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著 薛青詩 譯

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2017.3

譯自：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ISBN 978-986-5727-48 (Paperback)

一位朋友寫了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好書。
在序言中，他說他祝願中國好。
就我而言，我祝願中國人好。
我把此書獻給中國人民，
獻給他們的自由、幸福和繁榮。

關於中國黨國體制的一項新詮釋，
充分顯示一位比較理論學者看待中國體系時的優點。
——托尼．塞奇(Tony Saich)，哈佛大學——

中國是一個複雜的國家，各家都有對其政治體系的合理詮釋。
林根教授的詮釋和我的不同，但中國觀察者有必要讀一讀
他這本引人深思並小心論證的作品。如果目前緊縮的趨勢惡化了，
那麼比較不悲觀的分析者就要承認林根的分析可能是先見之明。
——貝淡寧(Daniel A. Bell)，北京清華大學——

具有啟發性且清晰有力。斯坦，林根的著作是一本
了解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與社會控制，
以及如何進行調適與面對挑戰的必讀作品。
——滕彪，哈佛法學院、紐約大學——

斯坦，林根以其政治科學家的洞見，在尖銳的分析中針對中國國家
提出有力的檢視，並得到某些人會視為爭議的強烈結論。
本書具備學術性、客觀性，又免於意識形態的偏頗與圏內人的成見。
無論最終是要挑戰他或擁抱他的發現，都應該先閱讀本書。
——宋麗娜，諾丁罕大學——

Contents

Contents

序

導言：一個好的政權？

1.    領導人

優先事務

國家與經濟

經濟增長

腐敗

標準

一個參照點

龐大

研究項目

2.    他們說什麼

平凡假說(Triviality Hypothesis)

福利假說(Welfare Hypothesis)

強權假說(Power Hypothesis)

檢驗

3.    他們做什麼

權力的矩陣

黨

軍隊

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

警察

司法機構

國家能力

行政能力

控制能力

能力

4.    他們生產什麼

稅收

福利服務

從毛澤東思想到改革

公共部門的供給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社會服務

福利政策有所不濟

福利國家？

5.    他們是誰

它如何運作

控制

它給了什麼

穩定

發展

貧窮

公共服務

現代性

生活品質

幸福感

它拿走了什麼

資源

自由

平衡

什麼樣的國家

跋：一個更好的政權?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

序

這部書的寫作已有些時間了，一些主要的結論在計劃初期就已得出，並受到隨後的發展所確認。

我早就發現，指令經濟與市場經濟複雜的混合運作，造成了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誇張看法。毫無疑問，中國一直有強勁的經濟增長，而且中國經濟顯然是個很大的量體；但中國並沒有在經濟上、因此廣泛來說在實力上，進步到其領導人所誇口且全世界大多數都能認可的地步。部分是由於官方統計誇大了增長，部分是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弱點及成本並沒有被計算進來。到了二○一五年，中國經濟所積累的弱點，透過年中股市的崩潰，穿破矯飾的表面爆發出來，動搖了中共政權、中國人民及國際市場的信心。

我還發現，中國的政治制度應該被描述為嚴酷的獨裁體制，而不是溫和的威權體制。我得出此一結論的時間，是在二○一二至一三年間中國領導層最新的交替之際。隨後，該領導層就開始強力鎮壓現實中和想像中的反對力量。然而，我認為，說習近平及其盟友把獨裁帶回中國是不正確的。政治獨裁在經濟開放之後的這段期間內有其連續性。新領導層的所作所為，只是把上任時已現成的機制有效地加以運用。我認為，我們應該在語言上清晰直接，而且對中國的分析應立足於不加偽裝的自覺之上，也就是說，我們正在與一個獨裁國家打交道。

中共政權使用正當性加上控制的複雜組合，來維持它高度珍視的穩定。它買到了正當性，靠的是普撒經濟獎勵，以及培養出一個有效管治的好名聲。它實施控制，靠的是宣傳、思想工作和強力壓制。然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管治模式有了轉變。隨著經濟增長的速度下滑，中共政權更有力地使用控制這一手，彷彿它對自己購買正當性的能力喪失了信心。它強化了壓制，回到了毛澤東那宣傳與政治教育的傳統，將權力結構合理化且集中化，並擴大了黨的角色。它削減了集體領導，搞一種新的一人統治，完全是圍繞著最高領袖搞個人崇拜。它把意識形態弄了回來，比毛澤東以後的任何時候還更強烈，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打著習氏招牌，內裡則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中國夢。這一轉變，是一步一步發生的，但有系統，足以確立習近平政權與鄧小平及其追隨者的政權基本不同。

在我看來，現今的中國政權與世界普遍想要相信的樣子不同：沒有那麼強大，但更獨裁，更有自己的特色。

我開始這一反思時曾想，或許我會在中國發現頗似我以前在南韓之所見，只不過規模大些。¹但這卻是一次驚奇之旅，我一點兒也沒有找到我所期望的東西。我發現，閲讀中國不像我過去想的那麼難。在論及中國的許多作品中，這個國家和這裡的人民一直被視為不可思議的和神秘的。中國人聲稱擁有一個獨特的古代文明；而那些從外界來觀看中國的人士，有時會對中國東道主的神話隨聲附和。非華人作家會強調，對他們來說，中國是多麼異質，多麼難於理解，以此來貢奉頌詞。這是一個泱泱大國，也因此是一處複雜之國，尤其是它的管治，然而它並非不可思議。對我而言，中國迷人之處不在於歷史在於今天，在於它的制度與人類所已知的其他制度竟是如此不同。

對中國及其發展模式的讚頌也很多。我曾以為自己也會變成這群人中的一個。中國的發展確實壯觀。我對威權主義並不吹毛求疵，也曾目睹南韓獨裁統治者手中的有效管治，並大致上讚美那種統治方式，稱之對南韓人民為進步之舉。但隨著我的工作持續下去，不僅我的期望被擊得粉碎，我對中國的解讀也變得愈加晦暗。中國這個黨國與其他任何國家的迥然不同。其獨裁體制殘酷無情、堅如磐石且毫不寬恕，當它動起手來，手法老練、世故，但在它所做的事情上毫不妥協。對專政的事實，人們傾向於跳過去不顧，有一種傾向是借助於「威權主義」這個更溫和的詞語來遮人耳目。但是，我見過別處正在運作的威權主義，而我在中國之所見不一樣。統治的狀態是嚴酷的，且與西方的期望相違背的是，統治的方向並不是朝向更柔軟。

我發覺自己寫這本書所承擔的工作，就是深入進去，解剖一個不類他物的制度，解剖一個運作臻于完美的獨裁，它做得這麼好，以至於在某些方面甚至瞧起來不獨裁；而這個獨裁體制在經濟進步的設定中變得更加嚴酷。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在民主分析上有背景的人來說，這是反直覺的。獨裁體制理當是粗鄙的；但中國的獨裁體制卻不是。經濟進步理當能使獨裁不那麼有必要；但這不是獨裁在中國被看到的樣子。

我感激在中國的同事和朋友，他們慷慨容忍地幫助和指導了我。我從許多人身上獲得資訊，一切事上莫不如此，從大問題到瑣碎小事與技術細節。我見過中央及地方的官員，總是受到他們寬厚的接待。在講演及研討班上，我見過許多學生，在與他們那激發情感、啟人神智的討論中受益良多。中國的管治是件複雜的事務，在我的描述中肯定會有錯誤。若沒有中國朋友的說明和這些接觸，錯誤將會更多。那些仍留存的謬誤，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我的結論對中國模式變得有所批判，到了最後甚至批評很重，以至於我想，若把此書與中國朋友聯繫在一起，對他們不一定有益。有些朋友，我已不再保持聯繫；我也知道有些朋友會認為我過河拆橋，對此我深感遺憾，在此我向他們道歉。我本想一一具名感謝幫助者，但又決定不這樣做。不是因為我相信任何一本書會那麼要緊。而是在中國，事情現在很艱難。接待過一位批評人士的男男女女，可能會發覺自己與某些當政者有了過節，而其中許多人能夠找麻煩，不管有理還是無理；在這種情況下，與一本國外著作單純清白的聯繫，即使本身微不足道， 在另一個壞人手中也會變成一件致命的武器。

因此，我不羅列中國朋友及同事的姓名，也不提非華人的姓名。有很多人用思想、觀點、批評和靈感幫助過我，我在此感謝所有參與交流與討論的人士。

我要感謝聖安東尼學院及其亞洲研究中心，給了這項計劃一個安身立命的家；感謝那裡的同事，還有牛津大學那更寬闊的中國研究社團，以許多方式支援並鼓勵了我。

我還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的社長、策劃主編、編輯與行銷團隊給我的溫暖鼓勵與支持。

導言：一個好的政權？

語言大師喬治．歐威爾在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共和派的志願軍，當他回顧這段歷史時他說，在他看來，真正重要的價值是「為人民服務」。而我在本書的問題則是，歷經改革的中國國家(state)是否有在為人民服務。這個政權應該如此，因為它稱自己是人民共和國，它的領導人也誇口說他們是為人民服務。但這個國家真的是人民共和國嗎？這些領導人真的有在為人民服務嗎？

中國的國家正在成為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好政權這件事並非不可能。許多外界的觀察家也逐漸接受了這個觀點。²不過，這個政權的國內追隨者並不天真。他們也知道這個政權的瑕疵，但他們會爭辯說它要處理各種難題，更何況人民的處境已有好轉。他們會拿中國與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相比，印度雖然民主，但治理不善，民眾為此受苦。

我將把下面這句話視為一項嚴肅的主張：中國模式是如此特殊，特殊到它確實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方式。隨著新的領導人在二○一二上任，人民共和國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前一個階段，即鄧小平及其追隨者的階段，有可能是中國這座大廈進行整修的過渡期；而新階段，即習近平的階段，則是要在那個整修的基礎上為中國人民的福祉而努力。

如果說他們是在為人民服務，那他們也是按自己的方式做。他們的制度有「中國特色」。當他們聲稱自己是民主的，或是市場經濟的，或是法治的體制時，他們都會加上一個「中國特色」。³中國的體制與其他任何現在的或歷史上的體制都不同。它需要按它自己的標準來加以理解，比如，它不是一個奇蹟般倖存下來的蘇維埃政權，它也不是一個新加入的資本主義國家。外界對於中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即隨著經濟上的增長，中國也將在社會上、政治上變得「正常」；這是從西方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的制高點來看，也就是說，中國會變得更像我們。但是，中國不會像我們，中國也沒有變「正常」，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國一直都會迥然不同。尤其在新的領導之下，治理的實質及形式都已經從根本上被改變了，中國現在甚至與先前經過改革的自己大不相同。

中國是一個由北京的統治者聲稱擁有領土控制權的國家(country)和帝國。這個帝國擁有龐大的、非漢人居住的土地，諸如西藏、新疆及部分蒙古(雖然「漢人」與「非漢人」的稱謂含糊不清)。這個國家(country)，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包含在一組邊界之內的帝國。這個民族(nation)的歷史悠久，對自身的偉大有著很強的認知。治理中國永遠是一項國家(national)工程，事關中華民族(nation)的偉大。

今天的中國接近於帝國時代曾有過的規模。十八世紀的大清帝國自稱有更多的領土，包括蒙古全部、沿著哈薩克及俄國南部東部的一長串疆域，而朝鮮和越南是藩邦。現在的中央控制可能比以往更強大，但還是一貫地脆弱。北京的力量可能足以把國家(country)兜攏在一起，但是遠不足以指揮各省的發展。這個國家既廣袤又分歧，無論從發展、經濟、傳統、文化、語言、民族、宗教及許多其他方面來看，每個地區都和其他地區相差甚大。

這是一個在世界上崛起的力量：巨大的、官僚主義的、經濟突飛猛進的、有自信的、備受讚頌也令人畏懼的。它歸根究底是一個由國家機器(state)所領導的國家(country)，這個國家(country)就像它強大的國家機器(state)那樣強大。那麼，這個國家機器(state)是如何領導這個國家(country)，還有從何下手呢？⁴

要認識一個國家(state) ——屬於哪一類，會做什麼事——我們有必要解剖其領導人說了什麼，政府機器如何建構起來、如何運作，以及會產出什麼。所有的政權都必須向民眾、向全世界展示自己，並解釋和合理化為什麼他們可以擁有權力。要在國內得到順從、在國外受到尊重，他們需要建立一段敘事(narrative)，來幫助他們贏得順從與尊重。那麼，一個有效的政權必須擁有能力去行動。它必須擁有一架機器，通過它，意圖能夠轉化成行動。他們如何能有決心去做，部分由其所掌控的管理機構的形態所決定。但是，由於領導人在運用其官僚體系的優劣上有差別，我們要等到看見一個政權的意圖及行動如何運作下去，並在其民眾中、社會上及世界上產生後果，才能最終認識該國家(state)。

中國將絕對不是一個美麗的烏托邦，但由於中國的歷史及當代的複雜性，它在自己的大背景下，可以使自己朝著成為盡可能仁慈的一個專制的路上前進。它可以把自身鍛造成這樣一個政權，即對中國人民來說是進步的，又在中國歷史的此時，是他們現實所能有的最好的一個政權。

在考慮這個問題之時，第二個問題湧現出來——意識形態的問題。從偉大的現代化改革家鄧小平以來，中國的領導人一直被視為實用主義地工作著，不再背意識形態的包袱。但是，當我努力深入到這個國家內部，這個問題自己橫在我的面前：它是否可能看起來是務實的，但仍是講意識形態的。在毛澤東時代，它是個意識形態之國。現在，它放棄意識形態了嗎？或是它以非毛思想的標準，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之國？正如中國若不作為一個黨國(party-state) 來看，中國這個國家(state)就無法理解一樣，黨國若不把意識形態包括進來，也就不可能對黨國有好的理解。

兩個問題相互對立。中國會偏向哪個道路？是朝向一個永久務實之國，或是朝向一個意識形態之國、舊瓶裝新酒而已？

兩種觀點之間的激烈競爭，將是下面討論的基礎，一直到最後，並超越終點。

領導人

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state)，更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這使得它與眾不同。它明顯不是一個民主政體；但也不是一個常見的獨裁政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靠暴力維持權力的軍政府，又或者是地主階級。

一個黨國要比一黨專政來得複雜。這個黨國體制擁有兩個極為強大的官僚系統，兩霸並立，且相互作用。國家控制社會，黨控制國家。這是一種雙重控制的系統，而控制就是中國的本性。它若不是決心要去控制，那個雙重系統就沒有理論基礎。又，一旦有了黨國，想要控制的決心就順理成章了。這個雙重系統是一個令人畏懼的結構，當它落入能幹的領導人之手，那就更可怕了。目前的領導人習近平，作為黨的總書記、國家的主席、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是一位強勢主導的領袖，他以力量和決心運用他手中的國家機器。一個龐大而有力的國家，一個強勢的政權，一位雄心勃勃且精明幹練的領袖——加總起來成為一股需要正視的力量。我們這些人最好要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所有的黨國都是獨裁體制。歷史上所有已知的黨國，都是獨裁的；剩下的那些，包括中國，也都是獨裁的。⁵中國的共產黨統治早在控制全國之前就是獨裁的了；到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確立自身為一個殘暴的獨裁政權；並且在毛澤東時代，持續其完全的獨裁統治。⁶今天的中國，則是一個精密設計過的獨裁體制，允許公民擁有許多自由，但只能到達某種程度。一旦到了那個程度，只要有需要，黨國就會出手阻止，手法有時粗暴，有時不落痕跡，而且無所不用其極。這一點通常沒有人會懷疑。然後不要忘記這個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是歷經改革的政權，終究還是靠恐懼、恫嚇、暴力和死亡來統治中國。

雖然中國一直是獨裁的，但「獨裁」(dictatorship)這個詞仍不足以描述目前這個體制。我暫時還會使用「獨裁」一詞，但之後我會再回來，對這個在中國運作的特殊獨裁形式進行多方面的解釋。

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一個黨國，正因這是眾所周知之事，以致常被人視若無睹。如果你就是這種人，並且把中國視為不過是另一個國家，那你就什麼都沒理解到，而且什麼都誤解了。⁷

優先事務

中國領導人頭上盤踞著三個恐懼的幽靈。第一個是百年屈辱的回憶。進入十九世紀之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且是技術及管理的領先力量。接下來的一百年是災難性的衰敗。中國屈服於列強，讓它們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殖民地和基地，甚至打著「租界」的招牌，控制著中國大部分的對外貿易。等到清帝國最終崩潰了，中央控制權旁落，國家陷入四分五裂，軍閥割據，內戰頻仍。中國大片領土遭到侵入和佔領。⁸中國領導人，或許還包括中國人民，習於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據於天下正中的「中央王朝」，其他國家和民族環繞著它，距離天朝中心或遠或近，甚至可能還處於蒙昧狀態。這種對自我的認知，相應於地位的喪失，演變成了一場大災難。此一觀點堅持中國在世界上有一個合理的位置乃天經地義，而且這個位置就在世界中央。重新恢復中國的合理地位，不僅是讓領導人掛心的事，可能也是基層人民強烈要求上層要辦到的事。屈辱的百年證實了，中國的合理地位並不穩固，中國的人民及國力需要長期給予培育及保護。當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奪得了政權，毛澤東宣稱中國又站起來了，從那時起直至今天，儘管進程中有一些挫折，領導人始終自視是在為中國的復興而工作。用現在官方的套話，這是中華民族「重鑄輝煌」。⁹

第二個幽靈是對毛澤東暴行的回憶。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處於中央控制之下，逐步恢復元氣與經濟實力。但這些都被大躍進(一九五八～六○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七六年)給犧牲了。這些災難不僅讓中國人民受害，中共政權本身也遭殃。一個政權能夠允許最高領袖一人享有絕對的權威，那麼它所招來的災難純粹是自作自受。此一經驗證明了黨國本身具有自我毀滅的能力。對往後領導人的教訓則是，他們需要在黨國及其管理系統的程序當中建立防範措施，以對付容易過度集中權力的內在傾向。

第三個幽靈是蘇聯逐漸衰敗並最終崩潰的回憶。中共曾亦步亦趨地效仿過蘇聯。從北京的眼光來看，蘇聯領導人從譴責史達林起，就忽視了自己的制度，否定了自身的連續性，容忍經濟左右搖擺，並放鬆了控制。他們要求自己的人民百依百順，卻未能用繁榮來獎勵人民。這一經驗證實，按黨國體制組建的共產主義大國，若不用實力和智慧來加以保護和管理，是可能從內部崩解的。中國從蘇聯的失敗汲取兩大教訓。一是控制的重要性，決不容許控制手段遭到腐蝕。第二大教訓就是，即使是堅實的控制也不夠。還要有獎勵：要給老百姓帶來可見的實惠，就算沒辦法給所有人好處，至少也要使足夠多的人感到滿意。鄧小平讓大家了解了這個道理：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獎勵被統治者，以使他們感到自己是走在繁榮的道路上。

歷經改革的中共政權靠獎勵來管治。成效卓著。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新的領導之下，鐘擺是否正向回擺，更多是靠意識形態來治國。果真如此，無論是對中國人民，還是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可能產生重大後果的轉折。

對黨國體制來說，最高的決心只有一個：自身的萬世永存。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掌權的中共政權，一直認為它將繼續掌權是絕對必要之事。今天的領導人堅持認為，他們的政權是隨著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而上台的，而「中國共產黨」依定義則體現了該政權的持續性。他們聲稱有權統治，因為是他們靠槍桿子解放了中國，把中國從屈辱中解救出來；不僅如此，他們有能力凝聚這個國家，並把它置於控制之下。新一代的領導人設法讓自己符應這個古老的傳統，那就是：中國的思想家和掌權者把國力的推進視為偉大的工程，又把強大的國家機器視為該工程的執行工具。

這個決心是絕對的。當情況緊急，無法逃避的底線就是保住政權及其權力。一九八九年當人民解放軍向民眾開槍時，就上演了這樣一幕。當時，對政府的不滿以及對民主化的要求，導致全國各地爆發了抗議運動，一時風起雲湧，許多城市還發生了嚴重的暴亂，有說是八十個城市，也有說是一百三十個城市，甚至更多，但就跟往常一樣，我們不知詳情。這些行為如果僅僅是突發事件，那中共政權三下兩下就可以處理掉；但這些事件是造反，遷就證明行不通。政權內部傾向於政治開放和妥協的人士都靠邊了。中共政權再次用暴力鞏固了自己，即使這麼做是拿整個改革開放的前景來下賭注，使得隨後的改革開放顛躓難行。

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並沒有被好好地記下來，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在全世界。¹⁰對中共政權的挑戰，不是來自學生的抗議，而是來自人民的起義。這次的起義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參與集結的公民團體包括工人、公務員、甚至軍人，他們在北京(可能還包括全國各地)待了好多天，連國營媒體的記者也因為厭倦了撒謊而參與行動。在北京，這不是一個僅限於天安門廣場的事件，而是一場遍及全城的暴動與反擊。這也不是一個北京事件，而是一場全國起義。天安門事件中是什麼遭到鎮壓，也沒有被好好地記下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本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年輕人認為，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他們有未來。但在事件中被屠殺的，除了數目不詳的人之外，還有希望本身；一夜之間，希望被絕望和空蕩所替代，而這本應是理想主義的空間。人民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是他們無權希望的一件事，是他們應該要忘記的一件事，而且，他們清楚知道了，如果他們想要求比現有的更多，那國家就會阻止他們。對於樂觀的那一代，這是天崩地裂，也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轉捩點。獨裁體制再次得到確立，而且中國人知道獨裁會持續下去。對於不想當烈士的任何人來說，一夜之間，唯一可行的現實就是苟安求全。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一直都在：虛無的物欲、道德的淪喪、玩世不恭、不痛不癢、認同混亂，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氾濫成災。

在這個新的「模式」中，我們也並非永遠記得什麼是新的、什麼不是新的。中國因其轉向及隨後帶來的經濟增長而備受稱讚。這使得改革開放被視為中國體制的一個轉型，而這個轉型是建立在一個新的認識：即中國需要經濟發展甚於意識形態的純正。一般都認為，鄧小平及其盟友把這個體制重新調整到一心一意搞發展上面，而中國正逐步走上成為正常國家的道路。令人生厭的「一心一意搞發展」或類似的說法，是評論圈最常拿來使用的套話。

但是，這個重新調整從未發生。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啟動的開放僅是經濟上的，而無其他。¹¹政治改革並不少，但不是為了政治開放。鄧小平根本沒有承諾過軟的治理，從一開始，他就強調政治管理必須「兩手抓」：經濟發展與政治宣傳、思想工作並重，兩手都要硬。他並沒有放棄民族榮譽的面子工程，但也眾所周知地勸誡這個國家現在要「韜光養晦」。中共政權過去並沒有、現在也沒有一心一意搞發展。它是一心一意地保權力。它肯定也在搞經濟發展，但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也不是為了發展帶給老百姓福祉。經濟發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共政權搞發展，是因為領導人知道或相信，沒有發展及發展帶來的實惠分配，他們以及他們的體系就會岌岌可危。搞是真搞，但並非領導人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所在。

鄧小平掌權時所發生的重新調整，是從革命到漸進主義，但並非脫離黨國的控制。他制定了「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毛澤東馬列主義。¹²他以堅定果斷的非改良主義語言擺明了什麼是不可爭論的，而他這樣做是為了獲得體制內的支持，以便能夠阻止任何可能會演變成危及政權的政治運動。中共雖曾有過政治自由化的實驗，比如村級以上選舉，但這些選舉活動後來都停止了，因為擔心一旦鬆手，就不可阻擋。一九八七年，被視為支持政治自由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遭清洗掉總書記的職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塵埃落定後，繼位的總書記趙紫陽也被視為過於軟弱而成了下一個遭清洗者，在當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剝奪了所有職位，往後的十六年餘生大部分時間遭到軟禁，一直到二○○五年逝世，得年八十五。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國家—社會關係的大勢，一直是朝著從上至下以更強的控制來收緊，而不是自下而上更多的開放。二○一二～一三年上任的新領導層說著強有力的改革語言。有些話毫無疑問正在變成行動，但最後到底會實踐多少，尚有待觀察。習近平及其同僚說，有許多事情，他們打算去做，但他們已經做的，是在黨內加強列寧主義，以及國家對社會更廣泛的控制。

毛澤東留下一個瘡痍滿目的經濟狀態，而人們有時認為，這個毀壞就是鄧小平及其盟友要下手去改的目標。當時的經濟確實一塌糊塗，但毛澤東的遺產還有一個滿目瘡痍的政治體制，而且這個政治體制遭受的毀壞甚至比經濟還要嚴重。對應這兩大毀壞的改革，是在一個兩軌並行的進程下，既要改革經濟又要重建控制機器，而且黨內和政府內都要進行。¹³眾所周知，經濟已經重新塑造。政治工作同樣繁多，卻是以改革和重組的形式進行，而不是搞改革與開放。中國遠遠沒有被弄成正常國家，而是重申自己就是不同。¹⁴

繼自我存續這項最高決心之後的是第二項超級關切，出自中國歷史上的自我形象與經驗，近乎絕對，那就是：凡被視為與國家領士完整與安全的，都要加以維持和保護。¹⁵從另一方面來說，那就意味著要防止帝國的任何一部分從北京的控制下脫離。敏感的區域在西部，在西藏和新疆(大清王朝強加給穆斯林維吾爾人古老家園的名稱，意即「新的疆土」或「新的邊疆」)。如果中共是個一心一意搞經濟發展的政權，就會捨掉許多西部省份，這些地區對政權是巨大的經濟負擔，但是，這個想法是不可能的——雖然毛澤東本人在等著掌權天下時曾不經意地這樣想過。¹⁶任何把真正的自治權讓出去的問題，比方說給西藏，都不在議程之上，這是一件目前的統治者連想也不要想的事。(而且西藏目前至少擁有一項重要的資源：水，而且是純淨的水)。相反的，他們正忙於消除當地的民族文化和浪費資源，靠的是漢族官員與移民去殖民西部省份，以便讓這些土地無法回復地融入中國(這項殖民策略也正在香港悄悄地、低調地執行)。他們投入巨大的努力在全世界推銷他們自己的西藏故事，包括威嚇任何想和他們搞好關係的人，不得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精神領袖之一達賴喇嘛有任何官方接觸或交流。¹⁷(他們所能威嚇的任何人，似乎是意味著天下所有人，除了美國人和印度人以外。但是美國總統現在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會見達賴喇嘛，連近來他們會見的照片都沒有發佈。二○一五年二月五日，歐巴馬總統在華盛頓每年的全國祈禱早餐會上與達賴喇嘛互致問候，並說他是一位「好朋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隨即反擊：「我們反對任何外國允許達賴前往竄訪，反對任何國家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說，美國總統的行為是往中國人民心裡「楔釘子」。)

除了防止帝國的任何一部分脫離北京控制，另一方面也要鞏固那些未定領土的完整。香港和澳門於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被視為是民族重建的里程碑。統治者下定決心：台灣也要被統一。關於統一的時間，他們可以有耐心，關於統一的條件，他們也可以有彈性，如同他們對待香港和澳門一樣，至少有個過渡，但關於台灣的地位，在原則上和西藏一樣，是不可商量的。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原則問題，凡是想和中國討論合作條件的外國領袖，照例得在官方會談後所發表的公報中被迫屈從於這項原則。(世界銀行在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二○三○年的中國》中，台灣始終被稱為「中國，台灣」。)中國與印度之間也有未定邊界的衝突，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地區也有潛在的衝突。處於不丹與緬甸之間漫長的中印邊界，大多地段都有爭議。這兩個大國時不時地會在邊界互相摩擦，有時是短暫的緊張(比如二○一四年九月習近平正式訪問印度期間，中國的一次「微侵入」(mini-incursion)——如印度媒體所稱——由於無視習近平要求後撤的命令，差點破壞原本打算建立的良好關係)，有時是侵入，如二○一三年初及年中，中國軍隊在沒有警告、沒有解釋的情況下，向南移動了一段時間，進入了他們所謂的藏南。二○一一年，塔吉克在一項協議中，讓與中國一千一百四十一一平方公里的領土，以確定兩國的邊界。中國與俄國、越南兩國，則是在二○○九年劃定了最終邊界。

關於東海及南海的領土與島嶼，其中有些是岩礁，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危險議題，特別是與日本及越南，還有與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或許還有印尼、間接涉及印度，或許還包括南韓；這些都是衝突的來源。中國對遙遠領土的主權聲索，包括對西藏和新疆，甚至對台灣，都是基於稗官野史，但這並不要緊。¹⁸人們會想，現代社會中的文明近鄰，總會找到一種方法去協商這些小爭議，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打算這麼做，或中國打算訴諸實力以外的談判策略。

二○一二～一三年的領導層交替前後，中國的立場強硬起來，把對領士的聲索列為「核心利益」，這說明了中國不會同意以仲裁來解決任何領土爭議。中國的決心還展現在：這些爭議的島嶼和水域上及其周邊，日益增多的中國民間及軍方船艦，還有基礎設施的建設，其明顯的策略是使之成為既成事實，即這些岩礁、水域及其資源屬於中國並為中國所用。中國領導人有時會出言安撫，但中國在該水域的活動一直不停。¹⁹外交部長王毅在二○一四年全國人大會期間的一次新聞記者會上，藉機重申了中國的強硬立場。針對一位日本記者就中日關係惡化的提問，王毅回答，「在歷史和領土這兩個原則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就中國的立場，他又說，「將沒有任何變化。」中國的官方政策抓住每個機會予以重申，比如，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國防部長常萬全在北京與美國國防部長査克．海格會面時，說中國官方政策是「不妥協，不讓步，不交易」。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在北京時，王毅在自家的新聞記者會上說，「中方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如磐石，不可動搖。」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警告菲律賓，說「小國也不能無休止地無理取鬧」。中國的所有官方地圖(雖然在海洋區域根本沒有所謂民族可言，但連國航的機上雜誌、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天氣圖，甚至上海博物館的中國民族地理分佈圖)都把南海當作中國領土，在以「九段線」著稱的海界之內，一直抵達鄰國的海岸，總共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南海水域有三百萬平方公里被中國劃為領土。這個侵略行為得到中國海軍的歡呼，因為他們一心想要擴張；得到國企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的歡呼，因為中海油想得到該海域可能蘊藏的石油資源；得到社會各階層夢想家的歡呼，因為這些人懷抱著民族榮耀的美夢、浪漫的戰爭想像，且憎恨日本及日本人。在中國與鄰國打交道時所援引的「實力即權利」觀念，隱含有一種威脅的意思，根據我的經驗，這種觀念在中國人之間非常普遍，包括受過教育、熟悉世界運作、絕非侵略主義者的人。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北京，中國外長王毅給了來訪的澳洲外長朱麗．畢曉普一個公開的、毫不掩飾的、直接的面斥，因為澳洲先前批評中國單方面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東海上空設立「防空識別區」，而且此舉立刻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掀起一股愛國主義的支持浪潮(雖然我們不會知道這種來自下層的鼓噪有多少來自上層的指揮)。這些毫無疑問都源自中國期望藩邦「進貢」的傳統，也顯示出中國領導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的國家。當然，這麼做沒有什麼用，日本官方也回應以自己的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套話。

中國領導人說，中國以前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強權，現在也不會稱霸——關於這一點，恐怕不容易說服中亞國家、部分非洲國家、或其他對中國人在國家支持下向全球各地移民而覺得很感冒的人士。²⁰中共政權對自己的治理和發展模式頗為自豪，但似乎不打算強加給別人。它要的是影響力和尊敬，包括對中國所及之處享有經濟利益的尊重，還有某種程度的奉承，特別是來自鄰國。中國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國家，而且在領導人相信自己應該要有面子一事近乎偏執。在官方評論中最常見的一種對他人不當言行的抱怨是，沒有給予中國當局應得的尊重，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曾經對鄰國發出戰爭的威脅，如印度(一九六二年入侵)和越南(一九七九年入侵)任何形式的指責，都很容易使它生氣；任何邊界問題以及領導人視為對其領土完整產生威脅的事，都會讓它很警覺。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二○一二年會見達賴喇嘛後，英國與中國的官方關係遭到中斷，卡麥隆原定的訪華行程遭到取消。他後來(二○一三年末)能夠成行，是他理解到，至少在公開場合，只要涉及一般人權，特別是談到西藏，一定要謹言慎行。中國恃強凌弱，它會霸凌讓它不快的鄰國和任何人，哪怕只是芝麻大小的事。在李克強總理二○一四年六月訪英前夕，他手下的安排人員向唐寧街首相府提出正式抱怨，說李總理到達希思羅機場時要鋪的紅地毯只有三米，太短了。²¹當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在二○一○年把和平獎頒給正在坐牢的異議人士劉曉波時，這個小國的政府發現自己受到了懲罰。雖然挪威政府根本不能控制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但中挪之間所有的官方關係都被取消了，徹底到挪威駐北京的大使不獲邀請出席外交活動。這種小家子氣的表現一直持續了極不尋常的一段時間(挪威政府的處境大概是到二○一四年初才得到改善，靠的是拒絕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到挪威訪問時慣例的官方接待，而改稱「私人」訪問，並讓他在進入國會大廈時走了偏門)。但是，中國領導人一直堅持說，世界上無論是誰，只要不反對中國自定的「核心利益」、且持合作態度，特別是在經濟事物上合作，而且十分敬重中國，中國就不會對他形成威脅。中國或許是真的這麼想。

但另一方面，中國逐漸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包括在軍力上，而且不斷做出玩火的炫耀舉動。人民解放軍比以往更加壯大，並持續成為管治機器的一環。當不安全感與自以為是結合，在任何國家都會變得危險，更何況是在一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擁有巨大武力、且對別人的尊重超級敏感的國家。²²中國領導人視自己的國家正在爭奪世界霸權，因而堅持要得到相應的對待。他們同時面對來自基層以及體制內部的雙重壓力：大國沙文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他們對鄰國做出充滿侵略性和挑釁性的舉動，經常把第三方扯入爭議之中。中國領導人到底想要什麼，沒人知道，很可能他們自己心中也沒數，但是，他們很可能會像之前的強人一樣，發現自己正在釋放連自己也無法控制的力量。

中國統治者有充分的理由關注領土完整一事。縱觀歷史，中央政府一直沒有能力控制其所聲稱擁有的領土。例如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承諾要統一國土，結果卻無法兌現。而中共政權主張自己擁有統治權的核心理由，就是它已經成功地統一了中國，且在領土事務上堅定不移。但中共如要訴諸民族主義和侵略行動，則幾乎沒有可以自辯的理由。

追求自我存續與領土完整是中共政權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關注，壓倒所有其他考慮。接下來還有一些決心和注意事項內建在已經成形的管治模式之中。第一個次要決心，我們已經談論過了：經濟發展。中共政權決心抓經濟，是因為它相信，老百姓期望更多的實惠，如果不兌現這個期望以及促進發展，而且發展蓬勃，那它就無法成功地聲稱自己的統治擁有正當性。老百姓的期望是中共自己激發出來的，它會這麼想毫無疑問是對的。這使得經濟發展成了一個堅定的決心，但，它又不是一個高於其他一切的決心。如果中共政權為了保自己，不得不再一次讓經濟發展冒風險，它也會這樣做。為了保護自我定義的領士完整，甚至為了提升民族榮耀這樣的使命，以致願意接受巨大的經濟犧牲，不是不可想像的。在東亞這個局勢緊張的區域。中國的經濟透過貿易及投資與鄰國相互整合。自利本來會趨於合作。但是，國家並不總是根據理性盤算來行事，當理性被魯莽或意外所壓倒，戰爭通常就會爆發。在一定的形勢下，中共政權可能會為了一個更重要的民族大業，而願意犧牲或陷入犧牲經濟發展的境地。戰爭不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戰爭真的爆發，比如中日開戰，那麼部分罪責會在於中國領導人，他們未能提防他們明知道會帶來戰爭的危險。

中共政權通過它自己和別人痛苦的經驗，得知謹慎治國對自身最好。第一個謹慎在於適應過程。毛澤東搞教條主義，結果滿目瘡痍。蘇聯未能適應，結果四分五裂。中國模式處不停地變動，其治理是改良主義的，一步一步來，靠實驗及糾錯。中央領導人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他們最好要知道這一點。在二○一二年後上任的領導層之下，治理模式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權力毫不間斷地集中到中央：從公民社會(雖然本來就不怎麼樣)集中到國家，從地方政府集中到北京，在黨國之內從國家集中到黨機關，在黨內則集中到總書記一人手中。二○一五年年中，軍隊指揮系統宣佈要中央集權化。領導人是否將掌握更多的控制，仍是未定之數。但如果他們不再小心謹慎，開始期望完美，他們或許會發現，努力得太過是通向失敗的必然之路。

第二個謹慎在於集體領導。毛澤東之下的治理起初是成功的，即使有些醜惡，但到了他個人能夠運用無可爭議的權威時，除了醜惡不堪，還變成了災難。鄧小平留下了集體領導的原則，作為他的遺產之一。未來可能發生的是鐘擺效應，集體領導滾到一邊，制度又朝著一人統治的方向擺回去。習近平已經一步步地把更多官僚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以一種咄咄逼人的意志來運用這些權力，包括清除異己以及黨內、政府內實際上或想像上的對頭，他還容許周遭的人搞個人崇拜。習有可能得到皇帝般的新地位，或許他正在這樣做。²³迄今為止，集體領導的程序似乎還維持著，但習近平直接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背離了改革時代漸進主義的作風。如果這是要把中國拉回到一種更剛性的指揮體系，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是強有力的管治，但在中國一大二複雜的大背景下，也是一項高風險的策略。

第三個也是非常關鍵的謹慎在於維護控制。這是一個已把控制的決心當作程式編入其DNA的系統。它控制，是因為它必須控制，因為控制就是它要做的事。按中國之見，蘇聯的崩潰不僅是因為它讓自身變得僵化，還因為史達林死後，蘇聯忽略了黨國的控制系統、黨與軍隊的聯合，以及國內安全機構。在控制社會這件事情上，中共的系統比過去的做法更溫和些，或者說更老練世故，但不要誤解了：控制系統仍在，有人一直在維護它、改善它、使用它。

國家與經濟

近來，由羅納德．寇斯和王寧合寫的一本書，聲稱要解釋「中國是如何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那是要解讀某件從未發生過的事。中國經濟確確實實是如中國領導人所說的那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但使用市場機制到某個重要的程度；它也是一個市場經濟，但其中大部分為國家所有或受國家控制。²⁴

市場機制首先是通過私有制運作的。按生產來計算，中國經濟約一半是私有制，大部分是中小型家族公司。²⁵這裡是赤裸裸的原始資本主義戰場，到訪者很容易就看得見，然後他們會回去散佈中國不僅已經進入資本主義且是超資本主義的故事。進而，連非私人公司也被嵌入某種市場的脈絡。國有企業擺脫了以前所承擔的福利責任，主要以盈利為目標了。這樣再加上合理化的結果——關閉大量小型企業，並且把大批工人推入失業大軍——使國有企業獲得高額利潤。從一九九○年代末以來，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是盈利的，利潤超過了關閉虧損企業所帶來的損失。²⁶市場機制對價格設定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而且他們說，領導層的意圖正是市場化還要進行下去。取消管制價格的項目之－包括住房，然後房價就一飛沖天了。中國的存款戶大部分的積蓄都是投到房子上，這使得早先進入房市的買主從暴漲的房價獲取了巨大利潤。

在公家銀行(都是國有銀行)背後，隱藏著半私人的地下金融業，其中大多是非法的，它們給投資人銀行給不起的利息，它們給借款者別處搞不到的信貸。這些是由市場驅動的非銀行金融「工具」(然而，它們可能是由公家銀行經辦或與之合作，雖然國家禁止非銀行金融機制本來就是要保護這些國有銀行)，這些工具，在未受管制的高風險金融領域，經營信託、理財商品及外匯借貸，並投合信貸飢渴的實業或地方當局的需要。現在，這個領域已占到中國經濟所有信貸的三分之一或更多，而且近年來的發展勢頭兇猛，估計每年營業額以三○%的速度成長。即使是鄉下地區的農業信用合作社，本來依法是僅限社員經營，如今也已擴展到高風險的地下金融業了。

國家控制，首先是通過公有制，以及在信貸、資源、原物料、能源及競爭條件上向公有企業提供優惠待遇來運作的。除了私有經濟，中國經濟的另一半是全部或部分屬於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所有制。他們包括一百二十個左右的大型國企集團、國有銀行、無數的鄉鎮企業、大多數「戰略領域」的公司(「戰略領域」試紙國防、能源、石油及石油化工、通信、煤炭、民用航空、鐵路及水路運輸)，還有許多「支柱產業」公司(「支柱產業」是機械製造、汽車、資訊技術、建築業、鋼鐵、賤金屬和化工業)。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地，城市土地是國有，農業土地是集體所有。根據憲法，土地不能買賣，但「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大銀行是國有地，雖然也有小部分私人或國外股份，其中包括四大國有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案資產算的話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有一些小型的非國有銀行，比國有銀行更容易為私人公司服務，但它們只佔很小一部分。國外銀行對金融領域的介入是無足輕重的。相較於股票及債券，信貸仍是募資的主要方式。中國經濟通常被描述為「信貸密集型的」，靠舉債運作，無論是地方政府、企業還是家戶都一樣。通過控制金融，國家對中國經濟大部分的結構性趨勢具有最終的控制權。儘管有地下金融業，當局仍有權決定哪些產業及地區要優先，哪些要叫停，這個權力的運用普遍且密集。公有企業之間雖有某種程度的競爭，但在面臨外界競爭時也會受到保護。私有資本主義雖然盛行，但資本，無論是實際上的或會計上的，絕大多數都屬於國家，或處於國家控制之下。當卡麥隆首相在二○一三年訪華時懇求中國對英國核能及高速鐵路投資，他懇求的對象是中國這個國家，等到答案回說投資即將實現，回答的主體也是中國這個國家，只是由總理李克強在二○一四年回訪英國時代為轉達。因此，不是中國的利益，而是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把自己的能源及鐵路運輸視為「戰略領域」而加以保護的國家，將成為英國戰略基礎設施的合夥人。

重要的價格仍由政府制定，離潛在的市場價還很遠，其中就有銀行信貸和銀行利息利率的價格、私用土地的使用價格，還比如小麥、稻米、藥品、石油、天然氣和電力的價格。進而，國家控制通過干預私有經濟來運作，它包括直接的行政干預，諸如行政審批、報告、巡視和關閉，還有中央及地方政府各個機關的產業干預及指示，它們時常自相矛盾。

另一個國家硬性干預的例子，是高額的公司稅。守法的實業要在工資之外繳納沉重的社會捐。其中包括強制僱主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殘疾人聯合會捐，再加上要給官方工會的費用。這些費用各地不同，但確是一個負擔，至少佔到工資的四○%，通常還更多。

除了以國家控制商業運作之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黨國控制之手是通過企業中的黨組織來實施的。私有經濟在任何真正的意義上都不是獨立的，而是以各種方式處於黨國控制之下，並被整合到總體的控制系統當中。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之間是一種共生關係。正是國家允許才有私有經濟的存在，企業家們知道自己擁有的機會是拜國家所賜。²⁷因此商業社群是不會反對黨國模式的。

雖然既定的政策是進一步市場化，但已有觀察家看到國家近來「把手重新伸入」經濟的現象。政府在二○○八年為了刺激經濟的一攬子措施，結果就是對國有企業大把大把地撒現金與信貸。二○一四年末，為了對付經濟緊縮，此舉又重複一遍，只不過規模稍小一點而已。二○一五年的股市崩盤，又一次促使政府把公家的錢注入投資機器，至少投了一段時間。我就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量化寬鬆(QE)吧。一九九○年代初，民航產業的價格鬆綁，但當此舉導致官方所謂「戰略領域」的三大國有公司(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丶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和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地位削弱時，一九九○年代末又把價格重新調了回去，使航空業三霸重登霸主地位。住房商品化之後房價暴漲所導致的買不起房現象，迫使政府於二○一○年前後又恢復了公共住房政策。二○一四年初，政府宣佈了要把全國大多數的鐵礦業合併成一個由國家控制的聯合大集團。由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環繞著首都所建構的大都會區正在成形當中(擁有一億三千萬居民)，這項協同發展框架不僅牽涉到成千上萬家公司和公家機關的關閉或搬遷，凸顯了基礎設施及服務的不足，更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指令經濟思維及能力的驚人展示。

中國經濟遠未與政體分離，而是牢牢地融合在政體之中。在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國有部門不僅沒有萎縮，其發展速度比GDP還快。經濟由投資驅動，而投資又是由債務驅動。這部投資機器由國家運轉，通過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國有土地交易、國有銀行和國家信貸來進行。國家最照顧的地產大亨王健林，出身自國家公務員，如今是亞洲首富，他說，他的龐大企業(萬達集團)之所以發達，靠的是投雄心勃勃的黨官員之所好：他選定能促進經濟增長且提升官員政績的房地產業發展。他說，官員給他權利去開發土地以作為給他的回報，地價要遠低於他的對手所支付的。毫無疑問，這也有助於「中國一些最有勢力的政治人物的親戚及其生意合夥人在他的公司擁有眾多股本」。²⁸

中國搞的是指令經濟，號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一詞下面有重重一道粗線，「市場」下面只是輕輕一劃。國外到訪者驚奇地盯著上海的燈紅酒綠、流光溢彩，看到自己眼前中國新生的資本主義。但是，大多數人都不一知道上海的私有經濟非常地小(按生產量計算，上海經濟的八○%是公有制)，而且他們讚美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臉面，不是私人資本主義。在那些摩天高樓裡，確實有大量的私人企業，但是，資本在國家手裡。

沒錯，公有經濟之外的空間已經為私人企業家清理好，讓中外人士興致盎然地簇擁進來——這片空間可是寬廣得很。現在，中國約有一千萬家私人企業，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型家族企業，也有一些大型的。幹嘛不這樣呢？這是一個靠散發實惠來統治的政權。私人企業給經濟增長和就業做出貢獻，這對國家有利。這麼做是把經濟機會給開放出來，這也對國家有利。這麼做可以促進外國投資，投資就帶進來外國資本。然而，私有經濟仍屈從於公有經濟，居第二位。即使是純粹的私人公司，也逃脫不了黨國控制之手。基於策略考量，私人企業家大量地加入共產黨；大多數私人公司，當然是那些有點規模的，不僅會在公司內成立黨支部和全國總工會的分會，也會加入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那又是黨國的另一個機構。²⁹

中國經濟是對外資開放的，近年來吸引了大量的直接投資，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僅次於美國。但同時，對於外國企業來說，它仍是一個臭名昭著的難以進入的經濟。即便是像梅鐸那樣有影響力的大亨，他旗下的新聞集團仍然無法進入中國媒體市場(不管他們怎麼對中國領導人咆哮和拍馬也不行)。摩根大通，跟其他人一樣，發現直接進入太難，轉而僱用權貴的子女和朋友，然後就發現過去關閉的商業大門現在竟然都開了(然而這個做法招致美國政府對該公司展開調査，因為他們用錢收買的手法，按照美國法律是非法)。美國最大公司之一卡特彼勒(開拓重工)，比起大多數公司來說，擁有更廣大的國際市場和經驗，沒想到二○一二年十一月卻併購了一家空殼的煤礦機電公司(年代煤機)，讓國內外投資者的錢包大失血。卡特彼勒栽了大跟斗，部分是因為過度急於在中國採礦業搶得立足點而大意了，部分則是因為被空殼公司造假的經營狀況及財報給牽著鼻子走。二○一三年年中，英國超級零售商特易購宣佈放棄以自己的品牌經營中國市場，轉而以次要合夥人的身分加入中國零售商(華潤萬家超市)並使用對方的品牌。中國股票市場實際上一直對外國投資者的直接參與關上大門，雖然二○一四年末創建了一個號稱「滬港通」的後門來開放，打算以香港與上海交易所之間的合作，給非華人的投資者一些(即使是有限的和複雜的)管道，通過香港交易所進入上海交易所(也讓中國投資者更容易進入香港交易所)二○一四年十月人民銀行宣佈，作為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的一部分，計劃允許中國公民得以投資海外股票及資產，也允許國內公司在海外出售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嗯，北京總是有「計劃」，而我們這些試圖從外界追蹤事件的人，永遠也不會知道，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跟進，會持續多久，又即使會有什麼動作，又是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個奇特的經濟體，看起來壯觀，動起來卻慢吞吞，要到達現代化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這個經濟體提供了八億到九億個工作崗位，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在低生產力的農業，承租農地的農民按照期間限定(大部分是四十年)的合同，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勞作。農民構成勞動力的一大部分，但是，在中國巨大發展的一般報導中，這些人我們極少聽聞。

第二個三分之一，是由流動的或非正規的工人所構成，他們在無法完整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下成了二等公民。剩下最後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在現代部門正規就業或經商，其中又有約三分之一是公部門的僱員。整體來看，這個經濟體遠遠不如東方大城市的現代外表所呈現的那樣，它其實是以剝奪和落後來換取部分發展的一種經濟體。

這裡沒有單一的勞動力市場，而是三個被有效分隔的市場，其間僅有有限的流動性。這種分割是戶籍登記制所規定的。每個中國人都有一個登記冊，建立其正式的地域歸屬，稱為戶口。總的說來，你的戶口登記就是你出生或長大之處，終生不變。如果你的戶口在農村，你就是農村人，享受農村權利。如果你是城市戶口，你就有完全不同的權利。此一城鄉差別一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大特色。要想遷移戶口，並非是不可能之事，但有嚴格及限定條件。按照政府目前的城市化計劃，將有一億人城市化並獲得城市戶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能定居在自己選擇的任一城市。

戶籍制度，就像今日行政改革文化中的其他事項，處在不停的檢驗之中。二○一四年宣佈「農村戶口」及「非農戶口」的稱謂要被取消的措施看似要在全國各地逐步執行了，結果引起一些評論員鼓吹「戶口的終結」。但根本沒有這一回事。這項措施雖然不算沒有價值，但也只是象徵性的，因為被官方稱為「農業人口」一直被視為是一種歧視。即使一個人不再被貼上這些標籤，但他仍有被指定的地理歸屬。若屬於農村社區，那他將繼續擁有農村的權利。若他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戶口仍是農村的，那他的權利仍屬於農村的權利。

戶籍制度認定人們會終生活在他碰巧出生之地，在一個流動的經濟裡，維持這樣的戶籍制度似乎不合理。然而，事實上，這是中國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自一支廉價的農民工大軍。正是戶籍制度創造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工並確保這個狀態得以延續。各個發展的大城市都想要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但都不想要負擔允許農民工獲得城市權利後所帶來的成本。大城市得以控制移入人口的數量及素質，得要歸功於戶口制度。農民工不能自由地遷入城市，而是必須申請居住證的規定，也許並沒有在所有地區實施，但卻幫助了大城市透過教育及收入之類的標準，來有效地控制並篩選移入人口。篩選標準有時還包括一種積分計點制度，類似某些國家控管移民入境的方法。

戶籍制度也是國家控制能力的必要部分。它把人口分類，把勞動人口切割，阻止城鄉團結及廣大的工人階級團結。它把每個中國人都登記在冊，限定其權利及職責，允許國家可以要求老百姓攜帶一個有著詳盡個人資訊的身分證。戶口不是中國模式的古怪添加物，它就是讓該模式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得以運作的一部分。

中國模式完全是自己的獨創。世上別的地方，都沒有這樣一個集體擁有且集體管理土地的農業超社會主義。世上別的地方，都沒有由國家通過自己的銀行及企業經營一個投資機器，把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大型港口、摩天大廈、大型超市及購物廣場佈滿全國，然後，放手讓私人企業把進一步誘導增長的活力注入那些基礎設施。世上別的地方，都沒有這樣的運作方式，是讓公、私經濟行動者在國家的管理之下和黨的控制之下。世上別的地方，都沒有這樣的勞動市場，是由諸如戶口這種無孔不入的官僚管理工具來加以分割。正如黨國不像任何別的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像別的經濟。中國與眾不同，不僅在政治上如此，在經濟上也如此。

儘管如此，在改革的近幾十年中，隨著市場的開放給非國家的行動者更多的空間，國家與經濟的關係還是改變了很多。人們期望，在市場化這個意義上二○一二年強有力的領導層上台後得以強化，但即使是資訊最靈通的觀察家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會發生，以及會如何發生。市場改革意味著國家控制的放鬆，但對領導人來說，這可能是個難以吞咽的苦藥，因為他們的控制基因是顯性基因。二○一五年六月至七月中國股市崩盤時，這一難題便一目了然。從六月中旬起的三週內，股市蒸發了三分之一的市值，然而前一年股市還暴漲了一倍多。儘管政府祭出穩定股價的有力舉措，股市仍然繼續跌落。股市暴漲是受到政府鼓勵的，也獲得官方媒體的歡呼，部分是為了促成國有企業出售股權。在股市崩盤前，可能已經有大多數城市居民通過直接或間接購買「理財商品」而持有股票。入市早的股民就賺到了，但成百上千萬入市晚的散戶(攢錢來買的或借錢來買的)可就賠慘了。在中國這種信貸密集型的經濟中，股市不像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那樣重要。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在宏觀經濟的意義上，崩盤不太要緊，但是對民眾的感受就太要緊了。暴漲和暴跌恰恰就是不應該發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事。因此，突然的暴跌就跌出了其內在邏輯及可靠性的大問題。政府對此的反應，先是試圖阻止下滑，然後是放棄拉抬，代之以刺激需求，靠的是釋放更多信貸這種慣常的小伎倆，以刺激股民借更多的錢，從而週而復始又回到最初所發生的問題。這一切看起來就是驚慌失措與無能為力。

這些措施所帶來的影響之一是，可能會阻止或顛覆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另一個影響則是，動搖了國內外對股市投資的信心，以及更廣泛地說，對經濟的信心。一夜之間，消費者對自己的錢變得更加小心。經濟增長已經在下滑的軌道上了，這一震盪更是震開了人們的雙眼，看到了中國經濟及其管理上的弱點，而這原本是許多人長期以來視為中國實力之所在。或許，這也動搖了領導層的信心，對自己結合市場經濟與指令經濟的控制能力感到喪氣，對在自己控制下通過市場發放實惠的能力感到喪氣。或許，這也動搖了中產階級民眾對黨是否有能力為他們做事的信心。如果這些民眾就是那些相信中共政權能搞好經濟所以才信任它的人，那麼信任可能就是最後的重大損失。股市崩盤是一個極其明顯的提醒：中國這種依賴債務的經濟實力，比它所誇大的GDP統計數字要表現得差；還有，市場與控制的平衡離穩定還遠著呢！

