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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美）文卡特斯（Venkatesh, S.）著；孙飞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277-1

Ⅰ.①城…　Ⅱ.①文…②孙…　Ⅲ.①美国黑人-居住区-研究　IV.①D77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0287号

书　　名：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

作　　者：[美]素德·文卡特斯

译　　者：孙飞宇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277-1/C·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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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奥特里·哈里森

序

我认为素德·文卡特斯有着两种与生俱来的怪癖：好奇心过盛与恐惧感不足。

还要怎样介绍他？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某年秋天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被他的教授分派去做一点研究。这一研究碰巧让他去了全美最糟糕的黑人区之一，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然而在他的研究初期，拜他那古怪的好奇心之赐，同时又由于在被武装毒品黑帮持为人质的时候，不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具有的那种常识性恐惧所束缚，所以他才能不断地回去，以求了解更多。

几年前，我因为与经济学家斯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合写一部著作——《魔鬼经济学》——的缘故，在访谈中遇到了文卡特斯。文卡特斯和列维特曾经合作过数篇关于毒品经济的经济学论文。那些论文当然都趣味十足。然而在我看来，文卡特斯本人还有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魅力。他的声调柔和，话语简洁，并不会主动说出太多故事。但是每当你问他某个问题，都会像从旧壁毯上抽出一个线头似的：整件事情会被逐次抽出来，跌落到你的脚下。故事连着故事，点缀着珍宝般的细节以及难得一见的内幕：对街区维持着恐怖统治的流氓警察，穷困家庭混迹其中并且赖以谋生的豆腐渣工程，以及文卡特斯自己作为黑帮老大的那一天。

尽管我们在《魔鬼经济学》中提到了文卡特斯（那是许多读者最喜欢的部分），然而在其中却未讲述这些故事。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完成了这部优秀的著作，详细讲述了他所有的冒险与不幸遭遇。他所讲述的故事，远比小说更离奇，更有力，也更为震撼人心和有趣。在这部著作中，他为一种街区描绘了一幅独特的画像；而在所有其他的表达中，这种街区都被极深地误解了。像我这样的新闻记者，可能会在这类街区里待上一周或一个月，甚至一年。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改良家也都只愿意在其身边三尺之内展开工作。但是文卡特斯身体力行地在此街区中生活了将近十年。他带去了外人的视角，带回来了内部的通路。有太多关于贫困人口的著作，都倾向于把有着生计、呼吸、笑语、挣扎、情欲和道德的人，都化约为受到隐性力量挤压的愚民。本书恰恰相反，它描述了毒贩、租户领袖、妓女、父母、非法商贩、警察以及文卡特斯本人是如何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节衣缩食，努力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并不想成为文卡特斯的家庭成员的程度，大概跟我喜欢他和崇拜他的程度一样深：我会过于担心他的无所畏惧。同样，我也不并想要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因为他的好奇心必定会让人十分疲惫不堪。但是我极其开心能够成为他的作品的最早读者，因为这部著作同他本人一样非同凡响。

斯蒂芬·J.杜伯纳

前言

清晨七点钟，我在一个毒品窝点醒来。这里是罗伯特·泰勒之家2301号大楼的1603室。1603室被称为“楼顶”，因为人人都知道，在这里可以获得的癫狂兴奋，可以比这栋大楼真正的楼顶还要高。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二十多个横七竖八躺着的人。他们大多数是男性，杂乱地睡在沙发上和地板上。这其中没有一个人住在这间公寓里。墙壁斑驳，蟑螂爬过漆布地毯。前一晚的活动——吸毒，酗酒，做爱，呕吐——一直持续到了凌晨两点钟。到那时为止，现场不省人事的人数开始超过清醒的人；而那些神智尚在的家伙，也几乎没人付得起现金再买一剂快克可卡因了。所以当黑暗之王发现不会再有生意的时候，也就打烊歇业了。

我又在地板上睡了过去。我不是为毒品而来的。我另有所图。我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和黑暗之王，也就是本地的贩毒黑帮打交道。

阳光从“楼顶”的门口照射进来，把我唤醒（门板早就不见了）。我从一个浪荡子身上爬过，下楼到了10层。巴顿一家就住在这个楼层。在调研期间，我认识了巴顿一家。我必须要说，这是一家守法良民。他们对我很好，几乎就把我当作自家儿子了。我跟巴顿妈妈说早安。她正在给她的老公鲍普斯做早餐。鲍普斯年届七十，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工厂工人。我洗了把脸，抓了一片玉米饼，走出门，下楼，走进了一个微风习习、清爽宜人的三月清晨。

不过是黑人区的又一天。

不过是作为旁观者从内部观察生活的又一天。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

1989年秋，我被录取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参加了一系列新生指南活动。在每一次活动中，在特定内容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收到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我们还收到了详尽的校园地图，在那上面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那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里是安全区。我们得知，除非是大规模集体活动，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在这个区域住着许多芝大的研究生。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的楼房里，有我的一间学生公寓。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有人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居住过，就一定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界线的一侧，坐落着美丽迷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园里是优越的学生们，其中大多数都是白人，来来往往，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去运动。而在界线的另外一侧，则是破落的非洲裔美国人，零零散散，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与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是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长途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就是一场盛宴。我被其中各种不同特色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我很开心地发现了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这个区域。这是一个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街区。作为一名来自于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并不相同，在这里，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文化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发放金额节节攀升的街区。在八十年代后期，在这座城市当中的这些隔离地带引起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特别感受到威胁。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学要不停地警告学生们与之保持距离。

事实上，当地居民对我也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出现不是黑人的游客。当然，还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古怪之极。人们曾问过我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不能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会遇到野餐的人们。他们会请我吃自制的黑人风味食物。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并且婉拒其食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大惑不解。

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社会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产生统计的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例如，为何有人会找不到工作，或者会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据认为，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热衷于会见他们所研究的人群。这并非出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杂乱无章、不够科学，还有可能导致偏见。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在长久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定量和统计技术的研究者，另一个是通过直接观察，经常与某一社会群体共同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是，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见效良好，而在另外一些那里却进展不顺？

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而且答案可能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相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而又普遍的结论，就需要依赖于对大规模数据组的统计分析，例如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

在所谓更具科学性的社会学取向方面，我尚未遭遇到真正的挫折。但是我当时已经想清楚了，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学生都会做的明智之举：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1]的门。威尔逊是在这一领域中尚在世的最有名的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享有声望的非裔美国人。他在芝大执教已经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

我及时逮着了威尔逊——他当时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说他正在着手开始一项新的研究，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参与。

威尔逊是一位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人，常常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尽管早已不再叼着他那标志式的烟斗，但是他看起来仍然像那种你会在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通常会沉默不语很久——他的确很有威严，然后才会提供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

威尔逊解释说，他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各种因素影响的。例如，在一个公租房计划区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与不在该计划区中长大然而同样出身贫困的小孩相比较，是否会获得更差的教育与工作机会？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与出身穷人家庭而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在更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威尔逊的项目正处于筹备阶段。第一步是设计出一份基础调查问卷。他建议我帮助他的另外一个研究生设计问卷。这就要求我们回顾此前关于黑人青年的研究，参考以前的社会学家们所选择的相关主题与问题。威尔逊给了我一箱子旧问卷。他说我应该借鉴一些他们的问题，并发展出我们所要用的新问题。我得知，社会学家喜欢使用他们的同事已经用过的调查问题，以便可以比较不同的结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键部分。

我谢过威尔逊，然后去图书馆浏览他给我的问卷。我很快就发觉，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做访谈。

华盛顿公园与芝加哥大学隔着丛林小屋街相对，是芝加哥最为庄严华美的公园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2]设计，面积将近一万六千亩，包括一个美丽的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篮球场，迷人的花园以及纵横其间的曲径小路。我喜欢在环绕着公园的土路上跑步。在几十年以前，这曾是一条用来赛马和赛车的路。一直到1940年代，公园周围的街区里还以爱尔兰人为主，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对于学校极力劝阻学生们不要在华盛顿公园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没有见到所谓的危险，至少在白天是这样。

在跑步之后，我有时候会待在公园中央那个宽阔的沼泽潟湖边。有一伙老年黑人，大约六七个，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玩牌、喝啤酒，以及在潟湖中钓鲈鱼。我经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直到当时为止，我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几乎毫无概念，对城市里的黑人区也一无所知。我在一年前刚从加州搬到芝加哥。在加州，我就读的是绝对白人为主的学校——位于海边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我一直在阅读关于芝加哥黑人社区历史的著作。有时候，我会向这些人询问我所读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讲述的故事要远比书中的历史更为生动。他们通晓机关政治的错综复杂性——比方说，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筑许可，你就必须要跟谁交朋友。他们会聊起自己年轻时的黑豹党[3]，说它跟今天的帮派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说，“黑豹党曾有过帮助儿童的早餐项目，但是今天的黑帮只会冲他们开枪，给他们喂毒品。”我已经有点了解黑豹党在民权运动时期，在芝加哥所起的作用。不过，我从电影、报纸，当然还有从芝大不断发布的有关回避特定街区的警告中所得到的关于现代黑帮的知识，实在有限。

一位老者关于种族的言论让我尤其感兴趣。他的观点是：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公开对话，更不必说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当中最为健谈的是列奥纳多·考布斯，他也被唤作“老时光”。一天，他跟我说，“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也不要觉得黑人会好到哪里去。”

老时光每天都来华盛顿公园，带着他的渔具，午餐和啤酒。他会戴一顶破旧的米色钓鱼帽。他的牙齿掉得太多，以致在说话的时候，口香糖会啪唧作响。但是他很爱聊天，尤其是聊芝加哥。

“我们住在城中城，”他说，“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你就会理解这个城市是如何运作的。”

“你是说白人和黑人永远不会融洽相处？”我问道。

一个名叫查理·巴特勒的人加入了谈话。他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两种白人和两种黑人。一种白人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揍你。他们住在桥港（Bridgeport）和西南部。另外一种只是不会请你进去。他们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就像你住的地方，在海德公园——时报警。而条子将会痛揍你一顿。”

查理是一位退休的工人，一个有着文身的健壮男人，臂膀发达，很久以前曾是大学里的橄榄球明星。查理偶尔会来海德公园，在那些黑人聚集的小餐馆里吃早餐或午餐，但是他决不会待到日落之后，也决不会走到公租房计划区的路上去。他说，因为警察会盯上他。

“那么黑人呢？”我问。

“有一种黑人会想方设法努力定居在你住的地方！”查理接着说，“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许多黑人认识到这没用。就像我们，我们只是混混日子，我们住在这附近，地方不算太漂亮，但是至少不会挨揍。至少不会挨条子揍。”

“这就是黑人们来到这座城市以后的情况，”老时光说，“而这一点不会改变。”

“你是说你没有任何白人朋友？”我问道。

“你有任何黑人朋友吗？”老时光狡黠地反诘。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也可以问问你的教授们，他们是否有。”他说，明显为自己对我的非难而开心。

从这些对话中，我开始获得一点芝加哥黑人的视角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情绪是，由于这座城市的运行机制，任何重要的社会进步都机会渺茫。

我对这种宿命论颇感陌生。如果你成长在富裕的南加州，即便是像我这样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人，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运作有一种内在信仰，并且会坚信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解决彼此差异的方式，哪怕是种族差异。我当时开始认识到自己浅显经验的局限性。几乎每一次与老时光和其朋友们的谈话都会以对政治与种族的争论结束。我不清楚在他们论述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那些有关地方政治的细节，但是我也能够看出，在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与社会学家表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天，我询问老时光和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威尔逊的调查所做的访谈。他们同意了。我尝试了几天，但是毫无进展。绝大部分的谈话结束于漫谈神侃、一连串的插嘴打岔和随意的想法之中。

查理看出了我的沮丧。“在你放弃以前，”他说，“或许应该和那些你真正想要谈话的人聊聊——是那些年轻人，而不是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此我开始寻找年轻黑人。我在芝大的图书馆翻检了人口普查资料，以寻找一个年龄主要分布在16至24岁之间的黑人居住区。湖泊公园计划区似乎不错，至少在资料上是如此。我随机选择了4040号大楼，在我打印的人口普查资料上标出了年轻人居住的公寓。那将是我要登门拜访的对象。老时光说，你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他说：“计划区里的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工作，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但我仍然认为，多数人只有在周末才有时间。

在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六下午，我前去寻找湖泊公园南4040号。这是奥克兰（Oakland）仅有的几栋高楼大厦之一，位于芝加哥大学以北约三公里的湖滨地带。奥克兰是芝加哥当时最为贫困的社区之一，其失业率、福利发放金额以及犯罪率都较高。从20世纪早期的南部移民潮开始，它的居民就一直以黑人为主。湖泊计划区周围的街区根本就不能算是街区。街上行人稀疏，在某些街口，空地甚至比建筑物还要多。除了少数的酒肆和破旧的杂货店，就没什么商业设施了。这让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公租房计划区，即便建在城里，也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其各个不同街区的差异性。漫步在一座优美的城市，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高低建筑，商业设施，消遣娱乐，各族群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表现。但是公租房计划区，至少从外部看起来，千篇一律，毫无生趣：各栋建筑被密集地规划在了一个区域，却又像毒素一样，与城市的其他区域格格不入。

这些建筑彼此紧紧拥挤在一起，看上去就像高大的跳棋棋盘，黯淡的黄色砖墙上排列着沉闷乏味的窗户。有几扇窗户上的痕迹表明，公寓里曾发生过火灾：黑色的烟熏污渍沿着墙壁向上蔓延，状如墓碑。绝大部分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门口都聚集着年轻人。

这时，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黑人街区附近转悠时，会被人们盯住仔细打量的情况了。今天也一样。当我靠进湖泊公园计划区的一栋建筑时，有五六个年轻人盯上了我。有必要说一句，我当时的外貌，也确实引人侧目。直到几个月之前，我还是感恩而死乐队[4]的死忠粉丝；而在当时，我也还着迷于歌手杰瑞·加西亚以及他那支四处寻欢作乐的乐队。我当时留着马尾辫，穿着扎染过的衬衣，看上去必定十分古怪。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说一些玄奥而又虚无缥缈的话，其内容大都跟公路之旅的力量有关。不过，在我们社会学系，其他的研究生当时都认为我只是过于天真，而非神经错乱。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说他们错了。

尽管天真，但我还不至于看不出在这栋我正靠近的建筑物一楼大厅里的情形。开车和步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有白人也有黑人，匆匆进去购买毒品，然后又匆匆离开。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4040号大楼，也找不到号码，所以我就径直走了进去。大楼入口通道弥漫着酒精、煤烟和尿液的味道。年轻的人们或站或蹲在塑胶板条箱上，其中许多人跺着脚御寒。我低下头，吸了口气，迅速走过他们。

他们目光阴沉地看着我走过。一个大个子的年轻人，身高至少有一米九，在我走过的时候没有让路。我和他擦身而过，险些失去平衡。

楼道里有一长排被损毁的金属信箱，有许多连门都不见了。到处都在滴水，在地上汇聚成水坑。吵嚷和尖叫声从楼上倾泻下来，让人觉得这整栋楼是某种活死人墓。

走过入口通道以后，里边更黑暗了。我能够分辨出哪里是电梯，但是在其四周一片漆黑，也找不到按钮。我觉得自己仍被注视着，应该快点按下按钮，但是四周摸索了一下，却一无所获。然后我开始寻找楼梯，也毫无发现。我的左边是某种巨大的障碍物，但是我非常害怕，不敢绕过它。我的右边是一条走廊。我决定走这条路，想要找到楼梯，或者至少是一扇可以敲的门。在我转身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干什么呢，哥们儿，你来这儿有事吗？”他二十多岁，大约和我一样高，一样黑。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冰冷无情，好像他经常问同一个问题。他穿着宽松牛仔裤，肥大的夹克，以及一顶棒球帽。他的耳环闪闪发亮，门牙上的金饰也是一样。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一样的穿着，都站在我身后。

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入户访谈。

“这里没有人住。”他说。

“我在为大学做一项研究，”我说，“我必须去610室或者703室。”

“很久都没有人住在那些公寓里了。”他说。

“好吧，那你介意我上去敲一下门吗？”

“没错，我们很介意。”他说。

我又试了一次，“可能我走错楼了。这里是4040号吗？”

他摇着头说，“没有人住在这儿。所以你找不到人访谈的。”

我决定最好离开。我往回走，穿过大厅，手里拿着我的包和记事板。我走出大楼，穿过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上的草都已经枯萎，其间乱丢着汽水罐和碎玻璃。我转过身，回头看这栋建筑。其中有许多窗户是亮着的。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的新朋友刚才坚称这栋楼里没有人住。我后来才得知，这是帮派成员的例行回答。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绝所有的访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他们会尽力阻止社会工作者、学校老师以及维修人员进入这栋楼，以免打断他们的毒品交易。

那些楼里的年轻人仍然在看着我，但是没有跟过来。我来到下一栋高楼，发现了在暗黄色砖墙上的模糊记号：4040号。现在，我至少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这里的一楼大厅是空的，所以我很快绕过了另外一排破旧的信箱，穿过另外一个潮湿阴冷的大厅。电梯根本全都不见了。在本该是电梯门的地方是一个大洞。墙上遍布着涂鸦。

开始爬楼梯的时候，我闻到了强烈的尿骚味。某些楼层的楼梯间里伸手不见五指，另外一些也仅有微弱的光线。我爬了四层楼，也可能是五层，我正在努力数着楼层，然后就到了一个楼梯间。在那里，一群年轻人，大约是高中生的年纪，正在掷骰子赌钱。

“黑鬼，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吗？”其中一个叫了起来。我努力想认清他们的脸，但是在微弱的光线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我试着再做一次解释：“我是大学生，正在做一项调研，要寻找某些家庭。”

这些年轻人向我跳了过来，跳到距离我的脸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有人再次问我来做什么。我向他们说了我所寻找的公寓号码。他们对我说，没有人住在这栋楼里。

突然之间，更多的人冒了出来。其中有几个在二十多岁。其中有一个人，跟我年龄相仿，戴着一顶过大的棒球帽，抓住了我的记事板，问我来干什么。我试图解释，但是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不断调整着他那过大的、一直滑落到脸上的帽子。

“朱利奥来到这里，说他是个学生，”他对所有其他人说。他的口音表明，他并不相信我。然后他转向我，“你代表谁？”

“代表？”我问。

“拜托，黑鬼！”一个年轻人喊道，“我们知道你还有同伴，告诉我们是谁。”

另外一个人则大笑着从他的腰带上拔出了某物。开始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直到它略过了一束光线，我才看出来那是一把枪。他四处挥舞着它，偶尔用它指着我的脑袋，并不断嘟哝着什么——“我来看着他，”他好像在说。

然后他又笑了。“别跟王者们耍滑头，”他说，“告诉我们你都知道些什么。”

“等一下，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刀锋有十几厘米长。他开始绕着手指转动它，刀把在他的手中旋转。我忽然冒出了一个极其古怪的念头：我的朋友布莱恩在内华达山脉为我们搭帐篷挖洞时，用的是同一把刀。这人说，“让我们玩一下这小子吧。来吧，朱利奥，你住在哪儿？在东边，是不是？你看起来不像西边的墨西哥人。你混左边还是右边？五还是六？你是跟着王者们混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会查出来的，所以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们。”

王者或是鲨鱼，混左边或者右边，五或是六。看起来我成了朱利奥，一个从东部来的墨西哥帮派成员。我还不清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另外两个年轻人开始搜查我的包。他们抓出了问卷、笔和纸，几本社会学的书，还有我的钥匙。另外有人拍打着我。那个戴着超大帽子、拿走我记事板的家伙查看了纸张，并把所有东西还给了我。他让我问一个问题。

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却开始汗流浃背。我把身子向后倾斜，试图让光线照到问卷上。第一个问题是我从其他类似的调查中改编的，是一个用以考察年轻人自我理解的问题。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我读道。然后我给出了多选的答案项：“很差，有点差，不好不坏，还不错，非常好。”

那个戴着超大帽子的家伙开始大笑，并带动了其他人哈哈大笑。

“干你！”他跟我说，“妈的，你一定是在搞笑。”

他转过身去，又嘀咕了些什么，这让其他人笑得越发不可收拾。他们继续争吵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得太快了，我很难跟上。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困惑。我没有武器，没有文身，我没有穿戴任何表明属于其他帮派的东西——我没有向左或者右歪戴着帽子，没有穿绿色或是红色，我没有星星勋章，无论是五颗还是六颗。

有两个人开始讨论我的命运。一个人说，“如果他在这里不回去，他们就会来找他。”

“没错，我要来开第一枪，”另外一个说。“上一次我只能看仓库。干！这次我要到车里去。我要开枪打些黑鬼。”

“这些墨西哥人不怕这个。他们在监狱里毫无理由地自相残杀。你最好让我来处理，小孩，你连墨西哥话都不会说。”

“哥们，我在监狱里碰到过他们许多人。有一天我干掉了三个！”

他们越发张扬，彼此的侮辱也越厉害。

“没错，我和你妈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墨西哥话。”

“黑鬼，你爹曾是个墨西哥人。”

我目光向下，看着一阶冰冷的混凝土楼梯。我努力跟上他们在谈论的主题。他们当中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墨西哥黑帮的先遣侦察员，正在为发动一次偷袭而做侦察。从我所能得到的信息中，似乎有些黑人帮派与某些墨西哥帮派结盟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有竞争。

当一小队随从来到楼梯间的时候，他们停止了交谈。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大家伙，强壮有力，却有着一张娃娃脸。他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可能比我还要大上几岁。他的出现，让现场安静了下来。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也可能是一根棒棒糖。从气势上看，他明显是老大。他看了看现场的每个人，好像记下了各人正在做什么。这个人的名字是J.T.。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然而他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生活中，以及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最为敬畏的人。

J.T.问那帮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人能够直接回答他。然后他转向我，“你在这儿干吗？”

他有几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和一个相当大的钻石耳环。他的一双眼睛深深陷进脸中，直视着我，不动声色。我又一次开始了我的演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如此如此这般。

“你说西班牙语吗？”他问。

“不！”有人喊道，“但是他可能会说墨西哥话！”

“黑鬼，闭上你的鸟嘴！”J.T.说。然后有人提到了我的问卷，这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让我向他解释一下。

我尽最大可能解释了这个项目。我说，这是一个由国家贫困专家所指导的项目，目标是理解年轻黑人的生活，以便设计更好的公共政策。我说，我的角色非常基层：完成问卷，为这个研究生产数据。我讲完了，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着J.T.。

他从我手里取过问卷，大致翻看了一下，然后还给了我。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都深思熟虑，自信有力。

我向他读了刚刚为其他人读过的那个问题。他没有大笑，而是微笑了。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

“我不是个黑人。”他回答说，故意环视着其他人。

“好吧，那么，作为一个非裔美国穷人的感觉如何？”由于担心刚才冒犯了他，我尽量以抱歉的口吻说。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要问他作为一个黑鬼的感觉，我当然很不安。他从我这里取走问卷，更加仔细地阅读起来。他翻动卷面，自己读着问题。他似乎对其感到失望，不过我感觉到，他的失望不是冲着我的。

“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最后说，“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他又看了几页问卷，然后说，“你从这玩意儿里什么也学不到。”他不断摇着头，然后扫视着现场那些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察看他们是否也同意他的质疑。然后他向我靠过身来，静静地说，“要是你根本连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这个？”他的语气有点指责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失望，其中好像还带些困惑。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或许我该起身离开？但是他很快转身走开，告诉那些背后的年轻人“盯着他”——也就是我。

他们似乎对事情的进展很兴奋。当J.T.在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站着，但是现在他们活跃起来。一个人跟我说，“哥们，你不应该那样对付他。看，你本应该只说一下你是谁。你本可能已经走了。他本来可能放你走的。”

“没错，你搞砸了，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把这事儿搞砸了。”

我向后靠在寒冷的台阶上，很疑惑我究竟“搞砸”了什么。在那一天，我还是首次有时间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想法胡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奇怪的是，其中没有一个涉及我的人身安全：他妈的，要是比尔·威尔逊知道了这事儿，他会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应该把访谈对象称呼为黑人，非裔美国人，还是黑鬼？每一个博士生都要过这一关吗？我能上厕所吗？太阳已经落山，天更冷了。我把夹克拉紧，俯下身，努力抵挡寒意。

“唷，佛雷泽，来一点？”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提着一个满是啤酒的杂货袋走了过来，并且递了一瓶给一个看着我的年轻人。随后，他把啤酒递给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他们的心情很快都变得不错。他们甚至给了我一瓶。

已经完全是黑夜了。没有人想要离开。年轻的人们坐在楼梯上，彼此讲着各种故事：性征服、吸食大麻的最佳方法、他们想要与其做爱的学校老师、增长的衣服开销、他们想要干掉的警察，以及在他们的楼房被拆除以后，他们将要去哪里。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吃了一惊。在我们大学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计划区会被终止。

我插嘴问道，“你们要离开吗？你们要去哪儿呢？”

“黑鬼，谁让你说话了？”一个人说。

“没错，朱利奥，”另外一个人靠近了说，“你跟这儿没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而又来了另外一些更健谈的人。我得知，芝加哥房管局[5]确实要拆除湖泊计划区，以建造共管公寓和联排别墅。有些居民已经搬走了，而有些居民则会继续住在这里，帮派会帮他们偷电。

到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我在这个楼梯间里无意碰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会众甚广的帮派里的低级成员。这个出售可卡因的帮派叫做黑暗之王。年长的成员解释说，帮派事先曾试图阻止他们拆毁大楼，不过他们并不完全是出于慈善之心：这栋楼被拆除之后，他们将会丢失最好的毒品贩售点之一。

有一阵子，我试图插嘴问一些研究性的问题：住在这里的人都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楼里没有警察？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性、权力和金钱。

几个小时之后，J.T.回来了。有几个人跟着他，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杂货袋。更多的啤酒。夜有点深了。人人都显得有些昏沉。气氛变得沉闷，有几个年轻人一直都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不过在这个时候，啤酒似乎可以安定人心。

“给，”J.T.冲我说，又扔给我一瓶啤酒。然后他靠近我，平静地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的。”他似乎为我感到难过，与此同时，还仍然在好奇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然后，他也谈起了已排上日程的湖泊计划区的拆除。他说他和他的人待在这栋楼里部分也是为了抗议，要加入居民来挑战房管局把他们赶出去的决定。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

我很奇怪话题的突然转变，回答说，“加州，但是出生在印度。”

“嗯，所以你不懂西班牙语。”

“实际上，我懂。”

“看！我说过这黑鬼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帮派成员说，并且突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一瓶啤酒。“我们本该揍他一顿，哥们！把他送回他们那儿去。你知道他们今晚上要来，你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

J.T.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然后转向我，说：“你不是芝加哥人，你真的不应该走进这些计划区。你会受到伤害的。”

J.T.开始问我问题。他问我，我还准备带着我的问卷去哪些其他的黑人街区？为什么研究者要使用像我用的那种多选题调查问卷？为什么他们不跟人们谈话？当一个教授能赚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通过研究年轻黑人，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简要列举了几个社会学家提出的，有关城市贫困的紧迫问题。

他说：“在大学里，我曾上过一些社会学课程。我恨那些狗屁。”

我绝没料到，这个人居然会说出“大学”这个词。但是他的确说出了这个词。我不想一下用完自己的运气，所以我决定继续倾听，并且希望有机会询问他的背景。

这时，每个人似乎都变得醉意醺醺了。更为吓人的是，他们都对即将与墨西哥人的帮派战争感到十分兴奋。一些年长的人开始讨论部署的细节——把帮众配置到何处来战斗，哪些空闲的公寓可以用作瞭望点，等等。

J.T.打消了他们对于当晚发生战争的信心。他再次命令两个年轻人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就离开了。我又坐了回去，并时不时地灌上一口啤酒。看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过夜了，我只能接受这一命运。当他们说我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激不已——最后却发现，那里不过是几层楼上的另外一个楼梯间而已。考虑到水，或许还有尿液，正在不断滴到我们的楼梯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个低层的来代替那间厕所。

这些年轻人整夜都待在楼梯间，喝酒抽烟。有些人偶尔晃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车停到楼下。有个家伙把一个空啤酒瓶从六楼扔到地面。玻璃的破碎声回响在楼梯间，吓了我一跳。但是其他人连头也没有缩一下。

新的人不断进来，也不断带来更多的啤酒。他们含混地讨论着帮派的事情，以及不同帮派所拥有的不同武器。我尽可能专心地倾听，但是不再提问。有人偶尔会再次询问我的背景。尽管还是有人继续关心我“说墨西哥话”的事情，然而他们似乎都最终确信，我并不是墨西哥帮派的成员。有些人坐在混凝土地面上，头靠着墙，恍惚间打起了瞌睡。

我几乎整晚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努力避开突出来的金属残片。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太紧张了。

最终，J.T.回来了。早晨的阳光已经照进了楼梯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对我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走路的时候，加倍小心。”在我开始收拾书包和记事板的时候，他向我说出了研究人类的更佳方法。他说：“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对于我们这种人，你应该和我们混在一起，了解我们做什么，怎么做。没有人会回答你这类问题的。你应该去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讨生活的。”

J.T.居然是这么有思想的人，我大为吃惊。他似乎要帮助我成功，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我站起来，走向楼梯。一个年长的人站了出来，伸出了他的手。我感到惊讶。在我摇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冲我点点头。我向后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人，包括J.T.，都在看着我。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夜之后，你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转过身，离开了。

在我走回位于海德公园公寓的时候，全世界似乎都彻底改变了。从一个街区走到另外一个街区时，我会想着帮派的界线。看到一群人聚在街角，我会猜他们是否在保护他们的地盘。我有太多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人都要加入帮派？加入它会有什么收益？他们待在楼梯间里，不会感到无聊吗？而且他们怎么可能那么久地忍受尿骚味？我觉得书包里的调查表既沉重又毫无用处。我开始担忧我和威尔逊教授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赞赏我未经他的允许就开展的这场冒险之旅。我还担心，在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之后，他是否会把我调出这个项目。与威尔逊同样身为教授的父亲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他总是会给我一些有关教育的建议。在我的大学生涯里，他会强调听从老师的必要性。在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他告诉我，在研究生院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和指导教授处好关系。

我洗了一个澡，同时想着今天的其他计划。我要读书、写论文，还要洗衣服。但是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我试着睡觉，但是也睡得并不安稳。前一晚的事情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想要打电话给某人。但是打给谁？我跟威尔逊研究小组的任何成员都不熟——而且要是他们发现了我的作为，估计也不会开心。我认识到，如果我真的想要明白在芝加哥“城中城”里那些年轻黑人的复杂生活，就只有一个好的选择：接受J.T.的建议，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又回到了湖泊计划区，去看看能否再次找到J.T.和他的帮派。

在沿着丛林小屋街向北走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害怕。我当然有一点紧张，但是我非常确信，J.T.完全没有把我视为威胁。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尴尬罢了。他和他的帮派会要求我离开，或者会嘲笑我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渴望。

我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这次我带来了六瓶装的啤酒。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在4040号楼前面，站在他们的汽车周围。有些人开始冲着我指指点点。其他几个人正在把网球丢向大楼，以此方式玩着手球。在我靠近的时候，他们全都转过身来看着我。

“你一定是在搞笑！”我听到有人向我说话。然后我看到了J.T.。他正靠在一辆汽车上，笑着摇头。

“啤酒？”我说，丢给他一瓶。“你说过，要是我想了解别人的生活，我就应该跟他们混在一起。”

J.T.没有回答。有几个人质疑地大笑起来，“他是个疯子，我告诉过你！”一个人说。

“那黑鬼想要和我们在一起混！”

“我还是觉得他是个拉丁王者。”

最终，J.T.说话了，“好吧，这位兄弟想要混，”他毫不担心地说，“就让他混吧！”

J.T.咧嘴笑着，打开了他的啤酒。其他人围过来，很快分光了剩下的啤酒。然后，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全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他们既不像在谈什么紧迫的事情，也没有聊任何犯罪的活动。他们大多在聊要给他们的车装什么轮毂。有几个人在应付买毒品的人，把小瓶的毒品递给那些从附近楼里走过来的人，或者是开着跑车过来的人。在远处，有几个看上去会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做周日漫步。少数帮派成员站在4040号楼前面警戒，过了一会儿，一些在车子附近厮混的人换了他们的班。

J.T.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总是使用这些调查表？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你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吗？你为什么不研究你自己的人群？

后来，他特别喜欢提问最后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和J.T.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亲密感，这跟我和好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这一直都很难解释，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立刻就彼此对味儿了，而且关系非比寻常。

在J.T.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努力表现得冷静，但是内心里却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感到好奇而十分受用。我感觉到，我正在跟某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对其知之甚少的人聊天。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们的谈话会通向何方，但是我感到我正在得到一种关于贫困街区生活的非常独特的视点。在学界有大量关于在经济上受剥夺的年轻人的论文，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依赖于有关失业、犯罪，和家庭困顿的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我加入威尔逊的团队，就是希望能够更接近真实。现在这个机会就在我的面前。

J.T.时不时的会走进大楼，去秘密会见某位驾车前来的人。

我玩了一会儿手球，展示了我那来之不易的郊区足球技艺——用我的头颠了几十下网球。有些年长的帮派成员好奇于我的身份和我在大学里的角色，当然还有我回来的原因。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疲惫。我觉得我们都在参与某个欢迎彼此出现的喜剧性娱乐活动。

我说得很少，仅仅问了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其中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汽车的：为什么车的离地间隙要调得这么高，怎么换机油等等。我很快发现，这一策略确实管用。我得知，在那一夜之前，他们并不十分乐意于被人提问。他们可能已经被警察、社会工作者以及偶尔还有记者们提问得太多。所以我只是随便聊聊，试着消磨时光，并且表现得好像以前我一直都在这里一样。

在J.T.从某次大楼之旅返回的时候，每个人都站直了。

他喊道，“好了！他们准备好了，我们走。”他命令一些年轻成员进入一楼大厅，并让其余的人进入他们的汽车。然后，他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看着我。我能看出来，他在想着要对我说什么。我希望他能邀请我一起前往，无论去哪儿。

最终他说，“你手里拿着球呢！留着它吧。我们必须走了。你下周能来这里见我吗？早晨，如何？”

这一提议出乎我的意料。我当然不会拒绝他。J.T.伸出了他的手。我握住它，摇了摇，试图说点俏皮话。“好的，当然可以，”我说，“但是下次要由你来买单。”

他转身奔向他的车。那是一辆闪闪发亮的紫色迈锐宝经典型轿车。它有着金色的轮毂。突然之间，只剩下我自己站在那里了。

第二章　联邦街的最初时光

我开始跟着J.T.打发时日。我们一般先和他帮派中的部分高级成员碰头，然后再去城市南部溜一圈。

尽管我将会花上数年来了解J.T.的生活细节，但在最初几周里，他确实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他在这一街区长大，然后靠一份体育奖学金上了大学，并喜欢上了阅读历史和政治类著作。毕业之后，他在芝加哥城里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谋到了一份工作，销售办公用品和工业纺织品。但是他觉得自己成功的机会有限，因为他是个黑人。在看到不谙销售技艺的白人比他更早升职的时候，他感到气愤难平。还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主流生活，回到了计划区和帮派的生活。

J.T.喜欢在车上聊黑色芝加哥——街区的历史、黑帮，还有地下经济。正如老时光和其他那些经常在华盛顿公园逗留的人，J.T.也有他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他的历史中充满了伟大的黑帮领袖故事以及震撼人心的帮派战争。他带我去他喜欢的那些餐馆。这些餐馆中绝大多数都有着自己鲜活的历史。其中的一个叫做格雷德之家的黑人风味食品店，曾是当选的社区和政治领袖们秘密会晤的地方。而另外一家餐馆则是两个黑帮签订传奇性停战协定的地点。J.T.总是为我们的膳食买单，而出于一个学生的有限预算的缘故，我则总是怀着感激之心，恭敬不如从命。

有一次，J.T.询问我社会学家对于黑帮和内城贫困的观点。我告诉他，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贫困文化”——即，穷困黑人不工作，乃是因为他们并不像其他的族群那样珍视工作，而这一态度会代代相传。

“所以你们想让我为我的工作而自豪，却只肯付给我最低工资？”J.T.反问，“看起来你自己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工作。”在他的语气中，现实成分要多于辩解。事实上，他的反驳与某些社会学家对于“贫困文化”观点的批评不谋而合。

J.T.和我经常共进晚餐。他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处理各类帮派琐事；而我则会阅读一些社会学课程要求的文献。由于不想为他的生意留下切实证据，J.T.通常不会写下太多资料，然而他可以直接记住无数的细节：他那两百成员中每一个人的工资，他们的轮值次序，以及最近供需的注射针头，诸如此类。他偶尔也会出点差错，会喃喃自语地反复计算。他并不会跟我说太多细节，但是有时也会让我做个小测验。

“好了，你看，”有一天，他在早餐的时候说，“假设有两个家伙为我提供大量的毛货。”我已经能够理解，“毛货”的意思是可卡因粉。而J.T.的帮派则要把它加工成为快克可卡因。“其中一人说，如果我出价比以前高两成，他就会从现在开始，每年给我一成的折扣，如果供货减少，他会优先把货出给我，而不是其他黑鬼。另外一个家伙说，如果我从他那里以常价进入一年的货，他就会给我一成的折扣。你会怎么做？”

“这完全要看你觉得在下一年中，供货是否会受到影响，对吧？”我说。

“是的，所以……？”

“呃，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市场的运作情况，所以我不确定该怎么做。”

“不对，那与你如何思考无关。你必须要确保赢得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无论是供货，还是任何其他事情。那个告诉你将要供货一年的黑鬼在撒谎。他可能进监狱或者死掉。所以，你现在就得要折扣。”

尽管这样的对话精彩十足，但是我很少在J.T.面前做笔记，因为我不想让他在说话的时候小心谨慎。所以我会在回家之后，再写下我能够回忆起的一切。

我们经常一周见面数次，但这完全取决于他。他会打电话给我，以安排我们的会见。这一通知甚至会仅仅提前几分钟。J.T.不喜欢讲电话。他用柔和的语调告诉我见面的地点与时间，然后就会挂线。有的时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我有课而无法前往——那我就只管逃课去见他。一个黑帮老大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他出去厮混，这确实有点令人惊心动魄。我曾经几次想要告诉教授们我不时翘课的真正原因，但是我都忍住了。

我偶尔会暗示J.T.，我十分渴望更加深入地了解帮派生活。但是我当时对他太过恭顺，不敢提出任何正式的要求。他也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每一次把我送到我楼下的时候，他都会紧紧注视着窗外。我不知道该说“再见”呢，还是“希望再次看到你”，或者是“有空给我打电话”。

在跟他混了大概8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J.T.说他要去看看另外一个房管发展区——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我听说过罗伯特·泰勒：每个人都听过。它是美国最大的公租房计划区，比湖泊公园计划区要大将近十倍：在一条两公里长的狭窄地带中，排列着28栋土褐色的高层建筑。这一区域与芝大只有数公里之遥。由于它沿着芝加哥主干道之一的丹·瑞安高速路分布，所以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会不时路过罗伯特·泰勒。

“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J.T.说，“但是我可不想你张嘴说话。你能做到吗？”

“我张嘴说过话吗？”我问。

“没有，但是你经常会有点小兴奋，尤其是在喝了咖啡之后。今天你要是开口，那就没得说——我们就此结束。如何？”

我以前只有一次听过J.T.如此坚决——就是我们在湖泊计划区4040号大楼的楼梯间里首次遇到的那个晚上。我很快吃完自己的早餐，然后我们跳进了他的迈锐宝。临近中午的天空有点多云。J.T.很安静，只是不时让我看看有没有警车跟在后面。他以前从来没这么要求过我。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做什么：追随一个重大贩毒黑帮的老大。

但是我仍然不觉得，这位坐在我旁边的人是个罪犯。亲眼目睹暴徒的生活，这简直太紧张刺激了。在我成长的宁静郊区里，人们甚至不会当街洗车。在我面前，一出电影正在上演。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让我在现场忽略了相关的道德问题。在社会学最初成为一种正统的学术领域时，芝大当时创立这一学科的学者们，也曾冒险深入这座城市的黑暗角落。对于流浪汉、非法商贩和社会精英的实地研究曾让他们名声大振。他们曾经进入过妓院、地下酒吧，以及政客们玩弄权术的隐秘后屋。当时，我正在阅读这些学者们的著作。所以，即使我正在跟着毒品贩子和盗贼厮混，在内心之中，我也自认是一个好的社会学家。

通往罗伯特·泰勒之家的街道上停着成排老旧破损的轿车。在一所学校的路口，一名保安靠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她刚刚完成了早晨的工作，那表情就好像刚经历过一场战争。在我们驶过的时候，她特意冲J.T.挥了挥手。我们在一栋高楼前停下，里面一楼大厅里聚集了一伙年轻人，当看到J.T.汽车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向其立正致意。与即将遭到废弃的湖泊计划区不同，罗伯特·泰勒充满了生活的喧嚣。现场回响着从立体声音响中爆发出来的说唱音乐。人们四处站着，抽着烟卷或是——从气味来看——大麻。不时有父母和儿童穿过松散的人群。

J.T.泊下他的迈锐宝，阔步走向大楼，姿态就好像一个爱惹是非的牛仔大摇大摆地走进一间酒吧。他在距离入口不远处停下，四处察看，等着人们前来向他致意。在所有年轻人都向他涌来的时候，J.T.亲切地张开了他的双臂。他说了几句话，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黑话。每个人都熟悉那些符号，除了我。

“你什么时候会来看我，宝贝儿？”一名女人叫了起来；然后是另外一个：“你会带我兜风吗，甜心？”J.T.笑着向她们挥手致意，在路过的时候，嬉笑着去弹她们小孩的头。两位老年妇女，穿着写有“租户巡逻”的明亮蓝色夹克，过来拥抱了J.T.，问他为什么不常过来。很明显，J.T.在这一区域非常有名，尽管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时，有人进入了大厅。他身材肥大，跟J.T.的年纪相仿，呼吸沉重。他的名字叫做克里。简直好像是在嘲讽我那老旧的偏见一样，他长得跟电视剧《出事了！》[6]里的雷润一模一样。他和J.T.握了手，然后J.T.让我跟着他们。

“你妈妈的房子还是我那儿？”克里问。

“妈妈会烦我的，”J.T.说，“去你那儿吧。”

我跟着他们上了几层楼梯，走进了一套公寓。公寓里边摆着沙发和几张躺椅，对面则是一台大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基督教的活动。在墙上挂着家族的照片，还有一副耶稣基督的画像。地上则散布着玩具，厨房的橱柜上堆满了谷类食物和饼干的盒子。我能够闻出炉上有鸡肉和米饭。在一个褐色的玻璃桌上放着线团和织针。这一家居场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曾读过太多关于罗伯特·泰勒的贫穷与危险的描写：孩子们如何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四处乱跑，而毒品则占领了这一社区。

J.T.打了个手势，让我坐在沙发上，然后他和克里坐下谈话。J.T.没有介绍我，在这之前，我也一直都被完全忽略了。他们语速很快，说的都是帮派黑话。我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也尽量找出了一些关键词：“税”“货物”“月供”“眼镜蛇”“王者们”“警察”“房管局保安”。他们说得又快又认真。不久之后，他们开始以某种谈判的方式互相抛出一些数字。在这期间，一名年轻人几次来到纱门前并打断他们，喊着“5-oh在联邦”或“5-oh在26”。J.T.后来解释说，那是他们用以交流警察正在何处的方式：“5-oh”意指警察，“26”是罗伯特·泰勒一栋楼的号码，“联邦”是在这一计划区侧面的一条繁忙马路。当时是1989年，还没有手机，所以帮派成员必须人工传递此类信息。

我突然感到内急，想要去洗手间，但是却不敢向他们要求使用公寓里的这一间。在挪动了一会儿之后，我决定站起来走一走。我正要起身，J.T.和克里就用眼睛阻止了我。我又坐了回去。

他们的会谈持续了至少两个小时。“就这样了，”J.T.最后说，“我饿了。我们明天再说。”

克里笑了，“你回来真好，”他说，“你走之后，可不同了。”

然后J.T.看了我一眼，“哦，该死，”他对克里说，“我忘记他了。这是素德。他是个条子。”

两人开始大笑。“去吧，你可以撒尿了，”J.T.说。他们笑得更加肆意。我发现，作为接触的交换条件，我被J.T.当作了开心果。

在开回海德公园的时候，J.T.告诉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他解释说，他在那栋我们刚去过的罗伯特·泰勒大楼里长大。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一直外出到湖泊公园计划区工作，这是因为黑暗之王帮派里城市一级的老大们想要增加那里的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湖泊计划区即将被拆毁，J.T.要回到罗伯特·泰勒，就得把他自己的黑暗之王帮派与当地由克里管理的黑暗之王帮派合并。这一合并的命令来自于帮派中更高的级别。当初，在J.T.被派出去负责湖泊公园区的时候，克里被指派为临时的老大。很明显，克里并非一位非常优秀的管理人，而这让帮派大佬们把J.T.派回来的决定变得简单。

J.T.告诉我，罗伯特·泰勒区和州街上的其他计划区都是“容易钱”。这部分是因为有数以千计的消费者居住在附近，同时也由于“那些开车来买货的白人”。他们来自港桥，艾莫尔广场，以及其他位于丹·瑞安高速路远端的白人街区。他们主要购买快克可卡因，不过也会买海洛因和大麻。J.T.说，他打算在新的任职中，赚取他目前收入的“上百倍”，并给仍然住在罗伯特·泰勒的妈妈购买一栋别墅。他还说他想要给他的女朋友和孩子们买一套公寓。事实上，他提过好几个这样的女朋友，显然每一个都需要一套公寓。

在湖泊计划区，J.T.的收入从曾经每年三万美元的最高点一直跌落。但是他告诉我，他现在要在罗伯特·泰勒每年赚上七万五；如果生意稳定的话，甚至可以到十万块。这将让他几乎可以比肩帮派中的某些上级。

他提到了这个帮派中的等级制度，以及他在其中的升迁努力。在他之上，有几十位黑暗之王的大佬。他们遍布芝加哥，通过管理类似于J.T.的帮派而赚钱。这些人被称为“上尉”或“船长”。在他们之上，是另外一个层级的黑帮成员，被称为“董事会”。这一街头帮派的组织结构，高度类似于美国其他行业的结构。在此之前，我对这一类似程度毫无概念。

J.T.坦白承认，如果在黑暗之王王朝中升迁得足够高，还活得足够长，那你就能赚到惊人数目的钱。在他聊着他的升迁时，我心里一阵阵感到紧张。自从遇到他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我的毕业论文或许可以讨论他的帮派及其毒品交易。除了他自己的帮派以外，我还跟他聊过黑暗之王在这座城市中所有其他的派别——他们如何合作，或是彼此为地盘争斗，快克可卡因经济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城市街头黑帮的性质。尽管有大量关于黑帮的社会科学作品，却很少有研究者曾经写过黑帮真正的交易，至于亲自接触过黑帮领导阶层的人，就更为罕见了。在他将车停在我的楼前时，我意识到我还从未正式向J.T.要求过进入他的生活与工作。现在似乎是趁热打铁、开口说话的时候了。

“那你什么时候搬回罗伯特·泰勒呢？”我问。

“不确定。”他心不在焉地说，一边看着在我公寓附近加油站旁边的行乞者。

“好吧，我相信你将会很忙——我是说，比你以前更忙。所以听着，我想要谢谢你——”

“黑鬼，你要收手了？”J.T.开始笑。

“不！我只是想要——”

“听着，哥们，我知道你必须要写篇学期论文——你要写什么？有关我的，对吧？”他哈哈地笑着，叼上了一只雪茄。

J.T.似乎渴望被关注。而我对于他，好像并不只是娱乐：我是可以认真对待他的人。是否要将我的研究建立于某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我还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弊端。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见面交谈的前景让我有些飘飘然了。“没错，”我说，“‘约翰·亨利·陶伦斯[7]的生平和时代’。你意下如何？”

“不错，不错，”他停了一下，“好吧，滚出去，走吧。”

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伸出了手。我握住它，摇了摇，并向他点点头。

我向北前往湖泊区的短途步行，现在就要换成一个更长的旅程了。我通常乘公交车往返于罗伯特·泰勒之家。但是，由于迁居的缘故，J.T.说他必须要隐匿几个星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一下房屋管理计划，尤其是罗伯特·泰勒之家。

我了解到，芝加哥房屋管理部门在1958至1962年之间建造了这一住建区，并以该部门首位非裔美国人主席的名字命名。它的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有4400套公寓，居住了大约3万人。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移民大潮中，南部的贫穷黑人有许多都来到了芝加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容纳他们的迫切需要。

在最初，这一计划区被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但是它很快就陷于困境。芝加哥的政客们将这一计划区四四方方地安置在了本就拥挤不堪的黑人区，以便为城里的白人社区节省空间——黑人行动主义者们对此愤怒不已。城市设计者抱怨说，28栋建筑只占据了这三千八百多亩土地的百分之七，却留下了一大片狭长的开阔地，以便将这一计划区与那些空间宽裕的社区隔离开来。建筑师们则声称，即使遵照了著名的法国城市规划原则，这些建筑也令人厌恶，而且实际上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

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执法部门认为罗伯特·泰勒过于危险，不适合巡逻。警方宣称，他们不愿意为街区提供保护，除非租户们能够遏制他们的犯罪行为——并且在警察出现的时候，不再投掷瓶子或朝窗外开枪。

在罗伯特·泰勒还没有那么破落的时候，报纸的头条就已经冠之以各种称号了：“刚果希尔顿”、“地穴”，以及“没有父亲的世界”。到了1970年代末期，情况就更加糟糕。此地许多拥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利用了民权运动的成果，搬进了芝加哥先前就已经被隔离开的区域里，而留下来的人们则毫无例外，一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令人震惊的是，罗伯特·泰勒居然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报告说，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社会福利：现金、食品券，以及医疗补助。到了1990年代，这一百分比也没有降低。当时，在这个区里只有两家社会服务中心，为将近两万名儿童提供服务。而建筑物已经开始破落，由此引发的电梯事故至少曾导致六人死亡。

在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也即八十年代末期，罗伯特·泰勒已经在习惯上被认作是芝加哥的“黑帮与毒品问题”的中心了。这是城市里的媒体、警察以及学术研究者们一直都在使用的词语。街头帮派——如黑暗之王——控制着城中这片最贫穷地区中的大部分。他们赚钱的手段不止是毒品交易，还包括敲诈勒索、赌博、卖淫、出售赃物，以及无数其他的法子。这是非法的资本主义，高速运转着，为各种帮派的大佬们网罗到少量的财富。在报刊的报道中，黑帮老大们常常坐拥数百万的财产。这可能一直都是夸大之词，不过确实也曾经有警察在搜捕帮派老大住宅时，当场起获过几十万的现金。

然而对于这一社区里的其他人，毒品与公共暴力这类非法经济的代价却并不那么诱人。这一威胁，再加上政府数十年的忽视，就在罗伯特·泰勒之家带来了成千上万生计艰难的家庭。这是一个“底层”城市街区的缩影：穷人生活艰辛，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不过，奇怪的是，关于美国“城中城”的报道极少，而对于帮派如何管理此类无计划蔓生的事业，或者诸如罗伯特·泰勒之类的街区如何与这些非法资本家打交道的报道，就更少了。我有幸遇到了J.T.这位愿意让我跟着他的内部人。我觉得我好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边缘，有可能真的会改变公众对它的理解，如果不仅是学界的话。

我想要引起威尔逊对J.T.的注意，但是不知该如何做。我一直在参与威尔逊的某些项目，但是这些都是大型的、基于调查的研究，要同时对数千人做社会调查。威尔逊的研究团队里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十几个泡在电脑上的研究生。他们努力要发现调查数据背后的范式，以求找出贫穷的原因。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有谁曾走出门去与人交谈过——遑论与黑人区的帮派成员交谈了。尽管我知道，进入J.T.的生活也是社会学的工作，而且是跟社会学自身一样古老的工作，但我还是觉得我的行为离经叛道、荒诞离奇。

所以，当我与J.T.外出时，我极少告诉威尔逊和其他人我这一田野工作的细节。我想我最终还是要做一个关于J.T.的具体题目。我决定等到想法成熟之后，再去跟威尔逊讨论。

在会见克里几周以后，J.T.终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电召我到罗伯特·泰勒。他已经搬进了他妈妈的房子，一套位于大楼北部的四卧室公寓。J.T.通常会待在不同的街区，住在他为各个女友所租下的各个公寓里的某一处。但是现在，他要全天待在罗伯特·泰勒，以便让他的帮派稳固移植进这一新地盘。他让我从海德公园乘车到55号大街，再转到州街。他派的几个帮派成员会在那里的车站接我。我自己在那里步行不安全。

J.T.的三个马仔在一辆锈迹斑斑的雪佛兰随想曲里等我。他们年轻而又冷酷，对我一言不发。作为帮派的低级成员，他们要花大量时间为J.T.跑腿。有一次，J.T.喝得有点多，并且因为我正在写作他的生平而兴奋起来，就建议派一个他的帮派成员作为我的私人司机。我拒绝了。

