （Alani） 67，100

Alba 101

Albaner （Albani） 100

Alexander der Große 100

Alexandreia 42，46，55，68，70，93，100，110

Alexandria 113

Anicetus 37ff.，42

Annaeus Seneca，Lucius 14，16f.，20，22f.，25ff.，32f.，36，38，40，43，45f.，58，60，81，83，85ff.，106，111

Annius Vinicianus 65

Antium 71，101

Antonia （d.Jüngere） 32

Antonia （Tochter des Claudius） 92

Antonius，Marcus 114

Apameia 17

Aquitanien 104

Aratos 42

Argos 94

Armenien 59，61ff.，114

Arsakes 66

Artabanos 115

Artaxata 67

Athen 40，95

Äthiopien 100

Augustus 7ff.，15，19ff.，26，33，35，41，44，47，50ff.，57ff.，61f.，69，71，75f.，81f.，85，89，94f.，99，101，103f.，113f.

Bauli 37

Beryll us 42

Besançon 105f.

Boiotien 96

Bononia （Bologna） 17

Boudicca 60

Britannicus 11，15ff.，26，30ff.，36，39f.，57，81，107，113

Britannien 57，59

Burrus，s.Afranius Burrus

Caecina Alienus，Aulus 105

Caesar 19，39，41，51，55，59，62，73，86，91，98

Caesarea 68

Caesennius Paetus 63f.

Caligula 7ff.，14，17f.，21，24，32，42，46，57，59，75，77，82ff.，89，98，109

Calpurnius Piso，Gaius 44，84ff.，111

Calvia Crispinilla 93

Camulodonum 60

Capitol 102

Cassius Dio 66，102

Cato 91

Celer 77

Cestius Gallus 69

Christen 72ff.

Christus 72ff.

Cicero 58

Claudia Augusta （Tochter desNero） 69，90

Claudia，s.Octavia （Tochter desClaudius）

Claudius 7，10ff.，14ff.，18ff.，22，24，29ff.，35，42，52ff.，57，59，61f.，68，71，75，81，84，92，109

Claudius Nero Drusus，s.Germanicus

Clodius Macer 56

Cluvius Rufus 49，93

Cocceius Nerva 88

Corbulo，s.Domitius Corbulo

Decianus Cams 61

Delphi 94f.

Demetrios Poliorketes 98

Didius Gallus 59

Dion von Prusa 115

Domitia Lepida 10，17，33

Domitier （Domitii） 8，113

Domitius Ahenobarbus，Gnaeus10，19

Domitius Ahenobarbus，Lucius （=Nero） 7，14

Domitius Corbulo，Gnaeus 60ff.，67，98，101，104

Drusilla 9f.

Drusus （d.Ältere） 8

Ecloge 113

Eleusis 40

Epameinondas 97

Epaphroditos 112

Epicharis 85f.

Esquilin 77

Etrusker 42

Euphrat 115

Faenius Rufus 83，85ff.

Famulus 79

Flavier 105

Flavius Josephus 36

Flavius Scaevinus 86

Galatien 63

Galba，s.Sulpicius Galba

Gallia Lugdunensis 104

Gallien 41，103f.

Gavius Silvanus 88

Georgien 100

Germanicus 7ff.，11，20，30，33，42，52f.，70，94，95

Germanien 8

Gessius Florus 68

Golf von Neapel 85

Griechen 74，98，114

Griechenland 28，42，44，56，67，69，70，93，96ff.，114

Hadrian 79

Helius 93，95，98f.，101

Hellas 97

Hellespont 65

Helvidius Priscus 91

Herodes 68

Hispania Baetica 105

Hispania Tarraconensis 104

Iberische Halbinsel 68

Icelus 112

Icener 60

Illyricum 106

Isthmus 69，94，98

Italien 23，57，65，67，94，98，100f.，106，113f.

Iudaea 59，67f.，73，98

Iulia （Tochter des Augustus） 8

Iulia Livilla 9f.，14

Iulius Alexander，Tiberius 68

Iulius Alpinus Classicianus，Gaius61

Iulius Vindex，Gaius 104ff.

Iunia Silana 33f.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Decimus69，82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Lucius85，89

Iunius Silanus，Marcus （Konsul 46） 21，81

Iunius Silanus，Lucius 12

Jerusalem 68

Juden 36，67ff.，72ff.，98，117

Juvenal 53

Kampanien 37，76

Kappadokien 62f.

Karthager 42

Kaspisches Meer 100

Kaukasos 57，92，100

Kleinasiens 113ff.

Kleopatra 60

Korfu 94

Korinth 69，93ff.，98f.

Korsika 14，68

Lareranus 86

Livia 15，71，104

Livius 42

Locusta 31，110f.

Londinium 60

Lucan 45，85

Lusitanien （Lusitania） 35，58，105，108

Menekrates 43

Messalina，s.Valeria Messalina

Milichus 86

Misenum 37，42

Mommsen，Theodor 100

Narcissus 18

Natalis 86

Neapel 40，47f.，65f.，69ff.，101ff.，106

Nero Claudius Drusus，s.Germanicus

Nerva 88

Neukarthago 105

Nordafrika 54，56

Norfolk 60

Nymphidius Sabinus 89，92f.，107，109，110

Obergermanien 105f.

Oberitalien 65，90，106，108

Octavia （Schwester des Augustus） 8，33

Octavia （Tochter des Claudius） 12，17，29f.，32，41，51，53，82

Octavian，s.Augustus

Ofonius Tigellinus 72，83，85，88f.，91ff.，107，109

Ollius，Titus 35

Olympia 93ff.

Ostia 54f.，71，76

Otho，s.Salvius Otho

Pakorus 66

Palatin 77，102

Pallas 12

Parther 61，62ff.，67，110，114

Parthien 115

Patrobius 66

Paulus 74，117

Pausanias 97，114

Peloponnes 96ff.

Petronius Turpilianus 61，88f.，106

Petronius，Gaius 91，111

Petrus 74，117

Phaon 111，112

Piso，s.Calpurnius Piso

Plautius，Aulus 59

Plutarch 97，114

Polyclitus 25，61f.，93

Pompeii 76，79

Pompeius 53，100

Pontius Pilatus 68，73

Poppaea，s.Sabina Poppaea

Poppaeus Sabinus，Gaius 35

Portugal，s.Lusitanien

Prasutagus 60

Puteoli 55，66

Pythagoras 70

Rhein 99

Rhodos 17，35

Rom 10，15，17，19，34，40，41，47f.，50，52ff.，56，57，61ff.，73ff.，83，85ff.，92f.，95，98f.，101f.，104，106，108ff.，113，115，117

Römer 59，61，63ff.，67，74，103，115

Rubellius Plautus 33f.，82

Rubrius Gallus 106

Sabina Poppaea 35f.，45，68，84，88，92f.，107f.

Sallustius Passienus Crispus，Gaius11

Salvius Otho 35，56，58，78，105，108，113

Sardinien 68

Satria Galla 87

Schwarzes Meer 100

Scribonius 99

Seian 9，35

Seneca，s.Annaeus Seneca

Severus 77

Sienkiewicz，Henryk 117

Silani 92

Silius，Gaius 11

Sokrates 88，90f.

Spanien 14，26，104

Sparta 95

Spiculus 111

Sporus 93，111

Statilia Messalina 93

Subrius Flavus 85，87

Südengland 59

Sueton 9，34f.，41，45，49，77f.，108，110

Suetonius Paulinus，Gaius 59ff.

Suffolk 60

Sulpicius Camerinus 95

Sulpicius Galba 11，56，104ff.，108ff.，112f.

Syrien 63，69

Tacitus 22，24，27，32，35，38，42，45f.，49，56，60f.，72ff.，84f.，87f.，100，103

Terentius Maximus 115

Terpnus 43

Terracina 55

Tertullian 74

Theben 97

Thrasea Paetus 49，83，88，90ff.，111

Tiber 46，54f.，76

Tiberius 7ff.，15，18，32，35，41f.，57f.，70f.，73，75，77，94

Tiberius Gemellus 18

Tibur 79

Tiflis 100

Tigellinus，s.Ofonius Tigellinus

Tigranes 63，65f.

Tindates 62ff.，92，114

Titus 31，57，115

Traian 23，79，117

Treverer 61

Troia 17，45，72

Ustinov，Peter 117

Valeria Messalina 11f.，17

Veranius，Quintus 59

Vergil 42，45

Verginius Rufus 105f.，109

Verres 58

Verulamium 60

Vesontio，s.Besançon

Vespasian 31，50，56，67ff.，78，97ff.，114f.

Vestinus 85

Vindex，s.Julius Vindex

Vinicianus 99

Vispsanius Agrippa，Marcus 8

Vitellius （röm. Kaiser） 45，56，78，113

Vitellius，Lucius 12

Vologaeses 62ff.，66，114

Wales 59f.

作者简介

于尔根·马利茨（Jürgen Malitz）是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Katholische Universität Eichstätt）的荣誉退休教授，已出版《波塞多尼奥斯的历史》（Die Historien des Poseidonios
，1984）等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由他负责开发的书目数据库“晷针在线”（www.gnomon-online.de）是贝克出版社旗下服务于整个古典学研究领域的评论性期刊《晷针》（Gnomon. Kritisch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合作伙伴。此外，他还是“艾希施泰特钱币图像数据库”（Numismatische Bilddatenbank Eichstätt）的主编。

译者简介

王洁辰，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现于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与艺术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时代/（德）曼弗雷德·克劳斯著；徐涵婧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君… Ⅱ.①曼…②徐… Ⅲ.①君士坦丁（约274-337）-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01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时代

著者/［德］曼弗雷德·克劳斯

译者/徐涵婧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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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5.875 本册字数：83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09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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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 第一章 放弃旧有的神祇（公元326年）

- 第二章 君士坦丁的周围环境

- 第三章 家庭和青年时代

- 第四章 权力的交接和争夺西部的斗争

- 第五章 伽列里乌斯针对基督徒的宽容敕令

- 第六章 幻象和胜利

- 第七章 争夺东部的战争

- 第八章 独裁的时代

- 第九章 国家的秩序和重组

- 第十章 宗教崇拜的秩序与新秩序

- 第十一章 君士坦丁堡

- 第十二章 洗礼、死亡和葬礼

-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的信仰

- 第十四章 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的传记作者

- 第十五章 君士坦丁与西方

- 大事年表

- 文献综述

- 图片信息

- 人名索引

前言

在现代研究中，只有少数几个古希腊、古罗马人物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受到如此频繁且充满争议的讨论。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而足：从一个漠视宗教的“自私自利的君王，为巩固自身及其统治而小心谨慎地利用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雅各·布克哈特（J. Burckhardt）］，到一个“揭开了特殊的启示，带来神性开悟的……指明道路的”统治者，从那时起凭着“一个自诩为上帝臣仆的斗士的热血”，拥护基督教的信仰［约瑟夫·沃格特（J. Vogt）］。

君士坦丁作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其信仰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心，尤其是关于其基督徒精神的部分。直到今天，他的这一人生主题仍未丧失其吸引力。西罗马帝国的贵族，尤其是军队，在很长时间内仍为异教徒，与之相比，基督教的仪式——此处应该使用复数形式——在东罗马帝国得到了更为深远的传播。当君士坦丁开始皈信基督并寄庇护帝国之希望于基督教的上帝时，毫无疑问，他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君士坦丁的每一个行为，特别是和基督徒相关的行为来证明他的动机到底是虔诚还是算计，这样的做法未免短视，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构建他的完整人物形象。对我们来说，统治者的这一决定所包含的个人成分从未明朗化；但无论如何，可以从一些角度一窥他作出如此决定的理由。

君士坦丁是一名基督徒，这一点无论是对古典时代还是对现代的作者来说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许也是所有人可以达成共识的唯一一点；然而很难确定的是，他的基督教信仰是以何种面貌示人，他又是如何理解“基督徒”这一概念的。我认为这里的“信仰”所指涉的是这位君主公开表态的部分，而非他的内心想法。但他的基督教信仰——不管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必然影响了人们对其行为的评价。异教徒们试图将这位君主隐于未明，用最阴暗的颜色描绘他。基督徒们则从别的角度刻画并且夸大他的性格和影响。哪一个是真实的他呢？“真实”到底存在吗？当现今的历史学家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筛选史料，判断从哪些描述能读出哪些可信的证据的时候，这一评判标准又从何而来呢？基督教和异教的作者们在讲述君王的生平时，一定都做了加工。这些视角背后的相应动机有待认识，但人类的生活和行为就是由特定的模式构成，因此，并非所有可以被揭露为与基督徒或异教徒有关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这篇前言的结尾我要承认：这是我眼中的君士坦丁。

补充说明一下“君士坦丁（Konstantin）”这一写法：这是一个德语化的写法，以便和一些类似的名字相区分——例如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 II）相区分。我只在意大利语部分和铭文翻译部分保留了“C”打头的写法。同时我省去了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称谓。

第一章 放弃旧有的神祇（公元326年）

公元326年，罗马，夏。与如今的夏月无异，沉闷的炎热席卷了整个城市。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近两年的君士坦丁来到西罗马，来到这个庞大帝国的都城，为了在此重复他一年前在东罗马尼科米底亚（Nikomedien）举办的执政二十周年庆典（Vicennalien）。这是他第三次造访台伯河，并且这一次本该比前两次更为堂皇。公元312年，罗马城外那场意义深远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Schlacht an der Milvischen Brücke）奠定了君士坦丁对帝国西部的统治地位，这位君主由此首次踏足罗马城。两年后他重返此地，庆祝他执政十周年（Decennalien）。此时的他大局在握，重新探访那从前孕育了罗慕路斯（Romulus）的城市——他庞大的帝国正是从这里发端。

那是一场极其隆重的盛典。君士坦丁由他的两个异父弟弟达尔玛提乌斯（Dalmatius）和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Iulius Constantius）陪同。关于庆典游行我们并未掌握直接证据，但我们完全可以参考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30年后君士坦丁二世罗马之行的描写，想象当时的盛况（16，10，6-9）。

他（君主）独自坐在装饰着各色宝石、熠熠发光的黄金马车上，一束跳动的光仿佛和这光芒融为一体。在前进的人丛后面，紫线织成的龙形纹章包围着他，它们被安置在镀了金的、装饰着宝石的长矛顶端。这些龙张着大口在空中吐出气息，仿佛因愤怒而嘶嘶作响，弯曲的尾巴在风里盘绕。（君主的）两侧，两队手持盾牌、头顶花翎的武侍阔步而行，闪亮的盔甲让他们光芒四射，在这其中有装甲骑兵……人群齐声欢呼，迎接皇帝的到来。

公元326年的场景可能就是如此，但实际上却不一样。关于这一年君士坦丁罗马之行最详细的描写来自希腊演说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他于公元387年这样描述［《讲演集》（Oratio
）19，19］：“当罗马的民众用极其粗鲁的呼喝攻击他（君士坦丁）时，他问他的两个弟弟该怎么办。一个说，应该派一支军队去杀了他们，他将亲自率领；另一个说，真正的君主不该在意这些小插曲。前者主张杀伐是必要的，（君士坦丁）回答，残忍对统治者没有好处。”人群中传来的不是欢呼，而是谩骂，彻底坏了君士坦丁在庆典日的心情。

5世纪下半叶，异教历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证实了这一事件（2，29，5）：“正当传统庆典举行之时，军队必须朝着卡比托利欧山（Kapitol）进发并按照惯例完成仪式，君士坦丁对这些士兵心存忌惮，因此加入了庆典。但是埃及人让他突然意识到，向卡比托利欧山进发惹来的是肆无忌惮的羞辱，于是他离开了这神圣的仪式，并因此招致元老院和人民的恨意。”佐西姆斯用“埃及人”来形容性格古怪的人，这种表达存在于所有文化和语言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这个“埃及人”更像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西班牙疯子”，一个让君士坦丁意识到他并不受欢迎的始作俑者，佐西姆斯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过同样的表达。

这里事关那次著名的向着卡比托利欧山的进发，那里是罗马异教徒的圣地。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应该考虑到他的基督徒身份而放弃这个地方。佐西姆斯注明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326年，只是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和公元312年那次所谓的皈信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前推移了差不多15年。这一做法纯属多余，毕竟事实上，“皈信”往往可能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如果人们对它的认知也是这样的——而不是像扫罗/保罗（Saulus/Paulus）归化那种所谓的突然事件。

君士坦丁在两个弟弟的伴随下造访罗马，在此过程中，皇宫的画像和雕塑遭到破坏，罗马城的居民谩骂纷纷，这些也许是符合史实的，但利巴尼乌斯笔下间接展现的君士坦丁和他弟弟的态度却并非如此。这个非正式的内部议事会里进行的协商是非公开的，因此人们乐于给各个人物编造说辞，以便展现他们的性格：君士坦丁，温和的统治者；达尔玛提乌斯，建议施仁政的兄弟，被委以重要的政治任务；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从未在君士坦丁的政治蓝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君士坦丁的口头攻击到底是怎样的呢？部分可以确定，部分还有待考证。也许在公元326年的夏天，那首被偷偷悬挂在宫殿大门上的谐谑双行诗已经在罗马引发了一些轰动。它的创作者认为，尼禄时代借由君士坦丁复活了，这是对发生在同年的一桩谋杀的明确影射——它暗示君士坦丁谋杀了法乌斯塔（Fausta）和克里斯普斯（Crispus），即他的妻儿［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书信集》（Brief
）5，8］：“谁想让土星的黄金时代回归呢？当今虽用宝石粉饰太平，却和尼禄时代一样糟！”此外，当罗马城内的不满情绪借由谩骂发泄出来，我们可以把那想象成一种呼喊，自古以来那就是民意表达的一种形式，例如在剧院中喊出排练过的、有节奏的口号。我们知道一系列积极友善的呼喊，例如人们对君士坦丁的一位“祖先”——克劳狄二世（Claudius Gothicus，268～270年在位）的欢呼［《罗马帝王纪·克劳狄》（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Claudius
）4，3］：“克劳狄大帝，众神保佑您！”（如此山呼六十次）；“我们永远期望您和像您一样的君主！”（山呼四十次）；“克劳狄大帝，国家需要您！”（山呼四十次）。

同样，民众也可借由这样的呼喊表达批评之意。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在一条法令中命人完整汇报这些呼喊的内容；他要在官方评价中加入民意。

事实证明，罗马上层社会把民众当作他们表达不满的喉舌。在前面提到的庆典中，君士坦丁一开始参加了朝着卡比托利欧山进发的游行，但是后来在一位基督教主教的劝说下提前离场了。这一行为触发了他和罗马上层社会的矛盾。异教徒军队向着卡比托利欧山行进，君士坦丁也置身其中，直到有人劝服他退出。这一行为构成了对罗马异教徒圈子的羞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前一年君士坦丁和阿西里乌斯·塞维鲁斯（Acilius Severus）将一名基督徒任命为城市最高长官，罗马城内掀起了极大的不满。通过这次放弃前往卡比托利欧山的举动，君士坦丁无疑是在向全罗马宣称，他要放弃旧有的神祇。

为了理解这一决定，理解他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要重走一遍君士坦丁的生命旅程，为此我们首先回忆一下他出生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第二章 君士坦丁的周围环境

284年11月17日，戴克里先（Diocletians）被选为皇帝。这次选举延续了长久以来的传统。高级将领们统一决定一个统治者人选，磋商后将其带到军队大会上，通过呼喊声的高低来决定选举结果。考虑到帝国军队的棘手现状，戴克里先决定自己驻守东部，任命他的好友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为统帅坐镇西部。286年，马克西米安在西部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戴克里先又进一步将他擢升为奥古斯都（Augustus），即共治皇帝，而戴克里先自己仍保留着最高统治权。他把控着立法和财政大权，再分权给下属。293年，戴克里先将“恺撒（Caesar）”定位为现任皇帝的指定继承人，305年任命了新的奥古斯都和恺撒；308年他又尝试分配了新的皇帝头衔。我们从两位皇帝的别号中可以窥见二人在统治权限上的区别：乔维奥（Iovius）和赫库里乌斯（Herculius）。乔维奥是从朱庇特衍生而来，代表正帝奥古斯都；赫库里乌斯对应的则是神话中的宙斯/朱庇特的儿子赫拉克勒斯。

293年，两位皇帝迈出了重整帝国的重要一步，即创立四帝共治制。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Galerius）同被任命为恺撒，进入共治者行列并成为指定继承人；这一任命防止了篡位者的出现。基督教作者拉克坦兹（Lactanz）借伽列里乌斯之口描述了这一制度［《论迫害者之死》（Über die Todesarten der Verfolger
）18，5］：“一个国家中有两位最高领导人，还有两位次级领导人作为他们的副手。”

两位恺撒都由他们的奥古斯都收养，由此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统治者家庭，其中的成员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戴克里先是马克西米安的“哥哥”、伽列里乌斯的“父亲”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叔叔”。这四个皇帝既是由血缘或收养关系维系的世俗家族中的成员，同时也是他们所属的神圣家族的统治者。那时的艺术家在描绘他们时，赋予他们相似的面部特征，以表达他们之间存在着家族式的联系。在古罗马的四帝共治柱或是威尼斯的四帝共治雕像中，奥古斯都和恺撒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撮胡子，它表示奥古斯都是年长者。

在四帝共治制度之下，奥古斯都按照规定的时间退位，其继任者会被提前安排好。之后，按照计划，四帝共治制会成为一种治理模式，确保继承皇位的是最佳人选。四位中的每一位都会分得一个辖区，但原则上恺撒隶属于各自的奥古斯都。帝国的重新规划并不代表着分裂，因为每一位奥古斯都都可以跨越他们的领地，而戴克里先仍是最高统治者。四片区域划分如下：戴克里先镇守帝国东部，他的恺撒伽列里乌斯得到了从诺里库姆（Noricum）到多瑙河河口的多瑙行省；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他的恺撒君士坦提乌斯则统治高卢和不列颠，这是他从一个篡位者手中夺回的土地。“天上”的权力划分和世俗中的划分类似，在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之外，索尔（Sol）和玛斯（Mars）是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的守护神。

戴克里先和他的共治者的一大创新在于，他们通过一套系统化的统治者神学为自己统治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极大地维护了帝国的稳定。统治者把自身及他们的权力与传统的神祇相联系，而对自己地位的这种认识又和全新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即他们全权负责进行和神的交流，以及保持井然有序的宗教关系。意义深远的创新在于，统治者声称自己独有了解、掌控道路和真理的权力。

流传了几百年的罗马宗教是整个生活秩序的基础，也是国家之根本。似乎只有坚持这种传统的宗教秩序，众神才会继续保佑国泰民安。例如，戴克里先在一项婚姻法规中将一条古老的乱伦禁令解释为神的命令，皇帝必须守护它，以求得上天对国家的庇佑。这位四帝之首更禁止了摩尼教的宗教潮流，这使他的意图愈加明显。这一宗教从敌方波斯传入古罗马，是一个新的宗教潮流，引发了极大的不安——戴克里先如此认为。他必须作出干预［《前查士丁尼法律文件》（Fontes Iuris Romani Anteiustiniani
）2，580］：“永生的诸神仁慈地降下天命，规定了何为善，何为真……；不要阻挡或反对它，这是神的诫命，旧的宗教不应为新的所非难。”因此，那些“非难”或妨碍了旧宗教的新宗教，包括基督教，都受到了迫害。

四帝共治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帝国已经展示了诸神的归属，国家宗教（Staatskult）通过国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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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巩固。至少从西塞罗开始，他发现罗马人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信仰［《论神的本质》（Über die Natur der Götter
）2，8］，罗马帝国“所有”居民的集体祭祀典礼成了国家生存和繁荣的根本前提。这一观点伴随着国家对民众私人宗教信仰和活动的极大包容应运而生。这种包容催生了大量宗教信仰和哲学流派，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也给了他们逃离世俗关系之枷锁的希望。有无数神祇可供利用。教会史学家索克拉特斯（Socrates）记述了著名异教哲学家地米斯蒂（Themistios，317～388）的一段名言，4世纪中叶存在超过300种不同的宗教崇拜，按照他的理论，这是因为“神想被以不同的方式祭拜”［《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4，32］。所有的神一齐给在神之市场挑挑拣拣的人提供建议；人们可以根据时间、金钱和兴趣投身一个或多个神秘组织。正如叙马库斯（Symmachus，约345～405）在4世纪末一场针对基督教权力的答辩中所说，通往真理的路不止一条，这是一个基本信念［《报告》（Relatio
）3，10］。

开头所描述的，国家对所有民众举行共同的宗教祭典的基本要求涉及君主崇拜，并且给私人参与留下了自由空间。当政治上出现困难时，比如在3世纪中叶德西乌斯（Decius，见第五章）统治时期，统治者可以加固国家生存之根本，或者通过要求他的臣下表明对国家（宗教）的忠心来新建国之根本。拒绝这样做的人和机构将被威胁受到制裁。基督徒有时会拒绝这种公开表态。他们承认君权神授，但是拒绝把君主当作偶像崇拜；至少那些主要的，我们称之为教父（Kirchenräter）的早期基督徒都会表明此种意见。

只有一个神，他们总是这样说，因此基督徒失去了选择其余神祇的自由。和四帝共治制度下的统治者的矛盾就此埋下伏笔。303年，在东罗马开始并系统化推进的那场真正意义上对基督徒的迫害中，这一矛盾爆发了，直到311年才由伽列里乌斯的一纸诏书画上句号。

按照长期以来的计划，戴克里先于305年在军队大会前宣布退位。他脱下紫袍，将它披在了自己的恺撒伽列里乌斯身上，由他继承奥古斯都的头衔。同一天，马克西米安退位，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奥古斯都。两位统治者身侧又有了新的恺撒：塞维鲁二世（Severus）在西罗马，马克西米努斯·戴亚（Maximinus Daia）在东罗马。戴克里先的制度至此仍然生效，翌年却随着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去世而土崩瓦解，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拥护其子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

谱系图1 四帝共治制

谱系图2 君士坦丁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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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国家的、集体性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习俗。——编者注

第三章 家庭和青年时代

如果人们观察四帝共治制的谱系图（见谱系图1）便会发现，对于四位初代统治者的父母我们一无所知。这一点在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身上也适用。自他死后，君士坦丁才开始勾勒从克劳狄·哥特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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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家族渊源。拜占庭人给君士坦提乌斯起了一个绰号“Chlorus”，源自希腊语的“苍白”。他在马克西米安的皇廷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可能是当时的执政长官，并且在对法兰克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君士坦提乌斯和马克西米安的继女泰奥多拉（Theodora）结婚，因此两家结成了姻亲。这段唯一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六个孩子，分别是三个儿子达尔玛提乌斯、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汉尼拔里阿努斯（Hannibalianus），三个女儿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欧特罗皮娅（Eutropia）和安娜斯塔西亚（Anastasia），前一段非婚关系的结晶君士坦丁是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见谱系图2）。

君士坦提乌斯的个人成就和他与马克西米安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戴克里先在293年收养他并封他为恺撒。他的领地为高卢地区，以特里尔和约克为都城，那里有军事任务等着他，即为两位奥古斯都收复卡劳修斯（Carausius，286～293年在位）时代从帝国分裂出去的高卢和不列颠。经过多年的战争准备，他终于在296年收复了不列颠。翌年君士坦提乌斯还短暂地统治了意大利，那时候的马克西米安正在非洲同摩尔人作战。

从297年年末开始，君士坦提乌斯留守在他的领地，彼时伊比利亚半岛也归他管辖。从那时起直到305年，他同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全国性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始于303年，君士坦丁下令拆除在他领地内的教堂，但据说并未对教徒执行死刑，这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后果。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按照约定退位，两位恺撒随之继任奥古斯都，因此君士坦提乌斯作为原本较年长的那位恺撒升为地位较高的那位奥古斯都。这两位新上任的奥古斯都也同样册立了各自的恺撒：伽列里乌斯的恺撒是他姐妹的儿子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君士坦提乌斯的恺撒是尚且籍籍无名的塞维鲁二世。这是第二代四帝共治，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以往王位更迭时伴随而至的战争。不久后，君士坦提乌斯一直驻守东部的长子来到了不列颠。

这位名叫君士坦丁的长子出生于默西亚行省的内索斯（Naissus in Moesien），即如今塞尔维亚的尼什（Nis），出生日期大约是270～288年间的某一个2月27日。当时他父亲的地位如何并不可知，他的母亲海伦娜是一名马房女仆，出生于黑海南岸的比提尼亚（Bithynien）。君士坦丁是“情欲的副产品”（13，1，4），12世纪拜占庭僧侣左纳拉斯（Zonaras）如此写道，尽管他尊称君士坦丁为“正教信徒中最著名的”君主。还有类似的记载表明，君士坦丁的父母并未真正结婚。并不是海伦娜低贱的出身使君士坦丁蒙羞，而是其中的不合法性：君士坦丁是一个私生子，这一点后来又被尤利安（Iulian）强化了。这位361～363年间在位的皇帝认为自己才是君士坦提乌斯的正统继承人，是君士坦提乌斯和与其门当户对的合法配偶泰奥多拉公主的后代，因此君士坦丁并不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其同父异母弟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尤利安的父亲——才是皇位正统继承人。

君士坦提乌斯和泰奥多拉结婚后，海伦娜就从他身边消失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笔下的海伦娜直到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统治者后才再次出现。有一个细节也许印证了君士坦丁在他的少年时代和母亲交流甚少：他并未掌握他的“母语”希腊语，后来在希腊东部身边必须有一名翻译。

对君士坦丁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一无所知；典型的一点是，我们只知道四个可供选择的名字：盖乌斯、卢修斯、马库斯和提图斯。当君士坦丁的同时代人、基督教传记作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想要描写这位英雄的生平时，他已没有更多信息，或者说他找不到和这位英雄相匹配的形象。因此他依葫芦画瓢般参照《旧约》叙事中的摩西，写下了君士坦丁的人物故事。尤西比乌斯只知道，君士坦丁在他父亲的共治者身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296年随戴克里先穿越巴勒斯坦前往埃及平定叛乱时，君士坦丁想结识他。拉克坦兹补充到，君士坦丁是伽列里乌斯骑兵队的领队；305年两位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时，如上文所述，君士坦丁去往他父亲所在的不列颠。在那里，父子二人共同抗击皮克特人（Picten）和苏格兰人（Scoten）。在那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病倒了并于306年7月25日在埃博拉肯/约克（Eboracum/York）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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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文的克劳狄二世。

第四章 权力的交接和争夺西部的斗争

如今在约克参观大教堂的人可以看见在教堂地下有一个陈列室，布展人怀着极大的骄傲向游客展示306年“世界历史”被书写的地方。那里是罗马总督宫（Statthalterpalast）的所在地，实际上它可能也是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的忌日那天，不列颠军队拥护其子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的地方。

戴克里先的体系败于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奥古斯都都像他自己一样愿意毫无怨言地交出权力。更进一步讲，这一体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些奥古斯都的子辈更愿意遵循向来行之有效的帝位承袭的方式，而不愿去思考谁是对国家来说最合适的人选；早在公元2世纪出现的领养继承制也不过是应对历代皇朝法则的权宜之计。

所谓的对最佳继承人的挑选，在意识形态层面巩固了这一套继承体系，在军队中却不起作用，因为军队更多地建立在家族传统的延续上。在戴克里先体系的框架下，君士坦丁的继承实际上是一场篡位。根据百年来的传统，君士坦丁将他死去的父亲列入众神之位。当尸体在柴堆上燃烧，一只雄鹰从笼中飞向天空，象征着死者升天。由此，君士坦提乌斯成了神，君士坦丁即神之子。

“君士坦丁接过统治权后，他的头等大事是恢复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上帝。这一神圣宗教信仰的确立是他的第一个法令。”这一关于君士坦丁和基督教信仰之间关系的证明来自拉克坦兹306年的注释，显得十分罕见（《论迫害者之死》24，9）。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尤西比乌斯，这个注意到君士坦丁最细微的亲基督教情感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拉克坦兹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正如君士坦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可强迫他人信仰某一宗教，那时的他已经包容基督教信仰了。

君士坦丁篡位之后，在权力冲突中虽有审时度势的结盟，人们却不会搞错，争权者们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目标：独裁。不同点在于他们各自的能量和承担风险的决心，也就是侵略的决心。在这一点上，控制着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的君士坦丁远远超过了他的竞争者。几场内战后，君士坦丁于312年掌管了西部，李锡尼（Licinius）掌管东部。324年，君士坦丁打败李锡尼实现了独裁。

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伽列里乌斯自动成为权力最高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生前的恺撒塞维鲁二世也晋升为新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请求伽列里乌斯接受他为共治帝。为了保住四帝共治制度的余晖，伽列里乌斯承认君士坦丁为塞维鲁二世的恺撒；想要除掉他，不付出巨大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这样的缓兵之计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当从未踏足罗马的伽列里乌斯想要削弱那里禁卫军的力量时，军中动乱暴起，军人和元老院联手，于306年10月28日在人民的支持下拥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为奥古斯都。作为前任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之子和伽列里乌斯之婿，他和君士坦丁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承认”。

君士坦丁的篡位已给戴克里先的理念带来了打击，马克森提乌斯的暴动更使这一制度土崩瓦解。随着他引起暴动，罗马帝国此时有五个人物，每个都认为自己有资格插手帝国事务，正因如此，不久之后他们都不满于只拥有一块帝国领土。这五人分别是：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奥古斯都塞维鲁二世，以及两个自封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是第五位奥古斯都，他曾于305年退位，如今又宣布复位。伽列里乌斯把马克西米安列为国家公敌，塞维鲁二世亦致力于消灭他，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被马克西米安俘虏并处死，而这件事必定是马克森提乌斯父亲自己的利益所决定的。

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丁于307年年底在他的都城特里尔（Trier）会晤，把女儿法乌斯塔嫁他为妻，并可能在当年的12月25日于阿尔勒（Arles）擢升他为奥古斯都。后来，不论是马克西米安还是伽列里乌斯都没能除掉马克森提乌斯，他在罗马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稳固。为求政治稳定，伽列里乌斯借着戴克里先的威名，尝试推行新政策，彼时的戴克里先已经退位，住在斯帕拉托/斯普利特（Spalato/Split）的宫殿中。伽列里乌斯于308年年末在卡农图姆［（Carnuntum），即现巴特多伊奇—阿尔滕堡（Bad Deutsch-Altenburg）］召开了一次帝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仍遵循已有的四帝共治模式：李锡尼遵照伽列里乌斯的意愿在塞维鲁二世死后成为西部的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自己做了东部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是李锡尼的恺撒，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是伽列里乌斯的恺撒。这一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马克西米安再次退位，且人们无视马克森提乌斯的存在；这一举措并未让新的规矩建立起来，反而扩大了政治上的混乱。

如果不是他与父亲的冲突并未得到非洲军队的理解，马克森提乌斯原本不用顾忌这次帝王会议的结果。马克森提乌斯试图干预一个行政区时，那里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宣称自己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也不愿意放弃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称号也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所要求的。但我们可以逐渐忽略头衔的问题。这涉及310年七名统治者的权力要求：叙利亚的马克西米努斯·戴亚，色雷斯（Thrakien）的伽列里乌斯，潘诺尼亚（Pannonien）和雷蒂亚（Raetien）的李锡尼，高卢的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意大利的马克森提乌斯和非洲的亚历山大。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向法兰克人开战，让莱茵河右岸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er）的国家化为焦土并俘虏了人质，以此逼迫他们求和。紧接着，他扩充舰队，翻新莱茵河畔的一系列防御工事，稳固了莱茵河边境。在科隆-道依茨（Köln-Deutz），一座堡垒在君王面前拔地而起。

310年，君士坦丁在莱茵河畔接到消息，他的岳父马克西米安霸占了存放在马赛的国库财产，在阿尔勒第三度称帝。君士坦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通过急行军来到南法，迫使马克西米安再次退位；不久后人们就发现他自缢而亡了。拉克坦兹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证明君士坦丁并无过错，而这显然是很有必要的：马克西米安向他的女儿法乌斯塔许诺，会把她嫁给比君士坦丁更尊贵的人，她只需留着卧室门，好让他半夜来杀掉自己的女婿。法乌斯塔向君士坦丁和盘托出了父亲的计划，夫妻二人找了一名太监睡在君士坦丁的床上，因为他们想明确掌握马克西米安的罪证。入夜，马克西米安告诉守卫，他刚才出现了幻觉，要马上通知君士坦丁，遂成功潜入了君士坦丁的卧房。他杀了那个太监，当他真正想要谋杀的对象出现的时候，他还在大声夸耀自己的行为。君士坦丁让这个谋杀犯自行选择死法，后者选择了自缢。君士坦丁宣布马克西米安为国家公敌，打破了四帝共治的皇朝意识形态，反而宣传自己和克劳狄二世相关联的出身。大约同一时期，马克森提乌斯除掉了亚历山大，夺回了非洲——罗马的粮仓。

作为他父亲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在固有的四帝共治体系下把太阳神视作守护神。索尔被君士坦丁称为“sol invictus”，即战无不胜的太阳神，并镌刻在钱币上，长期以来位列众神之间。310年，一篇写给君士坦丁的颂词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太阳神的形象，以及在古典时代，人们如何想象人与神的关系。

在演说的结尾，颂词作者描绘了君士坦丁如何遇上了阿波罗这位同样被奉为太阳神的神明。君士坦丁在马克西米安死后返回莱茵河畔的途中，拜访了如今位于孚日省格朗市（Grand in den Vogesen）的阿波罗神庙。该作者对君士坦丁这样说［《拉丁语颂词集》（Panegyrici Latini
）6，（7）21，5-6］：“你真的看到了他，并以他的方式重新认识了你自己。古老的预言中，他是统治全世界的神祇。我认为这些预言如今在你身上得到了应验；你，君王啊，像神一样年轻、幸福，能疗愈人心，无上美丽！”阿波罗在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的陪伴下出现在君士坦丁面前，赐给他一顶写着XXX的月桂冠，承诺保佑他统治三十年——这在那个语境里是一段很长的统治期了。颂文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看待人和神的关系的：君士坦丁看到了神，在这里神是以当地人认识的阿波罗的形象降临的。古代世界中，神和人，人和神之间是可以建立起联系的。在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情况将屡屡出现。

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反复探讨，在君士坦丁个人的认知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而被伪造的，它是不是颂词作者的文学性虚构，或者祭司为谀美君士坦丁而设计的一个场景。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真正地彼此分离。可以确定的是，君士坦丁本人也认同关于神和人的这种观念，因为他也提出了统治世界的主张。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有很多步骤要走。首先，要取得对西部的统治。

在我们继续追踪争夺罗马帝国西部统治权的战争之前，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它的后续影响再怎么被重视都不为过，因为正是它使君士坦丁后来的宗教政治得以实现：伽列里乌斯的敕令。

第五章 伽列里乌斯针对基督徒的宽容敕令

311年4月30日，当时作为第一代奥古斯都的伽列里乌斯公布了迫害基督徒的政治动因并且承认迫害措施失败。他承认基督教仪式的公开合法性，并由此保障了基督徒在当时的结社权（Vereinsrecht）框架下受保护，承认他们是被允许的宗教团体（religio licita）的成员。他们隶属于“登记在册的团体”，可以在负责人的监督下集会，在教会名下的地方举行集体活动，可以葬在教会墓地。因此，现有的团体被罗马法律规范承认为社会公共财产的合法持有人；在法律的保护下，团体所要缴纳的费用也减少了。伽列里乌斯给他的措施附上了条件；基督徒不可以做任何违反公共秩序的事情，并且要为统治者和国家祈祷。在那之前，由于基督教仪式不被官方承认，基督徒也就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祈祷。他们虽可以为皇帝和国家祈祷，但在国家眼里这都是无用功。这些法律和义务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仪式。

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迫害是第一个被冠以“迫害基督徒”之名的行为。在德西乌斯或瓦勒良（Valerian）统治时期，或者在公元1、2世纪发生的事情最多只称得上是地方性的排挤。249年，德西乌斯要求帝国全体民众在所谓的祭拜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祭祀。基督徒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执行命令，有人试图骗取祭拜证明（libe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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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执行命令，希望侥幸不被发现……各种可能性纷纷涌现。

因为祭拜证明通常是给一幢住宅的全体居民颁发的，它也覆盖了如下情况：比如一个基督教家庭的奴隶获得了这个证明从而保护了其他所有人。德西乌斯显然没有预料到一些基督徒会主动拒绝，因为在敕令中好像并未预设惩罚条例。因此当时没有统一的针对反对者的处理办法，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丢了性命。257年，瓦勒良专门颁布了针对基督教教士的祭祀命令，而非针对一般基督徒，在这项命令中他并非毫无理由地关注到，对皇室祭礼的反对中包藏着“坚硬的内核”。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自303年起实施的反对基督教宗教仪式的措施。总共颁发了四道敕令，其中最重要的规定首先针对参加宗教仪式的成员：禁止集会，摧毁圣庙，上交教会财产、文书和所有财产清单；被认定为基督徒的人不受法律保护。接下来的两道敕令主要针对神职人员，逮捕他们并强迫他们进行祭拜。第四道敕令最终要求所有罗马居民参与祭拜，正如德西乌斯之前已经规定的那样。

这场主要发生在帝国东部的大迫害的影响远远超过迄今为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在那期间基督教在帝国东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诚然，关于基督徒的比例，我们既没有绝对的，也没有相对的数据，他们或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里，或集中在大一些的区域中。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基督徒的比例不容小觑这一猜测并非信口开河。这意味着，在当时基督教和异教混杂的古典时代的宗教环境中，各宗教团体的和平共存日益艰难。对基督教的排挤和基督徒所拥有的一种在异教崇拜中少见的传教狂热构成了主要原因。基督教的主教的自我意识觉醒了，鼓励他们的信众日益频繁地通过公开游行，捍卫自己的信仰。

基督教自瓦勒良时期（253～260年在位）以来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壮大，和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周围的世界和它自己的世界一样，充满宗教性。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和异教徒的交往原先是“并行式（Nebeneinander）”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一种“交互式（Miteinander）”的关系，比如在军中；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意识到服兵役是可以接受的一条人生道路，也是实现社会安全和个人晋升的基础。从2世纪起就有了基督教士兵，他们并不受早期基督教作家和一些主教的格言限制：“兵役即偶像崇拜。”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服兵役或是参加相关的祭礼都不是问题。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3世纪初不经意地提到过一名士兵，他在参加典礼的时候出于某种迷信动机将花环拿在手上，而不是戴在头上，以此公开表达对该仪式的抵触［《关于士兵的花环》（Über den Kranz des Soldaten
）1，2］。

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士兵必须参加帝国祭礼的问题：他可以在相应的祈祷中保持沉默，秘密地画一个×或者交叉手指，他可以不拿祭肉，而用自己秘密带来的食物代替。其他宗教的信徒也可能使他信服，官方崇拜和私人崇拜可以共存。人们也可以在对一名基督徒的诉讼中采纳总督的观点，对他说，外在的宗教仪式和一个人内心的信念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当基督徒完成规定的祭拜时，他甚至愿意为其承担责任［赫伯特·穆索里罗（Herbert Musurillo），《基督教殉教者的行为》（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Oxford 1972），第262～263页］。

毫无疑问，对相互影响的双方来说，一种广泛传播的观点起了重要作用，即一个人可以同时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神。为许多神灵而写的献祭铭文与向“其余的不死的神”奉献时所说的套语一样寻常。如果人们可以供奉密特拉神（Mithras）“和”塞拉皮斯神（Sarapis），为什么不可以供奉密特拉神“和”基督呢，为什么不能把基督教和君主崇拜结合起来呢？我相信，如果这种态度获得广泛认同，人们完全可以把君士坦丁312年立一个新神的决定理解为立一个附加的神。但是君士坦丁和他周围的人逐渐才意识到，这位神明不容许自己身侧还有别的神。

诚然，大多数情况下主教反对基督教信众参与其他宗教仪式，但是随着宗教团体的不断扩大，集体的约束力消失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增长起来。殉道者传记向我们表明，主教不得不对长期服役的士兵做了怎样的说教工作，直到当中的某人在服了27年兵役后才发觉，自己已经进行了超过半辈子的偶像崇拜。正是死亡的视角驱使人作出让步，这一点可能是符合人性的。

马里努斯（Marinus）是驻巴勒斯坦军团中的一名士兵，在军中担任低级军官，服役多年来一直指望着获得更高的军衔。当他等候被提为百夫长的时候，他被一个排在他后面的同侪举报了：马里努斯是一个基督徒，是不可以进行祭拜的。他开始军事生涯至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宗教行为——通常是被动的。要成为百夫长，按照要求他本不得不自己完成祭拜。他的主教劝告他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之后这位士兵拒绝了祭拜，选择赴死。（《基督教殉教者的行为》第240～243页）。

马里努斯的例子反映了人的妒忌心、竞争意识、厌恶或憎恨，我们在研究异教徒和基督徒每日在同一处住所、同一片街区或同一个城市朝夕相对的情形时必须考虑这些。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向来就有非常多的可能性，随着宗教仪式方面的差异而进一步升级。基督教的扩张触及了个人和整个城市的根本经济利益，这一点很重要。建筑工、银匠、装饰人员、画家、石匠、铜匠、雕刻工人，这些和神像铸造相关的人员都因基督徒而受到了损害，因为后者认为描绘神的形象是偶像崇拜而拒绝接受。所有直接或间接靠制作祭祀仪式、神明庆典、拳击表演、马戏、角斗和戏剧等的相关产品为生的人对基督徒的这种节制很不满，这些人包括：祭司、预言家、演员、赛车手、舞台工作者、活动组织者、裁缝、酿酒师、商人、陶器工人、庄园主、农民、屠夫和店主等。

在基督徒面临潜在威胁的年代，他们的命运和告发联系在一起，正如在马里努斯同侪的那个例子里，总会有摆脱竞争对手的尝试，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在恋爱关系中。在这场303～311年发生的持续了将近十年的迫害中，与此相关的伤口被撕开，难以很快愈合。我们20世纪的人当然不必列举人们如何互相伤害的例子。殉道者传记，掘墓人和基督徒清醒的集体记忆确保了这些伤害在意识中尽可能地长久存在。

伽列里乌斯停止了迫害，他将基督教崇拜合法化，但他无法弥合撕裂的伤口，尤其是在东部——这一点需要被反复强调。在某些地方，血腥的迫害变得自发，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宽容敕令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基督徒的自信从未减少，而是不断增加。

[1]
指所有公民，尤其是基督徒，必须当着特派员的面完成祭拜，理由是要为国家的安全祈祷。完成者将获得一份祭拜证明，证明他们遵守了皇帝敕令，忠诚于诸神。——编者注

第六章 幻象和胜利

伽列里乌斯死于311年，仅在他颁布宽容敕令后不久；但人们不应因此怀疑这一举动也许是一个将死之人的断念。拉克坦兹虽然这样看待此事，却仍在他的《论迫害者之死》中给旧约式的复仇留下了余地。

伽列里乌斯死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瓜分了他下辖的领土，他们从各自的领地出发，相向进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相遇，并以此为界；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战胜了马克西米安，正如马克森提乌斯战胜了亚历山大。剩下的四位统治者中，有共同敌人的人相互结盟，各自钳制对手。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马克森提乌斯结盟，李锡尼则谋求和君士坦丁接近。君士坦丁乐于如此，并让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作为人质和李锡尼订婚。这只是一次订婚，并非实际婚姻，所以也可以这样理解，君士坦丁并未完全和李锡尼结盟，而是同时在观望着其他可能性。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商定于313年起共同执政也就好理解了。事实证明这一结盟是无意义的，因为不论是李锡尼还是戴亚都没有介入西部的战争。所有这些协议都是在为军事对话作准备，这其中只有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之间的战斗值得一提。

我们其实仅从马克森提乌斯一方获悉军事行动之前的宣传活动，因为他身处基督教源头的交火中。和君士坦丁曾做过的一样（见第四章），马克森提乌斯把他的父亲和众神相提并论。他指控君士坦丁杀死了马克西米安，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罗马城内，人们拆除了君士坦丁的塑像，这清楚地表明了内战的来临。

现行的四头统治仅仅在形式上沿用了戴克里先的制度，君士坦丁在这其中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即312年，他决定和马克森提乌斯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借此他想冒险尝试一把塞维鲁二世和伽列里乌斯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马克森提乌斯控制着意大利和非洲，那两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真正的核心地带。拥有了非洲，就相当于拥有了粮仓，而意大利则被他建成了军事堡垒。一位颂歌作者称马克森提乌斯有10万步兵［《拉丁语颂词集》9（12）3，3］，这个数字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却也可以断定，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些反对侵略者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向罗马进军的途中他需要越过一些障碍，这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困难：塞古西奥［Segusio，或称苏萨（Susa）］、都灵、维罗纳、阿奎莱亚（Aquileia）。马克森提乌斯将意大利北部的这几个城市建成了要塞。正如一位颂歌作者所描述的，并非所有城市都愿意相信君士坦丁的怀柔政策并像阿奎莱亚一样愿意投诚。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比如塞古西奥和维罗纳的居民，不久之后都会责问自己是不是疯了。君士坦丁在围守和饿困之后收服了维罗纳，成功完成了重要的一步。攻占维罗纳的战功也被呈现在了不久后建成的凯旋门上。紧接着，君士坦丁遭遇了一次失败，但具体地点不为人知。事实证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并未倒戈——况且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一切都和围绕罗马的决定性争议有关。

眼下君士坦丁的战略形势不容乐观，在敌对的领土上更是每况愈下。维罗纳一役充分展示了拿下一个城市是多么费力，征服都城就更加困难。马克西米安不久前将奥勒良城墙投入使用，马克森提乌斯自己囤积了大量粮食。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君士坦丁需要给自己和军队额外的激励。预言家们没有找到有利的迹象，君士坦丁必须自己和一位神建立起联系，并从神性（Allgottheit，见本章倒数第二段）中感知到救赎的、积极的征兆。和当时的风气相符，这种联系几乎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而是要通过幻觉来建立的，对古人来说，这是一种和神交流的可信方法。人们对和此类异象打交道习以为常，这澄清了那段涉嫌谋杀马克西米安和之后马克西米安自杀的历史（见第四章）。

教父关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的异象的记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后期阐释的影响。天文学方面的推测一如既往地仅供娱乐，没有更多价值。君士坦丁看到了什么，他是否详细地描述过，直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人们也不关心了。重要的是军事上的胜利和统治者的信仰，正是神的相助才令他大获全胜，基督徒认为这是他们基督教的神。

君士坦丁将基督徒拉克坦兹接到特里尔，当他长子克里斯普斯的老师。拉克坦兹在318年前后描述了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君士坦丁见到的幻象。上帝启示君士坦丁，把基督的标记X P作为胜利的标志加到士卒的盾牌上（《论迫害者之死》44）。用希腊语写作的基督教主教尤西比乌斯在大约20年后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君士坦丁志》（Leben Konstantins
）1，28］。按照他的说法，君士坦丁和他的军队在正午时分看见太阳上方出现了十字光芒，还有“靠这个符号取胜（τούτῳ νίκα）”这些字。尤西比乌斯保证，君士坦丁曾就此亲口对他发誓。这个誓言是很有必要的。在那个时代，神和神性意味着真正的权力，不会有人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在场的人，国王和军队，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沉默，这个誓言应“填补”这个“漏洞”。

两个版本的故事反映了君士坦丁宣传的不同阶段；就这点而言，钱币上不仅出现了凯乐符号（Christogramm），还出现了铭文，但表述略有不同。拉丁语为in hoc signo vinces或victor eris，“靠这个符号你将胜利”或者“将成为胜者”，但这仅在君士坦丁之后才相对固定下来。

[1]

君士坦丁家族位于拉特兰（Lateran）的城堡的壁画下方有一个带有解释的凯乐符号in signo ［h］oc est patris victoria——“父亲（君士坦丁）的胜利在这个标记中”［瓦尼亚·桑塔·玛丽亚·斯科里纳里（Valnea Santa Maria Scrinari），《拉特兰的帝国》（Il Laterano imperiale I. Dalle “aedes Laterani” alla “Domus Faustae”
，Rom 1991）第164页］。类似的幻象——更确切地说是将这一幻象移花接木到后续的一些事件中——在施巴利亚战役（Schlacht bei Cibalae）中得到了证实（见第七章）。显然，君士坦丁实际上主导并要求更精确地解释这些幻象以及相关的信息。这个解释的过程变成一种自洽，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都一样。这是一种相互作用，在一个由统治者决定的氛围中，其思想引起了群众的共鸣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终又为统治者自己所用。这种宣传方式正好和现代的、自上而下强力命令和中央集权操控的方式相反。

君士坦丁是否为这个新的胜利标志作出了很大改变？他是否确实在士兵的盾牌上画了某种凯乐符号？这些问题悬而未决。罗马的部队标志很早就使用了十字形状。米努修·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在2、3世纪之交写道［《屋大维乌斯》（Octavius
）29，6-7］：“即使是部队标志和骑兵队的旗帜以及军营旗帜，除了镀金或用金子装饰的十字架之外，它们还有什么？”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部队标志，换句话说，对它的分析要从基督教的角度入手，以重新认识人们长久以来所熟悉的形式下的真实内容。在这些符号下，君士坦丁和他的军队准备与马克森提乌斯交战。

此时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马克森提乌斯离开了他固若金汤的城市，在城墙外选择了野战。可以确定的是，引发他如此行为的既非对元老院和人民的不确定，也非夜晚的梦魇。这也许仅仅展现了他是多么的自信和有优越感。他的所作所为却给君士坦丁带来了唯一的机会，令他得以成功结束军事进攻。二人第一次相见是在罗马城北13公里处的红崖（Saxa Rubra），君士坦丁胜利后，继续向都城挺进。在城郊3公里处的米尔维安大桥爆发了混杂着愤怒和冷酷无情的一场战役。马克森提乌斯的精锐部队，尤其是他的贴身卫队战败后，马克森提乌斯本人失踪了；他从马上跌进了台伯河，溺水而亡。随着马克森提乌斯在战争中殒命，这场战斗看起来更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君士坦丁和他的神获胜了。君士坦丁是如何理解他的神，如何“信仰”他的神的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将助他作战的这位神看作基督教的上帝，伽列里乌斯在一年前已经认定对他的崇拜是合法的。伽列里乌斯要求基督徒为国家及其福祉祈祷。基督教的上帝展示了他愿意借由君士坦丁其人来保佑国家。随着一声巨响，他进入了公众视线：作为战争之神。后来，皇帝头盔上的凯乐符号出现在了奖章上（见图5a），奖章的背面是士兵和胜利女神维多利亚，这是战争和军事胜利的标志。

胜利之师进驻罗马，他们砍下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插在长矛顶端，在这被征服的城市里游街示众。正是为此，君士坦丁才把他的尸体从台伯河里打捞出来。

经此一胜，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城的解放者，罗马公民乃至整个世界自由的恢复者，和平、安宁和公共安全的奠基人。许多铭文都赞扬这些品质，特别是凯旋门上的铭文。这座凯旋门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奉献给他的，并且在315年执政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为它举办了落成典礼［《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6，1139及《拉丁铭文集选》（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694］。

“统治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努斯（Flavius Constantinus，即君士坦丁），最伟大的、虔诚的（和）幸运的皇帝，在神的助力下，在他伟大精神的引领下，和他的军队一起，在公平的战争中，为国家向暴君及其派系报了仇。为此，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奉献这座装饰着胜利标志的凯旋门给他。”

马克森提乌斯死后被施以“除忆诅咒（damnatio memoriae）”，他的名字不允许再被提起，就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一般。但是人们需要一个表达来指代他，让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就知道是他。这位313年向君士坦丁致敬的颂歌作者遇到了这个问题，并用传统的方法解决了它。他没有用死者的名字，而是用贬义的词语来代指：“那怪物”、“愚蠢无用的动物”、“身着紫袍的奴隶”，或者简单的，如“国家敌人”。至于凯旋门上的铭文和法律文本，君士坦丁的文书达成一致，用“暴君”这个词来谈论或书写一个不存在的人。

君士坦丁急于向上帝致谢；这是正常的，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他用当时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图画语言做到了这一点。除了收集关于教堂建筑的信息，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让君士坦丁的基督教传记作者如此勤奋。他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成果可能早在315年之前就已落成，是建于一个兵营遗址之上的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Lateran basilika）。同样出名的还有324～326年间建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君士坦丁及其家族成员捐赠的，或经济上支持建造的众多教堂证明了统治者的“信仰”，它们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求而建立的。它们同样证明了他的慷慨大方和好讲排场；从这方面来看，君士坦丁也想成为奥古斯都的有力继承人。他在行动报告中提到，他已经在罗马复建了82个圣所。

元老院决议建造的凯旋门是对抗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的可见标志。事件发生三年后，在圣道（via sacra）的起点，在斗兽场、帕拉蒂尼山和古罗马广场之间，这道拱门拔地而起。这座凯旋门曾是一个官方的罗马艺术博物馆，因为它融合了众多战利品和不同时期的建筑元素：除了君士坦丁时代的浮雕和装饰元素之外，还使用了图拉真、哈德良以及安东尼时代的元素——因此人们推测这是从旧有建筑上拆下部件，在新建筑中重新使用。

凯旋门上关于君士坦丁的部分重现了那些促使人们建造这个胜利纪念场所的决定性事件。从军队启程，到围攻一座城市——可能是维罗纳，君士坦丁站在他的士兵中间，比他们高出一个头，胜利女神为他加冕。接下来是对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描绘。君士坦丁再次被一些传统的神所包围：胜利女神、英勇之神（Virtus/Roma）和一位河神。君士坦丁和他的军队于312年10月29日进入罗马，这一场景成了环绕凯旋门的浮雕带的终点。

除了刚才提到的神之外，凯旋门上还有一个太阳神，他是人们在文本中提到过的最高的神。重要的是，神的概念的具体内容在改变。过去索尔是至高无上的神，现在按照君士坦丁的理解，这一位置则属于基督。人们有理由推测，对君士坦丁来说，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仍然主要与罗马帝国长期存在的那些观念有关。东方的天空之神和太阳神，比如奥勒良时期（270～275年在位）被尊为国家之神的无敌者索尔（Sol Invictus），是神学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太阳神成了全能的、以其生命力渗透全世界的神；这与哲学启蒙的一神论倾向有关。因此，在众神背后伫立着一位不可名状的世界之神，人们只能用“最高的神”这样的名号来表达。“这是谁，永恒的神，他带来永恒，在永恒中主宰？唯一的，不死的神。”［《希腊文神秘宗教纸草文献》（Papyri Graecae magicae.Die griechischen Zauberpapyri
，2.Aufl. hrsg. von Karl Preisendanz-Albert Henrichs，Stuttgart 1974）第二卷第237页］

由于这两个发展，帝国时代整个罗马世界流行着这样的观念，即（男性的）太阳就是整个宇宙，太阳神索尔融合了所有或至少许多神于一身。太阳不仅仅是一个天体，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组成元素，人们从中看到了最高本质的直接现身，一个全能神。欧坦（Autun）的颂歌作者把君士坦丁当作太阳神来赞颂，也把他和太阳神并列歌颂。在建筑和钱币上，太阳神曾经并且长期充当着最重要的神。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兴建的凯旋门的浮雕上，索尔被着重描绘；太阳神出现了四次，其中有两次是和统治者一起。在钱币上，太阳神很长一段时间和君士坦丁相伴出现。

太阳神的很多特质被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解释。如果基督在他的显现方式上与太阳神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使君士坦丁信服这个至尊的神就是基督当然不难。如果众生从中看到了其他神的现身，这对君士坦丁来说也不成问题，因为重要的是，所有信徒效忠的是同一个神。

[1]
原本的希腊语表述采用了现在时时态，转写成拉丁语之后变为将来时。——编者注

第七章 争夺东部的战争

鉴于四位皇帝312年之前各自所作的军事上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和平相处只是一时的需要，而非长久之计。因此，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可以被理解为争夺东方的斗争和独裁专制的开端，而这一发展并非必定是直线式的。

君士坦丁接手了马克森提乌斯手下的一些人，以保障他在新征服地区的稳定统治。那些与“暴君”站在同一立场的人可能被处死了，但原则上君士坦丁宣传并实施了宽大政策。凯乌斯·凯翁尼乌斯·鲁非乌斯·沃鲁西阿努斯（Caius Ceionius Rufius Volusianus）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罗马贵族阶层的著名一员，在马克森提乌斯麾下身居高位，曾担任罗马禁卫军指挥官、城市指挥官和最高执政官。在君士坦丁时代，他的地位再次得到提高，君士坦丁任命他为被“解放”的罗马城的长官。

313年2月，君士坦丁与和他结盟的李锡尼在米兰会面，进行了一系列商谈，主要是关于宗教问题的约定。此时李锡尼已经和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妹妹君士坦提娅结婚，这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君士坦丁在占领了被他打败的马克森提乌斯的领土的基础上又接手了原本要赠予李锡尼的土地。因此李锡尼需要补偿，这样做的代价则是放弃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的关系。所以君士坦丁中断了与戴亚的联系，让李锡尼自由介入到争夺东部的斗争，却没有给他积极的军事援助。当李锡尼和君士坦丁还在米兰谈判的时候，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攻占了拜占庭。但是4月末的时候李锡尼和他兵戎相见，并于4月30日在亚德里亚堡（Adrianopel，即今天的埃迪尔内）战胜了他。几个月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自杀了，李锡尼处决了他的家人、高级官员和与他相关的其他一切人员。

米兰谈判期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再次表示，基督教团体应该和其他合法的宗教团体受到同等对待。根据当时对神之国度的认知，李锡尼认可了伽列里乌斯311年颁布的宽容敕令中的决议（《论迫害者之死》48，2-3）：“我们授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自由地为自己选择宗教的权利。”李锡尼认为，所有的神都是独一种至高神性（Summa divinitas）的表现形式，“我们在自由意志的崇拜中服从他们”。

李锡尼向他所在区域的行政总督提及基督徒，这解释了授权的原因。他们谈到东部存在的问题。在那里，宽容敕令颁布后，基督徒依然遭受压迫。这项授权的内容并未超越311年的决议。

也许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同意接受至高神性这个表述形式。在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的决战之前，李锡尼让他的军队向之祈祷。君士坦丁也在凯旋门上宣布，他是在神的推动下（instinctu divinitatis）战胜了马克森提乌斯。当君士坦丁身处与多纳图斯派的争端之际（见第十章之“基督教”），他写信给他的信奉异教的阿非利加行省总督（vicarius Africae），督促他进行干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断定，即使在这里也有至高神（summus deus
）的崇拜者［让-路易·迈尔（Jean-Louis Maier），《多纳图斯档案》（Le dossier du donatisme
，Berlin，1987），1 No.18］。这一至高神长期以来就是君士坦丁的上帝，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后，衪的地位更是不容动摇并将保持下去。

315年，君士坦丁在自己取得大胜之地罗马举行了他的执政十周年庆典。当时的宣传主要体现了两项军事胜利：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以及在莱茵河边境成功击退法兰克人。

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之后，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瓜分了帝国。但是君士坦丁想要的不止这些。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对李锡尼的压制，这在他的头衔上有所体现，即“至尊皇帝（maximus augustus）”。此外，君士坦丁建议李锡尼恢复他岳父从前的领地。这就要求两个统治者必须各自交出一部分领土。对李锡尼来说，君士坦丁看中的恺撒人选是个问题：此人名叫巴西阿努斯（Bassianus），君士坦丁同父异母妹妹安娜斯塔西亚（Anastasia）的丈夫。通过这个方式，君士坦丁不费一兵一卒就扩张了自家领地。对此，李锡尼进行了自卫。他推倒了自己辖区内君士坦丁的雕像，二人的交锋上升为内战。

316年10月8日在潘诺尼亚的施巴利亚（Cibalae in Pannonien，即今天克罗地亚的温科夫齐）爆发了第一次未分胜负的对抗。但这次对抗是发生在314年还是316年尚有争议，即使有关于那个年代的充分记录，也还是存在时间顺序上的模糊。我更倾向于它发生在316年。接着，李锡尼退守色雷斯，在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附近爆发了第二次冲突；李锡尼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领土缩水，撤离他在潘诺尼亚的重要驻地色米姆（Sirmium），在欧洲仅保住了东部的几个地区。

316～322年，君士坦丁大部分时间在色尔迪卡/索菲亚（Serdica/Sofia）停留，据说他曾经说：“色尔迪卡是我的罗马。”［《语录摘要》（Excerpta de sententiis
）第2页，No.190］这可能是一个计划。考虑到他长期在那里停留，这一点并不奇怪。此时，君士坦丁无疑拥有了话事权，在色尔迪卡他也为帝国任命了新的恺撒。虽然这是西部统治者的命令，但李锡尼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君士坦丁于317年3月1日任命了三位共治者：李锡尼阿努斯（Licinianus）、克里斯普斯和君士坦丁二世。李锡尼阿努斯是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的第二个儿子，他被派给了李锡尼，与之共治东部。西部的两位恺撒也确定了：12岁的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的私生子；君士坦丁二世，不久前刚刚出生，其母为法乌斯塔。三个恺撒中的两个都和君士坦丁绑定在一起，通过观察接下来三年的执政搭档组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种显而易见的一致态度中很有优势。每个新任恺撒都应该和奥古斯都一起正式担任罗马国家的最高职位，按照他们的年龄，依次是克里斯普斯、李锡尼阿努斯和君士坦丁二世。由于法定奥古斯都人数只有两个，但是三个恺撒每年都需要一个执政搭档，所以有一个皇帝可以担任两次，此人就是君士坦丁。铭文证明了这一点：

318 李锡尼 第五次—克里斯普斯 恺撒

319 君士坦丁 第五次—李锡尼阿努斯 恺撒

320 君士坦丁 第六次—君士坦丁二世 恺撒

经过第一次与李锡尼的内战，君士坦丁的实力明显增强了。

318年，君士坦丁证明了什么可以用于宣传。他铸造了一系列钱币，用来纪念他的帝国祖先：君士坦提乌斯神，他的亲生父亲；马克西米安神，他的岳父；克劳狄神，他在310年被认定为“祖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期间，所有对马克西米安的怨恨都被平息了。君士坦丁的妻子法乌斯塔对恢复她父亲的名誉十分在意，这一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设法为克里斯普斯和君士坦丁二世的新一个统治世代找到尽可能多的重要祖先，也很重要。

表面上，君士坦丁将莱茵河边界交给了克里斯普斯，实权实际上交给了他的将军，而他自己控制着多瑙河边界。军事冲突一次又一次发生。323年，君士坦丁在对阵萨尔马提亚人（Sarmaten）和哥特人时也侵犯了李锡尼的领土，这并不是无意的。他一遍又一遍地宣扬他的权力主张，现在他在军事上展示了这一点。共同执政的时代就此结束。李锡尼熔掉了君士坦丁的胜利纪念币，在他的辖区内重新对基督徒施压。他们被禁止聚众集会，也不可再任命主教。也许他想会一会他在西部的对手长期支持的那群人，也许他还想将围绕亚历山大城的圣职者阿里乌斯（Arius，见第十章之“基督教”）的神学争论的结果扼杀于萌芽之中。最终，李锡尼清除了行政官僚和军中的基督徒，重新恢复对太阳神的崇拜。在色雷斯的一个部队营地中，“奉奥古斯都李锡尼及恺撒李锡尼阿努斯之命，供奉了一座神圣的太阳神像”（《拉丁铭文集选》8940）。看上去李锡尼似乎把宗教问题置于意识形态讨论的中心。

一些人认为，君士坦丁在这场战争中并未设立一个新神，而是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队标志，以此来给军队特别的激励：拉布兰旗（das Labarum）。一柄高高的镀金长矛上有一根横杆，上面挂着一面紫色、绣金线并装饰着宝石的方形旗帜。顶端的月桂冠上有一个凯乐符号；基督像取代了旧的部队标志上的鹰。拉布兰旗也被印在钱币上，正如旧的部队标志上装饰着印有皇帝肖像的圆形雕饰，它们不是被固定在杆上，就是像刚才举的例子一样，装饰在旗帜上（见图1）。拉布兰旗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而是一个胜利标志，军队被这个标志所庇佑，就如同身受上帝的庇佑，它是上帝的象征；这就是国家之希望（spes publica）。之前这个标志受到过宗教式的崇拜，被供奉在一个装饰着花冠并涂了油的特别房间内，由一支共由五十名男子组成的仪仗队看护着。

图1 拉布兰旗

君士坦丁于324年宣布针对李锡尼的军事决议。君士坦丁最大限度调集了军队，与李锡尼开战：200艘三列桨座战船和2000艘运输船搭载了10000名水兵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整装待发，准备迎接120000名步兵和10000名骑兵。君士坦丁想彻底除掉李锡尼，他双管齐下，兵分水陆，向他的共治者发动了进攻。尽管人数占优，李锡尼仍在7月3日兵败亚德里亚堡。不久后，克里斯普斯率领君士坦丁的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n）边上消灭了敌人。拜占庭不再受李锡尼控制，君士坦丁围困它两个月，最终占领了它。就在此时，一个异象的出现消除了最后一些关于胜利的疑虑（左纳拉斯13，1，27-28）：“在拜占庭附近，所有人都睡着了，他（君士坦丁）看到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军营。”

9月18日，君士坦丁在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取得了最终胜利。在君士坦提娅的求情下，李锡尼最后一次试图保住自己的尊严，却是徒劳。李锡尼先是被流放，后来和一些高级官员一起被处决。君士坦丁任命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为东部的恺撒。君士坦丁的权力意志取得了胜利，为此他已经奋斗了18年；这是一条漫长而血腥的道路。至此，君士坦丁在欧坦以阿波罗，和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时以基督为对象所作的关于至高神的预言全都实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帝国又回到了一个人手里。

第八章 独裁的时代

君士坦丁充分利用了独裁统治来巩固新的帝国内部结构。这一结构有一部分是戴克里先创立的，在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治时期又得到了推动。战胜李锡尼后，君士坦丁急于赢取东部的民心。李锡尼的反对者主要是一些基督徒，很好拉拢。经尤西比乌斯之手流传下来一封发往东部各省的信件，大体上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君士坦丁下令大赦李锡尼时代的犯人，此外更是允许被流放的人返乡，取缔强制劳动的惩罚，恢复被贬谪之人的地位，让被停服兵役的基督徒自由选择重新拾起武器或光荣退役，并赔偿财产损失。

早在312年，君士坦丁就宣传了他的宽松政策（clementia），并付诸实施。李锡尼时代的高级官员的接任者，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李锡尼曾经的执政官尤利乌斯·尤利安努斯（Iulius Iulianus）。他的女儿嫁给了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弟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后来的皇帝尤利安（Iulian，361～363年在位）就是这场婚姻的结晶。

这里有必要概述一下君士坦丁统治的最后十二年。初始阶段主要是家庭内部整顿。这包括任命他7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恺撒，并将他的亲生母亲海伦娜和妻子法乌斯塔纳入帝王家庭；二人在君士坦丁的感召下皈依了基督教，被授予奥古斯塔（Augusta）的荣誉头衔。君士坦丁主要为他母亲的慈善事业和教堂建设计划提供资金。这些都被理解为巩固王朝统治的措施。325年还举办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由于君士坦丁选择了基督教上帝，宗教内部争议已上升为国家事务（见第十章之“基督教”）。该年9月出台了一项法律，鼓励人们告发统治者身边有过不忠行为的人，并承诺给予告密者赏金。君士坦丁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他一直拥有最高神性［《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9，1，4］。皇帝身边存在的问题，不久后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再是秘密，它们是从这时就显现出来了吗？

一年后，君士坦丁的家里上演了一出大戏，其背景不为人知。当君士坦丁出人意料地命人逮捕他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的时候，他本人正在去罗马的路上，打算在那里再举办一次执政二十周年庆典。君士坦丁的妻子法乌斯塔指控他将克里斯普斯带去伊斯特拉半岛的普拉（Pola in Istrien）并在那里毒杀了他。法乌斯塔的指控语焉不详，她在继子死后也只活了几天。君士坦丁把她关在炽热的浴室中，任她窒息而亡。与此同时，一场大清洗波及了更多家庭成员和无数朋友。随后，克里斯普斯又被指控和他的继母之间有着不伦的恋情，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法乌斯塔和一大群身居高位的友人都被处死。对19世纪末的（男性）历史学家来说，谁是这场桃色事件的始作俑者，谁又是受害者一目了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二人的年龄差异时［奥托·希克（Otto Seeck），《科学神学报》（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Theologie
）33，1890，70］：“他（克里斯普斯）几乎不再是孩子了，她（法乌斯塔），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年龄。众所周知，年轻男子对年龄日益增长的女性来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在消除政治对手时，对两性行为不端的指责是很常见的借口，无论是针对屋大维和其女儿茱莉亚，还是希特勒和罗姆。除掉很多领导人物这一行为表明，这些人密谋推翻君士坦丁，或者说在君士坦丁看来是这样。也许在他周围充斥着对戴克里先四帝共治制度的回忆，那时统治者在执政满20年后自愿交卸权力。人们是否明确提示过君士坦丁这一点？这段历史有可能威胁到他吗？无论如何，君士坦丁以自己的敏锐和严格对此作出了回应。从那以后，他保住了家庭中的平静。如果说这场家庭大戏为当年的庆典蒙上了阴影，那么随后在罗马发生的事情则完全破坏了节日氛围（见第一章）。

君士坦丁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即一个像他这样的统治者需要一个相应的、“自己的”新都城；罗马发生的事情和他最终对这个帝国旧中心的放弃都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决定兴建一座胜利之城，一个新的首都，属于他的，君士坦丁之城。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堡落成（见第十一章）。

在战胜李锡尼后，君士坦丁没有必要再领导更大规模的战争了。帝国边境的绝大多数军事冲突由他的儿子们应对。328年，君士坦丁二世击败了阿勒曼尼人，并和父亲在特里尔庆祝胜利。从这一年开始，多瑙河边界也可以被认为是基本上安全了。君士坦丁在康斯坦察达夫尼（Konstantiana Daphne）

[1]

附近的多瑙河上新建了一座桥——从那里有一条通往内陆的道路——以便应对多瑙河上始终会出现的棘手情况。一方面，这样可以阻挡哥特人像在李锡尼时代一样入侵；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为他332年发动的那场战争埋下了伏笔。他攻打了一直侵犯帝国领土的西哥特人、塔菲尔斯人（Taifalen）和卡尔彭人（Carpen）的部队。据说他将40000名哥特人化为盟友。作为回报，哥特王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

该事件得到了精心宣传。在钱币上，统治者被赞为“外族人的征服者”。据推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君士坦丁将“胜利”一词作为他头衔的永久组成部分。他现在是maximus victor ac triumphator semper Augustus——最伟大的胜利者，凯旋的统帅（和）永恒的皇帝。他的称号从invictus（不可战胜的）变为victor（胜利者）；这一转变值得注意，它标志着宗教观念的变化。二者原本没有重大区别，但invictus长期以来被用于描述神性，特别是对索尔来说，对其他神也是一样的。与此相关的记忆的消除是循序渐进的。新的头衔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广泛流传。当人们在努米底亚的拉百瑟斯（Lambaesis in der Numidia）为君士坦丁刻下铭文时，那里的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不可战胜的（invictus）、虔诚的（和）幸运的皇帝，胜利者（victor）。”（《拉丁铭文集成》8，2721及《拉丁铭文集选》689）

几个世纪以来，在罗马，皇帝的胜利证明了他的统治能力。当然，有胜利就有牺牲者和战败者。无论是印在硬币上还是刻在铭文里，通过胜利称号，帝国的民众就可以知晓相应的胜利事件。例如，皇帝被称作Parthicus——帕提亚帝国征服者，甚至Parthicus maximus——至高帕提亚帝国征服者。

从戴克里先时代以来，统治者们对其胜利者身份的展示不断升级，在多次战胜同一个对手后，会将相应的数字添到相应的胜利头衔中；在多位统治者共治的时代，一个人的胜利头衔也会被其他人使用。早在318年，君士坦丁就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头衔名录：Ger（manicus）maximus III，Sar（maticus）max（imus），Brit（annicus）max（imus），Carp（icus）max（imus），Arab（icus）max（imus），Med（icus）max（imus），Armen（iacus） max（imus），Goth（icus）max（imus）；这记载了他对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不列颠人、卡尔彭人、阿拉伯人、米底人、亚美尼亚人和哥特人的胜利（《拉丁铭文集成》 8，8412及《拉丁铭文集选》696）。除了刚刚提到的对哥特人的胜利这样的具体事件，君士坦丁还被称为ubique victor——无所不在的胜利者，或者victor omnium gentium——所有民族的胜利者。这样的表达告诉人们，在这样的统治者的治理下，生活安全而平和。

力量和胜利也在诗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同时代所有的古典艺术一样，诗歌赞美统治者。蒲柏利乌斯·奥普塔提亚努斯·波斐利乌斯（Publilius Optatianus Porphyrius）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被皇帝放逐后，他带着自己的二十首赞美诗回去向这位统治者求助。文字上的小把戏和矫揉造作的表达使这些诗格外引人注目。这里给出的例子（见图2）不仅仅是一首藏头诗，即每句诗的首字母连起来展现皇帝的性格，同时它也是一首藏尾诗，因为尾字母连起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最后，相应的第14个字母也可以连起来，以表达对统治者的特别赞美。

我要歌颂帝王那主宰全世界的英勇，那著名的幸福之城罗马——世界之都，在这主宰下重奏凯歌。你，女神（缪斯），你教会了歌者！（帝国东部）被（李锡尼）嗜血的暴政撕裂和蹂躏的穹窿为分割的权力而叹息，为（意大利）奥索尼亚（Ausonien）失去的权力而哀悼。如果说有什么事人类可以相信，那就是格洛丽亚（名望女神）给一个来自罗马的名字赋予无上的荣誉，自由的人民寻求君主，他的权力（范围）让引起悲痛的、世上最大的折磨也要退避三舍。从许珀里翁（男性太阳神）赶走星辰让第一缕阳光普照的地方，从火红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从那里，他们（东方的人民）日日祈祷，寻求你那值得尊敬的名字——（你，）最伟大的征服者，（你，）永恒祈祷中世上独一无二的光芒；他们渴望拥有你令人难忘的神性，他们想要臣服于它——说出奇迹——也向国家及其守护神臣服：你的正义如此伟大，奥古斯都！看，这么多的流血事件，所有精疲力竭的人都为此叹息。在你的保护下，全世界都欢欣鼓舞，不必（再）为战争而颤抖，不必再听从命令服务于罗慕路斯虔诚的儿子，哦，光荣的父亲。

图2 奥普塔提亚努斯·波斐利乌斯的诗

这首长诗通过特殊形式的词语再次强调：fortissimus Imperator，clementissimus rector，Constantinus invictus——我们所认识的君士坦丁是不可战胜的，在这里，他被歌颂为最强大的帝王和最宽厚的领导者。对统治者宽容待下的呼吁成功了，君士坦丁把奥普塔提亚努斯从流亡中召回，并两次任命他为罗马行政长官。

胜利的消息不仅仅是官方证明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不仅仅反映在诗歌里，连“骰子塔”上都有它的踪迹。这是一种使骰子自动混合的工具，玩家们在它上面始终能看到：Pictos victos，hostis deleta，ludite securi——皮克特人被打败，敌人被摧毁，（现在）安全了。立方体有六个面，人们在这样的格言中要使用六个字母，因此在将大政治转印到小硬币上的时候，偶尔的语法模糊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内政的角度来看，在那个时代只有卡罗卡鲁斯（Calocaerus）的起义被提及。卡罗卡鲁斯是皇家骆驼繁殖的负责人（magister camelorum），他在塞浦路斯自立为帝，即“对立皇帝（Gegenkaiser）”。促使他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君士坦丁很快控制住了局面。333年12月25日，君士坦丁任命他的小儿子君士坦斯（Constans）为恺撒，再次将他的恺撒集团扩充为三人。君士坦丁的统治得以确立，这是他希望在未来建立的王朝。君士坦丁二世，最年长的恺撒，已经任职近20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34年已经庆祝了执政十周年。通过相关人员的公开登场，这个与君士坦丁联系在一起的王朝统治变得可触可感。在统治者的肖像中，标志性的特征越来越明确，因此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界限再也无法画出：君士坦丁的肖像因此成了整个王朝的肖像。

所以335年，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隆重地操办他的执政三十周年庆典，令人更愉快之处在于，十年前在罗马也是同样的景象。自奥古斯都以来（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在位），没有一个皇帝统治这么久，君士坦丁似乎可以追平他的记录，因为他此时的年龄在48到65岁之间（见第三章关于其出生年的论述）。在君士坦丁堡，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为他献上祝词（见第十四章）。

同样在335年，一项为征战波斯帝国所做的广泛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这一过程显得很模糊而非明朗，这也是古典时代历史描写的常见特征；君士坦丁的死叠加在早期进程的描述上，成了逸闻的源头（见第十四章）。正如一些作者报道的那样，一批隐藏的宝石是罗马人和波斯人交战的导火线。298年，戴克里先从波斯人那里夺走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按照古典时代外交政策的规则，这一行为迟早会引发战争。不论是沙普尔二世（Schapur II）还是君士坦丁，双方长期以来都有所准备。

在准备波斯战争时，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弟弟达尔玛提乌斯，连同他的儿子，获得了殊荣。汉尼拔里阿努斯——不要把他与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兄弟混淆，他们有着同样的名字——通过与君士坦丁之女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的婚姻，和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335年他获得了rex regum Ponticarum gentium——本都人民国王——的称号。另一个儿子，也叫达尔玛提乌斯，成了色雷斯、马其顿和阿查亚（Achaia）的恺撒，后来在叙利亚边境组织军事行动。这些准备工作于337年春季完成。

根据作战计划，君士坦丁的军队分成两大部分。一支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沿陆路向东。统治者自己则和舰队一起航行，沿着小亚细亚海岸到叙利亚，穿过阿斯塔克斯/伊兹米特海湾（Astakos/Izmit）到皮提亚温泉（Pythia Therma）。在这里，君士坦丁生病了，因此找了一个温暖的浴场。随着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他搬到了海伦波利斯（Helenopolis）并从那里前往邻近的尼科米底亚（Nikomedien），在那里于337年圣灵降临节那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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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地区，位于多瑙河左岸，南面临近保加利亚，属阿尔杰什河（Arges）三角洲。——编者注

第九章 国家的秩序和重组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王朝的统治为东罗马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保证了超过一千年的长治久安。罗马人的帝国（Rhomäer），即拜占庭帝国，作为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和经济力量，超越了西方的所有王国。

1 宫廷

据记载，这个古典时代晚期的宫廷大约起源和形成于284～363年。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君士坦丁的统治因其长度而造就了一个最重要的时代。自戴克里先以来，宫廷是奥古斯都和恺撒统治的中心。无论是特里尔、色尔迪卡、尼科米底亚还是君士坦丁堡，无论宫廷位于何处，它都是一个政治控制中心，一方面用来讨论和作出重要的政治决定，另一方面，这也是元老院贵族作为政治领导层出现并参与决策的地方。

尤西比乌斯详细记述了廷臣的设立，并指出君士坦丁不仅在荣耀教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也没有忽视政府的任务。作为一个慷慨和亲切的行善者，正如尤西比乌斯笔下一贯的统治者形象，君士坦丁于330年整顿了职级头衔的颁发，并“以不同的荣誉和尊严嘉奖他的每一位朋友”（《君士坦丁志》4，1）。教会历史学家解释了君士坦丁这种荣誉的颁发规则，并列举了基于社会意义考虑的个人荣誉：总督、元老院成员、行省长官，然后是一等、二等、三等侍从荣誉，最后是低等兵士荣誉（vir perfectiss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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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头衔在这里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名望取决于与统治者的亲近程度。通过颁发头衔，君士坦丁重新评估了宫廷中的“职务”。对老贵族来说，这些职位也是值得追求的。

这一做法带来的后果是各种头衔大量涌现。comes provinciarum管理一个行省，comes stabuli管理皇家马厩，comes et magister officiorum管理各个办事处，comes et quaestor sacri palatii负责构思和表达皇帝的决定——后二者同属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小圈子，为其担任顾问。

围绕皇帝建立的“神圣的政治委员会（sacrum consistorium）”是这个古典时代晚期帝国的控制中心。人们在这个委员会中进行讨论和谈判，最终作出决定，由统治者发布。因此，有人说，坐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人是“倾听我们的决定”（《狄奥多西法典》6，22，8）或“分担皇室忧虑”的人（《狄奥多西法典》7，8，3）。

统治者的宫廷、权力的控制中心是神圣的，像神秘的神殿内部一样神圣，其秘密不为公众所知。这些“神圣的秘密（sacra secreta）”使宫殿成为一个密封的房间。每个研究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学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统治者不仅被真实的墙壁包围，而且还被沉默之墙所包围：“无法准确了解格拉提安皇帝（Gratian）的个人行为及其性质。因为皇宫里的事件是严格保密的，即使通过仔细调查也无法知悉任何事情。因为个人所记述的内容包含许多差异和隐瞒，被隐藏的真相就像秘密宝藏一样。”尤纳皮乌斯（Eunapius）关于格拉提安的描写［《摘要》（Excerpta
）48，尼布尔（Niebuhr），第83页］同样适用于君士坦丁。应该记住的是，宫廷所代表的安全地带也是巫师——人类的敌人，以及算命者、占星师和释梦者等人的禁地，因为它代表了一块神圣的区域。宫廷及其内部发生的一切都会因为这种故弄玄虚而成了猜测和流言蜚语的对象，例如一切涉及个别统治者个人信仰的事情。

根据一些古典时代晚期的作者的一致声明，戴克里先改变了宫廷典仪。他们叙述道，戴克里先第一个用朝拜（adoratio）来代替对统治者和其他达官显贵的问候（salutatio）。这种朝拜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表达敬意的形式，那些被允许参加官方招待的人在皇帝面前鞠躬致敬。他向他们伸出紫色长袍的边角，他们抓住它并压在嘴唇上。

伴随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规定，皇帝终于与社会公众相分离，正式形成凌驾其上的皇帝统治。他们把使罗马统治者超越所有凡人的方面和传统都仪式化了。他们举行了一场宫廷仪式，旨在说明皇帝和他的臣仆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逾越的。在高高在上、正襟危坐的皇帝面前，连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要低头。这种距离感也表现在空间和姿势上：在觐见时，皇帝坐着，其他人都必须站立。

在拜占庭时期，这种仪式是如何升级的，我将根据10世纪的描述加以阐释。安放王座的房间完全变成了舞台，一切都在按照歌剧效果来布置。墙壁上装饰着壁毯和华服、月桂和鲜花，地板上铺满了常春藤、迷迭香和其他花朵。在国王的宝座前立着一棵铜制镀金的树，装饰着宝石和紫红色的饰物，树枝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造鸟，能够模仿活鸟唱歌。宝座的守护者是狮子，它们是由金属或木材制成并同样贴上金。

当人们接近皇帝，第一次在他面前伏在地上时，管风琴开始奏乐。人造树上的人造鸟叽叽喳喳，狮子的尾巴拍打着地面，狮口大张，舌头甩动，发出咆哮声。第二次跪拜使嘈杂的环境乍然安静。在此期间，皇帝沉默地高坐在显眼的宝座之上。在宝座前紧接着开始了第三次跪拜。“当我第三次跪倒并抬起头时，我看到了皇帝，从前我看见过他坐在一个中等高度的座位上，如今他的头几乎要碰到天花板，所着衣饰也不同于以往。”奥托一世的公使利乌特普兰德（Liudprand）在10世纪时如此描绘这一觐见场景［《针锋相对》（Antapodosis
）6，5］。

华美和铺张是政治统治的有效工具，而不仅仅是以肤浅的方式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在手段。应该强调的是，对古典时代的人们来说，仪式从来不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是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表达现实：统治者是中心，是静止的顶点；他从不起身，永远坐得比臣民高，几乎从不点头致意。即使在相信一个想法的正确性的前提下，这种强势、坚定的姿态也是强硬得出奇的。

然而，这个仪式中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接近皇帝的次序反映了觐见人员的等级。这些人被允许面圣的次序划定了他们应属的层级。只有跨区域的领导层的成员才被允许参加上述觐见，更准确地说，对他们的许可代表了一种资格，即在等级分明的圣职系统中属于领导层的资格——这种形式与授圣职的仪式很类似。此外，许多时候，当一段职业生涯或服役期圆满结束时，它也在这个朝拜仪式中达到庄严的高潮。与任何其他过程不一样，对神圣紫色的崇拜制造了对君主的依赖，是整个体系的基石。

就像“朝拜（adoratio）”这个术语一样，整个仪式以及描绘它的术语都是神圣的。

[2]

自帝国时代开始以来，一些统治者已经达到接近神的地步。这包括将已故的所谓的贤帝列入众神之位，还有官方的皇帝崇拜。早在君士坦丁之前，“最神圣的皇帝”的宫殿就已成为“圣殿”，他的房子是“最神圣的宫殿”。“神圣的随员”是一个和移动的权力中心相关的术语，它指代的人员随着皇帝在帝国内周游。与统治者有关的一切，甚至是平凡的东西，在官方文件中都显示为“神圣”，如sacra moneta，即“神圣的造币厂”。宗教祭祀术语sacer与统治者的宗教合法性有关，无论他们自视为神，还是直接从神灵处获取权力。

但是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以来，神圣的礼拜仪式在宫殿的深处举行，就像在圣所的中心一般，只有一位祭司能进入，气氛虔诚而肃穆：这就是朝拜。我要引用一条4世纪的法律（《狄奥多西法典》1，15，8）来说明这种情况：皇帝对他的官员的命令就像神圣的法令，从这至高无上的神圣中渗透到外部世界去；他们若不尊重皇帝，便是亵渎神灵。自古代近东时代（altorientalische Zeit）

[3]

以来通行的在皇帝面前的仪式性沉默也属于宗教领域。任何以这种方式接触过“上帝”的人都受到祂的特殊保护，也可以享受有形的物质利益。宗教仪式的隔离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者在宗教上地位的拔高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无论是在帝国统治阶层还是在联系最紧密的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的观念都不复存在。所有形式的典礼都意图让人们顺从。

这种宗教性的形式语言并不适用于“作为个人的皇帝”，而是适用于“那位身为皇帝的个人”。这种形式最终战胜了内容。在帝国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也发生了：317年，罗马帝国被一个婴儿形象所代表，他就是那位刚出生没几天的君士坦丁二世。在形式上，是谁穿着紫袍接受人们觐见时的亲吻无关紧要。备受重视的是对帝国权力象征的尊崇，作为个体的人类则退到了幕后。

崇拜的重点是形式化的帝国，绝对的君主制通过仪式和王权标志得到清楚的展现。君主制图景所展现的被信仰的统治者和帝国的形象无法进一步提升了。皇帝的统治形象矗立在中心，他以人的形象上升到神域中——既是比喻的，也是真实的。在面对统治者时，所有仪式，所有动作和姿势，所有不同的服饰和徽章都在表达统治者的优越和其他人的卑微。皇帝越是表现得无个性，或者干脆不要有任何表现，他越是从全人类中脱离出来，他就是一个圣洁、永恒的人，让自己和他的国家充满象征意味。和任何宫廷生活一样，形式和内容已融为一体。

2 国家

戴克里先弥合了共和国出身的政务官和帝国办公机构之间的裂缝，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帝国政府，这是一个层级分明的结构，完全以统治者为中心，所有人只对他负责。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长官，他手中握着军民两界的无上权力。他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和首席法官，有权颁布法律和征税令。一定程度上，君位的继任者恺撒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力。

戴克里先开始了民事和军事管理的分离，君士坦丁则完成了这个过程。戴克里先的理念是，通过给他的共治者分配帝国领土，设立由主事（Vikare）领导的行政区（Diözesen）作为宫廷与各行省之间新的领土组织形式，来实现领土管理权的下放。自帝国时代以来各行省之间的分裂在此时加快了脚步。如果说在戴克里先时期之前有大约50个行省，那么由于4世纪初的行政改革，这一数字就翻了一番；各地政府机构的扩展和重组相应跟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我想在此总结君士坦丁的所有改革，尽管它们自312年以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与此相关的年代顺序上的模糊往往反映我们对此认知不足。在此过程中，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禁卫军长官（Prätorianerpräfektur）职能的变化上，因为这个职位体现了古典时代晚期的执政理念。

在接管了西部的统治之后，君士坦丁立即于312年着手剥夺禁卫军的军事权力，并将其限制在民政管理任务中，特别是定期税收（annona）和司法判决领域。李锡尼在他的辖区延续了这些改革——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这两位统治者长期以来在治理上相互协调。君士坦丁在原先具有骑士精神的禁卫军职位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元老院职位。禁卫军的直接军事权，例如对军队的指挥和管辖权，被皇帝转移到最高军事指挥官（Heermeister，即magister militum）头上，这一职位正是他新创建的。

君士坦丁在新的行省里实行军民分离。与帝国时代不同，各位行政长官不再负责辩护，而只负责司法判决和财务管理。这应该使管理变得更有效率。通过在很大程度上解除军事任务并将其转移到特别官员身上，漫长的军队转型过程结束了，最终实现了前线士兵、机动精英部队和宫廷卫队的分治。

评估这项改革的价值很困难。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在评价的时候，很难做到不失偏颇。关于君士坦丁本人的评价很快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佐西姆斯，君士坦丁的激烈批评者，对这项措施发表了意见（2，33，4）：“我想立即解释上述命令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因为（以前的）禁卫军长官一方面通过其部下来征税，并将这些收入用于供养军队，但另一方面又让士兵拥有权力并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士兵们就有理由相信，倘若犯下罪过，能保障他们生计的人同样有能力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不敢渎职，因为害怕被夺走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害怕立即受到惩罚。”在这位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学家眼里，禁卫军长官负责保障生计，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纪律，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将导致军队的衰弱。不过，我怀疑他在这里是出于纯粹的恶意而进行诽谤。

现代的思考和佐西姆斯的观点相反，例如：君士坦丁需要新人来支撑新组建的帝国政府，因为过去已经表明，坚持政治家的旧理想越来越难了，留住具有杰出的军事能力、必需的法律知识以及丰富的税收经验的元老也越来越难了。最后，君士坦丁选择了两类专家：一类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专家，另一类是行政专家。我想再次通过大行政区的变化来阐明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想法。禁卫军长官管理着一个有限的行政区域，拥有自己的组织，与中央政府分开。他的职权包括税收、上诉管辖权和对民事领土管理进行监督；在这个权限范围内，长官与宫廷之间存在行政关系，但其本身已不再属于宫廷。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管辖权调整似乎符合当局和民众的利益。然而，我不确定古典时代晚期的人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许多人像佐西姆斯一样以行政管理为出发点进行思考：在这样的体系下，所有职责都把控在一只手中。

和大行政区整顿相配套，君士坦丁也改革了税收政策。虽然新税收政策借鉴了以前不同的税收制度，但是君士坦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标准。古典时代晚期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戴克里先时期。和他之前的统治者一样，戴克里先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测量。已创建的人口登记册和税卷每5年审查和更新一次，自312年起间隔改为15年。

罗马帝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每年的地产税和耕作税（annona）

[4]

，涉及每一个土地所有者和全部农村人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公民被排除在外。在4世纪，税收类型主要是自然税（Naturalsteuer）

[5]

，其计算取决于税收单位；一个税收单位可以被理解为一块由一个人耕种的土地。进一步的计算是基于农田、劳动力和力畜的总和，每个妇女被算作半个劳动力。作为年度耕作税的特别附加费，由君士坦丁引入的元老的财产税也被计算在内，这一部分以现金结算。同样重要的还有君士坦丁提出的周年税（Jubiläumssteuer），这种税每五年支付一次，此外，每有新帝登基和各种执政纪念日时也要计算一次，并且必须用黄金或其他贵金属结算。当有四到五个统治者的时候——包括恺撒，就经常有这样的纪念日。所有商贩、将农产品拿到城市兜售的农民，以及登记在册的妓女都要纳税。

新系统的特点是简单，它使国家第一次发布了类似于现代财政预算的年度税收声明；军队和行政管理的需求带来了计算税收的要求。君士坦丁不仅引入了新的税种，而且他还立即检查了税额的估定，并通过引入金币（solidus，4.55克）来调整货币制度。在宫廷中，他为财政管理部门设立了两个新职位。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为每个禁卫军长官分配了一个独立的、界限分明的行政区域。一段时间内帝国分为五个大行政区，之后这个大行政区的数目在三个到四个之间波动，在4世纪末划分为四个。

每个大行政区都有一个执政长官

[6]

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和自己的税务机关。在许多方面，他们是有最终决定权的法官；不过，也总是存在直接向皇帝请愿的可能性。整个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大行政区里又划分出三到五个行政区（Diözesen），每个行政区都有一个主事（Vikar）。在行政区之下，共有超过100个由行政长官（Statthalter）领导的行省，行政长官独有民事权力。整个帝国的1500多个城市构成了国家管理的基础，城市议员负责将税负分配到纳税人头上并处理其他各种事务。

君士坦丁命令行省的行政长官每6个月向大行政区的禁卫军长官书面汇报一次公务完成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司法审判的部分。之后，这些报告将被提交给宫廷中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有限、人员数量不足，不可能进行实时管控，因此人们通过这条汇报链建立了事后审核机制。

君士坦丁进一步发展了戴克里先的权力下放理念：他将职权转让给地区执政官，但没有放弃自己对大小事务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可以立即生效的、关于君主政体的想法被带入了统治者可以接受的联结中。

按尤西比乌斯所说，君士坦丁在324年之后有意识地将基督徒置于最高的地位；不过我们无法通过可靠的文献证明这一点。一份同样在那个时候颁布的，特别将高级官员涵盖在内的献祭禁令揭露了真实的情况。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由基督徒主导的管理机构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足够多符合资质标准的基督徒可在行政体制内担任职务。

君士坦丁的大部分政策后来遭到了批评，但并非所有批评都来自异教作者。最重要的是，统治者的财政政策遭到了高度一致的谴责。甚至尤西比乌斯也不得不承认，君士坦丁在财务上的慷慨使他的下属失去了判断力。在异教徒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例子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16，8，12）：“君士坦丁是第一个撑大他周围人胃口的人，而（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用民脂民膏来喂饱这些人。”

同时代人记载了君士坦丁立法涉及的巨大范围：“他通过了许多法律，其中一些是好的和公正的，一些是多余的，一些是严苛的。”［欧特罗皮乌斯（Eutrop）10，8］人们一直尝试在君士坦丁的立法中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例如，奥勒留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提到，他宣布废除钉十字架的死刑判决（41，4），可寥寥几行之后又写到了他将卡罗卡鲁斯残忍杀害。此外，钉十字架的死刑后来在法律文本中明确地流传了下去。此外还提到了禁止在马戏团的动物和被判定服苦役的人脸上打烙印；相反，这烙印被打在手臂和腿上。也正是同一位皇帝让战争中俘虏的法兰克国王被马戏团里的猛兽撕成碎片，或者下令执行“袋中死刑”，即把被判死刑的人活活地缝进一个袋子里并投入河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期望从君士坦丁身上找到一些连在之后的漫长的基督教时代都无法实现的东西。

[1]
字面意思为“最完美的人”，4世纪末时一般授予中低级官员。——编者注

[2]
adoratio的词源adorare意为恳求、吁请，尤其有向神呼求之意，故被认为含有神圣的意味。——编者注

[3]
这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泛指公元前4千年后期楔形文字出现以来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伊朗、小亚细亚、黎凡特、塞浦路斯、阿拉伯半岛等地早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时期。——编者注

[4]
或称作粮食税、公粮税、土地税等，在3世纪后普遍以实物缴纳。——编者注

[5]
指以粮食、肉、蔬菜等农产品实物形式缴纳的税。——编者注

[6]
即禁卫军长官。——编者注

第十章 宗教崇拜的秩序与新秩序

在帝制下，宗教政策向来旨在建立一种统一的宗教崇拜，因为这会增进国家的团结与福祉。君士坦丁极力推进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我们今天仍能看到他当时颁布的官方文件，其中有大量的相关证据。君士坦丁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需要想方设法保证基督教内部不会出现争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书信中一再发自肺腑地，甚至越发绝望地强调，恰当、祥和的宗教信仰会给国家带来福祉，反之就会触怒上帝。

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的另一个基础在于，统一地敬拜上帝可以保证国家的福祉；为此，人们就要遵从上帝的“律法”。这位皇帝一再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这一主题。在一封关于神职人员的优先地位的信中，他解释道，为了国家的福祉，神父应当不受阻碍地侍奉他们的“律法”。没过多久，他扬言要亲自去一趟非洲，去见证公义，惩罚那些顽固不化、神经错乱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律法”的敌人，正是他们破坏了这个国家所必需的、真正的宗教中的祥和。独揽大权之后，君士坦丁更加强化这些连珠炮式的论证。其中包含之前提到的一成不变的逻辑：敬畏“律法”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福祉，轻视“律法”则招致分裂和战争。

不过，君士坦丁未曾在任何地方明确地定义过，“律法”到底是什么。这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君士坦丁真正关心的似乎是通过遵从、敬畏律法所能达到的目的，也就是统一和秩序。由此，我们看到了罗马宗教中一个经常出现并引起注意的现象。宗教和崇拜都是机械的和形式层面上的，与我们所理解的“信仰”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形式上的统一，然后，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往“律法”这个概念里填充内容物。敦促人们遵从上帝的律法，这一直是秩序的要求；上帝的律法与尘世的律法在这里有着相同的作用，不过君士坦丁首先会诉诸那个站在“律法”身后的权威：最高的神。在君士坦丁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对律法的偏爱最终甚至会作用到立法过程，其影响之深远让许多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惊诧不已。君士坦丁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规范的，在他的世界观中，宗教必须也是可以加以规范的。

1 异教

在古典时代，人们对预知未来和通灵几乎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预言家们以不同的名义道出真理和预告未来，他们或是观察星象，或是查看动物内脏和分析飞鸟的轨迹，或是使用魔法，或是解梦；他们中的一些被称作先知，一些被称作哲人，又有一些被通称为“圣者”。他们从天体的位置和黄道十二宫构建出星象，推断出性格、命运、死亡日期、死亡方式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这种“魔法”并不是一种能加以定义的知识或行为，这门学问很快就成了一种欺骗性的技艺。因此，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中经常会探讨，研究星象或者做类似的其他事情是否有意义，是否真能达到目的，这种行为会否太过狂妄自大而违背了神的意志。自从戴克里先出于私人的考虑，试图解读神的意志，相关法令就予以颁布，对这门技艺进行规范。君士坦丁颁布的法律也一样，他明令禁止私人用牲畜祭品进行占卜；但若像那些基督教狂热分子一样，认为这种禁止是在镇压异教，就是误解了。

公元319年，两项内容相似的法律条例（《狄奥多西法典》9，16，1和9，16，2）禁止在私人家里用牲畜祭品占卜。据此，私人占卜被禁止，因为其中经常涉及对政治的预测，而这很容易针对统治者。当时，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关系的紧张进一步激化，已经有了战争的苗头，因此这一禁令也就可以理解了。公元320年，罗马露天剧场遭到雷击，君士坦丁在遥远的色尔迪卡亲自主持牲畜祭品占卜仪式（haruspices）询问这个事件，还向在场的祭司询问了类似事件，并把结果写成了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指出，人人都可以向占卜师请教，但前提是，只能在公开场合这样做（《狄奥多西法典》16，10，1）。在这种大趋势下，君士坦丁还禁止了那些伤害他人的魔法和催情魔法，也明确说明那些有益健康的魔法，或者有助于庄稼收成的魔法都不在禁止之列（《狄奥多西法典》9，16，3）。

君士坦丁并不认为参与这些古老的崇拜仪式有什么问题。从他的一些法令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异教神职人员完全独立自主，他们长久以来所拥有的特权得到了承认；这些法令恰恰是君士坦丁在位的最后几年里颁布的，那时，基督教官员们正利用自己的压倒性权力优势反对那些一盘散沙的异教崇拜。

尤西比乌斯在他的《君士坦丁志》中引述了统治者关于禁止多神崇拜与异教献祭的法条（2，45，1）；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逐字征引。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没有完整引述，还是很奇怪的。他认为，这条法令是在公元324年秋天颁布的，之后，这位主教没有再提到过它。后来，生于314年的利巴尼乌斯虽然说君士坦丁为了建设新的都城而没收了神庙的财产，但他也明确而笃定地说，神庙中继续举行着献祭仪式（《演讲集》（Rede
）30，37；见本书第十三章）。尤西比乌斯逐字记录的君士坦丁324年年底颁布的《下达东部各省》（Schreiben an die östlichen Provinzen）恰恰与这位主教之前提到的法令完全相反。君士坦丁在宗教上的倾向毋庸置疑，他支持基督教，别的宗教崇拜在他眼里都是迷信；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力求各方能够和平共处（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志》2，56）：“那些迷途的人应当和虔诚的人一样，快乐地享有同样的和平、同样的安宁……那些想要脱离（基督教）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拥有他们那欺蒙世人的庙宇。”君士坦丁想要取悦基督徒，他毫不犹豫地赞扬他们，但他也告诫他们要宽容。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下达东部各省》中有多个类似的段落，包括结尾部分的告诫：“不允许用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去伤害别人。”君士坦丁保留了神庙、宗教崇拜和献祭仪式。

如果尤西比乌斯提到的那个反对异教的法条属实，而不是这位主教的有悖史实的一家之言，那么，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而它和利巴尼乌斯的记述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消解。克里索波利斯之战后，宗教政策发生了如下转向：君士坦丁周围是一群“鹰派”，他们想要迅速彻底地推行基督教，想要报复那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打败李锡尼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们出台了一项反对异教献祭的法律，也就是尤西比乌斯提到的324年秋天颁布的那条法令。然后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这个事实，即如今的做法与二十年前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迫害基督徒的政策如出一辙。在寄给亚历山大主教

[1]

和阿里乌斯的信中（见本章之“基督教”），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君士坦丁身边这群身在西方的政治顾问多么缺乏政治敏锐性，他们对亚历山大城教会的分裂程度一无所知，而这一分裂很快就波及整个东部。

之后，君士坦丁本人意识到了东部的情况，上面提到的态度和做法很快得到了修正。君士坦丁重拾自312年以来实行的对异教的宽容政策，并在《下达东部各省》中明确地作出表述。他想再次努力扼制他本人在推行基督教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恶魔；在准备尼西亚会议时（见本章之“基督教”），关于阿里乌派的讨论也进一步影响了他的宗教政策。

这位皇帝自认为是基督徒，在他执政期间，传统的异教元素还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君主崇拜也保留了下来。到了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还批准意大利城市斯佩洛（Hispellum/Spello）为他全家人建了一座庙。他在批准书中还附了一条命令：“这座供奉着我们名字的庙，不得以堕落的方式染上任何迷信的假象。”（《拉丁铭文集成》11，5265及《拉丁铭文集选》705）我不确定，这里“迷信的假象”指的是不是异教献祭。那些主持君主崇拜仪式的祭司们一如既往地在各个城市里活动。

君士坦丁本人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

[2]

，也是罗马境内全体教士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建了一根柱子，以他的名字命名，柱顶是他的雕像；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地位有如太阳神。许多像这样的因素都说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只是更换了神祇的身份，他并没有完全摒弃之前对神的观点，也没有非常关心基督教教义。

2 基督教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晤时签订的协议清楚地解释了，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事关“一个时代的安宁”（《论迫害者之死》48，6），但很快事实就证明，这种安宁只是昙花一现。君士坦丁让至高神性以新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做法把皇帝本人和整个国家都卷入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基督教内部的冲突引发了政治上的分歧，而根据人们历来对国家和对皇帝身份的理解，统治者有责任推行一种统一的宗教信仰。对君士坦丁来说，这种内部冲突是一种新情况，他仍然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他必须很快认识到，无论是他皇帝的权柄，还是法院的判决，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都不能如他所愿地实现宗教统一。

在迫害基督徒的时代，基督徒总是因为顺应了国家的要求才能免于灾难，在主教的管辖下，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行为依然没变。北非主教阿普腾加的菲力（Felix von Aptungi）受到怀疑，有人指控他把《圣经》交给了政府。一群基督徒对此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背叛信仰，指责他是叛徒（traditores）——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正是那些“把东西交给别人”的人。因为当时基督徒普遍认为，圣餐能否有救赎意义，取决于施予的人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们认为，一个叛徒施予的圣餐是无效的。但在北非教会中存在一个更强大的团体，他们不想把圣餐是否有效与施予者是否有罪挂上钩，因而他们承认这种圣餐的有效性。整体来看，这种神学观念的分歧很快就混入了各种私人恩怨与政治野心的因素，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迦太基上流社会的一位女士那里，私人恩怨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有个怪癖，在领圣餐之前会亲吻一位殉道者的遗骨，而且显然只有她一个人敬拜这位殉道者。神父塞西里安（Caecilianus）批评她，却因此给自己树了敌。后来，塞西里安被选为大主教时，这位女士家里聚集了一批反对他的人。在北非，把追逐权力与追随真正信仰结合起来的人，当数塞西里安和多纳图。塞西里安的反对者指责说，叛徒菲力参与了他的祝圣礼，因此，这次祝圣无效。他们还指责说，北非的主教会议已经宣布罢免了塞西里安。因此，塞西里安的反对者认为，他们有权重新选举，这次他们选出了马尤里（Maiorinus）。这样，迦太基教会就有两个大主教，因为塞西里安认为自己的祝圣是有效的，于是对罢免置之不理。马尤里没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多纳图，多纳图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贯彻自己想法的人，塞西里安的反对者有了自己的代表。

大约公元313年4月，君士坦丁指示阿非利加的行政区主事，让他在经济上支持那些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教士，对他来说也就是非多纳图派的教士们，并由此介入了这场纷争。为何君士坦丁支持塞西里安，这一点尚不清楚；有可能他先收到了这一派的相关报告，或者他支持教会中的多数派。他努力避免基督教会出现分裂，因为他遵循的原则是延续至今的一种传统思路：忽略宗教会为国家招来凶险，而关心宗教会带来福音。

君士坦丁决定支持所谓正统宗教，反对多纳图派，这也暴露了基督教中的一个固有的问题。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总是会有不同的团体分裂出去，这些团体会被多数派认定为教会分裂者和异端分子。基督教不是一种单个的宗教崇拜，其内部有很多种崇拜形式。当君士坦丁进入这样一个宗教的混同体，他就立刻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在教派之间站队。这样，他就偏离了之前提到的原则，也就是，管理宗教应当服务于国家的福祉。在基督教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崇拜形式或教派，通常，多数派会自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就已经了解到这些。在多年镇压、迫害多纳图派之后，公元321年，这位皇帝放弃了与基督教中的多数派求同的企图，宣布对在北非广泛传播的多纳图派采取宽容政策。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开始支持基督教。他的措施和法令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从伽列里乌斯的宽容敕令总结经验，让基督教与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官方认可的其他宗教相适应。比如说，避难权，以前适用于庙宇，如今也适用于基督教堂。315年，基督崇拜不用再缴纳贡品和年贡（annona，见第九章之“国家”），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允许在严格的管控之下，经由主教的批准释放奴隶，这是相当慷慨的举措；以前只有城市和国家的政府部门可以批准释放奴隶。从318年开始，国家认可主教法庭在民事案件中作出的判决，即使涉案双方中只有一方是基督徒。由此，君士坦丁承认了在基督教内部的法律判决也适用于公共领域和民事领域。在这一规范下，司法实践中，宗教司法机构的权限与世俗法官等同。自此之后，罗马大主教管理手下的教士时，就得以凭借这一司法地位让教士之间的争端从世俗法院中脱离了出来。从321年开始，基督教会也被允许接受遗产。

319年，基督教会神职人员也可以像在其他宗教中常见的那样免于承担所有对国家和城市的义务。这一举措给帝国的管理带来了影响，因为罗马帝国的管理是以城市的管理为基础的，公务人员主要负责及时按固定税率征税，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等。对一些人来说，这曾是、也一直是一种荣誉；但是履行城市义务有时会给一些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长久以来，就有人试图逃避这一负担（munera），有为自己，也有为整个行业或者阶层——比如退伍老兵——争取豁免权的。如今，教士阶层也可以享受这种豁免权，之后的几年里又有一项法律出台，禁止城市公职人员的后代以及那些根据其财产状态有能力履行公共义务的人当教士，以防豁免权被滥用。只有那些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城市公职义务的人，才能接替那些去世的教士的工作。这样，对那些生活优渥的市民来说，他们通向教士的大门被关上了。公元326年出台了一项法律，和该领域内其他法律一样，它又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这肯定是因为成为教士、免除义务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屡禁不止。

其他一些规定并不是为了平等。318年，信奉基督教的公职人员和士兵不需要履行劳役，而在各种官方政策的规定下，其他所有公民仍要履行。

321年出台了两部关于休息日的法律；其中涉及星期日，德语中的星期日（Sonntag）就是从拉丁语dies Solis按字面意思翻译过来的。在帝国时代，“星期”的观念在罗马人中流行起来，公元3世纪时得以贯彻执行。一周的七天是用七个众人皆知、肉眼可辨的天体来命名的：土星（Saturn）、太阳（Sol）、月亮（Luna）、火星（Mars）、水星（Mercur）、木星（Jupiter）和金星（Venus）。在罗马世界里，星期六被从七天中单独挑出来，因为星期六是土星日，土星被认为是灾星，因此这一天被定为休息日，不处理重要事务，条件允许的话，人们会在这一天沐浴加餐。随着太阳神作为中心神的观念广泛传播（见第十三章），星期日也逐渐取代星期六成为休息日。

这一过程的推进首先要归功于君士坦丁相应的立法活动。“城市中所有法官和市民……要在神圣的星期日休息，当然，住在农村的人仍然可以在星期日自由且不受干扰地从事农业劳动。”［《查士丁尼法典》（Codex Iustinianus
）3，12，2（第二版中为第3条）］在君士坦丁依然允许释放奴隶时，法律判决仍然可以在休息日执行。与尤西比乌斯的看法不同，其实这一法条不涉及基督教元素。不过很快，敬拜太阳神的休息日就从基督教的角度获得了新的阐释，这从语言的流变中可见一斑：在公元4世纪时，星期日的拉丁语从dies Solis（太阳的日子）演变成dies dominicus（主的日子）。最终，在基督教中有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基督是在犹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之后，也就是在星期日复活的。

在尤西比乌斯的描述中，关于星期日的法律条例是有一系列措施支持的，它们清楚地显示，君士坦丁有在他自己的宫廷和军队里贯彻实施星期日规定的可行性。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工作休息或者服兵役期间的休假。星期日只是为大家提供了共同祈祷敬拜的机会；此外，信奉基督教的军人在礼拜日可以免除军队里的义务，从这个规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传统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军队义务的中断不会被归咎于公共节日，与军纪相关的事务也不会受到公共节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由不可替代的宗教仪式上的义务和家庭节日带来的延误，比如延误了军队的召集，军队方面一直都予以理解和尊重。

据潘诺尼亚的一处铭文（《拉丁铭文集成》3，4121）所述，君士坦丁准许在星期日开设商业集市，说明他尊重已有的习俗：“统治者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tinus，君士坦丁一世的全名），虔诚的、得到赐福的君主，最伟大的皇帝，过去，亚瑟地区（Iaser）的水道在火灾中被毁，他加了大门和许多建筑装饰，把水道修建得焕然一新，又由于他天定的虔诚，在一整年中，他都允许在星期天开市。”

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所谓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其中涉及的许多议题都可以归入“建立统一的宗教”这一门类。其中尤其讨论了亚历山大地区的长老阿里乌斯的神学观点，讨论了阿里乌派，在此后几个世纪，阿里乌派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和教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议题包括确定一个统一的复活节日期，以及规范主教的等级秩序等。

关于阿里乌斯的讨论涉及一个关键但又很艰深的神学问题：早期教会已经明确了对上帝（圣父、造物主）与圣子（道，同时也是道成肉身而完成了救赎的耶稣）以及圣灵（全体信徒的劝诫和引导）的信仰；他们不假思索地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随着东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接受这个新的宗教，古希腊思想遗产就逐渐融合进来，尤其是历史悠久、类别多样、形式丰富的古希腊哲学。面对父辈不加反思就接受的信仰，如今，为了能更实在地掌握，需要对它进行拆解、检验。

首先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思想。在公元2世纪，柏拉图思想又获得了新生，它影响了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因为除了希腊哲学以外，他们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科学的思考方式。对柏拉图的推崇在3世纪还与日俱增。值得一提的是普罗提诺（Plotin，205～270），他重新建构了柏拉图主义，以及俄利根（Origenes，182～254），他第一个在教会信仰的内容中加入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在信仰中掺入了理念学说（Ideenlehre），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精神进行了调整。他由此对东部教会产生了极大的神学影响，他的思想和概念成了早期基督教（Alte Kirche）中许多学说观念和学说论争的出发点与依据。

从公元2世纪开始的这场激烈分歧涉及的问题无非是上帝的本质，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以及救赎的可能。只要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加以思索，这些实际上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个人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救赎，正因此，这一神学论争对每个信徒来说都很重要，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如此热衷于走上唯一真正的救赎之路并为之斗争。我们今天很容易把这一斗争看作纯粹关于词语和概念的论争而对它不屑一顾，但在那个时代，它却触及了基督教的核心。

在俄利根看来，上帝绝对、永恒、超越时间、超越肉体、无法被认知，是所有存在（Sein）和所有流变（Werden）的原初起因。圣子来自上帝，它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自上帝中诞生，是神圣的存在，但他的地位在圣父之下，是第二位的神，是上帝与尘世之间的中保（Mittler）。圣灵来自圣子，是神性的第三次序。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无形的神。对于另外两个与此相关的根本问题，俄利根的观点也富有启发，并且确定了神学思维的方向：在圣子身上，神性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圣子是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就像人一样？以及：什么是上帝的子民，从他们的本性中，救赎如何成为可能？

公元4世纪时，阿里乌斯继承了俄利根，理性而简洁地区分了圣父和圣子［《柏林古典文本》（Berliner Klassikertexte
） 6 P 10677］：“圣子有一个开端，但上帝没有开端。道（圣子）在所有方面都与圣父不相类。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圣子还不存在，在他受造之前，他都不存在。”

324年，君士坦丁第一次了解到阿里乌斯与亚历山大的分歧，他把它看作一种极端的、智力上的争辩。他在信中再三提醒两位教士，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在咬文嚼字，没人能理解，他个人对此很是笃定。掌握了希腊化的东部的政权之后，他第一次切身体验到，这个问题不像“你们握手言和吧”那么简单。在东部，正如公元5世纪的教会史学家索克拉特斯讽刺地描绘的那样，没有人能走到大马路上，而不被卷入关于圣父、圣子关系的讨论（《教会史》1，37）。

公元325年，在君士坦丁的命令下，这些在4世纪初就已经由于各种组织上、神学上的论争而四分五裂的东部教会主教聚集到了尼西亚的大殿［Palastaula，位于特里尔，后称为君士坦丁巴西利卡（Konstantinbasilika）］。大约有300个主教接受了皇帝的这一邀请。君士坦丁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用模棱两可的“同本体论”（homoousios，希腊语为ὁμοούσιος τῷ πατρί）草拟出一个提纲，代表了皇帝的立场：圣父和圣子具有同样的本质。君士坦丁给出最终结论并且建议所有人同意并签名。由于君士坦丁威胁说，不同意就会被放逐，他几乎获得了一致的赞同。此外，尼西亚会议还把教会组织结构镶嵌进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会议的成果因而也升级为帝国法律。

尼西亚会议的组织形式类似于罗马元老院。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是皇帝在主持会议。会议以皇帝的一个演说（relatio）开场。他依据主教们的地位等级，向他们传达意见，同时也开始协商。整个会议过程，皇帝都在场。除了尼西亚会议之外，327年尼科米底亚召开的同样是关于阿里乌斯的宗教大会，以及33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中，他也都有参与。

尼西亚公会议中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并无先例；直到那时候，几乎还没有不属于宗教团体的皇帝参与过这样的会议；而君士坦丁并不属于宗教团体。尤西比乌斯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给君士坦丁一个宗教头衔，这个头衔在宗教中并没有什么意义，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基督教立场的要求与现实情况。这样，这位统治者被冠以“普世牧首（allgemeiner Bischof）”或者“主教的主教（Bischof der Bischöfe）”的头衔，这样，皇帝在会议中突兀的角色也被蒙上了柔和的光。

君士坦丁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在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中，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他要负责宗教仪式（sacra）并管理教士（sacerdotes）。如果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他也有义务去修正。另外，神的震怒也威胁着人类，不管这个神是谁，这种震怒可能会毁灭统治者和整个帝国。此外，维护宗教的统一也是在感恩神明给国家带来的福祉——军事上战胜了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就是最重要的例子。

另外，在宗教事务上，他在决策时也需要征求意见，讨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应该如何行动。正如在大多数国家事务上都有一群管理专家和军事专家为他提供意见，宗教崇拜方面的专业人士就是尼西亚的这些主教。在所有这些顾问小组中，皇帝都处于最高地位，主持着整个活动。通过宗教会议，君士坦丁接管了这个已经存在很久的组织，并对它重新进行解释。

这里所勾勒的争议涉及信仰问题，涉及个体与人类整体的救赎问题。同时，它也涉及主教的位置，涉及权力、拥护者和广义上的政治，尤其是当时基督教的扩张越来越成为一件关乎整个国家的大事。

尼西亚公会议虽然涉及了关于阿里乌斯的争议，却并未能予以澄清。新造的“同本体”概念未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规定；也许君士坦丁想用“同本体”来描述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意料之中的是，这次会议并未能结束神学论争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会议结束后，它还一直继续着。

因为君士坦丁未能通过会议建立统一的宗教，公元326年，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时，原本为基督教教士提供的许多国家和城市事务方面的优惠已经缩减了，只有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教徒能享有这一特权，反之，异端分子和教会分立论者却要承受更多的负担。

一项针对诺凡提派（Novatianer）、瓦伦庭派（Valentinianer）、马吉安派（Macioniten）、保罗派（Paulianer）以及弗吕家（Phrygier）的孟他努派（Montanisten）这些异端的法律背离了这条道路。此处不对涉及的教派详细展开论述，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官方教会脱离出来的。他们像多纳图派一样不属于正统的基督教会，因此一直以来受到君士坦丁的打压，没有正统教派享有的特权，而如今则会直接受到惩罚。国家不承认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导致他们被禁止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国家没收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宗教场所也都要交给正统宗教，这一切的背后，是君士坦丁为实现宗教统一所作出的努力，他从未放弃这一理想。一旦劝说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位皇帝就会经常采取措施推广基督教，把它变成唯一的、统一的宗教信仰。

因为君士坦丁站在罗马统治者的传统立场上，自从戴克里先改革了宫廷礼仪之后（见第九章之“宫廷”），他的地位甚至更高。他认为，所有臣民都要有一个统一的信仰，这是必要的，这样才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存在：他曾写信告诉一位长官，“一个国家要是蔑视宗教，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尤西比乌斯，《教会史》，10，7，1）。至少在形式上，当皇帝告诉他们是哪一位神明保佑着国家，所有臣民都要敬拜这位神。如今君士坦丁选好了上帝，与朱庇特或者太阳神不同，这位上帝不能容忍别的神的存在。这两个基本观点联系到一起，就造成一个很显著的结果：向一个基督教国家教会迈进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其中伴随着基督教中根深蒂固的，对别的神明、别的宗教崇拜及其追随者的排他性与攻击性。

[1]
亚历山大城的亚历山大一世，313～327年任亚历山大主教。——编者注

[2]
古罗马祭司团中的最高阶祭司，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尤为重要的宗教职位，后被奥古斯都纳入皇帝头衔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此后该职常由罗马皇帝兼任，后该词发展为指罗马教宗。——编者注

第十一章 君士坦丁堡

在战胜李锡尼后，君士坦丁进一步发展他的帝国，在拜占庭遗址上建一个新都城正是一个象征。在一个不缺乏幻象的时代，这个事件中也有超自然的力量促使他找到地基。这座城是胜利的纪念，也是君士坦丁个人的成就，因为对战李锡尼的一大成功就在于战胜了西部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延续了在胜利之地建造胜利之城的传统。此外，拜占庭在地理上和军事上显示着作为一个都城的资质。326年埋下了新城的基石，330年举行了落成仪式。

按照希腊统治者的样子，君士坦丁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城：君士坦丁之城——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olis）。但是它的旧称“拜占庭”从未被完全丢弃。很久以来，“新罗马”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清楚地表明该城市确实被认为是“第二个罗马（Νέα ʿPώμη）”，与古罗马相对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过去的罗马的替代品。然而，顶着“第二罗马”的名号，罗马帝国的旧中心始终保持着活力。

这个城市的重建是按照流传数百年的仪式准备的；在这些问题上，君士坦丁相信传统。占星师观星象，认为状态是有利的；预言家观察鸟类的飞行，并注意到神的仁慈。作为大祭司，皇帝用脚步画定了城市的范围，并用仪式专用的投掷杆投出了一道象征着城市边界的田野沟。一群异教祭司在仪式上起到了辅助作用。落成仪式那天，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制作了一幅占星图。通过新旧结合，他将一些旧的东西带入了新时代。

随着新都城的建立，君士坦丁仿照罗马的模式建立了新的元老院，但它是一个“次一级的”元老院，也就是说，罗马元老院的级别更高。与此相应的，尽管君士坦丁使了一些引诱手段，却没能成功地将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吸引到君士坦丁堡来。因此，皇帝把东部各城市的统治阶层和宫廷官僚机构的人员召集到新的元老院中，但这样一来，元老院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统治者的意志。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希腊化的东部专门招募而来的，不久后，两个元老院就成了帝国中拉丁文化（罗马）和希腊文化（君士坦丁堡）的代表，成了帝国进一步分裂的契机。

君士坦丁花了很大力气让他的新都城变得富有吸引力。他为宫廷官员和元老院成员建造住所或直接提供资助，以便这些人可以建造房屋。为了更快推进城市扩张和鼓励高层次人员定居，皇帝要求亚细亚和本都行政区的所有国有土地租用者在君士坦丁堡建造房屋。

鉴于这些举措，人们指责统治者为他的城市浪费钱实在不足为奇。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在希腊化的东部遭遇了一些激烈的批评。对利巴尼乌斯来说，新都城不仅是偏见和放荡的温床，而且作为消费中心，也是东部其他城市的寄生虫。因为无可否认的是，君士坦丁堡集中了在别处一定会被减掉的资源。继任的统治者准备对东部其他城市投入的资金显然也是有限的。

君士坦丁堡成了国都和行政中心。在古典时代，供水对这样一个中心城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新城市的规模是从前的四倍大。功能强大的高架渠和蓄水池为帝国城市及其所有标志性的浴池和喷泉提供了必要的水量，至今仍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这座城市有着宏伟的建筑，并且享受着各种特权。佐西姆斯记述说，在城市建设期间，君士坦丁在竞技场上建造了一座双子神殿（2，31，1）。这两位年轻的骑手之神常常帮助“罗马”，并且在对抗李锡尼的战争中也因为帮助了君士坦丁而被提及，因此他们也适合作为“新罗马”的守护神。

城市建成后，人们在君士坦丁圆形广场的中心竖立了一个巨大的斑岩柱（Porphyrsäule），顶部装饰着一尊统治者的雕像。这个斑岩柱成了城市的象征，正如古典时代的世界地图“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所展示的那样：在那上面，斑岩柱被画在城市女神旁边（见图3）。自6世纪以来，拜占庭历史学家这样向我们描述雕像的外观：“在他的柱子上，他放置了自己的雕像，头上有七道光线”［马拉拉斯（Malalas）312，12］。君士坦丁在这里以赫利俄斯/索尔（Helios/Sol）的形象出现，是城市和帝国的中心。雕像手中拿着王权标志：象征宇宙的地球仪，还有长矛。君士坦丁实际上是“照耀一切的太阳”，正如皮西迪亚的特尔美索斯（Termessos in Pisidien）的居民在给皇帝的颂文中描写的那样［《小亚细亚铭文》（Tituli Asiae Minoris
）3，1，45］。菲罗斯托尔吉乌斯（Philostorgius）记述道，即使到了公元5世纪，基督徒仍会供奉斑岩柱顶端的君士坦丁像，像对待神一样起誓，请求其帮助解决个人的苦痛［菲罗斯托尔吉乌斯，《基督教历史》（Kirchengeschichte
）2，18］。这里我们说的是民间的笃信，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躲过了官方教会的干预。

基督徒和异教徒在新都获得了平等的地位。除了寺庙之外，此地还有无数基督教堂。

新城也建在七座山上，分为十四个区。行省政府不再拥有辖区，君士坦丁将城市交付给特别任命的资深执政官（Prokonsul）；后来像罗马一样，还会任命一个城市长官（Stadtpräfekt）。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只要是房主，就会收到谷物捐赠。在正式落成仪式之前，一个专属的钱币铸造点建好了。

图3 波伊廷格古地图上的君士坦丁堡

“第二罗马”的建立是罗马帝国东西分裂深化的又一个明显标志，而在帝国最终一分为二之后，它成了拜占庭帝国的都城。这座都城及其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证明了君士坦丁的才干，直到1453年它被土耳其人征服。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这座城市的传统传到了“第三罗马”：沙皇伊万三世（1462～1505年在位）的莫斯科。

第十二章 洗礼、死亡和葬礼

关于君士坦丁的洗礼，在古典时代流传着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根据4世纪中期起在《新年仪式》（Actus Silvestri
）中流传的与君士坦丁相关的记载，直到他324年战胜李锡尼时，他一直是一个暴虐的基督徒迫害者。当他患麻风病时，异教祭司告诉他，去卡比托利欧山上用儿童的血沐浴会对他的病有帮助。但在这一极端情况发生前，君士坦丁撤销了杀生的命令，不再前往卡比托利欧山。夜里，圣徒保罗和彼得向他现身，告诉他可以通过洗礼祛除疾病。后来，在新年夜，罗马主教完成了这一仪式。

佐西姆斯（2，29，1-4）记载了这一传统，并指出君士坦丁之所以皈依基督教，是因为他为处决了法乌斯塔和克里斯普斯而有负罪感。异教祭司拒绝赦免他的谋杀罪，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埃及人（见第一章）向他保证，耶稣会原谅一切罪行，包括谋杀罪。

“根据神的旨意，主教们执行了规定并赐予他神秘的恩典”，基督教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如此描述337年5月君士坦丁的洗礼（《君士坦丁志》4，62，4）。这次洗礼是在尼科米底亚进行的，不要把当地的阿里乌派主教尤西比乌斯和我们提到的这位作者混淆。

在整个中世纪，前面描述洗礼的第一个版本是最流行的。只有当与这一传说相关的“君士坦丁献土”文书被揭露为是赝品的时候，才会出现对这一洗礼描述的质疑。因此，今天的人们更相信尤西比乌斯的版本。

教会历史学家想要表达的是，病榻上的洗礼很常见，这不过是其中之一。在4世纪初期，直到面临死亡的危险才去受洗的情况大大增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早在青年时期就受过基督教的教育，也是很晚才受洗。351年与篡位者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战斗之前，未受洗的皇帝要求他的士兵受洗，“因为我无法忍受和那些不了解秘密宗教仪式的人（即未受洗的人）并肩作战”［狄奥多勒（Theodoret），《基督教发展史》（Kirchengeschichte
）3，3，7］。皇帝继续中肯地解释道，生命充满了无常，特别是在武器锵锵作响、箭矢乱飞的战争中，死亡可能很快光顾。无论如何，这适用于普通士兵，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自己直到361年与尤利安作战都未受洗。正如我们今天所知，统治者比以往更严肃地对待这次暴动，并决定在决战之前受洗，但这场洗礼并未发生，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那之前去世了。

晚期的洗礼一般是为了赎罪，人们对此有所期待，并且人们不想草率地浪费这次机会。主教们强烈反对这一点。一方面，正如基督教宗帝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375～392年在位）所遭遇的那样，这种“技巧”包含了未经洗礼就去世的风险，因而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样的统治者如何进入天堂呢？另一方面，主教们没有机会对未受洗的人进行纪律上的约束；只有安波罗修（Ambrosius）能够在389年使受过洗礼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379～395年在位）去教堂忏悔。

[1]

主教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在主流的圈子中占据优势，特别是因为第一位基督教宗帝受到了相应的指责。

据说君士坦丁受洗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几乎没有一个古代统治者的死亡消息是没有丑闻相伴的，总有人出于各种动机散布非正常死亡的谣言。君士坦丁事件中，这样做的人正是阿里乌派教会历史学家菲罗斯托尔吉乌斯。他指控阿里乌派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谋杀君士坦丁，试图以此来洗清他谋杀君士坦丁同父异母兄弟的罪行［《阿特米修斯受难记》（Artemii Passio
）第七卷第16页和16a，彼得兹/温克尔曼（Bidez/Winkelmann）德译本］。

君士坦丁的死引发了一场血腥屠杀，是由高级将领在君士坦丁堡发动的，以便将死者的一些旁系亲属铲除，因为他们被视作潜在竞争对手：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2]

和他的儿子达尔玛提乌斯以及汉尼拔里阿努斯（见第八章）。接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他的两个兄弟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于337年9月9日晋升为奥古斯都。随后是另一场大清洗。君士坦丁的一些老亲信成了牺牲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东部的禁卫军长官阿布拉比乌斯（Ablabius），即君士坦斯未婚妻的父亲。君士坦丁委托他照顾年轻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至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想摆脱讨厌的监管，还是像后来风传的那样，嗅到了叛变的气息，至今仍未可知。

君士坦丁是一名基督徒，却又是一名自成一派的基督徒。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笔下，历代非基督徒皇帝仿佛组成了最漆黑的背景，而在这块黑色底片上面，作者又用最明亮的色彩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基督徒皇帝的形象。他在两个方面进行了修饰：他固然夸张地描写了统治者作为基督徒的一面并一直强调这一点；但不容忽视的是，他显然干预了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

君士坦丁想要被埋葬在他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这座教堂建造了一座陵墓，将教堂与安葬地分开。在这座大教堂里，君士坦丁的金棺位于大概两个半圆的中心，每个半圆安放着六个使徒的纪念碑。这纯粹是一个标志，因为教堂里并无圣徒遗骨。他的金棺比其他棺椁都大，是整个建筑的中心，也许是在中央圆顶的下方。被十二使徒环绕的第十三人是谁？除了基督以外还有谁是上帝的儿子？君士坦丁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受洗，这一点仍符合当时的习俗。但他想在约旦受洗，因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基督——也在那里受洗。“你就像那个神”，一位颂词作者这样称颂君士坦丁，不过他说的神是阿波罗。之后，君士坦丁将坚持要理解清楚这个神到底是阿波罗还是基督。鉴于君士坦丁的这些计划，我想知道，天主教神父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的落成典礼上的讲话是否真的像尤西比乌斯说的那样，使统治者那么不满。这位神父称赞君士坦丁有福，因为“在此生中，他被尊为整个王国的唯一统治者，并且今后将与上帝的儿子一起统治”（《君士坦丁志》4，48）。君士坦丁与基督的相近性在文中反复出现，引人注目。为了回归出发点，尤西比乌斯已经弱化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当这个神是基督教的上帝时，皇帝与神（不论是独一神还是众神）的临近都不会减损分毫。在公元7世纪，即有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之后，拜占庭皇帝“留胡子的”君士坦丁四世（Konstantin IV Pogonatos，668～685年在位）提出了将他的两个兄弟提升为共治帝的想法，以便在世间呈现圣三位一体的形象［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编年史》（Chronographie
）352，15］。

就像君士坦丁在他父亲死后将他与众神并列一样，他的儿子在他去世后也是如此。君士坦丁被授予圣职并且获得了神的称号，divus。这一事件被镌刻在封神纪念硬币上，再次展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的矛盾性。这些硬币是皇帝死后铸造的，我们现在能看到保留下来的真品并读到尤西比乌斯的描述（《君士坦丁志》4，73）。一种硬币样式展示了君士坦丁的形象，他身披斗篷，伸着手，坐着四驾马车飞向天空，在那里神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图4）。这幅图景让人想起太阳神在他的马车中，连尤西比乌斯也在他的描述中放弃了任何基督教的阐释。随着君士坦丁被封神，这个循环结束了。君士坦丁成了神，他是太阳，在太阳里，他总是能看到他的至高神。至于这个至高神是谁，从中却无法辨认。

图4 君士坦丁封神纪念币

[1]
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给被居民杀死的驻军司令报仇，屠杀了大批居民，主教安波罗修以开除教籍为惩罚，迫使他在教会里当众认罪。——编者注

[2]
此处疑有误，根据上文内容为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兄弟达尔玛提乌斯。——编者注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的信仰

鉴于信息来源匮乏，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只能极其有限地知悉一个人的观点。我们对君士坦丁性格的了解没有任何密钥，我们看到的只是统治者的公开言论。在我看来，君士坦丁的行为不无政治和宗教目的；在研究古典时代宗教时，我们不应让这两个方面彼此分离。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源于当时的融合主义（Synkretismus），这个概念并不是负面的。

“改宗”概念用在君士坦丁身上是有问题的。在基督教的背景下，这一概念使人联想到保罗；但君士坦丁不是这样的。在古典时代，人们已经想到了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动机。要对这个决定作出评判，必须辨明两件事。一方面，这是支持基督徒的举措，带有明显的同情色彩，自313年以来就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这是脱离旧有神祇的努力。前者或许从306年就有端倪，至少肯定是在312年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战役胜利时就开始了，后者则是在324年击败李锡尼之后才开始的。

古代神灵和宗教仪式一直被理解为个人寻求建议的对象和途径，他选择一个或多个神来满足他自己非常个人化的宗教需求。君士坦丁312年之后选择了一位新神，或者说他重新解释了以前的“信仰”。从古代的宗教观念出发，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变化。每个人都有这样做的自由，当然统治者的决定意义重大。

君士坦丁是一名基督徒，虽然他从未参加礼拜。按照当时的理解，他甚至都不是一个愿受洗者。为了被慕道友所接受，参加教区的礼拜仪式是必要的；这需要忏悔和认罪。但单纯要被为基督徒，能够引用教义或者能简单地忏悔就足够了。就像君士坦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一样，他当然也自行认定了他周围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那时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宗教信仰，并且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将新的宗教认定为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会遇到哪个派别。例如，阿里乌教派信徒能够为皇帝提供更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概念，以确保他的地位并支持他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基督只是和上帝同质（wesensähnlich，即homoousios），因为上帝的儿子并非一直存在，而是在时间中被生出、受造的，所以在与上帝的关系上，皇帝和基督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

君士坦丁用“至高神”这样的术语来向公众展示他的上帝。在古典时代，关于神的想法总是变动的，神以不同的方式向人现身，被以不同的名义祭拜，但实际上只是同一个神。一位颂歌作者这样说道［《散文歌集》（Panegyrici Latini
）12，（9），26，1］：“造物主，你承载了如此多的名字，和你所认为的人类的语言一样多。”大家都相信，对许多人来说，即使在现实中的显现方式不同，最高的神灵只有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至高神的信仰很可能成为各种宗教之间的联系。在温和派的异教徒看来，本书开头所提到的放弃前往卡比托利欧山以及随后脱离异教是君士坦丁整个宗教政策中的决定性一步。随着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乃至攻击，以及对此前从未被质疑的宗教活动的诘难，罗马帝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利巴尼乌斯写到，在战胜了李锡尼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了，但他并未提到具体的名字［《集祷经》（Oratio
）30，6］：“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那个在罗马滥施暴政的人（马克森提乌斯）被打败了，打败他的人（君士坦丁）率领着高卢军队，反对他们以前祈祷过的神灵。但是之后，当他（君士坦丁）打败了给国家带来黄金时代的人（李锡尼），并且认为这有助于他信仰另一个神的时候，他虽然利用宗教财富来建设他心尖上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但传统的宗教仪式并未发生变化，相反，虽然物资匮乏，人们却可以看到，剩余的部分还是建成了。”

像许多现代研究中预设的那样，要求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和连贯，当然是错误的。杨布里科斯（Iamblich）认为，人凭着人的逻辑无法接近神的本质［《神秘学》（de mysteriis
）3，25，160，2］，信仰本身也是如此。然而，除了个别短暂出现的例外，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具有一贯性的。这种一贯性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推动基督教崇拜，同时又强调所有人都有信仰自由。这一点拉克坦兹也曾记述过［《神圣教义节选》（Auszug aus den göttlichen Unterweisungen
）49，2］：“如今的宗教给了自由一个容身之所。它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需要自愿，不能强迫任何人崇拜他们不想崇拜的东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努力让他所倡导的宗教走向统一。因此，他对所谓异教徒采取了比对旧的崇拜传统的守卫者更严苛的措施。最后，基督教崇拜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成了君士坦丁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异教徒和基督徒很早以前就已经共存，这一点在君士坦丁时代也并无不同。生产于意大利帕维亚造币厂（Prägestätte Ticinum/Pavia）的著名银币（6.4克）经常被用来证明这一点，其意义甚至被过于高估（图5a）。“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虔诚（和幸运）的皇帝［imp（erator） Constantinus p（ius） f（elix） Aug（ustus）］”举着一个盾牌，盾牌上是罗马的古老标志，大的标志是带着双胞胎的母狼，小的标志是新的战争标志，是统治者头盔上的凯乐符号（见第六章）。它是一种纪念币而不是流通货币，直径为2.5厘米，如果你想象一下它的尺寸，就会知道这个新标志的实际大小。如今已知这种币有三个版本，可惜实物已淹没在大量传统设计的硬币中，难以寻觅。凯乐符号的尺寸约为2毫米，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示意图都要放大显示这种纪念币，因为按真实比例，无论头盔上的标志是什么意思，肉眼都几乎看不到。

君士坦丁和太阳神被描绘在一块重约9索里都斯（即39.8克）

[1]

，产自帕维亚的金币上（图5b）。“不败的君士坦丁大帝，虔诚的（和幸运的）皇帝［invictus Constantinus p（ius） f（elix） Aug（ustus）］”与索尔一起以双人形象被展示在上面。虽然两个头像的外貌差异清晰可见，神戴着象征太阳光线的冠冕，两人的嘴巴、鼻子和发型都不同；但是两个人的头共用同一个身体。它是皇帝与神之间密切关系的生动体现。帕维亚出产的这枚纪念币不是批量制作的产品，它与上述银币相比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它们共同说明了君士坦丁对“信仰”的矛盾心理。两种纪念币的年代无法准确考据；然而，要阐释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时间上的精准定位，因为这种矛盾情绪已经表现在君士坦丁自312年以来的公开活动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基督教色彩的太阳神逐渐胜过异教的神占了上风，但同时这些不同的方面又发生了融合。

图5 帕维亚铸造的纪念币

[1]
Solidus，复数形式为solidi，简称索币，又译索里达苏勒德斯，是301年发明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广泛流通，纯度较高，每个约重4.5克，后被用作金的量重单位，1索里都斯等于4.5克。——编者注

第十四章 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的传记作者

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约260～340）是一位主教，也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塑造了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形象，给后世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家乡由俄利根兴建的学校和著名的图书馆里接受了教育。在基督徒受迫害时期，他不得不在303年逃往埃及，但在那里被监禁；在宽容敕令颁布之后，他得以返回凯撒里亚，313年，他在那里被任命为主教。和尤西比乌斯一样，阿里乌斯也受到了俄利根的强烈影响。在关于阿里乌斯的争论中，尤西比乌斯支持他，为此他在324年的宗教会议中被开除了教籍。尤西比乌斯只是有所保留地在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书上签了名。他的历史著作中，“教会历史”主题最为突出，他在十卷本著作《教会史》中描述了从创世记到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的这段历史。早在公元4世纪，他的著作就被翻译成叙利亚语，很快又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关于君士坦丁的颂文主要强调统治者的“生平”，因而其四卷本《君士坦丁志》对统治者夸张地大加赞颂。这些著作很重要，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文书。

这里单独辟出一章给凯撒里亚的（阿里乌教派）主教尤西比乌斯，并不是因为他对君士坦丁产生了重大影响。君士坦丁的教会顾问是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尤西比乌斯只是在君士坦丁堡或者附近地区短暂地与皇帝见过三四次，其他时间他都在凯撒里亚的教区度过。尤西比乌斯并不是影响了皇帝本人——假使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而是为后世塑造了皇帝的形象。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教会作家的历史观。他将世界历史的进程理解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直到最后在他自己的时代，基督教统治了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著作记载了基督教的胜利。对他而言，基督教和君主专制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同时出现，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了奥古斯都，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在他的统治下，基督出现了。正如皇帝取消了小邦分立主义一样，基督也取消了很多神。随着324年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尤西比乌斯确立了他的历史观：基督教在唯一的统治者君士坦丁身上取得了胜利。

335年，当他被要求在执政三十周年庆典上献词时，“主教”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新的视角。这样的演讲有自成一套的要求，因为节庆献词中皇帝必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虽然尤西比乌斯的历史神学在这里只是陪衬，但是对君士坦丁来说，主教设计了一种统治者神学，重新定义了他在救赎史中的作用。可以说，教会历史中所描述的基督的所作所为，现在都成了君士坦丁一人的功绩。统治者认为他是尘世最高神性的承载者（尤西比乌斯避开了基督的名字），在颂歌作者口中，这和他前面历代统治者的愿景相匹配。天国与尘世平行，天国之王与君士坦丁同在。戴克里先和共治帝们声称自己是神圣意志的阐释者，尤西比乌斯将这一点接纳过来并将其写入基督教福音中；君士坦丁成了这种福音的学者、译者和布告人。

尤西比乌斯的执政三十周年庆典献词是古典文化的证据，当时所有高层人士都受这样的文化影响。和其他任何迎合了统治者意志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篇献词中，主教使用的词语顺应了以柏拉图哲学为导向的神学概念。此外，如果他没有提及基督的名字，这种沉默正是君士坦丁意图的佐证，他更希望用一般性的词语如“最高神”和“至高神性”来引起尽可能多的帝国居民以及尽可能多的信众的兴趣。并不是说君士坦丁的神是不明确的，而是认为最高权力可以以多种形式向世人展现的这种想法仍有一席之地。如果将周年献词和尤西比乌斯的其他作品相比较，主教的克制显而易见。这些献词被交给统治者，由他来批准。君士坦丁是帝国的统治者，理论上也是世界的统治者、全人类的统治者，不论他们是哪个神的信众。因此，异教徒和基督徒都被囊括在君士坦丁以及他的臣民的话语中。

如果要从中得出一个结论，那么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受到赞颂的统治者，他摒弃了日常政治的糟粕。君士坦丁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超越了肉眼凡胎，其形象呈现的非凡特质今天在保守宫（Konservatorenpalast，即palazzo dei Conservatori）的君士坦丁巨像中还可以看见（图6）。皇帝的头就有2.6米高，重建的坐像（图7）高度超过10米。正如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以来所通行的那样，雕像的大小让他在生前就已超凡脱俗。君士坦丁分享了这个观点，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神之子，马克西米安神和克劳狄二世神的继承人和近亲，他曾见过阿波罗，现在又将与阿波罗的联系转移到基督身上。

尤西比乌斯撰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君士坦丁志》影响了后来基督教作家笔下的君士坦丁形象。传记的撰写可能在皇帝生前就已经开始，但核心部分在他逝世后才完成。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因为尤西比乌斯想要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基督教统治者形象。这是老生常谈，但仍然是确凿无疑的：尤西比乌斯当然只会在这里记述他认为好的、虔诚的、模范的内容。

我想以尤西比乌斯对君士坦丁之死的描写来阐释他处理历史的方法，从中我们也能进一步看出，他的作品日后是如何被接受或忽略的。

337年复活节期间，君士坦丁病重。他去了尼科米底亚湾的南海岸，来到海伦波利斯（Helenopolis）附近的温泉。在这里，他进了殉道者教堂祈祷。如主教所记录，当君士坦丁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时，他向主教要求受洗，并在337年5月22日于圣灵降临节去世。并非所有古典时代的作者都认为君士坦丁是在疗养期间去世的。异教历史学家比如利巴尼乌斯（344/345）、尤利安（361～363在位）、《君士坦丁家庭谱系》（Origo Constantini
）作者亨利·瓦卢瓦（Henri Valois，约360年）、奥勒留·维克多（361）、欧特罗皮乌斯（369）、斐斯图（Festus，约370年）一致认为君士坦丁在征战波斯人时死在军营里。只有死亡地点尼科米底亚是被所有人认同的。

图6 君士坦丁巨像的身体部位

图7 君士坦丁巨像的复原尝试

尤西比乌斯之后的一些基督教作家不满意君士坦丁在战争一开始就去世这一观点。也许这与一个爱好和平的统治者形象不符，也许是统治者在一场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出师未捷身先死让人难以接受。

尤西比乌斯所描述的君士坦丁最后的日子被基督教历史学家所接受。鲁菲努斯（Rufinus，410）、菲罗斯托尔吉乌斯（439）、索克拉特斯（439）、沙卓门（Sozomenus，450）、狄奥多勒（466）没有提到与君士坦丁的死有关的波斯战役，尽管其中一些人对与波斯的战争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正是这些人销毁了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志》第四卷第56、57章的后半部分，这些章节至今仍未被找到。销毁过程中，他们忽略了作品开头的总结性标题，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推断这些章节涉及战争准备。因为刚才提及的作者谈到了这场战争，却没有跟进到战事的结尾，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人们对历史上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行为进行美化。公元6世纪时，约翰·马拉拉斯（Johannes Malalas）写道（13，317）：“他（君士坦丁）向波斯人开战并取得了胜利，和波斯统治者沙普尔（Schapur）签订了和平条约。是波斯人向罗马人求和。”7世纪和8世纪之交，尼基由主教约翰（Johannes von Nikiu）的想象激发了对波斯战争的如下“描述”（72，61-62）：“他（君士坦丁）对波斯攻城略地。战后，他在和平中重建了城池，并向它们赠送礼物。礼物中有一只号角，那是要为统治者而吹响的号角。他热情地接纳了生活在那里的基督徒。他清除了城市官员和所有身居高位的人，并用基督徒取而代之。他在每个城镇和村庄建起了庄严的教堂。”

尤西比乌斯在把君士坦丁塑造成真正的基督徒皇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在概述君士坦丁反异教的宗教政策时，列举了一些法律条文和一些具有首创性的事例。无论如何，他至少保留了一些证据，例如君士坦丁的《下达东部各省》，这些证据有时候跟他自己的阐释是相互矛盾的。

第十五章 君士坦丁与西方

历史是一片采石场，每一代人都从那里取走他们所需要的，或用以解决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或用以娱乐消遣。人们从中提取了一些思维模式和一些名称作为框架，再依据需要和可行性，往里面填充新的内容。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君士坦丁的形象，而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形成了不同角度的君士坦丁形象。君士坦丁这个采石场给后代留下了多种可能性。最显著的一点是，君士坦丁是第一位基督徒皇帝；首先，这归功于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志》，它使得身为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楷模。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意义也在于，后来的基督教会以所谓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 Constantini）为依据，要求获得世俗政治上的权力。

自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关于迫害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在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Bischof Silvester）那里受洗，以及这位统治者从麻风病中康复的故事（见第九章）就流传开来了。紧接着的另一个故事说，出于感激，这位皇帝当天就颁布了对基督教友好的政策，并宣布罗马主教是所有教会的首领。这个传说继续扩大，称在8世纪时出现一份文件，很长时间以来，这份文件都被当作真品。根据这份文件，罗马教廷高于所有其他地区的教会，罗马大主教，也就是之后的教宗，被颁发帝国奖章。文件记录了拉特兰宫（Lateranpalast）被赠给教宗，罗马、整个意大利和西方的行省都被转让给教廷。此外，该文件还声称皇帝本人迁回拜占庭，安于对东部的统治。“君士坦丁献土”就这么被炮制出来，并且发挥着效用，直到15世纪时，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和瑞吉纳德·佩科克（Reginald Pecock，约1395～1459）指出它是伪造的。一直到那时候之前，只要涉及教廷的世俗权力，就会浮现君士坦丁的身影。另一件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事，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我们既可以把君士坦丁看作拜占庭帝国的建设师，也可以认为他出卖了罗马帝国。

无论人们端出君士坦丁来是为了什么目的，君士坦丁的个人形象都早早地隐退，变成了一个理念，他变成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世俗皇帝，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成为人们心中的表率。甚至连《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也具有示范意义，在发现它是伪造品之前，又纷纷出现了效仿它的伪造品。大约11世纪末时，在特里尔流传着这样一个传统，奥托一世（936～973在位）把一大片土地献给圣马克西敏修道院（Kloster St. Maximin），并宣布其在皇宫中享有尊贵权利，以此来效仿君士坦丁。

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君士坦丁和他的功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几乎代表了整个世界的新秩序。君士坦丁成了一个典范，后世的人都要以他为准绳。当克洛维（Chlodwig，481～511在位）受洗时，当查理大帝（Karl，768～814在位）成为罗马帝国当之无愧的引路人时，诗人和史学家们都盛赞他们是“新的君士坦丁”。查理大帝本人也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经典范例，在后来，他和君士坦丁平起平坐。关于这一现象，值得一提的还有皇帝“瞎子路易”（887～928在位）给他儿子起的名字：查理·君士坦丁。由此，这两位统治人物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也就难怪诗人们把他们性格上的相似指认为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12世纪下半叶的一首题为《洛特尔国王》（König Rother
）的诗中，就说君士坦丁是查理大帝的祖父。

德语世界对君士坦丁的认知与接受中，一个特别的主题是“君士坦丁与萨克森”。二者的关系来源于一篇题为《帝王传略》（Epitome de Caesaribus
）的报告，其中提到，君士坦丁在约克加冕时，阿勒曼尼国王克罗古（Crocus）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提到的阿勒曼尼后来成了有着罗马背景的“德意志民族”。因此，雷普戈夫的艾克（Eike von Repgow）大约创作于1220年的《萨克森世界年谱》（Sächische Weltchronik
）中，对君士坦丁有如下描述（第77章）：“我们的君王君士坦丁生于311年，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与海伦娜之子，在不列颠加冕，得到了德意志国王的帮助。”

奥托三世（983～1002在位）的成长环境中有君士坦丁的皇室传统，其中充满了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而来自拜占庭的影响是从他母亲特奥法努（Theophanu），一位拜占庭帝国公主那里继承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德意志对君士坦丁的接受史上出现了一个特例，那就是奎尔富特的布鲁（Brun von Querfurt，1009年去世）尊崇君士坦丁为圣者。也许奥托也继承了拜占庭传统中我们今天称为“政教合一”的部分，统治者在宗教上拥有了优先地位。

公元999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拉文纳的吉尔贝特（Gerbert von Ravenna）祝圣为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 II）。他的头衔可以理解为：他把自己看作那位西尔维斯特，即那位为君士坦丁施洗并治好了君士坦丁的麻风病的大主教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奥托也是君士坦丁的继承者，对于这位皇帝来说，《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置他于进退两难之地；这种由皇帝作出的献贡行为在现实中很难复制，因为教宗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很多东西。即使这样，奥托还是想要成为君士坦丁皇权的继承者，面对教廷，他想要效仿君士坦丁，彼时君士坦丁给罗马大主教西尔维斯特一世献上了大量财富。为了独立完成这件事，奥托三世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一解决办法也是后无来者的：他宣布《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伪造的。他在一封文件中宣布了这一件事，同时把八个伯爵领地献给了罗马教廷。奥托以君士坦丁的这个传统为己任，主动地完成了教宗可能根据《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而提的要求。他在否定君士坦丁献土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像君士坦丁一样伟大。

由于这样一个所谓的“献土”，君士坦丁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中世纪的皇帝与教宗的博弈中，这场博弈在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中达到了顶峰。从皇帝这方面来说，“献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的开端，就像瓦尔特·冯·弗格尔瓦伊德（Walther von Vogelweide，1170～1230）说的（L.I 25，11-15），当“皇帝君士坦丁”把“圣矛、十字架和荆冠”交给罗马大主教时，有天使从天空飞过，边飞边喊“苦啊，苦啊，第三次如此地苦啊”。1256年，国王曼弗雷德（König Manfred）抱怨“有欠考虑的君士坦丁”的这个“有欠考虑的献土”，而但丁（1265～1321）根据自己当时的时代经验（《论帝制》（Über das Königtum
）2，12，8）说道：“哦，幸福的民族，哦，光耀的意大利，他（君士坦丁），那个削弱了你的帝国的人，但愿他从未生到世上，或是他那虔诚的目的未曾欺骗他。”

在“善良”的君士坦丁对面，站着一位“邪恶”的君士坦丁；这当然不仅是因为他那个“有欠考虑的献土”，而且是因为他背叛了罗马。在这方面，他是一位阴谋家，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非法建立的帝国辩护。君士坦丁也曾经是阿里乌派、混蛋和篡位者，他抛弃了罗马帝国，选择了希腊。罗马像一位乳母那样接纳了他，并且把这大地上最高的皇位托付给他。他却像对待罪犯一样惩罚这座城市，强迫那些贵族成为希腊人；在施陶芬王国与拜占庭帝国分立的时期，在维泰博的戈特弗里特（Gottfried von Viterbo，约1200年去世）的总结里，西方世界对君士坦丁的负面评价到达了顶点。

在拜占庭，以及在东罗马—拜占庭教会中，君士坦丁的声望是毋庸置疑的。从他在位时期以来，国家与教会形成了和谐的统一体，二者不可分割，它们是基督教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发展进程的最后，这位“门徒般的”皇帝和他的母亲海伦娜都成了圣徒。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这个东部的君士坦丁形象保留了下来，也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子（1762～1796）受洗时得名君士坦丁，他的祖母希望他能在土耳其人被赶出欧洲之后掌握希腊式的皇权。

大事年表

268～270　 克劳狄二世在位。

270～275　 奥勒良在位。

284　　　　戴克里先称帝。

286　　　　马克西米安被任命为西部奥古斯都。

293　　　　君士坦提乌斯成为西部恺撒，伽列里乌斯成为东部恺撒。

296　　　　埃及起义，下令镇压摩尼教。

297/298　　戴克里先远征波斯。

303　　　　基督徒迫害开始。

305　　　　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退位，君士坦提乌斯成为西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成为东部奥古斯都，他们的恺撒分别为塞维鲁二世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克里斯普斯出生。

306　　　　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塞维鲁二世成为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也称奥古斯都。

307　　　　塞维鲁二世兵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二度成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结婚。

308　　　　伽列里乌斯兵败马克森提乌斯；卡农图姆皇帝会议（Kaiserkonferenz in Carnuntum）召开；马克西米安退位，李锡尼成为西部奥古斯都。

310　　　　君士坦丁战胜日耳曼人；马克西米安去世。

311　　　　宽容敕令；伽列里乌斯去世。

312　　　　君士坦丁征战意大利，米尔维安大桥战役；马克森提乌斯去世。

313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谈；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结婚；君士坦丁战胜法兰克人；李锡尼战胜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多纳图派之争开始。

315　　　　君士坦丁执政十周年庆典，罗马凯旋门落成。

316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内战；戴克里先去世。

317　　　　君士坦丁二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出生；李锡尼阿努斯、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二世成为恺撒。

319　　　　阿里乌斯之争开始。

320　　　　君士坦斯出生；克里斯普斯战胜阿勒曼尼人。

323　　　　君士坦丁进攻李锡尼领地。

324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第二次交战，克里索波利斯之战，李锡尼被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成为恺撒。

325　　　　尼西亚公会议；君士坦丁执政二十周年庆典。

326　　　　克里斯普斯和法乌斯塔被杀；君士坦丁最后一次罗马之行；君士坦丁堡奠基。

330　　　　君士坦丁堡落成。

331　　　　尤利安出生，日后称帝。

332　　　　哥特战争。

333　　　　君士坦斯成为恺撒。

335　　　　君士坦丁执政三十周年庆典。

337　　　　准备波斯战争，君士坦丁去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共治。

文献综述

以下著作涵盖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君士坦丁研究的大量文献：蒂莫西·大卫·巴恩斯（Timothy David Barnes）的两本专著，《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 1981）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新帝国》（The new empire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 1982）；托马斯·格林沃德（Thomas Grünewald）的研究著作《君士坦丁·马克西姆·奥古斯都：当代流传中的统治宣传》（Constantinus Maximus Augustus. Herrschaftspropaganda in der zeitgenössischen Überlieferung
，Stuttgart 1990）；查尔斯·马特松·奥达尔（Charles Matson Odahl）的《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帝国》（Constantine and the Christian Empire
，London-New York 2004）；诺伊·莱斯基（Noel Lenski）主编的《剑桥指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
，Cambridge 2006）。

福科马·凯尔（Volkmar Keil）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宗教政治资料集成》（Quellensammlung zur Religionspolitik Konstantins des Großen
，Darmstadt 2
1995）包含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大量文献，并提供了翻译版本。德语世界最详细、最好的整体性描述仍数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经典”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ßen
，Basel 1853/80），该著作此后多次再版。

在对君士坦丁的研究中，一个研究重点是皇帝和基督教的关系。因此，对这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的研究都会从分析基督教传记作者尤西比乌斯入手。这方面的重要资料是弗里德海姆·温克尔曼（Friedhelm Winkelmann）的研究著作《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教会历史之父》（Euseb von Kaisareia
，Berlin 1991）。有一部对尤西比乌斯所写传记的评述是这个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即《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生平：介绍、翻译和评论》（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hrsg. v. Averil Cameron-Stuart G. Hall，Oxford 1999）。哈姆特·莱平（Hartmut Leppin）研究的是晚期教会历史书写中的君士坦丁形象，《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狄奥多西二世：教会历史学家索克拉特斯、沙卓门和狄奥多勒笔下的基督教皇权》（Von Constantin dem Großen zu Theodosius II. Das christliche Kaisertum bei den Kirchenhistorikern Socrates，Sozomenus und Theodoret
，Göttingen 1996）。在讨论君士坦丁的宗教态度方面，钱币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斯·冯·舍内贝克（Hans von Schönebeck）首次对这些硬币进行了系统的评估，著有《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Beiträge zur Religionspolitik des Maxentius und Constantin
，Berlin 1939，ND Aalen 1962）。

诺曼·赫本·贝恩斯（Norman Hepburn Baynes）于1929年发表了论文《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教会》（Konstantin der Große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
），收录于《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der Große
，hrsg. v. Heinrich Kraft，Darmstadt 1974，145-174），篇幅虽短，却在学术上有着重大贡献，列举并阐释了君士坦丁性格研究中的基本论点。克劳斯·马丁·吉拉德特（Klaus Martin Girardet）描写了他改信基督教的过程：《君士坦丁大帝宗教政策的前提及精神基础》（Die Konstantinische Wende. Voraussetzungen und geistige Grundlage der Religionspolitik Konstantins des Großen
，Darmstadt 2006）。阿道夫·马丁·里德尔（Adolf Martin Ritter）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概述：《君士坦丁和基督徒》（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en，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87，1996，251-268）。

更多关于君士坦丁的专著：拉姆齐·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London 1970），布鲁诺·布莱克曼（Bruno Bleckmann）的《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der Große
，Reinbek 2
2003），哈特温·布兰特（Hartwin Brandt）的《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位基督教皇帝》（Konstantin der Große. Der erste Christliche Kaiser
，München 2006），伊丽莎白·赫尔曼-奥托（Elisabeth Herrmann-Otto）的《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der Große
，Darmstadt 2007）。

专论

汉斯-乌里希·维默（Hans-Ulrich Wiemer）关于君士坦丁326年罗马之行有一项出色的研究：《利巴尼乌斯和佐西姆斯关于君士坦丁326年的罗马之行》（Libanios und Zosimos über den Rom-Besuch Konstantins I. im Jahre 326，Historia
43，1994，469-494）。

克劳斯·布林曼（Klaus Bringmann）对伽列里乌斯宽容敕令之后果的重要思考：《君士坦丁的转折：政治动机和宗教动机之比较》（Die konstantinische Wende.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scher und religiöser Motivatio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0，1995，21-47）。

马丁·瓦拉夫（Martin Wallraff）研究了太阳象征和太阳神对君士坦丁的意义：《基督和索尔：古典时代晚期的太阳崇拜和基督教精神》（Christus verus Sol. Sonnenverehrung und Christentum in der Spätantike
，Münster 2004）。

克里斯蒂安·哈比希特（Christian Habicht）提供了关于施巴利亚战役发生时间的可靠论据：《君士坦丁大帝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Kaisers Konstantin，Hermes
86，1958，360-378）。

对君士坦丁家族中女性的研究：扬·威廉·德利维尔斯（Jan Willem Drijvers）的《海伦娜·奥古斯塔：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以及她发现真十字架的传奇》（Helena Augusta. The Mother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Legend of her Finding of the True Cross
，Leiden u.a. 1992）；曼弗雷德·克劳斯（Manfred Clauss）的《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妇女》（Die Frauen der diokletianisch-konstantinischen Zeit
），收录于《罗马皇后：从利维娅到狄奥多拉》（Die Kaiserinnen Roms. Von Livia bis Theodora
，hrsg. v. H. Temporini-Gräfin Vitzthum，München 2002，340-369）。

罗伯特·马尔科姆·埃灵顿（Robert Malcolm Errington）记录了324年关于异教徒和异教仪式禁令的讨论：《君士坦丁和异教徒》（Constantine and the Pagans，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9，1988，309-318）。蒂莫西·大卫·巴恩斯著有《从宽容到镇压：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演变》（From Toleration to Repression：the Evolution of Constantine’s Religious Policies，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
21，2002，189-207）。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及其意义：汉斯-格奥尔格·贝克（Hans-Georg Beck）的《君士坦丁堡：新罗马》（Konstantinopel - das neue Rom，Gymnasium
71，1964，166-174）；E.大卫·亨特（E. David Hunt）的《帝国建筑在罗马：君士坦丁的角色》（Imperial Building at Rome：the Role of Constantine
），收录于《面包和马戏团：意大利罗马的财产分享和市政赞助》（Bread and Circuses. Euergetism and Municipal Patronage in Roman Italy
，hrsg. v. Kathryn Lomas-Tim Cornell，New York 2003，105-124）。

瓦尔特·高法特（Walter Goffart）介绍了极其复杂的税务系统：《地方首脑和农民：走向晚期罗马税收的历史》（Caput and Colonate. Towards a History of Late Roman Taxation
，Toronto 1974）。

奥托·特莱廷格（Otto Treitinger）研究宫廷仪式的形成：《从宫廷仪式看东罗马皇帝和帝国构思》（Die oströmische Kaiser-und Reichsidee nach ihrer Gestaltung im höfischen Zeremoniell
，Jena 1938，ND Darmstadt 1956）。诺伯特·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描绘展示了近代宫廷社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提供了它们与古典时代之关联的一些有趣结论：《宫廷社会——关于王权社会学和宫廷贵族的研究与介绍：社会学和历史》（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 Untersuchungen zur Soziologie des Königtums und der höfischen Aristokratie mit einer Einleitung：Soziologi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armstadt 51981）。

关于阿里乌斯争端的历史，我参考了七卷本《教会历史手册》（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hrsg. v. Hubert Jedin-Karl Baus u.a.，7 Bde，Freiburg，1965-79） 中的相关章节，该手册第一、二卷讲述古典时代的教会历史。

克劳斯·马丁·吉拉德特（Klaus Martin Girardet）研究了君士坦丁作为教会和会议领袖的角色：《会议领袖君士坦丁大帝》（Kaiser Konstantin d.Gr. als Vorsitzender von Konzilien，Gymnasium
98，1991，548-560）。哈罗德·阿伦·德拉科（Harold Allen Drake）著有《君士坦丁和主教：不宽容政治》（Constantine and the Bishops.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Batimore 2000）。

关于君士坦丁的波斯战争，可参考加斯·弗登（Garth Fowden）的《君士坦丁的最后时日：对立版本及其影响力》（The Last Days of Constantine：Oppositional Versions and their Influence，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4，1994，146-170）。

在《关于君士坦丁的洗礼》（Zur Taufe Kaiser Konstantins，Studia Patristica
1，1957，642-648）中，海因里希·克拉夫特（Heinrich Kraft）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上面提到的巴恩斯的研究提供了对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的个性以及教会历史学家写作方式的详细分析。

《君士坦丁：历史、史学和传奇》（Constantine. History，Historiography and Legend
，hrsg. v. Samuel N.C. Lieu-Dominic Montserrat，London-New York 1998）文集中有多卷论及君士坦丁作为圣人的角色。

君士坦丁接受史：尤金·艾维希（Eugen Ewig）的《中世纪前几百年中的君士坦丁大帝》（Das Bild Constantin des Großen in den ersten Jahrhunderten des abendländischen Mittelalters，Historisches Jahrbuch
75，1956，1-46）；维纳·凯基（Werner Kaegi）的《君士坦丁长存》（Vom Nachleben Constantins，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8，1958，289-326）；赫尔维希·沃夫拉姆（Herwig Wolfram）的《君士坦丁作为中世纪帝国统治者的典范》（Constantin als Vorbild für den Herrscher des hochmittelalterlichen Reiches，Mitteilung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68，1960，226-243）。

以2005年举办于里米尼和2007年举办于特里尔的君士坦丁展览为框架，一些合集得以出版，展示了关于君士坦丁时代及其对后世影响的丰富研究成果：《君士坦丁大帝：西方与东方交汇处的古代文明》［Costantino il Grande. La civiltà antica al bivio tra Occidente e Oriente
，Angela Donati-Giovanni Gentili（Hgg.），Mailand 2005］；亚历山大·狄芒特（Alexander Demandt）和约瑟夫·恩格曼（Josef Engemann）撰写的《君士坦丁大帝：历史、考古学与接受理解》（Konstantin der Große. Geschichte-Archäologie-Rezeption
，Trier 2006）。2006年约克君士坦丁展览目录的介绍重点是皇帝在不列颠古代史中的意义：《君士坦丁大帝：约克的罗马皇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York’s Roman Emperor
，Elizabeth Hartley-Janes Hawkes-Martin Henig-Frances Mee（Hgg.），York 2006］。

图片信息

图1 Labarum；Bronzemünze aus Cons （tantinopel）
（2，2 Gramm；Rückseite；2，6∶1）

图2 Porphyrius，Gedicht
11；Iohannes Polara，Publilii Optatiani Porfyrii carmina
，Bd. 1，Turin （Paravia & C.） 1973，46

图3 Ausschnitt aus der Tabula Peutingeriana

图4 Konsekrationsmünze Konstantins （Solidus） aus Cons（tantinopel）
（4，5 Gramm；Rückseite；2，8∶1）

图5 Silbermedaillon aus Ticinum （6，4 Gramm；Vorderseite；1∶1）；Goldmedaillon aus Ticinum （39，8 Gramm；Vorderseite；1∶1）

图6 Kolossalstatue Konstantins-einzelne Körperteile （Visual Education Inc.，Santa Barbara） und Fuß （Edizioni Indaco S.N.C.，Rom）

图7 Kolossalstatue Konstantins-Rekonstruktionszeichnung：Zeichnung von Jean Mazenod aus：Bernard Andreae，Art de l’ Ancienne Rome，Paris （Citadelles et Mazenod） 1973

谱系图1 Die Tetrarchen

谱系图2 Die konstantinische Dynastie

部分图片由Gertrud Seidensticker女士绘制。

人名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haia 57

Adoptivkaisertum 21

Adoratio 60，62

Adrianopel 6，43，48

Africa 14，24，34，78

Ägypten 20

Alamannen 18，51，113

Allerheiligste 63

Ambrosius von Mailand 95

Ammianus Marcellinus 9

Anastasia 18，44

Apollo 25f.，48，97，106

Aptungi 77

Aquileia 34

Araber 53

Arianismus 82f.，86

Arius 84

Arles 23f.