經濟增長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在一個時期增長很快，但那是在早期和容易的起飛階段。對一個從破壞中重新起步的經濟體來說，總是會有增長的，除非遭到新的破壞。對於中國經濟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到目前為止，它的背後一直有順風推著走：大量的廉價勞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但是，我們不知道經濟增長得有多強，或到了何等規模。官方統計數字不可靠，部分是因為地方當局偽造資料以求政績。各省的官方GDP加在一起，要比全國GDP高十％。不同政府部門及各省的統計數字互不相符。全國的GDP數字有兩套官方標準，稍微有些差別，一套以「生產法」來衡量，一套以「支出法」來衡量。中國可能已經成長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即使官方數字是真的，以佔全球二十％的人口來說，中國的GDP仍僅佔全球GDP的約十％。就算中國真的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體，按人均計算，中國的全國人均收入最多也只是美國人均的六分之一。

強增長現在結束了，並開始(正確地)進入二個相對短暫的恢復期。增長正在慢下來，且將繼續減慢。人口不再增長，增長的是年齡。全國的出生率是每位婦女一．六或一．七個孩子，在城市低於一，在大城市低至○．七或更少。十五年後，中國人口的組成是，六十歲及以上將從十四％增到二十五％。正當中國經濟需要依賴人力資本時，人力資本的儲存庫卻開始緊縮。

衡量中國經濟明顯不易，而且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統計數字如此搖擺不定，倒不一定都是搞陰謀。雖然關於中國經濟的規模及增長的官方數據通常都會被國際機構所接受，並得到國際媒體及中國模式的崇拜者不加批判地轉述，但經濟學家們都知道，這些數據就只有參考價值。³⁰

試圖「糾正」官方資料的努力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國際顧問公司「榮鼎集團」在二○一五年發表的一項報告中，建議上調二○一三年中國GDP的官方資料，結果是比官方計算的高出十三％至十六％。³¹這是把聯合國國民帳戶體系(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的原則修正後應用到中國的一個數字演算，相較於中國統計學家所採用的計算方式，明顯地比較友善。榮鼎的報告認定，官方計算出來的經濟數據來自完全可靠的生產與消費，問題只是該如何評價不同的組成部分。對這個上調貢獻最大的來自調高的設算租金(屋主「支付」給自己的錢)，接著是對工業、建築業、服務業以及對研發價值的更高估算。報告把總數字向上提高了，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新事物，而是對所發生的事物採用不同的計算方式。這一演算結果，對增長預估的影響極微，甚至根本沒有影響。當國家統計局在二○一四年十二月發佈自己的修正時，也是把兩個數字的其中之一向上調整了約三％，結果是讓兩個GDP的數字更接近一些。

這類調整對國民帳戶多點兒幫助，對真正的經濟狀況卻無益。大多數觀察家或許會懷疑，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是過高而非過低地估算了自己的經濟實力。更具批評性的「糾正」是把官方數據往下調。在毛澤東的冒進政策之後，無人知道中國的GDP是多少。經濟遭到破壞，但或許不像過去想的那樣糟。如果隨後的統計數字從太低的基礎算起，增長就會被高估，至少初期是如此。通貨膨脹率也不確定。如果國民帳戶對通貨膨脹的調整不夠，那麼增長也會被高估。債務的總量有多大也不知道，同樣地國民帳戶是否調整得宜也不知道。以一個遍及全國的現象來舉例，若有新蓋的房屋卻從未啟用，雖將推高GDP的數字，但不代表任何真實的經濟價值，而如果房子是借錢來蓋的，這工程更是一點用都沒有。基礎資料也不健全。國家統計局沒有各部門的價格，以致為了某些目的不得不使用多少有點粗略的估計。中央統計學家的工作需要各省及地方的資料一致才行。但追求「好的」GDP數字的壓力一直顯而易見，特別是在地方上，只有超人才不會把數字調整到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即使是在個別的調整中非常微小地往上調，都有可能造成最後的數字出現非常顯著的高估。

為什麼計算出來的增長一直呈現不切實際的高值，有個重要原因是，增長的某些部分是由大量的借債來投資所驅動的，這些債務都超出投資所能報酬的程度。政府刺激經濟活動的方式，靠的是注入寬鬆的信貸，以及指揮自己的企業把信貸轉化成投資，其中有些投資成功，有些則很糟。GDP數字會記錄所有這些經濟活動，但在現實上無法為債務負擔、為壞投資進行調整。很簡單，國民帳戶體系的設計，並不是為了在現實上去適應一個像中國這樣過度依賴借貸投資的經濟體。

另一家國際顧問公司「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世企硏)的一項近期研究發現，中國近年來每年的實際增長率一直在七％至七．五％之間，而官方的增長率則宣稱為十％左右。³²該研究選取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最佳的發展時期，發現中國的增長率略低於韓國、台灣及日本。該研究估計，到二○一二年，中國的實際增長率為四．一％，但官方數字為七．七％。另兩家顧問公司「凱投宏觀」和「倫巴底街硏究中心」所估計的發展速度比官方統計的趨勢下滑得更多，二○一四～一五年間的GDP增長下跌至各為四．三％及三．七％，而官方估計則為七％。³³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研究估計，暗示二○○九～一三年間(二○○八年衰退後的刺激時期)，中國總投資有一半是「無效的」。³⁴他們的研究也發現，近年來的投資效率急速下跌，這意味著每增加一單位的投資，中國經濟的每單位增長是穩定下降的，結果是相關期間的年增長率經過無效投資的修正後，比官方數字要低二～三%。這些量化結果值得懷疑，但經濟學家同意，中國經濟有很多無效投資，而且效率是在下滑的。一個增長中的經濟體會出現投資效率下滑並非意外之事，但中國的下滑超過了預期，之所以下滑則是由大量被浪費的投資所致。

這些下滑的積累結果，就是中國經濟或許要比官方所聲稱的少約三分之一。不要說和美國並駕齊驅了，中國更接近日本或德國，是個二等經濟體，且在人均的標準上，只是個中等收入的國家。然而，當中國的經濟增長放慢時，它的亞洲競爭對手印度正在振作加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預估，到二○一六年，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將超過中國。另一結果是，經濟上的不平等一直被低估，雖然官方統計數字上是荒唐的平均，因為由最富有的人所佔有的財富，一直拿來跟一個被膨風的總數相比。

上述演算與榮鼎公司的結果迥然不同。這裡的評估不僅是針對經濟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予以再評價，也是針對這些組成部分中的某些實質予以再評價，也就是說，不僅要看國民帳戶體系是如何應用的，還要看應用到什麼上面。如果你在地上挖個洞，然後再填起來，這是不生產任何東西的經濟活動。如果你借錢整修從未使用的高速公路，或從未有人居住的公寓，那是投資，但不是創造了真實資本的投資，可以轉化成真實消費或進一步的生產。

無效的投資就像這樣運作：修建了一個不需要的機場，那是一項經濟活動。它為鋼鐵、水泥、玻璃等等創造了需求，而且產生了就業。這會在統計數字上作為GDP顯示出來。但一旦機場擺在那裡沒什麼客貨運輸，在經濟上就成了吸血的無底洞。它得擺在那裡，還要維持，幾乎沒有人使用或沒有生意。在增長時期，中國一直源源不斷地搞這樣無效的投資。這麼搞把GDP數字推升到人為的虛假水準。數字並非總是「不正確」，但它們也不能反映真的經濟實力。為什麼經濟增長的數字近來一直在下滑，部分原因是，無效投資的負擔一直在積累，然後趕上了真實的經濟發展，使得經濟發展逐漸失去平衡。新算出來的數字更低，部分是因為真實的增長在下降，部分也因為以前誇大的數字無法在統計學上站得住腳了。

虛假經濟不為中國所獨有，但是，中國這種由國家投資所驅動的經濟是獨特的，它所採用的方法之一，是它比通常的國家擁有更多也更大的虛假經濟。要更務實地重新評估中國經濟，是詢問它擁有什麼真正的實力，而不是只問數字是如何加上去的。而這種趨近方法，不可避免地會導到一個向下的調整。³⁵

擺脫對GDP規模的執迷是困難的，雖然它最終也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如果你圍繞十四億人圈起一道邊界，你肯定會擁有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無論條件如何。美國經濟不是因為它擁有三億人之多而強大，而是因為它為三億人民產生了一個高的人均收入。正如人們經常誤解的那樣，中國因為大，所以被高估了。

腐敗

在中國這個對控制執迷的官僚國家裡，欺騙與不誠實是固有的。官員和公務機關欺騙民眾；同事之間互相欺騙；下級機構利用職權欺騙、濫用分配來的資金；地方政府偽造官方統計資料；警官、法官、醫生、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大規模地在執行公務時不誠實。當然，不是每個人，也不是每項服務都不誠實，但是，欺騙仍是氾濫成災。

然後，就是腐敗！對許多政府來說，腐敗是個問題；但在中國，不僅進入了國家的心臟，而且規模登峰造極。這個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當國家本身腐敗，就不可能在商業上維持誠實的文化，或在公共行政上維持服務的文化。

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強硬的反腐運動，對此，我們後面會談到。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努力去抓住問題的本質及規模。腐敗是一種犯罪活動，按其本性，是要盡可能地逃避公眾的視線——雖然直到最近，誇耀顯然是貪腐來的財富這種行為幾乎沒受到什麼抑制。我們知道腐敗的現象很嚴重，但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多嚴重，或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任何研究中國體系的誠實學者，沒有哪個人能說真的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以致任何描述腐敗的嘗試不可避免的都有某種程度的推測。³⁶

腐敗有不同的種類，需要加以區分。³⁷從機關的底層開始，下層腐敗的形式是，值勤的公務員從民眾那裡收取報償，舉凡提供服務、許可、蓋章批准或證明，或者營業執照、上學、看病、社會救助、維持秩序到出生證明。這一切都可以被批准，也可以被拖延或被拒絕，然後都可以勒索報償。話又說回來，不是每個官員都腐敗。一位熟知中國的同事提醒我，「仍然有官員住在沒電梯的六層樓，上下班騎自行車，沒把孩子送去西方國家生活。」但是，我們通過調査知道，比如通過「皮尤硏究中心」，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基層的腐敗是活生生的事實，只是程度或多或少而已，但這種侵入他們生活的方式讓人十分痛恨。

再上一層，是官僚機關內部的腐敗，形式是買賣職位及升遷。在一個自誇實施績效錄用制的國家，職位和官位時常是賣給出價最高者。黨、國家官僚機關以及軍隊概莫能外。這還包括買賣中央及地方各級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其他官辦委員會的位置，以及下級地方機闞所分配到的補助款必須給上級回扣。湖南省扶貧辦公室的原黨委書記因收賄受審，罪名是一九九二～二○一三年間，他因發放扶貧專案，接受了一千一百萬元的賄賂。³⁸沒人知道，這些做法到底有多普遍，但買官賣官在軍隊中確實盛行，例如，大多數觀察家認為，給軍隊的官位編制少是一個因素。中央軍委兩位前副主席已經因貪腐遭到起訴，他倆都是在二○二一年前在任的。第一位是徐才厚上將，二○一四年六月遭起訴，他坦白收取了巨大的賄賂，有些是通過家人進行的，以換取他人的任職和晉升(但他在出庭受審前二○一五年三月過世)。第二位是郭伯雄上將，於二○一五年四月十日被捕。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前副部長谷俊山，則被控收受數千萬元賄賂讓數百位軍官得以升職。

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近來莫名其妙地發佈了一則報導，罕見地暴露了腐敗這個超現實的世界。顯然這是一樁錯誤，報導很快就從新華社及中國其他媒體上刪除，但遭刪之前已被國外轉載了。「主要的賣官者都是高級官員，特別是某個地區或某個單位擁有人事權的高官。單位的第二把手，有時第三把、甚至第四把手，也收取賄賂幫人得到升職。有些人從銀行借錢，有些人則是去找商人贊助，等到升職後再把利益回饋給他們。有些人用的錢本身就來自賄賂或是其他腐敗行徑。買官者可以通過分期付款來交錢，就像房屋的買主分期付款買房一樣。最近揭露的案件說明了買官所涉及的規模。廣東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去年被判處死刑，罪名是從六十四名尋求升職的官員那裡收取一億多元賄賂。羅給各種職位標定價格：技術職位二十萬；局長級，二百萬；副市長，一千萬。」³⁹

在最頂端的，是從國家盜竊的高層貪污罪。「腐敗」一詞在此處是不恰當的，太仁慈了。這是有組織的犯罪，可以說是最隱晦的行為，鮮少有公開的確實證據。犯罪手法也很新穎，不是中國傳統那種送禮賄賂的老派手法，而是從最近的投資熱潮中產生的新手法。近二十年左右，國有企業部門的重組備受讚揚，重組的做法部分是關閉業績不好的企業，其中有些與效益好的合併，否則就賣掉、轉讓或放棄。這給那些一心發財的操作者提供了一個大富礦，他們或是以上算的價格或是根本免費，接管過來那些風雨飄搖的公司，然後用新條件繼續運營或是清算資產。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以合同交易和土地出租的形式，創造了進一步的發財機會。二○○八年後，以現金和輕易取得的信貸注入國有企業的刺激方案，給這個發財良機添加了更多能量。

每一項基礎設施的投資項目，無論大小，都是搶劫國家資金的潛在工具。有人得挖煤挖礦。有人得辦水泥廠、冶煉廠及鋼鐵廠。有人得修建堤壩、能源工廠及電網。有人得建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和摩天大廈，有人得建新學校、醫院和大學，進而建新博物館、電影院、城市公園和遊樂場。而且，有人得為這些投資準備現成的土地。這些操作者和幹實業的人，以及他們的附屬公司、合作夥伴及承包商，可能是私人企業，或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的企業。所有這些重組及投資熱潮都一直是，且現在仍是，由國家所驅動的。正是國家關閉了企業，並決定怎麼處理它們：正是國家准許開礦及建設合同；正是國家批准經營許可證；正是國家分配土地。也就是說，這一切都是由官員，無論職位高低，所負責的。這些官員可能正在出售合同、許可證或土地租用證，或許他們自己就是那些偽裝的企業家，正給自己、或家人、或朋友、或關係人那些合同、許可證或土地。那些成功取得的合同，不會是最有利的合同，而是付最多錢的合同，也就是那些侵吞國家最多的合同。合同的履行總是會低於標準，以便隨著工程的進行進一步侵吞國家，國為負責監管的正是牽涉其中或監守自盜的官員。

各級官員，上至非常高層，下至地方基層，連身處巨大公有經濟邊緣的官員——比方說北京動物園，採購的貪污部分解釋了關在那裡的動物為什麼會活得那麼可憐——都設法使自己發財，也讓其家人和朋友能夠利用關係而自肥。這樣的腐敗不僅很普遍，而且根據各項資料顯示，也是登峰造極的，完全超越了正常心智所能理解的程度，動輒幾百萬、幾億、幾十億就這樣從公家的錢包裡被掠走。二○一四年十二月，周永康被開除出黨，並以收受賄賂，協助家人及相關人士掠奪國家財產罪名被捕。二○一二年之前，他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公安部部長。二○一五年四月，他被正式起訴，並在六月經秘密審判被判處終身監禁，剝奪一切政治權利以及沒收全部財產。他被指控非法收受財物、濫用職權以及洩露國家機密。無期徒刑是按收賄罪判的。二○一四年末，調査又發現，有二億元現金藏在一個管煤炭的前官員魏鵬遠的數套公寓裡。《南華早報》估計，藏匿的鈔票可能重達二．三噸之多(人民幣最大的面值為一百元)。這甚至並非高官的案件，魏僅是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煤炭司的副司長。他的上司國家發改委的副主任劉鐵男，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罪名是在二○○二～一二年間收受賄賂三千五百萬元，其中有部分賄款是他的一個兒子代為收受。二○一五年八月，前面提到的谷俊山，因侵吞公款、收賄行賄、濫用國家資金及濫用權力，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緩刑二年，意味著死刑不太可能執行，但他被終身剝奪政治權利，剝奪中將軍銜，並被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在另一個案件中，報導說一位行賄者給其後台行賄，竟是在一輛賓士轎車的行李箱裡放了一百公斤的黃金。《中國經濟週刊》(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報導，在二○○○～一一年間，估計有一兆元人民幣被官員從國庫運往國外。據公關公司「新興市場顧問集團」估計，在二○○八年後的刺激經濟期間，估計有一兆美元的財富遭到侵吞，這個數字相當於每年GDP的五％；另一家設在華盛頓的公關公司「全球金融誠信組織」說，在二○○三～一二年間，中國有一．二五兆美元非法外流，外流的方式包括逃稅、犯罪和腐敗。根據二○一五年初「國際調査記者同盟」報導，從中國權貴的海外資產顯示二○○○年以來，已經有一兆至四兆美元的資產離開中國且無法追查。像這樣的數字，必然是推測，但決非異想天開，而是給貪腐的規模提供了絕佳的指引。

驅動此一盜竊集團的，是高層有組織的犯罪。這裡是大行動發生之所在，是使得公家職位油水肥厚到值得花大錢買賣的原因，是值得買個人大代表的職位以取得保護的原因，而且正是上層的犯罪行為，創造了下層腐敗的文化。當基層的政府工作人員看到上司們在自肥，他們也會覺得自己有資格這樣做。腐敗在這個層次所造成的影響是脹大公共服務的價值。過去所期望的禮品是一支手錶，現在是一輛轎車。中國人習慣於辦事要送禮，但對禮品的期望已經攀升到令人痛苦及傷風敗俗的地步。

到達這樣規模及這樣廣度的腐敗，產生了多重影響。收入從普通老百姓那裡獲得「重新分配」，從而推高了富人的財富。通過腐敗，國家的資金被搶劫、能力被剝奪、效率被流失。太多官員只關注自己的縱橫捭闔、發財致富，而分心或無意於工作職責。太多軍官不僅缺乏軍事能力，而且一心發財無視軍事計劃及工作。

但是，這些影響還要來得更遠更深。在腐敗的金字塔尖上，已經湧現出一個由高官和商界大鱷組成的寡頭階級，它吮吸國家的血，卻不為其服務，也不受其控制。對黨國來說，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權力問題。所有的政府都想要官員因薪俸而感激政府，這也是它們贏得效忠的方法。然而，寡頭政治的官員並不感激他們的正式僱主。他們的工作是他們做生意的基礎，他們的生意才是他們真實收入的來源。國家依賴承包商及經營者來執行發展工程，但無法監管交付給他們的工程，或他們索要的價格，因為經營者已經把監管者拉入犯罪活動中，或是監管者自己變成了經營者。執迷於控制的黨國原本是要壟斷控制權，現在卻依賴一個寡頭階級，手中操弄著一個與黨國對抗的權力來源。全國到處都是經濟小王國，它們自有其法，國中有國。二○一二年以前的領導層容忍了這個腐爛現象，把它視為「維持穩定」的必要代價。現在，一種新型態的領導似乎到位了，發誓要向腐敗宣戰。這場戰爭有一個雙重的日程。一個目的，是要清除黨國之內的政治反對派，此舉對中國的任何領導層總是必要的。另一個目的，是要粉碎寡頭小集團的對抗力量，以便把政治權力以及經濟權力都集中在黨國領導層之手。有些觀察家認為，領導層唯一認真的目的是清除政治對手，但或許也沒有那麼簡單。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正在目睹的，是一個登上戰爭之路的領導層，它既要黨國之內的控制，又要黨國對社會的控制。

標準

經濟學家沈恩最近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管治力與執行力時，覺得中國比較厲害。他認為，「希望印度的經濟發展會在某一天趕上中國」不僅是個遙遠的希望，而且「中國在提高人民的預期壽命、擴展一般教育以及確保醫療照護上，已經遠遠超過了印度。」⁴⁰在突顯印度的管理不善上，這可能是個貼切的比較(雖然，在經濟發展上，印度目前已經趕上中國)，但對中國或有關中國，並沒有太多好話可說。毫無疑問，在很多方面，中國的管理確實超過了印度。但是，中國領導人的雄心，不是超越管治不善者，而是要和最佳者爭雄。最近這幾十年，公共服務的供應無疑已經改進了，但先前在毛澤東製造災難期間可是被完全摧毀。至於為民眾獲取醫療照護及社會保險，中國也正在改善；但是，像英國在一九四八年就設立了國民保健署，從一開始就遠遠超過了當代中國醫療照護的覆蓋程度，那時英國剛從二次大戰的苦難中走出來，比今天的中國更窮，連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供應都得搞配給制；像瑞典和挪威，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引進了「人民的養老金」制度，從一開始就遠遠超過了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那時，這兩國就算有點兒經濟能力，也不比中國現在的狀況好多少。確實如此，社福制度之所以優越的政治秘密——諸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眾所周知的榜樣，或哥斯大黎加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榜樣，又或是中國的鄰居南韓幹得也不錯——在於社福的提供出現在發展過程的早期，早於國家供得起(按狹義的經濟分析來看)之前。理由在於，發展的早期階段，貧困的風險普遍，這時採取有效的扶貧措施，比較能夠獲得廣泛的政治認同。如果國家等到經濟發展使得社福的提供「付得起」，那就太晚：大多數人已經脫離了貧困的風險區，扶貧的政策就會降低為少數人關注的問題。中國的策略是「發展第一，平等第二」。中共政權在此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崛起中的中產階級並沒有使自身成為一股凝聚社會團結的驅動力。也就是說，如果建立一個有效的福利國家是一個政權的意圖，那麼這個政權就犯了錯誤。

中國應該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就是用中國領導人自己所設立的標準。他們自認優越，並非因為他們現在做得比過去更好，而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已經垮得一塌糊塗了。這裡沒有比較級：不是更好，就是好。他們自認做得比別人好；這裡也沒有比較級：他們做得和別人一樣好。中國是一個成熟的國家，不需要靠「發展中的」一詞來得到保護。⁴¹

我們應該認真對待中國領導人自以為優越。比如，由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二○三○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人社會》一書中所設定的標準。此處是與《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中的國家比較，而不是與發展中的國家比較。中共政權給予自己的正當性，來自它聲稱代表了不僅是應該被恐懼的力量，還有應該被讚美的品質。如果那就是他們想被他人看待的方式，我們就應該用那種方式看待他們。

一個參照點

在我與同事們合寫的前一本著作中，我們討論了南韓(大韓民國)這個國家，那本書把我引向明顯的下一步：中國。這個參照一直很有用，使我們能正確地觀察中國。南韓的現代化是最了不起的關於發展的故事。在某些方面，中國的發展看起來相似：從破壞的廢墟中崛起，威權主義國家的強勢領導，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複雜羅網，還有快速的發展。但這個比較無法持續下去。當中國的外長王毅二○一四年元月在達沃斯(達佛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說，「中國取得的成就是當今世界最成功的故事」時，他正在重述一個夢幻，這個夢幻被講了那麼多次，講了那麼多版本，以至於正在變成一個已知的事實。中國的故事是一個關於龐大的故事，但要說偉大，它比不上，比如，南韓的故事，或者也比不上台灣的故事。

南韓在四十年間完成了三項巨大的成就：從貧困轉變成富裕(真正的富裕，使韓國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從獨裁轉變成民主；還有一個安全網鋪遍全國，以致基本上沒有哪部分的民眾被排除在經濟進步帶來的好處之外，這樣的社會保護幫助韓國成為一個相對均富的社會，與中國那不受控制的兩極分化形成鮮明對比。現在，中國的改革與開放也已經開展了近四十年，但僅有一項成就追上了南韓，即經濟發展。在南韓使自身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的同時，中國只使自身成了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林毅夫觀察到，近年來，世界上僅有兩個經濟體：南韓和台灣，設法從低收入躍入高收入行列，他暗示中國現正走在變成第三個的路上。⁴²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比較(不僅因為他還忘記了一些競爭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局限在經濟上。但在南韓和台灣，現代化是全面的，不僅經濟上現代化了，政治上和社會上也如此。

當心中帶著南韓的故事來看中國，我的感覺就不那麼強烈，不像有些人，他們的比較對象可能一直是，比如歐洲或美國那種停滯的經濟。我對中國的增長一點兒也不感到震驚。它不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以前也見過這樣的。它不是史無前例的，不是無可匹敵的，也不是持久永恆的。以它最好的時期來看，就像典型的東亞國家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之後有一個好的開端，然後在被荒廢的一代時間內停頓了下來。一九八○年代時雖又振興起來，但如果把人民共和國的整個時期加總來看，按東亞的標準，它至今的表現要比它應有的表現更差。

把中國放在這個特別的定位上來觀察非常重要。這讓我在研究中國的過程中，早早地打開了我的雙眼，去琢磨放在我心上的兩個觀察。第一，中國的成就，就量來說是大，就質來說是小。數字雖然壯觀，但內容大多低劣。第二，使在數量上，使人目眩的不是增長本身(雖然觀察家常這麼認為)，而是龐大。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比如說大於南韓，但不是因為中國的表現超過南韓，並沒有，而是因為中國就是這麼大。

在《南韓的國家和社會政策：南韓如何把自己從貧窮及獨裁提升到富裕及民主》一書中，我的同事和我通過社會政策這面稜鏡，講述了一九四五～二○○○年間南韓的政治史。這是一個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主導的國家是威權的，有時是野蠻的獨裁。正是這個國家，積極地使用社會政策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項工具。在學術文獻中，南韓被描述為一個「發展型的國家」，用「發展型的福利國家」作為工具之一。⁴³

人們一直認定，使南韓能夠有效治理的，是因為國家擁有專制的力量。這也是對中國的一個普遍假定。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雖然這個發展型國家有力量，也使用此一力量，但力量仍不是異於他國的特點。使這個國家有效的，反而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對此一力量的巧妙運用。韓國的威權領袖握有權力，必要時也毫不妥協地會強硬起來。但他們不是靠力量屈服民眾才把國家拉上發展之路。他們靠的是動員民眾投身到現代化這個宏大的工程中。成功來自國家夥同社會一起奮鬥。

從南韓看中國，相似性在於威權主義國家的管理下迅猛的經濟發展。但是，威權歸威權，獨裁歸獨裁。韓國這個國家在重新民主化之前，(大部分時候)僅僅是威權。中國這個國家，過去是、現在仍是一個黨國。韓國的指令體系色彩較淡，領導人是通過聯合和結盟來進行統治。國家與工商界在過去有一個腐敗的網，但是，工商界不是國有的，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是統治者需要去動員的。兩個政權都曾受到民眾起義的挑戰，南韓是一九八七年，中國是一九八九年，但兩者反應不同。南韓的威權主義政權試圖從群眾暴動的危機倖存下來，結果未能掌握住權力，只好下台允許民主改革。中國的政權則沒有讓步，而是動用其最終的權力資源，軍隊，以武力粉碎了暴動。南韓沒有黨國，所以領導人無法採取同樣的反應。他們沒有掌握一個相似的最終權力資源，而且無法為使用武力辯解；武力是包含在一個黨國的意識形態結構及組織結構中的。威權領導人所主持的國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建立在現代化時期演進而來的公民社會組織之上，這些生機勃勃的組織包括工商界，也包括志工組織。領導人可以放棄控制，而不用擔心現代化工程會崩潰；確實，試圖用武力保權會毀掉現代化工程，而這項工程正是他們存在的理由，也是他們擁有正當性的唯一根據，所以他們不得不讓步。但在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妥協，因為妥協就意味著黨國的滅亡，因為沒有一個公民社會可讓中國依靠，所以妥協讓步會導致天下大亂。再者，他們也不必妥協，因為他們手中握有實際的手段和意識形態的手段可以保權。

從一九六一年政變上台到一九八七年重新民主化，南韓威權主義政權管理社會的方式，可以說是一貫的自相矛盾。它同時以不同的方法運作，結合各種治理模式，若在別處會被視為互不相容及互有牴觸。關於保權，南韓的專制者與獨裁者野蠻得很。朴正熙將軍，即後來的朴正熙總統，是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專制領袖，就是他鑄造出這種矛盾的治理模式。他的早期行動之一，是創建韓國中央情報局，作為他親自指揮的一支秘密警察部隊。南韓的工會運動尤其受到無情的鎮壓。但相比之下，關於治國的用權，韓國的專制者就很精明、老到，有自己驚人的柔軟方式。朴總統早在他組建一支秘密警察的同時，就開始打造一個福利國家。一手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另一手又是一個合作、同化及動員的國家。它既不是這，又不是那，不會因為獨裁就非合作的，也不會因為合作就非獨裁的，而是既獨裁又合作。這樣一個國家，在保權上殘酷無情(直到遇上最終考驗)，但在治國更多是通過合作，而不是野蠻的指揮。

我們指出動員有四種的合作方式。第一種合作發生在政治領袖與其官員及顧問之間。在這個層次，獨裁者會使用強硬的手腕清除或逼退那些不可信賴的人。一旦此舉完成，對那些能夠與之共事的官員及顧問，他們會露出柔軟的一手，把這些人領進自己的權力領域，賦予他們權威，並設立機構給他們工作，比如關係良好的顧問公司，讓他們能以夥伴的身分與政治上的老闆一起工作，而不僅是個僕從。古時候的官場遺留下來的大公無私某種程度還保留至今。韓國在經濟上很腐敗，但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從不被中國特色的腐敗風氣所侵擾。這些公務員和顧問被追捧到自認政治中立，但他們實際上是非常政治的。他們都是男人——幾乎都是男人，雖然現在的總統是個女人，朴正熙總統的女兒朴槿惠，象徵南韓的真正現代化又進了一步——他們視自己為服務於國家的現代化推動者，要把現代化社會的精神氣質帶入偉大的政治工程中。他們放眼世界看到，比如現代國家都是福利國家。因此他們就說，如果我們要現代化，我們也必須要是一個福利國家。

第二種合作發生在政府與工商界之間，特別是大企業。這種合作眾所周知，但在此，我們也需要明白其中的自我矛盾性。一九六一年的軍事政變，部分是針對一九四八年大韓民國誕生後頭幾年的權貴資本主義，被政變的對象就是放任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一任總統李承晚。但是，朴正熙將軍在違背自己的本性下很快就認識到，要實現他那工業現代化的雄心，除了通過他所鄙視的那些資本家之外別無他途；因此，他接受了與這些一直討厭他的人共同合作的安排。要使他們聽從他的吩咐，他不得不實實在在地收買他們。結果非常醜惡。這是一種罕見的由國家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充滿了光怪陸離的雙向腐敗。但是，它成效卓著。此一後的經濟發展一直穩定且持續，世上絕無僅有。

第三種合作發生在公民社會及志工組織之間。比起政府—商界的合作，這種合作一直較少得到認可，但同樣重要。志工組織是一九四五年後從美國輸入的，其中很多來自訴求社會的基督教會運動。它們從一來就開始運作，到了威權主義時期繼續活躍並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專制統治者並沒有粉碎這一運動，也沒有把它國有化，而是把它「朝鮮化」了，然後讓美國人走。他們又一次取得掌控，讓公民社會組織知道誰是老闆，以及他們被迫得合作的體制到底是什麼，但等到這一切明朗了，他們也會給這些非政府組織以空間和權威。他們通過一樁協議讓這些組織存活，大體就像對工商界一樣：組織自行提供地方官員所需的社會服務，但並不擁有提供服務的手段，以換取得以參與形成連結及網絡的能力。

第四種合作發生在民眾自身。南韓人是難以駕馭的民族，上了年紀的人應該還記得，學生與警察之間不時發生的街頭衝突。⁴⁴這種騷亂很重要，並不是因為最終會威脅到政權，而是因為有助於不斷地要求民主。雖然如此，南韓人難以駕馭只是表面上的。表面下，他們是順從且勤勞的民族。政府使用各種手段以取得民眾的默許。比如通過提供經濟發展來獲取服從。比如借助教育和社會保險為自己買得正當性。比如通過強迫僱主，至少是大公司的老闆，給勞工及其家人提供職業上的福利，強迫僱主至少要比他們自身所想做的要更好些，並通過指示志工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給南韓民眾要對政權忠順的理由。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南韓政權通過一場名為「新村運動」的文化革命動員全國上下，首先是在農村搞新社區運動，然後，是在城市工業區搞新廠區運動。這些都是家父長式的運動，以鼓勵一種責任感及自力更生的精神氣質。這些都是榨取人力的運動，讓農村社區、工業勞動者及其家人在大大小小的發展項目上「義務地」幹活，而政府卻沒有提供太多資助。但是，這些也是有組織的運動，給了千百萬韓國人有了成為各種協會、委員會、理事會等組織的成員及參與者的經驗。這些都是草根運動，就像志工組織的網路所做的那樣，給公民社會增添了活力。

大多數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相信，他們自己能夠也應該治理自己的國家。南韓的領導人碰巧明白他們需要與非國家力量一起工作。他們為自己的國家規定了一個現代化的使命，他們立誓為之奮鬥，而且為了實現它，他們需要激發和吸收官員、顧問、工商界、志工組織、城鄉勞動者及其家人的能量。通常威權主義政權會試圖消滅非國家組織，諸如蘇聯及東歐。例外的是，在南韓的威權主義之下，非國家組織被激發且被推動去工作。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看起來不可能的南韓經濟、政治及社會發展終成大業的原因，以及國家領導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不是政府擁有威權主義的力量，是政府通過動員而不僅是控制，讓威權主義的力量得到管治。

動員是一種重要的策略。那些被動員的人富了，也被允許擁有影響力。南韓的現代化是經濟上的，但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其中有兩大要素。經濟在生產中成長。社會在組織中成長。當威權主義崩潰時，發展的動力被證明是可持續的，因為一個合理多元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秩序的各組織已經齊備，生機勃勃且運行良好，再加上民主政府可以接管專制政府留下的攤子，卻不會發生反革命、崩潰或進一步的劇變。

在我的《群魔的國度：民主領導及服從的難題》一書中，我把好的政府歸因於政治有序，而且我發現，政治有序的核心是管治者與其他人之間的「解決」(settlement)，這些其他人包括從公務員到全國民眾。同樣的，解決也是來自管治者給其他人所需之物，以換得其他人的服從及合作，至少要做到這樣，其他人則給管治者所需要的默許，以便有效率地領導及統治。當此舉管用，就會產生一個合作的良性循環。大多數獨裁政權並未得到「解決」，因此只能求助於鎮壓。南韓的獨裁政權碰巧通過動員找到了一個獨特的解決方式。雖然從很多方面來看醜陋不堪，但管用，最終還有了好的結果。他們的政府很嚴厲，民眾難駕馭，但在表象之下，卻有一個看似不可能但基本的合作解決方案。

那麼，簡單說，這就是我在看待中國時放在心上的參照點。一個發生較早的東亞奇蹟。另一個威權主義國家。指揮與動員的辯證法。一種可以夥伴與夥伴一起工作的國家能力。社會的命運，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風景。勉強算有的政治有序。管理社會的一種方法，質的發展。

我們在中國見到了一個相似的全景嗎？是有相似之處，但同樣地，只是表面上的。黨國掌控著社會，一心只想控制，根本不與非國家的行動者齊心協力去從事相互依存的合作。公民服務也是黨的一個組織(黨衙門之風如此之重，以至於「公民服務」這個詞都不真的適用，因此也極少使用)。公民社會仍然遭到壓制。商界社團與新中產階級被拉入黨國機器內成為一個從上至下的共生組織。那些以非政府組織(NGO)為名的，大部分更像國家機關而不像志工組織，通常被稱為GONGO——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社群集體的生活和網絡則處於嚴格的控制之下。這種立足於實力、控制和指令的管治模式，缺乏我們在南韓所見到的既獨裁又合作的巧妙搭配，又在任何動員上都是落後的。中國至今仍然獨裁且未能找到政治有序及解決之道的訣竅。於是中共政權給了自身一個安全保障：黨國得一直強盛，公民社會得一直軟弱；這項建立在恐懼的安全保障意味著，一旦黨國四分五裂，天下便會大亂。

在社會結構上，中國又一次與眾不同。黨國無所不包，缺乏獨立自主的對抗力量——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服務、獨立的工商界或公民社會。中國人可能已經有了很多社會自由，能夠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和做事，但他們沒有社會組織的自由。所有的非國家行動者及機構，即被綁進一個宏大的社會主義(corporatist)在其中，黨國發號施令，並緊握控制的韁繩。

這本書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批判性解讀。我預期會有人批評說這是帶著西方偏見所觀察到的中國。但是，對這個批評我事先加以拒絕。我的視野一直是區域性的。在中國的一些近鄰中，我們見到了現代化的宏偉壯麗，既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及政治的；既是量的，也是質的。我們見到不僅是戲劇性的增長，而且全面的現代化也是可能的。我們見到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是相容的。而在這樣的比較中，中國的發展是有缺陷的：是經濟上的發展和數量上的發展，但僅此而已。我們應該對中國所抱持的合理期望，在東亞地區已經見到過。除了龐大之外，中國的故事不僅不是當今世界最成功的故事，甚至也不是一個特別成功的東亞故事。

龐大

在領土上，中國與加拿大或美國差不多一樣，但比俄國要小。在人口上，它人口眾多，現在接近十四億，是美國的四倍多，或俄國的十倍。⁴⁵中國的大部分國土是崎嶇不平的山地，還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可耕地。人口則是從一九四九年的約五億開始增長，現在仍在增長，雖然要慢得多。到本世紀中葉，其高峰值可望在十五億與十六億之間，然後開始回落。到那時，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國的地位，或許已被印度趕超。

規模太大是中國難以被當作一個國家對待的原因，就算要這麼做在某些方面也不切實際，特別是如何看待這麼大的國家卻是由首都一小撮領導層予以統治。理論上是如此，但在實踐中卻不是那樣運作。北京的領導人盡可以決定這個或那個政策，但要充分控制其政策在全國得以執行，這件事他們毫無辦法。全國有約四萬個鎮、鄉及相似的城市單位，其中有些像歐洲的小國一樣大，還有約七十萬個村莊及相似單位。⁴⁶北京的領導人控制不了，也知道要對全國施加自己的意願，在能力上有著嚴重的限制。人們可能會想像在獨裁體制下，公共政策的執行井井有序，其實差得很遠。由中央決定的政策發佈到全國之後，有時會得到聽命執行(或多或少)，但更多時候是不服、曲解、推翻或不作為。⁴⁷

其次，中國不是北京。中國的治理不是在北京的所作所為。研究中國國情的學者要記住，必須把中國的規模牢記在心，走出北京，透過表面，深入下去觀察治理狀況，中央與地方並重。

這裡是一些隨機的數字，有助於我們認清規模這個因素(這很困難，至少對像我這樣的人來說，觀點往往來自人口只有五百萬的國家)：

十四億人口(接近)。

人口最多的省份廣東，有將近一億零五百萬人。五個省的人口超過八千萬，每一個都大於歐洲的人口最大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有二千四百萬人。

中國正在迅速地城市化，人口大量從農村遷入城鎮，但農村人口仍超過六億。

經濟發展已使千百萬人口脫貧，但仍有二億五千萬人以上處於悲慘的赤貧境地。這個數字是挪威人口的五十倍。

有一億一千四百萬人罹患糖尿病(二○一二年)，五年內增長的患者超過了澳洲的人口規模。

改革期間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手，是鄉鎮企業的興起。這些企業最終創造了一億多個工作崗位。

單單私人教育的一小部分，便可以增加十三萬所學校，四千萬個中小學生，從學前班到第三級教育(不包括未經認可的民工子弟學校)。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煙民是中國人。

每年約有一百四十萬人參加國家公務員資格考試(不包括省級及地方的公務員資格考試)。

二○一三年一月國家統計局發佈消息，中國人口出現拐點，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稍有下降，這稍有下降就是三百四十五萬人。

臨近春節，中國人要回家團聚。二○一四年，流動人口的旅行次數在約一個月的期間內，估計約為三十六億人次，比前一年增加二億次。

規模讓人頭暈目眩。世界上其他地方非常能夠感受到中國經濟的實力並敬畏其發展，但此一發展並非有時它看起來的樣子。根據二○一四年聯合國人權發展指數，中國在一百八十七個國家中位居第九十一位。按照其經濟發展水準，中國在人權發展上比它應有的水準要更低。當中國的GDP規模向上暴漲時，它的人權發展仍停滯在中間位置，與世界其他部分相比，極少或根本沒有改善。這是一項奇觀，值得停下來深思。

此處所講的，是中國模式以其經濟上、政冶上及行政管理上的所有榮耀所呈現的基本真相，有效果(effective)，但無效率(efficient)。它一直有增長，但只是靠著巨大的債務和過度的投資。它一直有治理，但只是靠著巨大的及榨取過度的官僚政治。機器在運轉，但營運的成本過高。它有結果，但只是靠著極度的投入，而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成果。

讓偶爾來訪的人瞪目結舌的很多設施——高速公路、橋樑、摩天大樓、高速鐵路和機場——發展得太快，品質低劣，完工之日即開始碎裂瓦解。廣州以一種只有在指令經濟下才可能的發展方式，在幾年的時間內創建了一個巨型的大學城。大學城設在珠江的一個小島上，趕走了過去一直在島上耕種田地的農民，蓋起了十所大學，新的校園一個挨著一個。驅車經過所看到的風景是一座座閃亮壯觀的大樓，但大樓內部才過了幾年，建築已經破舊、裂痕斑斑。

中共政權投錢搞GDP增長，但一般無法獲得相應的結果。人民的生活水準一直在提高，但總是低於經濟發展的步伐。比任何其他國家有更多的窮人脫了貧，但人均的成長還是低於東亞鄰國。近一半的人口仍住在農村，遠離現代城市的生活，其中很多人靠著落後的農業維生，處於發展中國家的狀況。現代化的經濟部門則是靠抄襲他人發明的東西，或是按國外的設計自行裝配，迄今為止較少創新能力，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級名牌。在利用和抄襲日本及他國技術的基礎上，中國的高速鐵路幹得不錯，但一直未能開發出中國自己的客機，儘管有投入巨大的努力。汽車工業方面，在組裝外國品牌的轎車上幹得很好，但在生產及銷售自已品牌的轎車則尚未起步。教育有了改進，但按經濟發展的速度，比所期望的應有程度要差。到了二○○八年才實施小學免費義務教育(且至今仍不是真正免費)。人民解放軍是一支強大的武力，但其運作是政治化的、各行其事、腐敗的，戰鬥訓練上沒有經驗。在國防預算方面，有一段時間佔了十％的國家支出，外加逐年增加的開支，且儲備了海、陸、空各項體。但在外表之下，情報、技術、通訊、後勤、協同作戰上並不那麼有效，而且在這些方面遜於美國支持的日本及台灣系統。例如，綜合各方軍事觀察，在與日本進行非核對抗時，日本自衛隊無論在設備、訓練、軍官及士兵的品質上更優，它會壓倒一個更龐大卻更笨拙的對手。同樣的局面在對外關係上也可見，中國外交無法擺脫對份量的依賴。中國現在是一個世界大國，卻一直無法使用這個力量去贏得真正的影響，或它所拼命想得到的尊重。⁴⁸它很強大，但它沒有真正的朋友。

使中國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是它的龐大，甚於它的表現。中國靠的是規模，以及隨之而來巨大的量體與數字，而不是靠優質的發展和文明。現在，隨著超速經濟發展的褪色，中國的發展瞧起來已經不再像這二、三十年被認為的那樣驚人了。

研究項目

這是一篇解讀的論文。一位局外人的解讀。我並非出身中國研究，也不是有關中國的權威。我的真正本行是對國家的分析，為此我鑽研了四十年，我試圖把自己的所學用在一個新的案例上。

我在進行這個研究項目時當然曾經造訪中國。目光敏銳的訪問者會看到許多事情及許多對照：上海湧出的宏大壯美；省級城市的粗野豪放；中產階級生活風格的展示；農村人民生活的赤貧，而且如果你有意尋找，甚至會在發展最先進的都市郊區見到，農民工大軍那令人難以忍受的窘境，為了托起他人的財富而辛勞，生活在城市裡的貧民窟及公共宿舍。⁴⁹我見過人們過著悠閒、有趣和文質彬彬的生活，但也見過每天都在發生的欺詐、玩世不恭和財大氣粗。

我向中國的同行、官員尋求討論與合作，從他們的識見及指導中獲益良多。我發現，這些交往溫馨、有益且慷慨大方。我的許多分析是通過與中國同行合作所獲得的資料來源，如第四章對社會保險制度的分析，第四、五章對稅收制度的分析，以及第五章對貧困的分析。但是我的訪問也使我深思在中國進行直接觀察的困難。你會非常難以一方面沉浸在由銀行、國際名牌及商業活力所構成的上海城市風景，另一方面又牢記在心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我也逐漸意識到，當我見到，比方說，一位知名大學的學界大腕時，他會是一位黨的人。他資訊靈通、對一切都感興趣，也是風趣之人，風度迷人，會參與公開且批判性的討論，但是，他不是自由的人。國外訪客常常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他們正在與誰打交道。他們可能與一位公司經理或一位研究所所長談判，卻不知道這些接頭的人並非組織中真正的決策者。我常常發現，要解釋我在中國之所見所聞，比我在自己的倫敦書房裡之所讀更為困難。任何訪問者都應該很容易就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既宏偉又醜陋，但我一直感到震驚的是，訪問者每每在帶點出公差性質的旅程回國後，由於在中國一直受到奉承和款待，而沒有真的看到進步與悲慘如此明顯的組合。在一事後的認識看來，我並沒有從自己的訪問中學到那麼多，除了讓我批評的本能受到激發之外。

於是，這就是一位局外人的觀察。我並不認為這是一項缺點。人們很容易被中國的大紅大紫所障目。在毛澤東時代是那樣，許多近身觀察的人看到了他們想看的，而一些最敏銳的觀察則是從遠距離得到的，今天，這種情況繼續以別種方式存在。例如，馬丁．賈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就未能保持他的距離，寫出了一本令人尷尬的、過分樂觀、奉承及天真的作品。我的意圖是解讀重於報導，那麼，有點距離的觀察就不是一件壞事情，特別是觀察一個正把自己擠到世界重心的國家時。我並未另有企圖。我也不是因為對中國抱有任何特別的希望而受到這種或那種鼓舞；我對中國的希望與我對世界各處的人民所抱的希望一樣，即他們能夠生活得好且有自由。我並不效忠於中國研究，也不效忠於這個大領域的任何理論方向或意識形態方向。我不著眼於使自己成為一個中國通，也沒有與中國官方進行未來合作的雄心與奢望。

除了我這種從上到下研究中國的方法外，還有別的方法。我們可以從另一端，從下面開始，看看中國人民對於從他們上方傳達下來的東西如何反應和適應。那會顯露出許多我沒有緊密觀察到的東西。毫無疑問，中國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努力從自己的環境裡活出最佳狀態，而且大多是帶著理性回應統治他們的方法。中國人活在一個嚴厲國家的壓力之下。他們用各種招術來對付及適應：靠勇氣，靠機智，靠互相幫助和互相保護，靠反對和抗議，靠組織，靠顛覆，靠假意周旋，靠苟活及得過且過——正如靠默許與服從，靠壓迫之中的配合，靠投機取巧和膽小怕事。由各式各樣人的條件所織成的掛毯就擺在那兒，有目共睹，不論好壞。其中有些，當我們往下時會觸及，但這不是我的分析。我正在努力去理解的，是國家及國家統治的性質。這本書也不是有關中國的社會生活及中國文化。它是對國家的一個政治分析，不是對中國的一個社會學分析。我正在尋求解釋中國社會是如何被統治的，但不是那個社會結構的任何細節。

論述中國政治的非中文文獻眾多、豐富、各種各樣。這些文獻作為一個整體是無法被任何單一的概括所說明的。但是，有一股中國觀察的文獻對中國過度畢恭畢敬，導致學術觀察理應具備的公正批評眼光，若不是被遮蔽了，就是某種程度鬆懈了。其中有兩種機制在運作。一種來自古老西方對中國的癡迷。許多人著迷於中國的歷史和文明、從早期持續到今日的偉大，還有其神秘性。中國一直擁有，且繼續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吸引到他人的關注，並讓這些人在心目中增加了關注後的讚美。這一切再加上一點兒愛意深情，有時是兩情相悅，有時則是愛恨交加。這使得人們生出一種渴望，希望從一個建立在古老帝國基礎上的國家，看到有趣的、壯觀的、有時是好的事情。

第二種機制更務實些：自我審査。任何觀察中國的國外人士，其自身都可能處於被觀察之下。我們都知道，我們所說及所寫的可能會招來官方的不快，這不快可能會持續下去，進而讓我們居於劣勢。與人的交往會變得遲疑，合作會被中止，邀請會變得再無蹤影。著作或文章會不再被翻譯。入境簽證會被拒絕。或是入境被阻：二○一四年七月初一位美國學者，印第安那州立大學的艾略特．斯波林到達北京機場，他是維吾爾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朋友及辯護人，伊力哈木因「分裂主義」的罪名受審，艾略特雖手持有效簽證，卻被海關官員扣留，被迫搭乘返程航班回美。二○一三年五月，來自同一所大學的同事，雖持有效簽證，同樣被遣返。就我自身來說，二○一四年十月，我的著作《群魔的國度》中文版被審査者「掛」了三週後才被放行。⁵⁰威脅與行動如斯。那些想研究或報導中國的人士生活在焦慮之中，他們可能會因為被拒絕而無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們擔心無法進行訪問，或比方說，被拒絕接觸重要的檔案。想玩中國這場遊戲的人都知道有規矩。在這些規矩之內，你可以有很好、友善和成果豐碩的交流，但是有限制。記者和研究者會在自己的電腦前自問，是否這個或那個觀察是適宜的。一位研究中國的美國著名學者，用不尋常的坦率說，「我寫有關中國的文章，所以我不想變成不受歡迎之人。」

為了搞明白自己所觀察的國家，我所選取的角度是看國家與民眾的交匯點。作為一個社會分析家，用技術的語言來說，我是一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者。對我來說，一個國家是什麼，來自它如何展現(由個人和家庭所構成的)人民的生活。

這個角度很要緊。如果你看一個國家，而不堅持到底，看它是如何對待人民，你就不會理解它。在一個大國中，你可能只是見林而不見樹，只見群眾但不見人民。在一個獨裁國家中，你可能看到太多權力，而看到太少醜陋。比如，亨利．季辛吉在《論中國》一書就落入了這個陷阱。他的書學識充足、資訊豐富，但最後仍偏向國家本身，而忽視在國家統治下生活的人民——驚人的是，這種對中國的浪漫情懷竟出自一個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人。他說，思考中國的方式，是把它視為一個文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聲稱自己有連續這麼久的一個文明，或與其古代有如此親密的聯繫。」季辛吉是把中國稱讚為一個「文明之國」的許多分析人士之一。但「文明之國」這個字眼，不管我多麼下功夫去弄懂它，最終還是發現它空空如也。這個字眼聽起來很好，但在我聽來，這個字眼對中共政權未免也太好了！這個政權，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一旦遭到擠壓，就只會關心它自身，而幾乎不關心擋在它前頭的人民。這不是我認同的文明之治的理念。無論如何，那個漫長的持續性是一個童話。⁵¹中國的歷史不只有進步與衰敗之間的一系列波動，也有長期被征服及異族統治的時期。

可以利用的資訊並不缺乏，問題反而是資訊太多了。這包括出自中國本身越來越多的材料，諸如政策檔案、法律文本、官方統計數字和學術著作，其中很多都有英文本。⁵²另外還有大型的國際發展及合作機構的研究及分析。以及全球各大學及智庫的大量學術著作。我使用很多新聞業的材料，如《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和《南華早報》對中國的報導都很優秀，一直是我重要的資源。我同樣使用了網路資源，甚至比以前的任何研究專案都用得更多(在此過程中，我非常能夠體會這一技術作為研究工具的神奇)。我每天都與中國國內及國際上的中國研究專家保持聯繫，持續引用他們的才華及洞見。隨著一個課題轉到另一個課題，我會在網路上拖網捕魚式地搜索報導、研究、統計數字和意見；現在，沒有什麼你找不到的，至少都會有一些。這種工作方法顯然需要警覺的眼睛，哪些可信任，哪些要拋棄，但比起面對傳統出版的材料時，這樣的工夫也沒有多出太多。我一直小心謹慎地使用從我身邊流經的資訊。我通常不信任任何單一的來源，而是一直尋找首尾一致的型態，我接下來要告訴各位讀者的，就是我所見到的這些型態。我在書後列上我引用的著作目錄，而那僅代表我所汲取的廣泛資訊中的一部分。

學術出版品所過濾(且延遲)的資訊，以及更直接來自新聞業的觀察以及混亂的網路資訊，兩者之間存在著落差。前者小心翼翼並修整過，如學術著作應當做的那樣，當然不是不批評，但斟酌平衡過且有時太畢恭畢敬。後者是粗糙的，貼近的，而且直面你。這種未經過濾的資訊價值匪淺。我認為，這樣的資訊讓我不僅可以看著中共政權，看到它的內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使我的手指觸到了它的脈搏。

關於中國，無論你讀到任何形式的東西，都有很多不可信。我讀過政策檔案，但平心而論，並不相信它們所說的一切。我讀過官方統計數字，但它們的合計對不起來。我研究過調査報告，但它們散在各處。我讀過學術著作，但它們偏見多多。因此，儘管資訊豐富，但我們所不知的也很多，或至少是確切知道的不多。

許多關於中國經濟或其他方面的統計數字，來自中國本身或者國際機構，其中有些好，有些壞，有些是欺騙。我是一個看重統計數字的人，不喜歡這一點，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得與統計資料，特別是官方統計數字，保持距離，然後退一步使用「一些、某些、許多」之類的詞彙。⁵³不可避免地，我確實也使用統計數字，但一般用謹慎的語言：「大約」、或「或多或少」、或「接近於」、或「朝向」等等。如同我們見到的，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經濟有多大，它的發展有多快，或勞動力有多少。許多城市裡的工人是農民工，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靠譜的猜測是在二億到三億之間，有時更多。在二○一四年開啟的城市化計劃中，預計到二○二○年有一億多人遷進城市，但仍有二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無法取得在城市居住的戶口。這就意味著，即使目前的改革計劃得以實施，農民工佔勞動力的比例仍然高達二十五％到三十％。這個數字值得深思：中共政權驅動經濟向前發展的政策，造成三或四個工人中有一個會落入受剝削及屈辱的境地。在中國，流動人口甚至不如被寬待的外國移民，而是被政策有意地、正式地降為二等公民的中國人。

