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献词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

导读：写给青少年读者的幸存者故事

导言

前言

01　1940年8月31日

02　被拒绝的签名和一次失败的逃亡

03　奥斯维辛的欢迎词

04　第一批劳动小分队

05　圣经研究者

06　奥斯维辛的圣诞节

07　威廉·布拉塞的新任务

08　摄影师威廉·布拉塞

09　集中营摄影师的日常工作

10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

11　熟人

12　第一批毒气试验

13　德国姑娘

14　文身

15　夜班

16　第20号营区

17　婚礼

18　朋友

19　切斯拉娃·瓦佳

20　党卫队人像照

21　三色堇

22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

23　主任医师爱德华·维尔茨博士

24　卡尔·克劳贝格博士

25　教授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

26　“假钞”

27　布洛德卡的爱情

28　抵抗运动斗士——皮莱茨基

29　预兆？

30　1945年1月15日

31　死亡之旅

32　毛特豪森

33　返回波兰

后记

附录一：词汇表

附录二：党卫队军官生平简介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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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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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孙子——保罗和里奥，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过去的历史，不必亲身经历当年威廉·布拉塞和数百万人在大屠杀时期经历的一切。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

文中标注有*号的词，解释详见文后附录词汇表

文中标注有**号的党卫队军官的生平，见文后附录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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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写给青少年读者的幸存者故事

徐贲

从21世纪最初几年开始，十多年来，对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摄影转向”的变化，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运用二战时期的专业或业余摄影作品，以此研究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残害和屠杀是一个重点。对影像作品发生强烈兴趣的研究者们并不都是艺术史方面的专家，许多非艺术专业的研究者同样关注和运用那个时代的各种照片，并取得进展。

当然，这个进展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例如，《照片故事》（Fotogeschichte）杂志刊登了不少有开拓价值的讨论文章。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图像研究涉及了二战时期老照片与今天人们对纳粹极权统治的“后记忆”的关系。她在《幸存的图像：大屠杀照片和后记忆工作》（Surviving Images: Holocaust Photographs and the Work of Postmemory）中提出了一系列与图像（包括老照片）有关的问题，“如果这些图像，像着了迷似的不断被重复，界定了我们现有的创伤档案，那么，它们以后是否会启动一种负责任和讲伦理的（讨论）话语呢？我们可以如何阅读那些图像呢？它们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空洞的所指，让我们保持距离，保护我们免受事件干扰？或者正相反，图像的重复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使远处的观众成为替代受害者？人们因为经常看到这些图像，所以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叙述和记忆中，从而变得更容易受其影响？如果人们割除伤口，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够记忆、哀悼和仔细思考？或者，图像的重复是否只是忧郁的回放，只是可以利用的认同？”

一、老照片和后记忆

基于20世纪末图像记忆研究的发展和问题意识，21世纪大屠杀研究的摄影转向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种新的研究发展更是得力于互联网的巨大传播能量。网上有一些内容丰富的老照片档案，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the United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馆藏，成为方便的资料来源。1995年由德国国防博物馆举办的纳粹时期国防军罪行展览，图片和展览方式引起许多争论，吸引了公众的目光。2006年偶然发现的党卫队军官卡尔·赫科尔（Karl Hoecker）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相册也引起普遍的关注。它包含了约116张有关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综合体的纳粹军官和行政人员的生活状况的图像。这个相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大屠杀不可或缺的文件（现存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对老照片和摄影的分析已经形成了一种探索历史、记忆和纳粹时代文化关系的跨学科研究。

这些被重新思考的图像资料包括威廉·布拉塞在纳粹集中营里拍摄的囚犯档案照片。这些照片是他1940至1945年在集中营担任摄影师时拍摄的，由波兰克拉考（Krakow）当代艺术馆编目，后来由威廉·布兰德（William Brand）翻译成英文，题为《威廉·布拉塞：囚号3444的摄影师》（Wilhelm Brasse, Photographer 3444, Auschwitz，1940-1945）。布拉塞就是莱纳·恩格尔曼这本书的传主。

布拉塞不是犹太人，他于1940年8月被纳粹逮捕，是因为他试图越过波兰边界进入匈牙利，希望最终加入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队伍。他会说流利的德语，也有机会加入德国军队，但他都拒绝了。他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先是当劳工，后来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份识别部门当摄影师。除了拍摄囚犯的档案照片之外，他的任务还包括拍摄纳粹用于医学实验的年轻犹太女孩、残疾人、双胞胎和其他囚犯，这些医学实验是由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及其同事进行的。纳粹对记录这些事情有着病态的好奇心（当然是内部的秘密工作），而那些囚犯档案则表现了他们凡事井井有条的作风。1945年1月，随着苏军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逼近，布拉塞与数千其他囚犯一起被纳粹向西疏散，最后于1945年5月6日被美国军队解放。回到波兰后，他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开了一家制作香肠肠衣的公司。他曾试重操摄影师的旧业，但因为集中营创伤记忆使他难以忘怀而放弃了。

2005年，布拉塞的老照片和故事在波兰被拍成一个52分钟的电视纪录片，题为《人像摄影师》（Portrecista），2006年元旦在波兰电视台TVP1播出。2007年3月19日，该纪录片在英国首次播出，后因观众要求，又于同年4月22日重播。在这个纪录片里，布拉塞叙述了一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布拉塞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除了这个纪录片，他的经历和老照片在他与许多媒体的采访中也有许多报道。这次恩格尔曼将种种细节连贯地写成了一个生活纪实，是应出版社之约为青少年读者写的，写得非常清晰明白，符合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

恩格尔曼意味深长地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孙子，“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过去的历史，不必亲身经历当年威廉·布拉塞和数百万人在大屠杀时期经历的一切”。那些与恩格尔曼孙子同辈的青少年读者，有的也许知道布拉塞的老照片，有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尔曼在书的前言里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他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灾难的见证对后代具有怎样的价值。在战后德国，大屠杀幸存者的命运甚少受到关注。在战后头几年乃至数十年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经历，他们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的非人遭遇。能够讲述那个时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布拉塞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在为历史灾难做见证。他的遭遇和后来的有力见证使他有资格成为一本传记的传主，对年轻一代特别有历史和道德的教育意义。

布拉塞的故事和他拍摄的那些照片如今已经成为德国青少年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教育材料，让他们能够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和认识纳粹统治时期的那一段黑暗历史，帮助他们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的记忆是德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究其记忆性质而言，青年一代的记忆不同于他们祖辈或父辈的记忆，是一种与二战时期亲历者隔着不止一代人的“后代记忆”或“后记忆”（post-memory）。后记忆问题在德国受到社会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曾一度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焦点，这本书现在已是德国高中的常选读物。这种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和对他们后记忆的关注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隔代的记忆是无法直接传承的，记忆是通过“说故事”来传递或传承的。就算是在同代人之间，除非有共同的经历或经验，记忆的分享也需要通过说故事来进行。至于隔代记忆，祖父的经历再丰富，事情记得再清楚，都无法把自己的记忆直接传给他的孙辈。孙辈必须通过祖父讲述的故事，才能分享祖父的记忆。然而，这样的记忆分享经常是零碎的，在内容和意义理解上都是欠缺的。这是单纯语言型后记忆的特点，图像和实物可以使它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讲述记忆故事可以借助多种辅助手段，如展示老照片、老图像、老物件，访问见证人、访问故地或遗址等。这些起辅助作用的物或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叙述者，一起参与了对历史故事的讲述。

二、老照片是怎么讲故事的

老照片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说故事辅助，俗话说，一画胜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指的是一张静态的图片就可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细致地描绘一个人物、地方或场面。老照片能辅助说故事，但本身并不会说故事。图像有说明和描绘的功能，但没有叙述功能。让图像说故事的最普遍手段就是提供文字说明，博物馆或展览会都运用这个手段，为了言简意赅，所有的图像说明词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说明词是让图像说故事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让图像说故事还可以借助图像的展示情境，叫作情境示意（contextualization），起这种作用的情境可以是博物馆、展览会、纪录片、有插图的书籍或报刊文章等等。布拉塞为波兰少女切斯拉娃·瓦佳（Czesława Kwoka）拍摄的集中营档案照（一联三张）是他最经常被引用的照片（见本书第82页）。设想一下，你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下第一次看到这三张照片。倘若谁在自家客厅里对你展示这些照片，你一定不可能知道这三张照片要说的是什么，或者能说些什么，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照片与纳粹集中营有什么关系。你甚至会以为这位女子穿的也许是什么病房里的衣服。

要让这一组著名的照片说故事，就必须结合文字的说明。例如，为什么是三张一组呢？左边那张头像脑后顶着的是什么东西呢？中间那张照片中，女孩脸上的伤痕又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与摄影者有关的特殊意义呢？右边的那张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都是需要用文字语言来说明的。

有了文字的说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捕捉到奥斯威辛囚犯不幸的本质。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只有14岁，但头两张照片显得她年纪偏大，憔悴，头发凌乱，贴着头皮，她的嘴唇紧闭。在第三张照片中，摄影师拍摄了她的青春与美丽，头上戴着一条闪亮的围巾，向上仰望。这个姿势让她人性化了。在左边的那张照片里，我们看到，她的头部压在一个装置上，这是为了与相机保持正确的距离，这样摄影师就不必为每个新犯人重新调整相机的焦距。这些照片的质量非常好，这表明摄影师使用了良好的人像镜头，而且摄影师知道如何专业地处理黑白照片，这种黑白照片现在已成为失落的艺术品。几年前，巴西年轻艺术家玛丽娜·阿马拉尔（Marina Amaral）给这三张照片着了色。她认为，黑白照片没有温度，有了颜色后的眼睛更加摄人心魂，经过她的艺术处理，切斯拉娃脸上的瘀青更明显了。

布拉塞为囚犯们拍摄的档案照片都是同一个模式：三张一套，第一张戴着帽子，第二张正面免冠，第三张侧面像。纳粹管理人员要求犯人在照片上显得整洁，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有被打过的痕迹，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这些伤痕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可是布拉塞后来发现，这些犯人是不会再次来拍照的，他们在“养伤”期间就已经被处决了。从此以后，布拉塞就对囚犯脸上的伤痕睁只眼，闭只眼了。切斯拉娃脸上显然有伤痕，她因为不会说官方的德语，被一名女卡波打伤。当她拍摄肖像照时，还可以看到嘴唇上的伤口。布拉塞没有向纳粹汇报她脸的伤痕。当苏联军队越来越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纳粹命令布拉塞销毁档案照片的底片，但他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是与另一位囚犯一起，把底片藏了起来，就这样才把四五万张底片保留下来。这是他对反纳粹历史记忆做出的贡献。

世界记住了布拉塞的贡献，他于2012年10月23日去世，许多国家的媒体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包括著名的《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这两家报刊的报道都用切斯拉娃的那三张照片来做插图。然而，即便是放在报道里，这些照片的细节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仍然是隐而不见的，而这些正是最能打动读者的细节。恩格尔曼用专门一章（第19章）来介绍这三张照片。

《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用切斯拉娃的这三张照片做插图，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阅读效果。“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时，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一位报告人在发言前，把一位中年女性的照片投影到大屏幕上，这是一张我们都熟悉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什么登记表格上的那种两寸头像。开始，偌大的会场上还有嘈杂声，报告人指着屏幕上的照片说，她叫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顿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一片静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这个影像，不再是看，而是注视，这就是影像加文字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量。卞仲耘的这张照片在“文革”研讨会的特殊情境中，传递的是一种特别的灾难记忆。一张普通的工作证照片况且如此，更何况是布拉塞在纳粹集中营里拍摄的那些集中营囚犯身份登记照片呢。

三、青少年需要的幸存者故事

布拉塞拍摄的那些集中营照片是对一个邪恶时代的重要记忆载体。正如英国记者和作家费格尔·凯恩（FergalKeane）所说：“布拉塞给我们留下了强有力的图像遗产，因为这些图像，我们看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再是统计数据，而是人类……这些照片的摄影者是一个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

无论是在博物馆、展览会，还是在书籍或报刊文字里出现，这些老照片所承载和传递的都是特殊的纳粹极权统治下的灾难记忆。因为这些老照片，人们对布拉塞这个摄影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版社邀请恩格尔曼写布拉塞的传记，恩格尔曼愿意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老照片的重要意义：它们能让今天的人们从新的视角来见证二战和纳粹的反人类罪行。

除了这个认识之外，恩格尔曼写这部布拉塞的传记还有另一层他自己的用意，那就是，他要介绍一个活生生的大屠杀幸存者，以此来为德国青少年提供关于纳粹极权灾难的历史教育。恩格尔曼出生于1952年，他的专业是社会教育学。他长期从事与学校教育有关问题的研究和写作，包括学校暴力、少年犯罪、儿童与人权、阅读推广等。在他的著作中，《奥斯威辛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Der Fotograf von Auschwitz: Das Leben des Wilhelm Brasse）和《我们在集中营幸存下来：当代证人报告》（Wir haben dasKZ überlebt: Zeitzeugen berichten）直接与学校的历史记忆教育有关。这种教育不仅要告诉学生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让他们学会辨别是非、正邪、对错。对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是如此，对当今的事件和人物也是如此。这是保持历史记忆、激活年轻一代的后记忆的根本理由所在。记录布拉塞的经历，这是恩格尔曼为青少年教育所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他获得了应该得到的，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的重视和荣誉。2015年《奥斯威辛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一书被授予青年传媒的“红布奖（Das Rote Tuch）”。作者获得2016年的“宽容、尊重、人性文学奖（Literaturpreis 2016 für Toleranz, Respeklt und Humanität）”，表彰他的“抵抗遗忘”。

在恩格尔曼的叙述里，布拉塞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是英雄。布拉塞自己说过，他担任死亡集中营的摄影师，伙食和卫生条件都比普通囚犯要好。他干这份活，是为了求生。他不仅为囚犯们拍摄档案照，而且也为管理集中营的德国纳粹分子拍摄肖像照，并得到他们的夸奖。那时候，摄影不像今天拿着手机照相，不只是按快门，而且更需要熟悉暗室工作流程，掌握了修片、洗印和放大等技术，是一门相当专业的技术工作。布拉塞不仅有这些本事，而且还擅长于在摄影棚里让面对摄影机紧张呆板的囚犯和纳粹狱警放松下来，露出自然的神情。他努力干好纳粹交给他的工作，并不是什么英雄。

在绝望的处境里活下来，活着是第一义的，与当英雄无关。这样的幸存故事只是活下来的故事而已。而且，活下来是后来才成为故事的，活着的时候就是为了活着，不是为了讲故事。故事是活着的副产品。照片讲故事也是一样，故事是照片的副产品，照片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讲不同的故事，讲成什么故事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照片故事是一种受制于历史偶然性的故事。

恩格尔曼有机会在布拉塞去世前不久采访了他，写下他的生活纪实。这个采访为恩格尔曼所叙述的故事增添了真实性。除了当事人自己写的自传之外，由直接采访者写成的传主故事是最有可信度的了。布拉塞自己没有写过自传，所以恩格尔曼的叙述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接近真相的故事了。那么，一般而言，灾难幸存者的生活纪实是否必须要有直接采访才能讲述呢？这是一个记忆和记忆叙述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问，倘若恩格尔曼没有这样一个直接采访布拉塞的机会，那么他是否还可以真实地叙述布拉塞的故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传记故事都是由传主不认识或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写作者撰写的。当然，有的传主因为不喜欢传记的某些内容，所以会认为，你又不认识我，有什么资格讲我的个人故事？这主要发生在传主还活着的时候，当然，传主去世后，他的直接后人也还是可以发出这样的质问。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后，因为传主不高兴，产生了一些争论。傅国涌在书的“后记”里针对这个问题写道：“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过传主。传主是公共人物，有大量的作品问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不难收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的，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从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恩格尔曼所写的布拉塞人生纪实，在他采访布拉塞几个月后，布拉塞就去世了。恩格尔曼的书完稿于2014年，出版于2015年，布拉塞本人肯定没有机会读到这个关于他的故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恩格尔曼最大的心愿不是要为布拉塞树碑立传，也不是要为青少年树立一个学习仿效的英雄榜样。而是想通过布拉塞的个人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及所有无辜受害者在纳粹时代遭受的不幸和祸害。马克斯·曼海默在本书的“导言”里说，但愿恩格尔曼的这本书能够拥有许多的读者，“能够引起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也祝愿布拉塞以他的贡献遗赠给世人的话永远保持下去：永远不再有独裁！集中营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这本书今天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这样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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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马克斯·曼海默（Max Mannheimer）

谈论奥斯维辛并非易事。

奥斯维辛——这个地方代表并定格了纳粹独裁时期数百万次违反人性的罪行。

最初，对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有一片缄默。幸存者、返乡者都不知所措。

他们经历了什么？

人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是何人所为？

是人所为吗？是接受过文明开化的人吗？

他们还有良知吗？

他们也是那盛产诗人、哲人的文化圈的一分子？也来自歌德和席勒的故乡？

他们难道不能够违抗命令吗？

是谁下的命令？

当一切过去，这些罪人在哪里继续生活下去？

一切都过去了吗？真的过去了吗？

他们还身处这个社会中吗？就在我们中间吗？

人们会碰见他们吗？会认出他们吗？

或者他们全都被证据确凿地指控上庭了吗？他们被审判了吗？

为了不可言说但又的的确确发生的事，他们被判了什么罪刑？

这些问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这些问题，最初都没有答案。

并不是因为幸存者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所经历的、对于能让他们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切，他们根本找不到语言来描述。他们要找到怎样的词语才能形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痛苦和经常面对死亡的恐惧？又有什么词语才能表达他们的喜悦？或者根本只是巧合，才没有在强制劳动时被党卫队用铁锹柄打死，也没被他们随意开枪射杀，没有死在“医学试验”中或者没有被送往毒气室毒杀。能用什么言语来描述亲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在绞刑架上被处死的心情？任何基本价值观都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人种灭绝的不断完善。

另外，在战后德国，大屠杀幸存者的命运也甚少受到关注。在战后头几年乃至数十年中，有谁相信过他们的话？他们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他们非人的遭遇，不是让人不忍卒闻就是让人因为难以想象而根本被忽略了？

今天，能够讲述那个时期的人已经不多了。威廉·布拉塞是他们中的一员，直到2012年10月23日，他离世前的几个月，他都还作为时代见证人、对话者和孜孜不倦的警告者，为世人，特别是为年轻人们讲述那段历史。

正因为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追忆了他的生活，也反映了纳粹统治时期的恐怖和非人道。

我祝愿这本记录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的书拥有很多读者，能够引起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也祝愿布拉塞以他的贡献遗赠给世人的话永远保持下去：永远不再有独裁！集中营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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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汉堡的电影制片人在制作关于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无人道的试验的片子。在得知以色列有一位门格勒侏儒症试验的幸存者之后，她就动身前往以色列，和幸存者佩拉·奥维茨会面。

当听完佩拉讲述那段历史后，这位电影制片人问道：“谁在奥斯维辛拍照？”佩拉答道：“那是一位波兰摄影师，他被迫为党卫队工作。”

电影制片人直接从以色列驱车前往奥斯维辛，在奥斯维辛纪念馆里打听到那位摄影师的下落，得知摄影师身体硬朗后就坐下一班火车到了日维茨。

电影制片人和这位摄影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由此制作成一部电影，并在波兰电视台播出。尘封将近六十年之后，这位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第一次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

威廉·布拉塞，他面前摆放的照片都是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中作为摄影师拍摄的

©视觉中国

在威廉·布拉塞离世前数月，我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此书以我的采访为基础，再现了他的生活。另外，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在布拉塞曾经住过的房舍和在他工作过的摄影棚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也为此书奠定了基础。

莱纳·恩格尔曼（Reiner Engelmann）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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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40年8月31日

傍晚，火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开了多久？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时间没法测算。路上的时间长到令人无法忍受。他和车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自愿登上这列火车的。被他们挤满的，是那些运送牲畜的闷罐车厢。牲畜车厢？通常这样的运送，就像这个下午一样，都是用运送牲畜的车厢。

每节车厢都满满当当地挤了八十多个男人，八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

这是炎热的夏末的一天。过分拥挤且紧闭的车厢里空气污浊不堪，到处弥漫着汗臭，还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恶臭，因为车厢里没有供人方便之处。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连稍稍离开自己的位置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筋疲力尽地蜷在膝盖上，但又不得不很快振作起来或是被周围的人架住，以防止被压死或被踩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动，哪怕是换下位置。

比饥饿更难挨的是口渴，在忍受了数月监狱的粗陋伙食之后，他们早已知晓如何忍受饥饿。但口渴折磨着他们，使他们疲惫不堪，导致很多人在路上昏厥。他们盼着能得到点儿水。火车慢了下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在如此拥挤和闷热的环境中已经足够久了，久到脑子里仅存着喝点儿水的念想。

那些站在外围的人，试图透过车厢的缝隙辨认出他们现在身处何地。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在克拉科夫火车站，但没人可以确定这到底是哪儿。从缝隙中看到的零星半点建筑，也只是徒增些许拼凑的猜测。

但是火车停下了。他们重燃希望，攒起所有的力气，敲打着车皮大声喊叫，用他们干枯的喉咙里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喊着要水。总该有人听见他们。外面怎么也该有人能感到他们的急迫！

可是火车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叫喊、他们的乞求全被狗叫声和看守的吼叫声盖住了，看守正把其他的犯人往火车上赶，让他们也挤进一节车厢。

伴随着炎热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渴而来的是恐惧。他们将被送往何处？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是要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去？毕竟他们都是犯人，之前的数周乃至数月都被关在塔尔努夫或是萨诺克的监狱里。一共有四百多人：政治犯、犹太人还有神职人员。年长的、年幼的、父亲们、儿子们。想活下去并寄望未来的男人们！可是现在，在这拥挤得几乎无法呼吸的火车里，他们的生命就只存在于当下。