Armenien 53

Asylrecht 79

Augustus 105

Aurelian 40

Autun 26，41

Bithynien 19

Bosporus 33

Britannien 14，17，20，53

Byzanz 43，48，61，89，111；vgl. Konstantinopel

Bürgerkrieg 22，44

Caecilianus 78

Caesarea 104

Carausius 18

Carnuntum 23

Carpen 52f.

Carthago 78

Chlodwig 112

Christen，Christentum 16，27，43，46，49，75，92，96，99，105，120

Christogramm 35f.，38，47，102

Christus 41，48，87，97，106

Chrysopolis 48，75

Cibalae 36，44，121

Cicero 15

Claudius Gothicus 12，18，25，46，106

Constans 56，96

Constantia 18，33，42，45，48

Constanti（n）a 57

Constantin Ⅱ. 45，63，96

Constantius 13，17f.，21，46，106

Constantius Ⅱ. 9，48f.，95f.

Crispus 11，45f.，48，50

Dalmatius 18，56f.，96

Dalmatius 9，11

Dante 114

Decennalien 44

Decius 16，27

Diocletian 13，18，20，23，51，60，62，64，73，87

Dioskuren 91

Diözese 24，44，69

Donatisten 87

Donatus 78

Donau 46，51

Dreieinigkeit 97

Eboracum s. York

Eusebius 20，22，35，56，58，70，82，94，96，111

Eutropia 18

Fausta 11，23f.，45f.，49f.

Feldzeichen 36

Felix von Aptungi 77

Finanzverwaltung 65

Franken 18，24，44

Galerius 13，17，20，22f，27，31f.，37

Gallien l4，24，68

Germanen 53

Goten 46，52f.，

Gottfried von Viterbo 114

Gottheit，höchste 40，43f.，50，62，77，98，100

Götzendienst 16，29

Hannibalianus 18，96

Hannibalianus 57

Heerwesen 2，21，29，82

Heermeister 65

Helena 19，49

Helenopolis 57，107

Hellenismus 83

Hercules 13

Hispellum 6，76

Hoftruppen 65

Hofzeremoniell 87

Insignien 63

Italien 14，24，34，68，111

Iulian 19，49，95

Iulius Constantius 9，11，18f.，49，96

Iwan Ⅲ. 93

Jordan 97

Jupiter 13，88

Kaiserkult 16，62，76

Kapitol 10，12，100

Karl der Große 112

Kirchenbauten 39，83

Konstantiana Daphne 51

Konstantin Ⅳ. Pogonatos 97

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 94，111

Konstantinopel 51，56，58，85，90，93，96，114；vgl. Byzanz

Konzil von Nicaea 82，86

Kreuzigung 71

Köln 6，24

Labarum 47

Laktanz 13，22，24，33，35

Lambaesis 52

Lateran 36，39

Lateranpalast 111

Libanius 10，101

Licinianus 45

Licinius 22，33，42，45f.，48，77，86，94，101，105

Liturgie 63

Lorenzo Valla 112

Ludwig der Blinde 112

Luidprand 61

Magie 73

Mailand 42

Makedonien 57，68

Mars 14

Marseille 24

Maxentius 22，33，37，86

Maximianus 13f.，17f.，23f.，44，46，106

Maximinus Daia 17，19，24，33，43

Meder 53

Mesopotamien 56

Milvische Brücke 9，37

Mithras 30

Moses 20

Moskau 93

Mysteriengemeinschaft 16

Naissus 19

Nero 11

Nicaea 50，76，82，85

Nikolaus von Kues 112

Nikomedien 9，57f.，85，94，107

Noricum 14

Numidia 52

Orakel 63

Orgel 61

Orient 68

Origenes 83f.，104

Otto Ⅰ. 61，112

Otto Ⅲ. 113

Palästina 20，68

Pannonien 24，44，82

Pecock，Reginald 112

Persien，Perser 56

Perserkrieg 110

Philippopolis 45

Philosophie 83

Philostorgius 96

Piraeus 48

Pisidien 68，91

Plato 83

Plotin 83

Pola 6，50

Provinzen 64

Prätorianer 22

Prätorianerpräfekt 18，42，65f.，69

Purpur 60-63

Pythia Therma 57

Raetien 24，68

Rechtsprechung 65

Reichsteilung 14

Ritter 65

Rom 9，15，22，34，38，42，44，50f.，74，80，89，94，111

Romulus 9

Sakrileg 63

Sarmaten 46，53

Saxa Rubra 37

Schutzgottheiten 14，25

Segusio 34

Senator 65

Serdica 45，58，74

Severus 17，19

Siegertitulatur 52

Sirmium 45

Socrates 16

Sol 14，88

Sol Invictus 40

Solidus 69

Sonnengott 25，40f.，46，54，76，81，102

Sonntagsruhe 81

Spalato 23

Spanien 14

Staatskirche 88

Stadtpräfekt 42，55，92

Statthalter 65

Steuern 65，67

Symmachus 16

Synkretismus 99

Syrien 24，57

Säcken 71

Termessos 91

Tertullian 29

Tetrarchie 13，25

Themistios 16

Theodora 18f.

Theodosius 95

Thrakien 24，44，46，57

Thron 61

Thronrat 59

Thronraum 61

Tiber 38

Ticinum 6，102

Toleranzedikt 104

Tricennalien 56，105

Trier 18，23，35，51，58

Triumphbogen 39，43

Turin 34

Türken 93

Usurpation 21

Usurpator 13

Valentinian Ⅱ. 95

Valerian 28

Vatikan 39

Venedig 14

Verfolgung 28，77

Verona 34，39

Victoria 25，40

Vikar 64，69

Vision 25，35，48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114

York 18，20f.，113

Zensus 67

Zeremonie 61，63

Zonaras 19

Zosimus 10，65，94

Zypern 55

作者简介

曼弗雷德·克劳斯（Manfred Clauss）生于1945年，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担任古代史教授，以大量关于古代世界的国家、社会和宗教的作品著称。

译者简介

徐涵婧，青年译者、摄影师。毕业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德语文学系，现居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帝国和宗教/（德）米沙·迈尔著；陈思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查… Ⅱ.①米…②陈… Ⅲ.①查士丁尼（Justinian 483-565）-传记 Ⅳ.①K831.987=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702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帝国和宗教

著者/［德］米沙·迈尔

译者/陈思艾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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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5 本册字数：91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9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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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受命上帝，以导吾国……”：查士丁尼的帝制

- 第二章 查士丁一世——君士坦丁堡中的农家子弟

- 第三章 世界末日？

- 第四章 “睡眠最少的皇帝”——执政之初

- 第五章 稳固政权：尼卡起义

- 第六章 戏子、妓女、虔诚的皇后：狄奥多拉神话

- 第七章 向西方迈进：与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

- 第八章 进一步的改革

- 第九章 转折时期：战争负担与公元540年后的大瘟疫

- 第十章 从皇帝到神学家

- 第十一章 退守中的东罗马

- 第十二章 退守中的皇帝

- 第十三章 查士丁尼统治晚期的君士坦丁堡

- 第十四章 驾崩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大事年表

- 图片信息

- 索引

- 译后记

第一章 “受命上帝，以导吾国……”：查士丁尼的帝制

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大帝下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将负责把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累积起来的大量法律评论与意见总结编纂为一部统一的、便于使用的合集［即后来的《学说汇纂》（Digesta
）］。确立这一任务的书面法令在序言部分庄严地记载了查士丁尼对自己的理解。在古典时代晚期，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比查士丁尼更清晰地表达过对神授予自身的使命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查士丁尼写道：“受命上帝，以导吾国；天之至高者既授社稷于朕，吾人幸得止战事、享太平、保共同体之赓续。且吾辈今已全心仰赖万能上主之护佑，故无须枕干戈、依士卒、恃将才或自身之禀赋，而唯以至高三一（即三位一体）之审慎照护为一切希望之源。三一生天地万物之根本，并造作秩序，纳万物于宇宙循环之中。”［见《学说汇纂》编纂令（Deo auctore）］

此时，从查士丁尼作为其舅舅查士丁一世的继承者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之日算起，已经过去三年。而最迟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所有人都从上面的法令中清楚地认识到，在查士丁一世的统治（518～527年）之下以及特别是在查士丁尼在位期间（527～565年），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几个世纪以来，帝国显然都深受基督教的熏陶。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是第一位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以及其他皇帝都在帝国逐渐基督教化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在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的时代，基督教帝国收获了一种新的特质：皇帝和帝制从此只由其与上帝的联系来决定。在所有古典时代晚期的帝王中，查士丁尼大帝的形象是最为“基督教”的，他对其神授使命的解读也是最为一贯的。一种即便对当时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虔诚态度——这可以在大量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且许多概念在当时都已成为习语——以及一种深刻的使命意识，成为对凌驾于罗马帝国之上的基督教皇权概念进行严格解释的基础。可是在查士丁尼之前，这一概念的内容到底如何呢？

335年，当君士坦丁大帝隆重庆祝其登基三十年之际，凯撒里亚（Kaisareia，今属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教、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尤西比乌斯（Eusebios）以皇帝为赞颂对象进行了在这类场合中必不可少的庆典演说，并在其中阐述了基督教帝国的概念。根据尤西比乌斯的观点，地上的帝国是依据上帝的天国建造的。而正如上帝是天国的唯一主宰一样，人间政权的形式也只可能是君主制。如此一来，帝制本身就首先从神学上得到了理论依据，并从原则上被正当化了。尤西比乌斯接着论证道，皇帝是由上帝确立的，并作为后者在人间的代理人。他是上帝的一位特殊朋友，而他的使命则是他通过一定的美德获得的。这些美德首先包含虔诚和对真理的热爱；此外，皇帝还是聪慧、仁善、正义、谨慎、勇敢和热爱上帝的——最后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是真正的专制君主、真正的胜利者和一个真实的哲学王。这段论述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尤西比乌斯成功地把古典时代数百年来关于统治者的理想与基督教的价值联系了起来。由上帝授权的皇帝的任务则是让人们尊崇神。但首先——这也是尤西比乌斯的概念的核心——皇帝自己必须努力在所有方面都以上帝，即以基督，为榜样。基督教皇帝的统治因此也就是对上帝的模仿（mímesis theoú，imitatio Dei
），正如人间的帝国是对天国的模仿一样。

当然，这个概念仅仅是一个理想；它的纯粹形式并不会直接转变为现实。但是这一理想至少成了后继的基督教皇帝们自身统治理念的出发点。因为它有着一种十分重要的优越性：在不需要把皇帝本身当作上帝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在神学层面奠定皇帝的统治权，从而——至少根据这一理论——使这一统治权免于任何批评。尽管如此，这并不能阻止起义与暴乱：如果它们被成功镇压了，那么皇帝统治的正当性就变得尤为突出；相反，如果皇帝被赶下了宝座，那么其原因在事后看来也是十分清楚的，即他并没有充分地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任务。

古典时代晚期的皇权还有着另一面，而尤西比乌斯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皇权不仅是“基督教的”，而且还首先是“罗马的”，因此它也依赖于罗马帝国的悠久传统，而罗马的皇帝们——至少在理论上——又始终自认为是在形式上仍未消亡的古罗马共和国的管理者。在共和国中，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
）是最高的统治者。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那些从一开始就将政权建立在军队、人民和元老院软弱被动的接受与许可之上的皇帝们依然要强调他们是经由人民的选举产生的，即便是在这样的宣言与现实情况相矛盾的时候也是如此。即使是在古典时代晚期，有一点依然是十分明确的：人民——其中，自5世纪开始，“东方的”人民首先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人民——仍然必须被当作皇帝统治权的一个核心支柱，因此人民也必须得到认真对待；这在帝国都城所经历的一系列血腥起义中也得到了证实。第一位深刻地将这一特征改变并从遵循上帝委任的角度拒绝承认人民的重要角色的皇帝正是查士丁尼。君士坦丁堡的亚加执事（Agapitus）

[1]

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的早期编著了涉及君王治国方略的书，但书中内容实际上是对查士丁尼统治理念的粗略描述。其中有一段话对上述改变作了简明扼要的描述：“上帝不需要任何事或任何人；而皇帝只需要上帝。”相反，人民的骚乱则被认为不过是如犬吠一般。

早在查士丁尼登基的时候，他就和盘托出了他所特有的自我理解。很幸运的是，针对5世纪和6世纪的一些登基仪式我们仍然保留有简短的“登基纪要”。虽然它们是在君士坦丁七世（10世纪）时被搜集起来的，但它们却以6世纪的记录作为基础。在这一文献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份关于查士丁尼的登基典礼的简报。报告写到，当时查士丁一世已然身患重病，于是元老院请他指定继任者。因此他于527年4月1日在三榻厅（Triklinos，一个在许多不同场合都可以被使用的宴会厅）将查士丁尼立为（共治的）皇帝。而在三天之后，即4月4日，查士丁才召开了有显贵和元老参与的大会，此外卫队和士兵也要参与其中。但这次大会同样是在宫殿之内举行的。在场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2]

作了祈祷，随后为查士丁尼进行了加冕。

为了认清这一次加冕程序的特殊性，我们必须把它与其他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且时间上相距不远的加冕仪式进行对比。474年利奥一世为自己的孙子利奥二世进行的加冕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事件。利奥一世同样是重病在床，且马上就要撒手人寰了，于是人们也请求他确定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因此在竞技场中（君士坦丁堡中为举行马车比赛而建造的大型场馆）聚集起了人民、外使和所有士兵；人民和士兵们呼喊着皇帝，直到后者和元老们一同现身于竞技场。这时，皇帝的孙子仍然和牧首停留在特里克里诺斯大厅，并等候着信号。人们庄严地向利奥一世行礼问候，并齐声向皇帝呼喊，请他立自己的孙子为帝。过了一会儿，他才让利奥（二世）走出来。牧首念了一段祈祷文，众人齐声念道“阿门”，而在这庄严的祝福中，利奥一世将皇冠戴到了自己继承人的头上。此后，牧首便退下，新皇帝向人民问候致意，而人民则致以欢呼。皇帝也让城市的长官和元老们服侍自己。最后士兵们也如往常一样获得了他们的赏金。

古典时代的那位报告记录者自己已经发现了查士丁尼所带来的重要革新：加冕仪式不是在竞技场中进行——这是皇帝与人民最重要的会面场所——而是在宫殿之中，甚至是在排除了人民的情况下。在4月4日举行的仪式上，查士丁和查士丁尼虽然邀请了牧首、显贵、元老及士兵，却没有邀请民众，甚至连经过挑选的民众代表也没有。有人把原因归结为查士丁已经身患重病。可是利奥一世也曾拖着病体前往竞技场，为什么查士丁的疾病就会让皇帝选择只邀请士兵，而不考虑邀请一些民众代表呢？不，疾病并不是原因——把民众排除在外的做法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这也体现了查士丁尼自我认识的一些特点。而且查士丁尼自身并不十分看重这次加冕仪式：他认定自己的统治权从4月1日起，也就是他的舅舅任命他为共治皇帝的那天，就已经生效了。

因此，查士丁尼仅仅是从上帝手中——通过他舅舅查士丁的居中运作——接过了统治权。这远不符合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因为我们发现有不同的声音极其尖锐地批评了查士丁尼的这种态度。然而就在查士丁一世登基之后不久，他和他的外甥已经把他们受命于天的想法在与教宗何尔米斯达（Hormisdas，514～523年在位）的信件往来中表露无遗。查士丁尼显然十分确信，事情的发展都是上帝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胜利对于他来说就是上帝的馈赠，而挫折、失利或是自然灾害则是上帝的惩罚。查士丁尼的这一根本态度是特别值得我们时刻注意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那么在他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将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唯受命于上帝”这一坚定信念所带来的第一种结果便是对皇帝形象的呈现在逐步发生变化，这在查士丁尼登基之初就有所体现了。在许多例子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化的倾向。比如，传统的刻在金币（solidi
）上的胜利女神的形象现在变成了天使；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代表世界统治权的球体与十字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变化在一尊被称为“巴尔贝里尼（Barberini）象牙雕”的著名的浅浮雕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雕像的具体创作年代存在争议，但它大致创造于查士丁尼统治初期。作品中，皇帝身披甲胄，骑在一匹骏马之上，且正在把他的长矛有力地插入大地。作品中也有一系列十分有趣的细节，比如垂头丧气的外邦人和另外一个人物——或许是一位执政官。然而最为关键的是，位于整件作品正上方的是正在赐福的基督，他身后的圆形雕饰由左右两个天使共同握持。在这里，艺术家充分地展示了谁才是皇帝以及其权力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图1 巴尔贝里尼（Barberini）象牙雕

[1]
生于494年，于535年出任罗马天主教教宗（亚加一世），一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去世。（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Patriarch，或译作“大教长”“宗主教”“大主教”，是东正教中比一般主教位阶更高的教区首脑。查士丁尼时代共有五个牧首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

第二章 查士丁一世——君士坦丁堡中的农家子弟

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极度的虔诚对这样的想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非比寻常的虔诚则似乎首先要从他们社会地位的极快的提升中找到解释。从他们十分普通的出身来看，大概唯有上帝的作用才能解释从一无所有的农家子弟步步高升，直至成为世界统治者这样的童话般的历程。关于人们当时是怎样看待这一历程的，同时期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kop）

[1]

为我们作了描述，尽管他的笔下也蕴藏了相当的恶意。《秘史》（Anekdota
）是一部不怀好意地与查士丁尼及其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清算总账的檄文式作品，是作者在其半官方的历史著作之外，为那些与皇室对抗的同袍们而写的，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第6章，第2～3节）：“当利奥在拜占庭掌握皇权的时候，有三个来自伊利里亚的农民离开家乡加入了军队。这三个人是吉玛尔库斯、狄提维斯图斯和查士丁，他们都是维德里安那（Bederiana）地区的人，他们为了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得不经常要与困苦的环境和它那随之而来的一切灾难进行斗争。于是他们自己肩上披着外衣徒步来到了拜占庭，而当他们到达拜占庭时，他们的外衣里装的只有他们在家里放进去的烤面包。于是皇帝把他们登记为士兵并指定他们担任宫廷的卫士。因为他们都是仪表非凡的男子汉……”

[2]

吉玛尔库斯和狄提维斯图斯后来的发展已经不得而知，而查士丁却迅速地攀升。在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491～518年在位）对伊苏利亚（Isaurier）和波斯的战争以及镇压维塔利安（Vitalian）将军叛乱的战斗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经验。当阿纳斯塔修斯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皇宫卫队（comes excubitorum
）的指挥官了。根据许久之后形成的一种传统说法，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甚至仅仅是一个猪倌。许多资料都表明他并没有接受太多教育。但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一“缺失”指的是皇帝并没有高水平的文化修养，还是说他根本就连大字也不识一个——根据普罗柯比不无嘲讽的记载，他甚至必须借助镂空的模具才能签署宫廷的文件。无论如何，他确确实实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从一开始就招致了君士坦丁堡的贵族精英们的不满和嫌恶。他和查士丁尼在大部分东罗马的贵族那里就从没有获得过任何机会。

查士丁的故乡维德里安那在当时是达基亚（Dacia Mediterranea）行省纳伊苏斯（Naissus，今天是塞尔维亚

[3]

境内的尼什城）附近的一处小堡垒。那里的人们讲拉丁语，并信仰在451年于迦克墩大公会议上确定的基督教教义。正如5世纪中叶的许多人一样，查士丁也离开了故乡艰苦的生活，来到都城碰碰运气。他正是那少数真正获得了好运的人中的一个。

当这三个年轻的农家子弟刚刚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帝国都城的壮观景象一定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人们已知世界的中心，而且早就超越了除去光荣的历史以外已乏善可陈的罗马。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可以看到一切：从最盛大的富丽堂皇直至最可怜的穷困潦倒。这座城市正是依靠着其中的种种矛盾发展起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聚集于此，他们劳作经商，以求闯出一片天地。这里既有皇室的居所，也有东罗马的元老院、庞大的宫廷行政机构、各种军队编制等。牧首和东罗马位于欧亚两地各行省的大主教们也同样聚集在这座城中。正因为牧首与皇帝同处一城，从451年起他就要求获得与罗马教宗同等的地位。同时，君士坦丁堡也是一群生生不息的人的故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以接受国家的粮食补助为生，也能十分容易地陷入宗教狂热。他们总是参与到关于正确信仰的争论当中，并且也准备着在惨烈的巷战中极其顽固地为其观点战斗到底。

就今天所知的情况来说，500年前后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人都信奉在451年迦克墩大公会议上确立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城中却也反复出现宗教问题上的紧张局面，这是因为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公开表明了自己更加相信与上述信仰相对立的所谓“一性论”的教理（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叙述，请见下文第四章）。这差点让他在512年因此而发生的一次起义中丢掉皇位。尽管如此，在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去世后，以及在查士丁一世实施迦克墩大公会议决定的宗教政策之时，一性论者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533年11月一场大地震来袭的时候，慌乱的居民在同处当地的一性论者有目的的鼓动之下暂时转投了一性论。然而，一性论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待选项。在6世纪初，多种不同的基督教教理都在君士坦丁堡拥有大批信徒，并且常常成为人们激烈争辩的对象。此外，异教也依旧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而犹太教也同样在一定范围内传播。

当查士丁在5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进入君士坦丁堡时，这座都城已经有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了。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正式认定它为皇室的居住地。它地处古希腊拜占庭城遗址所在的位置，最早是由墨伽拉人（Me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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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世纪时建立的。君士坦丁一世把城市面积扩大为原来的四倍。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选择：帝国边境上所有的重要地点都可以从这里快速地到达；从黑海到爱琴海以及从欧洲到亚洲的各条商业要道在这里交叉。此外，这座城市还三面环海：北边是黄金角，东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边则是马尔马拉海。陆地上的那一面已被君士坦丁大帝用高墙严加防护。从413年开始，狄奥多西二世就开始扩大已变得十分拥挤的城市空间，并为此在新的城区边缘又修筑了一道城墙。这道新城墙宽达60米，且有96个箭塔。最后，阿纳斯塔修斯在城西65公里外还建了一道防护墙，即所谓的“长城”（die Langen Mauern）。它从黑海一直绵延至马尔马拉海。这个坚固的壁垒组合不断地阻挡了外来的进攻，直至1204年。

在定都之时，君士坦丁大帝就花费了大量资金来装点这个新的基督教国都。他让人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把珍贵的艺术品带到都城，很快就使它成了一个巨型博物馆。通过初时政策所保障的特权以及不时出现的强制手段，城里的居民数量也开始持续增长。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37～361年在位）也使新都在法律上和罗马地位相当，并开始了一系列往君士坦丁堡运送圣人遗骸的行动。不久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中心已经有了罗马所拥有的一切——只缺罗马那伟大的历史。从阿卡狄奥斯（395～408年在位）开始，皇帝们就很少再离开君士坦丁堡了；它也就成了皇帝的持续居住地。从此以后，东罗马的皇帝就住在城内东南部的一处庞大而华丽的宫殿建筑中——一座城中之城。在他身边是特别设立的卫队和大量的宫廷官员。即使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也基本不可能见到皇帝。帝国的统治者只有在十分特殊的场合才会走出宫殿，比如在参加教会的弥撒和游行或是观看竞技场的马车竞赛的时候。竞技场里有专门的皇帝厢座（kathisma
），它与皇宫是连通的。竞技场是皇帝与人民进行交流的核心场所。在这里，人们向皇帝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愿望、批评与赞美；在这里，皇帝可以了解人民的情绪，也可以庄重地执行重要的政治决定（比如行刑或是特赦）；在这里，人们也庆祝帝国生活中的重要时刻，比如执政周年庆典、皇室的婚礼、执政官的就职、君士坦丁堡建城纪念，等等。皇帝与人民在竞技场中庄严地相聚，这里也就是都城政治的中心。

由于自5世纪初以来皇帝就极少再离开君士坦丁堡，城市的百姓也就逐渐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骚乱能直接动摇皇帝的政权。这一基本情况在5世纪时就逐渐演化为一种不稳定的且高度仪式化的君民关系。因此，皇帝懂得倾听和回应人民的感情和心理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君士坦丁堡的人民以他们的虔诚为傲，更确切地说是以他们“正确的”（正教的）信仰为傲，它有别于帝国内那些为数不少的异端——偏离正教且被认定为谬误的教理的基督教信仰。对正教的虔诚是帝国都城里必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品德。因此我们也看到，自5世纪以来，皇帝和他的家人都不断地通过彰显自身虔敬的展示性活动（比如谦恭地参与到忏悔游行当中）来展现他们和人民的联系。

竞技场中的马车竞赛是公共生活的高潮。就像今天足球赛的同城德比战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也按照他们所支持的竞赛者而被分为两个阵营：绿党和蓝党。这两个所谓的“竞技场党派”（Zirkuspartei）之间的争斗往往是十分激烈的，并总是演变成街巷中的流血冲突。早先人们曾认为两个党派有着不同的基督教信仰，因而把它们之间的斗争解释为跟教会相连的政治斗争。但是这一解释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归属于哪一个党派并不是由宗教因素，也不是由政治或社会的标准来决定的，尽管有的皇帝会格外地支持其中某一派。由于两个阵营都不惮于以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它们也就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而特别是在它们临时联合起来，一起反抗皇帝的时候，国家的命运就可能变得岌岌可危。

在皇宫北部人们可以看到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广场——奥古斯都广场（Augustaion）。这里矗立着元老院、大教堂、华丽的宙克西帕斯洗浴场（Zeuxippos-Thermen）和牧首巴西利卡形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奥古斯都广场向西延伸的商业大道叫作梅塞（Mese）大道。它是都城经济生活的中心，在它的柱廊之中满布着商铺和货摊。沿着大道前行，首先就会经过君士坦丁广场。这是一个由君士坦丁设计、本要被当作城市生活中心来使用的圆形集市广场。它被两层高的拱廊所环绕，广场中心则是高耸入云的君士坦丁纪念柱。再向西不远处便来到了有着繁复的装饰的狄奥多西广场（Forum Tauri），而最后则是费拉德尔斐广场（Philadelphion）

[5]

，这里也是都城大学的所在地。同时，梅塞大道在这里分岔：向南的部分穿过阿卡狄奥斯广场到达城墙的南大门，而向北的部分则会经过使徒教堂（那里有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的陵墓）并最终到达城北的金门（Chariosiostor）。

君士坦丁堡拥有多个港口，因此它能保障从埃及来的运粮船只顺利地卸货。在541年秋天鼠疫爆发之前，城中大概有50万到60万人，而他们都要依靠这些运来的粮食。因此，查士丁尼在539年不得不专门设置官员［调查官（Quaesitor
）］以管控运输事宜。

很显然，查士丁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就站稳了脚跟。但当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之际，他却已是一个65岁上下的老者了：518年7月9日晚上，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没有交代清楚皇位继承问题的情况下就逝世了。

而人们也就立即开始谈判协商。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把阿纳斯塔修斯的三个侄子排除在了候选人之外。高级的宫廷官员、皇宫卫队的指挥官（查士丁）、牧首和元老们试图找出一个各方都认可的继承人。他们很快地考虑了许多可能，有的很快就被放弃了，有的则是因被推举的人自己拒绝（查士丁尼便是如此！）而最终没能成功。同时，民众也开始在竞技场中聚集，时间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最终，元老们特别（大概并非心甘情愿地）推举了查士丁，而这一选择最终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查士丁信奉迦克墩教理；但首先显然是因为他作为卫队指挥官，知道如何有技巧地把在场的士兵作为军队代表和决定性的力量往自己一方拉拢，从而能很好地操控他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包括元老在内的支持者。其中肯定有幕后交易，历史记载中也有提到宫廷当中的打斗。无论如何，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由这样一位年纪已大且受教育不多的士兵来继承皇位是完完全全出乎人们意料的。尤其是不久之后查士丁就为他的妻子卢比其娜取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尤菲米娅（Euphemia），并把她封为皇后。这欺骗了整个上层社会，因为她似乎只是一个来自外族的奴隶。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她最初是被查士丁买了过来当他的情妇的。

在查士丁即位之初，帝国的状况并不太好。除了他自己要想办法稳固皇位之外，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谓的“阿迦修分裂”（484～519年）带来的问题也十分严峻。这是由芝诺皇帝（474～491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的宗教政策引起的：在教宗们眼里，这一政策对于一性论者过于宽容，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除此以外，东罗马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罗马帝国早就不再是地中海世界的霸主。476年以后，西罗马帝国更是不复存在。

在能够维持罗马帝国统一的最后一位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年仅17岁和12岁的儿子——阿卡狄奥斯（395～408年在位）在东部，霍诺里乌斯（395～423年在位）在西部——接过了皇位。霍诺里乌斯到最后也没能独立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实权被所谓的军队首长所掌握，他们大多是来自日耳曼民族的高级将领。在这类出众的人物中首推汪达尔人斯提里科（Stilicho，逝世于408年）。他把大量珍贵的资源耗费在了与东罗马的冲突当中。由此引起的一个后果则是亚拉里克（Alarich）领导下的西哥特军队成功地占领了罗马，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与恐慌。在此之后，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也就双方的罪过问题发生了极为尖锐的争辩；这一论辩尤其可以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奥罗修斯（Orosius）的历史著作中看到。最终，西哥特人也在高卢南部（主要是阿基坦地区）寻获了可以定居的空间，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图卢兹王国，418～507年）。早在413年，罗马人就不得不接受哥特人在勃艮第地区沃尔姆斯附近建立一处定居点的事实；而在一次与他们的大型交锋（436年）之后，一个位于萨波蒂亚（Sapaudia，今天的萨瓦地区）的新定居点又在443年建了起来。自从阿兰人（又作菴蔡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在407年的元旦前夜跨过莱茵河后，他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已经使得高卢各地一片混乱。他们在全境大肆抢掠，但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直到409年，他们才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并占领、瓜分了这里大部分的土地。此外，高卢境内的法兰克人很快也成长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他们不仅在5世纪末清除了最后一批罗马据点，而且更是在507年把西哥特人赶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西哥特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托莱多王国）。不列颠行省早在5世纪上半叶就不得不被罗马人放弃了，因为驻扎在那里的士兵被紧急抽调去了其他地方。

当一支由盖萨里克（Geiserich）率领的、号称有8万人的汪达尔军队于429年在非洲登陆之后，当地大部分由罗马人建立的政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430年，圣奥古斯丁在被汪达尔人围困的希波城中去世，而到了439年，迦太基城也落入了汪达尔人的手中。从这一刻起，汪达尔人的劫掠活动便成了地中海西岸的一种持久的危险。多个试图把非洲行省从汪达尔人手中抢回来的计划都以惨败告终，其中包括一次由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在罗马陷落后这里是西罗马领导集团新的落脚点）共同计划且花费巨大的行动（468年）。最终，罗马人不得不彻底承认了汪达尔人对北非的统治（474年）。

5世纪的另一个威胁则是匈人为了抢掠财物而发动的袭击。如果说东罗马尚能勉强抵挡住他们的攻势的话，阿提拉在451年领导的对高卢的入侵对西罗马来说则差点变成一场灾难。最终，西罗马的将领埃提乌斯（Aëtius）率领着一支由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组成的联军，在被众多传说笼罩着的卡塔隆平原战役中战胜了匈人。阿提拉在接下来的一年发起的对意大利的进攻也没有获得任何成效。在埃提乌斯（卒于454年）和杀他的瓦伦丁尼安三世（425～455年在位）之后，日耳曼人里希梅尔（Rikimer，卒于472年）逐渐成为西部最高的军事统帅。在他的事实统治下相继有几位短命皇帝在位，直到斯基里人奥多亚克（Odoaker）在476年毫不令人意外地把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废黜，并让他领着一份不薄的财产到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领地生活去了。奥多亚克派人把皇帝的仪仗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并让使者传话说，从此以后西方都不需要皇帝了。之后，奥多亚克自己便以意大利之王的身份来进行统治。东罗马的皇帝芝诺因自身过于弱小而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在488年委任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逝世于526年）率领东哥特人去驱逐奥多亚克——此时的东哥特人已经驻扎在离君士坦丁堡相当近的地方。

狄奥多里克完成了任务，并在493年杀死了奥多亚克。此后他便称雄于全意大利。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查士丁也登上了东罗马的皇位。

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5世纪的动荡并非没有留下印记，但帝国成功地保留住了大部分的领土。虽然匈人始终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多瑙河地区也是战事频繁，但皇帝们仍然成功且有效地把帝国所拥有的更丰富的资源运用在了守卫国土上。经过400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哥特人的屠杀事件后，东罗马的皇帝们也渐渐脱离了日耳曼首领们的影响。不过帝国也面临着许多内政难题（特别是在芝诺皇帝统治时期），502～506年对波斯作战的失败也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阿纳斯塔修斯最终还是为他的继承者查士丁在国库里留下了32万磅黄金。

[1]
约500～565年（与查士丁尼同一年去世），拉丁文名字为Procopius，中文又译作普洛科皮乌斯，主要著作为《战争史》（Polemon
，拉丁文为Debellis
）。

[2]
此处中文译文引自普洛科皮乌斯（普罗柯比）《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957页（人名翻译略有调整）。该书译者在注解中特意说明，维德里安那是“伊利里亚的一个小村庄。（……）属达尔达尼亚地区，可能在今天的索菲亚附近。”

[3]
德文原书此处仍作“南斯拉夫”，现据当下的国别归属略作修正。

[4]
墨伽拉城为一座希腊古城，位于科林斯地峡以北。

[5]
意译则是“博爱广场”。

第三章 世界末日？

当时的人们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帝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起初并没有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变化；5世纪末的人对于皇帝驾崩或被废黜之后出现的皇位长期空缺的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6世纪将要到来之时，身处帝国东部的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罗马已经沦陷，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查士丁尼统治下的一位早期历史学家马凯利努斯（Marcellinus Comes）曾作过这样的总结：“罗马人民西部的帝国，由屋大维在罗马建城709年时开始统治的帝国，在诸位先皇相继统治后的第522年跟着罗慕路斯一起走到了尽头。之后的罗马则臣服于哥特人的国王。”（《编年史》，公元476年）

这一乍看上去相当清醒的认识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人们越来越把罗马的衰落与世界的终结联系在一起；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这一联系对于基督徒们来说已经是十分熟悉的了。

所有人都知道《圣经·旧约》中但以理先知关于四个王国的更迭的预言（参见《但以理书》第2章和第7章），而且人们都十分确定地认为最后一国指的就是罗马帝国。问题只是在于，罗马帝国何时才会终结，也就是说基督何时会重回人世（Parusie），同时终结地上的世界。福音书的作者们早就预告了这一最终时刻（参见《马太福音》第24章、《马可福音》第13章、《路加福音》第17章和第21章），但没有说明这一时刻具体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只是要求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最初的基督徒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基督降临，但这一时刻却让人们一等再等。使徒保罗在书信中神秘地讲到了一个“阻拦”基督的时刻（katéchon
，参见《帖撒罗尼迦后书》2：6-7）。在200年之后，人们就确定地把保罗所指的认定为罗马帝国。换句话说，人们现在都相信，罗马帝国的存续是在把世界的末日向后延迟。

基督仍未重现的事实让关于具体重现时刻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人们从《诗篇》第89首（也有版本为第90首）第4节

[1]

出发，把创世的一天与人间的1000年等同起来，于是认为人间世界的时长为6000年。从3世纪初开始，有的编年史家开始计算自己在这6000年中所处的位置。他们把基督的诞生年份（也就是我们的1年）认定为人世的第5500年，因此得出结论说，基督必定会在500年重现人间。罗马的希波律图（Hippolytus von Rom）和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是最早一批在3世纪20～50年代就论证了以上观点的作者。随后更多的编年史作者作出了大同小异的论证，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深入人心。因此人们都认为，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离世界末日已经不远了。

比如，叙利亚的编年史家柱顶修道者约书亚（Josua Stylites）在其写于507年、深受末世观影响的编年史中就记载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恐惧。生活在阿纳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统治下，写过许多在弥撒中被使用的韵文布道词的赞美诗诗人罗曼诺斯·梅洛多斯（Romanos Melodos）甚至幻想自己已经身临末世。直到12世纪后期，编年史家叙利亚人米海伊尔（Michael Syrus）仍然认为，6000年的时间在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下就已经结束了。在阿纳斯塔修斯登基前不久，一份被称为“图宾根神智学”（Tübinger Theosophie）的预言残卷也预示基督马上就要降临。执政官名单上也提到在这些年间将会出现反基督——这同样是世界末日的必要条件。在罗马帝国中，人们开始大量地建造教堂——这等于是在为人们日夜等待的基督和圣人们建造居所。宣扬末世论的文章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其中阿纳斯塔修斯被当作末代皇帝来描绘。在503/504年出现的巴尔贝克预言（Orakel von Baalbek）中是这样说的：“之后还将有一位从西方来的皇帝，他来自埃比达姆诺斯城（Epidamnos），拉丁文称之为迪拉基乌姆城（Dyrrhachium）；皇帝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知，但他的名字就等同于世界末日……当他登上王位之后，他将被称为阿纳斯塔修斯。”（第161～166行）在这里，阿纳斯塔修斯不仅是因为其统治年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名字而被认为是末日皇帝。这个名字让当时所有人都想起了希腊文“Anastasis”（复活），因此他的名字被预言认为与世界末日有关。在一个被末世观深入影响的时代，一个东罗马的皇帝特意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此外，罗马本身也已经衰落——使徒保罗提到的阻碍力量，Katéchon，也不复存在了。末世已经开始！

关于末世的见证更是穿越了查士丁尼的整个统治时期。对末世的等待因为另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急切：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恰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灾害。地震、火灾、洪水、极光、彗星、日食、蝗灾、瘟疫，还有军事行动的失利一直延续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时代，它们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末日的标志。随着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惊慌、恐惧的情绪也在人民当中传播开来。

然而真正的灾难却在别处：如果灾难真正含有人们所相信的象征意义，那么再多的困苦和压抑也是可以忍受的。为了应对劳苦的日常生活，人们需要确定的观念模型，以便能解释不可预见也无法左右的世事。而对末日的描述正是人们用以理解世界和规范行为的模型之一，借助它，人们能把当下的恐惧延缓至未来的某个确定时刻，并让自己的生命在此世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特定的意义。末世论为5世纪末发生的多种灾难提供了解释，让人们将其认作最终时刻的开始。然而这一解释最终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持续有大灾难发生，基督却始终没有重现。因此，古老且深深地根植于人心的对宗教的确信，甚至可以说全部的世界观，都随之瓦解；同时，短期内又没有任何替代品。经过上百年对世界末日问题的复杂讨论后所得出的基督教末世论，如今已渐渐松动；曾经严格按照6000年的上限来制定的历法也同样开始变化。537年，查士丁尼必须亲自下令，以设立统一的纪年标准（第47号敕令）。同样的，由哥特—罗马修道士狄奥尼修斯·依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在525年创立的公元纪年法大概也是因应上述不确定性而出现的。

基于上述情况，查士丁尼自开始统治起便面临着众多艰巨的任务。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要让民众知道，世界的末日还没有到来，而且曾经为此而忍受的种种命运的打击如今需要被重新解释。因此，查士丁尼下了大气力试图用一种乐观的、新时代的——查士丁尼时代的——图景来代替对末世的想象和恐惧。而在他统治初期，一切发展看起来似乎确实得到了上帝善意的支持。

[1]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篇》89：4，引自（《圣经》和合本）

第四章 “睡眠最少的皇帝”——执政之初

当查士丁在君士坦丁堡站稳脚跟后，他让外甥彼得鲁斯·塞巴提乌斯也来到了帝国的都城（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并为他准备好了一套完整的教育。这位彼得鲁斯——他后来自称为弗拉维·彼得鲁斯·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Iustinianus）——在481/482年出生于维德里安那周边的一个小村庄陶利休姆（Taurisium）。在成为皇帝后，查士丁尼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扩建；535年，他甚至在离之不远的地方还以“查士丁尼第一城”（Iustiniana Prima）为名，建了一座新城作为一个主教区。他的母亲是查士丁的妹妹；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是塞巴提乌斯，这是一个源自色雷斯地区的名字。更晚一些的传闻则说，查士丁尼是魔鬼生的。在古代，类似的故事总是会出现在名人身上。年轻的查士丁尼在宫廷里迅速地攀升：在阿纳斯塔修斯去世的那一晚，他已经是皇宫卫队中的一员（candidatus
）；519年他获得了“comes”（指挥官）的称号，这也表明了他与皇帝有多么接近；而在他出任执政官之前，他还在皇宫担任骑兵与步兵统领（magister equitum et peditum praesentalis
），因此也就在名义上成了帝国的最高级将领之一。然而他政治生涯的首个高峰则是在521年升任执政官。虽然这一职位在6世纪早已没有太多的实际政治意义，但对于获得执政官称号的人来说却是官场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升迁。在任上，查士丁尼大概在公共演出中前所未有地花费了4000磅黄金之多，因而也使得执政官行事铺张的特点更加明显。不久，他又获得了社会地位极高的“patricius”（显贵）的称号，这也再一次显示了他与皇帝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查士丁似乎也收养了查士丁尼为义子，但对此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查士丁尼最迟在其舅舅登基之后就开始积极地参与到一群有政治雄心的贵族青年的活动之中。他极为热切地支持“蓝党”，或许是为了能在日后将之用作效忠于自己的势力。他也并非唯一一个谋划着继承日益老去的皇帝查士丁一世的人。无论如何，他和蓝党很可能制造了一些混乱，有一次甚至因此要被关进监狱。但当他当上了至高统治者后，他就毫不留情地清除党派过盛的力量。

在上层社会中，人们通常喜欢把基督教的邻人之爱与带来崇高声望的资助教会的政策联系起来，尤其是对兴建教堂提供资金支持；而在这一方面，成了君主的查士丁尼在开展他的诸多宏大建筑计划之前就已经表现得很积极了。当然，他当时支持建造的使徒彼得和保罗教堂还不能与几乎同时兴建的宏伟的圣波利克多大教堂（Polyeuktoskirche）相媲美。后者的资助者安妮西亚·茱莉亚娜（Anicia Juliana）是西罗马皇帝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472年在位）的女儿和瓦伦丁尼安三世的孙女。她与教宗何尔米斯达联系紧密，也希望能在她资助建造的教堂中重新看到《圣经》中的所罗门圣殿的模样。直到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fia，532～537年间修建）建成，查士丁尼才把圣波利克多大教堂比了下去。他当时甚至自豪地宣称，他能把所罗门其人也比下去。

在许多史料中我们都能不断看到有记载认为，查士丁的时代实际上应当被认为是与查士丁尼共治的一个时代。确实，在查士丁的许多决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外甥的影响。如此一来，查士丁尼也在皇位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有利的位置。比如在查士丁继位之后，查士丁尼很有可能就帮助清洗了在权力斗争中具有危险性的人物：仅仅几天之后，皇宫总管阿曼提乌斯（Amantios）就被认定为叛国者而被处死。他在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下有着极大的势力，但因为他是阉人，自己并不能当皇帝，因此他就在阿纳斯塔修斯死后的混乱局面中加入了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候选人。由于阿曼提乌斯支持的是一性论，因此打击他的过程并不费力。更困难的是如何解决坚定支持迦克墩公会议的正统信仰的维塔利安（Vitalian），因为支持他的军队力量不容小觑。这位来自哥特民族的帝国将军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下曾三次叛乱，也因此曾被打倒，但始终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并且与教宗有着值得人们警惕的密切关系。在继承帝位的竞争中，他也会是一个值得被慎重对待的竞争对手。为了更好地控制他，查士丁把他作为军队首长（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召唤到君士坦丁堡来，并在520年任命他为执政官。同一年，维塔利安在一次宫廷行刺中身亡；有消息显示查士丁尼也参与了这次谋杀。

经过以上种种事情，到527年的时候就一切准备就绪了：患病的查士丁在4月1日把他的外甥任命为共治皇帝，而在一段短暂的共治时期之后，查士丁就在8月1日去世。权力的交接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45岁时，查士丁尼就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早在查士丁的统治下，查士丁尼就显示了对宗教政策的偏爱。因此这一政策在阿纳斯塔修斯逝世之后开始逐渐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是“阿迦修分裂”以及与之相连的一性论者的问题。一性论（Monophysitismus，更准确的但较少被使用的名称应当是Miaphysitismus

[1]

）逐渐发展成了神学争论的一大焦点，给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主要是东方教会——带来了诸多麻烦。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应当如何理解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为一体）这一教理。对于当时接受了古典哲学教育的人们来说，关于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说法实际上是很不好理解的。因为一个有着多种显现方式的神——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不同显现方式——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位上帝之子，他一方面虽然和圣父有着同样的神性（因而也像他一样是永恒的、非受造的），但另一方面又是儿子，也就是说是受造的？到了4世纪，这一冲突就在亚历山大的神父阿里乌斯（Arius）及其支持者与继承者——他们被反对者称为阿里乌教派——的影响下变得更加激烈。他们认为，如果耶稣确实像上帝一样是神，那么他就必须像上帝一样是永恒的，而且没有经过创造的过程。但如果他像上帝一样具有上面两种特质，那么他就不可能同时是圣子，因为根据希腊哲学，“子”的概念只有基于创造才有意义。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因为它牵连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最后死在了十字架上，是上帝还是上帝的创造物？在狄奥多西一世的大力支持下，三位一体的教理获得了最初的胜利。

然而这样一来，圣母马利亚就确实孕育了神？5世纪的聂斯托利派发展了阿里乌斯的观点，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一教派是以在428年与431年之间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托利（Nestorios）之名命名的。他们严格地区分基督中的人性和神性的部分，并且拒绝把马利亚认作孕育神的女子。但如果按照他们的对手的观点，即基督既是人也是神，那么人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双重性质呢？这两种属性在基督体内到底是分离开来的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结关系呢？为此，帝国不断召开宗教会议以讨论教会的这一根本问题。在尼西亚大公会议（325年）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年）上，阿里乌派（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Homöer”，相似论者）遭到了批判。聂斯托利派则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上（431年）被定为异端。以上大公会议被后人认为是最早的三次跨教派的大公会议。

在第四次跨教派大公会议——迦克墩大公会议（451年）上，与会者确立了基督神人二性同时显现的教理。这一两性论教理以及描述它的信经（所谓的《迦克墩信经》）实际上传达了一个神学上相当微妙的概念，以便人们能够理解这样的既是神又是人的存在。它反对聂斯托利派作出的对基督中神性和人性的严格区分，但同时也反对在基督中过分强调一种属性，从而防止引出两性联系的问题。《迦克墩信经》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但在东方，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地区，却有着许多认为神性和人性已经在基督体内融合为一的信徒，即一性论者（顾名思义，他们只支持基督只有一种本性）。而他们成了帝国中一股有影响力且可能引起骚乱的力量，尽管他们自身也像之前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实际上是分裂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严密程度不一的群体。

与我们的直觉猜测不同，这些神学讨论并不只是在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里有影响。实际上，它们使得整个帝国的居民都不断两极化，并在帝国的行省中带来了紧张和冲突。这也意味着它们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宗教统一的缺失逐渐变成了帝国的一个持久的结构性弱点。在通过迦克墩教理获得宗教统一的努力失败了之后，芝诺皇帝在482年连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阿迦修（Akakios）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并公布了所谓的“统一敕令”（Henotikón
）。特别是基于对埃及地区的关注，这份敕令试图在对立的神学观点之间找到调和点，但又成了一次彻底的失败。一性论者觉得让步并不充分，但西方教会却已经觉得其中的观点是自己也不能接受的。这次失败尝试的众多后果之一，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阿迦修分裂”。

这些冲突在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下变得更加尖锐，而阿纳斯塔修斯自己似乎更倾向于一性论。

东西方教会的统一必须等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主事之后，直到519年，才能重新实现。查士丁及其外甥对《迦克墩信经》的认可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在查士丁登基后不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们也催促着当政者调整宗教政策。7月15日和16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弥撒和集会活动中，人们要求刚上任不久、地位尚不稳固的牧首约翰二世（518～520年在位）谴责安条克富有盛名的一性论牧首塞维罗斯（Severos，512～518年在职），并且要他遵循教宗列奥（440～461年在位，迦克墩公会议正是在他的任内召开的）的规定。7月20日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主教会议也决定支持上述要求，并向查士丁寻求帮助。后者与他的外甥立即开始和教宗何尔米斯达开始了大量的书信交流。据查士丁自己的描述，他是“首先依靠不可分离的圣三，再是依靠我们宫廷的最显赫的贵族以及地位崇高的元老院，最后是依靠极为英勇的军队的选择”而登上了皇位的（Collectio Avellana

[2]

141）。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没有提及人民了。这也同样是查士丁尼的想法。而新皇帝对于迦克墩公会议之决定的认同也被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教宗。519年3月21日，一个由教宗委派的使团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并正式结束了“阿迦修分裂”。

新的情况对于一性论者来说则变得更加艰难了。除了在他们势力极强的埃及之外（对这一地区的强硬干预仍是不可想象的），在帝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更换主教（似乎有超过50位主教被替换），甚至是暴力迫害的情况。一性论的教会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大约逝世于589年）在他的《东方圣人传记》中就提到了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统治下一性论者所遭受的严重迫害，并清楚地描绘了单个信徒或是整个修道院所遭遇的命运。然而我们不能根据约翰和一些别的作者对有时显得极为猛烈的迫害的描绘就断定当时有更全面、更广泛的血腥镇压。有的描述显然有夸张的嫌疑，而且当时迫害的程度也和每个地方官员的积极程度密切相关。在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只是给出宗教政策的框架，最后的执行情况还是取决于地方的行政人员。安条克著名的神学家和大教长塞维罗斯及其他许多人都在518年逃往了埃及。接替塞维罗斯的是保罗（519～521年在职），但由于他的残暴行径，查士丁又不得不收回了对他的任命。下一位继任者尤弗拉修斯（Euphrasios）要温和许多。他死于526年的一场地震，但以弗所的约翰仍然将之作为迫害者的最终下场的一个实例来进行描写。随后，曾担任帝国官员的新主教埃夫拉伊姆（Ephraem）又让迫害程度有所加深。此间，许多四处逃难的一性论神职人员也开始组建一个新的、最初只在地下运作的反抗教会。

总的来说，在第一轮大的迫害浪潮过后（大约在519～522年间），对一性论者的打压有所减弱。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毫不掩饰自己的一性论倾向，并且亲自为许多重要的一性论者在君士坦丁堡提供庇护。查士丁尼自己也寻求在对立双方之间建立对话。这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因为他自身浓厚的宗教兴趣让他把宗教统一问题当作了一个自己特别关心的议题；当然，这些努力都必须在不违反他的个人信仰这一限度之内进行。理解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关键，就是理解他是如何试图让所有的帝国居民都接纳他自己的宗教偏好（他自认为那就是迦克墩会议确立的信仰，但其中又有着许多一性论的元素）。

在529年到531年间，被流放的一性论者可以回到故乡。查士丁尼甚至还邀请了塞维罗斯一派中最为温和的成员代表到君士坦丁堡（532年夏）进行宗教对话。但这一活动却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为了推广自己的宗教信仰，查士丁尼皇帝到底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在所谓的“神受难论”之争中我们得到了较好的答案。具体引起争议的观点是，圣三中的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unus de trinitate crucifixus est pro nobis
）。这一说法被认为是以一性论为基础的。519年，它被斯基泰（即哥特）的修道士们在君士坦丁堡传播开来，并且不仅仅在神学上，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安，因为这些修道士们与令人难以捉摸的维塔利安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查士丁尼首先对这一说法有所保留，但突然却宣称自己支持它，并进而征求教宗何尔米斯达的意见。教宗不由分说地否定了它。查士丁尼却不愿意就此放弃：在他继位后不久，他就在一份纲要性的信仰陈述中简要地提到了这一问题。这份纲要后来也被作为法律编进了查士丁尼的法典（《法典》第1卷第1章第5节）。随后在533年，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在一份教理指令中，他开始向臣民宣传这一有争议的说法。此后，他也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获得牧首埃庇法尼欧斯（Epiphanios，520～535年在职）的支持，并最终也和教宗若望二世（533～535年在位）开始了协商。查士丁尼提出让东方的牧首区（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承认罗马教廷的领导权，而若望也作出了与之相应的一些让步。而他的继任者亚加一世（Agapet，535～536年在位）——他在536年受东哥特人的委任在君士坦丁堡开展外交工作——则要求皇帝作出更多让步：他要求撤销新上任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安提莫斯（Anthimos，535～536年在职）的神职，表面上是因为选举问题，实际上则是因为他有一性论的倾向；随后他又要求皇帝清楚地承认教宗的突出地位，并且明确地与一性论者划清界限。因此，于53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主教会议就批判了安条克的塞维罗斯。查士丁尼也赋予了会议决议法律效力（第42号敕令）。在皇帝急匆匆地与一性论者划清界限的过程中，前四次跨教派大公会议的权威（这当然也包括迦克墩公会议的权威）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这样一来，查士丁尼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胜利，但代价十分高昂：为了支持一条被认为是一性论的教义，皇帝不得不彻底放弃跟一性论者的对话。单从这一点来看，查士丁尼在这场争议中所表现的固执就不能被理解为为了和一性论者妥协所作的努力，但这一观点却反复出现。同时，由于查士丁尼突然提出神受难的信理问题，这也使得和罗马教廷的联合谈判变得十分危险。这一切只能被理解为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信条变成普遍有效的信仰所作的努力。由上帝支持而登顶的皇帝相信自己是有权这么做的。

面对一性论者整体的衰弱，皇帝也积极地试图利用这一点，甚至想把大多数居民都信仰一性论的埃及地区也争取到支持迦克墩信仰的阵营中来。亚历山大的（一性论）牧首弟茂德四世（Timotheos，按有的记录方法则是三世）于535年去世后引起的混乱局面正好给了查士丁尼这样的机会。在塞维罗斯派的（也就是说较为温和的一性论者）狄奥多西继承了弟茂德之后，他从信仰另一支一性论教派［具体来说是认为基督的肉身“不朽”的一派（Aphthartodoketismus），参见下文第十章］的该亚诺斯（Gaianos）那里感受到压力，并且只有依靠纳尔西斯（Narses）的支持（他可能是受狄奥多拉的命令前去的）才能最终留在主教的位置上。查士丁尼在537年要求狄奥多西前往君士坦丁堡，并签署迦克墩公会议的决议。当狄奥多西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查士丁尼就在538年撤销了他的主教职位。而狄奥多西（逝世于566年）也成了一性论信众身份认同中的一个重要形象。查士丁尼安排的取代狄奥多西的人是严守迦克墩教理的塔贝内西修会的保罗（Paulos von Tabennesi，538～540年在职）。但他也只能依靠军队的力量勉强维持，最终因陷入一桩谋杀案，也被皇帝免去了职务。他的继任者是较为温和的迦克墩教理支持者、来自巴勒斯坦的左伊罗斯（Zoilos，540～551年在职）。但大多数埃及人仍然把狄奥多西认作自己的牧首。查士丁尼在埃及试图重建迦克墩信仰的宗教政策最终也没能取得成功。

在宗教政策的其他方面，查士丁尼同样表现得十分积极。皇帝认为罗马帝国内应当只有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如他所确定的一样。《查士丁尼法典》（534年）的开头便以纲领形式重复了狄奥多西一世在380年定立的信仰法规；法规为所有帝国臣民明确了三位一体的信仰。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短暂的共治时期内就有一部涉及面极广的反对异端、摩尼教和撒玛利亚人的宗教的法律正式问世。查士丁尼眼中的异端，实际上就是所有跟他的宗教信仰不相符的人。从《查士丁尼法典》其他部分的许多规定来看，它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正是要打压所有这些异端和异教者。生活在查士丁尼时期的编年史家约翰·马拉拉斯认为，查士丁尼政策中的一个基本不变的元素就是对异端的斗争。他的法律在原则上禁止异端参加政治生活，有时甚至是所有的公共活动。最严重的限制则是在财产和继承方面，这使得持异议者的儿女都会受到影响。皇帝禁止了集会的权利，禁止修建新的教堂，查封了现存的教堂，同时还禁止祭祀讲经，禁止出任公职等。皇帝尤其严厉地清除摩尼教的信徒，他们或被驱逐或被处死。在皇帝的政策压力下，一个在弗吕家（小亚细亚地区）流行的一种严格苦刑的灵启运动——孟他努派——的信徒中间甚至出现了集体自杀的行为。

皇帝对异教徒同样不放松。但因为在6世纪的时候，异教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所以皇帝的政策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连贯统一和目标明确。

很多时候异教徒都是在针对异端的法律中被一同处理的。然而，对异教徒的斗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对“异教”的定性现在很容易就被当成政治武器来使用。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指责某人在对抗查士丁尼“基督教帝国”的理想，因而在许多场合都可以派上用场。根据马拉拉斯的记载，在528年和529年间似乎在全帝国境内发起了一场扫荡异教徒的运动。大量的私人财产被没收，幸存下来的异教徒被迫远离公共职务，一些有名望的人士也遭到了杀害。查士丁尼大概也是在利用迫害政策安排自己的亲信负责重要的职位。无论如何，特里波尼安（Tribonian）就取代了被认为遵奉异教的托马斯，成为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

查士丁尼在529年下令禁止在雅典教授哲学和天文学，这对后世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终止了由柏拉图创建的极富传统的学园的活动——它在当时和亚历山大的学园共同组成晚期古典哲学的中心。哲学家们首先纷纷逃往波斯宫廷，但在那里同样并不顺利，于是便又回到了罗马帝国，最终大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雷（Karrhai，今天土耳其的哈兰）定居。

与在此之前的皇帝所不同的是，查士丁尼并不满足于禁止异教徒的宗教祭祀，而是希望达到一种观念的转变。这同样是他特有的受命于天的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至于犹太人，一项过去的保护法令在查士丁尼时代再次得到了确认。这项法令应保护犹太人和他们的会堂免受因信仰而起的迫害。然而他们在法律上也并不拥有所有的权利。与基督教相冲突的祭祀节日被禁止。犹太人也不能与基督徒结婚、买卖信仰基督教的奴隶或是给基督徒行割礼。他们不能担任公职，因为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指挥基督徒的权力；他们也不能建新的犹太会堂。与这一类的限制（有的也是早已存在，查士丁尼只是沿袭了旧例）相对的是一些保护措施。它们涉及对安息日和其他一些节日的规定的遵守。大多数流传下来的规定，例如犹太人内部的民事问题通常交由当事人选择的仲裁人来解决，会堂里不能进驻士兵等，如今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查士丁尼的限制。比如，在涉及犹太节日的规定上，现在对于节日规矩的遵守必须以不影响基督徒为前提。就像异教徒一样，犹太人也常常被打击异端的法律限制。查士丁尼甚至在533年下令，把刚刚征服的非洲地区的所有会堂都改成教堂。犹太人常常需要承担市政人员（Kurialen）的义务，但没有他们的权利。

查士丁尼执政之初的一大特点是在多个不同领域热切地、马不停蹄地进行改革。皇帝也希望人们确实能这样理解他孜孜不倦的工作。他在法律中一再提到他“极少睡觉”（agrypnía），或者说他为了帝国的繁荣不眠不休，并希望因此获得人们的赞颂。博学的行政官员约翰·利多斯（Johannes Lydos）就曾称查士丁尼为“所有皇帝中睡眠最少的”，并清楚地表明，查士丁尼的勤奋已经远超先皇们。然而皇帝的工作也可以被人们从负面来理解。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预示着伟大功业的改革热忱，但对于别的人来说——比如普罗柯比在《秘史》中所说的那样——则是浮夸的、灾难性的变革欲望。

查士丁尼主持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涉及的是法律体系。数百年来的传统累积起了大量的皇帝敕令、复文（皇帝对法律问题的回答）和法学专家的意见。它们使得罗马法逐渐变得充满矛盾且难以理解。早在3世纪末的时候，就有私人编纂的收集皇帝法令的《格列高利法典》（Codex Gregorianus
）和《海默根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
）。内容更丰富的是狄奥多西二世在438年主持的对从君士坦丁大帝以降的法律的编纂工作，它于次年在帝国全境之内生效［《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

但就算是这部法典也无法解决全部问题。查士丁尼希望能够给出自己的方案：他于528年2月13日委任了一个十人专家组，把仍然有效的帝国法令搜集整理一番，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其内容进行加工（所谓的加注）。新法典，即《查士丁尼法典》，极其迅速地在529年4月被公布于众，而从前的所有法典自此便失去了效力。

在编纂法典的过程中似乎也第一次出现了搜集整理仍值得罗马法学家们参考的著作的计划。这一项工作在530年12月15日被委托给了一个新的十七人委员会，由查士丁尼的亲信特里波尼安出任主席。皇帝预计这项宏伟计划的实现需要大概十年时间；所以当委员会在仅仅三年内就完成了对近两千卷著作的编选整理的时候，他惊叹不已。这让查士丁尼在533年12月就正式发布了多达50卷的《学说汇纂》（Digesten
或Pandekten
）；作为法官判案的依据，它们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现在的查士丁尼来说，他能完全相信上帝一定给了他特别的恩宠。因为不久之后，他的军队就在北非击溃了汪达尔人（参见第七章），从532年开始帝国与波斯之间就实现了“永久”和平（见本章末），而且帝国内针对他的叛乱也在532年1月被血腥地镇压了下去（参见第五章）。一个想法渐渐在查士丁尼心中壮大：他还可以做得更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并开始仔细考虑重建罗马帝国的大业——这个想法在他刚刚即位之时肯定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学说汇纂》正式公布之后不久，皇帝又成功地制定了《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
），这是法学教育的一部基础著作。大型的法典修纂工作也使得法学教育的改革不可或缺；这一需求在533年得到了顺利解决。

在编修《学说汇纂》的时候人们就发现529年正式生效的《查士丁尼法典》已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了，于是在534年，经过重新修订的《法典》迎来了第二次出版（第一版未能流传到今天）。它收集了从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以来的各种仍有价值的法律。新版的《法典》也正式宣布了法律改革工作的结束。在16世纪的欧洲，人们统称这项工作的成果为《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并继续对它进行研究，这使得它对欧洲法律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534年之后，查士丁尼自己依然是个不知疲倦的立法者，特别是在直到542年的这段时间内他一共颁布了超过150部法律（敕令）。他本想把它们集中在另一部大全之中，但是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敕令全集并不是官方制定的。

对法律改革各个分支的颁布与公示命令以及敕令的序言部分（Praefationes
）为我们了解皇帝对自己形象的展示和对自身作用的理解（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公示命令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认为自己的立法权以及相应的实际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因此皇帝自己也就变成了臣民们的“活着的法律”（nomos empsychos，lex animata
）（见第105号敕令，第2节与第4节）。

对《民法大全》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特里波尼安。其后直至542年间颁布的各种敕令也是皇帝和他博学的“司法大臣”密切合作的结果。特里波尼安体现的是早期查士丁尼所采取的极为成功的人事政策：他没有特别考虑年长的精英，而是把年轻的、有能力的、对他忠心耿耿且有执行力的人选安置在了关键的位置上，不管他的出身可能有多么卑微。特里波尼安来自小亚细亚的潘菲利亚地区，并且在位于贝利图斯或者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最大的法律学院学习了罗马法。他参与了制定第一部《查士丁尼法典》的工作，并且在制定《学说汇纂》的过程当中慢慢变成了主要负责人。他对罗马历史的掌握程度非同一般——查士丁尼对此也十分感兴趣。许多经由特里波尼安制定的敕令的序言部分，都会体现他们两人对通过详细的历史分析来引入法令的偏好。这同时也把查士丁尼塑造成了一位通晓传统的皇帝。529年，查士丁尼正式任命特里波尼安为主管司法事务的大臣（quaestor sacri palatii
），而除了在尼卡起义时因为情势危急导致他短暂离任外，特里波尼安一直稳定地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去世。他大概于542年去世。就像许多更传统的精英一样，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十分看不起这个平步青云的人，并认为他生性贪婪、易被收买且是十足的犬儒。此外还有流言攻击特里波尼安是异教徒，或者说他是无神论者。但这并没有对他的政治生涯——它的起点正处于528年至529年间对异教徒大肆迫害之时——造成影响。

对皇帝来说更大的考验是和波斯人的战争。双方冲突的缘由在于：521年至522年间，居住在黑海东海岸的拉兹人的国王到访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接受了洗礼和加冕仪式。波斯王科巴德（Kabades，488～531在位）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他认为高加索地区应该是波斯的势力范围。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则是在查士丁拒绝了科巴德请求他收自己的儿子科斯劳（Chosroes）为义子之后。查士丁的大臣们对皇帝提出了警告，认为同意收养的话会使波斯人有更多理由来争夺罗马帝国的皇位。

由于罗马军队加强了对东部要塞拉齐卡的守卫，波斯人也加强了对拉齐卡东部伊比利亚王国（Iberien）

[3]

的压力。伊比利亚的国王古尔根尼斯（Gurgenes）转而向查士丁求助。于是双方的战争就正式爆发了。但是罗马人很快就对能够保留住拉齐卡的大部分地区而感到满意；同样地，波斯人也只要求保持对伊比利亚的控制。

然而到了查士丁尼时期，与波斯的交战就已经扩大到了两国领土直接交界的地方。而此时查士丁尼的处境并不有利。洪水、火灾和地震在525年和528年间摧毁了帝国东部的许多重要城镇，比如安条克和埃德萨。主动进攻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要提防的不仅是波斯人，还有与他们结成同盟的阿拉伯的王侯孟迪尔（al-Mundhir）——他发起了多次抢掠财物的进攻，甚至在529年打到了安条克附近。在这次攻伐中他大概劫掠了四百名妇女，并把她们当作祭品杀害了。查士丁尼想尽了在东部边境如此糟糕的条件下他仍能使用的一切方法。对波斯亚美尼亚（Persarmenien）

[4]

进行劫掠性的攻击或许能控制住波斯；与另一位波斯王侯——加萨尼王国的哈里斯（al-Harith）——结盟的话大概可以解决拉赫姆的孟迪尔带来的问题。皇帝也下令在这些地方紧急修建了防御工事，重新部署了亚美尼亚的军事组织，把元老派去这些受到威胁的城市并委任他们——这并不是件诱人的差事——在城市遇到危急情况时领导防御工作。查士丁尼真正的王牌却是贝利撒留（Belisar）和西塔斯（Sittas）。在查士丁尼成为皇帝之前，西塔斯就早已是他的贴身侍卫和亲信。他有着超凡的军事天赋，成功地征服了小民族扎尼人（Tzanen），并成为首个担任于528年初设的亚美尼亚最高统帅（Magister militum per Armeniam
）这一职务的人。然而他不可限量的前程却在538/539年匆忙地画上了句号：在一次军事冲突中，他不幸阵亡。贝利撒留同样曾经当过年轻的查士丁尼的贴身侍卫。他来自位于色雷斯和伊利里亚边境上的日耳曼尼亚城。在527年，他和西塔斯一样，虽然年轻但已凭着军事才能崭露头角。他成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将领，并且他始终都对皇帝忠心耿耿——尽管两人之间有过不少龃龉。原因在于皇帝很快就因为他的将军名声日盛且得人喜爱而心生疑虑，并且贝利撒留也总是——虽然他是无辜的——被卷入谋反的谣言。由于这种种原因，贝利撒留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起伏。他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军事胜利，但又经受了皇帝刻意的羞辱。

但不论如何，皇帝到最后都不能离开贝利撒留的支持。

当然，这一切在529年还都无法预见。这一年中，查士丁尼封贝利撒留为东方军队最高统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
）。东方的情势也相当紧迫：撒玛利亚人——一个早先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的信仰团体——在巴勒斯坦地区起义。他们反抗查士丁尼不容商榷的宗教政策，推选了自己的国王，并向波斯人表示愿意支持他们。查士丁尼在530年极其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大约两万名撒玛利亚人丧生，另有约五万人出逃。据说有两万名撒玛利亚人的子女被贩卖为奴，他们的后代大概也就被这样彻底消灭了。

波斯王科巴德借着530年罗马帝国发生内乱的时机发起了进攻。然而贝利撒留已经有所准备。在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修建的边境要塞达拉，罗马人取得了对波斯人的决定性胜利；同时，西塔斯也在亚美尼亚大获全胜。气得咬牙切齿的科巴德不得不重回谈判桌，但他在531年再次发起攻势以求报复。这次贝利撒留在卡利尼孔（Kallinikon）吃了一次败仗。大为光火的查士丁尼把他召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战场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科巴德驾崩，而他的儿子科斯劳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他将在日后成为查士丁尼的一大对手——必须首先对内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愿意在战场上和解。于是在532年夏天，两个帝国之间签署了“永久”和平协定。罗马人要一次性支付11000磅黄金，但这样也避免了耻辱的每年一度的进贡。同时，他们从波斯人手中收回了拉齐卡的两个重要据点。鉴于东方的局势在开始阶段对他们来说极为不利，这份合约不应被认为是——但常常有人这样解读——一份由昂贵的赔偿换来的和平，而是可以被看作一份十足的胜利。在东方随之而来的安宁（当然这也仅仅是表象）为查士丁尼在西方的行动提供了契机（特别是针对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份与波斯人的协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签订的。在532年，查士丁尼还没有确立他那常常被人们提起的复兴大计。

[1]
此处构词的区别在于前者依靠拉丁词根“独一”，而后者依据希腊词根“单一”。此处中文翻译并不受影响。

[2]
此书信集可见于O. Guenther，Epistolae Imperatorum Pontificum Aliorum Inde ab a. CCCLXVII usque DLIII datae Avellana Quae Dicitur Collectio
，CSEL vol. 35，2 parts （Prague，Vienna，and Leipzig 1895）。

[3]
此处为高加索伊比利亚王国，非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编者注

[4]
这是古典时代晚期人们对波斯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地区的称呼。比如在普罗柯比的作品中就有该词。

第五章 稳固政权：尼卡起义

532年1月，君士坦丁堡内火光冲天。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城中的居民发生了叛乱。他们在国都的街巷中大肆放火、抢掠，直至查士丁尼最后用暴力来结束骚乱。

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气氛是十分凝重的。城中居民数量的持续增长把都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行事不择手段的财政奇才、卡帕多契亚人约翰出任帝国行政主管（praefectus praetorio Orientis
）已近一年，他在四处为皇帝寻找财政来源。与此同时，大量陷入贫困的帝国臣民拥入了国都。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不时转变为蓝绿两党中日益严重的骚动以及相互之间的激烈斗争。绿党中有人为此丧命，但凶手却逍遥法外。绿党因此也就将其作为自己的申诉之一。随后在竞技场中发生了人们与皇帝的全权代理人（mandator
）之间的口角。我们不能确定，这场“竞技场对话”是否与后续的起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联系是存在的。皇帝的代理人没有接受绿党的申诉，反而斥责他们是犹太人、摩尼教人和撒玛利亚人，并威胁将用严刑惩罚他们。另外，绿党人也公开质疑查士丁尼声称的从上帝手中获得的统治权。同时，大量此时赶到了竞技场的蓝党人进一步向绿党挑衅。在咒骂声和暴力威胁中，绿党人终于慢慢退场。

查士丁尼肯定知道，此刻的冲突一触即发，而他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十分有分寸的。正因为如此，他接下来采取的针对竞技场党派的措施才更令人吃惊。这让人对不久后的暴乱完全发自平民这一说法产生怀疑。而史料中一系列特别的记载也并不支持这一判断。那么是不是皇帝有意挑起纷争的呢？

在发生口角之后，两党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摩擦。市政长官尤戴蒙（Eudaimon）非常严厉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并判处了七个肇事者死刑，其中三人更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此之前，他们还必须在城中游街示众。民情于是逐渐沸腾：这样的羞辱真的是有必要的吗？在随后的行刑过程中，两个囚犯——一蓝一绿——在被钉十字架时出现了架身断裂的情况。再次行刑的结果却是再次失败。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上帝的旨意？民众开始为罪犯请求宽赦。于是竞技场内的两党现在有了同样的诉求，并因此走到了一起。最终，临近的一个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把两个囚犯保护了起来，并为他们提供教会的庇护。士兵们也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去阻止修道士，但庇护他们的地方最终还是被包围了起来。

三天之后，竞技场内再次举行马车竞赛活动。两党如今组织起了共同的请愿团，为他们的那两位成员请求皇帝的特赦。但查士丁尼缄口不语，尽管他确切地知道这将会为他带来怎样的后果。因为在君士坦丁堡，暴乱的发生都是有着固定的规律的。人群于是迅速聚集，并在“尼卡”（即“胜利”）的口号声中冲出了竞技场，拥向了市政长官位于梅塞大道上的办公地址。人们在那里再次提出了释放囚犯的要求，但官员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民众于是开始放火烧市政厅，起义由此爆发。

第二天，查士丁尼仍然让马车竞赛继续进行，但人民心头要紧的完全是别的事情。他们开始要求撤销卡帕多契亚人约翰、特里波尼安和尤戴蒙的职务；囚犯的事情已经不再被人们提及。查士丁尼这时反应迅速，马上解除了上述三人的职务。这也明显地体现了他自身的弱势。在此情况之下，元老中的反对派似乎开始认为，他们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改变；因此他们也开始了密谋。殊不寻常的是，查士丁尼并没有等待民情随着大臣的下台而慢慢恢复平静。相反，他直接派贝利撒留率领一群忠实的战士开往君士坦丁堡的街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在君士坦丁堡打巷战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的。这只会催生更多暴力行径。事态也正如预料的那样继续发展：民众冲往普罗博斯（Probos）的住处——他是先帝阿纳斯塔修斯的一个侄子。人们要推举他做新的皇帝，而查士丁尼则应当退位！然而普罗博斯事先得到了消息，并早早地逃走了。愤怒的人群于是放火烧了他的住宅。而查士丁尼心里也清楚，如果民众连普罗博斯，这位阿纳斯塔修斯三个侄子当中最不起眼的人都能接受，那么他们肯定会更认真地接受比普罗博斯知名得多的伊帕提乌斯（Hypatios）。与此同时，城市的中心早已陷入大火之中：奥古斯都广场、圣索菲亚大教堂、宙克西帕斯洗浴场以及其他华丽的建筑正在变成一堆废墟。更多的军人正在街巷之中和造反者展开激战。有传言说皇帝已经开始准备出逃，这再次显示了他犹豫、摇摆的态度和自身的软弱。

然而皇帝首先还是作出了又一个奇怪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荒谬的决定：他命令当时在他身边的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伊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Pompeios）离开皇宫，表面上的原因是让他们去保护自己的住宅。但伊帕提乌斯清楚地知道，一旦他出现在大街上，民众会有怎样的反应：人民一定会拥护他做新的皇帝。于是他请求查士丁尼让他留在皇帝身边。但皇帝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伊帕提乌斯应该在表面上接受人们的请求，并把人群引到竞技场中。这时贝利撒留就可以带军队到那里把造反者一举消灭。

事态逐渐向一个血腥的结局演变：查士丁尼先是带着一本福音书紧张地出现在竞技场中，并向人们许诺将会实行大赦。但在民众能作出任何回应之前，他就迅速地回到了皇宫。与此同时，人们发现了伊帕提乌斯，并拥立他为皇帝，簇拥着把他送向竞技场。伊帕提乌斯派人向查士丁尼传信说，现在民众已经聚集了起来，皇帝可以派兵进攻了。然而他的报信人却被中途截住了，并带着皇帝已经逃跑的假消息回到了伊帕提乌斯身边。这时伊帕提乌斯开始接受他统治者的新身份。而此前一直藏在暗处的持反对意见的元老们因为有了更多的安全感，现在也渐渐走向台前，亮明身份。忽然间，一直以来都有谁反对皇帝，就被看得一清二楚。查士丁尼当然没有出逃，他想要得到的也就是以上的信息。皇宫总管纳尔西斯和他的手下现在也进入了竞技场并开始向民众行贿。本就混乱的场面现在变得更加糟糕。贝利撒留和蒙多斯（Mundos）——另一位受皇帝信任的将领——这时带着人马赶到了竞技场，并在人群中开始了屠杀。

单单这一天在竞技场中就有3万到3.5万人丧生。过早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的著名元老们，现在也只能流亡外地。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伊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都被作为篡位者处死。普罗博斯躲过了死刑，但仍然被流放。一段时间之后他获得了皇帝的大赦（还有其他人也获得了同样的对待）。皇帝的恐怖统治控制了整个国都。编年史家狄奥法尼斯（Theophanes）是这样总结的：“人们都十分恐惧，城中恢复了平静，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举行马车竞赛活动。”（《编年史》，创世纪年6024年）

在古典时代晚期，君士坦丁堡城内发生的反对皇帝的起义并不罕见，但一般认为尼卡起义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里人们不应弄错了焦点：表面上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遇难者的人数之多、城市受破坏程度之大，以及相对来说较为充分的史料记载。但尼卡起义最为特别的地方实际上在于皇帝的作用。按照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人们的心中很难不出现一个可怕的疑问：起义或许是皇帝自己想见到的，他特意引发了叛乱，并有意识地把事件往最终的血腥结局上引导。查士丁尼的目的是故意对外显示自己的软弱，并且看上去身处危局，甚至都决定了要出逃。这样一来，他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对手就会感到自己更有把握，因此愿意公开身份直接与皇帝对抗。当他们从幕后走出来之后，皇帝就可以摧毁他们的势力，同时让民众看到他会多么不留情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史料的话，我们将不难发现，查士丁尼的实际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地受到威胁。在君士坦丁堡，贝利撒留和他的人马忠心耿耿地保卫着他；在帝国外部，波斯王科斯劳面对着自己国内的重重困难，也只想保持和平的局面。

表面上，查士丁尼获得了胜利。从532年开始，值得一提的元老对抗皇帝的局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也同样受到了震慑。新一轮的骚乱直到547年才出现。

整个帝国都必须从这次事件中认识到，查士丁尼会多么坚决地展开自己的行动：在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皇帝就派人向帝国全境传发有关起义的报告。在官方的定性中，伊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被认定为事件的罪人和篡位者，而朝廷最终成功地制服了他们的叛乱。

然而人民却不满足于这样一种对事件的解释。查士丁尼在整个过程中唯一缺少充分估计的地方，就是他将极大且持久地失去人民的爱戴。因此，罗曼诺斯·梅洛多斯在6世纪30年代仍试图在他的韵文布道词中传播以下观点：野蛮的屠杀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皇帝只不过是处罚的执行者。多年之后，普罗柯比在他的《建筑》一书中——这是一部吹捧查士丁尼的官方著作——用的是同一种论调。最后，有人甚至试图把责任推托给卡帕多契亚人约翰。无论如何，这位约翰在541年之后就已经在皇帝面前失宠了。

如今，君士坦丁堡城中是确确实实地充满了断壁残垣。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强力推行他宏大的建筑计划的好机会。

这一计划的最终成果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仍然不时能被人们感受到，尤其是当人们观赏那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

作为大量拜占庭教堂的典范和今天伊斯坦布尔城中最大的清真寺

[1]

，这座庞大的穹顶式建筑在537年就正式竣工。从普罗柯比的《建筑》（成书于6世纪50年代初期）和诗人保罗·西伦提阿里乌斯（Paulos Silentiarios）在562年写就的《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描述》（Ekphrasis
）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大教堂中让人叹为观止的装潢。建筑的计划大概是在尼卡起义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因此，532年的大火对于查士丁尼来说并没有显得不合时宜。对建筑师的选择——怪诞却又极富天才的特拉勒斯人安提莫斯（Anthemios von Tralleis）以及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 von Millet）——再次显示了查士丁尼在人事任用方面的不凡。

关于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帝国全境之内（意大利除外）的建筑的史料，除了建筑本身的遗迹之外，当数普罗柯比的《建筑》。

图2 圣索菲亚大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外观

这部著作主要描绘了教堂建筑、边境要塞（考虑到帝国边境上经常发生的敌军入侵）和供水工程。普罗柯比首先描述了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教堂，比如圣伊莲娜教堂（Hagie Eirene，它紧挨着圣索菲亚大教堂）、塞尔基欧—巴库斯教堂（Sergius-Bacchus-Kirche）、新建的使徒教堂和多个马利亚教堂。由于受到6世纪不断扩大的对马利亚的虔信的影响，皇帝本人似乎也特别重视圣母教堂的建设，而这不仅体现在普罗柯比的笔下（《建筑》第1卷第3章第1节）。仅在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三座献给马利亚的教堂。还有更多的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地区，比如543年建于耶路撒冷的“新”教堂（Nea）和建于查士丁尼时代后期的位于西奈山区的圣卡特琳娜修道院。

图3 位于西奈的卡特琳娜修道院（于548年后建成）说明：查士丁尼把修道院献给了圣母。圣卡特琳娜的遗骸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被人们运送过来的。

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拉文纳城中的圣维塔教堂（San Vitali，当中有著名的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镶嵌画）和克拉塞的圣阿波利纳教堂（San Apollinare in Classe）也分别在547年和549年完工，尽管它们不是由皇帝直接出资兴建的。查士丁尼总共应该建了96座教堂。尽管如此，普罗柯比所宣称的查士丁尼负责了所有教堂的兴建工作这一说法，大概还是不可靠的（《建筑》第1卷第8章第5节），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皇帝的意愿。

在查士丁尼兴建的大量世俗建筑中，除了国都中负责展示皇帝形象和解决日常需要的建筑——比如皇宫的前厅（Chalke），元老院，奥古斯都广场上的骑士雕像，地下的蓄水池，还有孤儿院、养老院等——边境上的要塞和防御工事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他也努力重建因为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而损毁严重的城市，比如安条克。然而就像有些别的城市一样，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安条克始终无法重现525～528年间以及540年灾难打击之前的盛况。受到了大量资助的查士丁尼城（Iustiniana Prima）同样在7世纪初就变得无足轻重。虽然如此，查士丁尼依然可以被称作古典时代晚期在土木建筑方面最伟大的君主。无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一个基督教君主如此广泛地尝试用各种教会和世俗的建筑来向人民展示他的虔诚、对邻人之爱以及对人民幸福的忧虑。

图4 圣维塔（拉文纳）教堂中的查士丁尼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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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改用作清真寺，但今天它是一个脱离了宗教控制的博物馆。

第六章 戏子、妓女、虔诚的皇后：狄奥多拉神话

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当尼卡起义爆发的时候，查士丁尼和他为数不多的忠实追随者惶恐地躲在皇宫之内。犹豫不决的皇帝甚至考虑逃跑。而这时狄奥多拉突然说道：她永不会逃跑，永不会一仗不打就放弃自己的皇后之位，因为“皇权是张美丽的裹尸布！”（《战争史》第1卷第24章第37节）这段发言应当是虚构的。普罗柯比几乎不可能了解这段时间内皇宫中发生的慌乱讨论。他特意放入狄奥多拉口中的话是精心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但这样的写作也有其目的：历史学家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女性，因为她直接介入了政治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这位皇后用尽一切办法也要留在宝座上的决心。

自从人们在17世纪重新发现了普罗柯比的《秘史》以来，其中提到的狄奥多拉在性关系方面的放荡和堕落让人们既好奇又惊惧。但关于查士丁尼的妻子，我们到底了解多少事实呢？她出生在为绿党效力的驯熊师阿卡丘斯（Akakios）的家中，是他三个女儿中的次女。阿卡丘斯很早就过世了。随着母亲的改嫁，全家又来到了蓝党的阵营中。狄奥多拉和她的姐妹都继承了母亲的职业，当起了舞女。她首先在粗野的滑稽戏中登台，这种形式既受人喜欢又被人们看不起。所有自认为是道学家的人都严厉斥责这种表演，但许多人又偷偷跑去看那里面穿着暴露的少女。女演员在罗马帝国晚期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她们在法律上面对诸多限制，并且也被别人看不起。她们中的许多人同时是妓女，而所有女演员则无一例外地被人们假定为干过这类出卖肉身的工作。狄奥多拉完全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登台亮相。不久之后，她又失去了自己的童贞。在记录自己对未来皇后看起来堕落无比的生活的想象这一过程中，普罗柯比显得十分享受。狄奥多拉放荡经历的后果据说是一个私生子、一个私生女和多次堕胎。她最终作为行省长官赫克伯罗斯（Hekebolos）的情人随他去了他的辖区，但在那里遭到了驱逐。她十分艰难地从北非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其间自然还是以她美丽的身体作为资本。而她也在国都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查士丁尼认识了她，并让她做了自己的情人，甚至册封她为贵族。上层贵族们为此十分震惊。但时任皇后尤菲米娅——尽管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是无可指摘的——还是阻止住了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此外，一条从奥古斯都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律也禁止元老级别的人物与舞女结婚。但查士丁尼却不依不饶。等到尤菲米娅去世之后，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了。他说服了查士丁修改法律，然后就在525年迎娶了狄奥多拉。之后她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之前那些在戏院里好色地观赏她或是在街上鄙视她的贵族老爷们，现在都成了她的下属。狄奥多拉也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变化，她是第一位让元老们下跪问安的皇后。

当我们阅读普罗柯比对狄奥多拉出身的描述时，我们必须对下面的情况有所了解。或许普罗柯比自己就曾光顾过这种戏园子。但不管怎样，他写作的视角是一个按传统教育培养出来但在罗马帝国晚期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人的视角。他也在传统文学丰富的诋毁范例中找到了足够多的原料来完成自己的描写。普罗柯比的声音，实际上也是那些如今尴尬不已、必须向往日的妓女阿谀奉承的元老们的声音。最后，普罗柯比并不关心皇后本身的形象；她更多的只是普罗柯比投射自己对查士丁尼政权的所有保留和不满，并将它们激烈地表达出来的机会。狄奥多拉的形象，是一个打破了皇后和妇女所应遵循的一切规则的形象。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所有那些环绕在皇后身边的闻所未闻的丑闻就能够得到更客观一些的解读。

不管流言如何，狄奥多拉从没有插手帝国的外交事务。比如，有传言说狄奥多拉和她的密友、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Antonina）在537年炮制了一场通过贝利撒留来废黜教宗西尔维（Silverius）的阴谋。教宗被废的真正原因却是他跟东哥特人的暗中串通——也就是说，对帝国的背叛。在其他地方也看不到任何证据清楚地证明狄奥多拉在外交事务当中的角色。而在立法方面，查士丁尼也始终是最终的主宰者，尽管他有时会向他的妻子咨询意见。在他的决定中，也许那些改善舞女生活状况和提高妇女法律地位的动议确实是受到了狄奥多拉的影响，但那终究是查士丁尼制定的法律，它们同样可以是基于他的基督教信仰而被制定出台的。

狄奥多拉虽然很大方地资助慈善类的机构和建筑，比如为曾经做过妓女的人所建的Metanoia（“悔过”）修道院，但这也只是查士丁尼建筑政策的一个特殊部分。与其他皇后不同，狄奥多拉的肖像并没有出现在钱币这种当时的主要宣传工具上，但在一些官方文件中她也会和皇帝一起被提及。

人们还经常说起皇后对宫廷人事的积极干预。她眼前的红人可以出任最重要的职位，就像之后打败了东哥特人的宦官纳尔西斯一样。另一些人则被她彻底打垮。比如她似乎曾参与了打倒卡帕多契亚人约翰的活动（541年），并差点结束了贝利撒留的政治生涯（542年）——皇后本来就通过安东尼娜对这位大将施加影响。可是如果人们能想到，与皇帝的亲近这一事实本身的意义是多么重大，那么这一类事情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而狄奥多拉并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让步。她在皇后这一身份给她带来的行动空间中运作。和5世纪的一些皇后相比，她对手中权力运用甚至并不算彻底。

唯有在神学问题上，狄奥多拉的行动显得更加独立。虽然查士丁尼是支持迦克墩教理的，她却完完全全是一个一性论信徒。普罗柯比认为她在这方面暗藏毁灭帝国的算计。不管怎样，他眼中的皇帝和皇后都只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心中所想的也只会带来灾难。6世纪末，基督教史学家埃瓦格留斯（Euagrios）的看法有所不同。对他来说，皇帝夫妻之间所折射的是一道可怕的宗教裂痕，它割裂了帝国也割裂了家庭。

不管怎样，事实确实是狄奥多拉在一定的限度内推行了独立的支持一性论的政策。她把查士丁尼登基之前住过的何尔米斯达宫（Hormisdaspalast）变成了受她保护的一性论者避难所，并不断地把一性论者中的对话人介绍给皇帝——皇帝自己其实也在寻找这样的联络人，甚至在狄奥多拉去世之后也仍是这样。当阿拉伯王公哈里斯请求帝国派送基督教传教士的时候，皇后也特别找来了一性论的教士。在她的保护之下，努比亚（Nubien）地区接受了一性论的传教。缔造了独立的叙利亚一性论教会（“雅各布”教会）的伟大主教雅各布·巴拉戴欧斯（Jakob Baradaios）同样受到了皇后的保护。如果查士丁尼不想见到这一切的话，他当然可以轻易地阻止它们发生。但他至少容忍了狄奥多拉的活动。心中有所不满的另有人在，其中甚至包括一性论的精神象征安条克的塞维罗斯。他对狄奥多拉在宗教问题上的业余表现并不真正感到高兴。

传统的贵族则倾向于把一切可以设想的恶都加在皇后身上，甚至包括清除早年动荡生活给她留下的一个儿子。这个人在她面前突然出现，但也必须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一性论的传统中，人们对狄奥多拉的描述大不相同。在这里，皇后几乎就是一位圣人。她被认为是来自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今天的曼比季（Mabbug）］的一位神父的女儿。查士丁尼在出巡的时候认识了她，并把她带回了君士坦丁堡。为此他必须承诺不会强制要求狄奥多拉改信迦克墩的教义。

一性论的历史传统却落入了与普罗柯比的记载完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普罗柯比把自己对狄奥多拉的不满反映在了对她放纵生活的描写中；而一性论者对他们的保护者的形容又让皇后完全没有了性别特征，只留下虔诚的贞洁。因此，狄奥多拉本人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确定的信息。

在史料当中，一般都很难找到关于历史人物情感的可靠信息。但是当人们把所有材料都置于眼前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查士丁尼确实真心地爱过他的妻子，尽管这段婚姻并没有留下子嗣。他甚至把一个行省的名字改成了皇后的名字。

图5 圣维塔（拉文纳）教堂中的狄奥多拉镶嵌画

当皇后在548年因癌症去世之后，他没有再娶，而且常常去使徒教堂为她扫墓。有一份保存至今的材料记载道，在559年的一次迎接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盛大礼仪（adventus
）中，年迈孤独的皇帝在使徒教堂前下马，并在逝者的墓碑前点燃蜡烛纪念（参见第十三章）。

第七章 向西方迈进：与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

盖塞里克（Geiserich，逝世于477年）在北非建立起了独立的汪达尔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信奉阿里乌派的国王们统治着追随罗马天主教的居民。居民自然也感受到了来自统治者的压迫。他们的处境直到希尔德里克（Hilderich，523～530年在位）当上国王后才有所改善——这位君主对天主教的积极态度已经超过了简单的好感。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查士丁尼和希尔德里克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希尔德里克越来越控制不住反叛的柏柏尔族群给国家带来的威胁。在他遭受了一场面对柏柏尔人的重大失利之后，他指定的继承人盖里莫尔（Gelimer）发动政变把他囚禁了起来，并在530年登上了王位。查士丁尼认为这是篡位行为，并要求盖里莫尔立刻还位于合法的天主教国王。盖里莫尔对此则无动于衷。

与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甚至是东罗马历史记载自身的看法（后世对当时事件的回顾）正相反，查士丁尼完全没有在一开始就打算征服汪达尔王国。由于盖里莫尔对他的抗议书信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皇帝首先计划的是用军事行动去惩罚篡位者，而最终的目的也只是让皇位重新归于希尔德里克。皇帝的大臣们对这一决定却并不太赞成；他们提醒皇帝，这类行动会耗费大量资源，并举出468年东西哥特人联合攻打汪达尔计划最终失败的例子来说明军事上极高的风险。卡帕多契亚人约翰几乎成功地说服了皇帝改变主意，但一位主教的介入以及皇帝从自己梦境中得出的预言让皇帝又记起了自己的宗教责任，并让他最终坚持了自己最初的决定。

533年6月中旬，在贝利撒留的领导下，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离开了君士坦丁堡。

它仅包含1万名步兵，5000名骑兵，贝利撒留自己的近千名侍卫和92艘战船。

就像查士丁尼参与过的其他战争一样，我们对这次战役的了解也是来自普罗柯比的《战争史》。普罗柯比曾作为秘书随着他的英雄贝利撒留多次出征，因此十分了解他写作的对象。随着贝利撒留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所获的胜利越来越少，普罗柯比也渐渐表现了对他的失望，这明显地表现在普罗柯比所写的《秘史》中对贝利撒留的尖刻攻击之中。但在目前，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

盖里莫尔很显然没有料想到，东罗马真的会对他发起进攻。他正在集中精力对付内部的贵族和外部的柏柏尔人给他带来的困难。此外，他还要面对在行省的黎波里塔纳（Tripolitana）和撒丁岛上出现的僭主。为了打败后者，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弟弟察宗（Tzazon）带着军队当中最精锐的部分出征。在外交局势上，盖里莫尔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当时东哥特人跟罗马人更为亲近，而西哥特人则想置身事外。此时，贝利撒留的军队在西西里岛驻扎了下来，以便对战况展开调查。人们惊讶地发现，汪达尔人始终是在一种六神无主的状态之中。之后罗马人便在非洲的海岸上登陆，并开始向迦太基推进。贝利撒留再一次强调，这只是为了让希尔德里克能重返王位。为了不让罗马人达成目标，盖里莫尔直接杀掉了老国王，并在迦太基以南15公里处的阿德底斯姆（Ad Decimum）对入侵者发起了攻击，以便直接消灭他们。但他的战争计划并没有奏效。当他的兄弟阿马塔斯（Ammatas）阵亡之后，盖里莫尔失去自控并最终输掉了战斗。两天之后，533年9月15日，贝利撒留就率军进入了迦太基。盖里莫尔聚集了他全部剩余的军队，并在出征撒丁岛的军队回来之后，再次和罗马人展开决斗［在特里卡麦伦（Tricamarum）］，但再一次失利。他在一个山中要塞里坚持到了534年3月，然后就放弃了。

在这出乎意料而且酣畅淋漓的胜利之后，有流言称贝利撒留想要自立为王。为了揭穿谣言，贝利撒留决定立即带上汪达尔王室的财宝和盖里莫尔本人星夜赶往君士坦丁堡。皇帝对收复北非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感到特别高兴。上帝再一次给予了他特别的恩宠，而查士丁尼也激动地记录道：“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之名来执行所有计划和开展所有活动的。通过他，我们获得了对帝国的统治权；通过他，我们与波斯人缔结了永久的和平协议；通过他，我们击败了最可怕的敌人和最强大的暴君；通过他，我们战胜了无数的困难；通过他，我们获得了保护非洲的任务和治理它的权力；还是通过他，我们有信心让非洲在我们的治理之下井然有序，并让它的安全得到充分的保证。”（《查士丁尼法典》第1卷第27章第2节）

公元534年，国都按照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模式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典。贝利撒留在人们的欢呼簇拥之中、在战俘和珍贵的战利品的环绕中缓缓穿过街巷。战利品中还包括提图斯皇帝（Titus）在70年从耶路撒冷带回罗马的犹太人的珍宝，它们是被盖塞里克于455年从罗马转运到非洲的。然而查士丁尼也非常小心地把他的大将的声望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他没有为贝利撒留准备凯旋用的礼车，将军只能徒步参加游行；而且游行达到最高潮时，贝利撒留必须和盖里莫尔一样，卑微地臣服在查士丁尼的面前。不过查士丁尼为了奖励自己的大将军还是在535年赐予了他执政官的称号，而贝利撒留也非常隆重地庆祝了这次上任。盖里莫尔则在小亚细亚获得了一处丰厚的地产，他可以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普罗柯比的描写中他是一位颇有能力的战士，但其性格则暴虐且无所顾忌。普罗柯比是按照悲剧的写法来描述他失势的时刻的。比如，他饱含感情地写到盖里莫尔和他从撒丁岛撤回的弟弟察宗是如何在沉默中相互拥抱的；或者盖里莫尔在面对胜利的查士丁尼时是怎样感叹道：“虚空之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新征服的区域在534年迎来了民事和军事方面的重建，现在成为“非洲大区”（Praefectura praetorio Africae
）。教会的重新组织则在535年完成。

从现在起，查士丁尼才正式着手准备完整地光复罗马帝国旧日荣光的计划，并把目光首先转向了饱受内乱折磨的东哥特王国。

东哥特王国在狄奥多里克（526年逝世）执政的最后几年中已经问题日多。希尔德里克统治下的汪达尔人和东罗马交好，这让东哥特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更糟糕的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廷之间的新联盟进一步孤立了意大利内主要追随阿里乌派的哥特人。在意大利居民中慢慢也出现了对恢复罗马人统治的微弱希望。狄奥多里克认为这是叛国行为，于是以强硬的手段来回应。许多著名的元老，如伯丘斯（Boethius，卒于524年）和西马库斯（Symmacus，卒于525年），都被处以死刑；教宗若望一世也在526年被投入监狱。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狄奥多里克的共处政策最终失败了。查士丁曾认狄奥多里克的女婿尤塔里克（Eutharich）为养子，并在519年任命他为执政官，因此也就接受了他作为哥特人的王储。但这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因为很快尤塔里克就去世了。

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是他不满10岁的外孙阿塔拉里克（Atalarich，526～534年在位），并由他的母亲、有权力头脑的阿玛拉松塔（Amalasuntha）摄政。阿玛拉松塔接受了古典式的教育，并为与罗马人达成平衡而不断努力。但这使她陷入了和哥特贵族的冲突之中。后者直接试图对还是孩子的国王施加影响，并开始策划一个十分复杂的阴谋。不久之后，狄奥多里克的一个可疑的外甥，狄奥达图斯（Theodahat）也加入进来。在阿塔拉里克过早死亡之后，狄奥达图斯就接过了王位（534～536年在位）。阿玛拉松塔仍然掌握实权，但很快狄奥达图斯就开始扩张自己的力量。他在托斯卡纳或合法或非法地占有了大量田产，并且迄至当时都还在热衷于钻研学问。现在他也开始和东罗马谈判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囚禁了权力极大的阿玛拉松塔，并在不久之后杀害了她。据传言，狄奥多拉也参与了这些计划。这期间拉文纳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公开层面（也就是说，不管双方私底下进行了多少秘密谈判）也急剧恶化，而查士丁尼也就以阿玛拉松塔之死为缘由向哥特人宣战。

图6 狄奥多里克的陵墓（拉文纳）

帝国军队的进攻计划分为三部分：在尼卡暴动时为皇帝立下了大功的蒙多斯负责对付达尔马提亚（Dalmatien）；贝利撒留负责从西西里发动主要进攻；此外，皇帝还试图让北部的法兰克人也加入进攻的行列。很显然，皇帝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也就不担心在意大利的群雄争霸中除了哥特人再培养出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到535年年底，蒙多斯成功地控制了达尔马提亚；贝利撒留在西西里也同样高奏凯歌。535年12月31日，也就是贝利撒留执政官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大张旗鼓地开进了叙拉古，并向人们抛撒金币。

狄奥达图斯现在是坐立难安。据说他让查士丁尼的使臣彼得·帕特里克（Petros Patrikios）——6世纪时东罗马的一位重要外交官——去见皇帝，向他说明只要给自己足够的补偿就愿意在意大利退位。皇帝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但当哥特人成功袭击达尔马提亚并击杀了蒙多斯的消息传来之后，狄奥达图斯又不再承认他的提议，并囚禁了彼得许多年。然而，皇帝的一支部队又抢回了达尔马提亚。同时，贝利撒留开始在意大利大举进攻。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就打到了那不勒斯城下。而在围城不久之后，那不勒斯也被攻破。

狄奥达图斯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哥特人现在也选了更能干的战士维提吉斯（Witigis）作为新国王。被人们憎恨的狄奥达图斯，阿玛尔家族的最后一任国王，在逃跑的路上被人杀害。维提吉斯首先决定采取防守战略：他在罗马留下了一支守军，然后带着主力军退守拉文纳。这样一来，意大利中部实际上就成了一片坦途。到了拉文纳以后，他强迫狄奥多里克的外孙女玛塔松塔（Matasuntha）嫁给他，这样他就和伟大的阿玛尔家族联上了姻。

维提吉斯首先通过协约消除了法兰克人进攻的威胁（他放弃了对普罗旺斯的统治权），并袭击了驻守在达尔马提亚的东罗马军。在面对他的时候，贝利撒留才确实碰到了哥特人的有组织的抵抗，而真正的战争终于拉开了帷幕。然而哥特人回头保卫罗马的时间却太晚了。自536年12月起，贝利撒留就和5000名士兵一起占据了罗马。“永恒之城”又重新回到了罗马人手中——东罗马人当然认为自己就是罗马人。随之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攻城战。其间，不管是据传有15万大军的攻城一方，还是守城一方，冲锋中的死伤、饥饿、瘟疫都留下了数不尽的死者。哥特人一次又一次地向城墙发起冲击。在一次进攻中，他们可能损失了多达3万名士兵。此外他们也经受着疾病和供给不足的考验。罗马城内的不满情绪也在扩散。哥特人破坏了他们的供水系统。由于有通敌嫌疑，贝利撒留不得不废黜了教宗西尔维，并且驱逐了一些元老。在防御过程中，人们甚至被迫拿着古代雕像砸向哥特士兵。537年11月，守城一方终于迎来了援军和生活必需品的补给。现在哥特人提出休战三个月，以便和东罗马进行和谈。贝利撒留却不顾停战协定，让军队在皮西努姆（Picenum）地区抢掠，并占领了阿里米努姆（今天的里米尼）。现在罗马人已经紧逼到拉文纳附近了。于是维提吉斯只好在538年3月放弃了对罗马的围攻。同年6月，贝利撒留离开了罗马，并开始占领哥特人在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防卫区。一场艰苦的、资源匮乏的阵地战就此打响。同时，538年的意大利遭遇饥荒，这使得本就十分广泛的匮乏状况更加严重。吃人的传言在人群中流传。皇帝也派人进一步增援：同样在尼卡起义之后就声名鹊起的太监纳尔西斯带了7000人在意大利登陆，并和贝利撒留会合。然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权限之争，本来的援助最后却变成了掣肘。虽然援军解了维提吉斯对里米尼的围困，并且东罗马人也占领了对哥特人来说尤为重要的乌尔比诺，但本已在他们手中的米兰却又被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重新占领。后者还在城中大开杀戒。查士丁尼因此召回了纳尔西斯。阵地战此时已变得越来越持久和残酷。贝利撒留把53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对山中要塞奥克希姆［Auximum，今天的奥西莫（Osimo）］的围攻之上，这是他通往拉文纳路上的重要障碍。意大利北部发生的一次法兰克人袭击更添加了别的问题。他们攻击阻挡他们的任何人，不管是罗马人还是哥特人。他们当中那些其实是天主教的战士把俘虏的女人和小孩当作祭品献给了波河的河神。但疾病和供给的不足最终让他们打道回府。贝利撒留最终攻下了奥克希姆，菲苏拉［Faesulae，今天的菲耶索莱（Fiesole）］也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维提吉斯其实早就明白，面对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多个战场拖住了哥特人部队的罗马军，长久下去自己肯定是无力坚持的。于是他在539年年初向外求援。由于他谢绝了法兰克人再次参战的建议，因此只好先求助于伦巴底人——这并不成功，随后又转向波斯人。他希望波斯人能让东罗马人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与此同时，贝利撒留开始了对拉文纳的围攻。在罗马军队的压力面前，一支哥特人的解围部队四散而逃。而当查士丁尼知晓了哥特人向波斯求助的情况后，他提出了沿波河分治意大利的建议。在波河的北部，哥特人可以保留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事后看来，这本应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因为由哥特人构成的缓冲国家可以在外敌入侵时很好地保护罗马人的意大利领土。然而贝利撒留的固执使这一建议没能变成现实。由于他相信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战果，他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很好地被解释清楚。哥特贵族向贝利撒留提出，拥立他做西方的皇帝。贝利撒留似乎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迎合。无论如何，最后贝利撒留和平地进驻了拉文纳，并把维提吉斯囚禁了起来。东罗马终于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然而关于贝利撒留觊觎皇位的传言又开始散播。查士丁尼召他速回君士坦丁堡，而贝利撒留也服从了皇帝的命令。他带着维提吉斯回到了国都，但是这次他得到的接待却是冷若冰霜。皇帝既没有准备凯旋仪式，也没有对外公布战利品。普罗柯比把这归咎于查士丁尼的嫉妒。但事实应该是贝利撒留拒绝签订分治和约的行为是一个危险的举动，而且与皇帝的愿望并不相符，还可能带来完全无法预见的后果。同时，与之前打败汪达尔人的战争相比，征服意大利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成功的战役，相反，每一场战斗都极其艰苦，且耗费了大量资源。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一部分也是贝利撒留战略决策中的问题。

维提吉斯是查士丁尼承认的最后一任东哥特国王。此后的继承者在君士坦丁堡之主的眼里都只是僭主，也就是非法获取了政权的强人。维提吉斯执政之初制定了聪明的政策，并积极地领导战争。然而他渐渐地被贝利撒留的阵地战拖垮，并最终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围攻罗马的失败始终是他头顶沉重的阴云。538年之后，他没有再离开过拉文纳。对于他的哥特臣民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国王的气数。而正因为如此，他的侄子乌莱亚斯（Uraias）拒绝了做他的接班人，因为他认为厄运已经开始临近他们整个家族。542年，维提吉斯最终作为罗马帝国的贵族死在了君士坦丁堡。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在他的小说《为罗马而战》（Ein Kampf um Rom
，1876年）中把维提吉斯写成了从人民中走出、由军队集会选举产生的“人民国王”，一个英勇的战士，一个因其高贵品质甚至甘愿为了与冰冷的玛塔松塔的政治联姻而放弃自己爱妻的人。

第八章 进一步的改革

在征服了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目标就逐渐形成了。皇帝现在制订的宏大计划在533年年末才最终确定的正式头衔中初现端倪。胜利头衔对他（现实中和希望中）成功征服的各族人民进行了列举。皇帝从此以后便自豪地称自己为“英白拉多、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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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维·查士丁尼，征服阿勒曼尼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安特人、阿兰人、汪达尔人和非洲人的，虔诚、幸福、卓著、胜利、凯旋的，永远的奥古斯都”。最晚从535年起，查士丁尼更是在书面命令当中加上“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这样的庄重引语，以强调自己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在他的敕令（从535年起）的序言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许多透露查士丁尼“皇帝观”的重要元素。“皇帝观”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它没法区别皇帝的自我理解与对自我形象的展示。古典时代晚期传统的表现帝王的方式和皇帝关于自身基督教使命的意识在查士丁尼那里都被大幅超越了。这两者在他那里相互交织，并形成了一种让人惊叹的新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由神授予权力的皇帝“是位居上帝之后的万物共同的父亲”（第98号敕令），他有责任保护真正的宗教。这就给了他干涉宗教事务的理由，并把皇帝当作了教会的教理决议（Kanones）的保护人。皇帝的决定将设法建立天上和人间事物之间的和谐联系（symphonía
）（第42号敕令），为帝国及其臣民谋福利。由于他有着对人类的博爱（philantropía
）和谨慎的思虑（prónoia
），夙兴夜寐、无比虔诚的君主总是事无巨细，一律躬亲。皇帝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改善或治愈“染病”的情况。他的立法考虑到了自然的多变，并试图灵活地应对它的变化（这也包括对过去法律的修改）。

查士丁尼努力让自己达到这样的要求。他的《查士丁尼法典》在开头便纲领性地定义了真正的信仰（《法典》第1卷第1章）。他还赋予教理法律效力（第131号敕令）。对查士丁尼而言（就像对于从前的皇帝一样），君士坦丁堡是在罗马之后排第二位的，但它有着和故都一样的特权。查士丁尼也以多种方式干预教会的组织，并规范它们的权限。他保护教会的财产，并专门为它们设计更有利的继承法规，减免税收，以帮助它们增加自己的财富。神职人员获得了大量特权，但也必须严格遵守生活方式和教权行使方面的规定。其他规定还涉及主教和神职人员的祝圣仪式、加入神职人员行列的条件等。

在帝国的行政治理方面，查士丁尼积极地着手解决长久以来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和滥用权力的问题。从前的公共职务有的被取消，有的被重新命名。职权也被重新调配，另外也有设置新的职位。后者主要出现在535～538年间着重进行的针对行省行政系统的大规模改革当中。在这一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的理念，而是在各个行省当中根据时下具体出现的问题来作出反应。如果相应措施效果并不好或者大环境已经改变，那么即便规定生效的时间不长，它们也一定要被修改。于是我们不仅看到有新的行省出现［非洲（534年），意大利（554年），叙利亚地区的狄奥多拉（535年之前）］，也看到行省被重新组合和分割。在有的省份中，古典时代晚期十分常见的民事与军事权力分离的惯例也被打破。这也宣示了拜占庭时代的来临。

图7 查士丁尼金币

查士丁尼尤其关心那些与古罗马类似、有着良好自治传统的城市，因为它们的繁荣是罗马帝国的传统支柱之一。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城市中公职人员出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里的公职人员（Kurialen）是指市议会的成员，他们是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他们负责管理城市的行政和公共生活。但由于他们要对自己社区中的税收来源负责，这一原本受人尊敬的职务在古典时代晚期就越来越成了一种负担。许多市议员干脆就跑掉了。这样一来，他们那些留了下来的同僚们要承担的经济负担就更重了，自然也面临着新的压力。查士丁尼跟他之前的皇帝一样，试图扭转这一趋势。比如，他禁止市议员转为神职人员，以防止他们逃脱自己的责任。通过重新规定“公民保卫者”（defensores civitatum
）的作用，在面对行省长官时，城市也获得了更多的的权利［第15号敕令（535年）］。此外，皇帝也试图保证城市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开展基础建设、粮食购买等工作（第128号敕令第16节）。然而这项政策似乎并不怎么成功，普罗柯比也认为其实皇帝的意图可能刚好相反（《秘史》第26章第5～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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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非正式的方式不断提高自己地位的地方主教如今也有了更清楚的权力和职能。他们作为“额外的”行政人员参加政治工作，并受到官方机构的制约，也接受后者的监督。

皇帝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法官贪污和司法迟延的问题。各个法院的管辖范围也得到了相应的规定。

查士丁尼的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开支——主要是战争和建筑所需的资金——对于帝国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其结果便是赋税繁重，而帝国在其他领域投入极少。普罗柯比在《秘史》中极为严厉地批评了这一点。吕底亚人约翰（Johannes Lydos）在一份不完整的清单中列举了27个不同的税目（De magistratibus
，3，70）。为了支撑他的庞大开支，皇帝任用了一些机灵的官员。卡帕多契亚人约翰就是这样一位十足的财政天才。他和查士丁尼一样出身卑微，但在531年被任命为东方大区的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 Orientis），因而也成为帝国最高级的行政长官。他严格的节约政策使得文献中对他的描写都是十分负面的。我们也很难考证这些描写到底是否符合事实。他尤其创立了一种臭名昭著的“空气税”（aerikon
）（普罗柯比，《秘史》第21章）。在尼卡起义中，约翰曾在短期内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仅仅几个月过后，皇帝再次任用了他。538年，他获得了执政官的称号，也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他对皇帝极大的影响也成了他失势的原因之一。狄奥多拉似乎为他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他卷入一场叛国阴谋。541年，查士丁尼不得不再次撤销了他的职务，并且将他流放他乡，让他做了神父。在548年狄奥多拉去世之后，约翰再次受命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他最后也以神父的身份在国都去世。他最重要的继任者是财政专家彼得·巴尔西梅斯（Petros Barsymes，543～546年和555～562年两度担任公职）。比起约翰，他在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方面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此他的地位也更不稳定。民众对他的政策的回报是在562年烧毁了他的住宅。

尽管帝国的赋税整体来说是十分沉重的，但不时也会有短期减免（比如对战争中遭受劫掠的城镇）、单项补助和利息调整等措施。在541～542年的瘟疫过后，皇帝也试图用财政措施控制价格上涨的情况（第122号敕令），但没能阻止货币的贬值。在经济发展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养蚕方法的引入。551～552年，一些修道士成功地把蚕卵偷运到了东罗马，从此之后东罗马的经济中就有了独立的蚕丝制造产业。

查士丁尼立法中的一部分也涉及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女性在婚姻当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政府也着力打击抢劫妇女、奴役和遗弃儿童的行为。此外还有关于嫁妆和继承方面的法规。

法律中的另一部分经常被称为查士丁尼的“社会福利立法”。这一称呼并不太准确，因为相关的规定不过是基督教扶贫济困的理念和皇帝作为庇护人的传统义务的体现。它们之所以在查士丁尼那里有着特别的意义，还是因为皇帝对自己受之于天的使命有着特殊的理解。这一类的措施包括对奴隶生活条件的改善、对社会福利和救助机构扩建（照顾外邦人、穷人、孤儿、病人的机构，养老院和修道院）和对卖淫行为、皮条客以及同性恋、鸡奸等的打击。

查士丁尼尤其在自己执政之初表现了一位热心积极的改革者的形象。他大部分的立法工作都是在527～542年完成的。在此之后他的积极性就大大下降了。这是因为在6世纪40年代初，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让皇帝和帝国都不得不面临全新的挑战。伟大胜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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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ator（直译为“统帅”）、Caesar（“恺撒”）、Augustus（直译为“尊贵者”）都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称谓，故一般均译作“皇帝”。此处均用音译，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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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史》中的这一段大意是说查士丁尼取消了许多公共补助，使医生和教师的生活陷入困难；公共建筑和其他公共设施也同样得不到充足的资金，就连竞技场和公共剧场的活动也都取消了。

第九章 转折时期：战争负担与公元540年后的大瘟疫

当人们事后回想在539年年末出现的彗星时，它所代表的意义对于大部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清楚无疑的：它代表着将要在罗马人中出现的大灾难。而由于它后来获得的特殊意义，人们都直接把它称为“那颗彗星”。这种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件去重新解释过往、把自然现象看作未来事件的预兆的视角在古典时代是十分常见的，更不用说在本来就受到末世观极大影响的6世纪。而彗星出现后发生的事件似乎也肯定了这样的关联。

过去，包括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总有外族的军队跨过多瑙河，到罗马帝国境内烧杀抢掠。但是539～540年间库提古族的保加利亚人（kutrigurische Bulgaren）发动的进攻却格外猛烈。侵略者们给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并抢掠了卡桑德里亚（Kassandreia），最后甚至攻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长城”脚下。有的人通过劫掠商船也在小亚细亚的海岸上成功登陆。普罗柯比有些夸张地写道，被俘的罗马人多达12万。一支保加利亚军队也深入希腊腹地，他们绕过了温泉关并直达科林斯地峡。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没有受到冲击。

帝国东部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当时正是科斯劳统治的时期。科斯劳一世，“不朽的灵魂”（Anuschirvan
）是波斯萨珊王朝最为重要的君主。他像查士丁尼一样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改革者，在涉及自己权力的问题上不择手段，并且是罗马人外交政策中最为头疼的对手。在他的治理之下，波斯帝国的内政逐渐稳定了下来，并且在对外战争中征服了新的领地。科斯劳听到了维提吉斯在罗马人的压力下发出的求救呼声（见第七章）。本来在非洲取得胜利的罗马人就已经是他的眼中钉了。现在他觉得是时候进行一场回报丰厚的劫掠战了，这是因为查士丁尼盲目地相信和波斯签订的“永久”和平协定，不可原谅地忽视了东部边境的防御工作。540年年初，科斯劳集结了一支大军开始进攻东罗马。根据之后的传统记载，波斯王的军队共有9万人马。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一数字的可靠性，但无论如何，波斯军队的力量一定远在罗马守军之上。不久之后，波斯王进攻的目标就清楚地显现了，那就是帝国东部的中心安条克城，即继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之后帝国中最大的城市。查士丁尼让自己的表弟日耳曼诺斯（Germanos）带了一支300人（区区300！）的军队前去支援。当看到这样的“支援”的时候，受侵地区的居民大概感到了几分无奈。随后查士丁尼又答应再增派一支军队，但这个诺言最终也没有兑现。人们紧急从当地居民中集结了6000名士兵，以便至少能在波斯军来到的时候作一点抵抗。与此同时，科斯劳的快速行军则相当顺利。他没敢攻打罗马人守卫森严的边境城堡科尔克松（Kirkesion）。相反，他沿着幼发拉底河一直向西北前进，经过色诺比亚（Zenobia）——但此地对他来说并不值得占领——最后到达苏拉（Sura）。波斯军在这里肆意抢掠，并最终放火烧城。城中的居民或遭屠杀，或沦为奴隶。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的外交尝试。在皇帝放弃了防御工作之后，一些受到威胁的城市的主教开始行动，试图用赎金换取城市的安宁。对于科斯劳即将到达的赫拉波利斯而言，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在此之前，罗马帝国负责东部地区的最高将领布泽斯（Buzes）本来也住在这座城中，但在波斯人征服了苏拉之后，他就带着精锐部队逃离了赫拉波利斯，听任这座城市自生自灭。人们因此越来越失去对帝国领导层的信任。而科斯劳现在又向贝罗亚（Beroia）的主教保证，只要他们拿出一笔高额的赔款，那么波斯人不仅不会进攻安条克，甚至会马上退出罗马帝国的领土。最糟糕的结果在此时似乎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但这只让后来的情况看起来更让人失望：当这位主教带着这个好消息到达安条克的时候，皇帝的使臣也来到了城中，但他们坚决拒绝任何与波斯人媾和的可能。日耳曼诺斯因此再也忍受不住，逃走了；牧首埃弗拉伊姆同样悄悄溜走了。现在，安条克完全变得孤立无援。科斯劳则畅通无阻地朝他的目标推进。贝罗亚落入了波斯人之手，被击溃的罗马军倒戈加入了波斯人的行列。安条克的局势越来越危急，而波斯人的铁蹄最终也来到了城墙脚下。科斯劳再一次向罗马人索要赎金，他甚至降低了索要的金额，但皇帝的使臣们依然顽固地拒绝了和谈。于是科斯劳展开了进攻，而罗马人的正规军很快就四散而逃。安条克人完全无力独自拯救自己的城市，于是这座大都市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幸存的居民被科斯劳强制迁徙到波斯境内的一处新的聚居地继续生活。

安条克的毁灭给罗马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许多史料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这一事件面前所感到的震惊，而且数十年后它依然是人们记忆中无法抚平的创伤。至少在许多当时的居民眼中，皇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放弃了这座东方最为重要的城市。

现在君士坦丁堡终于愿意跟波斯人谈判了，并且双方很快也达成了协议：罗马人要支付高昂的赔偿金，而波斯人会尽数回到自己的国家。然而波斯人在撤离过程中也依然经常节外生枝。科斯劳“造访”了塞琉西亚（Seleuk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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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芙妮（Dap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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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帕美亚（Apam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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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美亚当地居民认为，他们的城市之所以没有受到破坏，是因为一件十字架圣物带来的奇迹。埃德萨用赎金换来了和平；达拉遭到了攻击，但没被摧毁。最后科斯劳终于撤出了东罗马。

在意大利，自贝利撒留540年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以来，罗马人的状况也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之内，艰苦战争换来的战果就消失殆尽。由于贝利撒留拒绝了哥特人拥立他做西方皇帝的建议，哥特人也在组织新的抵抗运动。

新国王希尔迪巴德（Hildebad，540～541年在位）——西哥特国王狄乌蒂斯（Theudis）的侄子——很快就控制了利古里亚（Ligurien）和威尼托（Venetien）地区。罗马人自己也因为军饷不足和将军之间的争执内耗不断，而东罗马政权在税收方面的要求更让当地居民垂头丧气。在希尔迪巴德被谋杀之后，鲁吉人艾拉里克（Erarich）过渡性地接过了权力，最后哥特人选择了希尔迪巴德的侄子托提拉（Totila，541或542～552年在位）作为国王。他是东哥特国王当中最出色的军队统帅之一。他的人格魅力以及针对东罗马的积极且颇具希望的抵抗活动不仅吸引着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而且让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大感兴趣——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伟大的“日耳曼”英雄。当然，历史的真相比这种渲染要现实得多。在托提拉主政的时代，意大利境内的人们经历着哥特战争最为可怕的阶段。而在罗马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之后（552年），这片土地已经因为战争中的损失、破坏、饥荒和瘟疫而久久无法恢复生机。

最开始的时候托提拉似乎百战百胜，而对于罗马人来说，原本已经获胜的战争正在变成一场灾难。哥特人、其他“蛮族人”和罗马人都成群结队地投奔这位魅力十足的哥特国王。罗马人的军队是连战连败。托提拉成功地把战场推进到意大利南部。543年，他占领了那不勒斯，而贝利撒留取得的所有胜利似乎都消失殆尽。

此时君士坦丁堡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所有坏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厄运在541～542年间达到了一个人们从未经历过的顶峰。因为在541年年末，腺鼠疫出现在了国都之中。这是历史上对于这种疾病首次较为可靠的记载。接下来出现的惨状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鼠疫暴发之前，国都曾经发生了数次地震。这使生活本就艰辛的人们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对末世的期待再一次兴盛起来。时间已经到了吗？根据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一位大声预言海水即将淹没一切的妇女在君士坦丁堡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祈祷游行中，人们在街道之中来回穿梭，希望以此化解掉可怕的厄运。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541年，埃及的港口城市佩鲁修（Pelusion）暴发了鼠疫。疾病很快就蔓延到了亚历山大和巴勒斯坦，并可能通过水路在年底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它在整个帝国境内一直持续到543年，甚至让波斯战争停了下来——科斯劳在540年的撤军并没有使战争完全停止。从现在起，鼠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帝国肆虐，它在当地扎下根来。一波接一波的疫病不断地在个别地区和城市之中暴发，比如558年在君士坦丁堡，560～561年是在安条克和奇里乞亚（Kilikien）。疫病波及的地区也超出了东罗马的疆域。590年罗马城内也暴发了鼠疫，就算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未能幸免。直到8世纪中期疾病才慢慢消失。然而最为严重的一波就是541～542年的那次。当时的作家们发现“全世界”都遭到了鼠疫的影响。史料中遇难者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当以弗所的约翰说，君士坦丁堡每天有多达1.6万人死亡，或者当普罗柯比认为，一半的帝国居民都在瘟疫中丧生的时候（《秘史》第18章第44节），这些统计显然是有些夸张的。但这样的数据也清楚地说明，人们觉得这次灾难的后果是多么难以想象。他们给出的数据可以被当作“无数”“不可想象”“难以置信”等的同义词。

在现代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猜测鼠疫对人口发展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于这里没有可以利用的数据，要想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十分确定的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总数大幅度减少。最接近真实状况的评估应该是减少了25%的人口。但这仍然只是猜测。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受到打击最大的是城市，尤其是滨海城市。在这些交通节点上，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卫生条件不佳的环境之中，从而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绝佳机会。但也有城市很幸运，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只是它们很可能最终在数年之后新一轮的疾病暴发中倒下了。

通常来说，疫病在越深入内陆的地区传播也越缓慢，但有的地区依然没能避免沉重的损失。以弗所的约翰在瘟疫期间走访了东罗马各地，包括疫情最为严重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他看到了空无一人的村庄、无人耕种的田地，以及受到牲畜疫病影响的牧场。手工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货币不断贬值，基础设施的运行多次崩溃。在有的城市中，比如在君士坦丁堡，公共生活完全停止。许多人为了躲避疫病从城市逃往内陆地区。许多更小一些的居民点因为死难者太多而被彻底抛弃，人们不得不逃往更大型的聚居地。这一切都导致了居住点的地理位置发生改变，其中期效果则是引起了古代城市文化的变更。

在鼠疫之后又发生了饥荒。人们在史料中可以反复看到在6世纪40年代帝国的各个地区中发生的严重饥荒。同时，大量居民的死亡使得军队征兵的工作也举步维艰。在城市中，关于如何埋葬死者的争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根据编年史家狄奥法尼斯的记载，在558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遭遇鼠疫的时候，城中活着的人已经不足以完成埋葬工作了。普罗柯比则记录道，在541～542年间，查士丁尼曾命令他的一位官员带上一个坚强的工作组来完成清理难以计数的尸体的工作。

然而最折磨人的还是恐惧本身。由于人们不了解疾病的原因和它的传播路径，也无法解释一波接一波间歇性的，甚至似乎是有计划的暴发，民众当中的不安感一直在不断增强。由于相继出现了腺鼠疫、肺鼠疫和由鼠疫引起的败血症，而它们的症状、发病过程和死亡率都不相同，且在幸存下来之后通常会但并不是绝对会产生抗体，人们的不安情绪就更加厉害了。以弗所的约翰每天早晨都担忧地问自己，他是否能平安地活过新的一天。当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弃家出逃时，他们都会带上写有他们名字的手环，因为他们害怕万一自己突然死去，会被人扔进无名冢中，或者直接被弃置在大街上。

在史料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总在尝试从这些事件中找到相关的意义，或者至少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点是，鼠疫是上帝放入人间的，而且人们也同意传统的解释模式所认为的上帝的愤怒是源自人的罪恶。以弗所的约翰写下的详尽而且充满悲悯的鼠疫记录就是这样一个解释人类行为意义的范例。在记录每一个具体案例时，他都分析了罪人是如何受到鼠疫的惩罚的，并且毫不遮掩地把鼠疫的可怕尽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便引导读者去选择一种上帝所悦纳的生活方式。

为了躲避上帝的惩罚，许多人都突然转向了极为虔诚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疫情消退之后他们又马上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另一些人则对灾难的原因表达了更多的怀疑，比如历史学家阿加西阿斯（Agathias）就完全无法接受，上帝为了惩罚几个罪人就把无辜的人也一起杀死（《历史》第5卷第4章第3～6节）。有的人甚至完全无法在灾难中看出任何意义，因此在许多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歇斯底里。这可以涉及整座城市（比如542年的君士坦丁堡），并且持续时间可以长达几个月（比如560年在阿米达城）。

也有资料记载，有的人因此又转投异教。即便虔诚如教会史学家埃瓦格留斯也一度在他的亲戚病死后对上天的不公提出了抱怨。还有别的人认为引发鼠疫的就是那些修道士和神职人员，因此也有意避免和他们接触。人们相信，有鬼魂在街上穿行，它们把疾病投在人们身上。有的人甚至声称，他们看到了满载死于疫病的无头鬼的幽灵船。

就连皇帝查士丁尼也在542年感染了鼠疫，而且他的病情显然并不轻。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已经开始商量皇帝的继承人问题。由于贝利撒留和布泽斯在这个问题上相当不谨慎地发表了一些过激的看法，他们也就招致了皇后的怒火。在此之后，布泽斯被关进监狱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贝利撒留则被解除了对波斯战争的领导权——查士丁尼在541年刚刚命他率军抵御科斯劳的入侵。

但皇帝还是挺过了疫病。当鼠疫逐渐消退之后，完全回到过去的日常生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540～542年间发生的灾难已经改变了太多人和事。皇帝原本的乐观情绪如今也让位于一个苦涩的认识：上帝并不仅仅给了他恩宠。而人民也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场灾难。由于它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因为基督始终没有降临，人们也就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灾难的影响甚至变得更大。同时，人们也清楚地看到，皇帝并不能给他的臣民带来帮助，不论是面对保加利亚人还是波斯人，不论是面对地震以及其他自然灾害，还是这次鼠疫。皇帝本人都几乎一病不起。那么上帝是对皇帝发怒了吗？

[1]
安条克的外港，位于今土耳其西代（Side）。

[2]
又译达夫尼、达佛涅，位于今土耳其哈尔比耶（Harbiye）。

[3]
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哈马城附近。

第十章 从皇帝到神学家

查士丁尼似乎认真地问过自己，上帝是否已不再悦纳他了，因为在6世纪40年代初的各种重大失败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政策的改弦更张。他执政早期的积极活动现在变成了一种犹豫不决、被动回应的态度。史料——尤其是普罗柯比、阿加西阿斯和马拉拉斯的记载——记录下了帝国的停滞不前以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恐惧。事实上灾难确实仍在发生，尤其是地震。立法的数量在大幅度下降。相对于教会和宗教政策而言，其他政策——比如对外政策——都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查士丁尼在541～542年失去了自己忠实的追随者卡帕多契亚人约翰和特里波尼安（后者恰恰是死于鼠疫），他也越来越从一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皇帝变成了一个坐在王位上的神学家。普罗柯比曾看到，皇帝“深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和已至耄耋之年的神父们一道在一个大厅里认真地翻阅基督教的经书”（《战争史》第7卷第32章第9节）

[1]

。而史诗和赞颂诗诗人格里普斯（Coripp）也写道，皇帝现在的全部思考都只和上帝有关［《赞美小查士丁》（In Laudem Iustini Augusti Minoris
）第2卷第267行］。的确，在接下来的数年之中，查士丁尼开始写作神学论著，并且十分广泛且毫无顾虑地参与神学辩论。这一变化的标志并不在于皇帝任意地更换牧首，并且甚至是让罗马教宗也受到恶意对待；相比之下，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应该是查士丁尼插手的方式。

在东罗马帝国，教会和国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当君士坦丁大帝还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两者的交会。之后这种交会并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深。君士坦丁是按照传统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来定义自己的角色的，也就是说他应当像古罗马最高祭司一样为祭祀活动和宗教事务尽心尽力；而这些事务的顺利运转最终也会保障国家的存续。虽然皇帝从4世纪晚期开始就不再使用这一异教的头衔了，但与之相关的自我认知却没有改变。同时，君士坦丁也立下了的先例，即皇帝为了解决基督教内部的争议可以主动召开大公会议，甚至可以亲自参加。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国家和教会之间的严格划分。至于两者在西方并不如在东方结合得那样紧密，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帝国自身的虚弱及其最后的覆灭。这种情况下，罗马的主教——从5世纪起他们便可以被称作教宗——也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比如他们可以接过日渐衰微的皇室的职权。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最先有意识地提出“二权理论”

[2]

的是一位教宗［哲拉旭（Gelasius），492～496年在位］，并且他是向东罗马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提出了这一理论。

查士丁尼完全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对自身职责的理解，并且在皇帝对宗教事务的干涉这一问题上，他受命于天的意识也让他的观点变得非常尖锐。对于查士丁尼来说，从所谓“国家”和“教会”二者之间的和谐关联（symphonía
）之中才会产生帝国整体。他在535年以纲领性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看法：“上帝以其天国的恩宠赐予人们的最大礼物就是神职与皇权；前者为属灵的事务服务，后者涉及的是属人的事务并且为之操劳。有着共同起源的这两者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第6号敕令，序言）。然而在他眼中，这一和谐毫无疑问是依赖于作为上帝代表的皇帝，并且由他来领导的。这种观点很不幸地被人们冠以“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us）的名字。

[3]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重要宗教争论在研究当中通常被称为“俄利根争论”和“三章案”。两者的发生时间有重叠，但从内容上看，它们的开展都是相互独立——尽管有的资料并不完全支持这样的观点。

俄利根主义包含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神学哲学观点，人们通常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准确的）提出这些观点的人是伟大的神学家俄利根（逝世于254年）。俄利根倾其所能，以求把（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神和灵魂的解释与基督教的解释统一起来，因此他生前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也多次被教会的机构认定为异端。对于查士丁尼来说，俄利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皇帝之所以现在——也就是说从543年开始——才着手处理它，原因还是在于他从6世纪40年代开始就把注意力基本都转向了宗教和教会事务。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修道士针对俄利根主义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而且争议最终上升到了牧首们眼前。安条克牧首埃弗拉伊姆判定其为异端，而耶路撒冷牧首彼得把教宗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佩拉哲（Pelagius）卷入了争论，而后者又向查士丁尼作了报告。如前所述，皇帝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内容应该早就有所了解。531年，支持俄利根的拜占庭的利奥提欧斯（Leontios）和著名的苦行者萨巴斯（Sabas）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招募了一群信众，而且应该已把触角伸向了皇宫。尤其是，活跃的俄利根分子狄奥多罗斯·阿斯基达斯（Theodoros Askidas，逝世于558年）不久之后就成了皇帝的一名亲信。但尽管如此，查士丁尼在543年年初发布的专论中还是批判了俄利根主义。这份专论是以诏书的形式发布的，因此也具有法律效力。553年，在第五次跨教派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俄利根主义还遭到了一次批判。

今天我们很难评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料中的记载把狄奥多罗斯·阿斯基达斯的一次阴谋视为“三章案”的原因；现代的研究却认为这是查士丁尼所作的与一性论者和解的尝试。两种解释都不是十分可信：史料中呈现的阴谋论看起来太过精致，以至于让人无法相信这种说法是基于确切的事实。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使用拉丁语的西方作者迦太基的利柏拉图斯（Liberatus）和北非主教法昆都斯（Facundus）。似乎为了弥补他们对复杂的神学辩论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及政治运作理解上的不足，他们就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场宫廷阴谋。这也基本符合古代历史写作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解释为个人行为的特点。而现代解释所提出的皇帝尝试与一性论者和解的说法之所以也不成立，是因为不仅在一般的资料中，而且即便是在查士丁尼自己的文字中，我们也找不到可以支持这一说法的一点信息。相反，查士丁尼关于一性论者的言论显示的更多是和他们关系的疏远以及对他们极大的厌恶。

所谓的“三章”（拉丁文为capita，意为“头部”），是指一些被怀疑带有聂斯托利主义的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更具体地说，他们分别是埃德萨的依巴斯（Ibas von Edessa，卒于457年）、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罗斯（Theodoros von Mopsuestia，卒于428年）和知名的教会史学家居鲁斯的狄奥多瑞特（Theodoret von Kyrrhos，卒于466年）。狄奥多瑞特和依巴斯的学说在迦克墩公会议上是获得过认可的。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依然是迦克墩公会议的后续影响。根据史料，狄奥多罗斯·阿斯基达斯大概正在准备为被批判的俄利根主义复仇，其方法正是把迦克墩的会议决议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为了获得认可迦克墩公会议的皇帝的支持，这次攻击必须在外表上看起来像是在反对聂斯托利主义和维护迦克墩决议。因此也就有必要特别指出“三章”中带有聂斯托利主义的内容，从而让皇帝更愿意批判它们。

如此一来，皇帝就会被诱入歧路，并且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采取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行动，即撤销大公会议上的重要决议。

这一说法之所以不可靠，首先是因为查士丁尼很早就已经了解“三章”的问题了，因为这在532年他与塞维罗斯派的对话中出现过（见上文第四章）。但就像在俄利根主义的问题上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皇帝直到现在才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544～545年间，皇帝拟制了第一份批判“三章”的专论，并要求五位牧首都签署它。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可怕的，更何况查士丁尼已经（成功地）要求过主教们在他批判俄利根主义的诏书上签字。君士坦丁堡牧首梅纳斯（Menas，536～552年在位）起初想先等教宗表态。但在被哥特人围攻的罗马城中，教宗维吉吕（Vigilius，537～555年在位）于545年的一次弥撒中被捕，并在547年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虽然帝国用隆重的仪式迎接了他，他却在君士坦丁堡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生活。最开始的时候，教宗和梅纳斯相互否认了对方的圣职，

[4]

但几个月之后他们又重归于好。教宗于548年4月11日在其《判决》（Iudicatum
）一文中批判了“三章”，但这也使他在西方教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比如550年的一次非洲主教会议就决定开除其教籍。迫于这一压力，维吉吕收回了《判决》一文，并和查士丁尼共同决定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在此之前，所有对“三章”的攻击都应该停止。维吉吕则向皇帝保证，在这次大公会议上支持对“三章”的批判。然而当皇帝在551年夏天发布了一道关于正确的信仰的新谕令之后，教会内的冲突再度激化。这尤其体现在维吉吕和阿斯基达斯的冲突中。维吉吕取消了梅纳斯和阿斯基达斯的神职；但教宗自己为了躲避对方支持者的威胁也不得不多次出逃，否则他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最终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还是拉开了帷幕，历史上把它称为第五次跨教派大公会议（553年）。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接替于552年去世的梅纳斯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尤提丘斯（Eutychios）。皇帝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协商活动，但在为召开会议所写的诏书中，他已经明确提出了会议应该达到怎样的成果：大公会议应当支持对“三章”的批判。由于许多人抗议西方教会的代表人数不足，维吉吕自己也没有直接参加会议。他托人交给大会的一份协定建议（Constitutum
I）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任何注意。最终的决议是按照查士丁尼的意思拟定的。当维吉吕在553年12月和554年2月反复表示自己对大公决议的支持时（Constitutum
II），他已经是身心俱疲了。皇帝现在派人把他送回罗马，可是这位不幸的教宗在返回的途中就在叙拉古去世了（555年）。他被人们认为是一位弱势教宗，一位没能在面对皇帝时清楚地表明和坚守自己的态度的教宗。他的继任者是佩拉哲（556～561年在位）。他本来是一位大力支持“三章”的教会人士，但皇帝让他出任教宗的提议最终也让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在罗马，他的地位主要是由皇帝的军队来维护的。意大利的几个主教区甚至因为反对他而与教会分裂；在意大利以外，他的声望也颇为有限。

查士丁尼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即便这依靠的是大量针对身体和心理的暴力。无论如何，亚历山大牧首左伊罗斯（Zoilos）和耶路撒冷牧首玛卡里欧斯（Makarios）成了这场争论的牺牲品，并且失去了他们的主教职位。

如果说，皇帝并不是掉入了阿斯基达斯处心积虑设计的陷阱之中，也不是为了寻找和一性论者之间的新的平衡的话，为什么皇帝花了如此大的气力来处理这一问题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注意查士丁尼对于自己来自上帝的使命的特殊认识。他的个人信仰应当变成帝国里所有人的信仰。

对于他个人来说，最关键的是要保证迦克墩教理在面对一性论和聂斯托利派的挑战时能保有稳固的地位。为此，他还试图按照亚历山大的神学家西里尔（Kyrillos）的理论来解释迦克墩的决议。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解释会导致一些一性论的信条，但是皇帝本人却完全不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对他来说，他对迦克墩决议的解释——人们把它称为“新迦克墩”教理——毫无疑问是最为符合正教（正确的信仰）的解释。

皇帝的宗教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复。553年，他甚至借着一次犹太教内部关于祭祀中应当用哪门语言来诵读《圣经》的争论，立法来规范犹太会堂中的祭祀活动（第146号敕令）。他还尝试与波斯神学家对话。他的最后一次重大举措是在564年年末或565年年初发布的关于“不朽论”的谕令：皇帝在谕令中明确支持这个认为基督的肉身不会腐朽的一性论支派。长久以来，大多数一性论者——尤其是塞维罗斯——都批判了这个支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也并不是在寻求和一性论者的和解。查士丁尼再次要求所有主教都要接受这道谕令，但这又导致了新的冲突。所有东方教会的牧首都迟迟不肯从命，而第一个因此遭到流放的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尤提丘斯。但这一次，皇帝的去世最终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人们常常把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发展路径描述为“之”字形。第一眼看来，从对“神受难论”的支持到最后关于“基督肉身不朽”的谕令，皇帝的政策确实留给人这样摇摆的印象。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皇帝的意图是要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在他眼中不可动摇的迦克墩决议按照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并且同时要抵制一性论，那么他的宗教政策（除了最后关于“不朽论”的谕令）则呈现着非常强的一贯性。

之所以从6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越来越主动和强硬，是因为——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一解释——540～542年间帝国受到了一系列打击，并向皇帝自身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正如他把执政初期的胜利解释为上帝的恩赐一样，如今的灾难也必须被看作上帝的惩罚。而皇帝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1]
此处中文翻译引自普洛科皮乌斯（普罗柯比）《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745页。

[2]
教宗哲拉旭宣称教权与王权共同统治着世界，教宗与国王是并立的神圣力量，其权威皆由上帝授予。

[3]
作者此处并未进一步说明这一称谓为何不当，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皇帝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东罗马的皇帝不能被看作教会的绝对领袖。

[4]
教宗维吉吕开除了梅纳斯的教籍，梅纳斯则将维吉吕的名字从记录着主教名单的双联画（Diptych）上去除。早期教会中，人们常把主教、殉教者等品行出众的基督徒的姓名刻在可折合的双联画上，以供瞻仰和祈祷。后来发展为只有不受争议的、信仰正统者的姓名可被刻在其上，因而除名的做法意味着将该人视为异端。——编者注

第十一章 退守中的东罗马

在征服了汪达尔人之后，查士丁尼在534年4月颁布的两项法令中（《查士丁尼法典》第1卷第27章）把征服的领土重新规划为由七个行省组成的非洲行政大区（praefectura praetorio Africae
）。然而出乎皇帝意料的是，武装冲突并没有随着汪达尔政权的终结而停止。在贝利撒留于534年回到了国都之后，他的侍从所罗门（Solomon）接过了军队统帅（magister militum
）和非洲大区行政长官（prafectus praetorio Africae
）的职务，换句话说，他获得了极大的军事权力和民事权力。所罗门着力于清除汪达尔政权的残余势力、阿里乌教派和异教徒。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建造属于东罗马的行政机构和税收系统。这两项工作都在财产遭到没收的汪达尔人、阿里乌派的神职人员、异教徒、犹太人和尚未得到佣金的东罗马士兵之中引发了诸多不满。更糟糕的是柏柏尔族的摩尔人带来的威胁。汪达尔人本就没能成功地应对这种威胁，而柏柏尔人此时也控制了毛里塔尼亚

[1]

的大部分地区，并一再到拜扎凯纳（Byzacena）和努米底亚（Numidia）进行抢掠。之后他们又迁徙到了这些行省以南的沙漠山区之中。所罗门在535年还是获得了两次对他们的重要胜利，并把他们赶出了拜扎凯纳。他那些更具有进攻性的计划却并未能成功实施，因为536年年初在罗马人的军队中发生了一次哗变，而大量的柏柏尔人、汪达尔人和奴隶都迅速地加入了骚乱。造反者的要求之一是，与汪达尔女人结了婚的罗马士兵应当有权获得原来属于汪达尔男人的地产。同时，阿里乌派的士兵也认为自己在罗马人的军队里受到了歧视。所罗门相当惊险地逃过了一次暗杀，并失去了对他的军队的控制。叛乱者拥立曾做过罗马将军马丁努斯（Martinos）贴身侍卫的斯托查斯（Stotzas）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从西西里来到北非的贝利撒留只能保证短暂的稳定，因为很快他又必须回到西西里岛上参与战事。查士丁尼此时派遣他的表弟日耳曼诺斯前往叛乱之地，而通过支付佣金、承诺优待和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日耳曼诺斯终于成功地结束了叛乱。当皇帝于539年召回日耳曼诺斯之后，所罗门再度回到了北非。这次他的统治一直平稳地持续到了543年，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也积极地巩固罗马人的统治。摩尔人被驱逐到了更遥远的地区，城市和边境要塞也都得到了修缮。但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严重的柏柏尔人叛乱，一部分原因是所罗门的侄子塞尔吉欧（Sergio）制定的不甚明智的政策。情况很快就进一步恶化，而且斯托查斯再次冒了出来。所罗门在544年的一次战斗中阵亡，而东罗马的其他将领的无能——包括所罗门的继任者塞尔吉欧，查士丁尼在545年派来的元老阿雷欧宾德斯（Areobindos）和雄心勃勃但城府很深的亚美尼亚人阿尔塔班尼（Artabanes）——使局势彻底陷入了混乱。直到约翰·特罗格利塔（Johannes Troglita）在546年年末接管非洲事务，这一地区才逐渐进入一个较长的稳定期。新的暴乱直到563年才出现，并且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特罗格利塔是查士丁尼麾下最有才能的将领之一。非洲的诗人格里普斯把他的功绩用拉丁文永恒地记录在了史诗《约翰》（Iohannis
）之中。这部作品上承伟大的古典史诗传统，成了晚期古典文学的一座宏伟丰碑。

大量的暴乱和战争给非洲行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普罗柯比赞颂了特罗格利塔的成功，但他也抱怨道，战争已使这一地区失去了原来的居民（《战争史》第8卷第17章第20～22节）。格里普斯在他颂扬查士丁二世的诗歌中也仍然提到“悲惨的非洲人”（miseri Afri
，见《赞美小查士丁》之“赞美阿纳斯塔修斯”第37行）。此外，查士丁尼这时因为“三章案”的问题和非洲的主教们闹得十分紧张。似乎直到6世纪末非洲才重获一定的富裕、繁荣。

然而更为沉重的负担还是来自和波斯人持续的对抗。科斯劳于540年发起的毁灭性攻击不过是一系列漫长而又极为艰苦的战斗的开端。541年，波斯人就向位于黑海东部、受东罗马控制的拉齐卡王国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黑海要塞佩特拉（Petra）。波斯人的铁骑是拉齐卡国王古巴泽斯（Gubazes）亲自找来的，因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罗马的压力。同时，贝利撒留在541年年初也来到了东部战场，并攻入了波斯境内。虽然他没能占领尼西比斯（Nisibis），但罗马人还是成功地攻下了西绍拉农要塞（Sisauranon）。但是军队中出现的违纪和疾病等情况使贝利撒留不得不撤退。到了542年年初，科斯劳又开始袭击罗马人。由于贝利撒留设下了一个巧妙的骗局，而且波斯人也害怕正在东罗马境内肆虐的鼠疫，科斯劳最终再次决定撤军。此时贝利撒留也被召回了君士坦丁堡，原因似乎是他在查士丁尼感染鼠疫时太过公开地讨论谁该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见上文第九章）。马丁努斯接替他领导东部的军队，并在543年举大军进攻亚美尼亚。可他却在安格龙（Anglon）遭遇了灾难性的打击。544年科斯劳再次主动出击，但是他围攻埃德萨的计划也同样失败了。当约翰·特罗格利塔数度击败波斯人之后，科斯劳终于愿意重新与东罗马议和。545年的和谈结果是订立一份为期五年的停战协定，但它不涉及拉齐卡地区的问题——科斯劳对此另有打算。无论如何，人们期待未来可以开启新的和谈来解决争端。尽管最终达成了协定，但查士丁尼为此需要支付5000磅黄金。然而鉴于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了西部，而且鼠疫造成了大量损失，这已经是皇帝可以争取到的最好的协定了。

在拉齐卡的冲突一直持续不停。古巴泽斯不久之后就发现，相较于波斯军队，还是罗马驻军对自己的王国更为有利（波斯人似乎还有强迫拉齐卡人迁徙的计划），因此转而向查士丁尼求救。皇帝在548年派了一支军队增援拉齐卡人。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他们夺回了佩特拉要塞，却在其他方面卷入了和波斯人互有胜负的拉锯战。

到了551年，双方把545年签订的协定又延长了五年，但拉齐卡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波斯人再次要求东罗马赔偿2000磅黄金，并且针对两次协定之间的一年半时间，他们还另外索要了600磅。现在人们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东罗马实际上需要向波斯纳贡，具体来说一年需要输送400磅黄金。

同时，拉齐卡战场的硝烟仍在弥漫。555年，拉齐卡国王古巴泽斯因陷入了罗马将军设计的圈套而丧命（古巴泽斯之前曾向皇帝抱怨过这些将领的无能），拉齐卡人为此愤怒不已。一个皇帝委派的调查组判处鲁斯提库斯将军死刑，并褫夺了马丁努斯的军权。尽管如此，罗马人还是渐渐获得了一些胜利：他们于556年成功控制了拉齐卡的大部分地区。到了557年，他们甚至顺利地通过和约结束了战争，并且和约依据的是对罗马人有利的既定状况。不过人们期待已久的最终和约仍需要经历漫长的具体谈判，在罗马人的推动之下，它才终于在561年年底正式生效。

东罗马的使臣彼得·帕特里克通过谈判确立了50年的和平期限，但罗马人每年需要交付3万金币——这比之前的每年400磅要更多。但除了这项沉重的财政负担，罗马人还是可以对和约内容感到满意的：他们在拉齐卡的势力没有受到影响，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也获得了宗教自由。尽管如此，这份新的和约还是没有办法跟原先的“永久和平”约定相比：原来罗马人一次性交付给波斯人的用于抵抗外部入侵者的共同防御工作的费用，现在变成了一年一度的纳贡。

东罗马便是如此从自己无法战胜的邻居手中用高昂的代价买来了和平。

552年，查士丁尼接到了来自西哥特王位争夺者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的求助信——他试图挑战国王阿吉拉一世（Agilas，549～555年在位）。于是皇帝派出了一支军队开赴西班牙。对此，文献中常见的分析并不准确，因为这支军队的目的大概并不是重新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查士丁尼自己也应该很清楚，他在550年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这样一项计划。而且让年过八十的外交官里贝留斯（Liberios）统领这支军队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次出征的目的应该并不十分远大。可能他们的任务只是保证东罗马统治下的非洲地区不会受到西哥特人的进攻。早在547年，西哥特人就跨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并攻击了塞卜泰城［Septem，今天属于西班牙的休达城（Ceuta）］——因此这样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罗马人成功地占领了几座城市以及它们的腹地（卡塔赫纳、马拉加以及科尔多瓦）。在阿塔纳吉尔德（他逝世于568年）登上了西哥特的王位之后，他就立即致力于赶走罗马人，并且的确夺回了一些领土。大约从625年开始，西班牙全境又重新成为哥特人的领地。东罗马的西班牙行省因此也只是昙花一现。

在这期间，东罗马与东哥特之间新燃起的战火使意大利遭受着日益严重的创伤。整个亚平宁半岛，也就是说包括意大利的南部，都陷于残酷的战争。城市遭遇了围攻、占领和可怕的抢掠，饥荒也在四处扩散。如果要讲述这场第二次哥特战争（541/542～552年）沉重而起伏不断的历史的话，恐怕得另写一本书才行。多年来，交战双方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让战事获得一次决定性的了结。在第一次哥特战争中（534～540年），哥特人的损失过于严重，而查士丁尼派往意大利的军队人数又不足，更何况他们还处于许多虚荣好斗的将领的领导之下。

544年，贝利撒留重回意大利战场，然而他对战事的领导依然停滞不前而且极其散漫。托提拉成功地和法兰克人达成了和约，这样他就不用担心在自己身后的意大利北部遭遇敌人发起的袭击。546年年末，他重新夺回了罗马城，这场胜利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尽管如此，查士丁尼仍然不愿意和哥特人展开和谈。同时，贝利撒留加强了罗马人的军事行动，以至于托提拉在短暂地考虑彻底毁灭罗马之后，最终在547年不得不弃城而走。这是他在哥特人中的威望第一次受到损伤。此时，双方都开始大力动员下层的农民和奴隶，这也——大概是不正确地——赋予了托提拉奴隶解放者和社会革命者的声誉。事实上，这些努力只是为了补充日益减少的兵力储备。

贝利撒留没能说服皇帝派遣更多的支援力量。548年，他派自己的妻子安东尼娜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能通过她的密友狄奥多拉获得一些支持。然而当安东尼娜到达国都的时候，皇后已经去世了。安东尼娜大概说服了查士丁尼召回这次征战不顺的贝利撒留。对这位将军来说，哥特战争就这样在549年结束了。曾经敬仰他的普罗柯比对544～549年间缺乏决断力的贝利撒留显得极为失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在君士坦丁堡离职卸甲，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550年年初，托提拉再次成功地占领了罗马。他开始宣扬由哥特人和罗马人共同分享罗马城，并向东罗马提出和谈建议。可是查士丁尼依旧固执己见。他现在任命对自己忠贞不二的表弟日耳曼诺斯为意大利军队的统帅。在536年的非洲兵变事件中已经为皇帝立过大功的日耳曼诺斯主张让被征服的哥特人更长期地融入东罗马帝国。在这方面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他和哥特公主玛塔松塔——狄奥多里克的外孙女——的联姻。

他从查士丁尼手中接过了全新的军队，并开始向意大利进发，但在途中不幸病故。

查士丁尼此时打出了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他派遣宫廷总管纳尔西斯出任军队统帅。这位来自波斯亚美尼亚的宦官在尼卡起义时曾解救皇帝于危难，也曾经在受命加入第一次哥特战争之后和贝利撒留起过严重的争执（见上文第七章）。纳尔西斯是狄奥多拉的亲信，他十分虔诚，也建立过修道院。然而人们却指责他有一性论的倾向：在亚历山大牧首弟茂德四世去世之后，他曾经支持过——这当然是奉皇后之命——继任的一性论牧首狄奥多西。虽然他没有受过任何传统的教育，但纳尔西斯是一位聪明的战略家和组织者，这也让他获取了大量财富。

纳尔西斯的战争计划非常简单，但相当有效：帝国的军队应当从北向南“席卷”整个亚平宁半岛。皇帝这次向他提供了充足的军队，因此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尽管哥特人不断地采取骚扰行动，但纳尔西斯向南的推进过程显得不可阻挡。552年6月6日，拉文纳被罗马人攻破。数日之后，纳尔西斯又带兵直奔罗马。托提拉也出城与纳尔西斯正面厮杀。在被称为“高卢冢”（Busta Gallorum
）的高地上，两军最终准备开始决定性的一战。为了给援军的到来赢得更多时间，托提拉在战场上进行了一场怪诞的骑术表演。最后哥特人的骑兵发起了进攻，但被罗马人的箭雨挡了回来。在撤退的过程中哥特人阵脚大乱，而罗马人则大开杀戒，只有少数哥特人逃出了罗马人的围追，其中就有身负重伤的托提拉。几个小时之后他伤重而亡，并被他的随从们葬在了卡普雷［Caprae，今天的卡普拉拉（Caprara）］。即便是普罗柯比也对他表示了真诚的敬意。他写道：“他所遭遇的死亡却是配不上他过去的成就的……而且他的去世和他的事业是不相称的。”（《战争史》第8卷第32章第28节

[2]

）

哥特人现在拥立德亚（Teia）为新的国王，在纳尔西斯推进的过程中他负责率军守卫维罗纳。德亚试图和法兰克人结成联盟，并处死了托提拉劫为人质的300名罗马儿童。一些罗马元老也被杀害。522年10月，在靠近萨莱诺的拉克塔留斯山（Mons Lactarius）上，哥特人遭遇了纳尔西斯的军队。德亚在换盾牌的时候被杀，但哥特人仍然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纳尔西斯准许近千名哥特人离开意大利，其余的哥特人则向罗马人投降。

554年，查士丁尼颁布了一道帝国法令（Constitutio Pragmatica
），以便重新规划意大利。纳尔西斯先是留在了亚平宁半岛。他着手建设东罗马的行政机构，于553年击败了入侵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而且到562年为止清除了在北意大利哥特最后的抵抗基地（维罗纳和布雷西亚）。意大利重新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这片土地以及帝国本身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查士丁尼把他的军队集中用在波斯和意大利的战场时，帝国的其他地区大多处于基本没有保护的状态。尤其是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帝国北翼，那里变成了一个持续出现动乱的区域。色雷斯、伊利里亚和希腊是最常遭受攻击的地区。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这些地方甚至每年都会遭到外族入侵（但这肯定是夸张的描述）。而且这些侵略者通常都是一些为了抢劫而聚集起来的大小不一的队伍；他们的族裔也不能得到清楚的确认。史料当中提到的包括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保加利亚人和匈人。但是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逐渐聚集起来的，其成员的来历也往往是非常复杂的。6世纪40年代时似乎发生了特别严重的侵略（见上文第九章）。最终在559年，当保加利亚的库提古人一路烧杀抢掠，攻进了默西亚（Moesien）和色雷斯，并且开始分部前进的时候，情势也开始变得对君士坦丁堡充满威胁。一部分入侵者一直深入希腊的腹地，直至温泉关才被阻挡下来。另一股入侵者一直攻打到了“长城”脚下并试图向君士坦丁堡挺进。这时的国都基本上是没有设防的。在这紧要关头，皇帝最后一次请年迈的贝利撒留出战，而这位将军再次证明他的战术和战略仍然如旧日一样出色。带着少数紧急征召来的士兵，他成功地击退了敌人，保住了国都。

在他统治的末期，查士丁尼如果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让外邦人的军队相互争斗的话，也会试图在一切可能的时候用金钱向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换取和平。同时，他也试图用一条边境要塞构成的纽带来保护帝国。但仅凭帝国自身的力量，他已经无法积极地保卫北部的边界了。