我們也不知道獨生子女政策對人口增長(如果有影響的話)的後果如何。⁵⁴在一九七九年採用這個嚴酷的政策之前，出生率就下降得很快，事實上，一九七九年以前比之後下降得更迅速，即使沒有此項政策，也會繼續下降。當時，中國已經度過了被出生人數驅動的人口增長階段。我們知道，為了執行至少三億墮胎、約二億絕育的命令，對人命造成了可怕的後果。但在獨生子女政策宣佈之前，強制性的生育控制已經在運作了，而且除了政策開跑之後的頭兩三年，在墮胎及絕育的數字上，並沒有明顯高於一九七○年代的數字。⁵⁵既然人民在沒有獨裁控制的束縛下多半會生活得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承受這些苦難到底有什麼「目的」可言。

另一件我們不知道的事，是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當人民解放軍把人民從天安門廣場清除出去時，有多少人被殺。是幾百還是幾千？死難人士中有多少是參與者，有多少是經過的路人？有多少是在北京別的地方被殺，又有多少是在中國別的地方被殺。

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有很多虛假的資訊和宣傳在周圍四處盤旋。觀察者的嚮導必須懂得懷疑，永遠要懂得懷疑。

他們說什麼

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合理化選擇與行動的思想所指導的。我們創造思想，以給我們自己意義與確認，而一旦思想生根，它們就會倒過來作用於我們，形成我們的思索及行為。在集體的活動，諸如治理，共有的思想，通常被指稱為「政治文化」，決定了合作的行動。思想的力量強大。經濟學家凱因斯說，「(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無論是對的時候還是錯的時候，其影響力都比一般人所理解的更為強大。確實，世界就是由這些思想所統治，別無其他。」⁵⁶當我們想知道某國是屬於哪一種國家時，第一步就是去探索那個影響其治理的思想。

治理的思想可能是路標也可能是指令。路標的思想是作為公共政策的指引。南韓的威權領導人以「現代化」作為指導思想，他們的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這個大家庭中完全成熟的一員。這使其統治名正言順，也為政策指出了方向。指令的思想要比路標更強烈地定義治理的目的，並且用力量和權威來區分對與錯的政策。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永遠革命就是指令思想，只要走了它的路就是對的，擋了它的道就是錯的。

當思想成了信仰體系，思想就產生了指揮的力量。信仰體系是思想的階層制度，衍伸自被視為絕對真理的事物，按照多多少少的邏輯一貫性而組織起來。信仰體系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世俗的。世俗的信仰體系就是意識形態。如果凱因斯說的對，思想是強大的，那麼，意識形態就是超強大和超危險。⁵⁷

意識形態掛帥所帶來的毀滅及悲慘，可以從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政權，如何施加在各民族、各國及各文明身上窺見一斑。意識形態以一種聽起來像是真理的方式，向所有陷在其中的人解釋歷史和命運，特別是命運。意識形態使人，無論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當中的很多人)成為信徒。意識形態讓信徒得到啟發，為政權辯護，好讓政權把自視為意識形態的監護人。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使之漠視真理、事實與道德。當信仰扎下了根，追隨者真的相信了意識形態的故事。他們讓自己屈服於一個使命並成為其擁護者。他們的意識形態給他們以確信的肯定，且使他們免於懷疑。做到這一點的意識形態，帶著一種力量使信徒接受，比如：目的讓手段得以正當；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好的，即使會造成傷害。領導人散佈、強化且宣傳官方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卻變成自己所培育以及再創造的這個信仰的囚徒。當你允許意識形態來統治，你就變成它的工具，正如它是你的工具一樣。

一種思想的體系，若擁有了此一信仰之力，就是意識形態。說意識形態是政治領導人剛好有個故事拿來說嘴還不夠。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來自對命運或烏托邦的見解。這一見解，效力於最終的目的以及統治的正名。中國領導人嘴上高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這不是說，這些就是他們在意識形態意義上所相信的原則。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背離了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遺產，那也不一定是說，他們什麼都不信，或者他們沒有吸收其他的思想來為自己正名；之後這個其他思想也有可能會獲取意識形態上的力量。所有的政權都會使用敘事來呈現自己給其人民、給這世界，但敘事不是意識形態。敘事只有在變得複雜、耐久、包含一個歷史使命的故事，並吸引到信仰的力量時，才會成為意識形態。⁵⁸

中國領導人在解釋自己時，言不盡意、小心慎重。他們顯然野心勃勃，但時常小心翼翼不把話說清楚。我們知道，他們認為自己很特別——他們的制度有「中國特色」——但你不太可能讓一位中國領導人盯著你的眼睛，精確地說，「這一、二和三，是我們志在做之事。」

但是，關於他們自己是如何想的，我們有線索可以查訪。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心思，但我們可以針對他們正在處理什麼而合理形成一些假說。關於統治的目標，他們所發出的信號不是始終如一的，隨著時間一直在變。分水嶺出現在後毛澤束時代轉向改革開放這件事情上。這似乎代表了從意識形態狂熱轉變到改革主義務實。但這樣的轉變，也可能更多是在國家的實踐上，而不是在國家的思想上，至少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看是這樣。

後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所說所做，指出意識形態的終結，這是一個似乎有理的假說。然而，黨國又是一個渴求意識形態的結構。國家有來自黨給予的正當理由，但是，黨也需要自己的正當理由，別處無可尋求，只能來自思想的領域。黨要求服從，但如果這樣講得通，它必須是在為一個目標而工作，如此才能合理化它對服從的要求。由於黨國要的很多——領導一切的絕對權利和一個讓別人追隨的絕對職責——它似乎需要一個目標，要宏偉堂皇，要讓人印象深刻。

順著意識形態死亡到意識形態復活的連續性，我打算呈現三個假說，分別是：「平凡假說」，「福利假說」和「強權假說」。

平凡假說(Triviality Hypothesis)

某些事實是既定的。中國這個國家是作為一個黨國來構建的，致力於兩個絕對優先的目標：政權本身的永續長存和國家的領土完整。

問題來了，對它來說，還有什麼要做的嗎？我的第一個假說是，沒有再多了。中國的國家很強盛，但在使用力量這件事情上，並不擁有超越其自身的任何目標。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社會主義，沒有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遠見，沒有關於品質及榮耀的思想。別的其他事情都是輔助性的：經濟發展，現代化，脫貧，在世界上的實力，提供公共服務，經濟及社會改革；但穩定才是一切。領導人總是講「穩定」，這一假說認為，這就是他們心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稱這一假說「平凡」，不是因為這樣就會使中國的國家無足輕重和平淡無奇。它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它的瑣碎平庸是在下列意義：除了力量，沒有什麼可列在它的名下；除了龐大，沒有什麼可以呈現於他人面前。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東西可被視為有價值的國家。

這不是一個牽強的假說。大多數獨裁政權，都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它們或者是用力量強化本身，或者是用力量來為統治者及其階級謀福利。在今日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裡，領導人及其親友大肆自肥，讓人看到了一個新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或黑社會國家。在毛澤東統治下，中國是一個有著意識形態目標的國家。毛澤東為此目標走到極致，當他認為黨機器可能偏離了真正的使命，甚至不惜去毀掉這個黨本身。現在還有人在說社會主義，雖然已經是另一種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正當時的領導人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但那最多只是故做姿態和宣傳而已。事實上，從列寧式政黨控制的意義來看，中國仍是社會主義，但已經落入自衛保權之列了。統治者憑藉自己的地位，毫不遲疑、也毫不窘迫地把支撐中共政權永續長存當作一個目標。二○一三年，官方媒體察覺到新領導層釋放出來的改革信號，就憲政改革發起一場辯論，但官方系統迅速轉而警告「憲政」是外於中國制度的異已之物，部分原因就在於憲政會破壞由黨高於法所保障的穩定。鄧小平之後的政治領導一直是集體領導，且在相對無色彩的官僚手中，為自己想像一個遠景並明確表達任何道德目標感，可能超越了這群技術官僚的能力。任何觀察家都會毫無困難地發現，這個政權的大多數行動，都說明了它的事業就是在保全自我。

平凡假說與國家作為一個黨國是相符的。這一假說應用於中國時主張，作為黨國來構建的這個國家已經背離了意識形態，並把自衛保權當作其目標。然後，這個國家會保留而不是捨棄黨國結構，因為此一結構給了它一個無敵的控制機器。

一個平凡之國不等同一個弱國。軍事獨裁政權，正如一度在拉丁美洲所盛行，又或者是最近緬甸的軍政權，它們上台時嚴酷無情，使用武力也不手軟，但它們仍是平凡的。一個一心一意提升自己的國家，會盡可能地讓自己變強。但追求實力不是一個國家不平凡的證據。說中國的國家是平凡的，因為它的實力是平凡的。

平凡之國不必然是被動之國，甚至不可能是被動的。一個原始國家可能把所有的信任放在武力和壓制上，但一個有經驗的國家就會是積極主動的。它除了使用控制之外，還會收買合法性來支持自己。在這個意義上，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個老練的高精尖國家。確實，有人可能會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實踐的轉型，是更加複雜精密，而更少獨裁。中國的這個國家顯然是積極主動的。它大張旗鼓地追逐經濟發展。這就是觀察家對任何經濟發展稍緩的跡象都極端敏感的原因。一般官方所公佈的發展速度下降，比如從八%到七%，在經濟上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在中國卻意義重大，因為觸及到國家自稱有正當性的核心。一味地追逐GDP增長，說明了這是一個領導人懂得發展但絲毫不懂發展是為何的一個國家。

成熟的國家可能會在公共政策上積極地包羅一切。它想要秩序和穩定，而且它想讓人覺得它是有效的。從國防到社會保險，只要資源撐得住，它就會盡量展示在一系列政策上它做得有多漂亮。然而，這些政策的內容僅限於自我服務，一是要為國家本身保權，二是要提供給國家正當性。

平凡之國是非意識形態的。國家不是為了服務任何更高的目標或思想的工具，它一為自己，二為穩定，別的都不為。但這並不意味國家領導人不會說意識形態的語言，只要這麼做有用，他們就會用時髦的國家敘事來裝扮自己；不過，國家政策將不會著力去推進任何意識形態。中國領導人確實會講意識形態的語言——他們的所有作為都是「社會主義的」——但現在這個字眼有包含他們本來應該著力去做的任何實在內容嗎？或它只是為了傳統及權宜之計所做的櫥窗佈置呢？

對人民來說，平凡之國不一定是壞事。它不因意識形態壓迫人，而是為了慎重起見，這意味著也許只是有節制的壓迫。一個平凡的獨裁政權有可能與人民達成交易，只要他們不惹嚴重的麻煩，他們想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

然而，平凡之國有一個無法避免的難題，那就是它的自我形象。它是為它自己，並不真為別的任何東西，以致產生一個智性的空虛，使它易受批評，傾向於不確定，還有對自己的懷疑。這一國家的領導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他們知道，超出了他們用裝腔作勢、實惠和政策賄賂所能買到之物以外，他們沒有正當性。他們還有使用鎮壓手段不當以及無法預料何時會使用鎮壓手段的風險。他們使自己陷進一個惡性循環：鎮壓刺激抵抗，抵抗招致更多鎮壓。

在國際上，一個平凡之國也可能是無法預料的。如果它小心謹慎，就會避免冒進，以免遭到反彈給自己增加麻煩，而這對鄰國及他人來說，是佳音。但是，它在自己國內缺乏堅實基礎這一點，也會被它帶入與他人的交往中，使它成為世界舞台上一個焦躁不安、患得患失的行動者。在自己國內感到不踏實的國家，可能會靠著尋找境外敵人來改善自己的地位。

沒有目標的實力可能是一連串威脅的來源。一個國家的手上如果只有實力，而沒有別的美德，那麼除了靠塊頭、欺凌和暴力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可謀求自己的利益？中國的國家現在就是一個恃強凌弱的國家。或許它沒有其他的能力了，因為它對自己的想像就只有比別人更大而已。或許那些舉世皆知他們期望別人能夠尊重他們的領導人，完全沒有理解到為什麼別人應該要尊重他們，因此除了散佈恐懼之外，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得到尊重。中國對鄰國的威脅行為是一個謎。如果中國領導人感到安全，對其模式有信心，他們為何不寬宏大量，慷慨地向鄰近小國釋放一點善意來解決小衝突，然後得到這世界真正的敬重呢？既然在國內把自己撐起來的方法之一是對外強勢，一個在國內平庸的國家，就要使自己在國外擺出咄咄逼人的架式。

只依靠硬實力的國家，將會是個無遮蔽之國，無論它有多麼龐大，它都有可能因此而危險。它在國內受到鄙視，即使人民怕它。它的任何目標都缺乏權威性，而且它知道，人民可能是順從的奴婢但不會是合作的夥伴。更糟的是，它不得不用鎮壓來控制人民，因為它無法使人民自願成為追隨者。在國外，它會發現其他國家害怕它的力量，但不尊重它的品格。它可能有辦法促進自己的利益，但無法奢求真正的領導地位，因為它自身沒有一丁點足以吸引別人讚美以及願意追隨的東西。

所有的國家都會追逐自己的利益，有什麼力量就使用什麼，但是，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界定得很狹窄，也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只會依靠暴力去推進其事業。有些國家是靠某個目標或使命來界定自己，而這些目標或使命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私利。我的平凡假說認為，就中國而言，國家就是它自己的目標，再沒有別的了。雖然有些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但是也有國家是受到某種目標感所激勵。舉一個明顯的榜樣，就是中國的敵手美國。美國領導人說，這個國家及其政策，是為了保護和促進一套價值觀的，例如自由和民主。美國這個國家在世人面前展現自己作為一個強國，以及一個願意運用力量的國家，但並不止於此。它還是一個代表著某些原則的國家，而這些原則被推崇為普世價值。這也是有時美國會被人當作帝國主義國家而備受批評的來源，因為它在向別人推行自己的價值觀時顯得熱情洋溢。但別的國家在看美國時，確實看見了一個代表某種東西的國家。你可能喜歡它或討厭它，但確實有某種東西在那裡——原則、價值、思想和目標。

另一個榜樣，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這裡的國家體現了一種「模式」：把經濟上的高生產率與一個團結、公平與平等的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讓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政權在世界上得以被識別的，並非它們在保衛自己的利益——本來所有的國家都會這樣做——而是它們代表了它們及他國認為值得尊重的原則，而且它們也成功地做到了。

在美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這兩個例子上，可以看到給自身披上思想的外衣所帶來的好處。美國是一個世界強國，靠的是能產生恐懼的實力，以及能產生讚美與有時嫉妒之情的文化思想之力。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國際上所擁有的影響力，要比它們憑實力所應得的更大，因為它們受到讚頌，或至少被重視，因為它們的模式在管理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話語中成了一種道德的參照。

把平凡假說套用在中國的麻煩是，雖然一個平凡的黨國不是不可能之事，但黨國主義自有其邏輯，缺少了意識形態似乎代表了一個讓人困擾的真空。自稱至高無上的黨需要合理化來為之正名。它必須使人相信，它為何有權控制，且其統治為何應持續下去。為穩定而穩定，不是一個能讓人民心悅誠服、且讓政權提升自信的說法，特別是當它還在背負獨裁體制的時候。反過來說，為了一個上合天意的目的而維持人間的穩定，卻是一個可以依靠的說法，使得要求人民服從於一個強大的控制結構，有了意義。

福利假說(Welfare Hypothesis)

英國坎特伯里教區大主教威廉．坦波(一九四二年就任)在一九四一年出版《公民與教會人》一書，書中對兩種國家做了區別，分別是「福利國家」和「強權國家」(「福利國家」的概念便是在這過程中誕生)。當時，福利國家是民主國家，而強權國家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在福利國家，統治的目的是為了推進及保護公民的福利。在強權國家，統治的目標則是為了使國族的強盛及榮耀永恆，還有其命運永恆，而公民則要屈從於為國服務的責任。兩者的區別，就在於各自有關國家—社會關係的思想，是國家為社會服務，或是使社會服務國家，是否退回到喬治．歐威爾的話，統治是「為了普通老百姓」。在福利國家，老百姓是理由，國家是為了老百姓過得好的工具。在強權國家，國家是理由，老百姓則降為使國家永恆不朽的工具。

我的第二個假說是，中國領導人正從改革開放中鍛造出一個他們自己的福利國家。即使中國沒有走上民主之路，它可能正轉入一個更仁慈寬厚的專制體制，從而在公共政策中增加了更強大的社會保護。這一假說可以從近年來中國以多種方法構建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社會國家當中得到佐證。《在轉型的中國提供公共服務》一書的作者托尼．塞奇認為，中國近來在社會保險及健康照護的發展，有違既成的福利國家理論，但他通過福利國家的觀點，看到中國有很多可辨識的福利國家措施，中國政權內部的社會改革者，也把自己的國家解釋為正走上一個福利國家之路。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硏究中心主任、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鄭功成，在《中國社會保障三十年》一書中表示，他看到了社會國家正在形成一組建築構件，以便到中國革命成功一百週年的二○四九年時，在中國實現一個「福利社會」。

這一假說認為，中國這個國家不僅只有自衛保權，且領導人正試圖實現一個有目標的思想。該思想本質上是一個溫和的路標，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力量所構成的制度。這是一個仁厚的思想，由於缺乏意識形態指令的力量，代表中國政權是一個務實的專制體制。

中國的經濟正在現代化。非市場的社會主義已經過去了。如今的秩序是競爭和不平等，同時也有社會保障——福利資本主義的標準配備。任何通過共產之路搞社會主義的思想都被拋棄了。黨雖然還標榜自己是「共產主義」，但那只是歷史語言。⁵⁹4

然而，中國雖然在現代化，但這個現代化的方法與以前的其他道路都不同。這到底意味什麼，並不完全清楚，但領導人的宣稱毫不缺乏自信，他們說他們有自己的模式。他們正在做別人以前做過的事——搞發展——但他們是以一種自稱為特殊的方式在做。他們不搞「西方的」資本主義，因為那易變、不穩定；他們說，他們正在發明一種更堅實、更持久發展的新經驗。

中國是一個古國，目前的政權則繼續著古老的傳統。中國一直視自己為「中央王國」，世界的中心，周邊則是一些小國拱衛。今天的中國政權也是在期待著得到那種古老的敬畏。但那些優於他人的古老宣稱，現在立足於該政權對某種新模式的監管。此一模式不僅不同而且更好，因為它是社會主義的。該政權所做的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他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他們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他們的法律是社會主義的。二○○六年，為了回應快速經濟增長後人民對城鄉差別的關注，領導人發起了一個鄉村改革規劃，口號就是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

福利假說應該被認真對待。社會主義理論與福利國家理論之間有很強的連帶。社會主義有兩種理論版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與漸進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理論與福利國家理論之間的連帶就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社會保護體系被認為是，透過漸進及社會民主的轉型，以讓社會朝向社會主義秩序發展的一件工具。既然共產主義已被放棄，既然公共政策顯然是改良主義的，而且既然目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是關於漸進轉型的，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存留的社會主義思想，或可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理論的社會民主版本。比如鄭功成教授所鼓吹的理論，便可以被描述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民主主義。

在中國的國家領導層中，這一思想近來一直很突出。二○○六與二○○七年，黨把「科學發展觀」的原則奉為神聖，以便建設一個「和諧社會」。這可代表國家的自衛保權發生了轉折，從意識形態模式轉向務實模式。但中國作為一個福利國家仍然會是一個獨裁國家。它的領導人可能真的相信，立足於獨裁控制的穩定，對發展、對國家把發展轉變成適合人民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是必要的。

因此，中國這個黨國會成為一個福利國家的想法並不必然是天方夜譚。

採取這些行動的人是當時的黨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他們開始關注改革開放所出現的不平等鴻溝，關注這些鴻溝對人民造成的痛苦，關注這些分裂可能會給發展的穩定以及最後給政權本身造成的威脅。「科學發展觀」是對市場力量有更多政治控制，特別是要把生活在農村的一半人民帶領起來一起進步的規則語言。「和諧社會」則明顯是一個沒有巨大落差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所有的人民都得到國家政策的服務，共享這些政策所釋放出來的發展成果。此處，領導人是在訴諸古典的社會主義理論。在所有的社會主義思想中，都有一個在烏托邦之前不得不跋涉的過渡時期，這段期間的政策可能不受歡迎，比如，由於要達到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之需，工資得被壓低。為了在下一階段實現社會主義，這被視為必要之舉。中國在這個敘事中仍處於這個過渡階段。為了社會主義的到來，地面正在被清理，而社會主義則是用「和諧」一詞來界定。那時的領導人甚至給自己限定了一個日期。他們向前看十五年，宣稱到二○二○年時「和諧社會」將得以建成。到那時，中國應該走出了過渡時期，且早早地進入與眾不同的境界，所設立的模式不僅在經濟效率上也在社會品質上無比優越。

正是胡錦濤和溫家寶使得「和諧社會」成為黨的正式語彙。但是，其概念和思想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在革命時期之初毛澤東清楚地說出了「大同」這個含糊的目的，他又是從孔夫子的思想那裡汲取的。以毛澤東的觀點，社會主義傳統繼承了孔子思想，因此和諧將是一個痛苦的過渡階段後的最終產物。此一特定的中國傳統從孔子思想得出，正是國家——那時是皇帝，現在是黨——才能給天下萬物帶來和諧。在二○一二～一三年間上任的新領導層，可能會把人民共和國提升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一新階段就是為了要實現在前一個過渡階段所一直準備的目標。

所以，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敘事。其中有中國的一貫性。它符合社會主義理論，符合更好的狀態要從過渡階段產生的想法，符合更好的結果是為人民、而不是只為增強國力的想法。它得到理論家的支持，在官方思想中有它自己的表達。我們不需要「和諧」的精確定義，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國社會並不和諧，而且和諧的缺欠剝奪了中國人的生活，並造成對政權的挑戰。但是，這並沒有否定理論。社會主義意味著，在過渡階段的結尾和諧，而不是在過程之中和諧。

福利國家有可能是非意識形態的。會有一個思想的超級結構以引導公共政策，但這些思想並不具備命令的力量。福利國家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在社會民主主義掌控期間的瑞典，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福利國家，它堅守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相信社會將和平轉型進入社會主義。但事情通常會這樣發展，一旦國家屈從於意識形態，這個國家就會被誤導到極端行不通的政策，即使符合意識形態的邏輯。從一九八三年起，瑞典開始社會化對生產資本的控制，啟動了向社會主義民主轉型的「第三階段」，使用的手段是所謂「薪水階級的基金」。資本的所有權要轉移到「基金」手中，而理論上基金是要在民主的薪水階級的控制之下。然而這一實驗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徹底失敗了，在一九九○年被迫放棄。此一經驗把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變成一個非意識形態的運動。瑞典繼續是一個福利國家。但它現在就像大多數其他國家，無論是由社會民主主義或是其他主義所統治，已經是一個務實的福利國家了，指導國家政策的是促進人民保障和福利的遠見，而不是任何貫穿一切的意識形態或宏偉的烏托邦願景。意識形態與福利之間有著矛盾，因為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是某個絕對真理的監護人，為了維護該真理，公民的福利很容易就被降為次等的關注。

福利國家在國內公共政策上明顯是積極的。使一個國家得以成為福利國家，來自務實的管理。在這方面，一個福利國家與一個平凡國家，可能看起來差不多。當它們採取積極作為時，可能沒什麼差別；但為什麼要積極以及如何積極，就變得不一樣了。一個是為自己的公民積極，一個是為自己積極。因此在政策設計上，兩者會有所不同。平凡國家的公共政策無論多積極，目的都是用於為政權產生正當性。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設計，則是為了給公民保護、正義、支持和機會。

福利國家可以是有自信的。它知道自己是什麼，也很安心地知道它的使命是值得的，因此它是可預測的，不會在國內外的施為有所冒進。這就是納爾遜．曼德拉的眼光，他把新南非視為一個「彩虹之國，與自身和平，因此也與世界和平」。然而，在國際關係上，福利國家也可能是敢作敢為、積極進取的。它們會屈從於自我正義，以一定程度的狂熱來促進自身。比如挪威和瑞典，並不擁有實力使自身變為帝國主義國家，但兩國都使用一種道德觀，去推進自己奮發有為，以便在世界舞台上爭取最大的影響：挪威成為和平使者，瑞典則是成為世上獨特卓越的發展模式之一。背後有實力的福利國家，在國際上不必然是一個美好的景觀(挪威和瑞典並不擁有更多的實力來大展身手，這可能讓世界大大地鬆一口氣吧)。如果中國正在把自己轉變成一個國內的福利國家，那並不表示它會在國際上無所作為。

福利假說的困難，與平凡假說近似，在於福利的思想不足以維持黨國。一個福利國家不必然是一個黨國。如果中國領導人要把自己的國家界定為一個福利國家，他們就會建設一個無須在理論上為黨合理化的國家。黨可能留在那兒只作為一個歷史事實，但不被需要。福利思想不為黨國控制提供任何意識形態的存在理由。

強權假說(Power Hypothesis)

強權國家都是強國，其中，國家及國家力量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它們與強盛的平凡國家不同，在平凡國家，國家就是它自己的目標，別的沒有。強權國家也與福利國家不同，它們的目標不同。福利國家把公民過得好當成自己的目標。強權國家的目標則是由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所授予，公民則必須屈從於推進意識形態所規定的目標。

強權國家(凶殘的獨裁體制不計，因為在我的架構中它們是平凡的)是意識形態國家和黨國。國家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服務，那個目標是由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所規定，黨是那個意識形態的體現，黨國機器則是其護衛者。黨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並以此作為最高權威。國家是黨的工具，國家的機構有義務為黨服務，靠的是體現在黨身上的意識形態之力；依循同一邏輯，公民有義務要對國家和黨順從及服務。這就是強權國家特有的嚴酷之所以產生並得到合理化的方式：當意識形態統治天下，凡是意識形態正確或正面的任何行動都有理。使一個國家變成強權國家，並不是單靠力量就可以，還要看那個力量如何被組成以及如何被使用。

強權國家明顯是獨裁的。它們在國內的公共政策上可能是積極的，從這方面來看，與平凡國家還有福利國家相似。在國際關係上，平凡國家和福利國家或許會、又或許不會大有作為，但強權國家應該會大顯身手。

中國擁有一個強權國家的制度性積累。在毛澤東時代，它是一個意識形態國家。而現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是否代表了一種脫離，中國藉此卸下作為強權國家的身分，然後變成一個只求自己生存的平凡國家，或是一心為民的福利國家；又或者它仍是一個強權國家，只是披上新的外衣。

許多觀察家相信，改革開放代表了對過去毛澤東時代的徹底背離，中國現在是改革的、自由化的、正朝著一個多元化公民社會的方向前進等等。結果可能是這樣，從而有了我的前兩個假說。但是，雖然在中國、在中國人民生活中，很多事情正在改變，但各種觀察仍然與這種樂觀的看法迥異：

一旦一個國家被構建成一個黨國，其中會有幾項形塑其特性的基本事實。它會有一個雙重控制體系。這一體系需要也會吸引意識形態，適用於嚴酷的獨裁而非仁慈的專制。國家控制透過效忠於黨而名正言順。黨需要一套原則，來解釋且合理化它為何控制且如何控制國家與社會。一個務實、非意識形態且仁慈的黨國體制，在思想上是矛盾的。

黨仍是共產黨，領導人講著一以貫之的語言和社會主義的話語，以作為其模式的標誌。那些相信黨國已經變得務實的人士，傾向於把領導層所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姿態視為只是儀式或象徵。或許，他們是對的，但也有可能領導人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意味著他們怎麼想。把領導人提到他們的目的、企圖和展望的講話視為只是閒聊，通常是不智之舉。

「開放」一詞有些用詞不當。在政治上，跟隨其後的只是重新鞏固控制。由於毛澤東濫用權力，使得國家控制遭到毀壞。鄧小平的改革並未把中國從國家控制之下自由化出來，他們只是重新建立已被毀壞的控制系統。

黨國控制在鄧後的領導層中一直得到持續鞏固；在這方面，一直是進一步的收緊，而非隨之的自由化。二○一二～一三年的領導層交替，更是進一步鞏固了黨國控制。

新領導層加強了政治機構與軍隊的連結，進一步鞏固了黨與人民解放軍的聯盟。

這一領導層在言行上升高了民族主義、好戰主義以及侵略挑釁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宣傳上，也表現在和鄰國以及區域的交往上。

一個強權國家的外衣仍然存在。而最終的問題則是關於意識形態。現在，這個強大的中國是務實的呢，還是除了獨裁之外，也是意識形態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可以仁慈寬厚，這並非不可能；但一個強大的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國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的歷史經驗都表明，強大的意識形態之國都是壓迫的、嚴酷的和危險的。在使用力量的方法上，它可能還是謹慎、老練的，一旦碰到危急關頭，則意識形態抬頭，其他的一切，諸如老百姓及其需求，就是次要的了。

在毛澤東統治下，中共政權毫無問題是意識形態的，而且當時統治的意識形態是革命。那個意識形態變臭了，也一直未曾復活。鄧小平以一個十足務實者的姿態展現自己，但那是在經濟事務上，在政治上，務實只是櫥窗佈置而已。他恢復了黨國控制的制度，一旦有需要就會無情地加以使用；他就是一九八九年決定把國家的槍口對準人民的那個幕後黑手。他的統治在意識形態上是低調的；但是，難道這代表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終結？中國選擇了一個只要能夠掌握控制就願意務實的後共產主義政權嗎？

或許不是。中國領導層繼續聲稱擁有獨裁控制的權利，而且是在意識形態的權威之下這麼做的。國家憲法和黨章的兩部大法(冗長又乏味)滿是意識形態的語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黨章則奉四項基本原則為神聖，這是鄧小平用來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的，它就包括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讓黨國放棄意識形態不易，因為如果它放棄了，就無法為其可怕的控制機構正名。領導人繼續用意識形態的語言講話，儘管含含糊糊；他們這麼說了，表示他們就是這個意思，你如果不這樣認為，那就太不明智了。

如果我們認真對待領導人之所言，如同我認為我們應採取的一種態度，我們就會擁有下列可能的故事情節：鄧小平重新建立了政治控制，重新設計了為的規則，並講著務實的語言。一時間，重建經過多年破壞的國家與經濟，這樣的目標便已足夠，而且，無需太多意識形態的套話。但在黨國之內，有一的強烈欲望，想要培養或發明某個思想體系，去充作獨裁的理由，使之有意義。鄧小平的繼承者接收了一個被恢復的和獨裁的黨國，卻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真空。鄧小平把中共政權從毀滅中救出來的使命完成了，但在發展繁榮之外，它沒有明確說出一套關於目標的新敘事。新的領導人作為獨裁體制在一個較正常環境中的監護人，又一次感到有必要用超越管理層次的語彙為自己正名。黨國若沒有一個公認的更高目標，在自我認同上會有問題，而且一旦鄧小平的重組大業完工，此一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尖銳。當經濟發展不足以作為正名的理由，領導人又一次撿起思想，或者說意識形態，去填充中共政權對認同及目標的真空。

第一個嘗試，是以「和諧社會」觀來為黨國正名。然而，那次嘗試失敗了。國家的想法離中國現實太遙遠。它未能佔據民眾的想像。它無法與現實中經濟上的嚴酷與擴大的不平等相符。它缺乏意識形態之力，去為黨國控制提供理論基礎。領導人無法把他們所說的思想與其政策的現實相協調。當中國領導人講述任何種類的意識形態觀時，許多觀察者為何疑心重重，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意識形態重建的這第一次嘗試被證實是太多的空話。

然後，二○一二～一三年間領導層換屆。新領導人習近平先是集中抓權，帶著驚人的決心與速度實現了這樁事。然後，他轉向時程廣闊的改革行動，並以高調語言講述其統治的方向及目標。他讚揚人民解放軍為國家實力的基石。他講述黨國之內需要更嚴格的紀律，以及加強國家控制的秩序。他積極發起運動，把國家的管理機構予以合理化、法制化。他訓誡高低階官員，要他們靠榜樣去領導，避免惡行奢侈之風。他打擊制度內的腐敗。他以一個新口號傳遞一個新的超級訊息，來裝飾他發起的運動、整頓及壓制，那就是中國夢。⁶⁰

有人這樣闡釋「中國夢」：視之為「和諧社會」失敗後，意識形態革新又一次的嘗試。黨國仍在，像以往一樣控制天下，或甚至更厲害，它需要名正言順。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前進了很久。有必要去解釋它的前進是為了什麼。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比較正常的經濟發展期，將不再能夠像過去一樣強勢地依賴經濟發展作為正當性。國際上，中共政權正在展現自信，它需要一個故事來解釋自己的行為。這個持續的獨裁體制有必要正名，而這個正名需要一個敘事，該敘事要能吸引中國人民，並合理地與歷史傳統及目前的國家實踐相匹配。所以，黨國正在中國夢當中尋找，或試圖去尋找，能為其統治正名的一個思想上的敘事。

如果這一解讀正確，兩個進一步的問題浮了上來。中國夢足以讓一個信仰體系把它作為意識形態來建立嗎？如果答案肯定，那麼，它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我將把這些問題留存到稍後再來解答。

檢驗

我們現在有了三個假說：平凡假說(國家只為了它自己)，福利假說(國家為了老百姓的福祉)和強權假說(國家是為了一個意識形態使命)。似乎都有理，無法立即排除任何一個。

這些假說都可互換，也都可檢驗。雖然真實的案例從來不會正好合於理論模式，但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應該符合，或正在符合，或最接近符合於這些假說之為購買政權正當性的一件工具。然後，作為下一步——「廣義的檢驗」——取決於如何形塑一個更寬闊的國家體制，好讓社會保護可以嵌入體制之中，以及取決於國家全體是否都貢獻於人民的福祉。一個壓制老百姓的國家，是不可能靠以社會保護來賄賂老百姓，而成為一個福利國家的。

第二個檢驗是關於意識形態。如果福利假說不成立，那其他兩個假說就是可行的。進而區分這兩個假說的，便是意識形態。如果國家是意識形態的，那它就不是平凡的。因為它就有了一項超越保全自身的東西。對於意識形態，我再說一遍，我指的不只是領導人嘴上高調喊的意識形態的概念，諸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有一個明確表達的信仰體系，該體系被吸收進黨國之內，而且領導人視之為約束他們自己，還有領導人把推進該體系當作他們最終的目標及存在的理由。如果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是意識形態的，那它就是一個強權國家。如果它不是，又不是一個福利國家，那它就是一個平凡國家。所以，我們又來到習近平的中國夢的意義。它只是高喊一通的空話呢，或者它代表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復活？

他們做什麼

今日的統治者用兩大策略來自衛保權。一手，他們購買被統治者心目中的正當性；另一手，用來鎮壓能威脅到他們掌權的一切。中共政權用於對付社會的方法，是通過錯綜複雜的白臉、黑臉交替著唱的好警察、壞警察戲碼。

控制的手段強硬、野蠻、無情。中國是一個公開的、祕密的安全力量無處不在的警察國家。軍隊是一支既對付外部、也對付內部的武力。司法處於黨的控制之下。迫害、恫嚇、監禁(時常是任意的以及非法的)、酷刑、拷打氾濫猖獗。當中共政權在一九八九年的起義中發現自身受到威脅，便轉向政治殺戮作為一種控制手段。對於被認為危險的資訊或意見的表達，審査制度很嚴厲，包括用防火牆來對付網路上有威脅意味的內容。新聞出版業處於政府控制之下，並且像對資訊一樣，把它當作宣傳工具，從不在意自由辯論。對網路的管控也是有效的。宣傳和思想工作也是管治的一部分。

購買正當性的手段很多，也很老練。中共政權通過給自己打上「社會主義」的招牌，成為一個造夢工廠，來維持和培養意識形態的認同。這些靈活運用的招牌高掛在政府的所有活動之上，作為政權從此處發號施令的超級結構的一部分，就像中國過去的君王那樣，聲稱自己是憑天意統治天下。中共政權進一步從自身的力量獲取正當性。它解放了這片國土，給了中國自豪的理由，把國家聚合在一起，使國內外的威脅敬而遠之。它提供了服務，由此聲稱擁有統治的權利。

它聲稱自己有建國的功勞，包括維持穩定及秩序。這很重要。一直到晚近的中國，讓人鮮明的記憶都是天下大亂。一八四○年左右的鴉片戰爭以來「屈辱的一百年」；十九世紀的內亂：太平天國及義和團造反(一八五○～六三年和一八九九～一九○○年的兩次確是內戰)；一九一六年後中華民國的四分五裂，軍閥割據；還有直到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以及毛澤東統治下的災難。這些都是真的。目前的領導人毫無疑問是對的，中國人民需要秩序——他們明白天下大亂意味著什麼——而且相信人民會為了有秩序而感謝他們。這就無怪乎，雖然這樣的秩序是雜亂的，而且以高價換來的，但在中國人眼中且根據其歷史經驗，有代價的些許秩序，也比代價更高的無秩序要好。最近一次的失序是由毛澤東的專制所造成，導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保守地估計)餓死了三千萬到四千萬人民，而做出這件事的和現在正在提供秩序的，是同一個政權。所以說，目前的領導人是左右逢源，既可以繼續其共產主義統治，又可以把共產主義的過去拋在身後。⁶¹

它所獲得的正當性，來自經濟發展，來自控制了人口的增長，來自給其人民經濟上的自由——擁有私產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消費的自由、致富的自由或希望變富的自由、隨心所欲地穿衣行動及旅行的自由。雖然自由是有界限的，但深受歷史提醒的中國人、或其中許多人都知道，他們從來沒有生活得這麼好過，所以中共政權能夠聲稱它應被感謝，不是毫無理由的。

通過經濟發展買來的正當性，逐漸有了代價。代價的一部分就是污染，污染了土壤及地下水，竭盡了物質與環境，全國上下一片瘡痍，只能被描述為糟透了。同樣惡劣的，還有貪污與腐敗橫行，侵入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進一步的敗像，是城鄉之間日益拉大的差距，特別是城市中窮富之間的兩極分化。在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上，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可與南非及兩三個拉丁美洲國家爭奪最不平等之國的寶座，一端是赤貧，另一端是極富。⁶²我們從調査的證據知道，這些禍害——污染、腐敗及不平等是普通民眾生活環境中最難以忍受和反對的名單之首。

就現在來說，中共政權有它所需的力量，去實施它想要的控制。它能夠平息國家角角落落正在發作的動亂，只要它需要，就有手段去鎮壓，無論何時與何地。全國上下，近年來，每天有約五百個「群體事件」，大部分都是涉及徵地拆遷及虐待工人的地方反應，而且大都容易解決。它唯一致命的弱點，就是正當性。它從人民那裡得到的忠誠，要比讚美它的人所認為的少很多。中共政權缺乏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所賦予的統治權威。這是一個巨大的弱點，也是它若沒有獨裁控制的暴力支撐，就無法應付過去的原因。有些時候，它放鬆了控制，並鼓勵或允許自由辯論——一九五六～五七年間的「百花齊放」運動、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一九八九年以佔領天安門廣場以及類似行動為高潮的自由時期——一旦辯論變成了要民主、反政權，就會被鎮壓下去了。二○一四年，香港的年輕人，主要是學生，組織了一場要民主的群眾活動，佔領了香港商業中心的核心地區。對香港擁有最終權威的中國政府，明智地避免了干預。但毫無疑問的是，北京的人士有注意到，在人民擁有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這部分中國，年輕人一旦被激起，一就會上街要求保障，對公共事務評頭論足，並爭取民主。

這是一個醜陋的政權，就像獨裁體制一貫的模樣。統治者會盡其所能去美化自己，但獨裁與人民同意是一個無法聚合的圓圈，在中國與在別處一樣——為此互不信任，為此退而依賴控制，然後又一次侵蝕了信任，進而施加更多的控制——惡性循環無窮期。

權力的矩陣

在中國制度中，權力的支柱是：

黨

軍隊

行政機構

立法機構

警察

司法

黨、軍隊和行政機構，是三個權力過大並遍及全國的官僚體系。要把這些支柱分開，使之一一獨立，那就想得太簡單了，因為在現實中，它們彼此交錯的關係非常深入，儘管黨端坐在權力金字塔的頂尖。當政府在二○一四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做工作報告誇獎自己的成就時，又添說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按照順序，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還有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表達謝意。(而在二○一五年的工作報告中，只有黨中央和習近平被點名。)

這些中央機關設立在各級地方政府之上，一般順序如下：

國家下分為省，三十三個省級單位中，有五個所謂自治區(西蔵、新疆、蒙古、廣西和寧夏)，四個直轄市(北京、上海丶重慶、天津)，二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丶澳門，兩者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特別是香港，享有廣泛的內部自治)。省(不是直轄市及特別行政區)下分為地區和地級市，共約三百個(其中有些被單獨劃出)。

下一級是縣(有時稱為自治縣)，其中包括縣級市丶城巿中的區，共約三千個。縣向省報告工作。

縣分為鎮、鄉及城市中的下屬單位(區和分區)，共約五萬個單位。

下一級為村及相似的城市單位(社區丶街道辦事處丶居民委員會等等)，總共近七十萬個。這些是「行政村」，其中有些很大，且在經濟及社會結構上，明顯是城區。還有更多「真正的」村莊，其中很多是行政村、鎮或城市之內的小社區，這樣的小社區有許多因為城市化的過程而消失中。在村莊及地方城區單位內部，有各種各樣的行政分屬單位及委員會，黨和政府的觸角一直延伸到地方的最低層次。⁶³

權力機構的這一矩陣一層挨著一層，從中央到地方的層次形成了公共管理一個相當複雜的網絡。它很大，是人類創造出來最龐大的官僚體系。至少有七千五百萬人是由公家養的(這還不包括公有企業)。它是多產的，在一個由檔案構成的政治文化之中，它以形式化的系統製造出無窮無盡的檔案流，在此系統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黨政機關所發佈的各種政令，從「命令」(這是要不折不扣執行的)，通過「指示」或「決議」(由各地自行斟酌執行)和「通知」(通報資訊)，再到僅僅是「意見」(不過，這是諄諄建議那些贊成它的下屬要牢記在心的)。它是含糊不清的。機關太多——各委員會、局、辦公室等等——但按照慣例及實踐，管治的實際模式是不固定的，一直在變，且無法顯現在任何組織的圖表上。官僚政治的怪物由成千上萬的單位、委員會和機構所組成，這些機關互相彙報，互相為上級當指揮，還互相控制，其方式極少直接和清楚。在權威上分開的職位和委員會又在成員上相互重疊，有時一人兼數職。誰「真的」決定什麼、做什麼以及一向誰彙報，總是模糊不清的。

規模與複雜性所造成的後果之一是，要從層峰往下推行政策，並使之在基層得以實施，必須耗費巨大規模與複雜性所造精力。從領導人決策一件事到這件事得以實施，其間的距離有幾光年之遠。若沒有系統性且嚴厲地在後面加壓，這些事情就無法貫徹執行。如果領導人想完成什麼事，而不僅僅是決定什麼事，他們就得被迫有所優先，選擇那些他們想要完成的事，然後讓其他事不了了之。管理無所不在，但政策的執行要靠下級的需要，所以是有所選擇的。

鄧小平所發動經濟改革如此激進，造成領導層中缺乏如何運作一個市場經濟的經驗與知識。比如，當時有一個天真的信念，那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的向前推進，社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於是，一旦有了發展，社會保護就可以不計後果地撒除。從外部世界看來，改革過程可能一直順暢。然而，內部卻一直是複雜、曲折，嘗試與挫折不斷。至今仍是這種狀態。

政府的四大層次，是國家、省、縣和鎮。這些形成了從上至下的等級指揮體系。原則上，人民共和國是一元的國家，國家與地方之間沒有分權。

不過，村在憲法上是自治的，不是等級指揮體系的一部分。它們與其他地方當局的不同之處，在於村的領導人名義上是，由村民選舉的。從一九九八年起，村級直選就開始運作了。目前所累積的經驗是，這些選舉，尤其是候選人的選取，大部分是由村黨支部(有時是村裡的宗族)及上面鄉鎮的幹部控制或操縱的。在二○一二年一場備受關注的案件中，廣東省有一個叫烏坎的漁村在村委會選舉中出現了造反，造反的首領戰勝了村委會，贏得了選舉。但兩年後，由於黨並未忘記，也未寬恕這件事，上級黨組織重新控制了村莊的政局，並開始把二○一二年選舉中被趕下台的黨支部領導安置上台。在鄉鎮及更高層次的領導人，是由上級任命的，於是他們也只對其上級負責。一方面，作為體系中最低一級行政單位的村莊以及同級單位，在現實中所享有的自治遠不及憲法所規定的程度。另一方面，從鄉鎮以上更高的地方當局，在憲法上是隸屬於國家行政區、隸屬於更高一級的地方當局，但在現實上卻擁有比憲法所規定的更多自治權。雖然中國在形式上是單一制的國家，各省(以及更低的行政單位)卻各自擁有權力，使之實際上成為一個聯邦中的州。

這種地方上的再劃分，適用於黨、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和安全系統，這樣，在每一層次，大約都有同樣的機構被複製出來。比方說，各級都有人民代表大會，村級的稱「村民代表小組」。只有最重要的安全力量，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警察，才有自己單獨的各地組織。人民解放軍被劃成跨省的七大軍區(編按：二○一六年二月一日起，原有的七大軍區改編為五大戰區)，武警則分成四十五個師。⁶⁴

黨

在黨國中，黨領導一切。⁶⁵它規定政府政策的方向與原則，監督社會其他部分，驅動公、私行動者去追隨黨的路線。多年來，關於黨應該如何這樣做，以及控制應該有多緊，一直有著內部爭論，而且在實踐中，一直有大量的搖擺不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國本身的大廈都塌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黨領導的思想及實踐仍然一直堅持與存活下來。中國正在現代化，但是，黨繼續用顯然不現代化的列寧主義原則在控制社會。這個理論是，黨是一個官方意識形態的監護者，這個意識形態團結人民，實際上是團結人民的心，因此，堅守這個官方意識形態是一個全體的責任，是黨本身必須促進和確定的事，由此，黨可以指導中國走向安定和力量。

黨在中國社會裡無處不有。⁶⁶它存在於中央到地方的每一個政府機關，軍隊的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鄉鎮、村及居委會，每一所學校，每一所大學、大學的每一個系及每一個學生住處，每一個商業機構，以及每一個官方登記的社會團體。⁶⁷軍隊和安全力量全處於黨的控制及指揮之下。它的存在是通過黨委會、黨小組、黨的書記及黨代表，還通過它的全國附屬機構。甚至在香港，即使根據憲法香港不在黨國之內，而且中共並未在香港正式存在(並未正式登記過)，黨仍然維持著一個大規模的半秘密網絡，被香港的政治家及民主活動分子陸恭蕙稱為「地下戰線」。

雖然說黨到處存在是正確的，但到處仍然不意味著它確確實實無處不在。有些活動及機構本「應」處在黨的直接監視之下，但因某些原因卻逃脫了。不是所有的黨的代表都能幹，某些是平庸無能之輩，或唬弄應付了事。黨可能無處不在，但也不一定就無處不在；在私營經濟部門，它還在進行部署(目前已經滲透到約八十五％的私人企業了但未受到監控的單位或個人仍是稀有的例外。為了防止誤解，我還是要提醒，若說中國是一個黨洞悉一切的國家，仍然是正確無誤的。

黨支部的業務，就是觀察、蒐集情報、向上彙報、向下傳達命令且做宣傳，並且控制。黨系統的兩大重要活動，一是情報蒐集，二是宣傳、傳播，整部黨機器都會涉入其中。情報的蒐集沒完沒了，關於人的、活動的，特別是看起來像是有組織的，或這會形成網絡的。在中國，「他們」知道什麼在發生。從上到下，宣傳不斷地流入社會的各個角落。黨通過它的同意權和否決權，控制著公、私組織的所作所為。每個人都知道，黨無處不在，而且它是最終的決策者。它對「不穩定」保持著警戒。下面有很多不穩定的壓力，但是，它不知道的或未觀察到的不多。可以處理的造反不一定非得鎮壓，但對危險的、特別是威脅要形成網絡或組織起來的造反，那就一點兒也不客氣。

中國共產黨是一種精英幹部的先鋒隊組織，雖有「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但黨員仍有八千七百多萬人，是從五十年前的約二千萬黨員、三百五十萬個基層組織發展起來的。它約佔成年人口的十％，是中國這個系統當中擁有組織的建制。那些想往上爬的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除了堅忍不拔的異議人士)。蜂擁著想擠進黨。很明顯，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才是擁有行政權威的黨官員，但即使如此，這個精選的官僚集團也有幾百萬之眾。以前曾是工人、農民和士兵的黨，現在成了技術專家為主的黨，黨員的受教育程度比全國平均來得高，收入也更高，而且還不斷湧更多的專業人士和生意人。做一個黨內人士，技士晉升之路，也是保護身家之路(例如聚斂來的財富)，這種身分重要到有人願意花大錢去買甚至是省人大代表的席位。⁶⁸做一個黨員，一般要由現有的黨員推薦，有一段預備期，經過審査，宣誓效忠，然後經由上一級批准。

雖然說黨領導一切這句話是正確的，它也暗示要由別人來執行。那就是政府及所屬各種機構。若在這個意義上說黨指示、政府辦事，也是正確的；但若說黨與政府之間的名義分工不存在，那也不對。大多數坐在體制內任一個領導位置上的人，從頂端到基層，一直到國有企業的邊緣單位，以及其他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附屬機構及組織等，都是黨員。

關於黨領導的第二個必要條件，是黨從來都不是團結一致的。正如多年來黨在做法上一直有波動起伏，黨的內部有分裂，在意識形態路線與務實路線之間，在各派之間、同盟之間、官僚機構之間、在中央及地方的利益之間，都有不一致之處。⁶⁹關於政策方向的內部討論，只要在界限之內，還是容許的，某種程度上還受到上級的鼓勵。所以，該體系一直被描述為「協商式的列寧主義」。⁷⁰會被壓抑的並不一定是想要參與或甚至反對，而是系統性的異議。對各種見解及主張的競爭是受到操控的。獲得信任的顧問和黨國的智庫，會針對各種政策舉辦一個關門辯論。他們通過秘密彙報和簡報，與最高層有著聯繫的管道。最後由中央黨校編輯一份不公開發行的雜誌《思想與理論內部參考》，只有內部發行，只呈送幾十個人。這種控制下的開放對政權有益，因為它展示了其權力機構有活力、有深思熟慮、有助於確保通過的各項政策經受審議的檢驗。這樣的開放有助於體系保護自身不受權力濫用及極端主義的危害，而是靠共識與妥協運作。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領導層難以大膽妄為、武斷決策，並把否決權置於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之手。

領導是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最高層機構是政治局，有二十五名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則有七名常委(二○一二年從九名減為七名)，真正的指揮中心是總書記，按現在的規定，他又是國家主席。若有所謂最高的國家領導人，那就是總書記—主席，但是，鄧小平之後的時代裡，中央管治一直是集體領導，沒有單一的最高掌權者。毛澤東作為最高掌權者的身分是黨主席，後來主席這個頭銜就不再使用了(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某個時期也是他一人說了算，但除了一九八一～八九年間任中央軍委主席外，他在形式上並未佔據任何頂端位置。目前的領導人習近平使自己一身三任：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並建立了站在前面領導的大膽風格，但他仍只是領導團隊中的一員，而不能凌駕團隊之上。在集體主義的形式下，個人仍然很重要，而且黨權力遊戲是靠個人關係與恩庇侍從主義來運作的。領導人與大老相互角力以使自己的人佔據權位，然後利用他們與其侍從的關係去影響政策。

黨的高層官員名義上是由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約有三百七十名成員，每年開一兩次會。這些是重要的黨的「全體會議」，大的決定會從中浮現，雖然並非在此制定。中央委員會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代會約有二千名代表，每五年召開一次。在現實中，選舉結果通過幕後的運作早就事先決定了，不過現在黨大會已定下規矩，要推舉比應選名額多出幾個的候選人，以給選舉一種真實感的光彩。甚至形式上的程序也很複雜。比如，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及常委會，常委會推舉書記處成員名單，再由中央委員會選舉或批准書記處。

黨的管理，是由書記處，再加上中央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四大部門，還有各種行政部門。強勢的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位於各部門之上，負責約束幹部。中紀委如警察一般，在黨內有司法權威，也有能力保護黨員不受「民事」司法審查。它的權力由二○一三和二○一四年中共的十八大三中及四中全會決議加以提升，使下級的紀委機關現在可以直接向中紀委彙報，而不必通過地方黨的機關。此舉把控制權由地方向中央集中，有助於給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比過去更多的力量。

黨任命中央軍委的十一名委員，中央軍委是國家領導層中的一個核心機構，中央軍委主席實際上是武裝部隊總司令。依憲法，中央軍委向黨和政府彙報工作，但它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委員會，於是武裝力量掌控在黨的手中。中央軍委在中共體系中是第三大最高權力機構，僅次於黨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國務院。

高層的領導人運作管治的機構，靠的是劃分他們之間的功能責任，也靠領導一些小組，或者其實不那麼小的小組，或委員會，各領域的黨政成員就是組員。高層的業務責任範圍廣闊：黨的事務、政府工作、宣傳及意識形態、國家安全及外交事務，這些業務合在一起就包括了一切；再加上狹義規定的另外一些業務。領導小組有各種各樣，組員不詳，怎麼組成也不詳。這些小組在監控下默默地工作，是黨的政策制定及控制的基本工具。它們在各自領域指導著官僚機構堆積如山的工作。大多數小組由一位政治局常委牽頭，或至少是一名政治局委員，通常每個政治局常委至少要負責幾個這樣的小組。

