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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陆大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677-5

Ⅰ．①德…　Ⅱ．①陆…　Ⅲ．①贵族—历史—德国　Ⅳ．①D751.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66779号

书　　名：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

作　　者：陆大鹏

出品人：姚映然

策划编辑：章颖莹

责任编辑：章颖莹

营销编辑：胡珍珍

装帧设计：安克晨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677-5/K·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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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村里有个伯爵，是做鲜花生意的，有自己的温室。”十多年前，来自德国黑森林地区的女大学生桑德拉在一次闲聊时告诉我。当时我正在自学德文，桑德拉是我的语言伙伴，我教她中文，她教我德文。

我的本科专业是英文，研究生阶段读英美文学，德文是我的另一门爱好。之所以要费很大力气学德文，是因为我很早就对德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方面是因为青葱时读过的关于“红胡子皇帝”“卡诺莎之行”“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传说，另一方面是受到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籍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我对斯蒂芬·茨威格、海涅等人的作品非常喜爱，于是我在大学里就开始学习这门语言。

不只是德国，我对遥远的往昔和陌生的国度（long ago, far away）都兴致勃勃。和很多“80后”一样，我对世界历史的酷爱还受到《帝国时代》之类电脑游戏的极大影响。后来我开始翻译世界历史题材的书籍，算是把个人兴趣与工作结合到了一起。

翻译历史书，最难的是什么？大概要算头衔、官衔、机构名之类的翻译，即为陌生的概念“定名”。我个人遇到的最棘手问题，要算“Prince”一词的译法。“Prince”这个英文词说得好听些是杂货铺，说得难听些则是垃圾箱，它可以用来翻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许多不同概念，包括俄文词“Князь”（Knyaz，王公、公爵等）、德文词“Prinz”和“Fürst”。英译者的工作比较轻松，遇到这些词可以一股脑儿全部译为“Prince”，但要如何把五花八门的“Prince”翻译成中文，中文译者就要伤很多脑筋。举个例子，中文世界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把“Prinz”译为“亲王”“王子”等等，比如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著名戏剧“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常被译为《洪堡亲王》，也有人用《洪堡王子》的译名。⁽¹⁾让我把注意力转向“德意志贵族”这个话题的，最早就是“Prinz”和“Fürst”这两个词的翻译问题。

说到贵族，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英国贵族吧。英国贵族的等级（貌似）十分清晰简单：公侯伯子男（当然还有从男爵、骑士等）。实际上，这是在用中国古代的概念来生搬硬套，英国的“Duke”与“Marquis”和中国的公侯肯定不能等量齐观，何况中国的这些概念在不同时代的含义也不一样。不过，“公侯伯子男”这一套译法已经约定俗成，我对它相当尊重，不敢怠慢。

拿“公侯伯子男”去套英国（以及法国）贵族，问题不大，但如果去套德意志贵族，麻烦就来了。因为诸多原因（比如长期的割据导致诸邦实际上是独立主权国家），德意志贵族的头衔和等级比英法复杂得多，如光是与“伯爵”（Graf）相关的头衔，就有“Graf”“Markgraf”“Landgraf”“Reichsgraf”等。因为有特殊的皇帝选举制度，德意志还有“选帝侯”（Kurfürst）头衔，这是英法没有的。

上述种种问题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促使我开始集中精力去搜寻和阅读“德意志贵族”题材的书籍与材料，逐渐写了一些零星的小文章。大约在2015年，得到世纪文景的编辑章颖莹的鼓励，我开始考虑写一本书来专门探讨“德意志贵族”的话题。也是这个时候，我回想起了多年前的德国朋友桑德拉的话。这引发了我新的兴趣：在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伯爵”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共和体制下，德国还存在“贵族”吗？他们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别人又怎么看他们呢？

这本书算是我几年来阅读和探索的一个小结。我努力对“德意志贵族”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群体做出梳理，尽可能关照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这显然是过于野心勃勃的想法，但我希望尽可能做到客观，尽可能构建某种系统性的阐述，希望对德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会觉得这本书对他们有帮助。我是以译者的身份开始对德意志贵族产生兴趣的，也会带着译者的视角，格外注意词语、概念及其丰富的意义。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不做道德评价。我不会把贵族视为剥削阶级来口诛笔伐，因为贵族作为历史上的社会精英群体，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只是压迫者那么简单。我也不会幼稚到相信贵族的世界都是《唐顿庄园》。总之，我拒绝过于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评判。

这本书分成五部分。首先是“概念篇”，其中第一章是基础性的介绍，包括德意志贵族相对于英法贵族的一些独特之处。第二章介绍德意志贵族的等级和头衔，确定若干概念的译名，以方便下文的展开。对某些译名的选定是我个人的决断，读者想必会有自己的意见。第二部分“历史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德意志贵族的生存状态，在每一个新时代降临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又如何面对和解决问题，如何确保本阶级生存下去。大致勾勒纵向的时间线索之后，第三部分“社会篇”以横向的逻辑进一步聚焦，按照主题来行文，每一章围绕一个具体主题，介绍德意志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事业与职业。这部分通过史料尽量重现贵族的日常生活，比如狩猎、舞会、婚姻。这是我写作得最愉快的部分，希望读者会喜欢。第四部分“余音”介绍德国之外，比如奥地利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第五部分“附录”，收录了我在德语世界进行的两次采访，可以算某种意义上的一手资料。在部分章节，我借鉴理查德·埃文斯爵士（Sir Richard Evans）的《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1]的写法，在开头先通过一个故事（往往是人物小传的形式）来引出主题。

写这样一本跨越漫长时间、广袤空间并且涉猎广泛话题的书，必然会依赖大量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对于我觉得比较重要或者对我帮助较大的几本书，我会稍做点评。在写作过程中，我去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地方旅行，对自己书写的话题算是有了一些直观的感受，有幸与国外的德意志贵族史研究者交流，还采访了一位有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奥地利贵族。

下面介绍和点评一下我参考的著作当中较为重要的几本。

邢来顺教授的《德国贵族文化史》是目前中文世界里不多见的以德意志贵族为主题的专著——很可能是我这本小书出版之前唯一的一本。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尤其是在结构框架上。邢教授的学术功力深厚，写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书可谓驾轻就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

但这本书的问题也有很多（或者说不是问题，而是作者对主题的有意识选择和剪裁），因此我才斗胆自己也写一本。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德国贵族文化史》写到1918年帝制灭亡、共和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对魏玛时期、纳粹时期和1945年之后德国贵族的历史一笔带过，只简单介绍了魏玛时期贵族社团和协会的情况。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只有帝制之下才有贵族，共和国里没有贵族。诚然，魏玛共和国通过立法取消了法律意义上的贵族，在法律层面上不再有贵族，并且法律面前贵族与其他人平等是在帝制时期就实现了的，但要说随着菲利普·谢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德国就不再有贵族，显然并不准确。共和主义对德国贵族阶层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但历史一再证明，这个阶层特别擅长应对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改造自己，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事实上，德国贵族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1918年之后的德国历史里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当然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到了21世纪，有的德国贵族已经资产阶级化，但很大一部分德国贵族，尤其是高级贵族，仍然是社会精英，低调地在金融、实业、慈善等领域有所作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20世纪德国乃至世界的灾难性剧变，即纳粹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本以“德意志贵族”为主题的书，如果不用充足的篇幅来讲1918年之后的贵族史，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贵族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社会精英和领导者的角色，所以德国历史和贵族密不可分。但不能说把德国历史讲一遍，就认为贵族史已经顺带讲清楚了。比如《德国贵族文化史》关于贵族与军事的章节，实际上是叙述了一遍从德意志人东扩、条顿骑士团成立与发展、勃兰登堡-普鲁士崛起直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历史。这段历史固然是贵族领导的（或者说贵族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不能说这就是贵族的历史。同样，不能把毛奇、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茨等人的生平和贡献介绍一遍，然后说这就是贵族的军事史或者军事的贵族史。我想，如果要写贵族与军事的关系，更合适的办法是探讨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和群体在历次战争中的经历，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贵族的人口构成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贵族在军官中所占比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我会特别注意，我要写的不是德国史，而是德国贵族史。

还有一个问题是，《德国贵族文化史》的某些主题导向的篇章不是历时的，而只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比如“德国贵族的饮食和服装文化”一章的绝大部分篇幅提及的都是中世纪的情况，只是一个历史剖面。当然这毕竟是非常大的话题，如果从古到今的饮食和服装文化都涉及的话，一是没有空间容纳，二是很难权衡哪些时代更重要、需要更多篇幅。我在写作时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理念是，在每一个主题之内，我会尽量平衡地照顾到每个时代。比如在关于狩猎的章节里，我会兼顾中世纪（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等）、近代早期、19世纪和20世纪。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的《从国王到元首》（Vom König zum Führer）是研究贵族与纳粹关系的名著。作者挖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对贵族在德国走向纳粹统治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城市文化、自由主义、议会制都抱有敌意（至少是态度冷漠）的贵族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形形色色“新右派”（或曰保守主义革命）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甚至有大批贵族赤膊上阵，直接为纳粹鞍前马后地效力。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东部和北部的贵族比西部和南部的贵族更倾向于纳粹，新教贵族比天主教贵族更倾向于纳粹，贫穷贵族比富裕贵族更倾向于纳粹，年轻贵族比年老贵族更倾向于纳粹。马林诺夫斯基对贵族的负面评价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来自贵族群体的批评。比如，我采访的施托尔贝格伯爵认为，马林诺夫斯基为了突出自己的论点，对证据做了选择性的呈现和展示，对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视而不见。

艾卡特·孔策（Eckart Conze）的《德意志贵族：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在20世纪》（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是一部巨著，追踪了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的几个分支在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不算最高层的贵族，而且在北德显得不太典型，比如他们有位老祖宗跟随汉诺威选帝侯去了英国，后来多位家族成员受英国影响较大。孔策研究了伯恩斯托夫家族的几位长子（继承家业，成为地主）和幼子（必须自己打拼）的经历，似乎能够印证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即没有自己产业的贫穷贵族更容易过激化，更容易变成极右翼，更容易接受纳粹。

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是哈布斯堡皇室史、奥地利宫廷史与贵族史专家，她的几本著作《皇帝的日常：弗朗茨·约瑟夫与他的宫廷》（Der Alltag des Kaisers. Franz Joseph und sein Hof）、《贵族女性的生活：奥匈帝国的日常》（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高雅社会：欧洲皇室与王室的丑闻和阴谋》（Eine feine Gesellschaft: Skandale und Intrigen an Europas Königs- und Kaiserhäusern）、《我们就这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家族的命运（1914—1918）》（So erlebten wir den Ersten Weltkrieg: Familienschicksale 1914-1918）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值得推荐的是《贵族女性的生活》，这本书把19—20世纪奥地利贵族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长、教育、恋爱与婚姻、教养子女、社交、道德、孀居生活等）描绘得跃然纸上。

本书能够写成，首先要感谢编辑章颖莹的鼓励和支持，从她那里我充分感受到优秀的编辑是什么样子。感谢她的才智、耐心和热情。我感谢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玛蒂娜·温克胡福尔博士、彼得·蒂利（Peter Tyrie）博士、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Graf Peter zu Stolberg-Stolberg）、妮科尔·法拉（Nicole Fara）女士接受我的采访并解答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的孟钟捷教授、南京大学德语系的钦文老师、德国日本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Japanstudien）的高级研究员周雨霏博士、资深编辑王蕾老师审读了全书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我对他们深怀感激。还要感谢我的多位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的朋友阅读和审校了部分或全部草稿，或者帮助我搜集资料，对我帮助甚多，他们是（按照姓名拼音排列）：陈容宽、郭敬龙、李杰晟、史瀚君、王晓曼、王兴彤、张姝妍、张哲浩、张紫柔、朱钰洁。感谢丁娜博士（德国慕尼黑）、马萤（瑞士圣加伦）和张萍（英国伦敦）帮助我搜寻和购买资料。感谢当初帮助我学德语的桑德拉。当然，书中难免有纰漏，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1)　关于这种译法是否正确，本书在第二章第六节“侯爵与公子：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了专门讨论。

[1]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Penguin Books Ltd, 2017.

第一章　概述

一　何为贵族

本书讲的是德意志贵族，但我想从大海彼岸的英国说起。

1901年，拥有德意志血统的英国女王和印度女皇维多利亚驾崩，享国63年7个月又2天。给英国带来荣耀也带来现代性烦恼的漫长“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了。她的长子毫无悬念地即位，史称“爱德华七世”。

同年，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德皇威廉二世之母）去世。在南半球，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殖民地正式合并为澳大利亚联邦。在非洲，尼日利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举行了第一次可靠的人口普查，这对英属印度的治理意义非凡。在南非方面，人权活动家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做了正式报告，揭露并谴责布尔战争时期英国建立的集中营导致2.6万南非布尔人死亡。这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抨击。另外，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潜艇“荷兰一号”下水，这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1901年对于英国而言，是哀悼和踏上新征程的一年，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年，是帝国主义春风得意的一年，也是反帝国主义的进步人士高声疾呼的一年。

但是，从维多利亚女王到爱德华七世的平滑过渡，再加上此时英王（兼任印度皇帝）并无多少政治实权，以及英国在这一年经历的诸多事件，让我们很容易忘了英国王室的一个重大变化：延续187年的汉诺威王朝落下大幕，取而代之的是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Coburg und Gotha）王朝，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超长待机”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所在的温莎王朝。⁽¹⁾

延续与断裂：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

一个旧王朝的终结，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除了对谱系学家之外，对其他绝大部分英国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影响，毕竟是儿子继承了母亲的王位，“家天下”并没有变化。不过，爱德华七世的父亲阿尔伯特亲王来自德意志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按照西方惯例，家系一般以父系血统为准，所以从谱系学角度来讲，的确改朝换代了。

这里可以再举出两个最有名的类似例子。1740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驾崩，将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等家业传给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她的丈夫洛林公爵弗朗茨于1745年当选为皇帝（称弗朗茨一世），所以严格来讲，再往后的哈布斯堡君主应当是洛林家族。从弗朗茨一世皇帝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开始，家族的正式称号是“哈布斯堡-洛林家族”，但毕竟哈布斯堡这个姓氏的威望太高，所以我们为了简略常常省掉“洛林”，仍然说“哈布斯堡家族”。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俄国，但也是德意志人的家事。1762年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大帝的女儿）驾崩之后，她的外甥彼得三世继位，而彼得三世只有母系血统是罗曼诺夫家族，父系是德意志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Holstein-Gottorp）公爵家族，所以严格来讲，此后的俄国皇朝应当叫“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皇朝”，但罗曼诺夫的地位与威望比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强太多，所以大家习惯上还是称“罗曼诺夫皇朝”。

图1-1　玛丽亚·特蕾西亚与丈夫弗朗茨一世皇帝（洛林家族）及其儿女（Martin van Meytens绘，1754年）

上述三个例子（英国、哈布斯堡君主国、俄国），都是（按照父系血统来讲）改朝换代而并没有对统治的实质造成大的影响，这与中国的改朝换代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大的断裂，统治集团要来一个大换血。汉取代秦，隋统一天下，元灭宋，清取代明，都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方面往往伴随流血漂橹的动乱，一方面新的统治者从血亲或姻亲的角度来说，与前任之间没有多少延续性。

而欧洲历史上的朝代在变革时大多能够维持延续性，即便父系血统换了，但也能扯得上关系。统治者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前任的关联，即便不是血亲关系，也是姻亲关系。像中国大部分朝代更迭时那样由完全扯不上关系的陌生人来“风水轮流转”的情况，在欧洲很少发生。在英格兰历史上，即使都铎王朝的开国君主亨利七世得国再不正，好歹他的母亲是金雀花王室的后代（即便是私生子的后代）；并且他娶了前朝君主的女儿。哪怕是德意志人入主江山、建立汉诺威王朝这样的大变革，也依赖于乔治一世（汉诺威选帝侯）是英国前朝君主詹姆斯一世的曾外孙。当然，这样的血缘关系其实已经挺远了，乔治一世是个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获得匈牙利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Lajos Ⅱ，1506—1526）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阵亡且无嗣，而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是他的姐夫（也是内兄）。奥地利人凭着这层姻亲关系对匈牙利提出权利主张，后来又通过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胜利巩固了这种主张。

既然欧洲君主制王朝的延续性很强，那么与君主制息息相关的贵族⁽²⁾的延续性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今天欧洲很多贵族家庭的历史可以轻松地上溯几百甚至上千年，跨越好几个朝代，而且历经时代变迁仍能维持其社会地位。英国是最显著的例子，不过今天英国贵族大多是都铎王朝（15世纪末—17世纪初）时期崛起的新贵的后代，更古老的贵族在玫瑰战争期间已经损失惨重。即便如此，在今日英国，有几百年历史的贵族家庭仍然很常见。德国的贵族家庭血统往往可以上溯得比英国更久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的出身可以上溯到12世纪的贵族地主家族，[1]属于所谓的“原始贵族”（Uradel）。而韦廷（Wettin）那样显赫的王族（迈森边疆伯爵、萨克森公爵与选帝侯、萨克森国王、波兰国王等）则不间断地统治了829年，并且延续至今；[2]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巴伐利亚公爵与选帝侯、普法尔茨伯爵、瑞典国王、巴伐利亚国王等，甚至还当过神圣罗马皇帝）的历史可以不间断地上溯到1180年。[3]韦尔夫家族（不伦瑞克公爵、汉诺威国王、英国国王等）可能是欧洲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贵族，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819年，这一年韦尔夫伯爵的女儿尤迪特（Judith，？—843）嫁给了法兰克帝国的皇帝“虔诚者”路易（Ludwig der Fromme，778—840，查理大帝的儿子和继任者）。[4]

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12世纪中国正处于辽金南宋时期，15世纪则是明朝。能够从那时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权贵家族，在中国怕是难以找到。山东曲阜的孔家也许是少数幸存的例外。即便能找到若干这样的家族，中国历史上也显然不存在能延续数百年、跨越许多朝代的一整套贵族阶层和贵族集团。因为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统治家族几乎都会被全盘换掉，前朝的权贵往往随之毁灭或解体，新的勋贵取而代之。而在欧洲，既然统治王朝有很强的延续性（哪怕往往是牵强附会的延续性），那么贵族阶层也能有很好的传承。改朝换代对贵族阶层的影响远远没有在中国那么大。

中国贵族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只顺带说几句，作为探讨欧洲贵族和德意志贵族的背景。美国汉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对中国贵族的问题做过有趣的讨论。他用的英文词是“Aristocracy”，而相对应的中文词是“门阀大族”。他指出，在唐宋变革之前，即便在唐代末期，中国门阀大族其实也有很好的延续性，能“独立于政权，并能在多次改朝换代后延续下去”。[5]这听起来很像欧洲贵族。比如他在全书开头举例的唐末卢氏可以上溯到700年前的汉朝，“在此期间家族仕宦从未间断，数百位宗男出仕于汉代以来各朝”。[6]按照谭凯的理论，原本延续性很强的中国门阀大族由于从黄巢起义开始的大动乱带来的大范围肉体消灭而损耗殆尽。到了宋代，过去的门第观念“黯然失色”，出现了新型的精英自我认同，中国贵族也不再具有跨越朝代的延续性。

谭凯对他笔下的唐代贵族做了这样的界定：“……唐代精英，与晚近的欧洲贵族一样拥有类似的特征。即包含基于良好教养的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礼仪行为和道德准则，并由此而引向持续的联姻。其优越感植根于古老的（真实的或虚构的）血统，记载于能够追溯数百年的谱牒中。”[7]谭凯旋即指出中国贵族与欧洲贵族的本质区别：“中国的贵族在六世纪以后并不在法律范畴内，其成员无世袭的贵族头衔。由于并不因武勇而自豪，故更类似于罗马元老院贵族，而非后世欧洲的‘剑之贵族’（Nobles of the sword）。唐代中国的大家族也没有延续数代的大量土地财富……在中国，贵族无法被定义为君主专制或资产阶级的发展障碍。”[8]

所以，从延续性和历史寿命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贵族与欧洲贵族有着本质区别。德国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瓦尔特·德梅尔（Walter Demel）指出，单从贵族家系的强大延续性这一点来看，贵族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只有日本与之类似。[9]

欧洲贵族的描述性定义

强大的延续性是欧洲贵族（包括德意志贵族）的重要特征，但要回答究竟什么是（欧洲）贵族，仍然非常困难。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在《1815—1914年间的欧洲贵族》一书开头风趣地说：“人人都知道贵族是什么，然而一旦要开始写关于贵族的书，大家就不知道怎么给贵族定义了。”[10]

虽然对利芬教授非常尊重，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地给（欧洲）贵族下个尝试性、描述性的粗略定义，当然会比较主观。上文提及的历史延续性无疑是（欧洲）贵族的一大特点，除此之外，下面几点也很重要。

一、具有社会的排他性。贵族是个相对封闭的小集团。从平民甚至贱民攀升为贵族并非不可能，但比较困难。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逐渐强盛之后，出身平民的官吏、职业人士（医生、律师、财务专业人员、科学家、艺术家等）、商人有更多机会通过功勋（或者金钱购买）跻身贵族之列。

如何维护排他性？主要是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贵族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所以会形成一个互相通婚的圈子（Konnubium）。门当户对的婚姻是维护贵族个人的身份和整个阶级的地位的重要手段。

二、属于统治集团和精英集团，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贵族低于王族／皇族，而高于其他群体（除非把王族和皇族算作广义的贵族）。这种优越性可能来自经济实力，也可能来自政治权力，或者社会威望，或者身为艺术赞助者的声名等，或者多方面的组合。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象征资本（头衔）、文化资本（知识、品味、素养）和社会资本（人脉）让贵族优越于其他人。

社会威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老的血统。贵族和其他同样（甚至更为）有权有钱有势的精英集团（比如中世纪意大利某些商业城邦出现的富裕市民和城市显贵，德意志的法兰克福、纽伦堡、汉堡等商业城市也有类似的精英阶层）的最大区别，或许就是贵族拥有古老的、值得骄傲的血统。如谭凯所说，这种血统的古老可能是“真实的或虚构的”。

欧洲贵族喜欢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天神，甚至不惜给自己生身父亲强行安排绿帽子，高抬自己的出身。恺撒说自己是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的后代。如果不能追溯到天神，能与上古扯上关系也很不错。血统追溯得越古老，就越高贵。韦尔夫家族自称是特洛伊人的后代。[11]哈布斯堡家族说恺撒和尼禄皇帝是自己的远祖。[12]

至少在中世纪早期，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是，贵族身份是靠血统传承的，而不是凭借个人努力和功绩能够赢得的。兰斯（今天在法国境内）主教艾博（Ebo von Reims，778？—851）出身农奴，他的母亲是皇帝“虔诚者”路易的乳母。艾博在路易的提携下当上了主教。但出身贵族的特里尔主教蒂刚（Thegan，800？—840？）轻蔑地对艾博说：“皇帝给了你自由，但不能让你成为贵族，因为这是办不到的。”[13]看来，在那个时代，仍然是血统论至上，即便皇帝也不能让一介平民变成贵族。当然，随着时间流逝，市民甚至农民获得贵族身份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三、贵族身份一般是世袭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英国的终身贵族（Life peer）不能世袭。德意志的贵族大多可以世袭。

四、贵族一般拥有土地，生活在乡村（不过以城市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贵族也有不少），从事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行业（比如畜牧业、酿酒）。根据传统，贵族不应当从事资产阶级的职业（工商业），因为像资产阶级一样为了金钱去工作是粗鄙的，不符合贵族身份，违背贵族的荣誉法则。如果从事那些职业，可能会被剥夺贵族身份。贵族的理想状态是当有闲的地主，财务自由，而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刻意地追求利润。在宫廷、外交部门、军队为君主服务，也是体面的职业。而律师、会计师、医生这样的职业属于资产阶级，贵族会尽量避免。当然，这些都是理论，现实中的反例不胜枚举，19世纪和20世纪，从事资产阶级职业的贵族越来越多，当然也会有一些贵族固守传统的行业：农业。我采访的奥地利贵族施托尔贝格伯爵曾长期在非洲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包括牛的育种。

五、至少在部分历史时期和部分地区，贵族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一系列特权，比如免（某些）税，特殊的法律地位（犯法的贵族必须在特别的法庭受审，只有贵族才能审理贵族，等等），在宫廷、军队、官僚体系中拥有任职的优先权，以及对自己领地内的教会拥有一定权力（比如决定本地牧师的人选）。贵族往往统治着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农民。农民对贵族负有徭役等义务。农民的自由程度和贵族统治的具体性质（司法权、警察权乃至初夜权），依照不同的时间与地点而有很大差异。比如在英国农民早已获得相对自由的时代，普鲁士的农奴制还在延续，尽管普鲁士农奴制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残酷。迟至1794年的普鲁士法律中，贵族犯法所受的处罚仍然会比平民轻得多。当然到了19世纪，法律体系越来越现代化，贵族的许多特权逐渐被废除。

六、至少在部分历史时期里，贵族有武装自己和建立私人武装的自由。贵族与军事紧密捆绑在一起。

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阶层，贵族有相对统一的心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荣誉”（Ehre）是贵族的重要价值观之一，贵族的婚姻和择业不能违背这种价值观。与身份低微的人结婚，或者像资产阶级一样追逐利润，是有损荣誉的事情。荣誉来自贵族的身份（出身），也来自贵族阶层的特殊伦理。对贵族来讲，荣誉重于生命；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贵族不惜决斗，哪怕会因此丧命。而在忠诚和荣誉之间，往往必须选择荣誉。比方说如果自己的领主不义，那么为了保住自己的荣誉，贵族应当宁愿得罪领主。

七年战争末期，普鲁士军队占领了萨克森选帝侯的猎苑胡贝尔图斯堡（Hubertusburg）。弗里德里希大王命令贵族军官约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德·马尔维茨（Johann Friedrich Adolf von der Marwitz，1723—1781）洗劫该城堡，以报复几年前萨克森、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洗劫了普鲁士的夏洛腾堡宫殿并掳掠弗里德里希大王心爱的古董。不料马尔维茨认为这不符合贵族的荣誉，拒绝服从命令，并辞去军职，从此失去国王的恩宠，最后因债台高筑而死。他为自己定下的墓志铭就是“服从会陷我于不义，我宁愿选择失去宠信”（Wählte Ungnade, wo Gehorsam nicht Ehre brachte）。⁽³⁾这句话在德国非常有名。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者也曾援引这个例子。[14]一些反纳粹的贵族之所以走上这条危险道路，“荣誉”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当然，“荣誉”也和很多负面的东西捆绑在一起，比如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虚荣和追逐头衔等等。

另一种有名的贵族价值观可能是“贵人理应行为高尚”（法文：Noblesse oblige；德文：Adel verpflichtet），即贵族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扶贫济弱、匡扶正义、为国效力乃至牺牲等等，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主持和参与慈善活动。到了19、20世纪，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贵族阶层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Noblesse oblige”往往成为贵族自我辩护、为自己争取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并且，“Noblesse oblige”也给贵族带来很多优越感，认为自己既然承担的责任更多，就理应要求更多的权利。

八、欧洲各国的贵族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和亲近关系。借用汉学家谭凯的概括：“欧洲贵族间有着超越民族的认同感；他们之间彼此团结，强于民族内部贵族、庶民间的彼此认同。”[15]换句话说，一个德意志贵族可能更容易把法国贵族当自己人，而不是德意志本国的市民和农民。因此，贵族具有国际化色彩和跨越国界的身份。而通过婚姻和其他形式的交往，贵族能够长期维持国际化色彩。因为德意志一度诸侯林立，拥有大量的统治家族（王室、皇室、大公等等），外国王室选择婚姻对象时经常到德意志来寻找。德意志是欧洲各国的“婚姻介绍所”和“种马场”。有的国家需要君主时往往到德意志来寻找合适的人选。德意志贵族的后代是（或曾经是）英国、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希腊、葡萄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君主。

如上所述，我努力给“贵族”下了一个定义。但我们不能忘记，欧洲“贵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的，而是始终在发展演变。

为了继续讨论“德意志贵族”，我在后文中还要探讨一下什么是“德意志”。这个问题也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二　何为德意志

对近代德意志人而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崛起犹如晴天霹雳，震撼极大，影响深远。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德意志邦国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的传统强国屡次败于拿破仑，德意志的大片土地被法军占领或者成为拿破仑的仆从国。

战败和被占领的耻辱极大地激发了德意志民族主义。有志之士希望学习法国的先进之处，奋起保家卫国。不过“家”和“国”对德意志人意味着什么，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清楚。是普鲁士、奥地利、黑森，还是巴伐利亚？是每一个德意志人所在的邦国，还是所有说德语的人居住的地区？或者是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地图上覆盖的范围？

德意志：没有明确疆界的“文化民族”

德国作家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与那位音乐家、《尼伯龙人的指环》的作者同名）在《德意志之魂》的“文化民族空想”一章里探讨了德国历史上的“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理念，并指出19世纪初的德意志人对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早已“安之若素、麻木不仁”，干脆不再用政治来定义祖国究竟是什么、德意志究竟是什么，而改用“文化”来衡量和定义德意志。当时的德意志不是“政治民族”，而是“文化民族”。歌德与席勒合作过一首诗《德意志帝国》，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其中写道：“德国？请问它在哪里？我不知道去何处找寻。/学问开始之处，即是政治的终结之地。”可以这样理解：有德意志“学问”（文化）的地方，便可以算是德意志。两位文豪谆谆教导德意志人：“德国人，你们教育自己成为国家，这是徒劳的希望，/把自己培养成自由的人，你们能行。”

瓦格纳批评这种“文化民族空想”，说歌德与席勒此举是麻痹德意志人民，让他们安于现状（政治上的分裂与瘫痪）；另外也是要把自己抬高成“一种全新自我意识的领军人物”。德意志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没有国家的民族乃是为思想家和诗人服务的”。[16]在瓦格纳看来，德意志人成为“文化民族”，一方面是无奈，一方面也是文人的私心。

此种批评自然有道理，但在本书中要定义“何为德意志”时，恐怕还是要参考“文化民族”，哪怕它只是一种“空想”。因为如果要从“德意志贵族”这条线索来纵览德意志历史，实在很难从政治和地理的角度来界定“何为德意志”。我们只能勉强地从文化角度来看德意志。本书里的德意志，在地图上没有明确的轮廓。

为什么说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德意志的明确轮廓？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

德国国歌的旧版本里有一句“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指的是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于1841年创作该歌词时认为的德意志（或者至少是受德意志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的范围。这四个地名是四条河流或水道的名字：马斯河今天流经法国、比利时与荷兰；默默尔河今天叫“尼曼河”，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埃施河今天叫“阿迪杰河”，在意大利；贝尔特是一条海峡，在今天的丹麦境内。法勒斯雷本写诗的时候并没有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所以他描绘的边界只能说是根据语言的使用情况大致勾勒的德意志文化区。这个文化区的范围当然远远大于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16个联邦州组成、国土面积约35.8万平方公里）。

图1-2　德国国歌的词作者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的名片（Wilhelm Halffter摄，约1860年）

今日德国再加上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等德语国家，仍然不能完全代表历史上那个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因为发生过复杂的领土变动，很多曾经属于德意志文化区的地区，今日已经不再是它的一部分，其居民甚至不再说德语。

我们把历史往前推。纳粹德国在1939年的疆域基本上承袭自第二帝国（多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⁴⁾，而这片疆域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为侵略罪行付出了代价，丧失大片领土，比如东部大片领土划归波兰，而东普鲁士的昔日重镇柯尼斯堡（康德的家乡）如今是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德意志土地的丧失。

既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粹德国和第二帝国都只是文化“德意志”的一个缩影，那么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能否代表“德意志”呢？我们先要看看神圣罗马帝国意味着什么，然后审视它涵盖着什么。

神圣罗马帝国：对已逝去荣光的幻想式复兴

对于今天习惯于民族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可能令人困惑。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不是一个有效政权，也不是类似今天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或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第一代布赖斯子爵）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种机构，它由一种奇妙的思想体系创建，也代表着这种思想体系”，是“一种对已逝去荣光的幻想式复兴”[17]。他说的“思想体系”指的是普世宗教和普世帝国的思想，“逝去荣光”指的是古罗马帝国的荣光。布赖斯认为，德意志国王希望能继承古罗马普世皇帝的衣钵，但实力不济，所以为了追寻“罗马皇帝”这样光辉（但空虚）的荣耀而牺牲了德意志本国的政治统一和王权[18]。德意志国王（得到教廷加冕之后就是神圣罗马皇帝）去意大利追寻荣耀的时候，受到伦巴第诸城市的抵抗，再加上长期与教宗斗争，严重消耗了国王／皇帝的实力。与此同时，因为身在意大利而远离德意志，他渐渐无力控制本国诸侯，他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渐渐形成强有力的独立传统。皇帝实际能控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小，只剩下自己家族本身的领地和若干帝国直属城市。而几乎完全独立的诸侯的数量也随之猛增，有的地方甚至一座城堡、一个小村的主人就是一位直属于帝国的统治者。

因为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在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曾受到伏尔泰的讽刺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恶评。普芬道夫、兰克和特赖奇克等近现代德意志历史学家从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把德意志在近代落后于英法归咎于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种落后的、过时的政治体制。[19]但牛津大学的彼得·威尔逊教授指出，（神圣罗马）皇帝的职责是道德上的领导和对教会的捍卫，而不是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式的直接统治。[20]也许因为他是英国人的缘故，能够避开德国民族主义的一些思想包袱（比如抱怨德国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分裂与落后），所以比较心平气和，对帝国的评价也相当正面。

帝国之内有复杂的、多层次（往往互相重叠）的权力隶属关系。我喜欢把中后期的神圣罗马皇帝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影响力有限。当然很多代神圣罗马皇帝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施陶芬（Staufer）皇朝⁽⁵⁾。而哈布斯堡家族崛起之后，逐渐巩固和拓展自己家族的势力范围，使得奥地利成为近代欧洲的超级大国。

神圣罗马帝国下辖三个名义上的王国，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后来演变出来的规则是只有德意志国王有资格成为皇帝，所以德意志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紧密联系起来。这同时也意味着帝国内部有大量非德意志的因素，比如在950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后来成为神圣罗马皇帝，称“奥托一世”，或“奥托大帝”）打败捷克人的波西米亚王国，从此波西米亚成为东法兰克的附庸（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而普鲁士王国的很大一部分根本就在帝国疆域之外，普鲁士国王以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身份（名义上）服从于皇帝。

自公元800年查理大帝从教宗那里接过罗马帝国的皇冠，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在长达1000年的历史里，帝国疆域如同潮水，时有波动和增减，很难准确划定帝国的版图。布赖斯认为施陶芬皇朝时期（1138—1254）帝国的实际政治权力和它的神权影响范围最为接近，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描述帝国的疆域。我们不妨借用布赖斯的描述。他把土地分为四类：第一类，德意志土地，只有在这里，神圣罗马皇帝是有效的统治者；第二类，帝国的非德意志土地，那里的人们承认皇帝为他们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对皇帝视若无睹；第三类，帝国的某些外围地区，名义上对帝国效忠，但被自己的君主统治；第四类，欧洲的其他国家，名义上承认皇帝的地位更高，但实际上独立于皇帝。

所以只有第一和第二类能算到帝国疆域内，大致就是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勃艮第王国⁽⁶⁾、阿尔萨斯、洛林、低地国家和瑞士。波西米亚算是依附于帝国的领地。匈牙利从奥托大帝时期开始对皇帝有效忠关系，但渐渐脱离了帝国，并且1566年的奥格斯堡会议正式确认了匈牙利不属于帝国。⁽⁷⁾波兰从奥托大帝时期开始臣服于帝国，一直到1254年帝国内乱造成的“大空位期”。1295年，波兰正式脱离帝国，不过它的部分地区后来被纳入一些德意志邦国，比如查理四世皇帝将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纳入波西米亚，也就是纳入了帝国范围。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期间，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吞并了波兰的波森和加利西亚地区。丹麦一度臣服于帝国，但在“大空位期”之后始终处于自由状态。奥托大帝是最后一位公认对西法兰克拥有宗主权的皇帝，此后西法兰克就发展为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帝国的敌人。帝国对瑞典、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都没有任何主权[21]。

若从今日欧洲版图看，除了德国外，还有十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曾在某个时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瑞士。西班牙因为曾属于长期垄断帝位的哈布斯堡家族，所以也与帝国有着紧密联系。经常被遗忘的是，英国也与帝国有联系，曾有一位德意志国王来自英格兰：康沃尔伯爵理查（1209—1272），他是“无地王”约翰的次子、英王亨利三世的弟弟。不过他仅数次到访德意志，也没有被教宗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图1-3　英格兰人康沃尔伯爵理查以德意志国王的身份采用的大印

无论从民族、语言、文化还是政治上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都远远大于“德意志”，尽管1512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给“神圣罗马帝国”的说法添加了一个后缀“德意志民族”，使之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

德意志移民与德意志语言

德意志人有着悠久的向外移民的历史。从12至13世纪，德意志十字军和商人开始往波罗的海东岸移民和拓殖。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逐渐取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成为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18世纪开始之后，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攀升到很高地位。俄国历史上的很多名人都有德意志血统。另外，叶卡捷琳娜大帝邀请德意志移民到伏尔加河流域开垦，他们的后代就是所谓“伏尔加德意志人”。

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巴尔干地区也曾有枝繁叶茂的德裔社区。阿尔萨斯、洛林和南蒂罗尔等地区因为现代民族主义而成为敏感地区，这些地区也受到德意志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些移民往往在一两代之后就不能维持德语为自己的母语。不过说德语的人也未必就可以算作德意志人。在中世纪瑞典，低地德语是重要的商业语言和通用语，部分原因是汉萨同盟与瑞典的紧密关系。斯德哥尔摩曾有相当规模的德语人口。枭雄查理十二世时代的瑞典宫廷语言就是德语，他本人不喜欢用瑞典语，瑞典语水平也很一般，倒是把德语当作第一语言[22]。在东欧和北欧，德语一度具有通用语的地位。而在波西米亚、匈牙利等地，上层社会成员往往会说德语。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是德意志人，并都是到了俄国之后才学会俄语，但我们显然把他们都视为俄国君主。当然了，“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同样不能把拥有德意志血统的英国王室算作德意志君主。

何况德意志人也不一定喜欢说德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崇尚法国文化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王），他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都用法语，与亲信交谈也用法语，表示过对德语的厌恶，对当时“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德语民族文学也不感兴趣。甚至对德意志的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弗里德里希大王也予以恶评：“你们太高看那些12、13和14世纪的诗歌了。你们出版它们，认为可以大大丰富德意志语言。但我认为，它们毫无用处，不值得从历史的尘封中再拿出来。至少在我的图书收藏中，我不会容忍有这样乏味蹩脚的作品，我会把它们扔到一边去。”[23]

既然版图、政治、地理、语言和血统都无法清晰地界定“德意志”，那么“何为德意志”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恐怕我们只能继续含糊其辞下去。本书探讨的德意志贵族，生活在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覆盖的领土上，生活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地理范围内（包括奥地利、瑞士，但不包括荷兰、比利时），也生活在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语文化区（如波罗的海地区、东西普鲁士、西里西亚等）。涉及波西米亚等斯拉夫人地区时，我会把部分在德意志语境中发挥作用的贵族也包含在内，尽管他们可能更愿意说斯拉夫语而不是德语。我的选择大体上还是主观的。

最后强调一下，“德国”这个词，本书从政治层面理解，用它来指代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建立之后的统一政体和国家，包括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二战”后的东西两德以及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德意志”这个词，在本书中则是民族、语言、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概念。

三　被翻译成“贵族”的几个德语词

既然已经给“贵族”和“德意志”都下了定义，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探讨“德意志贵族”了。身为翻译工作者，我对词语及其含义比较敏感。有几个常常被不加区分地翻译成“贵族”的德语词，需要解释一下。它们其实有一些差别，各有侧重点。

源自古希腊的“Aristokratie”

谭凯在《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中使用的“Aristocracy”这个词对应的德文是“Aristokratie”，来自古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最优秀的人的统治”。在古希腊，“Aristokratie”是一种政体，与君主制（Monarchie）、民主制（Demokratie）、僭主制（Tyrannis）、寡头制（Oligarchie）等并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有所阐述。我们可以把古希腊语境下的“Aristokratie”翻译成“贵族政治”。贵族政治实际上就是一小群特权者掌权。这些掌权的“最优秀的人”就是贵族。请注意，虽然“Aristokratie”常常被用来泛指贵族，但它的本意是一种政体或者政府形式，而不是一个社会群体。

在古希腊，即便在民主制城邦，贵族的优越感也是根深蒂固的。前6世纪的诗人墨伽拉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是贵族，他的贵族优越思想对古希腊反对民主制的人有很大影响。泰奥格尼斯根据出身将人类分为两类：善良而高贵的人、恶劣而卑贱的人。只有贵族拥有判断力和虔敬，只有他们能做到温和、克制和公正。广大民众缺乏这些美德，因此是无耻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质是无法传授的：“生养一个人容易，教他理智却难。从来不曾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让一个蠢货变聪明，也不能让坏人变善良……”[24]贵族在伦理上的优越感显然不只是古希腊的现象。

在德意志语境里，“Aristokratie”可以泛指贵族或精英阶层，常和另一个词“Adel”混用。

源自古罗马的“Patrizier”

“Patrizier”（英文为“Patrician”）是另一个常被翻译成“贵族”的词，这个词比较复杂，需要详细解释。它源于古罗马共和国，当时罗马公民分为贵族（patricius）和平民（plebs）。不过，到我们最熟悉的恺撒时代，也就是共和国末期，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的贵族家庭已经衰败，而有的平民家庭有权有钱有势。恺撒属于贵族，而庞培出身平民。共和国的统治和精英阶层（包括“patricius”和部分“plebs”）统称为“nobilitas”（字面意思为“名望”）。共和国的“nobilitas”不是世袭贵族，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和标准。

在西罗马帝国末期和拜占庭时期，朝廷常常向一些达官贵人授予“patricius”的头衔，于是它逐渐变成了一个衔级或官名。最早的“patricius”往往是权势很大的行省总督和地方统治者。后来朝廷需要拉拢或招安某些蛮族统治者时，也授予其“patricius”头衔。476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领袖奥多亚克（Odoaker，433？—493？）和后来杀死奥多亚克的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erich der Große，451？—526）都曾从帝国那里领受“patricius”头衔。后来拜占庭还向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军阀授予过该头衔。[25]

到了中世纪，在意大利的若干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马尔菲等）和德意志的一些自由帝国城市（如纽伦堡、拉文斯堡、奥格斯堡、康斯坦茨、林道，以及属于瑞士的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等城市）出现了统治城邦的固定的、正式的精英市民集团（通常是商贾），称为“Patrizier”。这些“Patrizier”的起源往往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小地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大多是繁荣的商业型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曾经称霸地中海的航海商业共和国。这些城市的统治者就是“Patrizier”组成的寡头集团。我们姑且将这种意义上的“Patrizier”译为“城市贵族”，因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和权力基础主要在城市，与传统意义上的与土地紧密联系的贵族（Adel，本节中下文简称“地主贵族”）不同。

在这些城市政权里，只有男性城市贵族才有政治权利。在威尼斯共和国，非城市贵族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威尼斯的城市贵族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团体，用著名的“贵族金册”（Libro d’Oro）来记录和管理贵族谱系。

渐渐地，许多由城市贵族统治的城邦被强大的君主制邻国吞并，或者自己演变成单一家族世袭的君主制国家，佛罗伦萨和米兰都是著名的例子。在演化成君主制政体的城邦，城市贵族就失去了原先的统治寡头的地位，常常变成市政官员。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有延续最久的城市贵族政权，后来都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的洪流席卷。在19和20世纪，城市贵族这个词常被用来泛指贵族或社会精英，或者含糊地指非贵族出身的上流社会成员（大资产阶级）。比如托马斯·曼出身吕贝克的著名商贾世家，可以算得上城市贵族，他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有自传色彩，写的也是城市贵族的兴衰沉浮，其中女主人公、出身大商人家庭的冬妮就曾表示：“我们感觉到自己是贵族。”[26]

图1-4　一位富裕的城市贵族（Ludger tom Ring绘，1569年）

德意志的城市贵族阶层最早出现在11世纪，其来源主要是富裕市民、帝国直属骑士、行政官员和所谓“家臣”（Ministeriale，人身依附于大贵族的底层贵族）。他们往往组成具有排他性的团体（Gesellschaft）或者“家族”（Geschlechter）。在城市里，城市贵族成员占据市议会的席位，担任市政官员，很多重要的职位在不同的家族里世袭。

为了对抗城市贵族集团，手工艺人往往组成行会，在市议会里常常能占据一席之地。城市贵族和行会的斗争与妥协，是德意志中世纪城市生活的一条主线。但查理五世皇帝为了惩罚在宗教冲突中与他敌对的城市行会，把行会从绝大多数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的统治集团中排除出去，使得城市贵族成为城市的唯一统治者。[27]1551—1552年，皇帝的官员在南德的25座城市（奥格斯堡、康斯坦茨、乌尔姆等）解散行会，组建由城市贵族组成的新政府。[28]

城市贵族除了在自己的城市担任官员外，也常常经商，在各种企业入股分红。德意志的城市贵族一般被视为与地主贵族平起平坐，城市贵族自己也往往这么看，[29]而且他们一般比传统的地主贵族更富有。并且，如果对自己的地位缺乏安全感的话，只要缴纳一笔费用，他们就可以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领取正式的贵族证书。1696年和1697年，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确认了纽伦堡城市贵族的地位，并允许他们吸纳新的家族加入自己的行列。[30]然而，也有城市贵族对册封贵族的做法表示不屑。⁽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城市贵族群体始终不接纳犹太人。

图1-5　林道老市政厅的建筑立面，有若干城市贵族家族的纹章（JuergenG摄）

林道的“辛夫岑”城市贵族

林道（Lindau）今天属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位于博登湖东岸附近的岛上，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的交界处。这座城市的城市贵族很有代表性，不妨介绍一下。林道城市贵族的团体（Gesellschaft）叫作“辛夫岑”（Zum Sünfzen），相关文献证据最早可追溯到1358年[31]。该团体表面上是城里城市贵族豪门世家之间的社交团体，但实际上是统治城市的寡头集团，保存至今的团体章程是1430年的。[32]“辛夫岑”这个词的意义不详，可能源自该集团社交聚会的酒馆门前大树的树叶窸窣声，它听起来像是叹息声（Seufzen）。[33]辛夫岑集团成员的儿子如果尚未独立成家，可以与父亲一同参加集团的社交（比如饮酒），已经成家的儿子要缴费才能成为集团成员；只有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集团成员身份。[34]

辛夫岑集团与邻近几座城市的城市贵族集团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比如拉文斯堡的伊泽尔（Zum Esel）集团、康斯坦茨的卡茨（Zur Katz）集团等。

前文提到16世纪中叶，查理五世皇帝实施改革，消灭城市当中行会的政治势力，将城市政权完全托付给各个城市贵族集团，辛夫岑集团就是受益者之一。比如林道市政府里原本有很强的行会势力，而城市贵族几乎被完全排挤出去；而在查理五世改革之后，林道市议会有15人属于辛夫岑集团，只有4人属于其他群体，并且普通市民几乎完全丧失选举权。查理五世还许可辛夫岑集团收编“其他的正派市民”进入自己的队伍。[35]1540—1830年，该集团累计拥有251名男性成员，其中将近一半曾是市议会成员。另有18人是市政府聘请的公务人员，比如书记员、医生等。只有林道市的公民可以成为辛夫岑集团成员，他们互相交际、提携、帮衬、联姻，将政治权力和很大一部分经济利益垄断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内。

城市贵族身份可以通过女性血统来传承。比如，城市贵族女性如果嫁给平民，并且得到女方父母的同意，丈夫便可以获得城市贵族身份（要缴纳2个古尔登的费用），哪怕他原本出身低微。[36]这与传统的地主贵族不一样，地主贵族女子如果嫁给平民，不会给丈夫带来贵族身份。辛夫岑集团就是这样一个有一定开放性的城市贵族集团。这种通过妻子获得城市贵族身份的手段叫作“Erweibern”[37]，这个词里的“weib”就是女人或妻子的意思。

辛夫岑成员自视可与地主贵族平起平坐，起初自称是“可敬”（ehrbar）的团体，后来逐渐自称“贵族”（adelige）甚至“高级贵族”（Hoch-Adliche）团体。[38]将近1600年的时候，集团成员当中有正式贵族身份的人被称为“容克”⁽⁹⁾。很多集团成员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正式的贵族册封文书和纹章，有的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对已有的纹章加以修改。也有的集团成员在自己的姓氏里添加了“冯”。

小结一下，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语境里，城市贵族的概念比其他几个表示“贵族”的词所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绝大多数是在城市中生活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当然他们也会在乡村置办庄园和地产。城市贵族与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贵族的地位在所有贵族当中算是比较低的，但有时比地位高的贵族（Adel）更富有，更有影响力。

源自古德意志的“Adel”

德语中最常用的表示“贵族”的词是“Adel”，这个词源自古高地德语词“adal”，意思是“家系、世系”“高贵的血统”等；词源也可能与古高地德语词“odal”或“uodal”有关系，指祖传的、世袭的土地，或可引申为家乡、故乡。[39]所以，德意志的贵族概念与土地和对土地的统治联系紧密，这与本节探讨的其他几个表示“贵族”的德语词有区别。

四　德意志贵族与其他国家贵族的比较

首先要强调的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长期割据分裂、宗教改革造成的多种宗教对峙等），德意志贵族是高度异质化的群体，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职业与财富来源甚至种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所以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的、典型的德意志贵族。历史学家艾卡特·孔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乱了德国旧有的社会形态、彻底消灭了部分贵族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权力基础（比如东部领土的永久性丧失），使得德国贵族变得较为同质，所以1945年之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德意志贵族”。[40]

与其他国家的贵族相比，德意志贵族有一些值得一说的特殊之处。

中国读者可能对英国贵族最熟悉。英国贵族（Peer）体制基于头衔，而头衔与土地联系紧密。比如牛津伯爵在世的时候，享有“牛津伯爵”头衔的只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们不会拥有“牛津伯爵”头衔，并且儿子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头衔的话，在法律意义上算是平民。不过贵族的儿子往往被礼貌地称为某某勋爵（Lord），尽管这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头衔，而只是“礼称”（courtesy title）。要等老伯爵去世后，他的长子才会变成下一代牛津伯爵，而新任伯爵的弟弟们如果没有头衔，就仍然是平民。

俄国贵族体制则完全不同，是基于血统的。贵族的所有儿子自动拥有父亲的头衔[41]，比如《战争与和平》里老保尔康斯基公爵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安德烈也被称为“保尔康斯基公爵”。如果安德烈有兄弟的话，他们也是保尔康斯基公爵。这就导致俄国的贵族比英国多很多。

由于长子继承制发展和普及的程度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群体当中有差别，德意志贵族的情况介于英国和俄国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侯爵（Fürst）、方伯（Landgraf）、公爵、国王等高级贵族的儿子有一个专门的头衔：公子（Prinz）⁽¹⁰⁾。比如，一位侯爵在世时，他的儿子们的头衔都是公子。长子继承父亲的侯爵头衔之后，他的兄弟们仍然是公子。这有点像英国的贵族制度。原因大约是，德意志的这些高级贵族在历史上曾享有君主的地位，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的诸侯或邦君。一国之君自然只有一个，邦君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兄弟当然不是邦君。

而“所有儿子均享有与父亲相等头衔”的情况，出现在等级较低的德意志贵族当中，主要是伯爵和男爵。这比较像俄国的情况。比如艾卡特·孔策研究的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所有男性成员都拥有伯爵头衔。但是，该家族执行长子继承制，所以尽管兄弟几个都是伯爵，但只有长子可以继承祖传的大部分产业，弟弟们是没有土地的伯爵。[42]

再举一个特殊的例子。铁血首相俾斯麦的伯爵头衔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但他的侯爵头衔只能传给长子。尽管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多数侯爵已经不再享有历史上曾经享有的邦君地位，次子仍然不能与父亲和长兄共享侯爵头衔。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1795—1861）曾打算效仿英国习俗，将贵族头衔与土地挂钩并实施严格的长子继承制，那样的话就只有长子能继承父亲的头衔和土地，但国王的努力被贵族们挫败了。[43]

图1-6　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长子，第二代俾斯麦侯爵赫伯特（C. W. Allers绘，1892年）

此外，关于德意志贵族的头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茜茜公主”（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的父亲马克斯·约瑟夫的头衔往往被翻译成“巴伐利亚公爵”，但其实他只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个幼支的成员，地位远远没有“巴伐利亚公爵”这个头衔听起来那么显贵，他显然不是巴伐利亚的统治者。看看原文就知道了，他的头衔比较奇怪，是“Herzog in Bayern”，字面意思是“在巴伐利亚的公爵”。这个不起眼的介词“in”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真正的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头衔是“Herzog von Bayern”（巴伐利亚公爵）。德文词“von”相当于英文的“of”，德文的“in”和英文“in”差不多。

历史上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曾经有很多分支，各有自己的领地，但都享有“Herzog von Bayern”（巴伐利亚公爵）的头衔。1506年家族确定长子继承制之后，就只能有一个巴伐利亚公爵了，于是为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设立了“在巴伐利亚的公爵”的头衔。这是个很讲究的细节，有点像英国贵族的“礼称”。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的来讲，如果头衔里的介词是“in”或“zu”（大致相当于英文的“at”），含金量可能比“von”低很多。毕竟他不是巴伐利亚的公爵，而只是一位在巴伐利亚的公爵。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巴伐利亚公爵只有一位，而在巴伐利亚的公爵可能有好几个。

另一个现象是，不伦瑞克公爵的头衔是皇帝封给作为整体的韦尔夫家族的，所以该家族的不同分支都用“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Herzog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的头衔，后面再加上自己的分支名称。[44]

德意志贵族与英国贵族的一大区别是，英国较早出现稳固的中央王权，贵族（哪怕是最高级别的公爵）从来不享有主权，从来不是独立的统治者。而在德意志历史上，因为中央王权长期衰弱，大批贵族尽管名义上是神圣罗马皇帝的封臣，但实际上是独立国家的统治者。

直属于帝国和皇帝（reichsunmittelbar），意味着拥有主权（不过与现代的国家主权不能等同），这样的贵族可称为“诸侯”（Fürsten或Landesfürsten）或“邦君”（Standesherr），其家族可称为“统治家族”（regierende Familie）。这样的贵族往往被称为“高级贵族”（Hochadel或Hoher Adel）。而诸侯和邦君的儿子们就是“公子”。不曾拥有主权的贵族就是“低级贵族”（niederer Adel）。

直属于帝国的身份令人垂涎。出身波西米亚的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族为了获得帝国直属地位，不惜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获取了一个极小的帝国直属村庄施特恩施泰因（Sternstein），还“接盘”了该领地欠帝国的巨额债务。[45]

早期德意志存在很多拥有主权、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男爵甚至骑士，他们都是各自小国的君主。但随着大鱼吃小鱼和政治版图的整合，拥有主权的邦君越来越少，低级贵族（伯爵、男爵、骑士）大多丧失了主权，臣服于别的贵族。丧失主权、丧失帝国直属地位的过程，可称为“陪臣化”（Mediatisierung）。“陪臣”是源自中国先秦的一个概念，周天子的臣子是诸侯，诸侯的臣子是大夫，而大夫又有自己的家臣。所以大夫对于天子，大夫之家臣对于诸侯，都是隔了一层的臣，称为“陪臣”。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概念。到了19世纪，德意志的大多数侯爵也成为陪臣。

德文“Standesherr”这个词既指邦君，也指陪臣化之后的邦君。被陪臣化的邦君的地位下降，丧失许多特权，但在婚姻市场上他们的地位仍然与拥有主权的统治家族／邦君等同。所以，一位国王／公爵可以娶一个丧失主权的侯爵的女儿，这仍然算得上门当户对；但不可以娶一个从来没有过主权的伯爵的女儿，否则就是贵贱通婚（morganatische Ehe），男方可能被迫放弃头衔、族长地位和继承权，其子女没有完整的继承权，而且妻子会受到形形色色的侮辱性的限制和冷遇。

如果以德意志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英国贵族全都是低级贵族，因为英国不存在拥有主权、独立统治的贵族。所以，即便是高贵而富裕的英国公爵们，也许到了婚姻市场上还要受到默默无闻、囊中羞涩的德意志陪臣（说不定只是伯爵）的轻蔑。不过英国贵族更重视头衔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不重视德意志贵族理解的“高”（邦君或陪臣）与“低”（从未享有主权，从未直属于神圣罗马皇帝），因为英国贵族没有这种区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曾说：“英国贵族惯于对金钱和头衔很势利眼，但对血统是否古老无所谓。”著名的英国贵族“米特福德姐妹”之一南希也说，英国贵族“结婚是为了爱情，而他们的爱情对象总是金钱。英国贵族很少为了让自己的纹章更好看而结婚”。[46]

在欧洲各国贵族当中，德意志贵族在人口中的比例算是中等，不像波兰那样高（5%），也不像瑞士与荷兰那么低（0.1%），大约在0.3%（1810年，巴伐利亚）到1%（1790年，普鲁士）之间。德意志贵族不像英国贵族那样富裕，也不像很多波兰贵族那样贫穷。教会诸侯是德意志贵族的另一大特色，他们同时拥有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等教会神职和世俗诸侯的地位与领地，其他国家几乎没有类似的例子。[47]

五　德意志贵族的分类

德意志贵族不仅在头衔继承和有无主权等方面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类别也很复杂，可以按照多种不同的标准分类。

最常见的分类是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前文已经讲过，这里的高低区别在于是否享有（或曾经享有）主权。一般来讲，高级贵族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诸侯／邦君和少量直属于帝国的伯爵；低级贵族包括其他伯爵、男爵、骑士、贵人和无头衔贵族。其中无头衔贵族比较特殊，仅在姓氏前有一个“冯”字表示贵族出身。英国没有无头衔贵族，但英国的大量乡绅（gentry）和绅士（gentleman），如果在德意志的话，都可以算作无头衔贵族。所以德意志贵族的数量比英国多很多。

大部分伯爵属于低级贵族。⁽¹¹⁾丧失了直属地位的诸侯，即所谓“陪臣”，也算高级贵族。高低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19世纪的很多高级贵族往往是在历史上从低级贵族被提升起来的；而且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就很难再用这样的分类法了。不过在谈婚论嫁时，高低贵族之间仍然存在鸿沟。

根据记载德意志贵族谱系的权威著作《哥达谱系学手册》（Gothaisches Genealogisches Handbuch des Adels），至迟到1400年左右获得骑士身份的贵族，称为“原始贵族”（Uradel）。那么，什么算“骑士身份”呢？要往前至少推三代，并且三代人都遵循骑士的生活方式，婚姻也只和骑士家庭缔结。[48]诸侯／邦君大多属于原始贵族。但有的原始贵族的姓氏中没有“冯”和“祖”这样表示贵族身份的词。

而1400年之后，出身市民或农民阶层、通过皇帝／国王／邦君等封授的诏书而获得贵族身份的人，称为“诏书贵族”（Briefadel）[49]。查理四世皇帝效仿法国宫廷的做法，册封了一些市民出身的官僚（主要是法学家）为贵族。学法律、从事行政管理，是市民实现阶层跃升、成为贵族的重要途径。而册封贵族并收费，也是王室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目前已知最早的诏书贵族是维克·弗洛施（Wicker Frosch，1300之前—1363），他是美因茨斯蒂芬教堂的教士和查理四世的得力助手，于1360年从皇帝那里获得了贵族诏书（Adelsbrief）。[50]获得贵族身份的市民往往会买地、经营庄园、效仿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以便得到原始贵族的接纳。有的诏书贵族攀升到直属于帝国的高位，比如以银行业起家的富格尔家族和奥地利的酒商埃根贝格（Eggenberg）家族。而原始贵族通常没有诏书，也不需要用诏书来证明自己的高贵。

皇帝册封的贵族即为帝国贵族（Reichsadel），如帝国伯爵、帝国骑士等。而邦君（如普鲁士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等）册封的贵族往往仅在该邦国内得到承认，称为邦国贵族（Landesadel）。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授贵族是皇帝的特权，但也有一些诸侯行使这样的权力，比如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普法尔茨选帝侯、萨尔茨堡大主教、普鲁士国王等。1815年之后，所有拥有主权的邦君都可以册封贵族。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同时有多个身份，既是皇帝，于是能以皇帝的名义册封贵族，又是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国王等，所以能以这些邦君的身份册封邦国贵族。

有的君主愿意把自己的裁缝、御医、情妇、供货商册封为贵族，有的君主只册封功臣。在打胜仗、加冕等重大时刻，君主往往会趁着兴头册封一批新贵族。有的君主册封起来十分谨慎和吝啬，有的则慷慨大方。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位期间册封了350人为贵族。而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仅在1745年就册封了超过100人。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公爵卡尔·奥古斯特（1757—1828）在位长达70年（早年由母亲摄政），只册封了8人，包括他的情妇和私生子，以及他的谋臣、大诗人歌德。不过，歌德仅仅被封为终身贵族，不能世袭，而且他对公爵的恩典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为法兰克福的城市贵族，早就是贵族了（歌德110岁诞辰之际，他的两个孙子被册封为男爵）。著名的博物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森肯贝格（Johann Christian Senckenberg，1707—1772）更是言辞激烈地表示不屑于被册封为贵族：“一个正派人的价值超过所有贵族和男爵加起来。如果有人要封我为男爵，我就骂他是贱货，或者骂他是男爵。我对贵族头衔就是这么看的。”[51]

有的时候，册封还会使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把自己的教师埃伯哈特·唐克尔曼（Eberhard Danckelman）封为男爵，他的六个兄弟也获得了贵族身份。也有的家族只有一支成为贵族，其他的仍然是平民。到了19世纪，君主的恩泽更加丰厚，大批商人、银行家、学者成为贵族，如工业家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和犹太人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1822—1893）。威廉二世皇帝把许多大资产阶级人士提升为贵族，因为提升的人数太多，导致这些“威廉时代贵族”有时不被传统贵族的圈子接受。他还把许多伯爵提升为侯爵，导致侯爵头衔贬值，有的人甚至谢绝被皇帝提升。[52]

奥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种说法“老贵族”（Alter Adel）包括原始贵族和一些历史悠久的诏书贵族。

在奥地利，通过从军为皇帝效劳而获得贵族身份的人，称为“体制贵族”（Systemmäßiger Adel）。在德意志第二帝国，达到师长职位（一般是中将军衔）的军官大多会获得贵族身份。这些通过从军效力而成为贵族的人，称为“宝剑贵族”（Schwertadel）。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一次就册封了170名市民出身的军官：“您跪下的时候是西伐特上尉，起身的时候就变成了冯·西伐特上尉。”[53]

某些骑士团勋位或者军事勋章的授予，可以和册封贵族捆绑在一起。这种贵族称为“勋位贵族”（Ordensadel）。勋位贵族有的是世袭的，有的仅限本人。1884年之前，在奥地利，获得三级铁冠勋位（Orden der Eisernen Krone）的人自动获得世袭骑士身份，获得二级铁冠勋位的人有权申请成为世袭男爵，一级铁冠勋位的获得者则可获得枢密顾问（Geheimrat）的头衔。荣获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勋位（Militär-Maria-Theresien-Orden）的人自动获得“某某骑士”的头衔，甚至可以申请成为世袭男爵。萨克森的“萨克森公国恩斯特系家族勋位”（Herzoglich Sachsen-Ernestinischer Hausorden）和普鲁士的“黑鹰勋位”（Schwarzer Adlerorden）也有这样的功能。巴伐利亚国王授予的“马克斯-约瑟夫军事勋位”（Militär-Max-Joseph-Orden）和“巴伐利亚王冠功勋勋位”（Verdienstorden der Bayerischen Krone）的获得者可以得到“某某骑士”的头衔。符腾堡则有“弗里德里希勋位”（Friedrichs-Orden）和“符腾堡王冠勋位”（Orden der Württembergischen Krone）。

有些官职自带贵族身份，不过主要是在哈布斯堡领地内的天主教会内。这叫“官职贵族”（Amtsadel）。比如获得布拉格大主教这个职位的人，即便本身是市民出身，也会自动获得诸侯地位。18世纪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宫内法院（Reichshofrat）法官也可获得贵族身份。普鲁士和符腾堡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官职贵族一般仅限本人，不能世袭。

中世纪凭借为君主、诸侯和修道院效劳而获得贵族身份的人，也称为“服务贵族”（Dienstadel）。

生活方式类似传统诸侯的大富豪，比如工业家和银行家，常被称为“金钱贵族”（Geldadel），其中部分人获得了真正的贵族封授，比如罗特希尔德家族、西门子家族等。

图1-7　奥匈帝国的波兰裔陆军元帅塔德乌什·罗兹瓦多夫斯基（Tadeusz Rozwadowski）左胸上方佩戴的就是一级铁冠勋位的星章，图中央较小的十字勋章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勋章

图1-8　普鲁士王子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弟弟）佩戴黑鹰勋位的绶带与勋章（油画，Johann Heinrich Tischbein dem Älteren绘，1769年）

传统的欧洲贵族是世袭的。但除了世袭贵族（Erbadel）之外，也有一些终身贵族（Persönlicher Adel），仅限本人，不能世袭，如官职贵族和部分勋位贵族。在巴伐利亚，如果某男子获得终身贵族身份，其妻亦可成为贵族。而在符腾堡，终身贵族仅限本人，连妻子都沾不到光。

图1-9　符腾堡王冠勋位的星章和十字勋章（shakko摄）

(1)　直到1917年7月17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时，因为国内反德情绪高涨，英国王室才宣布不再使用“萨克森-科堡-哥达”这个德国味道太浓的称号，而改称“温莎王朝”。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听说此事之后挖苦道，他要去剧院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风流娘儿们》。见Hochschild, Adam. To End All Wars: A Story of Loyalty and Rebellion, 1914-1918.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 p. 279。

(2)　不过并非只有君主制国家才有贵族。比如威尼斯共和国（697—1797）、尼德兰七省共和国（1581—1795）和旧瑞士邦联（约1300—1798）都有贵族阶层。即便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当中也存在类似于共和的体制。比如黑森的弗里德贝格就有一个“贵族共和国”，12个贵族家族共同拥有一座城堡。根据14、15世纪他们为该城堡制定的法律，他们在自己当中选举一位“城堡伯爵”（Burggraf）、两名“营造官”（Baumesiter）和12名“城堡管理官”（Regimentsburgmannen），代表他们的社群、维护城堡的建筑和管理它的事务。15世纪，这个“共和国”控制了距离它不远的帝国城市弗里德贝格，获得了其他一些领地，甚至买下了附近的凯欣（Kaichen）伯爵领地。见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3。

(3)　Fontane, Theodor.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andenburg. Bd. 2: Das Oderland. Hertz, 1863. S. 353-355. In: Deutsches Textarchiv <http://www.deutschestextarchiv.de/fontane_brandenburg02_1863>, abgerufen am11.01.2020.

有意思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随后命令另一名军官昆图斯·伊克里乌斯（Quintus Icilius，原名卡尔·戈特利布·古伊夏德）洗劫胡贝尔图斯堡。伊克里乌斯掳掠了城堡的财宝，最后将城堡出售。几年后，伊克里乌斯和马尔维茨打牌赌博，赌注是胡贝尔图斯堡的一套著名藏书。马尔维茨赢了。

(4)　捷克和斯洛伐克因为曾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也曾是德意志文化区的一部分。布拉格曾经是个德语人口占多数的城市，而布拉格大学于13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创办，是德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而如今德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是1386年建立的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更早一些，于1365年创办）。

(5)　有时也被称为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皇朝、霍亨施陶芬家族。德文“Hohen”的字面意思是“高”，指山峰或建在山顶的城堡。施陶芬家族发源自名为“霍亨施陶芬”的山和城堡。本书全部用“施陶芬家族”“施陶芬皇朝”的说法，因为这更接近历史上同时代人的说法。“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的情况类似，本名为索伦家族，霍亨索伦是其发源地所在的山和城堡的名字。

(6)　“勃艮第”在欧洲历史上是个特别让人糊涂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实体都用过这个名称。布赖斯列举出了十个不同的勃艮第。这里的勃艮第王国指的是第二勃艮第王国，也称“阿尔勒王国”（Kingdom of Arles），937年建立，由韦尔夫家族的一支统治，直到1032年该王族绝嗣，阿尔勒王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阿尔勒王国大致包括普罗旺斯、多菲内（Dauphiné）、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德语为Freigrafschaft，字面意思为“自由伯国”）、瑞士西部。前三个地方今天都属于法国。13世纪开始，法兰西王国逐渐蚕食阿尔勒王国，最后占领了除瑞士西部之外的整个阿尔勒王国。见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p. 529-532。

(7)　后来哈布斯堡家的大公成为匈牙利国王，与匈牙利之前属于帝国的事实没有关系。哈布斯堡家族占有匈牙利是通过婚姻。当然，哈布斯堡家族拥有帝位，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实力和占有匈牙利的合法性。见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p. 184。

(8)　比如法兰克福的富家子弟歌德，见本书第一章第五节“德意志贵族的分类”。

(9)　关于“容克”，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什么是‘容克’？”。

(10)　德文的“Prinz”常被译为英文“Prince”，但这两个词其实并不等同，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侯爵与公子：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的讨论。

(11)　20世纪初曾在德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阿尔伯特·冯·科瓦特（Albert von Quadt）伯爵属于一个比较少见的伯爵级别的高级贵族家族。参见：A Veteran Diplomat. “The‘Mediatized’ - or the ‘High Nobility’ of Europe; Consisting of Something Like Fifty families Which Enjoyed Petty Sovereignty Before the Holy Roman Empire’s Overthrow, They Still Exercise Certain Special Privileges Mixed with Unusual Restrictions.” In: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1908. URL: https://www.nytimes.com/1908/09/27/archives/the-mediatized-or-the-high-nobility-of-europe-consisting-of.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　Messenger, Charles. The Last Prussian: A Biograph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1875-1953. Pen & Sword, 2012. p. 1.

[2]　Groß, Reiner. Die Wettiner. W. Kohlhammer GmbH, 2007. S. 286.

[3]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13.

[4]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43.

[5]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6]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7]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8]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8页。

[9]　Demel, Walter. Der Europäische Adel. Beck, 2005. S. 8.

[10]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xiii.

[11]　Oexle, Otto Gerhard. „Aspekte der Geschichte des Adels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30.

[12]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3.

[13]　Oexle, Otto Gerhard. „Aspekte der Geschichte des Adels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S. 22.

[14]　Meyer, Werner. Befehl verweigert und Ungnade erlitten? Zur Geschichte des „Hubertusburg-Marwitz“ in der Literatur. BWV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4. S. 77.

[15]　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殷守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16]　特亚·多恩、里夏德·瓦格纳：《德意志之魂》，丁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17]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p. 2-3.

[18]　Ibid., p. 199.

[19]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Allen Lane, 2016. pp. 1-3.

[20]　Ibid., p. 6.

[21]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p. 182-190.

[22]　Massie, Robert K.. Peter the Great: His Life and World.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p. 313.

[23]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5页。译文略有修改。

[24]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27页。

[25]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40.

[26]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85页。

[27]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I: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34.

[28]　Parker, Geoffrey.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s V.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36.

[29]　Endres, Rudolf. Adel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nzyklopae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Band 18. Oldenbourg, 1993. S. 72.

[30]　Ebd.

[31]　Wolfart, Karl. „Die Patriziergesellschaft zum Sünfzen in Lindau.“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s Bodensees und seiner Umgebung. 32/1903. S. 4.

[32]　巴伐利亚经济档案馆网站：https://www.bwa.recherche.findbuch.net/php/main.php?ar_id=3254&be_kurz=5620303137#5620303137。引用时间：2020年3月25日。

[33]　Wolfart, Karl. „Die Patriziergesellschaft zum Sünfzen in Lindau.“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s Bodensees und seiner Umgebung. 32/1903. S. 4.

[34]　Ebd., S. 15.

[35]　Wolfart, Karl. „Die Patriziergesellschaft zum Sünfzen in Lindau.“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s Bodensees und seiner Umgebung. 32/1903. S. 5-7.

[36]　Stolze, Alfred Otto. Der Sünfzen zu Lindau. Das Patriziat einer schwäbischen Reichsstadt. Bernhard Zeller, 1956. S. 93.

[37]　Wolfart, Karl. „Die Patriziergesellschaft zum Sünfzen in Lindau.“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s Bodensees und seiner Umgebung. 32/1903. S. 16.

[38]　Ebd., S. 17.

[39]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16.

[40]　参见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41]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xiv.

[42]　参见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43]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Bd. 5: Bis zur März-Revolution. Hirzel, 1894. S. 54.

[44]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282.

[45]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46]　Urbach, Karina. “Introduction: Royal Kinship.”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22.

[47]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9.

[48]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28.

[49]　Ebd., S. 57.

[50]　Hechberger, Werner. Adel, Ministerialität und Rittertum im Mittelalter.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GmbH, 2010. S. 45.

[51]　Bary, August de. Johann Christian Senckenberg (1707-1772), Sein Leben auf Grund der Quellen des Archivs der Dr. Senckenbergischen Stiftung. Georg Olms Verlag, 2004. S. 162.

[52]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47-52.

[53]　Ebd., S. 50.

第二章　德意志贵族的头衔与等级

一　皇帝

德意志贵族的头衔和等级比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英国贵族复杂很多，值得详细讨论。我们大致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来一一探讨。首先要说的是（至少理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头衔。德意志历史上的“皇帝”有好几种，性质不同，包括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

帝与王

看过TVB警匪题材电视剧的朋友都听过一个响亮的名号：皇家香港警察。香港回归以前，港英当局下属的警队于1969年获得“Royal”称号，从此称“Royal Hong Kong Police Force”，中文常译为“皇家香港警察”。英国及其前殖民统治地区冠有“Royal”的机构非常多，我们最熟悉的有“Royal Air Force”（皇家空军）、“Royal Navy”（皇家海军）、“Royal Mail”（皇家邮政）等。这些词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很少会细想。

但是，喜欢咬文嚼字的朋友知道，“royal”这个英文词译为“皇家”不太合适。“Royal”是形容词，词源是古法语“roial”（现代法语也写作“royal”）；其名词形式是法语“roi”（国王，相当于英文“king”）。当然刨根问底的话，“roi”一词的最终来源是拉丁文“rex”（国王）。“Royal”的准确对应词是“王室”“王家”等，不应当是“皇室”“皇家”。因为“皇室”“皇家”在英文当中另有一套词，如“empire”“imperial”。

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国王”与“皇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不会把西汉的诸侯王与中央的皇帝混淆，不会把明代的宗亲王与皇帝混为一谈，那么也不应当把欧洲历史上的“国王”与“皇帝”搞混。

欧洲语境里数量众多的“国王”（king）与数量较少的“皇帝”（emperor）之间可谓天差地别。在欧洲史上，一般来讲，至少在名义上，国王低于皇帝；皇帝不必向其他任何世俗统治者承担责任；而国王往往需要向皇帝承担至少是礼节上的义务。

这两个概念在欧洲有不同的起源。“王”的概念一般源自古代的部族领袖，大多是军事领袖，也可能是宗教领袖。罗马最早是君主制国家，有国王（rex），其来源就是罗马早期的部族领袖，也许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罗慕路斯建城时代。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罗马人把某些蛮族的部族领袖称为“Rex”。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被多个蛮族王国占据。1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在反抗丹麦人的战火中统一为英格兰王国。不列颠北部兴起了苏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从法兰克人加洛林帝国的废墟之上崛起。神圣罗马帝国主要以德意志（以东法兰克王国为基础）、意大利和勃艮第这三个名义上的王国为核心。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王国被穆斯林消灭之后，基督教势力分分合合，最终成为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这三个大王国。诺曼人在南欧建立了领土横跨墨西拿海峡的西西里王国。马扎尔人皈依基督教之后建立匈牙利王国。波兰王国和波西米亚王国分别在11和12世纪建立。北欧出现了挪威、丹麦、瑞典三个主要王国。

以上是中世纪欧洲诸王国的大致情况。可见王国的数量不少。但与此同时，帝国理论上却只有一个。帝国（empire）的传统从罗马帝国开始。在拿破仑建立现代帝国之前的欧洲，一定是只有与古罗马能扯得上关系的政权才可以算“帝国”。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453年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自认为继承了罗马的法统，有时自称为“恺撒”和“罗马皇帝”。等到拿破仑自立为皇帝之后，出现了若干现代帝国（奥地利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大英帝国等），它们就不再从古罗马寻找合法性了。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维持了罗马的法统。拜占庭人自称“罗马人”，称其国家为“罗马帝国”——尽管他们渐渐变得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日耳曼蛮族在西欧建立的法兰克国家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和许可，自视为罗马法统的继承者，其后续就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世纪思想界（在当时基本上也就是基督教会）构建了所谓“皇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学说，来支撑和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就在于它（自认为）是古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近1000年里，若不算逐渐衰败的拜占庭，那么欧洲只有一位皇帝，就是神圣罗马皇帝；也只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帝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不过我们常常越过“帝国”的狭义，把一些强大的、疆域较广的政权也称为“帝国”。例如，金雀花家族一度统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大片领土，实力比法兰西国王强得多，所以历史学家常说“金雀花帝国”。但金雀花家族的君主从未称帝，他们的国家也从来不是正式的帝国。对于这种帝国，我权且称之为“有实无名的帝国”。而相比之下，长期分裂、皇帝没有实权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帝国”了。

英国可能是最典型也最强大的帝国了。但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它是“有实无名的帝国”，比如它统治北美的时候，它的国号仍然是“大不列颠王国”，并没有自称帝国。英国真正成为“有实有名的帝国”非常晚，是在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获得“印度女皇”的头衔之后。注意，是“印度皇帝”，不是“英国皇帝”。自此到1948年乔治六世放弃“印度皇帝”称号（印度此时已独立），英国君主一直都享有“印度皇帝”头衔。也就是说，只有在1877—1948年这么短的时间里，英国统治者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皇帝”，英国才有“皇家”。其他时间里，只能说是“王家”。因此前文列举的“Royal Navy”等等不太适合翻译为“皇家海军”，还是译作“王家海军”较好。但中文世界早已习惯了“皇家海军”“皇家警察”，甚至“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等说法。约定俗成，怕是很难纠正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也许会很高兴看到中国人把她拔高了一级，但英语世界肯定不会称她为“Empress”（女皇）。

与之类似的错误是，中文世界里经常把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绰号“Friedrich der Große”译为“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是不妥的。他只是国王而已，何时称过帝？在他的时代，自有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我们老老实实地把这位普鲁士君主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是很好吗？

沙皇的僭越

曾经有一个国家因为擅称“帝国”的“僭越”行为而引起麻烦。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打败瑞典之后，于1721年开始采用“皇帝”（拉丁文“imperator”）的称号。之前俄国统治者的头衔沙皇（Tsar）源自“恺撒”。在罗马帝国，“恺撒”是皇帝的头衔之一，但后来演变成皇储或副皇帝的头衔。而在拜占庭，很多达官贵人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同时拜占庭帝国也向一些蛮族统治者授予“恺撒”的头衔。所以，“恺撒”的含金量一直在下降，肯定低于“皇帝”（头衔是“奥古斯都”或“imperator”）。俄国统治者原先用“沙皇”的称号就是为了和拜占庭与古罗马攀亲，从历史当中寻找合法性。尽管我们从中文词“沙皇”“皇帝”里较难体会到二者的差别，但沙皇（tsar，相当于“王”）摇身一变，成为皇帝（imperator），实际上是一个华丽的变身和大升级，是自我拔高，同时也是彼得大帝广泛的西化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想象，在将近1000年里担任欧洲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神圣罗马皇帝，对来自东欧“蛮荒”之地的俄国人的放肆僭越，会是多么不悦。而自封为皇帝的彼得大帝心里可能也有点惴惴不安，需要特别努力来巩固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

俄国大臣米哈伊尔·莎菲罗夫在翻阅旧档案与文件时发现了一封1514年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写给瓦西里三世沙皇（伊凡雷帝的父亲）的信。在这封信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称呼沙皇为“伟大君主瓦西里，皇帝和全俄罗斯主宰者”。这封信是用德语写的，但里面的“皇帝”用的是“imperator”一词。莎菲罗夫将此信拿给彼得大帝看，他立刻下令将信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分发给在圣彼得堡的所有外国使节。同时他让俄国外交官在西欧各大报纸上刊登这封信，并宣布：“这封信足以无可辩驳地证明，全俄罗斯的君主理应享有皇帝头衔，因为很多年前神圣罗马皇帝就承认俄国君主的皇帝头衔。并且写这封信的人，是世界上地位最崇高的一位皇帝。”[1]这种“自古以来”风格的借用历史，当然是一种宣传手段。大家承认不承认，还要看俄国沙皇自己的实力。

图2-1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君主称帝（Paul Delaroche绘，1838年）

最反对俄国人称帝的，当然是垄断神圣罗马皇帝位置的哈布斯堡家族。1721年，皇帝查理六世拒绝承认1514年那封信的真实性。哈布斯堡家族认为，基督教世界不能有两个地位同等的世俗领袖。但20年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740年，查理六世在维也纳驾崩，他没有儿子，只留下一名女性继承人，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他生前拉拢欧洲各国，让大家同意后来被称为《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的法令，即允许女性继承他的大业，不过皇帝的头衔将传给她的丈夫。法国、西班牙、普鲁士等国家拒绝接受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丈夫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于是爆发了所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俄国在奥地利危难之际与其结盟，奥地利为了表示感谢而承认俄国统治者的皇帝身份。

俄罗斯帝国是有名有实的帝国（不管这“名”来得是否正当，只要历史足够悠久并且得到很多人的承认，自然就合法了），罗曼诺夫家族是名副其实的皇朝。说他们是“王朝”，简直是对他们的贬低和侮辱。哈布斯堡家族的情况也类似，他们长期垄断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后来又自封为奥地利皇帝，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皇帝，同时拥有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国王等多顶王冠。说哈布斯堡是“王朝”，等于给人家降了一级，还是“皇朝”较好。中文世界里常见“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不严谨的。当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常用“王朝”一词，比如“大明王朝”“大清王朝”，但我认为，在欧洲历史的语境里，“帝”和“王”，“皇室”与“王室”，“皇家”与“王家”，还是有所区分较好。

基督教世界的共主：神圣罗马皇帝

前文谈到俄国统治者头衔时，我曾介绍过古罗马皇帝的称号除了“奥古斯都”，还有“imperator”。这个词在罗马王政时代的本意是军事指挥官。在罗马共和国时期，“imperator”一般是获得重大胜利的将领的荣誉称号。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imperator”一般仅限于皇帝使用。法语的“Empereur”（皇帝）和“Empire”（帝国），英语的“emperor”（皇帝）和“Empire”（帝国），都来自这个拉丁词。所以“imperator”是皇帝的专号。

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在拉丁语里是“imperator”，在英语里是“emperor”。但德语用的是“Kaiser”，这个词来自恺撒的名字“Caesar”。他的甥孙和继承人屋大维采纳他的名字，也自称“恺撒”。屋大维建立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朝，尤利乌斯-克劳狄皇朝的每一位皇帝也都用“恺撒”这个名字。公元68年，该皇朝的末代皇帝尼禄死去，篡位者加尔巴与恺撒家族没有任何血缘或姻亲关系，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也采用“恺撒”的名字。久而久之，在罗马帝国，“恺撒”不再是一个名字，而变成了头衔和称号，是皇帝的代名词。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皇储（不一定是现任皇帝的儿子）获得“恺撒”的称号，并在继位之后保留这个称号。而现任皇帝的全套头衔里虽然有“恺撒”，但一般被称为“奥古斯都”。

公元293年，为了解决帝国地理范围太大、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困难的问题，戴克里先皇帝建立四帝共治制度，帝国东西各有两个正皇帝和副皇帝。正皇帝的称号是“奥古斯都”，副皇帝是“恺撒”。奥古斯都死后，由恺撒接任。不过四帝共治制度很快被废止，帝国逐渐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各有一位奥古斯都。同时，把“恺撒”作为皇储称号的习惯延续了下来。

而在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后来出现了多个高于“恺撒”的头衔，如“sebastokratōr”（字面意思：尊贵统治者）。很多达官贵人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同时拜占庭帝国也向一些蛮族统治者，如瓦拉几亚、塞尔维亚的统治者授予“恺撒”的头衔。尽管“恺撒”头衔比“奥古斯都”低，德语世界里还是把“Kaiser”与“皇帝”（Imperator）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同样源自恺撒之名的“沙皇”（Tsar）却被认为低于“Imperator”。也就是说，德语“Kaiser”和俄语“Tsar”虽然同源，前者却高一级。

公元800年圣诞节，法兰克统治者查理大帝被教宗授予“罗马人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的头衔，获得了“imperator”和“奥古斯都”的称号。从理论上讲，罗马帝国在西欧恢复了。但查理大帝去世后，帝国被他的几个儿孙瓜分，演化出东、中、西三个法兰克王国。962年，东法兰克王国君主奥托一世凭借打败匈牙利蛮族、保卫基督教世界的军事胜利和荣耀，被教宗加冕为罗马皇帝，后来获得“奥托大帝”的美誉。罗马帝国在西欧再度恢复。

获得“imperator”和“奥古斯都”称号的奥托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位正式的皇帝，当然，人们有时也把神圣罗马皇帝从查理大帝算起。奥托一世的帝国与查理大帝的帝国相比小了不少，有效控制的疆域主要在德意志。查理大帝及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算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法统。962—1806年（在1806年，迫于拿破仑的压力，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若是不算拜占庭，那么欧洲基督教世界只有一个皇帝；说到“emperor”，那就只能是神圣罗马皇帝。

在西欧，神圣罗马皇帝在法统和理论上是古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天下共主和世俗领袖（教宗是精神领袖）。神圣罗马皇帝名义上是选举产生的，先选出“罗马人国王”（即德意志国王），他需要到罗马获得教宗加冕，才算是皇帝。所以历史学家也把神圣罗马皇帝（Kaiser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称为“罗马-德意志皇帝”（Römisch-deutscher Kaiser）。

与欧洲的其他民族不同，德意志的君主享有“皇帝”的格外崇高的荣誉，当然这也是格外沉重的负担。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如果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由不同人担任，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可能早就解体了，而德意志国王完全可能和英法一样发展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恰恰就是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这两个位置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给了帝国更长的寿命，却削弱了德意志国王的力量。[2]

除了德意志王位，奥托大帝还获得了意大利王位。1032年起，又有勃艮第王国被纳入帝国。1157年，“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时期，开始说帝国是“神圣”的。[3]“神圣”“罗马”和“帝国”这三个词连在一起使用，最早的文献证据是1180年的，1254年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说法才用得比较多。[4]1474年，第一次出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说法，1512年之后这种说法变得常见。[5]

因为去罗马的征途遥远而危险，德意志国王对意大利的控制力很弱，劳师远征往往落得一去不复返的下场，而且即便去了罗马，说不定还要用热脸去碰教宗的冷屁股，所以很多德意志国王并不是当选之后马上去罗马，有的则根本没有去过。1250—1312年和1378—1433年没有皇帝获得加冕，但仍然有德意志国王。

为德意志国王加冕的权力，逐渐成为教宗与国王争斗的一件重要武器。德意志国王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非要教宗的“加持”不可。最后一位在罗马获得加冕的皇帝是145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为被威尼斯人阻挠，去不了罗马，就获得了教宗的许可，使用“当选的罗马皇帝”（Erwählter Römischer Kaiser）这个称号。从此之后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皇帝都用这个称号。[6]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强大的查理五世则是最后一位获得教宗加冕的皇帝，时间为1530年，不过地点不是在罗马，而是在博洛尼亚。查理五世的弟弟和皇位继承人斐迪南一世更是厉害，根本不理睬教宗，而是在选帝侯的支持下，宣布今后德意志国王自动获得“神圣罗马皇帝”头衔，无须教宗插手。

当选但还没有获得皇帝头衔的德意志国王也被称为“罗马王”（römischer König），这个头衔的其他说法还有“罗马人国王”（König der Römer）、“日耳曼的国王”（König in Germanien）等，现代学者也称之为“罗马-德意志国王”（Römisch-deutscher König）。

有的皇帝在世的时候就通过运作，把自己的儿子确定为下一任国王／皇帝，这样的继承人也被称为“罗马王”。皇帝在世的时候，罗马王（皇帝的儿子）没有实权，就像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但皇帝去世后，罗马王立刻自动成为皇帝或“当选的罗马皇帝”。拿破仑封自己的儿子为罗马王（Roi de Rome），也是参照这个先例。[7]

按照传统说法，皇帝有四顶王冠。他首先在亚琛（后来是法兰克福）加冕为德意志国王，然后在米兰加冕为意大利国王，最后在罗马获得皇帝的两顶冠冕。之所以有两顶皇帝冠冕，是因为皇帝是“全罗马城与全世界”（urbis et orbis）的君主。另一种理论是，皇帝在罗马只有一顶王冠，而在阿尔勒获得勃艮第王冠。[8]关于皇帝的四顶王冠，有很多传说。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德意志王冠是白银的，意大利的是铁王冠，而罗马的是黄金的。[9]

有一个问题是，皇帝既然已经是世界之王，为什么还要在乎意大利国王这样低一级的荣誉呢？历史学家布赖斯的解释是，皇帝的职能与国王不同，皇帝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的直接统治者与管理者，而是对国家享有一种普遍的、广泛的、也比较“虚”的宗主权和控制权。[10]神圣罗马皇帝是国际性的、宗教性的，而德意志国王是民族性和封建性的。[11]

虽然德意志国王的位置与神圣罗马皇帝紧密联系，但从法律上讲，并非只有德意志人可以当皇帝，因为皇帝是理论上的基督教世界共主。英格兰的康沃尔伯爵理查（亨利三世的弟弟）曾当选为德意志国王，到访过德意志几次，在亚琛加冕为国王，但最终没有获得皇帝加冕。而与他作对的几位选帝侯甚至把选票投给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12]查理五世皇帝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竞争帝位的时候，引发过很激烈的讨论：非德意志人可否当皇帝？虽然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皇帝，但查理五世从出身上来讲是西班牙人或者佛兰德人，而弗朗索瓦一世干脆是法国人。[13]法国的瓦卢瓦伯爵曾参加竞选，与亨利七世竞争帝位。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曾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不过英格兰议会不准他去德意志当皇帝。[14]西吉斯蒙德（1368—1437）皇帝属于卢森堡家族，但他身兼波西米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身份非常复杂。

多瑙河畔的君主：奥地利皇帝与奥匈帝国皇帝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垄断了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数百年之久，其间只有很短的中断。但到了19世纪初，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攻击下摇摇欲坠，帝国的领导者哈布斯堡家族屡战屡败。1804年5月，拿破仑自立为“法兰西人的皇帝”。他的帝位合法性来自“人民”，而不是古罗马。这是一个新发明。

8月，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为了阻止拿破仑篡夺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并保持与拿破仑平起平坐的地位，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包含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主要是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匈牙利），自立为奥地利皇帝（Kaiser von Österreich）。不过“神圣罗马皇帝”早就是个空虚的荣衔，哈布斯堡家族的实力源于它实际控制的土地而不是皇帝身份。所以从务实的角度看，只是换个名号而已。奥地利帝国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肯定是更实在的实体和产业。弗朗茨二世从此改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不过，从法理上讲，在这个时期，他实际上同时拥有两个帝位，即神圣罗马皇帝和奥地利皇帝。差不多两年后的1806年7月，拿破仑把臣服于他的若干德意志邦国（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样的二流大国）组成“莱茵邦联”（Rheinbund）。面对严峻的局势，8月6日，弗朗茨一世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从此，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就称为奥地利皇帝。

图2-2　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也是第一任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Friedrich von Amerling绘，1832年）

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凭借姻亲关系和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业绩，成为匈牙利统治者。但桀骜不驯的匈牙利人不断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专制，渴求自由和独立（或至少是自治）。1848—1849年，匈牙利贵族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希望争取独立，遭到血腥镇压。奥地利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与普鲁士和意大利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国家威望受到很大损害。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为了稳定国内秩序和保住匈牙利，在1867年对匈牙利权贵做出让步，改革国体为“二元帝国”，从此匈牙利不再仅仅是帝国的一个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王国，由奥地利皇帝担任匈牙利国王。匈牙利王国享有很大程度的立法、行政、司法、税收、海关、铸币等自治权，但外交、国防、汇率等对外事务方面则与奥地利协同一致，统一由帝国中央政府处理。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就这样一直统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时皇冠和王冠都轰然坠落。

德意志人的皇帝？德意志皇帝？德意志之皇帝？

1848年革命期间，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国民议会，设定统一德意志的宏伟蓝图，筹划组建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并请求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来当皇帝领导大家。不料国王断然拒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向国王奉上的头衔是“德意志人的皇帝”（Kaiser der Deutschen），暗示主权在民，这个帝位是人民给他的。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相信君权神授，认为资产阶级奉上的皇冠是对他的侮辱。他说，自由派给他奉上的皇冠是“泥和黏土做成的”。国王在给妹妹夏洛特（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妻）的信中写道：“法兰克福来的那个由人、驴、狗、猪和猫组成的代表团，我已经给了他们回复，你也知道我的回复了。我对他们的话很简单：‘先生们！你们根本没有权利给我任何东西。你们可以询问，但你们要想给予的话，必须自己首先拥有它。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15]后来，1848年的革命者遭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国君主的血腥镇压，“德意志人的皇帝”这个头衔永远成为历史的一个脚注。

1870—1871年，普鲁士打败法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被推举为“德意志皇帝”（德文“Deutscher Kaiser”，英文“German Emperor”），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德意志”是个形容词。其实威廉一世本来是拒绝这个头衔的，为此和俾斯麦争吵了很长时间。威廉一世认为自己更多是普鲁士人，对德意志的认同感较弱，他更喜欢的说法是“德意志之皇帝”（德文“Kaiser von Deutschland”，英文“Emperor of Germany”），注意这里的“德意志”是名词。

“德意志皇帝”和“德意志之皇帝”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而是大有深意。简单地讲，前者显得有局限，而后者更崇高。“德意志之皇帝”意味着他统治着德意志，德意志是他的囊中之物；德意志是单一实体。俾斯麦认为，这首先会冒犯那些并不处于威廉一世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比如奥地利人、瑞士人和意大利北部的德意志人等；其次，还会得罪已经接受普鲁士主宰的德意志诸邦，比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比普鲁士低一等的臣民。

在俾斯麦设计的框架内，至少在名义上，普鲁士国王和巴伐利亚国王、巴登大公这些邦君是对等的。俾斯麦设计的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诸位邦君互相平等，普鲁士国王是这些邦君组成的主席团的主席，不过主席使用“皇帝”这个威风堂堂的头衔。所以，俾斯麦设计的皇帝并不是对其他邦君拥有绝对主宰地位的专制君主，而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16]即便事实上普鲁士国王就是新帝国的主宰，为了安抚诸位邦君，也不能用“德意志之皇帝”这种倨傲的头衔，并且那样的话也会和诸位邦君保有的部分主权相冲突。另外，“德意志皇帝”让人想起古代的神圣罗马皇帝，主要是代表一种威望，而不是实际的政权。

威廉一世大发脾气，甚至威胁拒绝接受皇位，但最后不情愿地采纳了俾斯麦的建议。用威廉一世自己的话说：“在俾斯麦手底下当皇帝，太难了。”[17]

刚与俾斯麦吵过架的威廉一世气哼哼地走到前台接受大家欢呼的时候，邦君们也很为难，不知道怎么称呼他，究竟是“德意志之皇帝”还是“德意志皇帝”呢。巴登大公急中生智，解决了难题。他带头欢呼：“威廉皇帝万岁！”[18]就这样绕过了棘手的头衔问题。

威廉一世的德意志帝国后来被称为第二帝国，但和神圣罗马帝国没有法理上的延续性。所以，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继位时，俾斯麦劝他不要自称“弗里德里希四世”（接着上一个叫弗里德里希的神圣罗马皇帝）。他最后选择沿用普鲁士国王的名号顺序，称为“弗里德里希三世”。

德意志皇帝在自己的普鲁士王国之外的民政权力很小，对立法没有否决权，有权任命的文官很少，不过皇帝是陆海军的最高统帅，也有外交上的决定权。[19]虽然德意志皇帝在法理上的权力并不大，不过因为普鲁士王位和德意志皇位捆绑在一起，德意志皇帝同时是普鲁士国王，而普鲁士是诸邦中最强大者且实力远远超过其他邦国，所以德皇的地位和权势还是非常强大的。

威廉二世时期的政府宣传中，皇帝是德意志人民统一的象征。无论是普鲁士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或是吕贝克这样的城市共和国的市民，都团结在皇帝周围。不过同样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皇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领导的陆军总部架空。这两位将军才是德国的真正统治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战败投降，皇帝退位，德国不再有皇帝。

二　国王

1701年初，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弗里德里希三世从柏林赶往柯尼斯堡。此时他的两大块领地勃兰登堡选侯国和普鲁士公国之间并不连通，而是隔着波兰领土（波属普鲁士）。选帝侯及其家眷和随从此次出行声势浩大，动用了3万匹马和1800辆马车。途经的村庄无不张灯结彩，大道两侧点着熊熊燃烧的火炬，甚至悬挂精美织物。身穿蓝衣、佩戴一种新纹章的传令官在柯尼斯堡城内宣布，普鲁士公国已经被升格为王国，普鲁士公爵成了国王。

新国王的加冕礼于1月18日在柯尼斯堡的御座厅举行，之前已经专门搭建了全新的王座。选帝侯身穿钉有闪闪发光的钻石纽扣的鲜红色和金色长袍，披着白鼬皮镶边的深红色大氅，身边簇拥着男性亲属、廷臣和高官。选帝侯给自己戴上王冠，拿起权杖，接受在场众人的宣誓效忠，然后走进妻子的房间，在大家的见证下为她戴上冠冕。随后国王夫妇走进教堂，接受涂油礼。

当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不富裕的小国，此次加冕礼及相关庆祝活动的开支却十分惊人，估计高达600万塔勒，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两倍。朝廷为了给加冕礼买单，专门征收了一笔“王冠税”，但仅征收到50万塔勒，而仅仅王后的冠冕就耗资30万塔勒。[20]

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或者，我们用他的新头衔称呼他，弗里德里希一世国王）的儿子和孙子都是强大的君主，相比之下，他的知名度较低。但他自立为国王、将普鲁士公国升级为普鲁士王国的举动，却是普鲁士历史和德意志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本节就来讨论一下德意志历史上的“国王”头衔，以及德意志贵族们前赴后继、为了获得一顶王冠所做的努力。

德意志国王

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欧洲语境里，德语世界的“国王”一词（König）和其他欧洲文化里的国王意义大差不差，是一个君主国的国家元首（不管有无实权、有多大的实权）。除了皇帝（神圣罗马皇帝或者拿破仑那样的近代皇帝），国王的衔级最高。至少在名义上，国王的级别低于皇帝，但高于其他统治者，如大公、公爵等。

德语词“König”与英语的“king”、荷兰语的“koning”、瑞典语的“konung”、俄语的“Knyaz”（俄文“Князь”）同源，均出自古日耳曼语，最原始的意思可能是“高贵家系的后代”“出身高贵的人”等等。上述这些词，一般来讲与欧洲的另一套词意义等同，如拉丁语“rex”、法语“roi”、西班牙语“rey”等。

德意志语境内，国王的最早起源可能是古典时代日耳曼部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从法兰克人的加洛林帝国分家出来的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化为中世纪的德意志王国，德意志国王就是选举产生的，没有演化为绝对专制的君主。在“皇帝”一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德意志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这两个身份融为一体，对德意志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530年查理五世获得教宗加冕之后，历代当选的德意志国王自动成为神圣罗马皇帝。

神圣罗马皇帝不仅是德意志国王，名义上还是意大利国王和勃艮第国王，不过这两个名义王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不是皇帝实际或直接控制的领地。皇帝起初对意大利北部所谓“帝国的意大利”（Reichsitalien，源自8世纪查理大帝征服的伦巴第王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Friedrich Ⅰ. Barbarossa）等皇帝为了迫使意大利臣服而消耗了很多力量和资源，但随着施陶芬皇朝灭亡，帝国实质上丧失了意大利。以后的皇帝一般不再奉行“意大利政策”（Italienpolitik），于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分道扬镳。不过一直到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意大利王国始终是帝国名义上的一部分，皇帝是意大利北部若干诸侯的名义宗主。

波西米亚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的另一个王位是波西米亚国王，这个身份最早甚至根本不是德意志的，而属于斯拉夫人。806年，查理大帝强迫波西米亚的斯拉夫部族向法兰克帝国称臣并每年纳贡500马克白银与120头公牛。法兰克帝国分裂之后，波西米亚是东法兰克王国即后来的德意志王国的臣属。845年，14位波西米亚酋长及其追随者在雷根斯堡受洗，但此后仍然与东法兰克不断发生冲突。869年，东法兰克王国再次强迫波西米亚的斯拉夫部族称臣。[21]与此同时，9世纪，斯拉夫人的另一支摩拉维亚人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一带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国家“大摩拉维亚”，后来它亡于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入侵。大摩拉维亚的一部分向东法兰克王国效忠，演化为波西米亚公国。950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打败波西米亚公爵波列斯拉夫一世（Boleslav Ⅰ，915？—972？，属于普热米斯尔家族），迫使其再度称臣。此后波西米亚人为奥托大帝效力，配合德意志人在955年著名的莱希菲尔德之战中打败马扎尔人。[22]奥托一世凭借这次辉煌胜利获得教宗加冕，成为神圣罗马皇帝。

波列斯拉夫一世的后代、波西米亚公爵弗拉季斯拉夫二世（Vratislav Ⅱ，1035？—1092）在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叙任权斗争”（皇帝与天主教会的斗争）中拥护皇帝，为其提供大量白银和兵员，因此得到亨利四世的奖赏，于1085年从皇帝那里获得“波西米亚国王”的头衔，称“弗拉季斯拉夫二世国王”。但这个王位仅限他本人享有，不能世袭。[23]1158年，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Ⅱ，1110？—1174）因为坚决支持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针对意大利的行动，被皇帝提升为波西米亚国王，称“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但因为这次提升没有征询教宗的意见，所以该头衔仍然仅限于弗拉迪斯拉夫一世国王本人使用，他的后代和继承者不能自动获得国王头衔。[24]

1198年，普热米斯尔家族的波西米亚公爵奥托卡一世（Ottokar Ⅰ. Přemysl，1155？—1230）利用施陶芬家族与韦尔夫家族争夺帝位的冲突，从施陶芬家族的菲利普国王那里获得波西米亚王位，并将波西米亚从公国提升为世袭王国。[25]1212年，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感谢奥托卡一世对他的支持，正式承认了这种升级。[26]波西米亚王国仍然是帝国的臣属，但有很强的独立性，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注意力主要在地中海世界。1254年施陶芬皇朝灭亡后，德意志“大空位期”的混乱也对波西米亚人“闷声发大财”有利。

13世纪，波西米亚王国一度统治了今天的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成为中欧强国。波西米亚国王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最强大、最富裕的诸侯之一。同样在这个时期，大量德意志人向东迁徙，来到波西米亚定居，两个民族的交流很普遍，波西米亚出现了许多德语区。大约1300年，波西米亚的150万人口当中估计有六分之一是德意志人。[27]

1306年，普热米斯尔王朝绝嗣，哈布斯堡家族和克恩滕的亨利（Heinrich von Kärnten，1265？—1335，娶了普热米斯尔末代国王的妹妹）争夺波西米亚王位，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渴望和平的波西米亚贵族和教士推举卢森堡伯爵约翰（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的儿子）为波西米亚国王。为了加强合法性，约翰还娶了普热米斯尔末代国王的另一个妹妹。[28]从这时起，德意志人开始成为波西米亚君主。约翰国王后来双目失明，但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在欧洲纵横捭阖，最终把自己的儿子扶持到皇帝的宝座上，让卢森堡家族成为欧洲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波西米亚王国的地位大大提升，布拉格也一跃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后来，“盲人约翰”干预英法百年战争，支持法国，在著名的克雷西战役当中阵亡。[29]

约翰的儿子查理四世于1347年继承了波西米亚王位，1355年在罗马被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统治时期是捷克的黄金时代之一，他也是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颁布了《金玺诏书》（Goldene Bulle），确定了选举皇帝的规则，令波西米亚国王成为七大选帝侯之一。他还创办了布拉格大学，这是德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查理四世的次子西吉斯蒙德皇帝（同时是匈牙利国王）去世后，他的女婿、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德意志国王，但未加冕为皇帝）继承了岳父的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位，但未得到波西米亚人和匈牙利人的普遍支持。此后经过一系列内战和动乱，波兰雅盖沃家族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us Ⅱ，1456—1516，他的母亲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外祖母是西吉斯蒙德皇帝的女儿）被推举为波西米亚国王，后来他还成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1526年，奥斯曼帝国入侵匈牙利，在当年8月29日的第一次摩哈赤（Mohács）战役中大败匈军。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1506—1526，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儿子，同时也是波西米亚国王）战败身死。他没有子嗣，于是按照之前的安排，他的姐夫（同时也是妻兄）斐迪南（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后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入主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当然也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从此，一直到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波西米亚的王冠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图2-3　《金玺诏书》的一个副本，现存斯图加特档案馆

寻求新王冠

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传统的王冠就只有上面这几顶。而德意志诸侯当中野心勃勃想提升自己的衔级、当国王的人不在少数。不过因为帝国政体的限制，很难在帝国框架内设立新的王位。于是不少强大、富裕而大胆的诸侯“曲线救国”，在帝国境外寻求王位。

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奥古斯特通过巧妙运作和广泛贿赂，当选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称“奥古斯特二世”），为此不惜皈依天主教。原本萨克森是新教的主要捍卫者，当年就是萨克森统治者帮助了马丁·路德，而如今萨克森选帝侯成了天主教徒，这在萨克森境内招致许多反对。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奉行选王制，缺乏中央权威。奥古斯特二世试图扭转波兰混乱和虚弱的局面，企图加强中央王权，把波兰王位改为他的家族世袭之物，但失败了。奥古斯特二世和他的儿子奥古斯特三世主要是在俄国彼得大帝的支撑下，才勉强保有波兰王位。而等奥古斯特三世驾崩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就用武力支持自己的老情人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为波兰国王。他也是波兰的末代君主。

对德意志历史影响最大的一次提升，要数1700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与利奥波德一世皇帝达成协议，在帝国境外建立普鲁士王国，自立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in Preußen），称“弗里德里希一世”。此时哈布斯堡家族与法国波旁王朝争夺空缺的西班牙王位的战争即将打响，利奥波德一世为了争取勃兰登堡的支持，同意弗里德里希三世将自己的普鲁士公爵身份提升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则同意出兵8000人支持皇帝，并做了其他一些慷慨的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保证。

不过，双方的协议中明确表示，皇帝并没有“创设”一个新王位，而仅仅是“认可”这个新王位。换句话说，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协议虽然表面上承认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高世俗领袖，设立新王位需要皇帝批准，但实际上也表示普鲁士王位是完全独立于皇帝和帝国的，皇帝的批准只是客套，而不是必需的。[30]而且，在1701年1月18日柯尼斯堡举行的加冕礼上，弗里德里希一世是自己给自己加冕的，意思是他的王位独立于任何世俗和宗教权威（仅需对上帝负责）。[31]

“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个头衔有点奇怪⁽¹⁾，让欧洲其他国家的朝廷忍俊不禁。一个原因是，当时普鲁士的一部分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但另一部分还在波兰王国的主权范围内，即所谓“波属普鲁士”或“西普鲁士”。所以他还不能算整个普鲁士的国王。等到1772年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孙子）吞并波属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就拥有了整个普鲁士，所以将头衔改为“普鲁士国王”（König von Preußen），一直沿用到1918年。

1714年，因为英国女王安妮驾崩无嗣，而英国法律只允许新教徒当国王，汉诺威的选帝侯格奥尔格（属于韦尔夫家族的一个分支，他的母亲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出人意料地获得英国王位，称乔治一世。从此汉诺威和英国成为一个共主联邦，长达123年。

黑森-卡塞尔公子弗里德里希（1676—1751）娶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军事天才，是彼得大帝的死对头）的妹妹乌尔丽卡·埃利诺拉。由于查理十二世没有留下子嗣，他阵亡后乌尔丽卡·埃利诺拉成了瑞典女王。1720年，她因为与议会矛盾重重而退位，让位给丈夫弗里德里希。这是德意志诸侯靠偶然和联姻在德意志之外获得王位的又一个例子。当了多年瑞典国王之后，他又成为黑森-卡塞尔方伯。

有成功的，自然也有失败的。1806年，巴登大公国曾企图吞并瑞士，然后建立一个新王国，但在拿破仑的压力之下计划失败。[32]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两个分支，巴伐利亚分支和普法尔茨分支也跃跃欲试，想当国王。前者企图把自己的选帝侯地位提升为国王，后者则幻想“亚美尼亚国王”这样的镜花水月。[33]不过，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有成员当过丹麦、瑞典、挪威、匈牙利等国的国王，现代希腊王国也选了该家族的人当国王（1832—1862）。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成员是（或曾经是）英国、比利时、葡萄牙、保加利亚等国的君主。这都发生在德意志之外。

拿破仑与德意志的新王国

以上都是德意志诸侯在帝国境外获得的王位。拿破仑这样一个白手起家、自立为皇帝、打破旧秩序的豪杰给德意志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给德意志带来了若干新的王位。因为他的压力，神圣罗马帝国被解散。为了应对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大国可能对法国构成的威胁，拿破仑花了很大力气扶持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邦国，将前三个扶植和升级为王国。这些邦国大多作为拿破仑的仆从为他作战和效力，符腾堡在法国影响下甚至发展出相当进步的宪政。不过等到历史大潮转为对拿破仑不利时，大多数曾为他效力并得到他提携与好处的德意志邦国都倒戈了，只有萨克森站在法国那边，一直打到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

拿破仑除了帮助若干德意志诸侯当国王，还于1807年在德意志北部专门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国——威斯特法伦王国（Königreich Westphalen），让自己的弟弟热罗姆当国王。这个王国的领土来自1807年普鲁士王国根据《提尔西特条约》割让的领土、马格德堡公国、汉诺威选侯国、不伦瑞克-吕讷堡公国和黑森选侯国等，首都是卡塞尔。虽然叫“威斯特法伦王国”，但实际上该国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和威斯特法伦地区没有交集。这个王国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法兰西帝国的附庸，也是拿破仑庇护和操控下的莱茵邦联的成员国。

拿破仑希望把威斯特法伦王国发展成一个模范国家，所以在这里花了很大力气。他为王国颁布了德意志的第一部现代的成文宪法，授予全体男性公民平等权利，解放农奴，设立了法国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开展农业改革。1808年，威斯特法伦王国通过了德意志第一部授予犹太人与德意志人平等权利的法律。在上述方面，威斯特法伦王国都显得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为“进步”。然而，威斯特法伦军队在拿破仑大军团的框架内参加远征俄国，损失惨重。由于连年战争和拿破仑对王国税收与兵员的苛刻要求，王国到1812年已经濒临破产。1813年，拿破仑兵败撤退，威斯特法伦王国被反法同盟军队占领。后来王国的大部分成为普鲁士领土。

拿破仑倒台之后，保守派的列强重画欧洲地图，建立新秩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因为及时倒戈，算作战胜国，不仅保住了王位，还得到很多利益。普鲁士想要报复萨克森王国，但奥地利不希望普鲁士更加壮大，所以反对肢解萨克森王国。萨克森丧失了一半以上领土，但保住了王位。

为了奖赏英国／汉诺威君主，汉诺威选侯国于1814年10月维也纳会议期间被升级为王国，领土也大大扩张，成为仅次于普鲁士、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德意志第四大邦。于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获得了新的汉诺威王位。所以汉诺威王朝的君主同时拥有两顶王冠：英国和汉诺威王国。直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王，因为汉诺威奉行萨利克法，在王族尚有男性的情况下不准女性继承王位，所以英王不再兼任汉诺威国王。汉诺威王国于1866年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失败一方，被普鲁士吞并。汉诺威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

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帝拥有多顶王冠，这些王国都被整合在帝国框架内。奥地利皇帝的王位包括匈牙利、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和伊利里亚国王，及耶路撒冷国王等等。当然耶路撒冷王国早就不存在了，这里只是虚衔。

三　大公

圣维图斯瞻礼日（6月28日）对塞尔维亚民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溃塞尔维亚军队。在巴尔干雄踞一时的塞尔维亚在此次兵败之后国力日益孱弱，逐渐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

6月28日对波西米亚贵族霍亨贝格女公爵索菲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她的结婚纪念日。当时的贵族婚姻往往是为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交换而缔结的务实交易，但索菲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这殊为难得。她的丈夫说，娶了“我的索菲”是他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她是他的“全部幸福”，而他们的孩子是他“全部的喜悦与骄傲”。[34]

而1914年的6月28日能够永载史册，更多是因为，在这一天，索菲和她的丈夫、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就是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的首府，波斯尼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边陲省份，毗邻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并且波斯尼亚人口有很大比例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相信，波斯尼亚理应属于他们，他们要“解放”哈布斯堡家族桎梏之下的塞尔维亚同胞。很多人认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偏偏在圣维图斯瞻礼日访问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民族的冒犯。大公的遇害导致大战爆发，而大战的最终结局之一是奥匈帝国的覆灭和奥地利贵族阶层在法律上的消亡。

不过本节不讲“一战”风云，只谈皇储的“大公”头衔。在德语世界，有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Erzherzog”和“Großherzog”，在中文里都被译为“大公”，这可能给中文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本节将尝试梳理这两个概念。

奥地利大公

先说“Erzherzog”。首先记住：这个头衔只有奥地利才有。

从字面看，“Herzog”就是公爵；“erz”作为前缀，强调较高的级别。那么从字面上看，“Erzherzog”译为“大公”，是顺理成章的。“Erzherzog”在英文中被译为“Archduke”，其中“Arch”的最终词源是希腊语“ἀρχι”（arch），表示“权威”或“主要的”。奥地利帝国在正式的拉丁文文书中，用的是拉丁文“Archidux”，它和英语“Archduke”同源且形似。所以英语“Archduke”可以和德语“Erzherzog”画等号。

奥地利的大公头衔是从14世纪的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1339—1365）开始的。他原本就是公爵（Herzog），为何要加一个前缀“大”呢？

1356—1357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鲁道夫四世的岳父）在纽伦堡召开帝国会议，最后颁布了《金玺诏书》，明确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和皇帝选举规则，设立了七个选帝侯（即享有皇帝选举权的大贵族，他们本身是实力较强的诸侯，同时选票常常能换来很大的利益），其中没有奥地利公爵。⁽²⁾

于是鲁道夫四世给自己的头衔加一个“大”字，发明了“Erzherzog”头衔。这颇有虚张声势的意味，至少在名号上把自己抬高。历史学家朗迈尔（Langmaier）认为，奥地利公爵把自己提升为“大公”的用意是，让自己的地位与七大选帝侯平起平坐，并享有《金玺诏书》授予选帝侯的“不得上诉”特权（Privilegium de non appellando），即让奥地利臣民无法越过奥地利大公去皇帝的法庭那里发起诉讼，也就意味着奥地利大公的法庭在其领地内是最高的上诉法庭，臣民无法去皇帝那里起诉奥地利大公；并且假如皇权转移到其他家族，该特权能够为奥地利争取比较有利的法律地位。[35]

查理四世皇帝拒绝承认奥地利公爵的自我拔高，欧洲的绝大多数统治家族起初也不承认。但奥地利公爵从此开始单方面自称“大公”。

到1453年（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那一年），奥地利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已经牢牢掌控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事实上垄断了皇位。原本应由选举产生的皇帝，从此在哈布斯堡家族世袭（不过选举的程序还是要走的）。既然皇帝都是自家的了，那么让帝国官方承认自己的“大公”头衔，就比较容易了。这一年，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给自己与弟弟以及他们的后代正式认可了“大公”头衔。[36]

不过弗里德里希三世自己没用过“大公”头衔，仍然自称奥地利公爵。第一个合法地、正式地使用大公头衔（大约从1458年开始）的是他的弟弟，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Ⅵ，1418—1463）。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从1486年（他当选为罗马人国王的年份）开始使用“奥地利大公”的头衔。此后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皇帝与奥匈帝国皇帝都享有该头衔。

奥地利公国（Herzogtum Österreich）也就变成了奥地利大公国（Erzherzogtum Österreich）。世界历史上，叫“Erzherzogtum”的政权只有这么一个，绝无第二。当然，另一种大公国（Großherzogtum）有很多。但此“大公”非彼“大公”，此“大公国”非彼“大公国”，见下文详述。

起初，只有哈布斯堡家族领土的统治者才可以用“大公”头衔。家族会把领土分成多块，分给家族的不同分支。每个分支的统治者（且仅有统治者）享有“大公”头衔。但从15世纪起，家族的每一位男性成员（哪怕是无统治权的公子）都可以使用“大公”头衔。18世纪初，在查理六世皇帝颁布《国事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不可分割（并且可以传给女儿）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女性成员也获得这个头衔。也就是说，皇帝及其合法子女、皇帝的兄弟及其合法子女，仅仅凭借其血统，从出生就自动获得“大公”称号。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斩首的路易十六之妻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弗朗茨一世皇帝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的女儿，所以是奥地利的女大公。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建立奥地利帝国，1867年又与匈牙利联合建立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室成员（哈布斯堡家族）继续享有“大公”头衔。哈布斯堡家族也被称为“高贵家族”（Erzhaus），这是专属于他们的说法，世界上不存在别的“Erzhaus”。

1839年，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颁布家法，规定男女大公缔结婚姻、更换住地、出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37]男女大公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对象必须是统治家族的成员），否则他们的后代没有皇位继承权。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本节开头提到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妻子索菲仅仅是个伯爵（不属于邦君或陪臣，所以算是低级贵族）的女儿。这对恩爱鸳鸯虽然被允许结婚，但他们的孩子没有皇位继承权；并且，在公共场合，索菲不能陪同丈夫一起露面，不能乘坐皇室马车，不能使用剧院的皇室包厢。

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波旁家族取代哈布斯堡家族，成为西班牙国王。依据传统，波旁家族的西班牙国王也使用（名义上的）“奥地利大公”的头衔（西班牙文“Archiduque de Austria”）。但西班牙只有国王一个人才用这个头衔。

“奥地利大公”的头衔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之后，与其他的贵族头衔一起被废除。

另一种大公

欧洲历史上的另一种大公“Großherzog”，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它和“Erzherzog”都被译为“大公”。一般来讲，“Großherzog”的地位要低于奥地利的“Erzherzog”，也低于国王，但高于公爵（Herzog）。从这里开始，无特殊说明的话，“大公”均指“Großherzog”。

德文“Großherzog”的构词很简单，“Groß”就是“大”。英文译为“Grand Duke”，十分贴切。大公的继承人被称为“大公世子”（Erbgroßherzog）。大公享有“国王陛下”（königliche Hoheit）的尊称，从这个角度看大公和国王是平级的。

拜占庭时代有过一种大公（Megas Doux），不过是一个官职和军事头衔，可译为“大将军”。而作为贵族衔级的大公出现比较晚，中世纪葡萄牙和勃艮第曾有君主自称大公，但没有获得普遍承认。

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公的例子，是1569年教宗庇护五世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Ⅰ. de’ Medici，1519—1574）授予“托斯卡纳大公”（Großherzog der Toskana）的头衔。[38]托斯卡纳大公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臣属，美第奇家族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庇护。

之所以有创造一个新头衔的需要，是因为在中世纪“公爵”头衔由于被授予得太多，已经大大贬值，需要一个新头衔来表示一个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很重要，超过公国，但还不足以成为王国的政权。一直到19世纪初，托斯卡纳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公国（Großherzogtum）。

1737年美第奇家族绝嗣，欧洲列强讨价还价之后，把托斯卡纳大公的头衔与领地给了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他则用自己的洛林公国交换。他娶了奥地利的女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自己成为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一世。托斯卡纳大公国于是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度被拿破仑占领，后被哈布斯堡家族收复），直到1860年被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吞并，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

“大公”这个概念是拿破仑推广开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他影响下（并一度臣服于他）的德意志邦国，尤其是他庇护下的莱茵邦联。在德意志语境下，大公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者，高于公爵（Herzog）和侯爵（Fürst）。1806年，拿破仑把德意志的若干领土整合成贝格大公国（Großherzogtum Berg），以杜塞尔多夫为首都，并把自己的妹婿若阿尚·缪拉提拔为贝格大公（Großherzog von Berg）。缪拉在1808年离开贝格，去当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亲自接管了贝格大公国。

随后，处于拿破仑影响下的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巴登选帝侯和维尔茨堡选帝侯也索要并获得了大公头衔。1810年，莱茵邦联的最高教会领袖雷根斯堡主教也在拿破仑庇护下被封为法兰克福大公。然而拿破仑倒台之后，这几个亲拿破仑的大公国遭到清算。贝格大公国被普鲁士吞并，普鲁士在其领土上建立了名义上的下莱茵大公国（Großherzogtum von Niederrhein），由普鲁士国王担任大公。法兰克福大公国被自由城市法兰克福、黑森-卡塞尔、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瓜分。维尔茨堡大公国被巴伐利亚吞并。不过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和巴登大公国一直延续到1918年。

拿破仑下台之后，列强召开维也纳会议，把好几个德意志公爵提升为大公，于是出现了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大公、梅克伦堡（Mecklenburg）大公（分为施特雷利茨［Strelitz］和什未林［Schwerin］两支，均享有大公头衔）、奥尔登堡（Oldenburg）大公和卢森堡大公。主要是因为这几个诸侯与势力强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或俄国的罗曼诺夫家族有紧密联系，才得到这样的优待。比如梅克伦堡和奥尔登堡家族都与沙皇家族通婚，第一位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歌德的好友）曾为普鲁士军队效力，对抗拿破仑，并且他的儿子娶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

图2-4　缪拉（François Gérard绘，约1811—1812年）

1846年，奥地利吞并波兰的克拉科夫之后，奥地利皇帝享有“克拉科夫大公”（Großherzog von Krakau）头衔。

除了担任下莱茵大公，普鲁士国王还享有“波森大公”（Großherzog von Posen）的头衔。波森是普鲁士参与瓜分波兰而获得的领土，德语人口占少数，多数为波兰人。1918年之后，波森大公国的疆域再次成为波兰领土，“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45年回归波兰。

黑森-卡塞尔方伯享有“富尔达大公”（Großherzog von Fulda）的头衔。富尔达在近代以前是一个教会诸侯的领地，即富尔达修道院和主教领地。19世纪初该领地被世俗化，几经转手，被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瓜分。其中普鲁士分得富尔达主教领地的大部分，将其改称为“富尔达大公国”，后将其交给黑森-卡塞尔方伯。1866年，黑森-卡塞尔被普鲁士吞并，富尔达也成为普鲁士的黑森-拿骚省的一部分。