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来说，库提古人于559年的入侵只不过是一系列恐怖和灾难事件中的一个高峰。大地震在557年已经给国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不幸坍塌，但在562年被重新修好。558年鼠疫再度侵袭君士坦丁堡。当地的人民已经筋疲力尽且又胆战心惊。自称为先知的人在四处游荡，并且宣告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富裕的市民抛弃了世俗的一切并脱离社会成为苦行者。到处充斥着惊慌和恐惧的情绪。就算是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坏消息也依然接连不断。地震、鼠疫、饥荒、海啸、洪水以及日食、月食和彗星的出现都让帝国的臣民大为不安。536/537年的一次火山爆发或者陨石坠落导致太阳被遮蔽长达数月，并对气候和农事都造成了相应的影响。551年发生的多次地震摧毁了希腊中部的多个地区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在同一年里，一次海啸让科斯岛成了一片汪洋。然而不管人们有多么恐惧和多么期待，世界末日始终没有到来。而皇帝则日益成为批评的中心。

[1]
此处指的是古典时代的毛里塔尼亚（包括今天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不是现在的国家毛里塔尼亚。

[2]
此处译文引自普洛科皮乌斯（普罗柯比）《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913页。

第十二章 退守中的皇帝

查士丁尼是一切灾难的原因吗？皇帝是否过分激烈地推行了他那有时难以归类的神学理念，以至于现在上帝决定惩罚他了？他是否已不再虔诚，因此也就失去了他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人们是否要像普罗柯比在《秘史》中所写的那样，把皇帝视为反基督，亦即把他视为众魔之王呢？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从6世纪40年代开始，皇帝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而且这些批评并不仅仅来自被皇帝边缘化的传统帝国精英的阵营。这不仅在难以解读的《秘史》中可以看到，而且也体现在普罗柯比的其他一系列言论中，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毫无偏见的作者如以弗所的约翰、约翰·马拉拉斯和罗曼诺斯·梅洛多斯的作品中读到这一点。国都的气氛恶化得尤其厉害。皇帝能量的日渐消退也是越来越明显。他的改革和立法工作——这点我们已经提过——在542年之后就大幅减少，而对外政策的形势也是日渐紧张。同样糟糕的是，查士丁尼失去了一系列能干的支持者，并且也不能很好地弥补这个人事方面的损失。皇帝再也没能找到新人来很好地取代像卡帕多契亚人约翰（541年被撤职），特里波尼安（542年去世），建造索菲亚大教堂的特拉勒斯人安提莫斯（558年去世），军队统帅蒙多斯（536年战死）、西塔斯（538/539年战死）、所罗门（544年战死）以及一再遭到雪藏的贝利撒留这样的人。皇帝已经失去了他在处理人事问题时的妙手。

逐渐加深的不满最终在君士坦丁堡转变为阴谋和叛乱。549年，两名亚美尼亚人——阿尔萨克斯（Arsakes）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投机者阿尔塔班尼（见上文第十一章）密谋行刺皇帝。他们的动机完全是出自个人的，因此作为典型的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被提拔起来的新精英，他们也不能在传统的由元老构成的上层社会中找到任何支持。他们的谋杀计划最终被发现了，但查士丁尼并没有通过严惩以儆效尤。相反，阿尔塔班尼甚至在不久之后还获得了很大的军事领导权。

准备更加充分，因此也更加危险的一次阴谋发生在562年。这次有重要的元老参与其中。在被发现之后，这引发了大量的告密行为；其中也有人提到了贝利撒留。这次查士丁尼把他的怒火烧向了这位忠诚的且很有可能是错误地遭到了指责的将军。贝利撒留失去了他的贴身侍卫，并且被软禁在家中。直到563年他才被正式平反，而真正策划袭击的人在仕途上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查士丁尼此时已经不再能针对有影响力的元老采取强硬措施了吗？

国都的居民从547年起就不断表达他们日益增长的不满。自尼卡起义发生以来，15年已经悄然过去。人们对于当时那场设计好的血案的记忆也在慢慢淡去，至少其恐吓的效果已经不复存在。从现在起直至皇帝去世，君士坦丁堡中就不断发生暴乱和起义。而编年史家们也暗示，政府的反应越来越表现了它的无能为力。6世纪30年代查士丁尼所采取的毫无顾忌的强权政治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一个社会在经受困苦和压迫的时候，把相应的原因归结到统治者的头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现象。相反，最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统治者怎样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批评中解脱出来，并且回应对于他自身的批评？查士丁尼为此采用了多种策略。首先，他试图疏导针对他自己的攻击，并把它们引到少部分人身上。比如在第77号敕令中（它大概是在542年到550/551年之间颁布的），皇帝就把当下灾难的缘由归结为一部分人目无上帝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引发了饥荒、地震和鼠疫，从而让无数无辜的人也陷入了苦难。这道敕令指向的是同性恋者和不敬上帝的人。同样，明确提到了557～559年发生的地震、鼠疫和战祸的第141号敕令（于559年颁布）瞄准的也是同性恋者。

信奉古老宗教的人同样受到了严酷的对待：545/546年和562年发生的大规模的迫害异教徒的活动显然是为了把积累起来的怨气有目的地转移到这些异教少数派头上。最明确地支持这种解释的理由是，这些迫害活动具有极强的公开性。这在焚毁书籍、画像和游街示众一类的措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528/529年发生的迫害活动中，人们似乎并没有使用这种严厉的、有着强大公众影响力的措施，那次迫害的真正原因大概是基督教传教的思想和政治上清洗的需要。不论如何，在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关于这次迫害的宣传措施的记载。

为了获得广泛的影响，皇帝在小亚细亚地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传教活动。这次运动的规模让查士丁尼的其他更为常规的传教活动相形见绌。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基督教皇帝就把对异教徒传教当成了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查士丁尼对自己来自上帝的使命有着特别的认识，他也就特别积极地开展这项活动。而且通过传教活动，许多邻国都能和东罗马结成联盟，就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联合一样。早在522年，拉齐卡国王察斯（Tzath）就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洗礼；528年，匈人格罗德（Grod）跟随其后，赫鲁利人格雷佩斯（Grepes）同样皈依了基督教。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居住在高加索地区的扎尼人（6世纪30年代）和阿布哈兹人（6世纪40年代）都信奉了基督教。位于北非［比如奥吉拉（Augila）］和埃及［菲莱（Philae）］的异教徒中心也被全部清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生活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族群在6世纪40年代初的皈依。在这个群体中，狄奥多拉支持的一性论传教者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和皇帝派遣的“正教”教士展开了竞争。要想知道东罗马在宗教问题上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人们可以回想一下查士丁一世在524～525年间是如何支持信奉基督教（一性论）的阿克苏姆人（他们居住在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的地区），如何反抗血腥屠杀了基督徒的霍姆利特人（在今天的也门）的。在东罗马的援助行动取得胜利之后，霍姆利特人就在亚历山大牧首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一性论派。

在6世纪的时候，“传教”不应被仅仅理解为让异教徒改信基督教；更多时候这也指让信仰一性论的基督徒改信迦克墩教理。皇帝和皇后之间的宗教分歧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两个教派都在进行自己的传教活动，而且查士丁尼严厉的宗教政策最终也使得在帝国的东南地区出现了独立的一性论教会。为此，泰拉（君士坦提那城）的约翰（Johannes von Tella，逝世于538年）早就开展了大量传教活动。阿拉伯王公哈里斯于541/542年向狄奥多拉请求派遣一些一性论的传教士，并最终得偿所愿。此后，在遭到流放的亚历山大牧首狄奥多西（逝世于566年）的支持下，以雅各布·巴拉戴欧斯（他的名字直至今天仍然和叙利亚的一性论教会——“雅各布教会”联系在一起）和阿拉伯的狄奥多罗斯为代表的一性论者在各地不知疲倦地行走，并且培养新的一性论神职人员。

如上文提到过的，6世纪的种种传教活动中规模最大的当数以弗所的约翰在小亚细亚（因此也是在罗马帝国内部）的工作。此时查士丁尼迫于鼠疫的灾情，不得不特别表现自己热衷于传教事业，并试图以此驳斥那些指责他不再虔诚因而受到上帝的重罚——其中包括他自己感染了鼠疫——之类的批评。

他特别在鼠疫肆虐的542年把大量资产给了我们已多次提到的以弗所的约翰，并让他到小亚细亚开展传教活动。后来发起了545～546年间的迫害活动的约翰因此也清楚地认识到鼠疫和向异教徒传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他超额完成了任务，并在之后宣扬自己成功地让7万人皈依，建立了大概100座教堂和12个修道院。由于在鼠疫期间人们需要看到迅速而壮观的功绩，查士丁尼对约翰信奉的是一性论这个情况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6世纪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让东罗马的宗教活动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也是从东罗马转向拜占庭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对末世的期待——尤其是500年时（见上文第三章）——并没有实现，基督教的纪年法不可避免地崩塌了。这导致人们普遍地对事件编年表现了极大的质疑：查士丁尼在537年也认为不得不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第47号敕令），修道士狄奥尼修斯·依希格斯则引入了以基督出生年份为基准的（但起初传播并不广泛的）纪年法。但引起改变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一种受到不可控制的力量和不明因素支配，得不到任何保护的感受越发强烈，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深居君士坦丁堡宫中并且只关注他感兴趣的神学问题的皇帝已经日渐无力保护罗马人。540年安条克被攻陷所带来的创伤深重而久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寻求新的、多数情况下是由神明给予的保佑。外敌对缺少防御的罗马城镇的进攻所带来的可怕经历似乎确实推动了拜占庭崇拜圣像这一传统的发展。过去把城市看作一个统一的宗教共同体的异教想象再次兴起，只是现在它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6世纪末，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留斯便写道：波斯人于544年围攻埃德萨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埃德萨的居民手中有一幅能行奇迹的基督圣像（《教会史》第4卷第27章）。大概从6世纪中期开始，帝国的其他地方同样出现了守护整座城市的能行奇迹的圣像（所谓的Acheiropoíeta
，即不是由人类创造的画像）、圣骸和圣十字架的残部。

与此同时，对圣母的崇拜也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国都人民本来从5世纪开始就特别重视马利亚，而且许多马利亚的遗物（如衣服、腰带）早早就被带到了君士坦丁堡。特别是541～542年间的鼠疫，它似乎迅速地加深了人们对马利亚的虔敬程度——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也有同样的效果。以弗所的约翰记载道，在鼠疫期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都把马利亚当作了他们的守护神，从而专门向她求救。如果查士丁尼不想任由人们批评他不再虔诚的话，他就不得不对人们的这些变化作出回应。一系列的见证都表明了皇帝正在逐渐增加这方面的举措。比如在他写于6世纪50年代初期的歌颂查士丁尼的作品《建筑》中，普罗柯比就明确地说道，崇敬圣母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建筑》第1卷第3章第1节），并在书中列举了皇帝下令建造的最为重要的马利亚教堂。在这一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开展的所谓“献主节改革”：542年，也就是鼠疫肆虐的这一年，皇帝把这个节日（“献主节”，即纪念马利亚洁净期满，将婴儿耶稣带往圣殿献给上帝）从2月14日改到2月2日，从而严格地遵守了圣诞节（它在许久之前就从1月6日被改为了12月25日）和献主节之间相隔40天的规定。同时，他把这一原来属于基督的节日庆典改为一个马利亚的节日，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忏悔游行活动。如此一来，皇帝就清楚地向众人展示了他自己对马利亚的虔诚信仰，从而和同样崇敬马利亚的人民——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人民——站到了一起。一份12世纪末或者13世纪初记录马利亚神迹的文书，就把君士坦丁堡内鼠疫的消失归因于查士丁尼的献主节改革所引入的庆典活动：马利亚游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的人们确确实实相信是在圣母的帮助下才战胜了鼠疫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证实：当590年罗马发生鼠疫的时候，时任教宗额我略一世（590～604年在位）就照搬了这一游行仪式，并且被认为是再度获得了成功。

同样，把“圣母领报”（Euangelismos
，3月25日）确立为一个有着盛大庆典的节日也是查士丁尼时期（大概是在530～550年）的事情。继任的皇帝们都继承了这个尊崇马利亚的传统。君士坦丁堡也就变成了“圣母之城”。

图8 在圣狄奥多尔和圣乔治之间的圣母端坐于王位之上，这幅圣像完成于6世纪下半叶

查士丁尼的另一条消解对他的批评的策略可以用一个关键短语来概括，即“将皇帝神圣化”。这一发展对于研究从东罗马到拜占庭的转变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至少意味着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皇权最终被拜占庭装点得更为神圣的皇权所取代。查士丁尼时代晚期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大概在540年前后）都表明，查士丁尼逐渐让人把自己的形象描绘得如同基督一样。比如在一件540年制成的执政官双联画（在宣布执政官正式上任时使用的一件象牙板饰品）中，皇帝就和基督处在完全相同的高度上，这在许多情形中都会暗示人们皇帝和基督的肖像是完全可以互换的。

诗人保罗·西论提阿里乌斯在他562年写就的《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描述》中描绘了一位远离世俗世界的皇帝，他“像上帝一样”从高处俯视着罪人们（第47行）。皇帝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位超验的神明了。

同时，查士丁尼也逐渐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位圣洁的人，一位与上帝时刻保持紧密联系的苦行者，一位拥有上帝赐予的治愈病痛和施行奇迹的力量的人。这在普罗柯比《建筑》一书中便可看到（第1卷第7章）。这一描写并不是俗套的赞颂词，因为普罗柯比在他的另一部攻击皇帝的作品《秘史》中同样提到了皇帝苦行僧似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在《秘史》中这一特点被完全解读成了另一种意义：它是皇帝魔鬼本质的一个标志（《秘史》第13章第28～30节）。我们只要看一眼格里普斯在566年——也就是在查士丁尼死后不久——写下的赞美查士丁二世的诗作，就可以发现皇帝的神圣性此时已经到达了怎样的程度。现在，皇帝似乎已经成了像上帝一样的圣人，是基督在人间的形象（imago Christi
）。古典时代晚期关于基督教皇帝的理想，即基督的仿效者（imitatio Christi
），如今已经变成了可以与基督等位互换的皇帝。如果我们把格里普斯对查士丁二世登基的记录和他对查士丁一世及查士丁尼即位的记录（分别在518年和527年）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变化有多么巨大。现在的皇帝不仅通过宗教概念来获得他的正当性，而且更是借这些概念来对自身作出完整的定义。

图9 查士丁尼的执政官双联画（540年）

说明：中间雕刻的是执政官。在篆刻的文字下方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小幅肖像，以及在它们中间的——位于同一高度上的！——基督肖像。

第十三章 查士丁尼统治晚期的君士坦丁堡

在查士丁尼的统治时期持续出现的自然灾害和战乱留下了诸多苦果。尽管灾难不断，广泛弥漫在人群中的末世期待却并没有实现。一个不可抗拒的想法也开始侵袭生活在当时的一部分人：历史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目的。该怎么处理人间世界的6000年时限呢？如果灾难并不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它们又该获得怎样的解释？人们似乎把此世的生活理解为一种日益混乱的状态，而东罗马的社会也开始理性地寻找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建立新的稳定性的社会结构。虽然四处扩散的不确定性也触及了基督教本身——尤其是它关于时间和末世的论断，但它依然为人们找到通向新秩序的路途提供了指南。这一转向的过程肇始于查士丁尼统治的晚期（即6世纪中叶），并且有着极为复杂的特征。圣像崇拜的兴起、马利亚地位的提高和皇帝的神圣化是我们认识和描述这一过程的几个不同视角。总的来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资料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基督的象征系统变得日渐重要。这一象征体系充分反映在产生于6世纪中叶且一直流传至今的交流和表达方式中，并深刻地塑造着其发展，而且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此前的基督教象征体系所产生的惯常影响。这一时期的皇帝礼仪已经大量运用基督教中象征神圣的元素，而竞技场党派也成了礼仪的一部分，他们甚至会有固定的职能。在文学方面，模仿古典文风的作品——比如普罗柯比的《战争史》，因为它严格遵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伟大历史著作的传统——逐渐让位给日益受宗教观念主导的著作。然而这也只是东罗马社会开始普遍脱离古罗马以及古典传统的一个缩影：从542年开始，人们在查士丁尼的法令中就再也看不到充满详细的历史分析，并且把伟大的过去视作新规定的正当基础的序言了。就连在古典时代晚期已经失去了政治意义、仅仅作为古罗马政治体制的象征而继续存在的执政官一职，也在鼠疫横行的542年被查士丁尼彻底取消了。在视觉艺术和建筑方面，查士丁尼统治初期所特有的结合古典和基督教表现形式的艺术风格也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意味浓厚、指向超验世界的象征体系。虔诚的游行在日后变得更加常见：全城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会参加进来，并从中感受到自己所在的群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上帝和他所创造的秩序也变成了人们行为的唯一标准。

图10 查士丁尼骑马像（543/544年）

说明：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这座没能被保留下来的皇帝雕像的一幅画作

正如上文已经提过的，这种被研究人员称为“宗教仪式化”（Liturgisierung）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融合过程，它会带来新的内部稳定和统一。尽管我们的史料基本出自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上层社会，但我们可以相信，这一过程应当也影响到了下层社会和帝国的其他地区。可能它的重点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十分确定的一点是，查士丁尼统治后期，帝国呈现了与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完全不同的面貌。

这一变化之大，可以通过534年战胜汪达尔人之后的凯旋庆典（见上文第七章）和查士丁尼在559年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庄严仪式（adventus
）的对比清晰地体现出来。如果说534年庆典所模仿的是古罗马的凯旋游行的话，那么559年迎接皇帝的仪式——此前皇帝去视察了修缮“长城”的工作——则完全变成了一次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虔诚的皇帝从城西北的金门进入城市，并骑行至皇宫。游行实际的高潮则是在使徒教堂前的停留：皇帝在狄奥多拉的墓前祈祷，并点燃了纪念皇后的蜡烛。这与古罗马的凯旋游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

第十四章 驾崩与展望

565年11月14日夜，查士丁尼于皇宫中寿终正寝。此时的他大约已走过了人生的第83个春秋，并且作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也已经在位38年了。他没有确定自己的继承人，但真正的候选人总归也只有两位：一位是精明能干的将领查士丁，作为日耳曼诺斯（查士丁一世的侄子）的儿子，他是皇室的成员；另一位也叫查士丁，他是查士丁尼的外甥、皇帝的妹妹维吉兰塔（Vigilantia）的儿子。由于后者担任宫廷管家（cura palatii
）之职，他显然更能接触到皇帝身边最为亲密的人。此外他还和狄奥多拉的外甥女索菲娅结了婚，因此他在竞争当中更胜一筹。尤其是他和查士丁尼的最后一位皇宫总管卡利尼科斯（Kallinikos）的关系确保他得到了皇位。在查士丁尼弥留之际，卡利尼科斯是唯一留在他身边的人，并在之后对外宣称，皇帝选了他的外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在查士丁尼逝世当晚，卡利尼科斯还联合了一些元老把消息告知了查士丁，并将他接到了宫中；皇宫卫队（Exkubitoren）在后来同样成了皇帝的提贝里乌斯（Tiberios）的领导下用武力保证了宫中的秩序。当查士丁尼的死讯在君士坦丁堡悄悄传开之后，查士丁就在宫中让牧首约翰三世（逝世于577年）迅速地为自己加冕。然后他才来到了竞技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庞大的人群，准备向新的皇帝欢呼致敬。于是权力十分平稳地完成了交接。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日耳曼诺斯的儿子查士丁在不久之后还是遭到了清除。

查士丁尼被安葬在了使徒教堂之中。格里普斯描述了索菲娅命人为查士丁尼制作的裹尸布：其上有被打败的外邦人、被杀死的国王、被征服的民族以及化为人形的罗马城；在群像的中央是查士丁尼自己，他的脚踏在盖里莫尔的颈项上。就这样，人们最后一次庆祝了皇帝早年取得的赫赫战功。

查士丁尼身后给拜占庭留下的影响呈现着两面性。一方面，人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关于他的大部分事情。在10世纪完成的拜占庭文化辞典《苏达辞书》（Suda
）中，人们在“查士丁尼”词条之下只能读到皇帝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理并用镶嵌画装饰了奥古斯都广场和在一根柱子上放置了他的骑马雕像这些信息。但另一方面，每年的11月14日都是查士丁尼的纪念日，甚至还有线索表明有把他当作圣人来祭拜的活动。不管怎样，历史学家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Niketas Choniates，逝世于1215/1216年）就记载道，1204年东征的十字军在抢掠拜占庭皇帝陵墓中的财宝时也打开了查士丁尼的墓穴，而皇帝的遗体依旧完好无损。人们可以把这一点作为圣人崇拜的依据。但无论如何，对查士丁尼的崇拜远不如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崇拜那样明显。

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接过的是一份颇有些棘手的遗产。在他登基之后不久，他就在其法令的序言部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查士丁尼开支巨大的外交政策及其忽视军队的做法的不满（第148号敕令）。其他作者如格里普斯、历史学家阿加西阿斯和“侍卫”米南德（Menander Protektor）也抱怨道，年迈的皇帝缺少必要的活力，只是用高价买来他需要的和平，并且不再关心军队的情况。当然，这些评价都必须被更为审慎地解读，因为在变更君主之后，主流的观点通常会彻底改变对死去的君主的态度。然而在查士丁尼的具体例子中，这些抱怨似乎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它们与查士丁尼统治末期的紧张气氛完全相符。

查士丁首先积极地尝试再次改变帝国的航向：他在一性论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但它们并没能获得成功，最后甚至演变成了严重的迫害运动。在外交事务方面，他仅仅希望守住目前的疆土，并致力于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比如付给阿瓦尔人和其他邻国的维持和平的资金就被取消了。当查士丁在572年同样拒绝向波斯纳贡之后，这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帝国又陷入了一场新的、代价沉重的战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皇帝不得不像他的前任一样，让帝国北部的疆域基本处于没有防御的状态，以至于让阿瓦尔人成功地发展为一股足以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并且把伦巴底人赶往了西方。后者于568年在阿尔博因（Alboin）的领导下闯入了意大利，并且摧毁了当地除几小块领地之外的所有东罗马势力。当波斯人在573年占领了边境要塞达拉之后，查士丁明显地表现出了精神疾病的症状。在他最后几个神志清醒的时刻中，他于571年任命了提贝里乌斯（逝世于582年）为共治皇帝，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布了自己退位。在查士丁为此所做的发言中，他为他的罪孽悔过，并承认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上帝的恩宠。他对自己的继任者提出了忠告，希望他能更好地根据上帝的旨意来规划自己的统治。

从很多方面来看，查士丁尼都被视为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一位在古典时代晚期到拜占庭中世纪的过渡期中最后一次把古罗马帝国的所有气力聚集起来，并在基督教背景下用这一力量来维护罗马遗产的杰出人物。他的功绩包括在非洲、意大利以及短暂地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展开的夺回领土的战争；还有他下大力气完成的建筑事业——像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西奈的卡特琳娜修道院这样的工程直到今天都让人赞叹不已；最后还有他对罗马法的编纂。与他同时代的人以及稍晚些的拜占庭人对此却抱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眼中，西方的战争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也只是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法典的编纂只是一件专家们关心的事情。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就在家门口，但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没能得到解决。而现代的研究则在很长时间内都把普罗柯比的《战争史》当成研究查士丁尼时代最为重要的史料，却没有注意到普罗柯比作为秉承古典传统的精英历史学家实际上在6世纪并不具有代表性。其他史学家如约翰·马拉拉斯、埃瓦格留斯或者以弗所的约翰在他们的历史作品中就有着很不一样的视角。如果人们去研究他们的作品，那么所谓的“查士丁尼时代”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光彩。

那么查士丁尼是否在他的对外战争中过度消耗了东罗马帝国的气力呢？不管怎样，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这样责备皇帝，并且用帝国在查士丁尼死后不久就很快地失去了征服所得的领土这一事实作为自己的论据。查士丁尼大部分的对外胜利——不管它们在开始时有多么震撼——确实都并不长久。但这真的是查士丁尼对全局的重大误判所导致的吗？这里我们必须记得，人们常常提起的重建罗马帝国的思想是在6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受在多瑙河岸和非洲获得的出人意料的军事胜利的影响才慢慢形成的。面对汪达尔人意外取得的轻松胜利难道不应该催生新的军事计划吗？此外，对查士丁尼对外政策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忽视在他统治期间发生的各种严重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一场如541～542年发生的鼠疫那样的疫病会导致帝国许多地方的人民丧生，进而摧毁帝国的重要资源。但这些因素是完全无法预见的，因而我们也很难就此责备查士丁尼。同样，对皇帝为了西方战线而忽视了防御东部边界的批评也并不完全成立，因为实际情况其实更加错综复杂：在540年之后，查士丁尼花了大量精力和资源来和波斯人作战，尤其是在拉齐卡地区。然而在此之前，他确实高估了532年订立的“永久和平”的可靠程度，从而使得波斯人在540年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入侵。最后，皇帝为保护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北部边界所付出的努力确实是太少了。如果说在6世纪30年代初，像蒙多斯（卒于536年）和希尔布迪欧斯（Chilbudios，卒于533年）这样的杰出将领尚能维持边境的安宁的话，后来查士丁尼就再也没能找到足够的办法来抵御持续不断的入侵了。

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特点是始终尝试把皇帝自己的宗教偏好推广为帝国全境之内的统一信仰。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宗教政策最终也失败了。尽管在罗马帝国内外——尤其是在外部——都出现了许多成功传教的情况，但皇帝夫妇终究未能阻止一个独立的一性论教会的出现，因此这也加剧了帝国一部分臣民心中可怕的分裂欲望。然而在宗教领域，查士丁尼统治的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圣像崇拜的发展、圣母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皇帝的神圣化都已经预示了拜占庭时期宗教活动的走向。

对帝国的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首先是世俗世界以外的城市守护神的增多（圣像、圣骸）以及圣母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特别守护神这两个转变。如果说罗马帝国在过去是以一张密集的作为中间机构的自治城市的网络为基础，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城渐渐失去了其特殊地位的话，那么在查士丁尼时期出现了一个逆向的运动：当各个城市变得日渐孤立并且要自己承担防御责任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在发展成帝国唯一的中心；帝国的存亡在日后甚至会完全取决于君士坦丁堡的命运。随着君士坦丁堡逐渐变成帝国的中心，许多地方和中心的联系却不复存在。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样深远，它意味着帝国在西方取得的短暂军事胜利只是徒劳，而东方和西方终将彻底分离——因为西方再也不会听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号令了。

这样看来，人们常说的“查士丁尼时代”并不像许多人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统一有序。虽然这位皇帝非比寻常的统治时长把这个时期串连在了一起，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它掩盖了许多深刻的演变过程，而这些过程是在540年之后发生的各种严重灾难的影响下才彻底完成的，并且它们把查士丁尼的统治清楚地分成了初期和晚期两个阶段。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生机和活力，从4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内在的瘫痪和僵化。传统的罗马意识渐渐让位于基督教的象征体系。如果518年的查士丁尼能看到自己在565年留下的帝国的话，或许他也会感到陌生不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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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于深入研究的文献

（以下仅列举部分文献，读者可通过此列表轻松找到更多专题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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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zu Konstantin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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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474～491年 东罗马皇帝芝诺在位。

476年 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

481/482年 查士丁尼诞生。

488～531年 波斯王科巴德在位。

491～518年 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在位。

493～526年 狄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意大利。

518～527年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在位。

519年 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教会大分裂结束。

约525/526～531年 第一次波斯战争。

526～528年 安条克多次发生火灾和地震。

527年8月1日 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唯一统治者。

528～534年 编纂《民法大全》。

529/530年 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人起义。

531年 科斯劳一世继任波斯王（逝世于579年）。

531/532年 与波斯人签订“永久”和约。

532年 君士坦丁堡发生尼卡起义。

532年 君士坦丁堡内举行迦克墩派和一性论派之间的宗教对话。

533/534年 征服汪达尔王国。

535年 第一次东哥特战争爆发（540年结束）。

536年 迫害一性论者。

536/537年 地中海地区日月被遮蔽长达数月；气候变化，庄稼歉收。

536～540年 东哥特王维提吉斯在位。

537年 圣索菲亚大教堂落成。

539/540年 保加利亚人入侵，重创希腊地区。

540年 波斯人入侵；安条克被毁；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561/562年结束）。

541年 卡帕多契亚人约翰被撤职。

541/542年 帝国全境发生鼠疫。

542年 特里波尼安去世。

542～约546年 鼠疫引发饥荒。

541/542～552年 东哥特王托提拉在位；第二次东哥特战争爆发（552年结束）。

545年 与波斯人签订五年停战协定；在拉齐卡的交战继续进行。

546年 约翰·特罗格利塔开始重建非洲的秩序。

548年 狄奥多拉逝世。

549年 一场针对查士丁尼的阴谋被挫败。

551年 希腊中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生严重地震。

551年 与波斯人续订五年停战协定；在拉齐卡的交战继续进行。

552年 纳尔西斯在“高卢冢”高地和拉克塔留斯山击败东哥特军；托提拉和他的继任者德亚战死。

自552年起 征服西哥特位于西班牙的一些领地。

553年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第五次跨教派会议）批判“三章”。

557年 君士坦丁堡发生严重的地震，导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坍塌。

558年 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暴发鼠疫。

559年 贝利撒留在君士坦丁堡前抵挡住了保加利亚人的一次凶狠进攻。

561/562年 与波斯人签订五十年和平协定。

562年 一场针对查士丁尼的阴谋被挫败；圣索菲亚教堂再度投入使用。

565年11月14日 查士丁尼逝世。

图片信息

图1 Louvre，Paris. Photo：RMN-Chuzeville，Paris

图2 Photo：Sonia Halliday Photographs

图3 Photo：akg-images/Jean-Louis Nou，Berlin

图4 Photo：akg-images，Berlin

图5 Photo：akg-images，Berlin

图6 Photo：Scala，Antella（Firenze）

图7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Rom. Inv. Nr. 6191

图8 Aus：J. Galey，Das Katharinenkloster auf dem Sinai
，Belser-Verlag，Stuttgart/Zürich o. J.，Abb. 77

图9 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图10 Universitäts-Bibliothek，Budapest，Ms. 35 fol. 144 v.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asgen 104

Ad Decimum 63

Africa 23，40，57，62-65，73，78，93-95，97f.，105，116f.

Agapet （Papst） 36

Agathias 83，85，115

Ägypten 33-35，37f.，105

Akakianisches Schisma 21，31，33f.

Alexandreia 36，39，78，81，105

al-Harith 44，59，105

al-Mundhir 44

Amalasuntha 65，67

Anastasios 14，16f.，19，21，24，26f.，29，31，34，45，49，86

Anglon 95

Anicia Juliana 30

Anthemios von Tralleis 52，102

Anthimos 36

Antichrist 26，102

Antiocheia 35f.，44，55，78f.，81，106

Antonina 58，98

Apameia 79

Aphthartodoketismus 37，91

Apostelkirche 19，54，61，113f.

Arius，Arianer 32f.，61，65，93

Armenien 44f.，95

Arsakes 103

Artabanes 94，103

Athalarich 65

Athanagild 97

Athen 39

Avaren 116

Axumiten 105

Balkanraum 100，118

Baupolitik 30，51，54f.，58，74，116

Bederiana 14f.，29

Belisar 44f.，49-51，58，63f.，67-70，79f.，84，93-95，98f.，101-103

Berber 62f.，93f.

Bilderkult 106f.，111，118

Busta Gallorum 99

Buzes 78，84

Chalkedon 15f.，21，31，33-35，37f.，59f.，88f.，91，105

Chosroes 43，45，51，77-79，81，84，95

Christus 13，25f.，28，31-33，64，91，107，109f.

Coripp 85，94，110，114f.

Corpus Iuris Civilis
7，36，38，40-42，72，116f.

Dalmatien 67f.

Dara 45，79，116

Digesten
s. Corpus Iuris Civilis

Dionysius Exiguus 28，106

Donauraum 24，117

Drei-Kapitel-Streit 87-90，94

Edessa 44，79，95，107

Ephesos 32

Ephraem 35，79，87

Epiphanios 36

Erdbeben s.Katastrophen

Euagrios 59，84，107，117

Eudaimon 48

Euphemia 21，57

Euphrasios 35

Eutharich 65

Eutychios 90f.

‹Ewiger›Friede 45，78，96，118

Franken 12f.，67-69，98，100

Gaianos 37

Gelimer 62-64，115

Germanos 78f.，94，98

Griechenland 77，100

Gubazes 95f.

Gurgenes 43

Hagia Sophia 19，30，34，49，52，54，101f.，110，115f.

Häresien，Häretiker 38

Heidenmission 104-106，118

Heidentum，Heidenverfolgungen 16，22，38-40，43，84，93，104-106

Hierapolis （Mabbug） 60，78

Hildebad 80

Hilderich 62f.，65

Hippodrom 10f.，17f.，21，47-50，114

Homeriten 105

Hormisdas 11，30，34，36

Hunnen 23f.，100

Hypatios 49-51

Iberien 43

Illyrien 77，100

Isidor von Milet 52

Italien 23f.，41，52，65，67，69f.，73，79，90，97-100，116

Iustiniana Prima 29，55

Jakob Baradaios 59，105

Jerusalem 36，54，64

Johannes Ⅰ. （Papst） 65

Johannes Ⅱ. （Papst） 36

Johannes Ⅱ. （Patriarch） 34

Johannes Ⅲ. （Patriarch） 114

Johannes der Kappadoker 47f.，51，58，62，74，85，102

Johannes Lydos 40，74

Johannes Malalas 38f.，80，85，102，117

Johannes Troglita 94f.

Johannes von Ephesos 34f.，81-83，102，105-107，117

Johannes von Telia 105

Juden，Judentum 39f.，45，47，64，91，93

Justin Ⅰ.7f.，10f.，14-16，19，21，24，26f.，29-31，34f.，38，43，57，65，105，110

Justin Ⅱ.94，110，114-116

Kabades 43，45

Kaiserherrschaft，Kaisertum 7-13，18，11，25，42，71，86，109-111，118

Kaiserkritik 102f.，109

Kallinikos 114

Karthago 23，63

Katastrophen 12，27，28，43f.，55，80，82，84f.，92，101，104，106，111，117，119

Katharinenkloster 53f.，116

Konstantin 7，8，16f.，19，40，85f.，104，115

Konstantinopel 9f.，14-21，23f.，29，31f.，33-37，42-45，47-52，54f.，57，60，63-65，67f.，70，72，74，77-83，87-90，93，98，100-104，106-109，113f.，118f.

Konsul，Konsulat 29，31，64f.，67，74，112

Kurialen 40，73

Kutriguren 77，84，100f.

Kyrillos von Alexandreia 91

Langobarden 69，116

Lazen，Lazika 43，45，95f.，104，118

Liturgisierung 113

Lupicina s.Euphemia

Mailand 69

Malalas s.Johannes Malalas

Maria 32，54，107-109，111，118

Martinos 94-96

Matasuntha 68，70，98

Menas 89f.

Monophysitismus，Monophysiten 16，21，31，33-37，59f.，88，90f.，99，105f.，116，118

Mons Lactarius 100

Mundos 50，67，102，118

Narses 37，50，58，69，99f.

Naturkatastrophen s.Katastrophen

Neapel 67，80

Nestorios，Nestorianer 32f.，88，91

Neuchalkedonismus 91

Nicaea 32

Nika-Aufstand 41，43，46-52，56，67，69，74，99，103

Nubien 59，105

Odoaker 23f.

Origenistenstreit 87-89

Ostgoten 23，36，46，58，63，65，67-70，79f.，97，99f.

Palästina 45，81，87

Papst，Papsttum 15，21，31，34，85f.，89f.

Patriarch，Patriarchat 10f.，15，21，33-35，37f.，85，89-91，105

Paulos Silentiarios 52，110

Paulos von Tabennesi 37

Paulus （Patriarch von Antiocheia） 35

Pelagius 87，90

Perser （kriege） 14，24，39，41，43-46，51，64，69，77，79，81，84，91，95f.，107，116，118

Pest 19，75，80-85，95，101，104-108，112，117

Petra 95f.

Petros Barsymes 74f.

Petros Patrikios 67，96

Pompeios 49-51

Probos 49f.

Prokop 14f.，21，40，43，51f.，54，56f.，59f.，63f.，70，74，77，81f.，85，94，98-100，102，107，110，112，117

Prozessionen 17f.，81，108，113

Ravenna 23，54，67-70，99

Restauratio-Gedanke 41，46，65，117

Rom 15，17，21f.，25，27，37，64f.，68，70，72，81，86，89f.，98f.，108，118

Samaritaner 38，45，47

Senat，Senatoren 9-11，15，19，21，34，44，48，50f.，57，65，68，94，100，103，114

Severos von Antiocheia 34-37，59，91

Silverius 58，68

Sinai 53f.，116

Sittas 44f.，102

Sizilien 63，67，94

Solomon 93f.，102

Spanien 97，116

Stotzas 94

Syrakus 67，90

Syrien 33，73

Taurisium 29

Teia 100

Theodahat 65，67

Theoderich 23f.，65，99

Theodora 14，35，37，56-61，67，74，84，98f.，105，113

Theodoros Askidas 87-90

Theodosios （Patriarch） 37f.，99，105

Theodosius Ⅰ.7，22，32，38

Theodosius Ⅱ.7，17，40

Theopaschitische Formel 36f.，91

Theophanes 50，82

Theudis 80

Thrakien 77，100

Tiberios Ⅱ.114，116

Timotheos Ⅳ. （Ⅲ.） 37，99

Totila 80，98-100

Tribonian 39，41-43，48，85，102

Tricamarum 63

Tzanen 44，104

Tzazon 63f.

Uraias 70

Vandalen 22f.，41，46，62-65，70f.，93，113，117

Verschwörungen 102f.

Vigilius 89f.

Vitalian 14，31，36

Weltende 25-28，80，84，101，106，111

Westgoten 22f.，80，97

Witigis 67-70，78

Zenon 21，23f.，33

Zirkusgruppen 18f.，30，46f.，111

Zoilos 38，90

译后记

黑格尔曾说，那些为他们的人民制定了法典的统治者——“比如查士丁尼”——不仅造福了人民，而且是在完成一项正义的事业。法国拜占庭学者勒梅尔勒（Lemerle）却认为查士丁尼的统治在拜占庭的发展史中像是一个逆历史进程而行的“错误”。查士丁尼到底是何许人物？读者眼前的这本传记就简明扼要而又严谨客观地再现了这位饱受争议的君主的一生，以及他为东罗马帝国留下的遗产。是非功过，众人在读后自可再度评判。

笔者在此只想对翻译工作（尤其是专有名词的翻译）作一说明。由于遵循的读音规则不同，时下对拜占庭人名、地名的译法仍是种类繁多。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本书传主之名：查士丁尼与优士丁尼均是“Justinian”的音译。在译稿中，笔者参考了部分国内学者的著述和译作，尽可能地遵从了最为通用的译法（比如选择使用“查士丁尼”），但在其他情况下则尽量根据古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发音规则来翻译（比如名字中常见的“Theo-”——“神的”——这一前缀则都译作“狄奥”，而不用“塞奥”“提奥”等）。文中涉及的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名字则一律使用官方译名（比如同为“Johannes”，罗马教宗则译为“若望”，而其他人物则译为“约翰”）。另外，德国贝克（C. H. Beck）出版社的“知识丛书”（本书即是其中一册）收录的都是篇幅短小的百科类作品。为此，原书作者常在文中用括号简短地注明重要年份和概念，译文中都按原书做了同样的处理（斜体词语为古代语言的拉丁字母拼写）。

译者并非研究拜占庭史的专家，但因法律而与查士丁尼大帝结缘。今特译此传，还望读者方家不吝斧正。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先生对翻译工作十分支持，友人梁颖通览了初步的译稿，笔者在此衷心感谢。一如惯例，文责当由译者自负。

2020年3月于慕尼黑云雀谷

作者简介

米沙·迈尔（Mischa Meier）生于多特蒙德，为图宾根大学古代史教授，2010年成为图宾根大学新成立的“前现代时期欧洲研究中心”成员，同年成为海德堡科学院成员。

译者简介

陈思艾，留学欧洲多年，曾就读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现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在研习法律之余，热爱欧洲历史与人文思想，曾参与翻译《皮亚杰文集》（李其维、赵国祥总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从查理大帝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德）贝恩德·施耐德穆勒著；陆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中… Ⅱ.①贝…②陆… Ⅲ.①皇帝-列传-欧洲-中世纪 Ⅳ.①K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666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从查理大帝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著者/〔德〕贝恩德·施耐德穆勒

译者/陆瑶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7.25 本册字数：102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27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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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初探

- 第二章 古代渊源——拜占庭的竞争

- 第三章 西方皇帝统治的设想（800～855年）

- 第四章 意大利的胜利（855～924年）

- 第五章 新的中心（919～1056年）

- 第六章 撕裂的统一（1056～1137年）

- 第七章 神圣帝国（1138～1308年）

- 第八章 令人疲惫的地位争夺（1308～1410年）

- 第九章 最后的罗马之行（1410～1519年）

- 展望

- 800年～1519年的中世纪皇帝

- 检索与阅读推荐

- 人名、地名索引

第一章 初探

在拉丁中世纪，皇帝统治（Kaisertum）是国王统治（Königsherrschaft）的升级。新的头衔与特殊的加冕仪式标志了权力的升级与过渡。通常，教宗在罗马为皇帝膏立加冕，其中，800年至915年间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962年起则是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国王。加冕仪式连接世俗与教会这两大至高权力，使政治的优先地位彰显神圣。

英姿雄伟，邻近上帝，在救世史中天命所归，这些都为中世纪皇帝蒙上神圣、迷人的光辉。然而，想象中的世界统治却不得不在现实的限制中回归理智。自己国民的最高君主也许是他人的眼中钉。对子孙后代来说，帝国也许空留一座失乐园，凝固了政治预言与德意志的残暴乱象。

皇帝与帝国——如果两者常常以单数形式被提及，我们在这里就必须看到其中的多样、持久、冲突与矛盾。不过，本书对此不作详述，因为皇帝从古到今都有，即使他希望自己是天下唯一，也不得不忍受还有许多其他古今名帝。在800年至1453年的中世纪，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存在两位基督教世界的皇帝。本书仅讲述拉丁欧洲的皇帝统治，从800年查理大帝创下的基业到最后一次罗马加冕，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皇帝大教堂（Kaiserdome）、皇帝行宫（Kaiserpfalzen）、皇帝大厅（Kaisersäle）、皇帝典藏（Kaiserschätze）、皇帝画像（Kaiserbilder）、皇帝传说（Kaisersagen）、帝国（Kaiserreichen）、皇帝展（Kaiserausstellung）：尽管19世纪以来欧洲已走出帝制，但是这种统治形式在历史上经历的重要折点及其留下的记忆仍有余响，皇帝统治纪念物的光辉也闪烁至今。“德国制造”的中世纪皇帝以及三次衰落的帝国始终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相伴，19世纪至21世纪尤甚。人们已经很难真正使德意志的中世纪历史摆脱近现代对它的功利性解读。不过，回望几个世纪，差异自然显现。“德国皇帝”这个说法是未经推敲且充满误解的：符合国家法（Staatsrecht）的德国皇帝只存在于1871年至1918年，而在中世纪进行统治的则是罗马皇帝。皇帝的头衔与帝国的名号并非同时产生：“罗马皇帝”的头衔出现在10世纪，“神圣帝国”以及随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则在12世纪，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则出现于15世纪末。名号的不断拉长也恰恰反映了现实变迁。从查理大帝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不断变化的皇权机构中，我们应该看到中世纪的皇帝的多样之处。

在由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阶段，新的王国建立于曾经的西罗马帝国疆土上。君主制因此深深印在欧洲古代史的统治形态中。若失去国王统治，人民也很快就会失去独立性。直到后来，城镇才费力地建起能与国王统治和贵族势力抗衡的组织形式。在王国之上，皇帝统治标志着最高君主统治权力。盎格鲁—撒克逊、东法兰克、西法兰克以及西班牙的人民都骄傲地为各自的国王冠以皇帝之名。不过，只有经过特定的加封仪式，皇帝统治才能长期保持强势。加冕仪式意在对外宣扬合法性，往往需要清晰明确的符号以及面向公众。

5世纪到8世纪，法兰克人建立了仅次于东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三个大国。建国之后，须以新皇帝之名彰显征服者之伟业。为此，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试验了各种不同的加冕形式和加冕地点。最终，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在圣彼得大教堂由教宗加冕，既树立了合法性，也创建了传统。此举上溯古典罗马正统，有意与希腊化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国相对立，为拉丁中世纪建立了新秩序。此后一千年，或多或少，欧洲都在勉力继承和维持这一秩序。

罗马同时是古罗马世界帝国的中心，是大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安葬之处，是教宗宝座所在，也是罗马人民的城市。这些都为新的西方帝国提供了深远的合法性基础。整个中世纪，所有变更都一再上溯这一基础。恺撒和奥古斯都创建了皇帝统治，军事指挥权（imperium）使皇帝位于众人之上。皇帝的古代名称也留在欧洲语言的词语中：罗曼语系和英语沿用了imperator一词，在日耳曼语系和斯拉夫语系中则留下了Caesar，如德语的Kaiser，俄语的Zar。中世纪拉丁语中，Caesar、Augustus和Imperator均为“皇帝”之义。

相同的名字似乎在确保中世纪皇帝统治与古罗马的一致性。的确，想象和仪式一直是它的核心组成。名目虽不多，效果却足够惊人。不过，皇帝统治从8世纪发展到16世纪，经历的却更多是对立、冲突与变化。一方面，它为帝位拥有者确立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前人经历过或设想过的皇帝统治形式也随着实际操作、诠释方式及象征符号的重重变化而不断变迁。

由制度与个人共同组成的结构内所产生的持续动荡无法单独以制度史或列王纪的形式得到详尽描述。人与制度、行为与思想、规制与操作空间，这些都需要综合起来考虑。中世纪的皇帝正是需要我们用这样的综合视角去审视。他们最开始的加冕就已经尤为重要，也尤其体现着礼仪、想象和秩序的持续动态变化。加冕中象征性的动作投射着要求、希望与事实。皇帝统治既有想象空间，也有操作空间。或威震群臣，或向外征伐，或光耀国威，尊荣之升华可谓用途多样，时而伟大，时而庸碌。

几百年间，虽然皇帝统治的形制一直在变化，但在它的价值核心中，有三个作用范畴始终突出，即普世权力、罗马正统以及救世史的天命所归——三者正是德意志历史与罗马皇帝统治的张力所在。

普世权力：古典时期起，皇帝就基本被认为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一众国王之上，只能有一位皇帝。4世纪以来，皇帝还保障了基督教会的统一。罗马皇帝的统治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提供了空间，因为早在基督教之前罗马皇帝已经存在。尽管如此，皇帝在救赎之路上仍然需要依赖主教，尤其需要依赖罗马教宗。皇帝与教会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一切边界，代表普世权力。正是出于这一需求，两者在共存与对抗时，常常为了级别对等或占据优势而冲突不断。

虽然皇帝的“世界统治”（Weltherrschaft）总是一再被提及，在与邻国乃至广大世界的接触中，皇帝统治却自然发展出一套令人惊讶的实用手段。在962年帝位落于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das ostfränkisch-deutsche Reich）时，加洛林王朝的几个后代王国就要求平等共处。充满多样性的欧洲不再允许只有一个皇帝称霸。更何况这个欧洲大陆中部的王国和它的皇帝不管在经济、社会、文化还是军事实力上，本来就一直远逊于它西边和南边的邻居。为了应付这一局面，13世纪起，包含多种平衡手段的实用方案逐渐成形：皇帝作为世界统治者仍然具有立法权力和最高权威，同时，国王却也可以在自己的王国内称帝，只要世俗关系中无人声称位高于他。这样一来，皇帝的普世权力形象既未被削弱，对邻国来说也变得可以忍受。皇帝加冕只平添一层权威，并未带来实权。随着中世纪晚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推动罗马—德意志国王彻底吸收、实行皇帝统治也恰恰是应运之举。渐渐的，区分法兰克福的国王选举、亚琛的国王加冕以及罗马的皇帝加冕之间的界限不断消融。

普世统治中，皇位的权能与威望渐渐成形。一旦登基为皇，就踏入了一种永不停止的冲突关系。皇帝过完一生，皇帝统治却远远未结束。中世纪晚期，人们将皇帝的遗体盛装陈列，供人观瞻。即使君主已作古，皇帝对世界的统治也长过他速朽的肉躯。

罗马正统与救世使命：在8世纪，随着教宗的态度转变，罗马的影响力也离开东罗马皇帝，转移至法兰克人的国王身上。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终结之后，意大利就只能是拜占庭王国的边缘风景。随着教宗这一转向，意大利又成为西欧与中欧人民的向往之地。在推行基督教化的过程中，罗马主教以使徒彼得继承者之名，稳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随着基督教化的步步深入，拉丁基督教世界越来越仰仗罗马教廷和教宗的权威。800年查理大帝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既为这位法兰克人统治者带来罗马帝国的旧日光辉，也赋予教宗加冕皇帝的权力与资格。

纷繁多样的中世纪皇帝图景或许可以用数字来冷静勾勒：800年到1519年，共有30位皇帝施行统治。至817年，加冕仪式曾在亚琛（813年与817年）和兰斯（816年）举行，这一短暂的试验期过后，自823年起，皇帝在罗马加冕就固定为传统（唯一一次例外是892年在拉文纳的加冕）。3位皇帝经历过两次加冕：虔诚者路易（813年和816年）、洛泰尔一世（817年和823年）和路易四世（1328年）。有25次是教宗自己指定了加冕人选（其中两次是“对立教宗”，即1084年与1328年）。在教宗移驾阿维尼翁年间，有2次罗马加冕由其代理枢机主教主持（1312年和1355年）。25位皇帝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加冕［800年、823年、850年、875年、881年、891年（？）、896年、901年、915年、962年、967年、996年、1014年、1027年、1046年（？）、1084年、1111年、1155年、1191年、1209年、1220年、1328年、1355年、1433年、1452年］，在罗马动乱期间，2位皇帝破例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加冕（1133年与1312年）。在皇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中，有4位于813年至892年在亚琛、兰斯和拉文纳加冕，与另外两位由作为皇帝的父亲指定继位却未经教宗加冕的皇帝虔诚者路易（813年）和洛泰尔一世（817年）一样，他们的影响十分有限。出于种种原因，有些国王统治多年之后才能动身前往罗马进行加冕，许多则终生未踏入罗马之境。919年至1519年，东法兰克—德意志帝国的41位国王、副王和对立王中，只有19位称帝。800年至1519年，皇座有307年空位，在另外413年里又为一人所独享。加冕典礼往往选择在教会年历中的特殊日期举行，这与仪式的重要性相符。6次皇帝加冕选在复活节（823年、892年、1027年、1084年和1355年，1191年在复活节星期一）举行，4次在圣诞节（800年、875年、967年与1046年），2次在五旬节（1328年与1433年），此外还各有一次在献主节（962年2月2日）、升天节（996年）以及彼得保罗节（1312年6月29日）。

即便存在种种例外，我们仍能从这些数字和年代中窥得一种模式：拉丁中世纪的皇帝统治一直是属于极少数人的殊荣，长期以来无法为所有法兰克国王或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所共享。罗马加冕之行也充满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挑战。在对加冕权的争夺中，教宗迅速占据上风。800年至1452年，大使徒之墓所在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一直是恰当的加冕场所。

除了遵循古代皇帝传统与由天主教教宗在罗马进行加冕的理念外，12世纪中叶，罗马人民也开始提出为皇帝进行世俗加冕的要求。统治者并未接受这一带有城市和市民色彩的皇权设想。因此，一直到1452年，皇帝的加冕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教宗手中。第一个放弃罗马加冕之行的皇帝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在1508年由教宗认可，获得“受选罗马皇帝”的头衔。最后一次教宗加冕是1530年教宗克莱孟七世加冕查理五世，不过，加冕地点已不是罗马，而是博洛尼亚。

同他们在拜占庭的竞争对手一样，拉丁世界的皇帝也将自己视为古代罗马统治者的后继者。恺撒与奥古斯都之后，尤其由君士坦丁大帝奠定了基督教皇帝统治的合法性。801年至812年以及982年之后，国王称号通常都包含国王的罗马名字。随着法兰克人与德意志人先后接过“帝国传承（Translatio imperii）”

[1]

的理念，针对罗马皇帝统治，中世纪演化出一套理解模式。在这套模式中，罗马帝国最后成为《圣经·但以理书》

[2]

传统中的第四个地上世界帝国。因此，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存在，罗马皇帝作为罗马教会的守护者被赋予救世史的重要意义。皇帝的这种自觉（自1157年起）也表现在“神圣帝国”的称号上。

罗马帝国与德意志历史：自962年起，皇帝统治一直与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密不可分。众国王通常出身于北海至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国土上的王侯、伯爵家族。除了1257年的二重选王（Doppelwahl）外，其他国王与诸侯一次次徒劳地角逐皇位。对皇帝统治的持续觊觎改变了君主制度与帝国历史。自11世纪起，统治者在赢得国王选举后就自称为“罗马人的国王”，并凭借这一头衔期待登上更高的皇帝尊位。随着法兰克庞大帝国瓦解、东法兰克王国崛起，国王统治和贵族联盟的共存状态成了身份建构的催化剂。法兰克、萨克森、巴伐利亚、阿勒曼尼和洛林这些民族在非常漫长的进程中完成了德意志的民族国家构建。他们的国王成为皇帝，他们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举行凯旋游行，他们有在世界争先的帝国雄心，他们邻近罗马教会——如此种种尤其让他们产生一种共同体的归属感。

11世纪，《安诺之歌》（Annolied
）在德意志民族的诞生和发展的叙事中编入他们参与了恺撒建立古代帝国之伟业的传说。千年之交，欧里亚克的热贝尔（Gerbert von Aurillac）

[3]

在对奥托三世（Otto III）的去信中兴奋地写道：“我们，我们的就是罗马帝国（Unser，unser ist das römische Reich）！”在这样的信念中，中世纪逐渐滋长出只有德意志人才有权拥有皇帝统治的理念。13世纪时，《萨克森法鉴》（Sachsenspiegel）这样描述国王和皇帝的区别：“德意志人应定期选举国王。国王受到被专门指定负责此事的主教祝福并于亚琛加冕后，就拥有国王统治权与国王称号。如果得到教宗祝福，则拥有帝国统治权与皇帝称号。”意大利人马里努斯·德·弗雷格诺（Marinus de Fregeno）于1479年写到，德国与整个西方世界都由皇帝统治。帝国与民族秩序都在其影响之下。

国王统治得到升级，为皇帝带来特别的势力保障。他的帝国联合了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意大利王国和勃艮第王国三大王国。到了中世纪晚期，皇帝所拥有的冠冕之多更是让其他君主政体相形见绌。拥有普世权力并占有“世界之都（caput mundi）”罗马并未让德意志王国像它的其他欧洲邻居那样发展成民族国家。正是在与皇帝普世权力的摩擦中，欧洲一些国王与民族发现了自身的尊严与独立。自12世纪起，德意志的有效统治权开始受到严词挑战。在中世纪盛期和晚期愈加变动的世界中，与皇帝更为频繁的接触激发了其他民族的情感与智性探讨。他们当中流传的各种刻板印象描摹着皇帝的暴政与德意志人的野蛮。各个民族将帝国设想为一种统治机关，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它进行质疑与辨析。最后，法兰西人、英格兰人或意大利人将皇帝称为与欧洲众统治者平级的“德意志皇帝”。

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差异长期以来促成了一个欧洲、多种历史发展速度的局面。在中世纪盛期与晚期，帝国不再能够跟上西欧与南欧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设想中拥有的权力与实际政治实践之间的撕裂一再加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罗马皇帝统治与德意志历史之间的冲突从未得到系统解决。因此，皇帝统治对德意志国家和它的欧洲邻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负担。

[4]

[1]
即中世纪历史书写的“帝国统治转移理论”，认为政治统治需传承有自，只有罗马统治的继承者才具有正统合法性。文人史家都用帝国传承的理论将自己国家的统治奉为正统，比如将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帝国说成继承了罗马正统。

[2]
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称在巴比伦之后还会有第二、第三、第四帝国相继出现。早期教父将这四大帝国解释为巴比伦、波斯、希腊与罗马。“帝国传承”理论即是建立在这一解经基础上。

[3]
即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4]
我要感谢我在海德堡教学活动中的学生，以及海德堡大学欧洲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对本书的启发与指正。本书所引文献由笔者从收录、整理了原始文本的校勘本中译出，或摘自以下丛书（部分经过修正）：Freiherr vom Stein-Gedächtnisausgabe；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Geschichte in Quellen 2：Mittelalter
，1978年第二版。——原注

第二章 古代渊源——拜占庭的竞争

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建立了欧洲的西方帝国。这位新皇设计出的一套崭新的帝国方案将在未来影响西欧的历史。其中，悠久传统与时新经验共同伴随着这位法兰克统治者为自己在罗马历史中寻找一席之地的一系列尝试。8世纪下半叶，法兰克诸王和罗马教宗的共存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皇帝统治的理念与仪式。古代先例与同时期拜占庭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行动与操作的蓝本。即使历史文献往往只能留下文化学习和政治龃龉的历史碎片，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过去与当下是如何深刻影响这场公元800年的实验的。对古代统治者头衔的承接以及关于究竟谁有权使用罗马遗产的争执在其中显然可见。查理在他的法兰克与伦巴第国王头衔上叠加皇帝之名（nomen imperatoris），并自诩为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的掌舵者。后来，他又加上了罗马统治者恺撒与奥古斯都的名字，组成英白拉多·恺撒·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Augustus）“三和弦”，标志着皇帝统治建立在古代先例之上，且有力提升了法兰克及东法兰克—德意志的国王统治力。因此，为了理解中世纪的传统与革新，就有必要对古代以及拜占庭的制度蓝本稍作勾勒。

恺撒（逝于公元前44年）与奥古斯都（逝于公元14年）二者的名字既代表人物，也是统治者头衔，是罗马皇帝统治的开端。几世纪间，罗马共和国剧烈偏离了最初的王政统治，将君主制视为政治正确的对立面。对王政统治的蓄意攻讦成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公元前1世纪，即使这时军事独裁已侵蚀了共和国准则，人们依然继续用共和制度的话语与思维为其掩护。事实上的一人独权尚未获得王名，相反，人们为这一人修改共和国政制，将到目前为止有任职年限规定的官位固定了下来［独裁官（Diktatur/dictator）、平民保民官（Volkstribunat/tribunus plebis）、代执政官（prokonsularische Gewalt/proconsul）］，并对军队的军事指挥权加以强调（将军=英白拉多）

[1]

。通过加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样的英雄首领之名，一人统治很快形成自己的传统。加封尊号，以及在逝世后经由元老院决议列入神列，标志着恺撒这位罗马元首（Princeps）获得了新的地位，从此，这也形成了一种文化，他的名字公开代表着后世统治者的尊贵形象。在对他的崇拜中，元首凭借他毗邻众神的位置为国家确保福祉。

一人统治的基础在于对军队的指挥权。军队振臂高呼建立统治基础，并用宣誓稳固效忠。危机时刻，罗马军团各自拥立他们的将军为皇帝，并攻进罗马城保证他们戴上冠冕。这种脆弱的服从体系的背面是皇帝崇拜，即是将皇帝从尘世背景中高举而出，并以皇帝之位将此人神圣化。它从地中海东部、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崇拜传统发展而来。在西边尚未平定的地区，皇帝崇拜也让地区统治者依附帝国与皇宫。最后，韦斯巴芗（69～79年）将皇帝崇拜连同他的执政体系扩展到西边所有的大行省。为了不与罗马传统完全断裂，君主的神圣化并未得到进一步具体落实。但是皇帝为了与军队的拥戴脱钩，又选择将皇帝崇拜与对不败日神（Sol invictus）的崇拜相结合。这样一来，多神的天空乐于包容，它只需要合宜的崇拜仪式，而不再需要情感上的效忠。正是这种形式化的行为与宗教内核之间的差异，使皇帝崇拜发展为基督教无法克服的对立面。基督教的一神义务不允许信徒对他者哪怕仅仅做出尊敬姿态。对罗马人来说，这就会被解读为拒绝政治效忠。

在宫廷仪式的复杂符号中，被神化的皇帝一人愈加明显地脱离人群。见到他的图像，人们就要行跪拜礼（Proskynese）。这样一来，对处于众神庇佑之下的皇帝的虔诚（pietas）可保障国泰民安。原则上，罗马统治者瞄准世界的边界，建立无限治权

[2]

。不过，帝国的外敌威胁与皇帝的世界首领姿态之间的明显矛盾并未得到消解。对不可能之事也保持开放的畅想，并接受可能实现之事，这种实用的态度也保留到了中世纪。

3世纪到5世纪，帝国和皇帝统治在不同层面上都表现了融合与变通的能力。在这个外敌胁迫日益加剧的世界中，行政和军事的迫切问题导致疆土分裂。4世纪上半叶，随着西罗马和东罗马帝国的分裂，国都也随着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希腊名：拜占庭）。从扩张向应激的政治转变，也从核心处改变了罗马帝国，并让它的精英阶层成为不同族群和文化的熔炉。自3世纪起，中世纪的新民族出现在边境战斗和罗马文明的旋涡中，并历经迁徙和征战，逐渐形成古代晚期边缘文化的身份认同。新的统治者长期依靠皇帝，并从皇帝的认可和地位的提升中获得合法性。罗马帝国借此将新的联盟并入自身的统治与防御系统。结盟者则升到帝国统治的最高位置，成为军务长官（Heermeister），影响着皇帝统治制度的人员构成。也就是说，皇帝的职能决定了当时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层。

4世纪的宗教转变也改变了皇帝统治。历经长期迫害与短期容忍的基督教在4世纪正式升为国教。391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禁止一切异教崇拜，这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经历了流散于世界的阶段后，基督徒接过了赋予政治精英合法性与意义的新任务。由于基督教的上帝无法容忍身边出现任何其他的神，皇帝迈步离开了众神的天空。不过，他们将自己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是上帝在俗世中选中且加冕的受命者。这时，皇帝在重重仪式中，在神圣皇宫与世隔绝的天子之境，越发远离他的臣民。从4世纪开始，公共场合中皇帝的御驾亲临逐渐为皇帝画像所取代，而画像能保证皇帝尊威无处不在。

统治权威的提升在5世纪的西罗马帝国被不断丧失的构建能力所阻。476年，先臣服于帝国，后又将它毁灭的奥多亚塞（Odoaker）罢黜了最后一任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也被称为奥古斯都路斯，即小奥古斯都）。对当时的人来说，476年也许只是纷繁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在后人回顾时，这一年标志了时代的转折。经过半个千纪，皇帝统治在西罗马帝国仓皇收尾。元老院的使者将皇权象征物（Herrschaftszeichen）带到君士坦丁堡，并宣称帝国两边如今只需要一个皇帝。芝诺皇帝并未听取恳求提拔奥多亚塞，而是提拔了军务长官、东哥特阿马立家族（Amaler）的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为元老（Patricius）。493年，狄奥多里克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

在西方日耳曼的诸位新国王中，狄奥多里克大王位高一筹，被军队拥立为哥特人与罗马人之王。497年，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称他为国王弗拉维·狄奥多里克（Flavius Theodericus），将其纳入皇帝家族与帝国。事实上，狄奥多里克在拉文纳的确像皇帝一样登场亮相。东罗马的霸权体系想用任命册封与提升位次的方式将其他新君也笼络进同一个帝国的理念。508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hlodrig）被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任命为执政官，在图尔（Tours）身穿从君士坦丁堡寄来的王袍在公众中亮相。皇帝虽远，他的荣耀与赋予合法性的权力依然被珍视。然而，久而久之，稳固罗马统一的融合纽带却依然不敌事实上的遥远距离而日渐废弛。东方与西方分道两路进入中世纪历史，彼此不失联络。

*

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一直将罗马人的皇帝统治延续至1453年帝国覆灭，并保证其具有绝对的独一性。即使它已失去意大利，即使希腊的语言与文化普遍得到接受与认同，甚至拉丁语的Imperator（英白拉多）也因而变为希腊语的Basileus（巴西琉斯），即使拉丁皇帝统治已在西方建立，即使皇帝的事实权力范围已缩至都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周边，东方从未放弃号称自己是罗马古代传统的唯一继承者。从7世纪至15世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大都会作为“新罗马”，成了“旧罗马”的化身，也成了对抗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信仰堡垒。1054年，罗马教会和正教会的分裂进一步提升了这一自觉。其后，西方十字军于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并短暂建立拉丁帝国，也未能带来任何改变。1261年，在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en）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s VIII）的合法统治下，君士坦丁堡又被收复并宣称为“唯一真罗马”。

“唯一真罗马”的自觉深深影响了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的拜占庭皇帝统治。作为命定的罗马帝国后继者，他要反攻西方。他的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和纳尔塞斯（Narses）在北非和意大利告捷。不过，意大利北部很快就在568年失守于伦巴第人。这样一来，查士丁尼死后，在西方重新建立起罗马帝国的梦想很快被打碎了。查士丁尼的政治成果包括收集和传承几百年来形成的罗马法。他系统整理了古代皇帝颁布的法律，既为东方政制带来了稳定的合法基础，也引起了西方在12世纪的“罗马法复兴”。

查士丁尼将流传下来的法律文本分为三个部分：《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
，529/534年）收集了皇帝敕令，并宣称此后为唯一有效；《法学阶梯》（Justiniani Institutiones
，533年）是一部罗马法教材；《学说汇纂》（Digesta/Pandectae
）

[3]

则汇编了法律学者的学说。1583年第一次完整出版这三个部分时，书名为《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其中的关键部分至今仍是欧洲法律制度的基础。皇帝敕令产生于个案裁判，即对具体询问所作的答复（Reskript，译作诏书或复文），并非经过系统起草，而是不断扩充，加入各种不同元素。与皇权起源及其影响有着清晰渊源的法律规范也从中发展而来。查士丁尼的收集工作中，对法律规范的细化对未来有着深远影响。据此，首先只有罗马人民才有立法权，而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英白拉多［《王法》（Lex regia）］。皇帝因而成为一切法的源头，而他的法律建立了国家。

拜占庭皇帝统治的政治史恰恰无法离开这样的基础。本书不再继续关注东罗马帝国在4世纪至15世纪的发展和它的历任统治者，尽管他们在欧洲历史中的意义与地位怎样高估都不过分。对拜占庭帝国整整一千年的变迁，本书也不再继续讲述。在比较视角下，拜占庭的制度蓝本与西方的新的皇帝统治之间主要在以下五点表现了重要差异。

1.东罗马帝国始终与皇帝统治的政治制度及统治者个人不可分离。尽管有过几次废黜，皇帝统治的持续也为拜占庭历史的延绵发展提供了保障。不同于西方，拜占庭帝国从未长久无帝。

2.统治权最初产生于军队的拥护和投诚。皇帝统治一直与军队指挥权绑定。自5世纪中叶起，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军队、元老院和人民开始进行皇帝选举。由宗主教进行的加冕开始于474年，并于614年起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不过，对于加冕本身来说，宗教仪式的设置向来不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直到13世纪，膏立环节才在西方的影响下被加入仪式。

3.最初，世袭君主制并不容许把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作为原则。9世纪之前，皇帝统治从未能在一个家族中维持超过四代；由于统治时期长，面临军事挑战，以及帝国版图被迫缩减，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和巴列奥略王朝（1259～1453年）的皇权才能在事实上维持在一个家族中。10世纪开始，能在在位期间诞下皇位候选人成为额外的评判标准。皇宫中的紫室（Porphyra）成为象征地，在里面出生的孩子被称为“生于紫室者（Porphyrogenetos）”。而华贵的紫色作为荣誉之色一直为皇帝所专属。

4.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力量制约着教会机构和个人，使它们在东方无法赢得它们在西方那样的重要地位。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和宗主教之间从未因政治结构与形势发生冲突，争端只发生在个人之间。加冕时，宗主教宣誓对皇帝效忠，而皇帝则发誓保护信仰。由于宗教与世俗领域平行存在，两者并不像在西方一样为孰强孰弱发生争斗，也不去争论在俗世究竟谁更为先。

5.在古典时代晚期的传统中，皇帝的近神位置使他远离人群。皇宫禁苑的奢华做派可让来访者大为震撼。几百年来，细致、完善的宫廷仪式精心维护着皇帝与外界的文化落差，形成其统治世界的权力基础。这种权力拒绝任何其他帝国或统治者拥有与之平等的权力。因此，曾经属于大帝国的领地，如巴勒斯坦或意大利南部，即使脱离帝国或被攻占，在思想上却从未真正脱离。在拜占庭自己的理解中，在与其他政权共存时，他人向皇帝提出要求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由巴西琉斯向低等级的国王开恩。拜占庭的这种自觉也体现在以巴西琉斯为顶端的“国王族系（Familie der Könige）”模式中。

从7世纪到15世纪，拜占庭帝国虽然得以延续，却一再收缩。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最终将它挤压到只剩国都和巴尔干的若干剩余地区。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在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带领的征服者手中陷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战斗中殒命。后来，战胜者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大都会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建为他们的新国都。从16世纪起，正教会则专注地将帝国理念（Reichsgedanken）贯彻于莫斯科——“第三罗马”。

[1]
英白拉多是古罗马的一种头衔，相当于军队的总指挥官，后也在取得重大军事胜利之后（作为荣誉称号）被用来授予指挥官，在恺撒之后英白拉多仅限用于皇帝。

[2]
原文为Reich ohne Grenzen，化用了维吉尔的 imperium sine fine的概念，也译作“无远弗届”，是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一种相对松散的疆土观念和世界帝国观念。

[3]
Digesta来自拉丁语digerere，意为分类、整理；Pandectae来自希腊语pan dechestai，意为接收。——原注

第三章 西方皇帝统治的设想（800～855年）

查理大帝是拉丁中世纪皇帝统治的开端。800年12月25日，教宗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他戴上皇冠。此后一千多年，这个尊位意味着国王统治的升级。此时的法兰克国王和他的幕僚正打算追求这种更高的等级。他们放手进行一场大型政治实验。加洛林王朝的最早两位法兰克国王和教宗的密切联合为此探了路。不过，具体如何筹划、有何目标与风险，仍然是未知数。在同时期的历史材料中，我们既能发现希望，也能看到矛盾。最重要的记述或来自皇帝、教宗身边关系紧密者，或写于后世，那时，讲述伟大的过去是为了教化躁动不服的当代。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Annales regni Francorum
）从皇帝宫廷的视角如此描述：“圣诞日，国王在使徒圣彼得墓前祷告，正欲起身去望弥撒，教宗利奥戴皇冠于其首，罗马人民随即齐呼：‘上帝加冕伟大和平的罗马皇帝查理，吾皇万岁，战无不胜！’山呼之后，按照皇帝旧传统，他在跪拜中受到教宗的加封，从此被称为皇帝和奥古斯都（Augustus），不再继续用元老（Patricius）的头衔。”

[1]

根据教宗利奥三世的生平记述：“可敬的、大方的教士（即教宗利奥三世）亲手用珍贵的皇冠加冕他。其时，在上帝和天国钥匙的持有者圣彼得的默许下，全体罗马的忠臣们发现他如此地偏爱、保护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代表，就齐声高呼：‘为上帝所加冕的虔诚皇帝，伟大而和平的皇帝查理万岁，战无不胜！’”

[2]

《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Laureshamensis
）没有提及加冕，而是将皇帝统治归因为希腊方面帝位的空缺，而查理在此占有优先地位：“因为那时希腊方面让出了帝王的名号，他们让女性统治帝国。出席会议的使徒宗座利奥和全体神圣的教父，以及其他基督教徒认为，他们应该举荐法兰克王查理为皇帝。因为他控制了罗马这座皇帝们曾经的驻跸之所，以及位于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皇帝驻跸之所。既然万能的上帝将这些驻跸之所赐予他，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在全体基督教人民的请求之下，他应该拥有这个名分。

[3]

查理国王不愿违背他们的请求。”

查理死后十余年，艾因哈德（Einhart）的回忆描写颇令人惊讶：“那时，他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他最初非常不喜欢这种称号，他肯定地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教宗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但是在他接受了尊号以后，却能平心静气地容忍由此引起的罗马皇帝的敌视与愤怒，并知道如何以他的豁达大度去克服他们的敌意——论起胸襟开阔来，他无疑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他常常派使臣与他们来往，并在书信中称他们为弟兄。”

[4]

这四个加冕故事并非互相矛盾。然而，它们所勾勒的是对加冕与称颂、行动与反应的各自记忆中的真实，且无法被拼凑成一种统一的叙事。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加冕为皇一事所包含的多面性。艾因哈德描写了皇帝的惊讶，还写了加冕非其本愿，透露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并引起持续的讨论。查理成为罗马皇帝了吗？他因此离开一直受其统治的法兰克人民了吗？教宗是否宣示了一种不恰当的行动权和解释权？在突然丧失了皇帝地位独一性的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埋下了什么冲突？

801年起，加洛林王朝的宫相开始在文书中将新的尊荣呈现为多种统治的并存：“查理，尊贵的奥古斯都，为上帝所膏立的、伟大而和平的皇帝，罗马帝国的领导者，在上帝的仁慈恩典下也是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这也许是中世纪最难书写的统治者头衔，既需要将作为族群的法兰克和伦巴第与罗马帝国并列，也要将国王尊号与皇帝地位并列，总之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安排。和中世纪盛期的头衔“罗马皇帝（imperator augustus Romanorum）”相比，加洛林王朝的折中称号像是个劳什子。它比罗马或法兰克方案中的所有精微阐释都更好地表现了查理皇帝的统治正处于实验阶段。在它存在的第一年，这种皇帝统治尚未完全成形。胜利者还在尝试，他们该如何命名国王统治的升级，并如何让它融入世界。新皇帝的魅力与力量持续了很久，直到他得到提升的地位成为一种常态。至此，需要不断自我确信的压力才逐渐消失。起初却并非这样，皇帝统治的形式与遣词都存在实验性和多义性。因此，本章以800年查理被加冕的圣诞节作为开篇。回顾加冕的前提条件和发展形式，我们便可知这样的皇帝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最初，8世纪有两条解放之路。教宗慢慢从东罗马的束缚中脱离，为了稳固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区而转向新的保护国法兰克王国。教宗哈德良一世（Hadrian I）在781年的文书中最后一次依照拜占庭皇帝的统治纪年来记录时间。当时，加洛林家族在法兰克王国登上统治之位。丕平不体面地迫使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退位，在751年接管了王国。768年丕平逝世时，法兰克王国按照传统由他两位有统治能力的儿子查理和卡洛曼瓜分。卡洛曼死后，查理于771年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751年王朝统治的中断需要新的合法化手段来赢得法兰克贵族的同意。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回忆针对此事讲述了教宗撒迦利亚（Zacharias，741～752年在位）的故事，他命令法兰克人离开没有王权的墨洛温家族，而给拥有王权的加洛林家族国王之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秩序颠倒。认为统治必须拥有正确名号（nomen）的观念，也让之后的皇帝加冕成为必要，使国王统治的霸权以新的皇帝名义得以增强。《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在教宗的命令和法兰克人的国王选举之上又加入了丕平的膏立。经过膏立，新国王因而距上帝更近。根据回忆，教宗斯蒂芬（Stephan）于754年再次膏立丕平和他的两个儿子查理与卡洛曼，新的统治家族因此获得特别的合法性。教宗的到来原是为了请求援助，以抵抗伦巴第人对其统治区的严重倾轧。一个影响深远的联盟结成了：今后，法兰克人成了使徒彼得后继者的忠诚帮手。

不过，记忆容易松动。教宗第一次前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王国之旅，以及教宗与法兰克国王在蓬蒂永（Ponthion）和圣但尼（Saint-Denis）的会面形式，在不同文本中留有不同记忆。《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把教宗描写为恳求者，《梅斯编年史前编》（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更明显：“丕平得知后大喜，命令长子查理动身迎向教宗，并恭敬地将教宗带至自己所在的蓬蒂永行宫。及至蓬蒂永，教宗得到国王丕平的恭敬接待，并向国王和贵族们送上众多赠礼。第二天，教宗带着随从、穿着麻袋、顶着灰，赎罪般地拜倒在地，以全能上帝的恩慈、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力量恳求国王丕平，把他自己和罗马人民从伦巴第人之手、骄狂国王埃斯托夫（Aistulf）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他始终不愿从地上起身，直到国王丕平和他的儿子以及法兰克贵族们向他伸出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作为未来结盟与解救的标志。”

[5]

《教宗列传》的记忆虽然也包含斯蒂芬的急切恳求，在礼节上却明显把丕平和查理置于更低的位置。二人匆忙迎向教宗，丕平如随从般四处为教宗引马：“当丕平得知神圣的父（教宗）即将到来，急忙带着妻儿和王国贵族动身。他命儿子查理带领众多体面男人事先奔出四十英里迎接教宗。他自己从蓬蒂永行宫走出，向教宗方向几乎步行了一小时，且如廷臣一般在教宗的马旁大步走了一段路。”

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以口头叙事和为领主效劳为基础的世界中，这些象征行为已建立起约束义务。主人高骑骏马，随从步行引马。恳求者如赎罪者般悲惨着装，向施救者跪倒。是大权在握，还是恭敬谦卑——也许没有什么比记录着754年这场教宗与法兰克国王的首次会面的不同文本更能体现巨大的认知差异。这为双方的地位争斗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的几百年间，仪式规矩始终被不断商定、修改和重新理解。同一世界中，礼仪只是表面上具有固定形式，实际上一直发生动态变化，它用具有象征性的行为将上层与下层、强势与顺从区分开来。

754年的联盟带来了多重收益。丕平用武力解除了伦巴第人给教宗的威胁。圣彼得的继承者给予他和他的儿子“罗马人的元老（patricius Romanorum）”这一尊称。774年，查理征服伦巴第王国。当伦巴第王国都城帕维亚（Pavia）还在被围攻时，他就前往罗马，并受到“元老”级的接待。元老的头衔现在不再来自拜占庭皇帝，而是由作为“罗马新领袖”的教宗授予。众多王国和统治者投入查理麾下。巴伐利亚人和阿勒曼尼人更紧密地归附于法兰克王国，信奉异教的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则在多场交战中落败。除了不列颠群岛，中世纪早期众多不同的王国如今都效力于这唯一一个强国。

大陆边缘的诗人开始歌颂查理为“欧洲之父”或“欧洲灯塔”。法兰克的附属臣民并未分享这一欧洲愿景。在这个由他们赋予名义的王国，他们自豪地坚守着自己的优势地位。查理的顾问阿尔昆（Alkuin）于799年提出世界上的三大强权：教宗、皇帝和法兰克国王。因此，查理在征服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伦巴第王国之后，竟然还要将他的统治者头衔加长，就更令人诧异了。自774年起，他自称“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罗马人的元老”。意大利的光芒让这位法兰克统治者深深着迷。

795年，利奥三世告知法兰克国王他的教宗选举结果，并将通往使徒彼得之墓的钥匙和罗马帆旗送给他。在罗马发生了一次骚乱后，他转而向查理求助，查理便于799年在帕德博恩（Paderborn）接待了他。这是王国的边境，地处刚刚被征服并实行基督教化不久的萨克森地区。在法兰克人的护送下，利奥得以在799年秋天回到罗马。一年之后，查理也跟随而至。可以推测，那时的皇帝加冕可能是商量好的。为了准备加冕，教宗在拉特兰宫（Lateran）最重要的接待场所三榻厅（Triclinium）中布置了一套镶嵌画，其内容根据后世不同的临摹版本得以复原。半圆形后殿中间呈现耶稣派出的众使徒，两侧各有一幕效忠场景。左侧图中，耶稣将钥匙

[6]

递给圣彼得，将拉伯兰旗（Labarum）递给君士坦丁大帝。右侧图中，圣彼得将披带递给利奥三世，将罗马枪旗递给查理国王。一段铭文上书：“圣彼得，请赐予利奥教宗长命，赐予查理国王凯旋。”

根据两项较新的考察，查理的皇帝加冕未必是教宗与法兰克国王联盟所谋划的最高点。其一，在科隆的一篇笔记中，一位希腊使者在798/799年就把皇帝之位（imperium）给了查理。笔记只有寥寥数语，意义不清。难道这些法兰克人的男权社会认为帝位已经空缺，就因为东边的伊琳娜女皇（Kaiserin Eirene，797～802年在位）“只是”一介妇人？或者东方帝室面对着西方的上位者，想要用古代晚期东西二帝统治的方式与之妥协？对此，那短短几行笔记无法提供清晰的信息。我们只知道，拜占庭之后把查理的皇帝统治看作篡位，并断然强调只有他们自己是罗马皇帝。其二，查理一直等到800年12月25日才进行加冕，这一点可以用末世想象来解释。在中世纪的纪年中，这个圣诞节标志了801年的开端，也是创世以来第七个千纪的开端，是七日节律的完成，人类在主内安息。只不过，凭借流传下来的如此贫瘠的文书，实在很难判断，在选择圣诞节作为加冕日时这些因素是否真的重要。

在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召开的宗教会议上，教宗利奥三世通过起誓，洗掉了他的对手对他的所有指控，此后，教宗和宗教会议决定推举查理为皇帝。拥有皇帝的名义，查理在罗马的法庭上就能立于利奥的对手之上，对其加以制衡。那是他最后一次前往使徒之城罗马。尊位的升级被查理用来贯彻他对王国的统治。802年，作为“最基督教的皇帝（allerchristlichster Kaiser）”，他要求法兰克人以“皇帝的名义（nomen caesaris）”对他宣誓效忠。之后，他开始马不停蹄地组织教会和司法，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贯彻正当之事，准备上帝之国。八方使者云集于查理的王国。

达到与拜占庭分庭抗礼还需要时间。法兰克和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地区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en）长期测试他们的军事力量。直到保加尔人（Bulgaren）对东罗马帝国的施压愈加频繁，皇帝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I，811～813年在位）才在812年的夏天派使者前往亚琛，呼查理为巴西琉斯。至此，西方的皇帝统治被承认了，他的罗马名字却并没有得到认可。当拜占庭统治者一以贯之地称自己为“罗马皇帝”时，查理和他的继承者在头衔中都放弃了任何与罗马的关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时期。

尽管外交上大获成功，但是在边境受外敌威胁、诞下子嗣的希望受挫、身体日渐衰老虚弱的情形下，留给皇帝的时间并不多了。在最后几年，他以亚琛行宫为中心，召集他的宫廷顾问，为皇帝统治赢得嘉誉。两个儿子查理和丕平都先于皇帝查理离世，王国瓜分和皇位继承的安排因而失效。一方面，法兰克王国传统上由有治理能力的王子分国继承，另一方面，皇帝统治却不可分割，这两者构成的矛盾这时候还未被提上台面。813年9月，他让唯一还活着的儿子（虔诚者）路易（逝于840年）从遥远的阿奎丹（Aquitanien）来亚琛短暂停留。在亚琛，他既安排了继承，也展现了法兰克人对皇帝统治的理解。

时隔不到13年，继位地点的选择明显表现了皇帝对罗马教宗加冕的背离。对此，重要文书再一次无法给出统一说法，不过，813年所发生的事倒并非在法兰克人与教宗之间回忆相左。我们只有法兰克人的记录，即《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和两份虔诚者路易的生平传记。尽管礼仪不同，文书勾勒的都是父子之间无比和谐的图景。在提甘（Thegan）的《虔诚者路易传》（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中，查理在亚琛行宫会议上问每个人，是否同意将他的名号，亦即皇帝名号（nomen suum，id est imperatoris）传给儿子。选举表决同意之后，查理在接下来的周日，即813年9月11日，戴上国王珠宝移驾马利亚教堂。他命令在教堂内摆上一顶金冠，且与他自己戴的有所不同。查理对儿子做了一番教导讲话，再三详述统治者的美德，并见证他效忠遵嘱的承诺。“接着，父亲命令他将祭坛上的金冠拿起来戴在自己头上，并铭记父亲给他的所有这些教导。他遵循了父亲的一切指令。随即他们听闻弥撒声，共同前往宫殿。去途和返途中，像每次在父亲身边那样，他都扶着父亲。数日后，父亲惠赐他许多贵礼，允许他返回阿奎丹。临别时，他们拥抱亲吻，为他们的爱喜极而泣。”

与提甘所述路易自己戴上王冠不同，艾因哈德、《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及一篇不知名者撰写的路易生平传记描写的是查理为儿子戴上王冠。到底是父亲亲手授冠，还是儿子听从父命，已难以判定。不过，与800年罗马加冕仪式相比，这次明显存在有意的断裂：法兰克王国的亚琛成为新的加冕地，教会人员缺席，皇帝之位由父传子。也许他们正在效仿拜占庭皇位承袭无教会仪式的做法？

不久之后，查理大帝辞世，葬于亚琛行宫教堂。艾因哈德记录并流传下来的碑铭将皇帝统治与法兰克王朝进行了统一：“在这座坟墓之下，安息着伟大的信奉正统宗教的皇帝查理，他崇高地扩大了法兰克人的国土，隆盛地统治了四十七年。他逝世时年逾七十，时值我们主的第八百十四年，即小纪之第七年，2月朔日的前五天。”

[7]

在虔诚者路易治下，宫廷中精英往来交流，观念与形式随之发生改变。不过，对王国和皇帝统治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皇帝在两段婚姻中生育了四个儿子，而有三位都活到了他去世。早在817年，他就对继承作了复杂的规定。然而，那之后出生的第四子所产生的继承资格打破了原本考虑周密的规则，再一次将加洛林统治家族带到了混乱的边缘。到路易死时，王国与皇帝统治已经面目全非。法兰克人均分继承的传统在王国的新格局中依然需要保持。与此相对，在彼此间平等分治的统治区域中，高高在上、不可分割的皇帝统治势必就被削弱了。此外，君主权威急剧崩塌，王国贵族和教会的参与却日益重要。统治只能在国王与亲信达成共识后才能进行，这一点甚至比从前更加明显。

最初，对皇帝统治和教宗统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还具有效力。当利奥三世于816年去世时，罗马人斯蒂芬四世升为教宗（816～817年在位）。对皇帝的尊重迫使他立刻动身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区。816年10月，皇帝路易和皇后埃芒加德（Irmingrad）在兰斯会见新的教宗。这个地点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主教雷米吉乌斯（Remigius）曾经在这里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逝于511年）施洗，而路易（Ludwig）与克洛维（Chlodwig）同名。

[8]

法兰克人的文书强调了教宗的急切，以及皇帝接待来客时的高度尊敬。

提甘对首次会面如此叙述：“使者之后，路易亲自迎向教宗。二人在兰斯的大平地相逢，皆下马。皇帝对最高主教三次俯下整个身体在地，在他第三次起身后，他问候教宗道：‘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诗篇》118：26–27）

[9]

教宗答：‘称颂我主，因他我的眼睛已经看见第二位大卫王。’（此处化用了《西面颂》

[10]

的句子）他们互相拥抱并和睦地行亲吻礼，随后走向教堂。长祷之后，教宗起身，和他的同行教士共同高声致以专门为国王书写的颂词。”接下来几日，他们相约会谈，相互邀请，并相互惠赠最高规格的礼物。随后的周日，教宗在兰斯大教堂为路易膏立并进行皇帝加冕：“在接下来的周日，在弥撒前，教宗在教士和所有人面前为他行圣礼，膏立他为皇帝；教宗带来一顶镶嵌有无价珠宝的绝美金冠，并为他戴上。对王后埃芒加德，教宗称以皇后，也为她戴上金冠。”

路易的第二次皇帝加冕让教宗重新拥有能够推举皇帝的权威，哪怕地点已经无法定在罗马的使徒之墓，那么至少也要在法兰克王国的兰斯。如今我们已经知晓他之后的屈服，对比之下，816年的兰斯之举可被视为这位虔诚的弱者的一次非必要的让步，毕竟凭借在亚琛封皇的想法，强势的父亲已经给了他一次使加洛林独立于教宗的机会。然而，这一批评并不适于当时认为统治合法性应由宗教神圣仪式来赋予的观念世界。

皇帝在817年与下一任教宗帕斯卡尔一世（Paschalis I，817～824年在位）结成联盟。这一联合上接此前的法兰克与教宗的约定，也为罗马教会保证了产业和主权。在教宗获准拥有司法裁判权时，皇帝也保留了调停权（Interzessionsrecht）。这使得皇帝可以对教宗的任命产生影响。罗马人虽然获得教会选举的权力，但当选者必须告知皇帝他的升任，并且确认维持与法兰克人统治者的纽带。

虔诚者路易在兰斯膏立时并未许诺。817年，他也在承载着悠久传统的城市亚琛进行统治权的家族传接。与王国贵族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洛塔尔一世、路德维希二世

[11]

和丕平一起，他以慎重坚定、绝不背弃的态度起誓并颁布了一项继承安排，即后世所称的《帝国御制》（Ordinatio imperii）。只有长子洛塔尔可以继承皇位，并排在两位幼弟之前。与法兰克人诸子均分的旧传统相比，日耳曼人路易和丕平获得的统治范围缩小了很多。817年确定的王国疆土也不能被继续再分。获得贵族赞同后，虔诚者路易像813年一样，没有经过教会之手，直接将皇位传给了儿子。

817年时，皇帝统治的重要性还大过让王朝与法兰克王国保持统一。可是，新结构未免太快就显现了最早的裂痕。823年，路易与皇后尤迪特（Judith）的第二段婚姻诞下了第四个儿子，即（“秃头”）查理二世。为了把他在法兰克王国中应得的一部分传给他，诸位兄长只能相应承受代价。皇后尚在孕期时，承父之命在意大利统治的洛塔尔接受教宗的邀请前往罗马。复活节时在圣彼得大教堂，洛塔尔获得“帝王冠冕，接受奥古斯都和皇帝之名”（《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之后，使徒之墓所在之处终于再度成为加封皇帝的宗教仪式举办地。

中世纪在罗马进行皇帝加冕的传统从823年开始并一直持续，中间只有892年兰贝托（Lambert）在拉文纳加冕这一次例外。回过头来看，洛塔尔的圣彼得墓之行确立了两项规则：一是罗马是当时唯一的皇帝加冕地，二是只有教宗拥有行膏立之礼的权威。即使教宗缺席了路易四世在1328年的第一次加冕，人们也认为这是个例外，并且出于对正统仪式的渴求，很快就要让一位对立教宗“按规矩”再对他加封一遍。

洛塔尔回到父亲那里时，正逢幼弟查理出生。虔诚者路易和尤迪特想要让这位副帝参与到家事之中，让他做孩子的教父。不过，当这对父母自829年起想要分给查理属于自己的继承领地时，加洛林的家族和睦破裂了。数年间，皇父和几位儿子之间阵营变化不断，或与这位结盟，或与那位对攻。833年，虔诚者路易不得不公开忏悔并放弃皇位，朝野为之震惊。查理大帝去世不足二十年，加洛林家族皇帝威望的下滑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在苏瓦松（Soissons），（虔诚者）路易一世当着几位年长儿子、神职人员、贵族和众多围观的法兰克人的面，在祭坛前伏倒在地，一遍遍大声忏悔自己统治不当。主教递给他一份历数他各种过失的清单。路易将这份诉状和他的剑带一起放在祭坛上，接过赎罪袍并接受被逐出教会这一决定。就在他身处屈辱和罪罚的深渊时，命运之轮转动了。835年，路易一世重又夺回主动权，洛塔尔一世却陷入被动的境况。长期的不确定性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几番党争和派系轮换下来，皇帝统治逐渐丧失优先地位。

840年6月20日，虔诚者路易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附近的莱茵河小岛上辞世。在他去世的这一年，法兰克王国的状况同查理大帝去世时的814年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知名作者所书的虔诚者路易生平传记中还记录了他最后将皇冠和镶金嵌玉的宝剑送给了洛塔尔，以保皇后尤迪特和他们的儿子查理平安。阵营变化不断的手足之战一直持续到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彼时争斗各方都已精疲力竭。在841年惨烈的丰特努瓦之战［Schlacht bei Fontenoy，在欧塞尔（Auxere）附近］中，众多法兰克精英丧命，日耳曼人路易、查理二世两位弟弟向皇帝洛塔尔一世证明了他们的优胜。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强化了他们的联盟。两位国王相互用对方军队的语言——古高地德语和古法语——宣誓效忠。

842年起，三兄弟各派40名全权代表组成委员会，形成均分王国的基础。得到贵族同意后，洛塔尔一世、日耳曼人路易和查理二世于843年8月初在凡尔登确认和解。他们并没有预想到，这次友好结盟塑造了欧洲历史。《凡尔登条约》定下了后来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界，也就是未来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国界。国界的划分并非依据地理、语言、教会或族群的既有状态。兄长洛塔尔率先动手划分。他为自己选择了从弗里斯兰（Friesland）经西阿尔卑斯山脉直到意大利的国土，并包含作为加洛林皇帝统治中心的亚琛和罗马。莱茵河以东的地区归日耳曼人路易，包括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施佩耶尔（Speyer）。斯海尔德河（Schelde）、马斯河（Maas）、索恩河（Saône）及罗讷河（Rhône）以西则归查理二世。

对当时的人来说，国土划分可能如同一条事件长链中具有偶然性的一环。可是，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一开始，加洛林家族的兄弟同盟还想再现法兰克王国的统一。长寿的日耳曼人路易和查理二世在之后三十年的统治过程中有时合作、有时对抗，稳固着他们的新国家。唯独中部王国的皇帝洛塔尔一世抱有帝国优先的理念，却渐渐走了下坡路。在他于855年离世时，他的国家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三位分别于863年、869年和875年辞世，且都无合法继承人，因而这些国土在880年归入加洛林家族的东法兰克王国一支。

此前，洛塔尔一世试图为他的儿子路易二世

[12]

、洛塔尔二世和查理保住他分得的国土和不可分割的皇帝统治。他自己专注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同时将意大利托付给长子小路易二世。小路易二世前往罗马，去教宗塞尔吉乌斯二世（Sergius II，844～847年在位）那里强化法兰克人的权威。844年6月8日，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被教宗和僧侣以皇帝之礼接待。小路易二世握住教宗的右手，二人一同走进教堂。一周后，塞尔吉乌斯为小路易二世膏立，加冕其为伦巴第国王，并配上国王之剑。在身为皇帝的父亲要求下，利奥四世（Leo IV，847～855年在位）于850年的复活节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膏立小路易二世，加冕他为副皇帝。851年起，洛塔尔一世把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国土完全交给了儿子。通过与帕尔马伯爵（Graf von Parma）之女安吉尔伯加（Angilberga）联姻，路易在意大利稳稳扎根。

洛塔尔一世于855年9月29日离世，此前不久，他去了普吕姆修道院（Kloster Prüm）隐修。他和儿子洛塔尔二世的统治给历史留下了洛林（Lothringen）这个地区名称。不同于查理大帝与虔诚者路易，他的皇帝尊位不再以在拉丁基督世界占据霸权位置为前提。拥有意大利直接打开了通向罗马加冕的大门。

[1]
此处中文翻译由译者根据本书德语译文译出。

[2]
引文出自《教宗列传》（Liber Pontificalis），此处中文翻译引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隆国的研究论文《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3]
至此句为止，此段中文译文引自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4]
引文出自《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
），原文为拉丁语，此处中文翻译由译者根据本书德语译文译出，也参考了以英译本为翻译底本的中文翻译，参见［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查理大帝传》，A. J. 格兰特英译，戚国淦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
此处中文翻译由译者从本书德语译文译出。

[6]
原文此处误写作“披带（Pallium）”，译者与作者确认后作此修改。

[7]
此处译文引自《查理大帝传》中译。

[8]
两者为同一名字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写法，Chlodwig是Ludwig的早期形式。

[9]
此处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10]
《圣经·路加福音》中西面的祷告，也是《路加福音》围绕耶稣诞生所记载的第四首颂歌，俗称《西面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加福音》2：29-32）

[11]
即日耳曼人路易。

[12]
意大利的路易二世（825～875），也称作小路易二世。

第四章 意大利的胜利（855～924年）

最初，洛塔尔一世作为副帝共同施行统治，还能将被划分的法兰克王国联结在一起。自从法兰克王国兄弟阋墙、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以来，各个分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加洛林兄弟定期会面、承担共同责任的想法只短暂维持了一段时间。到855年洛塔尔去世时，已经出现了五个王国：皇帝逝世后一分为三的中法兰克王国，以及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皇帝统治与曾经的大国三分再三分之后所得的意大利地区保持着关联。小路易二世（逝于875年）通过宣称这一点而与他的两位叔叔日耳曼人路易（逝于876年）和查理二世（逝于877年）对立。对于后二者来说，只有幸运得到男性子嗣，王国才能存活、延续。然而与此相对，洛塔尔一世的王国到他三个儿子那一代却不得不走向终结。东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觊觎着他的遗产和皇位，开始了漫长的争夺。875年，西法兰克王国短暂得手，紧接着，东法兰克王国就在881年和896年告捷。直到924/925年，皇帝统治的持续变化以及洛塔尔的国土的归属问题，都表现了法兰克人在政治行动上的立场和结盟的多样性。随着昔日的大国缓慢瓦解，中世纪王国和后世民族被逐渐重塑。

决定性的政治举措发生于9世纪中叶。日耳曼人路易和查理二世在东法兰克与西法兰克的王国有着不同的、偶然性的起源，如今正逐渐稳固下来。最初，王国以国王之名来命名，后来它们很快就为重要的贵族联盟提供了新的认同空间。如今，现有边界让新的王国取代曾经法兰克庞大王国的宏大框架成为开展政治活动的空间。在这影响深远的几十年里，小路易二世作为皇帝统治着意大利。《教宗列传》有意如此记载：858年，像丕平在754年那样，小路易二世两度为新当选的教宗尼古拉一世引马；皇帝就像随从一样步行为骑行的教宗引马，作为从属的象征。他与教宗和贵族精英的统治联盟构成了皇帝统治的历史。这些贵族精英原先来自法兰克、巴伐利亚和阿勒曼尼地区，长久以来已逐渐在阿尔卑斯山脉南部的土地扎根。拥有意大利，且由教宗加冕奠定统治，这两者构成了统治的根本。

眼见路易即将不久于人世，却无男性子嗣，两位叔父都觊觎他的遗产。查理二世目标明确地筹备他的候选资格，让教宗哈德良二世（Hadrian II，867～872年在位）和约翰八世（Johannes VIII，872～882年在位）秘密地保证为他加冕。当小路易二世于875年8月12日离世时，教宗约翰八世邀请西法兰克国王前去加冕。他比东法兰克的兄弟快了一步。就是这片刻偶然，成就了历史上西法兰克王国的唯一一次皇帝统治。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不少法兰西君王或王子渴求一次罗马皇帝加冕却无果。在查理二世皇帝加冕929年后，才有拿破仑一世在非常不同的情形下登上法兰西的皇帝之位。中世纪早期的政治举措还能产生于政治意外，不具备统一的模式，甚至完全没有合法的强制力。

查理二世果断动手，阻止了东法兰克人的觊觎，并快速翻越阿尔卑斯山，保证了他在875年圣诞节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进行皇帝加冕，彼时正好是他的同名祖父查理大帝建立西方皇帝统治的75年之后。他的兄弟日耳曼人路易在失望之下攻进西法兰克王国，并于同一日示威性地在查理的阿蒂尼行宫（Pfalz Attigny）庆祝节日，实际上却无法真的在那里宣告任何事情。圣诞节成了法兰克人内部竞争的权力展示舞台，在罗马与阿蒂尼、查理二世与日耳曼人路易之间，西方在875年赢下一程。不过，两位日渐年迈的查理大帝之孙的争斗并不能让法兰克人的历史遗忘这第五次皇帝统治权的授予者。教宗约翰八世在两位同样尊贵的候选人中进行了自由选择，然后于875年举行皇帝加冕仪式。此前，教宗似乎只进行点缀性质的宗教仪式，这里却第一次掌握了行动的大权。

新皇帝并没有如教宗所望，迎着撒拉森人的威胁向意大利南部进军，而是试图将小路易二世曾经的权力位置坐稳。这样，教廷的期待和皇帝可能作出的选择之间出现了分歧。皇帝统治对帝位拥有者来说意味着头衔，而非为了效忠教宗而要冒的不可估量的风险。愿望与实际不一致，失望由此滋生。皇帝统治的主宰世界之梦触碰到了它的可行性的边缘。意大利北部与中部作为帝国的“共振板”，对扩张来说已经足够诱惑了。

876年2月，在帕维亚（Pavia）召开的国家会议宣布查理为意大利的守护者和保卫者。为了在表现上符合这一称号，他委任妻舅维埃纳的波索（Boso von Vienne）为自己在意大利的代表。波索娶了皇帝小路易二世之女意大利的埃芒加德（Irmingard）为妻，并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关于对西法兰克国王的突击，东法兰克王国的《富尔达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Fuldenses
）愤怒地评论道：“（查理）违背了他的诺言，以他最快的速度奔向罗马。他像朱古达（Jugurtha）一样用金钱收买了整个罗马人民的元老院，赢得了它的支持，就连教宗约翰也因此听从了他的恳求，为他戴上皇冠，称他为皇帝和奥古斯都。”这份记述对皇帝和他的风格明显持保留态度，毕竟对富尔达修道院的品味来说，在文化上太过于多元化了：“据传言，当查理皇帝由意大利返回高卢时，穿着新的奇装异服……他蔑视所有法兰克国王的规矩，却认希腊的奢华为最佳，为了表现他地位上升的自豪，他不再使用国王头衔，而让海这边所有国王都称他为皇帝和奥古斯都。”

皇帝统治如今对法兰克人的政治来说已成为特洛伊的金苹果。在与东法兰克亲戚的武力交锋中，查理二世于876年在莱茵河畔的安德纳赫（Andernach）大败。西法兰克的贵族很快离他而去。当皇帝自己的忠臣也拒绝支持时，877年的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也落空了。877年10月6日，查理二世在流亡经过阿尔卑斯山时，死于萨伏依的小镇阿弗略（Avrieux）。他先被临时埋葬在楠蒂阿修道院（Kloster Nantua），遗体后来被运至西法兰克圣但尼王室修道院。对其逝世和入葬的记载展现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偏见。《圣伯丁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Bertiniani
）将他暴毙于陋室归罪为身边犹太御医的毒杀。即使用大量酒和香料处理，尸体散发的味道依然臭不堪闻，乃至无人愿意搬运。在皇帝不光彩的死亡中，当时的人看到了他碌碌无为的一生。

查理二世之子路易二世（“口吃者”）

[1]

继承了西法兰克的国王之位。不过，皇帝统治却没能很快得到延续。口吃者路易二世没有赴教宗的邀约。虽然东法兰克的三位兄弟——路德维希三世（“青年路易”）、卡洛曼（Karlmann）和查理三世（“胖子”）——都懂得如何强势登场，青年路易和卡洛曼却相继殁于加洛林晚期的一种可怕疾病。还活着的胖子查理因此应教宗之邀前去意大利，并于880年在拉文纳接受意大利的王位。881年2月，他和妻子里希加尔达（Richgarda）一起，“以无上之荣”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被膏立为皇。回头看，此举也可被看作东法兰克皇帝传统的孱弱开头，虽然它在这之后就因四位意大利统治者的皇帝加冕而断裂。从胖子查理到奥托大帝及他东法兰克—德意志的皇冠继承者之间并非一脉相承。

朝代之间的偶然事件让法兰克的庞大王国在胖子查理治下再一次成为一个整体。885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一支嫡系眼看要绝嗣，贵族于是将查理召唤入庭。他尝试了三年，试图跟上他伟大的曾祖父的步伐。外有诺曼人和撒拉森人的威胁，内有王国不同地区逐渐增强的独立性，而胖子查理的无能与日俱增，这一切却只是证明，命运之轮不会转回来了。查理的侄子克恩滕的阿努尔夫（Arnulf von Kärnten）发动政变，于887年将皇帝推下帝位。查理还想尝试让他的私生子伯恩哈德（Bernhard），或让他于887年收养的养子，即波索与加洛林皇女埃芒加德之子路易（即后来的“瞎子”路易三世）成为继承人，皆以失败告终。

888年，法兰克王国终于一分为五。在东法兰克王国，加洛林家族的最后两位君主一直统治到911年，其后是康拉德家族的一人在911～918年实施统治，以及鲁道夫/奥托家族（Liudolfinger/Ottonen）在919～1024年实施统治。在最初整整一百年里，口吃者路易二世有一支在合法性上尚存争议的后代血脉与新的罗贝尔/卡佩王朝（Robertiner/Kapetinger）争执不断。987年，后者终于得到普遍认可，且其男性一支一直守护着法兰西王位直到1789年，1814年至1848年又经历复辟。在意大利，两位国王——斯波莱托的圭多（Wido von Spoleto）与弗留利的贝伦加尔（Berengar von Friaul）——以及他们的后代互相争夺着地位高低。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地区，888年到1032年间有四位韦尔夫家族（Welfen）的国王统治着新兴的勃艮第王国。这个新的国王家族在为加洛林王朝效劳中晋升，因为与加洛林家族的公主联姻，家族也能追溯到与查理大帝的某种亲缘关系。这样看来，加洛林王朝也算是以远亲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尽管如此，同时代的人依然能感受到断层。统治者们的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举措让清晰的发展脉络变得模糊。阿努尔夫宣称他自己和东法兰克王国具有政治优先权。可是意大利的统治者又重新赢得皇帝之位。当斯波莱托的圭多（逝于894年）将他的对手弗留利的贝伦加尔逼到亚得里亚海北部后，他让原先的反对者教宗斯蒂芬五世（Stephan V，885～891年在位）在891年2月21日为他加冕。在文书中，圭多称他的妻子阿洁特鲁德（Ageltrude）为“我们帝国的皇后和伴侣（imperatrix et consors imperii nostri）”。他干劲十足地稳固自己的新皇位，提拔其子兰贝托（Lambert，逝于898年）为副王。892年4月，教宗福尔摩赛（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拉文纳将兰贝托加冕为副皇帝，这是中世纪最后一次不在罗马进行的皇帝加冕。父子一同再度续上皇帝与罗马教会的约定。

圭多死后，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却插手意大利，为自己争夺通向罗马之路，包围并占领了这座城市，兰贝托战败而逃。富尔达修道院的编年史作者将自己国王的胜利美化为对教宗的解救行动，为了感谢阿努尔夫，教宗于896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他进行皇帝加冕：“如天主所命，国王大军不费一兵一卒，当夜幕降临，以光荣胜利征服最牢固、最高贵之城，将教宗和罗马从敌人手中解放……现在，教宗以父之爱，在我们称为‘圣彼得台阶’之处、天国之前迎接国王，尊敬、满怀喜悦地带他走进使徒圣彼得的教堂。按照前人加冕皇帝的传统，教宗为他戴上皇冠，称他为皇帝奥古斯都。一番仪式过后，所有罗马人民在圣保罗前宣誓对皇帝效忠。”

[2]

阿努尔夫的登帝造就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对立皇帝。不料，在权力的顶点时，他忽然中风，严重瘫痪，使他一直到899年都几乎丧失行动能力。病中的皇帝很快被带回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即使在东法兰克享有盛誉，阿努尔夫的皇帝统治在意大利的历史书写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皇帝兰贝托和国王贝伦加尔利用意大利的政治真空，在896年协商共同统治。不过，兰贝托死后，贝伦加尔也还没有升为皇帝。加洛林家族与教会的传统权力联盟最后一次越过不明确的国界掌控权力，是皇帝小路易二世的外孙路易三世（瞎子路易）前往意大利之时——887年，他就已经是胖子查理最瞩意的继承人。901年，很可能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宗本笃四世（Benedikt IV，900～903年在位）亲手为他戴上皇冠。仅仅四年后，皇帝就眼看运势离去。905年8月，他落入贝伦加尔之手，被刺瞎双眼。皇帝成了盲人，不再有治理能力，被意大利的权力角逐所弃。多年之后，也许是928年，他在普罗旺斯辞世。

残暴赶走路易十年后，贝伦加尔获得了他想要的回报。915年11月底或12月初，教宗约翰十世（Johannes X，914～928年在位）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冕，与他确认教宗与皇帝之间的协定。动荡时代中，924年4月7日，他在维罗纳被手下刺杀身亡，皇帝统治草草收场。意大利王国陷入了加洛林后代贵族群雄争夺王位的境况。众人轮番称霸，先是洛塔尔家族国王洛塔尔二世的后代——于格（Hugo）和洛塔尔（逝于950年）父子，再是皇帝贝伦加尔一世的后代——贝伦加尔二世与其子阿达尔伯特（Adalbert，逝于972年或975年）。924年之后，就很难再看到加洛林家族成员或拥有一半加洛林家族血统者登上皇位了。由于历史中的皇帝统治长期与法兰克王国或法兰克人的后代王国相联系，855年开始，对意大利的稳固占有与教宗的邀请就成为皇帝加冕最重要的前提。几乎过了40年，才又等来一位有力的统治者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1]
Louis II de Bègue（846～879）。

[2]
此处中文翻译由译者根据本书德语译文译出。

第五章 新的中心（919～1056年）

在将近40年后的962年2月2日，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加冕延续了西欧的皇帝统治。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终结，皇帝之位一直与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相联系。这一联系既深刻影响了皇帝统治，也影响了国家。自982年起持续使用着的罗马皇帝称号在11世纪之后也开始影响国王头衔。渐渐的，南至阿尔卑斯山脉，北至北海，西至马斯河，东境一直在扩张的王国的统治者开始自称“罗马人的国王”；自亨利五世（Heinrich V）起，这个称号甚至逐渐形成体系。帝国甚至带给国王一种充满诱惑的可能，以至于发展一种民族君主国都显得不大有必要。几个世纪里，他们都按照荣升为皇帝的目标来进行筹划，在帝国名称中加上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遥远城市。与之竞争的还有不少来自自己或他人的称号，这些名称如法兰克、萨克森、日耳曼、阿勒曼尼或施瓦本，是从不同视角为这座地处欧洲中心的帝国命名。稍后加上的“德意志”最初被用来指称语言，后来才被用以指人民和国家。

奥托一世962年的建业之举为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带来长远影响。自963年起，教宗与皇帝更加细化他们彼此相反的权力诉求：一个是对世俗，一个是对通向上帝之路。双方为了平起平坐，或者甚至是为了一争高下，都持续对仪式进行了改变。两种普世权力之间交织着共识与纷争，一次次推动政治和理论的探索。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矛盾是欧洲中世纪的时代印记。辩证思维、个体性与世俗化就在这样一种怀疑文化中诞生。

奥托距离罗马皇帝加冕曾有漫漫长路。919年，他的父亲亨利一世（Heinrich I）获得国王之位。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重心因此北移，由弗兰肯地区转移到萨克森地区。亨利的家族被称作鲁道夫或奥托家族，扎根于哈茨山一带。科维（Corvey）、甘德斯海姆（Gandersheim）或奎德林堡（Quedlinburg）以及之后的马格德堡（Magdeburg）、梅姆雷本（Memleben）、梅泽堡（Merseburg）是他们重要的记忆场所。962年之后，这里进行过一次重要的历史书写，从萨克森人的崛起讲到伟大的当下。从在萨克森时起，亨利就在东法兰克王国收获人心，并兼用军事武力和友谊结盟，将诸位公爵纳入自己的关系网。对非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的一次次胜利证明了新国王的好运与强干。在建立如此功绩之后，936年，法兰克人诸子分国的传统不再被延续，长子奥托一世接过了国王统治权。选王与加冕地点选在亚琛，将延续加洛林王朝的意愿表露无遗。新国王的施政纲领向查理大帝看齐，也因而释放了与众加洛林后代王国竞争的信号。

奥托以极大的韧性克服了内忧外患，在王国内处处彰显他的治国能力，并一再插手西法兰克、勃艮第、意大利这些邻国的内部龃龉。951年与955年的两次胜利进一步改变了国王间的位次结构。

950年洛塔尔国王去世，贝伦加尔皇帝的后人——伊夫雷亚的贝伦加尔二世（Berengar II von Ivrea）与其子阿达尔伯特（Adalbert）接过了意大利的王冠。不过，奥托一世也以法兰克王国权力联盟的名义，于951年动身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很快就赶走了对手，亲自开始国王统治；流传下来的历史文书中没有正式的加封记录。他的宫相追溯了查理大帝的旧统治头衔，拟了“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和“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的国王”的称号。896年以来，东法兰克和意大利第一次统一在一位君主名下。奥托与丧夫的意大利王后阿德莱德（Adelheid）的联姻更是为这一权力带来合法性。奥托的第一位妻子，来自威塞克斯（Wessex）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女伊迪丝（Edith），已在946年去世。与勃艮第王女、富有的意大利王后阿德莱德的第二次联姻，为奥托开创了罗曼语世界的前景。阿德莱德先是王后，再是皇后，自信地与丈夫并肩共治。从她开始，10到11世纪出现了一个形象鲜明、对政策制定影响不凡的皇后群体。用古老的意大利尊称“帝国的共治者（consors imperii）”来表现她的重要性可谓恰如其分。

951年，奥托未能按计划前往罗马。4年之后，他击败异教徒马扎尔人建立了常胜功名。955年8月10日，他的臣民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费尔德（Lechfeld）庆祝了一场盛大的凯旋，这次胜利将对从亚洲侵入欧洲的马扎尔人转为定居，以及对他们的基督教化产生长远影响。如今，对诺曼人、撒拉森人、马扎尔人的入侵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圣枪

[1]

在手（这件无价圣物藏着耶稣受刑十字架的一根钉子），国王预言了一段和平的光辉年代。历史书写者阿达尔伯特（Adalbert）称，“如此大捷发生在我方，属于我方”，可谓前无古人。科维的维杜金特（Widukind von Corvey）在其《萨克森人史》（Die Sachsengeschichte
）中称：“此前两百年未见有王获如此大捷。”这等盛赞下，就连查理大帝也要逊色几分。

史家又视加封之举为此大捷的高潮。就像他的父亲亨利战胜马扎尔人之后那样，这支战功显赫的军队也将奥托拥立为“国之父与皇帝”。书中有关古代军队举盾拥立罗马皇帝的故实如今为皇帝统治提供了一套新模式，即只论功绩，而无须教宗和罗马参与：“皇帝为军队所立。”因此，维杜金特坚持不提之后教宗在罗马为皇帝加冕之事，可谓萨克森人以自己之道成为欧洲人民之首的自觉。

奥托距离真正实施皇帝统治还有将近7年，他还需要教宗的邀请。960年，教宗遣使者到奥托的宫廷，控诉贝伦加尔与阿达尔伯特利用奥托不在的时机拓宽自己的势力范围。踏上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险途之前，奥托将他正值青春期的儿子选为副皇帝。961年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已经身在帕维亚。之后，奥托一世在罗马被教宗约翰十二世“以极其华丽和不寻常的场面接待，并被这位最高主教、普世教宗约翰膏立为皇帝”（Liutprand von Cremona）。

这一时期，维护传承的圣秩（Ordine），即制定皇帝加冕仪式规制的礼仪书第一次形成。礼仪规定的续写和修改贯穿了整个中世纪，表面上看似如一，实则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礼仪，一直跟随统治观念发生改变。如果把记载着中世纪皇帝加冕的各种圣事的20多个抄本拼成一张快照，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它描述着中世纪盛期与晚期理想的礼仪流程。一般来说，国王从他在马里奥山（Monte Mario）的营地出发，经过凯旋大道（Via triumphalis）到达圣天使堡的科利纳大门（Porta Collina），在这里他发誓遵守罗马人的法律与习惯。僧侣与罗马元老将他引至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教宗在最高一级台阶处相迎。1111年起，国王对教宗行吻足礼，再由教宗将他从原先的俯伏状态扶起，拥抱并亲吻，作为他们地位平等的标志。进入教堂之前，统治者宣誓保卫教宗和罗马教会的权利与领地。然后，在《垂怜经》（Kyrie eleison
）的歌声中，人们踏进圣彼得大教堂。教堂里，奥斯蒂亚（Ostia）的枢机主教为新晋皇帝涂膏于右臂及肩胛骨之间。移交皇权神器（权戒、势剑、权杖、皇冠、宝球）后，先在圣莫里斯祭坛，再于主祭坛前进行加冕，同时奏响皇帝赞歌。加冕之后，皇帝大多加入圣彼得大教堂与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士会，成为教士的兄弟。12世纪起，在弥撒之后，皇帝在公众面前为教宗引马。他为教宗扶好马镫，助教宗上马，再步行为骑马的教宗牵引一段。这两个动作都表达了侍从对主人的从属。接着，教宗与皇帝一起骑马从圣彼得大教堂前往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中世纪晚期，皇帝还在圣天使桥将特殊护卫册封为骑士（1312～1452年）。最后，众人宴饮于拉特兰。

基于礼仪书，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一流程，尽管现实情形往往远比此复杂。高位和低位的象征也随着皇帝与教宗的地位关系而改变。1084年至1328年，罗马出现了不同原因的叛乱，光天化日之下暴力横行，礼仪书中记录的离开圣彼得大教堂之后赴拉特兰设加冕宴一度无法实现。

962年，奥托一世显然还不必忍受象征性屈服所带来的窘迫。对新的尊位踌躇满志，他继续在档案中留下“上帝恩慈庇佑下的高贵的皇帝”的记录。在臣民面前，他使用了全新的火漆印章图像，即不再像前朝用侧面像，而是直接展示了正面的戴着皇冠的形象，右手持权杖，左手持宝球。皇帝的半身像睁大双眼直视观者。在普遍缺乏书写的社会，对统治权威的展现在统治者画像的变化中完成了转变。善战的国王变成了一位吸引着观看者的雍容皇帝。新的印章也在欧洲建立了新的图像传统。

962年2月2日的加冕庆典过后，皇帝与教宗开始安排合作。962年2月12日，约翰十二世向萨克森、高卢、日耳曼尼亚与巴伐利亚的僧侣和人民宣布，由于迎击异教徒战功彪炳，奥托升为皇帝之尊。此外，教宗批准马格德堡的圣莫里茨修道院升为大主教区，新建立梅泽堡主教区，但两者直到968年才得到落实。973年，奥托一世在美轮美奂的马格德堡大教堂长眠。

962年2月13日，皇帝向教宗开出一份华贵的紫色公文（Purpururk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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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奥托特恩权》（Ottonianum）。它保证教宗的领地财产，重申加洛林先人丕平和查理的承诺，规定教士如罗马人民一样进行教宗选举，并命令新当选的教宗在圣职典礼之前宣誓效忠皇帝。《奥托特恩权》让圣彼得的继承者受制于皇帝的教会政策，教会政策则成形于皇帝对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王国几乎所有大主教、主教、帝国隐修院院牧（Reichsäbte）发出的这篇指令。此时，皇帝也将教宗束缚在了自己的统治里。

毫无疑问，期望教宗会保持忠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些最关键处，新皇帝搞错了，比如他误以为约翰十二世可靠、对手软弱、意大利人忠诚。三种现实与期望相悖，对接下来的所有皇帝都将是一场考验。站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角度，人们大概很想将此归罪为意大利人或者教宗的背叛。事实上，上演了几百年的政治冲突都深深源于两者语言和理解之间的种种隔阂。皇帝一次次追往意大利，因为只有东法兰克—德意志的权力能带来短暂安宁。意大利的梦魇却与日俱增，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协调与合作实在很少发生。奥托的经历如同凹面镜一般捕捉到中世纪的所有矛盾：自认为是维护秩序的帝国统治，却对地区认同缺乏理解；统治理念突破了权力的可行上限，却没有有力的武装支持；思想上无限拔高，现实中庸庸碌碌。

一言以蔽之：约翰十二世很快就后悔对新皇帝轻浮示好，转而支持他的敌人。奥托一世大失所望，在963年罢黜了背信弃义的教宗，并提拔利奥八世（Leo VIII，963～965年在位）为新任教宗。与之后相同，这次教宗圣名的选择显然是经过考量的。利奥八世之名可上溯至西欧皇帝统治的发起者利奥三世。罗马人却把约翰十二世接回，并在他死后又选了本笃五世（964～966年在位）为教宗。奥托带着军队血洗罗马，将对手贝伦加尔国王和王后以及他们的教宗本笃流放到“世界尽头”，直至帝国东部和北部的边境班贝格和汉堡。只有凭借武力，皇帝才能将新教宗约翰十三世（965年～972年在位）扶稳。

这一回合交锋之快，掩盖了事实上问题的严重性。圣彼得的后继者中虽然不乏饱经动乱之人，但是由一位皇帝通过宗教会议将一位教宗罢免，并以闻所未闻的暴行镇压罗马的反抗，却是第一次。东法兰克的编年史家却将此表彰为统治者的正义。然而，根据教会法，教宗之上只有上帝才能是审判者，963年的罢黜是对正义的违背。中世纪教宗与皇帝的关系再也没能从这场干预的影响中走出。对教宗来说，这是最高之罪，对皇帝来说，这却是正义的成全。

奥托的皇帝统治为拜占庭的巴西琉斯带来挑战。在第三次意大利之行（965～972年）中，奥托甚至在967年闯进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卡普阿（Capua）与贝内文托（Benevent），竞争进一步激化，直到拜占庭皇位交接之后才获得安宁。新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Johannes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甚至还准备好将他的侄女狄奥法诺（Theophanu）交给奥托，作为皇子之妻。

为了这桩联姻，奥托一世投入很多。967年起，他就与奥托二世共享国王与皇帝尊位。阿达尔伯特的编年史记录了“我们与罗马人为了两位皇帝与教宗令人高度欢欣的统一高声喝彩”。967年12月25日，教宗约翰十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其加冕。972年复活节，副皇帝在罗马迎接拜占庭的新妇。与期待不同，她并非出身紫室的皇女，但至少是位真公主，可作为在西方传递东方文化的美好象征。教宗约翰十三世在婚礼上为新皇后戴上皇冠。这次联姻缓解了两百多年的紧张关系。奥托的宫相为了庆祝这件盛事，特为狄奥法诺制作了由两位皇帝出具的独一无二的婚姻文书，绘上彩绘，书金墨于紫底，精美程度只有《奥托特恩权》能与之相较。

972年，奥托一世动身返回家乡准备身后事。他先在一些对他的祖上有重要意义的地点隆重现身，再前往梅姆雷本——他父亲的身故之地。973年5月7日，他在这里走完了一生，并如愿葬于马格德堡。几十年后，主教梅泽堡的提特马（Thietmar von Merseburg）在他的编年史中写道：“查理大帝以来，王座上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中，无人能与之比肩。”称颂在对君主的回忆中达到顶峰：“他在位的日子开启了黄金时代。”

儿子作为副王和副皇共同统治，确保了统治的顺利交接。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只需要守住父亲的大业。他很快就显得力不从心。978年，皇帝夫妇好不容易才从西法兰克国王洛塔尔对亚琛的袭击中逃脱。这位查理大帝的后代把皇帝行宫上传统悠久的鹰头徽章掉转了方向，以显示他的权威。皇帝对被拜占庭觊觎着的，彼时正由撒拉森人控制着的意大利南部的出征，也在982年以一败涂地告终。在与东方皇帝的等级竞争中，奥托二世的宫廷书记官在数次尝试之后，于982年3月或4月发展出新的统治者头衔“罗马人的皇帝”，继续把西方皇帝尊位的罗马根基表现出来。然而，沉醉在赫赫战功中的奥托军队却在982年7月13日于意大利南部的雷焦海角（Columna Regia）惨败于撒拉森人的军队。最后，983年夏天，有进贡义务的斯拉夫人在萨克森东部边境大举起义，将统治的存续与两代人的使命击碎。出于对未来的忧虑，皇帝从意大利推动选举，让他只有3岁的儿子奥托三世成为国王。983年12月7日，奥托二世死于罗马，成为唯一一位葬于罗马圣彼得教堂的皇帝。

母亲与祖母艰难地扶持孩子继承王位。990年，狄奥法诺在文书中不仅被称为皇后，还被冠以男性头衔“上帝庇佑的皇帝”。994年之后，当14岁的奥托三世开始独立统治时，他展现了令人惊讶的活力。他的老师是基督教世界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因而在教育与文化多样性上，他远超诸位先君。人们也再一次为他寻找拜占庭的皇女为伴侣。在教宗约翰十五世的求助下，国王在996年开赴意大利，开启他的皇帝加冕之行。到达罗马时，教宗已经死了。这给了未来的皇帝一个干预教会人事的机会。他自信地推举自己的宫廷神父、表兄布鲁诺参加教宗选举，使他以格列高利五世（996～999年在位）之名成为第一个“德意志教宗”。随后，996年5月21日的耶稣升天日，教宗立即将奥托三世加冕为皇帝。在加冕仪式上，这位16岁少年身披长袍，如同约翰《启示录》中的形象。《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成为第一个基督千年之末的皇帝统治纲领。格列高利五世死后，奥托三世将他的老师热贝尔（Gerbert）推为新教宗，名为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祖父奥托一世是第一个设法罢黜教宗的皇帝，他的孙子则如同摆布自己国内主教之位一样摆布教宗之位。

皇帝奥托三世和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想要像曾经君士坦丁大帝与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一般作出规定和进行治理：“我们，我们的就是罗马帝国”——热贝尔在给皇帝的信中写道。罗马作为世界中心，如今成为皇帝心系之所。对主教韦尔切利的利奥（Leo von Vercelli）来说，教宗与皇帝都是天国之光，让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在他们的世俗统治下再度荣耀。新皇于997年10月在新的印章图像中留下全身像：皇帝君临天下，坐于宽大皇座，头戴八片板状皇冠（Plattenkrone），举起的双手拿着君主节杖与十字圣球。这枚崭新的加冕印章为日后欧洲君王形象的展示明确了方向。

可惜，罗马人的反抗影响了荣光。为了对抗被皇帝掌控的教宗，他们选出对立教宗约翰十六世。奥托在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中对此施加的惩罚可谓残暴至极。在以武力拿下罗马后，他将城市首脑克雷森迪乌斯（Crescentius）和他的十二名随从在圣天使堡的雉堞上以叛君罪公开斩首。对立教宗约翰十六世被挖出双眼，割去鼻子、耳朵、舌头，倒骑着毛驴被押送走过罗马大街。皇帝的残酷生不出爱。对自信的德意志人来说，罗马人是不可捉摸的叛徒。而对自信的罗马人来说，皇帝和他的军队看起来就是北方蛮族。在那之后，古代使用过的表述“被条顿人支配的恐惧（furor teutonicus）”又悄悄出现在文字中。

奥托三世以一种精深、高雅的帝国象征文化对此作出回应。998年起，他像教宗一样在自己的文书中使用金属印章（Bulle），正面为以古代风格呈现的皇帝像，背面为手持枪与盾的罗马女神，作为权力的象征。铭文“罗马帝国的复兴（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是新的格言。古罗马的帕拉蒂尼山上建起一座新宫。皇帝久居罗马的打算引起极大的惊恐。也许有人给皇帝呈上了当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Constitutum Constantini）的诏令，一份可能是830年伪造于法兰克王国的君士坦丁大帝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敕令。文书要人相信，君士坦丁大帝把都城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就是把罗马和西方行省送给了教宗。圣彼得与圣保罗之城自此不应该再被世俗皇帝统治染指。面对这项挑衅，奥托三世用自己的公文应对。文书驳斥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有效性，将罗马称为“我们的王城”。虽然教宗道德败坏，皇帝仍然以自己绝对的权力赠予教宗八处伯国以示支持。

留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故乡的人们用图像和故事描绘新皇帝的荣光。梅泽堡的提特马主教讲述，奥托甚至都能革新“罗马人的古老风尚”，按拜占庭皇帝的规矩一人独坐半圆形的高桌用膳。修道院和主教的抄写学校的画师捕捉皇帝的神圣尊威，将之表现在特别的君主像中。国王和皇帝超越了他们作为信徒与效忠者的形象，直接从上帝、耶稣或圣彼得与圣保罗手中接过皇冠。这种与神单独、直接的接触让皇帝在宗教仪式的记忆中也成为天国领域的一部分。

1000年，奥托三世前往格涅兹诺（Gnesen）虔诚朝圣，并打开查理大帝在亚琛马利亚教堂的墓室，以此来显示皇帝对基督的效劳。朝拜伟大先君的陵墓也包含了皇帝的另一番用意，即对正在形成的基督教王国匈牙利和波兰实施皇帝统治。用这种方式，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在隐蔽的东部扩张中第一次确认了边界，并开始彰显中央之姿。也许他们想和拜占庭一样，让国王族系居于皇帝统治之下？朝圣途中，宫廷书记官又尝试了新的统治头衔：“奥托三世，耶稣基督之仆（servus Iesu Christi），我们的救世主与解放者上帝所立的高贵罗马皇帝。”

高高升起的希望撞向冷峻的现实。1001年，罗马人再次反抗他们的皇帝。1002年1月23日或24日，“世界的奇迹”奥托三世在逃出罗马的途中殁于帕泰尔诺（Paterno），年仅21岁。听闻死讯，刚从拜占庭前来的新婚妻子又原路返乡。奎尔福特的布鲁诺（Brun von Querfurt）记下了当时人们的震动：“啊，残酷的死亡，不守时的死亡，你曾满世界地采集花枝，却为何不折，更美的另一朵！”而在意大利，奥托的死亡却让人们反对奥托家族统治的情绪脱了缰。费了好大力气，遗体才被运回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边。意大利北部陷入暴乱。奥托在中世纪中期的皇帝统治清晰地展示了帝国纲领及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的镇压能力的局限。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王国多年前已走上自己的路。未来，罗马对皇帝来说只是赋予他们合法性的权力来源，而不是他们的统治扎根的地方。

奥托三世死后，奥托一支无以为继。在1002年与1024年两次朝代中断时，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形成了国王选举。下两任统治者是亨利二世（1002～1024年在位）和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前者来自鲁道夫家族的一个旁支，后者则是萨利安王朝的开朝之父，两者都通过转移地域重点来稳固君王权力。新建立的班贝格主教座堂为皇帝亨利二世与库尼贡德（Kunigunde）留下长眠之所，而所有四位萨利安皇帝则都安葬于新设立的施佩耶尔主教座堂。

遵循着前代君主的轨迹，亨利二世首先让主教座堂与帝国修道院遵循他的意志。王国应该成为上帝的居所。相比之下，对外事务更让亨利觉得棘手。两次与法兰西国王罗贝尔二世（Robert II）的会面只是在姿态上强调彼此地位相当。让波兰统治者臣服的尝试并未成功。不过，亨利二世渐渐将勃艮第王国拉入他的势力范围。当那里的最后一位韦尔夫国王去世时，亨利的继承者康拉德二世收割了政治果实。1032/1033年，勃艮第落入德意志国王之手，而他们从此之后一共统治着三个王国：德意志、意大利、勃艮第。腓特烈一世（红胡子）与查理四世还分别在1178年和1365年于阿尔勒（Arles）被加冕为勃艮第国王。

相对的，保住意大利则充满艰辛。原本就已经是奥托三世忠实同盟的主教韦尔切利的利奥呼唤亨利前往南方：“亨利，快来，大家都在等你！”然而这句话却夸张了，1002年，伊夫雷亚的阿尔杜因（Arduin von Ivrea）已在意大利称王，并首先结束了奥托的统治。亨利二世在意大利之行中尽管已在1004年5月14日于帕维亚由米兰总主教加冕为伦巴第国王，却无法赢下南方。直到1012年的一次教宗分裂，他才取到主动权。收到教宗本笃八世（1012～1024年在位）的邀请，亨利在1013年秋天动身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在帕维亚度过圣诞节，与妻子库尼贡德一同于1014年2月14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被膏立加冕。教宗本笃八世在接待他们时将基督世俗统治的象征——饰有十字架的圣球——交给了他。

这种隆重加冕与血腥争斗的交错预示着德意志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未来，并在梅泽堡的提特马笔下定格：“在2月14日的周日，上帝恩赐庇佑、值得赞誉的国王亨利与他敬爱的妻子库尼贡德前往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在此相候，四周有十二位元老，其中六人按神秘习俗剃须，另六人长须飘飘，拄杖庄严缓步。在进门前，教宗问他，是否愿意做罗马教会可靠的庇护者与守卫者，对他和他的后继者完全效忠。他谦卑地坦白信仰，给予肯定答复。于是，他与妻子受教宗膏立与加冕。他先前的王冠则被他挂在圣彼得、圣保罗的祭坛上。同一天，教宗在拉特兰为他设盛宴相庆。然而，八日之后，罗马人和我方就在台伯桥上发生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丧生，直到黑夜将他们分开。”

距离这位“伟大、神性的奥古斯都”、“至睿国王和至耀皇帝”［修道院院长克吕尼的奥迪洛（Odilo von Cluny）语］最终彻底让意大利臣服则还要一年时间。1015年，阿尔杜因放弃王位，在修道院出家。在教宗本笃八世的班贝格与富尔达之行中，皇帝与教宗的合作意愿表达得很明显，这是教宗自799年与833年以来第一次进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国度。教宗在班贝格大教堂庆祝复活节，一周之后为班贝格圣斯蒂芬大教堂祝圣，并认可皇帝对班贝格主教座堂的资助，他们的互相致敬在此达到顶峰。在他的保护大公文《亨利特恩权》（Heinricianum）中，皇帝延续并增加了前人对罗马教会的承诺内容，并将富尔达修道院列入其中。

这些尊崇之举提升了帝国自信。有两份文书由皇帝的宫廷书记官用金色的皇帝金属印章出具。一份被保存在对本笃会修道院葛斯［Göß，今莱奥本/施泰尔马克（Leoben/Steiermark）］的确认文书中，是流传于世的最早的中世纪皇帝金玺诏书。与教宗一同到达班贝格的还有阿普利亚（Apulia）领袖巴里的梅莱斯（Ismahel/Melus）。他向皇帝赠送星空袍（Sternenmantel），上面绣有颂文：“啊，欧洲之光，蒙福的皇帝亨利；万有永恒之王予以君威益盛。”星空袍如今藏于班贝格主教座堂圣器室中。如此称颂，目的在于请求皇帝前往意大利南部。1021/1022年，他将亨利二世一直带到阿普利亚北部的特罗亚（Troia）与卡西诺山（Montecassino）。然而在那里，皇帝的权威并不能服人，这次军事动作也反映了帝国扩张力逐渐式微。

亨利继位者的皇帝生涯则要更为顺畅。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于1024年成为德意志国王，1026年成为伦巴第国王，1027年复活节（3月26日）与王后吉塞拉一起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受教宗约翰十九世加冕，1033年2月2日成为勃艮第国王。1026年，康拉德确定儿子亨利三世为储君，并在1028年将他封为德意志王国的副王。只有这么一次，即为了皇帝加冕，康拉德二世在罗马停留了三周。不过，他还为此带上了两位名副其实的国王——北方丹麦与英格兰的克努特大帝（Knut）以及勃艮第的鲁道夫三世国王（Rudolf III），二者在他的皇帝加冕中提供协助。对他的传记作者维波（Wipo）来说，康拉德是“世界之首（caput mundi）”。加冕当日，米兰与拉文纳的大主教为谁该将国王带向圣彼得大教堂发生争执，为此很快爆发了德意志人与罗马人之间常见的流血冲突。皇帝为众多死者复仇，迫使罗马人赤足游街赎罪，让自由人悬着出鞘的剑，仆从颈上绑绳，都准备好接受他们应得的死亡惩罚。不过，皇帝最终还是开恩宽恕了他们。

即使罗马如此遥远，罗马理念的重要性却日益增加。第二枚皇帝金属印章上刻有铭文：“罗马，世界之都，握有地球的缰绳（Roma caput mundi regit orbis frena rotundi）。”作为新王朝的开创者，这位萨利安人费心收集着皇权的象征物。带有耶稣受刑十字架之钉的圣枪已经在奥托王朝的先辈那里起到重要作用。为此，康拉德二世设立了帝国十字架（Reichskreuz）作为其无价的圣器。当皇帝在庆典游行中将帝国十字架举在前面时，众人能看到它镶金嵌玉的正面；皇帝则看着背面的上帝的羔羊、十二使徒，以及四福音的象征。可能正是康拉德二世将镶有珍珠铭文“上帝庇佑罗马皇帝康拉德”的拱形部分加到他那独一无二的八角板状皇冠中，但它的制成时间尚无定论。与“帝国不随国王之死而亡”这句名言一样，超越个人的统治联盟的理念也在物品中显现得更加鲜明。

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将统治体系进一步完善为皇帝在俗世对上帝意志的贯彻。君王对教会职权的干预表现在具有象征性的行动中。通过对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任命，统治者向他的候选人传递权戒与权杖：权戒象征与教会联姻，权杖象征宗教世界的领导权。国王对宗教世界的介入当时尚未招致反感。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看到，恐怕正是这一次对国王统治与教会之间的纽带的完善之举造成了第一条裂痕。对教宗统治的有力干预在这里既是顶点，也是终点。1046年后，不仅罗马教廷被他当成德意志主教区来对待，他还让德意志主教担任教宗。

当亨利三世在1046年前去加冕时，三位意大利教宗立即开始为谁是使徒彼得的后继者争吵。皇帝将这一分裂交由苏特里（Sutri）和罗马的宗教会议处理，并罢黜了三位教宗。1046年的圣诞节，罗马人必须将国王带来的班贝格主教选为教宗。他称自己为克莱孟二世（Clemens II），可能是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的支持者戴上皇冠，将其膏立为皇。自克莱孟二世（1046～1047年在位）起出现了一连串来自德意志的短暂在位的教宗。皇帝接连扶持布利克森（Brixen）的主教为教宗达马苏二世（Damasus II，1047～1048年在位），扶持图勒（Toul）的主教为教宗利奥九世（Leo IX，1049～1054年在位）。在利奥任内，洛林宗教改革的思想传入罗马教廷。在这样的环境中又相继出现了维克多二世（Viktor II，1055～1057年在位）和斯蒂芬十世（Stephan X，1057～1058年在位）两位教宗。皇帝作为教会改革的推动力，像推动国家改革一般，在他的提拔下，教宗之位从罗马大家族的影响中脱离，更加赢得其在伦理与智识方面的权威。1054年，教宗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神学问题上激烈争论，且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而争斗，最终与东方教会彻底分裂。基督教会的神学分裂正与皇帝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解体相呼应。

1056年，亨利三世遽然离世。皇帝遗孀阿格尼斯与教宗维克多二世合力为只有6岁的亨利四世铺平通向统治的道路。无人能料，教宗甘居皇帝之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解放之争将贯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双方最终会为了争夺在俗世的优先地位而战。

[1]
即朗基努斯之枪，传说在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之后，一个名叫朗基努斯的罗马士兵为确认耶稣已死而用长枪刺入其侧腹，血水溅入他的眼睛，治愈了他的失明，使之大为震动，后成为一名修士。这支长枪成为圣物，后自查理大帝起一直留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

[2]
紫色公文是中世纪时期书写于染成紫色的羊皮纸上的一种公文，因自古代以来，紫色颜料就十分难得，这种颜色成为尊贵的象征，为中世纪皇帝在一些高级别的文书中所用。

第六章 撕裂的统一（1056～1137年）

11世纪下半叶，教宗对其在教会与世俗中的职责与权威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信。国王与教宗的政教之争成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人们津津乐道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streit，也称叙任权之争）并未触及争斗的实质。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欧洲的国王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一直以来的所有习惯以及宗教与世俗的权力结构都遭到考验。从1056年亨利三世离世至1137年洛塔尔三世离世这81年间，中世纪早期世界的旧有的统一已被祛魅。怀疑的兴盛带来思想与生活的新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兴起，等级秩序被打破，新的宗教运动、经院哲学成形，大学的发展也随之而来。国王旧有的合法性模式失去效力。在教会日益增长的权威下，欧洲基督教胜券在握地踏上十字军东征之旅。在最初告捷后，欧洲的第一次全球化行动走向惨败。

起初是理念，理念生出需求，争端随之而来。争端不会被系统性地解决，只能化解于争执各方精力耗尽之后的妥协中。皇帝统治与教宗统治在其中发生了改变。一开始，皇帝与教宗都还共同为教会与国家的改革费心费力。其中，教宗产生了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的需求。为了内部净化，改革者禁止寻常的教士婚姻，三令五申独身主义。为了抵挡外部干涉，他们更加细化了对极为常见的买卖圣职行为的禁止。依据《新约·使徒行传》的情节，买卖圣职如今成了一桩罪行。术士西门想要用钱向使徒买到圣灵的恩赐，却不能如愿（《使徒行传》第8章）；对买卖圣职的指责正是借用了西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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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任何对圣职的世俗化使用都会被教会改革者烙上买卖圣职的罪名。这样一来，统治结构就为基督王国所用。长期以来，国王让渡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重要的统治权，并以此要求他们向自己效劳。而他们必须通过同意国王干涉教会职位的人员任命，才能确保完成他们的效劳。几十年来的正当操作，如今却罪不可赦。

这些教义在1050年～1075年间成形于以罗马教宗为中心的教会圈子。现在，他们迈出了推动教会改革与解决神学争论的关键一步。教宗在他们的圣职传统中想起了他们的教义权威。充满争议的教宗选举过后，教宗尼古拉二世（1058～1061年在位）及1059年的宗教会议公布了一项关于教宗选举的敕令。其中虽然强调了对国王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应负有的尊敬与服从，但在将来，教宗应当首先由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选举。渐渐的，西方基督教最高职位人员的任命脱离了皇帝与国王的干涉。教宗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将其对教会与世俗的要求简要地放进他所颁布的包含27条格言的《教宗训谕》（Dictatus pap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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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宗是使徒彼得的后继者，而罗马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为尘世间最高的决定者。由于救世史的必然，皇帝和诸侯必须为其权威折腰。

一方是教宗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在位）及其继任者格列高利七世，另一方是国王亨利四世及其宫廷，他们表面上就米兰大主教的任命问题爆发争斗。国王理所当然地要求拥有该职位的决定权。反对方因而称他为圣职买卖者。面对罗马教廷严丝合缝的论证，萨利安宫廷的应对相形见绌。在接下来的争斗中，亨利四世和其子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多次回溯正统，称他们的统治并非来自教宗，而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恩慈，来自父系继承，来自王侯选举。

在最初的踉跄之后，亨利四世强大的统治意志很快就显露。他的一生争端不断，也常常无法获得王侯的认同与支持。亨利四世可谓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某些时候甚至算是一个“权力的自闭症患者”。与第一位妻子伯莎（Bertha）结婚后，他其实很快就想要离婚。第二位妻子普拉赛蒂斯（Praxedis）从他身边逃离，对他发出闻所未闻的性行为不端的指责。在他的提拔下，两个儿子升为父亲的副王。而他自己在登上王位50年后的1106年依然身陷兵斗，孤独死于列日（Lüttich）。

亨利四世与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争斗在1075年的圣诞节与1077年1月之间恶化。当教宗命其服从的信送达时，国王刚刚推举了幼子康拉德为副王以稳固王朝统治。出于对主教与诸侯团结的信任，亨利于1076年1月24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宫廷会议。26名主教宣称解除对教宗的服从，并攻讦其选举的合法性。亨利以有力之词陈述对教宗的罢黜：“凭借上帝赐予我、罗马人盟誓同意我拥有的元老头衔，我命令你从御座上下来。”几周后，萨利安王朝的宫廷书记官为了政治宣传，将这一要求改写得更加尖锐：“我，上帝庇佑的国王亨利，与我全体主教共同命令你：下台，下台。”

格列高利七世把回击放到了1076年的罗马四旬期主教会议上。他禁止所有德意志主教履行其职，但也给出一个悔过时间。意大利的主教立刻被处以绝罚。在圣彼得墓附近某处，教宗宣布撤销国王对王朝的领导权，让所有基督徒对他的效忠誓言作废，并对他处以破门律。很快，亨利在朝内的高傲姿态难以维持。他大费周章，向诸侯承诺一年之内解除绝罚，才勉强将新国王的选举推迟。为此，1076年至1077年之冬，国王踏上著名的卡诺莎悔罪之行。他卑微恳求，迫使教宗于1077年1月恢复了他的教籍。

二人的会面不过将他们的冲突缓解了一小会儿。1077年与1081年，德意志诸侯推举施瓦本的鲁道夫（Rudolf von Schwaben）与卢森堡的赫尔曼（Hermann von Luxemburg）为两位对立国王。1080年，亨利四世再度被处以绝罚。王朝上下，拥护萨利安王朝或支持改革者处处结党。奥格斯堡的一位编年史家悲叹：“悲乎，王朝景象！‘我们一切都有双份’，读来好像调笑：双份教宗、双份主教、双份国王、双份公爵。”

改革派教宗用武力、象征符号和话语动员欧洲社会反对王国。当格列高利七世称亨利为德意志国王，称他的王国为德意志王国时，可谓戳到他自己的政治认知的软肋。君主国看起来从“罗马统治一切”的高处跌落到欧洲国家的平常状态，这让亨利无法接受。在一次举行于布利克森的宗教会议上，他再度罢黜格列高利七世，并推举拉文纳的大主教为（对立）教宗。教宗之名的选择再次是有意安排：克莱孟三世（1080～1100年在位）。1046年，亨利三世推举克莱孟二世以对抗三位罗马教宗，并随即由克莱孟二世加冕为皇。然而，34年后，相同的剧情却难以轻易重演。

1081年底的意大利之行中，亨利四世虽然畅通无阻地抵达罗马城门前，却并未将该城征服。这支萨利安军队为城内英勇的抵抗者上演了一场独特的戏。在罗马城墙前，国王让人用帐篷搭了一个新罗马，设有新的教廷和圣职人员。苍穹之下，亨利四世在众人面前搭台上演加冕大戏。在1082年二次围攻也失败，而1083年也只取得部分胜利之后，饱受折磨的罗马人于1084年打开城门。格列高利七世必须从固若金汤的圣天使堡出来追赶他即将庆祝凯旋的敌人。圣枝主日，克莱孟三世在圣彼得教堂隆重入主教宗之位。一周之后，1084年的复活节，他在那里为亨利四世加冕。

格列高利七世于1085年的离世也未能化解矛盾。每一任新的教宗都迎来了他的对立教宗。皇帝牢牢坚持他的统治权直接来自神授。他的支持者克拉苏斯（Petrus Crassus）甚至费力地以查理大帝和奥托大帝的历史来为之辩护，由于对罗马教会与整个意大利的守护，帝国理应合法且长久地归于皇帝。

尽管得到一切效忠宣誓，亨利四世还是不得不争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要对抗无法和解的改革派，还要对抗亲生儿子康拉德与亨利五世。1105/1106年，父子冲突让君主国再度陷入严峻的考验。当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终于继任为王时，人们对他和他年轻的辅佐者寄予厚望。然而，时代的冲突无法被快速解决。教宗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在1095年克莱芒宗教会议（Konzil von Clermont）上增加了和解的难度，禁止任何神职人员向世俗领主宣誓分封效忠。即使西欧人已经开始学着将主教的职权分出宗教领域与世俗领域（属灵事物与世俗事物），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还是为转移世俗职权持续带来困难。目前，亨利五世也仍在毫不知罪地用权戒和权杖拉拢他的主教。

1107年，教宗帕斯卡尔二世（Paschalis II，1099～1118年在位）努力动员在欧洲争雄的西边邻居。当时，他前往法国拜访国王菲利普一世及其子路易（六世）。同时代的观察者将这次会面誉为对丕平和查理大帝为教宗提供御敌庇护的复兴。亨利自视为罗马的守护者，在法兰西眼中则变成“德意志暴君”。为了抵抗他，如同在加洛林时期那样，教宗在法兰克/法兰西人那里得到可靠的援助。8世纪的古老联盟在12、13世纪依然不断加固。

当亨利1111年带着据说3万兵将前往罗马时，西欧的这一评价进一步加强。宫廷神父大卫原本被任命为编年史书写者，用文字将凯旋定格下来，情况却在预料之外。教宗与国王的秘密谈判协定了一项草案。亨利五世放弃对圣职人员作任何任命，因此，圣职人员从国王那里获得的权力与财产也必须归还。这一方案虽然解决了国王与教会两个领域重叠混杂的问题，却收走了富裕骄傲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物质生活的最大部分。由于使徒式的清贫在中世纪官方教会中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宣读教宗谕意时，德意志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中间掀起大怒，谋求共识毫无可能。亨利执意要求收回授职权，并进行皇帝加冕。他将犹豫不决的教宗与枢机主教监禁起来。震惊的旁观者描述他们对怒吠于圣彼得教堂的“非人之犬”的厌恶。整个欧洲激荡起巨大的回响。即便是平日里从不谈及皇帝的地方，人们也大为震动地记录下“德意志暴君”或者“犹大第二”。

在萨利安王朝的强权压力下，帕斯卡尔在（罗马附近的）马莫罗桥（Ponte Mammolo）与国王达成约定，承诺国王在教会选举之后、领受圣秩之前有权用权戒与权杖授予主教圣职。他还同意将亨利加冕为王，并承诺绝不因其所为对国王施以绝罚。实际上，这一让步意味着事态令人难以置信地退回到大争端发生之前。改革派此后将教宗开出的这一优惠称为“恶函（Pravileg）”。帕斯卡尔二世信守诺言，于是，维埃纳宗教会议就代表他将犯下恶行的亨利逐出教会。

1111年4月13日，一个寻常的星期四，亨利从教宗帕斯卡尔二世那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加冕。志得意满的皇帝俯身演示性地向他的教宗人质做出谦卑姿态。《罗马编年史》（Annales Romani
）记载，亨利五世向等候在圣彼得大教堂台阶上的教宗行吻足礼，并得到教宗的和平之吻。随后，圣秩按皇帝加冕的仪式流程进行。庄严或渴求地请求加冕后，未来的皇帝向大使徒的后继者行吻足礼，并匍匐在地表现他对圣彼得的虔敬。也许亨利五世也采用了兄长康拉德在1095年向父皇发起叛乱时，演示性地为教宗乌尔班二世引马的顺从姿态？在动荡年间，公众面前的谦卑与顺从信号就更加重要。

皇冠的光芒并未持续很久。改革派教会很快再度集结力量对抗萨利安王朝，王朝难以瓦全。很快，亨利的可靠后盾只有他的施陶芬侄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二世和康拉德，即后来的国王康拉德三世（1138～1152年在位）。为了对抗改革派教宗杰拉斯二世（Gelasius II，1118～1119年在位）与加里斯都二世（Calixt II，1119～1124年在位），皇帝派的对立教宗（1118～1121年在位）上任，并恰好用了格列高利八世作为名字。他被赶下教宗之位，赤身裸体骑驴穿过罗马，颜面尽失。1119年，加里斯都二世重新对亨利五世施以绝罚。

皇帝丧失运筹帷幄之力已久。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他并不是作为事物的主宰登场，而是作为纷争中的一方。国中共识破裂，迫使诸侯作为“国家之首”要求达成妥协：“皇帝应听命于使徒之座。”1121年，皇帝与帝国分离，诸侯在效忠“皇帝陛下还是帝国”的选择中四散。皇帝丧失根本掌控力，诸侯赢得政治谋划的优势并将帝国呈现为统治者的对立面，奥拉的埃克哈特（Ekkehard von Aura）对此描述道：“在诸侯的献计、劝说和恳求下，国王不再不情不愿，自己也认为，事务不该由他下令，而是应该由各派诸侯来决定。”

1122年9月23日，在沃尔姆斯的草地上（auf den Wiesen，也称Lobwiese）达成了一项重大协定。教宗加里斯都二世与皇帝亨利五世的两份文书解决了半个世纪的纷争。后世称之为《沃尔姆斯宗教协定》（Wormser Konkordat）。亨利五世放弃以权戒与权杖对任何主教进行任命，同意王国、帝国中主教区全体教士自由地，且依照教会法进行主教选举，承诺教宗以和平，并协助重建教会产业。

加里斯都二世向皇帝允诺和平。他在帝国中区分出德意志帝国与意大利、勃艮第王国。在德意志境内，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应进行自由选举，杜绝圣职买卖与强权，但允许皇帝出席。当选举存在争议，但容易从中总结出应对的规则时，皇帝便可在此行使他的决策权。当选的主教必须在领受圣秩之前恳求皇帝以权杖赐予他权力。为此，他应回报“他因此产生的合理亏欠”，这可谓对本来已被禁止的誓约的出色转写。在意大利与勃艮第，领受圣秩前不再保留主教恳求国王授予权力的环节；不过，在那里，主教也应当在当选六个月内向国王发起这项恳求。

如此复杂的规定为双方带来了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教会职权从此能够不受约束，继续发展，即使地方政权如今取代了来自帝国层面的影响，时不时对主教区的全体教士进行干涉。实际操作中，统治者继续根据军事实力和主权分布来制定选举程序。统治者拥有的整套符号象征体系在思想上变得更清晰，在实际运用中则变得更复杂。国王的权杖封土（Zepterlehen）代替了一直以来的权戒与权杖的交接，让主教职权的来源得到明显区分。这样，教会高位者渐渐被纳入一个由权杖封土定义的新的爵位等级体系。旧有的帝国教会在12世纪被并入帝国采邑制度。教宗到底是承认亨利五世个人拥有皇帝之权，还是承认那个超越个人的王国拥有皇帝之权，单单这个问题就必须得到进一步仔细阐明。

亨利在1125年5月23日死于乌特勒支，萨利安王朝101年的统治随之结束。他们的记忆尤其留存于施佩耶尔主教座堂的墓室中。同时代的世界编年史家刚刚学会按大统治王朝的顺序将皇帝史作为家族史来书写，即将之归为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萨利安王朝。1100年前后，米歇尔堡的富鲁托夫（Frutolf von Michelsberg）开始统计有多少位皇帝。亨利四世被他算作自奥古斯都以来的第87位统治者。皇帝之位在救世史中的使命超越了时代界限与王朝更迭，一直延续下去。罗马皇帝统治作为制度，已超越了作为个体的皇帝之间的代际相承。

在1125年国王选举时，施陶芬公爵、施瓦本的腓特烈二世作为皇帝最近的亲属并未当选，获胜的却是萨克森公爵洛塔尔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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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安王朝最后的劲敌。这次有意而为的继承的中断以及对诸侯选举的着重强调，让帝国的重心再度北移。洛塔尔三世（1125～1137年在位）的故里在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和赫姆施泰特（Helmstedt）之间。他以祖籍苏普林堡（Süpplingenburg）为姓，最后葬于埃尔姆山北麓的柯尼希斯卢特（Königslutter）。萨克森的编年史家视其为黄金时代的来临、奥托王朝的回光。后来的德意志史家不再评价得如此乐观，新君在他的改革方针中似乎放弃了皇帝的基本准则，逢迎教宗过甚。

与施陶芬兄弟、施瓦本的腓特烈二世及康拉德的对立为洛塔尔的统治时期蒙上阴影。1127年，康拉德被选为对立国王，并立刻前往意大利试试运气。1134/1135年，国王好不容易才让两位施陶芬兄弟称败。在来自韦尔夫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骄傲的亨利”那里，新国王找到了同盟。洛塔尔同意他与自己的独女格特鲁德（Gertrud）结为夫妇，并汲汲营营地帮衬女婿升为萨克森公爵。表面上看，拥有两个公爵之位为下一次国王选举提供了理想条件。

洛塔尔的亚琛国王加冕意在给教宗看。教宗的反应与以往不同。霍诺留二世（1124～1130年在位）未经询问就确定了选举，第一次行使了教宗对国王选举的同意权。同时，教会在英诺森二世（Innocenz II，1130～1143年在位）与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klet II，1130～1138年在位）的教宗选举中发生分裂，对此有决定权的不再是罗马人的守护者，而是欧洲舞台上的众多国王与诸侯，他们将自己选择听命于谁。洛塔尔三世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立场一致，站在了英诺森这边。教宗在他的西欧之旅中拉笼了自己的党羽。法兰西的修道院长、圣但尼的苏热（Suger）将教宗之行描述为众国王依次公开展示顺服姿态的一连串事件。在他于1131年5月在列日举行的盛大宫廷会议中，洛塔尔三世恭候教宗，步行一段急切相迎，并握住教宗白马的缰绳。他另一只手握着皇帝权杖，“如引领一位主人般”将教宗带向府邸。引马后，洛塔尔还要扶住马镫，助其下马。由此，国王让“清楚和不清楚的人都明确知道教宗的崇高地位”。

上面这段话并非来自洛塔尔身边的人的记述，而是来自真心痛恨德意志人的圣但尼的苏热。关于仪式的真实性及其象征解读，只有这一文献可供参考。洛塔尔三世无疑像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一样向教宗行了跪拜礼。通过引马与扶马镫，他也明示了为教宗站队。丕平（754年）、路易二世（858年）与康拉德（1095年）都为教宗献上过这样的尊贵服务。不过，由于相隔时间较长，并没有形成有延续性的仪式。然而，在12世纪的象征世界中，洛塔尔的行为对未来产生了影响。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接受皇帝加冕前，教宗明确要求他行使引马这项传统的尊贵特权，并将其规定为未来义务。

教派分裂自然也增强了国王的政治力量。在列日，哪怕徒劳，他还曾想把国王授职权要回来。1133年他前往罗马。那时，圣彼得大教堂和台伯河畔的整座利奥城（Leostadt）都被握在阿纳克莱图斯二世手中，洛塔尔不得不只在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加冕，成为第一位在此被膏立的皇帝。教宗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中作出的规定得到延续和具体化。在向君主宣誓效忠并获得授权之前，没有主教能够行使来自国王的权力。采邑制度开始得到系统化，如今也将帝国教会并入其中。英诺森二世对他的支持者也给出更多让步。不过，接下来的1136/1137年，洛塔尔的第二次意大利之行就已经见识到德意志军事力量在南方碰壁。一无所获的皇帝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归途中撒手人寰。

洛塔尔死后，教宗在拉特兰宫殿中留下皇帝加冕的记忆，如今，这幅壁画的内容只在后世的临摹中留存。在一个场景中，洛塔尔向头戴冠冕的教宗屈膝。“在门前，皇帝按罗马人之法律宣誓，成为教宗的仆从；教宗为他戴上皇冠。”壁画上的这段题记后来让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大为光火，坚持要抹去这段文字。

召开苏特里宗教会议87年后，皇帝与教宗之间的地位关系完全改变。法律学者在12世纪后半叶记录到，教宗才是真正的皇帝。洛塔尔三世在象征性地服从后收获了实际成果。他的后继者将仪式视作尊卑问题，最后却屈从于教宗在精神信仰上的优先地位。教宗杰拉斯一世在几百年前就曾说，上帝在世间立下两种权力。长久以来，教宗只能勉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段时间过去后，天平向他们一方倾斜。自12世纪起，皇帝就追溯两种权力或两把剑的历史。既然教宗在尘世通往天国的长梯上已经远远地站在上端，那么皇帝至少想要用尘世之剑在世间称雄。

[1]
术士西门名为Simon Magus，买卖圣职的行为因而被称为Simonie。

[2]
也译作《教宗如是说》。

[3]
有史书称其为洛塔尔二世，但若算上洛林的洛塔尔，他应为洛塔尔三世。

第七章 神圣帝国（1138～1308年）

施陶芬王朝的三位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亨利六世和腓特烈二世再一次有效地强调了帝国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优先地位。他们在个人统治权力的不断流失中捍卫皇帝统治和帝国荣誉（honor imperii）。权力象征与符号的竞争让他们表态成为教宗的仆从。与之相对，他们建立了他们的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这让人想到，奥古斯都的皇帝统治先于基督教教会进入历史，而直到基督诞生和教义传播才有神圣帝国的框架建立。作为罗马皇帝的后继者，施陶芬的皇帝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权力诉求。然而，他们与教宗之间的悲剧缠斗显示了帝国光辉易碎。渐渐的，皇帝统治成为欧洲国家政权的一种常规状态。

皇帝洛塔尔三世死后，先前的施陶芬对立国王果断采取行动争夺皇冠。他开始了与韦尔夫公爵、骄傲的亨利的一场致命竞争。之后几代人里，即使世事变迁，两家之战却一再燃起，直到1235年的曾孙辈才最终将纷争调和。在对韦尔夫公爵领地巴伐利亚与萨克森的争夺中，帝国中的秩序结构与冲突形式都不断变化。12至13世纪不断形成的诸侯势力向帝国发起攻势，要求给予他们土地份额。他们的影响愈加明显地成为君王采取行动的基础。帝国变迁中，登上皇帝尊位的魅力也带来了竞争对手。这里，革新并非发生在帝国的顶端，而是在诸侯的王朝中进行。他们才是未来。德意志历史上的许多联邦制的要素（föderale Elemente）在这种帝侯协治（konsensuale Herrschaft）中已有清晰的轮廓：帝国是皇帝/国王与诸侯的统治联盟，诸侯参与基本决策，宫廷会议是灵活的制度化决策中心，最后，专门的选帝侯（Königswähler）群体得以形成。

康拉德三世被编年史家弗赖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记为奥古斯都以来的第93位君主，除了短暂的中断（1208～1212/1218年），他为他的家族确保国王统治直到1254年。然而，康拉德也是962年以来第一位不再前往罗马的国王。国内的需求、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不幸的经历，以及能在拜占庭更久地停留，似乎都比皇帝加冕更重要。九位皇帝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发现，德意志的国王陛下不再一定要往罗马跑了。

尽管如此，康拉德在与拜占庭君主进行亲属来往或政治联系时都以皇帝身份出现。这位施陶芬人称呼他的伙伴为“君士坦丁堡皇帝”或“希腊人的国王”。对他来说，拜占庭处于古罗马的阴影下。康拉德意下自己的优先地位可用西方基督教王国属于古罗马帝国来阐明，皇帝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却并不买账。他正确地称呼康拉德为国王和“他的帝国之友”。12世纪的这些称谓之争反映了施陶芬与拜占庭帝国在争夺罗马历史时的竞争与并存。

作为未来的皇帝，康拉德很快就收到双份邀请，一份来自教宗尤金三世（Eugen III，1145～1153年在位），另一份来自因反对与教宗紧密相关的城市贵族（Stadtherr）而集结成城市团体的罗马市民。1149年，市议会邀请国王来进行市民式的罗马皇帝加冕，由古罗马传统而来的“市政皇帝理念（kommunale Kaiseridee）”第一次得到具体落实。康拉德“在摆脱教会的一切掣肘后”理应“更自由、更好地”统治意大利与德意志［施塔伯罗的维巴尔特（Wibald von Stablo）语］。两份邀请在国王那里都没有下文。当他的侄子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在位）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选为国王，而后在亚琛被加冕时，他立刻就动身前往罗马。由此触发的围绕象征形制的争吵将持续地影响皇帝统治。

红胡子（巴巴罗萨）——后世德国人想象他为帝国巅峰，他自己则拥有对他个人与帝国尊荣的惊人嗅觉。他自信地展示给教宗的国王选举通告就已经强调，书写告知仅仅是为了尽前人的礼数而已。国王统治的权威来自圣灵。两种权力支配着世界：教宗的神圣权威与国王之权。当腓特烈一世写出“罗马人的国王与永远的奥古斯都”时，他就已经把目光瞄准了这个表意清晰的头衔。在回复中，教宗却并不止步于对国王选举的肯定［坚振（Konfirmation）］，而是未经询问就核查且批准了这个登基之举［批准（Approbation）］。

以条约形式立下的约定强调了教宗与国王是上帝所授的尊位。1153年，腓特烈一世就已自行使用皇帝头衔。必须有教宗参与的皇帝加冕似乎只是一场标签化的仪式。不过，1154/1155年的罗马之行改变了权力诉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会面时，新教宗哈德良四世（1154～1159年在位）要求腓特烈为他引马、扶马镫。腓特烈被迫同意。分歧原因在于中世纪盛期有更加详细、具体的符号系统来显示人的等级尊卑。引马、扶马镫被明确定义为下属（Lehnsmann）对领主（Lehnsherr）的从属礼仪。这位未来的皇帝绝对不想成为教宗的下属。这项服务因而被他解读为对使徒彼得与他的后继者的敬礼仪式。