二○一三年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兩個新的超級領導小組，一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另一個是「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兩個都有近於無限的事物要解決，之後不久又設立兩個進一步的小組，一個負責「網路安全與資訊」，另一個負責「軍隊改革」，都由習近平當小組長，而他已是經濟政策領導小組的組長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加強他的權力位置。成立這些新的小組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控制。

高層黨政官員都有個人辦公室，配有秘書和顧問。這些辦公室是首長們與體系的連結，合在一起則形成一個幕後「力量」的網絡。他們有負責個人安全的衛兵，使他們看起來威風凜凜。高層領導人住在北京中南海的深宅高牆之內，舒適又安全。在一個食品臭名昭著地不安全及受污染的國家裡，這些權貴有自己的特供食品。在一個受空氣污染毒害的城市，他們有空氣過濾系統來保證安全。

許多其他的組織附隨於黨，即使法律上不是它的一部分。其中最突出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工會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婦女聯合會，這些組織或自稱為群眾運動、或非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聯合會；另外，還有組織私人企業的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這些附隨組織被稱為「群眾組織」，以別於名義上獨立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在目前的路線之下是受到限制的。至於廣義上的國外組織，在二○一五年遭到更緊縮的法規與規定所限，它們必須先接受安全部門的警察審查之後，才能進行登記並開始在中國行動。⁷¹對中國境內的非政府組織，政治局發佈了一個決定，黨的團體應在所有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組織中建立起來。對群眾組織，政治局在二○一五年七月發表了一個意見，緊跟著早先所發佈的類似意見「加強群眾組織的工作」，指示各級的官員及幹部加強群眾組織工作。這一鉗緊動作的結果，使得公民社會逐步地走向更少的公民化和更多的被控制。

中國還有官方認可的非共產黨「民主」黨派，一共有八個，明顯的忠順，其中包括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九年革命後，由未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左翼人士組成，約有五萬黨員。這些黨派在全國人大、地方人大以及全國政協裡都有名義上的代表席位，但全在中共控制之下。那麼，黨終於比它自身更大了。這個更寬廣的黨體系成了一個各階級合作主義的網絡，把公私實體、協會，還有個人都包容進去，成為一個從上至下加以控制的宏大的共生體。

外界觀察家多視中共為不可思議及不透明。是的，確實如此，但它又不像時常被想得那麼壞。從村莊一級及向上，黨組織掌握在一個書記手中，還有副書記(通常是每一村有兩三個)，以及一個黨委會。下至鄉鎮一級都有當地的紀律監察委員會，它們沿紀委這條線向上彙報，最終到中央紀委。黨經辦了約二千八百所政治及行政學校，從位於北京頤和園旁有著超級壯麗校園的中共中央黨校到下面的各級黨校，它們提供短期(如兩三個月或更短)和長期(如一年)的課程，有雄心的幹部需要上黨校以便往上爬，而且往往還得定期去上課。

升遷的規則是，官員由緊接其上的一級所任命，所以在每一級，黨的官員都只對上級負責，其他任何官僚組織無不如此。這條規則的例外，一個是基層，即村一級，另外一個是最高層。在村一級，黨員們選舉黨支部書記，但也只是「多多少少」，因為這些當選者仍然必須得到上級批准，也有可能被上一級的黨官員否決。最高層的領導必須重選或自我更新，這也是事情確實搞得嚴重不透明之處。形式上，領導人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所選舉，但實際上，選舉結果通過黨內各派人士之間複雜的討論、協商和操縱，早就事先定下來了。這一過程被(多少已經固定下來的)任期年限和退休年限所簡化——大多數的高層工作，一任五年，最多連任兩屆，進入新一屆的人選最大年齡限制為六十七歲——仍然很複雜(一旦有需要，任期和退休規則會被放寬)。黨內大老多會走出幕後，涉入密室策劃，以解決事情並操縱結果。

黨組織從上至下都是列寧主義的，因此，任何一級黨書記，直至總書記，都是老闆。但官員的工作會得到黨委會、上至全國黨代會的幫助。名義上，這些人來自基層。在村一級，黨支部由村莊黨員選出，但又是「多多少少」而已，因為最終的選舉結果將由上一級鄉鎮的黨所控制。從此處向上，黨委會由「委員們」組成，其中有些是由下面的黨委會選出，其他的則由各個有力人士所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來自各省的代表，來自黨政部門、國有企業、銀行、軍隊及警察的代表組成，還有一批特邀代表，主要是黨內大老。

形式上，黨並不決定政策，但是，根據黨章，「提供領導，並協助行政部門」及其他。法律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政府決定是由國務院及各部制定的。但是，黨才能決定什麼要被決定，並任命主要的決策者，以及監管政策如何被執行。在中國的管治中，甚至在中國的社會中，黨不想要的(重要)事情，一件也不會發生(這並不是說，黨想要的一切都一定會發生)。

黨的第一要務：決定什麼要被決定，是用兩種方法來實行，一靠指揮，二靠發信號。指揮，包括任命，以決議、公報或其他形式，用書面發出。例如，黨在一九七八年決定推動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這一政策是當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定下來，由中央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公報」加以發表，其中總結了中央的決定及結論。這項新政策是鄧小平推動的，他在一九七七年再次得到平反，到了那時已經能夠把新政策給檯面化了。

然而，正如所發生的那樣，這並非事情的終結。黨內的保守派繼續抵制改革的方向。雙方為了爭奪領導權位不停地較量，鄧小平通常獲勝，但在一九八九年的起義後，改革政策處於危急關頭。已正式退休的鄧小平，運用聰明和漂亮的政治手段，扭轉了船頭，使改革得以進行下去，這就是鄧小平那有名的一九九二年「南巡之行」，他訪問了中國最繁榮的廣東特區，把改革的益處，以及人民對改革的支持，鮮明地展現出來。雖然改革的決定在十四年前就已經制定，但直到現在才不可逆轉地確立下來。

重要的二○一三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二○一四年四中全會，像往常一樣，都是用公報來收場的。這些公報相當單調也令人不解，但約一週後，在總書記的權威下，以「決定」為名的總結文件跟進了。這份文件用更多的細節把領導層雄心勃勃的改革日程講得更清楚。至於二○一四年的公報，則由總書記的另一份「解讀」文件來加以詮釋。

於是，一連串期望他人遵守的命令從黨流出。但是，公共政策的協調從來不是只要發佈命令就可以做到的事，更何況是在中國這樣龐大且複雜的系統內運作。所以需要更細緻的手段，部分是通過鼓勵來支援命令，部分是補強這套粗糙的命令機制。中國領導人擅長使用信號政治：口號、流行語、指示、鼓勵和運動 擴散。當華國鋒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當上黨主席，他發誓要按毛主席所說的及所做的去做，凡是毛主席所說的、凡是毛主席所做的「兩個凡是」，就變成了政策指向的一個信號。二○一二年以前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胡錦濤，使用「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口號，試圖減輕中國對GDP增長的執迷，以便更關注社會公平及區域平衡。當胡錦濤在二○○七年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及地方政府非法徵地的問題時，他的提法是催促農村的「矛盾與難題」得到解決。這就是要下級機關務實處理難題的二個信號。起初高層只是發出信號。然後，下面各級機關就要針對此事回應，首先是省級政府接招，再來是更下一級的政府按照省裡的壓力而動起來。雖然中央政府後來成立了一個官僚機構專門監控農村土地徵用，但基層究竟跟著採取了什麼行動，或在哪兒做了什麼事，還是很不清楚。二○一三年，習近平把中國夢當作他的口號。

黨的第二要務，是兼管隨後的執行情況，以及下級是否遵照領導層的意願。黨能夠這樣做，首先靠的是獨裁政權掌握了赤裸裸的控制手段，以及黨委會與黨機關在各種各樣非黨組織中的存在。

另外，重要的是，黨控制了黨國所有部門及各個層次的人事關係及任命，包括政府、軍隊、警察、司法、政府擁有的企業、文化機構、媒體、學術界、大學、硏究所和學校。黨通過所謂職官名錄(nomenklatura)的體系，原則上就是黨職的清單以及候選人的名錄，來嚴密掌控黨幹部的管理。從最低一級往上的官員，每年都要接受測評，測評的標準與被黨確定的優先事項、責任目標及業績指數有關，可被評為優秀、稱職、不稱職。考評工作由上一級黨組織的官員執行，如果是基層幹部則由他的領導執行。領導幹部簽署與政策優先事項相關的業績合同，而且其個人要為實現這些目標負責。黨政領導人要參加「民主生活(評價)會」，會上，由同事及下面的「群眾」代表給他們做出評價。好的業績是職位晉升的一個條件，又或者是得到經濟上的實惠、等級制度上的提升、時髦的頭銜(例如，「先進領導人」或「模範領導人」或「優秀黨支書」)。通過這個制度，黨不僅控制了任命和晉升，上面交給的政策優先事項也被轉化成個人努力的動力，官員被搞得只對上級負責，要想晉升得依靠滿足體制內上級人士的需要。

這種形式的人事管理，作為幹部控制的一種有效工具，以驚人的細緻得到執行。但它也是一個有不足之處的體制。腐敗橫行，買賣職位，買賣晉升。官員們被弄得只唯上命是從，對他們所管治的普通民眾的關注及利益漠然置之，因為民眾沒有監管的權力。如果領導人錯誤轉譯了優先事項，或業績積分差，這樣的扭曲就會日益積累。正如責任目標所常發生的，欺瞞和胡亂彙報氾濫，但這樣的事又難以遏制，因為負責人高高在上，除了空談理論外並不了解下面實情，而底下人又無說話權。近來最能得到業績點數的事項，雖然各地不一，但一般是經濟發展、維持社會秩序、稅收以及計劃生育達標，至於維護環境品質或社會福利能得到的點數比較少。

軍隊

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側翼。它是黨國權力的最終保證者，無論何時何地，嚴陣以待，一旦國家需要，招之即來(由於新建的高速鐵路網，解放軍的動員能力大大提高)。今天，它是一支相當可靠的職業軍隊組織。這個新近的發展是從先前的兩次轉化而來。在第一個時期，大約為毛澤東時代，解放軍是軍事、政治兩結合的組織，深深地涉入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事務之中。在第二個時期，大約為鄧小平時代，解放軍蛻變成軍事、商業兩結合的組織，它的政治作用則退場了。當時國家財政衰敗，鄧小平讓軍隊領導層明白他們得去尋找其他資金來源，鄧鼓勵他們下海經商，結果他們幹得津津有味、熱火朝天。解放軍大規模地從事創業活動：製造業、建築業、醫藥業、外貿、旅館業、娛樂業，及其他，很多都是非法的，且深陷腐敗。這個時期到一九九○年代結束，當時國家承諾解放軍可以從改革的預算中獲得足夠的經費，他們只好被迫放棄經商活動，雖然距離收手還差得遠。至於伴隨著經商而來的腐敗，則嚴重地損耗解放軍的名望及其在群眾中所享有的尊重。

人民解放軍仍是中國政治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僅為了黨控制槍桿子，還在主要的國家機構中擁有代表，而且有辦法對高層的任命行使間接的否決權。幾乎所有的解放軍軍官都是黨員。誰想領導中國，誰就必須讓領導槍桿子的人士支持他。習近平在二○一二年贏得黨領導人的大位之戰，並能夠立即接過中央軍委主席的實權，部分要歸功於他與軍隊系統的關係。一旦即位，他就回報以讚頌軍隊對國家的重要性，增加其預算，鞏固了黨與軍隊團結的親密關係。

解放軍也是內含在管治機構的一部分。從人數上來看，軍隊有二百萬到三百萬人。⁷²除了保衛國家安全之外，駐紮在全國各地的解放軍還會用於國內目的，諸如在突發事件中提供幫助、為重要建築工程提供人力(或許現在比較不常用了)丶鎮壓內亂(此一沉重的安全任務正逐漸由人民武裝警察承擔)。

軍隊通過中央軍委置於黨的政治控制之下。國防部主要是一個行政機關，沒有獨立的指揮能力。這整個體系除了黨之外不受其他機構掣肘，它經辦自己的網絡，從軍事工業、機場和鐵路的運輸設施、醫院、到大學層次的教育機關，還有自己的法庭系統。

在中央軍委之下，有一個總參謀部，下設各種行政部門，有陸軍、海軍和空軍組織，民兵及預備役，還有五大戰區。人民武裝警察歸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管治。

行政機構

公共管理部門受國務院指揮。國務院名義上是最高權力機構的執行機關。這是一個約有二十五名成員的實體，以總理為首，由各個部及核心委員會的頭頭們組成。但這是中國，一個領導實體還不夠。國務院最上層是常務會議，由總理、四位副總理、五名國務委員(負責聽取多方面簡報的超級部長)和一名秘書長組成。

名義上，國務院通過各個部以及部以下的下屬機關運作，但這部機器的實際運作模糊不清，時常與組織表所呈現的情況不同。與行政官員肩並肩活動的不僅有黨書記和各委員會，還有一大批正式和非正式的小組、委員會，跨越各部的界限，與黨、政官員們一起領導、控制、指導與協調。

就像其他各國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一直不停地修整自身，使之更合理、更有效。在二○一三年的全國人大會上，國務院各部的數目從二十七個減少到二十五個。腐敗的重災區鐵道部被撒銷，其功能合併入交通運輸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及衛生部被撤銷，其功能合併入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其他各低層級的機構也遭到重組和合併。其中有很多嘗試是在「新式公共管理」的精神下，把公共服務的提供外包給非政府組織。但這裡的NGO與我們慣常想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不一樣，它們的非政府性質通常更少一些。行政機構謹慎地運作，且時常需要進行協商。比如，二○一四年年中，廣州市政府公佈了一個待討論的「社會組織」規定草案，其中一項規定：NGO不得接受國外的財務資助。此舉導致當地NGO社團的強烈反對，說如此一來很多組織將無法繼續工作了。當最後的規定公佈時，禁用國外資助這一條被去掉了，換成受到國外資助時必須向上級報告。

中國政府也是一個旨在改革的政府。毫無疑問，這反映了一個真正的覺悟，即公共管理必須改善服務品質、提高效率，以跟得上經濟及社會的發展，但同時它也要被視為一個有求必應和生氣勃勃的政府才行。二○一二～一三年上任的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本人，生氣勃勃地隨處發佈改革即將到來的指示。腐敗要被清除，經濟管理要現代化，資本控制要放鬆，戶籍制度要改革，計劃生育政策要放寬，勞動教養制度要取消，等等。到底什麼會到來尚不確定，一是因為從意圖到執行的道路很長又崎嶇，二是因為(用一位觀察家的話來說)「政策宣言在北京易如反掌」。那些曾希望「改革」就意味著列寧主義原則會放鬆的人士，老早就失望了。

管理機構從上到下被一一複製，這一系統通常被稱為「國中之國」，如此一來，大多數的中央機關，包括各個部委，是通過「它們自己」在地方上的下級機關來工作的(雖然並非全國用統一的方式)，這造成中央的下級機關與地方上的執行機關時常並肩工作，兩者的責任和權威有所重疊的情況。地方上的執行機關是由一位准總理領導，例如各省省長、市長、縣長、鄉長和鎮長。

省、直轄市、自治區，縣／市，鎮／鄉的主要組成機關與中央政府一樣，而且政府與黨組織齊頭並肩。在每一級，執行機關向同級的人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還要向上一級的國家機關負責。地方人大會以及(省、縣級)常委會擁有立法權，但受到上一級法律的限制。

在這個有秩序的等級制度中卻有兩個不規則。第一，省(除了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被分為專區。然而，專區不是指揮鏈之內的地方政府，而是省下屬的行政單位。第二，某些「經濟特區」也沒有規矩地處於指揮鏈之內，它們自己管理自己，且在某些問題上有自己的立法權。

在中共政權下，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有過幾輪的重新安排，現在似乎大致定下來了。不過在總的框架之內，確實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權力變動。極為重要的一種變動，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分工，例如改革時期便出現過激進的向下放權。目前的中央政府正逐漸靠「授權」來工作，而「授權」不同於以前下命令的管理習慣，是加給地方政府身上的特別職責，是要地方政府來決定如何解決問題，而且通常是去籌款。第二種變動是在地方層次上，增加縣級政府的作用及權力，把縣培養成地方行政管理的核心單位。第三種變動是在鄉鎮一級的合理化，把村鄉合併建成更大的城鎮單位。

放權代表了中國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個根本改變。與以往不同，國家的所作所為，現在正由地方來做。但這只是部分的放權。當政府的支出一直被分散的同時，對稅收的控制卻一直在集中。所有政府支出的約八十％，現在都由地方負責，三十年前僅為約五十％；但所有政府稅收的五十％以上，現在都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三十年前僅為約十五％。⁷³所以，責任是被放下去了，而權力卻被集中上去了。按照二○一三年三中全會決議的執行程度，在未來的歲月裡，權力將有進一步的集中。做事的責任將仍然下放，而決定權繼續集中，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就逐漸成為中央命令的辦事員了。

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複雜體系中，誰做了什麼並不容易說。各部之間與其下屬機關之間的勞動分工是相當明確的，雖然就像大多數政府一樣，有的部更強，有的部更弱，還有黨政協調機關的存在，很有可能會把各個部形式上的權威給遮蔽掉。從公共財政管理混亂的情況來看，(推測)中國正在把所有公共的收支，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統統包進一個統一的財政預算。這將意味著中央對經濟更多的控制，而財政部擁有更大的神通。

然而，各地小王國的分工，真是一件難辦之事。諸如稅收、教育和提供公共服務等領域的責任，經常是共通的、重疊的及相互競爭的。什麼事在地方上做，以及在哪個層次做，全國各地都有區別，主要取決於財政能力，而財政能力在各省之間以及省內各地之間的區別又甚大。比如，富村可以為老百姓提供一系列服務，窮村卻什麼也幹不成。各地都有聽從或對抗中央政府指示的不同傳統，還有不同的管治文化。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省級政府形成了第二層的中央政府，因為它們主要是在經濟上決定應該做什麼以及實施監管，而做事情是在下一級的當局手中，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本身——國家與人民交匯之處——起自縣級。從縣級往下，就沒有明確的分工。稅收及其他經費的籌集，是涉及每個人的大問題。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涉入生產的管理，涉入膨脹的公共官僚政治，由此，涉入提供就業問題，這對貧困地區尤為重要。保持社會安定，是各級政府共通的另一個責任。教育與社會保障是縣級很重的責任，但不是由它們全包，而社會服務則是鄉鎮和村一級的責任。在分權的新精神之下，唯一的通則似乎是，各級地方政府大體上可以做它們有能力做的事。如此責任分散的一個後果是，地方政府被鼓勵要採取主動，且得以享受經濟成功的果實，於是成功滋生成功，富裕滋生富裕，失敗滋生失敗，貧窮滋生貧窮。

村的責任驚人地包山包海，包括公共服務、土地管理、治安、計劃生育、社會福利和解決爭端。村的治理是在村民代表小組的監管下進行，該小組的組成成員是所有的成年人或各家戶主、村委會和村長(兩者都是選出的，村長通常是黨員)，而且顯然還要有村黨支部和黨支書。村及城市中的基層單位，是靠更下一級的分支委員會和分單位來工作的，其中通常還點綴著國家控制的其他地方機關，它們作為政府的觸腳，隨著無處不在的黨組織，深入到每條街道及居委會層次。

公民在這條線的末端，是一個相當無助的主體，必須承受許多黨國官僚機構的重壓。他或她的地位就是逆來順受，默默忍耐。這種緊張關係造成動盪不安，這種騷動一直持續，其中大多數都是對地方當局胡作非為、濫用權力的反應，極少是針對制度缺陷的。按照古代的傳統，地方民眾可以「上訪」朝廷，狀告地方上的為非作歹，現在甚至上網告狀。不過，這主要只是個安全閥，讓不滿宣洩一下而已。上訪一般無效，而且雖然合法，卻通常危險。上訪丟地方政府的面子，地方政府經常派手下人去省城或北京尋找本地的上訪者，乘他們能向上級訴說冤情之前，就把他們圍捕起來邁送回家，或關進非法的監牢。但在二○一三年後的改革精神下，甚至上訪一事也要改善，使上訪者得到更強有力的法律保護。

立法機構

在黨和行政機構之後，再來處理立法機構，才是真正反映了權力等級制度。立法者不是無上的，「法律」在黨國並不擁有法治制度下的同樣意義。

最高立法者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約有二千九百名代表。人大代表們來自省級單位、國家機關、黨機關和軍隊，五年一屆，每年開會一次。它制定法律、修改憲法、任命國家高級職位的官員，包括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名義上還有中央軍委，但實際上已先由黨任命了)。它批准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還有作為名義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其他職責。當然，所有的這些職責，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常見的模糊方式予以執行。本來立法的正常途徑是，至少重大的法律事先要由黨的政治局先批准，最後才送交立法機構。不過近來的發展是，立法機構也直接且正式地涉入法律的起草工作。

全國人大並不壟斷法律的制定。在國家一級，國務院也可以制定法律，至少是有法律地位的規定和命令；在各地，地方上的人大會、行政機關及黨機關也可以制定法律。黨的規定也是正式的法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負責公布司法解釋，但各不及類似機構也可以解釋司法規定，它們都可以對人大通過的法律做出詳細說明。最高法院會定期向下級法院發佈指示(但經常沒有公佈，以致雖是「法律」卻不一定會被適用的人所知)，這些指示可能與正式的法律相矛盾，但仍有壓倒的地位。

中國不再像毛澤東統治之下那樣，是一個無法的社會了。中國憲法是一部龐大的法典，詳細規定了治理的準則及界限，在很多方面都值得稱讚。現行的憲法在一九八二年通過，歷經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九年三次修訂。各種社會權利被憲法奉為神聖，包括接受來自國家援助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婦女權利，以及老年人、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涉及勞工的各種權利被規定在一九九四年的勞動法及後來的修正案中。一部涉及老年人權益的法律則是在一九九六年實施。在一九八九年的行政訴訟法，以及更進一步在行政覆議法(一九九九)中，公民獲得了狀告政府機關的權利，雖然主要是在地方上。這項權利隨後被廣泛地應用，但不是沒有遭到有關機關或上級機關報復的風險。在二○一四年黨的四中全會上宣佈的改革中，這項權利據說已擴展到涉及土地管理的重大事項。黨機關是不能被起訴的，但若針對接近中央的國家機關或準國家機關，諸如大學，其有效性就難說了。二○○七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一部殘疾人保障法以及有關殘疾人權益的決定，二○一○年則通過了一部社會保險法。

主流的法律理論仍認為，法律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這就意味著，黨既能夠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定，也可以取消「錯」的法律決定。到底「法律」是什麼，從來就不是一個清楚的概念。現在，比起改革前，已經不那麼不清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先前的法律是多麼靠不住，現在這樣也沒什麼好說嘴的。儘管如此，運動的方向一直是朝著在法制面上給予治理更好的規範，二○一四年的四中全會，就是這項運動持續有活力的象徵。

全國人大選出一個約二百人的常委會，讓全國人大不開全體會議時，常委會仍然擁有立法權。常委會約兩個月開一次會，一次為期約一週。另外，它還擁有九個下屬委員會，諸如財經委員會、法律委員會和農業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有自己的工作班子，平常的業務是起草立法，並在各自的領域裡擁有某種程度的監督權。中國的人大常委會最接近國外人士所理解的國會或國民議會。全國人大並非重大政策決定之處，且時常被人稱為「橡皮圖章」的立法機構，但隨著近年來的演變，這種說法乃低估了它的實際功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諮詢機構(在剛建國的前幾年曾發揮更重要的功能)，而且是一個並非無足輕重的辯論會發生的論壇。政協委員約有二千名，每年開會一次，與全國人大全體會議的每年會期同時；跟全國人大一樣，政協也有常委會，更常開會。實際上，全國人大會每年的會議，是把總數約五千名代表(人大、政協)的國家精英聚集起來約一週的時間。二○一四年的全國政協容納了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三十五名移居國外人士，這些特邀代表至是外國國籍。此外，地方上也有政協會議。

警察

中國是一個警察國家，安全機構龐大，但社會治安不好。經濟上與政府中無法無天的事情氾濫，卻難以指望得到警察的保護。警力的訓練很差，以至於很多地方的日常生活缺乏法治和秩序。領導崗位上的警官一般受過正式的培訓，但負責巡邏的下級警察除了從工作中學習之外，通常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培訓。警察的問題出在行為不端、耍流氓、貪污，裝備差，士氣低，即使非法但審訊中普遍使用酷刑。⁷⁴雖然規範警察行為、保護個人的法律一直在逐漸改善，但警察在法律之內仍有廣泛的處置權，包括拘押，而對警察行為的法律限制則經常遭到忽視。

「警察」一詞本身就很模糊。各級政府都有配備警察單位。但非警察單位和當局也會從事維持治安的工作，擁有警察般的權力，包括軍隊、黨機關和行政機構。黨政官員犯罪的調査，通常不是由警察處理，而是由黨的紀律監察委員會。警官則時常便衣出勤，沒事找事，比如威脅參與集會或抗議的群眾。又如城管這類從事維穩的惡棍，大喇喇的連路過的行人都看得見，但這些人往往只是臨時工，沒有正式的警察權力或職位。某些重要的場合與時機，比如全國黨代會或全國人大會開會時，有點知名的或有點異議的活動人士，可能會被「某些人」到府訪問，命令他們在這重要的時刻離城外出。這些人的後台不知是何方神聖，但他們總是威脅說若你自己不走，就會被趕走或者被關起來。秘密偵防的範圍無法清楚得知，但憑推測應該是挺大的。安全單位包括間諜和告密者的網絡，其中有「安全志願者」和「安全情報員」，報酬按所提交的資訊計算。

安全機構的主要業務，是維持穩定和國家安全。這項業務處於嚴密的中央控制之下，是主要黨政領導的重要業務之一。穩定是所有各級黨政當局的核心行政管理責任，一直到各地的最低一層都是如此。各級安全機關受當地黨委及上一級安全部門的雙重領導。

國家在安全方面有兩個部，公安部與國家安全部。公安部領導警隊，這是一支約有八十多萬人的力量；還有準軍隊的人民武裝警察(同時也對中央軍委負責)；以及經辦諸如戶口和身分證系統的附屬業務。警隊通過各級公安局執行勤務，派出所是其終端機構。和過去相比，現在的警察通常會配備槍枝。人民武裝警察是自成體系的一支國家武裝力量，或許有一百五十多萬之眾，組成四十五個師，其責任是國內安全、邊境巡邏、守衛政府機關，還有各種特種服務(包括槍斃死刑犯)。近年來，國內安全系統一直不停地增長，是幾個「國中之國」的一個，而且就像在獨裁體制那樣，已經難以控制。從二○一一年的預算來看，國內安全(中央及地方)所分配到的資金，甚至超過了增長中的龐大軍事預算。⁷⁵

國家安全部負責國內外情報業務，包括間諜、反間諜和監控反革命。司法部則負責法律事務，包括法院和監獄系統。⁷⁶至於其他部門和機關，如鐵道部、交通部和民航總局，都有各自負責偵防的安全組織。

雖然某些過去的警察拘押權已被取消，例如「拘留審査」的規定曾讓警察可以無限期地扣押被拘留者；但其他的權力仍獲得保留，例如公民可以在警察的控制下以各種形式拘押在沒有法律地位的「黑監獄」，又例如採用「居家監控」的手段，或是軟禁在家，或是闞在「一個被指定的地方」(比如藝術家艾未末二○一一年遭秘密扣押八十一天的所在)。

人民共和國從一開始就維持了一個「勞動教養」營的網絡，這項行政措施使用廣泛，扣押期原則上為三年，但實際上往往更長。裁決要採取此項措施的人是當地的批准及管治委員會，執行的人是警察，但無進一步的司法控制。接受勞動教養者不被認為是罪犯，他們的勞教也不被視為坐牢，因此一般刑法下的司法控制無法適用。二○一三年三中全會的決議後，勞動教養規定據說要被取消，但它意味著什麼，尚不清楚。不確定勞教營將被關閉、改名或是修正，也不知會用什麼來取代它。安全單位尚可以按「刑事扣押」將人予以延押，期限最高可達兩年，例如針對賣淫和吸毒者，開辦沒有法律地位的拘押中心：「法律學習班」、「教育拘留班」或「青少年勞動學習扣押所」等，所有這些案例的拘押又是或可能是來自行政決定，就像過去的勞教營。他們另外還經辦秘密(「黑色」)監獄和「懲戒中心」。另一個模糊的權力當局，是準警察的城市管理。城管是對在街上做買賣丶泊車等等行為實施監管的地方政府單位，但在某些城市卻成了維持治安的權力、警戒的工具，時常採用惡劣和暴力的手段來圍捕、監禁和驅逐農民工及流浪者。

司法機構

司法處於司法部、法律事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管轄之下。法律的執行，則由法院及相關機闞所構成的系統來監督。在某種程度上，法院的功能是作為衝突的中立調解者，但法院系統在能力及專業上發展不足，而且在重大問題上受制於政治控制與命令。該系統也是普遍地腐敗。法官在中國社會中並不享有很高的尊重，待遇也不高。實際上，整個法界都不受公眾尊重。專業的法律服務往往是由非律師所提供。而律師需要一張國家頒發的執照才能開業，每年還要接受業績評估，考評的結果將會影響執照是否得以維持還是遭到取消。

法院系統是從最高法院向下按等級構建，包括省級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縣級的基層法院。法院受到來自地方及中央當局雙重的政治控制及壓力。中央可能想從法院系統中清除地方的政治控制，但說來容易做著難。地方法院靠當地財力養活，從而受到地方政治的控制。在二○○六～○八年的改革推動之中，政治局決定把法院的經費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回，使之受中央財力的供養，以給法院更多的獨立性，但此舉終又成為一個從未被執行的決定。

每一個法院都分成民事庭、刑事庭和行政庭，有時還有另外的專家庭。約八十％的案件是在基層法院處理的。軍隊、鐵路、交通和海事案件，則由專門的司法法院來管。軍事法庭系統龐大，由解放軍最高法院領導，歸屬中央軍委，在各軍區、各兵種和武警部隊還設有下屬分院。涉及軍事機關或人員的案件，由民事和軍事司法兩者來管。基層法院設立若干派出機構，稱為人民法庭，聽審簡單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人民法庭調解當地爭執，幫助當地推行政府政策，諸如收稅、計劃生育等。

法院的組成，是一位院長和幾位副院長來領導，他們都是由同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還有法官，由院長提名，由相關的人大常委會批准。所有這些官員都沒有終身職位的保障。大多數案件是在法院院長們的監督下，由一組三位法官聽審。司法的品質低下且不一致，法官即使受過法律培訓也素質不高，有能力的律師通常去幹更賺錢的私人開業，而捨棄工資不高的法院工作。但律師接手「敏感」的案件仍很危險，當局有的是招術來對付「難纏的」律師。案件要進入法院程序很麻煩，比如在行政案件中會碰到嚴格的法規限制，而且法院也有自由心證的權力可以拒絕受理。然而，法院的權威很低，比如行政庭甚至無法傳喚被起訴的一方。而在民事案件中，法院能力低下到無法執行判決，即使行政案件勝訴了，原告所受的冤曲也極少獲得賠償。

在政府之下的檢察系統負責刑事調査，因此要指導警察並負責起訴。連同最高法院，它還要負責監督法律的執行情況，務必保證法律遵照政治方面的意願得到實施。對於司法走入「錯誤」方向的判決，檢察系統可以發動推翻判決。理論上這裡面有權力的分工。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官決定起訴，公安部門調査，法院裁決罰金、罪責及刑罰。但實際的運作更為「靈活」。檢察官本不應決定有罪及刑罰，但在現實中卻通常可以這麼做，而且也這麼做了。呈上法庭的刑事案件通常都只經過簡短草率的程序就遭到判刑。

可以被懲處的犯行，除了刑事案件之外，也包括政治案件，比如散佈謠言、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或洩露國家機密。一個經常使用的罪名是「尋釁鬧事」。又如獨立的社會組織，比如智庫，發現無法以非營利組織的身分登記，於是代之以私營企業，這就使它們很容易被指控為「非法經營」，而這罪名常被用來搞垮那些不受控制的行動。

刑法中最嚴厲的懲處是死刑。多年來，被處決的人數一直在穩步下降，二○一三年約為二千四百人，但這仍是全世界其他地區死刑總和的三倍。監獄的條件不一，但通常又原始又嚴酷。犯人的人數並非過分龐大，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美國或俄羅斯來得小。

有人說，目前著意於改革的領導人決心加強法律及司法的地位。二○一三年三中全會上所採用的許多改革，就有改善司法體系的措施，原則上是朝向司法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二○一四年末的四中全會專門針對法治，就像往常一樣，宣佈了一大堆政策及改革，也像往常一樣，讓觀察家弄不清哪些只是想做的，哪些是正在展開的。兩種法律體系的共存得到認可，國家體系和黨的體系，如黨內的雙規(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內交代問題)規定。法律是黨的奴僕，而不是黨是法律的僕人。黨高於法的至高無上地位被確認。於是，有了三個「至上」(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據此，法律的職責，包括法官的職責，是要服從黨、人民和法律，就是這個順序。人權的概念在全會的決定中有被提及，但人權律師沒有理由期望過多，無論是期望自己的工作環境有任何改善，或是期望當事人有辦法仰仗法律。法治意味著並將繼續意味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全會並沒有表明司法體系將會有任何實質的重新設計或改善，所以最好是把這些改革視為政治管理的程序得以受到更多控制的持續努力。

從隨後發表的宣言來看，不僅是司法體系，還包括公共行政和軍隊，都將一步又一步地逐漸受到一個更有效率的法律實體所管轄。這不是空空如也，也不是非中國人所能理解的法治。它毋寧是研究中國法律的權威孔傑榮所稱的「法律的列寧主義」(Legalist Leninism)。一九五八年時毛澤東說過，「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成但我們有這一套，……民法、刑法有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來維持秩序。」⁷⁷這之後，法律理論沒有改變很多。實踐仍是，當黨與國家當局選擇不讓法律約束它們時，法律就不約束它們。

黨仍然擁有解讀國家憲法的最終權力。⁷⁸至於黨受到憲法多大的約束，它其實是被自己的憲法(黨章)所約束，而黨章與國家的憲法是不同的。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裡高聲稱讚「法治」之時，他們那些在反腐運動中被「雙規」的官員，正在法律之外的程序中被安上真正的和虛構的違法亂紀行為。反腐運動掌握在黨機關手中，不受「民間」的司法控制。這使得那些被調査的官員面對不當處置和苦刑的風險，他們在被雙規的過程中沒有適當的辯護，一旦移交司法體系受審，又沒有實質的權利去提供證據及尋找證人。在中國司法的傳統中，幾乎所有送交審判的人都已經被定了罪。

國家能力

在對中國進行觀察的人士中，有一個永恆的關注是，中國如此龐大、社會如此多變，國家機器如何提供管治所需的能力。。警鐘常鳴：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與政體上的列寧主義，兩者的結合已無法持續。由於此一制度內生的矛盾，多年來已有許多人預告該制度的滅亡了。

然而，這一關注想錯了。白臉、黑臉交替使用，調節得很好且有效。一旦條件改變，調節也會改變，「穩定」就是結果。

確實，在公共管理中有很多浪費與無效，而且很多政治上決定的事並沒有在行政上予以完成，又或沒有充分完成。確實，目前到底在進行什麼也難以知道。中共政權雖急於通報決定、計劃和意向，但是接下來要做什麼、在哪裡做、要怎麼做的資訊又更難獲得。因此，做判斷的人經常是自行解讀政策宣言並猜測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而不是根據確實有發生什麼事。儘管如此，公共政策並不缺。閲讀總理在全國人大會上所做的工作報告，令人眼花撩亂。某方面它們讀起來像任何一個雄心勃勃的政府所做的報告，就像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某個社會民主黨的政府會樂於使用二○一四年工作報告中的語言：「為實現人人有所居的目標，我們將……。」公共政策向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的所有領域推進。二○一五年的工作報告單單挑出小企業來講，指出它們「可以幹大事」，因此，「我們需要助它們一臂之力」。無窮無盡的「我們將：……」，很明顯是自我吹捧，但並非一堆謊言。這是一個正在做事的政府，是一個插手全國每一件事的政府。

中國的管治根本靜不下來，且在不停地變動及更改。管理的規則與程序，處於一種經常的、不停的和有活力的發展之中。一九九四年，一個堪稱行政重組之母的大動作出現了，整個公共財政與稅收的體系被重新設計，中央與地方當局之間的權力與功能得到重新安排，國家的財政基礎得到了強化。當朱熔基總理使資本市場運作起來、賣掉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讓二千四百萬國家工人下崗，且引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一年)，他並不是在主持一個僵化的政治經濟體。

目前的領導層正決心繼續振作他們的體系。到處都是改革，改革成了領導人無論到哪兒都要傳達的訊息。官員們被勸誡要改變他們的方式，改進他們的辦法。我們已經談論了多次的二○一三年三中全會，為新領導層設置了一個寬泛的工作日程，觸及管治的幾乎方方面面(下至要削減解放軍文藝團體人員的決定——習近平那有魅力的夫人彭麗媛，就是一位歌手將軍，直到二○一三年這軍銜才被改革掉)。宣佈的改革包羅一切，共有接近二百項的專案改革，包括有關政策內容的——經濟管理、市場化、計劃生育、刑罰政策——和有關政策制定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財政管理、司法管理。工作日程在經濟改革上確實顯得大膽，明顯是要進一步市場化。如果在政治上顯得不那麼大膽，很可能是因為某些觀察家找錯方向了。確實沒有明顯朝向民主開放的動作，但在政策制定與管理的動議上著力很多。⁷⁹一年之後的四中全會在法律改革上同樣出現鷹派觀點。所有這一切，都與領導層針對自己的制度加緊控制是一致的。

行政能力

中國國家的能力，展現在兩個領域：公共政策如何生成，以及行政力量如何用來進行社會控制。

就第一項而言，到目前為止，證據顯示該體系有能力提供為維持中共政權所需的一切。公共政策上確實有很多缺點，且時常是挫敗的，但如果我們記得目的為何——永久保權——那麼，需要去做的，已經都做了。當毛澤東離開舞台時，政權在各個方面已經破產了。道德權威掃地以盡，國家財政已經衰竭。當時從上面強加的轉變是極大的。不只是一個新的經濟模式被發明出來，且被貫徹執行。國有企業部門完全重新設計，公共管理也是一樣。國家從崩潰之中被拯救出來。人民解放軍收拾了(某些)腐爛的事業且開始進行專業化。

近年來，「金融失衡」一直受到很多關注，諸如無法控制的影子金融，無法撐下去的債務(包括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還有住房及投資泡沫。或許，沒有人真正理解中國的金融，更不要說中國的銀行業，但總有一天會有什麼東西爆掉。在二○一五年中的股市崩盤確實爆掉了什麼，使得政界頭頭們及經濟投資者大吃一驚，顯示出國家控制經濟的能力有限。影子金融規模龐大卻不受控制，如今已成為不知後果會如何的新變數，雖然有可能會是個規模驚人的龐氏騙局。不過，迄今為止，「矛盾」有受到管控。比如在一九九○年代末，甚至在債務還未成為一項重要關注之前，政府就成立了四個「壞銀行」，名為「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是華融、東方、長城和信達)，透過把國有銀行的一些壞帳從帳戶及信貸工具轉出去，來處理銀行體系的不良債務。接下來，他們動員其他的非國有及非華人資本為失敗的金融商品紓困，比如有個名為「誠至金開一號」的商品，用高利率誘騙投資者，還是由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工商銀行代銷的。⁸⁰二○一四年十月，長城公司出面營救上海超日太陽能科技股份公司，當時該公司就要在中國的國內債券市場上違約了。二○一五年政府本身也大肆炒作的股市崩盤，重新引發了過去對基礎失衡的恐懼。但是，雖然很多人損失了大量金錢，塵埃落定之後，又一次顯露出矛盾已被管控，或被掩蓋起來，適當的市場參與和信心似乎又恢復了。經濟觀察家們可能會對中國惱火，它為何不使自己成為一個「正當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正常的資本主義不是中國國家的意願。經濟是為了國家，而不是國家為了經濟。

目前的領導層，特別是習近平本人，下定決心不僅要改進行政能力，還要整頓國家和黨的運作，以修補它們在公眾心目中被玷污的聲望。他們透過聲勢浩大的反奢侈之風、反腐敗運動這麼做了。結果評論家花了一些時間才確定這些運動是玩真的了。因為根據以前類似運動的經驗，最初的直覺都會把它視為宣傳性的櫥窗展示。但是，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一次是不同了。

反奢糜之風的運動已經遏制了胡吃海喝、燈紅酒綠的壞習俗。這個運動有效了，但它不是要掃掉好客之風，這從來也不是其原意，而是要施加一些節制。從我自己最近到中國大學作客的經歷，我知道中國的款待客人之風依舊，但現在是在界限與規定之內。不聽話的大學管理者會有被懲罰或丟官的風險，所以這些學校官員們要小心在自己地盤上的事情不要出格，以免讓潛在的巡視者看到。運動剎住了奢侈之風，餐館和酒業的生意明顯減少了。

反腐敗運動是這場大戲的另一層面。以前的領導層也發動過多次的反腐運動，但都沒有這一次那麼敢作敢為、深入或持久。現在，它看起來是黨的紀律監察委員會主要的關注，中紀委被授予更大的權力，且為此目的設計了下屬機構。中紀委書記王歧山是政治局常委，明顯是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據說他早就認為，為了黨自己好，黨必須嚴肅認真地自清。反腐運動已經進行了好一段時間，似乎也不會罷手。它既打「老虎」(高官)，又打「蒼蠅」(小官)，最近又要打「蜘蛛」(坐在經濟王國中心的大亨)和「狐狸」(帶著贓款贓物逃到國外的貪官)。為了與過去的政策有一個了斷，在二○一四年全世界領袖的G20會議上，中國簽署了國際反腐合作的協定。其他國家的政府，包括美國，都加入了獵狐行動。無論高官小官、中央或地方、在職的或退休的，都在天羅地網中就擒。

反腐運動，就像反奢靡之風一樣，管用了。它掌握在中央當局手中，這樣一來，地方當局就無法像從前那樣保護地方官員了。對各層次搞腐敗的人來說，他們的風險更大了。或許這就意味著腐敗會更少些。民間紛傳，以前他們要求機關服務的時候都要付錢，現在都不用了。網路上有帖子這樣寫：「我們當地的一個村官幾週前被拉走了，這種腐敗的惡棍我鬥了幾年，毫無結果。像他這樣的人在以前看起來是刀槍不入的。」澳門的賭博業生意劇減，賭場歸因於中國大陸的反腐浪潮，使得流到那裡的黑錢變少了，又或者是行事更加小心了。

腐敗就跟中國歷史一樣古老，一直是人民共和國之下管治的一個常態特色。於是，反腐到底是為了什麼，現在在發生的事又是什麼？反腐的目的是要使中國免於公共腐敗嗎？又，這做得到嗎？這兩個答案都是不太可能。習近平的反腐可能比以前的人更有力，但就像以前的那樣，至少在低層次的反腐敗，更多是反壞的行為，而非壞的制度。反腐敗的官僚體系正在加強及改善，也正在散佈更多的恐懼，但是，更大的體系本身並未重新設計以便更為防腐。

中國的官僚體系就好像是為腐敗而設計的。總是有權力當局控制著權力當局。在此一體系中，官員只對上負責，但體系又缺乏對下級不作為或胡作非為的資訊。高一級的官員有權懲罰或獎勵下級。大多數活動，無論是經濟活動或社會活動，取決於某些上級機構或官員的允許或授權，這樣的上級通常有好幾個。⁸¹中央的規定往往是大而化之，給地方當局留下大量的處置權。於是有利的解讀就會給了那些知恩回報的人。如果你認為一個為腐敗而生的官僚體系不會滋生腐敗，那你就要指望這些人擁有超人的道德。

中國在經濟開放時代發展出一種金錢文化，錢變成衡量一切的標準。在這種文化中，手中有實惠可發或可扣的官員，不太可能不會期望別人給他好處。如果他們把對自己有好處的東西給了別人，或為別人要到了好處，他們或許還有他們幫助的對方，會不認為他們有權利得到報答，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這也是古代送禮傳統的遺緒；送禮給幫助你或能幫助你的人，是應該的也是被期待的。腐敗並不總是一件要求報答的鄙事，而是可以很細緻：這是一樁相互理解的舉動，今天的一項服務會有明天的一件禮品跟隨而來，或今天的一件禮品會帶來明天的服務，這樣一來，收禮者與送禮者都不會難為情。如果你知道，明年你將會有勞某位官員的恩惠，現在先用慷慨來鋪路，才是深謀遠慮的精明之舉。

腐敗是通過個人行動發生的：官員讓自己的當事人知道他期望有所回報。試圖打破這些規則的人會被視為不當。高層的貪污是明明白白的罪行，但在中國，低層的收賄有點不同。它是系統性和制度化的。它已經變成公共管理所常見的一種特色。通過腐敗獲得報酬，已經被廣泛視為對從事公共工作的正常補償。它是體制內部的一種機制，通過它，官員得到了一份從國家經濟進步中他們應得的報償。這樣的機制得到官方心照不宣的縱容。當一個體制充斥了靠腐敗來分配報償的行為，且依賴這樣的行為來運作，要是把貪腐的機會給奪走了，不就是對公務員荷包的重大懲罰嗎？而領導層還要需要公務員為其服務呢。顯然這是領導人擔負不起的一件事。或許這是一個對反腐運動的合理解釋：運動不是要根除低層的腐敗，而是要讓它回到一個可管理的比例。反腐行動大快人心的原因很明顯，這是中國傳統的一種領導方法：領導層要讓民眾看到，儘管地方官員胡作非為，至少在北京還有誠實且關心民瘼的領袖。

獨裁體制沒有忠誠的僕人。它們只能靠給其奴僕可以忠誠的理由來得到服務。費納在《政府史》一書裡，以所謂諸侯管理的難題來解釋任何政體的一項基本特色：「國王只有通過諸侯才能使其命令生效。因此最佳結果是讓諸侯熱情地支持命令；次佳結果是讓他們接受指揮；再其次是他們不情願配合而拖拖拉拉；最糟的是他們公開反抗。」中國的君王們治下有千千萬萬個諸侯來使其命令生效。教諸侯熱情支持，非君王之能及，但要完全控制不讓諸侯公開反抗，也不太可能。他們的難題是在於，如何讓諸侯接受指揮和避免故意怠工。過去這段時間，政權轉而依靠報償來統治，允許這些報償通過系統性的貪腐到達奴僕手中，好讓這些奴僕願意接受指揮與上層合作。如果這些報償被拿掉了，又沒有其他實惠或誘因來補償，從接受指揮滑向怠工誤事是不可避免的。或許這樣的情形正在發生。根據街談巷議，官員們已經產生癱瘓停頓的傾向，因為他們感到受迫害，且擔心一旦積極做事反而惹上司不快。⁸²

當腐敗到處都是，政敵可因腐敗而被除掉，自己又可塗上一層合法的光澤，反腐就成了內部陰謀運作的一件利器。迄今為止，已被清洗的高官都是習近平陣營之外的人，也是受保護的紅二代之外的人(除了薄熙來)。

但反腐運動顯然超越了內部權力鬥爭，成了習近平及其盟友決心要在由黨國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構成的體系中贏得真正控制的一部分。為達此一目的，他們必須控制其政治機器，藉此清洗內部敵人。但是，他們也必須控制其經濟機器。這取決於他們是否有辦法粉碎通過高層腐敗而崛起的寡頭階級。二○一四年初前政法委周永康被立案調査，接近年底時被捕，這不僅僅是針對犯下不法行為的某個人，而是在對付一個寡頭集團，裡面有忠於周的官員、經濟上的密友以及合夥的家人，其中許多人已經被拿下了。二○一五年七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被調査，據稱他捲入了山西某家煤礦公司的弊案。

通過高層腐敗而崛起的是一種經濟軍閥主義，即地方把重要的權力從國家當局那裡攫取過來，讓國家喪失了對該領域的真正控制。這些由官員與商人所構成的中央與地方集團，在國家控制之外不受懲罰地肆意掠奪，聚斂大量的私人財富及經濟權力。他們犯了經濟上的罪，規模驚人，但也犯了政治上的罪。黨國自吹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在秩序與穩定的虛飾外表之下，有一個犯罪階級能夠自由地行動，並挑戰黨的權力所擁有的至高無上性。毫無疑問，反腐運動是要控制低層腐敗的為非作歹以及買官賣官，但最終的打擊目標是高層有組織的犯罪。目前的領導層十分看重黨—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模式，並打算消滅與之競爭的力量。對一個嚴肅看待自己的中國領導層來說，「控制」就是足夠的解釋。它想要控制，因為它所不控制的任何事物，無論是反對派的活動分子或經濟運作，都代表著對它決心永久保權的威脅。以前的領導人允許有組織的罪行氾濫，是擔心弄不好會損害經濟增長(也想乘機染指自肥)。目前的領導人卻是把優先事項顛倒過來，把政治控制置於經濟發展之上。

反腐運動是行政能力自上至下的一個展示。領導層藉此動員和重組官僚體系以追求其政治優先事項。反腐不是空喊一陣而已，而是真抓實幹，上上下下都感受到了。反腐不僅決心堅定，也嚴酷無情。有人出於驚恐自己是下一個反腐對象而自殺——據傳軍中已經有幾起了。但反腐也是一個要求能力的運動，想要使中國模式像它應該要有的那樣效率管用。

事關重大。領導人正在發動一場針對自己人、針對國中之國的敵人之戰。或許黨國會浴火重生，成為一個更有效率的機器，但這件事距離確定還差得遠。它可能會把自身搞得四分五裂。在改革時期，黨國通過自我克制而表現良好。代價是雖然有進步但瑕疵很多，儘管如此，再怎麼說還是有進步。黨國在毛澤東之下一心搞盡善盡美，結果卻鑄成了大錯。或許，最近這幾十年的「弱」領導人更為明智，因為他們放棄了完美。他們的官僚體系提供他們所需的管治以保持車輪運轉。但是，現在的領導人似乎不再滿足於這種同時兼顧各種因素的妥協。如果新一代的領導人又一次要求完美，他們可能會擯棄有瑕疵的進步，結果產生沒有進步的新瑕疵，本來意圖自保結果卻是毀滅。

他們進退兩難。他們不可能為一個系統性地欺詐及濫用權力的國家要求正當性。發展正在慢下來，他們不可能繼續撐得住大規模的浪費。他們不可能讓寡頭經濟集團嘲弄自己的統治能力。但他們也不可能疏遠那些奴僕，他們要依靠這些人為自己幹活的。他們也許有能力把一些腐敗從自己的制度中加以清除，但他們也在冒風險，因為這麼做會摧毀掉通過同一個制度去把事情完成的能力。對中共政權的考驗是，領導人是否能搞好平衡，即用一手強硬以追擊高層犯罪，另一手柔軟以清理低層腐敗。危險就在於，他們可能在第一隻手上失敗，然後轉而嚴懲犯小錯的人，癱瘓了自己的機器。他們可能認為自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但風險是，外界的寡頭與內部的官僚採取報復行動，從接受指揮轉為怠工態度，或甚至轉為徹底的抵制。

控制能力

如果公共行政有合理地把工作做好，我們就把焦點轉向社會控制，來看看國家是如何展現其真實可怕的能力。近十四億人口散佈在龐大的國土上，而控制機器四處都是，包括通過「思想工作」，進入中國男男女女的心中。二○一二～一三年上任的新領導人，先是提高了某種自由化的希望，但很快就代之以更廣泛、更系統性的控制、鎮壓與拘押活動分子及抗議者。我們處在中國之外，大多會憑直覺這麼想：隨著中國越富足、越自信，政治控制就會越放鬆。事實上，趨勢卻反向行之。中國在經濟上可能有開放，但在政治上卻正在關閉。國外記者、外國人或外國支援的NGO及大學的學術界人士，都經歷了日益困難的工作條件及更緊的控制。在這些領域的法規及實作也正收緊中，比如二○一五年廣泛就國外NGO的限制性立法。慢慢地，這些領域有更多人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包括從來沒想到自己會招惹控制當局的溫和人士。目前的領導人看起來真的害怕「西方的」思想和影響。他們必沒有全面壓制學院裡的活動分子以及合理的意見表達，但學院的自主空間越來越窄，越來越封閉。中國領導人繼續遵從列寧的智慧：信任雖好，控制更佳。

我在此處總結一下迄今為止的觀察，看看這個控制嚴密的機器到底長什麼樣，以及如何運作。

（一）

所有黨和國家的機關，特別是地方上、商界及組織中的黨機關，其常態性的職責之一就是收集情報。這項工作甚至超越國界。在國外上大學的中國學生，就像移居國外者一樣，還有到國外進修的中國老師，都會受到監視。任何危險或可能變危險的事情都可能被偵知。中國人知道這一點。當一個在香港的大陸學生歷經痛苦終於勇敢地寫了一封公開信，支持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時，她使用了化名，否則她在中國未來的生活及事業就全完了。

（二）

安全單位隨時會鎮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從事任何在政治上具有威脅性的活動。官方所謂的「維穩」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體上，老百姓自己照看自己。控制如此嚴密，積極的反對不僅困難、危險，而且也無用。

在今日的中國，從事政治活動、發表聲明、參與社會組織仍是危險的，而且正變得越來越危險。「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記錄了二○一四年有九百五十五名人權活動分子被拘捕，幾乎是前兩年人數的總和。⁸³二○一五年七月初，在中國大多數省份的協同突襲中，二百多名人權律師及活動分子被拘捕，他們被安上的各種罪名含糊不清，如「與上訪者勾結」、「煽動顛覆活動」和「鬧事」。⁸⁴根據《人民日報》報導，公安部發起行動，「粉碎了利用北京一家法律事務所作為平台，吸引公眾注意敏感案件，嚴重干擾社會秩序的一個重大的犯罪團夥。」⁸⁵二○一五年九月初，在又一次協同行動中，五名人權律師去香港的旅行被阻，兩名在北京機場，一名在武漢機場，另兩名在深圳海關，理由是他們「威脅了國家安全」。

