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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城

作者：徐远

责任编辑：刘京

目录

版权信息

人·地·城（代序）

（一）洋北在洋河的北面

（二）洋北乡成了洋北镇

（三）宿迁新城

（四）港口、铁路、重工业区

第一篇 城市的起源

新石器是“容器”

（一）农业革命

（二）新石器是“容器”

（三）运输技术的进步

有容乃大

（一）有容乃大

（二）静止的村庄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一）漫长的9000年

（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王的商业

（一）早期的城邦

（二）《汉谟拉比法典》

（三）最早的商业城镇

战士的城邦

（一）古希腊：欧洲文明的起源

（二）贫瘠的爱琴海

（三）战斗的斯巴达

（四）希腊，希腊

第一个大都市的诞生

（一）罗马，罗马

（二）罗马和美国的基因传承？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历史上的城市化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何为城？何为乡？

第二篇 城市印象

东京印象

（一）漫步东京

（二）非不欲也，实不可得兼也

京都漫步

深圳印象

（一）善意的忽视

（二）改革之城

（三）无家可归的城市

（四）移民城市也排外

（五）特区不特？

台北印象

第三篇 城乡二元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一）征地冲突时有发生

（二）冲突的背后：定价机制不合理

（三）定价机制不合理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

（一）“城乡二元”的宪法基础

（二）《土地管理法》的迅速修订

（三）城乡土地转让权命运迥异

（四）限制农村土地转让的法规

历史的节点：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一）“城乡二元”的两层含义

（二）悄然消失的授权

（三）1998年修订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一）名为“农村集体所有”，实为“农民集体代耕”

（二）“农民集体代耕”的历史渊源

（三）8亿农民成了“代耕农”？

崽卖爷田不心疼

（一）1998年以来的背景：房改、入世、浮华

（二）城市扩张知多少？

（三）几个案例

（四）崽卖爷田不心疼

（五）世界上最好的买卖

谁动了18亿亩唐僧肉？

（一）从“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说起

（二）耕地实为唐僧肉

（三）国土部门很为难

（四）9亿孙悟空？

（五）抑或，9亿美猴王？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一）地主阶级卷土重来？

（二）农业挣钱不容易

（三）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第四篇 不堪重负的土地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一）土地是“财政”之母

（二）追本溯源：那还是工业革命的“前夜”

（三）传统农业“传统”在何处？

（四）马尔萨斯错在哪里？

（五）劳动是财富之父

以地养老的幻象

耕地的弹性

（一）土地的大账

（二）耕地的潜力

第五篇 忧心忡忡的粮食安全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二）布朗冲击：谁来养活中国？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

（一）粮食问题莫要自乱阵脚

（二）科技改变生活：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

（三）世界粮食实际价格趋于下降

（四）扩大粮食进口，保障粮食潜力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一）口粮绝对安全

（二）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

（一）国内粮价比国外高50%

（二）粮价补贴的实际意义

（三）粮食套利与进口配额

（四）你我一起来买单

第六篇 “剩余”的人

作为主角的农民

农村承载力

“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2

（一）当我说故乡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

（二）谁在怀念故乡？

（三）故乡真的让人怀念吗？

（四）那些美好的故乡回忆靠谱吗？

（五）故乡的出路在哪里？

土改“拖”字诀

用正直撬动历史的节点

第七篇 政策讨论

户改破冰：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

（一）户改破冰

（二）漫长的56年

（三）城乡“福利”差别巨大

（四）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

（五）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上）：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一）改革目标：解决“两农问题”

（二）改革思路：“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

（三）设立风险防范机制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下）：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

（一）要素流转的第一步：经营权流转

（二）“地转”带动“人转”

（三）农民进城的两大障碍

（四）市场导向，严防风险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3

2014年农村改革：只欠一点穿透力

1978年与2015年：从“无为”到“有为”

（一）动力减弱，阻力增强

（二）从“无为”到“有为”

农地入市：莫让试点成为拖延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一）总体与局部不矛盾

（二）莫要发动群众斗群众

（三）让市场来定价

第八篇 经典回顾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

（一）从刘易斯拐点说起

（二）大师们在争什么？

（三）舒尔茨的理论

（四）不是有“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变得“剩余”

（五）怀念张培刚

张培刚谈“工业化”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一）重读张培刚

（二）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

（三）经典著作的经验基础

附录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第一节 引言：城乡差距

第二节 资本，收入和产权

一、资本与收入

二、交易费用和产权

三、产权的不完整性

四、产权对资本和收入的影响

第三节 城乡差距的产权解读

一、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部分返还和转让权的继续缺失

二、户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限制

第四节 结论性评述：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人·地·城（代序）

（一）洋北在洋河的北面

自幼生长在一个叫“洋北”的地方，不查地图的话，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寥寥无几。倘若加一句，说洋北位于“洋河”的北面，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几年，洋河镇因酒闻名。其实，洋河酒的历史很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闻名远近了。近几年，因为洋河酒的缘故，洋河镇“东临淮郡，西障彭城，北依京杭运河，南面洪泽湖水”的地理位置，渐渐为人熟知。有文人墨客，竟开始以“人杰地灵”冠之。

据考，洋河酒始于两汉，兴于唐宋，以高粱、小麦、大麦、豌豆等为原料，以“美人泉”之水酿造，属浓香大曲白酒。记得小时候，殷实一点的人家遇上婚丧嫁娶，都要用洋河酒宴客，而不用县城产的宿迁白酒。

洋河酒中，又以国营“美人泉”酒厂的出品最为尊贵。今天人们熟悉的“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等等，皆是出于该厂。看来，广告还是有用的。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老牌子“美人泉”，反而慢慢被淡忘了。

小时候的记忆，是每天走路到村里的小学念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可能是当时个子太小，走路慢，觉得那条路特别长。不过，无妨。小桥流水、绿树人家、炊烟、饭香、春天里的油菜花、夏日里的蝉鸣、秋天里的麦浪，都是很美好的记忆。空气污染？在沟渠里满是青蛙和蝌蚪的年代，真没注意过这个词。害怕的，是路上那家人养的那条大黑狗，一点也不可爱。

闲来也会到镇子上去，干什么其实也不知道，小伙伴们一吆喝就去了。口袋里当然没钱，看看就好。洋北街在村子的北面，二里路的样子，但是没什么好看的，也就不多的几家店铺。洋河镇在村子的南面，路程远了不少，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热闹许多。商店以外，还有酒厂、饭馆、旅馆。到了镇上，东看看西看看，也就回来了。回家太晚，会遭训斥，甚至棍子。来回的路上，会路过果园，不止一次有进去偷的冲动。记得有一次的确偷了一个柿子。可是没有熟，很青涩，咬一口就涩住了嘴，根本不能吃。

（二）洋北乡成了洋北镇

前些年漂洋过海，流浪在外，很少回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一看家乡了。回国后一心想做点什么，结果事情没做成，家也没常回，都耽误了。现代人一直在路上，经常忘了回家。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还是个很坏的典型。去年奶奶过世，今年清明特别想去坟头烧一把纸，磕几个头，于是便回了家。

回家上了坟，便在家里呆着，陪父亲喝一口酒，看看门前的花园和菜地、房前屋后的树，然后便四处走走看看。

以前的洋北街，就是一条南北向的路，石子铺成的，坑坑洼洼的。小学、中学、医院、公社（乡人民政府）、供销社、派出所、邮局、储蓄所、粮管所、文化站，还有几个商铺，都在这条街两侧。平时也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轮到农历的三、六、九，是赶集的日子，人才会多一些。街中间有一个“丁”字路口，岔路向西，是通往县城的路。这个丁字路口，是洋北街的黄金地段，公社和医院都在那里。

现在的洋北街，比以前宽了很多。马路两边，横七竖八地停着各色的小汽车，中间还有足够宽的路，让车辆对着开。以前街边大多是平房，印象里只有医院有楼房，连公社都是平房。

现在的街边，大多是三四层的小楼，底层多是商铺。卖水泥的那一家，生意看起来还不错，连带着还开个小卖部。卖煎饼的那一家，生意看着很冷清。但是妈妈说，这是时间的问题，一大早会好很多，因为人们要买新鲜的煎饼。想来应该是这样。要不然，这个煎饼铺很难撑下去。还有两三家餐厅，看起来也是有生意的样子。

此外，还多了两条平行的路，都在以前的主路的西边。两条新路中间，是一个蛮大的居民小区，大多是五层的小楼，很多还没有竣工，竣工的也还没有装修。这两条路和中间的居民小区，紧邻着东侧的小学和中学。学校再往东，就是老洋北街。看起来，这个小区是冲着小学和中学修的。现在村里的小学都取消了，孩子们都集中到街上的学校念书。

据说，学校合并是因为孩子少了的缘故。

（三）宿迁新城

县城的名字叫宿迁，近年来因为试点医改，闹得沸沸扬扬，小有名气。还有一个叫仇和的县委书记，铁腕治县，名声在外，后来去了云南为官。其实，宿迁有一个更有名的人，叫项羽。西楚霸王的出生地，在我就读的高中背后。那时的“项王故里”，就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虞姬像、乌骓马、古槐树，错落有致。更妙的是，那时不收门票。夏日的午后，经常去那个院子徘徊，在树下的棋盘那里独坐。

所谓“人杰地灵”，不过是文人墨客的一句话而已，用在哪里都适用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哪个地方还没几个名人？宿迁素来默默无闻，也出了西楚霸王这样的人物。往北不到100公里，出了个更有名的，就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往南不到100公里，还有一代名将韩信。据说是他发明了中国象棋。

如今的项王故里，和当年很不一样了。偌大的一个院子，占地足有四五十亩。当年的小院子，也不知还在不在了。80元的门票不算便宜，可是慕名而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项王故里的扩建，只是县城扩建的一个缩影。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宿迁城只是个小县城，只有一条繁华的马路，叫“幸福路”。其他几条马路，甚至都算不上马路，两边都是一些说不上名字的机关、单位和居民房。即便是幸福路，也只有中间两三百米的一段比较繁华，汇集着电影院、录像厅、新华书店、人民商场、中国人民银行、市政府等等。这些，都是那时候城市的标志物。

那时的县城，感觉也就是方圆两三公里。蹬自行车的话，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后来，县城改成了县级市，又升级成了地级市，分为两个区，宿城区和宿豫区。就连20公里外的洋河镇，也改成了“洋河新城”，是宿迁城的一个区。据说，洋河镇的人都是城市户口了。他们的生活，依然还是老样子。

现在的宿迁城，那真是不一样了。老城区还在那里，几乎没有变化。奇妙的是，尽管城市扩张了那么多，新城区的高楼大厦那么多，老城区依然是最繁华的地方。不过，这里已经只是城市的一隅了。新城区长宽大概都有20公里，而以前的宿迁城，长宽也就2公里的样子。这样一算，总面积大约是以前的100倍。20公里外的洋河新城，是不计算在内的。

老城区外扩，占用的大部分是以前的耕地。奇妙的是，占用了那么多耕地，也没听谁说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减肥，不管在城里还是村里，都是时髦词汇。据说，粮食总产量已经11年连续增加了，储粮的仓库都是满的。

（四）港口、铁路、重工业区

旧时的小伙伴，大多去了外地打拼，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聚集着很多旧时的同窗。还有一些在家乡讨生活，也都在县城或者附近镇子上。洋河酒厂，的确是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

聊天的时候，人们对于家乡的发展，还是充满憧憬的。洋北镇往北不足2公里，就是京杭大运河。据说，宿迁市有一个大手笔的规划，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港口，在沿河建一个重工业区，利用大运河把工业品运到沿海去，大力发展家乡的重工业。因为这个，拆迁的传言已经流转了很久，人们开始修房子，以便拆迁的时候多算点面积，多拿一点拆迁补偿。

其实，京杭运河往南注入长江，沿河、沿江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除了对污染的容忍度，实在看不出这里有发展重工业的优势。何况，国内重工业已经过剩，家乡的青壮年也有很多外出打工了。可是不忍浇灭小伙伴们眼中的光芒，只好端起酒杯碰一下，抿一口，说“好，好，好”。

更让小伙伴们憧憬的，是家乡要修铁路了，而且一修就是两条，一条货运，一条客运。货运铁路已经通车了，对人们的影响似乎也没那么大。客运专线已经通过国家立项，据说很快就要动工。只是，“很快”两个字，已经说了两三年。最新的说法，是2015年年底动工。

客运专线叫“徐宿淮盐”铁路，全长313公里，从徐州出发，途经宿迁、淮安，到达盐城。在淮安，这条铁路与连淮扬镇（连云港—淮安—扬州—镇江）铁路相连，将大幅缩短沿线居民到达上海、南京、苏州等大城市的距离。因为横贯苏北，“徐宿淮盐”铁路又有江苏铁路“金腰带”之称。

对这条铁路，我也是充满期待的。父母还在家乡，年事渐高，要常回去看看。这条路修通之后，从北京到徐州再到宿迁，会很方便。现在乘高铁从北京到徐州很快，也就三个小时。从徐州到宿迁，却还要折腾半天。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很多不太发达的地区。

路是双向的。回家方便，离开也方便。家乡的小伙伴们，离开也会很方便。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这些都是大城市，人们很想去见见世面的。现在劳动力越来越紧缺，即便没有亲友，找份工打也不难。毕竟，外面的收入要比家里高蛮多。大城市条件好、机会多，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没准还能谋出一份事业来。

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人们继续憧憬港口、铁路、重工业区。人们日常的谈资，依然是拆迁的话能补偿多少钱。拿着钱到县城买个房子，也算是城里人了；人们继续谈论铁路修好了，房价还会涨，没准还能再赚一笔。想得远一点的，开始担心房子不一定涨，因为房价已经很高了，而且铁路修好了，青壮年更会往大城市跑。

港口、铁路、重工业区，这些传统工业时代进步的标志，依然活在小镇人们的心里。

这个清明的假期很长，几天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心里却从未如此安静过。临行时，又和父亲喝一口酒。问起父亲过几年想住在哪里，父亲看着近处的菜地、远处的麦田，沉默良久，缓缓说：人都走了，种地都机械化了，还是住城里吧。

2014年4月9日

于北京

第一篇　城市的起源

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

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保罗·贝洛赫

新石器是“容器”

吃不完的食物可以储存，对于古代人类而言，是个巨大的进步。广义上讲，种植、驯养，都是“储存”的方式，储存的是粮食和动物。储存成为可能后，人类的食物供应会更加充足和稳定，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房屋、村庄、水库、沟渠都是“储存”的形式。甚至城市，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

经济史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

这句话看似绝对，其实并不为过。人类文明中最精彩的故事，大多是在城市里写成的，包括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经济增长，更没有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人们心驰神往的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津津乐道的宫斗和战争，也都在城市酝酿或者发生。

（一）农业革命

城市是精彩的，但在城市诞生以前，必须要有一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以前，人类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狩猎和采集，此时每平方公里土地最多能够供养的人口不到4人，也就是说，供养一口人需要将近400亩土地。作为比较，现在一亩地的产出就有700多斤，南方亩产还要高很多，常常有1000多斤，还可以种双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亩产也有300多斤，南方可以种双季，这样一亩地养活1口半人是绰绰有余了。看起来，把“二亩土地一头牛”作为小康的标准，是经过粗略计算的。

食物的供给能力，决定了人口能够达到的密度。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分工才会出现，高度的聚居才成为可能。打个比方，北京五环内的面积是750平方公里，狩猎、采集时代只能供养3000人。更直观一点的话，足球场的面积大约是10亩，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土地才能养活1个人。人口如此稀疏，是没有城市可言的。作为比较，现在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农地可以养活20多口人。

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不太一样，考古学家给出的时间也不会太准确，并且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大致的时间范围还是有的，中东最早，大约在公元前8500—前8000年，欧洲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亚洲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非洲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洲和大洋洲在公元前7000—前6500年。在人类早期的漫长历史中，这些差别并不大，都落在公元前8500—前5000年的范围内。这个时间范围，落在新石器革命和城市出现之间。

农业革命的发生，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在15000年前，人类开始获得较为充足的食物，开始种植，开始驯养家禽，开始聚居，并且开始有了村落。其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充足的食物供应使得“储存”成为一种需要。

（二）新石器是“容器”

大约在11000年以前，也就是公元前9000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和旧石器相比，最本质的不同，并不在于磨制和光滑，而在于新石器的“形状”。旧石器往往是尖锐的，如矛、刀、斧，用于砍、挖、切等动作，适用于狩猎，捕鱼，或者耕种。新石器则多为“容器”：瓶、罐、瓮、桶、钵等等。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多余的食物可用于储存。陶器的出现，使得“容器”更加多样和好用。

容器的出现，使得食物的供应不仅增加了，而且变得更稳定了。吃不完的食物，可以储存到明天。对于古代人类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广义上讲，种植、驯养，都是“储存”的方式，储存的是粮食和动物。种植、驯养、器皿，这些发明创造都需要人类的知识积累。哪一种更难，哪一种更重要，其实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储存成为可能后，产出会进一步增长，人类的食物供应会更加充足和稳定。不仅如此，种植、驯养、容器，这些和储存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后，还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定居慢慢取代流动部落成为人类居住的主要形式，村庄出现并变大。在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房屋、村庄、水库、沟渠都是“储存”的形式。甚至我们今天的城市，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只不过，城市这个“容器”，要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种植、驯养、容器、水库、房屋、村庄，这些“储存”形式的出现，可能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而是慢慢演化，不断进步的。彼此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可以想象，一开始这些形式应该都很粗糙，都是“雏形”，然后慢慢变得精细起来。

（三）运输技术的进步

村庄出现以后，城市似乎就不远了。城市出现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运输技术的进步。城市需要从外面运来很多的粮食，不但要求静态的储存，还要求动态的运输。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依靠原始的肩背手提，人类能够运输的食物的数量和里程是非常有限的。考虑到运输者本身的食用，有效的运输数量和里程就更少。比如说，一个人肩背手提，一天大概能够把30公斤的食物运送35公里。考虑到回程的话，一个人的运送距离只有17公里。倘若运送距离达到15天的往返路程，或者250公里，这个人就要把30公斤的食物完全吃掉了，运输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动物的驯化，对于运输无疑是有帮助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就开始驯化动物，不仅包括家禽，还包括大型的牲畜。据考，狗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大约在14000年前就已经驯化，猪、鸡、鸭、鹅等也慢慢被驯化。对于运输更加重要的，是大型牲畜如牛、马、骆驼的驯化。根据现有研究，马的驯化，大约发生在6000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

不过，马、骆驼对于运输的帮助可能也有局限，因为牲畜也需要消耗很多食物。早期的城市大多出现在江河的下游，不仅有利于耕种，而且有利于成本较低的水路运输，这并非偶然。早期的人类逐水而居，对水流既不陌生，也不恐惧，舟楫更是人类最早的发明。最早的独木舟，大约在8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2015年3月17日

有容乃大

广义地说，有“容”，才有“积累”，才有延续和进化。

“储存”还有一层更加抽象的含义，就是人们开始为“未来”考虑。一旦开始“储存”，人们就不再仅仅关心今天的温饱，还可以展望明天了。用经济学的语言讲，人们的决策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跨期”的。

（一）有容乃大

距今约11000年前，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和旧石器最大的区别，在于旧石器是尖锐、攻击的器具，而新石器则包含了“容器”。吃不完的食物，从此可以储存起来了，人类的食物供给不仅增加了，而且稳定了。

古语曰：“有容乃大”。“容”的意义可真是不一般，有必要花点笔墨强调一下。设想一下，古人类在疯狂的大自然面前，是很弱小的。冰天雪地，风吹雨打，对生命都是很大的威胁。能够存点余粮，遇到困难周转一下、坚持几天，生命的延续才成为可能，这对于个体存活、知识累积，都是很重要的。更广义地说，有“容”，才有“积累”，才有延续和进化。

后来，人类又先后发明了青铜器（距今约6000年）和铁器（距今约3400年）。尖锐的旧石器的“获取”的功能和“包容”的新石器的“储存”的功能，都在金属器具中得到了大幅的改进。不过，功能的“改进”和功能的“突破”相比，还是要差了一个档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石器尽管粗糙，其意义却要大于更加精致的青铜器、铁器。

“储存”还有一层更加抽象的含义，就是人们开始为“未来”考虑。一旦开始“储存”，人们就不再仅仅关心今天的温饱，还可以展望明天了。用经济学的语言讲，人们的决策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跨期”的。

进一步说，储存的物品，既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于是，“占有”的概念就出现了。占有出现以后，私有制、暴力还会远吗？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天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美好和罪恶，根源都在这里。在大量典籍中，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或者“阶级”的概念的，人们共同劳作，财产“共有”，互敬互爱，过着“美好”的生活。

“占有”“私有制”“暴力”这些概念可能太过抽象了，不妨说个通俗一点的。现代社会里，“金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汇。在金融高度发达的今天，财富积累似乎有了一条快速无比的路径。可是，金融的起源是什么？抛开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金融”无非是今天与明天之间的交换。把今天的财富“储存”起来，换取明天更大（也可能更少）的财富，这不就是投资吗？金融，无非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储存”而已。所以，金融这个当下很时髦的词汇，起源其实是“新石器”。

（二）静止的村庄

在城市出现之前，村庄无疑是最重要的“容器”。古语曰：“邑者，民居之所聚也。”人们在这里日出而出、日落而息、婚丧嫁娶、代代相传。

“储存”的另一层含义，是静止和保守。不妨设想一个远古的村庄。这里有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的炉灶、家神、神龛、甚至坟墓。在扦插、播种、驯化、选种、杂交等农业技术逐渐成形之后，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足”起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上了世代相传的好日子。倘若不安分守己，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定会被老人们骂“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败家”。

大约2500年以前，老子写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乡土社会的典型写照。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考察“江村”（江苏省苏州市开弦弓村）的时候，描绘的乡村基本面貌依然如此。经历千年而变化甚微，这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其间改朝换代，周而复始，这乡土社会的基本面貌，却是贯穿始终的。

乡村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或者说是“封闭”。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房屋、炉灶、农具、牲畜，生产、消费，都是高度自给的。每家每户，其实是一个个高度独立的单元，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交往都不多，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也很少。

比如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写道：“村庄的规划中却没有一个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自从一年一度的唱戏停止演出后，除了夏天夜晚人们随意地聚集在桥边乘凉以外，10多年来，从未有过组织起来的公众集会。”看来，在乡土社会里，是没有太多的公共活动的。人们的交往，很多时候是基于血缘关系，但是即便亲戚之间，也是高度独立的单元。

费孝通接着写道：“在住宅区外围有两座庙，一个在村西，一个在村北。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宗教活动都集中在村外边进行。实际上，他们的宗教活动多数都在自己家里开展。比较确切地说，庙是和尚和菩萨的住所。和尚、菩萨不仅同普通的人隔开一段距离，而且也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隔开，但进行特殊仪式时除外。”既然连宗教活动都是在各自家里进行的，人们共同举行的活动那真是不多。邻村老死不相往来，本村没事不相来往。这样的状态，估计都市人很难体会。

远的不说，现在一个都市人倘若造访一个偏远的村庄，感觉到的一定是难以名状的宁静，就像一个老人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打盹。鸡飞狗叫之声越盛，这种宁静的感觉会越强烈。无他，这里的一切太慢了，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变化。2000多年漫长的王朝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极慢中转瞬而逝的。

乡土社会的静止，或者还源于这样一种原因：人们手里的“二亩地、一头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是那样安稳、可以预测。放弃这样的收入，又有什么好选择的呢？佛曰：“已知”是一种“障”，阻止人们获取新的知识。“已有”，又何尝不是一种“障”？何况，在新的技术革命以前，这种障碍真是很大的。

有容乃大。比“容”更大的，是放弃。

2015年3月24日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在城市兴起的过程中，王权是最初的主导因素，商业因素反而是次要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王权可能会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就是另一回事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一）漫长的9000年

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乡村的出现，最早大约在15000年以前。最早的城市的出现，要等待漫长的9000年，到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而且，此时还只是方圆600米左右的小城，和我们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大。据估计，这样的城市里有上千甚至更多的人口，可谓是小有规模。

或者是一种巧合，早期城市的出现，似乎伴随着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科学革命。马和骆驼的驯化、谷物栽培技术的进步、犁的发明使用、帆船的出现、青铜器的发明、纺织机、文字、抽象数学、天文历法的出现等等，大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相差不过几个世纪。

其实，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段时间，是人类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三百年的时间。无独有偶，最近的两三百年，也经历了城市和城市文化的极大繁荣，以及伴随着的极大的经济繁荣。看起来，人类的进步和繁荣总是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让人不得不问。其一，为何从乡村走到城市要花费漫长的9000年？其二，早期城市出现以后，在漫长的5000年里，城市经历了起起落落，规模时大时小，为何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有长足的进步？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有点神秘，在科学、可证伪意义上的回答估计很难，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谈。

先来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村庄无疑是城市最重要的来源。你看，城市在很多方面和村庄是很像的，都是人口的聚居，只不过规模、密度不同而已。而且，粮库、水库、沟渠、壕堑、银行、武器库、甚至图书馆，都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村庄。其实，仔细比较城市和村庄的话，你会发现城市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村庄中找到雏形。那么，到底是什么区分了城市和村庄？

从村庄到城市的变迁中，最难理解的，是村庄历经千年而不变，而城市却是瞬息万变的。从村庄到城市，从极静到极动，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催化？这极端之间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还需要其他的助推力。

考古学家认为，村庄并不是人类最早的聚集方式。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了集体性的宗教祭拜活动，或者求神灵保佑，或者求祖先赐福。成排的陵墓，或者庄严的圣祠，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聚集场所。而在此时，村庄还没有出现。

因为新的考古资料时常被发现，考古永远都在进行时。因此，我们对现有的考古发现，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不妨推断，远古的人类面对疯狂的大自然，当然是担惊受怕的，于是产生了神灵供人们膜拜。人类当然也对死亡产生恐惧和敬畏，于是开始祭拜祖先。倘若如此，人类最早的聚集，并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人类不愧为万物灵长，很早就有了精神的需求。后来的村庄，实际上不但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也延续了以往的祭拜传统——即解决了精神需求。我们不禁要问：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之外，还缺什么？

经济分析当中，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商业。城市中商业交换活动占重要地位，而村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村庄和城市相比，就是缺少了商业交换。这个观察当然是对的，但是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个区别是怎么产生的？换一个问法的话：村庄里为什么不能演化出交换来？或者更准确地问：村庄里的交换规模为何不能自发扩大，进而变成都市？

这些问题并非想当然，更不是无病呻吟。即便在今天，落后地区的村庄，依然保留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交换很少。可以想象，这样的演化或者是在发生中的，只不过太慢了，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侵扰，不时中断，很难修成正果。

（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好在古籍中有很多启发，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收集和解释了很多古籍。《左传·闵公元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起来，聚居都是聚居，但是有没有统治者是个很大的区别。周朝的诸侯取得封地以后，筑城立国，在城中建置宗庙和殿堂，象征统治权威，曰“都”。没有这些设施的，曰“邑”。而且，为了确保统治中枢的安全，修筑城墙成为普遍现象。《吴氏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城和乡的分别，这时候就很清楚了。

在后来的历代王朝中，中国的重镇大多是军事要塞，由于有了官员和军队的驻扎，聚集了资源和财富，才吸引匠人和商贩，街市才慢慢形成。所以，看起来对于城市的兴起，王权是早于商业的，而不是相反。

历史上的反例当然也有，不过不多。比如，苏州因为交通便利、农业高产，因而商业发达，成为大城市，繁荣程度不亚于若干朝代的国都。因此，虽然不是军事要塞，苏州曾经有过建都的经历，在历朝也大多是重镇。再如景德镇，交通不便捷，也无军事价值，纯然靠着窑业而兴盛千余年。不过，相比苏州，景德镇更加草根，尽管商业繁华，连个县治都没有捞到。

不仅中国的记载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城市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从分散的乡村到高度聚集的城市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王权，而不是商业。专家们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中东地区。而在这一地区早期的文字当中，根本找不到“商人”这个词汇，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出现，意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看起来，早期的商业是附属于王权或者神权的。

今人解释往事，不免有些想当然，难以懂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苦。不过，让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些茶余饭后的推测。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商业，可是商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及相应的交换秩序，否则只能产生村庄自发的、零星的交换。这种秩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产权、法治、定价规则等等。村庄里的交换，很难上规模，也就难以演化出支持规模交换的秩序。不过，王权，以及掌握着权利的僧侣，都是达到规模、形成秩序的有效捷径。他们不但掌握了相对大量的财富，可以派生出交换的需求；也掌握了一定的强制力，使得交换能够进行。

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的话，早期的城市其实未必一定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商业的地位可能是从属的、边缘的。商业是今天城市的重要特征，在历史上的大都市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商业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甚至，在城市起源的时候，商业可能根本就不重要。

早期的城市，可能就是统治阶层（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居住和接受朝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税收）的地方。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或者神灵庇佑，周边的居民把产品进献给国王或者僧侣。而国王或者僧侣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和保护自己的物品，修筑圣祠以及高墙。而且，圣祠和高墙如此巍峨、庄严，可能超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彰显这是神灵的象征。至此，并没有任何商业交换的因素。不过，城市里一旦聚集了人口，就需要工匠，人们就会有交换的需求，手工业和交换就会慢慢发展。

简言之，商业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不过在一开始，商业可能是王权派生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王权可能会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就是另一回事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2015年3月31日

王的商业

分工是城市的产物，有了人群的一定程度的聚集，分工、交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商业，则是随着帝国的兴起而繁荣。

（一）早期的城邦

最早的城市，大约于公元前3500—前3000年诞生在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无独有偶，最早的农业革命，也发生在这里，那要回溯到公元前9000年左右。据说早在那个时候，绵羊就已经完全被驯化了，成为仅次于狗的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回想起来，那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作为人类文明最早起源地的中东地区，如今战火不断，局势紧张，说起来不禁令人唏嘘——谁说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呢？

中东地区成为农业、城市最早的发源地，或许不是偶然，而是大自然的恩赐。温和的气候，广阔的平原，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灌溉，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倘若你是诗人，不妨也算上地中海和煦的阳光。有了这些条件，难怪农业最早在这里起步。农业发展了，自然为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加上这里地势平坦，河流众多，交通也是极为便利的。这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方”。

据考，最早的城市是乌尔城（Ur），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当然，乌尔城之前，还有一些类似于城市的考古发现，包括庙宇、石头造的房子，和一些城墙的遗迹。不过，这些遗迹到底是“城市”，是“城堡”，抑或还是“乡村”，其实都很难说得清楚。文献中，通常把这些考古遗迹称为“原始城市”（Proto-Urban）。

乌尔城是个城邦，包括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和周围地区。据考，乌尔城占地40公顷，城市人口达到2.4万人的规模，城邦的总人口达到50万人。换句话说，乌尔的城市化率接近5%。做个比较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城市化率也就10%左右。时隔5000年，城市化率仅增长1倍，莫不是历史又开了一个漫长的玩笑？

城邦在早期的城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几十个乌尔城这样的城邦，有的比乌尔城还要大许多。其实，在后来的城市发展史中，城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比如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

在早期的城邦中，国王和僧侣的地位应该是崇高的。你看，城市往往围绕神庙和宫殿而建，这是城市的核心，或者说是“内城”。而且，神庙非常巍峨，宫殿非常富丽，象征着神灵和国王的威严。国王和僧侣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概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猜测在很多时候，国王和僧侣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伙的。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商业、手工业，应该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是因为国王和僧侣们有实际的需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二）《汉谟拉比法典》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在城市的发展史上也是再恰当不过。早期的城邦，不久就让位于“城市帝国”。到了公元前18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朝崛起，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宰，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地区，众多城邦臣服于这个王朝的统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统治者，就是中国人熟知的汉谟拉比先生，此公因为《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

有趣的是，古巴比伦王朝的建立者，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土著居民，而是来自西方的游牧者，叫亚摩利人。看起来，西方对东方的入侵，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做个比较的话，在遥远的东方的中国版图上，早期的征服也是从西方向东方发起的。历史的这一惊人的相似，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更根本的解释。

古巴比伦城（今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是世界上第一个巨型城市。据考，古巴比伦统治着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四个江苏省，或者两个“江苏+浙江+上海”这么大。巴比伦城的面积，达到48平方公里，比北京二环内小不了多少，人口达到20万—30万。这样大的城市，要到将近两千年以后，在古罗马才能再次看到。

这么大的王朝和城市，仅靠朴素的神灵崇拜和国王威严，是很难统治的，于是有了《汉谟拉比法典》。法典中，有很多关于私有财产、债务、财产继承、雇工、报酬的规定。可见，当时的劳动分工已经很发达，私有财产制度和商业也已经很发达了。很多规定中，妻子、儿子、奴隶都是可以当作财产处理的，验证了人类的不平等已经起源。在这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商业随着帝国的兴起而繁荣。没办法，分工是城市的产物，有了人群的一定程度的聚集，分工、交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根据有限的证据，我们不妨推测，城市的大规模聚集是依托于国王的武力和僧侣对于祭拜活动的垄断。因此，在早期的城市里，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官僚、祭司、武士依然是主导的阶层。一个证据是，神庙和宫殿处于城市的中央，而市场往往在偏远的地方。

（三）最早的商业城镇

商业兴起的另一个模式，是更加纯粹的商业城镇，以区别于庞大帝国首都和大城市中的商人。最早的商业城镇，兴起在地中海东岸一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西侧靠近地中海的地方，也就是如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境内。沿着地中海沿岸，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邦，一般都不太大，面积很少超过一个半天安门广场，人口一般不超过2万—3万人。这里的居民，统称为腓尼基人。腓尼基商业城邦的顶峰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

和其他城邦不同的是，这些城邦不仅统治着周边的小块地区，还借助水路之便，依靠轻舟快楫，和远方地区进行贸易。他们的帆船不仅游弋在地中海，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行到不列颠群岛一带。据说，迦太基人[1]是最早的殖民者，在北非海岸建立海外贸易基地，最著名的是迦太基，在如今的突尼斯附近。展开地图的话，你会看到腓尼基人的航行有多远。不过，他们沿着海岸游弋，很少向内陆扩张。作为“商人的王子”，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对建立庞大的帝国没有兴趣。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商人，腓尼基人的贡献是非凡的。今天的人很容易明白，贸易不仅是物品的交换，还伴随着文化的传播、技能的进步。据说，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便利了商业交换。还据说，腓尼基人发明了染色，提升了贸易附加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腓尼基城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对王权和武力的重视不够。他们是纯粹的商人，城市的运作控制在商业行会，而不是国王和僧侣的手中。当东方的巴比伦、波斯等帝国铁马金戈来犯时，这些城邦丧失了独立，也就自然丧失了贸易枢纽的地位。人类最早的“商业城镇”，就这样没落了。

商业兴起，需要国王的保护，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2015年4月7日

战士的城邦

古希腊文明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明不可估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的文明史，一点都不文明。

（一）古希腊：欧洲文明的起源

最早的腓尼基商业城镇在巴比伦、波斯王国的铁蹄下逐渐没落以后，商业发展的中心沿着地中海向西转移。这一次，轮到了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就是围绕着爱琴海的这一区域，包括现在的希腊，土耳其西海岸和爱琴海诸岛。

对文明史感兴趣的人，都会对古希腊的文明赞叹不已。甚至有人说，这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源。虽然这多少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是古希腊文明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明不可估量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大约1500年以后，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及其继承者古罗马的文明。至于后来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则是欧洲文明的延续。

别的不说，古希腊哲学的成就，就令人至今依然高山仰止。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的问答法，打开了智慧与思辨之门。如今的大学课堂，真该回去好好学学。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感官与真相之问，至今依然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或者永远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逻辑三段论，至今依然是逻辑学的典范，曼妙不可方物。更妙的是，这三人居然是师徒传承的关系，两两相差43岁，也算是一段佳话。

对了，还要提一下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前275）的几何学。深究数学的人，会明白几何学之美，当真是难以名状。倘若这种美太过抽象，不妨说一句具体的：这是所有美学设计的基础。从T形台上婉约的走秀，到巍峨的神庙、桥梁，背后无一不有几何学的基础。古希腊的建筑令人惊叹，不仅仅是因为有冰冷高贵的石柱。

还有，希波克拉提斯（公元前460—前377）不仅发明了西方医学，而且对医生的责任提出严格要求：谨慎、有医德、以病人的福祉为念。看来，“医者父母心”，西方也是古已有之的。直到今天，医学院的学生还要宣读“希波克拉提斯誓约”，足可见此翁的影响。哎呀呀，真不知道古希腊人为什么这么聪明，人类少了他们可怎么办呢！

无独有偶，中国的先哲管子（公元前719—前645）、老子（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公元前600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墨子（公元前476—前390）、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庄子（公元前369—前286）等人，也生活在大致相同、稍微早一点的时期。看来，公元前700—前200这几百年，当真是群星璀璨。

或者，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和古希腊的城邦混战，有着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都可以孕育出思想的大爆发。这样的话，即便没有苏格拉底，也许还会出一个张格拉底，教导出泼辣图和季里士多德等学生。

古希腊如此璀璨的文明成就，自然是在城市里孕育出来的。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乡村的矿业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原来，苏格拉底这位雄辩的辩手，就是在辩论中不断学习的，既“欺负”了别人，又雄辩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思想是在交流中产生的，苏格拉底可能是最早洞悉这个秘密的人。即便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依然是对的。

其实，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是方便了人们的交流，而不是其他。据考，“广场”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是城市中大家聚会的场所。在起先的时候，市场贸易只是聚会的副产品。

（二）贫瘠的爱琴海

倘若翻开历史去进一步探究希腊文明的根源，却不得不慨叹一声：上帝是公平的。尽管也地处地中海沿岸，也沐浴着地中海和煦的阳光，但是上帝对于中东地区的偏爱，远远超过对古希腊地区的。和中东地区比，爱琴海区域自然条件之贫瘠，简直就是后妈生的。

爱琴海文明有两个发源地，先是在克里特岛，后来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不过是地中海当中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岛，位于希腊半岛的南方，距离希腊本土130公里，面积只有0.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一半（北京全境1.6万平方公里）。伯罗奔尼撒半岛位于希腊半岛的南端，和陆地是相连的，面积2.1万平方公里多一点，也就比北京大一点。希腊文明，就是起源在这两个小得可怜的岛上。

各位明眼的看官一看就知道，气候好的海岛常常是旅游胜地，但是地形大多为山地或者丘陵，水土资源一般不会太好。其实，克里特岛上的地形蛮差的，到处是大理石、花岗岩，虽然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但是对古老的地球修理业——农业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和美丽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比，这里不是差了几个街区，简直就不在一个海平面上。

更加悲惨的是，这一区域还是火山活跃的地带。据考，公元前1700—前1450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很多次的火山喷发。大家在电影《庞贝末日》中，会领略到火山爆发如何吞噬了一个千年的古城。庞贝古城位于亚平宁半岛，在希腊半岛西方一千多公里的地方。地质构造上，二者相差无几。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也就难怪古希腊文明的起源，要比中东地区晚了很久。

条件差，起步晚，那都是老天爷定的，没法改变。如何变劣势为优势，就要考验古希腊人的智慧了。对于今天的人而言，这里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改变希腊人命运的，就是贸易。而且，古希腊城邦的贸易功能之发达，远远超出腓尼基人。

据考，公元前700年左右，古希腊已经有了文字。更重要的是，希腊人还发明了铸币。要知道，货币是人类最伟大的金融发明，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其他所有的发明。更令人惊异的是，古希腊居然已经有了银行。这些银行不仅从事货币兑换、支付业务，还从事消费借贷业务，并向公共部门进行放贷。考虑到这是2500多年前的事情，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通过贸易，古希腊很快学习了中东和其他先进地区在漫长时间里积累的文明成果。通过贸易迅速学习先进文明的成果，在今天也是屡试不爽的赶超经验。我国明朝时期闭关锁国，导致国力孱弱，也是一个惨痛的反例。当然，古希腊也有一些适于贸易的优越条件，比如地处地中海沿岸，水路交通便利，再比如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有高附加值的贸易品。不过，这只是希腊贸易发达、文明进步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而不是最重要的条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条件更好的腓尼基商业城邦为何早早衰落。

（三）战斗的斯巴达

翻开古希腊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古希腊人相当骁勇。可能是自然条件不佳的缘故，只有剽悍的民族才可以在这里生存。根据柏拉图的描述：“无需使者正式宣战，城邦之间自然处在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两个希腊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就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役（公元前431—前404年），就爆发在这两个城邦及其盟友之间。

希腊人不仅好战，而且善战。作为证据，希腊人在两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前479年）中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而波斯军队的人数，大约是希腊人的3倍。据说，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只伤亡了192人，而波斯人却留下了6400具尸体，想来不禁让人倒吸几口凉气。马拉松大战获胜后，一位名叫斐力庇第斯的士兵跑回雅典传信，极速奔跑42.193公里报捷后便倒地身亡。今天的马拉松长跑比赛，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坚毅的士兵。

斯巴达人的骁勇善战，比起雅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个叫做温泉关的地方，斯巴达人据险而守，300人全部阵亡，但是留下了2万多名波斯士兵的尸体。战后，波斯国王心惊肉跳地问：“斯巴达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战争的历史可能有文学夸大的成分，但是古希腊人骁勇善战大概也是真的。你看，这里地形复杂，山林遍布，适合勇敢的武士生存。机智而勇敢的武士，很容易借助地形和山林而躲避敌手，个人英雄主义施展的空间比在平原上要大很多。平原上，战争比拼的基本就是人数多寡和装备优劣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也许，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帮助培养了个人主义的传统。