刚满23岁的威廉·布拉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接受过摄影师培训，曾很快乐地在卡托维兹他叔叔开的照相馆里当摄影师。业余时间，他和朋友聚会，邀请年轻的姑娘们跳舞或者去电影院。他享受着生活，但是也看见第一片乌云笼罩上天空。那时是1939年夏天。

现在他将会怎样？

把他告上法庭？这种可能他绝对可以排除。在过去的数月中，他经常看到犯人被任意带出牢房然后被枪毙。威廉·布拉塞回忆起那些写满了恐惧的面孔。但是现在，他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片未知中想起那些。

把他们送往某个营地？犯人们听说过这种营地，可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或是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听说的，因为传言中的那些简直不堪设想，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威廉·布拉塞有种感觉，火车是在往西边开。不知何时，他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了写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站牌。

火车驶向了一条支线。车厢的门被扒开了。布拉塞看到左边有两座高大的建筑，其中一座被有刺的铁丝网围着，角上矗立着监视塔。每个监视塔上都站着两名配有机关枪的党卫队士兵，后面是奥斯维辛烟草垄断集团的建筑。这些第一眼看到的图像牢牢刻在威廉·布拉塞心里。

火车在这里结束了行驶。百米开外就是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拉塞听出了看守们在说德语，讲德语的卡波（Kapo）*。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他们，穿着囚服的人。但是他们的举止却不像那些前几个月和他蹲在一个牢房的囚犯。从这些人的举止里，他完全看不到丝毫人的特征。在他刚被赶下车厢的那一刻，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走，快点儿，你们这些肮脏的猪”或“赶紧走，你们这些波兰猪！快！快！快”。卡波用这样或类似的命令把犯人们赶下车厢，同时用木棒敲打着他们。棒子肆意地落在犯人的头上、背上和腿上。

“为什么？”

由这个词开始，布拉塞展开了自抵达奥斯维辛后的几乎所有问题。

“为什么人们在这里遭受如此侮辱？”

“为什么他们要被打？”

“为什么没有人插手管管？”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成了受害者？”

“为什么这些施暴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人？可是他们还算是人吗？人会做出这些举动？”

威廉·布拉塞没法理解自己和他眼前其他犯人遭遇的一切。这就是那些传言中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没人愿意承认的事？很显然的是，在这里传言成了现实，而他，威廉·布拉塞，身在其中。

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赶着穿过马路，赶向附近的营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吼叫和殴打。经过他们必须穿过的集中营大门时，威廉·布拉塞第一次看到了那行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

还未加固的营地马路把他们引到了第26号营区。这里是淋浴房，所有新到的犯人必须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交出，如便服、被单、证件等。只允许留下一块手帕或是一条裤带。这些收缴的东西被送往财物间*，犯人们不会领到任何凭证。威廉·布拉塞在他被关押期间才得知这一区被叫作“加拿大”*。

像1940年8月31日被运来的其他犯人一样，他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每天早晨犯人们穿过此大门去各自的工作地。出口处右边有营地交响乐团演奏进行曲，犯人们必须齐步前进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淋浴后他领到了营服：一套囚衣、内衣、一顶帽子、一双他必须先习惯穿着走路的木拖鞋。和其他人一样，他得到了一个号码，他的营中编号。

“我不再是布拉塞了”，是他领到编号后脑袋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只不过是犯人编号3444”。他必须记住这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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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被拒绝的签名和一次失败的逃亡

虽然他是波兰公民，可他的名字，威廉·布拉塞，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波兰名字。这名字要追溯到他的祖父卡洛·布拉塞。卡洛·布拉塞生于阿尔萨斯，后来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他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园艺师，职业生涯驱使他搬到了日维茨，波兰西南面的一座城市，在那里为哈布斯堡家族工作。

日维茨这座城市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下，也被称作塞布什。城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堡及其巨大的、具有英式景观风格的花园。卡洛·布拉塞就在这座花园中工作，他不仅要打理花园，还要不断培育花圃来为花园锦上添花。

卡洛·布拉塞和他的家庭在日维茨安顿下来，威廉的父亲布鲁诺·布拉塞在这座城市出生。在一张照片中，刚成年的他穿着一身奥地利军装。

1916年，布鲁诺·布拉塞，这名受过培训的精密机械师娶了波兰姑娘、裁缝海伦娜为妻。

1917年12月3日，威廉·布拉塞出生了。

在家中大家只说威廉母亲的母语即波兰语。威廉从父亲和祖父卡洛那儿学会了德语。

母亲操持家务，维系着整个家，照顾威廉和他的三个弟弟。她让几兄弟团结互助，不仅用她自身的品质如勤劳、虔诚给孩子们做出榜样，还会在必要时训诫他们。在有关儿子们的人生道路问题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母亲海伦娜做出的。正是她决定了威廉在国民小学毕业后去日维茨的高级文理中学上学。

作为一名精密机械师行业的专家，父亲保证全家过着美满的生活。在家时，无论晚上还是短暂的周末，他都喜欢弹奏乐器。他会拉小提琴和吹笛子。直到威廉·布拉塞的晚年，父亲演奏的音乐还时常回响在耳畔。

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父亲失业了。家庭财政困难使得作为家中长子的威廉不得不开始了学徒生涯。他在日维茨接受摄影师职业培训。

1935年他通过了学徒满师考试。紧接着，在母亲的期许和穿针引线下，他去了卡托维茨。威廉的叔叔在卡托维茨的玛雅三号大街36号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威廉在那里工作，成了一名人像摄影师。他学会了暗房和实验室中的工作流程，掌握了修片、洗印和放大等技术。

他不仅喜爱自己的工作，也喜爱在卡托维茨的生活，喜爱在这儿的青年时代。他的收入相当不错，能负担不错的生活。在这里他还遇到了他的初恋：玛戈。他喜欢回想她。每当他想到她，脑子总会蹦出“俊俏的玛戈”的字眼。

在卡托维茨的几年中，威廉·布拉塞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那时城里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德国人，因为他会德语，所以有了结识说德语的同龄女性的机会。他邀请年轻的姑娘们去这家或是那家咖啡馆，带她们去跳舞，或是一起去看电影和看戏。

一些和他较为亲近的德国女孩，出于信任向他展示了自己项链上的小装饰盒。他认识这种圆形小装饰盒，掀开盒盖就能看见里面的神像。可这些德国女孩的小装饰盒里不是神像，而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袖珍像。这些女孩狂热的态度让威廉·布拉塞注意到了纳粹主义在卡托维茨乃至整个西里西亚的迅速传播。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威廉·布拉塞回到了故乡日维茨。他预计自己会被征召入伍，因为他被列入适合入伍的名单并被定为空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故乡以及整个西里西亚地区就被德军占领，并于1939年10月8日按元首法令被划入德意志帝国。

之后进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来确定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的比例各是多少。虽然居民有选举权，但是没有选择加入德国国籍的人，不得不承受之后的种种不利：只有很少的食物配给，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经常处于德国人的监视之下。

不管是逃到法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还是一些担心波兰人会遭灭绝的主教如何建议，大多数波兰民众还是选择加入德国国籍。

威廉·布拉塞却做了不一样的决定。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只说波兰语。他虽然会德语，但是波兰语是他的母语，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波兰式的，他觉得自己是波兰化的，是个波兰人。那些询问他、看到他的资料的德国官员，当面指出他的祖父是奥地利人，所以他理所当然是德国人，依照出身他的父亲也是德国人。而且他虽然只是半个德国人，但是德语说得极好，应该就此承认自己是德国人。

威廉·布拉塞回绝了这一提议。尽管起初德国官员拒绝让他承认自己是波兰人，但他仍旧忠于自己的选择，选择做一个波兰人。官员极力劝说他，说倘若他换了国籍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甚至说他注定就是德国人，因为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如此完美地符合比如掌握德语这些要求。

不顾一切劝说和说服，威廉·布拉塞依然忠于他的决定。

从此困难接踵而来。食物和衣物券是配给的。让威廉·布拉塞气愤不已的是，凭他的食品券每月才能领两公斤肉，而德国人可以领到四公斤。

“我的胃和德国人的胃根本没区别！”他经常抗议道。他感到受到了歧视，他那么年轻，他肚子饿，他想吃东西。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波兰人受到的自由限制——所有的波兰人按规定必须上交无线电收音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威廉·布拉塞，他用计骗过了德国人。布拉塞家里有两台收音机，一台原始的晶体收音机，还有一台新式的飞利浦牌收音机。布拉塞家上交了老式的那台。威廉·布拉塞用那台新式的现代化收音机偷偷收听被严令禁止收听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台。通过法国的一家电台，他得知了招募符合入伍条件的年轻波兰男性，用以组织在法国的波兰人抵抗德国人的运动的消息。

威廉·布拉塞有选择性地和一些朋友谈到了这个电台报道。他们讨论良久，分析加入抵抗运动的机会和风险，最终认为这是他们为祖国尽责的唯一机会。于是他们决定奔赴法国投身抵抗运动。他们一行四人于1940年3月的最后一周上路，穿越当时位于波兰匈牙利边境上的贝斯基德山脉。布拉塞的一位阿姨，他母亲的妹妹，住在匈牙利。他们准备先去那儿，再转道法国。

可是他们的逃亡终结在了离边境约十公里的地方。那天是1940年3月31日。布拉塞和他的同伴们被边境的武装士兵逮住并被关进了北面百公里开外的萨诺克监狱。

当时管理监狱的是德国人，威廉·布拉塞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

二十四名犯人挤在一间牢房里，其中大多数是像他一样试图逃亡的男人。1940年7月15日这一天深深地埋在他的记忆中。这天早晨有十二名犯人被带出了牢房，正如他所见的一样：任意的十二个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在野地里，或是在监狱的院子里被枪决了。他们中的一人是神父，因为他帮助过逃亡者，所以被逮捕并处死。这十二个人并不是那天萨诺克监狱唯一被处死的一批人。之后，在1940年7月31日运送犯人去塔尔努夫的途中，当犯人们被从各个牢房赶到火车上能互相说上话的时候，威廉·布拉塞得知，7月15日那天共有一百一十五名男人被枪决。

从1940年8月1日到31日，他又在塔尔努夫的一所相对大得多的监狱中度过了四周。8月的最后一天，监狱开始大规模运送犯人，各种各样的消息传到牢房里。但是没人知道犯人们将被送往何处。

在犯人们被运走之前，威廉·布拉塞和另一名他只知道是姓阿德勒的犯人，被带出了牢房，带到一名德国军官面前。短暂的审问之后，两名犯人被建议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承认自己加入德国籍。只要他们一签字就会被立刻释放。当然他们会被征召进德意志国防军，站在德方和敌人战斗。

威廉·布拉塞和阿德勒没有在文件上签字。当日，四百六十名犯人被从塔尔努夫送往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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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奥斯维辛的欢迎词

1940年9月1日黎明时分，前一天刚到的犯人们在拂晓前就被叫醒了。他们被带到公共厕所，一间屋子里便池紧挨着，没有隔墙，没有门，有一个卡波盯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两分钟内，他们就得解决大小号。然后是早餐，一碗深色的汤水，没人能说出这到底是咖啡还是茶，或者根本就是一碗不知用什么染了色的温水。配汤的是一些粗面包。

随后他们必须集合参加早点名。他们现在能期待些什么？没人知道会怎么样，只预料到估计每个人会被分派去干个什么活儿。

在他们列队集合之后，卡尔·弗里奇**，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同时也是集中营首脑，在他们面前立正并做了简短的、只有寥寥几句的“欢迎词”，威廉·布拉塞把它称作“欢迎词”，一段他永远无法忘记的话。

“这里不是什么疗养院，”弗里奇对着犯人们吼道，“这里是德国集中营！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犯人被允许活三个月！”弗里奇停顿了一下，环顾下面的人，大概是想检验一下他的话的效果。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唯一离开集中营的可能就只有烟囱！”恐惧侵袭了威廉·布拉塞和其他犯人，他们不想相信或者没法理解他们听到的这些。他们知道集合点名的人大概有多少。他们在刚到集中营的短短时间里也看到了营中其他犯人，人数很多，具体多少人他们没法估计。他们所有人都要死？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从烟囱出去”是什么意思？是句成语，还是只是随口一说？

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弗里奇可不是个允许别人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的人。他讲话的语气斩钉截铁。

在包括威廉·布拉塞在内的不少犯人还正在琢磨刚才听到的话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弗里奇已经咆哮着下令让犹太人出列。

之后发生的事，布拉塞几乎不能相信。很明显，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要让他的话付诸行动，耀武扬威一番。

全程都在场看守犯人们列队的德国卡波，拿着沉重的木棒冲向那些犹太犯人，猛揍他们。犯人们叫喊着，尽可能用手和胳膊护住自己，试图躲开木棒。鲜血从他们的头上、身上溅出来，而卡波们对这番无助的景象视而不见，更加使劲地揍他们。

这一幕很短，也许只有几分钟，当威廉·布拉塞发觉结束的时候，他看见六个男人躺在地上，死去了。

在随后的五天中，很多犹太犯人被杀死了。威廉·布拉塞认出了其中的几个人，听人说了他们是怎么被卡波打死的。后来，他看见了他们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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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第一批劳动小分队

1940年9月1日是威廉·布拉塞集中营生活的开始。他和其他的犯人们被分成了劳动小分队（Arbeitskommando）*，被强制劳动。

威廉·布拉塞所在的劳动小分队被称作“铺路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铺设从火车站通往焚尸场的路。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一把铲子、一柄锄头和一个独轮手推车，这让他这个曾经的摄影师很不习惯。但对于他和其他犯人来说，比使用工具糟糕得多的是面对监视他们的一名叫弗朗茨·特里希亚克的卡波。他戴着一个绿色的三角臂章*，代表他在营中的正式身份是“职业惯犯”。这名出生于德累斯顿的卡波之前待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大概是1940年8月27日被转到奥斯维辛，只比布拉塞早了几天。特里希亚克不间断地叫喊并殴打犯人们。“快点，快走！你们这群懒狗！你们这帮残废！人渣！干活儿，快干活儿！”犯人们一整天都得听着这些脏话，这类辱骂。

第一天劳动结束时，这名卡波用一把铲子柄打死了六名犯人。

威廉·布拉塞还注意到，和他一起被运到奥斯维辛的牧师们被分派去平整点名场地的路面。好几次他看见他们拉着沉重的压路机在干活。战前这活儿是四匹马干的，现在则由二十名牧师拉着滚柱的车杠，在点名场上压来压去。卡波恩斯特·克兰克曼（威廉·布拉塞庆幸不是在他的小分队中干活儿）经常走到他们身边，用马鞭抽他们。一名牧师体力不支倒地，就被滚轮碾了过去。这名叫克兰克曼的卡波是德国人，也是1940年8月底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到奥斯维辛的，他参与了和党卫队一起杀害波兰犯人的行动。根据记录，之后他和一批被定为安乐死*的犯人一起被送往了位于皮尔玛的索能施泰因“死亡之家”。

犯人们的一天始于清晨四点，冬天会略晚一些。他们被敲锣声叫醒后，赶紧跑去人满为患的盥洗室和公共厕所。卡波始终监视着他们，一大清早就冲着他们吼叫，还拿木棒抽打他们。他们上厕所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而且还被监视着。匆忙用冷水洗洗脸后，他们就得快速跑回寝室。床铺必须整理好，因为哪怕一丁点儿的凌乱都会被重罚，甚至被处死。在剩余的紧张时间里，犯人们喝点儿咖啡状汤水或者其他的派发的汤水。再一次敲锣声响起就是早点名的信号。

犯人们必须按照自己所住的区号站成五人或十人一排，然后开始数人头点名。生病的，甚至连夜里死去的犯人也必须被带到点名*，他们先被点过，算半数，然后死者才被拖去焚尸场。“劳动小分队列队”的命令一下，他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奔向各自小分队的集合场地。

晚上七点，在挨过一天的重体力活和卡波们的虐待之后，伴随着饥饿开始晚点名。人头数必须和早点名的相一致。

不仅是使用劳动工具，还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卡波们的喊叫和殴打，这些都让威廉·布拉塞几乎禁受不住。他感到自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看来集中营首脑弗里奇的“欢迎词”得到了证实。除此之外他总感到饿。集中营里的伙食远远不够让人熬得住重体力劳动。

集中营的伙食是什么样的？每天四百克粗面包，二十克人造黄油，黄油还得交出点儿给寝室室长*，一周两次少许香肠或者硬奶酪，一周一次一点儿热的带皮土豆。这些简直就是大餐了。午餐是一升汤，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一日的食物配给总是在晚上的晚点名之后才分发。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这句话他牢记在心，驱使他，特别是在营中伙食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找能吃的东西。头几天都寻找未果，但是这句话刻在心里，纠缠着他，挥之不去。

威廉·布拉塞知道依靠一己之力离开劳动小分队有多危险。少了一个犯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卡波们在本子或单子里记录着他们小分队犯人的号码。如果其中一人没出现，全营搜寻，一旦找到就被重罚，在罚站囚室中连站几天或是在拷打台*上被棒揍，或者是既要被罚站也要被拷打。

但是有时，特别是在集中营主营刚建成的几个月，一切监管系统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单个的囚犯靠着点儿运气还是有机会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离开劳动小分队。

威廉·布拉塞铤而走险。到铺路小分队不到两周后，他开始独立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想找一处稍微安静点儿，不会随意棒打犯人的地方。也许他能找到一个有额外伙食配给的活儿。

威廉·布拉塞很幸运，他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换了劳动地点。他在犯人中间打听哪儿的卡波吼叫得少，殴打犯人得少，然后在一次清晨早点名之后，就扛着把锄头去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合计扛着锄头就不易让人察觉。就这样他先来到了拆除小分队。集中营里有不少空房子，是早年间波兰人的住所。从这些房子拆下来的砖石，在清除石灰粉浆之后，就被用来盖党卫队士兵的新房。

威廉·布拉塞清理了两天的砖头，直到他听到消息，另一支小分队的文书在找人干一项简单又轻松的活儿，而且还有额外的伙食！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没细问这项新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威廉·布拉塞就报名了。多分到一碗汤的指望驱使他到了新的小分队。在这里，他成了尸体搬运工。他必须得干这活儿。

营中马路右边的最后一栋房子，第28号营区，是当时的犯人医院。这所犯人医院是专给那些因虐待、工伤或因虚脱和痨病不能承受集中营生活的病人住的。在集中营里它也被叫作“焚尸场的前院”，之后也被叫作“毒气室的等候大厅”，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的犯人都没法活着离开医院。党卫队定期在医院里选择犯人，特别是犹太人去处死。后来用毒气来杀死犯人。在毒气室投入使用之前，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自然死亡的犯人，就会被注射苯酚，致使其心跳骤停。

医院的配备和其他的犯人营区并无二致。除了止痛剂和治疗腹泻的药用炭片之外，既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任何与医院相关的东西。犯人们只能从犯人医生*和犯人看护*那里得到些许医疗帮助，这些医生和看护有时能够通过加拿大小分队*的犯人弄到点儿药品或辅助医材。

装有苯酚的注射针管，用于杀死犯人医院里的犯人

©Christoph Goedan/Laif/东方IC

病人们在被送到犯人医院时会被脱去衣服。榻上的床褥是些装了木棉的纸袋，上面大多还沾抹了之前病人的粪便、血和脓。病人就被搁在这上面。被子很脏，满是虱子。

犯人们也被党卫队医生用作各式各样的“医学试验”。他们被注入病原体用于测试新药。

很多人被用作约翰·克雷默医生**的“饥饿研究”，长时间被剥夺食物。这些人不仅会体重减轻，他们的器官也会缩小。还有药品公司也表露出他们的兴趣：他们“购买”犯人用于药品测试。通常这些试验都是以死亡而告终的。如果犯人没有在试验过程中死亡的话，试验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就是苯酚注射和人体解剖。不仅是他们的器官，甚至连他们的骨架都会成为完善科研机构解剖陈列室的一部分。

在犯人医院的文书室里，文书们日夜不停地忙着把死者登记到死亡名册中。可是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不允许标注的，必须从他们手头的表单中列出的死亡原因任选一个填写。表单上列出的都是些“自然”死因。死亡日期也分散开登记，以便避免引起外界产生任何关于集体屠杀的怀疑。

威廉·布拉塞对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一无所知，仅仅是指望多一份食物配给就使他成了尸体搬运工。停尸房位于犯人医院的地下室。那里的一些尸体到底放了多久，它们的外观和尸臭才会变成那样？一辆手推车和一块毯子供他使用：把尸体从停尸房搬到手推车上，根据死者的身高和体重一辆手推车能放八到十具尸体，盖上毯子，然后穿过集中营送到焚尸场。这些就是他得从早干到晚的活儿。只有这样，到了晚上他才能分到之前承诺的那份额外的汤。

威廉·布拉塞有太多理由，导致十天之后他就离开了搬运尸体小分队。他没法承受夜以继日地把数百具尸体从犯人医院运到焚尸场。几乎瘦成骨架的死者，还有被注射死亡的人，针剂缩短了他们在这里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且还有一些是他在集中营里见过的、和他一起被运送过来的人。这一切不过换来多点儿食物。“这汤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有天晚上他对一个狱友说道。

接下来的一天，他开始找寻新的劳动小分队。最后他来到了整地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约有一百三十名犯人，任务是为盖新楼整地和铺设地基。他们的卡波是个戴着黑色三角臂章的德国人，营中官方身份是“对社会有害的人”。他是第一个既不吼叫也不殴打犯人的卡波。他很平静也很客观地向犯人解释他们要干的活儿。根据他从营房办公室拿来的图纸，犯人们为建造牛棚马厩以及车库做准备工作。虽然这不是轻松的活计，但是对威廉·布拉塞和整个小分队来说舒服不少，因为他们不会整天被训斥或是挨打。