行動主義不一定是因為針對體制才被視為危險。反腐是官方政策，但反腐的行動主義是危險的。保護兒童及婦女權益是官方政策，但為兒童和婦女權利採取行動是危險的。⁸⁶治病是官方政策，但有關愛滋病的行動主義是危險的，至少在半官方的機構如計劃生育協會之外行動是危險的。政府會主導反娼運動，但為了同一目的所發起的私人行動是危險的。當然，為民主、人權、宗教自由等活動——無論其形式是保護、組織、發佈宣言、散佈資訊或輿論——誰涉入誰就危險。知名的活動分子都被監視。下文將會細談的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被永久拘押之前一直遭到安全人員跟蹤。他在大學上的課都被錄影，作為審判他時的證據。

面對社會組織，中共政權正在追求一個困難的平衡。它一方面鼓勵NGO外包社會服務的管理，一方面又限制它們從事社會工作。被視為活動分子的團體，近兩三年來的活動空間受到一個系統性的控制運動所限制。安全官員一直更仔細、更直接地審查它們，讓更多的活動被拒絕，諸如公佈報告、舉行講習班及討論會，以及更難從國外接受捐助。⁸⁷有些組織被關閉、被迫退出運作，有些活動分子被拘押。我們沒有看到官方終止草根層面的活動，但社會組織正日益被軟硬兼顧的緊密控制所擠壓。

從事反對活動的任何人，即使是很溫和的反對，也必須做好準備，要預想到會被迫害、無法工作或學習、遭解僱、從家中被趕出來，或被拘禁，甚至會危及家人與朋友。人權律師滕彪是中國政法大學的講師，三次被中止教職(二○一四年遭正式解聘)，二○○八年被吊銷律師執照，二○一一年遭單獨監禁七十天，二○一二年起一直在香港和美國流亡，可能已無法回國了。二○一四年七月，四十九歲的基督教牧師張少傑，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以及一個捏造的「詐騙」罪名，被判處十二年刑期以及一大筆罰款；他在二○一三年年末，曾與教會其他二十名成員一起長期遭拘押。他的上訴在六週後被駁回。法院判決沒收他的住家以支付罰款，並用一張驅逐令，勒令其八十歲的老父、七十八歲的老母及殘疾的妻子離家。他母親以自殺相威脅，抵制這個驅逐令，使得該令可能不會被執行。審判十天後，他的女兒及女婿、外孫在「對華援助」組織的協助下逃到了美國。二○○九年二月，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律師執照被吊銷，他的北京法律事務所被關閉，他本人被捕，隨後因「煽動顛覆國家權力」罪而被判刑。他曾保護過中國一些最無助的人，如地下基督徒，還用一封公開信呼籲中國領導人結束對法輪功的迫害。他指控當局在獄中使用酷刑。他的直系家人逃到了美國，直到二○一四年春天，經過一年多，他的家人才被允許探監。他於二○一四年八月獲得假釋，但住在岳父母家遭受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監控。他神容憔悴，有病，在獄中承受營養不良和心理折磨之苦。據知，中國最年長的異議人士是以「漢語拼音之父」聞名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二○一五年一月他已經一百零九歲了，在生日那天的採訪中他說，「中國需要走民主之路，我一直相信這一點。」他繼續積極活動，繼續寫作，而他的著作繼續受到審査。(編按：周有光已經於二○一七年一月十四日去世。)

人權活動分子胡佳，是歐洲議會頒發的沙卡洛夫人權獎得主，他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從二○○八至二○一一年坐了三年半的牢，釋放後住在北京公寓家中遭受不同程度的監視和軟禁。他的妻子曾金燕帶著女兒移居香港，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那段經歷：

他一直被威脅，被嚴重地騷擾，被軟禁，被綁架，被跟蹤。二○一四年五月末，秘密警察出現在胡佳父母家中，告訴他們說他們的兒子很快就要被捕，當他七十六歲的老母懇求見他一面，送給他些端午節吃的棕子，他們拒絕了，說「已經都安排好了，要見他太晚了。」就是現在，他生活在糟糕的狀態中，我只能比做架在炙叉中烤——在某些方面，情況比獄中還更差。每一天，他必須為自己走出家門而戰鬥。有時鬥爭有了回報，在便衣警察的陪伴下，他可以在外面走動。但是，更大的直接危險來自公眾：旁人力莫能助，閒散人員充當走狗，或瘋子。七月十六日，在北京朝陽區草坊地鐵站附近，兩個不知名的歹人攻擊了胡佳。而此事是緊跟在無數死亡威脅之後的。他向警察報告了五個不同的號碼都打來威脅的電話，但當公安局的安全人員嚴酷地限制他的行動自由時，有人用紅漆噴遍了他的汽車，有人用破布包了一把匕首扔在胡佳父母門階上，有陌生人拍下他的住所，送上死亡威脅說正在為他挖墳，他們卻都不聞不理。即使我的父母在深更半夜接過威脅的電話。我不知道這些陌生人如何得知我們的電話號碼，而且為什麼不同的社會媒體收到的資訊，都說著幾乎同樣的事情，彷彿它們協商好似的。陌生人寄來死人用的花圈、紙做的蘋果手機、紙棺材，甚至一項訊息直接傳給胡佳，說我們的女兒將是「第一個去死的」。⁸⁸

安全部門有權把人帶走，關押相當長的時期，有的有法院程序，有的沒有。二○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從二○二二年九月以來一直遭拘押的人權活動分子曹順利死於一家軍醫院，他是在獄中昏迷後送醫的。人權律師浦志強二○一四年六月被捕。法定的調查期限到九月就過期了，但拘捕狀態一直沒有改變。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他以「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的罪名被正式起訴，可能被判長達八年的刑期。 (編按：最後浦志強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二○一四年十一月，人權活動分子楊茂東(也以筆名郭飛雄著稱)和孫德勝在廣州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為罪名出庭受審。⁸⁹他們曾提倡官員的財產要公開，並要求放鬆審查制度及對異議人士的壓制。在雄辯的辯護詞中，楊茂東講述了獄中的酷刑及虐待的審訊，還有他妻子及孩子受到的騷擾(她們隨後逃到美國)，並把今日中國的「逐一打擊、不遺餘漏」比做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書中的噩夢狀態；法庭試圖打斷他、阻止他發言。他在二○○七年到一一年間已經蹲過監獄了，因為他協助廣州附近的村民組織抗議腐敗及徵地，並為知名的北京教會領袖蔡卓華辯護(蔡於二○○五年因「非法經營」罪被判三年徒刑，並被罰款十五萬元。蔡在獄中也遭受酷刑。「非法經營」是指印刷聖經；因為牧師並未擁有印刷宗教材料的許可證)。被拘押者受到虐待和酷刑。家人和親屬受到迫害及懲罰。恐嚇是家常便飯。二○一四年春節，劉霞獲准去監獄探望丈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但獄方不准她與丈夫同吃一頓團圓飯。劉霞本人在北京家中也遭軟禁，其他家人也遭拘押。疾病問題遭置之不理，看病治療遭漠視或拒絕。二○一五年七月，從二○○二年就坐牢的西藏僧人丹增德勒仁波切死於監獄，終年六十五歲，他的健康狀況很差又有心臟病，據稱沒有得到過治療。⁹⁰家人要求送回他的遺體，以便按藏傳佛教儀式安葬，但未獲理會，遺體在遙遠的監獄匆匆火化了。

大趨勢不是朝著自由化的方向發展。相反，在二○一三與一四年間，壓制加劇，身為活動分子變得更加危險。總部設在美國的網站ChinaChange.org於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所發佈報告，提供了一份足以作為例證的名單：

六月四日過去了，但逮捕仍在繼續，每一天都從中國傳出壞消息。當學者徐友漁、藝術家陳光及其他人被「取保」釋放後，許多人仍被拘押，其他的人被正式逮捕，包括賈靈敏及其他兩人在河南鄭州市，律師浦志強在北京。六月二十日在廣州，律師唐荊陵，還有活動分子王清營及袁新亭以顛覆罪被正式逮捕。本週早些時候，新公民運動的三個參與者劉萍、魏忠乎和李思華遣以捏造的「罪名」被粗暴地判刑。對公民社會這一波大規模的壓制，始於頭一年對「北京西單四人團」的逮捕。二○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在北京西單發表演講，呼籲政府官員公佈財産。他們四人當場被捕。這是當局鎮壓新公民運動及公民社會的正式序幕。一年之內，全國各地不少於二百名人權活動分子遭逮捕及監禁。他們是：許志永、王功權、郭飛雄、李華平、陳寶成、張林、丁家喜、劉萍、袁奉初、伊力哈木‧土赫提及他人。在這些人權活動分子中，當局將著名的活動分子曹順利拷打至死。鎮壓日益顯著，不僅針對人權活動分子，還針對異議人士和地下教會、法輪功信徒、上訪者、行動主義網民和自由主義學者。與此同時，我們還目睹了對資訊傳播及意識形態控制的顯著收緊。

安全官員時常試圖用軟的手法對付惹麻煩的人，包括造訪他們，請他們喝茶談話，給他們講道理，試圖把他們拉回自己狹窄的「正路」。他們總是提出警告，而且氣氛中有一種懲罰的威脅意味。一旦必要，懲罰便從威脅變為現實。二○一四年是天安門廣場六四屠殺的二十五週年，從五月初就開始圍捕活動分子。當局對人們正在做什麼洞若觀火，一個標誌是，一小幫人要在一個私人家中召開紀念會，結果紀念會遭到破壞，幾個參與者在去聚會的路上便被拘押，主持人被捕。

他們真的什麼都知道。二○一四年七月初，住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和活動分子茨仁唯色通過她的手機接到美國駐華大使館的邀請，當時她正在北京之外。在約定會面的前一天，安全官員趕到她家，把她軟禁在家，直至錯過了會見的時間。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歲的青年法律活動分子柳建樹被北京的警察拘押。他持有牛津大學的法律文憑，正在籌辦一家法律援助組織。然而，他的罪過並不是僅有溫和顛覆性的行動主義，而是組織，甚至連組織都不算，僅是鬆散的網絡聯繫。柳建樹的拘押僅是這次掃蕩行動中的一個，至少還有五個其他活動分子——在雜誌社、智庫和教育組織工作——也被拘押了。讓警方出手掃蕩的線索，來自這個網絡中有人去影印店影印了關於香港佔中運動的資料，他手上所持有的發票抬頭是網絡中的某一組織。就像北京的許多影印店一樣，這家店通過電腦與警方連線，讓警方查到了影印材料的內容，摸到了這一夥理想主義的活動分子。⁹¹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大早，在蘇州東城，就在紀念林昭就義週年紀念的儀式之前，一大幫警察闖進住家和賓館，拘押了幾十個前來蘇州林昭墓前祭悼的人。林昭是位年輕的基督徒，因批評毛澤東思想而在一九六八年被槍斃在獄中，她就安葬在蘇州。⁹²在二○一四年香港佔中運動期間，陸生在大陸的父母會被安全官員造訪，警告他們不要讓自己的孩子涉入運動當中。

政治迫害的故事有三大特色反覆出現。一是，通常或往往不清楚誰是迫害者。打手們多穿著便衣。二是，被拘押者失蹤，有時很短時間，有時很長時間，家人、朋友和律師不能與他們聯繫，或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三是，受害者挨打。惹麻煩的人，無論男女，無論是在家裡，在街上，或在拘留所裡，統統挨打。在官方強行徵地的過程中，人們被僱來的流氓強行從自己家中拖出來。活動分子受不知誰指使的流氓惡棍迫害，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主使者利用毒打作為他們懲罰的慣用方法。

雖然從事活動很危險，但有些人還是能夠在不太惹人注意的情況下從事活動。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各樣，英勇的、並非無足輕重的、多少被官方接受的地下活動，從出版未獲官方許可的雜誌到幫助(預產的)母親逃避計劃生育的嚴格限制等，這些活動能夠運作，但不太可能不被知曉。中國的獨裁體制是靠恐懼來統治的。反覆無常的暴力運用——有時沒有什麼理由就大打出手，有時以為應該動手的卻克制住了——被培育得臻於完美。

（三）

法院處於政治控制之下。執行這些懲罰，包括監禁，都是在政治上符合當局所意欲的。雖然永遠有例外，有時法院也會做出獨立或讓當局難堪的判決，但一般來說，在政治案件上，法院是按當局所期望的去做。政治當局有權力讓法院懲罰那些需要被懲罰的人，包括把人關起來。刑法允許以寬泛且含混界定的政治及民事過失來判罪。應懲罰的罪行包括「散佈謠言」、「製造麻煩」、「製造動亂」、「聚眾」，以及二○一四年才出現的新罪名「損害國家形象」。除了剝奪自由，判決可依法在刑期終結後剝奪其民事的或政治的權利，例如一輩子都無法出國。

二○一四年初，在一個受密切關注的案件中，二○一二年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法律學者及人權活動分子許志永，被判處四年監禁，罪名是「聚眾破壞公共場所秩序」及其他含糊界定的罪行。審判過程被獨立的司法觀察家總結為，嘲弄了向法治方向前進的承諾。在同一案件中，至少四名其他的新公民活動分子被拘押(包括在許志永審判庭外抗議的一位前警察)。

大約同時，知名的維吾爾族學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最後一次被拘押，這回是長期的了，他在北京要登機赴美擔任短期訪問學者時被阻擋了。他被轉送到新疆，他的電腦、個人文件及銀行卡都被沒收。與此同時，七名據說與他合作過的學生也被拘留並送往新疆。伊力哈木教授是一個溫和的聲音，一貫為中國主要是穆斯林的維吾爾族爭取更好的條件及承認，他隨即被指控促進分裂主義，並組織與領導了一個分裂主義團體，陷入了一場具有巨大象徵性的重要官司。其實，他只是參與了溫和的反對活動。該案九月在新疆烏魯木齊審判。經過兩天的程序，他被判處終身監禁，是多年來對一位異議人士最嚴厲的法院懲罰，用國際特赦組織的話說，是「公然侮辱司法」。法院還下令沒收他的所有財產，包括他的一生積蓄，使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當時五歲和八歲)處於赤貧狀態。伊力哈木否認和拒絕了全部罪名。在審判前長達八個月的拘押期間，他的家人，包括被軟禁在家的妻子，都不得與他見面。據他的律師說，他被上了腳鐐，吃不飽也穿不暖。法院程序是閉門審判，法庭也拒絕被告人要求召集幾十個證人的請求。他的戶口是在北京，依照法律，他的案件應在北京聽審而不是在新疆。他成年的女兒菊爾．伊力哈木，當年和他一起要去美國的，她留在了美國上學，提及父親時她說，他「在為新疆維吾爾族人基本權利而進行的鬥爭中，只使用一件武器：言語，口頭的，書面的，散佈出去的，寄出去的。這就是他所擁有的一切，也是他所需要的一切。這也就是中國發覺如此受威脅之處。」十一月，新疆法院拒絕了他的上訴。之後不久，被拘押的七名學生從被拘押處現身，以分裂主義團夥成員的罪名受審，都被判處坐牢，三至八年不等。

隨著四中全會的法治宣傳收攤，就知道紀錄片導演沈勇平將因「非法經營」受審了。他已被拘押幾個月了，罪行是製作並放映一部上世紀「憲政」史的紀錄片。或許是為了避開時間上的尷尬，審判推遲到一個不定的未來日期。十一月末，那時已屆七十歲的老記者高瑜要在北京受審，她是從四月二十四日起，即為防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二十五週年而提前展開的圍捕中就被拘押了，罪名是把國家機密洩露給一家外國通訊社。隨後(二○一五年四月七日)她被判處七年監禁，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坐牢了。據稱她所洩露的秘密是一份黨內文件，以九號文件著稱(下文會詳述)，該文件警告黨的幹部要謹防「西方七種危險」，並要與之戰鬥。還是十一月，五十九歲的蒙古族政治犯哈達(以其單名著稱)被釋放出獄。他的案情可以參考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由紐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披露的報告。那時，他已經在獄中待了十九年，頭十五年的罪名是「分裂主義」，然後二○一○年「釋放」後又超越司法規定被多關了四年。這一次重新釋放後，不准他回家，而是送到一處有人守衛的公寓軟禁。又過了三週，才允許他在新拘禁地會見妻子及其他家人，他們本人也都受到嚴密的監視。到了二○一五年十一月，他的住處仍然受到安全官員的監視，他只要出門也一定會被跟蹤。他和他成年的兒子無法申請到護照出國就醫。有一段時間，他兒子還遭到拘押，罪名是「妨害公務」。⁹³

（四）

行政機構按兩條線組織，一條是政府機關，一條是黨的機關。從中央到微觀的地方層次，兩者形成不斷的鏈條，而且在各個層次上，兩者相互控制。任何管治的形式，無論在哪一層，除了執行者外，總是還要受到另一人的監視。在微觀的地方層次上，當地政府機關，國家在當地的機關，還有黨的機關，並肩存在且相互重疊，都負有維穩的職責。此外，還有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的網絡。潛在的異議人士和惹麻煩的人都會被查證，且列為監視的目標。比如在西藏，要是有居民被官方列為「不接受再教育，且不相信祖國和黨」，那麼這等人就會遭到監視。

（五）

行政官員和黨的官員，從上到下，都按表現進行評估，這些評估是作為晉升、不晉升或(偶爾使用的)降級的部分基礎。評估的標準在全國各地可能多少有些不同，但優先標準之一總是對秩序的維持。這就確保了，千千萬萬的官員，無論置身系統何處，無論職位高低，每個人緊要的個人利益就在於盡其所能地在其負責的領域實施控制。按照中國古代的傳統，晉升制度也使用正式的能力檢驗。於是就有了控制選拔與能人選拔的結合。毫無疑問，頂端的領導者想要最能幹的管理者從基層崛起；但對執迷於控制的領導者來說，政治忠誠比受肯定的能力更加關鍵。⁹⁴

（六）

在中國的十四億人口中，每一個人都在戶口登記制度中進行登記。戶口是統治的一個核心工具，把人口分裂成各個次團體，各有不同的公民身分，創造了一個分而治之的社會結構，作為內建的保護措施，來對付具有廣泛基礎或階級基礎的群眾團結。

（七）

中國成年人必須擁有且攜帶一個帶照片的身分證，上面有持證人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別、民族、住址及身分證號碼，一旦被要求就得出示證件。身分證是由國家機關通過各地公安局發放的。從事各種活動都需要身分證，這會讓人民的所作所為留下資訊蹤跡。比如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被趕下台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的告別式上，參與者都必須在警察的注視下用身分證登記。

（八）

個人檔案，是中國公民都有的。檔案據說有四種，或許相互重疊，幹部檔案、學生檔案、職工檔案和軍隊人員檔案。檔案副本據說還保存在當地公安局、該人的僱主或監督組織那裡。檔案是從一個人進入中學後由當地建立的，經多年的積累，增加了老師、官員和僱主對該人寫的材料。其中包括教育的、職業的、政治的、刑事的、健康狀況的及其他的資訊。個人檔案，或檔案副本，會跟隨一個人流動，比如進入大學或進入工作單位。檔案上的資訊規範了一個人換工作、晉升、入黨、重新安置等等的能力。每一個僱員都有自己受教育及工作經歷的個人檔案。這可能包括有關個人資格、申請、擔任過的職位、晉升、培訓等等資訊，還有評價、參考材料、調査、惹過的麻煩、健康紀錄等等。黨還擁有黨員及公務員的個人檔案，以作為職官名錄體系的一部分。

這些檔案包括各種各樣詳盡的資訊，其中大部分都沒有被當事人看過。女性職工的檔案可能還包括健康檢查中婦科體檢的資訊。資訊一旦進了檔案，據說就不能取出。一個人的任何污點，無論是職業上的或政治上的，諸如對公家機關發過牢騷，就有可能跟著你一輩子。

雖然一個人看不到自己的檔案，但為了這個人的權益，檔案不能不保持下來。比如可能就憑著檔案，人們才能證實自己的工作經歷。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好自己的檔案。一個受僱的人得為了這個原因(不得不)把檔案存放在一個半官方機構內，為此他還得繳保管費。

在改革時代，隨著私人企業的興起和工作單位制度的瓦解，保留及維持個人檔案就變得比較困難，使得該制度落入某種混亂狀態。對那些不上大學就離開學校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檔案有可能就不見了。但是，黨國絕對不會放棄一件有用的控制工具。現在，整個系統是要把個人檔案電腦化，形成一個雄心勃勃的「社會信用網絡」，旨在覆蓋所有的公民，要比原來紙本的檔案系統所可能做到的更好，容納更詳盡、更新的資訊，其最終目標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⁹⁵

（九）

超級獨裁的「獨生子女」政策作為一項短期的措施，是在一九七九年宣佈的，旨在限制城市夫婦只生一個小孩，但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就較少或沒有限制：少數民族不受獨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而在農村，若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或殘疾，還允許再生一個。最近，對城市夫婦的限制放寬，如果兩口子都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然後又逐漸放寬至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最後是全面廢除一胎化政策，容許所有的夫婦可以生第二胎。這項政策被共產黨說成是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國際媒體則說這是「一胎化政策的終結」，但不如說是把本來就在發生的事情予以法制化而已，更何況這不代表控制生育的終結。⁹⁶

「獨生子女」政策是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指揮，由下一級的計生委執行，最後落實到各地計生委官員和計生中心來辦。手段是資訊及宣傳，詳細地監督育齡期婦女，對超生採取重重罰款、絕育手術和墮胎，而一旦需要強制墮胎，有時遲至臨產前夕也絕不手軟。

該政策——官方稱為「計劃生育」，我卻認為更正確地說，是「控制生育」——認定孩子只能由已婚夫婦來生，而且預定了一個家庭能擁有孩子的限度。超生的父母必須，至少，要繳罰款——官方稱為「社會補償費」——通常是他們年工資的四倍，且累進罰款。非婚生的孩子按法律上講是非法的，要是父母又無法繳納罰款，最後只能淪落為沒有正常權利的黑戶。

想生一個孩子的夫婦首先必須申請一張「准生證」，這就要求孩子得合法地出生，一旦孩子出生，就會發給一個出生證明。准生證由當地計劃生育辦公室發放，需要有一張結婚證，還要有夫婦雙方各自僱主為其僱員、或大學為其學生、或當地居委會為其居民開的批准信，用以確認各人的身分以及有資格生孩子。若是外地來的流動人口，申請還需要其家鄉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同意。一旦這些材料完備，通常就會發放准生證。准生證(至少在北京)就是二本紅色的小冊子，大概就一本小平裝書那麼大，有十頁，供所有參與機構蓋章之用。

通常是懷孕一開始，就要準備申請准生證了。然而在新的二胎政策下，懷孕之前就要準備第二個孩子的准生證了，如此官方才能施加一個生育間隔期，或是取消年齡過大的父母的准生資格。准生證可能會被否決，若是那樣，確定懷孕的人就要去打胎了。否決准生證的理由包括，因缺少文件而不合格，或是年齡問題，或是某些傳染病或精神病等健康原因。

兩口子沒有結婚或男方沒有戶口，女方就無法為孩子登記到正式戶口。沒有伴侶的預產媽媽就得去墮胎。那些拒絕墮胎的女方，就得不到一個淮生證，要想給孩子上戶口就得繳罰款，相當於為超生的孩子繳的罰款。

在當地社區、工作單位、大學等處，育齡婦女受到控制生育當局的監視，落實到月經是否正常以及是否採取避孕措施，以杜絕未曾批准的懷孕和消滅不應發生的懷孕。控制生育的責任可能由集體承擔，比如有工人違規的工作單位就可能在預算上或漲工資上集體受到懲罰。新的二胎政策取代了獨生子女政策，可能會減輕某些預產父母的負擔，但生育控制並未取消。計劃生育當局還在原處，像過去一樣監視著預產的父母，預產的父母還像過去一樣必須申請准生證。⁹⁷該政策的社會意義，最終是國家按照其命令，依其意志、能力以及控制他人生命的無情決心，而深入到每個家庭親密行為之中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該政策要堅持下去。它對人民是個嚴格的提醒，除了國家樂意批准給他們的那些權利，他們一無所有。

（十）

上述羅列的政策，都是有關控制人民的行為、約束人民守規矩，並防止危險的顛覆活動。然而，社會控制的政策，超越了對行為的限制，還包括控制心態的「思想工作」。這首先要靠審査權力核心以外的人都知道了什麼以及他們手中握有那些資訊。所有的一切都要被審査：書報、網路、文獻、影片、博物館。要把翻譯自國外的出版品中危險的資訊予以刪除。⁹⁸這很有效。例如，一九八七年被清除的黨總書記胡耀邦，隨後在國家的新聞書報中幾乎不被提及，到了今日彷彿官方不曾存在這號人物似的。每一年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屠殺紀念日都是悄悄度過，中國的媒體都不會提及或討論。國家歷史中這個極大的動盪事件，被有效地處理成國家本身忘卻之事。沒有跡象表明，審查制度有任何放鬆。據「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在題為《回到一個毛的未來》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二○一三年是中國出版自由的一個倒退年。在由「無國界記者」編輯的二○一四年出版自由指數中，中國在一百八十個國家裡名列第一百七十五名。據「保護記者委員會」(二○一四年十二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二○一四年有四十四名記者坐牢，而二○一三年是三十二名。

媒體不是由手執紅筆坐在編輯室的審査者直接審核的，而是由國務院資訊辦公室以及行政體系中類似的下級機構所間接發佈的編輯指令。或者說，它們大多數不是直接審查的：當廣州的《南方周末》打算在二○一三年新年特刊以「憲政」為主題時，它發現特刊獻詞在出版之前被省委宣傳部重寫了。不斷傳來的壞消息會被砍掉，未來的報導也不會再出現。例如二○一四年香港傘運期間，本來在中國可以看到的CNN新聞，每次都會在出現來自香港的報導後螢幕黑掉。(我忍不住會想，在某個地方，有個小男人坐在一間後面的辦公室裡，他的手指放在開關上，當壞消息就要開始時，他的手指輕輕一按，全國的螢幕就一片空白了——但控制者或許有更高端的工具。)二○一四年初，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引入一個事先審查的規定，線上公司必須在播出前取得批准，才能上線播出錄像內容。不適宜的錄像內容，例如受歡迎的美國電視連續劇，一旦被當局盯上了就得被除掉。書籍出版商被要求在新書上市前得取得批准，就像電影發行商在上映前要獲准一樣——甚至博物館在新展覽開幕前也要如此。⁹⁹

但大體上，新聞審查是通過自我審査的指示進行的，書面指示或電話通知，每日每時，詳盡之極，什麼可報導、什麼不可報導，什麼要強調、什麼要被刪，如何使報導正能量、如何避免負能量，故事應採取何種角度、何種角度不行，什麼照片可用、什麼不行。國有企業的報導中，禁用「壟斷」一詞。中國一直禁止用漫畫形式描繪高層領袖，或至少不能讓其披露，但是，二○一四年三月，官方的千龍網令人大吃一驚地登載了對習近平非常友善的一幅連環漫畫，其他網站也隨後跟進了，比如二○一四年底的一段影片，就播出了歌頌習大大與彭麻麻愛情的一曲民謠。不斷下達的編輯指令，以及細微末節的指導，令人心煩意亂，無所適從。它給了所有編輯一個本能的感覺：什麼可被接受、什麼被期望和什麼要避免。當德國總理梅克爾在習近平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訪問德國時，送給習一幅中國的歷史地圖，上面顯示的「中國本土」沒有西藏、新疆、蒙古、台灣，甚至沒有海南島，中國的媒體或者是不描述地圖，或者是在報導中用另一幅地圖加以替換，新地圖則包括了梅克爾那幅地圖上所有「缺失的領土」。所有這一切，明顯是沒有接受任何的審查指示之前，就自行做出的行為。

國家對媒體的指示是什麼樣子，此處有些例子(引自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案《中國數字時代》)：

「所有新聞網站，包括互動平台，被要求立即執行下列任務：(一)刪去有關李天一輪姦案法庭審理的報導。(二)刪去與新疆和田騷亂(包括正文丶照片及錄影)有關的所有內容，並在半小時內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報告。」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請確保你們嚴格遵守以前頒佈的有關報導的要求。維持正面報導。不要製作負面材料。」(紀念二○○八年汶川地震五遇年)

「明天報導新的省級預算，但不要在頭版做其特寫，不要拿以前的預算做比較，不要做任何連結，而且不要說會惹人提問的一切事。」

「找到並刪去國外媒體對〈中國海外的秘密避稅天堂〉的報導。」

「淡化金正恩整容的描述。」

「允許對張副市長貪污一事做出報導，但要刪去評論欄。」

對中央媒體已經說過的敏感題目，指示可以說「按新華社口徑，但一句也不要多說。」

對於已經廣泛討論而無法避免的題目，選項可以是「提及但不炒作」、「發表但僅在小標題之下」，「安排在後面的版面」，「關閉評論欄」和「隨時間淡化」。

「報導三月一日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持刀攻擊事件，必須嚴格按照新華社電訊文本或由地方當局提供的資訊。不要用大字標題處理事件，不要發表可怖的照片。請回應以確認你們已收到這條通知。謝謝。」(二○一四年三月一日)

例如，二○一四年二月中某天，出現這些指示：關於歐巴馬與達賴會見，「只有新華社及國家媒體文本才可以使用。」所有的網站都得到建議，刪去騰訊網有關香港與大陸關係的一篇文章。還有不可接受的是關於浙江書記與「西方敵對勢力」的一篇描述。最後，有關金融服務公司UBS設立一家離岸公司是臭名昭著的原鐵道部領導張曙光的妻女所開辦的文章，被下令撤掉。

「立即生效，找到並刪除與六月二十二日香港公投有關的所有新聞，徹底清除有關評論，並立即寄來(你部工作進展)的一份工作報告。強行取消重印有害資訊的博客及微博網點。確保有關公投的任何資訊不得線上出現。廣東省特別要切斷來自香港電視台所有節目的信號。」

禁止炒作下列文章。停止突出這些描述，並讓焦點自然淡出。(一)衡陽軍火庫事故爆炸死十七人。(二)新疆葉城流氓闖入公安局：十三人被擊斃。

「所有主要網站請突出展示：〈七十多大陸遊客被困香港機場，無食無水達十六小時〉一文，刊登在『入口處本身及新聞中心』兩個首頁的標題部分。」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當香港爆發嚴重的動亂，北京的中央審査當局發出下列指示：「所有網站必須立即清除與香港學生激烈攻擊政府並『佔領中環』有關的資訊。有何問題，請迅速報告。嚴格管理互動管道，堅決刪除有害資訊。這一指示必須準確執行。」毫不遲疑，有關動亂的報告及照片一開始出現，立即就被拿掉，只剩下官方媒體上幾篇官方控制的評論。緊接著是常見的貓鼠遊戲，博客們試圖繞過審査的防火牆去獲得香港有關資訊，比如貼上習近平打傘的照片(雨傘已經成了香港抗議運動的一個象徵)，或是他們自己剃光頭的照片。不過大體上，又像往常一樣，貓佔了天下，多半讓老鼠躲在了角落裡。據「國際特赦組織」報導，到十月一日，在大陸至少有二十人因表示支持抗議者(在網上)或計劃到香港去參與而被拘捕，另外六十人被召去詢問。到十月二日，約有十人在北京城外一處藝術家飛地舉行的詩歌朗誦會上或途中被拘留，其中一人是受僱於德國《時代週報》的中國助理，他在拘押所裡待了九個月，直至二○一五年七月才被無罪釋放。許多，或一些，大陸在香港的學生參加了抗議活動。在大陸，這些學生的父母被安全人員造訪，建議他們勸阻自己的女子不要參與。一位上海教授在倫敦接受晨間廣播節目採訪，被問及是否知道香港正在發生的事，以及他如何加以追蹤，他說他知道，而他所接觸的管道是英國廣播公司(BBC)。

（十一）

互聯網控制是政府高度優先關注的一個事項，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辦公室主任魯煒也是習近平為組長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秘書。(編按：魯煒於二○一六年六月遭免除網信辦主任，由副主任徐麟接掌。)審查制度是通過封殺搜尋詞彙及網址來執行的，比方有關《紐約時報》，《彭博社》、《路透社》和《經濟學人》都被封殺。非中國的媒體工具，諸如Instagram、臉書和推特，都無法連網，而且中國可替換的工具也受到嚴密控制。看來在二○一四年間，互聯網審查從封殺討厭的網站擴展到所謂的「鏡射站」(Mirror sites)；這些網站本身並不討厭(它們也許是商業網站入口)，但是，通過它們，使用者能夠進入被封殺的網站，如YouTube，這就意味著，官方在封殺的，不僅是網站，還包括通向網站的路徑。二○一五年一月，官方試圖封殺虛擬私人網路(VPN)，這種通訊方法讓熟練的使用者過去能夠進入在中國不能上的國外網站。官方的封殺或許是一次技術實驗，或許在國內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效果。國內的網站會在材料貼出之前和當下遭到監控與掃描，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二百多萬名所謂「網絡輿情分析師」，遭到監控的網站有可能因為所貼的材料而被關閉。¹⁰⁰根據中國觀察家的報告，自己有過正在瀏覽網站時突然從螢幕上消失的經歷。至於那些未被關閉的網站，其內容也可能遭到控制，而且效率驚人。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發生的一次事件中，一輛小汽車衝向天安門廣場城樓前面的路障，爆炸起火，很明顯是一次恐怖主義的襲擊，或許是維吾爾活動分子幹的。到第二天，國內互聯網上關於事件的貼子很低調，而事件的照片，除了那些遠景的和模糊的之外，全都消失得一乾二淨。二○一四年五月越南發生反華示威遊行，導致中國網上博客的評論如潮。許多評論一貼就被刪去，以防止它們擴散，但反越的評論卻被保留下來，允許傳播。我在中國的一位熟人在自己的微博上貼了一張照片，是陳光誠寫的回憶錄《赤腳律師》一書的封面，僅只是封面，既無內文也無評論。十分鐘後，照片即被刪去。¹⁰¹二○一五年六～七月，正當政府往股市裡撒錢，並用其他方法阻止崩盤時，媒體及評論者都被指示去寫文章，以支持政府的努力，他們大體上都遵從了。「恐慌」和「股市崩盤」之類的詞彙被從互聯網中清除乾淨。

網站除了被控制，還被積極地指導。官方人員時常以老百姓的身分偽裝在網上寫文章、發資訊。當一篇文章受到黨的賞識，網路編輯可能會得到指示，把它突出地貼在首頁，或毫不遲疑地給予轉發。當局主動地利用網路來服務自己的目的，明的暗的兼備。資訊、評論和輿論，看起來是出自普通老百姓或群眾之間，看起來似乎是自發的，其實很可能是官方人員特意安排的。

互聯網審査精密老練。網路是公開的，功能眾多又充滿材料，對於管治來說至關重要，特別是對地方管治。它給人民提供了一個表達意見和出氣的地盤，但是凡被視為危險的都會被阻止。二○一四年初，政府通過新華社宣佈要為各方面的公務員——警察、司法、學術，甚至國有企業的發言人——開啟一項對互聯網控制及監管的強化培訓計劃。

整個二○一三年，被「中國人權捍衛者」稱為「噩夢式的一年」，這年在新領導層的激勵下，一場無情的鎮壓運動，給資訊及輿論的發佈施加了新的控制，包括逮捕新聞記者和博客，關閉網站，加強線上內容控制，和限制國外媒體。「無國界記者」說，中國是一個「審查與壓制的模範」。二○一四年初開始運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把「非常規安全」作為要解決事項的一部分，這個詞彙包括了針對「西方」價值體系文化及意識形態影響的防衛性行動。

在另外一場運動中，新聞學院被指示要改進其意形態教育、使新聞教育脫離「自由意識形態」，並轉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頂尖的新聞學院要由黨的宣傳部負責，新聞學院的院長及教務長要從省級黨的官員中選調。到二○一四年年中，至少十九所大學已經宣佈，它們已經開始或正在開始與當地黨的宣傳部或官方媒體合作，以重組其新聞學院。在職的新聞記者要去參加一場意識形態教育的全國政治考試，考試結果將決定或影響記者證的更新。考試手冊把核心原則規定得很清楚：黨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就是一個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在中國運營的國外媒體，受到這場恫嚇運動很大的壓力。國外的新聞記者經常會發現自己因簽證被拒而無法承擔在中國的任務。許多新聞記者，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簽證問題一直被懸在那裡，直到年底已經該更新二○一四年採訪證的最後幾天才確定下來(《時代週刊》的一名記者最終被迫離開中國)。二○一四年九月，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就外國記者的工作條件發佈了一份報告，突出談到更嚴的控制和更困難的採訪。給生活在中國之外的外國記者發放臨時簽證一事也正在收緊中，要取決於中國官方邀請方的事先「簽證通知」以及受採訪者事先簽署的同意書。二○一四年一月，世界經濟論壇的達沃斯會議上，外交部長王毅在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時，乘機突出展示了實力威脅，說「我們希望媒體組織在寫到中國時，要有重大的責任感和更客觀的態度。」

被盯上的組織及基金會，或被關閉，或被禁在中國發表報導及文章，或被禁繼續發表。在抓「謠言販子」的迫害及威脅下，著名的和公認的網民及博客——反腐人士、人權律師、揭內幕的僱員、搞調査的記者——都自行關閉帳戶，或被關閉，或失業，或遭拘押及受審，或逐步撒出活動。作家及博客慕容雪村描述他如何在網上遭到被指揮的污蔑運動，以損害他的名字及聲望。¹⁰²活動分子現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一則司法解釋)可以因張貼「謠言」，而帖子被五千以上的人所觀看或被轉發五百次以上，就會被起訴。到二○一三年底，互聯網微博的量已經顯著下降，辯論被迫轉入社群媒體，傳播資訊更難也更慢。中國的互聯網即使未被噤聲，至少也被減弱了聲音和變得更馴服了。

控制未能阻止有關鍵內容或評論的文章、帖子、或出版物的出現，也未能妨礙那些有決心、有智慧的人士獲取國外的關鍵材料。但是中共政權能夠使不想要的資訊處於控制之下，並防止它達到一般傳播的水準。資訊不一定滅得掉，但受到壓抑，這就足夠達標了。同樣，中共政權只要可以對付動亂，並只在地方層次上，只要能使批評的意見不那麼容易公佈、廣泛傳播且好接觸，就足夠了。只要不滿受到壓抑，只要全國各地的不滿只停留在地方層面，不進入廣闊的網路變成運動，不滿就可以對付。又一次，被鎮壓的只是有組織的活動，而非不滿本身。

（十二）

學術界的審査一直很緊。中國學術界人士與國外保持研究上的聯繫，比方說安排國際會議已經越來越難，他們也越來越難以獲得非華人的資訊來源。二○一四年底，在幾個城市的講演之旅期間，我被反覆告知，著作因政治原因而不被出版已成為常態：有些書完全不能出，有些只在修改後才能出，有些只能在省級出版社出，而不能在北京出，還有些要拿到香港或台灣出。問到關於審査的事，一位學術期刊的編輯說，「我們試圖避免一些政治敏感的問題，但對此，並沒有清晰的要求。」

二○一四年底所發起的一場運動，壓力堆積在大學及工作人員身上。習近平做了一個講話，號召黨和意識形態要有更強大的指導，要更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加強高等教育機構，使之成為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官方媒體為同一目的開始發表文章。十一月十三日，《遼寧日報》發表了一封給高校教師的公開信，要求「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文章聲稱該報派記者到各地的學校及大學，發現許多大學教員在政治上不敏感且牢騷滿腹。公開信隨即登在了網上，很明顯有官方的支持。二○一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的線上期刊《求是網》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需要區分提供「合理批評」的教授與那些「抹黑中國」的違法教授。二月二日，教育部長袁貴仁在《求是》上發表文章，談及國外西方價值觀在大學校園造成的危險，以及「青年師生是敵對勢力滲透重點人群」。二月六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還有新華網，針對中國高等院校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發表社論。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一份文件：「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等教育的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意見」，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與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聯合召開了各地教育廳長及大學校長就執行該文件的會議。我們不太可能看到大規模圍捕異議教授的情形，雖然毫無疑問會有一些，但是，這是信號，在中國的體制下，謹慎一些，不是小事，不要無所顧忌。在有更廣泛的國際交往、更有能力抵制的領先大學裡，懲戒可能會輕一些，但即使在那裡，以及更多其他地方，人民都會更小心，都會有更多的自律。

（十三）

在控制知識之外，控制工具也積極主動地去塑造人民的思想並指導他們的觀點。首先，這一點要靠宣傳的標準方法去做。報紙、雜誌和廣播媒體，日復一日地報導成就及進步的故事，讚揚國家的領袖及領導層。博物館在展示歷史時進行系統性的宣傳。宣傳標牌無處不在。宣傳的一大特點，就像一貫的那樣，是謊言和反覆的謊言。當喀什的老城被推平，六萬五千戶住家被抹去，許多當地的維吾爾人視之為政府毀滅其文化的一個象徵，可通過新華社(二○一○年)的官方說辭卻是，「喀什老城改造項目符合人民群眾的願望。」

宣傳的東西可能看起來平淡無奇又粗糙，人們會奇怪是否會有人聽。然而，中國領導人在把宣傳當作一件強大的工具上，是非常認真的，而我們這些從外界看進來的人士也應該認真地看待它。我們的經驗是來自一個資訊自由的環境，我們可能無法充分領會一些東西，即缺乏某種我們視為顯而易見的東西到底意味著什麼。當資訊受到控制，一再反覆說的東西就會被相信，無人反對的東西就成了真理。

（十四）

思想是通過教育運動來影響的。這一工作方法並不屬於一個一去不復返的過去，比如文化大革命，而是活生生地、蓬勃地活在今日中國，並且被新的領導層在新的「群眾」及「整風」運動中加以提升。在黨的官方網站首頁上，「群眾路線」是主要標題之一，在它之下，號召地方官員「大力推進群眾路線教育」，據說還要長期堅持下去。正規學校教育和一般教育都在控制之下，而且，從小學到大學，一以貫之地是赤裸裸的親體制偏見與宣傳。學校課程裡，包括每月數小時的「思想政治」課(仍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各級幹部的政治教育要貫穿他們一生的工作，接受政治教育是晉升的標準之一。二○一四年末，黨在軍隊發動了一場教育運動，要加強官兵的政治覺悟及忠誠。

二○一三年四月，黨從中央委員會發佈了一個公報(原則上是秘密的，但很快就眾所周知)談「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以九號文件著稱。在文件中，幹部及官員受到警告，要防備會破壞國家統一及黨的權威的「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他們被提醒，「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持久的」，並被告誡說「要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作為你們每日章程的一個高度優先事項」。這項工作的完成，要靠接受上級的意識形態領導，在對錯理論的分辨中接受領導的指引，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更強地管理意識形態戰場。黨警告七種錯誤的意識形態傾向：提倡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並質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

當習近平提出他的中國夢之後，洗腦運動的運用得到顯著的展示。二○一二年十一月，黨的領導層交接後不久，站在新的政治局常委會的前面，就著國家博物館民族復興展覽會的背景，這本身就是第一道指令的一個宣傳展示，習近平談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夢想」，以及一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都密切地與國家及民族的未來和命運相連」。一旦明確這是一個信號：領袖有件東西在心中，整個體系都投入行動，去闡釋領袖的口號，賦予它以內容，並使它在意識形態及實踐中的含意有血有肉。全黨和全部政府體系都組織了學習及討論的小組。黨校及研究機構發起了研究專案。中國社會科學院被鼓勵成立了一個中國夢的研究規劃，與「深入研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提並論。報紙和雜誌就此概念籌集教育的及評論的文章。國家電視台，在國內及國際頻道上，舉辦學術討論。書店設置了特別的展台，擺放專供幹部的官方手冊，以及供一般大眾的其他有關文獻。大學把中國夢引進了青年學者的政治培訓。在二○一三年六月一日的兒童節上，全國的兒童及其父母都被動員來歌頌、描繪及實現中國夢。此處值得一提的是，該體制是如何徹底及迅速地撿起領袖的一個信號，並把它轉化成一個全國範圍的運動，以把民眾聚合在官方宣傳的一個表達用語之後。

（十五）

國家控制的臂膀伸出了國界。中國試圖影響國外對它本身的報導，那些報導被視為否定態度的無情批評。這不僅是封殺國外的網站，還包括指揮之下的干預及駭客侵擾。除了用防火牆遮蔽討厭的網站，媒體控制者還開發出一種新式武器，以一門大炮的形式轟垮它們。在香港，書市現在被聯合出版集團擁有的網點所掌控，該公司又是處於(北京)中央政府聯絡辦公室控制之下，在二○一四年的傘運之後，批評中國的書刊在發行上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當中國決定在全世界成立以孔子學院著稱的機構，他們選擇辦在現有的大學之內，而不是採用英國文化協會或德國歌德學院那樣獨立興辦的模式。孔子學院設立在主辦大學內，附帶著中國國家的慷慨補助，一般還有一位由中國任命的中國人副院長。孔子學院主要是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化，但雙方會有個理解，即在更廣泛的中國事務中，有些話題不會被涉及，諸如西藏自治、宗教自由等等。孔子學院給了中國官方在全世界的大學裡一個立足點，而且使主辦大學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律的壓力。一個國有的中國媒體「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開設了一個辦事處，冒充是一家澳大利亞的組織，給澳大利亞及其境外的其他媒體提供親中國政府的新聞。當《彭博社》發表了一篇針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傑出調查報告時，國有企業受到指令不得訂購《彭博社》的服務，而且《彭博社》在中國的終端銷售也被拒絕了。二○一四年三月，彭博資訊公司董事長高逸雅在香港的一次講話中，表示《彭博社》或許應重新考慮是否該發表偏離經濟新聞的報導。二○一四年四月，《讀者文摘》決定放棄刊出澳大利亞作家拉金所寫的懸疑小說《渴》的書摘版。《讀者文摘》英文版是在中國印刷，且在中國之外發行，當印刷廠注意到內文中有提到「酷刑」和「法輪功」的字樣，就堅持說要刪去這些文字才能繼續印刷。作者拒絕應允，但《讀者文摘》出於成本考量，反對移到中國之外去印刷。這很明顯是印刷廠自律的案例，並非由於上級當局的要求。

能力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國家把自身從崩潰狀態提升到財政堅實和行政管理堅實的地步。自從它在一九八九年最後一次受到挑戰以來，它在正當性與控制的雙重時程上一直小心地工作，以至於現在很難看到類似的挑戰能夠再次成為現實。在這段期間，它的歷史不是一部無能史，而是把事情做成了的歷史。

在評價國家能力上，觀察家有時把兩件事混淆了：中國的國家是個好國家嗎？它是個有效的國家嗎？那些得出結論認為它有效的人士，有時被視為在給它唱讚歌，彷彿有效率就使一個國家值得尊敬。中國國家的批評者，有時不願意承認它有能力，彷彿這樣做就是誇它有價值。在批評者陣營中，可能會有一種因素，一種任性的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一個討厭的國家不可能有效，也因此不能長久。

我的結論是，中國的國家有其所需要的能力，去服務該政權的決心。它遠遠不是一貫正確的，但又要說它比能勝任更為有效，它得到了它所取得的一切。我對這個黨國及其機器的觀察，就其意圖及方法而言，把我帶入批評者的陣營，但也使我免於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我見到一個國家是討厭的，就不能有效。如果這一政權正在追隨以前黨國的經歷，而且失敗了，那將不是因為它沒有能力去提供管治和維持控制。

他們生產什麼

在第二章，我探索了國家的意圖。福利假說是，人民共和國正在重鑄自身，成為一個一心為老百姓好的國家，即使是以它自己的及複雜的方式為之。在第三章，我探索了國家的能力，並得出結論，它有行政能力把事情做成，至少在廣義上是如此，它想做的事就做得成。如果其意圖是一個福利國家，我們現在應該就可以從公共政策上看到那類國家的足跡。

福利國家以為民眾提供服務而著稱，重點並不在於它所提供的是否為福利服務——在我提出的三大假說中，我們期待看到的，是一個國家在服務供應上態度積極——而是它所提供的服務種類，以及它是如何做的。因此，只問是否有福利政策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從一些細節當中看這些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但是，服務不僅是被提供的，還是要付費的。國家做這些事，靠的是從人民身上抽稅。福利測試的一部分，除了檢視國家如何用服務對待人民外，還要檢視國家在稅收上如何對待人民。對稅收及服務的綜合檢視是分析福利國家的標準模式。這是福利假說的「狹義測試」，我將在本章中予以討論。

稅收

中國人民支付了多少稅？又，是誰支付了什麼？一如以往，我們沒有精確的答案——統計資料既不足，又不可靠——但是，我們多多少少知道制度是如何設計出來的。

根據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的估算，公共收入與支出的水準約佔中國GDP的二十五～三十％。而公共收入被定義為來自所謂稅收的收入。如果官方GDP被誇大了，毫無疑問確實如此，那麼連三十％的估算也可能太低。由於這個原因，支出目前要比收入高，加上近年來失去控制的地方政府花費，使得赤字擴大，這也就是為何公共債務升到了高(但不知多高的)水準(雖然公部門的債務，如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借自公部門，如國有銀行或其附屬機構)。說我們正在與估算的數字打交道，完全正確。政府公開認為，公共部門的赤字約佔GDP的二％，但國際貨幣基金卻認為可能高達十%。財政部(還)沒有堅實的公共帳目，也並不精準地知道有多少錢進入出出那麼多的公共荷包。但GDP的二十五～三十％是個合理的討論底線。¹⁰³

比起改革開放的初期，這是一個高得多的水準，那時國家財政枯竭，實際上已經破產，稅收低至GDP的約十％。經濟改革一個重要的(且有意的)後果，就是重建國家的財政基礎。這需要時間，直到一九九四年全面稅制改革，包括引進增值稅之後，才恢復活力。從此稅收急劇攀升，把中國提升到經濟堅實的水準。

據此，收入與支出的估算，按國際比較來說仍處於低位，例如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數來說，還要低十～十五％。

然而，中國的公共收入與支出只是部分被列在「預算上」，就是所謂「一般預算」。另外的「預算外」流動，則被列在各種「補助預算」上，不包括在二十五～三十％的底線之內。通過使一些收入與支出不在一般預算之內，中國展示給世界的是一個溫和的低稅國家。但這是假的。一旦預算外的財政包括進來，公共收入與支出就是一個典型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所以，從稅收的角度來看，中國遠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是媲美高稅收的發達國家。

稅是由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徵收的，雖然從法律上不包括村。¹⁰⁴有些稅收全部進中央政府的金庫，諸如關稅、某些所得稅和消費稅、以及某些從國有企業收來的稅(雖然國企的收入大多自己留著，但對國庫的貢獻仍不無小補)。第二類稅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帳。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值稅，中央政府拿七十五％，地方政府拿二十五％。這是最重要的單一稅源，而且七十五％的分成是中央稅收的核心基礎。其他分享的稅是自然資源開發稅、某些非增值稅的消費稅、以及某些工商稅。第三種稅是全歸地方的，包括某些營業稅、某些公司及個人所得稅、城市土地使用稅、市場交易稅、娛樂稅和屠宰稅、財產及汽車稅、印花稅——以及欠稅罰款。有多少種稅是一個定義的問題；在某個清單上多達二十六種，但許多種稅下面還有幾種分稅。¹⁰⁵

在這些稅中，大多數是間接稅，如增值稅。個人所得的直接稅佔第二位，對國庫僅有小小的收益。個人所得稅只佔所有稅收的五～六％，而且僅有少數家戶，或許三～四％，有繳納這種稅。正規的稅率相當高，但由於免稅和逃稅，收到的所得稅很少。僱員與僱主在逃稅上有共同利益，因此經常利用非正式僱用來逃稅。

地方政府受中央委託必須提供詳盡的服務，再加上地方領導人被幹部評鑑及獎勵制度逼得必須追逐政績，導致地方政府在資金上嚴重短缺。這一短缺，部分由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來補充，部分靠地方政府(及其機關，包括學校和警局)在被分配的稅種以外尋找其他收入，部分靠赤字和借貸。

中央轉移支付幫助地方政府紓困，但有三個難題：遠遠不夠填補地方預算的赤字、效率低下、分配不公。補不足的短缺迫使地方政府搜括「預算外」的財政。效率低下的出現，是因為在轉移支付的規定中，地方有自由行動的權力。比如，民政服務的開支增加，一般由中央資金支付，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分派安置工作，填充本已膨脹的官僚機構，而自己付出的成本很少或沒有成本。上級的意圖，一直是中央轉移支付應該支撐貧困地區的財政，但這一直行不通，因為省內分配不由中央控制，而是在省當局之手。財政收入分成一直主要是更富裕的地區受益，加大了而不是減少了公共資源已經極不公平的地域分配。

幾乎所有的正式稅都是以間接稅的形式，而且是生產活動的稅。至於所得稅和財產稅則是以低效的稅率徵收的。¹⁰⁶間接稅和生產稅的稅率是遞減的，或頂多是固定的。比如增值稅是累退的，其邏輯是窮人必定比富人花更多的收入用於消費，因此他們要從收入中拿出更多錢來繳納增值稅。個人和公司的所得稅在理論上是累進的，但作為稅源相對來說無足輕重，因為繳稅的比例很小，逃稅及避稅例很高。墨爾本大學的黃佩華教授描述正式稅的制度「缺乏進步性」，這樣說實在太含蓄。按其現狀更應該這麼說：中國的稅制是嚴重地退步。

總括考慮之後，中國人民的納稅負擔是重的。實際上，我們將會看到，當我們把非稅的費用考慮進去，國家的財政負擔非常沉重。至於由誰來承擔這個負擔？富人和中產階級要逃脫很容易，但在所得分配層級的較低層和窮人，所繳納的相較於所得的，比例比前者更高。這是一個國家與人民之間令人不快的關係：沉重的稅務負擔被不公平地分配。

福利服務

自從德國的俾斯麥在一八八○年代發明了由現代國家組織的社會保護，福利政策就一直被認可為國家建設、政治統治、社會秩序與政權正當性的一件工具。所有的現代國家，無論是民主的或獨裁的，即使是最邪惡的共產國家和法西斯國家，也都自誇給其民眾提供了社會保護，而且在這方面，許多獨裁國家的作為一直不比民主國家差。但不是所有提供社會保護的國家都是福利國家。