对行为的多义性解读仍在继续。前往罗马途中，腓特烈遇上一个罗马人的使节团。此前，他已收到邀请，被“一切皇帝之母”——罗马城的元老院与人民——推戴为皇帝。根据古代《王法》（Lex regia），皇帝从罗马人民手中获得他的统治权。罗马作为“开恩赐的世界的女主宰”再次得以为皇帝加冕。腓特烈恼怒地拒绝了这项赏赐。根据他强硬的理由，作为伟大征服者查理大帝和奥托大帝的后人，他原本天然就具有皇帝统治的权力。这项权力的基础在于法兰克与德意志人的征战统治。粗暴无礼之言带来了公开的战争。在德意志人与罗马人激战的边缘，1155年6月18日，皇帝加冕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匆匆进行，与此同时，红胡子的部队正在台伯桥上鏖战。弗赖辛的奥托健笔勾勒出酷暑中军队的情绪与负担：“在那儿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是如何既骇人又英勇地杀了罗马人，他们击倒了又击倒，杀了又杀，好像是要说：罗马，现在你要接受的，不是阿拉伯的金，而是德意志的铁！”

很快，皇帝与教宗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考验。在贝桑松（Besançon）的一次宫廷会议上，施陶芬的宫廷人员与罗马使者发生争执，争论腓特烈的皇帝统治是作为封地，还是作为恩赏（beneficium）从教宗那里获得的。1157年，从古老的先例中诞生出“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一词。神圣的帝国取代了会流逝的国王的神圣性。这很难是巧合，因为正是在1157这一年，君主最后一次被称为“主所膏立者（Christus Domini）”。从对罗马与世界的统治中，也从对神圣帝国与神性国家的追求中，帝国的神圣性逐渐形成。

1180年起，罗马的皇帝公证人将“神圣帝国”写为“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这一名称在13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君王的档案文书。维特尔博的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von Viterbo）称颂道，从罗马人的特洛伊祖先到施陶芬王朝统治的当下，始终是唯一一个皇帝家族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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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封圣为帝国造就了两位神圣君主：1146年，教宗尤金三世在国王康拉德三世的倡议下为葬于班贝格的皇帝亨利二世封圣；1165年，腓特烈一世成功要求教宗帕斯卡尔三世（1164～1168年在位）将查理大帝封圣。此外，1164年将米兰的三王圣龛搬到科隆，也让国王的圣物崇拜更上一层楼。

意大利让皇帝着迷。在他在位的38年里，皇帝6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南方逗留了12年，一再以论据和武力争夺帝国的统治权。1158年，博洛尼亚的法学院方兴未艾，皇帝开始与学者接触。追溯古代王法对他充满诱惑，因为根据古代王法，皇帝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和立法者。这时，比理论更重要的还是皇帝统治权在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具体贯彻。在这里，强势的城邦在经济繁荣中已经形成独立自治的生活形式，对封建从属状态毫无缅怀之意。在与教宗的可靠后盾——意大利城邦——数十年的龃龉中，施陶芬的傲气被屡次挫伤。意大利的经济实力让相对来说古旧落后的阿尔卑斯山北部的诸侯世界相形见绌。1158年，在隆卡利亚（Roncaglia）的一次宫廷会议上，腓特烈一世颁布了定义帝国在意大利所具有的权力的法规。等级制度并未成功推行，而且在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之间引起激烈的情绪，带来流血冲突。能夷平米兰的火山喷发般的暴力和皇帝在莱尼亚诺（Legnano）的军事惨败，将皇帝由崇尚秩序的掌权者变为好战的斗阋之流。

欧洲对皇帝及其职权的争论爆发于1159年的新一次教宗分裂。与12世纪30年代的那次分裂不同，这次皇帝与众西欧王国不在同一阵营。腓特烈一世支持的教宗维克多四世（1159～1164年在位）、帕斯卡尔三世（1164～1168年在位）、加里斯都三世（1168～1178年在位）均未能当选。主要由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支持的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最终获胜。手握绝罚的武器和军事战绩，教宗与他的意大利北部城市联盟迫使皇权屈服。红胡子威望尽失，甚至让他的家族和诸侯发誓，永不承认亚历山大为合法教宗。

欧洲西部与南部相对于中部帝国的优势第一次清晰浮出水面。当时，拉丁基督教世界发现了自身民族与社会的纷繁多样，而崇尚统一的皇帝统治之力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大诗人（Archipoeta）”赞颂君临天下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阿谀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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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帝在帝国、教会和基督世界中局促的施展空间之间裂开了深深的鸿沟。对沙特尔主教、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annes von Salisbury）来说，红胡子仅仅是一个“德意志暴君”，他充满挑衅地问：“是谁让普世教会为地方教会所审判？是谁规定了德意志人是众人之上的审判者？谁给了这些粗野之人权威，让一位王侯凌驾于所有人类领袖之上成为仲裁者？”

施陶芬军队暴发的瘟疫之灾、德意志武力的落败，以及与帝国最重要的诸侯狮子亨利的反目暴露了皇帝的威望与权力的极限。1177年，红胡子必须让步。在公众面前，他在威尼斯向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表示屈服。对教宗行谦卑的吻足礼，并在圣马可教堂明确释放未来将听从教宗意愿的信号，换来了绝罚的解除。1183年，他与意大利城市最终在康斯坦茨达成和解，这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了腓特烈在意大利的统治，但也显示了皇帝在城邦中的主权富有争议。在缔结了《威尼斯和约》和《康斯坦茨和约》之后，皇帝差不多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做出些许政绩，以在蒙受了德意志君主自亨利四世的卡诺莎赎罪之行以来的最大耻辱之后，稍稍维护一下他在历史记忆中留下的形象。

红胡子腓特烈与狮子亨利长期互利的合作在1177年终止于两者结构性的地位之争。皇帝与诸侯联盟，对他的这位韦尔夫家族的远亲动手，发起一系列惊人的审讯，甚至随后对他的领地发起战争。巴伐利亚与萨克森公爵领地的重新分配在1180年改变了帝国版图。这场争斗的得益者并非皇帝，而是诸侯。不管怎么说，这为日渐年迈的皇帝带来了些许忠诚。1169年，亨利六世被提升为副王，这为王国统治早早定下了接班人。然而，亨利向教宗卢修斯三世（Lucius III，1181～1185年在位）提出册封副皇帝的请求却并未获准。与加洛林和奥托时代不同，教宗如今作出决定，尘世间只能有一位皇帝。1186年，亨利六世在米兰与诺曼王朝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1154～1198年）结婚。以此为契机，父亲自行将他提升为恺撒——一种未经教宗参与的缩水版的“副皇帝”形式。在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不和数十年之后，这场婚姻促成了新的结盟。不过当时人们还未料到，康斯坦丝有朝一日会作为女继承人将西西里王国带给她的丈夫。

腓特烈一世在两次美因茨宫廷会议中展现他的光辉统治，自觉、骄傲地将骑士制度视为贵族文化形式。第二次会议，即耶稣基督宫廷会议（Hoftag Jesu Christi）已在为他最后一次大出征作准备。红胡子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开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当他还是一位年轻公爵时，他已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积累了相关经验。在耶路撒冷1187年为苏丹萨拉丁所取后，皇帝与西欧诸王揽下解放圣城、驱逐穆斯林的重任。哪怕算上1191年占领阿卡（Akkon）的些许胜利，整个行动在结果上也是失败的。当皇帝到达圣地时，他自身已是一具尸体。带着战果与艰辛，他奔波于巴尔干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陆路上。1190年6月10日，他溺毙于萨勒弗河（Saleph），即如今土耳其东南部的格克苏河（Göksu）。他的同行者想要将死去的皇帝带到他渴望的耶路撒冷，将他的内脏葬于塔尔索（Tarsus），“肉”葬于安条克（Antiochia），四肢葬于推罗（Tyrus）。后来，穆斯林占领耶路撒冷后，这些记忆场所悉数被毁。这位中世纪皇帝之墓已失，它是基督教世界唯一再也无法追寻的君王之墓。也许正因如此，后世传说丛生，说皇帝沉睡于屈夫霍伊泽山（Kyffhäuser），当帝国陷入困境时就会前来拯救。十字军东征时的悲剧之死为红胡子腓特烈保全了人们对他的永久追思，他遭受的一些挫败也在记忆中被逐渐稀释。

亨利六世与康斯坦丝于1191年4月15日，一个复活节星期一，到达罗马圣彼得教堂，由教宗切莱斯廷三世（Coelestin III，1191～1198年在位）膏立为皇帝。康斯坦丝已为诺曼王国的继承权争斗多年。1194年12月25日，她的丈夫又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意大利南部王国与帝国因而得以统一。对教宗来说，被这两片土地包围意味着最大的挑战。如今，皇帝与教宗之间在世间权力地位的争斗进入了领土竞争的新阶段。12世纪90年代，版图拓展到西西里的帝国似乎到达了它权力的最高点。当狮心王理查一世在十字军东征的归途为施陶芬人所俘时，亨利六世甚至强迫他以英格兰王国为封邑宣誓效忠。皇帝在欧洲的优先地位逐渐形成。甚至远征拜占庭看起来也并非不可能。

1194年，皇帝夫妇在耶西（Jesi）诞下他们的独子。他们的对手从未缄口不提那些怀疑孩子的血脉是否正统的流言，因为以康斯坦丝40岁的高龄应该很难生育。根据安排，幼子的名字继承了他祖父与外祖父之名，即腓特烈和罗杰（Federico Ruggero）。他应该在两种文化中长大，即既接受施陶芬—帝国文化，也接受诺曼—地中海文化。1196年，亨利六世希望能确保男孩的继承。与欧洲其他王国一样，这已不仅关乎副王的选举，而是关系到帝国世袭王朝的确立。尽管皇帝苦心经营，却难以扭转局面。继承并不在王国中发生，而是在诸侯间进行。因此，最后只能在提拔皇子为副王这件事上如愿以偿。

远离罗马源头，志在统治一切——这样的皇帝统治恰恰需要任人唯贤。早在1152年红胡子被选为国王时，弗赖辛的奥托就记录道：“国王统治不因血亲向下传承，而是由诸侯选举而出，这项权力让罗马帝国尤其优于其他。”很快，这份自豪瓦解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在1239年与皇帝腓特烈二世协商时称，他们的国君来自王族血脉相承，因而优于任何只是经选举产生的皇帝。

追随着他的父亲，亨利六世承诺率领十字军出征巴勒斯坦。然而他的船还没碰到海水，他就在1197年9月28日死于墨西拿（Messina）。皇帝葬于巴勒莫大教堂，展现了施陶芬家族的势力已在南方深入。距离下一次皇帝加冕还有12年。不过这段时间里在统治的制度化和政治诉求的系统化方面发生了重要转折。意大利对德意志统治的不满使腓特烈二世难以前往北部。在母亲的照料与教宗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的监护下，他继承了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国家，红胡子腓特烈之子、施陶芬人菲利普（Staufer Philipp）和狮子亨利之子、韦尔夫的奥托四世为国王之位争斗了十年。除了教宗之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也被卷入这场争斗。

双方都向教宗发出了当选为国王的通知。当选通知都各自列举了继承者的合法标准，这些标准此前都未被系统定义：能力、出身以及对教会的服从。奥托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是防御方，他们请求教宗认可，并请求之后从他那里接受皇帝加冕。施陶芬一派则重申选举权本应是诸侯的权力，并选择原先的用词，通知教宗已将菲利普选举上“皇帝之位（imperatura）”，还告知将很快动身来接受皇帝加冕。英诺森三世在给出回复前给了自己一点时间，再在主教会议的私下发言以及1202年的公开教令《致可敬者》（Venerabilem）中详细说明了教宗对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权力，以及他偏向奥托四世的特殊决定。

教宗有权对国王进行考察与批准（Approbation），也有权进行最后判决，这既来自历史传统，也关乎未来。对教宗来说，皇帝统治是由教宗从希腊人那里传给法兰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即帝国传承（Translatio imperii）］。未来，他也必须将由德意志诸侯选举出的国王加冕为皇帝。对此，教宗有权在国王选举时就开始对竞选者进行早期的能力考察。教宗仔细地说明了他在腓特烈、菲利普、奥托三位候选人中的选择。在此，施陶芬家族在教宗眼里就是一直妨害自己的“迫害家族”。如果一直只推举施陶芬家族，将会限制其他同等级帝国诸侯的选举权。与此相反，奥托则因其虔诚与忠心脱颖而出。

英诺森三世为使教宗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系统化而苦心经营，在他之前无人能及。早在1198年，他就发展出一套比喻，还将它纳入了教会法。神在天上造了两大光源，较大的太阳管昼，较小的月亮管夜。同样，在基督教的天空中也有两大至尊：主教之权与国王之威。在白日的较大的权威领导灵魂，而夜晚的较小的权威则统治身体。国王权力的光芒之于教会，就如同相对弱小的月亮承接了太阳之光。国王离主教越近，所反射的光就越明亮。几十年后，人们通过类比将权力关系传达得更精确：神职人员的权威要比国王权力大6644倍。

在争论谁是合法国王的交战中，教宗1202年的决定以及对菲利普的绝罚收效甚微。瓦尔特·冯·德·弗格尔瓦伊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的格言诗（Spruchdichtung）如此捕捉这个时代仁人志士的义愤填膺：“悲乎，说德语的人，尔等秩序今安在？营营青蝇今有其王，尔等尊荣却全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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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西部，战争的运势也青睐施陶芬的友方——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1204年，他攻打英格兰对手（无地王）约翰，拿下了诺曼底。王位之争显出有利于施陶芬家族的端倪时，施陶芬人菲利普却在1208年于班贝格遇刺身亡。而今，奥托四世终于获得认可。1209年10月4日，这个韦尔夫人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他的支持者英诺森三世加冕为皇帝。然而，奥托在皇位上过快地继承了“帝国传统”，把他未得势时的低顺抛于脑后。他打破约定出征意大利南部，与腓特烈二世一决胜负。1210年，教宗对奥托四世处以绝罚，并化用《圣经》之语表达失望：“我们后悔造人在地上。”

绝罚又一次不能决定一切。当1211年施陶芬的支持者将腓特烈二世选为“皇帝”，而后这位救星于1212年离开阿普利亚到达德意志时，新的一页被翻开了。1214年，与腓特烈结盟的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在布汶战役中大败皇帝奥托四世，韦尔夫家族的国王统治从此深陷颓势。1218年，奥托死于哈尔茨堡，葬于不伦瑞克。从狮子亨利被红胡子俘获到奥托四世的失败，施陶芬的编年史家如弗赖辛的奥托、乌尔斯贝格的布尔夏德（Burchard von Ursberg）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韦尔夫家族在帝国中只适合担任公爵，且应当为施陶芬家族的皇帝效劳。

在一次次的选举与加冕中，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在位）都强调自己的合法性。1215年在亚琛加冕时，他亲手锁上查理大帝的遗骨龛，让它的神圣性从此服务于施陶芬。借此机会，腓特烈二世立下十字军东征的誓言。趁着1212年到1220年经留阿尔卑斯山以北王国之时，他既落实了他不容置疑的国王统治，也为皇帝加冕作准备。帝国与西西里王国的关系尚未明确，承诺的十字军东征也尚无后续。两者最终都带来难以平息的冲突。

十字军国家的危急处境急需他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教宗霍诺留三世（Honorius III，1216～1227年在位）省去冗长的事前谈判，于1220年11月22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为腓特烈和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康斯坦丝举行加冕仪式。新任皇帝立刻从枢机主教乌戈利诺（Hugolino），即后来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手中接过十字架。出于对皇帝的“惧甚于爱”［列日的莱纳（Reiner von Lüttich）语］，德意志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惯有摩擦并未发生。数年之后，《萨克森法鉴》（Sachsenspiegel）诞生，这是一份私人汇编，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一系列有规范性诉求的习惯法。一本稍晚出现的绘图抄本非常刻意地将教宗和皇帝的共同体形象表现出来：两人紧紧相拥，共坐皇座而治。在世界的崩坏现实中，人们对这样的和谐怀有如此希冀！

承诺的巴勒斯坦之行一再被推迟，到13世纪20年代成为教宗与皇帝争吵的焦点。格列高利九世把接连不断的托词视为欺诈，在1227年对腓特烈施以绝罚。当他与耶路撒冷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结婚，以此谋求在耶稣圣墓的国王之位——耶路撒冷王位——的候补资格之后，终于在1228年以被绝罚者的身份出发了。1229年，他利用穆斯林君主之间不稳定的力量关系，与阿尤布王朝的苏丹卡密尔（al-Kamil）达成前所未有的和平谈判。有十年时间，耶路撒冷（不包括圣殿山）、伯利恒与拿撒勒落入基督徒之手。1229年，腓特烈二世成为中世纪西方唯一一位不战而得入耶路撒冷的皇帝，并以耶路撒冷国王的身份身着君主华服拜临圣墓。身为被绝罚者，这种狂妄姿态让仇者怒、亲者颂。有人视之为古老预言的应验，基督教最后的皇帝前往耶路撒冷为永恒帝国谋得和平。

现实却更加残酷。1230年回程后，腓特烈大费周章才得以解除绝罚。其后，他在西西里王国苦心经营。皇帝作为正义之父与正义之子，在这里于1231年颁发《奥古斯都宪法》（Liber Augustalis），这是第一部有彻底的有效性主张的法典。腓特烈之子、国王亨利七世（1222～1235年在位，逝于1242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帝国实施复杂的代理统治。施陶芬君主还在1220年与1231/1232年的两部王侯法中承认“宗教的王侯”与“世俗的王侯”享有特别的统治权。皇帝将他的罗马恺撒风格的象征元素集中表现在意大利南部，相比于其施陶芬先辈的故乡，诺曼传统的王朝统治在那里更加普及。留下盛名的还有铸有皇帝像的金币（奥古斯都币），以及腓特烈二世描绘理想君王形象的《猎鹰书》（Falkenbuch
）。

此后，皇帝只有1235年至1237年这一次现身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度，目的是平息逆子叛乱。他将国王罢黜，并毫不留情地关押了他。在瞠目结舌的德意志人面前，他展现了地中海文化的别样光辉。在举行于美因茨的一次宫廷会议中，他为帝国推动了一项和平令，且推举韦尔夫家族的大表弟奥托为新的不伦瑞克公爵领地的帝国亲王，以此定下秩序。1237年，腓特烈在帝国中确保他与耶路撒冷女王伊莎贝拉所生的次子康拉德四世被选为国王，继承其统治。

皇帝与教宗在意大利争夺优先地位，争斗正酣，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很快也加入其中。与红胡子一样，他的同名孙子腓特烈也陷入了对意大利城市的力量的绝望。1239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第二次对腓特烈二世施以绝罚。这次，皇帝不再能从中解脱。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又继续走了关键一步。他在里昂大公会议上公开废黜皇帝，将他斥为异端。这份教令之后成为废黜君王的范式，它的基础在于，教宗对皇帝统治具有支配权，正如他对正统与异端具有神学决定权。同时代人在大纷争中只看到两大权力之首的论争。教宗统治与皇帝统治也因而转化为欧洲政权的两种寻常形态。

腓特烈二世派了一位代表在里昂质疑程序的合法性。接着，他面向西欧的国王和诸侯起草文本。其中，他先自陈正确的信仰，再严厉指责教廷的狂妄，并警告其他国王，他们也有可能遭受如此干涉威胁。笔战之后又有交兵。腓特烈的帝国内，处处燃起战火。施陶芬一派直到腓特烈逝世都支持他，坚持其帝国具有合法性，并继续守护其子国王康拉德四世（1250～1254年在位）的合法统治；而教宗的追随者却认为王位已空悬。他们提拔亨利·拉斯佩（Heinrich Raspe，1246～1247年在位）与荷兰的威廉（1248～1256年在位）为新国王，不过两者都只实现了个别区域的统治。

国家与家族被撕裂贯穿。腓特烈在一些人眼里是救世主，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启示录》中的末世之蛇与敌基督。在意大利，皇帝对教宗和城市发起一场苦战，却并未实现征服。最后，他死于1250年12月13日，并和父亲一样葬于巴勒莫大教堂。在纷争撕裂的时代，腓特烈二世直到最后都对自己事业与信仰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时代对他的评判也撕裂了记忆：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他圆满辞世，在另一些人的记忆中他孤苦而亡。

1250年，施陶芬王朝的皇帝统治结束了。康拉德四世在1254年为王朝而战死，1268年，其子康拉丁（Konradin）亦捐躯。施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任耶路撒冷国王于1268年在那不勒斯的集市广场上被斩首。阿卡的居民为此奔走相庆。在德意志后人的记忆中，一次次保障了中世纪皇帝伟业之规模的施陶芬家族随着康拉丁一起湮没于历史中了。

同时代的人则要更加实际。社会变迁终于为皇家城市和统治机构带来了自治，甚至是自由，不同等级的人随之也不依靠国王来组织秩序、维持和平。这几年被后世错误地称为“大空位时代”（1245/1254～1273年），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产生了由王位候选人组成的高贵的圈子，即维持至1356年的选帝侯七人团体。选帝侯分别为美因茨、科隆、特里尔总教区主教，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境伯爵与波希米亚国王。在施陶芬王朝国际化的轨道上，1257年的人们还同时推举了英格兰、西班牙的施陶芬宗亲康沃尔的理查（Richard von Cornwall）和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国王（Alfons von Kastilien）。1273年起出现了一系列伯爵王（Grafenkönige）：哈布斯堡的鲁道夫（1273～1291年在位）、拿骚的阿道夫（1292～1298年在位）、阿尔布雷希特一世（1298～1308年在位）以及卢森堡的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意大利之行不是没被考虑过，但直到14世纪才再度实现。国王在他的王权来源地的行动权力日益受限，君主国的光芒也被削弱。帝国拥有八位国王，无一加冕为皇帝，在欧洲国家的权力对比中败下阵来。当时他们也考虑过法兰西的国王候选人，但并无结果。

国王们在施陶芬皇帝统治的废墟上进行着治理而帝国的物质基础正在分崩瓦解的这个时期，也是腓特烈二世时帝国内形势过度紧绷的时期。这并非帝国的衰落，而是变迁的结果。当德意志人太长时间看不到活生生的在位皇帝时，他们又无限憧憬地盘算着再度实施皇帝统治。在13世纪下半叶，科隆主教座堂教士亚历山大·冯·罗伊斯（Alexander von Roes）用数字寓言来对世界和历史进行划分。在他的角色分配中，意大利人分到教士系统，德意志人分到皇帝统治，而法兰西人则分到大学。他对权力与形式给出如下解释：“人们知道，神圣的查理大帝在圣灵感召教宗所作的认可与委托下，指示并安排罗马皇帝永远必须经过德意志诸侯的合法选举。因为主所赋予的神圣和对基督教的统治经由血缘为人所继承是不符合规矩的。查理自己就能将其出生直接追溯到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现状不稳，就至少要从确定的历史中寻得自信的支点：“查理大帝虽然也统治法兰西人，但他是德意志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书卷中，这样的皇帝仍然在保障着世界的未来。

[1]
维特尔博的戈特弗里德是罗马教会的编年史作者，积极周旋于教会和王国事务，获得康拉德三世、腓特烈一世和亨利六世的信任和重用，作为外交使臣长期在欧洲各地游历，并基于游历见闻写下大量著作。他在《先哲祠》（Pantheon）中写道，从大洪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支皇帝血脉（imperialis prosapia），它从上帝处来，并将永保其至高无上的荣耀直至世界的尽头。——编者注

[2]
《世界之君》（Herr der Welt）、《地上的王中王》（Fürst der Fürsten auf Erden）。——原注

[3]
原诗为中世纪德语：sô wê dir，tiutschiu zunge，wie stât dîn ordenunge，daz nû diu mugge ir künig hât und daz dîn êre alsô zergât！现代德语译文为Dagegen–weh Dir，deutsches Volk，wie steht es um deine Ordnung，wo nun die Mücke ihren König hat und deine Ehre so ganz schwindet！

第八章 令人疲惫的地位争夺（1308～1410年）

13、14世纪之交，拉丁欧洲的学者们屡屡谈论皇帝统治与世界帝国（Weltmonarchie），哪怕当时并无真正的皇帝。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以及在意大利、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高等学派中新兴的求知文化为这些讨论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德意志王国虽然几乎错过了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最初两百年，但并未完全脱节，因为有志于学术者都负笈国外。奥斯纳布吕克的约旦努斯（Jordanus von Osnabrück）、亚历山大·冯·罗伊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罗马的埃吉迪奥（Aegidius Romanus）、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von Padua）和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奠定了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与国家学说的基础。他们为教宗与皇帝维持在世间与帝国的统治分派了具有建构性的权力。但丁认为皇帝是希望的保证：“如果这些战争和它们所招致的一切都消失，那么整个世界和所有人类财产必须由一个君主国，亦即由一个唯一政权联合起来，并且必须拥有一位君主。”14世纪的第一位皇帝被他称为世界君主与和平皇帝。然而，现实并不跟着期待走。皇帝的前景与羊皮纸上的大胆创思几乎南辕北辙。在教宗与皇帝地位争夺的最终激化中，双方古老的权力诉求无法弥合地碰出破碎的声音。筋疲力尽后，出现了一种两者共存的实用主义。

在皇帝空位时期，谁来统治帝国？13世纪，人们最终学会把国家从皇帝或国王个人那里解绑，通过代理人来进行治理。在德意志，莱茵普法尔茨伯爵在1276/1281年持有帝国代理（Reichsvikariat）之名。皇帝查理四世1356年的《金玺诏书》将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与萨克森公爵称作皇帝空位时期帝国法的维护者。代理统治在意大利仍然不乏争议。这里，教宗从在罗马皇帝选举的权力中推演出他们在皇帝空位时期同样有支配帝国的代理之权。

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将这种对普世权力的需求再一次有计划地推向高峰。1301年，他在圣座前批评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因为这位哈布斯堡人未经教宗考察批准而施行统治。1302年，他推出《唯一至圣》（Unam sanctam）敕令，其中规定，与宇宙的上帝秩序一致，世俗权力应完全臣服于宗教权力。教宗有高于国王的审判权：“因此我们在此解释、确定、宣布，对所有人类来说，为了获得救世，完全有必要臣服于罗马教宗。”对世俗的这一干涉之举事实上瓦解于和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之间的争执。1309年，教宗将圣座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法兰西王国在它的影响区域内，无论是在人物还是在政治上，皆让教廷为之着迷。教宗和皇帝长年把罗马放在一边。当时，德意志国王们完全失去对使徒彼得后继者的亲近和影响。正因如此，1312年皇帝统治再度开始，才令人格外吃惊。罗马在92年后终于再度举行皇帝加冕。这时甚至连加冕仪式该如何举办也只有查阅古旧书籍才知道。

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一世遇刺之后，卢森堡伯爵在1308年被选帝侯选为新的国君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并在法兰克福选举教堂（Wahlkapelle）被送上圣坛。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将罗马皇帝送上圣坛的行为。同1250年至1376年这整段时间一样，选帝侯为了加强他们的选举权，再一次阻止了直接的子承父业。亨利七世也和前后两位国王一样，利用王位来扩张自己的家族领地。他的儿子卢森堡的约翰（Johann von Luxemburg）与波希米亚王女伊丽莎白的联姻为这个西德意志伯爵家族保证了波希米亚国王之位，由此也在国王选举时获得了选帝侯的一票。这位新国王通过安葬两位前代国王建立起了统治的连续性。阿道夫、阿尔布雷希特一世、萨利安的国王以及哈布斯堡的鲁道夫都长眠于施佩耶尔的皇帝陵墓中。这是最后一次众国王被有意地葬于同一陵墓中并由此结为整体。

教宗克莱孟五世（1305～1314年在位）不作任何要求就同意了亨利的国王选举，并承诺为其加冕。加冕日期特意安排为1312年2月2日，刚好是奥托大帝加冕为皇帝的350年后。然而，加冕被意大利之行时无人能预料的困难所阻。1310年，亨利带领5000名骑士翻越阿尔卑斯山。这支劲旅完全比得上红胡子1154/1155年带往罗马的1800名骑士。不过，亨利七世的兄弟、特里尔总教区主教巴尔杜恩（Balduin）是唯一一位随行的选帝侯。数十年后，他主导完成了一本制作精美，饰有彩绘并附有简短文字说明的回忆之书：《皇帝亨利罗马行记》（Kaiser Heinrichs Romfahrt
）。抄本回顾了此行的高度与深度，为参与其中的家族立下功名。抄本用纹章和旗帜将国王兄弟以及随行者标记出来：皇帝旗上，黑鹰立于金底；长长的战旗金红相间。一幅幅图展现了攻城略地、血战、摧毁城市象征、脖颈挂着绳索的被制服的公民、戴冠的皇帝——一次皇帝加冕中的暴力无度。画师还在有关巴尔杜恩的场景中细致描绘了总主教正在用剑大力劈开一个罗马奥尔西尼家族成员的头颅。

德意志军队在意大利的遭遇难以估摸。皇帝权力已逾半个世纪的事实缺位让城邦自治区域稳固下来。每个城市的贵族各有不同立场，或亲皇帝［吉伯林派（Ghibellinen），名称来源于施陶芬家族使用的名称魏布林根（Waiblingen）］，或亲教宗［归尔甫派（Guelfen），名称来源于韦尔夫（Welfen）］。大城市如米兰或热那亚的经济实力已超越阿尔卑斯山北部国家的所有想象。对富裕城市的税收、赠金与罚金的垂涎也使得意大利之行在贫穷的罗马皇帝眼中非同寻常。

远征一直到米兰为止都保持着和平。1311年1月6日的三王节，亨利七世在米兰为伦巴第人的铁刃压顶。几日之后，节日气氛在米兰人对不受待见的入侵者的反抗中被毁。克雷莫纳（Cremona）人与布雷西亚（Brescia）人紧随其后，佛罗伦萨人甚至堵住穿过亚平宁山的去路。兴致高昂的加冕之行演变成一场失道之战。一座座城市被围攻占领。王后在热那亚自然死亡；国王之弟瓦尔拉姆（Walram）则战死于布雷西亚。到达罗马之前，亨利七世表彰了随行队伍的忠心，为特别勇猛的战士举行骑士晋封仪式。对永恒之城的急袭只取得部分胜利。约定的加冕日期2月2日反正早已错过，圣彼得大教堂也无法被征服。因此，加冕于1312年6月29日（圣彼得与圣保罗节）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进行。三位枢机主教在教宗的委托下举办庆典仪式。施陶芬时期的先辈们所遵循的加冕圣秩早在1311年已被身处远方的教宗克莱孟五世在敕令《万王之王》（Rex regum）中规定下来。其中的重要元素如吻足礼或引马原本需要教宗在场。他的缺席让规定与事实之间出现裂痕。而这一缺席则以归尔甫派弓箭手现身于皇帝庆典的形式被弥补回来。

在加冕当天，亨利七世写信给各位世俗领袖宣告他的新尊位。这样在国际范围内宣告皇帝加冕的做法很新鲜。语词之高傲也几乎前无古人。所有人都必须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臣服，就像所有天上权力都居于上帝之下。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发出祝贺，并未质疑皇帝统治一切的权力诉求。相反，国王菲利普四世则强调法兰西完全独立于皇帝统治。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Robert）的回应最为激烈。在他直到亨利死后才写成的给教宗与意大利城市的备忘录中，皇帝统治被说成既烦人又多余。

亨利七世与国王罗贝托开战。在摧毁波吉邦西城（Poggibonsi）之后，他在托斯卡纳放入一枚帝国标志，为新城皇帝之山（Mons imperialis）奠下基石。在这里，皇帝按照意大利法学家的建议对不在场的国王罗贝托进行审判。由于反抗皇帝和帝国的行径，他被罢黜并作为犯上者被判死刑，以剑处决。判决本该在他们一次南下之行中执行。然而1313年8月24日，皇帝就死于博恩孔文托（Buonconvento）。他的尸体上放置了帝国、卢森堡和波希米亚的纹章，在比萨主教座堂安葬。复兴的皇帝统治向世界展现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与窘迫的现实。在意大利，对德意志人的爱当然毫无增加。教宗克莱孟五世明确将皇帝对国王罗贝托的判决取消。他的敕令被收入《克莱孟教令集》（Dekretalensammlung der Clementinen）中。后来的法学系将这项教令与一些针对罗马皇帝的全权（Vollgewalt）作了不同表述的文本进行对比，后者论述了其在欧洲王国中的局限性。

1314年，一场双重选举在帝国进行。此后，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的路易四世（巴伐利亚人，1314～1347年在位）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美男子，1314～1330年在位）角逐王位长达八年。在1322年的米尔多夫战役（Schlacht von Mühldorf）中，路易生擒对手，王位之争显出胜负，再续皇帝统治之路似被打开。然而，路易却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他与被俘的哈布斯堡人约定进行国王共治，并在各种细节问题上都表现了二者享有同等的君主地位。当一位国王前去罗马时，另一位国王应在德意志王国执行统治职能。

当路易于1323年将一位帝国代理送去意大利时，他与教宗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的冲突爆发了。为此，教宗在阿维尼翁开启教会法程序。在教宗看来，由于路易并未请求，也未获得教宗的考察批准（Approbation），因此帝国中并不存在国王，而路易的行为既傲慢也无效。教宗命令路易在三个月内必须摘下王冠。教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对手蔑称为“巴伐利亚人”，因为他完全不是什么合法的罗马国王。

1324年3月，教宗对路易施以绝罚，后者则前往法兰克福最高宗教会议，向作为教宗之上的宗教机关提出上诉。路易把教宗判定他为异端的指责原样奉还，指责教宗在与托钵修会的争斗中抛弃了《新约》中基督与门徒安于清贫的旨意。国王质疑教宗的考察批准权（Approbationsanspruch），并援引帝国法律，认为一经选帝侯选出，国王马上具有一切统治权。在教宗考察批准权与选帝侯选举国王的自主权的矛盾上，双方争执逐渐激化。

被绝罚的国王于1327年踏上意大利之行。他与王后玛格丽特一起在米兰接过意大利的王冠。一路以武力镇压了对他们的抗议之后，这支队伍于1328年1月7日到达罗马。与阿维尼翁教宗的反目将路易带上一条建立国王统治的新道路。1328年1月17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皇帝加冕以罗马国王统治以及元老夏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表达的罗马人民的明确意愿为基础。加冕由两位被绝罚的主教——卡斯特罗（Castello）与阿莱里亚（Aleria）主教执行。这是817年以来教宗首次被加冕仪式排除在外。

皇帝统治并不因此就世俗化了。为了反对约翰二十二世，皇帝自己也启动程序，诉讼教宗狂妄无礼地干涉由诸侯意愿奠定的国王与皇帝统治。1328年4月18日，在帕多瓦的马西略的建议下，皇帝追溯奥托大帝之举，将教宗罢黜。支持这项将教宗审判为敌基督的程序的是一条教令，它规定教宗除非卸任，否则不能离开罗马。在耶稣升天节，一位方济各会教士被推举为新的教宗，称为尼古拉五世（1328～1330年在位，逝于1333年）。10天之后的1328年5月22日，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路易四世与玛格丽特重新进行了由教宗举行的皇帝加冕。遵循罗马恺撒的传统，路易现在“与罗马僧侣和人民共同”颁布皇帝法令。尼古拉五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由皇帝推举的对立教宗。他只在位了很短一段时间。1330年，他充满悔恨地将他的职位归还给合法教宗约翰二十二世。

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的两次皇帝加冕并未让路易展现什么有说服力的皇帝理念。秋天，在北上途中，他与方济各会的重要领导者会面。修会总会长切塞纳的米凯莱（Michele von Cesena）、司库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Bonagratia von Bergamo）以及英格兰神学家奥卡姆的威廉被囚于阿维尼翁后又得以逃离。在他们的建议下，皇帝于12月公开了一份追溯了1328年4月18日事件的公文，再度罢黜约翰二十二世，并严词斥之以异端。1329年，他返回德意志王国，并于圣诞节在慕尼黑以新皇帝身份出场。巴伐利亚的宫廷也成为方济各会领导成员的避难所。由于与教廷针锋相对，今后他们也将皇帝的政治宣传变得十分有趣。

对手教宗那边在阿维尼翁也将路易视作死敌，紧咬不放。早在皇帝加冕之前，约翰二十二世就对路易发起针对异端的十字军之战。1328年3月，教宗宣告罗马皇帝加冕毫无意义，一切统治行为无效。哪怕辱骂与绝罚如此激烈，欧洲的骚乱尚属可控。人们渐渐适应了与被绝罚者和敌基督一起的生活。

1338年，矛盾又一次激化。德意志一众主教、主教区全体教士、贵族与城市一致向教廷发声，反对教宗迫害他们选出的皇帝。路易自己都说，如果教宗不遵守帝国法令，那他与异教徒别无二致。在一份特意以“Fidem catholicam（大公信仰）”为开篇的公告中，皇帝明确、详细地表明了立场。国王与皇帝统治的合法性只来源于诸侯选举。教宗既无权考察批准，也无权为皇帝加冕，同时皇帝统治也直接来自上帝。1338年7月16日，选帝侯在莱茵河中游的伦斯（Rhense）会面。他们没有提及皇帝，只是强调他们对国王选举的独有权力，并认可多数裁定原则。获选者无须经过教宗考察批准，即可获得完全有效的统治权。在这份强调中，皇帝统治已经融入了国王统治。

几日之后的1338年8月8日，路易四世在法兰克福一次宫廷会议公布的一份以“Licet iuris（选举法权）”开篇的公文中再次郑重宣布了他的权力诉求：“皇帝的权力和尊严只来自且直接来自上帝，由选帝侯一致同意或按照多数原则选出的皇帝或国王，仅凭对他的选举便立即获得皇帝或国王称号，完全不需要教宗或圣座或任何一方再提供批准（approbatio）、确认（confirmatio）、授权或同意。”总结皇帝立场，帝国与皇帝的存在直接来自上帝意志和诸侯选举。违背这项真理者即被视为欺君犯上，面临死刑。

此种宣言既加强了拥护者实力，又精细化了自身的法律地位。话语铿锵有力，却不再能化解纷争。在无休无止的争吵中，1346年，特里尔总主教巴尔杜恩考虑王座易主。新的最佳候选人为他自己的大侄子、边境伯爵摩拉维亚的查理（Karl von Mähren），查理是皇帝亨利七世之孙与波希米亚国王约翰之子。在巴尔杜恩的主持下，1346年7月11日，七位选帝侯中有五位投票推举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为新国王。加冕在波恩进行。谁有权选举国王，谁也就能让他离开——人们如此总结选帝侯在合作组建王国中的自我认知。64岁的路易四世一朝变为“对立国王”，开始为王位而战。不过，他于1347年10月11日就去世了。死因也许是心肌梗死，因为他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狩猎时摔下马。没有宗教上的引领与安慰，他死在绝罚中。拥护者们坚持将他葬于都城慕尼黑的圣母教堂。此后这里变为主教座堂，而这位光彩照人的巴伐利亚人的华丽墓碑，至今仍安放于此。

这样，查理开始了他毫无争议的国王统治。这位卢森堡人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罗马国王（1346年）、意大利国王（1355年）、勃艮第国王（1365年），以拥有四座王位的实力再次登上皇帝尊位，可与伟大先人比肩。后来，他被视作“波希米亚之父与帝国继父”。然而这一判断低估了中世纪晚期统治要从王朝基础上谋得帝国的必要性。尽管受教育于巴黎，尽管与卢森堡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查理四世无疑也在波希米亚以及中东欧地区找到他的王朝基础。这位波希米亚王子的教名为文泽尔（Wenzel），而他的新名字查理则是从教父法兰西的查理四世那儿得来，两个名字展现了西方与东方的连接。在波希米亚，这位新国王与皇帝成功构建了独特的统治联盟。1348年，参照法兰西的典范，他在布拉格建立了帝国的第一所大学。这样的文化传递激起一片效仿。在最初的国王统治中，这位波希米亚国王进行了一系列对西方典范的详细落实与现代化的利用。在布拉格圣维特主教座堂（Veitsdom）基础上新建的哥特式教堂中，构建帝国的意志化为石头建筑之身，卢森堡王朝融进波希米亚的历史。在这里，查理为自己和儿子文泽尔留下称意的丰碑与长眠之所。

1347年的圣诞弥撒中，查理四世第一次表达了他从救世史角度对罗马国王统治的理解。高举耀眼的宝剑，他朗声宣读耶稣基督诞生的圣经故事：“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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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加福音》2：1）在统治者诵读福音的仪式中，罗马皇帝统治成了道成肉身与教会诞生的前提。

教宗克莱孟六世（1342～1352年在位）在这位卢森堡人的当选中功不可没。1349年，查理四世克服最后一位对手施瓦茨堡的金特（Günther von Schwarzburg），获得认可。这位对立国王放弃诉求，不久之后撒手人寰，葬于法兰克福圣巴尔多禄茂大教堂（Frankfurter Stift St. Bartholomäus）——罗马国王的选举教堂。为了加强权力，查理于1349年在亚琛又一次让自己加冕为国王。

查理的最初十年统治充满了尖锐的矛盾。瘟疫、自然灾害、迫害犹太人、鞭笞者运动（Geißlerzügen）让1348年的欧洲无法喘息。世界在战栗，对此，1355年的皇帝加冕与1356年的规章之书《金玺诏书》为帝国未来带来了基本秩序的指引。查理的形象在心醉神迷的虔诚者与对国家资源无所不用其极的利用者之间来回切换。在他有目的地将受他保护的犹太社区交给市民迫害者时，两种形象达到顶点。在纽伦堡犹太会堂的废墟上矗立起一座圣马利亚教堂，其他地方也无不如此。建筑象征着新联盟对旧联盟的血腥的胜利，并成为饰有国王与选帝侯标记的“帝国神龛”。作为臭名昭著的圣物收集者，查理四世让他的查理施泰因城堡（Burg Karlstein）中的礼拜堂变成保存着圣骨的无价宝库。他还扩建了亚琛的圣马利亚教堂，为查理大帝的遗骸捐赠了价格不菲的容器，以此强化他与这位同名先人的帝国传承脉络。此外，查理四世还常常拜访重要的记忆场所。在帝国的核心地带，纽伦堡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最受青睐的统治中心。而他的马格德堡、吕贝克或恩格（Enger）之行也落实了他对王国偏远北方也要多加照顾的统治意愿。

邀请这位新任罗马皇帝前往意大利的呼声很早就有，既来自诗人彼特拉克，也来自柯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领导下的罗马城。不过，查理在与教宗英诺森六世（1352～1362年在位）及阿维尼翁教廷达成一致后才准备罗马之行。1354/1355年，在翻越阿尔卑斯山之旅中，皇帝祖父亨利七世的经验既是典范，也需要修正。查理四世几乎不再与意大利诸侯和城市发生冲突，所带领的300名骑士也毫无军事炫耀的意图。他的目的是皇帝加冕，期望着也许还能在旧有帝国法律中找到可利用的国家资源。在他掌权期间，帝国法律毕竟还能让意大利往皇帝金库注入85万古尔登（Gulden）。在第一次罗马之行中，单单佛罗伦萨一城就支付了总共10万古尔登来清偿帝国税。教宗与国王都向三个王冠宣誓：（德意志的）银冠、（伦巴第的）铁冠与（罗马皇帝的）金冠。查理在意大利的国王加冕礼上追溯了祖父的先例。1355年1月6日三王节，他在米兰主教座堂继承由亨利七世开创的王位。

查理与教宗约定以罗马仪式加冕。皇帝在罗马只能正式停留一天。在这之前，查理先换上朝圣装束，拜访圣地。1355年4月5日的复活节，查理和他第三位妻子安娜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由一位作为教廷使节的枢机主教加冕。加冕圣秩经过修改后可在执行仪式时弥补教宗的缺席，也因此得到保留。同时，除了主教与诸侯，据说还有5000名德意志与波希米亚骑士、10000名意大利骑士聚集在罗马。这是1046年后游行队伍首次成功地从圣彼得大教堂经圣天使桥和平地横穿罗马，抵达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许多人晋升为骑士，而在加冕当日签署的大量文书共同铸造着回忆。复活节的傍晚时分，皇帝夫妇离开罗马城前往蒂沃利（Tivoli），在为期三天的皇帝庆典上展示新的尊荣。

当查理四世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时，他在这里以自1235年腓特烈二世来到德意志王国以来第一位毫无争议的皇帝的身份出现。然而，一些意大利人的希望破碎了。查理作为皇帝不再以兵卒统治南方，却只让特权和任命生效。彼特拉克失望地写信给他：“你将铁冠带回家，金冠空留皇帝虚名。人们称你为罗马皇帝，你却依旧只当波希米亚国王。”借此，1368年，第二次罗马之旅不费多少兵卒就得以成行。这次，暂时返回罗马的教宗乌尔班五世（1362～1370年在位）在1369年11月1日将查理的第四位妻子伊丽莎白加冕为皇后。

1356年，在纽伦堡与梅斯的两次宫廷会议上，皇帝与选帝侯商议帝国制度，尤其确定了七位选帝侯通过多数原则进行的国王选举制度，确定了皇帝与选帝侯的权力，帝侯协治的象征性组织（会议安排、流程安排、列席安排），以及帝国的中心地点（国王选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王加冕在亚琛，第一次王国宫廷会议在纽伦堡）。羊皮纸上制定的对三位总主教、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以及之后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规定，均由金色的皇帝金属印章加以确认和强调。因此，皇帝的法令文书被称作《金玺诏书》。其中许多内容并非新造，而是将经过漫长发展演变的法令确定下来。七位选帝侯——美因茨、科隆、特里尔总教区的主教，波希米亚国王，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境伯爵——是帝国的“支柱（columnae）”，他们与国王一起组成共同的“身体（corpus）”。教宗在罗马国王选举中的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文中没有一处提及教宗，解决未来的争端完全只靠沉默。《金玺诏书》对“应被提升为皇帝的罗马国王的选举”作出了规定，规定他为那个时代世俗与基督徒的领袖。

实际运用中，查理四世将这种包囊世界的皇帝统治运用得十分灵活，因而对于世俗世界而言并非不可接受。政治理论已为实践提供很好的基础。柳博尔德·冯·贝本伯格（Lupold von Bebenburg，逝于1363年）是在博洛尼亚接受教育的教会法学者和班贝格主教，他在关于国王与皇帝统治的小文（Trak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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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胆地将法兰克皇帝史用于德意志民族史中。罗马国王或皇帝的统治诉求与统治权并未在欧洲国王的权力之上，而是与他们同级。这位教会法学者虽然了解皇帝对这个世界的统治理念，却将这种想法论述得相当模棱两可。皇帝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并未有不断提高的实际能力相配，法律的思维游戏与政治可行性之间未能架起实现理想的桥梁。与此相反，康拉德·冯·梅根伯格（Konrad von Megenberg）在不久之后却顽固地坚持皇帝对世界的统治。只不过这位学者并未讲清楚他所指的是哪个世界。这样，柳博尔德开启的思想形式开始传播，统治诉求与生存现实两者相互折中，共同作用。

1377/1378年，查理四世最后一次与其子国王文泽尔远赴法兰西，这次长途旅行是对皇帝统治在国际社会的耐力的测试。对查理来说，这是一次对少年故地的重游，一次与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及其家庭的亲人团聚。法兰西地区华美的绘图编年史书所捕捉的更多是仪式过程的象征意义，而非其外交作用。皇帝与法兰西王后会面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亲密的肢体接触混杂在展现军权的场景中。法兰西的东道主竭力阻拦皇帝在圣诞节前越境返回，查理四世这次高举宝剑的福音朗诵就要在他帝国最西端的康布雷（Cambrai）主教座堂进行了。在与法兰西国王见面时，皇帝没有骑自己的白马，因为作为君王的象征，在法兰西王国，白马只能配给法兰西国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皇帝所骑的饰有纹章图案的客马，就能发现后来绘上的黑色马腿。就这样，在人们的记忆中，两位君主的会面就成了展现法兰西国王与皇帝平起平坐的舞台。在巴黎，查理四世甚至要留给东道主更尊贵的位置。

1378年11月29日，查理四世离世，他的葬礼持续多日，再一次展现了皇帝的象征艺术的强大。长子文泽尔的继承已得到确保。他在1363年才两岁时就已被提升为波希米亚国王，1376年，作为皇帝的父亲收买选帝侯选举文泽尔为罗马国王。这是自1190年以来，罗马—德意志王国的第一次被众人认可的父子继承，下一次直到1493年才会发生。选帝侯徒劳地请求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年在位）认可文泽尔的国王身份以及之后的皇帝加冕。1378年，教会在罗马与阿维尼翁各选出一位教宗，陷入大分裂，直到1417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才得以终结。皇帝加冕也中断了55年，因为罗马的国王统治也陷入了动荡。

无论是其个人还是在结构上，在文泽尔（1378～1400年在位）与鲁普雷希特（Ruprecht，1400～1410年在位）两位国王任内，融合力的局限性表现得越发明显。面对遥不可及且看上去不可捉摸的皇帝，选帝侯与诸侯自发成为共同利益的代言人。14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作为一种合作联盟，国王缺位或者甚至是国王遭到反对都并非不可想象。如今，除了国王宫廷，帝国会议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协商与代表机关。皇帝/国王与国家的二元性越发明显地决定着德意志的历史。1400年，选帝侯指出他们具有国王选举权，宣称有权罢黜无用国王。他们再度使用教宗1245年罢黜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敕令，于1400年8月16日对文泽尔启动正式程序，罢黜了这位罗马国王。5天之后，莱茵普法尔茨伯爵鲁普雷希特三世被提升为新的罗马国王，成为路易四世之后第二位登上王座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成员。文泽尔从未认可此举，并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继续施行统治，直到1419年生命的尽头。

王国行动权随着国王鲁普雷希特再度转移到莱茵地区。然而他的权力基础薄弱，不足以延续查理四世的帝国政治。大大小小的持续的债务扼住了国王统治的呼吸。早在1401/1402年的第一次意大利之行，其能力的边界就已暴露。国王每年可从他自己的领地获得约5万至6万古尔登，从皇室地产中获得约2.5万古尔登的收入。他的米兰对手乔万·加利佐·维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每年却能够支配超过120万古尔登的税收，特殊情况下还有再征100万古尔登的能力。面对如此劲敌，鲁普雷希特的小兵小卒几乎无计可施。他贫困交加，带着一身讥笑与耻辱落败回国。人们在街头巷尾这样唱着：“快看快看，小丑来了，兜里空空，早知道了。”1410年，鲁普雷希特被葬于海德堡。在其子普法尔茨伯爵路易三世身上，人们看不到任何继承的野心。

教宗与皇帝统治之间的大争斗在路易四世时期再一次达到惊人的高峰，罢黜与绝罚此起彼伏。皇帝统治在查理四世的灵活应变下得以明智而有限度地存续。最终，争斗双方都渐而被边缘化，越发筋疲力尽。

[1]
此段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该撒亚古士督”即“恺撒奥古斯都”。

[2]
一种短小的、独立成篇的论文体裁，常用于论述神学、政治、道德、自然科学问题并被结集出版，往往具有一定的宣传性质，也常用以指传教小册子。——编者注

第九章 最后的罗马之行（1410～1519年）

1410年，两位卢森堡人争夺对鲁普雷希特的继承权。西吉斯蒙德（Sigismund，也写作Sigmund，1410～1437年在位）与堂兄摩拉维亚的约布斯特（Jobst von Mähren，1410～1411年为罗马国王）相争，并获得权力。皇帝查理四世的这位幼子在1387年被推举为匈牙利国王，并将父亲的王冠——除了勃艮第外——再一次集齐。当然，他已无法企及14世纪那样的帝国权力扩张。他最初几年的大功绩在于不知疲倦地促进教会统一。作为罗马教会的庇护者，他多次远行，以非凡的外交手腕促成康斯坦茨公会议（1414～1418年）的召开。三位教宗同时为他们的合法性争斗：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1394～1417年在位，逝于1423年）、罗马的格列高利十二世（1406～1415年在位，逝于1417年）、比萨的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5年在位，逝于1419年）。与1046年的亨利三世不同，这位罗马皇帝不再单枪匹马地化解争端。为了召开大公会议，他还利用了约翰二十三世的威望。这样，欧洲教会将在会议上作出公开决议。几年间，康斯坦茨成为基督世界的会合点。公会议让格列高利十二世放弃教宗之位，将约翰二十三世与本笃十三世罢黜，并选举了马丁五世（1417～1431年在位）为统一教会的新教宗。1415年，康斯坦茨公会议以有力的言辞强调它的权威直接来自耶稣基督。在使徒传统中，教会出现分歧时，集会的地位高于教宗的个人强权［教令《这圣公大会》（Haec sancta）］。为了将来会议不再依赖于教宗的偶然号召，1417年规定未来定期召开会议［教令《常有》（Frequens）］。

康斯坦茨公会议只确立了教宗统治的统一，信仰问题的统一并未达成。扬·胡斯（Jan Hus）与布拉格的哲罗姆（Hieronymus von Prag）因其学说被判为异端，被送往火刑场。宗教审判前，西吉斯蒙德先前承诺的安全保障突然失去效力。然而，胡斯派的学说无法如此轻易被抹去，在宗教与政治上，它对教会与帝国都发展出极大的挑战。康斯坦茨并未完成教会自上而下的必要改革。此后，神学上的怀疑以及对正确宗教生活的追寻以愈加激进的表达形式一直伴随罗马教会左右。西吉斯蒙德筹备的巴塞尔公会议及其在佛罗伦萨与洛桑的草草后续（1431～1449年）因无法达成共识而以失败告终。巴塞尔试图建立一种会议教会（Konzilskirche）与教宗教会（Papstkirche）竞争。1439年，会议教士们在没有罗马国王的参与下推举丧妻的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Herzog Amadeus VIII von Savoyen）为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对立教宗。不过，他并未能够服众，于1449年卸任，于1451年离世。当教宗庇护二世（1458～1464年在位）在敕令《恶行》（Execrabilis）中禁止公会议作出任何任职决定时，会议派的理念遭到致命一击。教宗大权最终压倒了主教们的共识集体。

会议派的国际联合突出了学术论证的重要性与在欧洲范围内找到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会议教士们按民族来分组协商决议。在与意大利、法兰西、英格兰和西班牙等与会民族的接触中，德意志人也体验到某种身份确认。罗马国王只在初期扮演过罗马教会庇护者的角色，接下来便不再有组织、制定能力。西吉斯蒙德甚至几乎完全消失，藏在他的王国势力范围内。选帝侯已开始讨论罢黜他，并逼迫这位身处远方的国王必须于1422年在纽伦堡帝国会议中现身。国王调和能力的崩坏让解决国库与军事难题毫无希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帝国在经济与行政上步步落后。现代化并未发生在国家之“首”，而是发生在选帝侯、亲王、伯爵和城市这些“肢体”中。国家日益与国王平行存在。西吉斯蒙德接受了这种二元性，并将14世纪以来由单头鹰演化而来的帝国双头鹰解释为国王与国家的二元象征。15世纪，神圣帝国中的德意志民族也逐渐形成。“德意志国土（deutsche Lande）”与“德意志民族（deutsche Nation）”的写法兴于1409年，到1474年时更是将帝国国号拓展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许多改革派著作仍然相信君主完全有能力把问题解决。1439年，甚至在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名义下还发表了唤醒人心的理念。1433年，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von Kues）在其书《天主教的和谐》（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
，也译作《论公教和谐》）中也考虑了帝国改革。由于他一如既往地将皇帝描述为普世之君，视其为教会的庇护、上帝的仆从以及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他要求加强皇帝的权力。创立常设军队、税收系统以及独立的帝国法庭应当有利于此。尼古拉同样视帝国为沉疴之躯，可以通过达成共识、自愿同意、和谐一致以及皇帝选举的原则得到有效的治疗。“谁想要在一切人之上，必须也要被一切人选举而出。”然而，这些理念对事实中的皇帝统治帮助甚微。

即使距离教宗如此之近，西吉斯蒙德身在康斯坦茨时还是未能顺利求得皇帝加冕。之后，他介入意大利北部事务，于1431年11月25日在米兰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然而，他盼望的一跃入驻罗马却迟迟未能实现。国王还需对教宗尤金四世（1431～1447年在位）等候多时，直到他终于准备好，在1433年5月31日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主持皇帝加冕仪式。在1220年腓特烈二世成为皇帝的213年之后，皇冠终于再度经由合法教宗之手传递。西吉斯蒙德志得意满地将一系列特权记于加冕之日。人们在纽伦堡欢庆盛典，那里正是他于1423年指明的帝国圣物与帝国皇权象征的永在之处。

西吉斯蒙德死后，与皇帝过从甚密的美因茨市民埃伯哈德·温德克（Eberhard Windecke，逝于1440年）记录了他的回忆。两份绘图抄本图文并茂地呈现了这位最后的卢森堡人的统治。在新的图像叙事中，西吉斯蒙德在罗马进行皇帝加冕的故事显得尤其令人难以置信。西吉斯蒙德当着教宗的面，对第一位想把皇冠戴在他头上的枢机主教如此回绝：“要为皇帝戴上皇冠，你既不够虔诚，也不够品行端正，因为你曾经切掉过女人的乳房。”下一位为跪在地上的皇帝戴皇冠的枢机主教戴得如此之歪，以至于教宗必须伸出右脚把皇冠扶直，“以符合传统与正规”。所谓的教宗以足加冕（Fußkrönung）从12世纪末已有流传。埃伯哈德·温德克的《维也纳绘图纪事》完全没有收入这段奇事，只呈现了教宗与枢机主教为端坐着的皇帝加冕的经典图像，而第二份绘图纪事（现为私人收藏）却展示了教宗以足加冕。这究竟是真事还是传说？埃伯哈德·温德克并非目击者，他只是记下了乡民口口相传的那些故事，在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的改革檄文之前，这些故事激起了德意志人对教宗冷谈态度的恐惧。教宗把脚放在罗马皇冠上，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尽管如此，其中仍有更深的寓意：皇帝加冕愈见稀少，罗马愈见遥远，教宗变为嘲弄者，德意志人被踏在脚下。人们越来越激动：德意志民族还要忍受些什么？罗马与德意志渐渐分道扬镳。很快，德意志教会撰写了一份对罗马集中制的控诉。在纷繁复杂的连续性中，德意志民族的控诉（Gravamina）最终导向16世纪的宗教改革。

皇帝西吉斯蒙德于1437年12月9日在摩拉维亚的兹诺伊莫（Znaim）逝世，当时他正在由布拉格去往匈牙利的途中。最后的旅行与其位于匈牙利奥拉迪亚（Wardein）的长眠之所一样，标记了他的政治重心。埃伯哈德·温德克讲述道，他的遗体被放在座位上三天，“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世界之君已经辞世。”

1438年3月14日，选帝侯选举出西吉斯蒙德之婿、哈布斯堡人阿尔布雷希特二世（1438～1439年在位）。他在任时间极短，没能进入王国内部，就连亚琛的国王加冕都未能成行。只有回看我们才能发现，1438年其实标记了王位由卢森堡家族转向哈布斯堡家族的重要更替。人们早已习惯了几百年来的改朝换代，还未能看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未来前景。当1440年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的表弟、腓特烈三世（1440～1493年在位）接受继承，帝国漫长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就开始了。腓特烈在位长达53年，堪称罗马—德意志历史之最，为王朝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将自己的哈布斯堡先人美男子腓特烈（1314～1330年在位）从名为腓特烈的皇帝之列中剔除，而在两位施陶芬人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与腓特烈二世之后自命为腓特烈三世。通过这一决定，新君强调了其皇帝之位传承自前人。除了维特尔斯巴赫皇帝查理七世（1742～1745年在位）的短暂特例外，腓特烈的后人将选帝侯的投票引向自身，牢牢守住皇帝之位直到1806年。这一延续性的建立却是由另一延续性的终结换来的。腓特烈三世1452年前往罗马，成为最后一位由教宗加冕的皇帝。查理大帝于800年开启的传统在他这里走向终结。

腓特烈三世沿着先人的轨道行事，经营自己位于帝国西南的领地多年，使之成为其统治的施政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身为君主的他时而可亲，时而疏远，个人特征极其鲜明。旧有的研究将他描述为“帝国沉睡者”，近来修正为更为公允的评判，同时也没有误解他的一些怪异做派。1440年，腓特烈在维也纳新城接受了国王选举，在空位时代，国王选举是在法兰克福由选帝侯进行的。此后，他一直以家族荣耀和个人统治风格影响着其首府的风貌。神秘箴言AE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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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他以各种图像形式呈现。

经过深思熟虑，他直到1442年才穿越帝国内部前往亚琛进行国王加冕。这位哈布斯堡人有目的地追忆他的皇帝先人，尤其尊崇神圣皇帝夫妇亨利二世与库尼贡德，甚至将其融进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他的女儿名为库尼贡德并非偶然。这位25岁称王的哈布斯堡人给自己充足时间来结婚并稳固王朝。直到12年后，为了1452年的皇帝加冕，37岁的腓特烈成功谋得15岁的葡萄牙王女埃莉诺（Eleonore）作为新娘。他守住这段婚姻十余年，1468年妻子死后，这位丧妻者又长期将她描绘为超凡脱俗的榜样。帝国之内，他既保持现有的皇帝与帝国的二元局势，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王朝疆土的影响力。直到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他才转向帝国与欧洲，为他的家族打开了意想不到的前景。他很早就与教宗统治达成一种平衡。国王与教会之间的1448年《维也纳协定》（Wiener Konkordat）对教宗在帝国内任命圣职的权力作出规定。哈布斯堡选择站队支持教宗，反对公会议，这为他带来了在继承领土中的君王优先权，也确保了他的皇帝加冕。

1452年，腓特烈前往罗马接受皇帝加冕，这是650多年历史中的最后一次，也比之前每一回都得到了更好的记录。这位哈布斯堡人翻越阿尔卑斯山，不再是为了以暴力重施帝国法律。相对而言，他更是完成了一场威仪大典，当中也不乏观光的兴趣。在锡耶纳（Siena）与葡萄牙的新娘相会，在罗马举行婚礼，在那不勒斯圆房（Beilager），接着又以最奢华的仪式在罗马进行加冕。皇帝的密友、锡耶纳主教、在欧洲颇具名望的人文学者代表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亦即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1458～1464年在位）传达了清晰的信息，当中不乏其个人关注。他讲述的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故事混杂了当事者的自我认知与他人对此的认知，为后人理解哈布斯堡的形象呈现文化（Inszenierungskultur）指示了道路。恩尼亚·席维欧的描绘敏锐地捕捉了埃莉诺赴嫁陌生夫君的新娘之旅以及她与腓特烈在锡耶纳的初次相见：“皇帝远远地看见新娘过来，越来越感受到她的娇柔体态、王家身姿，为他寻得比传言中更美丽的如此佳偶而大喜过望。他很高兴自己并未被传言蒙骗，不用像诸侯常常经历的那般找人代替自己去完婚。”

恩尼亚·席维欧对罗马皇帝加冕的详细描绘将随行者争夺位次与仪式、象征等内容一并记录下来。进入罗马时，呈现着圣乔治形象与帝国之鹰的两面旗帜带领队列前进。双头鹰对这位意大利观察者来说可谓世纪怪物，比单头鹰还瘆人。纷争并未和往常一样起于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之间，却在意大利人自己内部兴起。威尼斯人与米兰人无法就谁具有先行权达成一致。腓特烈与教宗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在位）的个人会面以腓特烈对奥地利家族发表谈话与教宗发表对立谈话开场。教宗犹豫不决，直到1452年3月16日才接受腓特烈加冕为伦巴第国王的请求。此前的皇帝都在意大利北部得到这枚王冠，如今站在对立面的米兰却拒绝服从君主。对德意志银冠、伦巴第铁冠以及皇帝金冠这三枚冠冕，恩尼亚·席维欧花了些笔墨来评价其意义。他知道，这三枚冠冕其实都是金制的：“然而称王冠由某种金属制成，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

在教宗对腓特烈和埃莉诺的结合予以祝福（Einsegnung）后，1452年3月19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皇帝加冕仪式上出现了坐席之争。腓特烈的侄子、匈牙利国王拉斯洛（Ladislaus）坐得离皇帝太远，甚至连坐在枢机席之前都不被允许。在一个等级关系明显影射着空间权力的世界里，这可不是小事，哪怕恩尼亚·席维欧对此无奈地记录道：“这种事情没办法保持特定规矩，人之先后高下本就无常。”最终，腓特烈接过皇帝神器：权杖象征绝对权力（Machtvollkommenheit），宝球象征世界统治，势剑象征战争武力。教宗为皇后戴上的皇冠还是传自皇帝西吉斯蒙德，皇帝则由主教与高级圣职显贵为他戴上金冠，金冠覆有礼拜仪式所用法冠上的垂带（Inful）。腓特烈还随身带来了新的贵重宝物，根据纽伦堡《档案》（Archiv），其中有“如传言所载”的查理大帝的皇袍、势剑、权杖、宝球与皇冠。大祭坛这时对恩尼亚·席维欧来说不再是最高威严。他甚至对关于查理大帝的当众演说不无怀疑，也认为老式服冕在时尚的快速更替中显得村鄙：“明明我们才能干练已经远胜前人，正如我们在盛世浮华上已将他们甩在身后。”传统被绑上诸多思考。

加冕弥撒上，教宗的法冠差点掉下来——一个恶兆。圣彼得大教堂前，皇帝为教宗的白马引马，获得金玫瑰为赏。在圣天使桥上，腓特烈与自己的兄弟和另外200或300位公爵、伯爵三击剑背，封他们为骑士。恩尼亚·席维欧知道，德意志人把罗马仪式视作骑士生涯的最高成就；其后还有亚琛、耶路撒冷及其他地方举行了骑士册封仪式。不过，在这位学者的观察下，骑士制度这种文化形式看上去已经和博士学位一样值得商榷，它们不过是皇帝用来撒钱的地方。日落之后，腓特烈三世受到拉特兰教堂咏祷司铎团的接待，共享盛宴直到午夜，皇帝神器的重量与众多骑士的晋封让他筋疲力尽。

在帝国内，皇帝统治依旧在谋求组织和施展的空间，而在紧密聚拢却又威胁日增的欧洲，人们则不断争取礼仪上的优先地位。奥斯曼人的扩张在最后一次罗马皇帝加冕的一年之后通过占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基督世界的二帝共治。教宗的所有举措无法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日渐萎缩的帝国带来任何转机，反而将拉丁世界的无力表露无遗。1453年，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死亡为拉丁西方带来不祥之兆。对新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热切讨论恰恰体现了古老普世权力的融合力的丧失。“欧洲”这一代号如今代表了政治上的无计可施。

在他的帝国中，皇帝要么与帝国的“支柱”和“肢体”共同实施统治，要么退居他们一旁。帝国会议作为政治协商与表演的舞台，一直变化直至16世纪初，越来越学会脱离君王处理事务，并向伯爵与城市开放。胡斯战争、奥斯曼战争、对抗法兰西与旧瑞士邦联的战争带来连年财政困难，使为此买单的各个政治体的共识变得至关重要。合作式的帝国制度不再仅仅体现在对国王与选帝侯的象征性呈现中。15世纪起，统治者将帝国政治制度的各个部分一共分为不同的十组，每组包含四个主体，这样形成的四元等级体系（Quaternionensystem）日益为人所乐道。他们是：四公爵（Herzöge）

[2]

、四边境伯爵（Markgr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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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地伯爵（Landgr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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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堡伯爵（Burggr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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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爵（Gr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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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贵族（Edelfr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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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骑士（R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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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Städ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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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庄（Dör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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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夫（Bau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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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的诞生和含义与帝国秩序的其他准则一样解释甚少。其与日俱增的受欢迎程度也反映在彩色纹章图像中，十个四元组合的纹章与选帝侯和王国纹章一同被绘于鹰的两翼。在汉斯·布克迈尔（Hans Burgkmair）1510年于奥格斯堡付印的著名木刻画《神圣罗马帝国与他的政治体》（Das hailig römisch reich mit seinen gelidern
）上，头戴皇冠的双头鹰身上布满纹章，身上绘有受难的耶稣基督，作为救世使命的映照。

此外，帝国的民族化也越来越强，并在人文学者在智识层面对日耳曼早期历史进行的回溯与思考中发展得更快。在与欧洲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德意志民族确保了自身独特的历史。德意志民族由从远古时期就一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构成。皇帝统治天经地义地属于他们，从查理大帝开始就一直为德意志民族所拥有。帝国制度包括国王选举权、选帝侯团体、帝国教会、帝国会议、四元等级体系等，其独特性可追溯到皇帝查理大帝、奥托大帝、奥托三世或亨利二世的伟业。1474年黑森的领地伯爵赫尔曼（Hermann）的一份服从义务说明或1486年的《法兰克福帝国和平令》（Frankfurter Reichslandfriede）将神圣帝国/罗马帝国与德意志民族结合在一起。接着，1512年，科隆的《帝国议会决议》（Der Kölner Reichsabschied）确切使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名称。

皇帝腓特烈三世与其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在位）只有与帝国的“支柱”和“肢体”联合，才能拥有组织规划能力。当地跨帝国与法兰西王国两国边界的独特国家的杰出君主——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试图让自己升为国王时，恰恰也是选帝侯的不满让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流产。地位提升只有在皇帝与诸侯联盟的同意下才能进行。1473年，腓特烈三世无所顾忌地离开了与这位勃艮第人在特里尔的会面场所，即使他已为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成功求得勃艮第王女玛丽亚为妻。大胆查理于1477年捐躯战场后，更多原属于勃艮第与低地国家的土地落入腓特烈手中。1486年，腓特烈如1376年查理四世与文泽尔那时一样，成功让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在法兰克福当选为罗马国王，并在亚琛加冕。

腓特烈的“帝国自觉”在他临终时的阴森故事中再次闪现。约瑟夫·格林佩克（Joseph Grünpeck）提到皇帝垂死时腿部被截肢，并辛辣地评论道：“如今皇帝与帝国同时被锯掉一条腿！”1493年8月19日，腓特烈三世殁于林茨。他善知礼仪的儿子将他的葬礼展现为一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大事。在驶向林茨城堡的路上，遗体就被清空内脏、披上皇帝服冕，以端坐之姿展示于公众面前。接下来，走多瑙河水路移驾维也纳时，又有仪仗相随；到达圣斯蒂芬大教堂时，遗体重新对众人展示以供瞻仰，最后入葬于公爵墓（Herzogsgruft）中。遗体大概被安放在了新的灵柩中，之后于1513年被迁葬到当时尚未完建的十二使徒圣坛的石棺中。腓特烈意在通过这些富有艺术性的安排有目的地操控后世对他的追忆，为此，他考虑了长达50年。

1486年以来，在帝国结构中，有着“帝国自觉”的阶级在腓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那里积极游说，推行改革，使政治系统得以进一步体系化与合理化。皇帝个人出现与否，在欧洲中部几乎不再引起反应。1495年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必须同意由美因茨总主教贝尔托德·冯·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推动的一项针对帝国政体各个部分的深远的改革方案：颁布永久和平协定，对帝国区域进行划分，征收帝国赋税［公共芬尼（Gemeiner Pfennig）］，设立帝国最高法院。由于各个阶层和领域并不能达成一致，1500年，帝国尚未能通过帝国统治院（Reichsregiment）使皇帝这个角色变得完全可有可无。直到1502年，马克西米利安才再度摆脱守势。

在准备沃尔姆斯帝国会议阶段，汉斯·卢波尔德·冯·赫尔曼斯格林（Hans Luppold von Hermansgrün）记下他做的一个有关政治的梦。梦中，在一次著名的帝国议会上——有两份抄本指出马格德堡与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为其发生地点——现身的并非孱弱无力的真国王，而是三位头戴皇冠的垂垂老者。从举止可以认出他们就是皇帝查理大帝、奥托大帝与腓特烈。腓特烈发话道：“我的诸侯与骑士们，你们看起来并不知道，你们在听谁的话。我不奇怪。你们已经如此远离父辈的优良传统，被外族习俗腐化，在我们眼里都快认不出来了。只有你们的声音和语言我们还能懂，除此之外，你们的习俗、武器、思想、衣服对我们来说都陌生了。不过，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熟悉我们每一个，看看这两位圣人长者！这位是查理大帝，罗马皇帝，曾以其卓越之行照亮世界，从希腊人手中夺去罗马帝国，在德意志人这里建基立业、发扬光大。坐在他右边的那一位是奥托大帝，罗马皇帝，德意志人的光辉与荣耀，基督正道信仰独一无二的狂热者。我也是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别名红胡子［原文如此！］。我把崩溃瓦解的德意志王国修整重建，把罗马帝国的蔑视者与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四散逃窜，并将常胜之鹰［军旗］跋山涉水带到整个世界。”过去的荣光唤醒衰落中的当代。历史再一次被用以论今。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政治宣传的高手，在他的人文主义学者圈的帮助下极为有效地施展统治。宫廷画师、版画师与印刷工人以图像与文字的方式有效地传播他的功名。同时，这位哈布斯堡人自己也委托制作如《弗莱德》（Freydal
）、《德义尔丹客：珍贵的恩赐》（Theuerdank
）和《白衣国王》（Weißkunig
）等大作，在其中呈现自己的皇帝形象，打造长远的记忆。对单页刻印（Einblattdruck）这种新的宣传手段，腓特烈三世一共使用了37次，而马克西米利安到1500年就已经使用了129次。他不知疲倦的政治耕耘却久久无法达成所有目标。在众多阻力下，经过旷日持久的协商与流血战争，他才至少完成了哈布斯堡家族领土的统一，并保住勃艮第土地遗产中的重要区域。

在第一位妻子玛丽亚死后，马克西米利安设法在意大利与比安卡·玛丽亚·斯福尔扎（Bianca Maria Sforza）结婚，这桩联姻却无法再让罗马国王的统治发挥有效作用。1504年，他徒劳地在最高法院让人在书里寻找罗马之行的信息与皇帝加冕的形式。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当时还接到委托，要书写六次罗马之行的历史。宫廷想运用历史知识举行皇帝加冕。就算这本书写成了，也只能展示加冕礼仪的不断变化，因为1220年到1452年之间的六次皇帝加冕没有一次是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的。

1508年的意大利之行还是败给了法兰西与威尼斯的结盟，到特伦托（Trient）就无法继续前进。在这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教宗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年在位）的同意下接受了“受选罗马皇帝”的称号。经过教宗认可，选帝侯的选举赢过了罗马加冕！此后只有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五世是在1520年成为受选罗马皇帝后，在1530年2月24日从教宗克莱孟七世（1523～1534年在位）手中接过皇冠的，不过加冕不再在罗马，而是在博洛尼亚进行。此后，罗马皇帝直到1806年都由选帝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选出。自1562年起，在亚琛马利亚教堂进行的加冕仪式也搬至法兰克福圣巴尔多禄茂大教堂。实用主义理念将中世纪的礼仪长链缩短，捆绑起来，攥成帝国中心地带的一个点。不管怎么说，从奥地利出发，到达法兰克福要比到达亚琛方便。

对中世纪晚期贵族文化的维护让马克西米利安日后被视作最后的骑士。他在因斯布鲁克宫廷教堂（Innsbrucker Hofkirche）的精美石棺至今仍透露着中世纪哈布斯堡家族传统与皇帝统治传统的光辉。当他1519年1月12日在维也纳新城去世并下葬时，时代已经变了。随着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中世纪对世界有三块大陆的想象被打破了。1517年，马丁·路德挑战罗马教会。宗教改革分裂了信仰的统一，让马克西米利安身后的王朝经历严峻考验。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与继承人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逝于1558年）的统治下，中世纪皇帝的罗马与意大利政策转变为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全球视角——帝国之内日不落。尽管哈布斯堡人的统治范围远远超过罗马皇帝的，但家族本身存活得比它的统治范围长久。1806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后，哈布斯堡家族仍然从1804年在奥地利施行皇帝统治直到1918年。

[1]
“世界属于奥地利”，德语为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an，拉丁语为Austriae est imperare orbi universo。

[2]
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不伦瑞克公爵、施瓦本公爵、洛林公爵。——原注

[3]
迈森、勃兰登堡、摩拉维亚、洛林。——原注

[4]
图林根、黑森、洛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阿尔萨斯。——原注

[5]
纽伦堡、马格德堡、里内克（Rieneck）、施特罗姆堡（Stromberg）。——原注

[6]
克莱沃（Cleve）、施瓦茨堡、采列（Cilli）、萨伏依。——原注

[7]
林普尔格（Limpurg）、图西斯（Tusis）、韦斯特堡（Westernurg）、阿尔瓦尔登（Alwalden）。——原注

[8]
昂德洛（Andlau）、斯特兰德克（Strandeck）、梅尔丁根（Meldingen）、弗劳恩贝格（Frauenberg）。——原注

[9]
奥格斯堡、美因茨、亚琛、吕贝克。——原注

[10]
班贝格、塞莱斯塔（Schlettstadt）、阿格诺（Hagenau）、乌尔姆。——原注

[11]
科隆、雷根斯堡、康斯坦茨、萨尔茨堡。——原注

展望

1512/1513年，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为纽伦堡圣灵教堂的圣物馆（Heiltumskammer）完成查理大帝的画像。丢勒画出的是一位年长、尊贵的皇帝，长发浓髯，头戴中世纪盛期的帝国皇冠，身着华丽的加冕服饰，右手执光亮宝剑，左手持帝国宝球，两侧饰以皇帝的黑鹰纹章与法兰西国王的百合纹章。对众多后继者来说，查理作为理想先祖，可为他们带来合法权力。

16世纪至19世纪初，即便没有罗马，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能维系。帝国内部的一众政治主体在皇帝统治中共同创造了一个框架，凭借于此，这些政治主体经过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的巨大挑战后还得以侥幸存活。在欧洲国家的政治体系中，人们很难对这种皇帝统治下定义，皇帝之位包含了很多诉求，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很多东西。有些人看它像远古遗物，甚至几乎是个庞然大怪。

1440年至1806年的皇帝都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皇帝查理七世（1742～1745年在位）带来的三年中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管怎么说，366年来终于有一次，选帝侯的选举不仅仅是家族传承的陪衬。扩张中的领土财产乃至更广大的世界为哈布斯堡人提供了大施拳脚的空间。因此，他们并不在帝国内运用君主集权。开放的结构让或大或小的领土在其中多样纷呈，将国王、亲王、伯爵、领主、总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城市、农村与乡镇共同体绑在一起。17、18世纪，邻国国王甚至在神圣罗马帝国上分有领地。帝侯协治的合作结构中几乎不存在还有什么事情是靠强力来推行的。如今回望时，人们或把这描述为政治上的无能，或把它说成和平的秩序系统。经济效益的冷酷信徒无法将神圣罗马帝国及皇帝视为典范。直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19、20世纪的战争灾难，人们才再次对昔日的宜人环境投去温柔目光。无论如何，旧帝国和老皇帝让人们满意的时间比法国的旧制度，即比人们认为的欧洲国家典范还要长。

由查理大帝开创、奥托大帝再建的皇帝大业延续了超过千年。当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摘下罗马皇帝的皇冠时，它走到了萧索的终局。法国大革命的大获全胜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让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无足轻重。唯一的罗马皇帝不再存在后，皇帝统治转变为各种不同的形式。1804年，拿破仑一世在教宗的协助下打响自我加冕为法国皇帝的第一枪。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对此的反应沿袭了哈布斯堡的传统。同一年，他还宣称自己为奥地利皇帝。相比之下，旧王朝的落幕悄无声息。1803年到1815年之间国家的重新组建比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更让当事人有所感触。旧有关系在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中继续生效。而当德意志邦联在19世纪60年代的战乱中解体后，德意志人拥立新的皇帝建起新的帝国。当中，普鲁士的冲击挤压着拥有哈布斯堡皇帝的奥地利。后进的民族国家想要迈着阔步找到“太阳下的一席之地（ein Platz an der Sonne）”。这种过度补偿很快将古老的普世统治转化为令人倍感压迫的黩武主义。

普鲁士国王在1871年至1918年间作为皇帝统治着德意志王国，他们是威廉一世、腓特烈三世、威廉二世。这些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从1701年起就是普鲁士或普鲁士之内的国王，1415年至1806年就以勃兰登堡边境伯爵身份列为旧王朝选帝侯，吸纳了旧式传统。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目的明确地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工具化，并为自己所用。奥托、萨利安与施陶芬王朝显赫的皇帝统治被当成德意志世界地位的凭据。对德意志皇帝冠冕的设计完全依据了被收进维也纳皇宫帝国宝藏库的中世纪样本，不过从未交付制作。威廉二世时代的民族纪念物架起通向过去的桥，屈夫霍伊泽纪念塔或戈斯拉尔皇宫（die Goslarer Kaiserpfalz）便是当中的典型。重建的戈斯拉尔皇宫被绘上中世纪历史图景，两位皇帝腓特烈一世与威廉一世“大帝”的骑马像象征着旧时代与新时代的统一。红胡子“巴巴罗萨（Barbarossa）”后头跟着白胡子“巴巴布兰卡（Barbablanca）”。直到今天，历史术语依然没能从当时对中世纪历史的“日耳曼化（Germanisierung）”中完全恢复过来。19世纪的人们缺乏深思熟虑地将德意志历史向日耳曼的过去延展，在中世纪罗马旧事中追寻德意志皇帝统治的渊源。

皇帝诸君声称几百年间拥有普世统治权力，多半只是自说自话，毕竟世界上还存在罗马皇帝恺撒、巴格达的哈里发、奥斯曼的苏丹、印度的莫卧儿皇帝、俄国沙皇、中国皇帝、埃塞俄比亚皇帝等。到了19、20世纪，人们差不多可以接受“皇帝”作为复数存在。法国皇帝、奥地利皇帝或德意志皇帝的头衔都激发了人们的野心，很快又有了巴西皇帝（1822～1889年）和墨西哥皇帝（1822～1823年，1864～1867年）。1876年，不列颠女王维多利亚成为印度女皇。此外还有意大利国王作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进行统治，有“万王之王”波斯沙阿的统治，在非洲还有新的政治实验形态。今天，世界上还被允许存在的皇帝统治只有民主国家日本的天皇制。

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国、奥地利与俄罗斯的皇帝统治。后来那里的人们回忆起皇帝的过去则带着憎恶、伤感或漠然。德意志的第三帝国没了皇帝，却搞出了个元首。就算是纳粹德国也依旧在追溯一个“德意志的中世纪”。纽伦堡党代会上，德意志的新与旧合为一体。党卫军被命名为“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或“查理曼（Charlemagne）”（党卫军的法国志愿军）。1941年，红胡子必须把名字“巴巴罗萨”借给纳粹的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在1943年惨败于斯大林格勒之前发表的演讲有心提到12世纪《尼伯龙根之歌》里的最终血战。亨利·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党卫军前发布的演说《帝国》（Das Reich
）提出了可怕的要求：未来欧洲所有人说到“帝国”这个词必须只能指德意志国。

尽管如此，1945年德意志帝国的灾难与终结并未带来对中世纪皇帝的记忆的崩坏。对历史的引证往往因时而变。很快，战后欧洲又对基督西方与古老皇帝有了重新发现。有人甚至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作“欧洲融合（Integration）”的楷模。欧洲邻居们理所当然地比德意志人保留更多怀疑，不像后者在友善的共识原则中那么乐意将中世纪盛期皇帝的凶残抛于脑后。1965年以来的大型展览让皇帝的世界再度变得鲜活：查理大帝、施陶芬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萨利安王朝、奥托大帝或亨利二世。中世纪的英雄与英雄家族以恢宏的方式，让人对古老的德意志历史产生兴趣和好感。德国人的罪愆把晚近的历史变成一种伤痛，古老皇帝的光辉与伟业则至少带回光环。皇帝的黑鹰作为纹章动物经历了德国的几乎所有转折点。中世纪历史的烙印首先留在了联邦州上：巴登-符腾堡州与施陶芬家族、巴伐利亚州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与萨利安家族、下萨克森州与韦尔夫家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与奥托家族。

1965年以来的展览向百万公众呈现了中世纪皇帝的光辉与伟大，使公众对他们的兴趣长盛不衰。2006年，人们回忆200年前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900年前皇帝亨利四世的逝世，并为两者举行周年纪念。在这个几乎不存在皇帝的时代，皇帝的名字却仍然以各种形式继续出现，如今可能与天气、甜食、助产术或足球明星有关。

[1]

科幻电影设想出一个有皇帝（Imperator）的未来。网上用谷歌搜索“Kaiser”（皇帝），便可以得到数百万条结果。对于一个已逝的身份与其新的派生物来说，这绝非无足轻重。

[1]
德语中有许多词汇与“Kaiser”有关。Kaiserwetter意为“非常晴朗的天气”，最早用于描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生日当天（8月18日）总是阳光灿烂的现象，也被用于指德皇威廉二世只在天气晴朗时出席户外活动。Kaiserschmarrn是一种煎饼，是奥地利、匈牙利、巴伐利亚地区流行的甜点。Kaiserschnitt意为“剖腹产”。德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弗朗茨·贝肯鲍尔则被人们称为“足球皇帝（der Kaiser）”——编者注。

800年～1519年的中世纪皇帝

查理大帝　　　　　　皇帝，800年12月25日加冕；逝于814年1月28日。

路易一世　　　　　　皇帝（副皇帝），813年9月/816年

（虔诚者）　　　　　10月加冕；逝于840年6月20日。

洛塔尔一世　　　　　皇帝（副皇帝），817年7月/823年4月5日加冕；逝于855年9月29日。

路易二世　　　　　　皇帝（副皇帝），850年4月加冕；逝于875年8月12日。

查理二世　　　　　　皇帝，875年12月25日加冕；

（秃头）　　　　　　逝于877年10月6日。

查理三世　　　　　　皇帝，881年2月12日加冕；逝

（胖子）　　　　　　于888年1月13日。

（斯波莱托的）　　　皇帝，891年2月21日加冕；逝

圭多　　　　　　　　于894年11/12月。

（斯波莱托的）　　　皇帝（副皇帝），892年4月23

兰贝托　　　　　　　日加冕；逝于898年10月15日。

（克恩滕的）　　　　皇帝，896年2月底加冕；逝于

阿努尔夫　　　　　　899年12月8日。

路易（瞎子）　　　　皇帝，901年2月加冕；905年8月被刺瞎；约逝于928年。

（弗留利的）　　　　皇帝，915年11/12月加冕；逝

贝伦加尔　　　　　　于924年4月7日。

奥托一世　　　　　　皇帝，962年2月2日加冕；逝于973年5月7日。

奥托二世　　　　　　皇帝（副皇帝），967年12月25日加冕；逝于983年12月7日。

奥托三世　　　　　　皇帝，996年5月21日加冕；逝于1002年1月23/24日。

亨利二世　　　　　　皇帝，1014年2月14日加冕；逝于1024年7月13日。

康拉德二世　　　　　皇帝，1027年3月26日加冕；逝于1039年6月4日。

亨利三世　　　　　　皇帝，1046年12月25日加冕；逝于1056年10月5日。

亨利四世　　　　　　皇帝，1084年3月31日加冕；逝于1106年8月7日。

亨利五世　　　　　　皇帝，1111年4月13日加冕；逝于1125年5月23日。

洛塔尔三世　　　　　皇帝，1133年6月4日加冕；逝于1137年12月3/4日。

腓特烈一世　　　　　皇帝，1155年6月18日加冕；逝于1190年6月10日。

亨利六世　　　　　　皇帝，1191年4月15日加冕；逝于1197年9月28日。

奥托四世　　　　　　皇帝，1209年10月4日加冕；逝于1218年5月19日。

腓特烈二世　　　　　皇帝，1220年11月22日加冕；逝于1250年12月13日。

亨利七世　　　　　　皇帝，1312年6月29日加冕；逝于1313年8月24日。

路易四世　　　　　　皇帝，1328年1月17日/5月22

（巴伐利亚人）　　　日加冕；逝于1347年10月11日。

查理四世　　　　　　皇帝，1355年4月5日加冕；逝于1378年11月29日。

西吉斯蒙德　　　　　皇帝，1433年5月31日加冕；逝于1437年12月9日。

腓特烈三世　　　　　皇帝，1452年3月19日加冕；逝于1493年8月19日。

马克西米利安　　　　受选罗马皇帝，1508年2月10

一世　　　　　　　　日加冕；逝于1519年1月12日。

检索与阅读推荐

工具书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Handwörterbuch zur deutschen Rechtsgeschichte.

入门书籍

Otto der Große und das Römische Reich. Kaisertum von der Antike zum Mittelalter，2012；Kaisertum im ersten Jahrtausend，hg.von H.Leppin/B.Schneidmüller/St.Weinfurter，2012；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962 bis 1806. Von Otto dem Großen bis zu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hg.von M.Puhle/C.-P.Hasse，2 Bde.，2006；Heilig-Römisch-Deutsch. Das Reich im mittelalterlichen Europa，hg.von B.Schneidmüller/St.Weinfurter，2006；H.K.Schulze，Grundstrukturen der Verfassung im Mittelalter，Bd.3：Kaiser und Reich，1998.

古代与拜占庭皇帝统治

H.Leppin，Das Erbe der Antike，2010；W.Dahlheim，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3.Aufl.2003；J.Martin，Spätantike und Völkerwanderung，4.Aufl.2001；P.Schreiner，Byzanz 565-1453，4.Aufl.2011.

欧洲与中世纪王国

B.Schneidmüller，Grenzerfahrung und monarchische Ordnung. Europa 1200-1500，2011；H.-W.Goetz，Europa im frühen Mittelalter 500-1050，2003；M.Borgolte，Europa entdeckt seine Vielfalt 1050-1250，2002；M.North，Europa expandiert 1250-1500，2007；J.Ehlers，Das westliche Europa，2004；C.Lübke，Das östliche Europa，2004；Gebhardt，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0.Aufl.2003ff.；St.Weinfurter，Das Reich im Mittelalter. 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500 bis 1500，2008；J.Fried，Das Mittelalter. Geschichte und Kultur，2008.

传记/王朝

Die Kaiserinnen des Mittelalters，hg.von A.Fößel，2011：Die deutschen Herrscher des Mittelalters，hg.von B.Schneidmüller/St.Weinfurter，2003；R.Schieffer，Die Karolinger，4.Aufl.2006；G.Althoff，Die Ottonen，2.Aufl.2005；E.Boshof，Die Salier，5.Aufl.2008；O.Engels，Die Staufer，9.Aufl.2010；B.Schneidmüller，Die Welfen，2000；K.-F.Krieger，Die Habsburger im Mittelalter，2.Aufl.2004；J.K.Hoensch，Die Luxemburger，2000；L.Holzfurtner，Die Wittelsbacher，2005.

图像、象征、言说

H.M.Mierau，Kaiser und Papst im Mittelalter，2010；E.Goez，Papsttum und Kaisertum im Mittelalter，2009；H.Ottmann，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Bd.2/2：Das Mittelalter，2004；G.Althoff，Die Macht der Rituale，2003；A.T.Hack，Das Empfangszeremoniell bei mittelalterlichen Papst-Kaiser-Treffen，1999；P.E.Schramm/F.Mütherich，Denkmale der deutschen Könige und Kaiser. 768-1250，1962；P.E.Schramm/H.Fillitz，Denkmale der deutschen Könige und Kaiser，Bd.2：1273-1519，1978.

人名、地名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缩写：Bf.=主教，Ebf.总主教，frk.=法兰克的，Kg./Kgn.=国王/国后，Ks./Ksn.=皇帝/皇后）

人物

Adalbert，Sohn Berengars Ⅱ.，ital.Kg.44，46，48

Adalbert（v.Magdeburg）47，52

Adelheid，Gemahlin Ottos Ⅰ.，Ksn.47，53

Adolf（v.Nassau），Kg.87，90

Aegidius Romanus 88

Ageltrude，Gemahlin Widos，Ksn.43

Agnes，Gemahlin Heinrichs Ⅲ.，Ksn.61

Aistulph，langobard.Kg.27

Albrecht Ⅰ.，Kg.87，89f.

Albrecht Ⅱ.，Kg.107f.

Alexander Ⅱ.，Papst 63

Alexander Ⅲ.，Papst 78

Alexander v.Roes 88

Alfons（v.Kastilien），Kg.87

Alkuin 28

Amadeus Ⅷ.v.Savoyen，siehe
Felix Ⅴ.

Anaklet Ⅱ.，Papst 71f.

Anastasius，byz.Ks.19

Angilberga，Gemahlin Ludwigs Ⅱ.，Ksn.37

Anna，Gemahlin Karls Ⅳ.，Ksn.99

Archipoeta 78

Arduin（v.Ivrea），ital.Kg.57f.

Arnulf（v.Kärnten），Ks.42-44

Augustus 9，13，16，73，97

Balduin，Ebf.v.Trier 90f.，96

Belisar，byz.Feldherr 20

Benedikt Ⅳ.，Papst 44

Benedikt Ⅴ.，Papst 51

Benedikt Ⅷ.，Papst 57f.

Benedikt ⅩⅢ.，Papst 104

Berengar Ⅰ.（v.Friaul），Ks.42-44

Berengar Ⅱ.（v.Ivrea），ital.Kg.44，46，48，51

Bernhard，illegitimer Sohn Karls Ⅲ.42

Bertha，Gemahlin Heinrichs Ⅳ.，Ksn.63

Berthold v.Henneberg，Ebf.v.Mainz 114

Bianca Maria Sforza，Gemahlin Maximilians Ⅰ.，Ksn.116

Boleslaw Chrobry，poln.Hg./Kg.57

Bonagratia v.Bergamo 94

Bonifaz Ⅷ.，Papst 89

Boso v.Vienne 40，42

Brant，Sebastian 116

Brun v.Querfurt 56

Burchard v.Ursberg 83

Burgkmair，Hans 113

Caesar 9，13f.，16f.

Calixt Ⅱ.，Papst 68f.

Calixt Ⅲ.，Papst 78

Chlodwig，frk.Kg.19，32

Clemens Ⅱ.，Papst 60，65

Clemens Ⅲ.，Papst 65

Clemens Ⅴ.，Papst 90，92f.

Clemens Ⅵ.，Papst 97

Clemens Ⅶ.，Papst 13，116

Coelestin Ⅲ.，Papst 80

Cola di Rienzo 98

Crescentius，röm.Senator 54

Damasus Ⅱ.，Papst 60

Dante Alighieri 88f.

David，bibl.Kg.33，66

Dürer，Albrecht 117

Edith，Gemahlin Ottos Ⅰ.，ostfrk.Kgn.47

Eduard Ⅱ.，Kg.v.England 92

Einhart 25，32

Eirene，byz.Ksn.29

Ekkehard v.Aura 68

Eleonore，Gemahlin Friedrichs Ⅲ.，Ksn.109f.

Elisabeth，Gemahlin Karls Ⅳ.，Ksn.100

Elisabeth，Gemahlin Johanns，Kgn.v.Böhmen 90

Enea Silvio Piccolomini，siehe
Pius Ⅱ.

Eugen Ⅲ.，Papst 74，77

Eugen Ⅳ.，Papst 106

Felix Ⅴ.，Papst 105

Formosus，Papst 43

Franz Ⅱ.，Ks.118

Friedrich Ⅰ.Barbarossa，Ks.57，71-73，75-81，83，86，90，108，115，119f.

Friedrich Ⅱ.，Ks.73，80，82-87，99，102，106，108，115

Friedrich（der Schöne），Kg.93，108

Friedrich Ⅲ.，Ks.108-111，113-115

Friedrich Ⅲ.，Deutscher Ks.119

Friedrich Ⅱ.，Hg.v.Schwaben 68，70

Frutolf v.Michelsberg 70

Gelasius Ⅰ.，Papst 72

Gelasius Ⅱ.，Papst 68

Georg，hl.110

Gerbert v.Aurillac，siehe
Silvester Ⅱ.

Gertrud，Gemahlin Heinrichs des Stolzen 70

Gisela，Gemahlin Konrads Ⅱ.，Ksn.59

Göring，Hermann 120

Gottfried v.Viterbo 76

Gregor Ⅴ.，Papst 53

Gregor Ⅶ.，Papst 63-65

Gregor Ⅷ.，Papst 68

Gregor Ⅸ.，Papst 84，86

Gregor Ⅺ.，Papst 102

Gregor Ⅻ.，Papst 104

Grünpeck，Joseph 114

Günther（v.Schwarzburg），Kg.97

Hadrian Ⅰ.，Papst 26

Hadrian Ⅱ.，Papst 39

Hadrian Ⅳ.，Papst 75

Heinrich Ⅰ.，ostfrk.Kg.46

Heinrich Ⅱ.Ks.56-59，77，109，113，120

Heinrich Ⅲ.，Ks.59-61，65，104

Heinrich Ⅳ.，Ks.61-65，68，70，79，121

Heinrich Ⅴ.，Ks.45，63，66-70

Heinrich Ⅵ.，Ks.73，79-81

Heinrich（Ⅶ.），Kg.85

Heinrich Raspe，Kg.86

Heinrich Ⅶ.，Ks.87，90-92，96，98f.

Heinrich（der Stolze），Hg.v.Bayern und Sachsen 70，73

Heinrich（der Löwe），Hg.v.Bayern und Sachsen 78f.，81，83

Hermann（v.Luxemburg），Kg.64

Hermann，Landgraf v.Hessen 113

Hermansgrün，Hans Luppold v.114f.

Hieronymus v.Prag 104

Himmler，Heinrich 120

Honorius Ⅱ.，Papst 70

Honorius Ⅲ.，Papst 84

Hugo，ital.Kg.44

Hus，Jan 104

Hutten，Ulrich v.107

Innocenz Ⅱ.，Papst 71f.

Innocenz Ⅲ.，Papst 81-83

Innocenz Ⅳ.，Papst 86

Innocenz Ⅵ.，Papst 98

Irmingard，Gemahlin Ludwigs Ⅰ.，Ksn.33

Irmingard，Tochter Ks.Ludwigs Ⅱ.40，42

Isabella Ⅱ.v.Jerusalem，Gemahlin Friedrichs Ⅱ.，Ksn.84f.

Ismahel/Melus，apul.Fürst 58

Jobst（v，Mähren），Kg.103

Johann，Sohn Heinrichs Ⅶ.，Kg.v.Böhmen 90，96

Johann（Ohneland），Kg.v.England 83

Johannes v.Salisbury 78

Johannes Ⅰ.Tzimiskes，byz.Ks.52

Johannes Ⅱ.，byz.Ks.74

Johannes Ⅷ.，Papst 39f.

Johannes Ⅹ.，Papst 44

Johannes Ⅻ.，Papst 48，50f.

Johannes ⅩⅢ.，Papst 51f.

Johannes ⅩⅤ.，Papst 53

Johannes ⅩⅥ.，Papst 54

Johannes ⅪⅩ.，Papst 59

Johannes ⅩⅫ.，Papst 93-95

Johannes（ⅩⅩⅢ），Papst 104

Jordanus v.Osnabrück 88

Judith，Gemahlin Ludwigs Ⅰ.，Ksn.34-36

Jugurtha，numid.Kg.40

Julius Ⅱ.，Papst 116

Justinian Ⅰ.，byz.Ks.20f.

al-Kamil，Sultan 85

Karl Ⅰ.der Große，Ks.7-9，11，15f.，23-31，34f.，37，39f.，46f.，50，52，55，65f.，76f.，84，88，98，108，111，113，115，117f.，120

Karl Ⅱ.（der Kahle），Ks.34-41

Karl Ⅲ.（der Dicke），Ks.41-44

Karl Ⅳ.，Ks.57，89，96-103，114

Karl Ⅴ.，Ks.13，116f.

Karl Ⅶ.，Ks.108，117

Karl，Sohn Ks.Lothars Ⅰ.，frk.Kg.37

Karl Ⅳ.，Kg.v.Frankreich 97

Karl Ⅴ.，Kg.v.Frankreich 101

Karl（der Kühne），Hg.v.Burgund 113

Karlmann，frk.Kg.26

Karlmann，ostfrk.Kg.41

Knut，dän./engl.Kg.59

Konrad Ⅱ.，Ks.56f.，59，60

Konrad，Sohn Heinrichs Ⅳ.，Mitkg.63，66f.，71

Konrad Ⅲ.，Kg.68，70，73f.，77

Konrad IV.，Kg.85-87

Konrad v.Megenberg 101

Konradin，Sohn Konrads Ⅳ.87

Konstantin der Große，Ks.13，18，29，54f.

Konstantin Ⅺ.，byz.Ks.23，112

Konstanze，Gemahlin Heinrichs Ⅵ.，Ksn.79f.

Konstanze，Gemahlin Friedrichs Ⅱ.，Ksn.84

Kunigunde，Gemahlin Heinrichs Ⅱ.，Ksn.56-58，109

Kunigunde，Tochter Friedrichs Ⅲ.109

Ladislaus，Kg.v.Ungarn 110

Lambert，Ks.35，43f.

Leo Ⅲ.，Papst 23-25，29f.，32，51

Leo Ⅴ.，Papst 37

Leo Ⅷ.，Papst 51

Leo Ⅸ.，Papst 60

Leo v.Vercelli 54，57

Liutprand v.Cremona 48

Lothar Ⅰ.，Ks.12，34-38

Lothar Ⅱ.，frk.Kg.37，44

Lothar Ⅲ.，Ks.61，70-73

Lothar，Sohn Hugos，ital.Kg.44，46

Lothar，westfrk.Kg.52

Lucius Ⅲ.，Papst 79

Ludwig Ⅰ.（der fromme），Ks.12，31，33-37

Ludwig Ⅱ.，Ks.37-40，44，71，

Ludwig Ⅲ.（der Blinde），Ks.42，44

Ludwig Ⅳ.（der Bayer），Ks.12，35，93-96，102f.

Ludwig Ⅱ.（der Deutsche），ostfrk.Kg.34-40

Ludwig Ⅲ.（der Jüngere），ostfrk.Kg.41

Ludwig Ⅱ.（der Stammler），westfrk.Kg.41f.

Ludwig Ⅵ.，Kg.v.Frankreich 66

Ludwig Ⅸ.，Kg.v.Frankreich 81

Ludwig Ⅲ.，Pfalzgraf bei Rhein 103

Lupoid v.Bebenburg 100f.

Luther，Martin 116

Margarete，Gemahlin Ludwigs Ⅳ.，Ksn.94

Maria，Gemahlin Maximilians Ⅰ.，Kgn.113，116

Marinus v.Fregeno 14

Marsilius v.Padua 88，94

Martin Ⅴ.，Papst 104

Maximilian Ⅰ.，Ks.13，113-117

Mehmet Ⅱ.，türk.Sultan 23

Melus，siehe
Ismahel/Melus

Michael Ⅰ.，byz.Ks.30

Michael Ⅷ.，byz.Ks.20

Michael v.Cesena 94

Napoleon Ⅰ.，Ks.der Franzosen 39，118

Narses，byz.Feldherr 20

Nikolaus Ⅰ.，Papst 39

Nikolaus Ⅱ.，Papst 62

Nikolaus Ⅴ.，Papst 110

Nikolaus Ⅴ.，Gegenpapst 94

Nikolaus v.Kues 106

Odilo v.Cluny 58

Odoaker，Kg.in Italien 19

Otto Ⅰ.der Große，Ks.42，45-52，54，65，76，90，94，113，115，118，120

Otto Ⅱ.，Ks.30，48，52f.

Otto Ⅲ.，Ks.14，53-57，113

Otto Ⅳ.，Ks.81-83

Otto（das Kind），Hg.v.Braunschweig 85

Otto v.Freising 74，76，81，83

Paschalis Ⅰ.，Papst 34

Paschalis Ⅱ.，Papst 66f.

Paschalis Ⅲ.，Papst 77f.

Paulus，Apostel 9，27，43

Petrarca 98f.

Petrus，Apostelfürst 9，11f.，27-29，43，50f.，55，58，60，64，90

Petrus Crassus 65

Philipp（v.Schwaben），Kg.81-83

Philipp Ⅰ.，Kg.v.Frankreich 66

Philipp Ⅱ.（Augustus），Kg.v.Frankreich 83

Philipp Ⅳ.，Kg.v.Frankreich 90，92

Pippin，frk.Kg.26-28，50，66，71

Pippin Ⅰ.，Sohn Ludwigs Ⅰ.，frk.Kg.34f.，39

Pius Ⅱ.，Papst，105，109-111

Praxedis（Adelheid），Gemahlin Heinrichs Ⅳ.，Ksn.63

Reiner v.Lüttich 84

Richard（v.Cornwall），Kg.87

Richard Ⅰ.Löwenherz，Kg.v.England 80

Richgarda，Gemahlin Karls Ⅲ.，Ksn.41

Robert Ⅱ.，Kg.v.Frankreich 57

Robert，Kg.v.Neapel 92

Roger Ⅱ.，Kg.v.Sizilien 80f.

Romulus（Augustulus），röm.Ks.19

Rudolf（v.Schwaben），Kg.64

Rudolf（v.Habsburg），Kg.87，90

Rudolf Ⅲ.，burgund.Kg.59

Ruprecht，Kg.102f.

Saladin，Sultan 79

Sciarra Colonna，röm.Senator 94

Sergius Ⅱ.，Papst 37

Sigmund，Ks.103-107，111

Silvester Ⅰ.，Papst 54

Silvester Ⅱ.，Papst 14，53f.

Simeon，bibl.Person 33

Simon Magus，bibl.Person 62

Stephan Ⅱ.，Papst 26-28

Stephan Ⅳ.，Papst 32f.

Stephan Ⅴ.，Papst 43

Stephan Ⅹ.，Papst 60

Suger v.Saint-Denis 71

Thegan 31-33

Theoderich der Große，ostgot.Kg.19

Theodosius Ⅰ.，röm.Ks.18

Theophanu，Gemahlin Ottos Ⅱ.，Ksn.52f.

Thietmar v.Merseburg 52，55，57

Urban Ⅱ.，Papst 66，68

Urban Ⅴ.，Papst 100

Vespasian，röm.Ks.17

Victoria，Kgn.v.Großbritannien，Ksn.v.Indien 120

Viktor Ⅱ.，Papst 60f.

Viktor Ⅳ.，Papst 77

Visconti，Gian Galeazzo 103

Walram，Bruder Ks.Heinrichs Ⅶ.91

Walther v.der Vogelweide 83

Wenzel，Kg.101f.，114

Wenzel，siehe
Karl Ⅳ.，Ks.

Wibald v.Stablo 75

Wido（v.Spoleto），Ks.42f.

Widukind v.Corvey 47f.

Wilhelm（v.Holland），Kg.86

Wilhelm Ⅰ.，Deutscher Ks.119

Wilhelm Ⅱ.，Deutscher Ks.119

Wilhelm v.Ockham 88，94

Willa，Gemahlin Berengars Ⅱ.，ital.Kgn.51

Windecke，Eberhard 106f.

Zacharias，Papst 26

Zenon，byz.Ks.19

地名

Aachen 11f.，14，30-32，34，36，46，52，55，70，75，84，98，100，107f.，111，114，116

Akkon 79，87

Aleria 94

Andernach 41

Antiochia 80

Arles 57

Attigny 39f.

Augsburg 47，64，113

Avignon 12，90，93-95，98，102，104

Avrieux 41

Bamberg 51，56，58，77，83

Basel 104f.

Benevent 51

Besançon 76

Bethlehem 85

Bologna 77，100，116

Bonn 96

Bouvines 83

Braunschweig 70，83，85

Brescia 91

Brixen 60，65

Buonconvento 92

Byzanz/Konstantinopel 13，18-20，22f.，25，29f.，55f.，61，74，80，112

Cambrai 101

Canossa 64，79

Capua 51

Castello 94

Columna Regia 53

Corvey 46

Cremona 91

Enger 98

Florenz 91，99，104

Fontenoy 36

Frankfurt am Main 11，75，93，95，97f.，100，108，113f.，116

Fulda 40，43，58

Fürstenfeldbruck 96

Gandersheim 46

Genua 91

Gnesen 55

Goslar 119

Göß 58

Hamburg 51

Harzburg 83

Heidelberg 103

Helmstedt 70

Ingelheim 36

Innsbruck 116

Istanbul 23

Jerusalem 79f.，85，87，111

Jesi 80

Kaisersberg 92

Karlstein 98

Köln 77，87，100，113，

Königslutter 70

Konstantinopel，siehe
Byzanz

Konstanz 78，102，104，106

Kyffhäuser 80，119

Lausanne 104

Legnano 77

Linz 114

Lübeck 98

Lüttich 71

Luxemburg 97

Lyon 86

Magdeburg 46，50，52，98，114

Mailand 57，59，63，77，79，91，94，99，103，106

Mainz 36，79，85，87，100，106

Memleben 46，52

Merseburg 46，50

Messina 81

Metz 27，100

Montecassino 59

Moskau 23

Mühldorf 93

München 96

Nantua 41

Nazareth 85

Neapel 87，109

Nürnberg 98，100，105f.，111，117

Ostia 49

Paderborn 29

Palermo 81，86

Paris 97，101

Paterno 56

Pavia 28，40，48，57

Pisa 92，104

Poggibonsi 92

Ponte Mammolo 67

Ponthion 27

Prag 97

Prüm 37

Quedlinburg 46

Ravenna 11f.，19，35，41，43，59，65

Reims 11f.，33，34

Rhense 95

Rom 7，9-14，17f.，20，23-25，28-30，32，34-37，39-41，43f.，47-49，51-60，62-65，67f.，71f.，74-76，80，83f.，90-92，94，99，102，104，106-109，111，116f.

Roncaglia 77

Saint-Bertin 41

Saint-Denis 27，41

Saleph（heute Göksu）80

Siena 109f.

Soissons 35

Speyer 36，69，90

Straßburg 36

Süpplingenburg 70

Sutri 60，72

Tarsus 80

Tivoli 99

Toul 60

Tours 19

Trient 116

Trier 87，100，113

Troia 59

Tyrus 80

Utrecht 69

Venedig 78，114，116

Verdun 36，38

Verona 44

Vienne 67

Wardein 107

Wien 109，114，119

Wiener Neustadt 108，116

Worms 36，64，68，72，114

Znaim 107

作者简介

贝恩德·施耐德穆勒（Bernd Schneidmüller）1954年出生于黑森州，自2003年以来在海德堡大学担任中世纪史教授，2020年当选海德堡科学院主席。

译者简介

陆瑶，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本科，弗赖堡大学德语文学硕士，同校博士在读，方向为中世纪德语文学、校勘、修女院书写、数字人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拉丁：苏丹和他的时代：1138-1193/（德）汉内斯·默林著；周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萨… Ⅱ.①汉…②周… Ⅲ.①撒拉丁（Saladin. Sultan of Egypt and Syria 1138-1193）-传记 Ⅳ.①K834.1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1704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萨拉丁：苏丹和他的时代（1138～1193）

著者/［德］汉内斯·默林

译者/周锐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肖世伟 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7.75 本册字数：108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8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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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 第一章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 1 哈里发帝国的扩张

- 2 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

- 3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始

- 4 圣地的十字军

- 5 基督徒治下穆斯林的境遇

- 第二章 十字军与“吉哈德”

- 1 穆斯林眼中的十字军东征

- 2 “吉哈德”思想的工具化

- 3 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

- 4 叙利亚地区均势政治的终结

- 第三章 萨拉丁的崛起

- 1 目标：征服埃及

- 2 权力交接

- 3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政权的垮台

- 4 军事与外交活动

- 第四章 努尔丁的遗产

- 1 努尔丁最后的岁月

- 2 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之死

- 3 攻占大马士革

- 4 向法兰克人进军

- 5 阿勒颇与摩苏尔的主人

- 第五章 萨拉丁对法兰克人的胜利

- 1 宣传攻势与战事缘起

- 2 哈丁战役的胜利

- 3 攻占耶路撒冷

- 4 泰尔城下的反击

- 5 进攻安条克

- 第六章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 1 欧洲的备战

- 2 萨拉丁寻求盟友

- 3 阿卡防御战失利

- 4 与狮心王理查缔约停战

- 5 萨拉丁之死

- 第七章 萨拉丁与他身后的世界

- 1 高贵的异教徒

- 2 宽容的苏丹

- 3 自由的英雄

- 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没有一个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像萨拉丁那样在欧洲广为人知。尽管他重创了十字军国家，但几百年来他在西方却一直享有殊荣。在欧洲，萨拉丁以骑士之敌手以及“高贵的异教徒”之化身的盛誉被载入史册。很早便有传说认为萨拉丁已经秘密改宗基督教，而到了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将他视作自己心目中宽宏大量之人的典范之一。与此相比，对如今许多穆斯林而言，萨拉丁则首先是一个象征自由的英雄。

毋庸置疑，萨拉丁乃是世界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作为12世纪近东地区最有权势之人，萨拉丁发迹于埃及，因此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将他与《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埃及的约瑟

[1]

相提并论。他在开罗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篡夺了努尔丁（Nūraddīn）在叙利亚的遗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他宣扬与基督徒抗争的“吉哈德”

[2]

。1187年，萨拉丁征服了耶路撒冷，并成功地抵御了意图收复圣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关于萨拉丁及其敌人的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史料极为丰富。尽管其中充斥了歌功颂德、大肆宣扬之辞，但对于中世纪而言，这些史料却至少为初步立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使后人得以一窥萨拉丁其人。

在德国各个大学，对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基础薄弱，止步不前——这一点与英、美相比尤为突出。但即便是在那里，依然仅有少数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能够阅读阿拉伯语文献并且自身从事伊斯兰历史研究。因此，在考察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时，穆斯林一方的史料仍然遭到忽视。

作为首部由德国人执笔的简述萨拉丁生平的传记，本书意在弥补以上所述之不足。书中内容总体上基于笔者的研究。笔者希望，在书中所述之历史事件的背景与联系之外，本书亦能对信仰宽容问题以及圣战与政治实务之间的关系给予明晰的现实观照。

在此，我谨为我们出色的合作向C.H.贝克出版社特别是该社编辑诺尔特博士致以谢意。

[1]
约瑟，《圣经·旧约》人物，雅各第十一子，深受其父宠爱。众兄弟颇为嫉妒，后将约瑟卖给他人。约瑟被带到埃及，因为为法老释梦深受重用，政绩斐然。《古兰经》第十二章亦记述了约瑟的故事。（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吉哈德，又译“杰哈德”，伊斯兰教的重要概念，本为“为某一特定目标尽力奋斗”之意。在《古兰经》中，“吉哈德”一词时而隐含武力斗争，时而又并无此意。伊斯兰古典时代的学者往往从武力的角度来理解“吉哈德”这一概念，但也有个别什叶派神学家主张区分所谓的“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前者为针对内心欲念的精神斗争，后者则指的是与外界敌人的军事斗争。在西方，“吉哈德”时常被译为“圣战”。现代，穆斯林学者则更多地强调“吉哈德”与武装斗争无关的其他方面，比如克服恶习与抵御诱惑，行善戒恶，以和平的方式宣扬伊斯兰真义等。

第一章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1 哈里发帝国的扩张

7世纪，新兴伊斯兰教的信徒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在一连串空前的胜利中征服了北非和近东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分崩离析，但其宿敌——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丧失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后仍然得以保持独立。甚至是在海上，穆斯林都成了令人生畏的敌人。在第二波扩张大潮中，阿拉伯军队还蚕食了拜占庭帝国在西西里岛上的领土，后者自902年起完全控制了该岛。但到1091年，西西里岛又陷于诺曼人之手。从西西里岛出发，阿拉伯军队开始进占意大利半岛南部，并于846年洗劫了台伯河右岸的罗马城区，之后又侵袭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沿岸。而在欧陆最西端，阿拉伯军队早在8世纪便已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挺进。他们尽管在那里被击退，但依然得以长期盘踞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中世纪末，在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之后，阿拉伯人的势力才被基督徒通过“收复失地运动”驱逐。

在基督徒看来，穆罕默德宣告创立的伊斯兰教乃是基督教的对立面。在欧洲中世纪的典籍中，穆罕默德臭名昭著，他以危险可鄙的手段诱骗民众、倾覆国家，他是冒牌的预言家，是撒旦的长子和反基督教分子。对于伊斯兰教，欧洲的基督徒知之甚少，他们认为它是遭受玷污、带来厄运的学说，是谬论和异端。至于伊斯兰教的信徒，当时的人们并不称其为穆斯林，而是使用“撒拉森人”

[1]

这个称呼，他们崇拜异教，无所信仰，是上帝、耶稣和信仰之敌，是魔鬼的子嗣，是末日降临之时将要出现的基督之敌的帮凶。伊斯兰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一神论宗教，比如它就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视作多神崇拜加以拒斥，但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却给伊斯兰教扣上了偶像崇拜和多神信仰的帽子。

基督教将伊斯兰教视为杀戮无度的宗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穆斯林却并不强迫其统御境内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改宗。在穆斯林眼中，他们只是一种遭受篡改歪曲、为伊斯兰真信所超越的信仰的门徒，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被视为“信奉天经之人”（阿拉伯语：ahl al-kitāb）。在638年攻占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仍然把建于4世纪的圣墓教堂

[2]

留给了基督徒。这座教堂于1009年被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al-Hākim）下令摧毁，但数十年后又多亏拜占庭人的巧妙斡旋而得以重建。除此之外，穆斯林从未占用基督徒的这处圣地，虽然耶稣在伊斯兰教中也享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和基督徒一样，穆斯林也将耶稣当作真主的圣灵与启示的化身，他们认为耶稣将在末世归来，并相信到时耶稣将会以他口中的气息杀死那些毫无信仰之徒。但与基督教不同的是，耶稣在伊斯兰教中并非真主之子，也并未起死回生，而是得到了真主的擢升。据说耶稣在归来之后将在麦地那下葬，长眠于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两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和欧麦尔（‘Umar）近旁。

7世纪末，随着圆顶清真寺的兴建，穆斯林也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自己的圣所。而在圆顶清真寺附近，他们紧接着又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

[3]

。这座圣殿意在纪念《古兰经》中有关穆罕默德的一则神迹。根据经文（第17章第1节）所载，穆罕默德从（麦加的）“禁寺”夜行至（位于耶路撒冷的）“远寺”。传说在当天夜里，先知从耶路撒冷登霄至天庭。据说在腾空登霄之时，穆罕默德在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脚印，正是在这块岩石之上建起了圆顶清真寺，而这处脚印至今仍为穆斯林所顶礼膜拜。

自封为“阿拉伯人先知”的穆罕默德显然并无意将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扩展至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他于632年逝世。作为他的继承人［阿拉伯语：khalīfa（单数）］，四位“正统”哈里发接手领导伊斯兰教信众和逐渐形成的大帝国，他们分别是阿布·伯克尔（逝世于634年）、欧麦尔（逝世于644年）、奥斯曼（Uthmān，逝世于656年）和阿里（‘Alī，逝世于661年）。早在欧麦尔统治时期，伊斯兰教的扩张便已越出阿拉伯半岛。最早的四任哈里发均由选举产生，在此之后，伴随着与被称为什叶派的阿里党人的战争，开始了倭马亚家族十余位哈里发的统治，而该家族长期以来是穆罕默德最为强劲的对手。

[4]

倭马亚家族将帝国的首都从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到8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被阿拔斯王朝推翻，后者起初与什叶派结盟共同反抗倭马亚家族。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帝国的重心从叙利亚移至两河流域。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底格里斯河畔建立了巴格达城，作为帝国的新都和文化中心。

2 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但其衰落早在9世纪上半叶便已开始。王朝统治者的大权日益旁落，而其突厥禁卫军的最高统帅则权威日隆，最终位居“埃米尔

[5]

之首”的要职，得以集军权与财权于一身。除此之外，阿拉伯帝国的边疆诸省也日渐离心，妄图自立。在此期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权威甚至遭到法蒂玛王朝的质疑和挑战，后者属什叶派伊斯玛仪派

[6]

，兴起于马格里布（Magreb）

[7]

，后东进征服埃及，并于969年建都开罗。法蒂玛王朝意在创建马赫迪的帝国，因为他们等待马赫迪在末世出现，而这末世也即将到来。根据他们的说法，马赫迪将在世间传播真信与正义。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法蒂玛王朝力图推翻阿拔斯王朝。除了埃及之外，法蒂玛王朝还征服了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大部。此外，还取得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

除此之外，10世纪末，突厥人的势力也在近东地区勃兴，并日益威胁阿拔斯王朝。来自中亚的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向西进军，他们接受了那里的波斯文化和国家组织形式，并最终在11世纪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维系这些地区政治统一的是塞尔柱王朝，而王朝的统治者则被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授予“苏丹”（阿拉伯语为sultān，意为“权力，统治”）的头衔，因为前者于1055年领兵进入巴格达，并参与了那里的权力斗争。他宣称自己的行动意在维护信仰、抗击异教徒，因此是合法之举。在与法蒂玛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塞尔柱王朝以“圣行”（Sunna）——伊斯兰教正统——的先行者自居。但他们绝非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救星，而是宿敌。直到12世纪塞尔柱帝国中央权威衰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才再度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行使权力。尽管哈里发的势力范围事实上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但伊斯兰世界所有其他统治者理论上都仍然应由哈里发赋予权力。

1071年，塞尔柱帝国成功占领了法蒂玛王朝控制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被攻占之后，那里的基督徒显然得到了宽待，因为当时征服者将仇恨都发泄到了被视为异端的法蒂玛王朝身上。除此之外，1071年塞尔柱帝国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克特（Manzikert）

[8]

附近取得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决定性胜利。自此以后，以游牧为生的突厥人开始大举渗入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领土。1092年，苏丹马利克沙一世（Malikschāh）驾崩，之后塞尔柱帝国分崩离析。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所谓的“罗姆塞尔柱苏丹国”（阿拉伯语：ar-Rūm，“罗马人或拜占庭人”），定都科尼亚（Konya）

[9]

。马利克沙一世死后，叙利亚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分裂，并最终在近东形成了犬牙相制的塞尔柱诸侯列国。这也就解释了12世纪上半叶叙利亚诸国的政治结盟何以如此频繁地更迭，而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建立的信奉基督教的十字军国家也被卷入其中。

3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始

安纳托利亚的形势使得拜占庭岌岌可危，于是亚历克塞一世（Alexios I）不顾1054年以来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现状，决定向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求助。1095年5月，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举行了宗教会议，拜占庭使节亦出席。他们抱着征召雇佣军的希望，请求军事支援，因为他们的皇帝希望能够达到独特的宣传鼓动效果，所以使团重点提出了救援耶路撒冷的构想。

1095年11月18日，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Clermont）

[10]

举行了主要由法兰西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自此开始。而在这以后的两百年中，还将有数次东征随之而来。十字军远征无疑可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圣战”，而“圣战”这一概念在基督教中古已有之。从狭义上看，十字军东征指的是西方基督徒的武装朝圣，它在教宗的号召和鼓吹之下，以夺取耶路撒冷圣墓的控制权为目的，而远征参与者的罪罚与恶行也可由此得到赦免，但同时他们必须发誓将东征进行到底。从广义上看，十字军东征并非必须以朝圣为目的，而其终点也不必是耶路撒冷，因为到后来这一概念也可用来指称针对异教徒或者教宗政敌的战争。

由乌尔班二世主持的这次宗教会议原本意在讨论其他问题，因此直到会议召开的第十天教宗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信众进行东征。考虑到现场人满为患，教宗的演讲改在了城外的露天场地上举行。乌尔班二世以激烈的言辞描绘了东方基督徒遭受的所谓“威胁”，并宣布原本因“上帝之和平”

[11]

活动受限的骑士阶层应当以与塞尔柱帝国作战为己任。教宗的演说大获成功。听众群情激昂，发誓要奔赴东方，与穆斯林作战。为了宣誓决心，他们将衣袍裁成十字架的形状，并依照《马太福音》（10：38）所载将其缝到自己的肩上，因为《马太福音》有云：“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其实这些人中有部分早已提前知晓了乌尔班二世的意图。根据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保证，那些纯粹是出于虔诚才决意前往耶路撒冷解放圣城的人，可以免于支付由教会强加的世俗罚金。然而，这其实别有深意，因为根据当时的神学教义，只有所有罪孽已然得到上帝宽宥之人才被允许参加东征。

乌尔班二世把他的号召与基督教数百年以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传统联系起来。即便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后，欧洲人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浪潮也并未戛然而止。圣人遗物的交易使人们对东方圣迹的兴趣经久不衰。而随着忏悔朝圣的出现，这一做法更是蔚然成风。当时教会要求犯下重罪之人前往罗马、圣地亚哥

[12]

或者耶路撒冷朝圣忏悔，以示惩戒。十字军战士与朝圣者的区别其实就在于前者持有武器，因为他们和朝圣者一样会携带手杖

[13]

和挎包这两件标志性的物件。值得一提的是，十字军东征在史料中还被称为“peregrinatio”

[14]

，即朝圣之旅。正如法语词“croiserie”所示，这一概念直到13世纪中叶才出现。

尽管朝圣思想和圣战理念意义重大，但骑士阶层踊跃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动因却并不仅仅在于宗教、集体心理和骑士伦理。除此之外，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冒险精神和掠夺欲望也同样起了作用。人们希望能够在东方寻得好运，取得比在家乡更高的地位。

1095～1096年对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并非只局限于克莱蒙和法兰西王国。主教们力图借助传教士将教宗的旨意广布民间。但他们却无力阻止这次行动陷入局部的失控。1096年春天，大批民众未经组织便踏上了征途，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途经巴尔干半岛和如今的土耳其时便已蒙难。至于此次所谓的“十字军东征”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凄惨一幕，则要数多起对数座德意志城市中犹太人的大屠杀，其罪魁祸首也绝不只有臭名昭著的弗隆海姆的埃米乔（Emicho von Flonheim）伯爵一人。除了纯粹的贪欲之外，在此起到根本作用的还有思想层面的因素，因为当时的人们或是因基督之死而意欲向犹太人复仇，或是想以暴力迫使犹太人改宗基督教。

来自法兰西王国和诺曼人治下的意大利南部的正规骑士军队直到数月之后才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结。在拜占庭人看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威胁而非祈求而来的援兵。直到十字军于1097年春离开拜占庭帝国、开始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方向前进，拜占庭人才算松了口气。对拜占庭人而言，圣战的理念依然陌生。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占庭人并不相信自身灵魂的救赎可以通过血刃他人来实现。

4 圣地的十字军

在到达叙利亚北部之后，十字军在安条克城外一度陷入困局。围困八个月之后，十字军才于1098年6月初攻克安条克城区，并在三周之后占领该城要塞。尽管十字军和拜占庭人在君士坦丁堡有约在先，但安条克并没有被移交到拜占庭皇帝手中，反而是诺曼人博希蒙德（Bohemund）将此地据为己有，建立了自己的侯国。在此之前，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uin von Boulogne）已于1098年3月在埃德萨（Edessa）

[15]

建国，他便是后来耶路撒冷王国的首任国王。1099年，十字军继续向耶路撒冷方向挺进，而在这不久前耶路撒冷已再度落入法蒂玛王朝之手。法蒂玛王朝徒劳地向十字军提议结盟，其前提是异邦人不得踏足巴勒斯坦。而这一点恰恰误判了十字军东征的性质。6月6日，十字军攻占伯利恒。6月13日，十字军大举进攻耶路撒冷，却并无胜绩。直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099年7月15日，布永的戈弗雷（Gottfried von Bouillon）和他率领的洛林人才攻破了耶路撒冷城墙，并为他们的战友打开了城门。于是，圣城便为十字军占据。历时三年，十字军东征的目的终于达到。然而，他们对征服却远未尽兴，因为一部分十字军并没有回归故土，他们选择留在东方。而他们所看重的是将已经获得的统治长期稳固下来。1109年7月21日，被围困数年的港城的黎波里（Tripolis）

[16]

陷落，随之建立了的黎波里伯国，这也是最后建立的十字军国家。在此之前，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均已相继成立。至于十字军控制地中海东部沿岸全线，则要到数十年以后泰尔（Tyrus）

[17]

和亚实基伦（Askalon）

[18]

分别于1124年和1153年被攻占。

耶路撒冷被攻占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当十字军侵入城内时，众多穆斯林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寻求避难，此时清真寺所处的寺院街区

[19]

已有阿拉伯语名称——哈拉姆-沙里夫（al-Harāmasch-Scharīf）。在承诺支付巨额赎金之后，穆斯林向诺曼人坦克雷德（Tankred）投降，而后者的部属早已侵袭、劫掠了圆顶清真寺。但是，阿克萨清真寺竖起的坦克雷德的旗帜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期望中的保护。幸免于难的只有城市长官及其部队以及一些犹太人，他们起先还可以据守大卫塔

[20]

的要塞，在得到免于伤害、行动自由的允诺之后，他们撤到亚实基伦。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居民则惨遭十字军的血腥屠戮，其中可能还有东方的基督徒，他们因被误认作异教徒而被屠杀。到第二天，征服者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内部，杀死了所有在那里寻求庇护的穆斯林。之前公开和穆斯林一起并肩作战、守卫耶路撒冷城墙的犹太人也难逃厄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到自己的祷告场所或犹太会堂里，但最终却和在其中避难的人群一道活活被火烧死。其他人则被卖为奴隶，但好在屡次都被外地的教友赎回。自此以后，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被禁止在耶路撒冷居住。取而代之的是默基特

[21]

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国王鲍德温一世下令从约旦河东岸迁来的。尽管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却无法得到弥补。

也许会让人觉得惊异的是，伊斯兰教的圣所并未遭到摧毁。布永的戈弗雷下令将被十字军称为“天主之殿”（templum domini
）的圆顶清真寺作为世俗教士

[22]

的修道院，之后又成为教团教士的修道院。此时已被称为“所罗门之宫”（palatium Salomonis
）或“所罗门之庙”（templum Salomonis
）的阿克萨清真寺，则被戈弗雷选中作为自己的宫殿。1119年，鲍德温二世（Balduin II）

[23]

将清真寺的一部分赐予新成立的圣殿骑士团，作为其驻地。十年之后，整座清真寺都成了圣殿骑士团的财产。尽管历经多次改建，哈里发欧麦尔的祷告壁龛（阿拉伯语：mihrāb）却保留了下来，并且依然可辨。有幸留存的还有天花板上的阿拉伯语铭文，其中甚至有一句出自《古兰经》的引文。

“天主之殿”中最为古老的祭坛据称建于1101年，但是直到1141年圆顶清真寺才正式改作教堂，以敬献给马利亚。虽然“天主之殿”的大理石地面覆盖了伊斯兰教的岩石圣迹，在此之上又建起了带有主祭坛的圣坛，但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古兰经》铭文完好无损。十字军仅满足于添加拉丁语铭文，却无意于用新的铭文去覆盖阿拉伯语等语言的原有文字。这种做法本就令人惊异。而更为夸张的是，恰恰是在“天主之殿”中，年代最早的拉丁语铭文是专门关于上帝之子耶稣及三位一体的，其中还称颂穆罕默德是“末日审判”之时上帝的使者与穆斯林的代言人。尽管十字军肯定看到了阿拉伯语铭文，但是对于铭文的含义，他们显然是不清楚的。对于圆顶清真寺是一座伊斯兰建筑的事实，他们一开始也并不知晓。他们只是把这座建筑和《圣经·新约》中在寺院里发生的故事联系了起来。比如穆斯林崇敬的穆罕默德的脚印被他们重新解读为耶稣的脚印。意义尤为特殊的则要数马利亚三岁时被纳入寺院贞女行列的故事，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人们对这段故事都颇为熟悉。正如围绕这一寺院街区展开的其他伊斯兰教传说一样，十字军显然也是效仿前人，把寺院贞女马利亚的传说移植到了这里。

尽管穆斯林在基督徒统治期间被禁止在耶路撒冷居住，但他们依然被允许以朝圣者的身份进入圆顶清真寺和曾经的阿克萨清真寺。大概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其他地方，穆斯林也被允许参拜他们敬奉的各处圣所，如位于希伯仑（Hebron）

[24]

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约瑟的墓地。这对基督徒而言可算是一笔收入颇丰的生意，至少部分如此。

5 基督徒治下穆斯林的境遇

许多穆斯林并未屈从于新政权的统治，他们或是迁往叙利亚，或是移居埃及。他们之所以选择迁移，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原地基督徒便会迫使他们迁走，也并不只是因为征服者的血腥屠戮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祥兆。事实上，除了耶路撒冷，十字军不仅在安条克（1098）、海法（1100）、凯撒里亚（Caesarea）

[25]

（1101）、托尔托萨（Tortosa）

[26]

（1102）和贝鲁特（1110）大开杀戒，还背信弃义地在迈阿赖-努阿曼（Maarat an-Numan）

[27]

（1098）、阿卡（1104）和的黎波里（1109）进行了大屠杀。穆斯林之所以迁居他乡，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曾迁出当时还信奉异教的麦加，依照这一先例，他们也应该离开故土，而不是在基督徒的统治下生活。如果他们留在故乡，那么他们便不可能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而且会使自己陷入叛教的险境。

至于贝特谢安（Baisān）

[28]

、雅法（Jaffa）

[29]

、拉姆拉（Ramla）

[30]

、提比里亚（Tiberias）

[31]

、阿塔（Artāh）

[32]

、巴利斯（Bālis）

[33]

和曼比季（Manbidj）

[34]

这几座城市（前四个城市于1099年被攻克，阿塔于1105年被攻克，后两个城市于1110年被攻占），我们所知道的是当地的穆斯林在十字军到达前就已经逃离。阿尔苏夫（Arsūf）

[35]

、阿卡（Akkon）

[36]

、泰尔和亚实基伦这几座城市在得到可以自由撤离的保证之后便向十字军投降了，在这些城市中，所有有能力离开的穆斯林似乎都已迁走。而在那些经过激战才被攻陷的城市，穆斯林要么遭到驱逐，比如希伯仑（1099），要么因为在最后时刻未能逃离而被杀害或沦为奴隶，比如迈阿赖-努阿曼（1098）、海法（1100）、凯撒里亚（1101）和托尔托萨（1102）。

十字军在所进占城市的血腥屠杀止于1110年，在此之后便再也未对穆斯林或犹太人进行过迫害，也未曾试图以暴力手段迫使他们改宗。至于1100年在历经一场大屠杀后被最终征服的海法，我们所知晓的是十字军向穆斯林提出，他们要么选择接受基督教并由此得以保全其财产和所有权利，要么选择继续信仰伊斯兰教并因此丧失所有财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穆斯林依然有权选择迁居或屈服于基督徒的统治。至于十字军在攻占赛达（Sidon）

[37]

（1110）前是否也向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居民提出过诸如此类的条件，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在上文所提到的城市中，是否至少有一部分逃离的穆斯林后来又返回了呢？除了穆斯林奴隶之外，在这些城市中是否还生活着身份自由的穆斯林呢？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尚存争议。能够提供正面证据的仅有泰尔一城。但据说到萨拉丁收复失地的1187年，在朱拜勒（Djubail）

[38]

和贝鲁特生活的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他们之中也可能并不只有奴隶。然而，早在1104年，十字军在签订了安全协议的情况下，依然对比布鲁斯的穆斯林大肆劫掠，贝鲁特的穆斯林则在1110年遭到十字军的血腥屠杀。在那些享有自由身份的穆斯林居住的城市中，也许还有清真寺，但穆安津

[39]

的宣礼可能遭到禁止。这与诺曼人治下的西西里岛截然不同，但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也须忍受同样的限制。能够确证建有清真寺的仅有纳布卢斯（Nablus）

[40]

和泰尔。至少在这两座城市中，可能还有什叶派居住，而其人数也许甚至超过了逊尼派。

至于农村人口的组成情况，在耶路撒冷王国，穆斯林似乎占了大多数。当然，可以猜想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奴隶。而这与安条克公国和埃德萨伯国全然不同，在那里的农村，基督教人口总体而言占多数。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许多农村里要么全都是穆斯林，要么全都是基督徒。鉴于穆斯林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可以料想他们的宗教活动并未受到干扰。

到12世纪中叶，纳布卢斯的西南方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当地的一个村镇上居住着一位伊斯兰教法学家，他每周五的布道（阿拉伯语：khutba）

[41]

吸引了周边村镇的众多穆斯林前来聆听，一时蔚然成风。这一情况——当然也可能是布道内容本身——引起了地主的不满。后者先前就已经迫使穆斯林上缴高出常规四倍的人头税，除此之外，他还增设了砍腿这一刑罚。在聆听了周五的布道之后，他认为农民没有必要因为参加布道而停止劳作，于是便下令杀死这位法学家。然而，后者成功地逃到大马士革。在突破了穆斯林邻居的围堵之后，他的家人也成功逃脱。而他的其他听众也同样秘密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参与其中的有名有姓之人共有155人，一共来自9个村庄。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其他地方，穆斯林农民的生活似乎也颇为艰苦，但据前往麦加朝圣的安达卢西亚人伊本·朱贝尔（Ibn Djubair）

[42]

亲眼所见，与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教友相比，当地穆斯林的赋税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就这一点而言，文献中鲜有十字军国家穆斯林造反的记载，这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把基督徒的统治当作无法忍受的枷锁。这一点在1163年鲍德温三世（Balduin III）

[43]

逝世时穆斯林所表现的悲伤中也可见一斑。据说当鲍德温三世的遗体从贝鲁特运往耶路撒冷之时，穆斯林从山上下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至于这位国王是因何获得如此威望的，我们不得而知。

在十字军国家中，甚至有常住的穆斯林自愿皈依基督教。因此，前往托尔托萨大教堂——据称是最早敬献给圣母马利亚的教堂——朝圣的不仅有基督徒，还有相信奇迹的穆斯林，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教堂受洗，或以此祈求他们长命百岁，或希望他们重获健康。最想要皈依的则是沦为奴隶的穆斯林，但他们只是希望借此重获自由，而并非出于自身信仰选择改宗。然而，对于奴隶渴望受洗的诉求，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奴隶主都颇为抗拒。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凡是从主人处逃脱并且在耶路撒冷王国其他地方受洗的奴隶均不得重获自由。

[1]
撒拉森人（Sarazenen），在阿拉伯语中本为“东方人”之义，原指生活在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闪米特人。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这一概念在拉丁语文献和欧洲基督教世界中逐步变成了对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的统称。自十字军东征时代起，该词逐渐从希腊语和拉丁语被欧洲其他民族语言借入。除了原本的民族和宗教含义之外，“撒拉森人”一词在语义扩展的过程中还具有“异教、异域、黑色”等附加意义。

[2]
圣墓教堂，建于传说中耶稣受难以及安葬之地，为基督徒的圣所之一。天主教称其为“圣墓教堂”，东正教则称其为“复活教堂”。326年前后，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到访耶路撒冷，她告知当地的主教，根据传说，在罗马人修建的一座维纳斯神庙之下埋藏着耶稣的坟墓。于是，在一座建于2世纪的神庙下，人们发掘出了十字架的残片及耶稣的埋葬之地。海伦娜将十字架的残片分成三份，一份留在了耶路撒冷，另一份由她带回罗马，最后一份则送往君士坦丁堡交给她的儿子。之后，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在耶稣的墓地原址上修建教堂。建造工程于335年正式完工。614年，波斯萨珊王朝国王霍斯劳二世攻占耶路撒冷，教堂失火损毁，作为圣物的十字架亦被带到萨珊王朝的国都泰西封。630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又将十字架送回了重建后的圣墓教堂。

[3]
“阿克萨”在阿拉伯语中为“极远”之义，阿克萨清真寺又称“远寺”。

[4]
穆罕默德在生前并未指定继承人，哈里发（“继承人”）人选因此成了穆斯林斗争的焦点。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由迁士派和辅士派讨论推举产生，前者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从麦加迁至麦地那的那批穆斯林，后者则是略晚皈依的麦地那穆斯林。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一方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作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继续领导伊斯兰教，但无奈木已成舟，只得承认阿布·伯克尔的哈里发地位。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出身权倾麦加的倭马亚家族，他攻灭了波斯帝国，扩大了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但在执政后期他任人唯亲，造成倭马亚一家独大，奢靡之风、阶层对立以及苛捐杂税引发政局动荡，最终导致奥斯曼死于造反者之手。在穆罕默德堂弟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之后，他的反对者打出为奥斯曼复仇的旗号，与阿里展开斗争，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出身倭马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661年阿里之子哈桑承继哈里发之位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数月后便宣布退位，穆阿维叶遂于同年继任哈里发，开始了倭马亚王朝的世袭统治。在其子叶基德继位后，以阿里之子侯赛因为代表的阿里派举兵试图夺回大权，但最终落败被杀。

[5]
埃米尔（Emir）：在伊斯兰时代早期，埃米尔为一军之统帅，在攻克一地之后便成为当地的总督。后来，一些权势日隆的埃米尔开始或多或少地行使独立的统治权，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需争取获得哈里发的承认。

[6]
什叶派伊斯玛仪派：阿里次子侯赛因夺权失败被杀之后，阿里派政治处境艰难，不得不把重心转移到宗教上，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大支派——什叶派。“什叶”在阿拉伯语中为“派别、同党”之义。什叶派以还权于先知家族为口号，其中先祖为穆罕默德叔父的阿拔斯家族逐步取代阿里派，成为什叶派的中坚力量。什叶派主张只有先知的后裔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包括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在内的非圣裔哈里发都是篡位者。后来什叶派又分裂成三个支派：伊玛目派、宰德派和伊斯玛仪派。伊玛目派认为有十二位秘密承袭的伊玛目（“站在前列之人、首领”），即阿里与他的直系后代。第六代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曾立其长子伊斯玛仪为继承人，但后来却又改立继承人，因为和一些极端的什叶派信徒一样，伊斯玛仪不赞同对逊尼派妥协。虽然伊斯玛仪早亡，但当时有一部分什叶派信徒反对贾法尔·萨迪克改立继承人的做法，日后逐渐形成了拥护伊斯玛仪的支派。该派别只承认前六任伊玛目，并且认为伊斯玛仪是第七任伊玛目。

[7]
“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原为“日落之地、西方”之义，主要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一带，有时也包括毛里塔尼亚、利比亚。与之相对的是“马什里克（Maschrek）”，即“日出之地、东方”，主要指利比亚以东、沙特阿拉伯以北的说阿拉伯语的地区。

[8]
曼齐克特：今称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t），位于土耳其东部穆什省。塞尔柱帝国第二任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在此击败并俘虏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IV）。

[9]
科尼亚：今土耳其中南部城市。11世纪和12世纪之交，塞尔柱人占领了科尼亚一带，其中罗姆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独立的苏丹国。自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K1l1ç Arslan I）起，科尼亚便成了罗姆塞尔柱苏丹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也进入了繁盛时代。1307年，罗姆塞尔柱苏丹国灭亡，由突厥人建立的卡拉曼侯国取而代之，统治科尼亚。1442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II）攻灭卡拉曼侯国，科尼亚由此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10]
克莱蒙：今称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法国中部城市，位于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多姆山省。罗马人在公元前50年击败阿维尔尼人之后，在此地建立了奥古斯托讷姆蒂姆（Augustonemetum）。从4世纪起，克莱蒙成为主教驻地。

[11]
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攻伐征战频发，教会财产亦时常遭到侵夺，因此教会试图通过盟誓与世俗统治者缔结一系列决议，史称“上帝之和平”（Gottesfriede）。违背和平决议者将面临开除教籍的惩罚，同时还会遭到武力制裁。相关决议旨在保护手无寸铁的民众（包括神职人员、农民、穷人、妇女、商人）、公共建筑与设施（包括教堂、墓园、广场和街道）以及家畜等免受武力侵袭。之后又出现了“上帝休战”（Treuga Dei），即在每周特定的日子和宗教节日都不得发动针对全民的战事。

[12]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西班牙西北部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城内的主教座堂相传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伯安葬之地。该城由此成为天主教的朝圣之地，同时也是东起法国的圣雅各伯朝圣之路的终点。“圣地亚哥”（Santiago）之名源于拉丁语词组“Sanctus Iacobus”，意为“圣雅各伯”。“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繁星原野”（campus stellae）之义，一说则与“墓地”（compostum）相关。

[13]
朝圣手杖又称为“圣雅各伯之杖”，杖高及胸，有的也有一人之高，12世纪时被誉为朝圣者的“第三足”，暗喻三位一体。

[14]
“peregri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异乡生活”，罗马天主教僧侣常用它来转指“远离世俗世界”。中世纪时期人们用该词的派生形式“peregrini”称呼那些出于宗教原因远赴异乡朝圣的人，于是该词便进入欧洲各大语言，意为“朝圣者”，如英语的“pilgrim”、德语的“Pilger”、法语的“pe｀lerin”等。

[15]
埃德萨：今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尚勒乌尔法（Şanlıurfa），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以此城为中心建立了埃德萨伯国。1141年11月，埃德萨伯国被赞吉攻灭，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6]
的黎波里：黎巴嫩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此建立了贸易据点，来自赛达（Sidon）、艾尔瓦德岛（Arwad）和泰尔三地的商人在此定居，由此形成三个城区，得名“三城之地”（Tripoli）。此后，的黎波里相继为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和罗马帝国征服。

[17]
泰尔：也译作推罗、苏尔、提尔等，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为腓尼基人所建，曾臣服于亚述帝国，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罗马人曾在泰尔大兴土木，宏大的建筑遗迹至今犹存。636年8月20日，阿拉伯人在雅莫科河（Jarmuk）畔击败了东罗马帝国军队，泰尔自此归属阿拉伯帝国。1089年，泰尔被纳入塞尔柱王朝版图，之后又为法蒂玛王朝所控制。

[18]
亚实基伦：地中海沿岸城市，位于今以色列中部，自青铜时代直至中世纪都是重要的贸易城市，扼守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交通要道。

[19]
即圣殿山，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南部，山顶为人工筑成的平台，曾建有犹太教的耶路撒冷圣殿，现为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圣殿山南侧为阿克萨清真寺。落成于公元前951年的第一圣殿又称所罗门圣殿，586年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摧毁。公元前521年，在波斯帝国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的支持下，第二圣殿开始修建，并于公元前516年落成。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第一次犹太战争（66～73）中，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提图斯攻占了耶路撒冷，而守军则固守第二圣殿，抵抗到最后一刻。战争结束后，第二圣殿被付之一炬，洗劫一空。现存罗马城中的提图斯凯旋门就是为纪念这场胜利而修建的。

[20]
大卫塔：耶路撒冷老城西城墙雅法门附近的一座要塞，始建于公元前24年，当时大希律王在耶路撒冷西城墙的基础上建造了一座带有三座高塔的城堡。第一次犹太战争之后，虽然罗马人平毁了耶路撒冷，但这处城防工事却得以幸存。拜占庭帝国时期，三座高塔之中有两座被毁，而第三座高塔的塔基至今仍存于雅法门近旁。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重建了要塞，其中新建的宣礼塔今被称为“大卫塔”。但这一名称其实与大卫王并无关系，而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拜占庭时期人们基于罗马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绘图，误以为《圣经·旧约》中提到的耶路撒冷就在当时西城墙要塞所在的位置，于是便把其中的一座高塔和大卫王联系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大卫王时代的耶路撒冷位于圣殿山南侧。

[21]
“默基特（Melkiten）”一词源于古代叙利亚语的“malka”，意为“国王、皇帝”。在迦克墩公会议之后，被视作异端的东方教会开始用“默基特”一词指称近东地区受到罗马帝国皇帝支持的基督教会，以示贬义，但后者后来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并将其用作自称。默基特教会教徒在当时大多为操希腊语的城市居民，主要分布在今埃及、叙利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带。默基特教会有亚历山大港、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三大牧首区，均隶属于君士坦丁堡大牧首。

[22]
世俗教士：指未宣誓入教的教会团体成员，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并可随时脱离教会团体。

[23]
鲍德温二世（1080～1131）：法兰西布尔克（Bourcq）领主，1096～1099年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入圣地，1101年他的表兄鲍德温一世晋封他为埃德萨伯爵，而鲍德温一世则成为耶路撒冷王国首任国王。1118年，鲍德温一世无嗣而终，鲍德温二世遂继承耶路撒冷王国王位。

[24]
希伯仑：约旦河西岸城市，位于耶路撒冷以南30公里处，和耶路撒冷、提比里亚（Tiberias）、采法特（Safed）并称犹太教四大圣城，在伊斯兰教中也是位列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之后的第四大圣城。

[25]
凯撒里亚：全名滨海凯撒里亚（Caesarea Maritima），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历经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十字军国家的统治。1275年被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一世攻占之后日渐衰落，变为一片废墟。包括罗马剧场、水道桥以及十字军时代的城址等在内的历代遗迹至今犹存。

[26]
托尔托萨：今叙利亚塔尔图斯（Tartus），位于地中海东岸，十字军东征时期称托尔托萨，现存的圣母教堂即为这一时期所建。

[27]
迈阿赖-努阿曼：位于今叙利亚西部。努阿曼为该城第一任伊斯兰总督，全名努阿曼·伊本·巴希尔（an-Numan ibn Baschir），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挚友。1135年，该城被赞吉王朝夺回。

[28]
贝特谢安：位于今以色列东北部，存有众多古典时代的遗迹。

[29]
雅法：地中海沿岸城市，位于今以色列中部。曾长期为腓尼基人所控制，建造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需的木材便是经由雅法运往耶路撒冷的。罗马帝国时期，雅法属犹地亚行省，并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成为主教驻地。636年，哈里发欧麦尔征服雅法。

[30]
拉姆拉：位于今以色列中部，由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哈里发苏莱曼-伊本一世（Sulaimān ibn ʿAbd al-Malik）于716年所建。1101～1105年，十字军先后三次击退企图夺回该城的埃及法蒂玛王朝军队。

[31]
提比里亚：位于今以色列东北部、加利利海西岸，和耶路撒冷、希伯仑和采法特同为犹太教四大圣城。公元17年，大希律王之子希律·安提帕斯（Herodes Antipas）始建此城，并将其命名为“提比里亚”，以表达对罗马皇帝提比略的敬意。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提比里亚成为犹太教的信仰中心。637年，阿拉伯人攻占提比里亚，但城内依然由犹太人居住。

[32]
阿塔：位于安条克东北方25英里处的一座中世纪要塞，被称为“安条克之盾”。

[33]
巴利斯：叙利亚中北部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曲南端，今称“伊玛”（Emar）。

[34]
曼比季：叙利亚北部城市，罗马皇帝尤利安在远征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时在此驻军，查士丁尼一世也曾下令扩建该地的防御工事。

[35]
阿尔苏夫：位于今以色列中部地中海沿岸、特拉维夫以北15公里处，先后为哈斯蒙尼王朝、大希律王所统治，后被纳入罗马帝国犹地亚行省。1265年，马穆鲁克王朝的拜巴尔一世攻占阿尔苏夫，平毁了城墙和要塞，此城遂遭废弃。

[36]
阿卡：今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早在青铜时代的文献中就已有关于该城的记载，在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经济重镇。公元前281年，阿卡被纳入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版图。公元前64年前后，罗马人攻占阿卡。

[37]
赛达：今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港口，古典时代为腓尼基人的重要城市之一。罗马帝国皇帝韦斯巴芗下令大力扩建赛达的城防。636年拜占庭帝国在雅莫科河战役中失利之后，赛达便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

[38]
朱拜勒：位于今黎巴嫩中部，十字军称之为比布鲁斯。1103年4月28日，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在热那亚舰队的帮助下攻占了朱拜勒并建造了一座要塞。

[39]
穆安津：伊斯兰教中负责在清真寺宣礼塔上唤拜的专职人员，第一位穆安津是埃塞俄比亚奴隶比拉勒，被阿布·伯克尔赎身，后追随先知穆罕默德传教。

[40]
纳布卢斯：今巴勒斯坦中北部城市，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前身为《圣经·旧约》中的“示剑”。

[41]
又称“呼图白”。布道以在位的哈里发或者当地君主的名义进行。在布道开始之前，还会宣布哈里发颁行的政策。

[42]
伊本·朱贝尔（1145～1217）：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游记作家，1145年出生于瓦伦西亚，曾任穆瓦希德王朝格拉纳达总督的邮政官，先后游历了撒丁岛、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地，于1217年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逝世。他在游记中记录了十字军国家法兰克人和穆斯林和睦共处的场景。

[43]
鲍德温三世（约1131～约1163）：1143年继位为耶路撒冷国王，1148年和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约定进攻大马士革，但最后未获成功，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无果而终，而原先与基督徒结盟的大马士革也随之倒向赞吉王朝的后继者努尔丁。

第二章 十字军与“吉哈德”

1 穆斯林眼中的十字军东征

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而言，历次十字军东征最为重要的政治后果在于它造成了埃及和叙利亚在同一个政权下长期统一的局面。然而，对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诸国而言，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威胁却不宜被夸大。这是因为在征服了耶路撒冷和黎凡特（Levante）

[1]

的所有港口城市之后，十字军虽然对大马士革造成威胁，且几度危及富饶的埃及，却从未进逼哈里发所在的巴格达以及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

显而易见的是，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的举动对欧洲大多数基督徒的影响也要比对东方的穆斯林大得多。尽管耶路撒冷被穆斯林视为圣城和“末日审判”之地，其尊贵地位也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而“吉哈德”又可以与基督徒的“圣战”相提并论，但是穆斯林在抗击十字军的“吉哈德”中的投入却显然相当有限，尽管他们得到保证，参加“吉哈德”后可以登临彼岸天国，而萨拉丁也尽其所能对“吉哈德”大肆宣扬。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是叙利亚和埃及史书编纂繁荣的时代。但正像穆斯林对欧洲的兴趣大体有限一样，与十字军的战斗也绝非当时史书的主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初被穆斯林视为拜占庭人的军事行动，毕竟他们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已有百年之久。穆斯林将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的“吉哈德”进行对比，这早在1105年便有记录。尽管如此，但直到数十年以后穆斯林才弄清楚，这对于拜占庭人而言也颇为陌生的十字军东征其实是一场将朝圣与战争相结合、意在解放耶路撒冷的远征，同时教宗还是这场军事行动的发起人——而这主要还得归功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萨拉丁的大力宣传。但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诺曼人攻克西西里岛的军事行动和东方的十字军远征之间存在关联。

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十字军国家的建立并未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周边国家一致抵抗的行动。尽管伊斯兰世界有着自愿为信仰而战的长久传统，但这一变局也并未引发民众自发的大规模起义。即便是到萨拉丁统治后期的几十年间，自愿参加“吉哈德”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也依然仅是微弱的少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所以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权威日益衰微。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塞尔柱帝国四分五裂，而随之到来的还有叙利亚各大城市的突厥统治者陷入敌对争斗之中。除此之外，起初在埃及人和突厥人之间也并未形成值得一提的军事合作，以共同抵御“法兰克人”（阿拉伯语：ifrandj或farandj）。

恰恰相反的是，埃及人和突厥人都做好了与法兰克人妥协的准备。叙利亚各大突厥城邦的君主成功地将外来的异族拖入他们的外交游戏之中，并借助法兰克人这一新兴势力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以及两河流域的塞尔柱帝国苏丹日益增长的扩张威胁相比，十字军国家只能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法兰克人接受了突厥人向他们提出的结盟请求，并和穆斯林一样近乎无所顾忌地与信仰之敌缔结了用来对付教友的协议。法兰克人与突厥人的统治精英在面临非叙利亚势力的威胁之时同舟共济，以维护政治均势，甚至镇压（非法兰克和非突厥）民众的反抗，这是叙利亚地区“列邦体系”的一大特征。比如在1115年，结成大联盟的十字军国家、阿勒颇、大马士革和马尔丁（Mārdīn）

[2]

在对塞尔柱帝国苏丹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挫败了后者重新征服叙利亚的图谋。但这样的结盟绝不意味着在外患平息之后结盟者也会放弃对外扩张，不再侵犯曾经的盟友。

2 “吉哈德”思想的工具化

伊斯兰国家并未出现可以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相提并论的应对行动。不论是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还是他在开罗的法蒂玛王朝的宿敌，都未曾投入兵力抗击法兰克人，哪怕是口头上的承诺都没有。而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塞尔柱帝国苏丹。战事起自1106年，塞尔柱帝国苏丹一声令下，突厥军队打着“吉哈德”的旗号，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发向叙利亚进军。但这却并不能看作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共抗十字军的军事行动。不论是对“吉哈德”思想的大肆宣扬，还是鼓动全体穆斯林与法兰克人作战的号召，都不过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叙利亚北方的掌权者为使彼此间的战事合法化想出的托词而已。除却1115年，这场起自两河流域、直指叙利亚的军事进攻其实并非由塞尔柱帝国苏丹直接指挥，而是由摩苏尔的阿德贝格（Atābak）

[3]

主导。尽管这一战事被描述成支援叙利亚穆斯林抗击法兰克人的作战行动，但它却并非源自伊斯兰世界大一统的思想。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这场战争其实是由伊拉克地区的冲突以及塞尔柱帝国苏丹和摩苏尔当权者的扩张诉求带来的，其首要目标并不在于终结法兰克人的统治，尽管叙利亚的求援之声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宫殿和清真寺引起的回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局发兵支援。

十字军国家与其叙利亚穆斯林邻邦的关系后来发生了转变，但这并不是由于“吉哈德”思想展现出的力量，而是因为摩苏尔和阿勒颇在突厥人伊马达丁·赞吉（‘Imādaddīn Zankī）治下归于一统。1128年，阿勒颇向赞吉敞开城门，而在此前一年，塞尔柱帝国苏丹已将摩苏尔的政权托付给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跨地区的势力范围。从此以后，阿勒颇便成了叙利亚其他诸邦的盟友，但同时它的独立地位也得到了保证。

赞吉通常被看作“吉哈德”的先驱者，是致力于结束伊斯兰世界分裂割据状态以共同抗击法兰克人的开路先锋。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想借口法兰克人对穆斯林形成威胁，在受命于塞尔柱帝国苏丹统辖摩苏尔的同时进一步获得名义上对叙利亚的最高统治权罢了。就像他在摩苏尔的诸位前任以及塞尔柱帝国苏丹一样，赞吉也只是把“吉哈德”思想当作扩大自身权威的工具。一直到1137年，在赞吉统辖的区域从未出现一次对“吉哈德”的官方宣传，而赞吉对十字军国家同样鲜有特殊兴趣。直到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努尔丁的时代，也就是1146年以后，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思想才成为宣传的主题。

当赞吉1135年试图将大马士革纳入其统治范围的行动未获成功时，他便成为叙利亚诸强——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的众矢之的。但是，当拜占庭人于1137年和1138年派兵进入叙利亚北部进行干涉并在1138年对阿勒颇发动进攻时，赞吉因势而动，想到了叙利亚地区历来主张政治均势的传统，便谋求与大马士革和十字军国家保持均势。这样一来，拜占庭帝国的征战便使叙利亚诸邦彼此接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赞吉于1138年迎娶了大马士革侯爵的母亲，并获得了作为嫁妆的霍姆斯

[4]

。

1139年6月23日，大马士革的希哈巴丁·马哈茂德（Schihābaddīn Mahmūd）遭到谋杀，赞吉以此为由，开始再次着手进攻这座城市。但就像1135年一样，赞吉在大马士革遭遇的抵抗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对进攻巴勒贝克城（Baalbek）

[5]

一度犹豫不定。最终这座城市大概在10月10日落入赞吉之手，驻守要塞的部队也在几天后向他投降，因为据称他们得到了安全（阿拉伯语：amān）保证。赞吉确实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但他并未信守诺言，而是下令把所有未能逃脱的驻防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

3 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

赞吉这一背约之举后来被证明是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使大马士革不战而降便成为泡影，大马士革人都害怕自己会落得类似的下场。1139年秋冬时节，大马士革以武力抵抗赞吉的进攻，全城民众同仇敌忾，共抗外敌。到1140年春，依照叙利亚结盟政策的传统，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Fulko）结盟，后者允诺提供武力支援。根据约定，富尔克将获得巨额资金用于购置军备，此外他还将得到（尚待征服的）巴尼亚斯（Bāniyās）

[6]

，该城自1137年起便被纳入赞吉的统治范围。对于缔结此项盟约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双方都认识到如果赞吉的势力范围继续向南扩展，那么不论是大马士革还是十字军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1140年5月初，盟军开始围困巴尼亚斯，到6月中旬，在得到居民可以自由撤出，且该城将成为大马士革的军事采邑（Militärlehen，阿拉伯语：iqtā‘）

[7]

以供指挥官调遣的保证之后，巴尼亚斯宣布投降。至于愿意继续留下来的那些人，胜利者也允诺让他们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在又一次对大马士革徒劳的进攻之后，赞吉把军队撤到了北方。这场针对赞吉的结盟行动也开启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持续良久的和平时代。正是在此期间，大马士革的君主穆因阿丁·乌讷尔（Mu‘īnaddīn Unur）造访了耶路撒冷的圣迹。

赞吉直到去世都再也没有回到叙利亚，但是在1138～1144年，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国与土库曼人以及赞吉在阿勒颇的总督之间战事不断。当埃德萨伯爵约瑟林二世（Joscelin II）于1144年离开他的都城领兵援助磐石堡（Hsin Kaifā）

[8]

的阿尔图格王朝

[9]

统治者时，赞吉在12月成功攻占了近乎不设防的埃德萨城。这样一来，埃德萨便成了十字军国家首座陷于穆斯林之手的大城市。在之后的两年里，法兰克人丧失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所有地区。

人们称颂赞吉是伊斯兰教的开路先锋，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更是授予了他“zain al-islām”、“nāsir amīr al-mu’minīn”以及“al-malik al-mansūr”这三个头衔——它们分别意为“伊斯兰的美饰”、“信徒之主（即哈里发）的辅弼之臣”以及“（蒙主庇佑的）常胜之王”。埃德萨的陷落在欧洲促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是赞吉已无缘亲历此事。1146年9月中旬的一日夜里，他在酩酊大醉中被一名法兰克奴隶谋杀。就像某些穆斯林统治者一样，赞吉也并未遵守伊斯兰教禁酒的戒律。

赞吉死后，他的帝国被两个儿子——居于摩苏尔的萨法丁·加齐（Saifaddīn Ghāzī）和居于阿勒颇的努尔丁·马哈茂德（Nūraddīn Mahmūd）瓜分。随着赞吉的逝世，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也很快发生变化，因为大马士革的君主乌讷尔强迫巴勒贝克总督将城市交给他，并随后与霍姆斯和哈马（Hamāh）的行政长官缔结了停战与安全协议。之后他将杀害赞吉后又逃亡大马士革的凶手交还努尔丁，并与后者展开谈判。1147年4月，双方的谈判以乌讷尔之女伊斯玛塔丁·哈通（’Ismataddīn Khātūn）与努尔丁联姻告终。除此之外，乌讷尔还成功地促使巴格达和开罗两地的哈里发承认其统治地位。于是，大马士革的独立便有了更为广阔的基础。

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良好关系在1147年急转直下。当时管理布斯拉（Busrā）

[10]

和塞勒海德（Sarkhad）

[11]

的大马士革新任总督在这一年春天到访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的言论促使法兰克人决定在到了事先约定的时限之后便解除与大马士革的盟约。在此之后，耶路撒冷的一支军队侵入约旦河以东地区，但随后便被乌讷尔和他的女婿努尔丁击败，最后这场战事也以大马士革重新占领布斯拉和塞勒海德告终。此前乌讷尔显然有意挽回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和平局面，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无须向努尔丁求助，也可以避免后者插足叙利亚南部事务。

随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部队到达圣地，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进一步交恶。这是因为十字军不仅想要夺回埃德萨，而且于1148年夏进攻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人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同时乌讷尔不知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无奈，还请求赞吉的儿子发兵施以援手。援兵在摩苏尔的萨法丁和阿勒颇的努尔丁的率领下直逼霍姆斯，于是十字军不得不停止围困大马士革，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此以失败告终。