或者正是因为武力强盛，加上地势险要，才可以赢得希腊城邦内部的相对和平，苏格拉底们才可以无休止地辩论。否则，古希腊早就像古巴比伦、腓尼基城邦一样被强大的波斯帝国灭亡了。或者，战斗的冲突，也为辩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并使得辩论可以更加深入。毕竟，在生死存亡面前，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学问是没有用的，人们能够容忍的模糊空间是很小的，刨根问底的劲儿要大得多。

实际上，古希腊人的贸易和他们的前辈腓尼基人有很大的不同。贸易上，古希腊人并不单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更多依靠暴力和殖民。希腊神话中，盗贼的保护神同时也是商人的保护神。也许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偷盗、抢劫和贸易在文化认知上并没有区别，并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就曾说过：“因为我们城市的伟大，世界各地的劳动果实都奉献给我们”。也许，这是最早的殖民宣言。

有人说，战争、奴役、种族灭绝，这些都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排泄物。说起来，这些当然都是可憎的。可是反过来说，没有文明的排泄物，又哪里会有文明呢？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一点都不文明。

（四）希腊，希腊

不过，强盛剽悍如古希腊，也不能逃脱衰落的命运。征服希腊的，并不是一个更先进的文明，而是野蛮的罗马人。在遥远的东方，似乎也一次次上演着同样的故事。王朝更迭，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而且，历史只有一条轨迹，意味着很多种不同的解释都会看起来很有道理，也不用太过当真。

一定要尝试一下的话，不妨看一组数据。据考，古希腊城邦大多很小，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全盛时期达到将近30万人，其中公民4万人，自由民15万人，奴隶10万人。不同史家得到的数字不同，这组数字可能偏高，但是比例大致正确。换句话说，雅典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是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特权”。大家津津乐道的雅典民主，其实是由不到16%的“全体公民”所拥有的。

当城市变大，商业、手工业发展，自由民们自然也需要公民权利，可是往往求之而不可得。自认高贵的古希腊公民，当然不会随便让别人也拥有同样的特权。实际上，古希腊文化中对于商人、工匠甚至有很明显的歧视成分，商人的地位和后来的犹太人差不多，创造了辉煌的希腊建筑的工匠也不受尊重。比方说，柏拉图就认为工匠的思想“受机械生活的束缚和压迫，正如他们的身体受到手工劳动的压迫一样”。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完美的希腊公民呢？

至此，我们隐约看到，古希腊的城邦其实是属于战士的，其他阶层皆为附庸。著名的苏格拉底同志，贵为先哲，也曾三次参战，是一个士兵里的士兵。倘若我们翻开希腊神话故事，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式勇敢的战神。这些战神，无非是自诩英勇、实际也英勇的希腊战士的自画像罢了。至于思想，无非是全能战士们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古希腊冰冷的石柱，也无非是为了彰显战士的高冷威严。

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古希腊人应该是极端自恋的。

战士的作用，是为希腊城邦提供了安全和一种统治秩序。在此基础上，商人和工匠推动了希腊的经济繁荣。然而，当商人、工匠阶层愈发成长却不能享有公民权利时，内部矛盾自然激化。内耗严重了，自然会削弱希腊城邦的力量。城邦之间的不停征战，自然也会消耗希腊的整体力量。再加上外族入侵，内忧外患之下，不小心被征服也就难免了。其实，古希腊不是一次被征服，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前，已经被北方蛮族马其顿人征服过一次了。

公元前146年，希腊变成了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只留下后人摇首慨叹：希腊，希腊！

2015年4月14日

第一个大都市的诞生

如果说希腊是古典文化的顶峰，那么罗马则是古典城市的顶峰。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

（一）罗马，罗马

继承古希腊文明的，是古罗马。地理位置上，就是沿着地中海的北岸向西再漂移一千多公里，从希腊半岛转移到亚平宁半岛。如果说希腊是古典文化的顶峰，那么罗马则是古典城市的顶峰。古罗马帝国的城市，一是规模大，二是数量多。

古罗马城之大，不但前无古人，而且至少800年之后才有来者。古罗马城在其顶峰时期，也就是大约公元后150—200年间，人口总数达到80万—130万的规模。作为比较，古希腊的城邦都很小，最大的雅典的人口估计不到30万，在此之前的古巴比伦城的人口也就30万的规模。而罗马，把城市人口的规模一下子提高了3倍。

不仅如此，在罗马城衰落以后，100多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再没有出现过。在欧洲，再次出现百万人口的城市，要等待漫长的1600多年，直到19世纪的英国伦敦。而且，那已经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了。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出现百万规模的城市，也要等到公元960—1279年间的宋朝。据考，北宋（公元960—1127）汴梁人口达到140万左右，南宋（公元1127—1279）临安的人口则达到250万。距离古罗马帝国的顶峰，也已经是800年后了。

罗马城人口众多，催生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市政建设，尤其是建筑。今天的罗马，俨然是一座建筑博物馆。矩形的设计，两条交叉的主要街道，形式上封闭的广场，广场四周的建筑，还有规模巨大的剧场、斗技场、公共浴室，都代表了古罗马建筑的成就。

古罗马建筑不仅外表辉煌壮观，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军事价值。罗马的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支持了这个城市的运作，并且源源不断地从罗马帝国的各处汲取食物、奴隶和各类奢侈品。否则，那么多人怎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罗马的城市，是从城墙开始建设的，目的在于防卫。相比之下，希腊的城墙，往往是事后添加的，而希腊人的艺术，看起来则很“无用”。而古埃及的遗产，则躺在“闲置的金字塔”里，不清楚有什么实用价值。

当然，繁华和享乐只属于贵族、奴隶主和公民。绝大多数罗马人居住在贫民窟里，食物和卫生条件极差。不过，我们似乎不应苛责古罗马人，因为即便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古罗马的城市不仅大，而且数量多。据考，罗马帝国在全盛时期有600多个大小城市。设想一下，当时古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城市遍布地中海沿岸和内陆地区。

倘若细看这些城市，就会发现这些城市大同小异。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是形式极为统一的城市设计，矩形边界、棋盘设计、广场、十字交叉的南北和东西主街、剧场、斗技场、浴场、公厕。看起来简单划一，也说明古罗马是善于学习和复制的民族。这些设计当中，只有浴场和斗技场是罗马人的发明，其他的都是学习和复制来的。

（二）罗马和美国的基因传承？

倘若做一个对比的话，你会发现2000年前的罗马和今天的美国很相似。在美国的每一个小镇，你都会发现一条主街，和主街平行的另一条次重要的街道，和主街交叉的若干街道，然后是加油站、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和一些店铺、餐厅、银行、打印店、干洗店等等。这些，几乎是美国小镇的标配。或者，时隔2000多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又复制了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基因。

古罗马人不但善于学习和复制，而且还虚怀若谷。比如说，他们一点也不讳言希腊人比他们聪明。罗马的精英分子除了说自己的母语拉丁语，也会说希腊语。他们把孩子送到雅典上学，或者雇个希腊奴隶在家教小孩。而且，罗马人包容性很强。在他们统治的庞大帝国内，有多种种族和宗教存在。你只要规规矩矩不惹事，罗马人会让你走自己的路。或者正是这样的包容，才造就了庞大的帝国。这一点，似乎美国人身上多少也有一些。

罗马人比希腊人强的地方，是建筑和法律。恰好，这二者都很实用。从这里，我们隐约看到，实用主义的精神开始萌芽。

建筑是重要的军事技术，而法律则可以治理国家。建筑已经说了，我们来看看法律。罗马法起源于惯例法，后来为了防止贵族的肆意解释，才颁布了成文法。虚怀若谷的罗马人，专门派人到希腊去考察法制，于公元前451年颁布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内容涉及传唤、审理、索债、家长权、继承、监护、所有权、占有、土地、房屋、私犯、公法、宗教等等。不难看出，这已经是一部相当完备的法律了。其后罗马法继续发展，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编纂的《民法大全》（或称《查士丁尼法典》），是古罗马法律的集大成。

若想理解罗马法的历史影响，不妨听听德国法学家椰林怎么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征服。”这里的第二次征服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续了1000多年的命；第三次征服，则是指罗马法对后世各国影响深远了。

看起来，古罗马的强盛和庞大版图并不只是因为罗马人骁勇善战，而是掌握了很实用的技术，一是建筑，二是法律，而且罗马人虚怀若谷，善于学习。在此基础上，罗马城才有了极度膨胀的基础。

我们不妨想象，在庞大的帝国腹地，罗马人修筑了遍布全国的城市节点，和遍布全国的水路和陆路交通系统。即便在运输成本高昂的古代，这些节点和运输系统也可以把粮食、奴隶和各类奢侈品源源不断运往罗马，支持这个城市的巨大人口和奢华消费。

据考，后期的罗马是一座如假包换的“寄生”城市，有多达32万公民可以免费得到定额的粮食，生活腐化，文化浮华，市民不顾一切追求感官刺激，依靠武力吸食帝国的血液，终究导致帝国的衰落。其实莫要嘲笑古人。今人天天用无数的商品充斥自己的生活，无非也是满足各种感官的刺激。其实，又好到哪里去？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历史的古典时期就此完结。

2015年4月21日

站在地中海看世界

城市的最早起源，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地区。后来随着贸易和战争，文明的中心向西转移到希腊、意大利一带。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一样精彩。倘若站在地中海的中间看出去，你会发现城市和文明发展的脉络，其实很简单。

城市的最早起源，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地区。后来随着贸易和战争，文明的中心向西转移到希腊、意大利一带。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一样精彩。倘若站在地中海的中间看出去，你会发现城市和文明发展的脉络，其实很简单。

有人说，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话虽然绝对，却也不无道理。倘若在摇篮后面加上“之一”，相信争议会很小。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内海，地处亚、非、欧三个大陆板块的环抱中间，没有外海的波涛骇浪，而且纬度适中，气候温和。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地中海无疑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好地方。

文明的最早起源，是在离地中海东岸不远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地处两大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后来，这里出现了古老的巴比伦王国。另一文明古国埃及，也诞生在地中海东南岸边的尼罗河流域。后来的伊斯兰文明，地处阿拉伯半岛，也在地中海东南方向，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中间的位置。在后来的发展中，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和欧洲文明有很多交流，融合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起源以后，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沿着东岸、北岸一路西行，先后落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以色列一带，东北部的希腊、意大利一带，西北部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中世纪以后，文明的中心远行到欧洲西北部的荷兰、英国。

倘若站在地中海的中间，南、北两侧分别是非洲、欧洲，往西看是浩瀚的大西洋，往东看则是中东地区。在不太远、比较远和很遥远的东方，还有三大文明在孕育，分别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不太远的波斯文明，起源也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古巴比伦文明算是同源，在后来的发展中和巴比伦、希腊、罗马等文明也有很多交流。说起来，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和战争、征服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贸易。贸易往来，科技文化、生产技术的传播交流，很多时候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比较远的印度文明，发源于印度平原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境内。在发展过程中，和波斯、中国都有所交流。或者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太高了，历史上并没有中印之间大规模战争的记载，倒是有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因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而广为人知。

印度文明也是聪慧早熟的文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人就发明了佛教，比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早得多。印度人还发明了极为方便的“阿拉伯数字”，后由阿拉伯人传播向世界，沿用至今。在计算机技术广为普及的今天，阿拉伯数字依然是最方便的计数系统。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从出生开始就划分为四个等级，是人类等级制度的登峰造极的发明。

很遥远的中国文明，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的东方，也是起源于大河流域。不同的是，这里至少有三条大河，即长江、黄河、淮河。在这三条大河中下游的平原上，都发现了早期文明的遗址。此外，在华南海岸线及珠江流域、长江中上游等地，也都发现了早期文明的足迹。

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在黄河流域，农业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就已经出现（比中东地区晚了大概2000—3000年）。在长江、淮河流域，农业在公元前4400年左右出现。在华南，农业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间出现。不过，这些数据不用太当真，随着新的考古证据的发现，会被不断修订。

这里需要加三个注脚。其一，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实在是太高了，在大航海时代（15世纪开始）来临以前，中国和西方并无太多有据可查的交往，至少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可以算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文明。相比之下，地中海、波斯、印度区域的文明，彼此交往很多。

其二，在文明的早期，东西方文明之间到底有多少交流和相互影响，文明是单一起源还是多个起源，依然是不太清楚的问题。而且，也不用太当真。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早期文明起源时间上相差不太远，很可能是多中心的，而不是由一个中心区域向其他地方传播，城市的起源看起来也是多中心的。

其三，至此我们一直忽略了美洲、大洋洲。作为“新世界”，在被欧洲人发现之前，此间的文明是相对独立的，也是比较“落后”的。比如说，欧洲人16世纪发现大洋洲的时候，当地还处在新石器时代。在15世纪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当地的文明也还处在新石器时代，在欧洲人的铁蹄之下当然毫无抵抗之力。地处墨西哥境内的玛雅文明，虽然有很高的成就，也依然没有进入青铜器时代。

2015年4月28日

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在古老中华大地的腹地，流淌着长江、黄河、淮河三条大河，三条大河形成广袤平原，是孕育文明的理想场所。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出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

在古老中华大地的腹地，流淌着长江、黄河、淮河三条大河，三条大河形成广袤平原，是孕育文明的理想场所。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出现。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较早的古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河南安阳后岗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面积都比较小，大约1万平方米，最大不过3万多平方米，且分布散乱、缺乏规则，只能算作城市的雏形。

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崖子城古城，年代上约为公元前2000年或者稍晚，已经属于夏朝（夏朝纪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间）。崖子城古城面积达到17.5万平方米，居民估计达到2000人左右，已经小有规模。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古城，面积达到375万平方米，有两座宫殿，以及相当数量的房屋、窑穴，俨然已经是规模可观的政治中枢和工商业中心。时间上，二里头古城横跨夏、商两代（商朝的纪年为公元前1600—前1046）。

商朝的古城遗址，分布在河南的偃师、郑州、安阳一带，规模已经较大。安阳的殷墟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已经是方圆5公里的大城市了，内有宫殿、居民点、手工作坊、玉石作坊等。有趣的是，殷墟至今没有发现城墙的遗迹。无独有偶，古埃及的城市也没有城墙。或者，当时的统治者觉得自己的帝国强大到无需防卫的地步。看起来，他们都错了。不久以后，商朝被西方的游牧民族周人所灭，中国进入封建时代。

周人要统治庞大的中华帝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己人数太少。作为西方的游牧民族，周人数量并不多，是个很小的国家。于是，周朝采用了“分封而建”的政策，就是把自己信得过的氏族分派到各地，进行武装殖民，封建制度由此而来。

分封不是随便封一下，而是有很多技巧的。首先，每个武装殖民单位的人数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当地土著人吃掉。其次，人数也不能太多，因为自己人手很紧张，甚至要借重部分臣服的商朝人。比如，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受封于朝歌。最后，因为人数悬殊，统治政策也不能过于高压。看起来，怀柔和绥靖的政策源远流长，早在周朝就有了。

对于每个武装殖民单位而言，首要任务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先生存，后发展。办法也简单，就是在聚居点四周筑城墙，于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有了形式上的区分，城内为“国”，城外为“鄙”。“国鄙之分”，或称“国野之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也是由来已久的。

到这里，城市的政治性和军事性就很明显了，而且此后历经千年，基本面貌也没有大变。《吴越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这里的民，并不是所有的民，而是统治集团派来的武装殖民者。古代，“民之所聚”称为“邑”，这是自然的聚集，但是“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来，有没有统治中枢或节点，是城和乡的最重要差别。

看细一点的话，“城”和“郭”，也是有区别的。“内之为城，外之为郭”说的是城为内城，为诸侯贵人所居；郭为外城，普通人所居。又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则是说明了当时城市的大小。城郭之外还要挖壕沟，增强防卫，叫做“有城有池”。

早期的城市虽然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但是应该也是多功能的。比如说，周人虽然早期游牧，但是在关中平原定居以后，也变成农耕好手。在征服殷商，当上武装殖民者之后，也不会立即完全放弃农业。诸侯会在城郭的近郊开辟农田，以供种植，因此很多农民是住在城里的。此外，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氏族或者家族单位，也住在城里。所以，周朝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多功能的，这也确立了三千年来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

有了相当数量、不同职业的人在城里，就有了“城市规划”的问题。《管子·大匡》曰：“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说的是按照职业划分居住区，当官的人靠近王宫，务农者靠近城门，以便出入，工商业者靠近市场。

2015年5月5日

城邦混战与诸子百家

周朝的“分封而建”，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至少在名义上“神权”是一直凌驾于王权之上，实际上各个王国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制约，封建诸国的“大公”都要受到罗马教皇的“册封”。而我们中国讲究“天人合一”，周武王自称“天子”，王权和神权从此合二为一。

周朝的建立，是小邦“周”征服大邦“商”，自己人手不够，因而必须“分封而建”。而且，中原腹地很大，比关中平原大太多，于是一封就是好几百个诸侯。《吕氏春秋》载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后来，因为周天子实在太弱了，各诸侯就不买周天子的账了，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群雄逐鹿，好不热闹。

不过，仔细看的话，周朝的“分封而建”，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至少在名义上“神权”是一直凌驾于王权之上，实际上各个王国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制约，封建诸国的“大公”都要受到罗马教皇的“册封”。而我们中国讲究“天人合一”，周武王自称“天子”，王权和神权从此合二为一。

传说中商纣王荒淫无度，宠爱美艳的妲己，引得周武王“替天行道”，率众“伐纣”，不仅诸侯响应，还得到各路神仙的鼎力相助。周灭商之后，神仙们“归位仙班”，红尘俗务，得找个人打理，周武王自然就“受命于天”，做了“周天子”。从此“天子”成了神仙在尘世中的唯一代表。回想一下，《封神演义》中的各种神话传说，到了周朝就戛然而止了。看起来，神仙们上天享清福去了。

无独有偶，古埃及的法老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自称为“月神的后裔”。看来，各种“神”的“儿子”，是统治者们竞相充当的职位。否则，怎么代表神来统治人间？其实，耶稣基督也自称为“上帝的儿子”。只不过，他当时不是统治者，而是受苦受难的百姓的代表。耶稣死后300多年，基督教才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奉为国教。

在欧洲，从罗马帝国以来，神权和世俗政权始终是分开的，处于又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欧洲的国王“们”和罗马教皇以及大主教们争风吃醋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却安然以“天子”自居，携“上天”之名号令天下，这是欧洲国王们难以想象的奢侈，也是欧洲文明和其他文明最重要的区别。

其实，看看商朝的版图的话，比夏朝大多了。“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居然把版图从华中、华北平原扩展到华东地区，甚至到了福建一带，看起来不像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而且，牧野之战后，纣王帝辛自焚而死，没有苟且偷生，气节也非一般人能比。周武王分封之中，居然有纣王的儿子，也不能不令人深思。还有，今天的“商人”一词，其实来自“商朝”。因为殷商之人善于做生意，商人一词才有了今天的含义。

看一下《封神演义》，或者会有启发。除了是华夏神话传说的集大成者之外，《封神演义》其实也是周武王伐纣的“战斗檄文”。小小的周朝，能战胜庞大的商朝，当然是需要一个非常崇高的战斗口号的。历史演绎有很多细节不为人知，但是《封神演义》美化了周而丑化了商，却是极有可能的。

可惜，“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够统治很久。西周仅存在可怜的275年（公元前1046—前771）。相比之下，“昏庸”的商朝却存在了554年（公元前1600—前1046）。西周之后的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其实是群雄逐鹿的时代，周天子就是个象征而已，各诸侯都不太买他的账。

最有趣的是，周人少，因而必须分封而建，不曾想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表面看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争来斗去，民不聊生。可是，这一时期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经济上的繁荣期和文化上的黄金期。

春秋战国的经济是很繁荣的。据估计，战国时期战国七雄总共有500多座城池，城市人口达到500万，占到总人口3200万的15%。换句话说，当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15%了。这个数字，甚至高于1949年的10%左右，和1957年的水平差不多。各位看官，没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是不能支持这个城市化率的。不说别的，粮食的约束就很大。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已经很发达，这可是古代文明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文化上，光耀千秋的诸子百家，就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认为，诸子百家不但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实际上直到近代也一直没有被超越。这话仔细想想也对。本来嘛，“太阳底下无新事”。今人说的道理，有几句管子、老子、孔子们没有说过？有人断章取义，曲解了古人的意思，倒是常有的事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的先贤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而且还生活在相似的城邦混战的状态之下。以梭伦为代表的古希腊七贤，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恰好是管子（公元前719—前645）和老子（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公元前600年）生活的年代。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师徒，生活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恰好和孔子、孟子、庄子、墨子们生活的年代差不多。

不仅是哲学，其他领域也一样。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前275）的几何学，奠定了今天几何学的基础，希波克拉提斯（公元前460—前377）则发明了西方医学。中国的扁鹊（公元前407—前310），也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期。看来，公元前700—前200这几百年，真是人类人品大爆发的时期。

或者，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和古希腊的城邦混战，有着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都可以孕育出思想的大爆发。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没有了百花齐放，也只能万马齐喑了。

2015年5月12日

历史上的城市化

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倘若城乡人口能够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　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据当地人讲，他们并不怎么避讳死亡。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两侧，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而且特别明显。早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死者为大”，看来亦是古已有之。

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活着，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有怎样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最早的聚集就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慰藉。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有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藏着寄托。墓地里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后，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在很多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为那里聚集着行政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资源。这里，行政资源是“磁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否则就会衰落，沦为“铁锈”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有5亿左右的城市户籍人口。在未来5—1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有另外5亿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打拼。未来，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如此想来，城市是容器，更是磁体。

2015年6月16日

何为城？何为乡？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的，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

“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吗？也未必。远的不说，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看来，“城”和“乡”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抽掉细节的不同，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邮局等等公共设施，都需要栽树搞绿化，都需要处理垃圾，都需要供电、供水、供气、铺设有线电视光缆等等。

不奇怪，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一个物种，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差不多。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农业的基础是光合作用，需要在大面积的土地上铺开，而且考虑到交通的因素，农村和耕地不能太远，要交叉分布，因此传统乡村的人口密度不能太大。城市则不一样。工业、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低很多，不需要大面积铺开，可以聚在一起。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村落、城市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学、经济史的研究中，城市的规模往往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发展水平，有人甚至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的由来与动力，值得进一步研究。粗粗看起来，人们是倾向于聚居的，先是聚在村子里，后来又聚在城里。从这个角度看，城和乡，不过是聚集程度不同而已。

倘若拉长历史，“城”和“乡”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大约在11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驯化动物、培育植物，种植、饲养取代采集、捕鱼、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应的，游牧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农耕和“聚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斟酌的话，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种地就种地好了，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种地？散开不是一样可以种地吗？进一步追问的话，其实人类在农耕社会以前，就已经开始聚居了，采集、捕鱼、狩猎都不是单独的活动。再追问，其实聚居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蜜蜂、蚂蚁、海狸都有着复杂的聚居形式，并且是高度分工的，而且还学会了改造居住环境，就像人类一样。

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聚居”，或者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生存的需要。狩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这样才能捕捉大的凶猛的动物。即便是捕猎弱小的动物，“围猎”的效果也要远远超出单打独斗。乍看起来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采集，而且人多了采集的东西会变少，似乎是个反例。可是，当人们问到采集“什么”的时候，合作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一个疯狂的原始人，怎么知道哪一种野果和种子是可以吃的？到了农耕时代，驯化动植物的知识，也需要在聚集的人群中才好交流、保存和传承。考虑到当时文字还没有出现，语言还很不发达，聚集对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聚集对于安全和防卫，显然也是重要的。

从这些人类早期的进步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进步的源动力：交流和合作。没有交流和合作，知识很难被积累，生产很难进步，人类不可能走出丛林，走上平原，走进城市。尤其在早期，每一步可能都很艰辛。可以想象的是，面对令人生畏的大自然，很多族群一不小心可能就消失了。人类文明能够演化到今天，或者亦只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交流与合作是人类聚居的根本原因。村庄是一种聚居，城市是更高程度的聚居。当生产进步了，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可以长途运输和储存，人类可以达到的聚居程度就增加了。这时候，更多的人就可以聚居到城市，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与合作的另一面，是欺骗与争斗。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更加精彩。

2015年2月17日

第二篇　城市印象

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就像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四处走走。

偶尔，会留下只言片语。

东京印象

日本地形多山，耕地很少，资源贫瘠，只有精耕细作，才能生存。做事马虎的懒汉，在这里很难生存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

（一）漫步东京

到了东京，走出酒店，按惯例开始用脚步度量这个陌生的城市。虽然经常奔波在路上，日本却来得很少，迄今也只是第二次。对日本这个近邻，其实了解很少。对于国人来说，两国间战争的经历，成为交流中一个很难逾越的障碍。

来之前做过一点点功课，知道大东京地区有3600多万人口，超过日本总人口的1/4。目测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比上海、北京还要多出不少。而且，尽管日本总人口在减少，这里的人口却依然在增加。有很多建筑工地，在高楼之间狭小的空隙上展开，说明这个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建筑。据说东京为了疏散人口而修了很多地铁和卫星城，结果人口不但没有疏散，反而更加聚集到这里，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庞然大物。

不过，走在东京的马路上却没有熙熙攘攘的感觉，反倒觉得车多人少，对于习惯了北京、上海、香港的拥挤的人来说，其实是蛮奇怪的。当地的朋友说，因为东京的地铁和地下商场都很发达，很多活动都在地下。到地铁里体会一下，果然如此。虽然是周末，但是依然人头攒动。朋友说，这算是人少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人很多，会有专门的职员帮助人们上下车以及维护上下车时候的安全。

东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一点阴郁。下榻的酒店在市中心，又恰逢阴雨，站在屋檐下看雨中密密麻麻的高楼，让人有一点压抑的感觉。漫步街头时对面走来的行人，也都是匆匆忙忙的，面无表情。可能是在城中心的缘故，人群多是职业白领，出了办公室当然是急匆匆的。

不过，走进一家街边的便利店，店员热情的招呼扑面而来。虽然很受用，却有点不太习惯。更友善的，是商品的价格，看起来比北京便宜很多。一瓶很大的瓶装水，一升半的那种，也就100日元，人民币还不到5块。要知道这是在东京的市中心，租金很贵的。

第二天早上没有会议，继续步量这个城市，一直走到东京塔、德川墓一带。沿途故意偏离大路，走进胡同一样的小路，却意外发现另有一番洞天。这个拥挤的城市，主路往往很嘈杂，但是小路却很安静，颇有些闹中取静的感觉，没有传说中的喧哗。熟悉了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甚至给我朴素的感觉。

路走得多了，慢慢明白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是那样的高楼，楼间距都不是很大，虽然没有香港那么紧密和局促，但是你无法忽视那么大的面积上那么多的高楼。拥挤是一定的，但是比起香港，东京的建筑要错落有致很多，没有那么杂乱，建筑的设计和质量都要好一些。

晚上和朋友吃饭，路过一群人在围着一棵树看，先是不明所以，后来才明白树上的灯饰中暗藏着一只米老鼠的图案，非常精致。朋友说，日本人很具有工匠精神，把工作当作艺术来做，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不奇怪的。日本地形多山，耕地很少，资源贫瘠，只有精耕细作，才能生存。做事马虎的懒汉，在这里很难生存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工匠文化。精益求精的另一种说法，是吹毛求疵，或者说“龟毛”。日本文化中一些带着歇斯底里味道的东西，或者也与这个有关。性格，从来都是贯穿始终的。

（二）非不欲也，实不可得兼也

总体上，东京还是给我一点窒息的感觉。自幼在乡村和小镇长大，置身钢筋水泥林立的都市，还是有着莫名的不适。对于四合小院，绿树如荫，还是怀着难以割舍的眷恋。

谁不是呢？你看城里的四合院，动辄上亿的价格，谁不想要一个？只是口袋里银子不争气而已。退而求其次，买不起四合院，低密度的花园洋房也不错，至少比高层楼房受人青睐。囊中羞涩如我，买不起低密度，才会去在高楼里买一个小窝。

不过，大家都买院子的地方，似乎不叫都市，而叫做乡村。很多低密度的房子，必然增加城市的占地面积，车来车往，就拥挤不堪了。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洛杉矶。住得太远，每天上下班都是负担。现代人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些收入都是时间挣来的，那么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其实都是金钱。

另一个选择，是远离都市，到郊区甚至农村去居住。这样的话，买个院子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农村的院子对于城里人来说一点都不贵。只不过，这就意味着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因为农村没有歌剧院、电影院、好学校、三甲医院、酒吧街、步行街、高档商区这些都市人习惯的东西。生命其实是用一个人的行为来定义的，选择农村就选择了另外一种生命。

各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喜欢都市，有人喜欢农村。不过，总体上看，人类最终选择了城市。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往往是用城市化的水平来衡量的。无他，城里收入高，设施好，生活丰富多彩，人们都喜欢的。即便有隐士性格的，也会偶尔到城里看一看。何况，还有“大隐隐于市”一说。

只不过，尽管进了城，人们还是喜欢四合小院、花园洋房，而不喜欢住在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里。为此，还找了很多说法，比如“风水好”“接地气”等等。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怎么办？不要批评人们想要的太多。人类从丛林走向村庄再走向都市，无一不是以蒸腾的欲望作为驱动力。那个通常被称为文明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文明的。那么多的鲜血与战争，不会被批评阻止，就像有钱的阔太太不会因为批评而少买衣服和鞋子。

最后，人们必须在想要的，而且可得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大都市里的四合院，毕竟太贵，只有达官贵人才买得起。绝大部分人只能将就一点，放弃“接地气”的要求，买高层住宅。由此得到的，是都市里的各种机会和便利。至于四合院，非不欲也，实不可得兼也。

2015年7月15日

于东京

京都漫步

当地人说，京都是仿古代长安、洛阳而建。站在露台上，一眼望去，不免遐想古代长安的样子。研究经济、历史的人，常常唏嘘中国古代文化虽然璀璨，却始终走不出改朝换代、生灵涂炭的怪圈。遥想古代的长安，这种唏嘘感愈发强烈。

说是开会，其实旅游才是主要的。来到京都，当然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历史丰富的城市，特地早来半日。放下行李，开始步量这个城市。

1868年以前，日本的首都是京都，明治维新之后，才搬到东京。皇家驻足于此，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德川幕府的府邸，也坐落在京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同意战火不要烧到这里，众多古迹因而得以保存。

京都街道不宽；车辆也大都很小，看起来极像国内的QQ，大也大不了多少。建筑也都不高，两三层的房子居多，四层以上的就少见了。四层以上的，多是一些较大的商业建筑。很多房子是木质结构，暗褐色居多，给人简单、古朴的感觉。房子一般不大，不乏很小的房子，也就一两间的样子，居然还是可以建成两层，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阁楼，甚至是一个大鸟笼，小得令人叹为观止。

宫殿庙宇比比皆是，但是规模都不太大。大的庙宇固然有一间威严的大堂，否则怎么镇得住朝拜的人们，但厢房的规模一般就很小了。皇宫的规模要大一些，高大的院墙默默地显示着皇家的威严。风格上却依然古朴，青绿色的屋檐，少见雕梁画栋。据说，明治十年，也就是1877年，明治天皇回到京都府邸，看到杂草丛生，心生伤感，遂下令修复。或者，修复前的皇宫，还要小一些？

走累了，进了一家街边的小馆子。看起来是家庭经营，一对年老的夫妇和两个小伙子。两个小伙子都很帅气，二十多岁的样子，非常友善，却都不会讲中文或者英文，我大学时学的日文也全还给了老师。不过点头和微笑是通用的语言，比划着也可点单。

点了一个貌似海鲜砂锅一样的东西，再点主食和沙拉的时候，却被小伙子比划着制止了，因为砂锅包含一份米饭和沙拉。久闻日本的米饭很香，果然名不虚传。砂锅的份量不大，刚好够吃。这一餐很好吃，而且很便宜，只有大约50元人民币。北京要吃这样的一餐，估计价格至少要翻一倍。

专门去的，是一个叫做哲学之道的地方。小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囫囵吞枣读过几天。书没有读懂，对哲学的景仰却养成了。去了才知道是半山腰一条很窄的步行路，靠山顶一侧是许许多多的寺庙，名气大一点的一间叫银阁寺。想来，日本佛教盛行，寺庙产业很大，因此才有哲学之道。

入住的酒店在半山腰，九层有一个露台，在京都已经很高了，可以一览市容。放眼望去，看不到什么高楼，与现代的都市有很大的区别。普通的房子以灰色、褐色为主，青色的一般是寺庙或者宫殿。偶尔有一些亮色的建筑，因为颇具现代感觉，特别显眼。问起来才知道，这些一般是新房子。总体感觉，京都给人的感觉是古朴、简单，却不失精致。

当地人说，京都是仿古代长安、洛阳而建。站在露台上，一眼望去，不免遐想古代长安的样子。研究经济、历史的人，常常唏嘘中国古代文化虽然璀璨，却始终走不出改朝换代、生灵涂炭的怪圈。遥想古代的长安，这种唏嘘感愈发强烈。

京都总人口大约150万，在日本大约是第七大城市，排在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札幌、神户之后。面积也并不大，几乎四面环山，没什么外延的空间。贵为古都，却坐落在一片山坳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地形。打开地图，日本几乎全是山地，平地非常稀少，大块的平地几乎都发展成为大城市了，比如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

在以农耕为主的文明里，平地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日本的自然资源其实是非常贫瘠的。这样艰苦的环境，或者也养成了日本人极度勤劳的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懒汉很难生存的。好在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反而因祸得福了。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亚洲最成功的经济体，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好的经济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土地和自然资源都极度贫瘠。中国香港、新加坡都是弹丸之地，好在有港口，因而拼命发展加工制造和出口贸易，其实就是人力和工业结合，绕过土地这一稀缺要素。中国台湾全境贯穿一条大山脉，平地极少，台北也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韩国也基本是山地地形。

其实财富由人创造，只要人的力量得以发挥，资源的匮乏完全可以克服，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反倒是资源富庶的国家，会依赖资源，错失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机遇。

这样的道理，攻城拔寨的领袖将军们，是难以体会的。在他们的眼里，有人口，有土地，有自然资源，这是他们攻城拔寨所抢夺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叫做市场，也不知道市场激励下人们的生产潜能有多大，自然也不太会敬畏市场了。

一路走下来，寻常百姓的生活，其实是一片安逸平和，甚至过于平和了。言谈之间，甚至能感到京都人对中国人其实很亲近。毕竟，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学习交流。政客、媒体渲染的东西，在这里并不能看到。革命者攻城拔寨，流血千里；政客左右逢迎，说客纵横捭阖，热闹是他们的。古人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014年2月28日

于京都

深圳印象

我之于深圳，不是归人，是过客。然而，与君初相逢，犹如故人归。深圳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样本与缩影。离开改革红利的深圳，将何去何从？

（一）善意的忽视

记不清从何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一点对当地的印象，有点到此一游的意思。也就是不多的几行文字，记录一点零星的感受。下笔的原因不得而知，往往也就是有感而发，或者也是因为旅途喧闹，人易疲劳，写作可以让人安静，也算是一种休息。

深圳是个例外。往来深圳很多次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点深圳印象。昨晚下楼散步，蓦然想起来，自己亦是惊诧不已。

稍一思量，往来深圳的次数，真是不少。最早的一次，是1999年的夏天，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念书，暑假来深圳旅游。那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宽阔的深南大道，两边都是树，郁郁葱葱的。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宽敞、漂亮的路，印象自然深刻。当时已经开始接触经济学，道路、楼宇、工厂、商场，这些设施的含义，脑子里已经慢慢开始有概念了。

说起来，在街上看经济学，还是偷师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教授。那时他虽然年岁已高，但是每年都会来北京一两次，每次都会去王府井一带看一看，看楼宇的变化，哪一座楼又拔地而起，看看商场里的商品、价格、人来人往。老先生带了好多中国学生，著名的林毅夫、宋国青、赵耀辉教授，都是他门下弟子。

老先生来过中国很多次，很中国化，吃饭的时候坚决不让别人买单的，用夸张的动作把别人推开，争抢着买单。至今想起来，依然莞尔。约翰逊教授的风范，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了。

后来在香港教书，周末无聊，常常过来叨扰同学，喝一杯啤酒，唠一唠见闻，发一发牢骚。往来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口岸，不管罗湖或者皇岗，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的。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这一点，在港深之间的口岸，看得特别清楚。

印象最深的，是很守规矩的香港人一到了深圳，就各种不守规矩。据说现在深圳的交警要专门抓香港司机的违规，因为他们车开得快，常常超速很多，很不安全。有得一比的，是有些看似温文尔雅的西方人，到了香港，常常飞扬跋扈。香港人在车站排队的秩序之好，令人惊诧。其中不排队的，往往是白人。因此，我对于用人种、文化这些概念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从来都是将信将疑的。人的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的。至少，这些概念要稍微具体一点，才有实际的解释力。

离开香港之后，深圳就来得少了。从2012年开始，因为一个项目的缘故，又来了好多次。项目的报告早已写好，却从未想到过要写一个深圳印象，直到昨天晚上。

仔细思量，这种忽视，可能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深圳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毕竟来过很多次了，年少的时候就来过了。而且，深圳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大城市，很难形成一种简单的印象，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

更深的一层潜意识里，对深圳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甚至不觉得是异乡。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极特殊的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之城。

（二）改革之城

深圳在中国城市改革中的地位，相当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的地位。当初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在分田单干的契约上按下手印，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改革的开始。城市里面的改革，则始于深圳。深圳是唯一改革之后建立、成长起来的大城市，见证了改革的艰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也舔食了改革的糖果。

对于很多人来说，改革是一个宏大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如此宏大的事情，容易变得抽象。不过，对于深圳而言，改革却一点也不抽象。

深圳改革，始于罗湖。1978年的罗湖，不过是一个“省尾国角”的小村子。因为毗连香港，近水楼台，所以得到了“开放”的机会。“三来一补”的方式，打开了工业化之门。

袁庚先生创办的蛇口工业区，则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业区。听说当年袁庚为了装一部电话，都要到北京报批，听来不禁心酸。还听说一个故事，说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只要了一平方公里。大了，怕搞不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和后来各路“英豪”们的竞相跑马圈地，越大越好，形成了怎样的反差？！

倘若历数中国的成功的大企业，你会发现，半数以上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比如腾讯、华为、万科。这里面不包含国企，也不包含金融企业。国企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历史的存在。金融企业，则太特殊了，且大多数有很强的国企色彩。

短短30年，深圳由人口不到30万的边关小县城，成长为人口超过1500万的特大都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1500万人的选择，是深圳成就的最好诠释。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深圳，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一条路。

回头看，深圳的开放，是中国工业化浪潮的开始。改革开放迄今的成就，说白了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农村改革打了更多的粮食，解决了吃饭问题；另一句是农业发展释放的劳动力进城，和城市人口一起推动了工业化。

改革的秘密在于增量，没有涌入城市的增量人口，城市里面的改革很难推得动，工业化的发展也不会这么快。正是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才帮助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浪潮，迅速推进了工业化。

或者有人要说改革不仅仅是工业化，还有城市化。这句话当然有道理，毕竟城市的常驻人口从2亿增长到了7亿，城市的人口、面积都大规模增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人口在城市里聚集、居住、工作、生活、思想，形成内生的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迄今为止的城市化，不过是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作为城市的劳动力和过客。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许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些，对改革有很多寄寓的人，是不愿意批评深圳的。这特殊的感情，有点像年长的父亲对于年幼的孩子，很多的溺爱，很少的批评。又像年轻的男子面对倾心的女子，缺点是一概看不见的。没有了批判的眼光和思辨的精神，书生的文章也就没有了意义，甚至不会想到去写。

（三）无家可归的城市

批评的目光一起，自然能挑出很多毛病。比如在深圳吃饭。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北京餐馆的粗糙，一直觉得深圳的餐馆都是很不错的。不过转念一想，深圳和毗邻的广州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的。价格差不多，质量差很多。

深圳的餐厅，给人一种赚钱大于服务的感觉。你来了，付钱吃饭。只要饭菜还行，不至于引起抱怨，就可以了。所以深圳饭菜的质量，总是在抱怨与不抱怨的边界。就是觉得还行，但是又不觉得好。当然，这可能和我一般住在商业区，又去不起特别贵的餐厅有关。

一厢情愿地猜想，小区里面的餐厅，因为要吸引回头客，可能要好一点。不过根据旧时同窗的说法，也不尽然，小区里面的人，还是喜欢到商业区的餐厅吃饭。仔细想，小区里面人口少，总体消费力低，支撑不起好一点的餐厅。商业区面对的潜在需求大，而且有竞争，质量会好一点。

可接受，不叫好，似乎是深圳餐馆的特征。深究的话，这或者反映了一种漂泊的心态。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来人往的，很多人并没有把这里当作家。赚钱回乡，还是很多人的想法。没有常驻的心态，就没有了精益求精之心。过得去就好的心态，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毕竟，这里不是我的家，何必太认真。

据说，某些领导干部也一样。因为调动频繁，到这里就想着下一站，并没有在这里长久工作的打算。如果领导这样，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中，又怎能期望普通官员和黎民百姓有长治久安的心态？不幸的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底蕴，是要慢慢积累、沉淀的。过客的心态，会反映在城市的性格中。

心之所向，心之所安，即为家。难道这1500多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过客？

（四）移民城市也排外

带着疑惑，在去机场的路上和司机攀谈起来。司机是四川南充人，来深圳打拼已经20年了。问起对深圳的感觉，司机说深圳太排外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排外”二字，是令人一惊的。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初宝安县的人口不到30万，现在总人口超过1500多万，有人说是1700万。说深圳排外，是谁排斥谁呢？难道是30万的原住民排斥后来的1500万人？自然不是。刨根问底，司机说是有深圳户口的人排斥没有深圳户口的人，收入高的人排斥收入低的人。