在1890年之前，荷兰国王同时是卢森堡大公。卢森堡大公国在1866年之前属于德意志邦联。1890年，荷兰出现了女性王位继承者，但卢森堡的法律不接受女性统治者，于是拿骚（Nassau）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成为卢森堡大公。这很像英国与汉诺威王室的分离。

上述大公国绝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灰飞烟灭，到21世纪初，卢森堡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公国。

俄罗斯的大公

俄国也有大公的概念，但有点复杂，我们从头说起。俄语中有一个词“Князь”，英文音译“Knyaz”或“knez”，但在英文中一般译为“prince”，所以常被误译为“亲王”。这个词源于原始日耳曼语，与英语的“king”和德语的“König”（国王）同源。“Knyaz”可以译为“王公”，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长，后来成为斯拉夫割据时代封建制国家统治者的头衔。其中较为强大的统治者，起初是基辅王公，然后是弗拉基米尔王公，之后是莫斯科王公——给自己也加了一个“大”字，改为“Velikii Knyaz”（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一般译为“大公”，而其下属的区域性统治者就称为“Knyaz”，可译为“公爵”。⁽³⁾

所以在早期，俄国的大公是一个地方性的独立统治者，比较接近西欧的“Großherzog/Grand Duke”。从1328年起，莫斯科的大公因为在斯拉夫诸侯中特别强大，改称“全俄罗斯大公”，他的后代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开始用“沙皇”（Tsar）的称号。从此以后，俄国沙皇（后改用西方式的称号“Imperator”）的子子孙孙（不一定是继承人）都享有“大公”头衔。所以，俄国的大公起初相当于德意志的“Großherzog”，但后来变成与奥地利的“Erzherzog”相当。英文一般把“Velikii Knyaz”译为“Grand Duke”，但其实“Grand Prince”也许更贴近原文。德文则把“Velikii Knyaz”译为“Großfürst”，而不是“Großherzog”。

最后概括一下：“Erzherzog”只有奥地利才有，都是皇亲国戚，大多没有统治权；在奥地利之外的德语国家，“Großherzog”是一个邦国的统治者。英文中将这两个词翻译成不同的词，而中文将其混为一谈地译为“大公”，方便是方便了，却让人很难体察二者的区别。

四　选帝侯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莎剧《哈姆雷特》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困惑：丹麦国王死后，他的儿子为什么没有自动继承王位，反而让国王的弟弟继承了呢？

我猜测，很多中国读者都有过这个疑问。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早就发展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39]的世袭制，对中国封建专制王朝来说是常态。而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和部分时期，君主国实行的却是选王制。莎剧《哈姆雷特》所基于的那段历史中的丹麦就是一个选王制国家，国王的儿子不一定是下一代国王。

选王制最有名的例子，要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皇帝。作为名义上的基督教世俗领袖和天下共主，神圣罗马皇帝这个机构非常复杂，前文已经做了一些讨论。这个帝位是选举产生的。那么，谁来选举皇帝？如何选举呢？

选帝侯的起源

古日耳曼部落实行选举制，选举产生部族领袖（后来发展为贵族和国王）。之所以采用选举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因为部落需要强大的军事领袖来领导作战。此外，部族领袖也往往担当祭司之类的宗教领袖，作为神的代表。不过，领袖的位置虽然不一定是子承父业，但一般在某个家族中传承。

日耳曼人的一个重要分支法兰克人有时实行选王制。查理大帝建立的法兰克帝国覆盖的领土，后来大致被中世纪的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继承。西法兰克后来演化为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最终发展出了世袭制。

而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化成德意志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由于东法兰克的多位国王没有留下合法子嗣，发生了多次王位争夺冲突。虽然国王们努力建立世袭制，但因为贵族和教会的抵制，没有长期而稳定延续的王朝建立起来，所以选举的传统越来越强，而世袭的传统越来越弱。历史学家布赖斯提出，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与英格兰、法兰西等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没有形成世袭制王国的最重要原因是，神圣罗马帝国是普世帝国，帝位具有神圣的普世性，所以大家都不能接受它按照血统世袭下去。如果德意志像英法一样，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民族的封建制国家，无疑也会演化成世袭王国。但德意志人追求貌似更崇高的普世性，牺牲了自己王国的统一和中央王权，也丧失了形成世袭制的机会。[40]

在古日耳曼部落里，（理论上）所有自由人都有选举权。而在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地，选举权被少数权贵垄断。特定的几位诸侯获得了固定的选举权，从此就是他们做主，连过场都懒得走了，不再装模作样地征求其他贵族的意见。当然，因为之前缺少固定的选举制度，理论上任何小贵族都有权在选举中发言，所以特别容易出现分歧和争端。而将有权选举的人数减少并将选举人固定化，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皇位的顺利传承。

这就是最早的一批选帝侯（德文“Kurfürst”，拉丁文“Princeps Elector”），1156年的史料已经将选帝侯视为一个明确的、重要的群体。[41]我们不确定最早的选帝侯具体是哪几位，但应当包括教会代表和德意志人四大部族（Stämme）的代表：弗兰肯公爵（代表法兰克部族）⁽⁴⁾、施瓦本公爵（代表施瓦本部族）、萨克森公爵（代表萨克森部族）和巴伐利亚公爵（代表巴伐利亚部族）。

选帝侯选出的是所谓“罗马人国王”，即德意志国王。要经过教宗的加冕，罗马人国王才会获得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所以严格地讲，选帝侯其实是“选王侯”。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选出皇帝。所以我觉得将这个词翻译成“选帝侯”，是没有问题的；用“选侯”当然也可以。

“Kurfürst”这个词里的“Kur”源自中古高地德语“kiesen”，意思是“仔细查看、审视、掂量、选择”，与英语“choose”同源。[42]选帝侯的继承人的头衔为“选帝侯世子”（Kurprinz）。

伦斯会议：选帝侯权力的确立

在10和11世纪的奥托皇朝与萨利安皇朝，因为皇权相对较为稳固，皇帝在世时能安排好自己儿子的继承，所以皇位基本上是世袭的，选帝侯的决议仅仅是加以确认，走个过场。奥托皇朝与萨利安皇朝分别有连续四代皇帝是儿子继承父亲。但从1125年洛塔尔三世当选开始，选举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施陶芬皇朝的皇帝一般也能在自己在世的时候就为儿子搞定下一任皇帝的位置。亨利六世皇帝（巴巴罗萨的儿子）甚至尝试过把帝国变成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的世袭制君主国，让帝位在施陶芬家族内部世袭，但遭到诸侯的坚决抵制。[43]施陶芬皇朝绝嗣之后，选帝侯发挥了名副其实的作用，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可以说皇帝确实是选举出来的，不会被任何一个家族垄断。

皇帝选举的程序和选帝侯的构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1314年，上巴伐利亚的公爵、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路德维希四世（绰号“巴伐利亚人”）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美男子”弗里德里希竞争德意志王位。此次选举产生了很大争议，暴露出选举程序的很多问题。

七位选帝侯分别支持两名候选人，但票数居然是五比四，而不是五比二。原来，已经被废黜的波西米亚国王克恩滕的亨利为了拉拢哈布斯堡家族支持自己夺回波西米亚王位，居然一个人投了两票，而且他事实上已经被废黜，并没有选举权。而韦廷家族此时分裂成两支，各自都主张拥有选举权，所以各投了一票。最终路德维希四世在战场上打败了“美男子”弗里德里希，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但路德维希四世与教宗矛盾重重，于是他扶植了一个新教宗来给自己加冕。[44]

1338年，为了确立自己选帝的权力与合法性、支持路德维希四世、反对教宗对德意志选帝程序的干涉，六位选帝侯在莱茵河畔伦斯（今天德国西部的一个小镇）开会，澄清皇帝的选举规则。这次伦斯会议（Kurverein von Rhense）决定，选帝侯以多数票自动选出德意志国王，无须教宗确认。

1339年，德意志诸侯甚至提出，如果教宗拒绝接受选帝侯选出的德意志国王，那么国王无须教宗确认，可以由任何一位主教为其加冕。[45]这是神圣罗马帝国政体和皇帝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选帝侯的权力得到了正式确认。

《金玺诏书》：七大选帝侯的确立

拥有选举皇帝的资格，自然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特权。但谁能拥有这种权利，换句话说，选帝侯的人员构成，还需要成文法律的规定和规范，否则很容易引起纷争。

1356—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在纽伦堡召开帝国会议，颁布了《金玺诏书》，明确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和皇帝选举规则，确立了七大选帝侯。查理四世这么做的目的是改变过去很长时间里（施陶芬皇朝灭亡之后，也就是12世纪末到14世纪中后期）每一次选举新皇帝都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内战的情况，他希望把选举皇帝的机制固定下来，实现顺利的、和平的皇位交接。当然，《金玺诏书》实际上承认了中央皇权的衰弱已经无药可救，承认了选帝侯的强势地位，将他们选举皇帝的权利正式化、合法化。

七大选帝侯包括三位教会代表：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这三位教会代表都是德意志最重要和最富裕的教区的领导人。

还有四位世俗代表：波西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边疆伯爵。

四位世俗代表名义上代表德意志人的四大部族。普法尔茨伯爵取代了弗兰肯公爵，占据了原先弗兰肯公国的大部分领土，所以代表法兰克部族。另外，普法尔茨伯爵与巴伐利亚公爵的头衔一度由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同一个人掌握，但家族在1253年分家，于是普法尔茨伯爵与巴伐利亚公爵成为两个不同的家系。巴伐利亚公爵作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幼支，丧失了选帝侯的地位，这让他们长期耿耿于怀。

图2-5　七大选侯在开会，左起：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伯和波西米亚国王

1268年，末代施瓦本公爵康拉丁（属于施陶芬家族，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孙子）在争夺西西里王位的斗争中兵败被杀，“施瓦本公爵”的头衔被废除。1356年的《金玺诏书》将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提升为选帝侯，他算是接替了原先施瓦本公爵的位置。后来霍亨索伦家族入主勃兰登堡，他们的后人成为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

萨克森公爵一直是非常有地位的强大诸侯。

图2-6　七大选侯的纹章与“日耳曼尼亚”女神（Philipp Veit绘，1834—1836年）

衔级最高的诸侯波西米亚国王也在《金玺诏书》中被确认为选帝侯。

七大选帝侯的构成一直延续到17世纪。总的来讲，历代选帝侯的宗旨是让皇帝保持一种虚弱的状态，避免出现施陶芬皇朝时期那种强大的皇帝。皇帝当然会试图收回原本直属于帝国，但后来被诸侯侵占的土地或特权，而选帝侯则努力阻止皇帝的这些行动。受到如此严密的束缚之后，很多皇帝的目标仅仅是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尽可能多地捞油水（兜售皇室土地和特权等），为自己的家族挣得更多利益。于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变得虚弱无力。选帝侯体制应当说是神圣罗马帝国长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布赖斯概括得很精彩，查理四世“将无政府状态合法化，然后称其为政体”。[46]另外，选帝侯在帝国框架内是威望和权势极大的诸侯，当然受到其他诸侯的嫉妒与敌视。不过一直到近代早期，选帝侯都垄断着选举皇帝的权力。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为了一帆风顺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当然会努力与选帝侯保持友好关系，以免节外生枝。

选帝侯构成的演变

1546—1547年，新教诸侯与查理五世皇帝领导下的天主教诸侯之间爆发“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自1485年以来，萨克森公爵家族（韦廷家族）分为两支，长支“恩斯特系”拥有选帝侯地位，支持新教、反对皇帝；而幼支“阿尔布雷希特系”支持皇帝。恩斯特系被皇帝打败，阿尔布雷希特系站在皇帝那边，是胜利者。皇帝把萨克森选帝侯的地位交给了阿尔布雷希特系。

同样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与天主教斗争的年代，选帝侯和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1596—1632）在1619年接受捷克人奉上的波西米亚王位，与皇帝分庭抗礼。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是他与皇帝之间的对决。然而登基仅仅一年之后，1620年11月8日，捷克人在白山战役中的惨败终结了弗里德里希五世短暂的国王生涯。他因此获得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冬王”。他也被剥夺了选帝侯地位，而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普法尔茨伯爵的亲戚，同属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于1623年获得了选帝侯身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幼支终于复仇了。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诸侯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其中一则条款是原先的普法尔茨一分为二，信新教的下普法尔茨归属“冬王”的儿子卡尔一世·路德维希（Karl Ⅰ. Ludwig，1617—1680），帝国为他设立了一个新的选帝侯地位。上普法尔茨归属巴伐利亚，同时，巴伐利亚公爵保留选帝侯地位。于是选帝侯的数量增加到了八人。

图2-7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现场复原图（Gerard ter Borch绘，1648年）

图2-8　“冬王”的儿子卡尔一世·路德维希（Christoph Le Blon根据Anthonis van Dyck的肖像创作的雕版画）

哈布斯堡家族想给奥地利争取选帝侯地位，但失败了；他们还想让波西米亚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在投票平局的时候拥有一票决定权，也失败了。

普法尔茨伯爵原本是信新教的，但在1685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个信天主教的分支继承了普法尔茨伯爵的位置。选帝侯集团的宗教平衡愈发不利于新教徒，所以新教徒呼吁设立一个新的新教徒选帝侯，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也需要在北德有一个坚强的盟友。一位合适的人选是不伦瑞克-吕讷堡的新教徒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1629—1698，属于韦尔夫家族），他统治的汉诺威是北德的一大强国。为了获得选帝侯地位，他首先要在自己的家族实施长子继承制，为此与自己的妻子⁽⁵⁾和几个儿子发生了长期冲突。同时他努力向皇帝示好，出兵帮助皇帝对抗奥斯曼帝国和法国。比如1689年哈布斯堡家族向法国宣战后，汉诺威出兵18 000人。他的一个儿子是哈布斯堡军中的少将，于1690年与奥斯曼军队作战时阵亡。经过复杂的谈判和贿赂，恩斯特·奥古斯特与皇帝达成协议，皇帝于1692年给了他选帝侯地位。这个新的选侯国的正式名称是“不伦瑞克-吕讷堡”选侯国，但因为汉诺威是其核心领地，于是很快就被大家称为汉诺威选侯国。作为回报，恩斯特·奥古斯特继续出兵协助皇帝作战，并为皇帝提供50万古尔登的现金，还承诺在未来选举皇帝时汉诺威选帝侯永远支持哈布斯堡家族。据统计，为了获得选帝侯地位，恩斯特·奥古斯特总计花费了250万古尔登，相当于汉诺威岁入的五倍。[47]1714年，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儿子、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成为英国国王，即乔治一世，所以此后英国国王在神圣罗马皇帝选举中也有一票。

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奥古斯特为了当波兰国王，皈依天主教。不过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他的领地人民仍然是新教徒。萨克森选帝侯甚至仍然保留了帝国会议里新教徒团体领导人的身份。

1706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与法国的波旁家族争夺西班牙王位，而巴伐利亚公爵和科隆大主教居然支持法国、敌对皇帝，于是被处以帝国禁令（Reichsacht）。所谓帝国禁令，就是剥夺法律地位，遭此种惩罚的人在法律上被认为已经死亡，失去所有权利和财产，任何人可以随意抢劫、伤害或杀死他而不受法律追究。不过，1714年，巴伐利亚公爵和科隆大主教都得到宽恕，恢复了地位。1777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分支绝嗣，来自该家族普法尔茨分支的普法尔茨选帝侯继承了巴伐利亚公国。普法尔茨选帝侯不再享有选帝侯地位，巴伐利亚则继续持有，于是选帝侯数量减为八个。

其中有五位天主教代表：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波西米亚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巴伐利亚公爵。

三位新教代表：萨克森公爵（本人是天主教徒）、勃兰登堡选帝侯（同时是普鲁士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同时是英国国王）。

图2-9　查理七世，来自巴伐利亚（George Desmarées绘，1745年之后）

强大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从1438年开始垄断帝位，皇帝选举变成了走过场，直到1740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期间，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推举巴伐利亚公爵（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为皇帝，即查理七世，他是几百年来唯一不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不过他在位仅三年。这场席卷全欧的大战的结局是，哈布斯堡家族女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洛林公爵弗朗茨一世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再往后，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垄断帝位，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选帝侯的特权

选帝侯是帝国直属的诸侯，优先权高于其他所有诸侯，仅次于国王或皇帝。《金玺诏书》授予他们“不得上诉”特权。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里描写过皇帝授予选帝侯的诸多特权：“我要把许多沃土赏赐给你们忠良，同时还授予特权，让你们及时通过继承、购买和交换把封土进一步扩张……作为法官你们可以作出终审判决，你们最高的地位不容许上诉。此外，捐税、地租、贡赋、采邑金、护送费和通行税，开矿权、制盐权和铸币权统统归你们独享。”[48]为了避免纷争和控制选帝侯的数量，《金玺诏书》还规定选帝侯的领地不可分割，必须执行长子继承制。

每一位选帝侯都有自己的“帝国要职”（Reichserzämter），并在（主要是仪式性的）皇帝宫廷中扮演角色。美因茨大主教是德意志国相（Reichserzkanzler für Deutschland），科隆大主教是意大利国相（Reichserzkanzler für Italien），特里尔大主教是勃艮第国相（Reichserzkanzler für Burgund）。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是神圣罗马帝国下属的三个名义王国。

大献酌官（Erzmundschenk）由波西米亚国王来担任。大司膳（Erztruchseß）则由普法尔茨伯爵或巴伐利亚公爵担任。大司马（Erzmarschall）是萨克森公爵。大司闱（Erzkämmerer）是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大司库（Erzschatzmeister）是普法尔茨伯爵或汉诺威选帝侯。大司旗（Erzbannerträger）是汉诺威选帝侯。

这些“帝国要职”纯粹是荣誉称号而已。不过在某些重大场合，可能真的会请这些显贵来侍奉君主，为皇帝斟酒，等等。比如1184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在美因茨的宫廷节庆期间，就请国王、公爵和边疆伯爵来侍奉皇帝的宴席。《金玺诏书》规定，在新的德意志国王的加冕礼上，要由享有“帝国要职”的人来侍奉。[49]

选帝侯和帝国的其他统治者一样，是帝国会议（Reichstag）的成员。重大的决定，比如设立新的选帝侯和建立新诸侯国等，需要诸侯在帝国会议上商议来裁定。

帝国会议分成三个部分：选帝侯会议、诸侯会议和城市会议。所以好几位选帝侯可以参加前两个会议。有的选帝侯拥有多重身份，享有多个头衔，所以在议会里可能一个人就有好几票。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帝国会议还可以按照宗教信仰来分成几个团体，如美因茨大主教是天主教团体的领导人，萨克森选帝侯是新教团体的领导人，尽管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奥古斯特为了当上波兰国王而皈依天主教。

选帝侯还有自己专门的礼服（Kurfürstenornat）。包括选帝侯大氅（Kurmantel），宽袖，全部用白鼬皮制成（象征国王级别的权威）；白鼬皮的衣领；紫色手套；选帝侯帽（Kurhut），丝绒制成，白鼬皮镶边；还有专门的选帝侯宝剑（Kurschwert）。

皇帝选举的程序

选帝侯选出的是“罗马人国王”，即德意志国王，要经过教宗的加冕，罗马人国王才会获得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如果教宗不认可，就完全可能拒绝为罗马人国王加冕，不过这不影响德意志国王的统治。哈布斯堡家族从查理五世之后，不再寻求教宗的加冕，因为他们足够强大，不再需要这种合法性的加持。

选举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前一任皇帝驾崩之后一个月内，美因茨大主教召集选帝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会。他们必须在受到大主教传唤的三个月内聚集到一起商议。在选出下一任皇帝之前，由两位帝国摄政者（Reichsvikar，相当于临时皇帝）主持朝政。按《金玺诏书》的规定，帝国摄政者是“帝国的管理者，有权做出司法裁决、封授教会领地、征收赋税与收入、封授采邑、以神圣帝国之名义接受宣誓效忠”。萨克森选帝侯是负责北德的帝国摄政者，普法尔茨选帝侯是负责南德的帝国摄政者。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的统治者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不同分支，所以他们为争夺帝国摄政者地位也产生了许多纠纷。

选举地点一般是法兰克福，但科隆、雷根斯堡和奥格斯堡等地也举行过选举。选帝侯可以亲自到场，也可以派代表来。选举程序由美因茨大主教主持。法兰克福有一个专门的选举礼拜堂（Wahlkapelle）供投票。根据《金玺诏书》，每位选帝侯有一票，多数票即可决定下一任国王。如果某位选帝侯不同意多数票，但不想和别人撕破脸皮，同时也是为了让选举结果显得没有异议，就往往选择以各种理由缺席，比如说患病、交通不便、赶不上选举的时间等等。

选帝侯可以自由投票给任何诸侯，包括他们自己。但在选择的过程中，家族利益和政治的考量会起很大作用。

选出国王之后，选帝侯会向他呈送选举契约（Wahlkapitulation），它相当于国王与诸侯之间的合同，国王要保障给选帝侯及其他诸侯的权利和让步。当选者宣誓接受选举契约之后，他就正式成为“罗马人国王”，或称“德意志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之后

拿破仑对德意志各邦的侵略和操纵，使得选帝侯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1801年的《吕内维尔条约》将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于是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领地没了，他们的选帝侯地位被废除。只剩下一个教会选帝侯，即美因茨大主教卡尔·特奥多尔·安东·马利亚·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Anton Maria von Dalberg，1744—1817）。达尔贝格成为拿破仑的长期盟友。因为美因茨被法军占领，达尔贝格的选帝侯地位被转移到雷根斯堡。

1803年，设立了四个新的选帝侯：符腾堡公爵、巴登边疆伯爵、黑森-卡塞尔方伯和萨尔茨堡大主教。于是选帝侯总数上升到十人。并且，过去总是天主教选帝侯多于新教选帝侯，现在是旗鼓相当。

1805年，奥地利吞并了萨尔茨堡，用维尔茨堡来补偿原主人，于是萨尔茨堡的选帝侯地位转移到维尔茨堡。不过这几个新的选帝侯都没有机会投票，因为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8月被废除了，再也不会选举新皇帝。

虽然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但选帝侯们继续统治自己的地盘，有好几位在拿破仑庇护下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选帝侯都成为国王。巴登选帝侯、维尔茨堡选帝侯和雷根斯堡选帝侯成为大公。不过黑森-卡塞尔方伯仍然保留了选帝侯的称号，尽管它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的领地很快被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法伦王国吞并，该王国的君主是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英国国王则继续保有“汉诺威选帝侯”的头衔。

拿破仑倒台之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承认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选帝侯为国王，以及上述几个新的大公的地位。维也纳会议将汉诺威提升为一个王国，由英王任汉诺威国王。

黑森-卡塞尔选帝侯想自立为卡蒂⁽⁶⁾国王，在维也纳会议上到处游说，甚至重金贿赂，但失败了，不过列强表示愿意承认他为大公。黑森-卡塞尔选帝侯相信“选帝侯”的称号比大公更高贵，于是坚持自称选帝侯。一直到1866年他的国家被普鲁士吞并，他都是德意志的唯一选帝侯。

五　公爵

“亲爱的侯爵！”

1890年3月20日，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刚刚辞职的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

……我按照您的意愿，准许您辞去帝国首相、我的内阁首相与外交事务大臣之职务。我相信，您今后对我、对祖国将不会不提供您的建议、您的精力、您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我认为在我登基之时有您作为我的首席顾问，是我平生最为幸运之境遇。您为普鲁士、为德意志所做的事情，将在我与德意志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感激的、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授予您以劳恩堡公爵的尊称，作为这种感激的标志。我还将我的等身肖像寄赠予您。愿上帝保佑您，我亲爱的侯爵，并赐您长寿，愿您安享宁静的、因意识到曾忠诚尽职而充满光辉的晚年。[50]

俾斯麦回信道：

敬谢陛下于我辞职时所说的美好语言。陛下授予的肖像使我尤感荣幸，我与我的亲人将永远视此为陛下允许我为您效劳时代的光荣纪念。同时陛下还恩赐我以劳恩堡公爵的尊称，我不揣冒昧向枢密顾问卢卡努斯口头陈述了我难以使用这一称号的原因，因此我请求不要公布这一新的恩典。满足我的请求已不可能，因为在我表示异议时，此事之正式通知已在《国家公报》发表。但仍冒昧恭请陛下恩准我今后继续使用原有名字和称号……[51]

俾斯麦的晋升或受辱

此时的俾斯麦与登基仅两年的威廉二世早已水火不容。两人在政策、理念和脾气上差异甚大，分歧很多。俾斯麦对年轻气盛的皇帝的辛辣评价是：“他对自己没有任何疑问。他相信自己什么都办得到，他希望把所有功劳都包揽到自己身上。”[52]而威廉二世则相信俾斯麦虽然是“高尚的伟人，却已经权欲熏心，走火入魔”。[53]

图2-10　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英国人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在《潘趣》杂志发表的漫画，题为“领航员离去”，1890年

不过本节要谈的不是俾斯麦倒台的是是非非，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威廉二世要册封卸任的老首相为劳恩堡公爵（Herzog zu Lauenburg），而俾斯麦毫不客气地拒绝，甚至挖苦说，如果他需要微服私访的话，才用这个名头。[54]

俾斯麦和“劳恩堡公爵”这个头衔颇有渊源。萨克森-劳恩堡公国（Herzogtum Sachsen-Lauenburg）在北德，毗邻荷尔斯泰因公国，历史上素来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丹麦王室（奥尔登堡家族的一支，本是源自德意志的贵族世家）获得了劳恩堡公国，由丹麦国王担任公爵。经过1864年的普丹战争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普鲁士吞并了原属于丹麦国王的三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俾斯麦凭借在普丹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于1865年被普鲁士国王提升为伯爵。[55]在此之前，出身普鲁士容克阶层的俾斯麦只是无头衔贵族，名字里只有一个“冯”字标示他的贵族身份。而到了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功勋卓著的俾斯麦被提升为侯爵。[56]

此时的俾斯麦已经是位高权重、叱咤风云的国际顶级政治家，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德意志上流社会，他的贵族头衔并不十分高贵，受到许多邦君／陪臣（Standesherr，或曰高级贵族）的轻慢。雄心勃勃的俾斯麦渴望提升自己的地位，渴望与趾高气扬的邦君／陪臣平起平坐。于是他向威廉一世皇帝建议，为了奖赏他对霍亨索伦家族和德意志帝国的贡献，请皇帝册封他为劳恩堡公爵，当然是在普鲁士的宗主权之下；等俾斯麦成为劳恩堡公爵之后就把公国主权再交还给普鲁士王国，于是俾斯麦就获得了类似于陪臣的地位，也就跃升为高级贵族。

然而威廉一世认为已经给了俾斯麦足够的奖赏和认可，就以建立新的公国需要帝国框架内其他邦君的共同批准为由拒绝了。俾斯麦或许对威廉二世也提过类似的要求，然而始终未能如愿。等到俾斯麦被赶下台之后，皇帝才赐给他一个空头的“劳恩堡公爵”头衔，俾斯麦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格外残酷的羞辱。[57]

我们暂且把俾斯麦提升自己为公爵的希望破灭以及受辱的故事放到一边，来讨论一下德意志历史上的“公爵”头衔。

德语里的“公爵”（Herzog）的词形和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不太一样。英语的“duke”、法语的“duc”、西班牙语的“duque”、意大利语的“duca”都源自拉丁语“dux”，本意为“领袖”，指罗马帝国时期的军政高官。从词源看，德语的“Herzog”最初是古日耳曼部落的领袖，尤其是军事领袖[58]，由日耳曼原始民主制度下的部族成员选举产生。被选中当“Herzog”的人往往是经验丰富、威望很高的酋长，拥有很多追随者，豢养大批武士。

传说中，在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末期抵抗罗马帝国扩张的日耳曼人切鲁西部族酋长阿米尼乌斯（Arminius，德语称赫尔曼，Hermann）就是一位“Herzog”。到了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时期，公爵（Herzog）是为国王效力的封疆大吏，一般也是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权势非常大。这一时期的公国主要有阿勒曼尼⁽⁷⁾、巴伐利亚、勃艮第、弗兰肯、阿基坦和布列塔尼等。这几个超级大的公国被称为“部族公国”（Stammesherzogtum），代表日耳曼人的不同部族。部族公国一度被强大的加洛林王朝废除。但随着加洛林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部族公国又重新建立起来，往往形成近似王国的强大割据势力。

五大公国及其演变

10世纪初，东法兰克王国有五个超大的部族公国：弗兰肯、施瓦本（以前的阿勒曼尼）⁽⁸⁾、萨克森⁽⁹⁾、巴伐利亚和洛林。这五位公爵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国王需要和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与共识。

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原先超大的部族公国逐渐分裂，公爵越来越多，这个头衔的含金量也下降了很多。德意志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公国数量很多，历史错综复杂，很难在有限篇幅内做清晰而全面的介绍，所以本节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局限于两个目标：（一）简要梳理五个部族公国的分裂和演化；（二）简述联邦制的第二帝国（1871—1918）框架内存在的公国及其渊源，顺带介绍一些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消失的比较重要的公国，以及仅作为荣誉头衔而无相应公国的公爵。这两个目标也有一些重叠。

弗兰肯公国早在939年就因为反叛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奥托大帝）而被废除，分裂成许多小邦。1168年，维尔茨堡主教从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那里获得了“弗兰肯公爵”的荣誉头衔，一直沿用到19世纪初。

洛林公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的孙辈缔结《凡尔登条约》三分天下，将加洛林帝国分为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演化为德意志王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体部分）、西法兰克王国（后演化为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等地区）。中法兰克王国后来分裂成好几块，其中一部分被东法兰克国王“捕鸟者”亨利（Heinrich der Vogler，876—936，奥托大帝的父亲）于925年征服之后演化为洛林公国。此后洛林公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59]

959年，洛林公国分裂成上洛林（南）和下洛林（北）。后来只有上洛林（有一小部分分裂出去）被称为“洛林公国”，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766年，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与奥地利的女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结婚，将洛林公国交给法国，换取托斯卡纳大公国。下洛林则在12和13世纪初分裂成卢森堡、布拉邦特和林堡等邦国（属于今天的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一度归属勃艮第公国，后被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通过婚姻关系继承。

巴伐利亚公国出现得较早，据说6和7世纪就由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设立了巴伐利亚公国。976年，因为巴伐利亚公爵海因里希二世（绰号为“争吵者”，der Zänker）犯上作乱，他的堂兄、皇帝奥托二世将巴伐利亚公国分裂成巴伐利亚和克恩滕（Kärnten）两个公国，从而削弱巴伐利亚公爵的势力。此后克恩滕在多个家族之间转手，1335年被皇帝“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封给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克恩滕与奥地利联合，至今仍是奥地利共和国的一部分。

韦尔夫家族于1070年从亨利四世皇帝手中获得巴伐利亚公国⁽¹⁰⁾。由于韦尔夫家族和施陶芬家族的斗争，1156年，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奥地利边疆区分裂出去，成为奥地利公国。⁽¹¹⁾1180年，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又从巴伐利亚分裂出去，成为公国，1282年被哈布斯堡家族获得⁽¹²⁾。同样在1180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取代韦尔夫家族，成为新的巴伐利亚公爵（当然，此时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比过去缩水不少），后来成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巴伐利亚国王，直到1918年。安戴克斯（Andechs）伯爵除了在巴伐利亚公国内领有土地外，还获得了克罗地亚和伊斯的利亚的部分领地，一度享有“梅拉尼亚（Meranien）公爵”的称号。但梅拉尼亚家族绝嗣后，他们在巴伐利亚的土地都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吞并。

947年的一份文书里出现了“施瓦本公爵”的说法。[60]施瓦本公国在中世纪早期先后被多个家族统治，直到1079年，亨利四世皇帝（就是“卡诺莎之行”那位）把自己的女儿艾格尼丝（Agnes）嫁给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并册封他为施瓦本公爵，这个公国才有了相对稳定的传承。[61]施陶芬家族以施瓦本公国为力量基础，建立了强盛一时也纷扰不断的施陶芬皇朝。1268年，施陶芬家族绝嗣之后,“施瓦本公爵”这个头衔就消亡了。原先的部族公国施瓦本也分裂成诸多小国。

策林根（Zähringer）家族是施陶芬家族的远亲，也是中世纪盛期在南德除了施陶芬和韦尔夫之外第三股强大的家族势力。他们营造了弗赖堡、伯尔尼等城市，曾与韦尔夫家族结盟⁽¹³⁾、与施陶芬家族对抗。策林根家族一度占据了施瓦本公国的部分土地和瑞士的一些地区，并与施陶芬家族争夺“施瓦本公爵”的头衔。1098年，策林根家族与施陶芬家族达成协议，施瓦本公国归属施陶芬家族，策林根家族被允许继续使用“公爵”头衔，尽管他们并没有正式建立自己的公国。这一支没有公国的公爵被称为“策林根公爵”，得名自他们拥有的策林根城堡。策林根家族主系于1218年绝嗣，其领地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继承”。但策林根家族的一脉分支先是成为巴登边疆伯爵，于1806年又升格为巴登大公，并采用“策林根公爵”的头衔，甚至在1918年后巴登家族仍然自称“策林根公爵”。[62]而哈布斯堡家族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先自称是策林根家族的后代，后来又来了个180度转弯，说自己是策林根家族的祖先。[63]

萨克森公国在中世纪德意志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东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出身法兰克部族的国王康拉德一世于918年底薨殁，临终前选定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为继承人。亨利成为东法兰克王国第一位非法兰克人的国王，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奥托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皇朝就这样由萨克森人建立。1126年，韦尔夫家族（此时已经是巴伐利亚公爵）从洛塔尔三世皇帝那里获得萨克森公国⁽¹⁴⁾。韦尔夫家族的著名成员“狮子”亨利（Heinrich der Löwe，1129？—1195）一度是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这两个超大公国的统治者，因为屡次挑战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施陶芬家族），于1180年被剥夺了这两个公爵头衔。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获得了巴伐利亚公国，一直统治到1918年。而萨克森公国被一分为三。萨克森的西部改称威斯特法伦公国，被封给科隆大主教；东部被封给阿斯坎尼（Askanier）家族；中间部分，即不伦瑞克和吕讷堡周边，被留给韦尔夫家族。[64]阿斯坎尼家族获得新的“萨克森公爵”头衔，后成为选帝侯，以维滕贝格为首府。但该家族于1422年绝嗣，随后西吉斯蒙德皇帝将萨克森选帝侯和公爵的头衔封给了韦廷家族（原为迈森边疆伯爵），以奖励其在镇压波西米亚胡斯异端的战争中的贡献。

“萨克森”这个名字原本和今天德国的西北部（下萨克森州一带）有关系，而与东部的迈森和德累斯顿没什么关系，因为韦廷家族获得“萨克森公爵”头衔，于是德意志的这片东部地区也获得了“萨克森”的名字。1485年，韦廷家分成长幼两系，都继续使用“萨克森公爵”的头衔。其中恩斯特系拥有萨克森选帝侯地位和在图林根的领土，阿尔布雷希特系占据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地区。恩斯特系就是支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那一派。而阿尔布雷希特系支持皇帝。新教诸侯与查理五世皇帝领导下的天主教诸侯发生了武装冲突，即1546—1547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恩斯特系被皇帝打败，阿尔布雷希特系取而代之，他们以德累斯顿为首府，后来成为波兰国王和萨克森国王，一直到1918年。与此同时，恩斯特系分裂成许多小国，比如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歌德的著名赞助者和好友就是出自这一支；还有萨克森-科堡-哥达，这一支后来与英国王室联姻，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统治着英国。韦廷家族的这些支系都用“萨克森公爵”的头衔，但为了区分，会带有连字符和具体的分支名称。除了上面的两个例子，历史上还有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尔德（Sachsen-Coburg-Saalfeld）公爵、萨克森-迈宁根（Sachsen-Meiningen）公爵和萨克森-阿尔滕堡（Sachsen-Altenburg）公爵等。

我们回过头去说韦尔夫家族。他们在1180年丧失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这两个公国之后，领地急剧缩水。1235年，韦尔夫家族与施陶芬家族终于和解，“狮子”亨利的孙子“孩童奥托”从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那里获得“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的头衔。1267年，奥托的两个儿子分家，不伦瑞克和吕讷堡成为两个诸侯国，此后韦尔夫家族开枝散叶，分分合合，历史非常复杂，但绝大多数分支都继续采用“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的头衔。[65]其中以汉诺威为核心的吕讷堡-卡伦贝格（Calenberg）分支于1692年获得选帝侯地位，后来这个邦国被称为“汉诺威选侯国”，演化为后来的汉诺威王国。今天的英国王室即出自这一支的血脉。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韦尔夫家族的诸邦已经演化为两个邦国：汉诺威王国和不伦瑞克公国。1866年汉诺威王国被普鲁士吞并，王族流亡奥地利；而比较亲普鲁士的不伦瑞克公国在1871年加入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不伦瑞克公爵威廉没有子嗣，于是希望让自己的亲戚、汉诺威王族的王子继承自己的公爵位置，但因为汉诺威王族拒绝接受普鲁士的统治，所以几方争执不下。1884年威廉去世，汉诺威王族的恩斯特·奥古斯特太子（1845—1923）自立为不伦瑞克公爵，但因为他不放弃对汉诺威王位的主张，所以不被普鲁士承认。直到1913年，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儿子（也叫“恩斯特·奥古斯特”，1887—1953）娶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丝，霍亨索伦和韦尔夫两家才算和解，这个小恩斯特·奥古斯特向第二帝国效忠，放弃对汉诺威的主张权，于是成为不伦瑞克公爵。这场婚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各国王室的最后一次盛会，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及王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都参加了婚礼。恩斯特·奥古斯特也是1918年革命前的最后一任不伦瑞克公爵，他是德意志邦君当中第一个退位的。[66]

图2-11　恩斯特·奥古斯特和妻子维多利亚·路易丝，她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独生女（T. H. Voigt摄，1913年）

公国的分合与层出不穷的公爵

以上是从五个部族公国演化出来的诸多公国。下面则介绍与五个部族公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公国。

我们从北德说起。1131—1918年，奥博德里特家族（Obodriten，或称梅克伦堡家族）几乎不间断地统治北德的梅克伦堡地区。奥博德里特家族原为异教徒斯拉夫人，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当中，斯拉夫血统出身的诸侯并不多见。其中一支的领主普利比斯拉夫（Pribislaw，？—1178）臣服于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并皈依基督教，成为该地区百年来第一位基督徒诸侯。在“狮子”亨利的庇护下，普利比斯拉夫成为梅克伦堡领主。他的后代于1348年从查理四世皇帝那里获得“梅克伦堡公爵”的头衔。

和其他很多邦国一样，梅克伦堡公国也是分分合合。三十年战争时期，已经皈依新教的梅克伦堡一度被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指挥下的天主教军队占领，华伦斯坦于1629年被斐迪南二世皇帝封为梅克伦堡公爵[67]，不过他在几年后被皇帝授意杀死。原先奥博德里特家族的梅克伦堡公爵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帮助下复位，后与皇帝和解。经过多年内战，梅克伦堡的几个分支于1701年达成协议，确立长子继承制，并将公国分为两支：施特雷利茨和什未林。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两个梅克伦堡公国都被提升为大公国。两国的统治者被称为“大公”，但家族的其他没有统治权的男性成员继续被称为“梅克伦堡公爵”。普奥战争中，两个梅克伦堡大公国都是普鲁士的盟友，并且两位大公都是普鲁士国王和德皇威廉一世的近亲，所以两个大公国都顺利以邦国的身份进入联邦制的第二帝国。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末代大公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六世于1918年2月自杀且无嗣，他的亲戚、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弗里德里希·弗朗茨四世担任施特雷利茨的临时统治者，一直到几个月后帝制灭亡。

12世纪，奥尔登堡伯爵是北德的一方诸侯。1448年，奥尔登堡伯爵克里斯蒂安被选为丹麦国王（1457年又当选为瑞典国王和挪威国王），于是把奥尔登堡转交给弟弟。奥尔登堡家族的丹麦分支一直统治到今天，还曾是石勒苏益格公爵、荷尔斯泰因公爵等，甚至登上沙皇⁽¹⁵⁾和希腊国王⁽¹⁶⁾的宝座。另外，奥尔登堡家族的成员还曾是瑞典国王，并且至今仍然是挪威国王。

图2-12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六世（拍摄者不详）

1773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家族（奥尔登堡家族的一支）的族长（后来的保罗沙皇）通过领土交换获得了奥尔登堡伯国，几天后将其赠给自己的亲戚吕贝克主教。这位主教则在1774年被约瑟夫二世皇帝提升为奥尔登堡公爵。1811年，拿破仑吞并了奥尔登堡公国。1815年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尔登堡被提升为大公国。在普奥战争中，奥尔登堡是普鲁士的盟友，后加入第二帝国，一直到1918年。

本节开头提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这三个公国在1864年从丹麦转手到普鲁士。不过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石勒苏益格则一直是丹麦领地，从未属于神圣罗马皇帝，丹麦人和德意志人在那里杂居。14世纪，德意志贵族绍恩堡（Schauenburg）家族获得丹麦国王的封授，成为石勒苏益格公爵，但此后长期试图脱离丹麦国王的主权，并企图将石勒苏益格与绍恩堡家族统治的荷尔斯泰因伯国合并。1459年绍恩堡家族绝嗣，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国的权贵希望继续由同一个君主统治两国，于是选举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就是上文讲到的那位）为石勒苏益格公爵和荷尔斯泰因伯爵。但丹麦国王不愿意当一个区区伯爵，于是在1474年把荷尔斯泰因也升格为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个邦国“永不分割”的传统最终导致19世纪60年代这两个公国脱离丹麦，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一部分。今天的石勒苏益格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属于丹麦，南部属于德国。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则完全属于德国。

符腾堡家族得名自他们的祖先在11世纪建造的城堡符腾堡。12世纪，他们成为伯爵。1495年，符腾堡伯爵被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提升为公爵。在宗教改革时代，符腾堡公爵是重要的新教诸侯。符腾堡公爵于1803年成为选帝侯，1806年成为国王。

三十年战争时期，为皇帝效劳的波西米亚名将华伦斯坦于1622年获得“弗里德兰（Friedland）伯爵”头衔。弗里德兰在今天的捷克北部。他在波西米亚拥有广袤的土地，1624年被斐迪南二世皇帝提升为侯爵，1625年被提升为弗里德兰公爵。[68]因为皇帝高度依赖华伦斯坦，他获得了很多特权。弗里德兰公国实际上独立于波西米亚王国的其余部分，华伦斯坦有权铸币，有权封授贵族身份与城镇特权。但最终皇帝忌惮华伦斯坦的强大势力，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授意一些军官将他刺杀。华伦斯坦死后，“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废止。

1628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二世皇帝（同时是波西米亚国王）册封自己的亲信、宫廷大总管和枢密院院长汉斯·乌尔里希·冯·埃根贝格（Hans Ulrich von Eggenberg，1568—1634）为克鲁毛公爵（Herzog von Krumau），其领地在波西米亚（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埃根贝格家族最初为市民出身，靠做葡萄酒生意发财，给皇帝提供资金。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们支持哈布斯堡家族，于是平步青云，成为男爵、伯爵、侯爵，甚至公爵。18世纪初埃根贝格家族绝嗣后，这个公爵头衔传给了他们的姻亲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家族。[69]

在拿破仑主宰德意志的时代，一大批亲近他的德意志诸侯获得提升。有些诸侯被提升为选帝侯和国王，有的诸侯则被提升为公爵。

1212年，阿斯坎尼家族的一个分支安哈尔特（Anhalt）家族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邦国[70]，但此后分裂成多个小国。安哈尔特家族最主要的几个分支是安哈尔特-伯恩堡（Anhalt-Bernburg）、安哈尔特-德绍（Anhalt-Dessau）、安哈尔特-科腾（Anhalt-Köthen）和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Anhalt-Zerbst）。安哈尔特家族在宗教改革时期是新教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哈尔特-科腾侯爵沃尔夫冈（Wolfgang, Fürst von Anhalt-Köthen，1492—1566）是1529年施派尔帝国会议上发出“抗议”的新教诸侯之一。[71]安哈尔特-伯恩堡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 von Anhalt-Bernburg，1568—1630）是“冬王”的重要谋臣，也是三十年战争初期新教联盟的主要将领之一。不过，安哈尔特家族不久之后脱离了新教路德宗，转投加尔文宗，所以和同属于加尔文宗的普法尔茨选侯国、奥兰治家族以及后来皈依加尔文宗的普鲁士统治者走得很近。[72]三十年战争之后，几个安哈尔特小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完全依赖于强大的邻国普鲁士。许多安哈尔特诸侯为普鲁士君主效力，在普鲁士的军队和政府中获得很高的位置。最有名的例子应当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的名将安哈尔特-德绍侯爵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 Fürst von Anhalt-Dessau，1676—1747）。这位绰号“德绍老头”的侯爵是普鲁士德高望重的军事家，最终成为陆军元帅。他的好几个儿子也都成为普鲁士陆军元帅。值得一提的是，古典音乐大师巴赫是安哈尔特-科腾宫廷的乐队指挥。而整个安哈尔特家族最有名的成员大概要算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小姐索菲，即后来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

1806年，安哈尔特-伯恩堡侯爵从最后一位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那里获得了“公爵”头衔。1807年，安哈尔特-德绍和安哈尔特-科腾两个分支则从拿破仑那里获得公爵地位，并加入莱茵邦联。[73]科腾分支于1847年绝嗣[74]，伯恩堡分支于1863年绝嗣，于是三个公国统一起来，成为新的安哈尔特公国，以德绍为首都，[75]1871年加入第二帝国。

德意志西部科隆附近的阿伦贝格（Arenberg）领地于1509年被提升为伯爵领地，1576年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提升为侯爵领地，由阿伦贝格-利尼（Arenberg-Ligne）家族统治。1644年，阿伦贝格被斐迪南三世皇帝提升为公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阿伦贝格公爵的领地因为在莱茵河左岸，于1794年被法国革命军占领。1803年，神圣罗马帝国通过立法，用原属于明斯特修道院和科隆大主教的部分土地补偿阿伦贝格公爵，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国，称为“阿伦贝格-迈本（Arenberg-Meppen）公国”，拥有660平方公里和76000居民。1806年，阿伦贝格-迈本公国加入了拿破仑操控的莱茵邦联。普罗斯珀·路德维希（Prosper Ludwig，1785—1861）公爵觉得自己受到普鲁士的威胁更大，于是站在拿破仑那边，亲自带兵为拿破仑效犬马之劳，甚至跑到西班牙参加半岛战争，还被英军俘虏过。另外他还娶了拿破仑之妻约瑟芬皇后的一个亲戚。但在1810年，拿破仑还是翻脸不认人，吞并了这个公国。拿破仑为了补偿普罗斯珀·路德维希，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年金和一个法国的公爵头衔。战争结束后，阿伦贝格-迈本的一部分被汉诺威王国吞并，一部分并入普鲁士，阿伦贝格-迈本公爵成为没有主权的陪臣，但借助庞大的地产和商业头脑，仍然富甲一方。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阿伦贝格-迈本在汉诺威王国境内的部分土地随着汉诺威一起被普鲁士吞并。

拿骚家族可以上溯到11世纪，在历史上不断分家，支系极多。该家族最有名的成员应当要数：拿骚伯爵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1250？—1298）曾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但没有被加冕为皇帝；拿骚-迪伦堡的威廉（Wilhelm von Nassau-Dillenburg，1533—1584），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是尼德兰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民族英雄。“沉默者”威廉的后代成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世袭执政，后来在1815年成为荷兰国王，统治荷兰至今。“沉默者”威廉的后代威廉三世于1689年成为英国国王。

1736年，拿骚家族的三个分支达成协议，联合起来，避免再度分裂。此时，他们在荷兰共和国、比利时和德意志都有领地。法国大革命战争打响之后，拿骚家族在荷兰共和国、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德意志的土地都被法国占领。天主教会的一些领地被世俗化，拿来补偿这些丧失土地的诸侯。作为补偿，拿骚家族还得到了莱茵河右岸的一些土地。1806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拿骚家族将其领地（源自之前的20多个独立邦国）组织成了拿骚公国，以威斯巴登为首都，并加入拿破仑主宰的莱茵邦联。1814年，拿骚公国颁布德意志各邦的第一部宪法，主张财产自由、宗教宽容和新闻自由。拿骚军队曾一度为拿破仑效力，甚至到西班牙作战。拿破仑倒台之后，拿骚公爵的亲戚成为荷兰国王，拿骚公国也得以存续。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拿骚公国站在奥地利一边，甚至对普军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最终无力回天，被普鲁士吞并，与同样被吞并的法兰克福和黑森选侯国一起，构成普鲁士的黑森-拿骚省。

公爵虚衔

君主还可以册封有名无实的名义公爵，这样的公爵可以获得一些地产和收入，但并不真正拥有相应的公国。

1817年，巴伐利亚国王马克斯一世·约瑟夫提升他的女婿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1781—1824，他是拿破仑的继子，约瑟芬皇后的儿子）为洛伊希滕贝格公爵（Herzog von Leuchtenberg）。[76]欧仁的次子马克西米利安·德·博阿尔内（第三代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娶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女，于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成为俄国皇室的一部分。

拿破仑与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1791—1847）的儿子拿破仑二世（1811—1832，实际上没有统治过法国）在父亲退位后与母亲一起回到奥地利生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818年，他从外祖父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那里获得“赖希施塔特公爵”（Herzog von Reichstadt）头衔。他12岁进入奥地利陆军，但受到种种约束，郁郁不得志，最后患肺结核死去，被安葬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墓穴。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2月，已经打败法国的希特勒为了向法国人做一个友好姿态，把拿破仑二世的灵柩送回巴黎，让他在荣军院长眠。不过法国人似乎并不领情，在巴黎各地写了标语：“他们把木炭夺走了，却只还给了我们灰烬！”[77]

1840年，维克多·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世子（Victor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8—1893，帝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兄长）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提升为拉提博尔公爵（Herzog von Ratibor）。拉提博尔公国是从西里西亚公国分裂出来的领地之一。他的儿子、第二代拉提博尔公爵维克多二世于1923年去世。

1861年，陆军将领、政治家和工业家胡戈·祖·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Fürst Hugo zu Hohenlohe-Oehringen，1816—1897）被普鲁士国王提升为乌耶斯特公爵（Herzog von Ujest）。乌耶斯特也曾是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在今天波兰的南部。[78]胡戈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克拉夫特·霍亨洛厄-厄林根是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贵族企业家和富豪之一。⁽¹⁷⁾

1900年，普鲁士政治家、第三代哈茨菲尔特-特拉痕贝格侯爵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安东（Hermann Friedrich Anton, 3. Fürst von Hatzfeldt zu Trachenberg，1848—1933）被德皇威廉二世提升为特拉痕贝格公爵（Herzog zu Trachenberg）。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的部分公爵家族里，所有父系血统的男性成员都拥有“公爵”的虚衔，但往往不用“von”，而用“zu”或者“in”，比如“在萨克森的公爵”（Herzog zu Sachsen）和“在巴伐利亚的公爵”（Herzog in Bayern）。

六　侯爵与公子：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德意志贵族衔级当中最麻烦、也造成最多误会的两个概念要数“Prinz”和“Fürst”。在关于德意志历史的英文著作中，这两个德语词经常被统一翻译成“Prince”。英文的含糊翻译或许是对“Prinz”和“Fürst”的理解容易出现偏差的原因之一，因为全世界很多读者是通过英文资料来了解德意志历史的。而中文资料则经常将这两个词都翻译成“亲王”“王子”等。比如文豪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著名戏剧“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的袁志英译本题为《洪堡亲王》[79]。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中文世界对这个题目还有“洪堡王子”的说法。那么这里的“Prinz”究竟是亲王还是王子？

当然，在翻译欧洲贵族头衔时，中文译者遇到的许多麻烦，是因为要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用“公侯伯子男”的中国体系去生搬硬套欧洲体系，这也是不得已为之。不过在这里，为了搞清楚“Prinz”的准确含义，我们不妨抬一下杠。克莱斯特剧中的人物弗里德里希是黑森-洪堡统治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的头衔是“Landgraf”（方伯）。关于这个头衔可以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形形色色的伯爵”，这里只需要说，方伯高于一般伯爵，地位可能与公爵平起平坐，但肯定低于国王。所以我们很难说方伯的儿子是“王子”，也很难说他是“亲王”。

“Prinz”：统治者的儿子

追根溯源，德语的“Prinz”和英语的“prince”虽然同源（拉丁文“princeps”，就是“元首”，即罗马帝国早期皇帝的正式称号），但在含义上有重大差别：“Prinz”不一定是国王的儿子，只要是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的诸侯、邦国统治者或曰高级贵族，他的儿子都可以叫“Prinz”。也就是说，侯爵（Fürst）、公爵（Herzog）、国王（König）、皇帝（Kaiser）、边疆伯爵（Markgraf），以及上述的方伯的儿子都享有“Prinz”的头衔。在英法意西等国家，一般不会把公爵、侯爵的儿子称为“prince”，只有国王和皇帝的儿子才会是“prince”。

“Prinz”的阴性形式“Prinzessin”同理。如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原名“Prinzessin Sophie von Anhalt-Zerbst”。她的父亲是德意志的一个“Fürst”（侯爵），所以她享有“Prinzessin”头衔。尽管英文资料里把“Prinzessin”翻译成“princess”，她的头衔还是译为“侯爵小姐”而非“公主”才较为妥当。所以她的全名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小姐索菲”。

简而言之，在指代贵族的儿子这个意义上，德语“Prinz”的指代范围比英语“prince”要广。

但是英语“prince”的含义比德语“Prinz”丰富得多，也混乱得多。“Prince”可以指君主或一个政治实体的统治者，比如列支敦士登在英文中被称为一个“principality”，其统治者是“prince”。但德语“Prinz”永远只是某个统治者的儿子，自己并不是统治者。另外“Prinz”的儿子一般也被称为“Prinz”。

如何翻译“Prinz”这个词？中文世界里常常把“Prinz”译为王子或亲王，都不准确。“Prinz”的概念比王子丰富。“Prinz”的地位则往往比中国人想象中的亲王（中国古代皇室贵族中地位仅次于皇帝的高级爵位，比如皇帝的兄弟）要低得多。我觉得只能请译者辛苦一点，多查资料，确认涉及的“Prinz”的父亲的地位。如果是国王或皇帝的儿子，那很简单，“Prinz”就是王子或皇子。如果是公爵、侯爵或方伯的儿子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子”，即诸侯的儿子，似乎不错。那么，我们似乎应当称克莱斯特戏剧中的弗里德里希为“洪堡公子”。

与“Prinz”相联系的，还有两个概念，“Kronprinz”和“Erbprinz”。前者很简单，就是国王或皇帝的继承人，译为王储或皇储即可。“Erbprinz”则是公爵、侯爵等诸侯的继承人，如何翻译？参考中国的情况，汉代诸侯王的正式继承人亦称“太子”。汉以后，亲王的正式继承人改称“世子”，与德文的“Erbprinz”颇为贴切。所以“Erbprinz”不妨译为“世子”，尽管中国味儿也太浓了些。

多重意义的“Fürst”

另一个在英文中被译为“prince”的德语词是“Fürst”。这个词更为复杂，也很容易造成混乱。

“Fürst”的词源是古高地德语的“furisto”，意为“第一人”“最首要的”“领导者”等等。英语“first”（第一）与这个词同源。[80]“Fürst”可以泛指任何统治者或君主⁽¹⁸⁾，包括欧洲文化之外的统治者，比如印第安人酋长等，这不是本书考量的范围。在德意志语境中，“Fürst”主要有两个意思。

图2-13　历史上的洪堡公子（Pieter Nason绘，1660—1690年）

一、作为一个具体的贵族等级和头衔，在神圣罗马帝国，“Fürst”高于伯爵（Graf）和无统治权的“Prinz”，但低于公爵（Herzog）。可以把这个意义上的“Fürst”译为侯爵，尽管它与英法意西等国家的侯爵（Marquess）不是一个词源。“Fürst”在德意志是出现较晚的一种头衔。1495年之后，一般的伯爵如果得到提升，不会成为边疆伯爵、方伯，而是被提升为“Fürst”。这些新晋的“Fürst”和过去的拥有选帝侯、公爵、边疆伯爵、方伯身份的老诸侯相比，一般来讲地位和势力都较低。作为新贵的“Fürst”和老诸侯之间有一种虽然微妙但是重要的区别。[81]“Fürst”也不一定与具体的领土挂钩，可以是无领土的荣誉头衔。

“Fürst”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父亲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 Fürst von Anhalt-Zerbst）。他长期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最终被弗里德里希大王封为陆军元帅，但他一辈子都是个地位并不显赫、手头颇为拮据的中等贵族。

二、“Fürst”可以泛指神圣罗马帝国及后来德意志的高级贵族、邦君、诸侯、统治者。神圣罗马皇帝、国王、选帝侯、大公、公爵、边疆伯爵、方伯、行宫伯爵、侯爵，均可算“Fürst”。但普通伯爵及更低的贵族一般不算“Fürst”。在德意志语境中，“Fürst”的重要内涵是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拥有主权，算得上一个邦国的君主。所以英文资料里常把这层意思的“Fürst”译为“Prince”，这里的“Prince”应当理解为“君主”或“诸侯”（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其实算得上独立君主），而不是王子或亲王。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后，大批诸侯丧失直属于帝国的地位和主权，被“陪臣化”，成为别的统治者的臣属，此后一般只有仍然拥有主权的诸侯才算“Fürst”。这个意义上的“Fürst”可译为“邦君”“诸侯”“统治者”“君主”等。所以出现一个悖论：丧失主权的侯爵（Fürst）不能算是邦君（Fürst），而只是陪臣（Standesherr）。

值得注意的是，神圣罗马帝国语境中两种意义的“Fürst”和“Prinz”一样，在拉丁文中的表述都是“princeps”。所以英文、法文等语言都将“Fürst”和“Prinz”译为“prince”。

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英国王储的头衔“Prince of Wales”应当如何翻译成德语？“Prinz von Wales”和“Fürst von Wales”两种说法都有。但应当是用“Fürst”比“Prinz”好，因为他（名义上）是威尔士的统治者，而不是威尔士统治者的儿子。当然德译者往往根本不翻译，直接照搬英语“Prince of Wales”。再举一个例子，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的诸邦国，名义上是君主，实际上是英国掌控的傀儡。这些邦国在英文中被称为“Princely States”，如果翻译成德语的话用“Fürstenstaaten”较好，因为“Fürsten”能表达“统治者”的意思，而“Prinz”不能，尽管它的词形很像英文“Prince”。

七　形形色色的伯爵

我喜欢看服装华丽、满屏俊男美女的宫廷片。前不久看了俄罗斯电视一台的电视剧《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对叶卡捷琳娜大帝、伊丽莎白女皇、命运悲惨的彼得三世等人物的形象刻画相当出色。我看的版本是俄语原声配中文字幕。我不懂俄语，但是懂德语。有意思的是，从第一集开始，我的耳朵就不断受到剧中德语词的轰炸。

俄语从德语当中借用的词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古代俄国宫廷的语境下。当然，彼得大帝在俄国推行现代化，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德意志。他虽然不是后来的彼得三世、保罗那样的疯狂“德粉”，但也从德意志借鉴了很多东西。他建立西方式的宫廷，宫廷人员的衔级都是用德语，如“Kammerherr”（宫廷侍从）、“Hofmeister”（宫廷总管）、“Oberhofmeister”（宫廷大总管）等。他还改革贵族体制，把俄国传统的“波雅尔”贵族体系⁽¹⁹⁾搁在一边，引进了西方式的贵族体制。比如，俄国的“伯爵”（Граф）这个词直接就是德语“Graf”的音译，这个头衔就是照搬德意志的伯爵（Graf）。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与瑞典殊死搏斗的大北方战争中一度担任俄军总司令，并在1709年著名的波尔塔瓦战役中大败瑞典军队的俄国名将鲍里斯·舍列梅捷夫（Boris Sheremetev，1652—1719），于1706年成为俄国的第一位伯爵。[82]

在西欧，“伯爵”是最经典、历史也最悠久的贵族头衔之一（另一个古老的头衔是“公爵”）。在罗曼语系国家，伯爵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写法是同源的，如法语“comte”，意大利语“conte”，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conde”。英语中有“count”这个词，但一般用来指欧洲大陆的伯爵，英国自己的伯爵是另一个词“earl”（不过因为“earl”这个词没有阴性形式，所以英国的伯爵夫人用的词是“count”的阴性形式“countess”）。这几个以“c”打头的词都源自拉丁语“comes”，原意为“伙伴”，一般指的是君主的亲信和肱股之臣。英语“companion”一词也是这个来源。

德语中与“comes”对等的词是“Graf”。这个词的词源可能是拜占庭希腊语“γραφεύς”（gráphein），本意为“书记员”“抄写员”[83]。在读写能力普及之前，知识就是力量，掌握读写能力的人从普通文员和秘书崛起为权臣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屡见不鲜，也有很多纯粹的文书机构演化为国家的权力机关。

在德意志语境，“Graf”和罗曼语系国家的“comte”等词基本是一个概念，地位也差不多，一般是地位中等的贵族。

不过，德意志的伯爵特别复杂，种类繁多，地位也相差很大，令人头晕目眩。本节就对德意志的多种伯爵做一个梳理。

伯爵与帝国伯爵

我们从最普通的伯爵（Graf）说起。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Graf”原本是国王任命的官员，往往负责一个行政区域，代表国王实施统治。这样的封疆大吏往往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子承父业的情况越来越多，世袭的传统越来越强。虽然儿子在继承父亲的“Graf”位置时需要国王确认，但除非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国王都会顺水推舟地允许世袭。后来，“Graf”就从官职彻底演化为世袭贵族，于是有了今天意义上的伯爵。

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之后德意志各邦的框架内，伯爵就是一片中等领土的领主，地位低于侯爵（Fürst）和公爵（Herzog），高于男爵（Freiherr）。伯爵领地／伯国在德语中是“Grafschaft”或“Gau”。伯爵的另一种说法是“Gaugraf”，不过这个词较少使用。后来纳粹党就用了“Gau”这个古色古香的词。纳粹政府开展行政区划改革，采用“Gau”（常译为“大区”）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取代传统的邦（Land）。而纳粹党在每个大区的一号领导人就是“Gauleiter”（大区领袖）。

由于长子继承制的执行力度不同，有的伯爵的儿子们也被称为“伯爵”，尽管父亲还活着、儿子们还没有继承父亲的头衔和领地。在严格执行长子继承制的地区，伯爵在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可能被称为“男爵”（Freiherr），只有长子（称为“Erbgraf”，伯爵世子）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和领地之后，才成为下一代伯爵。

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有些所谓的“帝国伯爵”（Reichsgraf）在其领土之上享有接近君主的主权（Landeshoheit），他们的头衔是由神圣罗马皇帝直接授予或认可的，他们直辖于皇帝，而不是像许多普通的伯爵一样，要听命于侯爵、公爵等。帝国伯爵还在帝国会议享有投票权。所以帝国伯爵和侯爵、公爵与皇帝同属于“高级贵族”，或者说邦君、诸侯。当然大多数伯爵在历史长河中都逐渐丧失了主权，成为陪臣。

皇帝有时会向没有领土的臣民或外国人授予帝国伯爵头衔，但不会向这些人授予领土。所以，这样的帝国伯爵只是荣誉性称号。

即便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之后，帝国伯爵的地位和优先权也比普通伯爵要高。一直到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帝国伯爵都享有统治家族（或曰邦君或陪臣）的荣誉和特权。

帝国伯爵也称为“gefürsteter Graf”。其中“gefürsteter”来自动词“fürsten”，又来自名词“Fürst”。前一节已经讲过，“Fürst”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泛指高级贵族、诸侯、邦君、统治者；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贵族等级和头衔，指侯爵，高于伯爵，低于公爵。这里作为动词的“fürsten”，意思是“把……提升到Fürst（这里应当采纳第一种意思）的地位”。“gefürsteter Graf”就是被提升为诸侯的伯爵。

一个著名的帝国伯爵的例子是德意志商业和银行业大亨富格尔家族。他们曾在15与16世纪的欧洲工商界呼风唤雨。家族的创立者汉斯·富格尔（Hans Fugger，1348？—1408或1409）是奥格斯堡的织工。在他的孙子乌尔里希（1441—1510）、格奥尔格（1453—1506），特别是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的经营下，家族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包括香料和奴隶贸易，并通过开采铜矿和银矿获得大量财富。雅各布·富格尔于1511年被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提升为贵族，1514年被提升为帝国伯爵。一个商人获得这样崇高的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富格尔家族给予各国国王和皇帝贷款，并参与教宗赎罪券的贩售，使家族在欧洲政治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招致马丁·路德的酷评。查理五世能够顺利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雅各布·富格尔的强大财力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雅各布是欧洲第一银行家，不仅为查理五世的借贷做担保，兑现别的银行给查理五世发放贷款的信用证，自掏腰包借给他将近55万弗洛林的巨款，还拒绝兑现查理五世的竞选对手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获得的贷款信用证。查理五世向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行贿就是通过雅各布·富格尔来操作的。[84]16世纪后，富格尔家族逐渐衰落，但三个有爵位的支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高于伯爵的方伯、边疆伯爵、行宫伯爵

除了帝国伯爵之外，还有一些“Graf”有前缀，比如“Landgraf”（方伯）、“Markgraf”（边疆伯爵）、“Pfalzgraf”（行宫伯爵）等。这三个头衔虽然名义上是“Graf”（伯爵），但皇帝往往会承认他们的地位高于一般的伯爵，甚至和公爵（Herzog）平起平坐。

图2-1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画笔下的雅各布·富格尔（Albrecht Dürer绘，约1519年）

方伯（Landgraf）比较简单，一般他们所辖的领土面积比普通伯爵大，权力也大一些，甚至享有直接从德意志国王那里获得的高级司法权，可以宣判和执行死刑。之所以出现“方伯”这个头衔，缘由在于德意志国王为了压制众多野心勃勃的伯爵，提拔了一些比较强大的伯爵为方伯，代行王权。“Land”是“土地”或“邦国”的意思。1131年，皇帝洛塔尔三世发明了“方伯”这个头衔，册封越来越强大的路多温格家族（Ludowinger）为图林根方伯，从而将这个强大诸侯与中央皇权联系起来。[85]

不知道哪位前辈学人把“Landgraf”翻译成“方伯”，很有意思。《礼记·王制》载：“千里之外设方伯。”[86]商周时期，天子为加强对远方诸侯的控制，会让个别诸侯担当一片地区内所有诸侯的领袖，称为“方伯”。比如姬昌（周文王）就是商朝的方伯。“Landgraf”与中文的方伯当然不是准确对应，但在高于一般领主的意思上接近。

路多温格家族最有名的几位成员可能要数：以赞助文艺而闻名的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Hermann von Thüringen，约1155—1217）⁽²⁰⁾和他的儿媳、以致力于慈善事业而闻名的圣徒伊丽莎白⁽²¹⁾。最后一任图林根方伯海因里希·拉斯珀（Heinrich Raspe，1204—1247）是出生于该家族的唯一一位德意志国王，但被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打败，伤重不治身亡。从此路多温格家族绝嗣，“图林根方伯”的头衔被废除，图林根方伯领地分裂成多个小国。根据之前的协议，海因里希·拉斯珀的外甥迈森伯爵海因里希三世（韦廷家族）继承了图林根，而圣徒伊丽莎白的外孙继承了黑森，成为黑森方伯。[87]

黑森方伯家族后来分成好几支，其中的黑森-卡塞尔方伯于1803年获得“选帝侯”称号，尽管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很快就不需要选帝侯了。不过他觉得“选帝侯”的称号比“方伯”更尊贵，所以一直使用“黑森选帝侯”的称号。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黑森-卡塞尔选侯国站在失败者那边，领土被普鲁士王国吞并。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则在拿破仑提携下成为大公，后与普鲁士取得谅解，加入了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黑森大公家族最有名的成员可能要数俄国的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她是黑森大公的女儿。1918年帝制灭亡之后，黑森家族的族长不再享有“大公”或“选帝侯”的称号，而是称为“黑森方伯”，一直到今天。目前的黑森家族（包括黑森-卡塞尔和黑森-达姆施塔特两支）族长是海因里希·多纳图斯（1966—　），他的头衔是“黑森公子与方伯”（Prinz und Landgraf von Hessen），他经营酒庄、酒店等生意。

“Markgraf”（边疆伯爵）中的“Mark”不是德国马克，而是表示“边疆”。与之类似且同源的英语词是“march”（注意，不是“比赛”或“行军”的意思）。在中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和苏格兰经常发生冲突，英威边境和英苏边境上的英格兰领主们（被称为“marcher lords”，边疆领主）拥有超出一般诸侯的实力，可以说是封疆大吏，负责保卫边疆地带。举个例子，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 1287—1330）原本是边疆领主之一，后来参加对英王爱德华二世的造反行动，推翻了国王不说，还成了王后伊莎贝拉的情夫。1328年，他终于完成了飞黄腾达的最后一步，崛起成为上层贵族的一员，获得了一个不寻常而新颖的头衔：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马奇（March）的意思是边境，这里指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境。在英格兰，此爵位通常被授予居住在此边境地区的大封建主。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仅仅是头衔而已，领有者不必真的驻守边陲。

德意志的“Markgraf”与英格兰的“marcher lords”类似，一定程度上负有保卫边疆的军事职责，所以往往拥有高于一般伯爵的权力和势力。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157年设立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首任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是阿斯坎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der Bär，约1100—1170），后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卢森堡家族先后获得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的地位。1415年起，霍亨索伦家族的一支成为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其家系后来发展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霍亨索伦家族在弗兰肯地区的分支还拥有两个诸侯国，分别以安斯巴赫和库尔姆巴赫／拜罗伊特为核心领地，这两个诸侯国的统治者也用“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疆伯爵”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拜罗伊特边疆伯爵”的称号，尽管他俩的领地不在边疆，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

后来成为萨克森选帝侯／国王的韦廷家族是以迈森边疆伯爵的身份起家的，早先也是镇守帝国东部边境、对抗斯拉夫人的一方诸侯。奥地利皇帝和奥匈皇帝的诸多头衔中也包括“波西米亚边疆伯爵”，尽管他们还是波西米亚国王。1918年帝制灭亡后，萨克森王室和巴登大公家族的族长出于传统，仍分别用“迈森边疆伯爵”和“巴登边疆伯爵”的称号。

中文世界里也有人把“Markgraf”翻译成“藩侯”。这有一定道理。“藩”让人想起藩镇和藩属，与“Markgraf”的意思有一定联系。英法等语言中的侯爵（英文“Marquess”，法文“Marquis”）在词源和本意上与“Markgraf”有紧密联系，所以说“Markgraf”是“侯”有一定道理。

不过我倾向于使用“边疆伯爵”而不是“藩侯”的译法，理由有三：第一，毕竟原文“Markgraf”里有“伯”（Graf），这个头衔也是从伯爵发展起来的；第二，德语有另一个词“Fürst”（侯爵），所以如果说“Markgraf”是“侯”，容易产生混淆；第三，“Markgraf”与英法的侯爵在词源上相同，但英法并不把“Markgraf”和它们自己的侯爵画等号，德意志的“Markgraf”到了英法，不会被称为“Marquess”或“Marquis”，而是用“Margrave”这个词（是对Markgraf的硬译）。

“Pfalzgraf”（行宫伯爵）比较复杂。英文的说法是“Count palatine”，这个单词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理解。“Palatine/Pfalz”就是宫殿的意思。最初的行宫伯爵出现在罗马帝国，是非世袭的宫廷官员。罗马帝国灭亡之后，6世纪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也设有行宫伯爵的职位，这是很高的官职，有的负责司法，有的负责军事或行政。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后，行宫伯爵仍然是很高的职位。⁽²²⁾

在封建时代的早期阶段，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没有固定的首都，君主带着宫廷到处“流动”。皇帝在帝国境内有许多处行宫（Pfalz），负责驻守和管理这些行宫的领主就是行宫伯爵。在11世纪，一些强大的公爵无视皇权，有了独立倾向。皇帝用行宫伯爵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来压制犯上作乱的公爵们。[88]行宫伯爵直属于皇帝，在帝国会议有席位和投票权，威望相当高。起初每个公国都有行宫，也就有相应的行宫伯爵，但后来大多数行宫伯爵领地都与更大的诸侯国融合，在中世纪只剩下一个行宫伯爵领地，碰巧也是最强大、最著名的那个行宫伯爵领地：莱茵行宫伯爵领地，在今天德国西南部、莱茵河流域。莱茵行宫伯爵领地的名字后来干脆被简称为“Pfalz”（行宫）。为了方便指称，一般把这个领地音译为“普法尔茨”。“普法尔茨伯爵”的头衔长期属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一支，其后人最终又继承了另一支的领地巴伐利亚，成为巴伐利亚国王。

较罕见的伯爵头衔

堡伯（Burggraf）比较少见，但也比较复杂。堡伯大致有两种。第一，一座城堡的管理者和军事长官，类似于英语中的“castellan”，即城堡总管。他只是城堡（一般也包括周边地区）的经理人，不是产权人；他可能被一位国王、主教或其他诸侯任命为某座城堡的管理者，一般会享有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在这个意义上，“堡伯”不是贵族头衔，而是官职，但这个官职可能是世袭的。第二，堡伯也可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领主，地位比伯爵（Graf）低，比男爵（Freiherr）高。有的堡伯甚至获得了直属于帝国的地位。一位有名的堡伯是纽伦堡的堡伯弗里德里希六世（1371—1440），他属于霍亨索伦家族。1411年，他被西吉斯蒙德皇帝任命为勃兰登堡的管理者。1415年，皇帝又授予他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和选帝侯的地位。这位从堡伯跃升的领主，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的祖先。

上述的所有伯爵，都是头衔的类别，但也有一些奇怪的头衔，仅限于具体的家族。比如森林伯爵（Wildgraf）、莱茵伯爵（Rheingraf）⁽²³⁾、山地伯爵（Raugraf）、纳厄伯爵（Nahegraf，得名自德国西部的纳厄河）、老伯爵（Altgraf）、哈尔伯爵（Hallgraf，得名自地名巴特赖兴哈尔）等。他们都是普通伯爵，之所以取了这些特殊的头衔，实在是因为“自古以来”的“传统”便是如此。

不是伯爵的伯爵

还有一些官职，也被称为“Graf”。比如盐矿的长官被称为“Salzgraf”（字面意思：盐伯爵），林业官员被称为“Holzgraf”（字面意思：木伯爵），负责管理堤坝的官员叫“Deichgraf”（字面意思：堤坝伯爵），汉萨同盟负责管理商贸、市场等事务的官员叫“Hansegraf”（汉萨伯爵）等。19世纪德国的文豪、《茵梦湖》的作者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的小说《白马骑士》（Der Schimmelreiter）讲的就是一位“堤坝伯爵”尽心尽力修建堤坝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Vizegraf”（字面意思：副伯爵），或称“Zentgraf”，是伯爵的助手，但不是一个贵族头衔。英语“Viscount”、法语“Vicomte”、意大利语“Visconte”、葡萄牙语“Visconde”的字面意思也是副伯爵，但都发展成了正式的贵族头衔，比男爵高，比伯爵低，我们一般译为“子爵”。但在德意志一般不用“子爵”头衔。

八　德意志的两种男爵

1918年4月2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在法国亚眠附近，澳大利亚军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军事葬礼。澳大利亚军官为死者扶灵，仪仗队鸣枪致敬。协约国空军的一些单位送来花圈。其中一个花圈上写着“致我们勇敢而高尚的敌人”。[89]

死者是他们的敌人，德国战斗机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他是航空史上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战斗机飞行员，官方公布的最终战绩是击落80架敌机[90]。协约国对颇有骑士风度的里希特霍芬十分尊重，才会有上述为他举行隆重葬礼的情节。

里希特霍芬的座机被涂装为红色。他于1917年撰写的自传题为《红色战斗机飞行员》（Der rote Kampfflieger）[91]，法国人给他的绰号是“小红”（le petit rouge）[92]或“红魔鬼”（Diable Rouge）[93]或“红男爵”（le Baron Rouge）。英国人给他的绰号是“红男爵”（the Red Baron）。后来德国人也开始称他为“红男爵”（der Rote Baron），这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德文全名是“Freiherr Manfred Albrecht von Richthofen”。其中作为男爵头衔的词是“Freiherr”，不是法语和英语的“Baron”。

德语词“Freiherr”在英语、法语里被翻译成“Baron”（男爵），的确有道理，因为德语国家的“Freiherr”大体上相当于英法的“Baron”。但这个词“Freiherr”可以与“Baron”画等号吗？德意志世界的男爵究竟是“Freiherr”还是“Baron”？

德意志男爵的门道

在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如奥地利、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等，男爵的正式头衔是“Freiherr”（字面意思是自由领主），而不是“Baron”。男爵是倒数第二低的有头衔贵族，最低的有头衔的贵族是“骑士”（Ritter），再往下就是没有头衔、仅在姓氏前加一个“冯”（von）的最低级贵族。

图2-15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C. J. von Dühren摄，1917年）

图2-16　澳大利亚人为里希特霍芬举行葬礼（John Alexander摄，1918年）

在社交场合，可以用“Baron”来称呼“Freiherr”，因为大家觉得拉丁味道的“Baron”更优雅。不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男爵的正式头衔不会用“Baron”这个词。德语世界也有一些男爵用的正式头衔就是“Baron”，但他们大多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他们的头衔是俄国沙皇册封的。

男爵的妻子是“Freifrau”（男爵夫人），称呼可以用“Baronin”，即“Baron”的阴性形式。男爵的未婚女儿是“Freiin”（男爵小姐），称呼可以用“Baronesse”。

男爵头衔往往不受长子继承制的约束，大多数男爵的合法儿子们也被称为男爵，尽管父亲还活着，他们还没有继承父亲的头衔和领地。

在普鲁士，“男爵”头衔放在全名的前面，如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就应当是“Freiherr Manfred von Richthofen”。但根据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习俗，“男爵”头衔放在名和姓之间，如“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废除了贵族制度，禁止公开使用贵族头衔，其中包括“男爵”，也禁止使用“冯”字。所以原先的“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假如他是奥地利人）的名字会变成简单的“Manfred Richthofen”（曼弗雷德·里希特霍芬）。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社交场合，为了表示礼貌和客气，很多奥地利人还会使用贵族头衔称呼别人。

而在德国，1919年之后，贵族头衔正式变成姓氏的一部分。所以，“Freiherr Manfred von Richthofen”就会变成“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即“Freiherr”（男爵）这个词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帝国男爵

直属于神圣罗马皇帝统辖的男爵可以称为“帝国男爵”（Reichsfreiherr）。在自己的领地内，帝国男爵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使各种特权。这些帝国男爵的领地和特权往往来自“传统”，也就是说历史比较悠久，已经得到普遍公认。

另一种较新的帝国男爵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获得“男爵”头衔和相应的贵族诏书。这种情况下，“帝国男爵”的头衔就仅仅说明他们的头衔是皇帝封的，不代表他们拥有直属帝国的地位。皇帝往往向市民阶层的人，乃至外国人颁发帝国男爵的诏书。这种帝国男爵可以说是“暴发户”。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之后，帝国男爵不再算是单独的一个等级，而是被算在所有的男爵里面。但根据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帝国男爵”的称号又得到认可。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之后，一些独立的德意志邦国，比如巴伐利亚、符腾堡被提升为王国，其统治者获得了册封新贵族（包括男爵）的权力。不过勃兰登堡选帝侯因为同时是普鲁士国王，而普鲁士不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所以他们通过自己的国王身份早就有了册封新贵族的权力。于是，1806年之后出现了一批新的男爵。为了和这些“暴发户”区分，1806年之前就获得“男爵”头衔的家族开始自称“帝国男爵”。

九　骑士、家臣、贵人与无头衔贵族

1900年1月22日，正在做航行训练的奥匈帝国海军装甲巡洋舰“岑塔”号（SMS Zenta）抵达香港。奥匈官兵得到消息，中国北方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进京“勤王”，攻击外国使馆和教堂等机构，并攻入天津租界。作为奥匈帝国海军此时在远东的唯一代表，“岑塔”号奉命支援遭到义和团围攻的奥地利和其他外国驻北京使领馆。5月底到6月初，八国联军正式出兵北京。“岑塔”号于6月3日抵达天津外围的大沽口。一队奥匈官兵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北京，但他们背后的铁路线随即被义和团切断。在北京，奥匈帝国使馆建筑被义和团烧毁。6月17日，“岑塔”号的约100名奥匈水兵与约1800名德军、1500名法军和5000名俄军联合攻克大沽口炮台。

图2-17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特拉普骑士，1915年在他的潜艇上

因为此次“战功”，年轻的奥匈帝国海军军官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特拉普骑士（Georg Ludwig Ritter von Trapp）获得二级军事功勋十字勋章。[94]

这个名字对大家来说也许很陌生，但大家想必看过电影《音乐之声》。特拉普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海军的战斗英雄，战果辉煌的潜艇指挥官，也是音乐爱好者，他的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名噪一时。纳粹上台之后，特拉普拒绝了纳粹提供的海军职位，也拒绝让自己的合唱团为希特勒的生日宴会助兴。在“二战”爆发前不久，特拉普及其家人利用出国演出的机会逃往美国。特拉普于1947年在波士顿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特拉普的第一任妻子阿加莎是鱼雷发明者、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的孙女和财产继承人；而怀特黑德的一个外孙女，即阿加莎的表姐，嫁给了铁血首相的儿子赫伯特·冯·俾斯麦。

不过本节不谈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也不谈特拉普那些非富即贵的英国和德国亲戚，而是集中注意力于特拉普的贵族头衔“骑士”（Ritter）。

骑士与帝国骑士

这里说的骑士不是欧洲历史普遍意义上的“骑士”，而是德意志贵族的一个具体衔级。骑士（Ritter）低于男爵（Freiherr），高于仅在姓氏前加一个“冯”（von）字的无头衔贵族。德意志的骑士大致相当于英格兰的“Knight”，但英格兰“Knight”不是世袭的，而德意志“Knight”可以世袭，所以又有点像英格兰的从男爵（Baronet）。另外，对骑士的妻子的称呼是“Frau”（夫人）。

特拉普骑士是德意志“骑士”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此外，“二战”中最后一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格莱姆元帅的全名是“罗伯特·冯·格莱姆骑士”（Robert Ritter von Greim）。他任职仅几周，战争就结束了。

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等邦国在18世纪授予“Ritter von”头衔，但这种贵族一般是终身贵族，不能世袭。

头衔“帝国骑士”（Reichsritter）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直属于帝国的自由骑士，除了皇帝之外没有领主，名义上与其他直属帝国的诸侯（公爵、侯爵等）和帝国自由城市平等，不过在帝国会议里没有席位，也没有投票权，所以属于低级贵族（niederer Adel）。[95]帝国骑士享有一定程度的主权，如立法、收税、民事司法、铸币等。帝国骑士主要生活在施瓦本、弗兰肯和莱茵兰，领地往往很小，但帝国骑士的数量众多。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时，这种帝国骑士约有350家，共拥有约45万臣民，而帝国骑士领地在18世纪90年代还有1700个之多。[96]

直属于帝国的骑士可以说是德意志西南部的一个特色。中世纪早期，这些地区曾经属于施瓦本公国和弗兰肯公国，但这两个公国后来瓦解成许多袖珍领地，长期没有统一成较大的邦国。数量多、领地小、独立性强的骑士阶层，也只有在这种缺乏压倒性强大诸侯的地方才能长期生存。还有一些帝国骑士的起源是主教领地、修道院或高级贵族的家臣。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丧失本身就有限的主权、防止被诸侯吞并，帝国骑士们在15和16世纪曾多次联合起来，组成帝国骑士法团（Reichsritterschaft），与诸侯抗衡，和皇帝讨价还价。1802年、1803年和1806年的两波“陪臣化”（Mediatisierung）与“世俗化”（Säkularisation）过程中，奄奄一息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拿破仑的强大压力下逐渐崩溃，乃至最终被废除，大量小诸侯（包括帝国骑士）的领地被强大的邻国吞并，诸侯数量骤减，客观上推进了德意志的统一。帝国骑士在这几年里可以说是最大输家，他们大多丧失了主权，被邻邦吞并。

第二种帝国骑士属于“诏书贵族”，即从皇帝那里获得被册封为骑士的诏书，因而得到骑士身份。皇帝的册封在整个帝国有效。而邦君的册封一般只在自己领地内有效。比如，勃兰登堡选帝侯可以将某人册封为骑士，但此人的骑士地位仅在勃兰登堡境内得到承认。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同时是奥地利大公、波西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所以有权将某人册封为奥地利贵族、波西米亚贵族或匈牙利贵族，但皇帝也可以将某人册封为帝国的贵族。

不自由的骑士：家臣

中世纪的德意志骑士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自由人，而是依附于高级贵族或教会。这些不自由的骑士就是所谓“家臣”（Ministeriale）。家臣往往是从农奴攀升起来的，侍奉自己的主人，担任宫廷官员、行政官僚和军官等。家臣不享有完整的自主权，比如他们的婚姻要经过主人的许可；家臣也不可以自行把主人赏赐的土地和财产传给自己的儿子。不过家臣通常被视为贵族。很多家臣往往从小接受骑士的训练，长大后作为骑士为主人效力。

当然，家臣有上升的机会，很多人后来成为更高级的贵族。一个著名的早期例子是弗里德里希·冯·施塔德（Friedrich von Stade，？—1135），他的母亲是英格兰人，因为遭遇海难流落到德意志，失去了自由。弗里德里希原为施塔德伯爵（乌多家族）的家臣，后来与萨克森公爵洛塔尔（后来的皇帝洛塔尔三世）联手反对乌多家族，得到皇帝的恩赐，获得了自由，最终自己成为施塔德伯爵。[97]马克瓦德·冯·安维勒（Markward von Annweiler，卒于1202）是亨利六世皇帝手下的家臣，非常有政治才干，一度成为皇帝推行的意大利政策的主导者。1195年，皇帝册封马克瓦德为拉文纳公爵和安科纳边疆伯爵，并正式赐予他自由。[98]

既然有上升的机会，家臣也难免和自己的主公发生矛盾甚至暴力冲突。1066年，选举特里尔大主教的时候，大主教区的家臣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干脆谋杀了候选人康拉德·冯·普弗林根（Konrad von Pfullingen）。12世纪初，三位伯爵路德维希·冯·蒙博尔加德（Ludwig von Mompelgard）、康拉德·冯·拜辛林根（Konrad von Beichlingen）和西格哈德·冯·布尔格豪森（Sigehard von Burghausen）被他们的家臣谋杀。1160年，自己也是家臣出身的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尔德·冯·西伦霍芬（Arnold von Selenhofen）被谋杀，他的死亡与几个家臣家族的互相争斗有关。[99]

13世纪末，“家臣”这个概念逐渐从史料中消失。有的家臣上升成为自由的低级贵族，也有的绝嗣或者坠落到平民阶层。今天现存的德国贵族家族，如果能上溯到中世纪，大多曾经是家臣。[100]

贵人

贵人（Edler）是一种低级贵族，低于骑士（Ritter），但高于仅有一个“冯”字表示贵族身份的无头衔贵族。“Edler”这个词源于“Edelherr”或“Edler Herr”，意思是“高贵的先生”“高贵的领主”。“贵人”头衔主要是中世纪晚期到1918年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封授。不过在19世纪的奥地利，“贵人”和仅有“冯”的无头衔贵族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贵人的妻子和女儿的头衔都是“Edle”，即“Edler”的阴性形式。

比较有名的例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奥匈帝国将领维克多·冯·韦伯瑙贵人（Viktor Maria Willibald Weber Edler von Webenau，1861—1932），以及伟大的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Hofmann, Edler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的伟大作家、《没有个性的人》的作者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军官，因功获得“贵人”头衔。

“冯”先生和“祖”先生：无头衔贵族

对德国历史或德国文学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中国读者，一定注意过“冯”这个字，在比较老的中文书里有时也译成“封”。大家可能读到过，德语名字里有“冯”（von）表示此人是贵族。比如“二战”时的德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就是普鲁士贵族出身。

果真如此吗？既对，也错。先说结论：名字里有“冯”的，大多是贵族；而贵族的名字里不一定有“冯”。其实熟悉欧洲历史文化的朋友会知道，不仅德语里有“冯”，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里还有“德”（de），荷兰语里有“范”（van），等等。包含这些单字的姓名很多，而且有的确实表示贵族身份。类似这样加在姓名里的单词，被称为“贵族小品词”（英文“Nobiliary particle”，德文“Adelsprädikat”）。不同国家的“贵族小品词”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在有些语言里，“贵族小品词”和普通介词同形，而非贵族的姓名里有时也会用介词，这种情况下就容易被误认为是贵族。

本节把视野限定在德语世界中。最常见的“贵族小品词”是“von”和“zu”。还有它们的变体“von der”“von dem”“vom”“zum”和“zur”。以及二者融合而成的“von und zu”。并且“von und zu”这个词组还常常被用来戏谑或讽刺地描述整个贵族群体。

从最简单的“冯”（von）说起。“von”大致相当于英语“of”或“from”，字面意思为：“……的”；“来自……的”。“von der”“von dem”与“vom”都是“von”加上一个冠词，相当于英语“of the”。

“冯”可以表示居住地、统治范围、出身原籍或管辖范围，比如巴伐利亚公爵（Herzog von Bayern）。

“zu”略微少见一些，大致相当于英语“at”或“in”，意为：“在……”。我将其音译为“祖”。“zum”和“zur”也是“zu”加上一个冠词，相当于英语“at the”或“in the”。

“冯”和“祖”后面接贵族的姓氏，而贵族姓氏往往是地名，即贵族的采邑或庄园或城堡的名字。有时“冯”的含金量比“祖”要高。比方说，用“冯”的萨克森公爵（Herzog von Sachsen）只有一个，因为真正统治萨克森公国的君主只能是一个人；但同时可能会有多个用“祖”的萨克森公爵（Herzog zu Sachsen），这样的公爵不是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只是来自萨克森家族的享有“公爵”这个荣誉称号的人。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巴伐利亚的公爵”（Herzog in Bayern）这个头衔，前文已经讨论过。另外，邦君被“陪臣化”之后，往往用“祖”，而不用“冯”，比如萨尔姆侯爵（Fürst zu Salm）。但也有的邦君按照传统使用“祖”，这并非意味着他们被陪臣化了，比如瓦尔戴克侯爵（Fürst zu Waldeck）。所以“祖”的含金量并不一定比“冯”低。有的贵族头衔历来就是用“祖”。

一个贵族家族在几百年里可能会多次分家或者搬迁，或者获得新的封地等等，所以祖籍和现居地可能不一样。比如列支敦士登君主的称号是“Fürst von und zu Liechtenstein”，他仍然掌控着列支敦士登这片领地，所以既有“冯”，也有“祖”。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大败并割地赔款之后实施改革、振兴普鲁士的中兴名臣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祖·施泰因帝国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也是同时使用“冯”和“祖”两个“贵族小品词”。

“祖”也可以代表一个家族的不同分支。比如von A家族分成两支，分别居住在B和C，那么这两个分支的姓氏可能就会演变为von A zu B和von A zu C，有的时候简称“von A-B”和“von A-C”。所以德意志贵族的姓氏里经常有连字符，比如萨克森-阿尔滕堡和萨克森-科堡-哥达，他们都是萨克森（韦廷）家族的分支，分别以阿尔滕堡和科堡-哥达为主要的领地和居住地。

等级较高的贵族的名字里当然很可能有“冯”或“祖”，或者两个都有。但最低级的无头衔贵族就只有一个“冯”或“祖”来表示自己的贵族身份了。在德意志，无头衔贵族的数量相当多，往往并不富裕。

我们知道，德意志人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比如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等。其中的贵族有的会把“冯”与姓氏用连字符连接起来，比如俄国著名的剧作家丹尼斯·冯维辛（Denis Fonvizin，1744或1745—1792）是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德意志人的后裔，他的姓氏“Fonvizin”（Фонвизин）其实是德语“von Wiesen”的变形。

贵族的名字里不一定有“冯”

但并不是所有贵族的名字都用“冯”或“祖”之类的词。许多历史非常悠久的原始贵族家庭（Uradel），以及很多古老的无头衔贵族，姓氏里没有“贵族小品词”，如格罗特（Grote）、克尼格（Knigge）和温克（Vincke）家族。这是因为“冯”作为贵族标识的用法出现较晚，至少比这些家族获得贵族身份的时间要晚。为了强调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平民区分，许多原本不用“冯”字的贵族开始使用它，但格罗特等家族没有去赶这种时髦。

图2-18　大改革家冯·祖·施泰因（Johann Christoph Rincklake绘，1804年）

而到了近代，很多市民阶级的人或甚至农民，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升为贵族，这些人就是所谓“诏书贵族”。他们一般会在名字里添加“冯”字，给自己增添贵气。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应当就是大文豪歌德了，他是市民阶层出身，原名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在恩主和好友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公爵的帮助下，他于1782年从约瑟夫二世皇帝那里获得诏书，从此成为贵族[101]。但他没有爵位，仅仅在名字里加了一个“冯”，变成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有“冯”的姓名不一定是贵族

而在德国西北部（不来梅、汉堡、荷尔斯泰因等地）和瑞士德语区，很多非贵族家庭的姓氏里也用“冯”和“祖”，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词就纯粹是介词了，并不表示贵族身份。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如果非贵族的姓氏里有“冯”，为了区分贵族的“冯”，会把“冯”与姓氏连写成一个词。比如“von Werden”有两种可能性，可以是贵族，也可能不是；为了区分，如果是平民的话，就写作“Vonwerden”。另外，贵族的非婚生子名字里可以用“冯”，但不算贵族。

区分“冯”是否代表贵族的另一个办法是，10世纪起普鲁士习惯将贵族的“冯”缩写为“v.”（注意有一个点），后面不加空格，直接加姓氏；而非贵族的“冯”则完整拼写。

在贵族内部互相称呼时一般省略“冯”字，直呼其名。

1919年，德国和奥地利都废除了君主制，也就没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贵族。德奥两国对“冯”的处置方法不同。在德国，“冯”被视为姓氏的一部分，继续保留。而在奥地利，不仅贵族头衔被废除，就连“冯”这样的词也被禁止使用。所以，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以前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从1919年起就只能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了。

(1)　大家还记得上文讲到的“在巴伐利亚的公爵”吗？

(2)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选帝侯”。

(3)　莫斯科公国（与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强盛起来之后，沙皇偶尔会授予公爵头衔，如彼得大帝授予他的朋友缅希科夫，叶卡捷琳娜大帝授予波将金。1801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原先格鲁吉亚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在俄语中也被称为“Knyaz”，很多鞑靼贵族也自称“Knyaz”。所以，公爵的头衔大大贬值，往往不像西欧的公爵那样有权势。

(4)　这里的“弗兰肯”和“法兰克”其实是同一个词“Franken”。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将中世纪早期的那个部族和帝国（查理大帝统治）称为“法兰克”，将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德国）框架内的实体和族群称为“弗兰肯”。

(5)　她是普法尔茨的索菲（Sophie von der Pfalz，1630-1714），是“冬王”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女儿。而伊丽莎白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所以汉诺威统治者拥有对英国王位的主张权。

(6)　卡蒂（Chatti）原指古时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其生活地域大致在黑森地区。

(7)　今天法语中的“德国”写作“Allemagne”，西班牙语写作“Alemania”，葡萄牙语写作“Alemanha”，词源都是日耳曼人的阿勒曼尼（Alamanni）部族。

(8)　施瓦本（Schwaben）词源为古罗马人对某日耳曼部族的称呼“Suebi”。到了10和11世纪，施瓦本和阿勒曼尼成了同义词。见Schwarzmaier, Hansmartin. Baden: Dynastie-Land-Staat.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19。

(9)　今天芬兰语中的“德国”写作“Saksa”，爱沙尼亚语写作“Saksamaa”，词源都是“萨克森”。

(10)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130-131.韦尔夫家族的韦尔夫四世娶了巴伐利亚公爵奥托·冯·诺特海姆的女儿。奥托被诬告企图谋害亨利四世皇帝，失爵。皇帝将巴伐利亚公国赐给奥托的女婿韦尔夫四世，而韦尔夫四世为了获得这个公爵地位不惜休妻。

(11)　Ebd., S. 176-192.康拉德三世（属于施陶芬家族，德意志国王，未加冕为皇帝）在1138年褫夺“骄傲的海因里希”（韦尔夫家族）的两个公爵爵位：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康拉德三世将“萨克森公爵”头衔授予阿斯坎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后来建立了勃兰登堡边疆区），将巴伐利亚公爵头衔授予巴本贝格家族的利奥波德四世。后来，阿尔布雷希特因为无法掌控萨克森，放弃了这个头衔。1142年，“骄傲的海因里希”的儿子“狮子”亨利收复了萨克森公爵头衔。利奥波德四世传位给弟弟海因里希二世·亚索米尔戈特。康拉德三世的侄子和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皇帝希望促成施陶芬、韦尔夫和巴本贝格三家和解，于是在1156年将巴伐利亚公国归还“狮子”亨利，但从巴伐利亚割出一部分土地（即巴本贝格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边疆区），将其提升为与巴伐利亚平起平坐的奥地利公国。

(12)　Ebd., S. 229.这是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对“狮子”亨利的惩罚的一部分，详见下文。

(13)　比如，“狮子”亨利的第一任妻子是策林根公爵康拉德的女儿。

(14)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161-162.在1125年的皇帝选举中，洛塔尔三世当选。韦尔夫家族的“黑海因里希”（韦尔夫四世的儿子，巴伐利亚公爵）支持洛塔尔三世，而不支持自己的女婿施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属于施陶芬家族；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的父亲）。这是韦尔夫和施陶芬两家持续百年的血腥斗争的一个早期原因。洛塔尔三世为了感谢韦尔夫家族，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黑海因里希”的儿子“骄傲的海因里希”（即“狮子”亨利的父亲），并将萨克森公国册封给他。在后来洛塔尔三世与施陶芬家族的战争中，韦尔夫家族力挺前者，于是韦尔夫和施陶芬两家的矛盾逐渐激化。

(15)　1762年，彼得大帝的外孙彼得三世登基，他的父亲属于奥尔登堡家族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分支。彼得三世的后代统治俄国到1917年。

(16)　1863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奥尔登堡家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分支）的次子成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他的后代统治希腊到1967年。另外，乔治一世就是今天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祖父。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伊丽莎白二世之后的英国国王将会开启英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王朝。当然，菲利普亲王在1947年已经改用外祖父的姓氏“蒙巴顿”，他与女王的子女大多采用“蒙巴顿-温莎”的姓氏，所以，未来的英国王室也可以说是蒙巴顿-温莎王朝。不过英国王室已经决定继续采用“温莎王朝”的称号。

(17)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德意志贵族中的实业家富豪”。

(18)　比如马基雅维利的名著《君主论》（Il Principe）的德文书名是Der Fürst。

(19)　波雅尔（英文“boyar”，德文“Bojar”）是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顶级的贵族阶层，由沙皇封授，后来渐渐淡出。

(20)　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五节“童话国王、骑士诗人和贵族作家：德意志贵族与文学”。

(21)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五节“‘贵人理应行为高尚’：贵族的慈善活动”。

(22)　在西方流传甚广的查理大帝传奇故事中，有12位圣骑士（Paladin）追随查理大帝南征北战。“Paladin”这个词就来自“palatine”。当然，由于西方奇幻题材文学和电子游戏（比如《暗黑破坏神》《魔兽争霸》）的普及，我们对“圣骑士”已经很熟悉了。在游戏里，圣骑士是为了光明与正义而战的神圣勇士，除了武艺的锻炼外，同时重视信仰的修行，可说是牧师与战士的结合，能使用若干神圣魔法。“Paladin”在西文中也渐渐可以指英雄豪杰，或者某项事业或某人的捍卫者。但我们不要忘记，“Paladin”最初的意思是宫廷高官。

(23)　最有名的一位莱茵伯爵可能要算文学大师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名剧《海尔布隆的小凯蒂》（Das Käthchen von Heilbronn）中的那位反角。

[1]　Massie, Robert K. Peter the Great: His Life and World.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p. 742.

[2]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359.

[3]　Ibid., pp. 199-200.

[4]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Allen Lane, 2016. p. 19.

[5]　Ibid., p. 255.

[6]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536.

[7]　Ibid., pp. 540-541.

[8]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538.

[9]　Ibid., pp. 193-194.

[10]　Ibid., p. 194.

[11]　Ibid., p. 359.

[12]　Ibid., p. 214.

[13]　Ibid., p. 267.

[14]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231.

[15]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494.

[16]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p. 587-588.

[17]　Ibid., p. 588.

[18]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07.

[19]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199, 486.

[20]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p. 67-69.

[21]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34.

[22]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46.

[23]　Ebd., S. 64-65.

[24]　Ebd., S. 72.

[25]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77.

[26]　Ebd., S. 78.

[27]　Ebd., S. 99-100.

[28]　Ebd., S. 112.

[29]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120.

[30]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p. 70-71.

[31]　Ibid., pp. 67-69.

[32]　Zotz, Thomas. Die Zähringer: Dynastie und Herrschaft. Kohlhammer Verlag, 2018. S. 202-203.

[33]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340.

[34]　Clark, Christopher.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Allen Lane, 2012. p. 370.

[35]　Langmaier, Konstantin Moritz Ambrosius. Erzherzog Albrecht VI. von Österreich (1418-1463). Ein Fürst im Spannungsfeld von Dynastie, Regionen und Reich. Böhlau, 2015. S. 339-340.

[36]　Langmaier, Konstantin Moritz Ambrosius. Erzherzog Albrecht Ⅵ. von Österreich (1418-1463). Ein Fürst im Spannungsfeld von Dynastie, Regionen und Reich. Böhlau, 2015. S. 339-340.

[37]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48.

[38]　Gilmour, David. The Pursuit of Italy: A History of a Land, its Regions and their Peoples. Allen Lane, 2011. p. 92.

[39]　［汉］司马迁撰：《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页。

[40]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p. 235-236.

[41]　Ibid., p. 166.

[42]　https://www.dwds.de/wb/Kurf%C3%BCrst.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3]　Zotz, Thomas. Die Zähringer: Dynastie und Herrschaft. Kohlhammer Verlag, 2018. S. 138-139.

[44]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81.

[45]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88.

[46]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250.

[47]　Aschoff, Hans-Georg. Die Welfe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1918. Kohlhammer Verlag, 2010. S. 149-157.

[48]　歌德：《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11页。

[49]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 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8. S. 147.

[50]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3—84页。文字略有改动。

[51]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5页。

[52]　Röhl, John C. G.. Wilhelm Ⅱ: The Kaiser’s Personal Monarchy, 1888-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76.

[53]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50.

[54]　Röhl, John C. G.. Wilhelm Ⅱ: The Kaiser’s Personal Monarchy, 1888-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07.

[55]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34.

[56]　Ibid., p. 310.

[57]　A Veteran Diplomat,“The ‘Mediatized’ - or the ‘High Nobility’ of Europe; Consisting of Something Like Fifty families Which Enjoyed Petty Sovereignty Before the Holy Roman Empire’s Overthrow, They Still Exercise Certain Special Privileges Mixed with Unusual Restrictions.” In: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1908. URL: https://www.nytimes.com/1908/09/27/archives/the-mediatized-or-the-high-nobility-of-europe-consisting-of.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8]　https://www.dwds.de/wb/Herzog.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9]　Winder, Simon. Lotharing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France, Germany and the Countries In-Between. Picador, 2020, pp. 61-62.

[60]　Schwarzmaier, Hansmartin. Baden: Dynastie-Land-Staat.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21.

[61]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141.

[62]　Zotz, Thomas. Die Zähringer: Dynastie und Herrschaft. Kohlhammer Verlag, 2018. S. 13, 26, 56-58, 202-204.

[63]　Zotz, Thomas. Die Zähringer: Dynastie und Herrschaft. Kohlhammer Verlag, 2018. S. 193-194.

[64]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227-228.

[65]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Verlag, 2014. S. 280-282.

[66]　Aschoff, Hans-Georg. Die Welfe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1918. Kohlhammer Verlag, 2010. S. 276-279, 281-283, 286.

[67]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231.

[68]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230.

[69]　Eder, Karl. „Eggenberg, Johann Ulrich von, Freiherr.“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4. Duncker & Humblot, 1959. S. 331.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0/images/index.html?seite=345.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0]　Tullner, Mathias. Geschichte des Landes Sachsen-Anhalt. Leske + Budrich Verlag, 2001. S. 38.

[71]　Ebd., S. 55.

[72]　Ebd., S. 63-64.

[73]　Tullner, Mathias. Geschichte des Landes Sachsen-Anhalt. Leske + Budrich Verlag, 2001. S. 91.

[74]　Ebd., S. 105.

[75]　Ebd., S. 114.

[76]　Schmidt, Hans. „Leuchtenberg, Eugen Herzog vo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14. Duncker & Humblot, 1985. S. 369-370.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32/images/index.html?id=00016332&groesser=&fip=eayayztsxdsydqrseayaeayaxdsyd qrssdasyzts&no=1&seite=383.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7]　皮埃尔·布朗达：《拿破仑王朝：波拿巴家族300年》，蒋帆、胡诗韵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第292—293页。

[78]　Perlick, Alfons. „Hugo Fürst zu Hohenlohe-Öhringen, Herzog von Ujest.“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9. Duncker & Humblot, 1972. S. 492.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6/images/index.html?seite=506.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9]　克莱斯特：《克莱斯特作品精选》，杨武能选编，赵登荣、杨武能、袁志英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80]　https://www.dwds.de/wb/F%C3%BCrst.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1]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Allen Lane, 2016. p. 363.

[82]　Smith, Douglas. The Pearl: A True Tale of Forbidden Love in Catherine the Great’s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

[83]　https://www.dwds.de/wb/Graf.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4]　Parker, Geoffrey.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s V.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92-93.

[85]　Raßloff, Steffen. Geschichte Thuringens. C. H. Beck, 2020. S. 27.

[86]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18页。

[87]　Raßloff, Steffen. Geschichte Thuringens. C. H. Beck, 2020. S. 29-30.

[88]　Bryce, Jam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p. 124.

[89]　Kilduff, Peter. Red Bar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ce. David & Charles, 2007. p. 10, 234.

[90]　Kilduff, Peter. Red Bar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ce. David & Charles, 2007. p. 213.

[91]　Ibid., p. 58.

[92]　Ibid., p. 103.

[93]　Ibid., p. 132.

[94]　https://www.georgandagathe.org/history--georg-s-naval-career.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5]　Hechberger, Werner. Adel, Ministerialität und Rittertum im Mittelalter.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GmbH, 2010. S. 41.

[96]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I: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3.

[97]　Hucke, Richard. „Friedrich, Graf von Stade.“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5. Duncker & Humblot, 1961. S. 591-592.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1/images/index.html?id=00016321&groesser=&fip=eayayztsxdsydqrseayaeayaxdsyd qrssdasyzts&no=&seite=60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8]　Hechberger, Werner. Adel, Ministerialität und Rittertum im Mittelalter. De Gruyter, 2010. S. 29.

[99]　Ebd. S. 31.

[100]　Ebd. S. 32.

[101]　Conrady, Karl Otto. Goethe. Leben und Werk I. Hälfte des Lebens. Athenaeum, 1984. S. 359-360.