我们开上了州街，驶过了一长片罗伯特·泰勒的高楼，并且停在了楼群中间的一个小公园里。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阳光明媚，清爽的湖风掠过。芝加哥人都知道，一旦酷热的夏季来临，这种天气就会远去。大约有50个年龄各异的人正在烧烤露餐。在露餐桌上系着五彩缤纷的气球，上面印着：生日快乐，克拉。J.T.坐在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绕着家庭成员，还有许多小孩子，都在玩耍、吃东西，做出各种快乐的喧闹声。

“看看谁来了！”J.T.喊了起来，“教授，欢迎回来！”

他的手上沾满了烤肉酱，所以他只是点点头，然后把我介绍给桌上的每一个人。我跟他的女朋友问好。我知道她叫咪西，他们的儿子叫贾马尔。

“这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那个年轻人？”一位老妇人说着，把她的胳膊搭到了我肩上。

“是的，妈妈，”J.T.在吃肉的间隙说，他的声音就像一个小男孩那么温顺。

“好吧，教授先生，我是J.T.的妈妈。”

“人们叫他梅女士，”J.T.说。

“没错，”她说，“你也可以这么叫我。”她带我到了另外一张桌子，为我拿了一大盘食物。我告诉她我不吃肉，所以她就为我盛满了意大利面、三明治和芝士，还有玉米饼。

我们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孩子们一直在玩耍。我则大多在跟J.T.的妈妈聊天，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她理解我的兴趣所在，所以就开始聊起在一个公租房养家糊口的艰难。她指着野餐会上不同的人，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过生日的女孩克拉，只有一岁，她的父母都因为贩卖毒品而入狱。她家所在大楼里的成人们决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这意味着要把她藏起来，躲过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因为后者会把她送进看护院。各个家庭轮流照看克拉，只要听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探寻的风声，他们就会把她转移到另外一家。梅女士说起十几岁的女孩不应该过早生育，说起在暴力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孩子们的悲剧、教育的价值，以及她坚持要J.T.上大学。

J.T.过来跟我说，在下午晚些时候，黑暗之王会举办一个大型派对。他的帮派赢得了南区篮球联赛，大家要去庆祝一下。他带着我走向他的大楼。我再次问题满腹：他妈妈怎么看待他所选择的生活？她对此了解多少？罗伯特·泰勒的一般居民如何看待他的帮派？

不过我最终只问了一个温顺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要参加晚上的派对？你说的可是帮派比赛。”

“看，在这个地方，每一栋楼都有一个组织，”他说。

“组织。”我知道，这是帮派成员偶尔用来指称帮派的一个词；其他的词还包括“派”以及“家族”。

“我们不只是互相打斗。我们有篮球联赛，棒球联赛，扑克比赛。有时候只是组织里的人在玩，但有时候我们会在楼里找到最佳人选——比如说，我们有时会叫上丹瑞尔，他曾给威斯康星打过球，但是他不在组织里。所以这是一栋楼的事情。”

“所以在你楼里的人们实际上支持你？”我想要知道非帮派成员是如何看待黑暗之王的。

“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搞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恨我们。你只需要明白，这是一件社区的事儿。”

他没有开玩笑。派对在三座楼环绕的一个庭院里举行，有几百个人来吃东西、喝啤酒，并且投身到DJ播放的音乐中。他们都向J.T.致意，祝贺他赢得了这次联赛。

J.T.解释说，失败帮派的老大们前来拜访是一种礼节。“那些会向我们开枪的家伙们不会靠近，”他说，“但是有时候，还有其他一些与你没有冲突，而只有竞争关系的组织。”他告诉我，许多帮派的高层都愿意和平互动，因为他们经常要一起做生意——而十几岁的孩子们或“下属们”则不同，他说，“他们大多只会在高中校园或者在集会上，彼此打得屁滚尿流”。

J.T.并没有把我介绍给太多来访的人，而我也不喜欢被认出来。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直到被啤酒灌得昏昏欲睡。到了傍晚，派对结束了。J.T.让一个他的“下属”开车把我送回家。

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设法说服J.T.，我不需要他的保镖在车站等我。如果天气允许，我甚至会步行前往，以便趁机观察一下环绕着罗伯特·泰勒的那些街区。那都是些穷人区，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危险，即便是在毁坏的房屋和废弃的空地之中。

我总是会在靠近罗伯特·泰勒的时候感到紧张，尤其是如果J.T.不在那里等着我。但是到目前为止，驻守在前沿的帮派成员都认识我了。所以他们不会搜查我——他们经常这么对待陌生人，甚至连救护车司机与维修工都不例外，而是会让我直接上到十楼，前往梅女士的公寓。她会给我一盘吃的，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

我意识到，梅女士一定会在我等待J.T.的时候招待我。我当时还认为，她无法养活另外一张嘴，所以我就试图为我的食物而给她一点钱。“年轻人，再不许这么做了，”她叱责着把钱推还给我，并且说，“我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吧！我们或许贫穷，但是如果你来到这里，那么就不要可怜我们，也不要宽恕我们，还有，不要用比对待你自己更低的标准来对待我们！”

年近六十的梅女士体格魁伟，只要不去教堂，她就总是会系着围裙。她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忙着家务。今天的围裙是绚丽的黄色和粉色，上面印着“梅女士”和“上帝保佑”的字样。她戴着厚厚的眼镜，脸上的表情热烈而又动人。她说，“你知道吗？我是背着衣服来到这里的。我来自阿肯色州。妈妈说那里不会有我的生活。她说，‘去芝加哥找你的姑妈吧！找一个男人和一份工作，不要回来。’我就再没回去。我在芝加哥生了六个孩子。从不回头。”

她说话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努力跟上她所讲的故事，也努力吃掉她不断堆到我盘子上的食物。

“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你明白？不是计划区——我恨那个词。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我们时常需要帮助，但是谁不需要？每个在这栋楼里的人都会尽量帮忙。我们分享食物，就像我对你做的一样。我儿子说你正在写作他的生平故事——那你可得写一下这个社区，写一下我们是如何互助的。当我去你家的时候，你也要跟我共享一切。要是我饿了，你就要为我做饭。但是当你在这里，你就是在我的家，在我的社区，我们就要照顾你。”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她的热情和她对社区的看法当然挑战了我以往关于罗伯特·泰勒的阅读经验。梅女士跟我说话，就好像是在教一个儿童生活，而不是给那些科学问题一个学术性的回答。事实上，我与这个家庭共度的时光越来越不像研究。人们对我一无所知，却仍然愿意把我带进他们的世界，毫无保留地与我交谈，并且递给我原本是留给他们自己孩子的食物。

在芝大，没有人教我怎么去处理与研究对象之间如此强烈的情感关联。在我所读到的民族志研究中，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关于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建立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指导。这些著作会讨论提出某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或者是在访谈中如何做出回应，但是很少涉及如何处理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我在后来遇到了人类学家琼·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她教给了我亲自与资料来源接触的收益与危险，但那已经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此外，我也对梅女士所描述的“社区”毫不熟悉。在我所成长的郊区中，我叫不出几个邻居的名字，我们也从不互相借东西，更不会策划共同的活动。我突然想象着梅女士在某天前来我的公寓拜访，吃着无味的意大利面和蒸蔬菜的画面——我只能为她烹饪这类食物。

我们一直在聊。我得知梅女士是南方一户小佃农的女儿，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的保姆和家政服务，并且在她的丈夫、J.T.的父亲死于心脏病之后，被迫搬进了公租房。她丈夫曾是一位性格安静而又温柔的男人，供职于市里的交通部。她说，搬进罗伯特·泰勒是她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所做的最后努力。

J.T.终于走进了公寓。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这就是你到这里所做的全部吗？”他说，“我现在觉得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吃！”

他妈妈告诉他闭嘴，让他再去拿些甜土豆饼给我。

“拜托，教授先生，吃完你的东西，”J.T.说，“我要巡检这栋楼了。”

现在，J.T.已经在三栋楼里牢牢建立了他的统治，一栋在州街，两栋在联邦街。他喜欢每周至少去各栋楼里巡视一次。“尽管有芝加哥房管局，有房东，但是我们还得要确保人们听话，”他在我们步行的时候解释说，“我们不能让黑鬼们胡作非为，不能让他们把这地方搞得一团糟。这会招来警察的，而且顾客也就不会再来了，那我们就无钱可赚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进入了他的一栋大楼，联邦街2315号。他点了几个他的马仔，告诉他们跟着我们。时值八月，酷暑导致大厅里的混凝土墙都渗出了水珠：它们摸上去凉爽，但是湿漉漉的，跟这儿的人差不多。

“我总是从楼梯间开始。”J.T.说。每栋楼有三个楼梯间，两边各一个，中间的电梯旁一个。“而且我也会带着我的人，以防万一。”他眨眨眼，好像我应该懂得“以防万一”的意思。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没有说话。这些马仔都是高中生年龄的孩子，戴着闪闪发光的廉价项链，穿着宽大的运动服，安静地走在我们后面大约一两米处。

我们开始爬楼。不过是平日里的上午11点，但是楼梯和楼梯平台上已经人满为患。人们都在喝酒、抽烟、厮混。楼梯间的光线很暗，而且不通风，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地面上有小水坑，我并不想知道它的来源。楼梯台阶很危险，许多金属阶梯变松了，要么就是消失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每一个我们路过的人似乎都认识J.T.，而他也跟每一个人说话，或点头。

在5楼，我们遇到了三个老人，正在聊天说笑。

J.T.看了看他们，“你们都是11楼的，是吗？”他问。

“不，”一个人说，没有抬头，“我们搬到了1206。”

“1206，哈？谁说你可以那么做了？”没有人回答。“如果你住在1206，那你就需要付清账单，因为你原本住在1102的，对吧？”

这些人默默收起了他们的啤酒罐，低着头，接受叱责。

J.T.招呼他的一个马仔，“格雷普，把这些黑鬼带到排骨佬那里去。”我知道排骨佬是J.T.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帮派的高级官员。

我们重新开始攀爬的时候，我问J.T.，刚才发生了什么。

“擅居者，”他说，“你看，许多住在这里的人并没有租约。他们只是在楼梯里厮混，因为外面太冷了，或者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可能正在躲避警方，要么就是欠了某人的钱。我们为他们提供保护。有时候他们会失去控制，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很安静。无论如何，他们只想在这里求个安身之所。”

“帮派保护这些擅居者？”

“是的，如果他们在这里待着，没人会理会他们。我会确保这一点。但是我们无法收容两百万的黑鬼，所以我们要讲规矩。他们要付给我们钱。”

在我们继续攀爬的时候，偶尔会路过某位穿着蓝色租户巡逻夹克的老太太。J.T.说，在每栋楼里，大约会有十几位这样的女人。“她们确保老人们的安全，有时候我们会帮助她们。”大约在13楼附近，J.T.看到了一位租户巡逻妇女正在弯腰看一个男子，而后者正在地上蠕动。J.T.停下了。

“早上好，艾斯里女士。”J.T.说。那个男子似乎刚刚苏醒。我闻到了呕吐物的味道，而他也好像处于痛苦之中。他正好躺在垃圾焚烧室门口，而垃圾的味道十分难闻。

“他病倒了，”艾斯里女士告诉J.T.，“他说有人卖给他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嗯，”J.T.不以为然地说，“出了坏事，他们都这么说。总是怪罪我们。”

“你能让一个你的男孩把他送到诊所吗？”

“狗屁，他今晚就会跑回来，”J.T.说，“再干同样的事。”

“是啊，宝贝儿，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待在这儿。”

J.T.冲着一个剩下来的马仔，一直跟着我们的巴里挥挥手，说，“找几个黑鬼来，把这个家伙送到55号。”巴里开始按照他的命令行动。“55号”指的是罗伯特·泰勒诊所，位于55号大街。

“好了，艾斯里女士，”J.T.说，“不过要是我明天再看到这个黑鬼在这里，放着同样的狗屁，格雷普就会揍他一顿。”J.T.笑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她说，“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她和J.T.简短谈了一会儿。我看到他抽出一些钞票，并且递给了她。艾斯里女士笑着向我走回来，并走下了楼梯。“谢谢你，甜心，”他向J.T.说，“孩子们会非常高兴的！”

我跟着J.T.出来到了“画廊”，这是沿着计划区的建筑外部的一条空中走廊。尽管你要从画廊进入公寓，但它真的是一条户外的走廊，暴露在外部环境中，有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链状栅栏。我听说，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很像某座监狱的画廊，一种用以约束同房囚犯的金属围栏。J.T.和我依靠在围栏上，向外看着整个南区，以及在那之外的密歇根湖。

没等我提问，J.T.就谈起了刚才的场景。“瘾君子，有时候他们会把各种东西混在一起——快克、海洛因、酒精、药品，第二天早晨他们就会神志不清了。租户巡逻的人会发现他们，并且帮手。”

“为什么你不只是叫辆救护车呢？”我问。

J.T.充满疑问地看着我：“你在开玩笑吧？那些家伙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打电话而来到这里的，即使来也要花上一个钟头。”

“所以你们要把他们弄到医院？”

“我不愿意让我的弟兄们为他们做这个，但有时候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不过那是格雷普的决定。他是负责楼梯间的人。这要看他——通常是这样。不过这次我是在帮艾斯里女士的忙。”

J.T.解释说，楼梯间是这栋楼里的一处公共空间，是帮派允许擅居者聚集的地方。这些区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瘾君子和流浪汉的厮混区。J.T.的马仔们轮班值守，负责确保不发生斗殴事件。“那不是件好活儿，”J.T.笑着告诉我，“但那是他们学会如何跟黑鬼们打交道，如何强硬对付他们的方法。”

帮派并不会向这栋楼里的擅居者收取过高的费用，而J.T.会让马仔们留下这种擅自留宿费中的绝大部分。这是马仔们仅有的几种收入之一。他们是帮派等级中的最低阶层，甚至没有资格出售毒品。J.T.认为，允许他的马仔们监管楼梯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这可以让他考察帮派中的低级成员，看谁有晋升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格雷普来处理此类情况。“格雷普可以把那个人送到诊所，也可以把他丢在楼外，不管他的生死，”J.T.说，“这由他决定。我尽量不干涉，除非他搞砸了，把条子招来，或者把艾斯里女士惹怒了。”

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初次碰到J.T.的马仔，并被扣留在楼梯间一整夜的那个晚上，他所做的事情。他希望看一下他们如何处理这个陌生人。他们保持平静了没有？他们问了正确的问题了吗？他们是否失去控制，做了一些吸引房客和警察注意力的事情？

“那么艾斯里女士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你是说我为什么给她钱？”J.T.说，“你想知道那个，是吗？”

我点头，同时有点尴尬：他可以看穿我拐弯抹角的提问。

“租户巡逻要为孩子们组织一个放学后的派对，他们要买些学校用品。所以我给了他们一点钱。这可以让他们不再缠着我们。”

这是J.T.首次提到要和那些可能不喜欢其帮派行径的租户打交道。我问他，艾斯里为什么会不喜欢他的帮派？

“我不认为她不喜欢我们，”他说，“她只是想要知道，孩子们是否可以四下走动，会不会受到伤害。她想为女人们讨个安全。在这些瘾君子中，有很多都想要做爱，他们还殴打女人。这里在夜间会变得很野蛮。所以我们会尽量平息事态，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帮助他们，你知道的，保证和平。”

“所以只要你帮助她处理那些招惹麻烦的人，她就随便你做什么？这是一种交换关系吗？就没有什么能惹怒她的事情？”

“我们只是保证和平，就是这样。”他喃喃自语，走开了。

J.T.有时候会这样言语含混。我把这当成是停止提问的信号。有时候，他会对他的生活和生意相当坦白；有时候他会拐弯抹角，给出些推托的回答。我必须要适应它。

我们继续攀爬，一直到达了顶层，16楼。我跟着J.T.穿过走廊，径直来到一间没有门的公寓。J.T.告诉我们的护卫站在外面警戒。那个年轻人服从地点点头。

我跟着J.T.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刺鼻的呕吐物、尿和烧过的可卡因的味道。屋里太暗，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地上散放着几张床垫。有些上面有人、成堆的脏衣服和方便食品的包装袋。墙上的洞里塞满了破旧衣服，用来挡住老鼠。

“素德，过来这里！”J.T.喊道。我沿着一道从公寓内部射出来的微弱光线走过去。“看到了吗？”他指着一排破旧的冰箱说。“这是擅居者保存食物的地方。”每一台冰箱上都缠绕着粗重的锁链和挂锁。

“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冰箱？”我问。

“从房管局！”J.T.笑着说，“芝加哥房管局的管理人员不会把这些冰箱拿回去修，而是低价卖给擅居者。人人有份。有关计划区，你要明白这一点。”

J.T.解释说，这套公寓是一间“常规的”擅居点。也就是说，睡在这里的人们付给帮派租金，并被允许在这里保存食物和衣服。有十个人住在这间公寓。一个名为一百块的擅居者是他们的头儿。他待在这个社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的职责是审查那些想要占个位置的擅居者，帮助他们寻找食物和庇护所，并且确保他们遵守J.T.的所有规则。“我们让他负责内部事务，”J.T.说，“只要他能付给我们钱，并且听我们的话就行。”

“在这栋建筑里还有些不那么安稳的居留点，”J.T.接着说，“我们有很多公寓，基本只供给妓女和瘾君子。他们在那里过瘾，待上几夜，然后就会走人。他们早晚都会招惹麻烦。他们会招来条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苛刻点。”

走出居留点，我坐在了画廊的地板上，终于能呼吸口新鲜空气了。所有这些新信息让我不堪重负。我告诉J.T.，我需要休息一下。他笑了，似乎表示理解，并告诉我他要自己去巡视另外两栋楼。我担心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就又表示要一同前往。他看穿了我的想法，说：“不用担心，教授先生。我每周都做这个的。”

“好吧，你是对的，”我说，“我太累了。我会在你家里和你会合的。我必须要做一下笔记。”

甫认识到我刚刚说了什么，我的心立刻沉了下去。我从没告诉过J.T.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对话作笔记；我总是会等到我们分开之后，再写下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担心他会想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和讨论的所有事情，包括所有那些非法的活动，并且会阻止我。

但是他连眼睛都没眨。

“小子，把素德带回妈妈那里，”他告诉那位一直站在居留点外警戒的年轻人，“我会在一个小时内到那里。”

我默默地走下16层楼梯，去了梅女士的楼。罗伯特·泰勒的电梯系统最好的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所以只有老人和带着小孩的母亲有耐心等待。那位马仔一路陪着我到了梅女士的家门，但是我们没有讲话。马仔们从不跟我说话。我由此认为，他们或许曾被告知要对我闭嘴，所以我也倾向于对他们不发一言。

我紧张地坐在梅女士的公寓客厅里，在一张桌子上写下我的笔记。不久之后，只要我需要休息，或想要写下点田野日志，我就会去这套公寓。J.T.的家庭慢慢习惯了我独自安静地坐在那里。在J.T.忙碌的时候，我甚至会在沙发上打盹儿。

这间公寓有的时候很安静，有的时候则会很热闹。当时，J.T.的表姐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J.T.的一个姐姐都住在那里。但是居住的流动性很大。正如计划区许多其他比较稳定的家庭一样，梅女士的公寓还是穷困朋友和有需要的亲戚的暂居处之一。他们可能会待上一个夜晚，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有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亲戚，只是一些需要栖身之所的“浪荡子”。J.T.的亲戚几乎不可能是流浪汉。我得知，他的几个叔叔都是帮派里的高层。但是我对他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都不甚清楚。我经常听他说起“我妹妹”，或“我一个在西边的弟弟”，但是我分不清这些人是跟他有血缘关系，还是只是这个家庭的朋友。

而且他们都似乎愿意让我在梅女士的家里待着。他们也都知道J.T.并不想让我独自在这个街区里晃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梅女士会安静地给我一盘食物，而她收音机则会一直播放着基督教频道。这个家庭里没有人，包括J.T.本人，曾要求看我的笔记——尽管有一次，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并且开玩笑说，我是否把他写得“英俊”。他喜爱我要写作他生平的想法。但是一般说来，每个人都会尊重我的隐私，对我的工作不加干涉。

后来，梅女士甚至在这公寓中为我清出一块地方，用来存放我的衣服和书籍。在作笔记的间歇，我常常会和梅女士以及其他在家里的人谈话。他们似乎都对回答细节问题比较犹豫——我已经观察到，租户们是如何躲过记者和社工们的访问的，但是他们非常愿意解释在其生活和社区中的基本方面。就像老时光和他在华盛顿公园的朋友们一样，他们无拘无束地讲自己的家族史、芝加哥的政治、芝加哥房管局和其他城市机构的举动。只要我不是特别追根问底——比如，询问他们的收入或者有谁非法住在这栋楼里，他们就会对我不停地唠叨。重要的是，我发现不必隐藏自己的无知——这并不难，因为我对美国城区的政治和种族问题相当幼稚。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幼稚，实际上却好像讨得了他们的喜爱。

在我与J.T.和他楼里其他人的简短接触中，已经见识到，在他们的丰富思想与我所读过的社会学研究中对他们的诋毁性刻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为之而感到沮丧。在学界，他们会普遍被描述为倒霉的愚民、毫无洞察力或者远见之徒。梅女士的热情好客，租户们自发而乐意对我的教导，不仅出乎我的意料，而且还让我不胜感激。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回馈他们的慷慨大度。我自欺欺人的想，如果我能够做出优秀而客观的学术研究，那或许就可以导致社会政策的改进，并有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也想要设法更为直接地回报他们，但是由于当时还在靠学生贷款度日，所以我几乎无法可想。

一旦发现我非常喜欢陪着他巡视这些建筑，J.T.就开始定期带着我。但是他经常要处理其他事务——某些他没有邀请我观察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仍不愿意放任我在那些楼中自由行动，所以我经常只能在梅女士的家里待着。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孩，总是需要一个保姆，但是我不能抱怨所得到的这个通道。它已经让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我以往所有的见闻都彻底不同。

梅女士把我介绍给了许多来访的人。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个学生——当然是个有点古怪的学生。有的时候，他们会玩笑地称呼我为“教授先生”。这是他们从J.T.那里听来的称呼。J.T.的几个叔叔和堂兄弟们也都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也都对我热情而友好。他们看起来都很亲密，彼此分享食物，有事会互相帮助，也会在炎热的夏天一起去画廊消磨时光。

画廊里的生活非常热闹。在傍晚，各家各户经常会在那里支起烤肉架，从家中拖来椅子或牛奶箱坐着。如果我不是一名素食者，我可能会更快地结识许多朋友。

在我走过的时候，小孩子们和十几岁的女孩们都喜欢拉住我的马尾辫，其他人则会冲着我喊“甘地”、“朱里奥”或是“安拉伯”（Ay-rab）。我依然着迷于从中观看这座城市的景观，也仍然会对围绕着画廊的围栏小心翼翼。

只要有孩子向围栏跑去，我都会本能地跳起来，抓住他。一次，有个小男孩的妈妈为此而笑话我。“别担心，素德，”她说，“他们没事的，现在不是过去了。”我得知，在“过去”，确实有些孩子从罗伯特·泰勒的画廊掉下去并摔死了。这促使芝加哥房管局安装了安全护栏。不过无论如何，在冬季风大天寒的芝加哥建造楼房外部的通道，明显从一开始就是失误的设计。

在晚餐之后，父母们会让他们的孩子们回家取出桌椅、纸牌和扑克筹码，还有食物和饮料。他们把画廊变成了舞厅和赌场：那场景就好像过节一样。

我喜爱画廊里的夜生活。租户们通常在夜里都会心情不错，只要他们不是极度兴奋或者忙于赌钱，就都会愿意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我越来越能够轻易分辨出因吸毒而兴奋的人。他们会步履蹒跚，就好像喝醉了一样，但是他们的眼睛会深深陷入头颅之中，让他们看起来既迷离又阴险。

我很难在这些租户中分辨出吸食快克的程度。许多人会指出其他人吸食快克——称他们为“摇滚明星”、“使用者”，或是“瘾君子”，并以此暗示，他们自己从来没吸过。然而事实上，除了一些老年妇女，比如J.T.的母亲，几乎每个人都被指责过经常吸食快克。

不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在这里，对于快克的使用很像在我成长的郊区里对于酒的使用：有一小部分作为核心的瘾君子，以及相当大范围的功能性使用者。后者在每周里可能会不时抽上一点。罗伯特·泰勒的许多快克使用者都会照顾家庭，忙于生计，然而一旦他们存下了十块或二十块，他们就会去弄一点，兴奋一下。慢慢地，我可以估算出，在租户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核心瘾君子，还有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偶尔使用者。

我在画廊最早熟悉的人之中，有一个叫做克莱瑞莎的女人。她大约三十多岁，但是看起来相当衰老。她的皮肤粗糙，遍体淤伤。但是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美丽而又有思想的女人，几乎总是带着微笑。她是这楼里的一位性工作者——“非法商贩”是标准的委婉说法。她称自己为“男人杀手克莱瑞莎”——她的解释是：“我的床上功夫能干掉他们”。克莱瑞莎经常会在画廊里与J.T.的家庭聚会。我对此很是惊讶，因为我曾听过J.T.和梅女士公开鄙视过楼里的性工作者。

“这是本地生活的一部分，”梅女士说，“但是我们对她们敬而远之，我也不让孩子们接触她们。我们不打交道。”

在一个静谧的傍晚，J.T.的家庭正在准备烤肉，我则靠在画廊的栏杆上，向外看着薄暮。克莱瑞莎来到了我的身边。“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喜欢哪种女人，”她笑着说，并且打开了一瓶啤酒。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克莱瑞莎揶揄我的爱情生活。

“我说过，”我说，“我的女朋友在加州。”

“那你一定觉得孤单！或许克莱瑞莎可以帮你哦。”

我脸红了，并试图转换话题，“你在这楼里待了多久？你是怎么认识J.T.的？”

“他们从来没告诉你！”克莱瑞莎喊了起来，“我就知道！他们觉得尴尬，他们不想承认我是家庭成员。”

“你是他们家的？”

“哥们，我是J.T.的堂姐。所以我才会过来。我和我老公住在上面的15楼。我也在这楼里工作。在家族里，我是他们不情愿提起的人，因为我不掩饰我干的事儿。我是个非常开放的人——我对任何人都不藏事儿。梅女士知道的。该死，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就像我说过的，他们不愿意坦白面对。”

“你怎么可能同时在这栋楼里生活和工作呢？”

“你看到这些男人了吗？”克莱瑞莎指着画廊里某些待在自家公寓前的房客说，“你应该见识一下他们是怎么对待女人的。”我不明白克莱瑞莎的意思。当她见到我面无表情时，就笑了起来，“哦！我们要聊的太多了。克莱瑞莎会教给你的。”

她向几个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挥挥手，“看，她们都是娼妓，都是谋生计的。不过她们私下里做，就像我。我们是楼凤（regular），我们也住在这里。我们不是那种流莺（hype）。”

我问她，“流莺”和“楼凤”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凤就像我。我们靠卖身来赚钱，但是只限于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不做全职，但是如果必须要养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兼职赚点钱。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活，而我的男人有时候指望不上。流莺只是靠这个来嗑药。她们不住在这里。但是J.T.允许她们在这里工作，只要她们付他一点提成。我跟她们没关系。她们是带来麻烦的人。她们当中有一些有皮条客，有一些为帮派工作，但是她们都是为了嗑药才干这个的。克莱瑞莎不沾毒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接受我们——即使他们在我们背后嘀嘀咕咕。他们知道我们只是在努力照顾家庭，和他们一样。”

“你现在上班吗？”我问。

“宝贝儿，只要地方合适，我永远都上班！”她笑了，“但是J.T.可能不允许我今晚工作，所以我不会接客的。”

我有些困惑，因为J.T.特别告诉过我，他的帮派并不经营妓院生意。他解释说，绝大部分的帮派不掺和这个，是因为没有太多利润。性工作者们很难管理，还会牵扯大量的精力：她们总是会挨揍，会被逮捕，而这就意味着长期没有收入。他们要供给她们吃穿，而那些瘾君子则更是一塌糊涂，根本无法预料他们能做出什么。她们还总是偷钱。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你是说J.T.控制你？”

“不，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说，如果我想要和他的家人交往，我就必须要遵守他的规矩：如果家里有事发生，就不许拉客。就像今晚。他是这里管事儿的，所以我必须守规矩。”

克莱瑞莎解释说，虽然J.T.的帮派实际上并不控制他地盘上的性工作者，但他也确实从流莺和楼凤那里收取月费。楼凤通常会交点房租（每个月从15块到75块不等），作为回馈，帮派则会痛揍那些虐待她们的嫖客。流莺要把她们收入的一部分（从10%到25%不等）交给J.T.的马仔们，而后者会尽量搞清楚每个女人做了多少、收入多少。克莱瑞莎说，在南部的帮派老大们里边，J.T.算是不错的人了。他会定期借钱给女人们，帮助她们治病，甚至会为她们保留几个空闲的公寓来用做欢场。所以尽管J.T.并不正式经营妓院，但是他实际上控制着自己地盘上的性工作者，并从中获利。

那晚跟克莱瑞莎的谈话让我明白，我不是在计划区里唯一受到J.T.控制的人。

只要他带我去巡视他的楼房，我都会观察他如何应付形形色色的人——那些在一楼大厅里、楼梯间里、画廊里、停车场和运动场上厮混的人们。他警告一名性工作者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拉客。他告诉一个出售球鞋——看起来像是假的耐克鞋——的人离开一楼大厅。那里是J.T.的帮派成员出售毒品的地方。J.T.经常会禁止流浪者在游乐场里待着，尤其是当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如果他在楼内认出了陌生人，他就会让他的某个高级官员去盘问那人，以了解他是做什么的。除了在他领地上的大约五千人，J.T.几乎不认识什么别的人，但是他通常会设法搞清某个人是否是本地人。如果他搞不清，他还有许多人可以去问。

所有这一切都带点戏剧性。他会就事论事地说，“你们需要把这个活动挪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当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你是否要拉客的事情？”又或者是，“你想要待在这个公寓，就要先去和格雷普打招呼。”我见到有些人反抗，但是没有一次反抗的时间过长。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尊重他的权威，或至少是害怕他。

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黑帮一直都是美国城市结构的一部分。在我读过的绝大多数关于黑帮的社会学著作中，黑帮总是会挑战与父母、店铺主、社会工作者以及警方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性的描写中，他们极为令人讨厌，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危险。

J.T.的黑帮看起来不太一样。这一帮派就好像是罗伯特·泰勒实际上的管理机构：J.T.或许是一个不法之徒，但他更是一个立法者。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组织才真正统治着这个街区。有的时候，这种接管是彻底的。比起芝加哥警方来，黑暗之王更具侵略性地监控了这些大楼。通过控制一楼大厅和停车场，黑暗之王使得居民们不能随意行动。他们一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周末篮球赛。J.T.还在此举办大型的街区派对。这意味着运动场地及其周边都要十分整洁，这还意味着，其他的租户有时候必须在J.T.的命令下，取消他们的棒球活动或是露餐。

慢慢地，J.T.开始有点愿意让我独自待在罗伯特·泰勒了。在偶尔要外出办事的时候，他会喊一声，“小子，看着素德。我马上就回来。”我通常不会晃悠得太远，但我确实开始跟帮派以外的人们聊天了。这使得我开始理解在帮派和社区其他人之间的复杂动态。

有一天，我碰到了一百块，也就是那位擅居者的头领。他来到梅女士的公寓里安装空调。一百块既是个零工，又是个非法商贩。只要收五块或十块，他就能够修理电冰箱或者电视。再多加几块，他就能找到让你家免费使用电或天然气的巧妙法子。至于日用维修，好像没有什么是一百块不能做的。

在一百块完成工作之后，我和他坐在画廊里喝啤酒。他告诉我，他住在这栋楼里许多年了。他曾做过各种合法的蓝领工作，但是在被解雇了几次之后，他失去了租约，并成了擅居者。他一直都在J.T.的楼里找点零工，也找个地方睡觉。他告诉我，他不招惹他们。他不吵闹，不嗑药，也不打架。他解释说，他叫这个外号是因为“我有一百种方法来赚取一百块”。

我得知有许多租户欢迎一百块到他们家吃晚餐，让他和孩子们玩耍，并且给他买药品的钱，或者是在他受伤的时候开车送他去医院。但是在J.T.重新操控罗伯特·泰勒之后，这一切开始改变。J.T.把擅居者当作了一种收入来源，而非慈善事业。他也不乐意见到一百块受到租户们的善意帮助——有些租户还曾游说过J.T.不要收取一百块的费用。即使J.T.的母亲也曾就此事站在一百块一方。

但是在谈到钱的时候，J.T.从不妥协。他必须要支付几辆车的费用，还要养几个女朋友——每一个都需要一套单独的公寓及其开销。J.T.还喜欢去拉斯维加斯赌钱，而且他还非常自豪地拥有数十双昂贵的鞋子和价值不菲的衣服。他并没有对一百块这样的人行慈善之举，相反，他公然痛恨他搭便车。

在一个炎热的周日早晨，我和一百块还有其他一些擅居者待在J.T.大楼的停车场，和街道只隔着一个篮球场。有人在这里开了一间户外的修车行——更换轮胎、修补凹痕、保养发动机之类。他们的价格低廉，而且生意兴隆，足够让他们忙活一整天。停车场的各个角落都停满了汽车。人们来回走动，拖曳设备，交换工具，并且快活地谈论着这么多的工作。另外一个擅居者则在附近支起了一个架子，出售冰冻的汽水和果汁。我买了一瓶，坐着观看这种繁荣的地下经济。

J.T.开车过来了，还带着四个他的高级官员。在他们之后，又来了三辆车。我认出其中有几个其他帮派的老大。他们跟J.T.地位相当，控制着黑暗之王的其他本地分支派别。

J.T.走向一百块，而后者正在观察一辆车的引擎。J.T.没有看到我——我正坐在一辆白色货车的背后，正好在他看不到的方向，但是我正好能够看到、听到他。

“一百块！”J.T.叫着说，“你他妈的在这儿干吗？”

“我他妈的看起来像在干吗，年轻人？”一百块对呛了回去，并没有从他的工作中抬起头。一百块通常并不喜欢吵架，但是如果事关他的钱，他从不妥协。

“我们今天要举行比赛。”J.T.说。他指的是帮派每月的篮球联赛。“你要把这些狗屎都清理干净。弄走这些车，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弄出场地。”

“哦，该死，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一百块把一块油布扔到地上。“我他妈的能做什么？你也看到了，这些活儿还没干完呢。”

J.T.笑了。有人挑战他，这似乎出乎他的意料。“黑鬼，你在跟我开玩笑？我根本不管你的狗屁工作。把这些汽车都弄出去。”J.T.看了看车子底下，“哦，该死！你把油搞得到处都是。你最好把它们也给清理了。”

一百块开始挥舞着他的手臂，冲着J.T.喊：“只有你自己可以赚钱，对吧？你拥有所有这些狗屎，你拥有所有这些地方？该死。”

他抽出一根香烟，点上，并不断嘀咕着“该死”。其他的擅居者都停下了工作，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百块浑身大汗淋漓，满腔愤怒，看起来就要失去控制了。

J.T.低头看了看脚下，然后向他的高级官员们挥了挥手。那些人一直都等候在车旁。一些其他的帮派成员也从车里钻了出来。

一俟他的跟班们靠近了，J.T.就再次对一百块说：“我再次要求你，黑鬼。你可以弄走这辆车，或者——”

“狗屁！男孩！”一百块叫着，“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里待了两个钟头了，而且告诉你，我还没完工。所以干你！干你！干你！”他转向其他的擅居者说，“这个黑鬼每次都这么干，每次。操他的。”

J.T.抓住一百块脖子的时候，他仍在喋喋不休。J.T.的两个随从也立即抓住了一百块。三个人把他拖向了一面用来分隔开罗伯特·泰勒和市郊火车轨道的混凝土墙。一百块一直叫着，但是他并不反抗。其他的擅居者都转过身去看着。其他的帮派老大漠不关心地从冷藏箱里取了些汽水来喝，都没有付钱。

“你不能对我们这么做！”一百块喊道，“这不公平。”

J.T.把一百块按到墙上。他那两个随从按住了一百块。在他们肌肉发达的臂膀上都刺着文身。

“我告诉过你，黑鬼，”J.T.说，他的脸紧贴着一百块的脸，距离还不到两厘米，“但你就是不听，对吧？”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愤怒，还带着点我以前从未听到的阴险恶毒，“你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开始抽打一百块头部的一侧。随着每一次的抽打，一百块的头像个玩具一样来回摆动，并不断哼哼着。

“干你！”一百块喊道。他竭力转头去看J.T.的眼睛，但是J.T.靠得太近了，他的头撞到了J.T.的头上。这更加惹恼了J.T.。他抡起臂膀，一拳重重地击打在一百块的肋部。一百块拱起了身子，剧烈咳嗽起来，然后J.T.的跟班把他按到了地上。他们轮流踢他，一个踢在背部，一个踢在胃部。当一百块蜷起身体时，他们就开始踢他的腿。其中一个喊道，“你本该听这个人的话，笨蛋！”

一百块像胎儿那样躺在地上，竭力喘着气。J.T.把他转过来，挥拳在他脸上猛击了最后一下。“傻屄黑鬼！”他喊道，然后向我们走回来，低着头，活动着他的手，好像受到了一百块头骨的伤害。

J.T.去那个擅居者的冷藏箱取了瓶汽水。这时，他注意到了我站在那里。我们眼神相遇时，他皱了下眉头。他快速离开，走向了楼里。他的表情让我不寒而栗。显然，他很意外见到我，并且看起来有点懊恼。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跟着J.T.和他的帮派混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从未见过J.T.卷入暴力事件。我觉得自己就像他的抄写员，跟随着一位有权势的、喜欢跟租户们开玩笑的老大，当他需要协助时，我就静静地帮忙。我想我太天真了。但是我曾设法说服自己，我没有看到任何暴力事件，就意味着它不存在。现在我已经看到了他权势的另外一面，一次几乎不加修饰的表达。

在随后的几周里，我开始想到，我或许有可能看到更多的殴打场面，或许还会有死亡事件。能够和J.T.的帮派接触，这仍然会让我开心，但是我也开始感到羞愧。我曾确信自己只是一名社会学的观察者，超脱而又客观。但是我现在开始觉得自己错了。我真的只可以站在一边，看着某人挨揍吗？我如此渴望靠近暴力，靠近一种我明知其他学者所无法见到的文化，我为此而感到羞愧。

实际上，我可能毫无办法阻止任何人受到帮派的殴打。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在做一件我真正热爱的工作：我为我的成功感到兴奋。在大学里，我的研究开始受到教授们的关注。我当然不想失去这种关注。我告诉威尔逊我遇到的那些年轻人，以及他们与帮派的关系。我把事情说得很含混，并没有告诉他我所见到的每个细节。他似乎被打动了，而我不想失去他的支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能够忘掉这种羞愧，或许它就会消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不再与我的朋友和家人谈论我的研究。我只是记下笔记，努力不引人注意，除了不时告诉我的教授一些故事。

当我放假回到加州的家中，见到父母时，我也很少告诉他们我的这个研究工作。我的母亲是一位医院里的档案管理员。我住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已经令她非常担忧了，我不想用帮派斗殴的事情来增加她的忧惧。而如果我的父亲得知我向指导教授隐瞒事实，也一定会不开心。所以我也向他们隐瞒了我的田野工作。我只是向他们展示了我那不错的成绩，并讲述一点点可以搪塞过关的故事。

检讨一下一百块被殴打的事件，至少能够让我更现实地思考我和J.T.之间的关系。这让我正确认识到，我与黑暗之王的互动其实一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一直都采取的那种俯视的优越视角，实际上是被校正过的。这并不是说我曾经见到的并非黑帮的真实情况，而是说，还有大量的东西我尚未接触到。我知道黑帮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赚取大量的金钱——我曾听说他们敲诈店铺主，但是我只知道很少的细节。我所见到的，都不过是奢华的消费：珠宝、汽车、派对。

而且黑帮明显对更为广泛的社区有着巨大的影响。禁止租户们待在一楼大厅，这只是其运转良好的表现之一。对于一百块的殴打则表明了它在其他地方的控制。但是如果我真的要以黑帮活动来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我就必须要更加深入地了解黑帮是如何在社区中影响每一个人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摆脱J.T.控制的方法。

第三章　谁来罩着我

一百块的朋友们把他送去了医院，治疗他受伤的肋部和脸部。随后几个月，他都住在一个附近朋友的公寓里养伤。最终，他又搬回了罗伯特·泰勒。那栋楼既是J.T.的家，也是他的家，没人指望那次殴打会一劳永逸地把他驱逐出去。

我好奇J.T.在下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会作何反应。在那次事件之前，他一直都乐意四处带上我，也很开心自己有一位私人传记作者。他曾经跟朋友们吹嘘说：“他正在写作我的生平，要是你们识字，你们就能学到点儿东西。”他其实并不知道我到底要写什么——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因为我看到他殴打一百块而迁怒于我，或者是否想要审问我。

在随后的一周里，我都没有回到罗伯特·泰勒，直到J.T.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四岁女儿舒吉的生日派对。舒吉是J.T.和他的女朋友乔伊丝所生的两个女儿之一；另外一个女孩叫贝贝，当时才两岁。J.T.和乔伊丝的关系似乎颇为密切。但是J.T.同时也好像与咪西以及他们的儿子贾马尔过往甚密。尽管J.T.貌似信任我并允许我进入他的世界，但他同时又对自己的私生活极为戒备。除了生日派对这类的亲民场合，他一般不会让我接触他的女朋友和孩子们。而关于他的家庭信息，他还会给我一些明显自相矛盾的信息。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如此回避这些信息。他当时狠狠瞪了我一眼，让我闭嘴。

在搭乘公交车前往罗伯特·泰勒的途中，我忐忑不安。不过，我和J.T.的重逢却有点虎头蛇尾。派对非常盛大，有几十位朋友和家庭成员参加，最后不得不分成两处，众人分散在梅女士的公寓和J.T.一位堂兄在楼上的另外一套公寓里。梅女士烹制了成吨的食物，还有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人人都快活又吵闹。

J.T.大步走过来，握住了我的手。“你还好吗？”他问我。这是他的标准问候语之一。他看了我一会儿，但是没有说话。然后他眨了眨眼睛，递给我一瓶啤酒，就走开了。在派对的其余时间里，我几乎再没见过他。梅女士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些朋友——我成了“教授先生，J.T.的朋友”，这让我立刻具备了合法性。我待了几个小时，和孩子们玩了一些游戏，然后就搭公交车回家了。

J.T.和我恢复了正常关系。尽管我仍然记着他殴打一百块的事情，但是却一直都忍住不问。在那次事件以前，我一直都在目睹着帮派成员们出售毒品、租户们购买毒品，还有许多人偶尔通过卖淫来赚钱。尽管看到瘾君子吸食可卡因对我来说并非快事，但一百块的事件还是让我更为踌躇起来。他是一位健康欠佳的老人；面对体型两倍于他，而年龄却只有他的一半，又恰好带着枪支的人们，这位老人绝无可能保护自己。

作为一名中立的观察者——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自认的，在看到此类事件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那天，我曾想过要叫警察。毕竟，一百块受到攻击了。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让我羞愧的是，直到六个月之后，我才向J.T.提起这件事，而且即便在那时，我也问得小心翼翼。

在目睹了另外一起关于另一个擅居者的事件之后，我直接提出了这件事情。一天，我和J.T.还有其他几个黑暗之王的成员站在大楼的入口外面。J.T.刚刚结束他例行的高楼巡视，正在给一些刚开始在这栋楼里工作的性工作者开一个短会，向她们解释各种规则和税收。与此同时，租户们也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取洗好的衣服、查看信箱、外出办事。

几名J.T.的低级成员前来报告，说楼里有一个叫做布拉斯的擅居者，拒绝缴纳帮派的擅居费。他们已经把布拉斯带到了一楼大厅里。我从门口看到了他。他看上去年近六十，形容枯槁，牙齿都快掉光了。我曾听说过，布拉斯是个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还有着殴打性工作者的坏名声。他以在各栋楼之间搬来搬去而闻名。他不像一百块，不是那种跟所有租户都熟识的常规擅居者。布拉斯会激怒某栋楼里的住户，然后打包走人。

J.T.派遣他的一位高级官员普雷斯去处理布拉斯的事情。和一百块只做了些微的抵抗不同，布拉斯决定还击。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普雷斯没有什么耐心，而且似乎很享受大展拳脚。接下来，我就看到普雷斯不断重复地击打着布拉斯的脸部和腹部。J.T.并没有回避。事实上，大家——帮众以及租户们——也都站在一边看着。

布拉斯向我们爬了过来，想要爬出大楼的水泥门口。普雷斯似乎打累了，就停了下来。一些普通的帮派成员开始接手，对布拉斯无情地拳打脚踢。布拉斯始终都在抵抗。即便是在挨揍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喊着：“干你！”直到神志不清为止。一股鲜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

然后他就堆萎在地，不断抽搐着，细长的胳膊像翅膀那样拍打着。这时他躺在距离我们只有一米远的地方。我发出了呻吟的声音，J.T.把我推到一旁。还是没有人过去帮助布拉斯。我们都好像渔夫一样，看着一条鱼慢慢死在船甲板上。

我靠在J.T.的车上，由于震惊而战栗。他过来牢牢抓住我，努力让我平静下来。“这不过是此地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低语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可辨的同情，“有时候你必须要去揍一个黑鬼，才能让他长记性。不要担心，过一阵子你就习惯了。”

我想，不，我不想习惯。如果我习惯了，那我将会变成什么人？我想要让J.T.停止殴打，把布拉斯送去医院，但是我的耳朵在轰鸣，我甚至无法听清他在跟我说什么。我的眼睛离不开布拉斯，我觉得我好像在呕吐。

然后J.T.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转了过去，让我看不到。但是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有几个房客最终还是过去帮助布拉斯了，而那些帮派成员则只是站在一旁，无所事事。J.T.抱着我，好像要安慰我。我试着把自己的身体靠在他的车上。

就在那时，一百块进入了我的脑海。

“我明白布拉斯并没有付给你们他应付的钱，但是你们殴打一百块，他可什么都没干，”我不耐烦地说，“我就是不明白。”

“一百块当时正在挑衅我的权威，”J.T.平静地说，“我在几个月之前就跟他谈过，不能在那里工作，而他也说过他知道了。他自己言而无信，那我就别无选择了。”

我又逼问道，“你不能只用税收来惩罚他们吗？”

“人人都想干掉老大，所以你必须先下手为强。”这是J.T.的口头禅之一。“黑鬼们在看着我，”他说，“我身不由己。”

我想起来了，在一百块挑衅他的那天，J.T.是和其他几个黑暗之王的老大们一起驾车从别的街区过来的。J.T.一直都担心他自己的成员或者随从要废黜他并且自立权威。在我看来，这一担心实际上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他会觉得，他不能够让自己的权威在他们面前受到挑战，哪怕挑战他的是个老人，腿脚连在高中体育场跑道上赢他一圈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J.T.的解释对我仍然很陌生，我甚至觉得我是在观看《教父》里的一幕。

到那时为止，我跟着J.T.的帮派厮混已经将近一年了。那是1990年，大约正是可卡因在芝加哥和美国其他大城市里盛行的巅峰时期。各个黑人帮派和拉美裔帮派，包括黑暗之王、眼镜蛇、使徒、堕落领主、米奇-眼镜蛇，甚至还包括几年前被暂时摧毁的石头帮，都大笔投资可卡因，并获利甚丰。

在以前，十几岁的孩子若想惹麻烦，可能会去破坏公物或者偷窃商店；而现在，他们更愿意加入到毒品交易中。邻居们以前可能还会教训一下误入歧途的孩子，现在则都不愿这么做了，因为那孩子可能会带着枪。

政客、经济学家和执法官员们都提供了政策上的解决方法，却鲜有成效。自由主义者求助于他们的传统策略——让年轻人回到学校，并帮助他们找到低门槛的工作——但是极少有帮派成员愿意用他们的地位和赚大钱的前途来换取乏味的工作。保守主义者则支持大规模的逮捕与重刑审判，以此来打击快克的盛行。这当然会清除某些街头毒贩，但是愿意替代他们的人总是层出不穷。

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绝望，也越来越严厉。公诉人获得授权，可以将帮派视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刑期越判越长。法官则允许警察可以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执行搜查并围捕在公众场所厮混的帮派嫌疑人。在学校里，校长禁止穿戴大头巾和其他可能与帮派有关的标志性衣物。报纸每天都会报道关于帮派暴力的新故事，这使得上述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阻力，哪怕它们并非全然有效。

对于J.T.来说，真正的危机在于，所有这些策略多管齐下，让他的发财大计更难美梦成真了。

由于可卡因是在街头出售的，利润依赖于大量和快速的倒手，所以J.T.必须要监控一种全天候的经济运行。他热爱这种生意和赚钱的挑战。从任何方面来说，他转回到罗伯特·泰勒之家都是一次绝对的成功。这让他赢得了大佬们的关注。这群散布在监狱和街头的人有几十名之多，被统称为黑暗之王的董事会。他们开始邀请J.T.参与到高层的会议中，讨论帮派的宏图大计。他们颇为欣赏J.T.的管理能力和细致入微的态度，并且授予他更多的职责。例如，他开始被要求协助帮派介入芝加哥的政治。

“哪怕帮派也需要有关系的朋友，”J.T.跟我说，“我们正在大展宏图，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一个帮派需要跟政客打交道，”我说，“我看不出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要是他们跟政客们混到一起，那不是更容易被抓到吗？”

他提醒我，在这座城市中靠出售快克获利的黑暗之王帮派大约有两百个，他的帮派只是其中之一。获利如此之丰，城市一级的大佬们就需要考虑投资和洗钱的问题了。

“这样说吧，素德，假设你只赚了一百块，”他解释说，“你大概不会为此头疼。你不必担心黑鬼们偷你的钱。在商店里，你不必担心人们会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假如你有了一千块，那你就不能带在身上了，而你又是个街头的黑鬼，你没有银行户头。你需要把它存在某个地方。所以你就需要费脑筋了。

“假如你有了一万块。那就会有黑鬼注意你买新东西了：新电视，新汽车。他们会说，‘哦，素德有了条新项链。他不过是个学生。他不工作吧？那他从哪里来的钱呢？他在家里还藏着钱吧？’所以现在你就要担心更多的事情了。

“假如你有了十万块。你想买一辆车，但是当车行看到有人用三万块的现金交易，就会向政府报告。那你要怎么做？你只好付他一千块，来堵住他的嘴。然后你可能还需要雇保镖，因为黑鬼们总是会瞅机会抢劫你。那又要花费几千块，而且你所雇的保镖一定要信得过，因为他们知道你的钱藏在哪儿。

“假如你有了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甚至更多。那就是在我之上的黑鬼们所担心的了。他们需要洗钱。他们可能将钱藏在某位朋友的生意之中。他们可能会让他们的姐妹来开个银行户头。也可能会让他们的教堂收取一份捐赠。他们必须要不断地考虑这笔钱：把它藏好，用以投资，避开其他的黑鬼。”

“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政客打交道。”

“好吧，看，一个市参议员可以让我们免于麻烦，”J.T.笑着说，“他可以调开警察。他可以确保居民们不会过于讨厌我们。要是我们需要在公园里面集会，他就可以让条子们避开我们。而他们跟我们所要求的仅仅就是捐款——一万块可以得到一年的市参议员。我一直都在和你说，我们的组织要帮助我们的社区，所以我们要努力参与到时事当中。”

J.T.的坦白在两个方面让我大吃一惊。尽管我曾听说过在历史上的腐败参议员的故事——例如，他们会否决政敌的建筑许可，或者保护黑帮的赌博诈骗，但我还是很难相信J.T.能够像他说的那样轻易买下一名政客。更令我惊奇的，是J.T.所说的“帮助我们的社区”。出售毒品和贿赂政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一个破落不堪的街区自助，他是在说笑，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

J.T.告诉我，黑暗之王除了与众多市参议员有关系之外，还与几个社区组织或CBO[8]有关。这些团体中有许多是在1960年代由联邦基金建立的，其职责是致力于为街区提供就业机会和住宅房，通过体育活动吸引儿童们离开街角。另外，在一些地区，比如南部，这类团体甚至会帮助两个交战的帮派订立停战协定。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有几个社区组织尝试着在帮派中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他们雇佣外围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前帮派成员）来劝说年轻的帮派成员退出暴力生活，选择更有益的道路。这些改革家举办了一些生活技能学习组，教导一些问题处理的技能，如“到了市中心要怎么做”，或者“要是一位女士因为你在公园里喝啤酒而冲你吵嚷，你要怎么做”。他们还宣扬投票的真理，鼓吹投票代表了重返社会主流的第一步。J.T.和其他的帮派老大不但要求他们的年轻成员都参加这些学习小组，而且还让他们参与到投票者注册的运动中去。然而，他们的动机绝非纯粹利他性的，也毫无教育方面的考虑。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如果他们的帮派成员与地方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后者就更不愿意报警或打扰其毒品交易了。