布拉塞在小分队劳动的第二天，卡波问犯人们他们中间谁会说德语。

“卡波先生，”布拉塞报告道，“我会说德语。”

“那你从今天起就是我的翻译！”布拉塞得到了回答。

从这天起布拉塞无须再干重体力活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需要。

在之后的几周中，布拉塞和卡波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

布拉塞得知卡波名叫马尔库斯，汉诺威人，1936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之前，曾经在法国的外籍雇佣军团里干了十年。1936年回到德国时，就立刻被逮捕了。

布拉塞在看守马尔库斯面前只讲了自己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尽管两人很有共鸣，但是布拉塞还是想小心为上。

11月中旬的某日，卡波马尔库斯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劳动小分队。取代他的是一名戴着绿色三角臂章的卡波，整日吼叫和毒打犯人。威廉·布拉塞不再是翻译，他又得继续干重体力活儿。

几天后，布拉塞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又一次铤而走险离开了劳动小分队。像上次一样，布拉塞又幸运地以一己之力更换了劳动小分队。两天之后，他在点名场上遇到了卡波马尔库斯。布拉塞走向他，摘下帽子，还没等他开口，卡波先发话了。

“啊，你是来自卡托维茨的摄影师。”

“是的，卡波先生，”布拉塞回答道，“我可以问一下您现在管哪个劳动小分队吗？”

布拉塞得知卡波马尔库斯在管理削土豆小分队，当他询问能否去那儿工作时，卡波说道：“你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安静的犯人。你明天来削土豆小分队，在我那儿干活。”

那天是1940年11月18日。

第二天，威廉·布拉塞走进了削土豆小分队所在的房子。外面很冷，但是室内有一个大炉子，很暖和。

“你太年轻了，不适合削土豆，这活儿让别人干。”

布拉塞环顾四周。周围大多是些年长的犯人，来自各个国家。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慢慢知道了这儿的犯人以前的职业形形色色，其中甚至还有教授和老师。

“你和另一个犯人把削好的土豆抬到蔬菜间去。”为此他们必须穿过整座房子，经过厨房。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布拉塞又一次很走运。厨房的头儿，党卫队三级小队副*1埃克斯多尔夫虽然在犯人不好好干活儿时会大嗓门训人，但是并无恶意。布拉塞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当埃克斯多尔夫在让人对他发怒训人信以为真之后，他朝布拉塞眨眨眼。尽管有严格规定，但是他经常给犯人们额外的食物。

鉴于这一切情况，威廉·布拉塞对他的处境感到满意。和外面那些必须得干重体力活儿的犯人相比，他简直身处天堂一般。他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削土豆小分队里既不被吼也不被打。他和其他的犯人还可以得到额外的食物，通常他都把食物分给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寒冬里，他工作的地方可以取暖。“我到了天堂小分队。”他经常这么想。

有时候他从窗户向外看去，看到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他注意到有些犯人被冻死了，还有犯人被卡波活活打死了。

12月初的某天，外面寒风凛冽，布拉塞看到惩罚营*的人，集中营里干最重的活的一批犯人在厨房侧面的空地立正站着。所有人都没穿衣服。陆续有人倒下冻死了。布拉塞认识其中站着的一个人，他是布拉塞在日维茨的中学同学。布拉塞无法帮他，也不可以帮他，帮他就等于给自己也判了死刑。他只能旁观，看着他的同学终有一刻倒下死去。

布拉塞的处境暂时不会有任何改变。几乎整个冬天他都在削土豆小分队干活，直到1942年2月15日。

可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圣诞节，是他在集中营中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再次成为另一件难忘的可怕事件的目击者。与事件相关的是和他同住一室的圣经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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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圣经研究者

与威廉·布拉塞同住一室的有两个佩戴紫色三角臂章的男人。佩戴这种三角臂章的是耶和华见证人和圣经研究者*。

一个晚上，营区主管，党卫队一级小队长盖尔哈特·帕利奇**走了进来。帕利奇到哪儿，哪儿很快就会爆发恐慌。他是集中营里人人害怕的凶残的杀人魔。

“圣经研究者，出来！”他开始咆哮。

两个佩戴紫色三角臂章的其中一人向前迈了一小步。

帕利奇冲着他大喊大叫，让他立即当着所有犯人大声说：“上帝不存在。”

圣经研究者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帕利奇。

帕利奇恼火了。“我要听到这句话！你明白吗？上——帝——不——存——在！说！我要听到这个，大声地清楚地说出来！要其他人都能听到！”

圣经研究者没有反应。让他说的那句话他只字未吐。他就那么平静地站着，直视帕利奇的双眼。

帕利奇大发雷霆，冲向圣经研究者，拽住他的头往墙上撞，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重。还不断地吼叫着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

他一直拽着圣经研究者的头往墙上撞，直到他死去。帕利奇转身离开了囚室，没再开口说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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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奥斯维辛的圣诞节

1940年12月24日的早晨，威廉·布拉塞透过削土豆工作间的窗户望向厨房边上长长的点名场。他看到几个卡波竖起了一棵圣诞树，还把电灯泡挂在树上做照明装饰。

圣诞节到了，这是他在集中营中的第一个没有家人一起庆祝的圣诞节。整整一天他想了很多关于他父母和弟弟的事情，想起在家里过的圣诞节。还想到了去做礼拜，虽然不是义务，但是是理所当然属于圣诞节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孩提时期他惊叹装饰着银丝条和蜡烛的圣诞树有多美，他是如何期待他的圣诞礼物，自己又是如何准备礼物的。

集中营也会庆祝圣诞节吗？

至少圣诞节前夜这天会太太平平地度过吧？

这儿的人，至少那些基督徒们，会记起圣诞节意味着什么吧？

德国人难道不也是基督徒吗？

所有人照旧必须到点名场进行晚点名。数人头，确定是否所有人都来了。除了他们面前立着的圣诞树，没有任何新鲜的事。

家里的圣诞树下堆着礼物，而这棵圣诞树下堆着的是死人，十名死掉的穿着条纹囚服的犹太犯人。

这天晚上威廉·布拉塞觉得冷极了，并不是因为零下的温度。

圣诞树旁站着三个卡波，一个在弹手风琴，另一个在弹吉他，还有一个在唱“平安夜，神圣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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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威廉·布拉塞的新任务

1941年2月15日，威廉·布拉塞从削土豆小分队被叫到了政治部。他吓了一大跳，因为被传唤到政治部通常意味着要被转到第11号营区*。人人皆知在第11区里，无论是在院子里还是在地下室，到处都会处决犯人，所以这里被称作“死亡之区”。那儿的刑罚室也让人害怕。

在去那儿的路上，他的恐惧在他和四个同样被叫去政治部的波兰老乡的谈话中稍稍散去了一些。谈话中他了解到他们一行五人都曾经有着相同的职业：摄影师。这让他平静了不少，这表明他或者其余四人不是因为什么不当行为被传唤的。

政治部当时就在紧挨着焚尸场的一间木头棚屋里。一名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询问了他们的摄影知识和技能。从暗房工作、冲洗胶片、放大照片到复制照片，涵盖了一个摄影师在学徒期间学到的以及在从业后增进的所有知识技能。这名二级小队长对人像摄影特别感兴趣。他询问了各种细节，包括技术要求、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投入。

布拉塞很诧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场的五个人一一回答了这名小队长的问题，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威廉·布拉塞将作为合适的人选，从此以后到鉴定科*工作，任务是给犯人拍肖像照。这就是他们五人被传唤的缘由。

当天，他未来的上司，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就把布拉塞从第3区调到了第25区。

除了布拉塞将要重操他的摄影师旧业之外，新营区的伙食明显好多了。

在这里他第一次在集中营里看到床，虽然是高低床，但是他现在也算是有可以睡觉的床了。他再也不用躺在铺了点儿麦秆的地上睡觉了。还有抽水马桶，一间装有自来水管的盥洗室，他终于可以好好地洗漱了。

在第25区里住的都是政治部各个劳动小分队的犯人，比如在财物间或者衣物间*工作的犯人，也有在厨房为党卫队官兵做饭的犯人。

自1941年2月15日起，威廉·布拉塞开始在新的劳动小分队——“政治部鉴定科劳动小分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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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摄影师威廉·布拉塞

鉴定科位于集中营第26号营区。威廉·布拉塞第一次走进房间时，发现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完整的摄影棚。有三间可供完成所有必要工作的暗房，还有一间拍摄房，里面立着一台三脚架，上面放着一台职业摄影师使用的木质照相机，蔡司镜头，1.5倍光圈。照相机被固定在支座上，如此就不需要为了单次的拍摄而重新调整机身的位置了。三脚架对面是一个平台，上面固定着一把椅子，犯人拍照时必须坐下。椅子可以通过活动摇杆转动，因为犯人需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被拍摄。

第一张照片戴着帽子，第二张正面免冠，第三张侧面像。

他的上司，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一开始就和他说明了需要拍摄哪种类型的照片。男性犯人，需整洁剃须，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有被打过的痕迹，也就是说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上述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可是布拉塞在之后的日子里发觉，这些犯人不会再次来拍照，他们在这期间就被杀死了。

鉴定科摄影棚中椅子的草图。1984年4月6日，威廉·布拉塞凭记忆画出了这张图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因此，布拉塞总是给那些脸上有轻微痕迹或者看上去不健康的犯人拍照。他不再那么仔细留意面部的痕迹，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让他们回去，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除了布拉塞，还有六名犯人也在这个劳动小分队工作。其中一人叫弗朗茨·马尔泽，德国人，之前在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作为看守管理鉴定科。马尔泽并没有正规学过摄影，都是自学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搭建了鉴定科的摄影棚，并且按照贝恩哈特·瓦尔特的指示给每天被带过来的犯人拍照。

弗朗茨·马尔泽是来自什切青的共产党员，因为政治信仰早于1933年5月就被逮捕了。多年来辗转于多个牢狱的经历——据他所称至少有十个，让他堕落了。他经常把内心积攒的怒气发泄到犯人身上，多半是生病的犯人或者女性犯人。因此摄影棚中工作的人都尽量避免弗朗茨·马尔泽同犯人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会一再地在无人注意的时刻欺凌犯人：在犯人将要坐到椅子上的时候，突然转动摇杆，使犯人跌倒在地。

威廉·布拉塞在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ciecim

威廉·布拉塞在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后来得知，弗朗茨·马尔泽在1943年9月中的一天碰到了集中营食堂的头儿，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德国被一圈有刺铁丝网围住，中间站着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许多纳粹党魁。

食堂的头儿，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和共产党人仇恨者，把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的首脑。弗朗茨·马尔泽立刻就被传唤去焚尸场，被枪决了。

布拉塞立即察觉到马尔泽不再出现，他向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询问马尔泽的去向。

“卡波马尔泽不会再来了。”布拉塞得到简短的回答。

一天之后，布拉塞瞥到了死亡名单上有马尔泽的名字，上面写着：犯人弗朗茨·马尔泽死于心脏病发作。

直到1943年死前，弗朗茨·马尔泽的职能都是卡波。

摄影棚中的其余五人都是年轻的波兰人，其中两人来自克拉科夫，在斯洛瓦克剧院对面的咖啡店被捕。另外两个华沙人在街上被捕然后就被送到了这里，还有一个西里西亚人，因为是一个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并且私自收听电台广播而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多数情况下他们三个人一起工作。布拉塞作为摄影师站在照相机后面，给犯人发出拍摄指示并拍下相片。另一同事通常是塔德克·布洛德卡，负责在每次拍摄后更换底片。还有一位同事斯坦尼斯拉夫·特拉尔卡负责确保犯人的号码正确，还要保证固定在椅子上的牌子上面的犯人国籍和犯人类型能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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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集中营摄影师的日常工作

和其他犯人一样，布拉塞的一天在早点名后开始，早点名需要耗费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党卫队看守的心情。

十点前布拉塞先在暗房冲洗前一天拍摄的照片。十点开始摄影棚的工作。鉴定科的文书给他需拍照的犯人的名单。犯人们按照名单上的先后顺序在第26区营舍的走廊里排队。

他们相继被传唤。每个犯人需拍三张照片。

布拉塞给他们简短的指示。

“拿掉帽子，直视前方，看镜头。”

第一张照片。

“现在戴上帽子。看这里。坐好了。”第二张照片。

“现在拍侧面。”

转动摇杆，椅子转向。

第三张照片。

“谢谢，走吧。”

拍摄每个犯人他需要三到四分钟。

到他这里来的人，都疲惫不堪并且惊慌失措。特别是当他们被营区文书*带来的时候，文书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并殴打他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塞会介入：“在我们鉴定科这里不允许喊叫、打人。”这句话对外还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恐惧感一直盘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怕哪一次冒犯了一个卡波，他立刻就会被告状。尽管如此，他总是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一再重复这句话。

对犯人们他大方地说：“你们不用紧张，在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事。”

他希望犯人在与他单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不需害怕任何事。至少在眼下这一刻，他们能够感到安全。

之前在威廉·布拉塞学习摄影时，照相机总在他和被照相的人之间建立起一段距离。透过照相机上的取景器，他可以给出指示：请微笑，换个眼神，稍稍转过去一些……直到他在相机的帮助下找到被照者合适的角度、合适的姿态、合适的眼神，他才会拍摄。

但是在鉴定科，一切恰恰相反。照相机不再在他和他必须拍摄的犯人之间建立距离。他从取景器望出去，就能看到犯人们惊慌失措的眼神和他们恐惧的面孔。而所有人都必须到他这里来，每天超过百人，一周七天不间断。他深知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绝望，他知道他们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并且知道，到他这里拍照的大多数人，都活不了多久了。他那么了解，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他靠着在鉴定科的这份工作处于一种特权位置，但是这好景又能持续多久呢？他知道没人能保证自己能在奥斯维辛存活下去，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在鉴定科工作的几个人之间有分工。威廉·布拉塞负责在摄影棚拍照，他的同事塔德克·布洛德卡得去户外拍摄。布洛德卡的任务是给自杀者拍照。经常会有人因为再也无法在集中营里熬下去而选择在半夜上吊自杀，还有人选择“撞铁丝网”，带刺的铁丝网都是有高压电的，这些人会触电而死。

后来户外拍摄的任务由贝恩哈特·瓦尔特的副手恩斯特·霍夫曼来完成。霍夫曼大多数时间都和贝恩哈特·瓦尔特一起在比尔克瑙的斜坡上拍照。他拍下犯人们到达集中营的景象，还有筛选犯人的过程以及大多数新来的犯人从斜坡走向毒气室的场景。

1944年的一份照片文献资料中，很多照片非常详细地记录了犯人们从到达比尔克瑙到踏入毒气室的过程，威廉·布拉塞和鉴定科的其他同事必须对这份照片文献资料进行加工处理。他们制作拷贝片，并把照片贴进一本相册。这本相册的最后一张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布拉塞的记忆中。照片上记录了一名妇女正在踏入毒气室。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布拉塞猜测她在毒气室中看到了什么，引起了她惊恐的反应。

另一名同事塔奇奥·米斯奇科夫斯基负责在相册的照片下做标注。他得在照片下誊写一名党卫队军官事先写好交给他的副标题。

出于何种目的制作这本相册，布拉塞无从得知。同事们猜测相册将作为礼物送给更高级的党卫队军官。

布拉塞在鉴定科工作的第一个月里，基本上所有的犯人都被拍了照并登记到集中营的名册中。1941年下半年的某天，他的代理上司恩斯特·霍夫曼过来对他命令道：“布拉塞，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给犹太人拍照了。拍了也没意义，他们反正都要死。”

事实的确如此，从这天起再也没有犹太犯人被带到鉴定科来。他拍摄的犯人号码差不多到第五万号，之后就再也没有犹太人来拍照了。

后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兰犯人身上。1943年年底，霍夫曼再次下令：“布拉塞，从今天起你再不用给波兰人拍照了。浪费胶片给这帮贱骨头太可惜了。”

布拉塞大吃一惊。他自己就是波兰人。

从此就只剩下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来拍照。

威廉·布拉塞从没记录他在鉴定科给多少人拍过照片。但是当他估算之后，得出的数字是七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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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

随着时间流逝，威廉·布拉塞和他的上司，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相处得越来越好，如果可以把一名党卫队和一名犯人之间的关系称为正面关系的话。但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他的境遇绝对算是愉快的了。贝恩哈特·瓦尔特不是那种会对他吼叫或打他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只叫他的犯人编号的上司，至少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还会聊天。瓦尔特叫他的姓：布拉塞。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瓦尔特就和布拉塞一块儿说说话。布拉塞教他一些摄影技巧，因为瓦尔特对此有兴趣。作为鉴定科的头儿，他也经常被委派去拍摄运送犯人的场面。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的斜坡上，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犯人被淘汰、筛选的过程，还有那些刚到集中营就被送往毒气室的犯人的“最后一程”。从与瓦尔特的谈话中，布拉塞得知了他来自拜仁州的菲尔特，曾是制作石膏花饰的粉刷技工，在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的头儿之前，他曾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他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给党卫队队员们放映过电影。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他说过好几次，或者是“布拉塞，你带给我们耻辱。你是我们的耻辱”！

威廉·布拉塞无法理解他的上司说这些是想告诉他什么，而且瓦尔特也没有解释过他的话。他总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后又重复这些话。

1943年的某一天，威廉·布拉塞被传唤到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汉斯·奥梅尔**的办公室。布拉塞认得他，因为他到过几次鉴定科，视察鉴定科的工作过程。在他和贝恩哈特·瓦尔特的谈话中间，他也和犯人布拉塞说过几句。他不是询问布拉塞的个人情况就是表扬布拉塞的工作。这种情况布拉塞在一些党卫队军官那儿也遇到过。他不再感到惊讶，而只是单纯地觉得奇怪，一个人如何能在一个每天决定大批人生死的位置上，还能进行表面上十分正常的谈话。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和布拉塞说话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官腔，短句。

“家里人在做什么？”

布拉塞如何能知道家里人在做什么，他和家人又没有联系。同时他也觉得这问题并不是认真的。因为根本没有等他回答的迹象，下一个问题又随即而来。

“如果我们现在把您放了，您会做什么？”

布拉塞知道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问这个问题是想得到什么。不，布拉塞不想上他的当。他肯定是希望布拉塞即刻加入德意志国防军，和他们一起对抗敌人。

但是布拉塞没有给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想要的回答：“我有一份好工作，被释放的话我还想继续工作。”

然而他还是再一次说明了给布拉塞的条件：只要他在德意志民族登记簿（Volksliste）中登记并签字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他立即就会被释放。

布拉塞一刻都没有迟疑就拒绝了。他已经两次拒绝了这样的条件。这一次他还是忠于自己的决定。

后来他得知，他的一些同胞选择屈服并在登记簿上签了字。出了集中营他们就立刻被遣入德意志国防军，并被送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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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熟人

在集中营第11号营区——臭名昭著的“死亡之区”里，有一个被党卫队任命为职能犯*，也就是看守助手的囚犯*，名叫瓦科拉夫·鲁斯基。不仅是在第11区，在整个集中营中他都由于残暴而为众人所知。因此他被犯人们称作“血腥的瓦切克”。

威廉·布拉塞多次见过他是怎么杀死犯人的。他把犯人们扔到地上，脸朝上，双手拿着一把铲子的木柄，用它压住他们的脖子，来回摆动，一直压到木柄的两端，就这么来回压，直到犯人窒息而死。

1941年春的一天，瓦科拉夫·鲁斯基带着惩罚营的几个犯人来到鉴定科，这些犯人需要登记和拍照。

威廉·布拉塞看了看这几个人，发现其中有他熟悉的面孔，是来自他的故乡日维茨的熟人，波兰籍公民，犹太人。他们中年长的一位，瓦赫斯贝尔格，是日维茨火车站对面一间餐厅的主人。另一个人，恩诺赫，经营一家商店。第三个人他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是来自日维茨的。布拉塞走向这三个人。他看到瓦赫斯贝尔格的耳郭上有裂口，估计是被瓦科拉夫·鲁斯基弄伤的。

布拉塞给了这三个人香烟。当瓦科拉夫·鲁斯基对此抗议时，布拉塞回绝了他。

“让他们安静地抽支烟！”布拉塞坚决地回道。

布拉塞还给了他们三个人每个人一块面包，鲁斯基不让他们吃，布拉塞再次制止了他。

在这一刻，布拉塞回想起抵达集中营那天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弗里奇的“欢迎词”，他说犹太人只能在营中存活很少的日子。他记得第一天就有六个犹太犯人在他眼前被活活打死。他知道跟他一起被运送到这里的其他人也死了。弗里奇的话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而且他也意识到，这三个人也活不了多久了。

在这个情况下布拉塞做出了一个决定。

“如果你要杀死他们的话，”他犹豫地开口说道，“那就别让他们受太多苦。”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布拉塞双手绞着他的帽子。“也许，”他又开口说下去，“也许你可以只挥一锹把他们打死。”布拉塞戴上帽子，转身走进了摄影棚去干他的活儿。

“这真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所有了吗？”布拉塞寻思着。他多么想为这三个人多做点儿事，让他们摆脱鲁斯基的暴力，解救他们。可是他既没有这个权力又没有哪怕一丝可能。对鲁斯基的请求，是他唯一能为这三个熟人做的事。为此他已经冒上了失去性命之险。如果鲁斯基跑到他的上司那儿去告发他，说布拉塞为犯人们求情，那他就完了。

短短几天之后，布拉塞得知他们死了。怎么死的，他无从知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向鲁斯基求情的事一直纠缠着他。连续几周他都整夜整夜地梦到鲁斯基，梦见他在政治部的主管——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面前说他的坏话，格拉布纳把他拎出鉴定科的房间然后在黑墙前……他大汗淋漓地从噩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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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批毒气试验