彩图1：幼支罗伊斯侯爵的纹章（Hugo Gerard Ströhl绘）

彩图2：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家族的纹章，今天的英国和比利时王室均出自该家族（Hugo Gerard Ströhl绘）

彩图3：神圣罗马帝国各等级的纹章，最上面是七大选帝侯（Jost de Negker绘，1510年。原题：Das hailig römisch reich mit sampt seinen gelidern）

彩图4：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的肖像的一部分（Heinrich Carl Brandt绘，1781年）

彩图5：1785年约瑟夫二世皇帝提升安东·冯·施陶芬贝格男爵为伯爵的诏书（Andreas Praefcke摄）

彩图6：1862年的印度卢比硬币，此时维多利亚还没有称帝

彩图7：1917年，一位“体制贵族”的纹章设计得到批准

第三章　历史长河中的德意志贵族

一　从起源到中世纪

最早的德意志贵族可能源自古典时代的日耳曼部族酋长和武士，比如恺撒在《高卢战记》，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到的那些日耳曼人首领。他们可能凭借出身于酋长世家，以及先辈曾拥有的显赫地位或曾立下的功勋与个人才干而鹤立鸡群。阿米尼乌斯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德意志贵族的起源可能还包括拉丁人、凯尔特人与斯拉夫人的酋长、富裕农民和地主。前文讲过，梅克伦堡的君主奥博德里特家族原本就是斯拉夫人。

在法兰克王国的时代，9世纪的修道院长和历史学家尼特哈德（Nithard，795？—845，查理大帝的外孙）在四卷本《历史》（Historiarum Libri Ⅳ）中记载道，萨克森人⁽¹⁾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贵族，第二等级为自由人，第三等级为奴隶。[1]10世纪的僧人科维的维杜金德（Widukind von Corvey，925？—973以后）在史书《萨克森人事迹》（Res gestae saxonicae）中记载，萨克森人有公爵（duces）和伯爵（comes）。不过此时的公爵和伯爵可能还是官职名，[2]后来才演化为爵位。而巴伐利亚在6世纪就成为公国，随后出现了贵族阶层。

查理大帝把他的主要助手封为伯爵或边疆伯爵，这些人都是掌握军政大权的大员和一方诸侯。伯爵在自己的领地代行王权。边疆伯爵还肩负保卫边疆的重任。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留下史料记载的著名贵族家系有韦尔夫家族、雷吉纳里家族（Reginare，后来的卢森堡和黑森统治者）和韦廷家族。他们是有史可查的德意志最古老的贵族。后来特别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存世最早的文献证据是约1020年的，不过起初他们是低级贵族。[3]

封建关系

在中世纪早期，贵族肩负重要的军事职能。在9和10世纪，基督教世界遭到维京人、撒拉森人和马扎尔人等异教徒的袭击。德意志的贵族以军事手段保护人民，以重装骑士的身份作战，而战马、铠甲和兵器都十分昂贵。因此，国王向诸侯、诸侯向小贵族封授采邑（Lehen），作为收入来源。采邑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供养贵族，为其提供装备。封建关系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持军队，每一层贵族都向上一层负有军事义务，从而在战时组建起一支军队。

于是封建关系构成一个金字塔，称为“军盾”制度（Heerschild）。根据13世纪出现的律法书《萨克森之镜》（Sachsenspiegel），“军盾”的最高一级是皇帝或国王；第二级是教会诸侯；第三级是直属于帝国的世俗诸侯；第四级是伯爵和自由领主；第五级是第四级的封臣；第六级是第五级的封臣和附庸；第七级的情况则不清楚。[4]

图3-1　《萨克森之镜》，1385年，现存杜伊斯堡市立图书馆（Britta Lauer摄，2005年）

图3-2　《萨克森之镜》表现的“军盾”秩序

贵族可以收取过桥费、过路费、进城税，这些都是中世纪贵族的重要收入来源。而非诸侯的领主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庄园经济。对领主具有不同程度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在庄园劳作。领主对农奴享有低级司法权（Niedere Gerichtsbarkeit），可以对犯有轻罪的农奴罚款或施加较轻的肉刑；有的领主甚至还有高级司法权（Hohe Gerichtsbarkeit），可以对犯人施行残酷的肉刑甚至死刑。中世纪晚期，为了保卫自己的这些特权，贵族常常组成联盟或骑士法团，在地方议会发挥政治作用。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土地产权大致有两种：绝对产权（Allod）和采邑（Lehen）。绝对产权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一位领主占据某块土地，这块土地除了该领主之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封建义务，完全属于他，他可以自由支配，那么他就对这片土地享有绝对产权。这样的领主可称为“拥有特殊自由的诸侯”。韦尔夫家族和韦廷家族最早就是“拥有特殊自由的诸侯”。绝对产权产生于封建制度完备化之前。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兰西，绝对产权逐渐消失，或者变得罕见，而德意志长期存在绝对产权。

采邑的所有者需要对更高一级的领主承担封建义务。封建义务的主要形式是兵役、徭役、实物等。采邑的所有者不是该土地的绝对产权人，无法对其自由买卖、转让、分割等，理论上他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该土地的产权属于他的上一级领主。领主封授给附庸的采邑起初不是世袭的，但后来逐渐变成世袭的，传承给后代的时候往往只需要领主进行走过场式的确认，也可能还需向领主缴纳费用。1037年，康拉德二世皇帝颁布法令，确认了封建采邑的世袭制。[5]12世纪，整个公国和伯国都可能作为采邑，被赏赐给某人。

渐渐地，贵族把国王封授的采邑当作自己的绝对产权财产（Allod）自动世袭下去，并且相对于国王取得越来越多的自治权，甚至开始统一和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张的手段包括联姻、武力征服、收购、交换和接受小贵族为自己的附庸。比如符腾堡伯爵大量收购周边败落的小贵族家族的领地，从而扩张自己的地盘。

有的弱小贵族将自己的绝对产权土地奉献给强大的诸侯，向其效忠，成为其附庸，担任他们的文武官员；然后诸侯再把土地以采邑（Lehen）的形式封授给自己的新附庸。虽然土地仍然在原主人手里，但产权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有的小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直属于帝国的地位）而拼命抗争，比如利用多位诸侯之间的矛盾，同时向多位诸侯效忠，夹缝中求生存。关于诸侯、小贵族和皇帝这三股势力之间的拉锯，详见本书下一节“德意志骑士的最后一次私战”。

小贵族与诸侯抗争的另一种办法是，组成区域性的法团，约定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大家采用统一的徽章、符号等等。结社抗争主要出现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这里的一些势单力薄的帝国骑士也能长期维持独立性。而在北部和东部，小贵族几乎全部丧失了独立性，成为诸侯的附庸。

中世纪的暮光

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证明，使用长矛的步兵完全可能打败主要由贵族组成的重骑兵。长弓和弩弓也对骑士构成威胁。而1500年之后随着火药武器普及，骑士的军事功能渐渐消失。他们有的成为雇佣兵，为外国效力；有的成为独立的军事“企业家”，比如弗朗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把打仗当作生意来做。传统的城堡也无力抵挡炮火的轰击，而能够抵御炮火的新式防御工事，不是所有贵族都负担得起的。以贵族骑士为核心的封建军队被职业化的雇佣军取代，于是封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初衷。

14世纪，中欧由于黑死病和气候变化而人口骤减，导致粮价暴跌、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对很多贵族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也是近代国家产生的重要催化剂。为了维持符合贵族身份的生活方式，不少贵族负债累累，不得不寻找出路。德意志贵族两极分化，有的成为邦君和一方统治者，构建现代的普鲁士、奥地利等强大的专制君主国；有的则官僚化，为邦君服务，当军官、宫廷官员、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为帝王和邦君服务，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来源，说不定还能获得新的采邑，能够适应新局面的贵族往往能获得之前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权力；但与此同时，官僚化的贵族丧失了独立性与主权。

到1400年前后，贵族身份不再主要取决于自治权力，而是取决于贵族与国家（帝王、邦君）的关系。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古老的贵族家系纷纷灭绝。比如12世纪中叶威斯特法伦的120个伯爵或男爵家族，到16世纪只剩下9个。旧贵族的灭亡为新贵族腾出了空间，而取代旧贵族的新贵族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这些“暴发户”往往是通过为帝王忠心耿耿地服务而从卑微出身攀升到高位的。例如，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崛起，主要就是通过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从而得到提携和赏赐。把这种事例与中世纪早期那些近似独立君主、敢于和帝王对着干的伯爵们比较一下，就可以深切体会到贵族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6]但在邦君的统治下，小贵族又遭遇市民阶层的有力竞争。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少敌意和对抗，小贵族嫉妒和怨恨富裕市民的豪华生活方式，常常谴责他们的靡费，夸耀自己的简朴。

二　德意志骑士的最后一次私战

1567年4月18日，德意志中部小城哥达的集市广场上演了一出惨剧。一群死囚被公开行刑。其中的首犯被捆缚结实，刽子手用利刃挖出他的心脏，猛地甩到他脸上，并厉声喝道：“看呐，看你这奸诈的心！”随后该犯人被斩首、车裂、肢解，尸块被悬挂在哥达城门口的12根柱子上。刽子手所用的剑被小心地收走，一直到2002年之前都是措贝尔·冯·吉伯尔施塔特男爵家族的传家宝。这支剑被称为“赎罪之剑”（Sühneschwert）。除了这个受折磨最苦的首犯之外，还有一人被车裂，一人被绞死，多人被斩首。

这场死刑大戏，是早期现代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随着罪人伏法，德意志贵族私战的历史落下大幕。私战这种充满中世纪色彩的历史现象，从此不复再现。

什么是“私战”？

“Fehde”这个词和英语“feud”（血亲复仇、世仇）同源，词义却有不同。在今天的英语里，“feud”一般指两群人（通常是两个家族或家族集团）为了荣誉、复仇、争夺利益等原因而进行的长期对立和暴力冲突，乃至谋杀。“Feud”可能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大家族的世仇，它需要两个年轻人的生命来终结。

古代日耳曼人的传说里也有很多血亲复仇的故事，比如《尼伯龙人之歌》里克里姆希尔德为了给丈夫齐格菲复仇，远嫁匈人国王埃策尔（即阿提拉），借助匈人的力量，把仇人（恰恰是克里姆希尔德的哥哥和亲戚）诛尽杀绝。这个故事里的“血亲复仇”用的是“Fehde”这个词，它此时的含义与英语的“feud”相似。

但在中世纪德意志语境里的“Fehde”就不是“血亲复仇”了，我们将其译为“私战”。它和血亲复仇一样，也是私人冲突，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是德意志贵族运用的一种法律工具，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诉求。

中世纪的德意志诸侯割据，神圣罗马皇帝仅仅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缺乏更高权威来主持司法、伸张正义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冲突，贵族可以（也只能）进行小规模的私人战争。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布隆纳（Otto Brunner）认为，私战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必需的部分，而非异常现象；私战本质上是恢复公义与和谐的一种机制。他还认为，只有那些有能力接受武装挑战的人，也就是贵族，才是中世纪德意志社会的完整意义上的成员。[7]而到了近代早期，现代国家羽翼渐渐丰满，国家垄断了暴力和司法权，私战也就消失了。

私战的原因五花八门，可能是争夺财产（土地、金钱、收税权等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人格侮辱。因为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中世纪德意志社会“无法无天”，贵族与贵族之间、贵族与市民之间的私战非常频繁。因为歌德的戏剧而闻名的骑士“铁手”葛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约1480—1562）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自称曾以自己的名义打过15场私战。[8]

私战有时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很难区分。德意志人把私战称为“小骑行”（kleine Reiterei），把战争称为“大骑行”（große Reiterei），意思是二者只有程度与规模的区别。不过一般来讲，私战是私人（包括私人团体，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修道院）之间的行为，而战争是政权和国家之间的行为。

私战不是为所欲为的报复与反报复，而是受到很多规矩的限制。首先，要向敌人正式宣布开始私战，不能搞突然袭击。如果敌人在国王／皇帝身边，或在去寻求国王／皇帝庇护的路上，则必须停止对他的私战。正在教堂或法庭，或在去教堂或法庭的路上，或刚从这些地方回来的人，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不可以对其发动私战。

私战是烈度有限、受到控制的暴力，目的不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而一般是通过暴力迫使对方屈服并缔结和解条约（Urfehde），从而获利。比如在1514年，骑士弗朗茨·冯·济金根帮助别人打私战，以7000人攻打沃尔姆斯，破坏其农田，阻断其商贸，目的不是毁掉这座城市，而是迫使它缴纳赔款。1518年，他以2万人攻打梅斯城，最后勒索了25 000古尔登。[9]

私战挑战了皇帝和诸侯的权威，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常常造成城堡和城镇被焚毁、无辜民众丧命的悲剧。13和14世纪的多位皇帝试图遏制私战，比如规定在若干年内、在具体的某些地区不准进行私战，即施行“地区和平”（Landfrieden），但效果不佳，因为皇帝毕竟没有足够的军力和警力来执法。123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颁布的《美因茨地区和平法令》（Mainzer Landfriede）第一次在帝国全境对私战进行控制，规定只有在法庭处置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私战；必须至少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Fehdebrief或Widersage）公开宣布私战；私战不得侵害教堂、磨坊、公墓等地方，不得侵害神职人员、孕妇、病人、朝圣者、商人、运货马车夫、正在劳作的农夫与葡萄园工人等，也不得破坏犁铧和牲口棚。

《美因茨地区和平法令》的规定非常细，但仍然承认私战的合法性，这也是因为皇帝自己没有足够实力约束贵族而向其让步。贵族继续打打闹闹，杀人放火。一直到1495年，强大的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才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力排众议，强迫各等级同意“国内永久和平”（Ewiger Landfriede），禁止贵族用暴力解决争端。从此，即便在以前得到许可的私战，也在帝国全境被彻底禁止。1495年建立的帝国枢密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1497年建立的帝国宫内法院（Reichshofrat）⁽²⁾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最高级别法庭的问世[10]，以及1555年帝国枢密法院设立的所谓“臣民之诉”程序（Untertanenprozess），给人们提供了以司法手段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小贵族（以及农民）也可以到两个最高法院去起诉自己的主公。这些措施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对帝国机构实施的大范围改革的一部分，虽然没有给帝国注入新活力，但逐渐增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实力。当然上述的约束往往只对弱者有效，强者可以无视这些规矩。恰恰因为私战受到这么多限制，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私战是社会的正常机制，所以前文引述的奥托·布隆纳的观点值得怀疑。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私战？德国历史学家维尔纳·罗泽纳（Werner Rösener）提出，因为人口结构变化、社会经济变革等原因，德意志小贵族（主要是骑士阶层）在中世纪晚期的经济条件严重衰退，收入大大减少，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与形象又不得不进行奢侈消费，从而囊中更为羞涩。走上绝路又满腹怨恨的小贵族往往沦为拦路抢劫乃至打家劫舍的“强盗骑士”，而他们打出的私战旗号只不过是试图给不合法的暴力活动披上合法外衣而已。[11]果真是这样吗？

骑士格鲁姆巴赫与主教大人的恩怨

“国内永久和平”自然没办法迅速见效，1495年之后还发生了很多私战，比如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Ulrich Herzog von Württemberg，1487—1550）与帝国城市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的私战，导致乌尔里希长时间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12]；弗朗茨·冯·济金根于1522年与特里尔大主教的私战导致济金根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之徒，他的城堡遭到围攻，他本人于次年负重伤后死去[13]；1518年，希尔德斯海姆主教企图非法地收回已经抵押给自己领地内一些贵族的财产，再加上法国国王的浑水摸鱼，引发了主教与不伦瑞克诸侯之间的私战。[14]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自己也卷入了希尔德斯海姆的私战。而德意志历史上最后一次私战，“国内永久和平”最后一次遭到侵犯，就是本节开始时讲到的故事。惨死的那个首犯名叫“威廉·冯·格鲁姆巴赫”（Wilhelm von Grumbach）。他的故事很典型，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世纪德意志的私战为什么会发生，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15]

格鲁姆巴赫生于1503年，也就是“国内永久和平”宣布没过几年之后。他出身于弗兰肯地区历史悠久、血统高贵的帝国骑士家庭，在维尔茨堡附近拥有许多地产，包括格鲁姆巴赫宫。他的直接主公是维尔茨堡主教。格鲁姆巴赫从小在主教宫廷受教育，后来在拜罗伊特的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霍亨索伦家族）的宫廷也待过几年。

1524年，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很多地方的农民不堪忍受压迫，揭竿而起反抗贵族领主。年纪轻轻的格鲁姆巴赫为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效力，镇压农民起义。一位贵族同时为好几个主公服务，在当时司空见惯。贵族甚至会利用自己多个主公之间的竞争关系来为自己谋利，比方说告诉A主公，B主公会给他什么优待，以迫使A主公给出更多的好处。

图3-3　格鲁姆巴赫家族的纹章

巧合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贵族骑士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1490？—1525）也曾在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的宫廷服务，和格鲁姆巴赫曾是同僚。有一种证据不足的说法是，盖尔娶了格鲁姆巴赫的妹妹。总之，本来可能是朋友的格鲁姆巴赫和盖尔站在了对立面。

1525年5月，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9？—1525）领导的起义军在弗兰肯豪森战役中被击溃，盖尔是起义军最后的一小批幸存者之一。6月，盖尔在逃亡过程中遇到自己的老同事（可能还是小舅子）格鲁姆巴赫的两名部下。他们告诉盖尔，格鲁姆巴赫愿意帮他东山再起。盖尔信任他们，与他们一同出行，结果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片森林里被格鲁姆巴赫的部下刺死。这算是格鲁姆巴赫对贵族阶层的一大功劳。

此后，格鲁姆巴赫作为一名典型的骑士、地主和小贵族，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并且还有贵人提携。1540年，他与生性好斗的新一任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亚西比德⁽³⁾（Albrecht Ⅱ. Alcibiades, Markgraf von Brandenburg-Kulmbach，1522—1557）结识，一拍即合，后来长期为他效力，在拜罗伊特担任地方官。而格鲁姆巴赫原本的主公，维尔茨堡主教康拉德三世·冯·比布拉（Konrad Ⅲ. von Bibra，1490—1544）也很器重格鲁姆巴赫，提拔他为宫廷总管，还赠给他1万古尔登现金。

到此时为止，心满意足的格鲁姆巴赫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骑士，肯定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变成人人皆可诛之的逆贼，最后暴死街头。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康拉德三世主教去世之后。教会诸侯不像世俗诸侯，不能把领地和头衔传给儿孙，而是由教会领导层选出新人。新任维尔茨堡主教梅尔希奥·措贝尔·冯·吉伯尔施塔特（Melchior Zobel von Giebelstadt，1505—1558）手头吃紧，并发现了一个漏洞：当初康拉德三世赠款给格鲁姆巴赫，动用了教会的钱，而没有得到教会领导层的批准。

随后措贝尔主教做了一件可以理解、但不能算厚道的事情：他要求格鲁姆巴赫把吃下去的吐出来，把那1万古尔登交还。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格鲁姆巴赫忍气吞声地服从主公，交出了钱，但从此他和措贝尔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他与康拉德三世那样亲切友好了。

与此同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境内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546—1547年爆发了所谓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最后新教诸侯战败。不过，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法国，代表天主教势力的查理五世皇帝对新教徒让步，于1552年签订了《帕绍和约》，赋予新教徒一定的自由。查理五世在帝国内统一宗教信仰的希望破灭了。而格鲁姆巴赫在新教一边参加了战争，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

措贝尔不是个坏老板，他可能是为了补偿，也可能是为了奖赏臣子格鲁姆巴赫，决定把一座修道院和六个村庄赐给他作为世袭领地，价值高达8万古尔登。如果这笔交易能够顺利完成，那么后面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偏偏上帝不肯帮忙，格鲁姆巴赫的另一位主公与好友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因为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末期背叛了皇帝，被排除在《帕绍和约》之外。恼羞成怒之下，他纵兵烧杀抢掠，这就是所谓“第二次边疆伯爵战争”（1552—1555）。格鲁姆巴赫协助了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皇帝大怒，宣布该地区诸侯之间订立的条约全部无效。他的本意是遏制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但不幸的是措贝尔给格鲁姆巴赫赏赐的条约也受到影响，无法执行。皇帝憎恶阿尔布雷希特二世，顺带着也讨厌格鲁姆巴赫。措贝尔不肯帮助格鲁姆巴赫，何况格鲁姆巴赫曾替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烧杀抢掠。格鲁姆巴赫恼怒之下，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又不敢与皇帝撕破脸皮，干脆起诉措贝尔，这下子把措贝尔惹恼了。

措贝尔开始打官司，要求对格鲁姆巴赫实施“帝国禁令”。帝国法庭觉得措贝尔的要求没有道理，但又要拥护皇帝的决定，两难之下施行搪塞战术，迟迟不肯下判决。

此时，1553年，好斗而肆无忌惮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西弗斯豪森（Sievershausen）被支持皇帝的势力打败，投奔法国国王，后来死去。措贝尔趁机没收了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的一些地产。格鲁姆巴赫向帝国枢密法院申诉，要求措贝尔偿还他的全部财产和当初康拉德三世给他的钱，但法庭没有支持他。求告无门的格鲁姆巴赫终于狠下心来，准备诉诸暴力，夺回自己的财产，并向措贝尔复仇。一场私战开始了。

造反的骑士

1558年4月15日，措贝尔主教带着两名宫廷官员，骑马离开自己的城堡，准备去维尔茨堡的主教座堂或者附近的官衙办公。在维尔茨堡的老美因桥附近，两个人向他恭敬地请安。措贝尔正要回礼，不料对方从怀中抽出手枪，向主教等三人开火。主教中弹死亡，两名杀手销声匿迹。

大家很容易猜到，幕后黑手就是格鲁姆巴赫。他矢口否认，不过还是畏罪逃往法国。两名刺客在法国边境附近被捕，招供出了格鲁姆巴赫指使他们袭击措贝尔主教的事实。不过，杀死措贝尔应当不是格鲁姆巴赫的本意，他本想劫持主教从而强迫他满足自己的要求。

此时的格鲁姆巴赫已是丧家之犬，但他并不灰心，因为他如今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期间，新教联盟的首领、萨克森选帝侯“宽宏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Johann FriedrichⅠ，der Großmütige，1503—1554）⁽⁴⁾战败之后被皇帝剥夺了部分领土和选帝侯地位。皇帝把萨克森选帝侯的地位交给了韦廷家族的另一个支系阿尔布雷希特系。落败的恩斯特系对皇帝颇为怨恨，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儿子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Johann Friedrich Ⅱ，1529—1595）渴望恢复选帝侯地位。格鲁姆巴赫成了他的忠实谋臣，帮助他与普法尔茨伯爵联姻。格鲁姆巴赫还找来了一个所谓能与天使交流的“通神者”（其实是个农民的孩子），在“通神者”帮助下说服了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后者相信他注定会在上帝帮助下夺回选帝侯地位，甚至还能当上丹麦国王，同时德意志骑士阶层的权力和地位会大大增强。这个预言的最后一点大有深意，应当是格鲁姆巴赫授意的，稍后详细解释。

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希莱·兹莫拉（Hillay Zmora）的研究，私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贵族之间的恩怨总要把大诸侯牵扯进来，私战总是和更大范围的政治矛盾联系在一起，所以不仅仅是两个村庄之间打群架。[16]就这样，格鲁姆巴赫从一个鸣冤诉苦、到处求公道而不得的受害者，变成铤而走险的暴徒，又变成参与更高层次危险政治游戏的权力掮客。这是一条不归路。

1563年10月，在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帮助下，格鲁姆巴赫奇袭了维尔茨堡城，将其攻陷，洗劫了主教的财产。新主教恳求他归还维尔茨堡城，他毫不客气地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主教的赎金自然也要从人民那里盘剥而来。用兹莫拉的话说，私战是获取经济利益和敲诈敌方民众的手段，就像现代黑手党敲诈勒索和收取保护费。通过敲诈和收保护费，私战贵族对当地建立起了自己的“霸权”。[17]

此时的皇帝是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他对格鲁姆巴赫犯上作乱、悍然侵犯“国内永久和平”的行为大为光火，也意识到，对皇权满腹怨恨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大诸侯具有潜在危险性。于是，皇帝在1563年11月对格鲁姆巴赫施加“帝国禁令”，并明确要求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不要庇护格鲁姆巴赫。但没过多久皇帝驾崩，所以没有来得及对格鲁姆巴赫采取措施。

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斐迪南一世之子）打算把格鲁姆巴赫问题留到下一届帝国会议上处置，这就给了格鲁姆巴赫两年时间。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仅仅为追回自己的几个庄园而奔走相告、为了杀人命案而逃窜的小小骑士了。他的视野已经变得很宽广，野心也愈加膨胀。他在这两年时间里到处游说欧洲君主和诸侯，准备在德意志煽动一场普遍的骑士反叛，解放整个骑士阶层，使其不再受诸侯的压迫和利用，在皇帝面前获得独立性。这个目标同样耐人寻味。

格鲁姆巴赫原打算在1565年发动叛乱，但因为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起事经费而失败。不过他并未灰心，甚至异想天开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这边。他多次通过使节和书信向皇帝表示，他领导的骑士反叛不是造皇帝的反，而是造诸侯的反；他打算领导骑士阶层为皇帝效力，去对抗奥斯曼帝国。不过皇帝仍然决心把此事交给帝国会议处理。

而在1566年3月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小小的骑士格鲁姆巴赫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闯入了大佬们的权力游戏，大佬们却鄙夷地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属于韦廷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支系，也就是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主要敌人，他玩弄娴熟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劝服了所有新教诸侯：若要皇帝在宗教问题上向新教让步，新教诸侯就不要保护格鲁姆巴赫。而格鲁姆巴赫原本就已经得罪了皇帝和天主教诸侯，所以他的命运在此时已经注定了。

5月，帝国会议再次对格鲁姆巴赫实施“帝国禁令”，并请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执行。同时皇帝还多次派人去劝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不要再庇护格鲁姆巴赫等一群破坏“国内永久和平”的罪人。格鲁姆巴赫可能缺少政治才干，但识人交友的本领却不错。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有情有义，拒绝交出格鲁姆巴赫，也不肯把他赶走。从此这两只蚂蚱就牢牢捆在一起了。

奥古斯特奉皇帝的命令，武力讨伐冥顽不灵的罪人。碰巧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是他的亲戚和死敌（毕竟这两家亲戚在争夺选帝侯地位），奥古斯特毫不客气，炮轰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格鲁姆巴赫所在的哥达城。奥古斯特还大搞心理战，向城内秘密输送传单，保证不伤害平民。果然，平民拒绝服从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1566年12月30日，奥古斯特的46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开始围城，于次年4月1日入城。他对哥达市民的唯一要求是向他宣誓效忠。罪人很快被送上法庭。格鲁姆巴赫被残酷地处死，“赎罪之剑”被措贝尔主教的亲戚收走，当作传家宝。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被押往维也纳。他被装在敞开的囚车里，在瓢泼大雨中被拖来拖去示众和受辱，随后在维也纳被囚禁了22年之久，1595年在施派尔（Speyer）孤独死去。格鲁姆巴赫的独生子康拉德与维尔茨堡主教区达成和解，收回了被没收的部分财产。康拉德还当过炼金术士。[18]1603年，格鲁姆巴赫的孙子去世而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家族灭亡，其财产被维尔茨堡主教区收回。格鲁姆巴赫的私战，也可以说是谋反，彻底宣告结束。

革命者格鲁姆巴赫与私战的消亡

兹莫拉关于弗兰肯骑士私战的研究著作没有把格鲁姆巴赫的故事当作主要的案例，但兹莫拉对私战的阐释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格鲁姆巴赫的作为。

在格鲁姆巴赫的时代（以及再往前推几十年），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贵族出现了两极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一些大诸侯开始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建立新型的以领土为基础的领邦（Territorialstaat），而不再依循过去以个人之间的封建关系和共主邦联为基础的松散政权。这个过程叫作“领邦化”（Territorialisierung）。最显著也最成功的例子当然就是哈布斯堡家族，他们逐渐把松散而凌乱的许多领土整合起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对哈布斯堡家族成长为近代早期的超级大国贡献极大。当然，领邦化的最大输家是中央皇权。⁽⁵⁾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势地位不是因为他们是皇帝，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邦国的强大，他们也不会运用自己的资源来加固中央皇权。

诸侯通过侵犯和兼并小贵族领地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许多小贵族的独立性和直属于帝国的地位逐渐丧失，即便是原本直属于皇帝的帝国骑士阶层也无法抵抗自己当地的诸侯。

对小贵族来讲，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接近诸侯，为其效劳，与其发生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甚至贷款给诸侯，从而从诸侯那里获得官职、土地和地位。（比如弗朗茨·冯·济金根的父亲靠经营铜矿、水银矿和银矿发财，就连普法尔茨选帝侯这样的大诸侯都从他那里贷款24 300古尔登，并用一座城堡的部分产权作为偿还。[19]）在新型的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里，小贵族不再是主公的封臣（同时在自己领地称王称霸），而变成了向主公负更多责任、受约束也更多的官僚。格鲁姆巴赫这样的小贵族往往在大诸侯的宫廷当官，或者担任大诸侯属下部分土地的行政管理者。这种工作能给小贵族带来很多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坏处是让他们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贵族群体内部原本至少名义上的平等也实质上消失了。

第二条路是，如果不能有效地接近诸侯并分一杯羹，小贵族就可能继续衰败下去直至灭亡，甚至沦为强盗骑士。

第三条路就是武装反抗诸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有名的可能是弗朗茨·冯·济金根。格鲁姆巴赫的私战也有这个因素。

要想走第一条路，小贵族需要有拿得出手的资源，让诸侯觉得他有利用的价值。而要获得资源，私战就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并且，通过私战，小贵族还能有机会与诸侯拉上关系，比如格鲁姆巴赫和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结交，给后者当军师。

以上就是兹莫拉对私战的理解。他还反驳了罗泽纳的观点，指出当时德意志西部的地租主要是以实物而不是货币的形式缴纳，所以小贵族受到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罗泽纳说的那么糟糕。[20]

我们套用一下兹莫拉的理论框架：格鲁姆巴赫原本在“接近诸侯并为其服务”的过程中相当成功，但后来由于偶然和私人恩怨而没办法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无法从主公维尔茨堡主教那里继续得到恩宠和好处。这就威胁到了格鲁姆巴赫的生存。他选择的对策并不新鲜，在他之前的济金根也做过。和他一样受到诸侯扩张威胁的骑士有很多，骑士古老的“自由”和独立性渐渐消失，他要把这些难兄难弟组织起来，向诸侯开战。所以上文讲到，他希望巩固骑士阶层的地位，以及领导骑士反叛。不过他的反叛并不针对皇帝，而是希望把历史倒推，回到之前的骑士阶层日子比较舒服的时代。这当然是逆流而动，因为时代的趋势是降低封建化的程度，减少割据，减少独立领主的数量，从而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样看来，格鲁姆巴赫是个人奋斗的豪杰，也是抵抗历史大潮而必败的悲剧人物。

1574年，也就是格鲁姆巴赫伏法仅几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收到了一份报告，说过去私战给德意志造成了严重的纠纷和破坏，但如今私战渐渐消亡了，因为“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教育和学校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印刷机和图书产生了有益效果；也是因为之前历代皇帝非常睿智的帮助。所以德意志人鲁莽放肆而严酷的天性得到了软化，国内更加安定和平，生活更加井然有序”[21]。也就是说，通过教育、道德风尚的变化和印刷机与图书的教化，私战从德意志消失了。骑士“铁手”葛茨·冯·贝利欣根厮杀了一辈子，他的孙子就不打仗了，反倒成了著名的藏书家，拥有约625种图书。[22]不过兹莫拉指出，很难说是教育造成的道德革新消灭了私战，说不定反过来是私战的消失导致了道德革新。这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兹莫拉对私战消亡的解释是，处于生存危机中的骑士阶层产生了觉悟。至少部分骑士认识到，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为了诸侯利益而进行的私战，最终只是对诸侯有利，对曾经“自由”的骑士阶层没有好处。这些觉醒的骑士以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立场，拒绝被诸侯当枪使。早在1494年，就有骑士法团规定，其成员“绝不可以为了任何诸侯或领主的利益，而伤害法团其他成员的人身和财产”[23]。这样的法团有不少，它们涉及区域的广泛性和抵抗诸侯的坚定性各不相同。骑士集团是小贵族自卫的工具，他们要抵制诸侯，而诸侯的目标是通过兼并弱小邻居来壮大自己。

另外，在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帝国改革还包括一项举措，即征收所谓“一般帝国税”（Gemeiner Pfennig）。按照皇帝的设想，这种新税将越过各级诸侯和领主，向神圣罗马帝国15岁以上全体臣民征收；预计征收16年；以人头税、财产税、收入税等形式征收；目的是提供资金给帝国中央，以维持帝国针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此时这两个国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敌人），以及维持帝国枢密法院。贵族也必须缴纳此种新税，不得豁免。[24]

在此之前，帝国体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皇帝几乎完全没有能力越过各级诸侯与贵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税，所以皇帝的财力往往很弱。于是皇帝没有实权，得不到大家的尊重，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统治。“一般帝国税”的计划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加强皇权的理想工具，但引起了贵族和骑士阶层的强烈反对。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抗税是欧洲历史的恒久主题。在弗兰肯，骑士集团有效地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竭力抵制“一般帝国税”，最后导致这种帝国全境的普遍税不了了之，于1505年被取消。而恰恰就是在抵抗“一般帝国税”的斗争过程中，骑士们较好地团结了起来，互相之间不再厮杀，这也是私战消失的原因之一。[25]

所以，私战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德意志社会的重大变革——领邦化与现代国家萌芽——密切相关。长久来看，这些变革导致骑士阶层丧失了独立性。要参加这些变革，骑士需要私战。但骑士阶层对变革的集体抵制，又导致了私战的消失。当然，总的历史趋势是，骑士阶层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独立性，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这样的强大邦国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僵死之躯之上崛起了。

三　从宗教改革到19世纪

毫无疑问，宗教改革是德意志历史的一大分水岭。从一开始，贵族就在宗教改革当中发挥复杂的作用，也受到宗教改革的深刻影响。马丁·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中呼吁皇帝和贵族改革教会，削减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力，抵制教宗对德意志的无理要求。他还认为贵族的社会作用高于教士。

查理五世皇帝出于各种原因对路德实施“帝国禁令”，路德陷入生命危险，是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三世庇护他，把他送到瓦尔特堡，让他在那里避难和翻译《圣经》。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骑士乌尔里希·冯·胡滕从智识的角度支持路德，而著名的雇佣兵领袖、骑士弗朗茨·冯·济金根从个人利益出发，打着路德的旗号烧杀抢掠、抵抗诸侯。贵族们不得不在天主教、路德宗以及后来的加尔文宗之间选择自己的阵营，各自站队。

德意志贵族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极大地扩张了新教诸侯的权利。他们成为自己领地的教会领袖和精神领袖，还通过将天主教会的财产世俗化以及关闭修道院等天主教机构（实际上就是侵占和掠夺教会财产）而扩张领土、获得大量的物质利益。新教教义赞美贵族作为国家的中间权力（“中间”指的是介于君主与平民之间）的作用，认为他们有责任管理教会、统治平民，甚至有责任对抗暴君；同时，新教教义也允许贵族获取教会土地。因此新教对很多贵族非常有吸引力。[26]

德意志的天主教贵族没有从宗教改革中获取这么多利益，但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的阵营，对天主教贵族也有一些让步和妥协。至于究竟选择站在哪个宗教阵营，个人的出身、教育、家庭、经历和信念固然重要，务实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肯定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帝国军队统帅华伦斯坦从小受新教徒的教育，但后来为了政治利益倒向天主教，同时与信奉新教的妻弟保持合作关系。

图3-4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年莱比锡一个印刷版本的书名页，戴花冠的骑士表示路德的呼吁对象是贵族

饱受压迫的农民也受到路德的启发，于1524年掀起了德意志农民战争，不过路德本人敌视农民起义。一些害怕被诸侯吞并的小贵族也加入农民起义军，最有名的是上一节讲到的骑士弗洛里安·盖尔。农民起义最后被诸侯残酷地镇压下去。

查理五世皇帝对新教的对立态度并不激进，因为他在对抗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需要新教诸侯的支持。“智者”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弟弟和继承人“坚定的”约翰（Johann der Beständige，1468—1532）继承兄长的衣钵，支持新教，于1527年建立了独立的萨克森新教教会，由自己担任领袖，并争取到查理五世的让步。等到皇帝试图取消这些让步、重新采取敌视新教的政策时，约翰选帝侯和其他诸侯在1529年的施派尔帝国会议上发出严正抗议。“新教”（Protestantismus）这个词即源自“抗议”（Protestation）[27]。

为了抵抗皇帝和天主教势力，约翰选帝侯组建了新教诸侯军事联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546—1547年爆发了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之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最终新教诸侯战败，“坚定的”约翰的儿子“宽宏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被皇帝剥夺选帝侯地位。皇帝将萨克森选帝侯的位置交给了韦廷家族的另一个支系即阿尔布雷希特系的莫里茨（Moritz von Sachsen，1521—1553）。皇帝试图再度推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时候，新教诸侯于1551—1552年在法国支持下猛烈反抗，他们的领导人是出人意料地背叛了皇帝的莫里茨选帝侯。⁽⁶⁾

为了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法国，查理五世做出一定的妥协，1552年，与新教徒签订了《帕绍和约》，许可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1555年，查理五世授权弟弟斐迪南（当时是罗马人国王，后成为皇帝）与新教诸侯签订《奥格斯堡和约》，提出“教随邦立”（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即由诸侯的宗教信仰来决定其臣民的信仰，为德意志带来短暂的和平，也提升了新教的势力，相对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不过，宗教冲突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终引发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

人文主义和启蒙时代的批评声音

宗教改革大大开拓了欧洲人的思想视野，平等思想逐渐发展，一些激进的思想家甚至开始质疑人分三六九等的封建制度和贵族阶层本身存在的意义。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批评贵族的阴暗面：耽于私战；穷贵族沦落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危害社会；贵族的道德沦丧和粗俗无知等。

1381年英格兰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叛教神父约翰·鲍尔的那句名言“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When Adam delved and Eve span, Who was then the gentleman?）很快在德意志也传播开了，有了德文版本：“Da Adam reut und Eva spann, wer war doch da der Edelmann?”德意志开始有了这种观念：美德与才干不是天生的，不是通过血统承袭的，而是靠后天努力。

不过，近代早期的人们对贵族（以及等级制社会）的批评并不激烈，目的也不是铲除整个封建社会，而是希望贵族能够自我改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承担起贵族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样的温和批评者当中有不少人自己就是贵族。比如骑士乌尔里希·冯·胡滕说过：“在我看来，美德不是靠血统传播的。行事不光彩的人，即便身为王公，也没有资格算作贵族。”[28]

到了17和18世纪的启蒙时代，贵族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和教会一样，贵族也要受到理性目光的审视乃至审判。启蒙思想家否认人间的秩序由神的意志决定，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和贵族阶层的特权，主张人的地位和威望应当与他对社会的贡献挂钩。由此贵族对自己出身和血统的骄傲是可笑的，贵族应当成为朴素、善良、理性和勤奋的公民。[29]

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理念逐渐得到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接受。贵族制度是否有益于社会、是否符合效率原则，也受到质疑。美国的独立和繁荣似乎表明，没有贵族的社会也好得很，贵族似乎并不是自然秩序所必需的。市民阶层开始觉得，贵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贵族蔑视劳动、奢靡放纵、压迫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拒绝从事有益的商业活动。这样看来，贵族作为不创造价值而只消费的阶层，是没有存在理由的。[30]

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贵族的大洗牌

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贵族阶层受到的最大一波冲击来自国外。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法国贵族制度被废除，国王被处死。神圣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794年被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大批德意志诸侯（很大比例是教会诸侯）逃往右岸，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彻底丧失。法国革命政府特别敌视德意志的教会诸侯，因为他们庇护和帮助法国保王党流亡者。法国革命政府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下定决心要永久性吞并莱茵河左岸地区⁽⁷⁾，从而保护法国的东部边境。为了促使德意志诸侯接受这个事实，拿破仑鼓励丧失领土的德意志诸侯去吞并教会诸侯、小邦和自由城市的领土来补偿自己。这可以说是柿子捡软的捏。在德意志诸侯的谈判中，法国担任“调停者”，但实际上法国主宰着谈判。德意志诸侯纷纷带着自己的“购物清单”前往巴黎，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商谈，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条件，而塔列朗毫不客气地收受巨额贿赂。[31]

在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的授意下，帝国会议于1803年颁布《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将莱茵河右岸地区的部分教会领地“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分给一些逃亡的诸侯。很多较强大的邦国趁机吞并弱小的邻居。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诸侯（有教会贵族也有世俗贵族）丧失了直属于帝国的地位和主权，被“陪臣化”（Mediatisierung），成为臣服于邦君的陪臣。许多小邦，包括修道院领地、骑士领地、伯国和侯国、自由城市，纷纷被强大的邻居吞并，德意志诸侯的数量大幅度减少。⁽⁸⁾1806年，拿破仑建立莱茵邦联，整顿德意志各邦，于是发生了第二波大规模的“陪臣化”。1789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大约300个享有直属地位的邦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只剩下39个。拿破仑倒台之后，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基本上维持了现有格局，之前被“陪臣化”的小邦未能恢复，不过陪臣作为曾经的统治者，仍然算是高级贵族，享有与现存的统治者（国王、大公、公爵等）平等的地位（Ebenbürtigkeit）。根据一项统计，在1897年，德国有91个陪臣家族。不过这个数字是浮动的，因为有的家族会绝嗣。[32]

奥地利对“陪臣化”持敌视态度，因为被消灭的大量小邦，尤其是天主教教会诸侯，原本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支持者。但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认识到“陪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之后，就和其他很多邦君一样努力去为自己争取利益。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摩德纳公国原本由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统治，这两个邦国被拿破仑吞并之后，皇帝坚持要求在德意志为自己的亲戚获得补偿。另外，奥兰治家族（拿骚家族的一支）丧失了尼德兰世袭执政的位置，他们也要在德意志境内获得补偿。最后托斯卡纳大公、摩德纳公爵和奥伦治家族都获得了不错的补偿条件。[33]

19世纪初的大规模“世俗化”与“陪臣化”是1945年之前德意志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洗牌与再分配。总计约73 000平方公里的教会土地、约236万人口和12 720 000古尔登的财政年收入易手。47座帝国自由城市中的41座，包括4330平方公里土地和35万人口，被移交给新的统治者。教会诸侯只剩下三个：美因茨大主教（迁往雷根斯堡）、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34]

1803年和1806年的两波“陪臣化”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来自法国和拿破仑的外在压力。在德意志一度占据霸主地位的拿破仑不希望德意志分裂成几百个小邦，因为他需要调动和利用德意志的资源和人力，尤其是兵员，而很多小邦拿不出资源为他服务，比如有的小邦仅能为他提供几十名士兵。把德意志诸邦整合成较大，但不至于大到威胁法国的邦国，符合拿破仑的利益。为了制衡德意志的传统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拿破仑扶植了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巴登、黑森-卡塞尔等二流邦国，鼓励他们通过侵占弱小邻居的地盘来扩张自己。另外俄国沙皇也施加干预，帮助罗曼诺夫家族在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奥尔登堡和梅克伦堡的亲戚获取领土和利益。这些二流邦国是“陪臣化”运动的最大赢家。比如巴登获得的新领土是其丧失领土的七倍，符腾堡获得的新领土是其丧失领土的四倍，普鲁士也获得了相当于丧失领土将近五倍的新领土。汉诺威并未损失任何领土，却也吞并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领地。[35]

所以，“陪臣化”的初衷——补偿损失土地的诸侯，早已被抛在脑后，《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也只不过是追认既成事实，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不过，客观上讲，拿破仑给德意志诸邦洗牌的举措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

贵族面对新兴的资产阶级

随着普鲁士、奥地利等现代国家逐渐形成，宫廷内臣与国家行政官员的分野也逐渐清晰起来，为邦君效力的贵族也逐渐官僚化和专业化。面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的竞争，很多贵族勤学苦练，掌握了专业的技能和知识，足以胜任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贵族的地位和特权不再单纯依赖自己的高贵血统，而是取决于为国家和君主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成功的市民官僚常常获得贵族身份的册封。

在贵族的理想状态中，贵族应当从事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业和采矿业，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因为后两样是中世纪市民阶层（后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有些破落贵族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不属于贵族传统职业的领域，比如商业，这会被其他贵族与市民认为丧失了贵族的体面（Dérogeance），从而也会丧失贵族身份。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贵族坚持认为，宫廷生活是不符合贵族身份，或者说不利于贵族体面的维持的，因为宫廷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淫荡，不利于美德的培养；贵族唯一正当的职业是在乡村从事农业。乡村和大自然是贵族的避风港和安乐窝，是恢复与培养其道德情操的理想天地。[36]这种对乡村和自然的崇拜，应当说不仅限于德意志，也不仅限于贵族，在欧洲历史上，甚至直至今日，仍是很常见的现象。

与此同时，即便在启蒙时代的开明专制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统治下的普鲁士，贵族仍然在政府和军队享有优先权，甚至可以说是垄断权。他们的知识水平往往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子弟，却仅凭自己的血统而占据几乎所有高位和大部分中层和下层官位，阻塞了资产阶级的上升通道。这自然会招致资产阶级对贵族的更多厌恶和敌视。资产阶级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奉为圭臬，也希望贵族能变得像他们一样守纪律、高效和更关心社会。的确也有一些贵族认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希望本阶层在新的时代能够有所调整，不要被时代抛弃。

不过即使在资产阶级逐渐占上风的社会里，大部分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仍然坚信，贵族仍然是精英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贵族必须要改良和提高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英领导阶层，而不仅仅是凭血统获得特权。

德意志历史和英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当然主要是资产阶级上层，在19世纪就有了成功的合作与部分融合和通婚，而德意志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远远没有英国那么融洽。英国较早出现了由传统贵族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联合而成的新精英群体，他们奉行自由主义，支持商业和工业；而德意志的这两股势力一直没能很好地携手共进，很大一部分贵族仍然固守土地和传统的贵族价值观。尤其在德意志东北部——主要是普鲁士的易北河以东地区，贵族面对新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挑战或者说威胁，日趋右翼和保守，乃至反动。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崇尚贤能政治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凭借教育和金钱逐渐崛起，结束了贵族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对精英地位的垄断，“消除了将贵族与其社会中其他富有而强大的成员分隔开来的最后的实质性差异”，让贵族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37]而在19世纪的德意志，关系盘根错节、与统治者联系密切的贵族阶层照旧把持着军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大部分官职，仍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并且很多贵族仍然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

德意志的沙龙与沙龙文化

沙龙文化发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但我们最熟悉的沙龙是在17至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环境里出现的。法国的这些沙龙往往是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聚会的场所，大家交流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与心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诗歌的使命是“给人愉悦或教诲”（Prodesse et delectare），沙龙也是这样。沙龙的主持人往往是受过教育、精明世故、长袖善舞的上层女性。她们主持活动、挑选客人、制定沙龙的规则与主题。沙龙里的社会等级不像宫廷那样分明，贵族和资产阶级可以近距离接触和交际。沙龙女主人（Salonnière）的一大艺术就是在“封闭的小圈子”与“开放”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维护贵族阶级的团结，另一方面又结交和拉拢资产阶级精英。[38]沙龙帮助打破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社会障碍，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对贵族女性来说，沙龙往往是唯一能够比较自由地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男性贵族的自由活动空间很大，他们能从军、当官、经商、社交等等，可以独自出门，与各色人等接触。而女性贵族的活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出门要有丈夫陪同，除了走亲访友和各种正式的舞会、酒会之外，她们很少有机会与外人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交流，而沙龙给了她们这个机会。

德意志的沙龙文化出现较晚，起初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沙龙类似，是启蒙和教化的场所与工具，也是交换八卦与蜚短流长的地方。在18世纪晚期的柏林，约40%的沙龙参与者是贵族，他们在沙龙与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和职业人士交流，往往是分享批评性的观点。[39]德意志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们在自己的宫殿和宅邸举办沙龙，通常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周二下午2点至7点或周三下午3点至8点，她们的朋友无须邀请，可以直接来。这样的交流比较轻松自如，也更有意思，不像需要正式邀请的社交场合那样，其实往往只能说些客套话。沙龙期间大家可以享用茶、咖啡、饼干或雪莉酒等。[40]

德意志最有名的两位沙龙女主人要数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 Herz，1764—1847）和拉赫尔·莱温（Rahel Levin，1771—1833）。她俩都是犹太人。在18和19世纪的德意志，很多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犹太女性面临双重障碍：反犹主义和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而沙龙为富裕和有人脉的犹太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能与德意志名流相对平等地交往，畅谈文学、政治、哲学、艺术等，所以这个时期德意志的很多著名沙龙女主人是犹太人。赫兹的父亲是第一位在柏林开业的犹太医生，莱温的父亲是富裕的珠宝商。她俩都是融入柏林精英社会的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太讲究犹太教规矩。当时的普鲁士启蒙与改革运动中，接受了德意志文化与基督教的犹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德意志其他邦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普鲁士对犹太人也相对宽容和接受。

赫兹的沙龙一度是柏林文艺界、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中心，高朋满座，席间包括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兄弟、戏剧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等。

图3-5　沙龙女主人亨丽埃特·赫兹（Anna Dorothea Therbusch绘，1778年）

至于拉赫尔·莱温，汉娜·阿伦特专门为她写了一部传记《拉赫尔·瓦尔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个德国犹太女性的生活史》（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拉赫尔嫁给了外交官、军官和文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瓦尔哈根·冯·恩泽（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并皈依基督教。她喜好游历和结交，与许多贵妇缔结了友谊。历史悠久的容克世家子弟，甚至普鲁士王室成员，都来参加她的沙龙，与科学家、作家、批评家交流。[41]她的客人包括哲学家谢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洪堡兄弟、富凯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让·保罗（Jean Paul）、费希特、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等著名文人与思想家。熟悉德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朋友应当对上面列举的名字耳熟能详，这的确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聚会。在她的沙龙里，不管客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大家都以“你”（du）相称。德语里的“您”（Sie）和“你”含义大相径庭，前者礼貌而显得冷淡，后者亲热而显得不太严肃。在19世纪，“您”和“你”在感情上的差别比今日大得多，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亲热地称呼“你”，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19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也有繁荣的沙龙文化。根据一项统计，1860—1890年间柏林有26个真正的沙龙，1890—1914年间则有28个。[42]此时的沙龙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文艺型的，客人多为文人、学者、艺术家等；另一种是政治型的，客人多为政治家、外交官和高级将领。

图3-6　拉赫尔·瓦尔哈根（画作作者不详）

文艺型沙龙的另一个典型是黑德维希·冯·奥尔弗斯（Hedwig von Olfers，1799—1891）的沙龙。她是科学家、外交官和王家博物馆馆长伊格纳茨·冯·奥尔弗斯（Ignaz von Olfers，1793—1871）的妻子。在奥尔弗斯的沙龙，群贤毕至，艺术家与上流社会成员觥筹交错。她的客人包括天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古典学者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1814—1896）、画家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1815—1905）、雕塑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沙都（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音乐家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1830—1894）等。奥尔弗斯的沙龙得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威廉一世皇帝的庇护，“1840—1860年，奥尔弗斯的沙龙是艺术家、学者、文人和宫廷成员最重要的交流场所”。[43]

政治型沙龙中最有名的可能要数玛丽·冯·拉齐维尔侯爵夫人（Marie Fürstin von Radziwill，1840—1915）的沙龙。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欧洲贵族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她的父亲是一位法国侯爵，祖父是法国的陆军元帅和外交部长。她的外祖母多罗特娅·冯·萨根（Dorothea von Sagan，1793—1862）是库尔兰公爵的女儿、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塔列朗的侄媳妇，是欧洲著名的美人和交际花。玛丽的丈夫安东·拉齐维尔侯爵是为普鲁士效力的波兰大贵族，担任普鲁士将军和上议院议员，是威廉一世皇帝的侍从长和亲信。安东的祖母是一位普鲁士公主。[44]有了这些关系，美丽而聪颖的玛丽在德国社交界如鱼得水，与威廉一世夫妇和威廉二世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都经常出席她的沙龙。另外，玛丽的两个女婿分别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波兰贵族。她的儿子是俄国军官，所以她与俄国皇室也有很好的关系。

图3-7　玛丽·冯·拉齐维尔侯爵夫人，1890年

在柏林，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法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她的宅邸和举办沙龙的场所就在法国大使馆对面，大家在她的沙龙上都说法语。拉齐维尔侯爵夫人的沙龙客人绝大多数是政治家和外交官，她很少与艺术家和学者打交道，尤其是德国的艺术家和学者，部分原因可能是她的德语水平不高，对德国文化也很轻蔑，认为法国文化才是最高雅的。1871—1914年间，拉齐维尔侯爵夫人的沙龙是聚集了最多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聚会场所，驻柏林的外国外交官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她的邀请。[45]

1872年，刚上任的法国驻德大使艾利·德·贡托-比龙（Élie de Gontaut-Biron）先去拜访德国皇室成员，下一站就是去拜访拉齐维尔侯爵夫人。贡托-比龙大使在夫人的沙龙里结识了宫廷总管大臣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雷德恩伯爵（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Redern，1802—1883），商贸大臣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伊岑普利茨伯爵（Graf Heinrich Friedrich August von Itzenplitz，1799—1883），奥斯曼帝国公使阿利斯塔齐贝伊（Aristarchi Bey，1843—1914），葡萄牙公使利尔瓦斯伯爵（Graf Rilvas），巴伐利亚公使佩尔格勒·冯·佩尔格拉斯男爵（Pergler von Perglas），俄国大使馆参赞、俄国首相之子戈尔恰科夫（Gortschakow）以及德国的许多达官贵人。[46]而1897年1月19日的沙龙聚集了奥地利大使瑟杰尼-马利希伯爵（Graf Szögyény-Marich）、意大利大使兰扎伯爵（Graf Lanza）、法国大使诺瓦耶侯爵（Marquis de Noailles）、巴伐利亚王国驻帝国议会代表胡戈·冯·莱辛菲尔德-科弗林伯爵（Hugo von Lerchenfeld-Köfering），还有奥地利外交大臣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Graf Agenor Gołuchowski，1849—1921）。[47]

拉齐维尔侯爵夫人通过自己的沙龙，以及与各国外交官和政治家的交往和通信，能够获得大量重要的信息，她就利用这些信息为普鲁士和德国高层提供建议。她经常与威廉一世皇帝交换意见，皇帝也把她的沙龙当作重要的信息来源。拉齐维尔侯爵夫人是一位没有官职的外交官，她的意见得到最高层的重视，但她绝不会狂妄自大地为自己争取政治角色。[48]

在奥匈帝国，有的贵族女主人的沙龙独具特色，比如亚历山德琳娜·冯·迪特里希施泰因（Alexandrine von Dietrichstein，1824—1906）侯爵夫人在维也纳的沙龙是奥地利贵族接触英国王室和贵族圈子的一个枢纽，因为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冯·曼斯多夫-普伊（Alexander von Mensdorff-Pouilly，1813—1871，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母亲索菲是萨克森-科堡家族的成员、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姨母、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姑母。英国王室成员若来维也纳，必去迪特里希施泰因家的沙龙。后来亚历山德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成为奥匈帝国驻英大使也就不奇怪了。喜欢马的贵族可以参加金斯基（Kinsky）家族的沙龙，他们是奥地利贵族当中最显赫的养马和赛马爱好者，就连女性家族成员也酷爱骑马。拉里施（Larisch）家族也是著名的养马大户，在英国拥有赛马的马厩，一年要在英国度过好几个月，他们家的沙龙也围绕马的话题展开。对戏剧、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玛丽·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夫人（Marie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37—1920，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宫廷大总管的夫人）的沙龙，她大力提携和扶助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建筑师。[49]

四　1848年革命：废除贵族？

1848年5月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代表着羽翼渐丰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的努力，同时也承担着为德意志统一寻找出路的重任。从贵族史的角度来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弥合鸿沟的一次尝试，也是新与旧、民主与专制的一次斗争。

虽然叫“国民议会”，但参会的585名法定代表[50]中有100多人是贵族。许多在1806年前后丧失了主权的诸侯，希望通过国民议会来重新发挥影响力。不过从各邦代表的贵族比例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和邦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是怎样的。比如普鲁士的32名代表差不多有一半是贵族；受法国影响较大的莱茵兰的35名代表中只有3人是贵族；巴登已经有了民主宪法，20名代表中只有2人是贵族；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代表中几乎没有贵族。国民议会的第一任主席是自由派政治家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男爵（Heinrich von Gagern，1799—1880），第二任主席是大学教授爱德华·西姆松（Eduard Simson，1810—1899），他后来被封为贵族。[51]其他比较有名的贵族代表还有东普鲁士地主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冯·绍肯-塔尔普琴（Ernst Friedrich von Saucken-Tarputschen，1791—1854）和莱茵兰地区的地主卡尔·冯·施泰特曼（Carl von Stedtmann）。[52]

图3-8　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男爵（Eduard von Heuss绘，1848年）

图3-9　爱德华·冯·西姆松（Fritz Paulsen绘，1880年）

激进左派人士在国民议会上提出立即彻底废除贵族制度。多个邦国的地方国民议会，甚至包括普鲁士国民议会，附和了这一提案。这就是有名的“贵族辩论”。这场大辩论的背景是，1848年初德意志若干邦国发生了反对贵族地主特权的农民暴动，许多邦国的议会做了妥协，匆匆立法，宣布解放农民，废除贵族对农民享有的封建特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原本只打算对解放农民的立法加以确认，不料有激进人士提出要废除整个贵族体制，这当即被否决。当年12月1日，圣保罗教堂的国民议会第二次审阅该提案，最后竟然以8票的多数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废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但随后有61名议员公开表示，他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仅限于再次确认之前解放农民、废除贵族地主特权的立法。这究竟是不是个误会，今天已经很难确定。[53]

但“贵族辩论”表现出，很多资产阶级人士对贵族并没有多少阶级仇恨，而是出于浪漫主义⁽⁹⁾和务实考量，对贵族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机构抱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和敬畏，并且资产阶级人士尊重私有财产。所以他们并不同意废除贵族制度，甚至也不同意贵族和平民选举权平等的提案。议会中的左派如莫里茨·莫尔（Moritz Mohl，1802—1888）和右派如菲利克斯·冯·李希诺斯基侯爵（Felix von Lichnowsky，1814—1848）都同意，不可能用立法手段废除贵族制度，因为它超脱于法律之上。资产阶级此时还不愿意把贵族视为敌人，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资产阶级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极左力量感到畏惧和警惕，不愿意看到极左派的势力更加壮大。毕竟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对抗贵族，另一方面也要与贵族合作来压制极左派与广大劳动者。德意志自由派聚集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商议大业的时候，真正的大众民主还为时过早，与会的资产阶级还不需要大众民主。他们想要的民主，是精英主义的民主，是他们自己阶级的民主。最后，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废除贵族的议题也就被搁置了，直到1918年。

1848年革命期间，贵族当中有民主派，甚至有共和主义者，但大多数贵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拥护君主，反对自由主义。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1795—1866）担任首相、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担任财政大臣的普鲁士政府倾向于自由主义，提出要废除贵族对自己庄园上农民的司法权，无偿废除贵族在农民土地上的狩猎权[54]，并向此前一直免税的贵族土地征税。这项改革计划遭到了普鲁士贵族的强力反对。在贵族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与它相比，之前的革命都只是玩笑而已！如果改革真的实施，所有地主就全完了！”俾斯麦也说，这个改革计划是“非法的暴力镇压……其对象是那些无力自卫、数百年来对王权最为忠顺的臣民”。是年8月，贵族地主聚集在柏林，组成所谓“容克议会”，坚决抵制改革，最终称心遂愿。贵族地主的免税权一直维持到1861年，后来遭到废除时政府还给了贵族一大笔赔偿金。而废除农民的封建劳役时，农民还要向地主缴纳赔偿金。[55]

革命之后的反动

1848年对贵族阶层存在之意义的大辩论（包括批判）结束之后，德意志在政治上趋向保守，尤其是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后。1848年革命给了普鲁士一部新宪法（1850年修订）和上下两院制的议会。根据1849年的选举法，只有满足如下条件者才有权投票选举上议院议员：每年缴纳8塔勒的等级制收入税（Klassensteuer），或拥有价值至少5000塔勒的地产，或年收入不低于500塔勒。这样的话大部分民众根本无权选举上议院议员。而且这个上议院没过几年就被取消，让位于所谓“贵族院”（Herrenhaus）或新的上议院。贵族院的议员由国王指定。

一直到1918年，普鲁士贵族院的绝大部分成员为贵族，包括曾享有主权的陪臣家族的族长、被国王授予世袭席位的贵族、大学代表和城市代表等。1911年，贵族院的347名议员仍有260人是贵族。在19世纪，这个比例更高。而在下议院里，由于三级选举制（Dreiklassenwahlrecht）的存在，贵族和保守派的比例也非常高。20世纪初，443名下议院议员里的保守派始终超过200人。[56]

普鲁士的1850年宪法设立了三级选举制，将24岁以上男性公民按照其纳税金额分成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等级（多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人口最少，纳税最少的等级（多是穷人，不过在特别富裕的选区，富人也可能落到第三等级）人口最多。比如在1861年12月的选举中，第一等级占据总人口的4.7%，第二等级占13.5%，余下81.8%是第三等级。制度是间接选举，每个等级选举出数量相同的选举人。所以，前两个等级的选票权重比第三等级大很多。[57]

贵族，尤其是被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视为反动势力的普鲁士容克群体（详见下一节“什么是‘容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贵族与资产阶级仍然难以联手构建一个类似英国那样的精英统治集团。后来德国历史的“特殊道路”（Sonderweg）理论也由此产生，该理论激烈地把德国的很多负面发展归咎于贵族，尤其是容克。比如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认为德国后来发展出纳粹这样的恐怖极权，就是因为在19世纪德国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了，但政治体制没有现代化，仍然被前现代的贵族制度所主宰。这些贵族阻碍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德国没有像英法一样演化为现代民主国家，而是走上了一条奔向极权与反人类罪行的“特殊道路”。韦勒、汉斯·蒙森和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等历史学家严厉批评第二帝国建立到1945年之间的德国精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贵族），指责他们在第二帝国期间推行威权主义、破坏民主并怂恿和帮助纳粹作恶。

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以官僚或军官的身份为国效力，实际上比传统的贵族地主掌握更多的权势和社会资源。这些新的精英常常被君主授予贵族身份。尽管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威廉二世皇帝等君主努力促进资产阶级新精英与老贵族的融合，向资产阶级人士授予贵族身份、邀请他们进入宫廷圈子，希望借此打造出新的统治精英群体，但这些新贵和传统贵族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很难说贵族资产阶级化了，也很难说资产阶级贵族化了，这两个群体虽然互相打交道（比如在政府机关是同事）甚至偶尔通婚，但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只是肩并肩共存。贵族和资产阶级两方面都有人呼吁效法英国，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融合成新的精英阶层，但这种现象一直到1918年都没有在德国出现。

五　什么是“容克”？

1834年春，有位年轻的普鲁士贵族没能顺利从中学毕业，所以担心自己不能按计划进入柏林大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设想了自己如果上不了大学，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会先当几年军官，对着新兵大呼小叫；然后娶妻、生子、种地，无节制地生产蒸馏酒，用酒来败坏我的农民的道德。所以，如果十年后你正好到我家乡，我会邀请你一起寻欢作乐，从庄园找一个水性杨花、曲线玲珑的小娘们儿来耍一耍。我还会请你痛饮土豆白兰地，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还会请你打猎，玩得痛痛快快。那时你看到的我，会是一个肥胖的民兵军官，蓄着两端翘起的胡须，骂人可以骂得地动山摇，憎恨犹太人和法国人，恣意鞭笞狗和家仆，与此同时是个妻管严。我会穿皮裤子，在斯德丁⁽¹⁰⁾毛料厂大出洋相。大家向我这个男爵大人请安的时候，我会和气地捋须，给大家一个优惠价。国王诞辰那天我会喝得烂醉如泥，并高声为陛下祝寿。其余时间，我会定期高谈阔论。我的口头禅是：“老天！这匹马真棒！”[58]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铁血首相俾斯麦。

俾斯麦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地主家庭，他这一席话给自己所在的阶级绘制了一幅讽刺漫画。俾斯麦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贵族，非常保守。但他的母亲出身资产阶级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她的祖父是法学教授；她的父亲，即俾斯麦的外祖父，曾在三代普鲁士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内阁秘书，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59]俾斯麦是依靠容克集团的政治势力上台的，但上台之后就“背叛”了容克集团。他不是一名典型的容克，人生轨迹和绝大部分容克不同。

那么，什么是容克？容克在德意志历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的真实形象是什么？

容克：普鲁士的地主乡绅

我们从“容克”这个词的本义开始说起。容克（Junker）的本意是“年轻贵族”或“少爷”，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用来指年轻或者地位较低的贵族[60]。马丁·路德潜伏在瓦尔特堡期间用的化名是容克约尔格（Junker Jörg）[61]。他还曾讥讽地称英王亨利八世为“容克海因茨”（Junker Heintz）。[62]作为低级贵族的容克一般没有头衔，只是姓氏中有“冯”或“祖”。

到了近代早期，在普鲁士，“容克”这个词有了特殊的意思，指的是农业地区如易北河以东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小贵族。我们今天说到容克，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普鲁士容克。

普鲁士容克控制了普鲁士东部的大部分土地，驱使农民为他们劳作，而这些农民与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农民相比，享有的自由和权益少得多。容克生活环境的自然条件不佳，多沼泽和沙地，土地贫瘠。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一书中这样描绘普鲁士容克的生活环境：

没有显眼的地标。这里的河流都是懒洋洋地蜿蜒流淌的小河，缺乏莱茵河或多瑙河那样的雄伟壮丽。大部分地面被白桦和冷杉林覆盖，单调乏味……“土地平坦，有林木，大部分地方是沼泽”。“沙地”、平坦、“沼泽”和“未开垦地区”是所有的早期描述（哪怕是歌颂的文章里）中的常见主题。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土壤很贫瘠。在有些地区，尤其是柏林周边，土壤过于单薄，沙子太多，连树都长不了。[63]

生活在这样贫瘠的地理环境里，总的来讲，容克地主是不富裕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与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富裕贵族相去甚远，简直不是一个世界。因为经济条件较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见识过广阔的精彩世界，容克常常和没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没有受过教育，文不成句，甚至说话也不连贯，只会把名词和名词化的词连在一起乱说出来，然后再加上惊叹号。”[64]

农业是容克的核心利益。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容克在德国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且普鲁士长期施行的三级选举制使贵族地主的选票权重特别大，所以容克在普鲁士的政治影响力很大。他们运用自己的能量，积极地干预和影响政府的农业政策，提高粮食进口的关税，以保护普鲁士本土的农业。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1876年建立）和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农场主联盟（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建立）主要为容克地主的利益服务。他们向政府游说，要求为地主提供资金补助、减税，并保障较高的粮价。据估计，1900年前后德国人口为5600万左右，而容克地主阶层有24 000人。这一小群权力精英坐镇于他们的庄园，占据着县长职位，几乎不受限制地按照自己的利益统治着广大农村地区。[65]

在有些比较正面的描绘里，容克地主是性格严峻、执行严格纪律但待下慈爱的一家之主。容克不仅对自己的妻儿和直系后辈，对仆人和农民也是父亲式的人物：威严但友爱的权威和管理者，为一大家子的生计而忙碌。小说家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威廉时代德国的简·奥斯汀”）的小说《斯特希林》（Der Stechlin）描写的就是这种容克地主，他笔下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老普鲁士：田园风光、地主仁厚、农民恭顺、大家一团和气。小说的主人公贵族地主老斯特希林是正派善良的可爱老乡绅，并且思想开明。他参加国会竞选，尽管大家都觉得本地是保守而忠君爱国的地方，最终他还是输给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在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主义已经是很强大的力量。老斯特希林虽然输了，但输得优雅，他也认识到时代已经变了，虽然充满怀旧情绪，但能坦然地面对新时代的降临。与这个“反动地主”相比，某些代表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人士反倒显得功利心重、吃相难看。

容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

来自穷山恶水的容克往往坚忍不拔，是很好的军人材料。18世纪上半叶，容克从军开始成为传统，于是一代代容克子弟自幼就受到这种顽强精神和军人荣誉感的灌输，世代从军。在七年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大王领导普鲁士与欧洲大陆的另外三个大国俄、法、奥对抗，容克军人在流血牺牲的过程中铸就了与普鲁士国王的紧密联系。也正是这样的容克军人，帮助普鲁士打赢了1866年和1871年的大战。英国历史学家利芬指出，正是霍亨索伦家族与容克的联盟把普鲁士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穷国发展为近代强国，所以容克的军国主义、威权主义和贵族原则得到合法化，[66]从而他们在普鲁士／德国政府与军队中都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容克往往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在政敌眼中尤其如此。19世纪80和90年代德国自由派的各种讽刺漫画上的容克往往是身穿笔直军服的军官形象。慕尼黑的讽刺杂志《痴儿西木》（Simplicissimus）的漫画里，容克军官虚荣、无能、穿的军服过紧，要么是把自己继承的财产挥霍一空的赌棍，要么是追逐女性的登徒子，要么是不学无术之辈。而1937年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中埃里希·冯·施托洛海姆（Erich von Stroheim）扮演的容克更是深入人心：身材瘦削、站得笔直、短发、小胡子、面无表情、戴着单片眼镜。[67]

普鲁士容克的形象——乡土、狭隘、粗俗、顽固、保守甚至反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逐渐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常常受到自由主义者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嘲笑和恶评。“卷心菜容克”（Krautjunker）成为一种常见的贬称。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家施泰因男爵对容克发出这样的恶评：“普鲁士贵族是国家的累赘，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大多贫穷，对官职、薪俸、特权和形形色色的优待贪得无厌。他们贫穷，所以不能接受良好教育，只能上水平很差的军校。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没有办法担任高级职务……这一大群只受过较差教育的人，还要神气活现地索取……既是贵族也是官僚，他们对同胞来说是一害。”[68]

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指控容克集团应当对第二帝国时期民主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的确，容克是反民主势力，是军国主义者，是威权主义者。历史学家利芬指出，容克虽然不是第二帝国唯一的反民主势力，甚至也不是最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化，制造了一种极端的舆论和气氛，而这种舆论和气氛是1914年德国统治者选择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容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人数多、坚韧不拔并且深深植根于霍亨索伦国家，很难把他们边缘化。[69]但利芬反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怪罪到容克头上，因为他相信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与列强竞争。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容克地主一般支持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简称“DNVP”），继续扮演保守乃至反动的角色。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说：“没有一个群体，比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更早、更积极、更成功地参与了摧毁魏玛民主。”[7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刺杀希特勒的“7月20日”抵抗运动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和军官，比如汉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1901—1944）。

德国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容克”主要是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贵族时用的词，用来指他们的敌视对象；而这种批判早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所以学术界不应当用这个词。[71]的确，把一个群体脸谱化很容易，但要真正理解和描绘它却很难。不管是好是歹，容克都是普鲁士历史的一部分，有时是积极的力量，有时是消极的势力。

六　贵族与德意志第二帝国

1870年，普鲁士打败法国，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大业。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登基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了。为了区分中世纪到1806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1871年建立的帝国被称为“第二帝国”。

新帝国是若干德意志诸侯与邦国组成的“联邦”，共有25个邦国（Bundesstaaten），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6个大公国、5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由汉萨城市（吕贝克、不来梅和汉堡），外加1个帝国直辖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在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对于广大贵族来讲，第二帝国的建立似乎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新时代。因为这个帝国看起来对他们特别有利，首先因为普鲁士和帝国新政权对贵族友好，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而且军队的突出地位也意味着贵族有很多机会在军界飞黄腾达。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意味着在外交界会有很多空间给贵族施展拳脚。另外，帝国的宫廷也为贵族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上升机遇。贵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许多关键性的实权职位，帝国的政策处于贵族利益的强大影响之下，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班贝格尔（Bamberger）说德意志帝国处于“从未见过的容克统治”之下。[72]

不过，这段时间也恰逢德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日千里，这对以土地和农业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贵族来说，不是好消息。资产阶级的快速崛起、咄咄逼人的攀升和他们的专业化技能，让贵族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比如在公务员体系里，尤其是在与法律、财政等技术领域相关的体系里，贵族的特权不足以保障他们一定能获得并保住职位。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在不断攀升。

贵族地主在新时代

在19世纪，一部分贵族在他们的传统经济领域即农业，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获得更多财富并扩大自己的庄园。不过从全德范围来看，贵族地主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地域性。比如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贵族庄园一般比较小，大多数大庄园都在易北河以东。比如在西里西亚，迟至1925年，还有152位贵族的庄园地产面积超过5000公顷，49位贵族的地产面积超过1万公顷，其中普莱斯公爵的地产在1900年前后居然有7万公顷之多。[73]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普鲁士，许多贵族试图通过家产信托（Familienfideikommiss）的法律手段来维护和保住自己的地产，并顺利地传给下一代。

所谓“家产信托”，就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家产（一般是土地）永久性地不可拆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传给单一继承人，只有这名继承人能够自由支配土地的产出；即便他负债，也不能通过转手土地来变现。这种手段主要是为了保护家族的财产基础和社会地位，防止家产四分五裂。[74]

举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例子，英剧《唐顿庄园》里格兰瑟姆伯爵的家产，就是因为类似的法律手段（“Fee tail”或“entail”，限定继承）而无法传给女儿。因土地和爵位捆绑在一起，不可拆解，女儿不能获得爵位，也就不能继承土地。家产只能传给一个没见过面的远亲。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本奈特家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英国的限定继承和德国的家产信托非常相似。

1849年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和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一样，都禁止设立新的家产信托并废除现有的家产信托，但普鲁士的相关法律在贵族的抗议声中于1852年被废除。家产信托在德国和奥地利直到1938年，也就是纳粹时期才被废除，在巴登-符腾堡州甚至到1983年才被正式废除。[75]

1890年，德国共有约320万公顷土地，也就是国土面积的约6.8%，处于2314个家产信托控制之下。1917年普鲁士的数据是，250万公顷土地处于1369个家产信托控制之下，占普鲁士总面积的7.3%。1918—1919年，全德的大庄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处于家产信托控制之下。[76]不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贵族庄园的农业经济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资产阶级看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大多是些没受过像样教育的反动分子，是德国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眼里，贵族地主往往是这样的形象：对自己的土地经营不善，不懂得学习和采纳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将土地出租出去而不是亲自经营，过着远远超出自己收入的奢靡生活，一心只想着到宫廷任职，动不动就强调自己的贵族特权，最后常常债台高筑，把自己的庄园搞得每况愈下。[77]当然，实际上有很多庄园经营得井井有条，在经济上相当繁荣。庄园经济的成功与否，相关因素实在太多，包括个人才干与精力和机缘等。不过，总的来讲，新时代对贵族地主来说不利，贵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这个时期急剧拉大。

贵族地主当然会想方设法来保护自己的农业经济。德意志保守党和农场主联盟主要为贵族地主的利益服务。这两个组织紧密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意志保守党的会议经常在农场主联盟的场地或在其领导人家中举行。东部各省份的地方官员和农场主联盟也密切合作。1902年，农场主联盟的游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迫使政府将小麦进口关税大幅度提升。农场主联盟的宣传里喜欢用“德意志血统”“德意志风俗”之类的说法，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他们眼中的敌人是犹太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三种人会把德国变成“被国际大资本家主宰的出口工业国和世界贸易国”，而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即容克地主的大庄园。1894年底，农场主联盟有20.2万会员，1911年有32.8万，它的周报发行量高达24.2万份。[78]这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而它的极端保守和右翼色彩，对未来也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贵族的职场：宫廷、政府、军队、议会、慈善

在贵族的传统就业与活动领域——宫廷，同样存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争斗的情况。越来越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官员、学者、经济界人士和艺术家进入宫廷，身居要职。不过贵族仍然在德国皇帝的宫廷，普鲁士、萨克森、符腾堡、巴伐利亚四个国王宫廷和其他各级宫廷占据主宰地位。贵族在宫廷担任管理官员、侍从女官、教师等，并组织、参加和维护贵族的慈善机构。贵族的这些仪式感很强的活动，会一直维持到1918年11月。

贵族在第二帝国的政府当中发挥的作用、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其人口按照比例所应得的份额。1871年，普鲁士的中层和高层公职人员当中，贵族的比例仍和1858年时一样，高达42%。1910年，普鲁士11个部的大臣有9位是贵族，65位高级枢密顾问（Wirkliche Geheimräte）中有38位是贵族，12位省长（Oberpräsidenten）中有11位是贵族，36位行政专区主席（Regierungspräsidenten）中有25位是贵族，467位县长（Landräten）中有271位是贵族。1914年，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候补官员（Regierungsreferendare）中有55.5%是贵族，至1918年仍有55%的候补文职人员（Regierungsassessoren）是贵族。普鲁士内政部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支柱，该部的贵族官员占了全体官员的三分之一。[79]

第二帝国时期县长的权力极大，集地方行政长官、地方最高法官和警察总长于一身，简直是一方诸侯，可以执行自己的政策，权力远远超过很多仅有头衔而没有官职的大贵族。县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忠于皇帝，十分保守，是君主制的支柱。担任县长也是在仕途中攀升的重要的第一级阶梯，有机会晋升到帝国中央的要职。比如东普鲁士的小贵族阿尔伯特·冯·莱韦措（Albert von Levetzow，1827—1903）曾任柯尼斯堡（诺伊马克）县长，后来一直做到帝国议会主席。

在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而当时的普鲁士军官大多为贵族。比如在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两个主力集团军的全部军、师、旅级指挥官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里没有“冯”字。普鲁士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军人世家的姓氏大量出现在攻入法国的普军的战斗序列中：冯·克莱斯特（三个）、冯·德·戈尔茨（两个）、冯·比洛（两个）、冯·德·奥斯滕、冯·曼陀菲尔、冯·阿尔文斯莱本等等。[80]在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普鲁士军队被奉为现代化军队的楷模。在第二帝国，军队更是成为全社会的榜样。贵族在军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维护贵族的声誉和地位，应当说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军事的现代化，传统的贵族军官也不得不面临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炮兵、工兵等技术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军有约8000名现役贵族军官，占到整个军官团的30%。[81]不过在高级军官和将领当中，贵族仍然占据主宰地位。举个例子，在第二帝国期间，德军的三十几位陆军元帅全部是贵族，其中不少是王侯、公爵、王子。相比之下，到第三帝国期间，德军的20位陆军元帅中就有埃尔温·隆美尔、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斐迪南·舍尔纳、瓦尔特·莫德尔等7位非贵族；6位空军元帅中有4位非贵族；2位海军元帅都不是贵族。所以，在军事这个贵族传统的活动领域，贵族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

除了宫廷和军队，议会也是贵族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82]而且，帝国议会的议员选举与过去的三级选举制不一样，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第一届帝国议会的议员有差不多一半是贵族。不过到1890年，397名帝国议会议员中就只有125名贵族，1912年就只剩下57名贵族议员。帝国议会主席大多是贵族或者获得册封的资产阶级人士，一直到第13位主席才出现了资产阶级人士。对贵族来讲，担任帝国议会议员是一种荣誉。[83]

1870年建立的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里，天主教贵族占了很大份额。在起初比较倾向于改革的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里，富裕的贵族也很有影响。不过随着工业化推进、资产阶级日渐壮大，贵族议员越来越趋于保守。而随着政党越来越朝着现代党派的方向发展，贵族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不断萎缩。

在贵族的另一项传统事业（不能算是职业）——慈善事业当中，贵族与资产阶级主要是合作的关系，这与男性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竞争关系形成对比。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巴登妇女协会（Badische Frauenverein）。1859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期间，巴登大公夫人路易莎（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儿，1838—1923）根据一些资产阶级妇女的呼吁，建立了这个慈善机构，其工作包括募捐、照料伤病员、培训护士、照料老人、扶助失学女童、抚养弃婴等。[84]路易莎大公夫人是机构的领导者，但协会的其他主要活动家大多是资产阶级女性，如卡罗琳娜·拜尔（Karoline Bayer，1821—1903）、皮娅·鲍尔（Pia Bauer，1881—1954）、恩内斯蒂娜·特伦（Ernestine Thren，1899—1981）等。特伦在“二战”期间作为战场上的护士，曾随德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幸运地与一些伤员乘飞机撤离，可谓九死一生。

反犹主义的滋长

有一部分贵族，在农业、宫廷、军队、政治等方面都发展得不顺利，于是受到贫困的威胁。贫困贵族往往特别不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的职业，比如工商业或医生、律师等专业化的职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和资产阶级没什么差别了。这部分在社会上格格不入、眼睁睁看着自己鄙视的资产阶级风生水起的贫困贵族，很容易接受种族主义、极右翼思想从而变得极端化。

1874年，德国贵族联合会（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简称“DAG”）应运而生，主要代表易北河以东的贵族地主的利益。这个社团对现代化的经济、文化、艺术和政治都持否定态度，思想日趋保守和右翼，并强烈地反犹。一些高层贵族与犹太资本家的结交，也遭到德国贵族联合会的斥责。在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时期，德国贵族联合会最终变成为虎作伥的力量。

反犹主义在19世纪的德意志贵族当中有很深的根源。属于极端保守派的普鲁士将军与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1777—1837）在1811年向普鲁士国王上书，反对自由主义改革，并指出：

（普鲁士国王的）诏书向犹太人授予占有土地的权利，具体用词是“那些信奉摩西的宗教的人”。这些犹太人，如果忠于自己的信仰，就是每一个现存国家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再固守自己的信仰，他们就是虚伪的小人，并且他们手里掌握着巨额的现金资本。所以，只要占有土地变得那么容易，让他们能够通过投机土地来赢利，土地就会落到他们手里。成为地主之后，他们会成为国家的主要代表，于是我们古老的、可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犹太人国家。

马尔维茨反对允许犹太人占有土地，否则“国将不国”。他把犹太人视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载者，这也是当时的普鲁士容克阶层普遍的观点。[85]

19世纪中后期，犹太人确实在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与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881年，柏林人口当中犹太人只占4.8%，但柏林的金融市场从业人员中犹太人占到25.8%，批发商、零售商和运输商当中犹太人占到46%。布莱希罗德、罗特希尔德、施派尔、维尔特海默、奥本海默、班贝格、瓦瑟尔曼等犹太人银行世家，主宰着柏林、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等地的银行与金融界。1908年，普鲁士的巨富当中，身价超过5000万马克的29个家庭当中，有9家是犹太人（占31%）；并且排名前六的巨富当中有两人是犹太人。[86]

在很多保守派，尤其是贫穷的小贵族的想象中，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所以这些贵族仇视与上流社会（帝王、邦君／高级贵族）关系密切的犹太人资本家，也顺带仇视这些“犹太化”的高级贵族，甚至因此对威廉二世皇帝都颇有微词。有的犹太人资本家凭借与宫廷的关系和贡献，获得了贵族身份，比如帮过俾斯麦大忙的犹太人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同时，也有一些富裕犹太人家庭与德意志贵族通婚。贵族上层和资产阶级上层（有的是犹太人）之间携手合作挣钱，而贵族下层和资产阶级下层都是社会上的失败者，他们携起手来敌视犹太人。贫穷让很多小贵族痛苦，但他们把自己的贫穷乔装打扮为“节俭”的美德，激烈地谴责现代的金钱社会，主张金钱是庸俗的，一心挣钱的资产阶级是丑恶的，贵族的传统美德才是高尚的。而在他们眼中，犹太人等于资本家，等于令贵族惶惑不安的现代社会。

而在另一种思潮里，犹太人等于自由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甚至等于共产主义。苏俄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犹太人，比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18—1919年德国的革命者当中也有不少是犹太人，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这三种主义都是许多贵族畏惧和仇视的对象。虽然并非每一位德意志贵族都是反犹主义者，但反犹主义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推动许多德意志贵族走上万劫不复的罪恶道路。

(1)　此处的萨克森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当时还是异教徒，后被查理大帝征服。

(2)　后者直接由皇帝控制，设在维也纳。

(3)　“亚西比德”是后人给他的绰号，因为他像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亚西比德一样，反复无常，多次背叛盟友、改换阵营。托马斯·卡莱尔说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是失败版本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然而把能量都消耗在了无谓的争斗上。见Carlyle, Thomas. History of Friedrich Ⅱ.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 Vol.1. Bernhard Tauchnitz, 1858. p. 307。

(4)　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属于韦廷家族的两大支系之一恩斯特系。

(5)　领邦化使得德意志诸侯林立，没有发展出英法那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另一方面，诸侯林立使得德意志在文化、建筑、艺术上出现了多个中心平行繁荣发展的现象，不像英法那样，文化资源都集中在首都。

(6)　前文讲到的镇压格鲁姆巴赫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就是莫里茨的弟弟和继承人。

(7)　最后被正式割让给法国的土地面积为23 850平方公里，有80万人口。

(8)　当然，在1803年之前，德意志历史上一直有小邦国被强大邦国兼并、小诸侯被陪臣化的现象。比如1580年，原为帝国直属诸侯的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领地被萨克森选侯国和马格德堡大主教领地吞并。见Krumhaar, Karl. Die Grafen von Mansfeld und ihre Besitzungen. Eisleben, 1872. S. 58。

(9)　1860年，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豪特奥多尔·冯塔纳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谁要废除贵族，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世界残存的最后一丝诗意。”转引自Plagwitz, Frank F.“Concerning ‘Wölfe, Schweine Und Gemeine Hunde’: Heine’s Depiction of the Aristocracy.”Pacific Coast Philology, vol. 30, no. 1.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0。

(10)　斯德丁，即今天波兰的什切青。

[1]　Guizot, M. 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jusqu’au 13e siècle. CHEZ J.-L.-J. LRIÈRE, LIBRAIRE, 1824. pp. 486-487.

[2]　Widukind of Corvey. Deeds of the Saxons (Medieval Texts in Translation). trans. Bernard S. Bachrach and David S. Bachrach.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p. 145.

[3]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18.

[4]　Thomas, Meier; Charlotte Bretscher-Gisiger (Hg):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and 4. Metzler, 1999. S. 2007.

[5]　Wolfram, Herwig. Conrad Ⅱ, 990-1039: Emperor of Three Kingdoms. trans. Denise A. Kais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8-130.

[6]　Zmora, Hillay. 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State in Europe, 1300-1800. Routledge, 2001. pp. 30-31.

[7]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8.

[8]　Berlichingen, Götz von. „Mein Gottfriden von Berlichingen zw Hornberg vhedt vnd handlungen. Text der Rossacher Handschrift (vor 1567).“ In: Ulmschneider, Helgard (Hg.). Götz von Berlichingen: Mein Fehd und Handlungen. Thorbecke, 1981. URL: https://de.wikisource.org/wiki/Mein_Fehd_und_Handlunge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　Scholzen, Reinhard. „Franz von Sickingen (1481-1523). Fehde als Geschäftsmodell.“ In: Matheus, Michael (Hg.). Reformation in der Region. Personen und Erinnerungsorte. Band 21. Franz Steiner, 2018. S. 64.

[10]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2-33.

[11]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10.

[12]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7.

[13]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16-217.

[14]　Ibid., p. 158.

[15]　以下格鲁姆巴赫的生平，摘引自Ortloff, Friedrich. Geschichte der Grumbachischen Händel.4 Bände. Jena, 1868。另见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I: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pp. 390-393。

[16]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4.

[17]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8.

[18]　Nummedal, Tara. Alchemy and Authority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75.

[19]　Scholzen, Reinhard. „Franz von Sickingen (1481-1523). Fehde als Geschäftsmodell.“ In: Matheus, Michael (Hg.). Reformation in der Region. Personen und Erinnerungsorte. Band 21. Franz Steiner, 2018. S. 56.

[20]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

[21]　Ibid., p. 122.

[22]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3.

[23]　Ibid., p. 136.

[24]　Ibid., pp. 92, 129-130.

[25]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2-96.

[26]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4页。

[27]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27.

[28]　Strauß, D. F. (Hg.). Gespräche von Ulrich von Hutten. F. H. Brodhaus, 1860. S. 318-319.

[29]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2.

[30]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2-23.

[31]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7-620.

[32]　Urbach, Karina. „Zwischen Aktion und Reaktion. Die süddeutschen Standesherren 1914-1919.“In: Conze, Eckart und Monika Wienfort (Hg).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öhlau, 2004. S. 325.

[33]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8-621.

[34]　Ibid., p. 620.

[35]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19-620.

[36]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2-23.

[37]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第225页。

[38]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15.

[39]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第59页。

[40]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45-150.

[41]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264.

[42]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104.

[43]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102.

[44]　Ebd., S. 37-40.

[45]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116.

[46]　Ebd., S. 106.

[47]　Ebd., S. 116.

[48]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119.

[49]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54-155.

[50]　Siemann, Wolfram.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hristiane Banerji. Macmillan Press, 1998. p. 121.

[51]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75-77.

[52]　Siemann, Wolfram.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hristiane Banerji. p. 16.

[53]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20.

[54]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478.

[55]　Carsten, Francis L. „Der preußisch Adel und seine Stellung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bis 1945.“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17.

[56]　Carsten, Francis L. “Der preußisch Adel und seine Stellung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bis 1945.”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17-118.

[57]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1.

[58]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p. 518-519.

[59]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0-32.

[60]　https://www.dwds.de/wb/Junke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61]　Mullett, Michael A.. Martin Luther. Routledge, 2005. p. 136.

[62]　Henry Ⅷ: September 1540, 26-30.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Henry Ⅷ, Volume 16, 1540-1541. eds. James Gairdner, and R H Brodie.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8. pp. 22-56. British History Online. 9 February 2020.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letters-papers-hen8/vol16/pp22-56.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63]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1.

[64]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第210页。

[65]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66]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9.

[67]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p. 168-169.

[68]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71.

[69]　Ibid., p. 251.

[70]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C. H. Beck, 2018. S. 601.

[7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6.

[72]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34页。

[7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84.

[74]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238.

[75]　Ebd., S. 239-241.

[76]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93.

[77]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03-104.

[78]　Carsten, Francis L. „Der preußische Adel und seine Stellung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bis 1945.“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19.

[79]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58页。

[80]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91.

[81]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06.

[82]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87.

[83]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78-79.

[84]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07.

[85]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4, 388.

[86]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4, 391-392.

第四章　德意志贵族与魏玛共和国

一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与贵族制度的废除

1918年11月12日，利珀侯爵利奥波德四世（Fürst Leopold Ⅳ. zur Lippe）授予枢密顾问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Kurt von Kleefeld）贵族身份，以嘉奖这位工业家和行政官员的兢兢业业。[1]

克利菲尔德是德国最后一位获得册封的贵族。⁽¹⁾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为自己得到的荣誉高兴，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德国“变天”的时候。

图4-1　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站立者，右）（拍摄者不详，1912年）

走向共和

德意志第二帝国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掌权之后，列宁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苏俄以屈辱的条件退出战争。德国得以将大批部队从东线转往西线，希望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胜仗，迫使西方盟国议和，争取到对德国有利的和谈条件。这就是此时德国的实际领导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通过胜利获得和平”的战略。

然而，1918年春季德军寄予厚望的西线攻势，即所谓“皇帝会战”，先小胜后大败，丧失大片土地。不过战场主要是在原先的敌国境内，尚未波及德国本土。德军的预备队消耗殆尽，无力再战。协约国方面却有美国不断向欧洲输送生力部队。而多年的鏖战已经让德国的国力濒临枯竭，民众无力支撑。鲁登道夫相信德国必败无疑。9月29日，鲁登道夫向皇帝威廉二世报告，他无法保证能够继续维持前线24小时，请求皇帝准许向协约国求和。鲁登道夫还建议修宪，实施改革，将政权移交给当时议会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属于左派，受到鲁登道夫和皇帝等右派的敌视。鲁登道夫这么做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保护军队的名誉。[2]“背后一剑”（Dolchstoßlegende）的传说就这样诞生了。后来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分子大肆宣传，谎称德国输掉“一战”非战之罪，是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出卖了国家。这些背黑锅的人被称为“十一月罪人”。鲁登道夫和军队借此保住了自己的名誉。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

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接管政府。10月28日，议会正式确定修宪。然而此时德国内部已经陷入混乱，很少有人注意到德国的政体已经从君主专制变成了实际上的君主立宪制。皇帝主动把权力交给了议会。随后政府按照鲁登道夫的建议，向协约国求和。

然而，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交涉并碰壁之后，鲁登道夫改了主意，要求取消议和，让德军继续作战。但大厦将倾，德军内部发生哗变，军队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继续打仗。全国各地发生动乱。极左、中左、中右和极右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为了防止极左势力掌权从而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为了掌控这场“十一月革命”，为了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皇帝，防止他成为各种敌对势力攻击的靶子，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于11月6日请求皇帝退位。

皇帝拖延了几天。他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压力太大，所以必须放弃德皇的身份，但还抱有幻想，希望保住普鲁士国王的位子。埃伯特表示，如果皇帝不退位，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埃伯特不希望发生革命，而是对革命恨之入骨。[3]他打算亲自去当时德国陆军大本营所在地（比利时的斯帕）拜见皇帝，劝他退位。但局势发展太快，超出了埃伯特的预期和控制范围。柏林爆发了动乱。为了控制局势，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于11月9日中午在没有得到皇帝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在柏林单方面宣布皇帝退位、皇储也放弃继承权。许多天之后，才得到皇帝和皇储的书面确认。11月9日当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就是我们熟知的魏玛共和国。不久之后，极左翼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也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28日，皇帝威廉二世正式退位。德国的其他邦国君主也相继退位。德国的君主制骤然结束了，连一个过渡都没有。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研究，此时的德国有约9.5万贵族；贵族在德国不同地区占的人口比例不一样，从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不等。[4]而根据德国贵族社团总会（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delsverbände）的数据，当时的德国贵族人口约8万，相当于总人口（8220万）的约千分之一。[5]

贵族制度与贵族特权的废除

共和国建立之后，贵族制度就显得格格不入、十分扎眼。在为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工作中，废除贵族制度便被提上日程。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召开，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此时议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8月14日，《魏玛宪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生效，它的第109条内容如下：

全体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完全相同。由公法得来的特权，以及出身或等级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一律废止。贵族头衔与称号仅作为姓氏的一部分，且以后不再授予。今后可授予的，仅限于表示官职与职业的头衔。学位和学衔不受此限。国家不再授予勋章和奖章。德国公民不得接受外国政府授予的头衔或勋章。⁽²⁾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和社会民主党（SPD）提案要求在宪法中写入“废除贵族”字样。1919年7月15日，魏玛制宪会议在讨论第109条时，对是否直截了当地表述“废除贵族”做了表决，主张此种表述的动议没有获得多数票。但是，从最终成文的宪法条文看，贵族的地位和头衔都被废除了，所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特权阶层的贵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而在1920年6月23日，普鲁士邦制宪会议颁布了《普鲁士废除贵族阶层特权与处置贵族财产法》（Preußische Gesetzüber die Aufhebung der Standesvorrechte des Adels und die Auflösung des Hausvermögens）。其他邦也推出了类似的法律。就这样，德国正式废除了贵族制度。

普鲁士的法律还规定，原本由于长子继承制而不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大多数公子（Prinz），可以将其头衔（如“公子”“伯爵”等）作为姓氏的一部分。表示贵族身份的“冯”“祖”等字样，也作为姓氏的一部分，予以保留。

根据1926年德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因为长子继承制而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侯爵和公爵，可以在有生之年继续使用其头衔，但不能世袭。这主要涉及各个邦的统治家族。

与此同时，普鲁士贵族还丧失了一项重要的政治特权。三级选举制被废除，贵族不再拥有选举上的特权。《魏玛宪法》第17条规定：“各邦应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由德国公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原则，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各邦政府需获得人民代表的信任……”

贵族财产的保留

根据共和国的法律，贵族通过继承获得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为私人财产，但也有地方政府强行将贵族财产充公，于是贵族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转移和保全自己的财产。1923年之前，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等地的统治家族将其动产、不动产和艺术收藏品等移交，有的是无偿捐赠给基金会等机构，以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比如科堡公爵家族就在1919年8月建立了“科堡土地基金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基金会，要求该基金会与未来的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发生联系，这笔财产完全用于改善科堡人民的生活。该基金会今天仍然存在，其管辖的原属于科堡公爵的财产包括公爵府邸伊伦堡宫殿（Schloss Ehrenburg）、科堡城堡（Veste Coburg）、公爵的自然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

萨克森-科堡地方议会没有寻求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达成妥协，而是在1919年8月通过法案，要求将公爵财产没收。卡尔·爱德华公爵因此向魏玛共和国中央法院起诉，在1925年总算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比较幸运。在巴伐利亚王国，为了保护王室财产，新的巴伐利亚邦政府早在1918年11月20日就组建了“巴伐利亚国家宫殿、园林与湖泊管理局”（Bayerische Verwaltung der staatlichen Schlösser, Gärten und Seen），由巴伐利亚财政部负责领导。之前巴伐利亚王室内廷管理部门的财政主管海因里希·冯·赫格劳尔（Heinrich von Höglauer）担任管理局的局长，办公地点就在前巴伐利亚王宫。王室的宫殿等财产被视为国家财产。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发出抗议，希望将这些财产视为私有财产而收回。最后政府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达成了妥协，组建了两个基金会来管理王室的宫殿、艺术品、森林、地产和档案馆等等，基金会的盈利会交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而家族保证不再索取这些财产，将其完整地留在政府手中。巴伐利亚的局面得以妥善解决，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君主主义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巴伐利亚的共和派相对温和，与王室的关系也不错。[6]

1926年，德国共产党发起全民公决，要求“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无偿剥夺曾经的德国诸侯（统治家族）的财产，将其土地分给农民，将其宫殿改为住宅或疗养院等，将其现金财产分给伤残军人和阵亡将士家属。共产党发起的这次运动的声势非常浩大，赢得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支持，包括爱因斯坦、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柯勒惠支等。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天主教徒也赞成这个主张。1926年6月20日的全民公决中，4000多万有权投票的德国人当中有多达1450万（36.4%）赞成无偿剥夺诸侯的财产，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50%），最终失败了。[7]各邦当中，巴伐利亚赞成无偿剥夺贵族财产的票数最低。新教和天主教会都反对，并建议自己的信徒投反对票，把没收贵族土地的提议谴责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无神明的“拦路抢劫”[8]。所以对地主贵族来说，至少他们的这部分财产得到了保全。不过，其他方面，法律中所有倾向于贵族的关于财产和继承的条文，均遭废除。

贵族在共和国的生活

对1918年末的将近10万德国贵族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突然废除仿佛晴天霹雳。宫廷（不仅是皇宫，还有各个邦君的宫廷）一夜之间消失，贵族们丧失了宫廷，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社交网络和重要的职场。失去了特权地位的德国贵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冲击。东普鲁士的安东妮·祖·奥伊伦堡（Antonie zu Eulenburg）伯爵夫人在1950年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时说：“君主制的灭亡对我们来说太难接受了……对我们来说，德国（在1918年）的崩溃比1945年的情况更困难，尽管客观来讲（1918年的崩溃）不像1945年那样彻底。”后来成为反抗希特勒的义士的鲁道夫·冯·格斯多夫（Rudolf von Gersdorff）认为，贵族在1918年一夜之间丧失了“他们整个历史生命的根基”。南德的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Fürste Castell-Castell）也同意：“在这之前我们眼中一切理想的、值得尊敬的东西，都被摧毁了，被玷污了，被败坏了……我们的政治角色以我们的历史地位为基础，如今全完了。”[9]

总之，德国贵族必须在新生的民主共和国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作为精英集团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识；必须去寻找和尝试新的职业，以避免在社会中下滑和衰败。

共和国刚开始的几年内，很大一部分贵族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当然，绝大部分非贵族的人群的生活也很拮据。

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丧失了13%的领土（人口相应减少了10%），尤其在东部失去了波森省、西普鲁士大部和上西里西亚。[10]这给很多大地主贵族造成了灾难性打击。奥匈帝国的覆灭也导致许多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匈牙利拥有土地的德国贵族丢掉了在那里的地位，也往往被迫廉价卖掉自己的地产。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长期农业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也对很多贵族，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打击。

上一章讲过，县长（Landräten）是第二帝国时期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柱。1910年有一半以上的县长是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邦，贵族在县长中所占的比例在1922年下降到了12%，在1931年下降到仅有7%。贵族阶层丧失了几百年来对基层政府的主宰地位。[11]在更高级别的政府机构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也大幅下降。比如1914年普鲁士有203名部级官员是贵族，到1931年就只有31名部级官员是贵族。[12]

德国与协约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贵族来说特别不利，因为德国军队被限制为10万人。而从军（尤其是军队指挥层）一直是贵族钟爱的职业。军官职位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贵族军官也大量丧失军职。有约9300名贵族军官在“一战”结束之后离开军队，有的是被迫，有的是因为不愿为共和国效力。[13]很多贵族自幼学习军事，没有其他职业技能，从此失去了职业，有的甚至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1889—1962）上尉回忆说：“有办法的人都在走别的路。有的回到家里的庄园，当农场主；有的……通过朋友的关系进入工业界。而我一直在前线，在工业界一个熟人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去上夜校学速记，免得什么技能都没有。”[14]

阿尼姆出身于勃兰登堡古老的贵族军人世家，父亲是一位普鲁士将军。后来阿尼姆在“二战”期间表现相当出色，他指挥的第17装甲师是整个德军唯一有据可查地拒绝执行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³⁾的师。[15]他还曾作为集团军群司令接替隆美尔在非洲作战，1943年5月被俘，最终军衔是“陆军大将”。这样一个相当有成就的军人，在魏玛时期竟然困窘到要去上夜校学速记，可见当时贵族军人们的彷徨与委顿。

在贵族家庭里，没有继承权的幼子的前景特别黯淡。而在政府机关、外交、司法等领域，贵族要面对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竞争。没有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婚贵族女子，更难过上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多单身贵族女子或寡妇，不得不寄居于教会的慈善女子养老院，或者在城市中蜗居，或者寄人篱下。

总的来讲，只有少数贵族，主要是原本就富裕的高级贵族，在新的环境里能够维持自己原先的经济地位，大部分原本经济条件就一般的小贵族的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贵族无产阶级”的说法。生活的窘困，将是决定很多贵族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站到哪一个阵营的重要因素。

二　贵族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都伴随着对贵族阶层的清算、对土地的没收乃至大规模的肉体消灭。与法国贵族和俄国贵族相比，1918年之后德国贵族的运气算是很好了。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贵族实施肉体消灭，也没有全盘剥夺他们的财产。实际上除了一些邦君的部分财产被国有化之外，大多数贵族的财产和土地没有受到侵犯。这是德国贵族群体能够在理论上已经没有贵族的共和国继续生存，甚至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威望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群体的德国贵族熬过了帝制崩溃和贵族丧失法律地位的严冬，顽强地生存了下去。他们甚至还可以继续使用“公爵”“侯爵”“伯爵”之类的头衔和“冯”字。

如果说共和国待贵族不薄，那么贵族待共和国怎么样呢？大概有以下几种心态：

一、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德国贵族整体来说相当保守，他们当中真正认同共和制度、议会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人的确有，但为数不多。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级外交官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Albrecht Graf von Bernstorff-Stintenburg，1890—1945），他长期在英国学习、生活和工作，对英式的民主和自由很有好感。⁽⁴⁾

甚至有一些贵族出身的左翼人士最终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小说家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1889—1979）。他的真名是阿诺尔德·维特·冯·格尔瑟瑙（Arnold Vieth von Golßenau），出身于德累斯顿的一个骑士家庭，父亲是萨克森宫廷的太子师。“一战”期间雷恩担任过连长和营长，后来写了小说《战争》来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战争》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一样，是战后最成功的反战文学作品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在德累斯顿当警察，因拒绝向罢工群众开枪而离职，后来逐渐左倾，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雷恩和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尔·冯·奥西茨基与德国国会中共产党的最后一任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1893—1963）一起被捕。奥西茨基后来死于集中营。而雷恩被判30个月监禁。他出狱之后，正好赶上西班牙内战。此次战争体现了左翼与右翼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支持佛朗哥的右翼势力，而苏联与国际左翼人士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包括乔治·奥威尔和海明威在内的很多国际左翼人士赶到西班牙参战。雷恩也去了西班牙，加入著名的第11国际旅，与海明威打过很多交道。在第11国际旅，雷恩曾任“恩斯特·台尔曼”营（台尔曼是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营长和旅参谋长。佛朗哥打败了左翼共和国，参战的国际左翼人士各奔东西，雷恩逃往墨西哥，担任“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组织的主席。这是“二战”期间苏联运作的一个组织，吸收了很多德军战俘和德国共产党人。1952年，他搬到东柏林，成为自由作家，还成为东德艺术院院士。雷恩写了一本书，讲述他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书名叫《没落的贵族》（Adel im Untergang）。[16]

在20世纪的德国贵族当中，雷恩的人生经历非常独特，富有戏剧性。如果我们挖掘史海，还能找到一些类似的德国贵族左翼分子⁽⁵⁾，但如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这些贵族共产党员的例子并不能说明1918年之后德国贵族的政治光谱很广泛。[17]恰恰相反，雷恩的故事，只是极少数，他们的路是孤独的路，在德国贵族的群体当中，他们是局外人。

图4-2　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中）与雷恩（右）（拍摄者不详，1936年）

二、不少普鲁士地主贵族军人拒绝为共和国效力，退隐到自己的庄园，试图在偏僻的农村追寻往昔的美好时光。他们属于消极的反对派。而一旦有合适的机会，这批贵族对共和国的敌视就会明显地表露出来。

三、很多贵族内心不喜欢共和国体制，渴望君主制复辟，但他们会暂且接受现实（或者说适应现实），成为“理智上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会在共和国体制下出仕，与共和国展开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些贵族军人在起初的犹豫之后，加入了魏玛国防军，毕竟工作难找，很多贵族除了军事什么都不会。魏玛时期国防军总人数为10万，军官人数约4000人，其中约900人是贵族。[18]这些贵族军人为德国军队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大多没有改变对共和国的负面态度，很容易被纳粹等右翼势力吸引，与其合作。

共和国议会里也有不少贵族的身影，他们对从第二帝国继承来的政治传统忠心耿耿。贵族大多参加的是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n Partei），还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这样的右派政党。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元帅虽然从1925年起担任共和国总统，但对共和国没有好感。他的母亲是市民，但父亲的祖先是典型的普鲁士地主和军官，他家位于西普鲁士的庄园据说是弗里德里希大王赠给兴登堡的祖先的。魏玛共和国的政体属于半总统制，总统、内阁和国会都掌握权力。总统任期七年，联合国会管治国家，而且可在特殊情况下行使紧急权力。魏玛时期政局不稳定，党派之争常使国会瘫痪，让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总统甚至可以解散国会，用总统令来替代法律。兴登堡就常常使用紧急状态令，以致共和政权不断趋向右翼。[19]在当选总统之前，他曾这样表示：“说到总统的位置，我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按照我的想法，这样的位置只能属于我的皇帝，所以我不愿意去坐。而要我住在飘着黑红金三色旗的屋子里，更让我极其反感。让我和那些人打交道，教我十分不舒服，因为他们对我没有同情，而我对整个议会制度及其果实都无比鄙视。”1932年，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身边簇拥着贵族。在他领导下，共和国的倒数第二任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出身威斯特法伦贵族世家）的内阁当中，十个部长中有七个是贵族，以至于被讥讽为“男爵内阁”（Kabinett der Barone）。[20]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普鲁士贵族）与兴登堡和巴本一样，是敌视共和国、敌视民主制的贵族。他们将共和国变成了专制国家，事实上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他们未完成的，将由希特勒来完成。用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话说：“传统的权力精英们能够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在当时的实际状况下，如果没有人扶一把，纳粹党的‘领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上台的。”[21]

四、也有很多贵族，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极端地敌视共和国。这不足为奇。帝国的覆灭，德皇的退位与出逃，让许多贵族很容易听信“背后一剑”的传说。他们拒绝相信德国军队（很多领导人是贵族）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坚信军队一定是被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和犹太人戳了“背后一剑”。而魏玛共和国似乎毫不抵抗地接受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更是被许多贵族视为卖国。很多贵族还将自己特权身份的丧失与财产受损怪罪于民主制与共和国。

所以，从共和国诞生伊始，就有贵族积极参与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暴力活动。1918年之后的反革命势力当中，少不了贵族的身影。不过首先撞到右翼贵族的枪口下的，不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魏玛共和国，而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政治派别。

艾斯纳之死：贵族的暴力反革命

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Freier Volksstaat Bayern）总理库尔特·艾斯纳走出巴伐利亚外交部大楼，身后跟着两名职员和两名保镖。此时的艾斯纳已经不是两个多月前那位意气风发的革命领导人，而是满脸乌云、心力交瘁的落败者。他刚拟好了自己的辞职演讲稿。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又十分严峻，他所在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惨败，他已无力掌控局势，便做好了离开政坛的准备。

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宣布建立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而在慕尼黑，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仓皇出逃，他是德国第一个下台的君主。柏林的革命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在慕尼黑挑起革命大梁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导人、犹太人艾斯纳。他于11月8日夜间宣布推翻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建立“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他被工农兵苏维埃选举为第一任总理。[22]

艾斯纳属于政治光谱的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对于未来巴伐利亚的国家形态，究竟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还是一党制、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民邦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冲突。艾斯纳比较温和，没有触犯贵族地主、工商界和资本家的利益，也没有驱逐保王派官员，仅仅实施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等少量进步举措。他和更为激进的德国共产党不是一路人。即便如此，在右翼眼中，他仍然是个该死的赤色分子。为了在与协约国谈判时证明德皇政府的战争责任，从而为巴伐利亚争取宽大条件，他公开了巴伐利亚政府的一些秘密报告[23]，这下子得罪了保守派把持的军方。更有反犹分子拿他的犹太人身份大做文章，恶语相向。1919年2月，在左右两派夹击之下地位摇摇欲坠的艾斯纳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

2月21日这一天，艾斯纳在街上行走时，一名路过的青年男子突然掏枪，在极近的距离向他的头部和后背各开了一枪。艾斯纳当场死亡。保镖向凶手猛扑过去，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不过凶手后来被警方送往医院，得到及时医治而存活。

凶手是法律系大学生和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1897—1945）。阿尔科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组织“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的成员，这是当时多如牛毛的敌视共和国的右翼组织之一。阿尔科行刺艾斯纳，是魏玛共和国初期动荡岁月里右翼势力反攻倒算、对抗共和国的著名事件之一。

在武装反革命的浪潮中，德国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贵族像阿尔科伯爵一样，诉诸暴力、暗杀和恐怖主义。他们用军事手段对抗革命，镇压极左派，并筹建各种准军事组织，企图夺回贵族阶层的特权地位。在这场贵族反革命的斗争中，赤膊上阵的往往是小贵族，大贵族则在幕后出钱出力。

反革命的贵族当中，有许多前线军人失意、沮丧、愤怒、在和平社会里找不到出路，世界大战的刀山血海更使他们变得麻木而残暴。这些觉得自己遭到背叛的前线军人坚信“背后一剑”的传说，决意向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党复仇。曾在东线和非洲与“低等种族”和“原始部落”作战的军人（包括贵族军人）则彻底丧失了骑士风度，不把敌人当人。在1914年之前的非洲，德军在镇压土著时就毫不手软地以“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对付妇孺。1904—1908年，德军对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赫雷罗（Herero）部族发起种族灭绝，导致该部族人口从8万人骤降到1911年的1.5万人。[24]而在“一战”初期，有些德军军官主张就地枪决战俘，或用皮鞭驱使俘获的敌国军官去做苦力。抱有这种思维的德国军官里不乏贵族。这些贵族已经粗俗化和极端化，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贵族战争伦理和骑士精神。战争宣告结束了，但战火并没有消停。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德国与新建的波兰共和国的边境，德国军人仍然在鏖战。他们还会把残暴与血腥带到反革命的内战中去。[25]

图4-3　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拍摄者不详，1923年之前）

也有很多因为年龄小而没有参加过“一战”的贵族青年，自己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就把战争理想化和浪漫化。他们崇尚暴力、渴望战争，并且具有极端的世界观，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非友即敌。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随处可见，他们大多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右翼准军事组织，比如自由团（Freikorps）、钢盔团（Stahlhelm），以及后来的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对这些人来说，唯一的斗争武器是暴力，对待政敌唯一的办法是肉体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许多贵族利用自己的庄园为掩护，储存军火；为其追随者提供枪械炸弹；组建各种民兵组织，为其提供武装训练[26]；还窝藏庇护谋杀左派人士的凶手。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挫败

艾斯纳死后，慕尼黑的中左派（社会民主党）和极左派（先是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是共产党）的斗争越发激烈。4月7日，极左派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组建了约2万人的红军。落败的一方逃走，寻求魏玛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动用极右翼的自由团、其他民兵武装以及正规军，前来镇压。

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图勒协会的若干成员和所谓反革命分子被红色武装人员扣押，后来被枪决，包括好几名贵族，如海拉·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Haila Gräfin von Westarp，秘书）、画家弗里德里希·冯·塞德里茨男爵（Friedrich von Seydlitz）、自由团志愿兵弗朗茨·冯·陶伊谢特男爵（Franz von Teuchert）和古斯塔夫·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公子（Gustav von Thurn und Taxis）。这几名人质被枪杀的事件在全德引起轩然大波，被右翼视为“红色恐怖”的例证。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在现场拍摄的照片被刊登在全德各大报纸，引起极大关注和愤慨。印有几位死者照片，尤其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照片的明信片，一时间传遍全国。[27]后来纳粹将这几位死者定性为“最初的烈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迅速丧失公信力。另外，它的好几位领导人虽然获得了德国国籍，却是俄国犹太人出身，这更让畏惧和仇视苏俄的保守派大做文章，攻击这个“外来政权”。并且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确实在寻求列宁的支持。[28]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仓促组建的红军远远不是自由团和魏玛正规军的对手。5月初，自由团、其他右翼民兵武装以及共和国正规军，血腥镇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其手段之残酷，杀人之多（600—1200人）[29]，远远超过了持续时间仅四周的红色政权。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当时是慕尼黑驻军的士兵，而慕尼黑驻军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希特勒曾被选为连队代表和营级苏维埃的候补成员，甚至有人说看到过他戴红袖章。“红军战士希特勒”的形象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具体的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他自己对后来这段岁月很少提及。不过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后，希特勒曾检举自己的战友为共产党。希特勒后来的司机、亲密盟友和党卫军第一任领导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1898—1936）当时也在慕尼黑，曾报名参加红军。[30]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自由团包括很多右翼名人，如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还有很多后来的纳粹高层人物，如陆军将领和贵族弗朗茨·冯·埃普骑士（Franz Ritter von Epp，1868—1947）和鲁道夫·赫斯。[31]

经历了短暂的苏维埃政权之后，巴伐利亚急速向右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保守乃至反动势力的核心基地，是后来纳粹党的主要温床。

刺杀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伯爵在审讯中宣扬自己出于爱国主义而行刺“卖国贼”艾斯纳，并写道：“艾斯纳是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他不是德国人，没有德国人的思想。他破坏每一种爱国思想和情感。他是卖国贼。”[32]阿尔科受到成员多为右翼分子的法庭的袒护，起初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也就是希特勒曾被关押的同一所监狱。1924年，阿尔科获假释出狱，1927年在兴登堡总统八十大寿时获赦免。他在此时已经非常右倾的德国被普遍赞誉为英雄。尽管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纳粹还是称颂他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英雄”[33]。不过阿尔科是君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中央集权倾向，并且由于他的犹太血统，所以他与纳粹也有一些摩擦。阿尔科曾遭纳粹政府逮捕和监视。1945年6月，他死于交通事故。

受害者艾斯纳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却受到巴伐利亚政府的迫害。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家眷，她们理应可以得到政府的抚恤金，但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她们逃离巴伐利亚，生活困苦。希特勒上台后，艾斯纳一家逃往法国。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艾斯纳的妻子走投无路，最后自尽。[34]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司法系统的悲剧和荒诞：杀人放火的右翼分子得到包庇和宽待，左翼人士作为受害者却得不到公道。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之死

差不多与艾斯纳在慕尼黑遇害的同时，1919年1月15日，柏林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惨遭右翼分子杀害。共产党试图将十一月革命的洪流引导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向。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选择与右翼和军队合作，去镇压共产党。1919年1月，柏林发生激烈巷战，军队残酷镇压左翼起义者，杀死数百人。最后共产党起义失败。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被逮捕和杀害。

在这起凶案中，也有贵族发挥作用。记者和作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厄尔岑（Friedrich Wilhelm von Oertzen，1898—1944）是当时著名的极右分子，写过丑化波兰的种族主义著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军官，战后加入自由团，1919年1月奉魏玛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之命，去监视极左派政治家。厄尔岑窃听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电话，摸清了他们的行踪，协助右翼军人抓捕和杀害他俩。[35]

右翼军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1880—1970）上尉命令部下处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帕布斯特当时是近卫骑兵步兵师（Garde-Kavallerie-Schützen-Division）的实际指挥官。近卫骑兵步兵师是从前线撤回来的正规军，参与了多次对左翼革命者的镇压，后来多支自由团脱胎自该师。负责处决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指挥官是海军上尉和贵族霍斯特·冯·普福鲁克-哈尔通（Horst von Pflugk-Harttung，1889—1967），枪击两名受害者的凶手当中还有几名贵族：海军中尉乌尔里希·冯·里特根（Ulrich von Ritgen，1894—1969）和普福鲁克-哈尔通的兄弟海因茨。[36]

来自英国的德国公爵与极右翼恐怖主义共舞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 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84—1954）是第二帝国的邦君之一，但他本是英国籍，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四子利奥波德，母亲是德国人，是瓦尔戴克-皮尔蒙特（Waldeck und Pyrmont）侯爵之女。他从小在英国长大，英文名字是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 Edward）。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二世的弟弟，所以德意志的这个小小的邦国与英国王室紧密联系起来。1893年，恩斯特二世去世，没有子嗣，于是他的侄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的次子阿尔弗雷德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位置。阿尔弗雷德于1900年去世后，因为独生子已经自杀，所以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阿尔弗雷德的侄子、16岁的英国王子查尔斯·爱德华成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到了德国，名字也改成了德文的“卡尔·爱德华”。

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所以威廉二世是卡尔·爱德华的表兄。德皇对年幼的表弟卡尔·爱德华十分关爱，花了很大力气，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亲自把卡尔·爱德华培养成“真正的德国人”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者，而不是英国人。[3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亲戚关系错综复杂的英国王室和德国皇室成为敌人，卡尔·爱德华公爵选择站在德国那边，于是被剥夺了在英国的所有头衔和财产。此时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卡尔·爱德华作为“外国人”，遭受很多敌意。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英国出身，他变得比德国人更德国人，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

1918年，和皇帝与所有邦君一样，卡尔·爱德华公爵被迫退位。共和国待他不薄，让他仍然保留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与土地。但他从一开始就敌视共和国，运用自己的金钱、人脉和影响力，支持形形色色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势力。他利用自己的庄园和私宅藏匿武器和在逃的右翼分子，甚至在1931年，专门与著名的右翼军官和军火商瓦尔德马·帕布斯特——前文讲到的命令处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那个人，一同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希望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38]卡尔·爱德华还经常组织大家去意大利实地调研。到1933年，该社团共有329名成员，四分之一以上是贵族，包括皇储威廉。[39]这个社团把很多右派人士聚到了一起，比如钢铁大亨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 1873—1951）和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博士等人，其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纳粹党。[40]另外，卡尔·爱德华还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把犹太人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画等号。

赫尔曼·埃尔哈特是得到卡尔·爱德华支持的最著名的右翼领袖之一，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嚣张、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反革命冒险家之一。埃尔哈特是职业海军军官，1904年参加过对德属西南非洲土著的残酷镇压。“一战”期间，他在鱼雷艇部队服役，最终军衔是少校。战争结束后，德国海军公海舰队被扣押在英国的斯卡帕湾，后来为了避免舰船落入英国人手中，大部分舰船被凿沉。埃尔哈特指挥的鱼雷艇也被凿沉。他带领水兵乘船返回德国威廉港，但接近海岸雷区时，水兵们害怕触雷而拒绝前进，掀起哗变。埃尔哈特作为指挥官镇压了哗变，并带领船只安全抵达港口。此时威廉港和德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也爆发了革命。1919年1月27日，共产党人建立了“威廉港苏维埃共和国”。埃尔哈特聚集了300人，冲击共产党人控制的兵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红色政权。2月，他组建了一支志愿兵部队，即所谓“埃尔哈特海军旅”，拥有一些火炮和约1500人。埃尔哈特海军旅是当时德国众多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之一，不过是其中比较强大和著名的一个。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19年4月镇压了不伦瑞克地区的革命。随后它横穿德国，参与了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血腥镇压，大肆杀戮，随意在大街上枪决被认为有赤色分子嫌疑的人。后来它又参与了对柏林罢工工人和上西里西亚波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1919年底，埃尔哈特海军旅得到一些曾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的兵员的补充，实力增强到4000人。

卡尔·爱德华支持了埃尔哈特的很多行动，出钱出力。1919年和1920年之交，魏玛共和国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决定解散各个自由团，包括埃尔哈特海军旅。1920年3月，该旅在右翼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和国防军将领瓦尔特·冯·吕特维茨领导下造反，占领了柏林。这就是著名的“卡普政变”。在这个重大时刻，同情右翼的国防军和警察拒绝帮助共和国政府。最后是工人群众发动罢工，让柏林瘫痪，政变才破产。埃尔哈特仓皇逃跑，卡尔·爱德华把他窝藏在自己的卡伦贝格城堡。埃尔哈特海军旅于1920年5月被解散。[41]

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一小部分被纳入魏玛国防军，大部分则被解散，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埃尔哈特新建的右翼恐怖组织“领事组织”⁽⁶⁾。该组织约有5000人，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推翻共和国，并且反共和反犹。卡尔·爱德华是该组织在科堡（后来在整个图林根地区）的分支领导人。[42]

图4-4　卡普政变期间的右翼军人（Ludwig Vantahlen摄，1920年）

贵族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1902—1972）是“领事组织”的刺客之一。他是埃尔哈特的副官，也是公爵的好友。萨洛蒙的姓氏有点像犹太人，所以他格外激烈地表达自己的右翼和反犹思想。萨洛蒙在1918年12月就志愿参加自由团，参与了对斯巴达克斯同盟（后来的德国共产党）的镇压。他后来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参加当地的德意志人自由团，抵抗苏俄势力。回到德国之后，他就投入埃尔哈特的怀抱。后来他根据自己在20年代的政治和犯罪活动写了几部畅销小说。卡尔·爱德华对萨洛蒙一见如故，把自己收藏的珍贵勋章交给他拿到瑞典去出售，以筹集“革命经费”。“领事组织”的一部分经费就是这样由公爵间接提供的。[43]

图4-5　瓦尔特·拉特瑙（拍摄者不详）

1921年6月9日，“领事组织”在慕尼黑刺杀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卡尔·加赖斯（Karl Gareis）。8月26日，他们杀害了前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右翼分子仇恨埃茨贝格尔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是1918年在法国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并且他主张接受《凡尔赛和约》。1922年6月，“领事组织”企图刺杀前总理菲利普·谢德曼，但失败了。不久之后的6月24日，他们刺杀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拉特瑙的一大贡献是与苏俄签订了《拉帕洛条约》，使德国和苏俄这两个在欧洲受孤立的国家抱团取暖，让德国得以在苏俄境内开展军事训练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拉特瑙是犹太人，早就被右翼圈子放在了死亡黑名单上。拉特瑙德高望重，他的遇害引起了公愤，很多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严办此案。“领事组织”的两名凶手赫尔曼·费舍尔（Hermann Fischer）和埃尔温·科恩（Erwin Kern）藏匿起来，萨洛蒙希望帮助他们逃跑，没有成功。两名凶手一人被警察击毙，一人自杀。希特勒后来赞誉费舍尔和科恩是“先驱斗士”。[44]萨洛蒙是拉特瑙刺杀案的帮凶，被判五年徒刑。卡尔·爱德华没有亲自扣动扳机，但他和“领事组织”的刺客一样有罪，甚至比他们罪孽更重。

三　遗老遗少思潮史：魏玛时期的君主主义

1918年，德国的帝制灭亡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君主制抱有憧憬或怀旧。许多贵族，包括兴登堡总统，百般不情愿地为共和国效力，内心仍然是君主主义者。他们渴望恢复帝制、恢复法律上的贵族制度，回到他们的美好旧时光。经历了群魔乱舞的魏玛共和国、万马齐喑的纳粹统治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两德时期，德国的君主主义⁽⁷⁾潮流有过昙花一现，受过残酷镇压，但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坚持着。前朝旧人已经辞世，但遗老遗少至今仍然在德国存在。他们经历的风风雨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德国史。而这段历史里最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德国君主主义为什么失败？帝王为什么始终不能在德国复辟？君主主义者与纳粹的关系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回去审视威廉二世退位、帝制崩溃的那个时间点。

狼狈出逃的皇帝

威廉二世皇帝在1918年的革命期间做了什么呢？11月9日，还没有得知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宣言的时候，皇帝对随从说：“孩子们，拿起武器！”[45]他似乎斗志昂扬，但针对谁战斗呢？革命者？“出卖了帝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协约国？

然而得知马克西米利安宣言之后，皇帝带领随从乘火车出逃，第二天清晨就踏上了荷兰领土，一去不复返。皇帝自己也很想复辟。但谈到复辟的可能性，先要问一个问题：在1918年，除了仓皇出逃之外，皇帝有别的路可走吗？

绝大部分右派，包括贵族，相信皇帝原本有三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选择，而他一个都没选，而是做了第四个，也是最坏的决定。正因如此，帝制的威望严重衰减，复辟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帝制存在的最后几天，在比利时小镇斯帕，皇帝和他身边的军官、外交官与侍从武官激烈地探讨着他的三个选择。首先，按照首相马克西米利安的意见，皇帝应当“及时”退位，这样还有保存君主制的一线希望。首相派普鲁士内政部长威廉·德鲁斯（Wilhelm Drews，1870—1938）博士去见皇帝。德鲁斯在11月1日向皇帝汇报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尽快退位。皇帝当场断然拒绝，并豪情万丈地说：“我要用机枪在石子路上打出给你的答复。即便把我自己的皇宫炸烂，也必须维持秩序！”[46]

德鲁斯等人苦苦哀求，说皇帝如果不退位，那么柏林可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于是皇帝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选择：“那么我就亲自带几个师向柏林进军，把叛徒全部绞死。到时候看群众是不是站在皇帝和帝国这边！”[47]“若有必要，把柏林城都炸烂。”[48]

主张皇帝率军回国镇压革命的，在高层圈子里大有人在。“德国皇储”集团军群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Friedrich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⁸⁾是坚定的保皇派。他坚信，此时仍然有办法集结一些忠诚可靠的部队，撤回本土，向柏林进军，武力镇压革命。好几位将领支持舒伦堡的想法。舒伦堡声泪俱下地恳求皇帝“上前，到我们当中来”[49]，去打一场内战。而皇帝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傀儡，此时终于有一个机会去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真正做一次大事。

那么皇帝亲自率军镇压革命，是否可行呢？在11月8日和9日的陆军大本营军事形势报告会上，军需总监（实际上是陆军总部的一号首长）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对德军状态的评估非常悲观。格勒纳冷静地指出，此时军官对部队的控制力已经很弱，无法约束和有效地指挥士兵；部队已经不愿意跟随皇帝，所以用陆军来镇压革命是办不到的。[50]陆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实际上是陆军最高统帅）赞同他的分析。皇帝征询了大本营39位将领和高级军官的意见，大多数人相信，军队已经不可靠。

与此同时，柏林政府不断打电话和发电报催促皇帝退位，随后马克西米利安首相又单方面宣布皇帝和皇储都放弃了皇位。兴登堡想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和被处死的悲剧，以及几个月前俄国沙皇全家的悲惨结局，没有勇气支持舒伦堡的计划。他提议皇帝逃往仅仅50公里之外的荷兰王国。最后皇帝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很多贵族相信，皇帝原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他可以去死！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时刻，皇帝应当亲自上战场，向协约国军队发起最后的攻击，轰轰烈烈地战死。这样才能捍卫君主制的威望，让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国生存下去，并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象征符号。

按照格勒纳的记述，他在斯帕曾主张“皇帝立刻上战场去求死。皇帝充满英雄主义的壮烈牺牲能够一下子改变政治局势。或者即便他没有阵亡而只是负伤，民意也极有可能转变到对皇帝有利的方向。后来陆军总部的一些较年轻的军官接受了我的想法，表示愿意与皇帝一同赴死”“……在我看来，皇帝应当上战场，就像他的伟大祖先在类似的绝望形势下会做的那样”。[51]格勒纳甚至还和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Joachim von Stülpnagel，1880—1968）少校一起做了安排皇帝壮烈牺牲的准备工作。他们打算在前线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段，并寻找愿意陪皇帝最后一程的志愿者，最后让皇帝亲自率领这些死士向敌人发起攻击。确实有很多人愿意与皇帝一起慷慨赴死。德国驻比利时总督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Ludwig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44—1936）据说曾在皇帝面前发誓：“请陛下保持坚定，为了您，我们都甘愿一死！”[52]海军总部的高级军官构思了更靠谱的方案：让皇帝登上一艘旗舰，在海上发起自杀式攻击，与军舰一起沉入大海[53]，这样可以避免皇帝没有死却被俘的尴尬局面。不过格勒纳说，他是符腾堡人，不适合向皇帝指明这条路，这应当是普鲁士将军们的使命。但显然没有人直接向皇帝提出这个建议。

不只是大本营的这些狂热军人，其他方面也有人主张皇帝以死谢天下。曾任首相的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早在1918年10月就主张皇帝参加“最后一战”，“亲自拔剑参战”[54]。不过米夏埃利斯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的时候也没敢说出来。御前枢密文官幕僚（Geheimes Zivilkabinett）的最后一位主管弗里德里希·冯·贝格（Friedrich von Berg，1866—1939）⁽⁹⁾也在回忆录中说，皇帝待在军队里，不应当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皇帝应当亲自上前线，并待在前线，而不是躲在后方。“生命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有荣誉、君主制和祖国”[55]。就连皇帝曾经的好哥们菲利普·祖·奥伊伦堡侯爵（Philipp zu Eulenburg，1847—1921）⁽¹⁰⁾也觉得，皇帝错失了挽回自己颜面、挽回帝国体面的最后机会：“既然国王的大业已经瓦解，那么国王只能上前线，而不是逃往荷兰！只有上前线，才能维护他的王朝的荣誉。也许通过他作为军人的牺牲，能够巩固王朝的荣誉。或者他可以待在柏林，带领仍然忠诚的部队，去尝试镇压叛乱。不管兴登堡怎么说，都没有别的路！”[56]

皇帝不肯及时退位，没有勇敢地镇压革命，也没有以死挽回荣誉，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年纪较大的贵族相信，皇帝本人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但他身边簇拥着软弱无能的谋臣，这些人怂恿和背叛他，诱骗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贵族相信，皇帝这么做是临阵脱逃，是当了可耻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国后半期，贵族圈子（尤其是下级贵族）里就对威廉二世有诸多不满，比如批评他拉拢和勾结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资本家，忽视了贵族的利益，而当了逃兵的皇帝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而且不仅仅是当逃兵，皇帝还食言了。他曾多次向不同人承诺，要与军队待在一起，绝不抛下官兵，哪怕死路一条。侍从武官西古尔德·冯·伊尔泽曼（Sigurd von Ilsemann，1884—1952）⁽¹¹⁾回忆，皇帝曾说：“只要我身边的先生们还有几个人对我忠诚，我就和他们一起死战到底，哪怕我们全都战死！我不怕死！我要留在这里！”[57]舒伦堡伯爵也有这样的回忆：“我对陛下说：‘请亲自领导军队……请您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和军队在一起。’陛下向我道别时说：‘我会和军队在一起！’我亲吻了他那亲爱的、坚强的手，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么煽情的场面其实很空洞。皇帝对自己的长子也有过承诺：“我要留在这里，和忠于我的人们在一起！”君无戏言，然而皇帝轻而易举地背誓了。广大贵族对威廉二世的恶评和鄙夷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闻名遐迩或者说臭名远扬的右翼人士、准军事组织领导人赫尔曼·埃尔哈特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和贵族的立场。他后来娶了一位侯爵小姐，也算进了贵族圈子。他说，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11月有两个选择，要么“率领几个近卫团向柏林进军，彻底粉碎赤匪”，要么“手执利剑，战死在通往自己宝座的台阶上”。1919年，有传闻说协约国打算要求德国交出皇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埃尔哈特和其他一些旧军官安排了计划，打算突袭皇帝的流亡地，将他救走。这时他对皇帝还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开谴责皇帝在危急关头背弃了德国，背叛了贵族和人民。还有一群年轻贵族军官也公开表态：“从此我们应当将君主制和具体的某位君主做严格区分，因为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58]

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挖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贵族私人通信、日记和回忆录，发现类似上文的情感表达俯拾皆是，这样的情感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沉重打击。皇储的副官路易·米尔德纳·冯·米恩海姆（Louis Müldner von Mülnheim，1876—1945）早在1919年就断言：骄傲的“君主威严”竟落到了这样可耻的结局，这对君主主义思想造成了“可怕的损害”。[59]贵族地主和骑兵军官威廉·冯·奥彭-托尔诺（Wilhelm von Oppen-Tornow）在1925年的日记里写道：“德国的所有君主未经一战便放弃了宝座，这是无与伦比的奇耻大辱！……第一个跑路的皇帝罪责最大！”[60]

既然威廉二世的形象已经难以修复，那么他的长子皇储威廉的形象怎样呢？如果他能保全体面的话，霍亨索伦家族和君主制是不是还有希望？

1922年，皇储威廉写了本回忆录，把自己在帝制最后岁月里的表现描绘得坚定勇敢。不过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多个写手为他捉刀代笔的。1918年11月9日前后，威廉皇储的表现并不比父皇强，甚至更糟。有传闻说，在国家危亡的这几天，他没干什么正事，而是和几个法国娼妓玩乐。皇储的荒淫放荡在贵族圈子里人人皆知。舒伦堡在战后有几年对皇储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艰苦岁月的磨砺能让皇储成熟起来，成长为一个“真正严肃的人”。[61]然而舒伦堡渐渐大失所望，后来说：“皇储在民众当中最有名的一点，就是他写了这本书，而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写的。这让我感到恶心。”他还说：“如果德国知识分子知道了皇储的真实面目，会造成巨大的反弹。皇储的角色就完蛋了。”施蒂尔普纳格尔也有同样的担忧：“德国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人当君主。如果没有的话，霍亨索伦的皇帝梦就破灭了。”[62]

图4-6　威廉二世（拍摄者不详，约1915年）

图4-7　末代皇储威廉（E. Bieber摄，1914年）

皇帝和皇储在1918年的糟糕表现，违背了德国贵族的传统价值观，粉碎了贵族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所以在贵族乃至广大民众当中，君主主义变得边缘化和不流行。而即便在出于怀旧、守旧和敌视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义的少数人当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复辟。这些君主主义者在原则上主张德国应当有君主制，但内心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威廉二世和他的儿子卷土重来，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只能是一种有气无力的思想，很难有实际的支撑、切实的目标和可行的事业。君主主义组织“保守派主要协会”（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会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却不肯说出威廉二世或者皇储的名字。[63]德国贵族联合会在1926年一次会议上的决议是：“威廉二世皇帝不是能得到大家认可的君主人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他的已成年的儿子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目前我们的希望在皇储的长子身上。”[64]所以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有至少三个皇位觊觎者：威廉二世、皇储威廉和皇长孙威廉。

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

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些霍亨索伦皇朝的遗老遗少组建了一些君主主义组织，不过都不成气候。

极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是君主主义政党，纲领之一就是复辟霍亨索伦皇朝。[65]不过他们嘴上说着君主主义的言辞，吃饭时向皇帝或皇朝敬酒，却没有真正的复辟计划，更谈不上实践了。

1918年11月9日，也就是皇帝退位的当天晚上，右翼作家汉斯·普法伊费尔（Ernst Pfeiffer，1876—1942）在柏林建立了“正直者联盟”（Bund der Aufrechten），该组织的宗旨就是君主主义和反犹主义，到1919年有超过1000会员。在其第一次大会上有140名来自普鲁士的代表参会。“正直者联盟”网罗了不少有名的政客、军人和贵族，如威廉二世的次子、普鲁士王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 Friedrich von Preußen，1883—1942）、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奥斯卡王子（Oskar Prinz von Preußen，1888—1958）、陆军大将、曾任陆军部长的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1853—1934）、国会议员库诺·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Kuno Graf von Westarp，1864—1945）等。兴登堡总统的女婿、普鲁士地主和军官汉斯·约阿希姆·冯·布罗克胡森（Hans Joachim von Brockhusen，1869—1928）是“正直者联盟”第一任主席。[66]1922年，“正直者联盟”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举办了“普鲁士大会”，有3000人参加。此时“正直者联盟”有60个地方分支，约2.5万会员。这些活动当然引起了共和国政府的注意。是年6月，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右翼分子刺杀。共和国政府借此机会对形形色色的右翼和反共和国组织进行调查和镇压。“正直者联盟”虽然与这起刺杀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也被查禁。该组织的半月刊《正直者》（Der Aufrechte）第26期在拉特瑙遇刺之前刚刚出版，也被查抄。“正直者联盟”的若干单位继续活动，直到1934年被纳粹党彻底解散。

“忠皇青年团”（Kaisertreue Jugend）是魏玛时期的一个遗少组织，1922年成立，主要在柏林活动，定期去荷兰多伦宫（Huis Doorn）拜访在那里过流亡生活的老皇帝，并向皇帝介绍组织的新成员。1934年，“忠皇青年团”被纳粹党查禁。“二战”结束后，部分“忠皇青年”加入了“传统与生活”组织。

“一战”结束之后的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团”（主要由“一战”老兵组成）也有君主主义的色彩。它极力反对民主制，反对共和国，但在1934年被纳粹党强迫吸纳进了冲锋队。

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三任总理（任职时间为1930—1932年）、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是德国历史上的争议性人物，有人说他是魏玛民主的最后捍卫者，也有人说他葬送了魏玛民主。他反对共产党，也反对纳粹党。他任总理期间德国国内政治极其动荡，又赶上大萧条，经济衰退，而他的经济政策不受欢迎，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带来很多困苦。他禁止共产党的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也禁止纳粹党的冲锋队。下台之后，布吕宁逃往英国，后来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当政府管理学教授，在美国去世。

布吕宁毕生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1933年6月，也就是纳粹上台不久之后，他向英国驻德大使表示，现在挽救形势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君主制。[67]他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总理的主要目标就是复辟君主制。尽管他相信俾斯麦的体制是最好的，但他没有详细的复辟计划，更不要说迎回老皇帝的想法了。[68]