J.T.的野心甚至更大。他告诉我，他想要让帮派重现六十年代的光辉岁月。在当时，南部的各个帮派与地方居民们曾经同心协力，一起为街区的进步而呼吁、努力过。然而他似乎有意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差异：当年的帮派并不交易毒品，也不敲诈勒索，更不会用暴力来控制街区。他们当然绝非清白的孩童，但是他们最过分的越轨行为也不过是街头斗殴或者恫吓路人。由于J.T.的帮派的的确确从事毒品和敲诈勒索（甚至还有更多的违法行为），我怀疑他是否能够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支持。

在11月份一个寒冷的夜里，J.T.邀我到一个小型的浸礼会教堂，参加一次会议。一位名为莱尼·戴斯特的前帮派成员要向年轻人授课。授课的内容涉及权利、责任，还有投票权。在一年之后将要举行的下一次选举，将会选出大量的国会议员和市议员。

莱尼主持着一个名为“自豪”的小型组织，帮助斡旋帮派之间的战争。会议位于教堂后部的一个小房间里，大约有一百名黑暗之王的年轻人参加。尽管他们都是受命前来的，但是他们显得既安静，又谦恭。

莱尼大约一米九，身材精练、肌肉发达。他年近40，头发里带着几道浅色，走起路来有点跛。“你们都要知道，权力来自于哪里！”莱尼像恺撒一样阔步走来走去，对着众人吼道，“J.T.上过大学，我是在监狱里拿到的学位。而你们都是辍学生！你们这群白痴！你们不认字，不能思考，你们不知道权力从何而来！权力不来自你们的枪——而是来自你们的脑袋！权力来自选票。要是你能让那些欺负你们的黑鬼丢掉权力，你们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想想吧：警察不会再拦住你们，你们的家园也不会被拆毁。你们会控制你们自己的命运！”

他跟这些年轻人大谈如何负责地“工作”。在帮派成员中，“工作”的意思是出售毒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把在合法经济体系里的工作称为“得到一个活儿”。

“你们都是出来混的，所以必须要尊重身边的人，”他说，“要是你在公园里工作，就要避开女士们。不要在孩子们周围工作，那会让妈妈们抓狂的。要是你们看到有小孩在玩耍，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去工作。记住，你们所说的话都与黑暗之王有关。你们必须关注自己的形象，要为自己感到自豪。

“你们不只是黑暗之王里的士兵，”他继续说，“你们还是社区里的士兵。你们今天就得注册投票；不过，此后你们就要去注册你们各自楼里的人们。到了选举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们投谁的票，你们再告诉他们。这是你们在组织里的重要职责。”

在芝大的课堂里，我一直都在阅读与芝加哥政治系统有关的历史。在芝加哥，政治领袖们——无论白人黑人——都由于策划投票集团、操纵投票，还有行贿受贿而闻名于世。同他的前辈们一样，莱尼努力让这些年轻人部分理解投票权，应该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但是貌似这类集会主要是为了告诉他们如何在政治机器里做一个小齿轮。他举起一块小板子，上面写有该帮派所支持的市议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名字。他没有竞选纲领，也没有列举重要的竞选议题。他只是要求这些年轻人召集计划区的租户们，并告诉他们如何投票。

莱尼讲完之后，J.T.告诉他的手下，可以离开了。我和J.T.以及莱尼又坐了一会儿。莱尼看起来有些筋疲力尽。他一边喝着可乐，一边说他每天至少要为四五个团体做讲座。

莱尼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他的费用来自帮派成员或大佬们的个人捐款。他想要说明，这些钱并非来自帮派出售毒品的收入。在理论上，我理解莱尼试图说服我他不接受与毒品有关的钱，但是我发现这一区分几乎毫无意义。此外，帮派大佬们资助莱尼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机：让各自的帮派避免冲突。毕竟，在帮派彼此开战的时候，是很难做生意的。不过，年轻的帮派成员经常会挑起事端，大多是为了让自己出位，成为斗士。所以有些帮派的老大们甚至雇佣莱尼来规训他们自己的成员。“纪律训练是一门艺术，”莱尼说，“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把一个黑鬼吊在车来车往的高速路上。在我整完他之后，再没有一个黑鬼敢捣蛋了。”

J.T.和莱尼用一种怀旧的语气谈论着帮派近来的政治纷争。莱尼自豪地回忆起他在七十年代作为一名黑暗之王成员的时光。他说起他如何帮助自己的帮派，让当时控制他们社区的“眼大利人（the Eye-talians）和犹太人”失掉选票。然后他又自豪地回忆起，当时帮派如何“将眼大利人及犹太人黑手党踢出了”其地盘。莱尼甚至设法使得黑人接管了海洛因交易，并将其转化为社区的福利：尽管是非法的，但这能给本地黑人带来工作，而这一交易以前都是受白人控制的。莱尼还夸耀说，黑人毒贩从不向儿童出售毒品，而以前的毒贩们则并未履行这一道德禁令。听着他的这些吹嘘之词，我觉得他就像是年长版的J.T.。

我就当晚的讲座询问莱尼，他怎么能同时教导投票的美德和毒品交易的最高职责。他回答说，他喜欢和帮派成员“没有成见地共处”。他说：“我告诉他们：‘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去招惹别人。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社区的事情。’”

大约两周之后，我亲眼目睹了这一“社区的事情”的行动。我跟随四名年轻的黑暗之王成员，去J.T.的楼里，挨家挨户地注册投票人。

这支团队的首领叫做小李，是一位21岁的帮派成员。我跟他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大部分叩门都没有回应。少数那些签了名字的租户，看起来也只是想让他们尽快离开。

我们到了12楼的一间公寓。一位中年妇女开了门。她系着围裙，在一条抹布上擦着湿手。她很惊讶会见到小李和其他的人。挨家挨户的征集注册并未在这个计划区开展很长时间。“我们来是要你签名投票的。”小李说。

“年轻人，我是注册过的。”该妇女平静地说。

“不，我们没说是注册！”小李嚷道，“我们说的是签名。我可不管你注册了没有。”

“但是我说的就是这个。”妇人好奇地看着小李，“我已经签过名了。我会在下次预选中去投票。”

小李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看了看其他三位黑暗之王。他们带着螺旋装订的小册子，用来“签下”潜在的投票者。但是似乎莱尼和J.T.都没有告诉他们有真正的注册表，而且登记员必须要有执照。

“听着，你要在这里签字。”小李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说道。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会有抵抗，甚至是这类微弱层级的抵抗。“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你要给谁投票。”

“我要投给谁？”这个妇人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她靠近纱窗门，以便看得更真切些。在看到我的时候，她挥了挥手——我认出了她。她去过几次J.T.妈妈公寓里的派对。然后她转向小李。“你不能让我去投某人的票，”她说，“而且我觉得那也不见得合法。”

“黑暗之王会说你需要投给谁。”小李继续说，但是他变得犹豫了。他转向他的跟班们，“对吧？那不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其他人都耸耸肩。

“年轻人，”妇人继续说，“你投过票吗？”

小李看了看其他人。他们似乎都很感兴趣他会怎么回答。然后他又看了看我，他似乎窘迫了。“没有，”他说，“我还没投过票呢。但是我会的。”

“你知不知道你不能让投票所里的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妇人问他。

“不，那不是真的，”小李说道，胸口起伏着，“他们告诉我，我们要一起投票。黑暗之王要一起投票。我跟你说了，我们将会告诉你投谁——”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打断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投票。然后你的朋友投票，然后他再去投票——要是他年龄够大的话。”她看着在场的那个最小的男孩，一名看上去大约只有12岁的新帮派成员。

“我够大了。”那男孩不忿地说道。

“你必须要到18岁，”妇人温柔地笑着说，“你多大了？”

“我是黑暗之王！”他喊道，“只要我想，就能投票。”

“那么，你可能还得等一等，”妇人说着，有些恼怒了，“孩子们，我还要做饭，所以现在不能跟你们聊天了。不过你们要是再回来，我就会告诉你们关于投票的所有事情。好吗？这大概是在你们一生里最重要的事情了——其次才是养家糊口。”

“好吧。”小李耸耸肩，挫败地说。

其他人也点点头。“好吧，太太。”其中一个咕哝着，然后他们就走开了。我向那个妇人挥手告别。她笑着挥手，就好像小镇里的学校教师赢了一场胜仗：她的学生向她保证要好好学习。

我跟着小李和其他人来到了画廊。他们似乎都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茫然无知。小李看起来有些伤心，努力要挽回一些领导力，可能还得挽回点尊严。

我希望打破沉默，就开口说道，“知道吗？你们不能在下午5点以前让人家注册。”我只比小李大几岁，但是却奇怪地感觉自己像是长辈。“J.T.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J.T.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为小李感到难过，并想拉他一把。我想在稍后和他单独聊聊，向他解释注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李瞪着画廊的链条栏杆外面，沉默不语。

我接着说，“现在才两点半，所以那个女人才会那么说。你们应该等会儿再去敲其他的门。要是你们肯等一会儿的话，就有更多的人签名了。不然我们去特纳夫人的店里吃份汉堡？你们可以稍后再回来。”

“耶，这还不错，”小李说，貌似感到轻松了，“我也饿了！”他开始发号施令，“但是布兰克，你必须要回家了。我们会给你带点吃的。肯尼，带上我的东西，跟着我。我要买份芝士汉堡，如果她还有芝士的话。”

他们跑去了特纳夫人的公寓：这是一间位于七楼的小卖部，出售食品、糖果、汽水、香烟和安全套。我走回了梅女士的公寓，努力设法告诉J.T.这个“投票者-注册运动”的故事而不笑出声来。

幸好，挨家挨户拉选票只是J.T.帮派政治化策略的一个部分。我开始参加在高中和社会服务中心里的数十个其他集会。政客们会前来鼓励黑人的男女青年参与政治。报纸的记者们也会经常参加这类活动。我确定他们对帮派的参与感兴趣，但是他们也同样对参与其间的政客们感兴趣，如杰西·杰克逊神父[9]，那个号召年轻人“放下枪支，拿起选票”的人。

J.T.告诉我，他从未想过坐办公室，但是他的确被黑暗之王的政治导向所带来的新接触吸引了。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一直在会见的传教士、政客和商人们。J.T.知道，在六七十年代，芝加哥的帮派在政治上都很活跃，并且促进了种族制度的废除和住房改革。他多次告诉我，他在模仿那些帮派领袖的作为。当我问到他和他的新盟友合作的实例时，他就只是含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为了社区共事”或者“我们至少在努力把事情做好”。

我想，他可能尚未信任我，或者还没有任何可供谈论的实事。我只见过J.T.直接处理少数政治活动，其中之一是那个“自豪”的莱尼·戴斯特和众多芝加哥帮派大佬所提供的一系列教育性集会。由于警察甚少到罗伯特·泰勒来，这就使其可以为此类集会提供安全的场所。这让J.T.忙于安保：隔离租户以及其他确保安全环境的事务。

他坚信，如果黑暗之王进入了主流，那这个社区也会变得更强。“你要在你的文章里讲一下我们的政治活动，”他告诉我，“这是我的一个方面。”

但是他也承认，“合法的”形象对帮派隐秘的经济任务十分重要：如果守法公民将帮派视为在政治上的有益组织，他们就可能会更少地抱怨其销售毒品的行为。所以除了不断命令他的成员参加这些政治活动，J.T.还捐款给那些号召帮派成员浪子回头的社会组织。我意识到，对于J.T.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被人仅仅看作是犯罪分子。

我不太相信他。我并未切实见到作为一个团体的黑暗之王是如何造福周边社会的。不过他们似乎的确做了一些安分守己的事情。另外，我想我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地下活动。到目前为止，在芝大，我已经被称为“那个跟帮派厮混的印度人”了。一般而言，这是个正面的形象，然而我也看到了做出改变的需要。

J.T.与城市一级的大佬们及其新政治联盟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陪我待在计划区的时间就越短。这给了我一直都希望拥有的机会：脱离J.T.的监控，独自更多地了解这个社区。

由于对这个街区仍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不会离开J.T.的大楼很远。他一直都告诉我，我独自在罗伯特·泰勒的其他区域转悠并不安全。他说，我在计划区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跟他的帮派保持联系。所以我要小心翼翼地待在他帮派的地盘上。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帮派是一种危险，然而对我这样一个计划区的陌生人而言，帮派却古怪地意味着安全。三栋大楼中间的那个庭院受J.T.控制，是一处受到严格保护的空间。他的帮派成员无处不在：在车里坐着，从公寓里探身出来，在运动场地和停车场里玩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我都还没有熟悉到可以倾谈的地步，不过，我在这里已经可以收到被视为“朋友”的符号了——头轻轻冲我点一点，或者是眉毛朝我抬一下，这是人们熟悉我的标志。

我想要获知更多帮派影响更大范围社区的信息。一百块和克莱瑞莎都向我暗示过，帮派既是一种公害和恐惧之源，同时又是一种盟友。但他们总是谨小慎微，不肯多说。

“哦，你知道J.T.的，”克莱瑞莎有次对我说，“他是家庭成员，而你知道家庭成员是什么样子。”

“那些黑鬼确实很让我烦心，但我还是要说，”一百块跟我说，“他们确保了这里的平安。”

他们认为我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是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愿意弄明白他们的意思。

我遇到了杰森兄弟，克里斯和迈克尔。他们是罗伯特·泰勒租户里的有名的汽车维修工和老骗子。他们都将近四十岁，身材消瘦，娃娃脸，而且他们总是带着乐观向上的表情。克里斯一度曾是棒球界的希望之星，后来由于伤病而退役。迈克尔曾是一位不得志的音乐家。现在他们都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但是也都无法如愿。他们的生活历程中一直都夹杂着吸毒、街头诈骗、狱中时光和无家可归的岁月。对他们和其他那些像他们一样的失业人士来说，这个计划区是一处庇难所。在这里，有着他们所熟悉的自家势力范围和至少一点点的工作机会。

这些天，杰森兄弟在罗伯特·泰勒之家附近的各处停车场修理汽车。尽管J.T.是这一街区的龙头老大，但是克里斯和迈克尔还是得和一百块打交道。因为他是当地汽车维修贸易在名义上的管理者。一百块有时候自己不做维修工作。他要是太累了，就会把活儿转包给像杰森兄弟这样的人。他会从中赚取一点提成，同时让帮派知道杰森兄弟是在他的允许之下工作的。

克里斯和迈克尔开了一处店铺，地点位于联邦大街上一个遍地都是垃圾和碎玻璃的停车场的一角。沿街向下大约20米，在一处开放型消防栓旁边，他们还开了一家洗车店。杰森兄弟总是会吸引一群人。

“你想让我聊聊？”克里斯问我，“那你就要给我找点活儿，去找个顾客吧！”

我很乐意从命。我走到联邦大街的中央，帮助他们打旗号拦车。然后克里斯就去对付司机。他会问，“你要洗车吗？”或者，“太太，你的刹车好像有异响了，不如下车让我来看一下吧。”克里斯和迈克尔会缠着司机，直到他们停车并同意检查自己的车辆为止。如果那不奏效，兄弟俩中的一个就会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去给车胎放气。他们喝的啤酒越多，就越有创意。

在一个炎热夏天的傍晚，J.T.的一个高级官员——排骨佬驾驶着一辆鲜绿色的雪弗兰迈锐宝前来洗车。迈锐宝似乎是混混儿们的首选车型。在排骨佬之后，还有一排等着清洗的轿车，绝大多数都是经典的帮派车型——迈锐宝、随想曲、林肯镇车，而且都配着闪闪发亮的轮毂和明艳的喷绘。

“我们每周都得洗他们的狗屎，”迈克尔咕哝着，“我们能怎么办？”显然，帮派是以免费洗车的形式在向他们兄弟抽税。他提了一桶肥皂水并喊克里斯过来帮忙。但是克里斯正把头埋在一个顾客的汽车引擎盖里，回喊道他正忙。所以我主动提出帮手。

当排骨佬看到我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在忙活时，几乎笑弯了腰。“哦，该死！他接下来就要搬来和他们同住了！”他说，“嗨，甜心儿，你们付给这位教授多少工钱？”

“一个子儿也不给，”迈克尔（明显他就是甜心儿）回答说，“我正在给他上课呢。”

这让排骨佬笑得更厉害了。排骨佬和我相处得很好。和其他帮派成员不同，他会定期跟我谈话。他当时正在肯尼迪—国王（Kennedy-King）大学进修。这是一所南部的社区大学。他在主修会计学，所以J.T.让他主管帮派的账目。排骨佬有两个健谈而早熟的孩子，他自己则是一副书呆子相：戴着宽大的金属框眼镜，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我在后来得知，里边记录着帮派的账目），并且总是问我芝大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会和我说，“希望芝大能比我待的地方更难，我得了许多A，并且我到目前为止也不用付钱给任何人！”

克里斯工作的停车场那边发生了一场骚乱：他跟一个顾客打了起来。即使从远处，我也能看到克里斯头上的青筋毕露。他不断试图抓住那个男人的脖子，而那个人则不断推开克里斯。随后，那人用膝盖顶在他的腹部，把他放倒在地，然后克里斯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了那人的头上。两人都倒在了地上，打着滚，叫嚷着。

迈克尔和排骨佬跑了过去。“黑鬼，别在这儿！”排骨佬说，一边嘲笑着这场相当差劲的打斗秀，“我跟你说过，要保证这里的和平。”

“只要他肯付钱，我就不闹了。”克里斯说。

“付钱？”另外那人说，“他能完工，我就付钱。二十块修好我的水箱？操！他还得再干点别的才能拿到二十。”

“黑鬼，我已经洗完这辆破车了，”克里斯说，他向后退着站起来，“你太过分了。二十块，我别的什么也不干了。”克里斯抓起一只扳手，砸在了那人腿上。那人惨叫了一声，脸上愤怒地扭曲着，似乎要去追打克里斯。

排骨佬忍不住直乐，但还是抓住了克里斯，“妈的！我跟你说过什么？把那玩意儿放下。到这儿来。”

排骨佬和两人一起走到停车场边上。两人都步履蹒跚。很快，克里斯开始清洗排骨佬的轿车，而另外那人则坐在地上，处理着他的腿。

“我要教训那个黑鬼！”克里斯高声自言自语道，“没有谁敢惹我。”

排骨佬走到迈克尔和我这边。“黑鬼没错，”他指着克里斯说，“他洗了那人的车，还修好了他的水箱。那就值20块。他不必再多做什么了。我给你把钱要来了。另外还有5块是为了争斗的。”

排骨佬把钱递给迈克尔，轻轻拍了拍我的脸，冲我眨了眨眼睛，然后哼着歌走开了。迈克尔什么也没有说。

当夜，在天黑到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和迈克尔以及克里斯坐在他们的白色斯巴鲁老爷车旁边，喝着啤酒。我得知，排骨佬经常为他们平息与顾客之间的争执。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我问道。

“因为我们付他钱了！”迈克尔说，“我是说，我们没得选。”

迈克尔解释说，他和克里斯要把每周收入的15%交给排骨佬。正如J.T.的士兵们要从擅居者和性工作者那里抽取提成一样，他的高级官员们也要以更高的税收来获取外快。作为回报，帮派会给克里斯和迈克尔带来客户，并调解所有的纠纷。这还偶尔包括教训一下某位不顺从或不老实的顾客。“每个月都会有那种事情，”克里斯满意地说，“那是教训人们不要招惹我们的最好方法。”

我问迈克尔和克里斯，殴打一位顾客是否可能吓住其他顾客。他们的回答教给我许多关于黑暗之王的东西。

“要是你惹到麻烦了，我打赌你会叫警察，对吧？”迈克尔说，“好吧，我们会叫黑暗之王。我叫排骨佬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

“但是你可以叫警察啊，”我说，“如果出了事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报警。”

“要是你在这儿找钱，或在楼里找钱，警官是不会来的，他们不会像排骨佬那样帮助我们的，”迈克尔说，“每个混混儿都努力找人来保护自己。不管你是在卖袜子还是在卖屁股。你须得有人来撑腰。”

“看，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曾是黑暗之王，”克里斯说，“你看到的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住在这里的老人，也都曾是黑暗之王。所以这很复杂。我是说，要是你在47号大街做点生意，你就要缴税，并得到保护——来自警方的和议员们的。”

我打断克里斯，问他为什么需要市议员的保护。他看了看我，好像我是个白痴——这确实没错，然后解释说议员们的一线员工，或者是“选区首领”，喜欢从地下经济中抽税。“所以作为交换，我们付钱给帮派，而帮派会保护我们。”

“但是还不止这些，”迈克尔说，“我是说，你的确困顿不堪，这些黑鬼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家人。而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他开始放声大笑，差点把啤酒洒出来。

“只要想一想，”克里斯戳了我一下，“比方说有其他的帮派跑来并开始放枪。或者说有一帮黑鬼跑到楼里去抢劫了许多人。谁会管这事儿？警察？他们根本就不会来！那你就需要J.T.和黑暗之王。要是你被偷了，他们会把你的东西找回来。他们会保护你，黑鬼们就不会在这儿开枪。”

尽管还带有几分保留，但克里斯和迈克尔看起来真的相信，帮派是他们延伸的家庭。虽然我持怀疑态度，但是帮派明显并不被他们仅仅看成祸害之源。我记得J.T.以前曾向我声明过这一点，只是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帮派和大楼，”他说过，“是一回事。”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J.T.的一楼大厅里，和一些租户以及几个黑暗之王闲玩时，看到了帮派和这个社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面。在大楼外面，一辆轿车正在放着说唱音乐。一场篮球赛刚刚结束，有几十人正在喝着啤酒消暑，享受着微微的湖风。

这时，我听到了女人的叫嚷声。声音来自大约十几米以外的一小片橡树林。那是在这片楼丛里少数荫凉地之一。那片树林在罗伯特·泰勒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似乎也会在这个计划区消失后继续存在。音响声音很大，我无法听清那个女人在说什么，所以就随着很多其他人一并跑了过去。

那个女人看起来有四十多岁，正被几个男人控制着。“放开我！”她尖叫着，“我要过去揍他！让我揍他！放开！”

“不行，宝贝儿，”一个男人说，试图安抚她，“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能那么处理。交给我们吧。”

“嗨，普雷斯！”另外一个人喊道，“普雷斯，过来。”

普雷斯是黑暗之王的资深成员，有着各种专长。现在他负责帮派的安保。他热衷于斗殴，所以这工作还蛮适合他的。这个人个子瘦长，对工作认真负责。他正大步走向那名尖叫的女人，身后跟着一些黑暗之王的士兵。我向普雷斯挥挥手，而他似乎并不介意我近距离观察这次行动。

“怎么回事？”他问那些男人，“波波为什么叫？”

“她说那店里的安拉伯人干了她的孩子，”一个人向他说，“还让那孩子得了传染病。”

普雷斯温和地向波波说话，试图让她平静下来。我向旁边的一个年轻女子了解情况。她说，波波认为附近一个街角商店的营业员睡了她十几岁的女儿，并害她染上了性病。在这个街区里有几家这样的商店，经营者都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她想要去痛揍那个安拉伯人，”那女人告诉我，“她刚才是要去那店里找他。”

这时已经有上百人聚集在周围。我们都在看着普雷斯和波波谈话，有一个人从后面抓住波波的双臂。突然之间他放开了她，波波就朝那家商店走去，普雷斯则走在她旁边，一群租户跟在他们后面。“揍他，波波！”有人叫喊。还有人怒气冲冲地喊道：“不能让安拉伯人这么对我们！”还有，“普雷斯，杀了那家伙！”

我们到达了一家名为克拉斯蒂之家的破旧不堪的小店。名字无处可寻，但是墙上的标识上写着：“此处出售香烟，食物和食品券，欢迎光临，请勿迟疑”。我到达的时候，波波已经嘶吼着进入店里，但是很难听清她喊了些什么。我走近门口，看到了波波正在把各种盒子和食品罐从架子上抓起，又扔到地上，我不知道她的用意何在。普雷斯靠着冷藏柜，表情严肃。波波又拿起了一个大玻璃瓶，普雷斯在她扔掉它之前抓住了她。

几分钟以后，一个人跑了出来。他看上去是个中东人，挥动着胳膊，喊叫着。我想他在说阿拉伯语。这人五十出头，头发整齐，穿着有领衬衫，戴着短套袖。他冲出人群，把人们推到一边。有些人又推了回去，但是他设法打开了他的车门，并进了车。

但是波波跟上了他。她开始往轿车上扔酒瓶子。一个酒瓶在引擎盖上碎开，另外一个则完全没打中。人群开始叫骂。几个男人抓住了她。我们看着那辆车加速离开，波波则跌坐在马路中央，仍在尖叫着：“你强奸了我女儿！你强奸了她，你这个安拉伯人！”

普雷斯慢慢走出商店，旁边陪着一位年长者。我认得出那是商店经理。他看起来也是个中东人，穿着一件条纹衬衣和卡其裤。他表情疲倦，仿佛在这个街区开店就已经为自己敲响了丧钟。他平静地讲着什么，普雷斯的眼睛直直看着前方，偶尔点一下头；这位经理似乎在为他的人辩护。最终他们握手，普雷斯走到了一旁，他的士兵们跟了过去。

然后这位经理开始搬出一些汽水和啤酒箱，并将其放在人行道旁边。人群猛扑了过去。绝大多数人只抢到了几罐或者几瓶，但也有些强悍的人抢走了一两个六瓶装。经理搬出了越来越多的箱子。它们也都在瞬间被抢光。他带着一点情绪把它们放下，偶尔会看一眼人群，好像正在喂食公园里的鸟儿，然后再擦擦眉头上的汗。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只是摇摇头，耸耸肩，走了回去。

普雷斯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发生。我看到他在和贝利女士交谈。贝利女士年近六十，是J.T.所居住的那栋大楼的租户主席。我曾经遇到过贝利女士几次。她笑着看我走近，抓住我的手，拥抱了我一下，然后转向普雷斯，“我们不能让人那么对待女人，宝贝儿，”她说，“你们都知道的。”

“我知道，贝利女士，”普雷斯恼怒地说，“我说过了，我正在处理它。但是如果你想要接手，尽管去做！”

“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它，但是现在，我想要你明天和他谈谈，好吗？”

“好吧，贝利女士，我们正在处理，”普雷斯就事论事地说，“J.T.或者我会处理它的。”

贝利女士开始向一些正在跟商店经理争论的妇女喊道：“大家带上各自的饮料，离开这里。你们都别缠着这个人了。他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她陪着经理走进商店，并且再度告诉人们回家去。

我追上普雷斯，请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安拉伯人睡了可可，”他嬉笑着说，“但是他并没有把病传染给她。那小女孩是自己得的病——她是个妓女。才16岁，她就已经在这儿做了。”

“那么，这都是怎么回事？”我问，“她妈妈为什么会吵嚷，那些啤酒和汽水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过的，那人睡了可可，但是他也给了可可的孩子尿布和其他东西。”我听过一些谣言，说有的店主给女人免费的食物和日用品，以和她们睡觉。有些居民对这类做法非常不满。我就曾听到梅女士多次要求J.T.停止此类举动。J.T.对他母亲的回复和今天普雷斯告诉我的几乎一样：“你无法禁止那类事情。它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在这里就是这么做事的。”

我问普雷斯他在今天扮演的角色。他说，“我告诉波波，我会和她一起走到店铺，让她冲着那人喊；她说她要把他的命根子割下来，拍张照片，然后四处张贴。他害怕了。那就是他跑掉的原因。然后我告诉他的兄弟，也就是拥有这个商店的人，他必须要做点什么，否则人们会烧掉这家商店。他说只要众人饶过这家店，他会将所有的汽水和啤酒都丢在人行道上。我告诉他，‘很好。’但是我也说我需要明天和他谈谈，因为我不想让波波干掉他的弟弟——她会这么干的。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解决掉这个烂摊子，确保没有人受到伤害。”

我正要问普雷斯，为什么他要负责协调这样的纠纷。他先回答了我。“这就是黑暗之王的事情，”他说，“我们要确保平安。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社区。”

这一解释不能让我满意，我想要跟J.T.谈谈。但是他这些天太忙了，我很少见到他。而在见到他的时候，他通常也会和别的老大们在一起，忙于黑暗之王当前的政治运动。

一段时间以后，在劳动节[10]之前，J.T.打动他上司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告诉我他要去南部几天。每隔几个月，黑暗之王最高级别的大佬们都会在南部开会，J.T.已经收到邀请，要参加他的首次大会议。

黑暗之王是一个大型的地区帮派，其分支北至密尔沃基，南到圣路易斯，东及克利夫兰，西达爱荷华。他告诉我，绝大多数的芝加哥帮派都试图在各地招募当地交易商。通常的手段是在高中的棒球赛或橄榄球赛中张贴告示。但是这在爱荷华成效不大。芝加哥的帮派大佬们被爱荷华合作伙伴的“土里土气”搞得灰心丧气，即便在得梅因（Des Moines）也是如此。他们毫无组织纪律性：免费送出太多的货、酗酒，而且有时候，他们就是会忘记去工作。但是爱荷华的市场很大，大到绝大部分的芝加哥帮派，包括黑暗之王，都一直在努力争取。

J.T.曾经向我明白说过他在帮派等级体系里向上爬的野心，而这一次的区域性会议明显让他成功在望了。

他告诉我，当他不在时，我可以在他的大楼附近随意走动。他说他会让他的士兵们知道我会在那里转悠。不过他也留给我他通常的警告：“不要离开大楼太远，否则我就不能保护你了。”

J.T.向我告知他的计划以后，我又兴奋，又紧张。我曾经独自在罗伯特·泰勒待过，但是通常一次只有几个小时。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四处走动，并且希望遇到更多能够从他们的角度向我讲述帮派的人。我知道我必须小心注意提问的限度，但是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摆脱J.T.的控制，获得对于黑暗之王更宽泛的看法了。

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我与黑暗之王在一起太久，所以很多租户只愿意和我简单地打声招呼，或是无关痛痒的聊一下天气，除此之外就不会再跟我说话了。他们显然认为我依附于黑暗之王，也同样明确地不想和我有牵连。

大楼的主席贝利女士，是仅有几个愿意讲话的人之一。她那两个房间的小办公室位于J.T.的楼里，也就是她所住的地方。这是罗伯特·泰勒之家的最北部，有时被称为“罗伯特·泰勒A”。在几英里之外，在这片建筑区内的最南部，是“泰勒B”，由不同的帮派和租户领袖们控制着。泰勒A和泰勒B的日常生活在绝大多数层面上都是一样的：它们有着相近的贫穷率和吸毒率，以及相近程度的帮派活动和犯罪。

但是贝利女士告诉我，它们之间至少在一点上大不相同：泰勒B有一个大型的男孩&女孩俱乐部，那里可以供上百的年轻人跳水、打篮球、使用图书馆，以及参加各种青年项目。泰勒A则没有此类的设施。贝利女士为此痛心疾首。尽管泰勒B距离泰勒A只有几步路，但是帮派的界限并不允许自由走动，哪怕是跟帮派没有关系的人。通常，十几岁的孩子在穿越边界时彼此会发生激烈争执，但成人也会遇到麻烦。在他们试图进入一栋别人地盘上的高楼时，可能会遭到帮派哨兵的搜查，也可能会被抢。

贝利女士能够为泰勒A的孩子们提供的最佳场所，不过是三间被改造成游乐室的破败公寓。这些地方景象惨淡：天花板上滴着水，老鼠和蟑螂肆虐，厕所的味道令人作呕；在游戏室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棋盘类游戏、又短又粗的粉笔和一台旧电视。即便如此，每次我去那里，都能看到孩子们像是在迪斯尼乐园里那样尽情享乐。

一天下午，贝利女士建议我去参观一下泰勒B的男孩&女孩俱乐部。她说，“利用一下你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募款，在这里也建一个那样的俱乐部呢。”

我告诉她，我乐意尽力效劳。贝利女士将我这样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研究生视为有门路的人，向我讲了很多关于慈善机构和政府里的权势者是如何将这里弄得混乱不堪的——他们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

由于泰勒B受到“使徒”，也即J.T.所在的黑暗之王的一个竞争对手控制，贝利女士亲自陪我走到男孩&女孩俱乐部，并且把我介绍给俱乐部的主任奥特里·哈里森。

奥特里年约三十，一米八几，骨瘦如柴。他戴着一副对他的脸来说过大的圆眼镜，大笑着握手欢迎我。“年轻人，你有什么技能？”他快活地问我。

“我只会读书写字，别无特长了。”我说。

奥特里把我带到游泳池房间，让十几名小孩子聚集过来。他说，“这个年轻人要给你们读一本书，然后我要你们跟他谈谈它。”他向我低语，“许多人的父母都不认字。”

从那天起，奥特里就乐意允许我前往俱乐部。我很快就跟他熟识起来。他在罗伯特·泰勒长大，在军中服役过，并且，像许多在他那个年纪的爱心人士一样，最终回到了他的街区来帮助年轻人。最近，他重返学校，在芝加哥州立大学学习刑事审判，同时在为一个正在研究帮派的教授做研究助手。奥特里已经结婚了，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告诉我，由于他在俱乐部和家里的职责所系，他有时必须逃课，甚至从学校里请一段时间假。

奥特里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并为此付出过代价。他曾做过皮条客和帮派成员，也参与过犯罪活动。他也同样饱受计划区生活之苦——他曾经挨过揍，被偷过钱，也曾亲眼看到朋友在一场帮派战争里中枪身亡。

奥特里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靠在椅子上，两只干瘦的胳膊搭在脑后，告诉我那些他在当皮条客的时候所得到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永远不要和你手下的女人睡觉”，“要让她们借钱，因为如果她们欠你钱，那你就有权力了”，还有，“要是你真的要跟她们睡觉，切记、切记、切记要戴安全套，哪怕你在握手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们经历过什么。”

我们相处得不错，而且在计划区居民如何看待帮派的问题上，奥特里成了我极好的信息来源。事实上，俱乐部并非只是孩子们的庇难所。那里还会供年长的居民打牌、教徒们举行团契集会，以及让社会工作者和医生在此提供咨询和医疗服务。就像许多跟我聊过的混混儿一样，奥特里也觉得帮派的确在帮助社区——包括分发食物，调解纠纷等等，但是他也强调，社区花了若干时间“清除帮派的错误”。

“你指的是什么？”我问。

“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极其愚蠢的缘由杀人，”他说，“比方说，你和我的女朋友说话了，或者是，你走到我的地盘上了，或者是，你在嘲弄地看着我——这就够了，我要杀了你！”

“所以他们不都是为了毒品而斗殴？”

“你在开玩笑吧？”他笑着说，“看，帮派总说那是生意，而且它确实就是生意。但是在这里的15岁少年，跟任何地方的15岁少年都一样。他们渴望被关注。他们在家里不受注意，所以他们要反抗。在俱乐部里，我们就要匡正他们的错误。”

“那是怎么做的？”

“是这样的：如果有了问题，我们就解决它。比如某一天，巴里用刀捅了一个来自其他帮派的男孩，只因为后者在他的大楼附近闲逛。只是因为闲逛！所以我就打电话告知了我的朋友雷吉警官，然后我们就让他们俩单挑。”

“单挑？我以为你说的是解决它。”

“我们的确解决了它。有时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让男孩们彼此打斗——不用枪，不用刀。然后你再告诉他们，‘好了，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可以互相打斗而不必杀死彼此！’”

奥特里告诉我，在社区里，这个俱乐部扮演了宽泛的维持和平的角色。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与学校、社会工作者还有警方合作，非正式地调解所有种类的问题，而不是将青年男女引入刑事审判的系统。警方会定期将店铺扒手、蓄意破坏公物者还有偷车贼带到俱乐部，而奥特里和其他人就会和他们谈判，让他们交出盗窃物品，或者做出赔偿。

我没有亲眼目睹任何此类的协调。奥特里只有在事后才会告诉我。他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只是有点吹牛。他告诉我，他甚至会邀请敌对的帮派老大们在深夜里到俱乐部来，解决他们的冲突。我和奥特里的谈话很像我跟J.T.的某些谈话：我总是很难独力分辨他们的说辞。

在一个忙碌的上午，奥特里给了我一个惊喜——他问我是否想参加当天晚些时候在俱乐部的一次私人会议。他解释说，有一些街区的组织正在策划一个午夜的篮球联赛。

联赛将向所有青少年开放，但是真正的目标是吸引帮派成员。当地的社区领袖们都喜欢这个主意：让不羁的青少年去俱乐部里打篮球，而不是在街上耗费掉夜晚的时光。对于年轻人来说，加入的代价只是在每场比赛以前，坐下听牧师或者其他演讲者的动员演说。作为回报，他们会获得免费的球鞋、T恤和赢得奖杯的机会。

奥特里的工作在不久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克林顿政府后来把芝加哥的午夜篮球联赛视为楷模，推广到了全国。实际上，关于这一联赛是否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暴力行为，只有道听途说的一些证据，但是由于政策制定者们在当时几乎找不到什么成功的项目，所以就急于向公众展示某种积极向上的活动，比如午夜篮球。

我在当天下午到达俱乐部。奥特里正坐在一张桌子旁喝咖啡，吃油炸圈饼。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手写的告示：“午夜篮球会议在会议室”。

“欢迎你，素德，”奥特里微笑着说，“大家都在里面了。”他提到了几个租户领袖、牧师，一名伊斯兰国家派[11]成员，还有一位前警官的名字。篮球联赛对奥特里变成了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他进入了社区领导者的精英群体。奥特里一直都对此梦寐以求。

“你确定他们不介意我坐在里面？”我问道。

“完全不介意，”奥特里说，翻着文件，“而且黑鬼们也不会介意的。”

“谁？”我问道。

“哥们，他们全都来了！”他兴奋地搓着双手。

“所有的老大——使徒，黑暗之王，米奇—眼镜蛇，石头帮。人人都要来！”

“你没有告诉我他们要来的。”我怯懦地说。

奥特里看出了我的担心。“不要担心。只管坐在后面，闭上嘴。我会说你是跟着我的。但是，先帮我一把。”他递给我三组需要分发给各人的传单。其中一份的标题是“买入的规则”，详细规定了各个赞助“组织”必须要做出的捐赠。上面希望每个帮派都要捐赠五千美元，还有四个十人队伍的场地。费用主要花在裁判、队服，以及在夜间租用体育馆方面。

“你要让帮派支付这些？”我问，“那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那你想让他们怎么花掉他们的钱呢？”

“说得好，”我说，“但还是有点不对头。”

“我知道，”奥特里放下传单，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在这个计划区内，有两千多名黑鬼通过出售那毒药赚钱、自相残杀，也杀害每一个买它的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想要卖那狗屎，就必须要有回报。他们必须要上进。你觉得我们可笑？他们才是你应该问这些问题的人。”

“要是我认识他们，我会的。”我说。

“别跟我撒谎哦，黑鬼。”

奥特里知道我和J.T.的关系不错，尽管我一直都对我们的熟悉程度不做表态。他曾多次告诉我说，我应该鼓起勇气问J.T.更多关于帮派的尖锐问题，即使那会惹他不开心。“你至少可以向一个黑鬼提问这个问题，”他说，“他今晚会来。”奥特里大笑了起来，走出门去吸烟。

该死！几周以来，这是我首次见到J.T.。通常，在参加任何涉及帮派的活动之前，我都会小心征得他的允许。这既是为了表示尊敬，也是由于我需要一个保护人。否则，正如他一直告诉我的，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我决定在俱乐部门外等候J.T.，在他到达时向他说明一下。奥特里提出要和我一起等他。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联邦大街上忙碌喧嚣的交通。俱乐部位于计划区一栋高楼的阴影里。我们可以听到人们从人行道上向楼上开着的窗户里喊话——没有通话系统，也可以闻到大麻和薄荷香烟的味道。

没多久，J.T.和其他帮派老大就带着各自的保镖到达了。当时的场景与一首帮派说唱歌曲的MV如出一辙。到场的有各种跑车和高档卡车，还有一辆加长的紫色林肯大陆轿车。每一辆车都光洁如新，刚刚洗过的轮毂闪闪发光。他们排成一队驶来，停在了俱乐部前的街边，仿佛是来参加葬礼。即使开车的人是帮派老大，第一个下车的人也是保镖。

奥特里穿过街道去迎接他们。尽管他非常兴奋，却尽量表现出冷静的样子，以向他们表明俱乐部是安全和中立的地盘。他们的穿着都类似：新运动服，白色球鞋，手腕和脖子上挂着许多金饰。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每一位老大都跟着一两个保镖，另有一两个则待在车上。所有的保镖都戴着太阳镜和棒球帽。

J.T.注意到我站在那里，然后就把他的保镖推到了一旁。“你们都进去！”他对其他帮派老大喊道，“一会儿再见，”然后他转向了我。他耸着肩，看着我，那意思谁都明白：“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我还未回答，奥特里就插话了。“嗨，哥们，”他说，“别担心，他跟着我的。”

“他跟着你？！”J.T.一脸严肃，“你认识他？”

“是的，大哥，今天他跟着我。”奥特里笑着说，门牙闪闪发光，向J.T.靠过去，抱住了他。

“哦，现在他跟着你了。”J.T.重复说，摇着头。他抽出了一只雪茄，奥特里为他点上了火。

“对不起，”我说，“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你。奥特里和我恰好遇到。他说我可以来这个会议。我本该告诉你的。”

“是啊，这位兄弟不是说着玩的，”奥特里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啦。今天不许录音，好吗，我的兄弟？”奥特里欢喜地和我一起走进俱乐部的一个房间，并且喊道，“素德来自大学，他今天将会把你们说的话都录下来！”

“没什么大不了？”J.T.说，转向奥特里，“你比我想象得更加白痴。你把所有这些人都召集到一起，就打算这样搞砸？”

“哇，哥们。我说过，他跟着我的。”

“那要是他来到我的楼里该怎么办？他也跟着你吗？啊？那他也跟着你吗，黑鬼？”

“操，不！”奥特里笑着说，“那他就跟着你了！因为我不会搅那潭浑水的。鬼才会！”

奥特里咧嘴笑着，躲进了屋内。他似乎很开心。

“我就是这么想的，”J.T.说着，转向我说，“要是你走了进去，让所有其他的黑鬼都见到你，那你就是跟着奥特里的，不是我了。你没有想过这一点，对吧？你这个该死的、没耐心的黑鬼。还有，我觉得你还是个白痴。你走进去，我就不再效劳了。绝不！所以，这取决于你。”

“我没有想过这个，”我道歉说，“我不知道如何——”

“是啊，黑鬼，你没有想过。”J.T.开始向里走去，“我说过，你跟着我，或者跟着别的什么人。你决定。”

我可以看到在里面的奥特里，冲着我咯咯地笑着说，“进来，孩子！”他喊道，“进来，小男孩！你怕了？”

我决定不去损害与J.T.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会让我失去一个深入了解社区和帮派的机会。所以我转身走开了。我先是想去学校，后来我又停下了。由于J.T.对一百块的殴打，上一次我和他发生令人不安的插曲的时候，我犯过一个错误。我等了太久才去跟他讨论那件事。那令我很难获得一个满意的解释。所以这一次我直接走向了J.T.的大楼，料想他会在会议结束以后到那里去。

他果然去了。他看起来有些恼怒，并冲着他妈妈喊：“没有人理解我在做什么！没有人听我的话。”他派他的保镖出去买些啤酒。他坐在躺椅上，抓着遥控器。他很少看我。

“你对我不爽了？”我问道。

“你到底他妈的在这附近干吗？”他问。

我解释说，贝利女士把我介绍给奥特里，而我对俱乐部里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就去了。他不再了解我都见了些什么人，这颇出乎他的意料。“我猜你是要在我不在的时候，交一些朋友，”他说，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我一直都希望他永远也不要问的问题：“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我是说，你在写些什么？”

他开始转换电视的频道。这是第一次我和他在一起，而他没有看我的眼睛。

“好吧，坦率地说，我……我是对你做事的方式极为感兴趣，”我结结巴巴地说，“就像我说过的，我是在试图理解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决定回到这个街区来，并且主持这个组织，你为此要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出去看其他人如何看待你，你如何对其他人有着这样不可思议的影响，那么我将永远不会理解你在做什么。所以在你离开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多认识些人了。”

“你是说你在询问人们对我的看法？”现在他转过身来又看着我了。

“这个，也不全是，因为你也知道，他们可能并不信任我。这是我的第一阶段。我试图理解这个组织做什么，以及人们如何与它打交道。要是人们被惹恼了，他们会怎么应对？他们叫警察吗？他们会找你们吗？”

“好吧，所以说是问其他的人如何与我共处。”

他似乎缓和了下来，所以我赶紧肯定。“没错！其他人如何和你共处。这是个极好的表述方式。”我希望他不要问我“第二阶段”是什么，因为我还一无所知。我觉得不太容易让他相信我实际上在写作他的生平，但是在当时，我只想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

他看了看他的手表。“好吧，我要睡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向他的卧室，没有说再见。梅女士在厨房里吻了我，祝我晚安，然后我就步行去了公交车站。

在接下来与他的几次见面中，J.T.都对我有点冷淡。所以为了缓和气氛，我不再去俱乐部，而是一直都待在J.T.的大楼里。无法继续观察奥特里与其他人如何在暗地里操作重大的社区议题，这让我感到沮丧。然而我不想再进一步激怒J.T.，所以我只是告诉奥特里我有几周会很忙，但是一旦忙完了我的课业，我会在秋季学期里回来的。

在新学年开始以后不久，在罗伯特·泰勒区，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帮派分子制造的驾车枪击案的意外受害者。男孩只有8岁，女孩也才9岁。他们被送往医院抢救了一段时间以后，女孩不治身亡。枪击发生在泰勒A和泰勒B的交界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J.T.的帮派一直都被当作了枪击的目标，有几个成员受了伤。枪击者来自于使徒帮。他们在计划区之外，在靠近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地方活动。

这一次的枪击事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担心帮派战争会全面爆发，家长们都开始禁止孩子外出，而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的缩短，或者工作日程的调整。老年人则担心无法安全获得医疗救助。而当地的教堂则动员向那些过于恐慌，不敢徒步外出购物的家庭递送食品。

贝利女士告诉我，警方将会在男孩&女孩俱乐部和关注此事的父母与租户领袖们召开一个会议。如果我真想观察帮派行动是如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影响社区的，我就应该参加。

我征求了J.T.的意见。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即使他从未被此类事情烦扰过。他说，“警察什么事儿也不会为我们做的，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明白这一点。”然后他又咕哝着说社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起了我见过的波波、普雷斯和中东店主的事件。

会议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举行。俱乐部外面的街道很安静，散布着少量的无业人员和帮派成员，还有几个瘾君子。树叶已经泛黄，不过天气还是反常的温暖。

奥特里和平常一样忙碌，跑来跑去确保事事准备就绪。尽管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还是很热情地看了我一眼。会议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宽大混凝土房间里举办。房间的地上铺着油布地毯。大约有四十名租户参加了会议。人人都在扇着扇子，因为暖气开得太热。然而工作人员说，“要是我们把暖气关掉了，就得过些日子才能恢复。”

在这个房间的前部，几位穿着制服的警官和警方公务人员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贝利女士冲着在一张预留在她身边的、缺了一边的椅子向我点点头。

会议一团糟。当警官请求安静的时候，租户们还在互相吵嚷。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嚷着说：“受够了，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年轻的和中年的父母们发言最多。老年人们则都安静地坐着，许多人手里还拿着《圣经》，看起来好像准备去教堂。警方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老调重弹地说要继续努力打击帮派，并要求租户们与他们合作，报告帮派的犯罪行为。

在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警察看起来要急不可耐地离开了。租户们也是如此。在会议中断的时候，一些人轻蔑地向警察们挥手。

“这类会议总是如此疯狂吗？”我问贝利女士。

她说，“就是这样的，我们冲他们吵嚷，他们不发一词。然后，事事依旧。”

“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效果。这似乎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贝利女士只是拍着我的膝盖，说，“嗯。”

我说，“我是认真的，这太荒唐了。在我长大的地方，会有大批的警察遍布在这种地方。但是在这里，一个都没有。你不会因此而难过吗？”

现在，房间里基本只剩下了贝利女士、其他几个租户领袖、奥特里，以及一个名叫杰森的警官。杰森警官是一个高大的黑人，在附近的一个警区工作。他外貌整洁，留着小胡子，头发灰白。他们都在看着表，互相小声说着话。

贝利要走的时候，我也准备离开。“在两个小时之内再回到这里，”她说，“但是现在你必须离开。”

奥特里在经过我们的时候，笑着冲我眨了眨眼睛。他要做什么？我知道，奥特里仍在试图让自己成为地区权力的中间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权力——如果他有的话。

遵照指示，我离开了一会儿，并在这个街区转了转。当我回到俱乐部的时候，奥特里悄悄把我指向早先开会的房间。在那里面，我见到了贝利女士和一些其他的大楼主席；杰森警官和奥特里的朋友；雷吉警官，一个广受欢迎的，在罗伯特·泰勒长大的警察；还有威尔金森牧师，据说是一位资深的帮派停战协定的促成者。我知道，奥特里将他自己视为威尔金森牧师的继任者。

他们互相打招呼，握手，轻声谈话，然后坐在奥特里为他们安排的金属折叠椅上。在我坐下的时候，有几个人有点意外地看着我，但是没有人说什么。

然后，我绝没有料到的是，我看到了J.T.和他的几个高级官员坐在另外一边。尽管我们的眼睛没有遇到，但是我能够判断出，他注意到我了。

更令我吃惊的是在房间的另外一边：一个名为梅奈的使徒帮的老大，由他的官员们陪着，站在那里，靠着墙。

我仔细看了看梅奈。他体格魁梧，脸上皱褶丰富，像条斗牛犬。他看起来无聊又恼怒，不断给他的人下达指示：“黑鬼，给我只烟；孩子，给我一把椅子。”

奥特里走进了房间。“好了！”他喊道，“俱乐部已经关门了，让我们开始吧。孩子们会在5点钟回来。”

雷吉站起来说，“我们开始吧，贝利女士，你想要开场，那就开始吧。”他走向了房间的后面。

她说，“首先，J.T.，让其他人出去。你也是一样，梅奈。”

梅奈和J.T.都让他们的高级官员们离开，而后者都照做了——带着克制的表情慢慢走了出去。贝利女士默不做声地站着，直到他们离开。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牧师，你说你有个想法，想要问这些年轻人一点事情？”

“是的，贝利女士，”威尔金森牧师说。他站了起来，说：“现在，我明白这是怎么开始的了。小孩子们可能因为某个女孩而打架，对吗？然后就演变成了互相枪击。这太疯狂了！我是说，要是你们为了生意而打斗，我能够理解，但是你们只是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口角而杀死这里的人！”

“我们在捍卫自己的荣誉，”梅奈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J.T.说，“而且这跟生意有关。那些家伙到我们这里来开枪，把人们都吓跑了。”

威尔金森牧师要求梅奈和J.T.讲一下打斗是如何升级的。他刚才的猜测几乎完全正确：两名杜沙贝尔高中的少年为了一名女孩打了起来。其中一个男孩是J.T.帮派的人，而另外一个则是梅奈帮派的。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冲突从赤手空拳升级为武器火并——最初是动刀子，后来就是那次驾车枪击事件了。枪击发生在下午，当时已经放学，孩子们都在校外玩耍。

J.T.那么说是因为他的顾客们都被枪击吓得消失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楼里的租户都对自己被打乱的生活感到愤怒。他想要梅奈赔偿。

梅奈争辩说，枪击发生在两个帮派的地盘交界处，一个不属于两个帮派的公园里。因此，他认为J.T.没有资格要求赔偿。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的脑袋也在飞速转着。我无法相信，一位宗教领袖和一位警官不仅在目睹这一谈判，而且在实际上促成了它。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还有，要是社区里的人们发现他们在帮助帮派领袖平息争执，那将会发生什么？我也为各人表现出的冷静沉稳而震惊，即使包括J.T.和梅奈，也都像是不止一次参加过此类会议。毕竟，这两位帮派老大，无疑一直都在试图通过驾车枪击事件干掉彼此。我很好奇，他们中的某一位是否会当场拔出枪来。或许在这一切之中，最为古怪的事情，莫过于这些社区领袖居然对这些以贩毒为生的帮派寄以厚望！但是在目前，比起道德准则来，似乎实用主义占据了上风。

过了一会儿，谈判陷入了困境。J.T.和梅奈不断重复他们的立场。奥特里加入了进来，重新调整了要点。他问J.T.：“你认为你损失了多少钱？你不必告诉我具体数额，但是你觉得你丢掉了多少天的生意？”

“大概有几天，也可能是一周。”J.T.说。

“嗯，好吧，我们要把它存起来，”奥特里说，“把它存进银行。”