1941年9月，威廉·布拉塞观察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看到集中营中到处都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队士兵。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虽然鉴定科向来是各类消息和谣言的集散地，但连他也一无所知。犯人中间人心惶惶。

据他的观察，这些党卫队士兵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第11区。他观察到士兵们是如何密封门窗的。没人能猜测到，也没人能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切给犯人们带来恐惧。

这一行动的背景是，卡尔·弗里奇下令用犯人进行第一批毒气试验。由集中营医生西格弗里德·施威拉博士**选出六百名苏联战俘，使用齐克隆-B毒杀。第一批试验持续了数天，直到室内所有人全部死亡。

齐克隆-B被如图罐装运送至奥斯维辛，由达格施公司（Degesch）制造生产。Degesch是德国害虫防治公司的缩写

©高品图像

屠杀这些犯人是在晚点名之后开始的。集中营中戒严，任何一名犯人都不得离开所住营区。直到后来犯人之间才开始传开，在那天夜里以及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了什么。

党卫队把这次毒气试验行动视为极大的成功。自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齐克隆—B被投入进行系统的甚至工业化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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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国姑娘

总有些在电话总机房为党卫队做帮工的德国姑娘或者年轻的德国妇女跑来鉴定科。电话总机房就在带刺铁丝网的后面，焚尸场的旁边。那栋楼的底层是党卫队医院，电话总机房在医院上面那层。

这些女性工作人员得到许可，下班后可以去拍照。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她们的到访是个让人欢喜的调剂。大多数的德国姑娘和妇女他都挺喜欢的，而他也乐意为她们拍照。尽管她们都穿着制服，与他这个身着3444号囚服的犯人相比高高在上，但是她们有时候会和他聊天，尽管这样是不被允许的。

有天晚上又有一位德国姑娘来到摄影棚。威廉·布拉塞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特别是她的一头金发使他倾心。她走向布拉塞，对他说，她需要一张照片，一张很好的自拍照。

“你可要用心拍，要拍出一张特别的照片来，”她说道，向他投以长长的一眼。“得好好突出我的胸部。”

威廉·布拉塞十分紧张又有些激动，他看着姑娘先脱掉了她的夹克，然后是衬衫，最后连胸衣也脱了，只拿她自带的一块透明布料遮住了胸部。她在相机前摆好姿势，布拉塞给她拍了好多张照片。

和她在摄影棚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她穿上衣服离开了。布拉塞还想和她再说点儿什么，和她聊聊。但是他不敢。他是个犯人，她会怎么想他？或者他还是应该在她来拿照片时开口试试？

几天后她又来了。她对照片非常满意，就连威廉·布拉塞也觉得照片拍得很成功，他在之前的几天中经常想到这姑娘。尽管他穿着囚服，而她身着制服，他还是在这一天鼓足了勇气开口和她说上几句。

“您很上相，”他有些怯声怯气地说道，“要是能有台好一些的相机就能拍得更好了。”

“不，不，这些相片好极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它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拍的……”

“您让我们在这一刻忘掉现实吧，”布拉塞打断了她，“这一刻很宝贵。”

“对，您说得对，”她答道，显得有些尴尬，并长时间盯着布拉塞的眼睛。

威廉·布拉塞喜欢这一刻。他上一次和一位长得这么好看的姑娘说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上一次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姑娘望着他又是什么时候？

他们只相处了短短几分钟，但是威廉·布拉塞很享受这片刻的时光，感到被她深深吸引。

大约两周后，威廉·布拉塞向在电话总机房附近干活儿的犯人打听这位德国姑娘的情况。

“没错没错，我们知道你打听的是谁，”他们说道，“这个漂亮年轻的小妞，她不在人世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布拉塞想知道究竟。他不能相信他听到的。

“她自杀了，”他得到了答案，“她服毒自尽了。”

原因是她无法忍受集中营中的惨景。在位于大楼第二层的工作位置上，她日复一日地看着死人被堆在手推车上送进焚尸场。那里的烟囱冒着烟，散发着一股甜得刺鼻的味道。

几天之后的晚点名上，威廉·布拉塞被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海因里希·施瓦茨**下令出列。“犯人编号3444报到！”布拉塞用德语喊道。他得到指示，立刻交出那位自杀的德国姑娘的所有底片。党卫队士兵不置一词地拿走了所有底片。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位年轻姑娘的死对德国人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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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身

威廉·布拉塞偶尔会接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拍摄任务。

因斑疹伤寒试验而为犯人们所惧怕的集中营医生弗雷德里希·恩特雷斯**，有时会在试验的犯人身上发现有趣的文身，其中很多是搔首弄姿的裸女。

可是有一次他发现了件非常特别的艺术品。

“瞧瞧我带来的！”

某天，集中营医生恩特雷斯嚷着这句来到了鉴定科。他带来了一位犯人，他介绍犯人时没有用编号，而是用了名字。这发生在恩特雷斯身上太不寻常了，因为犯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些拿来使用的人形材料而已。

“这是茨林斯基。”他向布拉塞介绍，随即转向随行者：“把你的外套脱了给摄影师瞧瞧！”

茨林斯基，这名高大健壮的犯人费力地用他不怎么灵活的手指解开囚衣上的纽扣。

布拉塞眼前的景象果真让人惊叹。

茨林斯基的后背布满了文身。文的是天堂，一边是手上拿着禁果的亚当，另一边是夏娃，是用红色和蓝色文的，她正在把第二个禁果递给亚当，在亚当与夏娃中间的是智慧树和蛇。

“有人在这上面花了大工夫了，”医生两眼放光地说道，“我想要些文身的照片，彩色的！”

布拉塞给这男人的背部拍了照片，几天之后医生来拿走了照片。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卡波米切斯拉夫·莫拉瓦让布拉塞和他一起去趟焚尸场。布拉塞和莫拉瓦认识有一段时间了，莫拉瓦催他：“你无论如何得看看这个，太特别了！”

两天后，布拉塞才有机会和搬运尸体小分队一起进入焚尸场。在房子后面立着一张桌子，上面撑着一张人皮。一张有文身的皮，将被鞣皮制成皮革。威廉·布拉塞立刻就认出了这文身。

“谁下令这么做的？”布拉塞惊恐地问道。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恩特雷斯了，”卡波说道，“他想要这……”

对于医生要拿这张皮做什么，布拉塞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他转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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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夜班

有一次，布拉塞的头儿，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通知他们将要整夜工作，因为有一大批犯人将要被运送过来，而且立刻就要拍照。

一千一百名犯人！

他们在鉴定科的走廊前排起了长队，一直排到外面的路上。

通向走廊的门开着，因此威廉·布拉塞可以看到犯人们必须上交他们拥有的一切。贵重物品、衣服、首饰、携带的食品，所有的一切他们都得交给卫兵或是被夺走。

有一次外面很吵，威廉·布拉塞走到了走廊上。一位先生，布拉塞估计他五十岁上下，走向他并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语同他攀谈。

“这儿，”他边说边把自己的帽子递给布拉塞，帽子里塞满了首饰、宝石和金块，“这儿，”他重复道，“您拿着，然后您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布拉塞拒绝了。他不想发财，不想通过犯人发财。另外他清楚，如果拿了这些财物，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这情形下，他想起来了一件类似的事件。他的一个熟人，在“加拿大”劳动小分队里负责搜查犯人箱子的，有次拿了满满一沓百元美钞到寝室棚屋里，加起来至少有一万块。

“我找到了这些。”他和布拉塞解释着，然后就开始盘算着他能拿这些钱做什么。

“这儿有一个炉子，”威廉·布拉塞说道，“炉子是烧着的。把钱都烧了！”

他的熟人先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随后他耸了耸肩膀，把整沓美钞都扔进了火里。不一会儿这些钱就被烧成了灰烬。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才给所有被运送来的犯人拍完照。其中很多人在之后的几天就被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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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20号营区

每当威廉·布拉塞从鉴定科的窗户向外望，就能看见街对面的第20号营区，也就是医院。这一区也被称作“传染区”。

每天威廉·布拉塞都能观察到，犯人是怎样被带进那一区的，但是他们不会再出来。有次他甚至看到有一队青少年在楼前排队站着。

从他听到的，他能隐约揣测到，这栋楼的围墙后面都发生了什么。

自1941年10月起，卫生兵约瑟夫·克莱尔**在那里工作。这个木匠出身的卫生兵的工作间就在大楼入口处的左边。全裸着的犯人们被逐一带进房间。这些犯人都是之前被党卫队医生弗雷德里希·恩特雷斯在犯人医院按照一定的标准挑选出来的，有不能再劳动的病人，或是被政治部判为将要被消灭的犯人，还有在党卫队眼中被视为累赘的不适合劳动的儿童和青少年。

在他的工作间里，约瑟夫·克莱尔大多数时间都穿着一件白大褂，以显示他的医学权威。他命令犯人坐在椅子上，先触摸他们的胸腔，来确定他想注射的位置，然后用注射针头直接扎入心脏。集中营里把这叫作“喷射（Abspritzen）”。有时候克莱尔会夸耀自己的效率：“一分钟三个病人，都学着点儿！”

党卫队医生恩特雷斯在多种不同注射剂的试验后决定，将苯酚注射到犯人体内。被注射的犯人通常会立即死亡，但有些还会存活几分钟。一个专门为这些试验指派的劳动小分队负责把死去的犯人拖到隔壁房间，尸体将在那儿一直放到晚上。之后，搬运尸体小分队再将尸体运到焚尸场。

每天，六十到一百名不等的犯人被木匠约瑟夫·克莱尔杀死，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卫生兵升到了二级小队长。

有时候，约瑟夫·克莱尔会在下午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来到对面鉴定科所在的楼。当他谈到他的故乡、他的家庭，甚至他在前线的故事时，他都给威廉·布拉塞留下了无忧无虑的印象。克莱尔很高兴他能和讲着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人威廉·布拉塞一起聊天，他还要求布拉塞也说说他的生活、谈谈他的家庭。布拉塞非常谨慎，他只说些众人皆知的事情。

威廉·布拉塞无法理解，有人能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之后，如此平静，如此从容，就好像一整天他都在照顾病人，替他们清洗，照料他们一样。当他确认，很多德国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不禁感到脊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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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婚礼

奥斯维辛的户籍登记处隶属政治部。文书们在此夜以继日地轮班登记要上报的死亡人口。只有很少的出生人口被记录在册，而这些名字经常在短短几天之后又出现在死亡名册上。有一场婚礼登记在册。鲁道夫·弗里梅尔，一个技能犯，从最高机构得到了结婚许可。不是那种战时常见的新郎、新娘不在一起的代行婚礼，而是在奥斯维辛主营的户籍登记处举行结婚典礼。鲁道夫·弗里梅尔，1907年出生于维也纳，曾经是奥地利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运动斗士。他属于奥地利共和国守护同盟的一员，并在1934年2月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等级制国家的武装起义。由于参与此次起义，1934年7月他被逮捕并于1935年10月被判处七年监禁。

早在1936年7月他就被释放出来，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中，他又自愿加入国际纵队反对法西斯独裁。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西班牙姑娘玛格瑞塔·菲蕾尔并爱上了她。

1939年，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们一起逃亡到了法国。在古斯营地中，弗里梅尔报名成为一名不配武器的劳工，被派往卡尔莫采矿。他和玛格瑞塔在塔恩省的一个名叫阿尔泰的小镇生活。1940年4月26日，他们的儿子爱德华出生。

法国被德国第三帝国占领后，鲁道夫·弗里梅尔申请携妻子玛格瑞塔和儿子一同返回德国。1941年7月底，他们在维耶尔宗被法国当局移交给了德国国家秘密警察。鲁道夫·弗里梅尔被带回维也纳，进行罪名鉴定后登记在册，并于1942年1月被运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他领到的犯人编号为25173。

玛格瑞塔·菲蕾尔和他们的儿子爱德华被送往了德国巴符州的基希海姆，作为未婚妈妈，她被安置在一家收容所。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弗里梅尔作为汽车机工的本领很快就被发现，他被派到党卫队士兵汽车服务站工作。和其他技能犯一样，他也享有一定的特权。他得到比较好的伙食配给，并且因为他要和党卫队士兵们一起外出，所以省去了重体力劳动和被虐待之苦。他和其他技能犯一样，住在第5号营区。

就在第5区里，威廉·布拉塞结识了他。只要有可能，这些技能犯们就聚在一起聊他们的故事，特别是鲁道夫·弗里梅尔，他不仅鼓励布拉塞，还鼓励其他犯人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他经常把奥斯维辛叫作地狱营，说它总有一天会到头，然后所有犯人的经历都将会作为见证，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将来。

在被运到奥斯维辛之后，鲁道夫·弗里梅尔很快就加入了奥地利抵抗运动小组，这一小组在1943年5月和营中的波兰抵抗运动小组合并成为奥斯维辛战斗队*。战斗队成员在第4号营区地下室的一个堆放清洁用品的简易房里集会。他们其中的一项任务是接触新来的犯人，给他们出主意，告诉他们应该在集中营里保持怎样的行为。尤其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如何上报自己的职业。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上报自己真正的职业，否则很快就会被派到劳动小分队干重体力活儿。在营中，这类人的存活时间非常短，有时候只有几天或者几周。上报自己的手艺技能才更安全，因为营中急需这些技能，所以能被派去做轻松点儿的活计。

威廉·布拉塞很早就得知，不仅是鲁道夫·弗里梅尔本人，鲁道夫的父亲在维也纳也努力尝试，申请得到结婚许可。鲁道夫想迎娶她的真爱玛格瑞塔，并通过结婚让他们非婚生的儿子拿到合法身份。他们在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提交申请并指望不仅仅是被接纳申请，而是真的能拿到许可证书。鲁道夫·弗里梅尔暗地里希望能够回维也纳举行婚礼。

威廉·布拉塞没法设想，弗里梅尔会像信里申请的那样得到批假。但是弗里梅尔不松劲儿。只要他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得到答复，他就再次写信，既不巴结，也不露出丝毫妥协的意思。1943年12月，他开始最后一次尝试。如果这次申请又失败的话，他就准备放弃了。他求助于集中营指挥官，五周后，他得到了党卫队领袖、帝国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亲笔签名的许可书。他虽然不能返回维也纳举行婚礼，但是可以在奥斯维辛的户籍登记处结婚。弗里梅尔的父亲、兄长和西班牙籍未婚妻玛格瑞塔及儿子爱德华得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首脑的许可，以“鲁道夫·弗里梅尔和玛格瑞塔·菲蕾尔婚礼”的名义抵达奥斯维辛。

在和鲁道夫·弗里梅尔协商之后，婚礼的日期被定在了1944年3月18日。

鲁道夫·弗里梅尔要结婚了。这消息很快传开了。很多听到消息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在一个从来只有死人的地方结婚？

“布拉塞，你要拍结婚照！”他的上司，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给他下了指示。“用心点儿，拍张好看的照片出来，可以拿来展示！”

鲁道夫·弗里梅尔在婚礼前几周就开始留头发，还从衣物仓库里弄来了一套西装、一条领带和一件白衬衫，衬衫上面还绣了玫瑰。

玛格瑞塔、爱德华、弗里梅尔的父亲和兄长准时从维也纳抵达了奥斯维辛。结婚仪式在事先定好的3月18日上午11时开始，由弗里梅尔的父亲和兄长两位男士担任证婚人。

结婚照是在鉴定科的摄影棚里拍摄的。这对威廉·布拉塞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的整套拍摄设备不适合拍集体照，而仅仅适合拍单人肖像照。因此他对于拍出来的结婚照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不能很好地给夫妇二人的脸打光，脸上有阴影。

威廉·布拉塞还在拍照的时候，集中营交响乐团以小型阵容在隔壁的浴室楼桑拿间里演奏曲目《真爱至上》。布拉塞喜欢这首曲子，他之前经常听。突然乐曲声中断了，原来是有人开玩笑，拧开了淋浴龙头，所有演奏者都被淋了一头冷水。

鲁道夫·弗里梅尔和妻子玛格瑞塔的新婚之夜是在第24区，也就是集中营妓院*中度过的。他们婚礼那天妓院特意关闭，以便这对年轻的夫妻可以不受打扰。

婚礼次日，宾客们就得返回维也纳，鲁道夫·弗里梅尔继续他的集中营生活。

1944年10月27日，五名犯人准备逃离集中营，其中就有鲁道夫·弗里梅尔。他们向一名党卫队士兵透露了他们的秘密，计划用这名士兵的车带他们离开集中营。鲁道夫·弗里梅尔认识他，经常给他当司机并且维修他的车。尤其是在出去的途中，他们会互相交谈，也谈一些私密的事情。弗里梅尔从和他的谈话中一再觉察出，这名党卫队士兵不仅对他每天在营中碰到的事情持批判态度，并且十分反对。他说过比如“不能就这么随便地杀掉所有人”，还有让弗里梅尔觉得更确信他的态度的话——“他们也是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他们也想活下去！”弗里梅尔相信这人的诚实。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别的什么。而且当他们向他透露他们的逃亡计划时，他看上去坚定地站在他们这边，二话没说。

鲁道夫·弗里梅尔和妻子玛格瑞塔以及他们的儿子爱德华，于婚礼当日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摄影棚中。摄影师是威廉·布拉塞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可就是这名士兵告发了他们。他们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第11区的禁闭室。

弗里梅尔不仅被指控试图逃亡，还被指控长期在营中走私食物、衣服和药品。此外还指控他和集中营外的游击队保持联系。

鉴于对他的指控还有他的个人评价，对于如何处置他，集中营的领导层意见不一致。集中营指挥官贝尔**表示应该处决弗里梅尔，但政治部的人存有顾虑，起码弗里梅尔是享有特权的犯人，还被特批了在营中结婚以便向外界传播集中营的良好形象，不应被处决。

点名场前方可执行多人死刑的绞首架，可同时执行十二人的绞刑，通常在晚点名后，所有犯人必须目睹绞刑。鲁道夫·弗里梅尔也死在这个绞首架上

©高品图像

集中营指挥官贝尔大声骂道：“我已经把及时上报他们逃亡的士兵升职了，以示奖励。就算为了这个也得执行死刑！不然我们还能怎样？我们不能也不允许让人以为我们靠不住！另外，他们几个都是什么人？任何一个人犯了这种罪的人都应该被绞死！他们几个必须被绞死，就这样。”

在集中营管理层还在讨论不休要不要对几名犯人处以绞刑的时候，鲁道夫·弗里梅尔给他的妻子写了好几封信，有的信里他还很确信，一切会有个好的结果，有的信中他却很沮丧，他写到，他不知道妻子收到信的时候他是否还活着。

12月30日，决定下来了。因为营中不能统一意见，所以在柏林的帝国中央安全总局进行了投票表决。柏林寄来的信中写道，即日对五名犯人执行死刑。

下午五时，在一万五千名犯人——威廉·布拉塞也在其中，到点名场后，这五名犯人被带上来，站在绞首架下。

在这一刻，威廉·布拉塞回忆起了弗里梅尔的婚礼。他想起，当时弗里梅尔是多么开心，能够和他心爱的玛格瑞塔结婚，把他的儿子拥在怀中。他也想起那件绣着玫瑰的衬衫。现在，弗里梅尔站在绞首架下，又穿着那件衬衫。

“起义万岁！奥地利万岁！”这是弗里梅尔在脖子被套上绳索前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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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朋友

外出劳动小分队例如建筑工地、采沙砾场或者道路工程对于犯人来说是最痛苦不堪的。他们一天必须干十二小时的重体力活儿，食物补给又不够，还会被卡波用木棒揍。在一天极其辛苦劳作之后还必须走回集中营，参加晚点名，点名之于他们漫长至极，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支持下去。

每天外出劳动小分队里都有犯人死去，特别是那些不习惯重体力劳动的犯人。

一天，来鉴定科的一群犯人中有一人，威廉·布拉塞一眼就认得。他们以前碰过几次面，布拉塞知道他是老师。“老师，”布拉塞心想，“这是多好的一个职业，如果不是在奥斯维辛的话。”因为在这里，奥斯维辛集中营，根本不需要老师，而是需要技术工人。老师就被随意地投入某个劳动小分队去干重体力活儿。

这个老师也认出了布拉塞，在拍照结束后，他疑惑地问道：“他们会让我做什么呢？”

“你千万不能说你是老师。”布拉塞小声说道，因为贝恩哈特·瓦尔特就坐在隔壁办公室，他们的对话不能让他听见。“你最好告诉他们，你是个工匠，这样你就会有更好的机会。”

“可我不是工匠啊，他们会让我干我根本就不会干的活儿！”

“很多人得干他们根本不会的活儿，但是他们会学。你最好去报名一个你虽然不会，但是轻松而且你能很快学会的活儿。”

“那能是什么活儿呢？”老师问道。

布拉塞发现，他没法单独回答老师的问题。

“你告诉我你的编号，”布拉塞说道，“我试试给你找个活儿！”

就在当天，他去找了奥托·昆瑟。奥托·昆瑟虽然是个卡波，但是和布拉塞关系不错。他明显区别于其他卡波，他从不对犯人吼叫，也不殴打他们，更不杀犯人。特别是他挺喜欢波兰籍犯人，也许是为了表示友好，他还学波兰语。

奥托·昆瑟在奥斯维辛有着非常重要的职能，特别是对犯人们而言。他有自己的小分队，专门给其他劳动小分队介绍专业技工。

“奥托，”布拉塞对他说，“我遇到个老早前就认识的熟人。他人很好，不过他是个老师，干不了重体力活儿。你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小分队，让他能有机会活下去？”

“哦哦，他是个老师。”昆瑟取笑道，但是随后他笑着点了点头，“我会给你的老师找个好活儿的，你放心好了！”

昆瑟真的找到了。老师被分派去当“砌炉工”。

“他怎么样？”布拉塞再次碰到奥托·昆瑟时问道。

“他以前真的是老师啊？”昆瑟开着玩笑，“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以前除了和砂浆就没干过别的事。其他的砌炉工也都特别喜欢他。”