对皇室的失望，让贵族寻找新的领袖

既然魏玛时期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不成气候，既然皇帝和皇储都是逃兵和软蛋，没有能力和资格继续领导德国，既然贵族、右派只是暂时与共和国合作，骨子里仍然敌视共和国与民主制，那么问题来了，德国应当往何处去？贵族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思考。

皇储威廉在1924年表示：“只有一个独裁者才能把德国这辆破车从屎坑里拉出来。”我们不知道皇储说的独裁者指的是不是他自己。但在贵族眼里，他肯定不是这样的英雄。铁杆的霍亨索伦保皇派舒伦堡伯爵说：“只有一位泰坦巨人，才能掌控当前的局势。而目前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这样的伟人。”[69]

既然缺少值得尊重的新皇帝人选，大部分贵族又不接受共和国，贵族就非常需要新的领导者，新的领袖，也就是新的“元首”。借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的标题来说，这就是对贵族而言的“从国王到元首”的转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大幅度转变。贵族渴望、呼吁和需要一个新型的领袖。尤其在普鲁士贵族当中，这种思想相当普遍和具有代表性。

那么贵族渴望的新型领袖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现成的样板：墨索里尼。梅克伦堡的退伍军官安德列亚斯·冯·伯恩斯托夫-威登多夫伯爵（Andreas v. Bernstorff-Wedendorf）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出现一位独裁者，我们才有救。他要用铁扫帚横扫这些国际寄生虫无赖。要是我们像意大利人一样，有一位自己的墨索里尼就好了！”[70]他这里的“国际寄生虫无赖”指的就是魏玛时期德国右派（包括贵族）眼中的敌人：英法资本主义、俄国共产主义，以及本土的社会民主党，当然还有犹太人，因为前三者包括了太多犹太人，至少在反犹主义者眼中是这样的。

墨索里尼成功地建立了新秩序，把意大利的旧精英（王室、贵族）与新精英（法西斯党）融合起来，这似乎为在共和国体制下无所适从、如坐针毡的德国贵族指明了一条出路。欣赏墨索里尼，是当时德国贵族当中常见的现象。前文讲过，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组建了“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来学习和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另外，皇储威廉也在1928年写信给父亲威廉二世，赞扬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是“神奇的解决方案”；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和共济会被连根拔起，是一种精彩的暴力运动取得了这样的成就”[71]。

君主主义的瘫痪，让很多贵族做好了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位强有力的墨索里尼式独裁者，哪怕这位独裁者出身草根。后来希特勒得到很多贵族欢迎和支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扮演霍亨索伦皇室无力担当的强大领袖角色。

蓝白梦想：巴伐利亚君主主义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除了霍亨索伦家族在梦想复辟，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性的君主主义思潮，其中最强势的要数巴伐利亚王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拥护者。

他们强大到足以让普鲁士君主主义者担忧。皇帝逃往荷兰之后，普鲁士王储身边的谋士惊慌失措地注意到，巴伐利亚有人公开宣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应当接过帝国的战旗！”[72]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 Kronprinz von Bayern，1869—1955）说，鲁登道夫在1921年12月向他表示：“现在是决定大局的时刻，我身后有一支特别强大的力量。不管是霍亨索伦，还是维特尔斯巴赫，谁伸手，这支力量就是谁的。”[73]

鲁登道夫如果真的这么说过，那么他应该相当看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也难怪。与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主义的混乱和内部争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伐利亚有着相当强劲有力的君主主义。首先，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吃不准应当支持哪一位王子复辟，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拥有一个毫无争议的核心人物和王位觊觎者：鲁普雷希特王储。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威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集团军群一级的司令官，获得陆军元帅军衔。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且可能是诸多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而获得高级军职的王室成员当中唯一称职的军人。⁽¹²⁾普鲁士王储威廉也担任过集团军群司令，但他没有军事才干，是个空架子，主要依赖身边的参谋军官。

巴伐利亚王室的名声没有像霍亨索伦家族那样被搞得很臭，还得到相当多民众的爱戴和怀念。巴伐利亚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1845—1921）去世后，数千人在慕尼黑老城区追随他的灵柩，为他送行。[74]并且，路德维希三世在1918年11月12日发表的《阿尼夫宣言》（Anifer Erklärung）并不是退位宣言，而是解除文武官员和士兵对他的效忠义务。从技术上讲，他和他的儿子鲁普雷希特都没有放弃王位。鲁普雷希特希望复辟君主制，但他只愿意通过合法手段和人民的推举来实现这个梦想。[75]

除了拥有靠谱的王位觊觎者，巴伐利亚还有组织严密而高效的君主主义组织：1921年建立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Bayerische Heimat- und Königsbund）。它在民众当中有不错的群众基础，与政界也有很好的人脉纽带。到1926年底，“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有1330个分支，会员共65000人。[76]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还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Erwein Frhr. v. Aretin，1887—1952），他是个奇人，虽然衔级不高，也不富裕，但在巴伐利亚贵族当中威望很高。并且在德国贵族当中，他的人生经历也很不寻常。他曾在莱比锡、慕尼黑和哥廷根深造，攻读数学、天文学和艺术史，曾在维也纳天文台工作，后成为记者。他因为心脏不太好，所以远离了德国贵族最常见的职业——从军。而他对普鲁士贵族的军事色彩和军国主义也经常发出尖刻的挖苦。

普鲁士的君主主义往往耽于清谈，大家都不是真诚地希望老皇帝回来。而阿雷廷对自己的君主主义使命非常认真，投入了很大精力。1926年，他报告称，“在城市居民当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进展不顺利”，但在乡村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从一些大地主及其社团那里获得资金来从事君主主义宣传工作。也有一些贵族慷慨地把自己的宫殿和庄园拿出来供“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使用。1929年，阿雷廷“无比恭顺地”向鲁普雷希特王储汇报：“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今天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是殿下能够运用的最巩固的组织。它当然需要改进和新生力量。但它随时可供调遣，并且有发展前途……德国其他地方没有一个邦拥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组织。”[77]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在宣传工作上相当前卫，乐于接受和运用新技术。它有自己的报纸，有传单，有幻灯片，有自己的车队可以送人到各地去搞宣传活动和讲座。鲁普雷希特王储还打算拍一部宣传电影，并亲自编剧。他的设想是拍一部讲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的故事片，把他描绘成反抗拿破仑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因为一般来讲，最受媒体和文艺界关注的德国英雄人物都是普鲁士人，比如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鲁普雷希特希望让公众更多了解巴伐利亚的英雄。阿雷廷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克服北德人对巴伐利亚的偏见，并提升巴伐利亚君主主义的声望。

拍摄电影宣传片的计划一方面展现出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贵族的思维开明，但另一方面则证明他们还不够前卫。毕竟与同一时期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以及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短短几年后为纳粹拍摄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相比，巴伐利亚贵族遗老遗少的宣传电影还是太稚嫩了些。[78]

其他地方性君主主义潮流

除了巴伐利亚之外，汉诺威也有相当强势的君主主义思想，主张恢复韦尔夫家族的统治。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汉诺威王国站在奥地利那边，曾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过普军，但毕竟寡不敌众。奥地利战败，汉诺威被普鲁士吞并，成了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原先统治汉诺威的韦尔夫王室被推翻，流亡奥地利。1867年，汉诺威保王党人组建了“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其终极纲领是恢复汉诺威独立、恢复韦尔夫王室。该党虽然一度引起俾斯麦及其继任者的紧张，但始终是合法和守法的政党，其达到目的的途径是改革而非革命。随着汉诺威人逐渐接受和融入普鲁士主导的德国，19世纪90年代之后该党的影响力大大减弱。[79]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德意志-汉诺威党”要求在魏玛共和国框架内建立一个汉诺威国家，但为此举行的公投没有达到法定人数。1925年，鼓吹韦尔夫君主主义的德国贵族联合会汉诺威分支还因此与德国贵族联合会柏林总部发生了冲突。[80]由此可见，君主主义不但不能把贵族团结起来，反而让他们更加分裂。韦尔夫君主主义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一样，有反普鲁士的成分。毕竟这两个地区都曾站在普鲁士的对立面。

德国西南部的部分天主教贵族还对哈布斯堡家族抱有憧憬，甚至相信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才是正统，哈布斯堡家族是理所当然的德意志领导者，而霍亨索伦家族只不过是篡位者。修道院长奥古斯提努斯·冯·加伦（Augustinus von Galen，1870—1949）⁽¹³⁾在1926年表示：“霍亨索伦家族的帝国与老帝国没有一丝一毫关系，所以根本不是老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绝不应当是未来皇冠的主张者。”德国西南部的有些贵族，尤其是诸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思想还坚守不放，不喜欢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对哈布斯堡家族亲近，同时又笃信天主教，与奥地利教会有紧密联系，所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德国的贵族大有人在。不过，哈布斯堡君主主义在德国同样主要是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思想，没有触发实际的行动。何况，这比霍亨索伦君主主义更不切实际。[81]

阿提拉·冯·奈佩格伯爵（Attila Graf v. Neipperg）向一位巴伐利亚贵族解释说，巴伐利亚贵族忠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但德国西南部的贵族对本地的统治王朝符腾堡王室和巴登大公家族没有好感。因为这两个统治家族是在拿破仑扶持下得到提升的，许多原本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陪臣诸侯的地位与符腾堡和巴登至少在理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如今却不得不臣服于他们，非常不服气。[82]另一方面，符腾堡王室尤其对曾经与自己地位平等的陪臣诸侯非常敌视，对其加以各种限制和约束。⁽¹⁴⁾很多贵族对这些君主颇为怨恨。所以没有出现符腾堡君主主义。

后继无人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君主主义除了地区性的差别和内在矛盾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后继无人。即便在年轻的贵族和右派当中，也越来越少有人对复辟君主制感兴趣。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精英社团绅士俱乐部（Deutscher Herrenklub）在1928年的调查表明，年轻一代的右派虽然坚决反对共和国体制和议会民主，但他们与“一战”之前的旧世界没有紧密的联系，对那个旧时代没有多少怀旧与憧憬，所以很难把这些人引导到君主主义道路上去。克莱斯特-施门岑于1932年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

就连对君主主义最热心的巴伐利亚贵族，也是青黄不接。虽然老一代信奉君主主义的巴伐利亚贵族非常努力地向年轻人灌输君主主义思想，但德国贵族联合会的巴伐利亚分支承认，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没有正统主义和君主主义思想”[83]。年轻贵族虽然坚定反对魏玛“体制”，但他们“拒绝毫无意志力地盲从长辈的信念”。1928年的一份报告担忧地指出，很多年轻巴伐利亚贵族公开表态：“我们对君主制没有感觉。”[84]

而等到纳粹党发展壮大之后，君主主义者会遇到最大的挑战。

四　魏玛时期的贵族反犹主义

1934年3月，德国总统兴登堡大发脾气。原因是德国贵族联合会柏林分支的领导人、前农业部长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Magnus Frhr. v. Braun，1878—1972）⁽¹⁵⁾向他汇报了德国贵族联合会总部的一项新举措：对贵族血统提出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贵族证明自己的家族往前推到1750年，全都是纯正的德意志血统，并且配偶全都是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不符合标准的贵族将被踢出贵族联合会。[85]

德国贵族联合会是当时德国唯一一个全国性、跨地区、跨宗教的贵族社团。它于1874年在柏林成立，起初的影响力很小，1890年有约1000名成员，到1914年有2500名成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会员数快速增长，至1925年已拥有17 000名男性成员。[86]德国其他的贵族社团往往是地方性的、特定宗教的、社交和慈善性质的，而德国贵族联合会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宗旨，倾向于保守和右翼，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末期，德国贵族联合会是皇室及其保守主义政权的捍卫者，对皇室的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发出激烈批评。德国贵族联合会在那个时期主要代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利益，后来虽然有很多大贵族和南德天主教贵族加入联合会，但经济条件窘困的普鲁士新教徒小贵族仍然占主导地位。联合会鼓吹清贫的美德，敌视资产阶级和犹太人所代表的城市文化。[87]

1918年之后，联合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救济，以捐款、捐物等方式帮助陷入贫困的贵族。不过，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联合会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右翼政治活动，力图为德国贵族争取到新的领导地位。它敌视共和国，敌视议会民主，敌视保守派的左翼，越来越激进地奉行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早在1920年，联合会就规定，贵族必须保证自己的血统上溯到1800年都是纯正的德意志人，不能有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血统，否则就要被开除。这就是所谓“雅利安人条款”（Arierparagraph）。除了德国贵族联合会，钢盔团和各种右翼组织也采纳了“雅利安人条款”，将自己队伍里有犹太血统的人排除在外。

自从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Fürst Adolf zu Bentheim-Tecklenburg，1889—1967）于1932年担任主席以来，德国贵族联合会急剧右倾，路线更加接近和迎合纳粹。这让很多贵族，尤其是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贵族感到不安。1933年9月，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本特海姆拜见了“元首”，向他保证贵族联合会的忠诚。不久之后，贵族联合会就推出了升级“雅利安人条款”的政策，要求将血统纯正的标准往前推到1750年。这在贵族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激烈争吵。首先，德意志贵族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血统纯正的群体，有很多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血统，贵族联合会这一招的打击面太大；其次，要通过挖掘档案、研究谱系等科学手段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需要花不少钱，不是每一个贵族都承担得起；并且，贵族的传统是以血统的“古老”为傲，“纯正血统”是一个比较新的种族主义概念，不符合贵族的传统，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和骑士精神。本特海姆不以为然，说既然在希特勒统治下，连公务员都需要证明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四位祖先都是纯正德意志血统，那么贵族理应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88]

“雅利安人条款”要按照符合纳粹思想的方式对贵族集团进行改造，对“贵族”这个历史概念提出了挑战。许多贵族愤怒地主动退出联合会，也有一些贵族无奈地被开除，甚至还出现了检举揭发某贵族的祖先有犹太人血统这样的事情。著名的普鲁士贵族世家冯·德·马尔维茨家族的多位成员主张，仅仅因为某贵族的祖先两三百年前与犹太人结过婚，就把他视为贵族当中的下等人，把他赶出联合会，这非常不公平，于是冯·德·马尔维茨家族的多名成员为了表示抗议而主动退会。[89]

当时的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和布劳恩男爵作为老牌贵族，对贵族联合会的种族主义举措大为不满，所以由布劳恩男爵去找兴登堡总统诉苦。兴登堡从1903年起就是贵族联合会成员，1920年起还担任荣誉主席。他虽然也不喜欢看到贵族与犹太人通婚，但觉得本特海姆做的还是太过分了，怒斥他简直是要毁掉德国贵族群体。兴登堡以辞去荣誉主席位置并退会相威胁，要求本特海姆接受那些在历史上已经获得邦君和帝王认可的贵族家族，不管他们有没有犹太人血统。不料本特海姆傲慢地断然拒绝，还扬言要就地解散贵族联合会，然后请希特勒批准组建新的联合会。他说新的种族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把血统纯正的德国贵族送到元首面前，听候他的调遣”。双方争执不下。[90]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上述危机才自然解除，但此时贵族联合会已经完全被纳粹“一体化”，丧失了独立性，沦为纳粹的附属机构了。而反犹主义分裂了德国贵族，让其中一部分种族主义者更加坚决地为虎作伥。

魏玛共和国废除了法律意义上的贵族，而原本负责管理贵族谱系资料的权威机关“普鲁士王国纹章院”（Das königlich-preußische Heroldsamt）于1920年3月21日解散，于是如何判定某人是不是货真价实的贵族，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除了设立“雅利安人条款”、清洗自己组织内的犹太人之外，德国贵族还试图编纂全新的、全国性的、“血统纯净的”贵族谱系名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纯正德意志血统贵族铁书》（Eisernes Buch deutschen Adels Deutscher Art），简称“EDDA”。为了编纂“EDDA”，贵族们筹措到了不少经费，1925年秋出版了第一卷，第一个条目就是霍亨索伦家族。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登记在“EDDA”里呢？1920年1月，波美拉尼亚127位贵族联名提出，犹太血统应当不超过1/8。但也有人提出，哪怕是1/32的犹太血统也非常有害，并建议那些有犹太血统的贵族保持单身，让自己的家族自然灭绝。最后，1920年12月，“EDDA”编纂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的标准是：从自己往上推，32位祖先至多可以有一个犹太人或者有色人种的人；配偶必须符合同样的标准。

“EDDA”同样引起了争议。比如有一些犹太人曾被普鲁士国王或德皇封为贵族，如今难道要排斥这些贵族吗？很多君主主义者认为这是对德皇尊严的冒犯。并且，因为谱系研究的困难、耗时与不小的开销，“有能力证明自己32位祖先都是纯正德意志血统的贵族不到50%”。最后因为经费和人力不足、很多贵族的冷漠和不配合乃至反对，“EDDA”到1931年只登记了508个家族的3158人。这只是德国贵族的一小部分，完全不能代表德国贵族。[91]

“雅利安人条款”和《纯正德意志血统贵族铁书》标志着德国贵族当中的反犹主义已经愈演愈烈，到达了一个新的极端。反犹主义是许多德国贵族最终与纳粹携手的重要原因，还会有一批贵族直接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

(1)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位获得贵族头衔的德语文学家是奥地利诗人里夏德·冯·绍卡尔（Richard von Schaukal，1874—1942），他在1918年被册封为贵族，早年是政府官员，后成为自由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唯美和颓废倾向；中期写了不少忠君爱国的诗歌，比如《奥地利战歌》，维护奥匈帝国，为世袭贵族主导的等级制度欢呼呐喊；晚期作品则有天主教色彩。见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2)　这段引文为我的译文。

(3)　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即直接处死俘虏的苏联红军政委，不接受其为战俘。

(4)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六节“外交界的德意志贵族”。

(5)　比如亚历山大·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Alexander Graf Stenbock-Fermor，1902—1972），他出身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贵族家庭。“一战”结束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组建了不少民兵组织与撤退中的德军合作，一边抵抗苏俄，一边试图建立德意志人国家，或者与德国合并。年纪轻轻的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就是这样一名志愿战士，当然从对方的视角看，他是“白军”。波罗的海地区被苏联吞并之后，不少当地德意志人逃往德国，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也移民到德国，学习工程学，曾在鲁尔区采矿。也许是因为比较深入地接触工人阶级，这个曾经的白军变成了坚定的共产党人。他还成为作家、电影编剧和广播剧编剧。1933年他一度被纳粹逮捕，战争期间是抵抗运动成员，战后当过市长、出版社社长，并继续写作，见https://syndikalismusforschungvt.wordpress.com/2011/03/14/alexander-graf-stenbock-fermor-kurzbiografi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反纳粹人士、曾任魏玛时期陆军总参谋长的陆军大将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的两个女儿也属于背叛自己阶级的贵族。他的长女玛丽·路易丝在魏玛时期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为其情报部门服务，并与左翼犹太人知识分子结交。他的次女玛丽·特蕾莎则嫁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见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de/recherche/kataloge-datenbanken/biographische-datenbanken/marie-louise-von-hammerstein?ID=4419。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6)　Organisation Consul，在中文世界常被误译为“执政官组织”。德文“Consul”（或“Konsul”）有两个意思，一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二是作为外交官职衔的“领事”。“Organisation Consul”得名自埃尔哈特在卡普政变失败之后潜逃时用的化名“埃希曼领事”（Consul Eichmann）。参见Stern, Howard. “The Organisation Consul.”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5, no.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21。

(7)　本书所说的“君主主义”（Monarchismus）指原则上支持君主制（与共和主义相对）。支持某位具体君主的人则被称为“保皇派”“保王派”“保皇党”“保王党”等。

(8)　舒伦堡伯爵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和党卫军，在纳粹时期获得骑兵上将和党卫军上将的衔级。希特勒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抚慰他的儿子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而这位年轻的伯爵后来是“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反纳粹密谋集团成员，并因此被绞死。

(9)　弗里德里希·冯·贝格后来曾任德国贵族联合会主席。

(10)　菲利普·祖·奥伊伦堡侯爵因同性恋丑闻而失宠。

(11)　伊尔泽曼后来陪同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担任他的“宫廷”管理者，一直到老皇帝去世。伊尔泽曼长期写日记，给历史学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通过这些日记对伊尔泽曼本人的分析，可参见Landewé, Wendy. „Mit dem Kaiser ins Exil. Die Tagebücher von Sigurd von Ilsemann (1884-1952).“ In: Teske, Gunnar (Hg.). Adelige über sich selbst. Selbstzeugnisse in nordwestdeutschen und niederländischen Adelsarchiven. Münster LWL-Archivamt für Westfalen, 2015. S. 89-100。

(12)　顺便说一下，鲁普雷希特王储还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的直系后代，所以按照英国詹姆斯党的主张，他还是英国王位继承人。1897年他访问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禧庆典时，一群詹姆斯党人奉他为“罗伯特一世与四世国王”。不过他自己从来不把这当回事。参见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

(13)　加伦主要在奥匈帝国的教会任职。他是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的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的忏悔神父。著名的反纳粹志士、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是他的兄弟（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索多玛的义人：反抗纳粹的德国贵族”）。

(14)　在符腾堡王国，陪臣被剥夺了曾经享有的大部分特权，甚至遭到羞辱，比如，他们与王室缔结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权利被取消，必须专门申请；家法被废除；对臣民的司法权和免服兵役税权被废除；出国度假需要内政部批准；头衔和尊称被简化；甚至戴肩章和绶带也受到严格管控。符腾堡的陪臣康斯坦丁·冯·瓦尔德堡-蔡尔-特劳赫堡（Konstantin von Waldburg-Zeil-Trauchburg）有句名言是：“宁愿在土耳其当猪倌，也不在符腾堡当陪臣。”参见Braun, Rudolf. „Konzeptionelle Bemerkungen zum Obenbleiben: Adel im 19. Jahrhunder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93。

(15)　他的次子，著名的火箭、导弹和航天科学家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男爵是纳粹德国V2火箭的总设计师，战后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效力，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成功地在1969年7月首次达成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他是德国贵族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

[1]　https://www.berliner-zeitung.de/als-letzter-deutscher-wurde-kurt-kleefeld-im-november-1918-nobilitiert-ihm-gelang-der-aufstieg-in-den-adel-in-dem-augenblick-als-der-adel-unterging-eine-melancholische-betrachtung-und-dann-kam-keiner-mehr-li.45921.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61.

[3]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79.

[4]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8. S. 324.

[5]　Ellrich, Hartmut. Der Deutsche Adel im 20. und 21. Jahrhundert. Michael Imhof, 2017. S. 17.

[6]　Ellrich, Hartmut. Der Deutsche Adel im 20. und 21. Jahrhundert. Michael Imhof, 2017. S. 18-19.

[7]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C. H. Beck, 2018. S. 312-314.

[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416-417.

[9]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3. S. 323.

[10]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62.

[11]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S. 326.

[12]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3. S. 327.

[13]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10.

[14]　Ebd.

[15]　Streit, Christian.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 DVA, 1978. S. 84.

[16]　Albrecht, Kai-Britt. „Renn, Ludwig.“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21. Duncker & Humblot, 2003. S. 426-428.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39/images/index.html?id=00016339&groesser=&fip=eayayztsxdsydqrseayaeayaxdsydqrssdasyzts&n o=&seite=441.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474.

[18]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12.

[19]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80.

[20]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13-114.

[21]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207—208页。

[22]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156-157.

[23]　Ibid., p. 157.

[24]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12.

[25]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14-215.

[26]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46.

[2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05.

[28]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159.

[29]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160.

[30]　Kershaw, Ian. Hitler: A Biograph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pp. 69-70.

[31]　Mitcham, Samuel W., Jr. Why Hitler? The Genesis of the Nazi Reich. Praeger, 1996. p. 34, 87.

[32]　Ullrich, Volker. Mord in München. DIE ZEIT, 19.02.2009. Nr. 09. URL: https://www.zeit.de/2009/09/A-Eisne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3]　Ullrich, Volker. Mord in München. DIE ZEIT, 19.02.2009. Nr. 09. URL: https://www.zeit.de/2009/09/A-Eisne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4]　Flechtmann, Frank. „Das ‚Haus an der Stirn‛. Familie Eisner in Gengenbach.“ In: Die Ortenau,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Mittelbaden, 72, 1992, S. 315-318.

[35]　Gietinger, Klaus. The Murder of Rosa Luxemburg. trans. Loren Balhorn. Verso, 2019. p. 23.

[36]　Ibid., pp. 157-163.

[37]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30.

[3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452.

[39]　Ebd., S. 452.

[40]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49.

[4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0-151.

[42]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1.

[43]　Ibid.

[4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2.

[45]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28.

[4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30.

[47]　Ebd., S. 231.

[48]　Ebd., S. 232.

[49]　Ebd., S. 231.

[5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31.

[5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35.

[52]　Ebd., S. 238.

[53]　Ebd., S. 236.

[54]　Ebd.

[55]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37.

[56]　Ebd.

[5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42.

[58]　Ebd., S. 238.

[59]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39.

[60]　Ebd.

[61]　Ebd., S. 245.

[6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42-243.

[63]　Ebd., S. 248.

[64]　Ebd., S. 249.

[65]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94-95.

[6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01.

[67]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364.

[68]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250-251.

[69]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44.

[70]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166.

[71]　Motadel, David. “What Do the Hohenzollerns Deserv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2020. URL: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3/26/what-do-the-hohenzollerns-deserve/.

[7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4.

[73]　Ebd.

[74]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444.

[75]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48.

[7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76.

[7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77.

[7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77-378.

[79]　Riotte, Torsten. “The House of Hanover. Queen Victoria and the Guelph dynasty.”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83.

[8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4.

[8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5-256.

[8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5-256.

[8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6.

[84]　Ebd., S. 257.

[85]　Ebd., S. 350.

[86]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3. S. 748.

[8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45-151.

[8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52.

[89]　Ebd., S. 353.

[9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50-352.

[9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40-348.

第五章　德意志贵族与纳粹

一　纳粹的贵族支持者与同路人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是魏玛共和国的死敌。支持“领事组织”之类的右翼恐怖分子，只是公爵大人的“事业”之一。他还是高级贵族和上流社会当中最早支持纳粹党的人之一。

1922年10月14至15日，公爵在科堡举办了一次“德意志之日”集会活动，希望把形形色色的右翼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共和国和共产党。此时的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知名度还不高，他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慕尼黑向外扩张。这也是冲锋队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活动，有数百名冲锋队员参加。这次活动中的出席者总共有4000多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地举行了自己的游行示威，在科堡城与右翼势力发生斗殴，演化成双方都有600多人的混战，据说就连希特勒也参加了斗殴。当晚，在科堡的宫廷啤酒馆，卡尔·爱德华和其他一些权贵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这是希特勒与公爵的友谊的开端。后来希特勒把1922年科堡的“德意志之日”视为“斗争年代”的一大里程碑。参照同样发生在1922年10月的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把科堡的那次行动称为“进军科堡”。他还专门设立了“科堡荣誉奖章”（Koburger Ehrenzeichen），授予曾参加过1922年“德意志之日”活动的“老战士”。[1]在公爵大人的极力促成下，科堡成为德国第一个由纳粹党人控制市议会的城市。[2]希特勒上台之后，卡尔·爱德华继续为他效力，比如借助自己与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的联系，拉拢英国，推动英国的绥靖政策，等等。

图5-1　科堡荣誉奖章（PimboliDD摄）

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已经出于各种理由提携、帮助和支持纳粹运动的德国贵族，远远不止卡尔·爱德华一人。

与希特勒握手的理由

19世纪末，德意志贵族面临两大挑战：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这两方面对贵族来讲都是陌生的。贵族本身是高度国际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而民主似乎是更大的威胁，民主主义要掀翻旧的等级制社会，剥夺贵族的特权与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很多贵族选择了民族主义。在这条道路上，有的人越走越远，最终投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的怀抱。[3]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奇耻大辱、战后遭到协议国《凡尔赛和约》的羞辱和压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引起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这一切都是德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右倾并最终投票给希特勒的深层次原因。许多贵族也有类似经历，尤其是北德和东部的大量小贵族陷入贫困，心理落差极大，更加容易激进化。

畏惧和敌视共产主义，是贵族倒向纳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畏惧并非无中生有。1917年12月，新生的苏俄政权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停战谈判时，苏俄代表团团长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ph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坦然告诉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奥托卡·切尔宁伯爵（Ottokar Czernin，1872—1932）：“我们希望在你们国家也发动革命。”[4]托洛茨基则把苏俄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理想和对德国的图谋表达得很清楚：“从莫斯科到半亚洲的俄国，我们将拓展欧洲革命。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一场世界革命。记住德国的千百万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等待复仇的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后备军。我们的骑兵将和这支后备军一起，进军莱茵河，以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形式前进。”[5]1919年柏林的共产党“斯巴达克团”起义和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1920年春季鲁尔区工人组成的红军的起义（最后被自由团镇压，1000多名红军战士被屠杀）[6]，也让德国贵族心有余悸。虽然苏联1924年之后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世界革命”路线，并且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同样被“西方”排斥的国家同病相怜，有过一些合作，然而对于德国大部分保守派和右翼人士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之敌。这让很多原本对纳粹并不是很感兴趣的贵族也都倒向了纳粹。

君主主义不成气候，贵族根本无法寄希望于霍亨索伦皇室复辟来解决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向西方列强复仇、重建军队、改善经济），于是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领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后的一连串成功事迹，再加上他给了意大利贵族和君主制一个新的地位，让很多德国贵族对他颇为欣赏。前文讲过，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就特别希望能把墨索里尼的成功经验搬到德国。很多贵族对墨索里尼的欣赏，为他们支持希特勒做了铺垫。

有些贵族担心“民族社会主义”里的“社会主义”并非仅仅说着玩玩而已，害怕纳粹党真的是“社会主义”⁽¹⁾，要剥夺私有财产。希特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纳粹党绝不会剥夺贵族地主的土地，而是要赢得地主和知识阶层的支持。“从皇子到最后一个无产阶级分子”，全体德国人都要团结起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7]。这就让很多原本对纳粹抱有疑虑的贵族放宽了心。

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贵族走上纳粹道路的动机主要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8]但物质方面的理性考量也很重要。纳粹政府的上台给贵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政府对农业和大地主的支持和扶助；通过对外扩张——尤其是在东欧的扩张和殖民，就像新一轮的条顿骑士团东扩，地主有希望获得更多土地和财产；纳粹重整军备和扩军，让魏玛时期的“十万国防军”大幅膨胀，有了更多军职提供给贵族；犹太人被从政府机关清除出去，留下的空缺给贵族提供了很多职业机遇。这些对需要自己打拼天地、较贫穷的年轻贵族来说，都是天赐良机。

纳粹党的一些意识形态，比如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的理念和反犹主义，对许多右翼贵族来说也相当悦耳。不少种族主义理论家属于贵族，如马克斯·冯·格鲁伯（Max von Gruber，1853—1927），他是种族优生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粹党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浪漫传说对于贵族地主非常具有吸引力。根据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民族的生存需要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同时，这种意识形态理论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这让很多憎恶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沉溺于乡村“美好往昔”的贵族十分开心。强烈的反犹主义也让很多贵族比较容易接受纳粹。

所以不少贵族热情洋溢地支持纳粹党，并相信纳粹党是让德国“再次伟大”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希望，纳粹党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壁垒。

也有很多贵族不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但希望能够控制和利用纳粹党。比如帮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冯·巴本在希特勒内阁里就安排了足够多的保守派，企图形成多数优势以控制希特勒。[9]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初的第一届政府内阁只有两个部长是纳粹党人⁽²⁾，倒是有多位贵族⁽³⁾与保守派。部长们绝大多数是巴本的朋友，并且巴本与兴登堡总统关系不错，所以巴本自信能够轻松把希特勒与纳粹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傲慢地说，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用的”，“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把希特勒挤压到角落里，让他嗷嗷叫”。[10]当然，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手腕比巴本那样的贵族政治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1933年之前：纳粹崛起道路上的贵族提携者

在纳粹党发展的前期，很多贵族和名流用自己的沙龙和社交圈子帮助纳粹党打通人脉，进入上流社会，结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拢文化界与思想界名人，或者慷慨解囊，为党提供活动经费。在纳粹党掌权很久之前，希特勒在上流社交场所亲吻贵妇的手的形象就很有名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1865—1946）的沙龙。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的女儿，血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贵族。布鲁克曼嫁给了著名出版家胡戈·布鲁克曼，她从1899年开始在慕尼黑开办沙龙，一直持续到1941年。许多显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家都是她的座上宾，包括诗人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与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文豪托马斯·曼，也包括英裔德籍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这样的种族主义理论家（希特勒对他十分推崇）。布鲁克曼的第一次沙龙活动就是请张伯伦来朗读他的反犹“名著”《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20年，布鲁克曼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五体投地，从此开始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坐牢，布鲁克曼去探监：“……希特勒向我走来，他朴实、自然、极有骑士风度、目光炯炯有神！”[11]希特勒出狱之后立刻去拜访布鲁克曼。从此鲁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等纳粹高层人士成为布鲁克曼沙龙的常客。她还帮助纳粹党与精英阶层建立了联系，比如她撮合希特勒与工业巨头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1847—1938）谈妥了德国工业界为纳粹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协议，基尔多夫慷慨解囊，捐赠10万马克，帮助纳粹党渡过了早期的一些财政难关。[12]布鲁克曼于1932年才加入纳粹党，但希特勒指示将她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那一年就申请加入纳粹党，不过当时希特勒认为她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Viktoria von Dirksen，1874—1946）是柏林版的布鲁克曼，她的沙龙是纳粹党与贵族结识和交往的最重要场所。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第二次婚姻嫁给一位比她大20多岁的外交官和政治家。蒂尔克森在位于柏林玛格丽特大街的豪华宫殿内组织沙龙、晚宴和茶话会，她家在1918年之前就是波茨坦和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活动场所。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旧精英和敌视共和国体制的右翼人士又聚集在她的沙龙。客人包括兴登堡总统及其子奥斯卡、皇储威廉夫妇、皇子奥古斯特·威廉和埃特尔·弗里德里希、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曾任总理的布吕宁、意大利大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等。

蒂尔克森从1923年起开始支持希特勒，20年代末又把自己的沙龙提供给纳粹党，帮助纳粹与上流社会牵线搭桥，对纳粹党的贡献极大。她的沙龙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交中心”。比如1931年11月的一次沙龙聚会可谓“高朋满座”，与会者包括戈林、戈培尔、玛丽·阿德尔海德·利珀侯爵小姐（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Lippe，1930年加入纳粹党）、维克多·祖·维德公子（Viktor Prinz zu Wied，纳粹时期曾任德国驻瑞典大使）及夫人、《德国贵族报》社论作者瓦尔特-埃伯哈特·冯·梅德姆男爵（Walther Eberhard Frhr. v. Medem）、奥古斯特·威廉皇子、银行家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August Frhr. v. d. Heydt）和威廉二世的全权代表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在蒂尔克森沙龙与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和其他贵族促膝长谈。纳粹“忠粉”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身穿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参加蒂尔克森的沙龙。据说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是在这里成为希特勒的信徒的。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蒂尔克森沙龙把贵族与纳粹这两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13]戈培尔对蒂尔克森的评价是：“了不起的女士，我对她非常尊重。”戈培尔称自己有一次发高烧，蒂尔克森“如母亲般无微不至地照料我”。戈培尔结婚时只请了18位客人，其中就有蒂尔克森。蒂尔克森还利用自己与兴登堡的交情，劝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戈培尔在1933年1月22日，也就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不到一周前，写道：“蒂尔克森夫人在全力工作。”[14]纳粹党高层甚至有人赞誉蒂尔克森为“革命之母”。[15]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戈林（Carin Göring，1888—1931）出身德国-瑞典贵族，是男爵小姐。她和她的贵族亲戚也是纳粹党羽翼未丰时期的重要推动者。1931年8月，在戈林夫妇家的沙龙，希特勒向一群贵族和精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听众包括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后在希特勒政府担任央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和威廉二世的亲信、海军将领和警官马格努斯·冯·莱韦措（Magnus von Levetzow，1871—1939）。这群贵族和精英听完演讲大受震撼，结束后沉默了很长时间。[16]

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之后娶的第二任妻子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君主主义和右翼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戈林，期待他能帮助复辟帝制。1931年11月，在蒂勒-温克勒（Tiele-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龙，“皇后”赫米内和其他一些贵族聆听了希特勒长达数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手舞足蹈地宣称自己要把“十一月罪人”——极右派用这个词辱骂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魏玛共和国左派领导人，全都公开绞死。皇帝的妻子听得心潮澎湃，对希特勒“十分认可，尤其是他那优雅而刚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诚的表情”[17]。1931年和1932年，赫米内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对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欢迎。

对柏林上流社会非常熟悉的专栏作家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1890—1972）在日记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上流社会的逐渐纳粹化。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1896—1944）⁽⁴⁾和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这样的大贵族身穿冲锋队制服在沙龙谈笑风生，越来越多的老贵族开始展示和炫耀自己的纳粹身份。弗洛姆在1932年写道：“看到这么多老贵族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新朋友，真让人沮丧。”[18]“精英阶层把匪徒恶棍当作英雄来膜拜，把残忍暴行视为壮举。形形色色的破落户出于怨恨和绝望而结盟。”[19]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描写的是德雷福斯案件⁽⁵⁾时期的法国上流社会，但拿来形容纳粹时期的德国上流社会，也很贴切。

图5-2　退位之后的威廉二世与妻子赫米内（Oscar Tellgmann摄，1933年）

德国皇子的纳粹生涯

如今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常常拉上各个领域的名人，包括影星、歌星，为自己摇旗呐喊。这种做法一点都不新鲜，90年前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选举中，阿道夫·希特勒乘飞机在德国各地赶场拉票时，身边也有一位重量级名人，唾沫飞溅地为希特勒鼓吹。

之所以说重量级，因为他是正儿八经的皇子。

此人就是德意志皇子、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1887—1949），威廉二世皇帝的第四子，昵称“奥威”（Auwi）。生在帝王家，即便上面有三个哥哥，自己不大可能继承皇位；即便1918年废除帝制，他也应当过着优哉游哉的有闲生活，怎么成了希特勒的竞选助手了呢？会不会太掉身价？

从头说起。奥古斯特贵为皇子，在波茨坦的皇宫长大，衣食无忧，后在波恩、柏林、斯特拉斯堡等地求学，在特殊照顾之下仅用了六个学期就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有人捉刀代笔。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著名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尔（Gustav Schmoller，1838—1917）教授因为此次“功勋”被提升为贵族，那位代笔者也获得勋章的嘉奖[20]。

1908年，奥古斯特与亲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喜结连理，1912年得了个儿子，取名“亚历山大”。这对小夫妻在波茨坦的宅邸成为艺术家和学者聚会的沙龙，可谓高朋满座。

然而幸福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奥古斯特有个发小，是普鲁士军事贵族世家子弟，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元帅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汉斯年纪比皇子小六岁，担任他的贴身副官。皇子和年轻的副官朝夕相伴，竟然情意眷眷，想要与妻子离婚，与汉斯长相厮守。奥古斯特的父亲，也就是德皇，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不准儿子离婚。但从此奥古斯特和亚历山德拉也只是徒具婚姻形式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古斯特虽然从军，但主要是在后方坐办公室。1917年，他在东欧接触到了犹太人，“每天坐在犹太人学校的对面，透过窗户听到这群乌合之众的疯狂呼号叫嚷”，于是他“对这些野兽的仇恨”“更加强烈”。[21]

最后让皇子摆脱婚姻生活的，竟然是德国的战败、帝制的灭亡。纵使皇子万般敌视魏玛共和国，共和国毕竟有一个好，那就是允许他离婚。然而好基友汉斯不肯出柜，并且已经“找个老实人结婚了”，娶了官二代小姐。心灰意冷的皇子隐居在波茨坦，一心学画，靠卖画居然也挣了不少钱。

但过惯了风云激荡生活的皇子，怎么会满足于当隐士画家呢。他还是个有抱负、有情怀的人。魏玛共和国期间，左右翼各种势力你追我赶，对共和国政权虎视眈眈。纵然少有人希望复辟帝制，却也少有人支持民主共和。一般倾向于保守的德国贵族，往往对共和国政权抱有敌意，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诉诸武力，“造反有理”。

皇子也蠢蠢欲动，先是加入右翼老兵组织“钢盔团”，1929年秋，也就是纳粹党在当年9月取得大选胜利之前，又加入了方兴未艾的纳粹党，党号24。[22]加入纳粹党不算很早，党号数字却这么小，是纳粹党给他的莫大荣耀。尽管父亲（已退位的德皇）和其他亲人极力反对，奥古斯特皇子还是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事：1931年11月，他又加入冲锋队。[23]皇子成为多为街头打手、一派盲流作风并且满嘴平均主义口号的冲锋队的成员，蔚为奇观。他对纳粹党的摇尾乞怜和对希特勒的顶礼膜拜，招致左翼媒体与政客的冷嘲热讽，被戏称为“褐衫奥威”⁽⁶⁾。而在部分“左倾”的纳粹党人眼中，贵族是与工人大众水火不容的敌对势力，皇室更是大反动派。

不过希特勒还是很欢迎皇子加入自己的阵线。道理很简单，早期纳粹党比如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那一派，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边缘分子，属于草根，他们的思想也比较“左倾”，敌视贵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但希特勒要的不是一场雅各宾党式的彻底掀翻旧制度的血腥大革命。他敏锐地感到，自己需要与贵族地主、军人集团和大企业家合作，当然也是互相利用。也就是说，纳粹党需要改变自己的草根闹革命的形象，寻求登入“大雅之堂”。

所以希特勒需要高规格、上档次的上流社会伙伴。还有比宗亲皇子更好的选择吗？奥古斯特就成了纳粹党的吹鼓手。比方说，1932年4月的普鲁士地方议会选举中，他就是纳粹党主推的候选人。纳粹党刻意利用奥古斯特皇子在选举中拉票，还让他陪同希特勒在全国飞来飞去搞活动、演讲鼓吹。希特勒喜欢吃甜食，奥古斯特就投其所好，在陪同希特勒旅行的过程中随时准备好巧克力。[24]奥古斯特被纳粹党授予“帝国演讲家”（Reichsredner）的称号，还创造了一句奴颜婢膝的名言：“希特勒领导，霍亨索伦跟随。”他显然有所企图，也许是希望纳粹党会把他扶到皇座上去：“我要尽可能和希特勒搞好关系……毕竟我是霍亨索伦的马厩里最好的骏马。”[25]

一次在柯尼斯堡搞宣传时，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奥古斯特卷入了纳粹与反对派人士的斗殴，遭到支持共和国的警察的棍棒殴打。几天后，在另一次演讲中，皇子描述了自己去医院看望在上述斗殴中负伤的冲锋队员的情况。他走进病房时，冲锋队伤员对他亲如兄弟地说：“这张床是我们给你预备的，你要是和我们躺在一起，我们会非常开心！”皇子说：“你们看，这些小伙子……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是什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工人还是皇子，都属于集体的一分子。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牺牲精神的共同体，大家互相帮助。”后来他在慕尼黑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还说：“我的皇子头衔对我来说一种美好的回忆，但不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事业是为这场运动（按：纳粹运动）兢兢业业地劳作。”[26]

皇子在公共场合的露面，让一些原本对纳粹党持不温不火态度的社会阶层逐渐被吸引过去。当时一位政客说：“奥古斯特·威廉皇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政治运动，不可能是不可靠的。”[27]而出身上流社会、后来一度成为希特勒亲信的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Ernst Hanfstaengl，1887—1975）⁽⁷⁾这样回忆奥古斯特·威廉皇子对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我接受了（纳粹）运动。我想，如果一位前皇室成员都愿意加入它，那么我们就有更多希望把它约束住。”[28]

1933年纳粹党夺权之后，奥古斯特成为帝国议会议员，但纳粹党已经不再需要他了。希特勒当然对复辟帝制、自己屈居老二更无兴趣。广大民众，甚至广大贵族，也对帝制十分冷漠，而倾向于希特勒。

1934年春，奥古斯特便不再能直接接触到希特勒。即便如此，他对希特勒依旧顶礼膜拜。1939年1月，他成为冲锋队的高级集团指挥（Obergruppenführer），这是冲锋队第二高的级别，与陆军上将平级。但这只是空虚的荣耀，他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影响力。1942年，他因为批评戈培尔生活奢侈而被人检举，从此彻底被冷落，也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讲。从此蛰伏不出。[29]

1945年2月，苏联红军逼近波茨坦，奥古斯特与嫂子、前太子妃采齐莉一起逃向西方，到姑妈玛格丽特公主（威廉二世的妹妹）家中避难。5月8日，欧战结束，奥古斯特被美军逮捕。1948年，在“去纳粹化”审判中，法官问他现在是否已经摈弃民族社会主义。他困惑地问：“你说什么？”[30]法庭判处他两年半苦役，但因为他在押时间已经超过两年半，所以被当庭释放。

但他获释不久之后，又有人起诉他。此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当地的法院向他提起诉讼。不过他没过多久就病倒，最后在斯图加特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2岁，躲过了红色怒潮。

皇子的纳粹生涯，实在是一场闹剧。不过，在德国高级贵族当中，他不是例外，而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积极拥护纳粹党的贵族不在少数。拥有这样显赫身份的人，在政治动荡的浪潮中能够明哲保身需要很大的智慧。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智慧。

贵族军官效忠纳粹

在1933年纳粹党夺权期间，希特勒利用和仰仗了国防军中的贵族军官，如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

兴登堡总统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一天前，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长，并晋升他为上将。兴登堡认为勃洛姆堡作为贵族，是自己人，希望借助他来制衡和控制希特勒。但兴登堡没想到，勃洛姆堡对纳粹党非常同情。此时的希特勒特别需要国防军的支持，而总参谋长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1878—1943）是个贵族保守派，非常鄙视粗鄙的纳粹党，一度企图阻止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31]勃洛姆堡在另一名仰慕希特勒的贵族高级军官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1884—1942，后成为陆军元帅）的帮助下，摆平了哈默施泰因，帮助希特勒获得国防军的支持。[32]

希特勒对国防军承诺：实施义务兵役制从而大规模扩军、重整军备、收复《凡尔赛和约》导致德国丧失的领土、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对外扩张。所有这些让勃洛姆堡等大多是贵族的高级将领心驰神往，他们领导下的国防军与纳粹党越来越情投意合。勃洛姆堡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宣布实施“雅利安人条款”，开除军中的犹太人，并把纳粹的万字符号（卐）采用到军队的徽记里。[33]

图5-3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拍摄者不详，1937年）

在所谓的“长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即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夜间，希特勒清洗了自己的“革命同志”罗姆，顺便杀掉了不少与罗姆无关，但反对希特勒的人士。罗姆的冲锋队是国防军的竞争对手，所以勃洛姆堡代表国防军，支持希特勒大开杀戒。两位国防军将军——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Ferdinand von Bredow）在“长刀之夜”期间被纳粹党杀害[34]。哈默施泰因为了施莱歇尔被杀⁽⁸⁾而去找勃洛姆堡，希望他采取行动反对希特勒[35]，但勃洛姆堡没有为自己的同袍发声，反倒赞扬希特勒处置“叛徒与谋杀犯”的“军人式的果断”。赖歇瑙则发表声明，说施莱歇尔将军与罗姆和外国反德势力勾结，是卖国贼，所以罪有应得。就连后来反纳粹的抵抗分子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和后来行刺希特勒的年轻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这样的贵族军人，也为希特勒鼓掌喝彩。[36]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勃洛姆堡规定军人从此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誓词是赖歇瑙起草的：“以上帝的名义，我发出如下的神圣誓言：我绝对服从德意志帝国与人民的元首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随时愿意为之献出我的生命。”也就是说，从此对德国军人来说，效忠的对象不是祖国、人民或宪法，而是希特勒本人。后来很多人就以军人不得违背誓言为由拒绝参加反希特勒的活动。希特勒专门写信给勃洛姆堡表示感谢，并承诺对军队的忠诚投桃报李。[37]1935年，希特勒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军总司令（包括陆海空三军）[38]，1936年提升他为纳粹时期国防军的第一位陆军元帅[39]。1937年，勃洛姆堡获得纳粹党金质奖章，并正式加入纳粹党。至于勃洛姆堡最终被希特勒过河拆桥抛弃，就是后话了。

纳粹的上台，当然不能全怪贵族。贵族的确对纳粹的上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资本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贵族的支持不可能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因为贵族在德国社会已经完全没有过去那样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只是社会的一个少数群体。希特勒不是贵族，他的大多数主要亲信也不是贵族。千百万为他投票，后来为他卖命的人，绝大部分不是贵族。英国历史学家利芬指出，把纳粹崛起怪罪到贵族头上，是战后德国一些人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专业阶层、中产阶级和广大选民才是真正把希特勒抬上宝座的人。但要承认这一点，大家的心理障碍实在太大了。[4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勃洛姆堡代表的国防军是希特勒掌权的主要支柱之一。此时的国防军仍然是保守派和贵族的天下。希特勒与国防军暂时缔结了盟友关系，但从一开始，国防军和纳粹党之间就存在矛盾，因为纳粹党没能彻底地将国防军吸纳为自己的鹰犬，军官团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而军官团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自贵族家庭。这为后来“二战”期间军官团与纳粹党的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埋下了伏笔，最终发生了一位曾经崇拜希特勒的参谋军官往元首的会议桌下塞炸弹的惊人事件。

1933—1945年：与狼共舞的德国贵族

1933年，纳粹掌权不久之后，德国贵族联合会的主席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受到希特勒接见，前者承诺让他的联合会对新政府“无条件地忠诚”。他还说，德国贵族将与元首联手“赢得民族革命”，否则就“带着荣誉献出生命，埋葬在革命的废墟中”。[41]1944年7月22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之后，本特海姆侯爵赶紧写了公开信向希特勒表忠心。在所谓“一体化”⁽⁹⁾过程中，纳粹政权吸收和控制了国内各种社团组织，驱逐其中的犹太人成员，并安插纳粹党员。德国贵族联合会也受到了这样的改造，不过它显得格外恭顺听话。德国贵族联合会的巴伐利亚分支在希特勒上台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在1933年之后也迅速归顺中央。只有德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少数贵族继续对纳粹党持冷淡态度。一般来讲，年纪较大的贵族对纳粹党更为冷淡，而他们的儿孙，即年轻贵族，更趋向于与纳粹党合作，很多人甚至成为热情的纳粹分子。

虽然从地区上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别，但粗略地讲，更亲近哈布斯堡帝国、敌视普鲁士、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南德贵族与更亲近普鲁士、大部分信新教、在普鲁士军中服役或者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占据大庄园的传统北德贵族，两者还是不大一样，前者较少亲近纳粹。当然，这是泛泛而谈，不能一概而论。

冲锋队带有“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反建制的色彩，并且价值观与传统贵族大相径庭，“在很多方面，冲锋队是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当中最令贵族感到不适的一个”。但即便如此，也有大量贵族加入冲锋队。根据一项统计，冲锋队级别最高的178名干部当中，有21人是贵族，比例占到将近12%。1932年1月，普鲁士的39名高级冲锋队干部（级别相当于陆军少将和中将）当中有8人是贵族。[42]

有些贵族冲锋队员是家境优渥的大贵族。前面已经讲了奥古斯特·威廉皇子，他加入冲锋队主要是作为纳粹党和冲锋队的“形象大使”和“吉祥物”，当然不会真的与无产阶级冲锋队员为伍，不会住在冲锋队的集体宿舍，更不会参与街头斗殴。像这样的大贵族冲锋队员有不少。也有一些小贵族加入冲锋队，是因为在“一战”之后丧失了之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沦为“贵族无产阶级”，而冲锋队能够给他们提供晋身的机遇。

与冲锋队相比，党卫军这样的精英团体对贵族更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实际上在希姆莱的愿景里，党卫军就是德国新的“贵族”群体。1937年11月8日，在面向党卫军干部的一次演讲中，希姆莱表示：“我们要为德国创建一个能够延续千百年的精英统治阶层，一个新的贵族群体，它将持续不断地吸收我们人民当中最优秀的儿女……这样的贵族永远不会老朽，可以上溯到上古的最有价值的传统与往昔；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这样的贵族将是永远的青春力量。”这样的话是德国贵族爱听的，所以加入党卫军、成为新的“精英统治阶层”的贵族有不少。[43]

1938年，党卫军上将当中有18.7%是贵族，党卫军中将有9.8%是贵族，党卫军少将有14.3%是贵族，上校有8.4%是贵族。[44]贵族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一般不会从小兵干起，他们的贵族身份往往能让他们一进来就成为干部，而且提升速度比其他人快得多。并且，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级别越高，贵族的比例就越高。

但很难说贵族在纳粹党当中占到多大的比例。在纳粹党外的贵族肯定多于在纳粹党内的贵族。但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贵族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至少一个纳粹党员。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312个贵族家庭中有3592名党员。1941年纳粹党自己的一份报告显示，到当时为止，有270名高级贵族是党员，其中80人是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的。有意思的是，在高级贵族党员当中，多达35%是女性。在纳粹党的女性支持者当中，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大大超出了贵族女性在全体女性人口中的比例。[45]

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生活困窘的贵族，在纳粹党的新德国找到了上升的路径。是纳粹给了他们新生，他们也因此对纳粹死心塌地。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冯·韦特克（Alexander von Woedtke）出身波美拉尼亚贵族，家族的庄园在“一战”后负债累累，难以为继。1929年，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卖掉祖传的土地。[46]随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攀升到党卫军旗队长（与陆军上校平级）的位置，1943年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担任警察局长，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镇压和遣送。数万犹太人从他的手里经过，被送上死路。

更有名的例子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1899—1972），他出身东普鲁士的卡舒布贵族。卡舒布人是一个斯拉夫民族，很大程度上德意志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鲁士贵族当中，波兰和其他斯拉夫血统的人极多。巴赫-齐勒维斯基家境贫困，早就失去了祖传的庄园。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姐妹先后被好几家人收养。他于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1年加入党卫军，很快平步青云，官拜党卫军上将。[47]巴赫-齐勒维斯基在“二战”中参与镇压犹太人和反游击作战，罪行累累，双手沾满鲜血。1941年对苏作战开始后，他负责在俄罗斯中部扫荡游击队。他指挥下的一个旅在不到一个月里就枪杀了超过25 000名犹太人：“必须枪决所有犹太男人。把犹太女人赶进沼泽。”[48]1944年8月，华沙的波兰人发动起义。“治安战”的老手巴赫-齐勒维斯基又率领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前来镇压。他将起义军分割包围，全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华沙城的绝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有超过20万波兰人死亡，包括妇女儿童。[49]巴赫-齐勒维斯基已经不只是与狼共舞，而是自己变成了恶狼。

图5-4　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Unger摄，1944年）

韦特克和巴赫-齐勒维斯基是典型的在纳粹社会获得出路的贫穷小贵族。但高级贵族，甚至帝王家，也有不少人成为纳粹分子。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弗里德里希·弗朗茨（Friedrich Franz Herzog zu Mecklenburg-Schwerin，1910—2001）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就认识希姆莱，1931年加入纳粹党，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外交官和武装党卫军军官；[50]黑森-卡塞尔方伯菲利普（1896—1980）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意大利国王的驸马爷，是为希特勒鞍前马后的外交官和省长，为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他被指控对反墨索里尼的密谋知情不报，与妻子一起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菲利普的弟弟克里斯托弗⁽¹⁰⁾（1901—1943）是党卫军区队长（相当于准将）和负责监听电话、拦截电报等通讯的情报机构空军研究局（Forschungsamt）的局长；绍姆堡-利珀公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 Prinz zu Schaumburg-Lippe，1906—1983）22岁时就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加入纳粹党，后成为纳粹党的宣传鼓动家，曾是戈培尔的副官；[51]瓦尔戴克-皮尔蒙特侯爵世子约西亚斯（Josias zu Waldeck und Pyrmont，1896—1967）早在1929年就加入纳粹党，同希姆莱与党卫军高级将领赛普·迪特里希是称兄道弟的好友，最后攀升到了武装党卫军和警察上将的高位。[52]

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当中（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反对或是支持纳粹党，家庭和亲友固然会产生影响，但往往是个人的信念起决定作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的抵抗分子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Fritz-Dietlof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902—1944）的家族中有41人是坚定的纳粹党员。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汉宁·冯·特雷斯科的家族除了汉宁之外，还有他的哥哥格尔德（Gerd von Tresckow）参加抵抗运动，但也有30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党员。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拒绝加入纳粹党，后来被投入集中营，活到了战后，他家里有27人是纳粹党员。抵抗分子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1902—1944）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被处决，他家里有52名纳粹党员。[53]

贵族和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传统精英群体一样，深度参与了同纳粹的共谋与合作。贵族和纳粹之间有足够多的意识形态的相似和相通之处，纳粹也给予了贵族足够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并不令人惊讶。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保守派精英的贵族群体，又和民粹主义的纳粹有足够多的差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蜜月是有的，但分歧和争吵也始终存在。最初的裂缝会一步步演变成鸿沟。而对于君主主义和帝制复辟的态度，就是贵族与纳粹的一个重要分歧点。

二　从暧昧到决裂：君主主义与纳粹

1933年3月21日是所谓“波茨坦日”（Tag von Potsdam）。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精心策划下，刚刚上台的纳粹党在普鲁士小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Garnisonkirche）这个与普鲁士和第二帝国光辉历史紧密联系的地点，“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灵柩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用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的话说，这一幕把普鲁士的神性赋予了希特勒。[54]

图5-5　波茨坦的驻军教堂，1920年

纳粹对贵族的矛盾态度

此时希特勒虽然已经当上德国总理，但他的权力还不稳固。纳粹党还没有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他还需要与国防军和普鲁士的保守派旧精英合作，比如兴登堡总统这样有君主主义思想的人。此时希特勒在身穿笔挺军服、胸前佩戴许多勋章、身形挺拔的兴登堡元帅面前俯首，显得谦卑而恭敬。“波茨坦日”的仪式象征着纳粹党与国防军和普鲁士旧精英缔结了联盟。这个联盟一直维持到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东普鲁士“狼穴”行刺希特勒的那一天。

戈培尔天才地剽窃和盗用了普鲁士王国与第二帝国的遗产。之所以选择3月21日，是因为62年前的这一天，俾斯麦宣布成立第一届帝国议会。驻军教堂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士兵国王”）为军人修建的，也是为自己准备的墓地。教堂的塔尖没有十字架，只有普鲁士的雄鹰；教堂内没有圣人画像，只展示兵器、军号和普鲁士陆军各团的军旗。[55]仪式中演奏的音乐都是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皇室常用的曲子。流亡的老皇帝没有出席，但仪式上给他留了位置。兴登堡还举起元帅权杖向皇帝的空位子敬礼鞠躬。皇储威廉⁽¹¹⁾、皇次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皇五子奥斯卡都参加了典礼，接受兴登堡和希特勒的检阅。兴登堡还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灵柩敬献花圈，并在演讲中呼吁大家“回想起老普鲁士……愿这个光荣地方的古老精神，也鼓舞我们今天的人……”[56]

就这样，希特勒对皇室和皇朝历史做了选择性的、实用主义的借用。然而，在《我的奋斗》里，他清清楚楚地表达过自己对君主的看法：“他们（按：德国统治者们，以皇帝为首）如惊弓之鸟一般逃窜，看到红袖章就惊慌失措、溜之大吉，火速把帝王之戟换成散步手杖，系上资产阶级的领带，摇身一变成了爱好和平的市民！……这样的骑士只能丢掉王位，却没有本事挣得王冠……大厦开始晃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吹走了。”[57]这应当更接近希特勒内心的真实想法。

纳粹党的宣传机构有时也运用类似上面的说法来攻击和抹黑旧权威。这是纳粹党对贵族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纳粹党既要借用贵族的力量，又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群众运动力量自居，敌视代表封建社会等级制的贵族，主张建立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民族共同体”。曾任农业部长的纳粹理论家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1895—1953）可能是党内最敌视贵族的人。他在1934年说：“这些人（按：流亡的君主）在人民最危急的时刻背弃了人民，我们为什么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我们农民对领导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爱我们，好好地领导我们。”[58]达雷甚至主张，如果皇帝回来，要把他送上纳粹党的人民法庭。

纳粹党对君主制和高级贵族“怯懦”的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内容和广大下级贵族对君主制的批评⁽¹²⁾差不多：威廉二世的临阵脱逃，意味着他已经没有资格当领袖。[59]

1940年5月23日，德军正在法国长驱直入。德军第1步兵师的一名中尉身负重伤，几天后死亡。他是普鲁士的威廉王子、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长孙。5月29日，威廉王子的葬礼在波茨坦举行，多达5万群众自发前来为他送行。这是纳粹时期规模最大的非官方、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游行。[60]希特勒认识到，群众和军官团里还有不少人对旧皇室抱有好感。于是他发布了所谓“公子法令”（Prinzenerlass），禁止所有在1918年之前拥有统治权的皇室、王室和诸侯家族的公子们参加战斗。[61]1943年5月，希特勒干脆命令将这些家族的成员全部免去军职。这不是为了保护这些贵胄，而是为了防止他们获得影响力和人民的同情。

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对纳粹的幻想

如果说纳粹对君主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利用，一方面排斥，那么保皇派对纳粹秉持怎样的态度呢？

在信奉君主主义的贵族当中，对纳粹党抱有幻想的大有人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严厉批评过临阵脱逃的德国君主，但对未来的德国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表达得却模棱两可，说这不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需要“相机而动”。[62]1934年正式查禁君主主义组织之前，纳粹党高层虽然有达雷那样明确敌视贵族和君主制的人（他很快就失势），但还是对君主复辟的问题很暧昧。这就足够吸引很多有君主主义思想的贵族投到纳粹门下。

有的贵族幼稚地、一厢情愿地相信纳粹主义也是一种君主主义运动。舒伦堡伯爵在1929年说：“我觉得目前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经加入纳粹党的舒伦堡居然还说：“希特勒是君主制的关键所在，这毋庸置疑。”[63]1933年秋季，退役陆军中将奥古斯特·冯·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兴登堡请愿，说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75岁生日，给皇帝最好的生日礼物莫过于帮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说，纳粹思想和君主主义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永恒的元首，也就是世袭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和他身边的人显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现实，告诫克拉蒙，复辟的时机尚不成熟。[64]

也有的贵族心里敌视或厌恶纳粹，但幻想利用纳粹的力量复辟君主制。换句话说，这些贵族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样，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纳粹操控于股掌之间。更有不少贵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写信给流亡的老皇帝时落款“陛下最恭顺最忠诚的仆人”，给纳粹党领导和党卫军同志写信时落款“希特勒万岁！”。[65]

那么霍亨索伦家族自己对纳粹的态度是什么呢？对于这个话题，叙述最为详细的专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939—2015）是霍亨索伦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1907—1994）的儿子，也就是威廉二世的曾孙。他于1984年发表的历史学博士论文题为《霍亨索伦家族与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可以想象，对于这个话题，他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毕竟大量的文献资料就在他自己家里。不过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批评这篇论文，认为它对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的关系做了粉饰，刻意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几位重要成员皇储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间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内、皇四子奥古斯特·威廉积极支持纳粹的丑行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着重写霍亨索伦家族反纳粹的一面。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是贵族“选择性记忆”的表现。[66]

在赫米内“皇后”等人的牵线搭桥之下，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与纳粹有过一些接触。赫尔曼·戈林曾两次到多伦宫拜访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鲁的餐桌礼仪，但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不能说明皇帝是反纳粹的。[67]威廉二世通过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和“宫廷事务总管”利奥波德·冯·克莱斯特（Leopold von Kleist，1872—1946）与纳粹政权保持紧密的沟通。莱韦措还在皇帝的许可下成为纳粹党员和国会议员。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为首的霍亨索伦家族实际上一直明确地把寻求与纳粹合作当作自己的主要战略。[68]皇室对纳粹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纳粹的帮助复辟，一直到这种希望破灭之后，霍亨索伦家族才与纳粹拉开了距离。1932年12月，皇帝与莱韦措绝交。

希特勒上台之后，皇帝通过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询问复辟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辞，说恢复君主制是可能的，不过只能恢复霍亨索伦皇朝，不能恢复其他邦君的地位；复辟的时间还不能确定，必须等未来的战争打赢之后再说。再往后，希特勒的口气越来越强硬，对君主主义也越来越敌视。他说，德国的任务是消灭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而无论是作为机构的君主制还是作为个人的皇储都不够坚强，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伟大任务。在1934年2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纳粹高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达雷干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说自己的使命是惩罚“十一月罪人”和重建国防军，这项工作需要12到15年时间，请德国君主们不要再来烦他。[69]

反纳粹的霍亨索伦君主主义者

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75岁生日，君主主义者在柏林举办庆祝活动，不料遭到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恣意殴打。希特勒趁机宣布禁止所有的君主主义组织。君主主义贵族显然没想到党的拳头会打到自己身上来。即便他们胸前戴着党徽，也仍然遭到冲锋队暴徒的殴打。[70]身为柏林警察局长的莱韦措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暴力活动。渐渐地，一些普鲁士保皇派走到了纳粹的对立面。纳粹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智力残障人士等群体的残酷迫害也让很多思想保守或者有宗教情怀的保皇派越来越敌视纳粹。

在保守派政治家卡尔·戈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和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等人领导的反纳粹密谋集团中，就有一些君主主义者和普鲁士的遗老遗少。戈德勒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按照计划，刺杀希特勒和政变成功之后，他将成为德国总理。他本人是君主主义者。1940—1941年冬季，戈德勒花了很多时间与同谋者路德维希·贝克大将（Ludwig Beck，1880—1944）等人讨论，一旦政变成功，霍亨索伦家族的哪一位成员应当成为皇帝。戈德勒反对迎接老皇帝威廉二世回来，觉得他年纪太大、性格也不适合当君主；也反对皇储威廉，因为他名声很臭，并且公开支持纳粹。[71]皇次子埃特尔·弗里德里希在“一战”后因为参与金融投机而名誉扫地，三子阿达尔贝特体弱多病，四子奥古斯特·威廉是纳粹分子。戈德勒支持皇五子奥斯卡，不过他也有“钢盔团”的右翼背景[72]。另一条路线是推举皇储威廉的次子路易·斐迪南为皇帝⁽¹³⁾，他在政治上比较清白，保守的军官、进步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都能接受他。[73]

图5-6　卡尔·戈德勒（拍摄者不详）

戈德勒主张施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皇帝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守护宪法和代表国家”[74]。密谋分子甚至准备好了复辟的宣言。然而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密谋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皇孙路易·斐迪南早在30年代就与反纳粹密谋集团建立联系，并坚信“推翻希特勒是我作为爱国者的义务”；“7月20日”事变之后，路易·斐迪南遭到盖世太保逮捕，被审讯了七个小时[75]，好在幸免于难。霍亨索伦家族的全权代表库尔特·冯·普莱滕贝格男爵（Kurt Freiherr von Plettenberg，1891—1945）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好友和密谋集团内层圈子成员，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在提审过程中一拳打倒警卫，从四楼跳窗自杀。[76]君主主义者当中不乏有血性的烈士。

纳粹时期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

巴伐利亚君主主义的核心人物鲁普雷希特王储在巴伐利亚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与各种老兵社团合作，巡游巴伐利亚各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鲁普雷希特有一次走进歌剧院，室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唱起巴伐利亚王国的国歌。[77]

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也考虑过与纳粹合作的可能性。1933年2月，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计划发动政变，此时部分人对纳粹党还没有死心。他们相信：“巴伐利亚若是建成君主国，就能让现政府瘫痪，从而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蔓延。而民族社会主义当中真正好的部分、所有人都能赞成的部分，可以留下来。”[78]

不过在鲁普雷希特王储的亲信圈子里，反纳粹人士占多数。他们在1933年2月筹划的政变的宗旨就是“反抗纳粹独裁”。[79]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审讯期间说：“信奉希特勒的人，只要还有正常人类的理智，就不可能忠于皇帝。”[80]所以总的来讲，巴伐利亚君主主义对纳粹持敌视态度。这和前文讲到的普鲁士君主主义希望利用纳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比，走的是迥然不同的路线。君主主义者的政变计划甚至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最后没能实现。[81]

鲁普雷希特本人一直与各个极右派系保持距离。他对鲁登道夫没有好感，曾这样评价鲁登道夫的政治活动：“并非每一位将军都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那样的政治家。”[82]希特勒曾试图拉拢鲁普雷希特王储，并承诺帮助他复辟。[83]但在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期间，鲁普雷希特没有支持希特勒。[84]希特勒曾在私下里表示讨厌鲁普雷希特[85]，而鲁普雷希特于1934年在伦敦与英王乔治五世一起用午餐时说希特勒是疯子。[86]

1933年3月，鲁普雷希特的亲信圈子里有四人被纳粹逮捕。秋季，王储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被检举为纳粹党的敌人，仅仅由于恩斯特·罗姆的干预才没有被投入达豪集中营。鲁普雷希特拒绝在自己的宫殿升纳粹旗，避免与当局打交道，并开始“内心流亡”，让自己的儿女接受天主教教育，避开纳粹党控制的教育系统。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于1934年被纳粹党禁止，其部分成员后来与好几个反纳粹的抵抗组织有联系。法学博士和律师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Harnier，1903—1945）领导的抵抗运动“哈尼尔集团”从1933年开始积极反对纳粹，散播传单，主张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重登王位，反对霍亨索伦家族复辟，并要求改善劳工阶层的福利。盖世太保的奸细渗透进了哈尼尔集团，并于1939年将其镇压。哈尼尔病死在狱中。[87]

1939年11月，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单枪匹马刺杀希特勒，事败被捕。戈培尔在日记里写，此次暗杀“可能是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做的”[88]。埃尔泽和巴伐利亚君主主义没有关系，但戈培尔会这么想，显然纳粹对巴伐利亚君主主义非常敌视。

图5-7　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拍摄者不详）

图5-8　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拍摄者不详）

1939年，鲁普雷希特王储与纳粹的关系严重恶化，他不得不逃往意大利，接受意大利国王和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保护，直到意大利被盟军解放。王储的妻儿在匈牙利避难，1944年10月德军占领匈牙利之后，这些王室妇孺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救出。那时王妃安东妮的体重已经下降到仅40千克，她拒绝返回德国，几年后在瑞士去世。[89]

自始至终，纳粹对贵族君主主义的态度都是实用主义的、用后即弃的。而君主主义者起初对纳粹抱有幻想，但随着形势变得清晰，他们很快就成为希特勒政权的敌人。

三　索多玛的义人：反抗纳粹的德国贵族

1945年4月29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麓的小镇塞科斯腾的慕斯（Moos bei Sexten，今属意大利），德国国防军上尉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1902—1982）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附近有一个党卫军单位正押解着一群犯人，随时可能将其屠杀；这是不合法的，国防军不能坐视不管，他必须去营救这些犯人。也就是说，他可能需要向身为战友的党卫军开枪。与此同时，美军的滚滚洪流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

党卫军和国防军一直都有摩擦，但发展到兵戎相见，实属罕见。阿尔文斯莱本特别适合执行这个人道主义任务，他出身北德贵族地主世家，自幼在修道院学校受教育，非常虔诚，是圣约翰骑士团德国新教分支的成员。无论从出身还是信仰来看，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

图5-9　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拍摄者不详）

事不宜迟，阿尔文斯莱本孤身前往犯人所在地，即距离慕斯17公里的小镇尼德多夫（Niederdorf，今属意大利），侦察“敌”情。次日早上，他带领15名士官展开行动。两个小时后，80名掷弹兵的增援部队奉命赶到，封锁了尼德多夫村。国防军和党卫军同袍针锋相对，情势万分紧张，冲突一触即发。

为了避免同室操戈，阿尔文斯莱本打电话给党卫军高官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1900—1984），他是驻意大利的所有党卫军和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好说歹说，沃尔夫总算同意指示押解犯人的党卫军指挥官放弃任务、自行撤离。犯人被国防军实施“保护性监禁”。

这时阿尔文斯莱本才发现，他解救的犯人中有多少显赫的名人！这批囚犯共139人，来自17个国家，包括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匈牙利前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Kállay Miklós）、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opold von Preußen）、德国前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大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国防军参谋军官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Bogislaw von Bonin）（博宁因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指示部队撤退而被捕，[90]正是他设法打电话与阿尔文斯莱本的上级取得联系，才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将、英国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著名反纳粹抵抗分子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以及行刺希特勒的抵抗分子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眷。[91]

图5-10　被国防军营救后的犯人。穿军装者为博吉斯拉夫·冯·博宁，穿黑衣者为英国特工贝斯特

没过几天，美军赶到，这群犯人得到解放。阿尔文斯莱本自己也被美军俘虏，但因为他历史清白，很快获释，战后做生意、管理庄园、从事慈善事业，安度晚年。一直到1964年，他当年的壮举才为公众所知。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他作为基督徒，救人一命，义不容辞。

阿尔文斯莱本是一位贵族军人。他尽忠职守，在纳粹军队中服役，所以与纳粹政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极少有人能与纳粹政权完全撇清干系。但他有自己的良心底线。他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反纳粹的抵抗战士，而是有基督教情怀的保守派。

德国贵族与纳粹有着复杂和暧昧的关系史，有过“热恋”，有过沆瀣一气，有过幻想破灭，也有过冲突和反抗。贵族当中有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纳粹分子，有从一开始就抵制纳粹的勇士，也有曾经崇拜希特勒，后来却往元首的会议桌下塞炸弹的参谋军官。大多数贵族和阿尔文斯莱本一样，也和大多数德国平民一样，努力在“体制”当中生存。有的时候，他们能捍卫自己的底线，有的时候则随波逐流。

反对纳粹的理由

贵族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群体，贵族身份并不是决定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所以，面对纳粹党，贵族的态度不尽相同。话又说回来了，非贵族的人群，或者任何一个以出身或职业而论的人群，何尝不是这样？总的来讲，贵族在纳粹德国的地位和其他精英群体如工业家、科学家、文化精英等类似，受到政府的分化、吸纳、削弱和利用。很多贵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纳粹的疑虑和反对，也有很多人是逐渐觉醒的。

很多贵族出于他们阶层天生的保守与虔诚信教，对街头流氓风格（如恩斯特·罗姆的冲锋队），并且在前期非常草根化、民粹化、貌似“左倾”和喊着平均主义口号的纳粹党持怀疑态度。希姆莱、罗森堡等人的异教神秘主义思想让他们敌视基督教，这也引起虔诚的基督徒的反感。

根据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天主教信仰让南德贵族天然地对极端思想和纳粹思想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新教的普鲁士贵族更容易接受纳粹；而威斯特法伦等西部地区虽然也信天主教，但受普鲁士影响的时间比南德久，影响也更深，所以比南德贵族更容易接受纳粹，但不像东部贵族那样热情。典型的贵族纳粹分子是“易北河以东的小贵族，男性，年轻，信新教，从军，没有自己的地产”[92]。其实，不仅是贵族，对于全体德国人来说，在30年代初的选举中，也是信奉新教的北德地区和易北河以东地区更支持纳粹，信奉天主教的西部和南部较少支持纳粹。[93]

纳粹上台之后对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与潜在反对派的凶残迫害与镇压，毫不掩饰的对外扩张的侵略计划，以及战争打响之后（尤其是对苏战争开始之后）的反人类的残酷暴行，包括无视国际公法的《关于政治委员的命令》，即屠杀被俘的红军政治委员，让相当多的贵族感到惊恐和憎恶。即便是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思想的贵族，即便是在战争初期支持争取“生存空间”、对德军起初的轻松胜利感到陶醉的贵族，在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战俘、平民被枪决和丢进万人坑，耳闻目睹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惨剧之后，也往往对纳粹丧失人性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憎恨。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惨败告终以及美国参战之后，很多贵族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地狱。于是，越来越多的贵族投身于抵抗运动。

九月密谋

图5-11　施陶芬贝格伯爵（拍摄者不详）

阿尔文斯莱本并非积极的抵抗分子。但有不少贵族军人坚决站到纳粹政权的对立面，用自己的生命去抗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出身于历史悠久的施瓦本天主教贵族家庭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牺牲。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英雄壮举在战后德国家喻户晓，多个城市建有他的纪念碑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广场。战后西德国防军的一处兵营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伯爵兵营”。每年7月20日，西德政府及两德统一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都举行纪念活动，联邦国防军军人会郑重宣誓以纪念施陶芬贝格。他的故事还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属2004年德国明星塞巴斯蒂安·科赫出演的电影《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和2008年汤姆·克鲁斯出演的《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

其实抵抗集团（有不少人属于贵族）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很多次，施陶芬贝格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军人抵抗集团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形成了。

1938年9月，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希特勒威胁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不惜动武。国防军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部官员相信德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开战，德国必败无疑。在他们眼中，希特勒是国之大患。本着救国的精神，他们开始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冲入总理府，杀死或者劫持希特勒，推翻纳粹党政府。这就是所谓“九月密谋”（也叫“奥斯特密谋”）。

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Amt Ausland/Abwehr）的汉斯·奥斯特中校（Hans Oster，1887—1945，最终军衔为少将）。他是当时多个反对希特勒的群体当中“最核心、最积极的角色；是驱动力量，同时也是各个反抗集团之间的中间人”[94]。为了阻止战争、推翻希特勒，他多次向荷兰、比利时等国泄露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他说：“也许人们会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认为，与那些跟在希特勒后面的人相比，我是更优秀的德国人。我的目标和我的责任是从这场瘟疫当中拯救德国，也拯救世界。”[95]这一席话颇能代表大多数抵抗分子（尤其是军人）的信念。

图5-12　汉斯·奥斯特（拍摄者不详，1939年）

参与奥斯特密谋圈子的人地位很高，包括曾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路德维希·贝克大将、现任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1884—1972）、军事情报局局长及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内政部高官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1904—1974）、央行行长沙赫特博士等高级将领和大员。

密谋者当中有不少贵族，包括埃尔温·冯·维茨莱本（第3军区，即柏林与勃兰登堡军区的司令，最终军衔为陆军元帅）、柏林市警察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柏林市警察局副局长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驻扎在波茨坦的第23师师长瓦尔特·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菲尔特伯爵（Walter von Brockdorff-Ahlefeldt，1887—1943）、第50步兵团团长保罗·冯·哈泽（Paul von Hase，1885—1944，最终军衔为中将，在1944年7月政变期间是柏林卫戍司令）、司法部官员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1902—1945）、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最终军衔为上将）。就连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元帅（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似乎也参与了密谋。或者说，即便他不是参与者，但也没有告发。

按照密谋者的计划，一旦希特勒命令军事动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以“党卫军发动政变，国防军要重建秩序”为借口在柏林发动政变。首先由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1899—1968）率领可靠的突击队杀入总理府，杀死或控制希特勒。随后逮捕纳粹党其他领导人，建立一个为期尽可能短的军事独裁政权用以稳定形势，然后建立新的临时政府。[96]

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害怕战争，在谈判中向希特勒让步，于9月29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战争暂时没有爆发，希特勒大获全胜，在国内赢得极高威望，“九月密谋”无疾而终。

“九月密谋”集团被英国政府釜底抽薪，因此一蹶不振，但其中不少成员转入其他的抵抗集团，继续以各种方式抵抗纳粹政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贵族，将会为抗争强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特雷斯科与中央集团军群

“九月密谋”的参与者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于1940年5月以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加入驻扎在波茨坦的第9步兵团，舒伦堡伯爵有四个兄弟都曾在该团服役。该团因为有很多贵族出身的军官而被戏称为“九伯爵”团，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军官都和该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之后，有19名遇害的抵抗分子曾是“九伯爵”团的成员。[97]战争之初，舒伦堡计划组织一批同心同德的军官行刺希特勒，但多次尝试都没有成功。比如1940年7月20日，希特勒原定在巴黎举行胜利阅兵式，舒伦堡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只是在6月23日凌晨飞到巴黎，参观了香榭丽舍大道、歌剧院、卢浮宫、荣军院（包括拿破仑陵墓）等景点，几个小时之后就飞走了，并且取消了阅兵式。所以舒伦堡的计划落空了。[98]舒伦堡还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事败后被杀害。

1941年，“九月密谋”的另一位贵族参与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出任西线总司令，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刺客。有好几位贵族军官挺身而出：巴黎卫戍司令指挥部的上尉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维茨莱本的幕僚汉斯-亚历山大·冯·福斯（Hans-Alexander von Voss，1907—1944）少校、乌尔里希·威廉·什未林·冯·施瓦嫩菲尔德伯爵等。瓦德西伯爵多次表示，一旦希特勒踏入巴黎，他们就会发动刺杀行动。1941年5月，国防军计划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阅兵式，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要来，估计希特勒也会来。瓦德西等人做了安排，准备由两名军官枪击正在检阅部队的希特勒，另外什未林伯爵打算从附近一家酒店的阳台向希特勒投掷炸弹，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希特勒最终没有来巴黎。[99]

被阿尔文斯莱本解救的犯人之一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也是一位勇敢的刺客。他曾是律师，在1939年夏季曾飞往英国，与丘吉尔等英国政治家密谈，劝英国人对纳粹摆出强硬态度，并告诉他们，希特勒即将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希望能借此阻止战争。[100]后来为了更好地反抗纳粹，施拉布伦多夫参军，成为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汉宁·冯·特雷斯科上校的助手。

特雷斯科不是抵抗运动中地位最高的，却是最坚决、最活跃的，他组织了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出身普鲁士贵族军人世家，曾在普鲁士第1近卫步兵团服役，1936年加入著名的第9步兵团。上级在战争期间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杰出的军官、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非常勤奋，非常有决断力。并且他道德高尚，疾恶如仇，所以越来越敌视纳粹。早在1939年夏季，特雷斯科就告诉施拉布伦多夫：“责任和荣誉要求我们竭尽全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和欧洲，使其免于陷入野蛮。”[101]

特雷斯科起初因为纳粹党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而对纳粹党有一些好感，但1934年纳粹党血洗冲锋队并杀害两位贵族将军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从那时期他对纳粹党的幻想就破灭了。30年代先后发生了勃洛姆堡和弗利契案件，让特雷斯科更加敌视纳粹党。

勃洛姆堡元帅原为国防部长，是帮助希特勒掌权的得力干将之一，但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不是因为对外侵略是非正义的，而是因为他认为德国的实力比不上英法，如果开战必败无疑。这时有人发现勃洛姆堡新娶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妓女。希特勒便以公开丑闻相威胁，迫使他辞职。维尔纳·冯·弗利契（Werner von Fritsch）男爵原为陆军总司令，也反对希特勒向外武力争取“生存空间”的计划。希特勒以弗利契的同性恋者身份作为把柄，迫使他辞职。希特勒利用这两个案件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贵族军官团力量，借机撤换了一批对他来说不够可靠的人，用唯唯诺诺之徒勃劳希契、凯特尔等取而代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针对弗利契的同性恋指控是捏造的。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愤而辞职，他后来成为抵抗分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弗利契虽然被洗脱罪名，但希特勒拒绝让他官复原职，仅仅让他当一个炮兵团的团长，最后弗利契于1939年在波兰战役中阵亡。勃洛姆堡则于1946年死于盟军的狱中。[102]

图5-13　汉宁·冯·特雷斯科（拍摄者不详，1944年）

虽然希特勒借助这两个事件改组了德国陆军，使其更俯首帖耳，但因为这两个事件而走到希特勒对立面的军人，尤其是贵族军人，不止特雷斯科一个。

1938年11月9日夜间，纳粹党在全国范围袭击和迫害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住宅、商铺、会堂等进行打砸抢烧。因为许多犹太商店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因此这个恐怖的夜晚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这场迫害犹太人的暴行，更让特雷斯科觉得纳粹党是反人类的魔鬼。在向与自己关系很好的上司维茨莱本倒苦水的时候，他提出想辞去军职。但维茨莱本劝他留在军中，因为等到将来清算纳粹党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他。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特雷斯科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担任首席参谋（Ia），并开始有条不紊地把同心同德的抵抗分子集中到中央集团军群。所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很多军官是抵抗分子，其中不少还是贵族，除了前文提到的中校汉斯-亚历山大·冯·福斯，还有上校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1905—1980，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最终军衔为少将）、中校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Carl-Hans Graf von Hardenberg，1891—1958，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中校贝恩特·冯·克莱斯特（Berndt von Kleist）、少校汉斯-乌尔里希·冯·厄尔岑（Hans-Ulrich von Oertzen，1915—1944）、少校沙赫·冯·维特瑙（Schach von Wittenau，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上尉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 Breitenbuch，1910—1980）、上尉埃德加·冯·马图施卡伯爵（Edgar Graf von Matuschka）、中尉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Boeselager，1917—2008，克卢格元帅的副官）及其兄长上尉格奥尔格（1915—1944）、中尉海因里希·冯·利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Heinrich Graf von Lehndorff-Steinort，1901—1944，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副官）⁽¹⁴⁾、中尉勒内·冯·贝格伯爵（René Graf von Berg）等。一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的中枢神经。[103]

哈登贝格伯爵有一次在东线上空飞行时目睹了党卫军在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Borissov）屠杀数千名犹太人的惨剧，立刻将此事告诉了格斯多夫男爵、特雷斯科和集团军群总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元帅。哈登贝格还在司令部的日志里勇敢地记录道：“我与很多军官做了长时间的会谈。无须我提起，他们总是主动问起枪杀犹太人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全体军官几乎普遍憎恶枪杀犹太人、战俘和政治委员的行为，尤其是最后一点，因为那会让敌人的反抗更加顽强。这些屠杀是德国军队，尤其是德国军官团的荣誉污点。”[104]

遗憾的是，博克元帅仍然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攻击元首。如果有人敢攻击他，我就挡在元首的身前保卫他。”[105]

1941年9月，特雷斯科派遣自己的下属和同谋者施拉布伦多夫去柏林联络其他的抵抗分子。施拉布伦多夫担当前线抵抗分子（特雷斯科为首）和后方抵抗分子（路德维希·贝克、维茨莱本元帅、汉斯·奥斯特等，包括“九月密谋”的很多人）之间的联络员。施拉布伦多夫还把陆军总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将军争取过来。[106]

1943年1月，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及其兄弟格奥尔格（德军当中有名的五项全能运动员和战斗英雄，已经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特雷斯科的帮助下专门组建了一个“中央骑兵团”（2200人，其中约650人为俄罗斯哥萨克），名义上是集团军群司令部直属的机动“救火队”，实际上大部分军官是抵抗分子，或者至少是“可靠”的人。格奥尔格担任团长，菲利普担任其中一个营的营长。[107]抵抗分子计划在未来的政变中运用这支力量。

抵抗集团的计划是，特雷斯科的小组将刺希特勒，然后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在后方发动政变。1943年2月底，也就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降临不久之后，奥尔布里希特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刺杀行动开始了。[108]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来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视察。安保措施非常严密，希特勒不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供的车辆，而只用自己带来的车辆和司机；附近的铁路暂时停运；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党卫军。不过负责外层安保的部队中就有伯泽拉格尔兄弟的骑兵。其中一队骑兵计划在希特勒经过时枪击他，但没有实现，可能是因为希特勒临时选择了别的路线。[109]

特雷斯科的一个计划是在希特勒用餐时让多名军官同时枪击他，然而他的上司，中央集团军群的新任总司令君特·冯·克卢格（Günther von Kluge，1882—1944）元帅虽然同情抵抗运动，但阻止了他，理由是在对方吃饭的时候枪击他是不体面的行为，并且可能误伤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克卢格自己。[110]

特雷斯科的第二个方案是，让施拉布伦多夫将伪装成两瓶酒的定时炸弹送上希特勒的飞机。然而飞机起飞之后，炸弹并未按时爆炸，后来发现是因为货舱内温度过低，炸弹失灵。希特勒安然无恙。次日，施拉布伦多夫冒着极大风险飞到东普鲁士，想方设法换回了炸弹酒瓶，没有露馅。[111]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施拉布伦多夫也被逮捕，遭受惨无人道的毒刑拷打。[112]1945年2月3日，他在接受庭审时，法庭大楼遭到盟军轰炸，法官被炸死，审判中断。[113]随后施拉布伦多夫辗转多个集中营，最后被阿尔文斯莱本营救。施拉布伦多夫在战后成为律师和法官，还著书立说，讲述“二战”期间德国军人抵抗运动的故事。

施拉布伦多夫的炸弹袭击失败一周后，1943年3月21日，中央集团军群在柏林的一家军事博物馆（原为军械库）办展会，展出缴获的苏联红军旗帜和武器。希特勒计划要和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人一起去参观。格斯多夫男爵能够以担任现场讲解员为借口参加展会。他主动向特雷斯科报名，要携带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的炸弹的引爆时间是10分钟，不料希特勒也许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临时改了行程，提前离开了博物馆。暗杀计划再次破产。格斯多夫在最后关头成功地解除了炸弹的引信，救了自己和博物馆内其他人的命，而且没有引起注意。[114]

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Axel von dem Bussche-Streithorst，1919—1993）的父亲是威斯特法伦的贵族地主，母亲是丹麦人。布舍于1937年参军，加入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第9步兵团。布舍是职业军官，作战英勇，获得过多次嘉奖。1942年10月5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Dubno）机场亲眼看见了党卫军屠杀数千犹太人的惨景：犹太人，包括妇孺，被强迫脱光衣服，俯卧到堆着前一批受害者尸体、甚至还有未死的人在挣扎的壕沟里，然后被党卫军慢条斯理地枪杀。[115]布舍大受震撼，也明白这肯定是最高层的意志，于是他坚定地站到了这个丧尽天良的犯罪政权的对立面。通过舒伦堡的介绍，他与施陶芬贝格、特雷斯科等人成了同志。施陶芬贝格计划利用1943年底希特勒参加一次东线新军服展示会的机会将其刺杀。身为战斗英雄并且外貌特别具有日耳曼人特色的布舍被挑中去做讲解，他决心在身上藏炸弹，到时候冲向希特勒将其死死抱住，与其同归于尽。引信燃烧的声音较响，他打算到时用咳嗽声掩盖。但很不凑巧，运送新军服的列车遭空袭损毁，展示会没有开成。布舍还不气馁，准备等待下次机会，但不幸在前线负伤，一条腿被截肢。[116]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和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获得者，作为特权人士被送入党卫军的一家医院，因此也躲过了“7月20日”事变之后纳粹对抵抗分子的搜捕和镇压。他是少数活到战后的抵抗分子之一，后来曾为BBC、苏尔坎普出版社和西德政府工作。

图5-14　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拍摄者不详，1943年）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是出身普鲁士贵族名门的保守派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对民主。但他是君主主义者和笃信宗教、坚守传统道德的保守派，所以敌视纳粹的累累罪行。他拒绝在自己的城堡升纳粹旗，拒绝给纳粹党一分钱（当地的纳粹党官僚甚至低声下气地请他捐款哪怕10芬尼也行）。他鄙视伦德施泰特和勃洛姆堡等与纳粹合作的贵族军官，还说出了这样一句辛辣的名言：“将来人们会说：性格软弱如德国官僚，亵渎神明如新教牧师，毫无原则如普鲁士军官。”[117]战前他曾代表卡纳里斯与奥斯特到英国与丘吉尔等达官贵人会谈，警示英国人不要对希特勒放松警惕，因为希特勒不会满足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而是企图主宰世界；克莱斯特敦促英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对付希特勒。[118]无奈当时的英国奉行绥靖政策，在希特勒面前步步妥协，而丘吉尔正处于下野的低潮阶段。

克莱斯特的儿子、总参谋部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施门岑（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1922—2013）是施陶芬贝格和特雷斯科抵抗集团的成员，也曾在第9步兵团服役。施陶芬贝格打算重演布舍的行刺计划，利用新一次军服展示的机会刺杀希特勒。埃瓦尔德-海因里希接受了这次自杀攻击任务，但请求给他24小时，以便与父亲商谈。他问父亲，为了杀死希特勒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是否值得。老克莱斯特说：“你必须这么做。如果谁有机会却拒绝了，那么会抱憾终身。”[119]但因为演示会被一再推迟，最终没有举行，小克莱斯特失去了机会。[120]“7月20日”事变期间，他积极参与了施陶芬贝格等人领导的政变，参与逮捕纳粹要人。政变失败之后，父子两人都被逮捕。儿子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121]，但父亲于1945年4月9日被用断头台处死[122]。小克莱斯特-施门岑在战后成为出版人，还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旨在促进和平）的创始人。

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Eberhard von Breitenbuch，1910—1980）上尉是另一位抵抗希特勒的贵族军官和刺客。他出身图林根的“原始贵族”家庭，还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布莱滕布赫的背景是民族主义和保守的，但他的妻子在1938年与他结婚前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秘书，能够读到外界的报纸和接触英国社会，对国际形势有很好的把握，也比较倾向自由主义。布莱滕布赫受到了妻子的很大影响。战争初期，他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迫害与屠杀，也经历了警察部队血腥的反游击作战。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进入了特雷斯科的圈子。布莱滕布赫表示愿意担当行刺之责。特雷斯科建议他使用炸弹，但他因为对炸弹装置不放心，就拒绝了，提议用手枪打死希特勒。1944年3月11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布施元帅奉命到上萨尔茨堡的元首大本营汇报，布莱滕布赫作为布施元帅的副官陪同前往。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行刺。按理说他可以陪着布施来到希特勒面前，不料这次警卫却宣布元帅的副官不能进去，必须在外室等待。布莱滕布赫身上还藏着子弹上膛的勃朗宁手枪，只得在会议室外等待，心情无比焦灼。他相信自己的计划已经被识破，警卫随时会逮捕他。煎熬了两个小时之后，会议终于结束，布莱滕布赫才得以离开。他的行刺也就失败了。[123]战后他担任林务官员，最终病逝。

上述是施陶芬贝格之前最重要的几次刺杀希特勒的尝试，多由贵族军人策划和执行，但都失败了。随着战事吃紧，希特勒再也不去前线视察，也很少去柏林，大部分时间待在东普鲁士的狼穴或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的贝格霍夫，并且安保措施越来越严密。1943年4月，汉斯·奥斯特及其副手汉斯·冯·多纳尼等人的抵抗小组被侦破，奥斯特被软禁，后于1945年4月9日在弗洛森比尔格集中营被杀害[124]。奥斯特等人的退场对特雷斯科是又一重打击。

特雷斯科不知疲倦地劝说高级将领，如博克元帅、克卢格元帅和曼施泰因元帅，加入抵抗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在这些高级将领身边安插了抵抗分子作为参谋军官，以影响和争取他们。克卢格一直同情抵抗分子，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曼施泰因直截了当地拒绝背叛希特勒，说“普鲁士的元帅不会哗变”[125]，但也没有告发特雷斯科的“谋逆”。

施陶芬贝格与“女武神”计划

以特雷斯科为首的抵抗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策略。后备军⁽¹⁵⁾有一个紧急预案叫“女武神”计划（Unternehmen Walküre），为的是防备盟军的空袭或空降造成国内法律与秩序崩坏，或者国内的数百万奴隶劳工与战俘起义。[126]抵抗运动的想法是，利用或者说“劫持”“女武神”计划，在杀死希特勒之后，“假传圣旨”，以党卫军叛变为借口，让后备军控制各大城市、解除党卫军的武装并逮捕纳粹领导人，然后建立以贝克和维茨莱本等人为首的新政府，与西方盟国停战。[127]在全国的多个军区，抵抗组织安插了自己的人，准备随时响应柏林的政变。比如第三军区（柏林）的参谋长汉斯·君特·冯·罗斯特（Hans-Günther von Rost，1894—1945，最终军衔为中将）为政变做的准备工作非常巧妙和充分，对施陶芬贝格的帮助极大。罗斯特摸清了柏林城内纳粹党与党卫军的各种机构的地理和安保情况，以及无线电广播台等设施的情况，并串联可靠的军官。[128]

从1943年7月起，特雷斯科与奥尔布里希特花了很大力气来修改“女武神”计划。[129]特雷斯科的妻子艾丽卡·特雷斯科（Erika von Tresckow，1904—1974）⁽¹⁶⁾和秘书玛格丽特·冯·奥芬（Margarethe von Oven，1904—1991）⁽¹⁷⁾负责打字[130]，制作命令文件和宣言书等。这些文件在战后被苏联红军缴获，2007年被历史学家彼得·霍夫曼发现，证明了特雷斯科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人物。

但在1943年10月，特雷斯科被调往前线担任第442步兵团团长（后担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远离了帝国的中枢神经，没有条件继续领导政变[131]。他结识了北非战场的英雄、独眼独臂的施陶芬贝格伯爵，后者接过了筹划和执行刺杀与政变的使命。特雷斯科对施陶芬贝格十分信任，在去第442步兵团上任临行前说自己很高兴看到施陶芬贝格“在本土接过他的工作，将其继续推进，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把精力浪费到千百个渠道”。[132]

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后备军参谋长并做好行刺准备的时候，西方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施陶芬贝格问特雷斯科，德国眼看就要战败，刺杀和政变是否还有意义。特雷斯科的回答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刺杀。即便刺杀不成功，柏林的政变也必须发动。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变有没有实际意义，而是要向全世界、向历史证明，为了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运动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德国内部必须要有公开的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以昭示天下，德国人并非都是纳粹，这样德国人将来才能无愧于良心。[133]特雷斯科还告诉同志玛格丽特·冯·奥芬，每天有数万犹太人被纳粹残酷地杀害，即便为了阻止这个，也要杀掉希特勒。[134]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抵抗运动遭到大清洗。次日，特雷斯科在前线用手榴弹自杀。他给施拉布伦多夫留下的遗言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诽谤我们了，但我今天坚信不疑，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的死敌。再过几个小时，我在上帝面前解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的时候，我能够为自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辩护。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只要索多玛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掉索多玛。我希望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帝不会毁掉德国。[135]

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抵抗集团的成员很多是贵族和军人精英，他们的人脉极广，拥有很多资源，有机会在狩猎、社交等场合串联，能够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和希特勒，所以他们从事抵抗的时候，活动空间肯定比其他人（比方说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普通民众）更大，机会也更多。从这个角度看，贵族身份对他们的抵抗活动有帮助。

因为“7月20日”事件而被牵连和杀害的150名主要受害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贵族。[136]纳粹注意到了贵族在抵抗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施陶芬贝格所在的抵抗集团被镇压并且其亲友被连坐⁽¹⁸⁾之后，纳粹劳工部长罗伯特·莱伊怒斥刺杀希特勒的人是“蓝血的猪狗”。按照欧洲传统的说法，贵族的血是蓝色的，大致是因为贵族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皮肤白皙，所以蓝色的静脉血管比较明显。党卫军的报纸《黑色军团》则说贵族是“蓝血的猪狗与叛徒”。莱伊在戈培尔办的报纸《进攻》上发表文章批判贵族：“他们的堕落深入骨髓，高贵到了白痴的地步，腐败到令人作呕，和一切龌龊的东西一样怯懦……这就是被犹太人驱使来攻击民族社会主义的贵族集团……我们必须铲除这些肮脏的贵族，将其彻底消灭。”希姆莱则说：“将来不再会有公子王孙。希特勒已经给我下了命令，把德国的王公立刻消灭，一个不留。他建议给其中最重要的人定的罪名应当是间谍罪和叛国罪，其他人则是性变态的罪行。人民法庭会把他们全部判处死刑。戈培尔希望在柏林的皇宫前将他们执行绞刑……我们会说东线的战败是他们的错。王公们的财产将分给党员和党的老战士。”[137]此时纳粹党对贵族已经极度反感和厌恶。

以上是保守派贵族军人对纳粹的反抗。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军人抵抗运动里很多发挥突出作用的人是贵族，但也有很多不是贵族，比如前文已经讲到的政变高层领导人奥尔布里希特、贝克与奥斯特。另外，通讯兵将领埃里希·费尔吉贝尔（Erich Fellgiebel，1886—1944）特别值得一提。在刺杀希特勒和发动政变的时期，抵抗运动必须控制电话、电报、电传、无线电等通讯网络，保证只有自己的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封锁希特勒大本营对外的联络。费尔吉贝尔将军是通讯技术的专家，希特勒虽然厌恶他，但缺他不可。[138]费尔吉贝尔在政变的通讯工作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了最大努力。

军人集团之外的贵族反纳粹志士

在贵族工作的另一个传统领域——外交部，也有很多贵族属于反纳粹的志士。在战前，他们就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等国家的政府和要人联络，揭露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希望英国停止绥靖政策、强硬对待希特勒，从而挽救和平、为推翻希特勒创造条件。这些反纳粹的贵族外交官包括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汉斯·伯恩德·冯·赫夫滕（Hans Bernd von Haeften，1905—1944）⁽¹⁹⁾、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1909—1944）等。外交部的大员、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1882—1951）⁽²⁰⁾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只有那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狂人消失掉，世界和平才有希望，德国才能得救”。[139]

还有一些贵族组成了所谓“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这是一个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小圈子，其成员大多为高级贵族和保守派精英，也有中产阶级和教会人士。德国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些姓氏，出现在这个圈子里，比如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他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克莱绍集团”这个名字，得名自毛奇位于克莱绍（今天波兰的克日若瓦）的庄园，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

另一个名门之后是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904—1944）[140]，他的一位著名祖先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名将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他在1812年与俄国军队签署停战协定，尽管当时的普鲁士王国仍然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约克这么做在理论上是叛国，但实际上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约克后来被认为是爱国者，反纳粹的抵抗运动把约克视为自己的先驱和榜样[141]。

克莱绍集团的其他贵族成员还有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Horst von Einsiedel，1905—1947）、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Otto Heinrich von der Gablentz，1898—1972）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克莱绍集团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筹划未来的德国政府，拟定未来的宪法。他们与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有联系，向其报告德国国内情况。1944年，毛奇被捕，于是克莱绍集团瓦解，有些成员加入施陶芬贝格的抵抗集团。

图5-15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Domkapitular Gustav Albers摄）

在宗教界，许多贵族对纳粹党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1878—1946）出身威斯特法伦的天主教贵族家庭，在13个孩子当中排行第11，家境比较清贫，自幼生活的城堡里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大部分房间没有暖气。他的父母教导他，良心，尤其是宗教良心，比服从权威更重要。加伦是政治上的保守派，起初欢迎纳粹的民族主义[142]，但从1940年起坚决反对纳粹党用安乐死手段杀害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人群的政策。1940年12月，梵蒂冈发布宣言，明确表示“杀死有智力或身体缺陷的无辜者是错误的”，“违背了自然的律法和神圣的律法”。加伦顶着纳粹政府的压力，传播教廷的宣言，并于1941年6月和7月三次在明斯特及其周边地区布道，谴责纳粹对天主教会财产的侵犯。为了威吓加伦，盖世太保袭击了加伦的妹妹所在的女修院，将她逮捕。8月，义愤填膺的加伦再次布道，公开谴责纳粹的整个安乐死计划，并给出确凿证据，明确表示这是谋杀。他告诉信众，人不是牲口，不能说智力残障人士无用就将其肉体消灭。加伦的反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第三帝国建立以来国内发生的针对纳粹政策的最明确也最广泛的抗议运动。纳粹领导人对加伦恨之入骨，但他的影响太大，如果把他处死的话，对政府非常不利。希特勒表示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惩办加伦。[143]

柏林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Konrad Graf von Preysing，1880—1950）可能是天主教会里最公开地谴责纳粹屠犹政策的人士。他在1943年8月写了一份请愿书，准备呈送给政府。他在请愿书中严厉谴责政府用残暴手段将德国犹太人遣送到东欧的行径，不过没有明确提及政府对犹太人的灭绝。他希望主教们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字，但遭到很多人的拒绝。他去向教宗特使求助，对方却说：“爱自己的邻人是好事，但最重要的邻人之爱是不要给教会添麻烦。”因为此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更关心的是共产主义对欧洲的威胁，所以认为德国是反共的唯一堡垒。[144]

第三帝国时期的贵族并不享有曾经的特权与特殊地位，但他们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精英团体。他们对纳粹党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作为，很容易受到格外关注。所以贵族面对纳粹党的反抗义举，或是共谋与罪行，都特别显眼。1944年7月20日标志着德国保守派抵抗运动的高潮。保守派与希特勒同床异梦多年之后，终于公开地短兵相接。贵族在保守派中占到相当高的比例，但必须强调的是，反希特勒的保守派并非全是贵族。反抗希特勒的贵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反而往往是老派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²¹⁾，有的还敌视苏联、敌视共产主义、敌视斯拉夫民族、歧视犹太人，但这些历史局限不能减损他们奋起反抗暴政的英勇义举。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1)　恩斯特·罗姆和格奥尔格·施特拉瑟所代表的纳粹党左翼的确有点“社会主义”的意思。

(2)　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Wilhelm Frick）、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

(3)　巴本为副总理，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为外交部长，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为财政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为陆军部长，保罗·冯·艾尔茨-吕伯纳赫男爵（Paul von Eltz-Rübenach）为邮政部长兼交通部长。

(4)　海尔多夫伯爵早年是热忱的纳粹分子，曾任柏林警察局长，后参与“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处死。

(5)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叛国，被判终身流放，引起社会震动，迫使法国社会审视自己反犹主义的丑恶一面。文豪左拉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这起冤案。德雷福斯于1906年获得平反。

(6)　Krause, Tilman. „Braunhemdchen Auwi.“ In: DIE WELT, am 24.06.2006. URL: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224975/Braunhemdchen-Auwi.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纳粹党冲锋队的制服衬衫是褐色的，所以他们经常被称为“褐衫党人”“褐衫军”等。

(7)　汉夫施滕格尔和前文讲到的布鲁克曼与蒂尔克森等人一样，是帮助纳粹党打入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汉夫施滕格尔的父亲是德国著名的艺术出版商和艺术品商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家境富裕，地位显赫，有两代人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谋臣，公爵恩斯特二世是他的教父。他后来去了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和卓别林都有过交情。

汉夫施滕格尔运用自己的上流社会人脉和资源，帮助希特勒打造形象和筹办活动经费。在纳粹党崛起的过程中，汉夫施滕格尔这样的上流社会成员对希特勒的提携与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这个粗鄙的草根政客渐渐得到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接受。而汉夫施滕格尔精通英语，在美国和英国的上层也有很好的人脉。他承担了纳粹党的“外宣”工作，在海外为希特勒鼓吹和贴金。比如，他安排威廉·赫斯特的报纸请希特勒写文章，稿费极高，汉夫施滕格尔自己也从中抽取了不薄的佣金。汉夫施滕格尔为《我的奋斗》和纳粹党党报的出版工作筹措资金，还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为纳粹党与希特勒青年团创作了好几首进行曲，据说有一首曲子参考了哈佛大学美式足球队的歌曲。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潜逃时曾藏在汉夫施滕格尔家。据说希特勒一度想自杀，是汉夫施滕格尔太太劝他姑且忍耐、等待将来东山再起。对于朋友和党的事业，汉夫施滕格尔可谓赤膊上阵、不遗余力。希特勒对他也恩宠有加，并当了他儿子的教父。参见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39-240。

(8)　哈默施泰因对此事的评论是：“那么，他们现在也开始谋杀绅士了。”

(9)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指纳粹政权将公众和私人的全部社会和政治生活都纳入自己的体制，加以控制。

(10)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托弗的妻子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姐姐。

(11)　皇储威廉和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一样，也是很早就支持纳粹的上流社会成员。1932年春季总统大选的时候，威廉曾考虑自己参选，后来放弃，但也不支持兴登堡，而是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微笑”着说：“我很珍视前皇储的帮助。这绝对是他自发的行为，他这样就公开地站到了大部分爱国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那边。”纳粹掌权后，威廉皇储也不断向希特勒溜须拍马。参见Motadel, David. “What Do the Hohenzollerns Deserv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2020. URL: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3/26/what-do-the-hohenzollerns-deserv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遗老遗少思潮史：魏玛时期的君主主义”。

(13)　皇储威廉的长子，也叫“威廉”，因为贵贱通婚而放弃继承权，后于1940年法国战役中负重伤后身亡。所以路易·斐迪南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继承人。

(14)　利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是下文提到的《东普鲁士日记》的作者汉斯·冯·利恩多夫伯爵的堂兄弟。

(15)　后备军（Ersatzheer），陆军的一部分，驻在国内，包括指挥与行政机关、训练单位、卫戍部队、军校、伤病员单位、正在本土休整或组建的单位等。

(16)　艾丽卡·特雷斯科是曾经的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的女儿。

(17)　玛格丽特·冯·奥芬后来嫁给一位姓哈登贝格的伯爵。

(18)　比如希姆莱说：“施陶芬贝格家族将被彻底消灭，直到最后一个人。”施陶芬贝格的妻子、母亲、岳母、兄长贝托尔德（律师和海军军官，也是抵抗分子）及其妻子、另一个兄长亚历山大（历史学家）、堂表兄弟、叔伯、舅舅、姨妈姑妈，甚至很多姻亲，包括85岁的老人和小孩，都被投入集中营。参见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20。

(19)　他的弟弟维尔纳·冯·赫夫滕（Werner von Haeften，1908—1944）也是抵抗分子，并且是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和好友，在1944年7月21日凌晨与施陶芬贝格一同被枪杀。

(20)　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参与德国核武器计划的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后来成为联邦总统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21)　比如施陶芬贝格伯爵“鄙视人人平等的谎言，接受天然的等级制”；在他眼中，他反抗希特勒是“贵族的义务”，他的目标也包括在战后德国的新社会结构里为贵族获取显要的位置。参见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1。

[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53-154.

[2]　Ibid., p. 158.

[3]　Ibid., p. 59.

[4]　Hochschild, Adam. To End All Wars: A Story of Loyalty and Rebellion, 1914-1918.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 p. 305.

[5]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9.

[6]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74-75.

[7]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74.

[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78.

[9]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306.

[10]　Ibid., p. 307.

[11]　Hillgruber, Katrin. „Salon Bruckmann. Die unselige Freitagsgesellschaft.“ In: Der Tagesspiegel, 10. Januar 2010. 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literatur/salon-bruckmann-die-unselige-freitagsgesellschaft/1660844.html.

[12]　Kershaw, Ian. Hitler: A Biograph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p. 187.

[1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54-555.

[14]　Goebbels, Joseph.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1924-1945. Band 1 Einführung 1924-1929. Herausgegeben von Ralf Georg Reuth. Piper, 1999. S. 563, 580, 751.

[15]　Maser, Werner. Hitler. Mythos, Legende, Wirklichkeit. Bechtle, 1971. S. 311.

[1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54.

[17]　Ebd., S. 555.

[1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56.

[19]　Arendt, Hannah.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Piper, 1986. S. 195.

[20]　Machtan, Lothar. „Einen Doktor für den Prinzen.“ In: Die Zeit, 22. Oktober 2009, Nr. 44. URL: https://www.zeit.de/2009/44/C-Kaisers-Dokto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1]　Ullrich, Volker. „Parteigenosse 24. 22. Juni 2006.“ In: DIE ZEIT, 22.06.2006. URL: https://www.zeit.de/2006/26/P-Machta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2]　Ullrich, Volker. „Parteigenosse 24. 22. Juni 2006.“ In: DIE ZEIT, 22.06.2006. URL: https://www.zeit.de/2006/26/P-Machta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3]　Ebd.

[2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2.

[25]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66.

[2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37.

[27]　Ebd., S. 564.

[28]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8.

[29]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6-167.

[30]　Krause, Tilman. „Braunhemdchen Auwi.“ In: DIE WELT, am 24.06.2006. URL: https://www.welt.de/print-welt/article224975/Braunhemdchen-Auwi.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1]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

[32]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317-318.

[33]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 Allen Lane, 2005. p. 25.

[34]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 Allen Lane, 2005. p. 34.

[35]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

[36]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 p. 41.

[37]　Ibid., p. 43.

[38]　Wheeler-Bennett, John.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Macmillan, 1967. p. 340.

[39]　Ibid., p. 355.

[40]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252-253.

[41]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3. S. 747.

[42]　Malinowski, Stephan und Sven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Adlige im Führerkorps der SA bis 1934.“ In: Conze, Eckart und Monika Wienfort (Hg.).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öhlau, 2004. S. 126-127.

[43]　Conze, Eckart. „Adel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Idee eines Neuadels in den Gesellschaftsvorstellungen der SS.“ In: Conze, Eckart und Monika Wienfort (Hg.).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öhlau, 2004. S. 152.

[44]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03.

[45]　Ebd., S. 573.

[46]　Ebd., S. 561.

[4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61-562.

[48]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at War: 1939-1945. Penguin, 2010. p. 226.

[49]　Ibid., p. 622.

[5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S. 566.

[5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65.

[52]　Ebd., S. 524.

[5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72-573.

[54]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268页。

[55]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273页。

[56]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277页。

[5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2.

[58]　Ebd.

[59]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53.

[60]　Heinrich, Gerd. Geschichte Preußens. Staat und Dynastie. Ullstein, 1984. S. 515-516.

[61]　Malinowski, Stephan. „Die Hohenzollern und Hitler.“ In: Cicero. URL: https://www.cicero.de/kultur/die-hohenzollern-und-hitler/3698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6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05.

[63]　Ebd., S. 506.

[64]　Ebd., S. 510.

[65]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06.

[66]　Ebd., S. 507.

[67]　Ebd., S. 508.

[6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09.

[69]　Ebd., S. 509-510.

[70]　Ebd., S. 512.

[71]　Wheeler-Bennett, John.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Macmillan, 1967. pp. 502-503.

[72]　刘怡：《武神与将军：纳粹德国军人抵抗运动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9页。

[73]　„ES WAR EIN BETRIEBSUNFALL.“ In: Der Spiegel, 01.02.1993.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special/d-52535769.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4]　Wheeler-Bennett, John.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Macmillan, 1967. p. 509.

[75]　„ES WAR EIN BETRIEBSUNFALL.“ In: Der Spiegel, 01.02.1993.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special/d-52535769.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6]　Keil, Lars-Broder. „Er sprang aus dem Fenster, um der Folter zu entgehen.“ In: Die Welt, am 19.07.2012. URL: https://www.welt.de/kultur/history/zweiter-weltkrieg/article108326595/Er-sprang-aus-dem-Fenster-um-der-Folter-zu-entgehen.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7]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51.

[7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504.

[79]　Ebd., S. 505.

[80]　Ebd., S. 504.

[81]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51.

[82]　Ibid., p. 250.

[83]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2.

[84]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p. 250.

[85]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p. 172.

[86]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3.

[87]　Kaff, Brigitte. 1933-1945: Christliche Demokraten im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URL: https://www.kas.de/de/web/geschichte-der-cdu/1933-1945-christliche-demokraten-im-widerstand-gegen-den-nationalsozialismus.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04-505.

[89]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53.

[90]　Beevor, Antony.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Viking, 2002. pp. 56-57.

[91]　„Zeitgeschichte / Führer-Häftlinge: Schönes Wetter.“ In: Der Spiegel, Heft 9 vom 20. Februar 1967. S. 54-59.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6453098.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78.

[93]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262.

[94]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2.

[95]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2.

[96]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7-91.

[97]　Birkenmaier, Werner.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wird 90. Unangefochtener Ersatzmonarch.“ In: Stuttgarter Zeitung, 15. April 2010. URL: https://www.stuttgarter-zeitung.de/inhalt.richard-von-weizsaecker-wird-90-unangefochtener-ersatzmonarch.3be3955f-a505-401b-a3b4-ba2aa75242bb.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8]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9.

[99]　Ibid., pp. 259-260.

[100]　Ibid., pp. 107-108.

[101]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5.

[102]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1939. Allen Lane, 2005. p. 643.

[103]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5-266.

[104]　Ibid., pp. 268-269.

[105]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1.

[106]　Ibid.

[107]　Ibid., p. 277.

[108]　Ibid., p. 281.

[109]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82.

[110]　Ibid., pp. 278-279.

[111]　Ibid., pp. 282-283.

[112]　Ibid., p. 522.

[113]　Ibid., p. 527.

[114]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3-289.

[115]　Ibid., p. 324.

[116]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27-328.

[117]　Ibid., p. 20.

[118]　Ibid., pp. 60-62.

[119]　„Gestorben, Ewald-Heinrich von Kleist.“ In: Der Spiegel, 12/2013, 18. März 2013. S. 154.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91568175.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0]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0.

[121]　Ibid., p. 685.

[122]　Scheurig, Bodo. „Kleist-Schmenzin, Ewald vo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12. Duncker & Humblot, 1980. S. 29-30.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9/images/index.html?seite=43.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3]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0-332.

[124]　Ibid., pp. 293-294, 530.

[125]　Ibid., p. 290.

[126]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2.

[127]　Ibid., p. 310.

[128]　Ibid., pp. 307-308.

[129]　Hoffmann, Peter. „Oberst i. G. Henning von Tresckow und die Staatsstreichpläne im Jahr 1943.“In: Viertelsjahr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55. Jahrgang 2007, Heft 2, herausgegeben von Karl Dietrich Bracher und Hans-Peter Schwarz.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S. 332.

[130]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1.

[131]　Ibid., p. 291.

[132]　Hoffmann, Peter. „Oberst i. G. Henning von Tresckow und die Staatsstreichpläne im Jahr 1943.“In: Viertelsjahr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55. Jahrgang 2007, Heft 2, herausgegeben von Karl Dietrich Bracher und Hans-Peter Schwarz.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S. 353.

[133]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p. 375.

[134]　Hoffmann, Peter. „Oberst i. G. Henning von Tresckow und die Staatsstreichpläne im Jahr 1943.“In: Viertelsjahr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55. Jahrgang 2007, Heft 2, herausgegeben von Karl Dietrich Bracher und Hans-Peter Schwarz.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S. 344.

[135]　Schlabrendorff, Fabian von. Offiziere gegen Hitler. Siedler, 1984. S. 129.

[136]　Kleine, Georg. H. „Adelsgenossen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Viertelsjahrsheft für Zeitgeschichte, 26. Jahrgang 1978, herausgegeben von Karl Dietrich Bracher und Hans-Peter Schwarz.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S. 139.

[137]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6-287.

[138]　参见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37。

[139]　Ibid., p. 64.

[140]　Schlabrendorff, Fabian von. Offiziere gegen Hitler. Siedler, 1984. S. 90.

[141]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2.

[142]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362.

[143]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at War: 1939-1945. Penguin, 2010. pp. 96-101.

[144]　Evans, Richard. The Third Reich at War: 1939-1945. Penguin, 2010. p. 551.