这就不奇怪了。上海人如此，香港人如此，就连不知名的小县城的人，也会歧视乡里人，几乎无一例外。北京人稍微好一些，因为是天子脚下，能人异士向来往这里聚集，已经好几百年了。京城的子民们，多少习惯了这一点了。

这个星球上的人，本来就都很排外的。自己得到的东西，就不希望和别人分享，人之常情也。自己先来占领的土地，别人就不能来了，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人稍微好一点。一方面，这与现在的美国人大多是移民，占了本来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有关。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坦然承认这一点，每年还有一个感恩节，吃一吃火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土著人的恩德。这样一来，也就不太好意思太明显排斥后来的移民。心里，自然还是有一些的。不过，这一层虚伪的面纱，或者就是文明的所有含义了。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歧视在美国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制度的基础。美国人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到各州都可以安居乐业，住下来之后一切福利、社保等都一样，这些东西都是跟着人走的。这样，老居民歧视新居民，除了显示自己的狭隘之外，没有什么用。

我国不同，各大中城市都有政策限制新移民落户，农民工进来，只是提供劳动力的。等到城市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得离开。这赤裸裸的歧视，竟然是明文规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城市承载力不足，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水、环境等资源都有约束。

承载力给定情况下，这些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随着城市管理水平而上升的。如果官僚们人浮于事，只知道琢磨领导的心思，而不是琢磨实际的问题，城市管理水平和承载力自然上不去。

这种歧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排外。在深圳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很快就兴起了“排外”这样一种风气，不禁令人无奈了。

（五）特区不特？

记得初到深圳调研时，那是2012年的夏天，当地一位干部忧心忡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是靠特区的政策发展起来的。现在特区不特，深圳没什么优势了。”

这话不假。改革初期，中央对深圳的政策，是不给钱，不给物资，但是给政策，让深圳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很多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情，在这里可以做。理由是，这里是“省尾国角”，在巴掌大的地方试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万一出了乱子，关了就是。

这些特殊对待，在深圳发展的初期，是功不可没的。可是，“特殊”毕竟不是常态。这十来年，各地的贸易都开了，都接着全球的市场，深圳的“特殊性”当然相对下降了。

还有人担心，特区的优惠政策，居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套利”文化，人们不是想着长远把事情做好，而是琢磨着利用政策便利找“快钱”。猜想这种想法人们都会有，是不是在深圳严重一些，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在金融市场里做久了的人，很难再去做实业。因为金融市场里面输赢都很快，给人带来的刺激，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很强烈。而做实业，需要更多的耐心，期间体会的刺激，要小得多。制度套利也一样。套利的事情做久了，发展总靠特殊待遇，容易对正常的发展方式没有兴趣。

不过要说深圳已经“特区不特”，可能还是为时过早。三十多年“特殊”的发展经历，总会留下一些特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需要人们去观察、总结、提炼。

笔者的一点体会，深圳是个年轻、没有包袱的城市，似乎总是充满活力。这次来调研，见到很多中小企业家，似乎都是充满闯劲的。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融资难、融资贵，这些见诸媒体和财经讨论的悲观词汇，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就像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说的，企业经营得好，银行当然愿意给钱，互利的嘛。

感觉上，深圳的经济和其他地方的确不太一样。这几年没出什么政策，企业看清了不会出什么大政策，反而下决心转型了。当地的朋友指着旁边的一栋楼，说这里有几十家上市公司，谁知道哪一家会长大？

2014年12月12日

于深圳

台北印象

第一次来台北，感觉很不同。

台北没有传说中的繁华，远没有北京、上海的喧嚣与奢华。与香港比，也显得安静许多。和内地的一线大城市比，这里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不过，飞驰的机车的噪音，时时在耳边响起，提醒你这里是一个大都市，也有那么多的浮躁。

高耸的台北“101大楼”无疑是这座城市的地标，在85层的餐厅可以看到片片水云在脚下缭绕。放眼望去，可以清楚看到原来台北地处一个小小的盆地之中，四面环山，直径也就20公里的样子。

登高望远之后，更容易意识到台湾是一个狭长的小岛，且一条海拔4000多米的山脉贯穿南北，找到大片的平地自然不易。台北，也是建在一块盆地上。

台湾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样一个狭长的小岛上完成的。设身处地，更可以体会其中的艰辛，也更会明白繁荣的羁绊不在于自然的馈赠多么贫瘠，而在于生产能否得到有效的组织。财富终究是由双手创造的，前提是这双手不要被束缚，也不要去束缚别人。人类的大部分精力，其实没有用来生产或娱乐，而是消耗在猜忌、争斗之中，这才是这个物种最大的悲哀。

最喜欢的是入住酒店旁边的仁爱路，很宽很宽的马路被几行苍翠的大树隔成好几个车道，且都是单行的。那浓浓的绿色告诉人们，都市也许并不像一直担心的那样可怕。都市似乎是文明的一个象征，尽管这文明背后似乎孕育着毁灭的种子。这样的路，据说以前还有好几条，但是后来都没有了。城市建设砍掉了其他几条路上的树，只剩下仁爱路保持了这个样子。

台北的人，面容上刻着一种复杂。传统文化的内敛，异域文化的融入，对大陆状况的怀疑，对岛内未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刻入人们眼角的细纹。早年跟随中正先生来台湾的精英们，内心广阔的情怀与岛内局促的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催生了文化的演进。多种情愫与文化的碰撞交织之下，炼就了一种特殊的特质，迥然不同于香港，当然更加不同于上海或北京。

台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经了太多的变化。小小的一个岛，浓缩了台湾同胞几个世纪的风雨飘摇。

忽然间，有一点高兴起来。

或多或少，许多人都琢磨过这样一个问题：台湾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会演化出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形态？说实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人真正知道，没法做科学的研究，而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2010年9月2日

于台北

第三篇　城乡二元

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一块是乡村。

偌大的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城里人，一种是乡下人。

城乡二元，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征地冲突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流转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意味着市场里面的所有机会，都与农村土地无关了。既然农地与市场无关，也就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的好处了，这是这些年来农村相对落后的根源。

（一）征地冲突时有发生

清明回乡扫墓，在田头和老乡聊天，说起邻村征地，几位乡亲竟被打成重伤。问起缘由，才知补偿真的不算高，一亩农地29600元。苏北老家人均地少，也就1.2亩的样子，这样人均才35000多元。这点补偿款对于主要靠进城打工的人家不算什么，但是对家境贫寒一点的老乡就事关重大了。面对失地的恐惧，看着不多的补偿，矛盾自然就难免了。加上征地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田角地边的矛盾，冲突很容易就起来了。

问起为何补偿只有29600元，政策上不是已经把补偿从亩产值的30倍提高到40倍了吗？这样算的话一亩地补偿应该在4万元左右。仔细问，才知道原来征地补偿款有30%的提留，是不发给村民的。至于提留依据的是什么，老乡只知道上头有文件，是什么文件，老乡当然不知道。老乡知道的，是去年邻村征地发到手里就有35000元。一下子少了5400元，老乡当然不干。

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么一个提留30%的文件，只好了了。我相信这个文件大概存在，不明了的是这个文件是哪一级政府发的，这提留的钱如何用法。看起来，这提留是官方定的，并没有经过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尤其不明了的，是这个文件本身是否一定立得住脚。近年来征地补偿的精神是提高补偿标准，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收益。用提留的办法减少征地补偿，怎么看都有违反征地补偿文件精神的嫌疑。官方当然会有各种理由进行这样的提留，可是对于农民而言，以后这钱怎么用，农民看不见，也管不了。这钱，其实就是没了。

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了解基层的人大都不会太奇怪。中南海远在万里之外，出再好的文件，也是天高皇帝远。管得住大城市周边的村，也管不了偏远一点的地方的乡村。地方上的事情，有地方上的一套逻辑。用个时髦的词汇，这也是一种“潜规则”。

比如说，文件下发了，还有一个解读的问题。地方官员和开发商为了拿地，总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读。土地政策这么复杂，专家们尚且争论不休，农民哪里闹得清楚，最后地被拿走了，往往也不知如何与官方的人争辩。而且，征地的人往往能言善辩，政策文件头头是道，地方发展的大计娓娓道来，看起来自己的地没了，还是应该的，而且国家已经对自己照顾有加了，心中自然窝火。征地的出于各种原因往往势在必得，常常人多势众，声势浩大。征地过程中涉及利益很大，矛盾很多，发生冲突也就难免了。

（二）冲突的背后：定价机制不合理

这些年征地中屡发冲突，很多人可能都习以为常了。然而那么多的问题，还是要仔细想一想背后的根源。

倘若征地的决策是合理的，那么被征收的土地必然可以有价值更高的用途，不管征的地上建房子、盖工厂，还是修基础设施。建房子、盖工厂都可以产生很高的价值，比种庄稼高得多，获取很高的利润，这已经是常识了。你看江浙、广东早年为什么这么富？不就是早一步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近年来房子这么贵，大中城市卖到两三万元一平方米，县城也常常上五六千元。相比之下，种地的收入真是九牛一毛，拿出来一部分来补给农民就是了。这是共赢的事情，处理得好，其实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你看现在城里的旧城改造的拆迁，往往补偿很高，被拆迁的人一面谈价钱一面窃喜，就是大家其实都得了好处。

修基础设施的账要稍微间接一点。基础设施会提高周边产业的价值，费用应该分摊到周边产业上去。比如说，修地铁沿线的房子会涨价，涨价的部分其实是地铁的价值。倘若周边没有这样的产业，不能分担这样的成本，那么说明这基础设施的规划未必恰当，征地未必合理。这种情况下，征地决策就有问题了，这地就不该征。城市化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了，这点道理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那么把更高的价值拿出一小块来补偿给农民，这就是简单的利益共享，应该没有那么多冲突的，有冲突也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征地的人太贪心，不愿意拿出多一点的份额补偿农民？贪心肯定是有的，可是贪心不是理由，因为贪心不能定一个不合理的补偿价格。商家可以贪心要高价，可是客人不出价的话，买卖就做不成，讨价还价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都能接受才会买卖成交。奸商欺客是有的，可是终究不能长久。能定一个不合理的补偿价格的，一定是一个不合理的定价机制。这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为何能够存在，并且持续存在，就很关键了。

（三）定价机制不合理的根源：农村土地产权太弱

想来想去，不合理的定价机制的根源，在于农村土地的实际产权其实是很弱的。产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束具体的、可以分割的权利，包括使用、收益、转让。权利所有者在使用、收益、转让财物的时候，受到多少约束，要花费多少成本，都是决定产权强度的因素。约束越少，行使权利的成本越低，则产权越强，否则产权越弱。比如说，我的铅笔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用起来也没有什么成本，不高兴扔了别人也管不着，这样的产权是很强的。不过，即便是铅笔的产权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不能用铅笔作为武器去伤人。

具体到农村土地，产权其实很弱。倘若农村土地的产权很强，那别人就不能随便征农民的地。征地的话，就要坐下来谈价钱，而不是简单规定一个价钱。否则就不是征地，而是抢地，至少是“强买”。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的征地，就是对农村土地的“强买”。强买能够发生，其实就是产权太弱了。

那么，为何农村土地的产权很弱？1982年宪法不是明文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吗？看起来这是很清楚的呀？可是实际上，“集体所有”是个极不清楚的概念。若是集体所有，那么这个“农村集体”就应该对土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可是农村集体能自由处置土地吗？能自由买卖吗？能自由决定用途吗？村集体成员进城可以把土地自由卖给别人吗？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都是“不”。

最主要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的处置施加了层层限制。这些限制的核心，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是不能进入市场流转的。要流转，也必须在近年来慢慢放开的狭小范围内。比如，现在农村的农用地在不改变农用地用途的前提下可以转租、转包。再比如，农村的房产可以出售，但是宅基地是不可以的，而且房屋只能出售给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不得出让给城里人，可是城里人出价高，这样农村的房屋就卖不出价钱来。出让房屋给本村人，同时失去的还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因此很多进了城的农民宁愿把房子空着，也不愿卖掉，由此形成很多空宅。

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流转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意味着市场里面的所有机会，都与农村土地无关了。经济的成长，最终源于市场的发育，使得资产在市场里有更好的运用，并挣得更高的收入。既然农地与市场无关，也就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的好处了，这是这些年来农村相对落后的根源。

2014年8月4日

“农村土地产权太弱”的法律根源

所有权的差异，其实还不是最要害的。好的产权制度下，不管所有者是谁，都可以有完善的产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要害在于，这两种土地拥有的实际的、具体的“权利”，是大不相同的。最重要的不同，是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流转权的不同。

前文讲到，近年来农村征地时常发生冲突，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太弱，征地其实是对农村土地的“强买”。既然是“强买”，定价机制就不会太合理，利益分享也就不会太合理，冲突就难免了。那么，说农村土地产权“弱”，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当然是相对于“城市土地”。

现行的土地制度，可用“城乡二元”来简单概括。所谓“二元”，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所有权的差异，其实还不是最要害的。好的产权制度下，不管所有者是谁，都可以有完善的产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要害在于，这两种土地拥有的实际的、具体的“权利”，是大不相同的。最重要的不同，是城市土地是可以流转的，而农村土地不可以。

（一）“城乡二元”的宪法基础

要搞清楚“城乡二元”的来龙去脉，需要梳理有关法律法规的演化。其实也不复杂。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是1982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宪法》第10条第4款还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不要小看第10条第4款这句话，这句话奠定了迄今中国土地制度的基本面貌。其实这句话在1982年版的宪法里是没有的，是1988年修宪时加的。1988年修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宪。修宪触及立国之本，倘若要修宪，一定是大事情。

这句话的重要性，可从一个侧面进行解释。1988年修宪只改了两条，另一条修改是在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要知道，各式各样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的成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把“土地使用权可转让”与“私营经济”并列，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时的情况，是改革开放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包括外资、合资在内的各种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目共睹。这些企业要发展，总要有一块地方，不能悬在半空里。这些企业的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必须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某种形式的转让来获得，不管是短期租用，还是买断一定时间段的使用权。但是，这条路本来是被封死的。修宪之前，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于是，修宪以前，土地的任何形式的流转都是被禁止的。那么，新兴企业的用地，也就无法满足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很快获得通过。

（二）《土地管理法》的迅速修订

宪法中“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句话一加不得了，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宪法的规定，是要“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可是当时没有可以依照的法律，于是跟着就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通过，1987年1月生效，1988年就要修订，实在是计划跟不上变化，不得已而为之。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过程的实施，可谓非常迅速。1988年4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当年12月就通过了《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效率不可谓不高。无他，当时形势逼人，不抓紧立法，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198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了一句话：“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为土地要素进入市场流转奠定了法律基础。这里面的要害，依然是“依法转让”。因为当时依然没有“法”，于是就紧接着加了这么一句话：“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三）城乡土地转让权命运迥异

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55号令），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从此就有了可以依照的“法”，可以“依法转让”了。不到半年，国务院就通过了城市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法”，不可谓不迅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迟迟没有出台。直到今天，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国务院再也没有出台一个类似的“暂行条例”。因为无“法”可依，农村集体土地依然不能转让。

这里需要加上三个注解。其一，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并没有说只有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能依法转让。也就是说，在宪法层面，在使用权转让上并没有歧视农村土地。

其二，1988年《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也是“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转让权”上，也没有歧视农村集体土地。法律法规上真正出现歧视的地方，是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有关法规迄今没有出台。

其三，到了2014年，距离1988年修宪和《土地管理法》修订，已经过去26年了，距离1990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也已经24年了。可是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还是没有出台。一部根据上位法授权应该出台的法规，耗时24年没有进展，而且，即便今天看来，也依然遥遥无期。

（四）限制农村土地转让的法规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不仅没有出台转让农村土地的可依之“法”，反而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禁止农村土地转让的法规。例如，1999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设住宅。再如，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更是明确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村住宅或者小产权房”。

我不是法律专家，不敢妄下什么结论，更不敢扣“违宪”的帽子，但是总觉得这些规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精神似乎是抵触的。至少，这些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的法规，而不是“依法可以转让”的法规。

至此，对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城乡二元，表面上是所有制的二元，实质上是转让权的二元。因为事实上没有转让权，农村土地的产权大大弱于城市土地。因为不能转让，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高效配置，农村土地也就不能挣得更多收入。

简言之，产权的缺失，是农村落后的根源。

2014年4月10日

历史的节点：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

（一）“城乡二元”的两层含义

前文讲到，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以“城乡二元”为基本特征。所谓城乡二元，有两层含义。一是所有制的二元：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二是转让权的二元：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村土地不可以。

需要强调的是，“转让权”的二元具有更加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所有制是“二元”“三元”“多次元”的，如果不同“元”的所有权是平等的，能做到“同地同权”，则问题不大。问题是，如果一种权利可以转让，另一种不可以，产权的实质就大不相同了。

最让人惊讶的，是长达24年以后，国务院始终没有出台一个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而且，还出台了诸多限制的办法。是完全置《土地管理法》的授权于不顾？并且公然违抗？也不是。原来这一授权在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已经悄然消失了。

（二）悄然消失的授权

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变化可谓非常之大。1988年的版本，有7章57条。1998年的版本，有8章，条目数则增加了50%，从57条增加到86条，增加了29条之多。作为比较，2004年的第三次修定之后，依然是8章86条，只改动了个别字句，集中在土地征收和补偿上。因此，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基本上就是1998年的版本。

本文关心的，是《土地管理法》第2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知道，开篇第1条说的是立法目的，算是务虚。这第2条是务实的第1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1条。本来的第4款，“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悄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第3款后面加了一句“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这句话显然要轻描淡写很多。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变化。首先，1998年的修订拿掉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表述，而只是说“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表述更加模糊，不再强调“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也可以依法转让。其次，1998年的修订拿掉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句话。

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意思其实很清楚：既然不再强调“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且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也就不用再授权国务院出台一个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了。对国务院的授权，就这样悄然消失了。

行文如此，笔者不禁长叹一口气：原来如此。怪不得此后多年，一直就没有一个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案出台。历史，在这里悄然打了一个弯，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弯，从此演进的方向就不同了。

（三）1998年修订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

重要的是，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里面，已经包含了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限制。这些限制，形成了迄今农村土地不能流转的法律基础。且看《土地管理法》中几条新增的规定：

第63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第43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第44条　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这三条加在一起，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是不能直接参与非农建设的。如果需要建设用地怎么办？请申请使用城市国有土地。城市国有土地不够怎么办？政府会把一部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再批给你。于是，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更准确地说，这个权利，从农民的手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

当然，这里不是没开口子。第43条还规定，“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农民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建设用地，可以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进行。

问题是，这个口子只开了一半，并没有全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然是不能流转的，不能进入城市国有土地市场。因为有钱的城里人和企事业单位不能买，农村土地的流转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你看那么多“小产权房”，因为不能自由流转，和大产权房的价格差距至少一倍。差不多地段的小产权房，常常只有大产权房1/3甚至更低的价格。由于不能流转，也就不能抵押，农村土地的金融功能也就被剥夺了。

或者有人会说，乡镇企业不是可以使用集体土地吗？怎么能说完全剥夺农村土地参与工业化的权利了呢？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风光不再，农村就地工业化的弊端已经显现，收益已经不大了。到了1998年的时候，早就是昨日黄花了。因此，保留在集体土地上办乡镇企业的权利，表面上看是网开一面，实际上何尝不是一种假惺惺的姿态。何况，乡镇企业是一种极富历史感的存在，曾经立过赫赫战功的，小平就专门表扬过，想要剥夺这个权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不如留在那里。

至此，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已经把“限制流转”的枷锁，套到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头上。“转让权”的二元，就此形成，城乡二元有了更加丰富、实质的意义。此后，国务院又出台了诸多限制、禁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规，“转让权”的二元进一步完善了。

1998年的这一次修法，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垄断了城市化的供地。农村集体土地要参与城市化建设，首先要征为城市国有土地。此后，恰逢城市化加速的东风吹来，“征地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今天人们熟知的“土地财政”，也因此成了地方政府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需要仔细考证的，至少有两条。其一，1998年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用于非农建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立法基础是什么？这些规定在以前的法律法规里是没有的。

其二，这些规定和1988年修宪的精神是否一致？1988年修宪，特地加了一句话“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里面并没有歧视农村集体土地。据此修订的1988年《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更加说明，1988年《土地管理法》理解的宪法精神，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上，也是不歧视农村集体土地的。为什么到了1998年，解读就完全不同了，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谁说历史总是进步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2014年7月29日

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名为“农村集体所有”，其实是“农民集体代耕”。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释放更多人的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包括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不断给予农民选择权，释放农民积极性的过程。

（一）名为“农村集体所有”，实为“农民集体代耕”

前文花了很大篇幅，解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为何不能转让。其中的症结，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限制了这一权利。至此，城乡二元，不仅是所有制的二元，更是转让权的二元。因为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这对于区位上有优势、适宜转变为工商业用地的土地来说尤为重要。

那么“二元”土地之间有没有一个连接的通道？当然是有的。其实，有了一个分割的“二元”，就有了一个套利的机会。要是没有一个连接的通道，那太浪费了，太可惜了。而且，这通道最好是唯一的、垄断的，这样就可以大赚其钱了。“征地”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我们农村土地要入市流转，要经过一道叫做“征地”的程序。征地之后，这块地就从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国有土地了。“麻雀变凤凰”之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就可以实现价值的增加了。增值的部分，也理所当然地归征地的人享有，而农民只能按照原用途拿回一个“成本价”，说白了就是土地增值与农民无关。

征地是什么？法律上有一系列的规定，复杂得很。其实说白了，征地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城市国有土地的必经程序，而且必须经过地方政府来执行。之所以要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是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城市国有土地才能入市流转，才能通过市场实现增值。

同一块土地，征地之后“身份”就不同了，从“农村集体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城市国有土地”，霎那间就可以入市流转，就会身价倍增。看起来，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的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歧视农村的居民，还歧视农村的土地。很显然，这种歧视，与土地的质地、位置都无关，完全是我们的制度加上去的。

那么征地决策过程中农民有没有发言权。当然没有，征地本来就有强制的性质，官方做好规划，然后一纸文件，就开始征地了。当然，理由往往是很充分的，都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大计，都会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

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已经很明白了，这农村集体土地，原来并不是农民的，而只是农民代为耕种的。有更好的用途的时候，国家就会用一个很低的“成本价”收回去。换句话说，所谓的“农村集体所有”，其实不过是“农民集体代耕”。

世间的事情，错综相连，很少是孤立的。这产权的事情，决定权利的归属，处于人们决策行为的根子上，影响自然深远。“农民集体代耕”制度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当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时削弱了农民保护土地，合理使用土地的积极性。反正不是我的，何必呢？而且，农民也不傻，也会加入到侵占土地的浪潮中去。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且容后文再行分解。

（二）“农民集体代耕”的历史渊源

“农民集体代耕”这一安排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为了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动员一切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于是把农地集中起来，搞人民公社，队员在人民公社共同劳动，除了简单的生产工具以外，不留任何多余的财产，这样所有的产出就可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支持工业发展。在这里，已经有了农民替国家耕地的色彩。

算术上，这可谓一个天才的构思。假定农业总产量固定，农民少拿一点，国家就可以多拿一点，支持工业化战略。问题出在哪里？农业总产量固定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一简单算术里面忽略了人的因素。人是活的，不是机器，有一个激励的问题。人民公社的安排，不适合空间分散、监督成本高的农业生产，一时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大幅减产，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无奈之下，政策开了个口子，允许各家留一块自留地，其实是救命田。而人民公社作为农村主要的制度安排，则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历史这一幕的教训是，把农民当作种粮食的工具，要问问农民愿不愿意。

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是把农村集体土地“包产到户”，各家负责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交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包不得了，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短短四五年间，粮食产量增加了50%。到了1984年、1985年的时候，出现了卖粮难。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先后延长承包期限，先是“30年不变”，后是“长期不变”，再后来是“长久不变”。

不过，不管是30年不变，还是长久不变，不变的都是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一直保持，加在农村土地上的层层约束也一直存在。其本质，就是不能入市流转。要流转，只能先通过征地变成国家的，这正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的。这样一来，流转的超额收益就与农民无关了，农民代为耕种的性质，也就没有变。

（三）8亿农民成了“代耕农”？

看起来，“农民集体代耕”这一制度安排，可谓源远流长，几乎和新中国的历史一样长。然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一点自豪感也没有。8亿多中国农民，怎么就成了“代耕农”？

现在的城里人，面对这样的政策，不知会作何感想。心安理得的，认为有理的，极尽辩护之能事的，估计都大有人在。说到这里，竟突然无语了。现在的城里人，包括制定政策的人，其实不久以前大都是农民。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人们从来不记得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常言道，人容易“忘本”，看来所言非虚。

抛开公正的因素不谈，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说，这也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代耕制度制约了农民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制约经济发展。教训不是没有，而且很惨痛。人民公社对农民的剥夺，不可谓不狠，可是结果怎么样？经济并没有发展。10亿人口8亿搞饭吃，饭还是不够吃。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对农民的限制和剥夺减少了，没几年就出现了卖粮难，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进军，办乡镇企业。

前车之鉴，应该很清楚了。财富最终要由人来创造，限制了这么多人的选择，伤害了这么多人的积极性，必然影响财富创造。

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释放更多的人的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包括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不断给予农民选择权，释放农民积极性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放出来，赋予农民自主耕种一块土地的权利。乡镇企业，就是允许农民就地工业化，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分享工业化的收益。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把工业化前面的“就地”的约束拿掉，让农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工作机会，不仅为自己挣得收入，也为社会创造财富。

稍微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会惊诧于每一次释放以后带来的巨量财富增长，每一次都导致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经济总量都会翻番。在当前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或者我们应该问：下一步释放的是什么？

2014年8月4日

崽卖爷田不心疼

——“代耕”制度下的土地城市化

倘若征地是一种商业谈判行为，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强制行为，就会遵从另外一套不同的行为规则，演化出另外一套行为模式。利益的分配，也会大不相同。一心要保护农民利益的官员、专家们，这一条不可不察。

（一）1998年以来的背景：房改、入世、浮华

前文讲到，农村土地的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其实是“农民集体代耕”。这一“代耕”制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956年开始的人民公社。1988年《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修订，其实有了松动的可能性。当时提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只待国务院出台一个转让的办法。但是到了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又被加了层层约束。特别是向城里人的转让，事实上是被禁止了，城乡土地事实上被隔离开来，“征地”成为农村土地“进城”的唯一合法通道。“农民集体代耕”的政策，至此完全确立。

1998年至今，已经16个年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GDP大约翻了两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太多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幸福的烦恼。尽管面临经济减速，但即便未来的增速只有5%—6%，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幸福的烦恼，只会越来越多，不知道人们准备好了没有。

加一句题外话。199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是很困难的。当时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不良贷款严重，农民工大量回流。那时候，街头巷尾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保8”，也就是保持8%的经济增速。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经济增速过低的话，会伴随大量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估计，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此后多年的高增长。今天，中国经济也面临困难，很多人也很悲观，或者可以从前车之鉴中学习经验和解法。

话说回来，1998年以来的繁华，其实背后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些问题，是今天所有烦恼的根源。问题不解决，繁华很容易变成浮华。稍加梳理的话，期间一些重大的变化，以及背后的问题，都和这“农民集体代耕”制度密切相关。

1998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这又与两件事情密切相关，一是1998年房改，二是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把住房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开启了“房地产经济”的新时代。房地产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起源于这一改革。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从此，天量的优质劳动力和广阔的世界商品市场结合，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的工厂。亿万农民工进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进城修高楼，进城进工厂。

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建工厂，都需要土地，这本来无可厚非。需要考校的，是这16年间土地使用的效率高不高，用得好不好。众所周知，我国土地资源并不丰富，耕地资源更不丰富。根据尚未正式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我国耕地面积大约20.3亿亩，人口按13.5亿计算，算下来人均约1.5亩。相比之下，世界人均3亩，美国人均8亩。土地并不宽裕，用起来理应精打细算，尽量提高效率。但是，现实中是怎样的呢？

（二）城市扩张知多少？

讨论里提到较多的，是这些年城市面积扩张很快。“很快”“过快”都是一些定性的判断。既然是判断，就需要一个根据。先来看一点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推算，2004—2012年我国共征收土地大约5200万亩。这是什么概念？2004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也就5000万亩左右，包括城镇居住、商业及配套用地，但是不包含独立工矿用地和军事设施等特殊用地。换句话说，不到10年间征的地，超过了2004年存量城镇占地面积的总和。

上面这5200万亩，是征地的数据。现实中有很多被城市扩张占用的土地未必是通过征地进行的，也就不在统计里，因此上述数据可能存在显著的低估。比如说，一些本来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因为城市外延，已经被包入城区。但是因为征地指标不够，或者拆迁补偿成本太高，这些土地没有被正式征收，有的也没有能够规划、开发，往往就形成了“城中村”。这些土地，其实已经在城里，担负着城市土地的功能，但是并没有进入上面的统计。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推算，从1998—2012年，我国地级（含）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125%，也就是翻了一倍还要多。相比较之下，地级（含）以上城市户籍人口只增加了45%，两者的增速差了将近3倍。看起来，“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凭有据。

上面说的是城市户籍人口，没有考虑非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以及很多短住人口。考虑到常住人口的话，1998年城市人口4.16亿，到了2012年这个数增加到7.12亿，增加了71%。看起来，45%是城市人口增速的一个大大的低估。因为这些年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比户籍人口增加快得多，主要就是农民工数量很大。

但是这里面有两条需要指出。首先，71%的增速依然远低于125%的建成区面积增加。其次，把“常住”人口算成“城市”人口，有商榷的余地。毕竟，非户籍人口在子女入学、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而且，不管是否现实，很多人还怀着回农村的念头。倘若这里打个折，把一个常住人口算成半个或者3/4个户籍人口，则折算的城市人口增速要低于71%。无论如何，“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判断依然成立。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城市的“建成区”远小于“规划区”或者“市辖区”。倘若用规划区或者市辖区面积衡量，城市面积的扩张更加可怕。

（三）几个案例

不妨看几个城市，找点直观的证据。生活在北京的人，对这些年北京的扩张，应该感受很深。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四环路，三环大概就是北京城的边界了。北三环边上的人民大学，算是在城边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则显然是在城外了。当时在北大念书，要买东西，是要“进城”的。至今还记得，当时坐的是332路汽车到动物园站，然后还要转一路电车才能到西单、王府井这样的商业中心。如今，六环早已贯通了。五环边上，特别是北五环，已经挤满了闹市了。

查查资料，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长度分别为33公里、48公里、65公里、99公里、192公里，环内面积分别为60平方公里、150平方公里、300平方公里、750平方公里、2500平方公里。倘若2000年以三环为北京城的边界，现在以五环为城市边界，15年间面积的扩张，不是一倍，而是5倍了。考虑到北五环外很多区域依然繁华，但是南城差一点，一里一外，少说也有4倍。而这些年北京人口的增加，也就1倍多，不到2倍。

北京是首都，特殊一点，其他大城市的扩张也不逊色。比如说，上海的内环全长48公里，中环全长70公里，外环全长99公里，绕城高速全长189公里，大致相当于北京的三、四、五、六环。倘若上海也是从内环扩张到外环，则相当于北京从三环扩大到五环，和北京的扩张差不多。其实，内环包含了浦东的一大块，那里在90年代末还不能算城区。这样看，上海的扩张可能还要快一些。

看过的其他大城市不算多，但是就看过的几个城市看，快速扩张绝非例外。比如说，长沙的绕城高速，全长98公里，相当于北京的五环。考虑到长沙的户籍人口只有不到320万，常住人口大约只有410万，和北京的人口相差至少5倍。这么大的一个环城高速，可见规划视野之远大。这里的人口数据是五区（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一县（长沙县）的数据，不包括地处绕城高速之外的望城区、宁乡县、浏阳市。

成都也差不多，扩张也很快。最有趣的是深圳。深圳全境面积1900多平方公里，已经开发了900多平方公里，开发强度接近50%，剩下的基本都是生态保护区。也就是说深圳的建设用地已经使用殆尽了。深圳全境面积划定，没有外延扩张的空间，下一步怎么办？估计深圳有人正在发愁。

大城市扩张得快，小县城也不甘落后。不久前回过一次老家，感触特别深。家乡县城本是一个典型的苏北小城，高中在那里念书的时候，也就一横一纵两条街比较繁华，其他街道就和繁华扯不上边了。以前的县城，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次回家，已经不知如何描述这个陌生的城市了。新的马路不知修了多少条，到处都在建房，起重机林立的场景，让人想起多年前的浦东。然而，这不是上海，不过是一个地级市。记忆里，当年的城市边缘都是良田，现在城区面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看起来十倍是不止的。占的，当然都是耕地。

（四）崽卖爷田不心疼

过去十多年，恰逢城市化大发展，城市面积扩张也是难免。至于规划是否合理，土地利用是否集约高效，就真是一本难算的账了。最难之处在于，目前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多少是多，多少是少，是个说不清的问题。这样讨论起来，当然很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观察，说明这些年的土地占用，浪费一定是有的。

观察之一，是地方政府的楼越来越高，广场越来越大，马路越来越宽，会所越来越高级，新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一个接一个，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楼堂馆所，极尽奢华，反映了官员富豪们的修养和偏好。其品味高下，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这些楼堂馆所占了大量的土地，却是不争的事实。往好里说，这些土地都已经升值不少了。以后地方财政有困难，或可成为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

观察之二，不仅是楼堂馆所，现在很多工厂，也是占地无数。大门前先修一条路，进门先来个500米的开阔地带，修一个大草坪和一个小广场，气派得不得了。据统计，现在全国工业用地容积率只有0.3多一点，不到0.4。这是什么概念？其实很直观。假设建筑密度（土地上有建筑部分的比例）是0.3，所有的工业建筑都是一层，那么容积率就是0.3。全国范围内，工业厂房多为一层，大中城市有一部分是两层或者更高，这样算起来的容积率也就是0.3多一点。

需要拷问的是，这些都是要占地的，地从哪里来？城市扩张这么快，除了利用一些原有的国有土地，大部分当然是从农村征来的。问题是怎么征了这么多？征地要花钱的，为什么要征这么多？少挣一点岂不是少花一点成本？非也非也。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征地是挣钱的买卖。你看，花一个农用地的成本价把地征了，转手用市场价卖给开发商或者企业，中间差价就是地方政府的了。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全国平均综合地价3069元每平方米，折合每亩204万元。而农用地的补偿成本仅为不到4万元一亩，很多地方也就3万元，甚至更低，中间相差50倍以上。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大发展，地价快速上涨，就是这50倍差价的历史大背景。在50倍的价差面前，当然要大力征地，征得越多，挣得越多。

古话讲，“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哪里是“崽卖爷田”？简直就是“崽卖别人家的田”，而且利润如此丰厚，哪里有不大卖特卖的？

当然，征地过程中还有其他补偿，比如房屋补偿、各种财产补偿、安置成本等等，不可能中间价差都是利润。可以想见的是，一定是各方谈判，分享这巨额的利润。谈判能力强的，比如家里弟兄多的，家族势力大的，上头有人的，会多分一点，甚至多分很多；上头没人的，孤儿寡母的，就只能少分一点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就在所难免。

（五）世界上最好的买卖

问题是，怎么会有50倍的价差？世间还有什么买卖，一进一出价格能翻50倍？有这么大的价差，为什么没有吸引更多人来做这个买卖？正常的市场里，利润大的时候，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互相竞争，抬高进价，压低价差。这里，为什么进价不上升？普通商品出厂价和最终销售价也常常有好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差，这是因为流通环节、垄断利润等因素导致的，但是很少能到50倍这样的价差。

根子还在这“农民集体代耕”上。在这个制度设计下，农民只是代为耕种的，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地拿回去。而且，政府是唯一能做这个买卖的人，没有人能够竞争的。想参与也不是没有门路，和政府合作就是了。也就是说，这门生意是由政府垄断的。而且，买价也是政府法规规定的，就是一年“原用产值”，也就是农业产值的一个倍数，以前是30倍，现在是40倍。不管是30倍还是40倍，都不到市场价格的零头。想要涨价？对不起，那是违法的。

民以食为天，农民为何不坚决捍卫他们的土地？也不是没有，征地冲突就是明证。但是这里的秘密是，很多农民其实是希望征地的。你看，人均1.5亩地，满打满算，一亩地一年也就不到1000元的收入，三口之家一年也就4500元。进城打工，一两个月就挣这么多。还不如征了去，一次性拿一笔征地补偿款，还有房屋补偿等等，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征地冲突？还不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那么大的利差，都想多拿一点，谈得拢也是很难的。田边地角的，哪里没有矛盾？何况，国家规定一个最低的价格，实际上农地和宅基地、房产拆迁总是在一起的。具体价格的确定，很大程度上要由谈判确定，谈判要靠各种“软”“硬”的“实力”，不出冲突才怪。

倘若这地真是农民的，相信“征”起来会难得多。征地的话就必须和农民谈一个价格，这样征地就变成了一种商业谈判行为，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强制行为，就会遵从另外一套不同的行为规则，演化出另外一套行为模式。利益的分配，也会大不相同。一心要保护农民利益的官员、专家们，这一条不可不察。

2014年8月17日

谁动了18亿亩唐僧肉？

在“农民集体代耕”的制度安排下，因为产权保护弱，受到“最严格保护”的耕地，实际沦为唐僧肉。而且，因为近水楼台且人数众多，“集体代耕”的农民，占的地可能是最多的。

（一）从“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说起

留意过我国土地政策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词汇：“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查一下资料，这个提法应该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来的。在2004年和2006年国务院颁发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文件中，出现了“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字样，耕地保护应该是“最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在2010年国务院文件中，正式出现了“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字样。

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土地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从未改变过。除宪法之外，我国的土地基本法是《土地管理法》。从1986年第一次颁布至今，《土地管理法》历经三次修订，分别在1988年、1998年和2004年。不管哪个版本，第一条都是开宗明义，表明立法宗旨和目的。每个版本的第一条中都有“保护耕地”四个字，耕地保护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不奇怪。我国的基本国情是，虽然“地大物博”，但架不住“人口众多”。一平均下来，人均的资源其实很紧张，耕地也一样。根据尚未完全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即“二调”），我国耕地面积大约20.3亿亩，人口按13.5亿计算，算下来人均约1.5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约3亩）的一半。

再来看主要的大经济体（见图一），美国人均8亩，日本人均0.45亩，德国人均2.3亩，法国人均4.2亩，英国人均1.5亩。金砖国家中，巴西人均4.8亩，俄罗斯人均13亩，印度人均2亩，南非人均4.4亩。主要的大经济体当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均耕地都是很少的，和英国相当，只比日本、韩国多。其他还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均耕地分别为32亩和20亩，就更没法比了。

图一　各国人均耕地面积（亩）

总体上看，我国耕地不宽裕，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确保基本口粮的基本自给，是有道理的。当然，粮食安全是个复杂的问题，讨论中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方法和思路，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无论如何，尽量保护不算宽裕的耕地，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无道理的。毕竟，没必要浪费。那么，现实中情况怎样？稀缺的耕地，到底得到了怎样的保护？

（二）耕地实为唐僧肉

留意过城镇面积蔓延的人，大都会对乱占耕地的现象很痛心。城市扩张中，占的土地无非三部分：城市国有土地、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耕地，其中耕地是大头。原因很简单，耕地的征收成本比建设用地低很多，是名副其实的唐僧肉。

所谓城市国有土地，本来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处在城市边缘上，只是以前不发达，看起来和农村差不多，后来重新开发建设了，看起来更“像”城市了而已。这部分，其实是城市的“发展”，或者说再开发，而不是扩张。城市的真正扩张，是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耕地，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农用地和耕地。耕地补偿只要2万—3万一亩，这两年政策调整了也还不到4万，而建设用地上面有房产建筑，拆迁补偿少则十几万、几十万，多则上亿，比农地高很多是一定的。这些年，老城区、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得很多了。

近年来城市发展中的“蛙跳现象”，就是耕地补偿成本低的结果。所谓“蛙跳”，就是城市在向外蔓延的过程中，遇到了聚居密度较大的地区，因为拆迁成本高，往往跳过这些地区，开发更远的地方。这更远的地方，往往都是耕地，征收成本低得多。这样，城市是“发展”了，“建设”没有耽误，GDP也上去了。背后隐藏的成本和效率损失也很大，城市面积铺得更大了，“城中村”形成了，城市的通勤和日常便利降低了。这些损失表面上看不见，也没人管。

说到底，还是成本问题。建新城的成本，比改造旧城的成本要低很多。这里的成本主要不是建筑成本，而是拆迁补偿的成本。建筑成本一平方米也就几百元，少的四五百元，多的上千元，加上配套也就几千元，可是拆迁成本至少要好几倍，甚至十几、几十倍。这样一看，各地热衷建新城，就不奇怪了。至于新城建好以后是不是变“鬼城”，现任的官员哪里管得了那么长远。

“蛙跳”的结果，就是老城区还是老样子，新新旧旧的小楼甚至平房，蹲在街道的两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城区一马平川地向外铺开。城市的发展，绕开老城，绕开城乡结合部，绕开一切人口和建筑密度大的区域，直接开进一望无际的耕地。这哪里有“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最严亿亩红线”的影子？

看起来，在“农民集体代耕”的制度安排下，所谓“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下的耕地，其实是“护下亿亩唐僧肉”，各路强梁妖魔都要抢食的。