雖然社會控制一直是社會政策的一個面向，但它並不總是唯一的目標。社會政策可以超越控制，也可以為了公正而實施。使一個國家成為福利國家的，不在它提供保護，在於它的福利工作超越了控制，是為了平等、公正或團結的目的，它的政策有促進這些目的所需的設計。

從毛澤東思想到改革

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以後，新的統治者就著手設立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因此沒有什麼需要再另外搞一個福利制度。在城市、國有企業、國家機關、政府部門以及其他公有部門的組織裡，都採用了終身僱用的政策。有能力的成年人都被組織進「工作單位」，而單位裡提供全面福利服務。在一九七八年後的經濟轉向之前，八十％以上的城市勞動力都在工作單位的制度中。在農村的農民則被組織進公社，公社集體擁有士地；在公社裡，每日的必需品是分配的。對於那些落在此一制度之外的人，不管城鄉，都會給他們的基本需求提供一些起碼的社會救濟。這一模式，雖然有著明顯的城鄉差別以及在貧困地區的供給十分稀少，但確實為工人和農民提供了社會保護的基本秩序。

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國發動了朝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改革。通過保證有工作或有土地的方法來提供保險的作法，不再繼續了。領導層逐漸但緩慢地認識到，沒有某種社會支持的潤滑，市場經濟無法發揮作用。於是在痛苦的嘗試錯誤中，工作和生產單位之外的新安排開始湧現，直到一九九○年代末才成為系統性的改革。中間過渡時期，是一個忽視政策、社會動盪和處境悲慘的可怕階段。

一九七八年後的最初幾年，曾經採取無效的措施試圖恢復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遭到破壞的一些社會保護。¹⁰⁷這是對市場改革的反作用，但在隨後的年代裡，中國社會發現自身處在無法動彈的狀態中，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那些跟不上經濟發展的人。很多人，非常多，最終脫了貧，但是，還有很多人，非常多，仍留在赤貧之中。在農村，集體結構的解體，意味著如醫療保健之類的基本服務對大多數農民來說蒸發了。在城市，充分就業的政策被取消了，代之以個人合同的制度，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擺脫了就業和福利的責任。到一九九○年代，工人大規模地下崗，許多僱主拒絕支付工資及履行社會責任，導致日益加劇的貧困深入勞動大軍。農民工流入城市，掙著僅夠溫飽的工資，得不到任何社會支持。教育、醫療保健和住房成為普遍支付不起的服務。沒有錢的病人被醫院拒收，經濟困難的學生讀不起中學和大學。這樣的悲慘狀態導致了一九八○年代末和一九九○年代普遍且嚴重的社會動亂，包括罷工行動，規模之大超過了中國以外大多數國家所認知的程度。

認真改革的第一階段，是全面恢復既有特權團體的福利，即公有部門及城市正規工人。這些團體的醫療保險和退休金，到一九九○年代都運作起來了。社會，救助則以「最低生活保障」(「低保」)為名，在一九九九年作為一項全國政策開始施行。到二○○二年，農村養老金保險的實驗加速，到二○○三年，是農村醫療保險。二○○六年，農業稅取消了。二○○七年，實施農村兒童義務教育，二○○八年，擴展到全區(雖然不包括農民工的子女)。二○○七年，低保開始普及到農村。一九九九年，農民工原則上有了養老保險，二○○二年有了工傷保險。

這些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支持體系。在改革時代的初期，城市家庭有四十%以上的收入來自社會福利，主要是由吃和住的補貼組成。到了二○○七年，社會福利佔城市居民收入的份額已降至二十％，在農村居民則是二％。現在，補貼的主體是社會保險，住房及食物的福利幾乎消失了。¹⁰⁸

在建國初期，人民共和國運作的是一個有在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社會模式。隨著經濟重組，它四分五裂了。然後是約二十年的社會失序狀態。從那個毫無尊嚴的冷漠之中，發展出了新的改革，由此，又一個二十年後，建立起了一個新的社會模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

新的模式逐漸湧現，最終在二○一○年以社會保險法加以法制化。這項法律所代表的思考是，現在足夠的供應已經到位，剩下的就是在全國各地加以執行並運營起來。隨著經濟進步允許，這將逐步發生。但它並未預想到，還有制度創新這件事沒辦成。

公共部門的供給

新模式建立在四大支柱上：公共部門供給，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服務。¹⁰⁹

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包括軍隊人員(但不包括國有企業的大多數職工)，由國家供其養老金和醫療保健，資金來自稅收。他們的養老金百分百由政府預算覆蓋，並依照最終薪資計算。與企業職工的相比，這是特有的權利，在工作三十五年(軍隊是三十年)之後，退休後可拿到原工資的九十％年金。他們的醫療補助及服務要比社會上一般人更好、更全面，大體上是免費的醫療服務了。軍隊人員、老幹部及其家人可以享受「特殊的關照及安置」，退休後享有優惠的社會及醫療關懷、住房及其他服務。

所以，國家對它的自己人關照得相當好，這是中國制度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相同的地方。

社會保險

在公共部門供給之外，新模式的兩個指導原則，是社會保險和外包。國家是管理者與推動者，但總的來說不再是提供者。

首先，國家幫助民眾進入各種社會保險計劃並予以管理。這些項目在緊急事故中提供收入支援，諸如老年及生病。基本的保險方案由國家經辦，有了它們，國家可以控制通過繳納保險費所產生的資本。

第二，國家的保險計劃提供收入支持，但大多數的服務來自其他的運營商。醫療保健由醫院和診所提供，它們大多是以營利為目的。社會服務逐漸外包給非政府組織，但它們並不直接隸屬於國家機器。對殘障人士的救助，除了家庭所負擔的之外，現在主要是一般公司以及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十二萬名全職工作人員的責任(該聯合會在能幹的鄧樸方於了一九八八～二○○八年間擔任主席期間名聲顯赫，鄧樸方是鄧小平之子，文革期間被打致殘，一直靠輪椅行動)。國家為殘疾人提供就業而興辦福利工廠的制度，到了一九九○年代便不再繼續了。

然而，國家一直無法把所有提供服務的責任甩出公共部門之外。社會救助仍是由國家提供，某些形式的個人社會照顧仍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公共住房的提供在改革期間逐漸停止，但近來面臨買不起住房的難題加劇，公共住房又重新恢復了。

社會保險有五大種類：老金、醫療、工傷、失業及生育。基本的社會保險，現在是、將來也還是國家興辦及國有的。公民可以購買額外的私人保險，但不得放棄選擇國家體系的保險。總的規矩是，基金是通過僱主、僱員、自我僱用者和國家幾方，用各種結合方式，共同積累起來，權利由出資方享用，在養老和醫療上，由個人帳戶管理。

養老金保險有三種：城市企業職工、其他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男性六十歲，女性五十五或五十(軍隊中則是男性五十五，女性五十)。這是可以申領養老金的年齡，但不一定是實際退休年齡，因為有些人過了法定退休年齡後仍繼續工作。

企業職工，主要是城市人，能夠獲得一份基本的養老金保險，這是強制性的，而且還可能獲得一份補充的企業養老金保險。基本養老金由國家興辦，原則是社會集資及個人帳戶。補充養老金是基本養老金外的附加，由企業興辦、或由各企業集資聯辦，提供給企業自己的職工。額外的個人(商業的)養老金保險是受到鼓勵的(但沒有稅收上的優惠：募集的基金無法減稅)。對企業職工來說，他們的期望是基本的、補充的和個人的養老金加在一起，到退休時應該可拿到原工資的約六十％，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以任何統一的方法加以實現。這完全取決於個人養老金，但迄今為止，投保個人養老金的風氣尚未打開(雖然國際私人保險業視之為一個大有潛力的市場)。養老金的覆蓋面是擴大了，名目上的水準也提高了，但所得替代率卻急劇下降，從二○○○年以來，城市企業職工從各地平均工資的約六十％降至四十％，黨政幹部職工從約九十％降至六十％。至於城市非企業工人及農村居民的養老金，所得替代率本來就更低，但也都下降了。

在原則上，基本養老金保險對僱人的企業及僱員來說，是強制性的。僱主及僱員都必須提撥(僱主是工資額的二十％，僱員是工資的八％，但地區之間丶部門之間差別很大)，僱主代收僱員的養老金。僱員繳納的錢進入個人帳戶，帳戶裡面的錢原則上是個人財產，但退休年齡之前不能取出，也不能挪作他用。

養老津貼的估算來自幾方面：僱主及僱員繳納的金額、當地工資水準、人口因素(預期壽命)，和超時工資的調整指數規則。至少要繳納過十五年養老金的人才能領取津貼，領取的水準約當地平均工資的十五％，每多繳一年養老金，便可多領取一％。

對於企業職工之外的其他人士，如自我僱用者、農民工、兼職工或無一定僱主者，以及沒有工作的某些城市居民來說，基本養老金保險不是強制性的，可買可不買。然而，全部費用得由自己繳納。現在，各地的城市企業職工，約有八十％到九十％有基本養老金覆蓋。農民工的參保日益增加，但緩慢，覆蓋率不超過十％～十五％。

除了曾在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工作的少數群體外，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要落在城市居民之後。然而，從二○○三年以來，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逐步鋪開，二○○九年後擴展到全國。它所設立的結構，與企業的基本養老金一樣，包括個人繳費入個人帳戶，只是代替僱主繳納的，是一個「集體及政府補貼」，但農村體系的保險金水準比企業體系來得低。農村養老金項目是(如同城市非企業工人)自願的，不過擴展得很好，二○○九年覆蓋面為二．四億人，到二○一一年底，已增加到三．三億。

政府的長期目標，是把城鄉的養老保險「統一起來」，這似乎意味著要減少兩者之間的差別。二○一四年初政府宣佈，打算把農民的養老保險與城市非企業工人的合併起來，作為全面統一的第一步。

醫療保險有三個組成部分：城市企業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其他城市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和農村人口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企業醫療保險對企業及僱員來說是強制性的，由雙方繳納保費，但也對其他人開放，比如自我僱用者，但他們得自己繳交全數保費。企業的繳費水準，一般是僱主繳工資額的六％，僱員繳工資的二％。企業可以為自己的職工設立補充的醫療保險。非企業的醫療保險，則是由個人和國家雙方繳納保險費。至於失業者或接受社會救助者的保險費，則由國家補貼。

設立基本保險，是為投保者——在職者和(假如有累積足夠的保費)退休者——承擔一部分醫療費用，但並非全部的費用或所有的治療。醫院治療費用有約一半是由病人付的，雖然可報銷的部分各地不同，病人要付的部分往往會更多。家屬包括兒童，不在保險的範圍內。需要長期治療的大病，患者要繳付更高比例的費用。超過基本治療或需要「額外」治療的費用，都得由患者支付。在醫院住院治療，往往由家庭提供飲食。醫療費用一直在急劇上漲，儘管有了更好的保險，家庭花在治病上的開支一直沒減少。治病的費用對窮人來說，仍是高得讓人付不起。由醫療保險承擔的部分開支，據說是由社會保險機構與醫療機構之間直接結算，但實際上往往得由患者先墊付，然後(再試圖)去取得補償。患者得東拼西湊才能獲得有效的治療，但高品質的治療昂貴且難以獲得。這使得預期壽命在全國各地有著很大的差別。

醫療照護的供應是通過機構或藥房這類「指定的醫保服務提供者」，這些機構也可能是私人的，但就跟一般的服務一樣，效率低下。在城鄉地區都有運作的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會提供一些基本的治療和預防性的健康教育及指導；但是，普遍認為治病是以醫院為中心，再加上初級、一般的診治以及門診服務發展得很差，導致在住院次數及住院天數上，都存在著過度住院的情況。在藥物的使用上，也有過度依賴的現象，部分是因為醫務人員及機構可以從開立(高價藥)的處方上獲利。至於生育控制的「服務」，則是另外由計劃生育服務站或中心所提供。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在二○○三年開始運行，現在已在全國展開，幾乎所有的農村人口都有受惠。對農村居民來說，這是一個自願的專案，旨在為農民治大病負擔一些醫療費用。保險費來自中央及地方政府、農村集體，以及由參保者繳納的(低額)保險費。不過，農村醫療保險與城市企業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相比，能夠拿回來的錢少很多。

享受企業醫保的工人有資格享受一定天數的有薪病假，這要根據他們的年資來計算。對其他人，醫保則不承擔患病期間的收入損失。

工傷保險對僱人的企業來說是強制性的，且由僱主全部繳費(僱員不用繳)。繳交金額的估算要合於當地的生活水平，因地區、部門和企業各不相同，根據工傷事故的情況，定在工資額的○．五～二％之間。它共有三大補償：醫療及護理補貼、殘疾補貼，和因工死亡補貼，包括喪葬補貼和給家人的有條件補貼。在治療期間(一般最長十二個月)的工資由僱主承擔。保險並不承擔因工作能力永久喪失而致的後果，或由自己造成的傷害，諸如醉酒所導致。

失業保險對僱人的企業來說是強制性的，由僱主與僱員共同繳納(企業要繳工資額的二％，個人繳一%)。它覆蓋城市工人(以及城巿的自我僱用者，但有附帶條件)，且提供生計(生活費用和有條件的醫療費用)，期限長達二十四個月。農民工若與失業保險覆蓋的城市企業訂有勞動合同，則他們的失業保險目前有在考慮中。失業保險不包括非受僱的居民，比如(因地方政府徵地而)無地可耕的農民。

在生育保險中，女職工因生孩子(或人工流產)而遭受的工資損失和醫療費用，有權獲得補償。保險全由僱主承擔，費用有地區差別，但不超過僱主工資額成本的一％。生育補貼數額按當地平均工資水準，最長九十天。

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主要用在「最低生活水準保障(低保)」。這是一筆由各地決定的最低生活水準的現金支持，按照家庭收入的情況發放。救濟金由當地管理，也由當地籌措。從一九九九年起，城市居民大體上全被覆蓋了，從二○○六年起，農村居民也逐漸實行了(從現有的「五保戶」擴展到「極端貧困」戶)。社會救助只管有當地戶口的人。流動人口在其寄住地沒有資格領取。其他形式的救助，如教育、醫療、住房方面，會根據當地的情況，給予一些「需要」之人，如無家可歸之人、赤貧者(「流浪漢」)和有「殘疾證」的殘疾人。

低保的水準很低且基本，一般約在當地平均工資的二十～三十％，各地差別很大，城鄉之間(之內也是)差別顯著。另外，誰有享受低保的權利，以及低保該由誰來提供，權責亦含糊不清。

社會服務

提供社會服務是地方上的責任，受惠者是最弱勢的群體，如孤兒和最窮的老人。目前的趨勢是把這項服務外包給非政府組織或非官僚組織，雖然這麼做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勵，但有時地方當局會加以抗拒。承包服務的組織有的是營利性質，有的是非營利性質；對於所承擔的工作，它們可能稱職，也可能不稱職。

針對老人的服務，目標是「貧困戶」或「極貧戶」。這項服務做得不怎麼好，而且主要是通過機構(「養老院」)來提供住處、居家照顧、緊急救助、白日照顧丶保健與復健，以及娛樂活動。對於絕大多數的老年人來說，由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在他們的生活中幾乎無甚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針對兒童的服務，目標是孤兒、棄兒或殘疾兒童，主要也是通過機構(「兒童福利院」、寄宿學校之類)來提供。另外，收養與寄養是得到鼓勵的。

在改革以前的時代，公共住房是社會支持的核心部分，後來漸漸無法持續，直到一九九八年實物福利分房叫停。之後通過補助購買以及住房政策局限在市場上提供「買得起的房子」，公共住房財產從公共租賃制被改成立基於市場的房主私有化。大多數城市中心在改善居住條件及創造一個有產的新階級上都獲得了成功，但隨著窮人買不起住房，又出現了新的不平等及階級分化。結果是住房政策後退太多了。為了要抑制住房市場，在一九九○年代，城市地區建立了「住房公積金」，是一種籌措住房資金、改善進入房市條件的機制。所有僱人的企業都必須參加，僱主與僱員都必須繳納公積金的費用。該基金原則上是代表僱員利益的一個強制性存錢計劃，但費用主要由僱主來繳，僱員則持有帳戶。雖然並非原意，但這項資金最初主要被用(濫用)於蓋房子。漸漸地，僱員們可以開始啟用積累的儲蓄外加貸款去購買住房，又或是退休後取出這筆積蓄。然而，房價卻一直翻倍地上漲，導致大量本來並不窮的民眾也發現自己買不起好房子了。到了二○一一年，政府以供應者的角色，帶著一個更新的公共住房規劃，重新進入住房市場，該規劃包括政府補貼的經濟適用房、共同所有權的住房和公共的廉租房，某種程度上，住房政策又返回(補貼的)租賃制。

正規學校教育與一般教育的改善儘管是實實在在的，卻落後於快速經濟發展之後所被期望的水準。學前教育的入學率處於低水準，即使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比，農村兒童和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無論是量還是質都特別低。到了二○○八年，小學教育(原則上)是免費的，但隱性費用及非費用的成本對貧困家庭來說仍是沉重負擔。中學及以上的教育並非免費，與國際相比，學費特別地高。公立學校被分成「一般」學校和優質的「重點」學校，後者通過各種非正規機制，包括「擇校費」，有計劃地篩選入學新生。農村學校教育往往低於水準，在某些人口大量移出的地區更是日益惡化。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學校越來越多，卻沒有有效的發照與認可制度，但即使如此，仍有很多公立學校的富家子弟被吸納過去。中學及高中的入學率相對低，在農村則處於停滯(由於小學的品質低下，再加上繳不起學費與其他費用)。學校教育長於機械式學習，但在獨立性、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等技能的培養上卻非常弱。從學校教育的品質及入學率等指數來看，趨勢是朝向擴大不平等和差別發展。農民工子女在居住地進公立學校及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一般是受到限制的。

中國的學校教育，若按照一些國際上針對教育品質的比較，尤其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來看，似乎經辦得很好。然而那些結果，就像許多來自中國的統計資料一樣，不是真的。在PISA的研究中，中國由上海來代表，上海是中國最先進的城市，而上海所選取的樣本排斥了那些農民工子女就讀的學校。

福利政策有所不濟

對新的社會模式所做的描述，必須伴隨著許多必要條件。上述的各項福利服務都存在且都在運作，但整個體系在具體落實時，仍有區分、差別和缺點。因此，這樣的描述應被解讀為，部分反映了正在運作的政策，部分反映了政策的願望。實際是什麼，願望是什麼，以及認真的願望是什麼，並無法以精確的方式敘述。設立基金的社會保險體系正在形成之中，但執行面仍有眾多未解決的難題。這裡主要的願望是，把社會保險的管理從公司手中轉到國家保險機構，創造更多跨部門的一致，給國有企業及私人企業的工人提供更公平的服務，並開始建立基金以因應未來的財務需求。

社會保險費用的徵收和賠償的分配，掌握在各縣的社會保險局手中，並通過下屬的分局運作。收費及賠付在某種程度上聽任地方政府支配，全國各地並沒有一致。

這項計劃的目的是要收來的保險費要超出所付的賠償金，由此去積累社會保險資金以支付未來要支付的賠償金。資金以基金的形式存放，基金的管理逐步集中到省級政府，而養老金則是集中到中央政府。這一集中化的趨勢受到地方上的大力抗拒，所以沒有特定的完成時間表。

該體系施行迄今的經驗是，所有關於社會保險的部分都充斥著不當行為，諸如企業不參保、拖欠繳費、賠償金錯付給沒資格的人、過多的管理成本、社會保險基金被地方私佔挪用(包括以貪污的手段)。雖然總的來說，該體系還是有盈餘，然而目前的資金只能算是中等的積累；這樣一來，就變成在帳面上是一個有資金的社會保險體系，但事實上繼續是在量入為出的基礎上經營；也就是大體上，是用今日繳納的費用去付今日的賠償金。二○○○年，作為主權財富基金的全國社會保險基金設立，用來管理一些過剩的社會保險資金。¹¹⁰

隨著現在已到位的供給，中國正朝著普及基本社會保護的方向趨近。然而，這項陳述需要用五種方法來證明其是否有效。

首先，獲得社會保障正朝著「趨近普及」的方向，但並非完全普及。二○一○年的社會保險法也只是小心地設定「廣泛地」覆蓋。農民工是其中主要被排除和未解決的人群，或許有二．五億人之多，他們在工作場所並沒有享受到大部分的社會權利，甚至在他們已經擁有的權利上也大大地受到歧視。非農民工、但沒有正規就業的工人，最好的狀況也只是剛好被包括進去而已。

第二，趨近普及的部分，只是資格而已，並非供給。對於自我僱用者和非正規工人，參加社會保險是自願的也是昂貴的，因為他們必須自己繳納所有費用。即使參保在法律上是強制的工作場所，由於主要是為了保障企業職工，企業普遍不願遵從，或是不願簽約參保，或是不願繳納全額。社會保險的權利本意是可攜帶的，這樣一來，工人在改變工作或易地工作時可以保留這些權利，但到底哪些權利可攜帶這一點並不清楚，而且可攜帶的實際運作也並未到位。

第三，就算能獲得權利，既不足夠，也不統一。社會救助效率低下，因為支持的水準不足以擺脫貧困，所提供的服務時常管理很差，還有機制本身就存在的不利因素、貧窮陷阱以及依賴扭曲。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受到設定錯誤及假公濟私所害，諸如把低保發給分配者的親友，導致最後只能實現有限的扶貧效果。眾所周知，貧困率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社會救助本身對貧困率的減少卻沒起作用或近於無用。¹¹¹社會救助是在一九九九年作為一項國家政策鋪開，部分是為了對國有部門進行經濟重組所導致的大規模失業起一定支持作用。隨後，通過二○一二年和二○一四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新規定，社會救助受到限縮，轉而特定針對極端弱勢族群以及沒有工作能力和沒有法定代理人的貧窮人口。在社會保險的提供上也有地區和職業的不同，包括政府及企業職工之間、城鄉居民之間的不同，而且都排除農民工。在養老保險和醫療照護上，公職、黨職和軍職形成了一個特權的團體。

第四，中央政府的意圖可能在各地遭到錯誤管理、置之不理或破壞。地方當局在這個體系中擁有大量的自治權。它們有權可以解釋要執行的職責，也有權可以調節規劃的覆蓋以及福利等級。它們可以決定容納或排斥農民工的程度。它們有權控制社會保險的資金，並有權將此基金挪為己用。下至村莊一級的貧窮當局有權做事吝嗇，而富裕的會慷慨大方，包括通過它們自己的社會供給來如此辦事。地方當局有權不服從。其中一個例子是學校教育。雖然義務教育原則上是免費的，但學校和地方當局還是普遍地向父母徵收不明說的費用，而家長只好說是「樂捐」，在「一個由國家興辦卻受到行賄受賄與任人唯親所侵害的教育體系」，有各式各樣的費用要被榨取。¹¹²結果是這個體系的政策執行有限且不平均，各地在獲取機會及供給上有著巨大且複雜的不平等。

第五，在中國這樣一個龐大且複雜的國家，供給——給申領人和客戶提供賠償金及服務——極為困難。社會救助和社會服務，是由地方機關和組織提供的，它們通常能力低下而且缺乏善意。社會保險的現金賠償，是通過地方上的社會保險局發放，但這些機關要不效率很差要不就是腐敗。在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兩方面，支付賠償金和提供津貼的目標設定很差且普遍分配不當。以實物支付的社會保險賠償，如醫療服務，是由服務機構和開業診所提供，它們無論是公立或私人的，都是有繳費才有服務。在「一個令人不信任的市場」，甚至基本的醫療服務都難以獲得，往往要靠賄賂。¹¹³醫院、其他醫療機構和開業診所可以從賣藥獲利，由於藥品的價格過高而且是硬推給患者，導致醫療費用節節攀升以及大規模地過度治療。私人層次的複雜性，再加上政府層次的複雜性，形成全國各地在供給上有著巨大差別的局面。

綜合上述五點，可以說，今日中國是在經營一個社會供給的廣大系統。基本上，這是一個以城市人口優先的保險體系，有著最低水準和不連貫的其他服務，包括最後底線的扶貧計劃。它在覆蓋面上或供應上無法做到普及全部，各人口群體之間在待遇上有著鴻溝。最大的差別，在於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在此兩大群體之間，還有龐大的農民工與其他非正規的工人，他們的權利顯然無法與一般的城市居民相比。

福利國家？

迄今為止，按狹義考慮，福利國家是一個為公民提供公平稅制及足夠社會保護的國家。更精確地說，按最權威的定義，福利國家是「至少在三個方面，其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是用來修正市場力量的運作：保障個人及家庭最低水準的收入，不論其工作或財產的市場價值；縮小個人及家庭在因應某些社會突發事件時的不安全程度，以免導致個人及家庭危機；確保所有公民，無論其地位或階級，在有關醫療及社會服務方面，能夠得到某一公認範圍內的最佳服務」。¹¹⁴

要把一個稍微有些理想主義的英國對福利的定義用於中國，可能看來不太公平。然而，這不是作為學術反思而下的事後定義，而是一個反映了一九四四～四八年間英國的偉大改革中(家庭及兒童補貼，社會救助作為一種基本權利的收入支持，鞏固的社會安全機制，國民保健署)奉為神聖的思想與原則的定義。英國社會政策現代化的這個浪潮，與中國從一九九○年代末以來所推動的並無不同。這些改革之所以在當時得以推行，並非因為英國富有到「負擔得起」慷慨大方的社會保護——英國當時遠遠比不上中國現在富裕——而是因為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英國社會產生了一個政治意願，這個政治意願建立在英國應該要更具社會公平的共識之上。這完全不是一個奢侈的定義，而是中國模式理當予以回應的那種標準，而且能夠回應這個標準，與我把中國當作一個成熟國家是相一致的。在稅收水準上，它確實已經成熟，那麼在給人民提供保障上，把它當作成熟國家看待也應該不為過。

按照這個標準，儘管中國的改革在多方面都很壯觀，但它還不是一個福利國家。即使我們把定義減至基本的原則，不求完美，只問該體系的趨勢與方向，以它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仍不足於達到一個福利國家的門檻。

該體系有顯示出任何修正市場力量作用的趨勢嗎？答案為否。在稅制方面是極端地退步，不但沒有修正市場的不平等，反而加以惡化。說白一點，窮人納的稅還更多。在服務方面，供應的主體是通過社會保險，但大體上是複製了市場的不平等。諸如醫療照護和教育這樣的主要服務，不僅所費不貲，也貴得讓窮人付不起。中產階級自己買保險，免受社會保護的束縛，但也因此沒有給體制任何支持。

該體系有提供安全網足以作為最後依靠以防範落入貧困嗎？答案為否。社會救助不足且無效。社會服務對窮人來說，是不完整的、任意的甚至不存在的。

該體系有顯示出讓人得以獲取最佳核心服務的趨勢嗎？答案為否。對大多數人來說，服務很普通。該體系中唯一真正有社會品質的部分是生育保險，因為從實用的目的來說，它比該做的還大方一點。其他如醫療照護和教育，能夠得到最佳服務的，只有有關係或付得起錢的人。

該體系有顯示出在提供服務時不分地位或階級的趨勢嗎？答案為否。該體系的連結破碎且充滿了待遇上的不平等，不僅是在公有部門職工與其他工人之間，也在企業職工與非正規的工人之間，在城鄉人口之間；而且，總是歧視千千萬萬農民工及其家人。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只從社會保護的意義上來說是否定的；這個體系也沒有任何能使它成熟起來的設計，好讓這些問題的答案轉為肯定。

在國家所取與國家所予的平衡上，就目前所討論的，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在稅收方面取之甚多，而且從窮人那裡取的多，不成比例地多於從富人那裡所取的，但回報的一籮筐福利服務卻甚為微薄這一籮筐在討論福利國家的文獻上會被描述為「勉強夠格」，而且通常會與一個低稅政權有關而且這一籮筐在防止貧困的問題上並沒有重新分配的力量。這不是缺少能力。中國有超足夠的富裕、超足夠的稅收能力和超足夠的行政能力，能讓更好的社會供應付得起、行得通。一個能讓十四億人口一直牢牢處在歐威爾式統治之下的國家，一個能把二百萬名官僚完美地安置在網路管制員的工作上，以把不好的資訊從網路上清除的國家，如果它想做的話，是可以給社會中的窮的和小的更多的幫助和支持，比它現在給的還要多。這一政權不情願把社會保護當做一個必要的附加物來接受，而且對它幾乎沒有進一步的興趣。

中國領導人巡看其他國家來做借鑒——新加坡是常被提及的一個——但似乎只學了他們想學的東西。假如他們借鑒南韓，他們就會看到建立社會保護的成功經驗，從發展過程的初期就主動地建立起來社會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中國，社會方面必須等到經濟發展以後才去發展的想法，是為其不作為所找的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在社會保護上，一開始不動手的，就永遠也做不了。這正是在中國所顯示出來的情景。

假如他們有在中等收入國家中巡看當代領袖們的社會發明，他們可能會學到家庭支持及其相關條件。中國模式明顯缺乏的，就是與家庭支持有關的部分(除了生育控制被美化稱為「家庭計劃」)。在社會政策上，近來偉大的創新之一，先是墨西哥，後是巴西，找到了一條把支持擴展到窮困家庭之路，他們通過有條件現金撥付的設計，設法讓貧困孩子得到醫療防治及上學的福利。利用社會支持作為一種積極的政策工具，這樣的方法隨後普及到了發展中世界，但沒到中國。

假如他們借鑒歐美的近來趨勢，他們可能會學到「啟動」，把社會與勞動市場政策結合起來，以鼓勵依賴者去工作和自力更生。然而，在中國模式中，對採取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以作為社會貢獻的想法，與對家庭政策的任何想法一樣地缺乏。在社會救助方面，怠工的問題似乎不要緊。如我們之所見，為殘疾人開辦的福利工廠不再有了。一九九○年代「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創新靈光一現，但其中沒有決心，以致早期的實驗失敗了，後來也就放棄了。

在《二○三○年的中國》一書中，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回顧社會體制的方法與我此處的分析一致。報告發現，為把中國建成一個(用他們的話說)現代化的、和諧的、有創造力的社會，供應是不足的。這個不足，不是能力的缺乏，而是被解釋成對社會政策缺乏遠見，缺乏對一套基本價值觀的共識，其中包括所有人都應享有的社會平等及公正。他們或許是對的，中國沒有這樣的遠見。比如，二○一○年的社會保險法，在思想上就很平庸。但這並不是說，領導人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必定是糊塗的。中國沒有提供任何社會遠見的原因，或許是相應的政策意圖並不在此。再重複一遍，社會政策一直是社會控制和政權正當性的工具。它們也可以是社會公平的工具。但在中國卻不是。該體系是為購買正當性而設計，不為別的。它不是被設計來作為公正的工具這件事是政策，所以並不是缺乏遠見。

在過去二十年內逐漸成型的社會供給，其組成部分雖然並非無足輕重，卻是破碎的、任意的和脫節的。通過這一體系，大量的注意力從國家流向了民眾，使民眾看到國家就在那兒支持著你。這就是社會供應的用處之所在。但是，中國的供給既增加不了保護，也增加不了公平。它們也不需要為那個目標而努力。這個體系並沒有在發展更高層次供應的末來。比如社會保險的範圍在擴大中，應該把基本保險帶給城市的、正規的企業職工(但幾乎不會給配偶和家人)，但不會以任何公平的方式設計來包容農村人口、農民工和其他非正規工人，即使隨著時間推移也不會。中國的社會是以分而治之的原則來組織的。城市人口、農村人口和流動人口，有不同形式的公民身分，也有不同的權利。這些區分，就珍藏在戶口制度裡，作為一道障礙，來防範廣大的工人階級大團結。社會保護體系不僅不給這些鴻溝架橋，反而要如此設計以維持這些鴻溝。社會供應把人民區分成多重團一體，相互分隔，不同對待，千萬不能設計得讓人民團聚成一個「和諧的社會」。

今日中國社會政策的最佳闡釋是，他們是被設計來做必需之事，是從政權的需要來看的必需之事。當必要性出現，供應就具體化為現實。比如一九九○年代出現大規模的失業潮，社會救助就生機勃勃地發動起來。當必要性降低，供應就退潮。所以，當失業危險過去，社會救助就被撤回，而不是進一步發展。當市場化給那些沒早下手買房卻逢上房價暴漲的人帶來住房危機，公共住房供應就又回來了。

若是暗示中國領導人忘記了遠見，那是低估了他們。他們在社會政策上所做的一切，就是他們在公共政策上所做的一切，而公共政策是要做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所必須做的一切。這可能不是遠見，卻是清醒的思維。他們並沒有在尋求任何更寬廣的共識。他們的社會政策正是設計來這麼用的：穩定和控制的另一件工具，僅此而已，別無他用。

他們是誰

兩位中國觀察家近來有過這樣一段對話，精簡如下：

甲教授：中國是個獨裁國家。

乙教授：五億民眾已經脫貧。

沉默。

這一交流與對峙，簡潔地捕捉到了試圖理解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人會面對的困境。兩位教授都對。到此為止，就夠了。關於哪一項更要緊，我們可以支吾其詞。關於中國的管治，雖有很多不快之事，它撐了下去，提供了服務。或者說，它是一個獨裁體制，不能因為物質條件有所改善就可以免於被譴責。你的意見和我的一樣正確。

然而，就我而言，我不滿足於就此為止。其中一項是，它不能使我到達我想去之處，我想去到中國國家的靈魂。這是一個有個性的國家，但此一個性無法用說這也對、說那也對的不確定來予以掌握。再說，雖然甲乙兩人都對，誰也沒有獲得全部真理。中國是獨裁沒錯，但是什麼樣的獨裁？五億人脫貧，是什麼意思？國家搞脫貧，又是什麼意思？中國領導人聲稱他們的模式有如實木，我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那是個什麼樣的木頭。

它如何運作

本質上，雖然並非總是有效率，但中共政權是這樣運作的：黨決定，其他人去做；黨控制，其他人規規矩矩守秩序。

控制

中共政權的最高決心，是自己千秋萬代坐擁天下。領導人也會有很多別的關注，但天下穩定為第一要務。他們懂得，有信心的自保需要花很大的氣力。他們必須控制社會，而且要用力去做、深入去做。雖然他們從未大意，但控制仍是不夠。他們必須盡其所能去分發實惠，好在人民當中創造心甘情願的順從或默許。現在，中國統治的特色是，控制與購買正當性不是二者取一的策略，而是相輔相成的策略。絕對沒有擺脫控制而傾向於更依賴正當性一事。領導人總是一面向人民說他們如何帶來繁榮與治理，另一方面卻不斷改善和加強其控制體系。兩者攜手並進。

領導人聲稱，他們提供了經濟發展，而這是最要緊的。這個提供的意義，我下面再提。就目前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需要經濟增長，而且得是強勁的增長。在面對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一道威脅時，政府就釋放了巨大的刺激投入自己的經濟體，以提振投資和增長，來應付世界各地對中國產品需求的下降。當官方公佈二○一四年設定的GDP增長為七．五％時，已經有人開始關注這樣的增長不扎實。人們對中國這一大多數國家只能夢想的高增長率感到擔憂，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從經濟上來講，七．五％的速度夠凶猛了。甚至四％或五％通常已被視為超強勁的增長了，但在中國卻引起警鐘長鳴。中國政權需要一個經濟奇蹟。國家需要巨大的資源去資助自身、使低效的行政機關運轉，並餵養它的投資機器。經商階級需要被收買，靠的是使其有發財的機會，且今後會發更多的財這樣的承諾。官員階級需要被收買，靠的是有額外津貼及腐敗收益。還需要有剩餘的資源，來提升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準。經濟發展是中共政權購買正當性的主要工具。購買是昂貴的。要想有效，就需要有足夠的發展來給每個人點什麼東西，即使這麼做得要先有大量好處被掏出來，滿足龐大的官僚機構、國有企業、以及高據群眾之上的政治經濟階級的胃口。領導人知道，他們從自己人民那裡得到的，是何種忠誠和默許，他們之所以有這些，不是因為人民愛戴他們，而是因為他們給人民帶來了好處。當經濟不再以一個政治上足夠的速率發展時，即使發展速率仍然不錯，也將不會有足夠的資源來滿足政權自身創造出來的多重期望。

我們這些從外界觀察中國的人士，敏銳地關注國內的對抗力量，正如我在寫本書之時所做的事。我們追蹤活動分子的所作所為，他們運作的程度，以及他們何時及如何被合擊。我們傾聽學術界、新聞界和經濟界人士的反對聲音。我們對國內任何地方發生的抗議事件都有所警覺。我們知道，在黨的領導下、以領導人喜歡的方式行事的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然而，實情是，在一個更大的結構中，中國現在是鐵板一塊。當然，也有反對運動和行動主義，但不怎麼成氣候。大體而言，新聞出版業是忠誠的，經濟中產階級是忠誠的，專業人士是忠誠的，文化工作者是忠誠的，學生是忠誠的。不是全部人都這樣，確實有許多人正在努力多做一點、多說一點。有些人進而從事反體制的行動，為促進人權或結束一黨統治而工作。少數民族的代表性人物從事反抗行動。他們是勇敢的人，但最終，他們只是少數。那些能夠從單獨行動發展成有組織反對活動的人，甚至更少。

觀察者普遍認為，中國政權得以穩固是因為享有來自下層的大量支持，但此一結論下得太早。它不是領導人自己相信就好了的一件事。中共政權在使自己被民眾信任一事上，可能已經取得了某些成功，但這不是說，它已經以安全持久的方式贏得了正當性。比較有力的解釋是，控制體系奏效了。就大體而言，從事有系統的反對活動那麼困難、又有風險且成本又高，因此不太可能成氣候，幾乎不值得去做。而且，這些反對活動一般也不受到基層群眾的鼓勵。可悲的是，那些去做的人士，更可能被「普通老百姓」視為愚蠢和徒勞搗亂，而不是被視為為了原則和正義挺身而出的英雄。

在某些方面，國家的角色已經在中國社會中往後退。現在，是一個巨大的私有經濟企業在國家直接指揮之外運作。公共行政管理和提供服務的業務，已經部分外包給一些機構，這些機構不直接是國家行政管理機關的一部分。

但是，人們較少注意到的是，當國家在某些方面從直接插手往後退之時，黨已經伸出了手。在「自由」運作的經濟組織裡，黨就在場。在外包接收終端的NGO中，黨也在場。那麼，如我們之所見的國家角色的後退，並非黨國的後退。它代表了控制模式的轉移，從直接的國家指揮轉變成更微妙的黨控制形式。黨在那兒，人人都知道它在那兒。它並沒有告訴每個人必須要做的每件事。但是，它確實控制人民不能做他們不可以做的事，而且它做得極其周詳，從人民不能生他們不該生的孩子，不能讀、不能看、不能聽他們不該讀、看、聽的東西，到不能信他們不該信的信仰，最重要的，不能組織他們不該組織的活動。

這是一個間接控制的微妙體制，通過柔軟的、非粗糙的手段來運作，得到比它想要的還要多的結果。它知道，它不需要絕對的服從，若硬要，只會有反作用。這個控制體制，不去控制無需控制的東西，而是廣泛地依賴被管理的自我控制。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人民被期望不僅要相信黨、遵從黨的路線，還要在日常生活中顯示忠誠，比如，他們穿衣的方式和他們喜歡的娛樂。中國人已經從這一蠢行中解放出來。他們現在可以更隨意地生活。這並不是說在要緊之時他們不會受到控制，而是說在不要緊之時他們不會被指揮得團團轉。

這種微妙控制的現代形式(我們可以這樣說嗎？)，有益於創造出一群順從的民眾。中國的國家正徐徐朝向一個某方面來說是無痛的獨裁體制移動，在這個體制內，控制平穩地進行，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多多少少做個順民，因為這樣做，講得通。各種野蠻的控制形式已經或正在被解除，諸如勞教營。微妙控制運作得夠好，因此，野蠻控制不那麼必要了。

然而，從頭到尾，無論控制的展現是多麼地微妙，在其背後，始終存在著懲罰、騷擾、拘禁、喪失工作或住所、家人朋友受株連、暴力和最終死亡的威脅。威脅一直在那兒，而且時常顯露出它的真容。毫無疑問，當局通常寧可不用野蠻鎮壓的手段，但當他們不得不下手時，他們絕不會放棄他們的權利或能力，來威脅或粉碎任何擋在路上的人。

我拒絕給中國的國家戴上「威權」標籤。這名號太遷就、隨和了。一個國家要求服從、且像中國那樣程度的控制，靠恐懼和武力來統治，夜間派員警破門而入，把人拉走，最後並訴諸暴力，而且在其視為有必要或有機會時樂於展示使用暴力，所以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威權國家。它是一個獨裁國家。但是，我也說過「獨裁」不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標籤。因為中國太圓通老練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命令受到限制、除了逼不得已之外、以間接控制取代直接指揮的獨裁體制。這種控制模式，效果強硬，執行柔軟，發展正趨完美，讓中國的國家成了一種過去從未見過的獨裁體制。這樣的獨裁體制需要一個名稱。不是專制；那太仁慈了。但又不是其他種的獨裁；那太原始了。我給它取了名字：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

在中國過你自己的生活，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你理解並接受這些限制：有些事，你不能做，或不能說；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或假裝要做；有些事，你被要求去相信，而且因為各種目的，你必須宣稱自己相信；還有些事，你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說並宣稱自己相信；有些信仰，你不許去信；有些團體，你不能去組織；你得被迫容忍和愚蠢的政治教育；你得被迫遷就政府官員濫用職權這種生活事實；最終，黨國設定規則並拍板定案，你沒有權利去質問黨，同樣你也沒有諸如生孩子的權利；你必須繳納名下的費用；你處於監視和控制之下；你若打破了規矩，或是當局所說的任何規矩，或者你的親朋好友打破了規矩，你就會有被騷擾、帶走、消失、挨打及可能喪命的危險。在中國的新資本主義之下，人民沒有權利經商，他們之所以能夠經商，是因為憲法說，國家「允許私有經濟存在」。

有這些限制和條件，那麼，中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嗎？在毛澤東時代，是的，但改革開放有把中國的國家體制帶離極權主義並予以現代化嗎？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漢娜．鄂蘭把極權主義的性質解釋為超越了僅僅是獨裁的一種統治形式。當統治滲透入社會之深，以致「政治的」不存在時，這樣的統治就是極權主義。在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沒有空間，讓公民們可以相對安全地公開講話、行動，做他們自己，並就社會及政治事務、道德及治理等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且集體地一起這樣做。於是，會思考的人和會行動的人，沒有辦法在不被上頭控制的情況下，在公共空間發展和顯露他們的個體性，或通過思索去增進他們對政治生活的理解，或與他人進行即使是最基本的交流。人類作為個體不被承認，最終無足輕重。對民眾來說，所剩餘的政治生活，是被迫進入地下，進入隱蔽、秘密和孤立狀態。

鄂蘭繼續臚列使統治成為極權主義的四大機制，她的定義具有清晰的力量，並且經受得起時間的檢驗：

統治靠恐怖來維持；

統治深入到規範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連結及私人領域，包括家庭連結及習俗、

管治是通過普遍的及非人性的官僚機構來施行，而且，

國家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權威下運作，該意識形態解釋國家的使命，並為其掌權及掌控手段予以正名。

在現代且改革過的人民共和國，還有恐怖統治這回事嗎？答案是有的。每個人都受到監視，所有的公家機關都是情蒐單位，黨看到所有事情，並知道一切。安全機構及其僱用的惡棍隨時待命，軍隊也是如此。在法庭上，勇敢的活動分子楊茂東把中國的「連續打擊」(blow-by-blow)比作歐威爾《一九八四》書中的噩夢國度。他是對的。雖然管控專制是手法巧妙的，並不依賴恐怖的無處不在，但恐怖的威脅確實無處不在，而且，威脅是有實際運用暴力作為後盾的，足以讓公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樣的待遇可不是鬧著玩兒的。有很多事情是那些只想過日子的人必須接受的，有很多關於規矩以及劃定界限的不確定性，這使得在中國的生活因為縱容默許或充滿恐懼而深受挫折。在目前的領導層統治之下，控制收緊的後果之一，是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更深的恐懼。現在，沒人知道規矩為何。溫和的穩健派被抓，彷彿是禍從天降，理由莫名其妙。在公共服務的範圍，獨創和行動變得危險，因為沒人知道什麼會被視為顛覆性的破壞。所有形式的表達都受到審査，不管是印刷品或是電子媒體，一直落實到只想過正常生活的老百姓，每個人都被思想工作搞到自我審査。管控專制使用恐怖時，也會伴隨著一些經濟實惠，這是真的；但它掌握了恐怖手段，而且該出手時就出手，毫不遲疑，這也是真的。

統治真的滲透到了對私人領域的控制嗎？答案是肯定的。思想工作是統治的一部分。人民之所知是被控制的，他們之所聞也是被控制的，他們應該怎麼想，也受無處不在的宣傳、政治教育和群眾運動的影響。他們生活的環境充斥著謊言、半真半假、虛構和扭曲的語言。通過生育控制政策，國家使自己以至高無上的存在出現在幾乎每個人的發展階段中，而這個最私密的層面本來應該歸屬於私人生活。

毫無頭腦的GDP發展主義所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粉碎了家庭結構。中國文化是以家庭為本位的。人們有一個預期和熱望，即人生在家庭中度過，家庭成員互相關懷，家庭是一個人求得幫助與支持的首要依賴。這一期望是設計社會保護政策的基礎，理應受到社會法規的珍視。然而，生育控制政策旨在縮小家庭的規模，導致人們滿足社會期望所需的生育資源遭到剝奪，結果是太多的老人沒有必需的家庭支持，太多的兒童作為獨生子女長大並缺乏多子女家庭的完整體驗，太多的青年人沒有兄弟、姐妹可幫襯，太多渴望有孩子的父母無法擁有孩子，而且太多的青年男子找不到老婆、成不了家。這些「失敗」的男子帶著挫折與憤恨會往何處去，或許無人知道；令我脊背發冷的猜測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會被吸引到軍隊和安全機構。

經濟發展一直是，且目前仍是動員一支農民工大軍的前提。這一人口流動，導致家庭普遍地被連根拔起。許多農民工不得不把家人拋下背井離鄉，無數家庭的親人天各一方，「留守兒童」由單親、或爺爺奶奶、或親戚照管，或有時自己一人，這樣的兒童有三千三百萬住在不合標準的寄宿學校。當全家人是一齊出外，往往只能住在低劣的住房及生活環境中，勉強湊合地生活在他們無法擁有正常權利的城鎮，包括沒有醫療保健和上學的條件，而且往往受到鄙薄、歧視和排斥。

國家要進一步管控的人際連結，是社會網絡。所有獨裁國家最害怕的，不是反對或抗議的個人或小團夥，而是能夠由下而上、不限於一地、能形成網絡組織的行動主義。中國的國家處理這一危險靠兩手：一方面，盡可能地把社團生活拉入控制的軌道；另一方面，對任何看起來像草根組織的事物加以壓制或取締。即使這個組織是從事官方鼓勵的事業也不足惜，他本身是一個組織這一事實就是危險的。任何不受控制的組織，都會對黨的權威形成威脅。人民可以批評國家，但他們不能做的，就是參與集體行動。最終的恐怖威脅就是為了對付此一危險。一旦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連結，到了能夠自由地公開聚集，自由地互相商議，那麼這些連結就要被消滅。

管治是由官僚機構來執行嗎？答案明顯是；但世上沒有一個官僚政治的國家像中國這樣。這一官僚機構不僅龐大，還野蠻地非人性。它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黨服務。公務員不是向下對其服務的民眾負責，而是向上對讓其服務的上級負責。至於向下濫用權力一事到處猖獗。

由於這些影響導致的結果，鄂蘭所謂「政治的」存在於今日中國的何處呢？顯然並沒有很多空間。實際上，幾乎沒有自由表逹和發展政治理解的公共空間，而不受控制的政治組織或網絡的公共空間則根本沒有。我們不知道人們是如何在私下及監控之下進行生機勃勃的交流。或許普通中國人會在私底下搞些有的沒的予以報復，但或許管控專制連搞這些也不會給他們真正的空間。

對一九八九年鎮壓(我把此事件視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關口)的一個解釋是，政治開放的一個可能性被堅決地關閉了。我在第一章論述過，當時所發生的事是希望本身被屠殺了，一夜之間，唯一剩下的現實就是遷就獨裁體制。中國人，或大多數中國人，可能已經適應了這一現實，隨著時間流逝，顯然極權主義已悄悄地獲勝。

極權主義獲勝的證據來自一篇美麗而動人的證言。那是一位勇敢的旅港大陸學生，在二○一四年九～十月間的雨傘革命期間，(使用假名)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亞洲文學評論》上，文章的題目是〈給香港學生的一封信：今夜我選了邊。〉作者一開始解釋了她自己對政治示威此一「不成熟」主張所具有的本能疏離，然後她又如何逐漸看到政治行動中的勇氣，因此決心「站在你們這一邊，因為你們正在做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她繼續說，我們大陸學生，「不僅極少關心香港的問題，我們幾乎也不了解自己的問題。在我們的心態中，甚至沒考慮過〔我國政治〕程序的正當和誠實與否。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問這一問題的：『我們需要什麼？』今晚，我看到自己從未經歷過的決心和團結，這在中國已經有很久見不到了。今晚，我看到你們變成了兄弟姐妹。有人說，這恰恰不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式，但認真地說，我們何嘗處理過任何事情？我無法掩蓋自己的羨慕之情，羨慕你們有機會去戰鬥。在我的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們從不知道可以有這樣的選擇。」她承認，遊行示威可能實現不了目標，但儘管如此，「現在你們所擁有的——你們的勇氣和希望、團結和紀律——是如此珍貴。你們不知道世界上陰暗的角落裡，有多少人，包括我，多麼渴望擁有。」

這封非同尋常的信來自一位年輕聰明的女性，她通過香港的事件發現了一個她以前從未見過的社會，在其中，「政治的」存在著，且在公共領域以公開的行動被保留著。由此，她也發現，且能連到她自己社會的現實，在其中，「政治的」已停止存在，甚至潛入每個人的政治意識、潛入「我們的心態」。而且，即使你的心態不被控制，培育它或採取行動的空間又在哪裡？我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裡，同一位正準備出國讀研究所的年輕學生聊天。我問她有沒有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獨裁體制中？她若有所思，緩慢地回答「沒有」，但隨後經過更多的思考，又一次輕聲地緩慢說，「生活在這裡不安全」。林建樞二十○一四年十二月與同一個網絡的十至十五個志趣相投的理想主義青年一起被拘押，他的妻子說(對《紐約時報》)「現在，我若是有三個小時沒聽到某個朋友的消息，我就開始緊張了。我們每天保持聯繫看誰失蹤了。我擔心這幾天我也會消失。」

按照鄂蘭的第一個標準，那麼，中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的。剩下的問題，又一次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嚴酷的。它運用嚴重且持久的鎮壓。這需要動機、決心和合理化。然後這又需要實施意識形態。極權主義統治的思想，若沒有一套既向實施者又向被施者解釋的說辭，是行不通的。

把中國的國家描述為非意識形態的，並不正確。黨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處取得正當性。在中國，史達林一直未受到譴責，當然，毛澤東也是一樣。不僅不聲討，今天的領導人又揀起毛澤東的衣缽。鄧小平強調宣傳與思想工作，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若不在語言及行動上祭起意識形態，習近平一無所有。黨仍然是歷史及真理的最高權威，而且靠著此權威之力要求人民忠順。它依仗自己掌握真理，實施控制、宣傳和教育。它鎮壓其他的真理、信仰和實踐，因為它有權利決定什麼是正確的。重點是，不僅僅是這個國家在統治天下，而且它是靠歷史及天命的敘事這樣的力量在統治。

面對拒絕承認中國的國家仍是個意識形態國家的中國分析，我將繼續延遲我的判斷。目前我只會舉旗表示，我是懷疑的。黨國有渴求意識形態的內生邏輯：黨的權威高於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絕對不等於質問國家的敘事，它「只是」拒絕了一直革命的道路。從那時起，隨後的領導人並未拆除國家意識形態的鷹架，反而還給它加添了新的元素。意識形態還在那兒，且正在被培育、發展和重新創造。為了給國家一個最後的評價，我們並不會避開不問它真實的自我理解。

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把它描述為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國家或許也是對的。但是，用「獨裁」一詞來捕捉中國壓迫的複雜性太過於簡單，同樣的，無條件限定的「極權主義」也太簡單。在這件事情上，就像所有別的事情一樣，中國迥然不同。它的極權主義就跟其他事情一樣，也有中國特色。

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一書，以悲觀的第二卷展望未來，他看到一個可能朝向他所謂「軟性專制」的演進：在民主形式的外殼之內，對自由的徐進的腐蝕，它是逐漸的、幾乎不被察覺的。這位政治分析的先驅教導我們，既要知道，複雜的治理並不總是按照它似乎是或被搞得看起來是的方式來運作；又要知道，理解事情如何運作的方式，常常是問它們正在向何處前進。在中國也是這樣，在表面的展示與下面的現實之間，明顯有一個巨大的差別。趨勢是朝向愈加收緊的管控專制。正在湧現出來的，是新型態的極權主義，但看起來卻不太像極權主義。它不是一個份量不足的極權主義，意即比應該要有的本色稍差一點兒。它是一個百般武器齊備隨時準備上陣的極權主義，但也是這些武器若不需要就不拿出來張揚的極權主義。不是什麼軟的極權主義，而是老謀深算的極權主義。

鄂蘭借鑒了歐洲極權主義統治的經歷，不相信中國會變成極權主義國家。她認為，中國太大且太複雜，無法置於官僚主義的控制之下。事實證明，她低估了中國的黨國內已被建立起來的能力。這個國家，在其龐大的人口當中，知道反對它的人叫什麼名字；於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藏族活動分子從手機上接到一通電話，邀請她去美國駐華大使館吃飯，國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進而採取行動防止這麼危險的人物去出席這麼危險的活動；於是，一群平民計劃前往一位死於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墓前悄悄聚會，安全機構事先就曉得了。它的行政管理和控制能力一直在穩步改善，以至於現在，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裡，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但實情是黨無處不在，黨看到一切，黨控制一切。我們只是不太清楚，它為什麼看的到一切，控制得了一切；還有，它只是為了自保萬年江山，還是服務於一個更高的使命。