第六章　1945年之后的德意志贵族

一　德意志贵族在民主德国

1945年1月至4月9日的柯尼斯堡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线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苏联红军志在必得，德军亡命坚守。守城德军力竭投降之时，全城房屋已几乎全部被空袭和炮火摧毁，“那景象如同月球表面，一个弹坑连着一个弹坑，然后是海洋一般的瓦砾堆”。[1]

逃离东普鲁士

在几个月的绝望死守期间，一位德国外科医生在遍地瓦砾、不断遭到炮击与轰炸的城市内坚持救死扶伤。医院的条件恶劣，景象惨不忍睹：“多名女性通讯员身负重伤，医生也束手无策。她们一连几天躺在走廊里，因为实在没有地方了。其他伤员自己走到医院，耐心等待轮到他们接受治疗。其中也有几名重伤员，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伤多么严重。比如一名妇女左臂的肘关节被一根有扫帚柄那么粗的碎木片穿透，让她的手臂看上去像十字架……”[2]“医院已经根本谈不上有条不紊地工作。我们只能把距离我们脚边最近的人抬上手术台。新来的伤员太多，我们只能尽量先挑出那些脉搏还比较强的。其他人我们就帮不了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处理重伤造成的休克。后续治疗更是谈不上。”[3]

不久之后，这位医生和其他一些平民被苏联红军掳走，中途逃脱，后又被抓获，关进集中营，后又在苏联人控制下的医院工作。因为遭到奸细的告发，为了避免被逮捕，他踏上了逃亡之路。途中，他目睹了无数人间惨剧，也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逃到一个小镇后，他得知自己的母亲（曾因同情一位反纳粹的牧师而被盖世太保囚禁）[4]、一位兄弟和其他16名平民已经被红军枪杀或烧死，尸体被投进万人坑。[5]1947年5月，他和其他一些德国平民一起，被波兰当局驱逐到西方盟国占领区，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并继续行医。

他的名字是汉斯·冯·利恩多夫伯爵（Hans Graf von Lehndorff，1910—1987），出生于东普鲁士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是有名的养马场场主和赛马运动员，外祖父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埃拉尔德·冯·奥尔登堡-雅努肖（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1855—1937）⁽¹⁾。利恩多夫将自己战后初年的见闻与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东普鲁士日记：1945—1947年间一位医生的记录》（Ostpreuß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 eines Arztes aus den Jahren 1945—1947），书中记载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但他的笔调冷静克制，不动声色，既记录许多苏联人的凶残，也描写许多苏联人的善心，同时揭露很多德国人对占领军摇尾乞怜、对同胞却凶神恶煞的丑态，经常流露出苦涩的幽默感。他还有一本书叫《人、马、广阔的土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回忆》（Menschen, Pferde, weites Land. Kindheits- und Jugenderinnerungen），讲述的是他幼时在东普鲁士作为贵族地主少爷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怀旧和伤感情绪，不过很少涉及政治与历史的大背景。

如果我们把利恩多夫伯爵的怀旧与思念放到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的大环境里看，就更显得悲切了。因为，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地方，普鲁士贵族地主主宰的“易北河以东”的德国乡村，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东部多个省份的整个空间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回忆。

在苏占区和东德的处境

对德国来说，1945年的灾难远甚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1937年领土的约四分之一被盟国割走。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苏台德地区被归还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的西里西亚、诺伊马克（Neumark，奥德河以东的一个地区）与波美拉尼亚归属波兰统辖。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在1945—1949年，约有700万德国居民自东部地区被驱逐到新的德国国境之内。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300万名德国民众也被迫迁往德国。另有180万难民来自其他地区。所以“二战”之后离散的德国难民达1200万左右。有320万—430万难民在苏占区定居。英占区接受了超过425万人。美占区接受的难民超过350万人。[6]

图6-1　1945年初向西逃亡的德国难民（拍摄者不详）

德国被分成四个占领区，分别被英美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英美法占领区合并，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苏占区则变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这些天崩地裂的变化，对德国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挑战。原先德国东部的大片领土变成了波兰等国的土地，德国东部地主贵族的生存基础被一举消灭。他们的不动产和庄园，都彻底地、无偿地丧失了。比如霍亨索伦家族在1945年损失了95%的财产、8万公顷土地、73座宫殿与城堡。[7]大多数逃到德国西部的东部贵族变得几乎身无分文。

图6-2　被驱逐的德国儿童（拍摄者不详，1948年）

在苏联占领区，所有属于纳粹党员的企业和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地产都被无偿没收。大约14 000家农业或林业企业以及大部分德国东部贵族因此受到冲击。很多“容克”遭到逮捕和监禁，东部贵族纷纷西逃，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寡妇、未婚女子等。贵族的宫殿、城堡和庄园被改为博物馆、学校、度假村、住房或养老院。[8]

贵族作为“前朝旧人”和“剥削阶级”，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政府领导下很难融入新秩序，并且遭到政府的敌视和打压。民主德国官方的《历史大辞典》中“容克”一条里写道：“他们的恶劣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品质。”[9]苏联占领当局和民主德国政府致力于消灭贵族阶级。数百名未能逃往西方的贵族被杀害或自杀。[10]

借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1945年9月开始在苏占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致力于“把容克的土地交给农民”（Junkerland in Bauernhand）。东德的很多贵族生活困难，依赖生活在西德的亲友的救济。2007年《镜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仅在1956—1960年间，在西德活动的萨克森贵族协会就向东德的87名贵族寄送了价值至少1万马克的包裹。[11]在冷战时代，除了寄送包裹，东西两德的贵族之间很难取得联系，东德境内的贵族当然也无法加入西德贵族新建的各种协会和组织。

图6-3　民主德国农业收割节的标语“把容克的土地交给农民”（Wolfried Pätzold摄）

不过，即便在民主德国，一些贵族也被允许继续使用“冯”作为自己姓氏的一部分。著名的共产主义记者和宣传工作者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1918—2001）出身普鲁士贵族（据说他的祖母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私生女），他曾主动向东德国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提出，要停止使用自己名字里的“冯”。不料首长大发脾气，“你一定是疯了吧！应当让大家知道，方方面面的人都投入了我们党的事业！”[12]“冯”字对党来说有“统战”的宣传价值，他们可以说就连贵族也站到了党的这一边。

民主德国的外交官斐迪南·图恩（Ferdinand Thun，1921—　）的原名是“斐迪南·犹达斯·塔道伊斯·冯·图恩-霍亨施泰因伯爵”（Ferdinand Judas Thaddäus Graf von Thun und Hohenstein）。据说东柏林的实际统治者、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Wladimir Semjonow）对民主德国的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外交官的粗俗不堪表示不满，于是建议民主德国政府挑选知书达礼的人来当外交官。贵族当然是外交官的合适人选。图恩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民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驻伊朗大使、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等。[13]

甚至还有一位贵族从西德叛逃到东德。他就是著名的赛车运动员曼弗雷德·冯·勃劳希契（Manfred von Brauchitsch，1905—2003）。[14]

图6-4　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Zimontkowski摄，1956年）

西德基民盟（CDU）的政治家和红十字会主席博托·赛因-维特根施泰因-霍恩施泰因公子（Botho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Hohenstein，1927—2008）的父亲是一位属于统治家族的公子，母亲属于市民阶层，他们的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博托的母亲后来获得了男爵夫人的身份，但博托只能用“男爵”头衔，不能用“公子”头衔。反倒是东德政府在1946年批准他使用“公子”头衔。[15]

总的来讲，生活在民主德国的贵族数量很少。1992年，在原属于民主德国的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与图林根州仅有35名贵族。[16]

两德统一之后，原先生活在东德的一些贵族地主希望收回当初被没收的土地。但他们最终要大失所望了。1990年9月12日，东德、西德和原先的四个占领国英美法苏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即所谓《2+4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国际社会承认了德国统一，但德国必须承认和波兰的现有边界，并永久性放弃1945年战败后德国割让的领土。这是为了防止德国在未来对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提出任何主张。“二战”之前德国在这条线以东占有大片领土，1945年之后都割让给了波兰，少部分割让给苏联。德国又于1990年11月14日与波兰单独签署条约，保证“两国边界在当前和未来不受侵犯”[17]。所以，对德国来说，失去的东部省份是永远回不来了，东德贵族收回土地的希望永远破灭，他们的要求都被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和联邦行政法庭驳回。

图6-5　英美法苏四大国在《2+4条约》上的签字

不过，很多贵族到曾经属于民主德国的五个州从政或经商；随着欧盟东扩，波兰等国家进入欧盟大家庭，德国贵族有了更多机会到他们曾经的家园去投资、工作和生活。这有助于德国与东欧国家的互相谅解和友好交往。

也有一些幸运的贵族在原属于东德的地区买回了自己祖先的土地，不过这种“寻根”行为经常产生法律上的纠纷。前文讲过的“二战”期间的抵抗分子和英雄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在1991年起诉德国联邦政府，要求政府归还原属于他的420公顷土地（1946年被苏联红军和东德政府没收）。布舍说，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没收土地的对象是法西斯分子，而他是抵抗战士，所以当年的没收即便根据苏联法律也是不合法的。他不能理解，两德统一之后的德国政府为什么仍然拒绝将这些土地归还合法主人。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则主张，没收布舍家族土地的行为发生在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前，联邦共和国政府不能为在这之前的事情负责。共和国政府要把这块土地拍卖。为了这起官司，布舍还和他的老战友、当时的联邦总统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男爵（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2015）闹了别扭。最后布舍的女儿花钱从联邦政府手里买回了自家的地产。[18]

1994年，联邦德国政府颁布一部法律，允许在类似的情况下把土地归还原主人，但条件是原主人及其后代没有“积极支持”过纳粹或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而霍亨索伦家族收回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宫殿、艺术品、古董）等的努力一再受挫，就是因为关于该家族与纳粹的关系存在许多争议。[19]

二　德意志贵族在联邦德国

贵族如何融入共和国：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

在联邦德国，贵族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1945年的情况与1918年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贵族不再仇恨共和政体和议会民主，而是相对顺利而轻松地融入了联邦德国的民主社会。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抵制和敌视共和国，而这种现象在1945年之后几乎完全绝迹。

一个重要原因是，1918年之后协约国军队并没有全面占领德国本土（除了占领莱茵兰和在一段时间内占领鲁尔区），于是各种极右翼势力拥有上蹿下跳的活动空间。而德国在1945年的战败更为彻底，整个国境被盟军占领，基本上没有机会产生“背后一剑”的传说了。贵族再也不能像“一战”结束之后那样，声称贵族领导的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德国的战败是因为国内的社会民主人士戳了德国军队“背后一剑”。并且战争的惨败让德国贵族大伤元气，借用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²⁾的话，尽管德国的旧精英（主要指贵族）在1945年之后仍然拥有一些权力和影响，尤其在地方层面，但他们的力量已经大大衰退，即便他们敌视民主，也不可能对联邦共和国的民主制构成威胁了。[20]

盟军的全面进驻和强有力的管控，以及美国领导的“马歇尔计划”对联邦德国的救济和重建援助，让联邦德国的政局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群魔乱舞截然不同。有了稳定的环境，在盟国占领军的掌控之下，民主改革就比较容易了。

盟国对普鲁士和代表着军国主义的“容克”贵族有着足够的警惕。1947年2月25日，盟军占领当局一纸律令，宣布：“普鲁士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摇篮，现在普鲁士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普鲁士国家及其中央政府与一切机构，一律废止。”[21]

盟军和西德的政治家当然很清楚，许多贵族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党有很高程度的合作与共谋。所以一些曾经为虎作伥的贵族遭到了清算。在纽伦堡审判中，弗朗茨·冯·巴本是纽伦堡审判的24名被告之一。他对希特勒的上台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女贵族皮娅·菲尔斯滕贝格-赫尔丁根伯爵夫人（Pia Gräfin Fürstenberg-Herdingen）找到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替巴本说情。阿登纳对她说，“大多数贵族”“出于不可理解的对真正民主制的敌视，追随了一场犯罪的冒险，所以在上帝面前要为自己的罪孽负责”。[22]不过情况也没有阿登纳说的那么严重。巴本仅被判八年苦役，并且于1949年早早获释。之前他被西德政府没收的土地和家产也物归原主。

反倒是曾经的贵族抵抗分子，比如“7月20日”事变的参与者，在联邦德国初期还没有摆脱叛国的臭名。人民对他们仍然不理解，许多人仍然相信戈培尔散布的谣言，相信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刺杀行动帮助了敌人，导致德国战败。一直到50年代末，抵抗分子的贡献才得到认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在联邦德国才有了立国神话的意义。[23]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特雷斯科和施陶芬贝格伯爵这样的贵族抵抗分子，成为西德公众眼中的英雄，被认为代表了“好的德国”。他们三人都是贵族。在西德，他们的保守价值观、荣誉感、责任感、积极主动精神和为了更高理想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得到了认可和赞许。这几位在德国妇孺皆知的贵族抵抗分子，可以说为德国贵族恢复名誉做了很大贡献。

就这样，在政治上，贵族与联邦共和国之间达成了谅解。而贵族能否最终接受共和国，还要看经济方面：共和国能否尊重和保护贵族的私人财产？

盟军计划在自己管区内消灭“容克”贵族地主的大庄园，从而削弱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在苏占区，苏联占领当局实施了土地改革，系统性地没收了贵族地主的土地；而在西方占领区，占领当局不可能对私有财产发动这样肆无忌惮的进攻，只能对地主的土地实施有偿征收。但由于西德政治家的坚决抵制，这种有偿征收也不了了之。例如，巴登-符腾堡州的第一任州长莱因霍尔德·迈尔（Reinhold Maier，1889—1971）使出了浑身解数，保住德国西南部的贵族产业。不过在这个地区，贵族大地产本来就很少，因为大庄园主要在德国东部。到西方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占领区内真正被征收的贵族地产是很少的。[24]所以在南德，图尔恩与塔克西斯（Thurn und Taxis）、富格尔（Fugger）、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和霍亨洛厄（Hohenlohe）等家族仍然拥有庞大的地产和广袤的森林。符腾堡公爵就拥有16座农业庄园、5000公顷森林以及若干葡萄酒庄。[25]

冷战的开始以及苏联与东德对西德构成的威胁，也让贵族在西德社会的调整和适应来得更快和更顺利。西德坚决反共，与易北河以东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立，并且尊重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这都是贵族愿意接受和融入西德社会的重要原因。[26]与东德贵族丧失自己全部土地、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相比，西德贵族会觉得自己的日子不算太难过，西方盟军的要求也不算太严苛了。

另外，根据1952年的“负担平衡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西德政府从拥有巨额财产、地产、房产的300万德国人手中征收了370亿马克，用来部分补偿因为战争和驱逐而丧失财产的公民。《时代》周刊的出版人格尔德·布塞里乌斯（Gerd Bucerius）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产上交活动”[27]。而正是由于西德国家主导的这场“劫富济贫”，从已经变成波兰、捷克和苏联领土的原德国土地逃亡到西德的人民，包括贵族，在西德白手起家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笔赔偿金。这有助于他们开始新生活。比如，我们知道东普鲁士最大的地主之一亚历山大·祖·多纳-施劳比滕侯爵（Alexander zu Dohna-Schlobitten，1899—1997）在1945年之前拥有8000公顷土地，这些土地在1945年的总价值约为635万帝国马克，他后来通过“负担平衡法”得到了约17.2万德国马克的补偿金。[28]

图6-6　亚历山大·祖·多纳-施劳比滕侯爵位于东普鲁士的宫殿毁于“二战”，只剩下残垣断壁（Maciej Podstolski摄）

50年代，西德开始蓬勃发展，见证了“经济奇迹”。许多贵族家庭和其他人一样，也从中得到益处。贵族顺利成为富足、稳定、民主的联邦德国的一分子。他们完全接受了共和国。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Georg Friedrich Prinz von Preußen，1976—　）的话应当能代表今日很多德国贵族的心态：“我尊重和珍视我的家族的传统，并努力把这种传统延续下去……但我的角色和继承了历史悠久的家族产业并努力维持和发展家业的资产阶级人士没有什么不同……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精英，仅仅有一个很长的姓氏是不够的，还需要教育、勤奋，也需要运气。我不否认，即便在今天，一个有名的姓氏也能够帮人敲开很多门，但如果你不努力、不称职的话，那些门会很快被重新关闭。”[29]

贵族在联邦德国的事业与生活

在联邦德国，贵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保守主义轨道上的民主化”，在民主国家发光发热。

在民主社会，大多数贵族都过得不错，但贵族身份并不是个人与家庭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据《经理人》（Manager Magazin）杂志列出的西德首富名单，一直到第16位才出现了一位贵族，银行家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1898—1980）。[30]从这份名单看，贵族在最富有的西德公民中所占的比例，与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贵族身份对于成为商界精英仍然是一个加分项。[31]

军事是贵族的传统活动领域。联邦德国的军队里也少不了贵族的身影。萨克森贵族沃尔夫·冯·包迪辛伯爵（Wolf Graf von Baudissin，1907—1993）⁽³⁾在联邦国防军的组建和发展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最终军衔为中将，担任过北约驻巴黎总部的副秘书长。对于联邦国防军的两个重要理念“内在领导”（Innere Führung）和“军人是穿制服的公民”（Staatsbürger in Uniform）⁽⁴⁾，包迪辛伯爵做出了重要贡献。乌尔里希·德·梅齐埃（Ulrich de Maizière，1912—2006）是另一位在西德国防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贵族，一度担任国防军总监（相当于总参谋长），他和包迪辛伯爵、约翰·阿道夫·冯·吉尔曼赛格伯爵（Johann Adolf Graf von Kielmansegg，1906—2006）并称西德国防军之父，而他们三位都是贵族出身。

西德和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不承认贵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贵族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往往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各党派，主要是属于保守派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可以参选议会议员和担任公职。1949年联邦共和国的第一届联邦议会的518名议员中就有11名贵族，后来几乎每一届议会都有侯爵、公子、伯爵、男爵和“冯”们担任议员，甚至包括巴伐利亚王子康斯坦丁（Konstantin Prinz von Bayern，1920—1969）这样的前王室宗亲。[32]联邦议会里贵族所占的比例始终不超过4%，比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但仍然比第二帝国和纳粹时期贵族在议员中的比例低。[33]

图6-7　联邦国防军将领沃尔夫·冯·包迪辛伯爵（Bundeswehr/Munker摄，约1956年）

图6-8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将军（Bundeswehr-Fotos Wir. Dienen. Deutschland摄，1966年）

图6-9　联邦国防军将领约翰·阿道夫·冯·吉尔曼赛格伯爵（Kroon, Ron für Anefo摄，1967年）

有一些贵族担任高级公职。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曾任外交部长，汉斯-约阿希姆·冯·梅尔卡茨（Hans-Joachim von Merkatz，1905—1982）曾任司法部长和难民事务部长，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Otto Graf Lambsdorff，1926—2009）曾任经济部长。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男爵曾任西柏林市长和联邦总统。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势利的人看来，联邦共和国的政府各部有“高”“低”之分。历史悠久的部门比较“古典”和“高贵”，贵族更愿意去那里工作；一些较新的部门的资产阶级色彩较重，在那里工作的贵族就较少。高低的区别非常微妙，一个重要的标记是部门名称里用冠词“der”（或“des”）还是用介词“für”，前者更“高贵”。例如，司法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财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是比较“贵气”的部门。而劳工与社会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卫生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都是比较新、比较“现代”的部。国防部以前叫“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eidigung”，后来改为比较“贵气”的“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34]

在政界里贵族的比例和影响并不显著，但贵族家庭，尤其在其家乡，作为雇主、文艺赞助者、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往往颇受尊重。

图6-10　经济部长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拍摄者不详）

有意思的是，很多贵族聚集到巴伐利亚或慕尼黑，包括曾经的帝王的后代。慕尼黑成了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奥地利末代皇帝的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曾于1979—1999年间任欧洲议会的议员，代表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Friedrich Christian，1893—1968）享有“萨克森王子”和“萨克森公爵”的头衔，但自称“迈森边疆伯爵”（Markgraf zu Meißen）。他也长期在慕尼黑生活。1961年，他参与创办了“萨克森历史与文化研究集团，慕尼黑协会”（Studiengruppe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e. V. München），这是西德最大的致力于研究萨克森历史文化的社团之一。[35]

媒体上关于贵族，尤其是高层贵族的报道，常常非常吸引读者。关于已经失去的东部世界的贵族回忆录，往往成为畅销书。像本章开头讲到的利恩多夫伯爵那样用文学创作来缅怀失落世界的德国贵族，还有不少。比如艾丝特·冯·什未林伯爵夫人（Esther Gräfin von Schwerin）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东普鲁士的庄园生活的书《鸬鹚，黑莓藤：东普鲁士回忆录》（Kormorane, Brombeerranken: Erinnerung an Ostpreußen）；德国《时代周报》的总编和出版人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Marion Gräfin Dönhoff，1909—2002）在“二战”期间是反对希特勒的抵抗圈子的成员，后来也写了好几本关于已经失去的德国东部地区贵族生活的书，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数《逝去的名字》（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

联邦德国的贵族社团组织

图6-11　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Bain News Service）

图6-12　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Detlef Gräfingholt摄，1971年）

曾与纳粹共舞的德国贵族联合会在1945年名誉扫地。但联邦德国的贵族建立了一些新的社团与组织，为贵族群体发声，互帮互助，并从事相关的谱系学和历史学研究。1956年，“德国贵族社团总会”[36]（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delsverbände，简称“VdDA”）在波恩成立，作为战后西德各种贵族社团的总会。2018年，“德国贵族社团总会”有23个成员社团，约8000会员。2020年1月，总会的主席为阿尔弗雷德·冯·舒恩堡-哈滕施泰因公子（Prinz Alfred v. Schönburg-Hartenstein）。总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对德国政界的影响力也几乎为零。

只有真正“历史上的贵族”的后代，并且名字记录在《哥达谱系学手册》中的，经过严格审查，才可以成为总会的成员。贵族的私生子、养子、改用贵族妻子之姓氏的男子，都不算真正的贵族。之所以规定这么严格，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人通过过继给贵族，获得了贵族的姓氏，甚至出现了汉斯-赫尔曼·威尔（Hans-Hermann Weyer，1938—　）这样兜售头衔的贩子[37]。出售头衔是一种诈骗，因为买家不会得到真正贵族的承认，而卖家也会遭到贵族的唾弃。

“德国贵族社团总会”下辖1949年组建的“德国贵族法律委员会”（Deutsche Adelsrechtsausschuss，缩写“ARA”），该委员会继承了第二帝国贵族纹章院的职能，负责贵族名册的记载、整理和保管。今天有的贵族在选择婚姻对象之前，还会请“德国贵族法律委员会”给出专家意见，看对象与自己是否门当户对。[38]总会还保存和管理着大量贵族档案和实物资料，经营一家科研图书馆，并出版相关书籍。

“德国贵族社团总会”负责管理和出版“哥达谱系学手册”丛书。1763年，在哥达城出版了第一部记录德国贵族谱系的专著，称为《哥达宫廷名册》（Gothaischer Hofkalender）。此种做法后来成为一项传统，历经数百年。这种名册可以印制得很小，随身携带。贵族在参加舞会、狩猎甚至打仗时都可以带着名册，以便随时查验与自己打交道的人是不是真的是贵族，以及究竟是什么身份。“二战”之后，谱系学家和法学家汉斯·弗里德里希·冯·伊伦克鲁克（Hans Friedrich von Ehrenkrook，1888—1968）从1951年开始继续编修《哥达谱系学手册》，分成四大部分：邦君、伯爵、男爵和普通贵族。2015年起，该系列书籍由马尔堡的德国贵族档案出版社（Verlag des Deutschen Adelsarchivs）出版。[39]

伊伦克鲁克还与律师于尔根·冯·弗洛托（Jürgen von Flotow）合作，于1961年在马尔堡创办了德国贵族档案馆（Deutsches Adelsarchiv）。档案馆后成为“德国贵族社团总会”的分支。今天它是一所研究机构，向学者开放，也为政府、司法部门等提供关于贵族谱系的咨询服务。[40]

根据“德国贵族社团总会”给出的数字，联邦共和国的贵族人口约7万人，但无法做精确的统计。约有11 000个贵族家族，其中1500个属于原始贵族，至少有700年历史。人丁最兴旺的德国贵族家族为：比洛（Bülow，800人）、维德尔（Wedel，500人）、阿尼姆（Arnim，将近500人）、普特卡默（Puttkamer，450人）、施特卡尔贝格（Stackelberg，400人）、什未林（Schwerin，360人）、厄尔岑（Oertzen，340人）、韦廷霍夫（Vittinghoff，330人）、克莱斯特（Kleist，300人）和勃兰登施泰因（Brandenstein，300人）。[41]可惜这只是80年代的数字，至于21世纪初德国贵族的人口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准确的数据。

三　1945年之后的君主主义

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支持者

贵族接受了民主制度，但君主主义在联邦德国并没有销声匿迹。正如很多君主主义者爱说的那样，君主主义与民主并不矛盾。不过，君主主义在联邦德国始终是边缘化、非主流的思想。

经历了纳粹时代的压抑之后，50年代的西德出现了一些关于君主制的讨论。一度有三分之一的西德公民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君主制。[42]有犹太血统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亲普鲁士的君主主义者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Hans-Joachim Schoeps，1909—1980）⁽⁵⁾主张重建普鲁士国家，并请霍亨索伦家族回国复辟。他还打算组建“君主制人民联盟”，但没有实现。[43]

有人希望在西德《联邦基本法》的框架下恢复君主制，比如让世袭君主来代替本身也主要是“吉祥物”而没有实权的联邦总统。不过《联邦基本法》规定国体是共和国，不可改变，除非修宪。

“正直君主主义者联盟”（Bund Aufrechter Monarchisten）是“正直者联盟”在西德的后继组织，不过这个新的联盟认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联邦制政体，只是希望由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当皇帝，取代联邦总统。2014年，该联盟自行解散。[44]

1969年的联邦总统大选期间，杂志《Quick》和《图片报》（Bild）做的读者调查分别显示，39.8%和55.6%的受访者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是合适的总统人选。[45]路易·斐迪南王子在1993年接受《明镜》杂志采访时说，1919年的皇帝退位是一个“历史的事故”，仅仅是威廉二世及皇太子威廉放弃皇位，并不是整个霍亨索伦家族放弃皇位；德国人民应当在德国再度统一之后考虑是否复辟君主制。[46]

但从60年代开始，君主主义的影响力在西德变得越来越弱，主要原因是西德的“经济奇迹”使得它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受到1918年事件影响的那几代人渐行渐远；新一代年轻人对君主制的往昔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力减弱、社会的高度世俗化，也让“君权神授”的理念越来越失去支持。所以君主主义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世界报》（Die Welt）在2020年2月4至6日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和英国与瑞典一样，由国王或皇帝担任国家元首，是好事还是坏事？”85%的受访者认为这不是好事。不过有意思的是，老年人更反对君主制。认为君主制是“好事”的受访者当中只有4%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18到34岁的受访者中有17%认为君主制是好事。94%的受访者认为在德国恢复君主制是“空想”。[47]

不过霍亨索伦家族和普鲁士历史传统对东西两德的政府来说都仍然很有意义。民主德国政府虽然在早期把霍亨索伦皇室视为帝国主义者和剥削阶级，把普鲁士视为军国主义的罪恶渊薮，但很快也开始运用普鲁士传统来宣传和美化自己，从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1981年，民主德国的文化部长甚至专门到西德去拜访霍亨索伦家族的族长路易·斐迪南，请求把弗里德里希大王及其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棺材（“二战”末期被转移到德国西部，1952年被路易·斐迪南送到巴登符腾堡州的霍亨索伦城堡，即霍亨索伦家族的源起之地）送回其原先的长眠之地波茨坦。路易·斐迪南王子赞扬东德政府的这个想法，但表示移棺只能在德国统一之后进行。[48]1991年8月17日，两位普鲁士国王的棺材终于被送到波茨坦无忧宫重新下葬，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亲自到场，联邦国防军军官担任仪仗队，军乐队奏起普鲁士传统的哀乐和赞美诗，超过10万民众参观了仪式。[49]

21世纪的德国还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君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是“传统与生活”（Tradition und Leben）和“君主制之友公民联合会”[50]（Bürgervereinigung der Monarchiefreunde）。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建立以霍亨索伦家族为首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传统与生活”主张通过和平手段争取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就像1989年东西两德和平统一一样。它的口号是“我们为民主加冕！”（Wir setzen der Demokratie die Krone auf!），并主张在全国层面实施君主制，但各州公民可自行决定施行君主制或共和制。“传统与生活”有一本杂志叫《遗产与使命》[51]（Erbe und Auftrag）。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的族长，我没有政治角色，也不打算争取政治角色。我想要的是，大家对我的家族的历史能够公平看待。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看待我的家族。比如我听到有人说霍亨索伦家族都是战争罪犯。有的新纳粹分子滥用普鲁士的历史和普鲁士黑鹰之类的符号，这是我坚决反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请人重新设计了普鲁士的鹰徽，好让大家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普鲁士。我要明确地定义我的家族意味着什么。这主要是通过慈善事业，以及我们越来越多的在文化领域的工作……对我来说，普鲁士代表艺术、文化、哲学与自由……我在联邦共和国长大成人，感谢这个国家给我的权利与自由。”[52]

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支持者

“二战”结束之后，巴伐利亚属于美军占领区。1945年11月，鲁普雷希特王储返回慕尼黑。他继续宣传君主制思想并提出，在第二帝国时代就有一些地方政府是共和性质的，比如汉堡政府和不来梅政府，那么在西德的联邦体制之下，也应当允许某些地方政府是君主制的。比如，在巴伐利亚建立服从联邦中央的君主制政府，让州长担当实际掌权的政府首脑，让世袭君主，也就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人担当仅具有代表性质的国家元首。此时冷战已经开始，在严酷的大环境下，这个提议不可能得到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美国支持的西德政府对这个提议当然不会感兴趣。

1955年8月2日，鲁普雷希特病逝，享年86岁。巴伐利亚州政府命令降半旗表示哀悼。两天时间里有约5万人前来瞻仰身穿巴伐利亚陆军元帅制服的王储遗体。[53]

战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支持者重建了被纳粹解散的“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但因为它的非民主色彩，美军立刻查禁了该组织。[54]显然大部分巴伐利亚人接受了联邦共和国。不过巴伐利亚人对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及其历史传统仍然很有好感。1952年，“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重建，1967年更名为“巴伐利亚联盟”（Bayernbund）。今天的“巴伐利亚联盟”[55]已经放弃了君主主义主张，新的宗旨是保护巴伐利亚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增进人民对历史的认识、保护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保护巴伐利亚的各种方言。除了“巴伐利亚联盟”之外，还有1945年组建的君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Bayerische Heimat- und Königspartei），注意它与“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没有关系。“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于1946年被美军查禁，1950年重建，但很快就在政坛失败。[56]

巴伐利亚党（Bayernpartei）是仅在巴伐利亚州活动的一个区域性政党，有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色彩，主张“巴伐利亚属于巴伐利亚人”。该党在1948年正式建立时吸收了“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的一些君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君主主义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立场，但很多党员主张迎回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成员当君主。该党曾呼吁就君主复辟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鲁普雷希特王储始终与该党保持距离。[57]

汉诺威的韦尔夫家族的支持者

从“德意志-汉诺威党”（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发展出来的“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在1952年的党章里有明确的君主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国家元首应当是超越和独立于各路政党的。连续担任多个部长级职务的“德意志党”政治家汉斯-约阿希姆·冯·梅尔卡茨曾表示自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君主制是独裁的最大障碍”。不过梅尔卡茨总的来说属于基督教保守派。[58]

1952年在下萨克森州组建的“韦尔夫联盟”（Welfenbund）是与韦尔夫家族有联系的君主主义组织。2011年，该组织发生分裂。现在有两个自称“韦尔夫联盟”的组织[59]。两个“韦尔夫联盟”都仍然相当活跃，在2019年还组织了多场活动，但主要是历史和文艺性质的活动。

1914年，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是君主国，而到了1918年底，包括俄国沙皇、德皇、奥匈皇帝和德国二十几个邦君在内的许多皇冠和王冠已经落地。在这之后的岁月里，复辟帝制或许是一种异想天开，并且德意志君主主义者曾经误入与纳粹恶魔合作的歧途，不过说到底，君主主义最凶残的敌人还是纳粹。出人意料的是，君主主义一直存活到21世纪初的德奥，尽管它存在的形式已经与威廉二世和鲁布莱希特王储所认识的模样大不相同。今天的德国贵族是民主社会的一分子，而君主主义在思想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有自己栖息的空间。

但君主和贵族即便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仍然拥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比如英国王室的一举一动都是全球新闻界密切追踪的对象，是全世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今日德国已经没有君主，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贵族，但德国人对君主和贵族仍然有着浓厚兴趣。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德国女子希尔维亚·索梅尔拉特（Silvia Renate Sommerlath，1943—　）邂逅瑞典王储，后成为瑞典王后的故事，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是美妙的传奇。与德国有着血缘关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多次访问德国，都引起民众的关注。2011年8月27日，霍亨索伦家族的现任族长、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与伊森堡侯爵小姐索菲·约翰娜·玛丽亚（Sophie Johanna Maria Prinzessin von Isenburg）在波茨坦的婚礼吸引了德国媒体和民众的热情关注。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哀叹联邦德国没有自己的神话。暂且不谈君主和贵族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身为共和国的德国与英国、丹麦、瑞典等君主国相比，或许有时真的缺少那么一点神话的光辉。

(1)　奥尔登堡-雅努肖是兴登堡的好友。1934年6月，奥尔登堡-雅努肖勇敢地向兴登堡总统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但兴登堡病入膏肓，无力采取行动。参见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lated by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2)　拉尔夫·达伦多夫出生于德国，后获得英国国籍并被册封为男爵。

(3)　包迪辛伯爵于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著名的第9步兵团（“九伯爵”团）。当时普鲁士王子奥斯卡叹息道：“现在连包迪辛都去了那个团，它对我来说已经太高贵了，我不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送去。”参见„Graf Neun mit Ballonmütze.“ In: Der Spiegel, am09.01.1967.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5522514.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　这两种理念都可以说是西德国防军吸取了旧时德国军队盲目服从政治领导人的教训，培养军人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

(5)　舍普斯是前面说到的普鲁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博士论文导师。不过王子在1971年的论文《中立报界反映的帝国建国》被人揭露有大量抄袭，他的博士学位被取消。舍普斯亲自检查和揭发了王子的抄袭，并表示：“为了捍卫普鲁士的荣誉，我甚至可以和霍亨索伦家族作对。”后来王子重写了一篇论文《霍亨索伦家族与民族社会主义》，再次获得博士学位。参见„Still behandelt.“ In: Der Spiegel, am 30.07.1973.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1955163.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　Lehndorff, Hans Graf von. Ostpreuß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 eines Arztesaus den Jahren 1945-947. dtv, 2017. S. 103.

[2]　Lehndorff, Hans Graf von. Ostpreuß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 eines Arztesaus den Jahren 1945-947. dtv, 2017. S. 24.

[3]　Ebd., S. 36.

[4]　Ebd., S. 46-47.

[5]　Ebd., S. 215, 243.

[6]　基思·罗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黎英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7]　„ES WAR EIN BETRIEBSUNFALL.“ In: Der Spiegel, 01.02.1993.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special/d-52535769.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　Raasch, Markus. „Adel und Nachkriegszeit - ein kategorialer Zugriff.“ In: Vortrag auf der Tagung „Was ist Adel? ein vergleichender Blick der Alten und Neuesten Geschichte“ , am 9. Juni 2012 in Augsburg. URL: https://www.ku.de/ggf/geschichte/neuegesch/team/ehemalige-mitarbeiter/pd-dr-markus-raasch/projekte/adel-und-gesellschaft/.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　Kloth, Hans Michael. „Herrenschreiter auf sowjetrotem Teppich. Adel in der DDR.“ In: Der Spiegel, am 15. Oktober 2007. URL: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adel-in-der-ddr-a-948377.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0]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8. S. 751.

[11]　Kloth, Hans Michael. „Herrenschreiter auf sowjetrotem Teppich. Adel in der DDR.“ In: Der Spiegel, am 15. Oktober 2007. URL: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adel-in-der-ddr-a-948377.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　Kloth, Hans Michael. „Herrenschreiter auf sowjetrotem Teppich. Adel in der DDR.“ In: Der Spiegel, am 15. Oktober 2007. URL: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adel-in-der-ddr-a-948377.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3]　Ebd.

[14]　Ebd.

[15]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54.

[16]　Raasch, Markus. „Adel und Nachkriegszeit - ein kategorialer Zugriff.“ In: Vortrag auf der Tagung„Was ist Adel? ein vergleichender Blick der Alten und Neuesten Geschichte“, am 9. Juni 2012 in Augsburg. URL: https://www.ku.de/ggf/geschichte/neuegesch/team/ehemalige-mitarbeiter/pd-dr-markus-raasch/projekte/adel-und-gesellschaft/.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7]　Conze, Eckart und Gabriele Metzler (Hg.). Deutschland nach 1945: Ei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01. S. 290.

[18]　Feldmeyer, Karl. „Wie der Staat mit aller Rechtsmacht den Rechtsstaat niedermäht: Axel von dem Bussches Forst wird verkauf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m 7.3.2001.

[19]　Motadel, David. “What Do the Hohenzollerns Deserv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6, 2020. URL: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3/26/what-do-the-hohenzollerns-deserv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0]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75.

[21]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xix.

[22]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21.

[23]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第286页。

[24]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22.

[25]　Raasch, Markus. „Adel und Nachkriegszeit - ein kategorialer Zugriff.“ In: Vortrag auf der Tagung „Was ist Adel? ein vergleichender Blick der Alten und Neuesten Geschichte“, am 9. Juni 2012 in Augsburg. URL: https://www.ku.de/ggf/geschichte/neuegesch/team/ehemalige-mitarbeiter/pd-dr-markus-raasch/projekte/adel-und-gesellschaft/.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6]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194.

[27]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451页。

[28]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197-198.

[29]　Von Preußen, Georg Friedrich, Gudrun Gersmann und Michael Kaiser. „Adel heute - Fragen an Prinz Georg Friedrich von Preußen.“ In: zeitenblicke 4 (2005), Nr. 2, ［2005-06-28］, URL: http://www.zeitenblicke.de/2005/2/Interviewpr/index_html, URN: urn:nbn:de:0009-9-1285.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0]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124.

[31]　Dronkers, Jaap. “Declining Homogamy of Austrian-German Nobility in the 20th Century? A Comparison with the Dutch Nobility.” I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vol. 33, no. 2 (124), GESIS -Leibniz-Institut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enter for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008. p. 263.

[32]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23-124.

[33]　Ebd., S. 126.

[3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64.

[35]　Ellrich, Hartmut. Der Deutsche Adel im 20. und 21. Jahrhundert. Michael Imhof, 2017. S. 24.

[36]　http://www.adel-in-deutschland.d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7]　Vinocur, John.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78. p. A2. URL: https://www.nytimes.com/1978/03/16/archives/for-german-who-awarded-titles-first-gold-then-bars-no-folk-hero-but.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8]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42.

[39]　https://www.adel-in-deutschland.de/gotha/gothaisches-genealogisches-taschenbuch.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0]　https://www.adel-in-deutschland.de/verbaende/stiftung-deutsches-adelsarchiv.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1]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61-63.

[42]　„Die Ehre Preußens.“ In: Der Spiegel, 10/1954, am 3. März 1954.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28955358.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3]　Ebd.

[44]　https://coronanachrichten.wordpress.com/2014/07/19/in-eigener-sache-die-zukunft-von-corona/.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5]　Köhler, Otto. „Unverzichtbare Kaiserkrone.“ In: Der Spiegel, Nr. 47, 1968. S. 94.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5922111.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6]　„ES WAR EIN BETRIEBSUNFALL.“ In: Der Spiegel, am 01.02.1993. URL: http://www.spiegel.de/spiegel/spiegelspecial/d-52535769.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7]　Schuster, Jacques. „Was die Deutschen von den Ansprüchen der Hohenzollern halten.“ In: Die Welt, am 16.02.2020. URL: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205881011/Restitution-Was-die-Deutschen-von-den-Anspruechen-der-Hohenzollern-halten.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8]　„Ich brauche kein Schloss.“ In: Cicero - Magazin für politische Kultur, Nr. 6/2005. URL: https://www.cicero.de/kultur/ich-brauche-kein-schloss/36976.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9]　„Aktion Sarg und Asche.“ In: Der Spiegel, am 12.08.1991.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13488171.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0]　官方网站为：http://monarchiefreunde-plus.homepage.t-online.de/。

[51]　大家可以去访问它的官方网站http://www.pro-monarchie.de/和推特。

[52]　„Ich brauche kein Schloss.“ In: Cicero - Magazin für politische Kultur, Nr. 6/2005. URL: https://www.cicero.de/kultur/ich-brauche-kein-schloss/36976.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3]　Boff, Jonathan. Haig’s Enemy: Crown Prince Rupprecht and Germany’s War on the Western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53.

[54]　Fisher, Stephen L.. The Minor Partie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ward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Minor Parties. Martinus Nijhoff, 1974. p. 70.

[55]　官方网站为：https://www.bayernbund.de/。

[56]　http://andere-parteien.de/2009/08/24/24-08-09-partei-historie-bayerische-heimat-und-konigspartei/.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7]　Fisher, Stephen L.. The Minor Partie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ward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Minor Parties. Martinus Nijhoff, 1974. pp. 70-71.

[58]　Klein, Michael. Westdeutscher Protestantismus und politische Parteien: Anti-Parteien-Mentalität und parteipolitisches Engagement von 1945 bis 1963. Mohr Siebeck, 2005. S. 292.

[59]　官方网站分别为https://www.der-welfenbund.de/和http://www.welfenbund.de/。

第七章　德意志贵族的生活方式

一　德意志贵族使用什么语言？

德意志贵族使用什么语言？

这个问题好像是废话。当然是德语啦！

不过，其实没那么简单。

德意志贵族的高度国际化

德意志贵族（特别是皇室、王室、诸侯／高级贵族）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是高度国际化的。

欧洲各国的统治家族互相通婚，比如英国自汉诺威王朝开始，因为信奉新教，贵族（特别是王室和高级贵族）较少与天主教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贵族通婚，所以英国贵族在婚姻中的选择面较窄，德意志的广大新教贵族是英国贵族最重要的婚姻对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2000年说：“欧洲的各个统治家族互相之间很熟悉。他们经常见面，交流很多。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英国王室很少与法国上层通婚。我们和比利时有一些婚姻关系，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斯堪的纳维亚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英国最近、最能为英国王室成员提供妻子和丈夫的国家就是德国，所以英德在这方面的亲戚关系非常多。”[1]

与之类似，在天主教圈子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各邦（奥地利、波西米亚、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部分地区、巴尔干部分地区、波兰部分地区等）的贵族也会构成一个通婚的网络。

广泛的跨国婚姻让很多贵族的领地跨越了国家和语言的疆界。有的家族枝繁叶茂，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这一般是家族特别成功的体现）。所以我们很难用民族和边界来划定欧洲贵族。德意志贵族也是这样，他们是高度国际化的一群人。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一度统治着多民族的超大国家。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成员曾统治德意志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葡萄牙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比利时王国和英国。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不仅是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还曾是罗马尼亚国王。曾经当过希特勒的秘密外交官的马克斯·霍亨洛厄-朗恩堡公子（Max Egon zu Hohenlohe-Langenburg，1897—1968）曾感慨过霍亨洛厄家族的国际化，他的家族养育了“一位德国首相、一位法国元帅、一位枢机主教、好几位奥匈帝国元帅、好多位普鲁士将军和巴登将军、多位符腾堡世袭元帅和俄国沙皇的好几位侍从长”。[2]

掌握多种语言的德意志贵族

既然拥有高度国际化的身份，那么德意志贵族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也就理所当然了。中世纪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是著名的语言天才，懂得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阿拉伯语、希腊语。[3]绍恩堡与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二世（Adolf Ⅱ. 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1128—1164）受过教会教育，能说流利的拉丁语和德语，还懂斯拉夫语；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一世·冯·布赫伯爵（Christian Ⅰ. von Buch，1130？—1183）“在使用拉丁语、罗曼语族语言、法语、希腊语、阿普里亚语、伦巴第语和佛兰芒语时像母语一样得心应手”；德意志国王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1250之前—1298）精通法语、拉丁语和德语；[4]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在半自传体的作品《白色国王》中描写自己如何熟练掌握了“法语，是他从妻子那里学习的”和“佛兰芒语，是他从一位年迈的公主那里学习的”，以及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德语，“因为他的士兵说的是这七种语言，当各部队的指挥官来找他商议和接受命令时，他能够用每个人的母语与其交谈”；[5]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在佛兰德长大，母语是法语，九岁开始学佛兰芒语，为了继承西班牙王位，他在西班牙议会要求下学习了西班牙语[6]。查理五世20岁之后就习惯于说和写西班牙语。他一辈子都随身带着一本法文版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常读常新，还把法语诗歌翻译为西班牙语。身为德意志人的皇帝，他的德语说得倒是不怎么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处置马丁·路德问题的时候，皇帝的发言用的是法语，然后由人翻译成德语。他的弟弟，后来的斐迪南一世皇帝，自幼在西班牙长大，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两兄弟交流的时候，查理五世用法语，斐迪南一世用西班牙语。[7]

贵族子弟很小年纪就要学外语。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七世（Hans Heinrich ⅩⅦ. von Pleß, 1900—1984）8岁时就要每天阅读英文的《泰晤士报》和法文的《费加罗报》，然后把新闻浓缩一下，口述给父亲。顺便说一下，这是学外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Wilhelm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64—1927）⁽¹⁾每天读三种语言的报纸：英语的《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法语的《罗马独立报》（Indépendence romaine）和德语的《布加勒斯特日报》（Bukarester Tageblatt）。[8]

懂得多种语言，有利于贵族对臣民的统治。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自己会说法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也会说一些。所以他能与自己的各族臣民交谈，这是维系君主与臣民之间纽带的重要手段。一位会说捷克语的奥匈皇帝，比较容易让捷克臣民对他产生认同感和好感，觉得他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的皇帝”。他的妻子、著名的“茜茜公主”原为巴伐利亚公爵小姐，嫁到奥地利皇室之后也立刻受到督促，去学习帝国臣民的诸种语言。最后她成为才华横溢的语言专家，懂得九种现代语言，还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9]她掌握了不错的匈牙利语，赢得了匈牙利人的好感，这是哈布斯堡家族能够在1848年革命的动乱之后保住匈牙利的原因之一。

普莱斯侯国位于西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南部。普莱斯家族的孩子除了德语之外还要学波兰语，因为他们的领地上有很多波兰农民。作为地主老爷的普莱斯侯爵自己懂波兰语，能够顺畅地与农民交流，就可以更好地避免对立与冲突，波兰农民也会对主子有更多认同感；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Max Egon Ⅱ. zu Fürstenberg，1863—1941）是威廉二世的密友。他的领地横跨德奥两国，手下同样有大量斯拉夫臣民（捷克人），他也努力学习捷克语。后来他成为奥匈帝国上议院议员的时候，优秀的语言技能帮了他不少忙。[10]

懂多门外语，除了非常实用之外，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果只懂一门德语，是有失身份的事情。荷兰贵族维多利亚·本廷克（Victoria Bentinck）说她的侄女出于某种原因嫁给一位德意志伯爵，而此人是个粗鄙的乡村地主，只会说德语，在世家豪门本廷克家族的环境里如同鱼儿出了水，因为本廷克家族的人会在四种语言当中随意自由切换。[11]

黛西·康瓦利斯-韦斯特（Daisy Cornwallis-West，1873—1943）是一位英国军官的女儿，嫁给了德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的掌门人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五世。40年来她一直没有好好学过德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贵族，包括皇帝威廉二世，都坚持和她说英语。[12]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皇后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儿。维多利亚皇后让孩子们从小用英语和她通信，培养他们的英文水平。在威廉二世15岁之前，每次写的信都会被母亲退回来，母亲还会纠正其中的英文拼写错误。[13]

图7-1　嫁入德国豪门的英国军官之女黛西（James Lafayette摄）

可见当时德国贵族圈子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技能。不过黛西的另一位朋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告诫她要学好德语。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王室，德语还是很重要的，爱德华七世确保他的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能学好德语。王子乔治（后来的乔治五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之后就被送到德国黑森去学习德语。[14]他的儿子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称“温莎公爵”）年轻时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学德语，甚至说德语是自己的母语（这未免有些夸张）[15]。

对德意志贵族来说，最重要的外语曾经是法语，毕竟法语一度是欧洲非常强势的文化与外交语言，并且法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在全欧洲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都很普遍。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自幼由法国胡格诺教徒女教师玛尔特·德·卢库尔（Marthe de Roucoulle）夫人抚育，并且他生命中其他重要的女性，比如他的母亲、姐姐和他说话都只用法语。他长大之后崇尚法国文化，日常读写、与亲信谈话都用法语，只有对下人讲话才用德语。他曾明确流露过对德语的恶感，当时的“狂飙突进”德语民族文学也丝毫未能打动他。[16]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弟弟、普鲁士王子海因里希则告诫年轻军官要掌握法语，“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是日耳曼野兽”。[17]

到了19世纪末，法国保姆不再一统天下，英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席卷全欧。聘请英国保姆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变成很时髦的事情。于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儿歌、童谣对德意志贵族孩子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如果哪个贵族孩子不知道英国儿歌《三只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在贵族圈子里简直是奇耻大辱，说明这个孩子幼年没有受过体面的教育。[18]出生于美国的英国社交名流和政治家亨利·“奇普斯”·钱农（Henry ‘Chips’ Channon，1897—1958）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我和黑森方伯菲利普谈到，欧洲的绝大多数王室成员说英语的时候都有伦敦口音，是从英国保姆那里学来的……”嫁给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子路德维希（1908—1968）的爱尔兰女人玛格丽特说：“因为家里用的是英国保姆，所以大家说很多英语。兄弟六人小的时候都是英国保姆带大的。”[19]

不过，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说多种语言、拥有国际化身份的德意志贵族也因此遭到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的攻击。不说“纯净”的德语，被认为是不爱国、不接地气或者堕落的表现。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有反智主义倾向、常常趋向于右翼保守的德国东部小贵族也加入了对高级贵族语言国际化的抨击。普鲁士小贵族汉斯·冯·特雷斯科（Hans von Tresckow）有一次到饭店吃饭，遇见三位大贵族：两位德意志诸侯和一位波兰伯爵。这三人都是普鲁士上议院议员。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在推行将自己领地内波兰少数民族日耳曼化的政策，包括为波兰族臣民推行德语教育。而这两位德意志诸侯居然和波兰伯爵用法语交流，并且这个波兰人明明德语说得极好。此事让“爱国志士”特雷斯科恼羞成怒。[20]

贵族口中的德语

即便说德语的时候，德意志贵族也和其他阶层的人不太一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贵族的德语还受到资产阶级的嘲笑，因为他们的德语不够纯净，用的外语词非常多。[21]这也许是因为掌握多种语言的贵族即便在说母语时也不由自主地使用外语词，在德语里掺入许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

但贵族德语的独特不仅仅在于用词。它的发音、语调等习惯都与其他人不甚相同。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来类比，英国区分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音，上层社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发音和语言习惯有非常大的差别，一听就知道某人属于什么阶层。电视剧《唐顿庄园》里，伯爵老爷是沉稳、高雅、雍容的上流社会口音，伯爵夫人是美国人则另作他论，管家和老爷的贴身男仆是不错的中产阶级口音，厨娘和小厮们则完全是另一种口音。《唐顿庄园》虽然是部娱乐化的电视剧，并且在尊重史实方面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上述的大框架方面的表达没有问题。

语言学家艾兰·罗斯（Alan S. C. Ross）参与编写了一本叫作《贵族理应行事高尚：英国贵族可识别特征的研究》（Noblesse Oblige: An Enquiry into the Identif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的书，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很多资产阶级人士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模仿和学习上流英语的发音和用词。[22]

贵族口音的独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比男性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男性贵族有较多机会闯荡世界，比如从军、旅行、到外地当官，他们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而女性相对来讲过着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罗斯的研究就主要得到了很多贵族女性的帮助，并以她们为主要研究对象。《唐顿庄园》里伯爵本人的口音还算“正常”，而他的女儿们，尤其是大小姐玛丽，就让人觉得口音比较浮夸，比较矫揉造作。

德国贵族的情况类似，可惜没有中国人熟悉的影视作品来当例子。德国男性贵族的口音一般没有女性那么夸张。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录音保存下来的男性贵族的口音总体还相对“正常”。[23]

与不同的人讲话的时候，贵族当然会用不同风格的德语。威廉二世在民众面前表现得“接地气”，他对贵族说话时也比较轻松随意，但贵族如果同样“接地气”地回答他，就大错特错了。比如皇帝称呼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曾任首相）为“叔叔”，后者当然不能以长辈自居，而是自称“皇帝陛下最谦卑、最忠诚的仆人”。[24]

不过君主之间（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联邦制君主国，帝国框架内有26个邦君，虽然有的是普鲁士国王，有的是小小的侯爵，但他们都算统治者，互相之间可以比较亲近地说话。大家知道，德语里的“您”和“你”在含义上有很大差别，前者显得正式、尊重、地位悬殊或冷淡，甚至包含敌意，后者显得随意、地位平等或亲热，甚至放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用德语交流的时候，互相就称“你”，而不是“您”，尽管乔治五世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而威廉统治的是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袖珍小国。[25]

君主之外的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在巴伐利亚，贵族们即便第一次见面，也要用名字互相称呼，显得很亲热而平等，而不是用拘谨、正式的全套头衔与姓名。[26]这也许是贵族集团凝聚力的一个表现。而贵族互相之间的这种亲近，其实也是贵族拉开自己与资产阶级之间距离的手段。贵族彼此之间刻意亲如手足，而对资产阶级彬彬有礼，其实是把资产阶级当外人。

英国贵族比较普遍地使用标准发音，各地区的贵族较少用方言。比如《唐顿庄园》里的格兰瑟姆伯爵的家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他的下人大多是讲约克郡土话的本地人，他自己则用上流社会通行的标准发音，不讲方言。而德国贵族常常用方言和地方口音。俾斯麦喜欢用土腔和下层人民交谈。德皇威廉二世的口音听起来像普通柏林人。[27]很多轶闻故事里提到过皇帝陛下的柏林口音，他相当受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平易近人的口音和语言习惯。

德意志贵族喜欢用地方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传统上信奉“亲民”（Volksnähe）的理念，与乡村和土地有着紧密联系；很多贵族敌视城市生活、现代性和资产阶级。他们往往从小在乡村庄园长大，从身边的下人（当地农民）那里学会了很多言辞。贵族往往更愿意和下层民众相处，而不喜欢受过教育、附庸风雅、攀龙附凤、热衷于模仿贵族的资产阶级。所以有很多乍看起来很奇怪的描述贵族与农民亲密相处的故事。比如，博多·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Bodo Graf v. Alvensleben，1882—1961）曾是“一战”之后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团”的领导人之一，还当过德国绅士俱乐部主席。20年代，他常在自家庄园的啤酒馆站柜台，为村民倒免费啤酒。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有次一边散步一边与朋友高谈阔论，被一个老农民的问候打断，于是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对方家里的孩子如何、牲口如何、庄稼收成如何。[28]弗里德里希·卡尔·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Friedrich Carl zu Castell-Castell，1864—1923）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服役，他就觉得贵族很容易与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打成一片，而喜欢拿腔拿调的资产阶级军官令他厌恶。并且他生活在乡村环境里，他和农民关心的话题是类似的：庄稼、骑马、大自然等等。出身城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共同话题比较少，说话的习惯也不一样。

德国语言学者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Wolfgang Frühwald，1935—2019）说，德国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受过教育的方言”，与贵族和“下层民众”都不一样，后两者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29]所以，总的来看，语言，无论是外语还是作为母语的德语，都是德意志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与其他阶级拉开距离、划清界限的工具。

二　隐藏的家族史：德意志贵族的姓名

1800年12月3日，法国大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慕尼黑以东33公里的霍亨林登（Hohenlinden），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与法兰西共和国军队交锋。法军名将让·莫罗（Jean Moreau，1763—1813）表现出色，决定性地打败敌军，俘敌8000人，缴获50门大炮、85辆弹药车与辎重车。[30]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沮丧地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只能屈从于形势。”[31]法军的此次辉煌胜利，再加上几个月前拿破仑（此时担任法国第一执政）在意大利的马伦戈（Marengo）大败奥军，让奥地利终于支撑不住，在1801年2月9日与法国签署了《吕内维尔条约》，于是奥地利实际上退出了战争。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法国获得了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

本节不谈霍亨林登战役与拿破仑称霸的天下大势，只讲此役中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是巴伐利亚选帝侯近卫步兵团的团长，此役中他的团损失惨重，不过打得相当英勇，得到了上峰的表扬。

主导名：父子同名、爷孙同名

这位团长的头衔是“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伯爵”，而他的名字就非常奇怪了：海因里希五十二（Graf Heinrich LⅡ. Reuß zu Köstritz，1763—1851）。他的父亲叫“海因里希二十三”。五十二本来是小弟，没机会继承爵位，但他的两个哥哥海因里希四十七和海因里希四十九先后故去且没有后嗣，才轮到五十二。而五十二自己也没有儿女，于是爵位传给了他的侄子海因里希七十三。[32]

欧洲人名当中有数字，中国读者一般不会觉得奇怪，毕竟“路易十六”“亨利八世”这样的名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对于帝王，数字一般用来表示其在同一个王朝中若干个同名人中的次序——有时也不一定是同一个王朝，只要能扯得上亲缘关系也行。比如，英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列王当中第八个叫亨利的，尽管他在都铎王朝当中只是第二个叫“亨利”的国王。

欧洲人常用父辈、祖辈和其他长辈或祖先的名字来给孩子取名，以示尊重，以及延续家族传统。所以父子同名、爷孙同名的情况在欧洲司空见惯，这在中国基本不可能出现。

所以在欧洲，包括我们要讲的德意志，一个家族里同名的现象极多，为了区分，难免要用数字。当然因为帝王家这种情况更普遍，而且帝王更容易引起关注和得到记载，所以名字后面带数字的情况，在帝王家更常见。

在欧洲历史上，尤其是早期，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在德语中被称为主导名（德文“Leitname”，英文“Leading name”）。[33]比如法国波旁王朝的男性成员，包括国王，很多叫“路易”。而担任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后来成为选帝侯、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的霍亨索伦家族里，“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也屡见不鲜。

主导名不是随便取的，一般规矩是这样：假如A生了两个儿子，长子B1沿用其祖父的名字；次子B2沿用外祖父的名字。而B1再生长子C1的时候，就会给C1用A的名字。这样很多代延续下去，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家历代的长房长子只有两个名字，并且轮流出现。

举个例子，1513—1972年间，丹麦国王只有两个名字：弗雷德里克和克里斯蒂安，并且交替出现。一直到1972年出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才打破这个循环。不过，玛格丽特二世的长子叫“弗雷德里克”，而弗雷德里克的长子叫“克里斯蒂安”。所以，在丹麦王室，弗雷德里克和克里斯蒂安的循环应当还会继续下去。

有的家族，长子（一般就是继承人）的主导名是始终如一的，只要是长子就必须叫这个名字。如果长子死了，那么次子要改成那个主导名。英国历史小说家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 Cornwell）的“撒克逊”系列历史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孤国春秋》）讲的是阿尔弗雷德大王时代的英格兰，当时基督教和北欧多神教在争夺人心，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在争夺英格兰土地。主人公乌特雷德（Uhtred）是一名撒克逊贵族，他的原名是“奥斯贝特”（Osbert），是班堡领主乌特雷德的儿子。这个老乌特雷德有两个儿子，分别叫“乌特雷德”和“奥斯贝特”。后来小乌特雷德在战斗中死亡，老乌特雷德唤来了次子奥斯贝特，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叫‘乌特雷德’了。”[34]

800年里，这家所有男人都同名

最后我们再回去看看罗伊斯家族吧。贵族世家里反复出现主导名不奇怪，但罗伊斯家族实在太奇葩了：从12世纪末起，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叫“海因里希”。[35]据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初授予罗伊斯祖先一块重要领地的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也译为“海因里希六世”）。所以难怪海因里希二十三的儿子分别叫“四十七”“四十九”和“五十二”，毕竟平辈里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重名者。这下好了，父母不用为给儿子取名而烦心，反正已经有祖宗家法，规定所有男丁都叫“海因里希”。

罗伊斯家族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而且特别枝繁叶茂，主要在图林根东部地区生息繁衍。他们起初是身份低微的家臣，被施陶芬皇朝的皇帝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1673年成为帝国伯爵，[36]18世纪末有几个分支获得“帝国侯爵”头衔。这一家有点像《冰与火之歌》里的孪河城佛雷家族，生育力超强，家族分支极多。1564年，罗伊斯家兄弟分家，分成长、中、幼三个分支。中支于1616年绝嗣，只剩下长幼两支。[37]两支内部又不断分家，到1700年共有十个“罗伊斯伯爵”头衔。为了防止家业越分越小，从1690年起取消兄弟平等继承的制度，改为长子继承制。后来拥有实际统治权的就只剩下两个侯爵，分别是长支罗伊斯侯爵和幼支罗伊斯侯爵。[38]

既然所有男性都叫“海因里希”，那么如何区分呢？用数字。但具体怎么编号呢？如果从“一”开始往下编，几百年来岂不得成千上万？

罗伊斯们很聪明，他们在1668年就颁布了家法，专门规定如何编号。在家族分为长、中、幼之前，编号方式还比较简单，就是按出生顺序来。中支这样编号到1616年最后一位统治者海因里希十八去世。而长幼两支则从分家开始，重新从“一”开始编号。在长支，开始的做法是在每一辈人当中从“一”开始按长幼编号。幼支的分支太多，辈分复杂，各个分支都有自己的办法，难以一一详述。其中办法之一是从每个世纪初清零，从“一”重新开始。

几位有名的海因里希·罗伊斯

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在瓦尔密（Valmy，法国东北部小镇）附近决定性地打败企图干涉革命的普鲁士与奥地利军队。由老兵和义勇兵组成的杂牌军，击败了具有极高声誉的普军与训练有素的奥军。这是法国革命政府的第一次胜利，鼓励它于两天后宣布建立第一共和国。大文豪歌德当时陪同他的恩主魏玛公爵在普鲁士军中，战斗结束后说了一句名言：“从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你们可以说，你们见证了这一刻。”[39]而在此次战役期间，歌德还有一番奇遇，就是在炮火中见到了长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十一，并与他探讨自己心爱的颜色学理论：

此时我遇到了罗伊斯十一世侯爵，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位友好的、仁慈的绅士。我们在葡萄园的墙垛后面徘徊，借此保护我们免遭被围困者不懈发射出的炮弹的袭击。在谈论过一些使我们陷入希望与忧虑交杂的迷宫般的政治事务之后，侯爵垂问我：我目前在忙于什么工作？当我没有答之以悲剧或小说，而是被今天的折射现象所吸引，兴冲冲地开始谈起颜色理论时，侯爵感到非常惊讶……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无须多费口舌，就能让他相信，自然之友惯于在户外度过一生，无论是在花园、在猎场、在旅途还是在行军途中，总是能找到机会和必要性去观察大自然的整体，让自己熟悉各种现象。而大气、蒸汽、雨、水与土地都不断地交替呈现出各种色彩现象，在不同的条件与环境下，迫切地让人渴望去学习这些特定的知识，将它们归类，放置于不同的条目之下，探究它们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

我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来回走时，讨论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因侯爵的提问和反对而兴奋，继续阐述自己的理论，破晓前的寒冷驱使我们走向一片奥地利人的露营地，这里彻夜燃着一个巨大的、温暖宜人的篝火堆。[40]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它是若干德意志诸侯与统治者的“联邦”，长支罗伊斯侯爵和幼支罗伊斯侯爵都在其列，是名义上与普鲁士国王平起平坐的统治者。这两个侯国都很袖珍，比如长支罗伊斯国只有316平方公里国土和6.7万人口，其统治者被俾斯麦挖苦为“篱笆国王”。[41]

1918年，德国废除帝制和贵族制度，当时的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Heinrich ⅩⅩⅦ，1858—1928）兼任长支罗伊斯侯国的摄政者。他也不得不退位。

最后一位长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四（Heinrich ⅩⅩⅣ，1878—1927）没有子嗣，于是长支灭亡。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的儿子海因里希四十五（Heinrich ⅩLⅤ，1895—1945？）于“二战”末期被苏联红军俘虏，可能死在战俘营，他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幼支罗伊斯侯爵家系也灭亡了。

德皇威廉二世在退位之后流亡荷兰期间娶的第二任夫人赫米内，就是罗伊斯长支的一位侯爵小姐。

本节一开头讲到的巴伐利亚的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伯爵，是从幼支罗伊斯侯爵家族分裂出去的一个分支，早就失去了独立的统治权，所以从属于巴伐利亚统治者，当兵吃粮，打工讨生活。如今罗伊斯大家族只有这一支还存活。目前的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族长，也就是整个罗伊斯家族的族长，是1955年出生于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十四（Heinrich ⅩⅣ）。

图7-2　末代幼支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拍摄者不详）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在西方的贵族圈子里，名字是身份、合法性和荣誉的象征。为了延续这种身份、合法性和荣誉，晚辈与父辈同名的现象很常见。但800年来全家男性只用一个名字，可谓奇观。

德意志贵族的姓氏和昵称

讨论完了德意志贵族的主导名，我们再来说说姓氏。贵族的姓氏往往是地名，来自其发源地。如果一个家族有多个分支，有的分支迁往别处，就用新的居住地当自己的姓氏。所以有很多家族同源，纹章也是一样的，姓氏却不同。有的家族搬迁之后会换姓氏，比如冯·阿恩施泰因（von Arnstein）伯爵变成了冯·巴比（von Barby）伯爵。有的家族搬迁之后会把新旧地名（也就是新旧姓氏）连在一起，比如冯·施泰因·祖·阿尔腾施泰因，意思是这家原住在施泰因，现居阿尔腾施泰因。

有的姓氏源自纹章上的动物，如福克斯（“Fuchs”，狐狸）、甘斯（“Gans”，鹅）、哈恩（“Hahn”，公鸡）等。有的姓氏源自该家族的人曾担任的官职，比如申克（“Schenken”，斟酒官）、特鲁赫赛斯（“Truchseß”，膳务总管）、福格特（“Vogt”，地方长官）等。或者是某位祖先的个人特质，比如格罗特（“Grote”，低地德语，意为“高大”）、科瓦特（“Quadt”，坏）、曹恩（“Zorn”，愤怒）等。

贵族之间喜欢使用昵称。“鲁道夫”（Rudolf）可以变成“鲁迪”（Rudi）；“卡尔”（Karl）的昵称是“Kari”（卡利）；“海因里希”（Heinrich）变成“海尼”（Heini）。历史学家卡琳娜·乌尔巴赫认为，使用昵称的一个原因是在重名太多的情况下方便称呼和辨识。另一个原因是，昵称再加上亲热的称呼“你”（而不是“您”），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法则，表明大家属于同一个阶层，是自己人。[42]在19世纪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往往受到老贵族的鄙夷和排挤，而一旦老贵族用昵称来称呼新贵，就表明新贵已经得到认可和接受。犹太人银行世家子弟纳塔内尔·迈尔·冯·罗特希尔德男爵（Nathaniel Meyer von Rothschild，1836—1905）的家族在奥地利获得贵族身份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但他始终不自在，与老贵族之间总是有种隔阂，直到有一天一位奥地利伯爵用“你”称呼他，并且给他取了个昵称“纳蒂”，他才感到自己终于成功了，终于被奥地利贵族阶层所接受。[43]

贵族互相之间的昵称往往很孩子气。[44]黑森-卡塞尔方伯弗里德里希·卡尔（1868—1940）的昵称是“小鱼”（Fischy），他的妻子玛格丽特（1872—1954，威廉二世皇帝的妹妹）的昵称是“莫西”（Mossy）。他们的四个儿子的昵称是押韵的：菲利普被称为“Phli”，克里斯托弗的昵称是“Chri”，里夏德是“Ri”，沃尔夫冈是“Bogie”。“Chri”有一段时间被兄弟们称为“小狗”（Doggie）。这些幼稚的昵称往往伴随贵族的一生。[45]比如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弗雷德（1844—1900，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最小的女儿在家里的昵称是“宝宝”（baby）。她成了老太太之后，给自己的姐姐罗马尼亚王后的信里还自称“你的老宝宝”。

三　血脉与资本：德意志贵族的婚姻与家庭

熟悉德国古典文学的朋友应当会知道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Karl Eugen，Herzog von Württemberg，1728—1793），他是席勒的早期赞助者，当然也是折磨席勒的凶神恶煞。这位公爵很有文艺范儿，曾跟着作曲家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1714—1778，音乐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学习音乐，并且热衷于植物栽培。卡尔·欧根自幼在普鲁士的著名君主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宫廷受教育。在君主专制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互相斗争的年代，卡尔·欧根是一位典型的兼具两方面色彩的统治者。

在私生活方面，卡尔·欧根有一大堆情妇和11个私生子，闹出过不少丑闻。但他的真爱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1748—1811），一位男爵的女儿，另一位男爵的妻子。[46]对于普罗大众来讲，男爵小姐和男爵夫人当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对于统治着一个重要的德意志邦国的公爵大人来讲，男爵实在地位太低了，所以他于1785年执意要娶弗兰齐斯卡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即便是明媒正娶，卡尔·欧根与弗兰齐斯卡的婚姻仍然算是贵贱通婚，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弗兰齐斯卡不能用“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他俩生的孩子也没有完整的继承权。

为了提高弗兰齐斯卡的地位，卡尔·欧根向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求情（也许还行贿了），在1774年为她搞到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Reichsgräfin von Hohenheim）的头衔。卡尔·欧根还想把她的地位升级到侯爵，但皇帝拒绝了。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弗兰齐斯卡使用的纹章是已经绝嗣的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Bombast von Hohenheim）家族的纹章。即便如此，弗兰齐斯卡始终没能获得“符腾堡公爵夫人”的头衔，她与公爵的孩子也被排除在继承顺序之外，并且在正式的礼仪场合，她的优先权低于卡尔·欧根的弟媳。

弗兰齐斯卡的故事很有典型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意志贵族的婚姻，这就是本节探讨的主题。

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家族要传宗接代，最重要的是保证有合法的继承人，换句话说就是在婚姻范围内尽可能多生男孩，以抵御疾病、战争、动乱、事故等灾难性因素造成的“损耗”。这是贵族婚姻的主要功能。但是，如果生的男孩很多而又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对家庭的经济就是沉重的负担。大多数贵族家庭即便想给所有孩子同等的待遇，也做不到，尤其是在长子继承制之下。这意味着，在长子继承家业和财产的同时，幼子往往需要自谋生路；而长子结婚生子的同时，幼子不一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建立自己的家庭。不过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因为贵族的幼子绝对结不起婚，而是结不起门当户对的婚。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一个家族的长房和幼房往往在结婚比率、门当户对婚姻的数量和孩子的数量等方面出现较大的差距。根据一项统计，在19世纪，有90%的贵族地主会结婚，而没有自己地产的贵族男性（也就是幼子们）能够结婚的不到三分之二；1871—1900年出生的没有资格继承家产的贵族男性当中，有一半人终身未婚。[47]

在贵族社会的压力下，很多贵族幼子被迫终身不婚（当然这不代表没有性生活和没有孩子），这是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在天主教地区，有的贵族男孩从小就被父母安排走宗教道路，长大之后担任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单身守贞。不过，如果长房发生变故无人继承，原本要走神职道路的亲戚也可能需要离开教会、还俗、结婚、生子。

在婚姻问题上，长子和幼子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也不平等。婚姻的不平等导致贵族婚姻市场的失衡：待字闺中的女子太多，能够娶亲的男子太少。只有地位显赫的女子出嫁才不会遇到困难。女性常常嫁给地位比自己低一级的男性，这有利于女方的家庭利益，因为这样能把女婿与女方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48]

女子一般没有机会自行选择配偶，大多数情况下要服从父母或其他长辈的安排。如果敢于反抗，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普法尔茨伯爵、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Konrad der Staufer，1134？—1195）的女儿艾格尼丝（1176？—1204）原本的命运是服从施陶芬家族的族长，也是她的长辈亨利六世皇帝的安排，嫁给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但她偷偷嫁给了“狮子”亨利（韦尔夫家族，是施陶芬家族的对手）的长子。亨利六世皇帝大怒，要求普法尔茨伯爵家解除这门婚事，但没有成功。[49]

“门当户对”一方面是指社会地位以及它能带来的人脉，贵族只与贵族结婚，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较少通婚，比如高级贵族（邦君、1806年之后的陪臣）很少和低级贵族通婚；一方面与宗教因素有关，比如天主教贵族一般不会选择新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徒贵族男子一般不娶天主教贵族女子。金钱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为了金钱而娶出身低的女子，在贵族圈子里也会被鄙视。

在中世纪晚期，男性贵族如果和市民阶层的女子结婚，会受到许多形式的歧视。比如，1485年的骑士比武规章制度禁止与市民之女结婚的贵族参加比武大会。与城市贵族（Patrizier）之女结婚的传统土地贵族（Adel），除非妻子的嫁妆超过4000古尔登，否则也被禁止参加比武；即便符合条件，在比武场还会受到其他贵族的欺侮。这些不人道的规定，都是为了将阶级固化，维护贵族阶层的排他性和精英性，阻止外来者闯入贵族的小圈子。从13世纪到16世纪，德意志的伯爵和男爵们有87.5%缔结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有6%“下娶”，剩余的则是凭借婚姻而攀升到更高阶层的幸运儿。[50]

有的贵族家族设立了家法（Hausgesetz）来规定婚姻方面的政策。而不门当户对的婚姻（Mesalliance）可能被视为贵贱通婚，后果会很严重。贵贱通婚大部分是男方地位较高。女方可以从夫家得到收入，但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特权，不能用丈夫的头衔，但可能会获得一个较低的新头衔。贵贱通婚所生的孩子不能享有完整的继承权，但可以算作“备胎”，如果没有合法性更强的继承人的话，这样的孩子也可能继承头衔和家业。

“贵族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在很多地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1794年普鲁士王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贵族男子缔结不符合贵族荣誉与体面的婚姻，不过允许他们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女子结婚。这项规定只在普鲁士有效，但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在整个德意志范围，一般来讲，贵族结婚时需要得到自己所在家族族长的许可。如果固执己见非要和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人结婚，那么男女贵族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在财产继承方面不能享受完全权益。

到了19世纪之后，贵族只与贵族结婚的规矩逐渐放松，不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但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仍然会遭受歧视。所以很多贵族家庭按照传统仍然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婚姻对象，当然如果能与地位更高的家族攀亲就再好不过了。

婚姻谈判与契约

有了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之后，两个即将联姻的贵族家庭就要开始一系列谈判了。中世纪的贵族婚姻很少与爱情有直接关联，主要是政治影响力和经济的交易（当然不是说没有爱情）。参与谈判的是双方家庭，有时是新郎与新娘的父亲直接谈。指腹为婚和父母为幼童包办婚姻的现象很常见，有的新人直到结婚才第一次见面。[51]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女方的嫁妆（“Aussteuer”或“Mitgift”或“Heiratsgut”），以及除了嫁妆之外岳父应当给女婿多少钱，如果丈夫死亡而寡妇进修道院的话，寡妇的父亲应当为其提供多少经济支持；女方的零花钱（“Nadelgeld”或“Spillgeld”），这指的是丈夫定期给妻子自由支配的金钱；财产继承的安排，女方有无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如果有的话又可以继承多少；监护权的安排，如果男方早逝，孩子归谁监护；寡妇的赡养（Wittum），即如果男方早逝，寡妇如何维持生计，寡妇有无权利继续居住在丈夫的房子里，寡妇从男方家庭得到多少生活费和实物津贴，等等。毕竟婚姻大事不能开玩笑，德意志人很早就对婚姻的经济层面考虑得非常细致，也极认真。另外，一个贵族女孩能不能嫁得出去，嫁得怎样，她的父亲能拿出多少嫁妆是重要的因素。

谈判的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扯皮过程，谈判有可能拖得很慢。美国传记家克斯汀·唐尼在描写阿拉贡的凯瑟琳与英格兰王子亚瑟（亨利八世之兄）的婚姻谈判时说，“这些婚姻安排还是很像买卖牲口”。英格兰王室与西班牙王室对嫁妆、彩礼等问题讨价还价，从1488年一直谈到1509年，从凯瑟琳3岁一直谈到她24岁。[52]

双方谈妥之后就可以签订婚姻契约（Ehevertrag）。其实先小人后君子的婚姻谈判和契约有时对女方有利，尤其是比男方富有的女方，比如在19世纪，富有的女方可以规定婚后双方财产仍然是分割的，不会构成夫妻共有财产；女方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原先的财产，等等。

兰茨胡特婚礼

对贵族来说，婚礼是展示和夸耀自己的财富、权力与地位的大好机会。只要实力允许，婚礼往往会大操大办，东道主、组织和安排婚礼的人以及宾客往往会换上华美的新衣服，佩戴首饰。一位贵族带领数百名随从参加婚礼的例子并不少见。15世纪的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阿希莱斯（Albrecht Achilles）有一次参加婚礼带了上千人骑马赶来，好不威风。[53]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德意志贵族的婚礼至少会持续三天。第一天从迎亲开始，即新娘抵达婚礼地点，然后是婚礼仪式（Trauung）和入洞房（Beilager）。第二天，丈夫向妻子赠送晨礼（Morgengabe，可能是金钱或其他财物，转手之后就属于妻子的财产），夫妻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进行婚宴，然后举行比武大会（可能延续到第四、五天）。差不多一周的婚礼结束，新人夫妇向宾客馈赠礼物，送他们回家。[54]

1475年的兰茨胡特婚礼是德意志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婚礼，因为极尽奢华且得到详细记载而特别闻名，并且从1903年开始至今每隔四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都会举办历史重演，热闹非凡，堪称盛事。兰茨胡特市民身穿中世纪服装，扮演新娘、新郎、主教、骑士等，每次重演长达数周，能吸引数十万观众。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格奥尔格（Georg der Reiche，1455—1503，绰号“富人”）于1475年迎娶了远道而来的波兰公主黑德维希·雅盖隆（Hedwig Jagiellonica，1457—1502），这是两国结盟对抗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的一部分。婚礼期间大摆宴席，举行比武大会和各种表演。萨尔茨堡大主教亲自主持婚礼，年迈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亲自引领新娘跳舞。婚礼持续了五天五夜，宾客超过1万人。除了皇帝之外，还有两位选帝侯————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和普法尔茨伯爵赏光驾临。据说婚宴有32道菜，动用了146名厨师。宴会期间宾客共吃掉了323头牛、969头猪、3295只羊、490头牛犊、11 500只鹅、4万只鸡和194 345个鸡蛋。婚礼总开销为60 766古尔登，相当于2014年购买力的2155万欧元，差不多是公爵一年的收入。[55]

图7-3　兰茨胡特市政厅内的历史壁画（Oktobersonne翻拍）

长子继承制

既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贵族婚姻主要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安排，那么土地、头衔、财富等的继承就是婚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日耳曼人主要实行分家习俗，父亲死了之后，所有财产大体上在几个儿子当中平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查理大帝的孙辈以《凡尔登条约》将加洛林帝国三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

这种诸子继承制有几方面的好处，首先是“不要将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如果全部家业给了一个儿子，他也许会败光所有家产（或者是他昏庸无能，或者是遇到某种灾难），所以诸子继承制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延续。

其次，贵族领地往往不是连续的整体，同一个家族因为婚姻、征服和接受封赏等原因，可能在不同地区都拥有领地，这些领地互相之间没有陆路连接，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按照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说法，普鲁士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和线索，就是普鲁士君主必须始终绞尽脑汁地保卫自己的很多片地理跨度极大、彼此之间隔着其他国家的领地。为了管理方便，很多贵族世家选择把不接壤的若干领土分别传给不同的子弟。

并且，诸子继承制对幼子很照顾，让他们能有自己的家业，也就有了更好的婚姻前景，这对整个家族是有利的。

当然诸子继承制的坏处就是容易造成家族内战，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韦廷家族都发生过兄弟相残的内战；家业可能越分越小，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势力集团。这是中世纪德意志诸侯林立的原因之一。

德意志古人当然很容易理解长子继承制对家族整体的好处（维持强大的、统一的家族势力），但诸子继承制的几个优点在中世纪还是很突出的，所以长子继承制得到普遍接受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不同地区的被接受程度和发展速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会鼓励长子继承制[56]，而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巴巴罗萨）在1158年明确主张实行长子继承制（这和施陶芬家族希望把皇位留在自己家族之内也有关系）。1356年，几个世俗选帝侯也实行了长子继承制[57]，这主要是为了控制选帝侯的数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分分合合，尝尽了分家和内战的苦头，终于在1506年规定遵守长子继承制。[58]1582年，为了控制帝国会议中的票数，帝国直属的领地被禁止分割。大多数德意志贵族家族在13—15世纪之间采纳了长子继承制（不过可能有中断，也有例外），但长子继承制在德意志仍然没有被普遍贯彻，比如迟至1654年，哥达的“虔诚者”恩斯特公爵明确拒绝实行长子继承制。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说这是因为宗教改革增强了婚姻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也让新教诸侯重返《旧约》式一家之主的传统，作为族长要为所有儿女提供生计。[59]

随着长子继承制越来越普遍，上文提到的贵贱通婚也越来越多，因为没有继承权的幼子往往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妻子，只能接受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对小贵族来说，这种事情一般可以灵活处理，但对高级贵族和统治家族来讲，贵贱通婚仍然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冲突，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贵贱通婚损害了家族的荣耀，并且可能影响家族的继承安排。

所以娶了地位较低女子的大贵族常常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提升妻子的地位。主要的办法是向皇帝求情。前文讲到的符腾堡公爵与弗兰齐斯卡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也是缺乏强大中央集权的皇帝向诸侯施压和双方利益交换的一种途径。

“幸福的奥地利”

前现代的贵族婚姻很少与爱情有关，它的一大主要功能是延续家族血脉，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政治资本、物质资本（金钱、土地）和社会资本（人脉、威望）的交易。通过婚嫁让自己的家族开枝散叶、扩展到不同地区，也是增强家族力量、提升家族荣耀的一种手段，或者用来加强政治联盟，与宿敌和解，或者攀高枝。

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的夫妻，在年龄上往往很不般配。韦尔夫五世（1073？—1120）16岁时娶了巨额财产的女继承人、40多岁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1046？—1115），她就是亨利四世皇帝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斗争期间皇帝受辱的著名“卡诺莎之行”的目击者；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Ottokar Ⅱ，1232？—1278）二十出头时娶了巴本贝格的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Babenberg，1204/1205—1266），两人年龄差距更大。玛格丽特的弟弟是统治奥地利的巴本贝格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死时没有子嗣，于是玛格丽特成了奥地利继承人。奥托卡二世之所以娶她，就是为了得到奥地利。等他得到奥地利之后，又和她离婚了。[60]

在用婚姻为家族利益服务的方面，最成功的例子要数哈布斯堡家族了。他们能够从一个相对较小的家族崛起成为近代欧洲的超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精明的婚姻政策。有一句流传数百年的名言是“让别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奥地利，去结婚吧！战神玛尔斯赐给别人的，爱神维纳斯会给你”（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Nam quae Mars aliīs, dat tibi regna Venus）。这句话有夸张的成分，但如果我们追踪哈布斯堡家族崛起的轨迹，不得不要感叹“幸福的奥地利”所言不虚。

哈布斯堡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于1452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1493年去世，在位时间很长，但他是有名的政治才干比较匮乏的一位皇帝。不过他给儿子，后来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订下一门好亲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娶了勃艮第公国的女继承人玛丽亚。于是富庶并且城市化和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尼德兰（今天的法国北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区）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使得奥地利的实力和地位有了一个巨大飞跃。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继承了父亲在婚姻政策方面的才华，让自己的儿子“美男子”腓力、女儿玛格丽特分别和西班牙的公主胡安娜（绰号“疯女”）、王子胡安联姻。此时胡安娜和胡安的父母，即“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正处于上升期，刚刚发现了美洲，崛起成为世界霸主。后来“美男子”腓力与胡安娜的儿子成为西班牙（包括美洲殖民地）、奥地利、尼德兰、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等广袤地区的统治者，他就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此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霸主。

查理五世皇帝的弟弟和继承人斐迪南一世皇帝娶了匈牙利公主安娜，她的弟弟拉约什二世是匈牙利国王兼波西米亚国王。此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入侵匈牙利，打败并杀死了拉约什二世，他没有合法子嗣，后来匈牙利贵族推举他的姐夫和内兄斐迪南一世为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从这时起，一直到1918年底，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土地一直由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靠联姻获得如此广袤的领土，奥地利不可谓不幸福。

斐迪南一世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意大利的曼托瓦公爵（贡扎加家族）、费拉拉公爵（埃斯特家族）和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族）。这三个国家都是意大利的强国和有价值的盟友。

伟大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也通过儿女的婚姻，在欧洲各国拓展和巩固奥地利的影响力，尤其是与奥地利的死敌普鲁士对抗。她的女儿玛丽亚·卡洛琳娜嫁给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国王（波旁家族），此时波旁家族统治着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帕尔马，是欧洲一霸。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另一个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最后不幸死于大革命的狂潮。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孙子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遇上了强敌拿破仑，多次战败，维也纳也曾被法军占领。拿破仑渴望得到合法的继承人，而奥地利需要与强大的法国结盟，或至少维持友好关系，于是弗朗茨一世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了拿破仑。玛丽·路易丝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为了家族和国家所做的牺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她不嫁给拿破仑，也许整个奥地利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生存会受到威胁。

领养和过继

如果没有亲生儿子来继承家业，施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也可以接受领养和过继。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侄子等男性血统的亲戚（有时也可以接受外甥）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继承头衔和家业。这种做法可以得到大家的接受。但到了19世纪，有些穷贵族为了换取金钱利益而收养资产阶级子弟，这样双方皆大欢喜，贵族可以得到金钱，资产阶级可以得到贵族身份。德国贵族联合会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纯净”，激烈地抗议和反对这种做法，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的名字里有“冯”，是因为他被一个有贵族身份的女性亲戚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Gertrud von Ribbentrop，1853—1943，其父卡尔·贝托尔德于1884年获得贵族身份）收养，据说约阿希姆为此要向格特鲁德支付每个月450马克的终身年金。[61]这是一个通过收养来用金钱换贵族身份的例子。

这种事情甚至到了20世纪还有。德国歌手和演员奥利·迈尔（Olli Maier，1945—2011）原名“莱因哈德·迈尔”。1992年，他付给艾莉娜·艾尔茨（Erna Eilts，1921—2010）20万马克巨款，让她收养自己。艾莉娜的丈夫是萨克森末代国王的孙子，所以她的头衔是“萨克森王妃艾莉娜”。从此以后，奥利·迈尔就自称“萨克森王子与公爵莱因哈德”。[62]当然萨克森王室后代不会把他视为亲戚。

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通婚

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取得了强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贵族阶层日渐衰微。于是，本来互相之间壁垒森严的两个群体之间的通婚越来越多，一般是手头拮据但身份高贵的男性贵族迎娶富裕的资产阶级女子。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有钱的资本家千金为了获得高贵的身份，登报纸征婚，寻找一位“伯爵”；家族历史悠久的穷男爵到处相亲，寻找有钱的资产阶级女子。[63]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句名言：“我的贵族们爱基金（Fonds），我的银行家女儿们爱‘冯’字（vons）。”[64]这是各取所需的双赢。

根据一项对威廉二世时代502名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人士的研究，年轻一代资产阶级当中，与贵族结婚的已经占到28%，其中12%是与血统古老的贵族结婚。在该研究抽样的企业家子弟当中，有32%娶了女性贵族，有33%的企业家女儿嫁给了贵族。这些资产阶级当中包括犹太人。犹太血统的大资产阶级当中，有30%的男性与贵族女子结婚。[65]化学工业大亨康拉德·亨克尔（Konrad Henkel，1915—1999）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公子和布劳恩男爵；[66]著名的钢铁和军工大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深得皇帝宠幸，但拒绝了皇帝给他的贵族身份。克虏伯的儿子娶了一位普鲁士的官僚贵族之女，他们的独生女贝尔塔（Bertha Krupp，1886—1957）是整个克虏伯企业的继承人。威廉二世相信克虏伯企业对帝国来说至关重要，于是安排她与贵族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与哈尔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1950）结婚，并允许波伦与哈尔巴赫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克虏伯·冯·波伦与哈尔巴赫。[67]这算是贵族“入赘”资产阶级家庭吧。

资产阶级女子嫁给贵族之后，便获得贵族姓氏和身份，打入贵族集团，地位获得提升。然而贵族女子如果嫁给资产阶级人士，便会丧失自己的贵族姓氏和身份，地位下降。这意味着，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男性贵族享有的自由度比女性贵族大得多。所以，男性贵族迎娶资产阶级女子的现象远远多于女性贵族嫁给资产阶级男士。很多女性贵族如果不能在贵族群体中找到合适的对象，往往终身不嫁。这样的话她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父亲的贵族姓氏，保留自己的贵族身份，受到尊重。尤其是拥有大宗财产的独身女贵族往往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正如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写的：“随便什么老太太，银行里有了存款，也就有了身份。如果她是我们的亲戚（我祝福每个读者都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亲戚！），我们准会宽恕她的短处，觉得她心肠又软，脾气又好……哎，老天哪！求你也赏给我一个上了年纪又有钱的姨妈或是姑妈……”[68]

四　务实的精英：德意志贵族的教育养成

贵族受教育的目的，有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贵族子弟要学习恰当的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职业与生活做准备，这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差不多。在集体层面，贵族子弟对自己的家族乃至整个贵族阶层负有责任。往小了说，是要保证自己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并尽可能繁荣发展，获得更多荣耀和权利；往大了说，要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生存和价值观。所以，贵族孩子肩负着双重责任。

而对诸侯和君王的子弟来说，教育的意义就更重大了。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中说：“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系于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人们所谓之）襁褓之始，当其保持开放、未经发育之时，即灌输以健康的思想……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69]

教育的不平等

贵族制度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单个家庭的内部，也存在极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间也不平等。上一节讲到贵族在婚姻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其实也是这样。

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长子会继承头衔和家业，责任重大，所以长子得到的教育往往最好。长子从小就会受到谆谆教导，他长大之后会成为一家之主，整个家族的荣誉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资源有限，父母在给孩子安排婚姻时，显然最重视长子。兄弟几个都从军的话，父母往往会想方设法把长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队，比如近卫步兵团或总参谋部，其他儿子就在普通部队，比如常规的步兵团。

幼子并非不重要。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儿童夭折率很高，并且男性特别容易死于战乱、斗殴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够多的男孩当预备队。长子意外死亡而幼子继承家业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长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即便是贵族家庭，很多也没有财力为所有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在中世纪，往往是长子接受昂贵的骑士教育，将来成为骑士、统治者和军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将来当教士。

贵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场的商品。女儿们的使命主要是与其他家族的男丁结婚，从而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家族。她们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和庄园女主人，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文化，更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父母对女儿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和对儿子的投入相提并论。1935年，奥地利女贵族加布里埃拉·图恩-图尔恩（Gabriele Thun- Thurn）概括得很准确：“对儿子，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学习将来的职业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儿子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自己阶层的优秀代表。至于女儿，父母要帮助她们为生活做好准备，也就是女人持家的本领。”[70]

在贵族家庭内部，教育是不平等的。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家族的部分成员被要求做出牺牲。婚姻方面也存在不平等，也需要有人牺牲。那么，贵族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家族作为一个机构，如何诱使或迫使部分成员做出牺牲？首先，家族网络是靠山，是饭票。要对抗和背弃自己的家族，简直就是自杀。其次，有家法来做硬性规定，让次子放弃财产，把全部财产都给长子，从而维护家族利益的完整性。最后，贵族家族擅长“操控”成员的情感，唤起他们对家族的忠诚。贵族儿童从小就被灌输，家族的历史多么光辉，为了家族的利益，许多祖先做了卓越的贡献和伟大的牺牲等等；也谴责家族历史上的害群之马，描述其可耻下场；并且家里会摆满英雄祖先的画像、雕像、军服、剑等物品，让大家缅怀和纪念他们。[71]

另外，不平等当然会引发不满。尤其在长子继承制之下，弟妹们往往会对长兄产生嫉妒，引起家庭关系不和睦。贵族小说家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1781—1831）的中篇小说《长子继承人》（Die Majoratsherren）里就描写了一个家庭的长子继承人对其他亲戚的吝啬，以及其他人对他的嫉妒。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男性贵族教育

男孩受到的教育当然与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贵族可以对科学艺术感兴趣，但他们不可能以此为业；贵族可以投资商业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买卖。这些活动都是不符合贵族体面的。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为国效力，在宫廷、外交部门、行政官衙或军队为君主服务。

在中世纪盛期，身体训练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特别重要，主要是骑术和使用兵器。如果父亲不能亲自教导，就请经验丰富的教头来给儿子传授军事技能。奥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Hoico）伯爵的教导，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艺教师是著名的骑士海因里希·冯·卡尔登（Heinrich von Kalden，1175之前—1214之后）。青年贵族经常到别的宫廷受教育，充当骑士侍从和侍童，长见识，学宫廷礼仪。公爵韦尔夫五世“宫中秩序井然，因此两个公国的最尊贵的人都争先恐后把儿子托付给他教育和训练”。[72]

除了预定要当神职人员的孩子之外，大多数贵族子弟很少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贵族孩子早期的教育大多在家中完成，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往往是神职人员，即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所以贵族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在家受教育（homeschooling）的学生，一般不会去上公立学校，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是这样。而贵族女孩在家受教育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为了省钱，往往出现邻近的好几家贵族聘用和分享同一个家庭教师的现象。1699年舍恩博恩（Schönborn）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课程安排留存至今，让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贵族孩子是多么辛苦：早晨5点起床，复习预习；9点到10点半听家庭教师讲课，然后才吃早饭；练法语会话；午饭；中午可以玩一会儿鲁特琴；学法语；下午3点开始学法律，然后练击剑、舞蹈、骑术等符合贵族身份的运动。[73]

总的来讲，到15世纪，大部分贵族一般至少通文墨（一般除了母语还懂一些拉丁文），会简单的算术。到17和18世纪，贵族还要学习法语、地理、欧洲文学、各国王朝的历史和一些法律知识。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与仆人和农民打交道，以及骑术、打猎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教育也变得更重要。15世纪末之后，南德贵族开始流行到大学学习法律，北德贵族紧随其后。预定要去教会发展的天主教贵族子弟可以去精英的耶稣会中学，然后去德意志之外（一般是意大利或法国）读大学。[74]

贵族少年可以去专为贵族子弟服务的“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为进入宫廷做准备，主要学习骑术、礼节、舞蹈、击剑、音乐等，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教育。骑士学校起源于西欧和南欧，后来发展到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贵族子弟起初也会去法国的骑士学校就读。1594年，德意志的第一家骑士学校在图宾根建立，随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贵族教育机构，比如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33—1714）在1687年开办的沃尔芬比特尔骑士学校，它开设神学、法学、历史、数学和语言课程。公爵希望运用这所学校把当地贵族争取来为宫廷服务，并与本国之外的贵族建立联系。共有超过340名贵族子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其中只有20%来自不伦瑞克本地，有10%学生属于公子和高级贵族。[75]到了19世纪，绝大多数骑士学校要么解散，要么改为现代化的文理中学。

除了书本知识和舞蹈击剑等贵族所需的社交技能之外，旅行的历练也很重要。文艺复兴以后，贵族子弟在结束教育之后，如果家庭条件许可，还往往会去“壮游”（德文“Kavalierstour”或“Bildungsreisen”，英文“Grand Tour”）。壮游是贵族子弟的一种传统旅行，从事该活动的人群范围后来也扩展到富有的平民阶层。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壮游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接触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接触欧洲各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一次壮游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通常有博学的向导或教师陪伴。德意志贵族壮游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而较少去西班牙、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76]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长于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别喜爱阳光明媚并且与古典文化有关联的意大利。德意志贵族子弟一般在14岁至20岁去“壮游”。为了交际，也为了省钱，他们常常成群结队，由一名家庭教师陪同和监督。他们会去参观著名的大学城，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但更重要的是拜访各地的君主宫廷和豪门大族，以汲取上流社会社交的经验，也许能缔结有价值的友谊或盟约，也许还能邂逅合适的结婚对象。换句话说，贵族壮游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不是为了结识平民阶层的人，而主要是为了和外国的本阶级人士（外国贵族）攀附结交。如果有机会在某位君主的宫廷服务，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回家之后，壮游的经历也是很好的谈资，说不定足够在社交场合吃一辈子了，还可能因此得到贵妇、小姐的青睐。

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1670—1733）还是世子时的“壮游”很典型。年满17周岁后，1687年5月19日，他化名“莱斯尼希伯爵”，在家庭教师哈克斯特豪森、医生巴托罗缪博士和另外三人陪同下，开始长途旅行，从莱比锡出发，途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去往巴黎，拜访路易十四的宫廷；然后转到马德里，得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接见；随后访问葡萄牙、英格兰、荷兰、丹麦、瑞典，之后途经法兰克福、纽伦堡、奥格斯堡、慕尼黑和因斯布鲁克，到威尼斯体验狂欢节；从意大利返回，取道维也纳，拜访皇帝的宫廷，最终于1689年4月28日回到德累斯顿。他给父亲定期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欧洲几个大国的宫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审美和理念影响极大。旅行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冒险、爱情故事和决斗。[77]

新时代的文理中学、大学和军校

随着现代国家的萌芽与发展，公务员、军人、外交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了，要求越来越高。186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强制要求军官必须有中学毕业文凭。普鲁士没过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学历要求。[78]贵族在家里受的传统教育和“壮游”的经验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求。骑士学校也不足以培养孩子成为合格的现代官僚、外交官或军人。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骑士学校逐渐关门。有的骑士学校也吸收了新形势下需要的课程（自然科学、现代语言等），比如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地区天主教贵族常去的贝德堡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 Bedburg，1842—1922），但这些学校渐渐也跟不上时代了。[79]

德意志的“市民知识分子”（Bildungsbürger）阶层在19世纪凭借优异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文化，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贵族的有力竞争者。现代化的文理中学（Gymnasium）教育是“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兴起的重要因素。1806—1815年，在拿破仑的威胁和压力之下，普鲁士的中兴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两人都是贵族）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由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负责。他的努力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理中学。这些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自然科学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应当像启蒙时代那样只讲求目的和实用，教育的宗旨不应当单纯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而是要全面培养人的精神与品格。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普鲁士文理中学赞扬道：“普鲁士人对它们很满意，也为之骄傲。他们有理由满意和骄傲，因为文理中学筹划得非常聪明，能满足他们非常聪明的要求。”[80]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认为德意志文理中学比同时期英国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公学更为开明。德意志文理中学的使命是培养聪明而有文化的官员，所以不像英国公学那样喜欢给学生填鸭式硬灌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学者在古典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让孩子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哲学与社会产生兴趣，这样的话，“费希特，甚至洪堡，培养出的人才即便不是哲人王，也是哲学家官僚，可以成为治理普鲁士的栋梁之材”。另外，德意志文理中学的有组织体育运动比英国公学少得多，后者似乎过于重视体育了。[81]

有的贵族刻意与资产阶级气味浓厚的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体制拉开距离，但也有不少贵族开始和平民孩子一起就读文理中学。不过19世纪的文理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家境富裕或至少小康的资产阶级家庭，贵族属于少数。一位英国访客钦佩地说：“德意志贵族子弟和商业阶层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课，并不为此感到羞耻。”[82]

大多数贵族子弟会入读私立的寄宿中学。以奥地利为例，最受贵族欢迎的寄宿中学有维也纳的特蕾西亚学校（Theresianum）、位于费尔德基希的晨星（Stella Matutina）耶稣会中学、卡尔克斯堡耶稣会中学（Kollegium Kalksburg）等。贵族男孩一般十岁进入这样的寄宿中学，每年只能回家休假两三次。这几所学校以纪律严格著称，尤其是在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特别强调朴素、克己和服从。孩子们往往很早起来，饿着肚子做晨礼，学习时间很长，自由活动很少。奥匈帝国末代皇后济塔的哥哥、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爵克萨维尔（Franz Xaver von Bourbon-Parma，1889—1977）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投入达豪集中营，他后来说，自己幼年在晨星耶稣会中学的生活为他后来的集中营牢狱之灾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在中学就学会了忍饥挨饿和吃尽各种苦头。这种严峻的寄宿学校生活可以被理解为磨练品格、培养忍耐和自制力的方式。而共同经历过这种考验的同学往往成为挚友。[83]

文理中学为上大学做准备。因为家境优越，很多贵族子弟可以在欧洲各个著名大学游学听课，而且他们往往更享受大学生的自由生活，所以很多贵族大学生并不会完成学业、拿到文凭。他们也不在乎。这种情况到19世纪后半叶才改变。[84]就读大学的贵族子弟常选择的专业是法学，因为这样能为当法官和行政长官做准备。19世纪，即便贵族子弟将来要继承家里的庄园、从事农业，也很少学农学、林学等专业。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贵族子弟才比较多地选择农学、林学等实用性强的学科。有的大学受到贵族的偏好，因为贵族在这些大学里比较容易拿到文凭，比如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和耶拿大学。而哥廷根大学“成了全德贵族阶级所认可的学校，贵族青年都到那里去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同时也在那里学习礼貌和风度”。[85]大部分贵族读大学不是为了成为专业学者，而是为了拿到文凭，以便将来当官。[86]威廉二世皇帝年轻的时候也进过大学，但不是因为追求学术，而是为了“向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做一个友好的姿态”，所以他在大学待了四个学期，主要是享受大学生社团（Studentenverbindung）的快乐生活，而没有拿文凭。[87]对很多贵族，比如年轻的俾斯麦来讲，大学生活就是饮酒作乐、打打闹闹，是愉快的时光，而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奥匈帝国的皇太子鲁道夫（弗朗茨·约瑟夫之子）曾批评，贵族大学生因为惯于舒适和享乐，学习成绩一般不如市民阶层的大学生。[88]

在大学里，贵族的主要社交生活是参加形形色色的大学生社团。德意志的大学生社团很有特色，往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尽管有些传统在现代人看来显得怪异），有色彩和设计独特的服装、帽子、缎带等（合称“Couleur”）和规章制度。“Corps”是大学生社团的一种，比较精英主义，超越种族、民族、宗教和党派的限制。“Corps”这个词源自拉丁文，本意是“身体、团体、集体”等，军队编制里的“军”（在集团军与师之间）也用这个词，不过德语的“军”现在一般写作“Korps”。作为一种大学生社团的“Corps”不太好翻译，暂且就用原文吧。形形色色的“Corps”很多，参加“Corps”的往往是富裕而懒散的大学生，包括贵族。不过即便到1900年，贵族在德国大学生中也占少数。“19和20世纪之交，‘Corps’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8%。”“Corps”的新成员要经受一系列考验，参加许多仪式，才被大家接受。“Corps”的仪式感非常强，有句名言是“喝酒作乐这种不严肃的事情，需要严肃的仪式来管理”。击剑决斗（Mensur）是“Corps”常见的元素，大家必须表现出勇气、冷静和始终愿意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接受挑战。大学毕业之后有职业和收入的旧成员（Altherr，字面意思是“老先生”）出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的自由／放荡生活、伙伴情谊的怀旧，往往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学弟们。而“Corps”的关系也构成人脉网，对大学生的未来生涯有很多帮助。[89]

图7-4　1858年的一个大学生社团（画作作者不详）

既然从军是贵族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那么许多贵族子弟在军校（Kadettenanstalt）受教育就不足为奇了。普鲁士的第一所军校开办于1645年，萨克森的第一家军校创立于1692年，巴伐利亚的军校始建于1756年。这些早期的军校都只接纳贵族，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面对局势压力才开始招收资产阶级子弟。迟至1910—1914年，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著名军校培养的约1200名军官学员中仍有386人是贵族。[90]

19世纪的德意志军校招收十岁及以上儿童，学员要待6到8年，毕业之后获得军职。19世纪40年代起，德意志军校的课程其实和普通文理中学类似，但更强调数学和现代课程，而不是古典学。军校生活严酷而艰苦，是“极权主义”的机构。学员5点半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一天中的每一分钟都处于管制之下。他们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绝对服从上级、坚定不移地完成任务。只有到了高年级，学员才学习军事，但对低年级学员来说，军队的气氛同样弥漫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军校培养的主要是钢铁意志、坚忍不拔和其他军事美德，对学术成绩不太看重，对道德情操和审美更是不以为然。不过军校的使命主要是培养一线作战军官，所以这种教育方式很合适。[91]许多贵族世家世代从军，常常也是很多代人都受过同一所军校的教育。年轻的学员在军校食堂用餐时，说不定就坐在自己的父辈或祖先的同一个位置，用的是同一套餐具。[92]这是贵族军事传统延续性的突出体现。

图7-5　身穿“Couleur”并佩剑的大学生（Georg Mühlberg绘）

图7-6　1717年，柏林，站岗的军校学员（画作作者不详）

贵族女性的教育

如果说贵族男性的教育很少鼓励他们追求知识和文化本身，那么贵族女性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女孩受到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吸引未来的理想夫君，以及成为主持家庭的女主人。第二帝国时期柏林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和俾斯麦的好友，出身符腾堡贵族的希尔德加德·冯·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Hildegard von Spitzemberg，1843—1914）说，绝大多数德意志贵族女性受到的教育都极差，她们对家庭之外的世界也没什么兴趣。[93]这话也许有谦虚和自贬的成分，因为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自己就是在文化人与政治家当中游刃有余的贵族女才子。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贵族女孩除了在家受教士或家庭教师的教育之外，到一定年龄后可以去教会女校（Damenstift）。贵族女孩也可能被送到修道院受教育。1223年，乌尔里希·冯·达克斯贝格（Ulrich von Dachsberg）赠送温德斯托尔夫主教区修道院一块土地，条件是让他的女儿在那里“免费吃住，直到她把《圣经·旧约》中的《诗篇》卷全部学会”。修道院里的教师（大部分为修女）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所以使用大量德语材料，较少用拉丁文。不知为什么，对中世纪贵族女性教育来说，《诗篇》似乎特别重要，简直是必修课。修道院长阿尔伯特·冯·施塔德（Albert von Stade，1187之前？—1256至1264）描述著名的贵族女学者、科学家和圣徒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时说，她“像其他贵族青年女子一样，除了《诗篇》卷，别的什么都没有学过”。13世纪的艺术家塑造的贵妇形象很多都手拿《诗篇》。[94]

虽然中世纪大部分德意志贵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贵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泽拉（Gisela von Schwaben，989？—1043）和她的儿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图的艾格尼丝（Agnes von Poitou，1025？—1077）是两位有名的识文断字的女政治家。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一世（？—1140）的女儿尤迪特（1130？—1174）后来成了波西米亚王后，她“在科学知识和拉丁语方面的造诣很深”。[95]

近代，贵族女孩到女子寄宿学校（Mädchenpensionat）接受教育成为风尚。最有名的一家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要数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Magdalenenstift in Altenburg），它始建于1665年，原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自己妻子玛格达莱娜准备的住所，以便自己死后妻子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建筑没有完工，公爵夫人就去世了。1702年，宗教诗人和慈善活动家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Henriette Catharina von Gersdorff，1648—1726）男爵夫人请求当时的公爵将这栋建筑改为慈善机构，供生活无着的贵族女子容身，并为贵族女童提供恰当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话没说答应了。于是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从1705年开始运营，到1970年解散时共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纳粹时期曾被禁止）。女童7岁入学，可以待到17岁。教师主要是牧师和在学校工作的贵族女子。[96]

这些贵族女校的宗旨不是培养女才子，而是培养社交能力和持家技能，课程有英语、法语、女红、绘画、钢琴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意志的很多贵族家庭渐渐陷入贫困，于是贵族女校开始提供实用课程，比如1900年玛丽亚·冯·塔登（Marie von Thadden）在卡塞尔开办的学校教贵族女孩烹饪、洗衣、园艺、养鸡和护理等技艺。这种课程的授课时间一般只有一年。[97]1907年，德国最大的贵族社团和互助组织，德国贵族联合会得到慷慨资助，在萨克森的勒比肖（Löbichau）建立一家“女子经济学校”，每年招收36名贵族女生，培训烹饪、烘焙、做果酱蜜饯、洗衣、熨衣、手工、园艺、缝纫、养家禽等实用技能。1918年之后，对大量家境败落的贵族女子来说，这些技能越来越成为救命稻草。[98]

贵族反智主义？

纳粹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1890—1978）献给希特勒的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里有句名言流传至今：“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给我的勃朗宁手枪打开保险！”（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后来有人错误地把这句话归于希特勒、戈林等人，以挖苦他们的粗鄙。[99]不过，在19和20世纪，其实颇有一些德意志贵族对“文化”真的是恨不得掏出手枪。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资产阶级凭借教育、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各行各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对他们来讲，教育至关重要。很多资产阶级人士从小听着母亲的钢琴音乐长大，自幼学习多种语言，长大之后成为工业、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领导者。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点并不夸张。

然而对贵族（尤其是小贵族）来讲，教育却没有同等的崇高地位。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念是鼓励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贵族的教育观念是培养同质化的群体，反对突出的个人主义。贵族阶层日渐受到风吹雨打，面对资产阶级的强力竞争而逐渐衰微。越是走下坡路，贵族就越需要固守自己的思想准则和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拉开距离，并维持优越感。[100]

贵族，尤其是高级贵族，在资产阶级风格的新型教育体制里其实表现得不错，往往拥有很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190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当时有46名贵族从事写作，其中不少人还小有名气。[101]拥有博士学位的贵族也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来。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伞兵军官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男爵（Friedrich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e，1907—1994），不仅是贵族，还拥有法学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不过，贵族对教育的态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一般来讲，德国西部和南部贵族对教育更为重视，文化水平也更高。北德，尤其是普鲁士容克，作为不学无术的“土老帽”，成了漫画的嘲讽对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部分贵族没有文化，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与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搜集的大量贵族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材料中，贵族对自己少年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回忆往往是：可憎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沉闷无聊的上课时间、对糟糕的考试成绩无所谓；反抗乃至殴打非贵族出身的教师和校长；受到左翼教师教唆的资产阶级同学辱骂和攻击贵族学生。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主导，作为学生当中少数派的贵族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受威胁，他们对教育的排斥有反资产阶级的意味。[102]就连俾斯麦也说，在中学里，“我姓氏前面的‘冯’在我与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对于我的童稚的快乐是一种不利。我在格劳恩修道院的中学时，也忍受到了某些老师对贵族所怀有的憎恨，而这种憎恨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中，是作为对1806年以前时代的回忆而延续了下来的”。[103]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Joachim v. Winterfeldt-Menkin，1865—1945）是普鲁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员，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对走上学术道路的亲戚、大学教授保罗·冯·温特菲尔特的描述却相当负面。保罗满脸胡须，高度近视，离群索居，住在寒酸的公寓里，除了成柜的书，几乎家徒四壁。温特菲尔特家族的人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官员（也就是普鲁士贵族的传统职业），保罗与家族之间的鸿沟很深，交往很少。这个研究中世纪历史的老学究几乎被亲戚完全抛弃。现代学术具有资产阶级色彩，并不是传统的贵族行当，即便是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也不会得到贵族的尊重。[104]有一位贵族被其他贵族戏称为“书虫”，其实他仅仅经常阅读有关狩猎的报纸而已。[105]

那么贵族尊重什么呢？博吉斯拉夫·冯·塞尔肖（Bogislav von Selchow，1877—1943）出身普鲁士军官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军官，魏玛时期上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讲过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个段子。因为搞体育运动时出事故，他的大脑受到“震荡”，拉丁语考试不及格。于是他写信给首相俾斯麦，引用了一句拉丁文来赞颂他。俾斯麦在回信里表扬了他的拉丁文。塞尔肖把俾斯麦的信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到俾斯麦已经发了话，只得给他及格。[106]塞尔肖后来成为大学者，但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花招”津津乐道，这可以体现贵族对教育的观念：书本知识比不上头脑灵活和性格坚定，而这些品质，他们相信是贵族与生俱来的。

俾斯麦曾讥讽地说，资产阶级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三代就开始学艺术史了。[107]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说：“有三位德国伟人，大家只要听他们的话就足够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分别是农民、君主和贵族。德国人需要知道的，这三位都已经说得足够多了。”有右翼色彩的大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也说：“对正派人来讲，50本书就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教育’。”[108]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部分贵族对文化的轻蔑。

典型的贵族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肤浅知识”[109]，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贵族喜欢的是广度。无论什么话题，艺术、建筑、宗教、文学、博物学、法律等等，贵族都能侃侃而谈，知识面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任何一个领域他们都没有深度。贵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浅尝辄止的广泛涉猎以及它带来的愉悦。贵族是杂家，不是专家，也不想当专家。在社交场合，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冗长而专业的喋喋不休令贵族厌恶。[110]贵族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贵族天生的优雅、智慧和鉴赏力，赋予其文化上的权威和创造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学不来的（专门学习甚至对其有害），是专属于贵族的。[111]

培养未来“精英”的右翼教育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仍然坚信自己身为传统精英，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与社会领导者。为了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培养新的“领袖”，贵族做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27年在图林根艾森纳赫附近一座贵族庄园建立的“艾利纳学校”（Schulgemeinde Ellena）。它集中体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部分德国贵族的保守和右翼思维模式。

该学校的创建人和校长是个出身资产阶级的怪人，名叫“古斯塔夫·胡恩”（Gustav Huhn，1901—？）。他得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贵族的支持，包括德国贵族联合会领导人瓦尔特·冯·博根（Walter von Bogen）和“绅士俱乐部”（也是贵族参与的一个重要社团）莱茵兰分支的主席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Albrecht Prinz von Hohenzollern，1898—1977）⁽²⁾。胡恩向贵族的呼吁是，他们应当承担起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和国、反对议会民主制的重任。他对贵族极尽谄媚，再加上他的反民主思想与许多贵族臭味相投，让他赢得了很多贵族在金钱和思想上的支持。

按照他的设想，艾利纳学校应当是超越不同地区和宗教的，面向全体德国贵族，培养新一代领导人。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很常见，他自己的特色在于一种神棍式的说教，颇有神秘主义色彩：“古老的巨龙在拼死搏斗。这时，基督的战士米迦勒跳上白马，他的盾牌熊熊燃烧如烈日。基督万岁！第三帝国万岁！”⁽³⁾胡恩既推崇贵族的高贵血统和种族主义，又带有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贤能政治”色彩，主张年轻贵族通过努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艾利纳学校的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国民经济学、艺术史，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宇宙共同体”这种玄乎的形而上学。有意思的是，艾利纳学校还有一门专门培训农民和工匠的课程，招收无业平民青年。课程的目的是让未来的领导人，即贵族子弟，与下层有直接的接触，练习自己的领导技能。[112]

艾利纳学校并没有取得胡恩吹嘘的成绩，反而引起了贵族内部的争吵。有不少贵族对胡恩和他的学校发出了质疑和抨击。尤其是巴伐利亚天主教贵族指责“胡恩的愚蠢教导”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不符合贵族传统的保守主义，违反贵族的君主主义思想。[113]巴伐利亚贵族卡尔·奥古斯特·冯·德雷克塞尔伯爵（Karl August Graf von Drechsel）说，胡恩的课程“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与基督教精神抵触……把旧的反天主教思想、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混合在一起……是后果严重的乌托邦幻想，比希特勒还夸张”。卡尔·冯·阿雷廷男爵（Karl Frhr. v. Aretin，1884—1945）⁽⁴⁾甚至说，胡恩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胡恩是列宁思想的传播者。[114]最后艾利纳学校于1932年1月因为财政原因而关门。[115]德意志贵族教育的一个荒唐篇章就这样结束了。胡恩不是纳粹党人，但他的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是很普遍的；支持胡恩的那些贵族，后来很多成为纳粹党人，或是纳粹的同路人。

五　童话国王、骑士诗人和贵族作家：德意志贵族与文学

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在比较19世纪德、英、俄三国贵族时提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观点：德意志和英国贵族对文学的贡献很小。利芬认为，对世界文学有影响力的德意志贵族作家勉强只有一位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英国只有拜伦。而俄国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丘特切夫和屠格涅夫这样一大批世界级的文豪。[116]

当然，利芬没有把歌德和席勒这样出身市民阶层，后来得到贵族身份的人算作贵族文学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者和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祖先曾经拥有过贵族身份，不过从17世纪开始放弃了。但施莱格尔于1815年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得了一枚骑士勋位，于是开始自称“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17]

利芬说的有没有道理，欢迎读者诸君自行评判。熟悉德语文学史的朋友会知道，德意志贵族与文学历来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在古典和浪漫派时期，德意志贵族当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能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相比有些逊色，但仍然是德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瑰宝。另外，德意志贵族对文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亲自提笔创作上，还体现在贵族对文学和文学家的赞助与提携方面。

本节首先梳理德意志贵族作为文学的赞助者与消费者所发挥的作用，然后大致遵循时间顺序，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贵族作家。为了节约篇幅，也是为了效仿利芬，本节不会涉及歌德和席勒那样出身市民阶层，但后来被册封为贵族的作家。

德意志的梅塞纳斯：贵族作为文学赞助者与消费者

贵族担当文学艺术赞助人和供养人的历史非常悠久。德语中“赞助文艺”这个词“Mäzenatentum”的词源是“Maecenas”这个名字，即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公元前68—前8），他是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挚友和谋臣，也是著名的文艺赞助者。梅塞纳斯在选择诗人加入自己的朋友圈子时颇具慧眼。大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曾得到梅塞纳斯的提携和资助。维吉尔通过梅塞纳斯认识了奥古斯都。人们普遍相信，是奥古斯都敦促维吉尔开始了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伟大工程。[118]

从古至今，德意志贵族以梅塞纳斯为榜样，大力赞助文艺，提携和帮助文人。这么做的理由部分是附庸风雅、追求虚名；部分是为了拉拢文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用名人的光辉给自己的统治增添光彩与威望；当然也有贵族恩主对艺术特别爱好，真心实意地喜爱甚至崇拜艺术家。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艺术形式，如绘画（肖像、纹章等）、建筑、雕塑、音乐、芭蕾歌剧等，也是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形式的功能和作用与文学类似。贵族是这些艺术作品的消费者；这些活动是贵族的休闲，也是他们地位的象征。

德意志贵族赞助和消费文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发源于12世纪中叶的德意志骑士-宫廷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很短暂（大约在1170—1250年），却是德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贵族／骑士是文学的承载者，宫廷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宫廷的主人（贵族）是恩主，骑士文学通常是受恩主的委托而创作的，所以可以说骑士文学是一种御用文学。当然，有的作者本身也是贵族和骑士。德意志的骑士文学在很多方面借鉴和学习了法兰西的骑士文学，也受到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接触东方文化的影响。[119]

我们先谈骑士文学的贵族赞助者，下文会介绍几位贵族创作者。

骑士文学在中世纪最著名的赞助者可能要数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他统治下的瓦尔特堡成为德意志宫廷叙事诗的中心之一。除了著名的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Wolfram von Eschenbach，1170—1220），他还赞助过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Veldeke，1150？—1190？）、福格威德的瓦尔特（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1170？—1230？）等德语文学史尤其是骑士文学史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著名的“瓦尔特堡歌唱比赛”（Sängerkrieg auf der Wartburg）就发生在赫尔曼一世的宫廷，这是德意志文化史上的美谈，不过可能只是个传说。大约1206年，六位歌手／诗人聚集在赫尔曼一世的宫廷，比试才艺，参赛选手包括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茨威特尔的莱因马尔（Reinmar von Zweter，1200？—1248）、比特罗尔夫（Biterolf，13世纪）和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根据比赛规则，失败者将被斩首。五位诗人和歌手使出浑身解数歌颂赫尔曼一世，只有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歌颂自己的主公奥地利大公，说他是太阳，其他君主只是星辰。于是其他五人歌颂赫尔曼一世是白昼，说白昼来得比太阳更早，并宣布自己胜利。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即将被处死，后来得到赫尔曼一世之妻的庇护，缓刑一年。他要利用这一年的喘息之机去找歌唱大师克林格索尔（Klingsor），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克林格索尔最后证明，太阳比白昼更早到来，于是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获胜[120]。

图7-7　瓦尔特堡歌唱比赛，出自《马内塞古诗歌册子本》

到了德意志历史的近代，最有名的贵族恩主与艺术家的故事，除了萨克森-魏玛大公与歌德的友谊之外，也许要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与里夏德·瓦格纳的惺惺相惜。路德维希二世是著名的“童话国王”，是狂热的城堡修建者，他一掷千金建造的新天鹅堡（Schloß Neuschwanstein）在当年被认为是君主的狂想和奢侈浪费，但在今天是巴伐利亚的重要旅游景点和收入来源。路德维希二世天性敏感脆弱，耽于幻想，可能有同性恋倾向。他对瓦格纳顶礼膜拜，几乎到了痴情的地步。他是瓦格纳的命中贵人，若没有国王的大力支持，瓦格纳的很多作品（既是音乐，也是文学）未必能顺利出世和上演。瓦格纳在政治上是有名的激进派，而且生活放荡不羁，挥金如土，所以时常债台高筑，在德意志各邦乃至国外被警察或债主穷追不舍。路德维希二世在15岁时看过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从此对他五体投地。1864年3月4日，国王首次接见瓦格纳，从此德意志历史和艺术史上一段伟大的友谊开始了。瓦格纳在国王的“供养”之下获得财务自由，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在我高贵的朋友的庇护下，最沉重的生活压力再也不会动我一根毫毛了。”[121]国王对瓦格纳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不仅帮助他还清了所有债务，国王的私人预算也可供他支配。瓦格纳搬入国王提供的豪宅，国王还把自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乡间别墅腾出来给瓦格纳使用。[122]著名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就是在路德维希二世赞助下于慕尼黑首演的。后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建造自己的歌剧院时，也仰仗国王的慷慨解囊。两人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国王在信中称他为：“我挚爱的人！天神般的朋友！”瓦格纳则回答：“亲爱的、忠实的、我唯一所爱的人！”[123]

贵族作为创作者：从中世纪到巴洛克时代

谈到身为贵族的文学创作者，也要从中世纪的骑士-宫廷文学讲起。

贵族宫廷往往是流光溢彩、莺莺燕燕的场所，自然也少不了男女私情。熟悉欧洲文学的朋友都知道“典雅爱情”或“宫廷爱情”（英文“Courtly love”，德文“Minne”）这种文学母题。顾名思义，这种爱情以宫廷为背景，但一般是骑士与有夫之妇（并且往往是自己领主的妻子）之间的爱情，或者说私情。贵妇人与其情人的关系酷似领主与家臣，情夫对他神圣的情妇表现出完全的尊重、忠贞和崇拜。贵妇人永远是美丽的，因为美丽不是指相貌，而是指身份高贵。骑士为女主人献殷勤，表达精神上的爱慕。这种爱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爱，而是“提高了的觉悟，美化了的姿态，是对本能冲动的净化，因此是教育人、督促人上进的力量。骑士就是靠这种力量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完善自己……他期待的‘报酬’（lohn）仅仅是女主人用一个眼神、一句问候或者丢下一块手帕表示认可，而他就满足了”。[124]

这种故事最早出现在法兰西南部的阿基坦、普罗旺斯等地，时间大约是11世纪。以这类故事为蓝本，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12至14世纪的德意志，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宫廷爱情”的故事和诗歌，称为“骑士爱情诗”（Minnesang）。这是德意志骑士文学三大门类之一，另外两种是宫廷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作和演唱这些作品的艺术家被称为“骑士爱情诗诗人”（Minnesänger，字面意思是“爱情歌手”）。德意志的骑士爱情诗诗人和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与法兰西北部的游吟诗人（Trouvère）类似。他们关于“宫廷爱情”的文艺作品起初是宫廷和贵族的消费品，后来受众范围渐渐扩大。骑士爱情诗是德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虽然主要以史诗闻名，但也创作关于“宫廷爱情”的抒情诗，所以他也算是骑士爱情诗诗人。

骑士爱情诗诗人当中有大贵族，比如14世纪的《马内塞古诗歌册子本》（Codex Manesse）里列出的骑士爱情诗诗人当中有国王、公爵、伯爵，甚至还有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有的骑士爱情诗诗人是家臣，也就是无自由的骑士。总的来讲，骑士爱情诗诗人属于贵族阶层，他们的艺术创作和表演是为了娱乐本阶级的人，他们不是贵族雇用来提供娱乐的职业艺人。

最早的骑士爱情诗诗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冯·豪森（Friedrich von Hausen，1150？—1190）出生于男爵家庭，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宫廷扈从，在这位“红胡子”皇帝领导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战死。他的一首诗歌探讨了“爱情”和“上帝”，即为“女主人服务”和为“上帝服务”之间的矛盾。这两项义务不能兼顾，他最后选择拒绝“爱情”：

我的心灵和我的躯体想要分离，

可它们待在一起已经这么长时间。

躯体渴望为反对异教徒而战，

心灵却公开选择了一位妇人。

长久以来，这一直是我的负担，

它们二者再也不愿携手同行，

这么大的不幸，我无能为力，

唯有上帝才能平息这场争端。[125]

巴伐利亚骑士和诗人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被誉为德意志中世纪最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126]从他的作品看，他可能是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的家臣。他在诗歌中说“当骑士打仗是我的天性”[127]。他的代表作史诗《帕西法尔》（Parzival）是现存最早的德语“圣杯”骑士传奇作品，也是中世纪的“畅销书”。主人公帕西法尔出身于负责守护圣杯的家族，但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神秘出身。他原本是个幼稚的孩童，逐渐接受教育和磨炼，经历爱情与冒险，吃了不少苦头，犯了许多错误。第一步，他获得骑士的武艺和勇气；但这还不够，他还需要懂得骑士的品德与义务，懂得克制与节度。这些还不足以让他成为完善的人，因为他遇见身患重病的渔王（即守卫圣杯的国王，也是他的舅舅）竟然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嘘寒问暖。经历更多磨难和教育之后，他终于忏悔，问候渔王：“舅父，你身体如何？”这简单的一句话表明帕西法尔已经大彻大悟。渔王因此痊愈。最后帕西法尔继承圣杯堡的王位。

沃尔夫拉姆的另一部作品《维勒哈尔姆》（Willehalm）讲的是法国南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有点像《罗兰之歌》；但有意思的是，主人公维勒哈尔姆娶了穆斯林君主的女儿，还任用一名拒绝接受基督教的穆斯林俘虏伦纳瓦尔特。这个伦纳瓦尔特是非常正面的形象，品格高尚、武艺高强。[128]除了这些骑士题材作品外，沃尔夫拉姆还是有名的“骑士爱情诗诗人”，有九首抒情诗留存至今，其中五首是典型的“宫廷爱情”题材的“破晓歌”。这种题材源于普罗旺斯，一般写的是骑士与贵妇人缠绵厮守一夜，到天亮时骑士必须离开，以免毁了贵妇人的名节。沃尔夫拉姆被认为是德意志破晓歌的真正缔造者。[129]

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出生于奥地利下层贵族，曾在奥地利公爵（巴本贝格家族）、施瓦本的菲利普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施陶芬家族）、图林根、迈森等宫廷服务。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骑士爱情诗，并且对典雅爱情的理念有所发展。在他笔下，爱情不再是高贵的女主人和身份较低的青年骑士之间“服务”和“报酬”的关系，而是男女平等的真正爱慕。所以贵妇之所以值得爱慕，不是因为她的等级，而是因为她的美德；平民女子如果品德高尚，也可以成为爱情诗的描写对象。[130]在韦尔夫家族与施陶芬家族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瓦尔特坚决支持后者，希望施瓦本的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的幼子）“戴上那顶宝石王冠”（出自名诗《我听见潺潺流水声》［Ich hôrte diu wazzer diezen］），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皇帝；瓦尔特对坚持割据的诸侯和制造分裂的教宗深恶痛绝。所以他写了很多政治格言诗来表达自己的政见，比如《我坐在岩石上》（Ich saz ûf eime steine）：