（三）国土部门很为难

提到弱不禁风的唐僧，不禁要问哪个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理论上，是国土部门。在国土资源部的网站上，赫然写着：“承担全国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不过，这孙悟空的神通也没那么大，否则，全国不会占去那么多的耕地。

稍微一想，其实难怪，双拳难敌四脚嘛。地方国土部门要听地方长官的，地方要发展，国土部门就要想办法供地，否则那些个厅（局、处）长的乌纱帽，估计就悬了。中央国土部门倒是没有GDP的压力，可是一下去检查，地方长官就会问：你不给地，你让我怎么搞发展？不卖地，地方财政哪来的钱？

地方长官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出口和房地产是支柱，没有地，哪里修工厂？没有地，怎么发展房地产？何况，1994年税改以来，中央财政满当当，地方财政很紧张，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几乎占到半壁江山。没有钱，怎么搞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地方长官的这一句话，就把国土部门的检察员将住了。其实，检察员们早就知道这些，面上讲几句就算了，分寸会把握好，不会伤了和气。

（四）9亿孙悟空？

除了国土部门，还有数量庞大的一群人，是耕地的天然保护者，这就是农民。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12年我国的总人口13.56亿，农业人口8.76亿，非农业人口4.8亿。也就是说，理论上拥有土地的农业人口将近9亿人。这9亿农村户籍人口，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直接占有和使用耕地，天然具有保护耕地、防止占用的动机——他们会是保护耕地的亿万个孙悟空吗？非也非也。

这又要回到前文谈过的“农民集体代耕”制度了。在这一制度下，耕地并不真正是农民的，农民只是代为耕种，政府有“更好”的用途的时候，就会出个成本价把地征走。既然如此，政府来征的时候，农民也就没有理由去“保护”耕地了。

当然，这新的用途是否更好，就不是农民能够关心的了。何况，征地补偿款虽然不高，但比起种地收入却是不低，很多农民其实是愿意、甚至是盼着征地的，只是希望官方执行的时候补偿价格要到位，田边地角的尺子要拉满，零零星星的边角地要算进去。

至于全局意义上的保护耕地，农民哪有那个力量？这么高大上的事情，应该是国家的事情，也就是官方的事情。既然官方要征地，农民自然无话可说，虽然有时候也会觉得闹心：占了这么多耕地，以后粮食没了怎么办？修了那么多房子，到底有没有人去住？那么多征而不用、拦起来撂荒的土地，不可惜吗？不过，闹心归闹心，反正土地又不真是自己的，农民只是“代耕”，说什么做什么都“名不正、言不顺”。就这样，9亿农民这耕地的天然保护者，就被“农民集体代耕”制度废去了武功。

故事到这里远没有结束。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不仅各路强梁，甚至农民自己也会对其上下齐手——大家都觊觎这唐僧肉，守在家门口的农民难道能免俗？反正不占白不占。看起来，守土有责的国土部门和有关部门，不但要防着各路“妖魔鬼怪”，还要防着“广大人民群众”，真是谈何容易。

（五）抑或，9亿美猴王？

想要知道9亿农民占了多少地，不妨看一个数字，就是农村居住用地面积。根据2004年的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全国农村居民居住用地高达2.5亿亩。要想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可以做两个比较。第一个比较，是根据同一调查数据，全国耕地规模为18.3亿亩，也就是说每一亩的耕地就对应0.14亩的居住用地，或者说农村每7亩耕地对应1亩的农村居住用地。让人“代耕”，总要给人住的地方，这2.5亿亩居住用地，就是代价之一。

第二个比较是和城镇建设用地相比。同样根据2004年土地变更调查的数据，城镇用地仅仅为5100万亩。这5100万亩包括商业服务、住宅、公共管理和服务、道路交通用地，但是不包括独立工矿用地，也不包括军事设施等特殊用地。

上面的2.5亿亩农村居民用地和5100万亩城镇用地，都是2004年的数据，之后没有确切的公开数据。2004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是42%，这样推算下来，当年城市人口密度是农村的3.6倍。

2004年以来，人口大量进城，现在统计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3%，倘若城市用地面积和农村居住用地面积同比例增长，则城市人口密度是农村的5.5倍。考虑到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可能比农村增长得快，不妨以5倍作为一个大致的估计。实际上，城市里还有大量的短期流动人口，实际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应该超过总人口的53%，这样城市的人均占地就更低，农村人均占地相对于城市就更高。

这5倍的密度差，和现实中的观感大致是咬得上的。农村里面稀稀拉拉，户均占地很大，宅基地经常是半亩地，还不算房前屋后的菜园地、林盘地。相比之下，城市里面则摩肩接踵，密度很大。

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倘若农村的人均占地和城市一样，就可以凭空节约出2亿亩土地。这2亿亩宅基地，往往和耕地插花分布，土质上差别并不大。需要的话，至少可以部分转变成耕地。这样一来，很多人日夜担心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农村居住占了这么多土地？根子还在“农村集体所有”，或者说“农民集体代耕”上。土地是集体的，不占白不占，所以大家都要占一块宅基地，而且尽量多占，面积越大越好。占了之后，即便进城了，家里没人住了，也不会还回去，反正还了也没有人给奖励。这些年很多人进城了，但是农村宅基地面积并没有减少，因为有新增人口还有所增加，就是这个道理。

不妨设想，倘若这地是农户所有的，还会有这么多宅基地吗？想分家建房可以，要建在自家地上，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这时各家各户就要权衡大宅子的成本了。是在上面修个房子放着，还是转作其他用途。自己不种，还可以租给别人种，或者干脆卖掉，带着钱进城谋发展。

行文至此，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这18亿亩唐僧肉，原来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国土部不是称职的孙悟空，9亿农民不但不是孙悟空，还被“农民集体代耕”制度逼得做了占山为王的美猴王。既然如此，也就难怪占用耕地这么严重了。

最后总结一句：“农民集体代耕”的制度固然“巧妙”地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实现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但同时也把9亿潜在的孙悟空变成了9亿占山为王的美猴王，不但不保护唐僧，有机会还会挖一块唐僧肉尝一尝。而且，因为近水楼台，且人数众多，农民占的地可能是最多的。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不知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想到了没有？

2014年8月25日

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城市里这么多富豪，相当于旧社会的“财主”，怎么就没有人高喊“打倒财主”呢？反倒是农村的土地还没流转，流转了也未必能用来挣钱，就有很多人担心“地主”会卷土重来，高喊狼来了。

（一）地主阶级卷土重来？

对于农村土地确权、流转，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就是土地流转以后会被少数有钱人收购，土地集中到这些人手里，形成一个“土地食利阶层”，而农民失去土地后，流离失所——简单地说，旧社会的“地主”会卷土重来。还有人担心，这些“地主”一旦变成“恶霸”，会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全无道理。问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觉得有钱买块地是很好的投资。不过，买个占地半亩的大别墅和买上千亩良田做大地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而且，据说以后不再批别墅用地了。

笔者闹不明白的是，买那么多地干什么用，用来挣钱吗？可是没听说哪个富豪是通过做“地主”成富豪的啊。所谓富豪榜上，净是大企业家或者金融家，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王健林、马化腾等等。

最近，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马云取代了王健林成为中国首富。马云那么多钱，会去买地做地主吗？我们不妨简单算笔账。

马云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听说有1300多亿，也有人说1700亿。可这钱是股票，不是现金。马云的股票不能随便卖的，大股东的股票一般有一个锁定期，6个月到3年不等。听说阿里巴巴的股票没有锁定期，因为有一个“合伙制”，这个合伙制我也是不明觉厉（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不过，即便没有锁定期，马云的股票也不能随便卖，卖多了不仅会砸低市场价格，还会被市场解读为老总套现，是很坏的信号，导致可能股价进一步下挫，剩下的股票更不值钱。

也就是说，马云贵为首富，想卖自己的股票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要前后思量一下。当然，马云真卖了点股票你也没办法，只不过股票价格低了一点而已，他的总身价降了一点而已，依然是个超级大富豪。让我们假设马云卖了一点股票，换了点现金玩玩。也没换那么多，几个亿而已。现在大家有钱了，但是资产有几个亿的人应该不是太多，当然也不会太少。

这几个亿怎么花？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些有钱人会去买地，做地主。让我们假设有些有钱人这么做了，买了很多地。比如说，一亩地3万，拿一个亿就可以买3000多亩。家有良田数千亩，算是个大“地主”了。可是然后呢，拿这些地干什么？

一个选择是：不干什么，就放着。看着良田千亩，想来也不错，谁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这么热爱土地呢？不过，耕地撂荒是违法的。以前农户土地规模小，执法成本很高，撂荒不好管，有不少撂荒的。现在对付大地主，总有办法的。罚款不是我们一直惯用的利器吗？反正大家本来就看富人不顺眼，干脆罚他个倾家荡产，岂不大快人心？

看来撂荒不太好使，还得种上。再说了，好不容易购得良田千亩，做上了大地主，干嘛搁着？撂荒的话，不出半年就会杂草丛生，真的很好玩吗？听在美国买了房子的朋友说，每周都要修剪一次门前的草坪，否则邻居会提意见，警察也会找麻烦。修草坪花费也不高，一个剪草机大概2万人民币，外加每周末的时间。因为嫌麻烦，很多人都包给专门的剪草公司。

说了这么多看起来不着边际的话，要点其实只有一个：这年头尽管地是你的，怎么用可不完全是你说了算。现代社会那么多法律法规，谁也不是活在真空里，随心所欲那是不可能的。马云卖自己的股票还要有约束，何况是土地？不说远了，就一条用途管制，规定这块地只能种庄稼，不能撂荒，就会让很多想买地的人望而却步。

（二）农业挣钱不容易

这地一旦开始种，一大堆麻烦就来了。经营农业可是一大堆的事，机器、种子、肥料、工人、技术人才、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哪一样也不能缺了。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企业，不打一点折扣，只不过产品是农产品而已。说到这里，还有很多富豪要买地吗？当真要买的话，就要看这个“农业企业”是不是容易赚钱。

不妨稍微算一算账，好有个大致的数量概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现在我国三种主要作物小麦、稻谷、玉米的单产分别为每亩670斤、900斤、780斤，市场价格分别在每斤1.3元、1.4元、1.2元左右，这样算起来一季的单产毛利就分别在870元、1300元、940元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环境气候差别大，单产差别也很大，华东、华南要高很多，灌溉设施也好，适合种单产高、粮价高的水稻，单产毛利高很多。此外，粮价也会随时间波动，各地价格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里的计算只是个大概，不出数量级的错误就可以。比如，误差不超过30%，下文的讨论就可以照常进行下去，也不改变结论。

这里说的可不是净利，只是毛利，所有的成本都没有扣除。种一季小麦的成本包括化肥、种子、机耕、收割、运输、农药、挖沟、播种、除草等等，加起来成本500多元。这500多元是按照家户经营算的，农场经营上了一定规模的话，成本会降低一些，不妨大约按450元计算。种水稻的成本项目差不多，但是化肥、除草费用要贵很多，而且还要多出秧苗培育、插秧、灌溉三项费用，总共算起来按700元计算，比小麦高出不少。当然，水稻的毛利也高很多。

这样粗粗算一下，一季小麦、水稻的纯利分别为420元和600元左右，一年两季的话加起来1000元左右。这里还没有考虑农场主自己的时间和劳动投入的成本，也没有考虑田间维护、管理需要雇用农业工人的成本。扣除这些的话，纯利还要再打个很大的折扣，比如说，去掉200元。

世界范围内，农场大多是家庭经营，农业工人数量不多，大多只是作为临时性帮手。究其原因，农业生产非标准化的东西太多，监督比较困难，和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有很大区别，不太好雇用工人。不然的话，我们以前的人民公社也不会搞得那么惨。这意味着，经营农业，农场主自己很多时候可能要身体力行，充当主要的劳动力。这一条，可能又把很多有钱人排除在外了。

简单说，一亩地一年纯利800元，1000亩地一年纯利80万元。那么，投资回报率多少呢？买1000亩地需要3000多万元，外加各种机械、化肥、种子、人工以及日常运营的开销，总要有个5000万元的资金投入。80万元除以5000万元，净资产回报率1.6%。

各位看官，从赚钱的角度，有钱还是别买地了，因为还不如存银行。存银行的话3.25%的利息雷打不动，买个国债怎么着也有4%的回报，买理财产品的话还要高得多。这样5000万元的资金一年至少就是200万元的利息，还不用风吹日晒、田间地头地忙碌，一边睡大觉一边就把钱挣了。农业经营受天气、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影响，还有严格的行业管制，算是高风险行业，回报率只有1.6%，还是别干了。

上文的匡算，误差可能蛮大，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各种作物的经济价值、投资回报也不一样。比如说，种药材可能回报很高，但是这对投资人的知识技能要求较高，而且可能算入药材行业更合适一些。对于全国20亿亩的耕地而言，种植品种主要还是谷物占绝对大头。其中豆类单价高，目前在2.4元左右，但是单产低，亩产只有240斤左右，算起来毛利每亩不到600元，净利就更低了，种大豆还是不划算。怪不得我国近年来大量进口大豆，占粮食进口的七成以上。

（三）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

看起来，干农业是很难挣钱的，这和日常很多观察是一致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富豪榜，还有一个佐证。你看美国的农场主，土地规模比我们大多了，可是农闲时候就集会游行要政府给补贴。这行真能挣大钱的话，上街游行干嘛，靠游行要补贴能发财吗？

可能还是有人要买地，原因可能各种各样。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喜欢”。有些人就是喜欢农业，就和另外一些人喜欢工业、喜欢高科技、喜欢金融业一样。其实，笔者真心希望有这样的人。农业乃立国之本，没有人立志从事农业，那怎么行？比如柳传志就买了大量的地，种植高质量农产品。这种人最好能多一些，这样他们彼此竞争，我们餐桌上的食品质量会好一点，价格会低一些，反正作为消费者我是不介意的。

可能还会有人说，买地可不是为了种，而是为了保值增值。有道理。不过，首先你不能撂荒，否则会罚款。其次你不能转作其他用途，因为土地是有严格的用途管制的。这样一来，保值增值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

还可能有人说，你看现在很多富豪都是做地产的，也是“地主”，为何你硬要说做“地主”不挣钱？各位，地产和农地那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城市里的地产，那是城市的聚集效应带来的高额地租。城里的房子贵，城市越大房子越贵，但村里的房子可是不值钱的，单位面积的农地就更不值钱了。

比方说，富豪榜上有个王健林，做的是商业地产，那是充分利用了城市聚集效用。买地一定要在热闹的地方，不在热闹的地方也一定要在能变成热闹的地方，这样才有很多人来，才能带动商业，商业才能带来便利，拉高周边的房价，这样才能挣钱。把房子修在沙漠里，或者修在偏远的农村，那是不挣钱的，跟把钱扔在水里差不多。

其实，富豪们挣钱也不容易，不管是靠打拼，还是凭运气，钱到手了都是自己的，不会乱糟蹋。好不容易挣得亿万家财，总要想办法好好保值增值，或者继续扩大企业，挣更多的钱，或者保守地投资在国债上，积极进取一点的，买点其他收益率更高的金融产品。不管怎么算，买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个划算的买卖。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粮食价格一直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意味着农地的价值也是慢慢下降的。究其原因，就是农业技术越来越进步，粮食变得越来越不紧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砸在这越来越贬值的农地上，难道有钱人真傻？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城市里这么多大富豪，相当于旧社会的“大财主”，怎么就没有人高喊“打倒财主”呢？反倒是农村的土地还没流转，流转了也未必能用来挣钱，就有很多人担心“地主”阶级会卷土重来，高喊狼来了。难道是可以有财主，不能有地主？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

各位看官，根据上文的匡算，一位拥有良田千亩的地主，身价也就半个亿多一点。在今天的城市里，身价在这个级别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更别说是“财主”了。一个马云的身价，相当于2000多个地主，这是多大的一个财主，怎么就没有人担心他会变成“恶霸”呢？

看来“城乡二元”的观念，真是深入人心，无所不在。

2014年10月21日

第四篇　不堪重负的土地

中国的土地，宛如中国的儿童，在重重期望下不堪重负。“18亿亩红线”“土地是财富之母”“以地养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

其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到10%。其中归于土地的部分，多说也就5%。城市土地的价格，其实不是“土地”的价格，而是“位置”的价格。

刚刚脱胎于农业社会，我们对土地的价值，存在大大的高估；对人力和其他资本的价值，存在大大的低估。

高估的结果，是谈“地”色变，自乱阵脚。

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更大一些。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重要性更大一些。

（一）土地是“财政”之母

不知从何时开始，“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很流行。说来有点奇怪，这本是一句很古老的话，而且是舶来品，源自经济学的祖师爷威廉·配第（1623—1687）。转念一想，也不奇怪。近年来土地这么值钱，各种关于土地价值的说法当然会流行。只要顺手合用，马尔萨斯、配第，都会被翻出来。何况这是古典作家的话，看起来历史久远，很有智慧的样子。

图二展示了两组数据，一组是2001年来各年的土地出让金，另一组是各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已经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2010年甚至达到了2/3。考虑到这笔钱地方拿大头（占七成），中央拿小头（占三成），那真是好大一笔钱。说土地是“第二财政”，那是名副其实的。这样一看，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还是“财政之母”。

图二“土地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还有一句话要强调一下。这土地出让金，是不包含在财政收入里面的，是额外的钱。原有的财政收入，对应着各项财政支出，已经有了用途，花起来不顺手的。这额外的钱，可以满足额外的花销，用起来会顺手很多。而且，1994年税改以后，中央财政满当当，地方财政很紧张，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创收，扩大土地财政，也就毫不奇怪了。

“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在当下还有很实在的行动含义。近二十年来，有三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打拼，入学也好、打工也好，先入学后打工也好，实质上都是“农转非”了。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面临一个问题：老家的地怎么办？在“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一智慧的指引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地不能丢了”。

地不能丢了，意味着众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们，依然眷恋着老家的土地，挣了钱还是想着回家盖房子。那块宝贝宅基地，是万万不能丢的。你看现在拆迁补偿很高的，很多人都因此发了财。家里的承包地，当然也要留着。万一征地，也是好大一笔钱。而且，很多人心理还多少存着一丝念想，万一城里混不下去，还可以回家种地。于是，多少有点“人在城里，心在村里”的意思。

“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深得人心，除了直接经济利益的考虑之外，可能和古老的农耕智慧也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你看历朝历代，上到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哪个不看重土地？帝王将相开疆扩土，争的是土地，黎民百姓更是把土地作为命根子。无他，二亩薄田，一头耕牛，就是殷实人家了。可不要嘲笑“二亩地一头牛”是“小农意识”，设身处地想一想，在漫长的农耕社会，这是绝大多数人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生活状态。能做“小农”，就不错了。

看起来，在土地财政大行其道的新情况下，“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老话获得了新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影响着亿万农村人口的所思所为。

（二）追本溯源：那还是工业革命的“前夜”

要深入理解这句话，不妨追本溯源，看看这句话的出处，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威廉·配第生活的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是重要的生产形式，而英国也已经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不过，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当时的工业还是工场手工业，还不是机器大工业，借助简单工具的手工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是在1765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则是在1769年，到1785年才在改良后投入使用。这些，都是配第老先生身后近100年的事情了。

工业革命是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并且是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是一系列的革命，并且以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确定工业革命的准确年代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大家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是在1760—1850年这个区间里。换句话说，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英国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

“前夜”这两个字很关键。这里有两层细微而重要的含义。其一，工业生产已经大发展了，英国已经慢慢脱离了农业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其实，这是我们知道的文明史上，人类第一次告别农耕主导的文明，其意义可想而知了。时势造英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诞生了古典的经济学。其二，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表征着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的、连续的科技革命也还没有发生。当时的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方式，工业还是手工业，农业还是传统农业。

（三）传统农业“传统”在何处？

“传统农业”这个词，需要仔细解释一下。传统农业是相对于现代农业而言，其实质，是现代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开始改造传统农业。品种改良、化肥、机械耕作、产量大幅提升，这些现代农业司空见惯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传统农业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技术进步，但是非常缓慢，产量的提高也很慢。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对于传统农业的改造，源于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城市里工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好的工具，研制出化肥、种子、农业机械，这样农业也就进步了。当然，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也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至少，要能提供足够的粮食，并且要释放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这样工业才能发展。这样，就形成了工、农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工农业良性循环的背后，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工业的发展，无非是生产了很多工业品，包括作为农业生产的投入品的工业品。工业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促进农业发展的“技术”。比如，农业工具、机械、化肥、种子里面都包含着农业技术。农业的技术进步，也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且，农业释放人口，形成了城市工人阶层，也为工业品创造了一个市场。否则，工业没有市场，也不会有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

简而言之，在现代经济中，工农业发展是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过程。而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良性循环还没有发生：技术革命尚未发生，农业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劳动力，工业没有获得长足进步，也不能够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

（四）马尔萨斯错在哪里？

提到传统农业，不能不提一下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管对错，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经济学说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本文分析直接相关的是，通过分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差别。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通俗版本，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1增加到2、4、8、16、32、64，……而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1、2、3、4、5、6、7。这样，人口增加太快，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口锐减，这样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

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基础，是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里，粮食的产量增长很慢，这一条是大致正确的，否则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不会大行其道，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且，《人口论》发表于1798年，当时正值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战争，死了很多人，粮食不足的情况因此好转了一些，似乎验证了马尔萨斯通过战争强制减少人口的推论。

然而，拿破仑战争以后，马尔萨斯的学说应用到德国，就不符合实际了。当时德国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粮食增加得也很快，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就破产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粮食产量不再成为人口增长的约束，现代农业在这里与传统农业分道扬镳了。

传统农业被科学技术改造成现代农业以后，粮食产量增加很快，粮食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约束了。一个重要的证据是，长期来看，世界范围内粮食的相对价格是下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下降了差不多一半（详见下文《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为何粮食价格会下降这么多？无他，供给超过需求，价格当然下降。

（五）劳动是财富之父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粮食是最重要的产出，没有之一。土地的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就是源自粮食的首屈一指的重要性。而且，农业社会的其他产出，比如棉花、木材、丝绸等，也都是来自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有“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说法了。

但是，倘若粮食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约束，这句话还适用吗？土地的重要性当然还是存在的，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农业。不过，土地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以前大家的主要任务是搞饭吃，吃饱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生追求。面朝黄土背朝天，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土地的重要性当然也就首屈一指了。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土地其他都免谈了。

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了。农业占全社会的产出比例差不多也就10%，这里面还有粮食价格托底的因素，否则还不到10%。现代社会的产出，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二者加起来在90%左右，而工业和服务业对土地面积的要求是很少的。这样，土地就已经不再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了。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房子这么值钱，你说土地不重要？房子值钱是没错，但是得看是哪里的房子。北京、上海的房子动辄七八万元一平方米，县城的房子也就七八千元一平方米，到了偏远农村，漂漂亮亮的别墅也就七八百元一平方米。那你说，房子贵是因为“地”吗？粗看是因为“地”，细看是因为“位置”。

买房子的人都知道，房子最重要的是位置。“位置”值钱，是因为那个位置能够提供的“便利”，比如附近的学校、医院、菜市场、购物中心等。而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供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服务”。而这些服务主要是由人来提供的，土地的贡献并不大。比方说，这些人和设施搬到另一个地方，旁边的房价就会涨起来，搬走地方的房价就会跌下去。看起来，重要的还是“位置”，特别是位置带来的“便利”，而不是“土地”。“土地”能成为“财政”之父，也是因为好位置的土地卖了很多钱，而不是偏远地区的土地。

把这一点说清了，就可以引出威廉·配第的另外一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其实这两句是在一起的，二者都是半句。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更显著一些。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重要性更显著一些。

此消彼长之下，现代人应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对于农村人特别重要。倘若土地更重要，当然应该选择固守农村的土地。倘若劳动更重要，当然应该选择能够让自己的劳动获得最高收入的地方。目前看，进城打工是王道，因为比种地收入高多了。倘若既能得到土地的价值，又可以进城打工实现自己劳动的价值，二者兼得，当然是最好不过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土地能够流转，农民就可以带着土地的收益进城了。

2014年11月18日

以地养老的幻象

所谓以地养老，前提是地要有人来耕种。土地放在那里，是不会自己长出庄稼来的。

反对土地确权、流转的声音中，有一种常常引起人们的同情，就是一旦农民失了地，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保障。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农民在城里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年老力衰了，还可以回到农村，依靠土地度过晚年。年轻的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打不下去了，也可以回到农村，依靠土地获取温饱。

这说法可谓是用心良苦，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农民着想。可是，只要稍微想一下，“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也是清楚不过的。不妨问一句，为什么城里人就不担心没工作？城里人失业了为什么不“回”农村？为什么城里人就不用考虑“以地养老”？

倘若觉得这问题很荒谬，只能说明城乡二元的概念太深入人心了。潜意识里，大家身上都有一个标签，或者是城里人，或者是乡下人，两种人不一样的。其实，在并不遥远的以前，大家都是农村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身份标签就变成与生俱来的，就像皮肤的颜色一样。

佛曰：“众生平等”。这样的理念，离我们的现实可能是过于遥远了。理念上的东西，不讲也罢。也无妨，还可以问一些实际一点的问题，看看现实中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喜欢讲“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做事情不能硬来，更不能一厢情愿。不管初衷如何，总要问问在现实里是否行得通。

其一，城里打工不顺的农民工，会回农村吗？传说中经济一不景气，就会有大量农民工“回流”，也就是回到农村。“回流”多少总是有的。工作不顺心，又想念家乡，很多人的父母老婆孩子都还在家里，平时打工很辛苦，趁着难得的“失业”时间，回家看看，休息一下，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话不能只说一半。与“回流”同时发生的，还有“反向回流”。回家不久以后，就又回来了。无他，在农村种地的收入还是没法和城里打工比，少说也差个数量级。这些年劳动力慢慢紧张起来，工资上涨比较快，最后总可以找个不错的工作。聪明能干的，在城市的收入不仅远超过在农村，甚至超过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超过“海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二，农民老了，真的可以依赖土地养老吗？目前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太可能了。所谓以地养老，前提是地要有人来耕种。土地放在那里，是不会自己长出庄稼来的。

传统农业社会里，父母老了以后，由孩子接棒耕种，以地养老不仅有道理，而且是硬道理。那时候，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以地养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式。可是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年轻的孩子大多进了城，城里收入高很多，他们也不愿意回来，以地养老就很难成立了。

而且，以前大家都很穷，生产技术也很落后，老人只要还能动，都手脚不停地劳作。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收入水平高了，还需要老人这样子通过劳作才能养老吗？倘若真的如此，也是一种悲哀。

即便老人们依然愿意劳作，现实的情况也不允许了。现在耕种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经营规模越来越大，要求的农业知识越来越新，老人们学习速度慢很多，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耕作方法了。以后的农场经营，更多需要专业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其实，在人均产出已经4万元人民币，相当于6000多美元，而人均耕地只有2亩地的情况下，以地养老的说法其实隐含了很大的不自信。2亩地的产出水平是很低的，老人自己不能种，转包给别人一年也就1000元。这个收入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确实对养老帮助不大，也就刚刚够买粮食，蔬菜、副食、鱼肉、油盐、水电、交通等其他众多支出，都得另想办法。真不知道老人们除了靠积蓄和子女，还有什么办法好想。

以地养老的说法，离接受实践检验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国的大量农民工进城，是从1992年左右开始的。那时候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而且1992—199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是农民工进城的一个高峰。1997年经济开始不景气，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了一些，直到2001年经济复苏。然后恰逢中国加入WTO和房地产改革，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大幅增长，于是农民工大量进城从事有关行业。

粗略匡算的话，到了2005年的时候，35岁以下的人大多已经进城了。迄今10年又过去了，农村45岁以下的人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了。年轻一点的，应该是妇女比例多一些。青壮年的劳动力不是没有，但是应该很少了。到农村看过的人，都知道“空心村”的现象有多严重。

现在在农村种地的人，平均年龄保守估计应该在50岁左右，相当比例的人应该在60岁以上。现在农民的身体和健康条件有很大改善，60岁甚至70岁的人依然还可以劳作。但是再过10年的话，相当大比例的农民都在75岁以上了。

到了那个时候，是否还让这些老人来种地，不仅关系到他们是否老有所依，还关系到我们的农业是否安全。

2014年11月11日

耕地的弹性

耕地的供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很大的弹性。地并不是没有，而是怎么用，在什么机制下用的问题。倘若相信市场，不妨还是让市场来决定哪块地用来干什么。其实，我们缺的并不是土地，而是资金、技术、人力。有了这些，是可以替代、创造更多的土地、水资源的。

（一）土地的大账

在关于耕地保护的讨论中，很多人潜在地认为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面积是给定的，占一点少一点。因此，对于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要严防死守，一步不能退让。这种说法出于保护耕地的目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

不过，现实中的情况，也不完全如此。土地面积固然是给定的，我国陆地国土面积总共也就960万平方公里，但是，虽然国土面积是给定的，但其中的耕地面积只有20.3亿亩（135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即“二调”数字），占国土面积的14%，不到1/7。这里的含义是，还有其他用途的土地，在有需要、条件许可、经济上合理的情况下，是可以转化为耕地的。换句话说，耕地问题并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米是有的，是如何为的问题。

首先声明，笔者并不认为目前有将其他土地转化为耕地的必要性。在世界粮食价格趋势下行，我国粮食产量充足，自给率依然很高的情况下，并不需要进一步增加耕地面积。其实，调查中很多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撂荒，说明并不是缺少耕地，而是如何利用耕地的问题。休耕、养地、蓄水的政策，可能更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文旨在说明，增加耕地、增产粮食的弹性其实还很大，粮食和耕地问题需要从长计议，没有必要风声鹤唳。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算一算大账。由于“二调”公布的数据不全，我们还是根据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讨论，并与已经公布的《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中的数据进行比照。由于只是一个大致的匡算，用哪一个数据区别并不大。2012年的年鉴报告的土地资源状况，是2008年的数字，此后没有更新。此外，农村居民点的数字是2004年的数字，此后没有更新。这些数据不一定很准确，我们假定没有太大的偏差。比如说，误差在10%以内，这样并不影响大致的匡算。

图三把143亿亩（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按用途分类。按照“从大到小，从易到难”的原则，我们先来看几块大的。最大的三块，分别是草地、未利用地、林地，分别为39.3亿，39.1亿，35.4亿亩，加起来113.8亿亩，占国土面积的80%。这三块，就是高山、雪山、陡坡、大草原这些，主体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川西、云南、贵州等中西、西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黑龙江、福建、浙江，湖南、湖北的西部，也有较大面积的山林地。

图三　分用途土地面积（2008年，亿亩）

往下看最大的就是耕地了，有18.3亿亩。21世纪初以来，耕地每年减少，18亿亩红线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剩下的几块，分别是园地（苗圃、果园等）、其他农用地、农村居民点、城镇工矿、交通运输、水利、盐田、特殊用地（军事、使领馆等）。这几块加起来，一共10.6亿亩。

（二）耕地的潜力

所谓耕地的潜力，指的是现在的非耕地，通过适当地追加投资，或者集约使用，在合理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耕地。最大的三块，是未利用地、林地和草地。“二调”数据说明，这些土地和耕地其实可以相互转化。对照“二调”数据，未利用地只剩下27亿亩，减少了12亿亩，草地增加了3.8亿亩，林地增加了2.7亿亩，耕地增加了2亿亩，还有3.5亿亩的差异分摊到园地、建设用地、水域面积上。

关于两组数据的差异，需要做一点说明。“二调”的数据，对应的是2009年年底，和2008年的数据之间只间隔一年，变化不会这么大。二者的差距来自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子项目内容的不同。2008年的数据，是根据以往的数据，结合每年的审批和调查数据推算。“二调”的数据是采用卫星图片重新计算。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是由于此前数据存在误差，也可能是由于卫星识别误差，还可能是由于子项目的内容不同。比如，渤海面积1.2亿亩，以前是算在未利用地里，“二调”应该是算在水域里。不管怎样，12亿亩的未利用地转化为其他土地，说明开发未利用土地的过程一直在继续。

开发未利用地，以及林地、草地、耕地之间的相互转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水。水资源丰富的话，林地、草地、未利用地都可转化为耕地。基本思路是用资本替代土地和水，通过资本投入，平整、改造土地，节约用水，使得更多土地适宜于耕种。比如说，倘若需要的话，可以投资于节水灌溉技术，使得水资源相对变得丰富，为增加耕地创造空间。

众所周知，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虽然总量有2.8万亿立方米，但是人均只有20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稀缺的水资源中，农业用水占比巨大，占70%以上，且浪费极为严重。传统的大水漫灌，是农业用水的主要形式。倘若改为喷灌，则可节水30%。倘若改为微灌（即由“浇地”改为“浇作物”），则可节水65%。倘若进一步投资进行滴灌，则水的利用率可以继续大幅提高。有足够的水，就有更多的地。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耕地保护其实是水资源保护和节约使用的问题。关心粮食安全，从节约用水的角度或者更有效，也更抓得到重点。

考虑到我国有大片的林地、草地，总量达到81亿亩（“二调”数字，2008年推算数字为74.7亿亩），是耕地的大约4倍，其中只要有1%可转化，就是8000万亩耕地。各位看官不要以为这不可能，想当年朱镕基一声令下要“退耕还林”，给奖赏，耕地一下子就少了7000多万亩。这耕地的变化，也快着呢，关键是要有这个激励。真正需要的时候，转化个2%—3%是完全可能的。3%的话，就是2.4亿亩。

剩下的园地、其他农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也有转化为耕地的可能性。所谓“其他农用地”，包括：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养殖水面、可调整养殖水面、农田水利用地、田坎、晒谷场等，总面积达到3.8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将近1/5。我国内陆水域的面积为2.6亿亩，都计入其他农用地的话，从3.8亿亩中扣除，还剩下1.2亿亩。倘若未来实行规模农业，大田作业，降低田埂系数，加上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道路、设施更加集约，节约个1/4，也就是3000万亩，应该是可能的。这3000万亩虽然不多，但是本来就是农用地，分布上和耕地应该很接近，转化成本相对不高。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总量为2.5亿亩，节约空间很大。倘若农村居住密度提高到和城里一样，就可以节约出2亿亩。要求降低一点，也有1.5亿亩。而且，这1.5亿亩和农村耕地是插花分布的，土质区别不大，需要的是花成本平整、修养、恢复肥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资本投资的，经济上是否合理，需要核算。可以说一句的是，倘若闹饥荒，粮食一定很贵。粮食足够地贵，这个投资就一定合理。

关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就是农村的家户规模（家庭人数），见图四。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农村家庭有3.7个人。到了2012年，就只有3.2个人了，下降了0.5个人。作为比较，城市家庭2000年平均有3.1个人，2012年下降到2.9个人，只下降了0.2个人，比农村少下降0.3个人。影响城乡家户大小的因素很多，不好把这0.3个人的差别完全归因到分家、分宅基地的动机。但是，这和分家、分宅基地的动机无疑是相容的。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的影响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计划生育在农村比在城市里执行得松，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村的家庭规模。

图四　城乡家户大小（人）

最后算一个总账。假设在需要的时候，81亿亩的林地、耕地可以有3%转化为耕地（2.4亿亩），1.2亿其他农用地节约出1/4（3000万亩），农村宅基地节约出1.5亿亩，总数就是4.2亿亩，相当于增加20%多的耕地。看这个数，或许会缓解部分人对于粮食安全的过度担忧。

最后再强调一下，笔者并不认为这些转化是必要的。短期看，在目前的粮食价格、产销情况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长期看，农业生产率进步很快，粮食价格相对下行，也不太会有这个必要。算这一组数字只是想说明，耕地的供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很大的弹性。地并不是没有，而是怎么用，在什么机制下用的问题。倘若相信市场，不妨还是让市场来决定哪块地用来干什么。其实，我们缺的并不是土地，而是资金、技术、人力。有了这些，是可以替代、创造更多的土地、水资源的。

2014年9月1日

第五篇　忧心忡忡的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18亿亩红线”这些词汇，凸显了我们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

20年过去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布朗之问，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落定的，是人们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和恐惧。

或者，危害未来粮食安全的，不是土地稀缺，而是心中恐惧。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诹议粮食安全兼答莱斯特·布朗二十年前之问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危及粮食安全，这是改革的“底线”。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5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时，把“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在首位。这是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首次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粮食安全是举双手赞成的。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谈别的问题都有点虚。记得小时候，每年农忙父母亲都很辛劳，连吃饭也顾不上，收完了放到家里才能安心。

不太懂的是，为何父亲每年都会屯很多粮食在家里。当时家里房子并不大，有两间几乎堆满了粮食。盛夏时候，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把粮食搬出来晾晒，以免发霉，全家前后为此要忙上好几天。其实不只是我们一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如此。粮食一般是存一季，初夏收了小麦，会把陈的小麦卖个七七八八，秋天收了稻子，也会把陈的稻谷卖个七七八八。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何不早点卖，屯在家里占地方，还要晒，老鼠还会吃。记得父亲瞪了我一眼：你是没挨过饿。

听了父亲这样的话，后来读了一些书，慢慢明白了父亲对粮食的热爱。父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幼年经历了饥荒，草根、树皮都吃过。奶奶带着父亲偷生产队的红薯叶子充饥，被人抓到，暴打一顿。全国范围内的饥荒是1959—1961年，而我们那里最难熬的是1958年。记得小时候——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村里的日子已经过得很红火，但谈到1958年，大家依然色变。遇到了难处，村里人也总说，“没什么大不了，总比58年强些”。父亲这一辈子，总在担心下一季的收成。

耳濡目染，我对粮食安全是极为赞同的。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不长，改革以前基本是农业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产出。几千年的智慧是，“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即便进入工业社会，粮食依然是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小到一家一户，大到一个国家，概莫能外。记得毛主席也曾说过：“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二）布朗冲击：谁来养活中国？

所幸，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增加。1978—1984年间，粮食增产约50%，1984年、1985年两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现象。难是难，在刚刚吃饱肚子的大背景下，亦可谓“幸福的烦恼”。

不过，国人对粮食的担忧并没有因此消失。经济高速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也增加了。吃饱了饭，还要吃菜、吃肉，实际上也是粮食需求的间接增加。中国人口众多，已达13.6亿，这么多人吃饭、吃菜、吃肉，到底需要多少粮食、多少土地？别忘了，我们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有一个叫做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布朗的结论是，中国必然出现粮食短缺，并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学者”的结论是那样耸人听闻，以至于当时的领导干部也慌了神，赶紧让人度量土地，摸清家底，狠抓粮食生产。后来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概念。

布朗的中国行距今已经二十余年，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布朗的预言准不准，现在也可以做一评估了。

这二十余年，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增加。1994年总产量4.45亿吨，2013年达6亿吨，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70公斤，增加到440公斤，相当于每人每天2.4斤粮。即便不吃别的，大小伙子一天吃这么多也大致够了。这里说的只是狭义的粮食，不包含蔬菜、水果、肉类、禽蛋。

再来看看其他农产品（见图五）。1994年，我国肉类、禽蛋产量分别为4499万吨、1479万吨；2013年分别增加到8535万吨、2876万吨，翻了一番。1994年水产品产量为2143万吨，2013年为6172万吨，增加了约2倍。1994年水果的产量为8000万吨，2013年已达2.5亿吨，增加了2倍多。

图五　1994年和201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简单算一下，我国每人每天除了2.4斤粮食，还有1斤水果、3两半肉、1两禽蛋和2两半水产品。不管怎么看，这些食品提供的营养和能量都足够了。

数字太枯燥，我们不妨来一点直观的观察。现如今，贫困人口当然还有，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吃饭早已不是问题了。不仅吃得饱，总体上也比以前吃得好。肉类、禽蛋、水果、蔬菜，早已摆上寻常百姓家的餐桌。现在人们操心的，更多的是吃多带来的肥胖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减肥变得如此时髦，几乎成了一场全民运动。至于少数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完全可以、也应该用社会保障的方法加以解决。

未来会怎样？目前我国总人口13.6亿。根据人口学家预测，我国人口总量不会出现大幅增加；尽管各家估计的数字有差别，人口约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增加717万人，按这个速度粗略匡算，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14.1亿。1990年左右有一个生育高峰，这个“婴儿潮”出生的人将要进入结婚生子的年龄，会多生一些小孩，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很低，又会抵消一些。总体上看，14.2亿—14.3亿是个大致靠谱的估计。也就是说，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已经很有限了。

另一方面，粮食的大幅减产是不太可能的，不仅如此，需要的话，粮食增产的空间还是有的。比如说，因为种地不划算，现实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撂荒，现有耕地并没有充分利用。再比如，农业单产和国外高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真需要的话，粮食单产还可以增加。当然，是否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要看经济上是否合理。种地不划算的话，农民是不会有积极性的。要想增加单产，就要有合适的激励，还要增加投资和研发。而这些，都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关。

一方面人口不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已经够了，需要的话还可以增加。中国人吃饱肚子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对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事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以后，“国际知名学者”再来唬人的时候，不妨用北京小姑娘的口头禅应付——“我胆儿小，你可别来吓唬我”。

当然，粮食够吃了，并不意味着粮食安全就完全有保障了。广义的粮食安全，包括粮食的质量和食品的安全。这几年大家抱怨的，其实不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食品质量的问题。进一步改善粮食安全，需要改善生产组织形式，合理利用国际贸易，激励生产者、销售者提供安全、高质量的食品，这也是进一步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014年9月16日

增加粮食进口，确保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既不需要、也不应该追求每年的粮食自给。相反，应该合理进口粮食，保护本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过度消耗耕地和水资源，保障粮食生产潜力。