另一次是古斯塔夫·巴隆。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布拉塞弟弟的朋友。他们在日维茨就认识，经常坐在家里一起喝伏特加，而现在他们又在集中营里碰面了。古斯塔夫看上去非常胆小认生，和布拉塞记忆中的样子判若两人。

古斯塔夫到鉴定科拍照时，布拉塞也记下了他的编号。

“我会好好寻思寻思，”布拉塞承诺道，“你以前是电工或者其他类似工种的吧？”

“汽车电工。”古斯塔夫回答道。

当晚，布拉塞和鲁道夫·弗里梅尔谈起古斯塔夫。

“我会申请要他，”弗里梅尔应下了这事，“我们急需电工且正好急需汽车电工。”

没过几天，古斯塔夫·巴隆就被调去做电工了，直到集中营瓦解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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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切斯拉娃·瓦佳

这女孩的模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纠缠着威廉·布拉塞。有很多照片触动过他，在他的脑海里扎下根，可这个女孩的影像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深知，自己不能够对他必须拍照的那些人存有感情。可是他忍不住。

1942年12月13日，切斯拉娃·瓦佳同母亲一起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她们来自波兰东南边的一个村庄。

像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大多数犯人一样，切斯拉娃也必须在奥斯维辛主营的鉴定科拍照。一名女卡波带着一队妇女和女孩来到摄影棚。她们挨个儿被叫到编号，以便让威廉·布拉塞拍照。

当叫到切斯拉娃·瓦佳的编号时，她听不懂卡波在对她说什么。因为卡波说的是德语，而她只会波兰语。正当切斯拉娃毫无反应之际，那名女卡波用一根木棍打向了她的脸。眼泪混合着鲜血从切斯拉娃的脸上滴了下来，她的嘴唇被打破了。

这些照片是威廉·布拉塞在1942年12月为切斯拉娃·瓦佳拍摄的，摄于奥斯维辛主营鉴定科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威廉·布拉塞端详着她。她还那么年轻，看上去是那么惊慌失措，那么无辜。

在拍照之前，他给了切斯拉娃机会让她能够擦干脸上的眼泪，抹去嘴唇上的血。

他很乐意再为她多做些什么，可是他不能。那名女卡波非常严厉，布拉塞没法判断她到底为人怎样。一次失言很可能就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感到打在切斯拉娃脸上的那一棒就如同打在了他自己的脸上。

1943年3月12日，切斯拉娃·瓦佳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她母亲则死于数周前。

切斯拉娃·瓦佳的真正死因无从得知，但绝不会是自然死亡。按照集中营里的说法，为了“死亡登记”必须填写任一自然死因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编号14902/1943

奥斯维辛，1943年3月23日

女学生　切斯拉娃·瓦佳，

天主教徒，

曾居住于　扎莫希奇县，伏尔加·茨洛耶奇卡12号，

于　1943年3月12日8时20分

于　奥斯维辛，卡瑟纳　死亡。

女死者生于1928年8月15日

伏尔加·茨洛耶奇卡

（户籍处，编号）

父亲：帕维尔·瓦佳，居住于伏尔加·茨洛耶奇卡

母亲：卡塔琳娜·瓦佳，婚前姓卡特维耶奇科

死者未婚

登记于　口头笔头记录，奥斯维辛奇特医生，于1943年3月12日

和最初登记相符，已经公证

奥斯维辛，1943年3月23日

户籍登记员

代理人

夸科那克

死亡原因：肠胃炎致恶病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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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党卫队人像照

威廉·布拉塞是个很好的人像摄影师的消息在集中营的党卫队官兵里传开了。1942年年初的一天早晨，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把布拉塞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并问他，他需要些什么以便能够为党卫队官兵拍摄好的人像照。

布拉塞没有考虑多久。“用现有的镜头我就能拍出这些照片，”他解释道，“因为相机拍出的照片还是非常清晰的，不过我得对照片进行加工，要修片。如果您能弄到的话，我需要一个修片台，一些3H或者4H的铅笔，还要一只软的修片画笔。”

贝恩哈特·瓦尔特在卡托维茨买到了所有东西，党卫队官兵在晚点名后就来了。在其他犯人们都回寝室后，威廉·布拉塞还得额外加班。他认识来他这里拍照的几乎所有党卫队官兵，听说过他们或者他们的暴行，或者在集中营里已经见过他们。每当布拉塞和他们中间的某人说话时，他总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身处摄影棚时，他必须暂时忘记他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那些暴虐事迹，必须像对待来拍照的顾客一般专业地对待他们。

“请您坐下”，布拉塞按照他给每个人设计的照片主题来指导他们，“请往这儿看”或是“请向那儿看”或是“请朝向我看”。

最初，拍照是为了办理集中营证件。党卫队士兵离开集中营执行任务或者进城消遣时需要提供证件证明。他们需要护照照片尺寸的人像照。后来他们要求布拉塞把照片放大成明信片尺寸，以便作为问候卡片寄回家给家人。

布拉塞拍摄的所有照片都由塔德克·布洛德卡记录在一本专门的册子里，因为这些照片是要付钱的。

才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有越来越多的党卫队士兵来想要拍照，布拉塞再也应付不过来了。

“我们还需要一个专业摄影师，”布拉塞有天对他的上司瓦尔特说道，他觉得难以再独自完成拍摄工作，“要一个懂得修片的摄影师。”

集中营的总办公处里有一本登记簿，上面记录了犯人的名字、编号、年龄、出生地还有职业。在查阅登记索引时他们找到了欧根钮茨·邓贝克，一名来自马茨维卡拉瓦的摄影师。

但是一段时间后，即使有邓贝克的帮助也无济于事。他们还需要一名同事。

晚点名后，塔德克·布洛德卡把布拉塞拉到一边说：“我们还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们，现在我看到了一个来自利沃夫的旧相识，叫爱德华·约瑟夫贝格。他父亲经营一家照相馆。他肯定能帮上我们的忙。”布洛德卡顿了顿，然后眼睛朝下轻声说道：“不过有个小问题。这人是犹太人！”

“你想要了我们这儿所有人的命啊？”布拉塞对他怒吼道，“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

他火冒三丈，但当他打量他的朋友布洛德卡时，他又消气了。“把他的编号给我弄来，我去找奥托·昆瑟，看看能不能办成。”

和奥托·昆瑟谈这事儿不是什么问题。他的职位让他能安排很多事情，包括把爱德华·约瑟夫贝格派到鉴定科干活。只是贝恩哈特·瓦尔特必须同意才行。

威廉·布拉塞明白他将面对什么。他必须和他的上司瓦尔特谈话，让瓦尔特相信增加一名同事的必要性。

“头儿，”在和布洛德卡交谈过的两天后，布拉塞开口了，一边说一边手上绞着他的帽子，“我们要修很多照片，因为订制人像照的人非常多。现在有一名专业摄影师可以来帮忙。”

贝恩哈特·瓦尔特同意了，他也知道摄影师们的工作量巨大。

第二天，爱德华就来摄影棚报到了。

布拉塞还被下令给他准备新的换洗衣服以及一套干净的囚服。

布拉塞在盥洗室放下新的换洗衣服时，他们碰面了。爱德华脱了衣服准备淋浴，布拉塞看到他受过割礼。爱德华解释说他是因为包茎才割去包皮的，但是布拉塞听了直摇头。

“这绝对不是什么理由！你话还没说出口就会被枪子儿崩了的！”布拉塞对他说道。

他现在怎么办？他要怎么做？他没时间考虑。告密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以后你洗澡的时候要一直站在我们俩中间，这样看守就看不到你了。这样才会没事。对我来说你和其他人一样，就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同事。你受没受过割礼都和我无关。”

布拉塞发现，约瑟夫贝格不是个好的修片师，所以他主要被派去干洗印照片的活儿。

大多数的党卫队士兵都对照片十分满意，还会带来小礼物。主要是香烟，布拉塞并不抽烟，他都分给同事。有些士兵也带来面包、奶酪或是香肠。犯人中平分这些东西是顺理成章的事。每次有东西可以分享时，布拉塞都感到很幸运。

真正的幸运是他给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弗兰茨·施贝克**拍照的时候。施贝克是管食品仓的，他问布拉塞能不能也放大他家人的肖像照。

“当然，”布拉塞答道，“只是……”

施贝克心领神会，他给了布拉塞两个圆面包和两块人造黄油作为报酬。

每当党卫队高层从营部来拍照时，鉴定科的气氛就会紧张起来。

一天，政治部的头儿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来了。他之前就通知过了他要来鉴定科，贝恩哈特·瓦尔特也因为他的到来而精神紧张。每当瓦尔特看到格拉布纳或者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惊慌害怕。这可不是没来由的！

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绝不是那种为了虐待犯人而弄脏自己哪怕一根指头的人。他让人噤若寒蝉更多是因为他可以任意地不经任何法庭审判就判人死刑。犯人大多被在第10区和第11区之间的“死墙”前被处决。

他经常从任意一本犯人登记册中滥选犯人执行死刑。比如1942年7月6日当日处决了五十五名男犯人就充分说明了他的肆意专断。他从一本犯人登记册里找人射杀，这次就只找西里西亚人，其中就有威廉·布拉塞朋友的哥哥。还有鉴定科的文书——罗曼·卡尔瓦特也在那天快结束时成了牺牲者。他们所有人都必须站在第10区和第11区之间的“死墙”前，挨个被枪决。

还有一次他威胁鉴定科的所有人，只要有一张照片未经允许出了鉴定科这栋楼，他们所有人都会在“死墙”前被枪决。

这个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现在走进了鉴定科来照相。贝恩哈特·瓦尔特站得比较靠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布拉塞按照规定在他前面立正站着。格拉布纳对下属也极其严苛，这点瓦尔特再清楚不过了。只要有一点儿事情没有分毫不差地按照格拉布纳的意愿进行，那么下属就会被革职派往前线，而且经常是去执行危险的任务。

“犯人编号3444报到！”布拉塞说道。紧接着，就已换成摄影师的口吻：“中队长先生，请，您请坐，以便我给您拍照。”

在布拉塞不得不像对待一位体面的顾客一样向这杀人魔寒暄时，贝恩哈特·瓦尔特还害怕得一直在发抖。

“请您不要这么紧张，放松一点儿。别想着是在集中营里，您还是想想阿尔卑斯山吧。”布拉塞对格拉布纳说。

布拉塞知道格拉布纳是出身自阿尔卑斯山一带的。

格拉布纳听从了。他听从了犯人编号3444对他说的，而且都照做了。

当格拉布纳离开的时候，贝恩哈特·瓦尔特明显连呼吸都顺畅多了。布拉塞也觉得松了口气，但同时也对刚才他对待格拉布纳的方式以及格拉布纳的反应感到很满意。格拉布纳这个操控着他人生杀大权的人，在摄影棚里听从了布拉塞的话。一想到这儿，摄影师不禁要抿嘴一笑。

威廉·布拉塞还必须亲自动手，用铅笔和毛笔来修片。“照片上的格拉布纳看上去和常人几乎无异。”布拉塞端详着修好的照片时想道。杀人魔在集中营里的犀利目光，被布拉塞巧妙的修饰掩盖了。后来布拉塞听说，格拉布纳对照片十分满意。

党卫队一级小队长盖尔哈特·帕利奇也是布拉塞的顾客。据他所知，帕利奇是第一个用小口径枪在“死墙”前射杀单个犯人的。他也和卡尔·弗里奇共同策划了首批大规模以毒气屠杀犯人的行动，之后担任毒气屠杀犹太犯人的监管者。

博格尔秋千——一种由党卫队军官威廉·博格尔发明的刑讯工具，他本人喜欢戏称它为“吐真言机”。犯人被以图中所示方式吊绑并被虐打。就算犯人能熬过这种刑讯折磨，也是浑身皮开肉绽或是布满青紫

威廉·博格尔**，党卫队二级小队长，也出现在了鉴定科，想要照一张明信片大小的人像照寄回家给父母。布拉塞同样知道，博格尔是集中营中最可怕的虐待狂之一。他任意射杀犯人，还发明了一种审讯手段名为“博格尔秋千”，让集中营里人人生畏，他自己喜欢戏称此为“吐真言机”。这所谓的“博格尔秋千”由两根垂直的立柱架着一根横杆组成。犯人被头朝下、膝窝朝上地绑在横杆上，手腕和脚腕也都被绑住。犯人在这毫无自卫能力的姿势下被木棒打或是鞭子抽，被迫招供。很多犯人也因此丧命。

和同事独处时，布拉塞就会大骂博格尔。

“这个集中营里的畜生！”他骂道，“一天到晚折磨人，打人，杀人，然后他下班以后，就回家去当他的好爸爸和忠厚丈夫。太恐怖了！”

博格尔把他的家人接到了奥斯维辛，住在营外的一栋小独立屋里。

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理查德·贝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一名指挥官，也来布拉塞这儿拍过照。拍照时布拉塞用了强光灯来强调贝尔的面部轮廓。即使是这位出了名的严苛，特别是在执行死刑上从不让步的集中营头目，也对布拉塞赞赏有加。

当约瑟夫·门格勒**晚上来到鉴定科拍照时，布拉塞没有立刻认出他来。后来来取他的明信片规格人像照时，门格勒领着布拉塞到了上司瓦尔特的办公室。门格勒表扬布拉塞是名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准备把对他的研究意义重大的非常特别的拍摄任务交给布拉塞。布拉塞完全没预料到他将面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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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色堇

在约瑟夫·门格勒把他的特别任务交给鉴定科的摄影师们，特别是威廉·布拉塞之前，他们还有点儿别的事情做——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但是这些事为他们的集中营生活带来了愉快的调剂。

欧根钮茨·邓贝克，鉴定科的一位摄影师，他喜欢花。他觉得花不仅仅是好看，而且正好是集中营里各种水泥砖墙建筑物中美好的色彩调剂。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三色堇花苗，并把它们种在了第26区，也就是鉴定科的窗户下面。

几周后，1943年的早春，这些花盛开了。经过这个小花坛的党卫队官兵们喜欢这鲜花绽放的景象，因此不但宽容了犯人们种花的事实，还允许他们照顾这些花。

就算是集中营里的级别最高的职能犯，犯人编号为1号的囚犯头子布鲁诺·布洛德聂维奇，也没有对这些盛开的鲜花表示任何异议。此人被犯人们称作“黑死神”，穷凶极恶而且心狠手辣，负责残杀了很多犯人。他和党卫队，特别是和集中营首脑鲁道夫·霍斯**过从甚密，他暴虐和残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党卫队。但是就算是他，对于鉴定科窗下绽放的三色堇也没有丝毫异议。

每天早晚，威廉·布拉塞路过这片盛放的鲜花美景时都很开心。这些花散发着一切如常的光芒，就像任何一栋房子前的一块小花坛。可是往左右看看，却是现实的另一幅图景。

有一天早晨，布拉塞站在花坛前，弯下腰从各个角度端详这些花，然后摘了一小把放进了摄影棚的一个花瓶中。他对这一彩色的装点感到高兴，并决定要拍张照片。洗印好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被他的上司瓦尔特发现了。他仔细注视着这幅图片，微微一笑，然后说：“加洗一百张。”

三色堇明信片照成了真正的热门货。各个级别的党卫队都抢着买，然后当作问候卡片寄给家人。贝恩哈特·瓦尔特在党卫队食堂里售卖卡片，短短时间内就加印了三百张。不过大家已经不满足于黑白明信片照，还想要彩色的。布拉塞尝试用粉笔来给照片上色并未成功，因为很容易就抹花了。因此布拉塞请求他的上司购买苯胺染料。用新染料上色的照片销路更好了。鉴定科制作了成千上万的三色堇明信片照。贝恩哈特·瓦尔特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上司们很满意，也因为售卖明信片照是一桩十分有利可图的生意。党卫队官兵们支付的不是集中营里的货币，而是帝国马克。

不仅贝恩哈特·瓦尔特，威廉·布拉塞和鉴定科的其他同事也都通过这一工作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瓦尔特经常给他们五个集中营马克，他们用这钱买香烟和盐水煮蜗牛。香烟和盐水煮蜗牛是食堂里除了腌红甜菜以外能买到的仅有的两样东西。布拉塞觉得盐水煮蜗牛如果用水好好冲洗的话，算是集中营贫乏的菜单上一道受人欢迎的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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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

在给约瑟夫·门格勒拍照两周后，来自比尔克瑙的一队十五名犹太少女来到了集中营主营鉴定科。陪同这队少女来的有一名女看守、一名女卡波和两名波兰籍护士。

威廉·布拉塞特别喜欢这两位年轻波兰姑娘中的一位，她在集中营里被错叫成巴思佳·史蒂芬斯佳，他们第一次见面布拉塞就爱上了她。他觉察到巴思佳也有所回应，没有旁人的时候，她长时间深情地注视着他的双眼。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集中营里根本不可能去经历一场爱情。尽管如此，对于他和巴思佳来说，当他们碰面时能够一起聊聊天，相互靠近温存，也算是他们集中营生活中极其宝贵的调剂。

显而易见，巴思佳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护士的出身是她能在约瑟夫·门格勒身边当秘书的原因。

布拉塞被命令给这十五名犹太少女拍照。她们必须分成几人一小组，裸体站在相机前，分别从正面、背面及侧面被拍摄三次。

被迫在摄影师和他的上司面前脱光衣服让女孩们感到羞耻极了。就算对布拉塞来说也是非常不习惯的情况。他很没把握，他从来没有拍过裸体照。他唯一能做到的是让她们稍微好受一些。他把摄影棚里的一面通常只用来给党卫队官兵拍照使用的移动墙挪了出来，让女孩们可以在墙后面脱衣服。

拍照时他请陪同的两位护士帮助安排站位，让他在灯光不足以拍摄集体照的情况下能拍出比较好的照片。他绝不想离她们太近或是触碰到她们的身体。

女孩们悲哀的目光让布拉塞难以忍受。他预感到她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而巴思佳在一次拜访中证实了他的猜测。这些女孩还被测量了身高、体重，被记录了她们的外貌，一切记录完毕后，她们被带去了比尔克瑙的毒气室。

接下来的几周里，门格勒总是打发一队接一队的犹太少女和年轻女人来主营鉴定科拍照。正常情况下本该是会在意发型、衣着的少女和年轻女人，却被剃光了头发甚至耻毛，消瘦、憔悴，还被迫裸体站在照相机前。

布拉塞估算他几周内至少给两百五十名女性按照正、反、侧三面的规定拍了照片。两百五十双眼睛注视过他，他也必须注视两百五十双眼睛，眼里除了恐惧他读不出任何其他感情。而这两百五十双眼睛，短短几周后就会消失不见。

从他的女友巴思佳·史蒂芬斯佳口中，布拉塞得知了门格勒的“人种研究”。难以想象，一个人会以怎样的研究方法来确定某个人种是什么样的。他认为这简直就是狗屁。研究狗或研究马，这他还能设想一下，却没法设想怎么用人来做研究。

“主要都是些女人，”巴思佳给他解释道，“他先让她们拍照，然后让她们站上秤，当然是裸体。肉眼都能看出来，她们瘦得就只剩了皮包骨！”

巴思佳实在难以抑制对门格勒的怒火。布拉塞打断她，让她小点儿声，以免声音传到房间外面。

巴思佳点点头，继续说道：“他之前肯定就知道面前站的都是谁。可是他不，他还额外侮辱这些人。他在一个表单里记录她们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从上到下地打量，就好像能发现什么病一样，他不过只是想确认她们的肤色而已，有那么多好看的吗？！”

巴思佳眼里噙着泪。

“他之前就知道，这些人统统都不属于他眼中心爱的雅利安人种。为什么他还要在把她们送去毒气室之前再欺辱她们？”

她的泪珠滚下了面颊，布拉塞把她抱进怀里。

布拉塞得知，门格勒医生应该还给她们做了手术。但是他没有线索得知到底都是些什么类型的手术，他也不想知道。作为摄影师，他从医生那儿听到看到的，已经足够了。他不需要知道更多残忍之事。

在他给女孩们拍照之后一阵子，门格勒又打发了一组在比尔克瑙关押的发育不良的人到鉴定科拍照。他们也得裸体被拍摄正、反、侧面三组照片。一次布拉塞有机会和其中的三个人攀谈，他从谈话中得知，这三人——两姐一弟是亲兄妹，姓奥维茨，来自布达佩斯，患有发育不良的家族遗传病。他们的德语极好，所以布拉塞能和他们很好地交流。他们三人都非常有音乐天赋，两个姐姐一人会拉小提琴，另一人会弹吉他，而弟弟有副很美妙的歌喉，他们靠在游艺演出中表演为生。

不久之后，门格勒医生打发比尔克瑙“吉卜赛集中营”中患有坏疽性口炎*的病人到鉴定科。

1943年夏天在比尔克瑙的“吉卜赛集中营”中爆发了这种疾病，患者多为儿童和青少年。

门格勒让人转告摄影师不必害怕被传染。这病只对深色人种有威胁，比如吉卜赛人，但对白人就不会。

布拉塞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被带到他面前的人，脸上有开放性的伤口，皮肉的碎片挂在下面，而他能看见伤口里面白森森的下颚骨。

威廉·布拉塞得给这些病人拍照。医生要的可不是人像照，而是开放性伤口的准确特写照。后来他得知，医生还在集中营里寻找美术工作人员，让他们把伤口画下来。

一些报告显示，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门格勒医生还做了试验。他取了患病儿童口腔黏膜的分泌物，然后注射到健康儿童体内，而后这些健康儿童很快患病并死亡。

布拉塞不得不为门格勒拍摄这些让病人深受侮辱的照片。

“这个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疯狂的点子？”一次他在结束了一系列拍摄之后，破口大骂。这次，被医生打发来拍照的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和一对异卵双胞胎。