在法兰克人的提议下，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早在1149年便缔结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乌讷尔又恢复了他在赞吉死后奉行的政策，尽管当时的诗人称颂1147～1148年与法兰克人的战事是抗击非伊斯兰教徒的“吉哈德”，而在大马士革遭到围困期间，人们的宗教热情也一度达到新的高潮。这其中的原因是努尔丁在大马士革援军的支持下于6月底在阿纳布（Inab）附近击败了安条克公国的军队，并随后征服了大片领土，而这样一来，他便几乎成了整个叙利亚北部的主宰。在随之而来的秋天，他的兄长萨法丁去世，努尔丁在争夺遗产的斗争中不断扩张，向南将霍姆斯据为己有，向东则将直抵幼发拉底河支流哈布尔河（Khābūr）的地区收入囊中。除此之外，赞吉帝国的国库所在地辛贾尔（Sindjār）

[12]

也落到了他手中。这样一来，就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努尔丁的权势如日中天。

因此，即便是在乌讷尔于1149年11月去世之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在之后的几年里，两国之间显然存在一种应急的联盟关系，一旦大马士革遭到努尔丁的进攻，这种联盟关系便马上生效。当1150年春努尔丁率兵进逼大马士革时，法兰克人也收到了求援的消息。努尔丁向大马士革人保证，他是应大马士革南部霍兰地区（Haur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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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和贝都因人

[14]

之请才发兵的，让大马士革城毁于战火，这并非他的本意。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大马士革提供援兵，并责备大马士革人没有进行“吉哈德”的能力。到了1150年底，努尔丁兵临大马士革城下。尽管因为天公不作美，努尔丁的进攻失败了，但双方在3月中旬便缔结了和平协议，在协议中大马士革宣布臣服于努尔丁。1151年5月初，战事再起，尽管努尔丁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只是为了践行“吉哈德”发动战事，并且只是想让大马士革释放战俘。大约一个月之后，努尔丁不得不撤军，因为一支法兰克军队正在逼近。到7月底，努尔丁和大马士革再度缔结和平协议。这年秋天，大马士革又一次宣布臣服于努尔丁。

1153年春，努尔丁打算进攻耶路撒冷王国，以解除法兰克人对亚实基伦的围困，后者依然受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而且是法蒂玛王朝通往叙利亚的桥头堡。因此，大马士革便和努尔丁组成联军，但是在进抵巴尼亚斯之前，双方的联盟便陷入破裂，于是这进攻也就半途而废。据史学家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

[15]

记载，正是这次失利使努尔丁最终下定决心攻占大马士革。其实早在1150年法蒂玛王朝就向努尔丁提出了结盟的请求，以共同对抗法兰克人，之后法蒂玛王朝屡次要求结盟，但直到1159年努尔丁才对此表现出兴趣，而亚实基伦早已在1153年8月就被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三世攻占。

在准备向大马士革发动进攻的同时，努尔丁大肆宣扬“吉哈德”，并把自己塑造成为信仰而战的典范，此外他还利用宣传攻势猛烈抨击大马士革领导层对耶路撒冷王国执行的政策。1154年，努尔丁终于成功地占领大马士革。然而，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究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大马士革人之所以放下武器，与其说是因为努尔丁大肆宣扬“吉哈德”，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大马士革君主以及整座城市陷入的经济困境普遍感到不满，而在此之前，努尔丁也全然没有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宣传攻势上，其实早在围困开始之前他就截断了大马士革来自北方的粮食供应，而这造成大马士革城内物价飞涨。

4 叙利亚地区均势政治的终结

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在努尔丁的治下归于一统，由此叙利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就意味着这一地区的政治均势传统暂告终结。根据努尔丁的宣传，攻占大马士革乃是实现收复耶路撒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一最初目标的前提条件，据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于1154年任命努尔丁为埃及和十字军国家的共主，并命其立即征服这些地区。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则表明，努尔丁在攻占大马士革之后并没有丝毫要献身于“吉哈德”、抗击法兰克人的意思，而在他的宣传攻势中，解放耶路撒冷这一主题也近乎消失。正如他的父亲赞吉一样，努尔丁之所以宣扬抗击法兰克人的“吉哈德”，不过是为了提高自身威望，进而为伴随自己威望而来的统治正名，使自己针对穆斯林邻邦的扩张企图变得名正言顺。至于那些十字军国家，努尔丁尽力延续与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比如在1155年5月，努尔丁就和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三世达成了停战协议，并在1156年将停战时限延长了一年，为此努尔丁甚至还须向鲍德温支付贡金。直到法兰克军队在1157年2月初袭击了巴尼亚斯附近的穆斯林农民和牧民，破坏了之前签订的协议，双方才再度开战，而努尔丁也大张旗鼓地将战事重开称为“吉哈德”。正因为如此，努尔丁麾下也有一些单纯是为了“吉哈德”自愿拿起武器、奔赴沙场的士兵。

1157年6月，努尔丁在约旦河的雅各布河滩击败了鲍德温三世的军队，并俘虏了众多出身高贵的人物。然而，努尔丁不得不放弃随之而来的对巴尼亚斯城的围困，因为叙利亚北部的众多军事防御工事在地震中遭到严重损毁，而这便为努尔丁的敌人打开了进攻的方便之门：除了位于西边的十字军国家之外，在努尔丁王朝北部边境，定都科尼亚的罗姆塞尔柱帝国虎视眈眈，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Qilidj Arslān II）希望与法兰克人和（奇里乞亚

[16]

的）亚美尼亚人合作、结盟。

在成功击退十字军国家一支军队的进攻之后，努尔丁于1157年10月身患重病。他的病情是如此危重，以至为防不测，他将他的弟弟努斯拉塔丁·阿米尔·阿米兰（Nusrataddīn Amīr Amirān）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因为误信努尔丁已经去世，阿勒颇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发起暴动，但这场暴动并没有成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努尔丁其实还活着。除此之外，法兰克人也试图利用这一天赐良机。他们包围了沙伊策（Schaizar）

[17]

，却为破城之后谁将成为沙伊策的新主人而争执不休，最终导致围攻失败。但尽管如此，法兰克人还是在1158年2月初成功地占领了哈林姆（Hārim）

[18]

。

差不多与此同时，身体逐渐恢复的努尔丁意识到自己必须组织军队进行反击。1158年夏，他进攻耶路撒冷王国，却惨遭败绩。

与此相比，更具重要意义的其实是鲍德温三世鉴于来自努尔丁的威胁与日俱增，开始致力于修好与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Komnenos）

[19]

的关系。他于1157年开始与拜占庭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而双方达成协议的标志便是1158年鲍德温三世迎娶了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提奥多拉。双方当时很可能约定先收复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拜占庭一直主张拥有主权的安条克，然后向努尔丁发起进攻。

于是，拜占庭帝国在1158年和1159年大举进兵奇里乞亚和叙利亚北部，并迫使安条克侯爵沙蒂永的雷纳德（Rainald von Châtillon）向曼努埃尔一世宣誓效忠。面对拜占庭人的进军，再度病重的努尔丁下令启用阿勒颇的防御工事，并号召他的教友们发动“圣战”。然而，他所担心的来自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的联合进攻却并没有发生，因为曼努埃尔一世认为他的目的早已达到，而且由于和盟友交恶，曼努埃尔一世转而与努尔丁展开谈判。双方最后签订了停战协议，努尔丁还释放了据称6000～10000名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到1159年和1160年之交，努尔丁进攻罗姆塞尔柱帝国，而他野心勃勃的弟弟正是逃到了那里，后者在努尔丁两次病重期间挑起了动乱。努尔丁的这一次军事行动很可能和他与曼努埃尔一世的约定有关，因为同一时间在另一处前线，曼努埃尔一世也发兵进攻罗姆塞尔柱帝国，但与努尔丁形成对比的是，曼努埃尔一世的攻势一直持续到1161年，并最终迫使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臣服于拜占庭帝国。

随着拜占庭进军叙利亚北部，近东地区维持了十年的力量均势。在与曼努埃尔缔结和约后的数年间，努尔丁再也无意对十字军国家发动进攻，尽管这与他所享有一系列头衔的含义相违背，而这些头衔自1158年起便在建筑铭文中出现。其实这一系列尊号名不副实，难以反映当时的政治局势，而且罗姆塞尔柱帝国和阿尔图格王朝——也就是努尔丁的邻邦——的统治者也享有类似的头衔，但他们几乎很少或者甚至从未参加过抗击法兰克人的“吉哈德”。

除了努尔丁，这一时期对抗击法兰克人表现了急切之情的还有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后者一直在谋求建立同盟。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努尔丁直到1158年才开始考虑法蒂玛王朝提出的结盟提议，而当时鲍德温三世恰好和曼努埃尔一世达成了协议。这时的努尔丁和法蒂玛王朝频繁地互相遣使，但在1159年努尔丁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停战协议之后，他就再也不理会法蒂玛王朝的维齐尔发来的出兵进攻法兰克人的劝告。

[1]
黎凡特：古代地理概念，广义上指意大利半岛以东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土耳其、塞浦路斯、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狭义上仅包括地中海东岸及其腹地，如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的哈塔伊省。

[2]
马尔丁：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邻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

[3]
阿德贝格：塞尔柱王朝头衔，盛行于11～13世纪，原为“太傅”“摄政者”之意，有教导未成年的王公子弟之责。如果成年君主离世，那么阿德贝格就必须捍卫君主幼子的地位并辅佐其处理国事，直至后者成年亲政。后来，阿德贝格的权势日益坐大，他们利用自己辅佐王室后裔的特殊地位，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且世袭罔替，俨然国中之国。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赞吉，他被塞尔柱王朝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任命为摩苏尔和阿勒颇总督，并以阿德贝格的身份辅佐苏丹的两个儿子。

[4]
霍姆斯：今叙利亚西部城市，古称埃米萨（Emesa），因位于前往波斯湾的商道之上，在罗马帝国早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尼禄和韦斯巴芗在位时期，埃米萨的诸侯派兵大力支持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战争。后来，皇帝图密善取消了埃米萨的独立地位，将其划入叙利亚行省。637年，拜占庭帝国在雅莫科河战役中被阿拉伯人击败，埃米萨由此被阿拉伯人控制。

[5]
巴勒贝克：位于今黎巴嫩中东部，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有人在此定居，罗马帝国曾在此大兴土木，建造了恢宏壮丽的朱庇特神庙等一批建筑。1984年，巴勒贝克老城和罗马神庙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巴尼亚斯：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腓尼基人始建，罗马帝国时期属叙利亚行省，7世纪为阿拉伯人攻占，1109年被纳入安条克公国。

[7]
古代盛行于波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采邑制度，又称“伊克塔”。自9世纪末起，随着职业士兵的开支日益增加，阿拔斯王朝便不再向军官支付饷银，取而代之的是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土地，让他们在那里征收赋税，而与此同时，军官必须供养和武装一定数量的士兵。这一方面减轻了统治者在军费开支上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税收总额，并使得士兵更倾向于向供养他们的军官效忠。

[8]
磐石堡：今属土耳其巴特曼省，位于底格里斯河畔。“Hisn”在阿拉伯语中为“城堡、要塞”之义，“Kaifā”源于阿拉米语，意为“岩石”。此地古为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交界处，常为双方所争夺。363年，罗马人建立了一座边境要塞，用以控扼这一重要的底格里斯河渡口。608年，萨珊王朝的霍斯劳二世（Chosrau II）夺取了磐石堡，但到630年此地再度落入罗马人之手。大约在638年，阿拉伯人攻占了磐石堡。1101年，磐石堡成为土库曼人建立的阿尔图格王朝的领土。阿尔图格王朝对磐石堡进行了扩建，并修建了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大桥，其残墩至今仍存。

[9]
阿尔图格王朝：由乌古斯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主要分为三支，在1101～1409年统治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包括马尔丁、锡尔万（Silvan）、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和磐石堡等地。

[10]
布斯拉：位于今叙利亚南部，纳巴泰人始建，106年被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的军队攻占，后成为第三昔兰尼加军团的驻地和阿拉比亚行省首府。由于位于连接大马士革和红海的要道之上，布斯拉日益兴盛，罗马帝国时期的剧场遗迹亦留存至今。

[11]
塞勒海德：位于今叙利亚南部，历经纳巴泰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1073～1074年，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al-Mustansir）在塞勒海德建筑了城防工事，而今天高踞城区之上的城堡残迹则是阿尤布王朝的遗物。

[12]
辛贾尔：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罗马帝国时期筑有严密的防御工事并有军团驻扎。到罗马帝国晚期，波斯萨珊王朝屡次向该城发动进攻，363年双方缔结和约，辛贾尔被让予萨珊王朝国王沙普尔二世（Schapur II）。

[13]
霍兰地区：位于今叙利亚西南部，向南一直延伸至约旦边境，这一带在古典时代晚期人口密集、贸易繁荣。

[14]
贝都因人：阿拉伯游牧民族，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荒漠、西奈半岛以及撒哈拉沙漠部分地区，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

[15]
伊本·艾西尔（1160～1233）：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大全》（al-Kāmil fī’t-tarīch
），在萨拉丁军中亲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6]
奇里乞亚（Kilikien）：古地名，指小亚细亚东南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东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阿达纳省、梅尔辛省、奥斯曼尼耶省和卡赫拉曼马拉什省的大部分地区。

[17]
沙伊策：位于今叙利亚西部。638年，原属拜占庭帝国的沙伊策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之后在双方之间几度易主，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南部边界。

[18]
哈林姆：位于今叙利亚西北部，曾建有城堡以扼守从阿勒颇前往安条克的交通要道。959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II Phokas）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了哈林姆，并把此处的要塞作为进攻阿勒颇的前哨。十字军东征时期，基督徒和穆斯林对哈林姆展开了激烈争夺。1149年，努尔丁首次攻占哈林姆，之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在1158年率领十字军国家联军夺回了哈林姆。1164年，努尔丁重新夺回哈林姆。1260年，哈林姆城堡被入侵的蒙古人摧毁。

[19]
曼努埃尔一世（1118～1180，1143～1180年在位）：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皇帝，在他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实现中兴，经济与文化再度繁荣。他钦慕骑士文化，在西方也受到尊崇。此外，他一方面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开展谈判，另一方面与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教派和亚美尼亚教会接触，试图重新促成基督教的统一。

第三章 萨拉丁的崛起

1 目标：征服埃及

1158年，法兰克人的使者还在徒劳地尝试与法蒂玛王朝缔结停战协议，但在不久之后，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已经愿意向耶路撒冷支付贡金，但这么做显然只是为了不受干扰地厉兵秣马，以图大举进攻。然而，到1161年，身居维齐尔一职的伊本·鲁兹克（Ibn Ruzzīk）被杀，这一计划也便随之化为泡影。之后埃及人便停止向耶路撒冷纳贡。据称，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的弟弟以及继任者阿马尔里克（Amalrich）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于1163年7月发兵进攻比勒拜斯（Bilbais）

[1]

，后者是埃及的战略要地，也是通往开罗的必经之地。但这次军事行动失利了，因为埃及人趁着尼罗河水位上升掘开了大堤，致使洪水泛滥。

此时的法蒂玛王朝内部为维齐尔一职争斗不休，最后导致埃及在1160年代末落入努尔丁手中。1163年，沙瓦尔（Schāwar）篡夺了维齐尔的职位，但就在同一年他又不得不让位给他的政敌迪克哈姆（Dirghām）。他们两人都试图寻求努尔丁的支持，最后努尔丁选择了沙瓦尔。在身为埃米尔的独眼库尔德人阿萨达丁·谢尔库赫（Asadaddīn Schīrkūh）的指挥下，努尔丁派兵沿着沙漠边缘耶路撒冷王国的东部边界前往埃及。在努尔丁的支持下，沙瓦尔于1164年末再度当选维齐尔，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表明，他不愿兑现先前和努尔丁约定的经济条件。另外，他还拒绝将之前允诺的地产作为军事采邑（阿拉伯语：iqtā‘）移交给这些来自叙利亚的军队。恰恰相反，沙瓦尔要求谢尔库赫离开这个位于尼罗河之滨的国家。于是，曾经的盟友兵戎相见。沙瓦尔的政敌迪克哈姆曾向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求援，但由于谢尔库赫行军神速，他们并未成功缔结协议。于是，沙瓦尔也开始寻求阿马尔里克的支持。除了保证每年向耶路撒冷纳贡和释放基督徒俘虏之外，据说沙瓦尔——就像之前迪克哈姆一样——还提出埃及可以向耶路撒冷国王称臣。

毫无疑问的是，阿马尔里克必须阻止努尔丁在埃及驻军，否则他的王国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这一点据说沙瓦尔在转而向阿马尔里克求助之时也进行了强调。于是，阿马尔里克和沙瓦尔之间便达成了协议。此时谢尔库赫已经占领比勒拜斯并将这座城市作为军事基地，于是刚结盟的阿马尔里克和沙瓦尔便联手向比勒拜斯挺进，并最终包围了这座城市。沙瓦尔显然是希望法兰克人和叙利亚人鹬蚌相争，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但阿马尔里克似乎也不看好对比勒拜斯发动强攻，于是在围城数周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1164年10月达成了和平协议。协议规定，谢尔库赫和阿马尔里克必须撤出埃及，但撤军的前提很可能是沙瓦尔需要支付给他们一笔高昂的费用。于是，沙瓦尔先胜一筹。

趁着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在埃及受到牵制，努尔丁抓住时机，在十字军国家的北方发动进攻，与之展开会战，并于1164年8月击溃了法兰克人，随后收复了1158年被法兰克人占领的哈林姆。之后，努尔丁又于1164年10月成功征服巴尼亚斯。这样一来，阿马尔里克便不得不撤出埃及，与此同时努尔丁也报了1163年5月惨遭败绩的一箭之仇。当时他正攻打的黎波里伯国，正当他兵临法兰克人的克拉克骑士堡（Crac des Chevaliers）

[2]

时，自己的阵营中居然有人倒戈相向，这令他始料未及，当时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据说这场失利被努尔丁视为真主的惩戒，并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位统治者也由此开始了苦行僧般的严守戒律的生活。而这从心理学角度看倒是颇为合情合理。

其实努尔丁原本并不打算通过控制埃及来夹击耶路撒冷王国。在第一次进军失利之后，与其说是努尔丁自己，倒不如说是他雄心勃勃的埃米尔谢尔库赫还在计划入侵埃及。显然后者从当时的局势中看到了壮大自身势力、获取独立权威的人生契机。

两年后，谢尔库赫终于完成了由他主导但同时也得到努尔丁支持的全方位备战，并于1167年1月再度向埃及进军。阿马尔里克试图在谢尔库赫大军行进途中将其拦截，但徒劳无功。于是阿马尔里克与沙瓦尔再次结盟，并终于在1167年5月得以与敌人交战。在此之前，谢尔库赫率军渡过尼罗河来到河的西岸，因此阿马尔里克与沙瓦尔的联军一时间无法向他发动进攻。在这场双方都蒙受巨大损失的战役中，阿马尔里克与沙瓦尔的军队被谢尔库赫击溃。获胜的谢尔库赫率军穿过开罗，向北前往亚历山大港。那里的民众为他打开了城门并对他鼎力支持。阿马尔里克与沙瓦尔虽然惨遭败绩，但实力尚存，他们试图切断亚历山大港的水路和陆路交通，进而断绝城内的粮食供应，以逼迫亚历山大港投降。于是，谢尔库赫便率领大多数部众离开亚历山大港，转而向南方的上埃及地区进军，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军队行动自由，不受限制，也可招募贝都因人来增强自身的实力。此外，谢尔库赫还让自己的侄子萨拉哈丁·优素福（Salāhaddīn Yūsuf）负责指挥留守在亚历山大港的剩余部队，而后者就是直到今天还被欧洲人称为萨拉丁的那个人。

面对如此形势，阿马尔里克与沙瓦尔决定对亚历山大港来一次实实在在的围攻。对于曾经参与谢尔库赫第一次远征埃及的萨拉丁而言，他面临一次艰难的考验。正如预期的那样，在长达三个月的围困之后，亚历山大港于1167年7月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尽管如此，萨拉丁率领的军队与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在作出巨大牺牲之后依然击退了所有的进攻。在此期间，谢尔库赫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势，甚至没有以攻为守，去进攻由法兰克人军队保护的开罗城。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开始谈判，并于1167年8月初缔结了和平协议。亚历山大港归还给沙瓦尔，而谢尔库赫也成功地使己方所有军队自由撤回叙利亚，并使亚历山大城的居民获得赦免。此外，双方还约定交换全部战俘，沙瓦尔将向阿马尔里克和谢尔库赫支付赔款。

虽然双方彼此为敌，但据说在谈判期间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有了一些人情味。应阿马尔里克之邀，萨拉丁在法兰克人的军营中居住了几日。耶路撒冷国王满足了萨拉丁的请求，允许他部队中的病患和伤员搭船前往阿卡，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从那里出发返回大马士革，从而免受陆路奔波之苦。另外，萨拉丁还促使阿马尔里克设法让沙瓦尔从此以后信守约定，确保亚历山大城的居民获得赦免。在此之前，沙瓦尔曾违背这一诺言。25年之后，在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士兵中间甚至还流传着萨拉丁与耶路撒冷王国司厩长

[3]

、托隆的汉弗莱二世（Humfred II von Toron）成为好友并被后者晋封为骑士的故事。

在1167年8月谢尔库赫与阿马尔里克依照条约再次撤离战场之前，沙瓦尔多次与法兰克人缔约：他承诺每年向法兰克人支付巨额贡金，并允许后者在开罗驻扎一支卫戍部队，以监督埃及每年及时上缴贡金，并负责守卫开罗。与1164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167年沙瓦尔再也无法以胜利者自居，于是他便向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而非叙利亚的穆斯林寻求庇护，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而且据说谢尔库赫也曾在1167年向他施压，要他与叙利亚人结盟，共同对抗法兰克人，进而壮大伊斯兰教。但是正如谢尔库赫和他的诸位埃米尔知晓的那样，除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之外，埃及人都对他们充满敌意，尽管就像努尔丁的突厥人和库尔德人部队一样，埃及人口大多数也是逊尼派穆斯林，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法蒂玛家族才是伊斯玛仪-什叶派。因此，在埃及的文献中，大多数情况下逊尼派都被轻蔑地称为“古兹”（ghuzz），而这个名称最早是用来称呼居住在伊斯兰势力范围边缘的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另外，埃及人敌视叙利亚人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掌控埃及政权的是人口中占少数的伊斯玛仪-什叶派，而在什叶派看来，发起抗击包括逊尼派在内的非什叶派穆斯林的“吉哈德”要比对抗基督徒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沙瓦尔与阿马尔里克的缔约之举还是激起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以及开罗民众的不满，而沙尔瓦的亲生儿子卡米尔（al-Kāmil）还参与了谋反。谋反者的目的显然不仅在于推翻沙瓦尔，而且要颠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政权。因此，卡米尔转而向努尔丁求助，希望他能够帮助重建埃及的法律和秩序，将伊斯兰世界的力量联合起来。谋反者允诺每年向努尔丁纳贡，并送给努尔丁一笔数额超过他原本所要求的重金。流言开始传向耶路撒冷，说是卡米尔和萨拉丁将迎娶彼此的妹妹。埃及人寻求外援的举动还不止于此。另一批反对沙瓦尔的谋反者还希望得到阿马尔里克的支持。这样一来，沙瓦尔便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下令将所有可能的反对者处死，而其中据说还有许多无辜之人。另外，沙瓦尔还向努尔丁承诺，如果后者能够成功地使谢尔库赫放弃针对埃及的计划，那么作为回报他会向努尔丁支付重金。尽管努尔丁向以卡米尔为首的反叛者表态自己愿意干涉埃及事务，但他随后便在1168年夏天告知沙瓦尔，他将任命谢尔库赫担任霍姆斯总督，后者可借此获得一笔收入。这样一来，他便可以促使谢尔库赫放弃自己原先的计划。

但仅仅半年之后，谢尔库赫便第三次进军埃及。与之前不同的是，谢尔库赫此次发兵埃及，只是因为耶路撒冷国王在圣约翰骑士团、比萨人和一群封臣的施压下决定再度进兵。阿马尔里克先是诱使努尔丁相信他将挥师向北攻打霍姆斯，从而为自己赢得时间上的优势，接着他便率军于1168年10月20日从亚实基伦南下，马不停蹄地一路行军。在路上，他发布了一系列宣言，借以稳住沙瓦尔。早在11月4日，他便攻下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比勒拜斯，并血腥屠杀当地的居民。也正是因为这些暴行，埃及人奋起反击，开始了艰苦的抵抗。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在占领比勒拜斯之后一路挺进到开罗和福斯塔特（Fustāt）

[4]

，后者曾是埃及的旧都，969年法蒂玛王朝占领埃及之后便在福斯塔特北部营建新都开罗并取而代之。

沙瓦尔起先希望匆忙拼凑的部队能够在比勒拜斯阻遏阿马尔里克的进攻。但这一计划并没有成功，法兰克人的军队进一步深入埃及腹地，于是沙瓦尔便下令将福斯塔特付之一炬，因为他认为保卫旧都已无可能，他只想借此阻止阿马尔里克把福斯塔特作为进攻开罗的基地。然而，阿马尔里克对沙瓦尔火烧故都之举不以为意，他下令军队立刻进攻开罗，而此时福斯塔特的居民都已经逃往开罗。但不论是强攻还是长达数周的围困，阿马尔里克都无法成功地攻下它。于是，双方再次展开谈判。最后，沙瓦尔承诺，如果阿马尔里克放弃继续围攻开罗，那么他愿意马上向阿马尔里克支付10万第纳尔，之后再追加数倍于此的赔款。当耶路撒冷国王收到第一笔数额较小的赔款之后，他便领兵北退，撤出了开罗近郊。

曾是盟友的法兰克人如今却成了敌人，于是埃及的宣传口径也随之改变。沙瓦尔被盛赞为“信仰的战士”，当时的诗人乌马拉·亚玛尼（‘Umāra al-Yamanī）也劝诫他抗击法兰克异教徒，以保全埃及的伊斯兰信仰。尽管贝都因人依然不受信任，但这时可能还有人撰文号召两个贝都因部落加入“吉哈德”抗击法兰克人。

由于阿马尔里克对埃及的进攻，沙瓦尔的政策宣告破产。但显而易见的是，直到法兰克人的军队于11月中旬兵临开罗城下，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迪德（al-‘Ādid）才命人向努尔丁求援。尽管沙瓦尔曾警告过他，但据说阿迪德——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愿意与（逊尼派）穆斯林而非（法兰克）基督徒结盟。其实努尔丁对此也并非毫无准备，只不过当时他忙于谋划其他事务，无暇他顾。

1167年，努尔丁成功地借阿马尔里克在外远征的机会，对的黎波里伯国发动了进攻，但最后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在此之后，努尔丁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帝国东部的变局上。在那里，努尔丁在经过长期的围困之后，最终通过交换，于10月26日占领了号称无法攻克的贾巴尔城堡（Qal‘at Dja‘bar）

[5]

。这座城堡坐落于幼发拉底河之滨，扼守最为重要的其中一处渡口。在努尔丁占据贾巴尔城堡之后，他前往摩苏尔的通道便有了保障。尽管努尔丁忙于东线战事，但在阿马尔里克出征不久之后，他在10月就已得知法兰克人正在向埃及进军，于是迅速做出反应。至于来自开罗的求援信息到他手上，则要到他已经开始准备再度远征埃及之后。努尔丁又一次把指挥大权交给谢尔库赫，而后者则坚持他的侄子萨拉丁必须随行。据说萨拉丁对这一安排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有先前在埃及艰苦战斗的那段往事，萨拉丁只是勉强同意随军出征。

1168年12月中旬，谢尔库赫率军从拉斯-玛（Ra’s al-Mā’）出发。阿马尔里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首先领兵前往数周之前攻下的比勒拜斯，并将其作为自己新的军事据点。然后，他试图在西奈半岛的荒漠中拦截经过此地的谢尔库赫大军，却徒劳无功。随后，阿马尔里克带着数千名沦为奴隶的男女俘虏撤出了比勒拜斯，于1169年初离开了埃及。这样一来，阿迪德便达了他的目的。但是没过几天，谢尔库赫的大军就进入了埃及。此时的沙瓦尔已经失去以敌制敌的机会，同时作为维齐尔的他也已经失去哈里发的支持，于是开罗最终为谢尔库赫敞开了大门，不久之后阿迪德便召见了谢尔库赫。尽管有卫队保护，但沙瓦尔仍然在1169年1月18日被萨拉丁俘虏。因为沙瓦尔曾计划在举行宴会时擒获谢尔库赫，但萨拉丁抢在他前面采取了行动。哈里发下令将沙瓦尔处死，并在次日任命谢尔库赫为新一任维齐尔和埃及军队最高统帅，而谢尔库赫则委托萨拉丁负责行政事务。

在接到谢尔库赫获胜的喜讯后，努尔丁对外大加赞赏，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颇为矛盾的。据说他更愿意看到谢尔库赫和他的部队回到叙利亚。至于谢尔库赫，留给他用来享受权力与荣耀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位以暴饮暴食闻名的将军在享用过一次过于丰盛的大餐之后便早早地在1169年5月23日去世。数年以后，已然荣升耶路撒冷王国书记长和泰尔城大主教的威廉（Wilhelm von Tyrus）

[6]

在他为耶路撒冷诸王所著的史书中这样描述谢尔库赫：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却雄心勃勃，能够忍受一切辛劳乃至饥渴。他慷慨大方，深受军队爱戴，不仅精通兵器、久经沙场，而且颇有教养、善于辞令。

2 权力交接

最终成为谢尔库赫的接班人、就任维齐尔并且统领埃及和叙利亚部队的是谢尔库赫的侄子萨拉丁。虽然在努尔丁的部队之中起先还有另外四位更为年长的埃米尔（其中三位是库尔德人，一位是突厥人），而且他们也觊觎维齐尔一职，但是不久以后萨拉丁便获得了三位库尔德埃米尔的支持——据说是谢尔库赫将萨拉丁指定为叙利亚部队最高统帅，因为他是各方均可接受的候选人，而且看上去也不会主动有所作为。在一场公开的争吵之后，努尔丁的一部分突厥部队撤回了叙利亚。而这似乎正是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于1169年3月26日任命萨拉丁为维齐尔时所期望的，因为据说他认为与其他候选人相比，萨拉丁的地位并不稳固，于是便选择了他接任维齐尔。与哈里发的一部分谋臣不同，在他看来，显然没有必要把埃及人列入维齐尔人选的考虑范围。

对于萨拉丁的青年时代及他的先祖，人们所知甚少。萨拉丁于1138年出生在提克里特（Tikrīt）

[7]

，之后在巴勒贝克长大，最初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任职。他受过军事训练，也曾参加其同行热衷且被当作骑士训练的马球运动。除此之外，据说他还懂神学与司法，并通晓阿拉伯人的谱系学、历史与诗学，而这也是阿拉伯人的一项传统。据称，他所有家庭成员有一致的说法，即萨拉丁只有母亲一方是库尔德人，而父亲一方则是阿拉伯人。他的父亲纳吉姆阿丁·阿尤布（Nadjmaddīn Aiyūb）和叔父阿萨德阿丁·谢尔库赫（Asadaddīn Schīrkūh）都是政治冒险家。两兄弟出生于亚美尼亚，起先在伊拉克碰运气，之后来到叙利亚。二人多次共事，又几易其主，甚至不惜背信弃义。最后他们投奔努尔丁，其中阿尤布成为大马士革总督，而谢尔库赫则升任军队统帅，这都为后来萨拉丁的发迹奠定了基础。

萨拉丁本名优素福，但与阿尤布和谢尔库赫不同的是，他却以他的尊称被载入史册。与他同时代的人很早就将萨拉丁与《圣经·旧约》中的雅各之子——埃及的约瑟相提并论。正如后者一样，萨拉丁也将他的父亲和兄弟接到了埃及并分给了他们土地：1169年7月底，他的长兄图兰沙（Tūrānschāh）与其他阿尤布家族的成员一道最先抵达了开罗。随后而来的还有萨拉丁的父亲，他于1170年4月中旬来到了开罗。不寻常的是，萨拉丁的父亲在城门外受到了哈里发阿迪德的亲自欢迎。最后，还有一批阿尤布家族的族人大约在1171年2月到达埃及。萨拉丁的父亲阿尤布熟谙政事，且是如此深受努尔丁的器重，以至于他在苏丹面前甚至都无须站立。在阿尤布于1173年夏天骑马时突发意外去世之前，他一直都是萨拉丁重要的顾问。萨拉丁诸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兄弟和侄子则在军中任职，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萨拉丁面临的诸多事务。

很快萨拉丁便意识到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架空了埃及原有的机构，并逐步以新的部门取而代之，以此来建立埃及国内的新秩序。萨拉丁首先着手的便是重整埃及的军务，因为他对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并没有实际的控制权，而后者此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了自己的军队。于是，他建立了新的军队，而核心则是他的卫队。同时，萨拉丁从法蒂玛王朝军队将领的手中收回了哈里发分配给他们的地产，并把这些地产分给了他自己建立的新军，以作为他们的军事采邑。作为回报，采邑的主人必须服兵役并提供军队，另外他们还需负责经营田地并对灌溉系统进行维护。通过这一举措，萨拉丁削弱了法蒂玛王朝的军队。但是，也有军事采邑是不分配农田的，得到此类军事采邑的人通过征收非农业税获取收入，而征税有时也委托承租人负责。比如萨拉丁的父亲就得到了这种军事采邑，他的税收就部分来源于亚历山大港和杜姆亚特（Damiette）

[8]

这两座港口。

由于尼罗河的滋养，埃及自古便是一个经济实力强盛、组织文化发达的国度，但是尽管伊斯兰政权已经在此地统治了百年之久，主要的行政工作却并不由穆斯林一手掌控，而是仍然主要掌握在依旧数量众多的科普特人

[9]

手中，另外，部分行政职务也由犹太人担任。虽然萨拉丁的父亲被哈里发委托管理国库，并由此获得了对埃及财政系统的监管权，但萨拉丁并没有改变这样的状况。虽然他于1172年下令罢免所有非穆斯林官员，但这一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也许这一措施不过是一着虚张声势的妙棋，因为如果萨拉丁不想危及原本运转良好的行政系统的话，那么他可能根本就无计可施。无论如何，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并不一定是法蒂玛王朝的支持者，但即便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科普特人的生活也没有因此变坏。另外，之前也从未出现过科普特人与十字军国家的法兰克人合作进而危及穆斯林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后来也不曾发生。

然而，萨拉丁却把首席文书官一职留给了一位逊尼派穆斯林。1171年5月，在现任书记长去世之后，来自亚实基伦的卡迪·法迪勒（al-Qādi al-Fādil）被任命为书记长。他是法官之子，因驼背而形貌丑陋。在法蒂玛王朝供职期间，卡迪·法迪勒曾担任众多职务，并证明自己堪当重任。其中，任命谢尔库赫和萨拉丁的文书便是由他起草的。不久以后，他便以修辞学家和韵文大家而享有盛名，并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辞劳苦、兢兢业业，成为萨拉丁最重要的谋臣。

在萨拉丁度过最初的乱局、进入担任维齐尔的第二年之后，他便开始推行一些涉及宗教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占埃及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出发，旨在反对法蒂玛王朝代表的伊斯玛仪-什叶派信仰。萨拉丁下令，宣礼塔中再也不得发出什叶派“起来，去行至善之事”的祈祷声，而在每周五的布道仪式上，除了第四位哈里发阿里之外，他的三位前任——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的名号也将会被再次提到。这也就意味着逊尼派主张的四位“正统”哈里发的名号将一同出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萨拉丁为他出生于1170年6月的长子取名为阿里，这正是颇受什叶派尊敬的哈里发——阿里——的名字。而他出生于1171年——也就是法蒂玛王朝灭亡之年——的次子则得到奥斯曼的名字，而这是最受什叶派痛恨的第三位哈里发的名字。

萨拉丁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下令分别在开罗和福斯塔特建立了两所伊斯兰教学院（阿拉伯语：madrasa），以传授神学与法学，从而强化伊斯兰教的圣行。两所学院中的其中一座为马立克学派

[10]

的阵地，另一所则信奉沙斐仪学派

[11]

。随后，萨拉丁于1171年5月免去了埃及最高法官，并令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取而代之，后者是一位沙斐仪学派的法学专家，同时也是库尔德人。他负责将埃及所有的法官替换为逊尼派或者沙斐仪学派的穆斯林。1171年4月，萨拉丁的侄子塔吉亚丁·奥马尔（Taqīyaddīn ‘Umar）下令建立了一所沙斐仪学派的伊斯兰学院。在之后的几年里，创立学院蔚然成风。在四所逊尼派的伊斯兰法学院中，萨拉丁无疑最偏爱沙斐仪学派的学院。对于坐落在福斯塔特近郊的著名法学家沙斐仪（asch-Schāfi‘ī，死于820年）的墓地，他和他的家人更是尊奉有加。

对于什叶派来说，如果身处逊尼派的统治之下，那么什叶派信徒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信仰而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们对外仍可装作逊尼派并混迹于逊尼派之中。什叶派不仅允许这种做法，而且甚至对此持鼓励的态度。这就需要采取特殊手段来控制法蒂玛王朝的追随者。为了达到此目的，萨拉丁利用了先前已经存在的穆哈泰希卜（Muhtasib）一职。该职位由一位受过训练的法学家担任，他负责监督市场上的风俗习惯。沙伊扎里（asch-Schaizarī）曾应萨拉丁的要求撰写了一本有关“希斯拜”（Hisba）的书。正如他在书中写的那样，穆哈泰希卜不得不对异端分子的众多革新之举和教派采取措施，因为他们阻碍了伊斯兰教法在埃及的实现。

至于维持公共秩序，萨拉丁则可借鉴他年轻时担任大马士革治安官积累的经验，那时他的父亲正好是大马士革总督。在一首当时写作的诗中，小偷被警告要小心萨拉丁。萨拉丁对违法者的惩处似乎十分严厉，甚至部分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因此，大马士革法官有时会援引伊斯兰法律宣布萨拉丁的一些决定无效。

但正像1163年之前的努尔丁一样，萨拉丁年轻时的生活也不足以堪称典范。为他立传的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Bahā’addīn Ibn Schaddād）

[12]

写到，就任维齐尔之后，他便戒了酒，也放弃了其他娱乐。他很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结婚。不论如何，直到1170年6月他的长子阿夫达尔·阿里（al-Afdal ‘Alī）才出生。在这之后，他的另三位妻子则几乎每隔一年就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正如罗马皇帝提图斯有例在先一样，在历史上，生活习惯的骤然改变往往总是与出任政府要职有关。

在决定戒酒的同时，萨拉丁还取消了对酿造米兹尔酒（mizr）的征税，同时还废除了酒类税收，因为这可以被视作对恶习的鼓励，而这恰恰与伊斯兰教禁酒的戒律相违背。但是在萨拉丁父亲阿尤布的倡议下，亚历山大港似乎依然允许酒类买卖，因为那里有许多意大利商人。

尽管正是埃及的财富使萨拉丁频繁的征战成为可能，但他晚年时在给卡迪·法迪勒的一封信中却写下了一段让后者气愤不已的话。他写道，埃及在他的眼中一无是处，只是像一个妓女一样徒劳地想要把他与他忠贞不渝的妻子——叙利亚——分开。如果考虑到萨拉丁也曾打击卖淫，那么这话听上去就颇有蔑视的意味。但是，就我们所知，1178年和1179年埃及才发生妓院关闭、妓女被投入监狱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拉丁语文献则指责萨拉丁在其从政之初（担任治安官时期）就通过征收卖淫税获利，并靠着由此赚得的钱财大肆宣传，博取大马士革民众对他的好感。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统治结束不久，国内关税（阿拉伯语：mukūs）也被取消，因为伊斯兰法律不允许征收这个税种。这一举措不仅是宣示对伊斯兰真信的回归，而且自然也有利于促进贸易。同时，萨拉丁还扮演起社会慈善家的角色，令中央政府征收济贫税（阿拉伯语：zakāt）

[13]

，而这在宣传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在此之前，埃及的穆斯林显然都能自行决定哪些穷人及笃信伊斯兰教的慈善团体可以从自己所交的税收中获益。通过这一调整，萨拉丁得以弥补因取消国内关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因为在萨拉丁统治时期，济贫税不仅用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而且有与之全然无关的其他用途，比如1191年这一税收就被用来维持埃及海军。令来自安达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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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行者伊本·朱贝尔不满的是，前往麦加的朝圣者也得缴纳济贫税，但据说萨拉丁对此并不知情。由于军费支出不断增加，部分由萨拉丁废除的税收到他后继者的时代又得到恢复，有的甚至是由他本人下令恢复的。对酒类和其他恶习征收的税就是如此，因为到1193年，也就是萨拉丁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阿齐兹·奥斯曼（al-‘Azīz Uthmān）便陷入了财政上的窘境。尚不明了的是，萨拉丁是在何时又是因为何故要撤销自己执政早期颁布的命令，同时又恢复了法蒂玛王朝时期显然并未得到贯彻的规定，重新要求非穆斯林民众缴纳高出常规数额两倍的赋税。

早在1169年8月，萨拉丁便不得不面对第一次权力斗争的考验。当时，一起反对萨拉丁的密谋被发现，谋反者正试图与耶路撒冷国王取得联系，而后者正计划与拜占庭人一道再度对埃及发动进攻。此次密谋的主使是一位黑人宦官，他在哈里发宫廷中担任类似于内廷总管的职务，大权在握。萨拉丁成功地使他掉以轻心，疏于防备，并在后者离开开罗、视察地产之时命人将他抓获处死，这样萨拉丁就可以让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接着，黑人奴隶在开罗群集反抗，他们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得到了亚美尼亚近卫军的支援。萨拉丁和他的兄长图兰沙以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镇压，在经历两天的战斗之后，这场叛乱才得以平息。这样一来，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便丧失了所有军权，尽管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上埃及还发生了多次萨拉丁部队和黑人叛军的战争。

除此之外，临近1169年底的时候，萨拉丁还不得不抗击拜占庭海军和法兰克陆军对港口城市杜姆亚特的进攻。这次联合进攻是在1168年定下的，在这之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于1167年8月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尽管拜占庭海军早在数周之前就已经完成集结，待命进攻，但是阿马尔里克就像在1168年时一样，直到10月中旬才发兵埃及。他似乎在等待一年一次的尼罗河泛滥的结束，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夏季降雨给埃及大部分地区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并一直持续到11月。幸好阿马尔里克推迟出兵，不然他就要重蹈覆辙，像1163年那样被迫撤军。但因为拜占庭人在杜姆亚特城下面临供应困难，他们的舰队在围攻杜姆亚特时没能够成功地切断这座城市来自尼罗河的补给，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强攻。在强攻失败之后，对杜姆亚特的围攻最终以议和订约而告终。

法兰克人并未参与最后一次进攻，于是拜占庭人便指责他们与穆斯林暗中勾结，有意拖延一场本来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正如萨拉丁在1171～1173年命人告诉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的那样，其实是拜占庭人自己背着盟友试图寻求与敌人建立秘密联系。在争夺杜姆亚特的战事期间，萨拉丁一直留在开罗。显然他害怕再度发生叛乱，还下令处死了数位出身高贵的埃及人。同样不放心的还有努尔丁，尽管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向他提出了请求，但在杜姆亚特解围之后他并没有下令让叙利亚军队再次撤出埃及，这些军队正是他7月时派去支援萨拉丁、抵抗预想中的进攻的，随军而来的还有萨拉丁的兄长图兰沙。

3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政权的垮台

一年半以后，即1171年6月，努尔丁要求萨拉丁下令禁止埃及的清真寺以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名义举行周五的布道，而是改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号。努尔丁这么做，其实就是要让埃及重归伊斯兰逊尼派之手，同时也借此结束统治埃及202年之久的法蒂玛王朝。这样一来，在叙利亚以铁腕手段对付什叶派的努尔丁不仅能够以捍卫逊尼派正统的先锋自居，而且自然有望得到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盛赞，甚至还可以借此再度让萨拉丁归附自己，并对他形成有力的牵制，因为萨拉丁一仆侍二主，难以为努尔丁所掌控。对于努尔丁的要求，萨拉丁也许是犹疑不决的，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经过细致周详的准备之后才满足了努尔丁的要求。比如，他确保逊尼派法学家对他的支持，正是经过这些人的认定，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制度按照预想中的那样被正式废除。另外，他还下令抓捕了一批可能会威胁到他计划的埃及埃米尔，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萨拉丁的未雨绸缪之举以1171年9月11日在开罗举行的一场盛大阅兵式告终，他希望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威，令所有潜在的反对者闻风丧胆。

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统治的垮台，正好是在伊斯兰历567年（公元1171年）开始后不久。但是，与其说这个时间点与历法中新年的开始有关，倒不如说是因为当时哈里发阿迪德已然身患重病，并最终在大约两周之后也就是9月12日到13日的午夜时分去世。我们并不能排除哈里发被人下毒的嫌疑，但与基督教文献的记载相反的是，萨拉丁对年方二十的哈里发的死亡可能并没有责任。9月10日，也就是伊斯兰历567年的第一个星期五，在福斯塔特的大清真寺中，为了避免可能的变乱，有人试图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号进行布道。一周后的1171年9月17日，在开罗和福斯塔特，周五的布道都再度正式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号举行。不论其中的首倡者是谁，这一举动后来都被不少非埃及人士赞誉为勇气可嘉。改朝换代之后并未马上发生武装变乱，甚至连法蒂玛王朝支持者的抗议都未曾出现。这一切都说明萨拉丁一系列未雨绸缪的举措是卓有成效的。心向旧朝之人一部分似乎已经离开首都，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待在乡下更为安全。1171年11月，埃及发行了新币，硬币的一面铸有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迪（al-Mustadī’）的名字，另一面铸有努尔丁的名字。这表明埃及已经重归逊尼派掌控，一切大功告成。

在得知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已经终结之后，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毫不犹豫，立刻命努尔丁统管叙利亚和埃及。努尔丁身着哈里发赐赠的长袖丝绸大礼袍，驾着两匹骏马，在阿拔斯王朝的黑旗下穿过大马士革的街道，举行了盛大的阅兵。萨拉丁同样收到了来自巴格达的礼袍。1172年3月的一天，他身着这件礼袍策马经过开罗的街巷，向当地的民众展示自己的荣耀。

萨拉丁下令逮捕了法蒂玛王朝的王室成员。他们按照性别被分开关押，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生育后代，于是法蒂玛家族就此绝嗣。法蒂玛王朝著名的图书馆也难逃厄运。虽然萨拉丁并没有因为书籍内容涉及异端而让人烧毁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但他也没有对其加以保管，而是放任多卷本的藏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无人照管，以低贱的价格被一卷一卷地拍卖给奸商。

阿迪德由此成为法蒂玛王朝的末代哈里发。但他对王朝的覆灭却不负有责任，因为他大多时候都不能乾纲独断。早在他的诸位前任在位之时，哈里发的大部分权力就已经落入维齐尔手中。哈里发的宫廷中，不同利益团体的阴谋不断，维齐尔一职几易其主，且大多死于非命。除了内部政局不稳之外，军事实力衰微也是法蒂玛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早在1163年，时任维齐尔的迪克哈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把一场反对他的密谋消灭在萌芽状态，下令在一次宴会上残杀了法蒂玛王朝几十个位阶极高、经验极为丰富的陆军军官。

虽然法蒂玛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但萨拉丁还尚未平定埃及境内的所有叛乱。1171年的太平光景不过是假象而已，因为到1174年3月萨拉丁便得知有人正与耶路撒冷国王密谋复辟法蒂玛王朝。密谋之人成分复杂——他们的地位和收入虽然都因为萨拉丁而屡遭折损，却并不全属于伊斯玛仪派，因为其中还有逊尼派的埃米尔和萨拉丁的士兵。密谋的几个发起人于4月被钉死在开罗的十字架上，其中还包括颇有名望的逊尼派诗人乌马拉·亚玛尼。

乌马拉·亚玛尼的悲剧正好说明，在12世纪的宫廷诗作中，宣扬“吉哈德”的作品远未深入人心。作为法蒂玛王朝的御用诗人，乌马拉·亚玛尼却通常要为自己的作品买单。他早先为担任维齐尔的本·瑞齐克（Ibn Ruzzīk）及其继任者安-纳齐尔·瑞齐克（an-Nāsir Ruzzīk）和迪克哈姆创作过赞颂“吉哈德”的诗歌。在沙瓦尔担任维齐尔时期，他却赞同应该和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结盟。直到1168年法兰克人入侵埃及，他才重新在诗歌中鼓吹“吉哈德”，并将沙瓦尔赞誉为伊斯兰教的开路先锋。在沙瓦尔死后，亚玛尼又开始颂扬努尔丁的军队和萨拉丁，但最后却参与了1174年的谋反。在政治上八面玲珑的类似例子还有同为逊尼派的法蒂玛王朝宫廷诗人卡迪·法迪勒，后者在阿迪德时期被擢升为文书官首长。起先他在诗作中对法蒂玛王朝不吝溢美之词，而对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却大加挞伐，但后来他倒戈相向，成了萨拉丁的追随者。

4 军事与外交活动

尽管萨拉丁满足了努尔丁的要求，终结了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但在随后的两年间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日趋紧张，双方兵戎相见的危险与日俱增。萨拉丁为努尔丁提供了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帮助后者实现大业。但努尔丁从未踏足埃及，也并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就算萨拉丁是真的无法分身支持努尔丁，努尔丁还是会流露不满，觉得萨拉丁并未全力相助。

此时，随着萨拉丁在1170/1171年冬天攻占艾拉（Aila）

[15]

，他针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军事行动旗开得胜，大有希望。落入法兰克人之手的艾拉时刻威胁着往返开罗和大马士革以及开罗与麦加之间的商队，更不用说法兰克人通过将艾拉据为己有确保自己前往红海路途的畅通，而这对于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具有重大意义。但就在萨拉丁的这场胜利之后，鉴于努尔丁已然知晓阿尤布家族的野心，他心中可能疑窦丛生，觉得萨拉丁此举并不是要打击法兰克人，而是为了在他们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迈出的第一步，因为一旦他要直接插手埃及事务，萨拉丁就可以借助这一缓冲地带，在死海和西奈半岛之间对他进行拦截。

法蒂玛王朝垮台不久，萨拉丁还未来得及采取善后措施以应对旧朝覆亡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便立刻继续对法兰克人用兵，并于1171年9月和10月之交率军直抵法兰克人防卫森严的蒙特利尔要塞（绍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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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堡位于死海以南从开罗前往大马士革的大道上，并与北面远处法兰克人的卡拉克要塞

[17]

一道扼守着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要道。至于萨拉丁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究竟是奉努尔丁之命，意在一同进攻法兰克人，还是努尔丁在获悉萨拉丁出兵之后才命令他发起进攻，我们不得而知。二者其实皆有可能，这主要是因为努尔丁早在1170年4月就对卡拉克要塞发动短暂的进攻，因此熟悉这个要塞的优劣所在。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当努尔丁率军抵达卡拉克要塞时，萨拉丁解除了对蒙特利尔要塞的围困。这样一来，他就避免了和努尔丁会面，并就此返回了埃及。虽然萨拉丁更希望卡拉克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要塞在法兰克人手中，而不是为努尔丁所掌控，因为努尔丁一旦占领这两个要塞，那么他对萨拉丁的威胁便近在咫尺。但是，萨拉丁显然在与法兰克人的盟友——贝都因人的作战中蒙受了失败，并由此损失了一部分武器装备。在向努尔丁致歉时，萨拉丁的理由却也合情合理，他声称埃及内部的困局迫使他回到尼罗河之滨。

这样一来，萨拉丁后来于1173年夏在卡拉克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似乎也并不是针对卡拉克要塞，而是为了回击在那里的贝都因人，以挽回1171年的败绩。但这次军事行动依然无果而终，萨拉丁之所以中途停止了军事打击，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在骑马时遭逢意外并在九天以后去世。起先阿尤布被安葬在开罗谢尔库赫墓地近旁，但两年之后麦地那成为这两兄弟最后的长眠之地。除了先知穆罕默德之外，还有众多虔诚的穆斯林被安葬在这里。阿尤布和谢尔库赫都担任过一年一度叙利亚朝圣团队的向导，并分别于1157年和1161年前往麦加朝圣。努尔丁之所以在1170年允许阿尤布迁居埃及，可能是为了借此确保萨拉丁遵循他的命令。随着一向行事谨慎的阿尤布故去，努尔丁对萨拉丁更加猜忌。

萨拉丁在这一时期并不只是对耶路撒冷王国用兵。他的侄子塔基亚丁·奥马尔（Taqīyaddīn ‘Umar）的军中聚集了一批冒险家，萨拉丁便借助他的军队向西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到1173年，萨拉丁控制的范围已经越过巴卡和的黎波里，直抵强大的穆瓦希德帝国

[18]

边境。1174年2月末，萨拉丁的兄长图兰沙发兵远征也门。鉴于萨拉丁此时在埃及可调用的兵力甚为有限，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萨拉丁并不认为努尔丁会攻打他，还是他对努尔丁可能的进攻泰然自若、处变不惊。也许他是想确保图兰沙忙于埃及境外的战事，因为图兰沙野心勃勃，这让萨拉丁感到不安。又或者图兰沙本身就希望在也门建立自己的统治。图兰沙在那里攻占了扎比德（Zab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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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那（S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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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丁（‘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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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下令每周五的布道再度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举行。而这一点正是萨拉丁在给他的信中特意强调的。于是，在上文提到的这两大地域，法蒂玛王朝先前建立的来自埃及的威权得以恢复。但是不得不说，萨拉丁之所以发兵东征西讨，其实也是为了让阿尤布家族的军队有事可做，同时也可获得新的资源以供养军队。常年征战将成为萨拉丁统治的基石和显著特征。

毫无疑问的是，萨拉丁对外希望能够尽数掌控努尔丁的行动和打算，对此他不遗余力，而且还颇为得意。在北非和也门的战事是得到努尔丁首肯的，自然无法隐瞒。但对于萨拉丁所维系的外交关系而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171～1173年，萨拉丁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巴巴罗萨提出的结盟请求。他派出一位使臣觐见巴巴罗萨，并要求使臣在巴巴罗萨面前强调，与拜占庭人阳奉阴违的做派不同的是，他本人信守契约、实事求是。信仰的仇敌之间居然保持着友好的往来。也许是为了对此进行辩解，在当时的德意志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萨拉丁命人向巴巴罗萨请求联姻，希望他能把他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而作为回报，萨拉丁许诺自己和他的臣民改宗基督教并释放所有的基督徒囚犯。萨拉丁和巴巴罗萨的约定显然是冲着拜占庭的。拜占庭其实有意与萨拉丁建立友好的关系，却并不受萨拉丁待见。在这之后不久，萨拉丁似乎也与比萨结盟，以抵御1174年西西里岛诺曼人的一支舰队对亚历山大港的进攻。

在这两件事上，我们都未曾听闻萨拉丁曾回头与努尔丁商议。正如巴巴罗萨的倡议所显示的那样，在基督徒眼中，萨拉丁是独立自主的埃及统治者，而非依附于努尔丁的臣下。举例来说，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垮台之后，泰尔的威廉就同时使用哈里发和维齐尔（calipha et soldanus）来称呼萨拉丁，而这便反映了基督徒的上述看法。1173年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请求欧洲再次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求援文书中，也同样是说日益逼近的威胁不仅来自努尔丁，而且源自令人畏惧的萨拉丁。

1175年，萨拉丁和巴巴罗萨之间再度建立联系。当年9月，皇帝派使者——热那亚的伯查德（Burchard in Genua）乘船前往埃及，并从那里转道叙利亚，因为此时萨拉丁正在那里为争夺努尔丁的遗产作战。伯查德将出使途中所见的风土人情记录了下来，而这被保存在了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von Lübeck）

[22]

撰写的《斯拉夫编年史》中。令人惊讶的是，在伯查德的记载中，少有当时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的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伯查德对埃及的富饶印象深刻，但遗憾的是并未提及此次出使的目的与成果。他的这次出访有可能是为了向萨拉丁祝贺最新的军事胜利并打探后者的意图。

与基督徒不同的是，对萨拉丁经营的与巴巴罗萨的关系，伊斯兰世界的史学家彻底沉默。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因为萨拉丁和巴巴罗萨之间的交往并没有产生具体的后果，又或者这在他们看来是有损颜面的。举例而言，虽然萨拉丁的使者阿布·塔希尔·伊斯玛依尔（Abū Tāhir Ismā‘īl）接到的指令是极为有趣的历史信息，但它并未被收录在编年史中，而是见于卡迪·法迪勒的阿拉伯书信集。

[1]
比勒拜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的要塞，在法蒂玛王朝时期多次被包围。1168年，阿马尔里克的军队再度围城，并在三天后破城而入，城中所有居民惨遭屠杀。这激怒了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因为他们原本曾把十字军视作救星，但最后却和穆斯林一样难逃浩劫。

[2]
克拉克骑士堡：位于今叙利亚西部，筑于海拔755米的山丘之上，前身为霍姆斯埃米尔于1031年建造的库尔德人堡（Hisn al-Akrād），1110年被十字军攻破。1271年，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一世攻占了克拉克骑士堡。2006年，克拉克骑士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
司厩长（Konstabler）：耶路撒冷王国的重要官职，负责指挥军队、征募雇佣兵并处理涉及军事的案件。对于耶路撒冷王国而言，这一官职十分重要，因为王国几乎时刻都处在和伊斯兰世界战争的状态。托隆的汉弗莱二世为第六任司厩长，1152～1179年在任。

[4]
福斯塔特：643年由侵入埃及的阿拉伯人所建，12世纪逐渐衰落之前，福斯塔特一直是埃及的首都，而且是埃及的经济重镇。1979年，福斯塔特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
贾巴尔城堡：位于今叙利亚拉卡省塔布卡水坝左岸，城堡所在的位置曾经是一处高地，可以俯瞰幼发拉底河谷地，塔布卡水坝建成后原先的高地成为被水包围的岛屿。赞吉曾于1146年围困贾巴尔城堡，但之后便为自己的奴隶所杀。相传奥斯曼帝国开国君主奥斯曼一世的祖父苏莱曼沙阿（Sulaiman Schah）曾在贾巴尔城堡附近的幼发拉底河中溺亡并被安葬在城堡附近。

[6]
泰尔的威廉（约1130～1186）：中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曾效命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并受托教导其子鲍德温四世。在鲍德温四世于1174年登基之后，威廉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王国书记长。撰写有《十字军国家史》（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
）和《东方史》，后者记载了起自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诸国的历史，但已亡佚。

[7]
提克里特：位于今伊拉克中部底格里斯河之滨，为波斯萨珊王朝国王沙普尔一世所建，637年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攻占，后历属塞尔柱帝国、阿尔贝拉侯国、阿拔斯王朝和赞吉王朝。

[8]
杜姆亚特：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港口，位于开罗以北约200公里处。早在古埃及时代此城便已建立；到希腊化时代，随着亚历山大港建成，杜姆亚特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9]
科普特人（Kopten）：最初指亚历山大港乃至埃及全境内使用埃及语的居民，随着埃及大部分民众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名词开始指称信奉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的民众。

[10]
马立克学派：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其他三派分别为哈乃斐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马立克学派由马立克·本·艾奈斯（715～795）创立。在马立克生活的时代，穆罕默德的圣训尚未被神圣化，马立克认为，当出现教法和社会利益相悖的情况时，可以从公众的利益出发断案，而无须受限于依照教法进行的严格类比。马立克的弟子编纂了伊斯兰教法的第一部成文概要《圣训易读》。

[11]
沙斐仪学派：创始人为沙斐仪，他认为应该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作为教法之基石，并以此取代各教法学派的司法惯例。另外，他还坚持贯彻严格的类比推理。他试图以此统一伊斯兰各大教法学派，但未获成功。

[12]
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1145～1234）：著名的穆斯林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萨拉丁在阅读了他的作品后深受触动，于是将他召到开罗，任命他为军队法官（qadi al-‘askar）。巴哈阿丁亲历了阿卡围城战和阿苏夫战役，并撰写了一部记载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巴哈阿丁后来成为萨拉丁的挚友和谋臣，一直身居高位。他最为重要的著作要数萨拉丁传记，这部传记基于他个人的观察，描绘了阿拉伯人眼中萨拉丁的形象。巴哈阿丁著史行文详尽客观、求实可信，且所述之史多为其同时代之事，因此他的史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3]
又称“天课”，音译“扎卡特”，本为“洁净”之义。伊斯兰教认为，信众可以通过缴纳“天课”来净化自己的财产。最初，穆罕默德把“天课”当作自愿的济贫“善功”，后来他又把“天课”列为必行的义务，每年穆斯林盈余的财产都应该按照不同的税率缴纳“天课”，于是“天课”逐渐发展成为以宗教名义征收的国税。

[14]
711～1492年，阿拉伯人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并称其为安达卢斯，今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即由此得名。

[15]
艾拉：今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Akaba），罗马帝国时期称“艾拉”，是通往印度商路上的重镇。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艾拉早在穆罕默德在世之时就已经被穆斯林征服。12世纪初，十字军攻占了艾拉。1250年，艾拉被纳入马穆鲁克王朝版图。到16世纪初，又归属奥斯曼帝国。

[16]
蒙特利尔要塞（Festung Montréal）：位于今约旦境内死海东南岸，由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始建于1115年，扼守从叙利亚通往阿拉伯半岛的商道和朝圣之路，城堡遗址至今犹存。

[17]
卡拉克要塞（Festung Karak）：位于今约旦境内约旦河东岸，始建于1142年，扼守从大马士革前往埃及和麦加的商路，其建筑融合了欧洲、拜占庭和阿拉伯风格，遗址留存至今，已成为考古博物馆。

[18]
穆瓦希德帝国：由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王国，1147～1269年统治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地区。

[19]
扎比德：位于今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城市。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穆萨·艾什尔里（AbūMūsā al-Aschʿarī）便出生于此地，并于628年在扎比德建造了大清真寺，据说这也是伊斯兰教历史上建造的第五座清真寺。扎比德先后作为也门齐亚德王朝（819～1018）和纳贾希王朝（1022～1158）的首都。扎比德历史城区于199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
萨那：今也门首都。该城据称由赛伯伊人在3世纪建立，6世纪时成为波斯帝国和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必争之地，628年皈依伊斯兰教。

[21]
亚丁：位于今也门南部、亚丁湾北岸。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丁就已经是重要的商贸港口。3世纪后，亚丁一度衰落，但到阿尤布王朝和拉苏里王朝（1229～1454）时期，亚丁再度繁荣，成为印度和埃及商贸往来的中转站。

[22]
吕贝克的阿诺德（约1150～约1214）：中世纪编年史学家，自1177年起任吕贝克圣约翰修道院院长。著有《斯拉夫编年史》（Chronica Slavorum
），记载了征服斯拉夫人的狮子亨利和他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时代的历史。

第四章 努尔丁的遗产

1 努尔丁最后的岁月

对于萨拉丁在外交上的动作，努尔丁显然毫不知情，但至少在对埃及的财政管理上，努尔丁并不信任萨拉丁。谢尔库赫的三次征讨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至少应当得到弥补。尽管萨拉丁屡次把钱财送到叙利亚，但是这些钱财其实主要是法蒂玛王朝国库中的珍宝，而努尔丁对此不太感兴趣。在努尔丁看来，萨拉丁送给他的钱财在数额上肯定是颇为令人失望的，因为在当时人眼中埃及完全是一个充满宝藏的国度，而那里的黄金储备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埃及的黄金其实正在日益减少，金矿和法老的陵墓似乎再也无法产出黄金。此外，还需要为萨拉丁澄清的是，由于法蒂玛王朝财政支出巨大，而沙瓦尔又承诺向法兰克人纳贡，所以当萨拉丁接管埃及政权时法蒂玛王朝国库的亏损已然惊人。除此之外，萨拉丁实行的改革措施也耗费了大量财力，而这些措施最初是有利于努尔丁的。

另外，随着埃及的实力再度增强，萨拉丁自身的权势也与日俱增，并可能对努尔丁构成威胁。于是在1173/1174年冬天或者是后一年的春天，努尔丁派他的一位亲信前往开罗，并检查先前由阿尤布监管的埃及财政，确定萨拉丁应缴纳钱财的数额。作为回应，萨拉丁也命人写了一份报告来为自己辩解，并派自己的使者将这份报告送到大马士革。在此期间，努尔丁正在为一场大规模的讨伐整军备战。根据伊本·艾西尔的说法，这场远征的目标正是埃及。因此，努尔丁对埃及的入侵在当时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但是随着努尔丁于1174年5月15日去世，萨拉丁面临的危机得以解除。

自谢尔库赫征服埃及以来，努尔丁仍然不知疲倦地宣扬他的最高政治目标乃是将耶路撒冷从法兰克人的手中解放出来。于是他命人在阿勒颇建造了一座布道讲坛（阿拉伯语：minbar），在征服圣城之后，这座讲坛将被立在阿克萨清真寺内。另外，在给巴格达哈里发的信件和诗作中，他还让人赞颂自己是穆斯林抗击法兰克人的“圣战”中的开路先锋。

尽管如此，努尔丁仍然通过牺牲自己的穆斯林邻邦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对其中一些邻国发起了武力进攻。1170年9月他的兄弟库巴丁·马杜德（Qutbaddīn Maudūd）去世之后，努尔丁插手了摩苏尔的继承事务，并于1171年1月扶植了他尚且年幼的侄子萨法丁·加齐继任摩苏尔总督，由此获得了摩苏尔的臣服，但其实早在几年前，摩苏尔周五的布道就已经在以他的名义举行。萨法丁迎娶了努尔丁的一个女儿。在努尔丁的命令下，摩苏尔所有违背伊斯兰法律的税收都被废除，而对基督徒的征税则提高了。努尔丁还打算与罗姆塞尔柱苏丹国苏丹、他的内兄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一道进攻安条克公国，但这一计划并没有成功，因为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威胁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一旦后者进攻安条克公国，那么他就会攻打罗姆塞尔柱苏丹国，而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并不愿冒这个风险。于是努尔丁只得牺牲他的一个穆斯林邻国，以完成他的征服计划，因为后者正好向努尔丁求援。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曾拒绝把自己征服的马拉蒂亚（Malatīya）

[1]

和锡瓦斯（Sīwās）

[2]

交还努尔丁，于是努尔丁在1173年夏天攻打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并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迫使后者求和。根据双方缔结的和约，作为条件，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信仰是正统的，并承诺将和努尔丁一起发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其实努尔丁本就不太能称得上是伊斯兰教的开路先锋，但这里还需要考虑的是，在信奉伊斯兰教正统的信徒眼中，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并不能算是合格的穆斯林，因为在这位苏丹及其继任者的宫廷中，占星术依然受人尊重。撇开这些不谈，努尔丁在1173年夏天成功地从巴格达哈里发那里获得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 明确规定并承认努尔丁的统治地区除了叙利亚和埃及之外还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南部，但对科尼亚的苏丹政权，他其实自始至终连间接统治都谈不上。如此一来，对于努尔丁而言，征服罗姆塞尔柱苏丹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讨伐信奉基督教的十字军国家。

至于努尔丁对法兰克人的政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多次决定对后者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1171年9月，萨拉丁在同时出击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之后攻占了阿尔瓜（‘Arqā）

[3]

。但努尔丁如果要想发起一次影响深远的大规模进攻，就只能等到他能够确保得到萨拉丁和埃及军队的支持。前文提到的两次军事行动，也就是努尔丁分别于1170年4月和1171年10月进攻卡拉克要塞却未获胜绩的战事，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保证叙利亚和埃及之间联络顺畅，而非意在对法兰克人作战。在努尔丁开辟的广袤帝国中，重要信息的迅速传递依靠的并不是马匹或者骆驼，而是在法蒂玛王朝灭亡之后建立的覆盖全境的飞鸽传书系统。

除此之外，努尔丁还毫无顾忌地对逃到他宫廷的穆莱（Mleh）施以援手，后者是1168年12月逝世的亚美尼亚国王索罗斯（Thoros）的弟弟。努尔丁为他准备了一支奇里乞亚的军队，以助他继承王位。这就意味着努尔丁为一位基督徒提供了军事支持。但正如他在回应批评、为自己辩解正名时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对付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

努尔丁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满怀热情地致力于巩固和传播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正统信仰。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他建立了“司法院”（阿拉伯语：dār al-‘adl）作为最高法院并介入其中。每逢周二和周四，他都会和法官与法律学者一道出席，听取人们对所受不公待遇的申诉，进而清除弊端。因此，努尔丁还获得了“公正之王”（阿拉伯语：al-malik al-‘ādil）和“受压迫者的庇护人与压迫的抗击者”（阿拉伯语：munsif al-mazlumīn min az-zālimīn）的头衔。作为伊斯兰正统信仰的开路先锋，努尔丁在帝国境内大力增设教法学校，使其数量大为提升。其中最早的教法学校由塞尔柱人建立（11世纪末），当时意在应对法蒂玛王朝伊斯玛仪-什叶派的传教与宣传。此外，努尔丁还在1170～1171年创建了“圣训院”（阿拉伯语：dār al-hadīth），以便在圣行的基础上促进对穆罕默德语录的搜集与整理。努尔丁还曾在几位最为重要的埃米尔的陪同下亲自参加“圣训院”的会议。

泰尔的威廉一面将努尔丁称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一面又把他誉为公正的统治者、一个虔诚敬神的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此，可以认定，对于努尔丁而言，宣扬“吉哈德”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尽管他的政策全然未曾一以贯之，而是充满矛盾的。然而，在他的帝国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1174年为他的去世感到哀痛。准确地说，当他的死讯传到摩苏尔时，他的侄子萨法丁下令让当地的民众饮酒欢庆。

2 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之死

在努尔丁逝世差不多两周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也在1174年7月11日去世。在给阿马尔里克尚未成年的儿子鲍德温四世的唁函中，萨拉丁表达了对阿马尔里克过世的深切悲痛，与此同时他还恭贺鲍德温四世荣登王位，并预祝他未来诸事遂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唁函中可以读到如下文字：“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站在他一边的，正如当年我们站在他父王一边。我们之间有着纯粹的友谊、完美的信念以及牢不可破、生死如一的钦慕与好感。”初看之下，这封唁函的行文显示的骑士风度似乎颇为引人注目。但是在卡迪·法迪勒书信集里的一封信中，当萨拉丁命人将耶路撒冷国王的死讯转告他的侄子法鲁克沙（Farrukhschāh）时，他却诅咒阿马尔里克，希望他被永远罚入地狱。而这使萨拉丁得到伪君子的恶名。他前后矛盾的言辞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之所以如此突出强调与阿马尔里克之间的友谊，是因为这背后隐藏着双方未曾见于其他任何文献的某个具体协议，否则萨拉丁不会使用这种措辞。可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萨拉丁于1173年在卡拉克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那次行动针对的乃是贝都因人。尽管当时阿马尔里克正在北方对亚美尼亚用兵，而王国南方与埃及的交界地带大多没有设防，但是萨拉丁并没有率军进攻法兰克人。阿马尔里克和萨拉丁之间签订的协议大概事关共同防御努尔丁，因为后者是双方唯一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的约定可能包含如下内容：阿马尔里克保证，当努尔丁武装干涉埃及时他将派兵援助；而萨拉丁则承诺不派遣埃及的军队帮助努尔丁进攻阿马尔里克。如此一来，1173～1174年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王国的政策其实似乎与当年法蒂玛王朝维齐尔沙瓦尔采取的策略并无不同。

尽管阿马尔里克已经与萨拉丁缔约以共同抵御努尔丁，但他仍然打算在1174年和西西里的诺曼人一道再度征伐埃及，并计划与上文述及的埃及国内叛乱同时发难。但萨拉丁于1174年5月成功地发现了策动叛乱的密谋，此外诺曼人的舰队似乎也没有及时到达亚历山大港，于是阿马尔里克放弃了这个计划。另外，努尔丁的去世可能也促使阿马尔里克改变了计划，因为在努尔丁死后不久阿马尔里克就发兵进攻1164年陷于努尔丁之手的巴尼亚斯，然而战事开始后不久，双方便约定停战。

至于这一时期政治与宗教宣传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萨拉丁在阿马尔里克死后愿意维持与耶路撒冷王国的盟约，但是为了争夺努尔丁的政治遗产，他依然毫无顾忌地抨击大马士革的新掌权者伊本·穆卡达姆（Ibn al-Muqaddam）背叛了伊斯兰教，因为后者通过赔款和释放战俘换取了与耶路撒冷王国的停战。萨拉丁这么做，是为了标榜自己才是赞吉王朝利益的捍卫者，是伊斯兰教的开路先锋。对于萨拉丁来说，宣扬“吉哈德”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塑造成努尔丁的真正继承人，并使自己篡夺赞吉王朝大权的计划获得合法性。

1174年毫无疑问是萨拉丁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7月末，历经三天激战，他打退了强大的诺曼人舰队对亚历山大港的进攻。8月，法蒂玛王朝的拥护者在上埃及再度叛乱，但萨拉丁分毫无损，安然度过。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全力应对努尔丁帝国的继承者问题。

3 攻占大马士革

努尔丁的继承人是他尚未成年的独子萨利赫·伊斯梅尔（as-Sālih Ismā‘īl）。许多埃米尔都在为摄政王的人选争吵不休。曾以努尔丁名义掌握摩苏尔要塞最高指挥权但后来从那里逃脱的宦官库姆什提金（Kumuschtikīn）成功地把萨利赫带到了阿勒颇。在那里，库姆什提金命人将努尔丁在阿勒颇的诸位代理人投入监狱并代萨利赫行使大权。当摩苏尔的萨法丁（Saifaddīn）正急于吞并幼发拉底河对岸原属他叔叔的领土的时候，萨拉丁宣布承认萨利赫享有最高权力，并宣称自己将以萨利赫庇护人的身份行事。数月之后，大马士革的本·穆卡达姆请求萨拉丁干预，于是萨拉丁便委托他的弟弟阿迪勒（al-‘Ādil）留守开罗，自己率领一支仅由七百名骑兵组成的小规模部队前往布斯拉，并于1174年10月23日抵达目的地。在之后的行程中，越来越多的埃米尔加入萨拉丁的阵营，而这使他得以在五天之后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马上废除了与伊斯兰法律相违背的征税，在努尔丁死后，这些税收一度得到恢复。

然而，萨拉丁并没有很快就取得对阿勒颇的控制权，因为阿勒颇已经与摩苏尔和耶路撒冷王国结盟。虽然萨拉丁得以攻占哈马、霍姆斯和巴勒贝克，并于1175年4月13日在哈马城的双峰山附近大败阿勒颇和摩苏尔联军，但是阿勒颇在这之后依然由萨利赫统治，尽管后者不得不承诺不再与法兰克人结盟，并必须在与法兰克人的战争中支持萨拉丁。之后不久，在萨拉丁的势力范围内，周五的布道仪式上提到的统治者不再是萨利赫，而是变成了萨拉丁。与此相应的是，在开罗铸造的金币上也开始出现萨拉丁的名字。在此期间，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承认了萨拉丁篡夺赞吉王朝大权的合法性。作为对一封历数萨拉丁所有功绩的长信的回复，哈里发命人向萨拉丁转交了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他授予萨拉丁对埃及、也门以及叙利亚（除了阿勒颇之外）的统治权。不过哈里发并没有完全满足萨拉丁的请求，因为后者提出获得对努尔丁帝国全境的统治权。此外，他还要求萨拉丁保卫埃及沿海地区，以防欧洲人来犯，并令他夺回耶路撒冷，因为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已成熟。

在萨拉丁从叙利亚北部再度回到大马士革之后，他还是与的黎波里伯国的雷蒙德三世（Raimund III）签订了停战协议，后者还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摄政王，曾于1175年1月进攻霍姆斯，以此迫使萨拉丁解除了对阿勒颇的围困。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阿勒颇和摩苏尔的赞吉王朝势力便失去了可以让萨拉丁腹背受敌的盟友，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抱定了要与篡权者继续斗争的决心。于是，到第二年，也就是1176年4月23日，双方在阿勒颇以南的苏丹山（Tall as-Sultān）附近再度交战。这次萨拉丁再次大败赞吉王朝的军队。和上一年一样，这次萨拉丁——大概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获胜之后仍是对敌人宽大为怀。他并没有乘胜追击逃窜的敌军，还释放了俘获的几位埃米尔。然而，他也利用这一机会大肆宣传：他告诫自己的军队，摩苏尔的萨法丁穷奢极欲，在他看来“差不多如同妓院”，这是道德败坏的惊人恶例，因为在战争期间萨法丁既没有停止花天酒地，远离声色犬马，也没有舍弃他豢养鸽子、夜莺和鹦鹉的鸟舍。

尽管萨拉丁在战场上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对待敌人之时也有意奉行怀柔政策，但是他在1176年依然无法取得对阿勒颇的统治权。虽然他攻占了布扎（Buzā‘a）、曼比季和阿扎兹（A‘zāz）这三座位于阿勒颇东部和北方的要塞，并于7月再度围困阿勒颇，但是围城的最终结果却不过是重订1175年的条约，而摩苏尔的统治者及其在磐石堡和马尔丁两地的附庸国也成了新的签约方。至于那三座被攻占的要塞，萨拉丁后来又重新把阿扎兹归还萨利赫。

在对阿扎兹长达数周的围困中，萨拉丁在自己的营帐中险遭刺杀，暗杀者来自与萨利赫结盟的阿萨辛教派

[4]

，该派别因其暗杀活动在不久以后逃亡到欧洲。其实他们在1175年就试图暗杀萨拉丁。作为报复，萨拉丁后来攻打了迈斯亚夫（Masyāf）

[5]

，那里是阿萨辛派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在这之后，双方似乎在1176年8月达成了一项协议。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自那以后萨拉丁和阿萨辛派首领——后者在基督教文献中被称为传说中的“山中老人”——和平共处。

萨拉丁回到大马士革不久就在1176年9月初娶了努尔丁的遗孀伊斯玛塔丁·哈通（‘Ismataddīn Khātūn），后者为乌讷尔之女，1147年嫁给了努尔丁，但她并不是萨利赫的母亲。萨拉丁意在借此强调他是大马士革诸位先王的合法继承者。当这个比萨拉丁年长数岁的女人于1186年1月逝世时，萨拉丁似乎十分悲痛。有一首同时期的拉丁语诗歌却强加给萨拉丁得位不正的恶名，因为是他勾引了努尔丁的女人，并在努尔丁被杀之后迎娶了她。

4 向法兰克人进军

在离开两年后，萨拉丁于1176年9月赶回埃及。除了大力重建埃及海军舰队之外，他还下令修缮亚历山大港、杜姆亚特和庭尼斯（Tinnī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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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城防工事，以防备海上来敌的侵袭。与此相比，萨拉丁在埃及内地采取的措施则更多的是为了防备法蒂玛王朝残余叛乱再起，而不是为了防御外敌侵犯，因为在萨拉丁离开埃及期间法蒂玛王朝残余势力反叛的危机尤为严重。因此，他不仅下令兴建一道城墙将开罗和未设防的福斯塔特围护其中，而且命人在开罗南边遍布岩石、扼守尼罗河谷地的穆卡塔姆山（Muqattam-Berge）脚下修筑了一座要塞，因为在叙利亚每一座重要的城市都有一座要塞拱卫。另外，萨拉丁还要在这座要塞内建造墓地和数座清真寺。除了来自穆卡塔姆山采石场的岩石之外，吉萨附近有几座小金字塔的大石块也被用于萨拉丁的建设工程。与十字军国家建造城防工事并无不同的是，这项艰苦的工作也主要是由战俘来承担。要塞在萨拉丁死后十五年竣工，而城墙则未能最终建成。

1177年夏，西西里诺曼人的一支舰队劫掠了庭尼斯港，尽管当时拜占庭帝国的一支舰队已经抵达阿卡，但这并没有演变成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对埃及的又一次军事行动。之后，正如萨拉丁所宣传的那样，他在1177年11月发兵进攻耶路撒冷王国。萨拉丁从南边出发，沿着海岸远远地向着耶路撒冷挺进，但其实这次军事行动与其说是为了进攻圣城而做的准备工作，不如说是一次沿途劫掠行动，而这么做可能是为了引开在叙利亚北部征战的法兰克人军队，这支军队因受过佛兰德伯爵腓力的训练实力大增。又或许萨拉丁只是想利用法兰克人精锐部队不在国内的机会。至于在进军过程中被俘之人，萨拉丁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他们斩杀。然而，到1177年11月25日，萨拉丁却在拉姆拉附近意外遭遇了鲍德温四世，后者当时刚率领由他自己招募的最后一批后备部队回撤到亚实基伦城内以求庇护。虽然萨拉丁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却因过于大意而兵力分散，只能在匆忙之中列队迎敌。于是，萨拉丁惨遭败绩，但同时法兰克人也损失惨重。萨拉丁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终结。接着，萨拉丁在返回埃及的途中又遭遇了反常的寒冷天气、绵延数日的瓢泼大雨以及贝都因人的骚扰劫掠，幸而卡迪·法迪勒率军前来，在荒漠中救下了萨拉丁。

尽管惨遭失败，但是萨拉丁在斋月一结束便于1178年4月率领重整的部队再度开拔前往大马士革，并于4月中旬到达那里。由于1178年旱情严重，当年根本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支规模较小的法兰克军队却在8月进入哈马一带。这次进攻被萨拉丁在哈马的总督成功击退，后者还俘获了众多基督徒。这些俘虏被送到萨拉丁那里。他让自己近旁的人一排一排地斩杀这些基督徒。而这却让萨拉丁的文书官伊马达丁（‘Imādaddīn）和他久经考验的谋臣卡迪·法迪勒颇为不满，前者当场侧目而视，而后者则并不在场。

一年之后，萨拉丁成功报复鲍德温四世。1179年4月，萨拉丁的侄子法鲁克沙（Farrukhschāh）从大马士革出发，在劫掠行军中遭遇鲍德温四世并战而胜之。之后，萨拉丁的军队在赛达一带劫掠行军。到6月10日，这次军事行动在玛尔吉-乌于恩（Mardj ‘Uyūn）附近演变成一场大战，萨拉丁大获全胜。在萨拉丁俘获的众多军人中，有270名骑士，他们后来通过高昂的赎金以及与穆斯林交换俘虏的方式被释放。但是作为圣殿骑士团团长的尤德斯·德·阿曼德（Odo von St. Amand）却拒绝靠赎买获得自由，他在不久后死去。

在玛尔吉-乌于恩的胜利使萨拉丁得以在8月底对位于加利利海（See Genezareth）

[7]

以北的圣殿骑士团城堡发动强攻并最终将其攻克。这座城堡是后来新建的，却还有部分尚未完工，它坐落在约旦河的雅各布河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萨拉丁的军队通过掏空城墙基础和火攻的办法，摧毁了一部分城墙。于是，萨拉丁再也不愿接受敌人的投降，而骑士团的骑士只能在绝望中战斗到底。圣殿骑士团的指挥官情愿葬身火海也不愿沦为阶下囚。就在一年之前，萨拉丁还徒劳地对城堡的修建提出抗议，并悬赏10万第纳尔荡平它。如今却是萨拉丁亲自将它夷为平地。

当100名脚戴铁链的穆斯林从基督徒的监狱中获得释放时，数百位基督徒却觉得自己的命运全系于萨拉丁的仁慈之心。根据伊斯兰法律，萨拉丁下令将背弃伊斯兰信仰转投基督教的叛教之人及所有的弓箭手处死。此外，大多数被俘的基督徒遭到萨拉丁军中自告奋勇之士的残杀，剩余的基督徒则被带到大马士革。尸体填满了城堡幽深的水井，再也无法取水。待萨拉丁于9月中旬重新回到大马士革，他自己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并为此惋惜不已。这是因为在他的埃米尔中，超过十人身染重病，至于患病的普通士兵，人数可能还要远多于此，疾病大概源自雅各布河滩上因天气酷热而迅速腐烂的尸体。

萨拉丁曾在前些年重建了埃及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建制独立，拥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就在1179年，这支舰队也取得了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向十字军国家显示了来自萨拉丁的与日俱增的威胁，特别是数百年来称雄海洋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萨拉丁在海上的胜利也让他们陷入反思。10月中旬，秋季的风暴即将在地中海上肆虐，海上航行也将因此而变得近乎不可能，就在这时，萨拉丁的舰队夜袭阿卡，占据了地中海东部这座最为重要的港口长达两日，并摧毁了惊慌失措的基督徒的数艘船。

5 阿勒颇与摩苏尔的主人

到第二年，萨拉丁终于得以改善自己与阿勒颇和摩苏尔之间的态势。他在1180年把摩苏尔的其中一大附庸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因为他响应了磐石堡的努尔丁·穆罕默德（Nūraddīn Muhammad）的求援，后者正欲抵抗其好战的岳父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的入侵。四年前，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在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附近给了拜占庭人毁灭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这场胜利，而是转向东方，试图通过牺牲自己穆斯林邻邦的利益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但他在1179年遭到萨拉丁的反击，败给了后者的侄子塔吉亚丁。于是，他便要求自己的女婿归还当时作为嫁妆相送的领土，因为努尔丁·穆罕默德并没有把他的女儿视作最珍爱的妻子，而只把她当作歌女。萨拉丁在科尼亚苏丹面前耀武扬威，以迫使他有所收敛。除此之外，他还赠给了磐石堡的努尔丁和他的弟弟马尔丁的阿布·伯克尔（Abū Bakr）极为丰厚的礼物。萨拉丁的这一举动意在打动赞吉王朝除了这两位阿尔图格家族的埃米尔之外的其他属国君主，以便在可能之时与之结盟。

1180年底，萨法丁在摩苏尔去世。还不到18个月，即1181年12月，他19岁的堂兄弟萨利赫也在阿勒颇死亡。萨利赫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尽管身患重病，但还是拒绝了医生让其饮酒的建议。随着努尔丁独子和唯一继承人的突然死亡，萨拉丁幸运地又少了一个对手，而这位对手要是活着，就会在未来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与萨法丁的意愿相悖的是，他12岁的儿子并没有成为他的继承人，继承他遗产的是他的弟弟伊扎丁·马斯乌德（‘Izzaddīn Mas‘ūd）。后者在萨利赫死后兵不血刃地接管了阿勒颇的统治权，还娶了萨利赫的母亲，并命人把所有珍宝都运到摩苏尔。1181年，萨拉丁尚在埃及停留，尽管他向自己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侄子们发布了相应的命令，却未能阻止这一切发生。

由于阿勒颇和摩苏尔再度统一于赞吉王朝，对于萨拉丁而言，战端重开无可避免。他重申了早先的说法：1180年逝世的哈里发穆斯塔迪（al-Mustadī）早已命他统驭阿勒颇。另外，他还在新任哈里发纳西尔（an-Nāsir）面前指责摩苏尔的伊扎丁，因为根据他手中的数封信件，伊扎丁与法兰克人和阿萨辛派交好。萨拉丁还说要把交到他手中的最后一封信作为证据寄给哈里发。在1181年对众多领域进行改革之后，萨拉丁于1182年5月离开了埃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8月，萨拉丁命令陆军和海军舰队突袭贝鲁特，但未获成功。接着他继续向阿勒颇进军，并在9月19日到达那里。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围城，因为在他行军途中摩苏尔属国哈兰（Harrān）

[8]

的总督敦促他渡过幼发拉底河，进而取得对河对岸土地的统治权。于是萨拉丁许诺，凡是归顺他并在对抗异教的战争中支持他的总督，他都会让他们留任。这样一来，到10月萨拉丁未遭到多少抵抗就收复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土地，这些地方曾为努尔丁所统治，但在1174年他死后便被摩苏尔吞并。

但是这场胜利并没有使萨拉丁心满意足。相反，他在占领努赛宾（Nisībīn）

[9]

之后听从了哈兰总督的建议，决定直接进攻摩苏尔。在巴格达的哈里发面前，萨拉丁对摩苏尔统治者大肆抨击，指责他出钱唆使在南叙利亚大肆劫掠之后（重新）夺取了哈比斯-扎尔达克（Habīs Djaldak）要塞的法兰克人攻击自己，又说他镇压臣民，而且——就像摩苏尔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向波斯的塞尔柱帝国苏丹请求援助，后者乃是哈里发公开的敌人。与此同时，摩苏尔的伊扎丁也在试图争取哈里发的支持，并向后者揭露萨拉丁篡夺赞吉王朝大权的罪状。于是，纳西尔只好在这两位敌手之间展开斡旋。

令萨拉丁和他的谋臣出乎意料的是，伊扎丁并没有逃离摩苏尔，而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此外，阿勒颇也开始主动出击，这令萨拉丁腹背受敌。在徒劳地围困了摩苏尔长达四周之后，萨拉丁在哈里发使者的陪同下转而向西，朝辛贾尔进军。他成功地突破了辛贾尔的外部防御工事，但无法深入城区。随着12月底斋月的来临，萨拉丁的进攻似乎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或许是因此而麻痹大意，又或许是因为有人叛变，守城的军队竟然没有抵挡住萨拉丁的突袭。1183年1月，在获准自由撤出之后，他们向萨拉丁投降，其间并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有违萨拉丁的本意了。这样一来，萨拉丁就获得了一个重要据点，可以从此处继续进攻摩苏尔。他赶紧再次向巴格达的哈里发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那份授权文件，是有理有据的。此外，他再次指责摩苏尔与法兰克人结成（所谓的）同盟，并指出他讨伐法兰克人还需要摩苏尔的军队。

在占领辛贾尔后，萨拉丁决定到春季再开始进军。他率军途经努赛宾返回哈兰，并在2月底解散了军队。努赛宾的居民对萨拉丁任命的总督多有怨言，于是萨拉丁便撤换了总督，以防止对他政府的不满日益蔓延。1183年4月，萨拉丁再次出兵征讨。在此期间，摩苏尔、阿勒颇、马尔丁、吉拉特（Khil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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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特利斯（Bitlīs）

[11]

集结了一支军队，但在萨拉丁面前，这支军队最后退缩溃散。由于先前哈里发虽然没有授权他统御摩苏尔，但把阿米德（Āmid）

[12]

分给了他，于是萨拉丁就向底格里斯河畔这座被认为几乎无法攻克的要塞发动了进攻，并在整整两周的围城后攻占了它。当萨拉丁的军队准备对要塞发动冲锋之时，不受民众待见的指挥官宣布投降，因为他害怕有人背叛他。萨拉丁让这位指挥官带上他的私人财物离开，并把阿米德以及要塞内的所有物资和武器交给了阿尔图格家族统领磐石堡的努尔丁，后者免除了当地所有违背法律的税收。这次巨大的军事胜利促使马尔丁和麦亚法林金（Maiyāfāriqīn）

[13]

的阿尔图格家族的埃米尔背弃赞吉王朝，转而效忠萨拉丁。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萨拉丁并没有忘记攻占摩苏尔。在书信中，萨拉丁指责哈里发没有赋予他统治摩苏尔的权力，否则摩苏尔便早就在他手里了。此外，他还声称，摩苏尔的财富将会帮助他攻占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格鲁吉亚和马格里布。但与此同时，他却率军再度前往阿勒颇。

在向阿勒颇进军的路上，萨拉丁不费一兵一卒便进占了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塔尔-哈里德（Tall Khālid）城，不久又得到了更北边的安泰普（‘Aintāb）

[14]

。萨拉丁自北而来，于1183年5月21日兵临阿勒颇城下。但和以往一样，阿勒颇的居民拒绝为他打开城门。于是双方开战，努尔丁曾经的禁卫军毫无惧色，为捍卫赞吉王朝的基业拼死力战。然而，阿勒颇城的总督、摩苏尔的伊扎丁的弟弟伊马达丁·赞吉（‘Imādaddīn Zankī）更倾向于以和平的方式与萨拉丁联合。虽然萨拉丁刚开始有些犹豫，但还是在6月11日和伊马达丁·赞吉达成了一笔交易。伊马达丁·赞吉承诺派兵援助萨拉丁攻打法兰克人，作为对让出阿勒颇的报偿，他将获得辛贾尔、哈布尔河（Khābūr）、努赛宾、拉卡（Raqqa）

[15]

和萨鲁贾（Sarūdj），其中辛贾尔早先就一度归属于他。令当地民众大为惊讶的是，第二天阿勒颇要塞的城头便飘扬起了萨拉丁的黄旗。尽管萨拉丁一直财力拮据，他还是允许伊马达丁·赞吉带走所有他可以带走的城中物资和武器装备。至于剩下没带走的，萨拉丁还出钱买下了一部分。6月21日，辛贾尔及上文所提到的其他城市都被交到了伊马达丁·赞吉的全权代表手中，一天之后萨拉丁入主阿勒颇。于是，除了十字军国家之外，叙利亚全境都在萨拉丁的掌控之中。正如往常一样，萨拉丁废除了阿勒颇一切有违法律的税收。对于努尔丁禁卫军的旧部，萨拉丁礼遇有加，令他们心悦诚服、乐于归顺。努尔丁的禁卫军战力可观，萨拉丁不愿放弃这些昔日的战友。

在占领阿勒颇之后的数月间，两河流域又有一些埃米尔归附萨拉丁。这样一来，摩苏尔的伊扎丁不仅失去了幼发拉底河畔的哈迪塞（Hadītha）

[16]

，还丧失了底格里斯河畔分别位于摩苏尔南、北的提克里特和贾兹拉特-伊本-奥马尔（Djazīrat ibn ‘Umar）以及东边位于大、小扎布河（Zāb）

[17]

之间的伊尔贝拉（Irbil）

[18]

。虽然没有一一列举这些地名，但早在1183年7月或是8月哈里发可能就已经把所有这些地区和城市划给了萨拉丁。这些地区本不听命于哈里发，把它们划归萨拉丁的势力范围也是理所应当。萨拉丁将哈里发的旨意为己所用，于1184年2月底决定支持这些城市的埃米尔反对伊扎丁。后者在1184年春季徒劳地试图借助波斯军队从阿札拜占（Adharbaidjān）夺回伊尔贝拉。波斯军队沿途大肆劫掠，其残暴在穆斯林中颇不寻常。

萨拉丁先后在1183年和1184年两次对卡拉克要塞发起进攻。这个要塞位于死海以东，是法兰克人重要的战略前哨。但萨拉丁两次都无功而返。于是，在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的提议下，萨拉丁在1185年春季决定与耶路撒冷王国停战。这样一来，他重新进攻摩苏尔就没有了后顾之忧。1185年5月，萨拉丁率军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当时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威胁要号召遭受萨拉丁军事行动波及的各方势力组成联军与之对抗。但萨拉丁不予理睬，马上开始了对摩苏尔的围困。为了加强对被围军队的心理攻势，他还宣称将把摩苏尔的军事采邑分配给他自己的埃米尔。夏天的酷热让萨拉丁的军队吃尽了苦头。当时有人讨论是否可以让底格里斯河改道，从而断绝摩苏尔的水源供应。但在能够落实这一计划之前，萨拉丁却选择了撤离，因为他要前往更远的北方，去干预那里数座城市的继承者冲突。除了吉拉特无法被萨拉丁掌控之外，在其他城市他都获得了成功。

1185年11月，萨拉丁再次回到摩苏尔附近，但并没有开始真正的围城。12月初，萨拉丁发烧，得了重病，但对于此事，他试图尽可能地秘而不宣。因此，当他于12月25日率军开拔准备借道努赛宾前往哈兰之时，他拒绝乘轿。萨拉丁与死神缠斗了数个星期，直到1月底才痊愈。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1186年3月4日，他与伊扎丁和解。其实在萨拉丁患病之前，伊扎丁就已经准备与萨拉丁妥协。伊扎丁放弃了哈迪塞、贾兹拉特-伊本-奥马尔、提克里特以及伊尔贝拉这几座已经叛变的城市，把它们让给了萨拉丁。另外，他还承认了萨拉丁拥有对摩苏尔的最高统治权，并承诺出兵帮助萨拉丁攻伐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这样一来，萨拉丁就取得了和他前任努尔丁一样广大的势力范围。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萨拉丁得以将埃及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正是萨拉丁严苛盘剥下的埃及经济为其实现军事目标提供了巨大助力。

[1]
马拉蒂亚：今土耳其东南部城市。罗马帝国时期为由恺撒创立的第十二雷电军团的驻地。575年，拜占庭帝国将领查士丁尼（Justinian）就是在此地击败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霍斯劳一世（Chosrau I）。

[2]
锡瓦斯：今土耳其中部城市，历属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塞尔柱帝国。

[3]
阿尔瓜：位于今黎巴嫩北部，早在公元前1350年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这座城市的名字，罗马帝国时期称为“黎巴嫩的凯撒里亚”，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在此地出生。中世纪时阿尔瓜为一处军事要塞，扼守从塔尔图斯前往的黎波里的要道。

[4]
阿萨辛派：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分支，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继任者之争导致了这一派别的产生。法蒂玛王朝第八任哈里发穆斯塔西尔（1035～1094）废黜了被立为王位继承人的长子尼查尔，改立次子穆斯塔里·比拉。穆斯塔里继位之后，尼查尔举兵反抗，但最终失败。于是，伊斯玛仪派一分为二，史称穆斯塔里派和尼查尔派。前者一直占据着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地位，直到1171年被萨拉丁废黜；后者在埃及以外谋求发展，其创始人哈桑·本·萨巴（Hasan-i Sabbāh，1050年代～1124年）打出辅佐尼查尔幼子的旗号，占据了伊朗西北部的阿拉穆特堡（Festung Alamut），以从事暗杀活动闻名。不少西方语言中的“刺客”一词便是源于阿萨辛派，如英语中的“assassin”。

[5]
迈斯亚夫：叙利亚西部城市，拜占庭帝国时期在此地建立了一座要塞。自1102年起，阿萨辛派开始在叙利亚传教，并于1141年占据了迈斯亚夫城堡。此地崇山峻岭遍布，交通闭塞，于是阿萨辛派得以割据一方。自1164年起，有“山中老人”之称的拉希德丁·锡南（Rāšid ad-Dīn Sinān，约1135～1193）便在此居住。1270年，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一世攻克迈斯亚夫，阿萨辛派在叙利亚的势力遭受重创。

[6]
庭尼斯：中世纪埃及港口，位于埃及东北方地中海沿岸。

[7]
加利利海：以色列东北部湖泊，湖面位于海平面以下212米，为全世界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属于东非大裂谷向亚洲延伸的部分。

[8]
哈兰：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公元前6世纪属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331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2世纪末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639年成为阿拉伯帝国领土。

[9]
努赛宾：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长期是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争夺之地，363年起属波斯萨珊王朝，639/640年被阿拉伯人征服。

[10]
吉拉特：位于今土耳其东部，今称阿赫拉特（Ahlat）。

[11]
比特利斯：位于今土耳其东部。

[12]
阿米德：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现名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历属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到罗马帝国晚期，阿米德成为对抗波斯萨珊王朝的前哨。

[13]
麦亚法林金：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现名锡尔万（Silvan）。

[14]
安泰普：位于今土耳其南部，邻近叙利亚边境，现名加济安泰普（Gaziantep）。

[15]
拉卡：位于今叙利亚中北部。古典时代长期属于安息帝国。198年后为罗马帝国领土。639年，阿拉伯人攻占该地。

[16]
哈迪塞：位于今伊拉克西北部。

[17]
大、小扎布河：底格里斯河北侧支流，其中大扎布河在西，小扎布河在东。750年，阿拔斯王朝和倭马亚王朝在扎布河流域展开大规模会战，阿拔斯王朝获胜，阿拉伯帝国由此改朝换代。

[18]
伊尔贝拉：今伊拉克北部城市，现名阿尔贝拉（Erbil）。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战役中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这一战役的古战场就在伊尔贝拉附近。高踞于城市之上的阿尔贝拉要塞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五章 萨拉丁对法兰克人的胜利

1 宣传攻势与战事缘起

萨拉丁和摩苏尔的伊扎丁缔约，意味着如果萨拉丁想要信守诺言，那么他就很难再继续推迟自己宣传的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大举征讨而去进攻其余的穆斯林邻邦。压力还来自他自己阵营内部。由于萨拉丁奉行进攻摩苏尔的扩张政策，这位苏丹和他最为重要的谋臣卡迪·法迪勒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起先，卡迪·法迪勒期待萨拉丁速胜，但鉴于萨拉丁的历次战争都与埃及的财政负担密不可分，他后来主张与摩苏尔达成和平协定，以便最终能够进攻十字军国家。

萨拉丁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重病中完全康复。尽管如此，他在1186年3月底仍然能够从哈兰前往阿勒颇，并在5月23日重新回到大马士革。不久以后，卡迪·法迪勒便敦请他在真主面前宣誓，一旦自己身体痊愈，将全心致力于对十字军国家作战。显然，卡迪·法迪勒认为这场大病是真主对萨拉丁的示警。而萨拉丁自己似乎也是这么看的。至少他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撒手人寰，却壮志未酬。在之后的几年中，萨拉丁多次提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自己又有如此之多的未竟之业。萨拉丁之所以在性情上有如此转变，也许不只是因为自己身患重病，而且还因为他的妻子伊斯玛塔丁·哈通与世长辞。当时人们考虑到萨拉丁严峻的身体状况，直到3月才告诉他这个噩耗，而在数周之前萨拉丁每天都会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亲笔长信。看上去颇有意思的是，在大病痊愈之后，萨拉丁便开始考虑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因为他不再把最为重要的职务全部交给自己的弟弟阿迪勒和侄子塔吉亚丁，而是让自己正在成长的儿子们也参与到权力中来。

虽然萨拉丁对摩苏尔取得了胜利，但他在大举征讨法兰克人这一问题上似乎仍然举棋不定。萨拉丁在1185年与耶路撒冷王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该协议或许在订约时就签了四年，又或许是在一年有效期满之后又延长了三年。除此之外，不容低估的是，十字军国家的军队善于防御作战。他们会坚守众多的要塞，静待援军到来。只要有援军前来，那么这些要塞几乎就无法攻克。而前来救援的军队不会与围城的军队决一死战，他们只会监视后者，以便扰乱其对要塞城墙发动猛攻。然后他们会让围城的军队陷入补给困难，最后将其赶出国境。只要守城者不犯错误，那么唯一可以破解这一防御难题的方法便是由两支军队同时在不同地点发起进攻。然而，从长远来看，法兰克人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是来犯之敌和萨拉丁一样每隔数年便卷土重来，那么他们能够坚持多长时间严守不出、避而不战，而任凭自己的土地被敌人践踏蹂躏？

然而，随着1186年沙蒂永的雷纳德打破双方的停战状态，萨拉丁不得不发兵讨伐，而这次军事行动最后不过是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劫掠。后来雷纳德又袭击了一支穆斯林商队，后者从开罗出发，前往大马士革，在途中他们不得不从雷纳德的要塞附近经过。在这场袭击之后，萨拉丁起先要求耶路撒冷的新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Guido von Lusignan）做出补偿，以重修旧好。耶路撒冷国王虽然向雷纳德提出了抗议，但最后无果而终。于是萨拉丁只好诉诸武力。

沙蒂永的雷纳德贪财好利，和他的不知廉耻一样，这一点很早就为人所知。早在多年以前，雷纳德在萨拉丁的“圣战”宣传中就已经是伊斯兰教的死敌，因为他在阿拉伯半岛和死海一带采取了多次军事行动。大约是在1181年和1182年之交的冬天，雷纳德率军南下，一直突进到位于朝圣之路东边的塔依马（Taimā’）绿洲。作为反击，萨拉丁的侄子法鲁克沙领兵从大马士革出发，朝约旦河东岸雷纳德的封地进军。于是，雷纳德不得不选择撤退。

在穆斯林看来，雷纳德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对麦地那的进攻，或者说是对麦地那进攻的序幕。在一封写给巴格达哈里发的信中，萨拉丁在指责赞吉王朝敌人的同时，也向哈里发报告了这一事件，并标榜自己是穆罕默德陵墓的捍卫者。他将塔依马绿洲称为麦地那的门户，虽然两地实际上相距300多公里。也许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也是单凭这份信件就断言雷纳德打算进攻麦地那。1174～1175年，萨拉丁就在一封写给哈里发的信中以麦加和麦地那的庇护者自居，并试图把1170～1171年冬天攻占法兰克人艾拉要塞的胜利描述成捍卫伊斯兰教圣城的成功，因为据萨拉丁所说，只要艾拉要塞在法兰克人手中，那么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就会受到威胁。但萨拉丁作为“双城圣所之仆”的头衔最早见于1191～1192年耶路撒冷的一处铭文，而当时他正率军抗击第三次东征的十字军。

大约在1182年末或1183年初，沙蒂永的雷纳德——如同萨拉丁在1170年和1171年之交的冬天攻占艾拉要塞时所做的那样——命人将多艘船拆解并经由陆路运往红海。在重新组装起来之后，这些船只驶往上埃及的港口阿伊达卜（‘Aidhāb）

[1]

，袭扰阿伊达卜和吉达（Djidda）

[2]

乃至埃及和阿拉伯之间的海路，而这条航路对于从北非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和往来印度的贸易而言十分重要。雷纳德的军队抢劫了差不多20艘船，其中一艘船上还有朝圣者，此外他们还袭击了一支从尼罗河谷地前往阿伊达卜的骆驼商队，让陆地上也人心惶惶。之后，他们便把目标转移到对面的阿拉伯海沿岸。首先，他们进攻了拉比格（Rābigh），之后又攻袭了远在更北方的港口豪拉（al-Haurā’）。萨拉丁在仓促之间组织起来的一支舰队却成功地发现了雷纳德的船只。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法兰克人落败，于是他们试图逃往内陆腹地。在一连追击了五天之后，最后一批逃窜部队也被追上，他们要么遭到屠杀，要么被俘入狱。在幸存的170名法兰克人中，有两人在麦加附近米纳城（al-Minā）的献祭广场被处决，剩下的则被运往亚历山大港，也有人可能被带到了巴格达，在那里被公开处决，有可能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萨拉丁有令在先，必须杀死所有人，以防有人将新近获得的有关红海一带航行的信息告诉他人。沙蒂永的雷纳德大概没有亲自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自然也并未落入萨拉丁手中。鉴于法兰克人的这次劫掠行为，萨拉丁下令禁止所有非穆斯林参与红海贸易和有利可图的对印商贸。

沙蒂永的雷纳德大概主要是想借在塔依马绿洲和红海的军事行动显示自己的势力所能抵达的范围，进而迫使部分已取道荒漠的穆斯林商队和朝圣者回到原先的商道上，而正是在这些路线上，法兰克人要向途经的旅人征收过境税。雷纳德的船只可能是在返程途中被萨拉丁的舰队剿灭的。船只的行驶路线清楚地显示，它的目标不是麦加，攻袭麦地那也不太可能。同时代的阿拉伯语文献宣称，法兰克人打算攻占麦加和麦地那，还试图把穆罕默德的遗骨从陵墓中掘出。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稍晚一些的史料甚至还记载，法兰克人想把穆罕默德的遗骨运到他们自己控制的区域，以便从穆斯林对先知陵墓的朝圣中得利。尽管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不高，但似乎也反映了法兰克人对穆斯林朝圣者的态度。其实侵袭时常前往麦加朝圣的驼队的是阿拉伯贝都因人而非法兰克人。就连为穆斯林所惧的沙蒂永的雷纳德也无意于攻袭朝圣者。对他而言，攻击穆斯林商队就已经足够，因为与朝圣的驼队相比，他们并没有那么多武装。

作为对沙蒂永的雷纳德在红海的军事行动的回应，萨拉丁在1183年两度进攻耶路撒冷王国。在10月初法兰克人避而不战之后，萨拉丁于当月中旬返回大马士革。而这便给人造成阿尤布王朝的军队已经回营过冬、今年再无战事的假象。但实际上萨拉丁在1183年11月底便发动了对卡拉克要塞的攻势，而沙蒂永的雷纳德正是依靠这座要塞掌控了当时连接阿尤布王朝埃及和叙利亚这两处领土的唯一捷径。但沙蒂永的雷纳德处变不惊。穆斯林军队只攻占了城市，却无法夺取要塞。此外，随着12月8日斋月的来临，萨拉丁只得下令撤退。1184年8月，萨拉丁集结了以备长期围城的所有物资，再次对卡拉克要塞发动进攻，但由于基督徒的援兵来到，他只能再度无功而返。

2 哈丁战役的胜利

双方的决战终于在1187年夏天到来。萨拉丁巧妙地选择了坐落于加利利海湖畔的提比里亚发动进攻，并以猛烈的攻势让城内的守军很快陷入绝望。这样一来，萨拉丁便成功迫使正赶来增援的法兰克军队与其交战，而这时正赶上法兰克人内斗不止，战力折损。在烈日的暴晒下，基督教军队水源短缺，他们徒劳地试图抵达湖岸。战役持续了两天（7月3～4日），两军旗鼓相当。萨拉丁的军队成功地分离了法兰克军队的步兵和骑兵，于是法兰克人在哈丁（Hattīn）

[3]

的双峰山下全军覆灭。萨拉丁取得的这场胜利及其带来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除了绝大多数基督徒士兵外，连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沙蒂永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团长雷德福的杰拉德（Gerard von Ridefort）都沦为了阶下囚。此外，穆斯林还缴获了基督徒随军携带的真十字架

[4]

，而这件圣物将在数年以后萨拉丁与狮心王理查的谈判中成为重要的筹码。战争结束之后，萨拉丁下令让被俘者游街示众，并质问沙蒂永的雷纳德为何公然撕毁停战协议。因为萨拉丁曾立誓要杀死沙蒂永的雷纳德，于是他便将其手刃。两天以后，萨拉丁在军中志愿兵的欢呼声中下令处死所有被俘的圣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成员，共计200人，仅有圣殿骑士团团长得以幸免。

法兰克人曾为增强军队实力发起了军事总动员，由此还将可以调用的最后一支后备力量也投入战争，所以他们在惨败之后没有足够的武装部队来守卫他们自己的城市和要塞。于是，萨拉丁在短短数月之内便征服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大部分地区。此外，萨拉丁明白需要分兵进攻，并向基督徒城市和要塞中的居民保证他们在投降之后可以自由离开，因为这样可以加快征服的速度。萨拉丁的所作所为当然不是出于纯粹的慷慨仁慈，他这么做其实是想快刀斩乱麻，让敌人在战败之后无暇恢复理智。当然，还有一些城市和要塞是在历经猛攻之后才被占领的，而这些地方的守军也不得不沦为奴隶，比如拿撒勒（Nazareth）

[5]

、凯撒里亚、海法和阿苏夫（Arsūf）

[6]

。

早在1187年7月5日，萨拉丁就接手了提比里亚要塞。萨拉丁许诺该城居民可以自由离开，但当城区陷落之后，要塞依然坚持抵抗。与此同时，萨拉丁的一位埃米尔在强攻中占领了拿撒勒，并给了法兰克居民一个教训，让他们感受到把哈丁战役的胜利者拒之门外意味着什么。到7月10日，也就是周五，萨拉丁的军队得以进驻本是耶路撒冷王国中心的港城阿卡。萨拉丁承诺将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允许他们要么离开，要么留下来臣服于他，并依照惯例上缴“吉兹亚”

[7]

。但当地居民却并不相信萨拉丁的承诺，大多数人上船逃难去了。于是，阿尤布王朝的军队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其中很多显然被挥霍一空，而这些正是后来萨拉丁陷入财政困局时所急需的。城内的大教堂很快就被改成清真寺，在那里也将举行每周五的布道仪式。

尽管萨拉丁在哈里发面前强调了自己将立即进攻耶路撒冷的意愿，但这座圣城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并无太大意义。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此时其实是利用攻占阿卡夺取出海口的机会，由此可以杜绝基督徒从欧洲经海路前来增援的一切可能。只有在萨拉丁控制了各大沿海港口之后，所有援兵被断的内地才无法长久地支撑下去。于是，根据这一战略设想，萨拉丁开始从阿卡发号施令。他命令自己的侄子塔吉亚丁前去攻占阿卡以北的沿岸地区，但后者进军到托隆（Toron）

[8]

和泰尔城下便停止不前。与此同时，萨拉丁的弟弟阿迪勒也率领埃及军队从南方侵入耶路撒冷王国。他接到了萨拉丁的指令：只要还有易于攻占的地方，就不要恋战围城、错失良机。虽然阿迪勒成功地占领了雅法（Jaffa）

[9]

，却无法攻下加沙和亚实基伦。萨拉丁从阿卡派出一支军队前去接应阿迪勒，这支军队很快就占领了海法、凯撒里亚和阿苏夫，还俘获了不少人。

此外，萨拉丁还令埃及舰队驶入阿卡。接着他便向舰队下达了命令，大概是要求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岛屿上即剿灭所有可能来自欧洲的援军。因为中世纪时，海上的船只只能沿着海岸和岛屿摸索向前，而很少敢横穿广袤的海洋，这样一来，所有法兰克人的海港也同时遭到封锁。另外，萨拉丁的两支陆军也在内陆展开了军事行动。在哈丁战役结束之后，其中一支军队沿着约旦河向南，一直挺进到杰里科（Jericho）

[10]

；另一支则与之一路并行，沿着海岸和约旦之间的中线向纳布卢斯方向不断行进。在一路攻占了包括撒玛利亚（Samaria）

[11]

、纳布卢斯、贝特谢安和杰里科在内的数座城市和要塞之后，两军最终都进入耶路撒冷一带。

萨拉丁则率军在7月16日从阿卡开拔，前去支援他的侄子塔吉亚丁。胜利依然眷顾萨拉丁，十天之后，防卫森严的托隆要塞陷落。萨拉丁转而向海岸进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萨拉凡

[12]

（萨雷普塔），就如同在赛达一样，后者在7月29日投降。一天之后，萨拉丁就兵临贝鲁特城下。在历经一周的苦战之后，贝鲁特终于向萨拉丁敞开了城门。与此同时，远在更北方的朱拜勒也落入萨拉丁之手。但与贝鲁特不同的是，朱拜勒不战而降，因为在哈丁战役中被俘的比布鲁斯的雨果（Hugo von Gibelet）提出愿意以该城换取自己的自由。接着萨拉丁回师经过泰尔，向亚实基伦进军。亚实基伦的战略意义尤为重要，因为很早以前，不论控制该城的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掌控该城的势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自己的敌人发起进攻。埃及是否安全，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何人控制了亚实基伦。

在与弟弟阿迪勒会师之后，萨拉丁便于8月23日兵临亚实基伦城下。大概是考虑到有比布鲁斯的雨果以城换人的先例，萨拉丁命人把吕西尼昂的居伊、圣殿骑士团团长杰拉德·德·雷德福以及其他人从大马士革的狱中带到了战场，他希望可以通过他们这些人的居中沟通促使亚实基伦以及周边的要塞和城市向他投降。尽管居伊尽力劝说亚实基伦的居民放弃抵抗，以归降换取自己获释，但直到萨拉丁的坑道工兵成功破坏了亚实基伦的城防工事，使军队可以开始攻城，居伊的游说才收到回报。于是，亚实基伦的守军最后还是不得不和萨拉丁进行谈判，而萨拉丁则依照惯例允许他们自由撤出，并于9月5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亚实基伦投降之后，为了赎回雷德福，圣殿骑士团还交出了加沙、谢瓦利尔骑士团统辖的托隆（an-Natrūn）以及吉布林

[13]

。但是，原因不明的是，萨拉丁直到次年夏天才释放了雷德福，同时获释的还有居伊。

3 攻占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成为其他地方许多基督徒居民的逃亡庇护之所，但直到9月20日萨拉丁才开始围攻耶路撒冷，而在此之前双方显然已经进行过投降谈判。萨拉丁的第一波攻势并未获得成功，于是五天之后他转而在耶路撒冷城东北角附近安营扎寨，因为那里的地势更便于运送攻城器械。这样一来，就在1099年十字军骑士破城的地方，萨拉丁的军队成功地摧毁了一段城墙。尽管基督徒凑合着重新封上了豁口，但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迟早都得投降。然而，有关投降的谈判却进展艰难。1099年十字军曾在耶路撒冷大开杀戒，既然围城无可避免，萨拉丁便决定为当年的屠杀报仇雪恨，但守军却威胁他们不仅将杀死自己的妻儿，销毁所有值钱的财物，而且将摧毁伊斯兰教的圣迹和圣物，并处死囚禁在耶路撒冷的5000名穆斯林，之后他们将拼死力抗萨拉丁的军队，直到最后一人。萨拉丁这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复仇计划。此外，与后来传说的不同的是，虽然阿拉伯语文献记载大多数耶路撒冷居民被允许支付萨拉丁要求的钱物以赎买自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事实上，人们好不容易才凑齐的钱物只能使这些可怜人中的18000人免于沦为奴隶，而剩下的15000～16000人——其中有7000名男性和8000名妇女、儿童——被萨拉丁俘获。而且，萨拉丁也允许耶路撒冷的牧首在支付赎金之后带着所有教堂的珍宝离开，但其所缴纳的却是向普通人征收的赎金，这引起了一些穆斯林的不满。萨拉丁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想让人指责他不信守诺言。另外，他还效法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拒绝摧毁圣墓教堂，这主要是因为即便这样做也无法阻止基督徒来此朝圣。

10月2日，圣城的钥匙被呈献给萨拉丁，而基督徒也开始赎买自由。尽管负责赎买的埃米尔收受贿赂、故意欺瞒，但还是有差不多10万第纳尔流入萨拉丁的金库之中。正如之前在阿卡那样，萨拉丁要是能够在这件事上稍微上心一点，便可以轻易获得一笔数目更大的钱财来缓解财政拮据。那些得以赎回自己的法兰克人在穆斯林的监视之下被带到仅距萨拉丁大营一箭之遥的营地。他们从那里出发，被护送到亚历山大港、的黎波里和安条克，有些人甚至到了更北方的亚美尼亚边境。

而东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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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则大多留在了耶路撒冷。除了支付赎金，他们接受了缴纳“吉兹亚”的义务，并借此得以保全自己的财产。特别是默基特派教徒，很难想象他们会为耶路撒冷的权力更迭感到惋惜。他们被萨拉丁赋予了守护圣墓的职责，其中圣墓由四位教士负责看护，而这四人可免于缴纳人头税。然而，叙利亚的聂斯脱里教派和亚美尼亚教派的处境则要凄惨得多。

法兰克人迁出导致人口缩减，萨拉丁试图通过允许犹太人迁入来补偿至少一部分的人口损失。因此，对于部分犹太人而言，萨拉丁不仅是将他们部族从“巴比伦之囚”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得以重归耶路撒冷的“再世的居鲁士大帝”，而且是弥赛亚的开路之人。

除了圣墓教堂之外，萨拉丁下令把大多数基督教堂改造成清真寺，还特意命人将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内所有可以唤起基督教统治历史的铭文、祭坛和画像清除。另外，在阿克萨清真寺内还立起了他的前任努尔丁特地为重夺耶路撒冷建造的敏拜尔（阿拉伯语：minbar）布道坛。除此之外，萨拉丁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捐赠资助。他借此将圣亚纳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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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成一所沙斐仪学派的教法学校，又把牧首的宅邸变成了苏菲派的修道院。

攻占耶路撒冷的日子是伊斯兰历赖哲卜月（Radjab）第27天（10月2日），恰逢周五。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天也正好是传说中穆罕默德从耶路撒冷的圣岩夜行登霄的日子。据说早在几年之前就有数人预言了重夺耶路撒冷的年份、月份乃至日期。萨拉丁很清楚应当让他的胜利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让人们大张旗鼓地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到10月9日，庆祝达到高潮，当时在阿克萨清真寺举行了周五的布道仪式。就在这一刻，萨拉丁得以向世人昭示，所有怀疑他只是想借“吉哈德”之名吞并伊斯兰邻邦、扩张势力范围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赞吉王朝的后代看来，“吉哈德”这一特殊使命可以使他们的王朝统治合法化，但很长时间以来，萨拉丁的宣传攻势都剥夺了他们的这项权利：萨拉丁的文书官和立传者伊马达丁曾让人告诉苏丹，真主将收复耶路撒冷的重任留给了萨拉丁和哈里发纳西尔。萨拉丁命人尽其所能地将他的胜利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传扬。据说伊马达丁曾在一天之内就编辑了70份信件，而贺信也如雪花般从四面八方飞来。除此之外，穆斯林学者和朝圣者不论远近都纷至沓来，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在朝拜麦加和麦地那之后还可以继续来耶路撒冷参拜。在一些穆斯林看来，萨拉丁就是末世降临的马赫迪，他将征服君士坦丁堡、罗马乃至整个世界，并在与异端分子和基督徒的斗争中将真信与公义传布四方。

但一些穆斯林统治者却似乎对萨拉丁的胜利充满猜疑和妒忌。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他对萨拉丁没有派高官要员向他禀告哈丁大捷颇为不满。纳西尔并没有赐给萨拉丁一个新的头衔，而是对他自就任法蒂玛王朝维齐尔以来享有的“赐胜之王”（al-malik an-nāsir）这一头衔甚为反感。哈里发想把“赐胜”这一修饰语留作他自己的专属头衔。萨拉丁曾提议，如果哈里发能给他另一个头衔作为交换，那么他将放弃这一称号。但尽管如此，萨拉丁与纳西尔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他也从未成功消除哈里发对他扩张大业的猜忌。1188年2月，在朝觐圣城麦加的途中，带领叙利亚朝圣者的萨拉丁旧部伊本·穆卡达姆和伊拉克朝圣驼队的首领塔什提金（Taschtikīn）发生争吵，因为前者除了哈里发的旗帜之外还竖起了萨拉丁的黄旗。于是，在阿拉法特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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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场正面冲突一触即发。尽管伊本·穆卡达姆试图竭尽所能地避免武力对抗，但双方之间依然发生了混战，而他也命丧其中。哈里发只是向萨拉丁表达了对塔什提金行事鲁莽的遗憾，但坚定不移地认为引导麦加朝圣者乃是他的特权，而他也打算继续享有这一权力。

在之后萨拉丁对抗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战事中，纳西尔如同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只是袖手旁观。萨拉丁徒劳地劝诫纳西尔，基督教世界的教宗对十字军东征的支持堪称典范。但忙于自己征服大业的哈里发却并未派遣一兵一卒，而只是在1190年提出给萨拉丁一笔贷款，但萨拉丁并未接受。当纳西尔转而向萨拉丁求助，希望他能协助围困提克里特时，他要么有意不顾及萨拉丁自身所处的困局，要么就对萨拉丁面临的危险表现了完全不理解的态度，因为纳西尔可能认为这是阿尤布王朝有意在宣传中夸大其词。

4 泰尔城下的反击

在攻占耶路撒冷四周以后，萨拉丁离开了圣城，转而对付几乎四面临水的港城泰尔。在此之前，萨拉丁早在7月就已经委托他久经战事的侄子塔吉亚丁负责围攻泰尔。双方起先曾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但随着边疆伯爵蒙费拉的康拉德（Konrad von Montferrat）率舰队到来，穆斯林速胜的幻想破灭。在此之前，康拉德的舰队曾因疏忽错误地驶向阿卡，但幸运地躲开了这座城市的新主人。在萨拉丁相继征服贝鲁特、亚实基伦和耶路撒冷的同时，对泰尔的围困显然也在继续。11月12日，萨拉丁到达泰尔，九天之后，他最喜爱的儿子查希尔（az-Zā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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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勒颇带来了一支重整一新的军队与萨拉丁会师。差不多与此同时，阿尤布王朝海军舰队的其中一部也顶着秋天海面已经刮起的狂风出现在泰尔港。于是围城的军队马上发起猛烈的进攻。虽然泰尔三重城墙中的第一重已有一部分被摧毁，但守军得以成功地将其修复。争夺泰尔的决定性时刻于12月30日来到，蒙费拉的康拉德在黎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对尚在睡梦中的阿尤布王朝军队的五艘舰船发动了突袭，并乘胜追击剩余的船只。为了不让剩下的几艘舰船也落入康拉德手中，舰船的指挥官下令把它们尽数凿沉摧毁，仅有一艘例外。

在一次猛烈的进攻中，萨拉丁的军队突破了泰尔的第一道城防，而第二重城墙也岌岌可危，但这次进攻最后并未获得成功。在这之后，萨拉丁于1188年1月1日解除了对泰尔的围困。大多数士兵已经因习惯于速胜变得骄纵，因此他们拒绝继续战斗。此外，萨拉丁认为自己也无力弥补各位埃米尔因离乡太久而承受的财政损失。尽管1187年的胜利让萨拉丁获利丰厚，但他在经济上的困难反而愈加严重，以至于他决定进行货币改革，放弃金本位，引入银本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支军队纷纷回乡，而萨拉丁则留在了新占领的领土上，但他并没有前往耶路撒冷，而是选择留在阿卡过冬。

除了泰尔港之外，萨拉丁在1188年初还需要攻占位于耶路撒冷王国腹地的几座防卫极为严密的要塞。其中一座便是位于加利利海南岸、约旦河之滨的圣约翰骑士团的贝尔沃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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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卡布）。要塞的守军曾在一次深夜突围中歼灭了围城的阿尤布王朝军队。攻城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起先，萨拉丁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几位埃米尔，直到后来才决定亲自领兵围城，因为他认为攻伐北方的的黎波里伯国和安条克公国乃当务之急。

为了发兵讨伐，对形势的深入分析必不可少。大概是因为他的海军舰队实力较弱，萨拉丁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扩建阿卡的城防工事，或者干脆毁弃它，以杜绝法兰克人收复阿卡的后患。尽管萨拉丁预计法兰克人可能会反攻或者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但他还是决定加强阿卡的城防。事实上，只有萨拉丁控制了像阿卡这样的港口作为舰队基地，他才有望攻克泰尔。也只有一并捣毁他所攻占的其他港口的城防工事，毁弃阿卡才有意义。

5 进攻安条克

1188年，萨拉丁又征服了一大批城市。3月中旬，他不得不承认眼下兵力不足，无法对贝尔沃要塞发动强攻。于是，他便让其中一位埃米尔带领500名士兵继续围城，自己则返回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向各地传令召集军队，以发动计划中的征讨。

在得知法兰克人正在向朱拜勒挺进之后，萨拉丁在五天后再度开拔，并迫使敌人放弃了攻打朱拜勒的打算。接着他继续向北进军，在霍姆斯附近召集纷纷前来的各支军队。6月，在尝试对克拉克骑士堡发动进攻之后，萨拉丁确信攻克这座要塞也需要长时间的围城，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此期间，西西里诺曼人的一支舰队抵达的黎波里，守军受此鼓舞，冒险袭击了阿尤布王朝的一支巡逻部队并获成功。对于萨拉丁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计划的的黎波里攻城战不是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取胜的。因此，他放弃了所有针对的黎波里的军事行动。而远在北方的贾巴拉（Djabala）港的教法执行官（Qādī）的许诺也大大减轻了萨拉丁做出这个决定时的顾虑。他向萨拉丁保证，只要他率军前来，他就会把贾巴拉和周边的要塞交给他。

萨拉丁的弟弟阿迪勒显然把军队驻扎在了托隆，以牵制泰尔的法兰克人，而大军主力则于7月15日抵达贾巴拉，而那里的教法执行官也命人升起了萨拉丁的黄旗。六天之后，萨拉丁兵临拉塔基亚（Lat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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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由于当地居民中的穆斯林同样愿意把城市移交给萨拉丁，那里的法兰克人便不再继续抵抗，以便自己能够带着除战争物资和食物之外的其他可转移的财物迁往安条克。就在这时，西西里舰队出现在港口。在迅速完成移交之后，诺曼人为了对当地居民实施报复，拦截了一艘载满迁出居民的出港船只。于是，许多基督徒就更情愿留在拉塔基亚，并向萨拉丁缴纳人头税。

7月24日，萨拉丁的军队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以攻占位于拉塔基亚和奥龙特斯河（Oro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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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的吉斯尔舒古尔（Djisr asch-Schu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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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数座要塞，进而通过吉斯尔舒古尔打通前往阿勒颇的交通线路。当时，沿着海岸直接向安条克推进在战略和后勤补给上都不可能。将未占领的法兰克人要塞留在自己大军的后方，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是萨拉丁无法承受的，因为这些要塞会危及他的后勤补给线。此外，从哈马出发沿着奥龙特斯河谷为萨拉丁大军提供补给要容易很多。萨拉丁没花什么力气就接连攻克了索恩

[22]

（萨恩）、巴卡斯-舒古尔（Bakās-Schughr）和布尔扎伊（Burzaih）这三座防卫森严的要塞。

早在8月24日，萨拉丁就可以着手开展对安条克附近地区的进攻。前往哈马的道路畅通无阻，联系阿勒颇的交通线路也已打通，由此萨拉丁得以在军事行动中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但萨拉丁并没有着急攻打安条克，他打算先占领由巴哥拉斯要塞（Baghrās）控制的巴伊兰关口（Bailān-Paß）和由达尔巴萨克（Darbasāk）城堡守卫的纳尔-阿斯瓦得谷地（Tal des Nahr al-Aswad），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确保自己目前在向北进军中攻占的诸城免受欧洲十字军可能的入侵。与此同时，安条克也将因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其最终投降就只是时间问题。在围城14天之后，阿尤布王朝的军队在9月16日进入达尔巴萨克城堡，因为城内守军宣布投降，而萨拉丁也允许他们自由撤往安条克，但圣殿骑士必须把他们所有的财物都留给穆斯林，能够带上的只有身上所穿的衣物。次日，萨拉丁兵临由圣殿骑士团守卫的巴哥拉斯要塞。他的攻城器械无法击毁建在高处的城墙，由于远征旷日持久，萨拉丁的阵营中再次出现不满情绪。但圣殿骑士团似乎对此并不知情，没有抓住萨拉丁军中哗变一触即发的良机为己所用，而是和达尔巴萨克城堡的守军一样接受了同样的要求，出城投降。于是，巴哥拉斯要塞在9月26日被萨拉丁的军队占领。

在此期间，安条克公爵博希蒙德三世（Bohemond III）派出使团求见萨拉丁，希望能够跟他达成停战协议。作为条件，博希蒙德三世允诺释放穆斯林俘虏。由于诸位埃米尔强烈要求带领各自的部队回乡，萨拉丁接受了为期八个月的停战。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欧洲援军不来，那么在八个月后安条克就应移交给他。

于是，萨拉丁遣散了大多数部队，允许他们返回家乡。但与此同时，尽管斋月已经到来，但萨拉丁和他的核心部队并没有休息片刻，就经由阿勒颇和哈马行军至大马士革，以便最终转而攻击位于加利利海北岸圣殿骑士团的采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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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法特）要塞。在此之前的围城行动已经使守军的物资储备大为缩减，以至于圣殿骑士团在11月30日把要塞移交给了萨拉丁，而他们自己则撤往泰尔。不久萨拉丁兵抵加利利海南岸的贝尔沃要塞，以迫使其最终投降。由于圣约翰骑士团对于移交要塞的要求全然不屑于回应，阿尤布王朝的军队不得不在1188年底再度展开苦战，以迫使圣约翰骑士团相信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萨拉丁军队的进攻在瓢泼大雨和咆哮的狂风中举步维艰。此外，早在到达巴哥拉斯要塞前，围城部队就已经陷入缺少饮用水的境地，但最后围城部队的坑道工兵终于摧毁了一座堡垒。于是，在得到可以自由撤往泰尔的保证之后，圣约翰骑士团于1189年1月5日撤出了城堡。在此之前，也就是1188年10月或11月，移交卡拉克要塞的谈判也已尘埃落定。只要穆斯林释放托隆的汉弗莱四世（Humfred IV von Toron）并允许全体守军自由撤出，那么他们就可以占领要塞。之后直到1189年5月，死海以南的蒙特利尔和其他数座城堡也悉数落入萨拉丁手中。

[1]
阿伊达卜：中世纪红海西岸城市。随着十字军占领西奈半岛，前往麦加的陆路不再安全，非洲的朝圣者便经由阿伊达卜横渡红海前往麦加朝拜，于是阿伊达卜自11世纪后半叶起一度兴盛。

[2]
吉达：沙特阿拉伯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红海东岸。647年，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选定吉达作为圣城麦加的海港，众多用来营建圣城的建材便是经由吉达运往半岛内地的。

[3]
哈丁：位于今巴勒斯坦东北部、提比里亚以西8公里处，因哈丁战役的胜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之地。

[4]
真十字架：指耶稣受难被钉死的十字架，据称发现于325年，当时十字架被分成几个部分，运至不同的地方保存。中世纪时有大量源自真十字架的圣物，如今遍布欧洲的圣十字教堂也源出于此。

[5]
拿撒勒：今以色列北部城市，耶稣的故乡。

[6]
阿苏夫：位于今以色列中部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城市。1101年，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此地并重建了城墙。1265年，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一世攻占阿苏夫，平毁城墙，此城从此衰落。

[7]
吉兹亚：古时伊斯兰国家对境内的非穆斯林民众征收的赋税。这一纳税规定基于《古兰经》第九章第29行的如下经文：“你们要与那些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译文引自《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托隆：位于今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十字军要塞，建于1105年，扼守从泰尔前往大马士革的要道。1219年，为抗击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被阿尤布王朝统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埃米尔穆阿扎姆（al-Mu‘azzam）下令平毁。

[9]
雅法：今属以色列中部海港特拉维夫-雅法。古典时代长期为腓尼基人控制，当年建造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需的大量木材便是从雅法运往耶路撒冷的。罗马帝国时期属犹地亚行省。636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攻占雅法。1099年，雅法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被布永的戈弗雷（Gottfried von Bouillon）占领。

[10]
杰里科：位于今巴勒斯坦中部约旦河西岸，因其位于约旦河谷成为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城市。

[11]
撒玛利亚：始建于公元前875年前后，直至亚述帝国于公元前722年攻灭以色列王国，此地一直是以色列王国的首都。在亚述帝国、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时期，撒玛利亚为撒马利亚省的行政中心。公元前107年，哈斯蒙尼王朝再度毁灭撒玛利亚，后来由大希律王重建。罗马帝国时期日益衰落，到拜占庭帝国时被彻底毁弃。

[12]
萨拉凡（Sarafand）：古代腓尼基城市，位于今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沿岸。

[13]
吉布林（Gibelin）：又称拜-吉布利尔（Bait Djibrīl），位于今以色列南部临近约旦河西岸地区，为古时从亚实基伦前往耶路撒冷的必经之地。

[14]
东方教会：在431年以弗所公会议或451年迦克墩公会议后脱离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形成的基督教诸派别。在以弗所公会议中，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聂斯脱里（Nestorius，386～451）所主张的耶稣人神二性分处两个位格的基督人神二性二位说被斥为异端，因此信奉该学说的教派只承认基督教历史上的前两次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和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因聂斯脱里为该教派学说的创立者，所以这一派别又称聂斯脱里派，以东方亚述教会为代表，后相继得到波斯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帝国的支持与庇护，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进一步传播，唐代传入中国后自称景教。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东方亚述教会学者将古希腊哲学著作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并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领域颇有建树。在迦克墩公会议中遭到否定的则是由老底嘉主教亚波里拿留（Apollinaris von Laodicea，约315～390）与欧迪奇（Eutyches，约378～454年）等人提出的基督一性论，该学说认为耶稣人神二性统一后只有独一的神性。信奉这一学说的基督教组织主要包括科普特正教会、叙利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等，这些教会仅承认前三次公会议的决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和以弗所公会议。在迦克墩公会议之后，主张基督是人神二位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观点成为罗马帝国基督教的正统思想。1054年，基督教再度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

[15]
圣亚纳教堂（St.-Anna-Kirche）：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狮子门和毕士大池（Bethesda）附近。现存建筑为鲍德温一世的遗孀于1142年所建，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利亚的父母约阿希姆和安妮的居所就在毕士大池附近。

[16]
阿拉法特平原（‘Arafāt）：位于麦加东南方20公里处。每逢伊斯兰教历的12月（都尔黑哲月）9日，朝觐者聚集于此，举行隆重的礼拜仪式。

[17]
查希尔（1171～1216）：萨拉丁第三子，早在15岁时就被萨拉丁任命为阿勒颇总督。萨拉丁去世后，查希尔成为阿勒颇的统治者。

[18]
贝尔沃（Belvoir）要塞：“贝尔沃”在法语中意为“美丽的视野”。12世纪中叶，法兰西十字军始建要塞。1168年，要塞被卖给圣约翰骑士团，后者大兴土木，使贝尔沃要塞成为圣地一带防卫最为森严的堡垒之一。

[19]
拉塔基亚：位于叙利亚西部地中海沿岸。公元前300年前后，塞琉古帝国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Seleukos I）始建此城，并以他母亲之名“劳迪丝”（Laodike）命名了这座城市，故该城在古典时代被称为老底嘉（Laodicea）。638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拉塔基亚。969年，拜占庭帝国趁阿拔斯王朝内乱收复了这座城市。1084年，塞尔柱帝国苏丹马立克沙一世攻占拉塔基亚。13年后，这座城市又落入十字军之手并被纳入安条克公国。

[20]
奥龙特斯河：发源于黎巴嫩，向北流经叙利亚，最后在土耳其注入地中海。

[21]
吉斯尔舒古尔：叙利亚西部城市，位于连接拉塔基亚和阿勒颇的要道之上。

[22]
索恩城堡（Saône）：又称“萨拉丁城堡”，位于叙利亚西部，扼守连接拉塔基亚和阿勒颇的交通要道。城堡在拜占庭帝国时期经历了大规模扩建，防卫森严。1108年，城堡被十字军攻占。2006年，索恩城堡和克拉克骑士堡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3]
采菲特（Saphet）：位于今以色列北部。1102年，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在此建造了要塞。

第六章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 欧洲的备战

欧洲人对萨拉丁频频告捷的反应可谓前所未。在得知哈丁战役惨败之后，病中的教宗乌尔班三世深受打击，病情恶化，最后去世。在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前，刚选出的新教宗格里高利八世（Gregor VIII）于1187年10月29日号召再次进行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堪称东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声势之浩大，似乎还是让他大为吃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几乎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次远征。除了由德意志、英格兰和法兰西君主分别统领的三支大军外，其他颇有权势的诸侯也领兵前往圣地，这其中就包括比萨的总主教、图林根方伯和佛兰德伯爵。

早在1188年，与其他大多数基督教君主相比，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Wilhelm II）就派遣了一支由200名骑兵组成的小规模武装部队前去支援十字军国家，后来又在夏季增派了300人。此外，威廉二世似乎还和他的岳父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及他的妻舅狮心王理查一起为攻伐埃及做准备，但由于他在1189年11月18日英年早逝，这一计划无奈受阻。于是，在之后的十字军东征中，西西里王国的诺曼人便显得无足轻重。除此之外，威廉二世的去世也让欧洲各国的均势局面摇摇欲坠，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各国诸侯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随之而来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王位争夺而不是东方圣地的战事上，这对萨拉丁而言显然颇为有利。

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在之前就已经多次表明自己要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意愿。但是他们也担心，一旦其中一方离开国家远征，另一方就会趁机发动进攻。于是，不论是法兰西王国路易七世还是他最为强大的封臣

[1]

、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都不愿意真正发兵前往东方。早在1185年，十字军国家的一支使团就无功而返，因为不论是路易七世的继任者腓力二世还是亨利二世，都拒绝接受呈献给他们的耶路撒冷的钥匙。但1187年骇人听闻的消息似乎改变了他们的立场。1188年1月21日，腓力二世和亨利二世都佩戴了十字架。于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开始发布通告征收十字军东征税，也就是所谓的“萨拉丁什一税”。所有不参加东征的人，不论是教会人士还是普通教徒，都必须上缴当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亨利二世对理财一窍不通，他的征税举措也颇为粗暴。尽管征税引起了抗议风潮，但征得的税收依然数额巨大。在法兰西，征税遭遇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腓力二世在一年后因相关征税规定实属“横征暴敛”而将其废除。

1188年夏天，腓力二世和亨利二世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于是所有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变得遥遥无期。直到1189年夏天，当原先确定在复活节发兵的时限早已过期之时，两位国王才决定于1190年3月4日率军开拔，展开联合行动。这一次，即便是1189年7月6日亨利二世驾崩也没有丝毫改变既定的发兵计划，因为亨利二世的儿子及继承人狮心王理查接受了他父亲承担的义务，而他早在1187年11月就宣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由此成为最早立誓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1189年8月13日，理查到达英格兰。不久他就下令当地的各大港口为计划中的东征做准备并建造船只。为了获取财政支持，理查成功地变卖了所有可以卖出的东西：官职、男爵封地、伯爵封地、治安官（Sheriff）辖地、城堡、城市、大片地产等。

大军出发的时间一再推迟，从1190年3月4日推到4月1日，后又推迟至6月24日。之后，法兰西国王乘坐热那亚船只从热那亚出海，并和他舰队的一部于9月16日在墨西拿港（Messina）

[2]

抛锚，而舰队的另一部分则直接驶向阿卡。9月中旬，理查也到达了墨西拿，他一开始并未乘坐英格兰舰队的军舰，后者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在马赛接上国王及其余部队。1191年4月10日，理查继续向圣地航行。腓力二世在此之前就已经出发，并于4月20日到达阿卡。而理查则在5月占领了战略位置重要的塞浦路斯岛，并于6月8日抵达阿卡城下。

德意志人最早是在1187年12月1日的斯特拉斯堡帝国会议上佩戴十字架的。德意志皇帝巴巴罗萨曾和他的叔父康拉德三世一起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于1188年3月底决定效仿先例，并同时下令，德意志的十字军将在次年4月23日从雷根斯堡（Rege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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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拔。因为军队在途中不得不穿过其他国家，于是巴巴罗萨接着就派遣使者与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谈判，请求他们允许自由过境并提供可靠的粮食补给。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科尼亚给了皇帝正面的回应，只有拜占庭人向他提出了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德意志人借机进攻他们的帝国。根据几部拉丁语编年史的记载，巴巴罗萨在1188年还遣使告诉萨拉丁，如果他不归还在圣地攻占的城市的话，那么他就将面临战争。然而，这些记载绝非不容置疑，因为阿拉伯语文献中并无类似记载，而在欧洲广为流传、据传是往返于两位君主之间的那两封信件毫无疑问也是伪造的。

德意志北方的十字军在皇帝之前就已经取道海路出发。此外，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三世（Ludwig III von Thüringen）及后来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Leopold V von Österreich）也是坐船前往巴勒斯坦。而并未按时出发的巴巴罗萨的军队直到1189年5月11日才从雷根斯堡沿多瑙河溯流而上，并在6月底进入了拜占庭帝国。在此期间，巴巴罗萨派出一支先行部队提前赶往拜占庭帝国，因为后者要求一支部队前来监督先前达成的协议的执行情况，但这支部队却被多疑的拜占庭人作为人质扣留，直到10月下旬他们才得到释放。8月26日，德意志人攻占了人去城空的菲利波波利（Philipp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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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0月初大军的行进已经比预先计划的晚了六个星期，以至于巴巴罗萨在10月底向拜占庭使团解释说，快速进入亚细亚已不可能。他继续向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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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于11月22日将其占领，并决定在那里过冬。1190年3月初，德意志军队再度开拔。直到月底大军全部进入亚细亚，拜占庭人才算松了一口气。两个月后，他们离开了短暂占领的罗姆塞尔柱苏丹国首都科尼亚，其间并非全无战事。但是到6月10日，巴巴罗萨却在渡过萨列法河（Sal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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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坠河溺亡。于是，德意志军队分崩离析。皇帝的儿子、士瓦本的腓特烈（Friedrich von Schwaben）继承了最高指挥权，在他的带领下，只有一小部分德意志军队抵达阿卡城下。

2 萨拉丁寻求盟友

与德意志人和其他欧洲民族不同的是，拜占庭人并没有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于他们和萨拉丁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西方世界的基督徒认定他们与萨拉丁签有共同抗击十字军的盟约。但实际上，双方却不太可能缔结这样的盟约。基于官方信件内容的阿拉伯语文献显示，在1188年初至1189年年中的这段时间内，萨拉丁两次遣使君士坦丁堡。第一次是为了让拜占庭帝国允许穆斯林在其首都传教布道，作为交换条件，萨拉丁承诺为希腊东正教守护耶路撒冷的圣墓。第二次是为了把布道士和布道讲坛送往君士坦丁堡。萨拉丁在1189年初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有关欧洲准备十字军东征的消息。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大概还可以排除1188年底拜占庭遣使面见萨拉丁的可能性。拜占庭的使团是在1189年8月在萨拉丁使节的陪同下前来的，正是后者在早先把布道士和布道讲坛护送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的使节尚未完成出使就去世了。

单凭萨拉丁和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Isaak II Ang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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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接触是没有办法使双方结成共抗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同盟的。在阿尤布王朝这一方，更多的是卡迪·法迪勒的看法逐渐占了上风，他认为就算伊萨克二世要抵抗十字军的话，他一定也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开展他宣示的抵抗行动，因此就算他想要让穆斯林相信他行事完全是基于穆斯林的利益，也不需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出让步。萨拉丁命人给拜占庭皇帝写信，在信中他只是告诉了对方使节的死讯。于是，伊萨克二世只得徒劳地要求萨拉丁不要让他对其计划一无所知，并让萨拉丁遣使君士坦丁堡，向他说明谈判的内容。而在这时，德意志军队已经离开东罗马帝国。

正如萨拉丁并不指望与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结盟一样，他也对伊斯兰世界支持他抗击十字军不抱丝毫希望。早在1189年10月中旬，他就在他的埃米尔面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如此，不久之后他还是向几乎所有穆斯林君主求援。他这么做，或许只是为了事后可以说，与几乎所有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他为了“吉哈德”的事业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事实上，这些努力取得的回报可谓微乎其微。不单是上文述及的哈里发纳西尔的态度确证了萨拉丁悲观的估计，伊拉克和波斯地区也正自顾不暇。人们还尚未忘记过去数年的战事和纷争，而那时正是萨拉丁开始踏足摩苏尔的时候。

此外，虽然科尼亚的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向萨拉丁承诺将尽其所能地阻挡德意志的十字军，但是他也显得并不可靠。因为自12世纪7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与巴巴罗萨交好，以至于他在1188年就向皇帝保证，后者可以自由过境他的帝国。然而，他的儿子库特巴丁（Qutbaddīn）却阻挠了他的履约计划。1189年与1190年之交的冬天，库特巴丁在科尼亚迫使他的父亲接受了他的意志。在这之前，库特巴丁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土库曼各部落联盟。尽管他也同意巴巴罗萨自由过境，但他在土库曼人的支持下试图消灭德意志军队。至于库特巴丁是否曾撇开他的父亲独自与萨拉丁缔约并尝试履行这一约定，我们不得而知。在德意志人攻占科尼亚之后，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与巴巴罗萨达成一致，并向十字军敞开了前往叙利亚的大门。与此同时，他们父子转而为此向萨拉丁道歉。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在给萨拉丁的信中完全歪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是自己的儿子阻挠了他抗击巴巴罗萨的军队。对于这种辩解，萨拉丁似乎不以为然，因为他的立传者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写道，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一开始就不愿意阻止德意志人过境。

为了寻求援军对抗十字军，萨拉丁还徒劳地向位于伊斯兰世界最西方的穆瓦希德王朝君主阿布·优素福·雅各布·曼苏尔（Abū Yūsuf Ya‘qūb al-Mansūr）求助，虽然后者和他的前任一样都要与阿拔斯王朝争夺哈里发的尊号，而且在他眼中萨拉丁作为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和阿拔斯王朝利益的维护者的形象已经出现得足够多。但尽管如此，穆瓦希德王朝的哈里发却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这对于抵抗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言具有巨大的价值。或许萨拉丁甚至希望穆瓦希德王朝可以进攻西西里岛。鉴于威 廉二世死后岛上基督徒统治之下幸存的穆斯林爆发了起义，如果穆瓦希德王朝能够进攻西西里，那么获胜将更加有望。而在此之前，这些穆斯林早就已经向萨拉丁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够亲征西西里岛。

3 阿卡防御战失利

萨拉丁似乎梦想过在灭亡十字军国家之后将把抗击基督徒的“吉哈德”继续推进到欧洲的土地上，以征服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将罗马作为进攻目标不难理解，其主要原因大概是萨拉丁看到教宗的权力是促使十字军不断与穆斯林作战的决定性力量。然而，1189年萨拉丁觉得自己在军事上日益处于守势，以致他无法继续在北方的征伐。他原本想在春季派他的侄子塔吉亚丁前去攻打的黎波里，并在停战结束后亲自攻打安条克。但是，他预计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即将开始，于是便立刻把精力集中到防御上。塔吉亚丁得到命令，率军前往攻打安条克，以便出于纯粹防御的目的牵制住博希蒙德三世。基于与之相应的考虑，他在霍姆斯集结军队，以防备的黎波里的法兰克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派兵驻扎在泰尔附近，以监视蒙费拉的康拉德和吕西尼昂的居伊，而且还在埃及的沿岸城市布置兵力，以便防御他预想来袭的西西里岛诺曼人。回想起1174年的事件，这种危险在他看来正日益逼近，尤其是当他在围困采法特时得知，埃及法蒂玛王朝的残余势力再度蠢蠢欲动，正在策划新的阴谋。鉴于在过去的几年中埃及社会陷入紧张，前朝势力可能死灰复燃，而在此之前卡迪·法迪勒曾警告说，过度消耗埃及的财力可能会导致埃及社会动荡。之后，萨拉丁显然是颁布了命令，将埃及军队中的几位将领撤职处罚，因为据说他们已经与基督徒建立了联系，至于有过错的普通士兵，萨拉丁只是把他们逐出了军队。

1189年初，萨拉丁前往阿卡，在那里停留了几日。在阿卡，他大力加固城防工事。在等到前来护卫阿卡的埃及军队之后，萨拉丁出发前往大马士革，并在3月21日到达那里。在此期间，吕西尼昂的居伊再度蠢蠢欲动。他于1188年夏被萨拉丁释放，作为条件，他保证不再起兵对抗萨拉丁。当时萨拉丁可能是希望居西昂的居伊和康拉德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因为康拉德并不承认居伊的国王身份。居伊徒劳地前往泰尔请求康拉德的支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转而向的黎波里求助，在那里一些朝圣者和不知所措的当地基督徒聚集在了他的周围。1189年4月底，居伊再度出现在泰尔城下，但康拉德依然拒绝为他打开城门。于是，他便驻扎在城外。尽管如此，比萨人却加入了居伊一方，他们曾在泰尔保卫战中为康拉德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比萨人改旗易帜，令康拉德深受打击，特别是早在4月初一支由52艘船组成的比萨舰队在总主教乌巴尔特（Ubald）的带领下已经抵达泰尔港。除此之外，圣约翰骑士团似乎也没有加入康拉德一方。

为了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军事基地，吕西尼昂的居伊接着两次进军赛达。萨拉丁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将他击退。但到1189年8月22日，萨拉丁却获悉居伊正率军前往阿卡。作为回应，萨拉丁召集所有并未在其他地方被牵制的部队增援阿卡。虽然围城的基督徒军队因为雅各布·冯·阿韦讷（Jakob von Avesnes）及图林根的路德维希三世等欧洲援军的到来实力有所增强，但是刚开始一切都还是预示萨拉丁将会迅速取胜。早在9月中旬，萨拉丁就成功地突破了基督徒的防线，从而使得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战争物资可以运往阿卡。萨拉丁本想借机扩大胜利成果，给予基督徒致命一击，但几位埃米尔和阿卡卫戍部队却无意再战，因此萨拉丁未能得偿所愿。

1189年初，法兰克人转入攻势，并一直突进到萨拉丁营中苏丹大帐之前，但阿尤布王朝的军队还是得以重整旗鼓。在穆斯林反攻的冲击之下，基督徒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守住自己的阵线。如果不是萨拉丁因为要顾及他的埃米尔以及伊克塔军事采邑制度不得不再次遣散大量部队的话，基督徒恐怕已无可能巩固自己的防线。当时萨拉丁身患重病，部队也深受瘴气之苦。尽管如此，萨拉丁在几天之后还是顶住病痛，决定率领身边剩余的部队撤往卡茹巴山（Djabal al-Kharrūba），以便在那里静待其弟阿迪勒率军到来。阿迪勒和埃及舰队都接到了增援命令——带来部队、武器和粮食补给。正如萨拉丁所预见的那样，基督徒看到时机已到，再度从四面八方围困阿卡。他们不急于交战，而是大力加固城市的围城工事。此外，随着十字军后续部队的到来，基督徒的围困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基督徒军营中的粮食储备急剧减少，因为随着季节的更替地中海的补给线中断。

阿卡城下要到1190年3月才再度发生激烈的战事。在这三个月期间，阿尤布王朝来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新兵抵达前线。萨拉丁再度将自己的营地向前移到距离基督徒营地更近的地方。他使用火攻成功地烧毁了三座已在冬天完工且可移动的攻城塔，并命人修复了城墙下被围城军队部分填满的城壕，这些城壕使诸如攻城塔之类的围城器械无法逼近城墙。此外，穆斯林军队驾着自己来自埃及的几艘船再度从外围突破了基督徒舰队的封锁。作为策应，萨拉丁与阿卡城内一支突出重围的卫戍部队一道，同时进攻了十字军的大营，而他在港内停泊的船只也加入了战斗。这样一来，城中的阿尤布王朝军队再度得到短期的补给。

之后却传来消息，说是就算是科尼亚的罗姆塞尔柱人也没有阻挡住德意志的十字军。如此一来，摆在萨拉丁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应当前去迎击德意志人，以迫使他们在北方众多的关隘中与之交战。但是，考虑到阿卡城下的十字军，萨拉丁并不愿意把这座城市的命运完全交给当地的卫戍部队。因此，他决定自己留在阿卡城下，并命令帝国境内位于德意志人前往圣地的必经之路上的那些埃米尔对德意志军队进行监视和干扰。比如身为阿勒颇城主的萨拉丁之子查希尔便被派到那里，而他的侄子、哈马城主塔吉亚丁则负责据守拉塔基亚地区。另外，萨拉丁还下令平毁提比里亚、雅法、阿尔苏夫、凯撒里亚、赛达和朱拜勒的城防工事。

当各方都在热切地期待德意志人到来时，基督徒遭受了一场惨痛的失败。他们趁上文提及的埃米尔及其军队不在之际，攻打了萨拉丁的军营。不久以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期待一支强大的德意志十字军到来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们的耳边充斥着穆斯林幸灾乐祸、庆贺胜利的叫喊声：德意志的统治者已经溺亡，他的军队几乎遭到全歼。但不久香槟伯爵亨利（Heinrich von der Champagne）乘船到达阿卡城下，这让欢呼雀跃的穆斯林颇为扫兴。而在他之前，已有成批成批的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抵达。亨利二世接手了十字军的最高指挥权，因此在十字军的阵营中，法兰西人占据了上风。1190年10月7日，士瓦本的腓特烈带领剩下的1000名士兵到达。但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法改变十字军中各方的力量对比。在此之前，蒙费拉的康拉德曾徒劳地希望能够依靠德意志人的力量使自己位列吕西尼昂的居伊之前。

随着秋天海上风暴四起，十字军与欧洲的联系中断，于是大军陷入补给困难。穆斯林据城固守，令十字军丧失斗志，此外他们还得忍饥挨饿，于是许多基督徒投靠了萨拉丁。在这个并不适合航行的季节，却有一艘补给船颇为反常地在1191年2月到达了阿卡城下，这总算是解了十字军的燃眉之急。

在此期间，萨拉丁再次碰到麻烦，因为他难以维持足够数量的军队。伊克塔制度的缺陷使长期征战变得几乎不可能，但萨拉丁又一次成功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的缺点：他巧妙地令部队轮流值守，以此顶住了“静止不动”的十字军的进攻。通过这种办法，萨拉丁在1190年维持住了战场的兵力，一直挺到冬天。直到后来战事越来越少，萨拉丁才让部队返回家乡。但是就在1190年，加扎利-伊本-奥马尔（Djazīrat ibn ‘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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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埃米尔公然哗变。雪上加霜的是，1190年秋天和1191年春天，萨拉丁还不得不从他最优秀中的将领中选出两位领兵前往东方，以调解两河流域出现的继位纷争，但他们都有去无回。

基督徒将他们的船只遣回了泰尔及地中海中的岛屿，由此解除了冬季对阿卡的围困。他们在多次进攻受挫后也精疲力竭。于是萨拉丁决定让同样疲惫不堪的阿卡卫戍部队在1191年2月中旬从海法出发，经由海路与其他部队换防，并将大量物资储备运进阿卡城中。他也允许城中居民自愿迁出。然而，萨拉丁却无力弥补大量军队和居民流出后的空缺，因为并没有足够的人自愿前来阿卡。当基督徒再度对阿卡形成海上封锁之后，新的卫戍部队仅为原先兵力的三分之一。

1191年4月和5月，阿卡城下重燃战火。不论是萨拉丁还是他的敌人，都补充了新鲜兵力。特别是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于4月20日到达，令基督徒士气大振。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却是在6月8日抵达的狮心王理查。于是，萨拉丁完全陷入被动防御之中。早在7月12日，阿卡卫戍部队就缴械投降。不论萨拉丁如何立誓许诺增援，食不果腹、身心俱疲的守军都丝毫不愿改变他们的立场。他们不敢想象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在萨拉丁公开表明自己无力在规定期限内凑齐理查要求的赎金之后，这位英格兰国王认为自己需要借此赢得时间，阻止萨拉丁拔营征伐其他地方。理查不顾对方提出的以换俘作为过渡方案的建议，在违背投降条件的情况下，于8月20日下令处决了差不多3000名穆斯林，仅有身份尊贵者幸免于难。通过这次血腥屠杀，理查极为强硬地向萨拉丁施压，要求他双手奉还在1187年哈丁战役中缴获的真十字架。

阿卡失陷之后，穆斯林中无人愿意继续守卫城池要塞，以抗击狮心王理查的进攻，因为他们害怕在其他地方重演阿卡卫戍部队的悲剧。而激励穆斯林奋起最后一战的，大概是他们至少还不愿意让耶路撒冷再度落入基督徒手中。萨拉丁下令平毁了所有受到威胁的城市与要塞的防御工事，并全力专注于防御耶路撒冷。由此，他再度清晰地表明自己才是伊斯兰圣所的守护者。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萨拉丁铭文中才出现了相应的头衔，这大概并不是偶然。

明白无误的是，在抗击法兰克人的圣战中，穆斯林的兵力投入日益减少。在萨拉丁的诸位埃米尔之中，有的人关心的是在别处的利益。除此之外，穆斯林日益衰减的热情还体现为自1190年以来自愿加入萨拉丁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少。不论是雄辞闳辩还是大肆宣传，都很难再激发他们的斗志。甚至萨拉丁本人都还需要卡迪·法迪勒等人的劝慰鼓励，才使自己不致陷入无望之中。但尽管如此，每逢关键时刻，萨拉丁还是能顶住突发的严重高烧，重新振作起来，让斗志受挫的部队投入战斗。

而在基督徒一方，士兵的信心也很快丧失，这是因为在佛兰德伯爵腓力去世后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在阿卡城下的军中所想的只是早日回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佛兰德地区的内部事务。许多十字军战士都对他颇有微词，但他不为所动。于是，他在8月初登上了回国的船只。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他大部分的军队留了下来，但由于兵力、财力捉襟见肘，很快这支军队就得依靠狮心王理查及其钱财的支持。

4 与狮心王理查缔约停战

于是，英格兰国王便成了十字军的最高统帅。他率军向南边的雅法港进军，而这座城市的城防工事早在1190年夏天就已经被萨拉丁下令平毁，因为如果基督徒要攻打耶路撒冷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把雅法作为基地。对战处于行军途中的基督徒军队，穆斯林长期以来都具有优势，萨拉丁试图充分发挥穆斯林的这一对敌优势，却徒劳无功。理查十分清楚应该让军队保持阵形，只有当穆斯林无处可避、难以逃脱重甲骑兵的进攻之时理查才会以反击回应，打穆斯林一个措手不及。与穆斯林进行持续不断的遭遇战的重担落到了步兵身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紧紧地护住了朝向萨拉丁部队的侧翼和三重骑兵军阵的后方，而另一部则在骑兵和大海之间行进，这一侧不受敌军袭扰，同时又是辎重所在，士兵可以在此补给休整，以便替换大军左翼不断与敌军遭遇的战友。

十字军的行进得到理查的舰队的支持，后者的首要任务显然是运输军粮，但并不负责运载所有的辎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可以增强陆军的机动性。然而恰恰相反，舰队并不守时，这造成陆军行进速度相对缓慢。

尽管英格兰弓弩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逼退穆斯林，使他们无法近前，但就在9月7日萨拉丁还是成功地在阿苏夫让理查的后卫部队陷入极为严重的困境，以致其不得不进行反击，以图自救。接着理查投入了他全部的兵力，并得以扭转先前的危局，进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在阿苏夫战役之后，如果理查没有在重建雅法港防御工事上浪费宝贵时间的话，那么他也许就会拥有攻下耶路撒冷的机会，因为萨拉丁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对保卫耶路撒冷进行了备战。尽管理查数次成功击败了阿尤布王朝的军队，但在于1192年1月和6月发起的两次对耶路撒冷的攻势中，他并没有取得胜利。于是双方开始谈判。在这个战场上，萨拉丁所显示的优势要胜过这位在军事上几乎难以击败的英格兰国王。尽管面临内部的困境，但凡是事关耶路撒冷统治权的问题，萨拉丁都寸步不让。尽管狮心王理查先后两次对耶路撒冷发起进攻，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两次攻势来为自己赢得有利的谈判地位，因为他每次都是在成功撤回后才与萨拉丁沟通，而这样一来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争得一个有利的谈判地位。另外，他似乎过于频繁地提到自己必须尽快回国，因为这样一来敌人就很容易通过简单的拖延策略从他那里取得重要的让步。就算在1192年4月28日蒙费拉的康拉德被阿萨辛派的两位刺客谋杀之前，萨拉丁仍长期占有优势，因为他可以离间理查和康拉德，后者公然反对得到理查支持的吕西尼昂的居伊，并希望能取得耶路撒冷王国的王冠。

最终，理查和萨拉丁在1192年7月2日缔结了停战协议，约定停战时间为三年八个月，协议内容还涉及安条克、的黎波里和阿萨辛派。虽然理查也提出将耶路撒冷作为共管地，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圣城仍然由萨拉丁单独掌控，但萨拉丁承诺基督教朝圣者可以自由进入耶路撒冷。事后他又做出让步，允许两名操拉丁语的教士看护圣墓教堂。另外，理查以及拜占庭人和格鲁吉亚人都热切要求迎回的真十字架也留在了萨拉丁手中。理查早先曾夺取重要的港口城市亚实基伦，并打算将其作为日后基督徒进攻埃及的基地，但这座城市也归还给了萨拉丁，但后者也不得不下令拆毁由理查重建的城防工事。尽管如此，条约还是为十字军保留了他们收复的位于阿卡和雅法之间的沿岸狭长地带。而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深入内陆的吕达（Lydda）

[9]

和拉姆拉这两座城市则成为共管地。

由于狮心王理查身患重病，直到1192年10月9日也就是在秋季海上风暴将要来临之时，他才启程回国。虽然他的许多骑士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都有幸受邀参与萨拉丁的庆祝娱乐活动，但理查并没有利用条约中规定的机会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所参拜。这样一来，他就和一年前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一样，并没有兑现自己的东征誓言。除了他自己的病情之外，理查也许是想借此表明，他并不认为他的东征就这样结束了，他还会重整军队、卷土重来。

双方都认为缔结停战协议是两军力竭所致的无奈之举，休战不过是暂时停止战事，双方可以借此机会重新集结力量，然后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不久萨拉丁就想到要让他在伊斯兰世界的那些敌人重新恢复理智，因为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令萨拉丁腹背受敌。他尤其想介入科尼亚的继位纷争，以取得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权，因为如果未来十字军不走海路，而是取道陆路，那么安纳托利亚就是他们必经之地。萨拉丁担心，一旦他死了，他的帝国就会分崩离析，而那些他还尚未完全驱逐的西方世界的敌人就大有可乘之机。