（一）粮食问题莫要自乱阵脚

粮食安全问题，本是老生常谈。有识之士，早就知道中国人完全能够养活自己。早在1994年莱斯特·布朗来中国发表耸人听闻言论的时候，国内就有众多学者指出布朗的计算中存在漏洞，最严重的就是忽视了技术进步能够带来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20年之后，事实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结论：即便完全不进口，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完全够吃了。

尽管如此，布朗先生的言论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深刻影响了事关十几亿人口的土地和农业问题的决策。这种影响迄今依然存在，2014年粮食安全问题还上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头条，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对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他，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改革的“底线”。一旦涉及这个“底线”的问题，大家就一百二十个小心。

小心没有错，但是解决问题还是要基于事实和分析，不能自乱阵脚。否则，本来没有问题的地方，也会冒出问题来。为了便于把问题看清楚，不妨把粮食安全的问题分解开来看。

其一，这世界上的粮食够不够吃？不够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抓紧囤点粮食，有了粮食也千万别出口，挖个地窖埋起来。闲来无事开点荒，以备不时之需。

其二，倘若世界粮食产量足够，我们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进口粮食？进口粮食会不会成为粮食安全的隐患？会的话，那还是要坚持粮食高度甚至完全的自给自足。

（二）科技改变生活：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马尔萨斯于1789年发表的《人口论》，对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说，其实这种影响反应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粮食问题的深深的焦虑。你看，人口增长很快的，土地面积是给定的，人们自然会问：粮食会不会不够吃？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时爆发的饥荒、战争反倒是人口被动减少、达到平衡的一种手段。

不过，就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之后不久，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约在1760—1850年间，工业革命爆发了。工业革命之后，以及伴随着工业革命，农业技术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机械化、良种培育等，这些技术进步增加了播种面积，提高了粮食单产。在漫长的积累以后，农业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

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而且使得粮食产量的增速大幅提高，超过了人口的增加速度。这样一来，马尔萨斯的人口悖论，就失去了现实基础。不过，思维的转变总是滞后的，马尔萨斯的言论，迄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当然，这不是说人类从此就告别饥荒了，饥荒依然不时发生。但是根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生饥荒的时候，粮食总量往往是够的，出问题的是粮食分配机制，使得一部分穷人极度缺乏粮食而面临饥荒。此时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作为就显得格外重要——是理顺市场供应，保障基本口粮，还是屯粮不放，对贫困人口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阿马蒂亚·森研究的案例，包括他本人幼时经历的孟加拉大饥荒，也包括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

多说无益，看几个数字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了难得的、较长的相对和平时期，加上19世纪以来科技、医疗的进步，人口快速增长。据估计，世界人口在1804年左右突破10亿，在1927年突破20亿，1945年二战结束时在23亿左右，此后开始加速增长，在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分别增长到30亿、37亿、44亿、53亿，每十年增加8亿。世界人口在1999年突破60亿，2011年突破70亿，目前大约71.9亿。

二战结束以来，人口大约增加了50亿，超过当时人口总量的两倍。人口增加了这么多，粮食够吃吗？图六显示，二战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快速增长，总产量从1961年6.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27.5亿吨，大约翻了两番。在此期间，世界人口从31亿增加到71亿，翻了一番多一点。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增速远远快于人口的增速。因为粮食产量增速快于人口增速，人均粮食产量显著增加，从1961年的216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387公斤，增长了80%。

图六　粮食增速快于人口增速

（三）世界粮食实际价格趋于下降

人均产量增长了80%够不够吃？用什么标准来评判？会不会因为收入增加了，人均的粮食消费量大幅增长，反而不够吃了？看起来不会，马上可以列出的理由就有三条。

第一，其他一切条件不变，人们至少可以用1961年的方式饮食，这样至少可以保障温饱，此外还有很多富余粮食。1961年没有全球范围内的饥荒的话，现在更不应该有。

第二，上面的数字只包含粮食，不包含其他食品，其他食品包括肉类、禽蛋、蔬菜、水果、水产品，这些都可以为人体提供营养，替代粮食，或者说可以“换算”成粮食。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理由，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现如今，饥荒早就不是人们日常关注的话题了，取而代之的，是减肥。电视上最常见的广告是减肥广告。

上述都是不动用经济学就可以马上给出的理由，经济研究至少提供了两条额外的证据。首先，统计规律上，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消费在收入中占比是减小的，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体对于食物的需求很快就达到了生物意义上的饱和，更多的食物消费并不能带来更多的生物意义上的效用。收入提高以后，人们对粮食的额外需求其实很有限——吃太饱会撑的，不仅不舒服，还会导致各种疾病。

其次，全球粮食供给超过需求的最好的证据体现在粮食价格的长期变化上。倘若供不应求，我们应该看到粮食价格的相对上升；倘若供大于求，我们应该看到粮食价格的相对下降。这是简单的供求分析，并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假设和推导。

表二比较了1957年和2014年四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实际价格。所谓实际价格，就是调整了物价指数，把通货膨胀的因素剔除掉，这个价格是大致可比的。小麦价格从1957年的609美元/吨下降到现在的280美元/吨，降幅超过一半。玉米价格从557美元/吨下降到182美元/吨，下降了2/3。大豆价格从863美元/吨下降到463美元/吨，下降了将近一半。大米价格从659美元/吨下降到410美元/吨，下降了超过1/3。综合起来看，世界粮食实际价格降幅超过一半，达到51%。

表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粮食实际价格降幅过半

这样规模的降幅，不是任何统计误差能够解释的。仔细看时间序列的变化，粮食价格的下降不是一两年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以来一贯的趋势。图七显示，1957年以来，这四种作物的实际价格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这一趋势被一波又一波的通货膨胀浪潮打断，但是总体向下的趋势并不改变。

图七　粮食实际价格的下降趋势

比如，1973年左右粮食价格经历了一次大幅的上升，粮食价格大概上涨了200%。这与当时的石油危机和严重通货膨胀有关。严重通胀之下，储存粮食成为一种规避通货膨胀的手段，因此短期内对粮食的需求上升，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其后，价格上升导致农场主的种植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增加，且超过了总需求的增加，以前的存粮又要拿出来卖，进一步增加了供给，所以粮食价格反而会加速下行。

再比如，2008年左右粮食价格又经历了一次显著的上升，这次又和全球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的上涨有关，存储粮食依然是粮价快速上涨的一个推手。此外，此时生物技术已经长足进步，粮食可以用来生产生物能源，替代昂贵的石油，成为粮价上涨的又一推力。其后，随着油价下降，粮食产出增加，粮价又一次快速下行。

世界粮食价格的下降趋势和世界范围内很多土地都处于休耕状态是逻辑上一致的。倘若粮食真的不够吃的话，粮价会涨，休耕土地的耕种频率会提高，产量可以进一步增加。休耕的土地，无非是粮食的潜在供给。正是这大量的潜在供给，才导致了粮食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

（四）扩大粮食进口，保障粮食潜力

上文所述，是关于粮食生产的一点常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农业技术的大幅进步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增速超过人口增速，这样粮食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粮食相对价格下降。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总量意义上的粮食缺口。

那么，存不存在“结构性”问题？当然是有的。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国家，耕地的分布不可能均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很多，日本、韩国、英国等国人均耕地很少。具体到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5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

任务如此艰巨，问题是怎么办？目前的情况是，我们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基本做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这几年我们的粮食进口有所增加，但主要是进口大豆，大米、小麦、玉米依然是基本自给的。因为大豆价格高，单产低，单位运输成本低，故多进口大豆，少进口其他谷物其实是个理性的选择。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要多个心思问一句：这是最好的策略吗？这么少的地生产这么多的粮食，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耕地会不堪重负？农业生产要用很多水，我们国家水资源也很紧张，是否意味着我们也过度消耗了我们的水资源？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认真思考一下“粮食安全”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稍微转个弯子就知道，粮食安全在大多数时候不是个问题，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是个考虑，比如自然灾害，比如战争。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未必大幅减产，因为农时可以调整，灾后可以抢种。经验证据上也不支持自然灾害会导致粮食大幅减产，至少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这样，而小幅减产并不会威胁粮食安全。本来吃一斤，灾害时吃八两，并不会威胁健康，可能反而有利于身体健康。即便真的遇到粮食显著减产，也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国际援助等办法缓解短期的粮食缺口。因此，自然灾害并不成为粮食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

人们的主要担忧，还是来自大规模的国际纷争，使得粮食进口成为不可能，或者成本太高，影响国计民生。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潜在的危险？

既然是潜在的威胁，就要用“潜力”来应付。我们要的并不是已经实现的粮食产量，粮食生产出来吃不完的话，要储存，会发霉，损耗很大，反正是与“潜力”无关了。真正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的粮食生产潜力，包括农业技术、土地肥力、水资源储备。

倘若一味追求每年的实际粮食产出，而过度消耗了土地肥力和水资源，则是南辕北辙了。到了真的需要这些“潜力”的时候，却发现潜力已经消耗殆尽，岂不呜呼哀哉？相比较而言，美国等国家普遍实行的休耕政策，土地每两年或者三年才耕作一次，才是真正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所以，保障粮食安全，既不需要、也不应该追求每年的粮食自给。相反，应该合理进口粮食，保护本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过度消耗耕地和水资源，保障粮食生产潜力。

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据说是一位老干部说的：粮食是用土地和水生产的，进口粮食就是进口别人的土地和水，相当于拿钱买别人的领土，现在打仗占领别人的土地很难了，就拿钱买吧。据说当年就是这句话使得我们转变思路，开始进口粮食。不愧是老干部，弯子转得挺快。

不过，据说进口发生在1984年。那年我们粮食大丰收。

2014年9月29日

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对于9亿农民来说，头等大事是把其中的大部分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等到只剩不到1亿农民，人均耕地有20亩以上，这些人把农场当作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了，再来谈如何保护他们也不迟。

上文提到，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应该增加粮食进口，避免过度消耗国内的土地和水资源，这样才能保障粮食生产的潜力。真正需要粮食而又无法进口的时候，拥有受到良好保护的土地和水，辅以不断进步的农业技术，才是真正的粮食安全保障。这可能和很多人印象里的粮食安全、农业保护政策恰好相反，反对意见估计少不了。

其中的一条是问：“你的意思是敞开粮食进口，那为何很多国家都有农业保护政策？你看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战，往往是围绕农产品展开。你看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几乎到了疯狂变态的程度。发达国家都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唯独你中国城门大开，莫非是要引狼入室？”

（一）口粮绝对安全

这个问题很自然，问得也有章法。因为问得有章法，回答起来也不难。首先，笔者从不认为要敞开粮食进口，对于中国而言，一定的粮食自给率，还是要保持的。中国是大国，不可能完全依赖粮食进口，事实上也不需要这么做。20亿亩耕地，总要有一大部分保持耕作。耕作的过程中会采用新机器、新种子、新的耕作方法，单产会继续增加，农业技术会慢慢进步。增加粮食进口，无非是利用其他国家的农业资源，用更加低廉的价格满足国内需求，同时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潜力。

看数据的话，2012年，我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的自给率分别为99%、97.3%、97.6%、18.4%。可见，目前我国除了大豆的自给率低以外，其他主要粮食的自给率依然很高。由于大豆的占比低，我们总的粮食自给率为88.4%。总量上，2012年共进口8000万吨粮食，其中有5800万吨是大豆，1100万吨是谷物。2013年的粮食进口数据没有完全出来，估计总量在9000万吨以上，大豆占到约6300多万吨。

看了这样的数据，大家应该对粮食安全放一点心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实际上，现在的状况是“谷物高度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换个角度讲，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没有提出什么遥不可及的目标，本不需要引起轩然大波的。目前的情况下，就算谷物多进口一些，比如自给率下降到90%，多进口大约5000万吨谷物，也不会对“口粮绝对安全”造成威胁。

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过度消耗紧张的土地和水资源，否则反而会埋下粮食安全的隐患。你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土地负担当然很重。比如说，过度使用化肥，会降低土壤肥力，加速土壤的盐碱化；再比如，我国水资源比较紧张，而农业是用水大户，倘若减少粮食生产，也可以保养水资源。看现在华北地区，以及华东、华中部分地区干涸的状况，实在不适宜再开采地下水了。

换一个更直观的角度。大家现在都已经很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与资源压力，强调经济发展要可持续，不能对环境造成太大破坏，注重绿色GDP。说这种话的时候，一般都是冲着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去的。

其实，农业造成的环境与资源压力并不亚于工业，甚至更大。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一阵大风就吹没了，居住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对这一点的感受应该很明显。相比较而言，工业造成的水资源污染，治理起来则难得多。污水不管是排入地下，还是排在河道里，治理起来都很困难。农业对水的过度使用，使得水资源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恢复起来也是很棘手的。农业过度生产造成的土地的盐碱化，治理起来也很艰难。

（二）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谁？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要回答为何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农业保护政策。这里不妨具体看看各国的保护政策到底是怎样的，保护的到底是什么。简单地照抄模仿，可能会适得其反，有东施效颦之嫌。

事实上，各国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自己的农业保护政策。美国人均耕地资源丰富，其农业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出口。美国和欧盟、日本、韩国的农产品贸易摩擦，主要也是为了增加出口，降低关税，这当然和美国农业部门的利益是一致的。

相对而言，日本、韩国，包括欧盟，则需要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防止美国人大量地倾销。主要的工具就是高额的关税和配额。比如，日本精米、魔芋等产品的关税高达700%以上，平均农产品关税达到17%。不过，这还不是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全部，还要辅以配额限制。配额的意思，是到了一定数量之后就不能进口了，什么价格都不让进口，这时相当于关税无穷高。

保护归保护，最后怎么样呢？日本、韩国的人均耕地不到0.5亩，相当于我国的1/3，世界的1/6，美国的1/16。耕地这么少，日本、韩国不进口粮食是不可能的。大概来说，现在两国谷物的自给率都在50%左右。其实，对耕地如此稀少的国家而言，大量进口日常谷物，把有限的耕地用来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谷物和作物，是经济上合理的选择。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日本的农业政策都有明确的保护对象。美国保护的是农场主，他们要出口、挣钱，山姆大叔替他们打国际市场。日本、韩国保护的也是国内生产者，因为规模小、土地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需要产业政策的保护。

那么，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到底是谁？笔者想来想去，有下面几个可能性。第一，是保护消费者吗？不是的。保护农业无非是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让消费者多出钱。而且高产的情况下，质量保证也难一些。或者保护的是消费者的长期粮食安全？上文交代过，长期粮食安全靠的是农业技术进步，保持水土质量，盲目追求每一年的产量，无异于南辕北辙。

第二，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9亿农民吗？也不是。人均2亩地，一年的纯收入照多说也就2000元，抵不上进城打工1个月的工资，谁想种这个地？很多人都是送给不进城打工的亲戚朋友种的，这样才有一点点规模效益，而且留守的大多是年纪稍大一点的，再过几年都不知道送给谁种了。对于9亿农民来说，头等大事是把其中的大部分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等到只剩不到1亿农民，人均耕地有20亩以上，这些人把农场当作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了，再来谈如何保护他们也不迟。其实，人均20亩的话，照多说4万元的收入，过几年还是太少了。

第三，农业保护政策保护的是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国有农场的利益？这个倒是真的，抛开所有制结构和激励机制不谈，国有农场有规模，商业模式和国外的大农场很像，无非就是种粮食，加工成食品，销售。不过，查一下数据的话，国有农场拥有8000多万亩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多一点，职工人数330多万人，相当于8.7亿农民的0.38%。保护这些农场和职工的利益是有道理的，但是应该不是农业政策的主要考虑吧。

2014年10月15日

粮食高度自给的代价

国内这么高的粮价，就是粮食高度自给付出的成本之一。这个价格定得比国际市场高很多，据说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然而粗粗算一笔账，这补贴亦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价格扭曲引起的寻租和腐败，给各路能人创造了快速发财的捷径。最后，无非还是全国的消费者，也就是你我和大家，一起来买单。

前文说到，我们现在的粮食供给状况是“谷物高度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数据上看，2012年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分别为99%、97.3%、97.6%，大豆的自给率低一些，只有18.4%，但是在整个粮食构成中大豆比例不大，综合的粮食自给率依然有88.4%。看了这组数据，笔者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我们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大问题，自给率依然很高。

不过，欢欣鼓舞之余，也要问一句——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代价付得明智吗？要知道，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没有白白得来的东西。这成本不是自己付，就是别人付；不是现在付，就是将来付。

（一）国内粮价比国外高50%

粮食高度自给的意思，就是进口不多。倘若国外价格高，或者国内外粮价差不多，少进口无可厚非。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图八比较了四种主要谷物的国内和国际价格。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米、玉米、大豆、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美元/吨、180美元/吨、293美元/吨、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

上面这四个比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国内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差不多，也在50%左右。国内这么高的粮价，就是粮食高度自给付出的成本之一了。

图八　国内国际粮价比较（2013，美元/吨）

这里需要做一点数据上的说明。图八的数据是2013年年底的数据，但是国内大豆价格波动很大，2013年前3个季度在每斤2.3元左右，到了年底飙升到3元以上，涨了差不多30%。2014年以来的价格波动依然较大，高的时候有3元多，低的时候也就不到2.3元的样子。考虑到3元多的价格不反映国内大豆价格的平均水平，图八中国内大豆价格用的是2.4元的均价。倘若用2013年年底的价格3元以上，则国内外价差更大。

看着这50%的国内外价差，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国外粮食这么便宜，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多买国外粮食的话，国内价格会下降，差价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首先要问的，是不是因为运价高，买了运进来就贵了？

不是的，这么高的差价远远不是运输成本能够解释的。美洲的土地资源丰富，我国很多粮食进口都是从美洲过来的，考虑到南美、北美的差异，运价也不完全一样，少的30多美元/吨，多的40多美元/吨。不管怎么看，这不到50美元/吨的运输成本，是无法解释高达几百美元的粮价差异的。即便是差价最小的大米，也有73美元/吨，大大超出运输成本能够解释的范围。玉米、小麦、大豆的差价都在100美元/吨以上，就更不是运输成本能够解释的了。

（二）粮价补贴的实际意义

维持这么高的粮食价格差异的，是国内粮食保护价。也就是说，国内粮价不是市场定的，而是政府定一个收购价，按照这个价格敞开收购，不受市场供求的影响。目前这个价格定得比国际市场高很多，据说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粗粗算一笔账，看看农民到底拿了多少补贴，这补贴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

考虑到粮食进口还有其他成本，把运输成本多算一点，算50美元/吨，从国内外价差中刨除50美元，这样大米、玉米、小麦的刨除运输成本的价差还有约23美元/吨、130美元/吨、53美元/吨，折合人民币0.07元/斤、0.4元/斤、0.16元/斤。大豆的种植面积、单产都不高，而且进口量很大，暂且不进入计算。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大米、玉米、小麦的单产分别为每亩900斤、780斤、670斤左右，这样折合每亩地补贴63元、310元、110元，简单平均一下大概是160元。人均按2亩地计算，补贴分别为126元、620元、220元，三口之家的总补贴达到378元、1860元、660元。

现实中，地里种什么作物不完全是自由选择，受周边灌溉设施、土壤状况、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很大。不过，即便种补贴最多的玉米，一年的补贴也就1亩地600多元，三口之家不到2000元，也就是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的工资。在今天的收入水平下，这点补贴对于农户真的不算什么，改变不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倘若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农民在考虑进城的时候，会稍微犹豫一下。

不过，倘若人均土地面积大，比如人均耕地增加10倍，达到20亩，这时候补贴就有点意义了。把上面的数乘以10，种大米、玉米、小麦的补贴分别达到人均1260元、6200元、2200元，平均超过3200元，三口之家的补贴将近10000元。这些数字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加上种植收入本身，对农民而言已经是可观的数字了。

查一查数据的话，国有农场拥有8000多万亩耕地，职工人数330多万人，人均25亩左右。对于这样的人均土地规模而言，补贴还是有实际意义的。这里的含义是，倘若农村的人均耕地可以增加，比如达到人均25亩，农民的总体收入会有显著增加，种粮积极性也会增加，这时候的补贴是有实际意义的。这时候，人均补贴的钱就达到单季4000元、双季8000元。种地的纯收入中补贴大概占1/3，这样包含补贴的人均收入大概是单季12000元、双季24000元，三口之家的年收入有70000多元，这个日子也就过得去了。再加上农闲时间长，农户可以利用农闲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这样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小得多。

最后要强调一句，这里的匡算都很粗略，只是寻求一个大致的、数量级的概念，误差不太大就好。比方说，如果上面的匡算误差不超过50%，所有的结论大概都还说得过去。之所以这个粗略的匡算有意义，就是因为现在人均耕地太少，种地收入太低了。不是低一点，而是低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三）粮食套利与进口配额

市场里的交易，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连串的事件。国内粮价超过国外粮价50%，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会产生“粮食套利”的动机。简单说，就是从国外进口粮食到国内卖，因为加上运费还是比国内便宜很多，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因为价差大，“粮食套利”的动机也就很大。理论上讲，倘若没有约束的话，就一定会有人买很多国外粮食转卖到国内，倘若政府不降低粮食收购价，就这么一直收下去，国内粮仓一定会堆满，还要建粮仓继续堆。

不过，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政府有对付的手段，就是粮食进口配额。简单说，粮食不是谁都能进口的，要申请进口资格和进口配额，超过配额的部分不能进口。也就是说，不管国外价格有多低，超出配额的部分都不能进口。这样，其实是给有进口配额的人发了一大笔补贴。不难想象的是，各路能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找这个配额，因为找到了配额就是找到了钱。这钱自己独吞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拿着审批权的人分享，要不然就没有下回了。价格扭曲引起寻租和腐败，给各路能人创造了快速发财的捷径，这是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明白的道理。

那么国内粮仓的情况到底怎样？粮食储存状况的数据不好找，具体情况说不清楚。猜想的情况是，因为国内粮价高，进口的额度一定会被用尽，反正买进来就挣钱。在此基础上，有门路的人也一定会努力寻找更多的额度。这倒不一定是坏事情，粮食进来了就要进入国内市场，增加国内供给。

不过，有一条不可不察，就是粮食储存的损耗是很高的。打个比方说，存放金属，比如铜板或者钢材，放个三年五载的也没什么变化，可是存粮食的损耗是很大的。即便没有老鼠，发霉变质总是有的。以前储存技术差，每年损耗在15%左右，也就是说6年就差不多损耗完了。现在储存技术改善了，据说可以降低到6%。即便如此，加上存储的设施投资和人力成本，这个损耗率依然很高。而且，陈粮不好吃，白白把粮食放着损耗、放旧了再吃，道理上很难说得通。

（四）你我一起来买单

国内外50%的粮食差价，直接的含义是我们的消费者为粮食多付了很多钱。国内一年消费的粮食大约6亿吨，匡算下来一吨至少多付了70美元，国内消费者每年为粮食至少多付了400亿美元。我们人口多，人多力量大，不是付不起这个钱，这么多年来不是也都照付不误了吗？多付钱不是不可以，但是总要允许我们问一句，这是为了啥？国家或者其他同胞得到了什么好处？有给消费者什么补偿吗？

补偿是没有的，其他的同胞是否得到好处也不好讲。至少，8.7亿农民表示没有从粮价补贴中得到实质性好处。对于他们而言，进城打工依然是王道，毕竟打工的收入不是多了一点，也不是翻倍，而是后面加个零，然后还会随着技能积累而增加。以后在城里安居乐业了，还可以方便地逛商场、看电影、听戏，孩子能在城里学校上学，家里人生病了就近能有好的医院，这些都是很大、很实在的收入。国有农场的工人表示补贴收入有一点小可观，不介意多补一点。不过，前文说过的，国有农场的工人数量只有330多万，只相当于8.7亿农民的0.38%，应该不是农业政策的主要考虑对象。

更深层的问题是，消费者不仅要为今天的粮食高价买单，还要为日后的潜在粮食安全问题买单。“过日子”这个词的含义是，不止今天要有米下锅，明天、后天也要有米下锅。今天定一个很高的粮食保护价，追求每年的粮食产量，官员们自然可以拿着连年增产来报喜，甚至还能加功进爵。可是，这同时也使得水土不堪重负，加速水资源的消耗和土地的盐碱化，危及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这一点，不知道官员们有没有担心过、考虑过。等这种问题显眼地暴露出来，估计也就是到了真的很难解的时候了。最后，无非还是全国的消费者，也就是你我和大家，一起来买单。

2014年10月28日

第六篇　“剩余”的人

刘易斯发明了“剩余劳动力”一词，直观地描述了落后国家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中国，正是这些“剩余”的人，推动了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就是农民不甘于现状，不断参与工业和城市文明的过程。

作为主角的农民

人们往往关注投资、消费、出口这些看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去问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却不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有时发生、有时又不发生？或许直到今天，农民对于改革的贡献，依然被大大低估了。

翻开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史，从一个角度讲，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你看，改革的第一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民干出来的。今天的人们已经温饱无忧，可能不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当时可是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是天底下头一号的大事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附带的效果，是把很多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然后这些人也没闲着，硬生生给你弄出来一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的背景是，不允许农民进城，可是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要进一步增加收入，要参与工业化，于是就来了个“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

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政策口径发生变化。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自此，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就开始了，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有了劳动力基础，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力量。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民营经济在国企强势地位压迫之下的野蛮生长，“农民工”的贡献功不可没。期间经历了加入WTO和住房商品化改革，都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农民工的大潮更加波澜壮阔。

回首这几件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大事，农民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里，白纸黑字写着“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字样，哪里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重要改革？邓小平也说乡镇企业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或许直到今天，农民对于改革的贡献，依然被大大低估了。

历史只有一条轨迹，人们自然可以有无数种解读。正因为如此，争论过去的事情意义并不大。有一点现实意义的是中国农民还会创造一个“惊喜”吗？不妨从目前的经济状况说起。

站在2014年年底，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比前几年都要大一些。客观的情况，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从2007年的超过14%，下降到现在的7%多一点，增长率腰斩一半不算，看起来还要进一步下滑。本年出台的几轮微刺激政策，其实加起来总量已经很大，但是效果一两个月就没了，市场开始呼唤新的刺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说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经很弱了，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扶起来，走两步，就又摔倒了。

短期数据显示的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刚刚公布的数据，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下滑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2.7%，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通缩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通缩是在采取了几轮微刺激政策之后发生的，而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趋紧的情况下发生的，说明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经很有限。这个经济体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扬汤止沸式的刺激，而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

从经济增长的原理的角度也是这样的。生活中，人们往往艳羡鲜花的美丽，却不会去关注深埋在地下的根茎，甚至对旁边的枝叶，也常常熟视无睹。其实，这些不起眼的根茎与枝叶，才是鲜花美丽的根源。经济增长也一样，人们往往关注投资、消费、出口这些看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去问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却不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有时发生、有时又不发生？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才触及了经济增长的根源，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是用制度变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那么在今天，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释放？其实答案很多的，不妨来看一看农村改革的潜力。

经济增长无非是来自几大要素的增长：（1）劳动力；（2）劳动者技能；（3）资本积累；（4）技术进步；（5）自然资源。众所周知，我们的自然资源并不充裕，而且已经使用得很过度了，不是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来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很重要，不妨另文再说。本文的重点是劳动力和劳动者技能。

近年来大家的共识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看数据的话，经济活动中人口总量在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在7.8亿的规模，增长已经趋于停滞，15—64岁人口总量也已经稳定在10亿的规模，增长也趋于停滞。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看来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给定这么多人口和劳动力，还有没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当然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工从村里转到城里，不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增长吗？哪里有人口数量的增加？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均增加值远高于农业部门，这种部门配置效率的提高，大幅增加了社会财富。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进一步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就业人口总量7.7亿，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为2.6亿、2.3亿、2.8亿，分别占就业人口总量的34%、30%、36%，大致是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数据值得仔细推敲，因为这个数据大家不太信。直观上看，很多人觉得农村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哪里还有那么多劳动力？不过从相关资料看，这个数据大致还是可靠的。一是最近中农办副主任陈锡文说农业劳动力还有2.4亿，两年时间过去，农村劳动力一直在减少，少了2000万是正常的，这和2.6亿的一产就业人数大致一致。二是来看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的数据，根据“六普”，2010年全国农业16—64岁之间就业人口3亿。这个比2012年的2.6亿的数字要高，也可以用2010—2012年间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外转移解释。

最后一个佐证，是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农民工总量在2.7亿左右，其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有1.7亿左右，本乡镇就业的1亿左右。农村户籍人口总量8.7亿左右，15—64岁之间人口约占人口总量的74.5%，也就是6.5亿，其中的大约80%是经济活动人口，这样还有5.2亿。扣除其中的2.7亿农民工，还有2.5亿，和上文的2.6亿一产人口大致上也一致。

其中有一些统计上的困难需要指出，就是这2.6亿的一产就业人口，或者陈锡文口中的2.4亿的农业人口，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兼业经营，在附近的乡镇上打工。统计上是计入农民工，还是计入农民，操作上可能比较困难，水分可能比较大。在没有进一步资料的情况下，暂且以2.4亿农民计算，其中16—40岁的人口大约1亿。

那么，这2.4亿劳动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吗？当然有。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还是富余的，这种转移不会伤害农业。倘若释放出一半来，农业还有1.2亿劳动力，劳均土地还不到17亩，经营规模还是很小。另一方面，释放出来的1.2亿是好大一个生产力。假设这些人进城从事低端的服务业，那么现有的低端服务业人才就可以释放出来，为高端一点的产业提供劳动力，一层一层促进劳动力逐步向高端转移，这样产业升级就有了劳动力基础。而且，未来服务业面临大发展，本来就需要很多的服务业劳动力。

进一步的转移看起来不容易，因为现在农民的日子已经没有那么苦了。以前乡下确实太苦，面对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不管多累多苦，义无反顾去打拼。现在有打拼性格的人大部分已经进城了，剩下的日子过得也还行，也没那么苦了。要想让这些人进城，可能需要在就业、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减少歧视。而且，他们已经不会“裸体”进城了，而是需要带着在农村本来就有的财富，包括土地、房屋。

中国农民已经一次又一次让世人惊诧了。不知道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现实的考虑，会不会再次让所有人惊讶。

2014年12月16日

农村承载力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凸显农村承载力的问题更加严重，农村更加不堪重负。讨论城市承载力问题，要时刻记住这一点。任何对农民工的抱怨，本质上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最近“城市承载力”这一新潮概念引起关注。词下之意，城市在环境、能源、水、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约束，意味着城市存在负载能力的问题，可以容纳的人口是有限度的。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可能会使城市不堪重负。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很多城市都有污染严重、街道脏乱、交通拥挤等方面的问题。北京等大城市史无前例的大堵车，让人谈出行而色变，对“城市承载力”的担忧绝非毫无根据。

担忧归担忧，关键在于怎么办？一旦要给药方，事情就有意思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会闹出莫名其妙的答案来。治理堵车，就不让人买车；治理城镇承载力，就限制人进城，呜呼哀哉。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这逻辑似乎直截了当，且理所应当。你“先”来了北京，别人当然就不能来了。但是北京人去纽约的时候，相信绝对不是这么想的。

城市承载力的问题，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担心“城市承载力”，就要同时也担心“农村承载力”，除非你是“城市”人，但不是中国人。因此本文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以窥问题全貌。

第一个问题：城市与农村，哪一个更加不堪重负？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城乡收入比达到3.33倍。如果考虑到城市大大优于农村的公共交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实际的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追求更高的收入、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诉求不但理所应当，而且比起一部分人的私利来，也更加理直气壮。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凸显农村承载力的问题更加严重，农村更加不堪重负。讨论城市承载力问题，要时刻记住这一点。

一个简单的大账可以帮助我们把问题说清楚。现在一个农民如果进城打工，月薪2000元，年收入24000元，过两年还要涨一些，以3万元计算。如果要他留在农村种地，也得有这么多收入，否则他就会选择进城。一亩地一季收1000斤稻谷，当下市价约值1300元，扣除各种投入费用后收入以800元计算。以一年种两季计算，一亩地收入1600元。一个农民要想有30000元的年收入，就得有18.75亩地。我国现有耕地约18亿亩，能够“承载”的农民不到1亿人。现在我国农村人口依然超过7亿，也就是说还有6亿人口要进城，否则城乡差距就无法抹平。

客观规律导致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因而上面大账中的城乡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也正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枉费心机想把农民拒之“城”外，不如现实一点，多想想如何扩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规划。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个道理，农民心里清楚得很，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就是农民用脚投票。我认识的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应该是非常了解农村的。等到儿子出息了，进城住几天，没多久说了一句话：30岁以下的农村娃，千万别留在农村。什么道理？城乡多大的差距呀！

而且，城市面临的问题，农村也都要面对。农村也有水、电、煤气的供应问题，且因为人口分散、空间距离大，供应成本更高，且浪费严重。农村也有医疗、教育问题，且因为人口密度低而成本高，这进一步导致医疗、教育质量低下。

第二个问题：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上面的分析，依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农村似乎没有交通拥堵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往拥挤的城市里聚集？

人类本无城市，经济发展了才慢慢有了城市，且越聚越大，就是因为城市比农村更加能够承载人们的生活，城市是节约使用资源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人群的聚集，极大地节约了交流和交换的通信、交通、运输、仓储等各方面的成本，促进了交换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推动了科技进步，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200多年来经济学的精髓。这样强大的经济逻辑，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其实，与城市承载力有关的所谓问题，正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道路拥挤了，正好可以修桥铺路，修建地铁；学校拥挤了，正好可以建新学校，招募教师；医院不足了，正好可以建新医院，培训医疗人员。抱怨这些不足的人，可以想想一个城市的第一条马路、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是怎么来的。没有早先的城市人，哪里来的现成的设施？！

熟悉经济分析的人，可以想一想，这些需求是多么好的事情，明确指示投资应该往哪里去。这是现成的最最清晰不过的投资信号，哪里需要什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动态的分析里，城市面临的问题正指出了城市的瓶颈，提供了城市进一步发展建设的动力方向。看城市的承载力，千万不能静态地看，而要动态地看，要用创新的思路去解决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谈城市承载力，与城市发展壮大、提高城市效率是同义词，相信不会有人反对。

从微观的角度讲，农民进城，是因为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为城市做出了贡献。把农民作为城市负担的想法是短视的、荒谬的。一个农民进城打工，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有一份比留在农村收入高得多的工作。这份工作，往往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危险活。这份工作合同，是与雇主自愿签署的，而不是农民强加在雇主身上的。一个人要阻止农民工进城，就要阻止这份合约的签署。倘若如此，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要跟投资商说明“不允许招农民工”，然后看看还有多少工厂可以开张。任何理解市场合约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份合约一定是直接为这个企业带来好处的，也间接给城市带来了好处。正因为如此，工商、税务部门从来都是欢迎外来人口的，因为他们会创造收入。如果这个依然难以理解，想一想你雇的保姆或者小时工吧，你或许对她们的工作不是百分百满意，但离开她们却是一百个不方便。

任何对农民工的抱怨，本质上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要干活的时候他们要立即出现，活干完了立即消失，千万别占用城市的任何资源，千万别在马路上出现以免拥挤，别呼吸城市稀有的空气，别饮用稀缺的水，别占用学校的名额、医院的床位，等等。这样的要求，不知道算不算太高？！

第三个问题：“城市承载力”是无解难题吗？

上面的分析指出，讨论城市承载力问题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如果不与农村承载力结合起来看，如果静态而不是动态地看、不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就不能形成全面、发展的观点，容易得出片面和错误的结论，诸如限制农民工进城、阻碍户籍制度改革，甚至反对城市化之类的提法，大致都可以归入此类。一些更隐蔽的做法，比如从各种方面限制农民在城里的权利，也都可以归入此类。

无数例证表明，“城市承载力”绝对不是无解题。全世界的城市化过程都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的发展轨迹和不断壮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机遇往往就孕育在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的过程中。成功的大都市，都是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方，比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等。美国是权力分散的国家，纽约也不是政治中心，依然有约两千万人，然而堵车却远没有北京严重；伦敦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它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但它依靠精密的地铁系统运输着这个城市。

解决“城市承载力”问题后，这些城市吸引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资源，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为人们提供着极大的便利，享受着高额的地租；建设这样的城市，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世间因噎废食的大有人在，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新中国的人民，本来是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工、农本来只是职业的分工。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限制了人民的迁徙权利之后，“工人”与“农民”才不仅仅是职业的分工，而且还是身份、甚至等级的概念。

“农民工”这个词，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一词汇记载了这个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政策沿革，付出代价的首当其冲就是农民，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就是明证。当然，付出代价的绝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后，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就是明证。现在刚刚有了点成绩，就有人想走回头路，重复过去的错误，这需要引起善良的人们的警醒。

2011年3月4日

“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2]

2015年年初春节期间，曾流传一组返乡笔记。在城里打拼的人们，书写回乡过年的见闻感受。当时我在路上，先陪岳父母在香港过年，后陪父母过年，回家竟然病倒。面对家乡，竟“眼前有景道不得”。所幸，“崔颢题诗在上头”，网上传来上海聂日明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一口气读完，知道无需再写。

澎湃新闻最近做了一组返乡笔记的稿子。这源于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回乡观察：故乡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知识在乡村的无力。回乡情切、近乡情怯之心跃然纸面。随后，我的朋友圈被此文刷屏，同时也有颇为可观的批评。

我在讨论故乡之前，先亮一下我对故乡的观点：

第一，故乡确实在没落。绝大多数农村，环境从来不曾好过。这是我们到城里工作生活的原因。

第二，故乡可能不值得怀念。那里可能存在的美好回忆，本质往往是贫穷和落后的。

第三，还需要“回家”，是因为家庭不能团圆。户籍限制人口流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无法流转，致使父母迁移到城市的成本太高。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割，以及城乡二元的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非常困难，排外政策没有给新移民带来归属感。

（一）当我说故乡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

我在辽宁丹东和大连交接处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二十年，考到杭州读大学，之后在上海工作。算起来，我在“外地”也待了十几年。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年份，我保持一年回两次家的频率。从行动上，我比王博士的那些“太想家了”的初中同学看起来更顾家（他们几年才回一次家）。

所有人都有故乡，这不是农村出身的人的专利。只不过，城市本地居民的故乡在脚下，用不着跋山涉水跑回去。当我们说故乡时，故乡至少意味着三点：第一，那里还有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第二，自己小时候在那里有过美好的回忆；第三，从那里的人文环境与景色中，还能找到旧时的记忆。

对我来说，故乡却只意味着一点，那就是亲人还在那里。记得刚开始工作时，生活拮据，为了省钱，只舍得在春节的时候回一趟家，后来母亲身体不佳，时常牵挂，又回到一年两次返乡的频率，有特殊情况时，还会多回一次。一年的年假（虽然只有可怜的五天），基本上都用在回家的路上。

我对故乡也有很美好的回忆。记得考试得高分时，母亲奖励的糖水荷包蛋；母亲做家务的时候，教我收拾房间、切菜做饭的温馨；春节时穿新衣服的喜悦，复杂的祭祀仪式；冬天里滑冰，雪天里打雪仗、堆雪人。王博士文中提到的上山捉鸟、下河摸鱼，我也干过。在冬天，我和小伙伴们带着手电筒，在寒风中，挨家挨户摸到屋后房檐，在裂开的砖缝处，或稻草、芦苇做的屋顶里，很可能有麻雀在里面，用手电筒一照，它就不动了，可以抓出来。

记得当年在天涯论坛上的“闲闲书话”读舒飞廉对乡村生活的连载（后来结集为《飞廉的村庄》《草木一村》），欣喜欲狂，舒飞廉用日本散文的形式，描述了很多我能想起来、但说不出来的乡村生活的美妙，还有那些生动鲜活的习俗。童年的经验与乡情，被舒飞廉用他的文字一丝一丝从我的记忆中抽出来。

（二）谁在怀念故乡？

一系列返乡笔记，为什么会成为话题？显然，这和近十几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汹涌转移有关。春节前流传的一个段子说：“过大年了，各路名媛、高富帅、CEO们都现原形了。不管平时装得多国际、多上流、多大气，这个时候都要：回县城！回镇上！回村里！名字也从KK、CoCo、Kelly、Jenny、Mandy、Jessica，变成翠花、二狗、铁蛋、瓜娃子、大妹子！”虽然有些夸张，但很生动地描述了回乡群体。

在这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有二。第一，1999年展开高等教育大跃进，让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30%，到2015年，将达到36%。1998年时，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08万，到2013年为700万，这15年的新增学生是7400万，比前一个15年多出6000多万。据2012年的高考招生统计，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达59.1%，其中本科为52.5%，一本为45.7%。静态粗略估计，近30年定居在城市的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有4000万人。

第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6亿，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亿，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为0.76亿，占外出农民工人数的47%。89%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仅为3375万，占比20%。

由此，经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更可能阅读返乡笔记，也更容易同情共感。他们多半留在城市里工作、定居，他们已是城里人，但不少人父母还在故乡，需要回家过年。他们有知识又有关怀，触文生情的可能性更高。

（三）故乡真的让人怀念吗？

虽然我一年回两次家，但我一点也不怀念故乡。我回家是为了父母，自然尽可能地把时间留给他们。这许多年来，回去的几天，除了在家里陪父母聊天，基本不到处走动。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在家里处处不习惯不自在，不想待也待不住。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环境建设的资金、劳动力投入远低于以往，农村衰败、空心化，农村基础设施、建筑物破旧明显。我所在的村庄，能人都进城了，新建房与老房翻新的频率大大放缓，村里很多老人住的房子，是在40年前用泥坯所造。

第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商品丰富，生活垃圾的数量与难降解程度也大大增加。由于农村缺乏垃圾清理等公共服务，池塘、路上成为垃圾堆积点，难看是小问题，脏、臭、污染才是大问题。