“这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梅奈问。

“黑鬼，这意思就是你搞砸了，”奥特里告诉他，“J.T.并没有报复，对吧？我是说，他并没有反过来去枪击你那里。只有你在枪击他那边，对吧？所以J.T.必须要在那公园里卖上一周的狗屎。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是J.T.搞砸了，那你就可以在那公园里卖上一周你的狗屎。”

贝利女士说话了：“要是有孩子在场，那你们什么都不许卖，行吧？只在后半夜。”

“我看可以。”J.T.说。梅奈也点头同意。

“那我们就此说定，”威尔金森牧师说。他走到J.T.和梅奈那边，告诉他们：“握一下手。”

J.T.和梅奈握手。他们既不热情，也不愿意看着彼此。牧师和贝利女士各自松了一口气。

在J.T.、梅奈和威尔金森牧师坐下来商议交易细节的时候，我走出了前门。奥特里正在人行道上抽烟。他摇着脑袋，看起来筋疲力尽。

“这很难做，是吧？”我问。

“是啊，我竭力控制事态，不让他们对我恼火，也不会因为我说了惹怒他们的事情而干掉我。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回家以后，觉得你在为另外一边工作。”

“你从未受过伤害？”

“我被揍过几次。其中有一次很严重，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够公平。我希望不再发生那样的事。”

“你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我说。

J.T.从俱乐部出来，在我身边站住。他低着头。奥特里走开了。

“你想要这样，对吧？”他问道。

“是的，”我说，“这就是我一直都在寻找的。”他知道我一直都想要见到社区和帮派是如何解决纷争的。但是他也明说，我只有在有一个保护人的情况下才可以这么做，而我必须要在J.T.和奥特里之间选择。我选择了J.T.。

“记住，是你想要这样的，”他说，“今天我没有让你来。我没有跟你说这个。是你想要这样的。”每一次说“你”的时候，他都会用手指戳着我的胸膛。我感到，尽管有过上一次的谈话，但J.T.还是感到我在脱离他的控制。

“我知道，”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有担心，”他阴险地笑了起来，“但你确实应该考虑一下。记住，我没有带你来。我不能够保护你。不是随时随地。你自己要这么做的。”

“我明白了。我自己负责。”

J.T.笑了，最后一次用手指用力戳了我的胸膛，然后走开了。

第四章　黑帮老大的一天

在跟着J.T.混了大约三年之后，我开始与几位教授讨论毕业论文的主题。事实上，他们并不像我那么热衷于对黑暗之王这一贩毒帮派以及那位非凡的老大做深度研究。他们更加感兴趣的是，与社区相关的标准社会学问题：顽固的贫困，内部的暴力，枪支的盛行，住户与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还有他们不那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社区如何与帮派共处。

我的教授们说，如果我能够把这些题目研究好，我就可以解释罗伯特·泰勒的租户们是如何真正行动的，而非只是简单地讨论他们与中产阶级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威尔逊尤其坚持我要从更为宽泛的视角研究帮派及其在罗伯特·泰勒的角色。因为社会学有着非常强烈的“社区研究”的传统，他希望我可以撰写一份有关在高楼公租房计划区日常生活的成熟报告。

他还说，他开始担心我在计划区的安全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球，以便和威尔逊这位高尔夫球痴有更多时间共处。有一次，他在球道中间面无表情地说，“素德，我在经历梦魇，我很担心你，我真心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他慢慢走开，没有告诉我应该观察的“其他人”是什么人，但是我知道，这意味着帮派之外的任何人。

我知道他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有所关注。但是得知若仍以此社区作为我论文写作的基础，就必须要拓宽关注面，我还是吃了一惊。这意味着J.T.将不会是我关注的唯一对象，甚至可能不会是主要的对象。我有几位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精通第一手观察的方法论。他们都坚持，我要避免和任何资料来源者交往过密，如果我会受制于他的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还没有忘记，J.T.在见到我进入社区之后，是如何大为恼怒的。我认为，一定不能告诉他我将不再关注他的领导力。到目前为止，J.T.并非我接触该社区的唯一途径，但他的确是最好的途径。他是带我进入的人，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任何一扇门的人。但是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J.T.有其个人的魅力，他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生活，我想继续了解他。

有外来者愿意花上几个小时，倾听他那些关于逞强好斗和管理能力的故事，J.T.似乎对此颇为自得。他经常说，管理一个帮派有多么麻烦，保证毒品经济的平稳运行有多么困难，而与那些视他为仇敌的守法租户打交道有多么不容易。有的时候，他会冷静地说起他的工作，就好像是某位小商品制造厂的CEO一样——我觉得这种态度不仅听上去刺耳，而且考虑到他的事业所导致的暴力和毁坏，还很不负责任。

在他的自我想象中，除了是个领袖，他同时还是个慈善家。他会骄傲地谈论自己脱离芝加哥市中心的主流销售工作，返回到这个计划区，并利用他的贩毒利润来“帮助其他人”。他是怎么帮助的？他强令他所有的帮派成员都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并远离毒品。他资助一些当地的青少年中心，帮助他们购买体育用品和电脑。他愿意把自己的帮派成员借给罗伯特·泰勒的租户领袖们，帮助他们为老年人跑腿，或者痛揍那些家庭施暴者。J.T.甚至可以把他通过贩毒赚钱的事实说成是好事。他告诉我，毒品经济是“对社区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将瘾君子的钱通过帮派的慈善活动再分配回社区。

我必须承认，J.T.的雄辩颇有说服力，无论我如何努力质疑。事实上，我并不十分了解他的帮派是如何在更为广泛的社区中发挥影响力的。甚至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J.T.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还有哪些帮派的活动没有向我展示？

在二月份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和他站在一处街角。他当时正在接见他的一个毒品销售小组。我忍受不了刺骨的湖风，被冻得浑身发抖，还得竭力集中精神去听J.T.都说了些什么。他跟手下的人说，要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他还努力激励年轻人要不惧寒冷，要卖出尽可能多的快克。在这样的天气里，年轻的成员们必须要外出销售，而更高级的成员则可以在楼房的大厅里待着。

在向他的团队致辞之后，J.T.说他要去打篮球。他钻进了他的迈锐宝，我也跟着钻了进去。他的车停在州街上一处繁忙的路口附近。这里属于罗伯特·泰勒大楼的区域，从车里可以看到一些低层建筑，和男孩&女孩俱乐部。在他转动车钥匙之前，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他的工资有点过高了。

我说，“我不觉得你的工作有什么难度。我的意思是，你总说你的工作有多困难，但是我完全看不出来难在哪里。”我接着说，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他走来走去，和人握手，花钱，开好车——据我所知，他至少有三辆，还有和朋友们开派对。J.T.坐了一会儿，没有发动汽车，然后说，“好吧，你想试一下？要是你觉得这很容易，你来试试。”

“那不可能。研究生院可没有训练我去领导一个帮派。”

“没错，可是你觉得我不需要任何技能就可以做这个。所以你应该也轻而易举就能应付，对吧？”

有些时候，他的工作似乎确实不容易。比方说，当他的帮派和别的帮派开战的时候，J.T.必须要协调他的军团，同时激励15岁的孩子们到街道上去，冒着被枪击、殴打或者逮捕的高度危险，出售毒品。更何况，这些孩子也不会因为这些麻烦而变得富有。如同绝大多数其他的街头帮派一样，黑暗之王只有少数的领导阶层。J.T.的工资簿上只有几个官员：一个会计，几个“执行人”，一个安全协调员，以及一组收入少一点的“指挥员”，每人各负责一个六人小组，在街头出售快克。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J.T.的帮派貌似都只在街角厮混，出售毒品，掷骰子，还有谈论女人。真的需要一个自封的CEO来管理这一切吗？

我向J.T.说了这个想法。我说，“我可以做，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无法指挥一场战争，我也从未开过枪，所以这要看你说的‘试试’是什么意思。”

“只是——试一下。现在没有战争，也没有打斗。所以你根本不必碰到枪支。但是我可不保证，你不会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

“我不会跟你说的。你说过你觉得这不难，所以你来做，你会看到我说的是什么。”

“这是个邀请吗？”

“黑鬼，这是个一生中难得的邀请。我保证要是你做了，你会向学校里的所有朋友讲这个故事的。”

他建议我尝试一天。这把我逗乐了：我怎么可能在一天里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坐在车里，我看到父母们小心谨慎地从一楼大厅里走出来，带着孩子们去上学，同时抵抗着寒冷的湖风。一个路口的安保人员催促他们快点过马路，因为有几辆十八轮的超大型卡车正在轰鸣着，不耐烦地等着绿灯。J.T.在他们路过轿车时，向他们挥挥手。我们的气息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了雾气。他打开除雾器，把音乐放得更响。“一天，”他说，“接受或者放弃。我只能说到这儿。一天。”

第二天早晨，我在位于桥港的凯文汉堡天堂与J.T.见面。桥港是与计划区隔着高速路相对的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街区。他通常每天早晨都待在这里。“这里的白人们都不认识我，”他说，“所以不会有人烦我。”

在我坐下的时候，他的牛排和鸡蛋正好端上来。他说他总是单独吃饭。他的两个官员，普雷斯和排骨佬过一会儿就到。尽管J.T.的帮派比南部绝大多数的帮派都要大上将近两倍，但他还是把他官员数量维持得很少，因为他只相信极少的几个人。他的所有官员，都是他从高中就认识的朋友。

“好吧，”他开始说话，“让我们讨论一下——”

“听着，”我突然说，“我杀不了任何人，我也不向任何人卖狗屎。”由于惊惧，我昨晚几乎整夜未眠。我接着说，“或者哪怕是策划那一类的事情！我也不干！”

“好吧，黑鬼，你先别嚷嚷。”他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四周，“还有，别担心。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头儿。”

他用餐巾抹抹嘴，把一块牛排卷到叉子上。

“我不能让你什么都干，对吧，那是在自找麻烦，你明白吧？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你刚刚告诉过我，你不想做的其他事情。但是那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你忙上一整天。而且，只有来吃早饭的猫才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不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像是你在管事。别给我丢人。”

J.T.解释说，他所担心的是他自己的老板，黑暗之王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大概有二十几个人，控制着黑暗之王在芝加哥的所有街区，密切监控着毒品的收入，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收入会上缴到高层。他们总是在关注像J.T.这样的地区领导人是否会保证他们的团体守规矩。自找麻烦的年轻帮派成员会引来不必要的警方注意，这会加剧出售毒品的难度；卖的毒品越少，董事会收到的钱就越少。所以董事会一直都在提醒J.T.，要减少帮派活动里的摩擦。

J.T.在解释这一切的时候，还反复说，只有他的高级官员们才知道我要做一天的帮派老大。他说，帮派的普通成员将不会知道我们的试验，大部分的社区成员也不会知道。想到要和J.T.在一起待上一整天，我就很兴奋；我想要是我在一整天里都跟着他，他就不太可能审查让我看到的事情。此外，这也是他信任我的一个明显信号。而且我认为，我有兴趣了解他工作的实际情况，这也让他很开心。

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我一开始工作，你立马就知道了。吃东西吧，不然你会饿肚子的。”

我当然有点紧张，不过并非因为我正在牵涉进一个犯罪组织。实际上，我甚至从未真正那么想过。也许我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方面。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里，教授们都要为自己的研究而向体制化的评估委员会提出申请。评估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制止剥削性的研究或违反职业道德的研究。然而很少有人关注研究生们的工作。只是在后来，当我开始跟我的指导教授们分享经验并且向他们展示我的田野记录时，我才开始明白并遵守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研究报告要求。但是在那时候，我对此类规则一无所知，我只是简单地遵守着我自己的道德律令。

这一律令并不必然可靠。坦率地说，更深地进入J.T.的世界这一刺激，令我有些飘飘然了。我希望他在某天会把我介绍给黑暗之王的权势领袖阶层，那些传说中残忍无情的、一度曾盘踞在内城，但是已经移居到芝加哥郊区的帮派大佬们。我好奇他们是否是某种革命的先驱，是否争论卡尔·马克思、杜波伊斯、弗朗兹·法农以及恩克鲁玛[12]。（我想不会吧。）我还希望J.T.可以把我带到某间黑暗的市中心客栈里去。在那里，体型巨大的意大利人穿着肥大的意大利西装，秘密与J.T.这类的黑道人物会面，策划一个多种族的、跨年龄段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犯罪计划。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头脑兴奋过度，以致有点不知所措。

普雷斯和排骨佬很快到达，并和我们坐在了一起。现在，我已经和这两位相当熟悉了。排骨佬是帮派里的书生和唠叨的财务，这意味着他掌管帮里绝大部分的财政和组织性的活动；而普雷斯则是残暴又强悍的保安主管，他的工作包括将特定的街角分配给特定的黑暗之王交易商。他们是在日常工作里协助J.T.的职责最为重大的两位。在坐下的时候，两个人都冲我点点头，然后看着J.T.。

“好吧，排骨佬，”J.T.说，“你先来，黑鬼。告诉我，今天有什么安排？”

我插嘴说，“嗨，嗨！这里我说了算，不是吗？我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发号施令，不是吗？”

“好吧，黑鬼，”J.T.说，又四下看了一次。他仍然担心我说话的声音过大，“冷静些。”

我试着冷静下来。“排骨佬，你先来。跟我说一下，黑鬼。”

J.T.拍着桌子，大声笑了出来。排骨佬和普雷斯也跟着他笑了出来。

“要是他再叫我‘黑鬼’，我就踢烂他的屁股，”排骨佬说，“我可不管他是不是我的老大。”

J.T.告诉排骨佬，只管罗列一下当天的任务。

“贝利女士今天需要十几个人清扫大楼，”排骨佬说，“昨天晚上乔西等人整夜都在搞派对，垃圾遍地都是。我们需要在11点之前派些人手过去，否则她会不爽的。我可不想在她不爽的时候和她打交道。我不想。”

“好吧，素德，”J.T.说，“我们要怎么做？”他抱着胳膊，向后坐去，就像刚下了一步将军的好棋。

“什么？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是个玩笑吗？”

“不是个玩笑，”排骨佬平静地说，“我们要怎么做？”他看着J.T.，而J.T.则用手指指我。“来吧，头儿，”排骨佬对我说，“我大约有十件事情需要处理。先处理这件吧。”

J.T.解释说，他必须要让贝利女士开心，因为帮派在她的大楼底层大厅里出售海洛因；而作为大楼主席，她有权力为难帮派。为了讨好她，J.T.通常会派遣他的人去打扫她的大楼，还要做些其他的乏味工作。年轻的毒品贩子痛恨这类差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羞辱，还因为每做一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就意味着少赚一个小时的钱。乔西是J.T.帮派的青少年成员，他昨晚显然和几个性工作者在那里搞过一个派对，令楼梯间和画廊里遍地狼藉，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垃圾和用过的安全套。

“好吧，谁有段时间没干这种活儿了？”我问。

“嗯，穆切和卡利亚的团队，”排骨佬说，“两组人大约都三个月没干过了。”

“好吧，我们在这两组人之间如何做决定？”我问。

“嗯，这取决于你觉得什么重要，”J.T.说，“穆切的小组一直都赚很多钱，所以你可能不会想要把它从街上调回来。卡利亚最近做得没有那么火，所以或许你会想让他清扫，反正他也不怎么赚钱。”

排骨佬反驳说，我应该让穆切去做清洁的工作，正因为他最近赚了太多的钱。排骨佬说，做一点社区服务可能会确保“穆切不至于头脑发热”。对于一名老大来说，常见的挑战是不要让年轻成员自我感觉太强有力或者独立。

然后普雷斯又说起一件事情：穆切曾经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当时大约55岁的贝利女士上过床。这一消息让我震惊：穆切真的会倾心一位50多岁的体格壮硕的女性吗？普雷斯解释说，年轻的男性经常和老女人睡在一起，尤其是在冬天，不然他们很可能就找不到温暖安全的地方过夜。另外，一个拥有租约的妇女也可以让她的小男友把毒品和钱藏在自己的公寓里，或者干脆将其作为出售点。

“可能贝利女士喜欢穆切，并告诉其他人只能从这个家伙那里购买毒品，”普雷斯说，“不过不好说，因为这样会让穆切觉得他拥有这栋楼，而他并没有这种迹象。”

我已经在这一代理职责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并为此感到挫败，就说：“不如掷硬币吧？我的意思是，两种选择都各有利弊。”

“这就已经放弃了？”J.T.问道。

“好吧，我们派穆切过去，”我说，“最好别让他的头脑过分膨胀。短期看来，你会损失一点钱。”

“你终于搞明白了。”排骨佬说，并且走到一边去打了一个电话。

普雷斯提出了下一个议题。黑暗之王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大型场所，用以举办会议。它可以是一间教堂，一所学校或者青少年中心。J.T.解释说，在几种情况下，帮派需要召集所有的成员。如果某位成员违反了主要的帮规，J.T.喜欢在全体成员面前当众执行惩罚，这既是为了促进团结，也是为了施加威慑。比方说，如果有成员被逮住偷毒品，他就会在全体帮众面前被狠揍一顿。

J.T.也会召集大型会议处理操作性的问题，比如销售策略，或者怀疑某人向警方告密了。一场大型的会议还可以为J.T.的演讲提供一批受到控制的乖乖听众。我曾经去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在会场上只有J.T.自己在滔滔不绝，讲上两个钟头关于忠诚和勇敢的美德。

他经常在街角或者某个公园里召集帮众。但是这样做的效果非常不理想。在J.T.的帮派里大约有250个年轻人。而在一个街角哪怕只召集50个人，也肯定会招来警察，尤其是如果议程表上还包括揍人这一项的话。

我对帮派与警察的关系感到好奇，但是却无法猜测。帮派成员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毒品，这令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警察不来关掉这些公开的市场？然而我得不到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质性回答。J.T.总是对这一话题讳莫如深，而在这一街区的绝大多数人则根本都不敢谈论警察——在我看来，甚至更不敢谈论帮派。作为一名成长于那种欢迎警察出现的社区的人，我觉得这很奇怪。但是很明显，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事情。

如果要准备同其他帮派开战，那黑暗之王也需要召开全体大会。偶尔，战争会因为不同帮派的少年成员之间卷入打斗而爆发，然后升级。但是像J.T.这样的老大会极力阻止此类冲突，因为它会无端威胁到生意。更为典型的战争起源是，当一个帮派试图占领原本属于另一个帮派的销售地盘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帮派驾车到另外一个帮派的地盘上放冷枪，希望能够吓跑其顾客——也许是作为对方驾车枪击的报复。

出现这一类冲突时，J.T.会拿起电话，打给他在另外一个帮派的对手，双方安排出一个妥协方案。不过，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帮派老大会下令报复，以挽回颜面。一次驾车枪击会导致另外一次报复性的驾车枪击。如果黑暗之王的交易商被其他帮派的某人抢了毒品或者现金，那么黑暗之王则至少会以牙还牙。

报复意味着战争的开始。在J.T.的帮派中，保安官员普雷斯负责战争的细节：布置哨兵，在必要的情况下聘请雇佣兵，策划驾车枪击。普雷斯很享受这一工作，他在帮派战争期间往往快活无比。

我从未见过任何一场持续时间超过数周的战争。各个帮派的高层都明白，公开的暴力活动至少不利于生意。通常，在战斗持续了一周或者十天之后，老大们都会找一个奥特里那样的中间人，来协助订立停战协议。

“威尔金森牧师说，我们可以每周在教堂集会一次，在晚上，”普雷斯说，“我昨天跟他谈了。他说他想要一笔捐款。”

普雷斯轻声笑了出来。刚打完电话回来的排骨佬也是如此，还有J.T.。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我问道。

“威尔金森牧师是个基佬，哥们，”J.T.说，“那黑鬼会成夜地给人口交！”

我根本不知道威尔金森牧师是否真的跟男人做爱，但是我想那无关紧要。普雷斯和其他人很喜欢拿他开玩笑。就好像刚才这样。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笑。”我说。

“黑鬼，你必须要会见他，”排骨佬说，“单独！”

“哦，我明白了。很有趣。好吧，这样如何？既然我是老大，那么那次会见就安排在明天。哈！”

“不行，牧师想要在今天见面，”J.T.说，突然严肃起来，“而且我也需要在今天知道我们本周五的会议在哪里召开。所以看你了，褐种人。做好准备。”

“那么好吧。我就派排骨佬去拜访威尔金森牧师。可别告诉我，我无权指使他！”

“你确实不能指使他去做这件事情，”J.T.说，“按照帮规，只有老大才可以做此类的会见。”

“你们这些家伙现在就开始搞怪了。不过没关系，我会去做的。我会说我们要付给他五十块钱作为教堂使用费。”

“什么！”普雷斯说，“你疯了？”

“五十块只能够保证条子们准时到达，”排骨佬说，“你最好多给点。”

“好吧，我们上次付了多少？”我问。

“这要看情况。”J.T.解释说，对于不那么德高望重的教士来说，把他们的地方租给帮派以便召开会议，并非多稀罕的事情。“五百块也可以买到秘密的房间，或者是地下室，但那只有过一次，而且条件是牧师也要待在楼里。七百五十块才可以买一处你自己的空间。有的时候，你并不想受到打扰，这要看你的会议议题了。”

“对，”普雷斯插话说，“要是你必须得教训某人，你就不想受打扰。”

我要他们给我点时间，以便进行通盘考虑。

我们四个人离开了餐馆，钻进了J.T.的迈锐宝，去执行下一个任务：会见强尼。这个男人拥有一家便利商店，但是他最近不再允许黑暗之王的人进门。我认识强尼。他称得上是本地的地方史学家，特别喜欢用1960和1970年代的帮派故事来招待我。在那个时候，他曾是个帮派老大。但是他强调，那个年代的帮派完全不同。他说，那时他们的帮派都是政治组织，他们会反击警察的骚扰，会挺身而出，为社区争取获得公平的城市服务的权益。在他看来，今天的帮派绝大多数只是赚钱的组织，根本不明白、也无法为芝加哥的贫困黑人群体服务。

强尼的商店位于47街。那里是一处横跨罗伯特·泰勒的繁华商业区。在这一地带里分列着酒肆、支票兑换店、派对商品店以及五金商店、几栋烧毁的楼房、一些空地、公共救助中心、两家美容沙龙和一家理发店。

在普雷斯开口说话之前，我并不怎么担心这次会见。然而他说，“我们跟这个黑鬼有点过节，因为他对我们的要价，一直比别的黑鬼要高。”

“你是说他只坑黑暗之王的人？”我问。

“没错，”J.T.说，“而且这次会见特别难搞，因为强尼是排骨佬的叔叔。他还是一个危险的混蛋。他动不动就会用枪。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不，你们必须要小心，”我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不会使用枪支的。”

“没有谁说过你必须要用枪，”普雷斯在后面座位上笑着说，“但是他可能会用哦！”

我问道，“我到底必须要做些什么？你们想要我告诉他，收你们个公平价？”

“嗯，这个是难搞，”J.T.说，“因为我们不能让人们利用我们，你明白？不过事实上，我们却在为这个黑鬼提供保护。”

“保护？”

“是的，比如说某人偷了点东西。我们就会找出来是谁干的，然后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能禁止我们进入他的商店，”普雷斯说，“要是我们为他提供了服务，他就不能拒绝我们。”

“没错，”J.T.说，“我们必须要试一下，提醒他我们在保护他，他得付钱，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入他的店铺，那就不好看了。你看，他所做的，就是试图要赚回他付给我们的保护费。”

我们停下车时，强尼正在门口抽烟。他冲着我说，“什么事，素德？我看你又在浪费时间了，跟这些黑鬼混在一起。”强尼看起来像是在迪斯科年代里混混儿的卡通版：亮橘色的长裤，看起来易燃的涤纶衬衫，牛仔靴上配着漂亮的仿钻，手上也戴了许多廉价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假的宝石和其他的石头。在他的胳膊上文着“黑婊子”，而在他胸口上的文身则是：“棚屋之王”。这是很久以前他所在的街头帮派的名字。

J.T.、普雷斯和我跟着强尼走进了店铺的后面，排骨佬则离开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后屋里陈腐不堪，久未清扫。墙上贴着裸体黑人女子的画像以及瓦尔特·佩顿[13]的大幅招贴画，还有一幅曾经广受欢迎的芝加哥灰熊队的招贴画。在结实的架子上和地板上都摆满了强尼修好并待售的旧电视机、音响，还有微波炉。一张大木桌上还留存着昨晚的扑克游戏残局：扑克牌和薯条，烟蒂，一些白兰地，以及分类记录的债务。后门开着，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处小小的流浪者露营地。J.T.告诉我，强尼付给一个流浪者每周几张50块的钱，让他睡在外面，看着店铺。

我们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强尼看起来有些烦躁。“好吧，”他说，“我们要干吗？”

“好吧，我们更多的是在想，你要做什么，黑鬼。”普雷斯说。

“听着，黑人大个儿，”强尼说，嘴里的雪茄抖动着，“要是你不能说点有用的，就给我出去。”

J.T.让普雷斯回到车上去，只剩下我、J.T.和强尼。

“你在玩我们，强尼，”J.T.说，“现在是你在宰我们。你在要回你的钱？是吗？”

强尼平静地回答他说，“你们这些黑鬼跟我要两百五十块一个月。这种狗屎不能再继续了。我要是必须支付这钱，我就没法做生意。而且，你的孩子们还不断来这里，免费拿走东西。我告诉穆切和其他人，要是他们再到这儿来，这把点22就会瞄准他们的后背。”他向着一把挂在他背后墙上的步枪做手势。

“你看，我们现在不需要这种谈话，”J.T.说，“我是说，我们需要合作。”

“合作，傻瓜！”强尼说，“你可以和我的拳头合作。”

“哇，哇！”我喊道，试着有点用处。“都冷静一下，男孩们。我想我们需要一点——”

“这个阿拉伯人要和我们在这儿坐上一整天吗？”强尼说。

“别管这个男孩，”J.T.说，“我一会儿再解释。”他看了我一眼，意思是闭上你的鸟嘴！然后接着说，“听着，从现在开始，你每个月付给我两百块，那你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同样的东西。”他是指帮派提供的保护。“此外，我还会告诉穆切和所有其他人，告诉他们不能偷东西。如何？”

“婊子，你最好告诉他，别再带女朋友来这里。”

“什么？”

“就是这样的。他趁我不在的时候，把那些婊子带到这里来卖弄，从架子上拿东西，吃糖果，喝汽水，就好像他是这里的老板。我的人试图做点什么，他就掏出一把枪指着他。让他冲着我来！再试一次，我就干掉那个小杂碎。”

“好吧，”J.T.说，把他的手放到强尼面前，让他住嘴，“我跟你说过了，我会处理那个黑鬼的。”

“我付给你两百块，但是你的小屁孩们必须要来这里消费，而且他们必须要保证，一个月至少要花掉两百块买东西。”强尼说。

“你不会提高价格，是吧？”我说。

“妈的，阿拉伯人，你还在这儿？”强尼说，“是的，没错，他们和别人付的价格一样。”

我说，“好吧，那么我们就此成交，男孩们！”我站起来要走。

“男孩，别动，”J.T.说，“强尼，我们会回来找你的。”

“是的，我们会回来找你，”我说，“我们需要详细谈谈。”

强尼和J.T.大笑起来。

“妈的！”强尼喊道，“你到哪儿都带着这个阿拉伯人？”

“一天，”J.T.咕哝道，明显被我有点过于严肃的角色扮演打败了，“一天，仅此而已。”

我们回到了车里。普雷斯开车，J.T.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坐在后面。J.T.解释说，我的下一项任务是要解决一起发生在两个帮派成员——比利和奥特斯——之间的争执。比利是一组六人毒品销售团体的主管。奥特斯是他的销售员之一。他说比利少付了他一天的工资。而比利则说奥特斯谎报他所出售的海洛因，并且私藏了多余的钱。我所面临的困境是，我已经认识比利和奥特斯这两个人了。

在路上，普雷斯说明了我的任务：判决这个案例，做一个公平的惩罚。他说，“如果比利没有付给奥特斯工资，那么你就必须要惩罚比利。对于克扣下属工资的惩罚是打两个耳光，此外还要加上停职一周。另外，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让奥特斯当一个星期的主管。但是，如果奥特斯确实偷了东西，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你就得痛揍那个黑鬼，而不只是打他两下。此外，他还要免费工作一个月。”

要打某个人的脸，给他一个“耳光”的想法，让我非常难受。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我总是被捉弄的那个。那时，我虽然高大健壮，但不过是个书呆子而已。我总是戴着口袋保护袋[14]，留着糟糕的发型、抱着一堆数学与科学的书籍。对于典型的橄榄球运动员或任何其他种类的运动员来说，我都是个完美的袭击目标，尤其是我很少玩网球或者橄榄球这一类的“男人”运动。我甚至从未学会如何打出一拳。在学校里，绝大多数针对我的打斗都以某人——经常是和我在一起的某个女孩——请求恫吓者而告终，要么就会以我像婴儿那样缩成球状而告终——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绝大多数的恫吓者都不会跟一个不会还手的人打斗。

“我可不想挑刺儿，”我说，“不过这不就是我们要你出现的原因吗，普雷斯？你是个安保人员，对吧？你揍他们——我是说，这不就是你拿工资的活计吗？而且如果我是老大，我也能够指使你，对吧？”

“素德，”J.T.对我说，“你必须要明白，如果你那么做了，那你就失去了尊敬。他们需要明白，你是老大，这意味着你要来执行惩罚。”

“我让他们做二十个俯卧撑或者五十次下蹲促腿怎么样？或者他们也可以给我洗车。”

“你压根儿就没车！”J.T.说。

“没错——所以就要给你洗一个月的车！”

“听着，这些家伙已经在洗我的车、擦我的屁股、做任何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了，所以你不能那么做。”J.T.平静地说，似乎要确保我明白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如果对于他们偷钱或克扣工资的惩罚，只是清洗汽车，那么你想想，这些家伙将会偷多少东西！你必须得让他们确信，他们不能偷盗！黑鬼，他们需要敬畏你！”

“所以你的领导方式就是……敬畏？”我试图让他觉得我有我自己的风格，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我对殴打别人充满了恐惧，“敬畏，啊？很有趣，很有趣。”

我们把车停在了一处街角。比利和奥特斯已经得知要在那里见我们。天气很冷。太阳已经升起来很高了，不过还没到中午。这个街角位于一处加油站附近，而另一侧绝大部分都是空地和废弃的建筑物。

我看着比利和奥特斯大步走了过来。比利大约一米九几高。他以前是都拔（Dunbar）高中的明星篮球队员，曾经获得过位于卡本代尔（Carbondale）的南伊利诺斯大学（一所本州南部的小学校）的奖学金。由于他与黑暗之王有关系，所以他曾经在宿舍里向学生出售大麻和海洛因。后来，他决定退出篮球队，全职贩卖毒品。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时，金钱的诱惑“让我直流口水，我总是觉得没赚够。这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举动”。他目前在帮派里工作，以便攒上一笔钱，希望能重返校园。

我一直都很喜欢比利。在这个街区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到了18岁的时候，需要自己单独做出全部的重要决定。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在这个街区，有不到40%的成年人甚至都没有高中毕业，而大学毕业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在当时，没有人能够为比利提出恰当的建议。即便如此，他也是社区中第一个为自己的错误决定而负责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在退学搬回计划区以后所说的话：“我不过是需要和某个人聊一聊。我的脑子进水了，却找不到人可以说。”

我不想在今天殴打比利，因为我确实很喜欢他。当然，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身高方面，我根本够不着他的下巴。

奥特斯的故事又不一样。他总是戴着一副黑色太阳镜——哪怕是在室内，哪怕是在冬天。此外，他还总是穿着一件黑色夹克，底下藏着一把大刀，哪怕在大热天里，也是如此。他特别喜欢把人割伤，热衷于给别人留下伤疤。而且他一点都不喜欢我。

我和他之间的过节来自于几个月之前的一场篮球赛。我会定期参加帮派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午夜篮球赛。奥特里做当值裁判的时候，还偶尔会让我参与服务。我以前曾经打过篮球，不过风格却与贫民区里的风格完全不同。在我家所在的街区，我们会做挡拆、传球，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喊犯规——哪怕是在临时比赛中也会如此。然而在帮派的比赛中，你喊的犯规哪怕只有实际犯下的一半，那你也会在半场就用完所有队员。在一次奥特斯参加的比赛中，正好是我做主裁判，我很快叫了他5个犯规，原因是……好吧，因为他确实对某人犯规达五次之多。所以，他必须要离场。

随后，奥特斯坐在场边板凳上，手里拿着一瓶廉价白酒，冲我喊道：“我要杀了你，混账！我要把你的卵蛋割下来！”他这样叫喊，让我很难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集中精神。

我很快就离开了赛场，但是奥特斯跟着我到了停车场。他仍然穿着球衣，所以并没有带刀。但是他从柏油路上捡起一只酒瓶，打碎，并将有茬口的一侧顶在了我的脖子上。就在那时，奥特里冲进了停车场，把奥特斯拉开了，并且让我快跑。我震惊地站在那里，奥特里继续在喊，“跑啊，黑鬼，跑！”大约三十秒之后，他和奥特斯都开始哈哈大笑，因为我的脚无论如何都无法动弹。他们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都跌倒在地。我差点呕吐出来。

在奥特斯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着这件事情，而且好奇他是否也在想着同一件事情。J.T.、普雷斯和我下了车。

“好吧，说一下事情经过，”J.T.说，“我要知道上周是谁搞了鬼。比利，你先说。”

J.T.似乎有点心事重重，可能还有点烦恼。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显然不是问他的时候。很明显，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我说过了，”比利开始说，“没什么可说的了。奥特斯拿了一份100袋装，少了一百块。我想要我的钱。”他固执而又嚣张。

“黑鬼，拜托，”奥特斯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有付钱给我了。你欠我的钱。”奥特斯的眼睛通红，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出手打比利。

“没付给你？”比利说，“你错了。我付给你了，然后当晚你就出去办派对了。我记得的。”

销售团队的主管——在这里是比利——通常会给他的街头销售员一份事先包装好的海洛因。一份“100袋装”是标准包装。每一袋的价格是十块，所以销售员在卖完货以后，应该给他的主管一千块。奥特斯的唯一辩解，似乎是比利在上次转账中欠他的钱——而比利则否认了这个指控。奥特斯和比利不停地争论着，都在看着J.T.、普雷斯和我，为自己辩护。

“好了，好了！”J.T.说，“这样下去没什么意思。滚开吧。我过会儿再找你们。”

比利和奥特斯走开了，和他们团队的其余人一起，待在了他们藏毒品和钱的垃圾桶旁边。一俟他们听不到我们说话，J.T.就问我：“那么，你有什么想法？你听到的信息够用吗？”

“是的，足够了！”我骄傲地说，“我的决定是这样的：奥特斯明显私藏了钱。你要注意，他从未真正否认过拿钱。他只是说比利还欠他的钱。我无法判断比利是否克扣了奥特斯那天的工资，但是奥特斯没有否认偷钱这一事实，让我觉得比利确实是忘记付钱给奥特斯了——也可能是他不想付钱。但是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奥特斯的确偷了钱。而且，我敢打赌，比利也没有付钱。”

大约三十秒的沉默。普雷斯最终说话了：“嗨，我喜欢。不错。这是你今天说过的最聪明的话了。”

“没错！”J.T.说，“现在，要怎么惩罚呢？”

“好吧，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可以借鉴橄榄球联赛规则，援引双方同时犯规处罚规则，”我说，“两个家伙都搞鬼了，所以两个惩罚可以互相抵消。我知道奥特斯的行为更加严重，因为他偷钱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干净。所以两人都不需要挨揍或者交罚款。这样如何？”

更长时间的沉默。普雷斯看着J.T.，等着他的反应。我也是如此。

“让奥特斯到这儿来。”J.T.最终说。普雷斯走过去带他过来。

“你要做什么？”我问J.T.。他没说话。“嗨，告诉我吧。”他还是没理我。

普雷斯和奥特斯一起回来了。

“到那边等我。”J.T.平静地告诉我，冲着车的方向点了点头。

我听话地走到车边，钻进了后座，将视线方向偏离开J.T.等人。然而，由于距离很近，我仍能听到J.T.命令奥特斯将手放到背后。然后我就听到了拳击的声音——拳头打在颧骨上，大约十秒后，又是一声。然后，慢慢地又是两次拳击。我从车后窗看过去，只见到奥特斯抱着脸弯下了腰。J.T.慢慢向车走过来，一边甩动着他的手。他上了车，然后普雷斯也上来了。

上车之后，J.T.跟我说，“你不能任由他们偷盗。我喜欢你对事情所做的判断。你是对的，他们俩都搞鬼了。我们并不能证明比利是否付钱了，所以我不能揍他。但是正如你说的，我们可以确证奥特斯偷了东西，因为他没有否认。所以我必须惩罚他。尽管我没有难为他。我跟他说了，他只需要免费工作一周。”

我能够听到奥特斯痛苦的呻吟声，就像一头生了病的奶牛。我平静地问，他是否还撑得住。J.T.和普雷斯都没有回答。在我们驶过比利和奥特斯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转头看过去的人。奥特斯仍然低着头，在我们驶过的时候，他转过身去。比利只是看着我们驶过，面无表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驾车在城市南区打转，其中不仅包括了J.T.的黑暗之王帮派所控制的巨大区域，还去了在黑暗之王王国里其他帮派的地盘。

随着J.T.晋升为黑暗之王在城市一级的阶层，他的职责范围也随之扩大。现在，他除了要监控他自己的帮派之外，还要负责其他几个黑暗之王派系，以确保销售顺利以及毗邻的各个帮派之间彼此合作。这就意味着他现在要直接或者间接监视着黑暗之王的数百号人。

帮派永远都处于再洗牌和再结盟的过程中。这基本上很少与突发事件（如帮派战争）有关，而更多地与基本经济形势有关。一个地方帮派的消亡，通常都是由于它无法提供足够的海洛因来满足需求，或者是由于帮派领袖付给街头销售员的工资过低，因而无法吸引到积极工作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帮派的领导阶层可能就会将自己的分配权转交给竞争对手。在这种合并中，原有帮派可以得到少量的利润份额，并在合并后的阶层中占据一个更低的等级。主持一个毒品黑帮，虽然并不等同于做普通生意，但也很类似了。

今天，J.T.要去接见所有的四人与六人小组。这些人盘踞在黑暗之王销售毒品的街角、公园、小巷，以及废弃的建筑物里。这是他每周的例行公事。由于这一接见可能是J.T.最为重要的工作，所以很明显，我不能参与太多。不过，在J.T.驾车前往第一站的时候，他说我至少可以跟随着他。

现在，第二辆车加入了我们。车里坐着四位低级的帮派成员。他们是J.T.的保安分队，要事先驾车到每个地点，保证他不受竞争对手的骚扰。

观察着J.T.一个接一个地询问他的销售团队，我开始意识到他确实是一位熟练的经理。他的全体成员都知道规矩所在。一俟J.T.到达，销售团队的主管就会单独走向他，并且要其团队停止所有的销售活动。一名成员会带着所有的现金和毒品，立刻离开这片区域，以确保警方无法将J.T.与贩毒联系到一起。我还不清楚，这是J.T.本人的主意，还是黑社会的标准行动，不过J.T.总是在避开警察的方面小心谨慎。

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他从不带枪、毒品，或者大量现金。即使他偶尔提到自己私下认识的警察，即那些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们，他也总是会在他是否对警方有真正的影响这件事情上含糊其辞。然而，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会被逮捕。在他看来，警察可以随时拘捕他，但是对他们来说，最好还是让熟悉的人来主持毒品生意。他告诉我：“他们只想控制这类屁事，所以他们只会偶尔追捕我们。”

不过，他的街头交易员经常会被逮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最多也不过是件麻烦事；然而，从生意的角度来说，这会严重影响J.T.的现金收入。如果一个销售员入狱了，J.T.就要送一笔钱给他的家人，以让他闭嘴——尽管他还是会担心当事人可能会向警方提供证词，以换取减刑。如果销售员由于贩售毒品而被杀，J.T.就会更为慷慨，几乎总是会付给其家庭一大笔安家费。

在与各个销售主管见面的时候，J.T.都会提出一组标准的问题：有没有常客流失？（常客即消费者。）有没有人抱怨？（关于海洛因的质量。）有没有人离开你，去找别的人？（指消费者从其他销售员那里购买海洛因。）有人盯着你吗？（警察或者租户领袖们。）有新的混混儿在附近转悠吗？（无家可归者或者街头小贩。）你见过别的黑鬼来过吗？（敌对帮派的。）

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主管就要报告过去一周的销售情况：这一周收入的总结、丢失或被盗的毒品、闯祸的帮派成员的名字。J.T.最关心的是每周毒品销售的收入——这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薪水，还与他按月上交给上级的贡税有关。J.T.曾告诉过我，他的上级偶尔会毫无道理地（至少J.T.所提到的那些理由，都不合理）改变税率，甚至会加倍。若是这样，那J.T.就必须要自己掏腰包。在几个月之前，他就被迫贡献了五千块，协助帮派充实军火库，而J.T.本人对此则并不乐意。

所有这些压力，再加上总是害怕他的上级们要搞政变，使得J.T.偏执狂似的认为自己会被牺牲掉。他曾跟我说过几次在其他街区的这类政变。因此，他会实地质询他的销售主管们，以各种方式来提出同一个问题，或者试图套他们的话。

“所以你卖了50袋，好吧，还不错。”J.T.可能会这样开场。

“不，我是说我们卖了25袋。”主管会这样回答。

“不，你说过50，我打赌你说的是50。大家都听到了，是50，对吧？”

“不，不，不。我说的是25。”

J.T.和负责管理其销售团队的年轻人总是会如此这般地反复几分钟，纠缠于细枝末节，直到J.T.自信已经得到了真相。这些年轻人一般将近二十岁，或者刚刚二十出头。今天，随着寒冷的午后慢慢变成黑夜，我见到几个这样的年轻人在J.T.的询问之下汗水涔涔。他们当然知道他在期望什么。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怀疑，也可以让他们涉嫌“违规”：J.T.会立刻惩罚他们，或者停止他们的特权——比如说，携带枪支或赚钱的权利。

J.T.还会询问在过去一周里可能会引起警方注意的任何行动。这可能是消费者和销售员之间的争执，也可能是任何的枪击行为。如果某人被高中退学了，或者引起了租户领袖的关注，那么J.T.就会更为严厉地质问负责人。

对于主管们来说，这一审问最为令人难受的部分，是J.T.有着他自己独立的信息源。他有一本在黑暗之王操控的各个街区的线人名簿。在刚开始负责监控自己的街区之外、他所不了解的那些街区时，他就开始了这项操作。他可能会熟悉这些街区里的道路和店铺，但是他不像在自己的地盘上那样认识每一位牧师、租户领袖、警官以及混混儿。

他的绝大多数线人都是流浪汉、擅居者，或其他手头紧张的成年人。他们要价便宜——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J.T.只需要付上每天十块或十五块。而这些穷困流浪者可以轻易地在毒品区厮混，并且监视J.T.的帮派成员，又不会引人怀疑。有的时候，J.T.会派他的高级官员听取这些线人的汇报，有时候也会亲自去见他们。尽管这些人无法告知其成员是否有监守自盗的行为，但是他们关于街头斗殴或消费者投诉的报告仍然颇有价值。

我们驶过这个街区，又路过了47街那些毁坏的店面。在路上，J.T.告诉我，他的一个销售小组出售稀释过的产品。J.T.的高级官员从偏远街区或者位于城市郊区购入大量的粉末可卡因——这是黑暗之王毒品销售链的起点。这些高级官员通常会在某间空闲的公寓里，或者付给某位租户大约一百块每月，以租用他的厨房，来把这些可卡因制成快克海洛因，然后再把包装好的定量售品递送给这些销售主管。

不过，街头小组有时会得到许可，自己制造海洛因。J.T.解释说，在此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偷着用添加物来稀释其可卡因配份，以制成更多的海洛因。他们可以把10块每袋的100袋毒品变成125袋，也即意味着可以多赚250块。这笔钱显然不会受到J.T.收款的影响，因为他只计算了100袋。

我很惊讶J.T.会留给人们这种从中揩油的机会。不过，他现在要管理太多的人员，以及超负荷的产品量，所以他偶尔也会把生产租出去。这是个相对简单的过程：把粉末可卡因和发酵粉以及水混合起来，然后把水烘干，直到最后产生海洛因的晶状体。将生产转包同时还可以为J.T.提供保护：即使警方袭击了某一处生产海洛因的公寓，他也不会丢掉可卡因的全部供给。

出售稀释的海洛因对于J.T.来说非常麻烦。这不仅仅意味着他的成员实际上是在监守自盗。这一类的创意举动是会传染开来的。要是其他的帮会派别有了新的点子，以增加税收，那么不但J.T.会损失其税收的收入，他的销售主管们也会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他搞掉。此外，他还担心被稀释掉的快克可卡因会造成身体上的过度危害。不久之前，在罗伯特·泰勒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几乎死于过量服用，传言就是，J.T.的一个销售员曾卖给他配过危险添加物的快克。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大楼主席让警方在当地布置了24小时的巡逻队，制止了毒品的销售。由于这件事情表明J.T.不能够控制他的成员，他的上级几乎为此将他降职。

J.T.对于快克改造品的另外一个担心在于简单的竞争性事实：如果有消息传出，说黑暗之王在出售劣等产品，那么他们的顾客就会去找别的帮派。在我们驾车去会见迈克尔的时候，J.T.告诉我，这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迈克尔是一位20岁的帮派成员，最近刚刚被升职，负责一个六人的销售团队。

J.T.的一个线人告诉他，迈克尔的团伙在出售稀释过的产品。这名线人是个快克瘾君子，J.T.让他购买了快克，然后交给自己。从其颜色和易碎的晶体结构方面，J.T.判断出，这些快克的确掺假了。

J.T.问我，如果我是帮派老大，并且必须要处理迈克尔，我会怎么做。

“把他赶出去！”我说。

J.T.解释说，这类决定并不会那么直截了当。他说，“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想到这类赚钱的方法。现在，有个家伙想要赚点外快。我有几百个为我干活儿的人，但只有几个会有此类想法。你并不想因为这个而失去人手。”J.T.告诉我，他需要做的，是要断绝迈克尔的手段，但是保留其背后的劲头。

我们与迈克尔会合后，J.T.告诉他的官员们和保安分队不要打扰他和迈克尔。但是他让我跟着他。我们走进了一家快餐店后面的小巷。

“看到这个了吗？”J.T.说着，把一个保险塑料袋举到迈克尔面前，“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迈克尔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分辨出这些快克是他的，很好奇他这么说是否只是出于习惯。

迈克尔满脸都是坚忍的表情，好像他期待着被惩罚。他团队里其余的人都站在大约一米之外，看着这边。

“是，对的。而且这只是它标准量的一半。”J.T.说。

“你想要我们再加一些进去？”

“别跟我耍把戏，黑鬼。我知道你一直往产品里掺狗屎。我手里的就是这种狗屎。你还要否认？”

迈克尔沉默不语。

J.T.接着说，“我来告诉你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不会找你的麻烦。但是你要停止卖这种东西，而且，下周你也不能拿钱。你的份额归所有其他人所有。另外，你还得跟他们说一下。你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制造这种稀释的东西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对吧？”

迈克尔的头低着，点了点。

“那么好吧，你要告诉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会丢掉客户，然后我们就不会有工作。你还要告诉他们，这是你的主意，你搞砸了，作为惩罚，你要让他们拿走你的那份钱。”

迈克尔明显很沮丧，他的脸上一副愤怒的表情。最终，他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看向别处，踢了踢地面上的几块石头。他似乎想要挑战J.T.，但是明显被逮着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J.T.叫过来迈克尔团队的其他人，结束了他例行的听取汇报工作。

这时，天黑下来已经有几个小时了。到此为止，我在今天所扮演的帮派老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我在这一角色中显然能力有限。它比我想象到的更平凡，也更戏剧化。我精疲力尽，脑海中旋转着各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细节。我仍然完全无法决定，黑暗之王要付给威尔金森牧师多少钱来租用教堂。

我陪着J.T.去现场视察了大约二十个黑暗之王的销售组。其中有两个销售主管被带到隐秘的地方，由于其违规行为而被打了耳光。另外一个无法向J.T.缴纳周税的主管，被罚了应缴税额的10%，而其下周收入也要降低50%。在挥舞大棒的同时，J.T.也给胡萝卜。有一个小组工作完成得尤其好，因此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在这个周末携带枪支。（J.T.禁止他的成员携带武器出门，除非有枪战发生；他还要求成员们直接从帮派里购买枪支。）他还给了另外一个组250块的奖金，因为他们连续几周的销售都高于平均水平。

在这一每周例行的巡视中，J.T.所遇到的问题似乎没完没了。他必须要在各种问题失控之前将其处理掉。有几起顾客与卖给他们毒品的黑暗之王成员公开打斗的事件，在每一起事件中，顾客都抱怨快克的袋子太小，或者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一个店铺老板向J.T.报告说，几个帮派成员要求他按月付给他们“保护费”。这不是正当的要求，因为J.T.只允许他的高级官员们收取保护费。一位牧师向警察举报J.T.的一个成员，因为他在教堂的停车场里让一名吸毒者给他口交，以代替现金。两名帮派成员由于斗殴而被学校退学，其中一人还在他的学校储物柜里藏有枪支。

明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不必去关心我所目睹的那些数以百计的职责与判决了。然而J.T.还要继续干下去。他还得继续主持这个成功的地下经济：执行合约、激励他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赚取低薪、与反复无常的大佬们打交道。当然，我并未降低对于他那种生计的不满。不过，我同时也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公开宣称的那些爱心，还有他的帮派是如何代表罗伯特·泰勒的租户的。此外，对于J.T.的大佬们，我仍然知之甚少。

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下一组关于罗伯特·泰勒之生活的答案，来自于在我生命当中仅排在第二位的强力人士：那位人人都知道的贝利女士。

第五章　贝利女士的街区

我经常遇到贝利女士。她时常会陪着J.T.巡视大楼。我还曾见过她陪着某位警官或者房管局官员。她总是会和我打招呼，并且彬彬有礼地把我介绍给任何和她在一起的人。不过，我并不明白她的工作性质与工作内容。尽管在我所目睹的那次位于男孩&女孩俱乐部的秘密谈判中，她也出现在现场，但是她却并没有过度卷入其中。我对她很好奇，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她。

该社区的居民们在提起她的时候，往往会混杂着尊敬和恐惧的情感，很像是在提到J.T.时的感觉。我特别想要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哦，你可别把贝利女士惹恼了。”他们会说。或者是：“没错，贝利女士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但是你要保证身上带有五块钱。”即便是J.T.也认为，我应该和贝利女士处理好关系。不过，他同时含糊其辞地暗示说，我要提防着她。

我想了解贝利女士的动机，部分来自于我在芝大的导师们。琼·科马罗夫，一位成就卓著的民族志教授，告诉我说，我跟男人们在一起待得太久。她建议说，既然在这个社区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带孩子的女性，我就应该试着去进一步了解女性是如何维持家计、如何从房管局获取服务，以及在得不到服务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度日的。威尔逊告诉我，研究贫困的学者们普遍都对于女性在社区事务中的角色知之甚少，他进而鼓励我，不仅要跟梅女士这类的家庭领袖打交道，也要去了解贝利女士这一类的租户领袖们。不过，威尔逊和科马罗夫也都告诫我，与贝利女士接触时，要像接触其他强权人物那样，听从别人的警告，绝不要把其他人的告诫当作场面话。

贝利女士中等身材，粗壮结实。由于患了关节炎，她总是行动缓慢，然而她也总是目光炯炯、精神抖擞，就好像穿越特拉华激流的华盛顿一样。在她的右臂上刺了一个文身：MO-JO。她告诉我说，这是她的一个早夭儿子的昵称。她的手指短粗，在与她握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最强有力的握手。

她的头衔是地区顾问委员会（Local Advisory Council）的大楼主席。这是一个选举出来的职位，每个月有几百块的兼职工资收入。大楼主席的正式职责包括：游说房管局改善楼房维护、为租户的活动争取基金支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选举每四年一次，现任者很少会下台。有一些LAC的主席比其他人的权力要大得多，而据我所知，贝利女士处于这一权力层级的高端。事实上，她在多年以前曾参与过创立LAC的斗争，并且直到现在也还保持着战斗精神。我曾经听过贝利女士的一些故事，例如让医院为她大楼里的儿童进行免费体检，以及劝说本地商店捐赠食品。

这一天，我去她那间窄小破败的办公室里拜访她。她让我亲身体验了这一战斗精神。我向她解释了我为何一直在她的大楼里厮混，还想解释一下我的研究。我先讲述了学界盛行的关于城市贫困的观点，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事实依据。

她直接挥舞着手臂打断了我，仿佛已经听过上百遍我的演讲，并且说：“你想在你的研究里跟白人对话吗？”

我困惑了，说：“这是关于罗伯特·泰勒之家的研究，而且我认为我所要对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黑人。除非有我没注意到的白人住在这里。”