有三件东西怎么才能获得，

而且缺一不可。

前两件是尊严和财富，

它们早就成了障碍，常常招灾惹祸。

那第三件是上帝的恩泽。……

和平与正义被置于死地，

只要它们不恢复，

那三者就少了必要的保护者。[131]

在瓦尔特心中，只有强大的皇帝才是“尊严和财富”“上帝的恩泽”的“保护者”。不过有意思的是，施瓦本的菲利普于1208年遇害，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成为皇帝，瓦尔特又在另一首诗里支持新皇帝。[132]

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和福格威德的瓦尔特应当算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贵族创作者当中最优秀的代表。⁽⁵⁾

到了巴洛克时代，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是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大力赞助和支持文艺、建筑和科学等。他崇拜路易十四，在自己的宫廷推行法国文化，说法语；1690年在不伦瑞克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歌剧院，邀请一大批著名的作曲家和歌手到不伦瑞克。他慷慨解囊，扩建著名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更了不起的是，公爵本人也是文学创作者，涉猎广泛，在德语文学史上留名。他可以算是德语历史小说的先驱之一，著有小说《尊贵的叙利亚女王阿拉梅娜》（Die durchlauchtige Syrerin Aramena）和《屋大维娅，罗马故事》（Octavia. Römische Geschichte）。前者试图证明神确立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撼动的，后者则借古喻今[133]，一直到他去世前才写完，为他奠定了在17世纪德意志文学史上的地位。安东·乌尔里希在学生时代就写诗，1656年结婚时为了庆祝自己的婚礼，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芭蕾》。他还创作了许多清唱剧、歌剧和宗教诗歌。“他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把沃尔芬比特尔这个小小的邦国……提升为德意志的文化中心之一。”[134]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乌尔里希的父亲奥古斯特公爵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的4万册藏书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安东·乌尔里希的母亲伊丽莎白是有名的女才子，创作了一些诗歌、歌剧唱词和小说。[135]

19世纪：贵族作家群星闪耀

到了19世纪，德意志贵族更加活跃地参与到文学活动当中。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本身就习惯于阅读。读小说是贵族（尤其是贵族女子）重要的消遣手段，阅读各种古典作品或技术书籍（比如法学、农学和军事科学著作）也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书籍的创作者有不少就是贵族，他们涉足的都是对贵族阶层来讲特别重要的领域，比如前面讲到的法学、农学和军事科学。不过创作文学（尤其是面向市场和大众的作品）对贵族来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有失身份的事情，所以很多贵族作家要用笔名掩饰自己的身份。比如安东·亚历山大·冯·奥尔施佩格伯爵（Anton Alexander Graf von Auersperg，1806—1876）作为诗人的笔名是“阿纳斯塔西乌斯·格林”（Anastasius Grün）；奥地利浪漫派作家尼古拉斯·弗朗茨·冯·施特雷瑙（Nikolaus Franz Edler von Strehlenau，1802—1850）的笔名是“尼古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描写本阶层生活的传记、回忆录、家史等，也是贵族作家常选择的题材。

19世纪德语文学史当中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下面就大致按照年代顺序，简单介绍几位。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Georg Philipp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可以说是最才华横溢的浪漫派诗人之一，可惜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思想广博而深邃，意象奇诡而神秘，语言纯净而清晰，在同时代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对济慈、爱伦·坡和法国象征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德国现代派作家霍夫曼斯塔尔、赫尔曼·布洛赫、托马斯·曼等都曾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过养分和灵感”。[136]

诺瓦利斯出身萨克森贵族家庭，父亲是庄园主和盐务官员。9岁那年，诺瓦利斯得重病而幸免于难，此后心智突飞猛进，勤于学习，尤其精于研究哲学，而且学习过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等专业，是一位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的文人。在莱比锡大学，他和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成为好友。

对诺瓦利斯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事件，可能要数未婚妻索菲（比他小10岁）在年仅15岁时病逝。在诺瓦利斯那里，对索菲的“爱情俨然已超凡脱俗，进入了哲学，甚至宗教的领域”[137]。诺瓦利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神秘主义诗歌《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的源起就可以追溯到他在索菲墓前的一次灵异经历。他在1797年的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我去找索菲。无以名状的欣悦——突来的瞬间的狂喜——我像吹尘土一样吹开坟墓——千百年如同几个瞬间——感到她近在咫尺……”这段神秘体验就是全诗的核心。[138]《夜颂》很难读，蕴含了复杂而扑朔迷离的意象。我觉得这首诗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借助大量的研究和阐释著作，来领会作为哲学和思想诗的《夜颂》；一种是不用考虑那么多，单纯通过朗读来欣赏它的音乐美和文字美。

阿希姆·冯·阿尼姆出身柏林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普鲁士官僚。阿尼姆也学过自然科学，后来兴趣转向文学。他和另一位浪漫派作家、巨商世家子弟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布伦塔诺家族原本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贵族）是莫逆之交，后来还娶了布伦塔诺的妹妹贝蒂娜。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也是作家，著有《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是她与歌德的母亲和歌德本人的通信，以及她表达对歌德崇拜之情的日记。

婚后，阿希姆·冯·阿尼姆隐居在自己的庄园，一面当地主，一面从事创作。他和好友布伦塔诺合作，搜集整理德意志民间歌谣，结成《男童的奇异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当时正值拿破仑在德意志称霸的时代，阿尼姆和布伦塔诺挖掘整理德意志的民间文学，也是为了激发同胞“民族自强、文化自救的热情”[139]。从浪漫派作家到海涅、毕希纳乃至20世纪的霍夫曼斯塔尔都深受《男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歌德曾表示，希望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这部诗集，“放在窗台、梳妆台或者放歌谱和菜谱的地方”。通过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里夏德·施特劳斯和马勒等音乐家的谱曲，《男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力也跨越了德意志的国界。[140]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无论在德语文学史还是德意志贵族史上都是一位独特人物。他其实是法国人，出身于香槟地区的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后随家人流亡到德意志。他年少时当过普鲁士王后露易丝的侍童，因为聪明好学而得到王后的青睐，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机会。后来他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还学习植物学，参加过为俄国效力的波罗的海德意志探险家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的儿子）组织的环球科考队，去过太平洋和北极，并根据自己的科考和航海经历写了一部《环球之旅》（Reise um die Welt）。沙米索凭借自己在科学上的贡献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

沙米索15岁到了柏林之后才开始学德语，后来居然成为德语文学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德语不是他的母语，写作尤其困难，他曾说：“我以无限的艰难同诗句和韵脚作战。”但1831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之后，就已经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德意志诗人”。[141]他的诗歌往往有政治色彩，批评时政，谴责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神圣同盟的复辟政策，提出自由民主的诉求。而他最重要的小说要算《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主题是金钱并非万能。

身为法德两国的贵族，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沙米索对贵族阶层的命运也有思考。他认为，贵族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将是“工业贵族”[142]。他指的大约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掌握新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

弗里德里希·德·拉·富凯男爵（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也是法国贵族的后裔，远祖参加过十字军东征。他的祖辈是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受迫害所以流亡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富凯和沙米索一样，也曾在普鲁士军中效力。

富凯热衷于骑士梦想，写过大量骑士小说，在当时负有盛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甚至说富凯的《魔戒》（Der Zauberring）是“《堂吉诃德》之后最好的小说”。不过富凯的骑士小说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读了。晚年的富凯更是像堂吉诃德一样沉迷于骑士梦，“诅咒自己无法理解的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可笑而可悲的时代落伍者”。能够让富凯留名文学史的作品应当是他的中篇小说《涡堤孩》（Undine，有徐志摩的译本）。《涡堤孩》讲的是一个纯情水妖的凄婉的爱情故事。

诗人和小说家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男爵（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出身于西里西亚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受过阿尼姆和布伦塔诺的《男童的奇异号角》很深影响。1813年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期间，艾兴多夫参加吕措志愿军（Lützowsches Freikorps），抗击拿破仑军队，后成为普鲁士军官。他的中篇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被誉为“近乎完美的浪漫文学作品……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废物”自居，满不在乎，拒绝做常人心目中有用的人，不在乎人世间的物质享受和世俗价值，欢天喜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不谙世故，天真烂漫，却总是逢凶化吉，傻人有傻福。[143]

在历史学家利芬眼中唯一对世界文学有影响力的德意志贵族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出身于普鲁士的军官世家（克莱斯特家族出过20多位将军），自己也少年从军，却在军旅生涯一帆风顺时主动辞去军职，去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因为他不愿意成为“无知的容克”。[144]他属于苦吟派的作家，创作极为艰苦，身心俱疲，多次患重病，作品又受到歌德和席勒等文豪的冷遇，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办报纸和刊物来阐述自己政治抱负的理想又屡次受挫。最后他与身患不治之症的女友一同在柏林的万湖畔自杀。到了20世纪，文学界对克莱斯特的接受才发生彻底改观，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德国文学史上是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伟大作家。[145]

克莱斯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目睹社会的诸多不公，试图与自己所在的贵族阶层决裂；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高贵出身依依不舍。他对普鲁士当局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又对普鲁士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他因为法律和秩序限制个人自由而厌恶它们，又倡导必须遵守法律和秩序[146]。这些矛盾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洪堡公子弗里德里希》（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是一部戏剧，取材于17世纪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与瑞典之间战争的历史。洪堡公子弗里德里希是选帝侯麾下的将领，违反了军令，虽然取胜，但选帝侯仍然要判他死刑。最后在大家的求情和施压之下，选帝侯同意赦免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公开承认选帝侯的死刑判决是公正的。洪堡公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承认自己违反军令是有罪的。克莱斯特厌恶国家和强权对个人的压制，反对盲目服从，要求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服从纪律和维护秩序是人应尽的义务。

克莱斯特的另一部杰作、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也取材于真实历史。科尔哈斯原本是安分守己的马贩子，无辜遭到大地主的欺压，马匹被抢走。而法官与地主狼狈为奸。正所谓官逼民反，科尔哈斯啸聚山林，开始造反。这是一场私战。官军屡次镇压都失败了。但科尔哈斯后来接受了马丁·路德的忠告，放下武器，再次走上法庭，结果被判处死刑。但法庭也判地主抢夺科尔哈斯的马匹是违法的，必须物归原主。克莱斯特相信，造反必须受到惩罚，不管造反的缘由是什么，因为只要造反就是破坏了社会秩序。

出身于匈牙利的奥地利贵族诗人尼古拉斯·弗朗茨·冯·施特雷瑙（Nikolaus Franz Edler von Strehlenau，1802—1850）用的笔名是“尼古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他被同代诗人称为“德意志的拜伦”。[147]他一生经历诸多病痛，最后死在精神病医院。他的几次爱情都以悲剧告终，他曾爱上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神话的编纂和普及者）的外甥女，虽然一往情深，却从一开始就无比悲观，说自己骨子里能体验到的幸福实在太少，所以无法再分给别人。他经常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不安、躁动、抑郁和悲世悯己。[148]他的声誉主要来自抒情诗，比如献给情人的《芦苇之歌》（Schilflieder）：

平静的湖面上，

皎洁的月光

把白色玫瑰

编入芦苇绿色的花冠。

山坡上鹿群漫步，

仰望夜空，

又有振翅之声

发自芦苇密丛。

我低垂泪眼，

甜蜜的思念

穿过我灵魂深处，

如同夜晚的祈祷。

——《芦苇之歌，第五首》[149]

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1796—1835）伯爵出身汉诺威的破落贵族家庭，少年从军，但对军旅生涯毫无兴趣，后来学法律，博览群书。他是罕见的语言天才，能够直接用原文阅读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葡萄牙和英国的文学作品。[150]

他和克莱斯特一样，是充满矛盾的人。他对许多不熟悉甚至不认识的男子表现出强烈的爱慕之情，但一旦与自己爱慕的对象接触，他的爱情想象就立刻崩溃。他自己曾写道：“我的一生，是梦幻和理想的一生。我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我的心灵毫无影响。”[151]他经常抱怨自己无法企及前人的高度，但又经常无比自负。艾兴多夫说普拉滕是“克莱斯特的漫画版”，克莱斯特像垂死的罗马人一样试图掩盖自己的痛苦，而普拉滕把自己的痛苦作为艺术到处展示。[152]

普拉滕的诗作经常借鉴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古典诗歌，比如他的抒情诗《加扎勒》（Ghaselen）就学习了阿拉伯诗歌的一些元素，“加扎勒”本身就是阿拉伯和伊斯兰诗歌的一种题材。歌德也盛赞这是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意义深刻、完全符合东方情调的诗集”。[153]不过也正是因为学习阿拉伯诗歌，普拉滕卷入了与卡尔·伊默尔曼和海涅的论战，在唇枪舌剑之中还耻笑海涅的犹太血统，为人不齿。

安奈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男爵小姐（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1797—1848）是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作家之一。1989年西德发行的第四套也是最后一套德国马克中，20马克面值纸币的正面是德罗斯特，背景是她在人生后期常住的迈尔斯堡，纸币的背面是钢笔和榉树，象征她的小说《犹太人榉树》（Die Judenbuche）。1961—1965年西德发行一套16枚系列邮票“重要的德国人”（Bedeutende Deutsche）中就有德罗斯特的纪念邮票。

德罗斯特出身于威斯特法伦血统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少女时代就有才气，7岁时就被称为“第二个萨福”。[154]她与威廉·格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等文人有交往。二十出头的时候，德罗斯特不幸卷入一场恋爱丑闻，无法继续留在贵族的社交圈，更没有机会缔结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样的沉重打击对她的一生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荒芜和晦暗”“死亡”“枯萎”“呆滞”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也是她对自己生活和灵魂的写照。[155]

结识了比自己年轻17岁的男作家列文·许京（Levin Schücking，1814—1883）之后，德罗斯特终于有了心心相印的“灵魂伴侣”。“她对许京的感情既有母性的关爱，也有恋人之间的情爱，更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理解。”[156]许京是第一个发现德罗斯特的文学天才的人，并鼓励和支持她写作。但与许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因为许京结婚而骤然结束，这对德罗斯特是又一次沉重打击。

除了宗教诗集《宗教年》（Das geistliche Jahr）之外，德罗斯特还写了大量以家乡威斯特法伦为背景的叙事谣曲，大多以疯狂、复仇、犯罪和惩罚为主题，常有鬼怪的元素。而她描绘家乡风景的《荒原画卷》（Haidebilder）则是德语抒情诗历史上的里程碑，描绘的是德语诗歌里从来没有过的荒原和沼泽。“在她的笔下，每一处细节、每一种声响都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闪亮的雨滴挂在荒原的柏树上，像水晶挂灯上的玻璃垂饰，绿草在阳光中颤抖，掩在甲虫的金色甲壳和蝉的透明的翅膀下。德罗斯特的听觉甚至比视觉还要灵敏，她能听到一只苍蝇发出的恐惧的叫声、小草的沙沙声和一个浆果落地的声音。德罗斯特把感官所捕捉到的各种感觉全部记录下来。”[157]

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女作家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男爵夫人（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1830—1916）是一位摩拉维亚-奥地利伯爵的女儿，对文学的兴趣自幼受到继母的鼓励和培养。她的丈夫（也是表兄）是物理学和化学教授，也是陆军副元帅，对妻子的文艺创作大力支持。埃布纳-埃申巴赫创作戏剧和小说，并且思想进步，致力于用作品改变社会，提升道德和人性。她的代表作是小说《村里收容的孩子》（Das Gemeindekind），体现了她的人道主义思想，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富人都能与人为善，那就不会有社会问题。”[158]小说里的姐弟俩命运不幸，父亲因杀人被处以绞刑，母亲也坐牢。姐姐得到地主的同情，被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弟弟由村里抚养，因为父母的恶名而受到歧视，甚至被诬陷为投毒者。他自甘堕落，打架斗殴，甚至偷窃。但在姐姐的影响下，他改过自新，逐渐赢得村里人的尊敬。母亲刑满释放之后，他不顾村里人的恶意攻击，坚持把她接回家赡养。埃布纳-埃申巴赫坚信人性本善，不管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要坚持自我教育，就有机会在社会里拥有自己的位置。

埃布纳-埃申巴赫在世时就得到公众认可，1898年获得奥地利艺术与文学十字勋章，1900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第一位女性荣誉博士。20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和德国都发行过以她为主题人物的纪念邮票。

威廉·冯·波伦茨（Wilhelm von Polenz，1861—1903）是出身萨克森贵族地主家庭的小说家。他自己是庄园主，熟悉农村生活，作品有自然主义色彩，多写资本主义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他的《沟滩》（Der Grabenhäger）写的是一个破落的容克地主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过程。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比特纳的农民》（Der Büttnerbauer）描写一个农民“辛勤劳动，含辛茹苦，竭力想保住父亲留下的大院，但无力与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强大力量相抗衡”，最终破产并自杀。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得到大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的赞赏，托尔斯泰于1902年为该小说的俄译本撰写序言，列宁也表示喜欢该书。波伦茨的手法近乎白描，很少用形容词，风格冷峻，但流露出对弱者的同情，也贯穿着幽默。[159]

德特勒夫·冯·李利恩克龙男爵（Detlev von Liliencron，1844—1909）是出身于基尔的大诗人，年轻时从军，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以自己的军旅生涯为题材创作过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如将近40岁时发表的第一部诗集《副官骑马出行》（Adjutantenritte）描绘了“浪漫主义化的战争图景，表达了顽强的自由思想，热烈的爱情之快乐和青春的独立意识。诗人对构词和词的复合之大胆，令人刮目相看”。他的贵族气质、对战争的歌颂和忠君思想得到皇帝的认可。李利恩克龙在六十大寿时，威廉二世皇帝赐给他一笔年金。不过李利恩克龙更关注的其实是大自然、爱情和死亡。他的诗作“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和葡萄酒的馥郁。他的抒情诗通过优美、严整的形式，用鲜明的语言描绘听觉和视觉的瞬间印象”。[160]

大诗人和剧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奥地利享有“贵人”（Edler）的贵族头衔，有犹太、德意志和意大利血统，是银行家的独生子，生活优裕，是著名的“青年维也纳”文学流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霍夫曼斯塔尔还是中学生时就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和散文，是“早熟的伟大奇迹。世界上大多数伟大作家都有个准备阶段和发展过程，也有的作家开始时非常光灿耀目，但很快就文思枯竭，像流星一样陨落了。霍夫曼斯塔尔则不一样，他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完全成熟，非常完美，非常辉煌，而且多年以后他的光辉依然不减”。[161]霍夫曼斯塔尔的名诗有《旅行之歌》（Reiselied，1898），写他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一次旅行经历。他与著名戏剧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和著名作曲家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友谊与强强联合让他的许多作品被搬上舞台、走向世界，比如著名的歌剧《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和充满中世纪宗教气息的《耶德曼》（Jedermann）。

图7-8　德特勒夫·冯·李利恩克龙男爵（拍摄者不详，1871年）

在现当代的高级贵族（或者说统治者）当中，舞文弄墨最有名的要数黑森的末代大公恩斯特（1868—1937），他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孙，他的妹妹就是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恩斯特大公以“E.曼”的笔名写过多部戏剧（并且得到公演）和一部诗集。他同时也是文艺赞助者，以“我的黑森繁盛，艺术在黑森也繁盛”为宗旨，于1899年建立了著名的达姆施塔特艺术家村（Darmstädter Künstlerkolonie），让设计大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画家汉斯·克里斯蒂安森（Hans Christiansen）等人在这里创作。艺术家村在1901—1914年举办了多次艺术展。[162]

贵族翻译家

因为我自己是翻译工作者，所以对翻译和译者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在德意志贵族当中也出过一些翻译家，对文化交流做过贡献。

拿骚-萨尔布吕肯伯爵夫人洛林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Lothringen, Gräfin von Nassau-Saarbrücken，约1395—1456）通过翻译法文的散文罗曼司，为近代早期高地德语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她夫家的领地拿骚-萨尔布吕肯是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小邦，紧邻法国，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伊丽莎白翻译了四部法文作品，题材类似于帝王传奇和骑士小说。《赫尔平》（Herpin）的主人公布尔日的赫尔平是查理大帝的封臣，遭到奸臣谗言陷害，不得不流亡。他们的孩子吃狮子的奶长大，所以叫“狮子”。他成长为勇敢的骑士，后来娶了一位公主。赫尔平夫妇和狮子夫妇后来都被敌人害死，第三代人才复仇并返乡。《席必勒》（Sibille）讲的是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女儿席必勒嫁给查理大帝。一个卑劣的侏儒对王后抱有非分之想，遭到拒绝后陷害她，让查理大帝误以为她与人通奸，将她赶走。席必勒在流亡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冒险，最终与丈夫和好如初。《洛赫尔和马勒尔》（Loher und Maller）讲的是查理大帝与席必勒的儿子洛赫尔因为生活放荡被父亲放逐，外出冒险。马勒尔是一位外国王子，与洛赫尔是好友。两人经历千难万险，但都凭借勇气和智慧逢凶化吉。洛赫尔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女儿，春风得意，但遭到兄弟路德维希身边奸臣的陷害，与路德维希发生冲突，甚至遭到阉割。在马勒尔帮助下，洛赫尔打败了路德维希，与他和解。后来洛赫尔无意中杀死了马勒尔，遭到马勒尔亲人的报复，最后与之和解。洛赫尔最终当了隐士。《胡戈·沙普勒》（Huge Scheppel）是法兰西的卡佩王朝创始人的故事，不过与史实相距甚远。伊丽莎白的这几部翻译作品在当时都颇受欢迎，在德语文学史上也算青史留名。[163]

贵为萨克森国王的约翰（1801—1873）还有一个身份是翻译家。1821—1822年，当时还是王子的约翰在意大利旅行，在帕维亚偶然得到但丁《神曲》的一本初版书。这激发了他对这部经典名著的极大兴趣，决心将其翻译成德文。还在旅行期间，他就开始研读但丁的杰作，回到德累斯顿之后开始翻译。1826年，他在自己主持的晚间沙龙上首次朗诵了他翻译的《神曲·地狱篇》的前十节。此后25年里，这样的沙龙每个月在约翰王子的宅邸举办一次，1832年起该沙龙获得了“但丁学院”的美名。参加沙龙并与约翰讨论文学的人有语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作家、天文学家、自然科学家。通过与学者的交流，约翰王子获益匪浅。他不仅仅是简单地翻译《神曲》，还撰写了大量研究和评论文章。他用“真理之友”（Philalethes）的笔名从1828年开始出版自己的德文评注版《神曲》译本，大约到1866年出齐。至今他的译本仍然是德语世界文笔最优美、学术上最可靠的《神曲》译本之一。在德意志诸侯当中，约翰享有学者的盛名。与他私交甚笃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经常亲昵地称他为“教授”。[164]

六　竞技场上的角逐：贵族的比武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竞技／比武（Turnier）是骑士阶层锻炼武艺、模拟实战的手段，也是具有观赏性和表演性的娱乐活动。没有实战的时候，骑士可以通过比武来争夺荣誉和声望，有时还有金钱，或者观众席上贵妇小姐的青睐。

一般认为，后来在全欧流行的比武形式是12世纪的法兰西人发明的，逐渐传到英格兰、德意志等国。而在德意志，最早发展比武的地区是下洛林，即法兰西和德意志交界、两种文化接触与交流最频繁的地区。[165]

根据德意志史书的记载，东法兰克国王“捕鸟者”亨利（奥托大帝的父亲）在938年最早制定了比武的规章制度[166]，并亲自参加比武。德语词“Turnier”的词源是古法语“tornoi”，本意为“旋转”[167]，指的是马上作战时运用剑或长枪时的常见动作[168]。德语文献里最早使用“Turnier”这个词的是弗赖辛主教奥托（Otto von Freising，约1112—1158，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的同母异父弟弟）的著作。而德语文献里最早对比武的描述出自爱情歌手乌尔里希·冯·列支敦士登（Ulrich von Liechtenstein，约1200—1275）的作品，他自己也是骑士，参加过至少一次比武。[169]

五花八门的打法

比武有多种形式，最重要的有全甲格斗（法文“Mêlée”，德文“Buhurt”），即骑士们分成两组，群体对抗；或者长枪比武（Tjost），即两名身披重甲的骑士骑着马迎面冲锋，努力用长枪将对方击倒。胜利者可以俘获失败者，从他那里获取赎金。武艺高强的骑士可以靠在比武大会上挣得的赎金发大财。当然也有人因为比武而散尽家财。很多年轻、贫穷的骑士（尤其是没有希望继承家产的次子）往往靠参加比武大会获取赎金为生。他们有时会组队参加集体比武。

全甲格斗的具体定义其实有争议，有时把真实的武装冲突也称为“Buhurt”，有时则仅指比武。有的人区分全甲格斗和竞技比武（Turnier），认为前者主要是表演性质，后者的危险性更高；前者一般不用铠甲，且用钝器；后者则披坚执锐；前者可以随时举行，只需要合适的场地，后者则需要提前几周下战书和准备。但即便中世纪史书也常把这些概念混为一谈，所以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总的来讲，在德意志，全甲格斗出现得比法兰西风格的比武要早。

德意志人所谓的“棍棒比武”（Kolbenturnier）其实不一定用棍棒，也可能用硬头锤、钉头锤、连枷和钝剑，目标是击落对方的头盔装饰。棍棒比武是一种较高级的、符合贵族身份的比武形式。棍棒比武有两种：一对一；或者两组对抗，可能有200—300人参加。参加棍棒比武的人身穿板甲或胸甲，佩戴特殊的头盔，只允许击打对方的上半身。赎金是比赛开始前约定好的，不能坐地起价。历史上最后一轮著名的“棍棒比武”是1479—1487年在德意志南部维尔茨堡、美因茨、海德堡、斯图加特、因戈尔施塔特、安斯巴赫、班贝格、雷根斯堡和沃尔姆斯这九座城市举行的“四邦比武”（Vier-Lande-Turniere）。所谓“四邦”是德意志的几个传统地区：弗兰肯、施瓦本、莱茵河流域和巴伐利亚。这九场比武大会留下了丰富详尽的史料，从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大会规模宏大，热闹非凡，不亚于诸侯婚礼期间的节庆。1479年1月10—12日在维尔茨堡举行的比武有约780名骑士、总计1500名参与者，动用了4073匹马。1481年海德堡的比武有441名骑士，1482年海德堡的比武有520名骑士参加。这几轮比武的程序差不多。第一天，展示纹章和头盔，贵妇在裁判帮助下核实参赛者的资格（比如在1481年的海德堡比武大会上，441名参赛者有90人的资格被否决）。第二天，参赛者分成两组，在城市的市场上对抗；随后可能用钝剑比试第二轮，或者增加一对一的长枪比武。当晚，向胜利者颁发奖品，举行宴饮和舞会。活跃气氛需要女性，贵族一般要带至少一名贵族小姐或贵妇来参加宴饮和舞会，否则要交罚款。1480年的美因茨比武大会有128名贵族女子出席，其中有9位伯爵夫人。[170]

比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比武而死伤的人很多。德意志最早的记载比武的文献之一是僧人贝托尔德（Berthold）在12世纪所写的《茨维法尔滕编年史》（Zwiefalter Chroniken），其中描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海因里希的死亡：“他经常从事这种亵渎神明的比武和危险的娱乐，最后在比武中不幸死亡。”[171]中世纪编年史里对比武造成死亡的事件记述很多。1175年，仅在萨克森就有16名骑士死于比武。[172]

所以历史上经常有对比武的禁令。教会甚至威胁对参加比武的人施加绝罚，不准以基督教仪式安葬比武的死者。[173]1130年，教宗英诺森二世宣布禁止比武，“因为这些游戏和活动无非表现了他们的力气和轻率”，并且比武妨碍了骑士履行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义务。[174]不过也有教会的权贵参加比武。1316年，教会才撤销了不准死于比武的人获得基督教葬仪的禁令，那时的比武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危险。[175]

贵族的游戏

从一开始，比武就是贵族的特权，参加比武的骑士要展示自己的纹章。与市民阶层女子结婚的贵族想要参加比武时会受到重重阻挠。中世纪南德贵族有专门的比武社团，要求社团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维护自己的形象，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将市民排除在比武活动之外，比如规定凡是从事商贸的人都没有资格参加比武。在1484年的斯图加特比武大会上，一位名叫“西格蒙德·冯·格布萨特尔”（Siegmund von Gebsattel）的骑士的参赛资格受到怀疑。于是他请11位有身份的人写信证明，过去50年里他有四位祖先参加过比武，所以他也有资格参加。为了洗去耻辱、避免自己的后代受影响，他详细记录了“四邦比武”以及自己的参与情况。[176]

不过在贵族内部，比武带有平均主义色彩。至少在理论上，一名贫穷的普通骑士也可以挑战有权有势的诸侯，在比武场上打败对方，赢得荣耀。

比武的场地最初是城堡的庭院，后来越来越多地改到城市周边，甚至城内。维也纳、慕尼黑、海德堡和德累斯顿和上面提及的九座城市都是经常举行比武的著名城市。这会吸引很多平民来观看，而为了给观众提供饮食和娱乐，很快出现了相关的旅游业和服务业。比武大会往往变成盛大的节日，会有来自远方的乐师、驯兽人、杂耍艺人、说书人、娼妓为观众服务。另外，也会有医生专门赶来为比武者提供服务。

贵族女性对比武大会非常感兴趣，观众席上往往坐满了太太小姐。她们往往有自己最倾心的英雄好汉，就像现代人追星一样。年轻的迪特尔·冯·卡策内尔恩博根（Diether von Katzenelnbogen）伯爵在一次比武中负重伤而死，许多仰慕他的贵族女性将他的遗体送到莱茵河边，等待用船将他送回家。而有的骑士之所以参加比武，就是为了女人。1226年，图林根的骑士瓦尔特曼·冯·塞丁施塔特（Waltman von Seidingstadt）向别人发起长枪比武的挑战时，将自己的全套装备和一名衣着华丽的少女作为胜利者的奖品。果然很多人受到吸引，接受他的挑战。不过他力克群雄，最后把少女带回去了。[177]

到了中世纪后期，比武大会更具有表演性和戏剧性。参战的骑士可以打扮成历史或神话人物，可以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徽记图案。14世纪起，骑士的军事意义逐渐减小，直至消失。比武成为贵族阶层自我展示、彰显威仪的好机会，也成为专属于贵族的少数领域之一，所以他们格外积极地捍卫这个领域，排斥市民参加比武。年轻的骑士还可以借此机会在富裕领主那里找到薪水丰厚的职位，或者缔结有价值的人脉，或者甚至找到一门好亲事。所以比武大会也是贵族的交流中心、婚姻市场和社交场所。用1436年一位西班牙外交官的话说，南德的贵族平时都待在自己的城堡和宅邸，若不是定期聚会的话，简直没有机会互相认识、缔结友谊、商谈联姻和了解骑士的生活方式，而比武大会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178]

七　森林与火枪：德意志贵族的狩猎

康熙皇帝爱好狩猎。史书记载了他自称的战绩：“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179]他显然为之洋洋自得。

图7-9　14世纪的骑士比武

与东方的皇帝相似，西方君主也有惊人的狩猎战果。德皇威廉二世在狩猎中崇尚火力，追求数量，每次出猎都带两支枪，一次打死800只兔子，另一次击毙925只雉鸡。在10次狩猎中，他共猎获3892只猎物。[180]威廉二世很可能和康熙一样自豪。但我们知道，德皇的战绩受到了一些贵族的白眼。在当时的德国贵族眼中，以如此宏大的规模屠杀动物是粗俗不堪的事情，违背了贵族的狩猎传统与准则。

那么，狩猎对德意志贵族来说意味着什么？狩猎在德意志贵族的历史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狩猎：贵族的特权和生活方式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德意志，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狩猎一度是贵族的特权。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分三六九等，猎物和狩猎活动也有高贵与低贱之分。高级狩猎（Hoher Jagd）的猎杀对象是“高级猎物”，包括绝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熊、松鸡、猞猁、雉等，只有贵族、国家和教会的高层人士才有权享受高级狩猎。低级狩猎（Niederer Jagd）的对象是兔子、狍等小型动物，可供平民捕猎。贵族不屑于捕捉低级猎物，而平民若胆敢染指高级猎物，就是僭越。

贵族不仅在自己的领地狩猎，也可以在公地（草场、森林、沼泽等）狩猎。国王或诸侯的猎苑当然禁止平民入内打猎，哪怕打只兔子也不行。贵族在公地甚至农民的土地行猎，往往践踏庄稼，造成各种麻烦与事端；而且野兽常常糟蹋农民的庄稼，伤害农民的牲畜，农民如果去猎杀野兽，又可能会遭到贵族的惩罚；农民甚至被禁止建造坚固栅栏、陷阱等设施来防备野兽；贵族狩猎时常常调动大批农民驱赶猎物和侍奉贵族，这种徭役让农民深恶痛绝。[181]

对贵族狩猎特权的抗议是德意志历史的一条线索。而抗议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偷猎：闯入贵族的禁猎区，偷走属于贵族老爷的兔子或鹿。德意志历史上有一位传奇的偷猎者，名叫“马蒂亚斯·克罗斯特迈尔”（Matthias Klostermayr，1736—1771），他带领的一帮伙计不仅偷猎，而且劫富济贫，是“巴伐利亚的罗宾汉”和民间英雄，不过最后被政府军抓住，死得很惨。[182]

狩猎除了是贵族特权身份的象征，在中世纪还是贵族军事训练的手段，帮助他们磨炼体魄，学习骑术、射击、侦察、追踪、组织和领导技能。大型狩猎是作战的模拟和排练。狩猎也是贵族的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与狩猎相关的装备和设施，比如猎苑、宫殿、服装、枪械、猎犬、猎鹰，都需要不小的开支，这能让贵族与其他阶层拉开社会地位上的距离。所以狩猎是彰显贵族财富与地位的手段。对帝王而言，狩猎还是一种仪式，显示帝王的身体素质、军事技能和谋略，并以象征意义强调帝王对土地的统治。[183]黑森方伯菲利普教导他的儿子们，狩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机巡视自己的领地，并让人民有机会直接与领主交流和“告御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的弗里德里希二世（1559—1588在位）利用长时间的狩猎来与自己属下的贵族接触和交流。[184]而到了近现代，狩猎还是对新型社会感到无所适从的贵族逃避现代生活的港湾。

从中世纪到19世纪：眼花缭乱的取乐方法

最具贵族气质的狩猎方式要数鹰猎。施陶芬家族的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位皇帝是德意志人的君主，但因为在西西里长大成人，气质更像意大利人和东方人，并且是一位远远超越时代的博学通才。他更像现代人，而不是中世纪人。他对自然科学、哲学、语言学等都兴趣浓厚且颇有造诣。他喜欢研究鸟类和其他动物，亲自撰写了一本关于鹰猎的专著《鹰猎的艺术》（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展现出对野生动物的渊博知识和深刻理解。这样的知识在13世纪是罕见的。该书基于皇帝本人的细致观察和实验，而且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极强，因为它融入了皇帝多年放鹰打猎的经验。这既是鹰猎的使用手册，又是鸟类学研究专著。他写作本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但他不盲从权威，而是参考其他作者的著作并结合自己的观察，纠正了亚里士多德在该学科的很多错误。他说自己写书的目的是“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manifestare ea que sunt, sicut sunt）。有意思的是，皇帝还用猎鹰来做实验，比如遮住猎鹰的眼睛，判断它是通过嗅觉还是视觉来发现猎物。[185]他在自己宫廷雇用的养鹰人有50人之多。他还写信要求吕贝克城提供猎鹰，甚至从格陵兰订购猎鹰。他还请人将阿拉伯人关于鹰猎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并聘请多名来自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养鹰人到他的宫廷当差。据说猎鹰头罩（Falkenhaube，不行猎时束在鹰头上，遮住鹰的眼睛）就是他从阿拉伯世界引进欧洲的[186]。传说弗里德里希二世与蒙古大汗通信时，蒙古人命令他臣服于大汗，然后可以在大汗宫廷获得一个职位。弗里德里希二世开玩笑说自己可以当大汗的养鹰人。[187]

图7-10　《鹰猎的艺术》的一页

一直到18世纪，弗里德里希二世关于鹰猎的著作仍然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得到流传和阅读，鹰猎也一直受到富裕贵族的青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第一任妻子，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巨额财富与广袤领土的勃艮第的玛丽，酷爱鹰猎，婚后甚至把猎鹰带进卧室。[188]勃兰登堡-安斯巴赫边疆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1712—1757）宫廷的记载显示，他在1730到1755年间用猎鹰捕捉到34429只猎物。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维特尔斯巴赫（1700—1761）显然也热爱鹰猎，因为他在布吕尔（Brühl）的奥古斯图斯城堡的楼梯饰有猎鹰图像，他还在那里建了一座猎苑，叫作“鹰趣”（Falkenlust）。[189]

类似的猎苑星罗棋布地点缀于德意志的森林地带，彰显贵族对狩猎的热爱和他们的富有。黑森-达姆施塔特是个小国，但其统治者拥有十几处猎苑，而且有的猎苑简直就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宫殿和园林。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名下的猎苑“猎人谷”（Jägertal）有14座建筑之多。小小的狄安娜堡（Dianaburg）只是猎苑内一个用来观察和吃饭的亭子，也有精美的洛可可装潢。设有多处猎苑主要是为了防止一地的猎物资源枯竭。诸侯需要到不同地方打猎，这意味着一年可能有几个月时间在路上，这是诸侯与自己的乡村臣民接触交流、展示自己、彰显自己统治权的好办法。[190]

图7-11　狄安娜堡（Georg Adam Eger绘，1768年）

15世纪起德意志开始出现大型围猎（eingestellte Jagd）：先调动大批农民将猎物驱赶和聚拢到一处（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周，这也是农民为贵族提供的一种徭役），然后由贵族守株待兔地将其一举歼灭。特别受欢迎的做法是把猎物驱赶到湖边或河边，这样公子王孙和贵妇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船上开枪，不用费力去追逐。[191]

17世纪80年代，德意志贵族从法国人那里学会了用大群猎狗追踪猎物的追猎（Parforcejagd）。这需要大量专业猎手、马匹和猎狗，所以成本很高，不是所有贵族都负担得起。比如，七年战争之后，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1724—1799）因为财政拮据，不得不放弃追猎。[192]

符腾堡贵族特别会玩。1763年，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庆祝自己的生日，举行一场狩猎大会，一次就猎杀了5000头野兽。1782年，为了欢迎俄国的保罗大公（后来的保罗沙皇，他娶了卡尔·欧根的侄女）到访符腾堡，新一次狩猎打破了之前的纪录，猎获了6000头鹿和2500头野猪。[193]

除了狩猎之外，德意志贵族还有其他一些用野兽取乐的玩法。可以斗兽，比如用狗斗熊、用狼斗雄鹿，甚至用狮子老虎斗公牛或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1657—1713）嗜好斗兽，命人打造的一种奖章的正面是他自己的肖像，反面是斗兽场景。另一种奇怪且残忍的玩法是“抛狐狸”（Fuchsprellen），就是多人用一张网或毯子把狐狸不停地高高抛起来，直到它死掉。狐狸可以说很惨了。这种娱乐一般在宫廷进行，绅士淑女都乐此不疲。1747年，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用这种方法玩死了414只狐狸、281只兔子、39只獾和9只野猫。1672年，在维也纳，利奥波德一世皇帝和宫廷侏儒与儿童一起抛狐狸，然后用棍棒结果了侥幸未死的狐狸。这场面让瑞典使者吃了一惊[194]。

图7-12　“抛狐狸”（Greiner绘，1895年）

跑马猎狐是来自英国的玩法，不过德意志贵族，尤其是普鲁士贵族，能够负担得起猎狐游戏的不多，因为它需要大片平坦草地（可能需要数千亩）和大量马匹。勃兰登堡贵族卡尔·冯·赫特菲尔德（Karl von Hertefeld）男爵曾在滑铁卢与英军并肩作战，后来成为狂热的英国粉，效仿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包括猎狐。他租下了自己庄园周围的大片草地和森林，大搞英国式猎狐。1867年，赫特菲尔德男爵去世无嗣，地产传给了侄孙女，而这位侄孙女嫁给了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这位伯爵的儿子就是威廉二世皇帝的挚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赫特菲尔德的利本贝格（Liebenberg）庄园成为威廉二世最喜欢的乡村庄园之一。[195]

狩猎有季节性，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猎物。比如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梅克伦堡的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在初春猎山鹬和琴鸡，然后是狍子；6月初开始猎野鸭；8月中旬开始猎野鸡，然后是兔子和雉鸡；11月1日开始大规模围猎，主要猎物是兔子、狐狸和野猪，一直持续到次年2月。另外秋季是猎鹿的季节。[196]

在启蒙时代，贵族狩猎因为奢靡浪费而且残忍，开始受到批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前面讲到的爱斗兽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孙子）在《反马基雅维利》一书中批评贵族对狩猎的爱好。他认为狩猎是身体娱乐，不能滋养和教育头脑，让人虚度光阴而没有能力做深度的思考。[197]

在近代德意志的另一个大国奥地利，贵族狩猎也渐渐成为批评的靶子。1754年，奥地利陆军元帅约瑟夫·弗里德里希·冯·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公子（Joseph Friedrich von Sachsen-Hildburghausen，1702—1787）在维也纳附近准备了800头鹿，供皇帝弗朗茨一世和皇后玛丽亚·特蕾西亚消遣，不料皇后要求饶恕这些可怜的动物。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对狩猎做了很多限制，1788年甚至废除皇室的所有狩猎机构，让年纪较大的皇室猎人退休，让年轻的皇室猎人改行当护林员或者仆人，把猎狗卖掉或送人。此时公众对贵族奢侈浪费而毫无节制的狩猎已经发出了很多抗议。所以无论普鲁士还是奥地利，都没有出现符腾堡那种夸张的大规模屠戮猎物的现象。[198]

19和20世纪的贵族狩猎：势利眼与大自然

直到差不多1848年革命时期，德意志贵族的狩猎特权才受到有效的裁撤，从此贵族就一般只能在自己的庄园（或其他贵族的地产）狩猎。19世纪40和50年代，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邦国永久性废止了贵族在公地的狩猎权，并且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汉诺威、萨克森、不伦瑞克和巴登也废止了贵族狩猎权，但允许他们用金钱赎买狩猎权。农民开始大规模猎杀对农业和畜牧业有害的野兽，导致野兽数量大大下降，再加上狩猎法规的约束，贵族历史上的大规模跑马狩猎变得非常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射击狩猎，目标往往是人工饲养的大量鸟类。贵族也引进一些稀罕的动物供狩猎，比如西里西亚野牛，甚至澳洲袋鼠。[199]

到了这个时期，富裕的资产阶级也开始狩猎，部分原因是为了攀龙附凤，邯郸学步地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闯入了原本专属于贵族的领域，却往往不能敏锐地把握贵族狩猎文化当中不计其数的微妙之处，因此受到贵族的嘲笑和鄙夷。狩猎是一种势利而排外的小圈子，有无数潜规则和不成文的习惯，圈内人一眼就知道某人是不是“自己人”。陷阱实在太多了。比如某位富裕市民应邀参加贵族的狩猎，居然使用火力特别强的枪械，他自己可能觉得这是时髦和展示财力的方式，但在贵族眼里，这是“用大炮轰兔子”，有失体面。错误的持枪方式、不恰当的骑马姿态、打猎时带雨伞，都会让资产阶级丢人现眼而不自知。贵族猎手有自己的一套狩猎用语，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200]比如，真正的德意志贵族猎手不会说去“森林”（Wald），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有城市或者人工装饰园林的味道，而应当说去“林”（Holz）里。贵族不说“美丽”的（schön）野兽，只说“强壮”的（stark）野兽。狩猎时，贵族对下人的态度既不能过于亲切友好，又不能过于冷淡倨傲。这个微妙的“度”是资产阶级暴发户很难掌握的。唐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Dankwart Graf v. Arnim）说，资产阶级对这无数不成文规矩的冒犯，会让两位真正的贵族猎手互相会意一笑，就把资产阶级人士永久地划入某个等级，让他永远不能成为贵族的“自己人”。[201]就连贵为皇帝的威廉二世也因为粗俗的狩猎习惯而让人皱眉头。

德意志贵族从小就学习打猎，随着年龄增长，火力逐步增强，追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厉害。小孩子用吹管和弹弓攻击虎头蜂、家鼠、田鼠、松鼠；少年用气枪和小口径步枪猎鸭子、兔子和鹿；经验丰富的成年人用真正的猎枪捕杀狼、熊、狐狸、野牛、狮子、鳄鱼。动物和狩猎是贵族童年与成长的一部分，培养了他们与大自然的感情。一字排开的猎物、挂在室内装饰的鹿角和熊头等等，展现了贵族对大自然的统治。[202]

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贵族对大自然的态度和资产阶级迥然不同。资产阶级生活在城市里，大自然对他们来讲是欣赏对象和休闲工具，也是现代工业和科技的牺牲品。而贵族（至少自认为）生活在大自然当中，与大自然一体。面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种种困扰，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打猎，也是贵族寻找避风港、逃避现代社会压力的方式。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的描述很准确：“他们为什么打猎？当他们厌倦了恼人的现实，当他们对20世纪感到疲倦的时候，他们就拿起猎枪，吹口哨唤来猎犬，走到森林里，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里享受一下当石器时代人的感觉。”[203]

在联邦共和国

1952年西德颁布的《联邦狩猎法》规定：“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狩猎权。狩猎权与土地所有权不可分割。”联邦共和国的大地主有很多是贵族，他们常常在自己的土地上继续享受狩猎的乐趣。贵族也会去国外，比如远赴土耳其和苏格兰打猎。联邦共和国的职业猎手当中只有少部分是贵族，但各种狩猎协会与社团的领导人大多是贵族。比如巴登符腾堡的狩猎协会主席是沃尔夫·冯·道格拉斯伯爵。莱茵兰-普法尔茨的狩猎协会主席是维德（Wied）侯爵。对资产阶级人士来说，如果能参加贵族组织的狩猎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也是社交和构建人脉的极好机会。例如，莱茵兰的工业大亨会组团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曾花很大的价钱去参加贵族的狩猎会。[204]

八　荣誉之战：德意志贵族的决斗

1852年3月25日晨8时，柏林东郊，特格尔湖畔。前几日下了大雪，但这一天阳光明媚。七位普鲁士贵族聚集到这个偏僻的地点。两位政客，奥托·冯·俾斯麦（后来的帝国首相）和格奥尔格·冯·芬克男爵（Georg von Vincke）将在这里进行生死决斗。

按照规矩，在正式开始决斗之前，中间人路德维希·冯·博德尔施文格（Ludwig von Bodelschwingh，1811—1879）⁽⁶⁾最后一次劝说双方冰释前嫌、避免流血，两人都拒绝了。博德尔施文格提出，两人之间的仇恨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建议决斗的形式是每人仅放一枪。双方同意。芬克的助手问，假如俾斯麦道歉，芬克是否愿意取消决斗。俾斯麦拒绝道歉。手枪出了点问题，等到决斗正式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已经10点了。[205]

俾斯麦后来这样描述这场决斗：“我们摆好位置，按照博德尔施文格的命令开枪，但都没有命中……两人都安然无恙，我立刻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就罪孽深重了。但我不能否认，透过烟雾看到对手安然屹立时，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欢呼雀跃。博德尔施文格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决斗的条件被规定得很温和，这让我不开心。我很愿意继续打下去。但因为我不是受辱的一方，所以我只能一言不发。决斗结束了，大家互相握手。”[206]

图7-13　格奥尔格·冯·芬克男爵（Jacob Seib摄，1848年）

俾斯麦完全有可能死在这场决斗中。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铁血首相了，德意志是否能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就要存疑，德国的历史轨迹也很可能大不相同。

那么，是什么驱使37岁的外交官和议员俾斯麦视死如归呢？

俾斯麦与芬克反目成仇

芬克和俾斯麦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血统古老的贵族地主，都是忠君爱国的普鲁士人，都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都是新教徒和法学家，都是议员，都脾气火爆，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俩毕生的奋斗目标也相同：保卫普鲁士国家，拥护霍亨索伦君主。但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芬克倾向于自由主义，更关注德意志统一，而不单单是普鲁士的利益。他比俾斯麦更擅长演讲，也更优雅，但没有俾斯麦那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雄心壮志。俾斯麦是坚定的保守派。

俾斯麦和芬克起初的关系不错，互相尊重。但他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在议会和政坛不断发生摩擦。1847年4月的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当中，两人都是议员。芬克提出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逐渐改良从而取得社会进步。俾斯麦则捍卫普鲁士的君权神授思想，说德意志人反对拿破仑是为了赶走异族统治者，不是为了自由主义或宪政。[207]芬克说，未来德意志的宪政不可能通过军事暴力来获得，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意志的和睦。俾斯麦则认为，当前德意志的问题需要“铁和血”来解决，而不是演讲和多数表决。[208]两人的针锋相对在普鲁士议会引发了骚动。俾斯麦被朋友们戏称为“芬克捕捉者”（Vinckenfänger）。[209]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各国的专制君主都受到挑战，革命者呼吁宪政和民主。3月，柏林也发生了动乱。18日，柏林街头爆发街垒战，军队与革命者发生血腥冲突。芬克力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要动用武力镇压革命者。国王对他颇为信任，请他出任大臣，但芬克说自己是“红土地”的人（威斯特法伦人），可以批评和反对，但不适合当大臣。[210]有人提议让俾斯麦在这个多事之秋当大臣，但国王坚决拒绝，因为国王觉得俾斯麦是极端分子，“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实行统治时方可使用”。[211]

形势危急，普鲁士国王的宝座摇摇欲坠。芬克主张只有国王退位，才能挽回局面、安抚革命者并保全君主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威廉（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是太子，因主张强硬镇压革命而获得“霰弹王子”的恶名，成了柏林城里最受憎恨的人物。[212]他逃到了英国，但他的妻子，即太子妃奥古斯塔还在波茨坦。芬克希望不受自由派欢迎的威廉也放弃王位，并请俾斯麦帮忙劝说。3月23日，俾斯麦拜访了奥古斯塔，但这次会谈的过程如何已经成了罗生门，双方各执一词，后人无法知道真相。

俾斯麦后来说，奥古斯塔告诉他，威廉太子已经去了英国（这让俾斯麦大吃一惊），她打算扶持她与威廉的长子（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为普鲁士国王。俾斯麦认为这是叛国，是对国王和太子的背叛。奥古斯塔对此次会谈的描述却完全不同。她说，当时俾斯麦代表普鲁士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威廉太子的三弟）来找她，请求她允许他们用威廉及其长子的名义发动反革命，撤销国王已经做出的对革命者的让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施宪政等）。她拒绝了。[213]

俾斯麦和奥古斯塔究竟谈了什么，芬克是唯一在场的知情人。后来俾斯麦说此事是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之一。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认为，如果真相是俾斯麦说的那样，那么这不足以成为他与芬克决斗的理由；而如果真相是奥古斯塔说的那样，那么俾斯麦就有理由怨恨芬克了，因为芬克是唯一知道他在奥古斯塔面前失败丢脸的人。[214]

1848年革命期间，芬克加入了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主张德意志各邦通过协商实现统一，并宣扬主权在民。身为保守派的俾斯麦坚决抵制这些理念。并且在随后的危机中，俾斯麦宁愿普鲁士屈服于奥地利，也不愿意普鲁士屈服于自由主义。

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欧洲处于专制力量回潮的“反动年代”。德意志各邦恢复了“德意志邦联”，以奥地利为领导者，这让普鲁士十分不满。新任普鲁士派驻德意志邦联的公使俾斯麦的使命就是尽可能打击奥地利的声望。在俾斯麦担任该职务期间，发生了著名的“燃烧雪茄”传奇。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俾斯麦自己炮制并传播的，真实性可疑。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奥地利公使担任主席；只有主席有权在会议室抽烟；俾斯麦拒绝接受奥地利公使独享特权，就故意也点起雪茄来抽。[215]在普鲁士国内，大家觉得这是针对奥地利的一次外交胜利。

1852年3月，在普鲁士议会上，俾斯麦与芬克等自由派政治家唇枪舌剑。俾斯麦表示，普鲁士军人和大部分民众是忠诚的，只有大城市里的民主派对国王的忠诚度可疑。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炒得火热，引发了种种挖苦和抨击。另外，媒体对俾斯麦的话也有曲解，比如说俾斯麦的意思是政府不信任甚至敌视民众，俾斯麦想要消灭大城市等等。[216]

本届议会的另一个议题是，是否为修复霍亨索伦城堡的工程拨款10万塔勒。芬克指出，这座城堡的驻防人员仅有150人，军事意义不大。他怀疑该项目仅仅是霍亨索伦王室为了光宗耀祖，修缮祖先的城堡的形象工程而已，这笔钱不如用到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芬克还对俾斯麦预测六个月内可能发生战争的话大加挖苦。一时间，舆论对俾斯麦十分不利，把他描绘成好战、嗜血、满口胡言、自吹自擂的可笑人物。

在辩论中，芬克对俾斯麦冷嘲热讽，说他在外交方面唯一的成绩就是“燃烧雪茄”的故事。俾斯麦认为这件事情是他私下里当作笑话讲给芬克听的，如今芬克居然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不仅违背了外交界的规矩，也有失体面。[217]俾斯麦对芬克的攻击十分愤怒，尤其是芬克与他属于同一阶级，身份类似，居然如此不讲情面。俾斯麦对芬克的反击就是，芬克没有教养，配不上自己的贵族身份。

这下子惹恼了芬克，他通过中间人向俾斯麦发起了决斗挑战，要捍卫自己的荣誉、人格与地位。俾斯麦也承认自己的话侮辱了芬克。当然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不仅仅是因为近期的争吵，也不仅仅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立场。双方通过中间人紧锣密鼓地准备决斗。俾斯麦原希望用军刀（Säbel）决斗，因为双方都曾是大学生兄弟会成员，都剑术高超。据说俾斯麦在大学的三个学期就决斗25次[218]；而他对手枪决斗没有经验。芬克也是斗剑的老手，1833年为此受过要塞监禁。但最后双方还是约定用手枪。于是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俾斯麦后来成为世界级伟人，芬克则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不过，俾斯麦因为政治而卷入的决斗还不止这一起。

1865年6月2日，在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普鲁士议会辩论之后，时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当着众多议员的面，向他的政敌，著名的医生、病理学家、大学教授和自由派议员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发起了决斗挑战。菲尔绍思想进步，支持社会福利和少数民族权益，反对扩大军备、反对战争，与俾斯麦发生政治冲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时正值普鲁士的“宪法危机”，国王、俾斯麦和保守派希望为陆军大幅度拨款，需要议会通过。但议会里的自由派认为这么一笔巨款最好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菲尔绍在议会严厉批评了俾斯麦，让首相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菲尔绍拒绝了决斗，说这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解决争议的方式。的确，在这样一位出身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眼中，带有封建时代贵族色彩的决斗的确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俾斯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老派的贵族，所以热衷于决斗。此事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双方都有很多拥护者。很多保守派认为，菲尔绍的确不能接受决斗，因为他身为资产阶级人士，没有“荣誉”可言。[219]

图7-14　鲁道夫·菲尔绍（画作作者不详）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是，菲尔绍接受了决斗挑战，因为他是被挑战者，所以有权选择武器。他的选择非常古怪：两根猪肉香肠，一根是煮熟的，给他自己；另一根是生的并且含有猪肉虫（旋毛虫，Trichinella spiralis），俾斯麦首相理智地拒绝了。[220]

什么是“决斗”？

决斗不是专属于贵族的，但在德意志历史上与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节说的决斗不是战场上的单挑，比如《旧约》里少年大卫击杀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或者特洛伊战争里帕里斯与墨涅拉俄斯为了争夺海伦而进行一对一的对抗；也不是中世纪用来判定某人有罪还是无辜的决斗审判；而是生活中为了荣誉、脸面而进行的武力冲突，古时用剑或军刀，近现代用手枪，双方预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和规则（比如用什么武器，如何操作），在助手和医生陪同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对于决斗，一个比较常见的基本定义是“为了捍卫荣誉”而进行的“事先约定、遵守规则、使用致命武器的两人对决”[221]。

现代意义上的决斗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法国可能在同时出现了决斗，然后先后传播到西班牙、英格兰、爱尔兰、尼德兰，但“决斗”这个概念在17世纪才传入神圣罗马帝国，“Duell”这个词于1625年首次出现在德语文献中。[222]

决斗的规则非常复杂，有成文的规则供人学习参考。奥匈帝国军官弗朗茨·冯·博尔加尔（Franz von Bolgár，1851—1923）编写了《决斗规则》（Die Regeln des Duells，1880年首版于布达佩斯），另一位奥地利军官古斯塔夫·赫尔格泽尔（Gustav Hergsell）于1891年发表了《决斗法则》（Duell-Codex）[223]。1882年由一位军官撰写、在德国发表的《决斗传统习俗》（Die Conventionellen Gebräuche beim Zweikampf）总结和记录了军队里流传的决斗规则。[224]

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决斗。起初只有那些可以合法携带武器的人，也就是贵族、军官和大学生，有资格决斗。当然到了19世纪，市民阶层的人，只要出身体面并且愿意服从规矩，也可以参加决斗。19世纪德意志各邦的大部分决斗，比如普鲁士发生的决斗的70%、巴伐利亚的82%和巴登的86%，发生在市民之间。[225]

决斗的目的不是杀死对方，而是为自己受到的侮辱（言语攻击、辱骂、含沙射影，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妹、未婚妻等女性亲友受到的侮辱乃至侵犯）得到“满足”（Satisfaktion）。所谓的侮辱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傲慢的眼神、没有向有绅士陪同的女士问候、在拥挤的电车上无意的推搡等等。[226]

双方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愿意冒负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所以不管决斗的结果如何，双方都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恢复了荣誉。这里的荣誉不只是个人荣誉，也是整个群体（贵族、军官、大学生等）的荣誉。为了荣誉挺身而出，是该阶层的人士应义不容辞肩负起的责任。逃避决斗责任，就丧失了荣誉，会遭到本阶层的唾弃。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军官阶层为贵族所主宰，“荣誉感”特别强。比如1855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军队刑法第114条规定：“当军官的荣誉……当着别人的面受到无端攻击时，动用武器紧急捍卫荣誉（Ehrennotwehr）是合法的。”但同时又规定决斗是非法的。虽然关于决斗的法规自相矛盾，但受到别人挑战而拒绝应战的军官不仅会丧失荣誉，甚至可能因此丢掉军职，因为军方高层会觉得他没有军人必需的荣誉感，不配当军官。[227]而参加决斗的军官又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对军官来说，决斗往往是两难的问题。

侮辱荣誉的行为发生后，受辱一方可以在24小时之后通过中间人（Kartellträger）向对方发起挑战。如果是军官或大学生，同伴们要组成荣誉法庭来裁决是否允许决斗，决斗的方式又是什么。不经过荣誉法庭的磋商，决斗不能进行。负责联络的中间人可能会在实际决斗期间担任助手。确定要决斗之后，决斗助手负责安排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决斗武器一般是军刀或手枪，如果要用其他武器，需要事先谈好。决斗助手的角色非常关键，决斗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助手的谈判能力、经验和沉着冷静。所以决斗专家阿尔封斯·卡尔（Alphons Karr）说：“打死人的不是子弹，也不是剑刃，而是决斗助手！”[228]

图7-15　一对决斗用的精美手枪，现存费城艺术博物馆（Nfutvol摄）

因为法律禁止决斗，所以商谈只能尽量秘密进行。决斗一般选在黎明，在偏僻地点进行，以掩人耳目。双方助手和医生会在场[229]，可能还会请中立的第三方监督。双方武器必须完全相同，19世纪常见的选择是12 mm至17 mm口径的前装滑膛手枪。这种枪的精度不高，但口径大、威力大，伤者往往会在几天后死亡。决斗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侮辱的严重程度。如果用手枪决斗，一般互相轮流射击一到三次，双方间隔的距离是事先规定好的，可能在15到100步之间。最恐怖的一种方式是，双方各揪着同一张手绢的对角线两角，在这么近的距离同时开枪，但只有一支手枪有子弹。如果用军刀或剑决斗，有的是打到第一次见血为止（哪怕是非常轻微的伤），有的是打到双方不能继续为止。[230]

因为决斗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捍卫荣誉，所以一般来讲，只要走完整个决斗流程，双方的面子就保全了。所以双方可以预先商量好，各自手下留情，不要取对方的性命；甚至约定只打非要害的部分，或者干脆约定都故意打不准。

到了近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参与和协助决斗都是违法的。德意志各邦也是这样。175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颁布的法律规定，参与决斗者及其助手将被斩首。[231]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听说自己的两名军官将要决斗，因为在争吵时其中一人扇了另一人耳光。为了阻止决斗，皇帝于次日在操练场上当众拥抱受辱者，然后命令刽子手扇辱人者一记耳光，并将其投入要塞监狱。皇帝在一封信里表达过自己对决斗的态度：“对于面对敌人时英勇无畏的军官，我非常尊重……他们在战场上蔑视死亡的精神对他们自己是光荣，对国家是贡献。但有些人为了报复和仇恨而愿意牺牲一切。我鄙视这样的人……我厌恶所有不尊重本国法律的人。”[232]

1794年生效的普鲁士法律也规定要严惩决斗者：杀死对手的决斗者将被判死刑；如果决斗没有发生流血，双方也要被剥夺贵族身份，并被监禁至少十年；如果决斗没有实际发生，发出挑战的一方也要被判三到六年监禁，接受挑战的一方要被判一到三年监禁。[233]1855年，奥地利的军事刑法规定，如果决斗双方无人受伤，他们将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要塞监禁，决斗助手如果没有积极阻止决斗，可能被判20年监禁。不过实际上决斗者往往得到宽大处理。[234]

1882—1912年的30年里，第二帝国的刑事档案记载了2111起针对决斗者的司法程序，到1936年共有4222人因为决斗而被定罪。没有闹到公堂的决斗肯定比这些数字多得多。[235]在鼓励贵族“荣誉感”的普鲁士和后来的第二帝国，法律对决斗的惩罚非常轻。1794年的普鲁士法律规定，军官和贵族的决斗致人死命不能算作谋杀，应得到特别宽大的处理。[236]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规定，决斗中若有一方死亡，另一方将被判2到12年的要塞监禁；若未发生流血，双方将被判三个月到五年的要塞监禁。[237]所谓“要塞监禁”，是一种不损荣誉的徒刑，犯人享有相当多的自由，牢房宽敞卫生，室内可以有家居的各种舒适条件，犯人可以在要塞内自由活动，可以居住在要塞所在的城镇，可以享受该城镇的各种娱乐设施，甚至可以在要塞司令的许可下做短途旅行。[238]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之后就被判处要塞监禁，在此期间可以著书立说，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待访客。并且在实践中，政府和军事法庭甚至更为宽大，连这么轻的刑罚都不一定施加到决斗者身上。被判刑的决斗者有很大机会得到赦免和减刑。申请宽大处理的决斗者当中有60%最终得到了赦免或减刑。[239]

19—20世纪的德意志决斗

决斗一直遭到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因为它和旧的等级社会与贵族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经常批评它，天主教会也谴责决斗，比如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的诏书要求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主教们惩罚参与决斗的人。[240]德国还在1902年组建了“德国反决斗联盟”（Deutsche Anti-Duell-Liga），其中不少成员是贵族。成立六年后，德国“反决斗联盟”就有了20个分会，成员约4000人。[241]奥匈帝国也建立了反决斗联盟，一度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包括高级贵族，但决斗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242]奥匈帝国的陆军部长为了捍卫军官的决斗传统，甚至正式宣布禁止军官参加反决斗联盟。[243]

奥地利文学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在1900年发表的意识流小说《古斯特少尉》（Leutnant Gustl）中讽刺了奥地利军队的决斗习俗：愚蠢又傲慢的军官古斯特少尉在音乐会的衣帽间与一名面包师发生口角，认为自己的军人荣誉受到了损害，但因为面包师身份卑微，他不能与其决斗，竟打算自杀以捍卫荣誉；少尉经过一夜的胡思乱想，次日清晨得知面包师已经突然病死，于是感到自己蒙受的耻辱已经消失，心理得以恢复平衡。[244]施尼茨勒曾为军医，对奥地利军队的决斗习俗和腐朽风气非常熟悉。该小说发表之后给他惹了不少麻烦。军方激烈地指责他损害军队的威望和荣誉，撤销了他的预备役军医衔级。[245]

世纪之交，德意志第二帝国连续发生多起著名的决斗事件，相关的争吵一直闹到帝国议会，但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一次决斗可能要算闹得沸沸扬扬的考策丑闻。

莱贝雷希特·冯·考策（Leberecht von Kotze，1850—1920）是帝国宫廷礼仪总管。19世纪末，柏林上流社会和皇室成员收到了很多匿名信，揭露许多高级贵族的放荡风流事，包括性派对和同性恋行为，信中还附有照片。这严重损害了皇室的声誉。因为其中的细节是只有宫廷内部的高层人员才知道的，很多人怀疑是考策干的。调查无法证明考策有罪，但宫廷官员卡尔·冯·施拉德尔（Karl von Schrader，1848—1896）等人仍然纠缠考策，谴责他给宫廷抹黑。尤其施拉德尔及其妻子也在匿名信揭露的放荡贵族之列。考策忍无可忍，与施拉德尔决斗，将其打死。随后考策被判两年三个月的要塞监禁，但很快得到皇帝赦免。不过，因为丑闻闹得太大，考策的婚姻破裂。究竟谁是匿名信的始作俑者，至今不明（最大的嫌疑人是皇后的兄弟），但肯定不是考策。

1917年，奥匈帝国皇帝卡尔明文禁止军人决斗，不过仍然发生了一些决斗事件。[246]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两国帝制灭亡，社会动荡，贵族丧失了曾经的主宰地位，决斗风气逐渐消失，决斗不再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因此变得越来越罕见。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法律都明确禁止决斗。纳粹德国恢复了决斗的合法性。希姆莱在党卫军框架内允许决斗，但必须遵照他制定的规则，比如党卫军有自己的荣誉法庭管理这样的事务，并且只能用军刀。[247]

1937年10月17日，德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和党卫军成员罗兰·施特龙克（Roland Strunk）与希特勒青年团官员、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副官霍斯特·克鲁奇纳（Horst Krutschinna）用手枪决斗，起因是施特龙克发现自己被克鲁奇纳戴了绿帽。施特龙克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传奇人物，“一战”期间是奥地利军官，战后成为记者，报道了凯末尔抵抗希腊的军事行动、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佛朗哥进攻马德里等战事。他是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记者，颇得希特勒器重。原本按照党卫军的规则，只能用军刀，但有一个例外是如果决斗者患有血液疾病的话，可以换其他武器。施特龙克从医生那里获得了他曾患有疟疾的证明，于是可以用手枪决斗。此次决斗中施特龙克身负重伤，于10月22日丧命。希特勒因为失去了对党的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的国际知名记者而大为震怒，在全德范围严令禁止决斗，除非得到他本人的批准。希特勒和席拉赫都给施特龙克的葬礼送了花圈，克鲁奇纳则丢掉了在青年团的工作，“二战”期间担任高射炮军官，后来死于工业事故。[248]

真正意义上的决斗在德国的历史到此为止。1969年的联邦德国刑法废除了关于决斗的条款，剥夺决斗享受的特殊法律地位。一个主要原因是，联邦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传统意义上的捍卫荣誉的决斗，所以不再需要相关的法律。[249]

九　贵族舞会：以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奥地利宫廷为例

1891年，奥地利贵族外交官戈特弗里德·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Gottfried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67—1932）公子出访俄国，应邀参加冬宫的一次舞会。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如此描述帝俄宫廷的舞会：“多么糟糕的宾客啊！天哪！天哪！全都是粗鄙不堪、毫无衣品的婆娘，没有丝毫魅力。珠宝首饰极少，至少没有像样的首饰。一言以蔽之，这里聚集了最粗俗最丑恶的女人，她们看上去仿佛是在来舞会的马车上梳妆打扮的，头上还歪戴着花！”[250]

戈特弗里德对于宫廷舞会的水平很有发言权，因为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公子（1828—1896）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大总管，担任皇帝身边的要职数十年，是哈布斯堡皇朝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宫廷总管，是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在父亲身边，戈特弗里德自幼出入奥地利宫廷，后来还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位女大公，所以和皇室关系密切。富丽堂皇、高雅风流的宫廷舞会，他见得太多了。

戈特弗里德对俄国宫廷舞会的恶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宫廷长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枢纽，拥有丰富的宫廷传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的维也纳宫廷舞会堪称一绝。在欧洲几个主要大国都相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时代，维也纳宫廷舞会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风俗和贵族气派。奥地利历史学家玛蒂娜·温克胡福尔通过挖掘历史档案，还原了维也纳宫廷舞会的全貌，本节将参考她的著作，探究一下奥地利宫廷舞会究竟何等精彩，竟让戈特弗里德公子对闻名遐迩的俄罗斯冬宫舞会也嗤之以鼻。

维也纳宫廷的两种舞会和参加资格

维也纳宫廷舞会有两种：宫廷舞会（Hofball）和“在宫廷的舞会”（Ball bei Hof）。前者参加的人数更多，约2000人，不限于贵族；后者参加的人数较少，约700人，只有贵族和外国的高级外交官可以参加，气氛更亲密，显得档次更高。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分别称为“大舞会”和“小舞会”。每年大小舞会各一次，都在新春。大舞会一般在1月底举行，具体时间由皇后选择，小舞会则在大舞会结束大约两周后举行。

大舞会是官方的正式舞会，任何有资格进入宫廷的人都可以参加，包括：高级贵族、外国外交官、高级官员、高级勋章获得者、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市民、卓越的学者和艺术家，以及维也纳驻军的军官。其中最后一项是对军官的特殊恩典，即便出身低微的军官也可以参加大舞会。奥匈帝国军官的军饷微薄，往往因为薪水不够而被上级禁止结婚，并且不像同时期的德国军官那样因为屡战屡胜而享有崇高威望，毕竟19世纪的奥地利军队多次在战争中受辱。不过奥地利军官还是享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大舞会只向高级宾客发送请柬，对其他人只是贴出告示，任何人只要平时有资格出入宫廷，就可以自行去舞会。因为去舞会的军人太多，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军人数量受到限制。

大舞会有着装要求：宫廷高官要穿宫廷制服，军人穿军服，其他人穿燕尾服，女士可以穿低胸和露肩的礼服。佩戴勋章和奖章出席是被许可的。皇帝对着装特别看重，目光如炬，对军人要求严苛，有时为了微不足道的细节毫不客气地批评别人。比如领子的高度要精确到厘米，军靴和马靴必须擦得锃亮。后者在跳舞时会造成麻烦，因为鞋油气味很重，而且容易把女士的长裙弄脏，很多女士的昂贵裙子因此被毁掉。在女士们的抱怨之下，皇帝后来允许军人穿漆皮鞋参加舞会。

忙碌的准备

舞会的日期公布后，大家就可以赶紧准备了，尤其是女士。宫廷礼服价值不菲，一件礼服的价格高达300—500古尔登，而当时宫廷仆人一年的工资约为300古尔登。舞会是女士争奇斗艳的好机会，大家都想定做新礼服，从而胜过其他女士。除服装设计师、裁缝、布料供应商等，发型师、化妆师在舞会前也会财源滚滚。著名的意大利明星发型师阿尔代里亚诺（Ardelliano）在舞会当天忙得不可开交，早晨7点就开工。维也纳的贵妇小姐为了获得他的预约简直要挤破头。最好能约到比较晚的时间，也就是接近晚上舞会开始的时候去做发型。如果一大早做发型，就要顶着做好的发型（这往往很重，头发上可能会佩戴钻石之类的饰品）小心翼翼地如坐针毡整个白天。

宾客忙于打扮的同时，霍夫堡皇宫的工作人员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最忙的部门可能是厨房，要提前几天为2000名宾客准备自助餐。菜肴包括夹肉、鱼、干酪等的小块面包或薄饼（作为前菜），汤，热菜，形形色色的小点心，以及各种装饰精美、奇思妙想的美食。糕点师傅要准备大量圆形大蛋糕、糕饼、蛋白脆饼、糖果、巧克力和冷饮。每年舞会前都要对大批仆人进行上菜和侍奉宴席的培训，因为常规的人员实在不够。

宫廷园丁从皇家园林和温室拖来许多棕榈树和灌木，装饰舞厅、墙壁、阶梯等。园丁还把温室里最美丽的花卉做成巨大的花束，作为装饰。虽然仍在冬季，皇宫却成为鲜花的海洋。装饰不仅有贵重而美丽的壁毯，管理餐具和银器的工作人员还要准备好数量庞大的餐具、杯子等，以及贵重的锦缎桌布。仆人为大厅内巨大的吊灯装好新蜡烛，用金黄色的温暖烛光照耀大厅。届时会搭建临时衣帽间，还要培训仆人如何悬挂和保管宾客贵重的毛皮大衣等衣物。对宫廷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舞会的准备工作繁忙而辛苦，压力极大，但他们会得到相当于一周工资的奖金。

大舞会的流程

舞会一般在晚上8点开始。大约7点半，宾客的马车就开始陆续抵达皇宫。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衣着光鲜的皇家骠骑兵骑着高头大马，军刀出鞘，夹道欢迎客人，而他们背后就是张灯结彩的霍夫堡。这幅景象令人难忘。宫廷贵族、外国外交官和军官从不同的门抵达皇宫。身穿礼服的差役打开马车的门，搀扶女士下车。客人进入皇宫后，就有仆人帮他们脱下大衣，将其保管好。

成群宾客走向庆典大厅（Zeremoniensaal），沿途经过许多富丽堂皇的房间，随处可见不同单位的帝国近卫军在站岗。庆典大厅是霍夫堡皇宫最辉煌的大厅，由比利时建筑师路易·蒙托瓦耶（Louis Montoyer，1747—1811）设计，有26台枝形吊灯，可装载1300支蜡烛，大厅有24根人工大理石的柱子。到了庆典大厅，宾客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寒暄打趣。大厅内人声鼎沸，随处闪耀着钻石和各种首饰的珠光宝气。绅士、贵妇和小姐们个个精神抖擞、衣着华美，他们在这里等待皇室成员抵达。

与此同时，皇室和诸侯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套房集中。8点半，宫廷大总管准时向皇帝报告，一切准备就绪。皇室组成两列纵队，最前方是皇帝和皇后，然后每一排都是一位大公和一位女大公或大公夫人。

图7-16　1900年，霍夫堡皇宫的一次舞会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被贵妇们簇拥（Wilhelm Gause绘）

图7-17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画作作者不详，1910年）

外国外交官在镜厅等候，男士身穿笔挺的制服，佩戴光辉璀璨的勋章，女士身穿华贵的礼服。皇室队伍走到镜厅，皇帝接见外交官。还没有觐见过皇帝的外交官在这里得到引见。皇帝与外交官们短暂交谈，皇后则与外交官的夫人寒暄。

9点半，皇室队伍再次行动起来，走向庆典大厅。大厅只有一扇门是关着的，这时传令官重重地敲门三次，这意味着皇帝陛下驾到。原本吵吵闹闹、笑声不断的大厅在几秒钟内变得鸦雀无声。礼宾官员打开那扇门，大厅内的人们迅速让出一条道路。宫廷大总管用黄金权杖三次敲击木地板，宣布皇室开始进门。走在最前面的是礼宾总管，然后是宫廷大总管，往后是皇帝夫妇，再往后是宗室成员。皇帝一般身着陆军元帅的军礼服，白色上衣，红色裤子。皇后则穿昂贵的晚礼服，戴冠冕和珠宝项链。女士们向皇帝等人行屈膝礼，男士深深鞠躬。同时，外交官及其夫人从另一扇门走进庆典大厅。

皇帝等人走到大厅另一边的座位处，那里有两张金色椅子，给皇帝和皇后坐。周围是皇室成员的椅子。皇帝一般会先到宾客那里，与大家短暂交谈，皇后则坐在那里与女宾交谈。最高贵的女宾也有座位可坐，地位越高，距离皇后越近。皇后面前有两张扶手椅，她会一次请两位女宾过来坐下与她交谈，一位是贵族，一位是外国外交官的夫人。短暂谈完之后，两位女宾从皇后面前离开时不能背对皇后，必须面向皇后，倒退出去。穿长裙的女宾有可能会因此摔倒，这就会引起大家幸灾乐祸的嘲笑。

宫廷乐队的领舞者发出讯号，音乐响起，舞蹈开始，一般是一位大公和一位女大公（或大公夫人）跳第一支舞。节目单把时间规定得非常严格：“第一支华尔兹，9点30分到9点37分。5分钟休息。第一支波尔卡，9点42分开始……”

第一支夸德里尔舞（Quadrille）之后，皇后会到一个私密房间去，接见首次到宫廷的女宾。年轻的贵族小姐被引见给皇后之后，才算正式成为宫廷上流社会的一分子。第二支夸德里尔舞之后，皇后会带着女大公、大公夫人和一小群最高贵的女宾去舞厅旁的茶室喝茶。大家会预先领到不同颜色的卡片，标示自己应当去哪一张桌子。白色卡片表示与皇后同桌，只有侯爵夫人和大使夫人那个级别才能享有此等殊荣。另外几张桌子的卡片是粉红色或蓝色，以女大公或大公夫人为首。

皇后饮茶的同时，宴会厅内开始自助餐服务。争夺饮食的活动简直像打仗，尤其是军人抢得特别起劲。帝国枪骑兵部队因此臭名昭著，很多参加舞会的枪骑兵吃相不雅，竟然用头盔装满糖果。

沙龙舞（Cotillion）是舞会的高潮，“Cotillion”是法语词，得名自姑娘飞舞时露出的衬裙。沙龙舞期间，男士会得到花束，用来送给女士。这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贵族们会仔细观察沙龙舞的舞伴，如果有一对青年男女连续跳两支沙龙舞，就相当于半正式地宣布，他们已经订婚了。

午夜12点15分，最后一支华尔兹准时结束。退场的仪式和入场一样，皇室成员排成两列纵队，宾客自动让出一条道路，宫廷大总管拿着黄金权杖引领退场，皇室成员离开大厅后，那扇门再次关闭。宾客走向皇宫出口，在衣帽间附近，每人领到一盒著名的皇家糕点店“德梅尔”（Demel）制作的糖果。仆人为大家取来大衣，并搀扶女士上马车。

客人全部离去之后，宫廷工作人员开始连夜打扫和清理。他们将1万多支蜡烛安全地熄灭并收纳起来，将贵重的餐具清洗并尽快入库保管，不过每年舞会都要丢失和损坏不少餐具。自助餐的剩余部分会打包起来，在第二天早晨卖掉，收入会分给所有参加舞会准备工作的仆人、厨师等。打扫工作往往持续到天亮。

小舞会

大约两周后，上述流程会重复一次，即“在宫廷的舞会”，或称“小舞会”。小舞会不是官方的舞会，而是皇帝私人举办的舞会，规模小得多，只邀请贵族、宫廷达官贵人和最高级的军人，并且也不会有告示，而是向客人发送请柬。对贵族来讲，小舞会的吸引力当然更大，因为这里人少，而且都是同一阶层的人，交流更方便、更轻松自如，跳舞的机会更多，与皇帝交谈的机会也更多。小舞会不提供自助餐，而是举行正式晚宴。与大舞会类似，客人会领到不同颜色的卡片，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桌子。地位越高的人，位置当然距离皇帝越近。

餐桌装饰华美，有巨大的花束，使用贵重的瓷器和银器。菜单遵照古老的传统，很少有变化，一般是大麦肉汤、搭配蛋黄酱的鱼、酥皮点心、烤肉、冰激凌、葡萄酒、啤酒和香槟。侍奉用餐的仆人极多，所以虽然客人很多，仍然井井有条。用餐完毕，大家回到舞厅，一直到12点整舞会结束。[251]

(1)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的弟弟当了罗马尼亚国王，称“斐迪南一世”。

(2)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后成为纳粹党员。

(3)　“第三帝国”的说法自古就有，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思。1923年，保守派和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在作品《第三帝国》中称，第一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帝国，第三帝国是未来的帝国。后来纳粹偶尔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但这不是纳粹的正式理论。希特勒在1933年9月1日说，他领导的国家是第三帝国，将持续千年。但1939年6月，他又禁止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

(4)　卡尔·冯·阿雷廷男爵的弟弟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就是著名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反纳粹人士。卡尔自己也敌视纳粹。

(5)　不过，我们对这两位的生平知之甚少，对他们的贵族身份不是很确定。沃尔夫拉姆在作品中自称为“骑士”。瓦尔特可能是骑士或家臣。

(6)　曾任普鲁士王国的黑森—拿骚省省长。

[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

[2]　Ibid., p. 9.

[3]　Abulafia, David. Frederick Ⅱ: A Medieval Empe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8.

[4]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93—394页。

[5]　Parker, Geoffrey.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s V.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0.

[6]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114.

[7]　Ibid., pp. 104-114.

[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0-21.

[9]　Sinclair, Andrew. Death by Fame: A Life of Elisabeth, Empress of Austria.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31.

[10]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2.

[11]　Ibid.

[12]　Ibid., p. 21.

[13]　Röhl, John C. G..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before 1914. KaiserWilhelm Ⅱ’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132.

[1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15]　Petropoulos, Jonathan. “The Hessens and the British Royals”. In: Urbach, Karina (Ed.). Royal Kinship: Anglo-German Family Networks 1815-1918. K. G. Saur, 2008. p. 152.

[16]　Blanning, T. C. W..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Random House, 2016. p. 33.

[17]　Duffy, Christopher.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Routledge, 1987. p. 7.

[1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19]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5-36.

[20]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p. 22.

[2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

[22]　Ibid., p. 16.

[23]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24]　Ibid., p. 17.

[25]　Ibid.

[2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5.

[27]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2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14.

[29]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9.

[30]　Roberts, Andrew. Napoleon the Great. Allen Lane, 2014. p. 285.

[31]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64.

[32]　„Die Entdeckung der Mumie von Heinrich LII. Reuß Köstritz jüngerer Linie.“ URL: http://reussischefuerstenstrasse.de/die-entdeckung-der-mumie-von-heinrich-lii-reuss-koestritz-juengerer-linie/7994/.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3]　Wilson, Stephen. The Means of Naming.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ersonal Naming in Western Europe. UCL Press, 2004. p. 80.

[34]　Cornwell, Bernard. The Last Kingdom. Harper, 2006. p. 11.

[35]　Mitterauer, Michael. Traditionen der Namengebung. Namenkunde als interdisziplinäres Forschungsgebiet. Böhlau, 2011. S. 122.

[36]　Raßloff, Steffen. Geschichte Thuringens. C. H. Beck, 2020. S. 37.

[37]　Ebd., S. 44.

[38]　Kneschke, Ernst Heinrich (Hg.). Neues Allgemeines Deutsches Adels-Lexicon. Band 7. Friedrich Voigt’s Buchhandlung, 1867. S. 465-466.

[39]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2: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ich, 1648-18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71.

[40]　见歌德的回忆录《1792年法兰西战役》（Kampagne in Frankreich 1792），此处借用了王蕾即将出版的译文。

[41]　Raßloff, Steffen. Geschichte Thuringens. C. H. Beck, 2020. S. 73.

[42]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

[43]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08-109.

[4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p. 18.

[45]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

[46]　Uhland, Robert. „Hohenheim, Franziska Gräfin vo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9. Duncker & Humblot, 1972. S. 483-484.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6/images/index.html?seite=497.访问时间：2020年5月20日。

[47]　Funck, Marcus. „Vom Höfling zum soldatischen Mann. Varianten und Umwandlungen adeliger Männlichkeit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Conze, Eckart und Monika Wienfort (Hg.).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öhlau, 2004. S. 209.

[48]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78页。

[49]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78—479页。

[50]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2.

[51]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78页。

[52]　克斯汀·唐尼：《伊莎贝拉：武士女王》，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53]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193.

[54]　Ebd.

[55]　Lewandowski, Norbert und Gregor M. Schmidt. Die Familie, die Bayern erfand: Das Haus Wittelsbach: Geschichten, Traditionen, Schicksale, Skandale. Stiebner, 2014. S. 73.

[56]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Allen Lane, 2016. pp. 356-370.

[57]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Allen Lane, 2016. p. 424.

[58]　Holzfurtner, Ludwig. Die Wittelsbacher: Staat und Dynastie in acht Jahrhunderten. W. Kohlhammer GmbH, 2005. S. 129.

[59]　Wilson, Peter H.. The Holy Roman Empire.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p. 425.

[60]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79页。

[61]　Weitz, John.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Ticknor & Fields, 1992. pp. 7-8.

[62]　Ellrich, Hartmut. Der Deutsche Adel im 20. und 21. Jahrhundert. Michael Imhof, 2017. S. 29.

[63]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23.

[64]　Ebd., S. 118.

[65]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22.

[6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17.

[67]　Manchester, William. The Arms of Krupp: 1587-1968.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p. 9.

[68]　萨克雷：《名利场》，杨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3—104页。

[69]　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书名若译为《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似更妥当。

[70]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35.

[7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3-26.

[72]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390—391页。

[73]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58-59.

[74]　Ebd., S. 56-58.

[75]　Aschoff, Hans-Georg. Die Welfe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1918. Kohlhammer, 2010. S. 85-86.

[76]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136.

[77]　Groß, Reiner. Die Wettiner. W. Kohlhammer GmbH, 2007. S. 174.

[78]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79.

[79]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80.

[80]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73.

[81]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69-170.

[82]　Ibid., p. 169.

[8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49-50.

[84]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48.

[85]　弗利德里希·鲍尔生：《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8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88.

[87]　Machtan, Lothar. „Einen Doktor für den Prinzen.“ In: Die Zeit, am 22. Oktober 2009, Nr. 44. URL: https://www.zeit.de/2009/44/C-Kaisers-Dokto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8]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S. 48.

[89]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70-171.

[90]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130.

[91]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71-172.

[9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1.

[93]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 137.

[94]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23—424页。

[95]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425页。

[96]　见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的官方网站：https://www.magdalenenstift.de/start/geschichte/。

[97]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81.

[9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67.

[99]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 418.

[10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73.

[101]　Ebd., S. 75.

[10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77-78.

[103]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

[104]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76.

[105]　Ebd., S. 77.

[106]　Ebd.

[107]　Ebd., S. 109.

[10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84.

[109]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4.

[110]　Ibid., p. 120.

[111]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2页。

[11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398-401.

[113]　Ebd., S. 405.

[114]　Ebd., S. 407-408.

[115]　Ebd., S. 411.

[116]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79.

[117]　Endres, Johannes (Hg): Friedrich Schlegel-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J. B. Metzler, 2017. S. 23.

[118]　Goldsworthy, Adrian. Augustus, the First Emperor of Ro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p. 307.

[119]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120]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296—298页。

[121]　汉斯·麦耶尔：《瓦格纳》，赵勇、孟兆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66页。

[122]　汉斯·麦耶尔：《瓦格纳》，赵勇、孟兆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69页。

[123]　汉斯·麦耶尔：《瓦格纳》，赵勇、孟兆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67页。

[124]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86页。

[125]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94页。

[126]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99页。

[127]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118页。

[128]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125页。

[129]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99页。

[130]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102页。

[131]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107页。

[132]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108页。

[133]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1卷，第288页。

[134]　Aschoff, Hans-Georg. Die Welfe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1918. Kohlhammer, 2010. S. 82.

[135]　Ebd., S. 78-79.

[136]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137]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138]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07页。

[139]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20页。

[140]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21页。

[141]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43页。

[142]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44页。

[143]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49—150页。

[144]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96页。

[145]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95页。

[146]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194页。

[147]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37页。

[148]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37—239页。

[149]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41—242页。

[150]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45页。

[151]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45页。

[152]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51页。

[153]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49页。

[154]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77页。

[155]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78—279页。

[156]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80页。

[157]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282页。

[158]　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第507页。

[159]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第42—43页。

[160]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第77—78页。

[161]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第84—85页。

[162]　Ellrich, Hartmut. Der Deutsche Adel im 20. und 21. Jahrhundert. Michael Imhof, 2017. S. 108-109.

[163]　Genzmer, Felixet a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s Spätmittelalters (1490). J. B. Metzler, 1962. S. 261-262.

[164]　Groß, Reiner. Die Wettiner. W. Kohlhammer GmbH, 2007. S. 242.

[165]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 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200.

[166]　http://schwertfechten.ch/quellen/paulus-hector-mair/phm-vorred/phm-prefac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67]　https://www.dwds.de/wb/Turnier.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68]　Thomas, Meier und Charlotte Bretscher-Gisiger (Hg.).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and 8. Metzler, 1999. S. 1113.

[169]　Behringer, Wolfgang. Kulturgeschichte des Sports. Vom antiken Olympia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2. S. 89-90.

[170]　Paravicini, Werner. Die ritterlich-höfische Kultur des Mittelalters.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1. S. 98.

[171]　Behringer, Wolfgang. Kulturgeschichte des Sports. Vom antiken Olympia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2. S. 90.

[172]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203.

[173]　Behringer, Wolfgang. Kulturgeschichte des Sports. Vom antiken Olympia bis zur Gegenwart. S. 89.

[174]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339页。

[175]　Thomas, Meier und Charlotte Bretscher-Gisiger (Hg.).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and 8. Metzler, 1999. S. 1114.

[176]　Paravicini, Werner. Die ritterlich-höfische Kultur des Mittelalters,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1. S. 99.

[177]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212.

[178]　Ebd., S. 213.

[179]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四。

[180]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67.

[181]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55.

[182]　Rieckenberg, Hans Jürgen. „Klostermayer, Matthias, Bayerischer Hiasl.“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12. Duncker & Humblot, 1980. S. 125-126.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29/images/index.html?seite=139.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83]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217-219.

[184]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27.

[185]　Abulafia, David. Frederick Ⅱ: A Medieval Empe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68-269.

[186]　Abulafia, David. Frederick Ⅱ: A Medieval Empe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2.

[187]　Ibid. p. 267.

[188]　Wheatcroft, Andrew. The Habsburgs: Embodying Empire. Penguin, 1996. p. 86.

[189]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p. 401-402.

[190]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 402.

[191]　Ibid., pp. 403-404.

[192]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 403.

[193]　Ibid., p. 405.

[194]　Ibid., p. 403.

[195]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153-154.

[196]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377.

[197]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 405.

[198]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p. 405-407.

[199]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56.

[200]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378.

[20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66.

[202]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67.

[203]　Ebd., S. 67-68.

[20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65-267.

[205]　Bismarck, Herbert von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329.

[206]　Bismarck, Herbert von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329.

[207]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6-77.

[208]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80-181.

[209]　Bismarck, Herbert von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98.

[210]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第45页。

[211]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第45页。

[212]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475.

[213]　„BISMARCK-BIOGRAPHIE. Historisches Plakat.“ In: Der Spiegel, am 12.12.1956. URL: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43064928.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14]　Ebd.

[215]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20.

[216]　Kladderadatsch: Humoristisch-satirisches Wochenblatt. 5.1852. URL: https://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kla1852/0049.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17]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p. 120.

[218]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1.

[219]　Lennig, Petra. Das verweigerte Duell: Bismarck gegen Virchow.德国历史博物馆官方网站，URL: http://www.dhm.de/archiv/ausstellungen/gruenderzeit/exposes/Lennig%20-%20Das%20 verweigerte%20Duell%20-%20Bismarck%20gegen%20Virchow.pdf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20]　Schultz, Myron. Photo quiz. Volume 14, Number 9, September 2008. http://www.cdc.gov/EID/content/14/9/1479.htm.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21]　Ludwig, Ulrike. Das Duell im Alten Reich: Transformation und Variationen frühneuzeitlicher Ehrkonflikte. Duncker & Humblot, 2012. S. 16.

[222]　Ludwig, Ulrike. Das Duell im Alten Reich: Transformation und Variationen frühneuzeitlicher Ehrkonflikte. Duncker & Humblot, 2012. S. 58-61.

[223]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4.另，《决斗法则》可在这里下载：http://phaidra.univie.ac.at/o:6550。

[224]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lated by Anthony Williams. Polity Press, 2007. p. 80.

[225]　Hewitson, Mark. The People’s Wars, Histories of Violence in the German Lands, 1820-18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42.

[226]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6.

[227]　Ibid., p. 130.

[228]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5.

[229]　Hewitson, Mark. The People’s Wars. Histories of Violence in the German Lands, 1820-18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43.

[230]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8, 135.

[231]　Ibid., p. 131.

[232]　Millingen, John Gideon. The History of Duelling. Vol Ⅰ, Richard Bentley, 1841. pp. 343-345.

[233]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olity Press, 2007. p. 28.

[234]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1.

[235]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 6.

[236]　Hewitson, Mark. The People’s Wars. Histories of Violence in the German Lands, 1820-18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41.

[237]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 29.

[238]　Ibid., pp. 33-34.

[239]　Dieners, Peter. Das Duell und die Sonderrolle des Militärs. Zur preußisch-deutschen Entwicklung von Militär-und Zivilgewalt im 19. Jahrhundert. Duncker & Humblot, 1992. S. 81.

[240]　“On the Morality of Dueling, His Holiness Pope Leo ⅪⅡ, September 12, 1891.” URL: http://www.newadvent.org/library/docs_le13po.htm.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41]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olity Press, 2007.p. 198.

[242]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2.

[243]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 199.

[244]　施尼茨勒：《施尼茨勒读本》，韩瑞祥选编，蔡鸿君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154页。

[245]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0.

[246]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7.

[247]　Combs, William. “Fatal attraction duelling and the SS.” In: History Today, 6 June 1997, Vol. 47, Issue 6. p. 13.

[248]　Combs, William. “Fatal attraction duelling and the SS.” In: History Today, 6 June 1997, Vol. 47, Issue 6. pp. 11-16.

[249]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trans. Anthony Williams. Polity Press, 2007. p. 228.

[250]　Winkelhofer, Martina. Der Alltag des Kaisers: Franz Joseph und sein Hof. Haymon, 2010. S. 110.

[251]　Winkelhofer, Martina. Der Alltag des Kaisers: Franz Joseph und sein Hof. Haymon, 2010. S. 110-122.

第八章　德意志贵族的职业与事业

一　农业与林业：贵族特权的根基

乡村是贵族的传统家园和活动空间，土地是贵族的传统收入来源和权力基础，农业与林业是贵族的主要传统职业。“贵族”与“地主”这两个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两种土地所有制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紧密联系。一般来讲，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还占有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人身，拥有对农民的统治权。在自己的庄园，贵族地主仿佛一个小型国王，拥有极大的特权，包括狩猎权、警察权、司法权、本堂神父任命权、征税权等。从这种意义上讲，贵族扮演着国家基层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贵族领主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管理和干预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时农民结婚和搬迁都需要得到领主的许可。不过领主也保护农民不受敌人、盗匪等的侵害，并为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扶助伤病、年老的农民，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救济灾民等）。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在德意志和西欧普遍存在，被称为“庄园领主制”（Grundherrschaft,其中“Grund”的字面意思是“土地”）。

图8-1　15世纪木刻画，农民向地主交租（画作作者不详）

贵族的庄园是农业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贵族庄园主通过经理人来规划、监督和领导耕作（种哪些作物、每种作物种多大面积、轮作如何安排等等），从农民那里获取地租，有的是现金地租，有的是实物，如农产品、牲畜等。农民可能需要服劳役，比如每年有若干天需要无偿为地主耕种，或者侍奉地主狩猎等等。在有的地区，农民只能使用自己领主名下的磨坊和啤酒，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的贵族庄园是企业，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中世纪，莱茵兰的卡策内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伯爵为科隆市场提供粮食。魏因斯贝格领主康拉德九世（Konrad Ⅸ. von Weinsberg，1370？—1448）不仅是帝王身边的财政要员和亲信红人，还是著名的商人，做牲畜和葡萄酒生意。[1]

到了近代早期，地租主要以现金形式支付。尤其是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贵族地主就像19世纪的英国地主一样，把自己的土地分成若干块，出租给不同佃户，收取租金。17世纪起，德意志西部农民享有很大的自由，对地主基本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有点像现代企业家与雇员的关系。在庄园经济体制下，农民有机会逐步增强自己对土地的控制权，获得世袭权利，不过还不能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2]

大约14世纪起，主要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等），以及中东欧的其他地区（比如波兰和波西米亚），发展出了另一种经营方式，称为“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其中“Gut”的字面意思是“庄园”或“农场”）。这里的地主不是把地分割出租给佃户，而是亲自经营农业，不过地主当然是依赖于专业经理人、对地主有人身依附的农奴以及拿薪水的农业雇工。近代德意志东部地区的地主与西部和南部的地主相比，往往对农民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德意志东部的农场领主制的庄园往往就是一个国中之国。这些容克地主对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东欧式的农场领主制与西欧式的庄园领主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庄园领主制之下，农民之所以需要向领主缴纳现金或实物地租以及承担劳役，是因为他租种土地。也就是说，如果不租种土地，就没有这些义务。而在农场领主制治下，农民负有义务，是因为他出生在领主的庄园，没有人身自由。[3]

农场领主制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起初可能与德意志人向东欧的殖民有关。在殖民过程中，贵族地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土地，除了掌控对土地的经济权利之外，还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司法权。14和15世纪，因为瘟疫和战乱等原因，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地主在这期间往往侵吞荒地和公地；同时，为了保障劳动力，地主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以防止他们逃亡。而在15世纪末，粮价上涨，德意志东部和北部特别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地主需要更多劳动力，于是加大力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甚至将之前的自由农民变为农奴。[4]17世纪，霍亨索伦君主允许地主阶层残酷地压榨农民，以此换取贵族地主把一些政治权力让渡给君主。东部农民要承担比西部农民更沉重的赋税、地租、劳役，却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东部地主比西部地主有更多机会去侵占农民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庄园。所以东部的庄园往往比西部和南部大很多。因此，即便农业技术没有进步，东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在17和18世纪也有很大提高，可以出口[5]。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让易北河以东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地区，而贵族庄园成为农业企业。[6]尽管19世纪初普鲁士废除了农奴制，但一直到1918年帝制灭亡，德国东部的农民虽然已经获得法律上的解放，生活条件仍然较差，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地主。

然而如果说贵族地主是纯粹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就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剥削和压迫当然存在，但贵族往往也是农业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还引进和发展新的农业技术。贵族对农民往往也并非居高临下，甚至会向农民脱帽致敬，亲热地用“你”（而不是“您”）相称，并且说农民的土话。德意志地主与农民不总是对立的，而往往是共生的关系。即便在农民的自由受限、生活条件较差的易北河以东地区农场领主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状况也比同时期的俄罗斯或波兰好得多，因为贵族的传统是自视为家长，对农民的福利负有责任；而邦君也采取措施，保护农民，阻止过于残酷的剥削。[7]

三次农业危机

近现代德意志农业遇到了三次危机。1820—1835年的农业危机可能与生产过剩有关。出口型的大庄园（尤其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受到的影响比普通农户要大，因为大庄园的规模大、需要较好的现金流，并且往往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这次危机迫使许多贵族卖掉自己的庄园。

1876—1905年发生了新的结构性的农业危机。因为人口猛增（例如1873—1895年，尽管有200万德国人移民海外，帝国人口仍从4160万增加到5200万）等因素，德国从小麦出口国变成进口国，并且进口量激增。廉价的美国小麦和大量出口的俄国谷物扰乱了中欧的农业市场结构。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也对德国农业造成了巨大挑战。在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工业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老式的农业庄园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生产成本高、由于抵押而负债累累、运费过高的德国谷物生产无法应对上述的多重冲击。英国原本是德国谷物的出口市场，现在成了美国谷物的天下。德国农业损失惨重。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德国农产品价格下跌约20%，1912年才恢复到19世纪70年代的水平。普鲁士的小麦价格在1880年是每吨221马克，到1886年跌到了157马克。普鲁士的贵族大地主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这个阶层曾经把自由贸易视为信条，如今却采取政治手段来捍卫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的基础。一瞬间，他们就转向了农业保护主义的路线。[8]

贵族大地主的呼吁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为了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德国实行农业保护关税。1885—1887年间，相应的关税税率增加了四倍。俾斯麦时代的关税政策保护了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们的“集体地位”，[9]使得贵族地主（尤其是普鲁士容克）的庄园不必与海外农业市场竞争，得以维持较高的粮价和收入，也使得容克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偏袒和保护，许多贵族没有抓住时机投资于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导致贸易保护政策取消之后，他们的庄园就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即便在贵族的传统行业农业领域，贵族在与资产阶级的竞争中也越来越处于下风。贵族庄园在农业危机中损失惨重。

1928—1933年的农业危机则与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关，波及德国的整个农业领域，对魏玛共和国的灭亡、纳粹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贵族农业利益集团最后选择与纳粹合作，纳粹采用一系列立法手段来保护地主的利益。

贵族对土地的占有

土地一度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在中世纪，贵族的土地主要来自帝王、邦君和教会的封授。贵族获得了土地，就要肩负相应的义务，主要是军事义务。

1800年之前，德意志的绝大部分农业土地属于贵族。弗里德里希大王在政治遗嘱里规定，“为了维持贵族的产业，应禁止市民购买贵族庄园”。19世纪，才渐渐有贵族庄园被平民收购的现象。但贵族地主和平民地主之间往往还有隔阂。梅克伦堡的贵族地主在20世纪30年代还拒绝和平民地主握手。[10]

在近代，帝王和邦君常常向功臣和宠臣赠送土地。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家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不仅被封为侯爵，还获得了好几座庄园。同一时期的普鲁士名将，参加过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男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1755—1816）凭借战功被提升为伯爵，还获得了价值20万塔勒的土地。布吕歇尔、格奈森瑙等普鲁士名将都获得了丰厚的土地赏赐。[11]

哈登贝格和施泰因一起主持了19世纪初普鲁士的大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废除农奴制，让很多贵族获得了更多土地，因为农奴在获得自由时须将自己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交给贵族。有很多农民获得自由之后，生计比以前更困难，不得不将土地廉价卖给贵族。据一项统计，普鲁士解放农奴导致12.5万农户消失，超过60万公顷土地转入贵族手中。[12]用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的话说，“所谓‘解放农奴’的真正受益者是贵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失去了一些政治控制力，但获得了更强的经济力量”。[13]

当然，另外也有很多贵族庄园因为经营不善、技术落伍或奢侈靡费等原因，无力支撑，最后被市民和农民收购。

一般来讲，150公顷以上就可以算是“骑士庄园”（Rittergut），在有的地方100公顷就算。最大的庄园都在东部省份，比如普鲁士和西里西亚，那里常有数千公顷的庄园。1925年，西里西亚有53座5000公顷以上的庄园（全德有152座），甚至还有23座1万公顷以上规模的（全德有49座）。[14]在19世纪的东普鲁士，1000个贵族家庭占据了2000座庄园。[15]不过庄园和土地转手也很快，很多庄园逐渐落到了市民阶层手里。1885年，普鲁士的12000座庄园里有48.1%属于贵族。[16]西里西亚的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伯爵（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1830—1916）拥有2万多公顷土地，普莱斯侯爵、巴勒施特雷姆伯爵等也在东部省份拥有数万公顷土地。德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私人土地比整个巴登大公国还大。[17]西部和南部的庄园一般较小，地主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普鲁士地主那么强，但单位面积产出的利润不一定低于东部。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贵族仍然控制了相当高比例的土地。在全国的2800万公顷农业用地当中，贵族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仍然超过300万公顷，其中180万公顷在东普鲁士。在西里西亚，贵族占据全部土地的30.8%；在波美拉尼亚，贵族占有27.8%；在梅克伦堡是26.7%；在勃兰登堡是22.3%；但在南方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就只占3%。[18]

贵族对林业的经营

德意志土地拥有茂密的森林，而贵族作为地主，自然拥有大片森林。

在中世纪，森林和土地一样，成为君主册封给附庸的采邑。一些德意志邦国，比如纽伦堡，发展出了相当先进的林业管理技术，以保证森林的可存续性。人们一般要把森林划分成若干区域，轮流砍伐和保养。德意志西南部的林区可以将采下的木材扎成木筏，借助美因河、内卡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等水道运输。黑森林地区出产的冷杉被称为“荷兰木”，因为它们被运往荷兰，供应当地的造船业。水路运输木材的技术将欧洲的很多不同地区联系在了一起。

16世纪开始，海上贸易日新月异，造船业发展兴旺，采矿业也有很大进展，于是社会对木材的需求猛增。萨克森贵族官员和采矿专家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1645—1714）写出了第一部全面阐述林业可持续开发理念的专著《林学管理》（Sylvicultura oeconomica）。他在游历英法期间发现，欧洲的木材已经是一种匮乏的资源，因为采矿业和急速增长的城市与人口都需要大量木材。[19]

在19世纪，森林是德意志贵族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对有的贵族来说甚至是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巴伐利亚的森林有不到一半属于贵族，而普鲁士的林地有约54%（1390万公顷）属于贵族，一般是大地主。[20]总面积超过2万公顷的16家德意志地主庄园加起来有将近70%的面积是森林。[21]

德意志中部和南部，如萨克森、符腾堡、巴登以及奥地利的森林主要出产硬木，价值较高。而普鲁士的针叶林价值较低，单位面积的出产也较低。在19世纪60年代，莱茵兰的森林可以每6到12年砍伐一次，而普鲁士需要等待40年才能砍伐一轮，否则就会破坏森林的可存续性。[22]

工业革命让煤炭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的燃料形式，但铁路、造船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木材，所以在19世纪木材价格持续增长。19世纪50年代，菲斯滕贝格家族估计自家的木材价格在六年里翻了一倍。

在铁路普及之前的时代，木材的价格也取决于运输条件。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木材质量再好，利润也不可能很高，因为运输成本高。18世纪80年代，莱茵兰的1公顷木材的利润是东普鲁士的7倍。[23]因为缺乏运输条件，很多木材只能烂掉。有了铁路之后，不同地区木材价格的差距缩小了很多。

林业的商业化加剧了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一度被允许到贵族的森林里获取少量木材当柴火或者建材，还可以到森林里放牛。而贵族开始高度商业化地经营森林之后，就不再允许农民进入森林。这造成了农村的很多违法现象，甚至也是1848年革命的刺激因素之一。[24]

科学的林业技术可以帮助贵族更大限度地从森林获取利润，同时不至于毁坏森林。德意志人在林业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仔细地研究树种、土壤和气候，可以决定砍伐森林的哪一个部分，甚至具体到哪几棵树；哪些地方需要人工植树；某片森林每年最多可以砍伐多少树而不至于损害森林的可存续性；某地区最适合种什么树；等等。在专家的指导下，贵族可以每年只砍伐自己森林的1%到2%，长期地营利，而不是一口气把整片森林都砍光，那样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1862年，普鲁士林业专家马龙（E. W. Maron）说，近些年里林业经营有很大进步。贵族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章法地随意砍伐，然后寄希望于大自然自己来修复森林受到的破坏。[25]

21世纪的德国森林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贵族。1948年建立的“德国森林业主协会联合会”（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Waldbesitzerverbände）的历任主席都是贵族，首任主席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威斯特法伦伯爵（Friedrich Carl Graf von Westphalen），现任主席是汉斯-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Hans-Georg von der Marwitz）。[26]

二　德意志贵族中的实业家富豪

18世纪初，跑江湖的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戈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遭到勃兰登堡警方的通缉，于是逃到了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地盘。对“炼金术”半信半疑的国王把他监禁起来，让他专心制造黄金。与此同时，数学家和科学家艾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1651—1708）在做玻璃和瓷器的试验，他奉命去监督伯特戈尔的“工作”。两人合作进行烧制瓷器的试验。

图8-2　1735年的迈森瓷器，中国风格（© World Imaging）

近代早期，瓷器代表着财富、地位和品味，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掌握瓷器制造的技术，主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地区。伯特戈尔是药剂师出身，在化学上确实有两下子。另外奇恩豪斯死前可能把自己的配方留给了伯特戈尔，于是伯特戈尔向国王宣布，他掌握了瓷器制造的奥秘。国王在迈森城的阿尔布雷希特城堡建立了“波兰国王与萨克森选帝侯瓷器厂”，让伯特戈尔负责，1710年开始生产。著名的迈森瓷器就这样诞生了，给萨克森带来了经济繁荣。[27]迈森瓷器被誉为“白色黄金”。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帝国

德意志贵族与工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迈森瓷器就是德意志诸侯领导和参与轻工业的一个著名例子。贵族的传统行业是农业，他们最早从事的工业活动大多与农业、种植和土地有关，比如造酒、食品加工、采矿、冶金、木材加工、造纸、家具制造和纺织。德意志贵族一度倾向于蔑视手工业和工业，认为它们不符合贵族身份，但这种观念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工业界，贵族和资产阶级密切接触、合作、交往，甚至通婚。

在工业革命之前，从事工业的人主要是贵族，他们在很多领域甚至是先驱。道理很简单，那个时代只有贵族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土地、资本和人脉。采矿和冶金行业因为与军械紧密相连，所以很早就成为贵族重点关注的领域。施托尔贝格（Stolberg）伯爵家族早在16世纪就经营铸铁厂，[28]不过投资失败，损失惨重。[29]

到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才在工业界后来居上。[30]贵族在工业革命和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奥地利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侯爵阿尔弗雷德一世（Alfred Ⅰ. zu Windisch-Graetz，1787—1862）傲慢地说：“温迪施格雷茨家的人不做生意。”但他其实目光敏锐地投资了方兴未艾的铁路生意。[31]投资铁路的贵族有不少，尽管“鲁尔区之父”弗里德里希·哈考特（Friedrich Harkort，1793—1880）说，容克们本能地感到，“铁路是把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运往墓地的灵车”。[32]

总的来讲，贵族对工业的态度是矛盾的。工业是让他们惶恐、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资产阶级有利而对贵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地位不利的“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贵族也认识到工业是他们的新机遇。

贵族从事工业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为了挣钱，因为农业产出越来越比不上工业的收益；其次，很多丧失了政治主权的诸侯（即所谓陪臣）需要新的事业来让自己忙碌，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望。

源自意大利贵族的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于15世纪末在皇帝的庇护下经营欧洲范围的邮政事业，还造酒、办工厂，后来获得“侯爵”头衔。2014年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富可敌国的豪门德高夫与塔克西斯家族（Desgoffe und Taxis），就是暗指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大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得名自位于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杜伊诺宫，他在那里拜访了自己的诸多贵妇恩主之一，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的成员玛丽·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伯爵夫人。

维尔纳·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Werner Graf von Alvensleben，1840—1929）于1901年获得伯爵身份，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实业家。他拥有白酒蒸馏厂、制糖厂、磨坊、煤矿、石灰窑和采石场。他的煤矿在1916年有57名工人，制糖厂在1879年有155名员工。[33]

莱茵兰-鲁尔区和威斯特法伦是德意志的工业核心地带之一，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里有两位大贵族在煤炭开采方面生意做得很大，比阿尔文斯莱本强多了。一位是阿伦贝格公爵恩格尔贝特-马利亚（Engelbert-Maria von Arenberg，1872—1949），他在威斯特法伦拥有多处煤矿，1893—1909年间，仅从其中一处就获得了170万马克收入。并且随着工业发展，煤炭价格水涨船高。据估计，阿伦贝格公爵在1909年前后，从煤矿所得的年收入约为50万马克，在普鲁士的全部收入为每年290万马克。此外他还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大量资产，比如20世纪初他在比利时还有2万公顷土地。萨尔姆-萨尔姆侯爵阿尔弗雷德（Alfred zu Salm-Salm，1846—1923）的领地也有煤矿资源，他把开采权卖给一些企业，其中一笔交易的收入是80万马克，还有一笔是12万马克和每年煤炭产品价值的1%。[34]

在德意志南部的巴登，菲斯滕贝格（Fürstenberg）家族是富裕而强大的实业家，拥有炼铁厂和现代化的管理人才。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是威廉二世的好友，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实业家。他在波西米亚、奥地利和巴登拥有土地、庄园、森林，也有工厂和矿山。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商业集团，经营领域涉及航运、高档酒店、餐厅、剧院、柏林和汉堡的公共交通、煤矿、疗养院和赌场。[35]

西里西亚地区矿产丰富，工业发展甚至比莱茵兰更早。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巴勒施特雷姆（Ballestrem）伯爵家族和统治着大量波兰裔臣民的普莱斯（Pleß）侯爵家族，两者都是采矿业豪门。但最有名的从事工业的西里西亚贵族，要数唐纳斯马克家族和霍亨洛厄-厄林根家族。

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是出身西里西亚的世家子弟，起先为伯爵，1901年被他的好友德皇威廉二世提升为侯爵。19世纪后半期，富含煤矿、铁矿等工业资源的西里西亚迅速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区，而唐纳斯马克侯爵是开发西里西亚的主要实业家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最富裕的人之一。他本身是大地主，在西里西亚、加利西亚等地拥有约27500公顷土地。但与很多德国贵族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当传统的地主，而是把握时机，大力发展现代工业。1848年他继承家业的时候，他家的煤矿每年出产2.1万吨烟煤。在他的经营下，他家的年产煤量增加到250万吨。除了采矿，他还经营锌矿、冶铁、炼钢、赛璐珞等产业。他也是这个时代少数进入资本市场弄潮的德国贵族之一，开办了多家股份公司，经营股票等有价证券。

霍亨洛厄-厄林根家族（侯爵，后获得“乌耶斯特公爵”的头衔）也是西里西亚的工业大亨。克里斯蒂安·克拉夫特·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Christian Kraft zu Hohenlohe-Öhringen，1848—1926）大力开采自己领地上的锌矿，1917年一年就加工了3700万吨锌矿石。他雇佣的工人在1891年为7244人，到1913年就达到1万人。后来他把自己的采矿企业卖给波西米亚一家公司，获得了4400万马克的一次性补偿金和每年400万马克的年金，此外他还是新公司的董事。他的资产多达1.51亿马克，年收入700万马克，是德国最富有的人之一。[36]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拿手里的巨款搞投资，与另一位工业大亨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合作创办了“侯爵信托”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于1913年破产，在全德乃至全欧引起巨大震动，威廉二世不得不亲自出马干预，挽救局面[37]。

图8-3　1905年，霍亨洛厄-厄林根股份公司的股票，票面价值1000马克（翻拍者不详）

贵族实业家在联邦共和国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有许多贵族从事实业，大多还身居董事、总经理之类的高位。一些大贵族在1945年之后难以进入政界，于是转移阵地，到实业界发展。霍亨索伦家族的后人大多没有从政，而是进入经济界。末代皇帝的孙子亚历山大·斐迪南王子是塑料制品工厂的业主。霍亨索伦家族曾经的族长路易·斐迪南王子在20年代曾是亨利·福特汽车公司在阿根廷分部的高管。一次调查显示，3万名德国企业家中有超过1000人是贵族，从普鲁士王子到20世纪才获得贵族身份的新贵都有。而《法兰克福汇报》对1600名德国企业高管做的一次调查显示，其中贵族有将近100人。值得注意的是，贵族多集中在重工业（钢铁、煤炭、能源等）和大企业，轻工业、手工业和小企业里的贵族较少。[38]这里举几个例子。埃伯哈特·冯·勃劳希契（Eberhard von Brauchitsch，1926—2010）出身西里西亚贵族世家，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为汉莎航空公司高管和煤炭钢铁巨头弗利克股份公司（Flick AG）的总经理；鲁道夫·冯·本尼希森-福德尔（Rudolf von Bennigsen-Foerder，1926—1989）是电力与采矿巨头VEBA公司的总经理；卡西米尔·约翰内斯·赛因-维特根施泰因-贝勒堡公子（Casimir Johannes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Berleburg，1917—2010）是法兰克福冶金公司（今天的GEA集团）的董事会主席。[39]

上面说的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业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有一些企业喜欢在公关、礼宾和接待部门雇佣贵族，因为贵族如雷贯耳的姓氏、擅长待人接物的社交本领和代表传统价值观的身份能够给公司品牌与形象加分。戴姆勒-奔驰公司曾聘请一位伯爵，他的唯一工作就是代表公司与政府和其他公司打交道，在信函里签下他的大名；古斯塔夫·冯·维德尔（Gustav von Wedel）长期担任德累斯顿银行在法兰克福分支的礼宾主管；克虏伯公司的礼宾和接待部门也有一些贵族。[40]

三　君主的卧榻之侧：作为廷臣的德意志贵族

威廉二世皇帝的宫廷中有一个人物的经历特别丰富多彩，对德国宫廷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就是“皇帝的挚友”菲利普·奥伊伦堡侯爵。

奥伊伦堡侯爵出身普鲁士容克世家，其祖先可以上溯到12世纪，14世纪迁移到普鲁士。奥伊伦堡侯爵性格复杂，热爱音乐和艺术，创作过不少流行的浪漫歌曲和戏剧；政治方面倾向于极右翼，激烈反犹，结交种族主义理论家阿瑟·德·戈平瑙（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¹⁾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他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担心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德国会再次分裂，[41]因此特别敌视天主教势力，到了迫害妄想狂的地步；他喜好神秘主义和通灵，对鬼魂等笃信不疑；他坚信威廉二世是个近似神灵的伟大人物，注定要领导德国走向辉煌。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威廉二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也获得了极大的幕后政治权力，甚至一度压倒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49—1929）能当上首相，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奥伊伦堡侯爵的运作。同时，奥伊伦堡侯爵是同性恋者，和宫廷的很多达官贵人有着在当时不可言说的关系。他的同性恋者身份被政敌揭露之后，引起轩然大波，从此失势。报界还谴责他是个装神弄鬼、干预朝政的坏分子。至于皇帝和他的挚友之间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是许多揣测的主题。

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主导的舆论认为奥伊伦堡侯爵是一位“殉道者”，因为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与纳粹接近；而纳粹宣传家相信他的同性恋身份完全是犹太人的无耻诬陷。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1942年发布的德国电影《免职》（Die Entlassung，讲述的是俾斯麦在1890年的倒台）中有一个场景，威廉二世皇帝被描绘成同性恋者，向一个正在弹钢琴的男子羞答答地献殷勤。[42]电影里没有说弹钢琴男人的名字，但大家很容易猜测那就是影射奥伊伦堡侯爵。

威廉二世身边的亲信廷臣

而取代了奥伊伦堡侯爵，成为威廉二世亲密好友的那个人，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则把廷臣的角色扮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从他的人生轨迹里，我们能看得出，一位炉火纯青的廷臣应当是什么样子。

菲斯滕贝格侯爵能成为皇帝的好友和亲信，也比较出人意料，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奥地利公民），并且是天主教徒，而皇帝是虔诚的新教徒，对天主教持有怀疑和敌对态度。菲斯滕贝格侯爵出生于波西米亚（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会说德语和捷克语，曾在德国学法律。1896年，他的一位德国亲戚去世而没有子嗣，让他幸运地继承了德国南部巴登的大片土地，于是他在德国有了身份、地位和活动基地。他是大地主，也是工业家，在德奥拥有航运、豪华酒店、煤矿和赌场等产业，是当时德奥两国数一数二的大富豪。[43]此外他还拥有德国两个邦国巴登和符腾堡的议员身份。对他来讲，维持德奥两国的亲善是至关重要的。奥地利需要德国这样的强大盟友。所以他想尽办法来到德皇身边，成为他的亲信。根据历史学家卡琳娜·乌尔巴赫的研究，菲斯滕贝格侯爵实际上是受奥地利政府指派在德皇身边活动的说客，他真正的主人是奥皇。很多德国政治家也因此敌视菲斯滕贝格侯爵。

但德皇不这么想，在他眼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好哥们儿和情感上的好伙伴。奥伊伦堡侯爵出局之后，德皇亲信廷臣的位置空缺了出来，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绝佳人选，因为他风度翩翩、魅力十足，在奥地利宫廷受过训练，懂得宫廷为人处世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并且形象非常“直男”，不会引起类似奥伊伦堡受到的那种猜疑。此外，菲斯滕贝格侯爵伶牙俐齿，擅长溜须拍马，喜欢音乐、狩猎，非常会玩。虽然喜欢在皇帝面前投其所好地讲荤段子，但菲斯滕贝格侯爵其实没有那么肤浅庸俗，他精通心理学，特别能把握、理解和抚慰威廉二世糙汉外表之下敏感脆弱的心。他还紧紧追踪皇帝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其中。他甚至模仿皇帝的打扮。他和皇帝留相同的发型、蓄相同的胡须，甚至走路姿势也很像。他俩在一起的照片经常让人混淆。他也和皇帝一样喜欢把形形色色的制服、勋章和荣誉职位收入自己囊中。[44]

1906年，威廉二世给他的一张明信片写道：“我的全副身心都属于你。”看样子此时侯爵已经赢得了皇帝的好感。他后来就担任德皇宫廷的大总管，陪在皇帝左右。[45]据威廉二世之女的记述，菲斯滕贝格侯爵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皇帝身边：“他拜访我父亲太频繁了，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46]

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皇帝的情感治疗师，为他解决情感问题。皇帝与皇后关系冷淡，皇后既不能提供智识上的乐趣，也不能带给皇帝床笫之欢。皇帝竟把这么私密的事情也倾诉给侯爵。1908年，“皇帝告诉我，皇后是个善良女人，但不是个好妻子。你能想象这让我多尴尬。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他把心里话全都倾诉给我听，我真的很同情这个可怜的男人”。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尤其是皇太子，也不满意，常常向菲斯滕贝格侯爵吐槽皇子们的不忠不孝。[47]

皇帝与大臣们吵架、关系冷淡的时候，也需要菲斯滕贝格侯爵来打圆场。1912年，因为英德外交的摩擦，威廉二世与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闹得很僵。两人大吵一番之后，不得不坐在一起出席晚宴。菲斯滕贝格侯爵写道：“我坐在贝特曼旁边，想方设法逗大家讲话。饭后气氛很尴尬，我动用了我的全部雄辩和幽默的本领，活跃气氛。所有人都为此感谢我。他们恳求我在首相告辞之前不要走。他们说，没有我在场，实在支撑不下去。”[48]

不过威廉二世是个“高需求”的人，很快对自己的亲信产生了依赖。这让菲斯滕贝格侯爵的生活变得很辛苦。他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1907年的某一天，菲斯滕贝格侯爵正打算去参加巴登议会的会议，这时收到皇帝的通知，让他去英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经常抱怨侍奉皇帝的工作太累，尤其是陪皇帝乘船出游的时候，简直让他扳手指数何时能回家。不过如果他敢于提前离开，就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去年你离开了我。我不想今年再经历类似的事情。大总管，明白了吗？”菲斯滕贝格侯爵大受震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吓坏了，告诉他我的工作很忙，但皇帝不以为然地说：‘是啊是啊，找借口。’我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因为他的预期非常奇怪，非常严肃，仿佛他一心要阻止我逃跑……他能一眼看到我在想什么，仿佛能读心！这次我不能早点离开，真让我沮丧。人都是有界限的！”[49]