环境问题是我不想念故乡的一个原因。如果认真全面地回味故乡，能记起的大多数细节，绝不可能只有美好。首先，是辛苦的农业劳作。我家乡是水稻产区，水田旁立有基本农田的标志。4月份开始铲土、浸种、育苗，5月份泡田、平整土地，6月份插秧，随后是撒化肥、打农药，以前还要拔稗草，10月份收割、脱谷。

在家里生活的20年时间，我自长大起，除了高中时期没怎么做农活以外，其余年份都要干农活，干过多数环节和种类。如插秧，一天一个人可以插一亩多地，我和母亲两个人要插五天左右，父亲负责分捡苗盘等。这是我干过最苦的活，一整天要弯着腰，笔直的插秧绳看起来好遥远。天黑了才回家，回家路上，腰都没法直起来。期间还要小心田里锋利的石头或碎玻璃，防止割破脚；小心不要被蚂蝗吸血。那时，我不太会关心撒化肥和打农药时的高危污染，但沉重的药壶和机械的下压动作，实在是个挑战。当时特别羡慕别的土豪家庭用的机喷药壶，又快又省力。我想，我们这代人，有多少人就是因干了农活，才坚定了不在家里待着的决心。

所有这些辛苦的价值，基本等于无。有一年，我一时兴起，算了一下水稻的投入产出，种地一年，劳动所得仅相当于自己吃粮免费。在我们那里，农村土地现在免费送给别人种，别人还不一定肯要。

（四）那些美好的故乡回忆靠谱吗？

回过头来，再掰一掰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直至今天，我都记得小时候穿过的几件好衣服，以及生病和考了好成绩才能吃到的糖水荷包蛋。这些美好回忆，都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小孩子喜欢过年、过节，因为只有那时，才能吃到好东西、穿上新衣服。大人们眼里的过年，虽然也有喜悦氛围，但也意味着麻烦、花钱。

再回想儿时玩的很多游戏，那时我们是放养的。山上河里乱跑，十分危险。比如用火柴头和自行车链条的链节做枪、放鞭炮，容易炸伤；初冬时在刚冻的池塘滑冰，夏天在河里游泳，都容易溺水。

在我看来，故乡的邻居与亲情从来不是温情脉脉。早先农村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家穷有赡养父母的纠纷，家富有财产继承分割的纠纷，谁家没几件兄弟反目、邻里失和的丑事？人情往来算计，可谓锱铢必较。就算这些都不存在，乡里村庄、人情社会，回家被七大姑八大姨问这问那，从逼婚到逼生，令人不胜其烦，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真的那么值得我们去接受吗？

故乡的现实并不美好，让人不愿意留在那里。美好的儿时记忆也很虚幻。而就算是美好的回忆，其本质也可能令人难以正视。

迄今为止，我都能忆起小时候准备过年的喜悦气氛，祭祀、贴对联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小时候贴对联，对联是书法好的村人写的，事先一张一张算好要买的红纸，裁好以后，让“书法家”按照楹联书上照写下来。小时候，看别人写书法的飘逸，觉得好帅。随后，这个阶段基本上跳过，因为镇上有卖印刷好的对联，又漂亮又大气；以前一个下午的表演活动，今天一个简单的交易就可以完成。

更复杂的是祭祀活动。我母亲往往要熬两个夜晚制作祭祀用品，用于上供的塔式碗菜，用萝卜丝堆好圆锥体，再用芦苇做的牙签将菜片、染色的粉丝、肉片等五种菜式插在萝卜丝圆锥上，再用红细线绑牢。用于祭祖的烧纸，也要盖上圆印，我往往要用整个下午用圆印蘸红墨水盖满这些纸。我读高中时，这些过程就被简化了，镇上有卖各类供花和纸钱，替代了复杂的塔式碗菜和盖红印的纸。以前几天的活，在小孩子眼里的复杂准备，一两百块钱就全都搞定了。

祭祀重仪式感，但当年我们愿意费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主要是因为人工便宜，市场也不发达，买不到。现在家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赶在年底回家，哪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复杂而又没有实际收益的事呢？

以前过年前要准备猪肉、年糕、鱼、鸡、油炸食品等，以及采购新衣服，这些行为方式已基本上没落。这些东西平时都不太乐意吃，过年时谁还会在紧巴巴的时间里做这些没人吃的东西？说到底，这些习俗是以前太穷，将平时舍不得吃的，一起准备好，留待过年时吃。现在有谁会真的觉得过年时吃的东西是一年中自己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自小到现在，我们春节的主要活动主要集中在几方面：小孩子要串门、放鞭炮；大人要打牌、打麻将；特定时间全家一起走亲戚。还有东北居高不下的春晚收视率。春晚过去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是东北农村的文化长期主导。不过，东北尤其是农村，确实喜欢看春晚，辽宁卫视春晚的收视率也不低。这可能与娱乐生活匮乏有关。因为很多人实在没啥可干。元宵灯会、庙会、迎春活动，是城里才有的事。即便城里人愿意出去参与娱乐活动，东北的冬天也太冷了点。

今天的故乡，虽然物质方面有所改善，但文化娱乐方面依旧匮乏。这是农村地广人稀的环境决定的，以前偶尔有秧歌队前来，一个团队跳个小半天，拿500元。现在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人工也贵了，自然就没人来了。

春节管一年。新年要说吉祥话、喜气话，发财与高升不离口，春节不吵架、不生气。这是东北老辈人反复向小孩子强调的。春节有各种禁忌，如正月十一庄稼会，主粮丰歉，不能用针。还有更完整的，如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菜。何时不能用剪刀，何时不能见星月，何时要吃生菜，何人要吃猪前蹄，都有讲究。

受过高等教育、农村出身的人，他们进城后，大多数不会再回到故乡，尤其是那些仍以农业劳作为主的农村。包括我在内的新城里人，只在节假日时想想家，真要在故乡待几个月，十有八九抗不住。既然一些人不会回乡定居，为什么还希望故乡能保持小时候的样子？

今天农村的衰败，以及发达地区农村越来越像城市等现象，说到底，是城市在就业机会、生活水平、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过于强势。要么农村条件向城市看齐，要么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

一般人认为，东北人不乐意出来打工。但哪怕是这样，到2008年时，我们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基本都外出了，至少是在县里、镇上打零工。家里不过是一个住所。回乡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要待在家里——那是没出息的意思，大家都在寻找更好的打工机会。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足，虽然比城市有差距，但至少不用吃块肉、吃个鸡蛋精打细算、思量百般。这些是他们进城打工和脱离农业生产劳作的结果。不把农民绑定在土地上劳作，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如果要让某些人嘴里的“故乡”维持其状态，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继续绑定在土地上，维持原有的小农经济状态，那将不得不把农村或城市封闭起来，不让农村劳动力流出，或阻止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对农村和农民来说，将是多么残酷的事。

如今的农村，是包括“返乡笔记”作者王磊光在内的农村人用脚投票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农村衰败了，但农村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五）故乡的出路在哪里？

去年中秋小长假，我回了趟老家，发现乡村的泥土石子路改成柏油路，路边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遭。绝大多数村里人，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路灯长啥样。村里人还通过村集体，向上级政府申请老房翻新或重建的补贴，数额在几千到一万不等。

为了保护农村生态，政府也花了不少钱去建设新农村。其中最典型的是“美丽乡村”计划，老家的改造就是在这个计划下发生的。

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改善农村的生态与景观，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乡村。安吉的行动很成功，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考察后，认为“安吉进行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样本”。

受安吉的影响和领导的鼓励，浙江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广东省增城、花都、从化等市县，从2011年开始，也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财政部网站资料显示，安徽、海南、江苏等十余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地区均有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总体而言，农村破败在哪里？除了上文直观感受以外，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有详细列述。总体来说，分成三类：

第一类，基本生活条件。农村危房改造，解决抗震、节能的要求，完成饮水安全、电网改造、道路硬化、防洪防旱。为什么中国地震总会有这么大伤亡？是房子太破，包括我老家的房子在内，很多都是过去土制的墙。我老家的柏油路、路灯，显然改善了基本生活条件。

第二类，村庄环境整治。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把城镇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小流域的清洁建设。通过规模化发展，将畜禽养殖与居民生活分离，处置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加快废弃物回收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家庭改厕，全面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任务。统筹建设晾晒场、整治占用乡村道路晾晒、堆放等现象。前些年，上海崇明在厕所改造方面就下了不少功夫。

第三类，乡村环境美化与风貌整治。保护和修复自然景观与田园景观。开展农房及院落风貌整治和村庄绿化美化，保护和修复水塘、沟渠等乡村设施。完善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民居名录。利用小城镇基础设施以及商业服务设施，整体带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客观说，这些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针对的都是乡村生活最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也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缩小了城乡差距，是提高农民生活标准的利器。

唯一的问题是：想得太美了。

美丽乡村建设，要达到上述要求，得花多大代价？根据财政部汇总的资料，湖南省桂阳县在2013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投入，其中农村环境整治投入2000万元，点亮工程投入1000万元。按全国2000余个县粗略计算，仅点亮工程就需200亿—300亿元，环境整治更得加倍。如完成上述所有内容，花费何止十几万亿！

河南省陕县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资金720.53万元，才覆盖全市13个镇39个行政村，仅惠及4万余农民群众，人均受惠不到200元。按此标准，全国以5亿人口居住在农村计，也需要1000亿元。山东全省才拨出6000万元资金、覆盖八个县区，按湖南的标准，每个县连点亮工程都完不成。

垃圾和污水处理、公共照明，原本是城市居民的需求，亦即所谓公共服务，往往由市政等公共服务提供部门解决。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前提，是要有规模效应，即人口密度较高，城市要有一定规模。但目前村庄散落在耕地上，农村人口密度太低，要为农村提供这个服务，是不经济的行为，也无法持续。建垃圾场的100万元，或许可以财政出资，但长期的垃圾收集、处理费用，由谁来出？

而农房改造、道路硬化这类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更是打了水漂。可以预见，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直至达到70%的城市化率，才会慢下来。留在农村的，往往是中老年人，随着他们的去世，农村人口将进一步减少。这意味着，大多数乡村的人口密度会进一步降低、人口规模会进一步缩减，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会一低再低。

很多人看到日本农村的田园牧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中国台湾当下的农村也不错。但这些全建立在钱的基础上——当农村居住人口数量大幅降低，并进一步大幅集聚，农村居住人口的收入大幅提高，他们才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好的环境。这时就算政府投入整治，所花的钱也不至于让人惊掉下巴。

现实一点说，大多数农村现有的耕作模式，会被农业产业工人替代。未来几十年内，大多数农村人口将不得不变成城市居民。这或许意味着，早一点认识到移民城市的必要性并学习城市生活，有助于他们提高适应能力。在我看来，现今的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虽一时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但无法改变农民进城的趋势。准备投在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的资金，不如用于补贴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生根，这样不仅解决了道路硬化、公共照明、垃圾与污水处理等问题，也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效率，何乐而不为？

短期来看，进城务工与提高人均农业劳作产值，仍是乡人提高收入的唯二路径。这些年，有能力的家庭，改水田为温室大棚，种植经济作物，如各类反季蔬菜、草莓，每年收入不菲，一家人全上阵，平均可以赚到五六万左右。但经济作物的种植，专业性很高，价格波动大，其风险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长期在温室大棚劳作，温度高、湿度大，长期蹲着，对健康透支也很厉害。在我看来，他们未来仍然不得不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型。

对政府来说，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顺应这一大潮。政策着力点有三。

第一，如何让农民进城，又让他们就业。这涉及中国城市是向大城市集群发展，还是向中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从农民工流向看，中国主要的就业机会，在东部发达城市；而2014年以来的户籍改革政策，把进城新移民向中小城镇推，那里却没有就业机会，他们如何能养活自己？

第二，城乡二元与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民离开了农村，就无法带走在农村能享受到的那些微薄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新农合医保补贴等，这就提高了他们进城的成本。

第三，农村集体土地何时能流转？农地无法流转、农村资源被过度汲取的今天，农民拥有的那点集体土地的权利价值几乎等于零。中国城市从来不是福利窝，哪怕是城里人，没有工作，没交社保，照样没有医保和养老。农民进城，不会一窝蜂跑到大城市，那里教育虽好，但消费、房租也高，他们会量力而行。问题是，他们进城的第一桶金在哪？依照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离开农村意味着放弃农村集体土地，这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让他们损失了一大笔进城的启动资金。

总而言之，我并不怀念故乡，但我珍惜故乡的人，希望他们能变得更加富裕。故乡是否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大势决定的。

2015年2月27日

土改“拖”字诀

时间在极慢中极快地流淌。现在好多人已经进城了，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4年后就差不多60%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了。农民砸在村子里的钱，大概也都只能“沉默”在那里，见证着这场缓慢的“改革”。股市上有一句话，“以时间换空间”，翻译到这里，就是“以拖延的时间，换改革的空间”。

春节回家过年，发现村里的房子都很大。二层的小楼比比皆是，三层的也不在少数，加上偏屋、门楼，每家每户大概都有四五百平方米的样子。城里人看了，估计很羡慕——你看，村里空气好，水电也是通的，这不就是乡间别墅吗？

问起为何每家都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传闻要拆迁。老家要修铁路，据说还要在运河边上修港口，建重工业区，当然要征地、拆迁。于是家家户户赶着盖房，等着大赚一笔。你看，一平方米农房，简单一点成本也就300多元，补偿怎么着要上千元的，一平方米就赚600多元。500平方米的房子就赚30万元，何乐不为？至于盖了拆，浪费建材，污染环境，就不在一家一户的计算中了。

后来政策有变，港口不修了，拆迁只涉及铁路沿线，村里就不拆了。因为盖得匆忙，也没什么设计，建筑质量也不好，农村水电等设施又差，这样的房子尽管大，住着并不舒服。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出去了，没出去的想着出去，也没心思把房子再弄好。有的人家院子里盖满了房子，不见阳光，真的是大呼上当。

这几年，笔者参与土地制度改革的观察和研究，知道老家这样的现象并不是特例，甚至可以说很普遍。农民外出打工，但在城里难落脚，挣了钱拿回家盖个大房子，想着“落叶归根”。可是进城几年后，很多人会发现农村已经回不去了。农村收入低那么多，各种设施都很差，生活不方便，“还是城里好过”。到了子女入学的时候，发现好学校都在城里，为了孩子，就更不能回去了。结果，村里空着很多、很大的房子，成为人们“乡愁”的记忆。

面对村里那么多空荡荡的房子，实在不知道除了将就着住，这些房子还有什么价值。放开购买的话，城里人会来买吗？有投资价值的地方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地方只怕是一厢情愿。在城里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位置是最重要的，远郊农村的房子，不值钱的。买来除非经营点生意，也就是放着。类似于“农家乐”这样的生意，也挣不了多少钱，以后还会越来越不挣钱。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一开始在重重约束下野蛮生长，但是约束一旦放开，人们就进城打工了，乡镇企业迅速转型和衰败。毕竟，城市才是现代经济的载体。

土改的意义，就是减少这些浪费。把土地的财产关系理顺，让人们在农村少盖一点房子，把有限的财产和工资收入带到城里，安居乐业，习得一技之长，逐步增加收入。这对务工的城市也是好事情，你看农村人也来了，收入也带来了，生产、消费都会增加，这不就是经济增长吗？“经济增长”这个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专业词汇，其实很简单，并没有那么神秘。

城市并不需要为这些人“特意”做什么，只要不“特意”限制他们就可以了。比如说养老，这些人本来不在城市养老体系里的。想进来，就花点钱吧。为了便利他们筹资，不妨允许农村的房子、土地能够变现。最怕的，是用身份限制他们。再比如教育，留守儿童多可怜，最好带在父母身边，交钱就让人家上学吧。学校空间、师资不够，正好可以建学校、培养师资，这不就是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进步吗？市场里明摆着有大量需求的东西，满足就是了，这样的投资是不会错的。

过年的时光很舒适。农村老家的天气不错，坐在院子里，享受安静的阳光。时间，似乎是静止的。奇怪的是，在这极“慢”的空气中，很多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

土改喊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改什么。各地试点很多，但都是在层层的约束下寻找狭小的空间，制度上的进展并不大。尽管如此，农民照样进城，城市化照样发展。“人往高处走”的力量，是挡不住的。

层层的约束，就是让城市化里增加了一些麻辣调料，比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比如“空心村”，比如“鬼城”。在历史的大趋势中，这些都不过是小小的波折。这小小的波折在亿万百姓家里，会放大成一把把的辛酸泪，比如孩子难入学，比如70岁的老人独自守着家里的土地。

时间在极慢中极快地流淌。现在好多人已经进城了，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4年后就差不多60%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了。农村该盖的房子也都盖了，人也慢慢变老了、变少了，土地的价值也在慢慢衰减中。农民砸在村子里的钱，大概也都只能“沉默”在那里，见证着这场缓慢的“改革”。

想到这里，忽然豁然开朗起来。

改革，是理念和现实的一场角力。改革者们大声疾呼，无非是看到了未来的趋势，想顺势而为，减少耗散的成本。但是在强大的现实阻力面前，这样的嘶喊无论多么大声，都是那样苍白无力。

好在“形势比人强”。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的。问题显现之后，人们会更加清楚理解这一进程，改革的阻力，也就变小了。股市上有一句话，“以时间换空间”，翻译到这里，就是“以拖延的时间，换改革的空间”。至于其间已经耗散了很多的成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农村是美好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匆匆的过客而言。在清新的空气里，坐着和煦的阳光，体会时间的静止，分享猫的安详。

不过，人们还是会进城。记得过年期间问过父亲，以后想住哪里？父亲说，等真的老了，还是进城吧，买菜、逛公园、看病、串亲戚都方便。

2015年3月10日

用正直撬动历史的节点

——纪念原安徽省第一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万里

最早知道万里，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那句朴素的传说。口耳相传的话，直白而有力。因为支持并推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万里帮助亿万农民吃饱了饭。今天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在食不果腹的年代，让亿万人有饭吃，是多大的功德。

2015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消息传来，几乎不能相信，心头像挂了一大桶满满的水，坠得喘不过气来。

最早知道万里，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那句朴素的传说。口耳相传的话，直白而有力。因为支持并推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万里帮助亿万农民吃饱了饭。今天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在食不果腹的年代，让亿万人有饭吃，是多大的功德。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一看农民吃不饱饭，说那不行！安徽是农业大省，万里以前没管过农业，于是轻装简从，开始调研，从夏日炎炎一直走到白雪纷纷。有了这样的调查基础，才会明白“包产到户”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支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的创举。

中国改革的起点在农村，农村改革的起点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村的改革，是基层农民的自发冒险，是极端贫困之下的迫不得已。但是，倘若没有地方一把手的支持，很难想象这种自发冒险能够继续下去，更不用提发扬光大。没有这关键的第一步，也很难想象后来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路径会怎么样演化。

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当时“包产到户”的阻力很大，万里于1980年3月调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工作。上任后，万里组织大量干部到农村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农民意见。在这一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大量干部才可能真正了解基层农村的情况，在干部中才有可能形成支持改革的声音。

改革面临意识形态、旧观念的约束。分田单干并不是新生事物，在20世纪50年代就尝试过、争论过，最终没有能够被接受，并且形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要克服、化解这些阻力，需要一些政治智慧。万里曾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这样，不必要的阻力就减小了。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在历史的羁绊中摸索前行的。

在包产到户从发起到铺开的1978—1984年间，全国粮食产量从3亿吨增加到4亿吨，农民从吃不饱饭，到卖粮难，也就仅仅6年而已。农村改革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以后，其他的改革才有可能。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亿万农民工进城，都是在这一步的基础上的延续。近代中国经济历史的面貌，从此不一样了。

历史长河滔滔。绝大多数人都会随波逐流，少数人选择了克服阻力做正确的事情，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在1978年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万里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靠的是什么？笔者无力回答这样宏大的问题。倘若一定要回答，我相信是正直，勇气，还有一点点常识。

1993年，万里离开领导岗位，从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相信宗教，但是这一刻，但愿有天堂。

2015年7月16日

第七篇　政策讨论

从学术分析到政策讨论，是很大的跳跃。学术讨论，能事实清楚、逻辑自洽，就算过关。而政策讨论，要考虑制定政策时面临的现实约束，不能像学术分析一样随意假设、简化。

曾建议自己的学生，在35岁前不要对政策问题发声。这建议不一定对，只是想让学生多观察、思考、积累。观察积累多了，犯错会少一些。

毋庸讳言，本篇中的讨论，可能是失之简单、幼稚。若如此，博读者一笑。作为自辩，读书人向来有“忧天下”的传统。这未必是好事。“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书生轻言，误国误己。

坊间有言“地命海心”。拿来自嘲，恰当不过。

户改破冰：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

城乡户籍分割的确立，从1954年9月立宪到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也就不到4年的时间。从1952年计算，也就用了6年。可是打破这一分割，却用了漫长的56年。这不奇怪。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有持续存在的惯性，改起来很难的。正因为如此，2014年的户籍改革才值得大书特书。

（一）户改破冰

公元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宣布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困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此寿终正寝。如此重要的消息，自然在街头巷尾引起热议。无他，事关13.5亿人每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小事情的。

概括起来，这次的户籍改革《意见》中，最重要的是如下四条：

（1）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

（2）非居民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居住证是非居民向居民过渡的中间工具；

（3）落户政策上，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4）推进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探索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方式，保护农民“三权”，现阶段不得以放弃“三权”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

第一条取消了名义上的城乡户口差别，贴在人们身上的“身份”标签，就此成了历史，这是个巨大的进步。第二条也很重要，因为勾勒出了一条实现城乡户口实质上统一的可行的路径。户籍不仅是一个标签，更代表着居民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各方面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别。公共服务均等了，才是实质上的公平。

第三、四条则是点出了这次户籍改革思路中的两大要点，也是户改的两大难点。其一，是因地制宜、稳妥推进，区别对待大中小城市；其二，是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个别地方强迫农民以放弃“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为进城落户条件，导致社会不安定，并探索农村产权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的合理、有效形式，以此润滑、促进户籍改革。篇幅所限，此处讨论前两点，后两点另文讨论。

（二）漫长的56年

说起户籍制度，乃是亿万农民的心酸事。想当初，农民拿着镰刀锄头跟共产党闹革命，上不了战场的，抗着扁担、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共产党也不含糊，1949年解放，紧接着就土改，把地分给农民，兑现了庄严的革命承诺。四亿农民说：这次跟对人了，就像姑娘嫁对了人，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农民不仅分了地，还可以进城谋生。1954年开国立宪，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全中国跑了，不用再领“良民证”了。宪法乃立国根本大法，白纸黑字这么写着，带头大哥太够意思了。

据考，1954—1956年全国迁移人口达7700万，包括大量农民进城。为啥这么多人往城里跑？无他，人往高处走。具体说，农村有很长时间的农闲，城里有工作机会，日子也会好一点，这样正好一拍即合。何况，城里日子可能不止好一点，而是好很多。后来的城乡差距就是明证。

7700万的人口迁移规模，值得大书特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名副其实的第一次农民工浪潮，甚至在当时历史上也是最大的一次。要知道，1954年全国人口才6亿，其中至少六七千万是1949年以来的新生儿，城里人和军人再去掉5000万的话，5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也就不到5亿，青壮年劳动力就更少。也就是说，不到6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进城。按规模，近8000万的迁移人口大概是前无古人的。按在所有农民中的比例，这和现在2亿多农民工进城有得一拼。

全国人口这么流动，各方面的压力肯定有的。就业怎么安排？工厂能一下子招这么多人嘛？找不到工作的会不会街头流浪？会不会造成治安问题？城市交通够用吗？电力、自来水供得上吗？粮食够吃吗？农民进城了，农村的地谁来种？会不会误了农时？

那时候，虽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但其实脱离“泥腿子”也都没几天。全国从上到下，其实大都是农民，对于工业生产、城市管理这些新生事物，都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懂的。客气一点，是在摸索中前进。朴素的经验，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不能“误了农时”。

怪不得，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马上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一大堆，直到城乡户籍壁垒高高筑起。翻查资料的话，从1955年到1957年，政府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内容包括“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制止农村人口外流”，实际上就是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民进城必须持有城市招工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这样，户籍壁垒实际上制度化、可操作化了。到了1961年，国家动员2000万城里人回乡，城乡壁垒实际上已经高高筑起了。等到1975年修宪，“迁徙自由”被正式拿下，自然也就波澜不惊了。

仔细再翻历史资料的话，其实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公开政策从1952年就开始出了。随着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农闲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与工矿区。于是，各地劳动部门告急，这么多人来了怎么办？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就应运而出了。当时的提法，是“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盲流”一词，由此而来。可以推断的是，在1958年以前，这些政策的态度应该不是“禁止”，而是“说服”“限制”，执行上是有弹性的，否则不能解释1955—1957年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历史回头看，城乡户籍分割的确立，从1954年9月立宪到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也就不到4年的时间。从1952年计算，也就用了6年。可是打破这一分割，却用了漫长的56年。

这不奇怪。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有持续存在的惯性，改起来很难的。正因为如此，这次的户籍改革才值得大书特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自带口粮进城”和90年代以来的亿万农民工进城。这几件事情，都是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大事。换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巨大的经济力量对户籍藩篱的冲击。可是直到今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存在，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方面的待遇显著不同，劳动力的流动也一直不太顺畅。

这次的国务院文件，标志着户籍改革正式破冰。至少，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之别”是取消了。这“名义”上的平等，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下一步的任务，是实现户籍承载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城乡“福利”差别巨大

户籍不仅是给人贴了一个标签，还承载着很多实际利益。城乡居民的“福利”，即公共服务，是相差很多的。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要求实现这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举例来说。城乡小孩得到的教育机会，是很不公平的。中国人向来重视孩子的教育，再穷也不想穷了孩子。可是，倘若身在农村，有钱也不一定能受到好的教育，因为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都在城里。农村小孩要想到城里学校念书，那是很难的，因为城里学校入学要看“户口”“学区”，户口不在本地的不予入学。现实中办法不是没有，口子肯定是要开的，要不然学校怎么创收？但是要花好多钱，择校费动辄好几万，还算是少的。即便如此，还是好多人排着队交钱。诸如“择校费”之类的巨额开销，都是城乡公共服务差别的一部分。

这些年汉语里有一个新词汇，叫“随迁子女”，指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孩子。农民工将近三亿，随迁子女一千多万，比很多国家的人口总数还多，这些孩子也是要上学的。可是，随迁子女的入学一直是个问题，一般较好的学校是不接收这些孩子的，随迁子女只能就读一般的学校，而且往往是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些学校的质量，笔者不好评价。毕竟，有“农民工子女学校”，比起没有，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这些孩子在中考、高考的时候，遇到各种障碍，却是不争的事实。

修习过经济增长理论的人，以及有足够的生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经济增长、财富创造，终究都是要靠人的。这么多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是这个国家对自己的最重要资源的最大浪费。现在人们都在谈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担心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其实答案很简单，想要未来的增长，先要为之积累能量，而教育是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甚至没有之一。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高考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我国的高校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特大城市，重点高校尤其如此。现行高考制度下，随迁子女需要回到户籍地高考，由于各省考卷不同，相当于要重新学一次。而且，高考录取分数线也是按省划的，差异很大。笔者无意于介入高考分数是否能完全衡量考生综合素质这样的纷争。问题是，既然是一个标准，事关亿万人的标准，就要讲究一个公平。这赤裸裸的不公平，怎么向世人交代？

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教育上，还表现在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北京等地的住房和小汽车限购政策，购房和购车的前提是本市户口，就相当于给本地市民一个很大的补贴。考虑到房子在大城市动辄几百万，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补贴——先限购再放开，摆明了是要让本地人发一笔？再比如说，城市居民可以申请保障房、廉租房，可是农民工就不可以。实际上，农民工的收入更低，住房条件更差，更需要保障。其他的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城乡居民也有显著差距，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城市蓝皮书》的测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这个“人均公共成本”，其实是目前城市居民已经享有的公共服务的一个测算，也就是城乡公共服务差别的一个测算。不过，这个13.1万绝不是城乡户口价值差异的一个准确测度，可能连下限都算不上。户籍制度剥夺农民在城市里安居乐业、谋求长期发展的机会，这个机会成本并没有被算进去。因为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这个机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13.1万元，应该是城乡户籍价值差异的一个大大的低估。

（四）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

关键是怎么办？放开户籍，就意味着要让以前的农村人口享有城市户籍携带的这些好处。而这里的每一项，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是很多钱。这钱从哪里来？一下子拿得出来吗？1994年以来，地方财政本来就紧张，中央财政又不管，怎么办？这些都是户籍改革中的合理担忧，户籍改革也因此迟迟不动。毕竟，做事要花钱，花钱要算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

这次的文件，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把问题分解开：谁说服务不均等，就不能推进“户籍改革”？一定要等到服务均等了，才能推进户改吗？先把城乡的标签撕掉，再逐步实现服务均等行不行？这个新的思路，绕开了此前多年一直困扰户籍改革的一个枷锁。

现实中，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阻碍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先有“户籍改革”这个鸡，还是先有“服务均等”这个蛋？争论不清，于是就拖着不动，实际上是拖延改革。这次的回答是，先养鸡，不要求马上有蛋；有了鸡，以后慢慢总会下蛋。

具体而言，这次的国务院文件，提出实施居住证制度，非居民可以申请居住证，以居住证为基础，积累条件申请常住户口（也就是落户）。落户以前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就业、教育、医疗、计划生育、文化服务、证照办理、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以居住证为载体进行管理。文件进一步规定：“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向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至此，户改终于实质性破冰。

行文至此，不禁想加一句题外话。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要点，是要去“摸”。河里有石头，不去摸，是不知道在哪里的。这句话的另一个表达，就是要从基层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从行得通的做法中提取政策元素。

“有档次之差、无身份之别”的经验，在成都早就发生了。早在2010年11月，成都就宣布实行户籍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政策，不再区分城市和农村户口，而是只有“成都户口”。不仅如此，成都还在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90%的资金用于支付农民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为农村社保提供资金。其实，这是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第一桶金。在此基础上，政府财政向村级公共服务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异。

成都的思路，是逐步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允许城乡居民依据经济能力自由选择保险水平，实现不同社保体系之间的衔接。这样，身份差别没有了，档次差别还可以有。这个档次差别，用以后的经济实力慢慢缩小就是了，关键是要给人家这个机会。别小看这个机会，人们得到机会之后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静态的成本测算难以估量的。

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推进户籍改革的过程中，以及其他改革中，一定还会有很多困难。如何解决，也要从实践经验中寻找答案，寻找河里的石头。只要去摸，石头总是有的。

（五）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第一步，是把人先纳入服务的范围。这次的《意见》，对此有实质性的规定。比如，《意见》要求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具体而言，要求“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看起来，教育的问题是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此外，文件也要求在失业救助、职业技能培训、医疗服务、养老保险等方面扩大覆盖面。

需要加一句的是，这里的“其他常住人口”，指的应该是城市之间的迁移人口。至此，被1975年宪法取消了的“迁徙自由”，实际上又开始回来了。未来的方向，是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账户随着人口迁移“可以携带”，子女教育也可以在新的就业城市得到解决。倘若如此，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培育，都将大有裨益。

2014年8月12日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上）：启动流转，严防风险

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是“两农问题”。农村问题是附着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事实上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促进使用权流转的一种路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不仅关系到未来农村的面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出路，也关系到未来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潜力，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重点领域。

也许正是因为事关重大、牵涉面广、观点分歧严重，改革的思路一直不是太清晰。三中全会闭幕将近一年了，进展也不大。不过，在前几天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却渐渐明晰起来。

事先声明，笔者向来不懂如何看中央文件，更不懂如何解读领导人的讲话。一来，领导讲话往往有具体的语境，针对一些具体的情况，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有些信息也不一定是公开可得的，解读起来很难；二来，学者看文件或者听领导讲话，容易受自己学术观点的影响，不自觉地往自己支持的方向上靠，往往带有“一厢情愿”的嫌疑。而且，有些领导讲话往往很长，动辄上万字，老百姓很容易被绕晕。因此，解读领导讲话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也罢。

不过，这次习近平讲话的会议公告非常简短，一共只有两段话，加起来683个字，对应会议审议的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仔细看的话，句句有要点，句句有所指，通篇几乎找不到冗余的字句。更有趣的是，尽管非常简短，却清楚勾勒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当然，这也是笔者一家之言，说说而已，各位看官姑且听之就好。

（一）改革目标：解决“两农问题”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开篇头一句话，应该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定了目标。定目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定对了，定准了，才好理思路，找抓手。

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强调“农业”和“农民”，而没有强调“农村”，对于坊间津津乐道的“城镇化”，也未提及。下过功夫好好做研究的人都知道，农村改革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产业，二是人口，也就是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出路问题。

我们要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农业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的经营给农户带来的收入太低，农户缺乏种粮的积极性。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农业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增加农业规模，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我们还有8.7亿农村户籍人口，在农村的还有大约6亿左右。这些人脱离了土地怎么办，往哪里去，如何保障生计，进城能不能安居乐业，会不会形成社会不安定，都是要仔细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农村改革真正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至于农村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的面貌就会跟着发生变化，所谓农村落后的问题，就随之而解了。换句话说，农村问题是附着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是“两农问题”。

把“农村”与“农业”“农民”问题并列，其实是混淆了深层的、根本性问题与表面的、附属的问题，不利于找到问题的源头和重点。而且，把农村问题单独列出来，与农业、农民这两农问题并列，容易形成“农村”是一成不变的、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印象，看不到农村是发展变化的，更看不到城乡其实是一体的，城乡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其实，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农村慢慢消解。人少了，产值增加了，人均收入自然就上去了，农村落后的面貌就自然化解了。

至于城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释放人口。这些人必然要进城，无非是进哪个城的问题。不管是进大城市，还是进小城市，甚至是进居民定居点，其实都是进城。需要具体分析的，是这些人进城之后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伴随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城镇化问题就解决了。泛泛而谈城镇化，也不利于抓住问题的要点，反而容易引起误解，让一些人觉得城镇化就是圈地，就是投资。

（二）改革思路：“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

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句，道出了改革的思路：“我们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显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是这句话的三个要点。

关于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估计会让一些人略感失望，觉得改革不够彻底。笔者自己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不过，现实的演化路径总是很复杂的，不会完全符合任何人或者任何理念的预期。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坚持这一条的话，就要修改宪法，而修宪是个漫长的过程，反而会延迟改革。而且，农村的产权形态已经这么久了，一下子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也未必是最优的策略。未来不可知，还是一步一步来更稳妥一些。毕竟，改革有个协调的问题。孤军深入的话，容易全军覆没。

“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这句话，则是清楚表明了改革的思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这一条坚持不变。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承包经营权”，就是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现在的思路，是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经营权可以转让。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承包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是“成员权”，这个也不变；其二，在保障成员权的基础上，把经营权分离出来，并鼓励经营权的流转。

放在一起看的话，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脉络就清楚了。“所有权”和“承包权”都是和现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其实都是“成员权”，这个先不动。实际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就是“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事实上，这就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促进使用权流转的一种路径。

和城市土地的情况对比一下可能会清楚一些。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城市土地没有“承包权”的问题，只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因此实际上是“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的状况。农村土地多了一个承包经营权，现在要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促进经营权的流转，要形成“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所以，这其实就是特定条件下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实质上和城市土地的“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三）设立风险防范机制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直接动因，是增加农业经营的规模，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可是里面会不会有风险？农民土地会不会又一次“被流转”？会不会造成社会矛盾？可能性当然是有的。

现实中人们的利益、考虑各种各样，相差何止万里。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农业规模经营作为首要的目标函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各个参与方的目标和利益是各种各样的，行为当然也会各异。因此，改革中要设立风险防范机制，一步一步来。下面几句话，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要加强引导，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要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要坚持规模适度，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

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根据各地基础和条件发展，确定合理的耕地经营规模加以引导，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更不能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准入和监管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这段话比较长，一共7句，314个字。简要解读的话，里面有四层意思。

一是强调农业改革要“渐进”，要实事求是。发展农业是改革的首要目标，规模经营是方向，但是要渐进、要适度、要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渐进改革中重要的现实考虑包括城镇化进程、劳动力转移规模、农业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改进程度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农业的规模经营的推进要和这些方面的重要考虑相协调。

二是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让农民从规模经营中获益，而不是仅仅考虑地方政府和工商企业。目前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农民依然处于严重相对贫困的状况。保障农民的利益，是土地改革的一个底线。而且，长远看，农业最后还是要以规模化的家庭经营为主，农业改革要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持续下去。

上面第一条是关于农业健康发展，第二条是关于保护农民利益。这两条，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两个基本点。

三是强调尊重农民的意愿，经营权流转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出发点与农业健康发展、保护农民利益这两个基本点不完全一致，以及前些年土地改革试点中存在农民“被上楼”的现象，这种防范其实非常必要。

四是对于工商企业参与农业，要有一定的约束，不能是完全的自由准入。考虑到工商企业的利益和农民、农业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也要建立一定的风险防范机制，防止企业经营中牺牲农民利益，危害农业长远发展。比如说，前些年一些工商企业进军农业，但是农业利润低，这些工商企业往往利用拿到的土地发展服务业，甚至开发房地产，农业往往成了点缀。更有甚者，名为进军农业，实际上是冲着农业补贴去的。因此，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不能是谁来都可以，“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要有“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后面这两条，重点在严防土改过程中的风险。简言之，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二是对进入农业的工商企业要有审查和监管。

简要概括，习近平关于《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讲话，一共449个字，涵盖内容包括了改革目标、改革思路、防范风险三个方面，信息量可谓丰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业利益”为两大基本目标，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促进经营权流转为基本思路，以严密防范改革风险为保障。

至此，一个渐进式土改的思路，清晰浮出水面。不过，这只是起了个头，找到了一个抓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涉多个方面，要促进要素的顺畅流转，激活要素潜能，还有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次会议审议的另一个文件，《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则是为进一步推动要素流转创造条件。

2014年10月10日

渐进式土改浮出水面（下）：发展股份合作，促进要素流转

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地的问题，二是人的问题。改革的方向，则是完善这两大要素市场，促进土地和劳动力的流转，并以此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

（一）要素流转的第一步：经营权流转

前文讲到，这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勾勒出一个渐进式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启动流转，严防风险。简要概括，就是要：

（1）以“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民利益”为两大基本目标；

（2）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促进经营权流转为基本思路；

（3）以严密防范改革风险为保障。

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只是农村生产要素流转的第一步，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流转之后的经营权和不流转的所有权、承包权是什么关系？后者会不会变成经营权流转的障碍？再比如说，经营权流转了，空余出来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些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要真正促进要素的顺畅流转，就要事先考虑到后面可能引发的问题和变化。

看起来，这次中央深改组会议不仅启动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还把后面的变化也考虑到了，而且做好了相应的政策安排。这次会议审议的另一个文件《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描述了促进要素流转，进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路。而习近平关于这个文件的讲话的会议公告就更简短了，只有一段，234个字（前面一个文件的讲话是449个字）：

习近平强调，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目标方向，是要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搞好这项改革，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试点过程中，要防止侵吞农民利益，试点各项工作应严格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要搞好制度设计，有针对性地布局试点。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其一，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财产权利，并促进农民财产权利的流转，激活生产要素的潜能；其二，流转过程中要防止侵吞农民利益，要保障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前一句强调推进要素流转，后一句话强调严防流转中的风险。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两个文件放在一起看，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就更清晰了。

（二）“地转”带动“人转”

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是农村的市场化，让市场在配置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这两个文件来看，改革的思路是“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也就是通过经营权的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经营权流转出去了，农业经营规模会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需要的劳动力就会进一步减少。这样，就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进一步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引发进一步的劳动力流转需求。实际上，通过土地流转进一步释放劳动力，减少农民进城障碍并提高农民收入，本来就是改革的一大目标。那么，农业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的流转还存在重大的障碍吗？

讨论之前，先来看一点数据。我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8.7亿，扣除2.5亿—3亿的农民工，以及随迁人口，农村人口还有6亿左右。假定劳动参与率只有一半，农村也还有3亿左右的劳动力，释放劳动力的潜力依然很大。

对这大约3亿劳动力，需要有一点讨论。依然在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可能偏大，大部分在45岁以上，女性的比重可能也比较大。或者有些人会担心这部分人其实不是“壮劳力”。但是，在老龄化的背景下，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健康状况显著改善，而且，以后的很多工作并不需要很强壮的身体力量，而是更多需要认真、负责、仔细，这些人只要愿意，依然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退一步而言，即便这3亿人每人只算半个劳动力，甚至每人只算1/3个劳动力，总量上也还有1亿的样子，这依然是个天文数字。作为比较，不妨看几个数字。首先，世界上人口总量超过1亿的国家，一共只有12个，按人口从多到少依次为中国（13.6亿）、印度（12.5亿）、美国（3.2亿）、印度尼西亚（2.4亿）、巴西（2亿）、巴基斯坦（1.9亿）、尼日利亚（1.7亿）、孟加拉国（1.6亿）、俄罗斯（1.4亿）、日本（1.3亿）、墨西哥（1.2亿）、菲律宾（1亿）。其次，很多赫赫有名的发达国家，比如北欧的挪威、瑞典，总人口其实很少，也就500万、1000万的样子。最后，常常拿来比较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新加坡，人口总量也分别只有5000万、2300万、700万、500万的样子，加起来不到1个亿。

所以，1个亿的劳动力，以及对应的几个亿的人口，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只是以前我们的劳动力太富有了，很大的数也不当回事，很有点“不把铜钱当银子”的嫌疑。现在劳动力开始有一点点紧张了，人们开始谈论人口红利已经耗尽。其实，倘若能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则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依然很大。充分释放这部分劳动力，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提高各类劳动者的技能，对于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三）农民进城的两大障碍