“要是我每天只给你吃一片面包，然后还问你，你为什么会饥饿，那你会怎么说？”

我更困惑了，猜测着说：“因为你没有给我吃的？”

“没错！很好！”

我松了口气，希望不要再有测试了。然而贝利女士还在继续：“假设我拿走了你家里的钥匙，你只好睡在外边。这时一个城里人过来，把你算作是‘无家可归者’。你会怎么说？”

“嗯……”这一题似乎更难了，“我会说你错了。我有地方待，所以……不！我不是无家可归者！”我觉得我的回答正中要害。

然而她似乎被我的答案激怒了：“哇！你哪怕独立思考过一次吗？”

我不够聪明，但至少还能明白她并不期待我的回答。

“要是我拿走了你家的钥匙，”她大声喊道，“那你会怎样？”她从办公桌上靠过来，我可以感到她喷到我脸上的呼吸。

“好吧，我猜是你抢劫了我。所以我并不是流浪汉，我是个受害者。”

“好，我们总算有点进展了。现在，假设我告诉警察说，不要去你的街区，而只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写文章说，你住在一个罪恶肆虐的街区，说你所居住的地方比我这里的犯罪率更高。你又会怎么说？”

“好吧，我猜我会说那并不公平，因为警察都去你那里了，所以——”

“教授先生，我们现在大有进展了！”贝利女士举起双手，嘲讽地庆祝着。她接着说，“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你想要理解为什么黑人们住在这个计划区；我们为什么贫困；为什么我们这里的犯罪行为如此之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养家糊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所以你要研究白人吗？”

我回答说“是的”。我终于明白，她是想让我也关注在罗伯特·泰勒之外的人——那些决定租户们日常生活的人。

“但是不要把我们写成罪犯，”她说，“对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我们负责任。但我们做不到事事都在掌握。”

在此之后，我们的交谈大多与此类同。我会走进她的办公室，和她讨论某个主题——比如说，计划区里高中生们60%的退学率。“现在的研究表明，如果孩子们可以读完高中，他们脱离贫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5%，”我好像在讲课一样地说，“所以说，早期教育——把他们留在校内——就是关键。还有……”

贝利女士打断了我：“要是你的全家都在挨饿，而我告诉你我有个赚钱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赚钱。我必须要帮助我的家庭。”

“但是学校那边呢？”她说道。

“我猜那就要等一下了。”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的时候。”

“但是你应该待在学校里，对吧？”她说着，声音里出现了挖苦的味道，“那将能帮助你脱离贫困呢。”她暂停了一下，然后就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丝毫不掩饰她那傲慢的腔调，“所以……你说你想和我聊聊高中的退学问题？”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我最终还是意识到，要想在贝利女士那里建立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权威，都绝无可能。我有一点点自认是专业的研究者，但这一自信极其有限。一旦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应付贝利女士那苏格拉底式的打压，我就决定放弃这一自信，而只让她来教我。

我通常在她为租户们预留的访问时间里去她的办公室，不然的话就很难找到她。如果有租户来访，贝利女士就会请我出去。所以我们之间最长的对话，也很少超过15分钟。贝利女士仍然对我彬彬有礼，似乎颇为警惕。她从来不谈及某位租户的具体细节，而是会泛泛地说起“住在这里的家庭”。

这样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告诉J.T.，我对于和贝利女士之间的交往灰心丧气。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

J.T.乐见于我的挣扎。他曾警告过我，要和她熟络起来并非易事，甚至可能都不值得一试。他说，“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允许你和我的伙计们谈话的。你凭什么认为，她会陪你四处走动，向大家介绍你？在这里，事情进展得没有那么快。”

他说得有道理。如果贝利女士需要时间来相信我，那我就只有等待。

在芝加哥地区入冬以后，贝利女士请我帮助她参加一个募衣活动。她说，她大楼里的租户和擅居者们需要冬季的大衣、毯子和便携式取暖器。她想让我和她一起去几家已经同意捐赠的店铺收集捐赠物。

我向一个朋友借了一辆破旧的黄褐相间的旅行车。当我到贝利女士的大楼里去接她时，她正在搬一个大塑料袋。她吭哧着弯腰把它拿起，又吭哧着把它放到车上。上车以后，她喘着粗气向我指明我们的第一站：在大楼几个路口之外的酒铺。

她让我将车开到酒铺屋后。她说她不想让经理看到我，但是她没有解释原因。

在贝利女士进去的时候，我把车停在了屋后的小巷里。五分钟之后，几个雇员从后门出来，开始往旅行车上装成箱的啤酒和几瓶白酒。尽管一点点烈性威士忌有助于驱散芝加哥的严寒，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并没有御寒的装备。贝利女士爬进了车。她告诉我说，酒铺老板知道，只要捐赠了这些物品，她就会让她的租户们在喝酒的时候，只来这家店消费。

我们开了几英里，来到位于施托尼岛路（Stony Island Avenue）的一家杂货店。我们把车靠到后面，遇到了一位显然是经理的男子。

“嗨，甜心。”贝利女士打着招呼，把我介绍给了这位鲍文先生。他是一位圆脸的黑人，身材高大，体型则像梨子一样，正在咧嘴笑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板，正在清点吊在天花板支架上的牛肉数量。

鲍文先生拥抱了贝利女士。“我有你想要的东西，宝贝儿，”他说，“都在后边。我昨天就为你准备好了。”

他把我们指向一位年轻一点的男子，后者把我们带到了几个装满黑色夹克服的垃圾袋前面。乍一看上去，它们极像是年轻人穿的那种夹克，在袖子和胸部上明晃晃地绣着杂货店的名字。这些夹克都一样吗？我好奇贝利女士的租户们是否会穿带有杂货店名字的衣服。

在我把这些袋子装上车的时候，贝利女士向我喊道：“素德，把这三箱啤酒搬过来。”

我按照吩咐做了。虽然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菜鸟，但是我也能感觉出其中的人情往来。

回到车上以后，贝利女士先提起了我的问题。她说，“我知道你在想我们刚刚在这家食品店里都做了些什么。去看一看这些夹克吧。”我到了后座，拿起来一件。衣服闻起来明显有漂白剂的味道，似乎刚刚消过毒。店铺的名字要么被去掉了，要么被其他的、甚至是更大的字给遮住了。那些字是：罗伯特·泰勒之光。

贝利女士笑了。她说，“这些夹克比绝大多数家庭能够买到的更暖和。这些工人整日坐在肉食冷冻间里，所以他们必须要穿得保暖。这位经理在每个圣诞节都会捐给我大约二十件。”

“那些字呢？”我问。

“给他做夹克的人免费为我们做的。”

“那么啤酒呢？”

贝利女士只是笑了笑，然后告诉我下一站要开到哪里。

当天我们又去了几家店铺。在西尔斯百货公司，贝利女士和经理互相开着玩笑，问候着彼此的家人。然后他递过来几箱儿童的外套，贝利女士则让我把剩下的啤酒搬到他的车上。在一家一元店，贝利女士用一些白酒交换了一包毯子。在一家五金店，贝利女士把一路带来的那个大塑料袋给了经理，后者则给了他三个便携式取暖器。

“不要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在我往车里搬取暖器的时候，她跟我说，“等到我对你有深入了解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贝利女士只接受过一次算是捐赠的捐赠——也就是说，免费的东西。在一家杂货店，她得到了一些罐头食品，而没有用啤酒或者白酒去交换。

在收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了这座城市的最南部。在开车回罗伯特·泰勒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塞车，这给了我一个向贝利女士连环发问的机会。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的？”我问。

贝利女士告诉我，她在公租房长大。在以前，慈善团体、教会组织、城市机构以及个体的志愿者们都会在计划区帮忙。“可是志愿者们不再来了，”她充满怀念地说，“自从你到这里之后，可曾见过有任何友善的白人？我看没有。没有人给我们钱，没有人负责相关的项目。很少再有人会举办那种免费食物的事情了。甚至教会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做事情了。”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的那些人们要给你东西。我是说，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好吧，首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罗伯特·泰勒长大，要么就是家在计划区里。很多中产阶级的人不愿意谈论这一点，不过他们是来自计划区的。忘记你的出身并不难。但是我尽力提醒这些人，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并且每年有那么几次，他们都要做点有益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给他们啤酒和白酒呢？”我问道，“如果那是捐赠的话，就应该是免费的，不是吗？”

“好吧，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贝利女士说。她举出我在几个月以前所目睹的事件，那个名叫波波的妇女想要杀掉那个曾睡过她女儿的中东裔店员。“许多这里的女人为了得到一点免费食物，都必须那么做，”她说，“我并不想见到那种情况。所以如果必须要送出几瓶杜松子酒，那也没什么关系。”

回到她的办公室以后，贝利女士把过冬的衣服整理出来，并且准备好了装有罐头食物和肉类的大篮子。消息传得很迅速。她楼里的住户们很快就来了。有的人不太好意思，有的人就显得很兴奋。但是人人看上去都很快乐，而我就像个孩子一样地笑着，看着他们试穿新外套或者温暖的毛衣。

我注意到，有些人接受了食物，但是没有拿衣服。有的人拿了一件外套，但是没有要食物。有些人则只是站在那里，直到贝利女士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没有东西给你了。”甚至在食物篮和衣物都明明还有剩余的时候，她就这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拒绝那些人。她在讨好某些家庭吗？

一天，性工作者克莱瑞莎走进了贝利女士的办公室。在她前面已经有几个女人在排队。贝利女士的助手卡崔娜正在写下她们的名字，并精确地记下每个人都拿了什么。

“今天有我的东西吗？”克莱瑞莎语调轻快地问道。然后她很快瞄了我一眼，不过我并没有在做记录。她的呼吸里有些酒味，衬衫敞开着，一只乳房几近跳出。气候虽然很冷，她却穿着一件黑色的超短裙，并且不顾危险地穿着高跟鞋，脚底晃晃悠悠。她的表情空虚，嘴上起了许多泡。我从未见过她这种状况。她曾告诉我，她不吸毒。

“你糟糕透了，”卡崔娜从她的厚眼镜上方看过去，说，“你需要冲个澡。”

贝利女士正在隔壁跟一位租户谈话。“贝利女士，看看谁来了。”卡崔娜喊道，“贝利女士，你得让她滚出这间办公室！”卡崔娜转向克莱瑞莎，表现出一副拒绝的表情。

贝利女士走出来，告诉卡崔娜冷静。然后她让克莱瑞莎到里边去。在关上门的时候，她冲我眨了下眼睛，叹了口气。我没有听清全部的对话——事实上，就算克莱瑞莎说过什么，那也不清楚，但是贝利女士的话则清晰可辨。

“把你自己弄干净，不然就什么也得不到！……别让你自己难堪，不要这样就进来！……你说自己是个妈妈？你不是个妈妈。你可以的，只要你不再抽那种垃圾！”

门开了，克莱瑞莎绊着脚走出来，眼里含着泪。她的钱包掉在了地上，在弯腰捡它的时候，她又绊了一下，跌到在那堆放着捐赠物的篮子里。在努力爬起来的时候，她呕吐了，一部分秽物落在了篮子里。

卡崔娜和我跳过去帮助她，结果都滑倒在呕吐物上。一阵强风从门外吹进，呕吐物的气味充满了房间。克莱瑞莎拒绝我们的帮助，但是她自己却无法爬起来。她那漂亮的脸蛋变得苍白松软。

“抓住她，把她弄出去！”卡崔娜喊道。她又说了两遍，我才意识到，她是在跟我说话。“素德！抓着她，把她送回家。马上！”

我尽量对克莱瑞莎温柔点。她的衣服全脱落了。我不知道该碰她哪里。她又开始呕吐了，这一次吐在了我的胳膊上。

“素德！”卡崔娜喊道。

克莱瑞莎现在完全躺在了地上。她淌着口水，干呕着，但是再没有吐出东西来。这一次我用胳膊从她的腹部环绕过去，拖起她。我想我最好还是把她弄出办公室，即使要拖着她。

这时，克莱瑞莎用抱怨的语气说，“那个婊子不想让我喂养我的孩子。我需要食物来喂养我的孩子！”她开始疯狂地四顾——我意识到她是在找钱包。

“我的包！”她哀号道，“我的包，我需要我的钱包！”

她的腿开始乱踢，手舞足蹈地想要冲回办公室。我拼尽全力，把她举了起来。这让我们同时跌倒，砰的一声撞在了画廊的金属网上。她瘫倒在地上。我希望我没有弄伤她，但是我并不确定。

当我回去找她的钱包时，我见到贝利女士站在门口。她手里拿着钱包。

“这是她要找的东西？”贝利女士问道，“是吗？”我点点头。“看看这里边。你想要帮助这位女士，那就看看她为什么想要她的包。”

我摇了摇头，看着地板。

“看着！”贝利女士厉声对我说。她大步走过来，把包塞到我面前。我见到了一些安全套，几支口红，几张她女儿们的照片，以及数袋海洛因，也可能是可卡因。

“离不开毒品，对吧，宝贝儿？”贝利女士冷笑着讥问克莱瑞莎。我们都站在那里，时间虽然只过去几秒，但却像是一个小时。卡崔娜试图要插话，但是贝利女士摆手制止了她。

“动手吧，素德，把她送回家。”贝利女士说。她弯下腰，低头看着克莱瑞莎，“要是我见到你的孩子们来到这里，告诉我说她们已经有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就会把她们从你那里带走。你听到了？”

贝利女士转身离开。卡崔娜带着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递给我几张纸巾。我弯下身去，把克莱瑞莎脸上的呕吐物和眼泪抹去。这次她没有拒绝。

我陪克莱瑞莎走上楼，去了她的公寓，帮她躺到沙发上。公寓里一片漆黑，我想最好让她睡上一觉。在里屋，她的两个女儿正坐在一张大床上，专心看电视。看上去，她们一个两岁，一个四岁。我关上她们房间的门，把一杯水放在克莱瑞莎旁边的桌子上。场景对比明显。公寓里整洁又舒适，到处挂着饰物和相框，有些是耶稣基督的照片，有些是家人的照片。空气的味道闻起来好像是刚刚清扫过。而克莱瑞莎就躺在沙发上，沉重地呼吸着，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情况一团糟。

我首次遇到她的时候，是在J.T.公寓外的画廊上。克莱瑞莎把她自己和其他性工作者区分了开来——流莺及摇滚明星，那些人是靠卖身来买毒品。显然，她在吸毒一事上跟我说谎了。我猜她是想要留下一些体面的印象。此刻，我对她的谎言并不在意。毕竟，她需要帮助。但是很明显，我必须要对别人的话谨慎分辨。

我坐在沙发旁边的一张躺椅上，跟她说：“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在昏暗的光线中，我无法辨清她的面部表情。但是她的呼吸沉重，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战斗。“我给你叫辆救护车吧。”

“我没事。只要症状消失就好了。”

“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吃东西了吗？”

“贝利女士什么也不给我们，”她哽咽着，渐渐地不再哭泣，“为什么她要那么对待我？为什么她要那么对待我？”

我突然觉得亟须确保她的孩子们不再挨饿。我去了卧室，让她们穿上外套，带她们去了当地的一家三明治店。我给她们买了芝士汉堡，炸薯条，还有汽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小杂货店停下。我身上只剩下了15块钱，但是我告诉那位中东店主，这家人有段时间没吃东西了。他摇着头，就好像这种故事他已经听过上百万遍了，却让我去拿我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带走。我告诉克莱瑞莎的女孩们，我们要装满一架购物车，她们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我这里得到了去迪斯尼乐园的免费入场券。她们抓着糖果，而我则尽量拿一些罐装的意大利面——天可怜见，这是在架子上最有营养的东西之一了；我还拿了一些牛奶、谷类食品，以及冰冻食品。我们回去的时候，克莱瑞莎已经睡了。我把食物放到一边，为孩子们打开几袋糕点，又把她们抱到电视机前。她们盯在卡通片上的样子，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既然克莱瑞莎已经睡着，我就离开了。

两天以后，我回到大楼。我穿过拥挤的一楼大厅，向我认识的人点着头。这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了一个角落里，是贝利女士。

“你可爱、你年轻、你相貌英俊，这里的女人们都会利用你的，”她说，“在帮助她们的时候，当心点儿。”

“她的孩子们都没有吃东西，”我说，“我能怎么做？”

“她的孩子当天早晨在我那里吃过了！”贝利女士说。她又抓紧了我的胳膊，逼得更近了：“我确定她们都吃过了。在我的大楼里，没有孩子会挨饿。没有的，先生！”她抓得更紧，我有点疼了。“这些女人如果有了孩子，就需要做些正经事。哪天你有了孩子，你会记住这一点的。”

“我会的。”

“嗯—嗯，我们走着瞧。现在，在帮助女人的时候，要小心。她们会利用你，你不知道深浅。而我无法保护你。”我不是很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

无论如何，我还是点点头——主要是为了让贝利女士松手。在她最终离去后，我上楼到了J.T.的公寓，在那里等着他。这是我第二次得到警告说，我不能够被“保护”了。先是J.T.，现在又是贝利女士。我决定不把我刚才和贝利女士的对话告诉任何人，包括J.T.。事实上，这场对话让我在上楼的时候心情极为不适，我告诉梅女士，我还有学校的作业要做，必须要走了。她给我装了一碟子食物，好让我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吃。

几周以后，贝利女士邀请我参加大楼的月会。这种月会对全部租户开放，是本地居民仅有的几个公开提出问题的机会之一。

在贝利女士的大楼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家租户。其中约六百人是合法居住在那里的，另外四百人则没有注册过。这些人或者是向户主交纳租金的寄宿者，或者是不登记名字的丈夫或男友——这样可以让女人们得到好处。还有另外几百名擅居者，或者是暂时住在朋友家的人，不过他们不会参加租户大会。

对于这些会议，贝利女士并不全都热情十足，但是她告诉我，她非常理解它们的符号性价值。“他们需要看到事情在改善，”她说，“哪怕毫无进展。”

会议在12月的一个周六举行，地点在贝利女士的会议室里。尽管外面不是很冷，但暖气还是开到了最大，窗户也都关上了。贝利女士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房间，平静地走过集中坐在折叠椅上的几十个人，站到了前面。她总是以同一种笨拙的姿势站住。因为她太重了，还有关节炎，所以她通常都必须要抓住某人，或者某物来帮助自己缓慢地坐在椅子上。

我为到场的人数之少而感到惊讶。参加者大多是女性，大多都像贝利女士一样，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不过还是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带着孩子的女人，也有几个男人。

贝利女士若有所思地把一叠文件放到面前。她让一位年轻的女人打开窗户，但是窗户纹丝不动。

“好了，我们现在开会了。”贝利女士说。

一位站在房间后面的衣着整齐的男子马上跳了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你会跟那些男孩谈谈的！”他说，“可他们还在这里鬼混，弄出些该死的噪音。我根本睡不着。”

我想他是在说黑暗之王在大楼内外举办的派对。

“米莉，你做过这个的备忘吗？”贝利女士问她左边的一位老年妇女。她是地区顾问委员会的官方记录员。米莉在速记的时候点点头。

“好吧，”贝利女士说，“继续，年轻人。”

“继续？我一直都在继续。我厌倦了继续。每次我来这里，我都继续。我实在烦了。你能做点什么吗？”

“米莉，听到了吗？”贝利女士从眼镜框上方看过去，问道。

“嗯—嗯，”米莉回答说，“他厌倦了，他一直在继续，而且他还想要你做点什么。”

“你可以省掉厌倦的部分。”贝利女士严肃地说。

“好的，没问题。”米莉说，在她的记录里擦着。

“还有别的事情吗，年轻人？”贝利女士问。他什么也没说。“好吧，那么，我理解你并不想提起，你是非法住在这里的，对吧？现在，下一个？没有人？好吧，那么，我们要讨论些严肃的问题。在我提问题之前，我要告诉你们，‘自豪’周二将会在这里为你们所有人注册，以便去投票。请确保前来。我们良好的出勤率对他们很重要。”

“自豪”是我以前去过的那个组织，由前帮派成员组成，致力于帮派休战和投票者注册。贝利女士已经告诉我，她和他们密切合作。

“我们要为谁投票？”前排一位年轻的女人问道。

“我们实际上不是在投票，甜心。你需要先注册。要是你已经注册了，就不需要来了。但是我希望这栋大楼里的每一户家庭都注册。”

“我们不过是在帮助J.T.和其他那些人，你一点都不担心吗？”一位老妇人问，“我是说，他们似乎是唯一能从中获利的人。”

“你想要让这些人转性子吗？”贝利女士回答说，“那你就要在他们试着做正经事情的时候，对他们认真一点。这要好过他们互相枪击。”

“这投票对我们没一点好处！”有人喊了出来，“你为何要这么欢迎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问题引发了一片嘘声。

贝利女士让大家安静。“对不起，卡特莱特女士，”她说，“如果你在暗示，我可能会从投票这件事情上得到任何好处，你尽管可以站出来说。”

“我可没说你可能会受益，”卡特莱特女士说，“我是说你正在受益。你是不是得到了一台新电视，贝利女士？”

这引发了更大的嘘声和一片明显的笑声。

“我要提醒你，”贝利女士喊道，试图要重建秩序，“我们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没有骚扰、没有枪击、没有谋杀。这全靠这帮年轻人浪子回头。所以，你可以选择帮助他们，或者只是坐在那里哀号。至于我的电视。是谁给了你五十块钱，帮你买新冰箱的？你，艾德女士，你是怎么得到那个新床垫的？”

没有人回答。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都可以继续胡诌，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益于我对这些年轻人的帮助。”

会议的其余议程也都有着类似的热闹场景，并伴随着同样的模式。租户们指控贝利女士放纵J.T.的帮派，并且从与他们的结盟中受益。她则回复说她的工作就是要在一段时间里帮助租户们，要是那意味着以创造性的方法来应对诸多问题，那她就需要获得此类的方便。几乎对于每一位抱怨的居民，贝利女士都能举出实例来加以反驳，例如给那人钱来支付房租、应付日用，或者购买食物或家具。很明显，她知道如何玩弄这个权力的游戏。我曾经去过她的公寓几次，尽管她从未让我待很长时间，然而我已经发现，她的家就是她这一手腕的注解：家里挂着她和政治官员的合影，有几台来自房管局的新冰箱，以及成箱捐赠的食物和白酒，在一间卧室里已经堆满了她随自己喜好送给租户们的小工具。

在会议中，贝利女士一度提起了她从帮派那里获取，并且施惠于众多租户的“捐赠”。J.T.曾反复告诉过我，他必须要让贝利女士开心——例如，让他的年轻成员们执行她的命令，以及付给她月费，以换取在一楼大厅里出售毒品的权利。但这是我首次听到贝利女士承认这一慷慨之举。事实上，她是满怀骄傲之情来谈起它的，重点强调了她把帮派的不义之财用于善举的能力。尽管没有租户这么说，但我还从J.T.处得知，他们从帮派那里得到了报酬——以换取他们默许或者允许帮派在他们的公寓里隐藏毒品，现金，或者武器。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很难拒绝帮派的金钱。

“我们为什么还要说J.T.？”一位老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找警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从他们的帮助——或者他们的钱财——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你们都想要这个地方干干净净，”贝利女士说，“你们想要这个地方安全。你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你们还想马上就要得到。好吧，房管局什么也不会做。所以我必须要想方设法办到。”

“但是我们都不能安全地散步，”这人说道，“我的车窗户在去年被射穿了。”

“没错，”贝利女士反驳说，“那是去年，而且有时候它就是会发生。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在变得干净。人们开始乘车去商店。你觉得是谁在做这些？在你冲着J.T.和其他人吵嚷之前，你最好明白他们也是家人。而且他们在帮助你——比我跟你说的这些多多了。”

一个受到政客、店铺老板、警察和其他人尊重的租户领袖，如此表扬一个毒品黑帮，并且同其老大如此亲密合作，这让我意识到，在这个计划区里的人们有多么绝望。但是我也得知，贝利女士的妥协立场也来自于她的个人野心：为了维持她的权威，她就必须要同其他权力团体合作，在这里就是协助维持现状的帮派。这就导致了一个怪诞的场景：贝利女士要公开维护那些制造枪击并且给她的租户家庭带来麻烦的人们。尽管租户领袖们并没有多少好的选择，但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们必须要搅入这一道德的浑水。不过，我好奇贝利女士的行为有多少是在应付限制她工作的困难情况，又有多少来自于她自己的权力欲。

会议中断了。人们都涌向贝利女士，去和她单独谈话。他们都有各自的牢骚：没有热水、水槽破裂、惹祸的孩子、在楼梯间拉客的性工作者、瘾君子们整夜的派对。

事后，贝利女士要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去。卡崔娜正在阅读她在会上记录的笔记。贝利女士请她同地区顾问委员会的秘书米莉一起，准备一个租户关注事务的列表，以交给房管局。

贝利女士打开一个小冰箱，给我们都拿了汽水。她用一小块碎布擦着前额上的汗水，冲我眨了眨眼睛，问道：“你的期望达到了吗？”

“嗯，我本以为你只是要去宣布几个事项！”我笑着说，“你是怎么处理你听到的那些事情的？我是说，其中很多是针对你的。他们说了些很刺耳的话。”

“我们会告诉房管局，在楼里有些地方出问题了，我们会尽量解决。就是这样。”

“你会告诉他们，居民指控你收了帮派的钱吗？”

“我们会告诉房管局，在楼里有些地方出问题了，我们会尽量解决。”

她狡猾地笑着，并向卡崔娜望去。后者回复给她一个永远忠诚的低级官员的那种尽忠职守的目光。

“素德，你必须要记住，”贝利女士继续说，“在这个计划区里，首先解决问题要更为重要。然后再去关心你是怎样解决问题的。”我正要开口反驳，她制止了我：“如果没有人死去，那么所有的抱怨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我尽忠职守了。要是让我烦心的问题，仅仅只是几个人在好奇钱的来源，那么在这里，就是好日子了！没有人死去，没有人受伤，我尽忠职守。”

“那真是厉害的生存方式。”我随口说。

“现在你开始明白了，”她以介乎学究气和傲慢之间的语调说，“或者甚至开始学习了。”

有人敲门，贝利女士起身去开门。卡崔娜向我倾过身来，悄声说，“看着她是怎么帮助别人的。她说这没什么，但是她太厉害了。你曾见过她是怎样修理这里的公寓的吗？”

我告诉她我没见过。

“你见过她怎么帮助这里的女人吗？”卡崔娜把她的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继续悄声说。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在高中里，而我正在和一个备受老师宠爱的学生说悄悄话。

“好吧，贝利女士送食物给那些妈妈们，对吧？”我悄声道。

卡崔娜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失望地看着我：“我说的不是那个。你要看她在帮助女人们的时候都做了什么。要注意看！”她的声音坚定，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厉害的人。”

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发现，我跟贝利女士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绝大多数的租户们就比以前更信任我。有时候，当一个租户来到贝利女士的办公室谈论问题的时候，他会说，“没关系，我不介意素德听着。”

跟J.T.一样，贝利女士似乎很享受我对她感兴趣这一事实。或许她也以为，我要为她写作个人传记。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想。我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自己对她的生活的着迷。我在这个地区待得越久，她的生活好像就越精彩。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跟卡崔娜一起坐在贝利女士的办公室里。那天很无聊，只来过几个租户。贝利女士问我是否愿意去给她买杯咖啡，卡崔娜则跟着我一起出来了。我们都穿得严严实实，蹒跚地走在近20厘米深的新雪上面。寒风凛冽，吹得我们摇摇晃晃；天气寒冷到我们几乎无法张嘴说话。卡崔娜和我只有集中注意力，踩着人们在雪上走出来的脚印里。卡崔娜大声惊叹，什么样的上帝会把地球变得这么冷。

当我们拿着咖啡和油炸饼圈，艰难地走回大楼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妇女以她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我们面前，说：“卡崔娜，你必须要快点来，贝利女士上楼去了特妮莎的公寓。她让你一定要给雷吉警官打个电话。”

卡崔娜把咖啡塞给我，以她在此种环境下最快的速度跑开了。由于租户们很难找到可以回应报警的警察，所以只要情况允许，贝利女士就会找雷吉警官，那个在罗伯特·泰勒长大的警察。

“特妮莎住在哪儿？”我喊道。

那个传唤卡崔娜的年轻女人转头喊道：“1204！”

在靠近大楼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个J.T.的帮派成员。他们穿着褐色的工作靴，厚厚的绒毛外套，戴着奥克兰突袭者队那种引人注目的银黑相间的徽章。对于我来说，如此寒冷的天气似乎并不适合工作，但是我还是能见到相当多的汽车来到这个小巷里购买毒品。白人和黑人的瘾君子们都跳出车，跑进一楼大厅去买快克。我走进去的时候，J.T.的一个人冲我喊道：“他们在12楼，电梯坏了。”

楼梯间里冷得可怕。我中途必须要停下几次，休息一下，喘口气。我越过了很多人，他们都被停摆的电梯搞得很郁闷。“他妈的圣诞快乐，”一个人在带着沉重的洗衣袋走过的时候，愤恨地对我说。

当我走进12层的画廊时，见到一群人站在1204室的门外。我认出其中有一百块和其他的擅居者。他们都来回走动着取暖，有些人还在上下跳动。画廊是水泥地板，所以即便是穿着厚底鞋，严寒也依然会蔓延到腿部。

1204的门半开着。贝利女士站在沙发那边，在看到我的时候，就招手让我进门。我曾见过特妮莎几次，最近一次是在J.T.为她举办的21岁生日派对上。她身材高挑，美丽动人，有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黑色秀发。特妮莎正在努力成为一名职业模特。她在许多家夜总会里做服装模特儿——所谓的女性内衣派对，也在夜间去上大专。她有一个小男孩，叫贾斯汀，名字取自于她喜欢的、曾鼓励她追求模特生涯的高中老师。

大家都猜J.T.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而他则告诉我，永远不要过问那个孩子的事情。

特妮莎公寓里的灯光昏暗，但是足以让人看到她的脸部遭到了严重的殴打，她的白色T恤也染上了血迹。她的呼吸沉重，双眼紧闭，可以听到血在她的嘴里汩汩流动的声音。另一个年轻的妇女抓着她的手安慰她说：“他们马上就来了，救护车马上就来了。放松一点，特妮莎。”

贝利女士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驾车把特妮莎送到医院。

“我没车啊，贝利女士，”我说，“你没有叫救护车吗？”

“好吧，那么帮我一个忙，”她说，“请一百块告诉那些大厅里的男孩们送她。”

“那么救护车呢？”

“哦，不，宝贝儿，”贝利女士温和地说，“他们从来都不会来的。”

我不确定是否要相信她，但是至少在我到达15分钟之后，救护车还没有出现。公共医院只在三公里之外。

我走到画廊去告诉一百块。他靠在栏杆上，向12层楼下的街上喊：“池塔！唷，池塔！贝利女士说把车开过来！你得把她送到医院！”

“一百块！”贝利女士喊了出来，“别嚷嚷！他还在楼里。该死，我们不能让他离开大楼。”

我糊涂了。她不想让谁离开大楼？在我提问之前，她把那些人们召集了起来，就好像她是个将军，而他们，无论多么衣衫褴褛，都是她的部队。“她受伤很重。她会没事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妙。我需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去找到他。人们叫他‘毕比’。他可能在407那个空闲公寓里，也可能在他的表兄那里。在我见到他之前，别动他。”

我明白了，那个殴打特妮莎的男人还藏在大楼里。

“要是他逃跑或者发疯了怎么办？”一个男人问道，“那我们能动他吗？”

“我想可以的，不过在我跟那个傻瓜说话以前，别把他揍得太厉害。不要让他跑掉。素德，你能打电话叫J.T.吗？”

我点点头，并跟着一百块和其他人来到楼梯间。我意识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擅居者，曾在温暖的季节里帮助一百块修过车。

在我们离开了贝利女士的听力范围之后，我告诉一百块我想要跟着他去。

“去叫J.T.，”他摇头说，“别跟这个扯上关系。去做贝利女士吩咐你的事，男孩。”

一百块只叫过我几次“男孩”。上一次还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卷入的一场动了刀子的打斗之中，当时一百块让我在一辆车里看着。在车里，我不会受到伤害。

“我会的，我会的，”我坚持说，“但我还是想去。”

一百块意识到我不会放弃，就说，“待在我身边，但是如果那杂碎发疯了，我告诉你离开，你就要离开，好吗？你听到了没？”

我们8个人沿着楼梯间向下走去。在寒冷的空气里，我们的喘息留下了一道道热气。我有许多问题想问。毕比是谁，他和特妮莎的关系是什么？一百块和其他人认识他吗？但是我们走得太快了，而且一百块正全神贯注，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

由于事先认为毕比躲在407室里，所以我们停在了四楼楼梯间的上方。“查理，你和布鲁在前面，”一百块说，“萧特，你和他们去另外一个楼梯间，以防他跑掉。素德和我待在后面。查理，我就在你后面，要是他有刀子，就让他走。我来对付他。”

我意识到，我可能正与自己想要见到的事情相去不远。

所有的人都快速进入了他们的位置。从我和一百块站在楼梯间里的位置，我可以见到407号的门。查理和布鲁靠了过去。跟一百块一样，他们穿着二手的衣服和不合脚的鞋子。查理手里拿着一根撬棍。布鲁的手也紧握着，但是我看不清他手里抓的是什么。

查理敲敲门。薄薄的木门发出空洞的声音。这一层所有其他的公寓都有厚厚的铁门，但是房管局用木门来标示那些无人居住的公寓。“唷，黑鬼！”查理喊道，“嗨，毕比！特妮莎说她想要和你说句话。出来吧。她说她不会生气。”他向后看看我们。一百块挥挥手，让他再喊一次。“唷，毕比！特妮莎说她想要说句话，黑鬼！我要把你带到那儿。”为什么毕比需要被人送到楼上？我想。他怎么会相信这些呢？

这时，从楼上传来声音。“他在11楼，他正在从楼梯上下来！抓住他，他下来了！”

一百块本能地把我按在画廊上，让查理和布鲁过去。他们停在楼梯间里。一百块和我潜伏在他们一米多之后。严寒冻得我浑身颤抖。查理几次向楼里伸手向下按，提醒我们站在原地。我从未听过楼里这么安静。除了风声和远处的汽车声，我能听到的就只有某只家鼠或野鼠在焚烧间里四处抓搔的声音了。

然后，从上面，我听到了脚步声渐渐从远处变得沉重起来。有人正从楼梯上跑了下来，喘着粗气。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一百块外套的背部。查理和布鲁就在我们前面伏着。我也看清了布鲁手里的东西：一个指节铜套。

脚步声刚到达四楼，查理就跳了起来，用撬棍在腰部的高度打了过去。他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毕比身上，把他打翻在地。

“哈，黑鬼！”布鲁喊着，然后跳了过去，并开始连续重击毕比的一侧。他的头撞在楼梯间的墙上，又砰的一声弹回来。“别再骚扰那女人了，听到没？”布鲁喊道，不断击打着他的小腹，“你最好别再骚扰她，黑鬼！”

毕比又高又壮。他迅速摆脱掉查理，站了起来，并开始吼叫，但是布鲁又揪住了他，把他扑到墙上。他们两个开始从楼梯上往下翻滚。查理抓住了毕比的腿，所以他也跌下了楼梯。

“抓住他的另一条腿！”查理冲我们喊道。一百块跳下楼梯，伸手去抓。与此同时，毕比已经勒住了布鲁的脖子，压住了他，而布鲁正努力摆脱毕比。我能看到布鲁正在竭力呼吸；他看起来好像要昏厥过去，甚至更糟。我觉得自己好像必须要做点什么。我跑了过去，一脚踢在了毕比的胃部。这让他松开了布鲁。另外一个人又过去掐住了他的脖子，我听到他用沉闷的声音说：“好，好。好了，够了。”

他们当中最强壮的布鲁把毕比的胳膊扭到背后，让他屈膝跪着。我不知道是由于严寒、肾上腺素，还是由于我快速踢出的那一脚，总之我几乎喘不上气来了。我靠在紧挨着焚烧室的墙壁上。一百块说：“查理，上楼去看看，确保他没丢东西，我们在办公室里见。”

我们其余的人押着毕比下楼去贝利女士的办公室。她没在那里，所以一百块又派了另外一个擅居者去接她。我们都站在办公室外面，沉默着。没有人担心毕比会跑掉。

他坐在地上，向后靠着脑袋，依着墙休息。我首次有机会仔细观察他。他是个年轻人，长着一张浅色皮肤的娃娃脸，不过神情凶恶。此外，他看起来未老先衰。他的鼻孔发黑，眼睛深凹，目光呆滞，显露出吸毒的迹象。他穿着褐色的运动衫，里边是一件脏兮兮的白色背心，腿上是松垮的牛仔裤，脚上套着一双没有系鞋带的、已经被冬天的烂泥弄脏的运动鞋。我在他的脖子上见到一个帮派文身，黑P石头王国（Black P.Stone Nation，常被简称为BPSN）的新月-星星图案。BPSN在1980年代曾遭受联邦调查局的重创，只剩下一些与黑暗之王结盟的派别。我奇怪为什么特妮莎会和这个家伙混在一起。

一百块这时已经喘过气来：“你这次真搞砸了，毕比。”

毕比一言不发，只是擦擦脸上的汗。

我听到贝利女士来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挪动得那么快——她简直是在飞奔。在她后面跟着卡崔娜和几个穿着蓝色租户巡逻外套的年长妇女。

贝利女士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没有看我。不过卡崔娜却看了我一眼，我现在认得那一信号了，意思是：贝利女士控制住了局势，这个世界很快就会没事的。贝利女士打开她办公室的门，进去了。已经从楼上回来的布鲁和查理抓起毕比，并把他带进办公室。毕比似乎很配合。他们三人进入了贝利女士办公室的里屋，然后有人把前门关上了。我和其他的擅居者还有租户巡逻的妇女一起待在外面。一百块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就离开了。

然后卡崔娜从门缝里探出了她的脑袋，挥手让我进去。“进来！”她悄声说。我进去了，她向我指了指一把椅子。

在贝利女士紧闭的房门之外，不容易分辨清楚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是她的声音一度高到我可以听清：“你发疯了，年轻人！……把她打得像是……你住在哪儿？啊？你住在哪儿？……她是个好女孩。她欠你钱吗？她不和你上床了？你为什么那么做？……说话啊！”

然后就是殴打。查理或者布鲁，或者是他们俩一起，开始殴打毕比。我还听到贝利女士压着声调的喊叫。或许贝利女士也正在打他，我想。我听到椅子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然后，我首次听到了毕比的声音：“哦，该死！……放开我……我操！她活该。”

贝利女士开始更大声地喊，“活该？……你要是来这里，将会更惨……永远不要，永远不要再碰她，听到了？永远不要再回到这栋楼里来。”

贝利女士摔开门。布鲁把毕比拖了出来。他的脸部受到了严重的殴打。他流着口水，说着胡话。布鲁拖着他，经过卡崔娜和我，然后把他扔到画廊的地板上。另外两个人抓住了他，带他走向楼梯间。贝利女士跟着他们，后面紧跟着租户巡逻的成员。

我跟了上去，但是卡崔娜制止了我。“素德！不要，让他们走！他们不过要把他带到车里，然后会将他扔到联邦街上。跟我来，去看看特妮莎怎么样了。”

特妮莎的姨妈给我们开了门。她和特妮莎的母亲告诉我们说，特妮莎正在医院。她有些瘀伤，不过似乎问题不大。“不过，我不知道她将来的样子，”姨妈说，“他把她打得太厉害了。”特妮莎的母亲承诺当天晚上会给贝利女士打电话。

我们下楼回到了贝利女士的办公室。她还没有回来——显然正在医院里看望特妮莎，所以卡崔娜跟我说了她所了解的情况。毕比一直都在经营特妮莎的模特生涯，为她预约内衣秀和舞蹈秀。他要从中提成四分之一，此外，据卡崔娜说，他还让特妮莎陪他睡觉。当毕比听说特妮莎要签约一家合法的模特公司时，他就发狂了，并开始揍她。今天的事情并非第一次。事实上，贝利女士曾反复告诫过毕比停手。但是他一直在骚扰特妮莎，甚至从她的公寓里偷钱。卡崔娜说，贝利女士觉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今天才召集了一百块和其他人，组成了民兵队伍。在这个计划区里，这是一种长期的惯例。人们会定期召集民兵，以追查丢失的财物、执行惩罚，或者只是为某位受害人讨个公道。

在一个这样的街区里，警方几乎没有存在感，而受虐待的女人则找不到避难之所，有时候，民兵就成了最好的保护措施。卡崔娜严肃地说，“要是没有任何人前来帮你，那你就麻烦了。”她坐在贝利女士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瓶汽水，声音里充满了自信，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像是贝利女士的继承人。她接着说，“没有警察，也没有医院的人出现。我们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所以为什么贝利女士这么重要？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她可以确保她们的安全。”

我说，“我想也是。不过这是一种糟糕的生存方式。你难道不会更想有警察吗？”

“我更想不住在这个计划区！”卡崔娜呛了回来，“不过女人们总是挨揍，总是被送往医院。我是说，你必须得自己照顾好自己。贝利女士让这些男人来保护我们。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问题。除非你住在这里，否则你就不能评判我们，素德。”

出于某种原因，我控制不住自己中产阶级式评判：“你们都没有叫警察，对吧？”我脱口而出。

自从我认识卡崔娜以后，她第一次没有正眼看我，“没有，我们没叫。”

“为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抬起了头，“因为我们害怕他们。”

“你们害怕？女人们害怕？人人都害怕？”我问，“到底是谁害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每一个人。不过对女人来说不一样。你不会理解的。”她停了一下说，“事态失常以后，至少我们还有一百块和其他人。”很明显，卡崔娜不想要再谈了。我决定在事态平息后，就此询问贝利女士。

我曾见过警察出现在这个街区，也曾见过他们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与奥特里合作。不过既然绝大多数租户都如此不信任警察，那我就尽量减少与他们的接触，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跟着”警察的。

租户们在遇到殴打这一类的严重事端时，不会报警——我还是很难相信这种想法。我也很难相信警察不会出现——或者是救护车不会出动。不过既然卡崔娜现在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瞪着我，我意识到我可能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她我最好回家。她没有回应我。我想要帮她做点事情。

“你想要吃点东西吗？”我谦恭地问道。

她摇摇头。

“你想要再给我写一篇文章吗？”我继续问道，“你想写写刚才发生的事情吗？”

卡崔娜喜欢写文章。在给我读过她的文章之后，我们常会就此讨论一下。对她来说，这既是一个讲述她的志向抱负的良好方式，又是一种倾诉在她的生命中的阴霾的好渠道。她出身于一个贫寒之家。我对于她那糟糕的家庭状况，刚刚有所了解。

她耸耸肩，我分不清那意味着肯定还是否定。

“好吧，要是你真的写了什么，我就会很开心地去读它的。任何时候都可以。”

“谢谢。”她说，脸上浮现出了极为勉强的微笑。她把她那厚厚的黑框眼镜往鼻子上扶了扶，开始抽噎，并去取纸巾。她看上去还不到12岁。“再见吧，”她说，“我坚信事情会过去的。”

卡崔娜安静地离开，贝利女士在医院，而一百块和其他擅居者又找不到了，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聊天。我想要去拜访J.T.，但是每一次我问他关于贝利女士的任何事情，他都会让我闭嘴。“你想要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跟着她混，”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J.T.对贝利女士的权威不太在意，因为那偶尔会挑战他自己的权威。例如，她完全有权向他的销售小组关闭一楼大厅。J.T.想要我自己去获得有关贝利女士的经验，以了解他自己都要应付些什么。

我搭公车回校，但是决定先在吉米之家逗留一下。这是一家当地的酒吧，许多芝大的教授和学生都会聚在那里。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可以安静地坐在那里，清理一下在田野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写下我的笔记，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的杯子。我去得越来越频繁，吉米之家就变成了我在回程路上的一个例行站点。在吉米之家，正如在那些最好的酒吧里一样，不会有人在意我会带来什么麻烦。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独自坐着，像我一样，各自操心着各自的心事。

吉米之家给了我一个空间，让我可以摘下一顶帽子（田野工作者），戴上另外一顶帽子（学生）。我需要这个空档，因为我开始感到精神上的分裂。这就好像在计划区里是一个人——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甚至在以不同的腔调说话，而回到海德公园，就变成了另外一个。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正迁怒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在对自己恼怒。关于我所面对的困难境地，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我的同侪们所建立的有关住房、教育和雇用穷人的抽象社会政策，似乎也都对此一筹莫展。而另一方面，计划区里的生活对于社会科学家们所能够开出的呆板药方来说，又显得过于粗野、艰难和混乱。我震惊地发现，无法有效地劝说年轻人待在学校里：如果孩子们可以在街上赚更多的钱，那么给他们更少的工资和不体面的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

威尔逊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贫困的研讨会，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都被他召来讨论最前沿的研究。由于更接近那些贫困家庭，所以我也在会上冒昧提出了自己对贫困的独特观点。我信口雌黄，为了一己之私而反驳提问他们说：“在座的诸位似乎都没有与贫困人口在一起长期生活过，但如果你做了，你就会发现……”或者是，“要是你实地观察过贫困人口，而不是只去阅读统计报表，你就会明白……”我感到那些学者们仿佛都住在气泡里，但是我那傲慢的语调无助于任何人来倾听我想要说的东西。我担心我的行为可能会让威尔逊难堪，不过我在当时过于悲愤，并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

我并不是说我当时已经对学术生活感到幻灭了。我仍然去上课、与教授们共事、赶功课、拿到很不错的分数，甚至还得到了几份有名的奖学金。我自视仍在成为一位像威尔逊那样的教授。但是日复一日，我更难调和在芝大和在计划区里的生活了。

我的女友、室友和朋友们大都非常支持我，并对我的研究充满了好奇，但我只是自己独力承受这些经验，而不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挫败感。我怎样解释一百块和其他人刚刚担任过的义务治安维持员？我怎么解释我自己在那场殴打里所扮演的角色？我自己都不理解，而且我也担心朋友们会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要是他们不叫警察，你就应该去……你牵涉得太深了……你走得太远了……

在试着介绍我的田野工作时，我会感到尴尬。事实上，我有时候会面临着为帮派和他们的暴力行为辩护的情形，或者是把计划区里的状况浪漫化的情形。所以，为了保持理智，我通常只是告诉人们奥特里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或者在被逼问的时候，会讲一些帮派生活的故事。

我变得越来越安静，也更多独处。我的研究生同学们都开始认为我难以接近，甚至某些教职人员也这么认为。人们开始说，我过于雄心勃勃，对人则过于冷淡，但我意识到，我只是必须要忍受这一切。我所抱持的微薄希望是，一旦田野工作结束后，我的生活会回复正常。然而这一结局似乎非常遥远，所以我只有独力面对。

我想要深入了解一下有关毕比的事件。为什么贝利女士派出擅居者去攻击他，而不是交给警察来处理？打电话叫过警察了吗——卡崔娜说他们没有，但是我想要确定，如果叫过，为什么他们不回应？贝利女士自己来处理这一事件会有何种后果？

我一直等到“支票日”才去见贝利女士。“支票日”是指福利支票兑现的日子，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租户都会出门去购买食品、衣物和日用品——并因此而不会来到贝利女士这里提要求。

在前往她办公室的路上，我顺路去看了J.T.。他正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梅女士热情拥抱了我，并告诉我坐下来吃午饭。她已经做了一些我喜欢的食物——秋葵，青菜，汉堡和芝士，所以我愉快地答应了。J.T.开玩笑地说我正在吃他的那份食物。“你正在变成我从没想要过的那个弟弟。”他说。

我跟他说了贝利女士和那起毕比的事件。“哦，兄弟！”他笑着说，“那就是她沮丧的原因。她一直问我有没有见过你。”

“为什么她会为我感到沮丧？”

“因为你痛揍了那人，那个殴打特妮莎的人。我告诉过你要小心贝利女士，不要为她做任何事情。”

“第一，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布鲁当时要窒息了，所以我踢了那家伙来帮助他。”

“那不是她沮丧的真正原因，”J.T.站了起来，“她认为你在为我们做间谍。记得我说过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我们了吗？我们本可以对付惹事的那个人，但是她没有请我们。她请了那些傻瓜，一百块和那些吸毒的。”

我知道J.T.曾尽量劝说贝利女士，如果楼里有女人挨打了，就叫他。但是我也从卡崔娜那里得知，贝利女士不会叫J.T.，因为他的帮派成员本就以殴打和性虐待妇女而闻名。

现在，J.T.发表演说的劲头上来了。“这就是我告诉你不要跟着她做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不能去保护你。她已经知道你是跟着我的，所以她不信任你。”根据这一理论，贝利女士必定以为我在为帮派作间谍，要查明她运用非帮派成员在楼里伸张正义的频率。

当J.T.说我“跟着”他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想过我和J.T.的关系会影响到我在贝利女士那里的工作——我也当然不会预见到她会视我为一个间谍。他这句随意的旁白让我更加迷惑了：我要如何跟计划区里不同的人打交道？我再次被要求选择派别。然而我却在想，是否能够在计划区里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却又保持中立，做一个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者？

J.T.催促我马上去见贝利女士。“你也得处理这事儿，”他说，“它不会消失的。”他换了个频道。

在前往贝利女士办公室的路上，我想我也许应该坦白交代事实：我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就跟着一百块走了，而且还参与了对毕比的殴打，无论参与的程度有多低。

我进去的时候，卡崔娜正要离开。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摇摇头，好像不赞成似的。我走进贝利女士的办公室，向她解释了我在毕比事件中的行为，并说：“贝利女士，我必须要道歉。”

她盯了我一会儿。我坐立不安。

“那不是真正让我烦心的，素德，”她最终说，“让我烦心的是，你正在见证一些事情，而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我不是很明白。”

“看，要是你身处一场战争，而你又是一名记者，你就可以只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会迁怒于你。但这不是一场战争。我一直都想要告诉你：这是日常生活。每天都会出现特妮莎所遇到的那种事情。而你正在将自己置身其中。人们在说，‘素德真强悍，他几乎独自就把那人给揍了。他会帮助我们的。’你现在明白问题在哪儿了吗？”

“我不确定。你认为他们会雇我来打人？”

“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是他们将会谈论你。有时候他们会表扬你，有时候他们会辱骂你。明白了？”

我没有回答。

“而且当你说‘不，我无法帮助你做那事儿’的时候，他们会说，‘但是你帮了特妮莎，那为什么你不帮助我们？’然后他们就会说，‘素德不关心我们，’或者‘素德是特妮莎的经理人’。然后他们就会说，‘素德为贝利女士工作，而且除非得到酬劳，否则他什么都不会做。’明白了？”

“我想我明白了，”我静静地坐着，看着自己的双手，“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应该看到这些事情？”

“嗯，为什么你不看看我们做了什么？我是说，为什么你不跟警方打交道？你应该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来。”

“贝利女士，我正想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真的报过警吗？或者真的叫过救护车吗？”

“素德，对于中产阶级的白人来说，最难以理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在我们报警的时候前来。”

贝利女士并没有真把我当作一个白人，但是她总是试图向我表明，我的中产阶级背景是如何影响我理解计划区里的生活的。

“他们就是总也不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应对。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向你解释。为什么你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观察一下？看看他们来了多少次？”

“那雷吉警官是怎么回事？”

“没错，他是一个朋友。但是我能告诉你他是怎么帮忙的吗？他不会来将毕比关进监狱，因为在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出来的。但是在我们处理完毕比的事情以后，雷吉警官就会去看他。这或许会让他害怕。”

“让他害怕？我不理解。”

“他会去看望毕比，告诉他如果下次他再那么对待特妮莎，我们就不会如此友善了。如果毕比知道，警察并不会理会我们痛揍他的事情，那么他就能有所忌惮了。这就是我们需要雷吉警官的地方。”

“贝利女士，我必须得和你说，我确实难以理解。我已经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在我看来，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要是你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你就没必要做那些事情。”

“素德，当你问起我的工作时，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笑了，就好像想起了某件她在几个月之前跟我说过的事情：“只要我在帮助人们，那就意味着在这个社区里有麻烦。要是他们不需要我，那就表明他们没有麻烦。”

但是她已经连续帮助了三十多年，而且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二月中旬的一天，韦尔森家的前门掉了下来。韦尔森家住在12楼，是与贝利女士家门前走廊相对的另外一头。由于门板活页掉了下来，他们全家人都要直接面对芝加哥冬季的严寒。

即便在有前门的情况下，罗伯特·泰勒之家在冬季也并不舒服。由于画廊是在户外的，所以从电梯走到公寓的时候，人们会直接面对凛冽的湖风。而在家里，寒风也会从门框的缝隙里钻进来，无孔不入。

克里斯·韦尔森在市里工作，和他的妻子玛莉，还有六个孩子在罗伯特·泰勒搬进搬出，视租约情况而定。显然，在前门掉了以后，克里斯和玛莉都很焦急。这不仅是因为寒冷——他们还担心遭到抢劫。在当地人所共知，瘾君子们会抓住任何可趁之机偷电视，或者偷任何其他值钱的东西。