宫廷：君主的权力展示中心

奥伊伦堡侯爵和菲斯滕贝格侯爵是现代德国宫廷里的典型廷臣。从古至今，担任廷臣、侍奉和陪伴君主一直是德意志贵族的一项重要工作，或者说是使命。

图8-4　慕尼黑的宁芬堡，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宫殿之一（Gryffindor摄）

在中世纪，对中小贵族，尤其是缺少资源的无头衔贵族来说，在邦君的宫廷任职是非常好的工作，可以带来丰厚的薪水、慷慨的赏赐和接近统治者的机遇；可以发展和维持人脉，甚至可以找到情人和佳偶。贵族儿童在宫廷担任侍童（Knappe或Page）或侍女（Zofe），也是很好的受教育机会。

到了近代早期，用历史学家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laus Hartmann）的话说，宫廷有三大功能：邦君的象征性中心、统治的工具和施加影响的圈子。先说宫廷的象征功能。邦君大兴土木，营造美丽的宫殿（如维也纳的霍夫堡、美泉宫和美景宫，慕尼黑的宁芬堡和选帝侯府邸，波茨坦的无忧宫，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等，在建筑史上都赫赫有名）；赞助艺术（歌剧、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室内装饰等），收藏精美艺术品，用艺术来“赞美专制主义邦国”。辉煌的宫廷生活把邦君神化，将他提升到普通贵族难以企及的高度，便于邦君压制和管理贵族。[50]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探讨过宫廷作为统治工具和施加影响的圈子的功能。他是以路易十四的法国宫廷为例，不过其中的道理在德意志各宫廷也适用，何况德意志王公诸侯往往以路易十四为榜样，德意志宫廷也往往模仿太阳王的宫廷（至于模仿是大为成功，还是东施效颦，则另当别论）。根据埃利亚斯的研究，在宫廷当中，君主扮演多个互相竞争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人的角色。当然前提条件是君主与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达到某种平衡，并且君主能够牢牢掌握枪杆子。君主通过建立宫廷，把原本可能会犯上作乱的贵族吸引到自己身边，让他们争宠、玩乐和挥霍，于是贵族们逐渐与自己的领地疏远，失去了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力（如同眼镜蛇被拔掉了牙），只能臣服于君主，为其效力。[51]

小邦的宫廷仍然保留一个地主家庭的色彩，但大国的宫廷管理和国家行政管理逐渐分开，内廷与外朝有别，不过很多人兼任内廷官员和国家行政官员。虽然精确的统计很困难，但历史学家还是可以估算，近代早期德意志邦国岁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要花费在宫廷，小邦的花费比例甚至更高。[52]巴洛克时代的宫廷不仅奢华，而且人员很多。巴伐利亚宫廷在1508年还只有160人，到1750年已经猛涨到1500人。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在1586年约有530人，大多为低级贵族，而到了1740年就有2000人，多为高级贵族。[53]宫廷开支更是水涨船高，尤其是在邦君地位得到提升时。普鲁士第一代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701年加冕，他的宫廷在1697年之前每年的开销为30.2万塔勒，1711年、1712年的开销就涨到了42.7万塔勒。[54]

宫廷的风格差别很大。有的宫廷，比如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的宫廷，竭力效仿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穷奢极欲，也对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有的宫廷，比如普鲁士的“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宫廷就特别勤俭节约，简直寒酸。他把钱都花到了军队上，把宫廷豢养的马匹从600匹减少到120匹，把宫中的银餐具熔化当作货币储备，把宫殿园林改为士兵操练场，解聘了宫廷的乐师等艺术家。“士兵国王”在宫中与粗俗的军官们为伍，不像其他君主那样举办光彩夺目的庆典、上演歌剧、挥金如土。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宫廷也很简朴，但很有艺术和学术气氛。[55]

廷臣：贵族的重要职业

邦君宫廷的最高职位一般是宫廷总管（Hofmeister），也有叫别的名字的。维尔茨堡主教宫廷的总管负责主持主教的法庭，监管主教的谋臣们，在战时还是主教属下城堡马林贝格（Marienberg）的卫戍司令。这位总管的薪水很丰厚，每年多达400古尔登，此外还有津贴和补助。维尔茨堡宫廷总管的副手（头衔是“Marschall”，姑且译作“最高军务官”）负责财政，担任法官，战时还是主教军队的总司令，1500年左右他的年薪是200古尔登。[56]

宫廷的很多职位是荣誉性的，一般由贵族，甚至高级贵族担任，比如“膳食总管”是一个荣衔，不需要真的负责厨房工作；斟酒官也不需要真的在酒桌前侍奉。这些官职往往也是世袭的，比如普鲁士国王的膳食总管职位世世代代在什未林伯爵家族或冯·德·舒伦堡伯爵家族中流传，斟酒官一般都是克罗科（Krockow）家族的人或申克（Schenken）家族的人。“Schenken”这个词原本就是斟酒的意思，变成了这家人的姓氏。

当然，这些享有荣衔的人真正做的工作很少。宫廷豢养的闲人太多，很多职位纯粹是为了安置亲信而设立的闲差。19世纪初普鲁士的改革家施泰因男爵对此大发抱怨：“和善、想法过多、抑郁的多纳，粗壮、自鸣得意、对自己的派系不以为然的阿尔腾施泰因，就这么站着闲荡，什么工作都不做，也永远不会做任何工作……富裕的贵族只知享受，贫穷的贵族则霸占着所有职位，从国务大臣到陆军元帅，到城市监察官，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只会索取。”[57]

在宫廷，即便不是当总管、最高军务官或膳食总管这样的大官，哪怕仅仅像仆人一样侍奉诸侯，比如在宴会时为主子斟酒和切肉，也是令人妒火中烧的美事和莫大的荣誉。即便是地位相当高的贵族，一般也不会认为侍奉主子是有失身份的事情。这固然是承认自己的地位低于对方，但也能让贵族沐浴在主子的荣光之下，从而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邦君从起床到睡觉，在宫廷的一整天都由贵族簇拥着侍奉。贵族廷臣陪邦君吃饭，与他一起玩耍、欣赏音乐、抽烟、打牌；有的廷臣负责监管邦君的膳食。

骑士约尔格·冯·埃因根（Jörg von Ehingen，1428—1508）年轻时曾在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六世的宫廷服务，但起初没有得到官职。他聪明地对大公说：“我听说西吉斯蒙德公爵马上要拜访您的宫廷，如果他看到我在您这里连最小的官职都没有，他会觉得我是无足轻重的人。”大公正好心情好，于是把内室的钥匙交给他，任命他为内室男仆。有一位宫廷官员临死之前还告诫儿子们要“好好为诸侯和伯爵们服务”。也有的贵族把自己曾担任过的宫廷职务铭刻在自己的墓碑上。[58]优秀的廷臣可以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

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到宫廷侍奉，也就是当廷臣（Hofmann或Höfling），往往受到复杂的规章制度的约束。比如在第二帝国的普鲁士宫廷，军人的地位极高，少尉或以上军衔的人即可参加宫廷活动，如舞会等。[59]普鲁士宫廷里随处可见军官，尤其是近卫军军官。在普鲁士宫廷，军官（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的优先级别很高，甚至比高级官员要高。而更“时髦”和“高贵”的团的军官，哪怕本身的地位不高，也很容易得到青睐。“曾经直属于帝国的陪臣家族的千金小姐在宫廷跳舞时，更愿意选择的舞伴是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冯·克拉姆斯塔先生，因为他属于近卫胸甲骑兵团；而不愿选择来自第三近卫步兵团的什未林伯爵大人，他尽管出身‘原始贵族’，他的家族在过去50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农村。”[60]

宫廷喜欢仪式感，仪式有复杂的规矩。廷臣的一言一行都要遵守规矩，必须做到符合宫廷礼节（höflich）。后来“höflich”这个词发展为“礼貌”“客气”的意思，但它原本是“宫廷”（Hof）的形容词。英语中的“courteous”（礼貌）和“court”（宫廷）也是类似的关系。那么究竟怎么样才算符合宫廷礼节，廷臣的正确行为规范是什么呢？比如，一位贵族下楼迎接到访的其他贵族时，应当走多远去相迎？一位伯爵的马车可以用几匹马？向不同等级的贵族鞠躬时，弯腰要弯到什么程度？

好在有人写了专门的书来立规矩。意大利外交官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著有《廷臣之书》（Il Libro del Cortegiano），以对话体描写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宫廷里的男女廷臣（绅士和淑女）应当如何言行举止。该书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宫廷生活规矩的权威决定版教科书，很快就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等语言。想要在宫廷混得好，就有必要学习下这本书。就连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也是该书的忠实读者。卡斯蒂廖内担任派驻查理五世宫廷的使节时出版了该书，查理五世命令将该书翻译为西班牙文。[61]

根据《廷臣之书》，优秀的廷臣应当始终镇静自若，声音醇厚优美，言谈温文尔雅，眼神和面部表情优雅，仪态手势要落落大方；同时也要擅长体育运动，熟悉人文知识、古典文化和艺术。优秀的廷臣应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供人欣赏和赞美。而对廷臣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Sprezzatura”。这个词很难翻译，可以解释为“淡定”“仔细地无动于衷”“漫不经心”“轻松自如”等等。“Sprezzatura”的行家里手应当掩饰自己所做的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精彩表现，比如体育运动方面的表现，或者优雅的外表与礼节，都是浑然天成、自然而然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辛辛苦苦得来的。打个不是非常恰当的比方，如果某同学考试前夜辛苦复习了一夜，第二天考得很好，可以带着“Sprezzatura”说：“哦，我昨晚看了一夜武侠小说。”

图8-5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拉斐尔绘，约1514—1515年）

图8-6　1549年的《廷臣之书》

19世纪初的“陪臣化”和“世俗化”对希望以廷臣为职业的贵族来说是沉重打击，因为之前德意志的300多个邦君宫廷数量锐减，到1815年德意志诸邦只剩下30多个拥有主权的统治者，也就是仅存30多个宫廷。1918年，德国还有19个宫廷。贵族在宫廷侍奉君主、参与政治、结交名流、交换利益，也互相争斗。宫廷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的发展。歌德得到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的庇护和赞助，瓦格纳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高度欣赏和慷慨解囊。

在18和19世纪，较小的德意志宫廷，如巴登、萨克森-魏玛等小国的宫廷，较多地接纳了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士，宫廷本身的资产阶级色彩也较浓。比如黑森大公国的宫廷圈子有60%的人是资产阶级。[62]而较大的邦国，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宫廷，则更为排斥资产阶级，等级更加森严，贵族保守气息更浓。

威廉二世时期的柏林宫廷是欧洲最光辉璀璨、排场最隆重威严的宫廷之一。他的宫廷把各邦国的贵族吸引到柏林，对国家的整合与团结应当说起到了积极作用。[63]由于威廉二世亲自统治的强势倾向，他身边的廷臣往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柏林宫廷的男女廷臣绝大部分是拥有历史悠久血统的贵族世家成员。不过，皇帝本人有时希望并且喜欢与大资产阶级人士交往，所以会试图避开柏林宫廷，在一年一度的基尔港帆船大赛等场合绕过贵族廷臣，直接与资产阶级人士进行社交。他在册封资产阶级人士为贵族的时候也特别慷慨。皇帝的这些倾向遭到了一些贵族的怨恨和坚决反对。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农业贵族与柏林宫廷保持距离，批判威廉二世宫廷的“拜占庭式奢靡”，并尽量少去宫廷露面。[64]

四　蓝血神父：教会贵族

神圣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紧密捆绑在一起。按照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的说法，普世教会与普世帝国这两种理念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帝国的教会是属于贵族的教会。

教会诸侯

在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为了平衡世俗诸侯的强大势力，皇帝向许多教会人士分封土地。有些教会高级领导人因此成为富甲一方、有权有势甚至拥兵自重的诸侯，有权参加帝国会议。这样的教会诸侯（geistliche Fürsten）同时拥有教会领导人和地方诸侯两个身份，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所以会有“采邑主教”（Fürstbischof）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既是有采邑的诸侯（Fürst），也是主教（Bischof）。整个帝国大约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教会。[65]教会诸侯的世俗领地是与他的教职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采邑主教不能把自己的世俗领地传给亲戚；他死后，他的世俗领地就属于下一位主教（由选举产生）。这一点与纯粹的世俗诸侯不一样。教会诸侯的世俗领地与他作为精神领袖的教区（Diözese）也不一定重合。主教的教区如果位于某座城市的话，在中世纪晚期，主教经常与市民发生冲突，结果往往是主教从城市被赶走。到1500年，奥格斯堡、巴塞尔、科隆、康斯坦茨、施派尔、斯特拉斯堡和沃尔姆斯的主教都被迫离开了相应的城市。比如科隆大主教后来不得不把自己的都城迁往波恩，康斯坦茨主教迁往米尔斯堡。波恩这样的首府城市后来的辉煌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它们的存在其实象征着大主教的失败。[66]

教会诸侯除了是采邑主教之外，也可能是大主教、修道院长、女修院长等。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也是服从于天主教会的教会诸侯。枢机主教在德意志也算教会诸侯。有三位教会诸侯还是位高权重的选帝侯，分别是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直属于帝国的教会贵族被称为“帝国高级教士”（Reichsprälat），这个概念大于“教会诸侯”（geistliche Fürsten）。帝国高级教士虽然享有参加帝国会议等一系列特权，但不一定像教会诸侯那样富裕和强大。帝国高级教士的领地往往很小，但常常是文化中心。

贵族对教会职位的控制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对教会职位的控制是德意志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Domkapitel）主要由贵族组成，他们有权选举主教。皇帝和教宗一般只是对他们决定的人选予以确认（往往只是走过场），而很少能直接干预地方上的主教人选。

古人的预期寿命不高，为了保障家族血统的延续，贵族会尽可能多地生男孩。而在中世纪，长子继承制并不在所有地区都流行，所以儿子越多，意味着分家的时候，会把家产越分越小。如果连续几代都人丁特别兴旺，对家族大业来说是个灾难。为了安置过剩的男孩，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就是个好去处。最妙的是，假如原定的继承人意外死亡，被安置在主教座堂的兄弟子侄还可以还俗，回来继承家业。

教职还常常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非常富有，养得起大量的闲人，可以为贵族（尤其是没有继承权的幼子，也有女性）提供油水丰厚的职位和闲差。并且，主教座堂的教士理论上都可以成为主教，那就是一方诸侯，可以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巨大利益和很好的人脉。比如维尔茨堡主教洛伦茨·冯·比布拉（Lorenz von Bibra，1459—1519）上任之后就把自己的九位亲戚提拔为谋臣或地方官。[67]

主教座堂的教职是香饽饽，在中世纪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染指。而且这种职位是固化的、封闭性的，某个地方的主教座堂职位可能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外人很难染指。比如科隆大主教和选帝侯的位置，1583—1761年一直掌握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手里。[68]1475年，科隆大主教区的法规要求，希望成为主教座堂教士的人必须能证明自己的32位祖先是贵族。15世纪末，德意志西部的各个主教座堂几乎已经完全成为封闭的小集体，不向平民出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开放。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想把自己的门客、平民出身的教士马托伊斯·朗格（Matthäus Lang，1468—1540，后成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安排到奥格斯堡主教座堂，不料奥格斯堡的教士团体居然不给皇帝面子，排斥没有贵族血统的朗格。皇帝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斗争才终于迫使奥格斯堡主教座堂破例。公元900—1500年帝国的166名大主教当中只有4人不是贵族出身。7到15世纪的2074名主教中（不算布拉格主教），只有115人不是贵族出身。[69]

贵族垄断教会职位的情况受到很多严厉的批评。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温普菲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抱怨道，教会在分配职位时，往往选择连擤鼻涕都不会的毛孩子，而不要正儿八经的学者。梅克伦堡家族的马格努斯于1516年成为什未林主教时只有七岁。[70]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则说，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座堂太高贵，连耶稣基督本人在那里都谋不到职位。[71]所以很多教士其实不太像是神职人员，对宗教也不感兴趣。科隆的一位贵族教士不情愿地接受圣职之后，上午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就过着世俗贵族的生活，打猎、赴宴、跳舞。[72]普法尔茨-西门的鲁普雷希特在15世纪当了28年斯特拉斯堡主教，据说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弥撒，并且似乎连自己的主教冠和权杖都弄丢了。1515年当选科隆大主教的赫尔曼·冯·维德（Hermann von Wied）据说不懂拉丁文。[73]

军事修会

军事修会作为天主教会下属的组织，也是德意志贵族安身立命的场所之一。军事修会的成员有双重身份，既是修士，又是骑士。在德意志活动的军事修会主要有两个：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后来改称“马耳他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

下一节会比较详细地介绍医院骑士团的情况。这里我们主要谈条顿骑士团。它一度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但最后一任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安斯巴赫（Albrecht of Hohenzollern-Ansbach，1490—1568）在1525年将骑士团世俗化，建立了普鲁士公国，向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也是阿尔布雷希特的舅舅）宣誓效忠。另外，阿尔布雷希特还皈依了新教。这个普鲁士公国后来与勃兰登堡选侯国联合起来，演化为近代的普鲁士王国。

但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土地还在。在过去，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分支的领导人被称为“德意志团长”（Deutscher Meister），他在1494年之后享有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地位。因为他的教会身份，所以德意志团长也算是教会诸侯。1530年，“德意志团长”的头衔与“大团长”的头衔融合，称为“大团长兼德意志团长”（Hoch- und Deutschmeister）。查理五世皇帝曾想把条顿骑士团转移到匈牙利，去对付奥斯曼帝国，从而继续执行骑士团的十字军东征使命，但这件事情没有办成。[74]不过，条顿骑士团提供了少量部队去东欧参加哈布斯堡皇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些部队当中只有指挥官是条顿骑士团成员，作战士兵都是雇佣兵。条顿骑士团历史的这个篇章鲜有人知。[75]

条顿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基地是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在今天的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境内），这片领地的面积有275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较小的伯爵领地。在此之外，骑士团还拥有一些不是直属于帝国的领地。

失去了十字军东征的使命之后，条顿骑士团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表现出了韧性和灵活性。在宗教改革时代，骑士团的11个分支当中有2个（图林根和萨克森）完全皈依新教，而另外一个分支黑森在1680年后接受崇奉三种信仰（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成员。

条顿骑士团对德意志贵族一直有吸引力。15世纪，骑士团就停止接受市民加入。到18世纪，想加入骑士团的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家族往前追溯三代全都是贵族。骑士团成员可以自由地在德意志各邦担任职务，为诸侯效力。1584—1664年以及1769—1806年，哈布斯堡垄断了“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职位。

“Stift”：贵族把持的一种宗教机构

所谓的“Stift”是贵族与教会互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贵族的一条重要职业路径。“Stift”这个词的原意为“捐献”“捐赠”。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贵族常将一座庄园，连同农奴、佃农、管理者、农具设备、基础设施等捐赠给教会。如果接受捐赠的是修道院或主教座堂等级别足够高的教会机构，并且该机构获得了相应土地的世俗领主权利，那么这座庄园及其土地就成为一个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政治体”（Reichsstand），就像一个邦国。那么“Stift”一词也可以指该“帝国政治体”的领地本身。于是该“Stift”的主人（可能是修道院院长、主教、大主教等）也有直属于帝国的诸侯身份。主教名下的“Stift”领地称为“Hochstift”，大主教名下的“Stift”领地称为“Erzstift”。我一般简单地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主教领地”和“大主教领地”。当然了，各种“Stift”领地的领主，也就是各种级别的神职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贵族出身。

宗教改革时代，在新教地区，很多“Stift”领地被世俗化，成为世俗领主的领地；后来在被拿破仑占领或受其影响的地区，更多“Stift”领地被世俗化。也有很多“Stift”延续至今，仍然是天主教机构的财产。拥有“Stift”的修道院常常就被称为某某“Stift”。这样的话，“Stift”常常是修道院的同义词。用来支撑某座教堂的“Stift”叫作“Kollegiatsstift”，用来服务某座主教座堂的“Stift”就叫“Domstift”。[76]

在新教邦国，虽然天主教的修道院不复存在，但很多“Stift”被保存下来，其领地和收入被用来维持类似于天主教女修院的女子机构，称为“Damenstift”（“Damen”的意思是女士、贵妇等），也叫“Frauenstift”（“Frauen”的意思是女子）。这算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新教贵族家庭里终身未婚的女子或寡妇的一个出路就是到这样的“Damenstift”。她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参加宗教活动，等等，但不算出家（新教本身也没有修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有的“Damenstift”类似于养老院。还有一些“Damenstift”也开办女校，为贵族女子提供教育，所以有的“Damenstift”可以直接翻译为“女校”。“二战”之后，东德境内的“Damenstift”被解散，财产被国有化。西德的很多“Damenstift”延续至今，现在也接纳非贵族女性。

图8-7　吕讷修道院（Kloster Lüne）是1711年建立的“Damenstift”（Stephan Komp摄）

教会庇护权与新的挑战

除了垄断教会的高级职位之外，贵族对自己领地之内的教会组织也有很大的控制权，即所谓的“教会庇护权”（Patronatsrechte）。首先，乡镇的教堂位于当地贵族领主的土地之上，房产往往属于领主，历任的本堂神父／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只是暂居的过客而已。领主有义务维护这些教堂房屋，需要出钱建造、修葺等。其次，贵族对自己领地内的本堂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任免有很大的决定权。在农村，本堂神父或牧师往往是地方上的权威人物，在村庄里肯定是重要的领导者。神父或牧师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贵族领主，比如安抚民众，缓和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所以贵族很有理由去挑选合自己心意的神职人员。

19世纪的现代政府对贵族的教会庇护权做了很多限制，但贵族对本地宗教事务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进步人士就要求政教分离，取消贵族的教会庇护权，但没有成功。魏玛宪法没有提及教会庇护权。1920年普鲁士的宪法提出取消贵族的教会庇护权，但没有实施。在这之后，包括在纳粹时期，贵族和教会经常在地方宗教事务问题上发生矛盾。[77]

一直到20世纪，贵族地主对自己领地内神父或牧师的任命都有很大决定权，但这与过去贵族对教会的全面主宰相比真是黯然失色了。

宗教改革之后，在新教地区，原先天主教会的大量财产被世俗化，被俗人吞并侵占，很多宗教机构与职位也被废除，于是贵族失去了许多机会与利益。新教地区（比如德意志北部和东部）的许多贵族相对于天主教贵族而言较为贫穷，这和宗教改革也许有关系。另外，由于失去了教会这样一个收益丰厚的职业路径，新教贵族也更多地选择出仕或从军。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莱茵河左岸地区被法国占领。为了补偿这些地区丧失财产的贵族，帝国和诸侯团体的对策是将莱茵河右岸地区部分教会财产世俗化，分给那些“丧家犬”一般的贵族。于是天主教会再次蒙受沉重打击，失去了大量财产。这也导致很多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19世纪初的教会财产世俗化运动对贵族来讲是一把双刃剑。

与其他职业一样，贵族在教会也受到市民的挑战与竞争。1803年，在整个帝国（除了波西米亚），只有约瑟夫二世皇帝亲自任命的林茨主教是市民，其他都是贵族。而到了1870年，德语地区的157名主教中只有46人是贵族，28人是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市民，其余都是市民出身。[78]

启蒙时代的新思潮向宗教发起攻击，也对贵族主导的等级制提出质疑。很多贵族感到，他们所在阶级的衰落是因为宗教虔诚的日渐淡薄，所以19和20世纪的很多基于基督教的保守思潮与贵族有联系。

不过随着基督教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自身的新位置，教会越来越多地注重和参与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贵族在这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具体在下一节中介绍。

五　“贵人理应行为高尚”：贵族的慈善活动

“童话国王、骑士诗人和贵族作家：德意志贵族与文学”一节中讲到的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有个儿媳叫“伊丽莎白”（1207—1231），她是匈牙利公主，四岁就来到瓦尔特堡，原定嫁给方伯的长子，但未及成婚他就去世了。伊丽莎白后来嫁给方伯的次子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于1227年参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²⁾的途中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寡妇的伊丽莎白正青春年少，但她从此不问世事，专心于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她出资建造医院，几乎每天布施穷人，因此受到图林根宫廷很多人的非议。赫尔曼一世也对儿媳不满，觉得她的慈善工作不符合贵妇的身份。一天，伊丽莎白携带装满食物的篮子离开城堡，准备去施舍穷人。方伯拦住她，问篮子里是什么。她说只是花而已。方伯揭开篮子盖，发现里面装满了玫瑰花。[79]这是伊丽莎白的“神迹”之一。后来这位仁慈的贵妇成为天主教的圣徒。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德意志贵族参与慈善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与贵族庇护教会、参与教会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扶贫救难是贵族“贵人理应行为高尚”（Noblesse oblige）价值观的体现，即贵族认为自己既然享有特权、生活优渥，就对社会和大众负有责任。而且极端贫困若是扩散，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到贵族阶层自己的生存。

扶危济困的理念与慈善行为

贵族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往往有意识地培养扶助贫弱的意识。奥匈帝国晚期的贵族儿童如果收到金钱馈赠，会在父母要求和指导下自己记账，并将一部分金钱捐赠给穷人。父母严格监督和控制子女捐款的过程。戈特弗里德·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公子年幼时在家中养鸡作为娱乐。父母要求他准确地记录鸡的数量和每天下蛋的数量，每周结算一次，鸡蛋的三分之一要交给家中的厨房，三分之一要捐赠给附近的穷人，只有剩余三分之一可以由戈特弗里德公子自己卖掉换钱，去买糖果和图画书。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公子（1828—1896）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期奥匈帝国的宫廷大总管，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大量公务，但对督促儿子捐献鸡蛋的事情一丝不苟。[80]

贵族可能会向穷人提供直接的金钱资助，帮助安排工作，建立私人的养老金账户，建立医院、养老院等机构，或为这样的机构提供经济援助，或聘用社区医生为贫民服务等。女性贵族关心和照料自己的佃户，拜访穷人，嘘寒问暖，聆听他们的疾苦，捐赠食品、服装、药品等。庄园女主人在瘟疫流行或饥荒时期，往往带着家里的女性亲人或仆人，为穷人施舍粥饭。玛丽·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Marie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37—1920）是康斯坦丁公子之妻，她在维也纳第二区开设济贫厨房，每天为穷苦儿童、老人和病人提供免费饭菜。[81]

除了上述直接帮助穷人的活动，贵族还有间接的慈善工作，比如安排慈善义卖、义演、舞会等，并参与慈善活动的组织工作，担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这些活动能够发挥贵族女性的组织才能，是她们消遣时间的绝佳方式，她们也借这些机会互相竞争，看谁组织的活动更壮观，请到的嘉宾更高级，募集的善款更多。贵族少妇和小姐们也借这些公开场合争奇斗艳和社交。

传统贵族平时可能瞧不起新近获得贵族身份的资产阶级人士，不和他们社交，但在这些需要捐款的慈善活动当中，传统贵族非常需要“暴发户”和资产阶级商人、实业家的慷慨解囊。而这些人往往渴望得到传统贵族的认可，渴望被他们接纳，所以往往对贵族组织的慈善活动趋之若鹜。贵族女主人的宫殿平时从来不邀请新贵族或资产阶级的太太，但为了搞慈善活动愿意接纳她们。不过，往往是活动结束之后，贵族女性就不和资产阶级太太们来往了。

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Pauline von Metternich，1836—1921）是著名的梅特涅首相的外孙女，也是他的儿媳。她是奥匈帝国晚期最突出、最著名（也许有人会说是臭名昭著）的慈善活动组织者。为了赞助艺术和赈济穷人，她在自己的宫殿举办很多晚会，邀请著名的音乐家和演员献艺，甚至亲自唱歌演戏，招致许多非议。有的人觉得身为贵妇如此大出风头，实在不成体统。她还不知疲倦地写信给达官贵人，请求他们为她的慈善事业捐款。很少有人胆敢拒绝，因为她是维也纳社交界的女王，并且她组织的活动往往妙趣横生，大家确实想去参加。[82]

图8-8　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绘，1860年）

贵族（女性）组织和领导的慈善机构有很多，比如祖国妇女协会（Vaterländischer Frauenverein）为需要帮助的人士募捐并组织救济工作。该协会于1866年由普鲁士王后奥古斯塔（后来的德国皇后）建立，很快在全国开枝散叶，性质类似于红十字会。王后任命的第一任协会会长为普鲁士贵族世家女子露易丝·加布里埃拉·玛丽·冯·伊岑普利茨（Louise Gabriele Marie von Itzenplitz，1839—1901），第二任会长是露易丝的妹妹夏洛特·冯·伊岑普利茨伯爵小姐，她领导该协会的慈善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从1867年到1916年。[83]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贵族女性到医院当护士和护工，直接参与救死扶伤的工作；或者开办慈善幼儿园，照料阵亡将士的遗孤。

“蓝血神父：教会贵族”一节中讲过具有多种功能的“Stift”，其中很多也是教会的慈善机构，有济贫院、养老院、孤儿院、学校等。

在帝制时代，贵族的慈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娱自乐的社交、赶时髦，又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真真切切地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很难给出定量的判断。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举办的晚会是多瑙河君主国浮华的名利场的一部分，但她的慈善活动有实在的成绩。她在维也纳出资建立的医院免费为穷人提供救护车服务，她大力赞助医学基础研究，尤其是癌症医学研究。又如文琴茨·冯·奥尔施佩格侯爵把自己的宫殿的一翼改建成医院，为周边的穷人免费提供医疗，每天照料数百病人。[84]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参加慈善活动的贵族夫人小姐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有多少了解。

圣约翰骑士团与马耳他骑士团

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和后来的马耳他骑士团的慈善活动中，德意志贵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是欧洲历史上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始建于11世纪，起初的使命是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提供医疗等服务，后来逐渐军事化，成为教宗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过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多场激烈战争。此后因基督教国家在东地中海的据点逐个被奥斯曼军队消灭，医院骑士团于1530年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帮助下将总部转移到马耳他岛，所以后来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orden）。失去了与穆斯林对抗的军事功能之后，马耳他骑士团逐渐演化为宗教和慈善组织。但在18世纪末，拿破仑一度将其从马耳他岛驱逐出去。

医院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在全欧洲都有活动和据点，德意志也不例外。医院骑士团在德意志的基地设在莱茵河上游的海特斯海姆（Heitersheim，在今天德国西南部），拥有22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位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国。[85]医院骑士团早在1382年就在德意志建立了勃兰登堡分支。宗教改革之后，勃兰登堡分支于1538年改信新教，脱离了天主教会。德意志的新教医院骑士团组织后来就一般被称为“圣约翰骑士团”（Johanniterorden）。勃兰登堡的圣约翰骑士团组织在1810年被世俗化，财产被普鲁士国家充公。[86]但在1852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重建了勃兰登堡的圣约翰骑士团，还让御弟卡尔王子担任团长。[87]

与此同时，信奉天主教的马耳他骑士团继续在德意志的天主教地区活动。1859年，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地区的贵族建立了当地的马耳他骑士团组织；1869年，西里西亚也建立了自己的马耳他骑士团分支。[88]

在德意志，马耳他骑士团是天主教组织，圣约翰骑士团是新教组织。不过二者的职能和宗旨类似。两个骑士团的正式成员起初都是贵族，不过从1948年起平民也可以加入骑士团。[89]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圣约翰骑士团的主要工作是传教和慈善，建立了一系列“圣约翰医院”和照料伤员的疗养机构。兴登堡总统是圣约翰骑士团成员，因此一直庇护骑士团。纳粹时期，圣约翰骑士团在柏林的总部大楼成为帝国宣传部办公楼，骑士团受到纳粹的骚扰。威廉二世的第五子奥斯卡是这一时期的骑士团大团长。“二战”结束后，奥斯卡王子携带一个背包只身来到波恩，重建了德国的圣约翰骑士团。

“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Malteser-Hilfsdienst）于1953年成立，是马耳他骑士团在德国的一个组织，总部设在科隆，有5万成员（大多为非贵族），曾为200万人提供医疗和救援培训。“圣约翰骑士团事故救援”（Johanniter-Unfall-Hilfe）于1952年成立，功能类似“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有约2万成员，每年培训4万志愿者。[90]

图8-9　“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的救援车，维尔茨堡（Dr. Christian Markus [LNA]；Malteser Würzburg摄，2006年）

图8-10　“圣约翰骑士团事故救援”的救护车，维也纳（Georges Jansoone摄，2006年）

另外，马耳他骑士团的奥地利分支始建于12世纪，今天约有400名成员，超过三分之二是贵族。[91]

六　外交界的德意志贵族

1945年8月，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仅仅三个月之后，英国外交官、政治家和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在《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发表了一篇讣告，悼念一位德国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并称赞他是“德国好人”。

十几年后的1961年，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盟友。在联邦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尼科尔森发表演讲，再次赞美伯恩斯托夫伯爵的“良心的庄严”、勇气与魄力，评价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民族的荣誉”。

同年的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的纪念日），联邦德国外交部举办纪念活动，竖立纪念碑来缅怀德国外交界的一些反纳粹人士，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伯恩斯托夫伯爵。碑文写道：“他们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贵族出身的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在活动上致辞。[92]

这位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何许人也，为何得到英德两国外交界共同的赞许和怀念？

反纳粹的贵族外交官

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外交官和反纳粹义士。他出身于荷尔斯泰因的大地主和外交官家庭，17岁就继承庞大的家业，在大学里学法律，曾获得罗兹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后进入德国外交部，1923年到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后成为大使参事（相当于大使馆的二把手），在泰晤士河畔生活了十年之久。他是亲英分子，喜欢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风气，广交英国各界朋友，致力于两国的互相谅解和彼此友好。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纳粹的憎恶，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就谢绝了政府派他到加尔各答担任总领事的任命，选择辞职。1934年起他在犹太人开设的柏林瓦瑟尔曼银行（A. E. Wassermann）工作。1937年，纳粹政府将该银行“雅利安化”，驱逐其犹太人业主，伯恩斯托夫伯爵成为该银行的法人，努力保护原主人的利益。他目睹纳粹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经常在亲友圈子里抨击政府的反人道罪行。他是罗兹奖学金的德国委员会成员，于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纳粹对该委员会横加干预，并保证犹太学生能够继续照常申请该奖学金以赴英国留学。他还帮助犹太人移民或逃亡，协助他们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免遭纳粹侵吞。1938年11月，伯恩斯托夫伯爵搭救了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1895—1963），先是让他在自己位于柏林的房子中躲避，后来帮助他躲到伯恩斯托夫家族在乡村的宫殿。伯恩斯托夫伯爵还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外交界的关系，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联络，为他们提供关于纳粹德国政治形势的情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探到的德军即将进攻波兰的消息透露给了英国和荷兰的朋友。[93]

不过，伯恩斯托夫伯爵在表达自己的好恶时或许过于直白了一些，比如他经常毫无顾忌地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一颗炸弹落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间。谁能活下来？——欧洲。”于是他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40年5月，伯恩斯托夫伯爵第一次被捕，被投入达豪集中营，后来被释放。1943年7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被投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终于1945年4月23日夜间在柏林被党卫军杀害。此时的柏林已经被苏联红军包围得水泄不通。[94]

伯恩斯托夫伯爵是德国外交界人士当中积极反抗纳粹统治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位反纳粹的贵族英雄。在德国历史上，贵族与外交界长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纳粹时期，外交界的德国贵族当中有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的抵抗斗士，但与纳粹合作的外交官也不在少数。我们不妨从头开始，讲讲德意志贵族在外交界的故事。

贵族从事外交的优势

外交官是贵族的天然职业。自现代外交于16和17世纪诞生以来（一般认为是枢机主教黎塞留发明了现代外交[95]），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公使这样的高级外交官，有很多是贵族出身，德意志各邦也是如此。

贵族从事外交有很大优势。首先，贵族熟悉宫廷礼节、仪式和奢华的生活方式等，这些东西是他们在自幼成长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而市民阶层的人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学会这些繁文缛节。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1911—1990）担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时，有人问他，外交部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贵族。他回答：“外交部需要懂得怎么用刀叉吃饭的人。”[96]

其次，欧洲贵族高度国际化，互相交际和联姻，各国贵族组成跨国团体，大家都是“自己人”，人脉广，方便沟通，比较容易赢得对方的信任。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话说，两个贵族在一晚上的互相了解比两个资产阶级人士在一个月里的互相了解还要多。[97]

再次，显赫而历史悠久的姓氏具有崇高的威望，对普通人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比如“哈布斯堡”“科堡”“俾斯麦”“毛奇”这样的姓氏，对从事外交工作的贵族有很大的加分。

最后，在近代早期，外交官领取的薪水很少，但他们需要维持体面甚至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以往往需要自掏腰包。往往只有贵族才有足够的私人财产可供开支。多多·海因里希·祖·因豪森·克尼普豪森男爵（Dodo Heinrich zu Innhausen und Knyphausen，1729—1789）常年担任普鲁士驻外使节，为了给普鲁士王国撑面子而花钱如流水，以致破产，最后娶了个富裕市民的女儿才挽回局面。[98]

从普鲁士王国到第三帝国：德国贵族在外交界

普鲁士的现代外交事业发源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这场战争里，勃兰登堡（后来的普鲁士王国的两大核心部分之一）损失惨重。为勃兰登堡选帝侯效力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瓦尔戴克伯爵（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ck）在和谈期间与荷兰和法国外交官接触很多，得出了结论：要达成君主的目标，有时外交官比军人更有用。[99]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8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部，由他的谋臣海因里希·吕迪格·冯·伊尔根（Heinrich Rüdiger von Ilgen，1654—1728）担任外交大臣。普鲁士外交部会培训贵族子弟当外交官，教他们法语、礼仪等。[100]如果能取得外交胜利、建功立业、为国争光，作为奖励，外交官往往得到贵族衔级的提升。

1871—1914年，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全部36位大使都是贵族，其中不乏比洛（Bülow）、马肯森（Mackensen）这样的名门望族的成员。第二帝国在欧洲的70位公使有93%是贵族，在欧洲之外的101位公使也有71%是贵族。而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外交官只有38%是世袭贵族。[101]在1914年，德国外交部的较高职位分别由8位侯爵、29位伯爵、20位男爵、54位无头衔贵族和11位资产阶级人士占有。[102]

有意思的是，普鲁士容克往往太穷、眼界太狭隘、性子太耿直，不是合适的外交官材料。曾任外交官的俾斯麦自己也说：“……纯普鲁士的文职外交官身上，有一种喜好批评人、过于自信、喜好反对人和个人器量狭小的强烈倾向……使我们地方贵族的大部分候选人摆脱他们当时柏林的、可以说是地方性的狭隘观念很困难，而要给他们这些特殊的普鲁士官僚在外交方面涂上一层欧洲式油漆则绝非易事……当时外交官员……很少有出生于普鲁士的。”[103]不过因为普鲁士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接壤，普鲁士贵族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德裔（往往是地主、贵族、官僚和军官）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常有普鲁士贵族到圣彼得堡从事外交工作。[104]

第二帝国的外交部是一个亲戚网络，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在当时人们不以之为耻。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领导外交部的时候，把比洛家族的很多人安排进了外交部，包括他的儿子伯恩哈德（后来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和帝国首相）。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公使和驻俄国、法国与奥地利的公使。他的长子赫伯特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赫伯特的儿子奥托·冯·俾斯麦（1897—1975）则曾在伦敦和罗马担任外交官。俾斯麦首相的女婿库诺·祖·朗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伯爵也是外交官。[105]除了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的关系）、战友关系（比如曾属于近卫军某团的人，即便不是同时服役，也自然会更容易产生好感），都能帮助贵族子弟在外交部找到好工作。

第二帝国外交部的人员分成两类，职业发展路径不同：外交工作较高级，绝大部分由贵族担任；领事工作的地位较低，市民也可从事。领事人员飞跃到外交领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极具传奇色彩的外交官、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在领事部门工作了20多年，一直努力试图调入威望更高的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106]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社会地位悬殊，甚至交往都不多，哪怕他们是同一个驻外使馆的同事。在纳粹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和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的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曾在德国驻法使馆的领事部门工作。在一次招待会上，德国驻法大使，也就是纽赖特的上司，居然不认识他，还问他是哪家公司的代表。纽赖特答道：“德意志帝国。”[107]

在魏玛共和国，外交官也主要由贵族出任。不过外交部做了改革，领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两条路径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转行。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为德国重新获得正常的国际地位并与法国和解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出身市民阶层，但任用了许多贵族担任外交官。德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第一任德国驻苏大使是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朗曹伯爵（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他还是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魏玛共和国派驻大国的大使都是贵族，一般只有向拉美等“不重要国家”派遣大使时才会任用市民出身的外交官。[108]

图8-11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拍摄者不详，1928—1929年）

纳粹时期的外交官大多沿袭自魏玛共和国，所以仍然有很多贵族，包括冯·毛奇伯爵、冯·德·舒伦堡伯爵和维德侯爵这样的大贵族。1933年，即纳粹上台的那一年，高级外交官有一半是贵族。[109]1934年，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3人是贵族。1938年，里宾特洛甫接替纽赖特担任外交部长之后，20名高级驻外使节中有14人是贵族。[110]在第三帝国的末期，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在邓尼茨的短命政府里当了二十几天外交部长，他同时还是财政部长和首席部长。⁽³⁾

1945年之后的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共和国

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官当中的贵族比例也超过了总人口中的贵族比例。1969年联邦德国的16位驻外大使中有3位贵族。[111]第一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是贵族，他的祖父曾是黑森大公国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布伦塔诺的一个兄弟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另一个兄弟是驻法国里尔的领事。“二战”期间曾向盟军提供情报，后来又参与招募苏联红军战俘为德军作战的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滕菲尔德（Hans-Heinrich Herwarth von Bittenfeld，1904—1999）是驻英大使。鲁道夫·施特拉赫维茨伯爵（Rudolf Graf Strachwitz，1896—1969）曾任驻梵蒂冈大使。伯恩特·冯·施塔登（Berndt von Staden，1919—2014）曾任驻美国大使。吕迪格·冯·魏施玛尔男爵（Rüdiger Freiherr von Wechmar，1923—2007）是驻联合国大使，后来还当过联合国大会主席。不过在联邦德国的外交部，贵族身份不一定有助于晋升，有时甚至是障碍；党派身份更重要。[112]

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也有不少贵族从事外交。奥地利外交部人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一度达到10%。曾任外交部长的埃里希·比尔卡（Erich Bielka，1908—1992）就是贵族出身，他的祖先是御医，因侍奉弗朗茨·卡尔大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父亲）而获得贵族身份，曾用姓氏“冯·忠于卡尔”（von Karltreu）。奥托·冯·艾泽尔贝格男爵（Otto Freiherr von Eiselsberg，1917—2001）曾任奥地利驻法国和日本大使。格奥尔格·霍亨贝格（Georg Hohenberg）是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孙子，曾任奥地利驻突尼斯大使。[113]

贵族一度垄断外交界职位不是德语国家特有的现象，在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历史上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旧制度下，贵族一般会拒绝经商，认为这样的职业有“铜臭味”，不符合贵族的身份。那么对贵族来讲，除了经营农业，还有畜牧业、林业等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行业，当官或从军为君主效力之外，当外交官是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时代，外交官的“贵族气”逐渐淡薄，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外交界。这种现象与贵族在现代国家政府机构里的全面退却是相一致的。近代以前的贵族外交官往往是“业余人士”，没有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的训练，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是进入外交界的资格证书。到了近代，这样的“业余”外交官就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外交了，外交官需要专业化的训练，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贵族更重视专业化教育，所以在这样的新环境里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也有许多贵族与时俱进，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和外交官培训。再加上贵族在外交界的传统优势与人脉，所以在“二战”之后仍然有许多贵族出身的外交官。

七　武士、骑士、战士：德意志贵族与军事

贵族与军事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德意志贵族的起源是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部族武士。在中世纪，贵族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当战士和军人。骑士精神是贵族的核心理念之一。在这种价值观里，军事和战争能激发贵族男子最优秀的品质，如英勇无畏、坚定的意志、自我牺牲精神等。贵族男孩自幼受到骑士价值观的灌输。同时，战争中的奸诈欺骗手段、毫无意义的残暴和侵害平民之举，为贵族军事价值观所不齿。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而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

不过，德意志贵族并非始终是军人。16和17世纪，火器的发展和进步让中世纪骑士的军事价值成为过去时。这个时期的德意志贵族，即便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贵族，也往往被培养成绅士、农场主、廷臣和政治家，而不是军人。[114]

普鲁士的贵族军官

到了18和19世纪，军官才成为普鲁士贵族普遍的职业选择，熟悉德国历史的读者一定能随口说出许多出身贵族的普鲁士／德国名将。不过天主教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和威斯特法伦贵族，不一定把从军看得那么重。即便如此，一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和各种雇佣兵部队的军官几乎全是贵族。七年战争之后，普鲁士和萨克森军官中贵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0%和70%。[115]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说，普鲁士的“军官团就是穿军服的地主统治阶级”。[116]

杰出军事家弗里德里希大王指挥下的普鲁士陆军堪称军事史的传奇，当时普军的战斗力受到欧洲普遍的尊重和敬畏。他麾下的军官绝大多数为贵族，他用贵族精神与荣誉感来约束和调教自己的军官。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事胜利和普鲁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贵族军官的赴汤蹈火，在这一过程中贵族的牺牲很大，比如冯·克莱斯特家族仅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就损失30名成员。所以弗里德里希大王特别仰仗和庇护贵族，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普鲁士贵族为国效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的忠诚与功业赢得了所有统治者的保护。统治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那些因为精忠报国而变得贫困的贵族家族，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土地；因为贵族是国家的基石和支柱……我国政策的宗旨之一便是保护贵族。”[117]

普鲁士军队的基石是容克贵族。他们是坚忍不拔但相对贫穷的乡村小贵族，而且往往人丁兴旺，众多的年轻容克子弟除了从军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从军对容克贵族来说逐渐成了传统。容克的路德宗基督教信仰强调责任感、服从权威和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容克“粗犷、坚韧”，往往冷酷、严厉、眼界狭窄、思想狭隘并且固执；但容克也有好的一面，他们“严肃、正直、勇敢”，拥有“普鲁士的责任感和普鲁士的高效”。[118]他们是理想的军官。另外，霍亨索伦军队不仅依赖容克贵族，还海纳百川地接纳外邦人。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人，格奈森瑙是萨克森人，老毛奇是梅克伦堡人，并且是在丹麦读的军校。他们都成为普鲁士的名将。

虽然强调服从权威，但普鲁士军官并非盲从上级的“工具人”，反而常常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本书讲过贵族军官约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德·马尔维茨遵照自己的良心，拒绝服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故事。另一个著名例子是，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将军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不顾当时普鲁士和拿破仑是盟国，果断地响应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的呼声，在未得到普鲁士国王批准的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与俄国人联手，从而推动普鲁士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倒向反法同盟。约克这么做不仅是抗命不遵，简直就是叛国。在给国王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焦急地等待陛下的指示，我是应当向真正的敌人进军，还是政治局势要求陛下惩治我。我忠心耿耿地等待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向陛下发誓，无论在战场还是刑场，我都会冷静地迎接子弹。”[119]好在国王顺应大势，让约克成为民族英雄而不是叛国贼。

军中的贵族与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对资产阶级的解放和不看出身只看才干的任人唯贤精神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1806—1807年的几次战役（耶拿战役、奥尔斯塔特战役等）中，曾经称霸欧洲的普鲁士陆军在拿破仑的攻击下显得羸弱不堪。这些惨败震动了普鲁士人，也震动了德意志诸邦。由于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以及军事上的需求——必须放弃旧式的小规模职业军队，改为仿效法国，实行普遍兵役制，建立大规模的国民军队，普鲁士在名将沙恩霍斯特领导下开展了深度的军事改革，这是当时普鲁士的全方位改革（由施泰因和哈登贝格领导）的组成部分。

图8-12　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伯爵（Ernst Gebauer绘，1835年）

作为军事改革的一部分，普鲁士开始允许资产阶级子弟担任军官，并废除贵族在军中的制度性特权。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写道：“任何表现优秀的军人都应当被提升到军官团，不管他是小兵、军官还是公子王孙。”[120]1818年之后，普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下降到53%，或者说仍有53%之多。[121]普军中的平民军官大多来自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职业阶层或商人家庭。1888年，28%的普鲁士军官有大学文凭，这比英法都强不少。[122]

当然，在整个19世纪，贵族仍然占据德意志各邦军队（尤其是普军）的大部分显要位置。而且级别越高，贵族所占的比例也越高。贵族主要集中在特别显著、引人注目的单位，比如近卫军，尤其是普鲁士的近卫军重骑兵团（Garde du corps），骑兵、参谋部，以及帝王或高级将领的副官等。而后勤、行政等工作一直到20世纪还被认为是不符合贵族身份的。

图8-13　耶拿战役中法军大败普军，缴获普军鹰旗（Édouard Detaille绘，1898年）

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普鲁士开展统一德国大业的时期，普鲁士军官仍然以贵族为主，1860年的普军军官有65%是贵族。1806—1862年间普军的15名高级将领中仅有2人是市民出身，奥地利的市民出身的将领所占的比例更低。[123]不过在1914年之前，贵族对军官团的主宰力量逐渐减弱，部分原因是现代化军队规模非常庞大，人数很少的贵族不可能垄断所有军官职位；另外，贵族的职业路径也在趋于现代化和多元化，他们不再过分依赖于从军，现代社会有更多的路给他们走，比如工业和金融业。

19世纪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超强战斗力和赫赫武功给历史学家出了一个难题。比如，1866年，在争夺德意志诸邦领导权的战争中，普鲁士仅仅花了七周就完胜老牌帝国奥地利。因为按照一般的历史叙述，在19世纪，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专业、勤奋和良好教育后来居上，逐渐消解了贵族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陆军领导层以贵族为主，并且酷爱决斗，服从近乎专制统治者的世袭君主。普鲁士／德国陆军是欧洲大陆贵族色彩最浓的一支军队。那么，贵族领导的普鲁士／德国陆军如何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战绩呢？历史学家利芬认为，普鲁士的军事贵族精英是一个经典例子，代表着传统上层阶级成功地适应了现代世界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要求。[124]

从第二帝国到联邦共和国

在德国统一之前的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当中，普军损失很少，贵族军人的损失也很少。战后出现了对贵族军人及其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的理想化，乃至过分吹捧。在第二帝国，军人的地位很高，社会威望如日中天。在皇家宴会上，贵为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因为仅仅是少校，居然不得不坐在上校和将军们的下首；能干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冯·肖尔茨原为资产阶级出身，只能获得上士军服，当他获得国王恩准换得一套少尉制服时，竟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125]第二帝国还用预备军官制度来吸纳忠诚可靠的资产阶级人士进入军队，以确保资产阶级不会对贵族统治构成威胁。“成为攻读博士学位者、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和预备军官，意味着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幸福感的顶峰”[126]。这一描述很有讽刺意味，也很真实。

不过，在德意志各邦贵族当中，尚武和热衷于从军主要是普鲁士的现象。普鲁士也提供了最多的军官岗位，比如1899年普鲁士有15 036个军官岗位，符腾堡只有806个，萨克森只有1250个，巴伐利亚只有2202个。对普鲁士贵族来说，从军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西部和南部贵族眼里，军旅生涯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军官威望也没有那么高。这种现象直到德意志统一的三场战争之后才有所改变，西部和南部贵族也开始效仿普鲁士贵族较多地从军。即便如此，1893年巴伐利亚军官中仍然只有13%是贵族，1895年符腾堡军官中只有23.4%是贵族。[127]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这两个南德邦国类似，奥地利贵族对从军也不是很感兴趣。在奥匈帝国，1879—1918年间，陆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从48%下降到25%。在这些年里，军校学员里只有77人是贵族，其中只有28人顺利毕业。19世纪中叶以前，奥地利将领几乎全都是高级贵族。而到1918年，只有11位将军是贵族。皇太子鲁道夫曾抱怨奥地利贵族逃避服兵役。[128]

随着资产阶级子弟开始进入军官团，普鲁士更加注重贵族军人的荣誉感，这是为了保护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普军在这个时期设立了“荣誉法庭”（Ehrengericht）来专门处置军官的违法乱纪行为。但军官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通过决斗来解决。一直到1914年，普鲁士／德国陆军中仍然有决斗现象，虽然比19世纪已经少了很多。军队保护决斗制度，认为它是保卫军人荣誉感的重要手段，而平民不可能理解这种荣誉感。德国陆军还利用自己相对于文官政府来讲非常强的独立性，来阻止正常的司法体系干预军人决斗。[129]

1874年德皇威廉一世颁布的荣誉法规要求军官不仅要有传统的军人美德（勇敢、果断、诚实、沉默寡言），还必须是绅士，比如要遵守上流社会的社交规矩，在恋爱婚姻等方面要作风正派。这种军人的荣誉法规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军队，比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海军军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纳粹时期是党卫军高级领导人）因为拒绝履行与某女子的婚约而被海军开除。[130]

正是因为贵族有精英的价值观，19世纪资产阶级子弟也开始成为军官之后，原本垄断军官位置的贵族对资产阶级军官以及他们代表的普遍兵役制和大规模军队，往往持敌视态度。新技术（现代火炮、毒气、飞机等）的发明也让很多贵族军人感到无所适从。尸骨如山的堑壕战、铁丝网、机枪，也与传统的（或者说落伍的）贵族军事价值观格格不入。

1900年，德国军队的上校以上军官当中，60%是贵族，到1913年仍然有53%。1909年，在190位步兵将军当中，只有39位是资产阶级出身，所有少校中有一半是贵族。在1913年，骑兵军官有80%是贵族，步兵军官有48%是贵族，野战炮兵军官有41%是贵族，只有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技术兵种工兵当中，贵族军官才人数稀少，仅占6%；同样在1913年，普鲁士所有的团级军官中，贵族所占的比例超过58%，有16个团的军官全部是贵族；近卫军当中，资产阶级军官只有59人。总参谋部在1888年有239名军官，1914年有625名军官，多数为贵族，其中普鲁士籍的贵族军官占据四分之三。[131]根据另一项统计，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四支陆军（普鲁士王家陆军、符腾堡王家陆军、巴伐利亚王家陆军和萨克森王家陆军）再加上帝国海军，一共有约8000名贵族现役军官，相当于现役军官总数的近30%，将军当中有60%是贵族。[132]

值得一提的是，贵族军官大多不是在后方坐办公室，而是身先士卒，普鲁士容克尤其如此。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子们都是一线军官，其中好几位参加了鏖战。埃特尔·弗里德里希皇子在俄国作战，赢得“蓝马克斯”勋章，还参加过索姆河战役。他的弟弟奥斯卡是利格尼茨国王掷弹兵团的中校团长，曾率部向法军冲锋。[133]

上面说的都是陆军的情况。海军因为更依赖于现代科技，更“现代化”，所以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弟施展拳脚的天地，海军军官当中贵族所占的比例比陆军低不少。1895年，帝国海军的军官学员当中只有14%是贵族；1902年是13%；1904年是14%；1907年下降到了11%。1872—1939年，德国海军的将官一共约有430人，其中有3位王公、9位伯爵、14位男爵和83位只有“冯”字的低级贵族。[13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德国统一的三场战争，德军伤亡很大,喜欢亲临火线的贵族军官也损失惨重。参战的贵族军官共约2万人，有约25%阵亡（4500—4800人）。根据另一项统计，全体德国贵族人口的约7.5%、全体成年男性贵族的22%死于“一战”。各邦国君主家族中有68人阵亡。[135]有的家庭的损失比例非常高，甚至有的家族男性血脉因为战争而断绝。而且阵亡的主要是年轻男子，这对战后的德国贵族阶层人口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1921年编纂的《德国贵族英雄纪念册》（Helden-Gedenkmappe des deutschen Adels），德国贵族当中有160名独生子（无兄弟姐妹）、675名独生子（有姐妹）、100对父子、497对兄弟在“一战”中阵亡。生活无着的战争遗孤和寡妇数量猛增，这对德国贵族阶层来说是一个棘手难题。[136]

根据《凡尔赛条约》，战后德国军队的规模被限制为10万人，军官岗位相应地锐减到4000个，这对贵族来说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1919年在魏玛共和国的“十万国防军”里，贵族军官约有900人，相当于军官总数的约22.5%；[137]1925年贵族军官所占的比例为21.7%，1932年为34%。[138]不过高级将领仍然大部分是贵族，如1919年魏玛国防军的12名将军中只有2人是市民出身，十年之后也仅有一半将军是市民。[139]

魏玛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威不足，存在形形色色的准军事组织，它们的政治色彩几乎覆盖整个政治光谱，从极左到极右都有。最有名的当然是纳粹党的冲锋队，但还有德国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 Frontkämpferbund），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国旗队”（Reichsbanner）以及为右派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服务的“钢盔团”。这些五花八门的准军事组织当中有不少是反民主、反魏玛共和国的势力，其中有大量的退役贵族军人在活动，不少人后来倒向了纳粹。

1935年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之后，贵族军官才有机会大批重返军队，但由于大规模扩军，贵族在军官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在1943年仅占7%。[140]不过将领当中贵族的比例仍然很高。

我们不能说德国贵族全都是好斗成性的军国主义者，但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人一样，不少贵族相信战争是一种光荣的、伟大的事业，对整个民族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和平则让人软弱腐朽。这种观念让许多德国贵族军人与纳粹合作时没有太多的顾虑。在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军的过程中，贵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如果没有贵族在人力和专业技能上的帮助，纳粹能不能拥有那样一台优异的战争机器都是个问题。[141]贵族在纳粹的灭绝战争的筹划与执行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和平与人道的贵族的确存在，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在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贵族也为自己的战争责任付出了沉重代价。据统计，在“二战”期间，有8284名德国贵族以军人的身份阵亡或死于战乱。[142]

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军队里仍然有不少贵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纳粹时期的德军元帅）在西德国防军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担任国防部的高级顾问。比如，在军队结构的问题上，有人建议采用类似纳粹国防军的编制，曼施泰因表示反对，提出了以三个独立性很强的旅组成一个师的新结构。这在当时还是很激进的新观念，但后来英美和西德陆军的结构都与曼施泰因的理念类似。[143]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名字“Bundeswehr”是贵族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1897—1978）⁽⁴⁾选中的。[144]纳粹时期官至装甲兵上将的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1899—1980）在阿登纳总理领导下参与了联邦德国武装力量的重建工作。[145]包迪辛伯爵、梅齐埃、吉尔曼赛格伯爵等人是联邦国防军的重要领导者。⁽⁵⁾不过，总的来讲，在德意志军队的漫长历史上，联邦国防军是第一支由资产阶级说了算的军队。

(1)　阿瑟·德·戈平瑙鼓吹“雅利安人”主宰政治，后来希特勒与纳粹党的思想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2)　此次东征期间，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对耶路撒冷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3)　值得一提的是，科洛希克的祖母是燕妮·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之妻）的同父异母姐姐。1975年，科洛希克给燕妮·马克思写了一部传记。见Hirsch, Helmut. „Jennys Leben. Eine noble Geschichte über Liebe und Leid.“ In: Die Zeit, am 9. April 1976. URL: https://www.zeit.de/1976/16/jennys-leben/komplettansicht。

(4)　哈索·冯·曼陀菲尔在纳粹时期的最终军衔是装甲兵上将。

(5)　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德意志贵族在联邦德国”。

[1]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6.

[2]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1.

[3]　Blanning, Tim. The Pursuit of Glory: The Five Revolutions that Made Modern Europe: 1648-1815. Penguin, 2008. pp. 158-159.

[4]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9-130.

[5]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46.

[6]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6.

[7]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0.

[8]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26—27页。

[9]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29页。

[10]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53.

[11]　Ebd., S. 239-240.

[12]　Ebd., S. 260.

[13]　Siemann, Wolfram.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848-1849. trans. Christiane Banerji. Macmillan Press, 1998. p. 16.

[14]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90-91.

[15]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57.

[16]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 68.

[17]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S. 258.

[18]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8. S. 324.

[19]　Richter, Albert. „Carlowitz, Hans Carl vo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3. Duncker & Humblot, 1957. S. 147-148.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19/images/index.html?seite=161.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0]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02.

[21]　Ibid., p. 103.

[22]　Ibid., pp. 101-102.

[23]　Ibid., p. 103.

[24]　Ibid., p. 104.

[25]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05.

[26]　https://www.waldeigentuemer.de/verband/praesidium-2/.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7]　Georg Lockemann. „Böttger, Johann Friedrich.“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2. Duncker & Humblot, 1955. S. 411.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18/images/index.html?seite=429.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8]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07.

[29]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7.

[30]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19.

[31]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08.

[32]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8.

[33]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30.

[34]　Ibid., pp. 127-128.

[35]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9.

[36]　Skibicki, Klemens. Industrie im oberschlesischen Fürstentum Pless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Franz Steiner, 2002. S. 27.

[3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143.

[38]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03.

[39]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97-200.

[40]　Ebd., S. 200-202.

[41]　Röhl, John C. G..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Wilhelm Ⅱ and the Government of Germany.trans. Terence F. Co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

[42]　Hull, David Stewart. Film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the German Cinema 1933-1945. Simon & Schuster, 1973. p. 185.

[43]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8-39.

[4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1.

[45]　Ibid., p. 40.

[46]　Ibid., p. 41.

[47]　Ibid., pp. 40-41.

[4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1.

[49]　Ibid., p. 42.

[50]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第331—334页。

[51]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436—445页。

[52]　Rösener, Werner. Leben am Hof: Königs- und Fürstenhöfe im Mittelalter. Jan Thorbecke, 2008. S. 95.

[53]　Demel, Walter. Der Europäische Adel. C. H. Beck, 2005. S. 90.

[54]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第338—339页。

[55]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第342—344页。

[56]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9.

[57]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62-163.

[58]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1-62.

[59]　Erbe, Günter. Das vornehme Berlin: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und die großen Damen der Gesellschaft 1871-1918. Böhlau, 2015. S. 20.

[60]　Ebd.

[61]　Parker, Geoffrey.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s Ⅴ.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x.

[62]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84.

[63]　Ebd., S. 83.

[64]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84.

[65]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0.

[66]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0.

[67]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2.

[68]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第49页。

[69]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91.

[70]　Ibid., p. 92.

[71]　Zmora, Hillay. 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The Knightly Feud in Franconia, 1440-15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1-82.

[72]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1648—1806年）：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陈晓春、赵杰译，第50页。

[73]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Ⅰ: Maximilian Ⅰ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p. 92.

[74]　Scott, H. M. (Ed.). European Nobilities: Vol 2,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88.

[75]　Urban, Wlliam.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Frontline Books, 2011. p. 274.

[76]　Thomas, Meier und Charlotte Bretscher-Gisiger (Hg.).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and 8. Metzler, 1999. S. 171-172.

[77]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196-197.

[78]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40.

[79]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第304—305页。

[80]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24.

[81]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37.

[82]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27-129.

[83]　Wörner-Heil, Ortrud. Adelige Frauen als Pionierinnen der Berufsbildung: Die ländliche Hauswirtschaft und der Reifensteiner Verband.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2010. S. 407-408.

[84]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37-138.

[85]　Scott, H. M. (Ed.). European Nobilities: Vol 2,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88.

[86]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122-123.

[87]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6.

[88]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S. 158.

[89]　Ebd., S. 123.

[90]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7-299.

[91]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54.

[92]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202.

[93]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200-201.

[94]　Ebd., S. 200-202.

[95]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

[96]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39.

[97]　Conze, Eckart. Von deutschem Adel. Die Grafen von Bernstorff im 20. Jahrhunde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DVA, 2000. S. 334.

[98]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40.

[99]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33.

[100]　Ebd., S. 140.

[101]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 C. H. Beck, 2012. S. 66.

[102]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58页。

[103]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第3—4页。

[104]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218.

[105]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38-139.

[106]　安德森·斯科特：《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8页。

[107]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32.

[108]　Ebd., S. 134.

[109]　Conze, Eckartet al..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Karl Blessing, 2010. S. 33.

[110]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35.

[111]　Ebd., S. 510.

[112]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38.

[113]　Ebd., S. 314.

[114]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81.

[115]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8.

[116]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311.

[117]　Steinberg, Jonathan. Bismarck: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5.

[118]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200.

[119]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359.

[120]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 p. 313.

[121]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78.

[122]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83.

[123]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9.

[124]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99.

[125]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137页。

[126]　Ibid., p. 111.

[127]　Reif, Heinz.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 78-79.

[128]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57-58.

[129]　Lieven, Dominic.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195.

[130]　Gerwarth, Robert. Hitler’s Hangman: The Life of Heydri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3-44.

[131]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邢来顺译，第140页。

[132]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9.

[133]　Petropoulos, Jonathan. Royals and the Reich: The Princes Von Hesse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42.

[134]　Herwig, Holger H. “Feudalization of the Bourgeoisie: The Role of the Nobility in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1890-1918.” In: The Historian, vol. 38, no. 2, Wiley, 1976. pp. 268-269.

[135]　Ibid., p. 42.

[13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200.

[137]　Ebd., S. 201.

[138]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8. S. 326.

[139]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175.

[140]　Demel, Walter und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S. 39.

[14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93.

[142]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C. H. Beck, 2008. S. 751.

[143]　Melvin, Mungo. Manstein: Hitler’s Greatest General.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0. pp. 499-502.

[144]　Meyer, Georg. „Manteuffel, Hasso von.“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16. Duncker & Humblot, 1990. S. 92.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34/images/index.html?seite=104.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45]　Deutsches Bundesarchiv: Auf dem Weg zu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Die 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und das „Amt Blank“ 1950-1955. UR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04105721/http://www.bundesarchiv.de/oeffentlichkeitsarbeit/bilder_dokumente/00879/index.html.d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第九章　德国之外的德意志贵族

一　多瑙河与雪绒花：奥地利贵族

说到奥地利贵族，必须先讲几个笑话。

牧师说：“您要永远记得，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帮助别人。”鲍比伯爵问：“那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

邮局工作人员说：“伯爵先生，您要寄的这封信太重了，得加一张邮票。”鲍比伯爵说：“但是那样的话，就更重了呀！”

鲍比伯爵说：“穆基，你说说看，施麦德尔伯爵要过生日了，送他什么礼物好？”穆基：“送本书吧。”鲍比伯爵说：“但是他家里有书呀。”

鲍比伯爵（Graf Bobby）是大约1900年前后，也就是奥匈帝国末年出现的虚构的笑话人物，是奥地利家喻户晓的幽默形象，他的故事曾被拍成多部电影。鲍比伯爵戴单片眼镜，拿着手杖，讲一口带鼻音的懒洋洋的“美泉宫德语”；他蠢笨、幼稚、思维落伍，常常神气活现地摆出贵族气派，但也不乏可爱之处。[1]关于鲍比伯爵的笑话当中，有的可能有市民阶层挖苦贵族的意味，但大多数笑话代表了维也纳民间的幽默感，也有对多瑙河君主国的怀旧感。鲍比伯爵或许不算奥地利贵族的光辉代表，但说不定是奥地利最有名的一位伯爵。

本节的主题就是奥地利的伯爵、侯爵以及其他贵族。

奥地利贵族与德国贵族的区别

奥地利原本是德意志诸邦之一，但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从此与德国分道扬镳。奥地利贵族与德国贵族非常相似，不过也有许多区别。

首先，奥地利贵族生活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大帝国，所以奥地利贵族往往比德国贵族显得更国际化和多元化，比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维也纳有冬季宅邸，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有城堡，在巴尔干半岛有地产。哈布斯堡家族曾经统治的地区非常广袤，所以奥地利贵族包括大量非德意志裔的群体，比如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意大利、尼德兰与法国的贵族。奥地利贵族当中甚至有苏格兰裔和爱尔兰裔（主要是流亡欧洲大陆的詹姆斯党人），比如布朗（Browne）家族有一名成员成为奥地利的陆军元帅；陆军元帅莱西（Lacey）伯爵是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最信任的军事顾问和笔友。[2]这些非德意志裔贵族的头衔在奥地利都得到承认。我们很难用现代的民族观念去衡量奥地利贵族。比如奥地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欧根公子（Prinz Eugen，1663—1736），或许可以算作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但没人会否认他是奥地利的大贵族。很多奥地利贵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有着“诡辩式”的理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Leopold Graf Berchtold，1863—1942）有一次在温泉疗养地遇见一位法国外交官。法国人问贝希托尔德伯爵，他自认为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还是捷克人。伯爵答道，他是维也纳人。法国人不甘心地追问，如果这几个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他会站到哪一边。伯爵答道，他会站到皇帝那一边！[3]

奥地利贵族的国际化和多元化色彩一直延续到20世纪。曾任奥地利共和国内政部长和科学与交通部长的卡斯帕·埃纳姆（Caspar Einem，1948—　）出身于下萨克森（在德国北部）贵族，他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戈特弗里德·冯·埃纳姆（Gottfried von Einem，1918—1996），母亲则是俾斯麦家族的成员。曾任奥地利共和国宪法法院院长的亚当莫维奇·德·切平（Adamovich de Csepin）出身于克罗地亚贵族。担任维也纳大主教的枢机主教克里斯托弗·舍恩博恩（Christoph Schönborn，1945—　）出身于波西米亚的名门望族。外交部的高官罗昂公子则是法国贵族的后代，他的家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到哈布斯堡君主国，被册封为波西米亚贵族。[4]

不过，由于篇幅等原因，本书讨论的奥地利贵族主要指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说德语的贵族，一般不涉及主要说匈牙利语、捷克语等语言的人群。

其次，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信奉天主教⁽¹⁾，这是他们与德国贵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德国贵族有多种宗教信仰，由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更是把新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放在主导位置上，帝国对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世界长期持敌视和不信任态度，俾斯麦时期甚至发生了敌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而典型的奥地利贵族倾向于和非天主教徒保持距离，只在天主教徒内部通婚。所以北德的新教贵族和奥地利贵族之间很少联姻。奥地利贵族可以和南德的天主教贵族，比方说巴伐利亚贵族结婚，或者和意大利与法国的天主教徒结婚。奥地利贵族和英国贵族的联系极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再次，一般来讲，奥地利贵族比德国贵族（尤其是德国北部和东部贵族）更富裕。举个例子，在1780年，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有100个贵族家族的岁入在5万到10万古尔登之间，而同时期的普鲁士，只有一个家族的收入达到这个区间。奥地利贵族的富裕程度还表现在，他们经常向君主提供贷款。比如在1665—1699年，哈布斯堡君主每年借贷的款项当中，有35%到58%是他手下的贵族提供的。1683年维也纳遭到奥斯曼帝国攻打，防御作战的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贵族提供的，单是施博克（Sporck）家族就为保家卫国提供了8万古尔登的巨款。皇室的最忠诚、最慷慨的债主是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列支敦士登侯爵（Johann Adam Andreas von Liechtenstein，1657—1712），他在1687—1710年给皇室提供了将近100万古尔登的贷款。[5]

奥地利贵族为什么如此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垄断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维也纳长期是帝国的中心，大量财富和资源集中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奥地利贵族的宫殿和城堡，尤其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往往比德意志其他地区的贵族宅邸更为豪华和美丽。也正是因为奥地利贵族比普鲁士贵族更富裕，从军的奥地利贵族比普鲁士贵族少得多。家里有财产保障，所以奥地利贵族的幼子们不一定需要走严酷的从军之路，而且哈布斯堡帝国领土广袤，有充裕的行政和外交岗位可以给奥地利贵族提供职业机遇。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结局之前，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奥地利贵族对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非常忠诚，贵族与皇帝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较少。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诸邦，除了哈布斯堡家族自己之外，基本上没有直属于帝国的邦君，所以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6]相比之下，德意志西南部一度有大量直属于帝国的拥有主权的男爵和骑士，他们在19世纪初丧失了主权，被巴登、符腾堡等大邦吞并，这些曾经（至少在理论上）与巴登和符腾堡君主平起平坐，甚至血统比他们更古老的男爵和骑士往往很不服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对霍亨索伦皇帝的忠诚也是打折扣的，尤其是普鲁士容克往往比皇室更加保守和右倾。

相比之下，对奥地利贵族来讲，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永远是皇帝。另外，至少在宗教改革造成的冲突结束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与贵族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抗和冲突较少。当然桀骜不驯的匈牙利贵族是另一回事。为了给马扎尔民族争取更多权益和自由，匈牙利贵族经常与皇帝发生冲突。

奥地利贵族与现代国家

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在位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还是君主与贵族“等级”共同行使权力的双头政治，贵族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诸多特权。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查理六世在位期间已经开始集中君主的权力，往现代专制政权的方向发展。

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近代国家。君主与贵族的双头政治让位于君主专制。贵族等级的政治权力和特权被大幅度削减。从此，中央政府征税不再需要贵族等级会议的批准；听命于君主的行政机关和职业官僚从中央渗透到地方，逐渐蚕食贵族领主的统治权；司法与行政部门分离，使得贵族等级失去了司法裁判权；刑法与民法的整理编纂，使得国家的权力逐渐统一，并且集中于维也纳朝廷；税务和财政改革也削减了贵族的权力；约瑟夫二世拒绝召开波西米亚的地方议会，并解散了它的执行机构，于是贵族与君主平行统治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奥地利开明专制时代的重臣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里特贝格侯爵（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曾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说：“我不赞同重新抬举贵族。我自己是波西米亚贵族和地主。但我对陛下的责任比我自己阶层的利益更重要。我必须在上帝和陛下面前承认，我认为，假如恢复贵族的统治，那么国家的改良和希望就全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将受到严重打击。”[7]

专制君主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逐渐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旧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贵族损失了很多政治权力和特权，但他们很快寻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他们积极参与现代国家的建设，出任行政官员，为君主效力，以新的形式从国家那里获取物质利益和资源。当然，普鲁士等德意志邦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

1867年奥匈帝国的《十二月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1907年，帝国开始实行议会下院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选制。但一直到1918年，贵族仍然享有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和诸多特权。1861—1918年，奥地利议会上院（贵族院，类似英国的上议院）里除了皇室成员和教会高层领导人之外，有106个贵族家族享有世袭席位。这106个家族常被称为奥地利的“高级贵族”，尽管这个词一般指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享有或曾经享有主权的诸侯，而这106个家族里包括一些从来没有享有过主权的伯爵和男爵。匈牙利王国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贵族院，与这106个家族无关。奥地利贵族院议员参政的程度不同，有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1907年起，贵族院成员也可以参选下议院。另外，皇帝有时会把平民或者从资产阶级跃升为贵族的“新人”提升到贵族院。

头衔与等级

1918年帝制灭亡之前，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奥地利贵族主要分成以下几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一、无头衔贵族，仅有“冯”字标示贵族身份，或有“贵人”的称号；

二、骑士，姓氏前有“Ritter von”；

三、男爵（Freiherr），日常可称呼“Baron”；

四、伯爵（Graf）；

五、侯爵（Fürst）。

在奥地利，“公爵”头衔相对少见。列支敦士登的统治者享有“特罗保（Troppau）公爵”和“耶根多夫（Jägerndorf）公爵”的头衔。这两个公国在西里西亚，原本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波西米亚王国，后被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夺走。[9]

另外，哈布斯堡宗室的男性成员出生便自动享有“大公”（Erzherzog）头衔，女性则是女大公（Erzherzogin）。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在这之前就获得贵族身份的家族常常在自己的头衔前加一个“帝国”，如“帝国男爵”“帝国伯爵”等，以区别于1806年之后获得贵族身份的暴发户。不过二者之间没有法律地位上的差别。

奥地利贵族当中有大量外国人，其头衔是外国君主封授的，但在奥地利也得到承认，比如来自法国的罗昂公爵（Duc de Rohan）。

贵族封授与鄙视链

与德意志各邦的情况类似，在奥地利，至迟到大约1400年获得贵族身份的贵族，被称为“原始贵族”（Uradel）。此后通过皇帝或国王等封授的诏书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称为“诏书贵族”（Briefadel）。奥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种说法“老贵族”（Alter Adel）包含了原始贵族和一些历史较悠久的诏书贵族。

如果是神圣罗马皇帝封授的诏书贵族，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享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还能够以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大公等身份，封授仅在这些地区得到承认的“邦国贵族”。如果册封贵族的诏书来自神圣罗马皇帝、匈牙利国王或者蒂罗尔伯爵，含金量则大不相同，尽管这位皇帝、国王和伯爵是同一个人。[10]

1757—1918年，所有出身市民阶层的军官，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不间断地服役满30年，表现无可指摘），就可以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哈布斯堡帝国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在七年战争期间颁布了这道法令，为的是吸引市民阶层的人才为皇室所用。1868年起，即便没有参加过战斗，只要服役满40年，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可以成为贵族[11]。在和平时期，大家只能苦熬资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军官凭借参战和特殊贡献等条件，获得了贵族身份。这些凭借服兵役而获得身份的新贵族被称为“体制贵族”（Systemmäßiger Adel）。根据一项统计，1804—1918年，共有4044名军官被册封为世袭贵族，其中3116人成为无头衔贵族，761人成为骑士，167人成为男爵。[12]

图9-1　1893年，一名上尉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贵族封授，成为“体制贵族”

如果被朝廷提升为无头衔贵族，被册封者需向国家缴纳约120到150古尔登的费用。但如果想要“贵人”头衔和包含地名的头衔，就需要缴纳更多费用。体制贵族的头衔不与实际的领土挂钩，可以自己挑选，可以是立功的地点、可以是服兵役的地点，有的头衔甚至是完全虚构的，用来表达对皇朝的忠诚，比如“冯·皇冠之盾”（von Kronenschild）和“冯·忠诚土地”（von Treuenfeld）。另外，申请者可以自行设计纹章，但纹章样式需得到朝廷批准。[13]

除了为国效力的军人之外，行政官员、企业主、金融家、医生、艺术家、科学家等，也可能获得皇帝的封授，成为体制贵族。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德意志各邦）相比，奥地利朝廷在封授贵族时是相当慷慨的，1701—1918年一共提升了12 408人的阶层地位，其中10 567人被从平民提升为贵族，其他的是晋升贵族衔级。按照职业划分的话，其中有5133人是军官，3463人是官僚，1242人是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520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14]

体制贵族中有一些犹太人，比如卡尔·亚伯拉罕·韦茨拉·冯·普朗肯施特恩男爵（Karl Abraham Wetzlar von Plankenstern，1715—1799）是著名的银行家和艺术赞助人，曾资助过莫扎特的父亲[15]。著名的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奥地利也有贵族身份。

图9-2　1912年，工业家萨克斯·冯·萨克森哈尔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封为贵族

体制贵族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往往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特色，而老贵族通过自己的财富、土地、互相通婚结盟，以及他们与宫廷的紧密联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总的来讲，19世纪后半期的体制贵族代表着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忠于皇帝的资产阶级。

贵族会蔑视资产阶级，这是显而易见的。嫁到爱沙尼亚的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赫尔米尼娅⁽²⁾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她的很多亲戚对资产阶级的傲慢态度，“哪怕对方是百万富翁”。她的伯祖父的妻子曾对她说：“你知道，那些资产阶级的人也挺好的。我知道，在上帝眼中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但我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们不是一路人。”[16]

贵族内部也存在鄙视链。老贵族被称为“第一社会”，从资产阶级攀升起来的体制贵族被称为“第二社会”，二者之间很少通婚。⁽³⁾比如1804—1918年之间，84个凭借从军而获得贵族身份的家庭中，只有17人与老贵族结婚，而娶了奥地利（而不是匈牙利裔、克罗地亚裔的）老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的军人新贵只有1人。[17]

“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存在森严的壁垒和复杂的鄙视链。前者鄙视后者，这毋庸置疑。有一个著名笑话非常能说明奥地利贵族当中“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的遥远距离和深度隔阂。一位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aetz）公子问一位奥尔施佩格（Auersperg）公子：“你知不知道男爵是什么？”奥尔施佩格公子想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辈子苦等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人对他说‘你’的人，就是男爵。”[18]温迪施格雷茨、奥尔施佩格和列支敦士登家族都是老资格的“第一社会”贵族，他们只对自己人说亲热的“你”，而对外人都报以表面上礼貌实则冷淡的“您”。

据曾在维也纳担任使馆武官的普鲁士将军克拉夫特·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Kraf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827—1892）描述，有的属于“第二社会”的大财主因为特别有权有势，大家不得不把他们算作“第一社会”。于是“第一社会”分成两个群体：（A）原先的“第一社会”；（B）从“第二社会”上升来的暴发户。B往往比A富裕得多。A和B这两个群体的男性可以交往，因为他们往往是政府和军队里的同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几乎从不交往。如果A群体的男性娶了B群体的女性，会被A群体排斥和鄙夷。在宫廷的“大舞会”上，两个群体都受到邀请；但所谓的“小舞会”从来不邀请B群体。⁽⁴⁾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说，“第一社会”也分成高低两个群体，这是维也纳独有的现象。[19]

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落幕，奥匈帝国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10月16日，末代皇帝卡尔颁布宣言，提议将奥匈帝国改组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20]这种妥协来得太晚了，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已于10月28日独立建国，克罗地亚人也于29日建立了一个国家（后与塞尔维亚王国合并，组成南斯拉夫王国）。在帝国崩溃的边缘，原奥匈帝国德语区的议员紧急组成“德意志奥地利民族临时委员会”，代表帝国境内德意志人的利益。[21]11月11日，卡尔皇帝宣布“预先接受德意志-奥地利对其政体做出的任何决定……我放弃参与国家事务”，不过他并没有正式宣布放弃皇位。[22]12日，议会宣布建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即后来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图9-3　1918年11月11日卡尔皇帝宣布放弃政权的宣言书

令人唏嘘的是，在卡尔皇帝被推翻、凄凉地逃离维也纳美泉宫的时候，在哈布斯堡皇室最危急的时刻，贵族阶层并没有奋起保卫皇室和帝国。只有一名贵族携带武器奔赴美泉宫，准备保卫皇帝。那就是卡尔·弗朗茨·瓦尔德斯多夫（Karl Franz Walderdorff）伯爵，他曾是与皇帝在同一个龙骑兵团服役的同袍。战争结束前不久，在前线负伤的瓦尔德斯多夫伯爵正在养伤，得知维也纳局势危急之后立刻携带一支猎枪赶去美泉宫，准备誓死捍卫皇帝。而曾参加过卡尔的婚礼的匈牙利贵族和海军将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在皇帝面前泪流满面，发誓要竭尽全力帮助卡尔重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宝座。[23]后来霍尔蒂成为匈牙利独裁者，用的头衔是“摄政王”，但他不仅没有动一根指头去迎回哈布斯堡皇室，还露出了凶神恶煞的真面目。

与原本的奥匈帝国相比，奥地利共和国的领土大幅缩水，经济实力也大幅下降。很多奥地利人觉得这样一个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为继，所以希望与德国合并。但这种企图受到英法等西方列强的阻挠，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战败的德国居然还能扩张疆域。[24]所以，现代奥地利共和国不是历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政治形势逼迫下产生的。在此之前，奥匈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群并没有“奥地利人”这样一个身份认同。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1852—1918）所说：“我们奥地利人有一个政体，但没有祖国。奥地利国家并不存在。”[25]

1919年4月3日，左派领导的奥地利共和国议会颁布《废除贵族法》（Adelsaufhebungsgesetz），废除了贵族制度，后来还将该法律提升到宪法的地位。[26]并且，在废除贵族制度的时候，奥地利比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更加严厉。魏玛共和国允许贵族保留头衔和“冯”，作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奥地利干脆彻底禁止一切贵族头衔和“冯”等称号，违者将被处以2万克朗罚款或不少于6个月的徒刑。[27]于是，卡尔皇帝的长子、哈布斯堡家族的那位著名族长（详见下文）在奥地利就只能叫“奥托·哈布斯堡”，而不是“奥托·冯·哈布斯堡”，不过他还拥有德国国籍，而根据德国法律，他在德国可以使用“冯”的称号。

奥地利共和国对待贵族的态度不仅比德国更苛刻，而且，在欧洲，奥地利还是唯一一个立法禁止贵族制度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甚至将这样的立法提升到了宪法的地位。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018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外孙女黑德维希的孙子、奥地利贵族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⁵⁾与我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皇正式宣布退位，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是合法的。而在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和皇后济塔并没有退位，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废除帝制的全民公投。所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缺乏法理上的正当性。正是因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国的左派领导人非常害怕旧的精英集团会卷土重来，害怕贵族会质疑和反对共和国。于是共和国决心要打压贵族阶层，所以对贵族特别严苛，不准他们使用“冯”字和各种头衔。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长期被禁止返回奥地利，还被剥夺参选奥地利总统的权利。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放弃了成为皇帝的权利。

施托尔贝格的说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显然是从贵族视角出发，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所做出的一种解释。然而，对于为何奥地利共和国格外苛待贵族，我没有找到更多相关的研究可供比照参考，只能姑且在此转述施托尔贝格的分析。是否存在其他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路径？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关于奥地利废除贵族制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1919年，阿达尔贝特·冯·施特恩贝格伯爵（Adalbert Graf v. Sternberg，1868—1930）在维也纳说：“你们看看我的名片！现在我叫‘阿达尔贝特·施特恩贝格’。卡尔大帝给了我贵族身份，而卡尔·伦纳剥夺了我的贵族身份！”卡尔大帝即查理大帝，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是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28]

不过，艺术家和演员的名字或艺名不受《废除贵族法》的影响，所以伟大的音乐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仍然被允许使用“冯”字。他甚至发出威胁，如果奥地利政府不允许他使用“冯”字，他就离开奥地利。[29]很多贵族为自己准备两套名片和信笺，一套遵照共和国的法律，没有贵族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公共机关打交道；另一套有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商界或其他贵族打交道。[30]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贵族头衔和“冯”的称呼还是很常见的事情，往往不会受到“较真”的处罚。何况，对施特恩贝格伯爵这样的大贵族来说，失去头衔并不十分重要，他的宫殿、城堡、土地、金钱、人脉、教育优势和社会地位都还在。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国民议会里唯一一位出身于高级贵族的议员弗兰奇斯卡·冯·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夫人（Franziska Fürstin von Starhemberg，1875—1943）[31]曾说：“废除贵族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头衔，我们都是施塔尔亨贝格家族。”[32]

那么废除贵族头衔对哪些人的影响最大？是那些在帝制时期辛劳一生为国效力从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第二社会”成员。很多公职人员和军人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贫，但为皇帝服务几十年之后，可以获得低级贵族的身份。这对他们是一种褒奖和鼓励，也把很多人与哈布斯堡皇朝联系起来，让他们对皇帝忠诚。在这层意义上，贵族身份是一种社会黏合剂。共和国废除贵族制度，对这些人的打击最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会地位和最后一点点荣誉。

1938年3月11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没有恢复奥地利贵族的头衔。战后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也对贵族“维持原判”。[33]

奥地利贵族有自己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建立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Vereinigung katholischer Edelleute in Österreich）在共和国时期才真正活跃起来。该联合会向政府递交各种请愿和申诉，建立和维持图书馆，设立扶助贫穷贵族的基金会，管理贵族名册。联合会一度拥有3000名成员，囊括奥地利的几乎全部高级贵族，还有部分低级贵族。联合会的首任主席是海因里希·冯·克拉姆-马提尼克伯爵（Heinrich von Clam-Martinic，1863—1932，曾任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总理）。[34]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废除了贵族制度，并实施土地改革，剥夺贵族的部分土地。[35]一些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说德语的贵族逃往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贵族留在家乡，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在纳粹时期，这部分捷克籍德意志裔贵族的财产被纳粹没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群曾受纳粹迫害的贵族收回了自己的财产。但在1948年，共产主义政权再次剥夺了贵族的财产和土地。1992年，部分贵族，比如施瓦岑贝格家族，从新的捷克共和国政府手中收回了自己久别的财产。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捷克，有一些贵族从政，比如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1937—　）曾于2007—2009年以及2010—2013年担任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在1946年之前，抛却1919年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不谈，匈牙利至少在名义上是君主国。1921年，流亡瑞士的卡尔皇帝两次试图在匈牙利复辟并再次成为匈牙利国王，都以失败告终。曾经泪流满面地表达尊皇之心的独裁者霍尔蒂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挫败了皇帝的企图。卡尔在英国的保护下流亡到葡萄牙的马德拉岛，1922年在那里病逝。[36]匈牙利成了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被一位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统治着。在霍尔蒂统治下，贵族地主仍然能够维持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农业领域的主宰地位。保守的贵族是霍尔蒂政权的支柱之一。[37]在“二战”期间，匈牙利与纳粹德国合作。“二战”之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共和国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贵族制度。

匈牙利贵族外交官恰基·埃梅里希（Csáky Emmerich）的故事颇能代表很多生活在曾属于奥匈帝国的土地上的贵族的命运。埃梅里希的父亲恰基·奥尔宾伯爵（Csáky Albin，1841—1912）曾任奥匈帝国框架内的匈牙利王国的文化部长和上议院主席。他们家族的土地在今天的斯洛伐克境内。埃梅里希曾任匈牙利外交部长，1920年参加了巴黎和会。“一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没收了他们家族的土地，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定居。“二战”末期，他在匈牙利的财产或者毁于战火，或者被共产党政权没收。1948年，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将他定性为阶级敌人，判处劳改。1957年，身体羸弱、身无分文的埃梅里希获准离开匈牙利，他去委内瑞拉寻找失散的妻子，死在途中，再也没能与妻子团圆。[38]

奥地利贵族与纳粹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研究德国贵族与纳粹的关系。据他的研究，天主教信仰是一种疫苗，让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贵族天然地对纳粹思想和其他极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所以较少有天主教贵族支持纳粹。

与德国的情况类似，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贵族较少支持纳粹。典型的奥地利贵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要求信徒对罗马教会、梵蒂冈和教宗绝对忠诚，而纳粹对天主教会相当敌视，所以奥地利贵族较难接受纳粹。真正的天主教徒如果要接受希特勒及其很多非基督教（乃至敌视基督教）的理念，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

纳粹的那一套东西较难吸引奥地利贵族。一方面，奥地利贵族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的亲人和朋友遍布欧洲。奥地利贵族可能说德语，或主要说德语，但他们同时可能在波西米亚或意大利有城堡和地产。用国籍、母语、血统这些东西来衡量人，不是奥地利贵族的习惯。从这个角度看，奥地利贵族是开放和开明的。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主义与德意志血统优越论，对大部分奥地利贵族缺乏吸引力。

所以，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与纳粹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

另一方面，希特勒本人很厌恶多民族、多文化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所以尽管他是奥地利人，对奥地利却颇有敌意。纳粹与奥地利贵族互相鄙视。奥地利贵族认为希特勒是低俗的市民暴发户，而希特勒认为奥地利贵族“腐化无能”。[39]

根据奥地利地下抵抗运动的档案记载，奥地利的伯爵和侯爵们当中有84%遭受过纳粹的迫害、监禁，其中19人被投入集中营或被纳粹杀害。[40]阿道夫·祖·施瓦岑贝格侯爵（Adolph zu Schwarzenberg，1890—1950）于1938年在自己位于维也纳的宫殿园林悬挂告示：“这里欢迎犹太人。”他的养子海因里希被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迪斯劳斯·德里·冯·约巴哈扎（Ladislaus Döry von Jobbahaza）男爵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纳粹的看法：“普鲁士人抢劫了奥地利，把艺术品抢回帝国本土”，“奥地利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奄奄一息”，“希特勒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约巴哈扎男爵后被纳粹杀害。[41]

著名的奥地利贵族抵抗分子主要有以下几位。

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Erwin Lahousen Edler von Vivremont，1897—1955）在“二战”期间是德国军事情报局（Abwehr）的军官，是卡纳里斯和汉斯·奥斯特密谋集团⁽⁶⁾的成员，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抵抗运动搞到了用来刺杀希特勒的炸药[42]。后来拉胡森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坐在被告席上的戈林暴怒地说：“我们在7月20日之后怎么忘了把他也绞死！”[43]

约瑟夫·冯·祖·弗兰肯施泰因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und zu Franckenstein，1910—1963）因为反对纳粹而被投入毛特豪森集中营，1939年逃脱，后来娶了美国女作家凯伊·博伊尔（Kay Boyle，1902—1992）。弗兰肯施泰因男爵成为美国公民和战略情报局（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特工，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党卫军捕获，后再次逃脱。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虎胆英雄在冷战时期竟然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44]

图9-4　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人（© US Army photographers on behalf of the OUSCCPAC or its successor organisation, the OCCWC）

约瑟夫·冯·特劳特曼斯多夫-魏因斯贝格伯爵（Josef Graf von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1894—1945）及其夫人海伦娜（Helene，1908—1945）是奥地利城市圣珀尔滕（St. Pölten）的抵抗组织的成员。1945年初，苏联红军逼近圣珀尔滕。特劳特曼斯多夫及其同志计划发动政变，将本地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缴械，然后主动向红军投降。然而他们的计划被盖世太保侦破，特劳特曼斯多夫夫妇和其他多人惨遭杀害。几天之后，红军就占领了圣珀尔滕。[45]

贵族大学生约翰内斯·埃德利茨（Johannes Eidlitz，1920—2000）是抵抗组织“奥地利战斗联盟”（Österreichischer Kampfbund）的领导人。1941年建立的抵抗组织“欧根公子”的领导人是名门公子威利·图尔恩与塔克西斯（Willi Thurn und Taxis）。另一个抵抗组织“O5”的领导人是骑士之子汉斯·西多尼乌斯·贝克尔（Hans Sidonius Becker，1895—1948）。[46]奉行君主主义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因为反对纳粹，于1938年被禁。[47]

当然也有一些奥地利贵族出于各种原因（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投机等）投入了纳粹的怀抱，比如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⁷⁾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还加入了冲锋队。[48]有一批奥地利贵族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就“加入”了一个只在纸面上存在的冲锋队分支，这颇有投机的成分。[49]文泽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Wenzeslaus von Gleispach，1876—1944）是法学教授和臭名昭著的纳粹“人民法庭”的创始人，被希特勒赞赏为“我们家乡最伟大的儿子”[50]。军事历史学家和陆军将领埃德蒙·格莱泽·冯·霍斯特瑙（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1882—1946）在1938年参与逼迫许士尼格向希特勒投降，可以说是奥地利的卖国贼。[51]塔拉斯·冯·博洛达柯维茨（Taras von Borodajkewycz，1902—1984）是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也是铁杆纳粹党人，甚至到了60年代还对自己的纳粹背景洋洋自得，并吹捧希特勒、咒骂犹太人。[52]

哈布斯堡君主主义

1918年，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在理论上只是放弃了政权，并没有放弃皇位，所以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1918—1939）时期奥地利有一些君主主义者呼吁恢复帝制，邀请卡尔复辟。卡尔于1922年去世后，当时的保守派奥地利总理约翰内斯·绍贝尔（Johannes Schober，1874—1932）带领一些部长和将领在维也纳的斯蒂芬大教堂为卡尔举行了安魂弥撒。仪式结束后，君主主义者举行了游行，高呼“打倒共和国！”“哈布斯堡皇朝万岁！”[53]

此后，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拥戴卡尔的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Otto von Habsburg，1912—2011）。1931年12月6日，蒂罗尔村庄阿姆帕斯（Ampass）的村长宣布授予奥托荣誉村民的身份，“从而给蒙冤的哈布斯堡家族少许道义上的补偿”。奥地利全国许多社区纷纷效仿，不久之后就有超过1500个村镇授予奥托类似的荣誉身份。1936年底，奥托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叫作“铁环”（Eiserner Ring）的君主主义组织，请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之一马克西米利安·霍亨贝格公爵（Maximilian Hohenberg，1902—1962）担任荣誉主席。霍亨贝格公爵对奥托的事业无比忠诚。奥地利共和国的国务秘书卡尔·卡尔文斯基男爵（Carl Freiherr von Karwinsky，1888—1958）是君主主义运动在政府内的联络人。古斯塔夫·沃尔夫（Gustav Wolff）上校在维也纳很活跃，组建过一个叫作“忠皇人民党”（Kaisertreue Volkspartei）的君主主义政党，但影响很小。外交部的高官弗里德里希·冯·威斯纳骑士（Friedrich Ritter von Wiesner，1871—1951）是“铁环”的执行主席，在联络和组织工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奥托大公估计“铁环”有3万到4万名成员，此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君主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更广泛的政治气候。[54]

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奥托大公与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二世和几位亲纳粹的皇子不同，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纳粹。1932年冬到1933年初，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不久前，奥托在柏林待了一段时间。希特勒通过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纳粹党人、冲锋队员）邀请奥托与他见面，奥托表示：“我已经读过《我的奋斗》，知道希特勒的目标是什么。这让我更加坚定地拒绝见他。”[55]奥托对纳粹的立场给大部分奥地利贵族起到了示范作用。而遭到冷遇的希特勒对奥托大公十分厌恶，骂他是“没有教养的小子，叛徒皇帝卡尔和世界阴谋家济塔的儿子”。[56]

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ß，1892—1934）和许士尼格曾试图借用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传统来阻止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于是给奥地利增添了很多哈布斯堡色彩，比如重新使用双头鹰为国家徽记以及恢复旧式的军服风格。陶尔斐斯总理在被纳粹暴徒刺杀的前几天向维也纳副市长、君主主义者恩斯特·卡尔·温特尔（Ernst Karl Winter, 1895—1959）表示，如今面对纳粹的威胁，只有复辟帝制才能挽救奥地利，他会竭尽全力，尽快迎回哈布斯堡家族。[57]

然而陶尔斐斯的计划随同他的生命一起终结了。许士尼格总理也表现出一些君主主义精神，允许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入境，还归还了他们的部分财产。1935年和1936年，许士尼格与奥托大公在阿尔萨斯-洛林秘密商谈了复辟君主制的可能性，许士尼格称呼对方为“皇帝陛下”，并表示要“在来年尽快复辟……即便这会在全欧燃起熊熊大火”[58]。但遗憾的是，按照奥托的说法，“许士尼格肯定是正派人，也肯定忠于皇朝。但他优柔寡断，没有陶尔斐斯那种活力……”1937年，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纽赖特男爵到维也纳与许士尼格会谈，许士尼格提出，奥地利人民热爱哈布斯堡家族，所以应当复辟帝制。纽赖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允许哈布斯堡家族复辟，“等于是奥地利的自杀”[59]。1937年7月1日，希特勒派往奥地利的特使弗朗茨·冯·巴本（德国前总理）也表示：“复辟哈布斯堡家族的想法应当结束了。”[60]

奥托大公坚决反对纳粹吞并奥地利，认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是比复辟君主制更重要的事情。[61]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段时期，在希特勒虎视眈眈、奥地利政府陷入瘫痪的时候，25岁的奥托大公挺身而出，建议许士尼格把总理职位交给他，由他来组织力量保卫奥地利、反抗纳粹。奥托表示，他的建议“并非出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权欲”，“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在奥地利陷入危险的时候，我作为奥地利皇室的继承人，有责任与我的国家共存亡”。我们不知道，如果奥托大公成为奥地利总理，他能否成功地保卫奥地利的独立，但在当时令人绝望的历史条件下，他愿意挑起大梁，实属勇气可嘉。然而许士尼格满怀敬意地谢绝了，并向“陛下”表示，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在法律上许士尼格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职位交给别人。[62]另外，纽赖特和戈林都威胁过，如果哈布斯堡家族企图返回维也纳，德国会立即出兵占领奥地利。而德军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代号为“奥托行动”，可能就是特意针对奥托大公的。[63]

1938年3月11日，许士尼格放下武器，屈膝投降。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此时济塔皇后敦促儿子奥托前往奥地利、鼓动人民起来反抗，但此时显然已无力回天，因为德军已经开进奥地利，而许士尼格命令奥地利军队不抵抗，并且部分奥地利人欢迎希特勒。如果奥托在此时前往奥地利，无异于自投罗网。[64]他能够做的，只能是在3月12日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为“数百万奥地利人的热忱爱国情感的代言人”，并呼吁全世界“支持奥地利人民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65]“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无疑坚守独立的奥地利国家的传统，相信奥地利人在多瑙河流域拥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从德军进入奥地利的第一天起，君主主义者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的不共戴天之敌。”[66]

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立刻开始大肆逮捕反对派，包括君主主义者。根据盖世太保的数据，1938年共有21 000人在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其中就有奥托大公的许多支持者，比如前文提到的君主主义运动领导人威斯纳。[67]君主主义者、国防部国务秘书和陆军将领威廉·齐纳（Wilhelm Zehner，1883—1938）在家中被闯进门来的纳粹暴徒枪杀。[68]第一批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奥地利人当中有笃信天主教的法学家和君主主义者汉斯·卡尔·蔡斯纳-施比岑贝格男爵（Hans Karl Zeßner-Spitzenberg，1885—1938）。[69]

此时生活在比利时的奥托大公被盖世太保通缉[70]，哈布斯堡家族的财产被纳粹政府没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两个儿子（即霍亨贝格兄弟）被投入集中营。“二战”爆发后，奥托大公曾考虑招募在海外的奥地利人组建一支“奥地利军团”，在法军框架内作战，但未能如愿。他以法国为基地，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台进行宣传，鼓舞奥地利人反抗纳粹。他还通过奥地利境内的君主主义者搜集情报，包括希特勒的扩张计划，然后通过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1891—1967）向罗斯福总统传递情报。罗斯福立刻邀请奥托大公于1940年3月访美。两人一见如故，深入探讨了国际形势等问题。罗斯福承诺，等到奥地利摆脱了希特勒、匈牙利摆脱了霍尔蒂之后，美国会认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主权。奥托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讲话，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71]。

奥托大公结束访美、回到比利时不久之后，1940年5月，德军发动闪电战，进攻比利时和法国，哈布斯堡家族居住的宫殿遭到轰炸[72]。在法国被纳粹占领的同时，奥托及其母亲和弟妹历经艰辛，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流亡到美国，得到罗斯福总统的保护。奥托努力推动美国承认奥地利为“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享有与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等国同等的地位，还推动盟国在1943年11月认可奥地利为“希特勒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73]；他还试图组建一个奥地利营在美军框架内作战，不过没有成功。[74]对于奥地利在战后的地位（摆脱战争责任），奥托大公有不小的贡献。

在纳粹统治下，奥地利君主主义组织遭到残酷镇压。君主主义者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著名的君主主义抵抗战士和军官卡尔·布里安（Karl Burian，1896—1944）计划用炸弹袭击盖世太保在维也纳的办公室，后来被叛徒出卖而牺牲。[75]

1945年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奥地利被英美法苏四国占领。苏联占领当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施土地改革，剥夺了贵族的土地。但后来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建立，苏联撤军，这些土地于1955年物归原主。在今天，奥地利农业土地的5%和森林的10%属于贵族。[76]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奥地利贵族进入经济精英阶层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六倍。[77]施瓦岑贝格、金斯基、列支敦士登、霍亨贝格甚至哈布斯堡这样的赫赫威名，会给贵族自动加分，而且这些豪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与人脉在当代社会的商界、金融界等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列支敦士登家族今天是银行业大亨。汉斯·冯·劳达骑士（Hans Ritter von Lauda，1896—1974）于1946—1960年间担任奥地利工业协会主席。[78]不过贵族的两项传统职业——从军和出仕，对奥地利贵族来说失去了吸引力。[79]

在奥地利第二共和国，贵族没有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奥匈帝国时期首相马克斯·冯·贝克男爵的后人马克斯·冯·阿尔迈尔-贝克男爵（Max Freiherr von Allmayer-Beck）在1979年说：“作为一个群体的奥地利贵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80]

战后初期，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逃亡到奥地利的贵族往往除了背包和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逃往西德的前德国东部贵族会得到一定的政府补偿，以弥补他们损失的土地和财产，但逃往奥地利的贵族得不到类似的补偿。如果得不到亲戚的搭救，他们大多为了谋生而选择市民阶层的工作，比如酒店经理、电工、汽车修理工、银行职员等。所以奥地利贵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特点鲜明的阶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融合了。[81]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比过去缓和了很多。

1954年，一群年轻的奥地利贵族组建了“圣约翰俱乐部”（St. Johanns Club），算是“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的非正式的后继组织。俱乐部组织的舞会就像帝国时期霍夫堡皇宫的舞会一样，豪门贵族汇聚一堂。该俱乐部的760名成员有三分之二是贵族。[82]圣约翰俱乐部的总部在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上，宗旨是“社交；通过讲座和讨论实现精神的提升”。[83]

2005年，有人在奥地利组建了“奥地利贵族联合会”（Vereinigung der Edelleute in Österreich），以“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的后继者自居。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斯蒂芬·霍亨贝格（Stephan Hohenberg，1972—　），即马克西米利安·霍亨贝格的孙子。这引发了一轮法律风波和争议。奥地利政府曾打算禁止该组织，后来又以结社自由的理由允许它存在。[84]

奥地利第二共和国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君主主义日渐衰微。有一个君主主义组织叫作“奥地利欧洲行动”（Aktion Österreich Europa）。1973年，奥托大公成为“泛欧联盟”（Paneuropa-Union）主席之后，“奥地利欧洲行动”就变成泛欧联盟的奥地利分支。“泛欧联盟”于1923年成立，是世界上最早的主张欧洲统一的组织之一，纳粹时期被禁止，战后重建。它在政治上属于基督教保守派。

奥托大公本人于20世纪60年代放弃对皇位的主张，宣布自己是共和国的忠实公民。1966年，他获准入境奥地利，此时距离他随同父母离开奥地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85]为了挣钱养家，他在战后初期以记者、作家和演说家为职业。[86]他于1951年在法国南锡（洛林的首府，而奥托的祖先弗朗茨·斯蒂芬皇帝曾是洛林公爵）迎娶了萨克森-迈宁根公爵小姐雷吉娜（Regina von Sachsen-Meiningen，1925—2010），并在巴伐利亚定居。[87]他获得了德国与奥地利双重国籍，参与德国的基督教保守派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政治活动，并担任欧洲议会议员达20年之久，1999年退休。当时的欧洲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但还是颇有影响和威望。奥托在这个议员席位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推动各国的保守派合作、帮助匈牙利获得西方接纳、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克罗地亚独立等。[88]在欧盟东扩的过程中，一些与哈布斯堡皇朝有联系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都曾寻求奥托的建议和帮助，以便顺利加入欧盟。[89]

哈布斯堡家族目前的族长是奥托大公的儿子卡尔·冯·哈布斯堡（1961—　），他是一名政治家（曾和父亲一起担任欧洲议会议员[90]）和媒体人，同时经营农业和林业。2020年初，他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痊愈。[91]他的儿子，即哈布斯堡家族的未来族长斐迪南（1997—　）是位赛车手，2020年初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

2004年，一些奥地利人组建了“黑黄联盟”（Schwarz-Gelbe Allianz），呼吁在中欧建立新的君主制国家，并将哈布斯堡帝国曾经的领地（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重新纳入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92]2018年，我在维也纳采访了“黑黄联盟”的两位代表，详见本书的附录一。

二　瑞士贵族

1336年6月7日，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苏黎世城爆发革命。愤怒的市民冲向市政厅，准备推翻聚集在那里的议员老爷。不料对方已经得到预警，溜之大吉。次日，市民领袖鲁道夫·布伦（Rudolf Brun，1290？—1360）被推举为终身制市长。作为苏黎世的第一任市长，他理政20多年，实际上是这座富庶城市的唯一统治者。

布伦市长与苏黎世谋杀之夜

布伦上台是苏黎世历史和瑞士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他之前，统治苏黎世的是六七家富商组成的寡头政府。布伦出身于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骑士家庭，在市议会也有席位，但他和其他贵族、大多数市民一样，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与当时的德意志不同，瑞士的市民阶层（主要是商人）较早掌握了政治权力，而贵族被边缘化。同样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还有手工业者及其组成的行会。1336年的革命就是贵族与手工业者结盟，推翻了商人寡头政权，并将很多豪门巨商驱逐出境。布伦为苏黎世颁布了新的宪法，让贵族与13个手工业行会分享权力。

图9-5　鲁道夫·布伦（画作作者不详）

图9-6　布伦的墓碑（Roland zh摄，2010年）

布伦是个独裁者，市民必须向他本人宣誓效忠。旧势力心有不甘，想要卷土重来，所以布伦以铁腕镇压政敌，每年都要处决一批敌人，还规定旧的市议员及其追随者不准聚成三人以上的群体。被布伦驱逐的苏黎世权贵逃到了拉珀斯维尔城（Rapperswil），寻求哈布斯堡-劳芬堡（Habsburg-Laufenburg）伯爵约翰一世（1297？—1337）的支持。哈布斯堡-劳芬堡家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旁支，势力远远没有哈布斯堡家族那么强大，但毕竟顶着这么威风凛凛的姓氏，所以在瑞士仍然相当有影响力。约翰一世欠了苏黎世市政府和若干流亡权贵的钱，所以他支持这些人在拉珀斯维尔组建流亡政府，条件是将他的债务一笔勾销。

布伦政权得到陶根堡（Toggenburg）伯爵的支持，于1337年9月21日在格吕瑙（Grynau）打败了流亡政府和哈布斯堡-劳芬堡伯爵的军队，约翰一世阵亡。布伦虽然取胜，却激怒了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替自己的亲戚哈布斯堡-劳芬堡家族撑腰，强迫布伦放弃占领的新领土，另外还要归还流亡者的财产。与此同时，约翰一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也继续与拉珀斯维尔的流亡政府合作，招募雇佣军，准备向布伦反攻。他们准备在1350年2月23日夜间与内奸里应外合，冲入苏黎世城，将布伦及其同党杀死在睡梦中。然而精明强干的布伦早有准备，挫败了这起政变阴谋，俘获约翰二世伯爵，将数十名敌人处决。这一夜以“苏黎世谋杀之夜”的名字载入史册。

几天后，布伦兵临拉珀斯维尔城下，摧毁了该城的防御工事。为了抵抗即将到来的哈布斯堡大军，布伦与同样敌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四个小邦（合称“四森林州”）乌里（Uri）、施维茨（Schwyz）、下瓦尔登（Unterwalden）和卢塞恩（Luzern）结盟。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果然于1351年8月杀到，攻打苏黎世城。在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路德维希（1315—1361，后成为上巴伐利亚公爵，称“路德维希五世”）调停下，布伦与哈布斯堡家族讲和，释放了约翰二世，撤离拉珀斯维尔。但布伦的四个盟邦拒绝接受和约，于是战争继续。1353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卢森堡家族）亲自率军前来，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布伦终于屈服。哈布斯堡家族获胜，在瑞士北部取得霸主地位。

图9-7　苏黎世市民纪念苏黎世谋杀之夜的游行，约1676年（Meyer, Conrad, Maler, Radierer, Kupferstecher; Meyer, Johannes, Kupferstecher绘）

然而布伦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从失败中找到获利的机遇。1356年，他与曾经的敌人哈布斯堡家族结盟，让后者保证支持苏黎世的新宪法。1359年，哈布斯堡家族甚至授予布伦“枢密顾问”的头衔，并给了他一笔退休金。[93]

布伦的政治生涯对苏黎世很重要，他颁布的宪法从1336年一直沿用到1798年。从这位市长的故事里，我们还能看到瑞士贵族史的很多独特之处。

贵族在瑞士

今天的瑞士领土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瑞士，但他们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瑞士的死敌，而1918年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被推翻后曾流亡到瑞士，可谓有缘。

1291年，阿尔卑斯山的三个小邦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为了自保和促进和平与贸易而联合起来，组成邦联，即后人所谓的“旧瑞士邦联”（Alte Eidgenossenschaft）。[94]后来有苏黎世、伯尔尼、卢塞恩等小邦加入。

瑞士邦联为了捍卫自己的自治权和独立性，与哈布斯堡家族连续发生冲突。一箭射穿自己儿子头顶上苹果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虽然是虚构人物，却代表了瑞士人维护独立、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英勇抗争精神。1386年7月9日，瑞士人在著名的森帕赫（Sempach）战役中打败哈布斯堡军队，杀死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三世，为瑞士邦联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争取到了更多自治权。[95]

1474—1477年，瑞士邦联又在法国帮助下战胜了另一个强大的外敌勃艮第公国。[96]1499年，瑞士人又打败了施瓦本联盟（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军队，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包括不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5年帝国改革的影响，以及不受大多数帝国法庭管辖等。此时瑞士实际上已经独立。[97]

1513年，邦联扩张到13个邦。三十年战争中，瑞士躲过了这场中欧浩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士也巧妙地利用国际关系，加上运气极佳，没有卷入战争），不过很多瑞士人作为雇佣兵为各种势力效劳。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士正式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98]

旧瑞士邦联是一个邦联制共和国，各邦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也各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和传统。中世纪瑞士有许多贵族家系，有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有的臣服于萨伏依王朝，有的效忠于勃艮第。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瑞士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王权的原因之一。

瑞士本土的贵族基本没有侯爵以上的头衔，没有形成强大的邦君和诸侯，最高一般是伯爵级别，如伦茨堡（Lenzburg）、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陶根堡（Toggenburg）伯爵等。[99]战乱、靡费，以及没有邦君的保护等原因让贵族阶层逐渐衰落，政权很早就被市民掌握，这一点与德意志大不相同。德意志许多城市最显著的地标是邦君的宫殿城堡，而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等城市的地标是行会大楼或者富裕市民的宅邸。弗里堡（Fribourg）和图尔高（Thurgau）的市民政权的影响力极大，贵族若想进入议会就必须放弃贵族身份。[100]虽然不曾受到迫害或驱逐，但不少瑞士贵族家族不愿生活在被市民统治的社会，选择移民到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等国。

瑞士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壁垒不像德意志那样森严，贵族与市民通婚较为容易和常见，贵族不会因为与市民通婚而丧失贵族地位，也不会因为从事工商业而被剥夺贵族身份。从15世纪起，瑞士市民阶级的势力越来越强，封建贵族常与他们通婚，形成新的精英群体。这种混合的精英群体往往在自己的城市能够垄断政治权力，若干互相联姻的家族往往能连续好多代掌控一座城市的市议会，也就是统治整个城市。这是一种寡头政治。这样的寡头精英集团，可以算作“城市贵族”⁽⁸⁾。18世纪末，伯尔尼有68个统治家族，他们组成了统治伯尔尼的寡头精英集团；苏黎世有86个统治家族；瑞士全国人口约170万，而寡头精英有约1万人。在伯尔尼和弗里堡，寡头精英被允许使用“冯”字来表示他们的贵族身份。[101]市议会往往向精英集团的成员授予“贵族”身份（用“edel”或“nobel”等词）或“容克”称号。有头衔和无头衔的贵族，是瑞士统治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德意志的邦君将市民阶层的人封为贵族，而瑞士的城市把农民或者外邦人封为自己的市民。当然，也有很多瑞士人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获得贵族册封。

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体制已经僵化的瑞士于1798年被法军占领，被改组为法国模式的中央集权共和国[102]，并成为拿破仑的傀儡。旧瑞士邦联就此灭亡。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在1798年废除了全部贵族特权和头衔，也不准使用“冯”字。[103]拿破仑倒台后，瑞士重新获得独立。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冲突使得瑞士在1847年爆发内战。1848年，瑞士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建立了新的联邦。

根据1848年宪法，法律意义上的贵族不复存在。但和德意志与奥地利一样，曾经的贵族仍然是一个界限清晰的精英群体，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今天瑞士境内有约450个贵族家族。[104]1976年，一位瑞士女公民嫁给一位德国男爵，希望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Freifrau”（男爵夫人）的字样，被瑞士政府否决，理由是：在德国，“男爵”是姓氏的一部分，但瑞士仍然视其为贵族头衔，而不是姓氏的一部分。[105]

瑞士贵族与德意志贵族联系紧密，大部分瑞士贵族的谱系都记载在《哥达谱系学手册》里。马耳他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这两个有着浓郁贵族色彩的骑士团也一直在瑞士活动。

三　波罗的海之滨的德意志贵族

1907年，奥匈帝国的赫尔米尼娅·伊莎贝拉·玛丽亚·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Hermynia Isabelle Maria Gräfin Folliot de Crenneville，1883—1951）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英俊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维克多·冯·祖·米伦（Viktor von Zur Mühlen，1879—1950）。赫尔米尼娅的姓氏“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是法语，她们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到奥地利的法国贵族的后代。这位自幼爱读书、有见识、懂得多种语言、文化修养极高的维也纳大家闺秀对新婚丈夫的家乡爱沙尼亚（当时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充满了憧憬。

然而到了夫家，等待她的就只有失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显然不像奥地利贵族那样重视文化。维克多的整个庄园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色情文学作品。而且俄国的书报审查极为严苛，进口的报纸和杂志上会有大段大段的内容被审查员涂黑。赫尔米尼娅从娘家寄的百科全书在经过俄国海关时，里面关于俄国历史的章节被全部涂黑。无书可读的赫尔米尼娅只得去较大的城市多尔帕特（塔尔图），在那里购买了大量书籍并订阅杂志。回家之后，她遭到婆婆的质问：“你要这么多书干什么？好的主妇要照料全家，怎么会有时间读书？”赫尔米尼娅的生活方式，比如每天洗两次澡和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也引起公婆的不满。婆婆训斥道：“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人了，穿黑色就行了！”在丈夫和公婆眼中，赫尔米尼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她在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怀孕，婆婆就责怪她骑马太多、洗澡太多。

赫尔米尼娅发现，身为地主的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与爱沙尼亚农民的关系极其紧张。农民仇视这些高高在上的异族地主老爷。维克多给了她一支左轮手枪，让她独自散步的时候带着，以防万一。德意志贵族根本不把爱沙尼亚农民当人看。她的丈夫经常用木棍殴打农民。有一次，一名农民胆敢唱革命歌曲《马赛曲》，维克多把他打得半死。赫尔米尼娅气愤地跑到琴旁，弹了整整一天的《马赛曲》。她同情贫苦的农民，为他们送医送药。维克多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庄园和打猎。有一次他外出打猎，赫尔米尼娅允许农民从庄园谷仓偷走了很多东西，希望这样能稍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赫尔米尼娅被迫生活在文化沙漠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之中，她和维克多曾经的爱情很快销声匿迹，两人越来越无话可说。他们在政治上一个左，一个右，订阅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邮件送抵时，他们用火钳子拿着对方的报纸，免得污了自己的手。这样的婚姻当然维持不下去。赫尔米尼娅患上肺结核，在瑞士养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没有回去。俄国爆发革命后，她与维克多正式离婚。1919年，她来到德国，加入共产党，靠翻译英文和法文小说为生。她的译作包括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全部作品。她自己也创作了很多小说，其中不少成为畅销书。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她发表了谴责新政权的公开信，然后流亡英国，生活凄苦，1951年在赫特福德郡默默无闻地去世。

而维克多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组织反共的民兵武装，后来加入纳粹党，1950年去世。[106]到那个时候，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世界已经彻底毁灭。赫尔米尼娅在作品里记录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不幸生活，也描摹了那个已经逝去的令人窒息的天地。

本节要讨论的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这个说德语、信奉新教、属于德意志文化圈却服从帝俄统治的贵族群体，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灭亡的呢？

源起

12至13世纪，德意志十字军和商人开始向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地区（主要是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扩张和殖民。这是所谓“东扩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多为波罗的海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民族）还是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在教宗支持下，德意志十字军攻击这些异教徒，征服了这片土地。这就是所谓的“北方十字军东征”。波兰人、丹麦人等基督教民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东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加东扩运动的德意志人当中肯定有很多人怀揣向异教徒传教的热忱（如果异教徒不肯皈依，就将其消灭），但世俗的理由也很重要。比如1147年的文德十字军东征是北方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有强迫异教徒文德人（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的泛指）皈依基督教的因素，也有经济掠夺和攫取土地的因素。著名的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和第一代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大熊”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参加了此次东征。同时代的僧侣编年史家这样评价“狮子”亨利的东征：“这个年轻人在远征斯拉夫土地的整个过程中，闭口不谈基督教，只谈金钱。”[107]

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军事修会——条顿骑士团在北方十字军东征和德意志人东扩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消灭（或同化）波罗的海地区的原始普鲁士人和其他一些土著民族之后，条顿骑士团及其分支立窝尼亚骑士团成为该地区的一支重要势力，建立了骑士团国家，并不断与波兰王国发生冲突。同时，在波罗的海地区还有里加大主教区（13世纪初，主教阿尔伯特·冯·布克斯赫夫登从萨克森带来了一支大军，强迫立窝尼亚人成为基督徒，并建立了里加城）[108]、汉萨城市但泽等主要由德意志人领导的政权，它们也时常与条顿骑士团国家发生摩擦。

条顿骑士团国家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之战（或称“格伦瓦德之战”）中惨败于波兰王国，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骑士团统治下的许多市民和世俗贵族（多为德意志人）奋起挑战骑士团的统治，爆发了内战。反对骑士团的市民和贵族甚至与波兰人结盟，最终导致条顿骑士团一蹶不振，后来世俗化成为普鲁士公国，臣服于波兰王国。而在骑士团国家内战中发挥作用的许多雇佣兵后来在当地扎根，其中有些人的后代就是近代普鲁士的容克贵族。

最早在波罗的海地区定居的德意志贵族是与条顿骑士团、立窝尼亚骑士团势力等一起开展“北方十字军东征”的军事征服者，也有一些是后来从威斯特法伦等地迁徙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如兰姆斯多夫（Lambsdorff）伯爵家族。该家族有很多成员是俄国或德国的将领和高官。比较晚近的一位成员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曾任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

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逐渐取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精英和统治阶级，但人口始终不超过总人口的10%，到19世纪末大概少于总人口的6%。[109]他们统治着非德裔的原住民。该地区的大部分主要城市，比如里加、烈韦里（塔林）、多尔帕特（塔尔图）、米陶（叶尔加瓦）都是德意志人建立的。这些城市与汉萨同盟合作，从事海上贸易。在德意志贵族的庄园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奴为其劳作。农奴的权利和自由极少。德裔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视察该地区时曾对德意志地主对待农奴的“专制和残暴”感到震惊，于是督促这些地主主动改革，免得帝国政府强迫他们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也希望改善帝国全境农民的处境，期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主动提出改革计划，但他们不愿意实施。于是皇帝在1816—1819年强行解放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农奴。这比俄国本土废除农奴制早半个世纪。不过，虽然波罗的海地区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土地仍然被地主控制，并且农民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地主的主宰。[110]

为沙皇效力

在16和17世纪，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经常为控制该地区的波兰、瑞典和俄国君主效力。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往往是勇敢强悍的武士，并且熟悉当地的环境、传统和语言，所以任何想要控制和管理这些地区的人（无论是波兰人、瑞典人还是俄国人）都需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合作。[111]

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当中，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打败了瑞典，从瑞典人手中夺得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成为沙皇的臣民，但享有高度自治权。彼得大帝很器重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需要他们的配合，所以很优待他们。沙皇把瑞典王室从这些德意志贵族手中征收的土地物归原主，确认路德宗教会的权利，把德语定为当地行政部门和法庭的语言。此后历代沙皇（除了最后两位沙皇，即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维护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特权，允许他们加强对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诸省的政治控制。[112]

俄国的政府管理、军队和外交都需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技术才干和忠诚的服务。波罗的海省份原本就是俄罗斯帝国境内最西化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和法庭原先就被视为俄国其他地区的模范。沙皇不仅允许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继续掌控该地区，还让他们在圣彼得堡为帝国服务，担任外交官、行政官员和军官。俄国军官当中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特别多，因为他们熟悉西方的军事技术。18世纪30年代俄军军官中有多达四分之一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德语是中欧的通用语，所以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经常担任俄国外交官，对俄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很大。他们的服务对于维护和发展俄国与西欧的商业与金融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简而言之，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是俄国与欧洲的重要中介人，在18世纪上半叶尤其如此。[113]

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在俄国攀升到高位，比如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俄国陆军元帅，一度担任俄军总司令。⁽⁹⁾利芬家族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名门望族，出了很多为俄国效力的将领和外交官。夏洛特·冯·利芬（Charlotte von Lieven，1743—1828）是俄国宫廷总管，是保罗沙皇的儿子们（包括后来的尼古拉一世沙皇）的保姆和教师。她的儿子卡尔是俄军将领和教育大臣；另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也是俄国将军，曾陪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参加奥斯特里茨战役，还当过陆军大臣和俄国驻英大使。

德国首相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儿子亚历山大说，俄国历代沙皇最忠诚和最爱国的臣子与仆人，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的妻子就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并且是俄国陆军元帅彼得·祖·赛因-维特根施泰因侯爵（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¹⁰⁾的孙女。透过这层关系，霍亨洛厄首相在俄国也是一位大地主。[114]

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组成了四个封建色彩浓厚的骑士法团：立窝尼亚法团、爱沙尼亚法团、库尔兰（Kurland，今天拉脱维亚西部的一个地区，原为立窝尼亚骑士团领地，后世俗化为库尔兰公国）法团和厄泽尔（Ösel，今天的萨雷马岛，属于爱沙尼亚）法团。这些骑士法团在1890年之前享有很高程度的司法权、教会与学校管理权，以及收税权。[115]

许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贵族身份是俄国沙皇授予的（在1806年之前一般还需要神圣罗马皇帝正式认可）。在19世纪有很多市民阶层出身的职业人士，比如医生和学者，也获得沙皇的册封。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旨意，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可以用“Baron”（男爵）这个词作为正式头衔，而不是德意志贵族一般用的“Freiherr”。⁽¹¹⁾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和小团体，主要在内部通婚。1860—1914年，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2060门婚姻中有58%是在其内部解决的，20%是和非贵族的本地人结婚，22%是和俄国女人结婚。像维克多·冯·祖·米伦这样与外国女人结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非常罕见。[116]

1914年，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拥有整个爱沙尼亚行省土地的58%。不过同德国与奥地利的情况类似，到了这个阶段，很多贵族地主无法适应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新时代，无力维持自己的庄园运转，不得不将土地卖给资产阶级人士。到1902年，401座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庄园中有79座被卖给了平民。也有一些贵族地主想方设法适应新时代，继续经营农业。他们进口化肥，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经营林业和畜牧业，并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里，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库尔兰的农业出产增加了20%到30%，不过这需要给庄园大量投资，而这是很多贵族无力承担的。出身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凯泽林伯爵（Alexander Graf von Keyserling，1815—1891）说：“在爱沙尼亚当地主很难，因为发不了财。”[117]

值得一提的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当中出了一位留名德语文学史的小说家：上面那位地质学家的亲戚爱德华·冯·凯泽林伯爵（Eduard Graf von Keyserling，1855—1918）。他出生于今天的拉脱维亚，最终定居于慕尼黑，但创作风格接近维也纳现代派。他以“印象主义的方法去表现……波罗的海贵族以及他们的亲戚、车夫、农民、女仆、家庭教师、神父和医生等人物的世界……关于婚床、决斗和自杀，关于孤独的、抱怀疑态度的人”[118]。他于1918年9月去世。几个月之后，他悉心描写的那个世界就不复存在了。

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中叶，长期受压迫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开始觉醒，出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开始受到挑战。维克多·冯·祖·米伦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时代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仍然维持着浓郁的封建色彩，顽固地保卫自己的封建权利和特权，不肯接受俄罗斯帝国政府施加的改革。直到1889年，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古老的封建司法权才被取消，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在1864年的改革期间设立的法庭才在这些地区取代了德意志贵族的庄园法庭。[119]俄罗斯帝国政府对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罗斯化，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不理睬帝国政府的措施，固守自己的德语、德意志文化和新教信仰。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压迫当地民众，拒绝与其分享权力。那么他们遭到当地人的仇视就不足为奇了。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也爆发了革命，几乎撼动了帝俄政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激烈的波罗的海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德意志地主的庄园遭到攻击和纵火，一些德意志人被杀。库尔兰和爱沙尼亚有184座庄园被烧，90名德意志贵族地主被杀。[120]随后德意志贵族和军官与俄国政府军联手，残酷地镇压了暴动农民。约1000人被枪决，数千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逃往海外。[12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左右为难。帝俄政府视他们为潜在威胁和第五纵队，关闭德语学校⁽¹²⁾，并命令德裔人民迁往俄国内陆。而如果他们忠于俄国，德国又视他们为叛徒和民族罪人。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苏俄退出战争，德国又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剩余地区。德国政府打算在战后将大批退伍军人安置到库尔兰。1918年1月27日，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德意志贵族向苏俄代表宣布，他们要脱离俄国。[122]3月，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向德皇威廉二世献上库尔兰公爵的宝座。[123]德国政府还考虑过建立一个“波罗的海联合公国”（Vereinigtes Baltisches Herzogtum），由梅克伦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Adolf Friedrich, Herzog zu Mecklenburg，1873—1969）当波罗的海公爵。但是由于德国战败，这个计划化为泡影。

苏俄内战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贵族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而留在苏俄境内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属于“阶级敌人”。200位来自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被苏俄军队逮捕并押送到西伯利亚。不过列宁（他也是贵族出身）希望与德国议和，所以保护了这批囚犯。苏俄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在德国的要求之下，将这批在押的德意志贵族释放。[124]

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新格局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相继从俄国独立。在抵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中，大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组成志愿军和民兵队伍，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有合作关系，但也常和他们发生冲突。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混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德意志地主的庄园常常遭到当地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的袭击。

1918年时，爱沙尼亚所有农业用地的58%在大地主手中，而这些大地主中的90%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拉脱维亚，57%的农业用地被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占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之后都实施土地改革（几乎完全没有给予地主补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125]，而大多数地主都是德意志人。这直接导致很多德意志贵族破产。2万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126]德意志贵族在波罗的海差不多800年的主宰地位终结了。仍然留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德意志人作为少数民族，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比如不能担任公职、禁止在街道标志牌上使用德语、禁止德意志人的教堂和农业协会等。[127]1920年，四个骑士法团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权力，仅仅是民间社团。

在苏俄内战期间，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站在白军那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比如“疯男爵”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1886—1921）和“黑男爵”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Pjotr Nikolajewitsch Wrangel，1878—1928）将军。弗兰格尔是白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温甘伦的地位要比弗兰格尔低，但更有传奇色彩。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信奉君权神授的沙俄军官温甘伦与红色政权势不两立，于是成为白军将领，但又不服从反共力量领导人高尔察克，所以温甘伦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此时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多如牛毛。温甘伦组建了所谓“亚洲骑兵师”。凭借这支力量，温甘伦在远东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与红军对抗，同时实施白色恐怖统治。他的敌人称他为“疯男爵”。

图9-8　温甘伦男爵（拍摄者不详，1921年）

温甘伦最为著名的行动是以1500人的亚洲骑兵师打败中国军队，并帮助外蒙古的宗教和世俗领袖活佛博克多汗于1921年2月恢复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册封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将温甘伦男爵为亲王。温甘伦成为外蒙古的实际掌权者，大肆迫害和杀戮犹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不少蒙古人相信他是藏传佛教中战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传说他的长远计划是以亚洲为基地，借助马背民族的力量恢复罗曼诺夫皇朝在俄国的统治。

然而这个幻梦注定要破灭，1921年9月，拥有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苏俄红军打败温甘伦的薄弱骑兵队伍。温甘伦本人被俘，遭到审判和枪决。他的死讯传到蒙古，博克多汗命令全国的喇嘛寺为温甘伦举办悼念仪式。[128]

背井离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根据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先后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最终于1940年被彻底吞并。与此同时，希特勒将几乎全部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撤离（从爱沙尼亚撤走13 700人，从拉脱维亚撤走52 383人），将其安置到德占波兰领土。[129]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也“回归”德国。

1945年，德国战败，大多数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被苏联军队驱逐，逃到新的德国边界内。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人道悲剧。1945年1月30日，运载难民（包括大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伤兵的“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号邮轮被苏联潜艇击沉，估计有超过9000人遇难，是“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的好几倍。[130]这是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海难。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蟹行》（Im Krebsgang）谈及了这起悲惨事件。

图9-9　1939年，波罗的海德意志移民在什切青下船（Leif Geiges摄）

图9-10　波罗的海德意志移民占据被驱逐的波兰人的房屋（拍摄者不详）

图9-11　在港口等待上船去德国的波罗的海德意志儿童（拍摄者不详，1939年）

图9-12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Hans Sönnke摄，1939年）

在苏联统治下的波罗的海地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留下的文化遗迹几乎被消灭殆尽。今天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生活在世界各地，其中很多生活在芬兰、瑞典，但大多数生活在德国。1949年之后，他们组建了“波罗的海骑士法团联盟”（Verband der Baltischen Ritterschaften）[131]，它后来加入了“德国贵族社团总会”。

1991年，爱沙尼亚独立之后，德国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协会致信爱沙尼亚总统，宣布他们都不会寻求收回曾在爱沙尼亚拥有的土地。此外，第一任联邦德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汉宁·冯·威斯汀豪森（Henning von Wistinghausen，1936—　）和第一任德国驻拉脱维亚大使哈根·兰姆斯多夫伯爵（Hagen Graf Lambsdorff，1935—　）都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后裔，这也增进了德国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和解。

(1)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哈布斯堡帝国固守天主教信仰，于是大批皈依新教的奥地利和波西米亚贵族被驱逐。为了填充空缺，哈布斯堡统治者一方面提拔了大量新贵族，一方面从意大利、法国、波兰、西班牙和德意志诸邦“引进”了大量贵族。见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16。

(2)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波罗的海之滨的德意志贵族”。

(3)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68.另外，18和19世纪的汉诺威选侯国和后来的汉诺威王国将自己的“第二社会”称为“宫廷家族”（Hübsche Familien）。德文词“Hübsche”在今天的意思是“漂亮”，但在这里其实源自“höfisch”（宫廷），也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被宫廷接受的。见《格林词典》，URL：http://woerterbuchnetz.de/cgi-bin/WBNetz/wbgui_py?sigle=DWB&lemid=GH12760。宫廷家族是汉诺威的大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往往担任高级官员，他们与手工艺人、医生、药剂师之类的中下层资产阶级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宫廷家族”也可算作一种“城市贵族”。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被翻译成‘贵族’的几个德语词”。

(4)　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九节“贵族舞会：以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奥地利宫廷为例”。

(5)　当然，按照奥地利法律，他的正式名字是简单的“彼得·施托尔贝格”。

(6)　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索多玛的义人：反抗纳粹的德国贵族”。

(7)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君主的卧榻之侧：作为廷臣的德意志贵族”。

(8)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被翻译成‘贵族’的几个德语词”。

(9)　不过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也有苏格兰血统。

(10)　彼得·祖·赛因-维特根施泰因侯爵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名将。

(11)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4.德意志男爵的正式头衔是“Freiherr”，而“Baron”只是日常的称呼。

(12)　当时波罗的海地区的教育制度几乎纯粹是德意志化的，授课语言是德语，德意志裔的老师向富裕德意志人的孩子和少量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孩子讲课。19世纪中叶，一些俄国官员认识到这种教育制度的危险性，因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被引诱转向德意志文化，而不是俄罗斯文化。见：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40页。

[1]　Payer, Peter. „Der Blödheit süße Seiten.“ In: Die Presse, am 25.03.2011. URL: https://www.diepresse.com/644918/der-blodheit-susse-seite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2]　Montefiore, Simon Sebag.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Potemkin: The Imperial Love Affair.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0. p. 221.