那么，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了，这些人就一定会参与到城市劳动力大军中去吗？不一定的，至少还面临两大障碍。

其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依然是妨碍农村人进城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障碍，外来人在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依然面临很多歧视。好在，前一阵子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勾勒了户籍改革的思路，标志着户籍改革正式启动。

其二，农民进城，还面临着另一个风险：进城了，农村的地会不会丢了？这个顾虑是很有道理的。目前状况下，农村集体土地的分配，依据的是“成员权”原则。人在不在农村，还是很不一样的。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要可以“携带”，可以跟着农民迁移，这样就可以化解这一顾虑。

这次文件显示的思路，是发展股份合作制，通过股份合作制把“成员权”变成一个“账户”。经营权流转出去带来的收益，可以打进这个账户。农村集体组织的资产经营带来的收益和增值，也可以打进这个账户。这样的话，农民就可以自由迁移到新的生活、就业地点，而不需要担心“人走茶凉”。对于担心“失地”的农民来说，“地”依然是“失”了，可是土地能够带来的收益，并不会因此失去。

倘若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就会形成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有序流转，释放更多劳动力，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新局面。当然，这里面依然还会有风险，习近平讲话中也强调，试点过程中，“要防止侵吞农民利益，试点各项工作应严格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强调“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要搞好制度设计，有针对性地布局试点。”看起来，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宁愿放慢改革也要控制风险，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改革的“底线”。

（四）市场导向，严防风险

简单回顾一下，2014年7月底以来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改革一共出了三个重要的文件，分别是：（一）中央深改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二）中央深改组《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把这三个文件放在一起看，或者更清楚一点。第一个文件是说土地经营权要流转，第二个文件说经营权流转之后，要实行股份合作制，为人口流转创造条件，第三个文件是说要推进户籍改革，促进人口流动。至此，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

简单说，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地的问题，二是人的问题。土地和劳动力是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并且就快要40年了，这两大要素市场依然运转不畅。由此造成两大结果，一是农业依然落后，二是大量人口依然滞留在农村，并因此相对贫穷。改革的方向，就是完善这两大要素市场，促进土地和劳动力的流转，并以此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市场并不会因为一纸文件在顷刻之间建立。市场建立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风险，风险失控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改革的过程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严防风险。

2014年10月17日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3]

——评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一体化和以往城市化的最重要区别，是“具体”相对于“抽象”的区别。这一次，城市的地点是选定的。不是全国各地全面铺开搞城市化，而是在京津冀地区搞城市化。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隐隐约约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发展城市不再以小城镇为重点，而是集中发展大城市和大城市带。

城市化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向城市聚集，这个过程已经历经了两三千年。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如古巴比伦王国、古罗马帝国、唐宋盛世，都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技术、建筑技术、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对于空间的依赖减小，聚集受到的空间约束减小，人口聚集的速度加快、规模加大。

就是这么个普普通通的现象，近几年却占据了财经讨论的头条，反倒成了个有意思的现象。稍微梳理一下发现，原来我们的城市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受到重重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约有30年时间，我们对城市化是持控制态度的，对农民进城从户籍、就业、保障、子女入学各方面进行控制。直到1984年，才“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俗称“自带干粮进城”。大批农民工进城，则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

到了这几年，经济减速，“保增长”的压力增大，城市化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你看，城市化就要搞建设，建房子、修桥、铺路，需求就有了，GDP就增长。“拉动经济增长”，原来是如此简单。

可是，这是真正的城市化吗？城市化不是“人口的聚集”吗？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是不能和“城市”等价的。倘若加上强制，或可以和监狱等价。造的城倘若有人愿意来，也就罢了，可是在很多县城、新城，土木工程热火朝天，就是不见人口聚起来。国外也有“鬼城”，大多是因为产业没落，人口流失。而我们的“鬼城”，就压根没人来过，连“鬼”也没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简言之，这是强调了城市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土地和建筑物。相比以前，这是进步了。

认识是进步了，怎么做却依然不清楚。作为城市化纲领文件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依然只是一系列的原则，比如“以人为本”“统筹城乡”“优化布局”“绿色低碳”“文化传承”，确立了一些目标，比如城市化率达到60%，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人均城市建设面积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等等。

原则和目标是有了，城市化具体怎么进行，依然不清楚。我们的政策文件，向来不缺原则、目标、做法、工作机制、措施、支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文件落地。比如，“增加城市承载力”是一句很好听的话，但是倘若不辅以如何做、在哪里做、谁来做这些具体的安排，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

或者正是这个原因，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城市化的讨论渐渐平息下来，没有前一阵子那么热闹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似乎暂时安静下来。安静不一定是坏事，或者会孕育其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一哄而上，也不一定是好事情。最近的一个可能的亮点，或者是“京津冀一体化”。

和很多重大的事件一样，“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带有浓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在2013年5月，习近平提出了京津“双城记”的概念。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此，“京津冀一体化”成为一项战略被提出，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2014年12月，京津冀三地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共同出资100亿元组建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笃信市场的观察者，对这种政府主导的庞大规模的运作，不免会有疑虑。一眼看去，像极了另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以往造城运动中的问题，看起来都可能随时发生。

不同的是，这个城市造在“京津冀”，围绕着京、津两大城。笔者妄言，京津冀一体化的初衷，应该是缓解北京的人口、环境压力，希望毗邻的天津、河北来分担。听起来是个“自私”的想法，可是结果未必坏。北京人口这么多，凝聚力这么强，倘若能够既保留北京城的凝聚力，又在附近建新城，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带，带动城市进程，不一定是坏事情。至少，比全面开花，各地同时建城要好得多。

“京津冀一体化”和以往城市化的最重要区别，是“具体”相对于“抽象”的区别。这一次，城市的地点是选定的。不是全国各地全面铺开搞城市化，而是在京津冀地区搞城市化。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聚集而不是铺开。同样的策略，在京津地区搞得成，换在其他地区不一定搞得成。比如，在新疆、西藏，很难建成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更别提城市带了。倘若成功，京津地区将汇集更多的人口，其他地区就没有那么多人口了。

看起来，京津冀地区是很有希望的。本来基础就很好，坐拥两大城市，聚集着1.1亿人口。倘若把城市带建设好一点，再吸引几千万人口，形成一个2亿人的城市带，就很可观了。2亿人的聚集，可不是闹着玩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城市带。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隐隐约约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发展城市不再以小城镇为重点，而是集中发展大城市和大城市带。这一转变，其实是很难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侧重发展小城镇，严格控制大城市。正因为如此，讨论中通常用“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坚决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规划，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1994年9月，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小城镇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这一系列的文件告诉我们，小城镇建设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2013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才指出“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这些都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至此，“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替代了“小城镇战略”。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农村改革：只欠一点穿透力

下一步改革，要非常注重落实中的动力机制，并注意消除改革的阻力，否则方案再好也没有用。

2013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点燃了新一轮改革的希望，2014年因此被称为新的改革元年。这一轮改革中，农村改革的分量很重。三中全会的决议共16个部分、60条内容，包含336项改革任务，其中直接和农村、农业相关的改革不下50项，占比超过七分之一，可谓重中之重。

农村改革占这么大的篇幅，并不奇怪。

一来，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13.7亿人口中将近9亿是农村户籍，这9亿中还有大约6亿生活在农村，另外大约3亿是农民工和随迁人口。农村改革直接关乎2/3的人的日常生活，当然重要。二来，农村改革事关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由于历史的、制度的原因，劳动力、土地这两大生产要素的流转依然很不顺畅，不能充分有效发挥作用，严重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经济发展事关所有人，因此农村改革不仅仅是农村人的事，也事关城里人的福祉。

转眼已是元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改革进展得如何呢？笔者认为，中央改革的步伐还是很快的。其中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个事件，是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宣布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这是户籍改革的破冰文件，不仅宣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寿终正寝，而且理清了改革的思路，就是“有等级之差，无身份之别”，先撕掉城乡户籍标签，再逐步缩小福利待遇的差距，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中一项重大发明，是居住证制度，这是非居民向居民过渡的中间工具。过渡期间的福利待遇，将以居住证为载体。

在落户政策上，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尽管在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这一条上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户籍改革毕竟终于破冰。中国的改革向来是渐进的，此次也不例外，不能期望一步到位。而且，逐步缩小福利待遇的差别，更是“渐进改革”的又一神来之笔。

《意见》还提出，要推进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探索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方式，保护农民“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以放弃“三权”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可见，《意见》对于改革过程中的牺牲农民利益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防范措施。

第二个事件，是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发表简短而又重要的讲话，勾勒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中央深改组的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20日联合印发了这一意见。

简要概括，土地改革的思路是“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也就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这里面依然有着强烈的渐进改革色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好几十年了，而且有宪法基础，改起来很难，修宪的话不知又要拖到猴年马月，不妨暂且放到一边。在已有基础上，促使“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去，使得“经营权”能够单独流转。这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坚持农村集体组织对土地的“成员权”的基础上，促进土地实际使用权流转的现实路径。沿着这个思路，农业的规模经营就可以实现了。经营规模大了，经营效率提高，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土地、劳动力这两大要素的流转就实现了。

在勾勒土地改革基本思路的同时，这一文件还设立了风险防范机制，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经营权流转中，要“坚持规模适度，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第三个事件，是9月29日中央深改组会议还同时审议了另一个文件，即《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文件是当日审议的前一文件的姊妹篇。前者勾勒了土地改革的路线图，要点在于通过经营权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释放土地潜能，进一步释放劳动力。可是，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就会流转出来到城里打工吗？不一定。农民在农村集体组织里还有利益，比如土地、宅基地，农村集体的其他资产收益。这些利益是附着在“成员权”上面的，农民人走了，难保不会“茶凉”。

因此，促进流转的下一步，是让农民可以把这些利益“随身携带”。具体的办法就是发展股份合作，把农村集体的财产和收益转化成股份，进入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对应到村集体的成员，即使成员进城或者到其他地方，这个账户的收益也不受影响。这样，劳动力的进一步流转才会更顺畅。

综合上述三大事件，可见中央改革的步伐还是很快的，方向、思路也是很清楚的。说2014年是新的改革元年，并不为过。可是，进一步看改革精神的细化和地方的落实，则不那么令人放心。

比方说，中央深改组9月29日就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可是这一文件到了11月20日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中间间隔了将近两个月，不知个中又有什么曲折。此外，尽管这一文件强调“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创新，支持基层先行先试，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可地方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既然两个办公厅能拖三个月，下发基层再拖几个月也属正常。就怕再过几个月，文件迟迟落不了地，又不了了之了。

看起来，改革的阻力有点大，地方的实践也有一点跟不上中央的总体思路。这和第一个改革元年1978年相比，哪里不一样？那时候的农村改革可是基层搞出来的，阻力在上头。幸好有注重基层经验的高层领导，家庭联产承包才逐步得到认可，由此揭开农村改革和全中国改革的序幕。现如今，中央定的方向倒是鼓舞人心，思路也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迟迟不能落地，到底为什么？

笔者思来想去，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农民自发改革的动力减弱了。当初是太穷、太苦，改革是为了要吃饱肚子，避免娃娃受饿，那动力自然很强。现在农村日子已经好多了，虽然比不上城里，但是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了，动力自然大大减弱。二是各种阻力增强。你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一个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文件就耗时两个月，内部的不同意见可想而知。大国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不同意见多，并不奇怪，只是倘若因此延误了改革，却又没有人承担责任，就只能徒呼无奈了。

此外，地方上实施改革，要付出各种成本，比如“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那么地方自然不愿意。这个成本付出在短期，收益却在长期，任期制下的官员们自然动力不足。

所以，下一步改革，要非常注重落实中的动力机制，并注意消除改革的阻力，否则方案再好也没用。从这个角度看，周其仁教授强调大国改革的“穿透力”，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2014年12月31日

1978年与2015年：从“无为”到“有为”

这次改革的“抓手”其实在政府手里。政府倘若能去除农民进城的“失地”风险，倘若能修建更多的好学校、好医院，倘若能降低这些公共服务的门槛，农民进城的顾虑就会少很多。政府要么自己提供这些服务，要么创造条件由社会机构来提供。总之，“消极无为”是不行的了。

前文说到，2014年作为新的改革元年，中央推动农村改革的步子是很快的。7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9月29日中央深改组审议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都是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指出了户籍和土地改革的方向，而且也理清了改革的思路。

下一步的关键，是这些文件能否落地。如果落了地，就会成为农村改革的里程碑式的文件，2014年就可以比肩1978年，成为改革的关键历史节点。

那么，现在和改革元年1978年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动力减弱，阻力增强

可以清楚看到的一点是，改革的动力减弱了，阻力增强了。

动力方面，来自基层农民的改革动力就明显减弱了。回首1978年，农民吃不饱饭，没什么好失去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惜冒坐牢的危险“分田单干”。反观现在，大家温饱问题都已经解决，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当然要瞻前顾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最坚决，至于有产阶级嘛，当然是犹豫不决的。

不仅是农民，官员的改革动力也很弱。前些年地方官员卖地，那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对他们是很大的激励。相比之下，推动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一时半会儿绝不会见到什么成效。任期制下，很难要求官员想得长远，他们只能搞些看得见、见效快的项目。

而且，伴随着户籍改革，农民进城了要给福利，要办更多学校、要提供养老、提供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住房保障，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要知道，这些年农民打工时睡工棚，不打工时回农村，“城市”只享受他们的贡献，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服务，“城市”已经被惯坏了。现在要给这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提供福利，提供服务，这事做成了当然好，可是风险很大，见效很慢，难怪众官员望而却步。

当然，开明的官员还是明白的，明白政府的本职工作是提供公共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工作、生活、定居，这些人就会创造财富，经济就会发展。改革要有理念，但是只靠理念，也是不够的。

改革的阻力不仅在基层干部中存在，甚至在上层官员中也存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官员集团的意见分歧其实很大。中央深改组在9月29日就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可是这个文件时隔近两个月之后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发一个中央深改组审议过的文件就要两个月，个中曲折外人虽不得而知，但是改革效率也可见一斑。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不符合中央大力推动改革的精神。而且，9月29日中央深改组审议的另一个文件，《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迄今依然没有公开发布。

（二）从“无为”到“有为”

2014年和1978年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改革的源头不一样了。1978年的农村改革，源头在基层，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恰好大环境也是要改革，高层的官员比较开明，就“拱”开了一条路。反观2014年，改革的源头看起来是在中央，是自上而下的，基层反而不积极。一项改革倘若得不到基层的积极响应，很难取得成功。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这一轮农村改革真的是“不得民心”的吗？不是这样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有3倍，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差，消费都要往城里跑，也没有大公园、好学校、大商场、甲等医院这些现代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设施，更别提电影院、剧院等等，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大很多。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么大的城乡差距就是改革的原动力。

再比如，国人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现实中农村的中小学校比城市差很多，农村居民都想把孩子送往城里的好学校念书，这就构成了农民进城的动力。再比如，姑娘嫁人当然要挑殷实的人家，在城里有个房子，当然是实力的象征。年轻的小伙子，当然是要设法在城里买房子的。买了房子，又在城里打工，那还不是城里人？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农民并不缺乏进城的动力。那么，为何农民对改革不积极？其实不是不积极，而是有顾虑。比如说，进了城会不会“失地”？要知道农村的土地可是农民最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丢了很可惜的。再比如，进了城孩子就能进好学校吗？要知道各种择校费、建校费五花八门，好学校的门可真是不好进。

这样看来，这次改革的“抓手”其实在政府手里。政府倘若能去除农民进城的“失地”风险，倘若能修建更多的好学校、好医院，倘若能降低这些公共服务的门槛，农民进城的顾虑就会少很多。

回过头来把2014年和1978年比一下，发现真的很不一样。1978年面临的，就是一个吃饭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无为”，不去强调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允许农民“分田单干”，生产力这个“魔鬼”就被释放了出来。2014年不一样，政府仅仅“无为”是不够的，还要“有为”，要提供土地流转的服务，要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才能促进要素进一步流转，进一步释放生产潜力。

最后加一句，产权、学校、医院这些公共服务，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政府是自然而然的提供者。政府要么自己提供这些服务，要么创造条件由社会机构来提供。总之，“消极无为”是不行的了。

2015年1月7日

农地入市：莫让试点成为拖延

27年的等待不仅漫长，而且等来的并非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一次谨慎的试探，应该说只是农地入市的“一小步”。令人不解的是，试点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何还要一试再试？再退一步讲，试一试也无妨，为何如此谨小慎微？拖延的成本难道就不是成本吗？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放宅基地审批权、提高被征地农民收益比例的试点。试点自公布之日（2015年2月27日）起实施，到2017年年底结束，为期接近三年。

至此，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列为“重中之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操作阶段。试点的重点，是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使用权可以“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千呼万唤的农地入市，终于迈出了一步。若想知道这一步有多么漫长和曲折，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

1987年12月，深圳土地的“第一拍”，揭开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序幕。4个月后，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在第十条中加了一句话：“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的修订带着浓重的“倒逼”色彩，急促配套法律的出台。8个月后，《土地管理法》修订，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年后，国务院在1990年5月颁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1988年修宪，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有法可依”，仅仅用了两年。相比之下，农村集体土地的转让，则等待了漫长的27年，等来的还只是一个“试点”。其间，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更是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正因为这个规定，这次试点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说白了，就是和试点冲突的有关法律在试点区域暂停适用。

27年的等待不仅漫长，而且等来的并非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一次谨慎的试探，应该说只是农地入市的“一小步”。可以入市的农地要是“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是“存量”的，其实就是已经存在的“乡镇企业”用地，大量的农村公益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并没有被允许试点入市。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试点，限于规定的小范围内，风险是可控的，步子大一点何妨？这样至少可以多发现一点问题。而且，一试点就是三年，进一步的大举措，可能要等到三年后了。更悲观的可能，是这个试点方案又把农地入市改革延后了三年。

更何况，农地入市的尝试，早就在各地展开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早在1996—1997年，江苏苏州和浙江湖州就获准开展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试点，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以出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实行土地有偿使用。企业以有偿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亦可以转让、抵押。这些试点取得明显效果，吸引了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盘活了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节约了耕地，扩大了农村集体的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组织。而且，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由“地下”转为“地上”，利于管理。后来，福建古田、河南安阳也加入试点行列。

试点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受现行法律和制度约束，企业用土地使用权到银行抵押普遍遇到困难，只有地方信用社可以提供小额抵押贷款，但这根本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2005年，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苏州、湖州、广东等地的经验表明，农地入市需要全局的推动，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从这个角度讲，这次在选定的试点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是吸取了以往试点的经验，是一个进步。令人不解的是，试点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何还要一试再试？再退一步讲，试一试也无妨，为何如此谨小慎微？拖延的成本难道就不是成本吗？

农地入市到底难在哪里？根子还在利益分配上。现行体制下，农地不能直接参与城市化建设，必须通过征地程序变成国有土地，再由政府卖给各类开发商。政府一手低价买地，一手高价卖地，收入颇丰。据统计，近年来卖地收入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差不多1/3，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面对这么大的利益，各级地方政府怎么会轻易拱手相让？

客观而言，“土地财政”对城市化融资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征地制度滋生腐败，地方政府和各路能人醉心于“空手套白狼”的买卖，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城市建设盲目“铺大饼”，对未来的城市化进程留下很多难题，负面效应不可小视。“土地财政”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其成本主要由相对贫穷的农民承担，劫贫济富，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结构改善，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

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很多地方已经形成“鬼城”，土地城市化远超人口城市化，粗放式的城市化已经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下，征地制度再不改革，后果难以想象。倘若这次农地入市试点最终久试不决，实际上为征地制度的继续存在赢得了三年时间，就只能让人仰天长叹了。

不难想象，三年后城市化率应该接近60%，快速城市化阶段基本结束，征地成本进一步上涨，城市的大饼进一步铺开，征地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总量上大大萎缩，自然而然也就寿终正寝了。于是，这一次试点，实际上是成功帮助征地制度吃完了最后一口蛋糕。

2015年3月5日

农地入市的一点常识

真要寻求公正，还是要允许公平竞争，让市场来定价。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好处，是减少浪费，增加经济总量。至于近郊地价高，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用税收等手段调节，而不是阻止农地入市，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反过来说，改革怎么可能没有棘手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一）总体与局部不矛盾

朋友圈里转来一篇文章，题为“周其仁农地研究有违常识”。这年头，微信上各式帖子太多，不会都细看。要不是文章顶着“周其仁”三个字，说不定就随手翻过去了。

文章比较长，差不多有5000字，战斗性也颇强。仔细梳理的话，要点之一是“城乡统筹”和“农地农房入市”二者自相矛盾，不可兼得。那么，这二者是否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呢？我们不妨做一剖析。

农地农房入市，是一种改革的主张，是说所有的农地农房，不管远郊的近郊的，都应该入市流转。也就是说，“城镇内外的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农房以多种方式入市”。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土地要素可以流转，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资源效率提高之后，蛋糕可以做大，经济总量可以增加。好处之二，是农民可以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

土地改革中的“城乡统筹”，适用的主要是远郊的农地，是“农地农房入市”这一改革主张的一部分。通过把远郊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可以节省出建设用地指标，卖到城里使用。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够的情况下，这些指标为城市增加了用地指标，形成“地票”，可以卖很多钱。推行“城乡统筹”的好处，是“城”和“乡”的总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增加，可以起到保护耕地，限制建设用地增加过快的作用。而卖指标的收入，可以支持农村发展。其实，这也不是哪位学者的发明，而是地方实践者发现的绕开现行体制制约的办法。

由此可见，这二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农地农房入市”和土地的“城乡统筹”，是总体和局部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谈不上非此即彼，更谈不上不可兼得。土地的“城乡统筹”，是远郊农地“入市”的方式而已。通过卖“地票”，远郊农地上建设城市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曲线“入市”了。

（二）莫要发动群众斗群众

文章的要点之二，是“城乡统筹”和“小产权房合法化”是矛盾的，二者只能选其一。按照原文的逻辑，倘若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建设用地指标也就取消了，指标也就不紧俏了，作为建设用地指标的“地票”也就不值钱了，“城乡统筹”也就做不下去了。

这个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可是，分析到这里并没有完，也不用急着下结论。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办？由于近郊“小产权房合法化”会潜在影响远郊地票价格，就要禁止远郊农地搞“地票”？或者由于远郊农地要搞“地票”，就要禁止近郊小产权房合法化？现实中这二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只能上擂台二选一？

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的。

现实中的情况，是小产权房还远没有合法化，地票的规模也很小，要在批准的项目区、额度内进行。二者不管哪一个取得进展，都是“农地农房入市”这一改革理念的成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支持土地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人，对于任何一种农地入市的方法，都是支持的。所谓“城镇内外的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农房以多种方式入市”，强调的就是各显神通，寻找路径入市。不管是哪里的农地，都面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无法入市，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其实是同盟军，而不是先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拱”开了城乡二元体制，所有的农地就都可以入市，拥有农地的农民就都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了。文章作者把“城乡统筹”和“小产权房合法化”对立起来，暗合“发动群众斗群众”的逻辑，不可谓不“高明”。

（三）让市场来定价

至于农地入市之后的价格，那是市场定的。远郊地区农地价格低一些，是经济规律使然。或者有人担心远郊地价低，不公平。可是问题的关键是，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就能够帮到远郊地区的农民吗？退一步看，现在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远郊农民有得到多少好处吗？

可能有人会说，地票就是得到的好处。然而熟悉地票的人都知道，地票的规模小得可怜，极少的人能受益，还要受到各种行政限制，不足以改变广大远郊农民的状况。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远郊农民的处境，还是要允许农地直接入市，允许他们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地票，不过是现有体制催生的一种变通措施，是打通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临时尝试。中国的制度变迁，往往就是源自夹缝中的野蛮生长。在这个意义上，地票的确是给定现实约束条件下的创举，是突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有益尝试。对于这样石缝里面的小草，我是不会吝啬掌声的。

话说回来，因为担心远郊地价低，就可以禁止近郊低价入市？打个简单的比方，张三因为怕他家的东西卖不出价，就可以禁止李四卖相同的东西？这不是欺行霸市是什么？公平当然要考虑，可是公平不应该成为制造不公平的借口。现在土地制度中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对农村土地存在严重歧视，不允许农地入市。寻求公正的人们，这一点不可不察。

真要寻求公正，还是要允许公平竞争，让市场来定价。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好处，是减少浪费，增加经济总量。至于近郊地价高，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用税收等手段调节，而不是阻止农地入市，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反过来说，改革怎么可能没有棘手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文章最后，忍不住要加一句话。笔者恰好识得周其仁，知道他上山下乡七年半，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农村调查，后追随杜润生先生参加农村改革工作，并参与20世纪80年代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研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了。周其仁对农地问题有没有常识，本身应该是一个常识。

2014年9月15日

第八篇　经典回顾

“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里，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自幼生长在农村的我，却始终无法明白：村里的哪个人，是刘易斯口中的“剩余劳动力”？

记忆里，大家都很忙碌，都很辛苦。个别小青年，偶尔游手好闲一下，就会被邻里说道，很长时间抬不起头。其实，他们不过是十大几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岁数，而且大多数时候也很勤劳的。

后来读到西奥多·舒尔茨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原来，对刘易斯的质疑，早就存在了，只是人们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再后来读到张培刚的论文，真是叹为观止。刘易斯的理论，真是误人不浅。

所谓的学术圈，对于荒谬的接受力，远超过对于真理的鉴赏力。

农业与工业化：刘易斯，舒尔茨与张培刚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的判断上。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此外，早在1945年，张培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

（一）从刘易斯拐点说起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谁，估计很多人不是太清楚。但是倘若提到“刘易斯拐点”，那就妇孺皆知了。得益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深入人心的。

而且，这个理论太好了，居然可以解释很多重大的经济现象。比如，过去十多年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恰好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同时发生，这和刘易斯的工业部门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是高度一致的。再如，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减速，又恰好和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时间上高度吻合。

经济理论往往云山雾罩，让人难得要领。这么清晰、完美的理论真的是很难找，想让人不相信，那都是很难的。刘易斯本人，就因为这个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的黑人同志。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诺贝尔奖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品质保证了。

不过，在学术的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不同意见不仅有，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大师之口，这就是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

西奥多·舒尔茨在中国的名气并不是很大，很多人未必知道。不过，他在经济学界的名头，却丝毫不亚于刘易斯，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舒尔茨不仅在农业经济、经济发展领域有重要贡献，还帮助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单凭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就已经确立了自己殿堂级的地位。

更妙的是，刘易斯和舒尔茨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二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其他领域笔者不懂，不敢妄言，但是估计也就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才会出现这种奇葩景象。事实上，舒尔茨曾经专门撰文批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引起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阿马蒂亚·森的回应，真的是好不热闹。顺带说一句，阿马蒂亚·森也绝非等闲之辈，曾因对于贫穷和饥荒的研究，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大师们在争什么？

大师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稍微看一下刘易斯拐点的细节了。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经济可以分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就是把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至此，大师们并无太大不同意见。

就在此时，刘易斯引入了一个关键的假设，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只要给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其实就是高于生存线的工资，就可以吸引这些劳动力，用以发展现代工业。看起来，这和工业革命早期的现象很吻合，和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经历也非常相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有如此之好的解释力，也就难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一下子声名鹊起。

细心的读者会问：“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人口总数是有限的，劳动力怎么会是无限供给的呢？

“无限供给”的意思，并不是说劳动力人数是无穷大，而是说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为零，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并不会导致农业减产。这样的话，因为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超过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相对来说就是“无限供给”了。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表象上看，农村是有很多人，有些人甚至看起来无所事事，农村的人均产出也很低，似乎和有些人不增加产出的判断相吻合，也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农业生产是多余的。

可是这里面也不是没有逻辑上的悖论。你看，传统农村是很贫穷的，怎么能够负担“剩余劳动力”呢？这些“多余”的人，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有产出的事情？要知道，养着“闲人”可是很奢侈的事情，不是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负担得起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要供养这些“闲人”？

而且，到传统的农村，比如1980年的中国农村，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农民都很忙，看不出谁是“剩余”劳动力。游手好闲的人哪里都有，但是农村也不是太多，相对城镇应该是少很多的。不仅如此，孩子们也要下地帮忙的。农村的中小学校，以前农忙时都要放假的，俗称“忙假”。

（三）舒尔茨的理论

舒尔茨的观点，是农村并没有“剩余劳动力”。为此，他专门进行了检验。

1918—1919年间，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感冒。大流感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人口总数的6.2%。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死亡率较高，而且农村人口死亡率比城市人口高，因此大流感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损失其实超过这个数，估计达到8.3%。

大流感的一大特点，是康复以后并不会对人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留下长期的影响，加上当时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要素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另外当时的农业制度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刘易斯的测算，印度农业部门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倘若“剩余劳动力”假说成立，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产出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然而，舒尔茨发现，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播种面积下降了3.8%。考虑到单位面积的产量可能也会下降，农业产出的下降更多。这一证据，并不支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假说。

舒尔茨对于刘易斯的批评，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经济发展的一贯的观察理解。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不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就是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要知道，这两种观点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是优先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还是实行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工业？

舒尔茨的观察是，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是很难成功的。当然，舒尔茨并不反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毕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反对这个，何况是舒尔茨这样的殿堂级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发生的吗？设想一个传统社会，其他一切不变，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经济就发展了吗？倘若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也未免太容易了，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贫穷了。实际上，改革前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大炼钢铁、三线工程，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尝试。结果呢？就无需赘述了。

（四）不是有“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变得“剩余”

好的问题，是结论的一半。一旦问出“转移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机制就开始暴露在人们面前。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后，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农业社会本来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而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

这里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由于机械、种子、化肥、耕作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进步，农业的产出增加，而且单位面积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这样，一些劳动力就被解放出来。在农业产出不但不减少、反而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很多人可以进入工业，挣取更高收入。而且，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要素，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

这一逻辑，比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能够更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倘若经济发展是因为农村有剩余劳动力，那么改革以前农村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经济为什么没有发展？其实，真正的秘密，是改革开放改善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导致技术进步的发生，很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了。

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没闲着，积极参与了工业化。在当时不准进城务工的约束下“就地工业化”，又导致了“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再后来，农民可以进城了，就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帮助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幅推进。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农民变得“剩余”。看到的现象，是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但是农业占用劳动力不断减少，背后是机械化、化肥、种子、水利等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力。对于政策制定的指导能力，更是非常有限，甚至南辕北辙。

（五）怀念张培刚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张培刚。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张培刚的有关农业和工业化的理论，也是工农一体的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当时，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还没有问世。

怪不得，国际上很多学者都说张培刚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真正的奠基人，这里面包括著名的学者霍利斯·钱纳里。就连一代狂生张五常，也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并称张培刚为“大哥”。据说刘易斯本人也曾反思自己太重视工业，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倾向。

只可惜，当舒尔茨与刘易斯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张培刚却不知所踪，令人不胜唏嘘。至于今人放着张培刚与舒尔茨的深刻洞见不顾，天天捧着刘易斯的半吊子理论说事，就更令人无语了。

2014年11月25日

张培刚谈“工业化”

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令人眼前一亮：“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听说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版，当然要买来收藏。拿到新书随手一翻，培刚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令人眼前一亮：“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看似不起眼，但是思来想去，这个定义真是匠心独运，妙不可言。考虑到这是培刚先生在1945年给出的定义，距今已经70余年，就更加令人叹服了。

先来看常用的定义。通常，工业化是指经济活动由农业生产为主，向工业生产为主的发展过程。这个定义的着力点，是产出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工业比重的上升。这和人们脑海里对于工业化的印象是一致的。轰鸣的机器，繁忙的流水线，排成队的工人，吐着黑烟的烟囱，城市里钢筋混凝土的桥梁马路，是人们谈到工业化时常常想到的东西。和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间的小路，大片的农田，一望无际的牧场，或者养鱼的水面。

这个常用的定义是描述性的，无可厚非。不过，看了这个定义，人们依旧不明白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考虑到工业化在经济发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考虑到现代人的福利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此，对于“所以然”的追问当然是有必要的。

培刚先生的定义，揭示了工业化的动因在于一系列的、连续的、重要的技术进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更重要的是，这一定义的内涵与外延要广泛得多。

培刚先生强调，他的定义“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培刚先生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就说过：“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在培刚先生眼里，工业化并不只是工业生产比重的增加，还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化的结果，不仅包括“工业化的城市”，也包括“工业化的农村”。

各位看官，什么是“工业化的农村”？农村怎么会工业化？是不是农村办乡镇企业的意思？

非也非也。

在培刚先生眼里，工业与农业只是产品不同，城市与乡村只是生产的场所不同，这些区别都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比如说农业，是刀耕火种，是一人一犁一耕牛，还是采用现代化的机械、种子、化肥、灌溉。再比如说工业，是作坊里的手工业，还是机器化的大工业。因此，培刚先生定义的工业化的着力点，不是“产品”，而是“如何生产”。通常意义上的“工业品”可以工业化，“农产品”也可以工业化，只要采用现代的工业化的生产技术。

按照培刚先生的定义，农业是一种“工业”，而不是对立于“工业”。这一区别听起来有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的嫌疑，但是背后的政策含义与普通定义的政策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倘若把工业化理解为工业生产比重的上升，那么很容易导致片面强调采矿、加工制造等行业，甚至牺牲农业的政策取向。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历史上曾经大行其道，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也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我国，其教训是很值得深思的。怪不得张五常曾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学问之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怎可不精益求精。

从培刚先生的角度出发，很多事情会豁然开朗。比如，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无他，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工场手工业，也改变了农业。因此，理解工业化，推动工业化进程，重点都在于理解技术进步上。这一点，其实是理解所有经济增长的基础。罗伯特·索罗1956年的文章，不过是把这一想法模型化了，却已经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奠基文章了。

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

受到同一个技术进步过程的驱动，二者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的表象。在培刚先生的视角里，工业化的重点并不在“工业”，而在“化”，实质是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和农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其实很简单，这是人们的需求决定的。收入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得慢，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增长得快，于是工业品在产出中的比重就上升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富人再有钱，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可是一个贵妇的鞋子，就可以装满一间屋子。

有意思的是，对于“工业化”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同作者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在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的底稿里，把“工业”和“农业作为一种工业”两个概念放在论文的开头仔细探讨，可见对于基础概念的重视。

但是，大名鼎鼎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在1946年仔细阅读了培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的底稿之后，建议把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移到后面，因为“理论性太强了，一般读者一开头阅读起来就会感到困难而不易理解”，这就是为何后来的版本中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作为两则附录出现在书的末尾。

然而，另一位行家，培刚先生的校友杨联陛教授，在1981年重逢张培刚时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探讨“很重要，很新颖，很有现实意义”，“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算是个创见”。只是“将这个重要问题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部分，未免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杨联陛教授的评价何其中肯。培刚先生的工业化概念，包含了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深刻洞见，领先后来的理论至少十年之多。倘若得到足够重视，后面的所有的发展和增长理论，都不过是培刚先生这一工业化概念的注脚而已。

2014年12月9日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经典是如何写成的？一是一般的知识基础，二是经济学的基础，三是充分的经验基础。掩卷之际，正值中国“神秘论文工厂”曝光之时，叫人不得不感慨——在这个论文可以从流水线上生产的年代，我们距离经典，该有多么遥远？

（一）重读张培刚

重读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不禁再次为作者70年前的洞见叹服。

早在1945年，作者就看到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是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比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早了至少十年。

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比把工业化仅仅当作是发展工业的见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这在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让市场规律继续起作用，就必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上的变动”，“（农业生产比重的减少）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少，而只是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的扩张率，比起别的部门，特别是制造工业部门，要相对地较低而已”。

可惜了！这些70年前的见识，因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后来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都走了不少弯路。

超越？有些基本道理，是难以超越的。按照张五常的标准，经济学文章30年后还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两的成果；50年后有人读、有人引证，应该就是传世之作了。对我这个经济学后辈而言，70年后研读这些文章，依然觉得犀利无比，说是传世之作，当是不过分了。倘若中外的政策制定者们能抽一点点时间，好好看一下培刚先生的著作，不知可以省却多少折腾。

（二）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

惊讶叹服之余，不禁要多问一句：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通过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文版自序，和培刚先生口述、谭慧女士（培刚先生夫人）整理的《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一文，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英文版自序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项研究开始于10年前，当初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之一。”原来，这本书写了10年。准确说，这本书构思了10年，写作的过程，大约花了九个月。

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培刚先生的这本书，则是“十年怀胎，九个月分娩”。心血所系，难怪如此精彩。再看现如今，一篇文章如果能花上个把月跑数据，再花一个月写成，就算很努力很投入了——怎么可以相比？

而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写到“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酝酿，其实不止十年。想想我们现在的学者，哪里会一门心思钻一个问题十年？即便有心想要这么做，大学和科研机构追求短期可量化的目标，也不允许这样的努力。但学问本是呕心沥血、心无旁骛的产物，又岂是“短平快”能做出来的？

英文自序接着写道：“但是中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态发展，带来了关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整个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具有哪些主要内容，更是问题的核心。”这点出了研究的原动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人的传统，也体现在培刚先生身上。

不过，忧国忧民的士人多，能够传世的作品少。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能成为经典，还与他的求学、治学路径有关，其中有两点培刚先生尤为强调。

一是一般的知识基础。当年，在培刚先生求学的武汉大学名师荟萃，教学极为认真。培刚先生得以在数学、国文、英文、逻辑学、德文、法文、生物学等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础。培刚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看到“当前学术界在学风和文风上，由于‘左’的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响，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之风颇为流行。此风如不刹住，必将影响子孙后代，遗害无穷”。[4]

二是经济学的基础。培刚先生尤其强调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通过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含法律、政治、经济三系）的学习，年轻的张培刚了解了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基本不讲经济史，上来就是数理模型。工具虽然先进，但学生们往往不知所以，拿着刀枪剑戟十八般武器，一脸茫然。更有甚者，手里拿着锤子，就看着什么都是钉子，到处乱敲，让人哭笑不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三）经典著作的经验基础

满足上述两点，有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就一定能写出传世的著作吗？不一定的。

培刚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有对现实世界的充分观察和积累。1934年6月，张培刚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所工作的六年当中，他的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的乡村和城镇。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并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换句话说，这六年使培刚先生得以跳出书本，对于实际经济的运行有了第一手的观察和体验，而这恰恰是很多经济学者（包括当时的经济学者）所缺乏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终归不能替代体验。史上诸多经典都建基于丰富的调查体验。例如科斯的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正是从“东问西问”开始，他接着花了一年时间（1931—1932年）研究美国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的问题，最后形成观点。看起来，真正的思想是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中来，而不是从文献中来。用科斯自己的话讲，“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张五常在新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序言中，亦强调真实体验的重要性。在培刚先生身上，张五常强调两点。一是“超龄”。美国博士平均27岁，也就是22岁大学毕业之后再加5年，而张培刚的论文写成于32岁。多了五年的时间，也多了很多观察和经验积累。二是自幼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这些体验以及后来的实地调查，使张培刚对于农村的状态有清楚的认识。相比之下，西方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研究真实世界的学术传统，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试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因为没有那么多文献可读，当然是要从眼前的世界中寻找真理的。相比之下，后来的神学家们，虽然也不乏聪明勤奋之士，但是因为要整天面对圣经，揣摩“上帝的旨意”，可能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就少很多了。这样一来，高下立现。经济学的祖师爷们，没有那么多的文献著作做框框，反而留下难以超越的经典。

在国内，研究真实世界的学术传统，也是由来已久，至今薪火相传。在笔者所在的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上课时的口头禅是“研究问题要从现象出发”，他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研究的金矿。周其仁教授反复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他本人全国奔波做调研，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只可惜近年来，这一关注现实、关注现象的传统弱了，从文献到文献的风气反而盛了一些。

掩卷之际，正值中国“神秘论文工厂”曝光之时，叫人不得不感慨——在这个论文可以从流水线上生产的年代，我们距离经典，该有多么遥远？

2014年12月23日

附录　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

本文是作者2009年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成文于2010年初。多次投稿，无刊问津。

不奇怪。本文并无任何理论创新，只是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仔细梳理，应用到自认为重要的现象上。然后，反复诉说，就像祥林嫂。

敝帚自珍，曾收入《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

农村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家庭联产承包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自发的改革，充分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

然而，农民却没有能够充分分享改革的成果，1978年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除了短暂的波动以外，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3.33。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在全球范围都是罕见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主要就是城乡差距问题。

本文从产权角度解读我国农村的相对落后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工业化战略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对农民的人力资本产权也施加了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后续的农村改革进展缓慢，没有在农村确立起完整的产权制度。

市场机制缺乏产权基础，因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农村三大现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亿万农民工进城——实质是中国农民突破残缺的产权制度，分享工业化成果的不懈努力。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促进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第一节　引言：城乡差距

农村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安徽小岗村事件开始了农村改革的篇章，也揭开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成就发源于此。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为改革开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自发的改革，充分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

然而，中国农民却没有能够充分分享改革的成果，1978年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除了短暂的波动以外，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图A.1）。1978—1983年城乡差距的缩小，反映了农村改革使得农村经济比城市经济获得了更快的增长。1995—1997年城乡差距的回调，反映了城市治理整顿期间城市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上调的影响。[5]除此以外，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达到3.33倍。如果进一步考虑城市的道路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因素带来的隐性收入，以及城市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王小鲁，2010），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图A.1　1978年以来城乡收入比的变化