韦尔森一家试着给房管局打电话，但是没有回应。他们用木头支架和塑料板作了一个临时门，但是那根本无法抵挡寒冷。那些答应会帮助守望的邻居们也都不太可靠。所以在几天后，韦尔森一家打电话给贝利女士。

贝利女士马上采取了行动。她请求J.T.安排几个帮派成员守在12层的楼梯间，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夜贼。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措施，J.T.还关闭了附近一间被用作毒品窝点的空闲公寓。然后贝利女士联系了两个她在房管局工作的朋友。第一个人找来了一张优惠券，这使得韦尔森一家可以待在一间便宜的汽车旅馆里，直到他们的门被修好为止。第二个人则加快了审批新门板的程序。在贝利女士打了第一通电话之后的两天，新的门板就到了。

对于韦尔森一家人来说，这扇门并不便宜。他们必须要付给贝利女士几百块钱，其中包括她转付给房管局朋友的钱，另外还有一笔电费，因为在他公寓里的一些电线被冻坏了。贝利女士可能把其余的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不过总体来说，玛莉·韦尔森并不以为然。“去年夏天我们有一个月没有自来水，”她告诉我说，“所以一周没有门算不了什么。”

看着贝利女士帮助诸如特妮莎那样的女性和韦尔森家那样的家庭，我对她的方法产生了极为复杂的感情——它机智灵活，富有独创性，然而同时也常伴随着道德问题。可用的资源如此缺乏，所以我理解她为何只问结果，不择手段。然而，与帮派合作、贿赂官员来获取服务，以及重新分配贩毒赃款，则对她大楼里的那些普通家庭帮助甚少。贝利女士告诉过我，要是规则管用的话，她更愿意遵守规则。但是我认为，真正驱动贝利女士的，最终还是对于权力的渴求。她喜欢自己搞定事情，遑论还可以从中获利，而且她也不会放弃，即使那意味着她的家庭偶尔可能会受到怠慢。不过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也由于恐惧而不敢去挑战她，自找麻烦。

作为大楼主席，贝利女士所展现出来的权力让我气馁。这个社区的人本不必等待一个多星期才获得一扇新的门板。他们也本不必怀疑救护车或警察是否会拒绝回应。他们不应该付钱给贝利女士这样的中间人，以获得那些服务——那些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为此操心的服务。在我成长的郊区，没有人会忍受这类的不便和无视。

然而，计划区里的生活不同于我在郊区的生活。这里的生活不仅困难，而且还完全无法预料，这意味着人们需要用另外一种规则来应对它。此外，与一位强有力的租户领袖住在同一栋大楼里，生活可能会艰难，但是在程度上总会减轻一些。你可能得花点钱来获取必需品，但至少你还有机会。

第六章　混混儿与混迹

在我的调研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注意到，长此以往，我可能会陷入到许多麻烦之中。

在一次与几位教授的例行谈话中，我向他们报告了J.T.的帮派是如何策划一次驾车枪击的——他们通常派出一位年轻女性去曲意奉迎竞争的帮派，由此获取充分信息以准备一次突然袭击。教授们适时地向我建议：我需要去咨询律师。显然，我所做的研究大大超出了典型学术研究的界限。

威尔逊告诉我，在获得法律方面的建议之前，不要再回到计划区。我试着说服威尔逊，至少让我可以待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但是他瞪了我一眼，以此表明他不可动摇的立场。

我的确约见了一位律师，并且学到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如果我发现了某个袭击他人的计划，我就有义务告知警方。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对帮派策划的驾车枪击袖手旁观，尽管我可以跟他们泛泛地聊一下这类事情。

其次，不存在“研究者-受访者机密”之类的东西，也就是类似于律师、医生或者牧师们所具有的那种特权。这意味着，如果我被传唤出庭，为指控帮派作证，我就必须依法出席。如果我隐瞒信息，那就会因为藐视法庭而被传唤。尽管某些州具有所谓的新闻保障法，允许新闻从业者们保护他们的机密消息来源，但是却并没有针对学术研究者的此类保障。

这并非意味着我会参加某次真正的帮派驾车枪击案（其实他们也从未邀请过我）。但是，只要在他们策划枪击的时候，我坐在了他们的车上，我就会因此而惹上麻烦。所以我必须要反思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我尤其必须要跟J.T.讲清楚。我们曾经谈过几次我的进入：例如，当我做一天的老大时，他知道我的界限，而我也明白他的界限。但是现在我有必要告诉他以及其他相关人等，在被传唤出庭时，我必须要依法交出我的笔记这件事情。

这一法律建议让我最终严肃评估了自己的研究。那也正是我开始考虑下一个研究阶段的时候：把我的笔记整理成毕业论文。我已经过度参与进了跟随着J.T.和贝利女士的日常戏剧，以致几乎放弃了对于更宽泛的地下经济的研究，而这是我的教授们期待我去研究的主题。

所以我带着两个任务回到了罗伯特·泰勒：告知人们我的法律问题；搜集更多的租户们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细节。

我本以为绝大多数人会顾忌向我透露这一类的经济获得，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J.T.、贝利女士和其他人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同意合作。绝大多数的非法商贩都愿意被严肃地当作商人——此外，他们还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比竞争者赚得更多。我强调说，我不会去公开任何其他人的经济情况，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对我的声明耸耸肩，认为那不过是技术问题，可以应对。

所以，带着J.T.和贝利女士的祝福，我开始访谈当地的非法商贩们：糖果小贩、皮条客和性工作者、裁缝、通灵者和洗车仔们。

我还跟J.T.和贝利女士说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依法必须向警方公开我的笔记。

“你的意思是，你从前对此一无所知？”贝利女士说，“连我都知道，你必须要告诉警方你正在干吗——除非你做他们的线人。”

“哦，不！”我抗议说，“我不会做一个告密者的。”

“甜心儿，我们都是告密者。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只是要确保你得到了你所需要的，我总是这么说。还有，别让他们揍你。”

“我不会告诉他们我的资料的——我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你要进监狱？”

“这个，不完全是。我只是说我不会和他们共享资料。”

“你知道受人唾弃是什么意思吗？”

我还没有回答，贝利女士就厌恶地摇摇头。我以前见过这一表情：她是在疑惑，我如此缺少社会经验，怎么会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

“这里随便哪个黑鬼都能告诉你，你有两种选择，”她说，“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去库克郡（Cook County）监狱坐牢。”

我沉默不语，试图找出第三种选择。

“我再问你一次，”她说，“你是要交出你的信息呢，还是想要进监狱？”

“你要知道吗？那对你重要吗？”

“素德，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以为我们昨天才出生在这里？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上百次了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把你所有的笔记都保存在梅女士的公寓里？”

我打了一个寒战。梅女士让我在她的公寓里感到极为自在，以致我从未考虑过像贝利女士这些人会想到——或许甚至是翻阅——我的笔记本。

“那么你为什么让我待在这里呢？”我问。

“你为什么想要待着？”

“我觉得我正在学习。那就是我所做的，研究贫困。”

“好吧，那么，你想要做个圣人，那就去做吧，”贝利女士笑着说，“当然你是在学习！但你也在谋生计。我们都是出来混的。所以当我们见到同类时，我们会向他们致意。因为我们需要其他谋生计的人活命。”

“你是说人们觉得，要是他们跟我聊天，我就能为他们做点事情？”

“他们知道你可以为他们做事情！”她尖叫道，身体靠过桌子，实际上是怒吼出了她的话，“而且他们知道你会的，因为你需要得到信息。你就是个出来混的，我看得出来。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只是别害臊！”

我试图把谈话扳回到狭义的法律问题上，但是贝利女士继续教训我：“我跟你实话实说，”她说着，坐回到了她的椅子上，“如果你确实告诉警察了，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找到你，把你揍个半死。所以我们知道，你不会向任何人告密。”她微笑着，仿佛赢得了这场战斗。

所以我应该担心谁？我想。警方，还是贝利女士和租户们？

当我告诉J.T.我的法律顾虑时，他有点吃惊地看着我。“我本可以告诉你的！”他说，“听着，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任何将会把我送进监狱——或者让我丧命——的东西。所以你写了什么，我并不介意，因为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不过，你确实有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等他继续说。

“你应该扪心自问的是：‘我要站在黑人们一边呢，还是条子们一边？’一旦你决定了，你就会为此担当一切。你明白了？”

我不明白。

“这么说吧。你或者跟着我们——你选择在这里跟着我们，你也尊重这一选择，或者只是来这里四处看看。到目前为止，黑鬼们可以看出，你一直都在跟着我们。你每天都回来。没有变化，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至少不是在这里。”

J.T.的建议似乎含混而且有点太过玄妙。而贝利女士的警告则显得更有道理：即要是我泄露了秘密，我就会挨揍。但是或许J.T.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

我决定把对地下经济的研究集中到构成J.T.领地核心的那三栋高楼之中。我对此地并不陌生，我知道有些擅居者在小巷里修理汽车、人们会在自己家里出售熟食、性工作者们会将顾客带到空闲公寓里做生意，但是我从来没有问人们他们赚多少钱、他们要面对何种开销，等等。

对于我的计划，J.T.的热心程度要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尽管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我认为你应该跟所有的皮条客聊聊。然后你再找所有那些妓女。然后我会让你跟所有那些偷车的人谈谈。哦，耶！还有那些销赃的家伙们。我是说，有大把的人可以跟你聊一下出售鞋子和衬衣的生意！而且我会确保他们都与你合作。别担心，他们不会拒绝的。”

尽管很兴奋可以见到所有这些人，我还是表示：“好吧，不过可别强迫任何人和我聊天，我可不能让谁都和我谈话。”

“我知道，”J.T.说着，咧嘴笑了，“但是我可以。”

我笑了，“我的意思就是：不，你不能那么做。那对我的研究没有好处。”

“行，行，”他说，“我还是会做的，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J.T.开始安排我访谈皮条客。他向我解释说，他向所有在他楼里或者附近工作的皮条客抽税：有的人付房间费，有的人付收入提成，支付形式都是向J.T.的帮派成员提供免费的女人。当然，如果皮条客们使用空闲公寓作为妓院，那他们就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他们甚至要为使用楼梯间或者停车场而支付费用。

访谈皮条客的时候，我还结识了某些住在楼里或在楼里工作的自由接客的性工作者，比如克莱瑞莎。当我请求她帮忙介绍这类女性，以供我做访谈的时候，她说：“哦，我的那些女士们可喜欢被关注了！”在两周之内，我访谈了她们中的二十多个人。

将这类访谈与对皮条客所做的访谈进行比较时，我发现了某种差异。那些由皮条客管理的性工作者们（那些所谓的“附属者”）比起那些独自工作的“独立者”，有着明显的优势。典型的附属者挨揍的频率要少得多——大约是每年一次，而那些独立者大概是每年四次。即使皮条客要抽取大约33%的收入，附属者每周大约还是会比独立者要多赚到20块。考虑到罗伯特·泰勒的性工作者平均每周大约只能赚100块，20块钱并非少数。此外，我从未听说附属者在工作期间被杀害，而在最近两年里，却有三名独立者在工作时遇害。

但是这两种性工作者还有更多相同之处。这两种人吸食海洛因和快克的比例都很高，而且她们都依附于计划区。在计划区，对性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位于丹莱高速公路另外一侧的货车站，距离罗伯特·泰勒不过一两公里之遥，但是却具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在那里，另外一种皮条客会招揽白人卡车司机。这些人会比在计划区的一般黑人消费者支付更多的钱。在罗伯特·泰勒，通常情况下，一名性工作者口交一次，会赚到10到20块，有时候性交的价格会降到25块，而肛交则至少是50块。但是如果一名性工作者毒瘾犯了，她就会大大降低价格，或者是用几袋毒品来代替任何现金。

在开始研究性工作者之后，我曾问过贝利女士，能否帮我结识一些出售其他物品，而非卖淫的女性。我对所有种类的地下经济都知之甚少：在自家公寓里出售食品或者为派对供餐的女人；缝制衣服、提供婚姻咨询或者婴儿看护的妇女；占星算命、做头发、备制税表、开黑出租车，以及出售从糖果到二手货到赃物的女人们。但是由于她们绝大部分的活动都秘密进行，所以我需要贝利女士为我打通关系。

贝利女士小心翼翼。第一周，她有选择地把我介绍给一些女人，但是拒绝让我接触其他人。我会提议一个人选，然后她会反复斟酌。“嗯，”她说，“让我考虑一下我是否想让你和她见面。”或者，更为常见的是，“不，她不好。不过我给你找了另外一个人。”有一次，在贝利女士为我介绍了一位通灵者之后，我问她在这栋楼里是否有许多其他的通灵者在工作。“可能，可能吧。”她说，然后换了个话题，并就此离开了。

我最终明白了她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了解地下经济。调研结果表明，贝利女士这类的租户领袖必然要从此类活动里提成。如果你在自家厨房里出售食品，或者为人做婴儿看护，你就最好给贝利女士几块钱，不然房管局的管理员就可能来敲你家的门。要是你偶尔在家中给人剪头发，那么不时地给贝利女士免费做一次头发就是个不错的主意。在这些活动中，贝利女士就像是此地的国税局一样，只不过在抽取她那份提成方面，更为成功。

所以，那些她为我提供的人，或许就是她最放心的、不会乱说话的人。但是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贝利女士的话，没有人会跟我聊任何非法活动的。

说实话，几乎每一位贝利女士介绍给我的人都有其迷人的故事可供讲述。我遇到的最有趣的一位妇女叫科德拉·莱维，是贝利女士的密友。她63岁，在公共住建区过了一辈子，其中有三十年是在罗伯特·泰勒度过的。她告诉我说，她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是因为她的祖母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不过，她的家里人却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黑人。科德拉有七个孩子，其中六个都搬出了罗伯特·泰勒。尽管要拄着拐杖才能四处行走，但科德拉的身体里却流淌着斗牛犬一般的斗志。

她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小糖果店。她整日里都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等着孩子们进来。她的客厅里只有糖果：成箱成箱的棒棒糖，口香糖，以及堆在几张桌子上的诱人垂涎的块糖。要是你在屋里的拐角处瞥上一眼，就会看到卧室里的电视和沙发。科德拉不喜欢在糖果室里放东西，她跟我说，因为要是顾客看到了她的家具，他们可能会决定回来抢劫她。

“你知道，”她告诉我说，“我以前不是卖糖果的。”

“你是说你在学校里学的不是这个？”我开玩笑道。

“甜心儿，我连四年级都没有上过。在南部，黑人是不会真正获得允许去上学的。我是说，我曾经是个不同的人。贝利女士没有告诉你？”我摇了摇头。她接着说：“她告诉我说，你想要知道我以前是如何做事的。”

“我很爱听。”我说。科德拉似乎很渴望讲她的故事。

“甜心儿，为了赚钱，我在这里什么都做过。你知道，我开始是为贝利女士的母亲埃拉·贝利做事情。埃拉曾是个鸨母，曾经在这栋楼里举办派对。哦，主啊！她能举办派对！”

“埃拉·贝利女士曾经是个鸨母？”我笑着说，“那很多事情就可以理解了！”

“是的，先生，在她去世后，我就接手了。14楼的三间公寓，人们曾经叫它科德拉之家。进来喝杯酒，玩玩牌，交个朋友，快活一下。”

“交朋友？你们以前是这么叫的？”

“友谊是没有什么错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衣服，然后我就卖一些吃的，驾车带附近的人去商店。我的母亲教给我如何缝制婚礼衣服，所以我就做了很多——”

“等一下！”我说，“麻烦慢一点。让我们回到帮助人们交朋友。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再举办派对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这个，原因是现在都是男人在做这些事情：J.T.和皮条客们都是男人。我从没听过有女人做这个。”

“那是因为他们抢了过去。男人们把我们的所有事情都毁了。首先是J.T.妈妈的堂兄，梅女士的堂兄。他最先骚扰所有赚钱的妇女，我想那是在1981年左右，要是我们在楼里工作而不付钱给他，他就会揍我们。我每周都必须要付给他几块钱，以保护我的女伴们，保证能举办派对。他几乎杀了我的一个朋友，因为她在自家公寓里给人做头发，而不愿意付给他钱。他真可怕。他吸食海洛因，还曾四处带着一把大枪，就好像在演电影一样。他人也很坏。”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他抢走了你的派对？”

“好吧，突然之间，他告诉我，我必须把自己收入的50%给他，而他会保护我——说是不让警察骚扰我。但是我知道他无法支开警察。那个男人是个暴徒，甚至连暴徒都不如。我是觉得我做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让他接管所有事情。但是我要说，女人们曾在这里管事，在帮派和其他人接手以前。那会儿与现在不一样，因为我们还帮助别人。”

“怎么帮？”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有点小权力。我可以把你的公寓修好，或者把你弄出监狱，因为警察们是我最好的客户。今天的这些家伙们，比如J.T.，他们做不到。”

“贝利女士呢？”

“是的，她能做到。但是她只是一个人。想象一下假如有50个像她一样的人做事情！哎呀，那是何种场面啊！50个女人，都有权势，不害臊。那是个不同的时代。那是个女人的时代，女人的地盘。”

在我访谈科德拉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想着她说的：“那是个女人的时代，女人的地盘。”她的怀旧让我想起贝利女士的助手，卡崔娜曾无比虔诚地说起女人们在这栋楼里的互助。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集中访谈了高楼里的家庭主妇们。有很多人可供选择：在罗伯特·泰勒的四千户家庭中，有超过90%的家庭是由女性主持的。每当贝利女士把我介绍给年长的裁缝，或者为上班的父母提供儿童看护的祖母时，我都尽量恳求他们讲述以前的故事和目前营生的细节。

这些女人中有许多人都曾经在六十年代为民权而抗争过，在七十年代支持过黑人政治候选人；她们都曾非常认真地、想方设法地为了她们的社区而斗争。但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由于帮派、毒品以及更为深层的贫困削弱了她们的势力，她们只能做到努力团结自己的家庭。从那时起，房管当局变得腐败无能，警方也几乎不再回应，强势女性的团队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

虽然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在罗伯特·泰勒的成人里，有96%的失业率，但是许多租户的确都有兼职的合法工作——餐馆工人、出租车司机、市中心公司办公室里的清洁女工，以及中产阶级家庭的保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试图向房管局隐藏所有的合法收入，以避免失去他们的租约或者其他的福利收入。

在罗伯特·泰勒也住有一些拥有合法工作的人——每栋楼大约有几十人。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深藏不露，这也是由于房管局对于家庭租户的收入限制。有时候，某个男人会离家几周，以避开房管局的监查员。所以，当我或者他们不认识的其他人进入到一间公寓时，男人们可能会走到里屋去。他们很少参加租户会议，大多会让女人们参与改善生活境况的斗争。男性的缺失，使得帮派成员和皮条客们非常容易在实质上控制罗伯特·泰勒地区。

在整理女人们在罗伯特·泰勒所创造的非法收入的统计数据时，我发现，她们所有的非法收入加总起来，显然也很难说是一种盈利的经济。在自家的公寓里出售食物或者糖果，每周大约可以赚20块。（科德拉·莱维设法做得更好。她劝说一家当地的杂货店批发她的糖果，作为对她指引其顾客去那家店买杂货的回报。）日间看护的收入是每个孩子每天5块或者10块钱，但是生意并不稳定。女人靠出卖身体可以赚得更多，但是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总结起来，最受欢迎的赚钱方法，是让一名寄宿者住在家里。这样可以每个月赚一百块。在这里，永远都不会缺少想要找个地方待着的人。

但是，与通过各种交易所赚的钱比较起来，我也发现了一些更为有趣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许多家庭都参与进一张巨大的交换网络之中，在其中，女人们会通过借用东西、交换东西以及共享资源以求生存。一位女人可能会为一大批女性提供日间看护；另外一位有汽车，就会贡献出来，载大家去买杂物；而其他的女人则会轮流为各个家庭做饭。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网络的成员们会遵循交换的固定规则：如果你为我的家庭做五次晚餐，我就会照顾你的孩子两天。

一个网络里的女人们也经常会共用她们的公寓。例如，在一层楼里，有五个女人的公寓需要维护（考虑到这些大楼的状况，这种情况并非罕见）。房管局回应其全部请求的几率很低，而且还要向贝利女士或者房管大楼管理员支付五种不同的贿赂，女人们也承担不起。所以，这些女人就会把她们的钱汇聚到一起，确保她们能够支付必要的贿赂，以使得在她们的网络中，至少有一间公寓有热水，至少两间有良好的电冰箱和电炉；或许某一家还会付钱购买偷来的电视信号。大家都会在一间公寓里洗澡，在另外一间做饭，把她们的食物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坐在一间有空调的房间里看一台有信号的电视，等等。在罗伯特·泰勒，要让你自己的公寓完全正常，是只有少数人才可以期望的奢侈。

通过跟着一百块在当地停车场里厮混，我认识了在这个街区里绝大多数的男性非法商贩。一百块向人们确保，跟我说话是安全的。在这一带，总是有许多人转悠、聊天还有喝酒。他们代表了这个街区非法商贩的多样性：可以做便宜家居修复的木匠，独自工作的传教士、为当地工厂干黑活儿的卡车司机、偷车贼、饶舌歌手和音乐家、厨子和清洁工。所有这些人赚的都是黑钱。

绝大部分人都曾有过合法的职业，后来由于不走运或者行为不端而丢掉工作。在几年以前，他们还可以在每个月得到几百块的福利金。但是从1990年开始，伊利诺伊州和许多其他州取消了针对成年男子的这种资助。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所发起的这种保守性变革最终导致了一场彻底的福利改革，并且在1996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政策中达到了高潮：它在各种形式的公共资助上设立时间限制，使得福利成为了一种暂时的项目——对男人，女人还有儿童都是如此。

对于像罗伯特·泰勒里的男人们来说，这一福利政策变化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他们都学会了寻找提供免费食物的餐馆和教堂，知道哪一间废弃的公寓可以睡觉。像女人们一样，男人们也有网络：一个人做饭，而另一个则会寻找工作，第三个就会努力寻找供大家睡觉的地方。要是他们听说有空闲的公寓，他们就会凑钱去贿赂房管局的大楼管理员、帮派老大、租户领袖或者任何其他恰好有钥匙的人。这些人还向警方提供消息，以换取“免费出狱”的承诺，而且他们也总是可以从房管局的管理员那里赚上几块钱——后者会定期付钱给混混儿们以清扫大楼，要是他们想要请一天假的话。

一百块把我介绍给波特·哈里斯，一个65岁的瘦骨如柴的男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边寻拣可再次利用的废旧品。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推着一辆购物车，里边装满了电线、罐子和金属废料，在位于高楼和铁路之间高高的草地里转悠。波特告诉我，几年以前，他可以支配罗伯特·泰勒许多的混混儿们工作，可以确定销售和交易的地点，很像一百块现在所做的工作。但是由于和一位帮派老大的争斗，他不得不离开。

“波迪·卡迪威尔，真名叫卡特，”他以一种南部特有的慢悠悠的腔调跟我说，“就是那人把我永远踢出了这里。”波特用一片草叶剔着他剩下的几颗牙齿。他戴着一顶松遢的草帽，看起来像是从一张旧时南方的褪色相片里走出来一样。“我们以前大约有10个人。我控制着47街到51街。我拥有着这整片区域——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就是这样。”

“听起来是种不错的生活，”我笑着说，“你曾是混混儿的国王？”

“地主、国王，还有首领。随你怎么叫，我负责那块地方。然后有一天，它就被完全抢走了。是波迪·卡迪威尔干的。他属于厄尔·卢克的帮派。”到六十年代末期，厄尔·卢克是芝加哥最强大的帮派。他们广泛吸收众多独立帮派，制订和平协定以及合作协议，促成了几个厄尔·卢克“超级帮派”的诞生。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联邦起诉削弱了厄尔·卢克。这促成了其他的帮派，包括黑暗之王，有机会接管正在蔓延滋长的快克交易。

从波特，一百块和其他人那里，我得知绝大部分男人的赚钱工作是手工劳动：在一处停车场修理汽车，你一个月可以赚到五百块，或者在当地的学校打扫卫生，一个月也大约可以赚到三百块。不过，收入最差的工作也通常需要最长的工作时间：收集废旧金属或者铝（一个月一百块），或者出售偷来的衣服或香烟（大约一个月七十五块）。尽管我访问的每一个非法商贩都会告诉我，他希望找到一份合法工作，想要获得更好一点的生活，我却很少看到有谁逃脱这种非法商贩的生活，除非死去或者进监狱。

一天，我花了几个小时访谈波特和其他一些男性的非法商贩，之后我被叫去贝利女士的办公室。我一直太过忙碌，以致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我想，通报一下进程可能是个好主意。

在进门的时候，我向卡崔娜问好，她冲我笑了笑。她正负担着越来越多的职责，俨然成为了贝利女士的低级官员。在里屋，J.T.和贝利女士正在互相笑着，热情地欢迎我。

“教授先生！”J.T.说，“我妈妈说你有一个月没来了！怎么，你不再喜欢我们了？你找到把菜做得更好的人了？”

“你最好别惹梅女士，”贝利女士说，“那你将永远不能回到这栋楼了。”

“抱歉，我确实一直在忙于这些访谈，”我添油加醋地说，“确实没有时间做太多别的事情。”

“好吧，那么，坐下吧，宝贝儿，”贝利女士说，“我们不会耽搁你太久的。我们只想知道你一直在见谁。我们好奇你都学了些什么。”

“嗨，你知道吗，我确实趁此机会告诉你们我的发现，”我说着，拿出了我的笔记本，“我一直都在与各种各样的人见面聊天，而我无法确定他们所说的收入是真是假。我想我要确定一下，自己是否真正搞懂了这里真实的生计情况。”

“当然，”J.T.说，“我们也正在聊这事儿呢。你曾请我们为你找人。现在你自己可以找到人了。这让我们觉得，你不再需要我们了。”他开始笑，贝利女士也跟着笑了起来。

“就是，”贝利女士说，“教授先生，当你开始成功的时候，可别甩开我们！开始吧，告诉我们你一直都在跟谁聊天。要是你告诉我们你都见了谁，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为你核对一下，看看那些家伙们是不是诚实。”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翻阅了自己的笔记，告诉他们我所了解的几十名男女非法商贩。这其中有伯德，那个在他的面包车里出售牌照、社保证件和小器具的家伙；有德瑞塔，那个帮人报税的家伙；有凯蒂，在这个街区里唯一的女木匠；普林斯，这个男人可以为你的公寓偷来天然气和电。J.T.和贝利女士看起来很少意外，不过在我有时提到某个特别有事业心的商贩，或者某位女人最近接收了一位寄宿者的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会精神一振。

在此之后，我搭公交车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公寓。能够跟这一街区里两位最令人畏惧的权力代理人讨论我的发现，这让我不胜感激。看着公交车窗外，我意识到我欠贝利女士和J.T.很多。若非他们两个，以及像一百块和奥特里等人，我永远无法了解罗伯特·泰勒附近的真正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个周里，我都忙于把笔记本里的信息转换成统计图表，以显示出非法商贩们的差异。我想J.T.至少会跟我的教授们一样重视这一数据，因为他总是说起在他的管理技术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去了罗伯特·泰勒，向他展示我的研究。

在停车场，我遇到了一百块。他正和其他几个擅居者在老地方修理漏气的轮胎和洗车。

“嗨，怎么样，伙计们？”我喊道，“好久——你们还好吗？”

没有人回应。他们看了看我，然后又转过身去。我走近了，站在距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怎么样？”我说，“没什么事吧？”

其中一个人，波迪，拿起了一件工具并开始从一个轮毂上松轮胎。“哥们，有时候你就是不走运，”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是生活，对吧？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们可能是个条子，或是个告密者——谁知道？”

一百块只是耸耸肩。“嗯嗯。”他说。

“是啊，你只是发现你没有人可以信任，”波迪继续说，“你告诉他们某些事情，然后他们就出卖你。就是那样！你无法事先得知。尤其是，如果他们不是这里的人。”

一百块又一次耸耸肩。“嗯嗯，”他嘟囔说，“你说得对。”

他们继续无视我，所以我走向了J.T.的大楼。我遇到了一个我认识的年轻女人，名为凯莎，正和她的孩子们站在草地上。她们看起来像是在等车。

“嗨，凯莎，”我说，“你好吗？”

“我好吗？”她反问道，摇着头，“在我和你谈话以前，我好得很。”她拿起她的东西，带着她的孩子们走开了几步。

在一楼大厅里，一些J.T.的帮派成员正待在那里。我们握握手，互相问了好。我到楼上去找贝利女士和J.T.，但是他们都不在家。

我又回到一楼大厅里。我能够感觉到人们在瞪着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变得多疑了。难道人们突然之间认为我是警察？波迪，一百块和凯莎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回家。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寻找J.T.，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我不能再等了，所以我回到了罗伯特·泰勒，在停车场找到了一百块。他和其他两个人正在一辆汽车上忙活。

“一百块，拜托，”我恳求道，“我做了什么？告诉我。”

一百块站起来，擦掉一只扳手上的油污。他让另外两个人离开。其中一个人厌恶地看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什么，听起来也是厌恶之词，但是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你要学着闭上你的嘴。”一百块最终说。

“闭上我的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跟我耍花样。我跟你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了。我介绍给你的所有那些黑鬼。要是你事先告诉我，你会告诉J.T.他们的生计，我就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想起了我向J.T.和贝利女士所做的长篇报告。我给了他们每一个非法商贩收入的统计分析：他们各自都赚多少钱、他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计划。我并没有交出我手写的材料，但是我的所作所为与此没有区别。

“J.T.管着所有这些黑鬼。”一百块说。他表情厌恶，朝地上啐了一口。我能够理解他很愤怒，但是他不太愿意向我表达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关系一直基于信任；我几乎很少跟任何人说起过我从一百块那里学到的东西。

“现在，他跟每个人都收税了，”他说，“而且他还痛揍了帕纳尔兄弟，因为他认为他们在偷着做生意。然而他们没有，但是你无法说服J.T.。要是他相信了某事，那就是那样了。然后他还告诉乔乔和他的伙计们说，他们不能再来这里了，因为他们向他隐瞒了东西。乔乔的女儿住在这里。所以现在他见不到她了。”一百块一直说着，在他罗列所有受到J.T.制裁的人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愤怒：“要是你什么也不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尴尬的沉默。我想要抵赖，而且我还开始找借口。但是我想到了某事。在我待在这个社区的这些年来，人们总是告诉我，我跟所有那些记者和其他来这里找故事的外人不同。他们不会到居民家里去共进晚餐，也不会在夜间晃悠，跟人同喝一瓶啤酒；他们只是循例问许多问题，然后带着故事走人，再也不会回来。我曾很骄傲自己与他们不同。

但是，现在是时候接受我的命运了。“我当时坐在贝利女士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一百块。“她和J.T.一直都在帮助我，就像你一样。而我搞砸了。我告诉了他们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会用那个信息。哥们，我根本不知道那会对他们有用。”

“这一定是我听你说过的最蠢的事情。”一百块开始收起他的工具。

“坦率地说，一百块，当我在跟他们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不！”一百块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你知道！是的，你知道。但是你只顾着你自己。就是这样。你为你的教授们拿到些狗屎，而且你为此感到兴奋。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天真，哥们。”

“我抱歉，一百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搞砸了。”

“是啊，你搞砸了。你需要想一下你为什么要做你的工作。你总是告诉我你要帮助我们。好，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你的帮助，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不需要。”

一百块走向其他人。他们安静地站在那里，喝着啤酒，看着我。我向大楼走去。我想要看贝利女士是否在她的办公室里。

然后我想到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J.T.根据我的信息向男性的街头商贩征税，那么贝利女士也会向我说过的女人们征税。更糟糕的是，她可能已经把某些隐藏收入的人从楼里赶了出去。我怎么才能够发现自己的愚蠢所导致的后果？我站在草坪上，看着高楼，努力要想出某个可能会帮助我的人。我需要某位相对独立于贝利女士的租户，某位仍然足够信任我、可以谈话的人。我想到了克莱瑞莎。

我快步去了酒铺，买了几瓶酒。克莱瑞莎不会免费开口说话的。

我快速走过了一楼大厅，沿着楼梯上楼。我可不想和女人们一起困在电梯内，她们可能会因为我把她们卖给贝利女士而对我愤怒不已。克莱瑞莎打开她的门，大声笑着欢迎我。

“哦！男孩，你这次搞砸了，你的确搞砸了。”

“所以全楼都知道了？人人都知道了？”

“甜心儿，在这个地方可没有秘密。我们首次遇到的时候，克莱瑞莎跟你说过什么？闭上你的鸟嘴。不要告诉他们你是谁，你在做什么。克莱瑞莎本应该和你一起在那里的。你为贝利女士暗中监视？”

“暗中监视！绝不。我没有暗中监视，我只是在做我的研究，提问题以及——”

“甜心儿，你怎么称呼它无关紧要。贝利女士发怒了，并且跑进人们的家里，声称他们欠了她的钱。我是说，你可能会让她的收入翻番了，就是那样。你真的没有得到任何酬劳？她给的一点点小东西？”

“等一下，”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给贝利女士消息的人？”

“你这个笨蛋，因为她告诉所有人了！即使她没有告诉他们，她也会跑来跑去，跟人说，‘你上个月赚了25块钱’，‘你上周赚了50块钱’，‘你这个周赚了10块，你该给我百分之十，再加上向我隐瞒的罚款。’我是说，我们只向你说过这一信息！”

“但是她也收了你的钱吗？”

“没有，没有！她不向妓女收费，记得吗？J.T.已经向我们收过了。”

我坐在那里，低头听着克莱瑞莎列举所有被贝利女士质问过的女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将会很难再回到这栋楼里继续我的研究。我还必须面对今天要设法安全离开这里的小问题。

克莱瑞莎感觉到了我的焦虑。尽管始终都在尽情嘲笑我，但是在她讲话的时候，她开始按摩我的肩膀。“不要担心，小宝贝儿！你大概还从未被踹过屁股，是吧？好吧，有时候那会有助于消除隔阂、尽释前嫌。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不要走楼梯，因为如果你在那里被逮到了，人们可能会永远找不到你的尸体。”

我看起来一定是被吓坏了，因为克莱瑞莎不再笑，而是换了严肃的语气。

“这里的人们会原谅你的，”她温柔地说，“我们都是信教的人，甜心。我们必须要忍受自己家庭里的太多麻烦，所以你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那一刻，跟克莱瑞莎坐在一起，我想即便是仁慈的主也不能、或者不会帮助我了。想到我曾经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获取好的材料，以致无法预期自己的行为后果，那感觉就很窘迫。在这个计划区里待了几年之后，我已经变得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从租户那里获取信息。这一癖好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我对自己研究的野心，还有想要提高我在指导教授眼里的地位。在我与一百块和克莱瑞莎谈话之后，我清楚意识到，其他人为我的成功付出了代价。

我开始对我自己待在这个计划区的动机感到了深深的矛盾之情。如果我努力工作，真的就会像威尔逊所保证的那样，通过研究促进社会进步？然而通过如此深度的进入这些家庭生活，我又能如何改变我们关于贫困的陈腔滥调？我突然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回想起来，我当时可能有一点过于夸张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对别人如何看待我的出现，有过于天真的想象，所以任何一种干扰都必定会让我晕头转向。

除了彻底离开罗伯特·泰勒，我当时想不出任何一种平息事态的办法。不过我的田野工作正进入到最后阶段，而我不想提前退出。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跟克莱瑞莎和奥特里谈了几次，以获取建议。他们都表示，那些对我愤怒的租户最终都会平息下来，然而这也是他们最乐观的态度了。当我问奥特里我是否还能再回来搜集资料时，他只是耸耸肩，走开了。

我最终还是回到大楼来面对租户们。没有人完全拒绝跟我说话，但是他们当然也不会将我当做英雄而加以欢迎。人人都知道我有J.T.的支持，所以没有人会直接向我表露敌意。当我去停车场拜访一百块的时候，他只是冲我点点头，然后继续他的工作，跟顾客聊天，跟着收音机唱歌。当我路过的时候，楼里的人好像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但是我也疑惑自己是否多疑了。我的地位改变的最佳证明，或许是我无法再做任何日常的事情——听到笑话、分享一瓶啤酒、借给某人一块钱。

在我彻底搞砸与那些非法商贩之间的关系以后不久，在一个湿热的夏日，我参加了贝利女士尽职的助手卡崔娜的葬礼。在印刷的告示上，她的全名被写成了卡崔娜·乌吉妮亚·华盛顿。我知道，那不是她的真名。

卡崔娜有次告诉过我，她父亲曾经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对她实施过性虐待，所以她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最后住在了罗伯特·泰勒，她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她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好让她父亲找不到她，并且登记参加了在杜斯堡高中的一个大众教育普及的项目。她做了几份兼职工作，以支付房租、维持日用。她还在攒钱去上社区大学，她正努力重新开始。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的真名。

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想要学习数学。但是她告诉我，她父亲说高等教育并不适合年轻的黑人女性。作为替代，他只是建议她结婚生子。

卡崔娜热爱知识，并且热衷于讨论任何议题。我很喜欢和她谈论科学，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以及芝加哥的政治。她总是一副用功好学的表情，认真而又专注。作为贝利女士的助手，她每周只能拿到几块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接受了这个芝加哥政治学徒的身份。“有一天，我会做些重要的事情，”她喜欢以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我，“就像贝利女士，我将要让黑人变得不同。尤其是黑人妇女。”

到这时为止，卡崔娜已经在罗伯特·泰勒住了几年了。但是在七月四日国庆节，她决定去探望她在芝加哥南部郊区的兄弟姐妹。芝加哥南部郊区住着越来越多的已经摆脱了穷人区的非裔美国家庭。据我所知，她父亲听说她去探访，就找到了她。随后是一场小冲突。卡崔娜撞见了保护她的哥哥和愤怒的父亲。一支枪走火了，子弹打中了卡崔娜，立刻杀死了她。罗伯特·泰勒没有人知道是她哥哥还是她父亲被逮捕了。

葬礼在罗伯特·泰勒一座大型的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的里屋举行。空气很沉闷，太阳光线从布满灰尘的窗户射进来。大约有50个人参加，绝大多数都来自贝利女士的大楼。卡崔娜家庭的几个成员也在，但他们是偷偷来的，因为他们不想让卡崔娜的父亲知道葬礼的事情。贝利女士站在房间的入口，迎接哀悼者。她看起来好像在主持一次租户会议：站得笔直、发号施令、拒绝哭泣，而且还在安慰那些哭泣的人。她的神态好像是定期参加这种葬礼、每周都会哀悼某人的人。

排骨佬在前面的角落里，低着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和卡崔娜约会有几个月了。尽管排骨佬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对于帮派成员，或者实际上计划区里几乎任何年轻男性来说，有多个女朋友并非罕见，但是他和卡崔娜建立了友谊，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变成了爱人。有时候，我会遇到他们两人在一家当地的餐馆一起学习。卡崔娜被杀的时候，排骨佬正要为了她而离开他的女朋友。

在这个计划区，任何生命的丧失都会被悼念，但是程度不同。对于那些选择了毒品和街头帮派生活的年轻男女，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活不长久了。所以当他们中有人死去的时候，人们当然也会哀悼，但是并不会引发任何强烈的震惊；人们会普遍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总是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像卡崔娜这样拒绝走这条路的人，死亡就会带来深深的震惊和怀疑。她是成千上万个逃脱了社会工作者、警察和任何其他人注意的年轻人之一。像卡崔娜这样的年轻人，确实对教育、工作和自我进步有兴趣。这个计划区的成人们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且我想我也一样。她的死亡带给我永远不会褪却的刺痛。

在卡崔娜曾经写过的文章里，她讨论过在这个计划区里家庭生活的困难、女性独立的必要性以及穷困人口的模式。写作似乎为卡崔娜提供了某种解脱感，仿佛她最终可以面对她自己过去的难处；它还可以帮助她发展出一种坚强而自信的表达，类似于她的英雄贝利女士。

出于对卡崔娜的悼念，我自认可以拓宽这一想法，为这栋大楼里有兴趣回到学校的年轻女性创办一个写作小组。我跟贝利女士谈论了这一可能性。“好主意，”她说，“但是慢慢来，尤其是当你要跟这些年轻女人打交道的时候。”

要指导这样一个小组，我确实感到紧张，但我同时也很愿意去做。到目前为止，我跟租户们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向的；在罗伯特·泰勒过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应该有所回馈了。有几次，我曾经为了社区里的某种项目，设法从我的教授们那里求得了小笔捐助：50块或者100块。这样的钱可能会助益良多，但是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帮助。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加直接的事情。

我以前从未参与过任何一种标准形式的慈善活动，比如做篮球教练，或者在一所学校里做志愿者，因为我想把自己与帮助家庭和在这个社区里负责项目的人区分开。我曾经听过许多租户批评这些志愿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写作小组好像很合适我。在这个社区里厮混了几年，我相信我可以避免这类的命运——排外、冷眼相看、故意谦逊的回应，也就是那种经常用来欢迎来此地做好事的态度。

我与J.T.地盘上许多人之间的关系都疏远了，这一事实现在还让我晕头转向。我觉得内疚，而且我需要把人们重新拉回到我这边。

在这个计划区里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最没有与年轻女性相处的经验的，尤其是单身母亲。我有一点紧张，尤其是因为贝利女士、梅女士和其她年长的女人们都警告过我，不要和年轻女性太过接近。她们认为，这些女人会把我视为一种资助源泉。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团体聚集在任何我们能够找得到的地方——某人的公寓里、小餐馆，露天的某棵树下。刚开始，小组里有五位女性，后来更多的人听说了，我们就增加到大约12人。集会很随意，而且参与者并不固定，因为她们都有家庭和工作负担。

从一开始，这一学习就与情感经验有关。这些女性公开写作和谈论她们的斗争。她们每人都至少有两个孩子，这通常意味着至少有一个“孩子爸爸”不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曾有过一个男人进了监狱或者被杀。她们谈论着孩子父亲的家庭亲戚们要求自己把孩子交给他们；有的人为了留住孩子，甚至不惜用暴力。

她们在生活上的困难极其巨大。绝大多数人一年的收入不会超过一千块，这其中还包括了福利金和粮票。有的人做兼职，有的人收容支付现金的寄居者，或者是收容寄居者。寄居者所付的费用，大概相当于日常看护的收入，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工作、出差，或者只是有点自己的时间。

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是那些受虐待的报告。每一位女性都曾经被男朋友（通常是在喝醉的时候）殴打过。有些殴打几乎是致命的。每个人都曾经在恐惧中生活过几天或几周，等着同一个男人回来。

在一个寒冷的秋季傍晚，我们聚集在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在屋内靠内侧的安静角落里，找到了一张大桌子。老板这时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出现，并不介意我们在这里待上几个钟头。如果生意很好，他还会整晚都给我们提供食物，然后免掉餐费。由于我经常来这家餐馆写下我的田野笔记，所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友谊，此外，他也喜欢我想要帮助租户们的主意。

这一周作文的主题是“我如何生存”。泰娜首先读她的文章。她20岁，曾带着两个孩子从高中退学。她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和她妈妈住在一起，但是最终在同一栋楼里有了一间自己的公寓，然后就生了第二个孩子。她不知道第一个父亲在哪里；而第二个则死于一场帮派枪击。在作文里，她炫耀自己如何通过接收寄居者而赚到了两次福利金。

“但有时候事情并不这么顺利，素德。”另外一位喜欢做理性发言的女人，萨瑞纳说道。她在发言的时候对视着泰娜。萨瑞纳有三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中，有一个在监狱里，一个已经死掉了，还有一个不愿意支付抚养费。所以她也接收寄居者。“我记得当我哥哥住进房子里时，他开始交易毒品，然后他们抓住了他。差点让我丢掉了租约。”

“是的，但那只是因为你没有付给大楼管理员足够的钱，”泰娜说，“还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陪他睡觉！”

“这个，我这两样都不会去做的。”萨瑞纳摇着头，用一副道学的语气说。

“你太敏感了，”凯莎打断她说，“萨瑞纳，你把你的屁股摆在那里，就是给每个男人来看的。”凯莎26岁，是这个小组里年龄最大的女人。尽管她因为我向贝利女士透露了非法商贩的信息而恼怒于我，却并没有怀恨在心太久。有两个女儿的她，是小组里最好的写作者，已经从高中毕业，现在正在申请罗斯福大学，“该死，有的人卖身和你为了钱带某个男人回家之间没什么区别。”

“嗨，那是生存！”泰娜说，“我是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就是生存，对吗？”

“好了，”我插话说，试图建立秩序，“对你们来说，要获得你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告诉我十种你们生存的最好办法。”

萨瑞纳开始了，“永远要确保你在房管局里有认识的人，当你在无法交房租的时候，他可以帮得上。因为你可能被赶出去。”

“是的，而且如果你必须要和城里的某个黑鬼睡觉，你就必须去做，”凯莎说，“因为如果你不做，他们就会让你的孩子流浪街头。”

萨瑞纳继续说着，不理睬凯莎：“必须要确保能够为你的孩子拿到衣服、食物和尿布，”她说，“哪怕你没有钱。所以你需要跟商店保持好关系。”

“确保贝利女士一直都有男人！”凯莎大声笑着喊道。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不得不让她跟我的男人睡觉，以确保我不会被踢出这栋楼。”莎泰尔说。

“那太可怕了。”我说。

“是啊，”莎泰尔说，“而且当他发现贝利女士可以给他找到一份工作，愿意让他待在那里，并且给他东西吃的时候，他还差点就甩掉我了。”莎泰尔21岁。她的孩子有学习障碍，所以她正竭力寻找一家可以帮助他的学校。她在一家速食店做兼职。她的母亲和祖母帮她做日间看护，也会给她钱。

莎泰尔的困难在这个计划区里并不罕见。不幸的是，她的需要也同样不会打动贝利女士。租户不得不让大楼主席与她们的伴侣睡觉，这让我震惊。但是在这些女人当中，这一类的侮辱不在少数。要保持你的家庭不受骚扰，你就必须要保证贝利女士快乐和收入丰厚。当我听到更多与莎泰尔类似的故事时，我对贝利女士和地方顾问委员会的其他官员感到愤怒了。我问莎泰尔和其他女性，为什么她们不去挑战贝利女士。她们的回答十分理性：当房管当局明显支持一个基于敲诈勒索和贪污腐败的管理系统的时候，女人们最好的选择，不过就是耸耸肩膀，接受命运。

我知道这样一种体制的存在是不义的，但是我也不会去对抗贝利女士。她太过强大了。所以当女人们的愤怒转变为绝望的时候，我的厌恶也开始转化为苦涩。

她们有关生存技巧的列表大大超过了十条：在公寓里保存香烟，以便有东西坏掉的时候，可以给擅居者作为修理费用；让孩子在楼梯间小便，以避免性工作者们夜间在那里聚集；让帮派们付钱以在公寓里藏毒品和现金。（她们一致同意，因此而遭逮捕的危险性很小。）

然后就是所有用性来交换资源：从杂货店老板那里交换日用品；让房管局取消租金；来自于福利局的帮助；警官对服刑亲人的优先对待。女人们对于把性当作现金使用的解释一致而又实际：要是你的孩子陷入了饥饿的危险，那你就会做任何事情，以求解决问题。当她们在讨论使用身体来获取这些必需品时，表情痛苦；很明显，这并不是她们的第一个——甚至也不会是第一百个选择。

“一定要认识医院里的人，”泰娜脱口而出，“永远要能够找到某个人，因为救护车永远不回来。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需要给某人塞钱，不然你就会永远排队！”

“是的，没错，而且医院里的人还可以给你免费的婴儿食品，”萨瑞纳说，“通常你需要在后巷见他们。而且要我说你应该带着枪，或者藏一把刀，以防止那男人揍你。有时候你必须要作点事情，来让他停下。”

“你以前曾不得不动过刀子？”我问，没有人曾说过或者写过这个，“有多频繁？”

“许多次！”萨瑞纳看着我，好像我是在火星上长大的，“当这些男人们开始喝酒，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话了。你只需要保护自己——而且别忘了，他们还会打孩子。”

凯莎开始哭泣。她低下头，又用裙兜把头蒙起来，不让人看见。萨瑞纳靠过去抱住了她。

“最容易的时候就是当他们睡着了，”泰娜说，“他们躺在那里，绝大多数是因为喝得烂醉如泥。就是那种时候你会想到……你会开始想，‘我现在就可以结束这一切。我可以杀了这个混蛋，现在。那他就再也不能打你了。’我想了很多次了。”

凯莎擦掉了她的眼泪，说，“我捅了那个黑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了。没有谁来帮助我。贝利女士说她无能为力，警察说他们无能为力。那个男人过来就毫无理由地揍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不知道除此还能怎么做……”

她又开始啜泣。萨瑞纳扶着她去了洗手间。

“她把她的男人送进了医院，”泰娜平静地解释说，“差点杀了他。一天晚上，他当时正睡在沙发上——他已经有好几次把她送进医院了，打断她的肋骨。她全身都是瘀伤。她抓起了刀，不断刺进他的腹部。他爬起来跑出了公寓。我想是J.T.的一个男孩把他带去了医院。他是个黑暗之王。”

泰娜说，由于那个男朋友是个高级帮派成员，J.T.拒绝阻止他停止殴打凯莎。她仍然生活在那个男人会回来的恐惧里。

一天，贝利女士打电话给我，请我跟她的租户们参加一个全楼大会。她有一年多没有邀请我参加这类会议了，所以我意识到这其中有些重大的、不太对劲的事情。

我一直都没有再参加贝利女士的租户会议，一部分原因是我已经搜集到了有关这类会议的足够信息，此外还因为，坦率地说，我已经不愿意看到她和其他租户领袖们玩弄管理社区的阴谋了。

我自己的生活也有新的进展。我已经和我的女朋友凯什住在了一起。而且我们当时正在考虑结婚。拜访我们的亲戚——我的亲戚们在加州，她的在蒙大拿州——也需要我从田野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包括我们大部分的暑期和其他假期。我的父母很兴奋，他们督促我认真考虑一下，在开始事业的时候，也建立一个家庭。凯什当时正在申请法学院，我们俩都还未做好生孩子的准备。

此外，我还必须要写作我的毕业论文。我开始更为定期地去见威尔逊和其他指导教授，看看是否有可能完成我的研究生学习。

在我到达的时候，贝利女士的办公室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几十人参加会议，都在兴奋地交谈着。像往常一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年妇女，但是也有几个男人站在后面。我认出来，其中有几个人是这栋楼里的女人的同居伴侣；在公共会议上见到这些男人并非寻常。贝利女士挥手让我到前面去，让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

“好了，”她说，“素德已经同意在今天来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事澄清一下。”

我吃了一惊。澄清什么？突然之间，人人都瞪着我，而且他们看起来并不开心。

“你为什么要跟我女儿睡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喊了起来，“告诉我，天杀的！为什么要干我的宝贝儿？”

“回答那女人！”有人叫道。我分辨不出是谁在说话，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惊呆了。

一个男人把我称为“阿拉伯人”，警告我最好离开这个街区，尤其是别再骚扰他们的年轻女人。其他的人加入了进来：

“黑鬼，离开这里！”

“阿拉伯人，回家！”

“滚出去，朱利奥！”

贝利女士试图维持秩序。在叫嚷声中，她向我喊着说，我应该为自己辩解。

我仍然稀里糊涂。“让素德告诉你们，他为什么要见她们！”贝利女士说，然后我明白了：写作小组。人们一直都在看到我开车接走那些年轻女性。很明显，他们认为我在跟她们睡觉，或者是在给她们拉皮条。

当我试着解释这个写作小组的时候，我不断被他们的声音淹没。我开始感到恐慌。我曾见过一群租户暴徒是如何差点把那个睡了波波女儿的中东店员撕个粉碎的。

贝利女士最终在骚乱的人群中喊了起来：“他在告诉你们，他不过在帮助她们做家庭作业！”

这让众人安静了一点。但是我仍然感到痛心：这次会议为什么没有任何小组里的女人参与？为什么没有人来为我辩护，告诉其他人实情？

又过了几分钟，事态平息了一点。贝利女士告诉我离开。她说她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她说笑，明显非常享受捉弄我的感觉。

那天晚上，在离开大楼的时候，我在心里盘桓着，我还能再在J.T.的地盘上待多久。很难想象，还有哪位租户不对我感到愤怒了。

第七章　遍体鳞伤

到目前为止，我在罗伯特·泰勒期间所发展的所有关系当中，最可靠的还是与J.T.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或许非同寻常，也可能在道德上不甚光彩，但是其强度也令人无法否认。在互为朋友的这些年里，我们已经产生出了一种亲近的状态。有一次，我碰巧救了他最亲近的一个朋友，这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J.T.甚至因此认为，我有恩于他。

那是一个典型的芝加哥夏日午后：晴空万里无云，空气闷热潮湿，偶尔吹来几缕微弱的湖风。我正在罗伯特·泰勒闲待着。在J.T.的大楼外面，大约有一百多人也闲待在那里。租户们在烧烤、玩棒球，或者舒服地待在凉爽的大楼阴影里。在这里只有极少数公寓装有空调，所以在这样天气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坪上会越来越拥挤。