然而，萨拉丁起先还是开始准备前往麦加朝圣，最后却没有成行。他将朝圣推迟到次年，因为他大概是听从了卡迪·法迪勒的意见，后者自己曾两次前往麦加朝觐，但他劝阻萨拉丁，说不宜在当时的形势下朝圣，否则恐会铸成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在他看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部队尚未撤离，他们可能会趁萨拉丁离开之际撕毁停战协议发动突袭，乃至收复耶路撒冷。另外，他还认为眼下帝国内部有大量要事亟待处理，特别是大马士革地区因为很多农民受到领主压榨局势紧张，此外财政困难也亟待解决。萨拉丁并没有得到良机，可以效法他的父亲阿尤布和叔父谢尔库赫，他们曾分别带领叙利亚的朝圣驼队前往麦加朝圣。按照当时的设想，虽然麦加朝圣一再推迟，但这可以通过对十字军的战争得到大大的弥补。另外，萨拉丁有心前往麦加朝圣就已经难能可贵，因为直到1269年马穆鲁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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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拜巴尔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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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麦加，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间都没有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或者是重要的统治者去过麦加朝圣。

5 萨拉丁之死

在与狮心王理查缔结停战协议半年后，萨拉丁便去世了。与十字军的苦战耗尽了他的心力。早在1186年初萨拉丁就身患重病，命悬一线。而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多次突发高烧，备受折磨。1193年2月20日至21日深夜，他再度高烧。一些英格兰史家认为萨拉丁和他的叔父谢尔库赫一样是死于暴饮暴食，但这不符合史实。其实萨拉丁的身体之所以变得虚弱，更多的是因为他不顾医生的劝诫执意要弥补先前两次未守斋月的过失。到了生病的第四天，萨拉丁的医生为了缓解病情，对他进行了抽血，但他的病情依然持续恶化。到第九天，萨拉丁首次失去意识，在这之后都只是数次短暂地恢复意识。大马士革的商人开始从市场中运走他们的货物，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萨拉丁去世，城内就会发生动乱，劫掠横行。到第十一天，医生再也不抱希望，因为他们觉得萨拉丁已经病入膏肓。于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萨拉丁突然死去，他的长子阿夫达勒（al-Afdal）让身在大马士革的最为重要的几位埃米尔各自立下承诺，对他宣誓效忠。第十二天也就是1193年3月4日清晨，萨拉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有人为他诵读了《古兰经》。据说，当听到第九章第129行的经文“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只信托他”

[12]

时，萨拉丁含笑而逝。一位伊斯兰教法学家洗净萨拉丁的遗体并为其裹上尸布。在晌礼之后，人们抬着萨拉丁素布遮盖的棺椁走出大马士革城堡，让痛苦哀号的民众和萨拉丁告别。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萨拉丁的遗体需要当天就下葬在大马士革城堡。但直到1195年12月，萨拉丁的遗体才找到最终的长眠之地，他被安葬在倭马亚大清真寺

[13]

近旁一座为他建造的陵墓中。今天游客在陵墓内部看到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为1903年所立，契合奥斯曼帝国晚期浮华的装饰风格，却与雕饰富丽的木制原物毫不相称。

萨拉丁死后，他的长子阿夫达勒向巴格达的哈里发纳西尔送去了厚礼，其中除了萨拉丁的宝剑和金盔之外，据说还有真十字架，而真十字架的一个残片据称早在1192年就已经被送到意大利。但阿夫达勒并不是他父亲的唯一继承人，因为萨拉丁早先便已决定要将他的帝国分而治之。他年龄最长的三个儿子分别得到大马士革、开罗和阿勒颇，而他的弟弟阿迪勒则分到剩下的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萨拉丁诸子频繁地互相征伐，阿尤布帝国由此近乎分崩离析。但到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阿迪勒作为调停人重新恢复了帝国内部的力量均势，得以独揽帝国大权。一直到1218年逝世，阿迪勒都维系着这个大帝国。虽然后来阿迪勒的几个儿子也为继承权争斗不止，但阿尤布帝国还是继续存在了30年之久。

萨拉丁在位之时被誉为“埃及约瑟再世”。约瑟的传说深受基督徒和穆斯林喜爱，不论是《圣经·旧约》还是《古兰经》，都对这个故事有着详细的记载。这个传说使人们如此紧密地把萨拉丁与《圣经·旧约》中的约瑟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不仅能经常在阿拉伯语诗歌和编年史中，而且有时可以在同时代的基督教文献中找到将萨拉丁比作约瑟的文字。从单纯的情感角度而言，把萨拉丁视作再世的约瑟，有利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接受这位苏丹。但从长期看来，萨拉丁在埃及人眼中却并非约瑟那样的供养天下的仁和之君。虽然萨拉丁针对埃及国内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并为深受宫廷阴谋之苦的埃及再造了稳定，但他并没有把富饶繁荣带给埃及，恰恰相反，他历年征战，耗尽了埃及的财富。

此外，当时埃及人都将突厥人和库尔德人视为蛮族，把二者混为一谈，而萨拉丁的政权也被他们视同突厥人的政权。长期以来，突厥人在阿拉伯各国都不受待见，因为很早以前人们就普遍认为士兵不过是纯粹的拦路强盗。人们对突厥人的这种印象在萨拉丁统治初期也得到印证，因为当时所谓的“突厥人”显然经常对埃及民众横加干涉。那时发生了多次企图推翻萨拉丁的密谋和叛乱，但其中首要的原因并不是对突厥人的反感和排斥，更多的是因为被推翻的法蒂玛王朝残余势力试图反叛，以恢复什叶派的统治地位以及他们原有的官位与特权。因此，他们几乎不用指望自己会得到大部分埃及民众的支持，因为即便是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大多数埃及人信奉的仍然是伊斯兰逊尼派。

萨拉丁的个人威望在埃及人中遭受折损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对埃及更多的是反感，虽然他本人十分喜欢人们将他比作约瑟，而且他的很多成就其实也要归功于埃及。然而，《圣经·旧约》中的约瑟其实也没有把尼罗河畔的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乡，在他临死之时，他让以色列的子民起誓，如果他们迁离埃及，一定要把他的遗骨也一起带走。

萨拉丁的战争对于埃及而言是如此无益，但对叙利亚的统一而言又是如此有利，而大马士革也由此再度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这也许使许多叙利亚人对萨拉丁充满了好感，因为他曾公开表示，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在大马士革，萨拉丁颇受欢迎。能说明这一点的不只有在那里流传的有关他的奇闻逸事，而这些事迹则源自前往麦加朝圣的安达卢斯人伊本·朱贝尔（Ibn Djubair）的讲述。尽管民众可能对连年的战事已然生厌，但萨拉丁逝世时大马士革百姓的哀痛似乎也曾达到远超寻常的规模。也许那时并不只有卡迪·法迪勒一人相信，随着萨拉丁的逝世，末日审判已然近在咫尺。

然而，在埃米尔之中却全然是批评之声。人们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萨拉丁过于慷慨，以至挥金如土、尽人皆知，由此还造成国库空虚、财力不济。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萨拉丁的营中就因此爆发过数次激烈争吵，而他死后人们对他的批评大概也并不只是昔日争执的怪诞余音。对萨拉丁统治的不满还反映在大马士革地区的农民因赋税过高不堪忍受，进而导致血腥暴乱四起，而在萨拉丁死前卡迪·法迪勒就对此颇为忧虑。差不多与此同时，纳布卢斯的百姓也因为弊病丛生怨声载道。

[1]
控制法兰西大片领土的安茹伯爵戈特弗里德五世（Gottfried V）迎娶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他们的儿子亨利二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同时还掌控着位于法兰西的诺曼底和安茹。英格兰和法兰西也由此结下了世仇。

[2]
墨西拿：位于西西里岛东北端，由于和亚平宁半岛隔海相望，因此有“西西里门户”之称。

[3]
雷根斯堡：位于今德国东南部多瑙河之滨，179年罗马帝国派军队驻扎此地，肇建此城。雷根斯堡老城和横跨多瑙河的大石桥为世界文化遗产。

[4]
菲利波波利：今保加利亚中部城市普罗夫迪夫（Plowdiw）。公元前341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此地，并将其命名为“菲利波波利”。公元前72年，罗马人攻占了菲利波波利并称其为“三丘之城”（Trimontium）。

[5]
阿德里安堡：又称“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即今土耳其西北边境城市埃迪尔内（Edirne）。公元125年前后，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在当地重建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哈德良堡”。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此地与哥特人展开激战并阵亡。

[6]
萨列法河：土耳其语中为格克苏河（Göksu），位于土耳其南部，发源于托鲁斯山脉，向东南注入地中海。

[7]
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1155～1204）：拜占庭帝国皇帝，在1185年成功地击退侵入帝国的西西里岛诺曼人。1196年，伊萨克二世的弟弟阿莱克修斯（Alexios）趁伊萨克二世外出打猎发动政变，自立为帝，并将伊萨克二世双眼弄瞎投入监狱。1203年，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抵达君士坦丁堡，伊萨克二世得以复位，但已年老体衰，无力掌权，实际上由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四世作为共治皇帝掌控朝政。

[8]
加扎利-伊本-奥马尔：今称吉兹雷（Cizre），土耳其东南部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正是在此地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军东方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时期属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阿拔斯王朝以该城总督之名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加扎利-伊本-奥马尔”。

[9]
吕达：今称卢德（Lod），位于以色列中部，是圣乔治的家乡和安葬之地。

[10]
马穆鲁克王朝：1250年阿尤布王朝被推翻后建立的国家，疆域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灭亡。

[11]
拜巴尔一世（（Baibars I，约1223年～1277年）：马穆鲁克王朝最负盛名的君主之一，曾率军挫败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并生擒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此外，他还击溃了蒙古的西征大军，遏制了其西进的步伐。

[12]
此处译文引自《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3]
倭马亚大清真寺：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其原址早先建有一座朱庇特神庙，到4世纪晚期罗马神庙被基督教教堂取代，教堂中曾保存有“施洗者”约翰的头颅。636年，阿拉伯人占领大马士革，但在随后的70多年里，这座建筑一直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共用的宗教场所。708～715年，即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 I）统治时期，这座曾经作为教堂的巴西利卡式建筑才被改成清真寺，其中原来教堂的外墙都得以保留，特别是南墙的外立面上还可以看到希腊时期的纹饰、铭文等遗存。

第七章 萨拉丁与他身后的世界

1 高贵的异教徒

萨拉丁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心目中“高贵的异教徒”形象。根据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所见所闻，同时代的欧洲人就已经把萨拉丁视作一位完美的骑士，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早已秘密皈依基督教。在之后的数百年中，基督徒声称，萨拉丁在早年就已经被耶路撒冷王国的一位男爵册封为骑士，他有一位基督徒母亲，而且去世时已经是一位经过洗礼的基督徒。

但是，其实直到1732年，作为萨拉丁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他的拥护者，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所著的萨拉丁传记才从阿拉伯语被译成拉丁语在莱顿出版。1758年，由弗朗索瓦·路易斯·克劳德·马林（François Louis Claude Marin）执笔的首部成书于近现代的萨拉丁传记在巴黎出版，并于1761年被译成德语。但当时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数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

[1]

。比如他在第56章中就称颂了萨拉丁在1187年占领耶路撒冷时展现的宽厚仁爱的胸襟。在伏尔泰更早的一篇关于十字军的文章中，他将萨拉丁的宽大为怀与十字军对圣城的血腥征服进行了对比，后来这部作品在1751年由莱辛译成德语。对于萨拉丁的去世，伏尔泰写道：“人们说，萨拉丁在他的遗嘱中立下规定，同样的施舍，穷困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皆应有份。萨拉丁想要借此规定表明，众人皆兄弟，助人不应问他人的信仰，而应问他人的困苦。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王侯却少有人如此宽宏大量，我们的史学家也鲜有人给过萨拉丁公允的评价，尽管欧洲并不缺乏史学家。”

莱辛在演绎薄伽丘作品的基础上，于1179年发表了戏剧作品《智者纳坦》。在这部作品中，他把萨拉丁塑造成一位宽容大度的苏丹，他接受了古老犹太寓言的劝导。在这个寓言中，有三枚难以分辨的戒指，他们分别代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智者纳坦》的巨大影响，萨拉丁被塑造成启蒙运动宽容思想的前锋、所有基督徒的楷模。

然而，全无影响的却是席勒的质疑。席勒大概在1732年拉丁文译本的基础上将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的萨拉丁传记译成了德语，并将译文收录在《史学备忘录》（Historische Memoires
）（耶拿，1732）中发表。但他在前言中却怀疑，伊本·沙达德之所以在传记中只关注萨拉丁抗击十字军东征，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记述先前并不怎么光彩的事迹。

在启蒙运动后的几十年间，浪漫主义也强行将萨拉丁的形象为己所用，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苏格兰诗人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在他的长篇小说《魔符》（Der Talisman
）中，司各特把萨拉丁塑造成了一位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的苏丹。和莱辛一样，他在塑造萨拉丁形象时也是自由挥洒。比如，在他的笔下，萨拉丁身着医袍前来十字军的大营，治愈了身患重病的狮心王理查，虽然两人实际上从未见过面。

中世纪中期有关萨拉丁的文献卷帙浩繁，记述详尽，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颇不寻常的。在对这些文献进行检视编纂之后，以1898年斯坦利·雷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

[2]

的萨拉丁传记为开端的现代研究使萨拉丁理想化的形象逐步让位于更为理性的审视。

虽然最早的有关萨拉丁的拉丁语文献还算不上阿谀谄媚，但萨拉丁能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为“高贵的异教徒”，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大概在于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在很大程度上并无血腥屠戮之举。圣城的陷落让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反躬自省，于是众多基督徒史家也开始述及萨拉丁的言行举止。在欧洲人看来，这一切在1192年缔结停战协议后也得到印证，因为据说当时萨拉丁的部下提出要对前往耶路撒冷朝觐的十字军战士进行复仇，以报狮心王理查在1191年占领阿卡后对沦为阶下囚的3000名穆斯林大开杀戒的血海深仇，但萨拉丁却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人们心中便留下了萨拉丁这个不论胜败皆颇具骑士风度的形象，他懂得克制仇怨，并且一诺千金。

在基督徒看来，异教徒和“无所信仰之人”信守诺言，这并非理所当然。只要基督徒想要违背与穆斯林签订的协议，一般来说他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一位教会人士相助，后者依凭教会权威和教士的宽恕之权就可以宣告他订立的誓约无效。因此，基督徒因为背信弃义在伊斯兰世界声名狼藉，此乃意料中事。值得一提的是1187年沦为萨拉丁阶下囚的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他曾向萨拉丁立誓再也不举兵反抗，于是1188年他得以重获自由，但不久教会就凭借破绽百出的理由解除了他的誓约。类似的典型事例还有：1191年阿卡城投降之后，萨拉丁与狮心王理查进行谈判，试图换回被俘的穆斯林，当时萨拉丁觉得自己只可以相信圣殿骑士团的誓言，但据说圣殿骑士却接受了十字军将领阴险的指示，拒绝履行这样的誓约。

萨拉丁在欧洲作为“高贵的异教徒”的光辉形象盖过了中世纪大多数基督徒君主，而这不单单是因为萨拉丁对投降基督徒的宽大处理和他长期以来信守契约、一言九鼎的作风。在萨拉丁的优秀品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以至于近乎挥霍无度，这让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印象深刻。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光辉夺目。与努尔丁相比，同时代的泰尔的威廉对萨拉丁并无好感，他认为萨拉丁篡夺了努尔丁的遗产，是一位傲慢不逊、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但甚至连他都认为萨拉丁理智机敏，而且其慷慨大方无以衡量，远胜过努尔丁。也许泰尔的威廉意识到了这其实是萨拉丁家族的特质，因为他也曾称赞萨拉丁的叔父谢尔库赫乐善好施。像威廉这样称颂萨拉丁的人在他的教友当中绝非少数。宫廷抒情诗人弗格尔瓦伊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在规劝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国王应当慷慨大方时也颂扬过萨拉丁的“仁爱”

[3]

，也就是说，萨拉丁爱民恤物，矜贫救厄。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还有两位诗人加入弗格尔瓦伊德赞颂萨拉丁的行列。先是布鲁德·维尔恩赫尔（Bruder Wernher），接着是13世纪末的赛弗里德·荷尔布林（Seifried Helbling）。甚至就连但丁也赞誉过萨拉丁的慷慨好施。对于萨拉丁的友善大方，欧洲人的颂扬之词绝无可能穷尽。15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

[4]

的教宗文书官在他题为《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一书中认为当时最为勤勉和最具修养的统治者不是基督徒，而是萨拉丁。

和基督徒一样，穆斯林从一开始也尤为强调萨拉丁不吝钱财，大方慷慨，几乎无人可及。这让他们想起了有时与耶稣齐名的马赫迪的仗义疏财之举。马赫迪是穆斯林心目中将在世界末日降临人间的救世主，他将带领穆斯林重回伊斯兰真信，为先前充满不公的世界再造公义。此外，马赫迪也以慷慨大方、博施济众著称，他施舍的钱财数量之巨，以至于最后无人再能领受。萨拉丁显然将矜贫救厄的信条牢记在了心中，并不需要在别人有求于他时才布施济困。据说萨拉丁曾说，人们因有求于他而羞愧脸红，而就算他倾其所有也丝毫无法对此作出补偿。萨拉丁的慷慨大方并非直到1187年在他对待基督徒的言行上才得到印证，他在穆斯林对手和盟友面前早已展现这一点，比如在攻占阿扎兹（1176）、阿米德和阿勒颇（1183）时便是如此。就连在一些算不上有多轰动的事情上，萨拉丁也毫不吝惜，慷慨至极。对此，批评之声也屡次出现，比如在进占阿卡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在他去世之时也是如此，因为就像莱辛在《智者纳坦》中提到的那样，当时萨拉丁几乎毫无积蓄。萨拉丁总是需要钱财，以至于他不得不在1187年进行币制改革。只有在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面前，萨拉丁才不再展现他惯常的慷慨义举。在围攻阿卡期间，腓力二世的白色猎鹰曾飞走去寻找自己的同类，尽管腓力二世愿意出价1000第纳尔，但萨拉丁依然没有把猎鹰还给他，因为产于北欧的猎鹰在东方颇受欢迎。

萨拉丁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虽有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他并不是只有在争取投降者和政敌归顺自己时才如此。他的这种行为方式似乎是他的本性使然，同时也与他的教育背景息息相关。据说萨拉丁能够诵读阿布·塔马姆（Abu Tam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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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贞诗集》（Hamāsa
）——一部汇集了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以及伊斯兰时代早期诗歌的文集。由此看来，萨拉丁大概也接受了诗中所传递的被奉为英雄的阿拉伯贝都因人的价值观，其中自然包括慷慨乐施的典范。他的其他家族成员也曾以仗义疏财闻名，比如他的叔父谢尔库赫，还有他的兄长图兰沙，后者在1180年去世，还留下了巨额负债，后来由萨拉丁还清。甚至连萨拉丁也对图兰沙颇有微词，因为和后者不同的是，萨拉丁并不铺张浪费，但当时卡迪·法迪勒认为应该在政治上使图兰沙为己所用，所以为他辩护。萨拉丁显然是把真正的穷苦之人当作自己效法的典范，这自然与他统治者的身份极难相称。其中可能还不乏他的前任努尔丁的影响。在他的后半生，萨拉丁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从不饮酒。他身穿由亚麻、棉花或者羊毛做成的简朴的衣袍，对任何奢华靡费之举都嗤之以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未建造过宫殿。1176年4月，在萨拉丁第二次战胜阿勒颇和摩苏尔的联军之后，他告诫自己的士兵，摩苏尔的萨法丁穷奢极欲的营帐乃是道德败坏的惊人恶例。

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把萨拉丁视作骑士，但这大概并不是萨拉丁在西方世界的基督徒中形象正面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心目中负面阴暗的形象，正是这样才反衬出萨拉丁尤为光辉的一面。在欧洲人看来，暴虐无情、惨无人道构成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而这又与崇尚仁爱的基督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后来教宗乌尔班二世大肆宣扬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回击传言中穆斯林对东方基督徒的迫害。这样一来，伊斯兰教这一负面的形象也开始影响到西方世界的政治。虽然伊斯兰的统治意在征服所有人，却无意强迫所有人都改信伊斯兰教，这一点西方人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愿承认。他们猛烈地抨击《古兰经》中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却忽视了伊斯兰的统治实际上可以各具特色。尽管当时的人们也了解到《古兰经》中有一句经文（第二章第256行）说，在宗教信仰上绝无强迫，

[6]

但西方人不顾实际情况，把《古兰经》中与之相反的内容当作最为关键的。其实这一基本原则在基督教中也从未得到彻底贯彻，虽然教会法中确实有相应的规定。与伊斯兰教不同的是，即便是遭受暴力被迫改信基督教，可一旦皈依，就无法回头，因为受洗圣礼已经完成。

尽管“高贵的异教徒”的形象烙上了萨拉丁的深刻印记，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基督教神学家对伊斯兰教负面阴暗的看法。虽然萨拉丁成为众多穆斯林君主中的例外，但人们要么未曾发现、要么不愿承认的是，他的言行举止其实都符合《古兰经》中的戒律，因此伊斯兰教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应受如此苛责的宗教。其实萨拉丁也并非唯一的例外，他的侄子卡米勒（al-Kāmil）

[7]

和罗姆塞尔柱帝国的几位苏丹甚至可能更为符合“高贵的异教徒”的形象，而这些君主的名字欧洲人其实也都知道。但基督教更愿意把不合暴君刻板印象的穆斯林君主当成西方骑士典范的追随者，甚至是秘密改宗的基督徒，而全然不质疑伊斯兰教负面形象的合理性，也不反思与之相关的自身的神学立场。就算是到启蒙运动时代，伊斯兰教的形象基本上还是负面的，因为在启蒙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教中已然备受基督教会抨击的宗教狂热主义更是四处蔓延。虽然那时西方人将萨拉丁塑造成开明君主的形象，但这对于改变这种评价而言于事无补。在宗教宽容这一问题上，西方人仍然把他视为一大例外。

2 宽容的苏丹

关于萨拉丁的宗教信念以及他对基督徒奉行的政策，在对同时代文献进行考察检视之后可以发现，萨拉丁并不是一个精神自由、喜爱哲思的人，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同时他也遵守《古兰经》中提出的宽待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要求。与科尼亚的罗姆塞尔柱帝国苏丹不同的是，他并不笃信占星术。在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时刻，萨拉丁并不相信占星家，而是祈求真主能够在夜里托梦于他，赐予他启示，但严守教义的穆斯林对此也是持拒绝的态度的。萨拉丁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许让他相信，他是被真主选中而获降大任、成就大业的。据说萨拉丁在1188年宣称自己是受真主所托，在世间建立公义的秩序；还有传闻说他在1191年把抗击十字军称为真主指派于他的使命。

然而，和他的前任努尔丁一样，萨拉丁也很少试图对十字军国家发动无限制的进攻，而是常常与它们达成停战协议，以便展开对穆斯林邻邦的战争。如萨拉丁的宣传所示，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借此来实现征服耶路撒冷的目标。因为如果要攻灭要塞林立、长于防守的十字军国家，实际上就必须召集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而后者需要通过每隔数月就轮换各批参战部队才能得以维持。除此之外，萨拉丁在对耶路撒冷王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之时，还必须保证帝国与两河流域接壤的东部边境的安全。尽管如此，当时萨拉丁的终极目标似乎也并非收复耶路撒冷，而是重建一个在他领导下的伊斯兰大帝国。

虽然萨拉丁在1171年废除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制度，又继而试图扮演作为伊斯兰正统的圣行的开路先锋，但是在他的统治下，什叶派并没有遭到迫害。无可辩驳的是，阿勒颇和叙利亚北方其余各地的什叶派在萨拉丁治下异常安分，更有人甚至支持萨拉丁，这与努尔丁统治时期大为不同。努尔丁曾把什叶派与十字军国家的法兰克人同等对待，而这也并不只是停留在宣传的层面。但是，萨拉丁也曾效仿努尔丁设立伊斯兰教法学院，以巩固圣行的地位并使其发扬光大。

萨拉丁对伊斯兰神秘主义者

[8]

（阿拉伯语：sūfī）的态度和努尔丁一样，这些人士也得到萨拉丁的资助。人们甚至可以在萨拉丁军中找到这些自愿参军之人的踪迹。然而，萨拉丁对神秘主义思潮的理解与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一个充分体现这一点的事例是，位居最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之列的苏哈拉瓦迪（Suhrawardī）

[9]

于1191年在阿勒颇被控传播异端邪说。即便是萨拉丁最宠爱的儿子查希尔也无法阻止他被判死刑，因为根据伊斯兰法律，他犯了叛教之罪。

不论是穆斯林医生还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出身的医生，都得到了萨拉丁的信任。但这并不能说明萨拉丁这种宽容的态度在穆斯林统治者中并不寻常，因为在萨拉丁所处的那个年代，我们会发现也有基督徒在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西尔的宫廷供职，尽管纳西尔也曾下令不再雇用基督徒在帝国文书处任职，于是大多数基督徒文书官也因此改信了伊斯兰教。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度享有比在萨拉丁治下更多的自由。但1183年红海一带遭到法兰克人大肆劫掠之后，萨拉丁随即下令禁止非穆斯林参与红海贸易和有利可图的对印商贸。因此，在萨拉丁统治时期，埃及再也没有出现过知名的基督教（也就是科普特正教会）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接受了伊斯兰信仰。然而，科普特人因其专长优势无可替代，甚至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仍然得以保有包括财政管理在内的重要职位，虽然他们中有部分人曾被指控与十字军国家合作，但这是无稽之谈。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威胁日益逼近之时，萨拉丁治下的帝国却并未发生迫害基督徒的事件。而他也以另一种方式遭逢了因十字军与东方教会基督徒进行合作而产生的危险。在1187年攻占耶路撒冷之后，萨拉丁成功地赢得了十字军诸国故地的东方教会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好感：法兰克人曾禁止犹太人定居耶路撒冷，但萨拉丁恢复了犹太人的定居权；东方教会的基督徒并没有像天主教徒十字军和他们的后代那样被视为战败者，而是在萨拉丁的帝国中获得了和他们教友一样的地位。这些基督徒在十字军国家不曾享有和天主教徒平起平坐的地位，于是便不加抵抗地归顺了萨拉丁。直到13世纪后半叶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东方教会基督徒的处境才日益艰难。

对于在与法兰克人作战中俘获的敌军，萨拉丁只是下令处死了其中一部分人。谁举起武器反抗伊斯兰教，那么根据伊斯兰法律谁就丧失了生存的权利，而这样的人也可被卖为奴隶，或是与基督徒俘获的穆斯林相交换。引人注意的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萨拉丁起先是放了战俘一条生路的。1191年夏天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在阿卡城投降之后下令处死了大约3000名穆斯林俘虏，但此时萨拉丁并没有意气用事、血债血偿。为了满足部下的复仇欲，萨拉丁后来虽然处决了一批被俘的十字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其实是想把大多数俘虏留到日后使用，因为一旦双方开始谈判，这些俘虏便成了王牌。另外，他也不允许他尚且年幼的儿子们挥剑斩杀基督徒俘虏，因为这会使他们从小习惯于血腥屠戮，同时却对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区别一无所知。

与萨拉丁的立传者巴哈阿丁·伊本·沙达德的说法相反的是，正如萨拉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绝无意铲除所有的基督徒。虽然阿拉伯语文献从未提及，但萨拉丁甚至曾以格外友好的口吻和亚历山大三世和卢修斯三世（Lucius III）两位教宗进行了谈判，商议交换战俘事宜。历史学家阿布·沙马（Abū Schāma）曾断言，萨拉丁在哈丁战役之后曾有意处死所有的战俘，但后来阻碍他实现其想法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军队不愿放弃变卖战俘为奴，毕竟他们可以从中获利。而这种说法可能也纯粹是宣传上的说辞。

萨拉丁与作为基督徒先锋的骑士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1187年哈丁战役之后，他在军中志愿兵的欢呼声中下令处死除了骑士团团长之外的其他所有200名被俘的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成员。据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肃清这两大骑士团，以净化世间。同样的命令也发往了大马士革，那里可能只监禁着少数骑士团成员，而他们也同样遭到处决——免于一死的只有那些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的骑士团成员。但在这之前的几年，萨拉丁并没有处决所有被他俘获的圣殿骑士团成员，因为可能是在1184年，他侄子塔吉亚丁的一个儿子在被基督徒监禁超过七年之后获释，为此萨拉丁支付了巨额的赎金，而且归还了所有被他关押的圣殿骑士团成员。由此可以看出，萨拉丁在对待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成员时绝非暴虐无度。他们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萨拉丁的敬重。比如1187年占领耶路撒冷之后，萨拉丁就曾允许10名圣约翰骑士团成员继续驻留圣城一年，以照顾伤员。而到1191年，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萨拉丁还相信基督徒中只有圣殿骑士团成员还会信守诺言。

萨拉丁的言行举止说明，他并不愿意强迫基督徒接受伊斯兰信仰，正如穆斯林在开展“吉哈德”时显然从未把它作为一场传教战争。这一点也反映在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

[10]

亲历十字军东征时的见闻之中，这次东征由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在13世纪中叶发起，意在征服埃及。根据茹安维尔的描述，穆斯林给被俘的法兰西人留了两条后路：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被处决。茹安维尔援引萨拉丁的言论，对此提出了抗议。他的辩驳有如下文字为证：“当在病床上被俘的其他病号被人从桨帆船中抬出之时，撒拉森人早已拔剑出鞘，杀死了所有病倒的人，并把他们的尸体丢进了大海。我借我所知道的一位撒拉森人的话告诉这些屠夫，这么做毫无公义可言，因为这违背了萨拉丁的信条，依照他的信条，在你给予他人面包和盐以供食用之后，你就不能杀死他们。但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早已毫无用处，因为他们身患重病，连站起来都成问题。舰队指挥官把我船上的人带到我面前告诉我，这些人都否认了自己的信仰。我当时说，他不应指望能够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既然这么快就背弃了我们，那么一旦他们觉得天时地利在手，也会很快再次离开他的。这位指挥官回答道，他同意我的话。他说萨拉丁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哪个卑劣的基督徒变成高尚的穆斯林，也从来没有哪个卑劣的穆斯林变成高尚的基督徒。”

在茹安维尔的记述中，萨拉丁的观点似乎曲高和寡，但这其实在《古兰经》中是有据可依的。经文第二章第256行以如下的论断开始：“对于宗教，绝无强迫。”

[11]

《古兰经》中确定的这一基本原则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其实是有着现实影响的。比如，还是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al-Hākim，1021年去世）在位时期，所有被哈基姆迫害乃至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就已再度得到允许，得以重归他们原先信仰的宗教，而哈基姆的继任者在登上哈里发大位之后也立刻延续了这一政策。到萨拉丁统治时期，这一基本原则也被萨拉丁牢记于心，著名犹太学者迈蒙尼德（Maimonides）

[12]

的事例也显示了这一点。迈蒙尼德当时从家乡安达卢西亚迁居埃及。有一位来到开罗的安达卢西亚法学家指控迈蒙尼德在他的家乡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他犯了叛教罪，理应被处死。但这一控告却被萨拉丁的首席谋士卡迪·法迪勒驳回，理由是强迫他们改宗伊斯兰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经历大概也坚定了萨拉丁及其近臣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为根据西方世界文献的记载，被基督徒俘虏的穆斯林为了免于一死，不得不接受洗礼，将来一有机会就尽快重新脱离基督教。因此，据说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都曾颁令全面禁止施洗。

尽管如此，如果就此认为萨拉丁已经超越伊斯兰逊尼派信仰的边界，进而把他尊奉为启蒙运动时代宽容开明的典范，那么这样的论断就没有切中要害。与许多穆斯林统治者相比，萨拉丁确实给了他帝国境内的异教徒自由的空间，而这其实在伊斯兰教义中就有规定，但与莱辛“戒指寓言”中的形象相比，根据伊斯兰教的普遍观点，萨拉丁大概认为，自诩为唯一真信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被穆罕默德超越。然而，萨拉丁也颇为欣赏一些十字军将士敢于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一切的精神，而且他也向穆斯林宣扬这种精神，并强调穆斯林应该以此为榜样。

3 自由的英雄

19世纪以前，穆斯林对十字军东征及欧洲局势兴味索然。而他们对萨拉丁也没有表现多大的关注，虽然他不仅收复了耶路撒冷，而且在逊尼派看来还颠覆了代表异端的法蒂玛王朝。尽管一些同时代的穆斯林将萨拉丁誉为“再世的埃及约瑟”，或盛赞他是末日临世的马赫迪，但大概还有不少人认为萨拉丁更是窃取他前任赞吉和努尔丁遗产的篡位者，他虽然举起了抗击十字军国家的“吉哈德”大旗，但实际上不过是把“吉哈德”当作一种手段，借此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并通过牺牲穆斯林邻邦的利益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首部由东方人执笔的萨拉丁传记出版于1872年，是用土耳其语写成的，其作者是“新奥斯曼人”

[13]

作家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

[14]

。他写作这部传记主要是为了从穆斯林的视角出发，对法国人约瑟夫·弗朗索瓦·米绍（Joseph François Michaud）出版于1812～1822年的七卷本《十字军东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
）进行回应。

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领导层中日益盛行一种看法，即当时欧洲强权奉行的政策与当年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比如，1876～1909年在位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

[15]

就多次提出欧洲正从政治上对他的帝国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这样的说法在宣扬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us）

[16]

的媒体中广为传播，而首部由穆斯林执笔编纂的十字军东征史也在前言中暗示了这一点。这本书在1899年出版于埃及，作者为埃及人阿里·哈里里（‘Alīal-Harīrī）。

随着对十字军东征的兴趣与日俱增，萨拉丁也开始逐步进入许多穆斯林的视野。同时，他们发现，欧洲人为这位君主塑造了正面的形象，而这与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历史上其他人物的负面评价有着天壤之别。在这其中，威廉二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8年，在托马斯·库克

[17]

的组织安排下，他前往近东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还参观了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威廉二世在那里发表了演讲，通过这次演讲，千百万穆斯林都知晓了欧洲人对萨拉丁的崇敬。威廉二世特别说道：“站在萨拉丁曾经停留的地方，这个想法令他心驰神往。萨拉丁位居所有时代最具骑士精神的统治者之列，他是一位伟大的苏丹，是一位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骑士，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接受他对他们的教导，以领会骑士精神的真义。”这位皇帝将一面由丝绸制成的旗帜铺在了萨拉丁的陵墓上，又把一顶铜制的桂冠放在了上面。两年后，这两件物品作为战利品被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von Arabien）

[18]

带回了英格兰，今天展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在之后的数年里，特别是在阿拉伯语文学中，对萨拉丁表达钦慕的文字屡见不鲜。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作家更是先行者，因为对他们来说，称颂这位对非穆斯林宽容以待的统治者具有现实意义。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有关萨拉丁的戏剧便被埃及和黎巴嫩的剧团搬上了舞台，而这些剧团的成员都是基督徒。

然而，现代阿拉伯语文学中第一部值得一提的萨拉丁传记却是由一位穆斯林作家撰写的，他是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比亚力（Ahmad al-Biyalī）的埃及人。这部传记直到1920年才在开罗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在此期间，人们一旦援引萨拉丁，十有八九就是为阿拉伯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提供政治上的说辞。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色列随之建国，特别是在阿拉伯语世界涌现了一大批有关十字军及其穆斯林敌人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萨拉丁成为被称颂的主要对象。一些历史学术著作还把耶路撒冷王国的兴衰与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加以对照，认为其中存在一些平行的现象。这种对比往往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以色列覆灭的希望，并使这种希望绵延数十载而经久不灭。

除此之外，对萨拉丁的追忆还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主义争斗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现代库尔德文学中，萨拉丁被库尔德人据为己有，被奉为他们的民族英雄，而阿拉伯人则针锋相对，比如巴格达的历届政府就试图把萨拉丁视作泛伊斯兰世界手足情谊的象征，并以他的名义抗击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一些阿拉伯历史学家竭力试图证明，萨拉丁至少在文化归属上是一个纯粹的阿拉伯人，而且他的军队也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而土耳其的一些作家则认为，既然库尔德人源于中亚地区的突厥人，那么萨拉丁就应该是突厥人。

一些伊斯兰国家元首，比如同样出生在提克里特的萨达姆·侯赛因，甚至过于喜欢让人把自己比作萨拉丁。但对于当今世界所有的穆斯林来说，萨拉丁绝不是捍卫伊斯兰教、促进穆斯林大团结的开路先锋的最佳人选，尽管他当年的宣传攻势意在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在什叶派看来，萨拉丁属于伊斯兰真信的敌对阵营，因为是他颠覆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政权。

[1]
又译作《论国家的形态和精神》。

[2]
斯坦利·雷恩-普尔（1854～1931）：英国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曾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后又在都柏林大学任教，著有《中世纪埃及史》（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
）。

[3]
此处原文为中古德语名词“milte”，意为“友善、仁慈、悲悯、宽容、乐于行善、慷慨布施”等。

[4]
弗拉维奥·比翁多（1392～1463）：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被誉为考古学的先驱，在米兰发现了西塞罗唯一留存于世的手稿。比翁多先后任教宗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加里斯都三世和庇护二世的文书官，搜集了大量古典时代的文献，并对罗马城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在《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一书中，他详述了意大利自罗马帝国灭亡直至他生活年代的历史。

[5]
阿布·塔马姆（生卒年不详，约逝于845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坚贞诗集》，总共收录了884首诗歌。

[6]
《古兰经》第二章第256行全文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译文引自《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卡米勒（约1180～1238）：阿尤布王朝第四任苏丹，阿迪勒之子，1218～1238年在位，被誉为中世纪继萨拉丁之后东方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君主之一。1221年，卡米勒击退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发动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由于当时卡米勒忙于在叙利亚扩张势力范围，双方于1229年2月18日签订了有效期为十年的《雅法和约》。由此，耶路撒冷王国得以复国，而圣城耶路撒冷也回到基督徒手中，但同时十字军也不得在耶路撒冷修筑防御工事。

[8]
即苏菲派。

[9]
苏哈拉瓦迪（1154～1191）：著名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伊斯兰教照明学说的奠基人。苏哈拉瓦迪出生于波斯，由于萨拉丁之子查希尔扶持苏菲派，他便来到了阿勒颇定居，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著书立说，名声大噪。阿勒颇的教法学家对苏哈拉瓦迪充满猜疑，而这与他和查希尔的密切往来不无关系。苏哈拉瓦迪的神秘主义思想认为新的预言还会再临世间，这违背了伊斯兰教认为先知穆罕默德身负最终使命的教义。他的反对者认为这样的异端邪说将会影响帝国的稳定，动摇正统的信仰。萨拉丁最后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下令逮捕了苏哈拉瓦迪并将其处死。当时苏哈拉瓦迪年仅37岁，被后世称为“殉难长老”。

[10]
让·德·茹安维尔（约1225～1317）：法兰西香槟省茹安维尔（Joinville）的领主，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密友，曾为后者立传。1248年，让·德·茹安维尔随路易九世参加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50年，十字军在埃及被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路易九世和让·德·茹安维尔均被俘虏。让·德·茹安维尔本该被处死，但后来人们发现，他和备受穆斯林欢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有着血缘关系，于是得以保全性命。在路易九世的妻子玛格丽特交付了巨额赎金之后，路易九世和让·德·茹安维尔获释。

[11]
此处译文引自《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迈蒙尼德（约1135～1204）：犹太哲学家、法学家和医生，曾将犹太教信仰总结为十三条，又将善行划定为八类。生于科尔多瓦，在穆瓦希德王朝严格维护伊斯兰教基本信条，对敌人发起“圣战”，并取消了长期以来允许非穆斯林通过缴纳税款获得官方保护的政策的情况下，和其他许多犹太人、基督徒一样面临生命威胁，被迫改变信仰或逃亡。迈蒙尼德与家人流亡摩洛哥和埃及，但有观点认为他曾假装皈信伊斯兰教以保全性命，并因而受对手指控。后担任萨拉丁的私人医生。

[13]
新奥斯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在1865年成立的秘密组织，推崇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号召在土耳其建立立宪政体。主要代表人物有纳米克·凯末尔、阿里·苏阿维（Ali Suavi）等人。1867年为逃避迫害，“新奥斯曼人”的不少成员流亡西欧。随着1871年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穆罕默德·艾明·阿里（Mehmed Emin Ali）帕夏逝世，“新奥斯曼人”的成员得到赦免，相继回到国内。

[14]
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土耳其作家和诗人，曾对土耳其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在流亡西欧期间，凯末尔研究了维克多·雨果、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并将其翻译成土耳其语。

[15]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1918）：奥斯曼帝国苏丹（1876～1909年在位），在任期间对俄战争惨败，致使帝国丧失了大部分欧洲领土，对内实行高压专制统治，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屠戮少数民族。1909年4月27日，被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

[16]
作为一场宗教政治运动，泛伊斯兰主义旨在回击19世纪末欧洲对近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扩张。这一运动强调伊斯兰世界在历史、文化和宗教上的共性，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在一个伊斯兰国家或者哈里发的领导之下，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大一统。

[17]
托马斯·库克（1808～1892）：英国旅游行业的先驱，成立了著名的托马斯库克集团。

[18]
阿拉伯的劳伦斯（1888～1935）：原名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英国军官、考古学家和作家，在1916～1918年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中担任英国的联络官，著有自传《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记述了自己在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中的经历。

大事年表

1138年　　　　　萨拉丁在提克里特出生。

1144年　　　　　赞吉征服埃德萨。

1147～1148年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53年　　　　　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攻占亚实基伦。

1154年　　　　　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统一归于努尔丁治下。

1169年　　　　　努尔丁手下的将领谢尔库赫征服埃及，谢尔库赫去世后萨拉丁被任命为法蒂玛王朝的维齐尔。

1171年　　　　　萨拉丁颠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政权，在埃及恢复伊斯兰正统信仰。

1174年　　　　　努尔丁和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相继去世；萨拉丁接手统治大马士革。

1175年　　　　　萨拉丁在哈马双峰山附近首胜阿勒颇和摩苏尔联军；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承认萨拉丁为埃及和叙利亚（阿勒颇除外）的统治者。

1176年　　　　　萨拉丁在苏丹山战役中再次击败阿勒颇和摩苏尔联军；萨拉丁迎娶努尔丁的遗孀。

1177年　　　　　萨拉丁在拉姆拉附近被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击败。

1179年　　　　　萨拉丁在玛尔吉-乌于恩战役中击败鲍德温四世。

1181年　　　　　摩苏尔的伊扎丁统治阿勒颇。

1182年　　　　　萨拉丁攻伐摩苏尔，无功而返。

1183年　　　　　法兰克人侵入红海；萨拉丁占领阿勒颇；萨拉丁攻打耶路撒冷王国。

1185年　　　　　萨拉丁再次进攻摩苏尔。

1186年　　　　　摩苏尔的伊扎丁宣布臣服于萨拉丁。

1187年　　　　　萨拉丁在哈丁战役中大胜法兰克人，并征服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大部分地区。

1188年　　　　　萨拉丁在的黎波里和安条克这两个十字军国家攻城略地。

1188～1192年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90年　　　　　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在今天土耳其境内溺亡。

1191年　　　　　十字军攻占阿卡；萨拉丁在阿苏夫战役中被狮心王理查击败。

1192年　　　　　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缔结了为期三年八个月的停战协议。

1193年　　　　　萨拉丁在大马士革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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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dülhamid Ⅱ.，osman. Sultan 121

Abū Bakr，erster Kalif 10f.，44

Abū Bakr，artuqid. Emir von Mārdīn 67

Abū Schāma，Geschichtsschreiber 118

Abū Tāhir Ismā‘īl，Gesandter Saladins 55

Abū Yūsuf Ya‘qūb al-Mansūr，almohad. Kalif 95

al-‘Ādid，fātimid. Kalif 39f.，41，49-51

al-‘Ādil，Bruder Saladins 61，73，79f.，87，98，107

al-Afdal‘Alī，ältester Sohn Saladins 44f.，106

Aiyūb，s.Nadjmaddīn

Alexander Ⅲ.，Papst 118

Alexios Ⅰ.，byz.Ks.13

‘Alī，vierter Kalif 11，44

Amalrich Ⅰ.，Kg.von Jerusalem 33-40，47，51，54，59f.

Arnold von Lübeck，Geschichtsschreiber 54

Asadaddīn Schīrkūh，Onkel Saladins 33-38，40-43，53，55f.，105f.，112f.

al-‘Azīz Uthmān，Sohn Saladins 44，46

Bahā‘addīn Ibn Schaddād，Biograph Saladins 45，95，109f.，118

Baibars，Mamlūkensultan 105

Balduin Ⅰ.，erster Kg.von Jerusalem 16f.

Balduin Ⅱ.，Kg.von Jerusalem 17

Balduin Ⅲ.，Kg.von Jerusalem 21，29-31，33

Balduin Ⅳ.，Kg.von Jerusalem 59，64f.

Balduin von Boulogne siehe
Balduin Ⅰ.

Biondo，Flavio，Geschichtsschreiber 112

al-Biyalī，Ahmad，ägypt. Autor 122

Boccaccio，Giovanni 110

Bohemund，Kreuzfahrer 16

Bohemund Ⅲ.von Antiochia 88，96

Burchard，Gesandter Barbarossas 54

Dante Alighieri 112

Dirghām，fātimid. Wesir 33f.，50f.

Emicho von Flonheim，Kreuzfahrer 15

Farrukhschāh，Neffe Saladins 59，65，74

Friedrich Barbarossa，röm.-dt.Ks.48，54f.，92f.，95

Friedrich V.，Herzog von Schwaben 93，99

Fulko von Anjou，Kg.von Jerusalem 26

Gerard von Ridefort，Templermeister 77，80

Gottfried von Bouillon，Kreuzfahrer 16f.

Gregor Ⅷ.，Papst 89

Guido von Lusignan，Kg.von Jerusalem 74，77，80，96f.，99，103，111

al-Hākim，fātimid. Kalif 10，120

al-Harīrī，‘Alī，ägypt. Autor 122

Heinrich Ⅱ.，engl.Kg.90f.

Heinrich von der Champagne，Kreuzfahrer 99

Helbling，Seifried，Dichter 112

Hubert von Salisbury，Bischof 104

Hugo von Gibelet，fränk.Baron 80

Humfred Ⅱ.von Toron，fränk.Baron 36

Humfred Ⅳ.von Toron，fränk.Baron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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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n al-Athīr，Geschichtsschreiber 29，56，74

Ibn al-Muqaddam，Gefolgsmann Saladins 60f.，84

Ibn Djubair，andalus. Mekkapilger 21，4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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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ādaddīn Zankī，Vater Nūraddīns 25-28，30，83，121

‘Imādaddīn Zankī，Neffe Nūraddīn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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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ataddīn Khātūn，eine der Frauen Nūraddīns und Saladins 27，63，73

Isaak Ⅱ.Angelos，byz.Ks.94

‘Izzaddīn Mas‘ūd von Mosul，Neffe Nūraddīns 67f.，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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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de Joinville，Biograph Ludwigs des Heiligen 119f.

Jesus 10，18，81，112

Joscelin Ⅱ.von Edessa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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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rad von Montferrat，Kreuzfahrer 85，96f.，99，103

Kumuschtikīn，zankid. Eunuch 61

Kyros Ⅱ.，Kg.der Perser 82

Lane-Poole，Stanley 110

Lawrence，Thomas Edward，gen.L.von Arabien 122

Leopold Ⅴ.von Österreich，Kreuzfahrer 92

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09f.，113，121

Lucius Ⅲ.，Papst 118

Ludwig Ⅲ.von Thüringen，Kreuzfahrer 92，97

Ludwig Ⅶ.，franz.Kg.90

Ludwig Ⅸ.，der Heilige，franz.Kg.119

Maimonides，Moses，Gelehrter 120

Malikschāh，seldschukischer Sultan 12f.

Manuel Ⅰ.Komnenos，byz.Ks.31-33，57

Maria 18，21

Marin，François Louis Claude 109

Michaud，Joseph François 121

Mleh，armen.Kg.58

Muhammad，Prophet des Islam 9-11，18f.，53，58，74，76，82，121

Mu‘īnaddīn Unur，Regent von Damaskus 26-29，63

al-Muqtafī，‘abbāsid. Kalif 30

al-Mustadī，‘abbāsid. Kalif 49，67

Nadjmaddīn Aiyūb，Vater Saladins 41f.，45，53，56，105

an-Nāsir，‘abbāsid. Kalif 67f.，83f.，94，106，117

Nūraddīn Mahmūd，Vorgänger Saladins 25，27-35，37-42，45，48f.，51-63，67f.，70，72，82，111-113，115f.，121

Nūraddīn Muhammad，artuqid. Emir von Hisn Kaifā 66f.，69

Nusrataddīn Amīr Amirān，Bruder Nūraddīns 31f.

Odo von St.Amand，Templermeister 65

Philipp Ⅱ.August，franz.Kg.90f.，100，102，113，120

Philipp von Flandern，Kreuzfahrer 64，102

Philipp von Schwaben，dt.Kg.112

al-Qādī al-Fādil，Leiter der Kanzlei Saladins 43，45，51，55，59，65，72f.，94，96，101，105，108，113，120

Qilidj Arslān Ⅱ.，Sultan der Rūm-Seldschuken 31f.，57，66，71，94f.

Qutbaddīn Maudūd von Mosul，Bruder Nūraddīns 56

Raimund Ⅲ.von Tripolis 62，71

Rainald von Châtillon，fränk. Baron 32，74-77

Richard Ⅰ.Löwenherz，engl.Kg.77，90-92，100-105，110f.，120

Saifaddīn Ghāzī von Mosul，Bruder Nūraddīns 27f.

Saifaddīn Ghāzī von Mosul，Neffe Nūraddīns 56，59，61f.，67，114

as-Sālih Ismā‘īl，Sohn Nūraddīns 61-63，67

asch-Schāfi‘ī，Rechtsgelehrter 44

Schāwar，fātimid. Wesir 33-40，51，56，60

Schiller，Friedrich von 110

Schīrkūh，s.Asadaddīn

Scott，Walter 110

as-Suhrawardī，Mystiker 116

Tankred，Kreuzfahrer 16

Taqīyaddīn‘Umar，Neffe Saladins 44，53，67，73，79，84，96，99，119

Taschtikīn，Führer der irak. Mekkapilger 84

Thoros，armen.Kg.58

Tūrānschāh，ältester Bruder Saladins 42，47f.，53，113

Ubald，Erzbischof von Pisa 97

‘Umar，zweiter Kalif 10f.，17，44，81

‘Umāra al-Yamanī，Dichter 39，50f.

Urban Ⅱ.，Papst 13f.，114

Urban Ⅲ.，Papst 89

Uthmān，dritter Kalif 11，44

Voltaire 109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112

Wernher，Bruder W.，Dichter 112

Wilhelm Ⅱ.，dt.Ks.122

Wilhelm Ⅱ.，Normannnenkönig 90，95

Wilhelm von Tyrus，Geschichtsschreiber 40，54，59，111f.

az-Zāhir，Lieblingssohn Saladins 85，99，116

作者简介

汉内斯·默林（Hannes Möhring），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拜罗伊特大学编外讲师，2010年和2012年在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学科国际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默林在中古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末世观研究上颇有建树，并因此荣获斯陶芬奖。

译者简介

周锐，现任教于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德语系，2018年获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译著有《罗马史：从开端到古典时代晚期》《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易十四：太阳王的生活/（德）马克·亨格勒尔著；邱瑞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路… Ⅱ.①马…②邱… Ⅲ.①路易十四（1638-1715）-传记 Ⅳ.①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697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路易十四：太阳王的生活

著者/［德］马克·亨格勒尔

译者/邱瑞晶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6.875 本册字数：96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20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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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章 国王的童年与法兰西的王权统治（1638～1648年）

- 1 降生与童年

- 2 王朝与太后摄政

- 3 年幼国王的成长

- 第二章 投石党运动和马扎然的权力（1648～1661年）

- 1 战胜神圣罗马皇帝、平息高等法院叛乱

- 2 王权与大贵族的冲突

- 3 战胜西班牙和执政的准备

- 第三章 伟大的路易——峥嵘岁月（1661～1680年）

- 1 “国王亲政”：臣服与扩张

- 2 “战争之王”——法兰西的战争机器

- 3 凡尔赛、艺术和王的女人

- 第四章 老去的君王（1680～1715年）

- 1 代价高昂的胜利：战争与殖民

- 2 “扼杀异端邪说”及国王与教宗的争端

- 3 平息局势和最后的事宜

- 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图片来源

- 致谢

- 人物索引

图1 年轻的国王战胜投石党：马上的国王身着戎装，上方是象征胜利的花环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该油画作者或为让·诺克雷（Jean Nocret），约创作于1653年

第一章 国王的童年与法兰西的王权统治（1638～1648年）

1 降生与童年

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的法兰西，人们并不期盼什么耀眼的“太阳王”，只是迫切地希望能有一位王嗣降生。时势艰险，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国王忙于镇压连年的起义，这个国家几乎没过一个太平年。不止如此，自1635年起，法兰西还在多条战线上与世界霸主西班牙及其盟友公开交战。打仗总是要花钱的，哪怕打了胜仗也一样，这就需要大量的税金。虽说法兰西还算富庶，但要筹集这样巨额的资金也并非易事。17世纪中叶，异常寒冷的气候导致粮食歉收，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的经济状况深受影响。

在这般情形之下，疾病缠身的路易十三（1601～1643年）若不留下子嗣就遽然离世，必定会引起激烈的政治动荡，使艰险的时局雪上加霜，这自然不是人们所乐见的。诚然，按照“萨利克继承法”，路易十三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1608～1666年）将在其死后继位。然而，加斯东参与了多起谋逆造反的行动，站在了路易十三及其首相黎塞留的对立面，他的这些行迹表明，他已将自己的勃勃野心置于“天下太平”之上。此外，当时加斯东膝下同样没有能够继承王位的儿子。排在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是路易十三的堂兄——第三代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

[1]

（1588～1646年）。此人有不止一名男嗣，并且怀着不小的野心。亲王的长子（1621～1686年）便是第三顺位继承人，取名“路易”也绝非偶然：这个名字承袭路易九世（1214～1270年），他是亲王所在的波旁家族支系的始祖，不仅作为君王，也作为圣徒“圣路易”而备受尊崇。

路易十三的立储事宜变得如此紧迫，是有原因的。为拉近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室的关系，路易十三早在1615年就娶了仅比他大几天的西班牙公主——奥地利的安妮

[2]

（1601～1666年）；然而，夫妻两人却没能培养起更亲密的关系。17世纪20年代早期，安妮虽然数次怀孕，却频频流产。这段夫妻关系本就压抑，两人又要承受外界期待带来的压力。1624年，黎塞留就已经上奏道：“法兰西需要王位继承人。”继承人迟迟没有降生，也是因为路易十三和黎塞留要掉转枪头对付西班牙：立场一旦转变，作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78～1621年）的女儿，安妮就成了政治上的障碍，她与西班牙亲戚的一切联络都变得可疑起来。从17世纪20年代前期开始，路易十三就与他的妻子过上了形同陌路的生活。

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妮一辈子都在情感和政治上疏远对方，但他们心中明白，夫妻两人必须合作，朝圣和祷告并不能解决继承人缺失的问题。国王那为数不多的亲信，包括黎塞留，也包括路易十三的柏拉图式恋人露易丝·安吉莉克·莫蒂尔·德·拉斐特，都不知疲倦地劝诫他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国王夫妇终于妥协，不再避而不见——1637年10月底在圣日耳曼昂莱、12月初在巴黎卢浮宫，两人终于又有了床笫之私。1638年1月，医官确认王后怀孕，到了月底，这一消息便见诸报端。

1638年9月5日，期盼已久的继承人终于降生，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名婴儿的诞生牵动着整个国家。在巴黎西边、坐落于塞纳河畔的圣日耳曼昂莱宫殿中，王后在诸多见证人的面前诞下王嗣，关于“假装怀孕”和“调包顶替”的揣测也随之消散。至少在宫廷之中，没有人公开质疑这位嫡子的身份。路易十三是在孩子降生之后才赶来的，而时年30岁的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就在现场，当助产妇宣布王后诞下的是男婴时，他继位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这个孩子人生最初的6年，是在母亲及其宫人的庇护下度过的。在包括第三阶级

[3]

在内的上流社会中，婴儿普遍由乳母而非生母喂养。而由多位乳母接连负责一个孩子，在外交上则颇有警示意味：小小年纪胃口便如此之大，法兰西的邻邦可要注意了。但如此一来，这个孩子也不免吃点苦头：1639年5月20日，他就第一次接受了放血疗法。

自1640年9月断奶之后，这孩子便开始在仆从的服侍下用餐，他早早习惯了统治者的身份，习惯了下达命令、受人侍奉。按照当时的形势，让路易十四在婴儿、幼儿和小童的年岁就“接见”身份高贵的访客，甚至包括首相兼枢机主教黎塞留，是十分重要的。在他出生的第二天，一支由法兰西高级法院组成的代表团就来到了王储面前，其中就包括巴黎的“国会”——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会，其成员也不是选举产生的。晚些时候，布列塔尼各个阶层代表及各国使节也都赶在王储3岁之前，前往圣日耳曼昂莱宫殿觐见：其中包括英国、荷兰、马耳他的使节，教宗、托斯卡纳大公爵和葡萄牙大公爵的使臣，以及其他使者。

为了给其将来统治者的身份铺路，他的宗教教育开始得很早：在1643年的濯足节

[4]

，王储参加了效仿“最后的晚餐”的仪式，为贫苦人濯足。这样谦恭虔诚的举止是一名理想的天主教国王所应有的，因为这显示出，一个共同体中的最高阶层只有为团体中最卑微的阶层服务，才真正恰当地履行了义务。路易在出生那天只接受了洗礼，用圣日耳曼昂莱教区教堂洗礼池里的水涂了圣油。1643年4月21日，他才在当地旧宫的礼拜堂里接受了命名礼。教父和教母的人选也表明这个孩子在政治上的处境：教母是夏洛特·玛格丽特·德·蒙莫朗西（1594～1650年），她的丈夫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此时位于第四顺位的继承人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教父则是枢机主教儒勒·马扎然

[5]

（1602～1661年），此人原本出身教宗国，在黎塞留1642年去世之后担任首相。相较于远方那些强势的亲戚所带来的竞争，王储更需要此二人的鼎力相助。而且，对于有能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王储也需要与他们结下特殊的情谊。此外，他的洗礼也成了世人茶余饭后乐于谈论的事件，当时就有颇多传闻。据说，病入膏肓的路易十三问四岁的王储叫什么名字，王储答道：“路易十四。”可排行数字只算国君，不算王子，所以这一回答暗指提问的父亲必死无疑。在传言中，父亲随后回应说：“噢！你还不叫路易十四，我的儿子，但如果神的旨意如此，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虽然从1638年起，路易十三便相对长时间地与家人一起待在圣日耳曼昂莱，但这段时间还是没能培养出更亲密的父子关系。而在凡尔赛的狩猎行宫里，他则不愿看见家人以及随之而来的、以女眷为主的宫人侍从：对他而言，太多女人了。另外，他曾在1640年时抱怨，儿子害怕他这个父亲。可相对应的，路易十三又害怕自己的弟弟，为了保护儿子不受这位继承顺位被迫延后的叔叔伤害，他采取了防备措施。他不允许弟弟和儿子独处一室，也不允许弟弟带着众多手下去看望儿子，以免他们劫持王储。

图2 1643年即位当年的路易十四经稍许美化的铜制半身像，由路易的母亲委托雅克·萨拉兹创作，现藏于卢浮宫内

虽说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但对于路易十四而言，关于路易十三的回忆也是十分珍贵的：无论对内对外，他扩张王权统治所采取的政策都与父亲一致。他自己的凡尔赛宫就是其父凡尔赛狩猎行宫的放大版；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庭院对面的外墙是用砖块和砂岩修建的，这在当时就已经有些老派了。其他一些建筑也能反映出与先王的联系：1638年2月，路易十三的妻子刚刚怀孕不久，与西班牙的战事也侥幸逆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宣布将自己、家人和整个国家都献给圣母玛利亚，并宣布要翻新巴黎圣母院主祭坛。国王无比隆重地许下这个诺言，人们交口称赞，这与当时期盼王储降生的情绪混杂在一起，为路易十四的出生赋予了一层宗教意味。路易十三没能在活着的时候兑现自己的诺言；他的儿子替他完成了，还将父母和自己的塑像置于本国中心城市的中心教堂内作为纪念。

1643年5月14日，路易十三在圣日耳曼昂莱离世。去世时有两个儿子，次子是1640年9月21日出生的腓力。5月10日，人们让两位王子看望了弥留之际沉睡的父亲，要他们好好记住父亲的样子。国王一死，他不满5岁的长子直接成了法兰西和纳瓦拉国王路易十四——甚至没有接受加冕。

2 王朝与太后摄政

1643年的王权统治存在什么问题，有着怎样的前景，在两份遗嘱中显得格外清楚：其一是之后我们将讨论的路易十三的遗嘱，其二是黎塞留的政治遗嘱。后者虽是写给当时尚在人世的路易十三，但黎塞留作为日理万机的首相，这份备忘录性质的遗嘱并非由他一人撰写。它在黎塞留和路易十三死后仍能发挥效用，是因为黎塞留亲自挑选、引导并提拔了继任其职能的首相——马扎然，此人同时也是路易十四的教父，相当于同时继承了黎塞留和路易十三两人的政治遗产，接受了黎塞留政治遗嘱中进行的分析和提出的嘱托。

虽然，过去的一些统治者力争成为“法国人”的国王，但按照黎塞留的看法，法兰西国王准确来说应该是“法国”的国王。这种区分并不是在吹毛求疵，因为对于那些政治精英们来说，法国是一个拥有秩序规则的政治体系。它对应的新概念是“（政治）国家”。

国王首先对法国负有义务，虽然百姓民生也在他的义务范围之内，但人民（“peuple”）却不是首位的。黎塞留认为，百姓应当顺从王命，劳作纳税。但他同样也认为，目前税负过重。如果税收和国家支出都能减少的话，那么这个本就富裕丰饶的国家是能够繁荣起来的。

黎塞留看出，国家财政是法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前几位国王的任期内，日常税收就已经不足以支持战事了——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填补这些资金缺口的是那些富商巨贾——所谓的“吸血蛭”。国王从他们那里得到现金，而他们则收取各种税款，并从中大肆克扣，以此敛财。黎塞留认为，这种“偷盗”行径损害国家利益，致使国家贫穷。不仅如此，那些私人投资家还占据着国家财政机构中的职位，“用国王的钱”突破了社会阶级的界限，成为贵族。他们本人或其家人以联姻的方式飞黄腾达，进入了“王国内最显赫的名门望族”。就此，黎塞留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力求和平，以降低内外战争造成的消耗，另一条则是改革财政。

在黎塞留眼中，法国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其在西班牙的利益。尤其对法国构成威胁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专制”，也就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势力，因为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法国所有的邻国都属于他们：除西班牙之外，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

[6]

（大致位于现今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米兰公爵领地及南意大利也都为他们所有。而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势力来说，在东面不仅有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做他们得力的助手，阿尔萨斯和蒂罗尔也是他们自己的领土，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坐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冠冕。

黎塞留所追求的和平时代，在哈布斯堡王朝遭到一场重创之后到来了。哈布斯堡势力受到的创伤之重，使法国无须再惧怕任何的军事进攻，也不用再担心西班牙势力对法兰西内政的干涉。

法国的第三个核心问题在于贵族。贵族们由于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径成为众矢之的：对待仆从和下人的暴力，在无数次对决中贵族与贵族之间的暴力，以及贵族对抗王权的暴力。一大部分的乡野贵族越来越贫穷，这种情况尚且无足轻重。更严重的问题是，低等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高等贵族。他们之间的这种恩庇关系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受到小贵族支持的高等贵族能够轻易地组建起军队，将整个地区搅得无法统治，非得国王派兵才行。随后，双方交战，面对更占优势的国王军队，这些“巨头们”（Les Grands）才勉强与国王各退一步达成协议，而赦免叛乱者也被包括在协议内容中。路易十四在位的最初二十年里，这类冲突层出不穷。以“巨头们”彻底失败并接受惩罚而告终的例子很少。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亨利二世·德·蒙莫朗西（1595～1632年）在法国西南部的一场叛乱中支持了国王的弟弟。然而，这类恐吓对于贵族叛乱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低等贵族要摆脱经济上的拮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教会和军队中获得职位；而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大贵族们，则必须受到相应的“教训”才行。

有一个问题将国家财政、战争以及贵族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王权政府中的官职可以买卖、能够继承。这涉及军事、宫廷、司法、财政和内政领域的大量职位。买取新设职位能使国王直接受益。于是，设置的职位越来越多，那些已经买取官职的人则大为不满。买下的职位能够转卖他人，或是每年缴纳职位价格的1/60作为税金（1604年引入了著名的波莱官职税，法语中称“Paulette”），以此获得职位的继承权。在黎塞留看来，这一体系除了为国王带来收入，还有另一些好处，即是金钱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得到官职，而不是“巨头们”的权力。如果司法权也可以买卖的话，那么因滥用职权而丧失官衔的风险将会成为一种不错的保障，可以确保官职所有者的忠诚；此外，富有的官职所有者受到的外界压力也会减少。另一方面，官职的继承则避免了职位分配成为“一门肮脏的生意”，在国内大贵族为其侍从购买官职时，增加了他们操作的难度。有些官职与贵族特权挂钩，尤其是免税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连续几代人能够继续享有贵族身份。因此，黎塞留表示要逐渐回购，以降低此类官职的数量。

各支系的法院和司法机构的职位也是可以买卖和继承的。尤其是法国那些大司法区的最高法院，也就是所谓的“高等法院”（Parlement），它们并不满足于拥有司法裁判权。它们坚决要求参与政治，而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些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必须通过“高等法院”的“登记收录”才能正式得到认可，成为标准规章的一部分。有时候，某条法律会因为与法国的基本法制原则相悖而遭到高等法院拒绝，高等法院会附上答复，即所谓“异议书”，将之退回给国王。巴黎的高等法院影响力尤其大。国王于1641年下令禁止它们干涉政治事务，然而关于司法精英们涉政的冲突并没有因此消解——黎塞留表示，只要“危害国王权威”，就“丝毫不能”容忍司法界的造次。

最后一点，特伦托大公会议（1545～1563年）

[7]

决定在法国进行天主教教会改革，但改革还未深入各牧区和修道院辖区内，按照黎塞留的看法，这也是较大的问题之一。法国的天主教教会中，所谓的“高卢派教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教宗，却也因此更加依赖于国王。教会中俸禄优厚的职位，国王会优先分配给忠诚的贵族家庭，主教管区、大修道院、小修道院以及主教座堂的职位也最先派给他们，确保他们的收入。因此，教会职位的委任对国王来说也是政治谋划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在各地精英们眼中，他们的自治权远比王权重要，所以此举可以说是用教会薪俸买来了各地区贵族们的忠诚。在黎塞留的影响下，任命主教人选才特别注重其推动教会改革的能力，而不是首先考虑恩庇政策。黎塞留痛心地看到，如詹森主义之类的新兴宗教流派渗透进了修道院的高墙，并被一部分社会精英接受了。

总之，这个强大的王朝有着不少反对者和敌人：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商贾巨头、大贵族及受其庇护者、法官以及那些通过买卖或继承获得官职的人，还有秉持“国家至上”政策的宗教批评家。那么，要实现黎塞留的目标，实现国王的“权力”，使国王拥有行使国家政权的统治手段，还需要什么呢？最首要的是一场针对西班牙的胜利，而后是对外防御的要塞和坚固的城池，法国在1636年遭受过的侵略，这些都会在军事上将其化为乌有；法国还需要一支实力可观的海军、一支海岸防卫队，以及一支为地中海而设的橹舰舰队，对内对外各有一支随时待命的军队，以便能够在同一时间展开两场战争；仅允许合法的国家收入并且降低税收；以荷兰、英国和热那亚为榜样，通过更强大的工业、更强大的外贸、更强大的商贸船队实现经济产业的现代化；回购不必要的官职，以强硬手段规范大贵族的行为，以军中拥有官衔的贵族为首要对象，控制其俸禄；积极推进教会改革；使高等法院及其他法院去政治化，并建立国王不定期视察机制，使地方法院拥有司法裁判权的情况成为过去式；改革王廷，使之更具威仪。建立、确保和强化国王的权威和权力，使之为公共利益和国家服务——这就是黎塞留的政治遗嘱。

路易十三也留下了一份遗嘱。他的妻子，奥地利的安妮，在路易十四成年之前，将不可避免地以法国王后的身份参与统治。路易十三担心，她身为西班牙公主，可能会抛弃法国反西班牙的坚定政策。毕竟在法西战争期间，她也与她的兄弟们保持着联系。

按照谋划，要继续与西班牙交战，就要削弱王后在本国政府内的政治影响。路易十三选择的手段是组建摄政委员会，也就是说必须有委员会在旁，王后才能执政。只要选对了人，这个摄政委员会就能发挥出不容小觑的作用，因为每个决策都要经过委员会中多数人的同意。

因此，委员会的人选是个难题。那些大贵族，尤其是王室家族的成员们，可以说生来就是国王的参谋，如果不想在摄政初期就引发暴乱，委员会中就不能缺少这些人。既然，年幼的路易十四国王无法亲自带领军队镇压这样的暴乱，从而赢得人们对王权的认可，那么，他就只能自己吞下这颗苦果；与西班牙的战争是当务之急，与之相比，压制大贵族还是次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路易十三也原谅了奥尔良公爵加斯东近来的叛乱，并拟定他为王国中将；同样，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也被选入委员会中。这样一来，第二和第三顺位的王位继承人都进入了摄政委员会。

为了在王后和这两位大贵族在场的情况下，依然确保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路易十三在遗嘱中选出了黎塞留手下的四个人，任命他们进入摄政委员会：马扎然、外务秘书沙维尼、财政总长布蒂利耶和首席大法官塞吉埃。巴黎高等法院于1643年4月21日记录了国王的这条声明。这样一来，路易十四就有机会在委员会内与摄政王后相抗衡了。

即使在一起生育了两个儿子，路易十三也并不真正了解妻子，但他的这份遗嘱确实失算了。多年来，安妮一直被国王和黎塞留疏远和冷落，她知道，现在丈夫死了，路易十四尚且年幼，自己翻身做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她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独立的摄政权，排除所有外界的影响，也就是“摄政委员会”的影响——她要拥有“完整、彻底和绝对的权威”。

为此，她需要帮手，而她的第一人选就是由黎塞留一手提拔的马扎然。虽说奥地利的安妮嫌恶黎塞留，但她还是与马扎然结成了政治联盟，这使时人非常惊讶。马扎然在1632年就结识了被孤立的王后，他虽效力于黎塞留，却通过特别的关怀和时常奉上的礼物，很好地维护着与王后的关系。他们一个是路易十四的母亲，一个是路易十四的教父，两人都认为，王后虽然在路易十三和黎塞留那里经历了痛苦的过往，但对于路易十四来说，顺利实现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政治目标仍是最好的选择。

此外，奥地利的安妮还要赢得那些从这份遗嘱中获益的大贵族们的支持，而最能使这些人心悦诚服的，还是那古老封建社会的古老“货币”——官职和土地。香槟行省长官的职位和失而复得的尚蒂伊城堡在向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招手。这座城堡从前属于这位孔代亲王的内兄亨利二世·德·蒙莫朗西，在1632年亨利二世·德·蒙莫朗西被处决之后，便遭到没收。奥尔良公爵加斯东的前景更好，他有望恢复奥弗涅行省长官的职务，由于之前的一次叛乱，作为惩罚，路易十三褫夺了他的这一头衔，甚至，现在他还能够保留中将的职务。

最后，奥地利的安妮还需要巴黎高等法院的帮助，因为路易十三的遗嘱是由他们登记入册的。高等法院也利用这次机会，改善了他们在政治权力上的处境。在老国王去世之后，他们不必再向路易十四宣誓效忠了。这清楚地表明，高等法院成员不受国王本人的牵制，法院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另外，要使老国王的遗嘱失去效力并宣布王后摄政，还需要举办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仪式——“国王行法会”（Lit de Justice）。这一名称的字面意义为“司法之床”，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在高等法院为此举办的特别会议上，国王坐在一张宽大的王座上，这张王座高高地放在好几级台阶之上，让人觉得国王好像躺在一张床（Lit）上。当某一高等法院不愿认可国王的某个决定时，国王可以借助“国王行法会”来解决问题：国王、王室成员、法兰西贵族们（Pairs de France）和赶来的最高法院成员聚集到一起，通过这种仪式化的方式展开协商，这也满足了中世纪国王必须倾听臣子谏言的要求。如果国王以这种形式听取了高等法院的建议，高等法院就必须接受国王的决定，并将之录入法案。

路易十三去世后没过几天，1643年5月15日，四岁的继任者就被第一次带到了巴黎。那里的人们以节庆般的气氛迎接了他。路易十四下榻的是巴黎城内的旧王宫——卢浮宫。1643年5月18日，路易十四就举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国王行法会”。在仪式之前的早晨，小国王在圣礼拜堂聆听了弥撒。这座礼拜堂是他的先祖圣路易建造的，人们认为他是为了在这里存放“荆棘王冠”这一圣物才修建的。“国王行法会”安排在弥撒之后才举行，这又提升了这场活动的意义。路易十四是否真的为这场大会致了开场词，各个文献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场隆重的集会上充满了对小国王的赞叹，当时所有人都颇为满意：大贵族和议会一致同意取消路易十三对摄政的规定，由奥地利的安妮为路易十四摄政，并且她能够任命自己的参谋。高等法院主席在发言中要求获得提出异议的权利，并没有遭到驳回。这个要求要等路易十四以后亲自去驳回了。

这场“国王行法会”决定性地影响了路易十四的人生。它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使人们认为，局势有望恢复到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之前的时代：“巨头们”能够重新与国王建立联系，为国王效力以获取尊荣、财富和权力。相对应的，他们也会构成潜在的威胁，旧时在政治和军事上施恩者和受恩庇者的关系又回来了。不仅是巴黎高等法院，其他地方高等法院也故态复萌，表现得像是这个国家的全权代表，重新开始检视国王制定的法律是否与老传统相一致。

在转换方向之后，人们期待摄政的安妮会将马扎然视作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意志的化身，让他离开。然而，她却在当天就任命马扎然担任自己的首相。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发现，在马扎然身边，他无法施展拳脚，于是灰心丧气地退出了摄政委员会。作为大贵族中的一员，弗朗索瓦·德·旺多姆（1616～1669年）是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儿子，他计划使用暴力手段除掉马扎然，接着在1643年夏季，他就进了监牢。事实证明，与大贵族及高等法院的合作只是耍花招，为的是让王后能够继续将国王扩张国家势力的政策继续下去。而奥地利的安妮为此向大贵族和高等法院付出的代价则表明，与王权抗争再次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这原本只是王后在政治上的一个小手段，却最终成了该国政治上的重要转折点，将历史的道路引向了1648～1652年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大规模起义，即所谓“投石党运动”（Fronde）。

3 年幼国王的成长

年幼的路易在仪式上表现得体，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人们的共识。由于接下来他还将出席许多仪式性的、法定的关键场合，得体的举止是相当重要的。于是，在1643年即将满五周岁的时候，他就学习了如何在仪式中接受人们对他宣誓效忠。按照旧俗，那些最高等级官衔的新继任者必须亲自向国王宣誓就职；1643年8月，国王便迎来了长长就职名单中的第一位人物，他就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第一主席。接着在9月和11月，未来的王室亲卫队队长以及两位法国元帅也先后宣誓就任。这两位元帅中的一位，杜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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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功累累。幸得路易十四的青睐，杜伦尼在死后进入了王室墓葬教堂——圣但尼教堂，王室也为他立了一块大墓碑以作纪念。1644年，叔叔加斯东作为朗格多克行省长官、堂兄路易二世·德·波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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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槟行省长官，来向路易十四宣誓效忠。路易十四以国王的身份分配教区和修道院管区，并接受新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宣誓。受到教宗委派、前来负责法国教区的枢机主教，也由他来颁发象征身份的红色帽冠。就这样，路易十四自小便对国内举足轻重的高官们了如指掌。另外，每当有高等贵族庆祝他们的人生大事，路易十四也会驾临现场，为这些庆典增辉：他四岁时就主持婚礼，童年时就开始担任贵族小孩以及其他孩子的教父，以此加强他们与王权的联系。

路易十四登基后不久就接见了外交使节。在一连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大量的使臣和代理人纷纷前来，他们先是吊唁去世的老国王，随后便要完成路易十四登基后的正式觐见仪式，最后还有临行前的拜别。就连那些相距遥远小国和王侯国，也向法国国王派来了使者：巴伐利亚、符腾堡、科隆选侯国、曼托瓦、帕尔马、马耳他、热那亚、威尼斯、萨伏依、葡萄牙、波兰、丹麦、瑞典等，不一而足。路易十四也早早担负起了外交往来的责任：1644年，路易与英国大使一起用餐，并在当晚签订了延长法英联盟的协议。

作为王室的代表，路易十四接受的宗教教育相当深入。他不但每天都会聆听一场简短的弥撒，而且，例如斋戒期开始前的长篇布道，他也会参加。登基之后的几年里，路易在每个复活节前星期四的濯足仪式上，都会为贫苦的孩子们洗脚。他渐渐地访遍了巴黎最重要的教堂和修道院，并多次陪同母亲前往由她创立的圣恩谷修道院。他在民众的见证下参加、观看游行，而且在教会的重大节日里，他大多时候也会在巴黎城内的中心教堂现身。路易十四一生基本上都秉持着反宗教改革的虔诚作风，这是从他母亲那里习得的，受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强烈影响。

同样，路易十四的军事教育也开始得很早。1644年4月，这个五岁半的孩子就亲眼看到了他的警卫队是如何操练的。几天之后，路易又在一旁观看了瑞士警卫队的训练，他还在此过程中学会了“阅兵”：检视排成行列的士兵，检视他们的服饰、装备和战斗能力。登上王位后不久，国王就已经对军事的重要意义了然于胸了。1643年5月底，人们向他展示了在罗克鲁瓦（位于阿登省的南部）战役中大败的西班牙军队的旗帜；9月，他在卢浮宫向战役指挥官、后来的第四代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表示了祝贺。对于此类重要的胜利，宫廷中都会奏响《赞美颂》（Te Deum laudamus
），举行教会仪式，以表庆祝。1644年，路易十四就在巴黎的主教座堂里参与了一场伴随着《赞美颂》举行的仪式，为的是庆祝法国征服了弗兰德地区的格拉沃利讷。而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几年里，这样的纪念庆典相当多见。1647年，路易与他的母亲一起前往亚眠，并在这个当时的边境行省检阅了多支卫队和军团。海军当然也不能被遗忘，人们带他参观了厄镇港，并在厄镇东南方向三十公里外的迪耶普为他举行了一场海战演习。

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也在一步步地认识年轻的路易十四。到1645年为止，他已经拜访了坐落于巴黎城外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也包括蒙马特。在当时，从蒙马特山上就已经能俯瞰巴黎的盛景了。1646年，路易十四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到访尚蒂伊城堡，第一次短居贡比涅城堡，并在那里的森林里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狩猎。在前往亚眠和从亚眠返回巴黎的途中，他像国王们在旅途中普遍会做的那样，拜访了远近亲戚，由此也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圣高乃依修道院，在拉罗什吉永公爵以及巴索皮埃尔元帅的寓所，他都曾下榻。1648年，国王与母亲一同前往沙特尔，在主教座堂里聆听了一场《赞美颂》仪式（举办仪式的原因是欢迎他的莅临），并住在主教的宫殿中；在去往沙特尔的途中，他们在蒙巴松公爵赫拉克勒的宫殿中过夜，这位公爵来自强大的罗昂家族。1647年，路易曾两次在财政总管位于巴黎北部的“别墅”里用餐，席间他对税收体系积极的一面有了初步认识——财政大臣优厚地“款待”了国王。

路易十四也早早地认识了自己家族所拥有的宫殿中最重要的那些：圣日耳曼昂莱宫、卢浮宫以及与之毗邻的巴黎皇家宫殿，最后这座是王室家族从黎塞留那里继承而来，并于1643年迁入居住。在之后的1644年，路易在枫丹白露这座狩猎行宫里逗留了六个星期。在夏季和初秋，只要是有经济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这座人口稠密且在高温下瘟疫盛行的都城。数个世纪以来，枫丹白露宫一直是一座备受国王喜爱的狩猎行宫，一座坐落于茂密森林中的华丽建筑。它雕梁画栋，建筑内收藏的珍品琳琅满目。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命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扩建了这座宫殿，其中包括一间宏伟的陈列室。新建这间陈列室，为的是给敌对但同时也作为贵宾来访的卡尔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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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号称要用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展现法兰西王朝的伟大。从1644年起，在大多数年份的夏末时节，路易十四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各座宫殿的厅堂、陈列室、庭院和花园，也同样是教育年轻国王成为殷勤有礼的贵族男子的场所。他几乎每天都看望母亲，并从她那里学习到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基础常识。同时，在母亲的社交圈子里，他从宫廷贵妇和来访者们的身上体验到了宫廷精致的作风：室内音乐、服饰、谈吐等。他虽然享受这些谈话——无论是年幼的国王，还是之后成年或老去的他都是这样，但他自己却说得不多。他总是细致地观察着，所以很快就意识到，以他的身份地位，不说话比说错话要好得多。1645年11月，路易在皇家宫殿看了一出戏，那是他命人为新婚的波兰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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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1667年）表演的。第二天，他与她一起揭开了一场舞会的序幕，这场舞会也是为了向她表示敬意而举办的。跳舞也是要学习的技能，这对路易十四来说不是令人头痛的义务，反而早早地成了他的热情所在。1664年年初，因萨伏依-卡利尼昂公爵托马斯（1595～1656年）到访而举办的一场舞会，路易成了公众的谈资，也成了半官方报纸《公报》上的话题。在宫廷内，谈论国王“礼节和举止”的声音不绝于耳：考虑到他的年纪，他做得太好了。在近代早期的宫廷舞蹈当中，人们要紧密地配合，用固定的肢体动作不断交换位置，此时还有来自周围人的注视：这简直就是一套受人观察的运动规则，而且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模型——同时还具有娱乐性。

这类庆典活动是一种昂贵的证明，展现出来的是特别的尊敬。在当时，意大利是欧洲音乐文化的中心，因此，马扎然在1647年选择了意大利艺术家，让他们在法国巴黎皇家宫殿完成戏剧《俄耳甫斯》（Orpheus
）的首演。这出戏路易看过许多次，其中一次是为了那时已经去世的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的女儿而安排的。1647年秋季，路易十四在枫丹白露宫安排了狩猎、戏剧演出和一场大型舞会，来招待他的姑表哥查理（1630～1685年），查理当时是流亡的威尔士亲王，后来成了英格兰国王。此时，九岁的国王已经能够让王侯们亲身前来觐见，而他也能够亲自接待他们了，比如黑森-卡塞尔方伯爵威廉六世（1629～1663年），此人与法国联合对抗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又比如锡本比根亲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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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一位王侯，这一亲王国同样与德意志皇帝为敌。

要使路易十四完整地参与到宫廷活动中，所缺少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年幼的国王还要学会骑马和使用常见的兵器。1647年3月，路易十四与威尔士亲王一起来到勒皮迪奥·阿尔诺菲尼的“学院”，暂且作为观众观看骑术比赛。勒皮迪奥·阿尔诺菲尼1648年当上了王室骑术学校的主管，如此一来也就成了国王及其弟弟的马术老师。据记载，国王在1648年9月的一场狩猎中“表现出对此项王室活动的偏爱”，这表明路易十四当时已经能够独自骑马狩猎了。

在圣西蒙公爵（1675～1755年）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评论，评论指出，路易十四的文化教育受到了忽视。事实上，年幼的国王的确没有学习耶稣会学校里的固定课程，那些课程是为研习法律、医学和神学而准备的。在路易七岁离开宫廷女眷的全权照看之后，维勒鲁瓦公爵（1598～1685年）开始负责国王的教育。考虑到弟子日后的身份角色，他倾向于顺着弟子的想法，激发年幼的路易对自己未来角色的兴趣。国王的母亲则更加严格：她有时威胁要打孩子，或让国王的侍从不用听命。

虽然老师颇为温和屈从，路易还是学了不少拉丁文，十二岁时他便能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了。作为西班牙公主的儿子，他未来也有可能成为西班牙公主的丈夫——这点尚在考虑中，他学习了西班牙语。后来他又学了作为外交语言之一的意大利语，因为这是罗马的语言、艺术的语言。而撰写信件的能力，一开始则是在与弟弟的通信中训练的：身体状况如何，致以衷心问候。他的学习计划之中也包括一些神学，这也是为了让他认清权力在道德上的边界。至于地理和算术这两门学科，基于那些战争、那些在弗兰德的旅行以及法国历史，对路易而言已然是有趣的了。

他的历史课程教授得非常深入彻底，因为历史学被视为一本指导当今事务处理的、全面的教科书。希腊和罗马历史连同古典神话一起作为榜样、警示和标杆为路易所认识：亚历山大大帝是征服者，恺撒是无数内外战争的胜者，奥古斯都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铺路人，君士坦丁是罗马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对近代早期的精英们来说，古典时代的世界是精神上的第二故乡，是饱含隐喻的语言和文化形式的来源，也是进行具体比较的对象。路易扎实地学习了法国史。单是国王近侍拉波特就在无数个夜晚，于小国王临睡前为他朗读《法国历史和法国国王》，此书由梅泽雷（1610～1683年）撰写，厚达千余页。

十岁时，路易十四就已经被相当深入地进行了塑造，掌握了一名法国国王应有的礼仪、体态和举止。在1645年9月7日的第二次“国王行法会”上，他明确表示，如今他已经能够与王侯及使者们沟通，与本国的权贵们谈话，他接受过十多次宣誓效忠，聆听过主教们布道，参加过游行仪式，为穷人濯足，检阅过军队，出席过庆功宴，接见过指挥官，对从巴黎周围到英吉利海峡的土地都有所认识，他曾下榻于贵族家中、居住过主教府邸和修道院以及那些王家最主要的宫殿，观看过戏剧及歌剧演出，较为深入地学习了骑术、狩猎和舞蹈，还参与到了民间节日中——例如1648年圣约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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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巴黎市政厅前的篝火就是由他点燃的。

在上一个冬天，路易从天花病中幸存下来，要知道，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四世（1633～1654年）就是在1654年死于这种疾病的，而且他还不是唯一的例子。由于受感染的危险极大，许多人离开了巴黎皇家宫殿，但奥地利的安妮留在了儿子身边。在生死边缘挣扎了数天、经历了不下四次的放血疗法之后，路易痊愈了。他的教父马扎然将一份礼物送进了他的病房，那是一匹英国马。为感谢上帝让他痊愈，他的母亲于1648年1月12日带他来到了巴黎主教座堂。短短几天之后，为反抗过度的国家集权而展开的大规模起义就打响了。

[1]
亨利二世·德·波旁是路易十三的叔公路易一世·德·波旁（1530～1569年）的孙子。（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后不再说明。）

[2]
安娜·玛丽亚·莫莉西娅·德·哈布斯堡（Ana Maria Maurícia de Habsburgo），又称奥地利的安妮。

[3]
法国大革命前，除教士和贵族之外其他市民组成的阶级被称为第三阶级。

[4]
濯足节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因耶稣在受难前夜为门徒洗脚而得名，濯足礼是濯足节当天的常见仪式。

[5]
又译“儒勒·马萨林”。

[6]
又称西属尼德兰，下文同。

[7]
又译“特伦托宗教评议会”，大公会议或宗教评议是教会高等教士参与的大型集会，通常由教宗召开。

[8]
又译“蒂雷纳”，全名亨利·德·拉图尔·奥弗涅（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1555～1623），是法国六大元帅之一。

[9]
路易二世·德·波旁是路易十四曾祖父弟弟的曾孙。

[10]
又译“查理五世”，本书按德语发音采用“卡尔”译法。

[11]
指玛丽·露易丝·德·冈萨加（Marie-Louise de Gonzague），她当时嫁给了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

[12]
“锡本比根亲王国”是德语中的称法，亦称“特兰西瓦尼亚诸侯国”。

[13]
圣约翰节是每年6月24日基督教庆祝施洗者约翰诞生的节日，点燃篝火是节日前夕的习俗。

第二章 投石党运动和马扎然的权力（1648～1661年）

在持续五年的投石党乱中，路易十四渐渐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王权是多么的脆弱。其间，他不得不多次出逃，再三与大贵族的军队对抗，并且认识到那些享受特权又担任要职的精英拥有哪些权力手段：城中人民起义，对城门进行封锁，以及对国王的法律行为进行否定。大贵族和高等法院代表中的反对派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他们想要终结马扎然所代表的“专制王朝”的“暴政”，想要获得有保障的政治参与权。

在与西班牙持续作战的同时，还要在军事和政治上战胜投石党，这一段经历使路易十四知道了一个国王是多么需要一支自己的军队。而对于西班牙再一次支持叛乱领袖对抗王权的行径，路易十四也意识到战胜西班牙更是重中之重。路易十四的大炮上刻有铭文“ultima ratio regis”，意为“国王的最终手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此外，路易还认识到，他需要可靠的臣子最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其家庭及人脉都要仰赖于他，并且能与三个阶层中的既得权力者相抗衡。投石党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参与者只在少数时候团结一致，而在大多时候为各自的利益而行动——巴黎高等法院要争取政治参与权，贵族则要为自己的家族和恩庇侍从争取权力和地位。这些教会了路易十四，在任命国内重要官员时，需要深入且全面地去了解他们，并且将此作为一项政治手段去经营。

十岁时路易十四虽然还没有独立执政，但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国王了，因而落差也就更大。之前的他只看过庆祝胜利的典礼，现在的他也见识了战场，还是在战场上面对他自己的臣子，而这其中还有不少人亲自向他宣誓效忠过。

1 战胜神圣罗马皇帝、平息高等法院叛乱

在1648年1月15日的第三次“国王行法会”上，路易十四哭了，他本该说句话引出首相的发言，但他却说不出来。他清楚地感觉到，与高等法院对峙是不可能的了。高等法院的总检察长奥马尔·塔隆（1595～1652年）毫不动摇，明确表示：高等法院成员充分理解国王的立场，但仍要做“自由的人而不是奴隶”；税收将农民置于穷困的境地；要没收国家公务员的财产；和平的时代应该要到来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番言论是极富挑衅意味的，引发这番言论的则是持续进行的西班牙战争和神圣罗马帝国战争，以及因此导致的不断增长的税负。

尤其令高等法院愤怒的，是统治机构额外增设了可供购买的职位。眼下已经有72名高等法院审理长（Maîtres des requêtes），但为了填补国库，1647年还要新增并出售官职，这会导致现有官职的影响力、收入和价值下降。反对这项计划的不仅有涉及其中的人，还有整个高等法院。为了向国王施加压力，高等法院威胁要取消“波莱税”，不允许人们通过交税来获得已购官职的继承权。而这一点则损害到了一群有权者的社会经济生存状态，他们就是那些购买并在事实上拥有官职继承权的人。因此，1648年1月16日，高等法院在提出反对言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采取了反抗行动，并宣布前一天录入的法律无效，因为那是出于被迫。对此类行为，黎塞留的政治遗嘱中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侵犯国王权威”。奥地利的安妮也使用了十分相近的说法“限制国王权威”。为了儿子的利益，她不仅与自己的弟弟——西班牙国王开战，而且在内政上，她也坚决捍卫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即使构建这一概念的人正是她自己的仇敌黎塞留。

在宗教信仰上持保留意见使高等法院的反抗行动得到了支持：法国主要与信奉路德派的瑞典和信奉加尔文派的黑森-卡塞尔站在同一阵营，一同对抗信奉天主教派的西班牙以及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皇帝看来，这场战争将是持续至今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最后阶段。反对战争继续的意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认为在战争中获益最大的是马扎然的金库，并且法国和瑞典的一连串胜利也让人们相信，和平是快速、轻易、不用花什么钱就能获得的。然而，这却是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进行的和平协商极为复杂。尽管在加泰罗尼亚、弗兰德和法国境内分布着诸多战场，马扎然在1648年仍想要给那些尤其昂贵的战场提供资金支持，因为法国国内的胜利与和平已经触手可及，而在那之后，法国就只需与西班牙作战了。

贯彻内政措施所需的军队远在沙场，王权统治危在旦夕。国王的母亲与高等法院代表之间的协商持续了几个月之久，针对高等法院的权力和税法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在作为反对派的司法机构中，有一种想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是时候提升自己的地位、拓展协商的空间了。1648年5月13日，巴黎高等法院和其他三家高等司法机构进行了四方会谈（根据一场97票对65票的表决）。英国的议会已经先行一步，让人们见识了使国王失去权力的方式，而且，对于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来说，一丝共和主义的气息也是极有吸引力的。奥地利的安妮说得十分简单明了，她将这些联合起来的法院称为“君主制中的某种共和制”。

1648年的夏季，一个名为“圣路易庭”（Chambre Saint-Louis）的新团体组建起来。很快，他们提交了“二十七条建议”，以及一份对三十年来王权政策的审查文件：他们要求废除地方行政长官和非常规的代理人；取消税费租赁；降低人头税；由高等法院全权负责税法；禁止未经法官审判的逮捕拘禁（对应英国的“habeas corpus”，即人身保护令）；即使违背国王意愿，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保有法律效力；保护官职买卖体系等。在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模式中缺少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高等法院成员的人选应当是人民的代表等。在英国，即便只有极少的富裕地产主能够选举英国下议院的议员，选举也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相反，法国高等法院中的位置不通过选举就能获得。站在巴黎高等法院的角度，人们看重官职的可买卖性、可继承性，是为了私人利益，这个原因虽然容易理解，却阻碍了法院的投石党运动，使之无法获得民主合法性。

1648年夏季，眼看就要战胜皇帝，马扎然让摄政太后一再退让。路易十四于1648年7月31日举行了他的第四次“国王行法会”，批准了“圣路易庭”的要求。1648年8月26日当天举行了一场赞美颂仪式，为的是庆祝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在朗斯战役中战胜西班牙人。直到此时，奥地利的安妮才信任了王权的军事实力，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的三名成员。其中一人侥幸逃脱，一人被顺利拘捕，而第三个人则是颇受拥戴的高等法院法官皮埃尔·布卢赛尔（1575～1654年），他的逮捕引发了一场人民起义。

从第三次和第四次“国王行法会”中，从他在其他公开活动中获得的冷淡反应，也从他那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丧失理智和耐心的母亲身上，路易十四已经感受到了投石党乱引起的凛冽寒风。投石党让他看到了巴黎城内遍布路障的景象。为了限制王室军队的介入并阻止劫掠的发生，城内各处均设置了栅栏路障（数量约为1200个）。这样一来，王室家庭相当于被监禁了起来，因为皇家宫殿也被路障包围了。

这座城市中的宫殿虽有王室卫队守护，却也无法抵挡外来的进攻；吕伊内公爵的宫殿遭到劫掠，一群人在宫殿中搜寻首席大法官塞吉埃，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奥地利的安妮释放了引起这一切的主人公——高等法院法官布卢赛尔。马扎然对这些事件的总结是：“高等法院行使国王的职能，民众彻底顺从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将布卢赛尔作为同伙交给了国王。”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革去马扎然和摄政太后的头衔，是否要将摄政权交给奥尔良公爵加斯东，这已经触及了马扎然的底线。于是，马扎然在9月13日清晨，带着路易十四及其弟弟逃离了危机四伏的巴黎。几天后，国王的母亲及宫廷侍从也随之离开，先是前往吕埃耶，9月底便前往圣日耳曼昂莱。

距离的遥远确保了他们不会再次遭到拘禁，摄政太后下令军队朝巴黎进发。但是，高等法院和巴黎城并没有屈服于不断靠近的军事压力，而是为防御战做好了准备。眼看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平协议就要被撕毁，马扎然建议摄政太后给高等法院一些耐心和忍耐。马扎然借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皇帝退出西班牙针对法国的战争，法国获得了一些领土和盟友。然而，即使这份和约对法国极其有利，人们还是对马扎然颇为不满：他赢得的领土不够多，介入得太晚，而且战争也没有结束，因为西班牙还没有签字。

10月31日，奥地利的安妮失意地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巴黎，但他们熟悉的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了。眼下，高等法院的投石党运动正向有军事实力的巨头们寻求支持；黎塞留和马扎然的许多旧敌已经在摩拳擦掌了。巴黎大主教区的管理者让-弗朗索瓦·德·贡迪（1613～1679年）从支持西班牙的天主教派“虔敬派”（Dévots）和巴黎大部分神职人员那里争取到了支持，通过各个教区可以有效地影响公共舆论。他反对王权的主要原因是，马扎然没有帮助他获得枢机主教的头衔。孔代亲王亨利二世·德·波旁的女儿同样加入了投石党运动。她的父亲是“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但她“只是”一个嫁了人的隆格维尔公爵夫人（1619～1679年），她想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将来也能以王室家庭成员的身份得到认可。而她的弟弟路易二世·德·波旁则拒绝参与投石党乱。国王方面在暗中争取到了他的军事协助，好让高等法院顺从王权意志。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计划调遣忠于国王的军队包围巴黎城，而实施这个计划的前提是王室家庭的成员们处于巴黎以外的安全之所。在1648年9月王室成员出逃之后，心怀猜疑观察着宫廷的投石党们也明白了真相。

于是，在1649年1月5日夜间到6日凌晨，王室家庭又进行了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出逃，再次离开了巴黎。凌晨三点，路易十四和弟弟被人从睡梦中唤醒，他们被带着通过一扇花园门，然后离开了皇家宫殿，和母亲一起坐马车出了巴黎城。与他们一同行动的还有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马扎然及他们的心腹和亲人。为了不引起怀疑，人们没有事先准备好圣日耳曼昂莱宫的住处，因此宫内很冷，而且被整理得空无一物——一时不住人的宫殿，普遍都会这样。马扎然只命人准备了四张行军床，太后和两个孩子一人一张，还有一张给他自己。剩下的人，也包括那些女士们，运气好的睡在干草包上，运气差的就只能睡在空无一物的地板上过夜了。

状况不断升级：摄政太后命令高等法院和其他大法院在不同的小城市里召开会议，并向巴黎民兵队寻求支持，但徒劳无功。而另一边，高等法院占领了巴士底狱，决定组建军队，并于1月8日宣布马扎然为“国家敌人”。许多人都支持这一立场：孔蒂亲王二世阿尔芒·德·波旁、他的姐夫隆格维尔公爵、布永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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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德·旺多姆，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带着各自的武装侍从们朝巴黎进发。

那正是隆冬时节，国王的军队在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带领下阻断了巴黎的供给。面对饥荒的威胁，巴黎城对高等法院的支持就走到了尽头，而高等法院也将被迫屈服。马扎然从中斡旋，在隆格维尔公爵试图劝说诺曼底加入投石党运动时，让国王的军队出现在那里，导致公爵游说失败。为了不让布永公爵的弟弟，也就是杜伦尼元帅，将他手下由德意志雇佣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带往巴黎，马扎然用金钱收买了这些士兵，确保他们由一位可靠的指挥官带领，前往弗莱堡。孔蒂亲王阿尔芒·德·波旁和贡迪一度为投石党运动寻求西班牙的军事援助；换取帮助的代价是，高等法院和权贵们要签订一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协议。在没有君主在场的情况下，准确来说，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签订对外的和平协议，这正是神圣罗马帝国各阶层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谈判的最终阶段准备要做的事，而且，他们由此迫使皇帝让步、和解。然而，像神圣罗马帝国各阶层那样，将自己置于独立自主的位置上，法国高等法院在1649年还远不能做到——直到17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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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还有一段路必须走。

没有诺曼底，没有西班牙的军队，在巴黎被围困四个星期之后，投石党人于军事上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饥饿使起义者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外，人们得知英国议会于1649年2月19日下令斩首国王查理一世。无论是高等法院，还是国王，双方都不想让一场内战带来这样的结果。于是，马扎然与高等法院代表团协商了调解办法，也就是1649年3月11日签订的《吕埃耶和约》：一方面，国王彻底免除对高等法院的惩罚；另一方面，高等法院将最近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决议全部作废。鉴于法国在西属尼德兰边境的战争即将打响，王权能争取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此时的巴黎还不知道冲突已经冷却下来了。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法院与争强好胜又过度激动的大贵族之间的鸿沟帮了大忙，因为这些大贵族开始与国王方面谈判，商讨他们退出投石党运动的条件。马扎然记下了他们的要求：行省长官职位、头衔、尊荣等，巴黎高等法院院长莫莱在巴黎公开了这份清单。大贵族在面对统治者和马扎然时只为一己私利，并没有为高等法院和人民而战，这一点变成了全城皆知的事实。巴黎城很快就放下了武器——这座城市正如历代国王们所说的，是“好城巴黎”（la bonne ville de Paris）。4月1日，所谓的《圣日耳曼和约》宣告投石党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大批人员涌来觐见国王，其中一些组成代表团前来，向国王表明他们的忠心，其中包括高等法院、市政府、大学的代表，圣母院的牧师们，税务官员，商业行会代表，巴黎的手工业行会会长，法国司库大臣，等等。孔蒂亲王阿尔芒·德·波旁和杜伦尼，连同加斯东一起，甚至受到国王的邀请在贡比涅的树林里野餐。

1649年8月18日，当路易十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的时候，来表忠心的人仍然络绎不绝：申明忠诚立场的拜访、民间庆典、烟花和庆祝篝火，甚至还在市政厅里为国王举办了一场舞会。1649年的秋冬时节，路易接受了圣餐礼和坚信礼，标志着他的童年就此结束。年满十一岁之后，路易于1649年9月被带进了国务委员会，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有选择性地参加会议或参与个别议题的讨论。再后来，他也参与了财政委员会的会议和讨论。从这时开始，由马扎然作为导师，路易十四进入了时政分析教育的阶段。

2 王权与大贵族的冲突

很快，尚未解决的体制结构冲突便显现出来。作为国王和摄政太后的救星，作为军队的主宰，作为在投石党运动中灰心丧气的贵族们的保护人，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想要对王权事务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这使他成了摄政太后和马扎然所持政策的反对者。他想要成为法国海军的统帅，要求把官职和稳固的城池授予自己的恩庇侍从与亲戚，尤其是诺曼底的一处重要堡垒。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安妮和马扎然在一起事件中为路易十四分配了一个角色，他们相信这一事件将会终结大贵族们的痴心妄想——那就是逮捕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孔蒂亲王阿尔芒·德·波旁和隆格维尔公爵三位王公。要抓捕这三个人，只有在他们与各自的武装侍从分开时才可行，因此，他们被邀请到了皇家宫殿会议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那是1650年1月18日，路易将他们从房间请到了陈列室里，随后将自己和母亲一起关在房里避而不出，母子两人一边祈祷着这个计谋能成功，一边等待着逮捕行动的结束。

然而，这场行动没能换来冲突的平息，而是重新燃起了暴动的火焰。布永公爵负责在法国西南部寻求支援，他的弟弟杜伦尼则守住东部边境的要塞斯特奈。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姐姐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在诺曼底组织反抗，三人被捕之后，他们手下的恩庇侍从则开始调遣军队。

1650年，路易十四和马扎然以及摄政太后一起带着军队来到了暴动的中心，为的是让各个行省的起义者们明白，他们的暴动不仅仅是在反对大受舆论抨击的马扎然，也是对国王的反叛，因此是违法的。2月，路易来到了诺曼底，他的出现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孔代的追随者们并没有举起武器，鲁昂的高等法院和其他法院向国王表明了忠心，而停靠在港口的二百艘船也都鸣响了礼炮。宫廷和市政府为表示对彼此的敬意甚至还举办了一场舞会。

相反，前往勃艮第的旅程让国王体会到了较为恶劣的气候。第戎和勃艮第的高等法院虽然接受了国王新任命的地方长官塞萨尔·德·旺多姆；路易也在第戎接见了高等法院、行省各阶层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但是在位于索恩河畔的贝勒加德（现在的瑟尔），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追随者们已经占领了这座经过加固的小城，因此，路易十四在那儿看到了围城的景象。4月，他来到军中，受到了军士们的热烈欢迎。城内被围困的人们意外地听到了军中“国王万岁”的呼喊声，但他们并没有投出炮弹，而是鸣响了礼炮。很快，被围困的人们得到大赦，移交了这座要塞。回到巴黎，摄政太后和国王受到了来自高等法院的祝贺。而杜伦尼元帅、与西班牙结盟的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布永公爵，以及公爵夫人的亲信马西亚克亲王，则被高等法院宣布为国家公敌。

1650年7月4日，国王一行人便向西而行，他们从枫丹白露宫出发，经过奥尔良、图尔、普瓦捷，首先来到了反动城市波尔多附近的利布尔讷。旅程中，路易十四到访了数座不同的宫殿，他不仅狩猎，也享受了水浴。但不论是在途中还是在利布尔讷城内——8月的三个星期国王都逗留在那里，他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接见各机构、各行省以及数十座城市的使者，他们没有参与贵族叛乱，都是来向国王表达忠心的：从北部的拉罗谢尔，到科涅克和圣埃米利永，再往南直到巴约讷、波城和图卢兹。

在波尔多之后，路易十四就没办法继续前行了。这座城市的人们非常憎恶国王任命的长官，迫于这种压力，城门为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士兵们打开了。有固若金汤的城池在身后，起义军与国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战，而吉耶纳高等法院的代表则向国王表明，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什么也做不了。同时，在波尔多的高等法院还向巴黎高等法院寻求支持，以对抗地方长官。紧接着，作为总督留在巴黎的加斯东就罢免了这名地方长官，甚至都没有与摄政太后、国王或马扎然商量。这是政治权力的僭越，并不是人们乐于看见的行为，但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且正赶上了酿酒葡萄收获的季节，这对这座城市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军队撤退了，波尔多方面表示愿意臣服于国王，而国王则可以于10月5日乘坐橹舰、带领一支小型舰队进城。随后便是常见的宣誓效忠仪式：显示权威的接见，庆祝的篝火、烟花、舞会，以及国王骑马巡城——这是国王亲民的象征，同时也彰显了他的统治权。十天后，一行人经由枫丹白露宫返回了巴黎。

三名王公仍在羁押中，但审判流程还未走上正轨——即使他们“雄心勃勃”到了不知深浅的地步，也无法被定罪判罚。孔代亲王和孔蒂亲王的母亲的出现提醒了巴黎高等法院，而且受到提醒的还不仅仅是巴黎高等法院。虔敬派的首脑贡迪想要成为枢机主教，而这一次，马扎然又没有出手相助。于是，贡迪便关心起了旧日仇敌的命运。同样，法国神职人员全体大会也支持这几名王公。1651年1月，巴黎议高等法院派出了一支代表团，敦促摄政太后和国王释放这三人——他们又不是要让王权倒台，还是放了吧。面对这样的威胁，路易十四大为光火。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则赞同那些人的看法，他以王国中将的身份下达命令（当时他也确实是中将），武装军队此后只听他一人指挥。受到加斯东的鼓舞，一支高等法院代表团于2月5日来到了路易和摄政太后的面前，他们提出了两个要求：释放三名王公，并且将马扎然清除出朝野。当天夜里，马扎然便逃离了巴黎。

摄政太后和她的儿子迫于加斯东的压力，于1651年2月10日批准释放三名王公。随后，马扎然亲自将三人从勒阿弗尔的牢中放了出来。2月16日，这三个得到释放的人在皇家宫殿觐见了摄政太后和路易十四。几天之后，两名亲王的姐姐，也就是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前来觐见。博福尔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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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杜伦尼也分别在4月和5月先后觐见了国王。马扎然逃往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帝侯为他提供了位于布吕尔的一座小宫殿，供他使用。马扎然在布吕尔，借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年）之手挽救自己在法国的财产，而这位柯尔贝尔，后来也成为路易十四的大臣。此外，马扎然还与摄政太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让她继续在高等法院、加斯东、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和贡迪之间挑起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当恢复几名王公职位的要求石沉大海，高等法院便会试图阻止马扎然回归。此外，由于这侵犯到了枢机们整体的政治地位，高等法院与贡迪及神职人员群体陷入了争端。而另一边，加斯东认为自己被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压了一头，便召开了一场贵族大会，四百多名成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建立贵族共和国的计划，这个共和国里的国王将会是没有实权的虚职。摄政太后自己也同意发布一份三级会议的召集令（但后来又拖延着不行动）。除此之外，太后这次还承诺贡迪，他将得到向往已久的枢机主教头衔，而贡迪也继续激烈反对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双方的追随者甚至在一场高等法院的会议上发生了械斗。

为什么要做出这些让步？加斯东不仅限制了国王的兵权，还想引发更加令人担忧的事情：投石党们决定延长国王的未成年期，由此增加贵族和高等法院统治的年限。在马扎然看来，摄政太后和国王应当等到1651年9月5日，也就是国王成年那天，再给出更强硬的回应比较妥当。只要再过短短几个月，加斯东就不再是中将了，无论高等法院在那期间做出什么决议，路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谋臣。

旷日经年，路易十四锤炼出了“藏拙”的技巧，让人看不透他的目的，读不懂他的表情。他的这项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连精明的朝臣和外交官也要惊叹。在马扎然出逃的几天后，他的“演技”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651年2月9日夜间到10日凌晨，巴黎城传出了摄政太后携子出逃的消息：整座城市充满了喧嚣与骚动，人群和民兵队将皇家宫殿团团围住。加斯东派出自己警卫队的指挥官，让他去查看消息是否属实。摄政太后不得不接见了这位指挥官，还带他看了及时躺回床上的小国王——他装作在睡觉的样子。对于指挥官回禀的消息，人们并不满意，为了阻挡皇家宫殿门前不断涌来的人潮，太后让其中一部分人进入寝宫，也让他们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国王——他继续装睡。

1651年，路易十四和他父亲一样认清了那些权贵的真面目。去年，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还率领自己的军队向他开战，如今，偏偏又是他，在5月16日以吉耶纳地方长官的身份向他宣誓效忠了。路易十四甚至面对侮辱处变不惊。事情是这样的，7月31日，孔代亲王在公共场合与国王相遇，两人都坐在马车中，他却没有按照礼节问候国王。这件事传了出去，成了一桩丑闻，孔代亲王向国王道了歉，但那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了。

在这几个月里，路易除了日常行程，还在处理其他事务，而这些事务将在后来变得十分重要。4月18日，6月15日和25日，路易在凡尔赛，那是他父亲狩猎行宫所在的地方，而他会将之扩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之一。此外，他还积累了更多的舞台经验：他多次在芭蕾舞剧《卡桑德拉》和《酒神节》中起舞，并且在宫廷中完完整整地演出了一次。

1651年9月7日，那是路易十四满十三岁两天后，一场圣礼拜堂里的弥撒和一场“国王行法会”标志着他正式成年。在会议上，他感谢了母亲，并任命她掌管高等法院。此外，他还做了一些事，取得了人们认同：他宣布，虔诚与正义（这也是与他同时代执政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口号）将会是他统治时的指导方针；他颁布了法令，禁止决斗和渎神，还有一条法令证实了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无罪。在国王成年之前的几天，摄政太后为了能坚持下去，便答应要颁布这条法令。但即使这样，孔代亲王还是在“国王行法会”的前一天逃离了巴黎。通常来说，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与其他拥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们一样，必须出席“国王行法会”，但也许是害怕再次遭到逮捕，或是遇到更加糟糕的情况，他出逃了。在蒙特龙，孔代亲王在姐姐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影响下，决定接受国王方面的提议，与之和解。

9月，路易十四只完成了几次接见，接见的对象包括外国使节和代理人；他还正式提名贡迪，让他获得法国下一个空缺出来的枢机主教头衔；之后，他与母亲于9月27日出发去往遥远的普瓦捷，1652年1月和2月，他们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又来到了波尔多，占领了这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市镇。但国王的军队迫使他转为防御状态。

按照现已成年的国王的意愿，马扎然于1652年1月29日也来到了普瓦捷。当初，是加斯东、贡迪和巴黎高等法院逼迫马扎然踏上流亡之路的，他回到法国在他们的意料之外，这使他们大为不快。于是，他们便在都城准备了一场武装行动，以此来使国王记起之前他们臣服的条件。高等法院宣布马扎然不受法律保护，所有人都可以斩杀他。而马扎然不是只身独行，而是带着一支约6000人的雇佣军队伍；杜伦尼改换阵营，同样来到国王身边，并接到了一项指令。由于巴黎显得比波尔多重要，路易和他的母亲及教父一起，带着军队朝巴黎进发。道路艰险——必须要征服翁热，而且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和加斯东的几支队伍已经集结在奥尔良。4月6日，孔代亲王在布莱诺消灭了王室军队的大部分主力。但第二天，他突袭国王所在地日安，杜伦尼则率领一路军队迎击，挫败了这场袭击。

在军队的掩护下，路易十四终于慢慢来到了圣日耳曼昂莱。在抵达后的那一天，1652年4月28日，加斯东的使者出现在国王及其母亲的面前，开始协商和解的办法。高等法院和巴黎其他机构的代表也纷纷来到圣日耳曼昂莱，寻求走出困境的途径：巴黎处于加斯东和孔代亲王的军事控制之下，而巴黎周围的地区也遭到他们的争夺。当国王来到城墙外，看到王室包围军的炮火也无法使敌方交出埃唐普城时，他切身感受到了局势的严峻。直到加斯东的内兄洛林公爵撤兵之后，王室军队才敢靠近巴黎城。而对孔代亲王来说，在西班牙的援助下，法国东部更为安全，他因此想要带兵东去，然而在经过巴黎城的时候，加斯东却紧闭城门，不允许他们通过。于是，7月2日，这两支军队在巴黎城前展开了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较量，孔代亲王的队伍背靠城墙，眼看就要被彻底击败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孔代亲王大败，而是再一次教人体会到路易的那些亲戚们是多么的不可靠：路易的堂妹名叫安妮·玛丽·路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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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加斯东的女儿，她原本想嫁给路易；此时，她在巴士底狱下令用堡垒上的大炮朝国王的军队射击，而且瞄准的正是国王和马扎然观战的地方。而且，她还把孔代亲王的剩余兵马放进了巴黎城，他们随即杀进市政厅，成了巴黎的主宰。

王室军队守在都城周围，确保孔代亲王的队伍无法突围，而在另一边，路易十四在1652年的夏天为所有对马扎然心怀不满的人准备好了退路：他下令将巴黎的高等法院迁移到蓬图瓦兹（毕竟有数十名高等法院成员到场），在那里，他再次（在表面上）免除了马扎然的职务，将枢机主教的冠帽交给了贡迪。接下来，路易只需等待都城中支持孔代亲王的浪潮平息就行了。一场大赦可以帮助路易，但那些大贵族自然不在赦免之列。9月底，巴黎的商人代表就前来请求国王返回都城。巴黎城向往着安宁，1652年10月13日，孔代亲王带着剩余部队离开了这里。八天之后，国王返回城中。

这一次，路易十四住进了卢浮宫，比起皇家宫殿，这里更易于防守。在卢浮宫中而不是在司法宫里，路易十四通过一场“国王行法会”宣布大赦，呼吁剩下的叛乱者投降，并禁止高等法院在未来再次干涉国务与财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从一些普通机构那里听取了一些效忠誓言。但孔代亲王没有来，他转而开始为西班牙效力。对此，路易十四的回应也是一场“国王行法会”。在会上，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孔蒂亲王阿尔芒·德·波旁和隆格维尔公爵夫人连同他们的追随者一起，被认定为叛徒，失去了头衔和产业。12月，路易在卢浮宫下令逮捕贡迪，巴黎大主教和大学校长前来觐见，为贡迪提出申诉，而路易对此并不理睬。由此，路易惩罚了支持投石党运动的人，算清了1651年被迫罢免马扎然以及大批人流差点涌入皇家宫殿的账，使巴黎各教区恢复了安宁。在那年夏季，奥尔良公爵加斯东错过了向国王屈服的最后通牒，令他大感意外的是，国王将他流放到了布卢瓦。1652年12月31日，国王再次召开行法会，一步一步使高等法院接受重新树立起来的国王权威。

按照前一年马扎然遭到罢免并逃亡时就已经制订好的计划，路易将他召回宫廷，1653年2月3日，为了显示对他的尊重，路易在巴黎城门前迎接他的到来，并陪他一同进城，巴黎的高等法院和民众都保持着冷静。1653年夏季，波尔多和位于其东南方向的洛特河畔新城都在王权的震慑下投降了。1654年，莫泽尔河畔的斯特奈也随之投降，在投石党运动初期，王室为感谢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支持，曾将这里分封给他。8月底，路易十四和母亲一起拜访了王室墓葬教堂圣但尼教堂，并在父亲的墓前祷告。随后，他们查看了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加冕典礼上穿着的礼服。

接下来，还发生了几起贵族叛乱，发生了许多或大或小的起义，但投石党乱过去了：法国既没有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没有成为贵族共和国。

3 战胜西班牙和执政的准备

黎塞留和马扎然这两名枢机主教，还有他们辅佐的两个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这几人只剩一项最重要的目标还未实现——战胜西班牙。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西班牙取得过几次胜利，其中包括1652年法国再次失去敦刻尔克，也失去了连同巴塞罗那在内的加泰罗尼亚。直到投石党运动结束，并且在加泰罗尼亚彻底战败之后，法国才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在东北部作战。直至此时，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果才真正得以收获：在法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后，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西班牙的支持已然终结。

1653～1658年，路易十四每年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逗留在北方的战场。围攻圣默努尔德（1653年）、斯特奈（1654年）和圣吉斯兰（1655年），他都去了，还有以失败告终的瓦朗谢讷围攻行动（1656年）也不例外。接下来的那年，他在蒙梅迪和斯特奈两地奔波，但在蒙梅迪投降当天，他自己的警卫队也遭到了攻击。1658年，在征服敦刻尔克之后，这个阶段也随之结束了。

这些战场就像舞台。战事以攻克固若金汤的城池为主，是可以从远处观看的，还能计算好风险，这让国王时不时以不那么安全的距离介入其中，也就是说，在敌方炮火的射程内视察自己的军队。对于那些希望能够在国王眼前表现自己、能够赢得荣誉和声望的士兵和军官们而言，国王短暂地与他们分担风险也成为一种激励。对路易十四来说，在前线的经历既是一堂军事见习课，也使他对王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虽说自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之战中被卡尔五世的军队擒获之后，法国的国王们就不在第一线作战了，但他们仍然是战争的一部分。对功名的追求完全能够让人迷失方向，而马扎然就在他的教子身旁，确保他的生命不受威胁。

但即使这样，对于自己能够不知疲倦地出现在军中，路易也相当满意了。他自己的警卫队也归宫廷管理，他时常让这些队伍在巴黎周边进行演练，他自己则在旁观看，尤其是法兰西和瑞士警卫队、骑兵队以及通过大仲马的小说而为人熟知的火枪队。在1640年代后期和1650年代早期，他还与其他贵族在卢浮宫附近一座为他建造的堡垒中半游戏半严肃地学习和练习基础兵法。1659年，他命人在枫丹白露也建了一座堡垒，在那里操练自己的卫队。这些身份高贵、对于未来事业又充满动力且装备精良的士兵，至少有几千人之众，既是保卫队，也是战斗团，使路易备感骄傲。有一次，他兴奋地对表姐妹说，再没有比他们更好的队伍了。

路易十四在走到人生的尽头时说：“我太热爱战争了。”他在这些年里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就显而易见了：国王所认识的战争，主要是组织有序的围攻战，相对来说，对他的军队风险较小且过程顺利。即使他见识了战争的残酷，但火光与巨响留下的印象仍占了上风：战争让装备、武器与火焰相互碰撞，发出鸣响和光亮，就像一场暴风雨。而他自己，堂堂的国王，在战争中是运筹帷幄的中心，也是冷静的观察者。在战争中，尤其是在相对有序地围攻敌方要塞时，路易可以切实地体会到，他确实居于万人之上。周围的人似乎也意识到战争对国王的这种影响，而在凡尔赛宫镜厅（Galerie des Glaces）的天花板中央，宫廷画师将路易描绘成擎着闪电的朱庇特，似乎也不是偶然。

路易从1650年代直到离世都定期狩猎，这也可以从类似的角度去理解：以统治的态度对待混乱局面；穷尽那个时代的一切可能性，活跃在广大的空间里；体验森林、田野、河流，以及天气。路易十四可能无法理解现代的自由概念，但即使这样，他心中也存在一个差不多的对等概念，那就是待在野外，待在朗朗青天下。1656年出征归来途中，国王与马扎然在野地里的一棵树下进食并非偶然。即使法兰西宫廷的礼仪规范远不如教宗和罗马皇帝的宫中要求的那样严苛，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仍有诸多约束，要遵守纪律、要能静坐、要遵循仪式规程、要长时间待在室内——一般来说，路易喜欢看到房间的窗户都敞开着。

从军事上来说，法英联军在杜伦尼的指挥下于1658年在敦刻尔克城外的荒野上击败了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率领的西班牙军队；没过多久，敦刻尔克就投降了。1658年6月25日，法军顺利进入敦刻尔克。在那之后，疾病第二次威胁到了路易十四的生命，这次他患上的可能是伤寒。他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多次接受放血治疗，不过由于没有效果而用上了平时令人胆寒的强力催吐药和催泻药。这场重病在国王的身上留下了痕迹：路易失去了他蓄的长发。后来，他开始戴假发，在欧洲广为流行的假发传统由此出现了。

在这些年里，马扎然执掌着法国政治，没有遭到任何异议，他还教导国王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中的复杂问题。尤其在那些官僚机构尚且不够发达的行省，人事政策是个棘手且艰巨的问题。对于大部分的贵族，对于司法和财政体系中、教会和军队中拥有重要官衔的人，国王必须了解或调查清楚某个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处于何种关系网中的，必须知道他继承何种传统，是谁的恩庇侍从，是谁的竞争对手，又有怎样的家庭和财产背景；而后，王权必须将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但又不至于伤害私人情感。据说，路易十四后来评论过人事任免的难处，每当他分配一个职位，就为自己招来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和一百个不满的人。这种情况不断出现，要应对它，就需要完善的礼仪规范和完全不受约束的决定权。后来，当有人在路易十四面前夸夸其谈的时候，他总是会用一句“客套话”回应——“Je verrai”（我看看再说）。

国王的预备日程中还有其他一些要点。虽然在父亲去世后，路易十四就是国王了，但他至此仍未受到加冕。直到加冕之后，国王手中的国家权力才又被赋予了一层特殊的宗教意义。法国国王们涂上一点油膏，按照传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466～511年）接受洗礼时，圣灵化成鸽子的形象带来了这种油膏。国王将被奉为圣人，而这一仪式正象征着被奉为圣人的国王皈依了天主教，早在中世纪，这就是法兰西王朝显示其合法性的主要程序了。

后来，路易十四这样向他的儿子解释加冕的意义：加冕能让民众们实实在在地看到“王权”，它能使国王本人变得“更高贵、更不可侵犯、更神圣”。因此，对路易十四来说，在兰斯举行的这场仪式并不只是表面功夫。路易还沿袭了源自中世纪的习俗：抚触病人，因为人们认为，国王的抚摸加上他对每个人都说的祝福语——“国王抚摸你，上帝治愈你”（Le roi te touche，Dieu te guérit），能够治愈一种如今颇为罕见的皮肤病——瘰疬。在加冕礼当天，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触摸了许多病人。直到1670年代，他还在许多大型节庆时保持这一做法，如圣母升天节、万圣节、圣周六或是圣灵降临节。最多会有几百人来到国王面前，例如在1658年的复活节就有约800人前来。虽然具有批判精神的法国精英们正在欣然接受笛卡尔在科学上带有怀疑主义性质的、对方法论的严谨态度，虽然在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流行的加尔文主义拒绝相信奇迹，虽然在学术上讲求准确并经营着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耶稣会士们在礼俗问题上也更讲求实用性，但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宗教生活受礼俗影响颇深，他们乐于接受王权带有宗教意味的那一面。在小国王的生活中，征服公众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会通过画像的流通来实现，最普遍的就是以钱币的形式，但艺术复制品也越来越多地发挥这一作用，如油画、铜像、大理石像和油墨印刷。从小时候起，路易十四就极为频繁地以坐姿或站姿的形象出现在画像和塑像中，其中一些作品很早就出现在了公共场合。1645年前后，为庆祝巴黎城内塞纳河上一座桥的落成，人们为路易（和他的父母）立了一座纪念碑。在巴黎市政厅的中庭，矗立着一座由吉勒斯·戛林（卒于1678年）创作的塑像，他将年轻的国王刻画成一位将军，脚踩着屈服的敌人，意指“投石党运动”。而另外一项推广手段就是他自己：单是频繁出入教堂，就能使路易定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他到访过的诸多城市中，几乎都有问候和接待活动让路易接触到公众。作为法国“第一贵族男子”，路易十四不仅出席了大量的贵族婚礼和洗礼，甚至还到高等贵族的葬礼上去进行吊唁，探望逝者亲属。他也会在宫殿之外参观珍奇异宝，比如药用植物园里的植物、鲸鱼残骸或是特别的艺术品。路易十四虽然不像他格外崇拜的祖父亨利四世那么“接地气”，但是，就算有随行侍卫前后护驾，在人情世故方面，他还是要比罗马皇帝更亲民些。1656年10月1日，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小村庄旺德吉索布瓦，他甚至在公众面前用餐。

在投石党运动后期，宫廷中开始排演既具有娱乐性又能反映社会现实的芭蕾舞剧，后来，在每年的狂欢节时，宫廷都会延续这个传统。路易十四热爱舞蹈，也是位优秀的舞者。一般来说，一场芭蕾会重复演出多次，用印刷出来的宣传单加以推广。在许多剧目中，国王也会扮演配角，但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被更加抬高了的中心角色当然受到了人们更多关注。1653年，在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对巴黎的统治结束后又过了几个月，路易在舞剧《夜之芭蕾》中扮演太阳：他的弟弟也一同参演，并在剧中下令审问，是什么让“群星的军队”仓皇而逃，还下令熄灭“鬼火”：“跟随我而来的太阳，那是年轻的路易。”（Le soleil qui me suit c’est le jeune Louis.）这出舞剧意指路易十四在投石党运动中取得胜利，剧中的戏服也使其声名大噪。

接下来几年的芭蕾舞剧表演则以强烈的爱情为主题：《普赛克：爱神的力量》（1656年）和《病中的爱神》（1657年）显然符合正值青少年期的国王的兴趣。在这几年，路易更加频繁地参加舞会，也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例如1657年的春天，他出人意料地在国家大臣利奥纳的庄园里参加庆典，随随便便地就与宫廷女眷们散步去了。虽然路易的医生不愿在日记中提及国王这些看似合乎道德的行为有何不妥，但是，在1655年，路易就因为患上淋病而必须接受治疗。他的母亲和马扎然则须确保，他与宫廷中年轻女子们的接触不会引起任何政治问题。路易想要长期接触的女性，首先是那些善于言辞的，比如奥林匹娅·曼奇尼（1638～1708年）和玛丽·曼奇尼（1639～1715年），两人都是马扎然的侄女。当别人妙语连珠地说出他心中了然却没有说出的内容，他似乎就会感到格外珍贵。在路易十四的情人中，虽然既有“艳压群芳的美貌”（蒙特斯潘夫人），也有“忘我的爱恋”（露易丝·德·拉·瓦里埃尔），但从长期来看，国王最看重的还是与情人们的交谈。

图3 投石党运动中获得的胜利，激发了人们在象征物上的想象力：1653年，在舞剧《夜之芭蕾》中，路易十四穿着这件戏服扮作太阳登场

在准备独立执政的过程中，倒数第二个要点是缓和与亲属们的关系。作为拥有王室血统的王侯，他们虽然失去过恩宠，但基于其权力、身份和财富，仍对王室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奥尔良公爵加斯东为例，从1657年4月起，他重新开始觐见国王，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布卢瓦，那也是他在1660年去世的地方。加斯东的女儿在国王出生之前就想要嫁给这位王室堂弟，两人也时常一起跳舞，但在巴士底狱却下令朝国王的军队开火。1657年，她的流放生涯结束了。奥地利的安妮重新看到加斯东的女儿时，曾对路易说，她过去很坏，但将来应该会变得非常明智。堂姐能听自己兴致勃勃地讲述军队的事，路易显然很高兴。后来，她也时常出现在路易身边。1658年，路易在她的巴黎市政厅内参加舞会，而她也参加了王室宫廷的多场舞会。孔蒂亲王阿尔芒·德·波旁则在1654年就已经重返宫廷了，1656年成了吉耶纳的地方长官，1657年甚至当上了意大利雇佣军的指挥官。1663年，路易拜访了孔蒂亲王的姐姐，也就是同样被判逆反罪的隆格维尔公爵夫人。路易此行是为了吊唁她去世的丈夫，此人在1654年就已经回到了国王的面前。曾经的投石党人、经过战场考验的大将杜伦尼遵照路易的指示，帮忙照看哥哥的几个孩子，他的哥哥是同样参与了叛乱却英年早逝的布永公爵。就连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问题也解决了，而且解决问题的人是马扎然。西班牙将赦免孔代亲王作为与法国和解的条件，于是，他重新获得了那些在1654年得到认可的权力：他的名字、他作为王室血统亲王的特权、尚蒂伊城堡、勃艮第（另外还加上了布雷斯）地方长官的职位，他还取回了一些位于洛林的市镇，那是王权在1648年为感谢他包围巴黎而分封给他的。孔代亲王向国王书面保证了“不受动摇的忠诚”和“完全的顺从”。1660年1月27日，孔代亲王觐见了国王，这场会面并不容易，却是必要的，除国王外，只有摄政太后和马扎然在场。

图4 路易十四原本有意娶这名女子——马扎然的侄女玛丽·曼奇尼——为妻，但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雅各布·费迪南德·佛特于1661年后创作

还有一个马扎然无法替路易十四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的弟弟腓力。幼童和青少年时期，两人相伴成长，曾有过激烈的争吵。在1652年去往巴黎的路上，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1658年路易在敦刻尔克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痊愈后，他得知弟弟身边亲近的人听说他将死的消息，已经提前显出欣喜的模样；后来，当国王提起这件事时，这位顺位第一的王储表示，他从来不想让哥哥死去，哥哥给他的偏爱太多了，他不忍心毁掉哥哥。路易很愿意相信这些话，更何况是在大病痊愈后，而且按照马扎然的说法，这甚至是一次“复活”。但是，弟弟腓力确实有毁掉哥哥路易的潜力，舅舅加斯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加斯东对他的亲哥哥路易十三发动过的反叛行动一只手都数不过来。马扎然没有让腓力去做准备以承担国家要务，也没有培养他的野心。对于王朝来说，腓力与国王是亲兄弟，有他作为王储能维持王国稳定，但对路易十四本人来说并不是这样。腓力虽然与王廷交往密切，但很早就走上了自己的路：1658年，他购买了位于巴黎以西的圣克卢城堡，资助剧院，成为一个同性恋圈子的中心人物，但不想像叔叔那样在政治上谋逆。腓力一生都与他的国王哥哥十分亲密，直到晚年，两人的关系仍亲密到能允许他们相互提出尖锐的批评、因私事而进行激烈的争吵。

年轻的国王从另外两个王室家庭身上所学到的东西则不那么令人愉快。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总是给人惊喜：她有些男子气，非常博学（是她把笛卡尔的学说带到了瑞典），放弃了王位，改信天主教。1658年，在她第二次到访法国时，她甚至亲自在枫丹白露贿赂一名侍从，让他充当叛徒。她向国王解释说，作为女王的她同时也是法官，就必须强硬。如果传闻可信的话，她还对国王说，如果她是他，就会和真正想娶的人结婚，这句话仿佛是在国王心上扎了一刀——国王虽然爱恋着马扎然的侄女玛丽·曼奇尼，但终究接受了安排好的婚姻。

自1646年起，英国王室斯图亚特家族便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路易十四在枫丹白露宫接待了他们。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在“他的”内战中失败了，1649年被公开斩首。斯图亚特家族的成员，流亡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和她的孩子们，主要居住在圣日耳曼昂莱宫中。作为王室家庭的近亲，他们轻松地加入了法国王室宫廷生活路易时常与他们见面。经历过投石党运动之后，斯图亚特家族的结局也让国王亲眼看到，议会和上层阶级的反叛不仅威胁到王国，更威胁到了君主的生命。要是他在投石党运动中败下阵来，可能会摔得更深更惨。

路易不仅与父亲一样受到亲人们的讨伐，而且他自己还不得不将亲人打倒，这对他来说必定是令人烦闷的经历。对于他的两位姑表兄查理·斯图亚特和詹姆斯·斯图亚特而言，路易就是这样做的。在165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支援法国的条件是将英国的王位继承人及其弟弟驱逐出法国。虽然在第二次流放之后，查理还是回到了英国的王座上。但路易十四被迫经历了这一有失骑士风度的情形，放弃个人的尊严和道德，他虽然是堂堂国王，却还是要臣服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君王有义务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因此不得不面临一些两难困境，路易的情人玛丽·曼尼奇可能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路易曾严肃地告诉母亲和马扎然，他想娶她为妻，但后来还是向国家利益屈服了：对于世袭君主制的国家来说，两人的阶级差别太大了，而且他的政治联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1660年，当路易因此与玛丽·曼奇尼分开时，他哭了，而她大概是这样说的：“您哭了，可您是君主啊。”（Vous pleurez，Sire，et vous êtes le maître.）

路易十四在真正成为国家的君主之前，他必须结婚，并等待马扎然从政治舞台上退场。1658年之后，西班牙战胜无望，无法继续作战，与马扎然协商后于1659年签署了所谓的《比利牛斯和约》。为了让和平长期维持下去——这也是黎塞留当初的目标，这份和约签得很有分寸：法国接受比利牛斯山脉作为与西班牙的边界，山脉北侧的鲁西永归法国所有，但法国也彻底放弃对加泰罗尼亚的权利。法国虽然获得了西属尼德兰中可观的一部分，但失去了占领二十多年的洛林公国；诚然，法国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些对军事策略颇为重要的地区。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结为夫妻，就好像为这份和平协议进行了“加冕”，锦上添花。这提高了波旁家族继承西班牙帝国的机会，因为在当时，在西班牙国王之后，就只有一名年幼的王子拥有继承权。虽然已经约定好夫妻两人将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但腓力四世不相信法国方面会因为这份声明就放弃继承权；既然如此，他便省下了一份巨额的嫁妆，而这份嫁妆原本是放弃继承权的先决条件。

这份和约促使路易十四踏上了两次前往法国南部的遥远旅程。1658年11月到1659年1月，宫廷为了评定未来的新娘是否合格来到了里昂。国王见了萨伏依公主很是喜欢，因为她也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但此次行程的目的是，通过展示除了“西班牙联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手段，来加速与西班牙的和谈。这个目的达成了。就这样，在流经里昂的索恩河上，一场烟火代替王室婚礼，“只”为年轻国王的胜利而庆贺。在新年前夜，国王触摸了约1200名病患，朗格多克各阶层的代表、格勒诺布尔和东布高等法院的代表也没有错过这个见到国王的机会。

第二次旅程，国王带着家人和宫廷侍从们，从枫丹白露出发，经由波尔多、图卢兹和卡尔卡松来到了地中海边的土伦，抵达了大西洋附近的西班牙边境。在无数的接待活动中，朗格多克的各阶层代表和普罗旺斯高等法院尤为突出。连同奥朗日和阿维尼翁这片属于教宗的王侯领地一起，路易十四还访问了两块飞地，它们在日后还将有重要作用。由于一场已经被镇压的起义，他要象征性地惩罚马赛，于是他从城门旁开出的一道豁口进入马赛城，而在法律手段上，他则任命了一位特别的地方长官来管理这座城市。路易十四乘坐王室舰队的一艘橹舰来到了伊夫岛上的小堡垒，还从土伦出发在地中海上航行了一天，第二天则在港内四处巡视。这次航行似乎给路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大规模扩建舰队，并且支持积极的海军舰队政策。更加重要的或许是他感受到了古典罗马的影响力。在巴黎，罗马人留下的痕迹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普罗旺斯仍洋溢着地中海风情，使路易十四体验到了一个全新的、只在书中读到过的世界。他探访了传说中抹大拉的玛丽亚曾隐居的山洞，为此他在雪中徒步登山；在尼姆附近，他参观了加尔桥，这座三层高的引水渠至今向人们讲述着古罗马的辉煌。

1660年6月，在两国边境河上所谓的费伦特岛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待将新娘送到法国。6月6日，两国国王见面并承诺将遵守和约。这场会面也使西班牙国王得以与姐姐奥地利的安妮团聚，两人分别已经近四十年了；她请求哥哥谅解，她是为了儿子的利益才与西班牙作战的。6月7日，腓力四世将女儿玛丽·泰蕾兹交给了只比她大五天的未婚夫。婚礼于6月9日在法国的圣让德吕兹举行，动用了当地一切可能的手段办得隆重热闹。返回巴黎的旅程完全可以用“凯旋”来形容。这场婚姻预示着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长期和平。在投石党运动和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事之后，和平的确令人向往。就这样，1660年8月26日，夫妻两人进入了巴黎，他骑着骏马，她则乘着“凯旋马车”——这是巴黎这座城市在欧洲近代经历过的最隆重盛大的庆典。

在路易十四二十三岁那年，1661年3月9日，马扎然去世了。国王将他的职务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几年里，马扎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与他一样出身相对卑微的侄女们，在他的安排之下，嫁给了法国和欧洲高等贵族的亲戚们；他继续指导国王熟悉政务，并将自己治国和用人的法则传授给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他建议自己的教子未来不再任用首相。马扎然他自己在国家中的职能相当于政府首脑，这一职能应当由路易十四亲自接手。有两件事是马扎然尤其看重的：国王应该亲力亲为，将正确的人按照正确的优先顺序（首要的是为国王效力）安排到恰当的职位上，并且在考量局势和做出决定时，他不应受一时激情的影响，或者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被感情左右。这不是纸上谈兵，这需要身体力行。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扎然都在培养杰出的臣子，并将他们安排到正确的位置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还承袭自黎塞留。只有国家财政的主管之位，他交给了不那么可靠的大臣富凯，由于在政治和作风上的缺陷，富凯随时有倒台的危险。人们先前之所以没有将目光集中到富凯身上，是因为马扎然作为首相，积累了法国历史上最雄厚的财富，同时他也拥有令人艳羡的艺术品收藏和图书馆（丹麦宫廷在哥本哈根复制了一间）。马扎然主要消化了黎塞留政治遗嘱中的两个要点：战胜西班牙和法国贵族。后来，路易十四在他的回忆录中称，马扎然是一位“深爱着我也令我深爱并且为我做出极大贡献的大臣”。

[1]
全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德·拉图尔·德·奥弗涅-布永（Frédéric-Maurice de La Tour d’Auvergne- Bouillon，1605～1652年），是大元帅杜伦尼的哥哥。

[2]
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3]
即上文提到过的弗朗索瓦·德·旺多姆。

[4]
安妮·玛丽·路易丝·德·奥尔良（1627～1693年），终身未婚无子女，有“大郡主”之称（La Grande Mademoiselle）。

第三章 伟大的路易——峥嵘岁月（1661～1680年）

在马扎然去世后的二十年里，路易十四为自己建起了丰碑。艰苦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似乎使他格外需要安全感，需要统治权以及别人的认可。路易将自己的精神状态描述为“渴望功名”，而在写给王储的回忆录里他补充说，作为国王，他对“整个宇宙和所有时代”都负有责任。

1662年，为庆祝1661年11月1日王储的诞生举办了持续数日的庆典，国王将这一要求总结在了自己的座右铭中。他的徽记上画着一个太阳和一个其他的天体，还写着一句话“Nec pluribus impar”（意为“无与伦比”），意思大概是就像太阳照亮许多天体那样，国王的力量足以治理多个王国。类似的座右铭留给人们解读和阐释的空间，这也是它们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这句座右铭暗指卡尔五世皇帝（其座右铭为“Nec plus ultra”，意为“无法超越”），而太阳则象征着孕育果实和严肃的统治。

虽然，太阳的图案和象征意义从16世纪就开始使用，并且被许多统治者使用过，但只有在路易十四这里，它才成为国王徽记的中心图案。路易这位资深的艺术资助人还设法传播和普及这一标志，这样一来，艺术家们也能利用太阳图案做些小小的隐喻，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忠诚。而另一方面，国王的批判者们则认为，太阳标志昭示出路易猖狂的野心。这些批判者的数量不断增长，因为路易十四推行了一种严厉的权力政策：在国家内部，在欧洲，也在能展现其身份地位的各个领域。后来，路易本人对他自己选择格言不再那么满意了，但人们关注点的转移是后来才发生的：格言与太阳图案催生了一种标志性的刻板印象，一个与他本人相距甚远的概念——“太阳王”。

1 “国王亲政”：臣服与扩张

马扎然的去世在路易十四的故事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国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不再任用首相。1661年3月10日，他在万塞讷通知总理大臣、财政大臣和国务秘书，未来他将亲自执政。之后，即使是颁发护照或是花费超过一百埃居的金额，都需要提前知会他。不久后，路易十四也将这个决定告知了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其他拥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们，尤其是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让他们知道他们已被排除于政务之外。这一决定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反对，原因可能在于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年仅二十三岁的国王能将这份辛苦的工作坚持下去。然而，他们都错了。

政府系统的改造从国务委员会开始。在路易十四的一生中，他只委任过少数几位要员进入“阁楼会议”（Conseil d’en haut）。这是国务委员会中对国王来说最重要的会议，这里会宣读外交信件，主要谈论的是对外政策。一般来说，每个星期有两到三天，“阁楼会议”在国王的主持下召开，每次会议持续二到三小时。另外，国王定期出席国务委员会的第二会议，即“公函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这里会宣读来自各行省的报告，对国家内政管理中的问题展开讨论。财政会议是国务委员会的第三部分，国王只在开始时参加他们的会议；对于重要的事项，国王宁愿与财务总管直接讨论。国务委员会的其他会议都只在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国王也很少参与其中：财政委员会、加尔文主义问题委员会，以及主要作法院之用的司法委员会。路易十四还定期参加“宗教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高卢教会重要职位的分配。自1680年代开始，会议演变成了国王与相关神职人员每周一次的工作例会，而这位神职人员也是国王的告解神父。

任何部长、国务秘书或是宫廷侍从都不可以独占信息，独揽政务咨询。因此，各个参事委员会和管理机构都由国王一人统领。国务秘书们（并非部长大臣们）负责外交、军事、宫廷和海事等部门，以及“所谓的改革宗教”（这是对加尔文主义宗教的贬义说法）部门。这些部门主管有首相、国王的财政委员会负责人、财务总管、王室建筑及防御工事的负责人等。对于某些事务，他们会绕过参事委员会直接与国王探讨。虽然有若干官员和家族身兼数职，但没有人同时担任负责外交和战争的国务秘书。

几乎每晚，国王都会分别与各部门的负责人单独开工作会议。所谓“国王的工作”（le travail du roi）就是去处理许多要处理的文件，即“卷宗”（liasse），这些卷宗构成了参事委员会的工作框架。除此之外，国王的身边还安排了其他人员，来搜集信息和提供保护。宫廷侍从、司衣仆人、御医和御用理发师，他们都是受人敬重且生活富裕的朝臣（诗人莫里哀就担任过这样的宫廷官职）。他们向国王汇报的内容也包括其他人不愿说出口的事，而且他们还会将署名的陈情书转交给国王。这些宫廷侍从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侍奉国王一生，而且他们还会将自己的职位传给后人，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忠诚不渝。国王不愿意在内廷中看到“新人”。路易有意识地从多个不同来源获取信息，并花费大量时间阅读请愿书、信件、档案和调查报告。

一些人将1661年路易的“上台执政”评价为做戏，是因为1661年被国王委任为高等参议的三人都曾是马扎然的属下。大臣于格·德·利奥纳（1611～1671年）自1663年起担任外交国务秘书，在黎塞留任职期间就已经证明自己作为外交官的能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1603～1685年）从1643年开始担任军事国务秘书。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年）受到马扎然的大力举荐，1661年时就取代了最初受到委任的富凯，随后又掌管了多个部门：1664年担任王室建筑总督察和总负责人，1665年任财务总管，1669年任宫廷与海事国务秘书，1670年任矿业总督察。

这些大臣以及其后的多数大臣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老派的“佩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而是新兴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他们受国王赏识而平步青云，与那些被排除在“阁楼会议”之外的地方权贵不同，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随时待命的武装侍从队伍。但是，在各个行省、管理机构、贵族及议会圈子内，稳定的恩庇关系对中央统治的实施尤为重要。于是，路易十四便帮助他的大臣、各部门长官及其家人积累财富、建立有益的人脉关系；他特意将这些人的亲属安排在领导位置。就这样，大臣米歇尔·勒泰利耶的儿子，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利耶（被称为“卢福瓦”，1641～1691年）在其父尚在人世时，就已经成了军事国务秘书和部长。与之具有相似影响力的只有柯尔贝尔一族。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某个家族独揽官职，国王通过扶持“新”的家族以构成长期的竞争态势，例如菲利波家族。

1661年9月5日，路易十四在生日当天颁布公告，逮捕财政总督察尼古拉斯·富凯（1615～1680年），借此强调了亲自执政的决心。马扎然曾利用过富凯，但他也为富凯的倒台做好了铺垫。他栽培柯尔贝尔为富凯的继任者，并且让所有人知道，富凯不仅窃取王室财富，还将布列塔尼南部的小岛“贝勒岛”扩建成了一处要塞。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投石党乱，因而触到了国王的逆鳞。

此时，外界还不知道富凯留在官位上的日子早就屈指可数了，对民众来说，另一事件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富凯身边都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对美的追求使他在穿着打扮上甚至比国王还耀眼。黎塞留就批评过王室宫廷还不够光鲜。路易十四拜访富凯的次数不少，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中一次拜访被看作铲除富凯的起因。富凯在他的新宫殿沃乐维康宫中为国王举办了一场庆典。这场庆典有戏剧，有音乐，有烟火，除了“分寸”之外什么都不缺。路易似乎受到了侮辱，而富凯对此十分惊愕。五个星期之后，国王命令达达尼昂在南特逮捕了富凯。而在19世纪，大仲马在他的火枪手小说中，通过达达尼昂

[1]

树立起一座文学丰碑。

然而，铲除富凯的计划并没有按照国王的意愿顺利进行。正当柯尔贝尔将富凯的大部分财产收归国有时，对富凯的刑事诉讼却遇到了巨大的阻碍，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年——成了一出民众们密切关注的好戏。最终，他于1664年12月被判处流放。国王将流放地点定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皮埃蒙特的要塞皮内罗洛，并且在事实上加重了处罚，变为终身监禁。而当国王最终决定释放富凯的时候，富凯已于1680年意外身亡了，他就这样成了国王“象征性政策”的双重牺牲品：他在1661年的倒台标志着路易十四统治意志的严肃性，在法律上对他的极端判决则显示出国王不愿意在政治问题上将最终决定权留给司法界。

可以说国王正在系统地按照计划行事，扩张他的君主统治。让高等法院和其他法院都臣服于王权，自1664年起就是王权政策的主导方针。即使在投石党运动之后，路易十四仍将高等法院和其他法院的权威视为对君权的威胁；按照回忆录中的说法，最令他憎恶的人是那些“对所谓人民利益有着错误认识，认为人民利益与国王利益相悖，将自己视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不考虑两者的利益其实一致”的人。对于那些在宫廷中买卖官职的人，路易十四并不将他们视为人民的代表。即使是糟糕的王权统治，也好过逆反，好过随之而来的混乱无序。他将国家和国王视为一体：“当朕有国家在眼中的时候，朕就是在为自己而工作，国家的福祉便是朕的荣耀。”［出自《对国王职责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e métier du roi
），1679年］后来，正是路易的这种看法让其他人（并非路易十四本人）想到了“朕即国家”的口号。合法的国王对那些“手中握有任何一种权力”的人太过宽容，让这些人成为“千千万万名小暴君”压迫最底层的人民，国家的“混乱无序”由此产生。对国王来说，正义和秩序并不在于权力的分配，而在于集于一人的国王权威。

对所有那些在投石党运动中斗胆对抗王权的组织和机构而言，这种政策对他们的压制还没有消失。尤其是1661年到1680年代，在系统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政策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柯尔贝尔十分了解法兰西君主们收到过哪些较为老派的大规模改革建议，其中也包括黎塞留提出的那些。在马扎然解决了“西班牙”、“高等法院”和“贵族”这几个最棘手的问题之后，柯尔贝尔才能够说服路易十四，一步步地投身于那些尚待完成的使命。柯尔贝尔明白，这些丰功伟绩的荣耀要落到国王的身上，而且，他还以非同寻常的干劲和执着，积极地策划和进行着这些大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路易和柯尔贝尔紧密合作；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阁楼会议、公函会议、单独会议上一同讨论，另外，他们还保持着频繁的通信。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逐步削弱各个政治机构的声望和影响力。自1673年起，高等法院在录入国王的法令时，无权再审核其内容；剩下的异议权也加上了极短的时限作为前提。但这还不够，国王还需要更多的助力：由于吉耶纳高等法院和布列塔尼高等法院在1674年没有积极应对当地的叛乱，路易十四于1674年将前者从波尔多迁移到了孔东，将后者从雷恩迁到了瓦讷，使两家议会在偏远小城中驻扎了好几年。

柯尔贝尔知道，许多“小暴君”的权力（这是一种“拓扑斯”）意味着中央机构的薄弱：要成功地降服司法界，使之长久臣服于国王的权威下，就需要新的、明晰的法律秩序。国王的法令应当替代那些老旧的、参差不齐的、常常存在地域差异的法律条款。带着这个目标，柯尔贝尔建立了多个工作小组，组织专门的通信汇报，并派人展开实地调查。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多部法律巨著：1667年的《民事诉讼法》、1670年的《刑事诉讼法》、1673年的《商法典》。此外还有1669年的《林业和水利法》，以及1681年的《海事贸易条例及管理》。路易十四是唯一一位如此高质量、大范围地实施法律改革的法兰西国王。

要看到改革长期的效果需要大量的时间，路易并没有这份耐心。为了扩张中央权力，路易迅速削弱各个阶级和各座城市的力量。比如说，各座城市必须接受军队屯扎，接受王室监督员的财务审查。对那些有叛乱倾向的城市，如马赛和波尔多，国王通过修建堡垒加强了监控，同时也是对其他市镇的威慑。对于巴黎，国王则从内部深化统治：1667年，巴黎城新设了警察组织。由于警方加强巡逻，在那些尤为危险的城区内，杀人越货的违法行为有所减少；与很多城市一样，许多（非法的）乞讨者和轻罪罪犯如果没有被迫充军或是被判到橹舰上当摇橹苦力，就会被收容到类似监狱的教养所中。许多原本如同阴沟般脏乱的街道，得到了修整和打扫，夜间有约5000盏路灯照明。为了管理工商业的秩序，监督酒馆、风月场以及对公众舆论尤为重要的印刷作坊，国王还设置了便衣警察。1669年，国王在巴士底狱视察了一间新的武器库，这也展示出国王对待巴黎的态度。

重振国王权威的行动尤其要牵涉贵族。在路易十四的回忆录里，他告诫王位继承人，要重点确认这些贵族的动机是纯粹基于“理智与义务”的信条，而不是复仇（为投石党运动）或者其他私人原因。要做到这点，方法是在削减他们权力的同时，威慑他们，并且给予他们在军队、教会和国家管理机构谋得职位的希望和让他们参与宫廷中“愉悦的社交生活”（société de plaisirs）的机会。一度手握重权的地方长官们，如今的任期被限制为三年（可连任再任）；只有获得国王的明确许可，他们才能在“他们的”辖区内拥有驻地；对于拥有王室血统的亲王和其他大贵族家庭，他们要么根本得不到这些职位，要么只能稍稍涉足。1666年到1674年，路易十四下令正式审核贵族头衔，并于1700年再次执行这项审核，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清除那些妄称贵族的人，这使许多贵族都心生畏惧。这项行动与剥夺税收特权并行。至于贵族们所要求的自治权，早在1662年路易十四就通过更新“决斗禁令”拒绝了：禁令传递出的信息是权力与荣誉，均由国王定夺。

在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计划中，巩固国家财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1661年到1665年间国王设立了特别法院，法院追溯了1635年之后包税人和财务管理人的经营行为，并进行了审核。由于这一领域极易发生侵占财产的违法行为，所以法院通过少数几例严格的审判就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促使许多财务官员归还了钱款。柯尔贝尔以这样的方式筹集了许多资金，使王室还清了借款，还使财政支出中还本付息的比例降低了一半。柯尔贝尔的这一步还减少了“司库官员”（trésoriers de France）的数量，这些财务官员从纳税源头和王室之间截取的资金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生活所需；由这些人组成的联合会早在1662年就解散了，而他们对税款征收的影响力，也逐步由王室督察官所替代。此外，路易十四还命柯尔贝尔减少可供买卖的官职及其薪俸，这些官职是在黎塞留和马扎然时期设立的，官职的拥有者定期从国库中领取俸禄。其中一些官职被取消，也没有设置替代的职位。这项财政政策除了具有经济意义之外，也有社会政治上的意义，因为买卖官职是富裕的社会上层在司法和行政领域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升格成为贵族的途径。

路易十四用这些改革减轻百姓重担，但招致了第三等级和贵族上层圈子的诸多不满，尤其是那些在购买官职上投资并与国家财政有生意往来的人；在对富凯的审判中，一位法官认为，巴黎之所以对1664年的温和判决报以欢呼，是出于“恨”，出于“所有人在心中对当今政府抱有的仇恨”。受到黎塞留的启发，柯尔贝尔降低了对百姓们来说太过沉重的属物税（taille personelle）以及收税人按其征得税款比例获得的油水。他取消了许多人的免税权，提高了相对较低的土地税（taille réelle），向只在形式上免除税收的教会征收较高的税款。在王室领地上，他使那些因迅速牟利而毁掉的收入来源能够重新盈利。改革的成效早早显现出来：1662年，王室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支出。

在这个时代，金钱就是国家的血液。一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从政治上进行调控的经济模式，使货币能够在国家内部迅速流转，而且在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当中，它将国内的剩余物资转化为盈利。而无论对内对外，最终都是为了实施更加深入的税收政策。为实现这一理念，人们采取了大量措施。在柯尔贝尔的影响下，政府招募欧洲专家来促进生产行业的发展：有来自荷兰的造船和矿业方面的技术人员，也有来自威尼斯的大型玻璃和镜面制造领域的专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象征而闻名的哥白林织毯工坊，成了荷兰那些墙毯编织厂的竞争对手。国王时不时地视察那些有名的手工坊，这些工坊的声望也因此提高。相比运营国有工业，更重要的是对手工坊、工业企业和工商业主的投资补助和津贴，向他们提供政策便利或使之享有特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持续培养出有专业资质的人才，保证产品的质量水准，从简单的纺织品到奢侈品，甚至到武器，以提高法国商品的出口能力。法国这个仍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与领先的贸易及货运国家之间的差距，尤其是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差距，就这样缩小了。

路易十四也通过扩建基础设施来促进贸易和生产的发展。1666年到1681年，在短短十五年的时间里，地中海和汇入大西洋的加龙河之间的运河就开通了，即两海运河（Canal des deux mers）。按照荷兰的模板建造的水闸，在一万多名工人和不计其数的炸药共同作用下，此前被认为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终于得到解决。此外，柯尔贝尔还建议成立享有王室特权、受到国家资助的贸易商行，事实上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就有了这方面的先驱：法属西印度和东印度贸易公司（1664年）、北方公司（1669年）和黎凡特公司（1670年）。按照预想，这些贸易公司要与大肆捞金的英国和荷兰的公司竞争。然而，只有黎凡特贸易公司取得了相对的成功，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及后续公司的发展历程充满波折。贵族们的投资低于预期，国家的大力干预使私人投资者们纷纷退缩，也惹恼了港口城市的批发商和海运企业家，他们被迫裹挟在这个由特权和中央操控的体系中。尤其是在印度次大陆上（首当其冲的是孟加拉），在马达加斯加、锡兰和爪哇岛上，已在当地取得一定成功的荷兰人对这些商贸公司实行的政策极为不满，甚至引发了军事冲突，导致了（虽然不是全部）多个殖民项目的流产。虽然存在诸多困难，这些政策仍是18世纪法兰西在印度洋上势力不断壮大的基础，并且，从圭亚那经加勒比海直到加拿大，法国长期以来对大西洋地区的侵略也从这些政策中获得了助力。

图5 路易十四的姑表妹到访马赛期间，气势恢宏的橹舰舰队使她产生了“对地狱的想象”；1688年的这款纪念币炫耀了这支舰队装备之精良，“40艘橹舰在马赛”象征着其对地中海的统治

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商贸政策——不仅要与荷兰及英国竞争，还要与西班牙及北非的巴巴里国家竞争——没有强大的海军，是无法长久进行下去的。作为海事国务秘书，柯尔贝尔拟定了一份舰队组建计划，涉及百余艘战船和数十艘橹舰。1670年代，舰队就已经拥有了120艘战列舰和22艘巡防舰。另外，在滨海地区，他针对航海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引入了海军兵役制度；在1680年前后，涉及的人员有6万之众。为了组建和维护这支管理严格的舰队（1689年实施《海军法》进行管理），上万名工人扩建了数个军用港，部分港口配有大型军械库，其中包括敦刻尔克、土伦和马赛。罗什福尔的军用港、军械库以及整座城市都得到了彻底地新建，而布雷斯特，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成为法国最重要的三大海军基地之一。

2 “战争之王”——法兰西的战争机器

法国通过贸易和海事政策所进行的征服和扩张都指向国境之外，就这样，路易十四的对外政策在国家内部强化了政府的构成。法国在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西班牙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终止时拥有了一支经过战争洗礼的军队。在约15万名士兵复员之后，这支队伍在1661年前后仍有约55000人，其中约10000人隶属王室精锐部队（maison militaire）。军队在国王的领导下不断壮大，并且越来越现代化。到1678年，法国已经拥有了很强的军事战斗实力，约40万士兵整装待发；在和平时期，数量大约减半。比海军更为强大的陆军在法国社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征募成千上万的士兵，要给他们制服穿，要让他们在营房或私宅中居住，要配备武器，要训练，还有退伍老兵和伤残军人需要供养。无处不在的士兵形象对法国社会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军队时不时在国内镇压因税收和饥荒而引发的暴动。出于军事利益，技术和学术创新也得到了发展，这对现代化要塞及弹药库的建造、射击武器（从枪支到炮弹）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工业化制造业的兴起都产生了影响。正如海军一样，陆军军队也成了数学的应用案例、工程学的实践领域。

法国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势的军事力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臣米歇尔·勒泰利耶的儿子卢福瓦。卢福瓦本人直到1672年才当上部长，但早在1660年代，他就已经渐渐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战争部的管理工作。他指挥的军队在那之前一直由高等贵族主导，如今也同样受到了现代化的文明管理，毕竟大约半数的王室财政预算都花在了这支军队上，战时偶尔还会达到四分之三之多。和柯尔贝尔一样，卢福瓦也与路易十四合作紧密；和柯尔贝尔一样，卢福瓦也在他自己的领域中建立起了一张恩庇关系的网络；和柯尔贝尔一样，他也同时支持现代化：他关注信息与调查，重视改革与调控。就连领导军事行动，卢福瓦也要拿出一派官僚作风——这就诞生了“内阁战争”。有强烈个人作战风格的典型人物，如孔代和杜伦尼那样的将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可预知的模式，例如围城和“焦土策略”。国王宁愿避开以战斗决胜负的风险。

大部分普通士兵来自贫穷的下层阶级，而在数量一度达到两万之众的军官中，有许多人都是没了产业的贵族。按照黎塞留的政治遗嘱，路易十四把军队作为一种贵族安置机构，将贵族融入其中。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贵族，他在1661年就取消了在官职政策中占中心地位的陆战队统领上尉头衔。贫穷的贵族能够在兵役中慢慢地开创出一番事业，然后，他们就可以出售自己的军官职位，还清在服役期间累积的债务，并用剩下的钱过上平静的日子。而拥有财富的贵族通过购买官职，年纪轻轻就能登上高位。国王通过慷慨地颁发勋章，也象征性地使军中的贵族紧密地聚集在王权周围。在那个格外看重个人荣誉的社会中，勋章对军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路易十四从中看到了一种可能，能为一种“本身什么也不是”的嘉奖赋予“不可估量的价值”，使之化作王权“看得见的标志”。

在欧洲，虽然人们将和平视为理想化的状态，但王侯与邦国间的战争仍是对外政治中常见的要素。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恰巧是战争尤为密集的阶段。原因来自多个层面。全球性的寒冷气候使世界各地农作物歉收，饥荒引发了暴动，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1650年和1700～1710年前后数十年间，法国同样特别寒冷，动乱也尤其频繁，对外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尤其长。

另外，欧洲还发展出了一种开战-和解的文化，这极其利于展开暂时性的战事：在战区内，战争的确会造成实际上的毁灭，但一般来说，并不会歼灭政治对手。如果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必输无疑了，那么输家也只是在一份和约中放弃些领土或其他权利罢了。通过组建联盟，哪怕是较小的国家，战争的门槛也降低了；根据军事上的处境或者抓住政治上的机会，它们能够相对容易地从战争中走出来。

这样的框架性条件不是路易十四能决定的，但对于那极具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他是完全负有责任的。由黎塞留提出设想、由马扎然实现的和平，对国王来说是不够的，这或许与他志在整个欧洲的雄心有关。在近代早期，虽有领土和信仰上的差别，但欧洲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用皇权赋予了这个整体一种秩序，如今这种秩序又重新上演了。神圣罗马帝国比法国孱弱，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家族也不如波旁家族强大。路易十四在回忆录中明确表达出对他们的鄙夷：那些选举产生的皇帝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主管”，受自由王侯们的主导。神圣罗马帝国不够庞大也不够强势，无法维持领先的地位。既然比起法兰西的王室家族，“这个世界的国家无一例外，没有更加高贵的王朝，没有更加古老的君主统治，没有更强大的权力，也没有更绝对的权威”，波旁家族还会屈居“这些选举王侯”之下，就令人费解了。至于德意志皇帝，那个“一文不值的名字和他们帝国一文不值的影子”，在仪式上连最低程度的优先权也没有。法国的敌人必须看到，波旁家族有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王座”。对于他无法得到的皇帝冠冕，路易十四带着向往和鄙夷，并用这样一个概念描述他自己的位置：“欧洲的裁判者”（arbitre de l’Europe）。欧洲那许许多多的王侯和共和国都坚持保有自己的独立地位，面对路易十四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自我描述，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狂妄。

路易十四的另一种态度同样不利于欧洲的和平：路易同时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为敌，要知道来自这个家族的卡尔五世一度是欧洲近代最强大的统治者。即使路易十四的母亲本身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是卡尔五世的曾孙女，即使西班牙已经被战胜了，路易十四还是认为必须要进一步削弱它的势力。1661年，西班牙使者与法兰西使者在伦敦就仪式上的优先权及先行权发生了争执，进而引发了一场动乱，导致了数人死亡，路易便威胁西班牙国王要发动新一轮的战争，以此侮辱西班牙国王。无论如何，腓力四世终究是路易的岳父，他不得不在信中道歉，并且这位西班牙使臣不得不当着欧洲各国约30名外交代表的面，向路易十四公开致歉。总之，对外政治的指导方针就是：横眉冷对哈布斯堡，俯首笑纳财富资源。