注：城乡收入比即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差距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特别严重。图A.2（来自OECD，2003）显示，OECD国家的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都不大。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如瑞士、土耳其、韩国等，农村居民户总收入也占到全部居民户均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比例很高，这一数字也大约是农村与城市的家庭收入比，远大于我国2009年时1:3.33的比例。农村家庭成员可能稍多于城镇家庭，但是家庭成员数量对这样大的差距影响有限。图A.2还显示，许多国家，如新西兰、丹麦、法国、芬兰、美国、日本等，农村家庭的收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城市家庭收入，说明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收入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图A.2　OECD国家的城乡差距

注：城乡差距用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与其他家庭总收入的比率表示，其中日本为工人家庭，韩国为城镇家庭，其他国家为所有家庭。

在考虑到发展阶段的因素后，我国城乡差距问题依然特别严重。美国非农业与农业人口可支配收入之比在1945—1949年，1955—1959年和1965—1969年分别为1.66，2.00和1.36，1970年下降至1.31。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但是城乡差距却比美国当时高出60%左右。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高位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但当时城乡收入比也只有1.4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现在农村居民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居民收入。韩国在城乡差距最大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城乡收入比也只有1.5倍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下降。我国台湾地区的城乡差距虽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有所上升，但是在1970年左右的峰值也只有1.7倍左右，1980年以来一直在1.5倍以下（本段数据来自曾国安和胡晶晶，2008）。

综上所述，在高收入国家的历史上，城乡差距高位平均约为1.5倍，鲜有达到2倍以上的，而我国的城乡收入比只在1982—1985年几年间低于2倍，但是这一比例也都达到了1.8倍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了3倍以上，考虑到基础设施、隐性收入等因素后，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王小鲁，2010）。国际比较难免有统计口径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国城乡差距问题特别严重的事实认定应该没有太大争议。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就是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明证。

城乡差距问题的本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国民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发展的滞后清晰凸现了出来。被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其实是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对于三农问题的讨论汗牛充栋，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政策制定者给予了高度重视。2008年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

城乡差距不仅是现阶段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也会损害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农村相对于城市的落后，直接影响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福利[6]，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目前的基尼（GINI）系数高达0.47，属于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而我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由城乡收入不平等所导致。[7]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不利于实物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影响长期繁荣的基础。[8]

本章从产权角度分析农村落后的根源。主要观点是，农村的落后源于农村产权制度的残缺。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两项重要遗产，即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究其本质是剥夺和限制农民的土地和人力资本产权。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这两大产权没有得到彻底归还，依然很不完整。产权的不完整，导致农民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要素创造收入和积累资本，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完整的产权基础，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是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落后，影响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导致农业发展的落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完整和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机制在农村发挥作用。其他的方法，若不辅以产权制度改革，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创造收入的能力，最终也就无法解决农村落后的问题。

本章的行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从理论上阐述收入的来源，以及资本、收入和产权的密切关系，指出产权不是一个抽象的、非有即无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从无到有连续增加的一束实实在在的权利，产权越完整，资产创造收入的能力就越强；第三节以土地和户籍制度为例分析农村的现行产权制度，指出农村经济的滞后源于农村产权制度的不完全和农村产权改革的停滞；第四节讨论农村新一轮产权改革的前景和意义。

第二节　资本，收入和产权

一、资本与收入

资本与收入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对于二者关系的最早阐述可以回溯到欧文·费雪1906年的论著——《资本与收入的本质》（Fisher，1906）。费雪区分和界定了一组相关的概念：财富（wealth），服务（service），产权（property rights），资本（capital）和收入（income）。这一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简单概括如下：

（1）财富是被人类拥有（owned）的物（material object），包括：土地和土地改良装置，合称不动产；商品，即动产；人类自身，包括奴隶和自由人。财富可以被转让（自愿或者非自愿），可以通过数量、价格、价值等方式来测度。

（2）财富的使用，即财富提供的服务，是财富带来的合意的变化或者防止的不合意的变化，比如房屋提供居住的服务，大坝提供防止土地被水淹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用数量、时间或者其导致的财富的变化来测度。服务和财富一样，可以被交换，有价格和价值。

（3）产权是“拥有”和“使用”财富的权利。财富对应的是具体的对象，而产权是抽象的财产权利。面包是财富，而食用面包的权利是产权。

（4）资本是一个时点上的财富存量，收入是财富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的服务流量。资本与收入一一对应。

（5）费雪的收入概念指的是实际收入，是资本提供的服务流，而不是货币收入，即得到的货币数量。后者是获得前者的手段。把货币收入算作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双重记账。

（6）资本的价值等于资本预期能够提供的收入流的现值，这实际上提供了所有资本品，包括不动产、商品和人力资本的定价公式。需要注意的是，未来收入流的价值决定了资本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7）资本价值的贴现率，由人们在当期和下一期收入的替代因子，即不耐的程度，以及收入增加的速度和风险程度决定。贴现率随着不耐的程度、收入增加的速度、风险的大小和风险厌恶的程度而上升。[9]

费雪第一次完整论述了资本与收入的概念和关系。费雪的论述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他对人力资本的论述一笔带过，在20世纪初，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半个世纪以后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1961）的论述中才显现出来。[10]但是，费雪已经把人类自身归入广义的财富范畴，因为人可以提供服务，这里面已经有了人力资本的影子。二是，费雪对产权的论述较为简单，与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产权被简单定义为“拥有”财富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费雪那里是高度抽象的，其获取、保护、行使和转让的成本都被假定为零。而对于引入交易成本的考量，是在后来科斯（Coase，1937）的分析中出现的。

二、交易费用和产权

科斯（1937）问了一个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市场里为什么会有企业？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时市场被普遍认为是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有效方式，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交易都通过市场进行，而是存在企业这一市场里的“有意识的孤岛”？换句话说，为什么要通过企业来组织生产，而不是通过购买投入品、卖出产出品的方式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生产？企业里的生产通过命令的方式组织，而以个人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完全通过市场合约来进行。那么，为什么要用企业内部的合约代替市场交换的合约？科斯的回答是：因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组织也是有成本的，在二者之间的选择，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小。

科斯（1937）的重要贡献是，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后来被证明是理解企业、俱乐部、家族等各种社会组织的关键概念。[11]交易费用有不同范畴的定义，科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为市场交易而支付的成本”，是较为狭窄的概念；张五常（1985）把交易费用扩展为“制度费用”，包括维持经济制度的费用和改变经济制度的费用，含义较为宽广；而巴泽尔（Barzel，1989）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为获取、保护和转让产权而支付的费用”，把交易费用与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是一组无法分割的概念，触及了这一概念的根本。

巴泽尔（1989）把产权定义为个人对资产享有的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特点需要强调。

一是，产权一定是“个人”享有的权利，任何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都可以分解为个人行为的整合，把组织行为分解为个人行为的整合是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同时，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交易费用问题，所以交易费用也是理解“组织”的关键。

二是，产权是多重的，是包括使用、收益和转让在内的“一束权利”。使用是自己使用，比如面包可以吃掉，房屋可以自住；收益是从资产中获取收益的权利，比如房屋不仅可以自己住，还可以出租给他人居住而获得租金；而转让是把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让渡给他人。这三重权利是递进的：使用是指自己使用，收益把使用权中的一束转让给他人，转让是把使用权一次性全部让渡给他人。换一个角度，可以把收益和转让都归结为使用权的交换，收益是部分使用权的交换，转让是全部使用权的交换。这样，产权又可以定义为对资产享有的使用和交换的权利。

交换的需求来源于资产的多重属性和使用者的异质性。首先，资产的多重属性导致多重用途，不同用途的价值是不同的。比如，一块土地可以用来耕种，也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或者厂房，也可以用来修建公园。最终的用途取决于哪一种用途带来的服务流的价值最高，这就要综合考虑土地的肥力、位置、景观等多种因素。其次，不同的人对同一资产的评价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同，评价高的人愿意出高价从评价低的人手中购入这一资产。比如，善于种植的人可能会从不善种植的人手里购买土地，而不善种植的人可能善于理发，他可以卖掉土地并用卖地的钱进城开一个理发店，这样对两个人都有好处。在自愿交换的前提下，把资产让渡给他人使用只能是因为这样实现的收入流价值更高。因此，收益和交换是比使用更高级的权利，能够实现更高的收入。

产权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这些权利都不是抽象的，更不是绝对的，而是拥有者自己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的程度三个变量的函数。这些努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由于商品都具有多重属性，完全测量的成本，特别是信息的成本很高，产权的界定和保护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有在交易成本等于零的情况下，产权才能被完整界定。举例来说，私人住宅理论上是私人财产，产权是清楚的，可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需要成本，隔壁邻居的噪音是对私宅“安静”权利的侵犯，但是完全保护这一权利的成本很高。界定噪音就是需要成本的，即便在一些国家可以打电话报警，警察服务就是维护这一权利的成本。现实世界里，交易成本，也就是为获取、保护和转让产权而支付的费用永远大于零，因此产权永远不可能被完整地界定。

前面的论述中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资产。资产不同于资本，资本是具有了产权属性的资产，而资产是任何可以提供服务流的物品，本身不具有产权的属性。举例来说，一片没有被占有的土地因为可以用来种植农产品而构成资产，但是只有被某人或组织拥有以后才成为资本，而“被拥有”的过程就是产权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资产也不同于财富，因为不考虑交易成本，费雪的财富概念实际上等价于产权完全界定的资本。

与产权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所有权。所有权指的是所有者与所有对象之间法律上的或者事实上的归属关系，是静态的和抽象的。而产权是对资产拥有的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是变化的和具体的。没有产权的具体内容，所有权所指的归属关系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没有实际的意义。例如，法律可以把一块我从未到过的土地授予我，于是我拥有所有权。但是，这块土地的产权是另一个概念。假如我完全不知这一土地的价值，而且完全无暇顾及，任由那里荒草生长，牧人放牧，那么我就没有实际的产权可言。换句话说，行使产权的成本对我而言太高了，因而我放弃了产权。假设我花成本用篱笆把土地围起来，雇人种植，或者租给别人种植，或者干脆把土地卖给别人换取货币，我就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或者收益、转让权。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产权的实际拥有者既可以是所有者，也可以不是所有者。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总有一部分产权是被非所有者拥有的，这是因为所有者完全防止非所有者实际上从资产的某种性质中受益的成本是高昂的、无利可图的。比如，树木花草的所有者阻止别人欣赏树木花草的景观和呼吸由这些树木花草所产生的氧气的成本是高昂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无利可图的。

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引入，拓展了费雪关于资本与收入的分析：由于交易费用不为零，产权不能完全清楚地界定，资本就不仅仅是未来收入流的函数，也是实现这些收入流的成本（亦即交易成本）的函数。资本的价值等于资产所能提供的收入流的价值减去交易成本。这样，费雪的资本与收入的理论里就融入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考量，因而变得丰富和完整起来。

三、产权的不完整性

产权的本质特征是不完整性。由于交易费用大于零，“完全界定”的成本是高昂的、无利可图的，因此，任何权利都不是被完全界定了的。产权界定的程度存在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状态：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成本边际上等于从界定产权中得到的益处。

因为交易成本高昂而没有界定的权利处于实际上（de facto）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即处于实际上的公有状态（巴泽尔，1989），而如果交易成本降低，原来界定起来无利可图的权利，就变得有利可图，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的界定过程也就是私有产权扩大和“公共领域”缩小的过程。因此，决定产权完整性的关键是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高则产权趋于不完整，交易成本低则产权趋于完整。即便法律上（de jure）规定某一方具有完整的产权，倘若交易费用高，比如维护的成本高，则产权实际上也会因容易受到侵蚀而变得不完整。

信息成本是影响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收益或者转让资产，要先了解资产的特性，而了解这些特性需要花费信息成本，比如甄别商品的质量，测量商品的数量，了解商品的一些特殊属性。如果信息成本高到超过从交易（也就是产权的获取、保护和转让）中得到的好处，交易就不会发生。技术进步有利于信息成本的降低和交易的发生。例如，计算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计算能力，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播的成本。信息成本降低可以帮助发现资产本来就具备但是不为人知的特性，或者把物品组合而产生新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可能会提供新的服务流，从而提高资产的价值。比如，在人们了解如何更好储存水果和谷物的“信息”后，水果和谷物的价值大大增加了；在人们了解如何更快捷地运输水果和谷物的“信息”后，水果和谷物的价值也大大增加了。从这里不难看到，“信息”可以有一个广义的解读，包括一切的知识和技术。[12]

信息成本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旧车市场。阿克洛夫（Akerlof，1970）的精彩论证表明，如果买卖双方的非对称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交流，交易就不会发生，市场就会崩溃。这里面的另外一层含义是，高昂的信息成本会催生有关降低信息成本的技术进步或者市场创新，比如，旧车检验技术会得到发展，旧车保险也会应运而生。换句话讲，高昂的信息（或者其他交易）费用既可以意味着市场崩溃，也可以意味着潜在的克服交易费用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创新（巴泽尔，1982）。

社会制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任何个人都会享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个人财产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会受到限制和约束，对产权施加约束就是“产权稀释”（巴泽尔，1989）。例如，政府可以禁止农民把粮食拿到农贸市场去出售，或者干脆关闭粮食市场进行统购统销，这是国家权力对粮食交换权的剥夺。再比如，政府可以对粮食施加价格管制，从而部分而不是全部剥夺交换的权利。也就是说，产权权利束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权利被删除而导致“产权残缺”（德姆塞茨（Demsetz，1988）。

社会制度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权制度。所有权制度可以分为一人私有和多人共有。公有制是共有制的延伸，倘若没有其他的区别，可以把共有和公有合起来分析。[13]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最佳的所有权归属于谁，取决于不同的人对于资产收入流的影响。假定一种资产的收入流只受到一方的影响，那么最佳的安排就是让这一方完全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但是现实中一项资产的收入流往往受到各方的影响，这时产权就不会得到完全的保障，此时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一般原则是：对资产收入流影响大的一方的剩余索取权也应该更大。由于资产的名义所有者无法获得资产的全部收入流，一部分潜在的收入会在获取、保护和转让的过程中消耗掉，产权的初始配置不再无关，而是至关重要，这也正是科斯定理的真正含义（科斯，1960）。所有权的最佳归属取决于资产的净值，即扣除交易成本之后的净收入流。

这里面引出的问题是，对私人产权的约束一定无效吗？进一步，共（公）有产权一定是低效的吗？答案是不一定。最优的产权安排，取决于资产净现值，即资产的收入流扣除交易费用后的净值。比如说，假如私人拥有的收入流太小，或者私人保护资产免受他人侵犯的成本太高，那么这一资产就应该为公共所有，国家公园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而选择的对私人产权的约束或者公有产权，与法律或者制度上外生强加的“公有产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因为私人产权的（进一步）界定无利可图而不再界定；后者是强加的完全放弃私人产权的界定而把一切资产置于公共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是人为无限扩大了“公共领域”，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寻租空间。这与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对于部分产权不加以界定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公有制的本质，是放弃产权制度调配资源的作用。根据阿尔钦（Alchian，1987）的表述，产权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破坏性竞争”（destructive competition）。清楚界定和受到保护的产权制度的本质，是用价格竞争代替其他方式的竞争，包括行政等级、社会关系、暴力手段等。而根据科斯定理（科斯，1960），倘若产权可以得到清楚界定，那么交换将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定理与瓦尔拉斯定理一样，实际上是说市场机制能够达到最优的社会资源配置，科斯的本意无非是强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界定清楚并得到良好保护的产权，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因此，市场机制的精髓，就是产权制度。

放弃了产权制度，必须有另外一种机制来替代，这种机制，不管名称上如何称呼，形式上如何变化，其本质都可以归结于周其仁（2004）所说的“国家租金体制”。国家租金体制的核心是，公有制经济制度造成的无限大的“公共领域”的“租金”，由一个以国家行政权力机构为框架的体系进行分配。这一“国家租金体制”的本质，是对市场和产权机制的替代。历史的证据是，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制度，而形形色色的“国家租金体制”作为市场制度的对立面，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既然如此，国家租金体制的历史根源，就不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寻找。[14]

上面的讨论说明，社会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而导致产权不完整，甚至完全剥夺私有产权，把一切权利置于“公共领域”，用另外一套制度代替市场和产权制度来配置资源。如果说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产权的“内生不完整性”，无效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产权的“外生不完整性”。实际的情形是，外生不完整性对产权制度的损害往往大于内生不完整性，这是因为内生不完整性随着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而下降，而对于外生不完整性来说，私人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降低产权不完整性的努力是受到约束的，私人需要花费额外的努力来绕开这些约束。

产权不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产权的动态性：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不断发生变化，产权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随着新信息的获得，资产的潜在有用性被发现，资产能够提供的收入流发生变化，资产的潜在价值发生变化，“诱发”人们投入到获取、保护和转让产权中的努力发生变化，产权的边界也相应发生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对资产新的属性的评价不同，即资产的新属性给不同的人带来的收入流的价值不同，这种不同会导致产权的转让，转让发生的条件是实现的价值大于转让的成本。换句话说，当交换能够实现的收益大于交换需要的成本时，交换就会发生。

交换是至关重要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力来自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前提是交换的发生，否则人们只能自给自足，分工和专业化就无从谈起。其他的因素，比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是交换的产物。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交换，有利于交换的安排将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产权对资本和收入的影响

产权的完整性对资本和收入的影响至关重要。产权不完整，资本的潜在收入流就不能完全获得，或者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来获得，因而资本的净价值自然也就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在产权不完整的情形下，资产的某些潜在收入可能根本就无法实现。一件物品，只有在懂得（或者适合）使用它的人手里，才有用。中国的古话，“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农民，粮食产量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因而产权的完整性得到提高，才使得土地的潜在收入流得以实现。

实现资产的收入流和价值，不仅可以通过自己使用，还可以通过出租给他人使用，或者完全转让给他人来实现。由于资产的多重属性和不同个人的异质性，一件资产可以为别人提供更高的收入流，因而别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时候该资产的最佳用途就不是自己使用，而是转让给别人使用，用得到的货币收入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流，而中间的差值就是交换导致的社会福利净增加。实现这一福利增加要通过市场交换，前提是完整的产权，即所有者有权把资产转让出去。从本段分析中可以看出，转让权是比使用权强度更高的权利，能够实现比使用权更高的收入流。收益权的本质是使用权的部分转让，其强度处于使用权与转让权中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块只让看不让吃的面包的价值远小于让看又让吃的面包的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1）只可以住不可以卖的房子的价值小于可以卖的房子的价值；

（2）只可以种植不可以转租转包的土地的价值小于可以转租转包的土地的价值；

（3）可以转租但是不可以买卖的土地的价值小于可以买卖的土地的价值；

（4）只能务农不能务工的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小于可以务工的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

（5）可以务工，但是不能留城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价值小于可以留城的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

产权的不完整性不仅直接减少了收入和资本的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效果，就是使所有者降低了对资产的维护程度，减少了进一步的投资，甚至诱发所有者对资产的过度使用和伤害，从而进一步严重减少资产所能够带来的潜在收入流。举例来说，农村的土地倘若每年都调整一次地块，因而农民仅仅拥有一年的耕种权，那么预期到第二年，农民将无权耕种同一块土地，于是在耕种过程中，农民就不会对土地的肥力进行投资，因而第二年土地的肥力就会下降，几年以后肥沃的土地就会变成肥力很差的土地，农业产出就会大幅下降。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如果农民只拥有短期的耕作权，那么农业的长期产出就得不到保证。通过减少地块的调整次数，延长土地的承包权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其背后的原理就是产权的完整性得到加强。

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15]看似细微的差别所引起的一连串的变化，在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以后，可能导致收入的巨大差别。收入的初始变化会引起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倘若初始的无效产权导致了初始的贫穷，人们无力在营养、健康、文化修养、科技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或者是工作时间太长、工作性质枯燥、工作环境恶劣等原因使得人们的健康和智力受到损害，那么人力资本就得不到积累提高，未来赚取收入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交易费用通过影响产权的完整性而影响资本与收入。交易费用高的时候，产权完整性下降，因而资本和收入下降。社会习俗、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等对于产权的限制或者剥夺，等价于增加交易成本，增加的幅度取决于限制或者剥夺产权的力度。比如，对转让权的完全禁止等价于把交易成本增加到足够高以至于转让无利可图。倘若禁止得不够严厉，那么所有权的拥有者就可能会花费努力和资源为绕开转让管制而进行交换。

第三节　城乡差距的产权解读

我国城乡差距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重视，人们对于我国城乡差距的事实认定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2009年农民占总人口的53%，但是农业产值只占到总产值的10%左右。假设农业产值全部归农民，且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0%，不考虑其他的转移收入，那么城乡差距就大概是3.3:1。这里只是算一个简单的大账，许多因素例如税收和转移支付都没有考虑在内，但是这个账有助于展示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限制在农村，需要从土里刨食，不得不依靠进城打工赚取额外的收入时，城乡差距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逻辑上毫无奇怪之处。

上述解读也揭示了城乡差距的根源。由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农业，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城市是工业生产的天然场所，于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被限制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农民被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无法（充分）分享工业文明的成果，收入增长缓慢就自然而然了。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反衬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被彰显出来，表现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因此，所谓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农问题，也就是对农民的限制问题。对农民的限制，集中表现在对农民的生产要素的产权限制：土地、人力资本、实物与金融资产。由于制度上的限制，农民对这三种主要要素的产权都是不完整的，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要素赚取收入，积累资本。本节余下部分以土地和户籍制度为例说明现行制度对农民产权的限制。

一、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部分返还和转让权的继续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宪法表述的变化呈现了一个清楚的脉络。

（1）1949年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2）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同《共同纲领》一样承认并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第十三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3）1975年《宪法》直接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条款主要是两条。

第六条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除了上述直接规定外，第九条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其中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表述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被剥夺，农民土地所有制改为人民公社所有制，农村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所有制，实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是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遗产。

（4）1978年《宪法》基本延续了1975年《宪法》的相关规定，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表述没有实质变化。

（5）1982年《宪法》是我国的现行宪法，其产生经过了严格的程序，其中第十条对土地问题第一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第十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6）1988年《宪法修正案》。根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该禁止性的规定过于严厉，在实践中不断对此有所突破。在这种背景下，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两条《宪法修正案》，其中第二条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二条　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该修正案把土地出租从原先的禁止之列删除，并把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

1982年《宪法》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奠定了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础。通过上述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现行的土地制度，与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规定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明确承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1982年《宪法》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变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变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实际上的集体所有权，对于这一变化的第一次宪法表述见于1975年《宪法》，现行宪法进一步明确了1975年《宪法》的表述。因此，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实际上源于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运动的本质，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转而赋予“集体”所有，这是一次对农民土地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的严重破坏，农民实际上变成了“集体土地”上的“工人”。集体所有制中的所有权在定义上是明晰的，所有者是“集体”，但是这一所有权的产权性质是混乱的。产权的最终所有者只能是个人。使用权被加上重重障碍，而收益权和转让权则干脆被剥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包括如何激发农民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工作的积极性，如何监督农民的工作，以及如何激发监督者实施监督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使用权的交易成本的急剧扩大，而收益权和转让权被剥夺，就等价于交易成本扩大到交易被取消的程度。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些问题直接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停滞和1959—1961年的大饥荒。

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是对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否定。[16]这一改革的核心，是把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运动剥夺的农民对土地的产权，部分还给农民，即把土地的使用权通过承包的方式还给农民，代表了产权改革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步产权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得后来的经济发展有了可能。

然而，这一产权“归还”是很不彻底的，只是把部分使用权归还给农民，农民依然没有收益权和转让权。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的时候，承包期限短，地块频繁调整，农民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影响对土地的投资，后续的改革逐步加大使用权的返还程度，且加入了有关收益权的内容：198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制长期不变”的政策；1993年，又正式提出农户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并且允许农户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这实际上是部分赋予农民土地产权的第二项内容，即“收益权”；2007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转让权的返还则更加迟缓。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允许农户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明文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第四条）。而且，一旦出现土地用途变化即土地由农用转为非农用的情况，则需要把土地征为国有。也就是说，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征地框架之内。农民完全没有转让土地的权利：既没有买卖农地的权利，更没有把农地转变为非农地的权利。

农地不能买卖的后果是：倘若某一农户因为种种原因不适合或者不愿意种地，他不能享受转让土地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若该农户想进城开一个小吃店，就不能通过出卖所拥有的土地而获得启动资金，当然也不能把土地抵押从而获得贷款。于是，该农户就同样面临着城里人所说的“第一桶金”的问题。不同的是，该农户并不是没有资产，而是没有资产的完全产权，即转让权，因而不能抵押或者出卖该资产筹资。结果是，该农户只好继续种地，而不能追求自己梦想的“小吃店”事业。不能小看这“小吃店”事业。套用欧文·费雪的原话，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由于小吃部不能开张，该农民只好继续从事不擅长的种地事业，收入无法提高，也没有多余的钱提高生活标准，更新家具设备，旅游学习，开阔眼界更新知识，生病了得不到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孩子无法上更好的学校，人力资本无法进一步积累，收入无法更上一层楼，只好这样一直穷下去。收入增长就是这样一个连环套。究其根源，有没有完整的产权，决定着产权创造收入的“魔法”能不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停滞和后3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说明了在错误和正确两条道路上，一代人的时间可以产生天壤之别的收入结果。

农地必须通过征地转为非农用这一规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则更加严重：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区位地租。土地倘若农用，价值由未来生产农作物的现值决定。假设种植一亩地的净产出是1000元，即一年的农业地租是1000元，假定售价是租金的30倍，则这一亩地的农业价值是3万元。土地倘若转为建设用地，则价值由建设用地提供的未来服务流决定。这里面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区位地租，即位置带来的便利。中央商务区的房子贵，主要是因为中央商务区集中了主要的商业机构和大规模的客流量，交通和信息交流成本低，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便利。商业机构竞争购买该区域的不动产，就拉高了该区域的房价和土地价格。这高房价和高地价背后的经济支撑，是集中的商业活动带来的便利，即土地的区位租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我国对土地进行用途管制，严格保护耕地，对建设用地进行指标管理。农地转为非农地必须经过征地程序，即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并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进行补偿。这一制度安排的含义是，农民能够“分享”到的由城市化带来的巨额土地区位地租以征地补偿为限，而在现行制度下，征地补偿的水平很低，对农民的补偿远小于工商业用地提供的地租，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成为近年来盛行的土地财政的根本经济来源。这个巨大的缺口，是经济持续发展、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城市区位地租大幅提高的产物。可是，作为土地重要的最终提供方的农民，却没有能够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一租金被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等房地产行业的参与者瓜分了。

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收益之外，本质原因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整，产权权利束里面与城市化收益关联的部分被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删除而导致“产权残缺”（德姆塞茨，1988）。而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租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要归还农民土地产权中被删除的部分，增强农民土地产权的硬度，做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农民有了土地的产权，就会谋求实现土地的最高收益，市场机制将会引导资源向农村转移，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之所以屡屡发生，就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不完整的，没有得到明确承认，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

在改革开放的初始年代，城市化的发展还处于初期，第一步部分归还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随着情形的变化，资源的潜在收益发生变化，客观上会产生交换的需要。就土地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业规模经营的好处和必要性越来越明显，土地的工商业用途价值大幅提高，客观上要求归还土地的转让权。然而，改革的滞后，导致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不能通过交换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这充分说明了进一步改革的需要。

实际上，对于这种变化，改革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已经预见到了，只是后来的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够随着情况的改变而适时地推进和完善改革。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到中国农业的改革要有两个飞跃，一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二是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见，早期的改革设计者，已经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所预见（杜润生，2005：第333页）。近年来，江苏、浙江、成都等地试验的“三个集中”的改革思路，即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反映了随着情况变化，中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时机已经到来。

现存的征地制度，实际上相当于建设用地的“统购统销”。历史上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初衷是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最大限度地动员农业剩余而进行工业积累（宋国青，1982）。在实施这一制度时，也有很多的怀疑与阻力，当时的改革者勇敢地进行了实验，并最终推进了改革的进行（杜润生，2005：第146—153页）。结果是，因为粮食市场的开放实际上还给农民对于土地和产品更加充分的产权，使得土地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农业投入增加，粮食供应不减反增。而现行土地制度中的统购统销政策，也符合同样的逻辑。征地制度的本质是对集体土地产权的限制。如果增加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硬度，使得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那么市场机制将会引导土地的有效使用以及资源向农村、农业、农民转移。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完善，也有利于解决城市化对于土地的过度占用，提高城市的空间利用效率，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二、户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限制

对农民人力资本的限制，集中体现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上，这一制度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1）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权；

（2）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

（3）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公民必须登记为居住地的常住人口，且公民迁移要向迁入地报户口；

（4）1975年《宪法》删除了关于自由迁徙的规定。此后的宪法，包括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也再没有提及自由迁徙的权利。

上述的简单回顾表明，现行户籍制度同土地制度一样，也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产物。户籍制度的产权含义是，农民对于自己的人力资本不再具有完整的产权，迁徙的权利被剥夺，人口与出生的地域和城乡被绑在一起，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和权利也就与出生地绑在一起。城里人和农村人，不同地方的人，从一生下来面临的机会和约束就是不同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使用也是不同的，收入自然也就不平等了。

户籍制度对农村居民的限制集中表现在农民基本与工业化脱节。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表明，所谓的经济增长不过是最近200年来的事情，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在此前漫长的几千年里，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处于徘徊的状态（Maddison，2001），可见，经济增长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然而，户籍制度却试图把农民限制在工业文明之外。这一限制的本质是把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工业化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分离。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在工业革命以后，与工业生产结合的人力资本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将农民与工业化进程隔离意味着，农民最大的资产被束缚在农业和土地上，人力资本的产权受到极大的限制，贫困也就难以避免了。

这样的限制不可能不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挑战。在工业文明的巨大诱惑面前，任何限制可能都是徒劳的。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与工业文明结合的好处如此之大，导致重新界定人力资本产权的收益大于成本，于是，重新界定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突破土地制度限制的创新，那么近代中国农村的另外两大现象——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亿万农民工进城，其实就是中国农民突破户籍制度限制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所谓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质就是中国农民突破限制，分享工业化成果的尝试。一方面农民被限制在农业与农村，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由于工业能够创造比农业高得多的产值，农民突破限制进入工业领域是经济上合理的选择。但是，由于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受到种种禁止、限制和歧视，且城市改革进程缓慢，无法吸纳更多人就业，“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就这样被逼了出来。这样“逼上梁山”的工业化，先天和后天都是不足的。农民不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农村不具有工业化所需要的产品市场，支持工业文明的资本市场在农村受到抑制，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构成重大威胁。换一个角度，农村工业化倘若成功，不过是在农村再形成城市与已有的城市竞争。然而，农村与现有城市相比，在科学技术、人力资本、资本积累、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都不占优，“重复工业化”注定是一个无效的安排。在城市改革逐步取得进展以后，农村的“重复工业化”就烟消云散了，一度成功的乡镇企业，要么转型，要么破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是户籍制度限制农民人力资本产权的又一铁证。农民要分享工业化成果就必须进城。即便城市里存在对农民工的种种歧视，然而在工业工资与农业收入的巨大差距下，进城务工的净收入为正，即进城毛收入大于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和福利损失。因而，农民工进城的步伐是挡不住的。人口的大量流动无非就是证明了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需要。而大量的人口流动直接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比如巨额的交通费用，家庭分离的巨大福利损失等），间接损害了大量社会资源的积累（比如农民工稳定的职业选择和技能积累，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人口城市化滞后导致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等）。如此之高的福利损失，与依然存在的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一起，说明了打破户籍制度的巨大潜在收益。假设施加在农民工身上的限制被取消，这都将成为社会福利的净增加。这个潜在收益，就是将人力资本产权归还给农民以后产生的巨额收益。

第四节　结论性评述：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资产提供收入，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对收入有正的或者负的影响。资产的产权越完整，提供收入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可以形成更多更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看似微小的产权安排上的差距，能够产生天壤之别的收入后果。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就是对农村歧视性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农民产权制度不完整的结果，而近代中国农村三大现象，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亿万农民工进城，都是农民冲破对农村土地和农民人力资本这两大资产的产权限制的产物。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迁移进城的现象，其背后的推力，就是工业化产生的远高于农业剩余的工业剩余。在没有户籍限制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即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在这一过程中，一定的城乡差距是合理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农民面临户籍制度的约束，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现。倘若不改革户籍制度和相应的土地制度，城市化的潜在经济增长动力将消失殆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将受到威胁。

需要强调的是，现存的大量侵占农民利益的事件，正是因为农民的产权被剥夺，使得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试问，如果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是完整的，受到充分保护的，侵犯农民土地利益是要受到法律严格追究的，还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地方官员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比如农民“被上楼”的事件？集体土地与国家土地同地不同权，行政权力凌驾于集体土地产权之上，是农民侵权事件的根源。

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与逐步完善，而市场机制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虽然1978年以来的改革起源于农村，但是农村产权改革却是“起大早，赶晚集”。随后的农村改革进展缓慢，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没有在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农民贫穷和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减小城乡差距，要求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松绑户籍制度，界定农民人力资本产权。所幸的是，这样的改革尝试正在成都、重庆等地进行。这新一轮的农村产权改革，有可能像1978年开始的旧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一样，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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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奶奶

今天是奶奶过世一周年纪念日。一年来，吃饭，走路，写字，都常常会忆起奶奶的音容，有时竟潸然泪下。

自儿时记忆还很不清晰的时候起，奶奶的形象就是整日的操劳，似乎从不停止。不知因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在她身前身后转悠，看她劳作。那时候，估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只是在看着。

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虽然已经结婚生子，还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宅子上，就住在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偏屋里。我儿时木讷，倒不记得有多少辛苦的事情。姐姐大几岁，又天生聪颖，倒是记得一些。

不多的记忆里，吃“糖饼”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糖饼是苏北老家的一种高级食品，就是把普通的红糖包在烙饼里，然后在圆底铁锅里烙熟。这样的饼子，是很难吃到的。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远方的亲戚，居然可以吃到一大块，而且居然好像是不限量的，真是幸福。那一幕一直刻在我心里。糖饼，亲戚家的小孩，我们家的茅草小屋，奶奶的茅草正屋。

后来爸爸分了宅基地，建了自己的房子，我们就搬了过去。记得新房是土墙，但是上面加盖的是红瓦——日子是好一点了。新房离奶奶家很近，我还时常跑到奶奶家里去。那时家境已经好了很多，记得奶奶常常顺手给我一口吃的，或是半块饼子，或是一个刚刚泛红的西红柿。奶奶有五个孩子，身边有8个孙子女，地里的瓜果，等不到成熟，就会分干净。

奶奶有一些朴素的智慧。记得清楚的是，倘若有了一些日常的冲突，奶奶总是说，你能怎样？然后回头继续她的劳作。在我眼里，奶奶是有“慧根”的人。

隐约觉得，奶奶有一种无形的威望。街坊邻居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村头村尾的人，都会跟她打招呼。村里有个大户，家里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儿子，算不上什么大恶霸，但是个强人，人们都惧他几分。可是，每次他见到奶奶，都会叫一声婶子。

奶奶在她的众多子女那里，也是广受尊重的。她的儿孙，在她面前大多很恭顺。爸爸很要强，年轻时也有一点脾气。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来爸爸从来没有顶撞过奶奶一句。

原因我不清楚。只知道爷爷、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家里太穷，爷爷只身一人跑到外面去讨生活，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家里寄一点钱。奶奶一个人拉扯5个孩子，辛苦可想而知。1958年，是我们那里最艰苦的时候。村里的老人，现在提到1958年还色变。遇到了困难，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总比1958年好一些。

爸爸说，因为实在没有吃的，奶奶曾带着年幼的他去偷生产队的红薯叶子。有一次，被保管员抓个正着，还挨了耳光。另一次运气好一点，被生产队长发现，面面相觑之后，队长没有为难，抓了把红薯叶子塞在爸爸怀里，让赶紧回家。

奶奶不识字，我也没见她拜过佛，菩萨保佑的话她倒是常说的。不过，算不上刻意的修行。但是，我总觉得她的面容很慈祥。在她的眼神里，我总能读到“众生皆苦”“佛渡有缘人”这些字。

奶奶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在户口本上，赫然只是“徐王氏”。奶奶过世以后，就安息在我们家的承包地里。依着家乡的风俗，并没有墓碑。

2014年8月20日

于北京

致谢

1998年的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导师是宋国青先生。先生接受了一个项目邀请，参与研究“十五规划”，我随着先生做研究助理。项目动员会上，惜字如金的先生讲了一段话，说多年来思考增长问题，一直不能放下，正如卢卡斯所言：“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了。”增长事关芸芸众生的福利，看似很小的增长差异，几十年后会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很大差别。对经济学家而言，实在是没有更重要的题目了。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宋国青是20世纪80年代参与改革的书生之一，最早提出废除“统购统销”。先生常年观察中国经济，往往能一语中的，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那一年追随先生，搜集数据，整理资料，奠定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先生一样，此后多年，也一直未能放下增长问题。先生也曾教我观察经济波动，自己亦曾下过很多功夫，但是对于增长问题的情节，一直未曾放下。

2009年回国以后，参与到周其仁教授的项目中，观察调研农村改革。远观近瞧，从周老师那里获益良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增长问题。中国经济变迁的过程，无非就是不断解放农民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莫不如此。农民从农业、农村解放出来，参与到工业、城市中去，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变革的主线。未来中国的增长潜力，取决于这一进程能否延续。

对农村问题的着迷，还与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自幼在农村长大，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稻田、河沟、村部，几里路外的集镇，是农村娃流连长大的地方。记忆中，那里的人们很质朴，很勤劳。可是，那里的人们生活得很辛苦。很多半大的孩子，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稍微玩一会，就会被呵斥游手好闲。其实，他们都是半大的孩子，贪玩本是天性。儿时的小伙伴，就是人们口中的农民工了。农民工一词，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抽象，而是活生生的存在。

作为个体，我是幸运的。我的父母勤劳能干，家境算是殷实，自幼并未受过饥寒之苦。虽然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要下地帮忙，但学业一直没受影响。父母操劳节俭，给了我最好的教育。

本书成文，是在之前观察思考的基础上，梳理成章。大部分文章，曾发表于澎湃新闻的专栏。专栏写作颇费心力，很多学友留下评论和建议，帮助我坚持笔耕。编辑单雪菱女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读书人爱惜自己的笔墨，不愿别人修改，时常会有争执，单雪菱女士给了我最大的包容。写作过程中，得到教育部“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3JZD008）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土地与增长，是一个农村孩子的梦想与情怀，与学术的商品市场格格不入，亦不能为稻粱谋。太太也嗔斥我这点“理想主义的最后余晖”，然而仍经年累月包容支持我踽踽独行的旅程。

2016年3月17日

[1]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一支，约于公元前9世纪在迦太基城（今突尼斯附近）建立殖民城邦，发展成强大帝国，后被罗马人灭亡。

[2]作者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作者同意，将此文收入，略有删节，特此感谢。

[3]文章标题窃自汪丁丁，源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4]张培刚著，《农业与工业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5]1994年和1995年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40%和20%，粮食平均价格分别提高了47%和29%，短期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1994—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5.0%、5.3%、9.0%、4.6%，年均增加6%，而在1991—2000年10年间的其他年份，年均仅增加3.6%。相应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4—1997年分别增长8.5%、4.9%、3.9%、3.4%，年均增加5.2%，而在1991—2000年10年间的其他年份，年均增长8%。进一步的证据来自粮食产量。1990年粮食产量就达到4.46亿吨，此后一直徘徊，到1994年只有4.45亿吨。1995年粮食产量开始对提价做出反应，增加到4.67亿吨，1996年进一步上升到5.05亿吨，这两年分别增长4.9%和8.1%。此后粮食产量又进入循环波动状态，2008年粮食产量也只有5.29亿吨，1996—2008年年均增长不到0.4%。

[6]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我国城市化比例是47%，但是城市人口包括城镇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也就是包括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这类人口总数估计在2.25亿左右。现行政策对农民工有严重的歧视，城乡差距问题也影响这些人的福利。

[7]根据世界银行（1998）的测算，1995年城乡差距占到整个收入差距的75%，而此后的10多年里中国的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8]关于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参见Benabou（1996）和Aghion et al.（1999）。

[9]这一点在欧文·费雪的另外一部著作《利息理论》中有详细的论述，见Fisher（1907）。

[10]在西奥多·舒尔茨以后很多人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参见Rosen（1987）的论述。

[11]本文交换使用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不区分二者的不同。

[12]汪丁丁（1995，1996）把人们为了攫取某种物质而必须具备的知识划分为技术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本文关于产权的理论分析受到汪丁丁（1995，1996）的影响，亦参见汪丁丁为巴泽尔（1989）的1997年中文版所作的序言。

[13]现实中，公有制往往伴随着其他的制度安排，因而并不同于简单的共有制。比如西方企业的合伙制和股份制与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是有本质区别的。从所有制上讲，这里面都是两人或者多人的共同所有制，但是附加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管理者的任命和激励，则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点，本文不详细展开。

[14]为什么要用国家租金体制替代产权机制，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这一体制的形成时期，在给定国家工业化的大战略背景下，产权体制无法进一步有效调动农业剩余进行工业化的积累，因而促成了国家租金体制的形成。

[15]这句话源于欧文·费雪（1907）的著作。周其仁（2006）以此为题解读产权的实际界定对人们经济行为，进而对收入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论述，在多个方面受到周其仁的影响。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周其仁（2006）解读为：“资产提供收入，须经历一个过程。……在资产提供收入的过程里，有形形色色的事件发生，对收入的影响或正或负。”

[16]本文不讨论现有土地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比如户籍制度）的历史根源，而只限于分析这些制度和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和城乡差距的影响。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一部分，涉及当时全面的路线方针，对于当时路线方针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