我坐在草坪上，身边是丹瑞尔·永。丹瑞尔·永是J.T.的一个叔叔，正歇在一把草坪椅上，旁边放着六听的啤酒装。由于啤酒不够冰凉，丹瑞尔不时地派一个侄女或者侄子进楼去给他的杯子装一些冰块。丹瑞尔年近六十，大多数牙齿早就已经掉光了。他的头发蓬松花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在脖子上总是挂着配有伊利诺伊州标识符的项链。他很少离开罗伯特·泰勒区，所以朋友们都叫他“无期徒刑犯”。他熟悉罗伯特·泰勒的每一寸土地，热衷于讲述那些最富戏剧性的警察追捕故事，以及最令人怀念的各大楼之间的棒球赛。他向我讲述在这个计划区里那些最著名的皮条客以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们，还跟我说有个租户曾试图在他的公寓里饲养一只老虎，而另外一个租户则在她家里养了上百条蛇——有一天，她突然把它们全部都放入大楼。

突然之间，丹瑞尔站了起来，紧盯着一辆老式的福特轿车。那辆车平稳缓慢地驶过大楼。司机是一个年轻的白人，向楼上看着，仿佛在期待某人下来。

“滚出这个地方，男孩！”丹瑞尔嚷着，“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去和你自己的女人睡觉吧！”丹瑞尔转身向一个正在附近玩篮球的少年喊道，“池塔！去找普雷斯，让他过来。”

“你为什么要找普雷斯？”我问。

“普雷斯是唯一可以搞定这事的人。”丹瑞尔说。他的脸紧绷着，眼睛一直盯着那辆福特车。那辆车停了下来。

“搞定什么？”

“天杀的白人男孩过来找我们的女人，”丹瑞尔说，“真恶心。这里又不是该死的妓院。”

“你觉得他是个嫖客？”

“我知道他是个嫖客，”丹瑞尔说，怒容满面，然后又回去冲着那辆福特车喊道，“男孩！嘿，男孩，回家去，我们不想要你的钱！”

普雷斯漫步走出大楼，背后跟着其他黑暗之王安保小队的成员。丹瑞尔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普雷斯。

“把那男孩弄出去，普雷斯！”他说，“我讨厌他们来这里，这里又不是该死的妓院！”

“好了，老头儿。”普雷斯说。他被丹瑞尔的激情搞得有点火气，但明显还是在关心此事：“别担心。我们会搞定他的。”

普雷斯和他的随从们朝那辆车走过去。我听到普雷斯向司机发牢骚，与此同时，其他的几个黑暗之王围着车，防止它开走。然后普雷斯打开车门，做手势让那个白人出来。

突然，狭长且尖锐刺耳的车声从25街和联邦街的角落里传了过来。一些孩子冲着人们大声叫喊着让路。那是一辆灰色的小轿车，我看到它咆哮着向我们冲过来，但是车身不稳定，仿佛一只轮胎松了。

第一声枪击听起来像是机枪开火。所有的人似乎都立刻俯身趴下，除了我。我木然呆立在原地，双腿定在那里，一切仿佛都变成了慢动作。那辆车驶近了。普雷斯和其他黑暗之王的安保人员跑向大楼。更多的枪击。那辆车滑了过去，我看到有四个人在车里，都是黑人。他们当中似乎有两个人在开枪，各朝一个方向。

普雷斯被击中，倒在了地上。他的随从都安全到达了一楼大厅。普雷斯则没有动弹。我看到丹瑞尔平卧在草地上，其他人都在爬向掩护物——某一辆车、某棵树、大楼——同时在路上抄起儿童。尽管我曾设法至少弯下腰，但却仍然站着，处于惊骇之中。那辆灰色的车消失了。

然后我就听到第二辆车尖叫着从后巷冲了过来。我有点不明白。在绝大多数的驾车枪击里，帮派都不会冒险再来一次，因为奇袭的方式已经用过了。而事实上，我看了看大楼前面的区域，就发现了大约一打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枪，在车辆后面，或者是沿着大楼的边缘屈膝蹲伏。我从来没有在罗伯特·泰勒见过这么多枪支。

普雷斯仍然没有起来。我看到他在抓着他的腿。不知为何，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立刻行动了起来。我跑向他，同时看到一个黑暗之王的人也返身跑了回来。我们抓住普雷斯，把他拖向大楼。

“带上斯瑞娜！带上斯瑞娜！”有人从楼上向下喊道，“她和她的孩子们都还在外面！”

那个帮我拖普雷斯的黑暗之王跑了过去，帮助斯瑞娜和她的孩子们到达安全地点。我自己则拖着普雷斯走完剩下的路。在第二辆车从小巷里冲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进了大厅。我听到了叫喊声和更多的枪击声，同时看到那个过去帮助斯瑞娜的黑暗之王，把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她和她的孩子前面。

在大厅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到普雷斯的腿伤正好在膝盖上方。血流如注。J.T.的人把我推到一边。他们把普雷斯带到楼里更深的地方，进入了一楼的一间公寓。我想知道J.T.现在在哪里。

“素德，到里边去，上楼去梅女士家——马上！”这是贝利女士在说话。我向普雷斯做手势，表明我想要帮手。她则再次喊着让我上楼。

大约向上走了五段楼梯，我看到一群J.T.的人在画廊里向外看。“我看不到其他车辆了！”其中一个冲着楼外地面上的一些黑暗之王喊道，“看起来不会再有了！把大家带进去，在大厅里布置四个。”

楼梯间里响起一阵脚步声。父母们叫着他们的孩子们快点走，还有一些母亲要求帮忙搬运她们的婴孩车。我听到有人说，J.T.在大厅里，所以我回头冲下了楼。

他站在一小群帮众当中，听取报告。人群吵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说：

“黑鬼们会再来一次的，我知道他们会的！”

“我们需要把普雷斯送到医院，他还在流血。”

“不，我们需要封锁大楼。”

“我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开枪还击，马上！”

根据指令，四个年轻人现在带枪站在大厅里警卫，每个入口各两人。在往常，这样的年轻人会张扬他们的刚强，吹嘘他们可以为了家庭而杀戮的意愿。但是现在，在面临真正危险的时候，他们战战发抖，眼睛圆睁，充满了恐惧。

J.T.冷静地站在那里，戴着太阳镜，剔着牙。在看到我的时候，他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他指了指天花板。他想要我上楼，去他妈妈那里，别碍事。

我没有听他的，而是走进了大厅的深处，躲开了他的视线。我问了一个黑暗之王的普通成员，普雷斯在哪里。他向大厅里指了指。J.T.过来，在背后拍了拍我，然后把我拉近。“普雷斯有点严重，”他悄声说，“他流血很多，我需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叫救护车。”我本能地说。

“他们不会来的。听着，我们需要你的车。要是他们看到我们的车来到公共医院，他们可能会报警。我们需要借用一下你的车。”

“当然没问题。”我说，伸手取我的钥匙。我最近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一辆1982年产的短剑叙拉（Cutlass Ciera）。“我去开车。”

“不，”J.T.说，抓住了我的手，“你一刻也不能离开大楼。上楼去，把钥匙给我。舍瑞莎会去帮他的。”

我给了J.T.车钥匙，看着他走向那间照顾普雷斯的公寓。通常，帮派会找一个女人驾车把黑暗之王送去医院，以防止他被立刻认出来是个帮派分子。舍瑞莎住在这栋楼里，并且让黑暗之王们使用她的公寓来造快克可卡因。J.T.有时候开玩笑说，要不是为了给他的帮派烹煮快克，这个计划区里的年轻女人永远不会打开炉子。

J.T.下令把14楼的一间空闲公寓用作临时指挥部。这一场景极具现实主义的感觉，就好像在观看一支军队准备作战。我坐在角落里，看着J.T.发布命令。一些小组进来接受命令，然后快速离开。J.T.指派几个人拿着步枪，守在三楼，五楼和七楼的窗口。他命令其他小组的人去挨家挨户地警告租户们，远离西面的窗户。

他告诉一个年轻的黑暗之王，至少在几个小时以内，可能不会再有另外一次枪击了。“让一些年纪大的人离开这里，”他命令道，“把他们带到2325。”一位黑暗之王的士兵告诉我，普雷斯已经到达了急救室，但是据说仍然在大量出血。

J.T.走过来告诉我他所了解的情况。那辆旧福特车是引诱黑暗之王走出大楼的诱饵。这场袭击似乎是米奇-眼镜蛇和BPSN的合作。J.T.告诉我，他们非常嫉妒黑暗之王一直都能吸引如此之多的顾客到自己的地盘上来。眼镜蛇和BPSN一直都是J.T.的心头大患，因为他们是由“疯狂的黑鬼”领导的。他用这个名称意指那种糟糕的生意人，那些认为驾车枪击是在毒品市场上最好的竞争手段的人。J.T.则特别赞赏那种更为稳定的竞争帮派，因为在维持现状中所分享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暴力企图。

J.T.不断派出手下去为楼里的人购买食物。有些租户一如往常，对于黑暗之王在大厅里所上演的戏剧漠不关心。但是除了几部立体音响和楼梯间的一些喊叫声之外，大楼里一片可怖的寂静。炎热的空气纹丝不动，我们都要被烤焦了。

J.T.的某个高级成员不时会抛出一个复仇的计划。J.T.听取了所有提议，但是并不热心。“我们会有时间去做的，”他一直说，“让我们先看一下今晚的情况。”

每隔半个小时，舍瑞莎就会从医院里打电话报告普雷斯的状况。J.T.在听取报告时，表情紧张。普雷斯从高中起就是他的好朋友，是J.T.允许进入他的核心圈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正要在地板上打个盹儿，J.T.走了过来。

“谢谢你，哥们。”他平静地说。

“谢什么？”

“你本不必搅进这浑水的。”

他一定听说了我帮忙把普雷斯拖进大厅这件事。我什么也没有说。J.T.拍了拍我的腿，问我要不要瓶可乐，然后就去了冰箱那边。

当天晚上再没有枪击，但是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减弱。我没有回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J.T.一确切查明了谁该为这次袭击负责，就召集了排骨佬和几个其他的官员来追捕枪击者。J.T.亲自动手，殴打了他们。黑暗之王还抢走了他们的枪和钱。J.T.在后来告诉我，由于这些年轻的竞争对手“没有生意头脑”，所以就无法协商。唯一能够考虑的方法就是武力反击。

普雷斯又在医院里待了几天，不过子弹并没有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他很快又可以行动了。

一天，排骨佬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大消息：J.T.马上就要再度受到重要升迁——这一次是在城市一级的黑暗之王组织范围内。如果计划顺利，J.T.，排骨佬和普雷斯将会负责更多的黑暗之王派别。这意味着他们要管理相当大型的毒品交易操作。从排骨佬的声音里，我能够听出他的兴奋。对他来说，这次升职也意味着更多的钱和地位上的提升。“两年，就是这样，”他告诉我说，“再做两年这种事情，我就洗手不干了。”排骨佬一如既往地实际，正在为他的未来攒钱——一栋房子，全日制的大学，以及一份合法的工作。

排骨佬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J.T.不会常待在罗伯特·泰勒，因为他的新职位需要若干准备工作和外出搜集情报的工作。但是他要排骨佬给我传个消息：“J.T.想要你和他一起参加下一次的地区性黑暗之王集会。你打算去吗？”

我等待这个电话已经好几年了。我拼命想要得知帮派高级领导层的情况，而现在J.T.已经位列其中了。看来我最终得到了这个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偶尔仍然为自己的研究感到内疚，因为我以自己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一街区其他的非法商贩一样，也成为了一个混混儿。一百块曾经那么叫过我，他是对的。我一直都在劝说人们为我提供信息——故事、数据、访谈、事实——任何可能让我的研究更为有趣的东西。

所以只要有机会回馈，我都会很开心。那个写作小组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样运行良好，我当时正在寻求其他善举的机会。当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开始罢工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机会。由于黑暗之王规定，每一个帮众都要高中毕业，所以J.T.请奥特里在罢工期间设立了一个项目，以便让J.T.的成员可以远离街道，做点家庭作业。奥特里已经在男孩&女孩俱乐部设立了类似的项目，但是由于帮派之间的界限，J.T.的成员不能去那里。

奥特里同意了。他邀请我去负责J.T.楼里的一间教室。我乐于效劳。我很确信向高中生讲授历史、政治和数学应该不会太难。我们在一个肮脏昏暗，洗手间坏掉的公寓里碰面。在约好的那天，我发现到了20至50名不等的帮派成员。空气臭得厉害，我只好允许他们抽烟，以掩盖空气里的味道。室内座位不够，所以孩子们从邻近的公寓里强行征集了一些椅子，而并没有保证要归还。

第一天的课堂，我正在讲授历史和政治，而学生们则在大声喧哗。突然之间，J.T.未经通告就走了进来。他斥责他们要专心听讲，命令普雷斯把一个特别吵闹的马仔抓进走廊里，揍他一顿。

后来，我请求J.T.不要再打断我。我坚持说，要是他们知道他要监视他们，那他们将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J.T.和奥特里都认为我疯了。他们觉得，若无J.T.不时探查的威胁，我决无可能控制这些蛮横任性的青少年。

他们是对的。还不到一天，课堂就陷入了混乱。在一个角落里，几个家伙正赞美着其中一人带来的一支枪。（他太体贴了，还知道在上课的时候卸下子弹。）在另外一个角落，几个青少年组织了一场掷色子比赛。胜利者不但可以拿到钱，还可以去抢劫睡在附近空闲公寓里的流浪汉。有个孩子带来了一部电台，并即席创作了一曲说唱音乐，主题是他们的“印第安老师”。歌中大量引用了卡斯特、杰罗尼莫[15]和“发臭的的安拉伯”。（似乎这里的所有人都从没意识到“阿拉伯”和“印度”实际上是不能通用的；反正在讲到我的时候，这二者都是同等程度上的贬义词。）房间里最老实的孩子们，则都在耐心等待着朋友们从商店里带回啤酒。

从那时起，情况就愈发糟糕了。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出售大麻；而其他的人则会随意地离开大楼去寻找性服务。当我把这一切都报告给J.T.的时候，他说只要那些家伙们出现了，他们就不会在街上闲逛，就不会闯出真正的麻烦来。

考虑到他们用我的“教室”来交易毒品、赌博和玩弄枪支，我好奇J.T.所说的“真正的”麻烦是什么意思。

我的角色迅速从教师降级为保姆。这一学期持续了两周，直到有新闻说教师们的罢工已经获得调解了。到这时为止，我对奥特里与这一街区的孩子们相处技巧的崇拜程度，已经呈指数级地增长了。

尽管我的教师生涯以惨败告终，但奥特里还是再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忙。这一次的赌注要大一点——而且对我来说，回报也大一点。

奥特里和其他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想让我帮忙写一份提案，交给司法部，建议向青年人的项目拨发特别款项。这项提案需要提供计划区及其周边街区深入的犯罪统计数据。这一数据通常很难获得，因为警方并不愿意公开此类信息。但是如果我参与这个计划，我就可以直接和雷吉·马库斯警官联系——租户们的“雷吉警官”，那个自己在罗伯特·泰勒长大，而又愿意致力于改善当地生活的警察。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我曾经数次遇到过雷吉，不过现在我才有机会与他近距离共事，并培养出一种真正的友谊。他大约一米八，肌肉身形都像个橄榄球运动员。他总是衣着讲究，沉稳决断。我知道雷吉经常和帮派领导人直接打交道，以希望可以把暴力维持在最低水平。在这个计划区的街头混混们当中，他是一种外部的权力。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问他工作里的细节了。

比如说，为什么他要确保唯有帮派可以持有枪支，并以此来减少枪支暴力？

“比起租户，他们更不喜欢枪支暴力，因为那会吓跑顾客们的，”他解释说，“所以他们会努力平息事态。”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去一个位于布朗德大道（Grand Boulevard）街区的警察局见雷吉。这个街区距离J.T.的地盘有几条街远。在我到达的时候，雷吉说他还要再打几个电话，所以我就去找饮水嘴。警察局很简陋，里面是一排又一排乏味的灰色隔间；空气又冷又湿，地砖由于带进来的雪而变得湿滑。

在饮水嘴附近，我看到一堵墙上布满了拍立得照片。照片上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黑人，绝大多数看起来眼神茫然或桀骜不驯。在每张照片下面，都配有文字，说明各人的姓名和所属帮派。

在照片旁边是一堆捆绑在一起的派对宣传单，题目是“米奇-眼镜蛇南部集会”。J.T.的帮派在资助某个派对或者篮球联赛的时候，满楼都会贴满他们这种宣传单。在米奇-眼镜蛇传单的右边空白处，有几个手写的名字。这让那张传单变得像是一张签名纸：“沃斯顿”，“奥尼尔”，“布朗”。

我正在翻检传单的时候，雷吉过来了。

“别在这里待着，”他担心地四处看着说，“别问这个。我以后会解释的。”

我们前往男孩&女孩俱乐部，找奥特里谈一下司法部的基金事宜。我们进入雷吉停在警局后面的SUV时，我还在想着米奇-眼镜蛇的传单。

我想起了黑暗之王在几年以前举办过的一次派对。他们当时租下了一家伊莱克斯旅馆的第二层。女人们都盛装打扮，男人们则都穿着整洁的运动服或熨过的牛仔裤。他们喝着啤酒和葡萄酒，跳着舞，并在全屋范围内传递着大麻烟叶。

J.T.和我正站在角落里交谈着，突然有五个男人闯进了房间。他们都穿着一身黑衣，其中一人举起了一支枪，给所有人看。另外四人则跑到房间的四个角落，其中一个大声让所有人都靠墙站。他们当中有四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J.T.向我悄声说，“条子”。他和我靠墙站好。

一名参加派对的帮派分子开始反抗。他身材高大，至少有一米八七，体重大约有一百多公斤。“干你，黑鬼！”他叫道。两个黑衣人迅速把他拖到了洗手间——从传出的声音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狠狠揍他。我们都安静地靠墙站着，听着他的呻吟声。

“下一个是谁？”一个黑衣人喊道，“谁想尝尝这个？”

他们中的两个拿出黑色的垃圾袋。“现金和珠宝首饰，全都放在袋子里！”一个人喊道，“马上！”

当袋子到达我们这里的时候，J.T.平静地放入了他的项链和钱夹，里边有一些20块的纸币。我把口袋里大约15块现金放进了袋子。这时候，那个拿着袋子的人抬头盯着我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但是在继续收钱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看。他似乎有些困惑：我明显是一个外来者，在这里做什么？

完工之后，那五个人把袋子扔出窗外，平静地鱼贯而出。过了一会儿，J.T.让我跟他到外面去。我们走向他泊在邻近停车场的车。一些其他的黑暗之王老大加入了他，对他被抢劫表示同情。

“该死的条子总是这么干，”J.T.告诉我，“只要他们查出我们在开派对，他们就打劫。”

“为什么？而且他们为什么不逮捕你呢？”我问，“还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条子？”

“这是个游戏！”其他的黑暗之王老大喊了出来，“我们赚所有这些该死的钱，他们也想要分赃。”

“他们嫉妒，”J.T.平静地说，“我们赚得比他们多，他们受不了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报复我们。”

我很难相信警察会如此厚颜无耻，去打劫一个街头帮派。但是J.T.似乎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他的绝大多数夸张都是为了让他看起来更有权势，而不是更无能。

我本已完全忘记了那次事件，直到我在警局看到了米奇-眼镜蛇的传单。我疑惑那些写在空白处的名字是否就是签名打劫派对的警察们。所以我告诉了雷吉那次黑暗之王的派对，以及J.T.所宣称的打劫者是警察。

他开着车，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直直看着前方。“你知道吗，素德，你必须要对你所听到的东西小心谨慎。”他说。雷吉开得很快，呼啸着碾过未清扫过的积雪，好像他正在越野。我们的气息在前车窗上结雾。“我不会说我所共事的所有人一直都在秉公守法。该死，我也不是一直都秉公守法。但是——”

“要是你不想说，你就不必告诉我任何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是的，我有一些同事打劫派对。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也应该那么做！我是说，像J.T.那种人正在制造杀手。为了什么呢？叫卖杀人的东西。但是那跟我无关。我没有参与——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

“J.T.和他的几个朋友们曾经开着他们的跑车带我出行，”我说，“有时候会有警察毫无理由地把我们拦下。然后——”

“他要求看一下支票簿，对吧？”

“是的！你怎么知道我要说那个？”

“想一想做警察有多么令人沮丧吧，”雷吉说，“你一直都要跟这些家伙混在一起。你知道他们永远不会随身携带他们赚的钱。他们所有的投资都在别人的户头下。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住在漂亮的别墅里而逮捕她。但是当我们停下他们时髦的轿车时，我们可以合法地询问那辆车是否是他们偷的。我也不做那种事情。但是有些其他人做。”

“但是我没有必要随身带着一本支票簿。为什么他们会索取呢？”我知道这问题听起来很天真，而且我也完全知道在我和帮派分子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由于天真的态度在以前起过作用，所以我坚持使用这一策略。

“你不叫卖那种东西。”雷吉好像在说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不确定他的解释是否是在挖苦我，跟我开玩笑，还是他只是想要确定我清楚理解了警官们的推理，“你不通过杀人来赚上百万。有时候我们会没收他们的车。”

“你是怎么处理它的？”我问。我知道雷吉并不相信毒贩们人人都会“赚到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警察的收入，这足以让雷吉沮丧无比。

“许多时候，我们会在警方的拍卖会上卖掉它们。款项会用作慈善事业。我想那是报复那些傻瓜的方法。”

有几次，我曾经跟某些帮众在一辆车里，遇到警察拦下车子，让所有人下车，并且马上叫了拖车。还有其他几次，是警察让司机留着车，但是没收了所有人的珠宝首饰和现金。对我来说，最奇怪的事情在于，帮派成员们几乎不会抗议。仿佛他们在玩一场真人棋盘游戏，规则明确而不可更改，在这一刻，他们只是掷坏了一把色子。

几周以后，雷吉邀请我到一个黑人警察常去的南部酒吧。“我想你会真正了解我们工作的真实一面。”他说。

他的提议让我吃惊。雷吉是个谨慎的人。他几乎不会把我介绍给其他的警官，即使他们就站在附近。他更喜欢跟我关起门来说话——无论是在贝利女士的办公室里，还是在男孩&女孩俱乐部，抑或在他的车里。

周六下午，我们在酒吧见面。这家酒吧距离那个辖区以及罗伯特·泰勒有几个街区。酒吧的外面没有名字，只是用几个啤酒瓶状的霓虹灯标志标明。在酒吧的两边有快餐店、酒铺和支票兑现店。甚至连雷吉都不知道酒吧的真正名字。“我来这里有15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费心问过。”他和其他警察只是称它为“休息室”。这个地方的内部也同样莫名其妙：一条长长的木头柜台，几张桌子，昏暗的灯光，一些芝加哥灰熊队和公牛队的招贴画。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工人阶级家里陈旧的小房间。所有的顾客都是黑人，至少都在三十五岁以上，几个老人正在喝着下午啤酒。

雷吉带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并把我介绍给他三位休班的同事。他们似乎很忌惮谈论工作。而且由于我不喜欢在跟人们熟悉之前，问太多问题，所以谈话有点陷入僵局。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是聊了我的文化背景，芝加哥灰熊队，以及海德公园里大学生们奇怪的信仰。警察和绝大多数芝加哥的工人阶层一样，都以为海德公园的自由主义者们——大概也包括我——对现实有着古怪的、不切实际的看法，尤其是在种族融合方面。对于这些人来说，海德公园是这个城市里“为什么大家就是不能共处”的部分。

其中一个名为杰瑞的警察，一直都坐在那里看着我。我肯定以前曾见过他。他安静地喝着小杯威士忌和清淡啤酒，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问题来：“所以你觉得你对帮派很了解，教授先生？”或者“你要写些什么，教授先生？”当他开始称我为“教授先生”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紧张，因为J.T.楼里的人就是那么叫我的。这只是巧合吗？

杰瑞警官喝得越多，就变得越挑衅。“你们学院派喜欢聊你们知道多少东西，是不是？”他说，“你们喜欢说你们将要怎么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不是？”

雷吉瞪了我一眼，好像在要求我为自己辩护。

“好吧，要是你觉得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为什么不教教我呢？”我说。我这时也已经喝了不少啤酒，或许我的话听起来比本意更欺人。

“混账东西！”杰瑞迫近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他妈的是谁？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要是你想和我们耍花样，你最好当真小心一点。要是你喜欢观察，你可能就会被逮捕。”

当他说“观察”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冷战。现在我确切知道我在哪里见过他了。在J.T.的楼里，杰瑞警官很著名。而且据我估计，他就是一个流氓警察。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在一个楼梯间访谈几位性工作者和皮条客，当时我听到画廊里有一阵骚乱。楼梯间的门半开着，从那里看出去，我能够看到三位警官正在打开一间公寓的门。其中两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闯了进去。第三个是个黑人，就留在外面守门。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

一分钟之后，警察们拖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那两人都没有反抗，也都没有显得很吃惊。那名少年被戴上了手铐，他们强迫他倒在地板上。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尖叫着。

然后第四个警察出现了，大摇大摆地穿过走廊。他就是杰瑞警官。他穿着黑色的裤子，蓝黑相间的夹克外套和防弹背心。他开始对那位父亲狠狠地拳打脚踢。“钱在哪里，黑鬼？”他吼道，“现金在哪儿？”

我惊呆了。我看了一眼楼梯间里那几个在跟我聊天的人。他们看上去好像经历过这个，但是看起来也很焦急，都默默地坐着，明显希望那些警察们不要接着来找他们。

最终那个男人服软了。他也躺在了地上，流着血。“在烤箱里，”他说，“在烤箱里。”

杰瑞警官走了进去，又拎着一个大褐色袋子走了出来。“别跟我们耍滑头，”他跟那位父亲说，“你听到了？”

那位父亲只是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其他的警察把手铐从男孩身上摘下来，让他回到了公寓里。

就在杰瑞警官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坐在我旁边的皮条客失手掉了一个啤酒瓶。杰瑞警官转过身来，眼睛穿过画廊，直接看到了我们。我向后跳了过去，但是他闯进了楼梯间。他的眼睛盯着我们这些人，说：“滚出去！”然后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得意地笑了笑，仿佛我还不如一只跳蚤。

他一离开，我就问其中一个皮条客提姆斯有关杰瑞警官的事情。“只要他想，他就会随时来这栋楼这么干。”他说。提姆斯告诉我，斯尼，就是那个杰瑞警官刚才痛揍的那个人，以偷车为生，但是他显然忘记了向杰瑞警官支付定期保护费。“我们都开玩笑说，只要杰瑞警官钱不够用了，他就会到这里来，痛揍某个黑鬼，”提姆斯说，“他去年有次找上了我。抢走了我两百块钱，我的女朋友还得给他口交。混蛋。”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得知杰瑞警官在楼里的名声十分恶劣。从租户们那里，我听到了几十个故事，都是关于杰瑞警官如何折磨、虐待，还有敲诈他们的。很难证实所有这些故事，但是根据我的亲眼所见，它们也不难相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关于其暴行的说法是否真实也并不重要。在这个计划区，“坏警察”的故事是居民们随意传播的一种传说。由此会产生出一种挫折感：即他们住在一个高犯罪率的地区，其中的警察糟糕透顶，毫无监督。

现在，我跟他在休息室里隔桌对坐，并开始感到极度紧张。如果他设法知道了我在笔记中全部记录了这一事件怎么办？

他坐在那里，愤怒而杂乱无章地说着，唾沫四溅，摇晃着桌子。我向雷吉看过去，请求帮助。

“杰瑞，别管他了，”雷吉安静地说，摆弄着他的啤酒瓶，“他没事的。”

“没事？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相信那个狗娘养的安拉伯人？！”杰瑞扔下他的小酒杯，抓起了啤酒瓶。我以为他要把瓶子砸向我。他却只穷凶恶极地笑了笑。“只管告诉他，别再烦我。”

“听着，我只是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下你所做的事情，”我说，“或许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的研究。”

“干你，”杰瑞说，直盯着我，“你要是写下任何这些屁事，我就会干你。你明白了？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不想你跟任何其他人说话，我也不想再见到你出现在这些该死的计划区里。我知道你是谁，狗娘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雷吉抓住我的胳膊，把20块钱扔到桌上。“我们走吧。”他说。

我们上车之后，雷吉发动了引擎，却没有驶开。

他开始温和而坚定地说话，他的声调几乎像是我的父母。“素德，今天我带你来，是因为这些家伙想知道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我之前不想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会紧张。他们知道你在观察，他们知道你在楼里见过他们，他们知道你要写东西。我告诉他们你是个好人。杰瑞喝得太多了——我为此抱歉。”

雷吉沉默了一会儿，向外看着忙碌的街道。

“我想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素德，”他说，“我不能替你做。我从来没有真正问过你要写些什么。我以为你只是在帮助俱乐部，但是上周奥特里告诉我你在写计划区里的生活。你和我曾经谈论过许多事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你是否会写下我说的话。我希望不要。我是说，如果你要写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这就告诉我。但那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我并不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也不担心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雷吉已经知道了我在为我的博士研究访谈许多家庭和其他人。几个月之后，我们不再继续谈论我的毕业论文。他说我可以写下他告诉我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约定更改他的名字，以免他被认出。

不过在这个时候，真正让我关注的却是他同事们的反应。“雷吉，你是在告诉我，如果我写警察的话，就要当心吗？”

“警察不会跟你这样的人说太多的话，”他说，“比如杰瑞。他不想要人们看到他做了什么。我知道你曾见他做过一些蠢事。我知道你曾见过许多人做蠢事。但是你需要做个决定：写下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有什么好处？要是你想要在这里工作，或许你就要对此保密。”

那天晚上，我离开雷吉，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是我想要写一个尽忠职守的警察的工作——就像雷吉所做的那种好的、有创造力的工作，那就有必要也写一个渎职警察的工作。

一周之后，我跟奥特里说了我的困境。我们当时正在南岸（South Shore）公寓喝啤酒，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住在那里。南岸是一个高级社区，其中有些像奥特里这种低收入阶层可以支付得起的公寓。他搬到这里是为了让孩子们远离街头帮派。

奥特里坚持我不要写警察。他解释得很清楚。“你要明白，在这些计划区里有两种帮派，”他说，“警察也是一种帮派，不过他们真的有权力。我是说，这些黑鬼带着钱和车四处乱撞，但是条子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们从街上清理掉。他们知道你，他们一直都在跟我谈论你，我也一直都在告诉他们你没问题，但是他们想要知道你在找什么。”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我不想让你担心，而且你也没犯什么错误，”他说，“但是你需要做我所做的事情。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招惹警察。”

当我向奥特里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坚持重复着他的建议：“不要写他们。”

两周之后，我的车被人撬了。当时我把它停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马路对面。奇怪的是，车锁和车窗都没有碎掉，是车锁被熟练地撬开了。我的背包和车仪表板杂物箱都被彻底搜查过，一些笔、纸张、几块糖和我的健身衣物都被扔得四处都是。但是什么也没有丢。尽管我有时候会在背包里放几个笔记本，但是这次我没有放。

我进去告诉奥特里。“我们打电话给雷吉，”他说，“什么都别碰。”

我们在俱乐部里等待雷吉。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儿童圣诞节派对。气氛很快乐，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些店铺向租户家庭捐赠了几箱食物之后。

雷吉戴着一顶圣诞老人的帽子到了。他刚才在另外一个圣诞节派对上，负责分发警察们捐赠的玩具。当他看到我的车时，他低了一下头，然后看了一眼奥特里。

“你跟他谈了吗？”他问奥特里。

“我跟他谈了，不过他是个猪脑袋。他不听。”

我糊涂了。

“素德，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这里吗？”雷吉问，“我是说，或者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留个言。”

“你在说什么？我几乎每天都来这里！麻烦你们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我们散散步。”雷吉说着，抓住了我的胳膊。

天气极冷，寒风怒号。我们沿着计划区的大楼走着。新下的雪让那些高楼看起来像是从地面突起的墓碑。

“素德，你正在牵涉进一些你本不该卷入的事情，”雷吉说，“你看到那些针对帮派的逮捕新闻，是吧？”

是的，我告诉他。报纸一直都在报道近来对芝加哥某些高层毒贩的逮捕。这些逮捕行动的意图非常明显：切断在进口可卡因的墨西哥裔美国黑帮和出售快克的黑人黑帮之间的关系网。

街面有传言说，FBI和其他联邦机构在背后支持这次逮捕活动。尽管我最近跟J.T.没有联系——他仍在忙着就任他那扩展的职务，但他曾经告诉我，联邦的卷入会让黑帮惊恐。“一旦你见到联邦的人，那你就该担心了，”他说，“如果是地方的人，那我们就不担心。只要你不做蠢事情，你就会没事的。”尽管近来逮捕的黑帮老大比J.T.的级别更高，甚至也不在他的街区，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担心联邦官员会循线索找到他。由于他操纵着可能是本市最稳定的毒品交易，他还推断联邦尤其会把黑暗之王当做打击对象。

雷吉告诉我，联邦确实在芝加哥行动——而且是严厉的行动。他们希望以强有力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简称为RICO）来起诉贩毒黑帮。这一法案于1970年通过，被用来打击黑手党和其他那些参与洗钱、赌博以及联合敲诈的帮派。《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曾经在打击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犯罪黑帮的行动上非常成功，所以联邦现在要用它来打击街头帮派，宣称他们也是有组织的犯罪企业。

雷吉解释说，他和绝大多数其他的街头警察一样，痛恨联邦机构来到这里。他说，他们非常喜欢做高姿态的控告，甚至会用警方行为不端的指控来迫使地方警察供出当地的帮派信息。这反过来会破坏像雷吉这样的警察精心与当地社区建立起来的关系。

“所有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我问，“对我呢？”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循规蹈矩。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地小心。我从贝利女士那里得知，你问了很多人们关于我们的事情。那与我无关，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但是有很多和我共事的家伙会认为你在试图打击他们，你明白吗？”

“打击他们？”

“他们认为你在寻找情报。要发现某些可以用来对抗他们的东西。我不担心你的车。相信我，那不会再发生了。”

在这次与雷吉的谈话之后，我对警方的恐惧，开始大大超过了我曾经对J.T.和帮派的恐惧。正如奥特里跟我说的，条子们才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控制着帮派可以在何处和以何种方式公开运行，而且，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如奥特里和J.T.告诉过我的，警察们仍然很少逮捕帮派老大，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知道是谁在掌权，而不愿意跟一个不可预测的老大打交道，或者更糟——要处理权力真空。我问雷吉这是否是真的，他的回应——他低下头，并请求我不要再跟他谈这个话题——似乎表明的确如此。

并非每一个计划区里的警察都腐败或者滥用职权，但是我已经很害怕去接触到警察们坏的一面。我不想被痛揍一顿或者被定期骚扰。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警察是那种你在遇到麻烦以后，可以信任并且获得帮助的人，但是在这里可不一样，即便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曾经为警察所喜爱：毕竟我是通过跟一位黑帮老大交朋友而进入计划区的，而且跟我厮混的许多租户都曾经以非法的勾当为生。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从警察的角度多了解一下那个街区，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这并不容易。如果租户们认为我跟警方有着哪怕最轻微的关系，那绝大多数人就可能不再会跟我说话。记者们经常发表关于计划区的空洞乏味的故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非常典型地依靠警方来获取信息，而这一关系使得租户们拒绝他们。

事实上，我的最佳选择，就是试着向雷吉这样的警官学一点。他在对待警察工作中的灵活方式，就好像一些租户对待生存一样。如果这要求他与帮派成员互通消息，以确保他们的枪战不会伤及无辜，那他就会这么做。雷吉和其他的警察习惯于通过“吓阻”，而不是拘捕年轻的帮派分子来使得他们停止交易。我还多次看到警察调解非法商贩们之间的纠纷。此外，虽然他们并不总是回应有关家庭暴力的呼救，但是许多警察也确实帮助过贝利女士威胁施暴者不要再到楼里去。

在我的车被撬几个月之后，雷吉才证实那的确是警察所为。杰瑞警官和几个他的朋友显然很担心我在笔记本里所记下的内容，想要找到它们。坏巴克，一个生活在罗伯特·泰勒的旧时朋友，告诉警方我把笔记放在了车里。雷吉说，巴克被逮到随身携带有价值一千美元的可卡因，为了不进监狱，他供出了有关我的笔记本的信息。

在1995年初，报纸开始报道另外一个对罗伯特·泰勒的居民极其重要的消息。这一次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联邦对于毒品网络的突袭。国会议员们和克林顿政府开始认真地与全国的市长们讨论拆掉公租房计划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希思那罗斯（Henry Cisneros）宣称，“高楼并不可行。”他和他的同僚们讨论摧毁这些“贫困之岛”，目标是促使其居民住在与“不同收入的居民们可以互动”的地方。希思那罗斯指出，芝加哥的计划区“无疑是今日美国最糟糕的公租房社区”。罗伯特·泰勒之家据说位于拆迁计划的最前列。它们将要被称为“南部传奇”的高级联排别墅规划所取代。在这一新规划中，将只会有几百个公共住宅单位。

我所访谈过的绝大部分租户，对于这一计划都持怀疑的欢迎态度。政客们真的有意或者有权力来重新安置数万名贫困黑人吗？我从一个又一个的租户那里听到的是：“计划区将永远存在。”只有最年老的租户们才会相信拆迁势在必行。他们曾经见过政府借用城市改造——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黑鬼拆迁”——来迁移几十万名芝加哥黑人，用高速公路、体育场、大学——当然还有成片的公租房来取代他们的家庭和生计。

从一开始，城市改造就注定要失败。白人政治领袖阻挠在那些更受欢迎的白人街区建设黑人住宅。以前在贫民区的破落低层建筑被诸如罗伯特·泰勒之家这样的高层建筑所取代，但是在建筑材料方面并没有改善太多。如果全国各地的房管局一直都能获得必要的资助来维修保养这些新建筑，那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是在短短四十年之后，这些曾经作为城市改造希望的建筑，就已经要面临又一次的拆毁了。

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中，我终于等到了J.T.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正式升职了。他问我是否仍然想要跟他参加某个城市一级的黑暗之王老大们的会议。

“他们竟然真的有兴趣跟你谈话，”他说，声音里透着惊讶，“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他们的故事，关于监狱和他们的生活。我原以为在现在的情形下，他们可能不想与人交谈，”——他是指近来的帮派拘捕——“但是他们愿意。”

我告诉J.T.，我一直都在跟我的教授们讨论逐渐结束我的田野调查，并完成论文。我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程，通过了所有的考试。现在我正致力于写作我的研究。主题是贫困社区的人们如何以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威尔逊已经安排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提交了这一研究，希望能够为我获得某个教职。我的学术生涯大概起始于我遇到J.T.的那一天，但是要成为一名正式的社会学家，我觉得自己现在才刚刚起步而已。凯什已经结束了法学院的申请，我们两人都希望近期离开芝加哥。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罗伯特·泰勒许多租户都觉得我背叛了他们，警察们警告我不要再厮混，而且现在计划区本身也即将被拆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不会在计划区待得太久了。

J.T.的反应是有点轻视我，他说我甚至不应该考虑现在离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他说，“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的组织是什么样的，你就必须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在行动，我们只会变得更强大，而你需要看到这个。”

J.T.不允许有否定的回答。他的坚持有点像孩童，好像在请求某人不要抛弃他。他笑着，神气十足地讲着黑暗之王的未来，讲着他自己的高升，以及我某天将要写作的关于他的生活的“伟大著作”。

我努力注意倾听，但是他的语句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我只是坐在那里，电话放到耳朵上，只要J.T.有停顿，我就含糊其词地说“啊啊”。是时候承认了，过去这几年我所做的事情——我来到此间、观察、混迹，都只是为了我自己。即使J.T.不曾允许我去做，那也是我要去做的。

坦陈我自己在内心深处是个混混儿，这并未让我得到片刻的安宁。我对于自己在计划区里的所作所为感到很不安。我曾经有意误导过J.T.，让他认为我在写作他的生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从未否认它。在我们的初识阶段，这一点可能有趣，但是现在，倘若再不告诉他我研究的真正主题，那我就完全是出于自私了。不过，我不愿意面对冲突。我的这一性格有利于获取信息。但是随着我在计划区的调研时间行将结束，我也注意到了这一回避的负面效果。

与其他租户在一起的时候，我扮演的是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且不去论这一学术论断可能有多么不确切（甚至不可能）。我并不会觉得我错误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比如说，我总是告诉人们，我在把我的发现写进毕业论文。但是在这里明显存在着一个权力动态：他们所执的是木棒短柄的那一端。我有权结束我在计划区的逗留时间，他们没有。在我完成对于贫困的研究很久之后，他们极有可能还继续过着贫困美国人的生活。

第八章　团结的帮派

1995年7月的一天，我驾车去加鲁默住建区（Calumet Heights），一处位于芝加哥南部，横越高速路的街区。在一片破落的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加鲁默住建区显得鹤立鸡群。对于居住在这里的许多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居民来说，其房屋的外观都令他们极为自豪。在这一街区中，还居住着几位中西部最有权势的帮派大佬，包括黑暗之王的杰瑞·梯曼和布莱恩·杰克逊。作为一种帮派老大的惯例，杰瑞和布莱恩各自在郊区为妈妈买了一栋大房子，他们自己也经常待在那里。

这一天，他们在布莱恩的别墅里举办了一个黑暗之王的泳池派对。杰瑞负责提供食物和啤酒。布莱恩那栋牧场式的房子富有赖特式[16]建筑风格，格式狭长，颜色洁白。在门前草坪上，停着十几辆属于黑暗之王高级领导层的昂贵跑车。还有许多次一级的跑车停在路边，它们属于低级的领导群。一群年轻人懒散地站在草坪上，戴着帽子为眼睛遮阳。

我把自己老旧的短剑车停在路边，走向别墅。我看到巴里正站在J.T.的紫色美宜堡旁边。他是J.T.的一个马仔。他点头示意我前往别墅的后门。

在邀请我参加这个派对之前，J.T.与芝加哥最高层的黑暗之王大佬们的定期会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激动。在我的想象中，现场会有半裸的女人坐在游泳池旁边，戴着太阳镜摩挲着各位大佬，而在场的众人则互相传递着大麻和冰镇啤酒。

我所亲见的事实远没有那么迷人。与我想象的一样，现场确实有昂贵的立体声系统，正在通过十几个音响播放着说唱音乐，也有一些大型的野生动物水晶雕像，还有几个人也确实在卷大麻烟。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地方就像个陈旧的大学生联谊会所那么破落。皮沙发上污渍斑斑，地毯上也不遑多让。后来我发现，帮派成员的母亲们都觉得在郊区住得孤单寂寞，并跟儿子们说她们还是愿意和朋友们一起住在贫民区。现场也没有任何半裸的女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女人。那是一个内部成员会议，而且看起来是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事件。J.T.告诉我，这样的集会每隔几周举行一次，如果有紧急事件需要讨论，就会更加频繁。他说，尽管会议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友善氛围下进行，但随着夜越来越深，帮派老大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更加激动地谈论生意：哪一个批发商正在提供最质优价廉的可卡因？哪一个街区的帮派捣鬼了，需要惩戒？

我遇到J.T.的时候，他正从厨房出来。我们握手拥抱。他看上去心情不错。在厨房里，餐厅里和客厅里都各聚着一小群人。我可以听到后屋里有电脑游戏的嘶吼声。人人看上去都悠闲自在。

J.T.把我带到一群人那里，向他们介绍说，我就是“那个教授”。这引起了一片笑声。绝大多数人都很魁梧，他们的大肚腩或许是有能力沉湎于享乐的最好证明。他们都刺着文身，戴着奢华的金银首饰。我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因为重罪入狱至少一次。

J.T.还没有确切解释他是怎么向他的帮众和上司们解释我的出现的。我只能信任他。似乎没有人感到了哪怕是最轻微的威胁——不过后来我不再带着录音机走来走去，或者是问一些冒昧的问题了。事实上，我不需要提问。人们会随意地过来找我，然后就开始向我聊起自己。不过，他们最爱说的主题，还是黑暗之王的历史。“在1960年代，各个帮派领导了一次黑人革命，”其中一位说，“我们也试图作同样的事情。”另外一位拿着类似的食物，重复着J.T.曾经跟我说过很多遍的话：“你需要明白，黑暗之王不是一个帮派；我们是一个社区组织，我们要回应居民需求的。”

一个人热情地用胳膊搂着我，陪我去餐厅。那里的人正在玩扑克游戏。在桌上绝对有三四万的现钞。这位向导自称克里夫。他是个高级的黑暗之王成员，年近五十，在帮派里的职务类似于顾问，负责向新的老大们提供建议。“好了，兄弟们，听着！”他说着，试图要引起玩牌那些人的注意。他们瞄了我一眼。“这是我们新任的公关主任，”克里夫说，“这位教授将要帮助我们传声说话。在离开以前，一定要跟他聊一下。”

我不寒而栗。J.T.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他只是笑着耸耸肩。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两个想法。一方面，J.T.有信心邀请我来，并且提名我做这样一个显赫的职位（尽管我也隐约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超现实的恶作剧，而我是里面被捉弄的那一个角色；或者他们只是在测试我的勇气？），这让我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些人在管理着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我非常恐慌，感到自己正在跌入一个永远也无法爬出的深渊。我曾经反复试图撇清自己与这个帮派的关系，或者至少表明我的中立态度。但是J.T.在几年以前的警告言犹在耳：“你或者跟着我，或者是跟着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中立这回事，没有像学术领域里的诸种规则所陈述的那种中立。

我参加了几次这种黑暗之王的高层集会。尽管没有做任何正式的访谈，但是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已经能够通过跟他们待在一起，而学到大量有关帮派大佬和他们在生意上的事情。慢慢地，他们似乎忘记了我在现场，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很少公开谈及毒品，除非是在提到某位供货商的死亡，或者是粉末可卡因的价格变化时。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谈论管理成本：如何让低级成员们待在线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贿赂租户主席和警官，哪一家当地的企业愿意转移他们的现金。

我的确有一点担心，害怕将来会被要求在某篇新闻稿里，或者是媒体访谈里代表黑暗之王。但是这一担心尚不足以阻止我接受J.T.的邀请，尽可能地参加各种派对和扑克游戏。我有时会跟J.T.的上司们开玩笑说，我确实无法向他们提供什么技能或者服务。他们也从未正式任命我做他们的公关主任——或者甚至是给出过此类明确的提议，所以我猜，根本就没有此类的角色存在。

作为一个只是在近来才被提升至大佬阶层的年轻成员之一，J.T.通常只是安安静静地出现。他跟我说话也不多。但是我的出现似乎为他提供了某种价值。这会向其他人表明，J.T.具备领导力以及独一无二的资源，即：他正在利用他与来自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的关系，来帮助帮派在更广泛的世界中重塑形象。为此目的，帮派的大佬们不断过来跟我谈论这个帮派的历史及其“社区-建设”的努力。在我看来，这类谈话绝大部分都要打个折扣，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宣言不仅显然是为了自利的目的，而且其内容也极为夸张。

看着J.T.在这一高级俱乐部里做事，我禁不住有几分为他感到自豪。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跟着J.T.混了六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为他的成就能够赢得认可而开心。这样的想法也常常会伴随着同等程度的不安：事实上，我正在因为一个黑帮毒贩的地位高升，而感到快乐。

现在J.T.已经进入了这个帮派的领导层。他开始更加担心帮派生活里的那些常见危险——永无止境的逮捕和入狱的威胁、受伤以及死亡。普雷斯在那次驾车枪击中受伤数周之后，这一焦虑开始增加。J.T.开始要求我逐年回顾他的生活史，以便我在写作他的生平时，不会错失任何细节。这时，我的论文已经几乎跟J.T.没有关系了。而且我相信，虽然我一直都在犹豫是否要直接告诉他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了。逮捕行动仍然让他紧张。他想要确保我忠实地记录了他生命中的大事。他也变得热衷于为他的母亲和儿女们攒钱，以防他自己有任何不测。他甚至开始出售自己的一些汽车和昂贵的珠宝。

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晋升，他开始赚更多的钱。J.T.不仅可以从更多的黑暗之王销售小组那里抽取收入提成，而且，就好像是在投资银行或者律师事务所里的合伙人一样，他也开始获得黑暗之王通过毒品交易、敲诈勒索和提成所得到的总收入的一部分。到了这时，他每年至少可以赚20万的现金了。

他的晋升也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在我参加的那次郊区会议中，大佬们不无焦虑地谈起了哪一个大佬在联邦起诉中被点名，又有哪一个最有可能与当局合作。我还听到一个年轻的帮派成员被痛殴，因为他的老大认为他背叛了自己。

在派对上的这些痛饮啤酒、赌博和寻欢作乐当中，潜藏着一种强烈的偏执狂倾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经历。因为那些大佬开始私下向我倾诉他们的恐惧，我好像变成了某种倾听忏悔的神父，对他们的交易了若指掌，但却无法伤害他们。科德曼，一位四十五岁、负责黑暗之王在城市西区的大佬，会邀请我到门外去抽支烟，以方便谈话。他做事喜欢高瞻远瞩。“我们在这些战争里需要谨慎，”他告诉我，暗指那些拘捕及其在帮派内制造叛徒的可能性，“谁也别相信，尤其是你的朋友们。我爱这些黑鬼，他们是我的家人，但现在不是软弱的时候。”

普彻，一位三十岁的聪明的年轻人，近来刚刚随着J.T.获得升迁。一天晚上，他邀请我跟他坐进他的车子里谈话。“我不会一直做这个的，”他说，“我在这里赚我的钱，然后就会滚开。”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问。

“我是个舞者——我会跳踢踏舞、爵士舞，以及所有其他类型的舞蹈。我想要弄个自己的地方，用来教学。”

我忍不住笑了。普彻腼腆地看着我。“对不起！”我说，“我不是有意笑的，不过是有些意外。”

“是的，我父亲曾经是个舞者，而我的母亲则是个歌手。我退学了——这是我所做过的最蠢的事情，但是我有生意头脑。我大概存了几十万。而且我不会被抓的。没门。我所做的是真正的大事情。不像这些蹲监狱的黑鬼。我不是他们这种人。我是个操盘手。”

我得知，普彻所区分的“监狱黑鬼”和“操盘手”具有实质意义。这是在黑暗之王里的两种老大。第一种会致力于应对在困难时期，比如在目前大规模拘捕的威胁下，保持大楼的稳定和团结。这些老大被称为“监狱黑鬼”，因为他们从监狱里学到：除非你能够与人结盟、培养忠诚之士，否则你就无法生存。这些人一般都是年老的领导人，年近四十或者五十，他们更愿意将黑暗之王视为“家族”，而不是与之相对的“生意”。而“操盘手”则更加具有企业家的倾向，就像普彻和J.T.。他们通常更年轻——J.T.现在大约三十岁，而且从一开始就将帮派视为商业企业。J.T.的确想要被视为“社区的人”，但那更多是一种实践上的策略，而非理想。

一天晚上，在郊区的一场牌局之后，J.T.驾车带我回到南区。我安静地坐在黑暗里。J.T.的心情忧郁。当车停在我的公寓楼前时，他承认联邦起诉已经把所有人都逼疯了。“谁也不相信谁，”他说，“他们会因为你看起来滑稽而开枪。”J.T.摇了摇头，“从前，当我只在计划区里的时候，我从没意识到生活有多么的简单。要是他们认为我在跟条子通话，我会马上被干掉。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带上我的钱，洗手不干了。”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我最好也带上我的材料，洗手不干！但是我没有。我继续回到黑暗之王的会议。这个帮派里最高级别的老大们都在跟我聊天，我明白，我最好谨慎小心地处理离开这个群体一事。在这些天里，人人都如此偏执，现在可不是突然变动的好时机。

J.T.的生活还因为罗伯特·泰勒之家可能被拆迁而变得复杂。他很聪明，知道他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罗伯特·泰勒的区域位置：在这里聚居着大量的人口，而且在位置上还接近交通要道和高速路，这都保证了巨大的客户源。J.T.可能是个好的生意人，但是芝加哥每一个毒品贩子都知道罗伯特·泰勒是这座城市里最好的销售地点。

所以，要是计划区被拆掉，J.T.将会丢掉他的客户源，还有他大量的帮派成员，因为绝大部分他的年轻成员都住在罗伯特·泰勒。

因此，比起一些租户来，J.T.对于拆迁远非那么乐观。他认为，傻子才会觉得贫困家庭可以改变其在大楼里的命运。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时只是失神地坐在那里，喃喃自语说，“兄弟，我需要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个计划。我必须想想我要做些什么……”

他还得费心留住他的高级成员普雷斯和排骨佬。他们也都变得焦虑，因为他们最好的成功机会，以及他们留在帮内最大的动力，就是成为大佬的可能性。要是罗伯特·泰勒被拆毁了，J.T.的身价可能会跌落，而他们也会随之一样。