它給了什麼

福利假說觸及大問題，即中國是否已經捨棄自己作為一個強權國家的角色，正在演變成一個仁慈的專制政體。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在國家給什麼和它取什麼的分析中去找。它取得公平且合比例嗎？如果中國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這是由於國家給了他們什麼嗎？

在第四章，我從一個狹義的測試得出結論，按其社會政策及稅收政策，中國不是一個福利國家。它調整國家能力，從滿目瘡痍當中建立起一個社會保護的新體系，但是，這個社會國家的結構，使它完全成為政權正當性的一件工具。它向人民抽重稅，稅率累退，然後它返還給人民的社會服務，少於它所取得的財政資源所應提供的。

然而，狹義測試還不是最後的結論。一個福利國家，理應是一個政府為普通老百姓服務的國家。這需要更廣泛的測試，必須包括不僅是稅收和社會服務，還一要包括國家管治所提供的服務及危害的全部，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它榨取的資源比收的稅更廣泛。我們需要一份完整的平衡表，這個國家給了什麼，和它取了什麼。說得更清楚一點，我們需要的平衡表是：它給了什麼、它聲稱要給什麼卻沒有完全做到的、它應該要給什麼但卻沒給的，以及它取了什麼。

穩定

有一項是國家現在提供的，那就是穩定。我說「現在」，因為穩定不是人民共和國的成果，而是改革過的人民共和國的努力。中國現在是統一的，主流的生活是可以預測的。沒有外國入侵或外國入侵的危險，沒有外國佔領、軍閥橫行、內戰頻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管治穩定，國家正在發展。人民有理由期望發展會繼續下去。

在這個國家，穩定不是個小事。中國人已經有很久沒有穩定了，充分知道缺了穩定，他們就會受苦、生活悲慘。他們現在享用的穩定，是現有政權的努力。它是個有代價的穩定，但仍是穩定。我猜測，在普通中國人的心目中，現有政權所享有的真正正當性，應該是它帶給人民的穩定。

然而，如果我們在表面之下翻找，國家可能並沒有充分提供它所自誇的那種穩定。那是一個立足於控制超過立足於正當性的穩定，因此，一旦控制失敗，穩定就會突然中斷。由於腐敗無處不在地氾濫，許多巨大的新財富是不勞而獲的。這些都是引發民眾強烈憤慨的事，當經濟發展下滑、生活水準不再改善的時候，這些事可能不會繼續被容忍。就像二十世紀前半，由於軍閥割據導致中華民國四分五裂；在二十一世紀，黨國可能會被財閥割據所威脅。在國家內部，有來自軍閥割據，針對國家的有組織犯罪，而且，真真切切地是肆無忌憚的規模。這種犯罪，掌握在網絡、幫派、聯盟、小王國(不管你叫它什麼)的手中，它們挑戰國家的權力，就像當年橫行的軍閥所為，但國家無法控制它們。新領導人可能正處於要贏得這一控制的戰鬥行動中，但具體是什麼並不清晰。反腐運動涉及很多事情，包括黨內控制，看來某些小王國與新領導人關係匪淺，以致他們下不了手還得加以保護。習近平及其盟友可能會輸掉他們正在開展的這場戰爭，甚至失去已經取得的穩定。

發展

從一九九○至二○一○年，官方的GDP平均年增長約十％，而人均GDP約為九％。雖然這些官方速率或許誇大了發展的步伐，平心而論，中國的發展一直是很壯觀的。然而，即使是對這個表現，也就是世界如此敬畏中國的關鍵，以及中國如此自誇值得讚美及忠誠的關鍵，都需要批判性的分析來加以觀察。

首先，在某個時期，中國可能是經濟發展的世界領袖，但其經濟表現仍不獨特，起碼在東亞肯定不是。我又一次拿中國與南韓比較。南韓創建於一九四八年，從日本殖民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建國，在一九五○～五三年間的朝鮮戰爭中又遭受進一步的破壞。它是從一個比人民共和國更低的經濟基礎起步的。然而，南韓從幾乎一無所有出發，把自己提升到世界的高收入國之列(還有台灣，也是從與人民共和國相同的經濟基礎起步；日本也是如此，不過是更早起步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像韓國一樣從戰爭及內戰的廢墟中走出來。這個國家也把自己從極端貧困中提升起來，但在與南韓相同的時期裡，僅進入到世界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很壯觀，但不獨特，也不是一個未被超越的表現。即使原始GDP的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比大韓民國來得差。近年來，韓國的增長比中國慢，這是因為早些時候，韓國進入了更溫和增長的成熟期，而且，這一調整目前也正發生在中國。

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好的開端，但被毛澤東災難性的政策搞得停滯。目前的政權自稱是一九四九年上台的那個，而且，毛澤東的政策也一直未受譴責。如果它想因一九七八年後的發展而受到感謝，它也必須要為先前的二十年因破壞而荒廢的光陰及拖延的發展負責。

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二十年左右的超高速發展是由國家所提供的？關於政府提供的概念是複雜的。它指的是某件好事發生在社會中，而這件事是因政府的指示以及是政府政策及干預的結果。很清楚，沒有改革開放，中國不可能有發展。但若是反其道而行呢？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成了歷史，並已終結了。一旦毛澤東離世，要繼續毛思想的政策就變得不可能，也不會是選項。中共政權內部有「保守派」提倡某種繼續幹下去的想法，也有許多人不知如何是好，但不管怎麼說，經濟總得搞起來。沒有哪個政權選擇從災難走向繼續的災難。經濟不得不重新開始的原因之一是，經濟基礎已經從黨國自身之下崩塌了。領導人可不想坐以待斃，眼見自己的樓坍了。

毛澤東之後的選項，不是繼續大亂或發展，而是不同模式的重組。當時所選的，是經濟上開放與政治上恢復原狀的結合。當時可能的替代選擇，是經濟與政治都開放。政權之內確實有聲音要求這種選擇，但這一派沒佔上風。中國經濟發展的表現，是由於被選中的這個策略嗎？贏得毛後權力鬥爭的領導人，明顯自稱是這樣：多虧了他們能夠提供的穩定，又一次多虧了他們能夠召喚的獨裁力量。這種說法是否為真，又，重新恢復獨裁之後的經濟發展，是否要比政治經濟都開放來得更好，無人知道。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爭辯：獨裁保留了必需的穩定，民主則可能釋放更多的能量和創造性。政治開放可能無法證明管用，但聲稱政治開放就是不能運作，並不可信。這並不符合東亞地區的其他經驗。在南韓，由於基層的造反而贏得了民主。在台灣，由於上層的給予而獲得了民主。在這兩個鄰國，從獨裁到民主的轉型既平穩又碩果累累。這兩國都選擇了政治開放的道路，兩國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上都超過了中國。中國本身在向政治改革傾斜的時期，或許也是經濟上表現得最好的時候。¹¹⁵說中國能夠發展多虧獨裁的秩序這一宣稱，既不能被證明不成立，也不能被證明成立，只能當作一個假設。或許這樣的情況倒是真的：在中共政權所主導的發展下，它所得到的感謝多於它所應得的。

貧窮

在三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貧窮率從人口的約六十五％降至十％——這使五億人民脫貧，或許現在是六億。¹¹⁶又一次平心而論，又一個壯觀的表現。但是，又一次我們需要正確觀察事物的眼力。

首先，像先前一樣，我們不知道確切的事實。沒有官方的正式貧窮統計資料。¹¹⁷聯合國發展署在二○一四年的《人權發展報告》中，根據調查資料，以每天生活費低於相當一．二五美元的人為底線，設定了收入貧窮率為人口的十二％。這或許是低估。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針對農村貧窮的半官方估計，如以一．七○美元為貧窮線，那麼二○一一年的貧窮人口為一．二億，二○一三年為○．八億。如果農村人口有六億，那麼佔比就是十五～二十％。城市貧窮或流動人口的貧窮狀況，則沒有可比的統計資料。生活水準在城市地區更高些，但貧富差距也更大些。以貧窮線的方法來衡量，城市及流動人口的貧窮即使比農村低，或許也不會低太多。全國十五～二十％的發生率並不是非現實。這就意味著，約二億到三億人口為嚴格界定的「正式」貧窮。

其次，貧窮率在統計上的下降趨勢，反映了按現金收入所設定的低水準貧窮線有上升的移動。但並非所有的這些移動，都像原始統計資料所暗示的那麼壯觀。那些最容易移動上線脫貧的人，是那些剛好就在線下的起步者。他們在官方的計算中是脫了貧，但實際上他們可能並沒有上移太多。許多超越貧窮線的人，也只是剛剛超越一點兒而已。在官方統計上，他們不再貧窮，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還是像過去一樣窮。許多脫貧的人是農民工，離開農村後生活會比過去好(否則他們也不會流動出去當農民工)，但仍生活在悲慘與落魄之中。其他的脫貧者，是被趕出土地的前農民，他們被迫「城市化」，過著非農的生活方式。他們可能有了更多的現金收入，但也更依賴於現金收入來滿足基本需求。仍待在土地上的農民，繼續在中國低生產率的農業中辛苦勞作。所以，儘管有成就，那麼，中國仍是一個巨大且難以忍受的貧窮國家。

再者，若脫貧是表明政府的政策完成了脫貧大業，那麼，這是一個可疑的命題。所有官方貧窮的減少都有賴於經濟發展，完全不是通過社會政策再分配的結果。相反，稅收和社會政策再分配採用的是累退制，有助於防止發展成果向下滲透以降低貧窮率。在發展時期的大部分時候，社會安全網沒有到位；等到一九九○年代末，引進了「最低生活保障」，而最終鋪開的安全網，結果卻如此無效，以至於對降低貧窮率幾乎沒作用。或許，就跟發展的情形一樣，在中共政權聲稱減少貧窮這件事情上，它所得到的感謝多於它所應得的。

公共服務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公共服務的供給改善了很多。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有得到公立學校教育、社會安全及健康保險的服務。如我們在第四章所見，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在供應本身、在供給品質以及在公平性方面都有局限，但人民一旦有需求時，大多時候也不會完全走投無路，而且國家確實也有投資在人民身上。雖然以國家的經濟能力以及對人民徵收的重稅來看，它應該做的還是比它所提供的服務來得少，投資在人民身上的也少，但現在比起人民共和國以前的任何時候，公共服務的供應都是處於一個不同的且更好的狀態。

現代性

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及其中上層人士，可以過著明顯現代的生活。國家在各個層級都投資興建了新的基礎設施。許多人擁有井井有條的工作，有休閒的雅致，有一些或很多可任意支配的收入。他們有財產，是房主和消費者。他們有家用電器和平面電視。他們有智慧手機、電腦、能上網接觸大量內容。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穿戴並享受國際音樂及娛樂。他們有假日。他們在國內旅遊，並到世界各地觀光。他們乘坐高速列車到其他城市。那些在底層的人則有機會可以向上攀爬。

但就和先前一樣，這是有界限的。中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一條鴻溝介於現代與古舊之間的，舊的仍是近一半人口的規範，他們是農村居民與城鎮的底層民眾。如果現代性的標誌是人要被當作可以負責自己生活的理性人來對待，那仍是中國人所不可及的。他們，或其中的許多人，可能已經加入了現代消費主義的世界，但並未加入現代自主的世界。

生活品質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物質方面的生活已經好轉，這意義重大，但在品質方面就不怎麼樣了。如果國家已經為提供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比它時常自稱的要差一些)，那我們就應該越過數量上的增長，去看理應隨之跟上的品質上的好轉，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極差的表現和大量的不提供。中國從發展和GDP的財富上所獲得的品質，少於它應該要獲得的，這件事已經是一個持續的狀態。在沒頭沒腦地追求增長中，舊的品質喪失，新的品質又未能實現。

家庭生活、世代和親族關係已經被大規模地破壞。

誠實和信任現在成了近於不存在的商品。欺騙和不誠實氾濫於消費品市場、商界、教育界、學術界、公安檢察和司法以及公共行政之中。理所當然，人民互不信任，也不信任政府機關。

到處都是腐敗，人民要得到應得的東西，就只能被剝削和支付非法費用。

空氣、水和土壤被污染，成為有毒物質。

食品不安全，甚至牛奶和嬰兒食品，消費品不安全，建築工程不安全。

城市野蠻使居住環境低劣。傳統、遺產已被荒廢，或許喪失的還有傳承感，文明遺產被偽造的贗品和拙劣的文藝作品所取代。¹¹⁸

當然，能夠像自由的和自治的人一樣生活、作為公民對公共事物有發言權的生活品質，也就得不到了。

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在收入、消費以及財產的分配上確實如此，但不平等還要扎得更深。城鄉生活不同：城市生活，或其中很多城市，是現代的；農村生活，或其中很多農村，是落後的。這些差別貫穿一切，從經濟生活到公共財、醫療保健和學校教育。在城市和大都會，農民主及其家人是他們自己國家裡的二等公民。總是如此，從日常小事到真正的大事，體制內的自己人與關係良好人士，會比別人得到更好的待遇與機會。孩子們會因父母的過失而受罪，如農民工的子女、違犯計劃生育政策者的子女、以及犯了管控專制規矩者的子女。被拘押者的孩子，無人負責，無人照管。中國是個性別森嚴的社會，女性受到系統性的歧視。年輕的女性承受生育控制政策的負擔。三分之一的婚姻以離婚告終，但女性總是慣常地被剝奪了權利。公共生活中的領導職位，幾乎沒有女性的份兒。分攤家庭與家務勞動的平等，是一個想都沒想過的概念。在中國，沒有任何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正朝著減少不公平的方向前進。

幸福感

儘管經濟發展，在中國人口中卻沒有幸福感上的改善。從一九九○年到約二○一○年的有資料期間，(城市)中國人覺得自己幸福或對生活滿意的比例一直不變，沒有升，也沒有降。高收入群體的幸福感有稍微的改善，較低收入群體的幸福感有稍微的下降，平衡起來，總體並沒有改善。¹¹⁹

我們知道，儘管生活更好，為什麼中國人並不覺得更幸福。他們知道，在物質層面上他們過得更好；但他們同樣清楚，在生活品質上有欠缺。調査資料顯示，當中國人被問及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會抱怨空氣污染、食品不安全、沒有言論自由、缺乏信任、腐敗所帶來的負擔等等。¹²⁰他們權衡所有因素後，對自己的生活做出一個現實的評價，那就是他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不幸福。

它拿走了什麼

中國的國家通過兩個體系運作，經濟上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上通過管控專制。為了要使這些運作奏效，它從人民那裡索取甚多。在經濟上，它要求人民放棄資源；在政治上，它要求人民放棄自由。

此處，我要從一個哲學的立場出發，主張一個國家的資源屬於這片國土上的人民。他們的政府有權利為必要的目的向他們徵稅，並取得該資本的所有權，但有件事應該被認知：它是人民的政府，負責集體運用這同一群人民的所有物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什麼也不擁有，它只是負責監管人民所擁有的價值。為了治理的目的，政府從人民身上拿走的稱之為抽取(extraction)。我的立場還要更進一步，由單一個人所組成的人民，擁有其自身及其自由。人類，通過作為一個個人的存在，是一個自由人。政府有責任保護人民的自由，而且，這樣的保護是人民能夠享受及實施其自由所必需的，但政府並非自由的給予者。政府有權力剝奪人民的自由，但沒有權威去給予或否認自由。正如人民的一部分資源需要被徵稅，以用於必要的治理，人民的一些自由也要被法律和規章所限制，以用於文明地共存。

至於徵稅、對自由的任何限制，正當與否，都是抽取。

資源

當我們試圖要釐清國家抽取資源一事，顯然我們所面對的並非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其中國家與經濟相互分離，而稅收與服務從一方流向另一方，然後再次返回。但在中國，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在經濟之內大力運作，它所抽取以支撐自身的很多部分，並沒有流出經濟、進入國家的金庫，而是聽從國家的命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內流通。比如，國家在興建工程及基礎設施時所做的巨額投資，其中有很大部分的資金來自各種管道，而正規的稅收在這裡完全不起作用。

國家從人民抽取資源，一為現金，二為實物。現金抽取，靠的是對家庭和公司徵收直接和間接的貨幣稅。實物抽取，靠的是貨物與勞動。工人和家庭的收入早在進入口袋變成貨幣收入之前，就被徵過稅了。這種稅以不太看得見的方式，從工人和家庭的「真實收入」那裡取走，導致他們的貨幣收入要比「該得的收入」更低。這一直是歷史上主要的徵稅形式。埃及的金字塔和歐洲中世紀的大教堂，就是法老和王室抽取權的明證。現代國家則是抽取勞動，比如通過徵兵，或是讓僱主承擔徵稅的責任，從工人那裡收取稅款，再把稅款轉交給國家。在人民共和國初期，國家大量抽取的資源是貨物，主要是農產品，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結束(國家徵收公糧結束於一九八五年)，但是，實物抽取還是以各種方式持續著。上海那巨大的、主要是國有和國建的摩天大樓，就是現代中國的金字塔及大教堂(或許壽命會更短些)。那麼，國家從哪裡獲得那種投資能力呢？

在稅收的名義下所發生的事，正如我們先前所見，中國的國家收取了國民收入的約二十五～三十％。然而，這並不包括經濟體內部的預算外收入和隱藏性抽取。

為了更全面地獲得稅收的完整圖像，我從羅列國家抽取的各個來源開始，然後詢問每一來源流出多少以及負擔如何分配。這是一個在不確定性上的演練。什麼算作抽取，沒有客觀或正式的定義，估計數量也沒有精確的資料。我將遵循一個「最低原則」，只包括明顯的抽取來源，不包括可能是但有爭議的來源。當我們討論到數量時，我將使用保守的估算以及系統性地低估。

(一)

底線是正式的稅收GDP的二十五～三十％。

(二)

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被公認是收費和土地交易。各種收費，範圍很寬(有些是由根本無權從事收稅的村莊當局強收的)。基本社會保險是強制性的，參保者和僱主(在主要的項目中)被強制得繳納費用。至於所得稅，逃稅嚴重，雖然正式稅率訂得相當高，最終實際徵收到的還是少於應收的。這些基金部分由各級地方政府控制，主要是縣級和省級，而且被廣泛地挪用到非社會保險的目的上。地方政府會另外為一系列服務徵收費用，他們編造出來的名目繁多，下手一般很重。許多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和醫療保健，雖有補貼但並非免費，而且使用者不得不支付很大部分的成本。服務提供者，醫療業就不用說了，還包括部分教育業，他們的運作以營利為基礎，他們把收取的費用拿來補充不足的財政，好讓他們盡可能多地供養自己。甚至被拘押的人，如賣淫和吸毒者，也被迫為其在拘押所居住、吃飯、看病及其他必需品繳費(還要賄賂官員)，再加上他們在拘押所幹活沒有錢，有時反而使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拘押設施賺到錢。中央政府試圖限制地方當局收費的能力，比如把預算外費用轉作預算內稅收，並定一個最高限度。但這只是部分有效，因為地方政府和機構還是會繼續榨取非法費用。消費者會繳納其他費用，比如收費公路；企業則繳納其他社會費用，諸如住房公積金，還要給殘疾人聯合會捐款。

(三)

農業(農村)用地是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意味著歸屬國家丶地方政府及村委會的控制之下。農地使用者有土地使用權，但這些權利不是永久性的，而且登錄不清，保護也不力。¹²¹城市土地(除了「城中村」的土地)是國家所有制。各級政府有非常大的權力，可以把土地轉換成城市用地和商業用地，而不管對這些土地有使用權的人同意與否。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大量倚賴把農業用地轉變成商業用地，手法是把土地使用權從農民手中拿走，改由中央或地方當局接管。地方當局，或是把土地當作自己從事商業投資的基礎，或是把土地使用權租給其他企業，通常是用拍賣的方式給出一個延長的期限，比如七十年。在整個改革期間，土地和土地使用權從人民流到國家的情況不斷，現在也仍在進行中，城市和農村雙管齊下，從而代表了資源不停地流入公共控制。說不定，地方政府有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土地交易。本來佔用集體土地是要為徵地而提出補償的，但是這些補償的金額很低，還有可能全被扣留。當徵地做出補償時，是根據土地的農業價值計算，然而轉換成企業用地的附加價值，卻都歸了地方政府。不得不放棄土地的個體農民，是否能得到補償，則由村集體決定。

(四)

大多數國家會通過勞動抽取一些資源，在中國則是大規模地進行。當大多數收費和土地交易以預算外帳目得到承認時，通過勞動的抽取，則既沒有被承認，也沒有被包括進任何帳目。中國的勞動市場被劃分成三大塊，規模都差不多：農民、農民工和非正規工人、以及正規市場工人。在這三大市場之間有流動，表現在農民工身上，但是這種流動會受各種政策的規範與限制，最重要的就是戶口制度，如此一來，農民工的工資就被壓低了。農民可以流動進城工作，但不是想去就可以去。他們不得不申請取得一個居住證，因為正規的勞動市場不向他們開放。這使得他們的工資被壓低，而他們這些廉價勞力的供應，也壓低了正規勞動市場的工資。在農業之外，相對於中國的經濟能力，工資一直且持續很低，這現象的另一面就是資本的高回報，而這也是一直有高投資的部分原因。工資雖然增加很快，但大部分一直低於經濟增長的速率，每年平均一或兩個百分點。反過來看，這又是對資本和僱主回報的增加，僱主包括國家部門，從而部分解釋了國有企業為何會一直盈利。工資和家庭收入(以及消費)低於「應有」的水準，而且此一現象隨著時間拉長更是如此，一直隱藏在高增長的經濟發展之後。這裡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怪論：一方面是工資及家庭收入的迅速增長；另一方面，與此同時，是對勞動的「剝削」日益加劇，以及家庭對企業和投資的補貼也在增長。我們不容易看出工人是否受到更無情的壓榨，因為每年的工資袋都有變得更鼓。國際貨幣基金的一項估計顯示，在本世紀的頭十年裡，單單家庭對大公司的補貼就佔了每年GDP的約四％。¹²²經濟發展的收益回到勞動與回到資本的比例各是多少，沒有精確的數字，但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對勞動的回報相對低，「勞動收入份額的大幅下降已經發生」。¹²³至少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到末期，企業的獲利率已經增加，部分是由於長期以來把收入從工資重分配到利潤所致。就像先前一樣，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這些事情，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對勞動的回報相對來得低，且一直在下降，是沒錯的。在一個公平的勞動市場，通過合理的勞資談判進行可能的調停，勞動會得到「公平的」補償。但這些條件在中國不存在。勞動市場受政治操縱。勞動的流動性受限於戶口制度，現在也受限於不能隨人走的社會保險權利，即使在原則上不是如此，在事實上也是如此。經濟體的運作普遍靠流動的農民工和非正規工人，但他們工資很低，且沒有正規的就業權利。工人缺乏談判工資時的有效工具。名義上的工會是國家機器下到工人中做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代表工人向上爭取權益的。相對於正規工人的工資，雖然非正規工人的工資一直在增長，總的來說，流動的及非正規的勞工仍是低報酬的，其工資比正規城市工資要低了二十五～五十％。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中國工人的工資低下，儘管工資有在上漲；也可以相對確定地說，隨著時間的演進，他們的工資是變得更低下了。這不是偶然發生之事，而是有意的勞動市場政策與其他政策通力合作的結果，它們造成實質工資收入在成為工人的貨幣收入之前就縮了回去。工資低下的好處，首先流向公有企業和僱主，成為通向國家的一種直接抽取。此一好處顯然也流向私人企業，成為國家對商業的一種補貼。

(五)

中國的家庭是一群龐大的儲蓄者；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家庭儲蓄率，約佔可支配收入的五十％。¹²⁴有些積蓄進入了興旺的樓市，一些進入了銀行。存戶可在影子銀行或國家銀行之間選擇，前者高回報但高風險。國家會對銀行存款的利息課徵二十％的稅。¹²⁵在此之前，國家已經利用人為的低利率，把國家銀行裡存款的「真實」利息取走一部分了。這麼做有助於銀行向國有企業提供信貸補貼，《經濟學人》曾把這一政策描述為「向普通老百姓開徵的苛稅」。¹²⁶國家還會通過其他壟斷行業進行榨取，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沿襲二千七百年來的食鹽專賣，造成消費者支付的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四倍。食鹽專賣對國家財政來說已經算不了什麼，於是在目前的改革浪潮中已確定要被廢除。國家對香菸的壟斷，也正在逐步淡出。家庭受到剝削，也是來自國家規定的結果。其中一項，是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政策。通過對進口商品訂定高價，使得消費者的生活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壓低價格對出口商品進行間接補貼。還有一項，是人為抬高藥價，給提供醫療服務的單位一個過度治療的獎勵，這麼做意味著給健康不佳的人一個隱藏的加稅，以及給一心發財的供應者一個補貼。不過，就算這些價格操縱是對消費者的剝削，或許我們不應直接把這個當作交給國家的一項榨取，因為它主要涉及到家庭與商業之間成本與利潤的轉移(雖然這些「商業」中有些是公共服務的供應者)。

(六)

地方政府一直被鼓勵下海經商，或競相興辦和吸引企業，而且是大張旗鼓地做。除了靠土地，它們還通過借款去資助當地企業及目前的開支。如果由借款資助的開支加進了公共帳目，這些帳目中的支出水準將會增加約五％的GDP。¹²⁷除非中央批准，地方當局在法律上是不允許借錢的，但它們一直設立各種「工具」去規避這一限制，使它們可以在沒有上級監督的情況下借到款，通常是從影子金融部分以高成本借人。結果，地方政府的債務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一般認為是GDP的三十～五十％之間，而且還在上升。¹²⁸一開始是政府從金融機構借錢，而非從人民處抽取。但是有三大代價隨之而來。第一，和所有的借款一樣，利息問題。第二，由於借款很普遍，當債務被用於資助目前的支出而不是用於投資，或是用於掩蓋已無法償還的舊帳，就會出現利息及本金的歸還問題。第三，債務用於無法盈利或賠了錢的投資，就會出現還帳問題。在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是一個謎，就跟普遍的信貸一樣。借錢的「工具」多種多樣，沒有人完全知道，向誰借錢也不清楚，錢去了哪兒也不清楚，最後誰來結帳也不清楚。在這場馬戲表演中，代價在上升，而代價必須要還的，而且和政府的所有活動一樣，帳單最終還是要以某種方式回到老百姓頭上。

(七)

對公民一項特別的「收費」，是通過賄賂對金錢(或禮品)的榨取。正如我們之所見，在中國，腐敗是一件複雜的事。中國自古就有送禮和交換好處的傳統，搞「關係」在中國人看來或許是正常的，雖然外界看來可能是腐敗的。經濟學家有時會反思「最適腐敗」，意指促進經濟發展的腐敗種類及腐敗層級。比較可能的是，某些高層腐敗有益於經濟運作，而且雖然有大筆的私人好處，卻沒有人必須付出。公共部門內部的腐敗及行賄，可能是一件必要的工具，以補償公務員相對於私企僱員的低工資；對國家來說，它能用來獎勵官員以換取他們的忠誠。在當局非法榨取費用與直接行賄官員之間，是有一個灰色區域的。我們能夠得知高層腐敗的一二，部分歸功於《紐約時報》、《彭博社》及其他來源的調査報告，以及近來在反腐運動中被揭發的大「老虎」，他們的行徑揭露了高級領導人及其親友所積累的驚人財富。通過調査證據，我們也知道，對中國人民來說，日常的腐敗行徑是他們非常關注的一件事，也是他們對生活條件和公共服務不滿的一個主要來源。¹²⁹15無論如何，雖然實情是複雜且混淆的，但腐敗及賄賂確實普遍且根深柢固，體系內從上到下皆是，對普通民眾和商界來說，「檯面下」的金錢往來是正常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公民在與官員、醫生、老師、大學、審査者、老闆丶法院、警官及其他人打交道時，要想得到服務或有點品質的服務，或想避免被騷擾的話，就必須依靠上貢。父母得付費，才能讓孩子上最中意的學校和大學，或是著名大學附屬的幼稚園或中小學，以便最終讓孩子在高考時升入大學。公家機關的職員和黨的官員必須依靠上貢，才能晉升到更好的工作。做生意必須依靠上貢，才能拿到營業執照、職位和合同。

(八)

中國有兩支國家彩票，一九七八年開辦，一支福利彩票，一支體育彩票。別的賭博非法，雖然現實中很普遍。國家彩票銷售據稱高達政府總稅收的一％，且正在增長中。

(九)

中國人受黨和國家雙重體制的統治，得養活兩者。黨的機構主要是由國家稅收供養，但也有黨費的收入。那是一種稅，不完全是一種義務稅，但也不完全是一種自願繳費。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單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社團，而是國家的工具。人們入黨是為了保險，為了事業及生意上的進展以及為許多目標，所以黨員的身分是必需的。中國還有其他(名義上)的政治黨派，更近於社團，人們入這些黨派是為其他原因，而且自願繳納黨費。繳給中共的黨費，性質不同，它會成為資助黨國的基金。除了中共自身，核心的附隨組織還包括全國總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婦女聯合會、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至於新聞記者聯合會、律師聯合會等小一點兒的組織，就不計算在內了。各團體成員人數大約如下：中共八千七百萬，總工會二．三億，共青團○．九億(包括約四千五百萬名全國學聯成員)。全國婦聯是覆蓋約六千個分支的大傘，沒有公佈過自己的會員人數。六千個分會有多少成員也不知道，但估算有一億成員應該不為過。全國工商聯有三百七十萬個團體會員、小組會員和個人會員，組織在三千個地方分會和三．二萬個商會中。所有這些組織的會員人數都在上升。比如，中共黨員人數在世紀之交達到六千萬，二○○八年達到七千五百萬。總工會人數在二○一○年前的十年間增加了一．四億。工商聯的人數，從二○一○年到二○一四年間增加了四十五％。如果我們考慮到現有的人數統計有一點兒過時，並且把一些較小的組織多加點兒人數，作為一個保守的估計，那我們會得到黨的系統約有五億到六億成員這樣一個總數。這是個驚人的數字，遠遠超過全國勞動力的一半和成年人口的一半。單單總工會會員人數，就接近正規勞動市場工人的人數。還有其他半官方的協會，諸如計劃生育協會(近一億會員)，中國紅十字會(約二千萬會員)丶中國作家及藝術家聯合會(下設五個分會，包括作家協會有九千成員，藝術家協會有六千成員)丶律師協會、新聞記者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以及無窮無盡的組織。

如果這些是榨取的來源，那麼，它們產出多少？就像先前一樣，沒有統計學上精確的回答。就算有了比現在更好的資料——也沒有太多可說的——任何回答都不確定，因為任何估計都來自於變動的假設。幸運的是，不一定要精確。它已經足以表明規模的龐大了。我將繼續遵循「最低原則」。

起點是二十五～三十％。對此，我們需要加上另兩種榨取的形式：從真正收入中的稅前抽取，以及從貨幣收入中的非稅抽取。

財政部針對預算外收入的三種輔助性預算(「在一般預算」外的額外預算)做了估計：「政府基金」、「國家資本運作」和「社會保險基金」。根據近三年財政部向全國人大的彙報，這些預算產生了下列收入。

「政府基金」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土地交易的收入，相當於GDP的六～七％。這是根據地方上的資訊，很可能會低報實際收入，而且也不包括被保留的補償。這一類的其他成本對估計無足輕重。來自「國家資本運作」的收入，是從最大的國有集團公司免稅的利潤，不足GDP的○．五%(顯然這不包括留在大集團以及為其所用的利潤)。至於從社會保險基金所得的收入，據報相當於GDP的五～六％。¹³⁰

這覆蓋了正式稅收之外的前兩大來源，土地交易和收費。我僅包括了官方非預算帳目中公認的收入，它們只會低報而不會多報從這些來源的榨取。比如，不包括僱主及僱員繳納的住房公積金(一般為僱主及僱員兩者工資的五％或更多)，也不包括企業為殘疾事業繳納的費用。此處的政策是，企業要不僱傭有殘疾的工人，要不向殘疾人聯合會經辦的「就業安全基金」繳費，費用為當地平均工資的一．五％乘以僱工人數，再根據本企業有殘疾僱工的人數向下調。我個人認為這些費用要算成收稅，因為是向公共政策資金繳納的強制性費用，但因有爭議，所以我就略去不予考慮。

把上述兩大來源加進預算內收入(二十五～三十％)，就使得認可的公共收入上升到三十五～四十％，甚至可能到GDP的四十五％。那麼，單單這項修正——我們所處理的還只是官方認可及在帳的收入——就使得中國進入高稅國家之列，如第四章所指出的，其公共收入與支出水準相當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在預算內和官方預算外收入之外的龐大額外榨取，來自勞動。數量可能幾何，我們仍不能確切知道，但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的猜測。首先，大量農民被迫在公有土地上勞作但收入卻很低。這很清楚是受剝削，但不一定被榨取走什麼。我傾向於把它當成一個結構性的背景，它迫使非農就業的工資要比「應付」的更低，因此，我保守地不把從農業勞動中單獨榨取的數字包括進來。第二，如果流動和非正規就業的工人工資低於正規城市工資二十五%(這是個保守的假定)，讓我們說其中十％為過低的報酬，其餘的則是由於條件較差。這在整個勞動力中分攤了二～三％之間(已知流動及非正規工人在整個勞動力中的佔比)。第三，由於市場的操控及其他政策，以致正規工資的報酬也是過低的十％，那麼均攤在整個勞動力之上又是一個二～三％。累計起來，對勞動付酬過低的總水準約達五％。對此，我們還應該加進去，(至少)過去一、二十年間，報酬水準過低的可能增加幅度。這到底有多少，我們仍不知道。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二○三○年的中國》一書中表明，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始的二十年中，GDP給勞動的份額已從六十％下降到四十％，但該書也警告說，若當作一項趨勢，這些資料並不可信。另一方面，如果每年工資落後於發展一％或二％，或甚至更多，日久天長，肯定會累積到一個非常大的落後。如果我們把偏高的估計砍一半，也會有十一．二五％。這些猜測的估計，給我們一個具有指標性的水準，即目前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為真實收入的十～十五％之間。

乍看之下，這一估算通過勞動的榨取可能異乎尋常，中國工人勞動的十～十五％被徵收供國家使用，而不被支付報償，但反思起來，這個比例一點都不高。它還不包括從農業勞動的任何榨取。其餘的勞動市場被限制流動的戶口制度所管制，一點也沒有想像中的公平。對抗一個擁有這麼多大集團的經濟體，工人們卻沒有工會所代表的集體力量。中國的政治經濟中讓人不可思議的，不是工人們被剝削，而是持續高水準的投資。維持一個增長靠投資驅動的經濟，若沒有巨大的資源流入這些投資是不可能的。要獲取超水準投資資源的一個方法，或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剝削勞動。

總而言之，對勞動的真實稅收有三重：所得稅、社會保險費及其他收費，還有通過報酬過低的榨取。按任何標準來算，這一負擔的份量只能被描述為極端沉重。

其餘被榨取的來源，每一個在數量上都較小，但加在一起仍不可小覷。若由借款支撐的地方開支加起來達到GDP的五％，而其中的一半都是自身無法償還的開支，那麼我們就得再加二～三％的榨取。地方(非法)收費丶濫用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統統加起來是多少，仍不知道，但讓我們保守地說又是GDP的一％。

如果我們保守地認定，中國家庭把其收入的高達三十％用於儲蓄，而且，至少其中一半進入低息的國家銀行帳戶，而這些帳戶的利息是二～三％的「過低」，那個這個對普通老百姓的苛稅(不算二十％的正式利息稅)將佔家庭收入一%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間，或許這又是一個低估。

賄賂的成本明顯不知，但應該相當大。人們有權得到的東西，卻不得不常態地去上貢才能得到。做生意需要一個營業執照，這個執照難以獲得且可以被撤銷。如果人們有權利可以免稅，這免稅卻非唾手可得。為了能在官僚機構的迷宮及障礙中找到通道，「關係」的幫助可能是必需的。他們依賴的人當中有許多可能期望有所報酬，而且是高報酬。在某個案例中，一位生意人估計，搞關係的開支佔到運營成本的三～五％。腐敗的難題氾濫成災，且滲透到經濟生活及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再一次，我只考慮到低層的腐敗，所以謹慎的估計約佔收入的又一個一％。高層的腐敗，最終也是要從民眾的收入中拿出來的，但這最好視為盜竊，而不作為國家榨取。

如果彩票銷售相當於公共開支的一％(常理估計)，那就把GDP的又一個○．二五％加在稅收負擔上。

如果黨員的黨費及其附隨組織的會員費，平均是其收入的二％，而且，如果會員人數是納稅人數的一半，那就代表了收入榨取的又一個一％。或許，這又是一個低估。黨員要交、或理應要交其收入的一％、三％或五％的黨費；收入越高，繳交的黨費也越高。而在全國總工會，會員的會費是其總收入的○．五％，而設立工會的公司要向工會繳納其工資總額的二％。

於是，它一項一項合計。我們從正式稅收佔GDP的二十五～三十％起步。正式的非預算收入加至三十五～四十五％之間。通過勞動的榨取，保守地估算，再加十～十五％，額外的較小來源的稅收一共至少再加五～七％。

那麼，所有的都算上，國家花去中國人民真實收入的五十五～六十七％。

這是個很驚人的數字，但是個謹慎及保守的估計，立足於最低原則，把作為榨取的收入以及產出的估計兩者都算進去。我需要再說一遍，這也是一個有著很多不確定性的估算。這些估計都不準確。在各個百分比都加到一起時會有一個誤差範圍，那是因為它們並非來自同一個分母，有的是GDP，有的是家庭貨幣收入，有的則是來自較高的「真實」收入。在估計通過勞動的榨取時，返還勞動的收入份額在最近這一、二十年間一直下降，事實有可能是這樣，但並不確定。然而，儘管所有這些不確定，還有所有必要的限定條件，我們在此處所得到的，是一個合理的、保守的猜測，用以顯示規模的大小。

正式運作四分之一左右GDP的國家，在現實中卻吸納了約三分之二。當然，其中有些作為服務返還了人民，但這只是事情的另一面。在國家因為給人民提供管理而開給人民的發票中，是民眾每支付真實收入的三元，它自己就取了兩元。

最後，是誰付錢？就像我們不能精確地知道付了多少一樣，我們也不能精確地知道誰付了什麼。但就我們所知道的，已足以明白說出榨取的分配輪廓是什麼。

正如我們之所見，正式的稅收在分配上是稅率遞減的，通過勞動和對土地的榨取則是強烈遞減的。報酬過低不相稱地降臨在窮苦的農民工和非正規工人身上。土地是從農民那裡榨取來的，他們處在收入階梯的最低層。這些錯誤的分配被許多工資低下的農民工消化了，而他們正是被趕出土地的農民。

除了黨費和會費外，其餘的稅收來源在分配上接近於間接稅，因此，在收入上是稅率遞減的。黨費、會費在總體上可能是稅率累進的，因為成員們可能不成比例地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及收入階層(雖然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黨員似乎不太可能按其收入比例繳交黨費)。無論如何，這些流動在更大的圖像中微不足道，也不會顯著地影響負擔的總體分配。

雖然對於由誰付錢的問題，沒有給出準確的答案，我們可以肯定地得出結論，為中國的國家付錢的負擔，不僅是被一個稅率遞減的方式，還是以一個強烈遞減的方式來分擔的。不相稱的是，較低收入階層的人一定得付錢，而更高層的人士則很容易就被放過。

當然，除了正式稅收外還用其他方式從人民身上榨取資源，這個政府並非特例，但用中國特色來榨取卻是這個國家的獨出心裁。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會以相同的規模，在經濟體內部通過自己的銀行和企業，用廉價勞工和廉價信貸補貼國有企業，而勞工和信貸之所以廉價，是因為國家從工人和儲蓄者那裡扣除了一部分他們應得的補償。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的勞動市場，是如此地相互分隔，並用戶口制度那樣的工具來操控。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全是公有制的士地，如此一來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徵收土地來榨取源源不斷的資源，而徵地即使有補償，也是以人為壓低的價格。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的地方政府是在非法借款的基礎上運作，而借款規模大到債務無法支付。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的腐敗制度化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普通老百姓在使用公共服務時得再繳交非正規的稅。世上沒有哪個黨國體制的人民，在被拉入黨及其許多附隨組織那控制的懷抱中，還得為了享受特權必須繳費。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有辦法像中國那樣，把這麼多種的稅前及非稅的榨取結合起來。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在近來一、二十年間，國家從人民那裡榨取經濟資源的水準，一直被異常的經濟發展速度所掩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他的經濟都不一樣。世上沒有哪個經濟體會像中國這樣，除非是全由盜賊統治的國家，擁有一本對窮人的負擔累進但對富人的稅率累退的帳戶。

自由

除了對經濟資源的榨取，國家還從公民那裡榨取了他們的自由。中國人民並不擁有標準的人權，諸如表達自由、和平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在公共事務上擁有制度保障的發言權，以及隨心所欲生活的自由。

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個獨裁政體，人民在其中沒有基本的權利和自由，但這仍是一個常被忽略的知識，因此需要加以強調與重複。馬利德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寫道，「代替毛澤東極權主義恐怖的是，黨與社會之間，換成了一種要麼接受、要麼放棄、不容討價還價的契約。如果你按黨的規矩行事，那就意味避開相互傾軋的政治，你和你的家人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或許會發財。」同樣，《經濟學人》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以及隨即而來的血腥鎮壓之後，中國領導人提供給全國的契約變了：遠離政治，你就幾乎什麼事都可以去做。」¹³¹中共政權這個仁慈的觀點，使得自由主義傾向的觀察家們讚美中國變得不那麼獨裁了。但這是一個反常的邏輯。有位同事這樣評論：「我個人認為，黨把靴子從一個快要窒息的人的喉頭上挪開，然後說救了他一命，實在不能說這樣是做了好事。」

它也是完全錯誤的。除此之外，在國家、社會和人民之間，根本沒有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契約，或其他契約或交易。黨國並未制定契約，它決定一切。有人說有，不僅錯誤，也令人反感。當馬利德先生寫道，「你和你的家人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時，生育控制依然是一孩政策，直到現在才向兩孩政策徐徐移動，想生育的家庭也只能先從國家獲得一份准生證才能有合法的孩子。《經濟學人》的錯誤，不僅在於把一九八九年全國範圍的大起義輕描淡寫為「抗議」、局限在「天安門廣場」，還在於進一步把獨裁體制降級為遊樂場，中國人在其中可以「幾乎什麼事都可以去做」。他們不能。他們被限制遠離的，不僅是「政治」，而且是全方位的權利和日常生活的機會，這種深深的侵害，我已在本文各個部分詳述過了。

平衡

國家予，國家取。一個為普通老百姓服務的國家所給予的方式，是增加老百姓的安全及福祉；它取走的是相稱的東西，而且要拿出這樣做的理由。它所給予的是廣泛的服務，其中包括社會保護，但並不僅止於此。所有的國家都從其民眾那裡索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不僅減少了他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還有自由。在這些方面，中國的國家就跟任何國家一樣。問題在於，它是否有效、公平和合乎比例。關於國家從人民那裡索取的問題是，它有給予人民它應該給予的嗎？它所索取的，相對於它所返還的，是必需的嗎？

歷經改革的國家給了這片領土穩定、經濟發展、減少貧困、更多的社會保護和更多的現代性。在各式各類的這些服務中，穩定是中共政權能夠自稱真正提供的事物。其他各項，它只是參與，而非提供，而且按其經濟能力及其他能力來說，它所參與的要少於它應該做的，少於它一般自稱的，少於它時常被人所誇獎的。它所未能提供的是生活品質和幸福。確實，它在經濟發展上已經做出了率先的表現，但達到發展的方式，卻是以日益加重生活品質的負擔為代價的。

國家所取走的，是經濟資源與自由這樣一個沉重的結合。它的索取在任何合理的意義，都不能被總結為相稱的和用於良善目標的。它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它之索取，主要不是為了人民服務，而是為了維護自身。某些索取，它以服務的形式返還了人民，但與其所索取的相比，返還的不多。連它所給予的極少之物，也主要是為了服務自身和支撐自身的。它從自由所取走的，也嚴重地不成比例，不僅在道義上無法自圓其說，即使以穩定為名也無法自我辯護。

關於索取，中國是個高度發達的國家，在榨取和稅收上比誰都強。而關於給予，按照它的財政能力和行政能力，它是個低度發達的國家。

如果中國的國家確實已與人民定下了一個仁慈專制的約定，那麼它就不需要像現在這樣獨裁了。然而這是一個極其需要獨裁控制的政權。它自稱為了穩定而獨裁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它需要獨裁，因為它就是現在這麼樣的一個國家，因為它對於自己索取了什麼以及如何索取是如此貪婪，也因為它對自己給予了什麼以及如何給予是如此吝嗇。像這樣的一個政權，想要依賴民眾的贊同，那是不可能的。

什麼樣的國家

有一種看中國的方式，對「西方的」觀察家來說，近於本能。這種看法認為，中國開放了，經濟上也發展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在其他方面也會現代化，也就是變得更像我們，或者甚至會民主化呢。從鄧小平把中國自毛澤東思想解放出來以後，我們一直這樣看待中國。在樂觀的一九八○年代，中國內部的看法也是如此。

這被稱為「自由主義的神話」(社會學家趙文詞創造的一個詞)。人們可能會想，隨著一九八九年對黨國獨裁的再次確認，這神話應該煙消雲散了，但並沒有。

一九九八年七月，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結束正式訪華的行程，在由香港特首董建華招待的晚宴上，柯林頓的談話讓焦急的人士放了心，他說中國正走在變成一個開放社會的道路上。經濟發展正在滋生一個新生的中產階級，他們不會容忍獨裁生活的。在訪華前的一次講演中，他還辯稱，「我們越把中國拉入世界，世界就越會把自由帶給中國。」

我們想繼續看到中國這個樣子，既因為這很方便，也因為在思想上難以承受，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發展，就像大家認為的那樣，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但在政治上卻還是列寧主義國家。這也是中國內部許多人的觀點。最近與一位知名的學者談話，聊到我對獨裁的評論。他是個對中共政權的缺點非常了解的人，但他回我說，「有些同事太著急了，事情會變好的。」

這樣的想法給了政治發展某一種詮釋，讓觀察家認為，「改革」在我們眼中，是向更好進行改變，是「正確方向上的一步」。行政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朝向民主化的一步。刑法改革，是朝向一個公平司法制度的一步。放鬆獨生子女政策，是朝向予以廢除的一步。戶口制度改革，是朝向一個公開勞動市場的一步。法律改革，是朝向法治的一步。等等。

然而，此一典範是誤導的。不符合經驗的現實。開放，從來也沒說是要政治開放。從那時起，中共政權已經把自身改良成一個完全獨特的管控專制。

而且，自由主義的神話也沒有解釋，為何我們應該期待中國應該更全面地開放。柯林頓總統和許多像他一樣的人士認為，中產階級應要求自由，但是，並沒有。經濟中產階級和知識中產階級，就像現代工人階級一樣，是黨國鑄造出來的，被吸收同化成「各階級合作」的模樣。也有人期望網際網路可以成為由下而上的一股自由化力量，但結果是變成由上而下的另一種控制工具。

自由主義的觀點是一個神話，因為忽略了基本的事實：中國的國家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黨國。在中國，沒有什麼是「必然會發生的」，一切都取決於在北京的那些人。他們從未想過，這個國家應是開放和民主的，以致結果，就真的不是，而且沒有朝著那一方向前進。

看中國的另一種方法是，試圖按其現在的面目來理解它，按它自己的思想方法來理解它，視之為一個國家(state)領導的國家(country)、一個黨領導的國家(state)、一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才是北京的人士一直在說的，和現在正在說的東西，而且，我們這些人到現在應該已經懂得如何傾聽他們所說的。

在這個典範中，「改革」看起來不一樣。不是抄襲「西方」，而是中共政權在支撐和完善自身。行政改革不是改變行政機關，而是改進有效性。刑法改革是要甩掉讓人難堪的懲罰，因為不再有必要了。等等。當黨中央採用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日程，它不是按照一個正確的法治概念「朝著正確方向上的一步」，而是在黨國之內對中央控制和中央指揮的工具的一個收緊。

我從這個國家自身的觀點，來開始這個演練，靠的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主張該政權是清白無辜的無罪假定。我從那裡開始追蹤到一個福利假說：歷經改革的人民共和國，是走在為老百姓福祉而治理的道路上。我測試了這一假說兩次，狹義的和廣義的兩個測試。通過這兩次測試，福利假說失敗了。我的第一個結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為人民福祉服務的國家。它不是那一類的國家。

中國的領導層有時謙遜地展示自己的國家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裡面有某些真實的成分，中國在許多方面仍是欠發達的。但在政治上，它屬於發達國家之列。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源來提供足夠的公共政策。這不是中國的情況。這個國家有足夠的行政能力，財政堅實、榨取兇猛。第二個結論是，我在一開始時就決定把中國當作一個成熟國家來看待，是對的。這個國家在為百姓做什麼或能做什麼這件事情上(如果有這種事的話)，主要不是被無能力或負擔不起所限制。它為人民所做的少，比它能做的和能負擔的少，因為它有其他的決定和優先事項要做，顧不上為普通老百姓的福祉而服務。

第三個結論是，中國一直被過度高估。因經濟發展而被高估：一直有顯著的經濟發展，但不像官方一直說的那麼顯著，而且超高速發展現在已成為過去式。因經濟規模而被高估：它是個極龐大的經濟體，但不像世界所想的那麼大。因經濟動能而被高估：確實有發展，但發展是由揮霍浪費的投資泡沫所支持，泡沫又是被過多的債務所吹起來的。因貧困減少而被高估：雖有千百萬人逃離了赤貧境地，但中國仍是一個嚴重貧困的國家。因生活水準而被高估：水準得到了提高，但比經濟發展的步伐要慢，而且即使有進步，在生活品質和幸福感上沒有相稱的改善。因轉向資本主義而被高估：它是有了大量的私人企業，但仍維持著一個國家控制的指令經濟。因內聚力而被高估：國家是統一的，但在社會上，因不平等和排斥部分人而分裂，社會組織脆弱，家庭瓦解、不信任蔓延、壓迫導致道德敗壞。因穩定而被高估：是有穩定，卻是一個依賴近似極權主義壓迫的穩定。因秩序而被高估：有秩序，卻是一個立足在無法無天、犯罪行為、腐敗及有組織犯罪之上的秩序。因現代化而被高估：國家是正在現代化，但也日益被社會及經濟的鴻溝所撕裂。

而且，由於中國被高估，於是，中國的國家亦被高估。因其提供服務而被高估：但它下力多而生效少。因開放而被高估：但只有經濟開放而沒有政治開放。因放鬆獨裁而被高估：是有了一個不同的獨裁，但不是把獨裁減輕為威權主義，更不用說仁慈的威權主義。因擁有正當性而被高估：它確實擁有來自下層的一些支持，但主要依賴控制以及用實惠購買支持。因實力而被高估：它的國際存在是高高在上，卻是立足於大塊頭，而非尊重和外交技巧。因軍事力量而被高估：解放軍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卻是一架二流的戰鬥機器。中國的巨大弱點在於，這片國土依賴這個國家機器，而這個國家的統治卻沒有獲得被統治者的贊同。這個國家的巨大弱點在於，它運作一個依賴極度榨取民眾的體系，而該體系沒有獨裁就無法維持自身。

隨著福利假說不成立，剩餘的另兩個可供選擇的假說得到加強。那麼，它是什麼？中國的國家是平凡的嗎，只為其自身的一個國家，或它是一個強權國家，即為一個意識形態的使命而統治的國家？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統計學存量與流量的工具，用以區分該體系位於何處，以及如何運動。如果我們片刻停住歷史，用一張快照來看中國的國家，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國家在我的詞彙中是平凡的。不僅在被高估這件事情上是平凡的，而且在沒有超越自身的目標這件事情上也是平凡的。

在改革時期，國家一心一意地搞自衛保權、保穩定及保經濟發展，從而鞏固了自己。從二○○二～一二年的胡溫統治，完全用於使輪子一直保持運動。他們確實試圖把眼光從經濟統計資料上抬起，採用了「和諧社會」的生花妙語，但裡面沒有決心。他們留給繼承者一個既在控制之下、財政上又堅實、又正主宰一個強大經濟體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在力量上有點虛張聲勢、並以有組織的犯罪氾濫為代價來維持穩定的國家。

隨著二○一二～一三年後上任的新領導人，這個國家可能駛向何方，其成敗安危未定。我們尚不能說，習近平已經中止了平凡國家的鞏固。他帶來一種新的領導作風，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並在集權這件事情上展現很多能量與決心，清理了黨，清洗了機構中與之競爭的分子。但是，如同對一個新的領導團隊所期望的那樣，它開始時虎虎有生氣，然後完全有可能逐漸安頓下來，玩弄得過且過的黃老之術。這很可能是新政權會遵循的模式。倘若如此，中國的國家將繼續如現在一樣，是一個強有力但平凡的國家。

然而，這是否將成為一個先見之明的預測，我們還不知道。新領導可能會變成另一種樣子，有著另一個不同的雄心，中國可能掙脫改革主義延續下去的老路，並且走上另一種或其他新路。不過，那已經是臆測了。我們可以帶著一定的權威說事情大概是什麼，但是對於事情會怎發展，肯定是沒辦法說的。我傾向於單獨處理這項臆測，並把它留給本書的跋。

跋：一個更好的政權?