路易十四并没有一个详尽而具体的对外政治理念。他要按计划将法国的疆域扩展到莱茵河畔“天然边界”的那种老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同样，其政策也没有长期指向西班牙的遗产。但是，国王将摄政的标尺定得很高。自古典时期以来，统治者主要通过战场上的胜利获得“声望”和“名誉”；领军出征是国王威望和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

路易十四有一场仗不是在欧洲打的，而是在北非。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东部充斥着蠢蠢欲动的穆斯林海盗，他们乘船从阿尔及尔、塞拉（位于拉巴特附近）、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出发，在船上奴役、贩卖基督徒，或是囚禁他们以换取赎金。海上的奴隶买卖战争大多只牵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对于其他的国家，它们仍进行贸易。是敌是友全看实际利益。路易十四执政初期，荷兰在贸易上比法国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1663年荷兰与阿尔及尔签订协议之后。就这样，在这段时期，巴巴里人便更多地针对法兰西船只发起攻击。对此，作为回应，法国海军于1661年和1665年短暂轰炸了阿尔及尔的海港。鉴于法国海军装备精良，巴巴里国家转换了阵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随即与法国签订了协约。1666年，一位阿尔及尔使者为法国国王送来了两头狮子和一只鸵鸟。1682年，路易十四与摩洛哥国王签订协约，并命人为其使者再次上演了歌剧《阿提斯》（Atys
）。此外，路易十四还在1660年代参与了两场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664年，他派出一支法兰西军队前往奥地利，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作战。在圣哥达战役中，军队成功地守住了土耳其人的强攻，路易十四将此看作法国的胜利并加以庆祝。而1669年在克里特岛上，他不得不接受战败的事实。以至于从1645年起就持续受到土耳其人围困的、由威尼斯人看守的坎迪亚要塞（位于希腊的伊拉克利翁），法兰西远征军也没能守住。

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一连串战争，乍看之下都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国王在看似有利的联盟条件下，利用小冲突挑起战争，战争的结果主要是法国获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而在战争中他最重要的对手却往往另有其人。这些冲突大多是出于对遗产的争夺，比如遗产战争、普法尔茨继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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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此外，战争的原因还有已攻占领土统治权的问题（重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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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联盟内义务的问题（1666年对明斯特的战争）。因此，路易十四的战争年表蕴含了偶然的因素。他并非总是“局势的主人”——往往是政府不稳定的国家组成了不稳定的联盟体系推动着局势并引发了战争。

如果能夺取西属尼德兰，那么对于路易十四来说，波旁家族就真正战胜了哈布斯堡家族，法国东北部的疆界就能拓展到莱茵河畔。站在这个角度，路易十四于1662年从英国那里购买了敦刻尔克，并于1663年视察了他在洛林的军队：与洛林公爵签订的《万塞讷协议》（1666年）为他的军队开辟了直到阿尔萨斯的通路。另外，他还在1662年分别与英国及荷兰联省共和国结成了防御联盟，同样是着眼于夺取西属尼德兰，其中的荷兰联省共和国为了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已经奋战了好几代人。然而，这两股海上殖民势力却处于敌对关系，并在1665年爆发了第二次英荷战争。路易十四与交战双方都是盟友，于是便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更何况法国与英国王室之间还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是路易的姑表哥，他在流亡期间，也是路易的玩伴。而且，路易的弟弟还在1661年娶了查理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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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这样，路易仍在1666年年初宣布与英国开战，并且派出约6000名士兵保卫荷兰，对抗与英国结盟的明斯特亲王主教。虽说英荷战争在1667年就结束了，但对于路易十四来说，他与双方之间的信任都受到了损害。在那之后，查理二世坚定地对法国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而荷兰联省共和国也开始对法国国王有所保留，因为在助战时，法国士兵在当地使用暴力迫使加尔文宗的信徒改宗。

在路易十四的三场大型继承人战争中，第一场是在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去世（1665年）之后打响的。路易十四宣称，他是在帮助自己的妻子在其父亲死后获取她应得的遗产。1667～1668年法西战争的名字就来自这种说法：遗产战争。但是，法国方面援引的法律条例只存在于一部区域性的私法中。于是，国王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外交官里索拉（1613～1674年）大肆地指责，里索拉具有煽动性的言论颇具成效，他指责路易妄图统治整个欧洲，建立“世界王朝”。这样的言论为反法联盟的行动创造了便利条件。由于心中还留有法国攻打西属尼德兰的阴影，英国和荷兰联省共和国于1667年就签订了和约，并于1668年连同瑞典一起组成了一支对抗法国的防御联盟，就这是所谓的“三国同盟”（Tripel-Allianz）。1668年的路易十四还不敢与这一联盟公开宣战，但他征服了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在1668年签订的《亚琛和约》中，他从西属尼德兰那里获得十几座要塞城市，这已经令他满足，这些城市中也包括里尔。西班牙新国王卡洛斯二世也取回了自由伯爵领地。路易十四之所以匆匆结束这场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1668年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西班牙由哈布斯堡家族断后，双方便分割西班牙领土。法国有极大的机会，在病恹恹的西班牙国王死后，无需通过战争就可夺得西属尼德兰。

路易十四亲身经历了遗产战争的胜利；他带着自己的近臣辗转在一场又一场围城战中，并取得了胜利。1667年出征时，他积极地投身其中，视察战马和围城用的壕沟，亲自发号施令并与军队一同宿营。在短时间的包围之后，图尔奈和里尔就投降了，而这就成了人们在被征服的城市内庆祝胜利的契机。在军队一路冲锋到根特之后，路易十四离开了军队，当年的夏末、整个秋季和狂欢节，他都是在热闹华丽的庆典当中度过的。1668年2月，他参加了征服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的战争。这场征服战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星期。在被占领的多勒、巴黎主教座堂和凡尔赛宫举行三场凯旋庆典之后，这场战争宣告结束。

塞维涅夫人（1626～16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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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极为贴切：“国王以征服弗兰德人取乐。”（Le roi s’amuse à prendre la Flandre.）路易十分享受这种感觉，作为亲政的国王，在“万人之上”指挥军队，尤其是他的亲卫队英武非常，这总是令他十分入迷。于是，在1669年这个和平之夏，他命令军队为大臣和他自己进行战争演习，地点就在巴黎附近的圣塞巴斯蒂安堡垒：包围和进攻，外加大炮和火枪。他不顾和平条约，于1670年在那里检阅了16000名士兵。同年，他与妻子巡访了所征服的领地，毕竟，发起遗产战争的理由是妻子的继承权。在阿拉斯、杜埃、图尔奈、奥德纳尔德、克特雷特、里尔、敦刻尔克和加来，他们都受到了隆重的迎接，部分城市还通过绘制图画、修建凯旋门或是燃放烟火来欢迎他们。1671年，路易再次带着妻子及宫廷来到了弗兰德，视察城防工程的工作进度。

视察与西属尼德兰接壤的边境并非出于毫无目的的闲情逸致，而是对荷兰联省共和国开战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路易十四将1668年的“三国同盟”视为对他声誉的攻击，这个联盟动摇他的优势地位，破坏面对内外敌人时的短暂和平。然而，路易对安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当时在王侯与邦国关系中公认的程度。“三国同盟”的建立并不能成为路易对荷兰联省共和国开战的理由，荷兰与法国之间针对贸易关税的争端同样不能，还有荷兰政府的散发小册子和奖章——它们以此尖锐批判法国政治，并嘲笑路易十四的为人和形象——就更不能作为战争的合法理由了。一位天主教国王，在芭蕾舞剧中扮演战神玛尔斯和太阳的角色，确实能为那些支持共和的加尔文派出版物提供很多用于戏谑的材料。就连出版相当自由的英国，上层领导们也得让人烧掉那些太过偏激的反法出版物。而在法国，如果哪位作者发表了此类批判，那等着他的就是巴士底狱了。

比起遗产战争，对于没有正当理由就要对荷兰联省共和国发起的这场战争，路易十四在外交和联盟政治上准备得更加充分。比如，他确保了自己能得到勃兰登堡选帝侯、科隆选帝侯以及明斯特亲王主教的支持。为了将1666年对英国造成的信任伤害减轻到一定范围内，他尤其花了大力气。他让自己的姑表妹兼弟媳亨利埃塔·安妮与其哥哥查理二世谈判。随后，这位英国国王在多佛秘密条约（1670年）中答应在定期收到钱款的前提下，改信天主教（然而并没有规定期限）并支持法国。

到了1672年，路易十四认为发动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法国军队及其盟军征服了一座接一座的荷兰要塞城市。从6月起，路易多次与法兰西军队一同跨越莱茵河开战。就连乌特勒支也沦陷了，旧天主教派主教兼宗座代牧内尔卡塞尔接管了当地加尔文派的大教堂。当法兰西军队向阿姆斯特丹进发时，荷兰大约80公里长、最宽处达数十公里的地区都被水淹没了，阿姆斯特丹、海牙和荷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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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所谓的“水线”成了无法攻破的地方。为了保卫滨海地区，荷兰海军也早已有了应对措施，他们在英国东部海岸的索尔湾海战中大大削弱了法英舰队的实力。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路易十四仍认为荷兰国会提出的和解条件还不够，并予以拒绝。这样一来，他就促成了一场政治颠覆：鉴于约翰·德·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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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共和政府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主张回归“亲王共同执政”方针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1650～1702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且成为荷兰的执政官。而德·维特则于8月在海牙被一群暴乱分子杀死了。

1672年末，路易十四虽然跨越莱茵河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但这一场战役既没有让战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没有换来和平，而是走进了“水线”和“索尔湾”的死胡同，并且导致了联盟体系中的剧变。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凭借与勃兰登堡亲王主教和英国国王的亲属关系，劝说他们解除与路易十四的联盟关系。查理二世还冒险发动了一场内战，以继续他毫无成效的亲法政策，这也是出于经济和教派的原因。于是，英国和荷兰联省共和国在1674年就结束了它们之间的第三场战争。同年，勃兰登堡选帝侯也加入奥兰治的威廉三世阵营之中。1673年，西班牙、神圣罗马皇帝及帝国也认同了这种看法，认为欧洲的安全必须在西班牙和荷兰联省共和国手中得到捍卫（里索拉于1671年如是说），并于同年站到了荷兰联省共和国一边。促成科隆选侯区与法国联盟的梅斯主教，被皇帝于1674年下令逮捕了。在荷兰遭遇了数次军事失利之后，明斯特亲王主教于1674年终止了对法国的支持。随着瑞典1675年在费尔贝林败给勃兰登堡选侯国，法国与瑞典的联盟也在军事上失去了价值。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法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保持了稳定。自1675年起，这个国家相当于凭一己之力与一个庞大的欧洲联盟作战，但即便这样，这一联盟也没有机会完全战胜路易十四的战争机器。相对地，即使法国征服了一连串的城市，例如马斯特里赫特，也显然没有可能在军事上战胜联盟。于是，和平谈判于1676年在奈梅亨开启，而战争也随着1678年和1679年签订的多个协议结束了。

这场战争的结果使1668年因三国同盟而中断的、对抗西班牙的遗产战争得以完成，从这个角度看，路易十四是满意的。荷兰联省共和国也同样得到了惩罚，但取回了马斯特里赫特。这样一来，奥兰治亲王威廉则成了这场战争实际上的赢家。他仍是荷兰的执政官，也取回了被法国占领的王侯领地奥朗日，此外他还赢得了英国的长期支持：他迎娶了玛丽·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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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1694年），她信仰英国国教，是查理二世国王的侄女。正如原先计划的那样，西班牙成了最大的输家：不只是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西属尼德兰的其他一些城市和要塞也被割让给了法国，其中包括1677年和1678年夺得的城市，康布雷、瓦朗谢讷和伊普尔。法兰西军队于1677年征服了布赖斯高县的弗莱堡，神圣罗马皇帝把它给了法国；法国在开战前占领的洛林也留在了法国手中。1680年，在签订了《奈梅亨和约》之后，路易十四与遗产战争之后一样，巡游了由他夺得的疆土，从敦刻尔克到蒙梅迪，他举办庆典和宴会，也视察要塞的建造工程。在《奈梅亨和约》的影响之下，巴黎城在1680年向路易十四颁发了一个极有分量的荣誉头衔：“Louis le Grand”——伟大的路易。

3 凡尔赛、艺术和王的女人

人们对路易十四的颂扬是一种统治者多方面宣传的结果。比起权力国家的扩张，或许“制造路易十四”（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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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使国王受到当世和后世的推崇，树立起他那高大的形象。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他的王朝受到审判、遭到打击的时候，即使是在法国共和派史书无情的评判中，谈论的也全都是他的形象。大革命消灭了路易十四的遗体，却没消灭掉凡尔赛宫。大革命摧毁了君主制王朝和无数的统治权的象征物，但没摧毁政治国家。而且，对于许多能够作为艺术品留存下去的东西，大革命都手下留情了。路易十四将自己的形象通过艺术形式重塑出来，而恰恰是这些上乘的艺术品，甚至超越了他本人的名望，得以持久流传下去。

在这条成效非凡的策略中，融会了许多东西：君主宣传中的老花样得以持续，比如将宗教性与世俗性交融在一起。王权统治在17世纪突出强调其神圣性，而年复一年的教会节日则不断将王权的这一方面呈现到公众的视野中。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国王认识到了自文艺复兴开始兴盛的君主宣传形式，下令兴建宫殿和花园，命人制作宗教和世俗的画像、塑像和纪念币，按流程举办庆典。黎塞留想要通过建立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借助国王的资助，将随印刷技术一同兴盛起来的各种文学形式更好地掌控在国王手中。马扎然将意大利的歌舞剧带到了巴黎，而路易十四本人还在芭蕾舞剧中扮演了角色。但在1661年，还没有一个涵盖各类艺术资助的国家性中心机构。许多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甚至为富凯工作：建筑师勒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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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师勒诺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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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勒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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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吉拉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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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圭埃尔

[14]

。富凯也资助剧作家莫里哀、高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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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奎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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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创作寓言闻名的拉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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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凯的倒台使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来到了路易十四身边。路易十四不仅资助他们的艺术工作，还满怀兴趣地去了解他们的作品：他饱览众多佳作，其中包括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安菲特律翁》，拉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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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历山大大帝》《贝芮妮丝》《安德罗玛克》《伊菲革涅亚》，还有皮埃尔·高乃依和托马斯·高乃依的《熙德》《俄狄浦斯》《阿喀琉斯之死》。第一部法语歌剧就是为路易十四创作并在路易十四面前上演的：由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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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奎诺作词的《阿尔切斯特》（Alceste
）。几乎所有这些作品的手法或抽象或写实，总是描绘路易十四所处的环境及其统治的方方面面。芭蕾舞剧《乔装的爱神》（Ballet des Amours déguisés
，1664年）是在国王的一名私生子出生后不久被呈上舞台的；莫里哀在《海伯利安》（Hyperion
）中嘲讽了他人对朱庇特（国王）的嫉妒之情；歌剧《阿提斯》则向观众保证，太阳（国王）将会晒干泪水，让花朵生长，并使爱之王国摆脱义务的束缚。艺术作品中对宫廷的反映非常深入，路易于1669年参观了安托万·拜诺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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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宫廷中最重要的人物”为主题的蜡像作品。

大量与国王相关的艺术作品为国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他能够消失在那些动人心魄的寓意与阐释背后。对他来说，艺术是多层次的：它既是消遣（divertissement）和玩赏的对象，也让路易看到国王这一角色的不同维度，同时还为他提供了身份认同和政治宣传。在艺术作品中，路易十四看上去就像《新约》中的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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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位新的圣人路易，也像罗马皇帝和太阳神阿波罗。在每年上演的大型芭蕾舞剧里，这些形象中的一些也变成了舞台上的角色。在1660年代的演出中，路易在1662年扮演过战神玛尔斯，1669年在多次上演的《花神》（Flora
）中饰演太阳。这也是国王参演的最后一部大型芭蕾舞剧。

国王对艺术领域的扶持之所以如此深入，是因为柯尔贝尔。柯尔贝尔的统治深化体系基于强大的机构和个人的资助，而他也将之运用到了艺术领域。在此方面，他还会咨询让·沙佩兰（1595～1674年）的意见。黎塞留成立法兰西学院时，此人就提供过帮助，并且他还在1662年为使国王威名的长久延续提出了一项计划：“保全国王伟业之荣光”（conserver la splendeur des entreprises du roy）。为此，政府建立了多所学院，为艺术家和学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委托，使他们在拥有影响力、收入和特权的同时，也有了持续不断的竞争。分别于1661年、1669年和1671年成立的舞蹈、音乐和歌剧学院于1672年合并成为王家音乐学院。1663年，柯尔贝尔重新组建了绘画艺术学院；该学院在罗马设立了一处分院，以便研究古典、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的杰作。1666年，科学院建成。建筑学院（1671年）当然也不可或缺。随着1680年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的成立，戏剧学院也有了。1663年，在法兰西学术院内部发展出了铸造学院的雏形，此院后于1701年成立；超过三百枚不同纪念币上的图像和文字都由该学院负责设计，以便铭记路易十四的成就。受到国王扶持的多位历史学家（拉辛从1677年开始成为御用历史作家）和学者都接触过古代的钱币和纪念币，他们都明白，这种媒介会对国王将来的形象产生多大的影响。

王国自然希望，受到资助的艺术家能将王权作为创作主题，而且在许多重要的艺术委托中，路易都会让艺术家拿出不同的草稿，亲自品评和挑选。这样一来，除了题材选择之外，风格也成了尤为重要的问题。然而，王家学院的成立也间接地促进了艺术的自主权。

为支持艺术创作，法国还迎来了一场真正的“出版浪潮”。得到出版的不仅有诗歌、文学、历史和政治著作，数量众多的油画和艺术品也被印制成平面图像，得以为法国乃至欧洲读者们所熟知。就连刻画路易十四“事迹”的纪念币也被收录到画册中，并配上解释文字。《公报》将宫廷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件都记录了下来。1664年、1668年和1674年的大型庆典都可以在印刷品中找到记录，甚至包括所上演节目的文本和描绘着重要场面的插图。赞美诗和油画都被用来庆祝重要的大事件。借助王室媒体机构的宣传，1672年征程中的横跨莱茵河之举，虽然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却也成了一项英雄事迹。国王的形象不仅超越了在莱茵河上败下阵来的西班牙人，甚至比恺撒大帝更高大伟岸。

路易个人最感兴趣的是舞台艺术（芭蕾、歌剧、戏剧）、纪念币、园艺和建筑。国王刚开始投身于建筑设计时，他经历过重修卢浮宫等多项重大计划的失败。1666年，卢浮宫在一场大火中遭到损坏。自1650年代中期开始，备受国王重视的建筑师勒沃就开始重新设计这座宫殿。柯尔贝尔阻止了勒沃，并做出安排，让国王邀请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兼雕塑家——洛伦佐·贝尼尼（1598～1680年）前往巴黎。贝尼尼虽然于1665年为路易十四完成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胸像，但他设计的卢浮宫却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设计没有达到巴黎王宫的安全标准；单是出于经费原因，柯尔贝尔就已经倾向于将卢浮宫作为国王的主要宅邸。然而，路易十四根本不想在巴黎生活，而且他也坚持使用勒沃的设计。最终采取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设计：勒沃、德奥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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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布伦以及克劳德·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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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那些雄伟的柱廊就这样诞生了，学者与艺术家们往来其间，但它却没有成为国王最大的骄傲。

后来，柯尔贝尔又提出过数次异议，一般是出于财政原因，但路易十四仍旧继续着他的建筑项目。1670年他决定修建一座新式疗养院，收容因战争致残的军人，路易十四从一开始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卢福瓦。而卢福瓦也抓住这个机会，打算用军队和教会的经费为国王和他自己建起一座丰碑。王家荣军院（Hôtel Royal des Invalides）的设计参考了医院建筑，借鉴了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Escorial），这座位于马德里的“王宫”融合了宫殿、修道院和王室墓葬的风格。1671年，荣军院顺利奠基，到了1674年，供人居住的建筑侧翼初具规模，第一批伤残军人已经能够入住了。荣军院内部的油画向人们展示着一场场大捷，这是对军中国王的赞颂，间接而委婉，也是对卢福瓦的赞颂。从1676年起，一枚纪念币将荣军院的建立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路易多次视察了这座对他十分重要的建筑；疗养院的教堂——巴黎荣军院大教堂，1706年他亲眼见证了它的落成。

路易十四将父亲的狩猎行宫，即凡尔赛宫，变成了最密集展示国王形象的地方。1662年，当建筑工程开始时，国王还不知道这项工程将一直持续到1712年，他也不知道自己脑中萦绕着的一个又一个的设计理念将在这里实现。在一期规划中诞生了一座游乐宫，它不仅用于狩猎，更主要用于夏季花园中的节庆娱乐：音乐会、戏剧演出、舞会、宴会、烟火、郊游……在勒诺特尔设计的花园中，虽然满眼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但他也有着清晰的规划，水池、塑像，还有位置隐蔽的迷宫，按照伊索寓言和拉封丹寓言创作的雕塑也摆放其中：他借自己的设计赞颂阿波罗神，由此也赞颂了国王。除了出于居住目的而进行了小规模扩建并建造了一座橘园之外，1662年之后主要兴建了三项水利设施：忒提斯山洞、拉托娜喷泉和阿波罗喷泉。忒提斯是古典神话中天空之神和大地之神的女儿，同时也是海神的姐妹和妻子；在夜间，她和她的宁芙仙女们会让驾驶了一天太阳马车的阿波罗神留宿。阿波罗喷泉中的雕塑展现了阿波罗清晨驾车出发的场景。在忒提斯山洞和阿波罗喷泉之间，坐落着拉托娜喷泉，而拉托娜正是阿波罗的母亲。作为朱庇特的情人，她正带着年幼的孩子们逃离朱庇特妻子的追赶，来到了一汪潭水前。农民们不愿让她在潭中喝水，她就施法将他们变成了青蛙，从中可以看出对投石党运动或是对国王情妇的影射。

在工程的第二阶段，凡尔赛宫被扩建成了一座官邸宫殿，像万塞讷、枫丹白露和圣日耳曼昂莱一样，能够供人居住较长的时间。他还修建了另外的楼阁供大臣们使用。从1668年到1670年，建筑师勒沃从南向北用新的殿室将老宫殿围了起来，这些新的空间被称为“大套房”（Grands Appartements）。这些房间都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有着极高的艺术格调：古典时代的众神、英雄、皇帝和战将们不断吸引着访客的目光，最终使访客认为路易十四能与这些人物比肩媲美，甚至更胜他们一筹。从1668年开始，在多个建造阶段之后，花园里终于诞生了一条运河。运河将人的视线从宫殿一直引向地平线，河上的人工小岛可供举行庆典，而河中的小型战船又令人想起法国海军。1672年开始了宫殿周围城市和凡尔赛教区教堂的修建。许多大臣在此修建了小型官邸，以便往来宫廷时留宿。随着政务越来越繁忙，宫殿中的王室排场也越来越大，当凡尔赛宫逐渐失去它作为游乐行宫的特性，路易便立即下令兴建了一座新的游乐宫。就这样，1670年起有了特里亚农宫（Trianon）。

图6 第一部法语歌剧《阿尔切斯特》（Alceste
）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上演；1674年，该剧在一场大型节庆活动中于凡尔赛宫再次上演

在与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战争结束后，三期规划开始了，凡尔赛宫将被扩建为国王长久居住的主要宫殿。1678年，宏伟的宫殿侧翼建成了，供国王的亲属、朝臣和部长们使用，而这也配得上“高贵的阿波罗”，按照作家夏尔·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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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所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水文状况给建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必须抽干沼泽湿地，或是将之扩建成水池水潭，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没有足够的水源供应这样众多的水艺装置、水井和喷泉。就这样，这个时代最神奇的技术杰作之一诞生了——“马尔利机”（La Machine de Marly）。这是一台由塞纳河水驱动的水泵装置，它将河水抽到高架渠上，再引流到凡尔赛宫中。另有一条运河和两座更大型的供水高架渠还没能修建完成；单是在这块次要工地上，最多时就有三万人在劳作，其中大多数是士兵。1687年，数千人死于疟疾；而由于一场新的战争，那些活下来的士兵们也被调走了。北翼的建造工程一直持续到1689年，而且需要拆除忒提斯山洞。山洞的消失突出了宫殿的全新规划，以罗马帝国为导向来展示国王形象，并由此赋予凡尔赛一种阿波罗式的田园风光。

新规划的中心是1678～1682年建造并进行内部装饰的镜厅。镜厅位于国王和王后的华室之间，并通过战争厅（Salon de la Guerre）与国王一侧相连，通过和平厅（Salon de la Paix）与王后一侧相接。如果说大殿所展示的是神话和历史中被超越的典范，那么镜厅就像一间油画画廊，用大量天顶画展示着国王的形象。与曾经计划的不同，这里并没有用神话人物海格力斯来隐喻国王，而是直接使用了国王本人的形象。

画家勒布伦通过纪念币等形式，展示了路易十四的官方历史。从1661年亲政开始，他就像朱庇特一样战胜了各式各样的混乱局面：与贵族的对决，巴黎的动乱，饥荒，还有奥地利的土耳其人。他使法国的优势地位在欧洲得到了外交层面上的正式认可。他夺取了敦刻尔克，为伤残军人建造了荣军院，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间打通了运河，扶持海军和海运，建立艺术学院，改革司法和财政。天顶壁画尤其颂扬了遗产战争和法荷战争：路易十四从明斯特亲王主教那里保住了荷兰，他在法荷战争中击败了荷兰联省共和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并再次战胜西班牙。在这幅壁画中得到赞颂的事迹还有在马斯特里赫特与根特时他的速战速决，同时征服四座要塞城市，横跨莱茵河，以及最终由国王赐予的和平。自古典时期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位统治者受到过如此推崇。由于这种艺术形式珍贵而稀少、维度与众不同而又光鲜华丽，通过它来展示历史，本身也成为一件盛事。凡尔赛宫从一开始就向公众开放，尤其是其中的镜厅，传递出路易十四想统领欧洲的帝国雄心，这几乎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其中有赞叹，亦有批判。

1682年，当镜厅和大殿背后的居住空间完工之后，国王便带着宫廷侍从和部分政府机构，长久地在凡尔赛宫落下了脚。就这样，凡尔赛宫不仅成了展示国王形象的主要场所，还成了宫廷秩序的象征。

国王迁居凡尔赛宫与另一个重大转折有着密切的关联：1683年，柯尔贝尔去世，而且那位不受国王宠爱的妻子也薨逝了。据说玛丽·泰蕾兹曾表示，自从她嫁给路易十四之后，仅过了一天幸福的日子，这是容易理解的：她在西班牙宫廷中长大，即使是在语言上，她也几乎无法为未来法国王后的角色做好准备，因而无法履行其后宫之首的职责。此外，她虽然在1661年到1672年间与国王生下了六个孩子，但截至1672年年底，五个孩子都夭折了。不仅如此，路易那数不胜数的露水情缘，还有那些往往同时发展的、长期的情人关系，也给妻子的内心蒙上了阴影。弗朗索瓦丝·露易丝·德·拉波美·勒布朗（1644～1710年），1661年作为路易弟媳的宫廷侍女来到宫中，在1663～1667年，与国王生下了四个孩子。国王的母亲不能容忍自己的侄女作为王后遭受这样的屈辱，所以直到她死后，路易才给自己的情人封了头衔，让她作为瓦里埃尔女公爵在宫廷中享有更高的规制等级，也使当时还活着的孩子享有合法身份。与王后一样，露易丝·德·拉·瓦里埃尔也因国王流连花丛而备受煎熬，在宫廷中与其妻子及其他情妇共同生活也使她身心俱疲。她花费了多年，才终于说服国王，准许她加入加尔默罗会；在告别宫廷之前，她在1674年公开向王后请求原谅。

当时就有人将这段三角恋情（连带其他次要的情人关系）写成了小说，而在1667年，路易十四与王后身边的一位已婚宫廷贵妇暗通款曲，又让这段恋情变得更加戏剧化。这位贵妇就是弗朗索瓦丝·阿泰纳伊斯·德·罗什舒阿尔·德·莫特玛尔（1640～1707年），更多的人按照她的夫姓将她称为蒙特斯潘夫人。她是一位传奇般的美人，而且由于受到家族的重视和培养，她还有非同一般的口才。国王本身是个寡言之人，往往深思熟虑后才会开口，却很看重蒙特斯潘夫人能言善谈的神采，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她在宫廷中站稳了脚跟。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她本是侍奉王后的宫廷贵妇，而王后很快就知道了这层关系。此外，蒙特斯潘夫人还住在宫中，会与时不时出入宫廷的露易丝·德·拉·瓦里埃尔共处。一开始，她的丈夫也为这段关系制造了许多困难，还在圣日耳曼昂莱大闹了一场。对于这种不够精明的表现，国王的回应是禁止他在宫中和巴黎城内停留。1669～1678年，蒙特斯潘夫人和路易十四生下了七个孩子，但其中四个死在了父母两人的前头。

图7 弗朗索瓦丝·阿泰纳伊斯·德·罗什舒阿尔·德·莫特玛尔，嫁给蒙特斯潘侯爵为妻；她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艳压群芳的美貌”（塞维涅夫人语），在大约十四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路易十四的情妇

这个新情妇心高气傲，她与国王的恋情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其中较为严重的一次使路易十四与教会的关系面临危机。1675年，在凡尔赛宫，一名神父拒绝赦免蒙特斯潘夫人的罪孽，因为她同时背叛了两桩婚姻（她与国王结了婚），而赦免是圣餐礼必须经过的仪程。为了保住自己在国王身边的位置，她提出了抗议，但有更重要的神职人员在背后支持代牧的决定。反过来说，国王也明白，宗教是他统治权的基石：在他与蒙特斯潘夫人保持关系期间，他已经大大减少了抚触病人的次数；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只为了一个情妇，就和教会撕破脸面，闹出丑闻。1675年复活节前不久，他结束了这段亲密关系，并且向妻子、儿子以及多位神职人员承诺，要结束这种长期背叛婚姻的行径。从1662年开始，每年夏天，宫廷中都呈现着奢靡的氛围，而如今，这样的光景已成为过去。即使当路易和蒙特斯潘夫人在1676年夏天旧情复燃，并于1677年和1678年先后诞下两个孩子时，那样的景象也没有真正重现过。

宫廷中风气的转变与国王的另一个女人有关。1674年，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1635～1719年）获得了曼特农的统治权，被称为“曼特农侯爵夫人”。同年，她来到了宫廷中。曼特农夫人出身于没落的加尔文派贵族家庭，她的一部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度过的。1652年，她嫁给了当时改信天主教的保罗·斯卡龙（1610～1660年）——一位瘫痪的作家。斯卡龙举办着巴黎最精彩的文艺沙龙之一，也因此使他的妻子能与文人雅士谈笑，与达官贵人往来。后来，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成了寡妇，蒙特斯潘夫人交给她一项任务，让其私下做蒙特斯潘夫人与国王所生孩子的家庭教师。在路易把这段恋情带来的孩子们接到宫中之后，这位“斯卡龙遗孀”也仍然履行着这项职责。之前，路易就很重视这位富有责任心的女教师，而且尤其欣赏她的谈吐——的确又是口才吸引了国王的注意。按照塞维涅夫人的说法，她的话语之间“从不流露强硬和尖酸”，也就是说，不像蒙特斯潘夫人那样锋芒毕露。蒙特斯潘夫人将她视作情敌，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曼特农夫人与露易丝·德·拉·瓦里埃尔不同，面对蒙特斯潘夫人随忌妒之情而逐渐增长的敌意，她坚持住了。1679年，她成为陪侍太子妃的宫廷贵妇，保住了在宫中的位置。而她成为国王的情妇可能是在1680年，在所谓“投毒谋杀事件”的背景之下。

尤其在1679～1682年，这起投毒事件是国王和整个宫廷的一块心病。1672年，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一名情夫意外身亡，人们在他遗物中发现的线索表明，侯爵夫人可能毒杀了自己的父亲和两名兄弟。这个女人在1676年被处以死刑，而对她的审判在整个巴黎和宫廷中都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因为这一事件让人们注意到“遗产药粉”

[25]

的使用似乎相当普遍。国王下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被称为“拉瓦辛”（La Voisin）的毒药贩子凯瑟琳·德沙耶被捕之后，与她联系密切之人交代了供货商和顾客的信息，涉及范围之广，涉事人员地位之高，都出乎路易十四的预料。路易十四于1679年下令设立了特别法庭（chambre ardente）。到1682年特别法庭解散为止，受到调查的约有440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司法界和宫廷之中）。最终有36人被判处死刑，23人遭到流放，还有5人被送到了橹舰上。

1680年底，国王得知这起事件甚至还涉及他自己。在多场审讯中，都有人指控蒙特斯潘夫人自1667年起便与德沙耶保持着联系，并且订购了毒药，要毒杀一位情敌。这位情敌据说是安吉莉克·德·芳达姬（1661～1681年）：她是路易弟媳身边的宫廷女侍，1679年成为国王的情妇，1680年1月流产后便身体虚弱，最终在1681年离开了人世。而此时，蒙特斯潘夫人与国王的私生子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为了保护孩子的母亲，为了保护高等贵族和自己不被丑闻缠身，路易暂中断了特别法庭的调查工作。对蒙特斯潘夫人及其身边人不利的审讯记录，再也没有呈送到法庭上，但很可能通过卢福瓦呈送到了国王手中。针对蒙特斯潘夫人的指控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令人胆寒：她订购了催情药粉，以便暗中使国王服下，而且她还杀害幼儿举行了数场黑弥撒，试图以此保持自己与国王之间的亲密关系。

最终，柯尔贝尔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实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蒙特斯潘夫人的侄子。在宫廷关系网络中，柯尔贝尔和罗什舒阿尔两家有了这层关系，就相当于与勒泰利耶和卢福瓦家一派成了竞争对手。柯尔贝尔从政治角度分析了投毒事件，他发现除蒙特斯潘夫人之外，他身边受到指控的人也多得惊人，而勒泰利耶及其子卢福瓦周围的人都平安无事。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阴谋。因此，柯尔贝尔在国王面前为蒙特斯潘夫人辩护，论证她的无辜。国王被说服了：由于她身份高贵，在她的供述中与投毒事件有所牵涉的人都得以免除死刑，对他们的调查也在暗中结束了。

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们还知道特别法庭后来又重新开始了调查工作。国王亲自查清了蒙特斯潘夫人的人际关系，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不经庭审便将数名参与黑弥撒和儿童谋杀的人终身囚禁在偏远地区的堡垒中。由于调查中断，许多高等贵族都逃过了常规的审判。比如，马扎然的侄女奥林匹娅·曼奇尼，她就躲过被终身流放法国境外的命运。此时的她已经嫁给一位萨伏依-卡里尼昂王侯之子，成为欧根亲王的母亲。而这位欧根亲王后来还作为奥地利将领，在战场上给路易十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战功赫赫的元帅弗朗索瓦-亨利·德·蒙莫朗西（1628～1695年），也只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被逐出宫廷而已。随着投毒事件的发酵，路易十四与蒙特斯潘夫人的亲密关系也走到了尽头。但即使这样，国王还是会每天花些时间与她相处；对大众来说，在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里，她仍是国王的情人。1681年，路易与蒙特斯潘夫人在1677年和1678年生下的两个孩子也获得了合法身份。直到1684年，蒙特斯潘夫人才不得不放弃了她在凡尔赛宫中宽敞的殿室，搬入宫殿中较小的寝殿；1691年，她彻底离开了宫廷。

[1]
又译“达尔达尼央”，路易十四火枪队队长，大仲马以他为主要人物之一创作了“达达尼昂三部曲”：《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

[2]
又称“大同盟战争”或“九年战争”，发生于1688～1697年。

[3]
又称“重盟战争”或“留尼汪战争”。

[4]
即下文中的亨利埃塔·安妮（1664～1670年），她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与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的女儿。

[5]
原名玛丽·德·哈比坦-尚塔尔（Marie de Rabutin-Chantal，1626～1696），书信作家，其文字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风貌。

[6]
位于现今荷兰西岸的历史地区名。

[7]
约翰·德·维特（1625～1672年），17世纪荷兰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大议长”，是当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实际领袖。

[8]
称玛丽二世，1677年11月与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结婚。

[9]
参见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著的《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0]
路易·勒沃（Louis le Vau，1612～1670），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建筑师，曾为路易十四和富凯工作。

[11]
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1613～1700），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宫廷园林设计师。

[12]
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19～1690），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宫廷画家。

[13]
弗朗索瓦·吉拉尔东（François Girardon，1628～1715），出生于法国特鲁瓦的雕塑家。

[14]
弗朗索瓦·安圭埃尔（François Anguier，1604～1669），出生于法国厄镇的雕塑家，其弟米歇尔·安圭埃尔（Michel Anguier，1612～1686），也是雕塑家，两人常被称为“安圭埃尔兄弟”。

[15]
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出生于法国鲁昂的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人物。下文中的托马斯·高乃依（Thomas Corneille，1625～1709）为其弟。

[16]
菲利普·奎诺（Philippe Quinault，1635～1688），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剧作家。

[17]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出生于法国蒂耶里堡的寓言诗人，以《拉封丹寓言》闻名于世。

[18]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出生于法国米隆堡的剧作家，与上文提到的莫里哀、高乃依并称“法国古典戏剧三杰”。

[19]
让-巴普蒂斯特·吕利（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巴洛克作曲家。

[20]
安托万·拜诺伊斯特（Antoine Benoist，1632～1717），出生于法国茹瓦尼的画家和雕塑家。

[21]
《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将自己比作好牧人，众人是羊。

[22]
弗朗索瓦·德奥尔贝（François d’Orbay，1634～1697），出生于法国巴黎的测绘师和建筑师，与勒沃合作紧密。

[23]
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1613～1688），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建筑师，因参与卢浮宫东立面设计闻名，对解剖学和物理学亦有研究。

[24]
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作家和诗人，因创作韵诗和童话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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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指含砷毒药，被用于毒害亲属以继承遗产。

第四章 老去的君王（1680～1715年）

1678～1679年签署的《奈梅亨和约》可以证明，路易十四在律法、政务和军队体系中施行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1680年他获得了荣誉头衔“伟大的路易”，1682年迁入了凡尔赛宫并向公众展示镜厅，这些事都使他声名大噪，尽管他从1670年开始就不再参与大型宫廷芭蕾舞剧的演出，并在1679年走过了人生的第四十个年头。按照近代早期的标准来说，此时的他逐渐衰老，甚至可以说是位老人了。在入住凡尔赛宫的那一年，路易十四的年纪就已经超过其父亲的寿命。1683年底，他的孩子中至少有九人已经去世，而他自己也已经当上了祖父。

在这样的人生阶段，国王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开始采取一些巩固强化政策，进一步推进由柯尔贝尔和卢福瓦已经开始了一部分或是执行了一部分的项目——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理所当然地毁掉了国家财政。路易十四与周遭的关系仍以至尊无上的独断和对政治及社会权力的影响和掌控为主。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他在孙子腓力成为西班牙国王时，给出了这样一条尤为重要的建议：“不要让别人摆布你；要成为主人。”（Ne vous laissez pas gouverner；soyez le maître.）

1 代价高昂的胜利：战争与殖民

要对抗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联盟，即使在战争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法兰西的战争机器也只能取得相对较小的成功。签订《亚琛和约》（1668年）时的经历在签订《奈梅亨和约》（1678/79年）时成为知识和经验。路易十四虽然仍在向东扩张国土，但他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即所谓的“再统一政策”。基于旧时采邑制度的君臣秩序，国王要求许多地区，尤其是阿尔萨斯和洛林，认可如今法兰西政权的主权地位。而法兰西军队则使国王的这些要求变得不可违抗。就这样，法国逐渐吞并了许多政权，这些政权加在一起非常庞大，其疆域也极其辽阔，几乎延伸至莱茵河畔。

当时的这些地域，分散开来都太狭小，因而没有为它们而组成的欧洲联军。反倒是法兰西在外交上与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新的合作伙伴。1679年，勃兰登堡与法国结成联盟，作为交换，法国向勃兰登堡支付了资助金。1680年，法兰西的王位继承人迎娶了选帝侯的女儿，法国也赢得了巴伐利亚的支持。在弗兰德，为了执行《奈梅亨和约》而进行了一场关于国界线迁移的谈判，而在谈判期间，法国未经宣战，就向西班牙挑起了一场小型战争。

“再统一政策”中的一个转折点是神圣罗马帝国城市斯特拉斯堡的归并。面对城门前约三万人之众的法兰西士兵，斯特拉斯堡于1681年9月放弃了抵抗。10月底，路易十四带着王储、弟弟和妻子进入了斯特拉斯堡城中。虽然不是整座城市，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正如1672年的乌特勒支大教堂那样）重新归于天主教派；路易在大教堂内伴随着一曲《赞美颂》揭开了凯旋庆典的帷幕。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再统一行动之后，发生在1681～1682年的吞并斯特拉斯堡以及包围卢森堡（固若金汤的卢森堡当时属于西属尼德兰，包围以徒劳无功收场）行动，最终使各王侯领地和帝国势力地区跨越加尔文派、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结成了一系列的防御联盟，甚至连黑森-卡塞尔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加入了联盟（1682年）。要知道，三十年战争之所以如此艰难且漫长，他们对彼此的敌意是主要原因之一。奥兰治的威廉三世没有忘记1672年法国袭击荷兰联省共和国的事，他尽全力扶持跨教派联盟的组成；1683年，西班牙、荷兰联省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瑞典也结成了联盟。

1683年，路易十四在欧洲的声望又进一步折损，因为在抵抗奥斯曼帝国大进攻、保卫维也纳的战斗中少了法兰西军队的身影。那边鏖战正酣，路易十四却在阿尔萨斯巡视他的军队，在于1680年吞并的萨尔布吕肯视察城防建设的工程。1683年秋季，法兰西军队席卷弗兰德，再次夺取了克特雷特，1684年拿下了卢森堡和特里尔；为了“惩罚”热那亚向西班牙输送橹舰，法兰西海军猛烈轰炸了热那亚，还用上了烈性炸弹和燃烧弹。次年，热那亚总督被迫公开觐见路易十四，屈辱地为自己支持西班牙的政策道歉。与往日不同，国王将镜厅选作这场好戏的舞台。豪华的银质器皿和一张巨大的银质王座彰显着王权之强大。

然而，几年之后，路易就不得不命人将这些银质器具熔化铸成钱币了，因为1683～1684年的短暂战争并没有换来长期和平——一贯的侵略性政策使欧洲各国不再信任路易十四，而所谓的“和平”也不够稳定：1684年法国与荷兰联省国的和平条约，期限只有短短二十年，而且在《雷根斯堡停战协定》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法兰西再统一政策的认可同样也只有二十年的期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又一场大战在1688年来临时，即使战争的起因只是极小的冲突，人们也并不感到意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敌的加尔文派普法尔茨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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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一世·路德维希（1617～1680年）想要将女儿丽莎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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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路易十四的弟弟，试图以此获得法兰西对其选帝侯国的支持。1685年，普法尔茨伯爵的儿子去世了，选帝侯领地落到了普法尔茨-诺伊堡的一个公爵手中，此人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岳父。而这场婚姻使路易有权要求继承普法尔茨的一部分遗产。关于遗产纠纷的调解失败了，于是法兰西军队便开进了普法尔茨。不仅如此，在科隆的主教选举中，路易十四所支持的候选人没能达到硬性要求，未能获得多数支持，他涎皮赖脸地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认可其主教身份，但也被拒绝了。于是，国王在1688年下令占领科隆选帝侯领地和菲利普斯堡，后者是一座要塞城市，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就扮演过重要角色。

路易十四看到，许多欧洲国家和帝国王侯忽然之间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1688年爆发那场的战争直到1697年才宣告结束，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法国极具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已经臭名昭著，这帮助法国的对手们进一步跨越教派和政治立场的鸿沟，联合到一起。所以，1686年“奥格斯堡联盟”的成立并非偶然。奥格斯堡是神圣罗马帝国内各教派和平相处的标志城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联盟逐渐联结起了半个欧洲：勃兰登堡、萨克森、瑞典、神圣罗马帝国。其他的帝国王侯、荷兰联省和西班牙（1683～1684年的战争之后，西班牙不得不让出了卢森堡），以及新国王奥兰治的威廉统治下的英国和丹麦（两国都是1689年加入），甚至处于路易十四重压之下被迫支援法国军队的萨伏依（1690年）也加入联盟中。

图8 1692年的纳慕尔包围战：包围战最合路易十四的口味，它能够被预测，还可以为宫廷的排场和君王的威严提供展示的舞台

在形式上，这场战争（普法尔茨继承战争，也被称为“九年战争”或“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走向类似法荷战争。在攻入敌方区域之后，法兰西军队便慢慢退到防御完善的阵地，稳固战线；其后，军事行动的目标就主要是和平谈判。路易十四自己则将最多的注意力放在西属尼德兰的战争上。1691年夺取蒙斯时，他就在现场，1692年他又在四个星期的围城之后接受了纳慕尔的投降；1693年，他最后一次亲临战场，来到了莫泽尔河畔的梅济耶尔。此时，路易已经失去了他早年作战时拿出宫廷做派、举办宴会的心情。路易再次占领了属于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奥朗日。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路易主要在1688年和1689年使用了“焦土策略”；莱茵河两岸（如今德国巴登福腾堡州所在的区域）和普法尔茨在法兰西军队肆虐过后，都成了废城荒土。1689年和1693年摧毁海德堡宫殿的行动，后来出现在宣传国王形象的纪念币上，在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法国标志性的劣迹——也因为他们在海德堡城内进行了大屠杀。1695年，法国军队对布鲁塞尔的狂轰滥炸几乎摧毁了整个中心城区，使其必须重建。

在拉乌格海战中失利之后，法国的大西洋舰队虽然在实力上进一步增强，但海上作战的事还是交给了更有成效的海盗们，比如来自敦刻尔克的让·巴尔（1650～1702年）。法国的军事行动在地理上开辟了新的维度：横渡地中海，跨越萨伏依和西班牙，法国把仗打到了南美、加勒比和印度洋。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牵扯到了纽约和哈得孙湾，尤其对圣劳伦斯河与波士顿之间的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如遗产战争和法荷战争中就已经表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在军事上，即使是一支欧洲大联盟，也无法在大陆上击败法国。联盟的回击败给了“焦土策略”，败给了沃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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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若金汤的要塞堡垒和法兰西军队。1692年、1693年之交，冬季极端寒冷的天气在1693～1694年引起了饥荒，约1300万人丧命，但即便如此，也没能真正削弱法国的政治或军事实力。饥荒使法国的海盗战看上去像是获取粮草的措施，而不是加剧饥荒的贸易屏障，国王“体恤民情”的仁心和穆斯林海盗也因此名震一时，甚至印上了1694年和1695年的纪念币。为了获得资金支持战争，路易十四不仅下令熔化了自己的银器，还提高了税收，并且恢复了大规模的职位买卖，回到柯尔贝尔之前的时期，重新开始借贷。此时已登上元帅之位的沃邦看到“金主们”在暗中获得的胜利而受到启发，设计了一个公正且对臣民们而言负担平均的税收体系。鉴于惨淡的国库状况，沃邦的项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从1707年起，相关文章开始以印刷品的形式流传开来，路易则对这些印刷品下达了禁令，还命人将之焚毁。

与法国与荷兰联省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一样，普法尔茨继承战争也重塑了一个法国敌对国的内部秩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所采取的政策虽然模棱两可又不能一以贯之，但由于他与法国走得相对较近，也就与一个强大的对手结下了仇怨。查理的弟弟兼继任者詹姆斯二世也在1650年代流亡法国，1660年代改入天主教派。作为国王，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采取了容忍的政策，而法国的路易十四对在英格兰相当强势的加尔文教派先是迫害，而后于1685年禁止。外交政策和信仰冲突纠缠在一起，詹姆斯二世的对手便抓住机会，请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前往英格兰。威廉要做的是让自己那个信仰英国国教的妻子玛丽，在詹姆斯二世的两个子女之中替代詹姆斯1688年出生的天主教儿子，成为继承人。奥兰治的威廉带兵前来，詹姆斯二世无力抵挡——就这样，在路易十四弄巧成拙的帮助下，这位荷兰的加尔文派“亲密敌人”完成了“光荣革命”。1689年，在新王奥兰治亲王威廉的领导下，英格兰加入了奥格斯堡联盟。1690年，路易十四协助詹姆斯二世发起军事行动，试图夺回王位，虽然以天主教派为主的爱尔兰也假以援手，但詹姆斯二世的军队还是败给了威廉手下的队伍。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威廉时而在英格兰、时而在欧洲大陆上与法国交战、圣日耳曼昂莱宫也因此又迎来了王室成员的下榻。

在1697年签订的《赖斯韦克和约》（赖斯韦克位于海牙附近）中，路易十四承认奥兰治的威廉是英国国王，虽说此时詹姆斯二世——这位信仰天主教的路易十四的姑表兄，重新在法国过上了流亡生活，但路易再一次归还了王侯领地奥朗日。对于将国界扩展到莱茵河畔的雄心，路易做出了妥协。自1670年开始被占领的洛林和卢森堡，法国归还了一部分，但特意保留了斯特拉斯堡，并且继续建设沃邦的“铁腰带”（ceinture de fer）。荷兰联省共和国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谈判条件，在疲乏委顿的西属尼德兰保住了自己的要塞堡垒。西班牙认可法国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西（大约位于今天的海地）的统治权，而法国则继续在那片沃土上经营着利润丰厚的奴隶买卖和蔗糖生意，系统地执行着殖民政策。

殖民的规模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按照近代早期的理解，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再统一战争和普法尔茨继承战争在法律上存疑、在道义上不妥、在程度上过甚的话，那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而且它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1661～1700年）身体孱弱，没有留下子嗣也在意料之中。路易十四和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都有权继承其遗产：两人都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78～1621年）的外孙。而且，路易与利奥波德两人都娶了腓力四世的女儿为妻。路易的母亲比利奥波德的母亲年长，路易的妻子又比利奥波德的妻子年长，但路易的妻子已经放弃继承遗产。然而，西班牙方面没能按照《比利牛斯和约》中的约定，支付高昂的结婚礼金，因此，路易十四可以将妻子放弃遗产的做法视为无效。

诚然，即使在继承权清晰的情况下，西班牙王室遗产之巨，恐怕也会引起牵涉整个欧洲的大问题。遗产若是落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手中，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土就会在地理上包围法国，带给法国无法承受的压力；相反，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若是落入法国手中，便会诞生一个辐射全球的超级霸权。对于那些依靠航海贸易的国家，对于荷兰联省共和国和英格兰，这是无法接受的。人们在1668年就已经尝试过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承受的折中方案，1700年又再次尝试，但始终无法满足所有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利益方。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卡洛斯二世在死前将路易十四的孙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也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路易接受了这份遗嘱。但他没有履行遗嘱中所提出的条件：这位孙辈和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必须放弃继承法兰西的王位。这样一来，两国就可能由同一位国王统治。于是，两个阵营都宣布了自己的西班牙国王候选人，路易十四力推自己的孙子成为腓力五世，利奥波德一世则想将次子变成卡洛斯三世。两人先后来到西班牙（1701年和1705年），并利用西班牙的内部矛盾挑起战争。

路易十四之前的一连串战争使神圣罗马皇帝能够轻易地找到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大区域、帝国下属的王侯们、帝国这个大整体，尤其是荷兰联省共和国和英格兰，全部竞相加入联盟。然而，这场战争也再一次显示出法兰西军事和政治体系的强大。战事在多个地点同时展开，在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站在英国人一边）、匈牙利（路易十四支持了当地的一场动乱）以及美洲的多个地区都开辟了战场。大约有45万名法国陆军和海军士兵参战。法国在意大利吃了几场败仗，尤其是在盟邦巴伐利亚展开的赫希施泰特战役（1704年）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失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随着战事的推进，敌军在欧根亲王（1663～1736年）和马尔博罗公爵（1650～17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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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下，得以从南面进入法国的疆界，并且也攻入了弗兰德。到了1709年那个极端寒冷且漫长的冬天，凡尔赛宫里斟出的葡萄酒都冻在了玻璃杯中，大饥荒导致逾50万人死亡，但即使这样，也没能真正动摇这个王朝的根基。1712年6月，路易十四公开呼吁人民坚持下去，同时也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起义接连被镇压下去。战争靠各类税收维持着，政府尝试发行纸币、控制钱币、加强售卖官职以及那些有名无实的头衔，以筹资投入战争：顶着光鲜的头衔，与高等贵族交好的“金主们”重新掌握了国家财政。

年轻的约瑟夫一世皇帝（1678～1711年）遽然薨逝，使这场战争匆匆结束。同年，他的弟弟卡尔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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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皇位，成了卡尔六世皇帝。早在开战之前，英国就积极奔走，希望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能分别获得一部分的西班牙遗产。英国的参战绝不是要造就一个新的、盘踞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大帝国，而是要利用和平——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1714年的《拉什塔特和约》及《巴登和约》，在欧洲贯彻其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的理念。因此，两个王朝都放弃了与西班牙在政治上的一致：腓力五世虽然保留了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波旁家族分别放弃了在对方国家的王位继承权。除西西里之外，卡尔六世得到了西班牙在荷兰和意大利的属地，并且向欧洲东南部进发，将自1683年开始的急剧扩张继续了下去。路易十四想要让波旁家族取代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但随着《乌特勒支和约》的签订，他的大计也就失败了。然而，他最终还是彻彻底底地战胜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打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和荷兰联省共和国成了更强大的全球贸易及殖民势力。英国垄断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取得了名为“阿西恩托”（Asiento）的奴隶专营权］，获得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这两个地中海上的军事要地，还取得了法国在北非的大片领土。战争再一次改变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内部结构：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认可下，勃兰登堡选帝侯于1701年登基成为普鲁士国王。路易十四大力支持詹姆斯二世及其子詹姆斯（1688～1766年），在这一背景下，被英国剥夺王位继承权的就不只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天主教派成员了。为了使这部《嗣位法》（Act of Settlement）在苏格兰也能够生效，英国议会又拿出了《联合条约》（Treaty of Union，1706年），建立共同的议会和政府，以达成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统一——法国国王就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大英帝国的助产士。

暂不论英国的成功，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日后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已初具雏形。政府先是资助贸易公司建立贸易据点。如果成功地跨出第一步，那么，国家机构便会辅助其展开扩张：通过总督、法院、管理人员，或是拥有特权的贸易公司，也有一些被放弃了的贸易公司，比如1674年马达加斯加分公司。印度洋上的贸易据点发展缓慢，比如留尼汪岛（时称“波旁岛”）和1715年起开设在毛里求斯岛上的分公司。位于孟加拉湾的朋迪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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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反，虽然在九年战争中被荷兰人占领，但也迅速发展到了几万居民的规模。在1682年的一场小型远征中，法国占据了密西西比地区，连接了墨西哥湾、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路易斯安那”以及自亨利四世时期以来在北美北部开拓的大片法兰西殖民地。在加勒比地区，依靠奴隶劳作的甘蔗种植园比法国定居者们最初种植的烟草利润更高。然而，使用奴隶有违国法，并且需要特别条款的批准，这就带来了路易十四在1685年颁布的《黑法》（Code noir）。这部法律规定奴隶拥有一定的最低权利，但允许奴隶主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允许对其采取最严厉的体罚。1676年被荷兰人重新夺回的法国殖民地卡宴（法属圭亚那）也进口了奴隶。为了能从非洲奴隶买卖中牟利，法国的航海商人于1659年在塞内加尔建起一座城市，命名为“圣路易”。1673年，路易十四下令设立塞内加尔公司（Compagnie du Sénégal）接替西印度贸易公司；紧接着，法兰西海军于1677年征服了位于达喀尔城前的戈雷岛，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曾将这座小岛作为西非奴隶贸易的枢纽。

在地中海，时局还停留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那几个和约的阶段，这些和约规定法国领事和商人有权占据强势地位。在非洲西北部则截然相反，法国与那里的几个国家冲突不断，1680年代初期还曾与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短暂交战。

2 “扼杀异端邪说”及国王与教宗的争端

路易十四所要求的统治权，也涉及与政治舆论休戚相关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具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地方，比如学院和教会。在那里，贯彻国王对权力的要求会导致人心动摇，长此以往，甚至会破坏王朝统治的稳定局面。

在《奈梅亨和约》签订后，巴黎市向国王颁发了荣誉头衔“伟大的路易”，这一头衔虽然没有流行起来，却常常出现在纪念碑和纪念币上。1687年，法国作家夏尔·佩罗（1628～1703年）甚至在法兰西学术院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国所取得的权力和艺术成就可与奥古斯都大帝时代相媲美。这一类比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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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关注的是古典时期和当时法兰西文学之间的关系，最后结于“进步”问题：有朝一日，“进步”将会把“现在”连同其秩序、价值和宗教一起，抛在身后。1687年备受赞誉的《伟大路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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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经典，但在“今人派”看来，它却无法阻止进步。由于“古人派”在凡尔赛宫中根基稳固，自1690年代起，在巴黎的一些文艺沙龙和不少的贵族府邸都形成了“今人派”的圈子。鉴于文化与宗教的历史性在“古今之争”中占据越发显要的位置，作为回应，这些“今人派”展开谨慎讨论（谨慎是由于巴士底狱），描画出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世界蓝图。而支持“今人”的巴黎则成了法兰西启蒙的孵化器。

自1598年的《南特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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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以来，法国的加尔文派组织受到了认可，但在1629年的《阿莱斯恩典敕令》中失去了军事特权。这样一来，站在王权对立面的贵族的政治利益也随之消失。在那之后，许多加尔文派的贵族便改入了天主教派。在投石党运动中，事实已经表明加尔文派不再对王朝秩序构成任何政治威胁：加尔文派组织并没有加入贵族和高等法院的行列，发动叛乱。国王认识到了这一点，却毫无感激之情。

国王决定削减半自治团体的权利，这一政策对加尔文派的损害远大于对高等法院、宫廷、各级人员和城市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政府眼中，加尔文派（新教）教会并没有履行任何维护国家的职能。更何况对许多人来说，教会统一本身就有价值；就连受加尔文派迫害的天主教信仰支持者，如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年），也倾向于内部对立，而非教会分裂。反观法兰西国教中那些亲近国王的人，他们则过分抬高了国王扮演的角色。博须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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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在宫廷中影响甚广，他命人宣告，违抗王命即是违抗神旨（désobéir au roi，c’est désobéir à Dieu）。在国王看来，肃清加尔文派显然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大有意义。在迫害加尔文派的第一阶段，只要是《南特敕令》没有明文允许的，就禁止加尔文派信徒去做。如潮水般涌来的一波法令影响着人们的宗教生活；第一批教堂被拆毁，举行布道、唱赞美诗和葬礼都变得十分困难。而那些改信天主教的加尔文派则能获得金子作为奖赏。

在《奈梅亨和约》之后，路易大幅加剧了对加尔文派的迫害。这与信仰差异的政治化有关。路易试图对查理二世施加影响以增加天主教徒在英国的权利，但他的这种努力多年来一直都是徒劳的。由于查理二世的弟弟信仰天主教，英国议会自1679年起便想要将其排除出王位继承人之列，而这也是查理二世国王废除一个又一个议会的原因。因此，路易的努力也是导致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长期矛盾的原因。领头反对路易的人是奥兰治的威廉，他能够调动起信仰上的团结，反抗越来越狭隘的法兰西国王。说到底，一些加尔文派的贵族在法荷战争期间就准备发动叛乱。叛乱所涉及的地区和追求的首要政治目标，都令人想起贵族的投石党运动。与之相应，引起的反响也极为剧烈，就连路易·德·罗昂（1635～1674年）这样的高等贵族也被处以死刑。

图9 1961年刊于《撕裂的政治》上的讽刺漫画，国王路易十四化身成穿着僧侣黑袍的烧杀者，头顶是土耳其新月，以异教太阳神形象示人

第二波反加尔文法令包括禁止从事教育行业、取缔教育机构以及禁止改信加尔文教。然而，直到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大批的加尔文派教徒才正式改信天主教，因为只有改信才能避免士兵在自己家中屯扎。尤其擅长马上作战的龙骑兵们肆无忌惮地欺凌屯扎地的房主，劫掠、殴打、强奸、杀人的暴行令人发指，以至于那些加尔文派的房主们纷纷改入天主教派，只为了摆脱恐惧。紧接着，这些龙骑兵又会在另一个地方展开下一场洗劫。荒弃的教堂被封锁起来，也有许多遭到摧毁；大量加尔文派信徒逃亡异乡。

1685年秋季，法国政府无视事实，确定法国几乎没有加尔文派信徒存在了，《南特敕令》中的规定也随之失效。路易十四以此为由，在《枫丹白露敕令》中废除了《南特敕令》。《枫丹白露敕令》禁止个人及团体信仰和践行加尔文主义，下令摧毁他们的教堂，迫使神职人员在改变信仰或流亡外国之间做出选择，而那些没有改信天主教的加尔文派教徒则面临流亡的严厉惩罚（男性将沦为橹舰上的苦役）。一场持续数年的逃亡运动就此展开；据估计至多有80万人改变信仰，20万人逃亡异乡。这些难民最主要的目的地是英国、荷兰联省共和国和加尔文派帝国王侯的领土。尤其在滨海地区和法国西南部，许多人在私下仍保持着新教信仰。在那些地区，宗教迫害在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持续不断，导致了一场经年持久的叛乱行动（称“塞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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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激烈程度几乎与战争无异。

暂不论宗教迫害之冷酷，《枫丹白露敕令》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宗教改革之后，17世纪的中欧爆发了无数次宗教战争和内战，鉴于此，宗教自治一直受到宽容。但宽容的程度是不同的：英国对天主教的容忍度较小，神圣罗马帝国对加尔文派、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的容忍度都比较高，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容忍度则非常高，甚至像门诺会那样的浸礼会也能够践行自己的信仰。

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对《枫丹白露敕令》的反应相当冷淡。究其原因，不仅是1683年抵抗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包围战时法国援军没有出现，也不仅是教宗在神学上对强制改变信仰持保留态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路易十四也打击了天主教教会中的自治行动。早在1662年，对教宗权威的攻击就已经开始了。在罗马的法国大使卫队和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科西嘉卫队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虽然血腥，倒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路易十四国王对此的反应却相当激烈。他命人占领了属于教宗的阿维尼翁，并撤回了法国驻罗马的大使。他对教宗不断施压，致使教宗于1664年宣布解散科西嘉卫队，并在罗马树立一座耻辱金字塔，以纪念此事件。教宗还派出一队钦差使臣，替教宗公开会见路易十四，并向他道歉。

1673年，路易十四发动了所谓的“国王特权之争”，他提出多项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多个不属于他的主教辖区将收入上交给王国。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召集法兰西神职人员组织了一场特殊的集会。神职人员们在会议上通过了1682年的“高卢四条款”，宣告法兰西国王和高卢派教会在事实上独立于教宗的地位。教宗只在宗教上具有权威，且他的权威屈于宗教会议（教会评议会）的权威之下。而在罗马，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命人烧毁了“四条款”，并拒绝在将来任命主教时提供帮助。短短几年之后，数十个管区的主教席位都成了空缺。

此后又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致使国王与教宗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到了1689年，国王扬言要发动战争，而教宗则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直到1693年，面对持续了九年的普法尔茨继承战争所带来的压力，又逢新任教宗登基，路易十四才终于同意双方各让一步：亚历山大八世接受国王的条件，允许他扩大对未占领教区的财政权力，而国王则放弃“四条款”，并且在任命主教时，双方也将重新合作。

在路易十四与教宗发生冲突时，虽然法国国家教会的大多数人支持路易，但教会仍损失惨重。路易想要禁止一种天主教的信仰方向，即詹森主义。往常路易总是顽固地在教宗面前维护“高卢教会的自由”，并由此维护他自己对法国天主教教会的统治，但为了这件事，他竟然向教宗寻求帮助了。教宗下达的禁令恰恰在高卢派教会中遭到了激烈反对，因为这条禁令意味着教宗的地位高于法兰西教会。在这里，宗教政治和教会政治的冲突交织在了一起。

詹森主义是一场宗教运动，它以主教康内留斯·詹森（1585～1638年）的神学著作为基础。詹森主义重视严格的道德规范、虔诚、善行和学校教育，鼓励使用法语而非拉丁语。黎塞留当年提出对外政策时，因该政策反西班牙、反神圣罗马皇帝而被许多法国天主教信徒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而詹森就在他的著作《高卢战神》（Mars Gallicus
）中激烈批判了黎塞留的政策。詹森的支持者因此受到了法国政府的监视和迫害。

对于法国的反对派来说，詹森主义从一开始就极具吸引力。无论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教士职位方面，它都与忠于国王却也忠于教宗的耶稣会截然不同，因此吸引了许多高卢派教会的神职人员。1640年代，与国王交往密切的耶稣会虽然促使教宗斥责了詹森的理念，但在法国，詹森主义运动已经开始了。在主教、高官、精英、高等法院成员和（同情投石党的）贵族之中，越来越多詹森主义的拥护者出现了。巴黎的波尔罗亚尔女子修道院就是詹森主义在法国的中心。

与黎塞留和马扎然一样，路易十四剔除詹森主义的尝试失败了。他做到的只是在1657年的一场“国王行法会”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教宗对詹森主义五条核心论点的判决。自1660年代初，他就要求签署法令认可教宗的判决，但大量神职人员都表示拒绝，其中也包括许多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修女。后来，这些修女因此被送到了修道院的分院波尔罗亚尔郊野修道院中。这座修道院距离凡尔赛宫只有约十公里，对那些在宫中供职却仍支持詹森主义的人来说，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据点——其中包括作家让·拉辛，也有国王的御用历史学家和朗诵家。在《奈梅亨和约》之后，路易十四再次尝试消灭詹森派，1679年，他下令禁止波尔罗亚尔郊野修道院接纳新人。1705年，他撤去了领导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取缔了修道院的各项收入。1709年，他派士兵清理了这座修道院，并于1713年摧毁了修道院的建筑。

然而，与此同时，詹森主义却在蓬勃地发展着。低等教士们支持詹森主义思潮，认为宗教评议会、教会代表会议和教会团契应当在教会内部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此即里切尔主义

[12]

。在风平浪静了几年之后，这场争端在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进一步激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1695年上任的巴黎大主教路易-安托万·德·诺阿耶（1651～1729年）被困在了所有派系阵营之间，也面临国王的责难。他不是詹森主义者，但也反对与国王极为亲近的耶稣会，更何况还有一部流传极广的詹森主义著作是由他批准出版的——一本由帕斯奎·蒯司内尔（1634～1719年）翻译并评注的《新约圣经》，该书以《道德沉思》（Réflexions morales
）之名为人熟知。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是耶稣会成员，在耶稣会的敦促下，路易十四两次出面，从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那里得到了对这本译著的判决。高卢派教会的代表则以诺阿耶为首，以损害自由为由，两次驳回了教宗的判决。1713年，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国王从教宗那里取得了题为《唯一圣子》（Unigenitus）的诏书，诺阿耶对这封诏书提出了尤其激烈的反对。在1714年由国王召集的神职人员会议上，这封诏书虽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巴黎大主教诺阿耶还是禁止下属神父们接受它。随后，教宗便又威胁要革去诺阿耶枢密主教的头衔。路易十四在事实上支持了教宗，却没有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他想要诺阿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又不愿教宗干预高卢派教会的自治。于是，他召集此时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神职人员们，举行了一场类似全国宗教评议会的大会——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家教会权力改革。虽说这场会议最后也没能办成，但在路易与詹森主义抗争了六十多年之后，还是给法国教会留下了创伤。直到1787年路易十六为加尔文派颁布新的宽容敕令之时，教会还没有恢复过来。

王朝之所以受到长期的损害，路易十四一名孙子的老师也是原因之一。此人就是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年）——这位康布雷大主教与寂静主义

[13]

教徒走得很近，而寂静主义也是遭到国王打击的宗教流派，他亦受到牵连。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18、19世纪最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之一——毫无疑问也一部讽刺作品，讽刺了路易十四激进的霸权政治。

3 平息局势和最后的事宜

从1680年代开始，经历了“投毒事件”的路易十四结束了人生中的“风流岁月”，哲学和宗教在宫廷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变得越发明显。宫廷中放纵的爱欲生活几乎尽人皆知，然而在王后去世的1683年，这样的生活反而消失了。王后和国王完成了他们的义务：此时已经成年的王位继承人于1680年结婚，并在1682年有了一个儿子。1683年末，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王位的继承有了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路易十四于1683年与曼特农夫人成婚了。路易看重她的思想和平息复杂局面的才能，因此秘密地与她“贵庶通婚”。她很有作为；对那些合法的和合法化了的王室后代来说，她也不会让他们本就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曼特农夫人在宫中得到了一间宽敞的套间，保留着自己寡妇的身份。显而易见，这个女人与国王生活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礼貌而又正派，且彼此信任，但她究竟在宫廷中扮演着怎样非同一般的角色，外界只能臆测。宫廷规制也完全按照国王妻子的标准调整：虽然，她在国家典礼上并不以王后的身份出现，但在王室家族面前，她能够如同王后一般坐在扶手椅上。

图10 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即曼特农侯爵夫人，路易与蒙特斯潘夫人的孩子由她教导，在1683年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国王与这位聪颖的谈话伴侣“贵庶通婚”；皮埃尔·米涅尔1694年所作油画的局部图

对当时的人来说，曼特农夫人的政治影响力也令人看不透。有些人认为她的影响力大得能呼风唤雨，以致18世纪的造假者们甚至仿照她的笔记伪造政治信件，而且还找到了买家。实际上，路易十四在单独与各部部长及其他主管们工作时，他的第二任妻子一般都在场，她虽然一言不发，却始终细心地观察着。因此，在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前，人们都会去拜访她。她显然对于教会职位的任命具有影响力。这个女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在国王的支持下，她于1680年代建立了一所教育机构，专门培养贫穷贵族家的女儿们，这就是位于圣西尔的圣路易王家学校（Maison Royale de Saint-Louis）。250位“圣西尔小姐”每人都会得到大约12年的照料，并按照当时的标准得到先进的宗教和艺术教育。学校的建筑本身也将修道院与宫殿结合了起来，有了这座学校，曼特农夫人就和当时不少王后一样，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对路易十四而言，圣西尔的王家学校是能与凡尔赛宫相提并论的王宫之一。凡尔赛宫承担着展示国王形象和供政府办公的重任。镜厅的修建挡住了国王望向大片户外绿地的视野。居住在凡尔赛宫内的路易，只能看见靠近城市一侧的庭院，这与他最初设想的绿地中的城堡并不相符。因此，自1680年代开始，他便常常辗转于凡尔赛宫和附近的游乐行宫马尔利宫之间。国王的弟弟、弟媳以及王储都在那片王室宫殿中拥有自己的居室。直到人生的尽头，路易十四都十分重视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关系。其他人，甚至是大部分内侍宫人，都只有在国王明确发出邀请的情况下，才能前往马尔利宫。这种排他性也减少了礼节上的讲究。秋天，国王还是会在枫丹白露宫度过几个星期。他时不时也会前往王储的行宫莫顿宫。而他前往卢瓦尔河畔和圣日耳曼昂莱宫的次数则是越来越少了。

提起路易十四光彩夺目的宫廷，人们想起的经典形象很少会是马尔利宫；针对宫廷的讨论也往往极其片面，主要集中于凡尔赛宫作为“权力工具”是否成功地发挥了作用，近来对此也有颇多争议，虽说路易实际上只想以此“训诫”贵族。可以肯定的是，凡尔赛宫对于雄心勃勃的贵族来说尤为重要。路易十四青睐那些经常往来于政府及宫廷的家族，比起人们对“专制主义国王”的陈旧设想，他对名门望族的利益考虑得更多。头衔对贵族而言也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其等级会影响后辈的人生机遇。对头衔的追求在宫廷中受到认可，想要保全头衔必须在宫廷中站稳脚跟，而丢掉头衔的事也往往发生在宫廷里。那些合法的和受到合法认证的王子们、拥有自治领土的贵族们（外国亲王）、历史悠久的公爵家族、来自新兴贵族家庭的位高权重的部长和国务秘书，单是要这些人和平相处就需要管理和调控。国王有足够的机会用非正式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恩宠，比如在礼仪规程方面，按亲属关系和社会头衔分级参与“国王晨起”，又或是邀请共同狩猎，或前往马尔利宫，而这样一来，国王也受到诸多在场贵族的注目。贵族往来宫廷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宫中的居所备受追捧。许多宫廷职员每年只能在宫中服侍一到两个季度，他们只在这段时间内享有宫中的公务住房，因此宫殿里的人总是不停更替。

图11 1688年的凡尔赛宫，“作为世界上最美丽宏伟的建筑而受到人们的赞叹欣赏”，蚀刻版画，尼古拉斯·朗格洛瓦作于1688年

在路易十四的一生中，他总是根据固定的规律来生活，往返于凡尔赛宫和马尔利宫、枫丹白露宫及其他地点。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通常是这样度过一天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之间“起床”（法语“lever”），当值的内侍揭开床上的天盖，并在国王指定的时间唤醒他（陛下，时间到了！）。随后，国王会接受健康检查。直到国王去世的1688年，他都会在每天早晨去见乳母。晨祷之后，国王会为这一天挑选四顶假发，穿上室内衣袍，然后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这时，除了本就允许出席的王室家庭成员之外，其他拥有“最先入殿权”的人便会踏入寝殿。在这些人的面前，每隔一天会有一名理发师为国王剃须理发。洗漱过后，国王会戴上一顶较小的假发。国王用早餐时，仍穿着室内衣袍，早餐一般是一份浓汤配上些面包、葡萄酒和清水。此刻围绕在国王身边的人已大约有四十名，国王在他们的簇拥下换上日间服装，而与此同时，更多的宫人、神职人员、外交官和总督等也陆续“入殿”。对国王而言，这种时间上相当漫长的晨间集会是十分重要的。有时他戴上第二顶假发、做完第二次祷告并戴上帽子之后，就开始接受觐见。

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起床后会带着侍从们穿过一扇门直接来到镜厅。他们从镜厅前往战争厅，再通过大殿进入宫殿礼拜堂，在那里聆听弥撒。在返回途中，宫人和访客们聚集在沿途的各个殿室内。国王穿过镜厅返回自己的殿阁，从十一点开始听政。王后尚在世时，国王都是先听政，而后聆听弥撒。十三点，国王享用丰盛的午膳，国王的弟弟也经常一同用膳。路易在吃这一餐时，也会饮用经清水稀释的葡萄酒——从1690年代开始，路易饮用的不再是产自香槟地区的葡萄酒，而是医生建议的勃艮第佳酿。大多数固体的餐食，国王都是用手来吃，并不使用叉子。下午的时光，他都是在室外度过的，大多会悠闲地散步、骑行到稍远的地方，或是郊游和狩猎。返回宫殿后，路易会和秘书及当值的内侍一同工作一段时间，秘书会为国王代笔处理他的个人信件（法语中称“secrétaire de la plume”，代笔秘书）。之后，他会来到曼特农夫人的住处（白天时她大多在圣西尔），与某个部长大臣或是部门主管开一场工作会议；会议大约在二十二点结束。国王向妻子告别，在诸多宫臣的面前用晚膳；随后，这些人将陪同他返回殿阁。在他的殿阁内，国王还会与王弟、孩子、孙子及其伴侣们交谈约一个小时；他们也经常一同游戏。接近午夜时，国王会分两个阶段“入寝”，两个阶段都同样有着严格的规定，先是更衣夜祷，然后将通行口令交给夜间守卫，最后就寝。除非国王在他的妻子那里过夜，否则都会有一名内侍睡在国王的床前；如果在妻子那里过夜，国王会在第二天早晨返回自己的寝殿，以完成早晨的仪式。国王寝殿在1701年才迁到了宫殿中轴上的殿室内。

撇开几乎始终伴随国王的病痛不谈，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国王的体质还是极其硬朗的。痛风只是让他走得慢些罢了。路易不仅战胜过麻疹（1663年），还两次从外科手术中恢复过来。1685年，在拔除几颗牙齿的时候，他上颚也有一部分被撕裂了，在鼻腔和口腔间留下了一条通道。1686年，国王又挺过了一场长达数个小时的外科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医生摘除了他的肛瘘。在手术前，国王的外科医生在许多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的身上练习了手术的过程——据说人数超过70名。

1680年代见证了国王的变化，他成了一个年迈的老人，而他的那批同龄人已纷纷离世。年龄的增长也在国王的形象上留下了痕迹。在《奈梅亨和约》的影响下，一名朝臣筹资修建了一座路易十四的纪念雕塑。1687年，这座塑像在巴黎的胜利广场上落成。塑像给国王带来了许多非议，说他让人们像崇拜偶像那样去崇拜他；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塑像基座上的奴隶象征着被战胜的欧洲王侯。后来，在这座备受争议的塑像侧边，国王又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上添置了一座更为人们所接受的经典骑士造型的塑像（1699年）。他还在1687年允许巴黎城移走一座纪念雕塑，那座雕塑是为了庆贺他战胜投石党人而创作的；1689年，安托万·科塞沃克斯（1640～1720年）创作的塑像取而代之，他将国王刻画成罗马皇帝的模样，但其作品表现了多个主题：浮雕的部分颂扬了国王的仁爱，但也表现了他对加尔文派实施的禁令。

图12 贴近真实且未加美化的路易十四蜡像，安托万·拜诺伊斯特，作于1705年前后

在改换了多种不同的设计之后，路易十四下令让儒勒·阿杜安-芒萨尔（1646～1708年）在凡尔赛宫建造最终的宫廷礼拜堂，但不再建造歌剧院。建造期间，诸如管风琴和大键琴演奏家弗朗索瓦·库普兰（1688～1733年）这样的杰出音乐家仍在为国王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路易越发珍视孙子和孙媳的陪伴。王储长男的妻子尤其受到路易的喜爱，她就是萨伏依公主玛丽-阿德莱德（1685～1712年）。她于1697年进入宫廷，为宫中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令人欢喜的新鲜风气，以年迈国王为中心的宫廷因为她多了一抹亮色。对于那些私生子，尤其是那些得到合法身份的孩子，路易十四对他们的照料相当周到。他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向拥有王室血统的亲王和公主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与露易丝·德·拉·瓦里埃尔和蒙特斯潘夫人为他生下的孩子结婚。这些孩子由此进入了孔代和孔蒂家族，甚至进入了自国王弟弟而始的奥尔良家族。蒙特斯潘的一个女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普法尔茨公主丽莎洛特，她的丈夫因为接受了国王硬塞给他的这门婚事，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丽莎洛特，被他的母亲当众扇了一巴掌。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死亡的威胁使国王的原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生顺从的王储于1711年死于天花。路易克制而冷静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难以自制地突然泪流满面。王储的长男及其妻子于1712年死于麻疹，他最小的儿子则在一场狩猎事故后重伤不治。1714年，在路易十四的三名合法王孙之中，只有腓力还活着，而他作为西班牙国王已经在《乌特勒支和约》中放弃了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在两名曾孙也相继夭折之后，身份合法的后代只剩下一人，那就是1710年出生的曾孙路易十五。如果他也不幸身亡，西班牙的腓力五世就极有可能无视《乌特勒支和约》，拿出古老的法国王位继承法，要求得到法兰西的王座。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这可能引发一场法兰西王位继承大战，或许也会导致内战，因为根据《乌特勒支和约》的规定，拥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们都可能要求继承王位，如奥尔良家族，其后还有孔代和孔蒂家族。在1715年，即使是波旁家族的旁支，拥有继承权的后代也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国王于1714年改变了王位继承的规定：蒙特斯潘夫人与国王的私生子只要得到合法认可，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拥有王位继承权，其顺位排在波旁家族成员之后。

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他也像他父亲那样，限制了将来摄政王的权力，这位摄政王就是他的侄子奥尔良的腓力

[14]

。与奥地利的安妮一样，这位摄政王也借助高等法院的力量很快就破坏了老国王最后的旨意。另外一边，高等法院则开始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力，贵族也在摄政时期积极地参与执政；但投石党运动不会再重演了。财政制度在1715年遭到了毁坏，但强盛的国力还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

从1715年5月开始，老国王的健康每况愈下。8月中旬，由于一次伤口感染，国王的生命很快走到了尽头。在执政的第七十二年和人生的第七十七年，按照他本人的旨意，路易十四在宫廷中、在人们的面前接受了常规的教会仪式，之后便离开了人世。这是最后一次展示王者姿态的时刻，也是告别的时刻，与众多朝臣告别，与曼特农夫人告别。在他离世前几天，他曾给下任国王一个忠告，他料定这个忠告会成为名言，也希望以此与后世和解：他常常被虚荣心驱使，轻率地打响战争——继任者不该在这方面效仿他，而应当尽量避免战争；战争会埋葬民众，而国王是为了民众而存在的。1715年9月1日早上八点一刻，路易十四年仅五岁的曾孙成为法国和纳瓦拉王国的国王路易十五。

对路易十四的评价，早在他去世前的数十年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他的离开显然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种转变给人们带来的撼动有多大，从让-巴普蒂斯特·马西永（1663～1742年）的布道词中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马西永在不久后当上了主教，并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他认为该要调整一下对这位“伟大的路易”的评判，所以他开口便说：“唯有神是伟大的。”

[1]
又译“王室领地伯爵”或“行宫伯爵”。

[2]
指普法尔茨公主伊丽莎白·夏洛特（Elisabeth Charlotte，1652～1722），德语中常称她为“普法尔茨的丽莎洛特”（Liselotte von der Pfalz）。

[3]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法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

[4]
指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英国军事家、政治家。该头衔又译“马尔伯勒公爵”。

[5]
指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1685～1740），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称“卡尔六世”。

[6]
又译“本地治里”。

[7]
17世纪末法国文坛就“古人今人孰高孰低”展开辩论，称“古今之争”。由此形成了“古人派”与“今人派”两个阵营。布瓦洛、拉辛、拉封丹等认为今人不如古人，佩罗、丰特奈尔等则认为今人更胜一筹。

[8]
夏尔·佩罗曾于1687年1月27日在法国学术院朗诵诗作《伟大路易的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
），歌颂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取得的进步。

[9]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承认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享有信仰自由，法律上与其他公民拥有同等权利。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的教徒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

[10]
雅克·贝尼涅·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出生于法国第戎的主教、神学家，路易十四的宫廷布道师，擅长演说。

[11]
在法国南部塞文山区的胡格诺派发动叛乱，这些被称为“卡米撒派”的人多采取游击战来对抗天主教派的进攻。

[12]
埃德蒙·里切尔（Edmond Richer，1559～1631），法国神学家，“里切尔主义”基于其神学理论，主张教宗权力受制于主教和国家政府的权力。

[13]
主要流行于16、17世纪法国的一种灵修神学，追求“被动”的寂静和放弃个人的“主动”，源于天主教，但被认定为异端。

[14]
指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1674～1723年）。

大事年表

1589～1610年　　　　波旁王朝第一位国王亨利四世执政时期。

1598年　　　　　　　《南特敕令》。

1610～1643年　　　　路易十三执政时期；黎塞留担任首相（1624～1642年）。

1638年9月5日　　　　路易十四出生。

1640年　　　　　　　路易十四的弟弟腓力出生。

1643年　　　　　　　路易十四登基。

1643～1651年　　　　路易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妮摄政。

1643～1661年　　　　马扎然担任首相，其间有短暂中断。

1648～1652年　　　　投石党运动：高等法院和贵族起义对抗王权。

1648年　　　　　　　在巴黎高等法院组建“圣路易庭”；逮捕高等法院推事布卢赛尔。

1648年9月13日　　　 国王第一次出逃巴黎。

1648年10月24日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战胜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49年1月5/6日　　　国王第二次出逃巴黎。

1650年　　　　　　　逮捕孔代亲王、孔蒂亲王和隆格维尔公爵。

1651年　　　　　　　路易十四成年。

1654年6月7日　　　　在兰斯加冕。

1659年　　　　　　　《比利牛斯和约》：在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取胜。

1660年　　　　　　　路易十四迎娶西班牙国王长女玛丽·泰蕾兹。

1661年　　　　　　　马扎然去世；废除首相之位；王储诞生。

1661年～1680年代　　在柯尔贝尔和卢福瓦决定性的影响下进行改革。

1662～1712年　　　　分多个阶段扩建凡尔赛宫。

1664年　　　　　　　法国出兵圣哥达战役；法国远征军到达吉杰勒（北非）。

1666/1667年　　　　 在战争中支援盟友荷兰联省共和国。

1667/1668年　　　　 遗产战争；《亚琛和约》。

1669年　　　　　　　法国远征军作战争夺克里特岛。

1671年　　　　　　　蒯司内尔《道德沉思》首版问世。

1672～1678年　　　　法荷战争；《奈梅亨和约》。

1673～1693年　　　　与教宗的“国王特权之争”；1682年，高卢派教会的独立达到顶峰（“四条款”）。

1679～1697年　　　　再统一冲突和再统一战争。

1679～1681年　　　　投毒杀人事件发展到高潮。

1681年　　　　　　　吞并帝国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

购得阿尔布雷达（冈比亚）。

1682年　　　　　　　王廷长期入驻凡尔赛宫。

1683年　　　　　　　妻子玛丽·泰蕾兹去世；迎娶曼特农夫人。

1683～1699年　　　　大土耳其战争；通过哈布斯堡家族夺回匈牙利；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约》。

1684年　　　　　　　轰炸热那亚。

1685年　　　　　　　《枫丹白露敕令》；废止《南特敕令》；迫害加尔文派达到顶峰。

1688～1697年　　　　普法尔茨继承战争（或称九年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赖斯韦克和约》。

1688/1689年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奥兰治的威廉成为国王。

1699年　　　　　　　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首版问世。

1701～1714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1714年《拉什塔特和约》。

1702～1704年　　　　法国西南部起义达到顶峰，即“塞文战争”。

1713年　　　　　　　《唯一圣子》诏书；詹森派的波尔罗亚尔郊野修道院被毁。

1715年9月1日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去世。

1793年　　　　　　　圣但尼教堂内的王室墓葬被毁。

1830年代　　　　　　凡尔赛宫成为博物馆，“市民国王”路易-腓力为之揭幕（1837年）；铭刻“献给法兰西的所有荣耀”（À toutes les gloires de la France）。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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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2002.

A. Maral，La chapelle royale de Versailles sous Louis XIV.Cérémonial，liturgie et musique
，Wavre 2
2010.

关于执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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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de.，Paris 2005.

J. Duindam，Vienna and Versailles. 1550-1780
，Cambridge 2003.

R. Hatton，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London 1976.

R. Mandrou，Louis XIV en son temps 1661-1715
，Paris 1973.

T. Sarmant/M. Stoll，Régner et gouverner.Louis XIV et ses minis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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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medley-Weill，Les intendants de Louis XIV
，Paris 1995.

关于军事：

H. Drévillon，L’impôt du sang.Le métier des armes sous Louis XIV
，Paris 2006.

关于法、荷、英三国之间的关系：

C.-É. Levillain，Vaincre Louis XIV.Angleterre，Hollande，France 1665-1688
，Paris 2010.

关于阴暗面：

A. Zysberg，Les galériens. Vies et destins de 60，000 forçats sur les galères de France 1680-1748
，Paris 2
1991.

关于国王身边的人：

J.-C. Petitfils，Madame de Montespan
，Paris 1988.

S. Bertière，Mazarin. Le maître du jeu
，Paris 2007.

S. Bertière，Condé. Le héros fourvoyé
，Paris 2011.

M. Da Vinha，Les valets de chambre de Louis XIV
，Paris 2004.

关于国王为人及其接受：

M. Da Vinha/A. Maral/N. Milovanovic （Hg.），Louis XIV l’image et le mythe
，Rennes/Versailles 2014.

J. Cornette，Mémoires de Louis XIV ou le métier de roi
，Paris 2007.

关于法国的早期启蒙：

J. Israel，A Revolution of the Mind：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2010.

工具书：

F. Bluche （Hg.），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Paris 2
2005.

C. Lavantal，Louis XIV. Chronographie d’un règne
，2 Bde.，Gollion/Paris 2009.

R. Mousnier，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te
，Paris 1974.

凡尔赛宫研究中心（CRCV）在其网站上罗列了诸多信息来源及学术论文供访问者使用：http：//chateauversailles-recherche.fr/francais/ressources-documentaires。

凡尔赛宫镜厅及相邻厅室的图像资料可通过此链接查看：http：//www.galeriedesglaces-versailles.fr/html/11/accueil/index.html。

图片来源

图1、图2、图3、图4、图5：Louis XIV. L’Homme et le roi. Sous la direction de Nicolas Milovanovic et Alexandre Maral，Paris 2009，S. 201 （cat. 69），S. 221 （cat. 92），S. 179 （cat. 45），S. 154 （cat. 14） und S. 226 （cat. 97）

图6、图7、图8：akg-images

图9：Médailles sur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du règne de Louis Le Grand，avec des explications historiques. Par l’académie royale des médailles et des inscriptions，Paris 1702，Privatbesitz Gérard Sabatier

图10：akg-images/Nimatallah

图11、图12：Hendrik Ziegler，Der Sonnenkönig und seine Feinde. Die Bildpropaganda Ludwigs XIV. in der Kritik，Petersberg 2010，S. 113 und 151

致谢

我非常感谢以下人士，感谢他们给我的支持、启发、批评以及修改建议和提示：我的家人、Birgitte Bøggild Johannson、Kilian Harrer、Bernd Lehmann、Charles-Edouard Levillain、Marie-Thérèse Mourey、Friedrich Polleross、Gérard Sabatier、Sébastien Schick和Britta von Voithenberg，以及凡尔赛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人物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lexander der Große 26

Alexander Ⅶ. （Papst） 109

Alexander Ⅷ. （Papst） 109

Anguier，François 81

Anna von Österreich，Königin von Frankreich （Mutter Ludwigs ⅩⅣ.） 8，9，11，12，17-24，26，27，29-34，36，37，39-42，44，48，50-52，54，56，59，73，89，101，120

Arnolfini，Lepidio 25

Äsop 85

Augustus，Kaiser 26

Bart，Jan 99

Bassompierre，François von 23

Beaufort，Herzog von siehe
Bourbon-Vendóme，François

Benoist，Antoine 82，118

Bernini，Gian Lorenzo 84

Bossuet，Jacques Bénigne （Bischof von Meaux） 106

Bouillon，Herzog von （Frédéric-Maucie de La Tour d’Auvergne-Bouillon） 34，36，37，52

Bourbon，Charles （Herzog von Berry） 119

Bourbon-Condé，Heinrich Ⅱ.18，20，25，33

Bourbon-Condé，Louis Ⅱ.von （gen.Condé bzw.Grand Condé） 7，21，23，31，33，34，36-44，46，5〇，52，59，71

Bourbon-Conti，Armand 34-36，38，39，43，52

Bourbon-Orléans，Anne Marie Louise，Prinzessin von （Cousine Ludwigs ⅩⅣ.） 42，45，51，68

Bourbon-Orléans，Gaston （gen.Gaston von Orléans） 7，9，10，14，17，19，21，32，33，35，38-43，51，52，66，67，71，81，82，110

Bourbon-Orléans，Philippe （Bruder Ludwigs ⅩⅣ.） 12，25，50，52，53，59，75，95，96，114，116，119

Bourbon-Orléans，Philipp Ⅱ.120

Bourbon-Vendôme，César （eigentlich Cesar de Bourbon，Herzog von Vendôme） 37

Bourbon-Vendôme，François （Herzog von Beaufort） 20，34，39

Bouthilier，Claude （Graf von Chavigny） 18

Brinvilliers，Marquise de （Marie-Madeleine Marguerite d’Aubray） 91

Broussel，Pierre 31

Cäsar，Gaius Julius 26，83

Chapelin，Jean 82

Chavigny （Léon Bouthilier，Graf von Chavigny） 18

Chlodwig，fränkischer König 47

Christina，Königin von Schweden 53

Colbert，Jean-Baptiste 39，61-64，66-70，82，84，89，92，94，99

Condé siehe
Bourbon-Condé，Louis Ⅱ.von

Constantin，Kaiser 26

Conti，Armand siehe
Bourbon-Conti，Armand

Corneille，Pierre 81

Corneille，Thomas 81

Couperin，François 118

Coysevox，Antoine 118

D’Artagnan （Charles de Batz-Castelmore） 62

Descartes，René 48

Deshayes，Cathérine （verh.Monvoisin，gen.La Voisin） 91，92

D’Orbay，François Ⅱ.84

Dumas，Alexandre 62

Fénelon，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Erzbischof von Cambrai） 112

Fontanges，Herzogin von （Marie Angélique de Scoraille de Roussille，1679 Geliebte Ludwigs ⅩⅣ.） 92

Fouquet，Nicolas 57，61，62，66，81

Franz Ⅰ.，König von Frankreich 24，45

Girardon，François 81

Gondi，Jean-François Paul de （Kardinal，gen.Cardinal de Retz） 34，38，39，41，43

Guérin，Gilles 48

Hardouin-Mansart，Jules 118

Heinrich Ⅳ.，König von Frankreich 20，49，68，104

Henrietta Anna，Herzogin von Orléans （Cousine und Schwägerin Ludwigs ⅩⅣ.） 53，75，78

Henrietta Maria，Königin von England 53

Innozenz Ⅺ. （Papst） 108，109

Jakob Ⅱ.，König von England 53，100，103，106

Jansen，Cornelius （Bischof von Ypern） 110

Joseph Ⅰ.，Kaiser 102

Karl Ⅰ.，König von England 35，53

Karl Ⅰ.Ludwig （Pfalzgraf bei Rhein，Kurfürst） 96

Karl Ⅱ.，König von England 25，53，54，75，78，79，99，106

Karl Ⅱ.，König von Spanien 76，101

Karl Ⅴ.，Kaiser 24，45，58，73

Karl Ⅵ.，Kaiser 102，103

La Fontaine，Jean de 81，85

La Porte，Pierre 26

Langois，Nicolas 115

Le Brun，Charles 81，84，87

Le Nôtre，André 81，85

Le Tellier，Michel 61，70

Le Vau，Louis 81，84

Leopold Ⅰ.，Kaiser 76，101，102

Lionne，Hugues de 50，61

Liselotte （Elisabeth Charlotte，gen.Liselotte von der Pfalz） 96，119

Lisola，Franz von 75，79

Longueville，Herzog von （Henri Ⅱ.de Orléans-Longueville） 34，36，39，52

Longueville，verh. Herzogin von （Anne-Geneviève de Bourbon-Condé） 33，36，37，39，41，43，52

Lothringen，Herzog von （Karl Ⅳ.） 75

Louvois，Marquis de （François-Michel Le Tellier，gen.Louvois） 61，70，71，84，92，94

Ludwig （1705 verstorbener Urenkel Ludwigs ⅩⅣ.） 119

Ludwig （1711 verstorbener Sohn Ludwigs ⅩⅣ.，gen.Grand Dauphin） 47，90，95，112，114，119

Ludwig （1712 frühverstorbener Urenkel Ludwigs ⅩⅣ.） 119

Ludwig （1712 verstorbener Enkel Ludwigs ⅩⅣ.，Herzog von Burgund） 119

Ludwig Ⅸ.，König von Frankreich （Saint Louis
） 7，8，20，82

Ludwig ⅩⅢ.，König von Frankreich （Vater Ludwigs ⅩⅣ.） 7-12，14，17-20，44，48，48，54，68，72，84

Ludwig ⅩⅤ.，König von Frankreich 119，120

Lully，Jean-Baptiste 81

Luynes （herzogliche Familie） 32

Maintenon，Madame de （Françoise d’Aubigné，verw. Scarron，Ehefrau Ludwigs ⅩⅣ.） 90，91，112，113，117，120

Mancini，Maria （Nichte Mazarins，Geliebte Ludwigs ⅩⅣ.） 50，51，53，54

Mancini，Olympe （Nichte Mazarins，Geliebte Ludwigs ⅩⅣ.） 50，93

Marcillac，Herzog von （François Ⅵ.，Herzog von La Rochefoucauld） 37

Maria，Königin von England 80，100

Maria Theresia （Ehefrau Ludwigs ⅩⅣ.） 54-56，75，77，89，90，95，101，112，116，117

Marlborough，Herzog von （John Churchill） 102

Massillon，Jean-Baptiste （Bischof von Clermont） 120

Mazarin，Jules （Giulio Mazzarini，Kardinal） 10，12，18，20，25，27，28，30-39，41-47，50，52，54，56-59，61-63，66，72，81，93，110

Mézeray，François Eudes de 26

Mignard，Pierre 113

Molé，Mathieu 35

Molière （Jean-Baptiste Poquelin） 81

Montbazon，Herzog von siehe
Rohan，Herkules

Montespan，Madame de （Françoise-Athénaïs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Geliebte Ludwigs ⅩⅣ.） 50，88-93，119，120

Montespan，Marquis de （Louis-Henri de Pardaillan de Gondrin） 90

Montmorency，Charlotte Margarethe von （Taufpatin Ludwigs ⅩⅣ.） 10

Montmorency，Heinrich Ⅱ von 14，18

Montmorency-Luxembourg，François-Henri （gen.Marschall von Luxemburg） 93

Motier de la Fayette，Louise Angélique 8

Neercassel，Johannes （altkath.Bischof von Utrecht） 76

Noailles，Louis-Antoine de （Erzbischof von Paris） 111

Orléans siehe
Bourbon-Orléans

Pascal，Blaise 106

Perrault，Charles 86，105

Perrault，Claude 84

Phélypeaux （Adelsfamilie） 61

Philipp Ⅲ.，Konig von Spanien 8，101

Philipp Ⅳ.，König von Spanien 54-56，73，75

Philipp Ⅴ.，Konig von Spanien 94，101-103，119

Philippe （Bruder Ludwigs ⅩⅣ.） siehe
Bourbon-Orléans，Philippe

Quesnel，Pasquier 111

Quinault，Philippe 81

Racine，Jean 81，83，111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Kardinal 7-10，12-16，18，20，24，30，33，44，57，61-63，66，67，71，81，82，110

Roche Guyon，Herzog von （Roger du Plessis-Liancourt） 23

Rochefoucauld siehe
Marcillac，Herzog von

Rohan，Herkules （Herzog von Montbazon） 23

Rohan，Ludwig （Louis de Rohan-Guémené，gen. Chevalier de Rohan） 107

Saint-Simon，Herzog von （Louis de Rouvroy） 25

Sarrazin，Jaques 11

Savoyen，Marie-Adelaïde，Prinzessin von 119

Savoyen-Carignan，Franz Eugen （gen.Prinz Eugen） 93，102

Savoyen-Carignan，Thomas，Prinz von （Graf von Soissons） 24

Scarron，Paul 91

Séguier，Pierre 18，32

Sévigné，Madame de （Marie de Rabutin-Chantal） 76，88，91

Talon，Omer 29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21，34-37，39，41，42，46，52，71

Valliere，Herzogin von （Louise Françoise de La Baume Le Blanc，gen. Louise de la Vallière，Geliebte Ludwigs ⅩⅣ.） 51，89-91，119

Vauban，Marquis de （Sébastien Le Prestre） 99，100

Villeroy，Herzog von （Nicholas Ⅴ.de Neufville） 26

Wilhelm Ⅲ.von Oranien，Statthalter der Niederlande，König von England 78，79，96，98，100，106

Wilhelm Ⅵ.von Hessen-Kassel 25

Witt，Johann de 78

作者简介

马克·亨格勒尔（Mark Hengerer）是欧洲早期近代史教授，供职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关于近代早期的社会及文化史，他已出版过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皇庭与贵族》（Kaiserhof und Adel
）、《斐迪南三世皇帝》（Kaiser Ferdinand III.
）以及他参与选编的《欧洲王侯丧仪》（Les funérailles princières en Europe
）等。

译者简介

邱瑞晶，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德语专业，现任职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学院，参与过多个图书及影视翻译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廉二世/（德）约翰·C.G.勒尔著；陈晓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生而为王：全13册）

ISBN 978-7-5201-8346-8

Ⅰ.①威… Ⅱ.①约…②陈… Ⅲ.①威廉二世（William，Ⅱ 1859-1941）-传记 Ⅳ.①K835.16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2696号

生而为王：全13册

威廉二世

著者/［德］约翰·C.G.勒尔

译者/陈晓莉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本册印张：7.375 本册字数：102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346-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3617号

定价/498.00元（全1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 概述：最后的威廉，德国的创伤

- 第一章 饱受折磨的普鲁士王子（1859～1888年）

- 1 对皇位继承人的精神摧残

- 2 矛盾的母性

- 3 冒险的教育实验

- 4 同父母的矛盾

- 5 1888年“三帝之年”和即位

- 第二章 生不逢时的独裁者（1888～1900年）

- 1 君权神授并无止境

- 2 俾斯麦下台（1889～1890年）

- 3 个人统治的建立（1890～1897年）

- 4 作为廷臣的帝国首相——耍花招的“比洛体系”（1897～1909年）

- 第三章 不着调的世界政治家（1896～1908年）

- 1 欧洲的挑战：世界政策和炮舰政策

- 2 日俄战争和比约克岛的二皇会见（1904～1905年）

- 3 西方的战争？突访丹吉尔和阿尔赫西拉斯惨败（1905～1906年）

- 4 逐步升级的德英矛盾

- 第四章 屡次爆发丑闻的君主（1906～1909年）

- 1 奥伊伦堡丑闻（1906～1909年）

- 2 比洛的欺骗：《每日电讯报》危机（1908～1909年）

- 3 1909年首相更迭：从比洛到贝特曼·霍尔韦格

- 第五章 好战的军事统帅（1908～1914年）

- 1 波斯尼亚危机（1908～1909年）

- 2 阿加迪尔危机（1911年）

- 3 战争危机扩大下的造舰行动（1911～1912年）

- 4 失败的“霍尔丹任务”（1912年）

- 5 巴尔干动乱和第一次开战决定（1912年11月）

- 6 推迟开战：1912年12月8日的“作战会议”

- 7 迟来的战争脚步渐近（1913～1914年）

- 8 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皇帝

- 第六章 狂妄的“上帝骑士”（1914～1918年）

- 1 皇帝的战争目标

- 2 战争中无能的最高军事统帅

- 3 垮台和逃亡：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结束

- 第七章 渴望复仇的流亡者（1918～1941年）

- 1 在阿默龙恩和多伦庄园的新生活

- 2 流亡中的暴躁反犹太主义者

- 3 威廉二世和希特勒

- 参考文献

- 人物索引

前言

威廉二世一直是以一个没落君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记忆里的。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最高军事统帅，威廉二世曾统治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强大帝国长达30年（1888～1918年），然而即便如此，德国历史学界并未给予他足够的重视。没有哪位德国历史学家用心研究过这个善变又野心勃勃，还到处惹是生非的统治者——他不仅在1890年将德意志帝国缔造者俾斯麦解职、建立了一支对抗英国的大型舰队，更在1914年将正值盛世的德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不过要明白威廉二世为什么在德国史学界遇冷，人们却大可不必像大侦探福尔摩斯那样寻踪觅迹：和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Der Hund von Baskerville
）中阴险狡诈的沉默一样，威廉二世是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不能触及的禁忌，而当时德国历史的编纂者们掀起了一场否认凡尔赛“战争罪责谎言（Kriegsschuldlüge）”

[1]

的运动。然而最近30年，我们对于威廉二世在德国历史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如今，在关于历史上首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71～1945年间发展的延续和中断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威廉二世的人格和世界观、他独断专行的统治手段，以及他推行的“炮舰政策”和“世界政策”成了重点讨论对象。现在我们已经详细掌握了有关威廉二世的一切，包括涵盖了丰富史料的各种传记，页数过千的档案卷宗，有关他讲话的学术出版物，探讨他与军事、宗教、艺术、科学、电影和工业技术关系的专题著作，以及从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他朋友圈和丑闻缠身的霍亨索伦宫廷的各类研究。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工作可以做（比如俄国和法国的历史档案就几乎没有被利用起来），我们对威廉二世的整体评价肯定也还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我们抱着求真的态度，而不是一味沉浸在对传统理想的追忆中，我们就会发现，确凿的事实极大地限制了解释的余地。本书尝试以现代研究成果为依托，将我们对这位德国末代皇帝的认识做一个概括。而这本书概括出的威廉二世形象，却在层层阴影笼罩下显得有些黯淡了。

[1]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概念，当时的德国认为，《凡尔赛条约》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咎于德国及其同盟国的说法是谎言。（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概述：最后的威廉，德国的创伤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1859年1月27日在柏林出生，1941年6月4日在流亡荷兰期间去世，享年82岁。按照时间顺序，他的一生正好涵盖了历史上首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崛起和崩塌的过程：俾斯麦通过1864年、1866年和1870～1871年的三场战争将它建立起来，它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陡然谢幕。对于自己所在时代发生的大事件，威廉二世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从1888年“三帝之年”即位，到1918年11月9日退位并流亡荷兰，他不仅是个名义上的君主，还以非常直接且个人的方式统治着德意志帝国及其“霸权所在”——强大的普鲁士军事王国。

不过，威廉二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必须对每一任帝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普鲁士大臣和帝国政府的国务秘书、帝国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以及和它结盟的德意志王国、大公国、公国和自由城市政府有所妥协。与此同时，公众层面以政治党派、教会、工会、利益集团、（论战性）传单、新闻批评和游行示威等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限制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不过在权力中心，尤其在人事任免、军事、外交和军备政策方面，威廉二世却极大地左右了事务的走向，最后直到1914年做出开战决定（他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决策越来越受到各大元帅的掣肘，然而即便如此，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他仍拥有决定权。

1888年6月，继他祖父和父亲之后，威廉二世登上了皇位，年仅29岁。这成为他强大势力的基石，而俾斯麦则成功地让霍亨索伦家族把持下的“个人统治君主制”得以免受“立宪制”议会的钳制。可是威廉二世并不满足，为了争夺权力，他在1890年把“领路人”俾斯麦赶下了台。不仅如此，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按照与他感情炽烈的宠臣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Philipp Graf zu Eulenburg）私下出的主意，他还以极其惊人的方式逐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威廉二世涉猎广泛，才干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同时又极度情绪化，而且总是心神不宁。他缺乏引领欧洲最有活力、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所需要的远见、谨慎和智慧。他强调君权神授，毫不掩饰想要一揽大权的野心，崇尚以武力相威胁的军国主义，极度自恋，而且希望在宫廷乃至最高国家公职人员中实践拜占庭式的“奴隶主义”——这些看起来仿佛是向18世纪的倒退，被认为是对德国人民的羞辱。许多人在威廉二世执政之初就预言的丑闻和危机，没过多久就已成真。同样，威廉二世居心叵测地想要凭借与英国王室和沙皇家族的亲戚关系掩盖其称霸欧洲的野心，这注定也不会成功。经过了1897年开始的造舰计划、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威廉皇帝在1918年11月蒙羞逃往荷兰，同时也彻底失去了对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战胜国曾在一场战后审判中提出，如果不判处战争犯威廉二世死刑，至少也应该将他流放到恶魔岛或福克兰群岛

[2]

，不过威廉二世极力抵抗，逃避了这个处罚。在流亡荷兰的23年中，这位愤懑之情无处纾解的“前皇帝”心中逐渐产生了荒唐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后者的激进程度简直可以和纳粹宣传的粗暴程度相提并论。当时的威廉二世看上去与希特勒为伍，然而希特勒根本就没准备将他再次扶上皇位。因此，讲述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期间的章节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是如何延续的。不过我们先要从1859年1月27日谈起，这天是威廉二世的生日，也决定了这个日后成为皇帝的人的命运。

[1]
又称丹吉尔危机。

[2]
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

第一章 饱受折磨的普鲁士王子（1859～1888年）

1 对皇位继承人的精神摧残

1858年，威廉二世的父母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合被视为对英国这个庞大的海洋帝国与欧洲大陆雄心勃勃的普鲁士王国紧密关系的一种保证：新娘是时年17岁的维多利亚公主（昵称“维姬”），她是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阿尔伯特的第一个孩子；新郎腓特烈·威廉王子（昵称“弗里茨”）是时年61岁的普鲁士太子威廉（威廉一世）的独子，因为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而且没有子嗣，威廉太子当时刚摄政不久。1859年1月27日，这对夫妇生了一个儿子，霍亨索伦王朝的地位和欧洲几十年的和平仿佛从此有了保障。新生儿的名字也有他英国外祖父母的影子，他的全名是：腓特烈·威廉·维克多·阿尔伯特（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婴儿是在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太子宫（Kronprinzenpalais）顶楼出生的。长期以来，对于威廉二世出生时的状况始终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从霍亨索伦家族已经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弄清楚来龙去脉。威廉二世的母亲在1859年1月26日下午出现了临产阵痛。威廉二世的父亲当时并没有陪着她，而是在傍晚前给妇产科医生爱德华·阿诺德·马丁教授（Professor Dr. Eduard Arnold Martin）寄了一封信（他居然用的是平邮！），他没有意识到，胎儿当时处于臀位——头朝上，腿和手臂也向上伸着。臀位意味着生产时母亲和胎儿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威廉的父亲又差人给马丁医生送了一封信，而这时前一天寄出的信还没送到。马丁医生匆忙赶到产房，发现事态紧急，便请苏格兰医生将正在忍受痛楚的维多利亚公主送往柏林。医生给产妇注射了三氯甲烷（一种麻醉药），由于宫缩不强烈，又给她用了麦角碱（实际上为堕胎剂），以便让有窒息危险的胎儿（因为胎儿的头把脐带压住了）顺利经由产道娩出。在试图将胎儿伸过头顶的左臂拉下，并同时扭转胎儿身体的过程中，胎儿颈部的神经丛被扯断：普鲁士“军国”未来的国王、强大德意志帝国未来的皇帝就这样降临了——不仅“看起来奄奄一息”，而且还患上了厄尔布氏麻痹症（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的一种，因出生时产生的上肢运动及感觉控制神经损伤而引发的上肢麻痹）。

经随后几天和数周的观察确定，威廉遭受了严重的产伤。他的左上臂和肩部之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褶痕。他左侧的肩膀和手臂松弛地下垂着，同侧的肘关节却僵直不能弯曲。他的左臂比右臂摸上去更凉，而且要短许多；这样的差别随着时间推移还会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左手一直比右手小，左手手指很尖，像禽类的爪子一样攥在一起，非常显眼。这样的畸形令人担忧，原因却不得而知。有人推测是肌肉挫伤，日后可能会逐渐恢复，并提出了用凉水冲洗、酒精擦拭，以及按摩麻痹肢体等建议。宫廷御医还使用了一种治疗方法，即绑住威廉的右臂使其不能活动，以刺激他使用左臂。单从这点就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神经医学是多么的无知。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种肢体麻痹并不是肌肉损伤引起的，而是脑损伤或神经损伤导致的，因而无法治愈。

由于误诊，相应的治疗手段看上去便滑稽可笑。威廉6个月大时，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冯·夏利特（Bernhard von Langenbeck von der Charité）教授对他进行了“动物浴”疗法。人们将威廉的左臂浸入一只刚被射杀的兔子尸体里（一周两次，一次持续半个小时），希望借此将野生动物的热气和能量转移到威廉畸形的左臂上。光这一点就让人怀疑，这种持续多年的血腥疗法是否给威廉蒙上了心理阴影。血腥和野蛮总归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由于麻痹症导致的肢体畸形，威廉很难保持身体平衡，加上右臂一直被绑住不能活动，这让正处在学步期的他感到非常痛苦和煎熬，并表现出明显的失望和暴躁情绪。威廉过完一岁生日后不久，朗根贝克在继续“动物浴”疗法的基础上，又对他进行了“麦芽浴”和“电磁”疗法——威廉在1860年4月接受了第一次电磁治疗，不过情况仍没有好转，他的左臂依然冰冷、没有知觉、颜色深红。由于颈部比较敏感，威廉不能忍受在颈部进行交流电电磁治疗，后来又加上了恒定的直流电电磁治疗。这样一来，威廉每天都要接受两种电磁治疗（直流电和交流电），“每次治疗时间更长”，“电流强度也更大”。

威廉4岁时脖子又歪了：没有受伤的右侧颈部肌肉将头部向右下方牵拉，同时下巴转向麻痹的左侧。根据威廉父亲的记录，1863年4月，“有人给威廉的颈部设计了一个机械装置”。这个威廉必须每天佩戴一个小时的装置叫作“头部牵引器”。威廉的母亲曾惊恐地描述道：“它由一条腰带和一根与腰带后侧固定的铁棒组成，铁棒从后背伸到一个类似缰绳的东西里面。头部被那东西箍住，并通过一个螺栓……牵引到正确的位置。”威廉的母亲画下了这个装置的大致样子（见下图），她悲叹道，“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当作畸形儿对待”，她的心情简直糟糕透顶。事实证明这种治疗方法也没有效果，威廉必须接受手术。与此同时，人们可能隐约地意识到，这样的无效治疗会对威廉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865年3月23日，朗根贝克通过手术切断了威廉的胸锁乳突肌——颈部肌肉和锁骨之间的肌腱。几天后，第二条肌肉也被切断，它将威廉的下巴向侧面牵拉，威廉的面部因此变得扭曲：从比例上看右眼和右侧脸颊过大、嘴巴歪斜、左眼半闭。

头部牵引器，威廉二世母亲画的草图，©Royal Collection Trust/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2013

由于威廉的左前臂僵硬地向前弯曲，且完全没有活动能力，1868年似乎是切断他二头肌肌腱的最好时机，不过手术最后还是没做成。造成威廉左前臂僵硬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肘关节出现了畸形。手术的替代方案是威廉自幼必须佩戴的“手臂牵引器”，牵引力度更大，而且必须一天佩戴两次，连上课时也不能脱下。至于晚上可以摘掉的原因，只是怕他会犯癫痫。大概从1866年开始，在同时使用“手臂牵引器”和“固定支架”的基础上，陆军上尉古斯塔夫·冯·德雷斯基（Gustav von Dresky）带领的医疗小组又对威廉进行了每天三次的物理治疗，治疗产生了一定效果，威廉左臂的麻痹情况有所好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廉的行动更显不便，好像他在婴幼儿时期还没受够“虐待”似的，而且这些不便也与他出生时医生不当操作所造成的产伤有关：身体无法平衡导致他青春期时膝盖多次脱臼，甚至有时长达几个礼拜都不能出门。自1878年秋天起，威廉还患上了可能危及生命的慢性耳病：他的右耳内长了息肉，化脓并散发出恶臭。1886年，威廉的耳疾再次发作，伴有眩晕和耳鸣，御医立即建议他前往巴特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疗养十周。这年10月，威廉一直正常的左耳也发炎了——应该是鼓膜穿孔导致的。尽管并不担心息肉会癌变，之后好几年流言蜚语却一直不绝于耳，人们认为威廉是因为耳朵有毛病，才有了种种令人大跌眼镜的行为。1896年8月，为了避免鼓膜穿孔引发脑炎，他被迫接受了切除右耳鼓膜的根治性手术。即便如此，这位德国末代皇帝也终身饱受慢性中耳炎的折磨，用自制的棉签清除耳内分泌物成了每天必做的事情。

威廉皇帝的所有病症和接受的所有治疗都清楚地记录在案，而同时代人或传记作家为了突出他反常举止而做的其他阐释却不过是推测罢了：例如不能因为他的面部扭曲变形，就认定他的脑子在难产时受到了轻度损伤。至于威廉二世的性取向如何，以及他是不是有可能压制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我们将结合他的婚姻和与朋友的关系一同讨论。而他为何如此暴躁易怒，至今并没有确切说法，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遗传病角度去解释。从斯图亚特王朝向汉诺威-英国王室统治转变时起，紫质症（Porphyria）就在王室成员中蔓延，威廉二世的曾曾祖父乔治三世（George III）就患有此病，并让他不时大发脾气，还会暂时神经错乱。新近的DNA分析结果显示，这种“帝王显性遗传病”随着威廉二世父母的结合从温莎王朝传到了霍亨索伦家族。医学研究证明，威廉二世最年长的妹妹夏洛特（Charlotte）和她的女儿身上最早出现了这种基因突变。不过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威廉二世也患有紫质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伦敦有名的医生和政治家都对威廉二世“遗传了乔治三世的性格缺陷”深信不疑，认为他随时可能会陷入暴怒，随年龄增长发病还会越发频繁、激烈。不过比起有关遗传病的猜测，人们更容易想象产伤和各种治疗给威廉童年蒙上的阴影，认为这对这位皇位继承人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2 矛盾的母性

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威廉母亲对她诞下“畸形儿”的焦虑心情，方能理解她对儿子性格形成所起的作用。“英国人”维姬初为人母时不过18岁出头。作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大女儿，她是宫中狂热的亲英派。她聪慧博学，崇尚进步和自由。在相对落后和保守的普鲁士宫廷中，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也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排挤。她一心指望自己深爱的军人丈夫弗里茨能尽快登上王位，进而颁布更合乎时代潮流的宪法（实行议会制），并让普鲁士与她强大的祖国英国结成同盟。儿子如愿降生仿佛让她更有理由相信，这些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一定会实现。然而威廉“刚出生就有残疾”，她认为这是难以忍受、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她曾经抱怨道：“这件事太让我痛苦了，一想到其他人会发现威廉和正常人不一样，我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不管找个什么地方躲起来。”她认为必须要尽力修复威廉的身体缺陷，要是治疗不起作用，就必须用教育来弥补。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威廉母子的关系逐渐进入彼此失望的恶性循环，没过几年威廉就对他满怀自由理想的母亲生出了厌恶和反感情绪，仿佛希腊悲剧的剧情一样。

从一开始，威廉的母亲就不太喜欢自己这第一个孩子。对儿子身体残疾的忧虑冲淡了她初为人母的喜悦，因此她看起来总是愁容满面。几年后她回忆起威廉的洗礼时还感到羞愧不已，因为“为了不让人看见那条耷拉着的，显得无力又没用的胳膊”，她挡住了威廉的半边身体。看见儿子和其他健康男孩子在一起时，母亲尤其感到痛苦。“当我看见其他孩子拍手，而威廉那条完全没用的小胳膊就那么瘫软地挂在身体的一侧时，我就非常伤心，”她在威廉10岁生日前不久写道，“我一直在想，他以后会一直是个残疾人了”。

身体上的残疾和各种折磨人的治疗也让年幼的威廉非常受挫，他很快学会了用“发狂和暴怒”来发泄这种情绪。他母亲看在眼里，更难受了。1863年，他母亲发现“可怜的威廉受尽了那些仪器和设备的折磨，大发脾气并奋力反抗，这个不幸的孩子真是受尽了考验”。母亲还感到威廉变得越来越傲慢了（也可能是补偿心理在作怪），她想要“纠正”儿子的这种态度，却总是无功而返。“这个小家伙的确太鲁莽，太倔强了，我有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管教他了。而且他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总是拿藤条吓唬他，但是真正下手打也就那么一次而已……”此外，威廉的才智也远远没有达到母亲期待的程度。威廉5岁时，母亲责怪道：“虽然他记忆力超群，但我发现他在别的方面并不是很聪明……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喋喋不休，而且说话完全不过脑子。”

威廉母亲对儿子的失望之情不言而喻。比起用藤条威胁，她更喜欢使用语言暴力。正如她日后坦承的那样，“威廉小时候经常吹嘘自己，喜欢说一些和做一些自以为了不得的事”，“为了嘲笑他”，她“总是对他说‘您那根黑手指可拿不了什么东西’之类的话，而他也习惯了反唇相讥”。1880年，威廉借自己订婚之机向他的老师欣茨佩特（Hinzpeter）吐露道，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哪位女士会对自己，更确切地说因为他那不幸的左臂而对自己产生好感！”可见身体的缺陷让威廉二世多么苦恼。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让威廉的母亲深受打击，这使得她对儿子身体残疾和成长的担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另外两个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和瓦尔德马（Waldemar）分别在1866年和1879年夭折。这使得她的家庭和她远在英国守寡的母亲一家继续沉浸在不见天日的悲痛之中。西吉斯蒙德和瓦尔德马永远活在了人们美好的记忆中，任凭威廉、海因里希和夏洛特三个在世的兄弟姐妹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了。也因为两个孩子的去世，威廉的母亲对年龄更小的维多利亚、索菲和玛格丽特这三个女儿更加疼爱了。

3 冒险的教育实验

威廉的母亲认为，“动物浴”和头部/手臂牵引器治疗要是达不到预期效果，就应该用教育来弥补。正是因为儿子身体上有残疾，她才更一门心思地想要把他培养成一位卓越的自由改革派君主。威廉的母亲在1864年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到，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威廉成为像“她亲爱的父亲（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一样伟大的人，成为具有另一种人格魅力的腓特烈大帝”。1866年秋天，对威廉的培养大任正式落在了格奥尔格·恩斯特·欣茨佩特博士（Dr. Georg Ernst Hinzpeter）的肩上，在这之前他是黑森小城施利茨（Schlitz）埃米尔·格尔茨（Emil Görtz）伯爵的家庭教师。欣茨佩特提出的条件是，对于威廉这个小学生，他必须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也没打算成为对方的玩伴。这说明他对威廉的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为了符合威廉母亲的殷切期待，欣茨佩特对威廉分外严格。这样一来威廉就更没好日子过了，他的童年简直毫无乐趣所言。不过也不能过分夸大欣茨佩特的严厉。根据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口述，欣茨佩特在他身体最痛苦的时候还坚持教他骑马，但是这一说法和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在军事主官施勒特尔的监督下，费尔德韦贝尔·卢克（Feldwebel Lucke）在欣茨佩特1866年10月担任威廉的老师之前，就教会了威廉骑马。

欣茨佩特与威廉家族保持了多年的紧密关系，算上1874～1876年威廉就读卡塞尔高级中学的时间，他连续不断地影响了这位未来君主十年时间。为了培养出具有自由主义市民阶层思想和“英国—科堡”思想的皇位继承人，威廉的父母让这位虔诚派教徒“博士”全权负责儿子的教育，暂时打消了当时在位的皇帝和宫廷将领想将威廉培养成老普鲁士“士兵国王”的念头。欣茨佩特任职才短短几个月，时任军事主官便愤懑地递上了辞职信。取代他的不是像后来的总参谋长瓦德西（Waldersee）伯爵或像之后的帝国首相冯·卡普里维（von Caprivi）一样自信的军人，而是一个无足轻重、不名一文的同性恋少尉，名字叫作欧丹内（O’Danne）（后面的章节会提到）。从中可以看出，欣茨佩特当时的权威不容置疑。

一开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博士”常常和他的学生威廉、海因里希一同远足和游览。在欣茨佩特、欧丹内和德雷斯基的照料下，两个王子在法国戛纳度过了1869～1870年的整个冬天。1872年夏天，两人再次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去了维克奥夫弗赫尔（Wyk auf Föhr）。尽管欣茨佩特对他的教学成果越来越不满意，对成长中的威廉提出最严厉批评的却是他的亲生母亲，她总是拿他同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英国—科堡的父亲阿尔伯特，以及两个早逝的儿子相比较。她将威廉的来信批改后又重新寄给他，还抱怨说：“字写得差也就算了，正字法学得也是一塌糊涂——单词不是拼写不对，就是少词漏字。”欣茨佩特渐渐怀疑他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不是还不够高。不过这个危险信号并没有引起威廉母亲的重视，她反而将对儿子的教育抓得更紧了。

1870年10月，欣茨佩特在给威廉父母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苛刻的教学计划，它不仅意味着父母可能在三年内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当朝皇帝与其军事大臣的矛盾：从15岁直至成年，威廉要去一所远离柏林的公共高中就读，与出身市民阶层的同学在学业上相互竞争。要开展如此野心勃勃的教育试验，必须制定一个全新的教学计划。根据课程安排，威廉在学习拉丁文和数学之外，要第一次开始学习希腊语，专门从校外聘请的老师将负责教他化学、生物、法语、德语和艺术史。有些课他和其他学生一起上，每周日还要和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此外，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还得去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Kunstgewerbemuseum）上绘画课。1873年4月2日，威廉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但与此同时深切的担忧也暗流涌动：他既不具备与高中毕业生相称的能力，性格也相当糟糕。

1870年在听欣茨佩特阐述新的教育计划时，威廉的父母也提出了一些让欣茨佩特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如果不那么严格要求他们的儿子，他是不是就不会成为一个更出色，或者说更有用的人？”1873年4月，当欣茨佩特目睹正值青春期的威廉的种种表现时，他不禁“害怕地喊了出来”。这一喊意义重大。他“近乎战栗地”认识到，要达到预定的教育目标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警告说，如果还要继续在“悬崖峭壁上寻找出路”，那么父母、教育者，尤其是学生可能要为此做出巨大牺牲：威廉在高中毕业之前可能要与自己的父母分开，必须“独自在学业中寻找生活的乐趣”。相反，如果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路，威廉的生活也许会更愉快地与他的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结局皆大欢喜也说不定。在与欣茨佩特一次“不愉快”的争论过后，威廉的父母（其实主要是威廉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卡塞尔高级中学这条“险路”。如此一来，威廉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斯巴达式”的历练，直到后来流亡荷兰时，他仍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

最晚到1874年夏天举行新教笃信礼时，威廉那令人忧虑的性格缺陷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面对治疗带给他痛苦折磨，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对自己在学业上未能达到欣茨佩特和父母期望的逃避，威廉变得极度自恋，对比他弱小的人十分冷漠且充满攻击性的蔑视。母亲和欣茨佩特相互指责，都认为是对方导致了这场教育实验的失败。威廉的母亲抱怨说，她的儿子“非常傲慢，极其自满且自高自大，听不进去哪怕一丁点的意见，问他什么他也经常回答得好像自己无所不知似的”。威廉的母亲在1873年写道，“我发现威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傲慢无礼”，“他还学会了欣茨佩特博士那套直来直去、恨不得用鼻孔看人的做派”。母亲感到，“威廉和我说话的态度相当粗鲁，经常出言不逊，还固执得不得了”。欣茨佩特则站在自己的角度诉苦：“根本没人会相信，一个需要被照料、清洁和尊敬的少年会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心灵。这种令人恐惧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非常遗憾……既然他需要的爱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多，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给予他呢？”在一同搬往卡塞尔前不久，博士仍怀疑，“威廉的自私自利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要克服这种形成他主要性格的本性可能并不容易”。这种疑虑是对的，只是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人们一定会说，由威廉母亲和欣茨佩特一手炮制的野心勃勃的教育计划——一方面是因为威廉身体残疾，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未来“职业生涯”的考虑——剥夺了威廉享受快乐童年的权利。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于一个每天都要忍受治疗痛苦的敏感小男孩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

1874年9月，威廉不顾老皇帝的强烈反对，与弟弟海因里希、欣茨佩特和军事主官冯·戈特贝格搬进了寒酸至极的卡塞尔“王府”，以便进入附近的弗里德里希高级中学（Lyceum Fridericianum）七年级就读。欣茨佩特这场“缺乏流程设计的教育实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逼迫他的学生彻底转变性格。通过绝对的严厉、铁一般的纪律和毫不留情的竞争，威廉应该被培养成一个勤奋和尽职尽责的人，作为一个王子会犯的“立场错误”和“成长中的内心矛盾”都应该被克服。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威廉都要用功读书，连星期六也不例外：每周有19个小时的希腊语课和拉丁语课，6小时数学课，3小时历史课和地理课，3小时德语课和2小时英语课，从1875年开始还有2小时法语课，之后还加了2小时物理课，除此之外还有必修的宗教课。与那些也许更适合一个现代君主学习的课程相比，对威廉的教育重点显然放在了学习古老的语言上面。对“这种僵化守旧和枯燥乏味的”教育体系，他发了一辈子牢骚。

和欣茨佩特一样，卡塞尔高中的其他老师也对威廉的成绩感到失望。最近有人发现了多篇威廉八年级时写的德语作文，随处可见各种拼写和语法错误，被打5分的不在少数。他最喜爱的德语课尚且如此，就更别说其他课程了。欣茨佩特想要改变威廉性格的教育目标也完全没有实现。在卡塞尔就读期间，这个学生的“平庸”和“不成熟”、他“令人惋惜的自我满足与安于现状”、他“冒失和傲慢的本性”，以及他近乎病态的自恋倾向，都让欣茨佩特大为吃惊。1876年，欣茨佩特退休回到了比勒费尔德，在回顾他作为未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的老师的这十年光景时，他又一次“害怕得喊出了声”：“我要是更聪明一些的话，早就应该悄悄回到我那些可爱的苹果树或桃树下上吊了，连这都比与一个性格如此扭曲的人做无谓的斗争强。”

回溯威廉二世的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为了治疗产伤，威廉二世从小就必须试验各种医疗方案，这给他年幼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他那骄傲的母亲不但没能给予她的第一个孩子（即使出生时身体有缺陷）足够的爱，反而还指望一个老师能通过严格的教育在学业上弥补他身体上的残疾——为威廉特别制定的教育计划显然对他要求过高，其目的就是阻止他自作主张地想要起来反抗——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威廉日后成长为一个越来越自大、盛气凌人、爱大声取笑别人、内心无比冷酷的君主，谁见了他都会像他父母和老师欣茨佩特那样，吃惊地发出害怕的喊声。威廉二世的人格构成很早就展露无遗，他大力颂扬实行专制统治的霍亨索伦王朝所取得的战绩，而摒弃他英国母亲所崇尚的、以和平为导向的世界公民理想。另一方面，正如欣茨佩特认识到的那样，威廉二世极度渴望得到爱、赞扬和恭维，沉迷于幼稚的游戏、愚蠢的把戏，特别是男性圈子的粗野玩笑而不可自拔。他的性情摇摆不定，而且极度感情用事——他缺乏“中间的声音”，即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他听不进去反对意见，一旦殷切的希望落了空，他就会做出近乎病态的反应，有暴力倾向地大发脾气，偶尔也会表现出沮丧和无助的情绪。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后来威廉二世奉行君权神授的绝对军事统治，身边围绕的全是身材高大的军队将领和讲英语的海军上将，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此。然而这样一个统治者又非常容易听信宠臣的私下进言。威廉二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从而导致他和父母、俾斯麦、德意志帝国内部雄心勃勃且势头不可阻挡的民主势力之间，乃至德国和作为维持当时欧洲国家秩序稳定的海洋霸主英国之间，都产生了罅隙。

4 同父母的矛盾

经过了痛苦折磨的治疗和欣茨佩特的教育实验后，在波恩大学（1877～1879年）就读的威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之后在波茨坦卫兵团（Postsdamer Guarderegimenter）的军官生活更让他仿佛置身天堂。他扛过来了！他受到了博鲁西亚军团（Corps Borussia）中贵族大学同窗的追捧，他的战友和上级都极力讨好他，这位年轻的皇位继承人完全被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新氛围感染了。身为霍亨索伦家族的王子，威廉的晋升之路也一帆风顺：1880年任陆军上尉，1883年任第一兵团指挥官，1885年就成了陆军上校和骠骑兵团指挥官。他日后回忆说，波茨坦是他的“福地（el dorado）”，他在兵团战友中间找到了家、朋友和爱好——这些都是他之前一直缺失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没有人理解我”。母亲对威廉“像火一样热情地”投身军队深感惊讶。她认为他的“沙文主义和普鲁士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可怕到了一定地步，他的粗暴态度让我时常感到非常痛苦”。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在1883年震惊地发现，“威廉王子居然年纪轻轻就变成了一个固执的容克和反动分子”。当时，威廉的许多看法已完全背离了他父母想要灌输给他的启蒙教育理念。

为了多少保住自己对儿子的影响力，威廉的母亲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结婚对象上。她劝威廉不要娶他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表妹伊莎贝拉（昵称：Ella），可能是因为她姐姐爱丽丝——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夫人的家人得过血友病（一种致命的家族遗传性血液病）。她建议儿子在参加过1864年普丹战争的弗里德里希·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森讷堡-奥古斯滕堡（Friedrich von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公爵两个较年长的女儿中选择一个结婚，以达到与英国王室亲上加亲的目的。不过柏林宫廷方面认为这样的婚姻不对等，首先就会遭到皇帝威廉一世的强烈反对。1881年2月27日，威廉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Auguste Viktoria）（昵称：多娜）公主在柏林城市宫教堂举行了隆重婚礼。然而事实上，威廉既没有如父母所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即使他和妻子生育了6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没有怎么享受到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威廉的妻子并没有代表自由主义亲英派与保守的柏林宫廷党抗衡，而是扮演了一个固执呆板、严肃正统又很保守的生活伴侣角色。对于未来王后和皇后的新身份，她又敏感得近乎病态。在之后的几年中，威廉曾向一个朋友哭诉：“她这个人虽然不坏，但我实在是受不了……她总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和所有人相处时都特别拘谨……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身为狂热的骠骑兵指挥官，威廉也并未受到这段具有基督教和市民阶层双重色彩的婚姻在风俗习惯方面的任何限制。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他就同阿尔萨斯的埃米莉·克洛普（Emilie Klopp）交往，还亲切地称呼她为“爱小姐（Miss Love）”，之后将她作为情妇安置在了波茨坦。因为握有与威廉的交往书信，“爱小姐”假装怀了威廉的女儿，并向他敲诈一大笔钱——俾斯麦最后买下了威廉与她的所有情书，还拿里面一些古怪露骨的情话来嘲笑威廉。后来威廉又和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去了维也纳老鸨伍尔夫开的妓院，在那里结识了埃拉·佐默茨西（Ella Sommssich）和安娜·霍姆拉什（Anna Homolatsch）两个女人，也都向她们支付了“分手费”：埃拉给威廉二世当了多年的情妇，安娜则给他生了个女儿。第四个和威廉二世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是离异的魏德尔女伯爵，名叫伊丽莎白·贝拉尔（Elisabeth Bérard），可惜她没有好好保存威廉二世寄给她的情书，终生都处在宫廷密探的监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二世的亲笔书信在德黑兰公之于众。这些信件被翻印在德国的马路小报上，白纸黑字，有据可查。

由此可见，与多娜的婚姻既没有改善威廉与父母的关系，也没有如父母所愿地改变威廉的政治立场。相反，直到父亲罹患绝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与父母爆发了多次激烈的争吵，因此他逐渐养成了用威胁的方式“谋权”的习惯。他母亲哭诉说，她简直“为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操碎了心，也耗尽了自己的时间与爱”，如今他又夸耀说，“他就要成为他祖父和俾斯麦亲王面前的红人了”，而且表现得就好像他指挥得动那帮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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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动的十字报党人（Kreuzzeitungspar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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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她认为儿子“目空一切、自命不凡、爱慕虚荣、放肆无礼，而且愚昧至极！”父亲也没少为威廉“自私自利的本性”大动肝火，觉得“威廉简直愚蠢到了不可估量且可怕至极的程度”，“他完全不具备一个王侯应有的才干和处世之道”。威廉的父亲甚至公开批评他是一个不成熟且没有判断能力的人。这些评价表明，威廉的父亲当时已经对他的行为举止心生惧意了。

事实上，在极端反动分子、战争迷和反犹太主义者——副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伯爵的怂恿下，年轻的威廉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父母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被越过，或者至少是在促使父母离婚方面做了不少努力。1884年夏初，瓦德西断言，“让威廉异常愤怒的是，他逐渐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变成普鲁士王妃，她仍然是个英国人，不光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是英式的，她的思想尤其是政治主见，也是亲英的。他对母亲有意维护英国的利益，并为反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积极奔走这件事心知肚明！他太热爱普鲁士了，这种病态的情感往往让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火暴脾气”。就连公认消息灵通的外交部枢密顾问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也注意到，威廉发表意见的方式好像确实受了他母亲对他“思想监禁”的影响。

在他崇拜的祖父的支持下，威廉越来越认为他应该扮演那个被他“失职的”父亲视为本分的角色。1884年和1886年，年轻的威廉分别前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并在出访期间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向他的父母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舅舅威尔士王子（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公开发难。威廉时年55岁的父亲，也就是当时德意志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对此感到非常耻辱。在写给沙皇的密信中，威廉继续抹黑他的父母、英国王室和英国政策，他还抢在当时一揽大权的俾斯麦前面，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封电报（“威利—尼基电报”），结果导致后来历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的外交政策全都受到了阻碍。为了激怒父母，威廉在1886年年底又跑去俾斯麦长子赫尔伯特领导下的德国外交部，一通指手画脚。

可想而知，在霍亨索伦家族内部尖锐矛盾的冲击下，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与实行议会制统治的北欧、西欧和南欧国家渐行渐远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也是理解之后德国经历种种灾难的关键因素之一。威廉临近即位时的思想状态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战争的狂热，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对议会、政党，甚至民众的蔑视。“必须摧毁不列颠”是他的信条，后来他又热衷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德意志舰队。同时他强调，也必须“摧毁巴黎”。瓦德西1887年1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威廉“当然非常好战，希望很快就能打一仗”，他对此颇为满意。在这位元帅的影响下，威廉也将打击俄国列入了军事计划。俾斯麦在1888年气愤地说：“这个年轻人想和俄国开战，还想越快越好。”不仅如此，威廉还在帝国议会上对犹太人、天主教中央党（Die katholische Zentrumspartei）、以西欧自由思想为主导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破口大骂，他写道：“希望带着刺刀和军鼓的精锐部队士兵赶快把德国清理清理！”

5 1888年“三帝之年”和即位

1887年3月22日，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90大寿。7天前，医生卡尔·格哈特（Karl Gerhardt）教授在威廉父亲的左声带上首次发现了一个小肿瘤，并进行了烧灼处理，后确诊为喉癌。突然之间，德意志帝国的皇位可能短时间内面临二次更迭，甚至威廉一世也有可能直接传位给孙子威廉二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切事务都必须重新考虑并加以安排。不仅俾斯麦和瓦德西这样想，就连威廉父母忠实的拥护者，比如帝国首相候选人弗朗茨·冯·罗根巴赫男爵（Franz Freiherr von Roggenbach）也认为，很难想象要让一个罹患癌症、随着病情发展会失声，而且日渐衰弱的太子加冕即位，更别说如果他的“英国”妻子想方设法（比如通过制造性丑闻）离开了他，情况会怎么发展。他们的儿子威廉则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他的好战和反动倾向仿佛为宫廷内部的军事和保守势力筑起一个堡垒，激起了他们对威廉的父亲继承皇位一事的反抗。毕竟他一旦即位，其统治可能影响他们长达数十年。

有了威廉一世、宫廷党、瓦德西和俾斯麦集团的支持，威廉更加肆无忌惮地对父母施展阴谋诡计，何况他还坚定地认为，必须要避免他来自英国—科堡一方的母亲掌权，不能让母亲“愚蠢的人道主义”和“非德国的”宪制思想影响具有普鲁士军国主义特色的君主统治原则。经过巴特埃姆斯（Bad Ems）、怀特岛（Isle of Wight）、苏格兰高地、蒂罗尔（Tirol）阿尔卑斯山地区和巴韦诺（Baveno）一路辛苦的旅程，威廉的父母1887年11月起在意大利里维埃拉（Riviera）的圣雷莫市（San Remo）留了下来，想要通过这种表面上的乐观打消人们让威廉的父亲放弃皇位的想法。由于90岁高龄的皇帝随时可能去世，而“脖子动了手术的”威廉的父亲又在意大利休养，1887年11月17日颁布的最高内阁敕令将威廉任命为代理皇帝。威廉的父亲对此失望透顶，几周后，帝国内阁再次置他明确的指令于不顾，提拔威廉为元帅，并将他从波茨坦调任柏林，处理他此前很少涉及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内部事务。

当时，威廉的父亲的喉癌诊断已经基本确定。医生建议切除喉头，虽然这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痛苦，但是至少有机会挽救生命。1887年11月11日，威廉的父亲不顾妻子的劝说拒绝了这个建议，此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到了1888年2月9日，弗里茨·古斯塔夫·布拉曼（Fritz Gustav Bramann）不得不切开威廉父亲的气管来维持他的生命。从威廉写给密友奥伊伦堡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关注自己父亲痛苦经历的同时，对母亲和那些英国医生的厌恶之情是何等强烈：“我那苦命的父亲啊，围绕在他身边的尽是谎言、诡计和密谋，他一次次地失望，现在又经历了长达11个小时的惊险手术。在如此的痛苦面前，他表现得那么英勇无畏……这些到死都怀着种族仇恨和反德意志思想的英国人……这帮像撒旦一样的老家伙……他们的无能和恶意几乎要了父亲的命！”威廉1888年3月2日前往圣雷莫，试图决定父亲的后续治疗问题，而父亲连儿子的面都不见，只是写信告诫他千万不要插手。

3月9日，当威廉有关老皇帝去世消息的电报抵达圣雷莫前，病入膏肓的父亲就已决意返回柏林。他以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身份踏上归程，回到柏林后就住进了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er Schloß）。即位仅99天后，威廉的父亲再次将皇位传给威廉。凡是见到奄奄一息、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帝的人，都认为他应该退位。至于为什么不早点让儿子即位，恐怕只有从他和母亲之间很深的矛盾及恶劣的母子关系角度才解释得通。1888年4月12日，威廉在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中说：“我根本无法描述过去8天我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光是想想就觉得可笑！我的家族曾经多么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可想而知，当我看到它堕落的样子，会感到多么难堪！……一个英国公主玷污了我的家族纹章，还把德意志帝国推到了毁灭的边缘，我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威廉担心，父亲身边的这个“英国”皇后会借助她背后的自由党势力和犹太人支持者，把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像“老古董”一样埋进土里，然后学习西欧推行议会制。不过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反对威廉母亲的势力太强大了——俾斯麦集团、宫廷党、军官团和政府管理部门无一例外地都支持年仅29岁的威廉。对他们而言，威廉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他们都殷切地期待威廉即位的那一天早点到来。当时的皇帝像一具骷髅似的躺在病床上发烧，不时地剧烈咳嗽，痛苦地咳出大量脓痰。1888年6月1日，皇帝乘船从夏洛滕堡宫转到波茨坦新宫（Neue Palais）。没过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了食管，皇帝的病情迅速恶化，于1888年6月15日上午11点30分去世。与此同时，威廉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总主教（Summus Episcopus），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他即位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骠骑兵在宫殿周围拉起一道封锁线，以防止母亲将她的文件（这些文件当然早就存放在温莎城堡中了）偷偷带走。这明显表示皇帝威廉二世根本就不打算实行符合工业社会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的政体，而腓特烈二世时代的、以君权神授思想为主导的君主-军国主义“个人统治”才是他的理想。

[1]
德语Junker的音译，意为“地主之子”或“小主人”。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

[2]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1848～1939年间发行于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国的报纸，因报头印有标志性的铁十字而被称为《十字报》。该报持保守倾向，主要读者为贵族、军官、国家公职人员、外交官、实业家等，为普鲁士保守党的重要宣传媒介，因而反对革命的极右保王派也被称为“十字报派”或“十字报党人”。

第二章 生不逢时的独裁者（1888～1900年）

1 君权神授并无止境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不过是从91岁的老皇帝直接传到了他29岁的孙子手中。然而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1888年“三皇之年”前后却隔着一个世纪鸿沟。可以肯定的是，威廉二世的母亲对共和制的笃信在某种程度上超前于她身处的时代，在俾斯麦再次成功巩固了的“君主个人统治”体系内，她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同时，年轻的威廉二世所秉持的、用来对抗父母的君主统治思想，却根植于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个时代。俾斯麦也喜欢吹嘘说，自己维护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统治免受议会制破坏，避免了德国皇室像英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比利时一样堕落成为“自动的签字机器”。1888年皇位发生二次更迭后他一定立刻认识到，他对“君主统治原则”的捍卫不仅是他个人权力的基础，也决定了他将如何从内到外建设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无视欧洲国家在实现宪制方面的努力，以及延续几百年的立宪成功经验，这使得专制统治、拜占庭式的任人唯亲和过度的军国主义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宫廷内畅行无阻。同时，俾斯麦眼中的“君主个人统治”无异于一个合法的虚构之物——威廉二世按照字面意思，将君权神授的统治思想理解为对他个人统治的合法化。

威廉二世对于他皇帝和国王身份的想象简直让人头晕目眩，他认为自己是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中间人：他接收神的旨意，作为“神与人的纽带”，他有责任向他的子民解释神对每一条批评意见的看法。他严肃地声称，像他这样接受过加冕的统治者天生拥有一双“通神”慧眼，普通的政治家则没有这种能力。那些被宪法和议会限制住了权力的君主活该被轻视。“我习惯了别人听命于我，”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前不久威廉二世曾经这样说，“皇帝说的话既不该被曲解也不能过分解读。”在威廉二世无数次的演讲和他以军姿手握元帅杖、目光挑衅的肖像画中，他对权力近乎专制主义式的要求表露无遗。威廉二世自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过问的。在尼采和易卜生宣布皇帝去世之际，不仅是德国公众，就连德国以外的人都对威廉二世这种与时代不符的行为举止深表震惊。荷尔斯泰因表示，“这位统治者引发了全世界的恐慌”。甚至霍亨索伦家族内部也有人私下里议论说，威廉二世生晚了，他其实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人。

老皇帝威廉一世在位时，俾斯麦不管怎样最后总能达成自己的意愿。随着行事鲁莽的皇孙——威廉二世即位，在君权神授思想的浸染，以及像瓦德西一样有野心的将军和像奥伊伦堡一样狂热的唯美主义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事情将会很快朝着其他方向发展。威廉二世与时年75岁、常年手握大权的帝国首相俾斯麦亲王展开权力争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 俾斯麦下台（1889～1890年）

警报其实在威廉二世即位之前就已拉响。1887年11月，这位霍亨索伦王子就已经同俾斯麦决裂了。当时威廉参加了在瓦德西府邸为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尔克（Adolf Stoecker）的“基督教-社会（christlich-sozial）”（即反犹太主义）城市布道团举行的一场集会，俾斯麦感到有必要批评威廉，认为他与普鲁士十字报党反对派人士站在一起尤其不符合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威廉听后随即起草了一份撤销俾斯麦“德意志帝国亲王”头衔的文件，想要在他即位时给他的“同僚们”看。这样，俾斯麦这个“老叔叔”也能听命于自己——这个“君权神授”的皇帝了。“必须予以回击！”威廉以他在波茨坦当近卫军团少尉时惯用的口吻说道，这样的说话方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俾斯麦看到那封威廉亲笔写的公函后错愕不已，顺手就把它给烧了。

威廉不仅对俾斯麦构建德意志帝国的联邦制基础提出质疑，更糟糕的是，他还暗中破坏俾斯麦推行的和平政策。从1887年秋天开始，还是普鲁士王子的威廉就以副总参谋长瓦德西领导下的好战派代言人自居，积极怂恿德国立即与俄国和法国开战。1887年12月17日，他居然出席了老皇帝身边元帅们召开的、关于发动进攻战的“作战会议”。俾斯麦在1888年5月气愤地抱怨说：“这个年轻人想和俄国开战，而且可能说干就干。我不会参与这件事。”威廉二世即位4周前，俾斯麦曾大声疾呼：“我的孙辈们可倒了霉了！”

虽然有这些不好的预兆，威廉二世在1888年6月15日即位后还是暂时改善了自己同俾斯麦一家的关系。为了不给这个年轻的君主“添麻烦”，俾斯麦搬回了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即俾斯麦位于波美拉尼亚省瓦琴（Varzin）的庄园。除了短期公务需要往返之外，俾斯麦直到1890年1月24日才回到柏林居住。在他离开柏林的这18个月中，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时年39岁的长子赫尔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伯爵一边要通过公函向威廉二世汇报，一边还要给父亲发电报陈情，几乎每天如此。让赫尔伯特这样一定程度上不乐意和人交往的人去皇帝身边谄媚讨好，这其实暴露出“俾斯麦体系”的根本性弱点：能否成事，最终由能否取得君主的“最高信任”决定。俾斯麦在这一时期做了不少违心的决定，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已。然而像这样策略性的处理，又能维持多久呢？瓦德西继续煽动对俾斯麦所提“与俄国交好”政策的不利言论，并且不停地对威廉二世说，要是俾斯麦这样的大臣总在身边“监护”着他，他就永远也成不了第二个“腓特烈大帝”。威廉二世的一番话也在十字报党圈子内流传：“再给这个老家伙一年的喘息时间，然后我就独揽大权。”

这时，出现了一个本来微不足道的人事问题，它却像远方天空中的一道闪电，预示着坏天气的来临。1886年5月，威廉在东普鲁士的一次狩猎中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菲利普·奥伊伦堡-赫特费尔德伯爵，此人当时还只是普鲁士派驻慕尼黑的一名普通外事秘书，在施坦尔贝格湖边过着无忧无虑的艺术家生活。第一次见面以后，这两位男士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奥伊伦堡是诗人、歌唱家、作曲家、唯灵主义者和慈爱的父亲，此外还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他爱上了年轻的威廉，给予了他无条件的爱和赞美。正如欣茨佩特所说——爱和赞美是威廉二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的东西。1888年秋天，威廉二世即位后不久，就要求赫尔伯特·冯·俾斯麦提拔他这位“最好的朋友”去当驻慕尼黑公使。俾斯麦首相对此深感震惊，这清楚地表明，俾斯麦对国家的理解与威廉二世所代表且要坚决贯彻的个人统治风格有着本质不同。俾斯麦警告说，如果作为国家代表的公职人选由皇帝的个人喜好来决定，那么这个国家的大臣就会逐渐降级变成与王室内阁顾问类似的角色。这关乎俾斯麦无法妥协的重要原则性问题。赫尔伯特向俾斯麦报告说，如果皇帝独宠菲利普·奥伊伦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待在宫里，而不是插手国家事务。俾斯麦之前的预言也彻底成为现实：随后的几年中，威廉二世皇帝在奥伊伦堡的辅佐下实现了个人统治。德意志帝国的各个大臣逐渐沦为君王的傀儡，连帝国首相也不例外。

1889年5月起，皇帝和首相之间累积的矛盾越来越多。受在比勒费尔德的欣茨佩特的启发，威廉二世介入了当时鲁尔区爆发的矿工罢工事件。5月12日，他突然“非常激动地”闯入普鲁士国务部正在进行的会议，并声称自己反对俾斯麦推行的政策。“工人是他必须关心的臣民。”不久之后他分别接见了由雇主和雇员组成的代表团。在这段恼人的插曲过后，俾斯麦意味深长地抱怨说，“这个年轻人”对“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理解只有他拥有的所谓权力”，必须有人给他解释清楚不可，免得他老这么“慌慌张张”的。然而说总比做容易。不到一个月，威廉二世又以尖刻的命令口气禁止俾斯麦向俄国放贷，因为瓦德西欺骗他说俾斯麦的犹太人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在其中有不正当的金钱交易。1889年夏天，威廉二世开始了第一次“北国之旅”，奥伊伦堡同行。瓦德西极力让皇帝相信俾斯麦已经彻头彻尾地“被犹太人同化”了，德意志帝国的政策走向就要由犹太人说了算了！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瓦德西强调，对俾斯麦而言“显然那些肮脏的金钱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的确非常可怕：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内政外交政策。”“首相完全信任这位布莱希罗德先生。”而让人担心的是，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听信了这些闲言碎语。在俾斯麦遭遇解职危机的最后阶段，瓦德西的凭空捏造起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廉二世越来越自信地对俾斯麦提出的所有内政外交政策表示质疑，围绕他组建的一个秘密的“男人帮”顾问集团也是如此。除了瓦德西和奥伊伦堡之外，威廉二世的叔叔——弗里德里希·冯·巴登大公，巴登驻柏林公使、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男爵（Adolf Freiherr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和颇具影响力的外交部枢密顾问荷尔斯泰因也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威廉二世的老师欣茨佩特继续在幕后扶持他，外交部殖民事务局负责人、精通社会政治学的保罗·凯泽博士（Dr. Paul Kayser）也是威廉二世的幕后军师之一。虽然俾斯麦已经感觉到了身边有探子和奸细，但直到最后也不知道在背后指使皇帝和他作对的人究竟是谁。

目光敏锐的荷尔斯泰因曾大力劝阻威廉二世，不要将首相危机提早推上风口浪尖。如果俾斯麦愤而辞职，整个国务部可能一起辞职。此外，1890年1月马上要进行帝国议会选举，绝不能出现让与俄国、法国开战一事失去控制的危险。枢密顾问提醒威廉二世：“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会爆发。”议会选举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年轻的皇帝可能“不得不在缺了俾斯麦的新内部矛盾中继续执政……与法国和俄国一起成为旁观者”。为了避免敌对势力在这场像内战一样的混沌争斗中乘虚而入，并通过流血破坏皇帝威廉二世的政治信誉，荷尔斯泰因要求奥伊伦堡和其他幕后操纵者阻止皇帝在内政外交中实行示威性的方针路线：他必须要在帝国议会维护由“维系国家”的保守党—民族保守党—民族自由党联盟所取得的选举胜利，并巩固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的三国同盟。

不过皇帝的密友们很快怀疑，俾斯麦为了让自己显得不可或缺，并将皇帝“逼得走投无路”，会在两种情况下与威廉二世大唱反调：他想在选举前夕破坏保守党—民族保守党—民族自由党联盟，同时通过进一步亲近俄国来吓唬德国的可靠盟友奥匈帝国。在由此产生的“混乱（Tohuwabohu）”（威廉二世的说法）中，俾斯麦将一步步掌握控制权，并永远摧毁皇帝的希望。威廉二世和他身边的秘密集团将俾斯麦首相生涯最后9个月中使出的所有“招数”——对向天主教中央党靠拢一事的犹疑、在《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问题上对联盟党坚决不让步、拒绝继续推行社会改革、以政变为方式的“思想实验”和军事改革大提案——解释成了为“将死”皇帝、建立一支属于“俾斯麦王朝”的宫廷大臣队伍而耍的诡计和花招。双方在权力斗争的最后阶段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俾斯麦想要努力（除了利己的动机之外）阻止威廉二世——那个年轻的、自命不凡的、情绪不稳定的、容易受不可控因素影响的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在德意志帝国实行个人统治；皇帝的“顾问团”则坚信，只有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才能给普鲁士-德国带来幸运和福祉。

1890年2月4日，皇帝威廉二世违反宪法规定，在未经帝国首相俾斯麦同意的情况下颁布了社会政策法令（俾斯麦坚决反对此法令）。保罗·凯泽博士兴高采烈地说，私下向皇帝提案的正是自己：“好戏还在后头”，新闻媒体“会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惊叹不已，就好比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在云开雾散后被明亮的山谷弄得目眩神迷一样”。瓦德西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好像皇帝终于做了一回主，成功地压制住了俾斯麦一样。”在威廉二世的幻想中，私自颁布社会政策法令，以及不顾俾斯麦的强烈抗议召开劳工保护国际会议，已让他大获全胜。他相信自己可以继续这么肆无忌惮地同俾斯麦对抗下去。

然而帝国议会的选举结果却对皇帝极为不利，看起来帝国首相的位子要再次得到巩固了。三党联盟在选举中惨败，天主教中央党的席位增加到了106个，成为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一大政党，而拥有近50万选票、以共和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SPD）成了德意志帝国第一大党。那么，此时此刻真的应该解除俾斯麦这个德意志帝国缔造者的职务，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权交到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皇帝手中吗？在皇帝阵营中，通过发动政变废除普选的呼声也很高，不过他们也认识到，实行暴力统治会让威廉二世倡导的社会政策沾上污点。更糟糕的是：俾斯麦会变得不可或缺，因而仍然会在与皇帝的权力斗争中笑到最后。当俾斯麦刚说到他提出的激进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和庞大的军事改革提案可能会让新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感到不快，皇帝的密友们便惊呼：俾斯麦走出的这一步是“整局棋里最高的一招，是将军的一步棋”。他们认为，俾斯麦想借这种挑衅和迷惑手段使社会和平、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以及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同时受到质疑。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将皇帝永远架空，进而一揽大权。

1890年3月12日，一条消息如惊雷般炸开：帝国首相俾斯麦已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温德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就进一步停止“文化战争”问题进行了谈判。有人向威廉二世告密说俾斯麦与温德霍斯特的会面是由中间人布莱希罗德促成，皇帝听闻后怒不可遏。看到“俾斯麦—温德霍斯特—布莱希罗德”这一组合，威廉二世更加确信了瓦德西很久以前向他进谏时的假说：俾斯麦要把德意志帝国秘密交给犹太人统治！从帝国首相与中央党领袖的谈判中，威廉二世仿佛看见了“耶稣会信徒与富有的犹太人并肩同行”的画面。

水满则溢。1890年3月15日清晨，柏林的威廉大街上演了最暴力的一幕。皇帝威廉二世将时年75岁高龄的俾斯麦从床上揪起来，对他接见温德霍斯特一事破口大骂。此外他还指责说，俾斯麦搬出1852年的“老皇令”，阻止皇帝在首相不在场的情况下接见大臣。因此，威廉二世强烈要求撤销此命令，但俾斯麦拒绝了。威廉二世后来又说，俾斯麦对他的态度变得“非常粗暴”，他甚至都害怕这位首相“把墨水瓶砸到他头上”。在这场激烈的争执过后，瓦德西敦促皇帝在军事内阁大臣哈恩克元帅（General von Hahnke）在场时立即将俾斯麦解职。他认为现状已经“完全无法维持下去了”，何况俾斯麦“和犹太人的关系如此密切”。威廉二世曾先后多次派哈恩克和御前枢密处主管赫尔曼·冯·卢坎斯（Hermann von Lucanus）向俾斯麦传令让他辞职，而俾斯麦终于如威廉二世所愿，在1890年3月18日递上了辞呈。但如果这时瓦德西已经认为接替俾斯麦的人会是自己，那么他必定会大失所望了：在俾斯麦递交辞呈的当天晚上，皇帝威廉二世向聚集在宫殿的军事将领们宣布，为了“彰显君威”，他“不得不向帝国首相发出最后通牒”。他会接受俾斯麦提出的辞职请求，并任命格奥尔格·列奥·冯·卡普里维元帅（General Georg Leo von Caprivi）为新一任首相。

1890年3月，威廉二世意气用事，用阴谋算计解除了德意志帝国缔造者俾斯麦的首相职务，这是他多年执政生涯中做出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决定。它拉响了欧洲各国首府上空的警报，在德国国内造成的后果则更加严重，一如荷尔斯泰因在解职危机开始时预言的那样。威廉二世的枢密顾问团蒙蔽了皇帝的双眼，他们低估了一件事：当了28年首相的俾斯麦不管在政治精英群体中，还是在德国市民阶层中，都拥有强有力的支持。“维系国家”的阶层分裂成为斗争激烈的两大阵营——一边是皇帝，一边是俾斯麦，这给威廉二世执政的第一年带来了沉重负担。为什么威廉二世把俾斯麦这个“帝国缔造者”当作管家一样打发走，而且甘愿承担俾斯麦反对集团带来的风险？8年后俾斯麦去世时，威廉二世的所作所为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扬扬得意地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真正的德意志皇帝，不管他的个性如何，他独一无二的权力由上千年的传统所赋予，而他的首相只有服从的命！”

3 个人统治的建立（1890～1897年）

对于接替俾斯麦三大要职——德意志帝国首相、普鲁士首相和普鲁士外交大臣的人选，威廉二世为什么恰恰选了卡普里维，这一直是个谜。就连他弟弟海因里希王子一开始也以为这是假消息，因为他相信瓦德西肯定是新首相的不二人选，而卡普里维最多会升任总参谋长。选择这样一位特别正直、谦逊、和政治不沾边的元帅担任帝国首相，不免让人觉得皇帝的目的是将首相的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不管是在宫廷内部，还是在保守的乡村贵族中间，卡普里维显然都得不到支持，在新选举的帝国议会中，更是没什么人拥护他。此外他完全没有外交方面的经验，换句话说也就是，他对怎样成为一名德国外交家根本一窍不通。加上威廉二世想逼赫尔伯特·冯·俾斯麦主动辞职的企图失败后，他任命了一个同样完全没有外交经验的人——荷尔斯泰因的养子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男爵主管外交事务，卡普里维在外交上就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将俾斯麦父子替换成卡普里维和马沙尔，这给德国外交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命中注定一般：1887年俾斯麦同俄国签订了有效期为3年的《再保险条约》；续签条约之时，德国政府正处在混乱的过渡期。尽管瓦德西挑起了威廉二世对俄国的敌意，但威廉二世一开始是想要和俄国继续签订《再保险条约》的，只是他转脸又不同意了。他接受了卡普里维最终的反对意见，因为荷尔斯泰因向卡普里维解释说，（因被解职而）愤懑不平的俾斯麦有可能对外公开《再保险条约》内容，这可能会危及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伙伴关系。于是在一种恐慌气氛笼罩之下，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出台了，它让沙皇俄国同法兰西共和国早一步结了盟，也让德国开始面临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

俾斯麦父子被卡普里维和马沙尔取代，绝不仅仅是人事变动这么简单。随着俾斯麦的下台，权力中心从首相转移到了皇帝身上，从威廉大街的绿书桌旁换到了宫殿里，从国家层面走向了宫廷内部。然而这种统治权的二元性，即皇帝比新上任的帝国首相拥有多得多的决定权，加大了出现危机的风险。身为皇帝、国王和军事统帅的威廉二世是庞大且富丽堂皇的宫廷中摇摆不定的中心，也是起主导作用、主要以贵族为主且等级森严的宫廷侍臣们围绕的对象。在这样的宫廷和宫廷大臣身上，很快就再也看不到旧普鲁士的简朴传统了。即便是游客，也能不费什么工夫地在德意志帝国首府找到权力中心的所在地：1888～1910年间，帝国议会批给普鲁士王室的年俸从770万马克涨到了1920万马克；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还能额外领取每年300万马克的“最高支配基金”。因为拥有60多个宫殿和价值不菲的个人财富，威廉二世成了普鲁士-德国最富有的人。相比之下未婚的卡普里维却没什么积蓄，仅靠着微薄的收入住在威廉大街77号的老首相官邸，易北河东部的大庄园主们嘲笑他是“一贫如洗的首相”。他的秘书办公室则被设在狭小的首相府中。卡普里维的年俸只有区区54000马克。1895年起，卡普里维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每年能从皇家金库中秘密领取12万马克津贴，卡普里维得知后却没有表示抗议。到了冯·比洛（von Bülow）担任帝国首相期间（1900～1909年），首相府才得到了相应的修缮，首相薪酬也才调整到了合乎帝国最高官员身份的水平。不过直到当时，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统治优势仍长期位于国家机器之上。

宫廷中存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普鲁士军国”的一大特点。随着威廉二世即位，在一名值星副官长的领导下，这股军事力量集结成了“皇帝和国王陛下的大本营”。在宫廷的军事氛围中，威廉二世得以尽情地畅想各种针对平民的军事计划。两名风度翩翩的侍从副官总是陪伴在皇帝左右，这使得身材高大的军官与年轻的皇帝发展出了一种“极度虔诚的关系”。通过军事内阁，以及皇帝1889年亲自组建的海军内阁（Marinekabinett），威廉二世对德意志帝国陆军和海军的人事政策下达指令，因此对代表海陆军官团的两大家族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此外，威廉二世还设立了御前枢密处，负责同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主管机关的公务往来。由于经常接触皇帝，这三大机构的主管在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务大臣和国务秘书的影响力。