随后他又听说了一些更加让他摇头的事情。巴思佳都和他说了。

门格勒医生非常偏爱在比尔克瑙的斜坡上进行犯人的筛选。他就站在斜坡中间，向右或是向左动动拇指就决定了刚运送来的犯人的生死。每次被运送来的犯人中只有极少数能在自己因熬不过重体力劳动而死去或者是被以某种方式杀害之前存活一阵。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犯人都会立即被他送去毒气室。

筛选犯人时，他有时还会笑或是吹吹口哨。这些都是巴思佳在她的上司不在时和一些犯人聊天时听到的。

有次被运送到比尔克瑙的犯人中有很多来自立陶宛的儿童。门格勒让人做了一个高一米四的框放在斜坡上。他命令儿童们挨个儿穿过那个框，所有没有撞到框而通过的儿童都要被立即送去毒气室杀死。

这个让威廉·布拉塞难以捉摸的门格勒医生，对他却颇为亲切，时不时就出现在鉴定科和他聊天。

“您在您的领域真是位出类拔萃的行家！”门格勒对他说道，“我已经好多次根据您拍的照片确认这一点了！”

门格勒从不像其他党卫队官兵那样喊布拉塞的犯人编号。他也不和布拉塞以你我相称。他总是称呼“布拉塞先生”和“您”。他对待摄影师布拉塞从来都是彬彬有礼而且很友好，就像一位有教养的绅士那样。但是他也是一个双面人，对几十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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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任医师爱德华·维尔茨博士

爱德华·维尔茨博士**，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他是营中所有医疗人员的顶头上司。但凡有犹太裔女犯人被诊断或推定患有癌症，他就会在她们身上进行外科试验。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试验领域。此外，每当有犹太犯人被送到奥斯维辛时，他也负责在比尔克瑙的斜坡上筛选犯人，很多情况下他都是自己来筛选。

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研究领域”：他在女犯人中寻找双眼颜色不一样的犯人，比如一只眼睛是绿色的，而另一只眼睛是蓝色的。

这名医生也让威廉·布拉塞为他工作。有次他派布拉塞和鉴定科的另一名同事到比尔克瑙的女囚营中，给所有他记录下来的双眼颜色不一样的犯人拍照。只拍眼睛部位，除此之外照片中不能出现任何其他细节。

威廉·布拉塞没有把握，他不确定是否完成了任务，拍出了医生想要的结果，因为他就只有一部黑白胶卷照相机可用。

果不其然，几天后他又得再去一次女囚营重新拍一遍照片。

布拉塞对于他之后不必再去女囚营执行新的拍摄任务感到高兴。他在那里看到的女犯人的生存条件让他不忍目睹。

棚屋里人满为患，将近十个人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她们只能侧卧，如果其中一人想翻身，其余人都得翻身才行。床板常常因为不堪重负而折断，睡在下面一张木板床的人就会被压死。

棚屋里还有多到即使互相帮忙都捉不完的虱子。而每个棚屋都挂着警示牌：只要有一只虱子，你就得死！

而且棚屋里的卫生设备完全不够这么多人使用。只有很少几个极其简陋的公厕供她们解手。洗澡的机会少之又少，当她们被带去淋浴时，只能先在棚屋里脱光衣服，不论风吹雨打，都得赤裸着身体被女看守们驱赶到相应的淋浴间。她们的衣服会在那里的特殊桶里被消毒。

她们还经常被看守人员虐待。威廉·布拉塞在女囚营短暂停留时发现，恰恰是那些女看守，比她们的男性同事还要残暴。

不仅如此，这些女囚还要被用于医学和外科试验，而爱德华·维尔茨就是熟知这一切的医生，他安排了其中部分试验，有时还会亲自动手。

威廉·布拉塞用相机记录了其中的一项试验。

这次试验维尔茨博士并未亲自动手。此类任务他大多会委任一名犯人医生来完成。这次是犹太医生马克西米利安·萨缪尔博士。布拉塞认识他，知道他之前是科隆的一名妇科学教授。维尔茨博士给出了精确的指示，萨缪尔博士必须严格执行。萨缪尔博士也和布拉塞说明了他要拍什么。那时是1944年年初，第一组五名全部来自希腊的犹太女孩来到了鉴定科。陪同而来的有两名波兰籍女护士，她们还带来了一把妇科专用椅。

“只要我一给女人上了麻醉，”布拉塞收到萨缪尔博士的第一个指示，“你就拿着你的相机站到我旁边。我将摘除她的子宫，你就给子宫拍照。”

布拉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医生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但是没有时间让他思考，因为很快他就被叱责道：“你准备好了没？”

布拉塞连忙点头，只得按照医生的要求拍摄。他完全机械化地在拍照。之后他独自一人时，才发觉自己脑门上全是汗珠。他刚才都干了些什么？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一场噩梦？

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告诉他，这是真实的。

第一批照片是黑白的，后来在医生的要求下，贝恩哈特·瓦尔特去卡托维茨买来了彩色胶卷。

威廉·布拉塞以这种方式给三十名妇女拍下了她们子宫的照片。后来他得知，这些女人在手术后就被杀死了。

维尔茨博士和奥斯维辛的其他医生也接受拜耳制药公司的委托，用犯人做试验然后收取酬金。他们用患有斑疹伤寒和肺结核的病人来尝试新的未经批准的药品，还选出特定的女犯人注射病原体，用以测试新药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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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卡尔·克劳贝格博士

透过鉴定科的窗户，威廉·布拉塞一周有两次能看到他走在去第10区或者第28区的路上。卡尔·克劳贝格博士是不会让人认错的，他不像他的同事那样身着制服，他总是身着西装，打着领带。

克劳贝格博士是1942年年末来到奥斯维辛的。为了便于他能够在医学领域认真仔细地开展工作，1943年4月第10区被划分给他作为工作场所。克劳贝格的专业领域是女性绝育。他早于1942年5月30日就求助于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请求他的支持以及准备必要的场所，以便能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对犹太裔女犯人进行绝育试验。

党卫队领袖的出发点是：根据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的决议，在计划被灭绝的近一千万欧洲犹太人中，至少保存可归为劳动力良好的两百万到三百万男人和女人。基于此，克劳贝格的请求被赋予了“为保护劳动材料起见”的名号。

为了他的试验，克劳贝格博士在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女性中间进行挑选。她们所有人至少已经生育过一个孩子，从医学的角度上不存在不育的问题。

他向这些妇女的子宫颈注射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液体。这些试验是那么痛苦，以至于她们中的很多人被医生下令送往毒气室“解除痛苦”。其余的人在被送往毒气室之前就已死去或已命悬一线。

医生会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将针头扎入妇女的子宫。妇女因疼痛而大声喊叫，不只是整个第10区，连区外都能听见她的哀号。医生让她立刻闭嘴，否则就送她去毒气室。

克劳贝格博士的目的是通过绝育来保存妇女的劳动力以“建设德意志帝国”，因为如果不能生育的话就不会一下子丧失劳动能力。他试图研究出一种方法，使被绝育者对绝育之事毫不知情。他预想将某种药剂混入食品当中，让人吃下就可绝育。

一天晚上，这个矮小粗壮又近视的卡尔·克劳贝格博士，也来到鉴定科拍照。他像其他党卫队军人一样健谈。威廉·布拉塞这名十分专业的职业摄影师，让克劳贝格博士坐在椅子上。克劳贝格博士露出了一抹浅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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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授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

克雷默博士曾是明斯特大学解剖学教授。1942年他来到奥斯维辛，以便在此深入他关于“饥饿”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在日记中记载的，他期望在奥斯维辛找到他研究所需的足够数量的“鲜活材料”，例如内脏。为此他挑选“穆斯林人（Muselmann）”*，那些因长期忍受饥饿以致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的男人和女人。

在克雷默的研究内容公之于世后，人们发现，为了做试验，他甚至会有目的地“培养”一批他需要的犯人。这些犯人被剥夺食物，直到他们被饿到虚弱不堪、骨瘦如柴时，才会被杀死——通常是以向心脏部位注射酚类物的方式，以供克雷默博士进行解剖。

1942年10月的一天，克雷默博士带了五名年轻的犹太犯人来到鉴定科。当布拉塞看到这五名瘦到只剩皮和骨头的犯人时，吓了一跳。他们看上去就和布拉塞做尸体搬运工时从犯人医院地下室抬出的死人一模一样，完全没有活人的模样。

在威廉·布拉塞给他们拍照之后，教授当着他的面分别用一针要了这五人的命。随后他叫来了负责解剖尸体的波兰医生。尸体被带到第28区，也就是犯人医院，那里有一切必要的器材。尽管集中营里有规定，尸体解剖要在犯人死亡几小时后才能进行，但是教授对此规定不予理会。相比某个规定，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在饥饿至极的人体内肝脏或者其他内脏的外观如何。有时候他也会让人把以此方式获得的器官放在酒精里保存。

克雷默博士在对运送到比尔克瑙集中营的犯人或者犯人医院的病人进行筛选之后，也会定期监督毒气室毒杀犯人。一次，他挑选了八百多名犹太女犯人进行毒杀，对此他说道：“当我走进监狱时，她们穿着破旧的囚服坐在地上。她们没有被带到脱衣棚屋，而是直接在室外脱去囚服。从这些女囚的举止我推断出，她们清楚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她们乞求党卫队士兵饶过她们的性命，她们哭泣，可是她们还是都被赶进了毒气室，然后被毒死。”

教授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曾经任明斯特大学讲师，获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以及饥饿研究者。这位克雷默博士经常写日记记录公事和私事。

在1942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摘除新鲜的肝脏、脾脏和胰脏并保存。”

在1942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的午餐是兔子肉——很大的一条后腿——配面团和紫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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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假钞”

威廉·布拉塞也参加了后来引起轰动的被称作“伯恩哈德行动”的项目，不过他参与的只是初期，当时还无法预见项目的规模。

伯恩哈德行动曾是并且今天仍是历史上最完美的伪造行动之一。为此行动特别挑选的集中营犯人，尤其是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犯人，伪造了大量的英镑纸钞。甚至战后仍有一大批伪造的英镑在英国流通。

起先，威廉·布拉塞对鉴定科发生的事情不明就里。他的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拿了一台透反射两用幻灯机到摄影棚，而后他通知布拉塞和布拉塞的同事明斯科夫斯基，不久将有一名犹太绘图师加入小分队一起工作，绘图师的工作不允许被打扰。“一名犹太绘图师？”布拉塞很惊讶，他的上司可是会经常明确表现出对犹太人的反感的啊。如果贝恩哈特·瓦尔特能让一个犹太人在他管辖的小分队里干活，那这人肯定具有某个极其重要的项目将会用到的技能。

没过几天，一名犹太犯人，捷克人，曾经的职业是画家和版画家，来到鉴定科。他名叫雷奥·哈斯，他的任务是绘制布拉塞之前放大好的一美元纸钞。

雷奥·哈斯是他这个领域的行家，他和威廉·布拉塞合作，后者的任务是放大并且翻印纸钞以及哈斯绘制的纸钞图样，他们复制的一美元纸钞十分逼真。印制“假钞”的图版是在集中营自己的印刷厂制造的，贝恩哈特·瓦尔特弄到了一种几乎和美元钞票一模一样的特殊纸张来印刷。

威廉·布拉塞看到了一张第一批伪造出来的纸钞，质量之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任务并没有就此完结。他还得利用透反射两用幻灯机这个一般只有警察为了特定目的才使用的特殊仪器，比较真钞和假钞。

在贝恩哈特·瓦尔特和威廉·布拉塞将所有细节逐一相互比较之后，他们认为两张钞票一模一样。

威廉·布拉塞后来才得知利用图版印刷假美钞的事情，不过他不知道这些假钞都被拿去做什么了。在鉴定科的这些工作步骤是之后大量制造假钞的基础。

在他们完成这项工作的两周后，雷奥·哈斯被转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从事伪造英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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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布洛德卡的爱情

一天晚上，威廉·布拉塞正在给一名党卫队军人拍照，一位年轻姑娘走进了鉴定科的摄影棚。布拉塞之前从没见过她，当完成拍摄后，他对她说：“请问您有何贵干？”

年轻姑娘注视着他，并用极好的波兰语回答道：“我想找您的同事，他是坐在那前面写东西的。”

这位同事就是塔德克·布洛德卡。布拉塞把他带出来，他和姑娘立刻就像关系很好的熟人或者朋友那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他们说的是波兰语，且因为两人丝毫不想隐瞒什么，布拉塞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布拉塞从谈话中明白过来，他们二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在比尔斯科城附近邂逅的。她在当地的一所德语学校上学，而布洛德卡则在贝斯基德山远足。两人的第一次碰面就擦出了火花，但是再次见到对方却是在奥斯维辛。布洛德卡沦为了集中营囚犯，而年轻姑娘是党卫队话务员。

他们爱情的火花在这困难的条件下重新燃烧起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碰面，有时是在鉴定科大楼里，有时在电话总机房。他们之间除了让布洛德卡容光焕发的爱情，还有另外一件好事发生。这姑娘能去拜访布洛德卡在波兹南的父母，由此就有了布洛德卡与其父母之间不需受到检查的通信。

他们的爱情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那位布拉塞一直不知道姓名的年轻姑娘一夕之间突然失踪。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就直接放弃了在党卫队电话总机当话务员的工作。

政治部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很快他们就挖出了失踪的姑娘和布洛德卡的关系。

布洛德卡被逮捕并交由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威廉·博格尔审问。威廉·布拉塞和他的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都知道博格尔的审讯手段，也对臭名昭著的博格尔秋千有所耳闻，知道很多犯人在审问中丧命。

贝恩哈特·瓦尔特评价布洛德卡是鉴定科中一位非常可靠的同事，并反对对他的逮捕。反对成功了。

可是当1944年9月布洛德卡要被调送至另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反对失败了。贝恩哈特·瓦尔特和集中营主管谈话，也和布洛德卡谈话，试图说服他留下，但是布洛德卡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奥斯维辛。

他的离开对威廉·布拉塞来说是个痛苦的损失。布洛德卡不仅仅是一位好同事，他也一直是布拉塞在鉴定科中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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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抵抗运动斗士——皮莱茨基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波兰军队上尉，也是波兰秘密军*的联合创立人之一。皮莱茨基的构想是，自己潜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以便从集中营内部组织一场犯人的抵抗运动。1940年的头几个月中，人们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知之甚少，认为它是关押隔离营或者一所大型监狱，没想过它是一所灭绝营。皮莱茨基向他的上级，也是波兰秘密军的成员，陈述了他的计划，为实施此计划他甘愿冒一切风险——包括他可能会因此丧命也被考虑在内。他的构想得到了支持，为降低风险，人们给他弄来了一本伪造的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托马仕·塞拉芬斯基。

1940年9月19日，他在华沙的大街上毫无反抗地被捕。同一时间，两千多名波兰平民被德国人逮捕。被捕的人在德意志国防军的棚屋里被刑讯了整整两天。幸存下来的人随后被送往了奥斯维辛。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化名托马仕·塞拉芬斯基，前臂被文上了犯人编号4859。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左图为波兰军官照，右图为奥斯维辛犯人照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他先后被派到多个劳动小分队干活。与此同时，他在地下秘密建立了“军事机构联合会”，目标是向犯人提供外界信息，筹集额外的食品和衣物并建立情报网络。

早在1940年10月，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批报告就被寄往华沙，1941年3月起，报告也被传递到了伦敦的英国政府手中。这批报告成为西方盟军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但是皮莱茨基的愿望即盟军能够在集中营上空空投武器或者至少有目的地武力袭击集中营，并没有实现。

尽管如此，皮莱茨基在集中营内部的工作获得了成功。参与抵抗运动成员不断增加，同时他们也占据了营中行政部门、集中营各场馆以及特别劳动小分队的关键位置。

当皮莱茨基发觉，他为盟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时，他决定在几个月后逃离集中营，去说服波兰家乡军的领袖来营救奥斯维辛的犯人。他深知此举的风险，但是他甘心冒险一试。

在他逃亡的数月前，威廉·布拉塞结识了他。皮莱茨基带了一些新来的犯人来鉴定科拍照。但是直到之后的几次见面，布拉塞才有机会和他交谈。布拉塞对这个男人相当好奇，因为他面对犯人的举止总是非常得体，无可指摘。而且因为他总是很客观地讲话，口气既正式又毫不咄咄逼人，布拉塞问起他的职业以及何时何地被捕的。当布拉塞看到他手臂上的犯人编号时，就已经猜到他来自华沙，因为他给有类似编号的一组犯人拍过照。皮莱茨基以简短、客观的语言讲述了他的职业。皮莱茨基告诉布拉塞，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从来也没从事过其他职业。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这个名字让布拉塞牢记在心。不仅因为他一个人承担了所有事，也因为他试图通过集中营中的抵抗运动改变某些事。布拉塞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参加抵抗运动。他虽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经验，但他对参加运动的人的工作十分尊重。他清楚抵抗运动非常危险，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所有成员的死亡。

皮莱茨基决意逃亡。他发现从营中向外逃很难策划。他和他的两名同伴不想只是逃出集中营然后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把逃亡和内部任务结合起来，首先向家乡军，其次向盟军详细通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如果被德国人抓获——这也是被计划到的一部分，他们就吞氰化物自杀，这样德国人就不能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任何信息。

1943年4月26日到27日的夜间，皮莱茨基在集中营面包房值夜班，面包房位于栅栏外。他和两名同事躲过了岗哨，切断了电话线，带着他们前几天从德国人那里盗取的文件，逃出了集中营。他们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成功逃亡，并且和家乡军的部队取得了联系。

皮莱茨基写了一份详尽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报告并再次传递给英国政府。他又一次期待对方能有所行动，可希望再次落空。

皮莱茨基和他的两名同伴的逃亡被载入集中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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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预兆？

鉴定科的房间里存放了大量的照片和电影档案。这些并不都是布拉塞或者他的同事们拍摄的。他们“只”负责拍摄人像照、自杀囚犯的记录照，还有拍摄记录“医学研究工作”。

他的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及副手恩斯特·霍夫曼既用照片又使用了特地购买的16毫米胶片记录了苏联战俘被屠杀的经过。电影胶片被存放在鉴定科的架子上，照片全部在外冲洗并作为正片送回。

威廉·布拉塞清楚地知道影片都记录了什么。他的上司贝恩哈特·瓦尔特在鉴定科里为党卫队军人组织的影片放映会，他也在场，不得不观看了影片全部：德国卡波们用木棍和铁锹把苏联战俘活活打死。他多想望向别处，不看这些可怕的画面，或者干脆起身离开，但是都不行，他必须看这些，他还得听党卫队军人们令人厌恶的评价，他们在取笑寻开心。

1944年冬，威廉·布拉塞接到上司安排的任务，买了一个大的木头箱子。他必须把所有记录杀害苏联战俘的电影和相片资料放进木箱。还有一些影像资料也被放入木箱中。布拉塞猜测，那些应该是他为门格勒博士拍摄的底片。

装满了的木箱将要被寄走。

可是为什么呢？布拉塞心存疑问。为何要寄走这些资料，寄往何处？是已经料到集中营会瓦解吗？是因为苏联军队将向西推进，还是他们已经足够逼近，将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攻下奥斯维辛？那么这些照片和影片会给德国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箱子被寄往何处，威廉·布拉塞始终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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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45年1月15日

晚点名后，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骑着摩托车冲向威廉·布拉塞。他看上去非常激动。

“布拉塞，伊万来了！”他说道。仿佛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一切。当布拉塞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时，瓦尔特提高了嗓门：“所有的照片，所有的文件，全部烧掉，全部销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明显能听见炮声一天天地逼近。同时也能感觉到党卫队军人中的紧张气氛。他们还一直相信最终的胜利吗？疑虑显现出来了，因为连威廉·布拉塞也听闻，早在1944年的11月和12月中，比尔克瑙集中营里的第一个毒气室被拆除并被送往西边。这是在销毁大屠杀的第一批证据吗？

至少在那一天，1月15日的晚上，贝恩哈特·瓦尔特的恐惧和慌乱显而易见。他挥舞着胳膊指手画脚地命令布拉塞及其同事波瑞斯拉夫·尤里切克清空柜子和书架，并把所有的东西扔进火炉。苏联人已经攻破了防线并快速向西推进，也将逼近奥斯维辛。瓦尔特解释了迅速清空的理由，随即离开了鉴定科。他第二天要检查布拉塞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他的命令。

当时已经是晚上，火炉里的火焰将熄，只剩下些余火和滚烫的灰烬。那些用不可燃的赛璐珞制成的底片，缓慢地熔化着。

威廉·布拉塞听到贝恩哈特·瓦尔特骑着摩托车离开的声音，估计他不可能立刻回来。短暂的一瞬间，他想到鉴定科保存的这些底片、相片还有所有的文件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奥斯维辛里发生的种种罪行的重要证据。布拉塞还考虑到，倘若所有的犯人都不能存活，不能控诉营中的罪行，那么这些相片很可能就是记录奥斯维辛所有恐怖的唯一佐证。这些犯人将何去何从，完全是个未知数。他们会被立即处决，还是被悉数转移？如果被转移的话，又将转去哪里？这里还有数目众多的犯人！

威廉·布拉塞把他刚才当着瓦尔特的面扔进火炉里的底片，又取了出来。已经烧着了的部分他用水浇灭，并用一块布闷熄了最后的一点儿火星。

当布拉塞和同事离开房间时，他们从外面用障碍物堵住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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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死亡之旅

很多人在数日前已离开集中营，既有犯人又有党卫队军人。威廉·布拉塞于1945年1月21日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天是个周日。所有身体不是太虚弱，还能走路的犯人被集合起来。还没有撤退的党卫队军人看守犯人。他们咆哮着并用短棍殴打犯人们。“一切都和来的那天如出一辙，”布拉塞想道，“只不过，我们现在要启程了，随便去哪里，总之要离开这里了。”