[3]　Godsey, Jr., William D. “Quarterings and Kinship: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Habsburg Aristocracy in the Dualist Era.”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1, no.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89.

[4]　Frölichsthal, Ge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Adel seit 1918. Vortrag vor dem Deutschen Adelsrechtsausschuß am 13. September 1997.“ In: Deutsches Adelsblatt, Nr. 11, 36. Jahrgang1997. S. 284-287. URL: https://adler-wien.at/der-oesterreichische-adel-seit-191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　Scott, H. M. (Ed.). European Nobilities: Vol 2,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83.

[6]　Stekl, Hannes. „Zwischen Machtverlust und Selbstbehauptung. Österreichs Hocharistikratie vom 18 bis ins 20. Jahrhunder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45.

[7]　Stekl, Hannes. „Zwischen Machtverlust und Selbstbehauptung. Österreichs Hocharistikratie vom 18 bis ins 20. Jahrhunder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47-148.

[8]　Taylor, A. J. P..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Hamish Hamilton, 1948. p. 138.

[9]　Hoensch, Jörg K.. Geschichte Böhmens: Von der slavischen Landnahme bis zur Gegenwart. C. H. Beck, 2013. S. 235.

[10]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6.

[11]　Ibid., p. 159.

[12]　Rothenberg, Gunther E.. “Nobility and Military Careers: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740-1914.” In: Military Affairs, vol. 40, no. 4, 1976. p. 183.

[13]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8.

[14]　Stekl, Hannes. „Zwischen Machtverlust und Selbstbehauptung. Österreichs Hocharistikratie vom 18 bis ins 20. Jahrhunder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46.

[15]　Rushton, Julian. Moz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4.

[16]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4.

[17]　Deák, 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8.

[18]　Winkelhofer, Martina. Das Leben adeliger Frauen. Alltag in der k.u.k. Monarchie. Haymon, 2011. S. 110.

[19]　Hohenlohe-Ingelfingen, Prinz Kraft zu. Aus meinem Leben. Bd. 1, Vom Revolutionsjahr 1848 zum Ende des Kommandos in Wien 1856. E. S. Mittler & Sohn, 1897. S. 323.

[20]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34.

[21]　Ibid., p. 35.

[22]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38.

[23]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41.

[24]　Evans, Richard.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How the Nazis Destroyed Democracy and Seized Power in Germany. Penguin, 2004. pp. 62-63.

[25]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pp. 6-7.

[26]　Stekl, Hannes. „Zwischen Machtverlust und Selbstbehauptung. Österreichs Hocharistikratie vom 18 bis ins 20. Jahrhundert.“ In: Wehler, Hans-Ulrich (Hg.). Europäischer Adel 1750-1950.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 164.

同样在1919年4月3日，奥地利政府还颁布《哈布斯堡法》（Habsburgergesetz），正式废黜哈布斯堡家族，将其驱逐出境，并没收其财产。参见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103。

1935年，许士尼格领导的奥地利政府修改《哈布斯堡法》，归还哈布斯堡家族的部分财产，允许该家族的成员入境。但纳粹上台后重新执行旧的《哈布斯堡法》。

“二战”之后建立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继续执行《哈布斯堡法》，禁止该家族成员入境（除非他们放弃对皇位的主张权），禁止其参选奥地利总统。《哈布斯堡法》被很多人认为侵犯人权，所以奥地利为了加入欧盟不得不取消了它的许多条款，比如禁止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入境和参选总统。《哈布斯堡法》的其余条款至今仍然有效。20世纪60年代以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员正式放弃皇位主张权，于是被允许入境。从2011年10月1日起，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可以参选总统。见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181。

[27]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9.

[2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 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2003. S. 58.

[29]　Frölichsthal, Ge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Adel seit 1918. Vortrag vor dem Deutschen Adelsrechtsausschuß am 13. September 1997.“ In: Deutsches Adelsblatt, Nr. 11, 36. Jahrgang 1997. S. 284-287. URL: https://adler-wien.at/der-oesterreichische-adel-seit-191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0]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28.

[31]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61.

[32]　Buttinger, Klaus. „Der alte Adel und seine Verantwortung.“ In: OÖ Nachrichten, am 22. September 2012. URL: https://www.nachrichten.at/kultur/Der-alte-Adel-und-seine-Verantwortung;art16,969956.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33]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105.

[3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20.

[35]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S. 103.

[36]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p. 56-63, 70.

[37]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115.

[38]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66.

[39]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31.

[40]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33.

[41]　„Der Adel und die Nazis: Aristokraten zwischen Ehre und Karriere.“ In: Profil, am 22. Mai 2004. URL: https://www.profil.at/home/der-adel-nazis-aristokraten-ehre-karriere-82290.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2]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trans. Richard Barry, Third English Ed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6-257.

[43]　Munzinger, Paul und Oliver Das Gupta. „Kronzeuge bei Nürnberger Prozessen. ‚Ich muss für die sprechen, die sie ermordet hab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an 1. Oktober 2016. URL: https://www.sueddeutsche.de/politik/nuernberger-prozesse-ich-muss-fuer-die-sprechen-die-sie-ermordet-haben-1.3183376-0#seite-2.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4]　Schmidt, Birgit. „Die Illoyale. Birgit Schmidt erinnert an die Schriftstellerin Kay Boyle, die als»vorzeitige Antifaschistin« in der McCarthy-Ära unamerikanischer Umtriebe verdächtigt wurde.“ In: Jungle. World. URL: https://jungle.world/artikel/2012/33/die-illoyale.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5]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121.

[46]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33-134.

[47]　Frölichsthal, Ge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Adel seit 1918. Vortrag vor dem Deutschen Adelsrechtsausschuß am 13. September 1997.“ In: Deutsches Adelsblatt, Nr. 11, 36. Jahrgang 1997. S. 284-287. URL: https://adler-wien.at/der-oesterreichische-adel-seit-191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48]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 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74.

[49]　Enigl, Marianne. „Wie österreichische Adelige trotz Aufnahmesperre der NSDAP beitraten.“In: Profil, am 9. Januar 2010. URL: https://www.profil.at/home/wie-adelige-aufnahmesperre-nsdap-259293.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0]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33.

[51]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p. 123-127.

[52]　Lackner, Herbert. „Fischer, Lacina, Bronner und die ‚Affäre Borodajkewycz‛.“ In: Profil, am 21. März 2015. URL: https://www.profil.at/oesterreich/history/zeitgeschichte-affaere-borodajkewycz-5567260.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3]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71.

[54]　Ibid., pp. 85-87.

[55]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80.

[56]　„Der Adel und die Nazis: Aristokraten zwischen Ehre und Karriere.“ In: Profil, am22. Mai 2004. URL: https://www.profil.at/home/der-adel-nazis-aristokraten-ehre-karriere-82290.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57]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p. 87.

[58]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103.

[59]　Ibid., pp. 104-105.

[60]　Ibid., p. 102.

[61]　Ibid., p. 82.

[62]　Ibid., p. 118.

[63]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p. 116-117.

[64]　Ibid., p. 129.

[65]　Ibid., p. 141.

[66]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134.

[67]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pp. 143-144.

[68]　Ibid., p. 138.

[69]　Stekl, Hannes. Adel und Bürgertum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18. bis 20. Jahrhunde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4. S. 121.

[70]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151.

[71]　Ibid., pp. 145-147.

[72]　Ibid., p. 148.

[73]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p. 159-160.

[74]　Ibid., pp. 155-156.

[75]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Hg.). Jahrbuch 2012: Gedenkstätte für die Opfer der Gestapo Wien. Bilder und Texte der Ausstellung von Elisabeth Boeckl-Klamper, Thomas Mang und Wolfgang Neugebauer, Christine Schindler. S. 37. URL: https://www.doew.at/erforschen/publikationen/gesamtverzeichnis/jahrbuch/jahrbuch-2012-gedenkstaette-fuer-die-opfer-der-gestapo-wie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10.

[77]　Korom, Philipp und Jaap Dronkers. „Herr Direktor, von und zu.“ In: Die Presse, am 11. Juli 2009. URL: https://diepresse.com/home/spectrum/zeichenderzeit/494210/Herr-Direktor-von-und-zu?from=suche.intern.porta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8]　奥地利工业协会的官方网站：https://www.iv.at/de/die-iv/geschichte/die-prasidenten-der-iv-von-1946-2012。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79]　Frölichsthal, Ge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Adel seit 1918. Vortrag vor dem Deutschen Adelsrechtsausschuß am 13. September 1997.“ In: Deutsches Adelsblatt, Nr. 11, 36. Jahrgang 1997. S. 284-287. URL: https://adler-wien.at/der-oesterreichische-adel-seit-191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0]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06.

[81]　Ebd., S. 324-325.

[82]　Frölichsthal, Ge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Adel seit 1918. Vortrag vor dem Deutschen Adelsrechtsausschuß am 13. September 1997.“ In: Deutsches Adelsblatt, Nr. 11, 36. Jahrgang 1997. S. 284-287. URL: https://adler-wien.at/der-oesterreichische-adel-seit-1918/.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8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 Stand. Haymon, 2010. S. 53.

[84]　Ebd., S. 15-18.

[85]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183.

[86]　Brook-Shepherd, Gordon. Uncrowned Emperor: The Life and Times of Otto von Habsburg. Hambledon Continuum, 2003. p. 177.

[87]　Ibid., pp. 179-180.

[88]　Ibid., pp. 186-193.

[89]　Ibid., p. 213.

[90]　Ibid., p. 202.

[91]　https://www.paneuropa.at/karl-von-habsburg-offiziell-von-corona-genesen/.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2]　官方网站：http://sga.monarchisten.org/。

[93]　Nabholz, Hans. „Brun, Ritter Rudolf.“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2. Duncker & Humblot, 1955. S. 675-676. URL: https://daten.digitale-sammlungen.de/0001/bsb00016318/images/index.html?seite=693.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94]　Church, Clive H. and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24.

[95]　Ibid., pp. 31-33.

[96]　Ibid., pp. 56-57.

[97]　Church, Clive H. and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1-63.

[98]　Ibid., pp. 73-74.

[99]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34.

[100]　Ebd., S. 338.

[101]　Church, Clive H. and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0.

[102]　Ibid., p. 136.

[103]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38.

[104]　http://www.diesbach.com/sghcf/n/noblesse.html.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05]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340.

[106]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p. 274-278.

[107]　Schneidmüller, Bernd. Die Welfen: Herrschaft und Erinnerung (819-1252). Kohlhammer, 2014. S. 187.

[108]　Urban, Wlliam.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Frontline, 2011. p. 84.

[109]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40—41页。

[110]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44—45页。

[111]　Urban, Wlliam.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Frontline, 2011. p. 271.

[112]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34页。

[113]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38页。

[11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3-294.

[115]　Ebd., S. 293.

[116]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6.

[117]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p. 276-277.

[118]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第134页。

[119]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60页。

[120]　Evans, Richard. J..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Allen Lane, 2016. p. 278.

[121]　Bater, James H. and Romuald J. Misiunas. “Baltic state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URL: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Baltic-states.访问时间：2020年4月28日。

[122]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65页。

[123]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57页。

[124]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 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 294.

[125]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93—94页。

[126]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07页。

[127]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11页。

[128]　温甘伦的生平，参见Palmer, James. The Bloody White Baron: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Russian Nobleman Who Became the Last Khan of Mongolia. Basic Books, 2009。

[129]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第121页。

[130]　Prince, Cathryn J.. Death in the Baltic: The World War Ⅱ Sinking of the Wilhelm Gustloff.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69.

[131]　官方网站：https://www.baltische-ritterschaften-de.de/。

附录一　黑黄联盟：采访21世纪的奥地利君主复辟组织

2018年3月，我在维也纳市席津区（Hietzing）的多姆迈尔咖啡馆（Café Dommayer）采访了奥地利君主主义组织“黑黄联盟”的两位代表。

咖啡馆文化是奥地利的一大特色，维也纳的咖啡馆多如牛毛。最有名的一家要数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那是奥匈帝国时期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弗洛伊德、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卡夫卡、茨威格，甚至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那里的常客。我和“黑黄联盟”代表会面的地点多姆迈尔咖啡馆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中央咖啡馆那么高，但也有悠久辉煌的历史。约翰·施特劳斯父子和约瑟夫·兰纳（Josef Lanner，1801—1843）都曾在此演出。店门口的纪念碑上写着：“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世界声誉从席津开始。”

就是在这里，我拜访了“黑黄联盟”的主席妮科尔·法拉女士和该组织的资深成员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施托尔贝格伯爵生于1952年，出身于奥地利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曾学习新闻学和农学，并曾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等多个非洲国家从事畜牧业。这是欧洲贵族传统的职业之一。他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外孙女黑德维希的孙子。老伯爵彬彬有礼，入座和离席时都帮法拉女士拉椅子，临行时还帮她穿大衣。有趣的是，施托尔贝格伯爵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也很关注中国。他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大为赞赏。

法拉和施托尔贝格伯爵坦率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关于当今奥地利君主主义的问题。我感到，这两位都是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务实的行动家。我没有资格对他们的理念做评判，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不过我相信，自由社会里的结社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值得赞赏的；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努力的精神，也是值得佩服的。

一　“黑黄联盟”的建立宗旨与政治构想

问：“黑黄联盟”是何时组建的？它的宗旨是什么？

答：“黑黄联盟”于2004年建立，是一个合法注册的政治组织。我们已经两次参加奥地利议会选举，但作为一个新党，在预选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所以目前在议会还没有席位。明年我们会尝试参加欧洲议会的选举。

我们的宗旨是把1918年之前曾属于多瑙河君主国的领土重新统一到一个君主制政权之下。具体来讲，有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北部的南蒂罗尔、巴尔干的一部分、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一部分，以及波兰的一部分。

南蒂罗尔一直是德语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割让给意大利。南蒂罗尔人是德意志民族，对罗马没有认同感，而是与维也纳有着历史悠久的联系。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是亚得里亚海之滨的的里雅斯特，它在奥匈帝国时代是重要的港口，“一战”后割让给意大利。意大利并不需要的里雅斯特，因为意大利海岸线长达3000公里，有的是良港。而这样一个港口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中欧特别重要，也能让如今是内陆国的奥地利拥有自己的出海口。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重要性大幅下降，现在衰败得很厉害。的里雅斯特历来是斯拉夫人的土地，属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从来都没什么关系，文化上更接近维也纳而不是罗马。今天的里雅斯特人也对奥地利有憧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回归奥地利，他们的地位会比今天重要得多。

还有一个曾经属于奥匈帝国的地区对罗马没有认同感，那就是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强权，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过可惜威尼斯对维也纳也没有认同感。我们有的里雅斯特就足够了。

问：在奥地利共和国，你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或者说，复辟哈布斯堡中欧帝国的意义是什么？

答：因为我们相信，欧洲要想繁荣发展，它的心脏地带就必须有强大的活力。欧洲的心脏地带就是曾经的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地区。

今天的欧洲大陆主要被法德这两个大国和富国支配。欧洲要想长期稳定，必须要有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与它们平衡。这股力量必须能自主地满足公民的需求。法德都是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强权，而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代表中欧多元文化与历史遗产的政治实体。我们不喜欢同质化的、集权化的“大政府”。

另外，在今天，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大有新一轮冷战的趋势。作为夹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小国和小民族，我们中欧人的处境很困难。一旦发生冲突，中欧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我们既不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不希望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省。我们的历史必须有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即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以上就是我们希望复辟的哈布斯堡帝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阿特施泰滕宣言》（Artstettener Manifest）提出的四大原则（君主制、民主、中欧、宽容）之一：中欧原则。

问：那么，奥地利共和国不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吗？或者说，你们对奥地利现行制度有哪些不满和批评？

答：参加大选投票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这说明大家对现行制度的信心在下降，对政治的兴趣也在减少。当然，这对政客来说是好事，有利于他们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了权力和地位，政客和政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无下限地诽谤对手。这种情况下，民众会对下流化的议会民主制产生抵触和厌恶心理。这种局面很容易被极端分子利用，鼓吹一个“扫清弊端”的“伟大领袖”。这是现行制度的一大漏洞。

奥地利的政治制度有哪些病？首先是统治者与民众越来越脱节。真心感到自己对选民负有责任的政客越来越少。党派政治越来越像是小圈子内部的游戏。这游戏可以很荒唐，可以很无聊，可以与民众没什么关系，但各党派要花费大量精力与资源去玩这个游戏。

奥地利还缺少爱国主义。我们说的爱国主义，是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尊重别的文化。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主义是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蔑视其他文化。奥地利缺乏爱国主义，这很容易被极右翼利用。

我们对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历史教育也不满。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往往丑化和歪曲哈布斯堡帝国和君主制，比如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成是奥匈帝国一家的罪过。这方面，反倒是英国人比较客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承认，20世纪初几个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抗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萨拉热窝事件只不过是个偶然的导火索。即便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也会发生其他事件来刺激战争爆发，所以不能说奥匈帝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

问：你们设想中的复辟的哈布斯堡帝国，将采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吗？

答：我们喜欢的制度有点像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有君主，但也有共和制的民主机构，比如议会。但我们设想的君主的权力比英国女王大一些，不完全是仪式性和代表性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参照是今天的列支敦士登。该国君主对立法有一定的决定权。比方说，英国立法时请女王签字批准，只是走过场，女王不可能不签，但列支敦士登君主有拒绝的权利。这样的话，君主就像是一个申诉专员（Ombudsmann），他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是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一定程度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我的祖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很多国家的君主和领导人到维也纳祝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来了。他在奥匈帝国全境旅行，看到奥地利的公共事业欣欣向荣，学校、医院、公路、邮局、铁路都运转良好，维也纳、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是美丽繁荣的城市。罗斯福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说，您的国家让我肃然起敬，一切都很好；没有您，一切也能正常运作；那么您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呢？弗朗茨·约瑟夫说，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我的诸民族，免得糟糕的政客伤害他们。

这也是我们今天设想的君主的职能。他可以拒绝议会建议的内阁大臣人选，可以拒绝在他看来伤害人民利益的立法。

问：那么，如果君主胡作非为或者因为身体或精神原因无法履行职责呢？有没有办法约束他或者撤换他？

答：我们的设想是有一个控制委员会。如果君主无力履行职责，或者做出了伤害王室利益或声誉的事情，委员会有权将其废黜，以皇储取而代之。

问：你们设想的新哈布斯堡帝国，是对奥匈帝国的复制吗？换句话说，仍然是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二元帝国？

答：可能不是二元，而是三元：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

问：就像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那位）的设想那样？

答：正是。我们需要匈牙利让出一些利益给斯拉夫人。

问：在你们设想中的新哈布斯堡帝国，民主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答：我们支持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君主制和民主不是互相抵触的。今天欧洲的君主国，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民主国家，比如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等。这些君主往往比共和国的总统正派得多。我们甚至比共和派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我们君主主义者都是民主派。

不过我们对政党政治有一些质疑。我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应当属于人民，而不是成为政党之间的无聊游戏。君主应当是超越各党派之上的、不参与政党政治的、世袭的，这是为了避免政党政治滥用民主制的漏洞。君主应当有权举行有约束力的全民公决。今天很多人不投票，而这些不投票者，应当由君主来亲自代表他们。

二　组织的性质与运作方式

问：你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一个怀旧的“遗老遗少”组织吗？答：德国和法国有一些怀旧的君主主义组织，但他们主要集中注意力于历史研究和维护传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遗老遗少的俱乐部，也不是历史爱好者协会。我们也不是排他性的精英主义团体。比如我们的组织里有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和施托尔贝格伯爵这样的贵族，但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奥地利公民，主席法拉女士是普通的白领职员。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我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建立一个中欧合众国，并请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世袭的国家元首。我们对民主制、法治社会都不构成威胁，我们支持民主和法治。

问：你们要达成目标的手段是什么呢？

答：我们选择的是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的武器是游说、传播和教育。我们的活动范围不仅仅是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还超越疆界。我们在整个中欧努力。当然了，所有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员。我们热情欢迎他们所有人。

我们，哈布斯堡君主主义者，不支持任何极端的、极权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民主化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态。我们不是极端分子，我们绝不会寻求通过革命或政变来实现政治目标。

我们近期的计划是参加奥地利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当然，我们需要做极大的努力，与欧洲各国的君主主义组织联手，把票数合起来，一起进入欧洲议会。即便在议会只有一两个席位，也能在更广泛的平台表达我们的声音，树立一面旗帜，让社会上很多孤立的君主主义者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有人替他们发声。

当然，参加竞选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因为我们完全依赖于会员的主动捐赠。

问：“黑黄联盟”在奥地利的法律地位如何？

答：我们是完全合法的、得到奥地利联邦政府批准的非政府组织。正如英国今天有合法的共和主义，奥地利也有合法的君主主义。不过奥地利是一个有强烈共和主义色彩的国家，所以君主主义者有时受到偏见和歧视。法拉女士曾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她的老板要求她停止公开的君主主义活动。她认为老板没有权力干涉她完全合法的业余活动，愤而辞职。

问：你们现在有多少成员？

答：目前我们在世界范围有数百名成员，大部分在奥地利，也有一些在捷克、波兰等国。

问：成员的年龄构成是怎么样的？年纪较大的人更多吗？

答：中年以上的人占多数。我们在招募年轻人时遇到一些困难。不过，今天的其他所有政治运动，甚至天主教会，都有类似的问题：很难吸引年轻人。

问：“黑黄联盟”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君主主义者有联系吗？

答：我们与德国的君主主义者有过联系，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代，但联系渐渐中断了。德国的君主主义组织大多渐渐消亡了。他们不太现实，希望明天就能恢复君主制；他们不明白，君主主义需要艰辛的努力和耐心。

另外，我们的计划不包括德国，我们并不寻求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能让奥地利与其他中欧国家联合。德国和奥地利一直是朋友，但不是很好的朋友。拿破仑三世曾拉拢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让法奥结盟对抗普鲁士，皇帝拒绝了，并说了句名言：“我是一位德意志诸侯！”（Ich bin ein deutscher Fürst!）很多人为他这句话高兴，很高兴看到他对德意志的认同。也有很多人不高兴，觉得他应当更加认同捷克、匈牙利等等。何况德国在历史上就不想要哈布斯堡帝国里的多个民族，只想要德意志民族。

所以我们和捷克、匈牙利、波兰、的里雅斯特与南蒂罗尔的君主主义者都有联系。我们正打算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办事处。当然不同国家的君主主义者的思维、计划和目标优先级不同，比方说捷克人对君主主义的理解，以及捷克人在新帝国里的地位与利益，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设想会有不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不过交流就是合作的基础。

三　关于君主主义、君主制与世袭君主

问：我们知道，德国君主主义者与纳粹有过复杂、暧昧的关系。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讲述德国贵族与纳粹的关系，结论是贵族对纳粹的崛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纳粹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主义与纳粹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答：常有人，尤其是左派，辱骂我们君主主义者是法西斯，甚至是纳粹。这很荒唐。君主主义是超越民族、宗教这些范畴的。

哈布斯堡君主主义者不仅不是纳粹，还是坚决的反纳粹抵抗分子。奥托·哈布斯堡大公一直是纳粹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们被纳粹逮捕，他的孙子们被从学校里赶走。哈布斯堡家族多位成员被投入集中营。当时奥地利的君主主义者人数不多，但和共产党人一样，是为了奥地利的自由而流血最多的群体。

哈布斯堡家族反对纳粹，因此受到纳粹的污蔑诽谤。战后，左右两派的很多极端分子捡起了纳粹的垃圾，继续攻击和污蔑哈布斯堡家族与君主主义者。

问：广大奥地利民众对君主制的态度是什么？

答：奥地利人民并不敌视君主制。恰恰相反，很多人对君主制抱有浓厚的兴趣。随便翻开一本杂志，可以看到奥地利媒体对英国、西班牙和瑞典王室的报道，比如大婚、登基和葬礼。每次有这种王室事件，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都很高。对奥匈帝国怀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非常多，最有名的当然是“茜茜公主”系列电影。之前有人做过民意调查，有大约30%的奥地利人表示支持民主化的君主制。

君主是独立于各政党和政客的机构，超越于政治斗争之上。用奥地利艺术家百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的话说，君主是一种“更高级的中心，由永恒的更高级的价值构成”，为社会提供延续性和凝聚力。

问：奥地利联邦总统的职位实际上也仅仅是代表性的，没有实权。这样一个虚位元首不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为何要一个世袭君主来担任虚位元首呢？

答：理论上，联邦总统是代表所有民众的无冕君主。但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我们都知道，除非是参政的政客，或者有钱支持政客选举的富人，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机会与总统建立联系。总统走进议会，看到的只是政治同僚、政敌或者赞助者而已。并且，总统也只能代表政治，没有资格代表奥地利的全体人民、历史和文化。世袭君主则能真正发挥这样的代表作用。

总统的薪水极高，他的庞大幕僚也要吞掉大量税金。卸任的总统或已故总统的遗孀还能拿到丰厚的退休金。并且，每隔六年，选举总统的戏剧要重新演一次。所以维持总统的花费比维持君主昂贵得多。君主及其家庭有自己的私产，不需要昂贵的选举，还能给国家带来大量旅游业收入。看看英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四　对欧洲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

问：“黑黄联盟”对今天的欧洲移民问题持什么立场？

答：我们的《阿特施泰滕宣言》的四大原则之一就是宽容。虽然人们并不总以宽容对待我们，但我们坚持以宽容待人。我们愿意与任何非极端的政治运动对话和交流。

我们信奉宗教宽容。我们的组织与宗教无关，纯粹是致力于政治目标。我们相信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是现代欧洲的两大支柱，但我们绝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

对移民和难民，我们也持宽容态度。但我们相信，奥地利接受移民和难民的程度，要以奥地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前提。我们愿意与各种组织合作，帮助移民更好地融入奥地利社会。我们愿意帮助穆斯林难民在奥地利社会更好地生活。

奥地利早在1874年就认可伊斯兰教为帝国的正式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犹太教一样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坚决反对右翼把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画等号的做法。

问：那么，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们是否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

答：我们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但不是因为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欧洲有很多国家受到伊斯兰的深远影响，比如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它们都仍然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也不是纯粹的亚洲国家，而是欧亚的桥梁，就像古时的拜占庭帝国一样。如果人为地把土耳其宣布为欧洲国家，我们认为这对它自己的身份不利，会让它与亚洲传统之间发生断裂。我们希望土耳其成为欧亚之间一个中立的实体，继续发挥两大洲之间桥梁的作用。

附录二　哈布斯堡贵族记忆：采访玛蒂娜·温克胡福尔

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是维也纳大学的历史和艺术史博士，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讲师，奥地利现代史委员会成员，《王冠报历史增刊》总编。

她是哈布斯堡皇室史、奥地利宫廷史与贵族史专家，著有《皇帝的日常：弗朗茨·约瑟夫与他的宫廷》《贵族女性的生活：奥匈帝国的日常》《高雅社会：欧洲皇室与王室的丑闻和阴谋》《我们就这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家族的命运（1914—1918）》等。

2018年3月，我在维也纳采访了温克胡福尔博士，与她聊起奥地利历史和哈布斯堡宫廷与贵族的历史。

一　贵族史研究的升温与相关课题

问：在今天的欧美历史学界，大家会不会觉得贵族史这个话题不够时髦和前沿？一方面，学界的很多注意力被各种理论吸引过去；另一方面，聚焦于帝王将相和上流社会，是否体现了一种保守的旧史观？

答：大概10到20年前，情况的确如你所说，贵族史这门学科显得比较老派和保守。但近些年来它又变得时髦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这些话题：贵族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贵族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等。另外，学界对历史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过去农民和工人的生活，但这些方面留下的史料不多，因为这些人往往不识字，或者没有留下很多文字资料。而关于贵族，我们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也是学界对贵族史的兴趣回升的原因之一。

问：那么您个人如何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呢？与您的家庭有关系吗？

答：我自己没有贵族背景。我从小就对奥地利贵族感兴趣，因为我在维也纳土生土长，每天看到帝国时期留下的许多历史建筑、城堡、宫殿。我不禁好奇地去问，这些建筑属于哪些家族，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经历了什么。成长环境让我自然而然地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因为这个话题围绕着我的生活。

问：今天有不少德国和奥地利历史学家在研究贵族史，当然他们在研究贵族史的不同方面，比如艾卡特·孔策（Eckart Conze）研究了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家族几代人在20世纪的变迁，海因茨·赖夫（Heinz Reif）研究德意志贵族在19和20世纪以及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贵族与纳粹党的关系，等等。在贵族史研究领域，哪些话题是您比较关注的呢？

答：我对贵族女性的历史非常关注，包括贵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贵族与哈布斯堡皇朝的关系。不过现在奥地利人对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兴趣盎然。比如前几年的英国王室大婚在奥地利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问，贵族传统从何而来，古老的贵族家族在今天过得怎么样。而这些问题，也是让更广泛的民众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很好途径。比如，如果你要推广一本关于政治的书，那么从生活史的角度，会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共鸣。而对于贵族的生活史，学者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文字材料，比如贵族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和经济方面的材料。史料多，题目就更好做。

二　直面历史记忆：对史料的辨析

问：德国的贵族史研究者马林诺夫斯基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讲贵族与纳粹的关系。他也大量运用了贵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自传等材料。他警告说，贵族擅长“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会小心地甄别记忆，记住自己想记住的、给自己贴金的东西，而排斥和忘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些一手材料大体不可信。我们在面对贵族的一手文字材料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您同意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吗？

答：贵族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应当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即极右思潮和纳粹兴起与统治的时期。因为纳粹时期距今不远，有些当事人甚至还在世，所以这段历史对很多贵族来讲是敏感的，他们需要遗忘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当事人的儿孙辈也不会愿意过多考虑自己的父辈和祖辈做的事情。

但对我的研究时段（19世纪）来讲，贵族留下的文字史料大体上是可靠的，因为首先，该时段不像纳粹时期那样留下了很多敏感问题；其次，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些比较琐碎的方面，比如生活方式、消费习惯、花钱买了什么东西等等，其实人们没有什么动机和理由去刻意撒谎。我相信19世纪与贵族有关的一手史料基本上是可靠的，并且我们总有办法去查证、核实。我们不可能只读一封信，而是要读一套通讯中的所有书信。读得越多，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哪些东西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并且，如我刚才所说，涉及的话题越是凡俗，史料撒谎的可能性就越小。

问：您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很多手写材料。阅读19世纪的手写材料，是否比阅读印刷材料要困难？

答：是的，手写材料更难读。不过也是熟能生巧的事情，读得越多，就越习惯。最容易解读的是正式的政府公文，但我也要读手写的私人通信。这时候我往往需要像侦探一样，去努力判读往往非常潦草的文字。比如这个字母是A还是E？还有一个困难是，在19世纪80年代，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奥地利人写信时特别喜欢省纸，写得密密麻麻，字又小，有的时候很难看懂。

三　在具体时代中理解和评价贵族

问：问您一个关于贵族头衔继承的技术问题。中国读者可能对英国贵族最熟悉。英国贵族基于头衔，比如X伯爵在世的时候，享有X伯爵头衔的只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们不会拥有X伯爵头衔；而要等他去世后，长子才会变成下一代X伯爵。而德意志贵族基于血统。一位伯爵如果有多个儿子，他们也都自动拥有“伯爵”称号，哪怕父亲还活着。俄国也是这样，我记得自己当年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就在诧异，为什么俄国的公爵那么多，为什么一个公爵的所有儿子都是公爵。头衔的继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对历史研究会造成额外困难吗？比方说，同时存在几十个施托尔贝格伯爵，是否会难以判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答：你的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还没想到过。我觉得一般不会造成太大困难。当然了，这种情况使得德奥贵族的情况比英国贵族复杂得多。不过一般来讲，识别一个大家族里享有相同头衔的许多人当中谁更重要，不是特别难，因为有族长（Familienchef）一说。

至于英德贵族在头衔继承习俗上的这种差异，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大概是因为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和普及程度不同。你知道中世纪欧洲早期的习惯一般是诸子均分父亲的财产。但这样会把财产越分越少，不利于建立一个家族的强大势力，所以逐渐出现长子继承制，但这种制度的推行和发展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中世纪盛期以后，多个儿子共享父亲头衔的做法，应当是长子继承制之前的旧制度的残余。

不过这种差异往往仅涉及头衔，而不是财产。比如一个伯爵的多个儿子都是伯爵，但财产肯定不是平分的。同时存在几十个施托尔贝格伯爵的话，肯定有富有穷、有强有弱。

另一方面，这种“所有儿子均享有与父亲相等头衔”的情况，出现在较低的贵族当中，主要是伯爵和男爵。再往上，从侯爵（Fürst）开始，儿子的头衔与父亲不同。比如侯爵的儿子不是侯爵，而是公子（Prinz），其中一人继承父亲的侯爵头衔，其他兄弟仍然只是公子。不过奥地利流传到今天的侯爵家系不多，主要就是列支敦士登和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家系，所以上述情况在奥地利并不多见。

问：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他的家庭背景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写了一本书《1815—1914年的欧洲贵族》（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把英德俄三国的贵族做比较。利芬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俄国贵族对文学艺术和音乐的贡献极大，比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拉赫玛尼诺夫、塔涅耶夫、斯克里亚宾、穆索尔斯基。穆索尔斯基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利芬说，很难想象英国近卫掷弹兵团或者普鲁士近卫军的成员能成为伟大音乐家。相比之下，英国贵族和德意志贵族对文学艺术的贡献几乎为零，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贵族文学家可能只有拜伦，而德国贵族文学家只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您是否同意？

答：如果说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的确是这样。不过，虽然自己不是创作者，但德意志贵族，包括奥地利贵族，其实也有一些家族对艺术做了很大贡献。比如列支敦士登家族是伟大的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赞助者。他们扶助艺术家和艺术，功绩是很大的。奥地利如今在全世界给人的印象是艺术与音乐之国，而海顿、莫扎特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与贵族的赞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不过奥地利贵族对艺术的赞助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就少很多，而到1918年前后，维也纳现代派艺术，比如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作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与贵族没有关系了。

问：贵族的国际性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对不对？比方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人会怀疑贵族是否爱国，因为很多德国贵族与英国联姻，而英国已经变成了敌国。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时代人们对身份认同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20世纪初的人说“我是德意志人”和今天的人说“我是德国人”，含义大不相同。在奥匈帝国框架内，如果某人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这主要是文化身份，意味着他说德语，懂得德意志文化。这种文化身份与国籍和国家没有什么关系。

举个例子，在奥匈帝国时期，大家认为布拉格的德语方言最美最高雅。那么布拉格人是什么人？今天我们会说他们是捷克人。但当时他们自认为是文化上的德意志人。当然布拉格人后来被认为是捷克公民。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并不是参照国境线来定义自己的身份的，而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文化。比如，如果我生活在1910年，我可以说“我是德意志人”，尽管我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但如果在2018年我说“我是德意志人”，大家会奇怪，会问：“为什么？你不是奥地利人吗？”

历史学家的工作之一就是，搞清楚过去人们的思维和今天人们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种工作有时很困难。

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哈布斯堡帝国

问：您写了一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传记。您对他怎么评价？您喜欢他吗？

答：是的，我喜欢他。在他那个时代，他显得很老派。但从今天的角度看，他却很现代。有人说他没有解决奥匈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诸多棘手问题。但能把那么多各不相同的民族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今天要批评他很容易，可以说他原本应当这样或那样做。但当时奥匈帝国的情况很复杂，已经有了议会，已经在往现代化的民主制发展。皇帝要应对民主化的新时代新问题，要团结各民族，又要表现出自己是强大的专制君主，这都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今天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与5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在他统治的60多年里，国内基本上安定和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1913年奥地利的国民生活水准已经相当高，此后直到1955年奥地利才再度达到这个水平。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弗朗茨·约瑟夫是一位成功的君主。

问：您认可弗朗茨·约瑟夫作为君主的成就，那么您喜欢他这个人吗？

答：我觉得他缺乏个人魅力，甚至显得沉闷无趣。这对传记家来说是灾难。当然，他极其勤勉，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工作强度很大，认真阅读和批示每一份公文。他尽职尽责，就像一架机器、一台时钟。但他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或爱德华七世那样有魅力和有趣。

问：今日奥地利人如何看待哈布斯堡帝国的遗产？他们感到自豪吗？

答：这个问题很有趣也很难答。可能因人而异。我个人相信，奥地

利人有资格，有理由感到自豪。今天，我们刚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心平气和地、比较客观地、抛开意识形态地看待哈布斯堡帝国。看历史的时候，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奥地利的图书市场从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也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奥地利的历史教科书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化，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更多元化。如果你看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教科书，你会觉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是人间地狱。老的教科书里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就是哈布斯堡帝国。

英国历史学界的工作对我们的历史观修正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哈布斯堡帝国不再被指责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罪人。今天我们愿意承认，至少与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和铁幕时期相比，哈布斯堡帝国好得太多了。

今天奥地利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湖光山色之外，就是哈布斯堡家族遗留的宫殿、城堡与相关文化。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应当为之自豪。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游客来奥地利，不是因为对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感兴趣，而是对旧帝国感兴趣。

另外，维也纳即便今天也只有200万人口，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这么多宫殿、城堡、教堂、博物馆和画廊。这是很了不起的。哈布斯堡帝国对文化的贡献是伟大的。要是没有哈布斯堡皇朝，维也纳就只能是欧洲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我们对哈布斯堡帝国必须有公正的态度。

五　今日奥地利君主主义者

问：1918年帝国灭亡之后，有部分奥地利人对帝国有怀旧和憧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今天，奥地利也有一个叫作“黑黄联盟”的君主主义组织，主张恢复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中欧帝国。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对君主主义的评价是什么？

答：今天的奥地利君主主义者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我觉得，在奥地利，君主制已经是过去时了，太老旧了。今天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层面，君主主义都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我认为大家需要了解历史，但没必要把历史变成现实。“黑黄联盟”往往是在大选之前做一些宣传活动，仅此而已，它是个小范围的民间社团，不是政党。

哈布斯堡家族不仅仅代表奥地利，它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从维也纳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从意大利到捷克。2018年，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与1914年迥然不同。

并且，我们奥地利人已经没有君主传统了。如何对待皇室／王室，如何与其相处，这种传统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培养起来。英国有这样的传统，奥地利的传统已经断裂了。即便哈布斯堡家族今天复辟，这种传统也很难恢复。比如，英国人对王室成员，包括女王、女王的儿女和孙辈耳熟能详，而奥地利人对今天的哈布斯堡家族知之甚少，顶多知道族长叫“卡尔·哈布斯堡”。即便在19世纪，英国王室也有魅力，有幽默感，有亲和力。爱德华七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而弗朗茨·约瑟夫显得沉闷。哈布斯堡家族从来没有过幽默感。当然，话说回来了，英国王室能玩得起幽默，是因为他们不像哈布斯堡皇室那样肩负统治国家的重担。

“黑黄联盟”这样的君主主义者把过去和现今混淆了。不过，正如英国今天有共和主义，奥地利有君主主义，这些“不同的”思维都是合法的。他们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

六　当历史学家遇到政治

问：既然谈到政治，那么，历史学家在政治当中应当发挥作用吗？您如何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场？您属于左派还是右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答：对我个人来讲，身为历史学家，我会努力与政治保持距离。我觉得，如果一位读者从我的作品里看出我个人的政治倾向，那么我作为历史学家就失败了。历史学家不应当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应当把个人情感和观点与历史混在一起。我的立场是，我是历史学家，我讲述事实，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下。我不会评判，不会给出个人观点。我努力做到“正确”。

另外，一旦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公之于众，人们就会说：“哦，难怪他／她会那样写，因为他／她就是左派或右派。”历史学家会因此受到更严厉的审视和非议。我觉得，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写好作品，读者对你个人的情况知道得越少，对你就越好，对读者也越好。

我甚至认为，历史学家应当与政治家保持距离，不要掺和政治。

但历史学家不能与世隔绝，虽然不应当参加政治，但应当参与“记忆的文化”。比方说，每个政党都会扭曲历史，使其为己所用，尤其是关于1918年至1945年间的奥地利历史。而1918年至1938年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也是争议激烈的话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这个时段，工人运动和左翼兴起，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右派也有自己强烈的政治主张。第一共和国十分动荡，1934年维也纳左派和右派甚至发生内战。1945年之后，上述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其的认知，都变得高度政治化。要写第一共和国的历史，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我不喜欢这一点，但历史学家应当在保存“记忆”和教育公众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当心胸宽广地接受各方面的信息，同时与历史保持距离，并小心谨慎地多方查证，然后尽可能努力挖掘真相，而不是跟随个人好恶。这当然很难。

问：但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如您所说的那样“出世”。有很多历史学家，比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深度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答：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你愿意当历史学家，还是当政治活动家或意见领袖？这些参与政治的同行的活动有时很有趣，但我也觉得这很危险。公众对一位学者的个人生活、个人兴趣和观点了解得越多，对他的审视就越严厉。

七　贵族史研究的女性视角

问：和其他研究德奥贵族史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您非常关注女性贵族。从传统上看，女性贵族往往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形象，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和筹码，她们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却很少是独立的形象。在您看来，女性贵族有什么特点？她们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答：研究贵族史，不能只看男性贵族。现在有很多学者，包括女性学者，高度关注女性贵族。

过去的旧观点是，女性贵族仅仅是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和家族联姻政治的工具。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传统的正史很少讲女性。但从史料的角度看，女性之间的书信比男性之间的书信多得多。我们今天了解19世纪贵族生活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就是女性的书信。

在高级贵族当中，女性有更多的自由，甚至是权力。很多女性贵族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玛丽亚·特蕾西亚就是这样影响力深远的女性，今天的奥地利还能感受到她的印迹。过去我们看不见女性，但今天的历史研究更加注重性别意识，描绘的图景也更完整。我几周前才注意到这一点：在生活史研究当中，与男性相关的任何活动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比如狩猎、艺术品收藏。而女性的活动，比如写信、管理大家庭、慈善等等，却很少成为学术研究话题，大家觉得那些只是家庭主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直到二三十年前，我们还觉得玛丽亚·特蕾西亚主要是个贤妻良母，生养了很多儿女。但今天，历史学家都承认，她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她重建和改革了国家。我觉得历史研究中对女性的忽视，主要是由于学术界的偏见和傲慢。但我相信，这种局面未来会改变。在这方面，我也要赞赏英国同行们。他们以行动证明，任何东西都值得研究，比如女性的生活、儿童的生活、老年人的生活。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学者。你肯定知道她。在她那里，任何凡俗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妙趣横生的话题。我们奥地利学界落后于英国学界的距离不远，我相信我们能赶得上。

问：露西·沃斯利是做历史普及的知名人物，她主持的纪录片很有趣。和她一样在电视上做历史传播的英国学者有很多，而德奥好像不太流行这种传播方式，是吗？

答：露西·沃斯利的历史题材纪录片都很有趣，她是个可爱、俏皮的人，甚至性感，擅长与观众交流。这可能也是英国人的特质。这在德奥是不可能的。如果德奥历史学家在德奥的电视节目上表现得那样轻松活泼，大家会觉得你发疯了。这也是德奥的电视节目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吧。

而且我的印象是，英国历史学家一定要有魅力。而在德奥，如果一位学者（尤其是女性）相貌好、有魅力、有亲和力的话，反而会成问题，大家会觉得你不是一个正经的学者。在德奥，大家心目中的正经的学者是这样的：男性，上了年纪，爱发脾气。这就仿佛贴上了一个标签：我是真正的学者。人越是沉闷无趣，作品越是沉闷无趣，大家就越觉得你是学者。这是德奥人的观念。

很多高水平、德高望重、在牛津剑桥教书的英国历史学家，也会上电视做节目，做普及工作，也会表现得轻松活泼。比方说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我非常喜欢他。但他那种表现风格（夸张的表情、丰富多彩的语调和手势）不可能出现在德奥的电视上。再比方说，澳大利亚的德国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曾在德国拍纪录片《德国的传奇》（Deutschland-Saga），用英国人的方式，把历史讲得妙趣横生，这在德奥也受到恶评。很简单，德奥没有英国人那样的传统。当然，也可能因为德国人对他有嫉妒和偏见，看不惯一个澳大利亚人成为德国史的权威。

八　关于历史写作与大众传播的思考与实践

问：在您的学习和研究中，哪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有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在目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们。他们叙述历史的方式与德奥历史学家不同。我的英国同行擅长描绘大的图景，把古时人们的生活写得栩栩如生。而德奥历史学家大多高度学术化，对历史人物的描写都是非常学术和枯燥的笔法，很少能写得有趣。如果想拥有更多受众（不限于学界）和更大影响力，德奥的写法就很成问题。而英国历史学家两方面都做得到，他们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也擅长讲故事。这是我佩服、羡慕和努力学习他们的一个地方。

英国人似乎天生比德奥人更擅长讲故事。德奥学者的学术写作受到的束缚太多，发挥的空间极小。这是因为英国与德奥的学术传统不同。英国的高等教育鼓励和培养写作技能，鼓励向公众传播和普及。而德奥学界不鼓励这些方面，学生只要把博士论文写好就行了。不过这种局面也在变化，越来越多的德奥学者开始注重写作。

问：您是《王冠报历史增刊》的总编，我看到您带来的几期杂志，一期是专门介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期是讲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还有一期是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可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本杂志上的工作？

答：这本杂志是我一人操办。写稿、挑选图片、做采访，都是我。

问：整本杂志都是您一个人做？的确是很辛苦的工作。

答：是的，但很成功。这是我的一个尝试，把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结合起来。我努力用大家都能接受的风格来书写，并运用了大量照片和插图。我相信，不仅仅在奥地利，在全世界，历史写作的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毕竟在我们的时代，视觉传播太重要了。如你所见，这本杂志每年出三期，每一次都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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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殷守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唐尼，克斯汀：《伊莎贝拉：武士女王》，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韦勒，汉斯-乌尔里希：《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名词对照表

A

阿达尔贝特·冯·施特恩贝格伯爵　Sternberg, Adalbert Graf v.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　Joffe, Adolph Abramovich

阿道夫·冯·哈尼尔男爵　Harnier, Adolf Freiherr von

阿道夫·冯·门采尔　Menzel, Adolph von

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伦堡侯爵　Bentheim-Tecklenburg, Fürst Adolf zu

阿道夫·祖·施瓦岑贝格侯爵　Schwarzenberg, Adolph zu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　Chamisso, Adelbert von

阿恩施泰因　Arnstein

阿尔伯特·冯·莱韦措　Levetzow, Albert von

阿尔伯特·冯·施塔德　Staden, Albert von

阿尔布雷希特·冯·伯恩斯托夫-施丁腾堡伯爵　Bernstorff-Stintenburg, Albrecht Graf von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Albrecht von

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　Hohenzollern, Albrecht Prinz von

阿尔布雷希特六世（奥地利大公）　Albrecht Ⅵ

阿尔封斯·卡尔　Karr, Alphons

阿尔弗雷德·冯·舒恩堡-哈滕施泰因公子　Schönburg-Hartenstein, Prinz Alfred v.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　Waldersee, Alfred Graf von

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　Magdalenenstift in Altenburg

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　Gołuchowski, Graf Agenor

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　Bussche-Streithorst, Axel von dem

阿勒曼尼　Alemannien

阿利斯塔齐·贝伊　Aristarchi Bey

阿伦贝格　Arenberg

阿伦贝格公爵恩格尔贝特-马利亚　Arenberg, Engelbert-Maria von

阿伦贝格-利尼　Arenberg-Ligne

阿伦贝格-迈本　Arenberg-Meppen

阿米尼乌斯　Arminius

阿姆帕斯　Ampass

阿纳斯塔西乌斯·格林　Grün, Anastasius

《阿尼夫宣言》　Anifer Erklärung

阿尼姆家族　Arnim

阿诺尔德·冯·西伦霍芬　Selenhofen, Arnold von

阿诺尔德·维特·冯·格尔瑟瑙　Golßenau, Arnold Vieth von

阿瑟·德·戈平瑙　Gobineau, Arthur de

阿斯坎尼家族　Askanier

《阿特施泰滕宣言》　Artstettener Manifest

阿提拉·冯·奈佩格伯爵　Neipperg, Attila Graf v.

阿图尔·施尼茨勒　Schnitzler, Arthur

阿希姆·冯·阿尼姆　Arnim, Achim von

埃伯哈特·冯·布莱滕布赫　Breitenbuch, Eberhard von

埃伯哈特·唐克尔曼　Danckelman, Eberhard

埃德蒙·格莱泽·冯·霍斯特瑙　Horstenau, Edmund Glaise von

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　Aretin, Erwein Frhr. v.

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　Lahousen, Edler von Vivremont, Erwin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　Witzleben, Erwin von

埃尔温·科恩　Kern, Erwin

埃根贝格　Eggenberg

埃拉尔德·冯·奥尔登堡-雅努肖　Oldenburg-Januschau, Elard von

埃里希·比尔卡　Bielka, Erich

埃里希·费尔吉贝尔　Fellgiebel, Erich

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　Bach-Zelewski, Erich von dem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Ludendorff, Erich Von

埃里希·冯·曼施泰因　Manstein, Erich von

埃里希·冯·施托洛海姆　Stroheim, Erich von

埃米莉·霍布豪斯　Hobhouse, Emily

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　Wolfram von Eschenbach

埃特尔·弗里德里希（普鲁士王子）　Eitel Friedrich von Preußen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　Kleist-Schmenzin, Ewald von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岑　Schmenzin, Ewald von Kleist-

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施门岑　Kleist-Schmenzin, Ewald-Heinrich von

艾尔莎·布鲁克曼　Bruckmann, Elsa

艾卡特·孔策　Conze, Eckart

艾兰·罗斯　Ross, Alan S. C.

艾莉娜·艾尔茨　Eilts, Erna

艾利·德·贡托-比龙　Gontaut-Biron, Élie de

艾利纳学校　Ellena, Schulgemeinde

艾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奇恩豪斯　Tschirnhaus, Ehrenfried Walther von

艾丝特·冯·什未林伯爵夫人　Schwerin, Esther Gräfin von

爱德华·冯·凯泽林伯爵　Keyserling, Eduard Graf von

爱德华·西姆松　Simson, Eduard

安戴克斯　Andechs

安德列亚斯·冯·伯恩斯托夫-威登多夫伯爵　Wedendorf, Andreas v. Bernstorff-

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　Valley, Anton Graf von Arco auf

安东妮·祖·奥伊伦堡　Eulenburg, Antonie zu

安东·亚历山大·冯·奥尔施佩格伯爵　Auersperg, Anton Alexander Graf von

安哈尔特　Anhalt

安哈尔特-伯恩堡　Anhalt-Bernburg

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　Anhalt-Zerbst, Christian August, Fürst von

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小姐索菲　Anhalt-Zerbst, Prinzessin Sophie von

安哈尔特-德绍　Anhalt-Dessau

安哈尔特-科腾　Anhalt-Köthen

安奈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男爵小姐　Droste-Hülshoff, Annette von

奥博德里特家族　Obodriten

奥地利贵族联合会　Vereinigung der Edelleute in Österreich

奥地利皇帝　Kaiser von Österreich

奥地利欧洲行动　Aktion Österreich Europa

奥地利天主教贵族联合会　Vereinigung katholischer Edelleute in Österreich

奥地利战斗联盟　Kampfbund,Österreichischer

奥多亚克　Odoaker

奥尔登堡　Oldenburg

奥尔施佩格　Auersperg

奥尔特加·加塞特　Ortega y Gasset, José

奥夫特丁根的海因里希　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　Heydt, August Frhr. v. d.

奥古斯特·冯·芬克　Finck, August von

奥古斯特·冯·克拉蒙　Cramon, August von

奥古斯特·冯·普拉滕　Platen, August von

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奥古斯提努斯·冯·加伦　Galen, Augustinus von

奥利·迈尔　Maier, Olli

奥斯贝特　Osbert

奥托·布隆纳　Brunner, Otto

奥托·冯·艾泽尔贝格男爵　Eiselsberg, Otto Freiherr von

奥托·冯·科茨布　Kotzebue, Otto von

奥托·海因里希·冯·德·加布伦茨　Gablentz, Otto Heinrich von der

奥托卡二世（波西米亚国王）　Ottokar Ⅱ

奥托卡·切尔宁伯爵　Czernin, Ottokar

奥托卡一世·普热米斯尔，波西米亚国王　Ottokar Ⅰ. Přemysl

奥托·兰姆斯多夫伯爵　Lambsdorff, Otto Graf

B

巴本贝格的玛格丽特　Margarete von Babenberg

巴比　Barby

巴登妇女协会　Badische Frauenverein

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von Baden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glione, Baldassare

巴伐利亚党　Bayernpartei

巴伐利亚公爵　Herzog von Bayern

巴伐利亚国家宫殿、园林与湖泊管理局　Bayerische Verwaltung der staatlichen Schlösser, Gärten und Seen

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　CSU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党　Bayerische Heimat- und Königspartei

巴伐利亚家乡与国王联盟　Bayerische Heimat- und Königsbund

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公爵格奥尔格（富人）　Georg der Reiche

巴伐利亚联盟　Bayernbund

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　Rupprecht Kronprinz von Bayern

巴伐利亚王冠功勋勋位　Verdienstorden der Bayerischen Krone

巴伐利亚王子康斯坦丁　Konstantin Prinz von Bayern

巴勒施特雷姆　Ballestrem

把容克的土地交给农民　Junkerland in Bauernhand

《白马骑士》　Schimmelreiter, Der

百水　Hundertwasser, Friedensreich

邦巴斯特·冯·霍恩海姆　Hohenheim, Bombast von

邦国　Bundesstaaten

邦国贵族　Landesadel

邦君；陪臣　Standesherr

宝剑贵族　Schwertadel

保利娜·冯·梅特涅侯爵夫人　Metternich, Pauline von

保罗·冯·哈泽　Hase, Paul von

保罗·冯·兴登堡　Hindenburg, Paul von

保守派主要协会　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

鲍比伯爵　Graf Bobby

鲍里索夫　Borissov

贝德堡骑士学校　Ritterakademie Bedburg

贝蒂娜·冯·阿尼姆　Arnim, Bettina von

贝恩特·冯·克莱斯特　Kleist, Berndt von

贝尔塔·克虏伯　Krupp, Bertha

贝格大公国　Großherzogtum Berg

贝拉·弗洛姆　Fromm, Bella

“背后一剑”的传说　Dolchstoßlegende

比洛家族　Bülow

《比特纳的农民》　Büttnerbauer, De

彼得·贝伦斯　Behrens, Peter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　Wrangel, Pjotr Nikolajewitsch

《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Wartenburg, Peter Graf Yorck von

彼得·祖·赛因-维特根施泰因侯爵　Sayn-Wittgenstein, Peter zu

彼得·祖·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　Stolberg-Stolberg, Graf Peter zu

边疆伯爵　Markgraf

边疆伯爵　Markgraf

波列斯拉夫一世（波西米亚公爵）　Boleslav Ⅰ

波罗的海联合公国　Vereinigtes Baltisches Herzogtum

波罗的海骑士法团联盟　Verband der Baltischen Ritterschaften

波森大公　Großherzog von Posen

波西米亚　Böhmen

波西米亚国王约翰（卢森堡伯爵，盲人）　Johann von Böhmen

伯恩哈德·恩斯特·冯·比洛　Bülow, Bernhard Ernst von

伯恩斯托夫家族　Bernstorff

伯恩特·冯·施塔登　Staden, Berndt von

伯爵　Graf

伯纳德·康沃尔　Cornwell, Bernard

勃艮第国相　Reichserzkanzler für Burgund

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边疆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二世·亚西比德　Brandenburg-Kulmbach, Albrecht Ⅱ. Alcibiades, Markgraf von

勃兰登施泰因家族　Brandenstein

博多·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　Alvensleben, Bodo Graf v.

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　Bonin, Bogislaw von

博吉斯拉夫·冯·塞尔肖　Selchow, Bogislav von

博托·赛因-维特根施泰因-霍恩施泰因公子　Sayn-Wittgenstein-Hohenstein, Botho Prinz zu

“捕鸟者”亨利　Heinrich der Vogler

“不得上诉”特权　Privilegium de non appellando

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　Herzog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Anton Ulrich von

不门当户对的婚姻　Mesalliance

《布加勒斯特日报》　Bukarester Tageblatt

布鲁诺·克赖斯基　Kreisky, Bruno

布吕尔　Brühl

部族　Stämme

部族公国　Stammesherzogtum

C

财政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

采邑　Lehen

曹恩　Zorn

策林根家族　Zähringer

“岑塔”号　Zenta, SMS

查尔斯·爱德华　Edward, Charles

查理六世，神圣罗马皇帝　Karl Ⅵ

查理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Karl Ⅳ

查理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Karl Ⅴ

长枪比武　Tjost

臣民之诉　Untertanenprozess

晨礼　Morgengabe

晨星耶稣会中学　Stella Matutina

城堡伯爵　Burggraf

城堡管理官　Regimentsburgmannen

城市贵族　Patrizier

《痴儿西木》　Simplicissimus

传统与生活组织　Tradition und Leben

《纯正德意志血统贵族铁书》　Eisernes Buch deutschen Adels Deutscher Art

茨威特尔的莱因马尔　Reinmar von Zweter

《茨维法尔滕编年史》　Zwiefalter Chroniken

《从国王到元首》　Vom König zum Führer

《村里收容的孩子》　Gemeindekind, Das

D

达姆施塔特艺术家村　Darmstädter Künstlerkolonie

大公　Großherzog（Grand Duke）

大公（奥地利，　Archduke）Erzherzog

大公世子　Erbgroßherzog

《大幻影》　Grande Illusion, La

大司库　Erzschatzmeister

大司马　Erzmarschall

大司旗　Erzbannerträger

大司膳　Erztruchseß

大司闱　Erzkämmerer

大卫·汉泽曼　Hansemann, David

大卫·斯塔基　Starkey, David

大献酌官　Erzmundschenk

大型围猎　eingestellte Jagd

“大熊”阿尔布雷希特　Albrecht der Bär

大学生社团　Studentenverbindung

大主教领地　Erzstift

黛西·康瓦利斯-韦斯特　Cornwallis-West, Daisy

丹尼斯·冯维辛　Fonvizin, Denis

当选的罗马皇帝　Erwählter Römischer Kaiser

《德国的传奇》　Deutschland-Saga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USPD

德国反决斗联盟　Deutsche Anti-Duell-Liga

德国贵族档案馆　Deutsches Adelsarchiv

德国贵族法律委员会，缩写　ARADeutsche Adelsrechtsausschuss

德国贵族联合会　Deutsche Adelsgenossenschaft

德国贵族社团总会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delsverbände

《德国贵族英雄纪念册》　Helden-Gedenkmappe des deutschen Adels

德国森林业主协会联合会　Arbeitsgemeinschaft Deutscher Waldbesitzerverbände

德国中央党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德梅尔　Demel

德特勒夫·冯·李利恩克龙男爵　Liliencron, Detlev von

德意志保守党　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

德意志党　Deutsche Partei

（德意志的）侯爵；（德意志的）诸侯、邦君；（泛指）君主、帝王、统治者　Fürst

德意志第二帝国　Deutsches Kaiserreich

德意志国相　Reichserzkanzler für Deutschland

德意志-汉诺威党　Deutsch-Hannoversche Partei

德意志皇帝　Deutscher Kaiser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德意志人的皇帝　Kaiser der Deutschen

德意志之皇帝　Kaiser von Deutschland

的里雅斯特　Trieste

等级制收入税　Klassensteuer

低级贵族　niederer Adel

低级狩猎　Niederer Jagd

狄安娜堡　Dianaburg

狄奥多里克大王　Theoderich der Große

地区和平　Landfrieden

帝国伯爵　Reichsgraf

帝国伯爵（享有诸侯地位的伯爵）　gefürsteter Graf

《帝国代表会议主要决议》　Reichsde putationshauptschluss

帝国的意大利　Reichsitalien

帝国宫内法院　Reichshofrat

帝国贵族　Reichsadel

帝国会议　Reichstag

帝国禁令　Reichsacht

帝国骑士　Reichsritter

帝国骑士法团　Reichsritterschaft

帝国摄政者　Reichsvikar

帝国枢密法院　Reichskammergericht

帝国要职　Reichserzämter

帝国政治体　Reichsstand

第三代哈茨菲尔特-特拉痕贝格侯爵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安东　Hatzfeldt zu Trachenberg, Hermann Friedrich Anton, 3. Fürst von

蒂刚　Thegan

蒂勒-温克勒　Tiele-Winckler

《东普鲁士日记：1945—1947年间一位医生的记录》　Ostpreußisches Tagebuch: Aufzeichnungeneines Arztesaus den Jahren

杜布诺　Dubno

多多·海因里希·祖·因豪森·克尼普豪森男爵　Innhausen und Knyphausen, Dodo Heinrich zu

多米尼克·利芬　Lieven, Dominic

多姆迈尔咖啡馆　Café Dommayer

E

厄尔岑家族　Oertzen

厄普顿·辛克莱　Sinclair, Upton

厄泽尔　Ösel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Dollfuß, Engelbert

恩内斯蒂娜·特伦　Thren, Ernestine

恩斯特·冯·萨洛蒙　Salomon, Ernst von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　Weizsäcker, Ernst Freiherr von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冯·绍肯-塔尔普琴　Saucken-Tarputschen, Ernst Friedrich von

恩斯特·温特尔　Winter, Ernst Karl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Kantorowicz, Ernst

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Curtius, Ernst

恩斯特·托尔格勒　Torgler, Ernst

F

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　Schlabrendorff, Fabian von

法尔肯施泰因　Falkenstein

法西斯主义学习社团　Gesellschaft zum Studium des Faschismus

泛欧联盟　Paneuropa-Union

方伯　Landgraf

菲利克斯·冯·李希诺斯基侯爵　Lichnowsky, Felix von

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男爵　Boeselager, Philipp Freiherr von

菲利普·谢德曼　Scheidemann, Philipp

菲利普·祖·奥伊伦堡侯爵　Eulenburg, Philipp zu

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　Fürstenberg, Max Egon Ⅱ. Zu

斐迪南·冯·布雷多　Bredow, Ferdinand von

斐迪南·图恩　Thun, Ferdinand

斐迪南一世（神圣罗马皇帝）　Ferdinand Ⅰ

斐迪南·犹达斯·塔道伊斯·冯·图恩-霍亨施泰因伯爵　Thun und Hohenstein, Ferdinand Judas Thaddäus Graf von

《废除贵族法》　Adelsaufhebungsgesetz

费多尔·冯·博克　Bock, Fedor von

费尔德克的海因里希　Heinrich von Veldeke

芬克捕捉者　Vinckenfänger

冯·皇冠之盾　Kronenschild, von

冯·忠诚土地　Treuenfeld, von

冯·忠于卡尔　Karltreu, von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　Vladislav Ⅱ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　Semjonow, Wladimir

弗拉季斯拉夫二世（波西米亚公爵）　Vratislav Ⅱ

弗赖辛主教奥托　Freising, Otto von

弗兰奇斯卡·冯·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夫人　Starhemberg , Franziska Fürstin von

弗朗茨·冯·埃普骑士　Epp, Franz Ritter von

弗朗茨·冯·巴本　Papen, Franz von

弗朗茨·冯·博尔加尔　Bolgár, Franz von

弗朗茨·冯·济金根　Sickingen, Franz von

弗朗茨·冯·陶伊谢特男爵　Teuchert, Franz von

弗朗茨·哈尔德　Halder, Franz

弗里堡　Fribourg

弗里茨·蒂森　Thyssen, Fritz

弗里茨·费舍尔　Fischer, Fritz

弗里德兰　Friedland

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　Olbrich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　Heydte, Friedrich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　Marwitz, 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弗里德里希大王　Friedrich der Große

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男爵　Fouqué, Friedrich de la Motte

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　Friedrich Ⅱ（Friedrich der Große）

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圣罗马皇帝）　Friedrich Ⅱ

弗里德里希·冯·贝格　Berg,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　Schulenburg, Friedrich Graf von der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弗里德里希·冯·豪森　Hausen,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塞德里茨　Seydlitz,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施塔德　Stade,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威斯纳骑士　Wiesner, Friedrich Ritter von

弗里德里希·哈考特　Harkor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威斯特法伦伯爵　Westphalen, Friedrich Carl Graf von

弗里德里希·卡尔·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　Castell-Castell, Friedrich Carl zu

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　Leopold, Friedrich von Preußen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　Friedrichshain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厄尔岑　Oertzen, Friedrich Wilhelm von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雷德恩伯爵　Redern,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　Heinz, Friedrich Wilhelm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　Friedrich Wilhelm Ⅳ

弗里德里希勋位　Friedrichs-Orden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　FriedrichⅠ., Barbarossa

弗洛里安·盖尔　Geyer, Florian

服务贵族　Dienstadel

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　Karl Eugen Herzog von Württemberg

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　Ulrich Herzog von Württemberg

符腾堡王冠勋位　Orden der Württembergischen Krone

福格特　Vogt

福格威德的瓦尔特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福克斯　Fuchs

负担平衡法　Lastenausgleichsgesetz

副伯爵　Vizegraf

副伯爵　Zentgraf

《副官骑马出行》　Adjudantenritte

富尔达大公　Großherzog von Fulda

富格尔家族　Fugger

G

盖乌斯·梅塞纳斯　Maecenas, Gaius

甘斯　Gans

钢盔团　Stahlhelm

高级贵族　Hochadel

高级贵族　Hoher Adel

高级集团指挥（冲锋队）　Obergruppenführer

高级狩猎　Hoher Jagd

高级枢密顾问　Wirkliche Geheimräte

戈尔恰科夫　Gortschakow

戈特弗里德·冯·埃纳姆　Einem, Gottfried von

戈特弗里德·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Gottfried zu

《哥达宫廷名册》　Gothaischer Hofkalender

《哥达谱系学手册》　Gothaisches Genealogisches Handbuch des Adels

《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　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

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诺瓦利斯）　Hardenberg, Georg Philipp Friedrich von

格奥尔格·冯·伯泽拉格尔男爵　Boeselager, Georg Freiherr von

格奥尔格·霍亨贝格　Hohenberg, Georg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特拉普骑士　Trapp, Georg Ludwig Ritter von

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　Michaelis, Georg

格奥尔格·齐美尔　Simmel, Georg

格尔德·布塞里乌斯　Bucerius, Gerd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　Rundstedt, Gerd von

格尔利茨　Görlitz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　Bleichröder, Gerson von

格哈德·冯·什未林伯爵　Schwerin, Gerhard Graf von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Greifswald

格劳宾登州　Graubünden

格吕瑙　Grynau

格罗特　Grote

格特鲁德·冯·里宾特洛甫　Ribbentrop, Gertrud von

葛茨·冯·贝利欣根　Berlichingen, Götz von

公爵　Herzog

公子　Prinz

公子法令　Prinzenerlass

宫廷爱情　Minne

宫廷大总管　Oberhofmeister

宫廷侍从　Kammerherr

宫廷舞会　Hofball

宫廷总管　Hofmeister

《沟滩》　Grabenhäger, Der

古斯塔夫·冯·波伦与哈尔巴赫　Bohlen und Halbach, Gustav von

古斯塔夫·冯·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公子　Gustav, von Thurn und Taxis

古斯塔夫·冯·维德尔　Wedel, Gustav von

古斯塔夫·赫尔格泽尔　Hergsell, Gustav

古斯塔夫·胡恩　Huhn, Gustav

古斯塔夫·诺斯克　Noske, Gustav

古斯塔夫·施莫勒尔　Schmoller, 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沃尔夫　Wolff, Gustav

《古斯特少尉》　Leutnant Gustl

寡妇的赡养　Wittum

官职贵族　Amtsadel

管理堤坝的官员　Deichgraf

贵贱通婚　morganatische Ehe

贵人　Edler

贵人的妻子和女儿　Edle

贵族金册　Libro d’Oro

《贵族理应行事高尚：英国贵族可识别特征的研究》　Noblesse Oblige: An Enquiry into the Identif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贵族小品词　Adelsprädikat

贵族院　Herrenhaus

贵族诏书　Adelsbrief

棍棒比武　Kolbenturnier

国防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国防部（联邦德国，旧称）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eidigung

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外军处　Amt Ausland/Abwehr

国民议会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国内永久和平　Ewiger Landfriede

国旗队　Reichsbanner

《国事诏书》　Pragmatische Sanktion

国王　König

H

哈布斯堡-劳芬堡家族　Habsburg-Laufenburg

哈恩　Hahn

哈尔伯爵　Hallgraf

哈根·兰姆斯多夫伯爵　Lambsdorff, Hagen Graf

哈罗德·尼科尔森　Nicolson, Harold

哈索·冯·曼陀菲尔　Manteuffel, Hasso von

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　Canaris, Wilhelm

海拉·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小姐　Westarp, Haila Gräfin von

海尼　Heini

海因茨·赖夫　Reif, Heinz

海因里希·布吕宁　Brüning, Heinrich

海因里希二十四世　Heinrich ⅩⅩⅣ

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　Brentano,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赫格劳尔　Höglauer,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加格恩男爵　Gagern,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卡尔登　Kalden,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克拉姆-马提尼克伯爵　Clam-Martinic,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Kleist,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利恩多夫-施泰因奥特伯爵　Lehndorff-Steinort, Heinrich Graf von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伊岑普利茨伯爵　Itzenplitz, Graf Heinrich Friedrich August von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祖·施泰因帝国男爵　Stein,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海因里希·拉斯珀（图林根方伯）　Heinrich Raspe

海因里希·吕迪格·冯·伊尔根　Ilgen, Heinrich Rüdiger von

海因里希十四　Heinrich ⅩⅣ

海因里希四十五　Heinrich ⅩLⅤ

海因里希五十二·罗伊斯·祖·科斯特利茨伯爵　Heinrich LⅡ, Graf. Reuß zu Köstritz

汉宁·冯·特雷斯科　Tresckow, Henning von

汉宁·冯·威斯汀豪森　Wistinghausen, Henning von

汉斯·奥斯特中校　Oster, Hans

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　Gisevius, Hans Bernd

汉斯·伯恩德·冯·赫夫滕　Haeften, Hans Bernd von

汉斯·冯·彪罗　Bülow, Hans von

汉斯·冯·多纳尼　Dohnanyi, Hans von

汉斯·冯·劳达骑士　Lauda, Hans Ritter von

汉斯·冯·利恩多夫伯爵　Lehndorff, Hans Graf von

汉斯·冯·特雷斯科　Tresckow, Hans von

汉斯·弗里德里希·冯·伊伦克鲁克　Ehrenkrook, Hans Friedrich von

汉斯·富格尔　Fugger, Hans

汉斯-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　Marwitz, Hans-Georg von der

汉斯-海因里希·赫尔瓦特·冯·比滕菲尔德　Bittenfeld, Hans-Heinrich Herwarth von

汉斯-赫尔曼·威尔　Weyer, Hans-Hermann

汉斯·君特·冯·罗斯特　Rost, Hans-Günther von

汉斯·卡尔·蔡斯纳-施比岑贝格男爵　Zeßner-Spitzenberg, Hans Karl

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　Carlowitz, Hans Carl von

汉斯·克里斯蒂安森　Christiansen, Hans

汉斯·普法伊费尔　Pfeiffer, Ernst

汉斯·乌尔里希·冯·埃根贝格　Eggenberg, Hans Ulrich von

汉斯-乌尔里希·冯·厄尔岑　Oertzen, Hans-Ulrich von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Wehler, Hans-Ulrich

汉斯·西多尼乌斯·贝克尔　Becker, Hans Sidonius

汉斯-亚历山大·冯·福斯少校　Voss, Hans-Alexander von

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　Arnim, Hans-Jürgen von

汉斯·约阿希姆·冯·布罗克胡森　Brockhusen, Hans Joachim von

汉斯-约阿希姆·冯·梅尔卡茨　Merkatz, Hans-Joachim von

汉斯-约阿希姆·舍普斯　Schoeps, Hans-Joachim

汉斯·约斯特　Johst, Hanns

和解条约　Urfehde

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　Holstein-Gottorp

赫伯特·冯·卡拉扬　Karajan, Herbert von

赫尔曼·埃尔哈特　Ehrhardt, Hermann

赫尔曼·费舍尔　Fischer, Hermann

赫尔曼·冯·维德　Wied, Hermann von

赫尔曼·戈林　Göring, Hermann

赫尔米尼娅·伊莎贝拉·玛丽亚·福利奥·德·克兰纳维尔伯爵小姐　Crenneville, Hermynia Isabelle Maria Gräfin Folliot de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　Moltke, Helmuth James Graf von

黑德维希·冯·奥尔弗斯　Olfers, Hedwig von

黑德维希·雅盖隆　Jagiellonica, Hedwig

黑黄联盟　Schwarz-Gelbe Allianz

黑鹰勋位　Schwarzer Adlerorden

亨丽埃特·赫兹　Herz, Henriette

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　Gersdorff, Henriette Catharina von

亨利六世（神圣罗马皇帝）　Heinrich Ⅵ

亨利七世（神圣罗马皇帝）　Heinrich ⅥⅠ

亨利·“奇普斯”·钱农　Channon, Henry ‘Chips’

亨利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Heinrich Ⅳ

红色阵线战士同盟　Rote Frontkämpferbund

《洪堡公子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戏剧）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后备军　Ersatzheer

候补官员　Regierungsreferendare

候补文职人员　Regierungsassessoren

胡贝尔图斯堡　Hubertusburg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ofmannsthal, Hugo Hofmann, Edler von

胡戈·冯·莱辛菲尔德-科弗林伯爵　Lerchenfeld-Köfering, Hugo von

胡戈·祖·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　Hohenlohe-Oehringen, Fürst Hugo zu

互相通婚的圈子　Konnubium

《环球之旅》　Reise um die Welt

《荒原画卷》　Haidebilder

皇帝　Imperator

皇帝　Kaiser

皇权转移　Translatio imperii

婚礼仪式　Trauung

婚姻契约　Ehevertrag

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　Hohenheim, Reichsgräfin von

霍亨林登　Hohenlinden

霍亨洛厄家族　Hohenlohe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Wilhelm von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霍斯特·冯·艾因席德尔　Einsiedel, Horst von

霍斯特·冯·普福鲁克-哈尔通　Harttung, Horst von Pflugk

霍斯特·克鲁奇纳　Krutschinna, Horst

霍伊科　Hoico

J

击剑决斗　Mensur

基金　Fonds

基民盟（联邦德国）　CDU

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伯爵　Donnersmarck, Guido Henckel von

加布里埃拉·图恩-图尔恩　Thun-Thurn, Gabriele

《加扎勒》　Ghaselen

家产信托　Familienfideikommiss

家臣　Ministeriale

家法　Hausgesetz

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嫁妆　Aussteuer/Mitgift/Heiratsgut

“坚定的”约翰　Johann der Beständige

教会庇护权　Patronatsrechte

教会女校　Damenstift

教会诸侯　geistliche Fürsten

教区　Diözese

教士团体　Domkapitel

教随邦立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金钱贵族　Geldadel

金斯基家族　Kinsky

《金玺诏书》　Goldene Bulle

近卫骑兵步兵师　Garde-Kavallerie-Schützen-Division

《经理人》杂志　Manager Magazin

精英社团绅士俱乐部　Deutscher Herrenklub

竞技／比武　Turnier

旧瑞士邦联　Alte Eidgenossenschaft

卷心菜容克　Krautjunker

（决斗的）中间人　Kartellträger

《决斗法则》　Duell-Codex

《决斗规则》　Regeln des Duells, Die

绝对产权　Allod

“军盾”制度　Heerschild

军校　Kadettenanstalt

君特·冯·克卢格元帅　Kluge, Günther von

君主制之友公民联合会　Bürgervereinigung der Monarchiefreunde

君主主义　Monarchismus

K

卡策内尔恩博根　Katzenelnbogen

卡茨　Zur Katz

卡蒂　Chatti

卡尔　Karl

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　Schnitzler, Karl-Eduard von

卡尔·奥古斯特·冯·德雷克塞尔伯爵　Drechsel, Karl August Graf von

卡尔·奥古斯特·瓦尔哈根·冯·恩泽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卡尔·布里安　Burian, Karl

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　Bach, Carl Philipp Emanuel

卡尔·冯·阿雷廷男爵　Aretin, Karl Frhr. v.

卡尔·冯·艾内姆　Einem, Karl von

卡尔·冯·赫特菲尔德　Hertefeld, Karl von

卡尔·冯·施拉德尔　Schrader, Karl von

卡尔·冯·施泰特曼　Stedtmann, Carl von

卡尔·戈德勒　Goerdeler, Carl

卡尔·海因里希·冯·拿骚-西根公子　Nassau-Siegen, Karl Heinrich von

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　Stülpnagel, Carl-Heinrich von

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　Hardenberg, Carl-Hans Graf von

卡尔·加赖斯　Gareis, Karl

卡尔·卡尔文斯基男爵　Karwinsky, Carl Freiherr von

卡尔克斯堡耶稣会中学　Kollegium Kalksburg

卡尔·伦纳　Renner, Karl

卡尔·特奥多尔·安东·马利亚·冯·达尔贝格　Dalberg, Karl Theodor Anton Maria von

卡尔·亚伯拉罕·韦茨拉·冯·普朗肯施特恩男爵　Plankenstern, Karl Abraham Wetzlar von

卡雷尔·施瓦岑贝格　Schwarzenberg, Karel

卡利　Kari

卡琳·戈林　Göring, Carin

卡伦贝格　Calenberg

卡罗琳娜·拜尔　Bayer, Karoline

卡洛伊·米克洛什　Kállay Miklós

卡斯帕·埃纳姆　Einem, Caspar

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　Castell-Castell, Fürst

卡西米尔·约翰内斯·赛因-维特根施泰因-贝勒堡公子　Sayn-Wittgenstein-Berleburg, Casimir Johannes Prinz zu

凯欣　Kaichen

康拉德·冯·拜辛林根　Beichlingen, Konrad von

康拉德·冯·普莱辛伯爵　Preysing, Konrad Graf von

康拉德·亨克尔　Henkel, Konrad

康拉德三世·冯·比布拉　Bibra, Konrad Ⅲ. Von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男爵　Neurath, Konstantin von

科堡城堡　Veste Coburg

科堡荣誉奖章　Koburger Ehrenzeichen

科瓦特　Quadt

科维的维杜金德　Widukind von Corvey

克恩滕　Kärnten

克恩滕的亨利　Heinrich von Kärnten

克拉夫特·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　Ingelfingen, Kraft zu Hohenlohe-

克拉科夫大公　Großherzog von Krakau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　Galen,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克莱门斯·布伦塔诺　Brentano, Clemens

克莱绍集团　Kreisauer Kreis

克莱斯特家族　Kleist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　Stauffenberg, Claus Graf von

克里斯蒂安·克拉夫特·霍亨洛厄-厄林根侯爵　Hohenlohe-Öhringen, Christian Kraft zu

克里斯蒂安一世·冯·布赫伯爵　Buch, Christian Ⅰ. von

克里斯托弗·舍恩博恩　Schönborn, Christoph

克林格索尔　Klingsor

克鲁毛　Krumau

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zu

克尼格　Knigge

空军研究局　Forschungsamt

库尔兰　Kurland

库尔特·艾斯纳　Eisner, Kurt

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　Equord, Kurt von Hammerstein-

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　Kleefeld, Kurt von

库尔特·冯·普莱滕贝格男爵　Plettenberg, Kurt Freiherr von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　Schuschnigg, Kurt von

库诺·冯·韦斯特阿尔普伯爵　Westarp, Kuno Graf von

库诺·祖·朗曹　Rantzau, Kuno zu

夸德里尔舞　Quadrille

L

拉迪斯劳斯·德里·冯·约巴哈扎　Jobbahaza, Ladislaus Döry von

拉尔夫·达伦多夫　Dahrendorf, Ralf

拉赫尔·莱温　Levin, Rahel

拉里施　Larisch

拉珀斯维尔城　Rapperswil

拉提博尔公爵　Ratibor, Herzog von

莱昂·布鲁姆　Blum, Léon

莱贝雷希特·冯·考策　Kotze, Leberecht von

莱因霍尔德·迈尔　Maier, Reinhold

莱茵邦联　Rheinbund

莱茵伯爵　Rheingraf

赖希施塔特公爵　Reichstadt, Herzog von

兰斯主教艾博　Ebo von Reims

兰扎伯爵　Lanza, Graf

劳恩堡　Lauenburg

劳工与社会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老伯爵　Altgraf

老贵族　Alter Adel

勒比肖　Löbichau

勒内·冯·贝格伯爵　Berg, René Graf von

雷吉纳里家族　Reginare

雷吉娜·萨克森-迈宁根公爵小姐　Sachsen-Meiningen, Regina von

礼称　courtesy title

里夏德·卡尔·冯·魏茨泽克男爵　Weizsäcker, 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里夏德·瓦尔特·达雷　Darré, Richard Walther

里夏德·瓦格纳　Wagner, Richard

理查德·埃文斯爵士　Evans, Sir Richard

利本贝格　Liebenberg

利尔瓦斯伯爵　Rilvas, Graf

利珀侯爵利奥波德四世　Leopold, ⅣFürst zur Lippe

列文·许京　Schücking, Levin

列支敦士登君主　Liechtenstein, Fürst von und zu

猎人谷　Jägertal

猎鹰头罩　Falkenhaube

林道　Lindau

零花钱　Nadelgeld/Spillgeld

领邦　Territorialstaat

领邦化　Territorialisierung

领事组织　Organisation Consul

卢塞恩　Luzern

《芦苇之歌》　Schilflieder

《鸬鹚，黑莓藤：东普鲁士回忆录》　Kormorane, Brombeerranken: Erinnerung an Ostpreußen

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　Krosigk, Lutz Graf Schwerin von

鲁道夫·布伦　Brun, Rudolf

鲁道夫·菲尔绍　Virchow, Rudolf

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　Auerswald, Rudolf von

鲁道夫·冯·本尼希森-福德尔　Bennigsen-Foerder, Rudolf von

鲁道夫·冯·格斯多夫　Gersdorff, Rudolf von

鲁道夫-克里斯托弗·冯·格斯多夫男爵　Gersdorff, 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鲁道夫·施特拉赫维茨伯爵　Strachwitz, Rudolf Graf

鲁迪　Rudi

路德维希·贝克　Beck, Ludwig

路德维希·蒂克　Tieck, Ludwig

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　Falkenhausen, Ludwig Freiherr von

路德维希·冯·蒙博尔加德　Mompelgard, Ludwig von

路德维希·雷恩　Renn, Ludwig

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　Wartenburg, Ludwig Yorck von

路多温格家族　Ludowinger

路易·米尔德纳·冯·米恩海姆　Mülnheim, Louis Müldner von

露易丝·加布里埃拉·玛丽·冯·伊岑普利茨　Itzenplitz, Louise Gabriele Marie von

吕措志愿军　Lützowsches Freikorps

吕迪格·冯·魏施玛尔男爵　Wechmar, Rüdiger Freiherr von

《旅行之歌》　Reiselied

伦茨堡　Lenzburg

《伦敦新闻画报》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伦斯会议　Kurverein von Rhense

《论基督君主的教育》　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

罗昂公爵　Rohan, Duc de

罗伯特·冯·格莱姆骑士　Greim, Robert Ritter von

罗伯特·怀特黑德　Whitehead, Robert

罗伯特·穆齐尔　Musil, Robert

《罗恩格林》　Lohengrin

罗兰·施特龙克　Strunk, Roland

罗马—德意志国王　römisch-deutscher König

罗马—德意志皇帝　römisch-deutscher Kaiser

《罗马独立报》　Indépendence romaine

罗马王　römischer König

罗曼·冯·温甘伦-施特恩贝格　Ungern-Sternberg, Roman von

罗伊斯侯爵海因里希二十七　Heinrich ⅩⅩⅦ

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　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

罗伊特林根　Reutlingen

洛布科维茨　Lobkowitz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　Leuchtenberg, Herzog von

M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　Erzberger, Matthias

马蒂亚斯·克罗斯特迈尔　Klostermayr, Matthias

马丁·路德　Luther, Martin

马耳他骑士团　Malteserorden

马耳他骑士团救援服务　Malteser-Hilfsdienst

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　Braun, Magnus Frhr. v.

马克斯·冯·阿尔迈尔-贝克男爵　Allmayer-Beck, Max Freiherr von

马克斯·冯·格鲁伯　Gruber, Max von

马克斯·霍亨洛厄-朗恩堡公子　Hohenlohe-Langenburg, Max Egon zu

马克斯-约瑟夫军事勋位　Militär-Max-Joseph-Orden

马克瓦德·冯·安维勒　Annweiler, Markward von

马克西米利安·霍亨贝格公爵　Hohenberg, Maximilian

马林贝格　Marienberg

马龙　Maron, E. W. E. W.

马伦戈　Marengo

《马内塞古诗歌册子本》　Codex Manesse

马托伊斯·朗格　Lang, Matthäus

玛蒂娜·温克胡福尔　Winkelhofer, Martina

玛尔特·德·卢库尔　Roucoulle, Marthe de

玛格丽特·冯·奥芬　Oven, Margarethe von

玛丽·阿德尔海德·利珀侯爵小姐　Lippe, Marie Adelheid Prinzessin zur

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　Dönhoff, Marion Gräfin

玛丽昂·邓恩霍夫伯爵小姐　Dönhoff, Marion Gräfin

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男爵夫人　Ebner-Eschenbach, Marie von

玛丽·路易丝（法国皇后）　Marie-Louise

玛丽亚·冯·塔登　Thadden，Marie von

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ia Theresia

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勋位　Militär-Maria-Theresien-Orden

玛丽·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Marie zu

迈森边疆伯爵　Markgraf zu Meißen

曼弗雷德·阿尔布雷希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　Richthofen, Freiherr Manfred Albrecht von

曼弗雷德·冯·勃劳希契　Brauchitsch, Manfred von

《没落的贵族》　Adel im Untergang

《玫瑰骑士》　Rosenkavalier

梅尔希奥·措贝尔·冯·吉伯尔施塔特　Zobel von Giebelstadt, Melchior

梅克伦堡公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Adolf Friedrich, Herzog zu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　Mecklenburg-Strelitz

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弗里德里希·弗朗茨　Mecklenburg-Schwerin, Friedrich Franz Herzog zu

梅拉尼亚　Meranien

《美因茨地区和平法令》　Mainzer Landfriede

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　Tolly, 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米夏埃尔·科尔哈斯》　Michael Kohlhaas

《免职》　Entlassung, Die

摩哈赤　Mohács

《魔戒》　Zauberring, Der

莫里茨·莫尔　Mohl, Moritz

N

拿骚　Nassau

拿骚的阿道夫（德意志国王）　Adolf von Nassau

拿骚-迪伦堡的威廉（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　Nassau-Dillenburg, Wilhelm von

拿骚-萨尔布吕肯伯爵夫人洛林的伊丽莎白　Nassau-Saarbrücken. Elisabeth von Lothringen, Gräfin von

纳粹冲锋队　Sturmabteilung

纳厄伯爵　Nahegraf

纳塔内尔·迈尔·冯·罗特希尔德男爵　Rothschild, Nathaniel Meyer von

男爵　Freiherr

男爵夫人（称呼“　Baronin”）Freifrau

男爵内阁　Kabinett der Barone

男爵小姐（称呼“　Baronesse”）Freiin

《男童的奇异号角》　Knaben Wunderhorn, Des

内心流亡　Innere Emigration

内在领导　Innere Führung

内政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妮科尔·法拉　Fara, Nicole

尼尔·弗格森　Ferguson, Niall

尼古拉斯·弗朗茨·冯·施特雷瑙　Strehlenau, Nikolaus Franz Edler von

尼古拉斯·雷瑙　Lenau, Nikolaus

尼特哈德　Nithard

农场领主制　Gutsherrschaft

农场主联盟　Bund der Landwirte

女大公／大公夫人　Erzherzogin

“女武神”计划　Unternehmen Walküre

女子寄宿学校　Mädchenpensionat

诺瓦利斯　Novalis

诺瓦耶侯爵　Noailles, Marquis de

诺伊马克　Neumark

O

欧根公子　Prinz Eugen

欧仁·德·博阿尔内　Beauharnais, Eugène de

P

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爵克萨维尔　Bourbon-Parma, Franz Xaver von

抛狐狸　Fuchsprellen

陪臣化　Mediatisierung

佩尔格勒·冯·佩尔格拉斯　Pergler von Perglas

皮娅·鲍尔　Bauer, Pia

皮娅·菲尔斯滕贝格-赫尔丁根伯爵夫人　Fürstenberg-Herdingen, Pia Gräfin

普法尔茨伯爵卡尔一世·路德维希　Karl Ⅰ. Ludwig von der Pfalz

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七世　Hans Heinrich ⅩⅦ. von Pleß

普利比斯拉夫　Pribislaw

（普鲁士）奥斯卡王子　Oskar Prinz von Preußen

《普鲁士废除贵族阶层特权与处置贵族财产法》　Preußische Gesetz über die Aufhebung der Standesvorrechte des Adels und die Auflösung des Hausvermögens

普鲁士国王　König von Preußen

普鲁士近卫军重骑兵团　Garde du corps

普鲁士王国纹章院　königlich-preußische Heroldsamt, Das

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　August 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

普鲁士王子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Georg Friedrich Prinz von Preußen

普罗斯珀·路德维希，阿伦贝格-迈本公爵　Prosper Ludwig, Herzog von Arenberg-Meppen

普特卡默家族　Puttkamer

普瓦图的艾格尼丝　Agnes von Poitou

Q

骑士　Ritter

骑士爱情诗　Minnesang

骑士爱情诗诗人　Minnesänger

骑士法团　Ritterschaft

骑士学校　Ritterakademie

恰基·埃梅里希　Csáky Emmerich

恰基·奥尔宾　Csáky Albin

“虔诚者”路易　Ludwig der Fromme

亲民　Volksnähe

庆典大厅　Zeremoniensaal

全甲格斗　Buhurt

R

让·保罗　Paul, Jean

《人、马、广阔的土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回忆》　Menschen, Pferde, weites Land. Kindheits-und Jugenderinnerungen

荣誉　Ehre

荣誉法庭　Ehrengericht

容克　Junker

容克约尔格　Jörg, Junker

入洞房　Beilager

S

萨尔姆侯爵　Salm, Fürst zu

萨尔姆-萨尔姆侯爵阿尔弗雷德　Salm-Salm, Alfred zu

萨克森-阿尔滕堡　Sachsen-Altenburg

萨克森公国恩斯特系家族勋位　Herzoglich Sachsen-Ernestinischer Hausorden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　Carl Eduard Herzog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

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　Sachsen-Coburg und Gotha, Haus

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尔德　Sachsen-Coburg-Saalfeld

萨克森-迈宁根　Sachsen-Meiningen

《萨克森人事迹》　Res gestae saxonicae

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　Sachsen-Weimar-Eisenach

萨克森选帝侯“宽宏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一世　Johann Friedrich I, der Großmütige

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　Moritz von Sachsen

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Ⅲ, der Weise

《萨克森之镜》　Sachsenspiegel

塞科斯腾的慕斯　Moos bei Sexten

三级选举制　Dreiklassenwahlrecht

《三只瞎老鼠》　 Three Blind Mice

瑟杰尼-马利希伯爵　Szögyény-Marich, Graf

森林伯爵　Wildgraf

森帕赫　Sempach

僧人贝托尔德　Berthold

沙赫·冯·维特瑙　Wittenau, Schach von

沙龙女主人　Salonnière

沙龙舞　Cotillion

山地伯爵　Raugraf

绍恩堡　Schauenburg

绍恩堡与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二世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 Adolf Ⅱ. von

绍姆堡-利珀公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　Schaumburg-Lippe, Friedrich Christian Prinz zu

舍恩博恩　Schönborn

社会民主党　SPD

申诉专员　Ombudsmann

绅士　gentleman

神圣罗马皇帝　Kaiser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圣保罗教堂（法兰克福）　Paulskirche

圣约翰俱乐部　St. Johanns Club

圣约翰骑士团　Johanniterorden

圣约翰骑士团事故救援　Johanniter-Unfall-Hilfe

省长　Oberpräsidenten

“狮子”亨利　Heinrich der Löwe

《施拉格特》　Schlageter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Schmalkaldischer Krieg

施泰尔马克　Steiermark

施陶芬家族　Staufer, Haus

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　Staufer, Konrad der

施特恩施泰因　Sternstein

施特卡尔贝格家族　Stackelberg

施托尔贝格　Stolberg

施瓦本的吉泽拉　Gisela von Schwaben

施瓦岑贝格　Schwarzenberg

施维茨　Schwyz

什未林家族　Schwer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

世俗化　Säkularisation

世袭贵族　Erbadel

世子　Erbprinz

市民知识分子　Bildungsbürger

侍女　Zofe

侍童　Knappe

《逝去的名字》　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

枢密顾问　Geheimrat

赎罪之剑　Sühneschwert

司法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私战　Fehde

斯特凡·格奥尔格　George, Stefan

斯蒂芬·霍亨贝格　Hohenberg, Stephan

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Stephan

《斯特希林》　Stechlin, Der

四邦比武　Vier-Lande-Turniere

T

塔拉斯·冯·博洛达柯维茨　Borodajkewycz, Taras von

谭凯　Tackett, Nicolas

唐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　Arnim, Dankwart Graf v.

陶根堡　Toggenburg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Bethmann-Hollweg, Theobald von

特奥多尔·冯塔纳　Fontane, Theodor

特奥多尔·施托姆　Storm, Theodor

特拉痕贝格公爵　Trachenberg, Herzog zu

特蕾西亚学校　Theresianum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Tristan und Isolde

特鲁赫赛斯／膳务总管　Truchseß

特罗保　Troppau

特殊道路理论　Sonderweg

体制贵族　Systemmäßiger Adel

铁冠勋位　Orden der Eisernen Krone

铁环（君主主义组织）　Eiserner Ring

廷臣　Hofmann

《廷臣之书》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统治家族　regierende Familie

图尔恩与塔克西斯家族　Thurn und Taxis

图尔高　Thurgau

图勒协会　Thule-Gesellschaft

图林根方伯赫尔曼一世　Thüringen, Hermann von

托马斯·闵采尔　Müntzer, Thomas

托斯卡纳大公　Großherzog der Toskana

W

瓦尔戴克侯爵　Waldeck, Fürst zu

瓦尔德马·帕布斯特　Pabst, Waldemar

瓦尔密　Valmy

瓦尔特-埃伯哈特·冯·梅德姆男爵　Medem, Walther Eberhard Frhr. v.

瓦尔特堡歌唱比赛　Sängerkrieg auf der Wartburg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元帅　Brauchitsch, Walther von

瓦尔特·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菲尔特伯爵　Brockdorff-Ahlefeldt, Walter von

瓦尔特·冯·赖歇瑙　Reichenau, Walter von

瓦尔特·拉特瑙　Rathenau, Walther

瓦尔特曼·冯·塞丁施塔特　Seidingstadt, Waltman von

瓦瑟尔曼银行　A. E. Wassermann

王储；皇储　Kronprinz

王公、公爵等（俄语）　Knyaz

威利·图尔恩与塔克西斯　Thurn und Taxis, Willi

威廉·德鲁斯　Drews, Wilhelm

威廉二世（德国皇帝）　Wilhelm Ⅱ

威廉·冯·波伦茨　Polenz, Wilhelm von

威廉·冯·格鲁姆巴赫　Grumbach, Wilhelm von

威廉·格勒纳　Groener, Wilhelm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　Wilhelm Gustloff

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　Bullitt, William Christian

威廉·齐纳　Zehner, Wilhelm

威廉·退尔　Tell, Wilhelm

威廉一世（德国皇帝）　Wilhelm Ⅰ

威斯特法伦王国　Königreich Westphalen

韦尔夫联盟　Welfenbund

韦廷霍夫家族　Vittinghoff

韦廷家族　Wettin

维德尔家族　Wedel

维多利亚·本廷克　Bentinck, Victoria

维多利亚·冯·蒂尔克森　Dirksen, Viktoria von

维尔茨堡主教洛伦茨·冯·比布拉　Bibra, Lorenz von

维尔纳·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　Alvensleben, Werner Graf von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　Blomberg, Werner von

维尔纳·冯·弗利契　Fritsch, Werner von

维尔纳·冯·西门子　Siemens, Werner von

维尔纳·罗泽纳　Rösener, Werner

维克多·冯·韦伯瑙　Webenau, Viktor Maria Willibald Weber Edler von

维克多·冯·祖·米伦　Mühlen, Viktor von Zur

维克多·祖·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世子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Victor zu

维克多·祖·维德公子　Viktor Prinz zu Wied

维克·弗洛施　Frosch, Wicker

《维勒哈尔姆》　Willehalm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Wittelsbach

维夏德·冯·阿尔文斯莱本　Alvensleben, Wichard von

卫生部（联邦德国）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魏玛宪法》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魏因斯贝格领主康拉德九世　Weinsberg, Konrad Ⅸ. von

温迪施格雷茨　Windisch-Graetz

温克家族　Vincke

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里特贝格侯爵　Kaunitz-Rietberg, Wenzel Anton von

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文化民族　Kulturnation

文理中学　Gymnasium

文泽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　Gleispach, Wenzeslaus von

《涡堤孩》　Undine

《我听见潺潺流水声》　Ich hôrte diu wazzer diezen

《我坐在岩石上》　Ich saz ûf eime steine

沃尔夫·冯·包迪辛伯爵　Baudissin, Wolf Graf von

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　Frühwald, Wolfgang

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　Helldorf, Wolf Heinrich Graf von

沃尔弗拉姆·希曼　Siemann, Wolfram

乌尔里希·德·梅齐埃　Maizière, Ulrich de

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朗曹伯爵　Brockdorff-Rantzau,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达克斯贝格　Dachsberg,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Hassell,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里特根　Ritgen,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Ulrich von

乌里　Uri

乌特雷德　Uhtred

乌耶斯特公爵　Ujest, Herzog von

《屋大维娅，罗马故事》　Octavia. Römische Geschichte

X

西弗斯豪森　Sievershausen

西格哈德·冯·布尔格豪森　Burghausen, Sigehard von

西格蒙德·冯·格布萨特尔　Gebsattel, Siegmund von

西古尔德·冯·伊尔泽曼　Ilsemann, Sigurd von

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　Best, Sigismund Payne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　Bingen, Hildegard von

希尔德加德·冯·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　Spitzemberg, Hildegard von

希尔维亚·索梅尔拉特　Sommerlath, Silvia Renate

希莱·兹莫拉　Zmora, Hillay

席津区（维也纳市）　Hietzing

下莱茵大公国　Großherzogtum von Niederrhein

下瓦尔登　Unterwalden

夏洛特·冯·利芬　Lieven, Charlotte von

县长　Landräten

乡绅　gentry

《蟹行》　Im Krebsgang

辛夫岑　Zum Sünfzen

新天鹅堡　Schloß Neuschwanstein

行宫伯爵／普法尔茨伯爵　Pfalzgraf

行政专区主席　Regierungspräsidenten

选帝侯（　Princeps Elector）Kurfürst

选帝侯宝剑　Kurschwert

选帝侯大氅　Kurmantel

选帝侯礼服　Kurfürstenornat

选帝侯帽　Kurhut

选帝侯世子　Kurprinz

选举礼拜堂　Wahlkapelle

选举契约　Wahlkapitulation

血与土　Blut und Boden

勋位贵族　Ordensadel

Y

雅各布·富格尔　Fugger, Jakob

雅各布·温普菲林　Wimpfeling, Jakob

雅利安人条款　Arierparagraph

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茨　Solz, Adam von Trott zu

亚当莫维奇·德·切平　Csepin, Adamovich de

亚尔马·沙赫特　Schacht, Hjalmar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上将　Falkenhausen,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凯泽林伯爵　Keyserling, Alexander Graf von

亚历山大·冯·曼斯多夫-普伊　Mensdorff-Pouilly,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韦特克　Woedtke,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祖·多纳-施劳比滕侯爵　Dohna-Schlobitten, Alexander zu

亚历山德琳娜·冯·迪特里希施泰因　Dietrichstein, Alexandrine von

《耶德曼》　Jedermann

耶根多夫　Jägerndorf

《夜颂》　Hymnen an die Nacht

一般帝国税　Gemeiner Pfennig

《一个无用人的生涯》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一体化　Gleichschaltung

伊格纳茨·冯·奥尔弗斯　Olfers, Ignaz von

伊伦堡宫殿　Schloß Ehrenburg

伊森堡侯爵小姐索菲·约翰娜·玛丽亚　Isenburg, Sophie Johanna Maria Prinzessin von

伊泽尔　Zum Esel

《遗产与使命》　Erbe und Auftrag

意大利国相　Reichserzkanzler für Italien

《鹰猎的艺术》　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鹰趣　Falkenlust

营造官　Baumesiter

尤迪特　Judith

尤利乌斯·施雷克　Schreck, Julius

《犹太人榉树》　Judenbuche, Die

游吟诗人　troubadour

于尔根·冯·弗洛托　Flotow, Jürgen von

御前枢密文官幕僚　Geheimes Zivilkabinett

原始贵族　Uradel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　Stülpnagel,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　Winterfeldt-Menkien, Joachim v.

约尔格·冯·埃因根　Ehingen, Jörg von

约翰·阿道夫·冯·吉尔曼赛格伯爵　Kielmansegg, Johann Adolf Graf von

约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德·马尔维茨　Marwitz, Johann Friedrich Adolf von der

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戈尔　Böttger, Johann Friedrich

约翰·弗里德里希二世（萨克森）　Johann Friedrich Ⅱ

约翰·戈特弗里德·沙都　Schadow, Johann Gottfried

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　Elser, Johann Georg

约翰·克里斯蒂安·森肯贝格　Senckenberg, Johann Christian

约翰内斯·埃德利茨　Eidlitz, Johannes

约翰内斯·绍贝尔　Schober, Johannes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男爵　Eichendorff, Joseph von

约瑟夫·冯·特劳特曼斯多夫-魏因斯贝格伯爵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 Josef Graf von

约瑟夫·冯·祖·弗兰肯施泰因男爵　Franckenstein, Joseph Freiherr von und zu

约瑟夫·弗里德里希·冯·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公子　Sachsen-Hildburghausen, Joseph Friedrich von

约瑟夫·兰纳　Lanner, Josef

Z

在巴伐利亚的公爵　Herzog in Bayern

在宫廷的舞会　Ball bei Hof

在家受教育　homeschooling

在普鲁士的国王　König in Preußen

赞助文艺　Mäzenatentum

诏书贵族　Briefadel

真理之友　Philalethes

正直君主主义者联盟　Bund Aufrechter Monarchisten

《正直者》　Aufrechte, Der

正直者联盟　Bund der Aufrechten

直属于帝国　reichsunmittelbar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中央咖啡馆　Café Central

忠皇青年团　Kaisertreue Jugend

忠皇人民党　Kaisertreue Volkspartei

终身贵族　Persönlicher Adel

主教领地　Hochstift

庄园领主制　Grundherrschaft

壮游　Kavalierstour/Bildungsreisen

追猎　Parforcejagd

自由保守党　Freikonservative Partei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　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

自由团　Freikorps

《宗教年》　geistliche Jahr, Das

祖国妇女协会　Vaterländischer Frauenverein

《尊贵的叙利亚女王阿拉梅娜》　durchlauchtige Syrerin Aramena, Die

《2+4条约》　Zwei-plus-Vier-Vertrag

图片来源

图1-1: Schloß Schönbrunn Kultur- und Betriebsges.m.b.H.;

图1-2: Bernd Schwabe;

图1-3: Otto Posse (1847-1921)的 Die Siegel der deutschen Kaiser und Könige v. 1 (751-1347);

图1-4: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图1-6: Book “Fürst von Bismarck in Friedrichsruh” by C.W.Allers;

图1-7: Narodowe Archiwum Cyfrowe;

图1-8: Gemäldegalerie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图2-1: Hamburger Kunsthalle;

图2-2: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图2-3: Hauptstaatsarchiv Stuttgart;

图2-4: Portrait du roi Joachim Murat époux de Caroline Bonaparte, sur le site de Sotheby’s.com;

图2-5: Miniatur aus der Bilderchronik Heinrich VII. (Balduineum.), Landeshauptarchiv Koblenz;

图2-6: Städelsches Kunstinstitut und Städtische Galerie;

图2-7: Rijksmuseum Amsterdam;

图2-8: http://gallery.famsf.org/gallery/artworkDetails.htm?record=54462;

图2-9: Nymphenburg;

图2-10: Punch, 29. März 1890;

图2-11: Anne Topham: Memories of the Kaiser’s court (1914);

图2-12: Neue Photographische Gesellschaft Steglitz (NPG) 1912;

图2-13: 私人藏品；

图2-14: Staatsgalerie Altdeutsche Meister;

图2-15: The Wartenberg Trust;

图2-16: http://www.ctie.monash.edu/hargrave/duigan_3squadron_06.html;

图2-17: http://u-boat-laboratorium.com;

图2-18: LWL-Museum für Kunst und Kultur;

图3-1: Stadtbibliothek Duisburg;

图3-2: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Cod. Pal. Germ. 164, fol. 1r Scan aus Buch: Alfried Wieczorek, Bernd Schneidmüller, Stefan Weinfurter (Hrsg.): Drei Innovationsregionen im mittelalterlichen Europa. Band 1: Essays, Darmstadt 2010, S. 416;

图3-3: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Cod.icon. 312 c 1450-1480;

图3-4: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Christlicher-Adel-de.jpg;

图3-5: Alte Nationalgalerie;

图3-6: http://sml.exeter.ac.uk/german/gutzkow/Gutzneu/gesamtausgabe/Archiv/Bilder/ZeiGutz/VarnhR1g.jpg;

图3-7: Fürstin Marie Radziwill, Briefe vom deutschen Kaiserhof 1889-1915, Berlin 1936;

图3-8: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Bilderrevolution0395.jpg;

图3-9: Alte Nationalgalerie;

图4-1: Das Bundesarchiv;

图4-2: Das Bundesarchiv;

图4-3: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Anton_Graf_von_Arco_auf_Valley.png;

图4-4: Das Bundesarchiv;

图4-5: Library of Congress;

图4-6: Library of Congress;

图4-7: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Kronprinz_Wilhelm_1._Leib-Husarenregiment.jpg;

图5-2: Das Bundesarchiv;

图5-3: Das Bundesarchiv;

图5-4: Das Bundesarchiv;

图5-5: Königlich Preussische Messbild-Anstalt;

图5-6: Familie Goerdeler und die Carl und Anneliese Goerdeler-Stiftung;

图5-7: https://www.gdw-berlin.de/vertiefung/biografien/personenverzeichnis/biografie/view-bio/adolf-freiherr-von-harnier/;

图5-9: Familie von Alvensleben e.V.;

图5-10: https://www.archivpragserwildsee.com/?cat=2&lang=1&cont=21;

图5-11: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Claus_von_Stauffenberg_(1907-1944).jpg;

图5-12: Das Bundesarchiv;

图5-13: Das Bundesarchiv;

图5-14: Das Bundesarchiv;

图5-15: Bildersammlung des Bistumsarchivs Münster, des Erbnehmers der Urheberrechte;

图6-1: Das Bundesarchiv;

图6-2: Das Bundesarchiv;

图6-3: Das Bundesarchiv;

图6-4: 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 - Zentralbild (Bild 183);

图6-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Unterschriften_2%2B4.jpg;

图6-7: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olf_von_Baudissin_4843214038.jpg;

图6-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General_Ulrich_de_Maizi%C3%A8re_-_Generalinspekteur_der_Bundeswehr.jpg;

图6-9: Dutch National Archives, The Hague, Fotocollectie Algemeen Nederlands Persbureau (ANeFo), 1945-1989, Nummer toegang 2.24.14.05 Bestanddeelnummer 920-3726;

图6-10: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für die Freiheit;

图6-11: Library of Congress;

图6-12: Das Bundesarchiv;

图7-1: http://lafayette.org.uk/ple1804.html;

图7-2: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Heinrich_XXVII_RjL_03.jpg;

图7-3: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athausLandshutRathausfestsaalL1050350_(2).jpg;

图7-4: Chronik des Corps Teutonia Gießen, 1939;

图7-5: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M%C3%BChlberg_-_Zum_ersten_Mal_in_Wichs.jpg;

图7-6: Crousaz Geschichte des Königl. Preuss. Cadetten Corps 1857;

图7-7: Codex Manesse, UB Heidelberg, Cod. Pal. germ. 848, fol. 219v, Sängerkrieg auf der Wartburg (unter dem fiktiven Autorennamen Klingsor von Ungarland) , https://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cpg848/0434/image, info;

图7-8: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DLiliencron1871.jpg;

图7-9: Codex Manesse, UB Heidelberg, Cod. Pal. germ. 848, fol. 52r: Walther von Klingen, http://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cpg848/0099;

图7-1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Falkenbuch.jpg;

图7-11: Museum Jagdschloss Kranichstein;

图7-12: https://bizzarrobazar.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Untitled-1.jpg;

图7-13: „Porträt des Abgeordneten Georg von Vincke, 1848“, in: Historische Bilddokumente< http://www.lagis-hessen.de/de/subjects/idrec/sn/bd/id/108-001>;

图7-14: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Rudolf_Virchow.jpg;

图7-16: Museen der Stadt Wien;

图7-17: Bundesmobilienverwaltung;

图8-1: Wien, Bildarchiv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Eingescannt aus: Alois Niederstätter: Das Jahrhundert der Mitte.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1400-1522. Wien 1996;

图8-2: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图8-3: Sammlung eines Mitglieds des Ersten Deutschen Historic-Actien-Clubs e.V.(EDHAC e.V.); (le);

图8-4: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chloss_Nymphenburg.jpg;

图8-5: Louvre Museum;

图8-6: Digitalen Bibliothek der Europäischen Bibliothek für Information und Kultur (BEIC), https://gutenberg.beic.it/webclient/DeliveryManager?pid=9446413&custom_att_2=simple_viewer;

图8-7: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L%C3%9CNE_20.jpg;

图8-8: https://www.mfah.org/exhibitions/high-society-portraits-franz-x-winterhalter;

图8-9: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ELW2-W%C3%BCrzburg-2.jpg;

图8-1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Wien.Johanniter.jpg;

图8-11: Das Bundesarchiv;

图8-12: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Ludwig_Yorck_von_Wartenburg.jpg;

图8-13: Musée de l’Armée;

图9-1: Adelsdiplom Zachar von Radimil 1893;

图9-2: Hermann Historica;

图9-3: Kopie ausgestellt im Heeresgeschichtlichen Museum Wien (das Original wurde beim Brand des Wiener Justizpalastes 1927 vernichtet;

图9-4: http://thirdreichpictures.blogspot.de/2017/07/erwin-von-lahousen.html;

图9-5: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Rudolf_Brun.jpg;

图9-7: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图9-8: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Baron_ungern.ruem.jpg;

图9-9: Das Bundesarchiv;

图9-10: Das Bundesarchiv;

图9-11: Das Bundesarchiv;

图9-12: Das Bundesarchiv

彩图1：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Wappen_Deutsches_Reich_-_F%C3%BCrstentum_Reu%C3%9F_j%C3%BCngere_Linie.png;

彩图2：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Wappen_Sachsen_Coburg_Gotha.png;

彩图3：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Quaterionenadler_David_de_Negker.jpg;

彩图4：Reiss-Engelhorn-Museen;

彩图5：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Reichsgrafenstands-Diplom_Schenk_von_Stauffenberg_1785.jpg;

彩图6：Arun Kumar Singh藏品；

彩图7：Adelsakt Prévea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