此外，我们不能忽略的是，19世纪90年代在皇帝和首相暗地里的权力斗争中，这两名主角的性格明显不同。在接任俾斯麦这个棘手的首相职位时，卡普里维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也不愿意以威胁辞职的方式表达对威廉二世的抗议。普鲁士的8个国务大臣——甚至包括战争大臣在内——和7个国务秘书，在管理风格上，几乎无一例外不问政事，他们在俾斯麦的领导时期已经习惯了服从。人们也不指望他们会对皇帝的“权力扩张”提出多么激烈的抗议。只有当他们同心协力反抗皇帝时，才有可能迫使皇帝收回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法令。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办法仍不能长久，因为作为皇帝和国王的威廉二世可以不断将不服从他的大臣解职，并用“听话的人”取而代之，而且他也的确这么做了。

和这个“负责任的政府”根本上的顺从姿态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威廉二世显得自信而精力旺盛，简直可以用狂躁来形容！在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过程中，威廉二世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他对“个人统治”的要求人尽皆知。还没即位时他就威胁说：“等我掌了权，咱们走着瞧！”1891年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一次讲话中宣称，自己是帝国唯一的“主人”，他的眼里容不下任何人。他在慕尼黑市的贵宾签名簿中写到，国王的意愿就是最高法律。他大声疾呼：“我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它会继续指导人们前进的方向。”“毋庸置疑的是，我还会带给你们美妙的时光。”他在19、20世纪之交宣布：“我是德国政策独一无二的决定者，无论我身在何方，我的国家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威廉二世总是提出诸如此类不合时宜的权力要求，使得人们会非常严肃地质疑他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奎德（Ludwig Quidde）1894年撰写的文章《卡里古拉》（Caligula
）就深得人心，因为他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威廉二世是“自大狂”（Cäsarenwahnsinn）。维也纳流传的一个笑话说，威廉皇帝想要在每次打猎中当鹿，在每次婚礼中当新娘，甚至在每场葬礼中当死人！

对于皇帝过高的统治要求，“后俾斯麦”时代的首相、大臣和国务秘书都无法反抗。威廉二世通过最恶毒的辱骂来压制他们。他常把自己所谓的处世宗旨挂在嘴边，显得充满攻击性。“你们什么都不懂。只有我知道该怎么办，也只有我才能作决定。”他甚至骂战争大臣和军事内阁大臣“你们这些老蠢驴”。“外交部？”他轻蔑地说，“那又怎么样？我就是外交部！”他觉得整个威廉大街都被他这些“像屎一样的”外交官臭翻了天。当然，他要亲自任命符合他心意的外交官。直到1912年他仍固执地认为，“我只让我信任的、听我话的、执行我命令的人到伦敦去当大使”。

由于皇帝对权力的欲望如此之大，随着19世纪90年代危机渐起，那个“负责任的政府”放弃了对威廉二世“个人帝国”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1892年卡普里维便辞去了普鲁士首相一职，继任者是顽固保守党人博托·奥伊伦堡（Botho zu Eulenburg）伯爵（菲利普的代表），卡普里维继续留任帝国首相和普鲁士外交事务大臣。再加上威廉二世提拔博托·奥伊伦堡为普鲁士内务大臣，帝国首相的权威更是“打了对折”。在“第9次危机”之后，威廉二世出乎意料地于1894年10月同时解除了卡普里维和博托·奥伊伦堡的职务，在他的“蓝颜知己”——菲利普·奥伊伦堡的举荐下，威廉二世任命75岁高龄的巴伐利亚侯爵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为德意志帝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来自巴登的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继续留任外交部国务秘书，在帝国议会也占据重要地位。可以预见的是，笃信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与威廉大街的“南德意志”自由派之间必定会爆发矛盾和冲突。在几次粗暴的争吵过后，威廉二世在1897年夏天以绝对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这场“内斗”——其间“黑色骑士”菲利普·奥伊伦堡也没少为皇帝出谋划策。结果，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被一个唯命是从的外交官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也是皇帝“亲密朋友”奥伊伦堡提名的候选人）取代了，而且这个人从一上台就被指定为未来的帝国首相。霍恩洛厄虽然一直任职到1900年10月，但他显然已经沦为了皇帝手中的傀儡，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正如俾斯麦提醒的那样，没有了身边大臣们的保护，威廉二世遭受了公众越来越猛烈的批评。1897年，左翼自由党议员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在帝国议会公开谴责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赢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如今的大臣们究竟在哪儿？放眼望去，只看得见唯马首是瞻的宫廷侍从、得到提拔的官吏、潇洒的骠骑兵政客和党羽……德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按照‘我行我素，国王的意志便是最高法律（sic volo sic jubeo，regis voluntas suprema lex）’原则，俄国的皇帝或许可以实现终生统治，可德国民众是不会让他们的统治者长期在位的。”1899年底，里希特和中央党党团主席恩斯特·利伯（Ernst Lieber）再次在帝国议会上猛烈抨击了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与时代脱节的统治方式和他陈腐倒退的观念，使他与他的国民处在随时陷入严重冲突的境地。

威廉二世即位时所表现出来的改革热情早已被他抛到了脑后。1890年，由欣茨佩特和保罗·凯泽提议的社会政策方针作为示范性政策推出后即到达顶峰——一旦将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中剥离出来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该政策便迅速宣告失败。1891年，皇帝威廉二世在波茨坦的一次讲话震惊了全世界。他向新兵们喊话，称只要他一声令下，“你们就必须把子弹射向你们的亲人和兄弟”。他在1894年提出的“颠覆草案（Umsturzvorlage）”没能在帝国议会通过。自此以后，威廉二世不顾卡普里维、马沙尔和荷尔斯泰因的坚决反对，用发动一场废除帝国议会普选权的政变，有力地压制了“反对派”（主要指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1898年，威廉二世在演习场上发表的祝酒词中要求对一切号召罢工或妨碍工人工作意愿的人处以监禁。在他的命令下拟定的“监禁草案”也因在帝国议会被大多数人反对而遭否决。他在世纪之交夸耀说：“之前士兵没有把社会民主党领袖从帝国议会中揪出来按军法枪毙，局面就不可能会变好。”1900年柏林有轨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时，威廉二世发电报给柏林市警备司令：“我希望你们介入此事，至少抓捕500名罢工者。”1901年他提醒驻扎在宫殿附近的亚历山大军团（Alexander-Regiment），必须“像贴身侍卫一样随时做好保卫国王及其宫殿、必要时赴汤蹈火的准备”。两年后他又威胁要为1848年革命“报仇”：他要把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集中起来枪毙，不过要等他们先“好好地把犹太人和富人洗劫一番再说”。当时势头正盛的社会民主党（SPD）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帝国议会上表示，他的政党对“皇帝的为人”感到“深恶痛绝”。他断言，皇帝每次发出这样的言论，都会让工人党多赢得近10万张选票。人们再也找不到“关心社会的德意志帝国”的影子了。不过威廉二世也“暴怒”地发表过批评德国天主教的长篇大论；他在1901年写道，天主教教义是“迷信，我决定要用毕生的时间彻底消灭它”。

在教育政策和推动技术革新方面，威廉二世反而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进取心。一方面，他受专制主义宫廷文化，以及与他数百万臣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对技术进步下世界的现代化抱有实实在在的热情。他用独特的方式将这两者结合了起来。在欣茨佩特的幕后指点和威廉二世的召集下，1890年和1900年普鲁士分别召开了两次“教育大会”，指导高级中学改革工作。随后，普鲁士国立图书馆馆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也顺着御前顾问欣茨佩特教育政策的方向，为威廉二世出谋划策。在他的帮助下，1911年威廉二世创立了著名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也就是今天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这些举措被皇帝的“拥护者们”理所当然地反复强调和赞美，它们也的确值得赞赏。然而与威廉二世在内政外交上极度欠缺的统治相比，它们几乎无足轻重。

4 作为廷臣的帝国首相——耍花招的“比洛体系”（1897～1909年）

1897年夏天，威廉二世任命了两位与他性格迥异的政府高级官员，他们一方面体现了威廉二世个性中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介入了他统治中期的决策。政治上不择手段的廷臣伯恩哈德·冯·比洛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900年（正如前文提到的“早有意向”）升任帝国首相；追逐权力的专家政治论者和带有“俾斯麦风格”的战舰狂热分子——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1897年夏天被提拔为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一直任职到1916年。

比洛1893年起任大使，驻在罗马，1897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900年任帝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他的升迁之路是威廉二世的宠臣菲利普·奥伊伦堡一手安排的，可见那些年奥伊伦堡对威廉二世施加的影响力有多大。作为皇帝身边秘密顾问团的一员，菲利普·奥伊伦堡在威廉二世与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了无可争议的胜利者。这位巴登大公蛰居在帝国政治的幕后，满足于偶尔从卡尔斯鲁厄向皇帝发出提醒。总参谋长瓦德西因为大胆批评了最高军事统帅威廉二世的演习指挥，1891年被施利芬（Schlieffen）伯爵取代。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也在议会斗争和宫廷的钩心斗角中耗尽了精力。为了救卡普里维于水火之中，奥伊伦堡起初与荷尔斯泰因这位性格孤僻的枢密顾问合作紧密。然而1894年以后，这位皇帝的密友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奥伊伦堡和荷尔斯泰因首先在威廉二世应该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德国政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荷尔斯泰因对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后果提出了严重警告，奥伊伦堡则沉迷于将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付诸实践的狂热中不可自拔，不管这种“个人统治”在国家机器、议会和全体国民中遇到多大的阻力。

奥伊伦堡首先增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由于威廉二世的“宠爱”，他很快升任普鲁士驻奥尔登堡（Oldenburg）公使，然后是驻斯图加特公使，1891年任驻慕尼黑公使。1894年威廉二世任命他为驻维也纳大使。奥伊伦堡逐步将他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皇帝身边任职：他的表兄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August Graf zu Eulenburg）1888年升任宫廷总管，他的哥哥博托1892年被威廉二世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和内务大臣（见上文），1893年奥伊伦堡将他的两个密友库诺·冯·毛奇伯爵（Kuno Graf von Moltke）和阿克塞尔·冯·瓦恩布勒男爵（Axel Freiherr von Varnbüler）分别推上了侍从副官和符腾堡驻柏林公使的位置。奥伊伦堡在祝贺威廉二世提拔库诺·毛奇时说：“陛下今后会越来越发现，拥有这样一名副官是何等的幸运！一听说他能够辅佐我爱戴的陛下，我就感到心安和愉快。”奥伊伦堡、库诺·毛奇和瓦恩布勒私下里都称呼他们“爱戴的皇帝”为“亲爱的”。以“菲利（Phili）”·奥伊伦堡为核心的“利本伯格圆桌会（Liebenberger Tafelr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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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斥着这种亲密的气氛，朋友们也亲昵地称奥伊伦堡为“菲利娜（Philine）”。

威廉二世宠臣中最有才干的要数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奥伊伦堡、库诺·毛奇和瓦恩布勒一样，比洛也有同性恋倾向，同时可以为了名利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如赫尔伯特·俾斯麦所言，比洛与当时王储夫人维多利亚的朋友、离异女伯爵玛丽·冯·登霍夫（Marie von Dönhoff）的结合就像是“脱了一层皮”，从此以后他就变了个人。腓特烈三世（威廉二世的父亲）去世后，比洛便改旗易帜，向威廉二世最有影响力的朋友、未来的帝国首相（奥伊伦堡）表了忠心。然而他在1893年又态度大变，他向奥伊伦堡解释说：“你天生敏感，接受帝国首相这个帝国最高官职容易让你受到伤害，而我和你志同道合，抗压力比较强，有能力并且愿意为亲爱的陛下效劳。”当奥伊伦堡亲切地用“你”来称呼比洛时，他又这样写道：“我们的灵魂如同亲姐妹一样，都来自万物神秘的源泉。”出于对这位虚情假意的朋友的信任，奥伊伦堡继续在幕后替他规划蓝图——尽可能顺利地把比洛推到帝国首相的位子上去。1900年10月，比洛升任帝国首相，这也是威廉二世30年统治生涯中有关首相任免的唯一一次长远筹划。

比洛当然非常清楚，皇帝和他的密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在一封1896年7月23日的信件中，他吐露了心声：“将来我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首相。俾斯麦是在为自己谋权……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像是‘政府’的代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议会和陛下对着干。而我会把自己看作执行陛下旨意的工具，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他‘司令部’里的政治领袖。我将积极为陛下开启真正的‘个人统治’。”这个未来的帝国首相还预言说：“即便没有实现真正的个人统治，对于我们亲爱的陛下来说也不会是什么坏事。”

1897年7月，在从罗马返回柏林接管外交部的途中，比洛与他的恩人奥伊伦堡在法兰克福火车站见了一面。作为威廉二世的“危机公关员”，奥伊伦堡提醒比洛，他是皇帝手中“最后的王牌”，并将一张便条塞到他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陛下习惯了把所有事情都看成针对他的人身攻击。只有充满人情味的阐述才能给他留下印象。他好为人师，却不情愿接受指导。他不能忍受枯燥和无聊；迟钝、死板和太细致的人会激怒他，这样的人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陛下想要引人注目，一手包办和决定所有事情。可惜他想自己干的事，往往最后都走了样。他热爱名誉，有野心，嫉妒心还强。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个想法，必须表现得好像这个点子是他想出来的一样……千万不要忘了时不时地夸赞他。如果没有经常得到赞扬，他就会从夸夸其谈变得闷闷不乐。如果你想要陛下听取你的每个建议，那么就不要错过应该夸奖他的时机。多亏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就像一个聪明的好孩子。如果你在应该夸他的地方继续沉默不语，他就会记你的仇。我们两个人都要小心把握好恭维他的尺度。”于是，俾斯麦下台7年后，“比洛体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正式拉开了帷幕，它充其量只能作为皇帝和首相之间一种不可靠的妥协，而且显然蕴藏着做出无法收场的错误决定或者闹出丑闻的风险。

“比洛体系”是奥伊伦堡裙带关系制度化的延续。比洛承认：“如果我不经常（口头和书面）维系与陛下的感情，那么这种辛苦的依附关系就会出问题。”在与威廉二世的日常交往中，比洛也像有奥伊伦堡在场一样注意拿捏“谄媚的程度”。不管我们现在看来，还是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比洛搞的都是拜占庭式阿谀奉承的那一套，而且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位御前大臣气愤地发现，为了不遗漏皇帝下达的最高指令，比洛居然在他的衬衣袖口处做笔记。俾斯麦下台10年后，德意志帝国首相实际上降级成了廷臣。

比洛的目的显然是在“宫廷游戏”和风趣的闲聊中让威廉二世形成自己的政策。他还想通过与善变的皇帝保持密切联系，避免皇帝在决策上出现后果严重的失误。可在这方面他绝不可能总是成功：1900年7月威廉二世就发表了一场血腥味十足的演讲，他在讲话中要求德国水兵要像匈人一样对中国人格杀勿论。此外，比洛还必须小心地避免这种“至高无上的信任”可能对他造成的威胁。他曾经说：“凡是没有实现可能性，反而会让陛下对我产生不信任的建议，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而他建立的体系也验证了这一点。在这个专横、坚持要自己决定内政外交政策的皇帝与“小比洛”（威廉二世对比洛的昵称）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状态下，事后根本看不出来是谁说服了谁、做了什么决定，另外，比洛为了不损害彼此的和睦，又频繁地违背良知做出妥协和让步。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比洛体系”耍的把戏糊弄不了德国民众，也满足不了20世纪初充满敌对气氛的世界形势对德国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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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的密友圈，得名于奥伊伦堡伯爵的私人地产利本伯格宫（Schloss Liebenberger）。威廉即位前已常在该处打猎、会友。

第三章 不着调的世界政治家（1896～1908年）

1 欧洲的挑战：世界政策和炮舰政策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很快就认识到，他主导的三次统一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已经达到了欧洲国家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并同时鼓励其他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俾斯麦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这些国家的竞争焦点从德国转移到了国外和其他存在利益之争的地区。对于年轻气盛、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看重声望而且情绪容易波动的威廉二世来说，他完全不可能如此冷静和克制。由于他非常崇拜祖辈统治者［首先是“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其次是腓特烈大帝和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他决心将他的权力从俾斯麦长年的“独裁统治”中重新夺回来。此外，威廉二世对昔日的霍亨索伦英雄抱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领导普鲁士-德国变得更加强大。1897年3月22日借祖父百年诞辰之机，威廉二世宣称，俾斯麦和陆军元帅毛奇伯爵只是他祖父的“小跟班”，扩大普鲁士疆域的不是他们，而是“威廉大帝”——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他自己也打算将德意志帝国变为统一欧洲的核心。

威廉二世仿佛喝下了一杯由祖先崇拜、君权神授、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混合而成的毒酒，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工具，肩负着引领德意志民族——像盐之于地球不可或缺那样——走向辉煌时代的使命。威廉二世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上帝的意志决定了在受冕为王的统治者领导下一个民族的兴衰。“女性化的”拉丁人和斯拉夫人是人类的退化，而人类的未来只属于“男性化的”、信奉新教的日耳曼人。1905年3月22日（威廉一世诞辰），威廉二世在庆典上再次宣布要在不来梅为他的父亲竖立一座纪念碑：“我梦想中的世界帝国应当包括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它应该首先得到四面八方的绝对信任，就像一个安静、真诚又友好的邻居那样。而且，当人们有朝一日谈论起历史上的德意志世界帝国或者霍亨索伦世界霸权时，它也不应该是通过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或民族产生的，而应该是建立在有着共同目标且相互信任的国与国基础上的。”威廉二世在即位后不久就向他的好朋友奥伊伦堡谈到过所谓和平的“德意志使命”：“我希望欧洲能逐步看清我政策中的基本思想：和平统治——一种拿破仑式至高无上的统治权。”1894年2月，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国务部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要通过军队和欧洲的贸易政策得以彰显。”1895年7月，他向瑞典和挪威的王储保证：“我的全部心力和我对制定政策的全部思虑都是为了将全世界，特别是全欧洲的日耳曼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回溯历史，从威廉二世如此“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中也看得出来，几十年来他的核心思想一直是在德国领导下，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欧洲大陆联合起来。然而德国在欧洲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是否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俄国和法国已经在1894年结成同盟，而“海洋帝国”英国最后也会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证自身独立和存续而团结其他欧洲国家，共同抵制德国霸权。

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德国陷入众矢之的境地的危险，威廉二世还在事关其他大国海外势力范围的问题上指手画脚。威廉二世将“‘世界帝国’源于德意志帝国”奉为座右铭，1896年1月，他向布尔人总统（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比洛的反对者克鲁格（Krüger）发去臭名昭著的祝贺电报。他冒着插手南非事务和与英国开战的风险，不以为意地说了一句：“噢，这只是大陆上的事，不要紧！”一年后，威廉二世坚持要吞并中国的胶东半岛。帝国首相和外交部曾提醒他此举恐怕会损害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不顾这一警告并声称：“从现在开始，我决心放弃我们在整个东亚被人认为过度谨慎甚至软弱的外交政策，采取全面严酷的手段，在必要情况下用最残暴的方式让中国人知道，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是在小打小闹，与他为敌将会让他们大祸临头。”1900年，威廉二世又强行任命被讽刺为“世界元帅”的瓦德西出任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最高指挥官。

1898年秋天，威廉二世先后出访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海法、耶路撒冷、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轰动，将他奉行的“世界政策”暂时推向了高潮。和如今一样，当时威廉二世访问的这些地方都是列强和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彼此冲突的热点地区。1898年10月29日，威廉二世身着普鲁士陆军元帅军装，头戴软木头盔，骑着高头大马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路德会救赎主堂（Erlöserkirche）的落成典礼，俨然一副胜利者凯旋的模样，这必然让一直不信任他的当地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感到不安。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的出现仿佛在向人们发出警告：他已经将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整个东方都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之牺牲”——抛在脑后了。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接见了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并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诉求友好地表示，他会宣布德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家园提供庇护。他还给当时的教宗发电报称，准备接管对圣地天主教徒的保护权。此外他还宣布向伯利恒德国新教圣诞教堂提供庇护。另外，伊斯兰教也没有失去这位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厚爱”。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称赞萨拉丁是“历史上最具有骑士精神的统治者”，并声称：“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世界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帝国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同行的比洛很快意识到，这段祝酒词必定会在法国、英国和俄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三国政府都统治着数百万名躁动的穆斯林。然而比洛无权阻止这番话被公之于众：威廉二世已经把他的讲稿通过电报发给了君士坦丁堡方面。

至于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要在东方世界演这么一出，从他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他狡猾的心思。这封信于1898年10月20日从君士坦丁堡寄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如既往地没有知会帝国首相。为了促使俄国同英国开战，他在信中写道，永远不要忘了“在你我突然面临要与我提到过的那个插手别国事务成瘾的大国（暗指英国）开战时，穆斯林是我们手中一张非常有分量的王牌”。威廉二世想要煽动和动员伊斯兰世界向德国的敌人开火，最好由一位出身普鲁士的元帅担任指挥官，这种最合他意的想法一直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在当时，德国这个“迟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表面上好像成了一个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1899年，比洛向威廉二世报告说，德国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两座萨摩亚小岛，这是德国海军和德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他夸张地向威廉二世保证，此举将“鼓舞德国继续在陛下的英明领导下，走上通往世界霸权、伟大与永恒荣耀之路”。从地中海以东，经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印度，最后通往中国的陆桥首先成为威廉二世的远期目标：世纪之交，他在推动建设巴格达铁路时曾激动地大喊“我的铁路！”他同时声称，“数年来”他一直幻想着，美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有一天能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在非洲，他总是畅想有朝一日通过夺取比利时属刚果，能将德国的殖民地在中非连成片。包含荷兰和丹麦所属岛屿的加勒比海地区和之后的整个拉丁美洲都为德国海军、德国移民和德国企业主提供了大量“扩张”的机会。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向威廉二世提议，他应该把德国的触角伸向欧洲东部而不是西半球。威廉二世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别开玩笑了！那里可是俄国人的地盘。南美洲才是我们的目标啊，你这个老小伙儿！”华盛顿方面也逐渐认识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如脱缰野马般不受约束，将对美国形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建立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不过这并不妨碍威廉二世时不时地——首先在1908年与政治评论家哈勒的会见中——建议美国人一起瓜分横在美国与德国中间的大英帝国！

于是在世纪之交，在威廉二世热切的关注下，位于柏林的德国海军司令部针对德国与正在崛起的北美洲共和国（美国）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制定了军事行动预案。根据预案，德国的战舰将通过一次对波多黎各的袭击行动，挑动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与德国海军作战。开战地点选在加勒比海地区，是因为美国在纽约长岛的军事力量一时间影响不到那里。与此同时，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会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沿海地区登陆，向巴尔的摩和华盛顿推进。施利芬在1903年明确表示，要保证10万军队能从北大西洋进军，德国必须首先避免在欧洲开展军事行动。此后，进攻美国的荒谬计划就被取消了。没有什么比施利芬一针见血的评价更能凸显德国“世界政策”在战略层面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为了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与大英帝国、庞大的俄国和殖民大国法国平起平坐，德意志帝国必须摆脱俄法同盟的“钳制”，并让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保持中立。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世纪之交以来，威廉二世和他的重臣们推崇两大军事战略：一个针对西边的英国，一个针对东边的俄国，都是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问题。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为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随即“提尔皮茨计划”出台。根据此计划，德国要在1920年之前建造60艘战列舰，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巡逻待命。对于这个对海上霸主英国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计划，提尔皮茨表示乐观：为了保住海上优势，履行国际责任，英国可能不得不投入比德国新造战舰多一半的战舰来防御，长此以往英国的经济实力和人力都会抗不住。“提尔皮茨计划”的终极目标是打破英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不仅要抓住时机在与英国皇家海军（Royal Navy）在北海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还要迫使伦敦方面做出政治上的让步，即通过签订和约确定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地位（尤其是德国对欧洲的统治地位）。不过这个看似由提尔皮茨精心策划的战略存在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大大低估了英国人的决心，以及英国寻求盟友的可能性。随着英国1902年与日本结盟，1904年又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又称《挚诚协定》），英国得以收回其派驻远东和地中海的战舰。这样一来，提尔皮茨的如意算盘就落了空，因为要与结成同盟的英日法三国海军（1907年俄国加入）抗衡，德国海军不可能有胜算。然而皇帝威廉二世仍坚持加速建造战舰，并公开向英国人挑衅，称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没有底线的傲慢态度”，要求德国放慢建造战舰的速度，德国将向英国宣战。他还连声疾呼：“不行！不行！不行！”对于德国外交政策负责人比洛来说，造舰计划就像是一件铁制女士束胸，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活动自由。不过，即便有什么想法，他也永远不敢对这件皇帝最宝贝的东西提出质疑。

威廉二世这项宏伟计划最大的危险，在于给了英国人随时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中击沉德意志皇家战舰的机会，特别是当后者的规模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时。游走于这片“危险区域”时，威廉二世曾特别由衷地强调他对英国、对身为维多利亚女王长外孙与英国王室紧密血缘关系的热爱，他也嘲弄地搬出那句老话——血浓于水。1902年，威廉二世将他的计划全盘托出，他声称，“我是唯一一个还能牵制住英国人的人，要不然他们早就趁我的战舰还没造完的时候就开战了”。然而，如果英国人真的“提前”发起战争，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上将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应对呢？在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海军司令部都忙着在一项军事计划上获得这位最高军事统帅的首肯——占领丹麦和包围哥本哈根。威廉二世估计，英国公众不会接受德国强占这样一个中立小国。英国皇家海军将被迫向丹麦首都派出一支中型舰队增援，然后被等候在丹麦海峡的德国远洋舰队一举歼灭。接着英国皇家海军会将余下的舰队调往北海。直到1905年2月施利芬向德国海军司令部指出，德国海军计划派去侵略丹麦的两支舰队还要用于对法国的侵略战争，这项荒谬的军事计划才宣告流产。根据《英法协约》，德国不可能“仅针对英国一方”发动战争。

2 日俄战争和比约克岛的二皇会见（1904～1905年）

如果找不到解决来自西边战略困境的出路，那么德国在欧洲寻求霸权的野心，以及在海外某地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想法都暂且只能是彻头彻尾的空想。然而随着1902年英国和日本结盟，国际社会内部受到了触动，它仿佛预示着皇帝威廉二世要利用他与沙皇家族的姻亲关系在东方打一场胜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是威廉二世的表妹——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阿丽基（Alicky），后者作为女沙皇改姓亚历山大，两者的结合是威廉二世促成的。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则娶了亚历山大的妹妹艾琳（Irene）。“尼基（Nicky）”（尼古拉二世）1894年即位以后，“威利（Willy）”（威廉二世）就在帝国首相和外交部不知情的状况下用英语和他通信，讨论非常有政治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公开了这些信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威利-尼基通信”在1902年尤为频繁。威廉二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所追求的目标：通过向尼古拉二世保证德国的支持而将俄国卷入一场对日战争。按照威廉二世的设想，如果成功了，那么俄国将长时间被牵制在远东地区，法国因此会在欧洲大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

对于德国来说，1902～1905年这段时间仿佛是打开跻身世界强国大门的最佳时机。在信件和电报，以及同天真的尼古拉二世在格但斯克［波兰语为Gdańsk，德国称但泽（Danzig）］、塔林［Tallinn，当时称雷维尔（Reval）］和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会面中，威廉二世鼓动尼古拉二世将战略目标从欧洲转移到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上，并在印度、阿富汗和波斯向英国施加压力。威廉二世曾在1895年送给尼古拉二世一幅版画，正如他在画上那句著名的题词“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Völker Europas，wahrt eure heiligsten Güter）”，他强迫尼古拉二世相信，上帝赋予了他保护基督教徒免受非基督教“黄祸”威胁的使命。尼古拉二世希望自己被看作“太平洋的海军上将”，威廉二世则想要充当“大西洋的海军上将”。他私下里同尼古拉二世说，之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会组建一个“神圣同盟”来抵御从大西洋吹来的民主之风。威廉二世这种“个人外交”的目标是，“将法国从英国身边拉开，让它向我们和俄国靠拢”。威廉二世眉飞色舞地向尼古拉二世解释道：“德国和俄国结盟将形成欧洲新格局，到时像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欧洲小国都会向这个新的、庞大的重量级统治中心聚拢……就像自然规律中质量大的物体会吸引质量小的物体一样。这些小国会围绕着大的权力集团（俄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转……二国同盟加上三国同盟就是五国同盟，它的存在完全可以使所有不安分的邻国遵守秩序，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和平。”

1904年12月，威廉二世再次和尼古拉二世通信，1905年7月在芬兰湾的比约克岛（Björkö）与尼古拉二世会面时，威廉二世认为自己必须要祭出他人生中的最重一击，借此重建欧洲的国家秩序。所以当这座空中楼阁崩塌时，他就尤其感到失望。有人讽刺说，俄国大臣对“专制的”沙皇的影响力甚至比那个“负责任的”帝国首相对“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尼古拉二世在其顾问的敦促下撕毁了在比约克岛签订的条约，他向威廉二世解释说，因为法国绝不可能主动同意（结盟）。威廉二世失望地回答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失败。”

然而连比洛都意识到，威廉二世这种在重大政策方面“擅自做主”的作风蕴藏着极大的危险。1905年8月3日，在和荷尔斯泰因商谈过后，比洛向威廉二世递交了辞呈，以示对他肆意修改《比约克条约》条款的抗议。这一辞呈让威廉二世崩溃了：“这么跟您形容我的精神状态吧，我认为您，亲爱的比洛，要抛弃我了。我最好、最亲密的朋友这样对待我……我深受打击，我彻底崩溃了，我不由地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严重的精神病！”他乞求比洛收回辞呈，否则他就自我了断：“看见您辞呈的那天早上我就不想活了！您想想我可怜的妻子和孩子们吧！”这的确是一番感人的肺腑之言，然而这样一个坐在“世界上权力最高的宝座”上大放厥词的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居然有如此无助和依赖他人的一面，也着实让人感到震惊。

3 西方的战争？突访丹吉尔和阿尔赫西拉斯惨败（1905～1906年）

1904年2月，随着日本偷袭中国旅顺口，威廉二世期盼的日俄战争打响了。然而是否要利用这个时机向“宿敌”法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威廉二世还拿不定主意。尽管俄军在海陆战场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失败，而且爆发了1905年革命，然而只要沙俄被牵制在远东地区，冒险打破西方僵局的吸引力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威廉二世从来对“高卢人”（他一直称法国人为高卢人）只有蔑视，他认为那是一个“女性化的”民族，一个由国王谋杀者和无神论者组成的民族。威廉二世对尼古拉二世说，和莱茵河另一边拥有3800万人口的法国相比，德国如今已有5600万居民，能派上战场的士兵比法国多300万。他还开玩笑地同一位来自美国的宾客说，德国人口比法国多那么多，哪天真开战了他还得要求法国人撤退，好给德国移民腾地方。

1904年1月，在又一次没有知会比洛的情况下，威廉二世泄露了总参谋部准备借西方大国发生冲突时突然袭击中立国比利时的计划。在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举行的宴会上，威廉二世扬扬得意地声称，他和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是同一派，正如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开端对萨克森发动突袭一样，他也会对法国发动闪电突袭。他还一本正经地向惊愕的比利时国王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开玩笑：“如果欧洲开战，谁不站在我这边，谁就是与我为敌。”他要利奥波德二世“明确”回答，“如果德国与法国，或者德国与英国爆发战争，他会支持哪一方？”根据德国驻布鲁塞尔代表得到的消息（不过这已经是一年以后了），威廉二世曾要求他这位贵宾（利奥波德二世）“在开战之前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明比利时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站在我们德国这一方，同时承诺向我们提供比利时铁路和相关设施的使用权。如果利奥波德二世不这么做，他——皇帝陛下——就不能保证比利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不排除随时会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性……而如果利奥波德二世现在就按照我们的意思发表声明，那么他——皇帝陛下——尽管不情愿，但也会尽量保证比利时王国现有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将法国北部地区割让给比利时——此外，皇帝陛下在这里还使用了‘老勃艮第’这个说法”。利奥波德二世被这通强硬的言辞扰得心烦意乱，以至于起床时把头盔都戴反了。可想而知，这个如此耸人听闻的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巴黎和伦敦方面因此作出回应，在1904年春天签订了《英法协定》。

至于皇帝威廉二世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承诺割让法国北部地区的真正目的，则在一封电报中显露无遗。这封电报是1905年7月威廉二世在签订《比约克条约》后立即发给帝国首相比洛的。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现在同英国开战，“那么必须立刻向布鲁塞尔和巴黎发电报，让这两国在6个小时内发表声明，表明是否支持我们。我们的军队必须即刻开进比利时，因为比利时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而法国方面则要看它是否会保持中立”。威廉二世认为，如果法国选择中立，“那么就要考虑是否要为了争取法国对我们的支持而向它承诺不吞并比利时，以此作为对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的补偿”。如果法国开始备战，对我们的战争威胁无疑对英国有利，“那么我们必须把俄国也拉进来并肩战斗”。皇帝威廉二世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电报中继续写道：“我相信，为了诱使俄国人和我们结盟，光是让他们想想在美丽的高卢肆意掠夺的画面，就足以让他们开心得手舞足蹈了……要马上获得俄国的支援不太可能，因为它们的军队正忙着应付爆发的战争和国内革命，没有可用的战舰。不过这倒是让我们没了后顾之忧！总之，形势大好！”此外，威廉二世还在1904年2月干了一件“大事”，可见他彼时彼刻想在西边挑起一场战争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他私下里告诉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一旦开战他准备派兵驻守荷兰海岸线，以阻止英国军队从那里登陆。

可想而知，在这种充满敌对情绪的背景下，德意志帝国皇帝于1905年3月31日突然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另一边——位于摩洛哥的著名国际港口城市丹吉尔时，全世界都感觉受到了挑衅。威廉二世的这次访问触发了一场严重危机，第一次将世界列强推到了大战的边缘。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坚信，威廉二世在骑马巡游丹吉尔后确实产生了挑起一场战争的想法，继而将他的外甥（威廉二世）视为英国最危险的敌人。德国外交官纷纷谴责以威廉二世为核心的皇室军队，认为是他们“强行将战争推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其他人再次将矛头指向比洛，特别是枢密顾问荷尔斯泰因，认为皇帝是在这两人的极力劝说下，才从勉为其难转变成了主动挑衅。

由于缺乏完整的史料，历史学家们对此的看法并不一致，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在比洛的掩护下，在与施利芬的密切接触下，荷尔斯泰因是德国在摩洛哥政策上真正的策划者。如果这个吹毛求疵的枢密顾问认为直接在欧洲西边挑起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他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奉行的坚定路线就是特意考虑了德国与法国（和英国）有可能开战的结果。当时法国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和解，二是坐等被普鲁士-德国军队袭击。德国在北非谋求的不是领土或商业利益，而是为了故意制造法国与其“协约国伙伴”英国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得不到德国盟友俄国的支持，那么在德国的战争威胁下，它一定会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除非德国发出的战争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彻底让人信服。恰恰在这一点上，荷尔斯泰因组织的这场赌局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不稳定因素，那就是皇帝本人。

日俄战争爆发后，威廉二世也做出了特别有攻击性和好战的行为，他根本认识不到在西方向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发起战争究竟有多危险。德国的陆军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就更别提德国海军了。威廉二世也清楚，一旦爆发侵略战争，可能得把自己的人民派上战场。此外，战争大臣冯·艾内姆（von Einem）向最高军事统帅威廉二世解释说，德国的野战炮兵也不如法国的多。当一名英国海军上将威胁要击沉德国那些建造了很久却迟迟没有完工的战舰时，皇帝威廉二世抓狂了。他在新闻报道中怒气冲冲地回应道，英国人有意在战争爆发时向欧洲大陆派遣一支由10万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他指责说，那些在发生冲突时抱成团和保持中立的国家，它们的真正立场和它们的表态根本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并没人相信威廉二世能有一天实现他的“宏图大业”——征服伊斯兰世界。最后比洛又向威廉二世提出，施利芬年事已高，无法指挥一场大战。根据一名在场人士的记录，意识到“有这位皇帝在，这场仗就打不起来”时，帝国首相“本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1905年12月28日，威廉二世在新宫与英国—南非钻石大王阿尔弗雷德·拜特爵士（Sir Alfred Beit）进行了深入会谈，这场会谈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阿尔弗雷德·拜特爵士在会谈中表示支持英国。拜特坚信英国在摩洛哥问题（协约国核心问题）上一定会保护法国。会谈结束三天后，威廉二世在元旦前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整个执政生涯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封。他在信中向比洛列举了反对立刻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威廉二世的原文）的理由。他这样解释道：“英国会因为摩洛哥问题向我们报仇，如果我们向法国发动袭击，这无异于给了英国盼望已久的机会，它正好可以打着‘支援受到突袭的弱者’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向我们发动进攻。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我们动员自己国民的方式……如果您，亲爱的比洛，考虑到有开战的可能性，那么您必须果断地寻找盟友。它们必须无条件地向我们提供援助，因为它们的生死存亡也维系在一场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上。不过首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立即与苏丹结盟，以便让（普鲁士领导下的）伊斯兰势力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除此之外还要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结盟，因为要向高卢和英国两国同盟宣战的不只是我们。明年对我们来说尤其不利，因为那时正好要为我们的炮兵重新装备新的（后座式）大炮，工期需要一年。而且趁这次换新，我们的步兵也会装备新的机枪和弹药。梅斯（Metz）还到处是未完工的堡垒，炮兵小分队也刚抵达那里不久。因此我们的军事技术还没有高到一定程度，足以让我这个最高军事统帅轻易允许我的军队去打这场无准备之仗。”威廉二世抱怨到，因为帝国议会长年反对扩充海军，德国的海上力量“简直弱到了极点”。“我们肯定抵御不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的攻击。”然后威廉二世又继续写道：“因此我想紧急提议，尽最大可能避免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社会主义者们正在为公然发动叛乱做宣传和准备，在不特别危及民众生命和财产的情况下，我可以不从大陆派兵打海战。先把这些社会主义者枪毙、砍头——不排除用血腥屠杀的方式消除其危害，然后再发动对外战争！不过不会提前打，也不会马上就打。”

威廉二世反对开战的决定打乱了荷尔斯泰因的计划。随着德军笨重的大炮开入阵地，虽然签订《英法协约》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被迫下台，应德国的要求也将召开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国际会议，但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德国代表团一直得不到柏林方面的指示，其余国家（奥匈帝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和美国）的代表在阿尔赫西拉斯——这座西班牙南部海港小城里几个月来都摸不着头脑，他们想不明白德意志帝国的整个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1906年3月7日，比洛终于遵照威廉二世的旨意，向阿尔赫西拉斯会议首席谈判代表拉多维茨（Radowitz）做出了让步。好战的德意志帝国做出了完全与其原本目的——拆散盎格鲁-法国协约国关系——截然相反的举动，表明了要促进这两个西欧大国更加紧密合作的态度。更糟糕的是：除了奥匈帝国以外，其余所有与会国家（包括新兴大国美国在内）都站到了德国的对立面。威廉二世不计后果的挑衅政策使得不平静的德意志帝国陷入了被孤立的境地。

4 逐步升级的德英矛盾

1904年初，威廉二世透露了想让自己的侍从副官兼知己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威廉二世习惯称呼他为“尤利乌斯（Julius）”，他也是传奇陆军元帅毛奇的侄子，一般称“小毛奇”——接替施利芬总参谋长一职的想法。如果说顺从的比洛是由菲利普·奥伊伦堡引荐给威廉二世的话，那么小毛奇则是这位最高军事统帅自己的定夺。这个选择简直就是威廉二世“个人统治”赤裸裸的写照。作为拥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姓氏的人，以及一名“巨人掷弹兵（Lange Kerl）”（威廉二世有意仿效“士兵国王”威廉一世设立了近卫兵团），小毛奇在宫廷和皇帝的“个人外交”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正是他代表威廉二世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了那幅描绘“黄祸”的《欧洲各民族！》版画，然而他担得起总参谋长这个重任吗？威廉二世不顾军事内阁大臣和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军队最有影响力的职位交到了小毛奇这位宫廷军师的手中。当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瓦德西听说威廉二世的这个决定时，他无不叹息地说：“没有什么比这个任命更让总参谋部蒙羞的了。”在妻子的影响下，小毛奇和研究神秘学的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走得很近。小毛奇气质忧郁，而且笃信宿命论，他其实是最不适合担任总参谋长这个责任极为重大的职务的人选。不过威廉二世仍然坚持他的决定，并没好气地说他“不需要总参谋部，只需要和自己的侍从副官商议便可以决定一切”。瓦德西注意到，威廉二世的“大人物意识越来越强烈，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

随着1906年1月小毛奇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又一号人物登上了柏林的政治舞台。在与威廉二世的密切配合下，小毛奇参与制定了直至1914年大战爆发的德国政策。作为“负责任的”帝国首相，比洛不敢质疑皇帝推崇的“炮舰政策”——虽然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政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作为非军事人员，比洛更是不敢涉及军事指挥权的“圣地”，也更不敢过问最高军事统帅威廉二世和他新提拔的总参谋长暗中策划的军事计划。和海军政策上的“威廉二世—提尔皮茨”统治模式，以及军队中的“威廉二世—小毛奇”组合相比，帝国首相差不多就是个虚职。这让比洛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空间。特别是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让德国颜面扫地之后，威廉二世更是比任何时候都想要把对英政策的决定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首先让人惊讶的是，尽管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重创，1912年以后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小毛奇却并不赞成将俄国视为德国潜在的攻击对象。不过同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的想法一致，小毛奇仍将英法两大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看作战争对手。也许《比约克条约》已经成为废纸一张了，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威廉二世和他的新总参谋长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他们希望俄国能在欧洲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1908年7月，在“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上和小毛奇会谈过后，最高军事统帅威廉二世向帝国首相比洛发去一封电报，称一旦西方爆发战争，比洛必须想到“英国会主动袭击我们的可能性，法国会不会趁机也向我们宣战。这样我们就成为被袭击的一方了”，而且俄国也可能不再会遵守条约支援它的盟友法国了。因此，作为德意志帝国的首相，比洛必须“在反复斟酌我们政策的前提下，想办法让英国和法国主动攻击我们，借此让我们成为被侵略的那一方。小毛奇和我也会怀着对上帝的笃信，坚定而平静地迎接这种转变带来的各种艰巨任务”。以1870年著名的“埃姆斯电报（Emser Depesche）”为范本，主动挑起防御战成为当时在小毛奇领导下德国战争计划的核心。与此同时，遵照威廉二世的指示，要将提尔皮茨提出的《战舰法》（Flottengesetz）“贯彻到底；至于它适不适合英国人，都无所谓！如果他们想开战，他们会先动手，我们不怕打仗！”

由于威廉二世是英国王室的“亲戚”，这导致他在同自己的大臣和外交官谈论起有关英国的事务时总是表现出极度轻蔑的样子。他一再强调英国人只理解粗鲁的直率。1908年前后，他这种不得体的行为愈演愈烈，就连比洛都怀疑他是不是疯了。1908年2月，在没有知会帝国首相、外交部国务秘书或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的情况下，威廉二世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崔德默勋爵爱德华·马乔里班克斯（Edward Marjoribanks，Lord Tweedmouth）寄去一封有意欺骗又充满讽刺的信，他在信中保证德国的《战舰法》不是针对英国制定的。这封信堪称威廉二世最糟糕的一次“擅自行动”，还引发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政治评论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认为这封信“比克鲁格的电报让人生气得多得多”。提尔皮茨得知此事后以辞职相要挟，非要为自己在参议院安排个位置才罢休。比洛和外交部国务秘书冯·舍恩（von Schoen）则紧急召见英国大使，以便向其询问，引起轩然大波的那封信是不是真的出自皇帝威廉二世之手。“会见结束后，比洛瘫倒在沙发上，头向后靠着，满脸通红……”女侯爵玛丽·拉齐维尔（Marie Radziwill）怀疑威廉二世得了精神病，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如此独断专行且毫无责任感可言。“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元首做出这样轻率的举动，不仅缺乏手腕，更是将职责抛在了脑后，”她叹了口气又说，“我现在完全相信，我们的皇帝病了，他的脑子已经不正常了。”

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08年8月11日，威廉二世在克隆伯格（Kronberg）的腓特烈城堡（Schloß Friedrichshof）与英国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就关乎英德两国生死存亡的海上军备竞赛进行会谈，在场的还有威廉二世的舅舅——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双方在会谈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据威廉二世自己称，面对英国人提出减缓德国战舰建造速度的迫切要求，他回应道：“让我们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吧，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与威望。”比洛惊慌地发现，原来皇帝是想借克隆伯格“论战”将“1870年7月威廉一世和贝内德狄（Benedetti）在埃姆斯发生的一幕”重新搬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同年夏天，威廉二世在“北国之旅”期间接受了美国政治评论家威廉·巴亚德·哈勒博士（Dr. William Bayard Hale）的采访，这次采访就像是一把野火从一个内阁烧到了另一个内阁，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深感震惊的哈勒将威廉二世在访谈中吐露的内容电传给了纽约方面，并提醒说：“德国正等着和英国开战，依我看来，这场大战是今天打还是明天打，威廉皇帝并不在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一直在滔滔不绝地侮辱英国人。”哈勒称，威廉二世反复强调：“德国已经做好了随时和英国开战的准备，越早打越好。他声称英国将德国当敌人看待，因为德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攻击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惯用的招数……英国在布尔战争（Burenkrieg）后就没有停止衰退，那是一场与上帝为敌的战争，直到现在英国仍在接受惩罚。”哈勒说，威廉二世在采访中透露：“他要从英国手中拿下埃及，再从土耳其手中抢走‘圣地’，还要竭力效仿十字军当年的做法……他看上去对他的舅舅爱德华七世极为不满，他埋怨他煽动其他大国反对德国……皇帝在整个访谈中一直来回走动，谈吐粗俗，说话一字一顿……他就像通电了一样，一谈到英国就禁不住闭上双眼，简直可以说对英国恨之入骨了。”好在比洛及时阻止了这篇访谈内容被公之于众。如果1908年11月，也就是威廉二世的访谈发表在《每日电讯报》的同时，此次访谈内容被公开，那么威廉二世必定会被迫退位。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发表的长篇大论实在过于耸人听闻。

在威廉二世对英国大发雷霆的背后隐藏着两大欧洲国家秩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保持均势，另一方面是霸权统治。几百年来，维持大陆“均势”一直是英国欧洲政策的指导原则。至于是反对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还是反对太阳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英国考量的出发点都是保障自身的利益，尤其要保证自己的存续。因此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天平上，英国始终偏向实力较弱的国家阵营一方，以避免出现某一个国家“独大”，进而称霸欧洲大陆的情况。19、20世纪之交，伦敦方面和富有影响力的英国舆论一致确认，在威廉二世这位令人紧张、野心勃勃，同时又极度反复无常的皇帝的领导下，无往不胜的德意志帝国是打破欧洲大陆均势的最大威胁。因此英国在布尔战争后决定放弃“隔岸观火”，（正如威廉二世一开始希望的那样）不与德国结盟，而寻求与受德国威胁的法国——法国1894年之后再次与实行专制统治的沙皇俄国站在了一起——相似的政治立场，便不是出于偶然了。尽管英国、法国、俄国这三大备受德国威胁的欧洲强国在国家制度方面各不相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问题上也互为对手，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妨碍它们团结一致。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迫使英国同法国和俄国站在一起，共同抵制日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1909年的某次讲话中一语中的，他说，如果英国在欧洲大陆爆发的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德国有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毁掉自己的敌人……直到有一天将攻击目标对准我们自己为止”。然而在威廉二世看来，1904～1907年英国、法国、俄国相继签订的三国协约相当于对他的帝国形成了“包围之势”，这种封锁打破了他让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希望。他首先认为，是他的舅舅爱德华七世遏制了自己的野心。他充满挫败感地大喊：“他就是个魔鬼，根本没人会相信他的鬼话！”1905年以后，德意志帝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已不容忽视，皇帝威廉二世和德国公众都陷入了恐慌、焦躁的情绪，而各种丑闻的爆发，恰好给了这种情绪一个出口。

第四章 屡次爆发丑闻的君主（1906～1909年）

1 奥伊伦堡丑闻（1906～1909年）

在荷尔斯泰因口中，菲利普·奥伊伦堡是“在皇帝身边，看着他走上歧途的黑色骑士”。在他的献策下，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引发了19世纪90年代的“首相危机”——通过任命比洛为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帝国首相，最终实现并暂时稳固了他的“个人统治”。尽管身为大使的奥伊伦堡可以避免被派到那些对待同性恋方面比德国更为严厉的国家，然而他极为放纵的同性恋生活还是让自己身处危险的境地。1894年以前奥伊伦堡曾任普鲁士驻巴伐利亚公使，即使当地对同性恋相对宽容，他放荡不羁的作风也传遍了街头巷尾。他当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期间被秘密警察跟踪，警察跟踪他的目的并不是指控他，而是防止他被勒索者骚扰。尽管如此，维也纳一名职业游泳救护员还是以封口费为名成功向他勒索了6万马克。对于奥伊伦堡提出的用国务经费来支付这笔钱的傲慢要求，时任帝国首相霍恩洛厄怒不可遏。

为了取悦奥伊伦堡这位朋友，威廉二世在1897年将库诺·毛奇伯爵派到维也纳给他当武官，事实证明这个决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库诺·毛奇在那之前不久娶了年轻的莉莉·冯·克鲁泽（Lili von Kruse），并坚持带她一同常驻维也纳。这个错误直接导致莉莉·冯·克鲁泽见证了她的丈夫与奥伊伦堡堪称“热烈”的同性恋关系。当她提出离婚，并威胁库诺·毛奇要将两人搞同性恋的事公之于众时，她差点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她将这些经历告诉了她的医疗顾问恩斯特·施文宁格尔（Ernst Schweninger），后者的客户还包括俾斯麦、威廉二世的一个妹妹和政治评论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906年11月，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他供稿的杂志《未来》（Die Zukunft
）上发表了抨击“利本伯格圆桌会”的评论文章，而那时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的同性恋倾向早就人尽皆知了。

尽管奥伊伦堡由于害怕事情败露，1902年就不得不辞去大使一职，并与皇帝威廉二世保持距离，然而他在私生活方面依然我行我素。1906年4月，就连当时被解职的荷尔斯泰因都威胁奥伊伦堡要将他的丑事公开。他惊讶地表示，“菲利普·奥伊伦堡见不得光的丑事太多了，随便找一件就够他受的”。他又说：“不过这种本性有时是因为受到神经疾病的过度刺激。”人们不敢相信：半失明的荷尔斯泰因竟然向皇帝最亲密的朋友发出了侮辱性的决斗挑战信，决绝得几乎不留一点余地：“我的菲利！我这样称呼你说明我不尊重你，因为‘菲利’对现在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词儿。”经过符腾堡公使瓦恩布勒的调解，即任命奥伊伦堡为他的副手，“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名，一场生死决斗才得以避免。

随着《未来》杂志在“奥伊伦堡丑闻”上含沙射影的程度越来越高，1907年5月2日，年轻的王储威廉终于认为有必要让他“惊慌失措”的父亲威廉二世看看这些“对他有所指的”文章。与此同时，哈登还写信向荷尔斯泰因打听威廉二世的性取向问题，后者辩解道，“陛下对此完全不知情，他把这类事情视为犯罪，也从来没有从医学著作中了解过什么”。事实的确如此吗？根据已知的情况，威廉二世从未被证实有同性恋行为，不过他曾在打猎时和奥伊伦堡同住一个房间，与奥伊伦堡和主要“目击证人”雅各布·恩斯特（Jakob Ernst）在施坦恩贝格湖一起划过船，还将奥伊伦堡的画作挂在了自己的船室。那么皇帝威廉二世是不是真的在“利本伯格朋友圈”被称作“小宝贝儿”呢？尤其在那个时候，对他最亲密朋友的同性恋倾向他难道真的一无所知？奥伊伦堡在法庭上曾得意地说，他“在陛下面前既没有隐私，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而且这种信任完全是相互的。威廉二世曾向奥伊伦堡做过一番“痛苦的剖白”，哭诉他与妻子的关系：“我应该怎么做才好？这些无休止的危机和争吵快让我崩溃了。我受不了了。”那么在同一时期，“利本伯格朋友们”的感情问题难道不会成为谈论的话题吗？1898年，瓦恩布勒从奥伊伦堡那里听说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库诺·毛奇婚姻破裂的事，他急忙向库诺·毛奇保证，皇帝会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与遭遇的。他说：“还有我的小伙子——我确信，把这件丑事告诉我们的‘小宝贝儿’并因此同他保持距离，会让你更加痛苦。不过让自己受点折磨还是有必要的——他够男人，能让妒忌的流言蜚语烟消云散——而且他用你的方式了解你、爱护你，只不过是为了减轻你的内疚感。”

显而易见，这个“男人帮”充满了同性恋气氛。不过即便我们愿意这么想，“性”却不是威廉二世对他“利本伯格朋友们”偏心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以奥伊伦堡为核心的复杂圈子里，威廉二世能够发现自己的艺术才能，可以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玩笑嬉闹，玩一些通灵的把戏，还可以为他常常搞不定的政治危机收获一些明显不求回报的点子。不过在与温柔的奥伊伦堡的友谊中，威廉二世首先找到了那种他童年时缺失的、无条件的爱与赞美。正是威廉二世这种“拜占庭式的”盲目崇拜受到了哈登的公开谴责。

尽管哈登的口诛笔伐越来越带有“恐同”的口气，然而他向“利本伯格圆桌会”发起的进攻也并不是针对同性恋，而是针对他尤其在“骄纵的”奥伊伦堡身上感受到的性格特点：他对皇帝威廉二世热情似火且绝对宽容的态度；他对神秘主义、招魂术和求神治病的偏好；他建立的、声称要保护皇帝不受严峻现实影响的小集团；最后还有他在外交政策方面，面对他认为对德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人时，因为对方同性恋身份而采取的友好纵容态度。此外1906年11月还有消息称，在奥伊伦堡的召集下，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法国大使勒孔特（Lecomte）曾和喋喋不休的威廉二世在利本伯格宫密会长达三天，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启了哈登的讨伐运动。

在“利本伯格圆桌会”受到舆论攻击后，帝国首相比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试图用连他自己都厌恶的两面派做法来解决。一方面，利本伯格小集团自诩对威廉二世有足够的影响力，实际上准备推翻已被“架空的”比洛，夺取他首相的权力：打算让总参谋长小毛奇兼任帝国首相，让瓦恩布勒出任外交部国务秘书或驻圣彼得堡大使。另一方面，比洛的“同性恋历史”也让他以同样的方式出过丑，他随时都可能被这桩丑闻牵连。他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一步登天，要感谢奥伊伦堡的举荐，何况奥伊伦堡还握有他大量的信件，信中充满了他对奥伊伦堡和“受人爱戴的皇帝”的示爱。此外，比洛的同性恋倾向并不是没有坐实，特别是他曾把自己在罗马的同性恋人马克斯·舍费尔（Max Scheefer）任命为自己在帝国首相府的私人秘书。当哈登向利本伯格集团“开战”时，为同性恋争取权利的先锋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甚至想要“弹劾”比洛，并为此被处以18个月监禁。

可想而知，为了掩盖可能会给帝国政体和名誉，包括他自己带来无法估量损失的道德丑闻，比洛认为让奥伊伦堡偷偷逃往国外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召见瓦恩布勒，先“像往常一样表示与‘菲利’的友谊深厚”，之后便递给他一份足以扳倒奥伊伦堡的罪证材料。这份材料包含“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政治风纪警察所出具的秘密报告”，当时存放在德国外交部的保险箱中。尽管受到警告，奥伊伦堡仍然拒绝逃往国外，他指望着用虚张声势来蒙混过关。他坚决否认有任何“不正常的倾向”或“下流龌龊的行为”，甚至对此发誓。这样一来，他就像之前的库诺·毛奇一样，陷入了一场足以震动霍亨索仑家族的诉讼灾难之中。1908年，奥伊伦堡终于落入哈登和他狡猾的法律顾问伯恩斯坦（Bernstein）为他精心设计的圈套——一场在慕尼黑捏造的诉讼。瓦恩布勒当时痛苦地感到，奥伊伦堡“彻底完了”。瓦恩布勒作出判决后，奥伊伦堡只好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1907年5月，威廉二世在一时冲动下，与他的两个好朋友翻了脸。即使他在此期间并没有放弃赦免奥伊伦堡的希望，有时甚至想帮奥伊伦堡恢复名誉，然而从利本伯格朋友圈传到公众耳朵里、被世界性报刊详细报道的种种细节让他深感震惊。在第一次毛奇-哈登诉讼期间，威廉二世曾昏了过去，他认为是“内心极度的失望”所导致的。

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的谢幕，给再也见不到这两人的威廉二世留下了一大人生缺憾，也让威廉二世在利本伯格的朋友们越发敏锐地认识到，还是与皇帝保持距离比较好。威廉二世指定巴登-波希米亚大贵族——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Max Egon II Fürst zu Fürstenberg）为库诺·毛奇的继任者。在菲斯滕贝格侯爵位于黑森林地区的多瑙埃兴根城堡（Schloß Donaueschingen）中，埃贡二世介绍威廉二世认识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身边的一些上层贵族名人。当威廉二世意识到，下一场大灾难正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时，他正在当地猎狐。

2 比洛的欺骗：《每日电讯报》危机（1908～1909年）

1908年10月28日，在皇帝威廉二世的授意下，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他接受一位并非新近任命的英国“外交官”的访谈。与一个陌生人一起对德国政治妄加评论，他的这种行为有失政治家的风度，在德国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愤怒的德国人甚至要求威廉二世退位。和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巴罗宁·施皮岑贝格（Baronin Spitzemberg）也认为，这个采访是“皇帝至今最丢人、最可悲、最鲁莽和最危险的行为！”他说，整个德国的气氛如同输了一场战争一样，“在这件事情上，皇帝简直就像我们一般人所鄙视的长舌妇那样，毫无男子气概，而且幼稚”。透过这篇报纸采访，政治评论家哈登确信，他最担心的事将要发生了。他在一封写给荷尔斯泰因的信中要求对方：“为了不被讥讽和嘲笑，我们必须马上开战，要不就等着为这件事负责，然后被迫下台吧。”在许多德国城市，大量愤怒民众发出了要求皇帝退位的呼声；1908年11月10～11日，帝国议会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德国所有政党的议员都对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表示谴责。对此，德国的政府高官们一筹莫展。在议会的骚动过后，即将就任帝国首相的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完全“瘫成一团”，他说，“再这么来一天，我们就要改成共和制了”。

而威廉二世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篇采访稿件的威力足以引发一场宪法危机。他先是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请到波希米亚做客，之后又接受大公的邀请前往多瑙埃兴根猎狐。直到1908年11月11日，菲斯滕贝格侯爵、军事内阁大臣迪特里希·冯·许尔森-黑泽勒伯爵（Dietrich Graf von Hülsen-Haeseler）和御前枢密处（Zivilkabinett）主管鲁道夫·冯·瓦伦蒂尼（Rudolf von Valentini）才向“完全呆住了”的皇帝说明，外界的愤怒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威廉二世“恼怒而失望的泪水”差点就要夺眶而出。在前往狩猎场的途中他迷惘地连声发问：“请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啊？”威廉二世解释说，他的确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就采访内容和首相商议过了，而且他还把采访文稿发给首相，恳请他“亲自”检查一遍，以免其中的内容牵扯到外交部。他不能理解，“他的好意怎么能被误解成这样，人们又怎么可以这样对他的政治活动妄加恶评和贬损”。那么是什么导致威廉二世的统治陷入这次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的呢？帝国首相比洛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08年的“十一月风暴”其实酝酿已久。一年前，也就是1907年11月11日，柏林方面宣布实施德国最新《战舰法》，威廉二世则于同一天出现在了伦敦。因为深受他最亲密的朋友“同性恋丑闻”的打击，威廉二世决定前往位于英国南部海岸的海克利夫城堡（Highcliffe Castle）度三周假。威廉二世在伦敦和温莎发表了讲话，尤其根据一家英国地方小报杜撰的一篇采访，他试图消除英国人对德国建造战舰和可能企图占领欧洲大陆的担忧。他在海克利夫受邀与英国陆军上校爱德华·斯图尔特·沃特利（Colonel Edward Stuart Wortley）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第一次列举了他对英国忠诚立场的“证据”。一年后，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轻信了这番话的爱德华让这些“证据”以访谈的形式刊登在了《每日电讯报》上：德国在太平洋上建造的战舰并非针对英国，而是要在对“黄祸”——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中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德国人敌视英国，但是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他会永远用尽全力保护英国的利益。在布尔战争期间，他甚至将作战计划发给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如果执行这个计划，英国陆军元帅罗伯茨（Roberts）也许就能在南非战役中获胜了；为了让英国“受尽屈辱”，当时俄国和法国向他提出了“欧洲大陆联盟（Kontinentalliga）”计划，他不仅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还立刻将俄国和法国的这种“不忠行为”（因为两国是英国的“协约国伙伴”）告诉了伦敦方面。在从英国回到德国后，威廉二世又向颇有政治影响力的英国市民重复了这番后来被比洛称为“耸人听闻”的言论，他言辞恳切，以至于英国人认为他真的对于英德两国的友谊充满信心。

正如此前写给崔德默勋爵的那封信一样，威廉二世如此强调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为了让英国人相信，德国的造舰计划不会威胁到他们。1908年9月10日，他召见当时已晋升旅长，并受他邀请到洛林参加军事演习的爱德华·斯图尔特·沃特利，再一次向其“表达”了他对英国的友谊，一如他于1907年12月在海克利夫和对方谈到的那样。然后他恳请这位真诚的英国人将此次谈话的重点想办法刊登在一家英国报纸上。此后威廉二世高兴地写信给比洛说，斯图尔特·沃特利对他说，如果英国人相信德国会对英国开战，那他们“就是春天发情的兔子，疯了”。6个星期后，这句话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每日电讯报》上。

1908年9月23日，斯图尔特·沃特利将他准备登报的原稿发给威廉二世过目。这份保存至今的稿件是打字机打成的10页纸。比洛却辩称他看不清写在劣质纸张上潦草的手写英语字样，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此外，德国外交部还制作了几份复本，标注了三处修改意见，这样可以保证帝国首相手中至少同时有三份文件可以用。比洛对威廉二世此前的表态并不是不知情，而且他最终同意刊登这份稿件，并不是像他那些“对威廉二世忠心耿耿”的对手们后来指责的那样，是为了让皇帝出丑，好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他和威廉二世在刊登这篇采访文章的意图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再加上对于威廉二世的独断专行，他早就习惯了。

而比洛违背了威廉二世的命令，让外交部的官员来审核这份稿件，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及。他们由此认为，帝国首相本人会做出是否要刊登这篇稿件的最终决定。对于提尔皮茨造舰计划的最终目的，他们同批准这一计划的帝国议会议员一样知之甚少。在布尔战争方面，实际上在1899年12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1900年2月，威廉二世“自作多情”地给英国王室寄去了以《关于德兰士瓦的箴言》（Gedankensplitter über den Krieg in Transvaal）为名的研究报告，然而除了给英国人造成伤害之外，并没有对在南非开战一事产生任何影响。尤其尴尬的是，威廉二世声称，他拒绝了俄国和法国提出的与德国一起组建针对英国的“欧洲大陆联盟”的建议，而这些德国官员清楚地知道，1896年在给克留格尔发电报时，建立这样的联盟早就成了皇帝的目标，也体现了他未来大陆政策的重点关注方向。

“《每日电讯报》危机”所引发的众怒可以说是直指威廉二世自1890年起实行的“个人统治”。德国上下近乎革命的气氛和帝国议会的激烈辩论看似有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宪法改革，不过还没等利用这个机会，刚燃起的火苗就被扑灭了。尽管在比洛的极力劝说下，威廉二世在1908年11月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要保证“帝国政策的连续性，并在宪法框架内履行职责”，然而只有知情人最清楚，这样的让步并不能改变什么。威廉二世的妹妹理直气壮地谴责他：“陛下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比洛继续耍他的把戏，而我无法不对我们德国的政策和政府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和悲观。”此外，比洛的“欺君行为”让他永远失去了威廉二世的信任。在他的继任者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辅佐下，威廉二世仍然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外交和军备政策方面继续实行“个人统治”。

在崔德默电报、哈勒访谈和《每日电讯报》事件过后，伦敦、巴黎、华盛顿、圣彼得堡和东京的政治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忧，指挥着地球上最出色战争工具的德皇威廉二世是不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得知冯·许尔森-黑泽勒元帅在多瑙埃兴根穿着女性舞裙跳舞时突然身亡，以及自己在哈勒访谈中充满怨气的长篇大论被部分地公之于众后，威廉二世的精神再次崩溃了。

数周之后，闷闷不乐的皇帝带着复仇的心情回到德国，发表了最荒谬的阴谋论，以收拾“《每日电讯报》危机”留下的烂摊子。他辩称，要对“十一月事件”负责的不是他和他的统治方式，而是比洛、年老的枢密顾问荷尔斯泰因和马克西米利安·哈登：为了替犹太人夺权，他们密谋造反！1908年圣诞节，威廉二世在写给菲斯滕贝格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我真的快筋疲力尽了！1907年的库诺·毛奇和霍恩瑙（Hohenau）事件，以及一直持续到1908年春天的奥伊伦堡事件。还有1908年你我都知道的那些事！荷尔斯泰因和哈登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合起伙来针对我。荷尔斯泰因完全恢复了对比洛的影响力，他是我们的政治格局中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者……在排挤掉因一时冲动而违宪的皇帝后，这个以荷尔斯泰因为首的卑鄙团伙间接通过比洛指挥着德意志帝国。”几天后，威廉二世在写给菲斯滕贝格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忠实的国际人士玩弄着我们的祖国，用他们操纵的报刊媒体一次次朝着我们最神圣的德意志精神进攻！德国人会逐渐成为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的。如果有朝一日德国人从这份犹太报刊施行的催眠术中清醒，睁开双眼看一看，那就等着瞧吧。”这的确给人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威廉二世已经不能够继续行使他那坚不可摧的“个人决策权”了；他试图妥善解决危机，而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对维护世界和平都更重要、迫切。

3 1909年首相更迭：从比洛到贝特曼·霍尔韦格

“欺君”之后，比洛作为帝国首相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在菲斯滕贝格和其他“忠臣”的支持下，威廉二世一口咬定比洛在访谈登报一事上给他设了圈套，目的是让他在全世界人面前颜面扫地，并从他手中夺权。他痛苦地控诉说，这件事“使我在几个月内遭受了最令人厌恶和最粗暴的攻击，让我头顶上的皇冠污浊不堪，极大地折损了老普鲁士王权和德意志皇权的荣光，令霍亨索伦家族蒙受了奇耻大辱，给我和皇后带来了不可名状的痛苦与折磨”。一开始，他在比洛面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自1897年起二人通力合作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了。1909年6月24日，帝国议会否决了帝国财政改革草案，同时比洛提出辞职请求，威廉二世立刻就同意了，尽管众人皆知，这样做容易造成德国开始半议会化的假象。然而事实正相反，威廉二世还是像以往一样，轻率地任命了新的帝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这无疑表明，皇权以及皇帝本人在“首相任免”这个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不可动摇。

“十一月风暴”发生后，威廉二世有7个月的时间考虑由谁来担任帝国首相，这个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最高官职。他短暂地考虑过他的副官勒文费尔德（Loewenfeld），然后是巴伐利亚公使莱兴费尔德伯爵（Lerchenfeld），还有德国驻法国大使拉多林侯爵（Radolin）。1909年4月在前往希腊科孚岛（Korfu）的旅途中，威廉二世向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安东·蒙茨（Anton Monts）许诺，会让他继任帝国首相。已与皇帝貌合神离的比洛劝他不要这么做，给出的理由却很古怪：今后“德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内政”，认为时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比一个外交官更适合担当帝国首相的重任。然而1909年7月3日，在停靠在基尔港口的“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上，当瓦伦蒂尼向威廉二世举荐贝特曼·霍尔韦格时，皇帝却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我太了解他了，他傲慢、好为人师，而且顽固不化；我没办法和他共事。”而皇后也认为，她眼中“过分有哲理性、不通人情世故又爱天马行空”的贝特曼的确不讨人喜欢。此外还有三个候选人——奥古斯特·奥伊伦堡和博托·奥伊伦堡两兄弟，以及阿尔萨斯-洛林总督韦德尔伯爵（Graf Wedel），他们都拒绝了帝国首相的职位，此后普鲁士财政大臣也被找去就接任帝国首相问题谈了话。然而当1909年7月7日瓦伦蒂尼在“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上正式向威廉二世推荐普鲁士财政大臣时，皇帝又将注意力放到了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的身上——如果任命他为帝国首相才真的意味着要开战了！为了向戈尔茨表达想任命他为帝国首相的意愿，威廉二世命令御前枢密处主管“立刻乘坐东方快车前往君士坦丁堡！”正当瓦伦蒂尼研究列车时刻表时，宫廷侍从又让他去见威廉二世。“皇帝当时刚换上网球服，匆匆忙忙地接见了我：他说他重新考虑了一下（任用新首相）这件事；他不能现在就把必须在当地执行重要任务的元帅从土耳其人那里带走；他同意让贝特曼担任新首相，叫我赶紧处理好所有相关事宜！”落实新首相人选后，威廉二世终于可以踏上他的“北国之旅”了。1909年7月14日，如同在一出狂欢节民间滑稽剧中被“选出来”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接受了德意志帝国首相这一棘手的最高官职。这个在大政策方面完全没有经验的德意志帝国第5任首相运气也相当糟糕，轮到他要在1914年夏天把全世界推入大战的灾难中了。

第五章 好战的军事统帅（1908～1914年）

1 波斯尼亚危机（1908～1909年）

在经历奥伊伦堡和利本伯格丑闻后，威廉二世又将友谊的手伸向了马克斯·菲斯滕贝格侯爵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边的奥地利上层贵族，他与他们之间建立在轻信基础上的友谊将很快就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1908年爆发的土耳其革命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仿照英国在全奥斯曼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让威廉二世怒不可遏。1908年5月革命期间，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Aehrenthal）宣布奥地利正式兼并自1878年起受维也纳管辖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对于皇帝威廉二世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野心来说——他想通过赢得整个伊斯兰世界扭转德意志帝国越来越被孤立的局面，这一变故无疑是个苦涩的倒退。他还在1905年表明：“在当前如此紧张的国际关系中，面对针对我们建立的强大国家联盟，我们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是我们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当威廉二世得知那些他一直当作“英国奴仆”的青年土耳其军官揭竿起义时，他就知道，他“20年来精心谋划的土耳其政策没有实现的希望了”。1908年10月，他愤愤地说：“这样看来，我们最终是被从东方赶出来了，可以放弃那里了。”

对于奥地利吞并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鲁莽的举动（此举虽然可以长期保证哈布斯堡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地位，却有损俄国在当地的利益），比洛和外交部国务秘书冯·舍恩向埃伦塔尔承诺将支持奥地利。威廉二世却对奥地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惊讶，他突然间就陷入了对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忠诚两难中，他认为：“作为盟友，奥地利残忍地伤害了德国，这说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对我根本不信任！”不过后来，1908年10月12日在帝国首相官邸花园的一次谈话中，比洛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威廉二世。尽管如此，威廉二世还是对盟国奥地利干的这件事充满了怒火，在他一如往常的“激情”的助推下，这种情绪也失去了控制。当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开战的可能性开始显现时，他大声叫道：“要是真打起来才好呢！”但同时他清楚，巴尔干冲突有可能会把德国卷入一场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之中。

13年前，也就是1895年11月，威廉二世曾向奥匈帝国大使瑟杰尼（Szögyény）伯爵“拍胸脯”保证，他“会将他全部可支配的国防力量都投入奥匈帝国的阵营，而不用进一步确认是否涉及了我们盟约规定的事项……让您最仁慈的君主可以尽管放心，一旦关乎奥匈帝国的统治地位，我拥有的全部战争权力都将为您效劳”。这一灾难性的承诺无疑把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决定权交到了维也纳外交官的手里。1908年10月21日，威廉二世再次会见瑟杰尼伯爵时，他以“最坚定的口气”重复了这个承诺。他说，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就是“普鲁士的陆军元帅，因此只要他一声令下，整个普鲁士军队都会服从他的命令”。就这样，威廉二世利用尼伯龙根式的忠诚，以令人窒息的方式提前开出了这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并在1914年7月5日将它送了出去（据推测接受人仍是瑟杰尼伯爵）。1914年7月初，奥地利外交官亚历山大·霍约斯伯爵（Alexander Hoyos）带着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的亲笔信前往柏林，奥皇在这封信中请求德国在与俄国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支持奥地利。而在1908年秋天的那几天，威廉二世正好会见了亚历山大·霍约斯伯爵。这样的对比放在一起看，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1908年10月21日，威廉二世向瑟杰尼作出承诺一周后，“《每日电讯报》危机”就爆发了，不过在“十一月风暴”席卷德国的过程中，威廉二世仍继续向奥匈帝国大表忠心。离开多瑙埃兴根后，威廉二世给他的好友马克斯·菲斯滕贝格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奥地利大可对我放心，我对你们至死不渝！”威廉二世在1908年12月中旬表示，从军事立场来看，“现在横竖是我们同俄国算账的最好时机”。他说，德国必须“排除一切阻碍，抢占先机，就像当年的腓特烈大帝一样”。当年年底，威廉二世还写信给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称他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开战。“你知道，你们可以信赖我们，至于我们的军队能派上什么用场，你是最能评断的人。”当总参谋长小毛奇也向他的奥地利同僚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解释说，“奥地利先向塞尔维亚出兵可能会迫使俄国出手干预。这样一来，按照盟约规定的有关事项，德国很可能必须要通过攻击法国，在西方开战了”时，威廉二世这些承诺的真实性就更加让人疑虑了。

这种可怕的“先发制人”论调会触发盟国的“连动机制”，最终，1914年7月，巴尔干的冲突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威廉二世和他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在1909年2月考虑再三，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应该怎样处理与法国的关系，才能让德国军队有清醒的认识。1909年2月24日，对于德国驻奥匈帝国大使契尔什基（Tschirschky）从维也纳发来的一份报告，威廉二世在结束语处这样批示：“必须要让法国清楚地知道，一旦俄国插手对付奥地利，我们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履行盟约的规定，即进行军事动员。法国必须发出简洁而明确的声明，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向我们开战。在战争爆发初期不会，在开战之后也不会。声明保持中立是不够的。如果法国拒绝发表不向我们开战的声明，那么我们会将此理解为开战的理由，帝国议会和全世界也会知道，法国无视我们的要求，拒绝了和我们一起走上唯一可能维持欧洲和平的道路，因此是法国想要开战。这种形式的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要先充分利用对法军事动员的效能，然后再取消军事动员。这样我们的军队就绝不会陷入一半要对付俄国，一半要防止法国生变的境地。我们要么把所有兵力都投入西方战场，要么都投入东方战场。”

1909年，由于俄国还没有从日俄战争失败和国内爆发革命所带来的震惊中恢复，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在整个波斯尼亚危机中，威廉二世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和俄国人正相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直到最后都为奥地利出兵塞尔维亚兴奋地呐喊，比如“现在前进，出发！”或者“那么他就出发了！”俄国撤退后，威廉二世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这证明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坚固同盟是正确的选择，这场胜利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出色的应急演练”。此外，因为看到俄国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受了屈辱，威廉二世坚信，在一场可能由巴尔干冲突引发的欧洲战争中，英国命中注定不愿意也不能加以干涉。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1914年的七月危机相比，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相似点。然而尽管有威廉二世在1908～1909年大力颂扬的德奥兄弟情作为“范本”，这两次危机仍然可能缺少直接的因果关系。毋庸置疑的是，德国准备好了和它的盟友一起对俄国和法国作战，但是1908～1909年时的柏林还没有意愿挑起这样一场战争。直到由贝特曼·霍尔韦格担任帝国首相和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德国与俄法这两大欧洲强国发生进一步严重冲突时，这种意愿才愈加强烈了。

2 阿加迪尔危机（1911年）

1910年5月6日，威廉二世的舅舅、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威廉二世再次燃起了改善德英关系的希望：通过拉近两国的距离，德意志帝国最终会获得“天赐”英国人的世界霸主地位。他向当时的美国大使描述了他种族主义思想下的未来愿景：他宣称，英国人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他的帝国正日益壮大。“我们不想要他们的殖民地，也不想要海上霸权，我们只想要我们的权力得到承认。德国几乎和英国一样富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平等的机会。他们试图将我们定义为欧洲的威胁，然而我们并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他们还试图将我们置于整个欧洲的对立面，然而他们的协约国关系却松动了。就像拉丁语时代过去了一样，他们的黄金时代也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不认为斯拉夫人会是未来的主宰。上天自有安排，如果说斯拉夫人而不是日耳曼人注定是主宰未来的民族，那么这绝不是对天意的赞扬。不，主导世界文明的必须是日耳曼民族（我们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当时访问德国的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面前，威廉二世还兴奋地谈到“要让日耳曼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齐头并进”。在后来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他还激动地写道：“世界秩序将由合并的日耳曼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维持！”

威廉二世这些自命不凡的抱负不仅让美国人生疑，更说服不了英国人解除与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关系，好让德国能在欧洲大陆称霸。在1910年5月舅舅爱德华七世葬礼期间，以及在一年后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威廉二世都认为凭他的个人魅力，可以让即位的英国国王、他的表弟乔治五世（George V）与德国签订一份协议。事实上，在这次英国之行（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前往英国）期间，威廉二世发表了在他统治生涯中堪称糟糕透顶的长篇空论，它对英国政治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11年5月20日，他在“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上对路易斯·冯·巴滕贝格（Louis von Battenberg）王子说，他真心希望（德国）与英国结成最紧密的伙伴关系，但是“你们不能在每次对话开始时都持保留意见，一旦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触碰了法国或俄国的利益，你们才站出来表示不能接受”。巴滕贝格提出异议，他认为英国同法、俄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的确是“对三国同盟的天然和必要的抗衡力量”，对此威廉二世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巴滕贝格确信，“皇帝非常激动，即使算不上太过分，他对欧洲均势的观点也是极尽嘲笑，不能自已”。“你们英国人必须明白，德国才是决定欧洲大陆战争或和平的唯一统治者，”威廉二世嚷嚷道，“如果我们想要开战，我们就会开战，不管你们允许不允许。”

巴滕贝格将这次会谈记录汇报给了年轻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后者立刻将此会谈记录转发给了英国首相阿斯奎思（Asquith）。阿斯奎思又让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看了这份记录。所有看过这份会谈记录的人都深感震惊，无一不严肃地相互询问：这个德意志皇帝的精神还正常吗？阿斯奎思认为：“我们简直想确认，他向巴滕贝格王子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精神错乱下的胡言乱语；然而（就算是）这些话也够危险了。”英国外事办公室（Foreign Office）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定，德国想要夺取欧洲霸权。无论如何，随着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爆发，又一轮围绕欧洲大陆统治权的大较量开始时，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这通威胁言论如同添了一把柴火，让英国政府下定决心要保护法国。

为了平衡德国发出的战争威胁，德国向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派出“豹号”战舰，以示对法国占领摩洛哥城市非斯（Fes）的回应——想出这个大胆计划的并不是皇帝威廉二世，而是爱喝酒且意志坚定的施瓦本人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基德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德国吞并摩洛哥南部，而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德属“中非”，并最终将德属西南非、德属东非、比利时属刚果、法属刚果、喀麦隆和多哥、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统统囊括其中。不过为了提高和法国谈判的筹码，他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和重工业界人士对摩洛哥地区的关注。这样一来，他又让皇帝威廉二世陷入了危险和倍感压力的境地，因为当这个鲁莽的威胁行动宣告失败时，皇帝正好被这些人讽刺为“和平威廉”。他们说，又出现了一个“奥洛穆茨（Olmütz/Olomo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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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鲁士的好传统究竟哪儿去了？“我们是变成女人了吗？”

尽管皇帝威廉二世对争夺更多的非洲殖民地兴趣寥寥，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即他从1911年5月初起就清楚基德伦的计划，也多次正式地（最后一次是1911年6月26日在基尔）对基德伦计划的挑衅行动表示赞同。同年7月5日，威廉二世沿着挪威海岸线开始了他一年一度的旅行。尽管时局紧张，这次“北国之旅”一开始还是如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德国海军内阁大臣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早上的体育活动就是一场大闹剧。陛下用小剪刀剪断了副官冯·朔尔（von Scholl）的吊裤带。”在旅行期间，威廉二世并没有对基德伦的行动计划提出什么疑虑，对于迫使法国向德国割让其与德国共有的刚果殖民地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一事，他倒是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情绪。他认为基德伦必须加快谈判速度，尤其要在法国割让刚果事宜上坚定立场。另外，也许是回想起了皇帝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突然撤退的一幕，基德伦对威廉二世说，如果威廉二世在关键时刻收回对他“至高无上的信任”，那么他就辞职。“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应战，”他写道，“不过他们必须感觉到，我们的决心到达了顶点。”

1911年7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宣称，一旦德国与法国开战，英国将站在它的协约国一边。这一警告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帝国首相，以及抱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意志人脸上。就这样，欧洲再次走到了一场大战边缘。在“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返回希维诺乌伊希切港（Swinemünde）的途中，基德伦向皇帝威廉二世做了一个“言辞有些冒犯的报告”，他坦言“现在非常不宜向法国宣战，因为英国一定会站在法国一边，到时我们的盟友或多或少会失去（利用）价值”。根据海军上将穆勒的记录，“陛下听后异常沉默，却表示了赞同”。不过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却听说，威廉二世在希维诺乌伊希切港“绝没有消沉，而是比他的大臣更加充满斗志！”威廉二世怒气冲冲地说：“以德意志帝国及其人民的尊严，我们怎能与极度厚颜无耻的法国人为伍。”他声称：“法国人这一步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要不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而且如果英国人胆敢派兵在法国或比利时海岸登陆，自有德国的“潜水艇”等着他们！总参谋长小毛奇也苦恼地抱怨：“如果我们再在这件事情上夹着尾巴溜走，如果我们不能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告诉对方我们做好了拔刀相向的准备，那么我对德意志帝国的未来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普鲁士战争大臣明确表示，德国军队“已经做好了与法国开战的充分准备”，当然了，德国也不一定非要打。

威廉二世并不是向阿加迪尔派出“豹号”战舰的主谋，也对基德伦最终可以迫使法国人交出的那275000平方公里沼泽地没什么兴趣。威廉二世的明确目标不是争夺殖民地，而是为德意志帝国赢得全球统治地位。因此经历了与俄国围绕波斯尼亚的军事对抗，以及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对法国的贸然威胁之后，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将主要敌对目标锁定在了大英帝国身上，而英国却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再次证明了自己才是维持欧洲现有国家秩序的保障。

3 战争危机扩大下的造舰行动（1911～1912年）

当贝特曼·霍尔韦格为取得与英国的共识而积极奔走时，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却大力提高德国建造战舰的速度。这一举动无疑会增加英国以此为借口向德国海军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风险。提尔皮茨自己也承认，如果与英国皇家海军开战，他的舰队毫无胜算可言。他认为，当下是“最不适宜开战”的时候，而在这之后的胜算会逐年增加。他列举了必须采取的措施，以便让德国在“赫尔戈兰岛（Helgoland）、英吉利海峡、无畏舰、潜水艇”等方面占据较大的优势。德国海军领导层大多主张延缓与英国的海上之争，建议至少等到1914年前后再开战，到那时威廉皇帝运河（Kaiser-Wilhelm-Kanal）才可以通行无畏舰级别的大型战舰。然而威廉二世不计任何代价，每年都要建造三艘战舰和三艘巡洋舰。建造战舰“不仅是关乎德国海军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还左右着德意志帝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威廉二世认为，推行如此冒险的炮舰政策，目的并不是和英国开战，相反是为“不战而胜”地取得世界霸权。“我们炮舰政策的最后一步”，正是要逼迫英国与我们结盟，这样才能长久地保证德国在欧洲及海上的统治。

贝特曼、基德伦和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韦穆特（Wermuth）都认为炮舰政策是鲁莽的并且坚决反对，还在海军和陆军中结成了统一战线。威廉二世必须要在提尔皮茨和贝特曼二人中做出选择，不过他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因此递上辞呈。根据穆勒的记录，威廉二世在1911年10月中旬抱怨说：“我完全不知道贝特曼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太害怕英国了。不过我是不会让英国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我和提尔皮茨说过，他得多少考虑我的身份，我是大选帝侯和腓特烈大帝的后代，这种事在当时对于他们来说可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也和贝特曼说过，他必须要想想上帝的旨意，天意已经做出安排，像英国人这样有太多责任要负的民族，总有一天会被削弱。”这场危机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威廉二世在1912年1月还用“最刺耳的话批评贝特曼和威廉大街的那帮人软弱无能且胆小怕事”。当某个大使也站出来反对强行加速建造无畏战舰时，威廉二世回击道：“我要告诉您的是，您们的外交官吓得把屎都拉在裤子里了，整个威廉大街都被他们弄得臭气熏天……”尽管贝特曼最后成功地将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要求的战舰规模缩小了一半，然而即便如此英国仍把德国加速建造战舰的行为视作挑衅。新上任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英国皇家海军争取到了双倍预算，并将驻守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调到了北海海域。英国总参谋长继续定期会见他的法国同僚，以便就英国军队在法国-比利时边境登陆的细节达成协议。1911年底，英国海军上将费舍尔（Fisher）预计，一场重大战役会在“1914年9月”爆发。他之所以做出如此预测，同样是因为，到那时候，威廉皇帝运河将可以通行大型战舰。英国和德国俨然已经徘徊在了一场大战的边缘。

4 失败的“霍尔丹任务”（1912年）

1912年2月，英国战争大臣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同贝特曼、提尔皮茨和威廉二世在柏林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清楚地表明了德国和英国之间产生对立的根本原因。提议举行这次会谈的是德国哈帕格航运公司（Hapag）经理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和德裔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英国人表现出可以谈的意愿时，威廉二世便坚定地认为，伦敦方面只会因为惧怕他的炮舰政策而退让。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1912年1月10日，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威廉二世说，与英国和解会让德意志帝国成为一个囊括葡萄牙和荷兰殖民地，以及比利时属刚果的“大殖民帝国”。不仅如此，德国和英国将要达成的协议会瓦解英法俄三国协约，并因此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根据穆勒1912年2月7日的记录，威廉二世听后兴高采烈，“显然已经把自己当成‘欧洲合众国’的政策领导人，以及横贯非洲中心的德意志殖民帝国皇帝了”。在给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的信中，威廉二世写道，他的计划是建立“针对美国的‘欧洲合众国’……可以争取5个国家（包括法国）”。而提尔皮茨预感到，在突然亲近英国这一政策的背后，隐藏着破坏他造舰计划的阴险企图，而只有自己的造舰计划才能迫使英国长久承认，德国拥有与其在全世界“平起平坐的权力”。威廉二世因此再次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必须调解贝特曼和提尔皮茨之间的矛盾。

威廉二世急切地亲笔拟了一份文件，作为德英两国会谈的基础。他对贝特曼和威廉大街没有丝毫信任。他在文件中表示，英国政府是一个集体，而德国政府“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我，帝国首相的发言只代表他自己”，因此帝国首相暂时谈不出什么有约束力的协议。在霍尔丹和提尔皮茨关键性的几场谈判中，他也不会起到主导作用。最重要的是要以减缓德国战舰建造速度为由，让英国与德意志帝国达成一个为期20年的政治协议，英国必须遵守此协议的规定，在欧洲任何一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或是在夺取海外殖民地过程中与德国相互协助。对于这样一个以强制性为基础的协议，英国自然完全不能接受。这相当于给了德意志帝国随时突袭法国的自由，至此失去英国皇家海军保护的法国将被迫与欧洲中等国家以及俄国结成同盟。如果与德国签了这项协议，英国将会在北海和大西洋，乃至地中海、波斯、印度和远东受到威胁。

当英国明确拒绝德国提出的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无条件保持中立的要求后，威廉二世的愤恨如决堤一般发泄了出来。他宣布，“我和德意志人民的忍耐到头了”。他对和英国人“坐在一条船上”的德意志帝国首相和大臣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蔑。他说：“我希望我的外交官们从中得到教训，未来多听听他们君主的命令和想法，特别是在他们还搞不明白要同英国怎么谈的时候；而我对此清楚得很。”对于威廉二世在给帝国首相和驻伦敦大使电报中“难以置信的粗鲁言辞”，海军内阁大臣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他想要怂恿首相和大使辞职。事实上，在对威廉二世不顾其作为责任顾问的建议，坚决奉行战争路线表示抗议之后，贝特曼·霍尔韦格就已经在1912年3月6日递上了辞呈。后来贝特曼继续留在了首相这个棘手的职位上，和军队领袖一道努力重新调整战略方向，即抛弃当前的与英、法两大西方强国的战争计划，转而将矛头指向法国和俄国这两个陆军强国。在违背提尔皮茨造舰计划基础上的陆军扩充提案在帝国议会获得了大量支持。至于英国在德国与俄法两国同盟之间的冲突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仍然是个未知数。

5 巴尔干动乱和第一次开战决定（1912年11月）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迅速衰败，欧洲的热点问题从西边转移到了东边。此外，土耳其革命、波斯尼亚吞并危机、1909年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意大利1911年侵略利比亚的黎波里也让巴尔干半岛中小国家燃起了扩大自身疆域的希望，它们借由1912年9月底对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袭击，挑起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威廉二世对巴尔干国家的进击鼓掌叫好，并用他独有的方式将试图重建和平秩序的外交官讽刺为“阉人”。他得意地说，“平民”可不能对时局指手画脚，“那是军官应该操心的事”。1912年10月4日，他叫嚷道：“东方问题必须要用铁与血来解决！而且要在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时机进行！那就是现在。”

威廉二世幻想着，信仰基督教的巴尔干国家能靠着奥地利的力量和三国同盟的支持，建立起一个“四国同盟”，并以“第七大政治势力”的身份加入“欧洲政治版图”之中。所以他要求，奥地利必须“大力支持‘巴尔干合众国’的建立”。“因为只要巴尔干国家团结一致，它们将很快同俄国形成对抗，这样一来，它们会完全依赖奥地利，进而依赖三国同盟，而这些国家实力的壮大也符合三国同盟的意愿，会成为我们抗击俄国的辅助力量。”1912年12月1日，正在多瑙辛根（Donaueschingen）猎狐的威廉二世获悉，保加利亚向土耳其提出了结盟请求，他仿佛已经预见，自己将成为一个强大世界帝国的统治者。当天，他向德国外交部发了一封匪夷所思的电报：“奥地利务必要和土耳其-保加利亚结成军事同盟，我们要帮助这两个国家壮大和重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结盟后，希腊和塞尔维亚必将向奥地利靠拢。这样一来奥地利可以统治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同意大利，以及新成立的土耳其-保加利亚舰队一起成为抗衡英国的重要力量，迫使英国向亚历山大港进发。俄国在巴尔干也就没戏可唱了，敖德萨也危险了。到时三国同盟会在地中海占据优势地位，可以将势力向哈里发国家延伸，进而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印度）！”

奥地利人并没有回应威廉二世的期待，因为他们对日益壮大的塞尔维亚越来越感到担忧；德国总参谋部和威廉大街对此也并不支持，因为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紧张关系中，他们看到了与俄国和其盟友法国开战的可能性，而当时的奥匈帝国在多瑙河沿岸已经没有什么行动能力了。1912年11月9日在莱茨林根（Letzlingen）狩猎时，威廉二世顶住了他的元帅和枢密顾问们的压力，他们要求德国不要承诺支持奥地利，如果奥地利按计划向塞尔维亚出兵——就像1908～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那样——激起了与俄国（也可能与法国）的矛盾的话。他给基德伦-韦希特尔去了一封电报，称他已经在莱茨林根“明确”和帝国首相说，为了将对塞尔维亚的进军挡在亚得里亚海一带，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下令出兵巴黎和莫斯科”。然而就在同一天，威廉二世的态度又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坚信欧洲的公众舆论将视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为正义之举，因此同意小毛奇、贝特曼和基德伦提出的备战立场。11月19日，外交部国务秘书通过威廉二世的朋友菲斯滕贝格向奥地利方面传达了德国的许诺，即在危难时刻德意志帝国“绝不会逃避履行我们的盟约”。两天后，威廉二世向奥地利使馆武官冯·比纳特（von Bienerth）保证道：“奥匈帝国一定会得到德意志帝国的支援。”他还用了一句话以示强调：“德国之剑已经做好了随时出鞘的准备，您们就放心交给我们吧。”威廉二世在一封维也纳发来的报告上作出指示，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最危急的时刻”。他清楚地认识到：“这将会是一场欧洲大战，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场与三大强国的生存之战。”

1912年11月22日，奥地利陆军中将布莱修斯·舍穆尔（Blasius Schemua）——当时暂定为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继任——与威廉二世和小毛奇在柏林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威廉二世和小毛奇再次承诺，“如果俄国威胁我们，奥地利一定要相信德国会伸出援手，这也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会被打败”。威廉二世认为，俄国军队还远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法国人爱好和平，而意大利人偏向严格遵守三国同盟协议。小毛奇向布莱修斯解释道：“他清楚形势的严峻性。德国一旦出兵，法国必定会跟着出兵，这种无休止的形势必然将发展成为军事对峙。不过到时候的首要目的当然是在西部战胜敌人——他希望在4～5周内完成，然后再将多余的力量转移到东部战场。”在这场预示着战争命运的会谈结束后，威廉二世紧接着前往施普林格（Springe）陪弗朗茨·费迪南大公狩猎，在场的还有小毛奇、提尔皮茨和贝特曼·霍尔韦格。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讲稿是在小毛奇口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了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的立场。看起来，一场欧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不过，英国方面会怎么回应呢？

6 推迟开战：1912年12月8日的“作战会议”

威廉二世在1912年11月21日指示：“立刻通知德国驻法国和英国大使，查明无误后向我报告，在现在的情形下，法国是否一定会和俄国联手，而英国究竟会选择哪一边站队。”与此同时，威廉二世请他的弟弟海因里希王子在出访英国期间设法搞清楚，如果巴尔干动乱引发了欧洲大战，英国会如何表态。1912年12月4日，海因里希在伦敦直截了当地问他的姐夫、英国皇家海军司令路易斯·冯·巴滕贝格王子，如果发生上述情况，英国是否会保持中立。巴滕贝格吃惊地马上写信给他的堂兄乔治五世，说海因里希和威廉二世显然没有理解，“如果德奥同法俄之间爆发战争，英国不可能允许后两者中的一个，特别是法国，沦为战败一方——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当海因里希1912年12月6日在桑德林汉姆府（Sandringham House）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同样提出这一棘手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几乎一字不差。他告诉外交大臣格雷，海因里希问他，“如果德奥同俄法开战，英国是否会站在俄法一边。我回答，‘毫无疑问，是的——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当然必须明白，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朋友输掉战争”。然而海因里希歪曲了英国国王的明确回答，用更友好，甚至完全不负责任的语气传话给威廉二世：英国热爱和平，希望避免与德国发生任何矛盾。

要是威廉二世新任命的大使李希诺夫斯基侯爵（Fürst Lichnowsky）在12月3日的报告中没有告诉他真相，那么威廉二世1912年冬天可能还在继续推行他的战争政策。和王子海因里希不同，李希诺夫斯基解释说，霍尔丹勋爵明确告诉他，“如果因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出兵，欧洲陷入混乱”，那么“英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这番话可能是作为对贝特曼帝国议会演讲的回答。均势原则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公理”，是它将英国带进了法国和俄国的阵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不会容忍法国被击败……英国不能，也不愿意面对此后仅由欧洲大陆上唯一大国率领的统一军队。”

在从狩猎场回到柏林后，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8日（星期日）早晨看了李希诺夫斯基的报告。他对英国的均势政策表示愤怒，在批示中恨恨地写道：“英国将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带着狂热的种族主义倾向，明确指出在即将到来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最终战斗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将站到斯拉夫人和高卢人一边”，“高卢—斯拉夫人的同伙要对抗日耳曼人了！”威廉二世对巴伐利亚公使说：“德国也许很快就要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不要错过任何壮大陆军和舰队的机会。”不管帝国首相给他制造多大的困难，他都必须这样做。除了排兵布阵，德国还必须“全面寻求盟友”。在给一年前策划“霍尔丹任务”的阿尔伯特·巴林的信中，威廉二世依然激动地写道，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是一场“日耳曼人与傲慢的斯拉夫人之间的种族之战……”，它关乎“日耳曼民族在欧洲的生死存亡……现在对俄国作战意味着马上向法国开火，因此我们想知道，英国是不是在这场纯粹的大陆战争中很难坚守其在2月向我们表明的中立态度”。而霍尔丹声明：“一旦德国与俄国和法国开战，英国不会保持中立，而会立即前去支援法国！对此的理由是：英国绝不能，也绝不会容忍德国在欧洲大陆取得霸权，进而统一欧洲。”

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发表的“暴怒言论”像潮水般汹涌，它向我们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位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战略预期，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史料。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引发了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种族之战”，它将决定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是否能拥有长期的统治地位。此外，尽管经历了两次摩洛哥危机，“霍尔丹任务”也失败了，然而威廉二世直到1912年12月的那个星期日之前，一直幻想着英国已做好了抛弃它两个协约国伙伴、黯然接受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准备。在听到英国人将均势政策视为“公理”时，他巨大的心理落差只是反映出他直至当时，还一直对英国人保持中立一事抱有完全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像面对欧洲国家秩序的严重动荡，特别是比利时和法国被攻占，英国必须袖手旁观一样。威廉二世在1912年冬天生出的幻觉着实让人惊讶，他希望英国保持中立的美梦成为他一年半后各项政策的基础，而那时世界却真正因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而陷入了一场灾难。

李希诺夫斯基的解释迫使威廉二世正视现状，他不得不收回他在1912年11月9日为奥地利出兵塞尔维亚提供支援的承诺。1912年12月8日，威廉二世召开了“作战会议”。这个臭名昭著的会议一直都是“费舍尔争论（Fischer-Kontroverse）”的重点，他认为，“作战会议”召开之前，威廉二世和他的“海陆军大将”可能已经作了一年半后爆发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战决定。这个推测绝对是可靠的。不过假定维也纳和柏林在1912年11月就已经下了立即开战的决定，那么那个周日在柏林城市宫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更像是一种战略性撤退：鉴于英国有可能插手，德国决定推迟开战，直到德国军队得以壮大、威廉皇帝运河得以拓宽、赫尔戈兰岛的潜水艇港得以加固、德国和英国的信任关系得以建立为止。在此期间，德国应按照皇帝威廉二世的旨意，寻求更多的盟友，并动员德国人民做好战争准备。不过，奥地利首先要放弃出兵塞尔维亚才行，那么说服奥地利人的棘手任务就交给海因里希、小毛奇和贝特曼了。

7 迟来的战争脚步渐近（1913～1914年）

这一时期，威廉二世依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他让奥地利人坚信，这场欧洲大战迟早会到来，只是时间上会晚一些。1913年2月，威廉二世迫使弗朗茨·费迪南大公与俄国和解——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推迟大战”让人觉得德意志帝国皇帝想要用和平的方式庆祝执政25周年——4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间的争端在斯库塔里再次燃起，威廉二世又恢复了好战的口气。他大喊道，为了取得对塞尔维亚的胜利，德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援奥地利；而且要拿起武器去战斗！”他说，诚然如今也要假设英国做好了“反对亚洲的斯拉夫人和鞑靼人”的准备。他和威廉大街都有了这种可怕的觉悟，即假设俄国的参战失去了正当性，英国一定会从一场欧洲大战中脱身。1913年4月底，外交部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完全按照威廉二世的意思声明，“对于我们而言，主动挑起这场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我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不过只有到（开战）那时才会宣布”。1913年5月5日，又一场“作战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内容是给发动一场大战找借口。小毛奇向奥地利使馆武官保证说，用外交手段解决斯库塔里问题“只是权宜之计”。威廉二世也像往常一样粗鲁地对即将爆发的种族战争发表了意见：“关于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战争，不必再回避了，它一定会到来。至于什么时候？到时候就知道了。”

在1912年12月决议通过的德国陆军扩充计划继续推进的同时，威廉皇帝运河拓宽工作逐渐接近尾声，威廉二世和小毛奇要求奥地利展开果断行动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定。1913年9月在西里西亚军事演习期间，威廉二世对再次担任奥地利总参谋长的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奥地利仍没有向塞尔维亚出兵。“为什么还不出兵？”威廉二世问他，“现在谁也妨碍不了您了！”小毛奇向康拉德保证：“眼下的迫切需要，是打破沉闷紧张的气氛……我只知道，如果开战，三国同盟将担起责任。”不过他也警告康拉德：“如果爆发战争，德国会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法国，然后尽快将火力对准东方。”他说，虽然德国拥有113个军团，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英国肯定会站到法国一边对付我们”。1913年10月，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的军队在8天之内撤出阿尔巴尼亚时，奥地利已经必须依靠德意志帝国的无条件支援了。威廉二世身边的外交官在报告中写道：“当皇帝和国王陛下得知，奥匈帝国这次下定决心不再向塞尔维亚让步时，他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1913年10月底，威廉二世在维也纳会见了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Berchtold）伯爵，他对贝希托尔德说，如果塞尔维亚人拒绝屈服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那么贝尔格莱德将遭到炮轰，进而被占领，直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意愿得到满足”。“而且您大可以放心，我会站在您的背后，只要您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我随时准备拔刀相向。（皇帝威廉二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做了一个拔剑的动作）……在48分钟的会谈过程中，可以提到同盟关系的机会实在是太多，皇帝威廉二世显然利用了这些机会，以确保我们可以完全信赖他。这是贯穿皇帝威廉二世表态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告辞时强调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感谢，皇帝威廉二世屈尊向我保证说，不论奥地利外交部做何决定，对他而言都是命令……”在一封给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报告中，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契尔什基确定，威廉二世已经向贝希托尔德明确表示，奥匈帝国“无论如何必须用某种方式，尤其是军事手段吞并塞尔维亚，并至少以此保证，一旦奥匈帝国和俄国爆发军事冲突，塞尔维亚军队不会袭击奥匈帝国，而是会同它一同作战”。威廉二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奥地利人在8个月后，因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出兵可能导致欧洲大战问题向德国请求支援时，也就不需要有所怀疑了。

欧洲西部也加紧了对大战的准备。1913年11月，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在波茨坦与威廉二世和小毛奇进行会谈，明确了解到德国很快将通过比利时向法国发动袭击。和1904年1月同比利时前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谈话时的口气一模一样，威廉二世威胁即位不久的阿尔伯特国王说，与法国开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说，鉴于德国军队压倒性的优势，德国一定会取胜，国王最好不要阻止（德国）进军。根据威廉二世的意思，小毛奇又向阿尔伯特强调说，德国即将对法国开战，“陛下一定可以想象，（开战）这一天整个德意志民族将多么振奋……一旦开始，没有什么能阻止‘条顿人的狂怒（furor teutonicus）’”。小毛奇还威胁阿尔伯特说，如果小邻国胆敢挡他们的道，就没有好果子吃：“选择和我们同一阵营的小国将受益匪浅，因为谁反对我们，谁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威廉二世的此番狂妄言论再次迅速在全世界传开——它对众人皆知的《凡尔赛条约》战争罪责条款的拟定也起了一定作用。当时，威廉二世针对法国写了无数充满战争意味的批示，这些潦草的字迹证明他的威胁性言论并不是说说而已。“尽管让他们放马过来！上帝会帮助我们与他们决一死战！”或者：“这关乎我们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如何在全世界赢得威望！所以都给我挺直腰板，严阵以待！”

如果英国还不就一场可能爆发的欧洲大战表明立场，威廉二世便会一直信心满满，以至于相信他建造战舰的强权政治手段会为他创造奇迹。他在1913年10月兴高采烈地说：“英国来找我们（结盟），不是勉为其难，而正是因为我们皇家海军的强大！！”同一时间，提尔皮茨向与他合作最紧密的同事们宣布，他将在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发挥他的影响力，即使没有达到炮舰政策的目标也没关系。“至于德国会不会在必要时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在这场争夺战中投入大量兵力——或者是否会满足于从前就拥有的欧洲大陆强国地位，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信仰的事。最终对于一个大民族来说，为最高目标而斗争，光荣地走向毁灭，也许比默默无闻地放弃未来都更有价值。”

8 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皇帝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费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刺杀事件发生三周前威廉二世就预言：“很快就会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我们所有人都会卷入其中。”和1912年11月第一次做出开战决定时如出一辙，威廉二世再次命令帝国政府：“去搞清楚英国的态度！”1914年6月16日，也就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两周前，贝特曼·霍尔韦格遵照皇帝指示将这个烫手山芋再次扔给了李希诺夫斯基，让他去问清楚，一旦“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任何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利益冲突点燃了战争的火把”，英国会如何表态。16日当天，和小毛奇一样支持发动战争的总军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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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西在总参谋部召见了三个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驻外武官，他请求他们暂时不要向他们的战争部长提交文字报告，直至另行通知为止。1914年6月，小毛奇完全按照这个精神要求外交部国务秘书冯·雅戈将其政策调整到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路线上。这多少表明，德意志帝国政府——估计约有20名军官和外交官——早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前就已经做出了与法国和俄国开战的决定。

毫无疑问，这次密谋也透露给了皇帝威廉二世。即便不一定是始作俑者，作为皇帝、国王和最高军事统帅的威廉二世也拥有最终决定权。但问题是，他做出的开战决定就一定不可动摇吗？尽管他试图用“这一次我不会屈服！”来消除人们对他决心的怀疑，然而鉴于他声名狼藉的善变性格，密谋者们仍将他视为不稳定因素，而且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威廉二世一定会同意开动战争机器，不过之后他要少安毋躁，直到他必须在危机的最后阶段为军事动员再次赶回柏林。威廉二世顾问之间的这次密谋表明，德意志帝国皇帝手中的权力已经开始流失，这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显露无遗。

在得知朋友“弗兰齐（Franzi）”遇刺身亡时，威廉二世整个礼拜都待在基尔。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他中断帆船比赛，赶回波茨坦，不过一整天都没和人透露他决定开战。他打算和弟弟一起前往维也纳参加弗朗茨·费迪南的葬礼。他首先产生了一种预感，好像自己也面临被刺杀的危险。7月3日，他还故意表明想在秋天之前往罗马尼亚旅游，不过同一天晚上他又重申了1913年10月所作的批示。这个批示已然成了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爆发的信号，这场战争已经被反复讨论了很多遍，且将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都考虑进去了。威廉二世表明，“要么现在，也就是立刻开打，要么就放弃”。尽管如此，威廉二世做出这个批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是真的打算发动这场欧洲大战，还是只为出兵塞尔维亚可能导致大战而承担风险——却仍然不为人知。至于他在这些日子里究竟受过什么影响，我们也无从知晓。

1914年7月5日，威廉二世在新宫接见了奥匈帝国大使瑟杰尼。在看完霍约斯伯爵从维也纳捎回的两份文件后，威廉二世对于奥地利决定消除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影响一事表示满意，并催促奥地利尽快动手。在这个问题上，他态度的两面性——在战争准备和战争意愿之间游移——暴露无遗。他说：“俄国不管怎样都会做出敌对性举动，不过他多年以来对此早有准备，甚至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打起来，我们（奥地利人）要坚信，德国会一如往常忠诚地遵守盟约，站在我们这一边。”

当天，威廉二世还在波茨坦召见了帝国首相、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阿图尔·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军事内阁大臣冯·林克男爵（Freiherr von Lyncker）、副官长冯·普勒森（von Plessen）和海军司令部代表。元帅们向威廉二世保证，陆军已经严阵以待。第二天早上，威廉二世还命令海军上将冯·卡佩勒（von Capelle）（他作为帝国海军部代表替休假中的提尔皮茨做报告），秘密地“做好调动舰队的准备”。不过他看上去已经对塞尔维亚的屈服胜券在握了，“因为沙皇不会支持刺杀皇储的凶手，还因为俄国现在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

7月6日，威廉二世在贝特曼的敦促下踏上了惯常的“北国之旅”。贝特曼想借这个诡计制造一种假象，即德国对奥地利出兵塞尔维亚的企图毫不知情。他的私心当然也是其中一个考虑，他想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尽可能让反复无常的威廉二世远离柏林，以避免自己的布局被打乱。于是，“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驶向挪威北角，而是早早地在松恩峡湾的巴尔霍尔姆（Balholm），也就是离卑尔根以北仅100公里处就抛了锚。这个举动已经表明，这一次的“北国之旅”只不过是伪装。这也意味着，威廉二世可以在22个小时内从那里赶到库克斯港，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两天之内抵达基尔，签署军事动员令。

对于正在上演的这幕大戏，威廉二世绝不可能装聋作哑，他在巴尔霍尔姆接到了几十封从柏林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了最新消息，还给了他随时参与其中的机会。威廉二世性格暴躁的儿子用攻击性的口吻威胁说，他要怀疑德国的动机了。在贝特曼的强烈要求下，威廉二世命令他儿子不要再提这件事。威廉二世从巴尔霍尔姆向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发去电报，请求它们在可能发生的俄法军事冲突中与德国结盟，他同时还向意大利发出了结盟邀请。

据称，德国政府和巴尔霍尔姆行宫方面事先并不知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了最后通牒，然而在最后通牒发出4天前，威廉二世就建议说，外交部最好秘密告知哈帕格和北德意志劳埃德（Lloyd）两家航运公司可能出现的战争风险。7月19日，海军上将冯·穆勒在日记中记录道：“对于23日奥地利将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一事，陛下非常激动。”当最后通牒传到“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上时，威廉二世明知内容令人无法接受，却也欢呼道：“这件事干得真有魄力！”当得知塞尔维亚方面表示让步时，他更是激动地大喊：“太好了！人们再也不会相信维也纳人干不出好事了！……自大的斯拉夫人！所谓的塞尔维亚伟大国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所有的斯拉夫国家不过如此！对于他们这些无赖，非要狠狠地踹上一脚才行！”威廉二世的此番旁白并没有在避免一场大战方面起到什么缓和作用，因为恰好在那一天，他给舰队司令冯·英格诺尔（von Ingenohl）下了命令：必须通过摧毁塔林和里堡（Libau），点燃与俄国的战火。但英格诺尔还是顶住压力，推迟了对这两个俄国军港的炮击。

与巴尔霍尔姆和威廉大街的外交官们相比，威廉二世的好战性此时受到了更大鼓舞。7月25日，贝特曼·霍尔韦格不由地抛出疑问：“这个膨胀的少尉（威廉二世）究竟想拿这个世界怎么样？”由于德国的远洋舰队当时正在挪威南部进行军事演习，而英国皇家海军正集结在南安普敦举行大型舰队阅兵，贝特曼非常希望，英国海军原定7月27日结束阅兵的计划不会被提前召回德国远洋舰队的举动打破。然而威廉二世的躁动却打乱了他的阵脚：7月25日早晨，威廉二世在巴尔霍尔姆下令立刻撤回他的舰队。贝特曼请求威廉二世收回这个命令，因为此举会迫使英国战舰提前进入战备状态。威廉二世对此勃然大怒，愤愤然地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他责骂到，这位“平民首相”的电报令人愤慨！“简直是无理取闹！”塞尔维亚的军事动员“会引发俄国的军事动员，也会促使奥地利开始军事动员！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将我的海陆军队集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在波罗的海连一支军舰都没有！！……如果俄国准备开战，我的舰队必须已经在波罗的海待命，所以要让它们回来！”事实上，在丘吉尔的命令下，英国皇家海军已经连夜从英吉利海峡悄悄地开进了苏格兰海域。

威廉二世不仅下令撤回远洋舰队，还在7月25日决定结束“北国之旅”，返回德国。在返程途中，他继续坚定地表示，至少要实现对中欧列强有利的、“向巴尔干和欧洲的”权力大转移。他写道：“奥地利必须在造成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利益损失的基础上，在当地获得比其他中小国家更有优势的地位，否则就不得安宁。”他拒绝了一切调解建议，当俄国外交大臣威胁说，一旦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出兵，俄国就要开战时，威廉二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回应说：“那就放马过来吧！”

还没等到游轮抵达基尔，威廉二世就已经对这场欧洲大战满怀期待了。更让他身边的人惊讶的是，7月26日傍晚，威廉二世在给皇后的一封电报中写到，他希望很快可以和她一起去威廉高地公园（Wilhelmshöhe）避暑。总之，如果说有什么能让皇帝威廉二世在接下来的日子举棋不定的话，那就是英国所采取的态度了。

“霍亨索伦号”皇家游轮7月27日抵达基尔，此时的威廉二世仍然沉浸在好战情绪中，连海军上将们都直摇头。威廉二世下令封锁波罗的海东部海域，提尔皮茨和卡佩勒认为这个命令简直“有病”，是在开“军事玩笑”。他们气愤地喊道：“他这是把士兵当猴耍！”威廉二世这边却在为贝特曼的请求大发雷霆。贝特曼请他最好不要返回柏林，而是前往波茨坦，因为正在柏林等着他露面的示威者可能会将他的出现视为要打仗的信号，然而贝特曼政策的目标是“毫无顾忌地用尽一切手段，让俄国在全世界面前失去正义性”。威廉二世不理解地抱怨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个人现在居然给我下命令了，还让我不要出现在我的人民面前”。威廉二世抵达新宫后，贝特曼、小毛奇和海军参谋长冯·波尔（von Pohl）依次向他做汇报，还没等汇报完他就果断地说：现在把外交部拟的电报发给沙皇，还为时太早；奥地利人应该向意大利人做出有诚意的补偿，这样意大利就也能参战了；拒绝英国提出的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这次面对面汇报的结果，穆勒这样描述道：“保持克制，让俄国成为不正义的一方，然后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战了。”战争大臣冯·法金汉私下里听说，有人已经决心将这件事坚持到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直到这时，威廉二世仍认为英国不会插手可能爆发的战争（仅在俄国被当成搅局者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这一幻想，贝特曼在向威廉二世转达李希诺夫斯基的电报内容时，刻意弱化了其中的告诫意味。然而7月27日从伦敦传来一个消息，它的严重程度足以让威廉二世再也坐不住了：李希诺夫斯基报告说，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回复太软弱，以至于奥地利和德国可能会成为不正义的一方，他们不应该让贝尔格莱德成为谈判的筹码。7月28日早晨，威廉二世看了李希诺夫斯基的这封电报。他第一次有了改变当前路线的想法。

现在威廉二世认为，考虑到塞尔维亚的顺从，必须打消一切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取而代之的是，奥匈帝国应该抓住贝尔格莱德不放，直到它的要求全部被满足为止。威廉二世相信这样便可以平息这场国际危机，他甚至打算继续踏上他未完成的旅程。他气恼地抱怨说，维也纳方面已经无视他的意愿好几个星期了。但威廉二世并没有从中看出，他自己的政府在耍花招。对于威廉二世提出的“抓住贝尔格莱德不放”的建议，贝特曼不仅加以歪曲，而且还拖延了向维也纳方面传达的时间，以致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了。此外，贝特曼还在给德国驻奥匈帝国大使契尔什基的指示中清楚地表示，德国绝不会阻止奥地利。威廉二世的调解行动就这样失败了，很快，那些元帅们就更有理由让威廉二世奉行他们的战争路线了。7月28日傍晚，到访新宫的法金汉见到威廉二世时大吃一惊。“他讲话颠三倒四，只听他说现在他再也不想打仗了，他心意已决，要让奥地利自尝苦果。”根据法金汉的记录，他提醒威廉二世“注意”，“他再也把握不了局势了”。不过很快，法金汉就高兴地发现，威廉二世再次坚信，“球一旦滚动起来，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威廉二世再度充满了好战的情绪？7月29日上午，他收到了海因里希寄给他的一封信，和1912年12月一样，海因里希前往伦敦，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打探英国的动静。1914年7月26日（星期日早晨），由于赶着要去参加弥撒，乔治五世便与海因里希在白金汉宫进行了极为简短的会面，由此海因里希得出结论：英国一定会保持中立。他告诉威廉二世，“乔基（Georgie）”承诺说：“我们会保持中立，绝不插手。”突然间，威廉二世又看到了对俄国和法国开战的希望，而不必担心英国的介入了。他告诉提尔皮茨：“英国国王已经向我打了包票，这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七月危机”的最后几天通过电报，正如贝特曼所说，发出无异于哑谜的电报，目的是“完全暴露俄国的罪责”。威廉二世没有像上一次直接在外交部拟定的、发给沙皇的电报上签字，而是亲笔写了一封以他和海因里希的名义发给英国国王的电报。然而7月30日伦敦发来的电报再次让海因里希白金汉宫之行萌生的“英国中立幻想”破灭了。格雷在电报中声明，一旦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不会保持中立，而会立即出动战舰参战。海军上将冯·穆勒写道，“这是这些天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威廉二世“深为震惊”并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疯狂地对身边的人拳打脚踢，看起来好像要崩溃了一样：他认为要为这场灾难担责的，不是他或者他的盟友奥地利人，而是其他人。

尽管如此，为了阻止已经开始运转的战争机器，威廉二世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7月30日接近午夜，一封乔治五世写给海因里希的电报被送到了新宫，在电报中乔治五世对威廉二世提出的“抓住贝尔格莱德不放”的建议表示赞同，他承诺会尽全力防止一场灾难的发生。威廉二世请求海因里希立即将这封电报送到身在柏林的贝特曼手里，让贝特曼转交给维也纳方面。威廉二世吩咐，同时贝特曼还要通知伦敦，只要得到保证，奥地利人就满足了，随时可以放弃对塞尔维亚的一切领土要求。海因里希在第二天凌晨1点15分将乔治五世的电报转交给了贝特曼，凌晨2点半又回到了波茨坦。威廉二世起床后再次对贝特曼下命令，让他起草两份“有关英国和维也纳的建议”的文件，以回复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并呈送自己过目，“文件要和我的构想差不多吻合才行”。海因里希连夜向首相官邸传令的举动可能将讨价还价的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中。然而贝特曼无视了威廉二世的命令。事实上，德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都没准备接受威廉二世提出的“和平倡议”。

由于海因里希“改写”后的电报语气和缓了许多，也充满了乐观的意味，威廉二世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再次显露出了好战的一面，他坚信德国很快就能战胜法国和俄国。巴伐利亚元帅冯·文宁格尔（von Wenninger）在7月30日报告说，皇帝坚定地站在了小毛奇和战争大臣一边。威廉二世对奥地利大使说，他“决心与法国一战”。他的目标是，“将巴尔干永远地从俄国手中解放出来！”他的表态得到了海因里希和他6个儿子的一致支持——和瓦伦蒂尼观察到的一样，威廉二世的儿子们“全都好战成性”。皇后也知道，威廉二世心意已决。

小毛奇和法金汉催促赶紧宣布德国进入“受战争威胁”的状态，以作为对军事动员的准备，然而贝特曼仍然坚信俄国会用宣战的方式成为不正义的一方。他们协商后决定，以7月31日中午12点为限。当俄国宣战的消息在距离这个期限前20分钟传到德国时，柏林方面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文宁格尔在拜访战争部后报告说，“到处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威廉二世做出指示，宣布德国进入“受战争威胁”状态，并同海因里希和儿子们一起离开波茨坦前往柏林。当天下午，在聚集在星厅的军官们面前，威廉二世对当前形势做了陈述。法金汉事后说：“皇帝宣布，如今（发动战争的）责任都推到了俄国的头上。他的举止和言语称得上是一位德意志皇帝！称得上是一位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指示贝特曼，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然后也给法国发一份。1914年8月1日，威廉二世和战争大臣签署军事动员令，落笔时两个人都眼泪汪汪。随后威廉二世在宫殿阳台发表讲话，讲话起到了他所期待的效果，唤起了德国人民的战争热情。“现场沸腾了，”穆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德国政府现在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我们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威廉二世给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去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声称，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奥地利必须马上将“主要火力对准俄国”，不要分散兵力同时打击塞尔维亚。他还写信要求意大利、希腊和罗马尼亚国王，以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政府，同德国一起抗击他们共同的敌人。

8月1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它可能是整个“七月危机”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天，为了尽快开始“这场全世界见证的、最困难的血腥战争”（法金汉），小毛奇和法金汉离开宫殿去紧急部署，然而他们离开后不久又被叫了回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封伦敦方面发来的最新电报，李希诺夫斯基在电报中承诺，如果德国打击的对象只有俄国，而不针对法国，那么英国将保持中立；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海陆军会为法国的中立做担保。让小毛奇吃惊的是，威廉二世大喊：“那么我们干脆也让东线的全体军队一起出动好了！”当小毛奇指出，不可能将一支拥有数百万人的陆军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时，威廉二世“非常生气地”告诉他：“换作是您的叔叔（老毛奇），他不会这么回答我！”他通过副官长冯·普勒森下令，立即停止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突袭。小毛奇崩溃了，脸红筋胀的他留下了绝望的泪水。他像遭受了打击一般突然叹了一口气，说：“我宁愿向法国人和俄国人开战，也不愿意同这么一个皇帝斗。”

通过当时在场的其他军官和外交官的反应，人们就能明白，小毛奇彻底地失败了：他们都不赞同小毛奇对伦敦电报（尽管不同寻常）的反应；所有人都认为威廉二世将西线军力调往东线的命令符合实际，而且格雷提出的条件好像给德国提供了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向俄国开战的可能性。当天晚上8点30分李希诺夫斯基再次发来电报，承诺不管德国向俄国还是法国出兵，英国都不会干涉，柏林宫殿的欢庆气氛更加热烈了。威廉二世“情绪非常高涨地”举起了祝酒杯；他多年追求的霸权政策目标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乔治五世看到威廉二世针对李希诺夫斯基第一封电报给他的回复后表示惊讶，赶忙将外交大臣格雷叫到了白金汉宫。格雷按照乔治五世的意思拟了封答复电报，电报将李希诺夫斯基的消息解释为误传；英国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夜里11点，小毛奇被叫到宫殿。当时威廉二世已经就寝，穿着睡袍接见了小毛奇。他“非常激动地”对小毛奇说：“您现在可以做您想做的事了。”就这样，德国按照原定计划突袭了比利时的列日，并进军卢森堡，战争已经打响。萎靡不振的威廉二世整天都躺在床上，小毛奇的神经也“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正当李希诺夫斯基侯爵像失败者一样穿着睡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对伦敦方面传来的消息感到困惑不解时，门外准备接管德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已经抵达。梅希蒂尔德·李希诺夫斯基女侯爵（Mechtild Lichnowsky）将威廉二世的画像从她丈夫书桌上推倒，并大叫：“把事情搞砸的是这头蠢猪！”

其实要说事态到了绝望的地步，倒也不至于。这无论如何不是威廉二世一个人的责任，他甚至连战争的主要推动者都算不上。在“七月危机”中，他有时还被他的顾问们欺骗，尤其是在他威胁“要变卦”的时候。然而这些顾问都是他亲自提拔上来的，因为他们要么行事果断，要么顺从，他们代表了威廉二世政策的方向，也算是恪尽职守。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已经实施了20年，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机器中，以及在部分军官团中造成了一种功能失调的多头政治局面，也形成了某种宫廷文化——在这种环境下，像梅特涅或者李希诺夫斯基一样谨慎的人所发出的提醒，并不会受到重视。皇帝威廉二世的英雄主义和好战个性越是陷入同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对立，他和他的海陆军“圣骑士们”在国内感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当时最需要的是亡羊补牢，用俾斯麦的手段挑起一场防御战，来冲破内政和外交的包围。当1914年的“七月危机”几近结束，局势变得紧张时，威廉二世可能有过一些迟疑。在多年坚定地提出炮舰政策的要求后，他比他的陆军将领和外交官更加清楚，德意志帝国在一场有英国参与的欧洲大战中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然而在与弗朗茨·费迪南大公，以及与密友菲斯滕贝格的交往中，威廉二世反而在为欧洲大战的爆发而努力，对于与英国王室的家族关系，他也是虚情假意。这样看来，他的确要对这场欧洲浩劫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也许还要负最大的责任。关于威廉二世在大战前夕起到的关键作用，长年出任奥匈帝国大使的瑟杰尼可以证明，他在1913年8月还向本国外交大臣保证：“如果我扪心自问，谁才是当前德国外交政策的真正领导人，答案只有一个。有权决定德国外交政策的既不是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也不是外交部国务秘书冯·雅戈先生，而是皇帝威廉二世本人，而且从首相和国务秘书二人自身角度看，他们并没能对威廉二世施加足够的影响。”

[1]
西里西亚战争中，1758年，普鲁士军队围攻奥地利军队据守的奥洛穆茨，该市市民顽强抵抗，最终普鲁士放弃了这次围城战。

[2]
相当于副总参谋长。

第六章 狂妄的“上帝骑士”（1914～1918年）

1 皇帝的战争目标

对于威廉二世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是“君权神授说”与民主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一次“神鬼”交锋。1918年3月，当鲁登道夫看似已经在西线战场取得突破性胜利时，威廉二世激动地喊道：“我们赢了，英国人彻底没戏了！”他还说：“如果一个英国议员来找我们求和，他必须先在我的骑兵队队旗面前下跪，因为战争的胜利也代表着君主制对民主制的胜利。”在数百万人因为战争而丧生或致残的同时，威廉二世却幻想着，只有他和其他受过加冕礼的欧洲君主才有权进行和平谈判。

但是，威廉二世是怎样看待这种“上帝赋予德意志的和平”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而言，并不仅仅是他20年来“世界政策”的延续和手段之一，要回到战前的状态，对他来说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贝特曼·霍尔韦格1914年9月9日写下的臭名昭著的备忘录中，他将战争的总目标定义为“保证德意志帝国能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获得东西两线的安全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长期削弱法国、割裂比利时、吞并卢森堡，并通过建立德意志“卫星国家”将俄国的注意力从德国边境引开。按照这个目标，整个中欧的经济应该由德国来掌控，并通过对中非广大地区的殖民得到增强。贝特曼描绘的这番惊人的“宏图伟业”，得到了皇帝威廉二世的首肯。1915年，威廉二世对奥地利外交大臣说，他会终结英国的“均势政策”，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中欧共同体”。1918年，当安德拉什伯爵（Graf Andrássy）作为以欧洲均势政策为基础的“和平调停人”出面时，威廉二世还声称：“非常感谢！但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带着我们的剑！上帝会保佑我们！”他还认为安德拉什显然不太正常，并建议他去疗养院待一阵子。

大战刚刚爆发，威廉二世就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愿望，那就是在比利时和法国佛兰德人聚居的海岸进行某种形式的“种族清理运动”，以便让在当地服役的德国士兵以农民的身份在那里定居。他将包括安特卫普、泽布吕赫、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等港口城市在内的佛兰德海岸称为“我的海军的打击对象”。他认为，即使不吞并整个比利时，比利时城市列日及其周边也应该像卢森堡一样归顺德国。

此外，在以损害俄国利益为基础建立波兰卫星国的过程中，威廉二世也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14年7月进行军事动员后，他立即宣布，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按照他的设想，新建立的波兰必须和波罗的海切断联系，并在外交、军事和政治上接受德国的领导——而他本人将拥有对波兰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波兰铁路也将并入普鲁士的铁路系统。1916年11月5日宣告成立的波兰王国，也是皇帝威廉二世授意的结果。

1917年2月沙皇倒台后，威廉二世列出了他对于新的世界格局的惊人设想，这表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追求的真正的目的。在1917年4月1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威廉二世要求占领马耳他、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将其作为他舰队的据点；他还要求吞并比利时属刚果和法国铁矿盆地隆维-勃利耶，以及促成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与德意志帝国的合作。根据皇帝威廉二世的设想，乌克兰、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也应该成为德国的“卫星国”。此外，他还向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提出了数十亿金额的赔偿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威廉二世的个人诉求，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战争目标会议召开短短几天过后，这些要求也被确立为德国的政策路线。在1917年5月13日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威廉二世还提出了他对同俄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最低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除了再次强调要吞并隆维-勃利耶，占领马耳他、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外，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非洲（包括整个刚果在内）殖民地的要求。他想要将比利时分为瓦隆大区和佛兰德大区两部分，并由德国来统治。在东面，他打算直接或间接地吞并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以及让乌克兰实现“自治”。除了威廉二世想要向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提出的这些“巨额赔偿”之外，他还打算向中国、日本、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和葡萄牙也提出数十亿金额的赔偿要求。他认为，土耳其应收回塞浦路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西班牙应该收回直布罗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威廉二世就断定沙皇俄国必然会爆发革命。当他得知列宁从苏黎世转到圣彼得堡时，他嘲笑说，就应该把他的讲话发给这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让他们在路上看。1918年1月，威廉二世与托洛茨基（Trotzki）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wsk）会谈，威廉二世在谈话材料的旁注上概括了他对东方和西方的野心：“德国战胜俄国是‘二月’革命的先决条件，有了它才有列宁，然后才谈得上布列斯特！”他表示，必须现在就向西方进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的和平”中，不会有“让各民族喜悦的世界公民思想”的一席之地。“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各自赤裸裸的利益，以及各自对安全和领土的保障。”

原则上，威廉二世想象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也是针对英国，以及当时流行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概念而言的。暴力打破欧洲均势状态，占领从安特卫普到布洛涅的英吉利海峡港口城市，让德国老兵作为农民在佛兰德海岸定居，将法国降级为一个没有军队和煤炭资源的独立国家，将整个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大西洋至黑海、芬兰至马耳他之间的区域，让德国统治下的中欧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形成一条从爱沙尼亚到高加索山脉的德国“卫星国”地带，贯穿一条经过巴格达通往埃及和波斯湾的铁路线，让德国的战舰停靠在布列斯特、波尔多和马德拉群岛，将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包括多哥、喀麦隆在内整个刚果以及东非和西南非收归德国所有——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骄傲的英国将降格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西洋岛国，随时受到可以自由进出各大洋的德意志皇家远洋舰队和潜水艇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远远不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对英国人而言，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

随着突破西线的希望化为泡影，威廉二世认为，战胜英国和重建世界格局的愿望可能要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才能实现了。1917年9月，威廉二世和时任帝国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的争论让对方目瞪口呆：“比起我的同胞，尤其是我的官员，特别是我的外交官，我更了解英国和英国人！如果您的前任们更好地按照我的建议行事，而不是一味地坚持他们的大陆政策路线，那么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就会完全两样！他们想要强调的是：英国是一个对我们怀有满腔仇恨和嫉妒的对手，它肯定期望取得战争的胜利；战败只会让它更加仇恨我们；这场战争还会在经济上毫不留情地继续，在外界看来，恢复和平之后英国也必定是输家……英国没能赢得第一次布匿战争，那是上帝的旨意；然而我们也没有赢，而且眼下仿佛也赢不了。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马上为第二次布匿战争做准备，但愿能遇上更出色的盟友和更好的时机。因为战争已经来了。在德国和英国决出高下之前，世界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既然英国不同意和我们站在一起，那么就必须把它踢出局。英国就是1866年的奥地利；1866年普奥战争就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先决条件！如今的英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为了可以正式打败它，我们必须趁着现在和平的空档，坚决通过军事和海军政策手段创造出这样的先决条件。”

2 战争中无能的最高军事统帅

虽然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待在大本营，但他影响了各种军事行动的进程，这是确信无疑的。有人批评他不作为，为了不刺激他，他身边的人并没有把全部的战况告诉他。他的情绪波动非常大，需要转移注意力，他远离柏林，甚至没有试着去——哪怕象征性地分担一些德国人民的痛苦。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便呈现出了衰败的趋势。尽管如此，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应该被低估。在1916年8月任命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为德意志帝国第三代陆军最高指挥官之前，威廉二世对人事安排和海上战斗的指令都是决定性的。甚至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皇帝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君王运作体制（Königsmechanismus）”一直在形式上起着作用，这迫使皇帝（尽管他对此也不堪重负）必须在战争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做出决定。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内阁的三位大臣在战争期间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因为威廉二世的决定需要依赖他们给出的建议。

不走运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在1914年9月被埃里希·冯·法金汉取代后，大战中的执牛耳者变成了军事内阁大臣莫里茨·冯·林克（Moriz von Lyncker）。马恩河战役落败后，小毛奇再次崩溃了，并直接导致他被就地免职。在林克的催促下，皇帝威廉二世任命普鲁士战争大臣法金汉兼任总参谋长，他此后还不顾一切非议和可能的阴谋诡计力挺法金汉，直到强大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在1916年夏天取代他。

让冯·提尔皮茨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威廉二世对海战指手画脚，又以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直接下令，但依据却只是照搬海军内阁大臣格奥尔格·冯·穆勒给出的建议。威廉二世否决了海军上将率领远洋舰队加入北海大战的请求，并且不容分说地命令道：“他已经下令远洋舰队不要动了，那就别动。”皇帝威廉二世对潜水艇战的指挥越来越让人心焦，特别是在1915年5月德军击沉英国“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号”客轮后尤为如此，这场惨剧造成包括大量美国人在内的近1200人丧生。贝特曼、穆勒和法金汉都认为，要尽一切可能避免美国参战。在三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威廉二世下令，以后不再将客轮作为攻击目标。提尔皮茨随后就递上了他的辞呈。威廉二世生气地命令道：“不行！留下来，服从命令！”他说：“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不允许提尔皮茨以在调遣海军方面存在异议为由提出辞职，因为最后做决定的是我这个最高军事统帅，我完全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一手创建和培养了这支舰队，至于什么时候、在哪里和怎样调遣它，全由我这个最高军事统帅说了算。”提尔皮茨留下了，并以继续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方式表达抗议。威廉二世一边避开他的锋芒，一边也对自己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而抱怨不休。当提尔皮茨再次递上辞呈时，威廉二世终于在1916年3月不情愿地将他解了职。不过，在任命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为德意志帝国第三代陆军最高指挥官后，威廉二世面临的有关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的压力反而更大了。1917年1月8日，他突然并且异常坚决地下令，要不顾一切地将潜水艇投入战斗，甚至威胁要贝特曼辞职。他突然提出，潜艇战作为“彻头彻尾的军事行动”，不是帝国首相应该过问的事。“那帮英国无赖们一定会朝我们来的……到时候要继续教训他们，继续向他们开火，再用潜艇打他们！要让这些家伙忍气吞声，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果不其然，两个月后美国宣布参战了。

3 垮台和逃亡：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结束

总有人冷嘲热讽地说，威廉二世越是执拗地幻想统治全世界，就越会在自己的帝国内沦为一个无助的挡箭牌。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德国彻底改革普鲁士-德国宪法，必须废除过时的三级选举制（Dreiklassenwahlrecht）、首相和大臣自由选举制，以及皇帝威廉二世不受限制的军事指挥权。然而威廉二世坚决抵制贝特曼·霍尔韦格提出的改革建议。威廉二世认为，引入议会制度将损害君王的权力，使其不能按照个人喜好选任或解雇大臣。此外，他还在1917年6月明确表示，让社会主义者或中央党人进入政府主管部门简直“无法想象”。他说，要等战争结束后才会考虑将普选制引入普鲁士的事。随着大权向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两人的转移，皇帝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相比实行议会制度，他宁愿躲在这两位元帅的背后。他还对他的一名侍从副官说：“待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个人的旁边，我就像在天堂一样愉快。”

尽管如此，皇帝威廉二世与帝国首相贝特曼还是耗尽了精力：他们一方面要面对日益觉醒的帝国议会，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归属问题。1917年7月12日，威廉二世得到消息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提出辞职请求，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再与贝特曼共事。威廉二世对二人的忤逆非常生气，不过他想必也非常清楚，辞掉这两位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二天，威廉二世接受了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辞呈。

对于任用新首相的问题，威廉二世再一次陷入了迷惘。在递交辞呈的同时，贝特曼向威廉二世推荐巴伐利亚首相赫特林（Hertling）伯爵作为他的继任者，然而赫特林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莱兴费尔德提议任用曾担任大使的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为新帝国首相，威廉二世虽然嘴上说要“认真考虑”，心里却做好了“一旦兴登堡同意”就暂时保留此建议的准备。在御前枢密处主管拒绝前去请求兴登堡同意时，瓦伦蒂尼被叫到了军事内阁大臣林克那里。瓦伦蒂尼和林克商量过后更没了主意，甚至开始在“哥达贵族谱系（Gothaischer Adelskalender）”上搜寻可能的首相人选。后来，副官长冯·普勒森也加入了讨论，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讨论的全过程：“我在军事内阁会见了瓦伦蒂尼。他没主意。林克也是一样。我们再次列出了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候选人：达尔维茨（Dallwitz）、比洛、提尔皮茨、加尔维茨（Gallwitz）、伯恩斯托夫、兰曹（Rantzau）。根据瓦伦蒂尼的见解，这些人都不能任用，反正是各有原因。我们静静地思考着。之后我再次推荐达尔维茨。被否决了。因为他应该已经声明，他绝不会接受帝国首相这个职位。然后我又举荐哈茨费尔德（Hatzfeld）。陛下不愿意任用他，比洛和提尔皮茨也是一样。然后，我想起了聪明果断且值得信赖的副国务秘书米夏埃利斯！瓦伦蒂尼高兴极了！这是个合适的人选。瓦伦蒂尼、林克和我首先向兴登堡推荐了米夏埃利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完全同意。于是我们三个人去找陛下，虽然陛下只见过米夏埃利斯一面，他还是点头了；他说，米夏埃利斯就是个小地精。”在征得陆军最高指挥官同意后，德意志帝国首相这个德国最高的官职便落在了一个威廉二世几乎不了解的人身上，这个人在政治上没什么人支持，在外交政策方也毫无经验可言。米夏埃利斯1917年10月又把这个棘手的职位交给了曾拒绝就任首相的赫特林。1918年1月，威廉二世被迫将他多年的亲密顾问瓦伦蒂尼解职，让极端保守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贝格（Friedrich Wilhelm von Berg）担任御前枢密处主管，这表明他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强大陆军元帅的顺从已经到达了顶点。

1918年夏天“鲁登道夫攻势（Ludendorff-Offensive）”失败后，德国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的一方。在饥饿的德国人民和军队看来，威廉二世是战争结束的绊脚石；国内和前线迅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领导下的新政府希望威廉二世及早退位，他建议让一名年轻的王子即位，以挽救德国的君主制国家政体，却无功而返。威廉二世声称：“我不退位；我要是这么做，帝国就完了……首相也收拾不了如今的烂摊子，外交部早已经吓得尿裤子了。”1918年11月1日，受帝国首相委托，普鲁士内政大臣比尔·德鲁兹（Bill Drews）前往德国位于斯帕的大本营，劝说威廉二世退位。他也遭到了威廉二世的当场责骂：“我不退位。这与我作为普鲁士国王和腓特烈大帝后人的身份，以及我对上帝、人民和我的良心应承担的责任格格不入……我的退位将是德意志君主制统治彻底结束的开始……我尤其不能允许自己逃避我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责任，现在就置我的军队于不顾。我的军队现如今正和敌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它们的紧密团结让我非常感动。如果我离开了，军队就散了，敌人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入侵我们的家园了。”1918年11月3日，皇帝威廉二世还表现得非常好战，他威胁革命者说，“答案要用机关枪来书写”。“我不退位，为了区区100个犹太人和1000个工人也不能退位。”

出乎德国海军意料的是，当天在基尔爆发了革命，这场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德国。德国各王室退位，柏林面临着骚乱和内战的威胁。斯帕的部队指挥官经过调查发现，士兵们“全无战意，且疲惫不堪”，他们没准备为“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皇帝向自己的同胞开火。普勒森建议威廉二世从德意志帝国皇位上退下来，但还接着当普鲁士国王，这也让威廉二世以不符合国家法律为由拒绝了。正当大本营的人们为寻找出路冥思苦想时，为了稳定军心，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不得不在柏林宣布威廉二世退位。短短几个小时后，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鲁登道夫的继任者格勒纳（Groener）元帅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皇帝在那一刻清楚地认识到，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统治走到了终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一个又一个人看，目光先是带着惊讶，然后充满了令人同情的祈求，最后又呈现出一种有些奇怪的、茫然的惊愕。他什么也没说，我们领着他，简直就像领着一个小孩子一样，把他送往荷兰。”

第七章 渴望复仇的流亡者（1918～1941年）

1 在阿默龙恩和多伦庄园的新生活

1918年11月10日（星期日）一早，一个护卫车队出现在了比利时-荷兰的边境小城埃斯登（Eijsden）。这天黎明时分，威廉二世乘坐他的宫廷专列离开了位于斯帕的大本营。由于害怕自己的军队对他发动突袭，在列车开出几公里后，他带着最信任的身边人改乘两辆汽车，好不为人知地抵达荷兰这个中立国。然而，威廉二世不得不顶着德国人群情激奋的咒骂声，在埃斯登火车站站台上等待载着其余随从的宫廷专列到站。经过电话商议后，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同意了威廉二世的避难请求，戈达尔·范·阿尔登堡-本蒂克（Godard van Aldenburg-Bentinck）伯爵也表示可以让威廉二世在阿默龙恩城堡（Kastell Amerongen）住三天。然而事实上，这些不速之客——后来皇后也去了——在这座水上城堡里一住就是18个月，直到1920年5月，威廉二世一行才搬进了附近的多伦庄园（Huis Doorn）。这个庄园是威廉二世从范·赫姆斯特拉男爵夫人（van Heemstra）手里花135万马克购置的，庄园内还有一个59公顷大的花园。1918年11月28日，威廉二世正式声明，永久放弃“普鲁士王权和德意志帝国皇权”。

多亏了魏玛“母猪共和国（Saurepublik）”（威廉二世这样形容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慷慨，威廉二世这个流亡皇帝才能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这是他曾经的老部下们所无法企及的。1918年11月底，柏林革命政府就批准向流亡中的威廉二世拨款数百万帝国马克，“以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这笔拨款在威廉二世流亡的第一年就达到了6600万帝国马克。1921年5月，王宫事务大臣又向德国国库申请1000万帝国马克的拨款，也得到了批准。此外，威廉二世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由支配宫廷专列里的物品，其中包括300套银制餐具。1919年9月1日，普鲁士财政大臣批准“前皇帝和国王可以领用安家所需的家具和其他相关物品”。为了将威廉二世的“家当”从德国运到荷兰，至少动用了59节火车车厢。社会民主党人提醒德国政府，不要对这样一个“已经没戏可唱的君主”如此慷慨。成百上千万人将他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之一，认为他理应过着悲惨的生活。然而这番告诫也只是白费功夫。

在1926年6月一次全民公决后，德国政府同霍亨索伦家族进行了最终的财产分割。根据1926年10月29日出具的一份报告，当时60座王宫（其中包括贝尔维尤宫、巴贝尔斯堡、蒙比尤、科尼希伍斯特豪森，采其林霍夫宫、厄尔斯、菩提树下大街的威廉一世皇宫和荷兰宫、威廉大街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宫以及符腾堡赫辛根的霍亨索伦城堡的一半）中的20座，以及东普鲁士的罗明滕狩猎行宫、西普鲁士的卡迪纳庄园和希腊科孚岛的阿喀琉斯宫归霍亨索伦家族所有。就连曾放在柏林城市宫威廉二世书桌边、被他骑过的马鞍也得以继续摆放在他多伦庄园的塔楼房间里。威廉二世1941年去世时，他的净遗产总值达到了近1300万马克。

没有哪个流亡君主能像威廉二世那样获得这么大方的补偿。然而即便如此，他的流亡生活还是充满了痛苦和沮丧。战败、国内革命、斯帕元帅“变节”、越境逃亡，以及被威胁引渡给战胜国——威廉二世的精神在1918年12月又一次崩溃了。像往常一样，他卧床不起，有6个礼拜都没出过房门。直到1919年3月，他在头上缠了一条绷带；他解释说，是因为他的老毛病（耳疾）又犯了。到处都在传他企图自杀。不少忠心的到访者为威廉二世的苟活而感到羞耻，他们默默地希望，威廉二世的死可以了结这种有失体面的境况。

1921年4月，随着患有心脏病的皇后去世，威廉二世的孤独感越发强烈，也愈加令人忧虑。他的御医阿尔弗雷德·黑纳博士（Dr. Alfred Haehner）担心他会因此陷入孤僻，变得冷酷无情。他赶忙建议威廉二世多和其他人，特别是女性交往。不久后，女人们络绎不绝地拥入多伦庄园，希望能取悦这位62岁的流亡皇帝：一名自称有透视眼的芬兰女医生、一对热情洋溢的匈牙利姐妹、索姆斯的路易斯公主（Luise zu Solms）、伊特尔·冯·奇尔施基（Ittel von Tschirschky）、扎尔姆-扎尔姆的玛丽·克里斯蒂娜公主（Marie Christine zu Salm-Salm）、卡塔丽娜·冯·潘维茨（Catalina von Pannwitz），以及丧偶的奥古斯特·蒂勒-温克勒（Auguste von Tiele-Winckler）。加布里埃莱·冯·罗乔（Gabriele von Rochow）也见了威廉二世很多次，甚至一度让他相信，他也可以娶一名市民阶层或普通贵族阶层的女子为妻，而不必谨遵“门当户对”的原则。给威廉二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时年25岁的科尔内利娅（莉莉）·范·希姆斯特拉［Cornelia（Lily）van Heemstra］，她曾是王储的爱人之一，被威廉二世称作自己的“小太阳”。他和莉莉·希姆斯特拉经常谈论结婚的事，然而他们的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后来莉莉·希姆斯特拉迁往克隆伯格（Kronberg），希望能嫁给四个黑森王子中的一个。

威廉二世的亲信们机警地注视着来往多伦庄园的女人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1922年6月听说威廉二世要邀请素未谋面的赫尔米内·冯·舍奈希-卡罗拉特（Hermine von Schönaich-Carolath）——王子海因里希二十二世（Heinrich XXII von Reuss älterer Linie）的女儿——来多伦庄园做客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两人在6月9日见了面，两天后就订婚了。婚礼于1922年11月5日在庄园内举行，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这位昵称“赫尔默（Hermo）”的公主年龄不比威廉二世的女儿大多少；她与威廉二世结婚时已生育有5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她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每年回德国两次，每次要待上几个礼拜；陛下刚一开口，她的要求就跟着来了。事实证明，她好争辩且虚荣心强：不止王宫事务大臣弗里德里希·冯·贝格（Friedrich von Berg）一个人坚信，她嫁给威廉二世只是为了以德国新女皇的身份登上皇位。他们都预言，一旦她感到复辟无望，便会痛苦不堪。不过威廉二世选择赫尔米内做妻子，也是对她抱有幻想的，他希望通过与一位贵族公主结婚来提高他重回皇帝和国王宝座的可能性。

2 流亡中的暴躁反犹太主义者

重返统治宝座根本不会像一场周年纪念活动那样简单，要面对的更可能是一场浴血内战，也许还要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打仗。全世界都讨厌威廉二世，认为正是他对军国主义和海军主义追求无度，并推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才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灾难。他成了被通缉的战争犯，却逃脱了战后审判和流放恶魔岛的惩罚，也许只是因为当时的荷兰政府拒绝将他交给战胜国罢了。甚至连威廉二世在德国统治了30年，至彼时仍残存的霍亨索伦家族，也随着他逃往荷兰而失去了对他最后的尊敬。俄国档案馆曝光了“威利—尼基电报”，公开了威廉二世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批示，以及同时代人对1918年德国战败的回忆录——然而这些情节都没有在威廉二世“悔过”的自传中出现。他很快陷入了暴力偏执狂的梦魇，想象力超越了边界，认为有人无时无刻不在搞阴谋诡计，以将他和所有高贵的人和物彻底毁灭。对此，他一生都在英勇抗争，现如今也仍在抗争：信奉真正的日耳曼上帝，洗净犹太人和罗马人对《圣经》的玷污，延续他杰出祖先打下的普鲁士军国独裁江山，重振德意志帝国，打破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协约国关系链和凡尔赛的“强迫和约（Diktatfrieden）”，准备再次借助他强大的陆军力量，在世界强国行列中谋求一席之地。

威廉二世曾想过向自己的同胞复仇，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认为德国人民“阴险地背叛”了他；他一定会“回来，然而必须先让他们跪下来求我，然后我再让他们的人头落地”。他认为十一月革命是“受犹太人无赖蛊惑的德意志人对德国皇室及其军队的背叛！”他们要为此“接受严厉惩罚！”1921年5月，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接到任命，在由中央党领导的维尔特联盟政府中担任部长。得知这一消息的威廉二世再次露出了自我肯定的神态，他一直顽固地认为要在世界范围内阴谋推翻信仰新教的德意志帝国的，是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和天主教教徒。他同他的御医说：“人们会从中再次认清，教宗极权主义与国际犹太共济会运动是怎样勾结在一起的。对于这些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让新教王权东山再起……在背后操纵的是受罗马指使的耶稣会信徒，他们把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

[1]

当工具一样利用。”当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被杀害时，威廉二世高兴得手舞足蹈，还举杯庆贺；自从他到了荷兰后，没有什么事让他这么开心过。威廉二世在流亡期间的思想基础是摩尼教二元论，它将世界分为善与恶、神与鬼、基督与基督之敌、德国人与犹太人，这种划分也体现在威廉二世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中。

1927年，威廉二世向一名美国朋友解释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希伯来人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是骚乱、革命和颠覆政权的谎言编织者和幕后操纵者，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是。这个民族因为他们有毒、腐化而又可笑的思想变得卑劣，并臭名远扬。世界一旦觉醒，他们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的观点已然离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反犹太主义不远了。1919年12月2日，他给他最忠心的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写了封亲笔信：“一个民族在历史当中能遭受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耻辱，德意志民族感受到了，而且是自作自受。犹大支派的后人不仅惹德国人厌恶，还煽动和诱骗德国人，并在德国享受着款待，而他们竟然这么不知感激！每一个德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不能善罢甘休，直到将这些寄生虫从德国的土地上彻底消灭为止！他们就像是长在德国橡树上的毒蘑菇！”威廉二世在1920年的断言让马克斯·冯·穆蒂乌斯（Max von Mutius）震惊不已，“在灭绝犹太人或者至少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德国之前，全世界，特别是德国都不得安宁”。对此穆蒂乌斯提出反对意见，称“可惜想现在灭绝犹太人，这行不通”。威廉二世激动地回答道：“亲爱的，我可以做到，而且我会去做的。我愿意证明给您看。”1921年3月，威廉二世在晚宴上向他的宾客说：“如果德国能再换个时代，犹太人必定要遭殃。他们向国外转移了近800亿马克，必须照价赔偿。首先，德国政府必须立刻向犹太人索赔150亿马克。犹太人必须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交出来，包括他们的收藏、房子和全部财产。犹太人一律不得在德国的政府机构任职，必须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他呼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真正的大屠杀。”1927年8月15日，他亲笔写道：“新闻媒体和犹太人都跟苍蝇一样是祸害，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从人类身上清除。最好的办法可能非毒气莫属。”

3 威廉二世和希特勒

威廉二世起初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然而1928年希特勒变成了纳粹激进分子，并在1929年与胡根贝格沆瀣一气。在关于举行公民表决的提案中反对凡尔赛“战争罪责谎言”之后，威廉二世就对他寄予了厚望。纳粹党（NSDAP）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取得了选举胜利，柏林政府向着总统独裁（Präsidialregierung）

[2]

过渡，仿佛为重新引入君主制开辟了道路。威廉二世的儿子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作为希特勒邀请的贵宾出席了纽伦堡党代会。“皇后”赫尔米内也以“元首”热情仰慕者的身份现身。她敦促希特勒，应该尽快将威廉二世接回德国。1931年1月17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携夫人卡琳（Carin）拜访了居住在多伦庄园的威廉二世夫妇。戈林夫妇于第二天离开，当天正是德意志帝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1932年5月20～21日，戈林再次拜访了威廉二世夫妇。霍亨索伦家族仿佛已经看见了曙光。本蒂克伯爵的女婿西古德·冯·伊尔泽曼（Sigurd von Ilsemann）1931年圣诞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几个月来，多伦庄园里的人们都在传纳粹党人要让皇帝再次即位。”

“攫取政权”后，希特勒和霍亨索伦家族的代表立即就再次实行君主制问题进行了商议。1933年5月9日，希特勒意味深长地阐述了他的观点：“（1）他要将君主制作为他工作的结束。（2）他只承认德意志君主统治；拒绝在联邦州（国家）内实行君主制。（3）只考虑由霍亨索伦家族来进行君主统治。（4）重建君主制的时机还不成熟……（5）他……首先是名士兵。作为一名士兵，他认为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或类似的方式恢复君主统治。只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才能将威廉二世重新推上皇帝的宝座。”1933年10月24日，希特勒在总理府举行的会谈中向皇室代表冯·多梅斯（von Dommes）元帅直言不讳地说，根据他更长远的目标，目前不可能恢复君主制。他声称：“在涉及国家政体的问题上，他暂时想尽可能地有所保留。”“希特勒当然清楚，一国体制的建立不能光凭意愿，必须建立在家族统治的基础上。他没有家族背景，然而他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德国史册，不出几年，他将被所有时代的德国人牢牢记住。希特勒说，除了完成他给自己布置的任务之外，他没有别的野心：首先要将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他担心恢复君主统治后的德国会不够强硬，无法经受不可避免的血腥战争。“在犹太人问题上，几乎没有人理解他……如今希特勒变得狂热了（多梅斯继续说）：他详细阐述了为什么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为什么他们是革命的策动者。所以，必须除掉犹太人。这一直都是他的目标，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目标……压倒共产主义和犹太民族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他不知道留给他的还有多长时间。”多梅斯吃惊地问希特勒，他是不是真的认为“君主统治不适合担负完成上述这些任务的责任”。希特勒没有回答，“而是又将话题转到了犹太人问题上。然后突然结束了会谈”。

了解了希特勒的想法之后，威廉二世感到非常失望，他偶尔也会对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示惊讶。希特勒曾充满激情地说，他们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威廉二世欣喜地从中看到了自己霸权政策的延续。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威廉二世这样写道：“是上帝派张伯伦去保卫和平！这是神对人间施加影响的力证。《慕尼黑协定》强迫战争支持者们接受和平，它粉碎了贝尔蒂舅舅（爱德华七世）针对我们的政策，而且在民众普遍的赞同下影响了‘欧洲秘密会议’，这是我30年来一直盼望的事。”他还写道：“如果格雷在1914年像1938年的张伯伦那样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不过，1914年时英国人想要开战，1938年他们倒害怕了！”然而当一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廉二世却欢呼道：“波兰一战打得漂亮！老普鲁士精神万岁！元首是‘我的人’！”赫尔米内在1939年底称：“我们认为，阿道夫·希特勒一定会打败阴险狡诈的英国，让德国夺取‘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这是德国需要且应得的……皇帝为年轻的纳粹国防军感到自豪，为英国遭受的一切打击而欣喜。”1940年5月德国进军荷兰时，威廉二世拒绝了他表兄乔治五世向他提供政治避难的提议，他轻蔑地说，他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意逃到英国；他“没兴趣和丘吉尔一起合影”。

英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投降的消息在多伦庄园激起了热烈反响。威廉二世在1940年5月31日夸耀说：“上帝对犹太英国的审判开始了。佛兰德要灭亡了。”德军开进巴黎时，威廉二世给“元首”发去一封祝贺电报，他在电报中将这场胜利列为自己祖先领导普鲁士-德意志民族征战的成果之一。“对法国的军事扩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我衷心祝愿您和全体国防军士兵取得上帝赋予的伟大胜利，别忘记威廉大帝在1870年时说过的话：‘哪一次转变不是上帝的安排！’每个德意志人都会在心中吟唱属于胜利者、属于伟大国王的士兵赞歌：感谢主！”像《慕尼黑协定》和波兰战役一样，威廉二世从法国的投降中看到了他个人霸权政策得到正名，乃至实现的机会。他在1940年9月兴高采烈地说，希特勒的战争是“一次奇迹！弗雷德里克斯·雷克斯（Fredericus Rex）、冯·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布吕歇尔（Blücher）、约克（Yorck）和格奈泽瑙（Gneisenau）等人身上的普鲁士传统精神得到了再现，就像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麾下杰出元帅们都像少尉、上尉和年轻的少校一样浴血奋战。他们在施利芬手下受训，执行在我领导下制定的军事计划，正如我们1914年做的那样”。他还说，自爱德华七世上台以来英国推行的、针对德国的均势政策终于失败了，欧洲大陆在德国的统治下完成了统一。威廉二世在1940年11月写道：“欧洲合众国正在形成，整个欧洲大陆正在成为一个国家联盟。”“上帝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是个奇迹。法国最终违背贝尔蒂舅舅提出的、与英国结成协约国伙伴的约定，不顾法国国王的命令而投入德国和意大利的阵营，这就是奇迹！我们正在建设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合众国，一个团结的欧洲大陆，这超过了人们的期望！”

在英国坚决反抗德国在欧洲大陆扩张的问题上，威廉二世用他的老一套说辞声称：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又在行动了！他胡言乱语地说，如今也有必要将英国——这个被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浸染”的撒旦之国从“反基督的犹大”手中解放出来。德国必须“将犹大从英国驱逐出去，就像把他从欧洲大陆赶出去一样。英国也必须像欧洲大陆一样，将反基督的犹大赶出去”。为了“奉撒旦的指令”建立“犹大的世界帝国”，犹太民族在英国的帮助下，发动了针对德国的两次（1914年和1939年）世界大战，然而“上帝出手干预，粉碎了这个计划！”现在，欧洲眼看就要“摆脱掉英国人和犹太人，团结一致反抗英国的控制了”。最好的结果就是建立“欧洲合众国！”在威廉二世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仍在信中欢呼道：“在所有国家，犹太人连他们数百年来树立起来的那种与人为敌、令人憎恶的社会地位都丧失了。”他在1941年4月20日写道：“我们英勇的军队表现极为出色，上帝将胜利赋予了他们。上帝愿帮助他们继续赢得光荣和平，战胜穿着英国式长袍的犹大和反基督者。”在欧洲的“至暗时刻”，威廉二世仍没有认识到如果任由这场世界灾难发展，后果将多么可怕。正当希特勒和纳粹国防军在为东线“灭绝战争”做最后的准备时，威廉二世这个德国末代皇帝、自始至终自封的“上帝骑士”仍梦想着，为德国的“最后胜利”而喝彩。1941年6月4日，威廉二世在多伦庄园撒手人寰。

[1]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1875～1921），德国政治家，1919～1920年担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部长。作为中央党人，他从1917年开始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作为帝国政府的授权代表签署了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因此他被右翼恐怖集团“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

[2]
Präsidialregierung（直译为“总统统治”）、Präsidialdiktatur（总统独裁）或Präsidialkabinett（总统内阁）是专门的政治术语，指1930～1933年，总统授权总理绕过议会，行使紧急全权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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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dulhamid Ⅱ.，Sultan
55，67，86，99

Albert Ⅰ.，König der Belgier
108

Auguste Viktoria，Dt.Kaiserin
25 f.，62，76，84 f.，114，117，131，133

Ballin，Albert 96 f.，103

Batten berg，Louis von 91 f.，102

Bethmann Hollweg，Theobald von 79 f.，83，85 f.，90，93，95-98，100 f.，103，105，107，109，111-118，121 f.，126-128

Bismarck，Herbert von 24 f.，27 f.，34 f.，37，41，49

Bismarck，Otto von 7-9，24-28，30-41，43-45，48，50-53，55，75，120

Bleichröder，Gerson 36，39

Bülow，Bernhard von 42，45，48-52，56，58-72，74，77 f.，80-85，87，90，129

Caprivi，Georg Leo von 19，40-43，45 f.，48，50

Charlotte von Preußen 15，18，75，83

Churchill，Winston 96，113，139

Conrad von Hötzendorf，Franz 89，101，106

Edward Ⅷ.，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27，65，71-73，90 f.，139 f.

Eulenburg，Philipp zu 9，29 f.，33-37，45，48-51，54，68，74-78，84，86

Falkenhayn，Erich von 111，114 f.，117 f.，126 f.

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 79 f.，86，88，101，105，109 f.，120

Franz Joseph Ⅰ.，Kaiser von Österreich
87 f.，107，118

Friedrich Ⅲ.，Dt.Kaiser
9，11，13，15 f.，19-21，28-31，49，53

Friedrich Ⅱ.der Großc，KÖnig von Preußen
18，34，53，63，88，96，130，140

Fürstenberg，Max Egon Ⅱ.zu 79 f.，83 f.，86，88，100 f.，120

George Ⅴ.，König von Großbritannien
91 f.，102，116 f.，119，139

Göring，Hermann 137

Goltz，Colmar von der 85 f.

Grey，Edward 92，102，115 f.，119，139

Haldane，Richard 96 f.，103 f.

Hale，William Bayard 57，72，83

Harden，Maximilian 71，75-79，83 f.

Heinrich von Preußen 18 f.，22，40 f.，60，102 f.，105，110，116 f.

Hermine von Schönaich-Carolath 134，137，139

Herding，Georg von 128 f.

Hindenburg，Paul von 126-129

Hinzpeter，Georg Ernst 17-24，35 f.，46 f.

Hitler，Adolf 10，137-141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Chlodwig zu 42，45，50，54-56，60，74

Holstein，Friedrich von 27，32，36 f.，40 f.，46，48，62，65 f.，68，74 f.，79，83 f.

Hülsen-Haeseler，Dietrich von 80，83

Jagow，Gottlieb von 106，109，121

Kayser，Paul 36，38，46

Kiderlen-Wächter，Alfred von 90，92-95，100

Leopold Ⅱ.，König der Belgier
63 f.，108

Lichnowsky，Karl Max von 103-105，109，115，118-120

Ludendorff，Erich 121，126-129，131

Lyncker，Moriz von 111，126，128 f.

Mackensen，August von 136

Marschall von Bieberstcin，Adolf 36，41，45f.，48

Martin，Eduard Arnold 11

Max von Baden 129 f.

Michaclis，Georg 125，129

Moltke d.J.，Helmuth von 68-70，77，89，94，100 f.，105 f.，108 f.，114，117-119，126

Moltke，Kuno von 49，74-76，78，84

Müller，Georg Alexander von 93-98，112，114，116，118，126 f.

Nikolaus Ⅱ.，Zar
27，56，60 f.，63，69，111，114，116 f.，123，135

Plessen，Hans von 111，119，129 f.

Rathenau，Walther 97，135

Roosevelt，Theodore 57，91

Rudolf von Österreich-Ungarn 24 f.

Schlieffen，Alfred von 48，57，59，65 f.，68，140

Spitzemberg，Hildegard von 79，94

Stuart Wortley，Edward 80-82

Szögyényr Ladislaus von 87 f.，110 f.，117，121

Tirpitz，Alfred 48，58，69-71，82，95-98，101，108 f.，111，114，116，126 f.，129

Tschirschky，Heinrich von 89，107，115

Valentini，Rudolf von 80，85 f.，117，128 f.

Varnbüler，Axel von 49，75-78

Victoria，Königin von Großbritannien
10 f.，16，18，27，59，81，91

Victoria Kaiserin Friedrich 10 f.，13，15-21，23-31，40，49

Waldersee，Alfred von 19，26，28，33 f.，36，38-41，48，55，69

Waldersee，Georg von 109

Wilhelm Ⅰ.，Dt.Kaiser
9-11，19 f.，22，25 f.，28-32，53，71，140

Wilhelmina，Königin der Niederlande
64，131

作者简介

约翰·C. G. 勒尔（John C. G. Röhl）教授一直在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ät Sussex）教授欧洲现代史直至退休，已出版《皇帝、宫廷和国家：威廉二世和德国政策》（Kaiser，Hof und Staat. Wilhelm II.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青年时的德皇威廉二世（1859～1888）》（Wilhelm II. Die Jugend des Kaisers. 1859～1888
）、《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建立（1888～1900）》（Wilhelm II. Der Aufbau der Persönlichen Monarchie. 1888～1900
）、《走向深渊的威廉二世（1900～1941）》（Wilhelm II. Der Weg in den Abgrund. 1900～1941
）等著作。

译者简介

陈晓莉，毕业于南开大学德语系，从事翻译工作十余年，已出版译作《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和《100个物品中的德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