正如中國領導人被自己過去的陰影所糾纏，一些中國的觀察家們也是如此，其中包括我自己。我的陰影是，有時作為局外人無法認清極權主義政權的真相，直到太晚時才明白。即使納粹德國當年也廣泛受到敬重，直到把歐洲和世界拖入戰爭，大家才恍然大悟。今天，我們不喜歡回想此事，但是，對早期納粹德國的敬重，曾強烈地存在於後來與德國打仗的所有國家之中，包括那時的知識份子。即使看到了如此驚人的景象：越來越邪惡、野蠻和種族主義的獨裁體制，以及希特勒每逢講演時的咆哮瘋狂，人們還是對納粹讚美不斷。許多面對蘇聯的觀察家，把蘇聯視為一個足以取代民主政體的選項，認為一直到史達林時期及之後，該政權在很多方面都很優越，有時連道德上都更優越。又一次，即使知道了那些本來應該無法讓政權成立的事情：農村集體化運動和大饑荒、作為統治工具的政治屠殺、與希特勒合謀吞併波蘭東部及波羅的海國家、古拉格勞改營、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們還是對蘇聯讚美不斷。到了一九七○年代，當我還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學生時，校園各處都在講說，東歐政權，特別是東德，在很多方面都要優於我們自己的制度。

今天，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吸引了人們的讚美，即使有了毛澤東獨裁統治的野蠻及其災難性的後果、毛澤東之後選擇政治開放卻在關口失敗、以及一九八九年訴諸政治屠殺，人們還是對中國讚美不斷。哲學家們讚揚中國是一個文明之國。全世界的生意人，還有學者，都爭搶著要登上中國的舞台。當然，正如先前那些極權主義，中國距離廣受讚揚還差得遠，但似乎是有人需要看到中共政權比其本來面目更為仁慈。在一九八○年代，全世界都沒有聽懂鄧小平的話，反而選擇相信他正在把中國推向自由主義方向。但他從未說過他會這樣做，而且他也從未這樣做。當習近平二○二一年上台，全世界又一次認為此人將是一位改革者，但他突然左傾歪到了毛澤束思想，擰緊了獨裁體制的所有螺釘，轉向大肆張揚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儘管如此，無論中國內外，人們還是堅持相信和期望，中國正朝著一個在社會上、政治上更開放的方向前進，這個方向曾一度被充滿希望地稱為「緩慢革命」。¹³²I

但有兩個謬誤藏在這些無能之後。其一是毫無批判性地讚美壯觀的表現，特別是讚美專制秩序和力量的堂皇展示。當蘇聯看起來最強盛之時，當毛澤東的中國看起來是世界革命的先鋒之時，民主世界卻沉浸在自我懷疑之中。威權主義的力量和決心之所以看起來好，是因為另一個選項看起來糟。這造成許多觀察家一方面讚美獨裁體制的超凡無敵，一方面又無視或貶低在這堂皇背後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如此，他們還高估了真正達到的成就。事實上，蘇聯政權從未有過什麼貢獻，雖然有一段時間瞧起來不可一世。蘇聯政權維持國家經濟的方式，就是把重壓放在受剝削的貧困人民身上。毛澤東中國的真相，不是什麼興業而是破壞。現在，歷經改革的經濟據稱正走在成為世界第一的路上，而這個故事透過美化的統計數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述說。

另一謬誤是意識形態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把意識形態的武器發揮到了極致。兩國給這個世界提供了信仰體系，許諾一旦鬥爭勝利就會是天堂，許多外界人士相信了這些強有力的敘事，有些人完全相信，有些人非常相信。那些相信的人，讓自己只看到自己讚美的政權美好的一面，然後為醜陋的一面找藉口，說這是為了更好的明天，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出必要的犧牲。

就讚美當代中國來說，其中也有規模的因素。中國既大又強，尤其在經濟上是這樣。這正好使一個人相信，他不得不打交道的一個政權，而且是搞好了關係就有許多油水可撈的一個政權，就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政權，或至少是眾多值得稱讚的政權中的另一個。

但是，中國與眾不同。它的國家不同：一個黨國：它的政體不同：管控專制；它的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當代中國是一個碰巧經濟上成功、施政上有效的政權這種自我滿足的觀點，就是沒有在認真看待中國的本來面目。在改革開放的黎明之後，如果中國會在政治上開放是一個可能的希望，那個希望隨後已遭到撲滅，尤其是到了最近，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獨裁體制已經得到了鞏固。針對此事，現在沒有什麼可懷疑的，問題只是這樣的鞏固會有多徹底。

新聞記者歐逸文在為《紐約客》擔任駐北京特派多年後，於二○一三年離開中國，他把自己的經歷集結在一本題為《野心時代》的書中。這是一個恰當的書名。中國正在崛起，領導人自負武斷，鄰國及其他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國的國家，雄心到底有多大？還有，隨著領導人向前看，他們的野心，性質又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中國模式可能也可能不是在一個分水嶺上。那些以前一直最急於預言的人士，多半猜錯了。而我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場景，並對其可能性進行推測。

場景一：沉著穩定。改革主義的連續性可能堅持下去。經濟可能繼續增長，至少足以增長。國家可能繼續在掌控之下，至少足以掌控。可能會有我們熟悉的一步一步來的行政改革。可能繼續是集體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會被認可為必要的。人民可能仍合理地服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可能繼續交往。中國可能會避免國際上的冒險主義，從與鄰國的對抗邊緣抽身而回。領導人可能繼續以穩定為要。如果他們有辦法較少依賴正當性，那就有手段和意願去部署更嚴厲的控制，正如我們在最近兩三年所目睹的。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權一直幹得不錯，領導人可能不會想拿已經得到的去冒險。他們可能保持謹慎，把野心置於控制之下。

我把這個場景列為高度可能。多年來，中國一直應付過去了，而且，繼續應付下去可能會是中共政權的最佳賭注。新領導人也許最終會證明並不像一開始那樣，想讓外界覺得自己雄心勃勃，然後他們也許會像以前的領導人那樣安頓下來，去做必須要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做的事。二○一五年股市崩盤的震盪，可能會把經濟管理的鐘擺從市場化再擺回到更多的控制。

然而，在完成本書的最後過程中，隨著我們對新領導人的了解正在增進，我開始逐漸認為這個場景，要從高度可能再退回一點兒。習近平已經收攏了毛澤東之後空前的權力到自己的手中，且正在展示自己作為一位雄心勃勃、積極主動的領袖，他的心中大概不會只有穩當掌舵的想法。他看起來是一位有使命擔當之人，假若如此，他可能會集中足夠的權力在手以完成這一使命，他可能會信心滿滿地遂行己志，又或深陷泥淖，直到最後。

場景二：滅亡。雖然很多徵兆顯示，經濟將繼續發展，管控專制將持續下去並改進，但備受稱讚的穩定仍需仰賴許多微妙的平衡。可能出錯的地方層出不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可能不再那麼容易處理。發展可能不僅緩慢下來，還會停止。寡頭階級可能繼續搶劫一個無法負擔被搶劫的國家。債務吹起來的投資泡沫可能會爆裂，就像二○一五年股市崩盤一樣。許多有辦法移民的人可能出國到自由世界去，隨身帶走了太多的錢財。領導層中潛在的衝突可能不再被壓抑。習近平可能被視為一個崛起中的帝王，並找到依附他的同志；又或者他會成功地使自己成為至尊者，中止集體領導，並像毛澤東一樣，把黨國這列車開到脫軌。他可能會被證實是黨純潔性的真實信仰者，然後不遺餘力去清黨，直到自我毀滅的最終崩潰。軍隊可能會干預。反腐運動可能會遭遇阻力，導致行政機構癱瘓。社會力量可能會起而維護自身權利：新的經濟中產階級及知識中產階級，可能不再願意服從，學生亦如此，新聞記者亦然。網路控制會被打破。少數民族會造反。從台灣和香港蔓延過來的民主可能不再有辦法圍堵。鄰國可能會結成聯盟。列強可能會與中國較量。戰爭可能會爆發。

所有這些和更多的事情都有可能，但是，我不把此一場景列為高度可能，雖然二○一五年的股市崩盤必須被作為穩定是脆弱的證據。即使如此，有別於認為中國模式將被矛盾撕裂、無法再撐下去的觀點，我的結論是，中國的黨國是一個能力高強的黨國。它在管理與控制上有效。它的財政堅實。它能夠改革與適應，一旦需要，會動用更多的壓制。更有可能的是，管控專制在國內撐住了，而這樣的合理行為在國外佔了上風。但也不一定：事情有可能會失手，很多地方有可能會出錯。

場景三：烏托邦。中共政權自稱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目前正處於資本積累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轉型階段，一旦時機成熟，它就會使用自己積累的資源和穩定，去創建一個安全、和諧和自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這一觀點被寫入了黨章。遵循這些路線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在「發展第一、平等第二」的規劃中，可能該輪到平等第一的時候吧。習近平和他的同伴，可能成功地粉碎寡頭階級的反對力量。不平等可以被控制了。社會保護的草創組織可以演進成一個真正的福利國家。法制可以演進成法治。公共管理可以誠實且有回應。腐敗可以被遏制，使之在日常生活中不再讓民眾無法忍受。管控專制的核心結構，諸如戶口制度和生育控制政策，可以認真考慮放寬或廢止。公民社會的湧現，比如，以非官方NGO為中心，可以產生力量成氣候，與國家成為合作夥伴，和平轉向一個平衡的國家—社會關係。

這也是有可能的，但以我的判斷，這是一個低可能的場景。不平等和分化在很多面向上盤根錯節。沒有什麼跡象顯示，中共政權打算推行認真的社會保護和公平政策之類的東西；或，即使領導人想這樣做，也沒有能力啟動。對寡頭階級開展的戰爭，可能會在領導人滿足於體制內的對頭被消滅了，而止於休戰停火；但也可能久拖不決，野蠻殘忍，造成極大的破壞。國家不再被人們信任，以致自主的社會力量，如果有機會成形，更有可能使自身成為國家的對立面，而不是國家的夥伴。所有先前朝向公開及平衡的社會關係的運動，就會轉變成對民主的訴求，然後被視為一種威脅，並在有辦法鞏固成任何自主力量之前就被粉碎了。新政權已經決心加強管控專制，並且絲毫沒有顯示願意放鬆的跡象。

場景四：民主。領導人也聲稱，他們的模式就是，或就是要變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國家。雖然中國今天是貨真價實的獨裁體制，而且看起來仍要獨裁下去，但出現一種屬於自己的民主並不是不可能。在村莊一級，已經有幾分民主，可以作為進一步演進的基礎。而且也已經有過要把民主沿著等級制度向上延展的實驗，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的例子。中國已被證實是一個壓力鍋，民主的願望正在鍋中醞釀，而且毫無疑問，對民主的渴望正在人民之中滋長。當年，美國發明了一種新型民主；現在，中國應該同樣能行。

一個可能的軌跡可以是，通過允許真正有競爭性的選舉，使村莊民主成真，然後把地方上的民主擴展到城市地區，然後向上建起一座間接選舉的制度大廈，這樣一來，任何層次的官員，都是由下層官員，或是由他們中間，以競爭的方式選出。¹³³如此就會在現有的國家制度中創建一個結構，官員在其中會一層一層向下負責，直到最低一層是直選出來的官員，這與目前官員一層一層向上負責的制度迥然不同。普通老百姓將在公共事務上享有發言權，以及感覺自已享有發言權。理論上，人們可以想像在國家及黨內都要這麼做，如此一來，黨的機構可以在間接選舉的民主框架中維持下去。

間接選舉的方法，在近來的民主理論中，一直沒有受到很多的關注，這或許是遭到政治學界抵制的跡象，因為除了現行的常態模式，他們反對考慮其他種可能的民主；但在中國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裡，間接選舉作為解決規模問題的一種方式，可能被低估了。

雖然像這樣的事並非不可能，但對中國制度有洞察的人士，不太可能視之為一個可能性很大的場景。中國所重新創造的是獨裁體制，而不是民主。如果有一件事看起來具有肯定的一致，那就是，任何類似真正民主的東西對至高無上的穩定都是一個危險，而在已知中共政權自衛保權的決心之下，它們統統都是不被容許的。

場景五：完美的法西斯國家。跟隨我在第二章「強權假說」一節的討論繼續下去，領導層可以把小心謹慎拋在一邊，懷抱勃勃雄心，把中國當作一個意識形態的強權國家重建起來。鄧小平建議中國「韜光養晦」。或許，現在是時候要走出那個局限，有所作為了。

一個強權國家的建築大廈就在那兒：黨國結構、黨和軍隊的團結、宣傳和控制的官僚機構、無所不在的安全力量。在二○一二年後的領導層之下，管治的鐘擺已經從信任自己購買正當性的能力，朝著更依賴控制能力的方向擺去。中央的政治指揮正在被加強。最高領導人正在把權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商界和公民社會在黨的指導之下，被同化吸收進各階級合作的機構中。審查制度和穩定管理正在被繃緊。宣傳、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被搞得更加自信果斷。群眾路線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在自豪之中又回來了，而且大顯身手。最高領袖正在給自己塗上一層個人崇拜的光澤，好讓他的權力咄咄逼人。他訓誡幹部們要「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擺到自己工作日程的高度優先的位置」，並要「擁護毛澤東的精神」。某一天，他召集作家和藝術家開會，就文化工作者為民族和黨服務的職責指示他們。另一天，他對建築師講話，要他們遠離「奇形怪狀建築」的設計；又一天，他告誡智庫們重視黨在他們工作中的指導。有一天，一份主要的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了他繁忙的工作日，早飯前他就開始工作，處理完午夜後送來的文件，一直到夜間很晚，他才結束工作，這時在「精疲力盡中找到幸福」。¹³⁴他的著作和思想，正在以套書形式和多種語言文字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在組織由多個研究專案組成的一個龐大規劃，來研究習近平思想。二○一五年四月，一個由中央黨校設計的APP推出，上面全是習近平的講話和著作，立即被網民們稱為「小紅APP」。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佈了一段(實在令人噁心的)Youtube，是系列中的一部分，稱為「誰是習大大？」片中的外國學生不斷讚揚這位偉人的一切，從力量、智慧到關懷和魅力。

我所得出的結論：中國的管控專制是一種完美的獨裁。靠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指揮大多數人民，而是大部分時候人民的默許與自我審查。但在這柔軟的正面之後是堅硬的現實：盡可能地完全控制，一旦控制有其必要；絕不寬待；以及極權主義體系要讓人人知道它擁有可以控制和絕不寬待的能力。習近平已經使管治遠離明顯柔軟的那一面，朝向更不加偽裝的堅硬。

然而，除了行政管理的基礎，一個強權國家需要意識形態的培訓。極權主義對國家實力的使用，所需要的藉口，不止是穩定而已，它需要更高的思想和原則來予以合理化。古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復活已經不可信了。在中國，一個新的強權國家將需要一個新的意識形態。那個意識形態，可能就在習近平所鑄造的中國夢之中。

有可能的是，中國夢將被證明是幾乎沒有實質的一股熱氣，就像過去那些類似意識形態的信號一樣。或許，又是空熱鬧一場，但是，它也可能提供給復興的中國一個新的敘事，一個汲取自中國歷史要超過汲取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敘事，一個奔向民族、民族主義、力量、統一和愛國主義的敘事。當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宣告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的訊息是中國又站起來了。他把革命拉入民族與偉大的傳統。他使自己迷失在革命的想入非非之中。統一的思想一直是偉哉中國。現在，可能又是在尋找意識形態發聲的過程之中。

民族偉大的敘事，在使之有可能的中國想像和傳統中找到了共鳴，而這是「和諧社會」未能找到的。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所高舉的此一口號正在站穩腳步。他剛一說「夢」，整個體系就都忙著採取行動，給他的信號賦予內容和意義。一夜之間，它變成了黨、國家、教育機關及其他機構拿起來的故事，以給自己的活動賦予目標和方向。它變成了黨的各級系統、學校、大學的學習目標，它在官方媒體上和通過互聯網被討論。當黨在二○一五年初發佈指示，要求加強高等教育中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國夢就成了教員們強化政治訓練的核心。報導說在一月底針對貫徹此一指示的會議上，教授和學生「全心全意地支持黨的領導……以及中華民族通過中國夢表達的偉大決心」。它被貼在黨、黨的附隨組織和國家系統的網址首頁，作為那些想要展現一片赤誠的人士必須上去大耍嘴皮子的用武之地。上海市政府在二○一四年為慶祝六十五週年國慶日所打造的標牌，上頭寫著「東方紅，中國夢」。力道更強的是，李克強總理在向二○一四及二○一五年全國人大會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最後都以中國夢做結。

如果中國夢是意識形態，那它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習近平本人在最初提出中國夢之時，把它當作「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夢」，和「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而且又說「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與國家及民族的未來和命運密切相連」。這長篇大論背後讓人感到不適的，是民族與每個人命運相連的思想。

習近平推出他的中國夢當作一個雙重的敘事，不僅是民族與偉大的敘事，也是國家與人民關係的敘事。這個雙重的含義，很快被隨後的解釋發揚光大，並一直不停地加以重複。早在二○一三年四月五日，首都的黨報《北京日報》就在頭版刊出一篇長文：

用中國夢來凝聚共識、並統一力量……廣泛地宣傳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是我們要加強國家、振興各民族團體、造福人民之事……廣泛地宣傳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與國家及民族的未來和命運密不可分……廣泛地宣傳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提倡愛國主義，使之成為團結思想、凝集力量的強大興旺國家的靈魂、作為加強和團結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廣泛地宣傳實現中國夢需要鞏固中國的實力。廣泛地宣傳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

這不僅僅是一個對偉大民族的頌讚。另外，它是民族偉大與個人幸福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的思想，反之，沒有民族偉大，就沒有個人幸福。

人們可能會想到中國夢的靈感啟示：美國夢，這是一個與美國夢迥異的東西。美國夢一詞，是由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羅．亞當斯於一九三一年在《美國史詩》一書中創造的。這是一個社會秩序之夢，在其中，每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到極致，並被他人認可為一樣平等的人。這是個人願望與公平之夢。中國夢，則是一個民族願望的夢，民族要先於組成它的人民。而且，據說民族的願望實現之後，人民的願望才能實現。

意識形態是危險的。我們正在中國夢所看到的，是一個超危險意識形態的胚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落在實力和民族偉大的修辭之中，因為它是個人作為一個自主的人停止存在、並被列入民族之中的一種意識形態。如果個人幸福來自民族偉大，那麼追求民族偉大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善。如果民族偉大是個人幸福的基礎——因為每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密不可分——那麼就沒有屬於個別男人和個別女人的自主的善，因為自主的善會限制國家民族的工程，或限制作為該工程監護者的黨國所執行的政策。所以沒有任何個人的獨立的善，可以阻擋或限制被視為民族利益或國家力量的事物。如果鎮壓、侵略和最後的戰爭是符合民族的利益，那麼意識形態命令所制定的這些政策，也是為了「每個人未來和命運」的善。

民族與個人一致的思想，究其核心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根本就是法西斯思想。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當然，尚未實行)也是建立在啟蒙精神上的，認為人才是目的，制度是為了人的善而設立的，囚此要以促進個別男女的善之後，才能證明自己有存在的理由。法西斯意識形態在歐洲崛起所導致的最終恐怖，是靠消滅個人的自主來拒絕啟蒙的現代性。政府是為民族偉大的事業服務的，民族與人民是一體的，民族偉大是為了人民的善，民族無法興旺，就沒有個人興旺這件事。最終，如果戰爭符合民族利益，那也是為了人民的善，因為人民是民族的構件。這不是抽象的推理。在法西斯主義的歐洲，沒有限制壓迫，沒有限制侵略，沒有限制邪惡，沒有限制政治屠殺，也沒有限制為了人民的善所做的犧牲。正是靠了這個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的歐洲才有辦法崇拜戰爭，視之為民族榮耀的用武之地和一個讓人民淨化的體驗。

也有別人描述此一新的中國國家為法西斯主義。比如《習近平：中國的教父》(這是一部在港台用中文出版的批判性傳記)一書的作者余杰，他在接受採訪時，因為中共政權的張揚尋釁、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而把它描述為法西斯主義。但這是一個誤解。一個國家不是因為民族主義才成了法西斯；而是它的民族主義立足於法西斯意識形態，使它成為法西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一回事，一個被意識形態煽動的民族主義國家又是另一回事。

現在還太早，不好講。在毛澤東之後和直到習近平上台的這一期間，在我的架構中，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平凡之國，成功、日益強大，但其政權一心一意謹慎地搞自我保權，並為了穩定，樂於接受幾乎任何代價。這樣的狀態可能持續下去。中國的國家是一個複雜的獨裁體制，但依據今日的狀況，或許尚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之國。它是一個近於極權主義的政權，但還不是完全的極權主義。

它也是一個仍在形成中的政權。目前的重新打造並不是一個好看的景象。現在的領導人已經逐步地收緊了獨裁的控制。對他們來講，二○一五年是一個壞年頭。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經濟發展都走上了下滑之路。股市崩盤，人民幣眨值，天津的化工倉庫致命的爆炸(死亡一百七十三人，傷者數以百計)，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故，而是因為政治腐敗藐視規定的惡果——所有這些合力起來破壞了中共政權的可信度，而本來該政權能抓緊正當性，一直以來靠的就是安全管理和經濟表現。這個邏輯層層套疊。有了更多的獨裁，就更需要為自己辯解。能夠為良好管治的正當性找到的理由越少，就越是依賴控制。隨著穩定的經濟管理聲名不再，中共政權必須轉向別處去找理由，去找敘事和意識形態。於是，宣傳、政治教育和群眾運動，民族偉大、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套話，還有中國夢的超級修辭，不斷地翻新並日益突出。

領導人現在講著一套自負果斷的新意識形態語言，而且，像往常一樣，不去聽他們在說什麼是不明智之舉。當強有力的領袖轉向意識形態，總是要有危險的，所以其他人必須要關注了。他們的國家可能是一個已經崛起的國家，因此就有可能不再韜光養晦了。當真正的基礎工程是民族偉大，經濟發展就不足以作為敘事了。若沒有更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予以合理化，黨國及其管控專制就不再有足夠的存在理由了。目前意識形態是正在重新打造之中，而且變得無法避免。這樣的態勢有利於完全的極權主義。可能的發展是，中國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還不可阻擋地要成為一個強權國家。

據我們所知，習近平也許不是有意去擁抱意識形態，他可能只是在實驗什麼樣的口號管用。但是，玩弄意識形態就是玩火，即使出於無心，他也可能釋放出一股不僅強大還令人深惡痛絕的力量，這股力量自行其事，在作者尚未充分預料的情況下，一躍變成了作者的主人。一個龐大且強盛的國家，一個強大的政權，一位雄心勃勃且精明的領袖，加在一起，是一股我們需要認真應對的力量。一個龐大且強盛的國家，一個強大的政權，一位雄心勃勃且精明的領袖，一個指揮的意識形態，加在一起，是一股我們應該感到害怕的力量。

以我的判斷，這是可能性第二高的場景。如果中國的國家要成為一個強權國家，它必須是意識形態的。而且除了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可資利用。我的兩個高度可能的場景之間所進行的拔河，落到了意識形態上。如果中國的國家繼續作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控制的監護者來運作，而且做得有效，它就有可能保持獨裁但務實。但，剩它變得依賴意識形態，並擁抱一個讓個人被納入民族的敘事，那它將使自己成為一種最邪惡的極權主義國家，個人在其中只是「群眾」的一員，單一個人無足輕重。根據歷史經驗，一個意識形態強大的國家非常危險。如果它沉溺在自己製造的民族榮耀故事中，務實主義不太可能通行，沒有人說得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一直追蹤新領導層的所說所為，並逐漸認為我的第一場景為高度可能－（即Ａ-)，但在完成這個探索之後，我的本能把最後一個場景列為高度可能十(即A+)。

參考文獻

Adams, James Truslow, The Epic of America (New York 1931).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ward Establishing a Rural Health Protection Scheme (Manila: ADB 2002).

Beardson, Timothy, 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Bell, Danie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Bell, Daniel A.,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erlin, Isaiah,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John Murray 1990).

Bosker, Bianca, 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Briggs, Asa, 'The welfare-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 (1961), no.2, pp.221-59).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Dreams: 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allick. Rowan: The Party Forever: Inside China's Modem Communist Eli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Cardenal, JuanPablo and Heriberto Araújo, 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London: Allen Lane 2013).

Carillo, Beatrice and Jane Duckett, eds., China's Changing Welfare Mix: Lo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CCP, Decision on Several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ird Plenum of the 14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14 November 1993).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

Chan, C.K., Ngok. K.L. and D. Phillips, Social Polic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8).

Chang Jung,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London: Vintage 2014). 張戎,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張戎 譯, 麥田出版社, 2014)

Chang Ju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Vintage 2006) 張戎, 喬．哈利戴,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 譯, 麥田出版社, 2021).

Christensen, Thomas J.,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Norton 2015).

Coase, Ronald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Cook. S., N. Kabeer and G. Suwannarat eds., Social Protection in Asia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2003).

Davis, D. and F. Wang 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ickson, Bruce J. and Jie Chen,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 Private Entrepreneu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ikötter, Frank,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2013). 馮客,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蕭葉 譯, 聯經出版公司, 2018).

Dorfman, Mark C., Robert Holzmann, Philip O'Keefe, Dewen Wang, Yvonne Sin, and Richard Hinz, China's Pension System: A Vi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3).

Eimer, David. The Emperor Far Away: Travels at the Edge of China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Fenby, Jonathan, Will Chin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14)

Fenby, Jonathan, 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 How it Got There and Where it is Headi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Fewsmith, Joseph,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03).

Finer, S.E.,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vols. 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 997).

Gao, Qin, 'Redistributiv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al benefit system: progressive or regressive?' (China Quarterly 2010 (2): 1-19.

Gao, Qin, Sui Yang and Shi L1, 'The Chinese Welfare-state in Transition: 1988-2007'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2 (2013), 743-762.

Gao, Q., I. Garfinkel and F. Zhai 2009: '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 (2009), 630-655).

Garnaut, Ross, Cai Fang and Ligang Song,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Givens, John Wagner, Suing Dragons? Taking the Chinese State to Court. (St. Antony'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DPhil thesis 2012).

Greenhalgh, Susan,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Gustafsson, Björn, Li Shi and Hiroshi Sato, 'Data for studying earnings,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pover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2014), 419-431).

Gustafsson, Björn, Li Shi and Terry Sicular, eds.,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Gustafsson, B. and Q. Deng, ‘Dibao Receipt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mbating Poverty in Urban China' (Poverty & Public Policy, 3(2011), 1-32).

Holdstock, Nick,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 (London: J.B. Tauris 2015).

Holliday, I. and P. Wilding eds., Welfare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Social Policy in the Tiger Econom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Hsu, Jenrnfer Y. J and Reza Hasmath, eds., 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Adaptati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13)

Huang, Yashe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2012).

Johnson, Ian, Wild Grass: China's Revolution From Blow (New York: Penguin 2015).

Joseph. William A. ed.,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Kellee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l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 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

Kinkel, Jonathan and William Hurst, 'Access to Justice in Post-Mao China: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2011), 467-99).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2011). 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 (中信出版社, 2015).

Knight, John and Sal Ding, China’s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Kwon Huck-ju. ed.,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state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Kwon Huck-ju, '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 Welfare-stat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8 (2009), 12-21).

Kwong Jul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Lam, Willy Wo-Lap,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trogression (London: Routledge 2015).

Lampton, David M.,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Laruelle, Marlène and Sébastien Peyrouse,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Domestic Order,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Factor (New York: Herst 2012).

Lee Il Houng, Murtaza Syed, and Liu Xueyan. ls China Over-Investing and Does it Matter? (IMF Working Paper, Asia and Pacific Department, November 2012).

Leibold, James and Chen Yangbin, eds.,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 Balancing Unity and Diversity in an Era of Critical Plur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Leonard. Mark.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Leung, J.C.B. and R. Nann, Authority and Benevolence: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Hong Kong: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Li Shi, Hiroshi Sato and Terry Sicular, eds.,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Challenges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Lieberthal, Kenneth G., Cheng Li and Yu Keping. eds.,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Norton 2004).

Lim, Louis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Link. Perry,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aFile, 24th of December 2012).

Loh, Christine, Underground Front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Lora-Wainwright, Anna, Fighting for Breath: Living Morally and Dying of Cancer in a Chinese Villag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13).

Luttwak, Edward N.,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adsen. Richard,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cGregor. Richard,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London: Penguin 2012).

Miller, Tom, China's Urban Billion: 1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Mitter, Rana,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Allen Lane 2013).

Mitter, Rana, Modem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tter, Rana,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m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urphy. Rachel, How Migrant Labou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Nathan, Andrew J.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O'Brien, Kevin J.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Orwell, George, Orwell in Spain, ed. Peter Davison (London: Penguin 2001).

Osburg. John. 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Osnos, Evan,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New York: Fe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antsov, Alexander V. with Steven I.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鄧小平：革命人生 (吳潤璿 譯, 聯經出版公司, 2016).

Paulson. Henry M. Jr., 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New York: Twelve 2015). 亨利，鮑爾森, 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 (王宇光，朱淵，朱啟文，王慧 譯, 時報出版, 2017)

Pei Minxin,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ettis, Michael, 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Read, Benjamin L.,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ngen, Stein, 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Ringen, Stein, What Democracy Is For: On Freedom and Moral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Ringen, S., Huck-ju Kwon, Ilcheong Yi, Taekyoon Kim and Jooha Lee, The Korean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How South Korea Lifted Itself From Poverty and Dictatorship to Affluence and Democracy (Ni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se-Ackerman, Susan and Paul Lagunes, eds., Greed, Corrup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Rosen, Daniel H. and Beibei Bao, A Better Abacus for China (New York: Rhodium Group 2015).

Saich, Tony,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3r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Saich, Tony, Providing Public Goods in Transitional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Saich, Tony and Biliang Hu, 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New Coll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Schell, Orville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Shambaugh. David,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ambaugh, Davi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hambaugh. Davi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謝淑麗, 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遠流出版, 2008).

Shue, Vivienne and Christine Wong. eds., Paying for Progress in China: Public Finance, Human Welfare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8).

Simon, Karla W.,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icular, Terry, Yue Ximing, Björn Gustafsson and Li Shi.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3 (2007), 93-126).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38).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Solinger, Dorothy J., 'Social Assistance Under Capitalist. Authoritarian Rule: Two Management Models In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4(2014). 500-520).

Solinger, Dorothy j.,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Temple, William, Citizen and Churchman (London 1941).

Thornton, Patricia M.,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Paris 1835, 1840). 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 民主在美國 (秦修明, 湯新楣,李宜培 譯, 左岸文化, 2005)

Tsang, Steve,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8, Issue 62, 2009).

Vogel. Ezra F.,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傅高義, 鄧小平改變中國 (馮克利 譯, 天下文化, 2018).

Walder, Andrew G.,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魏昂德,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閻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9).

Wasserstrom Jef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Wedeman, Andrew, 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Westad, Odd Arne,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Boldy Head 2012). 文安立, 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 (林添貴 譯, 八旗文化, 2013).

譯名對照

導言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第1章

《二○三○年的中國》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m,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China

査克．海格Chuck Hagel

約翰．凱瑞John Kerry

朱麗．畢曉普Julie Bishop

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

羅納德．寇斯Ronald Coase

梅鐸Rupert Murdoch

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

開拓重工Caterpillar

特易購Tesco

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

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Conference Board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

倫巴底街硏究中心Lombard Street Research

皮尤硏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新興市場顧問集團Emerging Advisors Group

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國際調査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阿馬蒂亞，庫馬爾，沈恩Amartya Sen

《南韓國家和計會政策：南韓如何把自己從貧窮及專制提升到富裕及民主》The Korean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Hoe South Korea Lifted Itself from Poverty and Dictatorship to Affluence and Democracy

《群魔的國度：民主領導及服從的難題》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

《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艾略特．斯波林Elliot Sperling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論中國》On China

第2章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威廉．坦波William Temple

《公民與教會人》Citizen and Churchman

托尼．塞奇Tony Saleh

《在轉型的中國提供公共服務》Providing Public Goods in Transitional China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

第3章

陸恭蕙Christine Loh

孔傑榮Jerome A Cohen

誠至金開一號China Credit Equals Gold #1

費納Samuel. E. Finer

《政府史》History of Government

中國人權捍衛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回到一個毛的未來》Back to a Maoist Future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

《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

《赤腳律師》The Barefoot Lawyer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聯合出版集團Sino United Publishing

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Global CAMG

高逸雅Peter T. Grauer

拉金L. A. Larkin

《渴》Thirst

第5章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阿列克西．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

《亞洲文學評論》Asia Literary Review

《人權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趙文詞Richard Madsen

跋

歐逸文Evan Osnos

詹姆斯．特魯斯羅．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

《美國史詩》An Epic of America

Notes

[←1]

見（南韓國家和社會政策）林根等合著

[←2]

最近貝淡寧(Daniel A. Bell)出版了（中國模式）(China Model) 一書，針對此事提出更為精細同時具有批判性的看法。

[←3]

二○一四年年初的巴黎，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項關於多元文化主義及少數族群權利的發言中，甚至還提到了「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4]

譯注：state、country、nation都可譯為「國家」。作者在本書中最常用的state有「政府」丶「國家機器」等意•country更多指的是「國土」，nation則多指「民族」。

[←5]

現在世界上僅剩幾個黨國。舊有的法西斯黨國消失了，歐洲和前蘇聯的共產 主義黨國也沒有了．試圖變成黨國的非洲國家，還有伊拉克（或許包括敘利亞）復興黨的黨國也沒有了。除了中國．只剩下北朝鮮、越南、寮國、古巴，也許算上厄利垂亞。在這個黨國家族中，中國鶴立雞群：龐大、強盛、有效且經濟上成功。

[←6]

論及早期的人民共和國，見馮客(Frank Dikötter)著《解放的悲劇》(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7]

下面兩個詞語將在我的文中反覆出現：中國人是被一個巨大的政黨、國家、軍隊、安全機構、中央及地方的官僚機構網絡所統治的。我將把這個網絡稱為「體制」(system)，偶爾也稱之為「政權」(regime)。對此體制，一個關鍵且重複出現的問題是其「正當性」，藉此我想知道中國人民、或其中一些人、或國外人士如何看待這個政權，以及他們對此政權真心接受及忠誠的程度。

[←8]

一如以往，對這場災難的大小，不同的文獻有不周的詮釋。張戎在《慈禧》(Empress Dowager Cixi)書中指出，在大清帝國政權之下，經濟現代化及管理現代化的展開已經很好了。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痛苦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和《中國對日戰爭》(China's War with Japan)中指出，二十世紀的民國政權要比一般所認知的更為有效。然而，中國國內流行的觀點，當然是官方史學及官方術語，都認為從鴉片戰爭到共產黨革命之間的這個時期是「屈辱的百年」。政權的衰敗可能開始得要更早，但帝國主義的影響使它在十九世紀早期到中期才深刻地感受到。

[←9]

正如北京國家博物館的「民族復興」展所輝煌展示的。

[←10]

林慕蓮(Louisa Lim)在《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書中有精彩的描寫。對持續性的失憶，見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的《跟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 其中六四大屠殺被降為「事件」一語。

[←11]

近來較具批評性的傳記作品，駁斥了鄧小平是自由主義政治改革家的見解，並顯示他不管是經歷還是觀念上，完全是個忠於黨的黨人。見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與梁思文(Steven I. Levine)的《鄧小平：革命人生》(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12]

這四項基本原則被列入黨章中，作為「建國的基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階段，我們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與資產階級自由化作鬥爭」。

[←13]

見沈大衛(David Shambangh)的《中國共產黨》(China's Communist Party)，楊大利的《重建中國利維坦》(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14]

政治開放的失敗直被指為「停滯的轉型」，這是受了裴敏欣的《中國被困的轉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的啟發。我的解讀是，雖然有許多政治—行政改革，雖然在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起伏伏，但政治開放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卻從未確定地進入官方的日程，於是，就沒有隨後陷入停滯的政治開放。

[←15]

見黎安友(Andrew Nanthan)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16]

根據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17]

我們悲哀地觀察到，他們正毫不費力地贏得這場戰鬥。二○一四年秋，南非政府通知達賴喇嘛，不允許他來南非出席諾貝爾獎得主的聚會，這是他第三次被南非拒絕發給簽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高度評價南非政府在有關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問題上，對中國表示的堅定支援。」南非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聚會因其他得主退出而取消了。

[←18]

例如新疆，見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著《被遺忘的人民》(China's Forgotten People)。

[←19]

這包括在小小的礁岩上挖泥填建人工島嶼，在島上建立基地，或修建可能作為軍用的飛機跑道。若搜尋空中視頻，可在YouTube上搜索「中國人工島」。

[←20]

有關中國的移民擴張，見胡安，巴勃羅．賈勒德納(JuanPablo Cardenal)和埃里韋托．阿拉伍侯(Heriberto Araujo)的《中國悄悄佔領全世界》(China's Silent Army)。在中亞，見瑪琳．拉胡耶(Marlène Laruelle)和賽巴斯提安．培胡斯《Sebastien Peyrouse)的（中國在中亞的問題》(The Chi-nese Question in Central Asia)。

[←21]

如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金融時報》披露。

[←22]

在《中國的挑戰》(The China Challenge)書中，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指中國是個「易怒好鬥」之國，且在世上沒有真正的盟友（除了給自己帶來麻煩的北朝鮮之外）。

[←23]

「習不像江澤民和胡錦濤，是同類人當中的班長，他簡直就是鶴立雞群。」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紐約書評》，二○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24]

在政治經濟方面的一個重要參考是《二○三○年的中國》，這是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編訂的。龐大、徹底、詳盡、滿是事實，且具批判性。本書資訊性強，因為是與一家官方的國家研究中心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准許對政策進行批評的範圍。也見約翰．奈特(John Knight)與丁賓的《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China's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以及黃亞生 論此經濟模式的相對實力與弱點的專著《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5]

私有與公有經濟的劃分並非沿著一條直線，公有企業可以是國有的，或地方所有的。有許多混合經濟。私人利益涉人國有經濟，而許多國有制也是部分國有。我對公有經濟及私有經濟五○%：五○%的劃分，就如同對中國大多統計數字一樣，是取個約數，但應該是一個相當合理的大約值。

[←26]

到二○○七年，比率為五： 一，據奈特與丁賽的《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

[←27]

一九八八年國家憲法修正案，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28]

《紐約時報》，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9]

論及國家—實業關係，見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和陳捷的《國家的盟友》(Allies of the State)， 以及蔡欣怡的《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30]

據《華爾街日報》(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對美國經濟學家們的一次調査，絕大多數人說，他們不相信官方估計準確地反映了經濟狀況。

[←31]

榮大聶(Daniel Rosen)和包蓓蓓的《重新核算中國經濟》(Broken Abacus?: A More Accurate Gauge of China's Economy)。

[←32]

哈利．吳(Harry Wu)的《重新評價中國成長》(Re-estimating Chinese Growth)。

[←33]

《紐約時報》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34]

《金融時報》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35]

再說，標準的GDP衡量並沒有適當地把一些社會成本計算進去，諸如污染和環境耗竭。在迅速發展時期的中國，這些成本特別高。若把這些也算進去，就會進一步減少增長估計，這一點，對中國要比對同期的其他國家更明顯。

[←36]

據我所知，關於中國腐敗，還沒有全面及最新的分析，但可見蘇珊．羅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和保羅．拉古納斯(Paul Lagunes)的《貪欲、腐敗與現代國家》(Greed, Corruption ,and the Modem State)。 在許多學術文獻中，特別是經濟文獻，很少或根本不觸及腐敗。每個人都知道有腐敗這件事，但經濟上的腐敗和政治上的腐敗如何滲透，卻時常無法得到足夠的處理。我在此處的解讀，根據的是一連串包括在中國的採訪及新聞報導。

[←37]

但特定的案例總是複雜的，無法清楚地判定其種類。路透社（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報導了一個案例，一位醫院院長「利用職權在建築工程、醫藥採購、醫生職位上收取賄賂」總計金額超過一千八百萬美元。

[←38]

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南華早報》。

[←39]

二○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南華早報》。

[←40]

沈恩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日《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當時是連同他與尚．德雷茲(Jean Dreze)所合著的《一個不確定的榮耀：印度及其矛盾》(An Uncertain Glory: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一起刊載。

[←41]

中國領導人有時確實仍稱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你不必追蹤他們的做法和想法很久，就會明白那只是一個計謀。

[←42]

《赫芬頓郵報》，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43]

見Kwon《改造東亞的發展型福利國家》(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44]

為此原因，朴正熙總統把國立漢城大學從城中心遷至當時的遠郊。

[←45]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二○一四年底，中國人口，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為十三．八五億，五十五％為城市人口，四十五％為農村人口。

[←46]

一個村莊可能足足有一萬人或更多，雖然許多村莊更小些，而且某些地方雖仍是村莊編制，但外貌上確實城市化了。

[←47]

論述中央與地方的差別及緊張關係，見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一個國家，兩個社會》(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還有大衛．艾默(David Eimer)的《天高皇帝遠）(The Emperor Far Away》。

[←48]

頗具權威性的諮詢公司「波特蘭通訊」，在二○一四年針對三十個國家的「軟實力」—約莫就是受到敬重的能力一所進行的排名中，中國排名最後。

[←49]

報導說，北京有約一百萬人住在地下室，大多是年輕的外來打工者，他們被稱為「鼠族」。

[←50]

為中信出版社出版。

[←51]

比如喬納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其論中國的作品中就強調了這一點。

[←52]

近年來，政府的工作報告、國家發展計劃、向全國人大彙報的預算執行情況一發佈當天，就會有現成的英文文本。二○一四年國務院架設了一個誇張的新網站English.gov.en來宣傳李克強總理的所作所為，而且上面有很多連結， 可査看白皮書丶出版物、統計數字、法律、規章等，全是無懈可擊的英文文本。

[←53]

《金融時報》在報導中國方面極好，但弱點是報導中引用過於精確的統計資料，這也是經濟報導的性質所致。也就是說，直接採用官方的表面資料，導致了許多錯誤與誤解。有個例子是，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對李克強總理進行的一次長訪，其中他所說的很多統計數字都在沒有經過核實之後照登，這實在是太大膽了。中國的統計數字都是宣傳性的，應持懷疑態度來對待。不然，就會在無意之中成了中共政權的傳聲筒。

[←54]

有關獨生子女政策，見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的（只生一個）(Just One Child)。

[←55]

見懷默霆等人的〈挑戰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神話〉('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m a's one-child policy')。

[←56]

凱因斯所著《通論》最後一頁。

[←57]

以我之見，思想威力強大，意識形態危害巨大，而且這樣的強大及危害常被忽略或低估。這個強有力的啟迪來自以撒．柏林的著作，比如以《人性的曲木》(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為名的論文集。

[←58]

有關中國政權以及它需要一個敘事，見張維為的《中國地平線》(The China Horizon)。

[←59]

中共在二○○二年正式停止稱自己為「革命黨」。

[←60]

我用「China Dream」來代替「Chinese Dream」 因為習近平所召喚的，是關於中國的夢，而不是中國人民的夢，此點區別我在後記中還會提到。

[←61]

對「大躍進」這次大饑荒的權威參考資料，為楊繼繩的《墓碑》。

[←62]

見李實等人的《中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63]

關於村莊經濟及政治的傑出描繪，見托尼．賓奇(Tony Saich)與胡必亮的《中國的村莊》(Chinese Village)。

[←64]

論述黨國結構的優秀專題著作，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人的《中國的政治發展》(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賽奇的《中國的管治與政治》(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of China)，威廉．約瑟夫(William A. Joseph)的《中國政治》(Politics in China)，李侃如的《治理中國》(Governing China)和林和立的《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gpin)。

[←65]

權威性的分析，見沈大衛著《中國共產黨》。

[←66]

兩部最近出版、資訊充分且資源豐富的書，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 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及羅文凱(Rowan Callick)的《黨天長地久》(The Party Forever)，兩書都傳達出同樣的訊息：中國共產黨無處不在。

[←67]

「社會團體」是一種官方稱謂，指的是非黨國機構(直接的)一部分的所有組織。

[←68]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二○一四年全國人大會的二千九百名人大代表中有八十六位億萬富翁，二○一三年時為八十三位；全國政協中，有九十六位億萬富翁，二○一三年時為五十二位。這些超富代表來自富人行列頂端，他們比國內的一般超富人士致富得更多也更快。二○一五年，根據上海的《胡潤報告》所追蹤的一千二百七十一位最富的中國人中，有二百零三位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69]

見柯嵐安(William A. Callahan)的《中國：憂喜參半的國家》(The Pessoptimistic Nation)和馬克．里歐納德(Mark Leonard)的《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

[←70]

見曾銳生的《協商式列寧主義：中國的新政治框架》('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71]

到了二○一六年初，針對境外NGO的最終立法仍懸而未決。（編按，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嚴格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工作，於二○一七年一月生效。）

[←72]

二○一五年九月，習近平宣佈軍隊打算裁員三十萬。

[←73]

一九九○年代初的重大財政改革，旨在使公共財政的中央份額升至六十％，但如同北京的許多決定一樣，一直並未實現。

[←74]

論及審訊前的拘押期間使用酷刑與虐待行為，見《人權觀察：老虎凳和牢頭》，二○一五年五月。

[←75]

雖然尚不知實際花費是多少，或是否軍事預算隨後可能又趕上了。

[←76]

但它不管，比如，北京以北的秦城監獄關押了許多中國的落馬精英，待遇要比大多數囚犯要好，而且歸公安部管理。

[←77]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rdlt/fzjs/2014-11/14/content_1886222.htm

[←78]

憲法上說，那一權力歸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但常委會卻沒有能力去實施這權力。

[←79]

中國制度中「改革」的意義，見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政治改革的邏輯與局限》(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另見裴敏欣的《中國被困的轉型》。

[←80]

《金融時報》，二○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81]

江蘇省宿遷市市長主天奇就行政改革寫的一篇報告，說在他的地區裡，市、區政府負責對五百六十九項執照、許可證和職業資格證做出批准。它們除了是腐敗的一個來源（並非此報告的主旨）外，政府部門從經辦這些文件中獲取大量收入。(《南華早報》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82]

二○一五年二月，國務院關於廉政的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針對地方政府腐敗且怠忽職守，說「有些領導幹部採取一種等等看的態度，不願意執行中央政府的重大政策，且不關心去負起自己的責任。」他宣佈一項動議，要使地方幹部簽署項書面保證來忠實地執行政策。（《中國日報》，二○一五年二月十日。）

[←83]

《紐約時報》，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84]

截至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在一次拉網行動中，至少一百三十二名律師、一百零四名法律事務所工作人員及活動分子被捕，十四名刑事拘留或在家軟禁，六名失蹤及二百十六名臨時拘押（「中國維權律師組」）。「這是中國文革後一九八○年法律體系重新建立後，對律師的最大一次鎮壓行動。」滕彪，《華盛頓郵報》，二○一五年七月十九日。

[←85]

《南華早報》，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86]

二○一五年初，北京及其他城市曾突擊打壓女性活動分子。至少五人在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前夕在三個城市被捕，她們計劃搞一個反對在公共運輸系統上性騷擾的運動。在被拘押三十七天後，她們被取保釋放。這是一個來自官方的警告。

[←87]

二○一五年四月，北京一家著名的智庫「轉型研究所」因出版報告和出版物而被指控「從事非法經營活動」。在案例的文件中，警方點名指出據說曾資助該研究的一些國外NGO。這並非違法之事，國外的NGO也未被指控。但官方發出了一個警告。

[←88]

Chinafile.com，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89]

他們的審判是在遭受關押後超過一年才進行，然後又等了年法院才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作出判決。楊茂東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孫德勝兩年半。在另外一案，活動分子劉遠東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但在判決出來之前他已經被關押兩年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聲明，這三名人土在關押期間都有遭到酷刑。

[←90]

自由亞洲電台，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91]

《紐約時報》，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92]

自由亞洲電台，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報導，有「數千名」防暴警察被部署來圍捕「數十個」活動分子。

[←93]

自由亞洲電台，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4]

在《中國模式》一書中，貝淡寧把賢者統治解讀為中國獨特制度的一個核心特色。

[←95]

國務院通知，二○一四年六月十四日。

[←96]

我在回答彭博社提出的問題時，對政策改變的解釋如下：「從來就沒有獨生子女這樣的政策。過去有過的以及現在有的是生育控制政策：想要生孩子的夫婦，首先必須取得國家同意讓他們可以生孩子。現在所做的決定只是修改這項政策裡的規則。對人口來說鮮少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從逐步放寬限制的經驗來看，只有極少數的夫婦有利用這個機會去生第二個孩子。原因是這樣很難家庭工作兩頭兼顧，而且養小孩非常昂貴（那是這項限制政策未曾意料的後果）。新的決定主要是一件官僚體系本身的事。如此巨大的生育控制體系被架構起來，使得現在維持生育控制對這個體系是有利益的。另一方面，領導人面對來自經濟學家與人口專家的壓力，希望政策可以改變，因為生育控制無論是經濟成本或社會成本都很高，從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所以領導人只能做一點點，沒法做太多，議事情看起來像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97]

負責生育控制的官僚體系由行政機關與專業人士組成，總數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另有大約一百萬黨幹部以「計劃生育」為職志，以及大約一億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成員。

[←98]

例如，在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小說《日落公園》(Sunset Park)二○一四年的中文譯本裡談到被監禁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及其妻子，這些客觀的段落未經作者的同意，都被刪除掉了。

[←99]

審査制度的最好形式，是提供者出於知道自己要被審査事就先自審。「在二○一三年電影《世界大對戰》(Pixels)的劇本中，外星人在中國的國寶之一——長城上炸了一個洞。這幕在科幻喜劇片的最後定版中被刪去了，該片由明星亞當．山德勒(Adam Sandler)主演，本週要在美國由索尼電影娛樂公司發行。外星人到處打擊聖像般的場所，粉碎了印度的泰姬瑪哈陵、華盛頓紀念碑和紐約曼哈頓的一部分。索尼公司的執行官饒過了長城，因為急於一讓電影獲准在中國發行，這是索尼內部的 封電子郵件透露的。」 (《路透社》，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100]

互聯網監管員的實際數量不知，但約二百萬的數目是由英國廣播公司和「審査指數」之類的來源認定的。

[←101]

這是在二○一五年五月。照片是在香港機場一家書店拍攝的。新浪的微博相當於中國的臉書。《赤腳律師》一書顯然在中國被禁。

[←102]

《紐約時報》，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103]

二○一四年修改的預算法旨在為更嚴格、更全面的公共帳目設定一個框架。

[←104]

但村莊當局可能仍收多種「費」，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

[←105]

見黃佩華的〈改革中國的公共財政〉('Reforming China's public finances')，及許慧文和黃佩華的《為中國的進步付費》 (Paying for Progress in China)。

[←106]

目前領導層的改革日程，包括一個更有效的財產稅，主要是對房產，據說從二○一七年開始生效。

[←107]

見鄭功成的《中國社會保障三十年》。

[←108]

高琴等的〈轉型中的中國福利國家：一九八八～二○○七〉('The Chines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109]

一個最近的全面分析，見賽奇《在轉型的中國提供公共服務》。

[←110]

政府已經申明，從二○一六年起，將動用一些社會保險資金進入國內股市，以刺激它那倒運的股市。這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二○一五年股市崩盤後看起來更無誘人之處，也因為這要依賴各級地方政府放棄它們對當地徵收的社會保險資金的很多控制，而這顯然是它們不情願做的事。它們可能希望這筆資金為己所用，它們也可能不相信有關的中央當局（即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理事會）能用好這筆資金。

[←111]

這一點已被顯示在各研究中，其中低保一直是重新分配分析的標準程序，參見高琴的〈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重新分配性〉('Redistributiv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al benefit system')，高琴等的〈低保扶貧的有效性〉('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和碧庸．古斯夫塔森(Bjorn Gustafsson)與鄧曲恒的〈收到低保及其重要性〉('Dibao receipt and its importance')。

[←112]

(紐約時報），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13]

如香港大學社會學家陳純菁所描述，《紐約時報》，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114]

阿薩．布里格斯(Asa Briggs)的〈歷史回顧中的輻利國家〉('The welfare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15]

見黃亞生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116]

例如戴慧思(Deborah Davis)和王丰的《在後社會主義的中國創造財富和貧困》(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和李實等的《中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117]

見古斯夫塔森等的〈研究收入的資料〉('Data for studying earnings')

[←118]

關於傳統連結的喪失以及抄襲的拙劣文藝品氾濫，見碧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的《誰把艾菲爾鐵塔搬到了中國?》(Original Copies)。

[←119]

據奈特和丁賓在《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一書，以及李察．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所做的研究，他在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在牛津大學的講演中加以總結。也見http://www.brookings.edu/blogs/future-development/posts/2015/06/16-happiness-china-graham.

[←120]

有關調査證據的回顧，見世界銀行的《二○三○年的中國》。

[←121]

有關改善土地登記制度，一直都在進行實驗，渴望從二○一七年後轉變成一個更好的全國性制度。

[←122]

如《金融時報》二○一四年四月二日馬丁．沃夫(Martin Wolf)的報導。

[←123]

據世界銀行《二○三○年的中國》。

[←124]

但是，官方統計資料可能過高估計了家庭儲蓄的水準，並低估了消費，部分是因為家庭，特別是日益富裕的中產階級，因稅收之故藏匿了他們的大部分收入。例如，根據國家對家庭收入的統計資料，小汽車和奢侈品的銷售高於可能應有的水準。

[←125]

一九九九年引入的一個稅種，然後分階段又取消，二○○八年全部取消，但隨後又恢復。

[←126]

《經濟學人》二○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127]

世界銀行《二○三○年的中國》。

[←128]

有些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市，現在又被給予權利，自己有權發行債券，於是，可以不用請示中央批准就借錢。二○一四年修訂的預算法正視了地方政府借錢的立法，其觀點明顯是，合法且可見的借錢要比不能審査的非法借錢更好些，然而，這一前景，緊跟著國務院二○一四年十月二日發佈的意見中一項清楚的（就像以往一樣不現實的）警告，中央政府將不為各地不負責任的借貸進行擔保。

[←129]

見賽奇的《中國的管理和政治》，因此，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為什麼會在人民當中受到歡迎，如賽奇及同事在其最近的調査中所發現的，參看《紐約時報》，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

[←130]

這些統計來自政府對全國人大會所做的預算報告。

[←131]

針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一份報導。《經濟學人》二○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132]

伊恩．強森 (Ian Johnson) 的《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m China)。

[←133]

在《中國模式》中，貝淡寧表明，只要體制的其他部分在一個功能良好、公開「表現」來選拔領導人的制度幫助下，被搞得有效且誠實，那麼，地方層次的民主，就足以保證中共政權真正的合法性。

[←134]

所有這一切都在二○一四年十至十一月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