当我问及排骨佬对于未来的看法时，他严肃冷静地描述了他作为J.T.一个副手的劣势。他说，“我不受保护，这是我的主要麻烦。我一无所有，所以我必须十分谨慎。我是说，我得存下钱，把它给我妈妈。正如我告诉你的，我想要拿到我的学位，并且在生活里做点别的事情，或许是做点小生意。不过这里到处都是警察，我必须要小心。像我这样的人是要进监狱的，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则总是能达成交易。”

我问道，要是他突然离开这个帮派，他的老大们不是会怀疑他串通警方吗？

“是啊，”他笑着说，“要是我离开了这个帮派，这些黑鬼就会来追杀我。要是我待在这个帮派里，警察就会把我关进监狱三十年。不过，这就是生活……”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的时候，我想哭泣。我喜欢排骨佬。我是那么地喜欢他，有时候我甚至都忘记了他是个帮派分子。这个时候，他就像是个好学的孩子，勤奋学习，并且担心着能否通过他的课堂测试。

不久之后，排骨佬的女朋友给我留了一条信息，指示我在傍晚到高速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去见他。我按指示做了。“你总是好奇我们如何做事，”排骨佬说，“所以……给你这个。”他递给我一沓螺旋装帧的账本，其中详细记述了帮派的账目。他看起来深受良心谴责——而且还深陷于焦虑之中。他高声问道，如果他曾经“安分守法”，那他的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看得出来，他已经自感穷途末路了。

账本的页面破损，有些手迹也潦草不可辨认，但是这些原始的资料着实让人着迷。在过去四年里，排骨佬一直在尽职地记录这个帮派的收入（来自于毒品交易、敲诈勒索和其他的方面）与支出（批发可卡因和武器的成本、贿赂警察、葬礼支出，以及所有帮派成员的薪水）。

对于排骨佬来说，给我这些信息是有危险的。这明显违反了帮规。如果被逮到，他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排骨佬知道，我的兴趣在于帮派的经济结构。他看到了我现在有多么开心。我抚摸着这些账本，感觉就像在抚摸着世界名著的首版。

我从未跟任何执法人员谈起过这些账本。我把它们珍藏了数年之久，直到我遇到了经济学家斯蒂夫·列维特。我们根据这一丰富的数据资料，发表了数篇论文，而我们有关帮派经济的分析，也轻而易举地成为我所写过的全部论文和著作中最为引人瞩目的部分。排骨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会因此而备受学界赞赏，但是他显然明白，他所交给我的东西，别人几乎从未见过——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回想起来，我想他可能想要帮助我，但是我也相信他自己的话：他说他想要在遭遇到任何不测之前，做一点善事。考虑到他对于书籍和教育的热爱，说排骨佬将此视为某种慈善之举，要帮助这个世界更好地了解帮派世界的结构，并非全然不可信。

在排骨佬的账本中，最让人惊讶的事实，是那些做着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在街头出售毒品的年轻成员，所拿到的不可思议的低工资。根据排骨佬的记录，他们勉强可以赚到最低的薪水。由于他们需要自摆排场，再加上同辈群体们在时髦衣服和汽车方面消费的压力，除非这些年轻成员能够克服困难，升迁到高级阶层，否则他们的工资几乎不可能够用。然而，这一账簿还表明，即便是普雷斯和排骨佬，每年也只能赚三万块。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有些年轻的黑暗之王成员，要通过在麦当劳或者洗车行这类的合法工作来赚外快了。

所以，像J.T.这样的帮派老大要做一项艰难的工作：激励年轻人在低工资和几乎没有升迁可能的前提下，接受出售毒品的风险。在罗伯特·泰勒之家，黑暗之王对此类情况极为熟悉，而毒品交易的规模则让事业看起来诱人的兴旺。在这个地方激励他的团队并没有那么困难，而在一个不同的街区白手起家就要难得多了。

一天晚上，我陪着J.T.、普雷斯和排骨佬去西普尔曼（West Pullman），亲眼目睹了这一挑战。西普尔曼是位于较南部的一个以黑人为主的街区。尽管有贫困地带，但是西普尔曼也有稳定的工人阶层基础，以及极少量的帮派活动。三个黑暗之王的帮派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经销区。J.T.安排了与二十几人的一次见面会。这一个底层团体由高中辍学生和一些年龄大一点的青少年组成，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J.T.告诉他们说，他想要帮助他们成为“黑人生意人”。

他们聚在一个街区小公园的一角，都坐在木椅上。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一脸稚气。有些人看起来天真无瑕，有些人看起来无精打采，有些人殷切期待，就好像在参加他们小型联盟队伍的首次会议。J.T.站在他们前面，像是他们的教练，向他们炫耀着“隶属于黑暗之王这个全国性家族”的好处。他指着他刚刚买的一辆三菱3000GT，把它当作一个标志：要是你在毒品经济中辛勤工作，你就能得到它。他听起来很像个推销员。

有几个人询问了毒品交易的细节。他们要自己烹制可卡因，还是会获得制成品？他们能否向熟客赊账，还是要严格奉行现金交易？

“我姑姑要我问你，她能否也加入，”一个少年说道，“她说她有很多经验——”

J.T.打断他，“你姑姑？黑鬼，你在开玩笑吧？这种事情不允许女人参加。”

“好吧。她说她以前曾经参与过毒品销售，”这名少年继续说，“她说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因为她能够帮助你搞懂如何运作生意。”

“好了，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情，哥们，”J.T.说，然后转身对其他年轻人演讲，“听着，你们都需要明白，我们是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我们不是在混日子和泡妞。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所有女人，但是这事儿关乎你们的自我荣耀，关乎服务你自己和你的人民。现在，我们了解到，你们在这里没有人在服务。所以确实有需要——”

“服务什么？”同一个少年插话道。

J.T.没有理他，“就像我说的，你们这里没有人回应需求，而我们想要和你们所有人共事。我们将要设立店铺。”

“会有培训吗？”一个绵软甜美的声音在后面问，“还有，我们加入的话，会有收入吗？我必须在周一和周四去白色城堡快餐店，我妈妈说，要是我丢掉了那份工作，她就会把我踢出家门。”

“白色城堡？！”J.T.难以置信地看着排骨佬、普雷斯和我，“黑鬼，我在讨论如何掌控你的人生。白色城堡为你做了什么？我不明白——你要花多久？”

“我在努力攒钱买辆自行车。”这个男孩回答说。

在听他说话的时候，J.T.走向了他的车。他让普雷斯向这个团队作总结。

“我们将会跟你们所有的人都保持联系，”普雷斯独断地说，“现在，你们需要明白，我们得到了这个地方，你们明白吗？要是有任何别的人过来，说他们想要和你们合作，你们就告诉他们，你们是黑暗之王。明白了？”

在普雷斯继续向这些少年们训话的时候，我走向J.T.，问他这种会议是否常见。

“这种事情真是让人沮丧，”他说着，从车里拿出了一瓶汽水，“有很多地区，孩子们确实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对于作为某事一部分的意义毫无概念。”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没得选，”他说，“我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控制了。”他解释说，绝大部分城市街区都已经被某个帮派老大所占领。要侵吞一块已经确立了帮派结构的地盘几乎不太可能，除非领导人死去或者进了监狱。即使在这一情况下，当地具有足够感召能力和影响力的人也通常会涉足其中。这意味着，J.T.就必须要拓展进入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街区中。在这些地方，当地的“帮派”不过是一堆厮混和闯祸的少年。如果今天的会议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知道了这些少年并非黑暗之王成员的理想人选。

“我不敢相信我在做这种屁事。”J.T.边说边绕着他的车子走，踢着尘土里的石子。在拘捕和拆迁的双重威胁之间，他似乎正在努力应对自己运气失落的可能性。

对拆迁威胁感到焦虑的人并非只有黑暗之王。所有罗伯特·泰勒的租户都在试图应对这一消息。尽管拆迁至少在两年之内还不会开始，但是人人都在争相打探消息，哪一栋楼可能首先被拆，还有他们到底会被安排住在哪里。

政客们，包括克林顿总统和芝加哥的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Daley）市长，都向租户们承诺，他们将会被重新安置在中产阶级的社区，会有好的学校、安全的街道和工作机会。但是很难得到可靠的消息。在黑人贫困区之外要找到住房也不是那么容易。在四十年之前，建造这一计划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芝加哥白人并不想要与黑人为邻。绝大部分的罗伯特·泰勒租户都觉得这一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房管局开始召开公众会议，租户们可以借此提出他们的问题和关心的议题。房管局的官员们请求公众保持耐心，并允诺在搬迁的时候，每一户家庭都会获得帮助。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保持怀疑。在这个国家里最为无能贪腐的房管机构之一，现在要去重新安置15万住在大约两百栋遍布芝加哥、被提议拆毁的大楼居民。罗伯特·泰勒是所有的房管计划当中最大的，规模相当于一座小型城市。芝加哥房地产行业在近年来日渐紧缩，使得房管局所面临的这一挑战甚至更为艰巨。随着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化，可供低收入家庭找到物美价廉住宅的社区越来越少了。

零星传出来的消息，大部分都自相矛盾。在一次会议上，房管局说所有的罗伯特·泰勒居民都会被重新安置在其他的公租房计划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恐怖的前景，因为那意味着跨越帮派的界限。在另外一次会议上，这一机构又说有些家庭将会得到住宅补助，以补贴他们在私人市场上的租金。然而在另外一次会议上，他们又宣布说大家庭将会被分开：那些不在租约上的姑姑、叔叔和祖父母们将必须自谋住处。

各种消息如此让人困惑，所以租户们开始听信谣言。有一个政治阴谋论的传言，说是有权势的白人政客想要拆毁罗伯特·泰勒，以便让其居民遍布全城，以此削弱黑人的投票势力。甚至还有一个关于我的谣言：传说我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搜集秘密信息，以帮助加快拆迁。我猜这一说法起源于我试图为男孩&女孩俱乐部争取一笔司法部的基金，但是我不确定。

许多租户仍打定了主意认为，拆迁根本不会发生，或者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但是无论对拆迁时间的想法如何，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租户相信，房管局会做好这一拆迁工作。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愿意贿赂大楼主席，以获得优先的待遇。其他人则对政府摧毁他们的住房很愤怒，并且想要发起一场抗议，以阻止拆迁。

租户们还深深地怀疑，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领袖一定会为了一己之私而钻营。贝利女士和其他的大楼主席们都疲于应付着众人急切的建议与要求。

一天，我坐在贝利女士的办公室里。她正在等待一名房管局高级官员前来做简短通报。其他几位租户领袖也都坐在外屋里等候着。贝利女士与绝大多数其他的租户领袖都已经同意支持拆迁，而非试图保留大楼。她对这一事实也毫不掩饰。“房管局已经把事情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她解释说，“这些建筑必须拆除。”她跟我说着这些，仿佛我只有五岁大，对于城市政治一无所知：“当然了，有些人会认为他们可以阻止这件事，但是我一直告诉他们：‘为你自己的家庭着想，找个机会离开吧。’我正在为我自己考虑。”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那意味着我从房管局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揩油的机会，为我自己，也为了我的人。房管局没有钱，素德！他们跟我们明说了。而你知道，他们只想让我们离开这里，所以我要从中得到点东西。”

“比如说？”

“好吧，我已经告诉他们，我需要一套在南岸区的有五间卧室的房子。”她笑容满面地说。然后她告诉我那些大楼主席的个人要求。“丹尼尔女士想要让房管局给她儿子的建筑公司一份合同，以帮助拆毁这些大楼；威尔森女士列举了一个清单，里边是她想要在她的新公寓里用到的家具；戴尼女士会得到一份新工作——房管局会雇佣她来帮助重新安置住户。”

“你认为房管局会同意这些要求？”

贝利女士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很明显，我又一次天真了。

我又试了一次。“你已经让他们同意了，是吧？”

她还是沉默不语。

“这就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吗？”我向外屋点点头。其他的大楼主席正在那里等候。“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房管局的人要来这里吗？”

“好吧，不是，”她说，“我们已经对此讨论过了。今天要讨论关于那些家庭的议题。我告诉你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吧。我知道这还早，但是他们已经把西部的计划区拆掉了，所以别期待会有什么神话。”西部的亨利·赫纳[17]计划区已经被夷为平地，为一座新的体育场让路。这座名为联合中心的体育场将成为芝加哥公牛队、芝加哥黑鹰队，以及1996年民主党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场。“我们将会提出名单，而他们将会照顾我们的人。”

“你们的名单？”

“我已经告诉过你，房管局没有钱，素德！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变得极其盛气凌人，然后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们谁也帮不了。而你知道吗？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搞得一团糟。他们谁也照顾不了。”

贝利女士说她大概只能帮四分之一的家庭安全迁出。她说她更大的职责，是要确保剩下的四分之三明白这一事实。她说，那个房管局“计划把绝大部分资金都用于拆毁建筑，而不是帮助人们迁出”。

所以，贝利女士和其他的大楼主席制定了一份家庭名单。他们认为这些家庭应当优先获得租房补助、寻找新公寓的帮助，或者是免费的家具和日用品。结果表明，这一名单并未完全包含那些最需要获得帮助的家庭——而是那些大楼主席的私人朋友，或者是那些付给他们少量贿赂的租户。

我问贝利女士她拿到了多少钱。

“素德，我跟你直说吧，”她笑着说，“我们会得到照顾。但是别忘了在你那本小书里写上，房管局也得到了他们那份。在这里，我们都不干净。”

看着这一切在两种世界里的演出并非快事。在媒体中，你可以听到政客们承诺要帮助房管局租户们建设更美好的生活。而与此同时，在现实里，由于一个吝啬而玩忽职守的城市机构，以及在相关职位上帮忙的那少数几个人永远都在捣鬼，社会上那些最低阶层的人就受到了更严重的压迫。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个地方就要变得像个难民营，人人都在绝望地争取着自己的福利，而代价很可能就是某位邻居。

然而，并非人人都那么自私和认命。对于一些租户来说，拆迁意味着一个机会，可以在一个更安全的街区和一个更好的公寓里重新开始生活。观察这些租户为了这一目标而团结协作，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们却在蝇营狗苟，尤为令人感触良多。

多罗茜·贝蒂就是这样一个乐观主义者。她四十五岁，有六个孩子，几乎一生都在这个计划区里度过。多罗茜住的楼与J.T.的楼距离几个街区。她体格魁梧，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遭受了这个计划区带来的所有痛苦，却总是乐观向上。她的父亲和几个侄女侄子在几次帮派枪击事件中被杀害。多罗茜自己戒掉了毒瘾，然后又帮助其他吸毒的人恢复正常。她有几个孩子正在读大专，还有一个是黑暗之王的老大。

多罗茜从未被选为租户领袖，但她是无数家庭公认的教母。她帮助擅居者找到栖身之所，救济那些吃不起饭的租户，还为许多儿童提供日常看护，无论是否是亲戚的孩子。由于现在的拆迁，她开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迁居顾问，帮助几户决定在新的街区里住在一起的家庭。他们认为住在一起是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生存机会。这些家庭在私下被称为“团结的帮派”，而多罗茜是他们毫无争议的带头人。

一天，我在她家客厅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看着一个她最想要帮助的家庭名单。

“看，”她说，“彻瑞，三个孩子；坎迪，两个孩子；曼纳，一对儿女；普林斯，三个孩子；凯瑞，两个小女孩。或许还有另外几家。”所有这些年轻的妇女都是朋友，互相照顾孩子，共用汽车和帮忙做饭。现在，在多罗茜的帮助下，她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维持这一网络的住址。

“看，这就是个问题，”多罗茜解释说，“我知道外面的私人市场是什么样子。你住到某间公寓里，附近谁都不认识，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就会恐慌。如果几个人可以一起搬家，住在一起，至少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外面有许多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来自计划区。要是我们敲门求助，他们可能不会开门。所以我想要确保大家不会受苦。”

她说，重要的是从关系网中最稳定的家庭开始，也就是彻瑞。她在快餐店里做出纳员，每周工作30小时，另外还去上夜校。多罗茜的计划要求彻瑞先在一个好的街区找到一套公寓，然后把其余家庭带过去。

这一策略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多罗茜告诉我，这很难确保成功。“事情从未如愿，”她坦言，“因为我们是在和穷人打交道。”

多罗茜的第一个障碍是雷姆斯女士。她是在她们楼里一位有权势的租户，从未担任过任何职务，但是却在房管局和警方那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像贝利女士一样，雷姆斯女士希望各家为了顺利迁居而付给她一笔费用，从50到200块之间，多少不拘。多罗茜每帮助一户，就意味着雷姆斯女士少了一份潜在的贿款。尽管这栋楼尚未被列入拆迁的名单，但雷姆斯女士已经从那些想要租房补助和迁居服务的家庭那里得到了“存款”。

“她想要我给她一笔提成，”多罗茜说，“我告诉她，我没有通过帮助这些人来赚钱！所以我叫她去死。那个女人真自私。”

多罗茜说，她拒绝玩贿赂的游戏，这让雷姆斯十分愤怒。所以她就进行了骚扰活动。多罗茜说，首先，雷姆斯女士在房管局那里说了多罗茜的坏话。在一周之内，多罗茜两个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成年女儿，都接到了因迟付租金而被逐出的通知。这十分出人意料，因为她的一个女儿没有收入，所以完全不需支付任何租金。多罗茜成功地找人废除了逐出通知。然后一位房管局的管理员切断了多罗茜公寓里的电力，但是多罗茜花钱请一位擅居者恢复了电力。雷姆斯女士没有意识到多罗茜的儿子是一位高级帮派领袖，后来又试图让帮派来骚扰多罗茜。多罗茜的儿子亲自去拜访了雷姆斯女士一次，她这才退却了。

通过在《芝加哥太阳报》上面的分类广告，多罗茜为彻瑞一家在木草地找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木草地是一个贫穷但是稳定的街区，大约在三公里以外，靠近海德公园和大学。多罗茜在房管局里有关系，帮助彻瑞获得了每月500块的租房补助，所以她自己每月只需要支付150块。

在彻瑞跟她的孩子还有一位帮她看孩子的姑姑搬过去之后，多罗茜很快就在附近为普林斯和她的三个孩子找到了一间大公寓。唯一的问题是，普林斯的哥哥和叔叔听说以后，决定也要搬进去。如果他们被发现也住在那里，那么普林斯就会由于非法出租而丢掉她的租房补助。更糟糕的是，她的哥哥和叔叔都是毒贩，想要利用普林斯的公寓作为一个新的经营点。“普林斯已经忍受了这两个傻瓜太久，而且那样做也会伤害她的孩子，”多罗茜向我说，“我想要她重新开始，而现在她的哥哥和叔叔要搞砸一切。”

所以多罗茜拉着普林斯去了一家那两个男人经常出没的当地酒吧，找他们对质。普林斯感到担心，因为那两个人都吸毒，而且轻易就会动手打人，但是多罗茜无所畏惧。普林斯后来说，多罗茜愤怒地闯进了酒吧，大声告诉那两个男人，要是他们跟着普林斯搬进去，他们就要跟她打交道了。那两个男人威胁要揍多罗茜，然后跺着脚走了。他们报复了普林斯，冒充房管局的官员打电话给她的新房东，警告说普林斯是一位帮派老大。那位房东马上打电话给多罗茜。他说他并不十分相信普林斯在帮派里，但是他不想冒险。所以普林斯丢掉了她的租约。多罗茜最终为普林斯找了另外一套公寓，但是那个要小一点，也更贵，距离彻瑞也有几公里远。

然后曼纳因为刺伤了她的男朋友而被判入狱六个月。多罗茜把曼纳的孩子们从一家转移到另外一家，以防止社会工作者找到他们并将其送去看护院。不久，多罗茜听说坎迪已经答应J.T.，黑暗之王可以在多罗茜帮她租到的新公寓里藏匿枪支和毒品。由于J.T.答应为此服务付钱，所以多罗茜几乎不太可能劝说坎迪罢手。还不到一年，当坎迪的房东见到有太多的人进出她家，就报警了。坎迪丢掉了她的租约，以及租房补助金。

与多罗茜有关的最震撼人心的故事也与警察有关——尽管我从未验证过这一故事。她告诉我，雷姆斯女士曾叫来那个流氓警察杰瑞。他在一楼大厅里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一间空公寓里，在她身上放了毒品，并威胁她说，如果她不停止与雷姆斯女士竞争，那他就会因为携带毒品而拘捕她。在多罗茜拒绝后，杰瑞警官拘捕了她。但是她设法让其他的警官——包括雷吉警官——帮助自己重获自由。多罗茜说，两周之后，杰瑞警官回来告诉她，只要她支付雷姆斯女士一份“她的提成”——多罗茜坚称这不存在，那他就不会再管她了。

最后，多罗茜的名单里包括了十二户家庭。这些是被选中要住在一起的帮派。尽管她坚持不懈，但也只能帮助其中的四户一起搬出，在木草地和南岸区毗邻而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将会花大量的时间来追踪罗伯特·泰勒之家的原租户们，去看他们在计划区之外如何适应生活。结果证明，与那些房管局花费数十万美元所承包出去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相比，多罗茜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他们的成功率。多罗茜本人一直待在罗伯特·泰勒，直到它被拆毁。然后她去了英格伍德（Englewood），一个几公里之外，高犯罪率的黑人街区，去和她女儿莉莉住到了一起。

不幸的是，多罗茜这种搬到莉莉家的举动，是离开罗伯特·泰勒和其他住建区的许多租户的典型结果。尽管拆迁的目标是要将家庭们迁往一个更安全、更和谐的社区，但房管局是如此地无能，以至于90%的迁居租户最后都搬进了穷困的黑人区，这让他们的境况与计划区里的一样糟糕，甚至更差。

在计划区那里，城市开始建造市场价的商品房和三层连排别墅。它们错落有致地融合在一起，取代了原来那些被开阔地分隔开的十六层的高楼。罗伯特·泰勒的租户们曾被允诺过拥有在建设结束后回到这一社区的权利，但是被安排用于公共租赁的房子还不到10%。毫无意外，在芝加哥呼啸而过、占据支配地位的逻辑是理查德·戴利式治理和强大而真实的土地利益，而非建立新的和改良的低收入住建区，事实上，不过就是通过摧毁计划区来占有土地。

在排骨佬送给我黑暗之王的账本几个月之后，贝利女士邀请我参加一个为她楼里的孩子们举办的返校派对。J.T.给了她一千美元来举办派对和为孩子们购买球鞋、衣服和学校用品。

在那个派对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在J.T.的楼里花太多时间。我大多都躲在图书馆，忙着我的论文。我的导师和我都认为，我应该研究家庭是如何应对贫困的——尤其是房管局的租户们，在没有从政府或者慈善机构获得太多帮助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问题和保持社区的内在团结一致的。

我到达派对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几年以前首次来拜访一样。篮球场上到处都停着汽车，说唱音乐震耳欲聋，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擅居者们烧烤着汉堡和热狗出售，赚一点点钱。J.T.和他的高级官员们正在喝啤酒，盯着全场。J.T.、梅女士、贝利女士和一些其他的租户都快活地跟我打招呼，那态度跟我首次到这里来时一模一样。我看着贝利女士和其他的老年妇女照料儿童，忍不住起了怀旧之心。人人看起来都变老了，也更加疲惫了——我也一样，我想。

不经意间，我看到了一些让我不再伤感的场景：一个小小的花坛，里面怒放着生机勃勃的橘色、红色和紫色的天竺葵。在这一大片混凝土和斑驳的草坪上，四处都是破碎的瓶子、用过的安全套和空的快克瓶，然而，这个小小的花坛就是绿洲，我对自己笑道。我为什么从没有注意到它？

我一直极为专注于帮派、政治骗局和贫困的生活，以致竟忽略了在我面前的这一如此美丽的东西。由于那无休无止的谋取生计的动力，我还错失了什么别的东西？

我想起了上一次我在罗伯特·泰勒注意到花朵的时候。那是整整一年以前。租户们正在为比尔·克林顿的视察做准备。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兴奋，但是也有着同样的气馁。他的视察目的，是要强调在芝加哥的公租房社区里前所未有的帮派暴力程度。克林顿支持警方使用“扫荡”，即芝加哥警察局运用无授权的搜查来打击帮派和毒品问题。尽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8]和其他团体认为扫荡是对民权的侵犯，克林顿却主张“免除恐惧”的权利更为重要。他希望内城的居民跟他一样相信，对于街头帮派的惩罚需要额外的手段，而他视察罗伯特·泰勒就是为了要亲自劝说他们。

在他视察前的几周里，这个计划区天翻地覆。警察们执行的扫荡行动大大超过往常，有时还会不加区别地彻底搜查任何公寓。他们还在各栋楼的一楼大厅里展开了随机的抽查，拘捕了大量嫌疑毒贩，包括许多跟毒品交易毫无关系的年轻人。

J.T.并未暂停毒品销售，但是他更加小心了，有时候会让他的销售者把顾客带到某间公寓里去取毒品，而不是在街上。由于担心会被逮捕，他还停止了敲诈当地的店铺。他还停止了洗钱活动，把他的现金都装在垃圾袋里，直到风声没有那么紧为止。

在街上，市里的拖车拖走了废弃的汽车——以及大量看起来被抛弃、但实际上只是破旧的车辆。伴随着所有这一切混乱的，是那种残酷无情的炎热潮湿的天气。

不过希望仍然存在。由于克林顿在非裔美国人里巨大的受欢迎程度，即使是最世故的租户——包括那些汽车被拖走的人，也都对他的视察兴奋十足。租户领袖发起了清洁一楼大厅、走廊和游乐场的运动。租户巡逻队挨家挨户地要求人们收拾他们的客厅，清洁洗手间。在一栋大楼里，蛇和其他奇怪的宠物都被从其主人家没收。在整个计划区，老旧的花坛又都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罗伯特·泰勒的早期，各栋大楼之间曾经彼此竞赛过花园园艺和其他类的美化项目。为了迎接这次总统的视察，这一已停止的运动又重新开张。总统显然不能访问罗伯特·泰勒所有的28栋高楼，他可能只会访问其中的一栋。但是这只加剧了竞争的激烈性。一些租户领袖打电话给市里的官员获取支持，以确保他们的大楼在总统的名单上。有一些则为了获取额外的支持，把一些毒贩交给警方。

位于在罗伯特·泰勒南部远端的5011大楼对此尤为热情。因为人们相信，在5011旁边一个新的建设计划实际上是在搭建总统演讲台。租户领袖向当地帮派抽取了2500美元，以资助一个全面的重建努力。大楼的孩子们获得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在大楼的地板上画上了非裔美国人里历史人物的画像；几个尤其具有公民意识的租户甚至写了发言稿，以准备万一总统把他们叫到台上去。租户们还在一个原本经年累月只有垃圾的花园里种上了成排成排的鲜花。

1994年7月17号上午，克林顿总统视察的那一天到了。5011大楼的居民们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他的队伍迅速路过，甚至连一次挥手致意都没留下。他在罗伯特·泰勒的另外一栋楼里发表了演说。一些5011的租户们哀叹连连，但是在总体上还是对此满意。毕竟，总统出现了。家长们打开汽水和啤酒，孩子们则趁热闹办了一次派对。在最初的失望之后，没有人抱怨。这个社区至少有一次深深感受到了满意和团结。你可以听到租户们反复不断地说，他们有几十年未见到这种团结了。

现在，一年之后，在J.T.大楼外的花坛成为了类似的希望符号——而且，从计划区迫在眉睫的拆迁来看，还是一种骄傲的固执符号。

返校派对非常热闹。孩子们和成人们都在盘子里装满了食物。一场棒球赛开始了，一群人在围着观看。我四处转着，跟许多好久未见的人打着招呼。

突然之间，枪响撕裂了空气，人人跑着寻找掩护。枪声响了四五下，速度很快，听起来像是手枪。父母们抓起他们的孩子，躲避在汽车后面或者跑向大厅。在音乐的轰鸣声中，能够听到女人们在尖声叫着她们的孩子。J.T.招呼着所有人趴下。

我自己屈膝蹲伏在一辆停在建筑物附近的车后面。在我旁边是几个J.T.的马仔，几个我不熟悉的年轻人。我问枪击从哪里传来。他们马上指向大楼的高层。

“黑鬼们可能吸毒吸得兴奋了，”其中一个悄声说，“或者是有个米奇-眼镜蛇的人藏在这栋楼里。在我们拿下它以前，这里是米奇-眼镜蛇的楼。”

我看到远处有一位瘦瘦的黑皮肤女人。她蹒跚着穿过楼前那片长满杂草的开阔地，向我们走来。她衣着不整，几乎要跌倒在地上，或许是由于喝酒喝多了或者吸毒吸得兴奋了。她走得更近一些，我听到了她在自言自语，多半的话都莫名其妙。人们开始喊她找掩护。几个J.T.的人开始喊着侮辱性的名字并向她扔啤酒瓶。毒品贩子鄙视吸毒者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辩解的方法，经常是指出他们是从社区里最废物的人那里赚钱。

上面又传出几声枪响，子弹在距离那妇女一米远的地方激起尘土。

“那不是米奇-眼镜蛇们在向我们开枪，”我旁边的一个马仔说。“那只是一个犯浑的黑鬼在自找麻烦。”

最终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绅士跑了出去，抓住了蹒跚的妇女，把她迅速拖进了大厅。枪响停止大约十分钟后，绝大多数人感到足够安全了，都走出藏身之所。父母和孩子们跑进了大楼，弃派对不顾。不过擅居者们和非法商贩们，却都又返回去取他们的食物，并听着音乐。我的心脏继续快速跳了几分钟，但是现在即便是我，也毫不奇怪为何没有人烦劳警察。

在1996年春天，我得知自己收到了哈佛学会的青年学者奖学金。我欣喜若狂——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位置，是一个有三年薪水的研究职位。我想要告诉J.T.这个好消息，还有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尽管我仍然计划维持我在芝加哥的关系。

我走进门的时候，闻到了梅女士烹饪的味道——羽衣甘蓝叶，玉米饼还有熏鸡。“你还是会设法在饭刚做好的时候到达，是吧？”J.T.笑着说。

“他们仍认为你是公关主任，”他又说，不过这次是在看着电视，“要是你想跟我来的话，下周六还有一次会议。”

“当然了，”我说，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充满热情，“那太好了。”我解释了为什么我近来很忙。直到我得知自己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之前，我一直都在申请全国各地大学里的教职，包括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J.T.打断了我的解释。“你记得科提斯吗，那个你遇到的高高的黑男孩？”他突然站起来，激情洋溢地说，“科提斯是个新泽西人，或者至少他在那里有工作。嘿，你觉得跟我一起去那里怎么样？我一直都想去那里，看看他们怎么做事情。他和我打了个赌。他说他的计划区里的女人更火辣。他说我应该过来看看。”

我的确记得科提斯，一个面貌凶恶的毒贩，在纽瓦克的公租房计划区工作。他在一年之前来拜访J.T.的时候，我们曾经聊了几句。

“有一点，”我对J.T.说，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感激，“我不觉得那会是一个很好的——”

“是啊，你可能是对的。现在可能不是我们离开的最好时机，尤其是现在这个局势。你需要观察我做事情，我知道。”他沉思起来，“我下周有几个大会议，你可能想要来看看。”

在我问他会议的情况之前，他有了另外一个主意：“你知道吗？你记得我们聊过在全国各个帮派的不同？”

我曾经告诉J.T.，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帮派据说要比芝加哥的帮派小得多。它们都植根于当地街区，而非作为一个全市范围的机构的一部分。但是我告诉过他，没有人曾做过针对街头帮派的深度研究以及相应的多城市比较研究。

“我能帮你在各处都找到人！”他继续说。他站了起来，去冰箱拿了一瓶啤酒：“我们在洛杉矶，在拉斯维加斯，在圣路易斯都有认识的人。黑暗之王是全国范围的！我是说，我们两个人可以搞清楚整体情况的运行。”

“所以你要做我的研究助手！”我笑着说，不是很清楚他要说什么。

“不，不！你还是要写我。这本书仍然是关于我的，但是这会加入一个新的维度。”

“是的，这将会加入很多，不过我确实必须要跟我的教授们商量一下。我是说，我不确定一旦我搬走，将会发生什么……”

J.T.的声音马上变得保守。“不，我明白，”他说，“我知道你要思考很多事情。我只是说我可以帮助你。不过好啊，你先跟你的教授们说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坐在那里，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电视。我一直希望梅女士会打断我们，叫我们吃晚饭，但是没有。我甚至没有力气想出一个问题，来问问J.T.的生意或者生活，就像以前每一次当他觉察到我的兴趣转变的时候，我一直做的那样。最终，一场大学篮球赛出现了，观众和拉拉队的欢呼掩盖了我们之间的沉默。

罗伯特·泰勒的拆迁正式被排上日程，在一年之内就要启动了。J.T.大楼里的毒品经济也开始左右支绌。他的一些最好的消费者是租户。这些人开始搬出。大量还住在妈妈家里的黑暗之王的马仔也是一样。J.T.在几个街区里都为梅女士租过房子，她试了一些，但是最终还是回到距离罗伯特·泰勒几百米的一个堂姐的房子里。这整片地方已经遍布警察。他们被派过来保护成群的建筑承包商、工程师、城市规划师，以及其他设计大规模拆迁的政府官僚。

由于毒品的需求减少，J.T.马仔们的工作也更少了。将这些年轻人置于一个新的帮派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何时才能需要他们的帮助。由于他在黑暗之王里的地位，J.T.当然有权力将他的马仔分派到全市其他黑暗之王的派系。但是他一次只能安置少数，而且总共也不会超过几十人。更糟的是，长期看来，这一策略易于失败，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本地的帮派并不会完全接受新成员。

J.T.的帮派里还有很多年纪大的成员，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不愿意接受迁转，因为那一般都意味着职位降低和由此而来的收入降低。这些人里有一部分开始完全摆脱J.T.的控制，试图在这座城市里其他的帮派那里获得一个位置。偶尔令J.T.很不开心的是，他们也会去加入一个竞争性的帮派。

一些J.T.的人远行去了爱荷华，试图在那里建立码头。我从未追踪过这些到另外一个州发展的旅行，但是返回芝加哥的那些黑暗之王传播团队的失败说明，这一计划的进展并不顺利。

J.T.试图稳住大局，但是他所面临的新经济情况都与他为敌。他变得孤单，觉得好像被自己的黑暗之王大家庭所抛弃了。他那偏执狂的感觉变得更为严重。每一次我见到他，他都会立刻开始推测资格更老的黑暗之王背叛者正在向竞争对手透露帮派的秘密：黑暗之王在何处藏匿枪支和毒品，哪一个条子接受贿赂，哪一家当地的商户愿意洗钱。

另外还有拘捕。已经在摧毁其他帮派的联邦起诉现在也开始打击黑暗之王。巴里和奥特斯这两名J.T.的年轻成员刚刚被逮捕了。我不知道J.T.自己能够逍遥多久。一天夜里，在从一次郊区帮派会议回家的路上，他喃喃地说，监狱可能会是他的最好归宿，因为任何逃脱逮捕太久的人都会被怀疑是内奸，并会在街头遇到真正的危险。

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久，我听说排骨佬被捕了。他最后被证实为贩毒并被判入狱十多年。他迅即被转往一座州外监狱服刑，这让人怀疑他供认了同伙以求减刑。我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人和渠道，但不幸都无法见到排骨佬。我最终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而且在去世的时候很开心，因为他从未与警方合作，也从未出卖过其他帮众。

我曾一度以为，J.T.和我可以保持密切的关系，即便是我们的世界不再有交集。“别担心，”我告诉他，“我始终都会回来的。”但是我在哈佛待得越久，我回芝加哥的时间间隔就越长；而我回芝加哥的时间间隔越长，J.T.和我就发现，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越发尴尬。他似乎开始怀念我们最初在一起的时光，甚至有点粘人。我意识到，他变得依赖于我的出现：他喜欢关注和认同。

与此同时，我变得躲闪和逃避——主要是出于内疚。在哈佛的几个月之内，通过讲述街头帮派的内在运行机制，我开始为自己赢得在学术界的名声。尽管我希望能够为全国范围内有关贫困的研究做出贡献，但我也没有蠢到相信我的研究可以特别惠及J.T.，或者是那些我从中学到了太多东西的租户家庭。

随着拆迁变为现实，以及随着J.T.的帮派继续四分五裂，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支离破碎。当我告诉他我已经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在结束我的哈佛奖学金之后，我就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教社会学的时候，他问我在芝加哥教书有什么问题。“高中怎么样？”他说，“那些人也需要教育，不是吗？”

帮派的倒掉也影响到了贝利女士。在帮派无法赚钱的时候，贝利女士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收入。而随着拆迁临近了，她更加需要钱来帮助那些她想帮助的租户。她支付日常看护，以便单身母亲可以去看新公寓。她租车带租户们去寻找房子。她帮助其他人解决他们突出的电费账单，以便他们可以在进入私人市场之后获得服务。

但是在钱花光以后，一些租户开始指责她。尽管房管局应该提供迁居服务，但是贝利女士为了赚钱而担任了临时代理人，所以她现在也是招致指责的人。人们普遍指责她将帮派的钱收归己有，而非将其用于租户。

我从未见过贝利女士哭泣，直到她告诉我这些指责的那一刻。“我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里，素德。”她伤心地说。

在春季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往日的热闹早已不见。在以前，往往我们坐下谈话还不到十分钟，贝利女士就会被一个有需求的租户所打断。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个房间里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之前一直都被说你与帮派过往甚密，”我说，“为什么现在这会让你烦心呢？”

“在外面他们什么人都没有，”她说，“在外面他们以为可以依靠自己，但是……”她努力又努力着，但还是无法说完她的话。

我想要说点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他们将会……他们将会没事的，”我语无伦次地说，“该死，他们都经历过计划区。”

“但是你看，素德，我知道那个，你也知道，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忘记。就像我跟你说过很多次的：让你害怕的不是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当他们去一家新商店，或者他们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站在巴士站里，那是让他们害怕的事情。我想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觉得那没问题。而就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无法帮助他们。”

“你仍然可以做事情——”我开始说。但是我停下了。她脸上的痛苦很明显，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安慰她。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我们喝完了咖啡。

我又见过贝利女士几次，但是她再没有表现出那个样子。由于健康的原因，她搬到了她侄子的家，位于西英格伍德中部的一个贫困黑人社区，距离这个计划区有三公里。我去那里拜访过她。她告诉我她有好几种病，但是很难一一分辨出来。“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她说，“一次又一次地测试，一次又一次地买药，然后又是一样需要付钱的东西。为了什么？住在这里？”

她侄子的房子周围绵延数英里都是黑人区。她就站在那里向我挥手道别。那里很少有来自她那栋旧高楼之家的人。那些人，曾一度给她的生活以意义。

芝加哥的冬天来得迅速而猛烈。寒潮来袭，会让人战栗不止——时间之久出乎意料。来自湖面的第一阵冷风感觉就像是你的仇敌。

那是1998年11月的一个周日。上午较晚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在J.T.的大楼外等待。罗伯特·泰勒有六栋楼已经被拆毁，他这栋楼的拆迁也会在一年之内开始。附近的生意也已经停顿。整片地区感觉就像一座鬼城。我也变了。扎染衬衫和马尾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衣着颇为符合一名常春藤联盟的年轻教授的身份，当然还有一个皮包。

我靠在我的车上，在等待J.T.的时候跺着脚取暖。我正要回到车里打开空调，就看到了他的迈锐宝从联邦街上冲了过来。

J.T.在前一晚打电话给我要求一次会见。在那种有特性的模棱两可的通话方式中，他不会透露半点细节。但是他听起来很兴奋。他明确告诉我，联邦起诉大约已经结束了，而他不会被逮捕。我想要知道他逃过拘捕的方式和原因，但是我没有胆量问他。他总是在与执法部门的关系上讳莫如深。他还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我在纽约的研究的。我提到了一些可能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还都很含糊。

我们微笑着握手，向彼此致意。我告诉他，他看起来有点发福。他同意了。他说他现在忙于工作和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需求，而无暇锻炼。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小片纸张，递给了我。上面是J.T.那潦草的笔迹，写着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在那些名字中有科特斯，我们以前曾谈论过的在纽瓦克的帮派老大。

“你应该打电话给这些人，”J.T.说，“我告诉了科特斯，你想要了解那里是如何运作的。他会照顾你的。但是比利·乔才是真正了解纽约情况的人。这儿，把这个给他。”

J.T.经常谈起他在纽约那些负责毒品交易的朋友。但是随着联邦起诉、罗伯特·泰勒的拆迁和我自己的事业变动，我已经将他们忘记得差不多了。另外，考虑到我和J.T.的最终结局——现在很明显，我不会去写他的生平了，我很意外他会找法子让我跟他在东部的关系接触。

他拿出了另外一张纸。这张纸被紧紧地折了四下，折痕有点磨损，似乎他在口袋里已经放了有一阵子了。在打开它的时候，他的手冻得发抖。他把那张纸给了我，然后双手靠在嘴边，吹着热气取暖。

“来，黑鬼，读一下，”他说，“快一点，天太冷了！”

我开始读。这是写给比利·乔的：比利，素德要到你这里来。照顾一下这个黑鬼……我的眼睛向下浏览，并在页面中部看到了一个句子：他是跟着我的。

我咧嘴大笑起来。J.T.进他的车拿出两瓶啤酒。

“我不确定，我是否准备好进行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了。”我说。

“哦，是吗？”他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那你还能做什么？你什么也不会修，你生平一天的活儿也没干过。你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跟着像我们这样的黑鬼混。”

听到他如此简洁地——而且在绝大部分上是精确地——总结我的能力，我差点被啤酒呛到。

J.T.又靠回他的车，抬头看着我们前面的高楼。“你觉得黑鬼们会在外面生存下去？”他问，“你觉得他们离开这里以后会没事？”

“不确定。或许吧。我是说，什么都在变。你只是要做好准备，我猜。”

“你饿不饿？”他问。

“快饿死了。”

“去79街吧。那里有一家新的黑人食品店。”

“听上去不错，”我说，快速喝光了我的啤酒，“你来开车怎样？”

“哦，好吧，”他说，跳进了他的车，“我还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有一堆家伙，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他开始告诉我近来所遇到的管理上的麻烦。他在负责一个位于玫瑰地（Roseland）的帮派。玫瑰地街区有很多迁居过去的罗伯特·泰勒家庭。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迷失在他的声音里。他那沉稳坚定的独白让我安心；尽管有几次我能感觉出一点变化，尽管事事都已经改变。他播放着说唱音乐，打开了另一瓶啤酒，继续高谈阔论。汽车尖叫着冲出停车场，J.T.向几个在寒风里推着婴儿车的女人挥手，然后我们快速驶上了联邦街。

在几年之内，J.T.厌倦了帮派的生活。他管理过他堂兄的干洗店，又开了一家烧烤店，后来倒闭了。他已经攒下了足够的存款，包括地产和现金，这足以弥补他的低收入。有时候，他会为黑暗之王的高层做顾问工作。他们试图要重振在全市范围内对毒品经济的控制。但是这一努力从未获得成效，而且随着毒品市场的严重削弱，芝加哥的帮派世界也继续四分五裂，只在部分街区还留存下一点帮派活动。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见一下J.T.。尽管我们从未明确讨论过，但我并不觉得他在嫉妒我作为一名学者的成功，他也似乎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哥们，只要我有酒吧可去，还能呼吸，”他告诉我说，“那每一天就都还不错。”我们很难算得上是朋友。而且，我有时会疑惑，我们曾经是否真正做过朋友。

然而，他明显是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路走来，我已经变成一名流氓社会学家，打破传统、无视规则。这其中，我所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情，无非就是坚守着这样一个理念：我可以从一个与我的学术世界距离万里之遥的人那里，学到如此广博的知识，收获不可胜数的教益，并且得到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当我走在距离芝加哥已经十分遥远的街道上，在巴黎的混乱的郊区或者是纽约黑人区的某处，与人们厮混或者聆听人们的故事时，我仍然能够听到J.T.的声音。

作者声明

本书中的多数人物姓名与身份都已做了匿名化处理。我还隐匿了某些地址，更改了某些组织的名称。但是书中所有的人物、地址与机构都真实存在，并非拼凑而成，更非虚构。

我尽可能从既有的田野笔记中寻找素材。不过，书中有些故事已经在记忆中被重构过了。虽然记忆并非笔记完美的替代，但我已尽力忠实地重现对话和事件了。

致谢

在南亚移民的经验里有一条基本真理：听父母的话。在我初入大学，告诉父母我想要学社会学的时候，这一信条受到了考验。我母亲似乎不置可否。但是在我的家庭中，这类决定向来都是由我父亲做主的。父亲说，他希望我能够去学生物工程学。然而我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几次谈话之后，我们达成了妥协：我去学习理论数学。

我知道我父亲想要帮我，我甚至明白他的苦心。我们是移民，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家族财富，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经验。一个数学学位至少会为我保证一份工作。

一年之后，我告诉父亲，我想要申请社会学的研究生。他支持了我的决定，并给了我一些建议。现在，我也和我自己的学生们分享这些建议。他对我的劝告常常采用比喻的形式，并伴随着一些他亲见的成功与失败的例子。他有时候会和我聊上整个傍晚。我们喝着酒，同时等待着妈妈的晚饭。这类谈话中的告诫通常都很清楚：每日写作；想好问题再去见教授；阅读教授推荐的全部参考文献，而不只是必读文献。

他还教我要学会闭嘴，要去听指导教授们的话。在今天美国的高等研究机构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一建议古怪离奇。今天，学生已经变成了“消费者”。上述这种想法令人厌恶。但是我父亲并非美国教育体系的拥趸，他坚持我要花时间去聆听。他对我的帮助，远比他本人所知道的要多。在生活上、爱情上，还有在事业上，他的智慧都被证明无比珍贵。

在我到达芝加哥的最初几周里，我很幸运的遇到了威廉姆·尤利乌斯·威尔逊。这位研究城市贫困的杰出学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对事考虑周详，言谈字斟句酌。显然，如果当时我够专心，那么本可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父亲的忠告言犹在耳：倾听比尔，听从他的建议，要永远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研究生阶段的那些课程里，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不过比尔总是会在困难之时给我指导。我曾经问过他许多典型的研究生难题（例如我应该怎么准备考试？），以及某些不那么典型的难题（要是我发现某个帮派正在策划一次谋杀，我应该告知相关部门吗？）。我曾不止一次地考验过他的耐心。他曾多次告诫我，在某些事态平息之前，不要再去那些调查区域。我是那些从比尔·威尔逊的监护之下获益的若干学生之一。对于他的耐心指导，我现在仍感激不尽。

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损母亲在我的生活和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我的世界中，她是最为慈祥和温柔体贴的人。每当我面临着困难，她的声音就总是会在我的耳边响起。谢谢你，妈妈。

我还能回想起当我签约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与我的姐姐乌米拉（Urmila）最初的交谈。我忐忑不安，然而她却很开心。对于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以及那些可能永远也无法从我的写作中受益的人，她总是热情地建议我要对他们坦诚，同时不要忘记他们。

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皮特·比尔曼教授（PeterBearman），琼·科马罗夫教授（Jean Comaroff），约翰·科马罗夫教授（John Comaroff），赫伯特·J.甘斯教授（Herbert J.Gans），爱德华德·劳曼奥叔教授（Edward Laumann），尼古拉·马韦尔教授（Nicole Marwell）和穆彻·博斯特教授（Moishe Postone）都指导过我渡过难关。凯琛·洛克（Katchen Locke），苏尼·贾格（Sunil Garg），拉里·凯默尔曼（Larry Kamerman），埃坦·米彻利（Ethan Michaeli），阿曼达·米勒尔-费尔班柯斯（Amanda Millner-Fairbanks），大卫·苏斯曼（David Sussman），本雅明·米兹（Benjamin Mintz），马修·麦克吉尔（Matthew McGuire），和巴龙·品达（Baron Pineda）等等一直都对我助益良多，无论这一帮助仅仅是开个玩笑，提个建议，还是请我小酌一杯。法拉·格里芬（Farah Griffin）的著作曾经令我茅塞顿开；督格·古特力（Doug Guthrie）曾鼓励我追寻公共社会学的康庄大道。而不辞辛苦地阅读了我的初稿的埃娃·卢森（Eva Rosen），则正在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

如果没有遇到斯蒂夫·列维特这位对我的田野工作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我永远都不会写作本书。在哈佛学会的一次晚宴上，斯蒂夫和我曾经畅谈数个小时，试图在经济学与社会学这两个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到今天为止，斯蒂夫仍是我的亲密合作者和朋友。没有他的鼓励，我本不会尝试此类傲慢的写作。斯蒂夫曾善意地将我介绍给苏赞·格拉克（Suzanne Gluck），而后者又将我引入出版与发表的拜占庭世界里。苏赞是我所遇到的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在企鹅出版社里，我很高兴可以与安·格道夫（Ann Godoff）共事，并希望今后可以有机会继续与她合作。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从好友纳坦尼尔·德斯特（Nathaniel Deutsch）那里获益良多，无论是在智慧上还是在情感方面都是如此。我曾多次将纳坦尼尔从他的宝贝女儿西蒙纳（Simona）那里拖走。她也曾为此大闹大哭过不止一次，或者甩开我的手。纳坦尼尔，我可能永远无法回报你的盛情，但我一定会告诉西米你是个多么友善的人。

致斯蒂芬·杜伯纳（Stephen Dubner）：我对你的感激难以言表。斯蒂芬那帮我把想法付诸笔端的工作价值巨大。我一般很难回忆起旧日往事，而斯蒂芬则总是会耐心听着我的漫谈，并不时提出恰当的批评和反馈。我想斯蒂芬并不会自认作一个老师，但他的确是最好的老师之一。

我尤其要感激罗伯特·泰勒之家的那些房客们。感激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公寓和生活之中。多罗茜·贝蒂（Dorothy Battie）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而布蒂·特纳（Beauty Turner）和《租户评论报》（Residents’Journal）的工作人员们也都曾为我慷慨地牺牲了大量时间。

多年之后，我仍然会对J.T.心怀内疚之情。我曾让他以为，我会为他书写传记。我希望他在某天至少会读一下本书中的这些文字。尽管这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故事，但若没有他，这一切显然都不会发生。他所给予我的信任，完全超出了我的期待，并让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只能希望，本书忠实记录了他的生平和他的工作。

[1]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1935—），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代表作有《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种族重要性的降低》《当工作消失时》。——编者注，全书下同

[2]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美国19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规划师和风景园林设计师。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1824—1895），英裔美籍建筑师与风景园林设计师。除华盛顿公园之外，他们还合作设计了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

[3]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非裔美国人组织的团体，宗旨是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主要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4]感恩而死（the Grateful Dead），美国摇滚乐队，于1965年在加州成立，风格独特，融合了摇滚、民谣、布鲁斯、雷鬼、即兴爵士等元素，以大段现场即兴演奏著称，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嬉皮士运动的代表乐队之一。后文提到的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是乐队主唱兼吉他手。本书作者文卡特斯为了解年轻人如何形成自己的认同感而花了三个月追随该乐队的全国巡演。

[5]芝加哥房屋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简称“房管局”，负责建设公共廉租房社区，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体面、干净、安全”的廉租房。

[6]《出事了！》（What’s Happening！）是美国七十年代流行的电视剧。雷润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7]John Henry Torrance, J.T.的全名。

[8]CBO，全称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9]杰西·杰克逊（Jesse Louis Jackson，1941—），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和浸信会牧师。曾于1984和1988年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

[10]美国的劳动节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1]伊斯兰国家派（Nation of Islam），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伊斯兰新宗教运动组织，由华莱士·穆罕默德（Wallace Muhammad，生卒年不详，其出生年份有1891、1893、1877等版本）于1930年在底特律创立，其宗旨为改善非裔美国人的灵魂、精神、社会和经济状态，及至全人类。

[12]杜波伊斯（W.E.B.Du Bois，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家、作家。哈佛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泛非运动创始人。代表作《黑人的灵魂》。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作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代表作《黑皮肤，白面具》。夸恩·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首任加纳总统，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

[13]瓦尔特·佩顿（Walter Payton，1954—1999），美国美式橄榄球运动员。

[14]口袋保护袋（pocket protector），常由塑料制成，用来放笔或其他文具，再插入（通常是衬衣或白大褂的）口袋里，保护笔帽不把口袋扯坏，万一钢笔漏水也不会把衣服弄脏。在美国它被视为“书呆子”标准配件之一。

[15]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1839—1876），美国军官，以骁勇善战闻名。杰罗尼莫（Geronimo，1829—1909），印第安传奇战士，曾带领原住民反抗美国及墨西哥，被印第安人视为民族英雄。

[16]弗兰克·赖特（Frank Wright，1867—1959），美国著名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作家、教育家。赖特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代表作是位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西南部的“流水别墅”，被誉为“美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著有自传《一部自传》。

[17]亨利·赫纳（Henry Horner，1878—1940），伊利诺伊州第28任州长，1933年至1940年在位，也是该州史上首任犹太州长。

[18]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美国大型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市，其目的是为了捍卫和维护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