犯人们列队后就被下令出发。一个个瘦骨嶙峋、生命殆尽的犯人，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穿着他们单薄的囚服上路了。威廉·布拉塞和其他一些犯人带了被子盖在肩头御寒。即使在路上，他们也总是一再被党卫队看守大声斥责并被棍棒殴打。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这样死了。他们体力耗尽，不是饿死就是被冻死。如果有人动作慢了，因为体力不支掉了队，就会被枪毙。没有人能在路上掉队了还能活下来。

那些半路上还有体力的人，在长途跋涉中陷入自己的节奏中：饥饿—行走—冻僵了—饥饿—行走—冻僵了……

有时他们会穿过当地的村庄。居民起先很好奇是谁穿过他们的村子，当他们看到犯人们的模样时又立刻回屋。即便有好心人想给他们点儿吃的，也都被党卫队军人拒绝了。这些村民还没开口，就会被党卫队盛气凌人地叱责。党卫队军人们为了让他们的话有足够的震慑力，还举枪向空中射击。

威廉·布拉塞发现，他们是在向位于捷克边境的一座名为沃济斯瓦夫的城市行进的路上。那里有火车站，仍有火车开出。他猜测，他们将被从那里运送走。

去那里的路途遥远，特别是在这种条件下，至少还有八十公里才能走到。

在到达下一个居民点前，他们必须得在一个小村边上的谷仓里过夜。布拉塞估计，日间气温是零下十五到二十摄氏度，夜里肯定还要再低十摄氏度。第二天早上，犯人中很大一批人被冻死了。具体多少人，布拉塞也没法估算。他只能看到，队伍缩小了。

还活着的犯人继续徒步向前。很快，又陷入了前一天的节奏：饥饿—行走—冻僵了—饥饿—行走—冻僵了……

砰砰的枪响夹杂其间。沿途堆满了死人。

当他们到达沃济斯瓦夫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已经没有火车开出了，因此他们又得在城里过夜。

第二天，他们被装上车。除了“装”，布拉塞找不到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他们被装进空的运煤车厢。每节车厢装六十人，有的车厢甚至装了七十人。车厢被塞得满满的，犯人们既不能躺下也不能坐下。他们挤成一团，中间没有丝毫空间。

当火车开动后，寒风没有任何阻挡地灌进车厢，让人冷得难以忍受。虽然人们挤成一团，但是他们消瘦的身躯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来传递。很多人冻死了。尸体被他们从行驶的火车上抛出，跌落到铁轨边。在抛尸之前，死者的衣服还被剥下来给活人穿上保暖。

运送犯人名单：1945年1月21日，一大批犯人被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运送至毛特豪森。犯人的名字被记入运送名单，其中就有威廉·布拉塞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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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毛特豪森

在漫长的旅途中，饥饿、口渴，尤其是寒冷夺去了很多犯人的性命。那些还活着的，一天比一天虚弱。他们发现，起初两个人就能把死尸从车厢抛出扔到铁轨上，后来需要三到四个人才行。

当车门被扒开时，他们紧紧地蹲坐在一起。威廉·布拉塞又回忆起他抵达奥斯维辛的情形，看守们先把他们赶出火车，随即让他们列队走向棚屋。但是他实在太虚弱，冻得太透，也太饿了，以至于竟感觉不到一丝害怕。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机械地、慢腾腾地往指定方向走去。他们走到一个木板房前，然后得到命令，脱去衣服淋浴。之后每人得到一个犯人编号。布拉塞不再是犯人编号3444，在这里他是编号116588。

他们在这个集中营里接受了长达四天的检疫。整整四天，他们对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一无所知。这是充满了恐惧的四天。这四天，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恢复哪怕只是一半的体力。

第五天，他们被分配到不同地方。毛特豪森有很多外部营区（Auβenlager），全都急需劳动力。

威廉·布拉塞和一大堆犯人被运送到了梅尔克。他听说过梅尔克，但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的祖父来自奥地利，经常谈起这个国家，讲述它的山川河流，特别是多瑙河。他祖父曾提到过梅尔克，并热情洋溢地谈论过这座城市。现在这座城市的集中营变成了威廉·布拉塞的地狱。

梅尔克的集中营是以军事工业为目的，为在山中建造坑道而建立的。从一开始就计划从别的集中营调来犯人来完成建造工作。犯人会在这项极耗体力的工作中死亡也是从一开始就预计在内的。反正还有的是“材料”可以再调来。

大多数犯人都忙于建造坑道。他们得用肩膀把岩石碎块扛到坑道外。剩下的犯人则被派去修路、建棚屋。

施泰尔－戴姆勒－普赫股份公司在此地生产用于坦克、飞机和军用车辆的滚珠轴承。

威廉·布拉塞被分派到名为“修路及建棚屋”驻外劳动小分队。

当时是冬天，下着雪，气温零下。温度稍微上升一点儿，就会下雨。

他们从早到晚都得在户外劳动，所有的路都要靠步行，完全没有可以取暖的机会。手，特别是手指冻得僵硬到几乎不能再动弹。可是如果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坚持下去，不管怎样坚持。短短几天后，犯人中间就传开了，党卫队对待生病的和虚弱的犯人采取毫不费时的手段。这些犯人不是被他们打死就是“在逃跑中被枪毙”或者干脆被注射酚剂杀死。

像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头几个月那样更换劳动小分队的事，在这里想都不要想，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刻处死。

晚上，当他们全身冻透又湿透地回到棚屋的时候，屋里和外面一样冷。没有办法取暖。他们脱去湿衣服挂在钩子上，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干。可第二天早上衣服还和前晚一样湿。很多人一旦因为生病而无法劳动，就会被党卫队以各种手段杀死。反正有的是“补给”。

几周后，威廉·布拉塞筋疲力尽。他们干的是重体力活儿，却只给很少的食物，他经常感到饿，所以总是想着吃。可这里根本没有额外的伙食。

他一天比一天瘦，裤子开始往下掉，自己没法再给裤带打结，他的手指僵硬了，只能由一名狱友帮忙。

除了体力不支以外，他也变得灰心丧气。在奥斯维辛他还找到了路子和办法保障自己的生存，而在这里他只能任人摆布。寒冷，匮乏的伙食，还有党卫队的残忍。在奥斯维辛他都活了下来。不管怎样，在那里，他总还有些运气。可是在这里他还能支撑多久呢？他能活下去吗？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他是会自己死去还是也会被打一针，然后被拉去焚尸场？

他开始咒骂，暗暗地咒骂自己。他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咒骂上帝，骂他为什么能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还咒骂他的母亲，她根本就不应该生下他。如果不需要经历这些，那该有多好。

然后他又开始哭泣，因为绝望而哭泣。他不想诅咒他的母亲，现在的局面又不能怪罪于她，他知道他有一位多么好的母亲，他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爱他，从他上幼儿园开始，母亲就身体力行地教育他要正直和虔诚。他也不想诅咒上帝。他并不是出于习惯而信仰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他生活的重要基石。

但是就如同这集中营里多变的天气一样，他的心情也在变化。之前让他倍感绝望的事，短时间之后又被他视为是极大的幸运。

他把被囚禁称为幸运，因此有了一个家；他觉得有一份职业也是一种运气，他的职业保障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对他来说，不需要在一个动辄打骂犯人的卡波管辖下的劳动小分队里干活，而是在鉴定科当摄影师，虽身为犯人，但是因为他的专业而被党卫队军人赞赏，也是一件幸事。是的，他因为这些赞许而感到幸运，特别是当他把自己和其他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在外劳作还要挨卡波打的犯人相比较的时候。之于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遇到了一些人，而且和这些人成了朋友。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将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结束吗？

和预期的不同，威廉·布拉塞再一次被转移了。1945年4月16日，他被运送到了埃本塞。他听说过这里的集中营。作为毛特豪森的外部营地，这里与梅尔克类似，也是因为有地下工厂而为人所知。像他这般虚弱不堪的人，也要被派去劳作吗？在山里扛岩石碎块，还是拖石头？

然而都不是。在埃本塞，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处，最初的几天无事可做，直到威廉·布拉塞被分配到“清理”劳动小分队，在附近的一处名为阿特南－普赫海姆的地方劳动。炸弹完全摧毁了那里的火车站，铁轨像金属树干一样耸立在空中，货车车厢翻倒在地，有些车厢被彻底毁坏了。火车里的装载物和土混在了一起。他们的工作就是清理这里，以便火车站能够再度通车。

他们在清理这片残骸时找到了食物，明显是火车运送的食品。

饥饿的人只想到吃。

威廉·布拉塞发现了米，没有煮过的米。他吃了一些。他受到了鼓舞继续挖，又找到了装着肥猪肉的罐头，赶忙吃了好几勺。然而正是这几勺猪肉，给他带来了灾难。他的胃已经不能适应这么油腻的东西了，他开始拉肚子，前所未有的一直拉。他蹒跚着走去厕所，然后就待在那里无法离开。他没有丝毫力气再起身，更别提干任何体力活儿。他就整夜待在厕所里，没力气做任何事，也没有治疗拉肚子的药。

这一切都发生在1945年5月5日到6日的夜里，埃本塞集中营中。

1945年5月6日是一个周日，威廉·布拉塞从痛苦中被拯救出来。美国人来到了集中营，从德国人手里救出了犯人。他被救出后立刻就得到了救治，服用了止泻炭片，随即又服用了塔那林，一种强力的止泻药。

美国医生对大量生病和饿得虚弱不堪的犯人大为照顾。在美军自建的医疗站中，他们都得到了救治。

威廉·布拉塞在毛特豪森和驻外营地期间急剧消瘦，失去了比他正常体重一半还多的重量，只剩下42公斤。

在最初的几天甚至几周中，他都不能真正理解，他现在的的确确恢复自由了。虽然他能察觉出，人们对他很友好，他被护士照料着，医生们也定时来访，询问他身体状况，他也得到了良好的饮食。但是自由了吗？真的自由了？他现在能直接从他的病床上起身然后离开，回家？他还是太虚弱了。因此他在一次医生来访时问道：“我还必须在这里待多久？”

“哦，至少待到您重新恢复体力。”医生笑着回答他。

“然后我还得回集中营吗？”

“不，感谢上帝，这一切都过去了。您肯定不用再回去了。再过几周，您就可以回家啦！”医生说道。

回家！——医生的话还长久地在他耳边回响着。回家！——他不会是听错了吧？回家？因为他不确定，所以在医生下一次来访时他又问了一遍，得到了相同的回答。

从这一刻开始，他想起了他的家。那里变成什么样了？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吗？他的母亲、父亲还有他的弟弟们都还活着吗？那里还能像当初离家时看到的一样吗，还是也留下了战争的满目疮痍？

一堆问题围绕着他，让他不能平静。他不愿再躺在床上，起先在房间里，之后又在医院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感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体力可以踏上回家的路途。他必须再耐心等等。

直到两个月后，医生才准许他出院。整整两个月，布拉塞都在思考关于未来的问题。

他得到了崭新的衣服，站在镜子前，他很满意现在的模样。他不再是刚入院时那个瘦到皮包骨的人了，几乎恢复了以前的体重。

但他还是以前的那个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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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返回波兰

刚踏出医院的几步，对于布拉塞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再没有人对他发号施令，没有人对他咆哮或打他。他可以就这么直接走出去了，去医生告诉他的地方，以便他可以离境。在美军的一个办事处他得到了一份离境证明。这份文件同时也是他从集中营被释放的证明。上面写道：

威廉·布拉塞，生于1917年12月3日，最后居住于日维茨，于1940年8月31日至1945年5月6日被囚禁于纳粹集中营，并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释放。

签发于1945年5月6日（签名）

美国士兵用卡车把他和其他一些狱友送到了捷克的布杰约维奇，从那里乘火车继续前往卡托维茨。

威廉·布拉塞认识其中一名同行者，他也曾被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瑟夫·帕切尼斯基，比布拉塞更早到奥斯维辛。早在1940年6月，他就第一批被送往奥斯维辛了。作为专门服务于党卫队官兵的理发师，他也属于技能犯。他给所有人，包括霍斯、格拉布纳、贝尔、门格勒、克雷默、帕利奇、博格尔、恩特雷斯等人都理过发，使他们一直保持符合规矩的发型。作为技能犯，他也有相应的好处。他能弄到额外的食物或者是急需的药品并传递给别人。（和威廉·布拉塞一样）在他的岗位上，他对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1945年7月10日，威廉·布拉塞抵达卡托维茨，他立刻到红十字协会报到。在那里他得到了写有“从毛特豪森抵达”字样的证明。

开始他想找他的叔叔，想看看他是否还在经营照相馆。但是他没有碰到他的叔叔。虽然照相馆还在，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叔叔还是不是照相馆的老板。

第二天，7月11日，他乘车去日维茨。他想回家，回到他父母的家。火车开得太慢了。到家时，他很高兴所有人都还活着。可是直到很久之后，他才真正感到自己回到了家里。尽管他碰到了熟人和可信赖的朋友，可一切都变了。对外，他尝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可关于藏在内心深处的种种，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缄默。即便是面对妻子，他也不曾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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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威廉·布拉塞开始新生活时，他二十八岁。他想接续上他被送到集中营之前的时光。他希望重操旧业，以拍照谋生，另外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组建一个家庭。

他从苏联士兵手上买了一台柯达Retina照相机。

首先，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在重新开始照相的那段时间里，他认识了之后的妻子斯塔尼斯拉娃。他们相爱了，一年之后，1946年7月16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和妻子在一起，威廉·布拉塞感到很开心。

但是他的职业不再让他那么开心了。他很忙碌，顾客很多，成了当地一位受欢迎的摄影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奥斯维辛的回忆全部翻涌上来。他总是能透过照相机取景器看到他们：起先是单个犯人，比如一个穿着囚服的小男孩，嘴唇上带着血痂，满眼惊恐；门格勒打发来拍裸照的女孩，眼神羞怯而不知所措；后来浮现的面孔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除了惊慌失措没有其他表情的面孔。他眼前浮现的全是那个时期的脸，那些他原以为已经抛诸脑后的女人的、男人的、老人的、青年人的脸，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一个个面临死亡的人。可他却救不了他们。他感到无助。他感到无能为力。

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记忆却回来了，他曾见过的所有人都回来了。他再也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了。开始是眼睛让他无法工作，后来手也不听使唤，没法再按下快门。

他去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医生建议他更换职业。

1946年，他停止了摄影师的工作。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相机。

布拉塞和妻子一起开办了一家私人工厂，生产做香肠用的人造肠衣。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共产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尽管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当年同住集中营并且在劫后余生后关系更好的狱友，可是他从不和妻子谈起他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他的妻子只知道他曾经被关在那里。有一次他们步行穿过集中营遗址时，他对她说，他在此处，第26号营区的鉴定科工作过。此外再无其他。后来，对于他的缄默，他解释道：他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让他的妻子承受负担。

即使是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人们对他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也一无所知。他朋友圈里的一些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曾经被囚于集中营。

可是他的儿子就不同。二十五岁那年，他知晓了一切，知道了他的父亲在奥斯维辛曾经经历过的每一个细节。父子俩还多次回到奥斯维辛，找到了所有当年父亲曾经劳动过的地方。他给他的儿子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的整段岁月。除此之外再无他人知晓他的经历。当然，这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后来，在第一部有关威廉·布拉塞的影片在波兰电视台播出之后，他突然变得家喻户晓。他成了奥斯维辛时期的见证人。除了波兰语，他还会说流利的德语，因此作为时代见证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邀请去奥斯维辛纪念馆，在德国访问团参观纪念馆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他众多的演讲之后，有两个问题总是一再被提出。

第一个问题是：“集中营里的条件那么可怕，您怎么可能活下来呢？！”

对此，威廉·布拉塞就开始讲述他的幸运。最初他就是单纯的走运，他擅自更换劳动小分队的事没有被发现，否则他早就丧命了。更走运的是，集中营刚好需要他掌握的这门手艺。同样幸运的是，恰恰是在集中营中困难的条件下，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朋友的人。友情对于他能在集中营里生存下去至关重要。为此他需要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同时他也需要一个自己可以信赖的人。在艰难关头，他需要安慰和鼓励，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人，讲出自己的担忧与恐惧。因为他也总是害怕自己会被杀死。

对于布拉塞来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幸运也意味着他碰到的德国卡波并不都是动辄打骂犯人的那些人，他们对待他是人道的。

这么多的幸运都是偶然事件吗？“当然它们都是幸运的命运的安排。”布拉塞习惯这么解释。

第二个总是出现的问题，是针对德国人的，他们问布拉塞是否恨德国人。

“我一直把德国当作一个文明的国度。因此很多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震惊。这与我对德国以及德国人的印象不符。”

他们在集中营里是刽子手和凶手。在和很多党卫队军人的对话中他能断定，犹太人、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人、同性恋和其他的很多人都被他们视为应该被灭绝的低等生物。一名党卫队军人曾对他说过，必须像碾死虱子一样消灭掉这些人。

这些是他在集中营中认识的德国人，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群体。

但是还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人道的，尽管营中时势艰难，可是他们依然保持了人的本性。对于这些人，他充满敬意。

“不，”威廉·布拉塞也给出了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不恨所有的德国人。不会因为当时一个领袖露出了诱骗民众的真面目就仇恨当下的德国人。”

那些在战争期间毫无人性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被诉诸法庭并且被审判了。

“不，对于德国人，我不感到仇恨。而且我希望，今天的人们，不仅仅是德国人，还有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不要再一次轻率地追随这样一个领袖。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尽早洞察实情。在我的谈话中，特别是在和年轻人的谈话中，我不想传递仇恨的情绪，只想去陈述曾经发生过的事。这样我们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才不会再次发生。”

2012年10月23日，威廉·布拉塞在他的故乡日维茨逝世，这里距离奥斯维辛不到五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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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词汇表

点名（Appell）

在军事领域中被理解为列队集合点名。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里，集合点名是为了检查犯人数目是否完整，分为早点名和一天劳作结束后的晚点名。犯人经常在持续很久的集合点名中受到侮辱和刁难。在奥斯维辛，最长的一次集合点名持续了二十个小时。

劳动小分队（Arbeitskommando）

犯人在集中营中被强制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为此他们被分为小组，集中营里称此为“劳动小分队”。为了区分工种还会加上定义描述，例如“修路小分队”。

衣物间（Bekleidungskammer）

衣物间是缝制、存放和分发犯人囚服的地方，由“衣物小分队”负责从制衣到登记领囚服的犯人编号整个过程。

圣经研究者（Bibelforscher）

由美国耶稣再临论发展而来的宗教运动，在德国被称为“严肃的圣经研究者”。他们把《圣经》作为信仰和生活中唯一的准绳，严格摒弃世俗的规范，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规则。从圣经研究者协会中，发展出多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其中最有名的即“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时期，“耶和华见证人”因拒绝行希特勒问候礼以及拒服兵役而被迫害。在此期间，他们出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帮助犹太平民。圣经研究者在集中营中佩戴紫色三角臂章以供辨认。

第11号营区（Block 11）

奥斯维辛主营里的第11号营区是专门用作惩罚犯人的。那里设有不同房间用以拷打刑讯犯人。底层设有小黑屋，在这里犯人经常被一连数天地关禁闭。地下室还设有罚站间，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犯人只能通过地板上的一个小门爬进去，罚站间里最多可以关四个人。犯人们因空间狭小只能站立其中，通常一站就是一整夜之久。曾经有犯人被罚在罚站间里连站二十夜，白天还被赶去劳作。第11区入口旁边的第一间是所谓的审讯庭，用于“审判”犯人，但通常在“审判”前就早已定好了刑罚。犯人如被判死刑，就直接在第10区和第11区之间的“死墙”前执行。

营区文书（Blockschreiber）

营区文书的首要工作是行政管理。他们必须每天把每个营区的犯人最新情况上报给文书处。作为技能犯，他们在集中营等级制里处于较高级别。他们对党卫队有利用价值，所以能拥有一定的特权，比如他们不会被殴打，也不用像其他犯人一样从事重体力劳动，更不会被杀死，除非他们因“违法行为”获罪。

财物间（Effektenkammer）

纳粹把从集中营犯人身上搜刮来的财物称为“成果”。这些“成果”被堆放在房间里，由犯人劳动小分队进行分类和打包。之后这些财物被寄回德国，分发给德国百姓，作为衣物、冬季或者甚至是圣诞节补贴。财物间在集中营俚语里被称作“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被认为是极富裕的国度。

鉴定科（Erkennungsdienst）

鉴定科归奥斯维辛集中营政治部管辖。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犯人拍照并保存照片。照片必须以规定的角度拍摄，一张正面照，一张免冠照和一张侧面照。侧面照的一角可见一块板，上面标注犯人编号、犯人类别、国籍及所属集中营名称。这些信息必须和所谓的入营名册上的信息相一致。

安乐死（Euthanasie）

这一词的原意是无痛苦地死亡。在纳粹时期，被定义为系统地屠杀有精神障碍或有其他残障的人群。集中营的犯人也是安乐死的受害者，一旦犯人生病或是不再具有劳动能力，就会被执行安乐死。

纳粹政府对一切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T4行动，即在所谓的安乐死院中杀死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残疾的人。T4是这一行动总部所在地，柏林动物园大街4号（Tiergartenstrasse 4）的缩写。除此之外还有“14f13行动”。在这一行动中，集中营中生病的、年迈的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同样会被送到安乐死院的毒气室毒杀。位于皮尔纳的“索能施泰因之家”就是这样的一家安乐死院。最大不超过十六周岁的有智力障碍或身体残疾以及行为容易引起他人注意的儿童或青少年也成了安乐死的受害者。所谓的“儿童专业部门”负责对这一年轻人群的杀害。据最新估算，约有二十六万人成了纳粹各种各样的安乐死项目的牺牲者。

技能犯/职能犯（Funktionshätling）

技能犯/职能犯是由党卫队来任命的。在集中营里，他们要完成一定的工作，这些工作对整个集中营系统至关重要。而背后的用意在于，他们的言行举止要和党卫队的精神一致。这会给其他犯人带来不利，但同时他们可以利用自己享有的特权来帮助到狱友。

波兰秘密军（Geheime Polnische Armee）

成立于1939年11月9日，是波兰第一个地下组织。维托尔德·皮莱茨基是组织上的指挥官并把组织运动通过华沙扩展到了波兰的其他大城市。1940年，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八千人，半数是武装力量。秘密军运动的任务是，从集中营和犹太人居住区里收集情报而后传递给盟军，以便盟军采取相应行动。

犯人医生/犯人看护（Hätlingsarzt/Hätlingspflege）

犯人医生和犯人看护都是党卫队挑选的之前受过医疗培训的技能犯，他们会被派往营中医院或者犯人医院工作。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必须参与集中营医生的“科研工作”。通常犯人医生和犯人看护会竭力照顾病人，设法搞到药品，确保生病的犯人不被集中营医生选为直接杀死的对象。

充当看守助手的犯人（Kalfaktor）

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原意是“司炉工”，后来惯用作贬义词，用来称呼较低级的勤杂工；常用于称呼监狱里充当看守助手的犯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此类犯人被分派不同的工作，比如分发食物，同时也充当看守助手。他们必须在党卫队成员眼中具备一定执行力，才能履行职能，通常这种执行力就意味着残忍暴虐。

奥斯维辛战斗队（Kampfgruppe Auschwitz）

奥斯维辛战斗队于1943年5月由两个已有的反抗组织组成：其一是奥地利反抗组织，其二是波兰反抗组织。运动的主力主要是技能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胁的犯人。他们想方设法搞到药品，直接给病人或是传递给犯人医生或犯人看护。此外，他们试图阻止卡波对犯人的虐待，把犯了罪的技能犯从他们的位置上排挤掉，他们还策划逃亡。

此外，他们尝试收集营中的情报并传递到外界，寄希望于盟军收到情报能采取行动，炸毁比尔克瑙毒气室和焚化场。加入这样的反抗组织，个人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刻被处死。奥斯维辛战斗队的重要成员之一是鲁道夫·弗里梅尔。

加拿大小分队（Kanada-Kommando）

集中营里堆放犯人财物和衣物的几个营区被称作“加拿大”。在加拿大小分队里劳作的犯人，对收缴上来的犯人随身携带用品进行分类。犯人之所以称其为“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被视为一个极富裕的国度。

卡波（Kapo）

即集中营中看守、监督其他囚犯的囚犯。词的来源不详，经常用于粉饰性称呼“与警察志同道合的伙伴”。与这个词较近的来源是意大利语对首领或首脑的称呼。卡波是集中营里的职能犯，作为集中营主管的手下，必须看守、监督其他犯人。党卫队只选择对他人残暴成性的犯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卡波享有一定的特权，如更好的伙食和免于被体罚责打。他们听命于党卫队，认为自己的服从可以换来在营中存活下去。对党卫队来说，毫无顾忌地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在营中，通过臂章和手中的木棍或者鞭子就可辨认出卡波。他们监督劳动小分队的劳作，一个卡波大多看管近百名犯人。“工作”期间打死犯人的卡波，不会被营中管理层责罚。

集中营妓院（Lagerbordell）

根据希姆莱的指示，1943年10月起奥斯维辛主营中设立妓院，用于奖励享有特权的技能犯或职能犯。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的女囚营中挑选出六十多名来自波兰和乌克兰的女犯人组成了“营妓劳动小分队”。营中妓院不对党卫队官兵开放，他们只被允许去奥斯维辛城里的妓院。

穆斯林人（Muselmäner）

集中营俚语中专指因为营养不良瘦到皮包骨的犯人，他们的双腿浮肿，肚子凸起。出于求生本能，他们起初还能寻找可食之物，如土豆皮或其他食物残渣。这些人因此种行为被党卫队称作“最贱之人”。他们在营中没有存活下去的机会，要么虚弱而死，要么饿死、病死，或者被党卫队医生选出直接杀死。

三级小队副（Unterscharführer）

党卫队低层士官中的最低级别，相当于国防军军衔中的下士。这一层级中最高级别为一级小队长，相当于国防军一级上士。

拷打台（Prügelbock）

犯人的上半身躺在拷打台上，双腿被绑住，另外两个犯人压住被拷打犯人的双臂。一名党卫队官兵或者卡波用木棍或鞭子拷打犯人，被拷打的犯人还得大声喊出被打的次数。

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帝国保安总局于1939年9月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合并国家安全警察（其中包括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和安全部而建立。主要成员为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受过警察职业培训的官员，提供他们的全部知识和技能以确保国家安全。手段包括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与一切“德意志的敌对分子”做斗争；后来在波兰和苏联执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大屠杀，屠杀教会、教会领导人、共产党组织机构成员。帝国保安总局还发动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阿道夫·艾希曼组织策划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内政上，帝国保安总局派密探对老百姓进行暗中侦查。

保护性拘留营首脑（Schutzhaftlagerführer）

纳粹集中营也被称为保护性拘留营（Schutzhaftlager）。其看守通常隶属于党卫队骷髅总队。保护性拘留营分部是集中营总指挥部五大分部之一。其他分部主要负责政治、组织和行政工作，而保护性拘留营主管受集中营中犯人营主管的领导。保护性拘留营主管的权力很大。除了组织上的安排如看守的调配之外，还能正式申请对犯人的处罚。集中营的囚犯头子受他的直接领导。

惩罚营（Strafkompanie）

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刑罚之一就是被派往惩罚营。在那里，犯人们必须做最重的体力劳动，在劳作的同时还要被非常残暴的卡波监督和责打。犯人们不断被驱赶催促，一些工作必须跑着做。他们被与其余的犯人隔离开，住在集中营里条件最糟糕的棚屋中。本已十分微薄粗陋的伙食在惩罚营里更加差劲。沉重的劳动和远远不足的伙食让犯人们日渐虚弱。死亡率非常高。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劳动小分队中被看守们冷血地杀死，晚间尸体被放上拖尸车送回营中。

寝室室长（Stubenätester）

寝室室长是职能犯，负责寝室棚屋每个房间的秩序和卫生。他们的任务还包括防止跳蚤。寝室室长的上一级是营区囚犯头子，他负责整个营区。集中营的囚犯头子级别最高，他直接受保护性拘留营首脑的领导，必须执行其命令和指示。

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

1942年1月20日，帝国政府和多个党卫队机关的高级代表，在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组织对欧洲境内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会议中，他们确定了把犹太人运送至东部灭绝的基本方案。同时再次准确定义了被灭绝人群的特征，并制定了执行时间表。会议中商谈了海德里希主要关心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万湖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国家秘密警察和国家安全局的宾馆，位于柏林的“万湖56—58号”。此建筑现为纪念馆。

坏疽性口炎（Wasserkrebs）

坏疽性口炎是一种细菌感染疾病，最先的症状为面颊水肿，水肿处继续发炎，可致口腔或面颊溃烂，最后病人会死于血液中毒。身体免疫力低下是致病主因。

三角臂章（Winkel）

犯人们必须在他们的上衣和裤子上的显眼处佩戴彩色布料的三角章，集中营俚语称其为“角”。每种角章的颜色代表了特定的犯人类别。红色角章代表“政治犯”，绿色角章代表“刑事犯”或“职业惯犯”，蓝色角章佩戴者是“移民”，“反社会者”和“拒绝为第三帝国工作的人”佩戴黑色角章，粉色角章代表“同性恋者”，紫色则代表“圣经研究者”或“耶和华见证人”。犹太人佩戴大卫王之星。在三角上加一条颜色相同的横条纹代表佩戴者是再犯；三角下加一个黑色的点表示佩戴者“有逃跑嫌疑”或属于“惩罚营”。犹太人佩戴的角章上一个黄三角上附加上述不同类别颜色的三角，形如大卫王之星。

犯人佩戴不同颜色的角章以示类别。这一角章在集中营俚语中被叫作“角”。角章必须清楚可见地固定在囚服上（上衣及裤子），以便看守能够一眼就辨认出犯人被关押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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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党卫队军官生平简介

下面将介绍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时期接触过的所有党卫队军官，并附其简短生平。他和其中一些人只有一点儿接触，其余人则经常差遣他拍照，向他咨询摄影知识。

汉斯·奥梅尔（Hans Aumeier）

出生于1906年。1929年成为党卫队成员，1929年12月加入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纳粹党）。达豪的第一个警卫营成员，埃斯特尔维根集中营中党卫队第四骷髅队成员，先后在利希滕贝格、布亨瓦尔德以及弗洛森比尔格的集中营中任职。1942年2月1日起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首脑。奥梅尔负责营中的大屠杀和犯人筛选。因盗窃及贪污被调任至爱沙尼亚的维瓦拉集中营。后成为挪威格里尼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1945年6月11日被英军逮捕。他被押送至波兰并在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审判中被判死刑。1948年1月24日被处决。

©the Archive of the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in Oswiecim

理查德·贝尔（Richard Baer）

©the Archive of theAuschwitz-Birkenau StateMuseum in Oswiecim

1911年生于上普法尔茨的弗洛斯。甜点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2年加入党卫队，任达豪集中营和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卫队成员，后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卫队队长。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和诺因加默集中营（1940—1941）任职期间任副官，参与使用毒气室毒杀苏联战俘，并挑选犯人送至“安乐死之家”杀害。在党卫队经济与行政总部（W.V.H.A.）任职后，自1944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高指挥官，之后也负责比尔克瑙及其所有附属营。贝尔对使用多人绞刑架屠杀苏联战俘，以及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高指挥官任期内所有的使用毒气室毒杀犯人及绞杀犯人负有责任。1945年后，他化名卡尔·诺伊尔曼从事林业工人工作，在俾斯麦庄园里找到了防空洞藏身，在被通缉并被通过报界寻人之后，于防空洞中被捕。奥斯维辛审判中他被追究罪责，1963年死于待审拘留中。

©Fritz Bauer Institut

威廉·博格尔（Wilhelm Boger）

1906年生于祖芬豪森。接受过商务职业培训，十六岁加入纳粹青年团，即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的前身，1929年起成为纳粹党成员，1933年起接受警察职业培训，之后数年中屡次犯罪，保释后自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任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博格尔是集中营中最可怕的虐待狂之一，他发明了“博格尔秋千”作为刑讯工具。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中，他被指控参与挑选犯人、“清空监狱”（屠杀囚犯）、射杀及在审讯时虐杀犯人。他被判处终身监禁附加监狱服刑十五年，并被剥夺公民权，1977年死于监禁中。不论是在审判中还是在之后的监禁中，他都拒不认罪。对于他的指控，他妻子说：“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Fritz Bauer Institut

卡尔·克劳贝格博士（Dr. Carl Clauberg）

©the Archive of theAuschwitz-Birkenau StateMuseum in Oswiecim

1898年生于乌珀塔尔。大学就读医学专业，妇科学家，基尔大学妇科医院主任医师。1933年出于信念加入纳粹党。任柯尼斯堡妇科学教授。1942年5月，克劳贝格在一封信中请求海因里希·希姆莱，准许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进行广泛的绝育试验。1942年年底，他在奥斯维辛开始他的试验和工作，给被选中参与试验的女性带来极大痛苦并经常导致她们死亡。侥幸存活的女性，随后被注射酚类药物或送往毒气室毒杀。他的目标是：有劳动力的犹太女性不应被杀死，也不能繁衍后代，只能干活。1948年，他在苏联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但之后被赦免，并于1955年被遣送回西德。被犹太人总部告发后，在德国被逮捕，1957年审判前夕死于待审拘留中。

弗雷德里希·恩特雷斯博士（Dr. Friedrich Entress）

1914年生于波兹南。大学就读医学专业。1939年11月加入武装党卫队，1943年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1941年起，任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营地医生，1941年12月至1943年2月转调奥斯维辛集中营。恩特雷斯和其他医生一起受法本公司委托进行试验，用犯人来测试新型药剂的功效。犯人被注射相应的病原体。他对大量犯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之后他被调往毛特豪森，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受到指控，罪名是挑选生病的犯人送往毒气室。在诉讼中他辩解自己当时处于被迫执行命令的处境。他被判处死刑，1947年5月在兰茨贝格被处决。

卡尔·弗里奇（Karl Fritzsch）

1903年生于纳森格鲁普。水手，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1930年加入党卫队，1933年起在达豪集中营任职，1940年起任奥斯维辛保护性拘留营首脑*。弗里奇使用齐克隆-B毒杀犯人，因其残暴而臭名远扬，还为新来的被选为劳动力的犯人致“欢迎词”，致辞中他向犯人说“离开集中营的唯一出路就是烟囱”。1942年至1944年任弗洛森比尔格集中营首脑，1945年5月在前线丧命。

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Maximilian Grabner）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Oswiecim

1905年生于维也纳。伐木工，警官。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1942年加入纳粹党。1940年5月至1943年11月，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政治部主管，掌管生杀大权，犯人都惧怕他，他对处决的数不胜数的犯人负有责任。后来转任卡托维茨的国家秘密警察，在那里因贪污接受审理前的调查程序，于克拉科夫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947年2月22日被处决。1946年格拉布纳曾说过：“我只是因为顾虑我的家庭才参与杀害了约三百万人。我从来就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β）

1900年生于巴登－巴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志愿者，十七岁即已成为士官。1922年加入纳粹党。1924年因政治谋杀被判处十年监禁，1928年被假释。1933年加入党卫队，1934年起成为党卫队骷髅总队成员。1941年，霍斯受命于希姆莱建立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实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成了他的任务。1941年到1942年，霍斯开始负责用毒气室毒杀犹太人。1943年年底至1944年年初，他被临时调往柏林的党卫队经济和行政总部，1944年5月为了负责组织屠杀四十万匈牙利犹太人而回到奥斯维辛。他和妻儿就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可见范围内。1945年他销声匿迹，1946年3月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中被英国军事警察逮捕，1946年5月被遣送至波兰，并于1947年4月2日在华沙被判处死刑，两周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址被处决。据他自己所说，他不能理解为何他要被追究责任，他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约瑟夫·克莱尔（Josef Klehr）

1894年生于上西里西亚的兰格沃镇。接受过木匠职业培训。1934年成为勒易布斯疗养护理院的护工，他的父亲也在这里工作。1938年起任维劳监狱的助理巡长。1932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1939年8月加入武装党卫队，作为哨兵前往布赫瑙，1940年任达豪集中营卫生兵，1941年升任党卫队三级小队副，被调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任犯人医院卫生兵。克莱尔因“喷射犯人”，即向犯人心肌注射酚类药剂而臭名昭著。1942年平安夜他通过此种手段杀害了两百名犯人。1943年起，他带领消毒小分队直接参与了毒气室毒杀大量犯人。从1944年夏天开始，先后在多个集中营任职。1945年5月在奥地利被捕，随后成为德国境内的美军战俘，于伯布林根的营地法庭被判劳动服刑三年。1948年刑满释放后，他从事木匠工作直至1960年，在此期间结婚并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中，他被控出庭并于1965年8月被判处终生监狱服刑，且因“至少475项”谋杀罪名以及参与超过千项谋杀被加判十五年监禁。因无法执行，1988年1月执行中断，1988年8月，余下的刑期改为缓刑。他于假释后几个月死亡。

©Fritz Bauer Institut

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

1883年生于科隆旁边的施泰尔贝尔格。大学就读生物、数学及哲学专业，后又就读医学专业。1936年于明斯特被任命为解剖学和人类遗传学的非教席教授。1932年加入纳粹党。1942年8月30月起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任代理营地医生，处决犯人时在场以便确认犯人死亡。毒气室毒杀犯人时，他的任务是确保执行毒杀任务的党卫队人员的安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他的研究重点是“饥饿对内脏的影响”。他摘除被饿死的犯人的器官，用于和正常器官对比。他用日记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在奥斯维辛的工作和私人生活。1947年12月22日在克拉科夫被判处死刑，但是被减刑为终身监禁，1958年因服刑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遣送回德国，在明斯特大学他还被当作“迟到的还乡者”而受到欢迎。1960年，基于他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明斯特地方法院再次提起诉讼，克雷默被判十年监禁，在波兰的服刑期被折算在内。1965年1月死于明斯特。

©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in Oswiecim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Dr. Josef Mengele）

©the Archive of theAuschwitz-Birkenau StateMuseum in Oswiecim

生于1911年。人类基因学家，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1937年加入纳粹党。1943年5月30日至1945年1月18日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任职，毫无顾忌并非常死板地挑选犯人送往毒气室。他用犯人来研究基因药物的效果，致试验者死亡后立即拿来解剖。他偏好挑选双胞胎、患有侏儒症的人和吉卜赛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战后他通过热那亚逃往阿根廷，1958年他在乌拉圭显露踪迹，在那里和他去世的兄弟的遗孀结婚，1979年2月7日死于巴西的贝尔蒂奥加。虽然对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但是门格勒却从未被追究罪责。

盖尔哈特·帕利奇（Gerhard Palitzsch）

1913年生于格罗斯沃皮茨。党卫队一级小队长。1936年起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营区主管及纪律主管，1938年至1940年任诺因加默集中营的第二指挥官，1940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律主管。帕利奇对第一批用齐克隆-B毒杀苏联战俘的试验负有责任，因凶残成性被犯人们所惧怕，就连他的上司，集中营首脑霍斯都称他为“诡计多端的东西”。他因贪污及和女犯人保持性关系被开除并遣往前线，1944年12月丧命。

©the Archive of theAuschwitz-Birkenau StateMuseum in Oswiecim

弗兰茨·施贝克（Franz Schebeck）

1909年生于维也纳。党卫队成员，党卫队三级小队副，1940年至1945年任职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主管食品仓库，食品全部由搜刮被运送来的犯人随身携带物品而来。在集中营的俚语里，食品仓库被称为“施贝克的加拿大”。1951年10月3日，维也纳地方法院以营私获利罪判处其四年徒刑。

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

©Fritz Bauer Institut

1906年生于慕尼黑。接受过摄影师职业培训。1919年加入自由军团，1931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1939年起，先后在达豪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1941年11月至1943年8月，施瓦茨在奥斯维辛任“劳工任用部”主管，之后任保护性拘留营首脑。1943年11月，他接任奥斯维辛三号营即莫诺维茨集中营指挥官。在大部队撤离后任纳特兹维莱集中营指挥官。因在纳特兹维莱集中营犯下的罪行于1947年2月1日被法国军事法庭在拉施塔特起诉并被判处死刑。1947年3月20日被处决。

西格弗里德·施维拉博士（Dr. Siegfried Schwela）

1905年生于科特布斯。医学博士。1929年加入纳粹党，1932年加入党卫队。被提拔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自1941年8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营地医生，临时任施杜特霍夫集中营医生，直至1942年3月返回奥斯维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感染斑疹伤寒，于1942年5月10日病死。

贝恩哈特·瓦尔特（Bernhard Walter）

关于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只能找到后来的资料。已知的是，他来自拜仁州的菲尔特，曾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的主管。他在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审判中被指控时，威廉·布拉塞以及其他在鉴定科的同事，都受邀以辩护证人身份出庭。他们表示，自始至终瓦尔特都对他们很礼貌。瓦尔特在克拉科夫被判处三年监禁。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中，他作为证人被传讯。在这次审判中有一本被集结成册的照片呈堂。这本“奥斯维辛相册：犯人运送纪实”以罪犯（贝恩哈特·瓦尔特）的视角，系统地记录了一次匈牙利犯人被运送抵达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过程，从在斜坡上筛选犯人直到毒气室前的“死亡等待室”。所有照片均由贝恩哈特·瓦尔特和他的同事恩斯特·霍夫曼拍摄。

爱德华·维尔茨博士（Dr. Eduard Wirths）

©Fritz Bauer Institut

生于1909年。集中营医生，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1942年9月1日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主管，进行了诸多“医学研究”，拿犯人做实验，把生病的犯人送往毒气室或者进行“喷射”，是所谓的T4行动的鉴定人之一。鉴定人全都是医生，他们的诊断用来确认残疾以执行安乐死。后被英国人逮捕，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真的是不知道！”1945年9月20日，他在待审拘留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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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感谢奥斯维辛纪念馆允许我进入并不对外开放的房间参观，威廉·布拉塞曾在这些房间里工作过；感谢“林道纪念”基金会，通过他们的资助我才得以前往奥斯维辛进行实地调研。

此外，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孩子约纳斯和安妮，感谢他们帮我把威廉·布拉塞的录音带转译为文字。再次感谢我的儿子约纳斯对我的手稿提出建议，感谢我的伴侣贝娜迪特为我研究工作付出的耐心和提供的支持。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献词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

导读：写给青少年读者的幸存者故事

导言

前言

01　1940年8月31日

02　被拒绝的签名和一次失败的逃亡

03　奥斯维辛的欢迎词

04　第一批劳动小分队

05　圣经研究者

06　奥斯维辛的圣诞节

07　威廉·布拉塞的新任务

08　摄影师威廉·布拉塞

09　集中营摄影师的日常工作

10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

11　熟人

12　第一批毒气试验

13　德国姑娘

14　文身

15　夜班

16　第20号营区

17　婚礼

18　朋友

19　切斯拉娃·瓦佳

20　党卫队人像照

21　三色堇

22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

23　主任医师爱德华·维尔茨博士

24　卡尔·克劳贝格博士

25　教授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

26　“假钞”

27　布洛德卡的爱情

28　抵抗运动斗士——皮莱茨基

29　预兆？

30　1945年1月15日

31　死亡之旅

32　毛特豪森

33　返回波兰

后记

附录一：词汇表

附录二：党卫队军官生平简介

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